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时期背景下,加强信息化人才资源管理十分重要,其不但同事业单位内部工作效率有关,还同事业单位核心竞争力提升有莫大联系。基于此,相关部门需给予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高度重视,通过行之有效的手段,将其含有的实效性发挥出最大化,以期事业单位在繁杂的经济市场中持续稳定的发展下去。本文主要针对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进展进行分析。 1.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1.1战略人资管理 战略人资管理指的是通过市场的记录与档案等有关资料,对市场人才进行筛选,并评估其工作能力,另外,在事业单位内部还能利用战略人资管理考核工作人员的核心竞争力,对事业单位全体职工进行规划与分配,及对各工作人员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在一些核心竞争力较强的事业单位中,合理应用战略人资管理体系能够切实完成其设计的时效性。但在我国诸多事业单位中依旧存在理念滞后的现象,通过大量人力来创造事业单位机制,并合理应用战略人资管理体系,或是虽然构建了战略人资管理体系,但对其使用能力欠缺,导致体系实用性不强。并因为我国一直以来的思与文化累积,导致战略人资管理的使用遭到巨大影响,这便致使信息化人资管理实现受到阻碍。另外,事业单位中的管理人员对信息化人资管理产生误解,觉得信息化人资管理不过是减少人资管理工作量的方式方法。事业单位内部管理者对其掌握不够全面,信息化人资管理在我国构建情况可想而知。 1.2日常人资管理 基于信息化时代下的人资管理工作,对在岗人员进行日常管理为人资管理中非常常见的工作。通过信息采集与记录,日常人资管理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且高效的体系;通过日常人资管理体系,可以展开员工上下班打卡、工作效率记录、工资发放以及工作成果考核等工作;通过应用人资管理体系,不但能够降低人资管理成本,还能提高人资管理工作效率。上述人资管理的多种优势,都能让事业单位增强对日常人资管理体系建设和资金投入。但一些事业单位还未对人资管理进行全面分析,导致其对人资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把日常人资管理当作正常的人资管理,导致事业单位积极构建人资管理体系,只应用在日常工作中,并没有将其存在的实效性充分发挥出。 2.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2.1重视力度不足 因为我国信息化人资管理还处于发展阶段,一些事业单位并未构建完善的人资管理体系,并因事业单位没有制定长远发展目标,导致事业单位不愿投入大量资金在人资管理系统的构建上,对于构建了人资管理系统的事业单位,并未将其存在的实效性充分发挥出,把人资管理系统只当作是个会降低人资管理成本的方式。为此,有关部门并未给予信息化人资管理高度重视,没有构建健全的人资管理系统与全面发挥系统的应用价值,变成影响事业单位长远发展的阻碍因素。 2.2工作人员整体能力待提升 一些事业单位构建了健全的人资管理系统,但因在我国人资管理还处于发展阶段,有关从业人员缺少相关工作经验,进而致使人资管理的工作人员无法将人资管理系统存在的实效性充分发挥出。而且因互联网技术的全面发展,以往的工作人员不重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导致其无法掌握新兴的人资管理系统,进而导致新兴系统的工作要求得不到满足, 2.3同信息化系统无法结合 人资管理系统为人资管理的有效方法。把它引用到事业单位内是为了加强事业单位对人资的管理。但因为我国通过岗位人员战略人资管理的手段沿用已久,在构建人资管理系统之后,无法把其同市场及社会信息同人资管理结合起来,致使人资管理只是在岗人员上下班打卡、工资计算以及业绩考核方面发挥效用,让其变成独立的系统。为此,怎样优化信息化人资管理存在的问题成了目前事业单位内部有关部门亟待优化的问题。 3.实现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手段 在事业单位长远发展中实现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十分重要,其不但能够提高事业单位核心竞争力,还能保证事业单位在繁杂的经济市场中健康发展。为此,相关部门需给予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高度重视。 3.1创新管理理念 我国诸多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一般都是中年人,他们会比较关注新项目,对新时期背景下的互联网技术了解并不是很全面。部分事业单位虽然构建了人资管理系统,但依旧把其当作是降低人资管理成本的有效方法,且未将其同信息化有机结合起来。基于此,若想将信息化人资管理系统的实效性充分发挥出,需从事业单位的管理层着手,全面掌握信息化人资管理的必要性以及相关优势,加强对人资管理的积极性。只有如此,资金充足的事业单位才会实现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 3.2培养优质的工作人员 人资管理系统,不但需要大量资金,还需要高水平、高素养人才进行操作。如果欠缺应用型人才,信息化人资管理系统就会成为管理在岗员工的工具,不能对事业单位所需信息与市场信息进行收集。为此,在构建信息化系统的基础上,需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培训,让信息化系统在构建初期,便能够马上投入到应用中,时刻关注市场信息,为提高事业单位核心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 3.3同人资信息进行整合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人资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事业单位的具体需求,基于此需应用现代化的人资管理方法,重新构建管理环境,并且还需构建新的人资管理体系。多方收集人资信息,由此建立现代化人资管理平台和数据库,同不同组织规模相结合,给予恰当的管理权限,充分掌握事业单位内部工作人员的实际状况,对其展开全面分析,对人才进行合理配置,及时掌握人才发展情况,从而调动工作人员内在潜能,健全人资管理组织体系,实现人才效用全面发挥。 3.4充实人资信息库 结合事业单位的发展要求,构建完善的资源库,如此可以有效加强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建设。这便需要事业单位给予人资信息系统建设高度重视,要求相关人员充实资源库信息。归纳并整体传统的人力资源,并记录到人力管理信息化系统中,结合事业单位聘用的人才,要求相关工作人员第一试讲把其资料录入到信息库中,确保资源库工作人员信息翔实、完整。通过健全事业单位人资信息库,来保证事业单位持续稳定发展,以期其在繁杂的经济市场中站稳脚跟做铺垫。 3.5健全管理模式与流程 构建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会推动事业单位转变传统的业务流程,让工作人员在职责同岗位发面发生转变,促使工作人员的层次结构发生改变。另外,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不仅繁杂而且还十分庞大,需要对其进行有效整理,对信息展开集中化处理,加强信息管理水平。因为,在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构建环节,需使用行之有效的方式对组织体系进行调节,健全人资管理流程,调动工作人员工作兴趣,如此能够切实提高人资服务水平,在整体上加强信息软件的应用效率,保证信息数据的实效性、系统性以及完善性。 4结语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了保证事业单位持续发展,紧跟时展的脚步十分重要,这便要求事业单位内部有关部门给予信息技术高度重视,通过科学运用,将其含有的实效性都引入到事业单位发展中,进而保证事业单位内部工作效率提升到新高度。对于事业单位长远发展来讲,实现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势在必行,因其是提高事业单位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条件,也是保证事业单位在繁杂的经济市场中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为此,相关人员需加大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力度,促使其含有的作用与价值发挥出最大化,以期其在日后发展中更上一层楼。
乳酸是细胞在无氧环境下维持能量生成的副产物。1984年Brooks提出的乳酸穿梭理论再次证实乳酸不仅是细胞无氧代谢的产物,同时可作为机体重要的能源底物。乳酸穿梭包括“肌纤维间乳酸穿梭”和“血管间乳酸穿梭”两种模式,乳酸经穿梭机制,可进入骨骼肌、心肌等组织被彻底氧化或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肝脏作为糖异生底物,同时,乳酸也可作为细胞信号物质对调节细胞糖脂代谢发挥重要作用。乳酸是机体在无氧与有氧环境下能量代谢的核心枢纽。中老年2型糖尿病(T2DM)患者体内糖代谢异常,加之长期服用药物,糖原合成缺陷、葡萄糖氧化受限,虽然肝脏糖异生水平较高,但通过糖异生途径清除乳酸仅占机体乳酸清除总量的20%,因此,中老年T2DM患者易发生机体乳酸代谢障碍,血乳酸水平偏高,更有甚者会出现乳酸酸中毒。运动干预是防治T2DM的有效手段,其不仅在提高机体胰岛素敏感性、上调葡萄糖转运体蛋白表达、提高肌肉利用葡萄糖水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在调节机体乳酸代谢方面也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中老年T2DM患者乳酸堆积、低血糖的风险,为T2DM防治提供有效的干预策略。 1乳酸代谢 1.1乳酸的生成 乳酸由葡萄糖和糖原通过糖酵解作用在细胞质中生成〔1〕。糖酵解是细胞广泛存在的代谢途径,尤其在耗能较多的组织细胞(如神经细胞、骨髓细胞、骨骼肌细胞和血红细胞)内更加活跃〔2〕。正常生理状态下,糖分解速率较慢,生成少量乳酸。运动时,随着细胞内三磷酸腺苷(ATP)、磷酸肌酸(CP)不断消耗,胞质中二磷酸腺苷(ADP)、单磷酸腺苷(AMP)、磷酸基团(Pi)和肌酸含量大大增加,糖分解过程被激活,产生大量丙酮酸和还原型辅酶(NADH)Ⅰ,其生成速率远远超过线粒体内的氧化速率,NADH在细胞质基质中大量积累,使细胞内生成较多乳酸〔3,4〕。此外,缺氧亦是引起乳酸增加的重要原因。当人处于剧烈运动短暂性缺氧时,细胞供氧不足,线粒体内丙酮酸和NADH的氧化分解过程受抑制,在胞质中大量积累,加快乳酸生成〔5〕。因此,机体乳酸水平会因细胞状态及氧供给情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1.2乳酸的清除 乳酸大部分在骨骼肌、心肌等组织被氧化为二氧化碳(CO2)和水,部分乳酸在肝和骨骼肌内重新合成葡萄糖和糖原,即糖异生作用〔6〕。正常生理条件下,肝脏是糖异生的主要器官,而在饥饿和酸中毒时,肾脏也具备糖异生作用。大强度运动时,骨骼肌经糖酵解产生大量乳酸,可进入血液循环运输至肝脏,经糖异生合成肝糖原或葡萄糖〔7〕。因此肝糖异生对于调控机体血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乳酸还可经由丙酮酸、乙酰辅酶A途径转变为脂肪酸、胆固醇、酮体和乙酸等物质,亦可经由丙酮酸,通过氨基转换作用生成丙氨酸,参与蛋白质代谢。最后,少量乳酸还会随尿液和汗液直接排出〔1〕。 2糖尿病患者乳酸代谢特征 2.1糖代谢异常导致乳酸生成增多 糖尿病患者比正常人更易出现乳酸水平增高,存在肝肾功能不全的糖尿病患者易发生乳酸酸中毒。吕莺等〔8〕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中体重指数越大、三酰甘油水平越高、糖化血红蛋白值越高,血乳酸水平越高。可见,糖尿病患者机体糖代谢异常是导致乳酸生成增加的主要原因。与健康个体相比,T2DM患者的全身糖酵解速率有所提高〔9〕,在高血糖症患者和高胰岛素血症患者中,非氧化性糖酵解水平较高〔10〕。同样发现,T2DM患者餐后状态下,糖酵解显著上调,血乳酸浓度增加〔11〕。其次,由于糖原合酶被胰岛素激活,而T2DM患者胰岛素刺激糖原合酶活性的能力受损〔12〕,因此T2DM患者餐后合成和储存糖原的能力明显降低〔13〕,肌糖原存储量减少〔14〕。此外,葡萄糖氧化缺陷也是T2DM患者糖异生受限的原因之一。研究发现,T2DM患者的基础全身葡萄糖氧化率和CO2生成率显著降低〔15〕。采用高胰岛素治疗的T2DM患者,葡萄糖摄取水平有所提高,同时糖原合成得以恢复〔16〕。 2.2药物干预对乳酸水平的影响 双胍类药物是目前广泛应用的糖尿病口服药物,其中苯乙双胍由于其相关的高乳酸性酸中毒死亡率而基本退出市场。二甲双胍作为T2DM患者的基础用药,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EASD)均将其列为治疗T2DM的一线药物。目前研究认为:二甲双胍通过细胞膜上OCT家族转运体进入细胞后作用于线粒体,抑制Com-plexⅠ依赖性线粒体呼吸同时增加线粒体呼吸解偶联,阻止丙酮酸进入三羧酸循环(TCA)氧化,以致丙酮酸转化成乳酸增加,因此细胞糖酵解增加,导致乳酸生成增多〔17〕。二甲双胍同时抑制肝脏糖异生酶,使乳酸异生途径受阻。因此,二甲双胍一方面增加乳酸生成,一方面阻止乳酸代谢,导致在某些特定病理情况下可引起血乳酸水平的升高,从而易出现高乳酸血症〔18〕,甚至发生乳酸酸中毒,一般被称为二甲双胍相关性乳酸酸中毒(MALA)〔19〕。糖尿病肾病为T2DM的常见并发症,随着T2DM患者的衰老及病程发展,肾脏功能逐渐衰退,延缓药物排泄,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加重肾脏损伤,引起乳酸堆积,乳酸酸中毒发生率增大。虽然临床上二甲双胍治疗T2DM引发乳酸酸中毒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但其MALA的死亡率达30%~50%〔20〕。 3乳酸稳态与机体能量代谢 乳酸在细胞内外穿梭受单羧酸盐转运蛋白(MCTs)1~4调控,其定位与MCTs蛋白表达及活性水平密切相关。研究表明,由于MCT作用较活跃,组织与循环乳酸水平较为均衡。事实上,乳酸稳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丙酮酸的总含量〔2〕。糖酵解是生成丙酮酸的主要途径,而TCA是乳酸被彻底氧化的主要途径,因此,机体糖酵解与TCA的平衡是维持乳酸稳态的保障〔21〕。在哺乳动物体内,乳酸在丙酮酸脱氢酶(PDH)的作用下生成二碳化合物乙酰辅酶A进入TCA,此过程不可逆。因此,糖酵解和PDH含量之间的平衡是维持乳酸稳态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发现:PDH可在PDH激酶(PDK1~4)的磷酸化作用下失活,损害线粒体丙酮酸清除能力,进而导致细胞乳酸生成增多。同样,在线粒体活性或呼吸受损的患者体内,细胞NADH含量较多,可激活PDK,抑制PDH活性,导致循环乳酸含量增加〔2〕。安静时,动脉血中乳酸与丙酮酸比率(L/P)从10〔22〕到20〔23〕不等,然而,当肌肉收缩达到中等强度运动功率输出时,肌肉静脉血液中的L/P以数量级上升(即L/P>500)〔22〕。乳酸作为糖酵解产物,可调节机体糖脂代谢〔2,24〕。其可能机制为:其一,乳酸与丙酮酸对糖的利用发挥负反馈作用;其二,作为主要的线粒体底物,乳酸生成乙酰辅酶A,转化为丙二酰辅酶(Malonyl-Co)A,抑制β-酮脂酰辅酶A硫解酶参与的β氧化作用,Malonyl-CoA也可通过抑制CPT1降低线粒体对FFA衍生物的摄取。此外,乳酸是糖异生的主要原料,在对小鼠、大鼠、人体等脂肪组织研究发现,乳酸可激活脂肪细胞中G蛋白耦联受体(GPR)81通过环腺苷酸(cAMP)与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抑制脂肪分解〔25,26〕。 4运动改善 T2DM患者乳酸代谢机制乳酸由葡萄糖和糖原通过糖酵解作用在细胞质中生成,大部分在骨骼肌、心肌等组织被彻底氧化,部分乳酸在肝脏经糖异生作用合成肝糖原。T2DM患者由于糖原合成缺陷、葡萄糖代谢受损,糖酵解作用增强使血乳酸水平较高。运动可提高骨骼肌(红肌纤维)的乳酸清除能力,增强线粒体乳酸氧化水平,通过调节MCT1及MCT4表达促进乳酸转运至线粒体被彻底氧化。此外,运动还可显著上调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4蛋白表达,提高骨骼肌对葡萄糖的摄取量。 4.1运动提高骨骼肌乳酸清除率 正常情况下,血乳酸含量较低(<2.0mmol/L),当肌肉收缩达到一定负荷,乳酸生成增多。运动状态下,机体乳酸转化与氧化速率较高,大多葡萄糖来源于乳酸糖异生途径。早期研究发现:经运动训练干预后,静息血乳酸浓度有所下降,由于运动训练对乳酸氧化、糖异生的作用增强,使得乳酸处于较高的清除率最终使循环血乳酸浓度下降〔4,27〕。在运动后恢复期,收缩肌是清除乳酸的主要场所,其通过在肌肉中有氧氧化将乳酸彻底氧化分解,乳酸廓清率达到72%~76%,其余乳酸在肝脏经糖异生途径进一步分解代谢〔17〕。与传统有氧耐力运动方式不同,近些年,高强度间歇运动训练(HIIT)备受关注,研究表明,短时间间歇行走(3min最大摄氧量54%的慢走和3min最大摄氧量89%的快走交替进行)而非持续性行走(73%的最大摄氧量),对血糖控制有效,这一现象与T2DM患者的身体活动及身体成分无关。另一项研究显示,在早餐过后进行一次HIIT,不仅可以持续降低运动期间的血糖和胰岛素浓度,并且可以抑制血乳酸浓度的增加〔28,29〕。