社会问题论文:经济社会问题整改情况工作汇报 年7月,省委巡视组在对我县工作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全面巡视后,在肯定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同时,中肯地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3个方面9类问题的意见建议。县委对巡视组的反馈意见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并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确整改任务,细化分解整改事项,落实整改责任,狠抓整改措施的落实。在整改工作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整改工作与推动各项日常工作有机结合,将整改工作贯穿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取得了较好的整改效果。 一、着力于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努力营造共谋发展、齐心干事的良好氛围 针对巡视组指出的我县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干部队伍的管理教育力度还不够,我们主要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理清思路,锁定目标,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强大共识。紧扣巡视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县委常委会从有利于玉山“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发力,审时度势,深刻反思,全面分析玉山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玉山的后发优势和潜在发展后劲,继承和发扬历届县委好的工作思路上,一届接着一届干,在县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奋力跻身全省发展第一方阵,早日把玉山建成全省经济强县和全国旅游名城”的奋斗目标和“强化创新创造、进位赶超、绿色崛起三种工作理念;突出工业园区、旅游城市、农业农村三大发展重点;强化项目带动、科教兴县、统筹发展三大战略支撑”的发展思路。这一奋斗目标和发展思路,符合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建设富裕和谐秀美”和市第三次党代会“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精神,符合玉山县情,得到了全县上下的广泛认同,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认识,激发了60万干群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二是凝聚人心,真抓实干,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为了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县委、县政府开展了重点工作“百日大会战”活动,把全县广大干部的思想迅速从换届工作氛中带出,投入到紧张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来。大会战期间,全县上下同心同德、和衷共济,真正做到了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步调上合拍,做到了分工不分家,互相帮助、互相配合、互相补台,使城市建设、园区建设、计划生育、信访维稳、城市创建、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创造了许多令人振奋的业绩,进一步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干劲,转变了作风,促进了发展。可以说,一个政通人和、风清气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人心思进、人心思干的和谐新玉山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是整治懈怠,转变作风,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务实作风。大力整治干部队伍精神懈怠现象,切实转变干部作风。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公安局、县电视台组成联合督查组,通过明察暗访、赴乡镇“走读”督查等系列作风督查活动,先后查出1名科级领导干部和12名财政、供电等单位股级干部、村组干部上班期间打麻将、上下班迟到早退等情况;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对违纪人员做出了严肃处理,共免职副科级干部1人,其他干部免职11人,警醒了全县党员干部,大大扭转了“庸、懒、散”等懈怠作风,干部作风明显改观,干部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思干、思进、思发展、思跨越蔚然成风,全县上下已经形成你追我赶、竞相发展、勇争一流的良好氛围。 二、着力于园区大发展,城乡大建设,快速推进“三化”进程 在整改工作中,我们始终把坚持加快发展、科学发展作为重点,大力实施工业化核心战略和大开放主战略,坚持以项目为依托,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改善环境为支撑,加大对外开放步伐,推进全县三大支柱产业协调发展。2011年,实现生产总值82亿元,增长13.5%;财政总收入完成10.1亿元,增长29.98%,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完成7.22亿元,增长37.8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亿元,增长35.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64亿元,增长17.9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6亿元,增长19.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02元,增长12%;农民人均纯收入6912元,增长15.02%;工业园区主营业务收入145亿,增长43.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2.6亿,增长14%;获得了省政府工业崛起奖、省产业经济“十百千亿工程突出贡献”奖、省利用外资先进单位及全市工业巡查第三名。 把工业园区建设作为工业发展的主平台,举全县之力强攻工业。不断创新园区发展体制,把园区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由县委副书记任园区党工委书记、副县长任管委会主任,通过授权、委托和设置派驻机构等形式推进各职能管理部门向园区集中,高位推动园区发展。抢抓机遇对园区进行修编扩容,园区规划总面积由11.8平方公里扩展到30平方公里。大力度推进园区建设,全年拓园1.23平方公里,新征土地1850亩;园区土地清理收回土地700多亩,追缴相关费用7000多万。大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对所有入园项目实行严格的联审制度,规定新入园企业必须固定资产投资达5000万元以上、亩均固投达80万元、亩年均纳税达8万元以上。创新招商方式,选派了16名乡镇正职到温州挂职招商,招商引资工作不断升温。共签约5000万元以上项目31个,其中亿元项目7个,合同利用县外资金30亿元。其中浙江致远集团投资12.8亿元兴建的年产10万吨电解铜项目和浙江聚美高分子材料公司投资8亿元兴建的年产5万吨压克力生产线项目,建成达产达标后年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0多亿元,上交税收6亿元以上。这些项目的建成,可为明年我县的经济发展积蓄强有力的后劲。培育壮大三大支柱产业。换届以来,我们在新型建材、有色金属、机电汽配支柱产业上下苦功。大力调整新型建材产业结构,成功引进大型国企—中国建材南方水泥、省碳酸钙行业龙头—炜达轻钙厂和水泥深加工企业跃达新型建材等10多家大型建材企业,提高产业市场竞争力。积极鼓励做大做强机电汽配产业,成功引进了投资达20亿元年产1000万只汽车轮毂和2000万只摩托车轮毂的昂大项目。同时,传统轴承产业也焕发青春。2011年,全县轴承产业产量、税利总额分别占全省总量的92%以上。着力打造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有色金属加工产业,采取上台阶奖励、增长幅度奖励、技改贴息、创新补助、规费减免等手段,重点培育富旺铜业、华瑞铜业等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做大做强,大力支持其关联配套企业发展,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群。2011年,我县新型建材、机电汽配、有色金属三大支柱产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全年有色金属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9.49亿元,增长81.96%;新型建材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8.64亿元,增长42.8%;机电汽配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77亿元,增长43.05%。强化项目服务保障,通过落实“一对一”帮扶机制、“一条龙”服务机制、“一站式”办结机制、“一单清”收费机制,破除门户之见,冲破利益束缚,大大优化了发展环境。以推进昂大项目落户为突破,建立了重大项目建设督查调度制度,掀起了园区项目大建设的热潮。目前,园区杜马机械、万佳豪鞋材、建华实业、天美华等一批企业已建成投入试生产,昂大公司、岩端铜业、蓝宝新材料、新光源节能、上安机电、正大机电、华建橡胶、瑞祥织带等一大批企业正在加快建设。2011年开工建设31家企业中有9家是“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投产”,园区投资环境美誉度明显上升。 把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有机融合,加快了打造旅游名城步伐。以整改为契机,在县十二次党代会上,我们提出了要把玉山打造成“全国旅游名城”的目标,努力建成三清山重要的依托城市。按照这个工作思路,针对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我们以超前的思路、超常的举措、超凡的速度,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玉山。一是科学合理布局,彰显城市特色。明确城市发展定位,邀请了同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对县城总体规划进行修编,对各片区和各乡镇规划进行了完善,实现了城乡规划全覆盖。重点完成了七里街冰溪河“一河两岸”旅游综合体的修建性详规。二是注重完善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以最快速度推进了玉清大道、怀玉二路、博士大道东拓、玉京北路、玉虹路等项目建设进程,实现了全面通车,拓展了城东、城北新的发展空间。实施了湖塘沿改造工程、城东水厂改造建设等一系列工程;完成了人民大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工程;对县城进行了绿化、亮化、美化。推进了中医院搬迁、博物馆、东门市场等功能性项目建设,带动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是破解拆迁难题,加速城区改造。完成了城建项目涉及的土地征用和农民房屋搬迁任务;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了玉清大道、博士大道东拓、玉虹路等88户原拆迁遗留房屋的拆除工作;拆除了解放中路区块86户危房;完成了七里街棚户区424户搬迁工作。一年来,共征用城市建设用地623亩,搬迁房屋13.88万平方米,创造了征地、搬迁房屋的佳话。四是创新管理机制,提升管理水平。启动了“三城”同创活动,开展了卫生死角、车辆停放、占道经营、“牛皮癣”、学校周边环境等专项大整治,创建全国文明、卫生、园林“三城”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县城主次干道和里弄小巷卫生环境明显好转,车辆通行、停放规范有序,城市占道经营、店外店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市容环境和城市秩序明显好转,县城面貌大为改观。 把农业农村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促进了城乡共同繁荣。在举全县之力强攻工业的同时,我们始终没有降低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支持力度和投资强度。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整合资金1.6亿元,推进了全县164个水利项目建设。投资911万元实施了下塘乡土地治理项目,改造中低产田项目3个,治理面积0.77万亩,其中园田化0.1万亩。投资4651万元对总长27.37公里的新东线、新仙线和飞青线三条农村道路进行了改造。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完成“一大四小”工程造林3.75万亩,建成“一村一品”示范村14个。全县具有法人资格的农业企业家达130余家,从事产业化经营的个体工商户410余家,被认定为农业龙头企业的有43家,年实现产值18.2亿元,销售收入16.7亿元。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投资3200万元,完成了通村主干道62公里,村内主干道93公里,村内其它道路98公里;投资860万元,完成了5950户村(居)民饮水改造;投资485万元,完成了5520户村(居)民改厕工程;投资590万元,完成了农村旧房改造6010平方米。同时,推进了重点示范镇建设,打造了一批新农村示范点。进一步培育乡镇经济。大力核减乡镇财政水份,鼓励乡镇经济做实做优做强。目前,全县乡镇财政收入完成5.5亿元,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54.5%,其中过5000万元的乡镇达到2个,乡镇财政平均增幅达23.9%。 三、民生大改善,社会大和谐,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在整改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加大民生投入,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一是把教育当作最大的民生来抓。出台了教育“1+3”文件,从制度上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投入3500万元用于校安工程建设,启动了37个危房改造项目,拆除危房近5.6万平方米,维修危房10000平方米,新建校舍面积达15000平方米。首次在二中推行“三制”改革,设立了全县“高考贡献奖”和玉山一中“教育发展基金”,进一步激发了教育活力。大力开展了在编不在岗教师的清理工作,实施了千名教师招聘计划,保障了教师队伍健康发展。针对县城学校大班额问题,在城东和城北分别规划建设初级中学和端明小学。逸夫、瑾山、冰溪、明德等县城小学扩容提升工程有序推进。 二是把民生当作最大的事业来抓。坚持百姓为天,事业为重。全面落实了8个方面82项民生工程,各项考核指标均提前或超额完成全年任务,人民群众幸福指数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狠抓社会抚养费征收、“两非”案件、非诉案件、党员干部职工和名人富人违反生育政策清理等工作重点,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职工违法生育案件40余件,查处名人富人违法生育案件22件。顺利接受了“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的考评验收,通过了省计生委对县级计生工作的年度考核。 三是把和谐稳定当作“一号工程”来抓。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查不足,找问题,解矛盾,保稳定”主题活动,排查各类矛盾纠纷案件1578件,着力解决了一批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认真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健全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结合“百日大会战”活动梳理确定了100个重点信访案件,实行县领导包案负责,目前化解率达90%,其中市联席办交给我县的24件重点案件,已经妥处23起,有效避免了信访积案的产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加大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社会治安保持稳定。去年,我县公众安全感位列全市排名第一,在全省排名位列第16名。 四、着力于用人大改革,执行大提高,全面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 抓好整改,推进工作,关键在各级带头人。整改过程中,我们紧紧抓住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主线,顺利完成县、乡、村三级换届选举工作,不断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县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政府抓落实的执行力、操作力、破解难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人大依法监督、政协参政议政的成效更加明显,形成了“一个声音决策、几套班子落实”的良好工作局面,发挥出了班子应有合力,也为推进玉山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树立选人用人“重德才”的导向,公开选拔了8名科级领导干部、“公开遴选”了16名乡镇党政副职和1名县工业园区副主任,变“伯乐相马”为“疆场赛马”。树立选人用人“重实绩”的导向,始终把实绩作为干部职务升降的重要依据,数十名在“百日大会战”活动中表现突出、在干部考核中公认优秀的先进个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树立选人用人“重基层”的导向,关心爱护基层一线干部,干部选拔任用向基层一线倾斜。调整使用了一大批乡镇换届待安排的干部,在服务园区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加快城市征迁等方面都取得很好成绩,社会反响良好。 进一步创新“创先争优”活动载体。开展了“千名干部下基层、联户帮困促和谐”、全县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提升了服务群众的水平。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新机制,社区工作活力进一步提高。采取“三个一”措施,实行县领导挂点帮扶19个后进村,促进了后进村转化提高。 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并大力向基层推广延伸。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共企事业单位预办事公开,基层党务公开有序推进,使权力运行更加科学规范、更加公开透明。加大腐败查处力度,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48件(次)、立案43起,党纪政纪处分21人。 以上是我县针对省委巡视组提出的意见进行的阶段性整改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上级组织的要求和群众的企盼还有一些差距。今后,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更深的认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大的力度,力促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跻身全省发展第一方阵、早日建成全省经济强县和全国旅游名城而贡献全部力量。 社会问题论文: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思考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主要举措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里,我谈谈学习《决定》的一些体会。 如何理解和谐社会 要理解和谐社会,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和谐的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原指乐律的调和。据《书·舜典》记载,舜曾要求其乐官做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对和谐的推崇在《周易》中也有所体现。《周易·乾·彖》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由于乐律来自对自然之声的发现,所以古人推而广之,逐渐把和谐看作自然的法则,由此就有了史伯的“和实生物”、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哲学命题。随着百家争鸣的出现,古人对“和”、“和谐”的认识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如《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中庸》说得更清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和”的这样一种认识,使得古人在设计未来社会时,常常把“和谐”作为一个根本原则或者一种理想形态。 “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不是静止的,不是一潭死水,而是运动的、活跃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和谐”并不是没有矛盾,相反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的。我们必须树立唯物辩证的“和谐观”,必须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来指导和谐社会建设。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个和谐社会的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各个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的和谐,既包含稳定、协调,又具有生机与活力,是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统一;既体现公平,又促进效率,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既包含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又包含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是社会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统一;既是一种战略目标,又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是长远目标与现实实践的统一。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经历一个很长历史过程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长期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是不断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是一个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三方面内容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必须整体推进、协调发展,任何一方面的不和谐,都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和谐。比如,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严重恶化,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就难以实现。同样,没有人与人的和谐,也就无法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三者之中第一位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人与人和谐的关键是利益的和谐,核心是建立协调和谐的社会利益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建立一套保证经济资源高效利用、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合理分配的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努力使社会各方面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使社会全体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和谐社会的提出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十七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决定》既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既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决定》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障公民平等地享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善人民生活,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因素,我们要正视,要清醒,更要采取积极措施,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理顺利益关系,把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尺度,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共同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和谐社会问题的关键。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不发展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为此,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要转变增长方式,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清洁、安全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和谐,在和谐中促进发展。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能有今天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创造中国更美好的未来,仍然要靠改革开放。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在改革开放、开拓创新中实现和谐。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起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要在改革开放中、在发展中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促进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关系以及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稳定就没有和谐。稳定与否,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国家长治久安。 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建、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怎样建设和谐青海 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推进和谐青海建设,关键在于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决定》和同志的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提高使命感和责任感。各级党委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构建和谐青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使思想观念、工作部署、工作方式更加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确保和谐青海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个领域,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视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矛盾,正视不和谐、不协调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切实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抓落实、办实事、求实效上,使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效真正体现到为群众排忧解难上来,体现到实现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上来。 科学发展,促进和谐。青海属于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就业率不高,贫困人口比重大,矛盾多,各种利益关系协调难度大等等。要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不断解决造成不和谐的突出问题,统一认识,集聚民意,凝聚民心,实现社会更加和谐。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加快青海优势资源的综合开发,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发展质量,努力构建具有地区优势和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工农互动、城乡联动的机制,转移农牧民、减少农牧民、富裕农牧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生殖健康服务、人居环境改善、人口合理分布等方面的投资,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在全面实施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基础上,搞好人居环境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和谐青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力求在解决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构建和谐青海的重要抓手,重点抓好就业和再就业、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等工作。要努力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要注重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注重增加向基层和困难群众的投入,努力在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沟通协调机制,不断从政策上、法律上、制度上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存、发展和民主权利,当前要注重解决好就业社保、教育卫生、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坚持不懈地帮助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 夯实基础,完善制度。和谐的主体是人,是人民群众。推进和谐青海建设,要坚持依靠各族群众,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注重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把构建和谐青海的各项工作落实到各级组织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善于听政于民、问政于民、谋政于民,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在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同时,着眼长远,在制度建设和创新上多下功夫。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为构建和谐青海提供制度保障。 认真做好民族宗教工作。青海是多民族、多宗教省份,各民族团结和睦,是构建和谐青海的基础和前提。要继续保持各民族干部群众团结共事、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共同把构建和谐青海的事情办好。要坚持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提倡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团结友爱,增进各民族群众的兄弟情谊。要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进步”的主题,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开展“平安寺院”创建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构建和谐青海的伟大事业。 社会问题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问题开展分析 [摘要]高校大学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与未来,如何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对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刻剖析及有效引导,不仅是提升大学生群体思想政治素养的需要,更是做好高校稳定工作的需要。 [关键词]社会热点问题;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各种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如潮涌般涤荡着站在思想前沿的高校大学生。社会热点问题作为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其存在与发展不但能够体现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现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众的利益需求[1]。当前的高校大学生多为 “90 后”,他们满腔热忱,有时候却也彷徨游移。社会问题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因此,如何对大学生进行社会热点问题引导,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1 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访谈,以及对高校论坛内容的统计分析发现,当代大学生通过媒体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发展状况,关注的问题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如诚信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就业问题、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反腐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房价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比如: 老人倒了扶不扶,雷洋死亡事件等都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2 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产生负效应的原因分析 2. 1 社会环境的影响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冲击、互相影响。 其次,我国当前所处的特殊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出现各种新问题、新情况。 再次,新生的各种社会利益团体、利益关系的多样性与冲突。 最后,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民主意识、人权意识也得到了提高,人们表达自己主张的途径随着新媒体发展不断拓宽,这从另一方面导致大量社会热点问题的出现。 2. 2 新媒体对大学生思维方式 “碎片化” 的深刻影响 通过对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途径调查发现,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的途径主要集中在 “浏览网站” “手机资讯”“网络电视”等新媒介,而通过 “读报刊” “听广播”等传统途径的学生非常少。这表明网络等新媒体已经走进了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动向[2]。然而,网络媒介推出的大量都是 “碎片信息”,长此以往也造成了大学生思维方式的 “碎片化”,其结果就是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浅显化和间断化。而且随着网络在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盛行,大学生的视野也从现实逐步转向了虚拟的世界,其思想观念和思维极易在现实与虚拟的对立中产生扭曲和困惑,从而丧失对现实问题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的能力。 2. 3 个人综合素质的缺失 受社会环境、功利性教育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普遍只注重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提升而忽视综合素质发展。他们认为社会道德修养和国家安全教育只是专业课程和专业技能学习中的 “调味品”,而与个体的成长和成才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大一部分大学生由于涉世不深,受到社会上利益的驱使,产生了严重的拜金主义。在他们的认知里,自我利益最大,只要是对自己有益的事情,甚至就算与道德与法律相悖也无妨。 3 基于社会热点问题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对策及措施 高校作为在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在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针对当代大学生在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中出现的问题、特点及主客观原因,高校在教育教学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 1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 进行社会热点问题教育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偏离教育主题,而是要强化教育主题。并通过学校的主题教育活动,专题讲座,党员学习日,班级团日活动,学生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等途径,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十八大精神,学主席系列讲话精神,帮助学生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强化大学生辩证看待各类热点问题,使之能够较好地理解国家政策方针,树立正确的形势观和政策观,同党中央和政府保持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这是应对社会热点问题影响的思想根本。 3. 2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形势政策教育相结合 进行社会热点问题教育须选准时机具有针对性。时机会影响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由于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能够在大学生最为关注的时间及时搞好教育引导,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要根据学生的思想特点和现实的工作重点,以分析社会热点的方式来阐明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加强政治观、形势观教育,帮助学生在丰富知识的同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看准问题的本质。要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当前社会热点问题。 3. 3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大学生深入社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实地参观考察、调查研究,这些要比教师讲授更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更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所以,高校应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参与意识,鼓励大学生真正参与到社会实践中,让他们走进社会、观察社会、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热点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通过权威部门正确的渠道,寻找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利益关系及矛盾根源,瞄准矛盾焦点及时进行疏导分流,独立思考,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3. 4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相结 当社会热点问题与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叠加在一起出现时,解决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问题就成为解决大学生思想问题的前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时刻关注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切实解决大学生的实际困难,才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实现对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与调适。 3. 5 发挥高校辅导员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热点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大学生在校期间,接触最多的就是高校辅导员,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辅导员可以利用网络的便利途径如 QQ、微博、微信平台、网站论坛 BBS、网络录像视频、教师邮件、在线留言、师生讨论专栏等方式了解学生关注的热点,还可以通过深入课堂、走访学生宿舍、召开学生座谈会等形式筛选出学生关注较多的、影响较大的社会热点问题,可利用各种资源,对大学生进行不同渠道的社会热点的教育引导。 社会问题论文:婚姻悲剧与婚恋的社会问题 摘要:民国上海,中西两种婚恋文化交织并存,开启了社会生活中婚恋生活的多元局面。这在紧跟时代潮流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轰动一时的黄慧如与陆根荣婚姻案,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通过梳理与黄陆案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以及由黄陆案引发的社会讨论,可以探讨民国上海存在的婚恋社会问题。 关键词:近代上海;婚恋史;黄慧如;陆根荣 20世纪20年代末,黄慧如与陆根荣的婚姻案(以下简称“黄陆案”)在上海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各大报刊竞相报道与言说的对象,甚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该案件在众多文学、影视作品中持续存在生命力。学术界对“黄陆案”也不乏关注。前人论及黄陆案之时,多从以下三个视角出发:一是该案件的故事性和新闻价值,认为黄陆案不仅揭示了青年男女的恋爱新理念,而且也表明了当时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崎岖坎坷[1];一是该案历史文本的演变,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陆案”被以不同的形式继续演绎,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人们的消费对象[2][3];一是从观念史的角度,阐述该案呈现的民国时期婚恋观念、法律观念、社会观念冲突[4]。也有学者认为尽管他们的婚姻案曾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却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5]。这一婚姻案的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呈现了近代上海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也使得“黄陆案”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本文从“黄陆案”的婚姻悲剧出发,论述该案引发的社会讨论和呈现的婚恋社会问题。 一、“黄陆案”的婚姻悲剧 黄慧如与陆根荣的婚恋,被认为是当时上海主仆之间自由恋爱的先导。这一婚姻案的具体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此案男主角陆根荣是当时沪上一男仆(茶房);女主角黄慧如是湖州富商黄楚卿之孙女。黄楚卿在京病故后,黄家迁居上海,住在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黄慧如曾就读于启明女中。案发之前陆根荣受雇于黄家,构成了两者的主仆关系。这一号称沪上自由恋爱之先导的婚恋,起因却是婚姻的不自由。黄慧如到适婚年龄之后,时有为她作伐之人,但屡为其祖母所阻。后来,有人为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贝淞荪胞弟来黄家提亲。黄母对此婚事颇为满意,她考虑到黄之祖母对待婚姻的审慎,打算先令人算过两人的八字,并将婚事基本谈妥之后,再向黄老夫人禀明。至于黄慧如,虽然社交受限,但她也接触过不少描绘婚恋的小说,加之她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对婚恋之事满是幻想。所以,尽管与贝家的订婚,一切全凭母亲做主,她并不参与其中,但她早已从母亲口中得知对方供职于银行,品貌不错,而且贝家经济雄厚,颇有名誉,心暗许之。因此,黄慧如对贝黄婚事充满了期待,并无异议。然而,黄之祖母得知这一婚事后,却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理由,认为贝家有财有势,黄家与其身份地位相差悬殊,唯恐慧如嫁入贝家之后,难以融入贝家的生活,从而令其兄长设法拒绝此门亲事。黄之兄长即以黄慧如患不育之症为借口,迫使贝家主动解除与黄家的婚约。婚姻不成致使黄慧如郁郁不振,贝家悔婚的理由更使她羞愧难当。考虑到民国时期传统婚姻中有“祭祀”和“继嗣”这两大主题,黄慧如认为患不育之症的谣言传扬出去,已将自己陷于无法继嗣之十分难堪的境地,将不会再有人前来提亲,因而懊恼不已、闷闷不乐,欲自寻短见。黄家上下均无法开解其心中的积郁。为此,黄家认为家中男仆陆根荣为人机敏,深受雇主信任,遂令陆根荣前去劝说黄慧如,令其放弃寻死的念头。此外,慧如之兄长亦有若陆根荣能劝慧如放弃寻死的念头,可以将她嫁给陆根荣之说。至于陆根荣,据《黄慧如亲笔日记》记载,自从到了黄家之后,他与黄慧如多有互动:其一,协助其打发走胡搅蛮缠的黄包车夫,避免其受到祖母的责怪;其二,掩护其阅读坊间流行书摊所售之言情小说,使其得以摆脱兄长之责怪;其三,时常与其谈笑,并关心其日常所需,诸如买水果之类。此外,陆根荣心存“上进”,希望得到雇主的青睐而改变境遇。黄慧如一方面认识到不育之谣言已使自己无望再许配给门当户对之好人家,另一方面认为陆根荣为人和气,性格活泼,而且有情有义,可托付终身,对陆根荣渐生情愫。因此,黄陆二人以此事为契机,朝夕相谈,颇为融洽,并私订终身。到谈婚论嫁之时,他们考虑到黄之祖母婚姻观念之保守,料想在这一旧式大家庭中,难以得到理想的自由生活。另外,黄慧如已有孕在身,若继续留在家中,必定会被人发现其未婚先孕,从而有辱门风。于是,在某日清晨,他们先后离家,一同乘车出走松江,借住旅馆,希望组织家庭,结成夫妇。然而,事情却没有往自由恋爱获得美满婚姻的方向发展。他们不幸遭遇当地流氓的讹诈,不能在松江久居,随即前往苏州,租住在位于护龙街(人民路)的古董店楼上。虽然黄陆两人深居简出,但松江的流氓还是追踪到了苏州。同时,不知黄慧如行踪的黄家也在《新闻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松江流氓获悉后,便前去告知黄家。黄母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苏州,并向苏州警察厅报案。随后黄陆二人被抓获,并移解吴县地方法院检察处侦讯。法院在未细究详情的情况下,认定陆根荣诱奸黄慧如,以犯奸科罪论处,判有期徒刑3年。黄慧如则由黄母带回加以管束。陆根荣不服判决,延请律师宋铭勋提起上诉。尽管宋律师举证陆黄两人发生过恋爱关系,且当时两人均已成年,并未违背当时的刑律,但是开庭之时,法官仍认为此等自由恋爱之事为“伤风败俗”之举,并在询问词中充满等级观念的色彩,认为陆根荣一个小车夫,勾引良家妇女,是为大逆不道之事。法院不仅没有改正判罚,反而比原判多加了1年的刑罚。随后,陆根荣继续请宋律师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查阅陆根荣申诉之力主婚姻自主、反对传统礼教,请求撤销原判并宣告无罪后,认为不无道理,便发还原法院“更新审理”。此时,这一案件已经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舆论对宋铭勋陈述的黄陆两人反传统礼教、保护工人利益和提高工人地位之言辞颇为拥护。检察官迫于外界舆论的压力,改判陆根荣未犯奸科罪,但是,因为他曾帮助携带黄慧如所盗家中衣饰,认定他犯了帮忙盗窃罪,判处刑罚2年。为此,陆根荣再次上诉,在律师宋铭勋和社会舆论的帮助下,终于历经3年取得胜诉,撤销了所有判罚[6]。由黄母带回家中严加管束的黄慧如,命运又如何呢?已怀有身孕的黄慧如回到上海后,决定前往陆根荣的乡下老家江苏吴县,看望陆根荣的亲人,并以陆根荣妻子的身份在陆家待产。产后随母回沪,黄家宣称其产后虚弱,经不住舟车劳顿,病逝而终。 二、“黄陆案”引发的讨论 黄陆案发生之后,引发了热烈的社会讨论,使其成为当时不同文化背景之人进行文化宣教的绝佳案例:守旧之人视其为等级不分的有辱门风之事,趋新之士认为这是“婚姻自由”和“打破阶级观念”的典范[7]。总体而言,对黄慧如的褒扬多于贬斥,以至于她在医院中待产之时,收到不少寄给她的书信,赞扬她为“女界革命的先锋,自由恋爱的勇将”。在这些被作为宣教范本的表象之下,有人开始思考黄陆案的归责问题,认为这既有社会风化之不良的原因,又有个人操守的原因,“决非一事一因”如此简单[8]。亦有人一分为二地看待黄陆案。如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邵力子,曾与戏剧专家洪深一同访问过陆根荣,他认为“黄陆之恋爱,原则未尝有差,而其行为则不尽可取”。他推测黄慧如之所以与陆根荣出走并甘愿在陆家待产,是因为“事后已至无可如何之地位”,“不得不出此一着,以示高洁”。因此,他指出社会上无论是攻击黄慧如之恋爱原则,还是褒誉提倡其恋爱过程之行为,均存在流弊,并不妥当[9]56。当时社会上,对黄陆案之本质剖析最深者,当属《生活周刊》编者邹韬奋。在参与黄陆之事讨论时,邹韬奋并不认同这是纯洁的恋爱,但仍对黄慧如深表怜惜之情。他认为陆根荣和黄慧如并不懂真正的恋爱,这是由“不良的家庭环境”和“不良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不幸又畸形的现象。首先,当陆黄两人被抓获受到解送之时,虽然黄慧如坚决不乘车前往,而是与陆根荣一同步行,承受与分担相应的“屈辱”与“罪责”,但是陆根荣仅仅心系钱财,三番两次对黄说他身边无一个铜钿;其次,陆根荣并未及时告知黄慧如他已有妻室;再次,陆根荣视黄慧如为被“高等人家”贝家摒弃,若不与“低等”的他“姘头”,便要终身搁置家中,并将责任推卸到黄慧如身上,在法院申辩时提出“是对方(黄慧如)要和他轧姘头,他不好意思拒绝”,而非社会舆论为其申辩的打破阶级观念与争取恋爱自由;最后,黄慧如亦未真正觉得陆根荣可爱,而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并深受传统从一而终思想之影响,即使早知走错了,亦打定主意走下去。正是由于家庭环境的保守与封闭,缺乏“高尚的男女社交的机会”,加之社会对不幸受愚之女子的冷酷,使得深受感情创伤的黄慧如遇到有人对其大献殷勤,便不慎失足,身陷囹圄[10]。其后,亦有评论认为黄慧如之事罪不在父母,而在社会环境之恶劣,并倡导青年男女联合起来打破重围。该评论提出,以婢为妻为妾之人并不会受到社会之谴责与非笑,而一位自愿嫁给仆人之女子,却会受到社会舆论之讥笑。这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应加以注意[11]。无论是守旧者的谩骂,还是趋新者的推崇,都指向了黄陆案,成为当时众多知识分子进行趋新或守旧舆论造势的武器。这无法挽救黄慧如的人生,只能将其一步步推向无法逃脱的婚恋悲剧的深渊。以至于当时有人预测黄慧如的结果已至极其恶劣的境地,无论是否继续与陆根荣一起生活,都将了无乐趣[9]50-52。 三、“黄陆案”呈现的社会问题 从黄陆案的外在形式而言,代际矛盾与主仆之恋,象征着从家庭内部与社会阶级两个层面对传统礼教的反抗,颇具改革的意味。事实上,黄陆案是民国上海这一过渡时代的产物,以一位女子的不幸呈现了当时婚恋方面的社会问题。舆论对婚姻自由的宣传与社会对婚姻自由的接纳,仍存在错位与误解之现象。错位现象,即舆论宣传先于社会接纳,社会接纳滞后于舆论宣传;误解现象,即有些青年男女认为传统礼教下成立之婚姻事实不构成法律约束力,只需两两相愿,便可自由恋爱与同居,从而成立自由婚姻。这一现象在当时较为普遍,无独有偶,与黄陆案发生之年份相近,也发生了过渡时代的婚姻悲剧,尽管这一悲剧的主角没有阶级差别,因而未曾像黄陆案那样受到各大报刊的广泛关注,但是同样在婚姻问题上描绘了过渡时代的社会问题。1928年前后,浦东日华纱厂机器间工人川沙人顾德明与该厂女工金招弟发生自由恋爱、自由同居,并曾延请律师登报谓两人婚姻自由,他人不得干涉。招弟之母金吴氏和其赘婿金泉生得知他们同居于交通旅馆后,将此事报告给捕房,将招弟领回。因为招弟已经被许配给罗店施阿小为妻室,经过招弟与顾德明之事后,金吴氏难负重责,于1928年11月底送招弟至夫家,先行房,至1929年正月初五日再行结婚礼。然而,顾德明因为金招弟自愿为自己的妻子,却突然被他人夺取,心有不甘,遂延请律师向地方法院控告此事。法院宣判顾德明所主张之自由婚约,完全不合自由之真谛,只能鉴定为自由恋爱,无法鉴定为自由结婚。因此,不予所请,顾德明败诉[12]。对过渡时代近代上海存在的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当时的电影作品也有所反映。1935年上映的电影《新女性》,同样讲述了一个争取婚恋自由之后的新知识女性的婚姻悲剧。也许因为婚姻之社会问题在艺术表演上具有张力,当时的艺术家在挑战传统、构建未来之时,也将其作为元素纳入艺术创作之中。它的悲剧性也更加真切地反映了过渡时代的多元文化,以及无法跟上文化变迁的社会生活环境,曾给当时人带来的困境,以至使人在思想追求与现实环境之间进退维谷,从而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对于当时上海存在的这一社会问题,外侨社会亦有所关注。他们认为婚姻自由给中国人带来了轻松结婚、轻松离婚的奇怪的婚姻形式。他们在争取婚姻自由的婚姻当事人身上寻找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社会问题,是因为寻求婚姻自由的婚姻当事人忽视了从父母等长辈处听取他们对婚姻问题的参考意见,忽视了婚姻之中家庭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婚前缺乏对对方家庭的调查[13]。在此处,被众多崇尚婚姻自由的人士多摈弃的父母等长辈的意见,摇身一变成了当时西方人眼中解决中国社会婚姻问题的密钥。在对待“婚恋自由”与“私奔”这一问题之时,中西社会存在差异。当时的西方社会,在婚恋文化方面,对女性给予更多的宽容与包容。1925年的某一天,发生了一起在沪西人的私奔事件,在海军上校查尔斯•马克斯•科克伦(Capt.CharlesMaxCochran)的主持下,女主角玛丽•约瑟芬•格拉布(MaryJosephineGrubb)和男主角美国地方检察官伦纳德•G•胡萨尔(Mr.LeonardG.Husar)在公海上结婚。最后新娘却从身在日本的新郎胡萨尔那里收到一封无线电报,声称他将在日本滞留三周左右,此后便再无其他信息。虽然这个戏剧性的结局将会震惊上海,但是他们的婚姻通告却并未让他们的诸多亲朋好友感到意外。此后,未见西方社会有追踪这一事情的后续报道。在当时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语境下可知,黄陆案所代表的民国上海时期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是多元思想文化交织并存,而又互相排斥的结果,也是思想文化的发展相对超前,而社会生活的变迁相对滞后的结果。 结语 黄陆案,以一位女子的不幸遭遇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有守旧者的口诛笔伐,有趋新者的热烈追捧,也有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以黄陆案为着眼点,去进一步挖掘民国上海的婚恋报道,可以发现尽管案件主角的身份职业不一,案件的过程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都呈现了民国上海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即多元思想文化交织并存,其间有矛盾、有融合,导致婚恋观出现多元化,容易让青年男女迷失其中,无法正确看待“婚姻自由”与“父母之命”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会剥夺男女当事人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带来婚姻不能自主的社会问题,那么以民国上海为舞台上演的诸如黄陆案之类的婚姻自由带来的悲剧,同样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值得当时人深思,并影响着当今之人对民国上海婚恋图景的构建与想象,也可以为当今的婚恋生活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 作者:王瀛培 徐华博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上海图书馆 信息处理中心 社会问题论文: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研究 1贫困是导致该问题最深层次的原因 当地苗族农村的经济普遍落后,家庭贫困的情况很严重。年轻的父母为了生计,把孩子留给老人,奔赴现代化的大都市去打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有些年轻的父母不愿再回到贫困的家中,毅然决定抛弃自己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诚如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巴尔扎克先生在《驴皮记》中提到的“在贫穷笼罩的地方,就谈不上贞操和罪行,也谈不上道德和智慧了。” 2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措施 2.1法律保护是有效的手段 ﹙1﹚加强婚姻登记教育。 “无证”婚姻脱离了当地习惯法的约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才使得部分外出务工者留下自己的孩子,让本就缺乏关爱的“留守儿童”处于更艰难的逆境。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重视此问题,在每年的全县人口普查时,对外出务工的人员婚姻状况(包括按照当地习俗的婚姻)进行详细登记,进行婚姻登记的教育宣传,对此前早婚未登记,再达到法定婚龄时劝其前往婚姻登记机关登记。 ﹙2﹚进行相关法律宣传。 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是很必要的,让留守儿童的父母意识到,教育、抚养、关爱子女是法律规定的,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2.2缓解贫困,是强有力的保障措施 贫困是最终导致留守儿童出现的根源所在。诚如著名英国诗人约翰逊在《致詹姆士.博斯威尔的信》中所言:贫困是人类幸福最大的敌人。缓解贫困的主导力量是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带动就业的需求,让当地人不需要外出务工也能挣钱,还能照顾父母和孩子。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目睹留守儿童艰难的成长环境,却无能为力。在寒冷的冬天里,脚上穿着一双破烂的鞋,娇小的身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没有一天不在盼望,异乡的父母早日归来。 作者:代建英 陆绍军 单位: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城关一小 社会问题论文:地方营业税征缴的社会问题释解 1946年生产供给会议及1947年《营业税条例》的内容及实施 1946年边区政府召开生产会议,对工商业负担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工商业负担应与农业负担看齐,二是工商业负担以其纯收入为标准,小商负担一般要占其纯收入20%,中商40%,大商60%。依此原则,制定了《1947年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并于1947年3月公布。与以前的条例相比,其对营业税征收影响最大的是营业税征收范围和征税标准的变化。第一,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关于课税人的范围,该条例规定:“凡在本区境内经营工商业者,均须依规定缴纳营业税”;“凡在边区境内从事牲畜买卖者,不论公私均须交纳牲畜买卖税”;“凡在边区市场上买卖粮食者,不论公私均须经当地税务机关设立之过斗人员统一过斗,并交纳粮食买卖手续费”;“城镇兼营工商业与农业者,其工商业收入部分计征营业税,其农业收入部分,计征公粮”;“为逃避负担,不占门面,进行不定期之贸易者,应在其所在地做交易时征收营业税”。[4](P299-300)第二,营业税的征税标准。该条例规定:“营业税按其收入之多寡,本累进税率每年征收一次,不满一年者,按月计征。营业税之起征额为10万元,起征率为10%,最高率为42%,42%以上不再累进。但601万元以上之商户,与一般商户比较负担过轻者,亦可酌情增加税率。”[1](P712)条例公布后,3月20日执行,并限4月5日前完成任务,“执行中又提税率,从42%提到60%”。“各种牲畜(牛、驴、骡、马、骆驼、猪、羊)之买卖成交后,买主须从价交纳5%的牲畜买卖税。凡粮食买卖经税务机关设立之过斗员过斗成交后,卖粮人须从量交纳3%的粮食买卖手续费”。“地主、大商等富有者,其总收入不论多寡,均以最高税率征收之”[4]P300)。此时,已将地主和大商人的性质等同起来。与以前相比,1947年营业税征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征收标准的变化上,征收额度和征收比率大大提高。征收标准为总收入按比例累进征税,改变了过去以纯收益征税的标准,并且大幅度提高营业税税率及累进幅度,实行了“高压强制”式征收。虽然该条例规定营业税最高率为42%,但条例于3月20日执行,竟要求4月5日前完成任务,因此导致了“执行中又提税率,从42%提到60%”。由于种种原因,边区政府不顾工商业发展实际情况,令各区连续增加任务,如“一分区原分配30000万元(系边区本币,下同),增加后完成44037万元;三分区原分配63000万元,后提到1360000万元;六分区原分配30000万元,最后完成168800万元。全边区共分配171500万元,完成928417万元,超过原数的四倍半弱”。不仅如此,还提前预征1947年度营业税,这样的做法,无异杀鸡取卵,“造成了商人恐慌,商业倒闭,市面萧条的严重恶果”[4](P44-46)。工商业经济的急剧萎缩,造成货物奇缺,市场萧条,物价高涨,交易不便,数年来大力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不难看出,1947年对征收标准、征收额度和征收比率的规定是错误的。究其原因,除了为解决庞大的军事开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共识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边区政府对不同经济性质错误的认识。