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论文:浅议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化　文学理论　教学创新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当代美国小说中的解构主义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管窥 论文关键词：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　理论　价值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几大价值进行分析与阐述，以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以及高尚的人格、渊源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智慧、感情以及真善美的融合结晶。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自觉性理论，即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纯粹性文学作品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阐述从客观上留下广阔思考空间、与话语空间，并形成多维度研究。因此，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出发，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例如童庆炳老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出发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更加科学的观点。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出发点，认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虽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出现很多超积累研究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富，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此不会出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天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断积累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阐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代的差距和语境的隔阂，因此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结构，远比利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确；而利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分析苏东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阐述得更到位、更深刻。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方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唯一的，但可以发生独特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阐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仅是“知识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现实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能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究非常重视。由于这种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并从中获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点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要求，并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现实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宗旨为出发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点，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色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风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体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能。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促进人类通过对历史的了解而认识自身，并从中获得自身能量与进步。虽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进行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较等依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获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自身发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要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此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反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未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历史的逻辑基础上，才能提高可行性与真实性。因此，当前盛行的只重视感官愉悦、忽略深刻的大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阐述层面来看，都需要与历史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代、偶然、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5.审美娱乐价值 审美娱乐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文学价值。这种观点已经在《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中有所体现，例如季札每观赏“一乐”，就会体现出“美哉”的心情。而孔子所说：“《诗》可以兴。”也对激发人的积极情绪发挥重要作用，蕴含审美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对文学理论的审美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例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著文自娱”；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可以让人“贫贱易安，幽剧靡闷”；陆机的《文赋》中，认为创作是“可乐之事”；颜之推的《颜氏家族》认为文学的“陶冶灵性”；萧统的《文选序》中指出作品具有“悦目之玩”、“入耳之娱”的功效价值。而自唐代至清代，大批文论家也指出了“相娱”、“相慰”、“消愁”、“解闷”、“娱耳悦目”、“以文为戏”等观点，其论述的范围由诗文扩大到小说戏曲等。可见，审美娱乐轮主要体现了“自娱”、“娱人”两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 文学理论论文:浅析现代性视野下的沈从文文学理论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 文学理论　现代性 论文摘要：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言说立场，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在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文学理论卜的成就与影响虽然远远不能与他在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相比，但他以批评家的身份一直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和创作中表现的现代性反思不一样的是，沈从文基于文艺问题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现代性召唤图景一一秉承五四精神的星火，积极地在文艺问题上频频鼓呼，并以他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呈现出颇具特色的现代性症候。 文学认同：民族想象与历史使命 对于“五四”启蒙理想的向往成为沈从文入京最初的现代性冲动。“五四”运动所召唤的关于现代中目的构想也成为沈从文毕其一牛所追逐搭建的文学现想的最初图稿。“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对“新的方法、新的认识”的觉察也就是意味着对旧的方法、认识的背叛与超越。显然，“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知识的产生，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和接受的过程，是中国的知识和价值重新调整的过程。身处新旧思潮剧烈激荡的北京，沈从文必然切身体验并融构了这种新的知识和价值，于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念成为沈从义重新确证自我的认同标准，从而也形成了沈从文关于他人和自己的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阐释图式评判维度。 近现代以来，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这是中同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普适性命题，便是因特定的历史现实而使得文学创作伴随着强烈而鲜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想象。沈从文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从未放弃或远离过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使命感，他对文学的想象和终极追求中也从没有缺省民族同家的维度。沈从文曾在表达他的文学理想时说，“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第一流短篇作者竞长短的选手”，而这个选手“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而比赛，才真正有意义”，国家认同始终是沈从文文学认同的重要一部分。 文学一直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资源。在沈从文这里，文学之于现代人格的塑造与民族哀乐以及“百年立同”联系在一起，文学对“人格”、“人性”、“生命”的塑造与守护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往往伴随着民族、社会的进步创新。沈从文在对文学与史学运动进行表述时显示了他对历史语境的清醒自觉：“文学运动在积极方面，却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份，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地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日在作品中铸就一种博大坚实富于气的人格，使异世的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围的经典。”在沈从文的文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问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很多。沈从文共至认为在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这一点上，小说必然更具有表现力，更容易使人领会共鸣。沈从文深信国家的真正进步，有赖于切实有用的知识替代专横霸道的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而文学作为启蒙的于段，更容易使人得到肩发，深信通过文学，在读者心中注入社会重造的观念，是一个必然有效的方式。 文学自律：分化规律与合法化根据 1930—1940年代沈从文参与的备受非议的文艺论争使得他自觉到，对于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社会功用的新文学以及文学运动来说，文学沦为了“商品竞卖”和“政治争宠”的工具几乎成了文学的灭顶之灾。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文学已然越界。文学运动的发展和这些活动分子的活动既纠缠成一片，原来那点庄严性，那种优秀作品从各方面说明人生，来煽起这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点崇高理想，那个诱惑读者向深处追寻向远处看的企图，可完全被摧毁了。“代替它的是种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文学在担当现代国家与现代人格的草塑的任务时，不期然地沦为商业与政治的工具或奴隶，这迫使沈从文重新思考文学的自律边界，重新认识现代社会的分化规律。 文学、商业、政治乃至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分化都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文学的自律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分化中建立起来的。沈从文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并小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文学有着广阔的内容，它礼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分工分业，就必须重造。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文学在重塑现代国家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同质性和共时性层面，另一方而也对文学的独特性有着清醒的自觉。新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困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唯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 沈从文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在重塑现代人格的功用上极为自信。因为小说“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中”。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新的作品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实得多。”沈从文在此认识到，义学的合法化和经典化可能都必须首先从文学自身而不足非文学因素那里获得确认。 文学承载的民族家的现实功用，和文学作为艺术的自律性，相互纠葛在沈从文的文论中。这也带给我们启示，那就是中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丁具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类别的冲突并不如概念辨析那般泾渭分明，这是一个需要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解答的理论问题。 文学主体：理性介入与独立人格 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从传统的各种禁制中解放来，获得空前的谋划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是现代性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追求的是一种能够真正确立主体性地位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主体的人在生活中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如康德将启蒙的口号唤作“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一样，是一种自律精神，一种人之为人的主体精神，或者说是人的理性或个体的自我意识。换言之，“理性主体性”成为启蒙精神的核心与基础的概念。 启蒙理性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社会的最锐利武器，同时也是他们获得现代认同的鲜明旗帜。理性构成了沈从文继续“五四”这一未竞事业的执著的话语力量。“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理性是沈从文自我反思和观照文学主体的重要圭臬。“作家存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种意见表示人生应有些事与普通动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现。”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作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写作，为民族未来写作，就应当对真理十分看重。这样，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而“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沈从文强调，文学主体(知识分子)克服商业“物化”与政治工具化有赖于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建构。这种人生观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对生命能作有效的控制，战胜自己被物态征服的弱点，从克制中取得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起始……只承认为人类‘工作’，不能为某一种策某一时‘工具’……这成就，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时代的重要标志。”沈从文强烈要求作家们坚持个体自觉的独立品格。“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已，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卜，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 沈从文文论现代性的原点均可以回到对文学主体的表述上。理性、介入性、批判意识、独立品格成为沈从文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对文学主体自我确证的追求是对文学自律看护的延续，两者甚至互为条件。而沈从文的争鸣与呼告也告诉我们，1930—1940年代的特殊语境，使得文学主体的确证并非不言自明，而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论证的问题。沈从文极力主张现代新文学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知识建构中去，但是，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尊重文学自律与主体自由的基础之上。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研究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 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 “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 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 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 and 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 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 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和谐与整体:柯尔律治文学理论的有机内核 内容摘要：英国牛津大学西马斯·帕里教授编选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收集了柯氏大部分散落在外的、100多年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关于文学的言论，以注释的方式、独到的编排形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和作家的言论进行了归纳性、考证性研究。该书融文献资料的珍贵性、内容编排形式上的独到新颖性与实用性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性于一体，是一部极具价值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　西马斯·帕里　文献价值　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鲁春芳，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郭峰，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本文为浙江财经学院2007年校级重大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关怀”研究成果。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中外文学界都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最具哲学深度与浪漫诗学思想于一体的文学理论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约翰·比尔的系列丛书《柯尔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coleridge’s responses：selectedwritings on literary criticism，the bible and nature，2008)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柯尔律治提供了针对性强、选材面广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这部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同时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由牛津大学著名学者西马斯·帕里(seamus perry)编写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coleridge on writers and writing)则更应该是我们客观、深层了解科氏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文学理论内核的忠实依托。 西马斯·帕里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主要研究1660年至今的英国文学，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已有多部研究柯尔律治著作先后出版：《s，t，柯尔律治》(s.t. coleridge)、《柯尔律治的笔记：选读》(coleridge’s notebooks)、《柯尔律治：采访与回忆》(s.t coleridge：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和《柯尔律治和部分的用途》(co-1eridge and the uses of division)等，我们可以确定西马斯·帕里对柯尔律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帕里又编写出版了这本系列丛书《科勒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的第一部《科勒律治论作家与创作》，虽然为资料收集形式，但是本书所选取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容安排的方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氏创作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帮助、极其实际的研究指导和比较明确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书极具资料的文献价值性，把柯尔律治大部分散落在外的、一百多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科氏关于文学的论述、演讲、旁注以及别人的记录或摘录等收集起来，以详实的出处信息展示这些论断的来源：具体演讲、重要论述、写给具体文人的具体书信以及书写的具体时间等。从这些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更能体会柯氏诗学思想的本质内核，更能感悟到作为一代伟人的柯尔律治的创作视野。 其次，本书凸显的第二大特色是内容编排方式的独到新颖性和实用性。柯尔律治文学论著宽泛、宏大，帕里采用注释的方式，以独到的编排顺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与作家的言论进行了考证性研究，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比较全面的关于创作的论述，《笔记》中的摘录、讲稿中比较宽泛的讨论和节略、《朋友》、《文学传记》、《桌边杂谈》里关于诗歌与想象的描述等。从这些公开的和大部分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了解了柯尔律治的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本质内核：无论他一开始对诗歌和诗人的论述、对十四行诗本质的观点、对阅读与读者的理解、对戏剧与其它文学形式创作的解释、对机械幻想与有机想象的阐释以及最后又回到诗歌诗人本质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理论方面老道成熟的文学理论家，而他几乎所有阐述的中心词总是强调“整体”，虽然他用不同的英文词汇“union”“u-nity”“oneness”“whole”“totality”等，强调“有机的想象”即“organic imagination”。由此，我们看到，柯尔律治创作思想不是一蹴而成，更不是突兀来风，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内核和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以作家为词条，以字母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对具体作家以及其作品彰显的风格、品格、文化意义等的看法与评价，把柯尔律治散见于其广泛的文学论著中的对世界作家的评论和认识集中起来，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柯氏的创作视野、他的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从柯尔律治1795年的演讲中对马克·阿肯塞得(mark akenside)的评论看到了柯尔律治对“整体”和“想象”的强调，从他对亚里斯多德、培根的评述我们看到了柯氏对哲学与科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从他对丹尼尔·笛福及其《罗鲁宾逊漂流记》的言论，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极具人文思想的柯尔律治等等。总之，帕里把柯尔律治对众多世界作家的评论收集一起，这些归纳性材料如实反映了柯氏本人的研究深度和创作主张。同时，柯尔律治能汲取所有对其思想有益的智慧，以他自己的天才进行有机的综合与想象，这是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作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不懈追求和努力辩护的目标，这一目标在他那三首争论最多、又最不被人看好的长诗《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中得以最佳的实现。 第三，本书为我们深度了解和研究柯氏诗学思想提供了指导性的参考。该书分前后两大部分，就具体材料的内容而言，紧紧围绕并突出了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和谐与整体(harmony and unity)的主题。就第一部分讲，几乎所有选用的小节，无论是谈诗歌与诗人，还是谈幻想与想象的区别，中心词汇离不开“和谐”与“整体”，用柯尔律治的话文学创作就好像是一种植物的“有机生长”。柯尔律治创作的《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等三首长诗从内容到形式也的确体现了柯尔律治融众多不协调因素于一“整体”的诗学思想，因此也总被看成是柯尔律治为数不多诗作中的最伟大诗篇。柯尔律治诗歌思想的灵魂首先是赞同华兹华斯的创作主张，即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机械主义理论；但是，柯尔律治发展并提升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理论，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一个有机体的自然生长过程，自然与艺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诗人的能力和职责就是要融合所有对立不一的因素，融所有有机元素而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从创作论到作家论始终把这一中心放在首要位置，我们看到了科氏文学理论的内核。柯尔律治在谈到短短的十四行诗歌时也同样强调“整体性”：“我认为思想的整体性是十四行诗所必不可少的”，“十四行诗对我来说是最美的，他们在理智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永久的融合”(perry 3-4)。 实际上，柯尔律治有时也仿照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目的论的判断》中的著名论述来描述其关于有机体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部分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把对立物综合成更高的第三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既相异又相同，柯尔律治把这种功能归于美学领域中的想象——在他《文学传记》中所描述的“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使相反的、不协调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coleridge 15—16)。因此。柯尔律治强调创作中想象力的发挥是因为想象的整体性不是把“没有生成力的微粒”机械地并置起来，也不是新古典主义的部分的得体性，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一个自生系统，由各部分在生命上的相互依赖所组成；如果离开了整体，部分就不能生存。 文学理论论文: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文化研究 一、倡导文化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大有可为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也并非万能，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且建树颇丰。借助于这股学术研究的“东风”，相信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会有灿烂的前景。 作者：樊义红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运用 一、多媒体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效用 目前多媒体教学正逐渐进入高校课堂，高校教师对多媒体的认识也逐渐从不熟悉到逐步深入。多媒体技术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将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能交互处理、存贮、传递文字、图形、影视、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一种综合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教学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运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得到改进，并促进多方面的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促进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文学作品的检验。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现象的一般本质规律的理论概况，又肩负着指导读者阅读、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责任。因此，“学好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掌握它本身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及方法，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多媒体教学利用其丰富的图文资料和作品内容，使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结合，既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品质特征，又方便了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比如，在讲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中的“小说”这一知识点，就可以用多媒体展现许多的文学作品，甚至节选其中的一些章节来举例、说明问题，阐释理论观点。 （二）增加课堂信息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一个突出的方向是教学授课时数的减少而教学目标不变，文学理论课程一学年64个课时，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能够在黑板上书写的内容不多，能讲的知识量也有限。有些新建的教学楼的教室里甚至没有粉笔字写的黑板，只有白板笔写的白板，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采用多媒体手段来进行教学，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多媒体教学容量大，信息量增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可以展现在多媒体课件中，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多媒体创建丰富有效的教学情景，既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扩大知识面，又有利于学生选择重点的知识点和内容来学习，也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选择、判断能力，从而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配角的传授式教学，教师通常满堂灌输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听讲和记录，这样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文学理论课程偏重于文学理论知识，情况更是典型和突出。如果使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增加教学内容和变换PPT课件的效果，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比如笔者在上“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这一节内容时，列举了一些古典诗词，如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无题诗、王维的禅宗诗等，来阐释文学话语意义的丰富性。通过多媒体的文本和图片展示，避免了不少板书的麻烦，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用来分析文学作品和阐释教材的内容。运用多媒体辅助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形式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普遍感觉到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再加上教师适当的启发和点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大多以教师为中心，为了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能进行知识性的灌输，加上教学方式的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往往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学生们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文学理论课程过于抽象，常常是教师讲得很多而学生理解的少。究其原因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运用多媒体上课，则能使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产生期待，满足了青年学生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和想象力。在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使用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声音和影像资料，打破了教材单一文字和文本之间的界限，让那些呆板、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魅力无限，使不同体裁的教学内容相互贯通，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对文学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识。教师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将多媒体技术适当引入课堂教学，既发挥自身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增强了学生对学好文学理论课程的信心和勇气。例如，在上“文学作品的理想形态”这一章，不管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还是文学的高级审美形态“典型”、“意境”、“意象”等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提供一些与之相对应的生动画面和视频实例，利用电子文档、PPT、投影仪、录像机、互联网等为教学内容服务。例如，当教师要举例分析一首诗歌的意境时，可以直接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讲解文学作品的语音、形象、意蕴三个文本层次时，可以以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教师可以使用演示文稿或多媒体课件展示知识的变化的动态过程，再加上适当讲解、引申，就可以把枯燥的文学概念、艺术特征、艺术体现等讲得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这种多媒体的课堂形式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和动力。 二、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在给文学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避免的矛盾，毕竟先进的技术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不能代替教学者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文学理论课程课堂多媒体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形成难点 多媒体教学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在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同时，它又具有把概念、原理、命题等图解化、表浅化的倾向，从而削弱和淡化了理论特色和品质，不能揭示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多媒体通过图、音、像将文学直观化，却无法呈现出文学由言、象、意所组合而构成的能指与所指、言不尽意的关系，甚至导致学生重图轻文，以直观感受代替对深层意蕴和文学精神的深层把握。因此，如何更准确、更合适地运用多媒体进行理论教学，如何从理论到图像再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应解决的难点和问题。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必须处理好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并搭建起桥梁以便顺利展开教学。 （二）多媒体的简单化构成难以表现文学理论的系统性 多媒体将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框架模式做图表化的处理，具有整体直观、方便把握的优势，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造成图表的简单化倾向，割裂了理论知识的整体感和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淡化了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产生了零散化、片段化的情况，从而无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要注意文学理论课程自身知识的系统性特点，结合多媒体图表格式与图像音文的特点，发挥自身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和中介作用，合理地利用好多媒体的功能优势，这样才能让多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三）多媒体的间接性造成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弱化 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和个案研究的特色，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教学和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是这种实践具有虚拟性、示范性、间接性的特征，和教师指导下的实践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多媒体教学所呈现的实践并不能代替课堂教学的实践，或将多媒体教学简单视为实践教学和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文学理论课程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知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教学课件的设计也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协调统一，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今后的知识运用服务。 三、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改进的措施 要解决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文学理论的理论型课程性质和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教学方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作用，利用好多媒体这个师生交流的工具和平台，把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一）多媒体使用要与教学理念同步更新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是观念思维的改革。只有明确了思路，改变了观念，才能对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目前部分教师还存在漠视、轻视多媒体手段的现象，这可能是其自身对多媒体知识的欠缺所导致。有的教师虽然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只是把多媒体当作电子黑板、图片展示器来使用；有的教师则是大量堆砌材料，片面追求课堂热闹，为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这些都影响了文学理论课程中多媒体的使用效果，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现象应该加以纠正。教师既要将传统的大纲式板书内容课件化，又要改变将文字内容和文学理论简单图解化、图像化的错误偏向。文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文学的形象性、感性和个体化的一些特征。文学理论应该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理性与感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理论性与形象性的融合。教师要努力寻求多媒体教学与文学理论课程的最佳结合点，注重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树立起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二）灵活运用多种多媒体教学形式和手段 多媒体教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延长教学主体功能的意义，还具有扩展教学内容和资源的意义。因此，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先进技术形式和教学手段的作用，同时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彻底性、连贯性等，发挥教师个人的传统特长和闪光点，使教学更具有个性和魅力。此外，教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局限性，适当地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在“授业解惑”和沟通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青年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来授课，而很少和学生进行交流，结果导致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陌生与隔阂，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引以为戒。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善于分析具体的教学情景，选择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训练效果的手段来进行教学，使多媒体的运用成为整个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四、结语 总之，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中介和主导地位不能让位于多媒体，师生之间的交流、生生之间的交流应该是课堂构成的主要部分。多媒体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不能代替教师的现场指导作用，更不能主宰整个课堂而忽视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我们在使用多媒体时，应该侧重运用其实效性、科学性、简洁性，做到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使用的最深度化与最节约化，如此才能服务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终目的。 作者：欧造杰 单位：河池学院文传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研究 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1．文学理论的教学需要 大学语文是为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做存储的最重要的时期，恰当的文学知识存储对学生作品鉴定能力的提高和个人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有着积极作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授课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客观、正确地把握作品，感官、细腻的分析作品，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主要授课方式包括以文学理论为线索引导，以生动、形象、具体的阐述性语言为铺垫，将文学理论的精华贯穿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始终。正确的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注重对作品语言和文字特色的分析以及对文学理论系统、全面、多角度的贯穿，以便于高职高专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语文课堂，然而现阶段中的高职高专语文课堂往往只对第一点有所重视而忽略了第二点的重要作用，这种错误的教学偏好使得高职高专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学习过于受到局限，不能前后贯通，一气呵成，语文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学生的文学鉴定水平得不到提高。因此加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系统性的贯穿，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和文学鉴定水平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2．文学在社会现状中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伴随而来的，是要求我们要在学生学校阶段提高其自身素质，让学生达到在社会需求中的基本素质水平要求。而学生的文学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自身的素质，从学生的实习面试，到工作之间的基本交流，都基本的文学素养为其奠定基础，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人与人沟通中的表达。在高职高专中，对于大学语文的短板，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在高职高专学校中，普遍存在一种氛围，注重专业学科的学习，而轻视这种最基础性学科的学习。在原本缺乏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又不主动接受大学语文教育。学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的缺失，则对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高要求要求，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在文学上的熏陶，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启迪，与审美上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让学生认识到大学语文对其的重要性，让其主动接受，并学习。面对社会的现状，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现状 1．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 新编《大学语文》为了避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枯燥、乏味和单一，采取减少写作练习，降低对文史知识的集中性重视，采用便于学生理解文体结构达到丰富教学内容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科的单一性，但也导致了学生不能以历史时间和作者作品为线索贯穿到整个语文学习中。语文模块支离破碎，学生对流派、风格、思潮等历史潮流不能做前承后接的分析和理解，使得语文的系统化、一体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往往更偏重于对教材中的基础语法知识的指导和教材圈定重点范文的解读，忽视了文化熏陶，精神启迪对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积极作用。 2．高职高专学生接受能力 从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的高职高专语文老师认为高职高专的学生文化素养偏低，语文学习能力不足，重专业轻基础。这样的思维定视让高职高专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有所懈怠，老师往往教语法、教基础、教文体后便草草了课，恰恰与学生追求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背道而驰。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能力并非表面的如此浅显，在一定生活阅历的基础上，学生渴望在浓重的文化熏陶，文学的优美审定中得到精神的娱悦，身心的释放。老师对文学理论的过分拘谨、约束不利于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理解文学内涵，提高人文素养。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本上的文学理论知识看来，其安插生硬、尴尬，不能在上下文之间起到起承转合的积极作用，使得学生既不明白理论内涵，又不理解作品真正表达的含义，文学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既不能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过分的拘谨和约束，也不能忽视了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程度范围，老师在全面、系统的解读文学理论的同时恰当的安排文学理论教学进程。 3．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 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即过分的采纳嗟来之物，使得自我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思想没有成型的规定，本土理论过于松散。大学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在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老师与学生在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创设我国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学生单一的吸收基础知识，解读文学理论，学习进程往往只停留在“吸收”过程，学生连举一反三的语文能力都不具备。能否真正有效的实现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创设富有我国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体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必要措施 1．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 科学的文学理论需要牢固的语文基础知识来保障，因此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所要走好第一步便是夯实基础，提高学生的基础语文能力。主要方法包括帮助高职高专学生对作品的文体进行准确地把握，以实现学生对作品的针对性分析理解;古文学习中教导学生查明每一个文言词字的表象含义，承接上文，启程下文，在上下文的结合中再对古文言词字进行深层解剖，提高学生的语文自学能力;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文学理论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前境况、遭遇进行正确的把握和解读，以提高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吸收。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后，便是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理论进行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实现学生文学人文素养的升华。如何以基础为前提，提高语文素养呢?便是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对文学理论的深层次剖析需要充分的背景资料支持和坚定地思想支撑，在动态的文学活动中，把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便是在实践中发现理论核心，老师与学生在文学实践中调整理论方向，把握主体要领的同时做适时地文学延伸，以应对文学活动的时代变迁。在树立正确的意识目标后，便是对实践中发现的理论核心问题进行整理和总结，以实现系统、全面、一体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满足现代社会对文学理论的需求，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 2．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注重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评估。为了实现高效、良好的课堂效果，必须在课下本着课堂教学目标，做好充分的具有文学理论指导目的性的教学准备。从实践中我们发现，新编《大学语文》注重古文言的学习，此外也将外国小说和西方古典文论包含其中，在中外理论一体化的教材设定上实现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那么在古文言文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又该怎样做到科学和充分呢，首先需要老师对我国传统的文论结合自我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归纳教材古文言章节中出现的集中性理论、时代线索、背景概况，以直接归纳和直观综合为教学准备的指导基础。然后借鉴我国古文言文理论鉴定体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学习领会，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提供可依赖的范本。在外国文学史及其文学理论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应该持“在肯定中适时批判，在批判中采其精华”的备课态度，总结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对例如“唯美派”、“象征派”的文学派别予以精神分析，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强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以更好的授之学生，加强学生对教材中文学理论的理解。 3．多探寻教育创新之法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上，做好教学素材上的准备，我们可以适当的尝试突破课时的局限，以用来增加大学语文课堂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可以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学上的竞赛，让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主动地去吸收更多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增强学生在思想表达与沟通上的能力。还可以布置下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们浏览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以及一些历史博物馆，通过思想上的洗涤，也可以达到文学上积极性的提高。在教育教学中，创新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师可以针对学上在课堂上精神状态的反应，以及在课堂下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以及要求，来进行课堂上的实时改变。针对高职高专课堂上的不同，不断的创新教育方法，达到课堂上可以达到的最佳效果。 4．从学生思想上着手 高职语文在课程设置上，基本将课程安排在学生一二年级，而在一二年级时，学生还处在没有全面接触课程，对自己的职业，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要求都知之甚少，毫无职业意识，这就导致学生无法了解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科目的原因及目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变的盲目，而无目的性，只是僵硬的学习，而不求甚解。因此，我们应当从学生的思想上着手，首先让其了解社会对自己相关职业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对于人才文学素质的要求，在学生了解大学语文科目的重要性之后，学生会重视起大学语文文学理论等相关教学工作，并且会主动补充自己的不足。通过让学生有前瞻性的学习，让其在面对将来的求职与工作中，可以从容面对，并且在品德上进行陶冶，成为高素质人才。 5．以实践为基础 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我国文学研究工作长久以来的一大弊病便是过于在宏观上进行理论把握，集中于理论和社会文化意蕴的探索和揭示，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同样有次弊病，过分注重理论内涵，忽视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文学理论的科学教学法包括引导学生对语言、修辞、文体做精细的论析，课下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资料查阅，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填补传统知识积淀的漏洞。学生自我翻阅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同时，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建设，在实践中发现，在发现中创新，踏踏实实做好文本学的研究。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提高个人素养是学好专业学科，未来做一名成功的社会人的基础和保障。 6．公平对待中西方文学理论 大学语文课堂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可以过分的批评和纰漏西方文学的弊端，帮助学生对中西方文学有着平等的认知。老师以西方文学为参考基础和理论资源，引导学生突出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学语境讲究“和而不同”，西方则更注重“鞭笞”，在两种思想理论的冲击下，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对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需要从实践出发，结合中西方文学理论，将经典与文学精髓贯穿于课堂的始终，持目的性、实用性的教学准备为完美的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教学基础，增加文学理论教学质量，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长远意义。 作者：德吉卓嘎 单位：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本文切准大学中文系本科教学，以教学活动四要素为系统，以实际调查为依据，从而分析文学理论教学艰难的症结所在，以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学科建设文学理论教学教学活动四要素 高校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是接受文学理论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学生有意识系统地接受文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所以它是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环节，由教学活动规律体现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然而，现在大学文学理论教学非常艰难，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学生感到抽象枯燥，甚至认为学无所用，课上所学理论与课下认识不能自觉联系，似乎课上所学仅仅是为了考试而已，离开了课堂，面对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尤其对于新的文学现象更难用所学原理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教师也是在厚望与薄待中艰难地行进。文学理论是中文学科的基础，是学好其他学科的理念工具，没有这样的工具，如何能运用理论学习其他学科呢？又如何能找出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而言，大学教学是学科知识传播和接受的主要途径和中心环节，遇如此障碍，文学理论谈何深化发展？如果在艰难中进行，可能会把一些本可以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未来人才扼杀。所以“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还须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通过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的一代代后学，以适应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文学理论的希望所在。”[①]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寻找其症结所在并加以探究解决，培养文学理论研究年轻的后学，促进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行了系列调查（附后），请看表一： 该表是对本校中文本科一、二年级学生所做的调查。一年级学生人数212人，二年级学生人数269人。从上述统计所看，问及“所学内容与文学史课程的联系程度”、“所学内容与社会现象联系程度”，回答“一般”和“毫无联系”的总比例分别达65%和81%、60.6%和82.7%。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文学课程提供理论工具，是为了站在更高的理论视点与社会对话。然而，统计数据表明，目的已被虚化。更让我们惊讶的数字是下一列，问及“对新文艺现象的了解程度”，回答“比较了解”和“不了解”总比例近达100%，而且答“比较了解”者极少。试想，对于大学中文系教学，与各文学史课程相比，文学理论是一门具有动态性的课程，学生对于新文艺现象的了解，本课程的学习应该是最主要的渠道。从现在的状况可看到，学生总是在接受已有的知识，对新的文艺现象却不得而知。这不利于体现教学的开放性，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难怪开始问及“对课程学习兴趣”较小者，一年级占89%，二年级占65.5%，都是比例最大的，尤其是一年级。这样，在整体学习中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也不会有学习的动力。最后问及“对课程的理解程度”，答“深刻”者均为0。这样的数字，可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教学活动体现为四个基本要素：学生、教师、教材和考试。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者；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是教学目标的实施者；教材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是教学互动得以实施的桥梁，是教学目标实现的基本依据；考试是教学全过程的检验和信息的反馈。这四个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性的螺旋式上升结构。（见图）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学生 教学要看对象，整个教学活动是为活动对象服务的，服务就必须切合对象的实际。那么，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活动对象的情况如何呢？ 从学生思维角度讲，对于相关知识，中学阶段进行语文学习，接受的是一篇篇课文，往往陶醉于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动人的情感之中，形成了惯性的个案接受思维。进入大学学习，中文一年级所开设的主要专业课有“现代汉语”、“现当代文学”、“写作”和“文学理论”，几门课程相比，唯有“文学理论”课程所运用的思维与高中阶段语文学习所形成的思维区别最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接受的是一环扣一环又逐层上升的文学系列概念和原理，需要运用抽象的理论思维，重理性，重共性。这对于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突然进行这样的思维转换，实在是艰难。尽管老师在开课之时努力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但从亲历的学习中，学不透，道不明，所谓的重要性根本体验不到。看本文的表三最后一列，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难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性质、叙事学”，这些内容包涵着哲学、美学和西方叙事学等理论，没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实难以驾驭。在师生座谈中，一些刻苦认真学习的同学们这种感受也很强烈，让老师们理解他们。许多同学只能在痛苦中为通过考试而学习，由于学习的茫然，每想到考试极为恐慌。 从学生知识结构讲，该课程所包容的知识是综合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美学等，这对刚刚跨入大学的中学生来说，短时期很难建立起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学习只能是生吞活剥。尤其是课程所举文学作品的例子，古今中外极为多样，学生大都没有阅读过。文学理论教学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实践基础上的，阅读量的大小，对文学作品把握如何，是文学理论学习的前提。请看学生文学作品阅读量调查表（表二附后）： 通过与学生座谈和调查可以看出，一年级学生的阅读基础可以概括为“少而偏”，课上所讲的作品与学生所读的作品是两张皮，不能产生共鸣。请注意表上的几个数字，从“阅读种类”看，中学阶段“文学读本”的阅读与“流行文学”的比例相同。一年级和二年级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是“流行文学”，如“80后”、“9015”、武侠等文学作品，尤其是“80后”、“9015”等作品，中学生们读得如醉如痴，但它们尚在定论之中，同时大学教师也往往不去阅读，所以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教学的例子。中学阅读量是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文学理论就自然有难度了；进入大学一年级，因为最先学的文学史课程是“现当代文学”，所以阅读量相应大一些，其他必然少。而文学理论课程对古今中外作品的要求是难分主次的，哪些作品能说明原理就加以运用。这样，由于课程的安排而带来的不平衡阅读，也增加对文学理论学习的难度。尤其从“阅读数量”看，在不同阶段，选择阅读“较少”的比例都较大。这样，抽象的概念不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就难以化解抽象的理论。从阅读与文学原理联系的程度看，选择“紧密”联系的比例极小，选择“一般”的比例较大，还有一定比例的“毫无联系”，显然学生对文学理论所学与所用不能很好地联系，自然不能认识到学习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学习的兴趣必然不会大，从而主动性减弱，更不要说热情了。再看本文的表三，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易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抒情性作品”，这显然与学生的阅读基础有关，学生们读抒情类作品较多，理解便也相对容易。而“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一章，侧重文学规律性的总结，对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就可以理解，这对于大一学生来说自然较好掌握。 由于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艰难，致使学生对本课程一直存在畏惧心理，在大四年级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时，与文学史课程相比，年年报考文艺学方向的极少，有时，几乎没有。 事实证明，在大学第一学年学习该课程学生们确实有困难。于是，我们提出，应在大三年级开设文学理论课程，一方面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也学习了专业和公共的主要课程，有相当的知识面，同时，两年的大学学习也积累了一定的学习经验，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思维相对丰富起来，学习的自主性要强。三年级学习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所学知识融合在一起，互相提升。 学好文学理论意义重大，能够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为进一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输送人才；同时高师教育中，有利于学生将来对中学语文教学以指导。与其早学昏昏，不如晚学昭昭。 二、教材 在近年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中，教材建设是讨论的中心。教材是教学的关键因素，是教与学的中介，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知识结构、体例框架制约和规定着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主要方向。所以，分析教材，把握教材，驾驶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具体教学中学生未必能有这样的认识。本校使用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请看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调查表（表三附后）：有一个数字应注意，在“你细读教材的时段”列中，最大的选择比例是“考试前”，一年级69%，二年级93%。其他教材大都没有读过，更不能回答哪个版本的教材更适合教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数字，可能有相关四方面的原因：教材深奥难懂、学习兴趣小、时间不允许、学生只为考试而学习。 这里，先谈后三个因素：关于兴趣小的原因，基本上与上述的分析有关，不必再说。学生时间紧也是一个方面，现在学生学习英语占用的时间很多，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不仅仅只影响到本课程。尽管有的学生想学专业课，但无奈也只能让位。当然，现在学生学习的勤奋度不够，只为考试而学的大有人在，所以临到考试加以突击，这也是共性的因素。 我们主要从教材本身来分析，针对文学理论教学的艰难状况，教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应该反思，在这里重作思考： 1.文学理论教材应体现学科知识体系的规范性 “学科建设一般以教材建设为支撑。没有经典性教材为依托，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思议的。”[②]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很快，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50年代末，以巴人的《文学论稿》、刘衍文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60年代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80年代，以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北师大文学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学概论》为代表；[③]之后，则出现了多样的局面：代表教材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和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等，进入新世纪有董学文的《文学原理》、王元骧的《文学原理》、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几十年来，文学理论教材从单一走向多元，在体系上采取开放性的结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开放性：对传统文艺观念的反思、引进开拓新的文艺观念、多学科多视角立论、多种范式形态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如此之快令人喜悦，然而运用到各高校中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对于同类高校应该运用相应的统编教材。 