HIIT时机体通过无氧、有氧两种能量代谢途径供能,有氧代谢可激活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优化线粒体氧化应激水平,提高恢复期收缩肌中乳酸氧化水平,而无氧代谢可快速分解葡萄糖,使乳酸生成增多,细胞氧化应激水平增高〔30,31〕。运动恢复期对乳酸的清除与二甲双胍药效导致的乳酸积累呈相反变化趋势。由此,HIIT对细胞氧化应激水平有何影响且与血糖控制、乳酸生成的关系有待深入探究。 4.2运动增强骨骼肌线粒体乳酸氧化能力 1984年Brooks首次提出“乳酸穿梭”的概念,乳酸穿梭为乳酸被彻底氧化或转化为其他供能物质创造条件。其一,乳酸可在细胞间穿梭,主要指骨骼肌红、白肌纤维间的穿梭及骨骼肌与心肌组织细胞间的穿梭。运动时乳酸生成增多,其可从酵解型肌纤维穿梭进入氧化型肌纤维,或经由血液循环进入其他未被募集的氧化型骨骼肌中被氧化,或进入肝脏通过糖异生作用转化为葡萄糖,或进入心肌组织及脑组织中被氧化。其二,乳酸可借助细胞膜上MCT穿梭进入细胞内,其转化速率与MCT活性密切相关。通常,MCT1表达与骨骼肌氧化代谢高度相关,而MCT4表达与糖酵解代谢相关。研究发现,耐力训练或高能量需求刺激下可增加MCT1表达,而MCT4表达量变化不大〔32,33〕。Thomas等〔32〕研究发现膜MCT1和MCT4含量在急性运动后45s至10min期间显著下降,在运动后30~80min无变化,而在运动2h后MCT1的含量显著增加。近期研究也表明:运动可调节MCT1及MCT4的表达水平并对乳酸转运入细胞影响显著〔34,35〕。其三,乳酸在胞质与线粒体之间的穿梭是限制其被彻底代谢的关键环节。线粒体内膜上含有线粒体乳酸氧化复合体(mLOC),其结构为MCT1嵌在线粒体内膜并与内膜伴侣碱性蛋白CD147相结合,同时与内膜细胞色素氧化酶(COX)及内膜外侧乳酸脱氢酶(LDH)相关联。肌肉及其他组织胞浆中生成的乳酸由于其含量、活性及胞浆LDH特征,使得乳酸被线粒体内膜上的mLOC氧化为丙酮酸,这种由mLDH催化的乳酸能氧化反应与线粒体电子传递过程中COX氧化还原变化相耦合〔4〕。由此推测,运动状态下线粒体电子传递的高效运作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二甲双胍对线粒体传递链复合物Ⅰ的抑制作用,为乳酸彻底氧化提供条件。综上,糖原合成缺陷、糖代谢异常、葡萄糖氧化缺陷是T2DM患者乳酸生成增加的主要原因,由于T2DM患者肾脏功能逐渐衰退,在双胍类药物作用下,乳酸堆积现象会持续加重,甚至引起乳酸酸中毒。保持机体糖酵解与TCA的平衡及糖酵解和PDH含量之间的平衡是维持乳酸稳态的关键环节。运动可提高骨骼肌乳酸清除率,增强骨骼肌线粒体乳酸氧化能力,并通过调节MCT1及MCT4表达水平促进乳酸转运至细胞彻底氧化。因此,药物结合运动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T2DM患者出现乳酸堆积、低血糖的风险,为T2DM防治提供有效的干预策略。 作者:沈丽婷 张俊龙 朱慧 袁孝强 魏雨清 张媛 单位: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运动人体科学系 系统生物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运动转化医学中心
随着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的不断推进,器官获取组织(OrganProcurementOrganization,OPO)运营管理面临新的挑战。OPO的公益性质使其不能采取市场化的手段进行经营发展[1]。为适应器官捐献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OPO必须实行合理的成本管控。既往OPO在成本管理方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2],但总体而言,还处在传统成本管理阶段。价值链分析是一种具备高度战略意义的成本管理工具[3]。本文拟以价值链理论为指导,全面分析OPO的内部价值链与外部价值链,并就OPO成本管理提出建议和优化方案。 1成本过高阻碍器官捐献事业发展 我国已成为位居世界第二的器官捐献大国[4],伴随着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案例数量的增加,专职于器官捐献工作的OPO应运而生[5]。器官捐献高速发展的十余年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并且因各地区器官获取成本测算模式和医保政策不同,不同地区器官移植受者的自费额度存在较大差异。 1.1成本过高对器官捐献工作的危害 我国的器官捐献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移植器官缺口很大。在有机会获得移植治疗的患者中,部分因经济条件不允许而丧失移植机会,社会弱势群体面临正当权益被剥夺的可能,有失正义公平。此外,一些OPO所依托的医院背负着过重的运营成本,无法为OPO持续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最终也会影响器官捐献的数量和质量。 1.2器官获取成本攀升的主要原因 造成捐献器官获取成本攀升的原因复杂多样。首要的是OPO及其所依托的医疗机构管理者没有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到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忽视了OPO的发展壮大与其所处的行业环境的关联性,未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卫生事业规划、医保政策改革以及器官捐献方和接受方对器官获取成本的影响[6]。同时,也没有在OPO长期发展规划中细化成本管理,未将成本管理同全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发展方向、学科建设、技术创新和拔尖人才培养等整合[7],以至于当前OPO成本管理远不能适应器官捐献事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8]。此外,OPO管理人员对行业竞争对手的持续关注不到位,不重视与其他高水平OPO的横向对比,也未进行上下游合作方(即捐献者家庭、捐献医院和移植医院)的价值分析。长此以往,难免会出现成本管理纰漏,不但无法获得高质量的管控,而且会削弱整体上的核心优势。其次,OPO成本管理效能低下。大多数OPO的成本管理停留在科室层面,未对参与捐献工作的其他科室产生的关联成本进行内在联系研究,没有细化器官捐献流程中的各个作业环节,成本控制目标不明确,量化指标设置不科学,满足于事后成本管理[9],无法及时获知成本支出的合理性,难以在成本发生之前进行实时管控;业绩评价和绩效考核的指标集中在成功捐献案例数量上,成本分析力度不足,分析角度存在偏差,分析层次浅;财务部门作为成本管理的责任主体,在成本管理中欠缺明确的授权,成本控制约束力不强,财务人员主观能动性较差,数据统计汇总不全,限制了OPO成本管理效能的稳步提升。第三,OPO的不良运作造成器官获取成本不断升高。人体器官本身是无价的,器官捐献的基本原则是自愿、无偿,但器官获取过程中必然产生成本和费用[5]。以往由于有关器官捐献财务管理的监管缺位,个别OPO自我约束能力日趋减弱,成本控制不够严格,而移植器官的供给不足,使得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只能被动接受。更应引起重视的是,OPO在器官捐献中处于主体地位,其往上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博弈,会影响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财务管理政策的制定。 2价值链成本管理促进器官捐献高质量发展 随着时代发展,成本管理的核心逐渐趋向于价值管理。1997年张旭波等学者将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创立的“价值链”理论引进国内[10]。波特教授认为企业是由“设计-生产-销售-发送”等多个环节组成的统一体,不论是生产型企业还是服务型企业,都会开展生产产品、提供服务、销售及其他支持主营业务等活动,所有这些活动共同构成企业的价值链[11]。 2.1价值链成本管理理论内涵 成本管理要有利于企业价值链的构建和优化。不同行业价值链中的价值构成可能略有不同,价值创造过程中也并非每一个环节都能创造价值,其中,能够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是价值链上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环节[12]。当然,不增值环节并非毫无意义,即使不增值环节无法带来效益,也不能简单省略,组成价值链的每一环节都存在关联性,并且相互作用,任何环节的成本管理都会影响整体价值。以价值链理论为导向开展成本管理,就是要立足长远,统筹全局,不仅要关注自身内部的价值链,更应重视外部环境的影响[13]。要借助全面的财务数据,细分各个关键环节,构建特有的管理会计体系,对价值链上的各个战略环节设置专业财务指标,更要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长期的友好协作关系,充分利用上下游企业(客户)的有效资源[13],在竞争中明确自身定位,借鉴优秀同行的成本管理经验,发现并解决成本劣势,改变竞争策略,发挥本企业的独特优势,促进企业整体效益的提升。 2.2价值链成本管理对OPO工作的现实意义 成本管理一直是医院日常管理工作内容。实施成本管理绝非一味地降低和压缩成本,相反,保持合理的成本驱动可以实现成本的优化,实现价值最大化[14]。作为特殊的公益性医学专门组织或机构,OPO所追求的成本管理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高经济收益,这与OPO的公益属性不相符,若过度关注成本控制,盲目压缩成本,极有可能导致捐献服务质量下降,属于低效的成本管理。患者价值是医院价值链的最终体现[15]。OPO运行成本既有人工、设备、试剂耗材等显性成本,也有许多隐性成本,如沟通协调、信息传递、组织管理等,这些隐性成本是各个价值活动之间的粘合剂,通常难以被计量。价值链理论视角下,OPO的一切价值活动都需要进行优化整合重组,要突破OPO的组织架构边界,将成本管理的范围拓展到横向价值链和纵向价值链上,将各价值活动之间的联系也纳入到成本管理范围,不仅要使OPO内部价值活动之间更具联系性,还要与行业内其他OPO、捐献医院、捐献者亲属以及器官移植受者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克服传统成本管理的片面性,使得成本管理更加科学全面。我国OPO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亟待完善[5]。加强成本管理有利于OPO内部管理决策更加趋向于科学化、规范化,坚持以人文本,合理掌控自身运营成本,规范成本支出项目和支出标准,创新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工作,将精细化成本管理措施落到实处,使OPO拥有更多资源来改善捐献服务水平,更多地应用新技术,增强捐献器官产出能力,提高捐献器官质量,在政策大环境下谋求发展[16],降低捐献器官临床使用价格,减轻器官移植受者的经济压力,缓解社会矛盾,充分彰显器官捐献工作的公益性[17],实现OPO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基于价值链理论的OPO成本管理优化对策 OPO应该在政府区域卫生规划框架内,遵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所确定的器官捐献财务管理政策,遵循价值链管理理念,优化内部资源配置,通过开展器官捐献服务获得对消耗的补偿,把保障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18],依靠不断提高器官捐献率和器官利用率获得长期的成本优势,全方位控制成本。 3.1降低内部成本 作为器官获取成本诱因链中的主体,OPO内部成本的有效控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影响总体成本的控制。努力降低内部成本,就是要尽可能弥补或剔除捐献服务流程中的低能环节,将捐献器官临床使用费控制在合理水平。首先是人、财、物的合理投入与配置。人力资源是OPO发展的基础,OPO要根据服务区人口规模、潜在捐献者数量、五年发展规划等,科学设置OPO内部岗位,按岗设人、按岗用人,实行扁平化管理[19-20],人员充实到服务区巡访一线,人员分工不能太细,更不能通过裁员、扣除工资来实现人力资源成本的控制。器官捐献离不开脑损伤判定,但是,为保证器官捐献符合伦理要求,OPO内部不允许配置脑损伤判定专家团队。为此,OPO所在医院管理者应积极协调,在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麻醉科、影像科和神经电生理科等科室支持下,组建一支高效运转的脑损伤判定队伍,随时满足器官捐献工作的需求[21]。器官捐献牵涉到专用设备配送、潜在捐献者转运和捐献器官运输等医疗支持工作,对此类非医疗专业性工作可以整体委托专业运输服务公司办理,看似增加了临床支持工作的投入成本,但却能有效提高OPO整体服务水平。其次,运用绩效考核引导员工控制成本。员工的行为与效率是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22]。OPO要积极推动OPO文化建设,合理布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职业远景,构建以捐献者亲属为核心的服务思想,最大限度保证服务能力和捐献者亲属的需求相协调,在现行绩效考核以工作量为主的基础上嵌入成本管控指标[23],在保障捐献器官质量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实施差异化战略,明确不同服务区域、不同岗位以及不同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成本管理指标,尽可能降低耗费,把成本任务节点目标计入考核范围,制定对应的奖惩措施,奖罚分明,最大程度地提升每个捐献服务小组成本管理积极性。第三,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科学管控。应设立专职的会计职位,分析不同地区OPO之间和同一地区不同协调小组之间各个年度的成本管控数据,在掌握成本组成以及变动趋势的基础上,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定各项费用的精细化标准,将各个捐献服务小组列为基本的成本核算单元,构建多元化层级项目成本核算体系[24],搞好与成本控制相关各个环节的规划和管理,科学合理地使用药品、耗材等资源,发现问题或漏洞及时纠正,并持续不间断地完善,严格管控非业务性开支和资产购置行为,严格审核招待费、会议费、交通费、通讯费,差旅费报销标准要清楚细化,杜绝投机取巧、公款私用,尽可能减少支出漏洞。 3.2扩大成本管理范围 OPO不应局限于器官获取手术这一生产制造环节的成本控制,而应从价值链角度出发,适当扩大成本管理范围。捐献医院及其重点科室位于OPO纵向价值链的上端位置,而OPO的下游服务对象是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及其所管理的等待移植患者,OPO应与上下游保持紧密衔接,保有长期通畅有序的渠道。器官捐献在国内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但在公众人群中的认知程度仍偏低[25]。借助各种媒体力量,构建网站以及公众微信等现代平台,不断推送器官捐献政策,通过典型案例推广“器官捐献、生命延续”理念,使器官捐献逐渐深入人心,形成接受和支持器官捐献的社会公众基础。器官捐献又是一个多学科融合、共同支撑的新生学科,捐献案例的产生离不开重症医学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诊科,针对这些科室的医务工作者的宣传推广,能提升医务人员协作意愿,帮助OPO发现更多的潜在案例,且能与家属进行初步的沟通[26]。由主管医师向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介绍病情时提出器官捐献,家属更容易理解,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提高OPO总体服务能力,降低成本非常有效的方法。我国自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以来,一直实施捐献者家庭困难救助政策,这是因为我国现阶段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国家层面上器官移植大病医保制度还未建立,各地因病致贫医疗救助制度不够完善,完成器官捐献后除了给予缅怀纪念、荣誉表彰等精神激励外,给予存在困难的捐献者家庭人道救助,符合我国医疗救助政策中有关“完善医疗救助体系,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救助”的相关政策[27]。但是,实践中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的人道救助极易与经济激励相混淆,若OPO救助额度过大,可能导致器官获取成本逐年增加。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否限定形式或金额的激励都不是一种正向激励,即使很小金额的经济激励也可能会对贫困人群造成引诱,短期内对部分人群有吸引作用,由OPO直接实施经济激励可能导致人道救助“污名化”,诱发公众信任问题,反而会抑制人们的捐献行为[28]。因此,针对器官捐献行为给予的任何形式直接或变相经济激励均应明确禁止,不得列入OPO器官获取成本[29-30]。当然,为捐献者家庭支付丧葬费用没有违背自愿无偿原则,完全能够得到民众支持,可以纳入OPO正常成本,只是执行中应注意支付额度不得超出国家民政部门的保障标准和各地区经济支付能力。目前,OPO价值链中唯一现金流入点便是移植医院向器官移植受者代收的器官获取费。