将较大工商业者等同于地主,将中等工商业者等同于富农,然后根据套用的成分确定税率,从而“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5](P296)。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在于领导者制定条例时,存在着对商人的报复思想。他们认为:“商人几年来负担太轻,生活水平比农民高,而且一部分商人又是地主富农转化来的,有些商人与地主富农分子,又时时钻我们的空子,投机取巧,盗窃情报,挖取革命财富。”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商人负担应该重一点。他们仇视商人,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赚钱获利一面,不管其消耗与缺损。 1947年营业税征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边区政府对工商业者增加税收无可厚非,但不顾工商业发展实际情况,对工商业者实行杀鸡取卵式征收,不但直接影响到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工商业者对党和边区政府的不满,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一)工商业负担沉重导致大量破产倒闭在1947年,营业税征收虽然在边区政府带有强制性的说服动员下,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工商业者负担达到极点,导致大量工商业破产倒闭。负担沉重,一方面体现在税率方面。1944年的条例规定最高只征收纯收益的20%,1946年提高到25%,1947大幅度提高,最高征收其总收入的42%,但在实际执行中最高达到了60%。二是在数额上违反条例规定,屡次增加任务,有的增加半倍左右,有的增加了八倍半。[2](P211)据对崞县的调查,最初规定“营业税任务为2000万元,后来屡次增加,竟然增加到15000万元。结果20户较大商户负担12086万元,占总税税款的88.8%,致使7家较大商号停业”。然而,税务分局紧接着又布置征收1947年停业户的营业税,“并决定按各户财产70%征收”[4](P61)。如此税率,与没收财产无异。不仅如此,晋绥边区还进行预征1947年的营业税,边区分配的任务按去年负担数字(1100石米)预借1/3,共预借小米406石,还有约800石要负担,有些商户根本不敢做买卖了。“不几天工夫,就垮台二三十家。”据统计,“1947年因征收营业税而停业占总停业户数的41.8%,因惩治奸商停业的占总数的8.4%,因而停业者占30.7%”[4](P68)。可见,营业税的过度征收严重损害了工商业者的利益,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二)商民间负担不平等,影响工商业合理发展以崞县为例,为超额完成专署分配的30000万元,进行评议会评议。“20户较大商户负担12086万元,占总税款的88.8%;20户小商贩负担160万元,占总税款的0.9%。”代县在生产供给会议后,县政府领导把地主、商人并提,3月份分配任务2000万元,4月份增加到10000万元,不久又增加到20000万元。征收中专署又来指示,要完成40000万元,还要求不受此数字限制,征收结果完成数为65000万元。征收办法为,组织16名中小商的评议会,评时不宣布任务,只是暗示他们往高评。采取的策略是依靠小商,团结中商,打击大商户。并告诉评议员,如给大商户评不上去,就会加重中小商的负担任务。如此不断增加,中小商怕加在自己头上,便尽量往大商户头上加。当时评议员们说:“反正大商户是个垮,宁愿垮一家大商户,不愿垮10家中商。”这说明了当时一种不实事求是的精神,结果40户较大商户,即负担57277万元,占总负担的88%。但对小商则采取了一种不正当的态度,评的收入还比自报收入低。“如冀林山自报360万元,评为40万元;申其昌自报250万元,评为60万元。”这显然是有意偏袒小商,加重大商负担。这样一来,一般较大商户,均恐惧失望。有的商人均大散物资,向外面转移财产,有的财产转移以后即逃往敌区。总的来说,“大商逃跑停业,一部分化形隐蔽,观望风声,中商停滞不前,怕‘拔了高粱露出黑豆’,大商完了,负担就到他们头上,小商虽稍有发展,但货物骤减,市面已大为冷清”[4](P63)。(三)商民和党、边区政府关系紧张由于过度征收营业税,惩治奸商过程中错误粗暴行为以及一连串的压力所带来的负担,工商业大量停业。工商业者对党和边区政府怨声载道,不满情绪日益滋长。边区政府指示按总收入60%的高税率征收,并不断的增加任务,“各地商人由叫重而不敢叫重,有些负担户则死拖不交”。1947年税务局布置征停业户之总财产70%的税后,商人反映:“我们想垮也不敢垮了,垮时就按总财产征70%,等于全交了公家,不如还作着。”[4](P59-61)1947年预征营业税政策出台后,有些商户就不敢作买卖了,并说:“共产党是要农不要商”;“政策就是要把商人搞垮”;“地主商人田忠信、梁春生等数人在院内一面饮酒,一面大骂共产党,大商聚兴瑞全体伙友九人,每日卖多少,吃多少,恣意消耗,一文不留,直到剩下几件家具,然后散伙。”[4](P65)在所谓的“惩治奸商”过程中,由于什么是奸商也无明确条件,执行中未分清是非轻重,以为“无奸不商”。对奸商进行强制扣押,并严重损害了商人的人身权利。如“崞县上午计划了7家,下午便引上公安局人员去商家检查,被扣审讯11家37人,商人一时莫名其妙”[4](P66)。在评议分配任务时,为防止商人逃跑,“在代县县城,经调查评议决定各户数字后,即突然扣起大中商户42人,然后才给他们宣布任务。并对商人采取了肉刑拷打、逼缴税款的手段,王朝士、石东仁等便是如此处理”[4](P64)。如此做法,使边区商人不仅经济负担沉重,经济遭受重大损失,更为严重是造成了人身伤害,使社会上一般商人恐惧与不安,对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满情绪日益滋长,使党、边区政府与商民关系空前紧张。 问题的解决 晋绥边区在总结过去征收营业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中指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逐步纠正1947年营业税征收中的错误,并于1948年公布了《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开始对营业税进行改革。(一)晋绥边区行署和晋绥税务分局作了检讨,纠正1947年营业税征收错误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的报告,晋绥分局与行署对工商业政策均作了检讨。晋绥边区政府在1948年的《行署关于发展生产的指示》中说:“我们领导在反封建的潮流下,对工商业采取了冒险的政策;为了适应战争的要求,缺乏群众观点与财政观点统一的认识,也缺乏按照实际情况规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实际工作检查,证明了去年生产供给会议所规定的各种方针,除税收政策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人认为,“抗战时期,商人生活舒服,对抗战没有贡献”;“商人不知亡国恨,商人没有民族意识,他们走私漏税,贩卖假货,应该严重惩处”。[4](P63)因此产生一种仇视报复心理,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赚钱获利一面,不管其消耗与缺损。在征收过程中又不按条例征收,任意加征,使工商业者负担沉重。晋绥边区在检讨的同时,指示各地区迅速检查纠正执行政策中的偏向与错误。“凡超过1946年所颁布之营业税条例而超征之税款,不论其经营者属于何种成分,均应一律退还。”为促进工商业负担的公平合理,对营业税的征收“改定以纯利为计征标准,确定1947年度营业税按最高不超过纯利的30%再折半计征;如某些工商业有特殊苦难,还可呈请行署免征1947年度营业税;各地不得预征营业税”。根据指示中所规定的原则和具体办法,估计共需退还本币1277325万元,合标准布51093匹,合小米42577.5石。以当时征到的营业税折成标准布与计划应退标准比较,则这次退布数占原征税布数的44%,即此次退还原征税的44%。[2](P214)(二)调整营业税征收政策,减轻税负,简化手续,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同等对待1948年公布了《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开始对营业税进行改革。新条例的改革主要在于“取消了过去按总收入计算的累进比例征收制度,而代之以资本额多寡累进定分‘固定任务,平均分配’的民主征收办法。负担原则,对工矿业负担最高不超过纯收益20%,商业负担不超过纯收益25%”[4](P316)。改变过去查帐、翻底子、计纯利的做法,消除工商业者顾虑,调动他们生产积极性,大胆发展工商业。为了方便农村纳税并照顾平等定分的困难,新条例规定:“农村专营之各种作坊(油、粉、磨、毡房)与专营之小商贩、运输、手工业者之营业税,在征收公粮同时,由区村政府负责征收,但不平等定分,以其纯利不超过15%比例计征。属于专门贩卖业者,以其纯利最高不超过25%比例计征。”针对以前对地主、富农的偏激政策,为了防止再度侵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新条例还专门规定:“地主富农经营之工商业,应同样受保护,同样按条例征收,不得歧视。”[2](P200)(三)动员干部下基层,依靠群众和商人纠正错误,重新赢得群众和工商业者的信任根据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指示,各地的纠错工作一般首先是动员各级党政干部负责同志亲自深入下层,并配合工作团与下面干部积极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然后召开各种商人会议,广泛深入地宣传我党工商业政策,同时组织群众性的调查讨论与纠正退款等工作。“如临县商人大会经过宣传教育后,商人活跃起来,有个商人便直接找到刘专员给他们解决问题。”为充分取得群众和商人的信任,在经过宣传教育后,“接着经过群众路线,组织商人的小组会、贫雇农会、市代表会、评议会和商人大会,进行调查评议与反复评议,把过去征税、惩奸和三项工作的偏向与错误加以研究,对商人处理不当或负担过重的,均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各种问题”[4](P72)。通过政府、群众、商民等共同的努力,“五寨城关经过宣传教育已退完,计退户为70户,占负担户的29%。代县共退两次,第一次已退一部分。进过宣传政策之后,即宣布1947年预借税全部退还,并分二期付给”。宣布后,群众皆大欢喜说:“共产党打人厉害(即征的重),退的也周到。”[4](P73)当即有30户准备复业。通过以上努力,晋绥边区由“营业税”过度征缴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党、边区政府与商人关系得到大大改善,使边区商业重新活跃起来。据临县税务局1948年《关于各市镇目前工商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说:“从2月10日到4月5日,55天中恢复与新增加的就有66家,榆林村高等云等,把数年来没人占而破烂了的六七间铺房都修整起来,至现在二道河与市场街两个主要市场已再找不出空房。每逢集日,街市上也拥挤得很。”[2](P214)再如“代城商人于1948年元宵节前后自动召开了三天繁荣市场大会,调剂物资,供给农民春耕必需品。……大街上,共计有226家,其中66家是整顿市场退款后才复业或新开的。小摊子共有181家,摊上尽摆的土布、山货、农具等农民实用的东西,四乡翻身农民盛赞这一新气象”。可见,工商业者积极性提高,市场得到重新活跃,不仅有利于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结语 边区政府为实现农商负担的公平合理,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加重对工商业者的税收负担亦具有合理性。对此两难问题,要做到既合理又合法,务必要把握好一个合理的尺度,始终坚持以发展民生为根本。尽管1947年对工商业实行“高压强制”式的营业税征收问题,只是党在某个地区局部执政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但其留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却是十分深刻的: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发展状况事关民生问题全局,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过重税负不仅会影响经济体的活力和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问题,关系到民心向背问题。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走向成熟的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发现征税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后,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做法,从而使工商业重新恢复活力和生机。 作者:石攀峰 社会问题论文:贫困地区远程教育管理中的社会问题与措施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十多年来,我国远程教育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近几年来,远程教育逐步向欠发达地区辐射,许多主办高校通过在地方设立校外学习中心,为欠发达地区的在职人员提供了非常好的教育资源,受到欠发达地区社会各阶层的欢迎,但是,许多校外学习中心存在管理不够规范、管理人手不足等问题,让一部分学习动机不纯的人抓住了远程教育管理的漏洞,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远程教育的专、本科学历文凭,严重影响到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损害了主办高校的社会形象,破坏了远程教育办学的社会公信力。为进一步了解这一问题,笔者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发现远程教育管理中已出现较多不良现象,必须采用有力的措施加以整治,以维护教育的公平。 一、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教学中心管理现状 为深入了解目前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的问题,笔者所在的工作团队走访了15个由重点高校设立的远程教育学习中心,其中公办学校学习中心3个,占20%,民办学习中心12个,占80%;访谈了15个学习中心的部分管理人员,并设置了15道问卷调查题目,对学生发出了320份问卷,回收298份,回收率93.1%。在有效问卷中,男性167人,占56%,女性131人,占44%;有公职的社会人员197人,占66.1%,企业员工83人,占27.9%,其他人员18人,占6%。问卷的主要内容涉及学员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自我评价等,同时随机访谈了28人,访谈的问题是社会对远程教育的评价。调查反映存在如下问题: 1.管理人员不足,对学生管理不到位 在访谈的15个学习中心中,当问到一个部门的管理人员管理学生人数时(见图1),公办学习中心大多是一个管理人员管理200~300人,而12个民办学习中心中,一名管理人员管理200~300名学生的有6家,300~600人的有3家,600人以上的有3家。试想一个人要管理600名以上不同层次的学习者,无论多么负责任的管理人员,也肯定会出现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在调查中一些民办学习中心的管理人员也承认了这一点,这种管理模式必然带来远程教育办学质量的下降。 2.办学设备陈旧,教学条件落后 在访谈中,公办学习中心办学条件较好,完全符合远程教育中心的办学要求,学生满意度较高,而民办学习中心存在较严重的办学质量问题,主要原因是办学条件差、教学设备落后,从调查数据中分析,学生对远程教育的满意度低(见图2),满意的占28%,基本满意的占32%,不满意的占31%,非常不满意的占9%,而不满意的学员,95%是民办学习中心的。 3.部分学员学习动机不纯,学习态度存在严重问题 当问到参加远程教育的目的时,为了提升自我的占28%,因工作和单位需要的占35%,目标不明先拿个文凭再说的占7%,纯粹混个文凭的占30%,两者合计37%,再加上单位强制要求的,也难免会有一些是混文凭的,这说明不少学员参加远程教育学习的动机不纯(见图3.当问到对所学专业课件是否全程跟踪学习与作业完成情况时,有45%的学员表示全程跟踪学习,并自己独立完成作业,38%的学员偶尔上网学习,勉强作业完成,17%的学员从未上网学习,作业是其他人帮忙做的,这反映出学员的学习态度不积极,并存在较严重的学习态度问题(见图4)。 4.学员的学习质量及学习效果较差 当问到你参加远程教育的学习质量及学习效果自我评价时,回答很好的占18%,回答还可以的占45%,回答一般的占15%,回答基本上没学到东西的占25%,这说明学员的学习质量及学习效果不容乐观(见图5)。5.社会对远程教育办学质量的评价在访谈中,笔者随机问了28个采访对象,这28个采访对象中,有教师、有企业负责人、有政府官员,当问到对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信任度时,有15%的人认为很好,35%的人认为还可以,45%的人认为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不好甚至很差,5%的人回答不了解,这说明社会对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评价不高。6.社会对远程教育学历认同度的评价在28个采访对象中,当问到全社会对远程教育学历的认同度时,在国民教育系列中,对全日制学历认同度最高达100%,其次是对自学考试学历认同度达95%,对函授学历认同度75%,对远程教育的学历认同度只有71%,这说明社会对远程教育学历的认同度不高。 二、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教学中心管理中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 1.大部分民办远程教育学习中心管理存在漏洞 从调查数据分析看,公办学习中心管理比较到位,学员的信任度高,教学质量有保证,社会认同度高,而大部分民办学习中心则存在较多问题,如乱收费问题,招生和管理中乱承诺问题,学生考试作弊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必然让一些投机者有机可趁,同时主办高校受招生竞争的影响,对部分学习中心管理不到位,管理的漏洞必然导致办学中各类问题的发生。 2.影响到重点高校的社会形象 目前举办远程教育50多家高校都是211工程院校,是社会各界仰慕的象牙塔,而它们在欠发达地区设立的校外学习中心出现的问题必然影响到公众对重点高校的印象,如果这种办学漏洞再进一步扩大的话,这些高校的良好社会形象就会轰然倒塌。 3.影响到社会公信力的提升 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是社会的一方净土,当远程教育中所产生的不良现象进一步扩大化时,民众心中的偶像将不复存在,当重点高校的学历都可以通过不正当手段不劳而获时,当一部分人手中拿到的学历文凭与自身水平不一致时,社会就会对高校的公信力表示怀疑,这将导致整个社会公信力的进一步下降。 4.带来新的社会不公平 当部分人通过远程教育的管理漏洞成功获取学历后,他们必然会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由此带来更多的社会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现象刺激更多的人去仿效,当这种趋势蔓延开来,必然会带来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不信任,这对高等教育的打击将是无法补救的。 三、提升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质量的对策 要想解决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出现的问题,以维护教育的公正和社会的公平,使远程教育回归正常的轨道,就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确保教学质量,以较高的质量来维护远程教育的形象,具体对策如下: 1.建立和完善现代远程教育ISO质量标准体系 笔者认为,要构建现代远程教育ISO质量标准体系,规范远程教育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并以此标准指导远程教育办学的各个环节,确保远程教育健康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关注质量:从理念上探究远程教育质量的概念、定位与发展,从实践上探究远程教育组织为确保质量而实施的质量监控与管理,这包括远程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质量保证与质量评估的实施等。二是要提升理念,要将ISO9000标准的精髓即《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中提出的八项质量管理原则融入远程教育的质量体系中来。三要做好识别过程,包括远程教育的管理职责,资源管理,产品实现,测量、分析和改进四个方面,分析远程教育实践中与标准要求相对应的过程,探索ISO9000作为一般质量管理标准在远程教育这一特殊领域的运用。 2.以现代化技术保障、提升和控制远程教育的质量 远程教育是现代互联网数字化技术与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技术也是远程教育的保障之一,没有了技术或是技术不先进就会影响远程教育的质量。因此,要以现代化技术保障、提升和控制远程教育的质量,用现代化技术提高远程教育的课程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提高远程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评估与考核水平。对于远程教育办学单位而言,一是要做好技术的研究开发、引进和使用,二是要研究平台技术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技术,确保有技术可用、会用技术和用好技术。 3.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远程教育主办高校总体办学质量的监管与评估 目前对主办高校本部远程教育的监管和评估是有效的,所以一般情况而言,主办高校本部的教学质量是较高的,但对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的监管则不到位,所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必须修改现有的评估体系,加强对远程教育主办高校所有学习中心的检查,尤其是校外学习中心的检查,以确保远程教育所有学习中心的教学质量是一致的,从源头上杜绝不良现象的发生。 4.主办高校应以追求办学质量为举办远程教育的根本归宿 高校将办学目标定在办学规模和办学效益上,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现象,所以各主办高校一定要端正办学思想,不以规模和效益作为办学的根本目标,而是以提高社会影响力、公信力,以高质量的办学作为归宿,这也是使整个社会回归教育公平、公正,提高高等教育社会公信力的最根本办法。 5.严格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的审批与监管 这些问题大多出现在校外民办学习中心,这就要求主办高校在审批校外学习中心时,一定要逐条对照国家教育部对校外远程教育学习中心的要求进行审查,宁缺勿滥,对不符合条件的学习中心坚决不予批准开办,这就从根本上抵制了不良社会现象的发生,同时对已批准的学习中心进行重新审查,条件不足的必须补充条件,否则坚决撤销其办学资格,以保证教学质量。 6.加强对远程教育学生的诚信教育 以不当的手段取得远程教育的学历,是一种不诚信的表现,只有人人讲诚信,人人以诚信为荣,这个社会才有希望,才是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这就要求加强学员的诚信教育,教育他们诚信学习,诚信考试,诚信做人,调动每个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7.全社会应树立能力本位的用人标准和风气 每一种社会不良风气的出现都有其导向标准,这种导向标准就是社会评价标准,当全社会都树立以能力和知识水平为本位的用人标准,全社会的学习风气必然逐步回归。让学习者学习的目标不是混文凭、混资历,而是真正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全社会实行这种以能力为本位的用人标准是扭转不良学习动机的最根本手段。 8.借鉴发达国家远程教育管理经验 远程教育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有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这其中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其远程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所以,我国必须由政府主导,高度重视远程教育的管理,学习发达国家远程教育管理的经验,以确保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四、小结当前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从政府到高校,从高校到各校外办学机构,从高校到学员,到用人单位,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维护远程教育的公正、公平,树立起重点高校的良好社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这也是社会正常运转所必要具备的条件,所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教学质量最迫切的时代课题。 社会问题论文:剖析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外溢 摘要:世界贸易体制是最为发达的国际制度之一,拥有完备的实体性规范和发达的决策与争端解决制度。出于自身价值的考虑,社会问题领域积极牟取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主要是通过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立法制度来进行本问题领域的制度建设,也通过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制度来保障制度的执行。然而,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外溢对于世界贸易体制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不利,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也会产生不公平的后果。 关键词:世界贸易体制;外溢;社会问题 界贸易体制无疑是当今最为发达的国际法律制度之一,其发达不仅仅表现在实体性规范的广泛与完备,还表现为包含在立法制度与争端解决制度中的非实体性规范的发达。在国际领域,发达的制度由于自身的需要和外部问题的需要,经常外溢到其他问题领域,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外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制度建设较为落后的国际社会问题领域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力的解决,然而通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新议题的方式,可以形式上成为世界贸易体制下管理的问题,然而在实质上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与争端解决制度来追求其原本问题领域的价值或者政策目标。这是现阶段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外溢的主要动力。 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还存在一般制度借用所不具有的迫切性。在管理社会问题的国际法律制度中,有一定贸易制裁的规定作为强制守法的威慑手段和违法的制裁措施,但是由于这种制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再加上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贸易制裁的实施国和对象国可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从而引起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并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要更改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符。这样的情况,等于剥夺了某些社会问题国际制度的威慑手段和强制措施,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非常不利,导致社会问题国际制度无法有效地维护其规范的权威。社会问题如果能够成功地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运用贸易制裁的强制手段来维护本问题领域的价值。 一、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 非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规定较为完善,再加上其成员众多,大大减少了达成为众多国家接受的国际协议的成本;二是对于因为利益分歧而很难达成协议的问题,可以通过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与贸易问题进行利益交换从而达成协议。这样极大地节约了非贸易问题制度建设的成本,不但直接利用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规范,还帮助分歧较大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其实质性规范的形成,最终推动本问题领域价值的追求。 社会问题领域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规范当然也具有同样的好处。虽然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社会问题领域,但是由于知识产权问题是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最为成功的例子,本文先考察一下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情况。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以前,虽然存在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还是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不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普遍较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以后,在一些方面提高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这种提高在非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情况下是较难实现的。 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1条为例,该条的制定对各国国内法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做了严格的限制,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该条规定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要遵守的12项条件,给强制许可的实施增添了困难。而且该条表述较为含糊,可能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结果,但是含糊的用语也存在进一步加强该条对国内强制许可限制的可能。 在TRIPS生效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明确规定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巴黎公约》第5条是最为普遍适用的关于专利的强制许可的国际知识产权规范,其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承认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并限制了专利的撤销。从专利的强制许可被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承认开始,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针对限制或者禁止专利强制许可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但是一直没有对《巴黎公约》第5条中规定的专利强制许可形成实质性的限制,更不用说禁止了。一俟TRIPS协定生效,就对专利强制许可形成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大大提高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不能产生的规范,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产生了。 现实情况也说明了TRIPS协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如在药品专利领域,TRIPS生效之前是有超过100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保护药品专利的,但是在TRIPS生效之后,这些国家都要保护药品专利。而2000年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以《巴西工业产权法》违反TRIPS协议为由要求与巴西进行磋商,更是验证了TRIPS协定不但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更是给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安装了牙齿。 环境问题是属于社会问题领域中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制度最为成功的一个问题,世界贸易体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宪章《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在其前言确定不疑地将环境保护、稀缺资源的维护和可持续性发展列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此外,各国部长同时还签署了《贸易与环境决议》,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产品协定》、《卫生检疫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提及环境问题。此后,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会议产生的最后文件都要谈到贸易问题。然而,由于世界贸易体制下产生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规范基本上属于不可适用的规范,很难说环境问题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借用产生了实际的结果。 二、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最终就是依靠授权贸易减让的撤销来保障争端解决结果的执行。这种经过授权的贸易减让的撤销事实上就是一种贸易报复,争端解决机构在通过的专家组或者上述机构的报告之后,违法成员应该根据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如果违法成员不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那么就要面J临经过授权的受害成员的报复。。由于这种报复机构成员方全体授权,违反成员无法针对授权的报复进行反报复,否则就是对于世界贸易体制和成员方全体的挑战,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授权报复的有效性。再加上这种授权使得受害方可以在世界贸易领域包含的范围内进行交叉报复,使得受害方的报复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戳到违法成员的痛处,进一步增加了授权报复的有效性。如果社会问题制度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报复制度,可以使得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为自己所用,加强保障本制度的执行。另外,如前文所述,如果不在世界贸易组织规范规定的例外范围内,实施贸易限制措施属于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范的行为,很可能引起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并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要更改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符。在这样的情况下,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能够避免自身的贸易制裁强制措施被世界贸易组织判断为非法。 有人建议世界贸易组织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应该把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当作整个国际法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这种观点如果成立,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制度中的贸易制裁强制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下违法的问题,使得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不再显得那么迫切。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规避其在其他国际法制度下承担的义务,那么其他国际法制度中的强制手段无疑是形同虚设,其权威和效力无疑大打折扣。而且当这些其他的国际法制度所维护的价值高于贸易价值时,或者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国际强行法时,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于其权威和效力的减损更是不能够容忍的。况且国际法分支数量越来越多,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也越来越多,整体确实需要一定的协调机制,以确保其相互衔接,化解其冲突和矛盾。 然而,在完备的协调机制建立之前,国际法的碎片化现象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国际社会并没有对不同国际法规则的位阶达成共识,国际强行法的概念和内涵也颇有争议(贾海龙,2008)。总而言之,现在还没有较好的办法来解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势地位,就会出现本文导论中鲍威林所讲的“吸尘器”现象,凡是受到贸易损失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管这种损失是否是由于其他合法原因造成,在很多情况下都会积极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制度,以求得贸易利益的保全。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其他国际法制度使用贸易措施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属于根据国内法使用贸易措施来贯彻一定的公共政策。而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加入与贸易关系比较遥远的新议题,则可能是一种逆向思维的结果,用以解决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既然世界贸易组织吸人其他与贸易有关的争端,为什么不以“与贸易有关”的名义,把其他国际法规则、特别是社会问题制度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明确规定这些国际法规则与贸易规则的关系,这样反而能够维护这些国际法规则的效力,实现其要保护的价值目标。而且这种作法不仅仅使这些国际法制度摆脱了独立于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时无法利用贸易制裁作为强制手段的困境,而且在国际法整体协调机制建立之前,干脆使其他国际法规范“钻进”世界贸易组织的“肚子”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对较为完善的争端解决结果的强制机制,增强其规范的效力。 对于非贸易问题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知识产权问题有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基本上还没有出现过实例。非贸易问题中的社会问题在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绩,不过由于前述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争端解决机制的动因的存在,相关尝试和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三、世界贸易体制新议题的历史与命运 全面借用世界贸易体制的最为典型的尝试一直是通过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加入关于社会问题的形式进行的,由于这些议题不属于传统多边贸易谈判的内容,所以和其他一些过去多边贸易谈判没有涉及到的议题,被称为新议题。 在GATT的发展中,劳工权的保护一直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推动,但是一直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所以在世界贸易体制中,劳工权问题根本没有被列人谈判的议题当中,其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而环境保问题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后引起国际社会的逐渐重视,作为致力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体制,不免要涉及到贸易与环境之间矛盾的问题。最初的接触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前夕。1971年11月,GATT代表理事会同意建立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EMIT),其成员资格对所有缔约方开放。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第一次在GATT内部被摆在桌面上。 1971年到1991年期间,环境政策对于贸易的影响逐渐增大,而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广泛,这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如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产品协定》、《卫生检疫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提及环境问题。 不过,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各个国家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所以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讨论环境问题,一直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就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劳工权和环境权的保护再次作为候选议题被提出。 1996年在新加坡召开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次部长会议,由于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所松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写入了有关劳工权的内容。到了1998年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第二次部长会议,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演讲,强调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中要包括贸易与劳工标准的“新议题”。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城市西雅图举行,在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再次公开提出将劳工标准纳入新一轮谈判议程,并首次表示要对违反劳工标准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这与1996年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部长宣言》中缓和的措词、中立的态度是严重不符的,因此泰国、印度、巴西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不被尊重,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用劳工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强烈反对把劳工问题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议程。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权问题上分歧太大,到了在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讨论劳工权问题,劳工权问题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文件中就再也没有出现了。从世界贸易组织第一次部长会议开始,环境与贸易的问题都出现在《部长宣言中》,根据启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多哈部长宣言》,环境与贸易问题成为新一轮谈判的正式议题。关于这一议题的新一轮谈判将涉及:现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委员会与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委员会与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定期交换信息的程序;减少或消除环境货物和服务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此外,宣言要求CTE对下列问题给予特别关注: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TRIPS有关条款与环境的关系;环境标志问题。 随着多哈回合依然处于休眠期,世界贸易体制新一轮谈判暂时对于生命健康、劳工和环境等议题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突破。不过,多哈回合的屡次部长级会议对若干社会问题都有所涉及,所以不能说在非实在法层面以及对未来的影响方面,多哈回合发起和谈判过程中进行的新议题谈判努力没有任何作用。 当然,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未来新议题加入世界贸易体制的影响上,还体现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影响。以环境问题为例,从GATT时期的“金枪鱼——海豚”案到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汽油标准”案、“美国——海虾海龟”案及“欧盟——石棉”案,世界贸易组织/GATT的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明显朝着重视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鉴于世界贸易组织/GATT在争端解决中对待这个问题态度的变化对缔约/成员国影响最直接,而且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常设的上诉机构对案件结果及后继类似案件影响巨大。。事实上,如果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构通过案例法确立了追求社会问题价值的规范,那么就等于通过法官立法的途径把社会问题纳入到世界贸易体制下,允许社会问题借助世界贸易体制进行制度建设(ThomasCottier,2003)。 四、结语 世界贸易体制的外溢固然体现了世界贸易体制的高度成功,就像欧洲一体化由经济贸易逐渐外溢到政治军事领域一样,体现了欧洲共同体的成功。然而,又如同欧洲一体化在世纪之交限于停顿,显示了制度外溢存在威胁制度本身的危险,世界贸易体制如果纳入复杂的社会问题,可能导致世界贸易体制受到拖累,甚至导致崩溃。那么,社会问题不但不能利用世界贸易体制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且原本得到较好促进的贸易价值也受到损害。这是世界贸易体制外溢的现实危险,值得我们注意。 而且,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溢出,还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一旦社会问题被纳入世界贸易体制,发展中国家就要被迫提高其社会问题的管制水平,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相应提高,并因此对其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而本来国内社会问题管制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则不会增加国际贸易的成本,相反其成本相对降低。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问题被纳入世界贸易体制,等于世界贸易组织原来的谈判结果进行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修改,这是不公平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允许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是不明智的。 社会问题论文:娱乐业环境与社会问题 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贯彻落实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五大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为了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与自然的突出矛盾提出来的,是对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 一、从全面贯彻落实的高度认识和抓好生态环境保护 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抛弃了那种以人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并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和目标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则是全面落实的本质要求。所谓又好又快发展,即是要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方面,资源和环境是又好又快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按人均计算,我国的耕地、水、矿产资源的拥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速度”令世界瞩目,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位。但由于传统的粗放型发展和消费模式,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高消耗与高污染基础之上的,据有关资料,我国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而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则是发达国家的8-9倍。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模式很难长期支撑经济的发展,更谈不上又好又快的发展。资源环境问题,不仅是我们的近忧,更应是我们的远虑。 另一方面,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又好又快发展包含着建设和谐良好的生态环境。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仅造成资源难以为继,还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这样势必会抵消部分发展成果、并严重制约发展。《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指出,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也就是说,当年10.1%的GDP增长率,扣除污染损失,就只剩了7.05%。又好又快发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保护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项重要内容。 2、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和谐的生态环境 以人为本是的核心,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的基本出发点。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活动、需要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社会和物质条件为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重要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为人们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多物质财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生存质量的不断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体现,也是和谐社会主要内涵,和谐的社会则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的发展内涵。试想,一个处在恶劣的环境中、不断受到污染侵扰的人,其全面发展将从何谈起? 3、加强环境保护是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和体现 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生态文明既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把人与人的和谐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建设生态文明,一要努力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方式,主动选择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努力把经济开发活动控制在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二要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建设,健全和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严格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政策。三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对节能产业和环保产业的投入,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减少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四要加强重点污染防治。 二、加强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已成为我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重点 江岸区是一个老城区,地处市中心,人口密度大,资源条件十分有限,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以来,全区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反映突出,尤其是餐饮娱乐业的污染扰民问题比较明显。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直接关系到江岸“两型社会”建设和现代服务业强区、和谐城区、生态文明城区建设的进程。 1、江岸区环境质量总体状况 江岸区环境质量的总体情况是:空气质量基本达标,地表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声环境质量较好,主要污染物排放逐步削减。具体如下: ——空气质量考核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三项主要污染物,其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年均值则略超过二级标准0.10毫克/立方米的限值,但有下降趋势。近几年的空气污染指数(API) 100的天数(即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好)逐年有所提高,年为295天。 ——我区地表水体主要包括塔子湖、鲩子湖、长江、朱家河等自然水体,根据监测情况,除长江水质达到III类水体标准外,我区的两个湖和朱家河的水质分别按IV类和V类水体考核均超标。 ——我区域环境噪声55.7分贝,道路交通噪声为69.2分贝,均已达标,尤其是自采取禁鸣、道路刷黑等措施后,道路交通噪声改善明显。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年的基础上有较大幅度削减,工业废水中中化学需氧量(COD)削减29.6%、废气中二氧化硫(SO2)削减8.1%,均超过国家规定的削减进度目标。 2、各类生活源已成为我区的主要污染物来源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区以工业制造为主的二产业比重已不足30%,而三产业的比重已达到70%以上。通过多年的污染防治,我区的工业污染防治水平已处于较高水平,年,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为98%,工业废气达标排放率为97%。但是,三产业的污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其中的餐饮、住宿、娱乐等行业的污染负荷比重较大。 根据年开展的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2007年,我区复核调查口径的污染源1524户,其中工业源361户(包括制造业、水生产和供应企业),生活源1164户(包括住宿业454户、餐饮业522户以及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医院等)。 从表中可见,生活源的废水和废气的污染物排放量都远远超过工业源的排放量。同时可见,餐饮业无论事从单位数量还是从的废水污染物排放量,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生活源中的废气污染物主要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医院、浴池等单位的锅炉。由于噪声污染源没有纳入此次调查的范围,因此,主要产生噪声污染的卡拉Ok、KTV等娱乐业未作调查。 3、餐饮娱乐业污染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根据污染源调查和环境管理的工作实际情况,生活污染源的污染防治应作为我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尤其是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必须加强,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应加强餐饮废水的治理,综合处置餐饮废油残渣。由于餐饮经营单位分布广,且大多数规模较小、场地有限,餐饮废水大多未进行单独处理,而是排入排水管网到城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但是,直接排放的餐饮废水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油、残渣等有机污染物,不仅造成水体污染、加重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负担,而且易造成排水管网的堵塞,同时,由于管理的不到位,部分餐饮企业的餐饮废油被不法分子非法回收加工再生食用油、餐饮残渣用作喂猪饲料,造成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二是应加强餐饮娱乐业产生的油烟噪声污染,减少油烟噪声扰民现象。由于我区是一个老城区,城市规划布局新老交错、功能区混杂,餐饮娱乐行业很难严格地与居民区区分开,因此,餐饮娱乐业的油烟噪声污染扰民问题比较突出。年,我局接受的环境信访投诉共1081件,其中关于餐饮娱乐业的油烟噪声投诉为658件,占全部投诉的60.9%。虽然油烟和噪声扩散和影响范围有限,但其感官影响明显,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景观。 三、按照的要求推动和强化我区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工作 1、加快推进餐饮废水治理和餐饮废油残渣的综合处置利用。 随着餐饮业的发展壮大,其对环境的影响日益显现,尤其是其排放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会对水体造成严重的污染。由于我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及习惯等原因,直接排放的餐饮废水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油,其浓度一般可达到100-500mg/L,最高时可达到1000mg/L以上,是一般生活污水的数倍或数十倍,对水体污染十分严重,并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了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负荷、影响其正常运行,容易造成城市排水管网的堵塞。 而且,排放掉的动植物油可回收加工成脂肪酸广泛应用于提炼生物柴油、生产洗涤剂等行业,具有较高的回收利用价值。因此,要求餐饮企业安装废水隔油脱油装置,对其废水实施脱油处理,并引进相关企业对废油进行回收加工,即可较少污染物排放,也可实现资源回收利用。计划通过2年时间,要求江岸区内有一定规模的餐饮企业安装废水隔油脱油设施,并引进相关企业,组建回收网络、建立加工基地,对餐饮废油和残渣进行回收和资源化利用,建立和完善餐饮废水治理——废油回收——废油提炼加工的循环产业链。 2、加大餐饮娱乐业油烟噪声的污染治理力度 一是以街道为单位实施区域整治。根据小餐馆多,且大多分布在居民区内的特点,以街道为单位,开展创建油烟噪声治理达标示范街道活动,并在部分街道进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加以推广。对街道辖区内的所有餐饮企业,无论有证还是无证,一律要求进行油烟治理。 二是加大财政资金对油烟噪声整治工作的支持力度。将油烟噪声治理资金纳入年度预算,采取按设备投入比例奖励的措施,对按要求实施了油烟噪声治理的经营户给予资金支持,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鼓励和引导经营业主们开展油烟噪声治理,从而有效地推动此项工作。 三是加大对占道早点、夜市排挡的整治力度。首先从经营时间和环境卫生予以规范,并逐步予以取缔。如对主次干道早点经营户和摊群要求9:30之前收摊入室,对社区内的早点经营户和摊群则要求10:30之前收摊入室;对夜市排挡摊群要求确保晚12时以前无占道现象,确保周围环境卫生。鉴于木炭烧烤的烟雾污染较大,尝试取缔夜市排挡摊群中的木炭烧烤,努力引导经营户改为电烤。 四是在餐饮油烟噪声污染的防治中注重区别不同情况、分类治理,对有证照、有一定规模的经营户,严格按照环保法规的要求进行油烟噪声的治理,安装和完善油烟净化设施;对于无证照的经营户不是简单地予以取缔,而是对具备一定条件的经营户,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办理相关证件,促其规范经营,既消除了油烟污染,又防止了可能因此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对存在严重污染和占道的经营户,则坚决予以取缔,劝其转向经营。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注意利益平衡,必要时通过行政调解,以项目福利对居民利益予以一定补偿,已解决油烟噪声污染问题。 3、完善和创新餐饮娱乐业污染防治的制度和机制 一是严格环保审批防止新污染的产生。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对新建的餐饮娱乐单位,从选址、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严格把关,防止新污染的产生。