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新闻论文:我军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 摘要：军事新闻发言人是我军向外界展示国力和军力的重要窗口，随着国家利益的扩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深入。我军成为维护国家稳定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要想展进一步展示我军和平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对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了解尤为重要，它对深化我军新闻发言人制度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我军；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 军事发言人在国外已出现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我国却是一个公众普遍比较陌生的新鲜事物，无论是对它的认识还是对它的应用，目前均存在不少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全面的回顾军事发言人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以推进我国军事发言人制度不断取得新发展 一、新闻发言人的定义 所谓军事发言人，是指“受命并任职于军队的专职新闻人员，负责向媒体、公共介绍军队的各项政策和近期的新闻事件，通过某一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明其中的问题和我军所持有的立场、观点、主张和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是国家外宣工作的窗口。 二、军事发言人制度的起源 学者普遍认为，新闻发言人始于19世纪末的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卢西塔尼亚”事件催生了它的正式诞生。由此可见，新闻发言人制度早在萌芽阶段就与军事和战争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即使是按照另一种说法：军事发言人制度始于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新闻官的辽阳，就依然不难看出战争是第一动力的结论。 尽管如此，和地方发言人制度相比较，军事发言人制度的正式诞生时间还是要晚的多。一战期间，美国、德国、英国虽然设立了“公共新闻委员会”、“战时新闻局”和“新闻局”，负责关于战争的实况。甚至还制定了新闻的相关规定，但是既不是专属军队的机构，在本质上也有别与新闻发言人，更多时候发挥着新闻管制的作用，更类似于今天的国家新闻办公室。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设立了“战时新闻处”来发挥“公共新闻委员会”的功能。它通过下属的“新闻局”负责国家重要的以及跨部门的战争消息。不过从性质上看。它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与军方的政府性机构，只是在处理军事消息方面同陆军部和海军部合作，陆军部和海军部在扣发某一军事消息时需要跟战时新闻处处长商量。但军方保留着扣发信息的最后权力。战时设立的“美国新闻署”虽然规模和影响更大，但是也继续保持着这个特点。同时是在这一时期。受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带动的影响，新闻制度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推广，各国军方也纷纷设立了军事新闻发言人。像美军就在各司令部参谋机构中设立了公共关系军官，二战期间的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美国第十航空队司令陈纳德都曾在我国举行国记者招待会。 事实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闻发言人才在美国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即使到本世纪这个时期，虽然经常有“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称谓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但是军事新闻发言人依然没有作为一项刚性的政策法规得到军队系统的严格执行。只是到了1966年和1976年，随着美国新闻界争取“知情权”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适应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要求，美国政府不得不先后颁布了《信息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使得职业化的政府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政治必须。处于履行法案的义务，1970年美国国防部开始指定专人应对新闻界对军事信息的需求，军事新闻发言人由此才正式成为一种长期而固定的制度延续下来。 三、我军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 我国早在1925年5月北京政府第一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就职就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样我国新闻发言人的开始时间算起来也与美国相隔不远。但是由于时局的动荡，新闻发言人制度并没有得到坚持，作为一种制度，直到25年后才随同抗战_起出现，1937年11月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传部设立宣传处，其外事科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举办新闻会。同年12月国际宣传处开始新闻。如1938年4月到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曾两次在武汉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讲述近期军事与政治状况。1939年话国际宣传处在重庆巴中学校内新建办公楼，每月在此举行一次记者联欢会，每周五在此举行新闻会，使其成为了战时陪都的新闻中心。1942年初下令停止开放政府新闻会议，由于在外国记者的强烈要求下，直到1943年8月新闻会由国民党、外交部和军令部各派一人主持，于每二举行，从此以后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台湾一直保持到现在。如今，台军的军事新闻制度主要由“国防部军事发言室”负责，其业务具体分为新闻、记者接待以及行政计划三个任务编组，主要负责军事新闻的策划、督导、、协调和中外新闻界的参观、访问、接待等工作。 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新闻同样起源于抗日战争时期。在等人的领导下，八路军驻全国各地办事处和国内各界和外国记者广泛接触，向他们随时通报最新的延安新闻广播稿。如1942年2月8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就曾召开英美记者招待会，此外还建立了发言人制度。作为军事协调部执行中共方面代表的将军，曾在北平专门举行过记者招待会。从1946年开始解放区发行的《人民日报》开始频频出现“军事发言人”字眼。可查的最早一次是1946年9月8日，延安军事发言人表示国民党“中央社”称郝鹏举“反正”是不值一驳的谣言。此后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上分别出现了“冀鲁豫前线军事发言人”、“延安总部军事发言人”、“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新闻发言人”等称谓。1949年4月30日，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抗议英军舰船在长江炮击我军的暴行。 到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新闻由外交部代为。如1965年9月29日，时任外交部长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驳斥美苏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威胁，有300多位中外记者参加。1983年，根据国家有关领导人的指示，我国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兴起。当年4月23日中国记者协会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但其中并不包括国防部。1997年香港回归后，我军开始在驻港部队序列中编列对外新闻发言人，发言人办公室还设立了热线电话在香港媒体公布，被媒体誉为香港诸君的一张“名片”，为正确引导特区舆论发挥了显著效果。澳门回归后，在驻澳部队同样设立了新闻发言人，但是由于这两个新闻发言人机构主要针对港澳地区，服务对象比较特殊，再加上所的新闻次数相对有限，因而在国内外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也难成为整个军队的发言代表。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威胁论”从日本开始兴起，关于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言论在国际社会层出不穷，每次遇到这种问题，由于缺乏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我国总是由外交 部新闻发言人甚至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出面澄清，因而在说服力上难免打了折扣。正因为如此，早就有领导和学者建议，我军尽快建立新闻制度、设立军事新闻发言人，甚至建议在统帅部和战区、战役集团指挥部都设立发言人。在2007年3月召开的人会议上军事科学院姚云竹代表更是公开呼吁完善军事新闻工作领导机制，尽快建立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有效满足军队建设发展和军事安全的新需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军在较早时候就开始研究论证建立军事新闻发言人的可行性，并结合部队建设形势推动这一工作不断取得进展。早在2003年下半年，来自总政治部的新闻官就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2007-年12月25日，新华社在报道“携手2007”中印联合反恐训练情况时。首次引用了“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官员”的表述。2008年1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问时指出要求就相关问题直接向国防部新闻事务局询问。但是，真正意义上催生中国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是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从5月13日开始，新华社每天都播发来自“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救灾信息。