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相比，从内容上看，学术研究可以是局部，就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也可以是较大的问题研究。而教材则不然，它必须是成系统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这样，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才能保持稳定、形成规范。但现在，各高校往往运用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尤其是重点院校，尽管称作是教材，但实际上是个人学术专著，各有各的体系，各有各的观点，教材之间体系框架大相径庭。如童庆炳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共五编，十六章[④]；陶东风主编的21世纪文学系列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共七章[⑤]。这是两本不同时期出版的体系截然不同的教材：童本教材，以文学活动四要素为基本框架，形成系统；陶本教材从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文学基本问题进行阐述。两种体系、两种风格、两种理念。试想，如果学生学习了这样两本不同的教材，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会有多少相通性呢？新近出版的教材大致情况也如此。这似乎是多元化的体现，但众语喧哗，难成统一，不同学校的学生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不统一，似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只有随意性，没有规范性，这样必然会消解学科的科学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两本教材不好，它们都很优秀。童本曾是第三代教材的代表，被称为换代教材，许多大学运用。陶本教材是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尤其是教材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而探索性地编写的新教材，目的是充分体现文艺学的多元和开放,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把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纲目对比，只是想说明大学教材统一的必要性。 作为一门课程，而且是专业理论基础课，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教材应相对一致，以此为基础由授课教师加以开拓，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体现教学的特色和个性，这才符合课程的特点，教材的大体一致与学术见解的多元化并不冲突。 在此，作为文学理论教师，真切地呼唤国家教委应该组织不同高校的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等），整合多种观点，共同商讨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形成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的统编教材，为全国高校学生运用。而且不同类型的教材，彼此之间理论体系也应保持相对一致。目前中文系学生报考研究生，许多学生选择学校时，只要有文学理论考试的科目，首先看所报学校指定的参考资料中文学理论教材是否与自己所学的为一个版本，一样才加以考虑，不一样则只能忍痛割爱，因为复习不同文学理论教材往往等于重新学习。初学文学理论的艰难心理，学习时间的宝贵，继续深造的迫切心理，使学生不敢轻易再增加学习的难度。当然，举这一例子并不是要求教材的编写专为学生报考研究生服务，但可以说明我国现有教材的不统一。 2.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接受的可读性 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学理论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但文学理论研究中空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较为严重，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上，在大量的文学理论教材中也普遍存在。王元骧认为文艺研究需要突破纯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把从认识一极的研究引向实践一极。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见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运用，教材既然是为教学实践提供依据的底本，那么就务必在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一是增强适合教学过程的可操作性，增加有助于教学双方交流和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环节，包括讲授、阅读、写作、辩论、评议等内容；二是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概念命题和原理接受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读文本的能力、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等，学以致用。 从可读性而言，似乎只有文学作品才有可读性，理论性教材则不必谈。其实，可读性是一切阅读接受的必要条件，是主客体建立联系的纽带，可读则会愿读好读，从而才能达到沟通，形成对话。然而，现在的一些权威性教材恰恰是繁复艰涩，把原本易懂的东西写得深奥费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只是为了最终追求一种话语权，甚至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⑥]。从教材这一环节把学生的学习欲望和深研的兴趣调动起来，这也是教材建设的使命。 3．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阐释新文艺现象的时代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化，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手法之新是令人惊叹的，尤其是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学现象的涌现，这必然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却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教材更是严重滞后。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⑦]“中外文艺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与其他学科一样)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虽然这种参与和回应不应当是无批判的。”[⑧]大学生是感受新现象最强烈的一代，最新的体验需要在理论的学习中寻找答案，得到支撑，然而却无踪可寻。恰恰是已过时的现象却在教材中大谈特谈，自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甚至会反感。对于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文艺学专家，应该有一种结合社会现实发掘文艺新现象的能力，及时在教材中总结，才能在教学中达到教材与学生的对话，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当然，对于新现象的总结教材不可能穷尽，必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的不断输入。 最后，不得不强调一点，即就现在一些教材出现的弊端看，编写组要精心配合，主编统观全局，避免前后内容的重复；编写人员要在自己承担的章节中，体现综合的观点，不要对古代和西方文论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拼揍和堆砌。 三、教师 教师是教的主体，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指挥者，学生的学是建立在教师怎样教的基础上的。教师是教学方法的设计者，实践者，所以，在此主要谈教学方法的问题。现代教育理论对课程的教法提出更多的要求，不同的课程教学方法不尽相同。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把教师、学生、教材等教学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应更好地采用哪些教学方法，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这是传承、接受、运用文学理论的关键。根据我们的调查进行综合分析，针对课程特点，本文提出“人性化教学”，即在教学全过程中，以人为本，寓理于趣。人是根本，理是目的，趣是手段。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今世界教育现代化的主导观念与实践课题之一是教育的人性化的观念，“突出强调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即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思维、理解、技能等认知侧面，而且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感情、兴趣、态度、需要、信念、自我决断这些情意侧面。”[⑨] 我们认为，文学理论的人性化教育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加以尝试： 1.快乐教学--对个体生命的关爱 大学生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既有思想的追求，也有情感的需求。因为大部分学生初学文学理论比较茫然，甚至会产生抵触、畏惧心理，但又不得不学，这必然带来情感生命上的无奈和痛苦，所以，教师应给学生以关爱，消除学生的这种心理障碍，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生命的快乐。这种方法很多，或引大家熟悉的诗词俗语入教，或引音乐入教，让抽象的概念、原理变得生动活泼。如文学与艺术的区别，可欣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洗海星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孔子就以“礼、乐、射、御、书、教”六艺教授弟子。音乐进入课堂，学生心理很轻松。同时，典雅优美悦耳的音乐不仅能调节学习的气氛，更能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正如荀子说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同学们深切体会到抽象的理论竟然包含在自己可信手拈来的话语中、怡然自乐的歌曲中，自然拉近了与课程的心理距离，消除畏惧感，让理论课给学生以享受。 2、自主教学--对生命价值的关注 大学生已经成人，主体意识非常强烈，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给他们充分参与教学的机会，让学生自主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对于同学们较为熟悉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讲课，教师做授课能力的全面指导。让学生当老师，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多数学生广收资料，集体备课，反复试讲，多方评论，对教学内容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能远远超过了教师所讲的效果，真正是教师讲得少学生未必学得少。 （2）争鸣性的内容，让学生讨论或辩论。如“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的论辩等。从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课堂组织讨论的较少。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讨论使高校教学过程与科研过程互相渗透、沟通联结，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学形式。 3、质疑对话--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教学方法要改革，但无论怎样改，教师的讲授是绝对离不开的，关键是怎样讲。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对话的过程，或无声对话，或有声对话，教师的教应以对学生生命价值的尊重为前提。对于重点难点内容，教师要逻辑性很强地一环扣一环提出问题，诱发学生“生疑-——思疑-——释疑”，不仅要学生有所知，更要有所思。学生每解决一个疑问，就有一种战胜难点的兴奋，就会多一份自信。这里，教师要降低自己在学生面前的权威态度，以一种友善的指导者与合作伙伴的姿态出现，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4、广泛联系--对生命价值的提升 人性化教育注重人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生命价值的创造，倡导人的全面发展。文学理论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需要大量的知识来支撑，需要大量的文艺作品来充实，需要当前的文艺现象来开拓，需要更系统的理论来提高，这样才能达到人性化教育目的。但从课程课外情况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听取相关讲座情况”和“图书资源的利用”两栏中，回答“很少”、“没有”者和“较少”、“不利用”者各自之和均为100%，回答“很多”和“充分”的没有。与上述阅读量调查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必然是狭窄而没有兴趣的，更谈不到深化开拓，这不利用学生生命价值的提升和创造。反思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据教学需要广泛地阅读相关资料，教师预先开列读书清单，定期让学生阅读，以笔记的形式总结读物的整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等。材料的积累既充实学生的所学又培养科研能力。这里，需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把课程与课程相联系，课程与社会相联系，要由此及彼，彼此沟通，学习的趣味不断丰富，品位也会不断提高。 以人性化理念为指导进行文学理论教学，打破传统的讲、听、记的教学模式，变注入为引导，变被动为主动，变单向传授为双向多向交流，以学生为本，追求认知与情意和谐共生，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课堂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时应变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文学赏评能力等，达到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施人性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文学理论教师，必须树立人性化教育的理念，并变成一种自觉的教学实践。教师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发散性思维、求异性思维；是否能够吃透教材，讲解时点面结合，深入浅出，前后联系形成一个理论系统；是否能够旁征博引，有一种善于捕捉社会新现象的心理欲求，以对教学负责的态度对主要知识内容加以发散，切实找到彼此联系的凝结点，给予学生理性的分析和引导；是否能够精心设计课堂，以民主的心态与学生进行对话，富有对教学全身心投入的执着和创设氛围的情趣等等，这是人性化教学目的能否实现的基因所在。 四、关于文学理论考试 考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终一环，是对教与学有效性的检验，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同，检验效果也不同，能否把教与学的水平真正表现出来，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从对学生的调查可以看到，“结业成绩是否应与平时的学习、作业等情况结合”同学们回答“应该”者为84%、87.5%。关于考试形式，一年级回答最多的是“作业+考试”，二年级赞同最多的是“论文+考试”。教学要改革，关键得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现在大学的考试仍实施传统的考试模式，“大学中机械教条的考试方式与评估方式(统一命题、试题库、流水批卷等)在貌似客观、公正、科学的外表下严重地束缚了学生、同时也包括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个性,强化了文艺学学科的规训、排他性与封闭性。”[⑩]在这种模式之下，学生许多新的思考不能在考试中体现出来，对学生是一种扼杀，而且，还会形成学生学习的两种极端：一是死背教材，可能取得高分；一是弃而不学，考试前临时抱佛脚，许多学生也能过关，所以在关于“文学理论教材调查”的“你细读教材的时段”问答中，回答“考试前”的两个年级分别达69%、93%。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许多学生也很想参加，但一想到与考试无关，对活动也便不感兴趣了。尤其是在期末考试前夕，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都不能实施，这是师生最大的无奈。所以，学校应据课程特点，采用相应的考试方式——自主式考试：给师生一定的考试灵活度，与平时学习相结合，把考试分为基础知识测验、论文、读书笔记、口头论辩等多种形式，抛弃那种完全由教师命题，学生背书，学生被教师牵着鼻子走的考试模式。尽管一定的记忆性考试是必要的，但要增大学生知识理解力的考试，或者学生自主选题，或者教师给出一定的范围，让学生写出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或者是强化教学内容与学生能力培养相统一的考试，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思维和综合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 以上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本科教学思考，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把20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体会和所作课程调查分析的思考写出来，这是真实的感受。从教学活动四要素分析文学理论教学状况及原因，从而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推动文学理论学科的接受、传承和发展。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改中探究式教学理论的运用 摘要：当前，在我国各学科的教学中，都将探究式教学理论运用到其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学理论有关工作者也正在如何将探究式教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教学更好的融合，实现文学理论的有效改革。因此，探究式教学理论对于改革文学理论课程是势在必得、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改 探究式教学理论 运用方法 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中关键的一门理论指导课程，课程内容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学科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造成文学理论发展滞后。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也能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进而提高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1突破教材章节格局的限制，科学设计教学专题 1.1培养学习者批判文学的能力 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在选择教材中，通常都会选取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教学内容作为教学的依据。但是很多文学学者认为，在当前编写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著名的赵宪章教授指出：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很难适应国内文学理论、文学教材的发展，改革教材是大势所趋。有关实践结果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活动，一方面，不能根据课时要求，将各种理论知识讲明白、讲细致；另外一方面上，会引起学习者的反感情绪。所以，很多学者都主张突破教材内容章节的各格局，坚持从文学现象上考虑，以学习者知识需求为主导，对教学专题重新展开设计。教学专题应该考虑到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文学活动，并具有较强的“探究性”，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相结合，将文学体系中各个知识点与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相结合。如：结合“文学活动”中四大分支，将文学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创作论、接受论、本质论和作品论四大模式，在每一个教学模块中都设定出一定的教学专题，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应考虑到学习者对天文现象感兴趣程度，并针对性的进行培训。文学活动本质论专业是培养学习者对文学认知的能力，让学生提交出评论文学热点的文章；文学创作专题结合培养学生文学写作的实际能力，要求学生们积极和愉快的展开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专题注重于提高学生鉴赏文学能力，引导广大学习者积极创作文学评论。 1.2设计教学专题 结合文学活动本质论这一板块，并根据学生文学学习情况，设计出如下几方面的教学专题：怎样进行文学活动？文学到底对于我们生活有怎样的作用？文学与哪种活动有关系？文学具有什么特征？结合文学创作论板块，设计出文学创作体会谈、名人创作体会谈的教学专题。结合鉴赏和分析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文学作品论板块与文学接受论板块可以设计出如下几种教学专题：文学伦理和情感、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层次；文学语言特征；文学写作风格。上述所讲的在设计教学专题中具有三个优点：一是，结合文学问题，有助于调动起学习者学习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广大学习者深入探究文学；二是，既考虑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统一，也能与文学教学实际需求相符；三是，众多模块和教学专题促使整个教学思路都非常明朗，有助于引导教学者选择教学模式。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完教学内容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教学中，还需要结合学习者学习状况、接受能力、知识需求等方面的因素，针对性的选择或者修改教学专题。 2教学方式上注重“探究”的过程 2.1创设教学情境 探究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比而言，前者完善了后者，后者注重推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强迫学生接受，而前者注重于循序渐进、逐层深入，注重用问题导入教学内容，因此探究式学习又被称之为“问题导向式”的学习，而“问题”被作为研究和探讨学习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提出问题，学生针对性的回答，这样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效果好的教学方法，显然“探究问题”贯穿于教学课堂的始终。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法，不但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还能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问题转变得丰富有趣，学生在思考问题中，也会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这样也在无形之间增加学生之间的友谊，促使他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如：“文学的真实”教学专题课堂活动应该这样开展的：教师先对学生们讲述《农夫观画的故事》，引导学习者主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大家在讨论后得出：文学艺术的灵魂是真实性；教师在引导具体例子，果戈里的《外套》、卡夫卡的《变形记》，让学生们思考和研究艺术具有的真实性与我们日常生活具有的真实性有和差异？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和归纳出艺术真实性具有的四大特征；教师结合学生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程度，提出如何艺术真实性中存在的矛盾？即普遍性与个别性这一矛盾，在分析和研究后得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了解“艺术概括”的含义；然后教师在结合老舍《骆驼祥子》、托尔斯泰《复活》”等例子，对概括艺术的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讲述实现艺术真实性这一条件时，特别是讲到“合情合理”时，教师可引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主人公杜丽娘“死了又活了”、“梦里又死了”的离奇、古怪的情节让学习者思考：“为什么这一情节不是真的，很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呢？”让学习者在思考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问题主导式也就是从学生所感兴趣的问题着手，对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也有很高的热情参与其中，不但能够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而且也能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探讨问题中学习知识。 2.2开展文学辩论赛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发深刻，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从某一种程度上而言，探究式教学也就是要教学者将自我评价、自我探究、自我思考的能力还给学习者，让学习者主动思考，在思考中得到新知识。所以，在文学理论教学中，重视通过“多方主体交流”的方式，引发学习者们观点相撞，这样既可以挖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也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在课堂上展开小型辩论赛作为观点争锋相对的关键环节。如：结合“什么是文学”这一教学专题，教学者可以设计出三个辩论题目：“网络文学与文学意义相同吗？”、“文学是否会消失”、“文学艺术具有美丑性吗？”，由于上课时间的限制，教师可让学生自愿选择其中一个辩题进行辩论，在辩题确定之后，将全班同学分为正方、反方，在一星期的准备后，正方和反方分别挑选出三名陈词总结人、三名陈述辩论人，其他学生可以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发言，辩论赛之后，每一位同学都要写一份文学短片作业，字数不限。通过实践表明，这种准备充分的小型辩论赛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认可和喜爱，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都很高，也准备了发言稿，在自由辩论时很多学生都积极、踊跃的发言，学生们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不但将自身的看法勇于表达，而且也从对方辩友身上学到了知识。 2.3延伸对文学的思考 想要顺利、有效的进行理论问题的研究，只靠在课堂上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上，很难以深化理论。所以，注重收集课外的资料，探究式教学方式作为引导广大学习者课外延伸思考的主要环节。但教师应注意到，收集资料并不是简单布置或者告诉学生该收集什么资料而需要注意如下二个问题：一是，明确收集资料的目的，最好选择开放性、有争议价值的论题展开，教师应指导学生们如何收集资料、收集资料途径等；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将自身的认知凝结成某种表现形式，做到这两点后，才能确保学生在收集资料时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达到提高学生思考、自学能力的目的。所以，在进行收集资料和延伸思考这环节时，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些较为适宜的教学专题中才能着手实施这项工作。如：围绕着“文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开放的、有争议的话题，让同学们进行课外自学，在课外自学后课上发表看法，鼓励和支持同学们不要被教材内容几种观点所限制，要敢于发散自身的思维，主动思考自身对文学的发展有的看法。让学生们在课下时间寻找在经典文学之中，典型人物的事迹，并了解他们的成功之处，以便于深入的了解文学。另外，在课堂后，让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为古典诗词配画、配词等，各个小组组长负责用PPT演示，进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美、意境美充分展现，这也就是一种较为可观和典型的课后延伸式的研究。 2.4学生成绩测评的灵活性 第一，期末考试方法应形式多样，考试题不但有名词解释、填空题，而且还要有论述题、分析作品题，既考察了学生对文学基本概念和理念，也考察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综合成绩的评定，学生平时成绩包括如下几方面：意识，个人得分、小组作业合作成绩、参与辩论赛状况、参与网络平台状况等。学生所完成的平时作业，一方面是整理和反馈学生自身所学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上，将记忆知识扩展到知识的应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状况作为测评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其主要部分结合教师打分，有时也安排小组成员间互相评论，每一次成绩都将计入到学生最终期末考试成绩中。 3结语 总而言之，在学习文学理论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达到强化学习者学习兴趣的目的，也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将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结合文学理论这门课程实际内容而言，探究式教学改革是正确的，想要顺利有效完成改革，这不但需要文学教师坚定改革的信念，而且也需要教师长期坚持，进而提高文学理论教学质量。 作者：肖丽 文学理论论文: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思考 摘要：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知识性和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反思 一、引言 文学理论课是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在高校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门课程对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独立思考能力乃至人生理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文学理论教材老化 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理论知识陈旧，与新时期的文化脱节，学生普遍觉得陈旧和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目前一些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仍旧沿袭过去“纯文学”立场去编写，以精英化的理论视界来规范文学理论的话语边界，将通俗文学悬置在理论的外围。当这种理论话语遭遇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之时，其阐释必然失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教材，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统合，缺乏与时俱进的辩证性理论张力，拘泥于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恪守绝对的同一性逻辑与总体性意识，拒绝多元化、差异性，从而使理论本身失去对话、交流与沟通的功能。 2、教学方法单一 讲文学理论就是讲理论，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文学理论涉及太多经典理论，教师不想讲，学生也听不进，内容宽泛枯燥，与实践联系不大，很难提起人的兴趣。纯粹把文学课程当成一门理论课来讲，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一种负担，更谈不上促进教学。 3、授课对象的转变 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时代里，学生的接受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生活在影视大面积侵入他们生活的年代，从幼儿开始即受电视的影响，而到了入学受教育的年代，恰又赶上网络开始侵占人们生活空间的时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被图像和屏幕所占据，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在课堂上曾这样提问过学生，“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的举手”，结果是零，问“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举手”，结果也是零，问“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一章或几章的举手”，有三五人举手，问“看过四大名著电视/电影的举手”，结果是大家齐刷刷地都举起了手。这个现象虽是个个案，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深思。 三、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的对策分析 随着信息化时代大幕的徐徐拉开，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不少高校在文学理论方面都存在一些与信息化时展不相适应的瓶颈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才能为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提供参考意见。推进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应从顶层设计、师资水平等方面人手，破解与信息化时代相矛盾的现实问题。 1、在顶层设计方面——着力解决培训内容与实际岗位不一致的问题 “有用的没学到，学到的用不上”，一直是文学教学被广为诟病的话题。应该说，在信息化时代下，文学的教学由书本教育向多媒体教育的转型上，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处在由“转型期”向“发展期”跃升的关键阶段。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文学理论教育的转型并没有彻底完成，转得还不够彻底，没有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许多高校展现的是当代文学教育的“面子”，露出的却是以往旧式文学教育的“里子”，用多媒体教育的“新瓶”装着古板文学理论教学的“旧水”，猛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在学生能力培养上却欠了很多账。由于缺乏统一的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教学和实践衔接不紧，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需要从“顶层设计”这个根上加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文学理论岗位统一的教学大纲，明确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标准，高校按岗施教，使高校培训与岗位合上拍，二者相得益彰。 2、在师资水平方面——着力解决教学能力与学生需求不吻合的问题 教之本在师，文学理论队伍建设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大爆炸，每名教师每天都被网络各种垃圾信息充斥，能静心读书的教师不多了，能静心研究枯燥文学理论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教学理念滞后，与教育大纲所匹配的“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先学后教，变教为学”等新理念尚未转化成实际教学行动；教学设计能力不强，问题设计不够精练，系统性条理性不够；教学实施能力较弱，不能熟练驾驭文学理论教学需要的教学模式。在研究创新能力方面，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研究”，热衷于容易出成果的学术研究，不愿意深入探讨见效慢的教改研究；重“数量”轻“质量”，对研究成果把关不严；重“研究”轻“转化”，学术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在服务教学方面做得还不够；教学与科研兼顾不好，顾此失彼，等等。 四、总结 由上可见，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确实给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一定冲击。针对这种状况，关键是研究分析出应对的办法与思路。如何在教学上应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将信息化时代的优势融入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当中，训练文学学生思维、培养文学后继人才、延续文学生命的重任。作为文学人，一定要站在文学长远发展的角度，全面认识自己、精准定位自己、合理要求自己，把个人的成长进步与文学的荣辱发展融为一体。 作者：袁佳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科研设计论文:临床医学科研设计的基本程序 关键词：医学科研 一 选题与立题 选题就是想研究或准备解决的问题，如某一疾病尚未解决的病因、发病机制、诊断、治疗、预防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选定要研究的问题后，才能确立研究的题目，进行设计，制定计划。立题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临床医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针对疾病，特别是危害人类最多见，造成后果最严重的疾病，如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也可研究国内外新出现的疾病。研究内容包括探索疾病的病因，或危险因素，阐明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机理，解释某些临床现象以及在诊断和判断预后上的意义，探索或评价新的诊断方法、技术，观察新的治疗措施的效果、毒副作用或探讨影响疾病的预后或病死率的因素等，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改进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方法，以提高医疗质量和防治水平，总之，研究的题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研工作的水平，课题要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应用性，要有保证完成的手段。用最简洁明确的文字写成题目，立出的题目基本上就是后来研究论文的题目。必须全面考虑，作出决定。 一个既有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经验的医师，应在临床医疗工作中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临床科学研究，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发展医学事业，为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作出自己的贡献。 题目来源：供研究的题目很多，从疾病的发生到防治有许多环节，各环节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值得研究探索。在过去，这些题目可以由研究者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条件选题、立题上报、申请资助，也有很多是上级下达任务给以条件、单位或协作进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开展了科研招标，招标的题目也就是疾病防治中的各方面问题，以决定人群中常见病、多发病为主，国家、卫生部、各省每年都有各自的招标项目，如2000年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指南”招标，可以在“项目指南”上选自己欲研究的题目，写科研设计与进行投标，一旦中标，可获可观的研究经费，确保研究任务的完成。 二 查找医学文献 临床医生为了更好的认识和处理疾病，需要学习前人及当代专家学者的经验教训，就须要查阅医学文献，临床研究人员在进行某一临床课题研究时，在立题之前，为了少走弯路，出高质量成果，不去重复旁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也须要查阅医学文献，了解国内外对该题目已作过的研究工作的成就，现状、动态及其方法学，进行比较选择和借鉴，改进或创新，在研究过程、资料总结和撰写论文时还须要查阅最新医学文献，以利自己研究工作的提高。总之必须查阅文献资料，特别是有代表性的各主要刊物上的有关资料。要认认真真的查阅，不能草率从事。查找医学文献是研究者应熟练掌握的经常性工作，如何能花较少时间，较快的找出所需要的文献也是研究人员应具有的基本功。 传统的医学文献形式是以文字形式记录的医学资料，仍以印刷出版物为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计算机储存阅读形式，以及缩微胶片、幻灯片、投影胶片、录音带、录像带、电影等声相资料。 医学文献按性质可分为1、原始文献（一次文献）来源于各种医学杂志，学报及学术会议论文等。2、文献索引（二次文献）将分散的文献加工、整理、编排、形成具有系统性的文献目录，即检索工具，如目录、索引等，便于读者查找和利用，通过它可以找出原文的出处。3、综述、专著、进展、指南、手册等属三次文献，是对原始文献的系统整理，有选择地加以概述并进行分析综合，使之更具有条理性，对问题阐明更为详尽深刻。4、由光盘记录的书目、刊物索引，由计算机进行检索，属四次文献。 若按医学文献的种类分为教科书、参考书、专著、杂志、学报、文摘、综述、学术会议论文汇编等。 查找医学文献的方法：可以用手工检索，条件许可亦可用计算机进行检索。 1、查找引用原文的出处：从论文、专著、综述教科书等参考文献中追朔，查找引用原文出处，可先国内后国外，由近及远，查有权威性，有代表性刊物。 2、查阅期刊索引，大多数期刊为每年一卷，全年原始文献一查即得。 3、查文摘 有分类，查阅较方便，查到线索后再选所需要的进一步查原文，如〈〈中国医学文摘〉〉现有15个分册，它们是中医学、内、外、儿、计划生育妇产、耳鼻咽喉、眼、皮肤、口腔等学科及卫生学、肿瘤等，基础医学、放射诊断学、护理学和检验与临床等分册。〈〈国外医学〉〉现有46个分册，该刊采用综述、译文、文摘三种形式，全面介绍国外医学各领域中新成就、新技术、新进展，是学习国外医学经验重要情报刊物体系。 4、利用检索工具，如〈〈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学）〉〉〈〈国外科技资料目录（医学）〉〉，用手工检索亦可用计算机检索。 计算机检索服务，凡是计算机普及程度较高的科研机构、医学院校、医学中心、大中型医院的图书馆大都已经建立这种服务项目，由于计算机对文献储存数量大，使用代号检索甚快，目前都由专业人员操作联机检索系统，不需用户自己去操作按键。交一定费用，即可获得所需文献资料。 5、查阅个人累积卡片 临床医学研究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常常要查阅有关刊物，了解新进展，并养成制作卡片的习惯，将对自己有用的内容作简短摘要，分类放置，在须用时可以查找。 6、向专家请教，一般讲一位医学专家、教授应该经常注视本专业的学术动态，故有时可以指点从哪些文献中去查找有关资料。 科研设计论文:超声医学科研设计与撰写论文 1、超声医学科研设计 超声医学科研设计，基本与其他临床学科的科研设计相同。通常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前瞻性，一类为回顾性。前者是既往初步作过或尚未作过的课题，作以预计性的研究，如研究一种新技术、新治疗方法对临床的诊断、治疗价值如何， 其结果可有实际应用价值，也可得出相反的结论。而后者是将过去所做的工作给予回顾性的总结评价。目前采用前瞻性研究更具有新的实际意义。 在作前瞻性的课题研究时，首先要立题，而立题一定要新颖，最好通过查新，以确定待作的这项研究，他人是否作过，如果多人已作过并已有了明确结论，自己再作则仅是重复他人的项目而无新的意义。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了与前人不同的结果，此时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仍可立题，其结果可能是一项重大突破或发明。立题后，继之要对本课题作合理的设计，并且绝对要严谨。 在确定了具体的科研题目后，应按以下几点去做并固定不变。 研究对象：要恒定。包括病人、对照健康人（志愿者），某种动物或其他。这个栏目中，对人体最好不用“实验”两字，对动物或其他类可用“实验研究”。对所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条件等应当一致且固定不变，特别在病人组与对照组间的性别、年龄要相当方可。 研究方法：要新颖。检测和治疗方法切勿全部重复他人所用的内容，并且应由专人、专机完成。例如技术熟练者与新参加工作者的技术条件不相同，其检测的结果则会出现人为的差异。又如仪器性能相差过甚时，所作结论会有一定的差异，否则作出的结论均一致，其可信性则值得考虑。 检测指标：要准确。选择容易观察和意义明确的客观指标。如观察胎儿脐带绕颈的时间，最好在分娩前，若距分娩时间较长，则其结果之可信性就不如分娩前。 若使其科学性强，检测的指标要有旁证，如检测诊断冠脉狭窄最好有冠脉造影结果的对比。诊断腹部某脏器之恶性肿瘤则应有手术病理或针吸细胞学的证实。这些在科研设计时应安排好。 研究结果：要有科学性。要按科研设计的目的研究和观察，得出结果以统计学的客观数据为结论，作为本项课题研究的结果最佳。 统计方法：设立对照组：要条件相似。为使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应设对照组，通过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结果对比，分辨出处理因素与非处理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差距。处理因素包括对病人的检测、治疗方法、剂量等，非处理因素包括社会、环境等。非处理因素在两组均相对一致时，例如，两组间的年龄、性别均一致，检测时期亦相同，如同在某一季节内等，其得出的结果才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随机化：要客观。随机化即研究两种不同检测方法、治疗方法、用药方法等对检测或治疗结果的观察。随机化是保持实验组与对照组相对均衡的方法，即应用抓阄、抽签等方式。这并非按主观愿望挑选，而是被研究对象是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即每个对象都有同样的机会被抽到。 样本量：要大。样本量越大，其反映客观的真实性越大。病例组与对照组样本最好各在30例以上或再多些。如常见的病例在观察药物疗效时，最好 100～200例或更多，对照组也应有50～80例或更多。如果某种新疗法作鉴定性研究时，样本量应超过200例。有时大样本有一定困难，但应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样本少时，要求： （1）个体间差异不大； （2）两组间效应差异大（p＜0.01）时； （3）严格控制非处理因素； （4）罕见或少见病例，例数可少到10例左右； （5）特殊疾病可个案报道。 2、撰写论文 将自己所做的各种研究，予以真实的、客观的作一总结和评价。但不应同于一般的工作总结。撰写时应重点突出、简明扼要，文字通顺、条理清楚、用词得当、数据可靠。一般论著不超过3000字（含图、表及参考文献），短篇和个案500～1000字，综述亦勿超过5000字为宜。 题目：立题应简明确切。通常20个字左右，最多不超过26个字为宜。应能准确的反映出论文的主要内容。 作者：一般论著不超过5人；综述1人，审校不应超过2人。 摘要：250字左右，并按结构式摘要撰写，即： （1）目的：本项检测或研究的出发点。 （2）方法：所观察或检测的指标，如病人及对照组的数目、性别、年龄、病种，使用的仪器、探头频率以及采用的方法等。 （3）结果：检测或实验方法得出的具体效果或指标，对比数据，最后结果，以及对上述各项的附加解释。 （4）结论：本项目的观察、研究或检测后的总结性的定论。 关键词：凡有摘要的论文皆应标引关键词。关键词主要自文题中选取，不足时可自摘要或正文中选用。选自论文所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涉及的新技术等。 （1）定义：可直接表达论文要点、中心内容和特征的词。 （2）用途：提供检索窗口。 （3）数量：3～10个，一般3个。 （4）词性：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形容词性。而代词、介词、冠词、连词、情态动词等皆不能作为关键词。 （5）方式：按顺序排列成关键词索引。 （6）要求：用规范化检索语言，即主题词。应查阅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Annolated Alphabetic List.Me SHAAL）。当所用词未查及时，可用同义词、近意词或关联词，并可配用有关的副主题词，亦应查阅《Me SHAAL》副主题词字顺表〔1〕。 引言：应在250字之内。应概括简明的叙述立题的理论依据，研究思路与基础，国内外现状，并应明确指出本研究的目标。 材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此部分是论文的基础和关键。评价论文主要看材料和方法的可信度和确定结果的标准。应写明病人、对照组、所用仪器种类、探头频率、检测的方法、药物名称（不用商品名）、剂量等。 结果：此段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研究和检测的最终目的，即所获得的结果。此部分可分别用文字、图表表示。可强调或摘要叙述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结果应有充分的数据及对比性研究，最后结果应是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而不是作者自行判断或推断的。例如：应用B超诊断胎儿脐带绕颈30例分析。在此文章中，仅有诊断多少例的所见及数据，而无最后的分娩证实，这样的文章则欠科学性。 讨论：是论文最重要的部分是反映文章水平高低的主要部分。应重点突出自己的新发现、新概念、新学说、新规律，及所作出的结论和观点。对研究中所发现之不足处亦应说明，此外，可以提出设想或建议。 在书写讨论段时，应注意撰写技巧，要简明扼要、语言顺畅、抓住重点、条理分明的表达出所要说明的主要问题，使读者易懂，看后有收益，但要避免口语化。 （1）讨论之重点是应有自己的某些独到观点和见解，并将之讲深讲透，切勿仅重复他人的或众所周知的内容。如：超声检查法对人体无痛、无损伤、价格低廉……。 （2）讨论段与其他段相关联，特别是结果段中的某些数据及最后的结果，用以进一步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并不是结果中的数据又全盘搬到讨论中，造成重复。 （3）讨论中切勿引用他人文献过多，更不要写成：本研究结果与×××和×××的结果一致或符合×××的结论。一来是将论著写成了综述，二来是仅说明自己是重复他人所作。 （4）通常讨论是文章中较长的一段，应突出重点，不要洋洋数百字，冗长的内容反而使该说明的问题模糊不清。此外，不要对某一问题尚未解释清楚时，又另讨论其他内容，使读者费解不得要领。 （5）用语尽量勿重复，如在前言或结果中已用过的语言，讨论中最好不用或少用，更勿过多的使用“国内外未见报道、笔者、我们”等。 科研设计论文:我国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科研能力评估指标体系量化设计研究 科研能力评估指标体系量化设计要避免高分值掩盖下的缺项现象的发生。为此,我们采用了设置控制指标,只登记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科技成果,指标间不能互补等措施。就控制指标而言,本指标体系科技实力评估设控制指标35项,上述控制指标的设置对参评单位的科研实力应具备的条件以及学术论文、著作、成果的等级质量等作了相应限定,以防某些指标间可能发生的掩盖。保持原始资料数据可靠准确,没有准确数据的结果是不可信的结果。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确定各项参数的统计时间为3年。同时由于科研工作受创造性、探索性和效益的滞后性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单位或个人的科技活动时涨时落。我们将统计数据取值的时间区间适当扩大,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在三级指标中以其基础要素为计分单位(位、项、篇),并全部采用了量化指标,如在46项三级指标中,以其基础要素为量化单位的指标38项,占指标总项数的82%,以相对数(百分比)作为量化单位的指标8项,占指标总数的17%。 1 科研实力评估定量数据统计指标评分标准 1.1 科研项目及交流的量化设计 科技活动的二级指标分为科研项目及学术交流。科研项目又分为国家级重点项目、国家级一般项目、军队省部级重大课题、军队省部级一般项目,学术交流分为国际学术交流、国内学术交流。国家级重点项目包括科技攻关、“863”项目、“973”项目及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杰出人才、“1035”工程项目或国家创新药物基金,所有项目只计以课题负责人承担的项目。国家级一般项目包括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面上或青年课题、国家新药研究基金课题、中医药管理局基金课题、国家级其它课题。军队、省部级重大项目包括重点攻关、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团队项目、军队重点课题及指令性课题。军队、省部级一般项目包括省自然科学基金、中医药基金课题、医学科研基金、军队面上及青年课题、其他军队省部级课题。国际交流指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在华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海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国内交流指的是主持全国性专业学术会议。 1.2 科研成果的量化设计 科研成果分理论成果、获奖成果、鉴定成果、专利成果。我们指的理论成果主要是论文、著作。考虑到目前工作中无论是科研排序还是评奖,一个成果的意义,更多的是其被引用次数来体现的,学校基础理论研究的实力更多的是以被美国四大检索收录次数来衡量。为此,我们采用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信息分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析中心提供的期刊源来作为评价论文的标准。获奖成果三级指标的所有奖项不重复计算,只取最高级别的奖励进行统计,如某项成果既获得国家级二等奖,又获得省部级一等奖,则只计国家级二等奖,不计省部级一等奖。 1.3 人才情况的量化设计 同一个人应就高不就低如某专家是院士又是长江学者,只计入院士。学术任职也以得分最高的级别为评分根据,任多个职务不重复评分。指标说明:国内外院士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外院士。杰出人才:973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学名师、何梁何利基金奖励人员,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跨世纪人才专项基金获得者。优秀青年学者: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学术任职是指:全国学会常务理事、省(部)级学会正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部级学术(教学指导)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全国学会理事长得分10,部级学术(教学指导)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得分为8,全国学会副理事长得分5,部级学术(教学指导)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或省(部)级学会理事长得分为4,全国学会常务理事得分为3,部级学术(教学指导)或评审委员会委员和省(部)级学会副理事长得分为2。 1.4 科研经费的量化设计 经费投入按科研经费年平均投入及科研人员年人均课题经费计算,科研经费年平均投入每获得100万元计10分,科研人员年人均课题经费按每万元5分计算。 1.5 科研条件的量化设计 科研条件分为硬件条件和科技情报。硬件条件分为国家级科研基地和省部级科研基地,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基地是指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技术中心等。国家级科研基地每项20分,省部级科研基地每项10分。科技情报分为中外文期刊和馆藏图书,中外文期刊每100种5分,馆藏图书每万册3分。 2 科研实力评估定性评议指标计分标准 2.1 科研投入的量化设计 科研投入中的二级指标人力投入分为职称结构、年龄结构、知识层次结构。职称结构的主要参考评价信息按专业技术职务(按实际聘任计算)结构是否合理(正高∶副高∶中级∶初级职务为1∶3∶5∶7),年龄结构评价主要参考信息按学校高职人员中中青年比重(%),知识层次结构评价主要参考信息按高职人员拥有博士学位者比重(%)。二级指标经费投入主要参考国家级科研经费占总经费的百分数,横向课题经费占课题总经费的百分数。 2.2 科研条件与环境定性指标的量化设计 科研条件与环境的定性指标校局域网医学信息满足度的主要评价等级按能够满足,基本满足、部分满足、不能满足四个等级来评价,学术氛围的评价主要参考信息室按是否能加强人才队伍、提高专业水平,积极为广大科研人员创造民主、平等、自由的学科环境及参与各种学术交流的机会,评价等级分好、较好、一般、差四个等级。 3 结语 科研实力评估指标体系量化的规定是三级指标以基础要素为计分单位(位,篇,项等),以总累计分值高低判定评估结果,控制指标是我们对参评对象的评估项目应具备或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所设置的基本指标限定。设控制指标的主要目的是防范部分指标互相掩盖或吃分现象的发生,保证和控制评估质量。这就是本指标体系有别于当前实行的达标评估的重要标志之一。达标评估是以达到标准者为合格;选优评估是以分值高低为依据,但这种依据必须建立在对参评对象全面考核的基础之上。因此,其指标选择、分值分布等必须严谨、科学,必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必须起到平衡制约指标间内在关系的作用。 科研设计论文:如何提高中医药科研课题的科研设计质量 【关键词】 统计学；医学论文；科研设计 很多科研人员(包括临床医生)在进行科研工作过程中,习惯用专业知识取代一切其他知识。其突出表现是：等科研工作已经完成,甚至论文已写完,因某些数据处理有问题被退稿时,才想起要找统计学工作者帮助处理论文中的实验数据；考虑问题稍周到一些的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完成之后,在撰写论文之前就想到要运用统计学知识来分析实验数据。这两种运用统计学的科研人员都是在把统计学当作分析数据的“计算工具”或当作发表学术论文的“敲门砖”,是对统计学重要性认识不足的突出表现。理由很简单,科研数据是否正确可靠、是否值得进行数据分析、结论是否可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帮助说明,换句话说,若缺乏科研设计或科研设计不科学、不完善,即使花费10年时间和数亿人民币进行调查或实验获得了大量科研数据,与某人用计算机产生的毫无专业含义的任意多个随机数据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浪费了大量国家和人民的血汗钱,对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的贡献不仅为零,甚至是负数！因此,在进行科研工作之前,制定科学完善的科研设计方案,特别是其中的实验设计方案或调查设计方案的质量好坏,是科研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 科研设计包括专业设计和统计研究设计。专业设计主要包括基本常识和专业知识的正确、全面、巧妙地运用；而统计研究设计包括实验设计、临床试验设计和调查设计。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科研人员所做的科研课题中,不仅严重忽视统计研究设计,就连专业设计也有严重错误,主要表现在犯了基本常识错误和违背专业知识错误。这类错误所发生的频率还相当高,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不正常现象！ 在统计研究设计所包含的3种研究设计中,实验设计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关键性的内容都包含在其中,其核心内容是“三要素”、“四原则”和“设计类型”。所谓“三要素”就是受试对象(或调查对象)、影响因素(包括试验因素和重要的非试验因素)和实验效应(通过具体的观测指标来体现)；所谓“四原则”就是随机、对照、重复和均衡原则,它们在选取和分配受试对象、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对观测结果的干扰和影响、提高组间均衡性、提高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等方面将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所谓“设计类型”就是实验中因素及其水平如何合理搭配而形成的一种结构,它决定了能否多快好省且又经济可靠地实现研究目标。科研人员若对重要非试验因素考虑不周到、对照组选择不合理、设计类型选择不当或辨别不清,导致科研课题的科研设计千疮百孔、数据分析滥竽充数、结果解释稀里糊涂、结论陈述啼笑皆非。下面笔者就“实验设计”环节存在的问题辨析如下。 1 在分析定量资料前未明确交代所对应的实验设计类型 人们在处理定量资料前未明确交代定量资料所对应的实验设计,对数千篇稿件进行审阅后发现,大多数人都是盲目套用统计分析方法,其结论的正确性如何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一条出现非常频繁的错误,应当引起广大科研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2 临床试验设计中一个极易被忽视的问题——按重要非试验因素进行分层随机化 例1：原文题目为《气管舒合剂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观察》。原作者写到：“全部病例均来源于本院呼吸专科门诊和普通门诊,随机分为治疗组40例和对照组30例。其中治疗组男21例,女19例；年龄21～55岁,平均(36.28±9.36)岁；病程2～23年,平均(10.31±17.48)年；病情轻度者16例,中度24例。对照组30例,男16例,女14例；年龄20～53岁,平均(35.78±9.53)岁；病程3～24年,平均(11.05±6.47)年；病情轻度者13例,中度者17例。两组间情况差异无显著性,具有可比性。”请问这样随机化,其组间具有可比性吗？ 对差错的辨析与释疑：显然,研究者在试验设计时未对重要非试验因素采用分层随机保证各组之间的可比性。这条错误的严重程度为不可逆,出现不可逆错误意味着原作者的试验设计具有无法改正的错误,必须重做实验！究其原因,主要是原作者未理解统计学上随机的概念。统计学上随机化的目的是尽可能去掉人为因素对观测结果的干扰和影响,让重要的非试验因素在组间达到平衡。稍微留意一下原作者随机化分组,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治疗组40人比对照组30人多出10人；治疗组病程的标准差17.48是对照组病程的标准差6.47的近3倍。笔者很疑惑怎样的随机化才能达到如此的不平衡？事实上随机化有4种：子总体内随机、完全随机、分层随机和按不平衡指数最小原则所进行的随机,原文条件下应当选用分层随机,即以两个重要的非试验因素(性别和病情)水平组合形成4个小组(男轻,女轻,男中,女中),然后把每个小组内的患者再随机均分到治疗组和对照组中去,这样分层随机的最终结果一定是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5人,且使2组间非试验因素的影响达到尽可能的平衡,从而可大大提高组间的可比性。在本例中,若“病程”对观测结果有重要影响,在进行分层随机化时,在按“性别”和“病情”分组的基础上,还应再按“病程”(设分为短、中、长)分组,即共形成12个小组,将每个小组中的患者随机均分入治疗组与对照组中去,这是使“性别、病情、病程”3个重要非试验因素对观测结果的影响在治疗组与对照组之间达到平衡的重要举措,也是所有临床试验研究成败与否的最关键环节！ 3 实验设计类型判断错误 例2：某作者欲观察甘草酸、泼尼松对慢性马兜铃酸肾病(aan)肾损害的干预作用,于是,进行了实验,数据见表1。原作者经过用甘草酸和泼尼松分别与同期正常对照组和模型组比较,一个p＜0.05,另一个p＜0.01,于是得到甘草酸、泼尼松对慢性aan肾损害具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且泼尼松的效果更佳。请问原作者的结论可信吗？表1 各组大鼠血bun及scr变化比较（略）注：与正常对照组同期比较,*p＜0.05,**p＜0.01；与模型组同期比较,p＜0.05,p＜0.01 对差错的辨析与释疑：本例错误极为典型,通常科研工作者欲观察某种药物是否有效,习惯上会建立正常对照组、模型组(即该药物拟治疗的病态组)和在模型组基础上的用药组(如本例中甘草酸组和泼尼松组)。这样的设计本身并没有错,但这仅仅是专业上的“实验安排(可称为多因素非平衡组合实验[1])”,而并非是统计学中所说的某种标准实验设计类型。写在“组别”之下的4个组,并非是一个因素的4个水平,而是2个因素水平的部分组合。这2个因素分别是“是否建模(即正常与模型2个水平)”和“用药种类[即不用药(相当于安慰剂)、用甘草酸和用泼尼松3个水平]”。2个因素共有6种水平组合,即“组别”之下缺少了“正常基础上用甘草酸”和“正常基础上用泼尼松”。这样设计的实验才可能反映出“是否建模”与“用药种类”2个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在本课题研究中,由于未在实验前作出正确的实验设计,处理数据时错误就悄然产生了。具体到本例,从原作者在表1的注解中可以看出,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比较同期(即相同观测时间点)的甘草酸组和泼尼松组与正常对照组和模型组之间的差别是否有统计学意义。这样的做法有3个严重错误：第一,严格地说,在模型组基础上的用药组是不适合直接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的,因为这样的比较解释不清到底是药物的作用还是由于模型未建成功而造成的假象；第二,将各个时间点割裂开分别比较破坏了原先的整体设计,数据利用率降低,误差估计不准确,导致结论的可信度降低。将一个重复测量实验的各个时间点割裂开来考察,就等于在各个片段上估计实验误差、作出统计推断,好像盲人摸象一样,摸出来的结果差别何其之大；第三,要想说明两种药物哪个效果更佳,在得出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基础上,衡量的标准是应看组间平均值的差量的大小而不应看p值是否足够地小,不能说p＜0.01时就比p＜0.05时更有效,这种忽视实验误差、忽视绝对数量和脱离专业知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 如何正确处理表1中的实验资料呢？关键要正确判定该定量资料所对应的是什么实验设计类型。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表1定量资料对应的是“多因素非平衡组合实验”,而不是某种标准的多因素实验设计类型。明智的做法是对“组别”进行合理拆分,即根据专业知识和统计学知识,对“组别”之下的所有组重新进行组合,应使每种组合对应着一个标准的实验设计类型。正确地拆分结果分别见表2和表3。表2 正常对照组与模型组大鼠血bun及scr变化的测定结果（略）表3 模型组和2个用药组大鼠血bun及scr变化的测定结果（略） 事实上,由科研习惯形成的这一套实验方案笔者形象地称之为多因素非平衡的组合实验,或者说,它是实验设计的表现型。通常可以进行统计分析的都必须是标准型(即统计学上所说的某种实验设计类型),因此需要能看出代表表现型本质的原型(本例中组别之下应该有6个组,这6个组构成一个2×3析因设计结构,但原作者少设计了2个组)。通常需要将表现型或/和原型拆分成标准型后再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本例根据原作者的意图,可以将表1拆分成2个标准型,形成2个具有一个重复测量的两因素设计定量资料,见表2和表3。相应的统计分析方法就是具有一个重复测量的两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此处请读者注意：第一,具有一个重复测量的两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和一般的方差分析虽然都叫方差分析,但它们的计算公式却有本质区别,绝不可混用；第二,重复测量因素(本例中为时间)不要与实验分组因素(表2中叫“是否建模”；表3中叫“药物种类”)同时列入左边,它们是本质不同的两种因素,一般应该把“重复测量因素”放到表头横线下方。 通过本例可以看出,在实验前明确实验设计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试想,若让本例原作者写明他的实验设计类型,他必然就会对基本的实验设计类型作一番调查和学习,自然就能发现他所“设计”的实验并不是统计学上相应的实验设计。那么通过咨询相关人士必能做出比较正确的实验设计,不仅可以提高科研设计水平,而且可以大大提高科研课题和论文质量。 例3：原文题目为《土荆芥-水团花对胃溃疡大鼠黏膜保护作用的研究》。原作者使用单因素多水平设计定量资料方差分析处理表4中的数据。请问原作者这样做对吗？表4 各组黏膜肌层宽度、再生黏膜厚度变化（略）注：与正常组比较,ap＜0.05；与ns组比较,bp＜0.05；与cp 10 mg·kg－1 组比较,cp＜0.05 对差错的辨析与释疑：本例涉及到统计学三型理论[1]中的一些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可以直接进行统计分析的来自标准设计的数据表叫标准型,反映问题本质但并非是标准型的数据表叫原型,而掩盖了原型信息的数据表叫表现型。“组别”之下的6个组,似乎是某个因素的6个水平,其实不然！这6个组涉及到多个试验因素,应对“组别”拆分重新组合后,再分别判定各种组合所对应的实验设计类型,并选用相应的统计分析方法。组合1：空白对照组(正常)、阴性对照组(ns),这是单因素两水平设计(简称为成组设计)。由于正常组无实验数据,故该组合无法进行统计分析；组合2：ns组、ra组、cp(20/mg·kg-1)组,这是单因素3水平设计,因素的名称叫“药物种类”；组合3：ns组、cp(10/mg·kg-1)组、cp(15/mg·kg-1)组、cp(20/mg·kg-1)组,这是单因素4水平设计,因素名称叫cp的剂量(其中,ns组可视为cp的剂量为0)。 对于组合2和组合3,若定量资料满足参数检验的前提条件,可选用相应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否则,需要改用相应设计定量资料的秩和检验。 4 人为改变设计类型且数据利用不全 例4：某作者使用表5中的数据进行分析,欲比较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后的各个时间点的疗效情况,使用的分析方法为一般卡方检验,请问原作者这样做对吗？ 对差错的辨析与释疑：从给出的统计表可以看出,该作者有意或者无意之间收集了一类相当复杂的实验设计类型下的定性资料,结果变量为多值有序变量的具有一个重复测量的两因素设计定性资料,处理这个设计下收集的定性资料要使用相应设计定性资料的统计模型分析法。由于上述方法过于复杂,因此,通常在实际运用中,实际工作者将重复测量因素武断地视为实验分组因素,从而使该资料变为结果变量为多值有序变量的三维列联表资料。在已经出错的前提下,原本应当使用cmh校正的秩和检验或者有序变量的多重logistic回归分析处理资料。然而,该作者显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合并了数据,将结果变量变成二值变量(有效、无效),也就是说,原作者实际使用的仅仅是最后一列数据(即总有效率),并且最为严重的错误是将三维列联表资料强行降维成二维列联表资料,使用一般χ2检验进行分析。经过一系列的简化与错误合并,最后结论的可信度还剩下多少呢？表5 原作者对2组疗效比较的试验设计及数据表达（略）注：与对照组同期比较,*p＜0.05 由于篇幅所限,这类错误笔者只给出1例,实际上此类例子在很多杂志中普遍存在。这说明在进行实验设计时,很多研究人员并未做到心中有数；分析数据时,按自己熟悉的简单统计分析方法所能解决的数据结构强硬地改造数据,严格地说,在用表格表达实验资料的那一刹那就已人为改变了资料所对应的实验设计类型,这种做法的科学性和得出结论的正确性都将受到质疑[2]。 5 正交设计及数据处理方面的错误 人们在进行正交设计和对正交设计定量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时,常存在下列3个误区：很多人过分强调用正交设计可以大大减少实验次数,因此,无论各实验条件(正交表中的每一行)下的实验结果波动有多大,都不做重复实验,这是第1个误区；将正交表各列上都排满试验因素,用对实验结果影响最小的试验因素所对应的标准误作为分析其他因素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误差项,导致误差项的自由度较小,结论的可信度较低,这是第2个误区；在对正交设计定量资料进行方差分析后,即使存在多个无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仍对少数几个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解释,未将无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合并到误差项中去重新估计实验误差,以获得具有较大自由度的误差项,这是第3个误区。 科研设计论文:设计临床科研试验的主要原则 作者：张振馨 [关键词] 临床科研 原则 随着医学的发展，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不断涌现，在这些新药物和治疗方法中，有的有效，有的无效，有的甚至对人体有害。医生要为病人选择疗效好和副作用少的药物和方法，必须了解新药临床试验的概况，掌握疗效评价的原则。 临床试验是一种医学研究的方法，属于实验性研究的范畴。通过成功的临床试验能科学的评价药物、疗法和预防性干预措施的效果及副作用，并使试验结果外推到总体病人或总体人群。现从临床流行病学角度谈谈设计临床试验的主要原则。 一、新药临床试验分期 1.ⅰ期临床试验是在人体进行的新药试验的起始期，主要是观察药物的安全性，确定用于临床的安全有效剂量和给药方案，包括药物耐受性试验，药代动力学和生物利用度研究的小规模临床试验。 2.ⅱ期临床试验是通过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评价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 p 3.ⅲ期临床试验为扩大临床试验，是多中心的，在较大的范围内进一步评价新药的疗效、适应证、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等。 4.ⅳ期临床试验为上市后的监察，目的是对已在临床广泛应用的新药进行社会性的考察，着重于新药的不良反应监察，其次为研究和鉴定药物的远期疗效和新的适应证。 我国的ⅱ期临床试验分两个阶段，相当于国外的ⅱ期和ⅲ期试验；我国的ⅲ期临床试验相当于国外的ⅳ期临床试验。 另外，早期的临床试验常不分期。例如，有的制药厂研制出治疗脑血栓的新药，在动物实验中疗效显著，制成针剂在临床应用，其给药方案和剂量参照国外“同类”产品。而医生在应用此类产品时，进行了严格的血液学指标的监测，发现和国外“同类”产品并不相同，存在着潜在的不安全因素。此类药物未经完善的临床试验而用于临床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二、临床试验中的关键设计 (一)设立对照组 早期临床疗效研究多是病案分析性质的临床经验总结，不设对照组，也不论疾病是否有自愈倾向，根据治疗后病情的变化用治愈率表示疗效。此后，有的设计根据医生或病人的主观愿望先确立治疗组，然后随意选择同期或不同期，在同一医院或不同医院，应用不同治疗方法的同类病人为对照，并非确立了研究对象后，将他们随机分配到治疗组和对照组中。虽然有的论文报道临床试验采用随机对照，但没有描述二组治疗前均衡性检验的结果。这些方法(无对照、无随机对照或无证据说明进行了随机对照)都不能真实地反映所研究药物的疗效。影响临床试验的因素很多，包括：(1)治疗措施；(2)疾病的特征(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病理发生期和临床期特征和结局，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病人中表现的类型、病程、严重程度、试验前的治疗、并发症和预后也不一样；如脑血管病有自愈的倾向，变性病呈慢性进行性发展直至死亡)；(3)安慰剂效应(根据报道安慰剂对临床多种疾病的有效率达30%；(4)霍桑效应(某些疾病的病人，因迷信或厌恶某医生或医院而产生一种心理效应，对疗效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5)其他因素(对象的选择，观察测量的指标和方法，以及受试者的失访率等)。由此可见，在接受某种治疗的实验组中，在研究终点时所统计出来的“? 菩а保???嵌嘀忠蛩氐男в?恢?谝黄鸬淖酆献饔茫?晒φ牧俅彩匝檠芯坑δ芙?煌?вη?挚??怪瘟拼胧┑男в?凸鄣谋┞冻隼矗?赐ü?员燃?鹧芯恳蛩睾头茄芯恳蛩厮???男вγ???图跎傺芯康奈蟛睢?/p 临床试验采用的对照方法如下。 1.随机对照：随机不同于随意和随便，有特定的含义和实施方法。随机是指通过不同的方法(简单、分层、区组随机)，使研究对象有均等的机会被分配到试验组或对照组，使除研究因素以外的非研究因素(包括已知和未知的)，在两组间分布均衡，保证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可比性，如果在研究结束时无其他方面的偏倚，则可以把两组间疗效差异归因于治疗方法的不同。此外，很多统计学处理方法建立在随机原则基础上，随机分组是统计学分析的基础。 2.随机的自身对照和交叉的自身对照：此类对照是随机对照的特殊方式。自身前后对照是受试者接受前后两个阶段的治疗，分别应用两种不同的处理措施，并分别对其效果进行观察和对比分析。两阶段之间通常有一个间隔时间，即洗脱期，以消除前阶段用药对后阶段的影响。洗脱期约为所用药的5个半衰期，多用于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神经系统变性病。交叉试验是用随机的方法把病人分为两组，一组先用甲药试验，后用乙药对照；另一组先用乙药试验后用甲药对照。试验与对照间有洗脱期，实施此类对照的条件是原有的治疗作用在间歇期内被洗脱掉。第二阶段开始前两组病例的基本情况应与第一阶段开始时完全一样。 3.历史性对照：不同病例前后对照研究，又称历史性对照研究，以过去疗法为对照组，以现在的新疗法为试验组。历史性对照比较方便，节省人力物力，但偏倚往往很大，因为随时间的迁移，诊断标准、治疗条件、医务人员水平都在改变，因此两组病人很难有可比性。为了增加可比性，宜将两组病例的主要特征进行配对；不同时间的两组病人应是同一医疗机构，由同一批医生进行；历史对照应是最近临床试验的研究对象，并具备和试验组同样的诊断标准、纳入标准、疗效评价指标和方法等。此外，所研究疾病的自然史(发病原因、机理、临床过程、并发症及自然转归等)必须明确。 4.无对照组研究：除治疗措施外，多种因素都将影响临床试验的结果。因此，无对照组的研究结果通常很难说明问题。对于随机事件的抽样研究必须设有对照组。如果使不可能的事件变成可能，甚至成为必然，这种突破性研究无需对照，如肾移植手术。 (二)控制假阳性(α)和假阴性(β)错误，使临床试验真实可靠 假阳性率是用某药(研究因素)治疗某种疾病(研究疾病)实际无效，而研究结果却判为有效的错误概率，也称α值，第ⅰ类错误概率。假阴性率是有效的研究因素判为无效的错误概率，也称β值，第ⅱ类错误。