扩大公众参与程度,在选址、建设等审批过程中,充分听取和尊重所在社区和相关居民的意见。 二是建立和完善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建议设立油烟噪声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政府办、环保、工商、卫生、城管、卫生、监察等部门为成员,强化各部门的职责,并且加强督察,增强各部门的责任感和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 社会问题论文:剖析三枪拍案惊奇看社会问题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封建道德规范体系仍旧影响着当代社会及公众的思想状态,其原因是未完成世俗化阶段,中国近现代没有哲学家及社会经济发展过快。这一状态的危害是当前中国社会大众不快乐,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是当前文化领域对中国社会世俗化进程的一次探索。 【论文关键词】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世俗化电影 自宋明以来,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与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统治了中国社会一千年。其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禁欲主义。 其后自明朝中叶起,先后有顾炎武、戴震.龚自珍、魏源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改良主义思想家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纷纷举起“释放人性”的大旗,对这种极端禁欲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揭露、批判与斗争。其后更经的涤荡,这一长达千年的道德规范体系终告瓦解,但残余尚存。 一、封建道德规范体系残余的原因分析 1、未完成世俗化阶段 从文艺复兴的历程看,重构一种道德规范体系,世俗化是一个必经阶段。甚至“文艺复兴的内在精神其实就是一种世俗精神”;甚至“文艺复兴的动机就是追求世俗享乐”。只有经过世俗化阶段,才能从思想与文化上瓦解与替代前一道德规范体系,消除最后一丝残余。而且相类似,中国近现代反的不是道德,文艺复兴运动反的也不是宗教,而都是极端禁欲的道德规范体系。 但是中能国的世俗化阶段一直未完成原因有二:一是之前反极端禁欲的道德规范体系的运动的主力是上层文化精英与知识分子,而普通社会大众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与教育,不能充分参与这一文化运动。二是中国长期处于积弱积贫的状态,普通社会大众没有必要的财富来催生与消费世俗化的成果。而世俗化的主体是普通社会大众。 2、中国近现代没有哲学家 这里不是指哲学学家,而是指能够先于社会历史发展为中国社会与社会大众提供发展方向与道德规范的哲学家。这是一千年来思想禁锢的必然结果,也是必须引入与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 上层建筑的范畴可以引入外部哲学,但是组成下层基础的中国社会大众的思想、文化与道德规范则是必须“依靠这一块土地这一个国度”及“这一处水、这一条河、这一日泉”的。但由于中国缺乏哲学家来提供这规范,所以改革开放后处于二千年未有变局中的中国社会大众就表现“失范”了。 3、社会经济发展过快 依靠自我调适,改革开放后一千年来首次掌握了财富且摆脱了人身束缚的中国社会大众也可以慢慢摸索、借鉴、试验从而建立适应新形势的道德规范体系。但是社会经济发展太快。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走完了欧洲 二、三百年才走完的路,而在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支撑下的中国社会大众对思想、文化与道德的巨大刚性需求则急不可待了。 二、封建道德规范体系残余的危害 1、中国社会大众不快乐 已经掌握了财富,但是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进行消费与享乐的道德规范体系,或者通俗地讲,已经每顿可以吃三碗饭了,但是现行的却是残余的道德规范体系却认为一顿吃一碗甚至更少才是道德的,才是一个高尚的人应该做的。可是人欲是特质主导的,所以中国社会大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一边一顿吃三碗另一边却受着一顿只能吃一碗的据制约,所以很不快乐,进而形成了社会性的不快乐。 2、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与封建社会土地创造财富的财富生成机制不同,现代社会的财富生成机制是消费创造财富。而享乐欲望催生消费,但是现行的却是残余的道德规范体系压制了中国社会大众的享乐欲望,进而也压制了消费,进而也必然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历史地看,道德规范体系是有工具属性的,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杠杆效应,或者说道德可能是一种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的工具,合理运用会极大地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世俗化的标志性意涵 中国社会大众的这种思想空洞化在文化领域催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也催生了巨大的商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开始了既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又能够为自己带来巨大财富的积极探索。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是这一探索的标志性体现。之所以称之为标志性,或者之所以由且只能由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来实现这种标志性体现,是因为《三枪》具有三个特殊因素。 首先是张艺谋的巨大象征意义。奥运会开幕式的巨大成功张艺谋具有了国家与民族层面上的象征意义与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屡获国际大奖形成的外部认可使张艺谋具备了足以以一已之身与从上往下与国内虽所谓精英但仍处“井底”的话语权掌握者相斗争的资本与支撑:长期的社会性话题纠纷使张艺谋具备了能够吸引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注意力与吸引力。这三个有利条件,放眼中国尚只有张艺谋一人具备.其次是张伟平的体制外思维方式。张伟平与张艺谋的结合用当下的任何一种规范来考察都是一件怪事,只做张艺谋一个人的电影,张艺谋去做奥运会开幕式新画面就停业三年,这不是~种体制内的思维方式,更不是体制内的获利方式。但是对任何一种新规范体系的探索其前提是对1日规范体系的逾越,而且从结果看,这种逾越、这种体制外思维方式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获利方式与获利路径,也使张艺谋获利了坚强的资金支持,更使张伟平获得了巨大的资金回报。历史地看,这一结果是一种新规范体系替代旧规范体系的前期典型特征。 第三是赵本山先前的有效突破与实践基础。赵本山十几年的春晚小品与二人转的火爆,反映了中国社会大众对世俗化表演形式的巨大需求,在产生巨大财富示范效应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这为《三枪》的出台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与市场基础。 因此,虽然没有成熟的理论支撑与主导思想.但是三种特殊因素的交汇,在影片中强烈地体现出了工具性、导向性与规范性意涵。可以用俗、艳、义三个字来概括。 俗,二人转与小品都是俗的文化形式,但是并不庸俗。电影中既无暴露性镜头也无性的描绘与表达,因此对这种俗的准确定位是世俗。而世俗化是建立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必由阶段。这种世俗化表达了世俗的享乐需求,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 艳,根植于自然界绚丽色彩的镜头中的绚丽色彩,很动人心神。用张艺谋的话说,这样“生理上让人愉悦”。但这种艳不是单纯的色彩调度与感官刺激,而是一种来自于自然界的,最根本、最朴实也最真实的色彩的挖掘与提炼,因此带给人的不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生理上的愉悦”。对掌握了财富的中国社会大众来说,起到了激发享乐追求与消费欲望的社会性功用,是对人的天性的激发。 义,小沈阳在片中扮演的李四,虽然有很懦弱的性格,但是既然与老板娘“好了”,就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非常敢担当,体现了当前社会急需的责任感与契约精神。这不仅是作为人的本质性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性要求,是对人性的规范。 中国社会大众虽然不掌握话语权,但是潜意识里在强烈地呼唤回归本性、激发天性,而社会经济发展又强烈地呼唤规范人性。这些是《三枪》能够获得高票房的非张艺谋因素。 但是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们的这一探索必不为所谓文化精英所认同,甚至不为部分中国社会大众所认同。其一是因为这些所谓文化精英正是在现行的却是残余的道德规范体系中获得了财富、地位与话语权,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的探索使他们强烈感受到了财富获得路径将要转换的现实可能,进而使他们产生了强烈地危机感与恐慌心理,进而进行强烈反击也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事了。其二是中国社会大众都是在旧道德规范体系残余中成长起来的,当前还受着一定的制约,而思想意识的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 但是在中国社会大众巨大需求与财富回报支持下的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及更多的后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们的探索,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不会改变。 社会问题论文:因特网引发社会问题探要 因特网(Internet)在全球的迅速扩展与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热潮在全球的掀起,是世纪之交发生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最重要标志。因特网从开始建网发展到今天的国际互联网,始终保留一些基本的特征,体现出当今时代人类文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精神:一是因特网的建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让比特的存储、传输和应用不受地域、国界等限制,采用开放性结构,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这充分体现科学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公有主义(communism)传统,使其具有开放性、普遍性(全球性)和公有性特点。二是因特网建立的核心技术思想是把网络设计成具有分散式的体系结构,没有传统中央集权控制,具有反集权的分散性。尼葛洛庞帝指出:“因为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1](P274)同时,因特网的一个核心技术思想,是使网络成为一个自主的和自动调节的互联网,它允许使用不同存储技术、不同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互联,它采用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互联协议(TCP/IP)实现不同网络互联的标准,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硬件平台、不同网络产品和不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因此,因特网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独立自主性。三是因特网还为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交流、实现“交流的民主化”提供合适的环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种网络环境赋予个人更多的权利,它鼓励和刺激人们去参与想象和革新。”“在Internet网上不存在歧视,人们不可能依据你的长相和肤色做判断。Internet网不管你是一个500家大公司的总裁,还是一个农民,它都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意见,决定谁愿意听你说话的是你所说的内容有多大价值,而不是你说的主题。”[2] 因特网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性,如打破地域国家界限的普遍性、共享信息资源的公有性、人际交流的平等性和民主性、结构的开放性、兼容性、分散性和独立自主性等,可以说是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技术上的表征,是现实社会文化在计算机通讯网上的映射(mapping)。产生于美国这一特定人文环境的因特网,由于其技术上的内在特质,的确是为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多元性和全民性的、真正合乎人性、人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是也正是由于因特网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和当今的人文社会环境,使得建立在这一技术基础之上的、正在形成的“网络社会”引发出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提出了一系列人文、社会问题。只有从认识上、技术上、道德法律建设上正确、妥善地解决所提出的种种人文、社会问题,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才能使正处于形成中的“网络社会”和“网络文化”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维护网络安全与坚持网络的“自由开放” 因特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自由和开放性与全民性,它发展到今天,已吸引了上亿人在网上相互交流、共享信息。它的用途也从军事、科研、教育发展到商业、金融等各个方面。今天,大量重要的数字化的信息在公用的因特网上传送,许多存储着重要信息的计算机系统也连接到了因特网上。但是随之而来的,因特网也吸引了一些窃贼、恐怖分子、色情分子、黑客等不法分子,从事种种危害网络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因此,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活动、保护网络的安全问题是“对全世界的所有执政者提出挑战”。[3](P6) 在网络社会中,人为地利用计算机及其网络实施危害计算机网络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网络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形式,具有高智能高技术、涉及面广、蔓延迅速、危害巨大、隐蔽性强、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等特点。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美国由于计算机及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超过100亿美元,法国约为100亿法郎。在硅谷,计算机犯罪正以每年400%的速度上升,能破获的,只10%。据报道,新千年伊始,在2000年2月第2周,黑客持续三天袭击了美国雅虎、电子港湾、亚马逊、微软网络等八家大型因特网站,造成短暂瘫痪,据估计,仅是黑客这一大规模攻击行动所造成美国信息产业的经济损失大约12亿美元。美国思科系统公司副总裁索尔维克在2000年2月15日由克林顿召开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说,黑客袭击事件并不意味着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但美国30%的经济增长由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带动,电子商务创造的产值到2003年将达到1.5万亿美元。因此,现在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和安全的基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这说明,如何防范黑客入侵和攻击,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予以关注的重大问题。 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时首先要注意的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维护网络安全与坚持网络的“自由开放”特色的关系。尼尔·巴雷特在《数字化犯罪》一书中指出:“对于黑客的防护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工作,尤其是因为系统操作员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他们既要把自己的系统向自己的用户敞开大门,同时又要防止侵入行为发生。如果系统的防卫措施太严格,系统就会变得太笨重而不便于使用,这样的系统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如果防卫措施太松或管理不善,就会给黑客造成可乘之机。”[3](P61)这里所说的就是网络的开放性和网络安全的矛盾,指出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时决不要使网络封闭起来,要继续坚持开放性原则。有些人在谈到网络安全时,想到的就是将网络封闭起来,对进入“网络社会”中来的“公民”严加控管。但是如果没有了开放,没有了自由,因特网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因特网建立时提出的“资源共享”的宗旨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且,持上述想法的人应该知道,因特网的技术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分散式体系结构”,这种结构使得人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恐怕都难于将这一网络完全控制起来。克林顿在谈到加强世界互联网安全、防范黑客袭击时说,他希望互联网能继续保持“开放和自由”的特色。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十分重要的。 解决网络安全问题需要从技术、法律、道德诸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从技术手段方面加强对网络安全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各国都十分重视开发提高计算机网络安全性的技术,具体包括防止非法存取的技术、查明黑客来路的跟踪系统、计算机病毒的检测和消除技术以及数据密码技术等。但是网络犯罪等危害安全问题并不纯粹是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还必须从法律、道德等方面进行治理。 网络立法是预防计算机网络犯罪的一个重要手段。法律作为道德规范的基准,使得大部分人可以在此道德规范内进行活动。由于在网络社会环境下,危害和破坏网络安全的犯罪活动具有高技术、高智能、跨国跨地区、隐蔽性强、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以及危害性大等特点,带来了立法和执法方面的种种矛盾,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遇过的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可以区分三种情况:一是一套已经存在而制定完善,原与计算机犯罪无关但不需作任何修改便可以应用于信息时代犯罪的法律。例如偷窃内存芯片等有形物品,利有假冒、伪造、仿造的手段进行诈骗等,原有的法律仍然是适用的。就偷窃来说,非法手段取得别人的信息,算不算偷窃呢?根据原有法律对偷窃的定义恐怕就不适用了,因为信息是无形的,而且并没有永远剥夺原来正当拥有者所拥有的信息。二是将现有法律加以适当延伸,如通过增加特别条款、修正案或依法官判决案例法加以扩展,再应用于信息时代的环境下。例如,关于计算机网上制作、传播儿童色情图片的犯罪行为,在英国1987年制订的《儿童保护法》中把拍摄或准许他人拍摄下流的儿童图片视为犯罪,而且视发行、出版这种图片或有发行目的的行为为犯罪行为。这条法规似乎并不适用于为了个人使用目的而拥有图片的情况。1988年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制定的《犯罪制裁法案》则明确规定拥有下流的儿童图片的行为是非法行为,而且包括了所有在因特网或电子公告栏上存储、检索、发行或制作下流儿童图片的非法行为,被起诉人包括制作人、收件人以及助长存储或传播的因特网服务商或电子公告栏操作员。三是针对原有法律未能全面概括的、在计算机网络时代所特有的高技术犯罪,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有关反黑客法律的制定问题。黑客是英文"hacker"的译音,曾一度被人用作描述计算机狂的代名词,“黑客活动包括进入计算机系统中不允许进入的区域,或没有使用权的用户进入系统”。黑客作为一类行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主要原因是操作系统(如UNIX)流行,许多年轻的学生可以随便使用和研究操作系统。他们当中一些人或出于好奇心,或完全出于娱乐性质,或者是出于想显示自己的计算机才能,向当局展示他们可以进入其系统。这些黑客大部分情况下攻击的目的是为了自我挑战,并没有任何犯罪动机。因此“在1980年初期的英国,黑客活动并不犯法。那些在自己计算机上企图读取其他人计算机或文件的人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权。”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数字内容的增加,黑客入侵的动机和方式愈来愈多样化,其造成的危害愈来愈严重。主要的有:修改网页进行恶作剧或流言恐吓;破坏系统程序或施放病毒使系统陷入瘫痪;盗用服务器磁盘空间建立自己个人网页或站点,传播黄色、反动信息;窃取政治、军事、商业秘密;发动“拒绝服务”的攻击;进行电子邮件骚扰;转移资金帐户、窃取金钱,甚至发展到超越一般贪婪的动机进行恐怖主义的攻击等。这样,黑客攻击,已经从一个天真无邪的、也许相当令人讨厌的、年轻计算机呆子的越轨行为,演变成了犯罪行为。这推动着英、美等国家建立他们的反黑客法律。1978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第一个通过了《佛罗里达计算机犯罪法》,这项法律对于计算机侵入、破坏或修改数据等犯罪及其惩处做了规定。随后美国47个州相继颁布了计算机犯罪法。1981年成立了全美计算机安全中心,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子计算机犯罪法》。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计算机诈骗和滥用法》,这法案把黑客的非法活动分为四类。1990年英国制定的《计算机滥用法》,用更通用的术语定义了三种特殊的犯罪行为。在中国,自1981年起亦开始注意计算机安全问题,1984年初公安部成立了计算机管理监察局。1987年10月制定了《电子计算机系统安全规范(试行草案)》,1994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随后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这些法律的制定,“对涉及到黑客行为的案件,从法律方面做了澄清,尤其是在那些过去曾作为新黑客滋生地的大学。它把这样的行为从简单处罚的道德范畴提高到打击犯罪行为的范畴。”[3](P116)这些法律的制定,为执法机关提供了执法的依据,以便使网络犯罪分子得到查处、逮捕和治罪。 法律虽然为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提供了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正如前面所讲的,由于网络犯罪具有高技术高智能、跨地域跨国界以及特别隐蔽等特征,使得用常规的办法和法律手段往往难于制止这种犯罪活动。据统计,英国1990年制定《计算机滥用法》之后至1996年8月总共6年时间,只有40起法律起诉案。由于制止网络犯罪活动的难度如此之大,以致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制止犯罪惟一真正有帮助的力量是个人的良心和个人的价值准则。因此,在法制之外,强化道德观念的作用,提高人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4] 二、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 “全球信息共享”是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和目标,“全民原则”是信息网络建设的首要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中真正实现人人利用信息资源的平等化,真正达到“信息共享”、“知识公有”的目标,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仅仅随着技术进步就能实现的事。“网络社会”不过是现实社会在计算机信息网络上的一种映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将在这一网络上得到反映。有人认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也会反映到网络社会中来。进入信息高速公路,对于那些受过更好教育、更有文化、更加富裕的人们自然更加容易,它难免会造成人们利用信息能力的不平等,产生所谓的“信息隔离”,而且还可能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扩大信息贫富差距。如果信息和交流使用信息能力被垄断,信息高速公路将变成“信息高速私路”,这将是极不道德的。因此,如何在网络建设的决策和政策中,真正做到信息网络的平民化、全民化和普及化,这也是技术人性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强调“信息共享”,实现信息网络的平民化、全民化和普及化,并不是说可以忽视信息生产者、网上信息和服务提供者的正当权益。由于因特网上大量信息和服务被任意免费使用,而且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私人目的,这就严重忽视了信息生产者与网上信息和服务提供者的正当权益,这一知识产权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最终将影响到整个网络的正常运行。侵犯知识产权问题,是当今社会一个严重问题,而因特网这一特殊环境则加剧了其严重程度。对于一般社会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所使用的版权法、专利法和商业秘密法等,在某些方面难于适应网络这一特殊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有待解决问题,如: 知识产权的覆盖范围不够大。按现行规定,版权法只保护作品而不保护事实。问题是,信息网络中有大量的数据库。数据库所包括的事实与通常的事实有所区别:它便于检索,而检索算法是高智力劳动的成果;数据收集和加工也凝结着大量智力劳动。而且,现在从网络中拷贝下一些数据,将其改装成其他信息产品加以销售并不困难。这显然是对原数据库生产者的利益的严重侵害。因此,如何保护信息网络中的事实数据,是知识产权专家面临的新课题。现在法律呈现出扩大其保护范围的趋势,例如数据库的保护可能同时包括以下的内容:保护数据内容的选择、数据协调与安排、数据内容本身。 缺乏软件的保护方式。现行版权法规定,新软件必须有足够的新颖性(与已有软件差异很大),才有资格获得保护。对于用户而言,任何新软件如果包含一些人们已普遍采用的协议,使用就要容易得多。可是,软件设计者若部分拷贝别人协议就有侵权的危险,由于害怕侵权,新软件与老软件往往面目迥异,给实现信息高速公路的兼容性、互用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网络化世界,需要重新研究软件保护方式。此外关于建立电子版权标志符,以区分哪些是受版权保护的内容与哪些是可公共享用的内容,这也是当前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来需要解决的问题。[5] 三、个人自由、隐私权的保护与必要的社会监控 个人通讯自由和个人隐私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个人自由和隐私不受侵犯应该说是网络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须的。但是,由于因特网这一特殊环境,使得在保障个人通信自由和隐私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个人通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矛盾。根据多数国家的法律,每个人都有自由通信的权力,通讯是个人的事情,责任自负。由于历史原因,人们通常把入网者的网上行为(网络上传送信息)看作是属于个人通信范畴,对其传送的内容和数量没有给以限定,只有以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广播)的传播内容和数量给予规定,进行必要的审查和监督,因为大众传媒具有更大的社会责任。但是,实际上在因特网上,已经很难区分个人通信与大众传媒,一个上网者可以通过网络上电子公告板、在线交谈、新闻组、建立个人和团体网页以及一对多电子函件等达到大众传媒的效果。个人网络行为的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个人通讯范围,其影响是社会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这就提出了个人在网络上的行为的社会责任问题,以及对个人的网络行为的必要监督。但是现有的法律,对于网络行为的各有关主体(如入网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站点、论坛主持人、网络国际组织、政府网络管理机构等)的权利、义务以及应负的社会责任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当网络上产生和传送一些含有非法内容的信息时,谁应该为这一网络上发送的信息承担法律责任呢?这困扰着各国政府。英国企图通过寻求严格的“自我管理”方式来解决网络上非法内容的信息传送问题,而美国则寻求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措施。美国俄亥俄州爆炸案发生以后,当时所有政党的政治家和新闻界的评论家开始对网站和用户网新闻小组上所存储的大量恶意资料,诸如讲授如何自制炸弹、制造恐怖事件以及色情图片等,表示关注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正是在这气氛下,1996年由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美国通讯改革法案》,法案中包括了由内布拉斯加参议员詹姆斯·艾克森(JamesExon)所倡导的一条法令,试图控制因特网和电子公告栏系统上的色情图片和恐怖主义信息所造成的威胁。艾克森法令对在因特网上传送“明显下流”资料做出了限制,而且使因特网服务商(ISP)对管制网页内容负有直接的责任。对于触犯这条法律最多可以罚款25万美金,并且坐牢2年。这项法案签署后,ISP和民权自由组织立即发起了强烈的抗议活动。ISP认为通过ISP来执行这项限制法是不可行的,因特网和相关的电子公告栏系统上的数据量大得根本无法检查和检验所有数据的“正派性”,因此期望他们能明地里或暗地里控制他们的客户是很不切实际的做法,他们表示不愿充当Internet警察的角色。民权自由组织则认为,这样的控制侵犯了人权,这会导致ISP专制,作为成年人,他们在因特网上选择浏览的内容与其他人无关,对于青少年的保护则是父母的责任。为了证明这种严格的法律没有必要而且不切实际,一些ISP同时提供了家长控制软件,为家长提供技术手段,制止对那些已知含有不良信息的网站的访问。当时整个因特网上,成千上万的主页都装饰了蓝色带状图案作为对此法令的抗议标志。不仅如此,ISP、美国民权自由工会、电子领域基金会以及其他抗议组织还联合发起了上诉。结果在1996年6月,艾克森法令签署短短几个月之后,三个联邦法官支持这一联合上诉,宣布这项法令非法,其理由是因为这项法令是不符合宪法的。从这一法令引起的激烈争论以及最终被宣布为非法而取消的结果来看,如何在网络环境下既保护个人通讯自由,又使网络使用者和有关方面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对网络上传播的内容加以必要的监控和限制,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看来同样需要从技术、法律、道德等多方面进行努力。其中努力提高“网络社会”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的能力,以及发展一种因特网自治的管理方式(一个用户的不良行为受到许多其他用户的谴责)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是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与社会安全的矛盾。信息时代个人隐私权保护问题比以往更加突出了起来。这是因为,由于电子信息网络深入到社会生活诸方面,人们在网络上工作、娱乐、交往以及购物消费等,而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网络服务站点,为了收取入网费和使用费,需要详细记录其客户的行踪;商家也要详细纪录顾客为获取有效服务而提供的各种个人信息;而政府也总可以找到各种充分理由(如为了社会安全、为了更好的医疗保障服务等)要求公民提供个人信息。同时,由于电子信息网络信息收集的便利性而使得个人生活被全部细致地记录下来,若加以汇总和分析,个人身体状况、喜好、习惯等个人隐私将暴露无遗,这是件非常恐怖的事。如果这些个人数据不能有限制地使用,个人隐私权将受到极大侵犯。这是信息网络发达国家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特别关注的原因。为了抗衡滥用信息性权力对个人自由和隐私的侵犯,基本上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立法,二是加密技术。在立法方面,一些国家都从法律上设立了数据保护与隐私保护的规则,其基本原则是,在公共领域,处理个人数据应依法进行(因此也是基于民主一致);在私人领域,处理个人数据应基于与个人协商一致。英国1984年的《数据保护法》规定数据使用者即收集、存储或使用数据的机关组织必须对他们收集的数据和相关资料注册,注册以后,数据使用者必须遵守八项保护原则。1995年10月的《欧洲共同体数据保护指导案》中对于原来的《数据保护法》中存在问题又给予了改进。这些法律对个人信息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保护的措施。美国由70多家有关公共利益的组织构成的、其宗旨在于帮助引导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通信圆桌会议也提出:“隐私权应该受到慎重的保护”,他们的观点是,把为特定服务需要收集的个人资料限制在最低范围内,与其他高速公路上的旅行者分享这些信息应该得到当事人的允许;任何个人都能够对以本人为主题的文件进行自由检索并加以更正。199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个人隐私保护法(代号HR184),该法案提出要成立一个国家隐私权委员会,负责监督隐私法的实施情况。这些法律都为正确解决好个人隐私权保护和社会安全的矛盾,协调个人隐私保护与社会必要监督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正确的原则。不过,在什么情况下公众和政府可以收集、存储、调阅网上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范围应多大?在实施中仍然有许多争议。在加密技术方面,是否应该通过加密技术来保护个人隐私,应如何运用加密技术,在个人和商业机构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激烈争论。个人和商业机构需要隐私、保密和安全,极力赞同加密技术,而政府则借口为防止犯罪和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而反对加密技术,或者主张由政府设计和提供的受政府控制的技术手段。白宫信息技术首席专家、加密技术政策起草者米歇尔·尼尔松(MichaelNelson)认为,公众用来保护隐私的较好的加密技术手段可能被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利用,用于非法活动。为解决这一两难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法律实施机构和情报机构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即对加密技术增强控制。美国国家安全局曾提出了一份“有条件加密标准”,希望通信和计算机行业遵守,设备制造厂将在设备上安装一块“剪刀芯片”(clipperchip)(通常称主加密芯片)作为标准加密器件,如此加密的信息要有两个90个数字的二进位数字作为解密码,标准规定一个解密码存储在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另一个存储在财政部自动化系统局。联邦调查局及其他联邦政府人员可以“窃听”你认为因加密而安全的电子通信。但这一建议立即遭到反对,有数万网络用户和其他用户联名签署请愿书,反对使用“剪刀芯片”。看来如何从技术上、法律和道德建设上既能使个人自由和隐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护,又能为社会安全或公众利益在适当的范围内,运用适当的方法和手段,实行必要的有效的社会监控,求得某种平衡,仍然是今后网络建设需要认真探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全球网络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因特网的迅猛扩展,正在打破地域、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电子信息网络。通过这一网络,人类的交往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大大增强了各国人民之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它正在为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走向和谐、为各种文化走向融合以及为减少和避免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全球电子信息网络的存在和发展,相互交流的增加,只是为增进相互了解、寻求逐渐消除或缓和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法提供了机会,本身并不意味着冲突的解决。事实上,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某些矛盾和冲突,在网络全球化的环境下,比原来范围更加扩大,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化,出现次数更加频繁,而且某些方面的冲突的程度更加尖锐。以致有的人又十分敏感地在谈论着“文化帝国主义”、“信息殖民主义”和“新的一场网络世界大战”的危险来了。 究竟如何认识网络世界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这对推动我国信息网络的建设和全球电子信息网络的发展,推动全球文明的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网络世界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是原有的国家、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矛盾的继续。他们有的是基于不同国家民族在经济或政治、军事方面的利害关系之上产生的冲突,特别是某些国家和民族,利用其在科技、经济、军事方面的优势,企图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谋取霸权所导致的冲突;有的是基于文化上的差异、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所产生的,其中有的是由于文化、语言等不同造成的隔阂、猜忌和冲突,有的则是某种文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有意地宣传自己的信仰和思想,攻击与己不同的或敌对的信仰和思想,向非已的文化环境中“植入”自己的信仰、价值观所导致的冲突。这些冲突在信息时代,在网络世界中,以新的面貌、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就是所谓“信息殖民主义”问题以及西方文化与非西方的本土文化碰撞和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 (一)关于“信息殖民主义” 近来,有的学者提出了在信息时代,在电子信息网络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新表现,这就是“信息殖民主义”。何谓信息殖民主义?根据有关学者的说法,就是指某些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利用他在信息资源及其相关产业的垄断地位,对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信息技术控制、信息资源渗透和信息产品倾销,以达到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这就是所谓的“信息殖民主义”现象。在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产业已成为国家支柱产业,信息安全成了最重要的安全要素,谁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主权,就没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安全。因此,信息和网络成为代替武器的新型征服工具,技术、经济先进的国家和民族会通过这一新的征服工具对技术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进行新式的“入侵”和“殖民化”。虽然我们不能说,新的一场网络世界大战就要来临了,我们马上就会沦为某些信息科技强国的殖民地了,但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对信息的操纵与反操纵、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都会存在,而且会是十分激烈的。面对这种形式的“入侵”和渗透,信息技术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如何充分利用全球信息网络,开发自己的信息资源、发展自己的信息产业,拓展自己的信息空间,争取在网络世界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就成了这些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因此,提出“信息殖民主义”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在现代信息科技革命中,在信息网络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高我们的警觉,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二)“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保护 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其所处的特定地区、特定环境中,在各自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和文明,形成各自独特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并作为传统相袭延续下来,使得世界文化花园呈现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景象。在具有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由于历史造成的格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先导”和“主流”的地位。由此也产生出一种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不承认异质的文化的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也导致了西方文化与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长期冲突。 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倡导的文化,独霸网络世界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雏形的因特网诞生于美国,英语是国际互联网的通用语和特别通行证。目前在因特网上用户最多的是美国,当今世界上拥有电脑最多的是美国。美国所处的这种特殊的信息优势地位,更激发了某些人独霸世界的野心。他们有的人毫不隐晦地声称,美国的信息优势是“未来的权力源泉”,“能为维持在联盟或特定联合体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一种新的方式”。信息优势是“美国重要的力量放大器”,利用它能防止中国、俄国及其他大国“对美国产生敌意”,能“防止像伊朗、伊拉克这样一些具有敌意的国家变得强大”;“它还能支持生活在非民主国家的人们争取民主”。声称要“利用自己的国际商务和电信网络优势来突出美国的理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加强向剩下的共产主义和权威主义国家传播民主”,“防止新的脆弱的民主政权倒退”[6]。因此,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将会看到,文化霸权主义者,“会驾驶他的战车横冲直撞,对与他们异质文化横加鞭挞。他们会充分利用网络给他们带来的一切便利,到处去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格,他们会毫不顾忌其他异质文化的特点,试图去‘说服’别人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而接受他们的文化理念。当遇到阻碍的时候,西方文明会采取各种方法去‘融解’它,同化它,直到摧毁它”。[7](P115)这样,对于处于信息劣势的非英语国家来说,面对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和语言的保护,就成了一个必须十分注意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语言是特定文化的载体,是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象征。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失去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整个民族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正因为此,在全球信息网络环境下,如何处理好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倡导的文化)同本土民族文化之间冲突,保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正在引起发展中国家和某些非英语的发达国家的关注。有些学者提出了警惕“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问题,主张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后的网络世界中,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应有权得到发展,共同为人类繁荣做出贡献。为了保护各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环境,建立公平竞争的规范,使各个民族的文化在相互竞争、相互推动下共同发展。 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环境下,中国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外来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并使之发扬光大的问题。这一问题愈来愈引起来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建设性意见。 谈到网络世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时,有两点须要提出来讨论:首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信息网络时代中的巨大生命力要有高度的自信心。现在有一部分人面对信息网络世界中西方文化(或者说美式文化)强烈冲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现出了过分的忧虑。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缺乏自信心的表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的部分,她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由于本身具有自组织能力而绵延几千年不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西方文化所没有的优点和特点,正因为此,使得今天西方某些有识之士目光转向东方,试图从中华古老文化传统中寻找引导人们走出“人类困境”的启示。况且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融化于其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中的遗传基因”,是隐蔽在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宗教情绪、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等因素的总和,不会轻易被“连根拔起”。新晨 其次,我们要用开放的、兼容的心态来对待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正如金吾伦先生所说的:“保护民族文化,不是像对待一件古代文物那样把它与周围世界隔开来。相反,一种文化只有与时代相适应,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又不失去自身传统的特色,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一种根深叶茂的文化。它需要在与外部环境、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中得到锤炼、得到发展,亦即在发展中生存,在发展中繁荣。”[4]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辉煌的贡献,但应该看到,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某些局限性,在近代历史上,没有生长出现代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现代西方文化发展中由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失衡造成了各种现代病症,使得一些人的目光转向中华传统文化,固然说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推动人类当今和未来的文明进步仍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宝贵的价值,但是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一‘转向’并不意味着‘科学文化’失败了,需要用古老的中华文化取代之。而是说,它可以作为一种‘制衡剂’(或可以说是‘解毒剂’)而发挥作用。进而,在这两种文化的碰撞、相互作用和交融中,有可能展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前景。”“我们是在对西方理性之片面性予以补充,以致在碰撞融合中产生新的文化方向这一角度来谈论其意义的。因而,这只意味着开放、宽容而不可再投入到封闭的、愚昧落后的环境中。因为单有中华传统文化是不可能造就出现代文明的。在当前,我们着重需要的是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技术,吸收建设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西方文明成果,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4]这是我们在网络时代对待中西文化冲突,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社会问题论文:对构建和谐社会问题 一、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探索新形势下维护稳定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的不断深入,切实解决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平安建设工作得到强力推进,经济社会得到协调快速发展。但是由于目前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和潜在矛盾仍然存在,有的甚至还比较尖锐。归纳起来,当前不稳定问题呈现出面广量大、触发点多、突发性强、升级快、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形式多样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违法犯罪活动继续呈高发态势。一是刑事犯罪总量仍在高位运行。二是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增多。三是侵财犯罪和经济犯罪大幅增长。四是青少年犯罪、流动人口犯罪占相当大比重。 (二)信访形势不容乐观,信访总量仍在高位徘徊。一是数量上升,规模扩大。二是涉及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三是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呈高发态势。四是城区上访问题突出。 (三)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突出。一是企业改制进入攻坚阶段,难度进一步加大。二是城镇建设全面铺开,触动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三是经济发展与土地供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特殊群体情绪不稳,活动频繁。五是涉法涉诉反映的问题强烈。 (四)对敌斗争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可低估。“”等地下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互联网上影响社会稳定问题也十分突出。敌对分子围绕热点敏感问题大肆造谣煽动,企图将个别问题普遍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局部问题全局化。操纵网上舆论,制造思想混乱。 (五)社会经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也对社会稳定造成潜在危害。 二、原因分析 影响社会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改革措施不配套。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亟需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调整,但现在有些政策相对滞后,与基层的实际情况不太吻合。 (二)依法治理措施乏力。一些部门和行业依法管理无力,执法监督不严,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损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和群众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要么不懂法,要么不依法办事。反映在干部身上表现在不依法行政,执法不公,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处理事情有失公正。表现在群众身上为遇事不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是意气用事,动辄上访闹事。 (三)有些党政领导不够重视。表面上看有些党政领导对调解工作重视,但实际上少数地方党委、政府工作只停留在开会、发文件等,没有很好地抓落实,对事关大局的矛盾纠纷领导同志不出面、不协调,忽视了抓早抓小和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不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以至于矛盾激化,影响了社会稳定。 (四)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缺乏战斗力。虽然县、乡镇、村(居)、村民组四级调解组织已经建立,横到边、纵到底覆盖全县的调解组织网络已初步形成,但由于当前矛盾纠纷涉及的当事人多、部门多,往往靠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难以解决;另外,基层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权限、方式和效力都很有限,调解人员的素质与当前复杂的矛盾纠纷很不适应,加之调解组织无经费,调解人员无报酬,长期以来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调解队伍不稳定,制度得不到落实,作用很难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道防线很薄弱,导致许多问题由小变大、积少成多。 (五)涉法上访案件的增多。个别案件在司法机关没有得到及时、公正、有效的处理,是涉法上访案事件发生和增多的直接动因。个别群众对司法机关处理程序、方式和结果的偏面认识,以及对信访工作上的错误观念,使得本应在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却通过上访渠道而大量流向党政机关。 (六)上访成本低。一方面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如果起诉到法院解决,要交纳诉讼费,判决后如果债务人不履行,申请强制执行还需要再交执行费,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不少群众上访只需出单程路费,到省赴京上访还有专人接待、吃住费用全免,成本很低。加之近几年由于控制上访,加重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使群众通过上访解决问题期望较高,这也是造成有些地方上访量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 三、对策及建议 为了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一是认真做好信访工作。切实贯彻实施《信访条例》,积极探索信访工作新路子,变被动接访为主动开门接访,变群众上访为干部带案下访。继续集中力量解决好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违章建筑拆除以及涉法涉诉等方面的信访突出问题,健全、完善信访工作制度,加大对信访工作目标管理的考核、奖惩力度,力求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建立更加通畅、更加多样的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除进一步规范信访接待工作外,还应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积极发挥社团、行业和社会中介组织在反映诉求方面的作用,确保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联系渠道的畅通。三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确保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治本之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办事,正确行使权力,防止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认真抓好民商、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法维护公平交易和有序竞争,进一步解决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难”问题。四是注重对群众教育引导。通过多种形式的宣教活动,逐步使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道德准则适应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引导社会大众正确对待各种利益冲突,自觉地以理性方式表达诉求,教育群众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对于极少数恶意破坏社会稳定且触犯法律的人,应依法予以制裁。五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着力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建设,建立健全矛盾排查机制、信息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做到未雨绸缪、积极主动,为有效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提供制度保障。 (二)构建严密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一是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杀人、爆炸、投毒、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两抢一盗”侵财性犯罪,及时果断地惩处黑恶势力和有组织犯罪,依法严肃查办各类经济犯罪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索贿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犯罪活动,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及时消除经济领域的不稳定因素。二是开展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要切实加强网上斗争,深入开展同“”等邪教组织的斗争。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插手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利用敏感问题制造事端以及组党结社活动,加大打击和防控工作力度。三是全面强化治安管理。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相互配合、协调联动,加大对公共复杂场所、文化娱乐场所、出租房屋、特种行业、重点部位的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预防和减少群死群伤重大事故的发生;加强对枪支弹药、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和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及时排除各种安全隐患,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四是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坚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原则,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村委会、社(居)委会要积极参与,不断提高调处矛盾、化解不稳定因素的效率和水平,筑牢社会治安“第一道防线”。五是高度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深入贯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全面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各项措施。社会、学校、家庭要共同参与,加强对青少年道德、法律教育;注重对中小学生结伙打斗、迷恋网吧等不良行为的矫正,防患于未然。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惩治的同时,用爱心启迪他们心灵。 (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牢固树立“稳定也是政绩”的观念。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我们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加快发展是政绩的同时,也必须毫不含糊地确立稳定也同样是政绩的观念。二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是要注意把握好各项改革的出台时机、做到因时、因地制宜;二是注意把握好推行力度和社会各阶层的承受能力,真正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以使三着棋子协调动作,避免一着不慎,全局受挫。