内容涉及胡主席要求、动用兵力设备、外军援助等众多方面，频率在5月14日达4次之多。5月18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第六次抗震救灾新闻会上，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局长兼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明大校首次亮相，标志着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正式走上前台。此后，灾区的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也曾多次举行新闻会。 抗震救灾取得初步胜利后，我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新闻重点开始发生转移，不仅新闻内容涉及中外联合军事训练、部队重大军事行动、美国对台军售、南非军舰访华等更多领域，就连新闻形式也出现了可喜变化。2008年10月9日我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国防黻言人有关言论答记者问中，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兼新闻发言人“黄雪平”这个新名字开始登台亮相。中外媒体普遍认为，这说明中国军队的开放与国家的开放是同步的。中国军队的建设正在变的越来越透明，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自信。 我军的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尽管随着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汶川地震中亮相，这一制度开始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受到各方条件的限制，其起步探索的特点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存在的不足还相当明显，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在新闻形式方面，运用官方网站权威军事新闻就是一个空白；再比如，远程视频新闻也未见采用、出席新闻会的军队官员职级还不够高等等，这更要求我们知难而进，深入研究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辩证关系，尽早建立和完善能够与国际社会接轨同时有深具中国特色的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为完成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光荣使命贡献力量。 军事新闻论文:塑造军事新闻对外传播力的“符号” 在受众消费视角下，军事新闻对外传播过程，实际上也是军队形象和符号营销的过程。作为军队的精神品牌，军人形象和军人符号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载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军队大转型给军事新闻对外传播提出了如何塑造我军形象的重大课题。从机械化、半机械化到信息化，从打赢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到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我军已经突破封闭半封闭的桎梏，建设基点和环境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在开放透明的信息化背景下，一支军队不主动去塑造自己，就必然会被别人塑造”。 符号生产远离“另类”――彰显军队新形象 2010年1月11日，中国在境内进行的陆基中段反导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12日发表声明，此次拦截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然而外国媒体对中国反导试验进行了不同的解读。美联社认为，这种拦截技术对美国的巡航导弹用处不大，对于俄罗斯和印度部署的弹道导弹是很有效的。《时代周刊》评论道，此次试验不仅展示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同时也表示对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愤怒。这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之间发生的战略性对抗。日本《产经新闻》称，中国此举一方面向开发弹道导弹的周边国家发出警告，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牵制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务卿希拉里本周一承认，奥巴马如见达赖，美中关系可能会有更多摩擦，但希拉里同时表示“中美关系即使在有分歧时也不会脱轨”。美联社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虽然没有具体的细节报道，但据信中国一直在研发精确的制导武器系统。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汉斯・克里斯滕表示，实验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导弹技术日趋成熟”。俄罗斯《晨报》预测：中国打算在未来十年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将成为继美俄之后具备反导能力的强国。共青团真理报网站上，网民“谢尔盖”说，“实验成功了，中国人是好样的。” 军队形象塑造是个动态发展过程。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军队，这既有他们的主观故意，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如在形象塑造中，“中国军队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保持一种原地踏步的刻板。中国军队形象没有跟上中国军队的变化”。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一方面要调整战略，认识到以媒体为国家形象传播主要渠道的战略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要调整目标，呈现一个勇于变革而又充满复杂因素的中国形象。 远离“另类”：当代军人符号与国际对接 军队形象是递变的、发展的，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塑造军队形象时不能把中国与世界对立起来，把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看成两个问题。中国传媒大学丁俊杰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特性，但中国的事情是世界事情的一部分。” 对此，只有建立这种思维，让军队远离另类的异端的符号，才能让中国军队形象更好地融入世界。 形神兼备，内涵与表征相统一。军人形象塑造离不开作战训练等军事实践活动,以及和旗帜、服饰、徽章等“形”的要素，更取决于我军性质宗旨、优良传统等“神”的内涵。要着眼形神兼备，确立新世纪新阶段军人形象塑造的时代定位，从共性与个性有机结合上塑造血肉丰满的军人形象，增进公众的认知度和满意度。 承前启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今天的军人形象，是昨天军人形象的延续，同时又在新的起点上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体现和反映了当代军人的精神品格。传承既往又生生不已，固守本色又与时俱进，军队转型时期的军人形象应当在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定位。 小中见大，整体与个体相统一。军人形象是军队全体官兵素质之和。在举世关注、开放透明的多样化任务中，媒体往往把每一支部队、每一次行动都聚焦和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具有超常的放大效应，通过优化军人个体形象，往往能够提升和改善整个军队的形象。2008年初广州街头扫雪战士站着睡着了的照片发出后，在国外引起强烈反映。由此可见，军人形象塑造既要重视宏观布局、总体设计，又要善于从我做起、从具体事情抓起。 中外兼顾，国际与国内相统一。军人形象塑造是在开放环境中进行的，具有面向大众、面向世界的特性。因此，必须立足国内国外两个舞台，统筹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遵循国内国外舆论互动共振规律，增强我军良好形象展示的效果，牢牢把握军人形象塑造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重点塑造“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 当危机来临时，被天使拯救是人类共有的期盼。把军队形象打扮成化解灾难与危机、拯救生灵和保护人权的天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外传播的一个手段目标。美国好莱坞出于中国商业市场考虑，在电影《2012》中设计了这样镜头：当灾难来临时中国军人出现了，并开始了“中国军队所擅长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对此，伊利诺伊大学厄伯纳――香槟分校访问学者、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肖君曾对美国受众进行调查，72％的受访者认为“此时中国军队作为天使形象是可以接受的”。 军队形象塑造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对一国军事行动正义性、合法性、合理性的认同与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一种大“势”，中国和平崛起是一种大“势”，中国军队日益受到国际舆论和受众的关注也是一种大“势”。西方敌对势力为了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竭力制造“中国威胁论”。周边和利益攸关国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对我军建设的发展心存疑虑。如果说过去我军对外传播主要树立“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形象，那么今天应顺势而为，适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重点塑造我军和平之师良好形象。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主席、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 塑造我军“和平之师”的形象传播应突出重点。一要宣示中国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党中央提出了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与各国人民携手“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这是我军事新闻对外传播顺势而说的根本遵循。