设立对照组和将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化分组是控制混杂偏倚，减少这两类错误的重要环节。此外，必须考虑下列几方面。 1.正确地估计样本量，避免抽样误差，以便在计算治愈率时能得出差异有显著性的结果。样本过小，往往造成研究结果的假阴性。 2.选择研究对象要有确切具体的诊断标准、纳入和排除标准，避免因选择的受试病人不能代表总体，而仅代表部分病人所产生的选择偏倚。例如在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静脉溶栓治疗的临床设计中，选择病人入组条件之一是发病到治疗时间限于3小时以内。另一种情况，患者清晨醒来发现偏瘫。如果把发现时间当做发病时间来计算治疗时间窗，有可能因实际的时间窗超过3小时而出现降低疗效，增加出血的危险。因此，必须制定排除标准，把不能肯定确切发病时间者除外。临床试验中通常把具有下列情况的患者，作为排除对象：(1)同时患有另一种影响本次科研效果的疾病；(2)同时患其他严重疾病者；(3)已知对药物有不良反应者。此外，选择研究对象应选能服从试验安排的依从性好的患者，否则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3.采用盲法收集资料，控制信息偏倚。如果研究对象知道自己，研究人员知道研究对象的分组情况，则将产生观察性偏倚。已知分在对照组的受试者往往对治疗失去信心而中途退出。被试者可能会因入治疗组受益而报告不真实的结果。研究者希望自己的研究得出阳性结果，有可能歪曲观察结果。为了避免这种偏倚，最可靠的方法是使上述两者均不了解分组情况，即谓之“盲”法原则。 4.确定统一的治疗方案、观察指标和方法，使两组得到同样的处理和观察，以取得较为真实的结果。观察指标是衡量疗效的主要内容，无论是主观指标( 临床症状和体征)，还是客观指标(临床实验室检查)的观察，其测量的可靠程度都影响“疗效”。主观指标易受研究对象和研究人员的心理状态，启发暗示和感官差异的影响，因此在测量时应将这类临床的定性测量进行量化处理(量表法、测量项目分级化和加权以及形象排列分级)，试验中尽量用有客观测量数据的指标作为评价指标(如死亡或仪器测量数据)。这是控制信息偏倚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科研设计论文:论科研项目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论文摘要：随着计算机应用水平的提高和科研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立一套适用于科研院所科研管理工作的科研项目管理信息平台，已经成为各大科研院所较为迫切的需求。采用面向对象的思想设计科研项目管理系统，并在delphi和数据库工具下实现。利用本系统能对科研项目进行规划和管理，对成本、进度和功能特性进行跟踪，在出现问题时，能够识别并及时修正。 论文关键词：软件项目管理；面向对象；科研项目管理系统 科研院所的科研开发、试验分析、生产经营等各项活动，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大量信息。这些信息需要在企业内部上下之间、部门之间、总部与分部、外部供应商与企业以及企业与客户之间，进行输人、处理、输出、反馈。但目前，这些重要的信息大部分或被分散保存在各个互不兼容、自成一体的计算机系统中，或被锁文件柜和抽屉中，甚至没有形成文字，或者文字资料不完整，从而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本文建立一套适用于科研院所科研管理工作的科研项目管理信息平台，从而实现对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规划。 1科研项目管理系统总体设计 一套较完善的科研管理系统应以项目管理为中心，涵盖计划、合同、实事、成果、专利、资金、人员、设备等方面，并可关联到办公、人事、财务、设备等其它业务系统。本系统可以实现从项目的计划申报、审批、项目开发、鉴定、成果登记、评奖到归档、查询和统计全过程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和信息共享。 1．1科研项目管理系统功能描述 该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实现的主要功能有：项目管理和研发信息的添加、修改、删除，各个阶段基本信息的查询，报表的生成，实现在应用程序中对以word形式存储的文档模板的新建、保存功能，并可以完成已有文档的调用，实现文档的自动化，随时、快捷的查阅和修改文档，并作为研发后续阶段的参照。 1．2系统总体功能模块分析与设计 首先，进行科研项目计划编制。项目开发单位经市场调查，并经有关专家进行技术审查和审核，向管理部门进行计划申报，经管理部门审批后下达项目计划。申报的计划被批准后，项目开发单位组织项目的研究开发，管理部门可以对项目开发的各阶段实施管理，了解项目的进展情况，评估每一阶段的工作，必要时进行调整或撤销该项目。项目开发完毕，由开发单位提出鉴定或验收申请，管理部门可以组织有关专家对项目进行鉴定、审查和评议，得出相应的结论。 本系统还可以对以上各个环节进行查询、统计，随时从宏观上了解所有项目的进度及相关材料。其功能模块结构如图1所示。 1．3系统管理文件流程 科研项目管理涉及大量的管理文件，文件处理应遵守流程，从立项(项目申报)开始，审批、开发、鉴定到最后归档的过程如图2所示。 2数据库设计 本系统通过数据库进行管理，可以方便管理数据、文档以及快速查询。数据库设计是系统设计很重要的部分，设计质量的好坏，数据结构的优劣，直接影响到系统的成败。数据库设计是指对一个给定的应用环境，构造最优的数据模式，建立数据库及其应用系统，使之能够有效地存储数据，满足各种用户的需求。 2．1数据库表结构设计 本系统的数据库是采用delphi自带的databasedesktop工具设计的，根据系统的需要，设计了立项管理、进度计划表、配置管理表等多个数据库表。如表1～表3所示。 2．2系统模块设计 系统划分为4大模块：过程管理模块、研发管理模块、查询统计模块和系统管理模块，其中每个模块都包含一系列子模块。过程管理模块包括：立项管理、结项管理、项目计划与监控、配置管理、质量保证、人员管理；系统管理模块包括项目新增、项目打开、权限管理、代码管理、文档模板管理和系统退出。研发管理主要指进度管理，该模块是系统核心部分，内容也较多，有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实现管理、维护、计划、进展报告和进度控制与调整模块。各模块分别形成相应的文件，内容文件名填人相应的项目信息表中。进展报告在进度管理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项目调整和监控的主要参考。 为了方便及时了解各个项目的相关信息，系统查询模块分为4个部分：基本信息查询模块、进度查询模块、计划查询模块和设计查询模块。各部分完成的功能是对相应的信息进行查询。 3系统实现 sqlserver2000大型数据库具有大容量、高效率等特点，为用户提供强大的功能支持。因此，后台数据库选择的是sqlserver2000。在sqlesvrer2000中新建数据库，命名为cmm2。在数据库cmm2中，建立以表1～表3为主的数据库表结构，通过delphi中提供的数据模块窗体，避免了向每个窗体中添加数据访问组件来访问数据库中的数据。系统的实现，完成的主要工作——文档管理，通过在edlphi中调用word软件实现。在wordapplication组件的ondocumentbeforeclose事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wordapplication1．quit； wordapplication1．disconnect； 报表采用ed lphi7自带的rave5．0报表设计器进行设计。rave报表是一种基于组件的可视化报表设计工具，使用它可以简化设计过程，提高设计效率，并且可以制作出漂亮的样式，从简单的分带报表到复杂的、高度个性化的报表都能轻易完成。利用rave制作的报表有下面的特征：带字回绕功能、图形化、页边间距调整、精确页面位置控制、打印配置、字体控制、打印预览、重复使用等。 4结论 本系统可以使科研项目管理部门从繁琐的项目材料管理中解脱出来，将精力集中到对项目本身的管理，从而加强技术创新工作，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利用本系统，为一些科研项目建立了软件项目管理的策略和实施这些策略的规程，使得软件开发和维护的过程相对稳定，已有的成功经验可以被复用，并可以对同类的新项目进行规划和管理，还可用于对成本、进度和功能特性进行跟踪，在出现问题时，有能力识别，并及时修正。 科研设计论文: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 摘要: 为有效地培养本科学生的创新意识，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本文提出了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的教学方式。本文针对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了相关的教学问题，进而从课程建设目标、教学内容、实施方式及评价方式等方面阐述了解决主要教学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实践表明：本文提出的教育模式有效地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创新意识，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很好的推广价值。 关键词: 创新人才培养;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 我国已经逐渐步入创新驱动的发展时代，这使得高等院校所肩负着的学术创新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任务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更为迫切的需求[1]。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高等教育、教学体系面临着战略性变革的要求，其核心即是把创新意识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2]。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础环节，如何在本科阶段的人才培养策略中体现创新驱动，日前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本科研究型课程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3][4]。然而单一学科的研究型课程开设有其弊端。首先，研究生阶段的创新型研究有大量灵活的时间做基础，可以通过文献深度研读和实际项目参与增加研究深度，利用大量不同学科的学术讲座和学术交流活动拓展宽度，为创新研究积累足够的土壤。而以课程教授为主的本科学习过程中，没有这么多灵活可用的时间可以支配。单一学科的研究型课程虽然为进行一定深度的研究提供了课上的时间，但并不能弥补广度上的不足。其次，本科阶段的公共选修课虽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广度，但对创新的针对性不强，也缺乏与本学科知识相融合的指导。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提出一种新颖的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将交叉学科[5]与研究型课程相结合，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以交叉学科应用背景为导向，以问题探究及在本学科内的创新解决方法为主体，为本科学生创新意识、创造型思维的培养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1研究出发点 在充分调研国内外对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开展情况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6]~[9]，作者对本专业本科学生围绕现有课程课堂教学的感受、评价以及实施研究型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认知度与期望度进行了抽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课程的课堂教学内容偏重于对学生理论知识的传授，教学方式上缺乏对学生主动探究式学习的引导，针对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也有所欠缺。另外，由于学科、专业设置的限制，很多学生对本专业外的知识了解很少或对本专业与其他专业、学科的关系了解很少。在大一到大四的过程中，受到教育逐渐由通识教育转变为专业教育，由综合素质培养逐渐转变为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知识技能培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一部分同学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降低了他们的研究热情。对于面向就业的学生而言，除了专业知识之外，往往也需要思维方式的创新和转变；而对于面向研究的学生而言，保持好奇和研究热情、持续激发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显得更为重要。实施以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方式，不仅有助于弥补现有教学模式的缺陷，同时也适应了高校培养创新型本科专业人才的时代要求，更能够受在最大程度上激发本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热情。 2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设计总体思路 作者在深度调研广大应用型高等院校已实施的研究型课程的成功经验和存在不足的基础上，以所在信息类学科开设的本科研究型课程“复杂网络基础”为载体，对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的建设展开了研究，总结了以下几点作为课程设计的总体思路。 (1)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建设目标的设置 研究型课程旨在培养学习者的探究意识和探究能力，其重点在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即改变学生在原有的教育、教学条件下所形成的偏重于记忆和理解、立足于接受教师所传授知识的单纯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体验、探究、合作、实践等活动中形成一种主动探求知识、重视解决实际问题的新型学习方式，进而形成科学探究能力，并在探究的过程中逐渐培养科学信念和创新精神。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建设目标的设立比普通研究型课程更为复杂。除了主动探求、重视实际问题之外，增加了与其他专业、学科甚至其他门类不同思维方式和学习、研究方法的交流能力的培养。在有限的课程时间内，如何合理设置学习目标，使课程设置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既全面又要层次分明、主次突出，还要兼顾因材施教、因人而异，通过不同侧重、不同顺序设置多维培养目标，是首先需要探讨和明确的问题。 (2)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的内容设置 研究型课程在内容上涉及各类学科领域及学科间交叉的领域，本身就具有“交叉性”。如何基于我校的实际情况，根据现有的专业设置、各学科科研情况、综合利用已有的交叉学科研究资源设置合理的研究型课程内容，是对单一学科研究型课程进行改革的重中之重。 (3)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实施方式的设计 要实现研究型课程的教学目标，其课程实施方式尤为重要。研究型课程在原则上主要通过组织一些探究性的项目研究活动来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的教学方式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多样性、交互性和合作性，从而有效帮助学生从学习形式上作为切入点，逐步转变学习思维和学习习惯。 (4)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评价方式的设计 研究型课程评价的目的是要检验课程目标达到的程度，引导学生不断努力去达到或趋近目标，以评价促进学生的不断发展。这决定了研究型课程的评价是多元化的发展性的、重视过程性的评价。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的评价在此基础上还需增加对跨学科交流能力和解决其他学科问题结果的评价。如何根据教学实际设置有效的评价体系，是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能否最终实现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 3交叉学科研究型具体课程设计及教学方法 3.1课程目标设置 根据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的特性，作者对其课程目标的设置过程相比目前传统的课程目标设置做了以下改革：(1)改变传统课程目标设置以教学大纲和授课教师为主体的设置方式，转而以学生、交叉学科导师及专业导师三者共同参与的设置方式；(2)改变传统课程目标设置以整个专业为对象的设置方式，而以学生各自特点分类制定多元的课程目标，最大限度体现出小班授课、因材施教的课程优势；(3)改变传统课程目标设置以知识掌握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一维目标，转而根据多元的不同设定，设置实践探究能力、理论学习能力、组织交流能力、交叉合作能力、总结表述能力等多维的课程目标；(4)改变传统课程目标设置以一个培养计划周期或一个课程周期为基本时间单元的设置方式，转而以一个“目标更新→内容调整→实施形式修改→评价方式修正”的课程循环单元为周期，及时对多元多维目标的具体参数指标进行动态调整。 3.2课程内容设置 作者组将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的内容分为课程基础和主体内容两部分：(1)课程基础包括该课程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与传统课程不同之处在于，课程基础部分所占比例远小于主体内容部分，约占整个课程内容的20%—30%。(2)主体内容由学生通过与交叉学科导师的交流，以发现问题的方式提出，并通过专业导师指导下的分组开题的形式最终确定。此部分为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的核心内容，课题选择以学生为核心，以解决问题为线索，以课程知识为理论支撑。 3.3课程教学方式设计 对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围绕“发现问题→理论学习→建模求解→总结分析”四个子模块，分别设计相应的教学方式：(1)在学期开始前由专业导师负责联系交叉学科合作单位，每门课程确定3到4名合作导师，以合作指导不同分组的学生。(2)以组织学生与交叉学科团队开展研讨会、交流会的形式组织学生开始收集资料，并从所获得信息中找到问题，形成第一阶段的问题形成报告；根据该报告，以专业导师指导下的讨论课的形式，对问题进行分类、抽象，并以此明确课题的划分，由同学自愿参加相应课题组。(3)以课题组为单位，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针对本课题学习相应的课程理论，对课题进行预研，形成预研报告。预研报告通过的课题允许进行开题，并以课题组为单位开展后续研究型学习。预研报告不通过的课题在课程导师和交叉学科合作者共同指导下重新选定课题进行开题和后续研究型学习。(4)研究学习过程通过文献阅读汇报、平台及仿真工具使用学习、模型设计实践和问题求解讨论等多种形式开展，其中专业导师以指导为主。在学期中邀请相关专家或科研团队对较难的部分以专家座谈的方式进行交流，协助攻关。(5)每个阶段分组开展阶段总结和分析，不断修正课题方案，必要时对课题目标进行小范围的调整。 3.4课程评价方式设定 与传统课程单纯以教师评价的方式不同，交叉学科研究型课程在评价环节做出以下改变：(1)在评价主体上，由学生、专业导师和交叉学科导师三者共同给出评价，具体包括以下五种形式：a.自评，即同学的自我评定；b.互评，即组内成员的相互评定，其中课题组长的评定所占比重最大；c.团评，即以课题组为单位，有专业导师参与的团队之间的相互评定；d.师评，即专业导师对各个课题组进行评定；e.专评，即交叉学科合作导师对各课题组最终方案的有效度、实际价值等给出评判。(2)在评价周期上，以过程评价为主，即以每一个“目标更新→内容调整→实施形式修改→评价方式修正”的课程循环单元为周期，以过程评价的结果促进方法的改进或目标的修正，整个评价过程以档案的方式保存。 4成果推广与应用效果 青岛理工大学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积极探索和实践信息类学科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自2015年以来，得到其他学科专业的教师及相关从业人员的高度评价；学院先后获得多项相关教学研究及专业建设项目资助。学生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国家级学科竞赛和培养项目中获奖人数、获批项目不断增加、档次不断提高。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人数也逐年增加，与合作导师联合发表学术论文、申请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数量、质量都较从前有大幅度提升。此外，该成果在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多个信息类学科专业中进行了推广，推广效果良好，受到相关地市级媒体关注，相关成果被包括《半岛新闻网》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为本文研究成果在其他学科中进一步推广打下了良好基础。 作者:赵锟 吉爱国 张冬梅 周立俭 宋传旺 王绪虎 单位:青岛理工大学 科研设计论文:科研管理推广系统设计 1系统需求分析 1.1系统功能需求 实现课题申报、立项评审、任务书提交、项目审核、结题申请、结题验收全过程系统化、信息化、项目化管理。实现项目申请立项、结题验收专家网上评审功能,由系统自动进行计算排名。申请人提交立项或者结题申请材料后,由科技秘书对项目进行汇总分类,按照项目内容进行分组,安排评审专家。课题评审专家接到任务后,在系统设置的规定时间内,只需一台可以上网的计算机和相关附属设备(键盘、鼠标等)即可登录系统开展评审工作,时间灵活度高,同时也节约了纸张的大量使用,节约学院办公经费,提高评审效率。把学院历史立项的所有项目和院外申报项目进行电子系统进档,建立项目数据库,使科研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和信息化;实现科研项目综合查询与统计功能。对相关类别科研项目数据实现图形化统计,生成水晶数据报表;实现科研课题项目化管理。 1.2用户功能需求 系统的用户角色有:普通教师、二级部门管理者、科研处管理人员、评审专家、系统管理员。各用户角色功能如下。普通教师:普通教师即课题的申报者,访问系统具有的权限主要有:浏览、录入个人信息、查询个人信息;填写、上传课题立项申请、任务书、结题验收的材料;查询项目评审情况;查询科研课题进展;科研档案输出打印、项目补录等。二级部门管理者:在系统中设置学校二级管理部门的管理者,主要是对属于本部门科研课题的立项申请、合同任务书和项目结题验收申请作基本的审核,查询本部门科研情况。科研处管理人员:主要是科技秘书,主要权限是查询项目立项申请、验收申请情况,对项目进行形式审核、分类,安排评审专家,填写科研处、校学术委员会意见;补录历史项目和院外项目;同时,对优秀项目进行成果推广。 1.3系统架构 高职院校科研管理系统的开发过程中,是以MVC三层架构为依托,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增加了管理权限层,使其更符合本系统开发的需要,增加的全新权限层,能更好的控制权限管理,使其可实现到对每一底层按钮的控制。 2系统主要功能模块开发 2.1系统时间段设置模块的实现 通过对系统时间段的设置来限制系统使用者对系统的操作权限,同时也为规范科研处对科研项目的管理起到一定辅助作用。主要有立项申报开始、结束时间,任务书提交开始、结束时间,中期审查开始、结束时间,验收申请开始、结束时间等4个时间段(点)的设置。并提供了新增时间段和修改已设置时间段的功能。 2.2科研项目管理模块的实现 项目申报模块:主要页面元素有:列表窗控件、按钮、下拉菜单等等。通过该页面可以完成项目申请立项书的录入和保存;项目修改导出模块主要提供了在查询、修改、输出打印和删除申报书的功能。项目任务书管理模块:提供了项目任务书的录入和输出打印功能。对已超出系统规定的立项申请时间和已通过科研处审核的项目进行操作将出现相应报错提示。项目验收申请管理模块:提供了项目验收申请信息录入和结题验收申请表的输出打印。对输入数据格式不正确和已通过科研处审核的项目操作显示报错提示。项目主持人可以查看立项评审、验收评审的评审专家打分情况和评审意见。 3结语 科研管理系统上线运行以来,顺利完成了多个项目全过程项目信息化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展望未来,随着云技术、跨平台移动终端技术的逐渐成熟,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者：邵检江 单位：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设计论文:卫生科研管理信息系统设计应用 1研究方法 1.1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表包括卫生计生委行政主管部门、医疗机构科研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3种。主要收集系统需求，系统应用前后各项流程及所需时间，共发放卫生计生委行政主管部门问卷2份，单位科研管理人员问卷22份，专业技术人员问卷44份。 1.2深入访谈 采取个人深入访谈方法，对卫生计生委、医疗机构科研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共10人进行了访谈，深入了解对系统的需求及系统使用前及使用后的科研管理模式、管理效率、经济效益等的变化。 2研究结果 2.1系统设计 分析需求调研结果后对科研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设计，本系统设计卫生计生委管理人员、单位管理人员、单位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和评审专家5种角色。角色不同，权限等级不同，可使用的功能菜单项也不同。共设10个模块，包括科研通知、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学术专著、发明专利、统计查询、下载管理和系统管理。 2.2系统功能实现 通过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构建，实现了项目申报、审核、立项、中期考核、结题、成果、、学术交流等真正意义上的规范管理、实时管理、动态管理，科研人员能够及时了解个人的科研情况，及时有效地总结阶段性工作，规划科研目标；区卫生计生委和各单位科研管理人员可以快速汇总检索科研课题、成果等信息；管理人员可以随时了解各方面的科研信息及相关数据，从而制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2.3系统应用效果分析 2.3.1系统应用前后的工作流程比较 该系统应用前后的工作流程。传统模式下，科研管理是常规的项目管理和每年统计一次的成果管理；信息化模式下，增加了机构管理和科研人员管理；项目管理更精细；建立了各种科研成果库。 2.3.2系统应用前后的工作效率比较 系统应用前后工作效率的改变主要体现在科研通知、项目申报、科研经费管理、科研信息汇总等几方面。（1）科研通知。经调查，传统管理模式下，科研通知下达至专业技术人员的时间平均为10.1个小时，时间最长的单位达48小时。信息化管理模式，卫生计生委下发通知的同时，科研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可实时接收到通知。（2）项目申报。传统管理模式下，区级项目标书申报流程中各项工作需要的时间。信息化管理模式下，卫生计生委管理人员就可以在系统中直接查看和检索各单位提交的标书及相关信息。传统管理模式下，卫生计生委科研管理人员各项工作需要时间。信息化模式下，系统可对项目负责人相关信息直接隐藏，项目申报汇总、初筛分数汇总仅需8秒钟即可完成。（3）科研经费管理。传统管理模式下，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登记在经费记录本上，卫生计生委年终考核时进行抽查。信息系统应用后，项目经费分类严格按照《闸北区卫生系统医学科研经费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项目报销，超出类别比例，系统提示警告；可以实时查询每一笔账目的使用情况，经费使用明细、已使用经费总额、剩余经费总额在信息系统中一目了然。（4）科研信息汇总。传统管理模式下，专业技术人员、区属医疗机构、卫生计生委对年度科技成果等相关科研信息的汇总时间。信息化管理模式下，每项汇总时间只需8秒钟即可完成。 2.3.3系统应用前后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每年节省纸张7900~9400张，其中区级课题标书3000~4500张（每份标书20~30页，全区申报项目数量150项/年）；12家单位下发通知使用纸质版分发的形式，按照每年中期考核通知3页纸，结题通知两次共4页纸，立项评审通知申报2张纸、初审通知5张纸、复审通知2张纸，科研信息汇总通知5张纸，科研考核通知10张纸，其他通知20张，每家单位平均分发通知至8个科室估算，共4896张纸，约4900张。 3讨论 科研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实践证明，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在医院科研管理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上海市闸北区科研管理信息系统设计对应用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系统从2013年7月投入使用以来，产生了积极的管理成效，优化了科研工作流程，实现了科研相关信息实时共享；节约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成本，提高了区域卫生科研管理工作效率；实现了依托系统的专家“背靠背”盲审，最大限度的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提升了项目评审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科研经费支出审核更为高效准确，能够实时动态掌握科研项目情况，全面监管项目经费的使用；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支持，达到了智能化管理的目的。系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仍有以下几方面需要改进：（1）不断规范工作的流程,改进和完善工作方法：应用的同时，要不断规范工作流程，改进和完善工作方法，才能相得益彰，比如，将年终科研奖励与个人科研信息维护挂钩等方式保证系统科研信息录入的及时性。（2）系统还要进一步改进升级，优化功能：目前信息系统具备了对科研相关信息汇总统计的功能，科研考核需要的数据能部分统计，而缺少报表的直接生成功能。以后系统进一步升级优化，年度科研考核表直接生成，帮助实施考核和分析。（3）与平台对接，实现资源共享：考虑与卫生信息化平台对接，实现与其他数据的互联互通、信息交换，进一步增加数据利用率。（4）进一步探索科研电子档案归档应用：科研电子档案能缩短档案能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且从接收到提供利用的流程，实效性强，利用率高。因此，将进一步探索科研项目、成果等电子档案归档的保存和应用，以便进一步节省资源，提高管理效率。 作者：买淑鹏 周洲 宗文红 单位：上海市闸北区卫生科技与信息中心 科研设计论文:机械设计大赛科研型人才的培养 1从参赛作品看目前高校机械专业人才培养战略 1）高校更加重视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此次机械创新大赛中，很多作品创意新颖，结构巧妙，充分发挥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将应用构思诠释到作品的开发设计之中，将专业理论知识实用化，锻炼了大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说明高校已经认识到对机械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不能仅仅局限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单调程式化的常规设计能力培养。机械专业人才的培养，应该是个性化创新能力培养的过程，通过特定教师专业指导和学校统筹资助，使大学生将创新思维想象变为现实的成果作品，锻炼了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创新和实践动手能力，经过锻炼的大学生在进入社会工作岗位后，保持创新思维的习惯，用出色的业绩成果在工作岗位上展示自己的能力价值。 2）参赛大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获得了出色的锻炼。 从机械创新大赛作品的制作水平来看，绝大多数作品制作的比较粗糙，说明这些作品都是学生团队自己亲手制作的。正是通过这些制作较为粗糙的作品，体现了参赛大学生锻炼和提高自身能力的过程，并且是一种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综合实践能力的锻炼，这个锻炼过程，不但可以将专业理论知识实践化，而且可以将知识学习和应用的范围扩展相关专业领域，使学生的知识理解运用和创新实践能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3）创新实践能力的提高带动了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 机械专业大学生参加此类组织形式正规、评比严格的比赛，会激发他们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锻炼他们创新的头脑。拥有了知识运用的兴趣，获得了鼓励性的成果评价，他们会更加主动寻找实践锻炼的机会，并以获得社会评价为至高无上的精神乐趣。尤其是机械类专业，专业知识内容繁杂，理论枯燥艰深，如果知识教育的内容仅仅是课本理论和课堂教育模式，很多学生会产生厌烦甚至逆反的心理，失去了知识应用的乐趣，对学习无兴趣，对进步无追求，对创新的感觉，对实践没有动力，而整日沉迷于游戏或其他不求进取的娱乐活动，这样的毕业生，将来走入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社会工作的需求，更难以成为突出的人才。 2机械设计大赛亟待改进的不足之处 尽管参赛作品众多，但是在作品评判和学生答辩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足需要引起重视。 1）缺乏高技术含量作品。 纵观这次比赛的参赛作品，尽管作品众多，但通过分析作品技术应用发现，参赛作品所使用的技术，基本上使用的都是机械行业传统技术，甚至是过时落后的技术，缺乏高科技创新与应用方面的亮点作品，说明大学生的创新实践内容与社会最新技术发展与应用之间存在的差距和脱节，这种落后的专业知识内容和落伍的技术应用会极大限制大学生们机械科技创新的思维广度，使高校的创新培养方案事倍功半。 2）创意方案缺乏社会实用性。 实用性是机械产品设计与生产的本质，是产生经济效益的源泉，因此创意任何一件机械作品的前提是能够在社会上具有实用性，能实际应用于社会生活。但是很多参赛作品的创意只是为了能够制作一件参赛的机械作品，而没有考虑实用性和经济性，因此这样的作品从创意之初就走入研发误区，缺乏应用价值。例如有一件作品，名称为“粉笔灰回收及粉笔再造机械”，主要功能是将黑板书写过程中的粉笔灰收集起来，利用这些粉笔灰再造粉笔，这台机械生产成本巨大，不具有实用性和任何社会推广价值。对于这样的参赛作品，指导教师负有很大责任的，没有掌控好作品设计开发的意义，作品从创意之初就已经是一个失败的方案。 3）作品制作缺乏严谨的科研开发方案。 由于大学生主要是以接受理论知识教育为主要目的，科研只是其学习生活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大学生普遍缺乏严谨的科研素养，在制作机械作品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规划和步骤，大部分参赛作品的所谓实用功能有不少临时拼凑的痕迹，缺乏机械设计制造所需的严谨规范性，作品制作与加工水平较低，性能不稳定，故障率很高。 3面向社会应用的高素质科研型人才教育策略 倡导大学生参加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之类的竞赛活动，主要目的是拓展大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但是创新实践的过程不能无的放矢，不考虑实用性、新颖性、技术先进性、社会经济性。要让大学生通过社会调研、知识应用和实践开发等标准的科学研究步骤，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拥有深邃的科研素养。 1）对于机械专业大学生来说。 首先，要创造机会让他们多接触最新机械技术在制造企业中的应用现状和发展方向，多参加一些高水平的学术论坛、创新大赛和社会工程实践活动，适当扩大专业知识的领域，从各种各样的实践和调研活动中汲取和积累知识素材、创新源泉。其次，大学生要端正自己学习和研究的态度，专业学习和科研开发既是一个提升自己能力的过程，但也是一个枯燥的过程，学习和科研要耐住寂寞，用踏实的态度去获取知识、提升能力。再次，大学生的科研创新，要紧扣实用性和新颖性，创新内容不分大小，而以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为主要衡量标准。因此，对于机械专业大学生，要充分理解“创新”的内涵，让自己辛苦的付出得到社会的认可。 2）对于高校来说。 培养高素质人才，要逐步改革传统教育模式中落后的知识培养内容和学生考核模式，建立一套“专业知识与最新科技应用接轨、跨学科知识综合应用、个性化实践能力锻炼、灵活高效成绩考核”的人才培养战略，尤其要培养大学生拥有一定的科研素养，提升大学生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为大学生发掘自身最优潜能、实现人生价值提供最佳的锻炼环境。 3）对于指导教师而言。 更应该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扩大知识广度，了解各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和发展方向，从而指导学生保持正确的科学研究方向，为学生快速进步成长提供最优动力。 4结束语 定期举办的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为机械专业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使他们在提高学习知识兴趣的同时，也获得了创新实践能力的提高，为逐渐成长为高素质的技术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学生们才能在走入社会后，以最佳的状态发掘自己创新的潜力，以最优的方式创造社会价值，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作者：邓飞 冯运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科研设计论文:企业科研设计知识型员工管理论文 一、科研设计企业知识型员工管理存在的问题 （1）薪酬计划及分配不合理。 科研设计企业普遍存在着偏向机关管理阶层的现象，专业技术人员未得到足够重视，知识型员工感觉自身价值得不到企业认可；即便一些企业目前开始认识到引进知识型员工的重要性，但仍然采用的是单一的高薪酬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企业具有一定的现金流量，否则，员工一旦得知其他企业具有更高报酬，便会跳槽。 （2）不重视知识型员工的培训和职业发展。 目前大多数科研设计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发展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计划，当知识型员工从基层操作人员晋升为管理者时，基本是不顾及其是否能够继续发挥其自身专业优势的这种传统的金字塔型的发展通道，不利于知识型员工潜力发挥。 （3）工作缺乏自主性和团队性。 知识型员工往往追求自主性，他们不习惯被指挥、操纵，而现今科研设计企业仍然把知识型员工当成普通员工，没有提供给他们工作的自主性和在组织中的参与权，这样压制了知识型员工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开发其潜力。由于科研设计人员的知识层次非常接近,因此在工作中人人都想争第一,人人都想做主角,所以他们更忠于自我，缺乏团队和合作意识。 （4）科研人员流动率高。 一直以来,科研人员流动意识比较强、流动率也比较高。科研设计企业花费高成本引进了一些高精尖专业人才,而其中的部分人才却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匆匆过客”，单位无法拥有和控制，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人才损失。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科研设计企业在引进科研人员时,往往只重视专业技术水平,而忽视了科研人员的道德因素和社会责任心,这部分人因为个人收入、工作兴趣等原因很容易流失；另一方面,有些科研设计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退休工资制度、公费医疗保障和创收压力等方面的变化,使得科研设计人员缺乏工作的安全感和稳定性；此外,科研设计企业在人员使用、绩效考核、薪酬分配和晋升制度等方面不完善，使科研设计人员感受不到公平与成就,也是导致科研人员流动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5）存在“劣才驱逐良才”现象。 一方面，部分科研设计企业为了解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采用竞争上岗、优胜劣汰的办法裁减冗员。然而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低素质人员不愿走、高素质人才不愿留的不良局面,造成了“劣才驱逐良才”的后果。另一方面，部分科研设计企业在选人用人机制之中,不是论业绩,而是论背景、论关系、论资历,有时甚至出现了庸才排挤能人的现象。 二、科研设计企业知识型员工管理方式探讨 （1）公平且富有竞争力的薪酬。 一改知识型员工单一的薪酬模式，实行岗位等级与薪酬紧密挂钩。实行岗位薪级工资制，在什么岗位，拿什么岗位的工资，岗位越重要、贡献越大的地方，工资越高。科研设计企业可通过公开透明的过程，实行岗位管理、任务管理、项目管理等相结合的绩效模式，建立相对公平合理且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奖励体系，同工同酬，不同工则不同酬。 （2）为员工规划职业生涯及培训。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可以防止科研设计企业知识型员工出现职业枯燥，保持对职业的激情；有利于建立企业人才梯队，使不同的员工对应于不同的发展和上升空间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需要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即企业要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培训，员工也需要在相近的专业中进行学习，以此来完成员工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知识更新速度迅速，因此，企业所提供的培训与教育将会成为知识型员工管理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3）富有挑战的工作和目标。 对科研设计企业而言，为知识型员工制定合理的工作目标非常必要。科研设计企业每年都应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将整个组织需要达到的目标细化分解，使每一名知识型员工都明确自己年内要按时保质完成哪些工作，应保证目标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并注重知识型员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给知识型员工更多的自我安排、自我发挥的空间。 （4）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及尊重。 科研设计企业不仅仅是归属于股东,而是归属于企业包括员工在内的相对利益主体。给予知识型员工较高的工资奖金等经济报酬已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他们似乎更关心来自管理者的尊重与理解，如实行弹性工作制，这样既可以减少缺勤率、迟到率和员工的流失，又保证员工有充足的休息时间来降压解压。由于员工感到个人的权益得到了尊重，满足了社交和尊重等高层次的需要因而产生责任感，提高了工作满意度和士气。 （5）打通成长发展通道。 根据科研设计企业实际特点，可划分为操作技能、专业技术、行政管理等通道，每个通道垂直划分为多个层级和等级。当员工希望全面发展或认为当前的职业通道不适合自己时，可以选择转换。这样既拓宽了知识型员工成长通道横向的可选择性，又延长了其持续发展性，使其在自己的职业发展通道上不断进步、成长。 （6）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科研设计企业应当营造相互尊重、清新和谐的工作环境,建立“学习、合作、创新、共享”型的企业文化。知识型员工的成长和发展,需要一个健康、和谐的工作环境和自主创新、有团队精神的企业文化氛围,企业也有责任为他们的自我发展和价值存量提升等提供宽松平台。 三、结语 科研设计企业是知识型员工的聚集地，对知识型员工的有效管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因此，科研设计企业要依据知识型员工的特点，搭建施展事业的平台，以严格的制度来加以约束，采用灵活的方式，以人为本，依靠企业文化的软约束，造就适合人才发展的空间和环境，最大限度的开发员工潜力，使优秀人才“成长有通道，发展有空间”，有效激活知识型员工创造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使他们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 作者：唐孝亮 单位：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科研设计论文:数据库结构设计的科研管理论文 1本校科研管理需求 在我院的科研管理过程中，科研处需要了解教师的每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包括项目名字、项目经费、项目人员、项目状态等;最特殊之处是本校项目经费编号必须和财务统一，只能按照财务软件默认给出的编号建立数据编号．这样才能核对项目经费、纵向经费等;项目所获得奖励(科技进步奖等)按照科研管理规定给予相应奖励;项目人员的信息和项目的每个内容都相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单位都有相同名字的人员，所以每个人员的信息至少要包含一个区别码，可以是身份证，也可以是工作证代码等等． 2数据库结构设计 2．1数据库选择 由于科研管理的保密性，本校科研管理不对校外开放，基本不用考虑并行查询的系统需求，另外，鉴于本系统目标用户普遍应用Windows系统，所以项目采用了WindowsServers系统下的SQLServer，在跨平台操作时，可直接用SQL语言进行数据读写和查询等操作命令．用于数据库中的标准数据查询语言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得到了验证． 2．2数据库结构设计 数据库的结构设计一定是在项目的最初完成的．构造数据库必须考虑所有需求规则．在关系数据库中，我们习惯称之为范式，参考关系数据库的多种范式，依据科研管理的需求分析，为扩大操作功能和减少冗余度选择了第三范式．科研工作者的信息是贯穿于整个数据库中的，必须单独建立的，同时为了避免多人同名可以采用唯一身份证号码加以区别．其表内信息依据需要建立以下字段:包括年龄、性别、单位院系、职务职称、技术领域、个人信息(电话)等．每个表单都有一个和人员相关的字段，这个字段可以是工作证号，也可以是身份证号码．每个表单都可以单独进行，甚至可以在备份的同时也不影响录入．如果将来需要查询某科研人员的详细成果，只要每个库调用相同工作证号或身份证等就可以．科研经费是每年国家审计管理的重点，每笔经费一定要保证和唯一项目编号准确对应．所以建立经费和经费分配两独立表单．两个单独表中经费都含有项目编号，这个项目编号和项目管理中的项目编号一致．由于项目管理表中有人员信息相连，所以只要通过调出科研经费相关联的项目编号后自动在逻辑层调用项目表和科研工作者库中信息，就可以得到全面的经费信息．而经费分配表中的人员必须符合人员库，这样就杜绝了非项目人员经费报销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查找同一个人员参加的不同项目的经费结果的复杂度．成果管理模块通过建立专门的成果库，成果库可以包括论文、专著、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在设计时同样建立一个单独的表，而成果中也有和经费模块一样的地方，也就是包含项目人员，这样将来查询某人员的时候，项目和成果可以一起得出． 2．3用户接口设计 根据科研管理需求分析，设计为多用户．第一种是数量最多的科研工作者的访问模块，每个科研人员可以利用互联网将在任何地点输入本人的科研信息和成果，这样可以将科研管理人员从大量录入科研工作者的项目成果、专利等繁琐工作中摆脱出来，同时也可以在保密许可范围内查询到自己参加过的所有项目、论文和成果;第二种是科研管理人员的入口(科研处人员)，科研管理人员必须通过授权才可以通过接口进入后台．在有记录的情况下，直接管理数据，包括输入到数据库、项目审核、项目修改(教师录入错误等)及删除等．这个入口可看到项目和经费，还可以审批经费等管理功能．超级管理员还可以对科研工作者授权，使之对本人输入数据的错误进行修正．一般来说，科研处的分工有多细，这个入口就有多细．比如项目管理科的人员就只能针对项目管理，项目经费管理科只能针对项目经费管理和项目状态管理等．这样，在管理上的细分导致多用户之间是严格不相关并且不能互相越权管理． 3数据库接口应用 本校科研管理平台用户功能在面板左侧以项目为例:分别为项目录入、项目修改、项目查询和项目分析． 3．1项目录入 该平台突破了传统的手工录入方法，避免了项目数量巨大，录入工期长等问题．最重要的是保证了非手工录入的正确率．创新方法为先在熟悉科研管理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完善的项目资料存档要求，并对每个存档内容给予明确的指示，应包含一个科研项目的所有基本信息．其中项目类型中应包含附加属性，如是否双十项目等;项目状态应添加自动修改的功能，当项目合同时间已到却仍未结题者，项目应变更为延期．当所有功能都已确定完成后，直接由项目负责人提供符合后台数据库格式的excel表格，无论申报还是结题，都由各科研处统一通过审核将各个项目表格汇总，项目录入工作就是直接导入．这样大大避免了手工录入的人为错误．如果有临时的突然增加项目，让项目负责人填好相应表格，直接导入即可． 3．2前台的查询功能 前台应将任意条件如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工作单位和项目编号等检索，同时应考虑到将来的科研管理需求，如想查询所有结题项目或经费等于4万的项目等其他条件等，这样的检索可以让我们在左边的可选字段中自由搭配，以便于应对不同的科研管理需求．所以平台开发为检索条件完全自由组合。 3．3项目修改 设计了对应不同功能的不同账号，并分别给予不同权限，如普通院系老师给予查询功能，首先通过教师的身份证号或者工资卡号等登陆，教师一旦登陆就相当于默认为查询自己的所有项目．如果是科研处的管理科研工作者登陆，则可以修改和确认．为防止科研处管理科研工作者的人工误差，可以在确认上有两个账号，由领导审核后方可生效． 3．4数据导出 项目查询完毕后，可以导出的EXCEL表格应是前面检索条件下检索结果的表格，要求应包含所有的科研信息．由于现有的数据仓库技术发展，将导出的数据中与现有其他数据来源(如其他大学的科研数据分析图)对比，可根据对比数据修整本校科研发展的方向． 4结语 科研项目管理，不仅可以用于本校，也可应用于各个科研院所及高校研究机构进行科研项目管理;也可用以绩效考核等．通过该系统，科研处可对任意项目随时进行管理．由于所有的数据都在SQL数据库中，随时可以调取项目的状态，使科研管理者能够为项目服务，从而提升高校的科研能力及成果率．本数据库未来发展是以科研管理部门为科研人员服务为基础，推动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为目标．既可以让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可以随时管理，也便于科研处、财务处等宏观掌控所有项目的情况，建立科研处、财务处以及人事处等统一应用平台，可以及时有效地掌握最新的科研情况。 作者：李杨 武莹 单位：长春建筑学院科研处 吉林建筑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科研设计论文:信息系统设计的科研管理论文 1需求分析 开发和建设科研管理信息系统是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突破传统科研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构建代替人工、信息共享、学科化服务、数据分析的快捷、准确、高效的科研管理新模式。其工作流程是科研人员通过系统对科研工作进行日常管理，科研管理人员的工作主要是对信息的审计和更高层次的利用。而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具有远程性、规范性、动态性、集约性等特点，能很好地收集、整合与传递科研信息，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研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较好地解决传统科研管理带来的程序繁琐且重复的弊端。系统管理工作的动态性和参与性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日常科研工作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2系统设计 2．1基本原则与目标 研究所科研管理信息系统是基于网络的科研信息数据管理平台，在系统整体过程中要充分把握规范性、安全性、实用性、可靠性、可扩充性原则，采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和模块化的软件开发方法。系统建设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覆盖研究所主要科研业务管理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以网络为平台，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简化人工管理流程，通过信息的一次录入，实现信息多方共享、综合分析加工和信息的批量导出导入，满足不同管理层次对各类信息的需求。 2．2功能设计 系统除了能够实现数据录入、权限浏览、报表打印、留言板等功能外，还需要实现节点推送功能、关联查询功能、统计/汇总功能和批量导入导出功能。节点推送功能:系统将业务流程串接起来，将节点任务推送给相关人员，并及时反馈相关工作任务和要求。关联查询功能:系统支持全信息的查询和关联功能，当用户需要了解一个项目时，系统能把项目相关信息一并展现给用户。统计/汇总功能:系统通过数据库层汇总分析原始数据，自动形成报表和数据，无需人工参与加工。批量导入导出功能:系统能够实现标准格式文件的批量导入，如任务书、开题报告、中期检查报告、结题报告等，也可根据需求将数据批量导出。 2．3结构设计 根据科研管理的业务范围和管理要素，科研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包含以下功能模块。信息模块:该模块由科技处基于门户网信息动态、最新通知和学术活动公告。项目管理模块:该模块是系统的关键部分，主要包括课题立项、开题、结题和成果申报管理。由用户通过权限账号进行全过程管理，包括课题研究过程性文件和成果，科技处通过管理员权限进行浏览审核并反馈。成果管理模块:用户登录后，通过该模块对个人成果进行填报和管理，包括论文、著作、获奖等方面的信息。研究生管理模块:该模块属于用户信息管理和课题管理一体化的部分，主要包括用户基本信息、选课明细和课题管理相关内容。研究生通过登录该模块，填报入学基本信息，选课明细，提交课题研究过程中的所有文件。科研条件管理模块:该模块对研究所科技资产进行统计管理。用户管理模块:该系统设置3种用户类型，分别为科技处系统管理员、各科室领导管理员、科研人员，并根据用户角色和单位不同分配不同的权限。另外，系统还通过网站提供日常所需的科研相关文件下载功能。 3系统技术实现 系统采用基于J2EE技术框架的B/S构架，以Eclipse+JBossTools为开发平台，以MicrosoftSQLServer2005为数据库平台，应用Tomcat6．0轻量级服务器，采用JSF、JavaBean、JPA等多种开发技术，在WindowsServer2003或WindowsXP以上操作系统环境运行。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在开发和完善时需重点考虑以下问题。一是系统的安全性。为确保研究所科研信息的安全，系统通过权限管理为每个用户分配相应的角色，不同的角色使用户使用的系统功能和查看信息的范围得到控制。除系统管理员外，所有用户只可修改自己所添加的数据。此外，系统还提供了操作日志记录功能，用户在系统的所有操作都有所可查，进而保证了用户的操作都是可审计、可追溯的。二是系统的可维护性。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每个功能模块的编程、调试独立进行。三是与现有系统的集成。结合研究所科研人员内部局域网账号，系统开发局域网内部系统的统一认证功能，方便用户注册。 4结语 基于网络的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和应用，能够实现科研数据的共享，保证科研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将有力提高研究所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增强管理工作的透明度。该系统距离先进、科学、实用的科研管理信息系统还有差距。其不足在于对信息的关联、数据的标准和规范、信息的共享以及全院甚至全军科研院所的通用等都未涉及。如何使科研管理信息系统更加完善、合理，还需要每一位科研人员的共同参与推动。 作者：李长芹 尉景辉 吴东 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勤务与医学情报研究所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要：欧美文学中有一个常见的、且永恒的特性命题是“个性自由”。在人的有限生命里，我们人类在努力探讨和追求的人生最大价值和人生幸福感使欧美文学的专注和永恒。欧美文学中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方向性的启迪，其意义极其深远。 关键词：欧美文学 个性自由 意义 引言 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起源，各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都是以口来传播，口是最早的文学小说传播形式，后来发展到书面文学中。其中“个性自由”。作为欧美文学中最长用的命题“个性自由”，我们从欧美文学作品及发展的历程中得以认识。 一、古希腊文学中的个人特性 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们的个人行为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富张扬的个性特点成为古希腊文学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点。虽然说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但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和个体自由是十分鲜明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纪文学。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义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赎，禁欲主义，乞求来世，让古希腊的人本意识蜕变为神本意识。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是一场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就是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以“人类的本性”作为观察历史的准绳，反对神的绝对权威。人文主义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即强调把个人放在一切社会关系的中心，充分肯定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基督文学、文化的否定和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学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倡导。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学”与“神学”的对抗，他的抒情诗集《歌集》，其中绝大部诗作是抒发对自己所钟爱的劳拉的爱情，大胆讴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爱。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及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总之，这时的许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当然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中世纪的“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转变到文艺复兴的“人应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这是西方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终结、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开始。 二、17世纪后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18世纪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两面大旗。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对个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启蒙主义、丰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予以否定，因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这种至善是美的，及发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类的合理的，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对人性的污蔑和罪恶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很广袤的天地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问题。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对人类的“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古典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更强调自我人性自由与追求。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现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个人的私欲和人类社会道德之间找平衡，他表现的是个人及自我的人生价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这种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个美好的文明社会，塑造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这种体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自由观和人生观的理想境界和归宿。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工业进程发生很大进步，这时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代表作。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物质和财富的创造来推动。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性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个性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失落。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对人性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从人道为出发点，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现在的作品通过文学彰显了物质化的社会现实，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深处的心灵变化，揭示和引导警告人们在物质面前人的脆弱及对人性的泯灭。也是对这种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这个世纪里付出了惨巨的代价，一战和二战对每个民族及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权利和尊严发出挑战。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对立的很大变化。那种人与万物、社会、自然及民族语民族人和人关系变得不再美好。从思想内容看，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到18世纪，西方人认为自己凭借着理性的力量可以摆脱“命运”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纪初，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渊，而且带着远比古代人更加浓重的悲哀和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人变成了“甲虫”；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没有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着忧虑 ，而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也丧失了。总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但是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作家在对“人”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问题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说，在寻找过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继续像“戈多”一样等待，或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地守望。 三、结论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的“自由”是把对原欲追求和个人荣誉当作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赎罪和来世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声色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唤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但在否定中世纪对声色、肉欲的摒弃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学的博爱仁慈等理性的内涵。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更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和个性追求之外，探讨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个性。浪漫主义文学，对个性自由更强调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与大自然的恬静形成一种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属性和理性的平衡。现实主义文学警告人们不要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不要被物化而丧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现代主义文学，指责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贱踏，使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品表现的是物质文明给人带来的更沉重的异化和危机感的情况下，表达出的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首先，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的文学探讨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到理性与情欲的冲突内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内部的诸多矛盾，包括潜意识层面。因此，随着历史的进程，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所探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其次，争取个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过得幸福、活得有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正是一个人幸福感强弱的最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命题的持恒热衷正是在探讨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大命题。第三，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但却始终不屈，因为欧美人把个人荣誉和个人价值最大化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宁可选择自由而短暂、光彩的人生。这就让我们明白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下的两个集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争取个性自由，让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欧美文学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还在延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走过极为漫长的路程。”但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的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意义极其深远。 欧美文学论文:分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中强调的独立见解的思想观念来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开拓,勇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使欧美思想 文化层面充满了进行自由交流、大胆创新的氛围。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美文学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及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文学及科普作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文学及科普作品能够更容易读懂一个国家的语言特征、文明发展、文化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在现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中，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语言特点，与汉语的古典著作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键词】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文化差异；翻译 但是，就近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影响力对比看，由于中文文字及语言处于高语境文化，理解与书写较为困难；而以西方诸多国家为代表的英语(语言)作品传播渠道和认同感较强。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要比我国的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大(当然，经济力量的薄弱、政治扩张力不足也有直接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大国梦想”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特别是能够反映我国当代优秀文化内涵和科技水平的作品一定要走向世界，展示给全人类。因此，这些作品的传播就离不开对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现代文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也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然要进行文化进步，就必须研究人类文明，必须透彻的了解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本质内容以及它带来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对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翻译的过程进行探讨，找到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一、早期的中西方文学交流 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解，我国早期的翻译家陈季同翻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外，他还详尽的在书中描绘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陈季同写了两本重要的书，即《中国人自画像》(1884)和《中国人的快乐》(1890)这两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两书都有英译本。特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年由法国巴黎卡尔曼.利瓦依出版社出版，当年即重印六次。英译本中介绍的中国人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相雷同。这说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文化相似之处。当然，很多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在不同时代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语翻译过程中有效的强化了不同语言的运用技巧，在使用语态和人物刻画过程中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有些简洁，有些直白，有些甚至在中国的一些“阳春白雪”类的文学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到的，粗俗的字眼的语言。然而，却更贴近生活，贴近广大的民众，同时也强烈的、明确的弱化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虽然不同民众之间相隔万里，语言习惯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都无可避免的归属与人类的范畴，遇到好事欣喜万分，遇到坏事痛苦不堪，对好坏的标准也是有一定想通之处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及科普作品在通过多方和双方的交流过程中，作品的本身的内涵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展示了不同语言文化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和对人的内心的冲击，从而对读者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其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生命力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实就代表了中国人对其文化的认同，至少体现在这一作品上。反之亦然。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而言，能够使得它们与欧美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在相互间交流与传递，并且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说明欧美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内容、形式、文化的认同。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在中英语言之间交流、互动。取决于翻译者对文学及科普作品中的语言、内容、人物性格和思想特点的把握。要翻译出好的作品，必须掌控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行为过程的关注，作品结局的把握，思想内容的精炼等。这其实要求翻译者对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和对源语言的良好学习，甚至对该民族的发展历史也要有很好的理解。否则，可能达不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这也是衡量译作是否为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前提。 二、文学与科普作品的翻译特点 从建国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科普作品在中国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欧美文学读者更少。由于我国大多数译者均来自高校，而高校的老师是做为教学主力的，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而我国的自由译者人数并不多。因此，科普作品翻译在我国的数量是凤毛麟角，不敢相比于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应该说，同样容量的译作，从语篇、词汇、读者三方面来说，科普作品翻译的难度甚至高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如果原作者在书中以大量实例来说明科幻、科普作品，那翻译者就要具有同样或更高的专业知识、储备，甚至于领悟能力都要高些。在此基础上，科普作品的翻译还要针对不同的读者或者根据读者的水平进行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有人掌握了语言能力，由于缺乏相关的科普知识，那翻译出来的作品会脱离“科普”轨道，或许更像是一部说明书。而如果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术，却没有相当的语言能力，疏于语言习得，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了解不深，同样不能够把科普作品翻译的像样子。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科普作品还是欧美文学作品都是个庞大的体系，属于科技文体类，两者的层次多、范围广。要对它们进行翻译，通常来说更需要了解它们的语域和语篇问题。在了解了翻译词句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情况下，才能够着手去翻译。这是一项综合技术融合度较高的工作。相比于与科普作品，文学作品则显得很灵活，提成则更是多种多样。就语言标的的风格来说，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本身的精彩程度、语言外在的吸引力，让读者阅读非常的时候是通俗易懂的，从而达到让大家都喜欢阅读的目的小说和诗歌等。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可能在语言上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另一面则是追求语言的内涵；而一些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通俗平淡的语言也可能蕴含了强大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内涵丰富，语言精彩。这说明文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提示给翻译，但译者却不能只看到差异并做为窠臼，重要的是以内容的表达为主。 三、欧美和中国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的翻译 要正确的对欧美和中国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的语言特征和中英差异。