器官移植受者愿意支付器官获取费的唯一目的是接受移植治疗、恢复健康。高昂的器官获取费用极大程度上阻碍器官衰竭患者的医疗选择,所以,OPO必须要通过科学的成本管理,依靠先进的器官功能维护修复技术和贴心的人文关怀,提高潜在捐献案例成功转化率,增加捐献成功率、器官产出率和利用率,在保证不降低移植器官质量的前提下,提升器官获取消耗的补偿能力[31]。OPO还应从潜在捐献案例发现的环节开始就要保证器官捐献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并在捐献器官评估、维护、获取和保存运输过程中要与移植资质医院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如果得到移植资质医院的支持,尽早明确捐献器官是否接收,可以节约大量人力成本和器官弃用所带来的额外成本。 3.3健全行业监管 严格的财务监管不仅是成本管理制度化的有力保障,而且是节约成本的有效途径。器官捐献是一个在政府监管下有序竞争发展的公益性行业[27]。器官捐献服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器官捐献服务可以引入市场机制,但绝不能市场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在OPO设置和建设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加强对OPO设置、服务流程、运行细则和捐献器官质量标准等方面的监管,确立“核定收支、以收抵支、超收上缴”的基本财务制度,使器官获取成本的降低获得足够的政策支撑[30]。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制定并发布《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捐献器官获取的成本构成,并要求各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统一的捐献器官获取收费标准[32]。《办法》的出台为OPO的成本管理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为器官捐献行业自律和OPO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建议全面推行“财务负责人委派制”,即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委派财务负责人参与OPO年度预算方案制定、财务收支计划、重大资金支出等活动,体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OPO财务监管的重视和决心,也能获得真实的器官捐献一线关键财务数据,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完善OPO成本管理制度,形成控制器官获取成本的长效机制。实施成本管理需要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追究机制。在完善会计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OPO所在医疗机构纪检、审计、财务等部门的监督作用,采取不定期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检查,监控器官获取费用的收取与支出,严格考核内部质控制度执行情况,把财务审计结果与员工激励相挂钩。同时,充分发挥医学会、医院管理学会、医师协会等学术团体的作用,加强捐献器官的质量监督检查,创造以价格和质量为基础的OPO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避免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大起大落、政策缺乏稳定性的局面出现,坚决取缔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OPO,最终实现优胜劣汰,以及器官捐献服务高质高效的长远目标。加强器官捐献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规范职业道德行为,对OPO的生存与发展非常重要。承认和看重器官捐献协调员个人的正当利益,是激励器官捐献协调员积极性的重要杠杆,但不能把等价交换原则无条件地推广到器官捐献服务中去。奉献是器官捐献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要把追求个人合法权益与弘扬无私奉献精神统一起来,以精湛的医疗技术和先进的医疗手段实现职业道德[33]。OPO要加强员工勤政廉洁教育,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本着“管好员工、爱护员工、预防为主”的原则,对所属员工实行跟踪督察、教育引导的全方位动态管理,查纠不正当交易行为。 4结语 新时期OPO成本管理不仅是复杂的经济学问题,而且还是典型的社会性难题。器官捐献的基本准则是社会效益最大化,而不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社会效益的实现也需要经济效益作为保障。实现OPO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推行价值链成本管理理念。价值链成本管理方式拓宽了成本管理的范围,能更全面科学地评价OPO内外部价值活动,并指导实现OPO长远目标和成本持续降低。OPO的成本管理要在政府加强管制的基础之上,按照器官捐献行业特性,根据所在OPO的实际需求有序开展,对器官获取过程进行连续的成本管理,全员参与,全面合理地控制价值链上各个项目成本,优化整体服务流程,抑制器官获取成本的过快上升,降低捐献器官的临床使用价格,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充分彰显OPO的公益性。OPO的成本管理要切实保障捐献与移植服务安全,绝不能以牺牲捐献器官质量来减少成本支出。 作者:李羽抒 王栋 杨顺良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发展研究篇1 1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构建更为全面、完善的农村征信体系,积极应对农村用户缺信、失信行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生态。此外,在互联网背景下,监管体系中存在多重保障机制,准入前有保 证、准入后有检查,交易前有审批、交易后有复核,由此推动农村金融规范化、体系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在成本降低、风险管理能力提升的利好条件下,数字金融服务覆盖了大面积农村地区,使得农户也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取得小额贷款、农业保险、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获得扩大生产、创业经营的必要资金,从而拉动农村就业率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此促进社会公平。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支持“三农”发展是将金融服务深入贯彻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举措。 2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支持“三农”发展的创新模式 2.1电商平台主导下的农业供应链数字普惠金融模式 电商平台主导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顺应了“无科技、不金融”的时代趋势,催生了“互联网+”电商平台的新型资金融通模式。在该模式下,电商平台凭借自身海量用户和交易信息及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技术优势,汇聚涉农上下游企业、农户和消费者从而形成完整系统、有序运行的农业产业链,并为链内各环节参与主体提供信息咨询、理财融资、信贷担保等多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京东是目前国内大型电商平台之一,近年来,其依托海量且即时的交易数据和信息以及自身构建的物流网络,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为社会公众提供了相对成熟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京东陆续推出一系列供应链金融产品和服务,如“京小贝”“京农贷”“京东白条”等,其中“京农贷”是针对新型农业供应链金融的一种创新模式。“京农贷”是京东平台为农村地区的农业和养殖业提供的生产经营信贷服务,采用的是“电商贷款+企业担保+农户融资”的模式。该系列下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产品包括先锋京农贷、仁寿京农贷和养殖贷。作为该系列最早推出的先锋京农贷,其运作流程如下:京东金融数字平台根据实力和信誉多方面要素挑选核心先锋种业,进行合作授信,农户向京东平台申请贷款,由先锋种业以及下属经销商为融资农户提供担保,平台根据农户资信状况、授信额度以及资金需求灵活发放贷款。养殖贷则在先锋京农贷基础上新增了保险机制,贷款流程更加完备,安全性得以提高[1]。 2.2基于“互联网+”农业产业链的数字普惠金融模式 农业产业链通常是由涉农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上下游企业协同生产经营交易,因此涉农龙头企业是其中的主导力量[2]。在“互联网+”农业产业链的金融模式下,涉农龙头企业担任“三农”服务商的角色,利用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强大的农业市场势力,搭乘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和高效的互联网平台,打造“三农”数字普惠金融生态服务圈。在此农业综合服务生态圈中,龙头企业为产业链中有需求的上下游企业或分散农户提供投融资、交易支付等普惠金融服务,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遥感等不断开发和试验新型农业数字金融服务产品。其中,作为国内上市涉农核心企业的中粮集团是该模式下的代表性公司,该企业通过打造农粮食品一体化产业链,运用创新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发展信托、保险、期货、基金等金融业务链,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追求产融结合,服务“三农”发展。中粮集团通过其旗下的专业化公司中粮资本,充分捕捉了科技赋能农业产业链的契机,打造产业链内部融资服务,大力建设数字农业金融生态圈。例如,中粮资本推行的农业综合服务一体化信托模式,其服务不仅面向生产前的土地、资本流转环节,还覆盖了产中产后的农作物种植、销售环节。该模式还引入了“三农”服务商、涉农核心企业及其经销商和物权担保公司,采用“涉农贷款+担保”的手段。在此基础上,中粮资本不断探索金融科技。2020年,中粮资本投资自建了服务上游供应商的“粮信”金融平台和支持下游经销商融资的“升悦”系统。2021年,中粮资本深度挖掘并分析中粮集团的真实业务场景,通过“云飞票”和“粮信”等大数据平台为中粮集团产业链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同时,中粮资本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行信用分级管理,提升金融风险识别能力和管理水平,推动以信用为核心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立完善[3]。 2.3基于第三方金融网络平台的数字普惠金融模式 第三方金融网络平台区别于由传统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服务体系,近年来,其以网络借贷、第三方支付、众筹等发展模式呈现在大众面前。针对农村地区,农村个人消费者和涉农中小企业都是第三方平台的服务对象。随着数字金融的深入发展,第三方金融网络平台提供更具功能性、成本效益以及服务效率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第三方金融平台通过网络媒介代替传统金融机构,进行借款端和理财端的交互流程,有效实现资金端与资产端的对接。其主要运作程序如下:借款方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提出借款需求,贷款方根据借款人资信状况、违约风险、预期收益率等因素判断是否贷款。在此过程中,金融平台发挥信息交换的媒介作用,借贷双方直接签订借贷协议,接着委托独立且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存管贷款方提供的资金。其中不乏专注于农村地区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其将数字技术融入农业产业链中,并与涉农实体企业进行互惠合作,为产业链各环节客户设计并提供金融产品,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弥补“三农”领域金融资金缺口。 3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支持“三农”发展的有效路径 3.1完善金融基础建设体系,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 在传统金融体系下,金融服务很难覆盖到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这体现了金融服务在地域上的供需不平衡。传统金融对实体机构、人力物力、成本费用等方面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在基础设施相对完备、人力资源相对丰富、经济发展较好的城镇地区覆盖率较高。而在几乎不见金融机构、人才流失严重、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偏远地区,享受传统金融服务难之又难。在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众多偏远地区已经设立机构网点,部分地区还通过建立便民助农服务点、流动服务站等方式来加强农村偏远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扩大农村普惠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面。由于互联网金融不受时间地域限制,成本支出也较低,结合农村发展特点,能将普惠金融进一步注入农村经济血液中,为农村发展助力[4]。 3.2培养数字金融复合型人才,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构建综合性服务平台 目前,互联网金融技术服务人才不足是制约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人才流失严重是固有问题,当前的教育选拔机制和人才培养计划也都促使农村青年涌向大城市发展。然而要在农村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必然需要更多掌握数字技术以及金融专业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如何留住和引进人才为农村发展助力是一个难题,这背后涉及改变教育理念,培养奋斗型、奉献型、创造型人才等。与此同时,政府要给予适当的物质补贴,如提高薪酬、优化福利待遇。当地涉农部门有所作为,主动与新型互联网金融公司取得联系,加强交流学习,完成人才对接和培训工作。鉴于农村地区缺乏多元融资渠道的情况,通过数字技术搭建平台,鼓励金融机构、涉农企业以及农户等多方参与,促进农村数字普惠模式创新,推出符合数智乡村和农业转型升级的新型金融产品,同时,引入更加灵活的保险和担保方式。政府部门结合区域特色与产业特征,充分依托资源优势,着力建设“一村一品”模范乡镇。依托大型电商、涉农龙头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第三方平台,充分调动闲置资金资源,建立起集投融资、生产经营的综合服务平台,支持“三农”向好发展[5]。 3.3精简审核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更具功能性和成本效益 普惠金融致力于服务大众,应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数字技术加持下农村普惠金融针对农村客户的需求设计了更为人性化的发展模式,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大数据计算,进行更有针对性、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为满足农村金融需求者的要求而不断创新。农村普惠金融的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的农户,这类用户资金需求量较小,但是借贷次数可能相对频繁。传统实体机构交易程序烦琐,借款往往需要层层审批,审批流程也相对复杂,既降低了贷款成功率,也将交易时间跨度拉长,不能满足农村贷款者对资金的即时需求。利用互联网提供线上服务,大大简化了交易程序。