二要阐释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要通过国际传播向世界说明：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三要推介中国“不战”、“伐交”等传统军事思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既具有差异性，也具有共通性。比如，作为治国理军的圣典，《孙子兵法》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美籍作家克拉维尔曾说过：“《孙子兵法》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它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保护，看着我们的孩子和平茁壮地成长。永远记住，从古时起，人们知道：‘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 因此，我们不仅要深入开掘它“兵不厌诈”的战术谋略思想，更要注重宣传它“不战”、“伐交”等战略理论价值。四要传播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实际行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主张，更是中国的实际行动。 塑造我军“和平之师”的形象传播应突出特色。为增强受众吸引力与感召力，传播我军“和平之师”的形象应突出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军队特色、受众特色。 一是突出军队特色，对外展示一支“真正的军队”。长期以来，我军在军人和军队形象的传播上，突出了我军“工作队” 的形象，而“战斗队” 的形象传播相对较弱。从古到今，各国军队都强调“威武之师”的军队形象，威武的军队可以增强国民打赢战争的信心。我军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这是由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和革命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但就军队的本质来说，战斗队的属性是第一位的。改革开放以来，除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外，我军一直处于和平建设的环境之中，“战斗队”的形象客观上难以得到直接的体现。而媒体的宣传报道则更加深了我军“工作队”、“生产队”、“仪仗队”、“消防队”的形象。反观美军，打开美国军方在互联网上的主页，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对美军整体形象的传播：“一个团结整体，装备着美国最精良的武器，随时服从国家的需要，迎接今天、明天和21世纪的挑战，”并从不同的侧面展示美军的形象和军事实力，以此扩大美军在世界的影响，形成威慑的力量。我军的国防宣传，应当加大我军战斗队形象的传播，切实在人民群众心中树立起我军威武之师的形象。 二是突出民族特色，对外展示一支“中国的军队”。民族性是中国军队形象之所以具有中国品格和华夏内涵的根本特性。在对外军事传播中发扬中华民族的军事传统，并结合中国现实形成有民族特色的军事文化产品，既是保障军事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也充分体现了我军对外传播的初衷与目标。 三是突出时代特色，对外展示一支“当代中国军队”。 有人曾作过军队传播符号调查，提起美国军队，大家选最多的是航母、数字化头盔。而提起中国军人，大家选最多的是却是持枪冲锋、黑脊梁。有的甚至认为骑骡子和马巡逻就是边关的符号。实际上，这些符号都不能反映当前不断发展的人民军队形象。如，“西北边防采用巡逻车、直升机等装备巡逻的比例冬季已超过85%，夏季超过了90%。骑骡子和马巡逻不是边关主流。” 在军事对外传播中，要格外关注以新型军事传播符号刻划和体现我军全面建设中的新举措、新思路、新亮点、新进展。 四是突出受众特色，对外展示一支“能够为受众认同的当代中国军队”。军事对外传播是一种跨国传播、跨文化传播，也是跨语言传播，必须突出传播的受众针对性。要充分考虑到传播对象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以及政治立场、语言与媒体使用习惯等各个方面同国内传播对象的差异性，并善于将我对外军事文化传播的主观意图巧妙包装于信息产品之中，以最大程度得到域外受众的认同。 军事新闻论文:从《军情观察室》看军事新闻传播 【摘要】军事节目是众多电视节目中一个比较独特的类型。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因而不可能像娱乐访谈类节目那样“自由”。然而,军事节目也不得不面对收视率的严峻形势,究竟如何才能在把党和国家的宣传功能放在第一位的同时,又保证收视率,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笔者希望通过对当前国内军事节目的梳理和对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的分析和解剖,能为内地的军事节目的发展提供一条新思路。 【关键词】军事节目 军情观察室 平民化 军事节目作为电视节目中一个独特的类型,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一直未能像体育节目、综艺节目那样走娱乐化路线。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一个电视节目若想生存下去,并不能单纯的依靠政府的财政赡养,而要学会自己走路。军事节目如何才能在适应全球娱乐化浪潮的同时,又能保持自身鲜明的特性,对其自身甚至中国电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说到我国的军事节目,就不得不提起凤凰卫视的《军情观察室》。虽然央视军事节目一再改版,其传播效果较以前也有所提升,但与《军情观察室》骄人的收视率相比,仍相距甚远。本文希望在对《军情观察室》做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能对内地的军事节目的发展提供一点建议。 《军情观察室》的节目特点 《军情观察室》作为众多军事节目中的一员,像大多数军事节目一样:40分钟的时间、2个主持人、几个嘉宾。但是它在保持军事节目的共同性的同时,又有着自身所独有的特点。 首先,刚性十足,节奏紧凑。节目一开场飞机、坦克、军舰等动画形式的武器伴随着紧张而又有节奏的音乐扑面而来,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主持人董嘉耀一身武装,迷彩服、军靴、避弹衣等军事战场上的常见之物也被运用到节目当中;每周网罗世界各地海量军事信息,并辅之以快节奏的音乐解说、播报,制造出紧张氛围;节目结束也不忘配以较有冲击力的军事画面填充电视屏幕的空白。无论是节目的开场音乐还是节目的背景画面;无论是主持人董嘉耀的着装打扮还是马鼎盛的侃侃而谈;无论是节目内容的紧张刺激还是董嘉耀解说的紧促和一气呵成,整个节目都给人一种刚性十足、紧张、急促的感觉。 其次,栏目设置灵活多样,层次分明。在《军情观察室》的6个栏目中,其中军情谍报和焦点连线是雷打不动的固定栏目,每周都会在栏目中播放,顺序不变,而其他几个栏目的播出是根据情况,视节目每周聚焦的那一个焦点而定并作灵活的变动,力争使每次的节目栏目设置尽可能严谨合理。焦点连线和军情谍报的界限并不是很明显,焦点话题即从军情谍报众多的军事信息中选择当前国人最为所关注的军事话题,一般情况下焦点都是谍报中的最后一条,这种巧妙的安排使得整个节目浑然一体,整体性和连贯性都得到加强。 第三,丰富的信息,紧追国内外重大军事事件。《军情观察室》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嘉耀。我们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香港目前是世界上信息最为密集的自由港,亚洲的信息中心,各种信息都可以在香港自由流通,来自世界各地未经证实的数据、内幕、小道消息和分析,节目都会为您搜罗。《军情观察室》每一期节目的军情谍报大约有十几条军事信息,而这些信息又是一周内国内外比较炙手可热的焦点话题。而焦点的选定也都非常准确,从过去一周内国内外所发生的军事新闻里选出,这些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焦点军事新闻都是备受国内观众关注的,是大家渴望了解的话题。 《军情观察室》成功的原因 《军情观察室》作为众多军事节目中的一员,凭借其自身独有的特征,能获得国内外华人的关注和巨大的成功,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以下几点: 首先,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观念的确立,深谙受众收视习惯。 香港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军情观察室》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言论环境,在其创办的那一刻起,有过从戎经历的刘长乐就提出口号:要做一个普通百姓看得懂的专门军事节目。在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观念的指导下,《军情观察室》节目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满足受众的需要,网络节目互动专区设置,专区设有董嘉耀的博客、马鼎盛的博客、挑战马鼎盛、视频等板块,既方便观众了解和回顾最新和以往的军事信息,也给予观众享有更多的发言机会,便于观众了解更多的军事信息,而一些网友的有见地的观点和提问也会在节目中被引用或者解答,进一步体现出对受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的尊重。 其次,独家的军事报道,权威的军事分析。 《军情观察室》凭借自身所处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可以获得一些独家的报道和独家内幕。仅仅拥有独家的资源还是不够的,各种珍贵的资源只是一些丰盛的材料,如何把它们加工成美味可口的饭菜,却需要有着精湛技术的厨师。《军情观察室》邀请两岸三地的分析家就节目中的某一个焦点事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有嘉宾与主持人之间的交流,也有嘉宾与嘉宾之间思想的碰撞。如民间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就中俄军事演习的客观中立的分析、台湾三军大学教官宋兆文关于台湾汉光军演的独到见解等等,这些评论都是《军情观察室》的一家之言,没有抄袭其他报刊或者军事节目的评论。 《军情观察室》利用其宽松的政治环境,给人们提供了满足军事新闻需求的可能。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关注凤凰《军情观察室》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能突破内地军事节目发展的桎梏,为广大军事发烧友和关注国内外军事发展动向的观众提供一些独家的报道和独特的军事分析。 第三,客观真实全方位的报道。 《军情观察室》立足两岸三地,本着为全球华人服务的宗旨,在节目中首先积极地向内地以及世界华人呈现与国人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军事信息,通过对每期节目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军情观察室》中90%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台湾和中国周边地区的消息,观众可以通过节目全方位地了解一些与自身休戚相关的军事信息。 此外,《军情观察室》对一个军事事件进行报道时,并不是单纯地把事件本身呈献给观众,它还向观众提供军事新闻背景,将与事件相关的方方面面介绍给观众,使观众对一个事件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有背景的新闻事件,才是完整和客观的新闻事件,《军情观察室》用全方位的新闻背景介绍,还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 第四,平民化的视角和语言。 