首先，既然本文说的是作品的翻译，就离不开词语。因此，下文强调“英汉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1)独特文化孕育了独特的词汇。每一种独特的文化相对应的就有一种独特的语言，而独特的语言包含了独特的词汇。北京人把走街串户的小商贩叫“胡同串子”；等等。(2)文化差异导致相同词汇表达的含义有差别。英文中的“red”和中文中的“红色”有时就含义不同。如词组“TheRedNose”意指为婴儿猝死。直译成汉语则是“红鼻子”，词意相差甚远。(3)文化差异影响到语义和要表达的内容不对等(不等值)。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个叫巴思的妇女，作家把她刻画成一个风流的女性，其中在描写她的装束时就用了“脚蹬深红色长筒抹”(译文：Herdosewereofthefinestscarletred，garteredtight)。这里scarletred带有红色，可是在英语里，却也有“放荡”的联想意义。再如，英语中形容红男绿女们的放荡生活用aredwasteofyouth表达。Isshereallysored意思是说“她果真那么不检点吗?”因此说，相同的词汇，如果用汉英两种语言来表达，可能会出现差异。即使用同样语言不同语境下意思也可能不一样呢。那么，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翻译异同在哪里呢？显而易见，是内容不同。文学作品可以极度渲染甚至是编造，科普作品则不能；其次是，语用词汇不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可以根据情节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做处理。但是，科普作品往往有固定的词汇和语用规律、搭配。最后，科普作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文学作品只要遵循一般规律就可以了。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在语域、语场、语旨上。因此，翻译文学和科普作品，不但要了解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习惯，还需要了解不同文体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论 语言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绚丽多彩的瑰宝和重要组成。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引人入胜的一面，也有不同的营养蕴含其中。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以联想、诙谐等等态度将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进行比较，从而深动地刻画事物，传递信息，说明道理。我们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对各种形象的联想和喻义的相似、相异及相同之处后，才能正确地使用和翻译英汉词语。 作者：苗国栋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欧美文学人道主义精神 一、人道主义精神 所谓的人道，是指的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由此可见，人道的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萌发的[1]。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脑中,它意指着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即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代表着反对封建教会专制,提倡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理念。直到19世纪,人道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而关于它的思想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完整。综合古典和现代的各位欧美文学思想大家关于人道的阐述，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基本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尊重人,关心人,维护人的一切权利，进而坚决杜绝和反对任何危害人的行为。此外，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倡导和弘扬人性中那种美好的、善的、充满慈悲的东西，抑制人性中那种恶的、残暴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倡以仁爱、宽恕代替暴力、仇杀,反对以恶治恶,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被人们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人道主义精神出了文学的界线后，在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详细的来说，人道主义的三大要素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即倡导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的基础上，保证头脑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保持对真理追求的热心和耐力，最终实现超越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于事情本身，而是生命的真谛！文学将人作为研究的要义，其中体现的具体含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非就是倡导人的价值。早有说法是，将其归结在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肉体上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精神上，人因为有精神灵魂的存在而不同于其它动物。三是，人的尊严，尊严高于幸福，人活着就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来做事情，才能获得幸福。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赤裸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欧洲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此前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巴尔扎克的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把人道主义精神彰显到极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很多作家在深刻描绘人被金钱异化的剧章中，处处流露着对金钱社会腐蚀中物质腐坏了人的灵魂、毁灭了人的天性、破坏了人的一切正常关系的哀悼之声。为人熟知的雨果、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宣扬人道主义为天职。他们笔下的人物，无不体现着正义的人道主义本性，体现着宽恕、人爱的美好品质[3]。这里不得不提到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小说似乎有意选取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背景，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悲欢离、恩恩怨怨。书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作者笔下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物，当然也是狄更斯自身惩恶扬善的意志指导下的产物。梅尼特医生集中体现了仁爱宽恕的思想，他年轻时就正直高尚，对兄弟仗义相助，并且能够接纳仇人的后代为女婿，并在监狱中为所有的人看病。他的志愿就是想用爱消除罪恶，宽恕仇恨。与此同时，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个泯灭人性，残暴的人。甚至为了私欲，残害了农妇一家。结局是，他最终被革命党杀死。同时期的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的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其被学界公认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此外《爱尔那尼》的演出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并走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后期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欧美文学，对于人性的表达更加的直白、质朴和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紧追时代的潮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叉领域中不断抒发着它的想法。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各方面都进入发达阶段。但是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艾滋病的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危机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各种压力促使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扭曲。《变形记》就是描述人类在同命运都在中不幸被残酷现实打败的作品，卡夫卡形象生动的文笔让我们感受颇多。 五、结论 欧美文学就是如此孜孜不倦的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不论是古老的神话主义，还是现代的理想主义，都倾注了人道的精神。神话故事的梦幻美好，现实生活的真实残酷，人道主义都是它们表现的主题。原因是，它们清楚的知道文学以人为表现主题，而人也注定最美丽的风景。 欧美文学论文: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嬗变 骑士现象虽然孕育在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随着骑士制度而形成的骑士精神却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代代相传，成为欧美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核心的骑士精神，与其说是对中古骑士客观精神状态的准确描述，还不如说是欧洲封建时想化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和东方中国的“侠义精神”相呼应，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所以，骑士精神不仅是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精髓，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时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将骑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溯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衍变轨迹，不仅使我们管窥到欧美文化的发展变迁，还可以感受到文化与世俗之间血脉相连，互相滋润的互动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骑士精神的渊源骑士制度形成于欧洲中古时代。 长子继承制这一独特的家庭结构使贵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转而求之于外，以战争、抢掠为主要谋生手段，成为职业乘马骑士这一特殊的封建阶层，替国王或领主出征从而获得封赏或采邑。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更凸现了骑士们相对于步兵的优势和独特的存在价值，骑士制度进入全盛时期。12世纪曾经出现了从国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参加的骑士团组织，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在当时，当骑士是一件非常荣耀和时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艰苦的训练。一般是在七八岁时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社交礼仪和军事技术，直至跟随主人作战，如果表现合格，则举行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封受骑士封号。骑士制度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避免了家族内耗，培养了对外开拓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尚武之风，实现了藏兵于民，从而节约了国库开支，国家也有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准军事阶层，除此而外在精神层面还孕育了荣誉与浪漫这两大主题，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可以说是其泽绵绵，至今不绝。 (一)来自于宗教的荣誉感欧洲中古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骑士与首领之间固然仍保持着蛮族时期首领与侍从之间的传统忠诚关系，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他必然对基督教社会和教会保持忠诚。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十字军东征就是依靠宗教热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联合起来。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关系，骑士的根本目标在于荣誉，而且既然那个时代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骑士仿效上帝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荣誉的事。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骑士英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旧约》中讴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这两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诞生于战乱频繁，封建割局的法国和西班牙，而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形成对抗状态。国王和骑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当时进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罗兰、熙德等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违背自己主观愿望所尽的单纯义务，而是根据荣誉原则所做的个人独立选择。他们是民族英雄，也是为信仰而战的殉道者。《罗兰之歌》中大主教杜尔滨对罗兰等人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将成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乐园中你们也将有一个位置。” (二)来自东方的爱情观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西欧逐渐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拜占廷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经东征的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逐渐取代了夏娃“恶”的形象;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女子也从夏娃的“恶”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贵妇人。对这种新型的世俗的骑士理想进行描绘的文学作品包括骑士抒情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爱情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绮瑟》只是开头描写了骑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险经历，相对于整个传奇而言，似乎仅为引入讴歌特里斯丹和绮瑟刻骨铭心爱情的楔子，最为打动的也是他们这段“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悲剧。骑士之爱，又称浪漫之爱，风雅之爱，在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封建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实际上暗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社会行为模式的探索。这种爱的复兴，虽然是充满不着边际的幻想，但确可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罗素曾说过:“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 二、骑士精神的演变中世纪结束了，骑士制度也成为陈腐的过去，但骑士精神并没有衰亡，反而借文学的媒介而薪尽火传。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骑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对于骑士精神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将其看做一种精神理想而大唱赞歌。这种态度在后世的作家笔下则难以看到。对于塞万提斯，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来说，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剖析时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题的基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诃德并不是骑士，他的穷乡绅身份注定他没有做骑士的资格，他也无骑士封号，他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骑士制度，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所谓的骑士角色。于是塞万提斯奉献给读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世界，一个是疯狂的堂·吉诃德世界。“高贵的骑士”在自己疯狂的世界里按照骑士的最高标准行事，他那强烈的个体意识与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怀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可悲的是，这种和谐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格格不入。 塞万提斯越是把堂·吉诃德的骑士美德夸大，就越显示出他多么符合骑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尴尬的境地，与冷酷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人类丧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资本积累的疯狂尽显了人性的贪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堂·吉诃德》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诃德之口倾诉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对现实而发自内心的悲哀。在塞万提斯看来，虽然骑士道德有其过时而腐朽的一面，但它毕竟倡导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落后的却仍有诱惑力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某种共同愿望和理想。“我们应当承认在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是从滑稽的方面来理解罢了。”屠格涅夫的这句话至今仍是评论堂·吉诃德的经典之据。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都是借骑士精神来表现现代意识的。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通过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塑造，极力讴歌骑士精神，借此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抨击现实的贪婪、残酷和非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塞万提斯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塞万提斯那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他们的历史小说，意在通过复苏“古代精神”来观照现实。 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着力渲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红屋骑士穆朗千方百计营救即将上断头台的王后的英雄事迹以及营救无效自杀殉情的悲壮结局。这在客观上或许起到了“讽刺”骑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马营造悲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突出骑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历程，从而以一种古老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吸引读者，与塞万提斯的审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认为，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用奇异的力量使读者在几个钟头之内恢复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骑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们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气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对“爱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无穷遥远的未来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现的是12世纪末狮心王理查在位时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重想像和虚构的传统，把奇妙和真实这两个史诗的要素放进小说里面，使平民百姓质朴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骑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散发出迷人的诗意和盎然的生机。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还使当时及后来的读者突然发现了那种“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中所蕴涵的某些并不过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当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针对的《十字军骑士》同样昭示这一点。19世纪后期的波兰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的铁蹄之下，显克微支创作《十字军骑士》的意旨十分明显，他希望从祖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求鼓舞人民摆脱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这部小说热情讴歌一批波兰贵族骑士在保家卫国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揭露了“十字军骑士”的野蛮残暴行径;“骑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高尚与卑劣的分水岭。波兰的胜利也是骑士道德战胜邪恶的胜利。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 在知识膨胀、网络速递的今天,各大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员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繁复、棘手。譬如,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文本,怎么办?教师简单地以多媒体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可取吗?外国文学作品质高量多,而许多学校的课时不断缩水,教师们按照时代与国别为序的方式详细地讲解,可行吗?传统讲授外国文学基本上把重点放在20世纪之前的欧美文学方面,那么20世纪以来的文学,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断模糊高校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时,外国文学教学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我们该怎么迎接课程变革、时代挑战的问题。我们认为,面对教学、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每位教师都应按照自己学科的特性,结合个人的所长,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阅读文本的选择、讲授方式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强化“两头”授课内容,加强彼此内在联系 就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据新要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授课时间。随着新的课程的不断加入,教育部门要求各教学具体实施单位挤压原有的授课时间,为新课程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先每节课50分钟,现在减少为40分钟。这就要求教师们在授课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取舍。在授课内容方面,教师“教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两头”,一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体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腊神话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和土壤、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话原型的力量影响着后世欧美文学。古希腊神话原型属于世俗神话原型,包括女性神话原型、男性神话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寻找原型、父子冲突原型、母子冲突原型、两性冲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 施教者惟有让初涉西方文学的学生领略到她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姿,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去阅读、玩味、鉴赏、评论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优秀的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养分。因此,一般学者对重点解读古希腊罗马文学部分大致没有异议。但对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学界,还存在一些成见。他们认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没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例如,意识形态浓、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还有一些遵从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学,的确下结论略嫌仓促。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纪冷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对垒的结果,既有某些人对某一利益集团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阶级或种属的偏见,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历史上学术界把这部分作品调子定得太高,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学术界的看法相对一致,我们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彩纷呈,大家如云,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诸如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与戏剧、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正在产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等等。对于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变的先锋实验性作品,有些老教师还有所保守,不知该如何进行讲授,毕竟,20世纪的文本与文论都过于庞杂了。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轻易讲授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东西给学生,似乎显得不够尊重学术,也对学生不大负责。文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的“晴雨表”。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浮尘起落与心路历程。因此,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我们更应当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关注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更何况,随着许多中国家庭单位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个个体的时间与空间被社会多层级的分割与压缩,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时空少之又少。事实上,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时候人们就只有退守到心灵深处,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理想的灯塔、洗涤自己的伤口,进行自我疗救。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为我们心灵的栖居地。除了“两头”之外,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与19世纪文学都不应偏废。为了让学生具有一个文学史的全局观念,讲授者不仅要在时空布局上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发展主线,挖掘“人的魅力”。我们在梳理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同时,要强调文学的审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时代、每个个体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类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过程。当然,对于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又可以别开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进程将全球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或以专题形式(譬如英雄主义、妇女命运、流浪汉小说、战争题材作品、爱情作品等)授课,而不是按照国别史的序列进行授课。这样学生学习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了解,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更有充盈感、坚实感和系统性。 二、外国文学文本的选择问题 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分析了外国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但在具体文本选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把重心放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上,又要紧抓地方性文学不放,同时也不可放松对各种实验性文本的阅读。此外,我们也要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文学经验,重新认识、审视文学。 1.选择经典文本(包括文学理论著作)进行阅读。每一个时代都有经过大浪淘沙、汰洗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让学生不带有个人的“偏见”去阅读那些文本,这样既可以使学生为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经典文本有所“感动”,以便于传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敦促学生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那些作品,发现其中的异质内容,帮助学生与文本保持历史间距,增强阅读与理解的张力。古往今来天生就带有时代基因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没有当代性?例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变形记》《哈姆雷特》《失乐园》《伪君子》《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荒原》《尤利西斯》等。以《荷马史诗》为例,盲诗人荷马吟诵古希腊人的英雄业绩时,就鲜明地反映了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那是宁为“人雄”而不作“鬼雄”的时代,是英雄展示个人又服务于集体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陶醉于人的力量,是一次对人的力量与价值的有意义的大发现,讴歌人自身,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荷马史诗》的中心主题。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又从中读到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荷马史诗》时,首先就把特洛伊战争定位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将道德的天平倾斜到特洛伊人一边。有些读者甚至联想到国际环境与家国的关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或由于绵绵不断的战火而丧失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家人,深感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恐灾难的到来;或曾经通过战争获得了可能的一切,建立起了令人炫目的事业大厦,他们阅读的感受自然又不相同。当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长达10年的战争也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总之,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可塑性,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经典作品中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正是各个时代不同精神产品的交易中心疗治中心。在选择经典文本时,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实因素,就是我们的学生常常有排斥外国文学的想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多么精炼、含蓄、深刻,从《诗经》《西厢记》到《红楼梦》,哪一件不令人称奇!而西方的作品叙述话语常显得冗长啰嗦、繁复难解,譬如《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环境描写偏长,人物的名字也因偏长而难以记住,再则学生看到的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翻译过程中外国语言的优美处常常也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些。虽然有的作品经过译者创造性处理,但与原文本相比还是有距离的。简单地说,这些同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学。屠格涅夫就曾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之情值得肯定,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就需要思量了。另外阅读和欣赏心理的定势特性,也是学习别国文学的大忌。作为外国文学教师,我们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新感悟力、新冲动、新趣味,使其不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2.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可以有地方特性,在选材、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具有地方色彩。地方特色文学的兴起,是伴随着各地域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而日渐成为世界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地方文学立足于各民族文化,富有独特的地理、风俗、心理、性格等地域特性,它不仅折射出各地民俗、神话、民族精神等的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其鲜明独特的地域表达方式和地域特色,可以凸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对比,从而获得了隐喻性和指向性,丰富与深化了各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文学的地域色彩。美国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同属此列。这部作品作为描写南方社会地方性的小说,着力表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变迁,同时也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美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事例很多,譬如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分析福克纳与肖洛霍夫、福克纳与沈从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世界,以便获取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认知。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文学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地方文学既可以突出文学的个性色彩,更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写作方法上自觉求新求变,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化自己的研究角度。尊重不同国别的地方性文学,也是文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感情的需要。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与高校生人文素质培育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辨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间题;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逆境生存能力，适应当今竞争的社会环境。关键词欧美文学;大学生;素质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正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只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物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爱因斯坦说的正是在学科教育之外，应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一、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国家提出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设想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认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弥补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同时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大学语文的教学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它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成为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所在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至今已经有10多年。目前我校在大学语文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门新课—欧美近代文学，作为大学语文课的延伸，也必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谈谈欧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人文素质培养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在人的全面素质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应主要包括:知识素质、道德素质、情商素质、行为素质和身体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全面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应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之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文素质教育是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通过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具有较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在大学语文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继承的问题;而外国文学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借鉴的问题。它们一起组成了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今的世界上，国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无数优秀作品，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项的情况，以至风俗礼仪、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无不鲜明生动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艺术形象、生活画面和社会知识、是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宝贵材料。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这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欧美文学，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那么，欧美文学教学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欧美文学教学的结果，究竟要使学生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的，它是大学生成才的“发动机”和“导航器”，为其提供成才所需的不竭的动力和正确的目标方向。它要求大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是谓“积小善而成大德”;“学会做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他人的人。从而克服感情的混乱和失调。扫除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迷障，以便把握人生，创造和实现人生的价值。文学中的“寓教于乐”正是指这一点。关于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欧洲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丁渴望祖国统一和复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国家民族做了好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就予以赞扬，哪怕是自己的政敌。欧洲文艺复兴巨人多，其中莎士比亚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哈姆雷特》，并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也将启发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而从理论上讲，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了悲剧“净化说”，肯定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要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要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轨道。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辩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求善，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善者，在于祟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道德素质是与“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相对应为什么说欧美近代文学可以教会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这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在欧洲文学史上，大量的经典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的反映。欧美文学课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讲解，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作品，更加能够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欧洲文学的分析本身就是典范。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代表作《神曲》虽然采用中古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包含着中世纪繁琐哲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说教，但它却是中世纪文学中最先创造出广泛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思想认识价值的伟大诗篇。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经过莎翁的改编，一段中世纪的封建复仇故事，变成了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风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更加明确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巴尔扎克就曾经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突出文学的教育功能，丰富的欧美文学正成为大学生认识欧美历史、培养辩证思维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立足当今，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以及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促使学生解放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更开放、更合理、更有活力，也是欧美文学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把欧美作品中的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情。对于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件有成效的事情。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回归自然思想 一、希腊神话中的遵循自然 希腊神话是欧美文学的源头，它的好多做法对欧美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回归自然的思想当然不能不从它的源头说起。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而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神”的身上，既倾注了他们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充分反映出他们渴望了解自然以及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当时那些知识和智力都极其有限的原始初民们来说，要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作出解释，谈何容易，他们甚至对物的兴衰和人的生死，都一片茫然，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终于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妙的神话。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想象不是一点没有道理而不着边际，而是他们也在以“此”推“彼”，企图以人类自身的经验寻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便有了最起码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想象中，宇宙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着生命，而且都在冥冥之中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主宰着，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他们看来那就是“神”。 这就是他们的思路，即“神”尽管神奇，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但他们必定也与人一样有来处，有习性，有情感。于是在他们创造的神话中，便有了这样的描述，即一切皆从混沌开始，然后，混沌生了地神该亚，然后衍生出黑暗和光明、白天和黑夜以及天空、海洋、冥界等等。再之后苍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该亚结合，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一共生下了六男六女，即十二泰坦巨神。这样一来，世间万物便各归其主，各有其属，而且还各行其责。你看，宙斯掌管天，波塞冬掌管海洋，哈得斯则掌管着冥界，而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弗洛狄忒以及农神、火神、月神、家神等等，都分别掌管着世间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便事无大小，不论巨细，都“冤有头债有主”，显示出了大自然的一片秩序。在这样的一种构想中直让你感到不论世界有多大，有多复杂，总会有一个或几个“神”在统领着，绝对不会无序。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神话中古希腊人还将这些神完全“人格化”，把他们描述得不仅有计谋，而且有情欲，甚至有小心眼儿，比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不断迫害她的情敌。当然，既然是“神”，就必定与“人”有区别，这就是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而且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总之，我们读希腊神话，可以感到古希腊人处处都在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找到每一种事物的“对应物”，而且极力想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这种“前因后果”的推导的思路，是完全照着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在走，它充分反映出古希腊人遵循自然、描画自然、展现自然，最终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思维定律。正因为源头就与自然密不可分，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回归”自然。 二、中世纪的违反自然 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是欧美文学史上被称作中世纪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它不仅“时间最长，成就最差”，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显得“暗无天日”，让人不愿回顾。原因就在于在这段时间里，欧美文学完全被宗教神学所统治，与当时所有的事情一样，违背了自然规律。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欧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当时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在当时的作用主要是被统治阶级用来麻醉民众。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对上帝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它宣扬世间万物由上帝创造，引导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生在世根本谈不到实现所谓的“现世价值”，而是为了赎罪，为了死后灵魂进天堂。这即所谓的“原罪意识”。应该讲，在基督教文化里，绝对包含着对人的理性和道德伦理的追求，绝对包含着对人性的执着提升的意义，否则她是绝对不会成为日后西方人普遍信奉的东西的。然而在当时，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作祟之下，她被完全“反动”了，这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对上帝的服从，利用这种“原罪意识”把他们的意志说成是上帝的意志，让人们实行禁欲，甘愿接受他们的奴役。 很显然，正是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这种作祟之下，基督教被用来实行神权统治，其结果就是禁欲主义盛行，人的天性受到大大的抑制甚至是封杀，长期发展起来的那种张扬人性的希腊罗马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科学文化也被当作了神学的奴婢，所以她本身一些积极或正面的东西被掩盖了起来。作为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以教会文学为主流。它一味地宣传宗教教义，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完全沦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说到底，中世纪文学是违反自然的，是反人性的。它为人们迷失自我崇拜神权起了推波助澜甚至主导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超越自然 我们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14~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场大规模的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当时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中世纪的黑暗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而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在此之前那种长期被宗教蒙昧思想统治，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创的那种张扬人性的思想几乎丧失殆尽，人的所有权利，包括情欲、争取自由的行为等统统被封杀的可怕状况。因此它的出现，意味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它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常说矫枉必过正。正是由于中世纪太黑暗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解放也就在一片释放之中显出了“过正”之嫌。比如在非常有代表性的描写人性解放的《十日谈》里，高尚的爱情和低俗的情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纵欲都被认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得到了肯定与提倡。莎士比亚敏感地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后期的创作中，写下了大量由野心、私欲导演出的一幕幕罪恶的悲剧。比如他的四大悲剧《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莱特》就深深地反映出了纵欲的可怕。 他的这种表现是发人深思的。所以我们说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寻找着一种情感与理性间的平衡，是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双向选择，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 四、启蒙时期的回归自然 毫无疑问，与“回归自然”思想最吻合的就是启蒙时期作家们的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欧美文学，将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和谐。我们知道18世纪对于欧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原因就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一场新的具有更加深远影响的伟大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可以说西方世界一向炫耀的就是他们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他们那种先进的管理，他们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向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此时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扫清了道路，进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简直无法估量。所以康德曾经在谈论启蒙的著作中说，一切皆在启蒙!由于启蒙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密切结合，它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比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它倾向鲜明，饱含哲理，把“理性崇拜”作为旗帜，涌现出了一大批真正从骨子里追随自然的作家和思想家。 其中法国的卢梭是最典型的代表。卢梭的一生，始终在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美好、纯粹的人生境界。他所有著述的轴心问题就是阐述“返回自然”，以此针砭和抗拒那个专制的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不自然”社会。无论是他的理论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还是他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甚至《忏悔录》，里面都充满了对不自然的人为、专制、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然、本真、善良的赞美。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通过对一切自然美好的呼唤，让社会变得自然美好起来。比如《爱弥尔》是一部讨论教育的哲理小说，“爱弥尔”这个名字是作家在书中拟定的一个学生。据说作家写这部书构思了二十年，撰写了三年，可见它的重要。小说于1762年出版。卢梭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全书分为五卷，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顺乎自然”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整部著作夹叙夹议，其主线就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 比如卢梭认为，对儿童的教育要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他说，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唯一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他为什么倡导在乡村进行启蒙教育呢?因为乡村是最少工业文明浸染的地方，是最接近自然的。为什么要读《鲁滨逊漂流记》呢?因为《鲁滨逊漂流记》是最能体现自由冒险精神的，也就是最鼓励发展人的自然天性的。为什么要学习木工呢?那是因为木工是最能体现“心灵手巧”、最符合“自然天成”美的规律的一种工艺。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处处想着“自然”。至于被称作“卢梭主义百科全书”的《新爱洛依丝》，就更是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结为自然的东西(这点我在《论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主题》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在赘述)。总之，卢梭告诉我们，要找回美好，那就是也只有是“返回自然”!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悲剧意识思索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二、“魔鬼”悲，“上帝”也悲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一点的作品，上帝与魔鬼是经常要写到的两个形象。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形象”(或者说是理念)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在作品中就使得这两个形象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意念也太让人咀嚼玩味了。其中的悲剧意识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魔鬼撒旦无疑是“罪恶之源”，因此它总是要遭受上帝的惩罚，说到底他一定要失败。但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作家却赋予了故事以全新的演义，甚至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在这部名著中，撒旦成了革命的“典型”，胜利的“得主”，上帝倒成了一个失败者。难道不是?你看这“撒旦”虽因纠集天使作乱被打入地狱深渊，囚禁在金刚不朽的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但他死不屈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运用智慧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致使这对夫妇被逐出伊甸乐园，实现了他对上帝“恶作剧”似的复仇。这里的寓意是很不寻常的，除去作品独有的革命主题之外，仍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玩味。 常情常理在这里得到的是颠覆，而表面的得势与实际的结果又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平时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一方成了(或可能成了)最终的得意者、胜利者，而一向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一方倒栽了个“底朝天”。这正像体育比赛中的“得势不得分”，结果更可悲。这种打破常规、惊世骇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故事演绎的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理念或意识。再如著名的《浮士德》，它是大师歌德花了六十年心血锻铸成的经典之作，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在此作中大师用“浮士德博士”这个人们熟悉的人和事，本质性地揭示出了人性矛盾对立的两面，这就是:当“上帝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是一心向善的，我充满了对知识的饥渴、对爱情的盼望、对艺术的挚爱、对事业的慕求、对美好的向往;而当“魔鬼缠身的时候”，“我”则丑态毕露，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因此在作品中，歌德既全面地描写了浮士德对学问、爱情、艺术、事业的孜孜以求，也详尽地展示了他“沉迷爱欲”、“附着尘世”的难以自拔。对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魔鬼悲，上帝也悲”。当然作家远远没有到此为止，他揭示主人公的一生奋斗，不论爱情还是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深刻地寓示了一种“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意味，这就是用有限追求无限的可悲可叹:生命是短暂的，至善至美则没有穷尽，所以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大彻大悟的悲剧意识，实在不是悲观，而的的确确是一种清醒。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西方宗教文化与欧美文学教学 一、我们都知道，欧美文学来源于两大系统，这就是来源于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和来源于具有唯灵主义内涵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情欲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情欲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情欲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这种升华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法国古典主义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时代，贵族们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奢华并不粗俗，反而由于他们审美趣味的高尚显得相当的雍容华贵，他们不仅衣着得体，举止文雅，而且逐渐培养出一种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高贵、典雅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路易十四本人就是这种新风尚的典范，相传他在参加舞会时还对他的侍女们脱帽致敬。虽然古典主义在政治上是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回归，但在文化风俗方面它却使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得到提升。在传统的欧美文学体系中，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常常被阐释成是与基督教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思想家们反对的只是基督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是对基督教抽象的、违反人性的教条的批判，而对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即基督教人文主义，则不但没有抛弃，反而通过阐释，把它植根在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属性，即由信仰外在的上帝转变为信仰人心目中的上帝。这种基督教信仰属性的改造由法国作家卢梭开始，并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神学，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新神学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因此，从宗教理念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宗教的某种回归和超越，通过浪漫主义运动，人们对内心体验的宗教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又具有人文理念的属性，它表达的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张扬，对自然纯洁性的赞美以及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这种宗教性与人文性的交融正如奥克塔维奥·伯斯所总结的:“浪漫派的宗教性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是欧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一方面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并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努力，因而使得这时期文学表现出关注现实生活，张扬个性和反叛传统等精神素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摧毁，使得人们在心灵上更加需要传统的宗教信仰来获得灵魂的安宁，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祈求宗教来拯救社会危机的精神意向，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紧密，这时期作家不仅表现了浓厚的宗教理念，而且还自觉地承担了宗教的救赎功能，从而使这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救世色彩。 欧美文学论文:女巫叙述与欧美文化及文学创作 美国萨勒姆(Salem)小镇因女巫而出名。早在1692年,萨勒姆一个牧师家的一对男女小孩,声称看到了异象。紧接着他们人形大变,呻吟作苦。官方很快将疑点集中到牧师家的印第安女仆身上。女仆屈打成招,招认曾暗领撒旦密旨,作法迷心,加害两位小主人。可法官哪肯就此善罢甘休,“女巫”干脆将邻里中略有桀骜之气的女子一一供出,一下揪出数百女巫,数十人被法庭绞死。平静祥和的萨勒姆小镇被搞得人人自危。这段历史不仅给小镇,也给整个美国历史带来耻辱。 女巫审判中有一位特殊的法官――约翰・哈索恩(Judge John Hathorne)。他痛剿女巫,不知多少人在他手下做了冤鬼。之所以提到哈索恩法官,还缘于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后代――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家深以祖先为耻,给自己的姓氏里多拼了个字母W,以示与家族决裂。祖辈的耻辱,反倒让霍桑对清教传统重压下的妇女寄予同情,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还有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也根据萨勒姆审判创作出影响戏剧史深远的《炼狱》(The Crucible,1953)。在麦卡锡恐怖时代,该剧逆风而动,因深藏讽刺而成为名剧。名著、名剧演绎的女巫迫害,主旨大都是控诉美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与压制,以及主流社会的偏见与冷酷,也暴露愚顽氓众的人性泯灭。但是,女巫传统毕竟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还不能说它早已落套为历史旧谱,或权当授古诫今的逸事。发达、现代的美利坚,虽然科学技术很先进,功利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深入骨髓,但女巫文化还有一线生机,深植于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之中。时光荏苒,它虽饱经世变,却并未在快餐文化里委靡。 纽约州界有一处叫“燕尾服”的地方,是全美第三的“恐怖森林”,其实只是个运营成熟的游乐园。看到“燕尾服”的地名,我想起一句老话: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在一本研究女巫的著作《女巫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itches)中,我读到中世纪女巫午夜聚会时,魔鬼总化身公羊或人形,虽着一身庄重的黑色礼服,却常露出公羊的角和脚来。 该书作者巴罗伽(Julio Caro Baroja)是位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人类历史学家。虽然形式上是学术专著,但该书内容生动,纪事写景都很丰富,兼有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如果想对巫术历史溯流寻源的话,可以在两千年前凯尔特人对时间交替轮回的崇拜里找到蛛丝马迹。与主流文明不同的是,古凯尔特文化相信“一日之际在于晚,一年之际在于秋”,所以在一天的“开始”(即黄昏时分),或一年的“开头”(即晚秋时节),凯尔特人会祭天狂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会在十月底过万圣节。《女巫的世界》给我们展示了欧洲大陆女巫历史的生动侧面。作者收集了大量教会图书馆珍藏的巫术审判档案,有一段17世纪初的巴斯克女巫审判最为精彩。1609年,国王亨利四世指派法官德・兰克(De Lancre)去巴斯克审理堆积如山的巫术案。这位法官是个有心人,在血腥裁断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用审判记录做素材进行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叙述。 《女巫的世界》就是以德・兰克留下的档案史料和“创造性叙述”为对象,分析16世纪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从书中罗列的档案里可以看出,这位法官很擅长把犯人的口供惟妙惟肖地呈现给读者。《女巫的世界》一书援引了兰克法官完整的审判记录,大大增加了可读性,而且还配有不少插图,更显得情趣盎然。该书的分析和阐释部分试图发现巴斯克女巫盛行的根本原因,于是从风土人情入手,展现出巴斯克与西班牙和法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这里一直比周围地区落后、贫穷,基督文明未能扎根于民间。