三是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当前特别要解决好下岗职工再就业、社会保障、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看病上学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真正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选择,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带着深厚的感情,诚心竭力地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获取无穷的力量。 (四)着力做好基层基础工作。维护稳定工作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对于夯实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成为富裕一方百姓、确保一方平安的战斗堡垒。二是抓好基层安全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安全文明小区、村镇、单位、校园、企业和综治模范乡镇等多种形式的基层创建活动,有效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三是抓好基层防范网络建设。坚持专群结合,综合治理,有效整合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加强乡镇、街道综治办和基层防范网络建设,充分调动派出所、法庭、司法所等基层政法综治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群防群治组织在维护稳定工作中的作用,大力表彰见义勇为的先进典型,努力形成多方齐抓共管,人人踊跃参与的工作格局。新晨 (五)切实加强党对维护稳定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应把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平安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要严格实行维护稳定责任制,明确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以及各工作部门的责任,细化目标任务,抓好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对于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要实行挂牌督办与领导包案制度。对因工作失职、渎职,导致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努力形成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促进维护稳定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实现中原平安崛起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作出的战略决策,对我们开展平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稳定小康社会 社会问题论文:旅游管理的社会问题及整治措施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一派大好,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给旅游管理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旅游行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下面,笔者将和大家一起探讨旅游管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使旅游管理更加规范,从而促进旅游行业的良好和谐发展。 关键词:旅游管理;社会问题;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治理措施 1旅游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 (1)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协调过去,很多旅游资源地在开发时,人们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没有生态保护意识,主要采取的是粗放型方式,使得资源开发和自然生态平衡产生消极影响,两者之间出现冲突,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人们的大不合理开发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当今,旅游业并不是理想中的“无烟产业”,没有污染,人们在客观的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往往会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丰厚的经济效益会造成生态自然环境的损坏,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在逐渐地被侵占,城市建设破坏了旅游整体环境的和谐美。(2)旅游经营管理的水平较低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旅游企业也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企业规模比较小,大都是个体经营,没有雄厚的实力,管理水平较低,其中存在很多的弊病。并且,我国很多旅游地的管理模式还是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不能适应市场竞争调节模式,经营权和所有权不相分离,导致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率低下,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完善,职责不明确,市场竞争不公平,管理系统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无疑加大了主观管理难度,降低了客观专业性。我国省市各个旅游协会都属于群众组织,相关的政府部门只是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但是旅游管理制度不完善和管理的脱节现象,造成旅游协会在监管过程中不能起到真正的调节内部矛盾的作用,从主观上,不愿意去管理,不敢去管理,也不会管理。不能实现其调解和协调的作用,因为,旅游协会在社会上的认可度逐渐下降,使其处于被动和搁置的状态,间接影响了旅游行业的发展。(3)旅游在线营销方法滞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的普及,旅游业的管理营销也随之网络化,逐渐向在线化趋势发展,从当下营销现状可以看出,虽然在网上订购机票、车票、门票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网络发展还不完善,在线营销还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第一,并不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技术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第二,网络营销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其安全性不能保障;第三,在线营销服务水平还需提高;第四,各个旅游网站的设计缺乏特色,不能标新立异;第五,缺乏专业的在线网络营销人才;第六,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导致在线营销行为缺乏约束力,不能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旅游管理问题的主要治理措施 虽然近几年旅游业发展非常迅猛,但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也突显出来,为了使旅游业管理机制更加完善,市场秩序更加规范,管理更加有序,缓解并解决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保证旅游业的良好发展,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解决措施。(1)将旅游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新《旅游法》的正式颁布和实施,旅游业的不良风气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各个地区存在着差异性和特殊性,在实际旅游管理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有部分顽疾非常棘手,恶性违法侵害旅客权益事件时有发生。所以,在《旅游法》的规制下,各个地区旅游景点还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立法部门适时出台《旅游法》的实施细则。积极响应《旅游法》的相关精神,让《旅游法》真正成为人们旅游的保障,以促进旅游业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为有关部门的依法监管和游客的出行以及旅游企业的合法经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2)逐步完善监督,明确管理的相关责任因为旅游业管理工作比较繁重,存在的社会问题复杂而棘手,因此,需要把内、外部监督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旅游协会一定执法权,并建立专门的政府旅游执法部门和执法队伍,高效率地解决旅游纠纷,处理突发案件或者群众投诉,共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在景点上还可以设立管理委员会,使旅游管理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为游客和旅游企业营造一个安全、规范、有序、和谐的旅游环境,以促进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3)科学规划,实现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不管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还是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都要提倡绿色旅游和生态旅游的新理念,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遵循自然规律。在一些节假日,我国各个景点都会迎来旅游高峰期,但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在管理上忽视了景点能够承受的旅客容量,不但破坏了优美的环境,还降低了景点的服务质量,所以,要想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做到科学规范和管理,积极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保障旅游业的良性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间接地带动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对于扩就业、增收入,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意义重大。 作者:张英英 单位: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 社会问题论文:我国社会问题形成的公共政策原因及反思 “政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1]当前我国社会是一个深受公共政策影响的社会。而任何公共政策的产生,不能不说都是由社会问题所引发的。当社会问题出现时,公众总是寄希望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并促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政府往往通过政策输出的形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消解。因此,公共政策被认为是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路径,是政府实现对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研究者在论及公共政策时,基本都强调其对社会问题消解的功能和价值。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随着一些公共政策的持续执行,我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公共政策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显著原因。公共政策在消解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制造次生社会问题的例子在我国普遍存在。例如,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草场退化和沙化所制定的“草场承包”政策,在执行后却出现草场资源碎片化的现象,难以实现对草场的统一管理,导致草场的进一步退化和沙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我国“失独家庭”和普遍“421家庭结构”的出现使得家庭的养老问题逐渐凸显;我国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和“三留人员”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我国一些旨在消解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也都出现了引起新的社会问题的现象,如收入分配政策与贫富差距问题、城市化与“城市病”问题、产业政策与环境问题、土地政策与失地农民问题等等。可见,公共问题的产生与公共政策生成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公共政策视角看待社会问题的成因,这不仅能够拓展我们原有对社会问题“何以形成”的知识图谱,也能够使我们更谨慎于公共政策可能蕴含的风险。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理论研究中对此还未充分重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基于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的实践活动,审视和反思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剖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缘何又会引致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对此必须要从社会问题是如何被纳入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议程以及如何转化为公共政策内容以及如何被执行的政策过程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问题是如何在公共政策输出中被不断建构起来的或者是隐性蕴含在公共政策之中。 一、当前我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政策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的改革变迁,尤其是进入转型时期以来,社会发展逐渐触及深层的体制和制度弊端,社会矛盾不断摩擦升级,同时科技进步给社会公众生活带来的未来不可预知性也不断增强,这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存在的风险和威胁呈现递增趋势,宣告着我国风险社会的来临。在风险社会中,社会问题突破了传统边界,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传统意义上我国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性后果,社会公众通过感官是能够自我体察和认知的,其危害性程度能够被每个遭受其后果的社会个体所定义,也容易被处于危害境遇之外的人所理解并引起共识,如失业问题、住房问题、犯罪问题等;而我国非传统意义上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公众对其危害性的知觉就很成问题,“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直接感知能力”,[2]需要依赖于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够发现其存在并判断其危害。但即便如此,受制于专业知识积累的限制,有些非传统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也可能不会及时和完全地被意识到,即出现了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不知道的未知”,[3]如转基因问题、放射性问题和雾霾问题等。当前,我国社会问题就是传统社会问题与非传统社会问题的重叠交织,加剧了社会的可治理难度。总体来看,社会问题是“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4]这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存在导致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挑战。基于此,解决社会问题就成为了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是群体性的,置身危害之外的社会公众或是漠不关心或是有限参与,而身处危害之中的社会公众则是力量松散且能力不够,这都决定社会难以聚合足够的能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代议制的治理语境下,社会公众多仰仗政府机构这种“集体保护网”来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经过社会公众的不满、社会利益集团的呼吁、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并演变为社会热点问题,促使政府加以解决。而政府中的精英们最为习惯使用的并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将社会问题纳入政策路径的解决过程中来。 二、政策过程视角下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 政策过程要经历政策议程设立、政策方案设计、政策方案抉择、政策方案输出、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方案的调整与终结等阶段。政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成为制造新的社会问题的环节。一直以来,我国的政策过程明显呈现出“党政主导”的倾向和态势,这是党政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谋求发展和稳定过程中不断确立和强化的结果。建国后,面对地理差异大、民族构成多样、发展程度低且地区差异高、社会秩序不稳等经济社会变革的现实基础,以党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成为了推动我国改革变迁的最强动力,也是改革变迁得以稳定开展的最重要保障。由于以党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在我国所取得的惊人发展成果,这使得我国的改革变迁逐渐惯性地依赖于党政力量。而作为推进改革变迁重要工具的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就形成了“党政主导”政策过程的局面。因为这样,在我国的政策系统中,对于一个社会问题的认知和解决,往往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不仅是从纯粹的知识和技术层面进行的,强调对社会问题的知识和技术干预,而是还要兼顾政治因素的考量;不仅受制于社会各方力量博弈结果的影响,而且更多地还体现着党和国家的意志;不仅融入着公共伦理关怀,而且更受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治理思维的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立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对社会问题的界定并将其纳入政策议程的阶段,是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反言之,“政策问题建构就是对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和管理的过程。”[5]由于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因而必须要对进入政策系统的社会问题准确地进行界定,避免在相应的公共政策形成之前就犯下“问题建构错误”。若社会问题在界定过程中就存在偏差和错误,那么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就很可能隐藏着政策风险,进而衍生出新的社会问题。而要准确界定社会问题,首先必须基于客观事实对其进行审视,包括对问题的成因进行归总、对问题的恶性程度进行判定、对问题的消极后果进行确认以及对问题解决的前景进行预期等。可以说,脱离以客观事实作为社会问题界定的基础,那么问题就可能被改变,或被夸大或被缩小,甚至是被隐匿起来,尤其对于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更是如此。实际上,政府往往具备更多地知识和技术优势能够准确把握社会问题的全貌,而普通的社会公众则缺少基本知识和技术途径的支撑,而在寻求知识和技术帮助时又因为成本高昂而被迫放弃,这往往导致有关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被政府所左右。建国后,我国一直片面把“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和“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指导一切改革发展的重要参照标准,并成为了决定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关键指标,进而不断内化成为各级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追求的“元目标”。因此,在政策过程中,当所认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所追求的“元目标”相互冲突时,各级政府官员在界定社会问题时就会故意忽视或隐瞒社会问题的恶性程度,或者回避有关社会问题的关键信息,其意图就在于即使存在社会问题也不会对经济发展构成阻碍,同时也不会因为引发社会的高度不安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虽然具有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政府体制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具有问题意识及信息传播聚集能量的新闻媒体同样是问题界定的参与者,能够补充和修正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的界定结果,但是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政绩观扭曲的党政领导在问题界定上却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掌握着社会问题建构的话语权,这使其难有发挥作为和影响力的空间。基于此,对社会问题本身的“建构错误”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政策效果往往是差强人意的。一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界定以及所形成的相关环境政策,若放置在上述的反思之中,可以发现就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对环境问题不够重视的结果,忽视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治理效果也难以发挥真实作用。另外,要准确的界定社会问题,还必须要基于社会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诠释。“事实追问”决定社会问题的客观状况,而“价值追问”则决定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应该拥有的立场。从应然层面来说,在社会问题的界定中,必须要从社会价值角度对其进行审视,这直接决定着政府是否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来建构“他们的”问题,是否重视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并关注社会问题解决的社会意义,使得社会问题的界定最终能够禁得住“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价值追问。而在社会问题界定中社会价值的生成,不仅需要政府本身的价值自觉,更需要社会公众能够在问题界定中具备表达其价值立场并且不被忽视的充分能量。然而,由于我国一直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社会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界定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状态,政府在问题界定中过大的权能导致其更多偏重从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管理价值的角度来决定对待社会问题的立场,而社会价值在各种价值取舍中常常被忽视掉了。可以说,对于社会价值的忽视也是导致公共政策引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成因。例如,基于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问题所形成的外来人口管理政策,由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口在问题界定中的“缺位”,政府更多地是基于秩序生成的管理价值的角度对城市外来人口问题进行认知,将其更多地与影响社会治安联系起来,却忽视了外来人口的基本权利保障问题,造成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初衷和目标多是针对对外来人口的管制。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平等就业等逐渐成为了不断被讨论和关注的社会问题。政策方案的设计、抉择与输出是政策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包括对解决社会问题各种备选方案的提出、从备选方案中抉择唯一的解决方案、政策方案正式向社会公布等政策环节,可以将其统称为公共政策的制定阶段。政策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就是决定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形成对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的过程。要探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为何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就需要从过程维度的决策程序和结果维度的具体政策内容中进行分析。决策程序的合理性是保证政策质量的前提。犹如社会问题界定阶段一样,我国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同样呈现出“党政主导”的局面,由政府自上而下产生相应的公共政策,对于政策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的认定往往是由政府单独做出的。由于缺乏多元化的政策风险评估主体,当政策存在严重的社会风险时,难以通过“社会倒逼”的方式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纠正。目前,虽然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采取了听证制度,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存在着“对听证会的动员宣传不够、听证事项及相关信息透明度不够、有可能被利益集团的成员不恰当利用、听证的临时性和随意性大且对听证意见缺乏成熟的回应制度等问题,听证会易于走过场,流于形式。”[6] 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由于决策程序的诸多不合理,常常导致有些政策风险在制定过程中没有被发现或被重视,甚至是在明知有风险的前提下政府仍将其付诸实施,而这样的政策一旦被实施,政策风险的存在就成为了制造或者扩大一些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另外,政策内容的合理性是保障政策质量的关键。面对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备选方案,这些备选方案是面向该社会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思路和策略,其内容呈现出针对该问题解决的不同的价值取向、资源投入、预期收益以及政策弹性等。对于备选方案的抉择过程,就是对每个备选方案的利弊进行权衡后进行选择的过程,但可能由于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偏差、信息局限以及自身能力素质等原因导致所抉择的方案并非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理想方案,甚至是与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相背离的,这样的政策出台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也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方案的调整与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阶段,是与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衔接和依赖的阶段,是将所制定的政策方案付诸实施,实现对社会问题解决的过程。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政策方案效果不断得以呈现和释放,而经过实践证明一些政策方案虽然通过执行过程逐渐实现了对目标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由于在政策制定阶段的认知局限而出现未能充分预测和考虑到的因素和情形,或者由于在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偏差所忽视或放任的一些潜在的隐患和后果,在执行过程中又不断衍生出诸多新的社会问题;而一些政策方案则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的偏离或扭曲而致使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从应然层面上来看,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同时伴生新的社会问题时,基于政策现有的“收益—风险”的综合评估,必须对政策的可行性进行重新审视。如果政策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形成的“风险等级高且可控性弱,同时社会公众对后果容忍度逐渐变弱时”,[7]这样的政策就必须及时进行调整甚至终结。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诸多被执行的公共政策,虽然早已经被人们发现与一些社会问题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且未来继续执行所形成的问题风险将更大,但是必要的政策调整或者终结在很长时期内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政策依然在持续执行。为什么会如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政策调整或终结的权力普遍掌控在党政主体手中,党政主体对政策效果的评判以及所秉持的政策价值立场是判断或决定政策是否调整或终结的依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当党政主体认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时,往往会利用科学和技术专家关于一项公共政策的综合评定报告或是统计数据为政策继续执行的必要性提供支撑,向公众传递和展示政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并没有他们想象中严重。在价值中立的外衣之下,在科学和技术的神圣武装之下,科学和技术专家关于政策风险的“结论”往往使人不能质疑,甚至是利益受损的政策对象在“结论”面前也开始怀疑自己价值要求的正当性,这就使得政策得以继续执行。然而,当“价值中立”的科学和技术面对“不能摒弃掉价值判断”的公共政策时,让科学和技术理性完全排挤掉价值判断,让科学和技术专家的话语权掩盖和取代政策对象的话语权,对政策看似客观性的评价实质上就不够客观了。更何况是,有时科学和技术专家受制于党政主体的明示或者暗示,其对政策的评判或是统计数据也并不能完全呈现出政策的所有“事实”,而只是服务于党政主体政策意志的“道具”而已。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少话语权的政策对象,对于政策的调整或是终结始终是一个局外身份,社会问题随着政策的持续执行而不断恶化。 三、当前我国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反思 按照代议制治理的框架及其逻辑,公众在对社会问题治理不可行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通过建立政府来承担相应的治理任务,而政府治理目的就在于利用自身的专业化完成公众关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委托。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治理进程中,政府一直被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基本选择。这意味着,政府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难以取代的优势,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而作为精英的政府人员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最为习惯而且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运用政策工具。那么,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如何理解我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去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在制造新的社会问题?当然,在政策过程中,我们不能说政府主观愿望上有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追求,因为这样无政府主义就会成为人们质疑和批评政府的理论武器,政府终将丧失合法性。但是,客观结果与主观愿望相反,这就表明“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包含着某些自动引发和制造问题的机制。从代议制治理下公共政策所应追求的价值取向来看,作为政府治理工具的公共政策必须要能够代表和增进作为权力所有者的公众的公共利益。而要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必须在政策过程中对政策全流程进行基于符合社会价值的必要性审查。但是,我国“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所呈现出的党政主体牢牢把持和控制政策的局面,党政主体成为了政策过程建构的唯一主体,而作为权力实际拥有者的公众在政策过程中只是名义上享有政策建构权,但实际上却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甚至有时缺乏能够对抗和反对不合理政策的充足能量和有效途径。如前文所述,由于垄断了政策过程建构权,党政主体在政策过程中的知识和技术霸权以及价值偏差的交织影响都常常致使政策价值和社会价值背离、政策效果与公众所期待的效果背离,而这样的政策过程又缺乏来自社会力量的有效修正,进而导致危害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通过政策而产生。由此可见,党政主体实质上唯一拥有政策建构权常常是我国因公共政策而形成社会问题的关键性致因。因此,要消解为解决社会问题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可能会引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消极后果,必须要实现政策建构权向社会的回归和扩展,强调政策过程的社会建构,拓展社会公众在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行动空间。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成为政策过程的真正主体,使作为权力行使者的政府和权力拥有者的公众在合作行动中最终能够促成经得住社会价值拷问、符合解决社会问题实际需要以及充分考虑和抑制政策风险的公共政策的生成。对于我国而言,良好的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是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所不可缺少的支持性条件。政府质量是一个广义政府意义上的政府质量,包括“现代代议制度、现代行政制度和现代司法制度,在中国还包括现代政党制度建设。”[8]从政府质量角度思考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必须首先关注当下政府治理理念的改变,应该始终以社会价值作为衡量和抉择政府行为的前提条件,应重视和强调三点:社会利益的保护、社会利益的改善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在政府治理理念转变之外,还需要在政府治理实践层面进行一系列以政府质量提升为目的的改革,重点是进行基础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基础制度的完善强调广义政府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的建构上重视推进尊重公民权利和公民意愿的法律和制度设计、完善公共权力行使的违法审查机制和问责机制、加强政府权力社会监督的法治建设、将政策过程的社会建构纳入法治范畴等,在社会管理和建设过程中要重视与社会协同治理下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壮大;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是指通过社会参与、社会意见吸纳、社会智慧利用等途径促进政府治理中共识、共享、秩序和策略的形成,为此政府需要不断通过提高治理的开放性和拓宽参与渠道为社会参与提供有力支撑。可以说,基础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是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质量提升的关键,能够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之符合现代政府的治理要求并具备现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有了政府质量的提升,当始终强调社会价值和重视社会参与成为政府治理的新常态,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就有了现实的基础。从社会质量角度思考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是在实现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条件下使社会不断获取影响和决定政策过程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所要求的社会质量,内在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基础上政策参与的拓展、社会整合基础上社会能量的增强、社会智慧增长基础上政策过程的增效。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基础上政策参与的拓展是社会公众认知到在政治与行政生活中的主动参与是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从游离于政策过程之外对整个政策过程漠不关心的“消极参与”转变为“积极参与”,为此还能够不断在政策参与中主动培养自身的参与技能并积累参与知识,逐步形成品质保证和自觉遵守的参与模式,这就要求社会本身在公民社会成长下通过民主教育、权利意识的启发以及各种公共生活的参与等途径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公众的参与精神;社会整合基础上社会能量的增强是通过促进异质的社会个体在公共事务合作治理中的相互接触、交流、碰撞与融合,构筑起相互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使每个社会个体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9]在合作过程中使松散社会越发趋向于整合,实现社会自身力量的不断积聚和壮大,进而在政策过程中能够以充足的能量与政府抗衡和博弈,不被政府所任意忽视或是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社会智慧增长基础上政策过程增效是随着教育水平提升、知识传播媒介广泛被社会利用、实践经验不断累积等过程使社会个体不断实现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增长和积累,在政策过程参与中通过社会智慧资源的融入,与政府共同形成最优的政策方案,或者及时洞悉和弥补政府所制定政策方案中的偏差和漏洞。可以说,在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社会能量增强和社会智慧增长等要素推动下所带来的社会质量的提升,是社会本身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所不可或缺的。没有社会质量的提升,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就只是一种治理的幻景和想象,即使政府将其作为治理策略和目标,而社会本身若是在政策过程中表现得力量分散、态度消极且智慧资源储备不充分,真正拥有和具备在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则无从谈起,在政策过程中也就难以有所作为。 总之,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为我国制定更能够规避政策风险的公共政策、减少公共问题的政策成因提供了一种有益的逻辑思路和行动框架。基于对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的状况依赖,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理想状态的达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值得欣喜的是,各级政府已经开始越发关切社会公众的政策态度、重视社会公众的政策参与并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如在“决策前举行各种座谈会、听证会以及下基层调查研究收集民情、民意”,[10]在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中前置性引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重大决策事项中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制度对侵害公共利益的决策行为进行问责等;就社会而言,非政府组织、民间智库和独立学术机构等社会团体和普通社会公众与各级政府在政策过程中互动博弈也越发频繁,如通过网络和媒体公开地批评政策不足或者政策过程的不合理,通过形成独立的政策研究报告、调查报告和政策方案等形式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通过充分利用政府所提供的政策参与渠道和机会积极表达自身的政策立场等。这表明,当前我国被党政主体主导且封闭的政策过程已经打破,政策方案选项的优化“最终将取决于体制内外更广泛的协商和共识构建。”[11]可以说,政策过程已经显露出朝向社会建构的一些倾向和特质。随着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的提升,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的基础也将日将成熟和牢固。 作者:韩艳丽 单位:燕山大学
加强民间信仰管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必须在认真总结借鉴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深刻认识民间信仰的群众性和长期性,以加强民间信仰场所管理为重点,将法治建设与提升自我管理能力相结合,积极发挥民间信仰的正能量作用。民间信仰又称民俗信仰或信仰习俗,是民众对待自然与社会的一种精神态度和行为取向,体现了原始氏族社会亲近自然、崇奉万物、敬畏生灵、维护生态平衡的朴素情感和自然观念,代代相承,历久弥新。 正因为民间信仰具有较强的原始性、民间性和随意性特征,“迷信”成分较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次破除封建迷信及政治运动中,民间信仰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空间大为减小。“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民间信仰又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当前,以村庙信仰为中心的民间信仰在村落整合、道德教化、文化传承、娱乐群众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村庙滥建、迷信杂糅、踞庙敛财等情况时有发生,使其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一、新时期民间信仰的主要问题与社会影响 近年来,民间信仰组织及其活动出现了无序化状态,价值彰显和陋俗复燃并存,并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滋生出新的社会问题,给基层社会管理甚至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损害。 (一)民间信仰传统政治文化色彩浓厚,与主流政治文化的异质性倾向明显 当前,农村传统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和日常生活方式正遭受社会变革的巨大冲击,农村社会呈现价值取向趋利性、盲从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民间信仰能通过自身的组织网络和活动使其神圣性、平等性和利众性原则对社会产生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宗教对信教者进行价值及行为规范整合,帮助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有其明显的负功能:它会带来一些社会保守主义色彩,并且容易形成以各教自身为核心的社会分化现象”。民间信仰带有原始宗教的诸多元素,又受到佛、道等多种制度化宗教的影响,带有浓厚的传统政治文化色彩,在很大程度上规制着信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比如,对于宗法家族力量的依恋、对于清官明君的期盼在不少民众心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反之对于民众主体民主意识和民主基本观念等则明显缺乏,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文化建设和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二)民间信仰的“高端化”,增加了民众负担,导致社会隔离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民间信仰越来越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费、大场面的特点。在很多村民看来,村庙是村屯实力的重要体现,村庙建设不能落后。农村富人们往往也习惯于利用村民这种攀比心理,带头捐款推动村庙建设,牵头组织开展民间信仰活动,借此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村庙筹建和活动开展中,富人们通常会主动承担起带头捐款、出谋划策的工作,力求使本村民间信仰呈现出“高大上”的效果。虽然民间信仰主要是农村富人群体在积极推动实施,但村庙翻修成风,频繁开展的祭祀活动耗费巨大,增加了普通村民的经济负担。农村修建庙宇花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上百万元,举办一次村落社区的群体性祭祀活动的花费多在5万—10万元之间。尽管一般情况下不会强制缴费,捐款数额也不作统一规定,但村民一般认为“捐款建庙是大家共同的事情,捐款是自己的义务,再者,各家的捐款数都会在村庙贴墙公布,碍于面子,谁也不想落后”。为迎接“神明”,各家各户每年都要购买香纸烛,燃放烟花爆竹,而且人们还会在暗地里攀比。此外,还有购置供品以及聚餐等费用开支。在村民中认可度较高、周边景色比较好的村庙往往被村子里的富人开发成旅游景点,进庙收门票,烧香要花高价买香火,甚至还提供有偿的算命看相服务。这就导致了原本全体信众的信仰对象逐渐被少数农村富人所垄断,普通村民与信仰对象的直接联系被阻断,在民间信仰的转变中被边缘化。 (三)民间信仰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不良影响 村庄治理应该是各种权力或影响力量在村庄内部交互作用的过程,尤其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客观存在应该为各种力量参与村庄事务提供便利而广阔的渠道,但这种参与应该是有序化的制度性参与。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间信仰活动日益频繁,村庙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和动员力不断增强,如果任其发展不加管控,势必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社会作用造成冲击,动摇现有的农村治理格局。另外,民间信仰的娱乐化趋向也增加了其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农村社会自古以来,就有“歌舞媚神”和“演戏酬神”的传统。一些民间信仰组织为了扩大影响,不断在民间信仰活动中“创新”“求异”,种种低俗化的表演在解构民间信仰神圣性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民众的低俗趣味。一些村民对于民间信仰活动趋之若鹜,积极捐钱献物出力,对村委会的工作却是态度冷漠,这对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二、创新民间信仰事务管理的经验借鉴 新时期,民间信仰较为活跃的地区都围绕“完善政策法律,引导和管理好民间信仰事务,使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这一主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模式。2008年,浙江省社科联、省文化厅、省民宗委组织发起《转型时期民间信仰的地位和作用:浙江民间信仰调研》项目,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取得了积极成果,为推进民间信仰事务社会化管理奠定了基础。在民间层面,广大信众在村庙组织建立和运行、村庙经费管理、村庙活动开展、村庙慈善事业等方面探索实践了多种模式并实现常态化,如建立村庙理事会已成主导趋势,与之相应的村庙财务监督和审计制度、村庙活动申报备案制度、村庙夜间巡视值班制度和消防制度等都已较为规范。在政府管理和引导层面,各地相继出台了《关于组织开展民间信仰场所调查甄别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的意见》等,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高度,探索实践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如嘉兴市试行的“三个统一”管理办法,海宁市试行的农村小庙集中改建和“合并同类项”做法,玉环县实施的“甄别归类促管理目标化”做法,瑞安市推行的民间信仰场所“张图”管理办法,丽水市“因势利导、拓展文化空间”做法,以及多地实施的民间信仰场所管理“八个一”标准等。这些民间信仰事务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都取得了积极成效,获得了多方认同。福建省在2002年由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民间信仰活动管理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负责所在行政区域内的民间信仰活动的管理工作;禁止未经批准新建、重建、扩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因特殊情况需要新建、重建、扩建的,由当地宗教事务部门逐级上报,征得省宗教事务部门同意;民间信仰活动应当在活动场所内进行,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进行破坏国家统一、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动;举行涉台、涉侨、涉外民间信仰活动,应先征得县级以上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后,按涉台、涉侨、涉外有关规定办理。2009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湖南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管理办法》。2010年,湖南省宗教局制定了《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实施程序》。《办法》和《程序》对登记条件、所需材料、登记程序、办理时限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基本做到了有章可循。同时,选择长沙市为试点,以“加强民间信仰文化建设”为主题,组建专门班子进行研究,大胆探索,挖掘整理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促使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成为历史文化传承之地,社会道德教化之所,打造特色字号的文化品牌,对于淳化当地民风,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上述事例表明,近30多年来,传统民间信仰的普遍恢复和发展以及活动的广泛开展,并不简单就是乡村民众生活的构成,而且已成为各级政府正视并逐步纳入管理职责范围的现实问题,同时也进入了各级宗教管理部门的管理实践中。然而难点重重,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有两方面:一是民间信仰内涵不够确定,外延过于宽泛,量多面广,不易把握;二是民间信仰的民俗性特征明显,地域性差异较大,表现形态各异,各地管理实践丰富,但较难形成统一标准。因此,从国家层面以及各级政府层面制定民间信仰管理公共政策和制度体系,创新民间信仰事务社会化管理工作,还需要在总结经验中提升,在实践创造中丰富和发展。 三、新时期加强民间信仰管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为新时期民间信仰工作指明了方向。加强民间信仰管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必须统筹处理好理性认识、法制建设与管理创新三者的关系。 (一)正确认识民间信仰的性质和作用 民间信仰根源于农村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数千年来,各种民间信仰在农村广泛流传与散布,早已与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因此,要充分认识有民间信仰的群众是党执政基础的重要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同样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多年来,社会上存在一种认识误区,即错误地认为收入水平与民众的幸福感成正比,但实际上两者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相关关系。据世界银行统计,对月收入在1万美元以下的人来说,一旦收入增加,幸福感随之提升;而对月收入水平在1万美元以上的人来说,幸福感并不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升。据《2016中国改革再出发》财经中国年会预计,今后十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将从目前的0.8万美元上升到1.5万美元。可以预见,民间信仰将进入新的活跃期,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与其他传统文化形式一样,有其消极的因素,有时甚至会被放大。着眼当下,民间信仰价值彰显与陋俗复燃并存,在局部甚至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极不相容。这也表明,单纯依靠民间信仰的自适应以达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目的,显然存在一定困难。民间信仰如何与民众的需求相联系,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是新形势下政府履行民间信仰管理职责的一个重要任务。政府在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的调适中,应坚持引导、宣传、教育和法律监管相结合,引导民间信仰组织提高自身管理水平,自觉摒弃陈规陋俗,发挥其道德教化和伦理规范功能,使信众群体更好地融入现代文明,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二)加强法治建设,规范民间信仰组织行为 鉴于民间信仰的特性,其活动涉及多个部门、多个领域,可采取由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牵头组成相应的综合协调机构,统筹协调,分工负责,综合治理。政府分层管理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方面主要是制定政策法规,明确管理职责。微观方面主要是县以下特别是乡政府、村委会等加强对具体活动场所的管理,把规范化、法治化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当前,政府出于对社会治理和资源依赖的需要,“一方面对民间组织采取双重管理体制,组织先要获得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然后再到民政部门去登记;另一方面将政府资源特别是行政资源同民间组织相结合,出现了所谓的官办民间组织”。在这种民间组织管理体制下,包括村庙组织在内的大量农村草根组织被拒之于门外,处于“非法”或“欠合法”状态。同时,因为民间信仰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政府对这类组织的管理容易出现偏差,或不加区别、严格控制,或不管不问、放任自流,这都极大增加了民间信仰的社会风险。“民间信仰组织作为非正式民间组织,国家需加快制定《民间组织法》《社团法》《结社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上规范民间信仰组织的性质、地位、职能、权利和义务,设立条件、审批程度、运行机制等,对其合法行为和违法违纪行为作出法律界定及惩戒安排”。 (三)疏堵结合,加强民间信仰场所管理 早在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关于制止乱建庙宇和露天佛像的意见》,其中强调:对近几年来建成的为数众多的农村小庙,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对待。其中少数符合佛道教仪轨,符合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原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核后,可办理批准手续,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开放、管理;由企业和个人管理的小庙,不得进行宗教活动,可改作他用;对由神汉、巫婆和其他迷信职业者控制的小庙坚决取缔;对属于当地民间信仰的小庙,应由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从实际情况来看,遍布乡村的小庙小庵多是民间信仰场所。在过去,往往采取运动式的方式予以铲除,寄希望于能毕其功于一役,事实证明,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造成基层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和疏远。因此,应坚持分类指导和属地管理原则,因地制宜、疏堵结合。建立民间信仰社会功能的合理利用和转换机制以及民间信仰文化价值的合理引导等是近些年来各地民间信仰管理工作探索实践的重要成果,应当坚持和发展。同时,要不断创新和完善民间信仰管理机制,以县(区)为区划制定民间信仰场所布局规划,设立民间信仰场所准入制度,并要求村庙组织与基层政府签订民间信仰场所规范管理责任书,承担民间信仰场所及活动管理的主体责任。