在内地,军事节目作为党在宣传阵地方面的主力军不同于其它节目可以做到通俗化和娱乐化,它要时刻保持自身的严肃性和政治性,完成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任务。而凤凰卫视中文台的 《军情观察室》在节目创办之初就定位为:普通人看得懂的军事节目。在以后的节目里,它秉承这一平民化的传播观念,以平民的视角,来看待分析军事新闻事件。而它的平民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平民化的语言。主持人董嘉耀和马鼎盛以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报道和解说军事新闻,将一些复杂的军事术语用简单、朴实的语言解说出来,观众在收看节目时能轻松明白那些晦涩难懂的军事术语。其次,在解说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电子黑板报等道具,使得解说内容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最后,在解说过程中,语言温和婉转、主持人装扮平易近人,尽量避免由于衣着、语言等细节的过于严肃和庄重,而加大观众与节目之间的距离,削弱传播效果。此外,在报道中坚持中立原则,以老百姓作为服务对象,以受众为中心,告诉受众真实的军事事件和军事新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事节目不能再一成不变地坚持“英雄本色”,也不能再坚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存模式,只有勇敢地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才能百炼成金。 军事新闻论文:浅谈军事新闻发言人的特点及发言技巧 【摘要】近年来随着军区部队执行各种军事行动、军事任务,以及支援地方各项建设工作的逐渐增多,社会各界对军事信息的开放度和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这对军队各项建设如何适应信息化、媒介化社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军事新闻发言人有何特点,其必须掌握哪些技巧,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关键词】军事新闻传播 军事新闻发言人 发言技巧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加深,对信息透明度、及时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在突发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证明,及时迅速的信息,是掌握控制舆论行之有效的途径。这就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充分利用媒体传达自己的声音,军方也不例外。军事信息和地方普通信息是有区别的,也有相似性,这种特点对军事发言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着力提高军区军事新闻发言人的综合素质,从容应对新闻媒体,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好地展示并维护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军事新闻传播、军事新闻发言人及发言技巧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军事新闻传播 信息传播活动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群居时代,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信息传播的数量、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后,信息的传播进入产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对于传播的定义,郭庆光是这样解释的: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者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①新闻传播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信息传递的过程,由传播者、受传者、信息等基本的要素组成。引申到军事新闻传播,就是国家军事权威机构用语言、文字、影像等符号借助传播媒介向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过程。主要有新闻会、网络、记者招待会、新闻通气会、领导人专访等新闻形式。 这里的信息传递者,主要是军方,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传递有关军事方面或者涉及军队的消息。传播媒介,可以是社会上的媒体,也可以是军方自己的媒体(比如中国军网、国防部网站)。信息的接受者,要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两部分。新闻传播的效果主要是报道新闻、引导舆论、为社会服务(提供娱乐、刊发广告等),军事新闻传播也有消息、引导舆论、塑造形象的功能,主要承担的是军方的消息,塑造军队形象的任务。 二、军事新闻发言人 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②这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了更好地向国际宣传中国、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更充分的了解中国而作出的努力。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对外宣传的客观要求。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适应了新闻发言活动的需要,新闻发言活动离不开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的定义是:“以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人员,其职位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会,或约见个别记者,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③通俗地说,就是发生重大的事情(危机事件、突发事件)或者日常的信息时,解释事件发生的相关事宜的人,直接和媒体打交道的人,这个(些)人代表的是其所属部门的立场、观点。 军事新闻发言人,也就是代表军方向社会公众传递消息、引导舆论的人。2007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决定设立国防部新闻事务局;2008年5月1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明大校首次正式亮相。④军事发言人的出现,是军队走向透明化、积极展开对外军事交流合作的表现,也是新时代要求的必然结果。 三、军事发言人特点 新闻发言人的特点,包括职业特点和个人特色两方面。职业特点,就是新闻发言人按照新闻发言的规律来发言,找准职业定位和记者的关系。新闻发言人要弄明白的是他不是“个人”,而是代表其所在的部门、单位,发挥的是“传播疏通”而不是“生产”的作用。新闻发言人个人特色,主要指的是在制度框架内,语言运用的特色,不拘泥一种模式,等等。军事发言人要注意的事项要比其他发言人多,因此军事发言人的特点也有特殊性。 (一)代表的传播主体具有权威性 军事新闻发言人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角色,因为军方的新闻消息大多和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相连,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代替的组织、机构和团体。这种发言带有很大的强势和权威,不是一般新闻发言能比的。军事发言人正是这种强势和权威的延伸。 (二)发言的控制性和保密性 军事新闻发言人的控制性主要体现在军事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军事新闻传播通过消息、引导舆论,从而摆明事实,塑造军方形象。来自军方的消息带着军方的立场、观点、态度,这些都是受到军方严格控制的,什么,怎么都是可以控制的。军事发言人也在这种可控的范围内发言。 保密性是军事新闻发言人尤为注意的事项。较之其它新闻发言活动,军事信息的机密性高,把关的难度大,需要军事新闻发言人严格控制新闻源,对要的信息筛选把关。新闻发言人既要考虑到信息的公开透明,又不能忽视把守军事机密。哪些信息能,哪些信息不能,要经过谨慎的判断,全面的分析。因为有的信息一旦出去,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不能估量的,要“三思而后行”,协调好“宣传员”和“把关人”的角色,才能使军事新闻信息的传播更好地为军方所用。 四、发言技巧 适当运用发言技巧,不但可以促使出色地完成信息的任务,还可以给新闻活动增光添彩。一位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应该掌握适当的发言技巧,以便应对发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军事发言人也应学会这一点。另外,军事新闻传播的性质、特点,也决定了军事新闻发言人发言要具备一些技巧。 (一)精准定位 作为军事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清楚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正确地进行职业定位,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1、“我是谁”的问题。军事发言人首先要明确的“我是谁”的问题,作为军方的新闻发言人,这是最基本的定位。 2、“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军事新闻发言人要和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人打交道,按不同的标准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友好媒体和敌对媒体等等。不论哪种媒体,作为军事发言人,要掌握的是“四不”原则:不是“个人”、不是演员、不是长官、不是学者。这就要求军事发言人既不能“完全自主”,而是要在制度框架内发言;也不能过于凸显个人魅力,不分主次;还不能对媒体颐指气使,摆出居高临下的模样;更不能“自由发挥”,要注意消息的一致性。 3、弄清“观众是谁”的问题。和媒体打交道,具体说是和记者打交道。记者是什么角色?同样记住“四不”:不是学生、不是部下、不是朋友、不是敌人。所以,发言时注意:不要讲长篇大论,记者不是学生;不要“训示”,记者不是部下,不能“热情兜底”,记者未必给保守秘密;不能“筑城墙”,把记者当敌人,处处设防,拒人千里之外。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和十一届三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赵启正说过新闻发言人和记者是“挑战者和合作者”的关系。