通过电子档案对用户进行审批,全方面评价农户的信用层级、借款额度、还款能力、还款意愿等,在短时间内为农户提供最适配的贷款方案,从而缩短交易时间,提高交易效率,进而提升其对金融服务的满意度,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3.4完善农村征信系统,建立新型信用评价机制 农村地区建立起完备的征信体系,推动金融活动公开化、透明化,维持基本金融市场的秩序,以确保农村普惠金融的安全性和普惠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线上交易削减了很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力求效益最大化,这虽然为广大农村用户进入金融市场降低了门槛,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不需审核批准。建立新型农村信用评价机制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需要提供现有征信情况和信用资料,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的优势,对农村用户进行全面,调查、数据整理,刻画出全方位的用户形象,多维全面的信息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供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另一方面,针对征信困难、征信空白的地区,政府应当给予适当财政支持和补贴,调动专业人员进行走访调查,在获取充分有效的信息后,还应该设计相应方案对用户信用进行重新评级。此外,不同金融主体间要信息对接、及时交流,确保建立起线上线下共享信用机制,随时把握农户的信息变化并及时更新,从而实现农村普惠金融的持续良性发展[6]。 4结语 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创新模式:一是电商主导下的农业供应链模式;二是基于“互联网+”农业产业链模式;三是基于第三方金融网络平台模式。之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路径:一是完善基础建设,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二是培养数字金融人才队伍,加快金融产品创新;三是精简审核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四是完善农村征信系统和信用评价机制。 作者:仲培培 单位:江苏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发展研究篇2 数字农业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是指,金融服务供应商利用农业大数据,通过数字技术和金融创新,为微观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并在数字交换中实现双方商业可持续和农业大数据增值的过程。 1融合发展的基本思路 广义的数字农业是农业全过程的数字化,是将数字化信息作为农业新的生产要素,用数字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生产过程进行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的新型农业形态。狭义的数字农业则聚焦农业产供销环节,旨在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加工及销售环节,以期促进数字技术与农业发展深度融合,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化。2019年,农业农村部和中央网信办联合发布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提出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五个方面重点任务,即构建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加快生产经营数字化改造、推进管理服务数字化转型、强化关键技术装备创新、加强重大工程设施建设。这五个方面重点任务覆盖了农业全过程,属于广义的数字农业范畴,其中的第二个任务“加快生产经营数字化改造”属于狭义的数字农业范畴。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一切通过数字金融服务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行动。它包括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并且这种服务是以负责任、成本可负担的方式提供,对服务提供商而言也是可持数续的。数字农业与数字普惠金融基于相同的逻辑、技术和方法,共同体现了数字化特征。它们融合发展的核心是数字的生产、采集、交换和运用,融合发展应该是双向而非单向的,需要相互支持和促成,从而达到“1+1>2”的效果。从数字农业分广义、狭义来看,融合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数字普惠金融与狭义的数字农业如何融合发展,二是广义的数字农业资源如何为这种融合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支持。首先,数字农业为数字普惠金融在三农领域展业提供大数据支撑。可以把狭义数字农业范畴下的农业数字资源,即农业生产经营环节产生的农业大数据,称为“农业经营大数据”,而把广义数字农业范畴下的其他农业数字资源统称为“农业基础大数据”。一方面,农业经营大数据为金融服务和风险识别创造条件,为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提供核心依据;另一方面,农业基础大数据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建模、系统性风险处理等提供基础性支撑。其次,数字普惠金融为数字农业发展提供精准服务。融合发展的落脚点是利用数字化手段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包括为农业生产经营的数字化改造提供融资支持,为农业产品等的交易流通提供高效便利的数字化支付结算服务,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数字化农业保险等。最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大数据价值的发现与增值。数字农业的发展带来农业大数据的指数级增长,发现数据价值是数字农业发展的动力之源。金融行业市场空间大、涉及范围广,金融机构对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将有力地促进农业大数据的价值发现与增值。这也将激励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数字农业建设,鼓励市场主体积累、共享数据,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支撑,从而实现二者的良性融合发展。这是融合发展中“1+1>2”的具体体现。 2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我国在数字农业和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与实践。这些实践可以按照所涉及的农业产业链阶段分为农业交易环节、生产环节和全产业链的融合。农业交易环节的融合。农产品市场交易环节会产生大量“自动留痕数据”。这类数据客观、易得,已在数字农业与数字普惠金融融合发展中率先得到利用。根据融合的主导方不同,可分为大型电商主导、农业核心企业主导和金融机构主导三种形态。拥有大量用户数据的综合性头部电商借助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以电商交易大数据为切入口,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某大型电商与一家农业畜业公司合作的农业数字供应链金融即属于大型电商主导的融合类型。大型农业集团处于农业产业链条的核心环节,拥有众多客户资源,通过整合供应链数据,利用自身市场优势,打造数字化金融服务模式。例如,大北农集团的“农信互联模式”就是农业核心企业主导的融合类型。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提供线上线下支付结算服务,帮助企业建立信息系统,并在交易数据基础上,为供应链内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例如,农业银行搭建的“惠农e通”三农服务平台就是金融机构主导的融合类型。农业生产环节的融合。农业生产环节同样可以生成大量数据,这些数据不同于交易环节的自动留痕数据,需要主动采集才能得到,可称为“主动采集数据”,主要是通过卫星遥感技术、GPS采样、智能农机作业等获取田间信息。这类大数据同样可以运用于数字农业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但相对滞后于交易环节的融合。例如,网商银行通过卫星遥感、光谱识别等技术获取农业生产大数据,并运用数字化信贷模型,给予农民精准授信。种粮大户发起贷款申请,在手机上圈出自己的地块,卫星即可快速识别这块地的面积、作物、长势等关键数据,从而算出授信金额。再如,黑龙江省海伦市以数据为驱动的按图承保理赔模式。在承保前,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对不同地块的农作物进行空间分布制图和面积估算,形成标的分布底图。在承保时,结合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遥感数据、历史灾情数据和承保理赔业务数据,评估农作物灾害综合情况和风险。在理赔阶段,基于遥感影像进行灾害损失评估。农业全产业链的融合。从协同论的观点来看,数字农业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如果能够基于农业全产业链的数据资源,会更加科学有效。这样不仅金融服务可以更加到位,而且全产业链的数据信息也更有助于防控信贷风险。浙江省丽水市基于茶叶批发市场的农业全产业链普惠金融模式呈现了二者在农业全产业链融合的雏形。首先,依托“支付+溯源”系统获取茶产业全产业链数据。在当地茶叶市场推行“茶叶质量溯源交易系统”,向茶农、加工户、茶商发放集质量溯源、支付结算等功能于一体的茶叶金融IC卡。茶叶交易时通过专用机具刷卡或手机App操作,将交易信息自动录入管理系统平台。其次,采用区块链技术提升数据可信度。主办银行运用区块链技术记录每位茶农、加工户和茶商的溯源、交易信息,实现了数据的去中心化存储和不可篡改。最后,在茶叶质量溯源交易系统内嵌入贷款功能,将系统的交易数据作为贷款授信核心指标,依托产业链大数据开展数字化授信。截至2021年6月末,已办理茶叶金融IC卡2.78万张,溯源交易系统累计交易180余万笔,投放贷款582笔、1.27亿元。 3存在的问题 我国数字农业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难免存在各种不足和问题。一是农业数字化水平低,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不足。2019年,我国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仅占农产品交易总额的10.0%,全国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为23.8%;已实现数字化的部分也面临数据甄别难、转化难等问题,如将卫星遥感技术采集的图像等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数字普惠金融所需的结构化数据需要很大的成本投入。二是农业大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低、资源整合不够。农业基础大数据共享程度低;农业经营大数据分布于广大农业经营主体,没有实现统一归集和共享。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尚未形成,数据资产确权和定价困难,市场主体积累、提供大数据的意愿较弱。三是金融机构对农业大数据的应用能力不足。金融机构的农业大数据积累少,大数据建模与农业实情契合度低,数字化风控模型效果较差。四是农业领域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创新滞后。一些产品只是将线下流程搬到线上,而不是重新定义和发现价值;部分数字农贷产品仍需辅以抵押、担保等增信手段,数字农业保险产品仍离不开人工现场核实;适用于小规模经营农户的数字农业信贷、保险产品创新尤为薄弱。五是金融支持数字农业的政策体系不完善。缺少顶层制度安排,激励政策、差异化监管措施、风险防控与分担机制等尚未建立,数字普惠金融行业标准、区域标准和企业标准有待制定。 4改进建议 针对以上不足和问题,促进数字农业和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需要新的思路和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是实施以“用户授权、有条件共享”为核心的农业大数据产权标准。推进农业大数据采集、开放和应用的标准化建设,统一元数据,规范数据接口,打造农业数据交换的“通用语言”。加快制定数据资产产权界定和定价标准,探索构建产权清晰、有效运行的数据要素市场。二是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化”的农业大数据资源体系。政府提供农业基础大数据,做好数据分级管理,主导推动农业大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引导市场主体实现农业经营大数据的市场化共享,按照“用户授权、有条件共享、全程保护”原则,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三是强化金融机构在农业领域的大数据应用能力建设。加强金融机构与政府大数据平台、互联网平台、农业大数据公司、农业产业链核心企业、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等的合作,获取农业大数据支撑。加大数字化建模的研发力度,开发适合我国农业发展实际的数字化农业信贷风控模型。四是加快特色化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创新。推动金融机构构建数字化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打破条线壁垒,缩短决策流程,保障数字金融产品创新的高效供给。推动数字农业供应链金融发展,利用供应链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为相应的市场主体提供金融服务。五是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数字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和顶层制度设计。创设专门的政策工具,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推动编制数字普惠金融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体系。推动政府部门和电商平台向金融机构输出直连式、批量化、标准化大数据,为融合发展提供大数据支撑和场景支持。 作者:陈明衡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发展研究篇3 一、研究背景 中国的数字金融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支付宝的上线,起初只是为了解决淘宝平台网络购物的交易问题,但是伴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支付宝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对传统银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面对互联网企业的冲击,传统商业银行纷纷转型,推出了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比如各大银行与中国银联携手推出了“云闪付”,旨在与支付宝、微信支付抢夺移动支付业务;光大银行在2016年内推出“云缴费”平台,便利居民的各项生活缴费;各大银行也相继推出类余额宝理财产品。互联网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纷纷发力,推动了我国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民以食为天”,农业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处于基础性、重要性地位。但是,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受季节影响大等特点,农业企业的经营风险较高,导致银行对农业贷款风险定价难。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居民往往居住分散,农业生产规模较小,银行难以获得其真实的财务信息。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往往不愿意给中小微农业企业提供贷款,造成大量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和农业企业得不到贷款,形成农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企业的发展。