在以渔业为主的巴斯克沿海地区,男性对家庭缺乏责任感,除了经济上供养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外出,或海上捕鱼或寻欢作乐。因此,巴斯克妇女主导着社会生活,她们以特有的方式――巫术维系着集体认同和信仰生活。但我想女巫历史也许还有另一层,就是以女巫为题材的绘画、文学和文献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女巫审判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还有男权社会对女巫叙述的需求。在教会统治的压抑时代,德・兰克将女巫审判的档案,添枝加叶转述成奇闻逸事,绘画作品也借诅咒巫术为名,渲染女性的身体和性幻想,满足男性的窥淫欲望。从根本上说,德・兰克不过是唱着维护世道人心的高调,行着声色货利的实务。 逃到北美的女巫也许后来颇有建树,因为八十年后新英格兰又上演了一出场面宏大的女巫审判。17世纪的萨勒姆异常贫瘠荒凉,诸果不实,杂木丛生,森林敝日,颇显荒野蛮风。从“五月花”号上登陆美洲的部分移民,早在此安家立业,开荒拓土,传宗接代了。他们终岁辛劳耕作,敝衣恶食,光景绝望。但因久客而恋异乡,定居于萨勒姆的清教徒,与宗邦英国越来越疏远,与荒蛮的异乡越来越亲近。虽然坚守加尔文清教,但时移世变,人心不古,本地荒原的风貌和土著迷信渗透到萨勒姆人的血脉之中。他们的信仰也开始芜杂混乱,既虔诚信主祈福,又怕鬼神妖怪附体,于是占卜符咒,避凶趋吉。美国作家霍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小布朗先生》(Young Goodman Brown),正是以那个时代的萨勒姆为背景,以巫术为题材,创作出一个梦幻般的午夜聚会场景。 小说主人公布朗先生是个基督徒,卑微平庸,循规蹈矩,却鬼使神差地答应参加一个可疑的午夜聚会。他在日暮时分踏上山路,伴着教堂钟声,消失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接下来的怪事连连发生,在一片林中空地,布朗发现村上的善男信女和来自康涅狄格、罗德岛的显赫名流等悉数到齐。哀婉亵渎的巫教大合唱,应和着篝火的起伏升腾。魔鬼被召唤,口出狂言,污秽神圣……曙光渐散,布朗先生回到萨勒姆小镇的街道,昨夜看到的少女、老妇、牧师像往常一样在镇上忙碌着……布朗先生糊涂了,不知昨夜巫术大会是真是梦,可耳中分明还回荡着黑夜啼血的杜鹃鸣声。 霍桑的叙述很是精彩,让人思索玩味。他虚构的新英格兰巫术聚会,完全不同于欧洲人对女巫的想象。在德・兰克这位法兰西法官的笔下,欧洲巫术更具有自然崇拜的神秘色彩,充满巴斯克民间幻想、市井风俗,是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而霍桑笔下的萨勒姆巫觋,相形之下更社会化,或者说具有“现代文明”特征,人类社会行为的种种偏狭乖张,虚伪荒唐,在巫觋与教会的博弈里,明若观火。霍桑虽然对世道人心痛下针砭,却少了德・兰克的天真、蒙昧与率性。从巴斯克巫术中我们看到的是自然之美,而从萨勒姆女巫审判中,却读到了人事之丑。 我曾特意感受过与欧洲文化迥异的巴斯克风情、言语和传统。巴斯克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被西、法肢解成了两部分,所以才有旷日持久的巴斯克独立运动。据考古发现,六万年前由克鲁麦农人演化而来的巴斯克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后来,印欧语言影响扩大,上升为欧洲主要语言,而巴斯克语却特立独行。当现代语言学家把世界各民族划入不同的语系时,巴斯克语却茕茕孤立,无法归类。更有趣的是,巴斯克人的血型也与其他人群不同,“Rh 阴性”血型的人口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但遗憾的是,这个文明没有记录自己的传统,关于巴斯克的叙述和记载,往往来自像德・兰克这样的主流欧洲人。半个多世纪前,巴斯克地区还是躬耕捕鱼,瓦屋纸窗,与欧洲其它地方的生活迥异。现在素朴清淡早已了无痕迹,现代都市气息扑面而来,街上随处可见一幢幢雄伟堂皇的中世纪教堂。原来巴斯克异教巫术既然如此盛行,天主教会必苦心孤旨收拾人心,好让巴斯克人持护名教,皈于圣道。巴斯克人现在终于得了正果,过上欧洲一体化的后现代生活。 打听起巫术的情况,当地人说有巴斯克学者做专门研究,但不大有人关注了。相比之下,北美对巫术的关注和利用从来没有绝迹。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女巫一直是娱乐消费的符号,每年不断有女巫故事和童话大量出版。好莱坞每年万圣节档期不断推出女巫或僵尸影片,更不用说《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异教传奇全球热销,至于里面到底有多少传统文化元素,则另当别论。女巫、魔法可能只充当着后现代消费生活想象贫乏的空洞能指罢了。 灵鬼、巫术是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剿杀的目标,它们与现代人的世界观早已无缘,但未必不能与审美相映成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志怪和传奇,曾是古典创作的重要源泉,《封神演义》《西游记》可谓古典文学的重要脉络,曾开拓中国文学想象的广阔空间。当代中国文人、艺术家对鬼怪题材热情不高,“封建迷信”或“愚昧不化”两个尖顶高帽,足以让“现代知识分子”自惭形秽。但是,这个全民奔竞躁进、阔步前行、心急求变的时代里,能否驻足回望,在灵异鬼怪文学的资源中披沙拣金,重新思索玩味那些已随时移世变、早有隔生之感的人情物理,让生活在这个想象贫乏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自然万物之美?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 要：“个性自由”是欧美文学作品中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命题，将人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人类生命永恒的追求。 关键词：欧美文学;个性自由;个性特点;个人主义;特征 特别是古希腊文学作品作为欧洲文学的开端和典范，在作品中大幅度描写个性自由的内容，对人类的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欧美文学的辉煌灿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阐述早期欧美文学中的个性特点 （一）古希腊传说和古罗马文化 古希腊传说为早期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古希腊传说中，除了极少部分属于神祗传说，无论是关于爱情、王位还是财产争夺等方面，大部分英雄人物都将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毕生的追求，都不会以民族利益或者是集体利益为个人动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荣誉是英雄人物个人价值的体现和生活的意义，很多英雄为了追求荣誉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为了实现个人英雄价值，不惜采取极端的方式，个性十分张扬，这种极端的追求方式和张扬个性逐渐占据了古希腊文学的主流，成为其创作的核心内涵和文化基点。尽管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指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本主义具有原欲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切以“我”和“人”为中心，张扬个性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特点极为鲜明和突出。 （二）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既继承了传统古希腊文学中的部分文化，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中世纪文学中，重视人类理性的回归，鼓励和提倡人类通过励志来对原欲进行控制，更加强调精神和理性的重要性，挖掘其本质内涵，形成了中世纪时代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为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人文主义文学 在中世纪基督教中，所弘扬的观念主要就是人本来就是有罪的，出生主要是为了赎罪，只有控制和禁锢各种欲望，才能在来世有更好的人生，这种教义使得当时的神本意识逐渐取代了古罗马时期的人本意识，在起初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发挥了一些很好地作用，但是后期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文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爆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活动，反动各种封建行为和教会思想，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文化复兴目标。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推广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诞生了众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开创了人文主义文学先河。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保护，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社会统治者主导一切的思想，反对神的权威，要求立足于“人性解放”角度审视历史。从本质上讲，人文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突出个人的价值，将个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对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予以充分强调和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否定了中世纪文学禁锢原欲的行为，肯定了传统古希腊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复兴和发展，进一步弘扬和推崇个人自由，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皮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学”观念，鼓励发展“人学”，强烈反对“神学”，其代表作品――《歌集》中，对其爱情进行了全面抒写，推崇和表现了对自然自爱的追求和向往。再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对中世纪的各种封建宗教观念特别是禁欲道德思想进行了抨击和完全否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大师无一例外的强调个人尊严和权利，体现个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传统古希腊文化的简单复兴和重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的正确观念进行吸收和融合，例如人人平等以及仁慈宽恕等观念。可以这样理解，文艺复兴对古罗马文化和中世纪文学进行了结合、继承和发展，是这两个时代文化结合的综合性体现。文艺复兴思潮的发展被看做是西方文化历史上的关键和转折点，结束了中世纪文化统治，使人类社会文化逐步走向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代。 二、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主义 随着后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评论价值观都出现了巨大变革，个人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导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多重因素，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是推动后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成因。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且多变，文学作品面临着严重的叙事危机，同时各种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也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学主义应运而生，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学主义。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析时，也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角度，而应该进一步从科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多方位角度去对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判定。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推崇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其进行分析。英国认为自身文化优于印度文化，处处表现出对印度的歧视和不满，体现出英国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后殖民主义则为了消除这一观念而进行努力，希望能够以新的视角和态度看待这种现象。再如女权主义，将重点放在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消解方面，解放女性自由和权利，使女性所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视为经典而广为流传，同时也为女性解放以及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女权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例如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偏激的行为等也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是反映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在欧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性自由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人类命运发展和社会前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欧美文学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研究 摘 要：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自创世以来就一直成为交融和引进的状态，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同步比较发展的进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氛围中，科学、民主和文化为精神提升点，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的哲学和话语掺杂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理解，在全球化的文学共融时代，全球化的话语和视角使辩证地、多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苟泥于决定主义的偏见和僵化，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重新审视欧美文学经典、比较性地创设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价值审美体系，进行文学语境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在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经济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合的大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文学，已在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欧美文学形态当中的新的文学元素，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学形态模式，我们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变革的方式和欧美文学翻译的全球化共享趋势，要变革泊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的单一化观念，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大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化的文学再造和自觉的理论新建过程。 一、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及理解构筑 在现代文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上，发生了新的文化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概念，诸如：原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已称为了“文本”、文学语言表达已称为了“文学话语”、还有“语境”的概念等等，文化理念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泛化的、互通性的特性，而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则由来已久，其“中国理解”的文学语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层递进式结构创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被另一个民族引用和借鉴之时，其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层递式的、渗透性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也是如此，它由最初的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由欧美语言转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初步渗入，其次，再由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欧美文学文本的相关探讨，在中国文化学者的不断思考与争辩之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对欧美翻译文本的理论框架，这种理性的文学思考过程，无疑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中国式理解；在经过中国理论学者的思考与反思之后，欧美文学文本语境便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应用的领域当中，其欧美风格的文学创作手法、欧美流派的文学理念已融入到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更甚至，欧美文学文本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当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欧美文学的逐步层递式的中国化内容，形成了表层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框架。 （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需求。中国在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沿袭之中，一直尊奉着古典的哲学观，信奉着“中庸之道、仁爱、诗言志和风骨”等文学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传统文学所崇尚。而随着清末民初的、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当中，逐渐引入了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的译介外国文学，欧美大量的新思潮涌入而来，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资源接踵而至，新的文学思想价值观正应合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需求，大量的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和文人所运用，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融合，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具体与意象相组合的方式，构建了崭新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文学史体系。 （三）双向的文学体系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欧美文学引入中国，我们不但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学所影响，其欧美元素被中国化的影响过程。由于我国具备自身足够强大的传统中国文学基础，足以对外来的欧美文学进行以中为本的译介和解读，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就立足于中国之根本，将西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译介和阐释，就像我们学习政治文化所知道的：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只是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这就是欧美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在，它以中国学界独有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观和独特的艺术解读，构建了中国化的欧美文学。 二、全球化的文本旅行使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欧美文学在不断涌入而被中国学者进行翻译和解读的时候，推动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和改变，文本旅行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即是基于全球化范畴的文本流转的研究思潮，其寓意指文本如同人一样，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携带自身文化观念，在旅途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相碰撞，最后与当地环境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文本研究也是同理。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与中国的文学相整合，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相融合的介质，呈现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一）应合了中国新文化建设文学语境。文学欧美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步进行，它成为了新中国三个阶段：五四民主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背景，在这中国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程中，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自觉地加以阐释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欧美文学合理的延伸，用抗争与命运为主旨自觉地指导五四民主时期的中国文学。 （二）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和借鉴的自觉性特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与引用，因此，欧美文学在一进入中国文坛之时，就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之下，在通过对欧美文学进行尊重与比较的同时，我们熟悉地看到了欧美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所相似的背影，诸如：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象征手法、西方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中的写实创作、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诡谲与奇幻文学”等，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下，从比较与借鉴的视角，在批判性的意识之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既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对欧美文学内容加以中国化的再造和重塑，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有特殊研究意义的中国化的欧美文学体系。 三、结束语 欧美文学有其本土的原文学形态，它在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应合中国特定环境的历史阶段需求，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连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建设阶段的现代化文学价值观的渴望与呼唤，中国学者与文人在对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相融的一面，用引进、尊重与包容的文学态度，在文学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外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用清晰的中国现代价值观来阐释和解读外国欧美文学流派，实现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新形态。 欧美文学论文: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影响的研究 摘 要：在欧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会以修辞的手法表达其生动的内容。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欧美文学中的修辞方法发生了改变。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方面，就会以修辞的手法来表达思想。该论文着重研究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 当代欧美文学 修辞手法 研究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内容摘要】以往发表的新词语a的文章。侧重于从新词新义的显现入手探讨，从修辞格方面入手研究新词的比较少。本文主要从新词语的现状，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的意义，由比喻、借代、仿拟构成的新词的情况和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情况这几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修辞 新词语 比喻 借代 仿拟 新词新语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改革的大门开放以后，国外文化蜂拥而来。诸如“的士”、“酒吧”等词语纷至沓来。国内国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变革的新词新语。随着国内旅游热兴起，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农村人口投身于旅游景点的商业服务，于是便在原先的交通工具上精心修饰，仿照“的士”，出现了“马的”、“驴的”、“轿的”、“摩的”、“板的”等系列新词。这种由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文明转换。研究这种新词新语具有广义文化学的意义。研究这种新词语还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下岗”一词，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存在的。进入90年代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机制，必然使有的企业破产，有的工厂倒闭，职工下岗不可避免。与“下岗”相对应，运用对义仿拟手段出现了“上岗”这个新词语。此外，“绿灯”、“黄昏恋”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重要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研究这种新词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语言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反映生活也最为迅速。如“绿色工程”“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事业”、“套书”“套裙”“套餐”“套会”“套票”等系列套词反映了修辞构词的灵活性、形象性和系统性。语言的活跃，反映思想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结果。研究由修辞构成的新词语是要寻找其规律，预测其走向趋势，引导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促进语言规范标准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信息时代全球化国际交往的需要。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以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任学良先生曾提出“修辞学造词法”，就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新词语有不少正是利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用“鞭打快牛”来喻指对贡献大的人或企业过度加码，使其做更大的贡献；用演员出台表演的“出台”来喻指一系列成套的政策措施跟群众公开见面，即形象又生动。诸如“蛋糕”、“绿灯”、“断奶”、“窗口”、“余热”、“网络”、“黄牌”、“拳头”、“婆婆”、“阵痛”,“铁饭碗”、“红眼病”、“花架子”、“大锅饭”、“毛毛雨”、“大气候”，“一刀切”、“走后门”、“打头阵”、“剃光头”等都是通过比喻式构成的。“拳头产品”是指一种品牌或产品在企业中的作用向拳头一样粗壮有力，它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词语。至于“龙头企业”、“文山会海”等等都是此类。还有借代式新词语，如“菜篮子”、“绿色食品”、“国脚”等。据语料库我们统计得出这种由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约有700多个，以比喻、借代、仿拟方式构成的新词语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其他修辞方式如比拟、夸张、谐音构成的新词语，下文中我们将会一一谈到。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 拳头产品 窗口行业 星火计划 胡子工程 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 ，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 窗口 龙头 新星 拳头 黄牌 气候 余热 婆婆 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如： 气候： 大气候 小气候 新星：网坛新星 影坛新星 诗坛新星 在这其中的“窗口”、“龙头”、“拳头”与前头所说的第⑴类关系密切或是由⑴类省略本体类属词形成的。比如“龙头”据一些语言研究者考察，在报刊杂志中先是出现“龙头产品”、“龙头企业”等短语，随后才出现“龙头”单独使用的情况。如：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龙头”。或是先出现喻体单独使用的情况，然后扩展成⑴类词语，像“窗口”，举个例子来看：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由此产生了把这些行业总称为“窗口行业”的说法。这两类词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口语中“窗口”、“龙头”、“拳头”等词语的比喻说法是早已存在的，当它们进入书面语后，很快就被推而广之了。 ⑶、 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 歌坛 影坛 泳坛 足坛 网坛 ~星：歌星 明星 笑星 舞星 泳星 新星 ~霸：电霸 水霸 车霸 鱼霸 油霸 波霸 声霸 ~~热：武侠热 英语热 中国热 琼瑶热 追星热 足球热 旅游热 ~~族：上班族 追星族 红唇族 推销族 打工族 工薪族 ~~风：吃喝风 麻将风 浮夸风 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般后缀成分如“子、头、儿”等本身已无实词意义，它们的词义已经虚化或消失了。而“坛、星、霸、风、热”这一类单音节词，仍保留一定的实词意义。例如“热”，指受很多人欢迎的或很多人热衷的某一社会现象。“坛”，在词典中早已说明指的是体育界或文艺界，只不过由它构成的新词更多了，而“坛”的词义并未消失。至于“风”本指一种自然现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会风气或作风，如“党风”、“世风”、“校风”、“学风”等，近年来产生的“吃喝风”、“麻将风”仍是这个意思。 其次，“子、儿、头”等后缀成分须依附于前边的词语存在，是名词的标志，而“热 、坛、风”这一类单音节词，则勿须依附前边词语存在，可以单独使用。再次，在修饰性词语和这些单音节词之间，结构较松散，有的也可以插入其它词语。修饰这些单音节词的成分可以是词 ，也可以是短语，没有一定限制。由于这类单音节词确实存在一种后缀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类后缀成份。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国家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写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情色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依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 ①、仿前式。即仿造词仿拟原型词的结构，更换原型词的前一个词素，后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词造词法中占多数，下列两组例子都属于仿前式。 面的轿的 酒吧网吧 货的 陶吧 残的 奶吧 摩的 ②、仿后式。与仿前式相反，这是一种仿拟原型词结构，并替换原型词的后一个词素，前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拟造词法中用的比较少。例如： 国手国脚 的哥的姐 廉政廉业 陪读陪教 ③、格式仿产生的新词语四音节的也较多，所仿格式有些是词汇系统中具有的，有些则是近年新造，经反复使用获得习用性特征的新格式。格式仿构成的四音节的新词语大多是在一个固定格式中嵌入新语素，如：由“大×大×”仿拟出“大红大绿”、“大红大紫”、“大操大办”、“大包大揽”等；由“小×小×”格式仿拟出“小打小闹”、“小夫小妻”、“小修小补”等。这些新仿拟的词语，均在原格式中嵌入一定的语素，词型格式化特征突出。格式仿利用已有的格式，形势特征明显，改换语素灵活便利，是一种常用的仿拟构词的手段。 ④、还有一种仿拟则是依据一定的句法形式，即所仿格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句法模式。它们大多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使用时间长、出现频率高、生成能力强的句法模式。因而往往带有一定的文言句式的色彩。如：“以nvn”，介词“以”在这种句法模式中表示“凭借、依据”，是一种文言格式。根据这种格式仿拟的“以权谋私”、“以党代政”、“以工挤农”等新词语，概括性强，具有明显的文言特征。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①、类义相仿。利用类义关系仿拟的新词语，如由“奖学金”仿拟出“奖教金”，由“空姐”仿拟出“海姐”，由“廉政”仿拟出“廉业”等。这些仿拟词与原型词都是同类事物，同属一个范畴，利用同类事物的相关性，类推联想，仿拟出新词。 ②、对义相仿。对义仿拟则是由记录某一事物、现象、行为的词语，仿拟出另一与之相对应的新词语。如，以性别为对应关系由“公关小姐”仿拟出“公关先生”，由“家庭妇女”仿拟出“家庭妇男”，“空姐”仿拟出“空哥”，“的哥”仿拟出“的姐”。 某些相对应的概念，也会产生对义仿拟构词。如，由“民办”仿拟出“官办”，由“民风”仿拟出“官风”等等，“民”与“官”便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概念基础上的仿拟。 ③、反义相仿。这种仿拟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反，这是由于仿拟词语中替换的词素与原型词中对应的词素意义相反造成的。这种仿拟是语义仿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许多仿拟型的新词语，都是通过反义仿拟构成的。如，以“大”与“小”相仿拟的“大我”与“小我”、“大气候”与“小气候”；以“冷”与“热”相仿拟构成的“冷销”与“热销”、“冷板凳”与“热板凳”等；以“优”与“劣”相仿拟的“优生”与“劣生”等等。此外，象“上”与“下”，“公”与“私”，“正”与“负”，“快”与“慢”，“强”与“弱”等反义语素的变动，都是仿拟构词的重要手段。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根据兼用的修辞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仿拟兼谐音。如“气管炎” “妻管严”，“哑巴亏”“喇叭亏” ②、仿拟兼简缩。例如：博导（博士生导师）硕导（硕士生导师）。这里人们兼用了仿拟和简缩两种造词法。 ③、仿拟兼夸张。例如“豪华本”“火箭本”（称出版速度快，质量低劣的书册）。仿拟词语“火箭本”显然也兼用了夸张的手法。 五、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仿拟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炒古”，炒买炒卖古玩，由“炒股”谐音而造；“导爷”，戏称导游人员，有“倒爷”谐音仿造。还有“爱资病”、“莫（没）斯（事）科科长等都是谐音造成的新词语。比拟式构成的新词语，如具有新含义的“松绑”“透明度”“冒尖”“挂钩”“浮动”，以及“精神污染”“知识爆炸”“三栖明星”“投资膨胀”等。夸张式新词语也为数不少，如：“爆棚”指体育、娱乐场馆等人数骤增；“过街鞋”，对质量很差的鞋的贬称。此外还有“爆满”、“鸣谢”、“袖珍企业”、“火箭本”等。还有新含义的“山海经”、“普通话”是直义式新词语。而“压缩饼干”“压缩空气”则是利用断取格形成的。真是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六、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1、比喻、借代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比喻、借代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这类词语具有时代特色。由修辞而逐渐凝固成新词语，是汉语词汇发展中固有的现象。例如：古汉语中有以“须眉”代指男子；以“裙钗”“巾帼”代指妇女；以“杜康”代指酒；以“黄发垂髫”代指老人小孩；也有以“蛇行、龟伏”等来喻指某一动作行为状态的。这类词语比较形象生动，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存在着一种趋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趋向，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形象鲜明、通俗化、口语化的势头。由修辞方式形成的新词语更是引人注目，无论在“表情”还是在“达意”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例如的那几年，人被丑化、异化，灵魂和肉体被肆意糟踏、蹂躏，反映在语言上，那就是在词语里“牛鬼蛇神”“黑帮”等等满天飞。如今的时代是人文时代，人格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的创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护和发扬，词语中以比喻、借代方式产生了不少于个人专名有关的词语。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个人的作为、贡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受到尊重。当今的时代亦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因而被用来做借体或喻体的多为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事物，如：“中关村”、“硅谷”、“短平快”、“气候”等等。这种变化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广大群众视角中心的重要转移。其次，这类词语的词义具有模糊性。词语意义的模糊性是指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缺少清晰的界限，由比喻和借代凝固形成的新词语，其意义普遍存在相当模糊性。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被社会接受，其意义总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此外，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表达方式，大多只有模糊概念，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科学上界定严格的意义范畴。如“龙头项目”等会因地因时而异，其概念外延没有确定标准。我们再从心理基础看，比喻和借代都是以联想作为心理基础的，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直接以喻体指本体、以借体指本体，这在文字表达上更精炼了，但意义范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更为增强了，同时也模糊了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热”本指一定的温度，与“社会现象”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词义更模糊了。再次，修辞用词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这类词语所要表达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当多数属临时或短期性的社会事物、现象。如：“~~热”、“~~风”只不过时髦一阵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星”、“~~精神”等也只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词语能风行一阵，当事过境迁也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我们在看一下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词语的发展趋势。由比喻和借代构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上这类词语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大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另外，这类词语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作用。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有些语言学者正确指出，许多赋予词语以临时性功能的修辞学说法，往往会随着人们的反复使用而使临时性功能固定化，原来的修辞用词也会转化为一般用词。某种修辞说法能否形成新词新义，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词语，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 2、仿拟构成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到底具有什麽样的特点？首先，仿拟型新词语具有对应性。仿拟性新词语与原型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仿拟型新词语中以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构成的语义仿新词语是对应性的突出体现。格式仿中许多新词语内部甚至也表现了类义、对义的对应关系。其次，仿拟型新词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有的带有表扬倾向，如“新秀”；有的带有嘲讽、戏谑的色彩，如“喇叭亏”、“家庭妇男”等；有的则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如“以权谋私”。鲜明的感情色彩，反映了这类新词语的构成与“仿拟”这一修辞手段运用的内在联系。再次，仿拟型新词语体现了仿拟构词手段的丰富性。从这类词语的构成方式看，仿拟词与原型词之间，涉及音、形、义三个方面。就拿“语义仿”来说吧，语义上的“类义”、“反义”都可以作为联想的线索，这就使仿拟构词具有丰富的手段，构成新词的能力也较强。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将何去何从呢？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丰富和扩大。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既是对语言的继承又是对语言的创造，它使语言旧有的形式得以保存的同时，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使新的词语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的特征。仿拟现象是社会发展和人们快节奏生活的必然产物。人们利用语言系统中的某些已有的成分去表达他们认识和思维活动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样便产生了新词。而人们利用旧有的词语模式，用替换原词的某个语素而快捷地举一反三地构成新词，势必导致新词生成中仿拟 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追求简单、高效心理的反映，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新词语一经产生，便要经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仿拟生成的新词语能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库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构词的规律，是否符合大众的语言习惯。仿拟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一味模仿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近些年，有的人为了标新立异，或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广告媒体，无视语言规律，利用谐音胡乱造词，如“咳不容缓”、“衣衣不舍”等等。这些“词语”意义上完全背离了原词，长此以往，词将不词了。但从总体上说，仿拟能产性强，生命力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符合词汇发展的总趋势。 文学类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 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 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 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类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的古代文学论文 一、选题能力的培养 古代文学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学科。该课程开设周期为四个学期，学时为288学时，周期与学时数均超过中文专业其他学科，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近几年铜仁学院古代文学学科相关论题的毕业论文撰写数量却只占到每届学生总人数的10%左右，明显低于语言学科中方言学的50%以上。据调查，由于学生大多来自地方，他们普遍认为对方言学的相关问题比较熟悉，收集、整理资料较为方便，而古代文学学科则不具备上述优势。此外，即便学生以古代文学相关问题作为毕业论文论题，若没有教师提供的参考题目，学生自主确立的题目往往不具备研究的可行性。由此，培养学生的选题兴趣以及选题能力成为培养古代文学毕业论文写作能力首要解决的问题。兴趣固然跟学生的成长环境、性格、积累与学识相关，但毕竟古代文学学习在学生的整个学习阶段中占了两年的时间，学习兴趣在教师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逐渐培养。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探索性学习的习惯。可在每学习一章节之前，布置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使学生增进对所学内容的了解；也可以在每学习一章节之后，留下若干思考题，逐渐养成学生善于思考的习惯。学生所思考的问题就有可能成为他们将来毕业论文的选题，如在讲述辛弃疾词的过程中，学生对于辛弃疾词风豪放的原因非常感兴趣，在课堂上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学生在课外仍旧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并有意将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在此范围之内。这便是学生主动对问题进行探索并为将来的毕业论文寻找素材的一个鲜活例子。另外，鼓励学生将选题的方向与当地的文化资源相结合，对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不但论文撰写过程会具有趣味性，还可为活跃当地文化建设贡献微薄之力，如有的学生就以收集当地史志及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明了其变迁发展为选题，开展了一些可行性的研究。具体选题时，有几方面值得注意：第一，选题大小要合适，得量力而行。切忌选择选面太大、问题太深奥、自己把握不准、难以驾驭的论题。例如，有的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受某位古代文人人生经历的触动，以《青楼名妓促生古代文豪》为论题，想要研究古代文豪产生的动因，并将原因归之于青楼名妓的推动，显然过于片面。并且古代文豪何其多，他们的生活经历也无从全面把握。第二，选题须有一定新意。或新题新作，或老题新作，尽可能在观点、材料、研究方法、立论角度之上有所创新。就近几届学生的具体情况看来，他们往往在选题之前没有很好地研究选题资料的综述，不仅论题创新不够，且研究意义缺乏。第三，命题用语要准确、精炼，不能含糊、晦涩、啰嗦。有的学生以《论纳兰词之美》为题，题意就比较含糊了，到底是要谈论纳兰词的情感美、意境美、意象美，还是其他的呢？相应地，命题不清，与之对应的论文主体内容也就不会明确。 二、收集、阅读与整理材料能力的培养 在拟定好论文题目后，一些学生往往急于撰写，写作的时候却又苦于没有素材，搜肠刮肚，痛苦万分。荀子曾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与其自己冥思苦想，还不如尽可能地去围绕论题收集、阅读、整理相关前人留下的资料。只有收集、阅读、整理了相关材料，才能熟悉所写内容，进而确定论点，拟定写作思路，并寻找出支撑论点的论据。收集材料时要注意必须围绕论题进行，范围不宜扩大或缩小。因为扩大则浪费时间精力，缩小则不能对所论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把握。例如，有一学生写作题为《论李贺‘马诗’中所体现的命运悲情》的论文，收集了李贺的诗集、年谱、传记以及以李贺“马诗”为题的论文，但仍不算完整，缺少了与生命、悲剧相关的理论性书籍，以及李贺诗歌中体现的悲情命运的一类论文。收集完材料之后则是阅读材料。若收集的材料较多，也可以边收集边阅读。阅读时要记笔记。阅读诗集时必须标记下与论题相关的诗歌、诗句，并记下自己的理解与体会。阅读年谱、传记时，也要对关乎论题的句子、段落进行摘录、理解与阐发，并录下页码及书的版权，以备后用。阅读论文时，则须对该论文观点进行总结，对与论题相关的片段及观点进行摘录，所摘录内容后也得标明文章名、期次及出版单位等。除记笔记外，阅读时还要时时联系论题认真思考体会，力求寻找出写作的思路。阅读材料完毕要及时整理材料。一方面要梳理出该论题的研究现状。思考关于这个论题别人研究了些什么，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道理等问题，在考问别人的同时，也逐渐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要找到研究论题的突破口，在梳理研究现状的过程中，对于他人没有涉及的，或涉及不够深刻甚至错误的方面，找出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处，继而围绕具体的问题再反复收集有关作品、作家生平、理论、思想等进行阅读、整理，力争使自己的写作思路逐渐清晰，甚至初步找出一些论证所需要的论据。由上可见，收集、整理、阅读材料都有章法可依，并不是困难之事。然而，从学生的写作实践来看，普遍表现出对材料的收集、整理不够重视，只是简单找两三篇文章，若跟自己论文论题相似，就直接将之转摘至自己论文之中。此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有关，但也与课堂教学中教师忽视对此方面能力的培养相关。如果在两年的学习时间中，教师适当地教授相关方法，并不时让学生就某一问题去搜集、整理前人对此问题的资料，在写作毕业论文时情况自然会有所改观。 三、撰写提纲能力的培养 论文提纲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提纲的撰写也是毕业论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许多学生却意识不到此点，往往在论文题目拟定之后，就着力于初稿的写作。初稿完成后交给指导老师，老师却因文章结构混乱、中心不明而令其拟好提纲之后，重新写作。例如，一学生论文论题为《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心内容应是分析李师师的形象特征，而他的初稿却大篇幅地探讨李师师与宋徽宗的关系，探寻李师师借何以吸引宋徽宗，宋徽宗在《水浒传》中的形象，李师师对“梁山招安”的重要性等问题。因此，在动手写作之前拟定好提纲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撰写提纲的思路，可以从三个基本问题着手。第一，“是什么”，即论题所谈的问题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如前面提到的《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一题，首先要弄清楚李师师的人物形象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此论题主要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怎么样”，即论题所谈表现得怎样，有何价值与意义？如果对李师师人物形象特征谈清楚了，进一步还可以谈谈小说中这个人物塑造得如何？第三，“为什么”，即寻找论题所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如论题《论李贺诗歌中的鬼魂世界》的提纲，解决诗中鬼魂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外，还可以寻求为什么“是如此”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在李贺诗中写作了这样一个“鬼魂世界”？如此深入研究下去，论题所论就更为深刻了。另外，撰写提纲时要注意理清大小纲目。论文有几个大观点？几个小观点？每个观点的论点、论据分别是什么？都要清晰地列出来。还要注意分清主次详略。哪一部分是重点？哪个论据主要说明哪个问题？哪一部分是次要点？哪些论据要简单说明哪个问题？只有这样，整篇论文才会主次分明、清晰明了。在提纲撰写完毕之后，也要注意推敲、修改提纲。看看题目是否恰当；检查提纲的结构是否合理，划分的部分、层次和段落是否可以充分说明问题；斟酌提纲各层次、段落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过渡是否自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拟好提纲之后切记要及时和指导老师沟通，相互交换意见。当然，如果在平常的学习中有意识地进行拟写提纲的训练，在真正写作毕业论文时是易于拟好提纲的。其实，从平常课后一些思考题的回答做起，就可以试着去拟写提纲，这样回答问题的条理也就会更为清晰。学年论文的撰写更是可以如此，真正到毕业论文撰写时，也就胸有成竹了。 四、科学论证能力的培养 科学论证的过程即是依据提纲开始写作论文的过程。写作前所下的功夫如何？论文将完成得如何？在论证的过程中都会得到体现。论证之前已设提纲，一般只须照提纲写作即可，但若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提纲还有不妥之处，就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所以写作论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检验提纲是否可行的过程。论证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第一，论点要力求科学、稳妥。体现在古代文学论文写作中，就得看所论论点是不是符合作家、作品实际，不能离开作者、文本主观臆测。第二，论点与论证、论据要紧密结合。论证、论据要很好地说明论点，让人感到有骨有肉，言之成理。如前提及的《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有一论点讲述李师师是“既有娴熟的交际手段又有灵活的政治头脑的女子”，那么此一部分就应着重谈两个问题：李师师所具有的娴熟交际手段以及灵活的政治头脑，看起来似乎得分成两例进行举证，但学生却选择了一个例子同时举证以上两个问题。他所举的例子是《水浒传》第七十二回中说李逵在李师师家门外将负责皇帝警卫工作的杨太尉给打了，惊扰了圣驾，李师师以“只推不知”把这件大事化解了，避免激怒天子，同时保全了李逵，也将自己置身事外。巧妙地周旋于帝王与江湖草莽之间游刃有余，双方都不得罪，可见其交际手段的高明与政治嗅觉的灵敏。此例的选择确实是做到了有骨有肉，言之成理。第三，论述时中心要集中。全文应该紧扣论题，每一部分要中心集中，不要把该放在另一部分的观点、内容，放在这一部分。反之亦然。例如，学生谈论《 古诗十九首 的抒情手法》，其中有一论点是《古诗十九首》“寄情于叙事”，论述此论点时却没有集中于怎样借叙事抒情，反而是论述诗人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去抒发情感，并且也举出了相关的例证。显然这样写就偏离了所论的中心。又有学生作论文《谈曹操的人物形象》，有一观点写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而所论的内容却都是曹操如何选贤授能，丝毫没有围绕论点去说明。可见，对于论文的写作来说，即便观点新颖、正确，并很能说明论题，如果作者论证能力较低，也难于写出较好的论文。那么，在本科学生正式写作论文之前，利用课堂或课余作业培养他们论证一些小问题的能力就显得犹为必要。 五、写作语言能力的培养 本科论文并非一般散文、抒情文章。写作之时还应该注意语言使用的规范。总体来说，应在完成课堂作业或学年论文时就开始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论文语言应准确、精炼、通畅 用语准确就是要用最贴切、最合适的词汇，恰到好处地反映客观的情况，表达自己的情意。像这句话：“李师师在《水浒传》中的职称可是‘东京上厅行首’，那是在歌妓里排在最前面的。”《水浒传》并非是某个单位，李师师怎么会在其中拥有某一种职称呢？只要稍作思考就能发现此句意思表达不准确。所以在造完句子之后，应该仔细斟酌一下用语是否准确。语言要精炼，就是用语不能罗嗦、不能重复，但也不是把必要的话语都缩写成艰涩拗口的语言。其原则是从内容出发，量体裁衣，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语言要通畅，就是“句子要合乎语法规范，要合乎逻辑。”如果句子成分残缺或是主语、谓语、宾语混淆不清，要表达的意思怎么会清楚，句子又何谈通畅呢？除了经常对语言的准确、精炼、通畅进行写作训练外，在语言方面还得注意标点的使用是否正确、是否有错别字。误标标点与写错别字是学生本不该犯却又时常犯的基础性错误，这样的错误在平时练习中就应坚决杜绝。 （二）语言不宜太俗、太白，宜讲究生动形象 语言太过口头化即太俗太白不好，有些学生甚至将日常口语引入论文之中。如“苏轼因其才华卓越，笔走龙蛇，作词时并不完全依照音律的规则‘出牌’。”“出牌”二字就过于口语化，用在句子中致使句子表意也不清晰了。与太俗、太白相对，论文语言应尽可能地生动形象。“古今中外的语言大师，都非常注意语言的形象性，在他们的文章中，总是通过他们形象而生动的语言，做到绘声绘形，使人仿佛亲临其境。”有学生会说他们远非语言大师，但却毕竟是中文系的学生，如果中文系学生的论文从头到尾平铺直叙、语言枯燥，就会使读者兴味索然，更谈不上让读者赞赏和支持自己的观点了！若在清晰的论证之上再添生动形象的语言，无疑是锦上添花，让论文增色不少。因而在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对于语言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所谈是古代文学学科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几个关键点，以近几年来铜仁学院该学科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现状来看，选题、收集、整理、阅读材料、提纲撰写、科学论证以及规范写作语言的能力都有待培养和提高。教师必须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两学年中，有意识地通过课堂教学、课后作业或学年论文的方式刻意对学生就以上各环节能力按上述方法进行培养，学生则必须养成探索性学习习惯，培养问题意识，经常思考、摸索、解决一些问题。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不断互动，一定会逐渐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学科论文撰写的兴趣与能力。 作者：余颖 单位：铜仁学院文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摘要】《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人文素养。但在教学实践中，此目标常难以实现。基于此，论文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常见问题 改革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是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的学习目标是通过简要介绍英美文学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及重要作家和作品，使学生对英美文学有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欣赏能力，进而感受英美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以提高。然而，大部分学生在结束该课程学习后，并未达到课程学习目标。以邵阳学院为例，很多学生在结束《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学习后，且不说他们的人文素质得到了提升，就连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都没有显著提高。可见，英美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该从何下手？这也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本文拟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一、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 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是学生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高低的直接反映。通过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不仅能看出学生在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上的不足，更能发现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 1.选题范围狭窄。笔者以邵阳学院2016届学生的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分析，发现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中以文学研究作为论文研究方向的有139个，这些题目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对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的研究，如：“The Passwords of Happiness to Jane Eyre’s Marriage in Jane Eyre从《简爱》看简爱婚姻的幸福密码”、“Pure Woman’s Tragic Fate：Study of Fatalism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纯洁女人，悲惨命运――《苔丝》的宿命论解读”、“On Human Nature in Oliver Twist论《雾都孤儿》中的人性”、“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On the Source of the Heroine’s Tragic Fat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等。从这些题目可见，学生的选题范围相对狭窄，且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部分学生的研究重点都是婚姻和女性。 2.内容深度不够。内容深度不够是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又一常见问题。多数学生仅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表层讨论，未涉及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次探讨，如：“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此论文实际上就是对小说里四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梳理，是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重述。这样的论文不仅内容深度不够，也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因为它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性的启示。 3.语言表述欠佳。论文的语言表述欠佳主要体现为语法错误过多、中式英语表述明显、论述的重点不突出以及文章层次混乱等。如：“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cbeth. Finally， a brief view is given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nd the great meanings of the study.”此段来自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摘要，是语言表述欠佳的典型。语法错误、中式英语表述、论述重点不突出以及层次混乱问题在该段都有体现。 二、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选题范围狭窄、内容深度不够、语言表述欠佳是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启发了英美文学教学，为其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1.扩展教学内容。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之所以出现选题范围狭窄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阅读量过小，视野不够开阔，仅知道几本谈论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基于此，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扩展教学内容，如在讲授简・奥斯丁及其作品时，除了重点讲授奥斯丁最有名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也可涉及她的其他作品的简绍，如《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以及《劝导》。此外，奥斯丁的作品多探讨女主角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教师也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其他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如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作品――《夏日鸟笼》、《登台表演》、《金色的耶路撒冷》、《瀑布》、《针眼》、《冰期》、《中途》、《闪光的路》、《自然的好奇心》、《象牙门》、《磨盘》等。通过教学内容的扩展，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了解数量会大幅增加，其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也会得到相应扩展，选题不会再局限于那几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 2.开展研讨式教学。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内容深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对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思考，因此，在文学课堂上，教师应开展研讨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反思能力，尽量避免教师一人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吸收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 研讨式教学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如分组式研讨教学。教师将全体学生分成几个讨论组，每次课前先布置要讲授内容的一些思考题，让各讨论组自行探讨思考题的答案，下一次上课时，各组就这些思考题进行回答和讨论。通过分组式研讨，学生的视野能够更为开阔，因为每一个小组都有可能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会让学生对文学作品有更多更为深刻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启发式研讨教学。每次上课时，让一个学生对某个作家的作品做一个十至十五分钟的陈述，然后启发其他学生找出该学生所讲内容的不足，并通过讨论进行进一步的内容扩充。 研讨式教学能让学生主动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思考，让他们找到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发掘学习文学的意义所在。但是研讨式教学也有其弊端，少数学生可能会在研讨式课堂上滥竽充数，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研讨之中。因此，教师需要更合理地设计课堂活动，保持课堂讨论气氛的活跃，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是讨论的主体。 3.以文学作品为范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毕业论文里出现的一系列语言表述欠佳问题归根结底是学生英语基本功过于薄弱。因此，在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训练，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仍以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的第一段就是一段很好的仿写范例。“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学生可仿照此段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段落，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或是“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ater is the mother of life.”这样的仿写既能避免各种语言表述欠佳问题，也能让写出来的文章更具文采。再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典散文――“Of Studies”，这也是一篇相当好的仿写范文。散文从“读书”的功用立论，分析了“读书”对人生不同凡响的意义。学生可以仿照散文的篇章结构和经典语句，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优秀散文，如“Of Life”、“Of Success”、“Of Failure”等。 三、总结 总言之，在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常见问题的启示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有了思路和方向。首先，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扩展教学内容；其次，英美文学教学需以研讨式模式展开；再次，教学中可督促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文学类毕业论文: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与实践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是近年来备受独立学院关注的话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从体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特色、论文选题、论文质量、论文呈现方式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有效地促进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独立学院 汉语言文学 毕业论文 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师、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职业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人才培养方案拟定、教学过程监控、考核评价体系等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是否能满足相关行业的发展需求，便成为诸多院校关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作为本科阶段最后一个环节的毕业论文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办学之初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存在学生入学语文成绩较低、教师对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知识衔接了解程度较浅、学生文学功底不够扎实等诸多问题，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遇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缺乏与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有机结合。自2004年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开始实施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基础教育过程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语文课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倡导“重过程、重体验、重探究”的互动性学习到情景教学方式的充分运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这一举措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了极大改善。但接受了新课改教学的学生升入大学后，受传统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的高校教育思想影响，不能做到两者有机结合，出现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不强、不能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等诸多问题。 （二）缺乏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体系整体把握的师资力量。因独立学院近年来的主要师资为外聘教师和自有师资，外聘教师由于有本职工作在身，很难有时间参与独立学院的毕业论文改革工作，而独立学院自有的年轻教师多为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缺乏足够的授课经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知识体系缺乏整体把握，难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改革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思路 （一）确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理念。