也就是说,军事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不能只是其中一种关系,而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把握“非敌非友”的最佳契合点,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二)充分准备 军事新闻发言人要圆满地完成发言任务,也需要充分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1、心理准备。首先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尽量避免心情大起大落、慌慌张张,保持平常心。其次,要有足够的自信,相信自己,肯定自己,才能在紧张的氛围中从容不迫。第三,如果不能脱稿,不要勉强。若因强硬的脱稿导致出现错误,得不偿失。 2、资料准备。资料上主要是指有关消息传递、新闻的语言、文字、影像等方面的准备,尽可能的把相关资料搜集全,以备应急之用。另外,还要预先估计媒体可能提到的问题,寻求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点,有针对性地做准备,有备无患。 3、礼仪和语言准备。具体的讲,要按规定着装,整洁、自然、大方得体。站立行走要合乎规范,语速适中、发音尽量标准、富有亲和力等。 (三)发言和提问的应对准则 1、准确。不论哪个机关部门的发言人,在进行信息时都要遵循真实准确的原则,据实而说。军事新闻发言人同样要这样做。林肯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候你可以愚弄某些人,甚至有些人可以被你一直愚弄;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愚弄所有的人。”军事发言人讲真话,就是做到坦诚相见,说的属实,把握不准的不乱说,不懂的就是不懂。要注意的一点是,军事发言人讲的话一定是真话,但不是把所有的话都告诉记者。 2、立场。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有主见。因为无论军事发言人媒体人以什么程度接触,都是在接受采访。头脑清醒,以我为主,掌控好会,不能让记者决定发言人的进程。有一个这样的公式Q=A+1,Q代表的是question,A代表的是answer,“1”代表的是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无论记者怎么问,发言人都要回到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上来。 3、谨言慎行。军事发言人在回答问题时,一定要注意语言的一致性,自己前后语言一致,和军方权威的口径一致,在已授权范围内据实说;注意分寸的把握,不能因侃侃而谈而泄露机密。尽量避免使用过于强烈的词汇,比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这对树立军方发言人良好的形象大有裨益。 4、少说或不说“无可奉告”。军事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有可能遇到事先并不知情或者是保密范围内的问题,回答这种问题是要相当谨慎的。如果确实不知道,可以据实回答“这件事我们还没有接到有关部门的报告”或者“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我们不认为事态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切忌说“无可奉告”。如果是保密范围内的,要学会回避。回避的方法很多种,有开玩笑回避、转移回避、进攻性回避、一语双关回避和使用模糊语言回避等。举例说,1960年,中国打下了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一外国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问副总理:“最近中国打下了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中方是用什么武器打下的”?同志笑着说:“记者先生,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⑤用非常幽默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众所周知,竹竿是不能打下飞机的,但是这个棘手的问题被解决掉了。 总之,在军事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要学会灵活运用各种技巧,生搬硬套和盲目模仿是没有用的。成功地完成任务,需要的是把技巧融会贯通并灵活机敏地运用,坚守自己的立场,说 “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军事新闻论文:军事新闻宣传中的“情感”观照 摘要：本文着眼军事新闻报道的使命要求和对象特点，通过具体分析“情感含量”对于军事新闻“真实度”、“感染力”和“指导性”的影响，深入阐释了“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和角色地位。同时，结合具体实例从实践层面深入解析了其作用发挥和价值体现的方式。 关键字：军事新闻报道 情感 艺术 审美 引言 军队新闻媒体作为以强调“指导性”为核心要求的宣传载体，一方面要坚持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统一，力求以优秀的作品感染人、鼓舞人、指引人；另一方面，军事新闻报道中活跃的主要角色――“军人”，本身就因为其特殊的使命要求和社会形象，被赋予了特殊的性格特征和情感世界。所以，无论是军事新闻报道承载的使命、还是军事新闻报道对象的特点，都使得“情感”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融入“情感”能够渲染军事新闻报道的“意旨”，服务“指导性”。 “指导性”对于党报，是当之无愧的“命根子”。既然是指导，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观点的表达。然而，新闻是以客观记录事实为原则的，过于主观地表达观点和态度，一是有违反这一基本原则的嫌疑，第二，还容易引起受众的逆反心理，让读者觉得是生硬说教。但是，如果能恰当地利用“情感介入”，就能够让军事新闻报道有效规避这种矛盾。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一方面，“情感倾向”能暗示一种舆论导向、代表一种媒体立场。 通常讲“先入为主”，人的认知过程往往是由感性认知向理性认知过渡的过程，最先、也最容易主导受众判断倾向的往往是在他的感性认知层面，也就是“情感”。所以说，一篇新闻报道，采用什么样的情感基调，往往也在第一时间传达出宣传主体的立场、姿态，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受众的第一判断。在伊拉克战争中，有多家报纸报道了美军打死多名驻伊记者的消息，但是大多数报纸仅仅是冷冰冰地客观报道了伤亡人数、死亡人员及其姓名国籍等看似简明扼要的新闻事实。而新华社所属的《现代快报》在一篇名为《他们在拍照时被炮火击中》的报道中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还能做什么呢？震惊之余，我惟有低下头默默祈祷，祈祷这样的事不再发生。”这简单的一句情感自白，相比于纯粹的事件记录却更能激发人们对美军伤及新闻工作者的愤慨，增添了对前方记者的关注和忧虑，而这正是情感因素产生的舆论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富有“人情味”的表达更便于读者接受观点、领悟道理。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过一个报道《人民的忠诚卫士――方红霄》[2]，其中有一段采访：方红霄抓到贩子后说：“每次抓到贩毒分子心里都很难受，因为这些人大都要被枪毙，要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但是如果抓不到他们，让流到社会上会破坏更多的家庭。”当时有人提出，让一个缉毒英雄流露出对毒贩子的同情之心有失身份。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番真诚的心理自白，更让普通受众感同身受，也更能激发大家对的痛恨、对贩毒行为的痛恨。这就说明，单纯的说教、唱高调、喊口号往往只能“造势”而不能“奏效”。而站在普通受众的情感立场上，把原本生硬的、抽象的思想理念，以极富情感含量、能击中受众情感“软肋”的方式发声，就容易实现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平等交流、同频共振，不仅能入脑入心，还能感人肺腑、发人深省。 二、渲染“情感”能够凸显军事新闻报道的“美感”，增强可读性。 “可读性”实现宣传目的的重要前提。在中国新闻学界，通常对提高新闻可读性的途径有这样一种概括：“通俗易懂、饶有趣味、真切感人、喜闻乐见”；在美国也流行着所谓衡量可读性标准的公式，叫“艮宁公式”，其中关于可读性的标准之一就是“人情味”[3]。这里面，不管是“真切感人”还是“人情味”都是在强调“情感因素”对于提高新闻可读性的重要意义。 另外，提高可读性的本质关键就在一个“美”字。军事新闻的“美”就美在中国军人的特质，比如为国奉献的崇高美、烽火硝烟的激越美、舍生取义的悲壮美等等，这些美放在传统文化的理念下审视就是能够征服受众的永恒的“美”。在新闻报道中去呈现这些“美”，就是军事新闻报道的特殊优势，也就需要有“情感元素”的参与，对其进行渲染、烘托。 三、关照“情感”能够拓展军事新闻报道的“维度”，增强真实感。 新闻“真实”，应该是一种全维的真实、多层面的真实，不仅仅包括事件来龙去脉的真实，也应该包括新闻人物内心情感的真实。 只求“硬派”审美，忽略“情感柔性”，容易在塑造典型时容走入“高大全”的误区、“拔苗助长”的误区、“随意嫁接”的误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报道往往会因为失去了最基本、最温暖的“人情味”， 违背了普通人的“情感逻辑”在很大程度削弱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感”。 相反，那些能够真实、自然、细腻地流露人物情感的报道往往因为更加全面地体现了它的“真实性”，反而能够出奇制胜，取得“四两拨千斤”的宣传效果，激励受众去感悟催人奋进的“正能量”。 结语 正确把握“情感含量”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军事新闻报道的真实度、感染力，增强“指导性”。这就需要记者具备一定的采写技巧和人文精神，通过艺术的手法、真挚的情怀、缜密的思维在新闻作品中融入和释放自然流淌的“大众”情感，同时还要有效规避因过分煽情等产生的负面效应。 军事新闻论文:国防生建设发展与现今军事新闻传播的理论思考 国防生作为军队依托地方高等院校培养的后备军官，是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一种创新型模式，国防生作为未来我军的干部的主要来源之一，其综合能力及素质高低不仅直接反映培养工作的质量，而且还会影响我军现代化建设，影响到我军履行新阶段、新世纪的历史使命。因此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等文件中强调“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学生的头脑，帮助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加强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国防事业、热爱军队”。使每一名国防生实现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一名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的优秀军队干部。