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可以有效缓解农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二、文献综述 从2004年支付宝上线后,我国的数字金融迅速发展,为了准确刻画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与蚂蚁金服集团合作,编制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该指数编制成功后,许多学者利用该指数进行有关数字金融的研究,目前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第一,宏观层面。张勋、万光华等(2019)利用该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环境,提升了家庭收入,进而促进了包容性增长。钱海章、陶云清等(2020)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增长,而且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与东部地区相比,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更显著。并且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促进技术创新和创业行为,进而推动经济增长。金融是创业环境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机构是否愿意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直接影响其创业活动。谢绚丽、沈艳等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2012~2018年各省的新增注册企业数量结合,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各省的创业活跃度有积极作用。第二,微观层面。何广文、刘甜在研究贫困地区农户创业活动中发现,在众多影响创业的因素中,金融系统的支持可以缓解创业者的资金约束,提升创业绩效。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落后,农民由于缺乏必要的金融市场知识和贷款知识,往往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甚至还有些农民不知道如何申请贷款,面临严重的金融排斥。陈宝珍、任金政基于农村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农民的金融知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排斥问题。在促进居民消费方面,数字金融极大地缩短了交易支付的时间,比如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便可快速实现付款。张勋、杨桐等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升支付的便利性来促进居民消费。唐松、伍旭川等利用2011~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改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而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万佳彧、周勤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缓解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关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大量研究表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能力等因素在企业绩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人力资源在公司绩效中发挥重要作用。张一驰、李书玲研究发现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通过提高企业的战略实施能力改善企业绩效。管理层的背景,如学历、性别、任期等也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学历背景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国有企业中管理层的年龄、任期与投资规模之间负相关,管理者的这种投资行为又会对投资效率和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第二,技术创新是企业绩效的驱动因素。胡元木、纪瑞从董事会成员背景角度出发,研究董事技术专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技术性董事在提升企业绩效上有显著作用,并指出创新效率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金融依靠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不断扩大应用场景,极大地拓展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捷性。王馨指出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模式,相较于传统金融,具有交易成本低,服务效率高等优点,可以满足被传统金融机构忽视的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增加了有效金融服务的供给。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解决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可行路径,通过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可以有效甄别信用风险,发挥金融对小微企业的支持作用,助力企业发展。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H1:数字金融发展与农业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农村正面临农业产业化趋势,农业产业化对资金的需求量极大,但是农业生产周期长、受恶劣天气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大、经营风险较高,传统银行在对农业贷款进行风险定价时困难重重,而且农业企业往往存在缺乏抵押资产、公司规模小、生产经营不规范、公司治理不完善等问题,银行难以取得其真实财务信息,造成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农业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面临着较高的融资约束,影响企业经营发展。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H2: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与企业绩效存在负相关系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缓解了农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些互联网公司运用自己的海量数据与技术优势,深入学习农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建立数学模型对企业的收入、成本、费用等财务信息进行预测,并以企业的应收账款、订单、存货等真实交易信息为依据向农业企业提供贷款,改善了以往需要抵押物才能获得贷款的困境,极大地缓解了农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通过缓解农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推动农业企业的采购、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的顺利运行,对企业绩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H3: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与农业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即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农业企业绩效提高 四、实证研究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采用以下数据:(1)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农业企业有关融资约束、企业绩效相关数据,并对数据做以下处理:①剔除农业类金融上市企业;②剔除样本期间被ST、*ST的企业;③剔除2012年以后上市的企业;④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企业。最后共有59家上市农业企业2012~2019年的有关数据,样本容量为472。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企业绩效。关于企业绩效的度量主要有两类指标,本文选取TobinQ值作为企业绩效的度量指标,原因如下:一是To-binQ值可以反映企业的长期绩效;二是与财务指标相比,To-binQ值不易被企业操纵,较为客观真实。 2、数字金融发展。选取北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度量指标。该指数从覆盖广度、服务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三个方面考察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许多学者利用该指数进行有关数字金融的研究。本文将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平均值作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代表,且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较于Tobinq值太大,故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除以100。考虑到数字金融发展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绩效均具有滞后效应,故将该指数滞后一期,即用2011~2018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2012~2019年的企业融资约束指数及Tobinq值相匹配。 3、融资约束。关于融资约束的度量,Kaplan和Zingales(1997)是最早对融资约束的测度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他们利用企业的财务指标构建融资约束指数。后来,又有大量学者提出有关融资约束的测度方法,比如Lamont(2001)在Kaplan和Zingales的基础上构建了KZ指数。此外,还有WW指数和SA指数。本文选取SA指数作为融资约束度量,SA指数为-0.737×size+0.043×size2-0.04×age。其中,size表示企业期末资产的自然对数,age为企业年龄。SA指数绝对值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 4、控制变量。企业绩效影响因素较多,本文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引入如下控制变量:(1)负债情况,用资产负债率表示;(2)企业规模,用企业期末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3)成长性,用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4)现金流量,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期末资产的比值表示。 (三)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温忠麟、叶宝娟(2014)所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检验,具体模型(1)~(3)分别对应上文的3个假设:五、实证结果及分析表2给出了对模型(1)~模型(3)的回归结果。首先,本部分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表2中的模型1中可以看到,数字金融指数(index)和企业规模(size)在5%的水平上显著,企业发展能力(growth)在1%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业企业绩效提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假设H1成立。接下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先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从表2中的模型2中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发展(index)、企业规模(size)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缓解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本文提出的第二个假设H2成立。再将企业绩效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融资约束和数字金融发展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中的模型3所示,数字金融(in-dex)、融资约束(SA)和企业规模(size)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企业发展能力(growth)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和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的第三个假设H3成立。(表2) 六、结论 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企业如何拓宽融资渠道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对于企业而言,融资渠道是否顺畅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经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特别地,考虑到我国主要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方式这一客观现实,农业企业由于自身经营特点和较大的经营风险,难以从银行获得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因此,如何缓解农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农业企业经营绩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考虑到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本文借助2012~2019年农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农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当农业企业的融资状况得到改善后,企业绩效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业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中起到了中介效应,即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来提升农业企业的绩效。 作者:杨琦 陶建宏 单位: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互联网金融下商业银行的发展篇1 一、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财务管理改革的重要性 (一)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当下,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工作不进则退,而最终面临被时代淘汰的危险。