《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证监发〔2020〕40号)的发布启动了我国基础设施REITs的发行试点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办发〔2022〕19号)对推动REITs进一步健康发展提出了更明确要求。目前已有12只公募REITs产品上市试点,实务中对于REITs会计处理存在不同理解。本文结合准则阐述REITs是否合并资产支持证券计划及项目公司基础设施、REITs基础设施是否构成业务、原始权益人基础设施是否出表、REITs募集资金核算、投资者持有REITs份额核算等五方面会计处理问题,以期为相关主体准确进行REITs账务处理提供参考。基础设施REITs是指依照法律法规以公开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并以募集的资金设立基金,通过有关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等相关载体持有基础设施项目,由基金管理人等主动管理运营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大部分基金收益将分配给基金投资者的金融产品。基础设施公募REITs运营过程中涉及的常见主体有原始权益人、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资产支持证券、运营机构(如图1所示)。基础设施REITs通常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通过将80%以上基金资产投资持有100%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间接持有基础设施项目公司100%股权;二是基金通过以上间接持有方式而享有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三是为获取稳定的现金流,管理人需要主动管理基础设施项目;采取封闭方式运作基础设施REITs,基金可供分配的90%以上需分配给投资者。综上,基础设施REITs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一定的安全性及稳定的收益率等特点,发行REITs对于盘活存量资产,对于落实《十四五规划》文件中的提升直接融资比例,服务实体经济有较大的意义。 一、基础设施公募REITs是否合并资产 专项计划及基础设施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规定,结构化主体是指在确定其控制方时没有将表决权或者类似权利作为决定因素而设计的主体,结构化主体通常具有业务范围受限、有具体的明确目的,目的比较单一、股本(如有)不足以支撑其业务活动,必须依靠其次级财务支持通过向投资者发行不同等级的证券(如分级产品)等金融工具,不同等级的证券,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的集中程度也不同等特征。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份额不区分不同风险等级及不含次级财务支持的产品结构设计,因此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不属于结构化主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投资性主体是同时满足该主体是以向投资者提供投资管理服务为目的从一个或多个投资者处获取资金、该主体的唯一经营目的,是通过资本增值、投资收益或两者兼有而让投资者获得回报、该主体按照公允价值对几乎所有投资的业绩进行评价。REITs除投资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外,其余基金资产也只能依法投资于利率债等规定品种,符合拥有一个以上投资,公开募集符合拥有一个以上投资者,根据证监发〔2020〕40号文规定,基础设施公募REITs坚持权益导向,REITs实现权益份额公开上市交易,故基础设施公募REITs也满足结构化主体的定义。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及项目公司都为了实现基础设施公募REITs相关活动提供运行设立的不同主体,类似于通道,符合为其投资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子公司,故基础设施公募REITs合并报表应将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及项目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基础设施资产合并。 二、基础设施公募REITs基础设施是否构成业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规定,业务是指企业内部某些生产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该组合一般具有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能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或所产生的收入。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可以采用集中度测试这种简化判断方法。进行集中度测试时,如果购买方取得的总资产的公允价值几乎相当于其中某一单独可辨认资产或一组类似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则该组合通过集中度测试,应判断为不构成业务。基础设施不出原始权益人报表时,因为基础设施加工处理过程不满足以下其中任一条件:(1)加工处理过程对组合的产出至关重要,且具备以上加工处理过程所需技能的有组织的员工,基础设施资产通常划转时没有专业员工,导致需要管理人额外聘任专业运营管理机构对基础设施进行管理;(2)该稀缺或者难以取代的加工处理过程对组合产出能力有较为明显贡献。故不满足以上任一条件导致基础设施处理过程不是具体实质性过程,故基础设施公募REITs收购基础资产不构成业务。基础设施出原始权益人报表时,构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因基础设施公募REITs收购项目资产或者项目公司股权未来收益法下评估价值,即通常构成“单一实体收购”,此种情况不满足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集中度测试,REITs收购基础资产不构成业务。综上所述,基础设施公募REITs收购基础设施不构成业务,按照购买资产的方式,项目资产的初始取得成本以支付的对价为计量基础。 三、原始权益人基础设施是否出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即控制有三要素。评估控权力要素。在判断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时需考虑被投资方设立的目的及被投资方的相关活以及如何对相关活动做出决策。基础设施公募REITs设立的目的是通过将80%以上基金资产投资持有100%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间接持有基础设施项目公司100%股权,然后项目公司运营取得收益分配给投资者,从以上基础设施公募REITs设计安排表明表决权不是判断控制权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文件中规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权力通常情况下仅为保护性权力,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相关活动由基金合同安排规定,相关活动包括底层资产的运营决策,底层资产的资本性决策,基础资产的项目扩募,项目公司的融资及项目的处置,能够对基金收益产生最大影响的相关活动是底层资产的运营决策。基金指引规定,基金管理人需主动履行制定、执行项目运营策略等职责,故基金管理人应是拥有权力的一方。评估可变回报要素。可变回报是指不固定的回报,该回报可能随被投资方经营绩效而变化。基金管理人通过主动管理基金资产获取固定基金净资产规模的固定回报及运营效率的浮动回报均属于可变回报。评估是否有能力运用权力影响可变回报要素。需要判断基金管理人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根据《基金指引》规定精神,基金管理人或者关联方应当具有不动产行业研究经验及人员,具有履行职责的运营能力。基金管理人作为主要责任人可以自行履行运营管理职责,即使委托外部机构负责制定、执行运营等职责,基金管理人应当派员负责基础设施项目公司财务管理,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不因委托外部机构而被免除。此外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份额持有人也不具有无条件罢免基金管理人的权利,罢免管理人应当经参加基金份额大会的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原始权益人发行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主要考虑的是直接融资比重,随原始权益人参加战略配售的比例不低于20%,但通常不超过三分之二以上,故基金管理人享有主导基础设施项目相关活动的现实能力。综上,在原始权益人持有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份额未超过三分之二时,通常基金管理人获取了对底层资产的控制,因此原始权益人实现基础资产“出表”。 四、原始权益人合并报表募集投资者 资金是否属于少数股东权益若原始权益人持有超过三分之二时超过三分之二时,则原始权益人未实现基础设施“出表”,原始权益人再编制合并报表时需要纳入REITs资产、负债,此时原始权益人合并报表上应将募集其他投资者资金在金融负债核算。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不能无条件避免以交付现金或者其他金融资产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的,该合同义务满足金融负债的定义。基础设施公募REITs作为封闭式基金,有固定和基金存续期,该基金存续期通常与底层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利剩余期限相近,因此REITs是有限寿命主体。此外每年基金可供分配的90%以上需分配给投资者,基础设施基金的收益分配在符合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不得少于1次,也符合会计准则强制付息要求,综上在原始权益人合并基础设施公募REITs情况下,在后续基金存续期内不能避免交付现金的义务,故在其合并报表上需将募集的资金作为金融负债核算。五、投资者持有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份额是否属于股权投资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准则》规定,符合金融负债定义,但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发行方仅在清算时才有义务向另一方按比例交付其净资产的金融工具,应当分类为权益工具:一是赋予持有方在企业清算时按比例份额获得该企业净资产的权利;二是该工具所属的类别次于其他所有工具类别;三是在次于其他所有类别的工具类别中,发行方对该类别中所有工具都应当在清算时承担按比例份额交付其净资产的同等合同义务。产生上述合同义务的清算确定将会发生并且不受发行方的控制(如发行方本身是有限寿命主体),或者发生与否取决于该工具的持有方。基础设施公募REITs属于有限寿命工具的封闭式基金,且原则上每年都要将可供分配的金额的90%分配给投资者,故上述金融工具对于基础设施公募REITs而言不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对于基础设施公募REITs投资者而言也不属于权益工具投资,同时投资者持有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份额取得的收益产生的现金流量也未满足仅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支付,不能通过现金流量测试。综上所述,投资者持有的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份额应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作者:黄海华
新闻写作论文:传统文化对新闻评论写作的影响 【摘要】在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以及互联网运行开放性的大环境之下,新闻评论对人们的影响与日俱增。如何引导新闻评论朝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当网络大V无法很好地引导评论的健康发展,网民对一些新闻事件争议频频,新闻真相扑朔迷离之际,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类纷争和事件,另辟蹊径,将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传统文化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物质财富,在当今价值观念重建的阶段,使用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更显得迫切。 【关键词】传统文化;新闻评论;网络时代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它的道德价值系统历经上下5000年的历史,早已成为十分成熟的系统,纲常伦理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现如今互联网技术发达的网络时代,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互联网的日新月异对网络新闻评论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影响的深度也越来越广。随着国家对信息技术的扶持,基础设施不断地完备,网络知识普及率不断地提升,网络评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新闻评论如何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文化积淀深厚。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其主要源于整个民族的长期发展,是创造性的体现,彰显鲜明的民族特征。在长远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如古诗词、小说、散文等艺术形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宝库。另外,在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诸多门派,拥有不同的思想,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础。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彰显一定的连续性与遗传性。 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改变人们的行事方式,熏陶人们的行为,同时,实现对文化素养的培养,尤其是在文学和审美方面,优势更加突出。传统文化实现了与诸多地域文化的交融,在不同时期彰显先进性,尤其是面对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矛盾突出,因此,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强化对现实的指导。及时消除现实中的问题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实现。对于传统文化与新闻评论写作的关系,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首先,鉴于传统文化的普世性的特征,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方面都得以渗透和体现,尤其是在思想层次、社会文化等领域具有明显的指导和约束的作用。正是这种作用的存在,需要新闻评论者具有较高的责任感,能够以更加公平的态度对待形形色色的社会行为,促使其能够发挥新闻评论者的责任,服务社会。其次,在新闻评论的应用下,能够将文化进行有效传承,发挥新闻媒体对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立足传统文化,有效开展评论工作。另外,以身作则,发挥自身行为对大众的影响作用,形成较好的社会效果。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新闻评论关系密切,相互影响,能够实现彼此之间的互相促进。传统文化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在社会各个方面发挥作用,对新闻评论工作的开展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对态度、责任和目标,直接影响工作质量。同时,在新闻评论工作的积极开展中,强化了对传统文化的宣扬。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的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席卷微博、各大新闻网站的话题榜,从2014年年底停播到后来的遭剪辑,一度引起高度关注,连广电总局对此剧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不少专家的观点在于,这部剧女性服饰的开放性夸大了唐代妇女的大胆,唐朝女性的服饰情况可能只体现在该剧中一些宫女的服饰装扮上,主角的装扮并不代表唐朝的历史。很多人认为,该剧大胆的改编,是一种冒犯历史的行为。 撇开网络的种种争议不谈,如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唐朝是历史上所有朝代中最为开放的朝代,也是女权意识和女性意识最为活跃的朝代。唐以前,甚至是之后的历史,男性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三纲五常”中,妇为夫纲这一金科玉律长期束缚着妇女的思想和行为。夫家就是天,就是妇女生活的全部。到了唐代,淳朴的民风、开放的氛围影响着长期受到压抑的女性,女人们似乎找到了母系时代的存在感。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大气派。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自然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的女性。唐朝的女人们,在开放的文风之下,努力寻求着自身的变化。同南朝娇柔的女性与两汉温良淑德的女性形象相比,唐朝的女人们更加自由开放。有了一定话语权的女性,在自身的服饰上大胆创新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观念的改变是唐朝妇女的一大进步之一。就审美观而言,唐朝的女人们深受胡文化的影响,崇尚健硕丰腴。这一改观,从唐朝的艺术品中反映出来。现当代艺术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剑的情景,透露出胡人女性骁勇,不受约束的开放性格。这一时期的唐代女性在传统中国女性群体中,有其独特的魅力。距今1000多年的唐朝,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性深刻影响着女权意识的觉醒。太宗的一纸寡妇再嫁政策,突破了传统的贞操观念对普通妇女的限制。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她的继位在很大程度上撼动着千百年来男权的尊严。可以说,这时的唐朝社会,妇女的权利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中国的女权主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诠释。中国的女权意识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所谓女权主义,指的是女性希望与男性拥有平等的地位,主要体现在话语言论权、参政议政的权利以及平等自由的女性思想。在争取平等的过程中,女性还希望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在社会中展现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唤起更多的底层女性群体在思想、行为上的共鸣和觉醒。在1000多年的唐朝,女性在思想观念上获得了极大的宽松感,受到的束缚有所减轻,女权意识也空前高涨,最为直观的改变就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行为特征等方面。从这些历史背景出发,对于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在服饰上的大胆改编和突破,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在唐代,女性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于:由于女权意识的复苏,意味着被压抑了千年的包袱终于可以大胆卸下,她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在“胡风”的影响下,女人们大胆地追求两性的自由交往。妇女自古以来被束缚了太长太长的时间,为了反对男人们的独断统治,她们首先在服饰上下功夫,吸收外域的精华,努力地实现着自我存在感。女性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在遥远的唐朝,尚能容忍女性开放的穿衣风格,何况是现如今这个包容的新时代。《武媚娘传奇》删减事件表面看来主要是围绕剧中人物的服饰问题而展开的评论、争议,其实质准则是主流文化与当下的娱乐文化之间的冲突、斗争。如果我们站在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精髓的立场,对这场论战中的是非曲直是完全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网络时代的当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其运用于新闻评论领域,开拓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为新闻评论的健康发展确立崭新的方向,让今天的新闻评论深深地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充分发挥评论的引导作用、监督作用、表态作用和深化作用。 作者:郑尘 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新闻写作论文:新时期电视新闻写作要领分析 摘要:电视各种新闻性内容、新闻报道形式等统称为电视新闻,它是电视台节目的主体、骨干,电视新闻写作也因此占据关键地位。随着新时期各种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视新闻写作不再是简单的事情。本文从电视新闻写作的重要性入手,讨论新时期电视新闻写作要领,旨在促进电视新闻写作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新时期;电视新闻;写作;重要性;要领 新媒体在新时期的快速发展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社会各行各业都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新时期,人们对作为传播新闻信息的主要途径的电视新闻写作有更高的要求,因此改革新闻写作、掌握写作要领对整个电视新闻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电视新闻写作的重要性 电视新闻可以通过写作的方式关联出一个画面,增强整个新闻的对比性和说服力。电视新闻自身是有选择性的,但如何让观众从很多可选择了解的内容中直接理解新闻工作人员想要表达的意思呢?这不仅需要新闻制作者处理拍摄画面,新闻写作也要发挥关键作用。电视新闻写作和播音语言、画外音同时存在,它能让新闻画面变得更加具体生动,能关联起整个新闻中的不同画面。[1]电视新闻写作并非只为听而写,它还必须体现为视而写的特点,如果电视新闻只使用动态画面而缺少语言文字的介入,那么它表达的意思是不确定、不清晰的,所以电视新闻写作在电视新闻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亟待讨论和研究。 二、新时期电视新闻写作要领 (一)使用口语化的语言 鉴于电视新闻写作为听而写的特征,要求写作时必须使用口语化的语言。当然,此处的口语化并非是指对日常用语的完全照搬,而是要讲究表达语言的技巧、艺术。为增强电视新闻报道的亲切感,以方便观众接受,写作时要将书面语言转变成口语,如“意即”这一常见书面用语就不适宜在电视新闻写作中出现,而应改成“意思是”这一口语表达形式。同时,可能出现于电视新闻写作中的文言文也要转化成白话文,如在电视新闻写作中要尽可能少使用“之”“乎”“也”等词。另外,电视新闻写作要少使用单音节词,多使用双音节词,确保报道有足够强的音韵效果,原因在于双音节词有较长的音波,能让观众听得更加清晰、准确,如把“并”改成“并且”、“已”改成“已经”、“可”改成“可以”等。 (二)确保视觉逻辑合理 视觉逻辑具体是指电视新闻的画面与文字是一致的,且文字受画面的支配。在电视新闻写作中,部分句子不但语言通顺,且辞藻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但当把文字和画面配合在一起时,就极易出现两者不契合的情况。换言之,电视新闻的文字稿件会被视觉逻辑限制,且电视新闻的逻辑顺序是不能随意变动的,如白天的人物采访不能和夜间的晚会配合在一起进行镜头的切换。对电视新闻而言,不能随意切换时间、地点,这就要求写作人员不但要具备扎实的写作功底,还要具备丰富的观察力、想象力,在写作时确保文字与画面的一致性,使文字的使用更为恰当。例如,在用文字解释画面时,应及时通过字幕或语音播报等形式加以解释,不能留下大量的空白,也不能发生文字不符合画面视觉逻辑的现象,避免发生逻辑错误,确保电视新闻写作有合理的视觉逻辑。 (三)保证专业性的写作 在当今的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写作不仅要满足不同的受众人群、不同的传播载体,还要保证新闻写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同时确保所获取的新闻信息的权威性。例如,电视新闻写作的词语、语言、配图等要紧跟社会热点及时展潮流,且不能为迎合部分大众的口味而引用恶俗、低俗的词语、语言、网络用语等,要保证电视新闻的权威性;电视新闻传播要把文字、声音和图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观众获得听觉、视觉、感官的一体化享受;在写作电视新闻文字稿件时,还应重视选择不同的主持风格,尤其是严肃的新闻必须慎重选择主持人,遵循写作的基本规律,避免引起观众的不满甚至抵触情绪,从而保证电视新闻写作的专业性,树立其权威、专业的形象。 (四)科学运用新闻导语 新闻工作人员写作的电视新闻的导语应倾注一定的情感,以强化电视新闻报道的感染力、诱惑力。为避免电视新闻导语写作出现老一套、一般化等问题,新闻工作人员必须掌握一定的技巧,从而科学运用新闻导语。一是科学选择写作导语的角度。例如,针对同一个新闻事件,写作角度不同,导语也会出现差异,报道某一个成就或某一个事件时,如果站在同一个角度写作导语,就极易产生沉闷、枯燥之感,而能站在生活角度或群众角度去写作就大不相同。二是要注意寻找反差,用简洁的语言将客观事物的对立面表达出来,用强烈的反差吸引观众的注意。如在报道XX山区的荒山没有绿化这一新闻时,就可将导语写成“在鸟语花香的春天,记者在XX山区见不到新绿,只看到约半数的荒山”。在该导语中,鸟语花香的春天和见不到新绿、约半数的荒山之间有强烈的对比,形象反差鲜明,让人产生一种不治荒山、难见春天的紧迫感,强化新闻消息的批评气氛。 (五)写好电视新闻结尾 电视新闻结尾一般指的是文稿的结束语。当一则新闻的导语、正文都成功吸引了观众之后,还要有一个好的结尾,以增强整篇文稿的新闻传播效果。好的结尾要做到紧扣导语、深化主题、加深印象、展示情感倾向,以此形成舆论。例如,电视新闻写作中常见的总结式结尾,即在新闻报道的结尾用文字总结整篇内容,最终将整体内容归纳到一个点上,在强化电视新闻信息传播效果的同时避免产生重复之感;还有一种结尾也是常用的,即悬念式结尾,因为新闻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果要经历一定的过程,该过程有时会较长,为增强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就可阶段性报道这一新闻事件,给观众留下悬念,促使观众关心新闻事件的进展,从而持续关注新闻报道。 三、结语 电视具备独特的声画并茂、视听兼备、便捷快速等传播优势。随着新时期人们对电视新闻提出越来越高的需求,电视新闻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受众对电视新闻的需求日益多样化,这就要求电视新闻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写作的重要性,深入理解并掌握电视新闻写作要领,按照事件的性质进行客观的报道,从而不断提升写作水平,助力电视新闻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作者:林玉峰 单位: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新闻写作论文:现代电视新闻写作技巧研究 摘要:如今,电视依然是新闻传播的主要途径,这是由于电视图文并茂、易于接受、便于理解,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通过电视传播新闻不容忽视。这也对现代电视新闻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记者必须不断加强文字的表现力,进一步提高写作功底,在稍纵即逝的荧屏上向大众传递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促使新闻报道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力求在新闻传播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并占据一席之地。 关键词:现代电视新闻;写作技巧;探究 电视是现代传播媒介之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直以来,大众都通过电视这个重要窗口来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它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而在电视新闻的传播过程中,文字语言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探究电视新闻写作技巧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写作技巧在现代电视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电视的传播方式具有声画并举、生动形象、真实具体等特点,并且其为大众提供了及时、翔实的各类资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各类新闻节目,因其客观公正、迅速简要地向大众报道新闻事实,所以颇受人们的青睐。与别的传播媒体不同,电视新闻为大众呈现的是一场视听盛宴。可想而知,一条电视新闻如果只有图画没有文字解说,是很难被大众理解的。由此可见,文字解说是对画面的有力补充,不仅能深度挖掘画面内涵,而且还增加了电视新闻的信息量。另外,精彩的文字解说还能增强电视新闻报道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极易引起大众的共鸣。因此,新闻写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其传播效果。所以,合理运用写作技巧会给画面的文字解说增色不少,更能突出新闻的传播效果,采取最通俗、最直接的方式向大众传递信息,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大的信息量。 二、现代电视新闻写作技巧探究 (一)新闻内容实事求是 新闻报道必须实事求是,为大众提供真实的信息,不能弄虚作假,更不能误导大众。人们都说新闻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真实,因此新闻写作也应秉承用事实说话的原则。用事实说话,既是报道的基本原则,也是实践方法,同时更是写作技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电视新闻报道的价值:客观、公正。所以在现代电视新闻写作中,切忌说大话、讲空话和假话,否则将会给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造成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不仅会使电视栏目失去民众的信任,更会给社会稳定造成影响。实事求是就是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在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时要做到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夸大、缩小,更不能虚构,新闻发生的时间、地点、概况、始末等都要交代得一清二楚,既不能含糊其辞,也不能有任何违背客观事物本质的歪曲或掩盖现象。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深入人心,究其原因就是它在新闻报道中凸显了“用事实说话”的原则,所以成了被大众熟悉、青睐的电视栏目。 (二)写作主题力求精练 电视新闻报道受到时间的限制,因此不能像报纸那样长篇大论、语言华丽。现代电视新闻写作要突出“短小、凝练”的特点,在最短的播报时间里,通过精练、准确、生动的语言,向观众传达大量有效的信息,并使文字语言和电视画面相结合,做到文字与画面互为补充,达到较好的效果。所以新闻写作要考虑观众的需求,必须集中表现主题,做到层次分明、主次清晰,让观众能够很容易就抓住新闻的要领,否则就会给观众留下模糊不清的印象。另外,进行电视新闻写作时,文字语言要尽量精炼,不要繁冗啰嗦,不然会影响观众的收看效果。所以,新闻记者应该注重培养自己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要精心提炼客观内容以揭示主题,达到以小见大的目的。在这方面,台湾电视新闻的处理方法就非常值得学习。大部分的台湾媒体要求其短新闻内容在一分半之内,并且在一分半的新闻内,要加入大量的同期声以及足够的信息,这就让台湾的短新闻非常紧凑,给电视观众带来了不同的观感。 (三)语言重视口语化 电视新闻写作要做到口语化、通俗化,才能被多数的观众理解、接受,获得广泛受众群体的认可。口语化并不是不加选择地使用日常生活用语,仍然要讲究技巧,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观众更容易接受新闻播报。首先,新闻写作时尽量不要出现书面语、文言文,要把其转化为口语。贴近群众生活的语言才能使观众不会产生难以理解的感受,同时又感到亲切自然,通俗易懂的新闻语言能满足大多数观众的需要。用老百姓熟悉的语言实话实说,向老百姓讲述新闻事实,应避免使用让人觉得深奥难懂的词汇,特别是一些生造词汇。另外,在现代电视新闻的写作过程中应当注重朴实自然,如果一味地拐弯抹角就会使观众失去兴趣,经常出现心不在焉、听了下句忘了上句的情况。所以,在写作时要注意文字的音韵效果,少用一些形容词、虚词,多用一些动词、实词,多使用双音节词,使表达效果更胜一筹。除此之外,语言还要富有节奏感。通常人们更容易接受节奏感强的语句,其有加深记忆、引起共鸣的作用。 (四)写作内容新鲜准确 新闻要达到受众注意、社会关注的目的,新闻内容必须做到准确生动和及时迅速这两点。因为人们需要不断了解社会上、世界上的新事物、新信息,在科技如此发达、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信息的传递速度快得惊人。这对新闻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写作者要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发现新闻,并选择新颖的报道角度,把新闻报道写得又快、又好,将有价值的新闻信息通过新鲜准确、简洁生动的语言传递给观众,吸引观众的目光,让观众把目光锁定在新闻报道中。同时,新闻写作不能啰嗦冗长,更不能眉毛胡子一起抓,要有所侧重,使观众明白新闻报道丰富的思想内涵,既耐人寻味,又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写作时要多挖掘新闻的思想深度。现在观众的需求不断提高,不再满足于仅仅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还要了解新闻事件的“意义”。这要求新闻采写人员在写作新闻稿件时要突出新闻的深度,这一点毋庸置疑。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的需求日益增多,这对电视新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新闻报道越来越受大众关注,电视新闻工作者应该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文字写作水平,不断创新与突破,力争新闻报道更富特色和魅力,创作出优秀的新闻作品,带给广大观众全方位、多元化的信息享受,提高电视新闻报道的综合传播效应,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作者:钟健 单位: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电视台 新闻写作论文:新闻故事化写作误区及写作技巧 摘要:自“走转改”活动实施5年以来,我国新闻行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是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写作过程中,在文风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改进,但是一些新闻工作者在写作时存在误区,导致走转改的初衷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践行。而新闻故事化又是“走转改”活动的核心所在,然而由于存在一定的写作误区,一些新闻与老百姓渐行渐远。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从新闻故事化写作的内涵入手,对新闻故事化写作的误区进行了分析,并以“走转改”活动为例子,就如何加强新闻故事化的写作提出了几点写作技巧。希望通过本文的探究,不断地促进新闻故事化的写作水平提升。 关键词:新闻故事化;“走转改”;写作误区;写作技巧 新闻故事化的写作是更好地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与新闻宣传实践有机结合的重要表现,也是促进新闻写作文风改革的主要方向,同时更是整个“走转改”活动的内涵所在。但是就当前来看,一些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故事化写作中还存在一定的误区,所以为了更好地将“走转改”活动开展下去,写作出更多接地气的新闻,就必须在写作技巧上不断改进和优化。以下笔者就此展开几点探究性的分析。 一、“走转改”活动下新闻故事化写作的内涵概述 随着“走转改”活动的不断深入和实施,新闻故事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所谓新闻故事化,主要是采取叙述故事的方式进行新闻写作的一种技巧。所以在新闻实践中,不管是方案策划还是采访过程以及写作环节等,均需要确保素材挖掘的深度与广度。并在新闻写作时采取叙事的方式,在细化展示的同时达到深化主题的目的,最终促进新闻传播效果的强化。与传统的新闻写作方式比较而言,新闻故事化写作更具有趣味,故事情节更加曲折,故事内容更加具有情感,同时也能有效引发读者的共鸣,因而其已经成为一种被新闻工作者所青睐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新闻自身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且具有较强新闻价值的人和事,而这又是由于其具有时新性特点所决定。在“走转改”活动中,大力发展新闻事业,必须从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上予以改进,从而更好地与观众的实际相贴切。每个新闻工作者都要思考的是,如何将新闻事件和人物故事写作成生动鲜活而又不乏感染力与影响力的作品。而新闻故事化又是践行“走转改”活动的重要举措,所以不仅要观众接受我们的新闻,还要以普通人的视角对中国好故事进行讲述,使得新闻故事化的写作方式在群众形式和内容以及效果方面的呈现得到极致,推动“走转改”活动得到持续高效的开展。[1] 二、“走转改”活动下新闻故事化写作的误区 通过上文我们对“走转改”活动下新闻故事化写作的内涵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为了更好地实现新闻故事化的写作,笔者接下来对近年来在“走转改”活动中新闻故事化写作的误区进行总结。 (一)新闻内容庸俗 由于新闻故事化之后往往能得到更多观众的青睐,所以有的记者在新闻写作过程中往往挖空心思地编撰细节和人物对话,尽可能地使其缩写的新闻故事符合观众的口味,但是往往忽视了新闻真实性的特点,导致一些假新闻猖獗,尤其是一些新闻内容较为庸俗,导致失去了新闻自身的意义。 (二)报道偏离重心 新闻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往往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尤其是一些社会新闻,具有的社会影响力较强,如市民的各种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等,采取故事化的方式,将其细节和情节报道出来,从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新闻都可以采取故事化的方式写作。尤其是一些反映社会问题和事件为主的社会新闻,由于急需有关部门重视,往往又是热点民生问题,所以通过故事化之后就会蒙上一层戏剧化的外衣,这样报道的重心就会偏离,进而极大地影响报道效果。 三、“走转改”活动下新闻故事化写作的技巧分析 采取新闻故事化的写作,为了更好地走出写作的误区,写作技巧十分重要,所以以下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就新闻故事化的写作技巧作出以下几点总结和分析。 (一)平民化的叙事技巧 新闻故事化的写作技巧根本就在于叙事技巧。只有在叙事技巧上下功夫,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新闻故事化的写作质量。尤其是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由于新闻市场中所包含的数据信息较多,因而广大受众在信息接收方式和接收内容上更具有个性化的需求,其自主性的权利也更多,所以在新闻故事化的写作过程中,不管是对叙事角度还是视角均提出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高的要求。采取传统的写作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因为传统的新闻写作主要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对人和事都是客观的采访,所以在这样的模式下,所写出的新闻往往会导致写作视角与新闻事件并不在同一平面,导致其真实情感较为缺乏,而缺乏人情味和真实情感会导致其传播效果不如人意。虽然这一情况随着“走转改”的实施得到一定的改进,但是在叙事上的平民化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记者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应从传统的旁观者逐步转移到参与者的角色上来,这样在叙事过程中就直接以参与者的角度将其续写出来,通过记者的亲身参与,在写作过程中增加感情因素而使得其叙述变得更加平民化,从而通过平民化的叙事将新闻讲述出来,就能有效促进其吸引力的提升。 (二)两深一实的技巧 所谓两深一实,主要是对基层新闻故事进行深挖,对写作素材进行深层化,从而更加真实地将新闻事实展示出来。这就需要记者自身注重新闻写作深度、厚度和广度的提升,只有真实而又典型的素材才能成为新闻作品的根本。要将新闻故事写好,就必须对新闻背后的故事深挖,且挖掘出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从而为新闻故事化的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就需要我们通过新闻写作素材,将传统的说教式新闻改成互动式和体验式的新闻,这样的新闻才能真正地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说百姓关心的话题,说百姓关心的事件。通过小人物和小故事折射出新时代背景下的新闻大事件,既兼顾了新闻性,又提升了主题,使得新闻更具感染力和吸引力。 (三)故事化的叙事技巧 除了上述叙事技巧外,还可以将新闻以故事化的形式叙述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切实掌握新闻报道的切入角度。因为新闻报道无外乎写人和记事,所以要想将事件写得更具情节性,在叙事过程中,就需要准备掌握叙事的脉络,同时还要将故事叙述得跌宕起伏,我们要找出其切入点,并以清晰的脉络将故事叙述出来,使新闻故事清新而又独特。而在此基础上,应通过增加故事的悬念来提高其故事化,促进新闻吸引力的提升。悬念是新闻故事过程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法,可以利用设置的悬念将整个故事连接起来,将受众注意力牢牢地结合故事发展情节,从而促进受众对新闻接受的程度。通过悬念的设置、新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以及高潮与结尾等保持紧张的心态,受众也会成为新闻事件中的参与者,更加高度地关注新闻中的人或事件,从而更加直接和强烈地提高新闻报道效果。此外,在写作过程中,我们还可以采取场景再现和强化细节的方式,将新闻自身的故事性进一步增强,同时也能促进其亲和力的提升,把微观的传播效果转移到宏观的传播效果上来,并紧密结合写作的对象,通过对新闻场景再现的方式,将新闻中常见的典型情节放大,从而促进新闻的感染力得到有效的提升,根植在受众的心里,从而通过细节展示促进新闻故事的叙述。[3] 四、走出新闻故事化写作误区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是新闻故事化的写作不仅要真实,而且还要在写作过程中注入情感因素,这不仅包含新闻事件中人物的情感,也包括了故事自身给观众带来的情感体验和新闻采访者自身的情感。情感感染力的大小将直接决定着观众的影响力,情感的再现必须真实,同时还要对再现的度进行把握,不能随意地将其夸大或者缩小。情感是新闻故事化的着眼点。在新闻故事化写作过程中还应做到深入采访,切实找出新闻故事的背景和原因,这样在写作时才能更好地将情感因素释放出来,通过平凡的人体现不平凡的事,用真实而又典型的情节感动观众,促进新闻催化效应和认知态度以及接受影响作用等更好地体现出来。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能为了追求新闻的故事化而变得浅薄化。在新闻故事化写作过程中应深入生活和群众,挖掘更多真实的素材,而并非人为地安排和设置情节,只有在真实和准确的前提下,将新闻事件真实地报道出来,在有情节的同时还要注重其的生动性,才能将新闻故事更加鲜活地呈现出来。[4]五、结语在新闻故事化过程中,我们应走出庸俗和偏离重心的误区,以真实为前提,采取针对性的写作技巧,从而更好地写出真实、具有情感而又不乏活力的新闻故事,促进“走转改”活动的深入持续推进,在改进文风的同时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作者:林彦余 单位: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写作论文:电视新闻写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1先说标题 标题是主题的凝练,人们不看新闻,仅仅扫一下题目,就已经基本知道了新闻的大概内容。对于报纸来说,标题有正题、引题、副题之分,还有实题、虚题,但对于电视新闻来说,标题是越简单越好。标题原则上要求鲜明、新颖、扣题。现在中央台已经发展到随着新闻内容的变化,新闻标题也在变化,一条新闻在不同的内容段落有不同的标题,这个我们还做不到,但这绝对是未来发展趋势。我们有很多记者都不重视标题的创作,标题不贴切、不准确、与正文不符是常出现的问题。举个例子,如“某某新区多举措激发企业发展原动力”,大家看这个标题表达的可能是新区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措施促进企业发展。但问题是,这个标题一是绕嘴,二是让人不明白这个原动力是什么。原动力是产生动力的力,如水力发电的水力。你说激发原动力,那么是什么激发的,动力是什么表述得都不清楚。其实莫不如直接写成“某某新区多项新举措推动企业发展”。另外,这篇新闻中的内容与标题也有很大出入,文章一开始写了该新区内的企业产品供不应求,订单不断,然后让企业负责人谈生产形势,大部分内容与新举措都没有关系。仅仅在最后一段点了一句话“某某新区陆续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为企业科学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文题不符、前后矛盾、不一致的问题。如果依照标题,就应该把着重点放在介绍这个新区出台的举措上。写标题还应该注意要短而精,不要大而全。要抓住新闻最主要的特点。有的记者最开始写了这样一个标题“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项目投入试生产,我市畜牧业迈出绿色发展新步伐”,可能觉得太长,他又改为“注重生态文明,我市最大肉鸡屠宰加工厂增添绿色发展后劲”。这位记者可能认为绿色和最大的都是新闻点,都舍不得丢掉。其实,标题过于全面,一是冗长,二是掩盖了亮点,三是不生动,莫不如改为“绿色食品加工给企业增添后劲”更好一些。 2关于导语 导语是个引子,一是要抓住事物核心,二是引导观众。写法上要简明扼要,开门见山,抓住重点,引人入胜。这里举三个例子,一是注意言简意赅,避免重复。像“2011年10月,一支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宝石花志愿者服务队在某某公司宝石花志愿者服务公司成立”,一句话用了两个宝石花志愿者服务的字样,显得有点啰嗦。二是导语中的几句话要注意因果关系,因为导语主要是引导、铺垫的作用,寥寥几句话就是为了一个主题,应该有关联。像“网络时代,网上购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消费方式。而目前,新颖的网络订餐更吸引了不少餐饮企业和市民的关注。在全国上下厉行节俭的今天,这种餐饮形式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新的体验”。记者想表达的东西我们都能理解,但这三句话,一句话一个意思,从网上购物到新颖的订餐业务再到厉行节约,让人觉得转得太快,跳动较大。还不如这样写:“随着网络的普及,网上订餐也在我市悄然兴起并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关注。对于企业和消费者来说,这种形式给买卖双方都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方便。”三是注意导语和正文的衔接。像这样一个导语:“给草莓喝牛奶你听说过吗?在某某地记者就看到了这样的新鲜事。”应该说导语还是比较吸引人的,但从正文看,第一段写的是某个专业合作社坐落于某地的山坡上,某人2011年在广州打工回乡后,一眼看上了这片山坡地,在这里建大棚种蔬菜,没啥效益,2012年经朋友介绍,引进韩国永熙草莓,吸引了省内外客商和市民前来采摘。然后接同期声谈了一些事,同期声后又说由于这里草莓不施化肥,不打农药,采用蜜蜂授粉,减少了畸果等等,基本上这一大段都没有提及牛奶,这样观众觉得好像与导语介绍的没啥关系,也不知道牛奶和草莓的关系。文章只是在最后写了为了提升口感,从草莓坐果开始,每十天给草莓喝一次牛奶、豆浆和中草药调制的营养液。经过营养液的滋润,草莓如何如何,这时,观众已经没有兴趣了。所以我们应该趁热打铁,接着导语直接把观众最感兴趣的东西写出来。 3关于正文 新闻写作常说“凤头、熊肚、豹尾”,正文是新闻中最厚重的部分,对于正文,虽然要讲究文采,但我想第一还是要实在,避免用长句子,这也是转文风的具体体现。像“今年69岁的刘某,是望海乡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有9亩地,以前靠种大田为生,一年下来七八千元的收入勉强维持家用。自从三年前加入丰硕果蔬种植合作社,他建了大棚,种了香瓜,每年十多万元的收入,让老刘生活明显改善了”。有点太长了,如改为“今年69岁的刘某在望海乡种了几十年的大田,但每年七八千元的收入也就勉强维持家用。自从三年前加入丰硕果蔬种植合作社开始扣棚种香瓜后,每年十多万元的收入让刘老汉的生活彻底改变了”。第二要严谨,用词要经得起推敲。像“某部门从抓学习重程序入手,强化依法行政”,行政是行使国家权力,是需要正确行使、依法行使、按规章制度行使的,至于是需要强化行使,还是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值得我们商榷。还有像“与往年相比,今年参加海葬的人数多,海葬家属来自全国各地”,海葬家属是不是有歧义呢?第三要注意保持前后顺畅一致,像前边说“我市已经连续五年开展海葬活动,后边的殡葬管理所所长在同期采访中说,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开展海葬活动了”,前后矛盾。第四句子要完整,像“海军航空兵学院某场站常年照顾孤寡老人”,应该是场站官兵照顾老人。第五是尽量别说废话,有这样一个稿子,内东社区,是有近三千户居民的大社区,邻里纠纷、居民生活困难较多,开展社区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机关干部在工作中总结出这样一条经验,平时不能坐在办公室里,要常去居民家里转转,才能知道他们有哪些困难。其实,谁都知道社区工作不容易,谁也都知道坐在办公室里不能了解实际情况,这些常识如果我们记者说出来,就显得有点幼稚了。第六是一些行业用语要尽量通俗化,譬如污水处理厂的COD铬指数,尽量变成大众熟悉的语言,如果我们自己搞不清楚,原则上宁可不写。 4最后说一说文风的问题 现在全国媒体界都在鼓励走基层,转文风,改作风,前不久,有记者送过来的一篇稿子,题目叫《暖春》,内容主要是:近日,电视台走基层活动小组来到水泉村,看望那里的村民们,为他们送去了春天般的温暖。村民邓某有心脏病,一年前患上脑血栓,全家生活重担落在妻子一个人身上,我台记者及时伸出援手,联合企业送去种子、化肥还有农业知识。(同期声:村民:很感谢。谢谢记者的帮助。)我台开展走基层活动以来,一直坚持听百姓心声,为百姓办实事,这些行动就像缕缕清风,温暖了村民们的心田。我感觉,这篇稿子有点说得过大、过度渲染气氛,还有点自吹自擂。如果现在农民得点种子化肥就有春天般温暖的感觉,是不是太容易满足了。另外这个题目也有点不知所云,好像是电视剧的名字。我们要搞清楚,记者走基层,主体不是记者,而是基层群众。要向百姓学习,像群众靠拢,发现群众的智慧和优点,不要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和领导者。 作者:王睿 单位:葫芦岛广播电视台 新闻写作论文:新闻采访与写作案例教学论文 一、理论讲述前的案例导入 对于枯燥的理论知识,学生大多数都是死记硬背,这样就容易造成一个困扰,不少学生能背诵出很多新闻概念,能准确地将新闻名词与概念内容结合,可是在真正运用的环节中,却对不上号导致抓不住重点,直接影响到动手能力。通过案例进行本课程理论知识的传授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讲述“新闻报道策划”这一章节,对于“新闻策划”这一概念可以通过门户网站,如“新浪网”和中央电视台“神舟八号”飞船的报道来讲述,说明新闻报道策划能给新闻报道增添色彩,有图片有视频资料的引入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能引申出一系列的基本概念和知识。又如,在新闻传播领域每年都会出现的假新闻系列,这些都是记者有意或无意为之的“策划新闻”,可以从众多的案例中分析其概念以及坏处等等,将“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区别开来。通过案例的导入,能使学生深刻地记住基本概念,同时也能使课堂活跃气氛。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教师为主导,但学生是主体,举例是为了引发学生的思维扩展,使学生在领会了概念的内涵后能够举一反三。 二、巩固知识的案例讨论 在本课程的教学当中,每一章节的知识讲述完毕之后都可以用案例讨论的形式来进行巩固。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佛莱雷曾指出“:没有对话就没有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教育。”[2]课堂的讨论能进一步深化知识的理解,从而促进了学生知识能力的真正提高。为了加深学生的知识巩固,教师组织学生对于某一案例进行讨论,如在“记者修养”这一章节讲述完后,我们可以讨论相关案例,如对于公众人物的采访报道中,记者作为采访者应该是秉承新闻传播的报道原则进行常规报道,还是窥探其隐私挖掘八卦博取受众眼球呢?诸如此类的案例分析及探讨,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要判断是非也要论证自己的观点,更要接受来自于其他人的质疑和反驳,进而能在师生之间的讨论中得出结论,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就不同的意见适时恰当地进行评析,加深学生对章节知识的认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践教学中的案例模仿 本课程以理论知识的灌输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目标,那么在实践教学这一模块中,模拟案例教学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即根据上课内容的需要,通过模拟新闻事件,要求学生针对其或者热点人物拟定新闻提纲,制定采访方案,模拟现场。这有利于学生对于新闻采访过程有一个全面而直观的认知,也能对在采访活动中需要注意的细节有更深的理解,从而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巩固,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重要手段,也能使得教学效果有质的突破。例如,在国内外或者校园内外有重大事情发生时,我们可以模拟新闻会,组织学生一部分模仿新闻会的发言人;另一部分模范新闻会的记者,这样能使学生在案例中真正揣摩新闻会的流程和作为记者如何在新闻会中取得提问的机会等等,使他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那么,在以上的应用模式中,我们应当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作为新闻报道,客观真实是第一位,本课程中所运用到的案例应该来源于我们的现实,同时也应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价值的案例,所以,在案例教学时,我们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选择案例讲究时新性。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时效性极强,我们在本课程中如果想要学生具备更好的业务能力,培养他们的新闻敏感性和新闻洞察力,那么我们在选择案例的过程中一定要与时俱进,涉及最前沿的社会问题,选择时下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比如在讲解“会议新闻”这一章节,可以以每年两会为例,但是应以最近年份的会议案例为主,否则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大打折扣。其次,精心组织案例讨论。在安排案例讨论之前,教师应该做好以下准备:(1)对要讨论的案例全面深入的了解。(2)做好案例讨论的过程安排及教学设计。(3)对于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学生对于某一新闻观点的分歧,有应对措施和解决办法。(4)积极引导学生,激发灵感。这些都将决定着案例讨论教学效果的好坏。最后,总结评价案例教学。不管是运用哪种方式进行案例教学都应该及时地给予总结评价,这是教学过程升华教学效果的一个关键环节。教师在讲评案例时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和理解程度入手来进行评析,尽量多角度多层面的阐述,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获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者:潘娴 单位:三亚学院 传媒与文化产业学院 新闻写作论文:新时期的新闻写作探索 一、精心把好新闻质量关 对于一篇完整的新闻报道,记者和通讯员的原稿只是一个半成品,如果把播报的新闻比作一间房屋,那记者和通讯员的原稿只能算是“毛坯房”。只有在交给后期编辑后,经过编辑的后期加工整理和升华,才能成为可以公诸于众的,有价值的或者价值比较高的“成品”。所以,一篇优秀的或者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能否与大家见面,能否吸引受众,获得好评,从而提高新闻媒体的知名度,编辑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把握着整个新闻的质量关。在记者和通信员的稿件中,由于多种原因,总会经常性的存在一定的疏漏之处,比如说,有的原稿写作比较枯燥,对读者和受众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激发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有的原稿可能有很大的新闻价值,但是可能表述不清或者是被轻描淡写,浪费新闻资源,或者只有一条线索,没有进行深入发掘;再比如有的原稿标题太死板,空洞乏味,缺少点睛之笔......这些问题都需要后期编辑来对此加以修改完善,优化升华,通过对原稿的删减,增补,润色,力求能够真实、全面、客观的反映事实。所以,在后期编辑上要严格把关在创作,是原稿的到真正意义上的优化和升华。 二、把好舆论导向关 无论到什么时候,新闻的价值都集中体现在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但是现在由于信息渠道的增加,每天都会有海量的信息铺天盖地的涌入人的眼球,这其中有真正关系到公众利益的信息,也有供人们茶余饭后打发时间的信息,同样也包含了低俗无聊的垃圾信息,可谓是泥沙俱下,真假难辨,其中垃圾信息会像病毒一样在社会中蔓延和传播,从而,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被逐渐稀释,挤压和淡化。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对编辑活动放任自流,即便是在最为尊崇“言论自由”的美国也没有多少人认可言论自由的绝对优先地位。对于新闻来说,现在已经不再仅仅是局限于对事实的报道,从事的舆论角度来审视,一个客观存在或发生的事实,能否成为新闻,能否被大众广为传播,要看它是否与人民大众的利益相关联,是否凝聚了人们的社会需求,新闻本身的价值是给社会和受众以积极地影响,新闻报道应该流露出“正能量”,传递出主流价值观。编辑平台是一个话语平台,在编辑的时候,同样也拥有了话语权。新闻编辑应该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人的“把关人”。在一个新闻编辑的工作中,应该始终把引导正确的舆论放在第一位,是舆论导向为工作的基础和生命。在对某一新闻事件进行宣传报道中,要准确地判断出新闻的价值,看其能否“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齐奋斗”,从而在新闻报道之后,能够与民众产生共鸣,凝聚力量,进一步激发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社会更加充满活力。所以编辑在选稿时,首先应确定新闻的真假,然后对稿件的政治、思想,价值等作出一个准确的评估,然后再进一步润色加工,达到消除“杂音”,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目。马克思早年说过的:“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萎靡不振”。这一句话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于所有媒体。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的新闻媒体一定要做到“用心体会,用心说话”和“用事实说话”,只有将新闻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新闻事业才能不断的发展,才能在以后的发展中取得长足的进步。 作者:焦宪杰 单位: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新闻写作论文:新媒体时代下会议新闻写作的思考 摘要:会议新闻一直是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一些政务类媒体来说。很多读者对会议新闻不感兴趣甚者有些抵触情绪,他们认为会议新闻枯燥乏味且新闻价值相对较小。同时,很多记者也认为会议新闻报道非常简单,只需要套用固定模版如出席领导、领导讲话、会议材料,然后整理加工即可。事实上,要写出读者爱看的会议新闻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各种碎片化信息、标题党新闻等更能吸引眼球。因此,如何借鉴新媒体写作的优点改进传统会议新闻的写作模式,让读者燃起对会议新闻的兴趣,是文章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新媒体;会议新闻;新闻写作 1会议新闻的写作特点及现状 会议新闻就是会议上发生或与会议有关的新闻。通常可以理解成是报道会议的新闻。会议新闻是十分典型的“硬新闻”,它严肃而又程序化,给人冗长、枯燥、空洞的印象。目前的会议写作,基本遵循着一定的模式,基本由出席领导、领导讲话、会议材料等组成。从某种程度上说,会议新闻非常重要,它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渠道,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在新媒体时代,由于会议新闻自身的特点以及人们获取信息方式的改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会议新闻的阅读正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形下,会议新闻写作迎来了新的挑战,当然,也是新的发展机遇。 2新媒体时作的特点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他说,对于整个人类史而言,真正起作用的不是那些转瞬即逝的信息,而是不断发展和变革的媒介本身。这些媒介改变着我们传播和接收信息的方法,造就了我们生活方式的本身。新媒体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体的形式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PC端、移动端等媒体介质的不同造就了媒体之间写作特征的差别。当然,在各种媒体的信息中,新闻价值决定信息价值这一基本的原则不会发生改变,但是由于媒介终端的不同,造就了其受众群体的不同,从而其写作的特点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异。 1)冲击性的标题和图片。标题的写作,在传统媒体新闻写作中也一样重要。但由于新媒体具有更海量的信息和更高的时效性要求,因此标题写作更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在微信文章中,标题和封面图片是最先进入读者视线的内容。因此标题和封面图片非常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们决定着读者有无兴趣继续阅读文章。所以在微信中,各种吸引注意力的标题和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如雨后春笋一般,以至于“标题党”几乎成为新媒体的普遍现象。所以,在微信传播中,封面图片、各种形式的文章插图、表情包大行其道,也吸引了更多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的眼球。 2)个性化的语言表达。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媒体、移动新媒体的发展,信息传播的载体逐渐增多,新闻写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各种语言符号都能在新闻写作中找到身影。这些新鲜的语言文字增加了新闻的可读性、多样性及表现力。新媒体的读者年轻人居多,因此采用年轻人喜欢的语言风格是新媒体写作的不二之选。由于新媒体特别是微博、微信等媒介本身平民化、碎片化等特点,其新闻写作的语言青春化、趣味化、个性化的特征更为明显。因此,个性化的语言、观点在新媒体上更具传播力和影响力。 3)新技术小功能表情包。新媒体的大力发展还伴随着VR、直播、H5等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微博、微信的小功能、小程序不断更新换代,各种热点、热图、表情包大行其道。在新媒体的写作中,熟练使用这些新技术新玩法,使得文章的表现形式更加新奇多样、个性活泼的同时,读者的体验也更新鲜刺激有趣新奇。例如在微信已经实现了在线直播的功能,用户可以进入直播室,公众号与其粉丝之间还可以有自己的小型直播朋友圈。微信公众号在平台上推送文章,用户可以通过点赞、评论等方式与作者进行实时互动。 3新媒体时代会议新闻写作的思考 1)强化标题意识。标题是新闻的“眼睛”。在新闻中,标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标题可以吸引读者,让读者产生阅读新闻的欲望。会议新闻的标题写作可以借鉴网络媒体的经验,把会议中最重要的新闻事实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因此,它要能概括新闻中的主要事实、新鲜事实、重要事实,在并在此基础上尽量把标题做的生动且尽量不要用会议的名称作为标题。当然,会议新闻相对严肃,不能“标题党”。标题党是以夸张、耸人听闻为标志,而会议新闻的标题与会议内容、新闻事实相关。 2)打磨关键字、导语和摘要。导语就是以凝练的文句提示新闻要旨,吸引受众阅读新闻开头第一段或者第一句话。新闻中的导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介绍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是整篇新闻的精华。关键字和摘要,是新闻在新媒体传播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它关系到搜索引擎的收录和检索,决定新闻信息能否方便快捷的被读者检索到。因此,关键字、导语和摘要也是会议新闻写作中的重要部分,它要求作者必须吃透会议精神,从中选择最主要的、读者关心的信息和关键字来落笔。 3)善于将会议新闻“写活”。会议新闻写作,程式化现象比较严重,读者读起来枯燥无味。在全媒体时代,记者既要追求快、准,更要追求深度和可读(视)性。如何让新闻报道具有可读(视)性,惟有挖掘新闻中不平常的故事,惟有时刻保持一颗健康的猎奇心[2]。要选活的事实,用活的材料。除重大的会议外,一般情况下要力戒大段抄录会议材料,堆砌“死”材料。记者在参加会议时,要善于捕捉会议过程中出现的生动而有趣的活材料。还可以改变通常的会议新闻写作方法。不同的会议有不同的特色,跳出报道的所谓“常规”模式,在准确把握新闻价值的基础上,选择好新闻报道的角度,以写作手法的特别之处吸引受众,以最恰切的形式表现会议特色,这样的会议新闻才不会落入俗套,容易被受众所接受。 4)新闻语言通俗易懂简洁明了。会议新闻的语言长期以来官腔十足,经常整篇文章读下来,都是官话、大话、套话、空话。可以说,这样的语言没有多少活力和生命力,让人感觉老气横秋、暮气沉沉,读者读起来也生涩拗口,更别提喜欢了。