因此加强和提高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国防生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只有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的发展 1 国防生思想政治情况分析 为了全面了解国防生思想动态，我们分别对在读国防生和已经毕业的国防生展开问卷调查，内容涵盖了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军事素质、实践创新能力素质等多个方面，且问卷回收率达到99%。从问卷中我们发现在校国防生当前的思想状况整体呈现积极、正确、向上的态势，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备入伍动机端正、身份认同感强、政治素质过硬等特征。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少数国防生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献身国防思想不牢固；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学习目的不明确，以自我为中心，缺少团体意识等等现象。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的缺失、奋斗和奉献精神不够充足以及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忽视，不仅给其他的国防生造成不良影响，也在普通大学生面前损坏了国防生的优良形象，对于国防生未来的整体建设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由此我们认为为了加强国防生的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和需求，我们应当不断加强和发挥军事新闻的传播作用和意义，通过思想上的宣传巩固和加强国防生献身国防的坚定性和为了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强军事新闻的传播就是坚定国防生的思想信念，坚定信念就是为日后前往部队任职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2 加强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2.1 解放思想，把“中国梦”与“国防梦”融入到与国防建设相适应的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为加强未来国防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 着眼于国防建设和军事人才的要求，要实事求是，发扬求实创新的精神，努力按照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把“中国梦”和国防生的“国防梦”相结合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放在首位。以深入“国防梦”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国防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品德优良、全面发展，具有创业、创新、创优精神和能力，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新一代军人。以观念上的更新促进工作上的创新，积极探索高校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的要求，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拓展和创新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努力构建与国防建设相适应的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切实加强国防生政治理论教育就是要在继承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同时，加大对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力度。一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积极吸收现代科技发展成果，运用新闻学、传播学、教育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不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二是突出运用纸质媒体的作用和在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主导地位。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三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和方法的创新。 2.2 以校内外刊物为核心，拓展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而通过军事新闻传播的方式如在保证不泄露部队机密的条件下适当的对国防生分发内部报纸，加强国防生对于部队的认知和了解程度。 理想信念教育是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在当前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下，既是大学生，又是准军人的国防生，知识上有其丰富于真正军人的一面，但同时政治思想上也有其过于活跃的一面，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鲜明的特殊性。通过组织国防生学习《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等国内主要的军事新闻类刊物， 使拓展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帮助国防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充分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任务，认清我军新军事变革面临的挑战，认清肩上担当的责任，增强光荣感、责任感。 用先进科学的理论来教育国防生，用先进文化培育国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定期举办军事报告会、形势政治报告会、英模报告会等，培养国防生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爱党、爱国、爱军的坚贞信念。把培养理想信念的目标与国防建设和部队需求相结合，以塑造国防生的军人情怀、提升国防生思想政治素质中的含金量为创新点和出发点，不断提高其思想认识、政治觉悟及认识、观察、处理问题的水平，把他们培养成爱党爱国讲忠诚、爱军为民讲宗旨、不辱使命甘于奉献的优秀后备军官。 2.3 充分发挥网络平台，拓展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人民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重要乃至非常必要的沟通渠道。网络世界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对于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是即是给予也是一种挑战，为了防范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的渗透、不良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道德沦丧等不利现象的产生，应该加强对于国防生使用网络的管理力度，在对国防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提高国防生们的网络技能、提高国防生信息选择能力和保密意识的培养，自觉做到不闯入禁区，不传播有害信息不传播不发表错误甚至反动言论，更重要是要防止军事秘密的泄漏。 防但为使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成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高校可充分发挥学校丰富的教育资源，扎实推进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平台建设。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国防生思想政治网站，充分发挥互联网这一现代信息技术的积极作用，创新教学方法，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网络沟通互动性强的优势，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网上教学、讨论等，通过开设现代军事、军政训练、国防教育、政策法规、理论研究、军事科技、连线军营、自我管理、心理测验等栏目，充分发挥网络教育平台的全能性和综合性。同时可以不定期邀请专家在网上分析国防生常见的思想政治问题、组织网上专题讨论、任课教师网上答疑等。充分调动广大国防生参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国防生自我教育在相对宽松的网络世界自然结合起来。其次我们在建立完善国防生思想政治网站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QQ等即时聊天工具，将通知公告和资源以最快最简单的形式传递给每一个人， 军事新闻论文:开掘军事新闻的另一半 为更加深入地开展“走转改”活动，从今年初开始，济南军区前卫报社经过认真研究，开设了“夜新闻”专栏，发动编辑记者深入基层部队，探寻发生在夜间的军事新闻信息。栏目自开办以来，刊发了大量平时难得一见的具有夜间特色的军事新闻，令人眼前一亮，被广大读者称为“别样的风景”。有业内人士指出，探寻“夜新闻”，犹如推开了军事新闻的“另一扇窗”，进入了军事新闻的“尘封地段”。 大量军事新闻“埋藏”于夜间有待开掘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武装力量，军队、军人有别于任何其他行业或团体对象。农民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人的“8小时之外”属于自己，可军队、军人的警惕和戒备却没有工休之别、松紧之界，军事行动也没有昼夜之分。24小时准备，随时待命出击，是军队和军人的天职。 纵观世界战争史，无数战事行动都是从夜间发起的，各种经典的夜间战例数不胜数。即便是在当今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局部战争中，夜间、夜色也深受军队青睐。伊拉克战争不仅始于凌晨，且多数战役战斗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北约对南联盟实施了78天的狂轰乱炸，但几乎都是“夜战昼伏”。震惊世界的美军击毙本·拉登事件，是夜间侦察、夜间机动、夜间突袭。车臣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也无不用足“夜资源”。夜间，是战事行动的“天然良机”。夜间出击，是军队行动的重要规律。 和平时期，我军扎实做好现实军事斗争准备，夜间准备始终是一个重要环节。夜训、夜演、夜查、夜间值守等，从未间断。近些年来，我军多样化任务十分繁重，抢险救灾、维稳处突，披星出发、彻夜奋战更加频繁。没有昼夜之分，昼夜一个样，既是我军履行职能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人民军队的特殊属性。 新闻因事而生。大量的军事行动发生在夜间，夜间毫无疑问也有许多军事新闻。然而，由于受传统运作习惯的影响，许多媒体忽视了军事新闻的“夜间属性”，对军事新闻的关注，仅仅放在了白天、放在了8小时以内，致使大量的富有特色的军事新闻被隐藏于夜幕之中，削弱了军事新闻的“整体传播功能”。