要进行毕业论文改革，必须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否则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价值就无从体现，包括毕业论文工作在内的诸多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在经过对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毕业生、行业专家等多层面多角度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确立了该专业明晰的办学理念，即：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其核心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明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有了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才能随之明晰，即“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具备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表达能力、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从事基础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要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而毕业论文又是这一培养目标的综合体现方式。 （三）在教学实践中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队伍。通过课堂实践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训练、文学作品解读、诗词创作、诗歌情景演绎、地方民俗文化调查、方言调查、地区教育调查、社会规范用字调查等诸多方式提高师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整体认知能力，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感知，从宏观角度规划、微观角度入手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向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实践措施 （一）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国学教育意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承载的专业使命，在开设《中国文化通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便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课程同时，增设《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周易》研究、《孟子》研究、《论语》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等系列国学选修课，强化国学教育。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不但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还从中发现诸多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选题和素材。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意识到优秀的国学文化不但需要了解，更需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去传承，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夯实读、写、说为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要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其中写作能力尤为重要。要写出一篇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四年的知识储备必须充足，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尤其是长期的练笔，方能达到写作能力的真正提高。为此，开设了基础写作、应用公文写作、科技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系列课程，让学生在四年中不间断地进行写作训练。 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名中文人最基本的能力，即：了解经典，规范用字。要求学生每天习得一定数量的规范汉字、诵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名篇，将专业基础能力的强化常态化。 （三）发展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师生团队。在师生共同发展的工作思路指引下，尝试以了解基础教育新课改的专业教师带学生团队的形式作为师生共同发展的主要途径，经过逐步摸索，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如开办学生讲坛，学生从选题、搜集选取素材到完整地向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学生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必备的读、写、说综合训练的过程，经过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多番打磨，主讲人不但在讲坛的举办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学科论文写作能力。其实，学生准备一期讲坛的过程就是一篇毕业论文完成的过程。 写作学教师在讲授《基础写作》课的同时，为学生搭建稳固的课外实践平台，即办系刊、系报、年级刊、专业刊、甚至鼓励学生以宿舍为单位办舍刊。从刊物的组稿、装帧设计到内容选取和校对等工作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日常作业练笔中出现的高质量作品也被选入系刊、系报，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写作热情，很多文章的质量已超出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四）开展旨在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的田野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之所以出现毕业论文抄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掌握有效的科研方法，故我们试图传授给学生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与新课改进行有机的衔接，尝试走出校门，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并将《田野调查方法》作为必选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确保调查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取得的实践效果 经过系列改革探索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在进行广泛调查或认真研读国学典籍的基础上，真实性选题量呈逐年大幅度递增趋势。与此同时，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积极性也大幅提高。 （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经过严格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锻炼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体现出学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就业中，表现出较强的优势，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如“基础扎实，踏实勤奋，积极主动，动手能力强”。 （二）培养了一支熟知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教师队伍。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对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带领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这些实践经验提升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同类院校中进行推广，加深了教师对汉语言人才培养的深层理解。涌现出了一批教学效果好、科研能力强的优秀教师，成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育人骨干。 （三）探索了一条适合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在共同进行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规律和学生特点的“课程教学――课外实践――调查训练――论文写作――答辩提高”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发现有意义的课题，通过教师带队进行田野调查训练，在掌握了翔实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实践性人才培养模式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发展、课程改革、教风建设、学风建设、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等工作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踏实勤奋、求真务实的系风，营造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育人环境。 五、结语 通过系列改革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不再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通过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深入社会的田野调查、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相结合，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论文的实践与改革中来。尽管其中存在这样那样需要修改完善的细节问题，但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的毕业论文改革思路与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吻合的，强化国学基础、重视与高中新课改的知识体系衔接、进行田野调查等系列改革思路是可行的。 文学类毕业论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思考 【摘 要】毕业论文是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检测。我院201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在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具体分析，指出了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培养信息素养、提高检索能力等关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以期能够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关键词】毕业论文 写作现状 监督管理 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必经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因此，撰写毕业论文不仅是“对学生四年学习成果、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检验，也是对教师四年教学质量所进行的全面、综合的检查”。历年来，毕业论文已成为教育部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随着伊犁师范学院毕业生的陆续离校，对2012届毕业论文的整理工作也告一段落。本届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共有163篇毕业论文，笔者将通过对这些论文的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及写作规范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借此考查目前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一 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论文的选题 汉语言文字专业论文选题大体上分为语言、文学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文学类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语言类，2012届的毕业论文也不例外，语言类的论文仅18篇：现代汉语方向10篇，古代汉语方向8篇；文学类的论文达113篇：现当代文学方向28篇，中国古代文学方向40篇，外国文学方向34篇，文艺学方向11篇；语文教学论方向的论文32篇。从学生的选题方向来看，存在着两个不平衡：语言类的论文大大低于文学类；而在文学类内部，文艺学方向的论文明显低于文学文本研究。此外，中教法研究方向的论文明显偏多。这些不平衡不仅在本届如此，近五年来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都存在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1）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均为专业基础课，但由于语言本身的枯燥使学生不感兴趣。（2）之所以会出现第二种不平衡，主要原因在于：理论本身的难度大，学生对理论文章的理解和阐释都非常吃力，更谈不上提出原创性的观点。（3）造成很多学生选择中教法研究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学生就业的方向是中学教师，出于对将来工作以及特岗考试面试的需要，很多学生会选择这个捷径。 就选题的内容而言，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过于重复。很多学生的选题非常接近，如《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和《浅析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这两篇论文的选题几乎一致，还有很多选题相似度很高，如《论语文教学中的成语教学》和《论中小学语文学习中的成语学习》《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情结》和《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等。指导老师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是造成选题重复的主要原因，每个老师关起门来指导自己的学生，到小组答辩时才发现选题重复，但为时已晚。 第二，选题的陈旧性。在163篇论文选题中，大多数选题都集中在已成定论的那些大作家身上，选择的角度也缺乏新意，诸如“陶渊明诗歌的哲学意蕴”、“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的词探其人生态度”、“论陆游、辛弃疾诗词的悲壮美”、“论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探析”等。大家、名家资料丰富翔实，查找起来非常方便，很多学生图省事，随便找一些资料拼凑完事。 第三，选题贪大求全。科学研究的问题分属于学科历史、基本理论、实践应用等不同的层次，也就存在着大小难易的差别，一些同学的选题贪大求难，失之于笼统，如《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试论苏轼的诗歌意象》《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等，这一类选题涵盖范围广。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中，所谓的“小”和“易”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是针对所掌握的学识而做出的这种区分。一般情况下，小题目易做，大题目繁难。关键是大小适度、难易适中，如果没有老师适当的引导，学生在选题时就很难驾驭，写作时难免迷失方向。 2.文献综述的写作 文献综述是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发展的前景进行系统的叙述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文献综述要求作者既要对所查找资料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陈述，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予以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不仅可以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帮助写作者确定选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文献综述写作中，我院学生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中心、缺乏层次的材料堆砌。很多学生的文献综述不是围绕相关选题有目的地展开阐述，不去注意寻找文献资料中相互间的逻辑性和关联性，只是把相关文献一一罗列出来，而是将每一篇文献中的中心论点简单复述一遍，诸如“某某在文章中提出……”，使文献综述变成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大拼盘。 文献综述的写作缺乏层次感，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如何突出中心，前后如何呼应等，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构思。以《试论赵树理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为例，在这篇综述中，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赵树理的生平和小说创作，然后逐一介绍对其思想和创作的评价，在介绍的过程中，不分轻重、主次，更没有体现出时间的延续性，读后令人不知所云。 第二，缺乏自己对文献资料的阐述和评价。文献综述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评述性，所谓评述性，是指专门、全面、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写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综述必须具有写作者自己的观点，写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相关文献资料加以归纳总结，作出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当是既有观点又有事实，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从学生的文献综述来看，一部分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文献资料予以阐述，如《浅析“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一文，作者不仅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中那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而且还在阐述的过程中适当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但明显缺乏对文献资料的评价，只有“述”，没有“评”，对所研究的课题，研究者们分别从哪些方面展开的研究，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又有哪些观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哪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留有哪些可继续研究的空间等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做出全面的评价。而大多数的综述仅仅停留在对文献资料的介绍，甚至很难做到用自己的话解释作者的观点，造成综述的质量很差。 第三，选择性地探讨文献。许多学生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往往希望查到与自己的题目直接相关甚至可以直接应用的文献。但实际上如果这样的文献非常多，说明这类论题已经比较成熟，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较少，而很多有研究价值的题目往往不具备这个特点，需要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加工分析和处理，而此时学生会觉得力不从心。因此，在文献综述中投机取巧，选择一两篇能直接应用的文献，概括主要观点，遇到观点相悖的文献，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观点，舍弃不认同的观点，这样写出来的综述缺乏价值。 第四，文献本身质量不高。部分学生在检索参考文献时，忽视了文献本身的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文献资料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很多学生的参考文献一栏里填的大部分是教育学院学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专科学校学报等层次较低的刊物，很难体现出该选题学术的前沿性和代表性。 3.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 纵观今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63篇毕业论文，总体质量较去年没有明显提高，即使是获得“优秀”的毕业论文，也很难达到在正规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创新、普遍抄袭。创新不仅是指提出新的观点，也可以指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对于本科生而言，提出新的观点显然不现实，但我们可以鼓励学生从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学生对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比较、鉴别的过程，通过对文献资料的阅读，学生要掌握的不仅仅是对这个领域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同样的观点，不同的文章怎样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证，这些都需要仔细揣摩，加以学习。但是从本届学生的论文来看，几乎很难看到视角有新意的文章，大部分学生都是东拼西凑，稍微好一些的论文尚能做到段落之间衔接自然，差一些的论文连衔接都很难做到，有的甚至干脆把整个分论点都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以至于在答辩时漏洞百出。摘要是学生唯一无处可抄、必须要自己写的部分，没有指导老师的帮助，很多学生根本写不出能够简要概括中心论点的摘要，勉强写出来，也有诸多病句，如：“《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这部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中心，知识分子在对待功名富贵的考验时，呈现出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狡诈无理，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在这些人物形象演进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造成知识分子命运的最直接、最深远的因素便是八股文化，也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八股制度对整个社会人的影响的原因。”在这段不足200字的摘要中，语句明显不通，只要稍微多读几遍，即可发现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毕业论文的不重视。 第二，缺乏论文写作的基本功。中心明确，论证充分，脉络清楚，语言流畅，是对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的评价，但不少学生明显无法达到这一水平。虽然，从大一开始，每门课程都会留几篇小论文作为考查作业，但学生不够重视，随便从网上找一篇敷衍了事，老师也无法一一核对。近几年，有不少任课老师为防止学生的抄袭行为，干脆不让学生写论文，改用其他的考查方式。平时缺乏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到毕业时，学生也就很难写出合格的论文。 第三，论文格式不规范。自从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之后，人文学院参照学术论文的一般规范，拟定了详细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格式，从论文字数、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到各级标题的书写、参考文献的格式，甚至字号的大小、行距的多少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今年的毕业论文中，完全符合格式的不足三分之一。如果说论文内容的好坏和写作能力的高低有关，那么格式的不规范则与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二 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 1.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是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早在2004年以前，我院就制定了《伊犁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后来又有相关的补充规定，对于毕业论文的选题、中期的检查、毕业论文的答辩以及指导老师的责任，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缺乏监督管理，导致对《工作条例》中的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而是对毕业生放宽要求。多年来，本专业从来没有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及格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论文的质量高，而是已经形成了习惯：无论多差的论文都能及格。而且，毕业论文的成绩与学生平时成绩绩点不挂钩，“优秀”与“及格”没有区别，长此以往，学生对毕业论文不予重视，这是造成毕业论文质量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首先我们应当加强对毕业论文工作的监督管理，各专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完整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细则》，对论文考核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尽量予以量化，如开题报告中的文献综述应当不少于多少字，论文中引用他人的字数不得超过多少、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答辩等。标准量化，既有利于对学生提出实际的要求，也有利于实施监管。 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切实保证。首先应当将论文成绩与学生绩点挂钩，以引起学生对论文的足够重视。其次是实施导师负责制。考核制度，不仅要考核学生，也要考核指导老师。过去，我们往往把责任都推到学生身上，其实，指导老师不愿意得罪即将毕业的学生，对学生要求不严格，给学生评分过高，也是造成论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考核制度中要明确师生双方的职责，如选题陈旧、偏离本专业、论文格式不规范等等，都应当追究指导老师的责任。最后，应当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范围，消除学生的过度依赖心理。让学生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在于帮助学生确定选题，给学生讲解撰写文献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帮助学生修改论文提纲、调整论文框架，而不是帮助学生写论文，让学生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完成毕业论文。 2.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 答辩结束之后，在由指导老师推荐、对论文进行公平合理评价的基础上，评选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优秀指导老师，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并推荐给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同时，在全院范围内召开优秀毕业论文公开答辩会，组织低年级的学生观摩，为他们将来的论文写作打下基础。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送往其他本科院校进行盲审，寻找差距，以便于提高。 奖惩并重对于保证论文质量必不可少。毕业论文质量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独创性，而抄袭严重是本科毕业论文的通病，互联网的普及在为学生查找资料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学生抄袭大开方便之门，指导老师在网上逐篇查找，工作量很大。目前，包括我院学报在内的很多编辑部都已使用学术论文打假防伪软件，我院也可将此软件应用于学生的毕业论文，对疑似剽窃、抄袭的论文进行鉴定。对抄袭他人成果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论文不能给予“及格”。这样，不但从根本上杜绝学生的依赖心理，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为他们将来进行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高学生文献检索的能力 将文献检索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文献检索教学应当把对信息资源选择和鉴别能力的训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学生能够从丰富的网络资源和电子资源中鉴别各类信息源并找到准确的入口。同时，教师在专业课的讲授中也要有意识地把信息素养的培养融入教学当中，对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层次的信息素养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这样既节省了教育资源，又能实现良好的培养效果。 综上所述，我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校的监督管理、学生的认真态度及指导老师的严格要求这三个方面的通力合作。 文学类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类毕业论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本科毕业论文指导 在高等院校中，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成为其获得学士学位所必须通过的最后一关。在大多数以学分制为教育模式的院校里，本科论文所占学分比例相当高。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普通的必修课程每学期为四个学分，一学年为八个学分，而毕业论文一项就占了八个学分，相当于一门必修课一整学年的学分总数。这足以体现出其在本科培养方案中的重要性。 毕业论文的写作水平，不仅仅能够体现出一个学生四年学业当中所学所思所得，其总体水平更代表着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和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视与否。然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即作为检阅本科生毕业成绩最后一环的毕业论文质量却持续走低。文科类毕业论文尤其如此。仅就笔者所在的文学院毕业论文现状而言，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学生在写作能力上有很强的优势，但一谈及论文撰写多数同学表现出明显的迷茫。很多学生对论文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面对毕业论文时只能手足无措；更有一些学生投机取巧，东拼西凑甚或全文抄袭草草交稿了事。纵观笔者所在学院近几年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写作的总体情况，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专业指导，使之在写作论文时能够了解学术规范，确立合适选题，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篇论文着重从如何写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论文这一角度入手，根据现有的学生论文状况，分析其选题角度、撰写方法等存在的诸种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对学生写作毕业论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选题方法 从2008年至2012年，文学院各届毕业生选择外国文学方向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比率由4.2%至9.1%不等。其中最低数据为2012届学生，汉语言文学与对外汉语两个方向共377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仅有16人。最高数据为2010届学生，同样的两个专业共284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有26人。单从数据来看，外国文学方向受学生关注较少，遭遇冷门。从指导学生论文以及平日上课跟学生交流时得到的信息反馈来看，造成此类情形的最大原因在于，学生认为外国文学的论文难度大，材料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而言较少，甚至需要部分外文资料，为了避免麻烦，选择研究国内文学更为方便。但这也会造成另外一个窘境，即每年类似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的论文数量极大，甚至同一指导老师手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大致相同的论题，因而造成撞车现象。如果能有更多同学对诸如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方向感兴趣的话，这种撞车现象多少会有所减少。 当然，在选择以外国文学方向为论文研究对象的学生论文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笔者在对目前所能掌握的五年内文学院毕业论文进行了仔细调查后，将从如何选题这个角度探讨毕业论文的写作。 选题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写作价值，是写作论文的整个过程中最为艰难和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好的选题才能造就好的论文，而在现有的汇总资料里，我们发现，学生在选题上往往较为保守，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去发现问题，因此造成了毕业论文选题过于陈旧，有些甚至没有任何写作价值和认识意义。 凡是研究《安娜·卡列尼娜》的，基本上不是论及安娜的爱情悲剧成因就是论及其人物形象；而分析《简·爱》的，关注的中心多为简的爱情观；以《呼啸山庄》为论题的论文，则多从希斯克利夫形象入手，分析其命运与爱情。其他的论文中，包法利夫人、于连、斯嘉丽、苔丝轮番登场，而对他们的研究并未有任何新意，多数都是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拿来做一番梳理、拼凑，只能沦为老生常谈。 那么我们的学生，在选择外国文学方向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时，选择什么样的论题才能开创出新意，使自己的论文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呢？ （一）新作家、新文本、新阐释 这里所谓的“新”，未必是开创式研究。因为我们写作毕业论文的主体是大学本科生，并非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对之提出过高的要求无疑是不合理的。但在选择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时，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人们熟知的作家作品，而去选择一些知名度较小的作家作品，或许能有更宽阔的阐释空间。 从上表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学生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批评视野历来关注的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而是更多扩展到诸如清少纳言（B1）、山崎丰子（B2）、凯尔泰斯·伊姆莱（B3）、保罗·奥斯特（B4）等较少为读者所了解的作家身上，这样所作出的论文至少在选题上是很有新意的。 当然，经典作家、经典文本也并非不可以作为论题。只要找到新颖的角度，阐释出新意，也可以产生优秀的论文。例如B5和B6，一个论及福克纳，一个论及杰克·伦敦，二位作家的研究论文不可谓不多，但两篇论文都避开了学界讨论最多的话题，选择了较有新意的内容，仅从选题上来看，已经成功了一半。 （二）新的研究范围：比较文学的视域 很多同学认为比较类的论文容易写作，A作家与B作家、C作品与D作品比较一番其相同点及不同点，再总结论题，既容易凑字数，又仿佛比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有学问”。 但实际上，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难做。比较文学的论文，首先要确定几个跨度：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只有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才能称之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文化研究、阐释研究等研究领域，对于本科层次的学生而言，平行研究看上去相对容易操作，但据同学们写作的毕业论文现状来看，《夏目漱石与川端康成的比较研究》（2011届毕业论文）、《和比较研究》（2010届毕业论文）不叫比较文学的论文，它们缺少比较文学的几个跨度，充其量只能算作简单的比附。 其次，在比较的视域中，被比较的双方，一定要有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否则二者的一般性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再者，比较文学的论文，如果在一番比较后没有得出任何有升华价值的结论，仅仅是将相同、不同列举出来的话，也是没有价值的。 以杨周翰先生的论文《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1]为例，论文以弥尔顿的悼亡诗入手，分析了中西悼亡诗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对诗歌类型产生的影响。中西悼亡诗的话题符合比较文学里的“可比性”，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有丰厚的文献资料作支撑，最后又能得出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样的论文才是高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 因此，同学们在选择平行比较的论文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如果能有缜密的逻辑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也可以做出相当出色的论文。例如，2011届王春强同学的毕业论文《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承继中的差异性——以芥川龙之介和卡夫卡为例》，不仅仅剖析了《聊斋志异》广泛流传及被国外作家承继的原由，进而又以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为例，深入研究两者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以及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论文选题不仅新颖独到，且达到相当高度。论文首先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分析了《聊斋志异》被东西方接受的事实和产生影响的原因；继而从“本属文化圈内的现代性更新”和“异域世界的现代性繁衍”两个方面对比了《聊斋志异》在东西方文化中产生的不同魅力，通篇论文紧扣“现代性”字眼，分析详尽而具有深度；在最后部分中，作者又将论题提升到“一部经典性的文学作品”“跨越世界的界限，跨越地域的限制”“获得永恒的生命”的高度，完成了一篇相当优秀的毕业论文。 总而言之，好的选题是一篇论文是否可写、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处。在选题上，如果能够尽量选择新作家、新文本，或者使用新方法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也就在论文写作伊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撰写方法 诸如上文表1提及，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最大问题在于选题过于陈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同学们在平时的阅读中，很少有意识地去问个为什么。读作品时很多同学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角色，跟着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而很少有人会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思考其题外之旨、韵外之意。因此，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一）发现问题，培养问题意识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常常以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为研究对象，这样论点比较具体明确，论证起来范围不需要太广，操作难度上相对而言较为容易。接受阐释定见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需要更深厚的阅读功底。只有对所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了解，才有可能去寻找各方面的资料，在其中找到可以探讨的具有新意的论题。 即便仅仅是研究某位作家的某首诗歌，也必须对此位作家的生平资料、创作历程、大部分作品和对其研究的现有成果有一定的了解。在掌握如上所述文献后，还需要论文作者有对材料的整合分析能力，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动向，接受新思想、总结新材料、使用新方法使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有所变化，这样才能为发现新问题提供更大的可能。 以申丹教授的论文《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的深层意义》[2]为例分析其选题价值。首先，此论文选题足够新颖，凯特·肖邦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作家，国内对她的引介几乎为空白。这样的论题，自然可以说是开创国内研究新领域的尝试，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次，这篇论文虽然仅仅只是对一篇短篇小说进行分析，申丹教授却熟悉肖邦几乎所有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地分类，而对于学术史更是如话家常。在掌握了这么多材料后，申丹教授认为以往学界对于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的阐释是有误区的，由此提出自己发现的新问题并展开论证。 因此，在写作论文之初，不要妄图省事，将眼光仅局限在要研究的对象上面，甚至连相关的学术资料都不去搜集和加以认真研读，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没有价值的陈词滥调。 从图表3可看出，虽然近年来选择写《简·爱》的毕业论文数量有所减少，但大家还是将论点集中于简·爱的爱情观和对女性主义的贡献，这些早已是批评界的定论，可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阐释空间。早在1966年，英国作家简·里斯（Jean Rhys）就写作了小说《藻海无边》[3]（Wide Sargasso Sea），将人们的眼光引到隐匿在勃朗特文本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伯莎·梅森身上。在1979年，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出版了论著《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4]则从理论上探讨伯莎·梅森所代表的女性作家在表述女权主义观念时受到的时代的种种束缚。而我国学者朱虹女士也于1988年撰写论文[5]，率先在国内将《简·爱》研究与国外前沿理论接轨，其后类似的研究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阶段，无视新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动态，这种研究只能遭遇失败。 当然，新的研究方向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瑕疵和漏洞，如果在对材料进行仔细甄别后，我们也可以以指出其缺陷为主题，推出自己的结论。 学术研究要从问题开始，没有问题意识就无法使自己的研究立足。但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是自己的问题理论上是否符合逻辑，其次是自己的问题是否符合事实。笔者2008年指导的一个毕业生，执意要写《雷雨》中的周朴园与鲁侍萍关系研究，由复杂的逻辑关系，最终推理出二者极有可能为同父异母的兄妹。经过仔细地审阅，笔者发现其论题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写出来只能成为笑谈，于是让其换了选题。 （二）化解问题，选择小切口 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是写作论文的开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化解问题了。此处所说的化解问题指的是如何将提出来的问题具体化、微观化，力图做到小切口、深挖掘。 上表所列举的三个题目，犯的就是研究范围过于宽泛的错误。例如D1，当代女性生活指的是什么，又可能包含多少复杂的内容，怎么可能在小小一篇论文中展示出来？如果能给它加上定语，比如爱情生活，范围立刻就缩小了，也就容易操作了。至于D2和D3，且不论其是否有可写性，单就题目而言，几十万字的学术论著或许都无法阐释清楚，明显超出了本科生的能力范围。 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之前，一定要了解论文所要传达信息量的大小。如果要在不足一万字的论文中面面俱到，必然面面不到，最终只能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在这一点上，有些同学做得非常聪明。比如2008届高欣同学的毕业论文《梦魇与现实——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镜子意象》就避开了博尔赫斯研究中较为宽泛的论题，转而选择了较小的话题——镜子意象——作为论文的中心论点，既能够让原本难解的博尔赫斯作品化作具体可感之物，同时又能在本科论文的篇幅内将此问题提出论证并加以解决。 而2012届吕钊同学的论文《论保罗·奥斯特中的偶然性因素》也没有全面阐述保罗·奥斯特的创作特点，而是将《幻影书》写作中的“偶然性”作为剖析的主题，力图从小切口入手，深入分析奥斯特的小说创作技巧。通篇论文紧扣这一主题，条分缕析地论证了奥斯特使用的这种所谓偶然性因素对于其建构小说世界的意义，论证了偶然性在奥斯特创作中的独特文化品格及意义。 本科毕业论文应该尽量选择学生能力能够承担的内容，论题明确而不要太过宽泛，切口要小但需力图深入，泛泛而论的教材式论文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三）解决问题，合理安排层次 文科类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一篇较长篇幅的议论文。议论文同学们都很熟悉，就是对某个中心问题或事件进行分析、议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和论证。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论证的过程。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论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清晰、层次是否合理都会直接决定论证成功与否。 学者马征的论文《重建生命的神圣———纪伯伦中耶稣形象的隐喻意义》[6]在行文过程中，首先指出在“神圣感”消逝的20世纪西方社会，纪伯伦仍然不辞劳苦地在他的作品中“重建生命的神圣”，继而从数字“7”入手，指出其在基督教义中的神秘性和启示意味，接着证明文本中对数字神秘意义的沿用喻指了作家的历史循环思想，这种循环思想又进而意味着在神圣历史的重现中，象耶稣一样的人们的降临，将向神圣缺失的现代人重新确证神圣，至此，耶稣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沟通了有限的人与神圣的无限和永恒（上帝）。由以上层层递进的论证过程，马征向我们指出：在纪伯伦的作品《人之子》中，耶稣是作为神和人的双重形象出现的。这一论证过程因为有深入的文本细读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论据，又有层次清晰的逻辑顺序，使得论文严谨可靠、说服力强。 除了这种递进式论证结构之外，较为常用的还有并列式论证结构。在并列式的论证结构中，为了能够将问题谈深谈透，需要将分论点并列起来，共同说明主题。有时候也需要将递进式论证结构和并列式论证结构综合起来运用，将论题分析得更透彻。例如，在2011届法萌同学的毕业论文《试论中文化身份的迷失》中，作者就采取了二者结合的论证结构。大的层次为递进式，在每一个层次下为并列式，层次安排条理清楚，论证充分。 （四）总结问题，深化主题 一篇完整的文章，一定要有头有尾，学术论文也是如此。任何类型的论文，即便有好的开头、好的论证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尾，也只能成为虎头蛇尾的半成品。上文提及比较文学论文时，指出最后如果没有表明比较的意义，将主题深化，那么通篇论文价值折损过半。 例如，2010届一位同学写作了《和中的女情观》一文，这篇论文首先并不符合上文曾提到的比较文学的论文范畴，最多只能算作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姑且不论其写作价值，单看其行文方式，我们发现，作者将《简·爱》的爱情观和《傲慢与偏见》的爱情观逐一列举出来，然后又逐一分析相同点、不同点，最后却无法提炼出更高的主题，比如：比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其中是否有更深刻的原因等等。 深化主题对学生的素质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地把握，掌握更多更广的研究资料，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善于发现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内容，自然可以将问题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中的女情观》一文中，作者只涉猎了这两部作品，对于两者的研究资料几乎没有了解，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出更深层次的思考，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的。 而在王志耕和段守新两位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不同结构的“为人生”———两篇的文化解读》[7]中，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对现有的对果戈理和鲁迅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成果进行了审视后，认为厚此薄彼的研究成见不可取，以驳论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进行了一番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后，作者最后将论点深化，得出结论：果戈理和鲁迅两位作家的思想尽管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差异，但都体现出对人类日益堕落的强烈忧患，由此也就给当代人以鲜活的启示。 由此可见，做好结论能够使一篇论文生色，相反只能将之毁损。 三、结语 毕业论文等于是每个人毕业式上的一次大检阅，即便大多数同学将来并不从事学术研究，不需要写作大量的学术论文，也能够从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学到很多在课堂上无法得到的东西。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可以使人从中回顾自己四年学业之所得、之进步，并学会如何利用积累的文献资料帮助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是一个很好的提高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机会。本篇论文仅就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选题方法和写作方法两个方面探讨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期望能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王敏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文学类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语言类论文写作要点 每年都有一些同学选择语言方面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但是，语言类论文和文学类论文具有明显的不同。文学类论文往往是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分析，这种分析是以论文写作者本人的文学理解和鉴赏为基础的。说白了，文学类论文属于艺术研究的领域，这类的论文往往是以阐述或描述论文写作者的主观理解和主观感受为。但是，语言类论文与此恰恰相反，它不允许写作者纯粹发表主观意见，而要求在调查研究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拿出反映语言事实的结论。说白了，语言类论文属于科学领域，要坚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原则，不允许没有客观根据的任意发挥。正是因为如此，语言类论文的写作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要克服这一困难，就要了解语言类论文的写作要求和写作程式。本文试图就语言类论文的选题、语言研究的程序、语言类论文的写作程式等问题进行一个大致的介绍。 一、论文选题 学术论文的写作和一般文章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你要写一篇议论文或者一篇杂文，有了观点之后，就可以展开思路、信手写来，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反复修改。需要什么材料，还可以查找一些工具书。 语言类学术论文，首先是一篇科研报告，它是在对某一问题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报告出来，这就决定了语言类学术论文是研究在先、报告在后，也就是先进行研究，再写论文。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语言类学术论文的选题，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写作的题目，而更主要的是选择一个研究的题目。 这样，就要求语言类论文的选题，应该考虑以下原则： 1.题目要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可行性。这样就要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占有的材料等等。比如《某某县方言音系调查与研究》，题目很好，但是，如果作者在方言调查以及辩音、记音方面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的话，这样的题目是没有办法做的。再比如，笔者曾经指导的一个本科生的创新支持项目，几个同学打算做这样一个题目《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该计划中包括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代表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这对于几位在校大学生来说，是无法进行的，所以笔者就让他们改成《曲阜师范大学文科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这样，题目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完成项目就不那么困难了。 2.题目要具有一定的新意。这就是说，要尽量避开那些热点、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除非自己确实有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理论、方法或材料，否则还是选择冷门为好。有一年笔者指导了一批自考生和函授生的毕业论文，其中不少学生写了“四大名著中的佛道描写”之类的题目，这当然不是语言类的，是文学类的题目，但是由于写类似文章的太多，许多文章都给人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很难写出新意的。那么，怎么保证选题有新意呢？那就是尽量避开热门问题，比如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尽量选择别人不太关注的。例如，关于《红楼梦》的语言大家研究的比较多，你可以选择《儒林外史》或《儿女英雄传》等。 3.选题宁小毋大。不少同学喜欢选择大的题目，比如《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古汉语“俗”字研究》等题目，这些是08级毕业生的论文选题，这三个题目都是太大，让人感觉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第一个题目《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题目中的新词语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新词语？如果不限制时代，所有的汉语词汇都曾经是新词语。再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社会哪个方面的发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这样宏观的题目，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研究。第二个题目《现代汉语语法方向》，这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方向还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哪种意思，都是语法学家们也不敢进行的研究，我们的本科生选择这样的题目，只能暴露对语法研究的无知。第三个题目《古汉语“俗”字研究》，古汉语有那么漫长的历史，指的是哪个时期的俗字？历代文献中都有大量俗字，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比如，有的专门研究碑刻的俗字，当然里面又分汉魏碑刻、唐宋碑刻等。有的研究敦煌俗字，有的研究近本的俗字等等，选择这样的题目，也暴露了学生对“俗字”研究领域的陌生。 有的同学选择了这样的题目，相比以上题目就要好的多：《〈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中的通假字研究》，《中的骂詈语研究》，《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这些题目都比较“小”，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如果这些题目没有人写过的话，就可能写出不错的论文。 4.明确研究对象和取材范围。这个要求在上文已经涉及到，就是选择研究的题目和对象是明确的，搜集材料的方向和范围也是明确的。比如上面列举出来的选题《〈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研究对象是《论语》，研究的内容是《论语》中代词的用法，搜集材料的范围是《论语》一书的代词。这样的题目，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选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译本比较好的《论语》文本，进行语料的搜集，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展研究。而另外一些题目，比如《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题目中提示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但是“现代汉语”是一个大概念，包含大量的书面文献和口语材料，怎么去搜集“现代汉语”的材料呢？搜集书面材料还是口语材料？普通话的材料还是方言的材料？哪一个方面的材料都不能代表“现代汉语”的全部，所以肯定会让人感觉“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 二、开展研究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首先，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搜集资料。在确定了选题之后，就可以进入研究阶段，进行资料搜集了。 搜集材料的工作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始语料。比如《中的骂词研究》，就要通读《红楼梦》，尽可能完全地搜集《红楼梦》一书中的骂詈语，一条材料用一张卡片，把包含骂詈语的句子完整地摘抄下来，并标明例句的出处，哪一回以及所依据版本的页码等等。再比如《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题目确定以后，作者就要到安丘进行语言的田野调查，不要以为作者自己是安丘人，就可以不进行调查了，同样需要调查。因为研究者对自己的语言往往缺乏认知敏感，许多现象未必能够明确认识到，只有进行调查，才能获得更加准确和丰富的语料。在进行方言调查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发音人等，其中从事方言语音调查还要有专门的听音、辨音、记音方面的训练等等，这都要利用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了。 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前人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搜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有关研究方法和成果，也是为了了解前人的研究，以便自己的研究不重复别人。比如《中的骂詈语研究》，很可能已经有些学者对于《红楼梦》的个别的骂詈语或某些骂詈语进行过研究，也有些版本的《红楼梦》的注释中对一些骂詈语进行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前人的相关研究，都要尽量搜集到。搜集这些材料时，学生可以去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最好把想要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详细计划都列出来。查阅资料时要熟悉、掌握图书分类法，要善于利用书目、索引，要熟练地使用其他工具书，如年鉴、文摘、表册、数字等。 学生中有把以上两类材料的搜集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少同学认为搜集资料就是到图书馆、资料室借阅书籍，抄录、复印论文。比如，有一年，有个研究生的选题是《现代广告语言研究》（其实这个题目太大，是很难做的，但是只要坚持搜集大量的广告语言，也是可以进行的）。笔者问他：你搜集了多少材料？他告诉笔者说：他从网上下载了多少篇广告语言研究的论文，又复印了多少本广告语言研究方面的著作，总共也有30多万字的资料。笔者又问：你搜集了多少“现代广告语言”？他无法回答了。因为，他没有去搜集原始语料——广告语言，而只搜集前人的研究论著。所以，最终他的论文不是在研究“广告语言”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是在阅读前人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论文只能是拼凑而成，至多只能写出一篇研究综述。没有进行第一手原始语料的研究，肯定写不出不同于前人的新意。 其次，研究课题的重点工作——研究资料。学生要对搜集到手的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分类和再分类。把原始的、无序的材料按一定的线索和顺序整理成条理清楚的材料，相同的材料太多时，可以考虑列表或统计等等。把原始材料整理出一个眉目之后，一篇论文的雏形就出来了，然后是对每一个小类的材料进行总结和研究，得出结论。 在搜集原始材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自己费心选定的题目，居然有人已经做过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要认真阅读前人的文章，同时认真研究原始语料，看看自己会在哪些方面和前人的研究不相同，然后尽量突出和放大这种不同，这就是创新。 三、论文写作 研究工作进行到基本结束时，论文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论文的布局谋篇、格式完善的工作了。 一般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方面内容构成。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摘要即摘出论文中的要点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理由、意义，要写得简洁。要明确、具体地提出论述课题，有时要写些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作者本人将有哪些补充、纠正或发展，还要简单介绍论证方法。本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表达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篇幅较长的论文常用推论式（即由此论点到彼论点逐层展开、步步深入的写法）和分论式（即把从属于基本论点的几个分论点并列起来，一个个分别加以论述的写法）两者结合的方法。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束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只要坚持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语料，论文的正文部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需要注意和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两个内容的撰写： 一是摘要。学术论文的摘要是全文要点的摘抄，其目的是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但是，很多同学往往把这一部分写成“论文简介”，往往是这样写：“这篇文章以……为研究对象，以……理论为依据，对……进行了研究，论文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二……，三……。”这样写其实是“论文简介”，不是“摘要”，怎样写才是摘要？可以尝试这样写，把论文中反映主要内容的句子按文章内容的顺序拷贝到一起，然后进行一下文句上的贯通，这样差不多就是一篇不错的摘要了。 二是论文的引言或绪论。一般来说，论文的引言或绪论部分，往往要明确说明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献综述。什么是文献综述呢？就是关于自己研究课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这一部分内容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研究和学术界的研究的接轨问题，同时也是自己的研究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部分，要充分利用搜集到的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把前人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在充分肯定前人研究的贡献和功绩的基础上，指出前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空白点或者不足，主要是指出自己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和前人不同，这样就能够把自己论文的创新性体现出来。这样写可以给读者这样的印象：本论文的研究是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具有创新性的。 另外，还要强调一下语言风格。学术论文，尤其是语言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一般的散文、随笔、杂文的文章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语言研究的论文是科研报告，所以不主张使用活泼的文体，句子宁短毋长。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不要有感情色彩。不少同学的语言研究的论文，写的跟散文、随笔似的，一看就不象一篇学术论文。 四、完善格式 学术论文写作不同于一般文章，讲究立论新颖，与前人研究结果有区别；证据要确凿，要注明引文或旁证思想的来源；数据收集合乎规范，论证有力，不牵强附会；分析严谨，不留漏洞或把柄；内容布局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等。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1.少用“我认为”“众所周知”等表达，不用“有人说”“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曾探讨过”“二十年的外语教学研究显示”等说法。 2.旁征博引，但不能生吞活剥、东拼西凑。 3.注意简洁，对发展文章主题没有作用的引文坚决不用。 4.认真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一手资料直接引文：引用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时，用引号，注明来源及具体页码。一手资料间接引文：归纳他人观点，解释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号，注明来源（及页码范围）。二手资料间接引文：在阅读某人A的文献中发现被其引用的另一作者B有值得引用的观点，表述方式一般为：“B（1989）曾指出/认为……（转引自A 1995）”，A和B均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5.避免无意剽窃与抄袭。有时，作者将以前从某本书上学习到的观点、理论用于行文中，忽略了其来源，造成无意剽窃。如“语言有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这一广为引用的观点并不是普通常识，而是Chomsky（1965）的著名观点，因而必须查找原文，注明来源。 6.杜绝剽窃与抄袭。有意剽窃通常有以下几种：①观点剽窃：将他人某一观点据为己有，不注明来源；②整篇剽窃：将某人整篇文章翻译或摘译，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③针对某个学者的组合式剽窃：将某人多篇成果的有关要点或段落翻译后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④针对某一类研究的组合式剽窃：从不同作者的成果中挑出一些段落、论述，翻译并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⑤伪引式剽窃：从某著作中看到另一学者有价值的论述/观点，在没有直接读到该学者著作的情况下用编译的方式将观点组合进自己的文章，不注明为间接引用（即不写明“转引自……”），而是在参考文献中若有其事地列出从未真正阅读过的文献。 7.在不剽窃的前题下，鼓励模仿相关重要文献的格式、行文方式。 8.避免证据不足、想当然的观点。不用“我/笔者始终（或者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等虚张声势的表达式。 9.任何一个观点必须有来源，或者得到作者的论证。如“随着语句的进展，每个分句都会提供一些新信息，帮助读者在心智中不断构建和整合一个逐步完整的认知世界”，如何证明这样的观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总之，论文的写作，对初次尝试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只要用心思考，认真对待，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写成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文学类毕业论文:高中毕业冲刺阶段语文学科的有效复习 语文学科第一轮复习是针对各项知识点进行的细致而又系统的复习过程，时间长，知识细化多，所以现阶段已经进入综合测试、查缺补漏的至关重要时期。但是在本阶段中首先发现了部分学校大考小考连续不断，几乎是周周有测验，老师更要每考必批，这一做法我认为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备考能力与水平，而且会使得语文教师教学工作产生更多的批改负担，对语文教师的备课造成冲击，进而影响查缺补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此，首先建议各学校语文学科的综合检测每两周做一次即可，而且要针对曾发现的存有缺陷的知识点进行针对性强的补充式指导训练及检测，可适当在两周时间内安排小测验，这样批改量会有所减少，又保证了补漏的针对性，便于后期的指导与提升。 其次，教师在冲刺阶段要有侧重点，并保持预防变化的思想意识，即根据近三年高考试题的平稳性与微调性着手应对。高考试题中语言表达运用的16题，在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始终是基于语言表达的“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而设题，但是命题方式始终是绝不雷同的。所以，要结合全地区、全省的模拟考试题进行预防性补充指导及训练，加强图文转换、语段压缩与扩写、应用文稿修改等方面的指导训练，这类知识点应该予以关注。但也要注意该知识点所投入的时间不宜过长，可是当结合在小测验中进行补充训练。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还存有低效的问题。主要是课堂的教学方法欠缺考虑――教师主讲，对学生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对知识进行泛泛的讲解，学生还是被动地接受着，缺少主动体验生成的过程，而且学生曾经出现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多少只是借助测验看到，而不是借助指导逐步解决掉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练习题或是检测题的讲解问题，部分教师习惯于逐题讲解，这种做法还是说明教师对学生得分丢分状况缺乏了解，所以处理时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未形成重点解决、难点突破的教学风格。建议：教师要了解试题中学生丢分较为普遍的试题，并依此确定课堂指导的重点、难点，还可以在准备中把典型的学生答案以课件的方式或集中印发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更为直观，而且针对这些问题答案，教师在讲评过程中更要重视学生对此类答案修改完善的实践过程。只有在这个修改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才会从理论真正上升到实践能力层面，他的认知才会更为全面系统、深刻扎实，也能够真正解决教师经常碰到的“翻过的错误怎么又出现了”的问题。这样还能回避教师一言堂的问题，在教学中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既是被关注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收获的主体。 在这个阶段中，教师们还应该注意，作文复习指导的策略与方法。首先，是要总结一轮复习中教师所做指的写作指导，诸如新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选用论据、加强论证、构思结构等细节，是否真正化整为零地进行了知识讲解阶段的指导训练和讲评阶段的指导实践。建议教师们在考前阶段，结合大测验进行作文几个主要环节的适应性训练，其次，就是要加强学生审题立意的指导，让学生对材料的解读能力得以提升，从材料内容及含意中确立话题及立意，要力求不跑偏、抓重点、呈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要力争做到限时写作中确保“确定立意、构思结构”，就是在指导提炼话题及立意之后，要同步训练学生据此立意而开展的后续写作准备，确定怎样有效果的标题，选择哪些有力而又新颖的论据，侧重哪个分论点，如何安排才能形成有深度、有梯度的论证，最好是形成书面的纲要：标题、分论点及论据、开篇结语的设计等。教师指导学生养成了这样的写作准备习惯，到考场上学生就能够有效解答写作试题。 最后，针对如何提升阅读能力提出建议，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的能力水平。无论是现代文还是古诗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出现丢分情况后，我们会发现，就是源于学生解读能力出现不足，致使答题失误而丢分。所以，建议教师在最后阶段不能只是追求各类文章练习的数量，一定要本着养成读懂读透的原则进行指导。在文言文的讲解中学会抓重点段落、重点句，训练学生的翻译能力，不必全文每一句都翻译，浪费时间，冲淡学生注意力；诗词鉴赏，着重指导学生学会抓意象，成意境，看注释，借想象，析手法，看题材，真正读懂诗词作品内容。唯有真正读通读懂了作品，学生的解答才会力保高效。对论说文与实用文的阅读还要养成圈画批注的好习惯，为解题提供清晰的纲目。保证了内容要点更加醒目，会帮助学生提高答题的速度与效率。 文学类毕业论文: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的提升 ［摘要］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受到师资、生源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在毕业论文这一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针对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毕业论文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探讨如何提高并改进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升本科院校 古代文学 毕业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不少学生毕业论文在选题时都以古代文学作为方向。