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高速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管理问题也亟待解决。因此,商业银行决策者和财务管理者要转变意识,贯彻新发展理念,赶上时代进步的步伐。 (二)防范财务风险,提升商业银行竞争力的需求 互联网金融的数据信息化优势能够有效帮助商业银行整合资源,构建坚强有力的管理结构,从而实现高效管理。大数据平台的信息分析能力使商业银行能够做好风险预警及成本控制工作,从而合理规避不利因素,提升商业银行的整体竞争力。 二、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财务管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理念落后 时代迅速发展,对于财务管理理念的要求更加严格,然而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并未落实好先进的管理理念任务要求。由于新形势下缺乏创新型理念,缺乏专业性人才,不能认清当今的发展形势,制约了财务管理的发展进程。最普遍的现象是财务人员不能够根据先进的财务管理理念做出及时的应对,例如杠杆效应、成本预算、风险调控等多种问题的出现,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影响正常的工作,影响工作业绩和指标,导致效率低下。这样不仅影响银行整体的发展,也使实际情况与战略决策相背离,长此以往会忽视发展的推动力,制约财务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财务管理系统相对落后 新时代下,信息化是互联网金融的关键要素。信息化管理的合理应用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商业银行财务管理能力以及管理质量的提升。然而,由于我国银行行业信息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同时缺乏兼具经济素养和信息技术能力的高质量人才,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现代化发展缓慢。没有先进性、系统性平台的支撑,财务管理工作尤其是金融信贷业务复杂繁琐的审批过程很难实现高效运作,同时风险控制相关参考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也难以保障,从而制约商业银行的高质量发展。 (三)未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相关体制机制 科学合理的制度是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工作的骨架,支撑着各个环节的运行。在互联网金融发展欣欣向荣的当下,商业银行纷纷加大了其理财产品、融资项目等业务的创新力度,服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业务量增长率大幅攀升。但令人担忧的是,商业银行相应的管理制度却没有进行同步更新、完善,且缺乏相关的风险管控制度。日常财务工作中存在许多操作不规范的现象,成本核算方式、管理操作系统亟待优化升级。这些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漏洞都会给商业银行的资金安全埋下隐患,使财务管理形同虚设,互联网也并未发挥其应用价值。 (四)财务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欠缺 财务管理人员中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管理人员数量与业务的增长量未成正比。当前商业银行财务管理部门中出现人员配备不齐全的情况,从而只能让部分高层管理者兼任财务管理工作,因而难免有顾及不到的地方,难以形成常态化管理。第二,财务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素质。兼职担任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培训,员工的专业技能并没有与时俱进,而传统的工作技能已经不能适应互联网金融时代的要求,因此制约了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工作的发展。同时,财务管理人员主动求变、自我革新的意识不高、对财务管理制度的完善不重视等也是导致其能力欠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的改革措施 (一)全面进行财务成本管理,实现降本增效的目的 全面财务管理是提升商业银行财务管理水平最佳的方式,具体还需要在工作中落实好财务管理理念,规划财务管理工作内容。其中有几点必不可少的要求:第一,及时做好风险预控,根据预判来了解财务管理进行的步骤,把风险调控当作管理的重要环节,有效制定方案,减少成本损失;第二,进行银行内部人员的财务管理理念培养,从整体上控制理念的树立,自上而下养成自主管理思维,将财务成本分析最佳化;第三,减少经营过程中的损失,需要在经营的过程中进行规避风险处理,不断改革和优化财务管理的日常体制要求,重视发展阶段,将创新与客户的反馈相结合,从多角度进行成本预估,并根据预估结果排除多余的风险以及不利于发展的收益风险,提高经营业务质量。因此,根据这三方面要求,做好合理的资源配置,严格执行,做出正确的规划,有效监控财务管理过程的各种环节,才能够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提升实际执行效果 需要建立新型的管理机制才能够确保当今形势下的财务管理符合发展的要求,对财务工作中的各种内容及时调整,根据指标进行量化考核。在商业银行中,为了充分有效地利用好各种资源,就必须结合先进的管理理念,具有创新意识,并结合当前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进步,将原有的业务与新型业务相结合。在具体的管理中,落实好每一个要求,利用这种手段,规范好管理的各个环节,建立新型的管理机制,严格管控各种现象。只有将业务成本进行转化,实现考核的要求,控制成本,有效提升经营效益,才能够确保质量整体提升。其次,商业银行应制定专门的人才培养计划,重视高质量财务管理人才的引进,定期邀请业界相关领域优秀人才、专家学者等为员工进行业务知识及技能的培训,或是应用网络视频这些现代化科技手段进行授课,以此来增加员工的专业知识储备,提高其应对不同风险挑战的能力,从而能更好地执行优秀理念或是管理方法。例如,商业银行可采用学分制来记录员工的学习培训情况,建立相关制度,明确各个课程的学分值、合格标准及奖惩条件,同时建立起完善的学习评价机制,定期对员工进行考核,从而使员工发现自身工作过程中的优缺点并做出改变。 (三)增强自身的财务风险防范能力 首先,商业银行必须增强自身的收益能力,需要不断根据当前的业务形式进行创新,拓宽自身的收入渠道,这样才能够确保利益来源多样化,将资源合理配置,对业务模式进行不断创新改革;构建完整的、系统性的金融产品体系,不仅利用传统的模式实现盈利,也需要实现自身盈利模式的转变。同时也可以打造电子商务盈利模式,通过互联网手机网络、微信等电子化服务平台来增强体验感,从而提升盈利能力。其次,增加资本,满足资本充分的宽裕程度。总体来说,提升银行资本的充足度是加强银行内部自我调整和提升整体发展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最后,提升资产质量水平。资产的质量水平需要根据多方面来评价信贷资产管理到后期检查环节,全面控制好资产的质量与稳定情况,才能够更好地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连接,通过多种渠道处理资本问题。(四)促进系统基础建设,提高管理信息化水平互联网金融时代最大的特点是数据的信息化。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等已经广泛应用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带来许多便利以及高质量的发展。这些技术都可以应用到商业银行财务管理领域,从而实现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提升。然而,商业银行由于历史因素及自身数据量大的制约,要实现信息化转型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首先,商业银行要建立起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以实现信息的分流、归类、整理,从而更好更快地处理工作流程。这就要求商业银行的管理层要认识到财务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同时还要重视兼具财务管理素质和信息技术能力的高质量人才的引进,不断助力系统的建设及优化,为商业银行整体的信息化打下坚实基础。其次,商业银行要引入大数据平台并学会通过大数据平台分析市场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对比自身的经营状况,为商业银行调整发展策略提供可行性参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时代下市场形势更加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商业银行要想实现稳定发展,必须做出改变。作为商业银行的领导者,高层管理人员首先要更新自身管理观念,促进制度变革,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同时,商业银行要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规范财务管理相关操作,为科学管理理念的落实生效保驾护航。最后,在互联网时代下实现商业银行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将信息化理念引入财务管理之中,做好风险预警和成本管理,从而助力商业银行在时代的大潮中站稳脚跟并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作者:张晶华 互联网金融下商业银行的发展篇2 1引言 互联网金融,从字面意义上得知,是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体,是传统金融模式的升级和创新,通过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实现资金的融通,是新兴的金融模式。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升级发展的当下,传统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层次结合,是金融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互联网金融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其凭借互联网技术,为投融资双方搭建了共享服务平台,保障了金融服务的质量,为企业的平衡和稳健发展起到了推动性作用,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2我国互联网金融当前现状 现阶段,我国互联网金融进入了规范发展期,但是其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因此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无形中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国家专项政治措施推行的过程中,风险发生的概率也在不断降低,而风险案件也随之减少。伴随着监管法规制度的不断颁布施行,互联网金融行业越来越趋向于规范化,虽然尚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整体发展从快速发展阶段转向了规范化发展阶段。 3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监管体系不完善 互联网金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伴随着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不断深入发展,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在不断加深,此种情况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是在实际监管中问题仍然存在。究其原因有三点内容,即没有完善的监管体系,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互联网金融信息存在安全隐患。以下针对三点内容进行简要说明:第一,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互联网金融所涉及的范围大,行业交叉较为广泛和复杂,而参与者众多,监管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第二,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现阶段的法律法规是建立在传统金融模式基础上的,而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相关立法尚且不够完善和具体。第三,互联网金融信息的安全隐患,由于监管主体的不明确以及立法的不完善,使得用户信息极易泄露,给不法分子创造了机会,用户信息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操作人员的违规操作,也存在着金融信息的安全隐患。 3.2风险复杂 在互联网时代下,互联网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诸多的便利,但风险也随之而来,由于互联网自身的开放性特征,用户的信息极易泄露。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的融合,其推动了金融领域的发展,两者的有效融合,给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良好体验的同时,这个全新的金融产物风险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目前,用户的信息安全是互联网金融应该重点关注的,要不断强化对风险的规避和防范,提高风险的预警能力,因为互联网金融风险一旦大范围蔓延,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将产生严重的影响。 3.3征信体系不健全 在国家金融业的发展中,构建完善的征信体系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机构凭借真实准确的个人和企业信息,才能决定是否发放贷款。而现阶段,伴随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我国征信体系还有待完善,征信体系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目前的征信体系仅仅以商业银行方面的信息为主,尚未构建多部门多体系的信息综合体。而对于商业银行的信息而言,其拥有的个人征信与小型企业的征信不够全面,征信覆盖的范围远远达不到要求,在此情况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其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我国征信体系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不在央行征信体系范围,在央行所建立的信用数据库中,只包含了与银行发生信贷关系的企业,而一些未与银行产生信贷关系的中小型企业不包含其中,征信体系未能全面覆盖。第二,互联网金融机构没有完善的信用评价机制,目前某些互联网金融机构中虽然重视信用机制的建设,但是制度形同虚设,执行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第三,征信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互联网金融机构对于数据采集的深度不够,加之对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程度不高,使得信用评价体系不完善,无法准确对借款人进行评价,从而增加了风险的发生概率。与此同时,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准入门槛不高,吸引了一些不具备资历、实力一般的金融机构的参与,其并没有建立信用评价体系的能力,缺乏征信的专业性,这也是影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4缺少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互联网金融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其对于从业者也有较高的要求,要求其不仅具备金融行业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同时还要对互联网技术有一定的掌握,另外还应该具有创新精神,互联网金融更需要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然而现阶段的互联网金融专业人才严重缺失,对于已经在岗的互联网金融人才,受传统金融模式的影响,对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模式较为抵触,对于该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即将从事该行业的人员,其缺乏一定的工作经验,熟知互联网金融知识,但是实践经验缺失。