不可否认，有些媒体也刊发了一些夜间发生的军事新闻，但多是局部的、零散的、表面的报道，缺乏系统性、思想性。 全方位、全时域，是军事新闻的特性，也是军事新闻区别于其他新闻的重要标志。前卫报社开设“夜新闻”专栏，发动编辑记者走进基层、走近官兵、深入各个战位，追寻被夜色埋藏的新闻信息，无疑是军事新闻传播的一种“填补”和拓展。 开掘军事“夜新闻”的重要意义 发生在夜间的有关军队、军人、军营、军事行动的新闻，是军事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夜新闻”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因为有“夜”的背景，使其独具特色。前卫报社创造性地开设《夜新闻》专栏，对于我们探索军事“夜新闻”传播规律，研究军事“夜新闻”的传播功效，改进军事新闻工作者工作作风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开掘“夜新闻”是军事新闻创新的新入口。创新，再创新，不仅是军事新闻发展的大势，也是军事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多年来，各种军事媒体在改进军事新闻的采制方法、传播路径、组织手段、策划形式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取得了明显成效。《夜新闻》专栏的推出，将军事新闻工作者的关注点从白天引入夜间，从“8小时”引向全时域，无疑为军事新闻创新打开了一个新入口，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活力。首先，通过探寻军事夜新闻，能够帮助我们确立新观念。在反复的实践中，编辑记者传统的军事新闻的“时域概念”、“内容范畴”等都将发生重大改变。大家认识到，军事新闻的另一半在夜间，军事新闻工作者的精力投向绝不能限于白天。这种理念的确立，将大大拓展军事新闻报道面，从而使军事新闻更加丰满、更具影响力。其次，通过探寻军事“夜新闻”，能够帮助我们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什么是军事“夜新闻”？军事“夜新闻”有什么特点？如何采制军事“夜新闻”？如何提高军事“夜新闻”的传播功效？这一系列的问号，传统教科书并没有涉及。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不断的探索中，这些问号将会被一一拉直。这些拉直的问号，就是军事新闻创新的重要成果。 开掘“夜新闻”是展示我军形象的新窗口。我军历来深受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军事新闻不断向人民群众传递我军的良好形象、施加正面影响是重要原因。从历史经验来看，特殊的军事内容、宏大的军事活动，往往是展示军队军人良好形象的重要因子：重大演习如中外联合军演、重大活动如国庆阅兵、重大决策如编制体制改革、重大行动如抢险救灾、重大任务如维和处突、重大典型如杨业功等，这每一次报道、每一回宣传，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前卫报社探寻军事“夜新闻”的实践告诉我们：“夜”，是展示军队、军人形象的另一个重要的窗口。“夜新闻”专栏开办以来，陆续刊发了官兵夜间展开训练、通宵值班执勤、星夜奉命出击等一系列新闻，引起强烈反响。当人们从各种“夜新闻”中了解到“军人的夜间不寻常，睡觉也要睁着眼”时，拥戴之情更添一分。一些关注“夜新闻”的民众说：“原来以为军人和我们一样，白天工作夜晚安稳睡大觉，其实不然。他们白天辛苦夜间也在付出，实在令人敬佩。” 开掘“夜新闻”是锤炼军事新闻工作者作风的新路径。在火热的“走转改”活动中，广大军事新闻工作者上高山下海岛、走边陲进哨所、蹲连队住班排，经受了无数艰难困苦的磨炼。但是，探寻军事“夜新闻”，对许多同志来说，仍是一次全新的考验。首先，必须有更强的奉献精神。新闻的发生不可预设时间，夜间发生的新闻如果等到白天再去采访，时过境迁，新闻很容易被扭曲、被遗漏。这就要求探寻夜新闻的同志必须连夜出击，所以彻夜难眠、通宵达旦是常事。同时，夜间行动困难重重，必须想方设法自己解决。这些，都是对军事新闻工作者品质意志的磨炼。其次，必须有更加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由于夜间的保障条件受限，电话采访、传真采访、座谈采访等办法难以采用。新闻工作者只有亲临现场，充分运用自身各种感官，才能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获得最准确的新闻。第三，必须有更加敏锐的新闻嗅觉。夜间可见度差，信息渠道不丰富，资料数据较欠缺，哪里有新闻、哪些是新闻，不是轻易能辨别的。要探寻到有价值的“夜新闻”，军事新闻工作者必须努力锤炼观察力、判断力，不断提高职业素养、业务能力。第四，必须有更加快捷的工作效率。将夜间捕捉的新闻信息及时见报、及时上星、及时上网，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受众，是开设《夜新闻》专栏的重要目的之一。快速采制、快速编辑、快速播发，是对每位探寻“夜新闻”的同志的基本要求。所以，探寻“夜新闻”实践，是培育新闻工作者雷厉风行、快速反应好作风的重要途径。 加强对军事“夜新闻”采制的探索研究 “夜新闻”发生的特殊时机、环境，决定着“夜新闻”的采制、传播等有其特殊性。对编辑记者的新闻意识、工作方式、行为习惯等也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对许多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来说，探寻和传播“夜新闻”的经验并不丰富。从《前卫报》探寻“夜新闻”的实践来看，有些问题需要认真加以探究。 “夜新闻”要具有“夜”的属性。所谓“夜新闻”，是指对夜间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报道。不难看出，“夜间发生”是“夜新闻”的本质属性。“夜新闻”往往需要夜间采访，但“夜间采访”与“夜间发生”有着质的区别。白天发生的事情，记者夜间去采访而形成的新闻不是“夜新闻”。前卫报社开设“夜新闻”专栏之初，也曾出现过把握不准的现象。个别同志把“夜间采访”等同于探寻“夜新闻”，结果带回了许多“夜间采写的昼新闻”。因此，只有准确把握“夜新闻”的本质内涵，才能避免“昼冠夜戴”的问题出现。 “夜新闻”要向军人职能使命聚焦。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激励人，是军事新闻宣传的一项重要功能，军事“夜新闻”同样也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在探寻“夜新闻”过程中，一些同志由于经验欠缺，往往只将目光盯在站夜哨、值夜班、查夜岗等“琐事”上。不可否认，这些“夜常活动”中有闪光点、有新鲜事，也可从某个侧面反映青年官兵的精神风貌。但如果光报道这样的“夜新闻”，就显得肤浅了。站在军队、军人职能使命的高度思考问题，向重要夜间军事活动发力，向夜间军事活动中的典型人、典型事聚焦，采制的军事“夜新闻”才能既有新闻性又有思想性，才能达到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激励人的目的。 探寻“夜新闻”要充分尊重被采访对象。探寻“夜新闻”，新闻工作者必须在夜间实施采访活动。夜间采访与白天的采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稍不注意就会干扰、影响采访对象，引起官兵不满。因此，尊重采访对象，是探寻“夜新闻”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一般而言，夜间军事活动都具有较强的隐秘性，探寻“夜新闻”的同志决不能“以我为主、强行介入”。当问的则问、能拍的则拍、可记的则记。在采访过程中，阵势不能太大，动作不能太重，程序不能太繁，时间不能太长，必须速战速决，快采快收。当然，更不能抱着“找事”的心态，把探寻“夜新闻”活动搞成夜间暗访活动，去挑别人的“刺”、揭别人的“伤”、戳别人的“痛”。这样做，不仅不符合探寻“夜新闻”的本意，而且有违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及时传播才能体现“夜新闻”的价值。快速传播，是探寻“夜新闻”的重要目的之一。夜间发生的新闻，早上就呈现在受众面前，其价值不言而喻。在这方面，网络、电视等媒体的“滚动播报”有着特殊优势。而对一些传统的纸质媒体而言，还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快速传播”的理念还需进一步强化，用稿排队、按部就班的运作方式需要改变。惟此，“夜新闻”才能真正变“早新闻”。 （胡望年：前卫报社第二编辑室主任；吴兴龙：前卫报社第二编辑室编辑） 军事新闻论文:军事新闻本地化的三种模式 军事报道是指对军事战争、军队建设、军人生活、军地联系以及所有与军队相关的报道。军事报道有助于满足受众对军事信息的需求，增强民众的国防意识。有调查显示，军事新闻在部分省级党报新闻中普遍存在固定栏目缺位、信息量少、工作味浓等问题。作为地方主流媒体，省级党报通过军事报道提高民众国防意识，增强驻军荣誉感，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是职责所在。同时，通过开拓军事报道领域，进军军事报道这一新闻竞争的“蓝海”，能有效扩大报纸自身传播力和影响力。 如何创新军事新闻报道，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开设军事专刊专栏 国防之远，似在国门千里外，西沙、南沙、钓鱼岛、亚丁湾……军情时时牵动人心。国防之近，亿万之众是国防之基。 以湖北为例，湖北省是军史、军工、拥军大省。历史上，楚天将星闪耀；新时期，荆楚走出的英雄航天员聂海胜、航空报国英模罗阳、航天女杰刘洋、王亚平等一大批军之骄子壮我国威。荆楚大地上，空降兵部队、“抗洪抢险模范旅”等现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苦练精兵，省、市、县军事机关和驻鄂军事院校为人民军队源源不断选拔、培育合格军人，还有一大批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为强大国防铸造最锐利、最坚实的“矛”与“盾”。 立足荆楚，放眼寰宇。今年3月29日，由湖北日报编辑部与省军区政治部合力打造国防教育专刊《国防在线》与广大读者见面。该专刊依托荆楚丰富军事资源，聚焦国防建设，提高全民国防意识。 创办之初，专刊暂定为半月刊，刊登在湖北日报第4版。专刊设有《国防总动员》、《天下湖北兵》、《国防绿》、《荆楚尖板眼》、《士兵突击》等栏目。至今，已出版10余期，再现了驻鄂部队火热的军旅生活，展示了湖北子弟兵英姿和风采，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第二，挖掘军事热点中的湖北元素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世界合作。放眼世界，航母出海、神舟飞天、蛟龙深潜、南海纷争、朝核问题、中俄军演……国内外军事热点此起彼伏。 《湖北日报》作为一家与军事热点地区远隔数千万里的地方党报，如何报道好军事热点事件？《湖北日报》的做法是在时事新闻版编发新华社稿件，对重大军事事件进行常规性报道。同时，重点策划“自选动作”，挖掘军事事件中的湖北元素，进行本地化报道。 无论是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神十飞天，还是芦山抗震、三沙建市，都成为《湖北日报》实行重大军事新闻本地化的良机。 今年4月，“神十”6月至8月择机发射的消息。本报获悉后，立刻搜集相关线索，确定了两个本地化报道方向：“神十”上的湖北造、曾在汉服役的“神十”航天员王亚平。在襄阳采访湖北造期间，记者又第一时间获悉，枣阳籍航天员聂海胜可能再次执飞。得知这一消息，本报增派力量，第一时间跟踪这一重要线索，与聂海胜家人联系。 经过周密筹备，6月11日“神十”飞天前后，一系列报道陆续出炉。《哥哥为我买新房》、《同学眼中的王亚平》、《湖北造，筑起太空家园》、《浓浓的航天情》、《首个太空教具湖北造》。在“神十”返回之际，本报再打组合拳《从茅草屋走出的航天将军》、《湖北造是怎样炼成的》……这些稿件的线索多来自于驻鄂部队和在鄂军工企业。 