在这一点上,新媒体就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新闻读者由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不尽相同,对新闻的阅读和理解方式也不一样。使用通俗易懂的平民化语言来写会议新闻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装腔作势,使用一些难以理解的艰涩文字,在这点上可以适当借鉴新媒体语言的风格,选用较活泼轻松简洁明了的语言,通过使用流行语等方式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还可以结合热点使消息更具吸引力,从而提升阅读量。 5)善于利用新技术。会议新闻如果只写会议内容会显得严肃枯燥,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记者除了要用文字真实呈现现场情况外,还可以借鉴新媒体的技术手段,直播一些会议外和现场内的花絮、片段,展示一下会场的环境、氛围,还可以将比较有亮点的细节单拎出来,增加新闻的丰富性和人情味。比如在党的报道中,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的H5作品《报告中的“四个新”》,针对党的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对报告最新提出的四个重要判断:新时代、新思想、新变化、新目标,进行了言简意赅的展现。 6)灵活利用会议新闻的背景材料。新闻背景,就像电影或者小说中故事发生的环境一样。电影中的背景有利于剧情发展,而新闻背景则有利于读者弄清新闻事实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增加新闻的分量,有助于深化新闻主题,使之更鲜明更突出。因此,用巧当的方法使用好会议新闻的背景,就能增加会议新闻的厚度和深度,提高会议新闻的价值。因此,参加会议前,要提前了解会议的背景,这些背景材料往往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同时,这些背景材料可以帮助你把会议消息写活写生动。因此,适当借鉴新媒体的经验,为会议配置合适的背景材料链接,可以给读者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阅读选择,同时,还可以使报道的内容更为深厚,主题更为突出。 4结束语 总之,在新媒体时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传媒行业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媒体形态的变化,人们获取信息方式、阅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受众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了信息传播活动中,他们更主动的选择新闻的种类和自己需要的信息。在这种形势下,媒体人员不断学习新媒体的技术和写作方式来适应时代的变化是十分必要的。会议新闻是媒体信息中重要的内容,本文关注的是新媒体时代会议新闻的写作问题,希望可以给相关人员一些帮助。 作者:黄群 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台 新闻写作论文: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研究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国家的大环境为网络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良好环境。新闻评论是针对生活中近期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议论,讲道理以及直接发表意见的一种媒体,是政论性媒体的一种新闻载体,同时也是新闻宣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一、研究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意义 跟随着时展的潮流,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当前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与其他的新闻媒体一样,解决了生活中许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新时期的报纸新闻评论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研究报纸新闻评论的时候要换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形式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地发挥报纸新闻评论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研究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意义在于,能够传播客观正确的信息,尊重事实,并且针对事实进行说理,发表意见,充分地还原社会真实形态。研究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意义还在于明确新闻报道的思想政治意义,深化报道的主题,从更远更高的角度来全面地评价社会客观事实,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重要的发展意义和作用。 二、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转变 (一)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专栏化的发展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转变,首先就表现在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专栏化的发展。专栏发表评论的这种形式,其实在我国早期的报纸上就已经出现过,但是真正的报纸新闻评论专栏性发展是在七八十年代之后。专栏性的发展使得在报纸上有一种固定的新闻评论形式,并且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报纸的内容,在新闻评论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期新闻评论向专栏化发展,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稳定性。有着自己独特的和稳定的风格,备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再加上新闻评论在报纸分布上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也有自己的特点,更便于群众了解社会信息,关注社会动态。 (二)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语言上的发展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语言上的发展有了很大的突破。主要在语言风格方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是在新时期新社会条件下促成的。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新时期语言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语言使用更加追求与形象生动相结合。虽然说,大部分的新闻评论是以政治舆论作为导向的,再加上新闻媒体本身具有严谨的语法修辞。但是在新时期,要使得一篇新闻评论有较强的合理性,并且质量还要高,就需要在新闻评论中加入一些生动的语言,让生硬的语言变得更加的通俗,同时,也增加了说服力,让人民群众更加容易接受,从而达到新闻评论本身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语言上的发展,还表现在要求一篇好的新闻评论不仅在语言上用得准确,而且在修辞手法上还要精炼,要讲究一定的大众化,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才会更加容易接受,让新闻评论充分地发挥社会舆论的积极作用,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 (三)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者的要求对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者,是有一定要求的。首先,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学识渊博,业务精通。也就是说,新闻评论工作者在工作的时候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思想政治修养以及自己对知识的积累,还有业务的训练,做到不仅要精通政治,而且还要懂得经济等,为新闻评论工作的质量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再加上新闻评论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需要新闻工作者有很高的见识,知识丰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丰富自己的想象力,涉猎更多的领域,获取更多的知识,开拓自己的眼界。其次,要求新闻工作者还要有朴素的工作作风。新闻工作者要有朴素的工作作风,这样写出的新闻评论才具有一定的真实特点,能够客观地反映客观事物,根据客观的材料进行客观的分析,从而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新闻工作者还应该深入实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进行实地调查,解决实际问题。最后,作为新闻工作评论者还应该具备艰苦奋斗的精神,科学严谨、清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去一些条件艰苦的地方,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 三、结语 总之,新闻评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突破与进展。报纸新闻评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段,其作用已经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写作方式以及语言风格,还有对写作的要求是迥然不同的。在新时期,新闻媒体评论有了重大的突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积极地发挥了新闻评论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在国家的进一步领导之下,新闻评论也随着党的政策,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并且在选材上也更加的广泛,还有在写作上也更加的规范,对我国现代新时期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作者:田文广 单位:吉林日报 新闻写作论文:基于写作方法的新闻评论论文 1论点或论断的提出 1)落笔切题,亮出论点。一般重要的解说性和说明性的评论,常常采用这种立论方法。例如《光明日报》2006年1月11日刊登的本报评论员写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自主创新——学习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系列评论之二》这篇评论,开篇就落笔切题,提出论点: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大作用,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是科学创新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2)运用论据作由头引出论点。这种方法是用新鲜吸引人的事实或寓意深刻的历史典故、名人名言等,放在文章开篇作为“由头”,从而引发议论,水到渠成地引出论点或结论。如:1981年5月1日《辽宁日报》的题目为《让措施从墙上“走”下来》的评论。此文采取的是通过事实性由头引出论点的立论方法。作者先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某商店在学先进活动中,制定了改进服务态度的“三个一样”、“四个满意”措施,并将它贴在墙上。文章接着写道:可是,说是说,做归做,服务态度并无起色。评论以此为由头指出,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把它贴于墙上以督促自己,这完全应该。问题在于订了措施并不行动,照样是一纸空文。结论是“:应当让它(措施)从墙上‘走’下来,走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里灵巧地运用拟人化手法,使静态之物转化为动态之人,显得俏皮、幽默、引人。由此可见,巧用由头可达到理从事出、顺理定论的目的。3)通过提问或设问的方式引出论断。以提问的方式引出论断,如《光明日报》1979年2月8日发表的《“文”“理”议》一文。文章采取开门见山揭露矛盾、提出论题,并辅以提问的方式进行立论:“当前,社会上流行着一股‘重理轻文’之风,高中以上学生和部分学校领导人尤甚。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心里却是这么想的,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这种想法和作法对吗?‘理’和‘文’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应当怎样正确对待?很值得议一议”。提出论题后,论述分三个层次展开论证,进而引出结论。第一层说明我国古代是文理并重的;第二层分析论证文理不可分家;第三个层次是结论:应当重理不可轻文。很明显,文中通过提问,顺理成章地引发议论并作出结论。4)通过辩论得出结论。同一论题的评论可以采用多种立论方法,以适应不同的需要取得各自的效果。也可以采用通过由头或通过辩论展开论证得出结论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有时效果会更好一些。例如:在上海市中学作文竞赛中获奖的《重理岂能轻文》这篇评论,就是采用通过辩论得出结论的立论方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此文特点是通过批驳重理轻文的错误思想进行立论,进而提出了也要重视文科、文理并重的结论。文章指出,“重理轻文”这一错误思想来自人们的思想偏见和社会上错误舆论的压力。归结起来有下列几条:一曰“学文科无真才实学,学数理化才是真功夫,实现四个现代化少不了”;二曰“学文科政治风险太大”;三曰“学文科待遇差,奖金少”。然后,对此逐一展开批驳和说理。通过辩论,展开积极的思想交锋,在明辨是非中坚持分析说理。最后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文理同等重要,不能重理轻文。有志于从事文科学习的青年要拿出勇气顶住错误思想不要彷徨”。通过辩论得出结论的立论方法,有助于评论立论有的放矢,尖锐泼辣,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策过程中,以及实际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各种矛盾、思想阻力甚至流言蜚语。作为新闻评论就要敢于正视矛盾,善于运用各种立论的方法尤其是通过辩论进行立论,以扫除思想障碍,扶正祛邪,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2把握逻辑关系 新闻评论,它的论证过程是一个推理过程,主要靠逻辑的力量说服读者。逻辑学要求运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评论要求合乎逻辑地进行说理论证。那么,怎样才能把握好评论写作的逻辑关系呢?1)依理定形,顺理成章。评论是发议论、讲道理的文章。它要求用简明的语言讲清楚某个道理。因此,评论的结构形式只能以理为中心,必须服从事理的发展逻辑,实事求是。所以在写作前必须充分占有材料,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方法,选取材料,理出思路。在写作时,要紧紧抓住自己所要阐述的论点组织和使用材料,用严密的论证来说明和证实自己的论点。2)中心突出,层次分明。要使文章的中心突出,首先要确定论证的重点,然后在材料的安排方面下功夫,即先找出材料安排的顺序,看看哪些材料该先用,放在什么地方最合适。如果材料属于平行关系的,谁先谁后没多大关系,即可采用分类法安排材料。如果是递进关系,谁先谁后有顺序要求,即可采用层递法安排材料。此外,还有接续关系和对立关系等。总之,安排材料,要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用得恰到好处,层次清楚。层次分明还要求:段落之间的衔接要紧凑,文势的曲折变化要自然。为了增强文章的逻辑性,要讲究文章如何开头,如何收尾。要考虑讲哪几层道理使文章连贯,气通理顺。有时要退一步讲,有时要抓住关键性的字眼反复挖掘深意,有时需要间接证明,有时要用顿笔造成奇峰突起,使文章峰回路转,波澜起伏,等等。 3标题的确立 3.1新闻评论的命题新闻评论的标题应该把评论的精神表达出来,吸引读者产生阅读的兴趣。太实、太露,或太虚、太玄的标题都不好,因为它很难抓住读者。给一篇新闻评论命题,大致有以下三点提起注意:一是要贴切,二是要简洁,三是要醒目。贴切就是指标题必须切合文章所写的内容,两者之间要恰如其分。恩格斯认为,标题“愈简单,愈不费解,就愈好”。当然,简洁并不完全等于字数少,它是对于文字量与质全面衡量的一个要求。标题是一篇文章的标帜、眉目,那就应当醒人耳目。例如《延边大学报》1997年1月5日刊发的评论员文章《一个新的里程碑》,就比较贴切、简洁、醒目,有一种诱人深入的力量。当读者认真看内容时,就会将延边大学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跨越——五校合并、进入“211工程”这两件大事有新的认识。这对延边大学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端,永载史册的丰碑,因而用《一个新的里程碑》作题,恰如其分。 3.2新闻评论标题的分类新闻评论的标题有如下种类:1)号召式:如《一定要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抓好》。2)论断式:如《党的领导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3)论战式:如《驳陈水扁的“两国论”》、《斥……》、《评……》。4)告诫式:如《不能再吃大锅饭》。5)赞颂式:如《赞余热发光》、《赞家丑外扬》。6)褒贬式:如《坚持党性,拒绝派性》。7)提问式:如《经济政策的动力是一切“向钱看”吗?》。8)并列式:如《井水与河水》、《“找米下锅”与“找锅下米”》。9)成语式:如《黔驴技穷》、《贼喊捉贼》。10)成语变换式:如《好事不要“磨”》《、“异想”定能“天开”》。11)散文式:如《别了,司徒雷登》。 3.3新闻评论标题的“立意”立意,即确定中心思想。立意的核心是一个“新”字。刻意求新,应该是评论员的追求。立意新,首先是要求观点的新。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写出“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意思来。其次是角度要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要努力去寻找新的角度,找出新的突破口,给受众以新的启迪。再次是材料要新。新闻评论就是根据新闻(材料)发表的评论,材料是新闻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新闻评论不同于一般政治评论或思想评论的明显特征。 作者:卢国文单位:四平广播电视台 新闻写作论文:现场短新闻的写作 一、现场短新闻,篇幅要短而精、主题突出 现场短新闻的难点在于,用600至800字左右的篇幅就要解决问题,既要有生动形象、烘托气氛和主题的现场环境描述,又要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准确、鲜明地反映新闻事实,把新闻事实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做到短而精不等于舍弃事实的五要素,任何一篇现场短新闻,都要准确无误地交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原因,缺其一或打马虎眼用“近日”、“某人”“、在某地”都是不允许的。这就需要在描写叙述上做到以一当十,把与主题不相关的枝枝杈杈全部去掉,留下最能说明问题的叙述和细节描述。这样才可能使现场短新闻真正短小活泼,清爽利落,主旨突出起来。要达到这个目的,我的主要体会有两点:一是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主要的新闻事实及其来龙去脉理清楚,以便于采访注意力的集中,有的放矢,把最需要和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及时抓到手,把最鲜活的“菜”收获到篮子里。这样在写作时就可以胸有全篇,围绕主题,自如布局,干净利落。二是文字务必准确、简洁、凝练。形象地说,现场短新闻异于通讯,特别是长篇通讯。通讯是一座大山,可以大开大合、任意挥洒,即使有些乱石杂树,也无伤大雅;现场短新闻则宛如一方精巧秀美的小园林,其间的一草一木、一石一鸟,都得清爽得体,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容不得一丝冗杂纷乱,任何的粗疏失当都会很扎眼,影响整体效果。具体来说,现场短新闻的叙述忌讳枝蔓横生,须用最干净、最简洁的文字把事实说清楚,要最大限度地避免用虚词。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巧妙地运用群众生动形象的语言可以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 二、现场短新闻,要及时快捷、鲜活 先进的电子技术手段为新闻报道的快捷提供了可靠与方便。现场短新闻及时性的特点,要求记者永远追逐正在发生或发展着的事件。报道时间距事件发生的时间越近,新闻价值越高,影响也就越大。鲜活,应该说是对现场短新闻的更高一级的要求。这不仅要求作者要有敏锐的善于捕捉新闻的独特视角和观察分析能力,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具体来说,要使一篇现场短新闻鲜活,必须使构成它的现场、事实、人物,甚至文章的结构都要尽可能地鲜活起来,一篇仅数百字的新闻作品,无疑应该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有机结合体,任何一个部分的粗糙呆板,都会造成刺耳的不和谐音,直接影响整个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鲜活的关键是,首先要善于捕捉生活中新鲜的预示事物发展方向的事实,善于从纷繁的现象中,发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为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这是使现场短新闻鲜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鲜活就无从谈起。其次应该在描写叙述的语言上下功夫,因为说到底,新闻作品要靠文字语言来完成。同样的新闻事实,作品出自不同的手笔,其深度分量、情采韵致、感染力会高下不同,究其原因,恐怕关键就在于语言的运用。 提倡现场短新闻的意义不可低估。提倡现场短新闻是一种返璞归真,返新闻事实之质朴,归新闻本源之真实。报道真切的事实,宣传事实蕴涵的真理,以增强新闻报道的说明力、感染力、战斗力。具体来说,提倡现场短新闻是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实际步骤和突破口。提倡现场短新闻说明新闻改革要坚持下去,也说明新闻改革是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向发展;提倡现场短新闻是提高宣传报道质量的重要举措。来自第一线的新闻,真切感人,能够提高新闻质量,丰富新闻质量;提倡现场短新闻是改进记者作风的重要途径。要采写现场短新闻,记者必须下基层、到现场,深入采访,细心观察。由此可见,加强现场短新闻的报道,对探索新闻改革,发展新闻事业大有益处。 作者:张巍巍单位:阜新广播电视台 新闻写作论文:网络新闻写作的情感因素思考 (一)网络新闻标题的情感因素 网络新闻主要采取超链接的方式,因此在新闻页面是由大量标题组成的候选集群,受众在对标题进行阅读后,再决定是否点击进入正文。在这种模式下,网络新闻的标题是否能吸引受众点击阅读,成了整个新闻写作是否成功的关键。除了能够惜字如金地概括新闻内容,网络新闻标题还必须对受众的心灵产生震动,使得其情感上愿意主动接近该条新闻。①以新浪和网易两大门户网站体育频道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尾声期间同时推出的“奥运盘点”系列报道为例,在新闻素材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倾注不同感情的标题带来了不同的传播效果。新浪体育频道的新闻标题制作采取了数字归纳式总结的形式,通过“十大改判”、“十大逆转”、“十大争议”等标题展示新闻素材,同时又以带有情感色彩的关键词来获得受众共鸣。 这样的标题在情感的宣泄上较为含蓄,较好地坚持了新闻客观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受众的吸引力。网易体育频道则采取了立场鲜明充满激情的写作方式,《奥运好声音之奇迹之歌叶诗文:爱我就别怀疑我》、《奥运好声音之愤怒之歌陈一冰:为什么受伤的是我》、《奥运好声音之超越之歌孙杨:我是为游泳而生》是较有代表性的三篇报道。这三篇新闻的标题一方面巧妙地与当时国内知名的娱乐节目《中国好声音》联系起来,显得轻松俏皮,另一方面又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作者的情感倾向———“奇迹”与“超越”表示对叶诗文和孙杨的赞赏,“愤怒”则表示对陈一冰的支持和对裁判的不满。这样的标题言语不多却极有特色,容易得到受众的喜爱与接受。 (二)网络新闻写作的情感因素 在新闻写作中,对情感的运用主要有借景抒情、借议论抒情和借细节抒情等。对网络新闻而言,如何使得这些方法与其自身的特性有机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新闻工作者仔细思考的问题。 对网络新闻写作情感因素最大的助力是网络新闻的全媒体写作方式。网络新闻是文、声、图结合的多媒体形式传播,在其写作中可以利用音视频对文字进行辅助,增强传播效果。这样的传播方式,可以使记者对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所产生的强烈感情,以多种感官的刺激来进行全方位表达,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②此外,网络新闻中习惯对关键字句加黑或者改变字体,这也有利于情感因素的有效运用。在网络新闻的写作中,记者可以对抒情的地方进行加黑或者改变字体处理,这样就让读者在网页的第一视觉区域内被吸引,不仅停留住浏览的目光,还会进行进一步阅读。 对网络新闻而言,在写作中适当地对情感因素加以运用,不仅会对新闻本身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更能在深化新闻主题的基础上得到受众认可。不过,更值得网络新闻工作者们注意的是,对情感因素的运用应该是有感而发,因情而动,无病呻吟或故弄玄虚只会招致读者的反感与排斥,久而久之连其媒体一起失去读者的信任,最终消失于网络时代新闻媒体竞争的浪潮之中。 作者:赖欣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写作论文:社会新闻写作失实的探讨 美国马克大学新闻学院在组织学生进行模拟采访训练时,曾闹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学院请来一位“能源利用专家”讲课,这位专家说他与另外两位教授一同发明了一种“微型信息处理机”,只要家庭安装上这种机器,就可以强制节能。他介绍完自己的“发明”之后,学院的教授要求学生们按照记者工作的程序,每人写一篇新闻稿件。结果,当学生们的作业交上来后,让这位教授很失望。这些作业多是在谈此项“发明”的重大意义,没有一个人对事实提出疑义并进行核实。教授很生气,他给所有作业都打了“0”分,并写了同样的评语:“那人讲的是假的,你核对过事实真相吗?”原来,这是学校里有意提醒学生们采访时必须认真核对事实,才让一位别的系的老师来扮演“能源利用专家”,炮制了一条假新闻素材,没想到学生们全部“中弹”。马克大学的这次模拟训练,让许多学生们都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作为新闻记者,你搜集素材与写作的本领再大,如果不会核对事实,所写出的稿件是建立在虚假事实基础之上的,这样的“新闻”又有什么意义呢? 既然新闻写作核对事实如此重要,我们在采访时就要有“质疑”精神,绝不轻信任何新闻素材,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不怕麻烦,对已掌握的素材逐一进行核对,直到确认所有新闻素材都是真实可靠以后,才可以写作成文。那么,怎样核对事实才能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呢?笔者认为,下述几种方法可供参考:现场核实。写社会新闻,记者自然要经常深入第一现场采访。有的记者认为,只要到了现场,亲眼目睹了事件发生的过程,就能确保写出的新闻稿件不失实,正所谓“眼见为实”!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眼见为虚”的情况也时常发生。上世纪60年代,刚果发生了内战,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决定亲自飞往北罗得西亚调停。消息传出后,各国记者都涌向北罗得西亚的恩多拉机场等候秘书长的降临。黄昏时分,站在警戒线以外的记者们看见一架飞机降落后,从机舱里走出了一位男子,便推断哈马舍尔德来了,便纷纷发出电讯。第二天,很多报纸都报道说秘书长已到达北罗得西亚。 而事实上是,哈马舍尔德已在中途遭遇空难丧生。这次失实报道的教训告诉我们,记者的观察力固然重要,但当仅靠观察不能确定新闻素材的准确性时,绝不能用“推论法”去判断事件的真实性,而应该在现场就进行核实。实际上,采访的过程,也是求证的过程,因为新闻当事人都在现场,边采访边核对事实,既可省去事后核对事实的诸多麻烦,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新闻失实!向主管部门核实。当对某一事件采访结束后,为确保新闻的真实性,还应向有关部门求证。因为社会新闻所涉及的内容与人物,大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主管部门,这些部门不仅能提供更加真实权威的材料,而且对所管辖范围发生的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找他们核实新闻素材,既能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又很容易全面掌握情况,还可以请他们帮助参谋一下,你所采访到的素材从哪个角度报道效果更好。可以说,向相关部门求证,是“一箭三雕”的好办法,在采访中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向当事人核实。社会新闻记者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所采访到的新闻事件找不到相关部门核实。有些新闻事件虽然能找到主管部门,但由于种种原因,主管部门不愿承担审查、核对的责任,拒绝介入此事。这时,记者可以另辟蹊径,直接找当事人、知情者核实。这种求证法应特别注意,不能只听个别人的介绍,对于重要事实既要向当事人求证,又要找尽可能多的知情者核实。必要时,还可以从侧面去印证。只要记者的采访作风扎实,不怕吃苦,同样也能达到求证之目的。运用资料核实。 因受记忆力所限,有的当事人在向记者讲述新闻事件经过时,也很难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特别是口述的一些数字,更不能轻易相信,应通过查阅相关权威资料进行核对。对于采访到的某些细节不太了解或拿不准时,就更应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求证,否则很容易闹出笑话。现代芭蕾舞剧《沂蒙颂》上演时,美国的一位记者由于对剧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并不了解,也看不懂舞剧,他又不肯仔细查阅相关资料,结果错误地理解了剧情,写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报道“:这是一个关于共产党士兵同一位美丽的农妇相爱的浪漫故事。她把他藏在山洞里,给他吃,给他喝,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见《中外新闻采写借鉴集成》)试想,只要他看过《沂蒙颂》之后能查阅一下相关资料,是绝对不会出现如此差错的,正是缺乏这个环节才弄出了笑话。由此可见,运用资料核实所采访来的新闻素材是何等重要! 总之,核对事实是社会新闻写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步骤,应该引起记者的高度重视。只要我们能认真做好新闻事实的核对,在采写时慎之又慎,就能把失实之处消灭在见报之前,确保见睹媒介的社会新闻都真实可靠、经得起读者的推敲! 作者:靖海汀单位:沂蒙晚报传媒有限公司 新闻写作论文:经济新闻写作特点论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新闻遐迩;专业性;指导性;实用性 【论文摘要】:经济新闻作为新闻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于与经济工作、经济生活密切相关,所以除具备新闻的时新性、公开性、真实性等共性特征外,还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1.经济新闻的含义 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经济之中。从个体到集体,整个社会都十分关心经济,重视经济。而传播经济知识,帮助人们将零星、个别的经济体验整合提升为理性的东西,则要数经济新闻最为有效。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经济新闻越来越被公众关注的现实背景。 那么,究竟什么是经济新闻?对经济新闻的内涵到底应该如何界定?由于审视的角度不同,说法也就各种各样。例如:"经济新闻是报道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新闻,或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新闻。经济活动包括经济建设、经济政策、经济生活等。"经济新闻就是对受众欲知而未知的,经济事实最新状态和发展趋向及时、公开传播的非指令性经济信息。""经济新闻就是人类社会最新经济关系、经济活动和最新自然、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趋势信息的报道。" 2.经济新闻的特点 2.1较强的专业性 经济新闻报道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报道。在对经济领域发生的情况进行报道时,往往要涉及到一些业务性问题,而经济述评等深度报道,不仅要求介绍较丰富的专业知识,还须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因为在许多经济观察的背后,往往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和经济理论问题。比如,经济评论《回答紧缩银根是否过度了》,就涉及到金融学、经济学以及国家金融政策等多方面的知识,如果记者缺乏这些知识,就无法构筑这样一篇谈金融操作、市场状况及其发展的文章。 但是应当指出,经济新闻不同于经济工作总结,也不同于专门的学术论文,它不像需要详尽展示经济工作的全过程,也不要求把业务问题说得很深,其着眼点在于,通过经济业务问题,来揭示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给受众以政策方面的引导或思想方面的启迪。也就是说,在业务性与新闻性这对矛盾中,新闻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业务性服务于新闻性。 目前新闻界流行一种说法:经济新闻报道往往写得"内行不愿看,外行看不懂",实际上反映了经济新闻专业化的特点,经济新闻在所有的新闻报道中,被认为是比较难驾驭的一种,原因也在于此。 2.2政策指导性 许多经济新闻,旨在配合党和政府一个时期内的经济政策,进行解释和宣传,其内容本身带有很强的政策性。一些报道经济工作动态、经济战线新人新事的经济新闻,虽然不直接阐明政策条文,但也渗透着政策精神,具体体现着政策。比如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报道,关于宁波、杭州等地率先取消农业税的报道,关于总理许诺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报道,无不显示着国家对"三农问题"政策的变化。因此,吃透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正确地反映经济政策,是经济新闻写作一项重要要求。 此外,高水平的经济新闻还善于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现象入手,以辨证科学的分析、通俗化的语言来透视现象,揭示本质,预测其发展趋向,帮助人们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比如对当前中国股市的分析与报道,对今年推行的国有银行改革试点的政策分析,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洞察国家的金融市场动态,满足人们在经济工作中的更高需求。 2.3服务实用性 经济新闻的服务性,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服务上。既包括市场行情、物资供求状况和生产状况,也包括经济决策、法规、管理状况等,还包括自然资源状况、科技发展和规划状况、不同地区人们的消费心理及习惯等。这些丰富生动的经济信息,不仅是国家、企业参与经济竞争的"眼睛",也是引导群众生产消费,反映群众呼声的重要渠道。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经济新闻中的许多宏观信息己成为决策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一些微观信息己经或正在帮助企业经营者摆脱困境。1998年《中国乡镇企业报》上的文章《农村市场:农民富裕是前提》就分三个部分为农村市场把脉开方:要从战略高度看待农村市场的开拓;要深入农村作市场调查,了解农民的需求;要健全农村市场购销网络,严把质量关。这则新闻实际上就很好地体现了经济新闻服务厂商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经济实用性。 2.4相对保密性 有些经济信息由于直接关系到国家进出口计划、新技术新工艺,不到一定的时候不宜报道,因此,经济新闻必须注意保密,注意做到内外有别,重大问题在报道前一定要请示有关主管部门。比如,我国或我方的进口计划一经制定,就要坚决执行,即使国际行情看涨,也要兑现。这种进口计划如果泄露,外商就会借机抬价,使我方蒙受损失。同样,如果外商了解了我国出口商品的库存积压情况,就会借机降价,使我国在外贸中处于不利地位。 又比如,有的国家或外商由于与我国较友好,在出售给我国某一商品时价格较低,而出售给他国时价格高些。如果把成交价格公布出去,会使对方难堪。还比如,一些敏感问题的报道,如劳改产品出口问题。西方认为,劳改产品出口属于不等价交换,不能出口。如果记者不了解这点,专门报道我国劳改产品出口创汇的成绩,就会带来严重的负作用。正是由于经济新闻具有相对保密性,所以在报与不报,何时报道,从什么角度报道时,都要格外慎重和警惕。 结束语 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经济新闻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在今天的新闻界,无论是综合性的经济报道,还是专业性的财经新闻,仍然有很多得不到读者的广泛青睐。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经济新闻写作的特点和规律,不仅有利于我们总结新闻实践的成果,充分发挥经济新闻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作用,而且有利于探寻经济新闻规律,更好地追求经济新闻的本质特色。 新闻写作论文:社会问题新闻写作论文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纷繁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多变、复杂的社会问题现实给我们的社会问题新闻写作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在详细介绍了社会问题新闻特性之后,从三个方面详细探讨了新形势下社会问题新闻写作的宏观把握。 关键字: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新闻写作宏观把握 一、引言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上的一个特定称谓。社会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问题,泛指一切与社会生活有关的问题,狭义的社会问题特指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一般取其狭义所指。 二、社会问题新闻的特性 社会问题新闻的特性是和社会问题的特征和新闻特性的有机叠加。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变异性,复合性和周期性以及破坏性和集群性等特征,而社会问题信息一旦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开去,新闻的表征便会显现出来,使社会问题新闻呈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 (1)社会性 新闻是社会生活的记录,所有的新闻信息传播一定程度上都带有社会的印记,无论这种社会性是强还是弱,是显在的或是隐藏的。但社会问题新闻与一般的新闻相比,其显示的社会性无疑更加强烈、明显和昭然若是。 (2)负向性 尽管某些社会问题终极意义上对社会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如下岗职工问题,农民工问题,但大多数社会问题具有破坏性的特征。所谓破坏性是指“社会问题对社会运行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威胁、损害的破坏性作用。”如犯罪问题危害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量多面广的社会问题的破坏性作用,正是引起社会多数成员普遍关注的主要原因。 (3)震撼性 社会问题新闻以负面、消极信息为主,具有天然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新闻价值要素:反常性、刺激性、煽情性。更为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新闻有着与受众心理与情感上的接近性。 三、新形势下社会问题新闻写作的宏观把握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对社会问题新闻传播提出了新的课题,新形势下的社会问题新闻写作要力求从宏观上着眼,从我国社会总体上,社会问题的现状走势上把握社会问题新闻写作的要求,正确地引导公众舆论,在党性原则和现有法律法规框架内促进社会问题解决。 1、正确引导原则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多发期。各种新现象、新矛盾、新动向层出不穷,往往是得失并存,利弊共生。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面对此起彼伏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新闻媒介不能回避,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介入,积极捕捉;另一方面,要冷静思考,要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对社会报道进行理性思考,周密部署,切不可头脑发热、草率从事。 2、促进解决社会问题原则 我国媒体是党和政府和耳目喉舌,既是社会问题的监测者,又是促进解决社会问题的鼓动者,因此社会问题新闻写作不但要遵循客观性理念,使受众正确认识社会问题,更要遵循有助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原则,联系政府和公众共同解决社会问题。这里笔者将运用社会学上关于社会问题解决的若干原则来分析。 一是社会规律性原则。认识解决社会问题要以遵循社会规律为原则。首先,规律是事物内在的属性,是事物之间固定的联系,它不是可观察、可感知的表面现象本身,而是隐藏于表面现象之后,把握和遵循社会规律,不仅仅是感知、观察社会现象本身,而是发现、认识社会现象内在或背后的联系。因此,社会问题新闻不能仅仅满足于现象式的描摹某一个社会问题,而是要透过社会问题表层的帘幕,去探究其实质性的内在,也就是说,社会问题新闻的意义不只停留在使受众感知这个层面上,而且还要通过解释分析帮助受众了解并理解社会问题的来龙去脉、意义、影响,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其次,社会问题新闻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报道最终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解决社会问题将会涉及其自身的规律性,解决条件中的规律性及对策措施中的规律性,因此,社会问题新闻需要正确把握和运用这三方面的规律性来引导受众确定解决对策。 二是社会规范性原则。报道社会问题时必须遵循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定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准则,是消除不和谐现象,达到社会有秩序状态的基础。坚持这一原则,社会问题新闻写作必须:第一,分析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与现存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许多社会问题现象的产生、内容、表现与存在的社会规范的状况有关,认识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与有关的现存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认识社会问题现象达到本质,而且是研究这一社会问题解决对策的规范性的基础。第二,确定解决社会问题中的社会规范。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破除、废除、修正、调整与待解决社会问题有关的现存的那些不合理的社会规范;另一方面是制定、建立与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有关的新的社会规范,包括明确规范的内容与选择规范的形式。确定社会规范即保证了社会问题解决对策及实施对策全部活动的规则性、合理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三是遵循社会公众性原则。社会公众利益,表现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 四是坚持社会进步性原则。这是指报道社会问题必须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根本目的。新闻媒体报道社会问题,为报道而报道,不考虑自己的报道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样的话,往往会有碍社会的稳定、进步与发展。这样教训也是不少的。 一句话,受众的渴求、现实的需要和媒介的责任所系都对媒体社会问题新闻报道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亦不能沉酒于自说自话的虚妄满足,因此学界理应对社会问题新闻传播投以关注的目光,追踪其发展,针砭其利弊,预测其走向。 新闻写作论文:报刊经济新闻写作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以美国报刊为主,从本质、内容、形式等方面对西方报刊经济新闻写作和报道的特点作了阐述,并将这些特点与中国经济新闻写作和报道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我国经济报道能从中得到启发,进而更快的提高。 【关键词】:中西方、报刊、经济新闻、比较 21世纪正在冲破旧有的时空藩篱,把全球一体化的历史大趋势演进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现实。作为这一划时代进程的显著标志,传播国际化不可估量的起着推进的作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资讯传播,涵盖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变革,都将突破地域的限制,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检验和评价。这或许正是近几年业内人士热衷比较中西新闻事业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这个传媒的时代,经济新闻是目前报刊的必备“佳肴”。经济新闻是对受众欲知而未知的、经济事实的最新状态和发展趋向及时、公开传播的非指令性经济信息。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经济新闻在21世纪呈现急速发展的态势。 鉴于此,本文将以美国报刊为主,从本质、内容、形式等方面对西方报刊经济新闻写作和报道的特点作出阐述,并将这些特点与中国经济新闻写作和报道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本文所引用的文章都是有代表性和较大影响力的,其中许多获诸如普利策新闻奖这样的大奖,这些报道对我国的新闻界应当能产生一点启发作用。 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几百年,西方新闻界对经济新闻的写作和报道有着丰富的经验,尽管中西方政治体制、根本经济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千差万别,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深化的现阶段,借鉴西方报刊经济报道的经验,改进我国的经济报道,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 从体裁上讲,西方报刊经济报道的主要品种有消息、深度报道、特稿、服务性报道、社论、来信等,与我国经济报道的基本体裁没有很大区别,但在其他方面与我国经济报道却有很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 1.本质上,西方经济新闻客观性与虚伪性并存 对西方经济新闻进行本质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经济新闻的阶级性和虚伪性。西方经济报道是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反映,有其虚伪的一面。美国的麦克尔.帕伦迪在他所著的《美国的新闻自由》中说:“任何一个在美国新闻界干过几个月的人都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说明由于来自出版商、老板和广告商的直接或间接压力,编辑部要不断作出妥协”的实情。当然,尽管西方新闻界标榜的“客观性”有虚假的一面,但西方经济新闻也大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作为传媒符合新闻规律,尽量做到“客观”,以争取读者的一面。如美国《未来学家》在2001年第一期发表《私有化过程重的七种错误做法》即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急于“私有潮”的种种问题而写,可读性强,也较为客观。又如1994年初中国开始金融体制改革,此事对香港影响如何,法新社1月27日从香港发回报道《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对香港有利》,所写内容也符合实际,西方各大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又如《美国总统掩盖其朋友可疑的金钱交易》、《富裕国土的穷人吃不饱饭》、《美国大兵比卡尼克和他的妻子成了住房短缺的牺牲品》等文章也体现了这一点。 2.内容上,西方经济新闻比较重视信息性、服务性和实用性 西方经济新闻几乎没有诸如“某某市调整产业结构见成效”、“某某企业瞄准市场开发新品种效益大增”之类的经验报道,而是侧重于有新闻价值的消息、要闻、动态性信息,如《美考虑改变对日本的贸易政策》、《美国冬小麦减产》、《福特公司在越南投资设厂》等这样的文章,或者深度报道,诸如《日本正成为制成品进口大国》、《中国——世界发展最快的广告市场》等等,获普利策奖的《城市新问题需要新办法解决》深入报道了美国城市发展引出的用地、交通、住房等经济、社会问题,是这种深度报道的代表。另外,企业报道数量很少,并且极少介绍老板政绩,而主要报道该企业对经济活动产生较大影响的最新动态,如公司易人,重大投资,公司裁员、扩员,效益、盈亏等,企业人物报道很少,只在任命、卸任时才作简单介绍,几乎没有介绍某某老板如何扭亏为盈等等的报道。 西方经济新闻经验报道少,是因为西方新闻界认为:市场经济的活力在于创新和多元化,任何一个经济组织面临的都是复杂的环境、人、财、物因素,经验在某时某地可能会有用,而换了地点时间也许会完全失败甚至有害,每一种个性化经营方法可能带来成功,但若每个企业都采取这种方法则必定意味着失败,况且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哪个经济组织会把真正有用的经验、商业秘密介绍出去?我国经验报道一向较多,主要是出于经验的“指导性”、“工作性”。另外,西方经济报道服务性内容很多,服务性很强,经济报道的价值标准取决于读者。介绍性、服务性、实用性的经济报道特别多,这在美国俗称“菜篮子新闻”,如生活报道《节约取暖材料》(刊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从“选择木材”、“小改小革”、“改造壁炉”等方面非常实用的介绍如何节约取暖材料,并在最后告诉读者最近如何向能源部所取免费的节能小册子。生活报道《“权利法案”保证你能领到养老金》十分详尽并有操作性的介绍了如何领取养老金的方法。又如解惑性报道《专家认为:“股灾”系投资者自己造成》向读者娓娓道出“股灾”的原因。保护性的报道也很多,如华盛顿《明星晚报》发表的针对商业诈骗的系列报道《买主小心谨慎,车贩骗术更强》详尽介绍车贩骗术,督促读者小心,并促使了全面取缔旧车交易活动,还为作者赢得了普利策奖。为经济界服务的报道也很多,如《华盛顿邮报》在2003年12月10日编辑了20个版面的中国特辑,集中介绍了中国经济、沿海开放城市,具体投资项目,列举了中国公司名称,负责人,电话,当日报纸一枪而空。无论为个人,为经济界,西方报刊经济报道均力求强调信息功能,讲究服务性、操作性。服务性今年来自在我国经济报道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但尚待加强。 3.形式上,西方经济新闻生动活泼、不拘一格 大量运用各种各样的照片和图表。以《华盛顿邮报》的经济报道为例,《华盛顿邮报》的经济报道很活泼,版面风格也不那么凝重。例如,2003年12月1日其经济版头版的重点是一篇关于零售业发展趋势的报道,配了高达1/3版的电脑制作的彩色画面,非常抢眼。12月3日经济版头版的视觉中心部位也是同样,报道“渐进的演化(肩题)本地电话公司超越长途电话公司”,配了一组人类演化的图片(从猿到人逐渐直立行走),相当引人注目。事实上,照片和图片在邮报的经济报道中大量使用,而且一般很少四平八稳的照片,往往是非大即小。另外,西方经济新闻还大量运用图表。如示意图,《纽约时报》描述2003年全球发展时,引入一张立体世界地图,东亚凸出很高,俄罗斯、东欧则深陷,以示全球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馅饼图,用来描述1993年世界贸易各国份额;表格图,2000年4月2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亚洲地区重大工程”对工程内容、投资、完工时间等以表格形式刊出;曲线图,用于展示物价波动,就业形式等;其他还有条柱图等,不胜枚举。 在描述以示日美贸易摩擦时,《纽约时报》用克林顿、细川拳击场上对峙这样一副漫画,让人忍俊不禁。图片、图表、漫画等的大量运用反映了图表化新闻的倾向,体现出现代美国人作为“电视的一代”的形象化手段的依赖。美国发行量作大的报纸之一《今日美国》的老板纽哈斯十分欣赏这种“革命性方式”。数字的运用除了以图标等形象的手段体现外,或用得“少而精”,或分开多处处理,以免给人以枯燥感。在《每日新闻》上刊登得《钢铁价格上涨》把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与读者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它这样写道“用来制造一台家用煤气炉的钢材将涨价三十二美分,一台洗衣机所用的钢材将涨价二十三美分,冰箱为二十美分……因为制造冰箱的机器是钢铁的,机器自然也提价……实际上,冰箱将涨价二十到三十美分……”,很生动耐读。另外,经济新闻大量使用“你”或“你的”这样形式的谈话体,如《一些股票发行人发誓让你发财,但这次肯定不行》,《醒来吧,你们这些沉湎于股市上涨想大捞一把的人》等文章,很有亲和力。 我国经济新闻运用图表等方式虽然得到加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仍大有潜力可挖。 4.采访客体,西方经济新闻以市场为主 西方经济报道采访的客体以跑市场为主,跑政府为辅,美国市场完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股票、债券、基金、利率、汇率、期货、商品、房地产市场等若干个市场分成几十个非固定或固定的栏目,提供大量信息,显示了以市场为基准报道对象的特征。《华尔街日报》有3500员工,其中记者600个,政府采访任务有华盛顿记者站承担,仅有10多个人,其它眼睛向下,跑市场。因为美国是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运作模式,主要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门仅有美联储,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白宫,国会,市场是镜子,是寒暑表,是指挥棒小政府容纳不了众多记者。当然,随着西方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加强,西方新闻界对政府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等的报道也会有所加强。中国的经济生活越来越以市场为基准乃是大势所趋,因此习惯于跑政府、淘材料的一些记者也要改进作风了。 5.会议报道,西方经济报道往往跳出会议,抓信息,抓实质 在西方,会议报道往往跳出会议,抓信息、抓观点、抓实质内容。如2004年1月4日美国经济协会召开年会,讨论上年经济形势,当年政府政策及经济走向。5日,《纽约时报》发表消息,标题为《经济学家对恶化的经济政策讽刺有加》,导语为:没有一届年会不是在达成对现行经济政策一致评价后才结束的,但是今年召开的本届年会却爆发恶劣不寻常的火花。正文分三部分介绍了支持、反对总统的不同意见。又如,同年4月24日七国财长在华盛顿召开七国集团经济讨论会,当日,美联社对此事报道的导语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七个工业国家的财政官员今天对全球经济发展表示了乐观态度,认为今年的发展速度会更快,尽管最近长期利率上升。导语中无“会议”字样全文仅在第三段极简短的介绍了会议的名称,人在会议中出于次要地位,引述某人观点才带出某人,会议报道很少雷同,无固定模式。在我国经济会议报道程式化、空洞化等弊病还较多的存在,亟待改进。 6.经济类社论,西方报道分量重、影响大 享有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社论作家”之称的R..L巴特里是《华尔街日报》的著名记者,他通过连篇累牍的报道和社论,呼吁大幅减税,终于让里根采纳了这一政策,里根还采纳了他关于限制货币发行、紧缩银根、控制通货膨胀等许多建议。社论的角度、利益、语气均较贴近读者,少空话、套话、官话,读者来信、专栏文章等也常在社论版刊登,基本反映报社倾向,影响力较大,获普利策奖的社论《麦金尼备忘录》则无情抨击了盖恩斯维尔市市长在公众住房问题上的不力,直接推动了该市社区居住条件的改善。 在这一点上,我国经济类社论与西方存在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其他小的方面,西方经济报道也较有特点。比如,西方经济新闻有较多的预测性报道。这源于读者的需要,每逢新年、新季度的开始或有反常现象,便有大量预测性报道。2004年1月3日《纽约时报》的《每日经济》专栏完全打破了平常的版面安排,从头到尾几乎全是“Outlook2004”报道经济、金融、国际问题专家的预测,《华尔街日报》更是几乎每天都有一些预测性报道,满足读者“我怎么办”的需求,观点性强,我国对经济预测性报道也可多加尝试,可满足读者对未来的一种知晓欲望,而这是一种普遍的心态。 又如,西方经济报道重视揭露性的报道。它们经常发现一件事就扭住不放,作连续、深入的报道——就像当年《华盛顿邮报》报道水门事件一样。12月1日该报经济版头版就美国的一起共同基金交易丑闻作了报道,在随后的一周内,每天都对这一事件的进展进行跟踪报道,而且每天都放在头版的醒目位置,这样的深入调查正是世界级大报的风范。从总体来看,邮报更青睐负面性的报道,其经济版的头版常常把黄金位置留给揭露性报道。除前面提到的基金丑闻外,还有对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专家成员构成提出质疑的报道,以及“出售克莱斯勒公司存在不公平交易”、“感恩节市场没有给零售商带来预期收入”等许多报道。从读者心理学来讲,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美国媒体因为走的是纯市场化的道路,看重揭露性、调查性的报道自然不难理解。同时,美国读者对负面新闻的承受能力也远高于中国读者。 在西方的经济报道范围内,技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专门有一个技术版。美国的报纸把技术和经济紧密结合,而且将科技报道划为经济报道的一个分支,这是和美国技术成果产业化的高度发达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大多数重要的技术突破都出自大公司,技术和经济早已融为一体。IBM、英特尔、GE、AT&T等大公司都是技术报道的重点对象。而我们现有的经济报道中,技术仍然是一个相当弱的角色,这和我们整个体制上的分割有关,科研和经济脱节的现象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 在对中西报刊经济新闻的观照和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类报道与西方的差距;在反思和总结中,更可以转换话语,架构开放的平台。但愿我们在认识自身不足、吸收西方精华的冲撞与交融中,能够始终风帆高扬,直济沧海! 新闻写作论文:金融新闻写作交流 在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许多银行加大了对金融新闻的重视力度,有的还建起了自己的写作队伍,以期通过给媒体提供新闻,在更大的范围内宣传本单位的业务和经营方式,从而树立其形象。但我们在编辑工作中发现,各银行部门的来稿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在金融新闻写作上定位不准,造成稿件内容概念化。 应景式稿件:这类稿件往往根据银行部门的一些活动写成。例如,上街宣传反假币、哪家营业部门开张等等。 表扬式稿件:这类稿件往往是写优质服务方面的内容。其中最常的稿件不是写这位营业员技术比武受到表彰,就是写那位营业员不怕辛苦兑换残币。 汇报式稿件。这类稿件的特点是事无巨细,只要与银行有关,都要写到稿子里去,唯恐少写一条,就会冲淡主题。这类稿件多取材于半年总结、年终总结或对某件事情的汇报。 专业式稿件。写这类稿件的人,确实对金融业务很在行,因此,稿子中出现了许多行话和专业术语。特别是在专业术语方面,什么存贷余额、银行承兑、贴水贴现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四类稿件,媒体很难采用,因为,它犯了新闻的大忌。 一是新闻不新。应景式和表扬式稿件,从时效上看,是近期的,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认为它就是新闻。这两类稿件所涉及到的事,有的是例行公事,比如反假币宣传,每年人民银行都要下来搞这个活动,早已不是新闻。有的是银行的基本工作,像兑换残币、说文明用语、对客户优质服务。这还用得着写稿子表扬? 二是主题模糊。像汇报式稿件,一二三四五,样样都想写清楚,从班子建设到抓职工素质提高,从开拓业务到两个文明建设,从各项管理到严格考核,事情确实不少,但是哪条也没写明白,导致重点不突出,主题难现。 三是有碍解读。像专业式稿件,且不说其水平高低,就凭那一句句行话和一组组专业名词,就不符合媒体对金融新闻的要求。作为媒体,不只是面对银行部门的业内人士,在更大的范围内面对的是其它层面的读者,若发表这类专业式稿件,就有碍于他们解读,同时也不能达到宣传银行的目的。 就银行写银行,是定位不准的症结所在 在银行部门写金融新闻的人,总是以为,我就是写银行的事,这还存在定位问题?其实,这是种错觉。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对金融新闻来讲,它首先是供媒体传播的新闻。这就是说它不能仅仅局限于银行系统认可,关键是要向社会上,要让银行系统以外的读者能明白,从而理解和支持金融部门的工作。如果社会上的读者不认可,你写的即便是银行发生的事,但也违背了事实的“新闻性”这一基本要求,这种金融新闻写得再长再多,也没有实际意义。 再从阅读效果上看,金融新闻必须有其通俗性。可是银行部门的人写金融新闻,在这方面考虑欠妥当。他们把金融新闻等同于本部门、本系统的汇报材料和工作简报,只求自己和领导看得懂,却忘记了金融新闻的真正读者大多数是外行这一特殊性,因此,对些名词术语不做解释,对一些新闻事件的背景不作交待,这就背离了金融新闻的初衷。因为,你的本意是要让更多的人去读它,而更多的人却看不懂,这不是白耗费自己的精力吗? 从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银行部门的人写金融新闻时,在定位上存在着一个最大症结,这就是没有站在读者的角度去对金融新闻定位,因此,他们所写的金融新闻就很概念化,大多失去了新闻性。 社会价值是新闻定位的重要标准 要走出金融新闻的定位误区,笔者认为,银行部门的人必须跳出本系统的圈子,站在更广的社会层面,像一般读者那样,去分析金融现象,目的就是从中挖掘出金融新闻的社会价值。达到了这个目的,金融新闻定位的问题就可得到基本解决。 在具体操作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写本系统的金融新闻,要认准其新意所在,除把握好时效性以外,最关键的是内容要出新。这倒不是说,一些原来的题材不能用,而是要看它的社会价值。例如,写金融部门的管理问题,如果站在银行角度,就管理论管理,可能会觉得总是这一套,了无新意,但是若把它按社会价值定位,就会发现常写常新。这是因为,站在了客户的角度看银行管理,站在了竞争的角度看银行管理。这方面会对银行管理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写金融新闻的人通过比较后,就可找到写作的突破口。 要根据社会价值定位,必须下功夫研究金融与社会各层面的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助于写出有深度有影响的金融新闻。就目前来讲,这方面可写的内容就很多。比如,现在利息根低,老百姓和企业有什么反应?将来市场过热若要加息,他们又是什么态度?像这类题材还很多,可以从深度和广度上挖掘、剖析,如此将极大地提高金融新闻的社会影响力。 要在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对金融新闻涉及的银行界行话特别是名词术语进行“转换”,把它们变成大多数人能看得懂的通俗语言。