根据调查发现,目前虽然金融业的人才存量较大,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人才存量仅占到了整个金融业人才存量的十分之一,这个人才缺口是巨大的。 4现阶段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策略建议 4.1建立并不断健全监管体系 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互联网金融所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全社会对于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力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政府应当将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范围进行一定的划分,并分别明确各个相关部门应尽的职责,建立互联网金融分层监管体系,制定完善的监管规则,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加强监管的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市场的准入门槛,提高企业注册的资质要求,一定程度上从根源上降低行业风险。 4.2强化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工作 由于互联网自身的开放性,互联网金融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高,如信用风险、法律风险、网络风险、技术风险等,而不断强化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防控工作,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提高风险预测能力,即进行事前风险的预测,在金融活动开展前,要提前预测风险,这样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和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要能够凭借互联网的先进技术以及计算机的处理技术,收集并分析相关数据信息,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手段将风险进行化解,以实现事前规避风险的目的。第二,构建完善的风控体系,针对风险自身的特性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第三,不断培养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人才,积极学习先进的经验以及计算机先进技术,以确保互联网金融活动在安全的环境下开展。 4.3进一步完善征信体系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前提下,对于数据信息的收集整理已经变得非常简便。但是在现阶段数据平台的数量很多,大多都是各自整合所需的数据,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大数据平台,对于用户数据的管理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样分散的数据,不利于征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要彻底打破原有的数据平台壁垒,构建统一的大数据平台系统,其中包含个人信息、企业信息等,与此同时要从银行、法院、税务等各部门收集个人以及企业的相关征信数据,并综合评价其信用情况,将数据信息进行整合,从而构建统一的征信体系。征信体系的完善,不仅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还保障了信息的安全性。 4.4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在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的当下,对互联网金融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具有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金融学,以及涉外学科的复合型人才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发展人才,人才的发展已经成为企业创新创造的重要力量。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的模式,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因此要不断加强对互联网金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是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企业要不断鼓励金融工作者进行自我学习和提升,通过定期培训以提升综合素质水平,结合金融工作者自身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培训效果。金融业有别于其他行业,其更需要从金融人才的主动管理、市场营销以及风控能力方面进行培训,不断提升其综合能力和素质,要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优势,去解决金融工作中的各类问题,使其具有超高的解决金融问题的能力,为金融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5结语 总而言之,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模式,其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要结合实际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推动金融领域的健康发展。另外,国家要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以确保互联网金融的有序运行,不断强化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控工作,进一步完善互联网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最终推动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作者:罗莎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 互联网金融下商业银行的发展篇3 传统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存在局限性,而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使得传统商业银行存在诸多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为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在市场主体逐步扩张以及当前用户需求不断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商业银行需要大幅度地使自身综合竞争能力得以提升,对传统的原始发展模式进行优化,进一步以资源整合方式寻找各类具有高度特色性的发展道路。由此,对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向纵深发展的需求,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地寻求自身改革方向,对财务革新方式进行分析,对各类财务管理创新型战略进行有效的探究。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在发展过程当中,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更加合理地对资源进行配置,对资金进行管理,使得当前资金配置的高效性得以提升。而较为优质且科学的财务管理系统在构建中,不仅能够使银行在发展中获得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能够使银行在发展中对其内部以及外部所产生的风险进行有效的应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其竞争能力衡量指标已由传统的贷款增长为主的管理模式逐步转向创新能力以及盈利能力为主的综合研究模式。由此,需要进一步地结合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在新时代背景之下,对商业银行在财务管理过程当中所拥有的各类创新发展措施进行详细分析。 一、分析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之下商业银行进行有效财务管理的必要性 1.对成本投入进行控制 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大力地对财务创新管理模式进行推进,并且需要进一步迎合当前市场经济的综合变化趋势,对当前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之下的发展需求予以满足,使其综合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商业银行所具有的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而由此也使得银行在发展中竞争能力产生了改变,而提升其自身所存在的综合竞争能力,难以脱离整体财务管理水平的现实支撑。同时,内部管理是当前商务银行财务管理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在商业银行的管理中,需要以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为主,进一步地对企业内部的综合发展目标,以及具体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充分地优化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的各项风险管控力度,对成本投入进行控制,由此使得风险目标得到有效的控制,而相应的目标也是当前商业银行在发展中的主要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商业银行在发展中需要对其自身的财务管理模式进行创新,进一步地使商业银行在发展中能够适应目前的时代发展潮流。 2.使商业银行实现商业价值 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对其财务管理模式进行转变,对各类财务管理方式进行创新,由此使商业银行的自身商业价值得以实现。具体来讲,在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过程当中,需要对商业银行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对当前市场环境予以适应,对其自身财务发展的实际管理需求予以满足,甚至能够将财务管理作为其发展的切入点,对风险评估以及评价需求予以满足,通过对风险评价结果进行更新,进一步地对资产成本的管理方式进行有效的创新。同时,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充分地对创新型的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有效的应用,能够进一步地对运营管理成本投入进行有效的控制,对管理期间所存在的各类财务风险进行有效的规避,最大程度上使整体商业银行在发展中的实际价值得以提升,由此使商业银行在发展中心内部资源配置的方案得到有效的达成,使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所开展的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具有高度有效性。 3.使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能力得以提升 一般而言,将创新型的理念与商业银行及自身所拥有具有的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有效结合,能够使商业银行的实际核心竞争能力得以提升。传统的商业银行在发展中其竞争力的衡量指标具有高度的单一性,主要包含贷款的增长率以及整体存款所具有的增长率,而商业银行在整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背景之下,其自身所具有的衡量标准具有更加多样化的特征,其自身所具有的创新能力以及经营能力得到创新,相应的管理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同时,商业银行自身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优劣程度与自身的治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性,甚至会对商业银行及自身财务的综合处理效果产生影响。由此,需要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影响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且持续地使当前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能力得以大幅度提升,使其在发展过程当中管理与内部控制力度得到强化。 二、分析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之下商业银行财务管理所出现的各类问题 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之下,财务管理工作在发展过程当中能够进一步使商业银行获得较为充足的发展,使其职能及作用能得到优化。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除了需要对财务管理工作予以重视之外,同样需要对其自身发展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对整体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有效创新,由此进一步地创造出较为和谐的内部管理环境。然而,商业银行在具体的财务管理过程当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相应的问题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1.管理理念较为陈旧 商务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其财务管理成本的构成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主要包含相应的固定资产利息支出以及其他诸多费用,而由此也使得财务管理工作量大幅度地增加,相应的工作难度也进一步地提升,需要银行在发展中对自身所具有的财务成本管理理念进行转变。然而,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水平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部分管理人员无法将成本管理的意义予以认知,仅能够将其看作为对成本进行核算。而在实际工作中,又过于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予以看重,使其无法对发展风险予以重视,进而使相应的管理效果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很难使财务管理的职能及作用得到有效地发挥,同时受到重经济指标以及轻经济效益的现实影响,商业银行及财务管理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展,甚至会对其自身财务管理工作效率产生影响。 2.方法体系有待于健全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所推行的各类财务管理模式其自身内部差异化问题较为明显,甚至有可能由于其自身所存在的内部差异特点,使得行业间所存在的联动合作难度大幅度提升。结合实践调查可以发现,我国在发展中多数商业银行会将财务管理的重心逐步向核算环节进行转移,由此也使得管理环节无法得到重视,致使财务管理机制体系在构建过程当中,其运作规范性有待于提升。同时,部分商业银行在发展中无法重视自身产品的创新环节,使自身所具有的服务水平相对较低,服务质量有待提升,对整体商业银行业务的办理效果产生影响。