因此如何让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在新升本科院校中显得极为突出。 一、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课程本身因素 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对于文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出现，而千百年来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热度也从未消退，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更是各朝各代名家辈出，有些名家甚至是用尽自己毕生精力去研究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所以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但这种现状对本科生来讲却是相当尴尬。本科生学习古代文学是两年时间，就这门课程本身来讲，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不少重要知识点在老师讲解过程中是走马观花，学生的吸收更是大打折扣，很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学术研究。 （二）学生自身因素 由于高考扩招使大学入学门槛明显降低，所以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综合素质已是良莠不齐。在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又往往把课余时间都花费在英语等过级考试上，对于自己的专业课却出现不同程度的忽视，老师要求读的一些专业书根本无暇顾及，长此以往，学生连教材中的基本知识点都无法记住，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三）指导教师因素 新升本科院教师从事的科研活动较少，因此特别是年轻教师对于学术活动了解不够，不能及时把握学术前沿，这些也都成为制约教师无法较好指导毕业论文的关键性因素。再加上文学院的学生偏爱选择古代文学方向作为毕业选题，所以古代文学老师常常出现一个人要带十几个学生的情况，这样老师既要保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往往最后力不从心，在给学生指导时由于精力达不到而存在一些漏洞，造成一些学生浑水摸鱼，毕业论文蒙混过关。 （四）学校体制因素 一般学校将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而这一学期往往是学生考研、就业的重要学期。参加考研的学生一味关注自己的考研而无心做毕业论文，多是草草应付了事。就业学生存在的问题更多，很多学生为了找工作往往最后一个学期就离开学校，手头资料严重缺乏，因此毕业论文的水平更令人堪忧。另外，学校对于毕业论文的不及格率缺少严格规定，有些老师为了不影响学生毕业，把原本应该不及格的毕业论文升为及格，这样毕业论文作为评定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就失去了意义，这些体制上的因素也成为制约毕业论文无法做好的原因。 二、提高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论文质量的建议 （一）健全学校管理体制 不少学校对于毕业论文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如《关于印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条例〉的通知》《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等一系列规定，但很多老师并没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来执行。面对这样的状况，学校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规定，细化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并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步骤进行严加审核，防止不认真的学生和老师钻空子。另外学校应该推行盲审政策，在答辩前组织本校专家或是兄弟院校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盲审通过之后方能参加答辩，这样给学生及指导老师无形中增加一些压力。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指导水平 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的科研水平普遍不强，因此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成为重要任务。学校应该鼓励青年教师到知名高校进修、访学，感受名校的学术氛围。只有教师的学术视野开阔才能够有足够的水平给学生介绍本方向的学术动态，指明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学术空白点，探讨更有意义的科研选题，提升学生在学术领域的水平，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 （三）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加强学生论文写作的基本功应是学生入校起就应该强化的基本功。学校应开设论文指导课，增强学生对论文写作课的重视，平时多布置一些小论文，及时指点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防止出现题目过大、过于老套、无研究价值这样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三、小结 做好本科生毕业论文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仅重点探讨新升本科院校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论文就发现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教师、学校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只有经过各方的互相协调、配合，毕业论文的质量才会有提高，才能推动学校综合教学质量的提高。 文学类毕业论文: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探索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尝试，是检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的一份综合答卷，它直接影响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教学能力、科研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有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认为毕业论文只是对毕业设计的记录和整理，忽视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性的特点，在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上出现低级错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势在必行。 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性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是指从事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等中的规则。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社会性。毕业论文中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发明和发现(包括科学中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提出)，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是在他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来的；几乎都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绝大多数也都要使用公共资源。即使是完全由个人辛勤探索获得的成果。要成为被他人承认的知识，也需要一个由人们进行独立判断并决定是否接受的过程。这种社会本性决定了毕业论文研究的基础在于公认的学术规范平台上。 2．学术规范可以减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易错性。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一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极为复杂，且又不断发展变化，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二是因为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受着自身条件的制约，如思维方式、知识背景、个人情感等等的局限，这就使得个人对研究课题的认识和把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因此需要相应的规范，需要学术共同体来共同努力以尽可能减少这些偏差和错误。 3．学术规范可以消除个人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没有必要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不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可能想方设法地去走捷径、去投机取巧地多进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甚至会出现种种越轨的行为，如伪造、作假、抄袭、剽窃等等，必将严重地损害个人、单位以至整个研究领域的声誉。 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规范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研究过程差别很大，但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毕业设计还是有一套通行的研究方法，通行的毕业论文研究步骤主要包括：(1)发现或确定研究对象；文献研读分析，提出研究问题；围绕文献进行综述，论证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起点；(2)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模型构建，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测量，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案；(3)数据采集过程；数据分析，解答各研究问题；(4)研究结果的讨论和分析等。由此可见，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必须应该将毕业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规范、研究过程的方法介绍等，以流程图的方式表示出来，我国每年有大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通过，但在国际、国内引用的却很少，原因就在于所用得研究方法不明确，所得的研究结果是否合理正确就很难判断，只有清晰合理的研究过程才是证明其研究结果有效性的主要尺度。 2．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建设。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规范至少应包括：(1)选题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对于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着眼于选题的质量，主要是看选题是否有新意。(2)观点规范。观点是否鲜明、正确，有独到见解，有创新性。(3)论据规范。论据是否充分、翔实，论据要具有新颖性、典型性、代表性、正确性，要能有力地阐述观点。(4)论证规范。论证是否严密，富有逻辑性。全篇论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言之有序。天衣无缝。做到概念判断准确，有层次、有条理地阐明毕业论文的研究过程。(5)结构规范。结构是否完整，层次是否清楚，绪论、本论、结论各部分的主次详略要得当，段落划分要合适，全文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6)语言规范。语言是否符合论文的语体风格，是否准确、简明、平易、通畅。(7)格式规范。格式是否规范、项目构成是否完整。毕业论文应由以下项目构成：封面、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致谢、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每一项目都应符合规范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3．加强指导，实施指导教师责任制。职业技术教育指导教师责任制是指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指导，包括：(1)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选题，确定研究方向，介绍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存在问题；(2)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查阅相关文献，介绍查阅方法，搜集该选题前沿资料及相关信息；(3)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确定毕业论文题目，并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分析等；(4)负责设计调查(实验)大纲、实施方案，分析是否切实可行；(5)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问卷(实验研究方案)的撰写，及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帮助本科生立论和分析调查(实验)结果；(6)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按规定格式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如毕业论文结构规范，中外文摘准确，参考文献引录正确等；(7)本科生撰写完成毕业论文后，指导教师应认真审阅，对毕业论文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论点论据、结构布局、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问题，写出有针对性的鉴定意见；(8)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论文答辩，针对毕业论文答辩中提出的问题，指导本科生进行修改；(9)通过答辩后，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按考核标准和答辩情况评定最后成绩。 4．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过程制度的规范建设。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评审中，由评阅人和专家共同构成学位论文评阅组，评阅组人员的组成中通常至少应有一名同一领域内的学术带头人，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送审到提交评阅意见应保证评阅人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评阅论文。有条件的高校还应当聘请同行专家和校友作评阅人，增强了论文的认同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授予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各职业技术高等院校对于本科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应该采用量化的方法，在本科生学士学位评审过程中，分项、分栏列出对论文评阅的要求，对毕业论文选题的先进性、论文结论的正确性、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及主要贡献、论文的错误及有待讨论的方面、对论文的修改意见等分项评审给出鲜明、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这种量化的做法使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更有依据，一方面要求作者综合考虑论文的各个方面，不应忽视论文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也激励评审人尤其是专家提出具体中肯的意见，使论文评审更有针对性。 5．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制度规范的建设。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制度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1)明确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整体要求，建立完整的工作规范和系统的管理制度；(2)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评价体系。为使成绩评定达到客观、公正，还应建立成绩评定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指导教师评分项目分值和答辩委员会评分项目分值及二者在总成绩中的百分比，做到成绩评定不偏不倚，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3)设立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管理和指导机构，保证这些制度标准的具体落实和严格执行；(4)建立指导教师的遴选及淘汰制度等。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过程中，严把质量关；(5)成立的各专业的答辩委员会，答辩时按题目类别分组进行，答辩小组教师姓名提前公布，且实行指导教师现场回避制度，答辩现场肃穆，并对答辩过程做认真记录；(6)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结束后，在指导教师评语的基础上，先由评审人进行评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类毕业论文:加强大学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的探讨 【摘要】大学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前，本科毕业论文的学术不规范现象非常普遍，已经严重的制约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提高。本文分析了论文学术不规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论文学术规范的措施。 【关键词】毕业论文;学术规范;探讨 大学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学生的“收官之作”。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在校期间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全面检验，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的重要手段。毕业论文质量的高低是反映高校教学质量、学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必须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当前，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学术不规范现象非常普遍，已经严重的制约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学生学术诚信欠缺，论文抄袭现象比较严重，高质量的论文不多，因此，为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必须加强学生论文的学术规范。加强学术规范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培植学术文明；是高校诚信教育、学生能够素质教育的基本环节之一；有助于学术创新与文化创新。 1 毕业论文学术不规范的原因 1.1 学生对毕业论文重视程度不够:学生迫于就业压力， “考研热”、“考证热”、“出国热”是当前大学的普遍现象，学生无暇顾及毕业论文的写作，只能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拼凑一篇论文了事，论文学术不端行为非常严重。一些时间充裕的同学对毕业论文的认识不到位，认为只要学好专业课就行了，毕业论文是非课堂教学环节的学习要求，只是为了凑学分用来拿学位用的，不用投入太多，随便弄一篇就行了。 1.2 指导教师指导不力:一些指导教师不认真指导学生，老师忙于自己的科研、教学，不愿意分出精力做其他事情，而且指导本科生论文只是学院分配的临时性任务，所以不认真指导，对学生论文疏于管理，对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放任不管。一些指导教师本身学术水平不高，没有指导论文的经验，对学术不规范行为认识不是很到位，不能严格要求学生。 1.3 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意识欠缺:学生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意识欠缺。一些学生在大四还完全不知道毕业论文的写法，不懂论文注释和索引的规范和功能，不知道该如何引用别人的成果。比如像如何写注释，参考文献类型的标识，以及掌握符合规范的学术话语等。一些学生学术规范意识模糊，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认为抄一下没关系，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2 加强学生学术规范的措施 2.1 提高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识:学校要让学生认识到毕业论文的重要性。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是使学生把已经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系统总结和综合运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论文质量的优劣，是检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学生优良的思想品质、责任感、使命感和进行综合素质培养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是学生毕业前的综合训练，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准备。 2.2 选派高素质的指导教师:高素质的指导教师是大学生写好毕业论文，做好论文学术规范的重要保障。学校应选派学术水平高、职业操守好的老师担任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要认真负责、严格按照论文学术要求来指导学生。为保证质量，每个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应超出5人。学院要对论文指导教师规范管理，要建立论文指导教师的评价体系，评价结果和评奖评优、职称评定挂钩。同时应给与论文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待遇。 2.3 加强学生学术规范教育:现在，很多高校都没有开设专门的学术规范教育课程，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欠缺。事实上，在2009年教育部发出《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就要求“要把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作为教师培训尤其是新教师岗前培训的必修内容，并纳入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教育教学之中，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把学风建设绩效作为高校各级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方面，形成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长效机制”。因此，高校要开设学术规范教育课程，使学生受到专业的学术规范训练 2.4 严格毕业论文管理:当前，我国很多高校毕业论文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学校制定了很多有关毕业论文的规定，但是对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严格执行，导致了学生论文学术不规范现象突出，论文质量不高。严格的管理是提高论文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必须严格执行论文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让学术规范意识深入学生内心。

语言艺术论文:新课导入的语言艺术 一节成功的好课，是从新课开始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新课开始时，就能以有效的方法，唤起学生注意，安定学生情绪，激起学生兴趣，使学生以良好的心态投入课堂学习，那么整个课堂教学就成功了一半。我们知道，新课开始，学生大多精力分散，心神不集中。对此，除了通过神情暗示、动作提示外，可融组织教学于新课导入之中，依据教学目标，根据学生实际，精心设计导语，以发挥导语“集中注意、激发兴趣、突现目标”等多重功能。 描述情境，引发兴趣 教材中的不少课文，或描写了美妙的景色，或叙述了生动的故事，此类课文，可选其中精彩的画面或精彩的情节，通过具体形象的描述，声情并茂的表述，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桂林山水》可这样导入：同学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而桂林则是这个大花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那里的水是那么清，那么绿，那么静；那里的山是那么奇，那么险，那么秀。谁到了那儿，都会被那奇特的风景所陶醉，被那美妙的景色所感染。今天老师就带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导入，学生就会被桂林山水的美妙所吸引，同时也对桂林山水的主要特点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们就会全身心进入课文描述的境界中去，投入到课文的阅读和景色的欣赏中去。 创设矛盾，促其探究 由于学生知识积累有限，认识理解能力欠缺，他们对某些知识的了解和理解往往与课文内容存在明显的差异。对此，新课导入可有机联系，合理运用，创设矛盾，引发疑问，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如：《在仙台》一课教师这样导入： 师：同学们，知道鲁迅吗？谁能介绍他的有关情况？ 生：我知道，他是绍兴人，在三年级我们学过《三味书屋》，课文中介绍了他小时候读书的情况，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珍惜时间人。 生：我从课外书中知道，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生：我从课外书上知道，鲁迅是对敌斗争的勇士，他用他犀利的笔与敌人斗争。 师：同学们知道得还真不少，但是你们听说过鲁迅学医的故事吗？（学生茫然）课文《在仙台》写的就是他为什么学医，以及在日本仙台学医的经过。（介绍鲁迅学医的原因和他弃医从文的故事）。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在仙台跟藤野先生学医的。 学生虽然对鲁迅并不陌生，但对鲁迅学医以及放弃学医，走文学救国之路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诸如此类，教者充分运用学生知识上的缺陷，通过矛盾的创设，使学生产生疑问，从而为引导阅读探究奠定了基础。 剖析课题，明确目标 有不少课文，题目对课文内容和思路进行了暗示，这类课文，新课导入可引导分析课题，揣摩内容和思路，以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如《草船借箭》这样导入： 师：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新的课文。（板书、学生读题）谁说说题目的意思。 生：草船去向别人借箭。 师：哟，草船真神奇啊，它竟然能向别人借箭呢？ 生：不是，用草船向别人借箭。 师：对了，由课题你想想课文可能写些什么呢？ 生：课文可能写谁借箭，为什么借箭，如何借箭，结果怎样。 师：是啊，谁用草船借箭呢？向谁借箭呢？为什么要借箭呢？是怎样借箭的呢？结果怎样呢？这是我们阅读这篇课文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这样根据课文题目引导设问，教者适当提取梳理，使阅读目标以问题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从而确定了课堂学习的方向。 语言艺术论文:探究电影台词的诙谐语言艺术 一、《大话西游》台词的诙谐表现形式 修辞学家的杨鸿儒曾说过,诙谐幽默是一种修辞方式。这说明,诙谐幽默是语境中的一种常用表达方式,其影响力与效果和当时的环境、人物、画面有关,不同的场景,效果也会不同。在严肃的语境中如果采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有时是不合时宜的。特别是在电影艺术中,更要根据画面与环境的不同而变化,这样才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运作旧故事新诠释的方式,讲述至尊宝在还没有成为孙悟空的时候,面对尘世与紫霞仙子、铁扇公主、白晶晶的爱恨情仇。这部影片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诙谐幽默台词的运用。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种诙谐幽默的语言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夸大、修饰,能起到一种粘胶作用,占据人的心智,让人潜意识中产生认同、模仿、传播。如影片中紫霞仙子所说的:“上天既然安排他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错不了!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嘱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云来娶我!” 其实,这是少女对爱情的期待,如我们常说的“希望遇到白马王子”意思一样。如果在电影中还运用常规语言,就达不到喜剧化传播的效果,也不会那么打动人心。而只有像周氏一样,用夸张、戏谑、诙谐、幽默的语言,才能加深观众对于电影女主角爱情价值观的印象。“民间广场语言”的运用,加强了台词的喜剧与诙谐效果,如白晶晶对至尊宝所说的:“你把胡子剃光干什么?你不知道你少了胡子一点性格都没有了……哎…文也不行武也不行,你不做山贼,你想做状元啊?省省吧你!改变什么形象,好好的做你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去吧!”完全世俗化的语言,加之颠覆性的人物造型,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观众捧腹大笑之余,也不忘思考回味。诙谐幽默的语言是周氏喜剧作品的精髓所在。正因为有了它,才让“周氏电影”为人们所喜爱。 二、诙谐语言对电影的影响 突破传统,是“周氏电影”深得人心的因素之一。在爱情的表现上,周氏也能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来诠释,从而营造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喜剧效果。《大话西游》中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刺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哪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这段台词成了爱情的最好诠释,也是电影中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表达。正是通过这种台词的渲染,观众体会到了主角感人肺腑的爱情告白,从而动容、动情。这种语言对于画面的渲染与标注,能“于无声处见有声”。 周星驰电影夸张的艺术画面、草根式的语言直白、看似荒唐但又隐喻现实的故事,让观众既爱又怜,达到了“嬉笑怒骂皆文章,荒唐戏谑诉真情”的效果。其诙谐幽默语言的产生,不仅依赖于文字自身的内在规律,更依赖于当下存在的语境,让人过目不忘,从而推动华语电影喜剧搞怪风格的蔓延和升华。 语言艺术论文:数学教学的非语言艺术 教学中的非语言因素是指教师在教学中为了达到教学目的而有意作出的表情、动作和姿势的总和。也有人把非语言因素称为体态语或体势语。教学非语言因素是相对于教学语言的。教学非语言艺术是教师灵活巧妙地运用非语言进行表情达意，达到教学目标的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据心理学家研究发现，非语言因素传达的信息占人的信息交流的60％以上。教学是师生信息交流活动，数学教学也是如此。可见，数学教师必须十分重视在教学中学会运用非语言艺术，以优化数学教学过程。 一、恰当运用非语言因素，激励学生乐学情感在数学教学中起动力的作用。以情感人，充满情感的教学，能使学生乐学不倦。课堂上数学教师的激励行为指教师的语言、面部表情和体态，对学生有激励作用。教师除善于使用激励的语言之外，还要富有激励的情感，通过赞许的点头，期望、称赞的目光、眼神，赞美的手势，会心的微笑，增强情感的感染力，使学生愉快地学习数学。如，教“约数与倍数”的概念之后，设计联想训练。教师讲一句话，学生说出意思相同的另一句话。教师说：“24能被2整除。”一个学生说：“24是2的倍数。”此时教师用赞许的点头，会心的微笑，作出认知与情感上的反溃“还可以怎么说？”另一个学生抢着发言：“还可以说‘2是24的约数’”，教师又给学生一个赞许的点头。课堂上师生情感交融，促进形成良好的教风与学风。 二、恰当运用非语言因素，辅助教学语言表达的效果非语言因素一般不能单独构成意义表达，教学非语言因素伴随辅助于教学语言，语言艺术在非语言艺术的辅助下，可以收到“言语不多道理深”的教学效果。 数学教学常从学生熟悉的事物，从具体形象入手，再引导学生进行抽象概括，经历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机地把表情、动作、姿态与语言表达结合起来，可以增强教学效果。下面是一位教师上《年、月、日》的教学片断纪实：师：怎样才能记住大、小月呢？你能想出好办法吗？（评析：激励的表情、姿态与巧妙的设问有机结合。）师：大家观察，7前面的大月都是什么数（单数）？而7后面的大月都是什么数（双数）？我们就说7前单月大，7后双月大。（评析：在教鞭动作的引导下，学生的思路展开，获得科学记忆大、小月的一种方法。）师：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记住大、小月呢？同学们看课本第65页，握起左拳头，像图中那样，在左拳头上从一月数到七月，再从八月数到十二月，拳头凸起来的地方表示大月，凹下去的地方（除2月外）表示小月。我找个小朋友带大家数。 （评析：教师动作示范，引导学生观察，辅以教学语言，又让学生学会科学记忆大、小月的另一种方法。）数学教学中的非语言表达是在真实自然的现实情境中进行的，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挖掘教材的非语言因素，引导学生观察数学现象，思考数学问题，透彻领悟数学知识。如，《圆柱体侧面积的计算》中底面周长和侧面展开的长方形的长的关系是学习中的难点，为突破难点，课前师生都准备一张较厚的长方形纸板：长15厘米，宽10厘米。学生在教师的示范下做以下动作（操作）：（1）把这一纸板卷成一个高10厘米的圆筒，把它握在左手，掌心向上；右手指在圆筒底划圈。（哑语：这是圆柱底面周长）（2）手慢慢放松，认真观察这个底面圆的形状变化，右手指着正在变化的曲线。（哑语：这是圆柱的底面周长）（3）把这张纸完全展开成为一个平面，右手指在这个长方形的长边上划一 划。（哑语：这是展开后的圆柱的底面周长）这一片断，由于教师充分运用非语言艺术，创设教学中非语言情景，化静为动，有效地突破了教学难点，形成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气氛。 三、恰当运用非语言因素，促进学生内部言语的发展著名的教育家布鲁纳指出：“一旦儿童能使言语内化为认识工具，就比以前更能以有效而灵活的方式将经验的规律表现出来，并加以系统的转换。”内部言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盲语活动，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伴随的一种不出产的言语。 内部言语的形成是学生头脑里认知同化的过程，是实现知识内化的思维方式。数学教学恰当地运用非语言因素给学生以适时的暗示、启发，能有效地引导学生的思维纳入合乎逻辑的轨道。 近代国内外小学采用“无声教授法”。把例题教学编成“小步子”的程序，利用电化教学媒体，教师从学生的思维反馈信息中，及时地运用动作、表情、姿势等非语言手段，让小学生参与和暴露思维过程”，使枯燥的数学教学变得生动活泼、新颖有趣。 这种无声的非语言教学艺术吸引了全班学生，个个聚精会神，引颈而望，学生计算能力、思维能力得到发展，许多教师皆称赞“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教学特色。 总之，数学教师必须创造和运用非语言艺术，遵循“一法为主、多法相助”的教学方法优化原则，使语言艺术与非语言艺术得到完美的结合，使非语言因素与多种教学媒体、教学手段有机组合，协调运用，那么，数学课堂教学艺术将展示它新的风华。 语言艺术论文:谈广播的语言艺术 论文摘要: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管理中心,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从管理理念、馆员角色、馆藏渠道、技术运用和服务功能等方面提出了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建设 一、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高校有三大职能: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图书馆也承担着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相应任务。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基本要素包括办学思想、学生来源、师资力量和图书资料等,构成了高校办学体系的基本内涵,是共同组成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有机整体。图书馆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关系到学校的发展,图书馆的发展与学校的定位密不可分。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强调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相协调的一种发展。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一个重要部门,其可持续发展同样应当与学校的发展环境相协调。强调协调和持续发展是指图书馆的发展与学校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应形成一体化的互相适应、互为动力和协调共进的配合机制。随着社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高校图书馆的传统意义正在发生全新的改变,其地位和价值越来越重要。社会信息化、数字化和知识全球化环境下,高校对图书馆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图书馆作为高校教学和科研的知识资源库和信息资源库,既面临着挑战,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高校图书馆应抓好自身建设,创新管理理念、转变馆员角色、开拓馆藏渠道、运用现代技术和完善服务功能,促进管理水平的提升,与高校同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全面落实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职能。 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高校图书馆建设的策略 1.创新管理理念 (1)创新馆藏思路。馆藏传统意义上是指图书馆藏书,通常馆藏是指包含人们记载、存贮、传播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类成果,并用文字、图形、音频、视频等符号系统的在一定载体上记录下来以供人们广泛阅读的精神产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图书馆建设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高校图书馆应创新馆藏思路,一是要开拓馆藏渠道,不断丰富馆藏资源,扩大和延伸收集、加工的内容和类型;二是要研究如何更大限度地开放和利用馆藏资源,为读者提供确切的、有价值的信息,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2)创新服务观念。读者是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图书馆存在的目的。没有了读者,即使有最丰富的馆藏,充其量不过是一座藏书楼或博物馆。高校图书馆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馆藏与利用的关系,从馆藏导向过渡到以读者为导向;从传统的文献借阅服务转向多元化的信息服务转变。 (3)创新人才机制。高校图书馆需要大批敬业、勤业、精业的图书管理人才来保证高标准、高质量的开展工作。必须坚持人才管理创新,重视人才培养终身化、人才使用形式多样化、人才发展特色化、人才激励与考核制度化,造就一批既掌握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方法,又能熟练运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外语进行工作;既懂得信息技术和现代图书管理知识,又熟悉学科与专业发展需求;既能处理图书馆常规业务,又能应对图书馆复杂事务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4)创新经营理念。信息是一种无形商品,图书馆作为收集、整理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机构,应随着信息产业的升级与发展,逐步实现向社会全方位开放,实践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高校图书馆要创新经营理念,拓展信息资源有偿服务领域,培育与探索图书馆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市场,使高校图书馆的功能不断扩展和外延,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为社会上和地方上的读者服务,增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转变馆员角色 馆员是指图书馆工作人员,是图书馆各项工作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如果说馆员被历史赋予的第一个社会角色是“藏书保管者”、“知识守护者”,那么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馆员不仅是文献收集者、知识守护者,也是信息开发者、加工者,更是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者、借书育人者。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面对新形势,馆员要转变角色,从图书“馆员”,逐步向信息领域的“专家”、“行家”、“信息领航员”、“网络管理员”和“信息工程师”等角色转变。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熟练掌握各种检索工具和技术,提高信息技术综合运用能力,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信息导航员”,以热情的服务态度和娴熟的服务技能服务广大师生。 3.开拓馆藏渠道 馆藏是图书馆的物质基础,也是图书馆的精神力量。图书馆的馆藏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图书馆的价值水平和实现程度。现代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越来越广,馆藏也从传统意义上的文献收藏向多方位收藏拓展。大凡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一切记录及其载体都可以纳入现代图书馆藏品的范围,除拥有各种形式的文字记录外,收藏应向各种实物或博物资料延伸。诸如工程图、照片、广告、明信片、月份牌、书画、年画、挂历、香烟牌子、商标牌、火花、邮票、钱币、奖章、手工艺品、模型、玩具、地球仪、乐谱、服装及玻璃器皿等实物资料也将成为十分珍贵的馆藏资源。高校图书馆还应根据学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等实际情况,努力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如浙江师范大学作为一所集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经济、政法、艺术、体育等学科门类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学,其图书馆开拓馆藏渠道,丰富各专业门类所需的馆藏资源,将收藏现有的文献资源向各种实物或博物资料延伸,可以为师生的教学与科研提供更加全面高效的服务。 4.运用现代技术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运用到图书馆工作的各个管理环节,高校图书馆建设已经向管 理自动化、载体数字化、服务网络化发展。 (1)管理自动化。图书馆管理自动化主要包括图书采访、编目、借阅、流通、期刊管理、读者管理、典藏管理、阅览室管理、公共检索等自动化;利用计算机实现藏书分类统计、流通统计等数据统计的自动化;读者通过计算机实现检索图书资料的自动化;通过网络实现图书馆信息的自动化,实现加工新书通报、超期催书单、卡片目录、书标、书证等自动化。图书馆管理可以运用现代的集成管理系统和大型资源整合工具,为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提供便捷的平台,充分发挥图书馆功能和效率,使读者更加方便、高效地利用图书馆资源。 (2)载体数字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图书的载体向高科技的数字化新型载体发展。图书馆数字化载体主要包括各种电子出版物、利用网络实现共享的“网络图书”。目前,很多普通纸质图书也有“图书+光盘”的形式出版,体现了图书的数字化趋势。数字图书馆的馆藏数字化,通过因特网将各Web服务器上的资源库连接起来,为更多的人提供服务。网络图书以网络形式传输,传播速度快,成本低廉,时效性好,已经成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图书载体形式。 (3)服务网络化。互联网的普及和管网的建设,使人们的阅读方式正发生变化,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向数字化的阅读方式转变。高校师生可以在办公室、学生寝室和家里通过上网就能获取种种阅读信息。直接来图书馆借阅的读者,从表面看来似乎少了,其实不然,通过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电子阅览、网络阅览的人越来越多,图书馆服务功能正向网络服务方向拓展。图书馆的网络服务体系包括数字化信息的存储管理体系和信息的传输服务体系。数字化信息的存储管理体系是指数字信息的获取、加工、管理的自动化;信息的传输服务体系是指通过图书馆的服务器与局域网、国际互联网的高速连接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网络的普及性和便捷性,使图书馆有大量的信息提供给读者,满足了读者的各种信息需求。 5.完善服务功能 (1)信息服务。根据学校的学科与专业发展情况,收集、整理、制作各类专业信息,编制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目录索引、文摘、汇编、索引数据库等。 (2)网络服务。除为读者提供传统的借阅服务、参考咨询、情报检索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馆藏文献进行更深层次的开发,并为读者提供网上服务、全文检索、多媒体检索、网络咨询等。 (3)培训服务。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培训等形式来普及网络知识,培养读者学会使用现代图书馆,提高读者的知识加工能力,使读者尽快掌握各种信息资源的存取方式,能快速收集所需信息资料等。 (4)增值服务。利用良好的图书馆信息技术设施设备,开设一些有偿的增值服务,如出租演讲厅、报告厅、音响厅等。 (5)延伸服务。提供便民设施方便读者。如代借、代译、复制、查新、书店、展览等。 (6)社会服务。在服务本校教学、科研的同时,为社会提供信息咨询和信息服务等。 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社会信息化、数字化和知识全球化正改变着图书馆的性质,高校对图书馆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高校图书馆机遇和挑战并存,只有坚持馆藏思路、服务观念、人才机制和经营理念方面的创新,抓好自身建设,发挥自身优势与特色,才能实现与学校发展的协调、和谐与共进,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语言艺术论文:谈《围城》中的多元化语言艺术 在钱钟书的语言艺术中,讽刺是举足轻重的一种语言手段。钱钟书没有用说教的方法来揭示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端,而是用讽刺对那些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嘲讽,在小说《围城》中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钱钟书运用讽刺的手法是高超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多元化的。品味小说,回味无穷。 一、独特的比喻艺术 1.比喻的多样性和新颖性。 钱钟书的比喻因其见识广博,机趣睿智,在取材上具有多样性,没有重复雷同,选材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新颖独特,雅俗共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钱钟书常常采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做比喻,如“你们新回国的留学生,就像新出炉的烧饼,有小姐的人家都抢不匀呢。” “二奶奶三奶奶打扮得淋漓尽致,出了汗,像半融化的奶油喜字蛋糕。”等句中的喻体“新出炉的烧饼”、“半融化的奶油喜字蛋糕”都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事物,看似平淡无奇,用在这里却显得通俗易懂而又生动贴切。除了常听、常见、常用的事物,他还能将典故和一些抽象、虚幻的观念引用自如“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避丑;小小的一片纸可以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两个比喻句分别取材于《伊索寓言?河中肉影》和《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用在这里让人忍俊不禁,又能受到奇特的效果。 2.比喻的讽刺意义 我们知道,手段并非目的,比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在小说《围城》里,它的目的便是为整部作品的讽刺艺术服务,而这些另人拍案叫绝的比喻手法的运用,极大的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在这部小说中,钱钟书用了数百个形式多样的新颖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喜剧性的比喻并不是孤立的,讽刺是他语言的重要部分,而他所钟情与的比喻边式他讽刺语言的一大特色,运用起来灵活自如,得心应手,而又有深刻的讽刺意义,将比喻的讽刺意义和幽默意义完美融合。钱钟书的笔尖如同针尖一样的次如肌肤,用极其深刻的比喻进行无情的讽刺。正是用这些形象深刻的比喻使整部小说的讽刺意义更加鲜明突出,也使小说具有了更大的形象性与生动性。效果更强烈,主题更深刻。 二、针尖般的语言艺术 1.个性饱满的人物刻画 《围城》这部小说中涉及到了大大小小几十个人物,这些人物性格各式各样,钱钟书对选出的人物都做了富有个性的刻画,足见其对语言有着驾轻就熟的能力。例如在写第一次出场的“哲学家”楮慎明时,这样写的:“一个身背高额,大眼睛,苍白脸,戴夹鼻金丝眼镜,穿的西装袖口遮没手指,光光的脸,没胡子也没皱纹,看起来像个幼稚的老太婆或者上了年纪的小孩字。”以及后面的他最恨女人而不肯佩眼镜为对苏文纨打翻牛奶和吹嘘自己与国外的哲学家罗素等常有联系时,实际上也正揭露了楮慎明他自己的空虚无聊及无耻下流,肖像描写生动形象。 除了生动的肖像描写外,钱钟书还能巧妙的运用英文和文言文等语言描写塑造人物形象,并善于刻画人物心理,通过其心理描写展现性格特征,品位小说,便可以深深体会。 2.惟妙惟肖的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总是作者着重笔墨去描写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很好讽刺机会。因为心灵的想法是人物最真实的感情,而人物的举止,说话不一定会像心灵一样真切,为了避免自己的迂腐被别人揭穿,书中的人物时常用不真实的行为来掩盖自己的丑陋。 从这些心理描写中,心理与行为举止的反差给予了讽刺的资本,也让读者对这些角色产生厌恶。借此讽刺那些丑陋的心灵,由隐到现,由暗到明,慢慢的揭露了范懿的爱慕虚荣,最终讽刺的味道愈加强烈。 3.不可忽视的写景映衬 《围城》中的景物描写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多,但能从钱钟书对景物的描写中仍能看到其艺术特色的表现,同样具有很好的审美价值。《围城》的第一部分,在写方鸿渐吻了鲍小姐,而她里区撇下方鸿渐在甲板上后,有这样一段描写“天空早起了黑云,漏出疏疏几颗星,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白天的**大海,这时候全消化在更广大的昏夜里。衬了这背景,一个人身心的搅动也缩小以至于无,只心里一团明天的的希望,还未落入渺茫,在广漠澎湃的黑暗深处,一点营火似的自照着”。所描写的景物是与这时方鸿渐的心境想对应的,“广大的昏夜里”的“疏疏几颗星”犹如方鸿渐心中荧火似的那点希望,这也就暗示了方鸿渐追到鲍小姐的希望是几乎没有的。小说中的好多出的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有这样的作用,因而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 结束语 《围城》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社会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钱钟书独特讽刺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语言艺术论文:高校教师教学语言艺术之浅析 论文关键词：教师；教学语言；启发性；关键；人才 论文摘要：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教学语言是教币引导学生开启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不论是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还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都离不开教学语言，而且教师教学语言水平的高低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方面。因此，教师潜心探究教学语言至关重要。 教师在探究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时，往往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试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却忽视了课堂教学语言的运用问题。事实上，同样的教学内容，因教师教学语言水平不同，其授课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教师的教学语言在讲台上如何精心施工呢?笔者在搜集大量文献、深人调研千名学生和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应从以下几个层面上下功夫。 一、教学语言因学科不同而变化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教师使用教学语言进行教学的过程是传授知识开发学生智力的过程。但因学科性质的不同，教师的教学语言应有所不同。仅举几个例子: 例一，大学语文课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思路以及培养学生想象力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教师要用富有时代气息的语言感染学生，善于进行恰如其分的描绘、夸张、形容和比喻等。出自语文教师之口的讲授，应该是声情并茂，妙趣横生，琅琅上口，娓娓动听的艺术杰作。这样才能开拓思维，激起学生情感的共鸣，唤起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增强内涵力，发展智力，培养创新能力。 例二，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政课教师是学生的人生导师，是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培养他们论说能力、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的一门主要课程。教师在教学中不但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增强时效性，而且教师的教学语言还应该具有科学性、逻辑性、论证性，善于言辞，长于论辩，其教学语言应像一块无形的“磁石”一样，紧紧聚拢学生的思路，善于诱导学生从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主要矛盾，认识事物的本质，以及培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全面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三，英语课从某种意义讲是一门实践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在听说读写译诸方面的基本功得到训练和加强。因此，教师在组织英语教学时，特别要创造语言环境，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大量的练习，达到熟练掌握英语语言的能力乙同时在课堂上教师无论是检查、讲解、分析、总结，还是复习，应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用生动的标准的口语启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自觉性，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通过以上几门课的实例说明，做为一名卓越的大学教师必须用语言学家的用语准确、数学家的逻辑严谨、演说家的论证雄辩和艺术家情感丰富的特点，激发学生的创新火花和创意亮点，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这种印象不但不会随着下课的铃声而消失，而且将会终身受益。 二、教学语言的精心施工 (一)富有启发性 由于受传统教学体系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注人式的教学方法在高校还占有一席之地。近几年来，随着教学改革的深人开展，虽然有所改变，但是这种状况仍然存在。这就会导致束缚学生智力的拓展，阻碍学生创新能力的开发与培养。笔者认为，教师的教学语言应具有思想性、科学性、逻辑性、启发性、探究性和互动性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启发性。要做到这一点教师上课时就要使学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的同时，鼓励学生具有质疑问难的精神，开阔思维，大胆想象，超常发挥。对于学生中的好奇心和勇于提问的精神给予呵护和积极引导。李政道教授曾对科技大学的学生说:“好奇心很重要，好奇才能敢问”。“最重要的是要提出问题，否则将来就做不了第一流的工作”。近代教育家陶行知也说:“发明千千万，起点在一问”。所以，教师要特别注重启发式教学，善于激起学生的疑问，鼓励学生质疑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启发他们发现问题和探讨问题，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习惯，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在我国科技发展、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中流砒柱的作用。 (二)用语准确性 对教师的教学语言既要有严密的逻辑性，丰富的知识性，更要有其准确性。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传授知识的第一要义就是用语准确。否则，岂不是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特别是对于那些重要的概念、定理、公式、原理、法则等表述，更是来不得半点失真和含糊。要花大力气反复斟酌所用词语、句子的意义、内涵等，切记用精当的教学语言，而不能拖泥带水，哼哼叽叽，重复呷嗦，一是对有关内容讲不清楚;二是容易产生歧义;三是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三)内涵创新性 据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科瓦列夫的一项研究资料表明:64.6%的大学生最器重的是教师的博学多识，才华横溢。在我国，也有不少类似的调查研究数据佐证了这个结论。具体地说，内涵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层面，表现在教师能创造性地利用本身渊博的知识，精当地处理教学内容，并能深层次的拓展与延伸;第二层面，表现在教师教学时不仅传授知识，旁征博引，更重要的是能把学生引导到更高层次的知识境界;第三层面，表现在教师能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天衣无缝地融人到有关的教学内容中。从某种意义讲，教师教学语言的理精辞美，对同学心灵的健康和成才至关重要，将会引导他们起航未来，扬帆梦想。 (四)声调节奏性 说到教师上课语言应有节奏感和旋律美，用精湛的教学语言点燃学生的知识之光。 首先，教学的声调要富于变化，根据教材内容的不同，教师的教学语言应抑扬顿挫，分轻重缓急，有时如春风细雨，有时又需要严肃庄严地告诉学生某一事物的真谛或者斩钉截铁地阐述某一学科的定理等。 其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根据其教学内容可以灵活发挥，有段落、句子、标点、情感等停顿;停顿的口气、神态、时间是不同的，运用得当，对集中学生的思路、唤起学生的情趣、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强化学生的记忆等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达到停顿的妙用。 第三，如果教师的教学语言能够融播音员的清晰、相声大师的幽默、评书演员的流利、“故事大王”的激情于一体，教师讲的课才是生动的、形象的、感人至深的、富有魅力的，才能引导学生同教师一起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使学生在“乐中学、学中乐”，成为最迷人的课。 (五)情感激励性 以塑造灵魂为己任的教师，既要用知识教育人，也要用情感感染人。有人曾说，“情感语言不是‘蜜’，但它可以粘住一切东西”，这就是说教学语言一旦饱含情感性，才能产生“听语动容”“受言激情”的神奇效应。实践证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是有着强烈的情感色彩的，特别是教师进人激情状态后，情感语言能叩击学生心弦，引起共鸣，获得高质量的教学效果阎。进人激情状态后，教师也会自然地运用辅助语言—手势语言，上课时教师手势语言的运用一定要善于用较少的手势语言去衬托、强调关键话语，实现高精度、高效率的非教学语言信息的交流。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热爱自己的职业，喜爱三尺讲台，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不计名利，甘为人梯，成功不必在我、奋斗当以身先的精神，成为有真知灼见的教学语言大师。 综上所述，教学语言是一门艺术，表面上看是口才问题，实质上是教师学识与修养问题。正如著名教学名师所说:“教师的语言是钥匙，能打开学生心灵的窗户”。高校教师一定要下功夫通过不断地修炼，提高语言修养，根据不同的课程和学生的心里特点，运用丰富多彩的生动形象的教学语言，不仅能活跃课堂氛围，而且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思维，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的同时，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在工作岗位上施展自己的语言魅力和学识魅力，才能落落大方、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的演讲，才能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口似悬河地答辩，才能成为口才出众的创新型、实用型和复合型人才，才能为年轻一代架起心灵的彩虹，打造精彩的人生。 语言艺术论文:“移”：《围城》的语言艺术 论文关键词：《围城》 语言艺术 移 广度 深度 讽刺效果 局限性 论文摘要：本文所说的“移”是挪移、转换的意思，它涵盖了一些经典而不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移就、移觉、移时、移序以及移义、移态、移码等。《围城》中语言的“移”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体现得非同一般，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他那自由的审美风度、智慧和学识的广度及深厚的人文情怀。当然，“移”为小说带来强烈的讽刺效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局限性。 钱钟书是一座“文化昆仑”（舒展语），上山取宝，各有各的手眼。钱学包含了文辞、文章、文学、文艺、文明与文化，古今总揽，中西打通，博大精深，为各门学科提供了各需所能。后学疏浅，高山仰止，从“钱学”中读中国语文的智慧与知识，我也只能“以管窥天”，仅从《围城》这部著作中，谈谈我对其中语言“移”艺术的一些思考。所谓“取一勺饮”，这也是钱钟书“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的开放性学术精神所包含的。 本文所说的“移”是挪移、转换的意思，它概括了一些经典而不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移就、移觉、移时、移序以及移义、移态、移码等。《围城》中语言的“移”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体现得非同一般，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钱钟书的理想心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那自由的审美风度、智慧和学识的广度及深厚的人文情怀。 一、“移”的广度 《围城》中“移”的广度，主要体现在“移”的种类和形式的多样性上，以下是对文中“移”类型的大致归纳和简要分析。 1、移就 《辞海》中“移就”定义为：“甲乙两项相连就把原属于形容甲事物的修饰语移到属于乙上”。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语言现象，也是词语搭配的创造性运用，在《围城》中笔者暂且总结出以下三种类型，例如： 辛楣和李梅亭吃了几颗疲乏的花生，灌半壶冷淡的茶，同出门找本地的教育机关去了。P100 柔嘉打了个面积一方寸的呵欠。P169 李梅亭想不到他会这样无抵抗，反有一拳打个空的惊慌 。p32 例一中移人于物，此类“移就”又称“移用”。疲乏的花生米，冷淡的清茶，全是两人心态的透露，“花生茶”是物，“悲哀冷淡”是人的七情之一，虽在写物，实在写俩人旅途中的疲软。例二则为移物于物。“呵欠”是无形无状，作者却故意写成有形之物，以“面积一方寸”加以形容，极言呵欠之大方，鸿渐在发表了长篇议论时，柔嘉只打呵欠，也暗暗讽刺了先前柔嘉对鸿渐的良苦用心。例三移人于人。“一拳打空”本指一个人的动作，“惊慌”则为一个人的心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讽刺了这一类定要在言语中占优势而又失败无趣的形象。 2、移觉 “移觉”在修辞上又称“通感”。《庄子·人世间》“夫循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为通感提供了哲学基础，因钱钟书一篇《通感》［2］的文章而正式被纳入修辞学的新成员，钱钟书认为“六根互为用”，所谓“感受之共产”，在围城中移觉的运用也俯拾即是，体现在视觉、嗅觉、听觉等方面的打通与交通。如： 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是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P90 心里想这真是法国新回的女人，把巴黎大菜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 P33 有时候这一条丝高上去，高上去，细得，细得像放足的风筝线要断了，不知怎的要过一个峰尖，又降落安稳下来。P82 例一中属视觉移植，又冷又黑的红烧肉为眼前所见联想到红人倒运，那半熟不熟的既是肥肉，更是对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红人的讽刺。例二属嗅觉移植，这臭味如交响曲把人熏得反胃体现得淋漓尽致。例三属听觉移植，这是形容鸿渐鼾声的一段，听觉转为眼前之景，形象可感，让人不得不惊叹于转移之妙。 3、移时 《修辞通鉴》中“移时” 定义为：“把不同时代的事物扯在一起，以明显的时空错位，显示特殊的语言情趣”。［3］《围城》中的移时体现得尤为鲜明，其中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使读着纵横百阖，驰骋于文化天空。例： 鲍小姐打她一下道：“你！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是同船男生为苏小姐取的外号。“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的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语里的“坟墓”（tombeau）p3 例句中鲍小姐简短的一句加以精辟的议论，古今跨越东西，贯通中西。称苏小姐为苏东坡的妹妹，造成特殊的语言情态，从而苏小姐的形象让人感觉滑稽可笑，加以法语使语言更加生动有味，从而强化了苏小姐并非真正才女这一语意 。 4、移序 这里所称的“移序”就是调整语序，即“为了表达上的需要，将前文中的词或语速的顺序做适当调整，组成新的词，从而产生了新的意义或新的情趣”。汉语没有明显的形态上的变化，因此语序的转换成了汉语中的最重要的语法手段。［4］在分析沈太太皮肉下垂像“圆壳的行军热水袋”时，有学者评价得很有特色，称她年龄不大，正是“徐娘半老”［5］，就是典型地运用了移序。如： 好几个拿介绍信来见的人，履历上写在外国“讲学”多次，高松年自己在一个小国里读过,知道往往自以为讲学，听众以为他在学讲——讲不来外国话借此学学。P114 “讲学”意味着“有学问的人公开教授自己的学术理论”，这是一个具有很高水平的学术行为，而“学讲”意味着“学习讲话属于最底层的言语行为”。语序上的差异导致了语义上的高低差别，而语义上的变化与合理思维产生偏离于是诙谐而生，表面上语序的转移，却深刻地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自吹自擂的丑陋形象。 5、移义 在汉语中，词语具有多义性，特定的词语环境限定多义词只能实现特定的某一意义。《围城》中巧妙地利用了语言环境的不同，使得一词的意义不露痕迹的转为另一意义，给人一种错觉之感，造成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如： 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持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P178 高松年身为校长对学校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道通畅的通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通到嘴里出来一点不在大脑中停留。P138 “中立”一词的拆分新解，深刻而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丑陋行径。而“精通”取“穿过”之意，幽默真实地刻画了高松年自耳朵进从嘴里出，不动声色地对学识浅薄而又自命不凡的高松年进行有力的抨击。 6、移码 所谓“码”即“语码”，广义上是指人们在交际中采用任何符号语言，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笔者所指的“移码”是指在同一部作品中语法的转换，也就是指“两种或多种语法成分在文中的并置”。［6］例 ： 但唐小姐会欣赏会了解，这谎话要博她一笑，他又欣然写下去，里面说什么：“昨天承示扇头一诗，适意有所激，见名章隽句，竟出诸伧夫俗吏之手，惊极而恨，遂厚诬以必有蓝本，有时取决，必实未安。叨在知爱，或勿深责 。”p45 苏小姐胜利的微笑低声说：“embrass-moi！” p56 正如方鸿渐所想的，用文言文比现代文妥当，词意简约含混，是文过是非轻描淡写的好工具。在文中夹杂一段文言文足见方鸿渐的迂腐，极大地讽刺了他撒谎的本领以及想到唐小姐会欣赏时，他那欣欣然的丑态。当然在《围城》中不仅有一段式的移植也有一词式的移植；不但有文言文的加入更有法语英语的嵌入。一词式移码显得文章灵活多变而外文又不会有文言那么生分，有白话那样容易讨人亲热，只有英语允许人坦白的讲“我亲爱的”“你的极虔诚的”。第二句中苏小姐用法文表现了她大家闺秀的形象，即使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还是说不出“吻我”二字。有意的移码避免了肉麻及一些社会的尴尬。 二、“移”的深度 世界是无限丰富和千变万化的，人的感觉也是如此，这就为人的感觉转移的深度提供了可能。《围城》中大幅度突破人类习惯性思维，通过语言或语言创造的意向挖掘事物的深隐特点。以下通过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谈谈《围城》中语言转移的深度。 1、对相邻而又不同经验的感觉转移。 世界上的事物，人们关于世界上的经验都是互相联系的，绝对不相关联的经验可以说是不存在。两个经验之间的距离愈远，差别愈大，区分越容易；而两个经验距离愈近，差别愈小，区分越难。而《围城》中，钱钟书善于对邻近的感觉经验进行游刃有余的切分与剥离，从而做到恰如其分的感觉上的转移。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例子说起： 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P28 他想这是唐小姐还自己的，将来跟他细细算账，微笑从心底泡沫似的浮上脸来，痛也忘了。P32 曹元朗脸上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P41 这都是写“笑”，且都是“微笑”，笑是一种肌体感觉，没有实体，作为一种感觉能够表现出来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是将各种“微笑”的界限明显的区分开来，那真叫困难。这里作者巧妙运用比喻，使其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第一种，那是方鸿渐对恋人的思恋，表现出心中的无比欢喜，其微笑余音绕梁，三日未绝。第二种，微笑可“浮”在脸上，是方鸿渐心中的自慰，也暗示了方唐两人的关系如泡沫似的最终虚无。第三种是假意的微笑，讽刺了曹元朗那“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的“高见”。 2、对前后相邻而又相近的经验在情感和情绪上的转移。 对于在某种情感和情绪上的变化，距离近，差异小，有时很容易被忽视，而这种细微的转移最能体现作者感觉的敏锐以及思想的深度。例如： 他靠纱窗望出去。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梳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晰刻露，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上的小虫琐琐屑屑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号，像声浪给火煮得发沸。几星萤火优游来去，不像飞行，像在厚密的空气里漂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P17 这是方鸿渐回国后，面对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的现实，觉得自己渺小，懦弱的感情变化之景。整个景色从“动——静——动”，从“天——地——天”地移动变化，正是方鸿渐心灵感情起伏的体现，“热闹”的满天繁星表明内心的杂乱，而月亮渐渐地可烘托风景则表现了主人公心中渐渐趋于平静而突然又觉得羞涩难以见人。而后“小虫”“蛙群”琐琐屑屑又增添了心中的烦躁，漂泊不定的心灵觉得此时的萤火虫也在“漂浮”，“夏夜中微绿的小眼睛”又使方鸿渐在绝望的阴黑中又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简短的一句在景物描写上的转移将心情的微妙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 三、《围城》的“移”所体现的讽刺效果及其局限性 钱钟书著作中讽刺的笔法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用，他就如同一个魔法师用其魔笔将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人事、心理、心态绘就了一张丰富而又博大的讽刺画面，又以其特有的功力使已有的图形与色彩相互转移，从而渗透、形成了广、深、俏、奇的独特风采。其在短篇小说《灵感》中解释作家学到成功的秘诀是“深知中学生是他的好主顾”的原因的时候说：“只有学生，这些有头脑而尚无思想喜欢听演讲，容易崇拜伟大，充满少年维特的而非奇特的烦恼的大孩子，才肯买书，订阅新杂志。”在这里“维特”与“奇特”一字的转移，根据语义将其组合到一起，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意味。而《围城》中运用语言移动技巧，更是形成了一幅比沈从文《八骏图》更为荒诞的知识分子群落图。在这里有“方头钢笔”苏文纨；“局部的真理”鲍小姐；“寒暑表”方鸿渐；“空心大萝卜”赵辛梅；“老科学家”高松年……小说通过对人物外貌、心理、生平履历，行为方式用其极强的想像力加以移植，对其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道德、伦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讽刺，在前文中评“移”之广度和深度中便可得知，在此不再赘述。 在读《围城》时，我们一方面为《围城》语言“移”的艺术所折服，然而一方面又觉得它缺少了些什么，至少没有《红楼梦》的浑茫感。笔者认为主要是这个转移艺术是以作者的视觉在审视小说中的人物，而真正移动的地方却忽略了，前文中的各种移动从未与小说主人公移叠在一起，并没有与主人公的情感世界相融。正如《围城》所绘就的这张画缺少了与所有图形相融的底色，从而拉开了读者与人物及其情节的距离。 另外，《围城》中的有些联想的转移似乎过量，从而影响了整个画面所要表达的效果。如：描写一个不足两岁的孩子说到“一个算不得人的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他的相貌是“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对于一个未足世事的小孩，应该是天真无邪，什么都不懂，联想到不是人、害相思病确实有些讽刺过了头，从而缺乏画面的真实与协调感。再如，鸿渐突然觉得“在这种家庭空气里战争是不可相信的事，好比光天化日之下没人想到有鬼”。《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没有一丝爱国之情，战争发生了置之不理不大可能，即便行动上没有，在心里上也应该有所触动，这种写法我认为有些不合逻辑。 不过，总体而言，这种缺少及过度的转移艺术的局限还是有限的，对整个《围城》中心意向影响不大。 四、影响语言移艺术的主观因素 钱钟书是一个不能以现代科技范式来规范的智者，在这个讲究分工明晰，思维条块分割的科学时代，他有一个另类的思维，通过“移”艺术将自己各种思想表现得游刃有余。