例如,“商业承兑”这个术语,可以转换成“用商业汇票到银行进行有期限的抵押贷款”。这样转换,不懂这个银行术语的读者也会明白其含义,这就大大增强了金融新闻的可理解性,从而有助于深化金融新闻的宣传效果。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的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 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 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作者:何宝琳单位: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权力机构对空间规划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间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等等议题都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规避了城市的异化发展,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地域发展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于缓和。但在我国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轫的城镇化进程正迈向深水期,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地域发展问题正处于集中爆发期。为此,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地域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成为一条可供尝试的文本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面对与西方情况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肩负着几亿农村人口城市融入与身份转换的重任,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多元选择,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小城镇的突围,城乡之间的依附发展与城市群内部如何在协调联动中走向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国情,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借鉴西方地域政策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从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外部空间的扩张与内部空间的改造。城市发展趋同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景观,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当前,城市的空间生产缺乏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空间生产往往是经济发展指向下的单兵突进,生活在原有空间中的人们被迁移出原有社会网络,不断走向陌生地;重新进入被城镇化空间的人们也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地域开发的目标问题。地域开发应当有物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体为核心的地域居民及其组织建设为中心。地域开发不能仅仅限于物的条件的整备,地域政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应当考虑到地域居民和其组织的自主的行动创意、自发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强调地域开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地域开发应当关注空间整体生态系统的建立,以地域文化为土壤,在地域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体化发展。在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性空间再生产的公共性建构与整体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正不断“侵入”乡村世界,以都市现代性“接替”乡村传统。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复制、集体消费对空间生产的促进以及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城市的发展正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漩涡,不断汲取乡村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城市的过密化成为发展隐忧,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过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的不断再生产暂时解决问题的。与城市空间生产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乡村空心化与过疏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地域政策正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过于关注资本再生产的倾向,另一方面,根植乡村文化自性,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走向新乡土主义。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渐趋演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身份转换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眼中,空间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应当保证开放透明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进入优势空间的权力。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地域政策已经造成空间差距症候。甚至“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在优势空间与劣势空间既存的前提下,个人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能够自由进入空间的权益将会从内部为中心空间进行“去权力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渐趋放开,标志着中国地域政策正走向开放的空间分配。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公民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取造成了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8],以社会个体的动态流动化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差距成为地域均衡政策的选择。我国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不再面临“收容遣送”的社会风险,关于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进一步要解决的将是优势空间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保障与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动人口开放,包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与子女,让城市空间成为“爱的容器”,这成为地域政策在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如何从属地服务到居住地服务的转向,这些服务指向的是农业人口的空间融入。地域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农民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共荣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间。 (三)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从城乡对立走向协调联动如何处理以城市为载体的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空间分配不均时,将会造成地域对立的局面,其初级表现形式是言语攻击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排斥和对抗,其高级形式则是分离主义。从动态视角下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地域分裂的形成过程在于长期不平等的空间交换,背后演绎的是空间权力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城乡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当属城乡工农剪刀差,它让“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在乡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权力。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内部关系来看,城市群落内部的空间交换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也是为了消解长期以来空间交换的工业化发展的坚硬后果。“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点的考虑。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将是一个漫长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一方面,通过周边城市相关资源的增量发展来稀释原有城市空间交换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边城市在新一轮空间交换过程中不应仅仅被定位为缓解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间,而应在均衡发展的地域政策推进中,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 (四)空间消费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镇化空间与反贫困工程无论是空间的生产、分配还是交换,最终指向的是空间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服务、教育机构以及闲暇生活的满足,劳动者能否实现这些方面的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由于私人资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们或者是将集体消费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场化运作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屏蔽。这样,集体消费就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面临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公共住房匮乏、医疗服务不足、学校资源落后、交通环境拥堵、文化设施短缺和社区发展迟缓等等。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为地切割集体消费的空间,贴上富有和贫穷的标签,富有的地区享受优越的空间消费,弱势群体则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集体消费空间里,集体消费的空间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11]。反贫困的地域政策由此与集体消费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契合。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贫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规模、有计划地分散人口和就业到周边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实施针对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城市中心再开发及社区建设逐步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课题,采取物质性环境改造与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相结合的形式”。[12]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进。从棚户区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从政府购买服务到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项目运作,我国反贫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护,让弱势群体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二、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以卓有建树的城市空间研究不断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裂隙,以独辟蹊径的理论框架检视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理论“血统”和研究的可对话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核心,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他们指出,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社会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间样态的建构有悖于正义,那么就要提出相应的地域政策来修正,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可达、可以栖居而非无根的社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地域政策的实践原则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抵抗的是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针对的是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警惕的是互相敌对的空间对立,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抵抗的是现代空间对弱势群体消费的屏蔽。以此为实践原则,我国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国情,以城镇化为空间发展的原动力,着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为其落户城镇打开渠道,在城市空间更新运动中大力开展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东北老工业振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社会工程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使城镇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张霁雪田毅鹏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作者:保跃平江华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透析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HTtP//: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电视研究空间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摘要]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思想之一,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伴随着20世纪60到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且当代思想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极大影响,“或快或慢地发散到了多个学术领域和教学领域,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将包含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的观点、思想及材料”。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性别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社会学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向及问题认识将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二、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核心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讲师团) 城市社会学论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谈旧城改造模式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类新城、城市新区建设逐渐兴起,相对新城区,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就目前阶段来说,旧城区的改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改造,都是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起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国外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要逐渐将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在改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抛弃历史文化以及旧的风俗习惯,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风貌特征。如果加以随意改造的,将会引起一定的冲突。对于改造旧城区,需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全力为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 关健词:城市社会学;旧城改造;和谐对策 前言 旧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便实现现代化城市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式总体来说有很多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规划,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遵循一定的规律,秉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尽量避免大拆大建,为旧城改造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改造之路,实现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1 旧城改造的实质及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中国城市发展由单纯的外拓型走向内外并举型:由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走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则是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社会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城市旧城地区则是此种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难点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以往旧城改造的方式与对策,重新寻找其解决之道,其改造的重点及实质,应是社会问题的和谐解决,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的,中突与对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发展不平衡 旧城是由各个不同系统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现在发展过度和发展滞后这两个方面。发展过度是因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代价,导致建设的强度和人口的总量超过规定的承载力,从而造成整个项目功能失调。发展滞后是因为各城区内部的变迁进程不一样,导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1.2城区老化或衰退现象严重 当一个城市自身发展不平衡,就会产生严重老化衰退现象,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物质方面,即旧城区内的建筑和设施因为时间的长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谐的城市环境被打破,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的机能下降。(3)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空间急速在扩张,城市的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城市结构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方式而进一步衰退。 1.3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旧城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现象,阻碍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旧城中,因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城市的贫困程度也相对较高。因为在旧城中,年富力强的居民在经济得到改善后都迁离至别处,留下来的多数是一些能力较弱,经济困难的居民,这就更加会阻碍城市发展。 1.4文化传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政府在对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城市的特色资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旧城改造地块的经济账,而忽视了社会账和环境账,不顾旧城市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旦将其破坏,使城市失去其传统风貌,也失去了历史沉淀的厚度和价值。这对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经对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还会影响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2 旧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物质性规划思想影响,把城市的发展看作一种可掌控的线性进化忽视了城市历史与现状。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过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而在旧城改造中,我们的政府领导、开发商、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旧区内的“功能与空间混乱无序”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试图通过规划的行政手段,重新构建一个“唯美”的旧城城市形象。 反思现有旧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现在:(1)过于理想的单一终极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规划多目标的比对与平衡,从而造成阶级分化、治安犯罪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2)规划理念及手段的简单化、标准化。以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来确定城市的发展态势,却因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造成旧城社会经济活力的衰退与空洞化。(3)“破旧出新”的规划模式过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将旧城有机社会网络割裂为单纯的功能社区,忽视了社会脉络的发展与内在联系规律。(4)兼顾所谓公平的政策取向,规划方法较多地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意志,较少反映地区现状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市场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居民自身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特别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封闭决策,导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5)旧城改造建设与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旧城更新和房屋拆迁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问题认识浅薄,往往将多元化社会问题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对待,忽略了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旧城的特色,没有一部相适应的城市规划管理专项法规,如历史街区改造中,简单套用日照间距法规,从而造成历史风貌特色的丧失。(6)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改造建设方式的粗放化。旧城居民对发展的愿望较为强烈,但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对旧城改造的一元主导机制,对旧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资源的毁坏,造成整体社会资源体系的破坏,同时对文脉的所谓有机更新与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体文化资源内涵的缺失与变异。 当前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抒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但是旧城地区往往因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间和就业空间;而简单化的改造,不仅破坏了该地区的动态平衡结构,带来了房价和地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无法回迁,一些居民从而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昔日充满生活情趣的街区也变得冷清,难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旧城改造中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改造者无意也无心去开展公众参与,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从而造成拆迁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许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使未来新使用者满意,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纠纷和负面影响。 3 旧城改造的基本对策 3.1坚持将改造建设的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 旧城改造的模式多种多样,在改造过程中要将以往单一的模式向综合模式迈进。通过对旧城格局的仔细研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去保留旧城原有的特色风貌,保证旧城的物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3.2全力保留历史文化和文脉的延续性 旧城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对其改造过程中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入新鲜的现代元素和风格,但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蕴,尽量保持城市的原风味。同时也要对破坏的地段进行维修改造,还原其本质。另外还要注意环境的改善,城市建设的管理,为城市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3.3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破坏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规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较,既具有规划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对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建筑,同时也可以充分保护街巷的空间不受破坏,维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减少社会动荡。 3.4重点关注旧城中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 在改造中,要先对社会各阶层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和仔细探讨,借鉴国外旧城改造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旧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证居民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各项设施配套完整,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丰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 旧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规划建设、资金筹集,经济平衡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建设的发展有区别。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国家要根据旧城的一些特定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而且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要相应的拟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据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拟定的措施做及时的修改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的旧城改造模式和经验,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忽视居民心愿的状态,政府要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各种补贴的灵活运用,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就业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帮助,将旧城原有的社会功能保留起来,进一步促进旧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4 结束语 旧城区是城市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与许多其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改革,旧城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相当具有内涵价值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旧城以后的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这些资源,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对这些资源进行破坏,而是要将他们与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城市进入一个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摘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很好的指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社会学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城市,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社会现象,并指导于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社会学的指导下,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城市化;城市规划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对立”。 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 ,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 ,精神距离却扩大 ,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 ,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 ,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 ,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 ,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 ,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 ,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 ,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 ,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 ,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 ,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 ,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 ,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 ,应控制人口扩增 ,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 ,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外围布列下属乡镇 ,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 ,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 ,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摘 要:本文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城市变迁与居住空间变化的整体特征,并分析了社会转型中正在进行的居住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为5个层级,并对应相应的居住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外围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空间的扩展:北京奥运会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当下的研究中,围绕经济、文化、体育诸角度的奥运会研究都未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认为,在后奥运时期,城市本身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应该逐步成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主要论题,北京应该取代奥运成为研究的主体,从城市本身出发,以全球化、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空间的优化多个层面的出发来思考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形塑的历史效应,从深层次实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价值,扩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从此种意义上讲,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必将成为后奥运时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京奥运会;和谐 对于城市的研究,素来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三驾马车的说法,相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会学更加注重于对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发现物理空间的社会意义。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北京奥运会对于整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可以发现当前关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但是如何发挥奥运会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特别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奥运场馆建设对于北京城市深层发展的研究还相当的初步。换言之,北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恢复其城市社会生活的常态,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应该回归到城市本身的社会空间之上,我们只有将关注点回置到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逻辑之上,从城市自身的整体逻辑来思考奥运对于北京的发展,强调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建筑互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发现城市如何更好的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唯有如此,北京奥运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理念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留下应有的影响。 1 奥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规划尔后营建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建筑格局真正体现了建筑是对文化最为生动的反映这样一种认知,在长久的封建社会和城池建设历史上,历朝都城大都一般因为沿用前朝旧址,城市格局难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完全以《周礼》为范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两朝又仿照《周礼》,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城市空间格局。[1]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举世无双,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所在。梁思成先生是这样赞美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2]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传统空间遭到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城市空间本身的不合理扩张也是饱受批评,而北京的城市发展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问题集中的压缩式出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2008年奥运会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藉此更多的被纳入到“国际大都会”或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当中去。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进行奥运会场馆设计时设计评审委员会提出,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注重的内容包括:功能布局应充分满足奥运会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要体现生态、环保的概念;交通系统及交通组织规划应有利于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重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空间形态应体现北京城市特色,强调中轴线的特殊意义;应具有较强的分期建设与市场化融资运作的可操作性。客观而言,最终实施的称之为“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 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呼应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认为是:以环境为导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气势,寻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这一设计方案还被认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设”的创新之举,是北京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3]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奥运场馆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实践中使建筑能更好的为社会生活服务将成为最为主要的问题,因为空间的产生、发展和形变都是人类作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城市这样一个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间,“空间乃是社会的一个切面,跨越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以及凭借和中介,我们无可想象一个没有空间而能存在的社会,空间一开始已然是社会空间”。[4]我们着力去发现奥运建筑之后城市的社会空间显得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来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5]对于城市来讲,文化上的关照最终同样要在城市空间的主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得以达致。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北京城市空间分布于相当大的范围,由于场馆的建设是一个固定化的过程,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社会意义将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从任何意义上讲,奥运会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间上的影响在整个北京城市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城市空间在经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变形之后,在奥运会的设计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奥运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空间进行了某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以往的解读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其实,在短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真正赋予其公共空间品质的恰恰是我们极大忽视了的市民对于这一空间的利用。 2 社会空间:奥运空间形变的社会学视角 北京奥运会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赞誉颇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们对奥运会巨大的资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们社会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延续或者扩大奥运会的后续效应就需要我们将这样一个投入巨大的经济项目有机的融入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根据北京市的城市社会区定量数据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强度区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区,人口和家庭户密集,居住小区价格最高,房地产业发达,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高度集中,商业服务业网络繁华,同时老龄人多被抚养人比例高,就业率相对低。在二环到四环之间,由于近期居住小区的修建和旧城居民的搬迁,出现人口聚集的趋势,尤其在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及东四环和东三环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在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及南三环的外围区域人口则相对稀疏。从土地利用强度因了得分空间分布看,以东城为中心,向西北、北和东北方向发散,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同时这种同心圆结构又具有不对称的特征。[6]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了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奥运会的场馆设计功能分区与公众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育状况还非常的初步,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加大以体育运动类公共设施来发展公共领域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我们不能对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间中深刻蕴含的社会意义,不能不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人文奥运精神深层阐释的一个缺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奥运会成为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整个奥运规划中最为核心和关键所在,说到底,城市空间最后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 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7]正因为如此,城市地理学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规范,将社会经济阶层、阶层竞争群体和城市土地空间分配达成一致,赛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首次提出城市社会区的概念,将人口普查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城市化)和分隔(少数民族状况)三个基本框架下划分出社会区的类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经由列斐伏尔,直接而深入的以社会空间为主题展开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我所概括的理论……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而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往人类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该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空间的生产在当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生产如果将重心置于空间生产的话,那么,空间,包括与它相关的一切,都会成为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8]列斐伏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和后继者哈维、索雅的推动下强劲复苏,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高特第纳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提出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将“社会空间视角”具体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的关系;(2)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空间与行为的互动;(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9] 3 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改造运动,被创造的空间(created space)替代实在的空间(effective space)是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10]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来看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人文奥运所具有的深层价值,人文奥运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简单对接,其终极价值在于对人的重视,始终将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这样的视角下来审视奥运会场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重新回顾雅各布斯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移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建于一派胡言之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过是一笔购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仅仅是分离或分类,认为好的规划就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而声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则是“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的建筑师”,他的梦幻之城不过是一个“垂直的花园城市”,而对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在这样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规划中除了谎言,什么也没有说。[11]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奥运会使北京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动到达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而处于发展上升期和民族主义逐渐复苏背景下的社会也相当主动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动员当中来,奥运会的举办因而被赋予了诸多体育之外或者说奥运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强烈的深层意识,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波折,现代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深层动力,渗透到体育运动之中,奥运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表演,中国的奥运会举办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举国体制和表现,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以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为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等等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奥运会的宣传和解读;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又深深的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之下,连奥运会本身也被商业化了,这与奥运会本身的精神相违背,却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悖论。 奥运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围绕着奥运会之后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因为一方面奥运会设施的后期利用面临着金融上的压力,从一开始奥运的经济帐和文化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如果体现出过多的经济考虑,将不但会被批评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为普通的民众所诟病,而且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城市各阶层住区隔离和城市公共物品区隔化。文学对于社会的变迁总有着最为敏感的反映,从此种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纪录片《筑梦2008》选择以原奥林匹克公园搬迁户一家展开的叙述可以说相当恰切的把握了奥运会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 在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在这个空间架构下,公共二字意蕴,被阅读为公家的(权威性)、大家的(商业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动了类同中世纪以实质生活社会网络为取向的城镇纹理和公共空间中的市民性的内涵;事实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种氏族、社区聚集的意思;所谓公共空间,应该就是类似我们传统社会中的庙隍活动本质和社会性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被挤压退缩在社区的边缘苟活着,是底层的、甚至是违章的”。[12]这样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逻辑进入到对于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之后,对奥运会的解读就必然出现某种片面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奥运场馆的定位上存在着被各种利益所遮盖的盲区和误区,从根本上来讲,奥运会是应对于整个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碎片化下对于人类共通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种努力,由顾拜旦亲自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又深入地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新的世纪北京承办的奥运会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义,中国对于这样一种普世性的文明应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层次上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北京城市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发展一种良性的关系,成为一个深层次的挑战。 4 奥运:北京城市空间优化的历史契机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五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13]因而,对于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从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了对于经济效应的考虑上,甚至到了现在,也鲜有论及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社会经济更为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为整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来共享的问题更是被极大的屏蔽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反观关于奥运会如何来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倡导和号召公众对奥运会深度参与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实际上,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为时间说纠缠的话,那么在20世纪空间将取代时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对空间的分析还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要特别的注重对于社会空间优化的重视,将文化精神与功能分区二者统筹到社会空间的建设之中,因为,对于北京奥运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最多的民众来在长周期中共享奥运会优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谐的城市空间,更能体现“人文奥运”这一理念。 历史的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发展激素”,既能增进经济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经济中的负面因素,如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出发,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加强对后奥运北京城市空间的优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卫•哈维说过,西方后工业都市中长期的居住区隔强化了社区意识,从而取代了阶级意识。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阶级意识的销蚀,置换为中性的社区意识,意味着历史变革的动力被空间规划所阻隔。[14]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个中心、旺地紧缺,房价难以控制,而且在内城和文化区的住区隔离现象日渐严重。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奥运会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则可借奥运会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核心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为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本文针对目前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改革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浅谈留守儿童现状及其权益保护:浅议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律保护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加快了近代化发展速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的逐年上升。