甚至部分商业银行在发展中其成本核算管理机制严重欠缺,对成本核算分配系统的构建无法重视,使其实际操作性严重缺失,无法对各项盈利能力的综合评估指标需求予以满足,最终致使财务管理工作存在着流于形式的问题。 3.素质水平有待提升 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的背景之下,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工作具有更加复杂化的特征。举例说明,财务管理工作需要进行进一步细化,而对于财务管理人员而言,需要使其综合素质得到提升,需要使财务管理人员能够夯实理论基础,并且需要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使财务管理人员能够在大数据等诸多创新性技术的应用过程当中,将各类技术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并且进行有效处理,对当前日常管理的实际需求予以满足。然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实际财务管理过程当中存在高素质专业人才缺失问题,使得各项工作开展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各类问题,甚至部分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工作在开展过程当中,其数据分析能力以及处理能力有待提升,很难在当前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之下,对于该岗位的实际要求予以满足。此外,在商业银行的发展过程中,银行的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虽然目前已经能够在业务发展等诸多领域对各类信息化手段进行应用,但就整体财务管理而言,仍然无法将信息化管理方式进行有效普及。 三、分析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之下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的创新方式 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及自身的水平会与其总体管理水平拥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由此也可认为财务管理效果会对商业银行的管理工作效果产生影响,甚至会对商业银行及自身所存在的综合竞争能力产生较为突出的影响。总结而言,财务管理的具体创新措施,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详细的分析。 1.构建较为全面的成本管理模式 为了对全方位的财务管理成本要求予以满足,商业银行在发展中需要对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更新。成本管理是当前商业财务管理中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环节,并且其自身拥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与地位,能够使得商业银行的综合核心竞争能力得以提升,并且能够更为有效地对商业银行的成本投入进行控制,使商业银行拥有更加充足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进一步地对财务成本管理模式进行推进,能够使成本投入方案得到优化,对各类财务风险进行有效的规避,以此使得财务成本结构得到改善,实现更为全面有效地对财务成本进行控制的目标,并且进一步地使其自身所存在的管理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能够更加全面地对财务成本管理以及相应的风险管理进行细化,将其作为核心内容,使得成本管理所具有的科学性以及相应的全面性大幅度的提升,由此便需要财务管理人员在发展中能够拥有更加正确的管理意识,充分地对财务的成本管理工作予以重视。 2.对运行机制进行完善 在实际管理过程当中,商业银行需要充分的将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予以落实,对传统的运作管理模式进行改变,进一步地对矩阵管理模式进行推广,组建以中心辐射状为基础的优质组织结构模型,并且需要充分地将成本效益原则作为其发展的实际导向,进一步地对银行内部的管理控制力度进行强化,使得实际发展能够满足全面预算管理的现实需求,依照各类具象化的指标,将各类量化考核手段进行应用,同时需要树立更为优质的财务管理理念,引进完善的系统预警机制,使得商业银行的资源利用率有效提升。此外,需要进一步地搭建综合性的考评体系,进一步使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部门能够对任务指标进行有效完成。引入现代化的财务管理理念,使商务银行运作管理模式的精细化特征得以体现,进一步使财务管理的整体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 3.使技术水平得到有效的提升 为了使商业银行在当前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能够赢得一席之地,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充分地考虑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实际特点,进一步地对互联网络化及信息化的财务管理模式进行应用,立足于当前所具有的信息资源,进一步应用较为全面且具有高效性的整合方式,拟定全方位的预算管理模式方案,持续对商业银行中所存在的各种资源配置进行优化,以此使得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充分地对当前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发展趋势予以迎合,同时商业银行在开展财务管理的过程当中,可以进一步地应用系统化的分析方式,对当前财务信息进行有效管理,结合顾客业务的实际需求以及当前市场状况的特征与具体的发展计划,构建更为优质的信息化财务管理系统,使得商业银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得以大幅度的提高。此外,还需要充分地对各类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应用,由此使财务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获得有效的支持。 4.对管理模式进行更新 在商业银行的发展中,由于受到当前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影响,其整体发展特征需要对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进行转变,依照当前客户不断变化的多样化特征,以及产品的创新性特征,以银行各方面的业务作为其发展的切入点,充分地融合全面核算的理念,对收效甚微的项目予以放弃,进一步地扩张在当前发展中其发展前景较为优良的投资项目,由此对各类项目的费用进行合理化分配,使当前摊销以及全程监控的成本支出需求得到满足。同时,需要进一步地考虑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逐步向服务型模式进行转变的特点,进一步使服务成本的管理力度得到有效增加,充分地应用动因分析的模式,对各类因素予以兼顾,由此使得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其自身所具有的目标成本管理效率大幅度提升,并且能够持续细化各项成本分配管理内容,使得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链得到有效延伸。四、结语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中呈现出更加蓬勃且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也对商业银行的实际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由此相关的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充分地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原则予以应用,进一步依照互联网财务管理的实际形式对当前银行在财务管理过程当中所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有效分析,进一步地对其发展的局限性进行探究,充分归纳各类具有高度创新型的发展措施以及发展战略,进一步使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财务管理工作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由此使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中能够进一步地推动金融业得到有效的信息化发展,使整体行业所具有的创新性得以提升,增加商业银行与当前互联网时代发展特征的契合度。 参考文献: [1]王珏.互联网金融模式下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研究[J].时代金融(下旬),2015(11):30-31,33. [2]施丹.大数据时代商业银行管理会计发展的挑战与机遇[J].现代商业,2016(28):143-144. [3]任倩倩.探讨大数据时代下银行管理会计的发展机遇及挑战[J].投资与创业,2020,31(15):69-71. [4]交行云南省分行.云南省交行加快网点转型应对互联网金融挑战[J].时代金融(上旬),2015(12):60-61. [5]申晨.基于战略导向思维的我国商业银行费用预算问题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6,32(8):55-58. 作者:张兵 单位:徐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目前对海洋微塑料的研究进展,本文提出完善微塑料治理法律法规,严格管理塑料海洋排放和开发微塑料降解技术等方法对微塑料污染进行预防和治理,以期能为系统评估我国海洋微塑料污染带来的影响与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海洋微塑料污染的种类 微塑料(Microplastic)一般指的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或碎片。来自日常生活微塑料的数量和种类繁多,带有磨砂颗粒的牙膏、洗面奶、洗衣粉,按摩性沐浴露等都含有微塑料。随着洗衣机废水流出的超细纤维也是微塑料,而合成纤维材质的衣服,产生的微塑料就更多了。微塑料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海洋,例如工业使用的米粒大小的塑料颗粒原料、大块塑料垃圾在海洋中经物理作用形成的塑料碎屑、各种添加物和抛光料等。科学调查显示,海洋中常见的微塑料有聚乙烯、聚苯乙烯、聚氯乙烯、透明塑料、有色塑料、玻璃纤维等。据估算每年生产的塑料产品中约有10%流入海洋。这些难以降解的物质冒然地侵袭海洋,给海洋带来严重的生态污染和危害。 2.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影响 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但目前我国对海洋微塑料污染的研究较少,近几年的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很多海域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微塑料污染的情况,对海洋环境、海洋生物和人类健康带来影响。(1)微塑料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①大量的微塑料漂浮在海洋表面、悬浮在各层海水中,严重破坏了海岸海滩的观赏性,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同时给船舶的航行带来安全隐患;②微塑料内部的有毒添加剂不断向海水中释放,同时又从海水中不断吸收多种疏水性的有毒污染物质,造成一种恶性循环;③微塑料难以降解,在海底形成沉积物,进而影响发生在海底沉积物界面上的如氧气与水的扩散交换等的生物化学过程,严重影响生物地化循环。(2)微塑料对海洋生物的影响①海洋微塑料漂浮在海洋表面,阻碍了光线在海水中的传递,阻碍海洋植物对太阳光的吸收,进而影响其光合作用,无法为海洋生态系统提供氧气和食物。海洋微塑料的存在严重破坏了海洋生态平衡;②海洋微塑料容易被海洋动物误食,这是由于其与海洋食物链底端生物处于相同的尺寸范围,而且表面可以附着微生物和其它海洋生物。被误食的海洋微塑料无法被消化且不容易排出体外,在海洋动物的消化道中长期累积,使其产生饱腹感,进而导致海洋动物营养不良甚至影响摄食而死亡;③微塑料自身的化学毒性以及从环境中吸附的化学毒物,可能会对摄食的生物产生直接伤害,并且可能沿着食物链方向在各个营养级生物体内富集,进而威胁人类健康。研究表明,在海洋生物链的各个营养级水平的动物体内都发现有微塑料。(3)微塑料对人类的影响海洋微塑料对人类的直观伤害也近在咫尺:一项研究指出,对许多全球知名瓶装饮用水的抽样调查发现,93%的水样中检测出了塑料颗粒。在一瓶饮用水中,塑料颗粒污染物的数量范围可以从“0到10000以上”,平均大小在100微米的塑料颗粒在每升水中约有10.4个。更小的塑料颗粒含量更高,平均每升水大约有325个。该项研究还发现,塑料颗粒有65%其实是碎片,而不是纤维。这些塑料颗粒可能是在工业化装瓶过程中渗入水中的。 3.海洋微塑料污染治理的现状 海洋微塑料及塑料污染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还没有切实可行的针对海洋中已经存在的微塑料污染的治理方法。2014年6月召开的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将海洋塑料污染列为近10年中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紧迫环境问题之一,2016年从国际法规和政策层面推动了海洋微塑料的管理和控制。2017年G20峰会主席国德国发起“G20海洋垃圾行动计划”,呼吁“显著减少塑料微珠和塑料袋的使用,并适当予以淘汰”,一些国家重点在化妆品领域出台针对性措施。2015年美国出台《无微珠水域法案》,明确2017年7月1日起不得生产任何含有塑料微珠的化妆品。英国在2017年底前强制淘汰含有塑料微珠的化妆品。韩国将在2018年7月开始禁止销售含有塑料微珠的化妆品。 4.对海洋微塑料污染治理的建议 塑料污染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目前微塑料足迹已经遍及南极、北极以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并通过污染水、空气和土壤,侵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专家警告称,目前的塑料污染规模有可能对整个地球造成永久性污染。因此,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在继续加强立法,扩大宣传之外,还应采取以下措施。(1)科学治理。我国科学家应对未来需重点研究的领域进行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将主要包括:不同粒径微塑料的快速分离和在线鉴别方法的建立;水动力对微塑料全球迁移变化的影响;微塑料复合毒性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污染效应及机制;微塑料生态风险评估方法学研究;管理和技术体系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等,期望能够为系统评估微塑料对我国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依据并对其的现状进行补救。(2)对塑料制品进行回收处理,防止微塑料流入海洋。对于海洋微塑料污染的治理,我们应当从源头抓起,对塑料制品严格管理,严格控制进入海洋的陆源海洋微塑料制品的排放。有关部门可以将工业、生活污水中的塑料含量纳入检测范围,进行严格管理。同时对于已经引入到海洋的塑料制品可以定期进行打捞和回收。(3)开发微塑料治理技术,研发易降解塑料替代品。对于海洋微塑料,可以利用微生物降解的方法进行处理。研究表明,有一些微生物具有分解塑料的能力,可以筛选出具有高效降解能力的细菌或提取生物酶对塑料制品进行降解。用容易降解的材料代替塑料制品是防止海洋污染最根本的方法。目前市面上有多种多样的易降解塑料原料,但依然含有高分子聚合物,难以完全降解或降解之后仍会造成微塑料污染。因此还需要加大对易降解塑料的研究力度和力度。 参考文献: [1]赵淑江.微塑料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R]. [2]刘强,徐旭丹,黄伟.海洋微塑料污染的生态效应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 [3]孙晓霞.海洋微塑料生态风险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球科学进展. [4]赵淑江,王海雁,刘健.微塑料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J].海洋科学. 作者:麻耘豪 单位:重庆十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