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他三个方面的主观因素有关。 首先，钱钟书有一种自由审美的风度。钱钟书似乎站在围城外看围城，正如他在人生边上看人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然而走得出此山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钱钟书站在这个高度自由地洞悉人世间的一切，从人世婚姻中看到围城似的婚姻观；从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隔离，看到孤独者的围城心境，于是使其作品上通于神而下达于人世间。 其次，他拥有智慧与学识的广度。钱钟书在国学西学外语方面无不精通，国学中经、史、子集，西学中的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学无所不及，在外语方面除了精通英法外，还掌握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拉丁语等等，因此在《围城》中文字便可达到东西贯通，包罗万象。而在社科院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何其芳同志的理论素养＋钱钟书先生的丰富知识＝治学的最高目标”［7］。这话笔者认为不妥，在钱钟书丰富的知识背后无不灌注着浩瀚的思想与哲人的智慧，如“围城”之喻，“人的缺点与猴子尾巴”之喻，无不表现出他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及极高的智慧。“一切自传都是别传”［8］，《围城》中对哲学尤为瞧不起，实际上正表现了钱钟书无不受庄子、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大师的影响。 另外，也是钱钟书深刻人文情怀的再现。从《围城》我所看到的男女平等来说，正是因为他生活中也拥有这种情怀。钱钟书一生只有一个女儿，他曾认真地对杨降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在小说中多次体现了这种思想。如，移用西班牙谚语：“运气好的人生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9］。他还借用方鸿渐之口转述自己的观点：“女性解放还是新近的事实，可是已是这样的显著，我敢说，在不久的将来，男女两性的分别要成为历史的新名词。” “钱钟书的文本是超越简单文类语体的天人文本”，［10］在《围城》中，本文仅从语言转移的角度窥破九牛中的一毛。从语言转移的深度和广度中，我不得不折服于这位语言大师的锋芒与涵养、散漫与严谨、肆端与博综、精细与宏观的语言技巧。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说：“随你怎么把作品奉献给别人作品总是自己的。”［11］《围城》是一座语言宝库，它有待于更多的读者来“取一勺饮”，来发现更多的奥秘。 语言艺术论文:舞蹈中的语言艺术详细内容 众所周知，舞蹈是一门综合艺术。它集人体动作、音乐、服装、舞台美术、色彩、灯光和情节于一体，主要依靠人体动作来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舞蹈与其它综合艺术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如，在歌剧、音乐剧、戏剧、合唱音乐等舞台表演艺术中，语言因素是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而在舞蹈艺术中，语言艺术却很少参与。 从艺术发展的规律看，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结合是一个自然的趋势。我们知道，原始歌舞是诗词、音乐和舞蹈的结合，现代的舞蹈艺术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语言因素参与呢？事实上，有许多理由可以把舞蹈动作与语言艺术结合起来。西方的现代舞蹈家们已经重新认识了语言的功能，他们大胆探索语言在舞蹈作品中的运用。在国内，除了歌舞结合中的歌词之外，以较单纯的语言形式参与舞蹈表现的作品还不多见，这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开发。 在国内的舞蹈作品中，语言与舞蹈的结合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语言在舞蹈创作中的运用 1、歌编舞 以歌编舞，舞尽曲意。歌编舞是以歌曲的旋律、风格和歌词的意境为基础创编的舞蹈。语言在这里是以歌词的形式出现。歌词加上音乐的翅膀，使歌声在所有乐声中最富于表情和魅力。用歌声作为舞蹈的伴奏最为自然、和谐。所以，用歌曲编舞这种形式极为多见，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当然，其中自然少不了歌词这个语言因素的作用。 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往往成为舞蹈创编者选择的对象。有的直接选用完整的歌曲，有的把歌曲作一些改变；有的选择歌曲的一个片断，有的则重新创作一首或一个歌曲片断。 歌编舞的几种创作形式。 （1）用完整歌曲编舞 选定一首歌曲，不加任何改变，以歌曲的旋律、歌词和风格为依据来编舞。过去，人们常常选用《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传统歌曲创编舞蹈。改革开放以来，《在希望的田野上》、《父老乡亲》、《春天的故事》、《辣妹子》、《中国娃》等一批优秀歌曲又成了主要对象。 选用完整歌曲编舞是比较常见的创作形式。其原因：一是流行的群众歌曲较多，选择范围大；二是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适合舞蹈；三是音乐磁带比较容易获得，创编者不用为了请人创作或录音花钱费力；四是流行的群众歌曲大家都比较熟悉，用这样的歌曲作为舞蹈音乐有助于观众对舞蹈作品内容的理解和产生共鸣。 这种创作形式比较适合基层群众性的舞蹈创作。但采用完整歌曲编舞，在创作的自由和发挥上有一定的限制，因为创编者只能完全按照歌词的内容和音乐的节奏特点来构思和设计舞蹈动作。 （2）用改编歌曲编舞 以某首歌曲为基础，根据舞蹈表现的需要，重新组织和改编歌曲。 用改编歌曲创编舞蹈。编舞者可以根据舞蹈内容和表现的需要改变或重新创作新的音乐部分，使舞蹈音乐既容易理解和产生共鸣，又有一定的新鲜感，同时还给舞蹈创编者留下更多的自由创作空间。 不过，改编歌曲不象完整歌曲那样容易获取，它需要有作曲家、演唱家、演奏家和录音师的一系列创作活动才能最终获得满意的结果。 （3）选用歌曲片断 根据舞蹈内容表现的需要，从某首歌曲当中节选一个段落，安插于舞蹈音乐之中，起到烘托气氛、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个歌曲片断通常用在舞蹈作品的高潮或结束之处，一般作为主题歌出现。人们可以通过歌曲片断的歌词来联想舞蹈表现的内容和情感，加深对舞蹈作品的理解。歌曲片断的突然出现还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把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 歌曲片断也可以放在舞蹈的开始部分，通过歌词把观众带入特定的环境和意境之中，起到点缀和烘托的作用。 戴爱莲在六十年代创作的《荷花舞》，就选用了歌曲片断，歌词的内容加深了人们对舞蹈作品的理解，人声的伴唱更是富于情感，把人们带入美的境界。 （4）创作歌曲片断 根据舞蹈内容表现的需要，创作独唱或合唱的歌曲片断，安插于舞蹈的某个部分，能起到意想不到的表现效果。 舞蹈《飞夺泸定桥》在表现红军战士冒着烈火冲向敌人，舞蹈到达高潮的时候，只用舞蹈已无能为力，这时，采用了歌声来代替真实生活中的口号和呐喊声。当桥头火起，红军战士突然静下来构成一幅持戈待发的画面时，响起了高昂的人声伴唱：“啊！熊熊的烈火，阻挡不了我们前进！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把敌人消灭光！”雄壮的歌声表达了红军战士的决心。在这里，歌声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舞之不足，以歌咏之。用舞蹈难以表现的东西，可以借助语言来表达。 二、语言在舞蹈表演中的运用 1、歌伴舞 歌伴舞是以演唱为主、舞蹈为辅的表演形式。它的特点是歌舞结合密切，歌词比较朴实、通俗易懂，歌词的语言音调和音乐曲调结合紧密。它的舞蹈动作比较简单，只是为了烘托气氛。这种形式以通俗歌曲和流行歌手的表演为多。 2、说、唱、舞 这种表演形式在90年代越来越普及。表演者一边舞蹈一边用快速多变的节奏和抑扬高低的音调配合着音乐喊说出较长的语言段落，然后再以边唱边跳的形式把同一语言段落表演出来。 用词大多表述简单、具体的事物或直接表达情绪和感觉。重要的歌词常处理为重音，并常以切分音的节奏出现。歌词一般不用抽象、费解的文字，尽量选用易于快速理解的语言。 音乐一般根据语言本身的节奏和音调进行夸张和强调，大多采用十六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切分音的节奏组合搭配。 有时语言的选用并不是为了它的内涵，而是为了其动听的节奏效果。如“咱们那个老百姓，今个儿真高兴”。演员用切分音的节奏和着音乐说出，其结果不仅给听觉增加了新颖的成分，也为内容的强调增加了份量。 这种表演形式一般是舞蹈演员自己演唱，是一种很有潜力的表演形式。 3、号子加吆喝 劳动号子在舞蹈中的使用较为多见，效果很好。它可以让观众迅速理解舞蹈表现的内容，明确舞蹈动作的表现意义，通过号子声还可以告诉观众关于舞蹈表现的地域和地方特色等等。号子很容易配合舞蹈动作，烘托气氛，把情绪推向高潮。除了号子外，短短几个字的吆喝声对舞蹈表现也是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手段。如一声“过年了！”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春节的环境和气氛当中。一声具有地方特色的吆喝，可以让观众知道这是哪个民族，是山区还是草原，是塞北还是江南；也可以告诉你是什么节日，或是什么样的场面。这种声音对烘托某些特别气氛十分有效，颇引人入胜。 除以上所说的创作和表演形式外，还有一些尚待开发的新的创作方法。 三、语言参与舞蹈的新方式 1、配解说 利用解说词介绍背景，贯穿剧情。语言在这里的功能是提供时间、地点、年代、人物及其目的等背景信息。 舞蹈艺术长于抒情，拙于叙事，所以解说词中不要有评论感情的内容，把感情的表现留给舞蹈去发挥。有些叙事性的特定内容或环境，舞蹈难以说清，可以交给语言去表达。为了充分发挥舞蹈艺术的特点及其表现力，凡是动作性强的内容应一律留给舞蹈来完成。解说词不必细说事情是怎样做的，或人们是怎样想的，只需介绍一下地点、人物和身份就足够了。 利用解说词还可以推动剧情的发展，把情绪推向高潮，或制造一种激动的气氛。所以，解说不仅可以安排在开始，也可以用在结尾，或高潮部分。 使用解说词一定要帮助观众加深理解背景材料。解说要简明，不能压倒舞蹈本身，或过分地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 2、加吟诵 由单人或男女两人有节奏地吟诵诗文，烘托气氛，表达感情。可以根据舞蹈内容选择或创作一节诗文，语言要易于理解，富有韵律感。要保证观众能够听清、听懂。朗诵的配乐音量要弱或不配乐。 3、加对话 表演者利用对话直接交流，可以明晰地介绍人物关系和情绪，帮助观众了解舞蹈内容。这种形式在国外的舞蹈创作中已有尝试，在国内还是一个尚待开发的领域，这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和挖掘。 4、插科打浑 使用幽默滑稽、妙趣横生的语言，或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音调，配上相应的舞蹈动作，可使二者相得益彰，情趣盎然。二者的结合给观众带来轻松愉快的美感。这种形式可用在群众性的舞蹈表演中。 语言和舞蹈的结合方式还远不只这些，有许多新的结合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开发。我们在运用二者的结合时，必须充分了解和正确区分语言艺术与舞蹈艺术的异同，既要发挥各自的特长，又要使二者有机地结合，相得益彰。 语言和舞蹈最主要的差异就是时间拍节的不同。语言可以很快地把一些意象送到观众脑子里，而且严谨精确。而要求舞蹈演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些概念和内涵传达给观众却是不可能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是要注重语言的易懂性，避开艰涩难懂的语言而寻求一些较为舒缓简单的词句；删掉某些词句或段落，改变语法结构，只保留最关键的词句，这样才易于观众理解。二是要仔细选择最有特色的语言，以体现其易懂性。无论是说还是唱，传进耳朵的声音要清晰可辨，标准是让听众毫不费力。编导不要受充满想象力的优美诗篇的诱惑，把它们引入舞蹈艺术之中，以为越多的想象力便会产生越多的神奇力量。人们可以从书本中随意地反复吟诵，最大限度地品味它的美妙。而在舞蹈过程中，当观众要想在嘈杂的音乐声中抓住这些转瞬即逝的词句时，他们多半会茫然若失。所以，语言必须简炼，删去模糊的隐喻，力避华而不实。 有些适合语言表达的内容，单靠舞蹈不可能完成，那就要放手让语言得到尽情发挥。 反之，有些内容用舞蹈表现反比语言更快。如人的外貌、性格、仪表，如果用语言来描述则需要几页纸方能说清，那就要用舞蹈来充分表现。 只要把握住这些基本原则，从效果出发，大胆创新，定会创作出大家喜闻乐见的舞蹈作品。 语言艺术论文:图书馆员语言艺术略论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员 道德修养 普通话 语言艺术 论文摘要：良好的道德修养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的必要条件!流畅的普通话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的前提，图书馆工作的特殊性要求馆员语言表达具有针对性、节奏性和委婉性。 图书馆员不断改善服务态度，在与读者的言语交际中努力增强语言表达的艺术性，是提高服务水平、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的基木要求 1良好的道德修养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的必要条件 道德修养是语言修养的基础，道德修养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语言修养的优劣。图书馆职业道德是在一般社会道德的基础上，根据图书馆工作的性质、任务，以及图书馆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对图书馆工作者提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图书馆员用以指导自己言行，调整馆员与读者、馆员与图书馆之间关系，判断自己和他人在图书馆工作实践过程中行为之是非、善恶及荣辱的标准。而换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语言是他的道德水准的外化，内心道德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言为心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只有时时注意加强道德修养，努力做到待人以诚，台一必郑重而恳切，语必自然而准确，神情必温和而亲切，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才可能收到较好的服务效果。比如，在开放式图书馆里，一位读者因为不熟悉图书分类法，查阅不到其所需之书是常见现象，他因此一脸茫然，甚至焦急不安，也是可能的。这时候，我们就要善于察言观色，及时走过去，温和地问他一句:“您在查找一本书,是吗?”或“是否需要我帮您查找一本书？，此时一般读者都会毫不保留地把他的困难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愉快地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书，并道一声:“对不起，请稍候。” 也有的读者不满足于这一简单服务，为了今后史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他们还会主动问我们图书检索法。这就需要我们给他们讲一点图书分类法。不能多讲，但必须有针对性，而力求实用。 有时，我们还可以帮助读者选择较有参考价值的书，并让读者跟在后而，我们一边帮助找书，一边讲解查找方法。比如，一位读者要借论述当代语言学发展状况的权威著作，我便告诉他:“馆里新进《当代学术通观》一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是2004年4月出版的。这部阵里而可能有您要查看的内容，要不要拿来看一看?”读者当即请我拿来看。我顺便告诉他该书的具体查找方法。这样做，很容易使读者举一反二，学会检索所需之书的方法。 2流畅的普通话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的前提 语言是全民的交际工具，图书馆作为与读者交流的窗口，运用规范的语言与读者交流至关重要。图书馆员要做到优质服务，平时应努力加强语言训练，尽可能地使用一口流畅的普通话。普通话高雅而文明，是与图书工作的高雅情调相一致的。图书馆员要想提高其语言表达技巧，就必须自觉避免使用方言词、方言语气和方言语调。图书馆员对某些读者可能不十分了解，这时就史需而带微笑，用规范的普通话尽快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比如，我们要主动与他们打招呼，“您”字当先，“请”字随口，尽可能地使用普通话敬语。须知:尊人抑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社会心理和共秉文化规约，而语言的认同性是保证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条件。同时，与读者交谈时，还必须注意对方语言习惯、文化层次、地方风俗等各方而因素，尽可能地做出认同的努力。而不可不加区别，自行其事，甚至使用“喂，……”、“嘿，……”之类强势话语。当读者向我们道谢时，更应用普通话敬语表示谦逊，如“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能为您服务，我很高兴”、“谢谢您的夸奖!欢迎下次再来”等，而不可置若周闻。实践证明，只要我们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我们就可以同读者建立起一种友好的关系，创造出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 3图书馆员语言艺术的基本要求 图书馆工作的特殊性要求馆员语言表达具有针对性、节奏性和委婉性。 3.1语言的针对性 馆员接待读者，语言表达力求正确，既不可词不达意，也不能错传信息,。同样一句话，读者不同，理解各异，馆员应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区别对待;用不同的方式说话，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只有根据不同读者的不同问题，用针对性的答复和恳切的语气，才能赢得读者信任，从而进一步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但也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管对哪一位读者，我们都不可措辞严厉，而使人尴尬;即使对个别不很文明的读者，也应冷静对待，切不可出言不逊，做出有损我们形象的事。 3.2语言的节奏性 节奏性是语言形式中最突出和常见的现象，我们讲语言表达的节奏，主要是紧慢疏密、轻重缓急。语速加快时，保持吐字清晰，语意明确;语速放慢时，要字断情不断，音拖而情激。恰当运用各种语气，准确把握声音之强弱、高低、快慢，抑扬顿挫，还能使没有表达作用的词语得到一定程度的掩盖，使语言提供的必要信息,史加突显出来。一种有节奏有礼貌的语言，任何读者都容易接受。反之，如果馆员与读者交谈而语言缺乏节奏感，读者就会产生一种受折磨的感觉，从而内心不快，有时甚至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和读者交流的柔和而有节奏的语言会让读者史加心悦诚服地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会营造图书馆不可或缺的文明气氛。 3.3语言的委婉性 图书馆员在为读者服务过程中，委婉的语气是一种拉近双方距离的有效“调和剂”。因此，我们要学会用符合礼貌要求的“软句子”说话。如闭馆时间到了，请人离开图书馆时，如果我们说:“别看了，该走了!”语气不很客气，读者听了会感到不舒服。如果说:“闭馆了，您该体息了!”用词较委婉，语气也客气一些了，就不至于引起读者太多反感。而如果说:“对不起，闭馆时间到了，请您明大再来，好吗?”这时，即使看书入迷、极不愿离开图书馆的读者，也会毫无怨言地离开图书馆。当然，语言的委婉.也有个“度”的问题.这就需要根据谈话的内容、对象、场景不同而灵活掌握了。 4结束语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语言表达艺术性之要求也因读者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图书馆员的语言行为反映了图I}馆的馆风及馆员的综合素质，语言艺术在馆员服务活动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图I}馆员在日常工作中而对千差别的读者群体，理应不断提高自己语言表达的艺术性，与读者架起一座沟通思想认识的桥梁，让读者在良好的语言环境中感受到尊重，从而愉快地搞好自己的学习与科研。 语言艺术论文:谈论朱自清散文的时代语言艺术成就 论文关键词：朱自清 语言艺术 时代性 论文摘要：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成就显著，其艺术化的口语技巧、生动传神的字句修辞技艺及朴质清幽的语言风格，都深深地刻上了过渡文学的时代烙印。 朱自清的散文，“以美丽动人的文字”，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活力，其散文作品多将文学的大众化特征与语言的艺术化追求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体现了时代语言的独特魅力。 一、娴熟生动的语言表达技巧 （一）“口语化”的语言特点 通俗浅近的“口语化”艺术是朱自清极为自觉的语言艺术追求之一。1929年，先生就在《说话》一文中首先提倡“用笔如舌”和“以说话论”的文风；并先后在《雅俗共赏》等篇章中提出了创造“口语化”语言的一些具体审美标准[1]。这一切为他散文的语言风格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自清的“口语”，主要以北京口语为基础，兼融其方言和西欧语言的某些表达方式，形成了具有知识分子口语特点的语言风格。在他的散文中，言辞亲切、随和，语句清新、典雅。如： （1）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适，老是吵着笑着。但合适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儿女》） 引文中的词汇，多从口语中提炼而来，生动形象，简洁自然。“玩儿”“合式”“老是”“那个”，尽是北京人的口头语言。在“这个……那个……”的口语句式中，作者用简洁恰当的动词，生动流畅的短句，使孩子们生动和谐的玩耍场面跃然纸上。这样感性的文字犹如一个个音符在欢快地跳跃，充满了生活气息。再如： （2）你见过衔着橄榄的人吗？腮帮子上凸出一块，嘴里不时地滋儿滋儿的。（《谈抽烟》） 作者通过“衔”“腮帮子”“凸出”“滋儿”这些形象的口头语，准确而生动地描摹出了吃橄榄的人的情态，言虽简，形却肖，艺术效果极佳。 值得一提的是，朱自清主张在实践中，有必要根据表达的需要，适度吸收并揉合富有生命力与表现力的文言成分和西欧语言的某些表达方式，使之“变为已有”[1]，从而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化口语。五四时期，他在努力打破白话文的艰涩难读并自觉追求“口语化”语言艺术的同时，并不回避文言词语及某些西欧语言的表达方式。 在朴质的叙事散文《背影》中，就含有不少文言词汇，如“惟”“箸”“诸多”“情郁于中”“发之于外”等。这些词，典雅传神，蕴涵了作者怀念饱经沧桑的父亲的深沉感情，凝练地表达了文章的中心思想，使“朴素自然中见精工”，收效甚奇。 朱自清对西欧语言的借用也是审慎的，少数的外来词尽量音译，如《荷塘月色》中的“梵阿铃”；对西欧语言中用不同词尾改变词性方法的借鉴，是借助了汉语中动态助词“着”“了”“过”放在非动词类的后面，以利于表情达意。如 （3）她松松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地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少女的心；她滑滑地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梅雨潭》） 作者在形容词“皱缬”“明亮”后面加上动态助词“着”，使其动词化，与中间一句的“摆弄着”结构一致，句式整齐，更显露出梅雨潭的情态。 可见，朱自清巧妙地选用一些文言词语及西欧语言，是对“口语化”艺术的有益补充，使他所追求的“口语化”语言成为了一种能雅俗共赏、具有大家风范的文学性语言；也是当时的文学语言在努力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与时代纵横相联的一种自然痕迹，体现了语言的时代性特征。 （二）遣词造句的艺术 朱自清对字句的锤炼相当重视，他在《语文拾零·自序》里曾谈到：“因为研究批评和诗，我应注意到语言文字的达意和表情作用。……我们说达意，指的是字面或话面；说表情，指的是字里行间或话里有话。”文如其言，朱自清散文用词贴切、句式工整，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最真切的情意。 朱自清对字句的锤炼，首先表现在对动词的选用及词句的组织排列上。恰当的动词，可使所写之景活跃起来，给人以无限遐想与诸多启发。在《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他写道：“沿路听见断断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过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这一“飘”一“度”，既与歌源“妓楼”“船里”相呼应，又呈现出断续歌声的丝缕之美，渲染出作者游秦淮河的迷离情思。 朱自清还十分擅长运用儿化词与叠词来表情达意，使文字既轻巧，又蕴含感情。北京话里的儿化词常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也带给朱自清的散文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春》中的“桃儿、杏儿、梨儿”就满含了作者的喜爱之情，给人亲近、活泼的感受。再如《回来杂记》中用了“小顽意儿”“地摊儿”“三轮儿”“街口儿”“马蹄儿烧饼”“闲味儿”等儿化词，字里行间更有醇香自然的生活质感，让人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读来亲切自然。 恰当地运用叠词，不仅有言简意赅、生动形象的表达效果，还特别能给人舒缓婉转、轻柔真切之感，传达出深远的情意。如： （4）人生若真如一场大梦，这个梦倒也很有趣的。在这个大梦里，一定还有长长短短、深深浅浅、肥肥瘦瘦、甜甜苦苦、无数无数的小梦。（《跋》） 文段中的几个叠词意象丰富、广阔而形象，描绘出形态、情味、程度各异的人生梦想。这样的叠词在朱自清的各类文中都有，而写景抒情类散文里尤多，带给人独特的情感体验。 朱自清还十分注意句子排列的节奏感。他的文句总能散、整结合，长、短句式间隔有致，且行文的缓急、跳跃与停顿，都与内容的张弛和情感的起伏紧密相联，句子之间有音乐的韵律美。在《冬天》里，有一段写回家时情景的语句，就兼容了这种字词与句式恰当组织的双重美感： （5）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个；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冬天》） 先是对称简洁的转折句式，两个“老是”朴实传神，家中的温情便清晰地凸现在外面的凄冷之上。接着写回家景象，全用短句，“开着”“挨着”“向着”几个动词令人回味无穷，一家人的团结友爱表露无遗。最后再用“似乎…只有…也只有…”的句式抒发感受，把作者对家的深情与家带给作者的感动表现得自然流畅、形象空灵。 无论是动词的传神达意、儿化词和叠词的轻巧蕴藉，还是句式的跌宕有致，都表现了朱自清对语言技巧的深钻细研和运用语言的纯熟与机巧，反映出他对时代语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表现手法的灵活 朱自清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用情均细腻深刻。他能把对平常景物的独特感受写出来，准确地传达给读者，主要是因为他善于联想，并灵活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做到虚实结合，从而营造出各种幽美意境来。 朱自清喜欢设喻，将自己善感的情思寄托在一个个清新而完整的比喻意象之中，使文句优美传神。在《荷塘月色》中，这样的比喻就很突出。如： （6）月光如流水一样，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荷塘月色》） 作者先将“月光”比作“流水”，化无形为有形，接着紧扣“流水”，写出其完整的姿态动作“静静地泻在……”，表现出月光的轻灵生动，月夜的静谧和幽美。 再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中，作者写到一个五岁女孩只卖七毛钱时，把它喻为“正如九头牛与一根牛毛一样”，极言生命价格之贱。比喻贴切形象、内涵丰富，有力地唤起了读者的联想，引起他们感情的共鸣。 朱自清散文中的“通感”艺术是其语言的另一大特点。他善于以“移觉”的方式使各种感觉融会贯通，给人灵动漂渺之感，在传情达意上收到了奇效。在《荷塘月色》中，作者这样描写“荷香”： （7）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荷塘月色》） 花香本属一种“嗅觉”，似与“歌声”无甚关联，但作者却感受到“缕缕清香”与“高楼上歌声”的相通之处——时断时续，若有若无，给人以嗅觉兼听觉的双重艺术享受。 朱自清散文中的表现手法自由灵活。为了更细腻准确地传达某种感触，他常把几种修辞串连在一起，而无堆砌之感：比喻常将比拟融合其中，使意象生动完整；通感事物之间的神似又借助了比喻的形式；有时将多个比喻或拟人形成排比，在层层递进中表达出更深厚的情意；或顺情引用文字，使文情更浓，意更切…… 二、朴质清幽的语言风格 杨振声曾说：“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中来，幽默是从忠厚中来，腴厚是从平淡中来。”[2]这“朴素”“平淡”之论，既符合其创作实情，又与其“谈话风”口语特点相一致。朱自清的散文，语言自然流畅，情感真挚，简约传神，形成了一种“朴质清幽”的神态。 在他的散文中，情或由事发，或由景生，自然地抒写出其独特的心眼观感，深刻地展现了在那个变革的时代里，一个善感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怀。读者徜徉在其质朴的文字中，也似走入了他那片细腻的感情天地。这种风格，在其不同类的散文中，表现形式与内涵却又各有特点： （一）在叙事散文中，他能抓住平常人及事件中动情的细节，用质朴、简明的白描式语言进行描摹、勾勒。一些看似淡然的、不经心的语言，却正是作者的传神之笔：不夸张、不雕饰，浓浓真情孕于质朴之中。在大家都熟悉的《背影》一文中，作者就全用了白描来记事，未作多余的修饰、渲染。全文主要表现的是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与深情，儿子对父亲的感激、怀念，但像“爱”“感激”“关心”等抽象概括的词儿一个也没有，更没有华丽铺陈的词句，就凭着自己用心地观察、感受和细致地描摹，将父子之间浓厚的真情写得真切感人。如车站买票那一段： （8）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背影》） 作者抓住父亲动作——“拣定”“嘱我”“又嘱咐”，写出父亲不只操心“我”的位置、衣物，还担心“我”的旅途生活，想方设法为“我”做极其精细、周密地考虑和安排。这些描写，看似平常简洁，却恰到好处，使一个饱经沧桑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再如他的《给亡妇》，也全是这种简朴生动的语言。此文具体描摹“亡妻——谦”对孩子和“我”这两方面的爱，表达“我”对妻的感激与缅怀。通篇无一夸张矫情的“爱”字，却给人情真意切之感。如写谦对孩子的惦念： （9）“……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工夫一大就得过去看。” “你病重的时候最放心不下孩子。病得只剩皮包骨头了，总不信自己不会好，老说：我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 （《给亡妇》） 这一个个细节描写，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妻子的爱子之情，十分感人。 （二）在写景抒情类散文中，朱自清尤其注意了情与景地紧密结合，写景细腻清新、景中含情；抒情真切朴素、情中有景。 在《春》中，一幅幅春景图形象生动，呼之欲出。无论是春草、春花，还是春风、春雨、春天的人们，都被写得意味盎然。如写春花时，有一句“闭上眼儿，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这种联想，与上文连贯自然，不仅侧面写出了花的多与香的浓，更使人感到了这花儿带来的希望与收获。画意与诗情，浑然天成。 另外，在以抒情为主的散文中，他的抒情感喟也不空洞，而是写出了生活中的情景事理，是可触摸、可感知的由衷之情。如《匆匆》第三段中写对时光匆匆流逝的感叹： （10）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城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众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边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匆匆》） 作者把对时光匆匆流逝的惋惜之情融入了“太阳的挪移”“洗手”“吃饭”“默默”“遮挽”“躺着”“叹息”等行为、场景之中。这些细小平常的生活情景，带来了他对时光深深地思考。朱自清用多情的眼看天然的世界，把笔下的世界也变得多情、美丽。 无论何时，朱自清都善于捕捉细节，细腻刻画对象，以有感的形象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充分体现了他朴实真挚的写实风格；而写实不落窠臼，总是蕴含了作者的浓情真意，表现出朴中见巧的独特风格。 语言艺术论文:如何提升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的语言艺术 摘 要：随着传媒行业的不断发展，受众对广播电视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精彩的广电节目以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传递给受众已经成为重要的议题，本文试从多个方面研究论述如何提升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的语言艺术，力求通过一些方法帮助主持人提高自己的主持技巧和文化素养。 关键词：主持人；节目；语言；职称论文 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口语化环节不断增加，交流内容日益丰富，沟通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这对主持人的语言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直播节目，主持人的话语直接呈现在受众面前，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已成为节目流程和传播的接力赛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一锤，也是广播电视品牌营销和节目赢得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完善主持人的语言技巧，更好的拓展直播节目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如何提升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的语言艺术。 一、主持人语言规范 主持人面对素质参差不齐的受众，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组织好自己的语言，语言是主持人与受众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表达思想传递情感的桥梁，信息传递是否通畅，表达的语句是否够准确，都关系到直播节目的成败，所以，主持人的语言一定要规范，严谨。 早在1994年，我国的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其他部委制定了“主持人播音员普通话等级标准”，明确指出主持人需要达到普通话一级水平，这是对主持人素质的规范，更是对从事广电传媒行业工作人员专业化、标准化的有力推动，主持人制作节目使用普通话是播音主持工作的基本原则，能让广播电视节目易于理解接受，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曾经指出：能用简单、易懂、标准的普通话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意图，是语言文化表达能力较高的一种表现。复杂的语言内容，特殊的语音语调都加大了受众接受理解节目的难度，尤其是广播电视直播节目，针对的人群不是特定的小部分群体，而是泛在式广播电视受众，具有人群广、数量大、文化构成复杂等特点，要使节目达到通俗易懂、老少皆宜的效果就必须规范的使用语言。 此外，从社会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主持人对大众人群规范化使用语言还起着重要的引导、示范的作用。 主持人语言的规范化甚至直接关系到下一代人的语言文化素质。特别是现在，直播节目越来越多，群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都对主持人的语言规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因此主持人提高自身的语言艺术首要任务就是要使自己的语言规范[1]。 二、语言准确，简洁，灵活掌控节目 主持人创作节目，对节目的灵活掌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运用。主持人的语言来源于节目，同时又是节目内容的一种升华。主持人只有真正的投入到节目的组织、创作中去，才能把握住节目的精髓，才能用最准确、简洁的语言展现出节目的精华，语言的生动、形象决不是靠华丽的词汇和文采的堆积，而是在于语言的逻辑性和缜密的思维。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是《东方时空》栏目的首任主持人，他所主持的节目深受大众喜爱，成为播音主持领域的领军人物，正是因为白岩松语言准确，简洁，寓意深刻，将揭示节目主题作为工作的第一要务。 对于直播节目主持人而言，在把握节目进程的同时，也要注意引导嘉宾、现场观众的参与，要鼓励嘉宾和观众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是直播访谈类节目，主持人与嘉宾的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观众更喜欢聆听嘉宾讲述，这就需要主持人灵活控制节目的节奏，适时提问，适时疏导，要善于灵活掌控节目中的每个环节，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充分沟通，会让节目现场的气氛更活跃，讨论内容更深入，节目也就更具魅力。 例如我们十分熟悉的《实话实说》节目，崔永元经常在嘉宾一段陈述之后，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刚才先生的观点，你是怎么看的，你有什么观点与我们分享”。短短几句，便把焦点转向了现场观众，让人感觉亲切平和，自然流畅[2]。 三、融入情感，凝练意境美 情感是艺术的生命，更是主持人的灵魂，只有用饱含深情的语言，才能拉近与受众的距离，让受众感动。要使自己主持的节目达到意境美效果，主持人首先要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要了解节目的内涵，挖掘节目主题的寓意，充分融入到节目内容当中，真实还原作者记录的场景，只有主持人自己感受到震撼，才能使自己的语言艺术与节目内容融为一体，赋予节目以美感，让受众观看节目时产生共鸣[3]。 此外，主持人要根据节目内容调节自己的节奏，不同的段落，是行云流水，文采飞扬，还是充满激情，慷慨激昂，每个主持人说话的速度和语气各不相同，因此需要不断的磨练提高自己演播技巧，要通过节目带唤起观众的思维，让受众在多重信息的交流过程中构筑起联想的空间，只有让观众体会到了艺术魅力，主持人才能成功地塑造出节目的意境美。 我们主持人要学会把思想和感情巧妙融入到节目中，让语言表达中渗透着审美情趣，让优美旋律中流淌着艺术气息，这样才会让我们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更具魅力，为广大观众所喜爱[4]。知名主持人杨澜曾经指出：综艺节目主持人的成功，首要是看主持人的情绪控制是否到位，也就是说主持人的情绪、节目的气氛、观众的感受是否能够相得益彰。 著名的播音艺术家方明，无论是重大新闻，还是报刊摘要，经他播颂，让人感觉洋洋洒洒，自然大方；对于犀利的杂文和讽刺小说，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抑扬顿挫，起伏有致，让人真实的感受到他饱满的激情，被大家赞誉为雅俗共赏的播音艺术大家。 真诚自然，融入真情实感，饱含意境美的广播电视节目才是大众喜欢的节目，才能受到大众的推崇。现在情感类节目成为一种新兴的直播节目形式，对于这种构成元素多元化的节目，主持人不能急躁，要以一种平稳的心态去面对，要真诚热情地与嘉宾和观众沟通交流，坦然细致对待每一个细节，只有这样，主持人才能赢得受众的认同，节目才会更加精彩。 四、树立语言风格，增添艺术魅力 容貌代表了主持人的形象，语言风格则代表了主持人的鲜明个性，独特的语言风格是主持人在长期的节目创作中形成的，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需要主持人在自己的主持工作中不断的去学习、探索。 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不能靠炫美的音乐，华丽的舞台去吸引观众，必须靠自己鲜明独特的语言风格去赢得观众。主持人富于个性的主持风格不仅是主持人的成熟标志，更是一个优秀节目的成功标志。 主持人是直播节目的核心，是整个舞台的指挥者，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鲜明的语言风格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感受，会让大家紧随主持人的思路一步步深入，最终完全领悟主持人揭示的主题，主持人个性化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在，清晰的思维、鲜明的视角、独到的见解、理性的构思、独特的感受[5]。 对于主持人而言，只要我们全心的投入到广播电视节目中去，深入社会生活，用心思索感悟，热情服务大众，我们就会逐渐形成特有的创作个性和语言风格。 当代广播电视领域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主持人，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风格。庄重、大方的赵忠祥让人感觉亲切、自然；真诚、睿智的方明让人感觉流畅、自如，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树立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增添了节目的艺术魅力。 五、结 语 总而言之，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是主持人文化内涵的载体，体现了主持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语言艺术是主持人驾驭节目的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文化素养，要想创作出优秀的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就必须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语言艺术修养，语言艺术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主持人在工作生活中不断学习锻炼，只有加强业务素质，提高语言能力，主持人的语言艺术才能不断增强，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语言艺术论文:物理教学语言艺术初探 摘要：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教学语言是教师引导学生开启知识宝库的“金钥匙”。因此，教学语言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教师必须潜心探究教学语言。 关键词：物理教学；教学语言；启发性 教师在探究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时，往往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试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却忽视了课堂教学语言的运用问题。事实上，同样的教学内容因教师教学语言水平不同，其授课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教师的教学语言在讲台上如何精心施工呢？这就要注意课堂教学艺术，而课堂教学艺术的重要方面就是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本文就物理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作一初步探讨。 一、物理教学语言的特点 所有的教学语言都是为实现教育目的服务的，应有思想性、科学性、通俗易懂、准确、精炼、生动形象、富有趣味、富有启发性。物理教学语言也不例外，具体有以下特点： 1.物理教学语言的主导性 物理教学的艺术就是懂得如何引导学生学习。教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注意什么，感受什么，联想什么，以及表达什么，关键在于教师怎样利用教学语言进行引导。教学语言主导性的强弱，是教师主导作用发挥如何的一个重要标志。善于引导学生学习的教师的教学语言，总是能沟通师生的思维，拨动学生的心弦，引起学生的共鸣，制造出良好的教学气氛，调节教学节奏的张弛，从而带领学生进入教学意境，探索未来世界的奥秘。提高教师教学语言的表达水平，是有效控制课堂的基础条件。 2.物理教学语言的科学性 物理教学语言的科学性，应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用最简练的语言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要求在语法上用词恰当、简洁明快、干净利索。语言的准确性是物理教学语言科学性的核心。要求教师准确地掌握物理知识及其方法，说明物理现象及其本质。教师教学语言的精炼，是指教学的语言表述要做到言简意赅。优秀物理教师准确、精炼的语言“像敲钉子——声声入耳”。在教学中应注意避免言不及义的废话和不必要的重复，不说不着边际的空话，不讲套话，不说半截子话，不要口头禅。有些学生把在教学中常用“这个”、“那个”、“也就是说”、“嗯”、“啊”、“是不是”等多余字词的教师，称为“哼哈先生”，这也反映了学生对教学语言的要求。物理教学语言的科学性，还要求推理富于逻辑性，论述问题富于系统性，要做到语言本身要准确，不能含糊其辞；要清晰，不能前言不搭后语、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物理教学系统性要求教学语言层次清楚，结构条理，抓住精华，突出重点，取舍有致，而不是挂一漏万、以点代面。 二、物理教学语言艺术的功能 教学艺术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它是依靠其整体发挥其巨大教育作用的，教学艺术整体功能的发挥依靠其内部结构的最优化组合，教学艺术的整体功能的全面发挥，构成教学艺术神奇的综合魅力，在学生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审美效应。 物理教学语言艺术是教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物理教师要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物理教学语言艺术的陶冶功能、转化功能、愉悦功能和启智功能。 1.抑扬顿挫，感染力强——发挥教学语言艺术的陶冶功能 由于教学艺术情理交织的特点和感染力很强的审美形式，使之形成鲜明的情景性和非理性因素，具有不可忽视的全方位的潜在教育作用。“只有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的教育，才起了滴水穿石的作用”，这就是教学艺术陶冶功能。因此，物理教师的讲解要抑扬顿挫，教学语言应该有高有低，有快有慢，富有节奏感。将表情、手势、停顿、操作等无声语言与声调、轻重音等有声语言恰当地配合起来，使教师的讲解有声有色，更能激发学生的智力活动，从而使课堂气氛有节奏、有旋律、有起伏，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不断地把学生的学习情绪推向高潮。 在教学过程中，重要之处，适当提高声音，促其注意；关键之处，稍作停顿，使其感悟；需熟记的内容，不妨和以声韵，以利记忆。这样，就可以增强感染力，提高物理课堂教学的效果。 2.生动形象，直观性强——发挥教学语言艺术的转化功能 教学的实质就是引导学生把人类已知的科学真理转化学生的真知，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教学艺术高效率的转化功能标志着教师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为精湛的教学艺术，可以迅速高效地完成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培养、智能的开发和品德的形成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语言要生动形象，既活泼、有趣、逼直，又深入浅出、易于接受。语言直观最好的形式就是“打比喻”。教师能深入浅出地选用一些富有情趣的比喻，化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有味，降低学生思维的难度，就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例如在进行“机械波的图象”教学中，对于简谐横波的传播方向与质点的振动方向之间的关系这一难点问题，笔者采用拟人化的方法，设想“一个小人顺着波的传播方向走去，在上坡的地方质点振动方向向下，在下坡的地方质点的振动方向向上”，进而得出“顺坡走，上坡下，下坡上，莫回头”的口诀，既符合客观规律，又易于记忆和应用。这样的教学语言艺术很受学生欢迎。 3.幽默可亲，趣味性强——发挥教学艺术的愉悦功能 教学的趣味性乃是教学艺术的愉悦功能的重要因子。教学艺术的愉悦功能直接促进学生乐于学习，教学艺术的愉悦功能从多方面影响学生的学习。原苏联教育学家米?期洛特夫说过：幽默是教育家最主要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幽默，可以控制学生的注意；可以使讲解的内容变得有趣，活跃课堂气氛，消除师生间的隔阂，融洽师生间的关系；可以突出一些概念、规律的特征，解决教学的难点，还可以巧妙地处理偶发事件，使教学转入正规。 如在讲“照相机”时，笔者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某君照相时头顶地、脚朝天，问他为何如此照相，答曰：“照相只能成倒立的像”。学生听后发出笑声，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牢牢地记住了成像的特点。物理中经常要用到图形，如果把机械僵硬的物理图形画成幽默画，把物理变化过程用幽默连环画的形式展现，既可以加深学生对物理情景的感悟和理解，又可以使物理学习变得生动有趣，还可以得到艺术的享受。其实，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幽默可以搬到物理课堂上来，只要运用恰当，通过幽默的描述、生动的语言、声情并茂的讲解，学生兴趣倍增、情绪高涨，容易进入一种最佳的学习意境。 4.巧于点拨，启发性强——发挥教学艺术的启智功能 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它指明了教师要抓住恰当的时机进行启发、点拨。启发式教学的目的是要引起学生的积极思维，其首要条件就是教师的教学语言具有启发性。这要求教师的讲课语言要跟当时学生的思想联系起来，与学生的接受水平尽量贴近，在各个教学环节中灵活机动地运用不同的教学语言形式，使学生接受所学的内容。巧妙设问，巧设导语，布设悬念，引导小结，师生互动，积极参与，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将学生引入知识的殿堂。 笔者在“摩擦力”教学过程中，先让学生观察有关摩擦力的实验，再讨论有关摩擦力基本概念和知识，然后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增大有益的摩擦，减小有害的摩擦。鞋底为什么有凹凸不平的花纹？气垫船、磁悬浮列车有哪些力学特点？就这样，寥寥数语，轻松地打开了学生们的话题，引出了学生们的思维之路，使学生学得更为积极主动。 语言艺术论文:探析小学数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艺术 【论文关键词】小学数学　课堂语言　语言艺术　幽默风趣 【论文摘 要】小学数学语言是一门特定的语言，她作为一种表达科学思想的语言，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已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应用性的交流工具。从一定意义上说，教师数学课堂教学语言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学生小学数学学习水平的高低。数学教学中加强小学数学语言的教学，是现代数学教学不容忽视的问题。 小学数学教师的课堂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科学思想的语言，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已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应用性的交流工具。语言应当被看成数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而小学数学语言是数学知识的载体，也是数学思维的工具。为数学交流提供了科学的保障，在发展学生数学思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数学教学中必须重视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的运用。现实的问题是，数学教学不像语文教学那样要单独教小学数学语言，它一般不专门讨论数学中的语言问题，常常是一带而过，因此教师的课堂语言表达方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教师语言的情感引发着学生的情感，所以我们说小学数学教师的语言艺术是课堂教学艺术的核心。 一、小学数学语言要准确规范、严谨简约 小学数学教学语言的准确性是指数学教学语言应该是严谨的、准确无误的语言。数学中的概念、性质、公式、定律都有它特定的内涵和表达方法，有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也可能造成演变成概念性的错误，例如：“数位”和“位数”，“增加了”和“增加到”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位数不够用0补足”就不能说成“数位不够用0补足”。另外，读音要准确，作为教师要坚持并且要用尽可能准确的普通话教学，避免在传递教学信息时因使用方言而使学生对数学知识发生误解。在教学中多音字也要读准，方言和习惯读音要改用标准音去读。 教师的语言在准确的前提下，还要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有些刚走上讲台的教师之所以不能在40分钟内完成教学任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学生听不懂，返来复去、不厌其烦地讲，使课堂中有限的时间在与讲课内容无关的废话中悄悄地溜走，结过使教学重点得不到突出，学生又产生厌烦情绪，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为了克服上面的问题，必须在备课时精心设计好问题，过渡语，尽量不说与讲课内容无关的话。我们每一位教师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自己教学语言的严密和准确，不能任意使用日常生活语言来解释，表达数学知识，更不能出现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甚至于前后自相矛盾和错误的语言。 二、小学数学教学语言要启发性强 孔子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悱，这里指教师有意不说出结果、答案)在教学过程中，要变学生的被动接收信息为主动地获取知识，这就要求教师要启发学生通过看、想、做等认识活动来掌握。如，教“圆的周长”一节时，老师拿出一个呼拉圈，问学生，你能计算出它的周长吗?学生回答能量出它的周长(因学生没学计算圆周长的方法)。用什么量?怎样量?(用皮尺绕一周)还能用什么量?(先用绳子绕一周，然后再用皮尺量绳子长度)还可以用什么方法量呢?(在地上滚圈，然后量地上滚动一圈的长度)教师充分肯定学生的做法，想法很好，想象很丰富，然后接着问，如果给你们一个非常大的圆，还容易量周长吗?有没有简单方法来计算圆的周长呢?通过老师做实验得出：圆的周长和它的直径密切相关，圆的周长总是它直径的 3 倍多一些，在 3.1415926～3.1415927 之间，这个数是个固定的数，叫圆周率。现在同学们说说看，只要知道什么，就能求出圆的周长? 上例中，教师用了一系列启发性提问，不断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自主掌握知识。 三、小学数学教学语言要形象有趣，通俗易懂 小学数学教学语言既非书面用语，又非口头用语，要通俗明白，使学生听得有滋有味，教师应该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使深奥的知识明朗化，用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教给学生丰富的数学素养，通过驱动学生的数学想象，来达到培养学生数学能力的目的。 例如：在教学“时、分、秒的认识”时，为了揭示课题，教师先让学生猜谜语：“兄弟三人来赛跑，个子有矮也有高，他们会走没有腿，他们会说没有嘴。会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上学去。”当同学们猜对后，教师很自然的引出课题：“今年我们来认识钟面”。这样既有趣味性，又自然地把学生学习动机、兴趣吸引到新知识的学习上来。 四、小学数学教学语言要幽默风趣 幽默是一种较高的言语境界，它富有情趣，意味深长，小学数学教师的语言幽默，其作用是多方面的： 幽默可以激活课堂气氛，调节学生情绪。学生心情舒畅地学习与惶恐畏惧地学习，其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教师要善于借助幽默的语言去创造有利于师生情感沟通的课堂气氛，针对学生不注意分析已知条件，忽略隐含条件而引发出错误的证题思路，结合当今中学生错别字较多的情况，我分析题意后说：“这位同学的思想走到牙路上去了”，故意将“邪”读成“牙”，引起学生轰堂大笑，这既提高了学生认真分析已知条件的重要性，又告诉了学生“重理轻文”的思想要不得。 幽默可以提高批评的效果，让课堂违纪地同学心悦诚服，教师在课堂上遇到某些特殊情况时，假如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理智，动辍对学生发火训斥，其弊端是众人皆知的，如果用幽默的语言来处理，其作用和效果就大不一样。 幽默可以开启学生的智慧，提高思维的质量，课堂教学的幽默，应和深刻的见解、新鲜的知识结伴而行，教给学生理智，学生会产生会心的微笑，获得美感享受。 总之，当然教师的课堂语言艺术多种多样，远非上述几点所包罗。教师的小学数学语言艺术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和长期的实践，教师只有在数学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语言，达到数学教学语言的科学性、艺术性的辩证统一，若如此，我们的教学水平自然就会不断地得以提高。 语言艺术论文:探析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 摘要：课堂教学是教师通过语言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的课堂语言必须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应该做到：一是饱含激情而具有号召力；二是形象生动而通俗易懂；三是趣味幽默而富有启发；四是推理严密而环环可扣。 关键词：课堂教学 语言艺术 众所周知，课堂教学是教师通过语言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那么，这就要求教师的课堂语言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教师的课堂语言，应该声声入耳、句句感人、取喻贴切、出言有章。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用自己的"内部语言"迅速且准确地转换成学生容易接受的"外部语言"，就会"言在此，而意在彼"。这样，就达不到预期效果和教学目的。如果教师不善言辞，讲起课来吞吞吐吐、语无伦次，正像"茶壶倒饺子"一样，那么即使是知识渊博，也很难完成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因此，教师的课堂语言应该具有较强的号召力、饱满的激情、严密的逻辑性，也应该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趣味、幽默而富有启发。 一、课堂语言应该饱含激情而具有号召力 古人说："感人心者，莫先于情。"可见富有激情的语言才能感人，才能广泛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才能在课堂内产生一种强烈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使学生的思想高度集中到黑板上、教师身上、书本上，而不致于使学生"身在在心在汉"。那么，怎样做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呢？ 首先，教师应该把握住感情阈值及感情流量。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客观外界信号刺激人的大脑便引起大脑皮层的兴奋，这种信号达到一定"强度"时，感情才能开始发出。这个一定的"强度"即为阈值。因此，要以情动人，就必须有超越阈值的刺激信号，不然感情就难以发出。其实，教师讲课如同相声演员说相声一样，必须高度进入角色，才能达到"情自肺腑出，方能入肺腑"的境界。那么，这就要求教师很熟练地掌握所讲内容，才能轻松自如地进行讲解，才能充分地发挥语言技巧，从而达到"情见于辞、情发于声、情触于理"之效果。然而，教师还应该恰到好处地把握感情的流量，应以触发激起学生的求知欲为标准。以自己"灼人"的力量，收到感人的效果。 其次，教师应该把握住感情色彩，使学生产生心理共鸣。上课时，教师应该通过自己语言的抑、扬、顿、挫和面部表情的变化及恰当的手式等等，体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同时，根据授课内容的发展，时而低声细语、时而大声疾呼、忽而声色俱厉、忽而婉转动听。这样，以表情、语调作为课堂语言的辅助工具，就使授课内容与讲课激情高度和谐统一，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 二、课堂语言应该形象生动而通俗易懂 课堂中，教师必须对自己的语言进行精心组织，应该选择确切、精辟、通俗、常用的字、词、句，应极力避免使用令人费解的、罕见的方言词和文言词等。这样，才能达到课堂语言形象生动而通俗易懂的目的。其次，课堂语言还应讲究语法规则，且言简意赅。竭力使字、词、句等各级语言单位符合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不说半截句，不含糊其辞，也不拖泥带水。不然，就会主次不分明，就有点"荒草多了，苗就看不清"的味道。再次，教师在课堂中举例、取喻都应是学生易于接受且是喜闻乐见的东西。否则，就达不到通过举例、取喻来进一步说明问题的目的。当然，举什么例子，取什么比喻，都应在课前深思熟虑一番，绝不可临场靠灵感信手拈来，这样往往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境地。 三、课堂语言应该趣味、幽默而富有启发 趣味和幽默可以说是课堂语言的双臂。它们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启迪学生的智慧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也就好像课堂的"味精"一样，如果投放适量的话，一定会使课堂"这锅菜"其味无穷，充满活力。 古人说："启其蒙而引其趣"。这就是说经过启发引导，可以大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例如：语文老师解释成语"欲盖弥彰"时，就可以巧妙地用另一富有趣味的成语典故"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来说明其意义。这样，学生就在笑声中很自然地记住这个成语的意思。再如，物理老师可以由一队步兵正步过桥导致桥塌的故事来讲解"共振"的原理。化学老师可以由"坟山鬼火"来解释磷燃烧的道理。这样就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了，把枯燥的东西变得富有趣味。从而使学生不把记忆东 西当成一种负担，反而在快乐的气氛中记住了东西。当然，我们提倡课堂语言应该富有趣味性，而不是要教师专门讲笑话，哗众取宠，来迎合学生。否则，就会使学生觉得课堂语言过于轻佻、庸俗、油滑。这样不仅大大地偏离了主题，而且也达不到教学目的。 有位名人这样说过："幽默是智慧的闪现"，这就说明了老师如能恰当地运用幽默语言，可以大大地开发学生智力，很好地陶冶学生的情操。幽默的语言也好像一串鞭炮，一点就响，一讲就笑，在笑声中绽开了智慧的花朵。因此，幽默的课堂语言，不仅使学生在发笑的同时领会了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哲理，而且活跃了课堂气氛，消除了紧张和疲劳，从而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老师传授的知识。 四、课堂语言应该推理严密而环环相扣 课堂上，教师应该准确地表达所讲内容和严密地论证论点，用逻辑的力量去吸引学生，去一步接一步、一环扣一环地"征服"学生。因此，教师的课堂的语言应该条理清楚、推理严密、不凌乱。不然就会使所讲内容尤如一堆沙子，没有一点粘性，前后内容连贯不起来。同时，教师的课堂语言也应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教师要抓纲张目，准确地把授课内容的重点、难点全面概括出来，使整个一堂课的内容好像一串有大有小的葡萄一样，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课堂内容有清晰的印象和完整的记忆。 综上所述，具有较高的课堂语言艺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高不可攀"不能办到的事，这是我们教师一直需要探讨的问题。只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才能逐渐走向完善、走向成功。俗话说："从血管里喷出的是血，从喷泉里喷出的是水。"是的，在教学中，教师花一份心血，就会有一份收获。教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作为教师，真可谓任重道远。 语言艺术论文:教师课堂语言艺术浅析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语言作为工具，对我们之重要，正如骏马对于骑士的重要。” 所谓课堂教学语言，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的语言。研究发现，课堂教学语言对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思维的开发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教师具有良好的语言艺术，能使一堂课饶有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教学效果也将事半功倍。但教学中教师语言还存在一些问题，达不到语言艺术的境界，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应致力于提高自身的语言艺术。 首先来谈一下课堂教学语言的国语口语化的问题。课堂教学语言既要口语化，又要科学性和准确性，这与日常语言不同。然而，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语言存在着主观随意性，句式松散，话语不流畅等问题。而教师在教学中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教学语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课堂教学语言往往要求比较严谨,语言流畅,词语规范等。再者，教学中日常口语现象还存在着语言表达的随意性,发音、吐字、语调等的不准确性，没有抑扬顿挫的语调变化。而在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语言既要激昂,又要委婉,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 然后来关注一下教师课堂语言生硬呆板的问题。课堂教学语言要生动形象，栩栩如生，饱含激情。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于人”。受欢迎的教师，不仅能绘声绘色地再现教材、描述事实、还能用生动的语言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善于运用机智风趣、诙谐幽默的语言增强教学的表现力。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寥寥数语，妙趣横生，既活跃课堂气氛，又使学生在笑声中接受教育，印象深刻。然而许多教师的语言枯燥乏味，颠三倒四，夸夸其谈，不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影响教学质量。 我们再一起来讨论一下教师课堂语言缺乏艺术性的问题。教师语言的运用是一种艺术活动。教师的教学语言艺术水平综合反映着教师的全部教学素养。著名美学家朱光歉先生说：“话说得好就会如实地达意，使听者感到舒适，发生美感，这样的说话，就成了艺术了”。 但有些教师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只要能把知识传授出去，学生能听清楚就万事大吉了，还谈什么语言艺术。在实际工作中，许多课堂教学的失败，并不都是教师知识贫乏或资历短浅造成的，大多是讲授缺乏应有的语言艺术。 在课堂教学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教师普遍不善于应用肢体语言。教师每天上课时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会对学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的教学除了语言外,还应配合使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是对课堂有声语言的重要补充。 针对以上种种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其产生因素，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化解策略。 孔子云：“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要想让整个课堂充满活力，让学生的思维得到更好的发展，教师就必须不断锤炼自己的语言，力求句句有用，字字精确。因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苦练课堂语言基本功。在课堂语言艺术上，教师的好口才，好课堂语言主要来自于系统的专业知识，缜密的逻辑思维，娴熟的讲授技巧，炉火纯青和标准的普通话及大众化的群众语言。这样的教师胜似演员而深受学生欢迎，教师不仅平时要多注意自己的语言，潜心钻研，掌握规律，学点语法修辞和逻辑学知识，提高自身素质，打好坚实的语素基础，还要苦练语言基本功，如语言的节奏和韵律问题等，那么教师的课堂语言就会得到改善。 二、自我反省，明确问题所在。教师要深刻认识到课堂语言艺术的重要性，并对自己的课堂语言进行反思，更好的认识到自己的教学口语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对照，明确问题所在，对课堂语言的训练和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三、从读书中丰富自己的语言艺术。读万卷书，知识丰富，思维活跃，语言灵活。教师从读书中学习语言，应从经典作家的论著和著名的文艺著作中吸取语言艺术的精华。如果一个语文老师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大量戏剧，那他的课堂语言必然不会呆板生硬，枯燥单调；如他熟知屠格涅夫的作品，他的语言就可能明净和谐，优美宁静起来。又如历史老师在讲述法国大革命前熟读了雨果的《九三年》和狄更斯的《双城记》，那讲起来可能就不会简单地讲解教材，而是更多一分情感投入和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 四、从课堂实践中提高语言艺术水平。教师，要真正提高自身的课堂语言艺术水平，首先要学习，再就是实践，二者结合起来才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教师把平时向老教师、学生、媒体等学到的语言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有计划地设计不同的语言形式，从语句、修辞、音量、语调等方面都做出精心的准备，而后在课堂教学中予以落实再根据落实的课堂反馈予以及时的调整和丰富，必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五、注重肢体语言在教学中的应用。课堂教学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解答疑惑的主要途径，除使用语言外,非语言交流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肢体语言就是其中之一。肢体语言的运用恰当不仅能够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也会加深学生的印象,这样,学生就会更好的理解教师的意图。因此,肢体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艺术,更是一门科学。教师应该充分掌握并不断练习,以便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相信如果能够恰当的运用这一技巧,又会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更好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学课堂语言是科学和艺术的统一。一个称职的教师,需要在语言的艺术性上多下工夫,要“做语言美的楷模”,努力提高自己语言的艺术水平。坚持课堂语言训练,教师应成为语言学习的有心人,要刻意把每节课作为锻炼和提高教学语言的机会,最终必定会使自己的语言得到丰富和发展,语言艺术是教师的基本功之一。为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每个教师都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素养，掌握语言艺术，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语言艺术论文:物理教学的语言艺术和举例艺术 物理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怎样才能使课堂教学最优化呢？怎样才能在课堂上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呢？怎样才能启开学生的心扉，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呢？我认为这不仅需要妥善处理教材，安排内容，更要注意课堂教学艺术，而课堂教学艺术的重要方面就是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和举例艺术。 一、课堂语言的艺术 1. 语言的形象性 物理教学语言的特点是形象化。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富有力度，能使学生感到惊讶、感到不同凡响，使学生情绪兴奋，对认识产生兴趣，体验获得知识的喜悦，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注意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并非基于活跃课堂气氛，逗逗风趣。而是教师运用形象化语言施教，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引导学生学习物理知识本身。 2. 语言符合科学性、思想性 所谓科学性，就是要用准确无误、合乎逻辑的语言。我们要讲教学语言的科学性，但又不能片面地、一味追求什么概念都要严格地科学定义，而应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循序渐进，不断完善深化。例如，在讲力的概念时，首先只是叙述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接下来在高中讲授牛顿第三定律，对力的概念加深一步，指出力是物体对物体的相互作用，直到讲授牛顿第二定律后，又从力的作用效果来叙述，力是使物体产生形变和加速度的原因。这样对力的概念就逐步深化和完善了。 所谓思想性就是教学语言的教育性。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任何语言都反映一定的思想内容，教师应紧密结合教材内容，通过自己的教学语言有目的地、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3. 语言注意严谨性、针对性 物理教材中用来表达物理概念、定理、定律等的语言都是十分确切和精炼的，常常是少一个字不行，多一个字不好，前后颠倒也不行。例如，光的反射定律中“反射光线在入射光线和法线所决定的平面内；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在法线的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就不能将“所”字漏掉，也不能将“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位置互换，更不能说“入射角等于反射角”，这是物理语言的严谨性和逻辑性的要求。 教师的语言应该是精辟的，但必须考虑针对性，物理教学语言的针对性首先应受教学内容的限制，不同的教学内容要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其次还要受学生年龄的制约，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教师必须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否则会失去对学生的吸引力；再次是受课堂上学生接受知识的情绪制约，这就要求教师的语言要有灵敏性、随机性，也就是因材施教。 4. 语言技巧需要想象力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是无止境的。丰富的想象力，理智的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物理学的进步，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之所以说想象力是物理教学语言技巧的源泉，原因是教师可以想象知识的演化，想象实验的结果，想象课堂教学过程的情景，借助于想象提高语言技巧。从想象中采集，由造化中迸发，语言的技巧性，不是造作而得，恰是自然形成的。 5. 语言幽默可亲，有较强的趣味性 幽默是教育家最主要、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幽默，可以控制学生的注意；可以使讲解的内容变得有趣，活跃课堂气氛，融洽师生间的关系；可以突出一些概念、规律的特征，解决教学的难点。例如，在讲“照相机”时，我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某游客照相时头顶地、脚朝天，问他为何如此照相，答曰，照相只能成倒立的像。 学生听后发出笑声，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牢牢地记住了成像的特点。 其实，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幽默可以迁移到物理课堂上，只要运用恰当，通过幽默的描述，生动的语言，声情并茂的讲解，学生兴趣倍增，容易进入一种最佳的学习意境。 6. 语言的直观性 在物理教学中，还要注意语言的直观性，要运用语言艺术，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书面文字口语化，枯燥知识趣味化，这就是说教学语言既要通俗易懂，又要深入浅出，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学生对如何区别电磁感应中的左手定则和右手定则，不难看出感应电动势的“感”字有个“口”字，右手的“右”字也有个“口”字，“口”字对“口”字判定感应电动势方向用右手；左手的“左”字下面有个“工”字，做工就要用力，故左手定则是用来判定通电直导线在磁场中的受力方向，这种拟人化的语言使学生注意力得到了集中。 二、课堂举例的艺术 在物理教学中恰到好处的举例，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思维，加深理解，发展学生的智力。笔者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探索出课堂举例的四个特色，即“近、趣、妙、变”。 1. 近举例 近举例就是应多举学生平时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事例。让学生感到自己生活在自然科学之中，增强亲近感、现实感。例如，讲光的反射定律时，许多学生对“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的因果关系弄不清，认为“入射角等于反射角”也不错。为此，课堂上我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小明的相貌很像他的父亲，但如果说成小明父亲的相貌很像小明行不行？”结果全班学生都笑了。我就因势利导说明了“先有老子、后有儿子”，“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不能颠倒的道理。 2. 趣味举例 趣味是吸引学生积极探究某种事物和爱好的动力。列举有趣的例子，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例如，讲“蒸发”内容前，我用水彩笔在投影胶片上画了一只烈日下的黄狗，张大嘴伸出鲜红的长舌头。当用投影仪放出这一彩色图像时，学生不约而同地思考着同一问题：在炎热的夏日里，狗为什么要张口伸舌？我立即指出，要想知道为什么，请认真学习有关“蒸发”的知识。用生动、有趣的例子引入新课，可促使学生萌发强烈的求知欲，产生了积极的学习动机，潜移默化地从“苦学”过渡到“乐学”，从“难学”过渡到“易学”。 3. 举例要妙 妙就是指在学生思维发展的关键处、疑难处，起架桥铺路、有效点拨的作用。例如，在讲热水和冷水混合时，学生容易忽视“质量未知”而误认为“冷水升高的温度等于热水降低的温度”。为此我举一实例：在0 ℃的池塘水中，滴一滴100 ℃的开水与池水混合，池水温度能升高50 ℃吗？学生一听恍然大悟。 4. 举例要变通 在课堂教学中要“教活”，变则灵。变才会使课堂45分钟不枯燥、不乏味，愈变愈新，愈变愈活，深入其理，曲尽其然。 总之，教师怎样站、怎样坐、怎样说在教育上都不是“细微末节”，很多时候对教师工作的成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教学语言，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