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日新月异,远离父母、得不到父母呵护的留守儿童在享受应有权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人身权、受教育权利等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留守儿童;监护权;教育权;人身权;发展权 农村留守儿童指的是因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到外地打工而留在老家生活的孩子们。根据权威调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6000万人。这一数字呈逐年上升趋势,如潮州饶平县2014年农村留守儿童已超过3500人,占农村儿童的38.3%。与2009年全县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四年间该县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1023人,这个群体从生活、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都和同年龄段的其他儿童有着天壤之别,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群体。随着这一数量的逐年上升,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已经演变为一个社会现实问题,亟需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从各个方面寻求保护他们权益的途径。 一、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权益受侵的表现 农村留守儿童的产生源于农村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家庭的贫困使得孩子的父母不得不选择到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打工。但由于工作环境、户籍制度的约束,他们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留守儿童应当享有的权益受到了侵害。 (一)受监护权 《民法通则》第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只有其父母死亡或者丧失监护能力时,才由有监护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作为其监护人。现实当中,留守儿童的监护出现四种类型,即单亲监护型、隔代监护型、同代监护型和监护缺位型。单亲监护型的儿童属于留守儿童中情况最好的类型,至少还有一位法定监护人在其身边,但父亲和母亲毕竟有区别,单亲监护对于儿童性格的影响比较大。而(外)祖父母年龄较大,本身就是需要受到照顾的人,监护能力有限,所以隔代监护通常只能负责他们的一日三餐,而对于孩子的教育、能力的培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同代监护型一般是家庭里面兄弟姐妹比较多,由大的照顾小的,这种情况下由于大的本身就是未成年人,所谓的监护形同虚设。监护缺位类型尽管极少见,但也存在,通常是年龄稍微大点的,一般是读初中以上的孩子照顾年纪小的弟妹。针对潮州饶平县的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外出的情况最多见,在这些家庭的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占48.72%;寄宿或与寄养在亲戚家的人占10.33%,有18.1%的留守儿童与爸爸(或妈妈)单独生活,与爸爸(或妈妈)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比例占17.05%(见表1)。 (二)受教育权 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目前留守儿童在校读书所占比例不高,很多孩子读到初中毕业就辍学跟随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不能完全享受受教育的权利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地方学校环境、师资条件不足。例如,潮州万丰林场月光小学,全校5名老师6个学生,由于学生数量有限,为了节省资源,很多老师身兼数职。第二,家庭教育的缺失。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孩子的生活学习得不到有效的照顾和监督。事实表明,留守儿童由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其他儿童已经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三)人身权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人身权受到法律保护。留守儿童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的人身权必须由其父母来保障,父母没办法履行其法定义务时方可委托监护。我国约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近2000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儿童占86.5%。 近年来,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频频受到侵害,如烫伤、摔伤、溺水事故等,在留守女童中,被猥亵、被虐待、被诱奸等悲剧频频上演。 (四)发展权 留守儿童发展权受到侵害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受教育程度低。据教育部门统计,农村青少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已从1985年的22.3%下降到目前的18.6%。更为严重的是,每年全国有近2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流向社会,成为新的低文化素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低下必定影响其未来的发展。第二,性格塑造方面,儿童时期是个人性格逐渐成型时期,父母在外打工,无法了解孩子身心变化及时加以引导,只靠一根电话线根本无法使孩子在遇到烦恼困难的时候和父母沟通。这些情绪长期压抑,容易使儿童形成心理障碍,亲情淡漠。使其无法像其他同龄儿童那样得到父母的关爱,学习成绩差,在学校中也得不到老师的重视。一系列连锁反应让很多留守儿童出现了内向、忧郁、不自信,甚至出现自杀倾向。陕西扶风县杏林镇曾经发生过5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一座古庙里喝农药自杀, 5个孩子中4个是农村留守儿童。四川省心理学家游德良对井研县门坎小学近400名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调查后发现,这些孩子中近八成存在心理问题,其中106人存在焦虑心理,107人存在抑郁症状,100%的孩子都羡慕生活在爸爸妈妈身边的小伙伴,在精神方面被抛弃感强。很多孩子性格容易出现偏差,加上受到电视、电脑一些暴力场面的影响,一些孩子会走上犯罪的道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指出,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面临的困难 (一)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留守儿童权益保障难以全面实现 湖南台的节目《变形记》是一档专门针对城市和农村儿童互换生活学习环境的节目,到了城市的农村儿童感觉去到了天堂,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他不曾触及的,孩子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我们暂且不去评价这样的节目对农村孩子是好还是坏,让笔者真切感受到的是一丝悲哀。经济社会制度应该是体现公平正义的,但正是城乡二元制和教育制度活生生地把农村的孩子阻挡在城外,甚至是造成他们不得不离开父母成为留守儿童的关键原因。 (二)缺少专门机构统一协调留守儿童保护工作 目前国家没有一个针对留守儿童的专门机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也没有制定协调机制,导致各行其是,不利于形成合力。例如,妇联、团委、关工委,它们的职能之中都只有一部分涉及留守儿童,而且这些部门不具有执法权,单靠它们对留守儿童权益的保护远远不足。 (三)经费不足是留守儿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关键因素 目前我国出现留守儿童的农村都是经济比较落后地区,对留守儿童教育权、人身权、发展权等相关权益的保障都需要经费,经费不足直接导致保障不力,很多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无法开展。 (四)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重视程度不够 由于留守儿童在家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照顾,委托监护人对孩子的照顾又不够周到,使得孩子在学业、性格等方面肯定存在难以管教的情况,部分学校老师对留守儿童本身就存在抗拒的心理,担心他们影响到成绩好的孩子或者破坏班级纪律,所以抱着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就好的心态。学校的管理不力更让孩子处于自由散漫状态。 三、从法律角度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的建议 目前我国没有一部专门保护留守儿童的法律法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经过修订之后规定了对留守儿童的委托监护制度,但相比起现实当中这些儿童种种权益受侵害的事实,这些规定显得过于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制度的制定已经滞后于现实的发展。 (一)修订、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目前存在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是造成农村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一大因素。人民日报曾报道,在北京的3万流动人口中,6~14岁的儿童达1万人,而其入学率仅为12.5%,还有87.5%的孩子被高额的教育费用拒于学校的大门之外。所以,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大城市入户政策要向打工一族倾斜,让在一个地方工作超过一定年限的打工者有资格入户该城市,这样才能更快地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二)出台《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法》 一是必须尽快出台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建立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要明确未成年人法定监护人和委托监护人的监护义务,在监护人不正确履行义务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美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孩子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确实能够单独呆在家里的时候,父母才可以把他们单独留在家里,否则一旦有人举报,只有法庭相见。如果两人都上班,就得雇一个人看孩子或托一个亲人或朋友替你看管孩子,这也就是很多美国妈妈在有了孩子之后都辞去工作呆在家里的主要原因。二是应当明确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各地的团委、妇联、村委会、社区、学校应当充分发挥作用,共同确保留守儿童各方面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三是对留守儿童实行动态管理,要落实各个镇对该镇的留守儿童实行网上登记制度,随时跟进他们的情况变化,这一工作可以指派当地的派出所和村委会联合进行,登记情况应当尽可能详细,要包括儿童的性别、年龄、就读学校,父母务工的具体城市、联系方式、儿童的委托监护人等。四是确立国家监护制度,确保留守儿童在监护人监护能力不足或缺失的情况下有国家作为后盾。可以借鉴外国经验,设立“家长”制度,由留守儿童数量较多的乡镇政府成立相应机构,“家长”可以由退休老师、志愿者构成,留守儿童的父母缴纳一定的费用,机构工作人员对留守儿童进行监护。 (三)各地要根据自身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 在保障留守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方面,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建议临近的村合并办学,这样既确保了学生数量又能节省教学资源。也可以采取低年级(一、二、三年级)在各自村里办学,中高年级合并办学或到镇里就读,这种方法既能兼顾年龄较低的儿童离家较近,又能让年纪稍大的儿童接受更好的教育。 孩子是家庭和祖国的未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下一代更好的成长,是我们的制度和现实让留守儿童承受了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生活压力。所以我们不能再对这些儿童漠不关心,应该从情感上去唤起更多的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从制度上尽最大努力去保障他们的权益。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潮州市委党校) 浅谈留守儿童现状及其权益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问题及解决对策 摘 要:当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成为倍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分析了留守儿童的监护、教育、人身安全等法律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即明确家庭、学校、党委政府、社团组织、政法机关等的责任,做好相关工作。 关键词:留守儿童 法律权益 问题 解决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年轻人离开农村去大城市务工,而他们的孩子却不得不留在农村学习,得不到父母的照顾,相关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采取法律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通过对留守儿童的监护,教育,人身安全等方面提出相应法律保护对策,旨在逐步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使其学习和生活都能够更好地发展。 一、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1.留守儿童受侵害的案件呈上升趋势。侵害留守儿童案件主要以人身损害赔偿居多,涉及留守儿童的人身伤害案、校园伤害案、在受雇期间人身被伤害案,特别是交通肇事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寻衅滋事、抢劫、强奸、交通肇事等刑事犯罪,也呈多发上升趋势。 2、涉及留守儿童的刑事犯罪案件频频发生。留守儿童受教育权被侵害的案件时有发生。学校限制、剥夺留守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而引发行政诉讼案件,父母不肯支付留守儿童的学费而引发民事诉讼案件等,也有所增加。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缺乏有效保障的原因 1.物质生活条件的缺失 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大多是家境贫寒,父母外出务工,从而寄养在爷奶家、外公外婆家、姑家、姨家或其他家,物质生活不会很随意充足,心理上也有隔膜。这部分学生很容易受外界的引诱而走进危险的陷阱。 2.受教育权的缺失 留守儿童、贫困儿童的物质生活条件缺失还不是大问题,但留守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大多不到位,有的孩子辍学在家,无人问津;有的孩子学习习惯差,无人纠正。还有一些贫困山区教育资源严重缺乏,无力提供符合标准的办学设施和充足的师资力量。即便能够入学,老师通常也无法详细了解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在家的学习状况,无法实现学校与家庭的双向互动,挫伤了孩子学习的积极性。 3.爱的缺失 由于父母奔波劳累无暇顾及或长期不在身边,遇到生活中、学习中的问题无法及时得到回答,在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爱和呵护,疑问叠加会加剧孩子自卑、抑郁、脆弱的心理。与接受父母监护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要么显得胆小孤僻、不爱交流,要么野性十足、没有规矩,甚至产生憎恨、仇视的畸形心理,自闭症、抑郁症等心理疾病频发,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心理健康。 4.法律意识的缺失 留守儿童、贫困儿童身体心理情感处在动荡不定期,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相对较弱、自控能力也较差,再加之监护人看管不严,很容易受到社会不良现象的熏染引诱,染上打架、盗窃、赌博、吸毒等恶习,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不法之徒的蓄意伤害 有一些不法之徒,利欲熏心,道德沦丧,专打未成年人的注意。廉价雇佣童工、教唆儿童赌博吸毒偷盗抢劫、引诱胁迫少女从事色情服务、贩卖人体器官等。都对留守儿童、贫困儿童造成致命的伤害。 三、完善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律对策 1.完善监护法律制度。 (1)强化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的法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规定了外出务工的父母可以委托他人代为监护其未成年子女,但应当明确父母必须是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方可委托他人监护子女,监护职责不仅包括支付足额抚养教育费用,还有定期探望、照顾孩子的生活、以良好品行对孩子进行管理和教育、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及合法权益等义务。 (2)完善委托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现在社会流行的委托监护主要是感情委托(主要是亲属、亲戚关系),而不是法律委托。法律对委托监护制度的规定也不详细具体、缺乏操作性。例如委托监护人必须具备的条件、法定监护人和委托监护人的权利义务等需要进一步明确。 2.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制定《留守儿童、贫困儿童权益保护法》。 留守儿童、贫困儿童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时代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生产方式转变带来的新问题。涉及社会与制度、法律与道德、责任与义务,事关收入分配、用工、三农、教育、监护制度与户籍制度等多个方面的综合问题。建议加快对不适宜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修订、制定,如户籍法律制度、教育政策等。修订中,特别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儿童教育、人身与财产权益,适时出台《留守儿童、贫困儿童权益保护法》,以便更有针对性、时效性的加强保护。 3.建立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快捷有效的法律服务体系,加大学校、社区、基层政府、司法机关保护力度。 公安、司法部门要配合学校做好留守儿童、贫困儿童法制教育、安全教育工作,提高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和预防违法犯罪意识,做好教育转化工作:公安部门不仅严厉打击侵害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还要加大对非刑事案件的治安案件和人身伤害案件的重视和处罚力度,对父母遗弃留守儿童、贫困儿童的案件进行有效干预;法院积极探索审判职能,建立留守儿童、贫困儿童权益保护“绿色通道”,保障留守儿童、贫困儿童维权途径畅通,对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实施司法救助。 浅谈留守儿童现状及其权益保护:探究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法律问题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随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不在身边,留守儿童的生活缺失监管,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保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是一个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的问题。 关键词:留守儿童 权益 法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农民走向城市,出现了一个新的劳动群体――农民工,而随之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留守的少年儿童正是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却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务工,无法得到应有的照顾和正确的引导,从而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以及认识、价值观念上的偏差,一些儿童甚至误入歧途。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保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是一个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留守儿童群体现状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而留守在家乡,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需要其他亲人照顾的年龄在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了改变生存状况向城市转移,其中大部分为夫妻一同外出,因经济等各种原因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由此引发“留守儿童”的问题。根据权威调查,中国有近6000万儿童没有父母陪伴,相当于英国人口的总数。其中57%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3%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大多由祖辈或者亲属照顾,由于父母监护教育角色的缺失,对留守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由此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1.1教育问题 留守儿童大多是父母一方或者双方不在身边,那么对其教育方面或多或少会有疏忽,而且很大一部分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或亲友照顾,可想而知,对孩子的学习疏于管也没能力管。加上农村的学校受各方面的局限,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关爱都不到位,导致一些留守儿童行为出现偏差,从而出现厌学、逃学或辍学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此外,由于父母长期在外,留守儿童正常的情感需求有缺失,极大地影响其身心健康,从而产生心理失衡,甚至出现犯罪的倾向,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 1.2安全问题 由于父母长期在外,留守儿童的受监护权缺失,祖辈、亲友的隔代监护或临时监护责任往往落实不力,缺乏防范意识,儿童自身又缺乏防护意识和能力,很容易发生意外事件,例如近几年发生的几起溺水事件大多都是留守儿童。更值得忧虑的是,留守儿童往往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侵害目标,尤其女性儿童容易遭受性侵害而又不能得到父母的及时救助,极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 1.3社会问题 留守儿童问题有历史的原因,它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堪忧,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2.留守儿童权益存在的法律问题 儿童时期是人一生中的奠基时期,是身体、心理健康成长的关键期,更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关键期。留守儿童在最需要父母关爱的时期,父母却远离了他们,儿童的监护权被委托给其他人,造成留守儿童很多权益的缺失。从法律的角度看,可以发现留守儿童权益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生存权 《儿童权利公约》第6条规定,每个儿童享有固有的生命权。我国《宪法》第24条指出,儿童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和健康,并享有医疗康复设施。生存权是每一个公民都享有的基本权利,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和医疗保健获得权。留守儿童是未成年人,在他们最需要照顾和关爱的时期,他们的父母双方或一方却不在身边,身心发展都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同时,由于安全监管不到位,更容易发生触电、溺水、车祸等意外事件,严重地威胁到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利。 2.2发展权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享有发展的权利。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条规定,未成年人享有发展权。也就是说,儿童都享有接受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有权享有促进其身体、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条件。人只有获得发展权,才能摆脱与其他动物合为一体的状态而成为社会上的、法律上的人。留守儿童因为家庭监管不力,学校和社会对他们也缺乏有效的教育和管理,一部分过早地进入社会,和失足青年混到一起,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影响了留守儿童的成长与发展。 2.3受教育权 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受教育权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儿童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协作才能更好的完成。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儿童学习的主要场所。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隔代监护或临时监护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层次大多不高,不能很好地进行家庭教育,因此教育儿童的任务大多丢给了学校和社会。学校和家庭之间又缺乏正常的互动,致使很大一部分留守儿童思想、情感、道德、人格等方面欠缺,学习不被重视,甚至会产生厌学情绪。这些问题的存在,对留守儿童未来的发展产生恶劣的影响。 2.4受保护权 《儿童权利公约》指出,反对一切形式的儿童歧视;每一个儿童将得到平等对待;保护儿童一切人身权利及关于处于危机、紧急情况下的儿童保护,脱离家庭的儿童保护。在我国,尽管“保护儿童”这一口号耳熟能详,但对于怎样具体落实这一口号,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措施,所以儿童的这一项权利实际上得不到保护。留守儿童处境艰难,没有父母的守护,经常受到同龄人的欺凌,生活状况令人心酸,能力得不到发展,这一切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身心的健康成长。 3.解决留守儿童权益保护问题的对策建议 3.1加强立法,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我国已经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包括《婚姻法》、《继承法》、《义务教育法》、《母婴保健法》等法律,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的一整套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体系。但是对于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保护其应该享有的权利。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和完善保护留守儿童权益的实体法,在法律上确认未成年人的平等发展权,以体现国家保障所有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责任。 3.2改革和完善监护制度 首先,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和教育责任是父母的一项法定义务,作为父母应该切实履行好这个责任,留守儿童的父母也不例外,如果其不能很好地履行监护责任的,应该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其次,我国的监护制度是以亲属监护为主、组织监护为辅,这就很不利于保护留守儿童的权益,对此,应该改革现有的监护制度,要构建亲属监护责任机制,考虑在相关法律中规定监护人的权利及相关的报酬标准,变监护人义务为权利,以利于其更好的履行监护责任。再次,建立家庭、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监护制度。明确规定监护人的资格条件,明确监护人的责任,增强法律的可实施性,最大程度的保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3.3加强农村经济建设,改变不合理的制度 经济基础决定一切。农村经济的落后,农民生活的贫困以及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特别要加强农村经济建设。我们是农业大国,应该立足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充分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从而减少农民向城市转移,减少留守儿童家庭缺失的问题。其次,国家和政府应该加快改革,在政策上向农业倾斜,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户籍体制。户籍制度得不到解决,那么留守儿童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不公平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只有彻底打破多年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才能从制度上消除留守儿童进城读书的障碍,使留守儿童的生存权、教育权切实得到保障。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差距,是解决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各种问题的根本措施。 浅谈留守儿童现状及其权益保护:试论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障 【摘 要】随着中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但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户籍制度,大量农民工子女无法向城市转移,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本文主要描述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现状,解读了农村留守儿童引发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现状;问题;原因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批农业人口流向城市,但在流动过程中出现了农村儿童父母角色的缺位问题,从而使得农村儿童被迫生活在独特的“留守”环境里。当这种“留守”的生活状态遭遇儿童不成熟的身心发展状况时,便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 1.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现状 由于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 1.1 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 “留守儿童”一词最早出现在1994年,目前关于“留守儿童”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界定,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城市或其他地区,而孩子则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14周岁及以下的儿童。[1]留守儿童的本质特征是他们长期不能与父母单方或双方生活在一起,亲子之间缺乏正常的交往和互动。[2] 1.2 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 据调查,农村留守儿童在我国农村儿童的总数中约占55.68%,其中,0—5岁的留守儿童占27.05%,15—17岁的大龄留守儿童占17.27%。根据户籍的不同,可以将留守儿童分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城镇留守儿童。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在留守儿童中的比例为86.50%,占绝大多数,因此应该是主要的关注对象。[3] 2.农村留守儿童引发的社会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长期脱离父母,导致他们在生存、教育、生活、心理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权益也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2.1 农村留守儿童的受监护权缺失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只有其父母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时,才由有监护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担任监护人。[4]而农村留守儿童绝大部分被委托给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监护,这些委托监护人一般年龄较大、文化较低,多数很难胜任监护职责。很多留守儿童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和教育,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身心的健康成长。 2.2 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缺失 受教育权对未成年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未成年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教育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5]而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大多数是老年人,他们很难在学习上给予留守儿童应有的帮助和指导,有的留守儿童甚至辍学在家,不能享受受教育的权利。 2.3 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权缺失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规定,未成年人享有发展权。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发展权对于未成年人具有不可转让性。留守儿童因家庭监管缺位,学校很难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教育和管理,甚至在教育无效时只能采取开除或劝其转学的办法,有的学校干脆对留守儿童放任不管,使他们过早地流入社会,这些都会严重影响留守儿童的成长与发展。 3.产生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原因 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监护和亲情关怀,相当数量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格成长不健全,而产生这些问题的的原因要从社会、家庭和学校等多方面来分析。 3.1 社会制度层面的因素 产生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社会制度存在的一些矛盾和缺陷,是造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要原因。 3.1.1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度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之间的矛盾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所推行的各种户籍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等有密切关系,它们是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及其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6]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隔离的户籍制度,这使得农民工不能与城里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权益,从而造成了其子女接受教育的困难。 3.1.2 新的就业制度下产生的新读书无用论 由于国家对大学生不再实行包分配的政策,而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自由配置这些资源,因此大量毕业生在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时有发生,时间一长,一些人尤其是农民就夸大了它的负面效应,认为“辛辛苦苦读书,到头来却还是务工,因此还不如不读书”。[7]这种思想和观念严重的限制了农村教育的发展,使得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3.2 家庭层面的因素 家庭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是一个人社会化的开端,而家庭的幸福与否直接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3.2.1 亲子互动、沟通大大减少,相当部分的留守儿童产生孤独感 父母外出务工使得许多留守儿童感觉到了家庭的冷清与寂寞,因为外出父母与留守儿童的亲子互动只能维持在父母与孩子的电话沟通上或短暂的相聚上。这种短暂而有限的沟通通常是以父母为主导、儿童则被动接受的交流方式,因此儿童很少能够向父母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这将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3.2.2 部分家长的价值观改变,使留守儿童受到不良的影响 在外出务工过程中,有些家长看到了大学生工作难找、农民工短缺的情况,便产生了读书无用论的观念。这种低期望价值观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学习成就感,从而使部分儿童产生了辍学务工等急功近利的想法。另外,有些家长受各种思想观念的影响,最终造成了家庭的分裂,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4.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的法律和制度建议 目前,针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为了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我们应积极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对策及措施。 4.1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由于现行体制的限制,数以万计的年轻父母外出打工,却不得不做出与孩子分离的选择,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必须要从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相关体制的改革入手。改革户籍制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完全取消户籍管理制度,而是要逐步弱化乃至取消与户籍相联系的导致城乡隔离的各种制度,从而保障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4.2 开设未成年人维权求助热线与咨询热线 农村留守儿童更需要社会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精心保护,开设未成年人维权求助热线与咨询热线,可以有效地为未成年人提供应急求助与维权的咨询和服务。热线接听人员面对正处于暴力侵害状态中的来电者,应及时判断出其危机程度,并快速运用报警系统和相应的社会资源,果断地进行应急处理,以努力使未成年人得到最及时最有效的救助。 4.3 加强农村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 目前,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受侵害、农村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等都不容忽视。[8]农村法治环境建设滞后,总体上来说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因此,国家应将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法律法规编入相应的规范教材,并配备一定的专职教师,从而将法制教育深入浅出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去。不管从学校到家庭,我们都要有意识地增强未成年人知法、守法的法律观念。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法律制度上完善相关规则,从家庭、学校和社会角度去维护,才能为农村留守儿童重铸出一片蓝天和大地。我们要坚贞不渝的维护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严格贯彻和执行“儿童最大利益准绳”,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新乡村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稳步开展。 浅谈留守儿童现状及其权益保护: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及其法律对策研究 [摘要] 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当前倍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表现在监护弱化、教育障碍和人身安全保护不力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极易引发事端,特别容易使未成年人在不良环境的影响下滋生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从而导致犯罪。我们应当加大法律政策的宣传和执行力度;依法确定相关主体的保护责任;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效能;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努力消除教育差别,建立儿童公平的受教育运行机制,使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在法律调控的机制下得到有效的解决。 [关键词] 留守儿童;监护;受教育权;人身安全;法律对策 一、引言 留守儿童是新时期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因外出务工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而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根据2006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约有1.2亿农民“离乡背井”到城里打工,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3亿,此外,相当一部分人去的并不是国内一些大中城市,而是边远、偏僻的山区、矿场,以及国外劳务市场。依据这一数据推算,全国留守儿童数量将为2290.45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占86.5%,按全国3.6亿儿童计算,每18个孩子就有一人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1]安徽省作为民工输出大省,也是留守儿童大省,据专家保守估计,至少有200多万人。[2]据统计,在我省义务教育阶段,50%以上的为留守儿童。随着人口流动模式扩大,这些孩子的数量还会逐步增加。课题组在肥东、阜阳两地进行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占某些农村中小学在校生的比例分别为37%和67%。 本课题组从法学的角度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调查分析, 通过法律的视野来审视这一独特社会群体现象,以求找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法律途径。 二、留守儿童的法律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监护问题 监护是一种法定义务,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理应承担起这一神圣职责,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承担监护职责。但是,由于种种条件制约,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入外地,无奈与未成年人短期或长期分离,形成父母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而将监护责任擅自处置,甚至出现留守儿童无监护状态。从泛义上的监护来看,目前,留守儿童的监护主要有五种形式:第一是单亲监护。第二是祖辈监护。第三是亲友监护。第四是同辈监护。第五是混合监护或称不确定监护,即在一般的状态下由孩子自己照顾自己,时而由父母监护或者父母委托他人监护。据课题组在巢湖市有关调查显示,这一类留守儿童群体约占1%左右,一般是年龄较大的儿童。 这些特殊的监护形态对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1.监护力度不够。由于监护人监护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对留守儿童监护质量下降,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2.监护职责不明。相对而言,由于农民法律文化意识的薄弱,人们往往把监护简单地理解为看管、照应。在祖辈监护、亲友监护和同辈监护形态下,都存在监护职责不明的现象,一旦发生被监护人的权利被害或者被监护人侵权行为,这种不具有法定形式的委托监护人往往将责任一推了之。 3.监护方式不定。留守儿童的监护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非稳定和动荡状态。另外,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动荡,也使他们很容易产生严重的安全缺失感,增加了他们的心理和精神负担,影响身心健康发展。 4.监护责任倒置。在留守儿童中,有一部分留守儿童被留在家乡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父母在外打工,他们能照顾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这就产生了监护倒置现象。 (二)教育问题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46条对公民的受教育权作了原则性规定。《教育法》第9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第18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关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本文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家庭教育,二是学校教育。 1.在家庭教育方面,表现为家庭教育弱化甚至缺失。在贫困农村,由于没有学前教育的相关机构,在学前教育阶段,主要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在幼儿阶段的早期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有些留守儿童却在很小时父母离家而去,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教育。据报道,湖北咸宁一儿童3个月大时被留在家里,现在都上小学了,父母一直在外打工未归。[3]这种强制性的亲子剥离会影响到幼儿正常心理发育,产生心理障碍,影响其一生的发展。在调查中,据合肥的一位留守儿童父亲杨先生说:“我和妻子在合肥打拼,儿子留给爷爷奶奶照顾,现在儿子脾气很古怪,尽管每次回家都带礼物,但他都不喜欢,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每次回家儿子冷脸相迎,实在寒心。”[4] 2.在学校教育方面,留守儿童受教育权得不到有效保障。调查显示,学校教育只有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密切配合,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但是,由于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学校对留守儿童缺乏有效管理,他们的学习成绩较差,品德发展不理想。老师无法向家长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有些留守儿童在学校欺骗老师,在家里蒙骗临时监护人,这就使学校对留守儿童的管理陷入尴尬的境地。于是,对有些留守儿童,学校在管理不了时,就放任不管,冷落一边或开除或劝其退学,使留守儿童流入社会,成为问题儿童。 调查显示,现阶段,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出现新问题:[5] 第一,学习间断现象,有些儿童在“流出”――跟随父母到城市上学和“回流”――从城市回户籍地上学的过程中,学习有间断现象,也有一些是因为监护人更替而从一个学校转学到另一个学校,发生间断现象的。 第二,留守儿童失学现象严重,复学率低。有些留守儿童逃学或辍学后,学校得不到家庭配合,复学率很低。 第三,留守儿童升高中比例不高。大部分留守儿童由于在生活、学习等方面得不到父母的关怀、督导,学习不专心,不求上进,成绩下降,升入高中的比例不高。 第四,留守儿童留级生增多。由于一部分留守儿童从外地流回家乡后,跟不上本地学校的进度或教材、学制与家乡不统一而被迫留级。 (三)人身安全问题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儿童由于年幼,人身权利容易受到侵害,尤其需要父母的关怀与爱护。留守儿童由于得不到父母有力的监护,其人身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存在人身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被害的可猎性明显增大。被害人学研究表明,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的弱点往往成为犯罪侵害的对象,这是被害人所具有的可猎性特征。而农村留守儿童年龄小、抵抗力弱,父母又不在身边,人身和财产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这些侵害可能来自临时委托的监护人或者同学、老师、乡邻、亲戚朋友、社会上的恶势力以及其它方面(如交通事故等)。 2.自控力减弱,容易接触不良文化和感染而走上违法犯罪,甚至自杀轻生之路,危及自己的人身安全。由于家庭监管缺失,学校监管的软弱或不力,有些留守儿童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或武打色情电影,有的和社会上的失足青年混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打手、帮凶,动辄行凶、抢劫、杀人。有的偷鸡摸狗,甚至吸毒、。有调查表明,近年来,有近20%的青少年犯罪分子为留守儿童,有些地方甚至多达50%。 三、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法律对策 (一)加大法律政策的宣传和执行力度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我们要认识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明确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承担的法律义务与责任,找出解决办法,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一关系祖国未来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依法确定相关主体的保护责任 1.父母责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有监护的义务。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年成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第12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又如《义务教育法》第58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总之,严格贯彻、执行相关法律,强化父母的监护、教育责任,剥夺不合格父母、监护人的监护资格。也可以借鉴国外做法,依法赋予政法机关对留守儿童父母的追究权。[6] 2.学校责任。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学校在教育未成年人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义务教育法》第13条规定,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和青春期教育。学校应当关心、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第14条规定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不得随意开除未成年学生。 3.党委、政府责任。首先,党委、政府要关注并重视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并将之作为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务之急是加强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农村留守儿童的状况,逐步建立和完善保护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措施,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监护网络。同时扩大社会宣传,努力营造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其次,根据新形势下农村出现的新问题,研究制定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各项政策和措施,要整合资源,发挥相关职能部门作用。加大相关法律、法规、条例的制定、宣传、执行力度,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逐步建立留守儿童齐抓共管的体系。 4.群团组织责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及其他有关的社会团体,要按照法律要求,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留守儿童送温暖、献爱心,给予关怀。在这一方面,群团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事例不胜枚举。 5.政法机关责任。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政法机关对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负有很大责任,负责保护留守儿童的人身、财产安全,负责监督和控制他们的行为,负责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政法机关要加强执法力度,净化社会环境,对留守儿童生活的村庄及学校附近的黑恶势力,违规网吧等进行治理,对侵害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对违法犯罪的留守儿童进行疏导、管教、关爱;同时,为了加强留守儿童的法制观念,政法机关应实行包干制,定期为辖区内的留守儿童上法律课,或设法律咨询中心。 6.社区承担责任。社区作为留守儿童生活、学习的场所,对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负有重要责任。要充分发挥社区功能,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各项社会服务。在农村,社区多以村为单位。社区可建立家教咨询站和家教服务部;也可以创办一些托管中心,配备专门人员,负责管理留守儿童校外的学习、生活、教育和安全等。有条件的村也可以利用一些村活动室,开展一些集娱乐和服务为一体的活动,使留守儿童既可以有地方交流、娱乐,改变单调的生活,也可以在活动室得到一些法律或政策的咨询与指导。村里也可以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及时了解和掌握他们的情况,对他们进行跟踪服务。 (三)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效能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儿童发展纲要》等相关法律法规。各省级人大和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法律的实施细则,增加留守儿童保护的相关内容,细化和明确具体的处罚办法,增强其操作性。例如,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要建立和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明确流动儿童教育“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留守儿童的保护工作,使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落到实处。如河南、安徽、福建等省建立了寄宿学校;安徽等省大力兴办民办教育机构;北京、上海等市兴办了工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政策措施的执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四)以人为本,消除差别,建立儿童公平的受教育运行机制 从制度层面上看,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及义务教育的城乡分割是留守儿童产生的重要因素。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的“留守”问题,必须从这一层面入手,修改相关法律,调整相关政策。虽然我国保障儿童权益的法律有很多,但针对留守儿童这一特殊主体权益保护的规定很少,并且这些法律的有些规定不利于留守儿童权益的保护,或者即使有规定,但不够细致,缺乏操作性。所以,当前应制定和修改、完善《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等法规条例,废除不利于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相关条款,细化和明确具体的处罚办法,增强其可操作性,切实解决“有法难依”的问题,从而形成尊重、关心和保护留守儿童的法制环境。从义务教育角度来看,农村留守儿童在接受教育的问题上存在差别。根据《义务教育法》第12条第1款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这就造成义务教育的城乡分别,这种分割状态是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产生的重要因素。同时在第2款规定:“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这样,中央和地方政府为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就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是由于教育体制始终与户籍制度相联系,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这对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群体的产生起着“催生剂”的作用。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明确规定,农民工子女就学应该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简称为“两为主政策”)。为全面落实文件精神,很多地方也出台相应政策,并相继取消“借读费”政策,这些是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巨大改革和进步,体现了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原则。但是,由于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巨大不平衡, 并没有解决流动儿童教学的问题, 一部分流动儿童仍被排斥在公办学校的大门之外。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差距。1998年,公安部、教育(转第10页)(接第35页)部联合出台政策,要求外出打工人员的子女教育要以流出地为主,公立学校为主,客观上造成留守儿童的问题。我们应该改革户籍制度,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农民工也应该像城市下岗职工一样,在税收、社会保障、特别是子女入学教学方面享有优惠政策。当然,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并不在于完全取消户籍管理制度,而是进一步弱化乃至取消与户籍相联系的城乡隔离制度,保障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逐步实现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拆除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壁垒,彻底打破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这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