《湖北日报》“神十”报道中，本地化报道与常规性报道相得益彰，兼备新闻性、重要性、贴近性、可读性，在本地媒体中独树一帜，多篇独家稿件被各大新闻网站转载，彰显了党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第三，在军地结合点上找新闻 湖北是“三军”大省，除了野战部队外，还有多所军校扎根省内，成千上万的人民子弟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军队与地方、子弟兵与老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人的地方就有新闻发生，在军地结合点上找新闻，就是寻找军队和地方之间、子弟兵与老百姓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 今年4月，《湖北日报》从省军区获悉新闻线索，年过八旬的咸宁军分区原副司令员唐光友一生倾其所有，帮贫扶弱，并在生前写好遗书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在当地传为佳话。随后，报道组赴咸宁实地采访了解，发现唐光友老人的事迹比传说中的更感人，他是奉献为本的党员、霸道小气的父亲、乐观豁达的抗癌战士。唐老的无私、乐观、豁达，深深地感染了现场每一个采访者。 6月初，《湖北日报》刊发组合报道《把一切献给人民——记咸宁军分区离休干部唐光友》通讯、图片配评论，1版倒头加3版半版，以超常规模报道这一典型人物，引发军地各方关注。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均在当日湖北日报上作出批示，感谢湖北日报挖掘这一典型人物，要求省军区部队将唐光友作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典型人物深入学习。 90后武警战士吕俊峰是今年本报成功推出的另一部队典型人物。5月4日，他勇救落水群众牺牲，以生命致青春，用热血践行诺言，感人至深。事件发生后，本报第一时间发稿，此后连续报道，武警部队首长，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纷纷批示，报道取得良好效果。 军队无小事，事事连政治。军队作为特殊的机关，记者在采写和编辑新闻时，要注意两个问题： 1.调动通讯员积极性，保证线索和稿件来源。 湖北驻军诸多，分属不同总部。驻军、武警部队以及民兵预备役部队均设有政治部、宣传处、政工科，配备有新闻干事，在基层部队还有一大批热爱写作的干部战士。他们熟悉军队，擅长新闻写作和新闻摄影。然而，他们的主要发稿任务在军队媒体，包括《解放军报》、《空军报》等，在地方媒体发稿常常无助于其完成工作任务。因此，在给地方投稿时，通讯员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湖北日报》依托省军区作为驻军协调单位进行联络，并利用长期建立起的联系，充分调动驻军通讯员的积极性，加强联络，已逐步建立起通讯员网络。同时，加强对军事报道题材的策划，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做好报道计划，提前约稿，提高通讯员稿件上稿率。今后，可在每年年终评选、奖励地方上的优秀通讯员时，评选、奖励部队中从事军事报道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调动他们的写稿积极性。 2.注意保密，防止泄密。 做军事报道，最大的风险是泄密。如何处理内容创新与内容保密的关系，《湖北日报》做法有两点： 首先，记者采写稿件自觉接受被采访单位的保密审查。在采访“神十”湖北造时，记者深入多家军工企业采访，均签订了保密协议，并按要求不拍照、不录音。在报道军工产品时，企业要求一不报原理、二不报型号。成稿后，每篇稿件均返给采访单位一一审查，保证稿件万无一失。 其次，通讯员提供的稿件，编辑后要二次审查。一般来说，部队的特约记者或特约通讯员生活在部队，亲身经历事件全过程，对于什么内容可以报道，什么内容不能报道，把握得比较准，而且稿件也经过部队首长的审查，不容易造成泄密。 但《湖北日报》的经验是，稿件编辑后，在发稿见报前，再次返回部队进行二次审查。 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纯粹的地方新闻，任何时事新闻都可能与本地相关。《湖北日报》通过挖掘、彰显湖北元素的方式，找准国内外军事热点与本地新闻之间的内在联系，主动打通本地新闻与时事新闻之间的隔离墙，实现军事新闻本地化报道，从而不断增强自身的传播能力。 （江卉：湖北日报；胡孙华：长江日报） 军事新闻论文:江永红新闻作品对军事新闻报道的几点启示 【摘 要】著名军事新闻工作者、原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江永红同志以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曾荣获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本文对江永红同志一些富有特色的军事新闻作品进行分析，学习借鉴他的新闻写作经验，从中摸索军事新闻报道的一些特点，思考在新的时期，我们的军事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应该如何去做好军事新闻工作。 【关键词】江永红 军事报道 创新 辩证法 文学手法 人情味 名将之奇，奇在超群拔俗，甚至有几分一意孤行。虽然改革的路上有拒马，有陷阱，但他们昂首走向未来，而不理睬背后的几多叽喳。 ——摘自江永红《名将之奇》 军事新闻工作者江永红的人生可以堪称传奇，1968年参军的他只是一名炊事员，而他靠着他的“笔杆子”硬是走出了一条从普通一兵到一个将军的传奇之路；他不断努力实践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新闻写作风格，写出了《孙铁锤传奇》、《老山有个孙干事》等不少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曾荣获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曾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现在我们就对江永红同志一些富有特色的军事新闻作品进行分析，学习借鉴他的新闻写作经验，从中摸索军事新闻报道的一些特点，思考在新的时期，我们的军事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应该如何去做好军事新闻工作。 一、军事报道手法要“新” 江永红作为我国军事新闻人，他被人们公认的最大成功之处是敢于创新，敢于打破常规，写出了不一样的作品。布封有句名言叫“风格就是人本身”。江永红之所以成为名记者，就在于他另辟蹊径，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尝试别人从来没有试过的方法。 就拿他的《蓝军司令越演越狡猾，红军司令越练越过硬》这篇报道为例，从整个作品的语言风格到写作手法都较为怪异，例如文章的导语用的是陆军某部训练场上的一句流行语：“别的都不怕，就怕王聚生打电话”。虽然一开始人们并不认可他的这种写法，但是他坚持下来了，有足够的韧劲，时间长了这种写法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此文发表在1980年8月，查阅历史背景可知，那时候全党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在部队的军事训练领域，由于多年的闭目塞听，懒于去思考一些新的战法、比法，部队官兵们也大多仍沉醉于“红军必胜”的练兵模式中。那么如何去打破这一旧的模式，在军事训练领域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呢？这也是江永红在写这篇新闻稿件时所思考的问题。也正是有了这个有准备，当“蓝军司令”这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他就一眼看准：这决不是如何使用假设敌的一般训练方法问题，而是个向军事领域“左”的模式挑战的大问题，是促进部队训练思想解放的大问题，带有示范和经验推广的性质，因此，他毫不迟疑地抓住了它。 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你想成为名记者，你就要不断地从归纳中创新，不去重复别人的写作手法，你所写出来的作品就要让人感到新鲜，你也才能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如果仅仅是将写稿子单纯地当做是完成任务，那你就注定成为不了一个名记者。” 二、军事报道内容要“真” 我们现在很多典型的人物报道，都将人物写得太好，给人的是一种“高大全”的形象。都这么去写典型，报道多了之后读者自然也觉得文章单调乏味，而不愿意去读。所以在报道上还是应该去尽量客观地报道一个人。要讲究辩证法，客观、公正地报道人物的事迹、特征及爱好，让人物形象真实、丰满、生动。就拿江永红所写的《孙铁锤传奇》来说，这篇报道本身不是江永红“奉命”要写的典型之作，在他之前也已经有好几个人去“奉命”写过它，但都不怎么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讲究辩证法，作茧自缚，非得将孙铁锤这个人写成一个雷锋式的典型，结果就怎么写怎么不像雷锋。而江永红他通过自己的采访和调查发现，其实孙铁锤这个人是一个具有雷锋思想境界，但是没有雷锋修养的一个人，尤其是在个人的言行举止上，属于那种五大三粗、大大咧咧的那种。于是江永红索性就客观如实地报道了一个真实的孙铁锤，这篇稿子通篇也就一千来字，但是反响却很大。 三、军事报道入口要“小” 军事新闻报道在选材上应该多样化，一个典型能够在某一领域站得住，但是不要试图去树立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学的典型人物，因为现实中很难有这样的人。战士有战士应该学习的典型，军官有军官应该学的典型，把目标定得越高，成功的可能性有越小而且写起稿子来也就越难，所以我们在选材时不妨多样化一点，专一一点，起分类指导作用。 大单位、大事件、大道理的题材毕竟是很有限的，而且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抓得到的，因此，报刊上的新闻，还是以小见大的居多，所以我们在军事新闻报道的选材中也还是应该以小见大，要从宏观处着眼，从微观上取材。在军事新闻报道中要么以点带面，窥斑知豹；要么聚焦一点，察微知著；要么抓其要害，牵一发动全身，让读者通过一个很小侧面，看到价值大的东西。江永红的作品在选材上，极善发现和捕捉那些有代表性的以小见大的写作素材。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记者通过采访往往会掌握许多线索和生动的事例，但如果一股脑儿都写到文章里，不仅会拉长篇幅，还会使文章变成大杂烩。怎么办？江永红的做法就是：集中集中再集中。在他的作品《当实实在在的打夯人》中，他面对党支部建设的这篇大文章，将主题集中到管好干部党员这个主要矛盾上，把大量的素材集中到4个骨干例子上，又从4个例子中选了两个作为详写细写的对象，从而将一篇本来可以写几千字的通讯，只用了700字就说清楚了。 还有一点就是选小切入口。在江永红采写《“咱不能忘了老百姓”》人物通讯时，面对外科主任马振峰的一大堆“足可写一个长篇”的先进事迹，但是他经过对素材的反复消化，抓住了“咱不能忘了老百姓”这句主人公的话作为文章的突破口，将这句话作为标题并成为了贯穿整篇文章的主线。而江永红他自己在事后谈体会时说道：“口子小了，才便于集中，才便于展开细节，才能将文章做短。但切入口小，不等于内容单薄干巴，相反，它像一个小口大肚瓶，里面盛满‘干货’，这比那种虽口大而一览无余的‘浅盘子’不是更吸引人吗？” 四、军事报道细节要有“情” 军事媒体报道，多半呈现正统、正规，或者是神秘化，许多读者懒得去读、去看、去琢磨。究其根源是我们的军事报道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统一。很多时候报纸都只报道上头的事情，而不去刊登老百姓的事情，往往出现的情况都是上情下达做得比较好，而下情上达做得不好。就算是有写报道先进人物的，很多时候报道出来都是写这些先进人物推迟婚期多少次，该结婚的不结婚，该回家的不回家，有的妻子生了小孩、父母病危都不回家，搞的好像现在的官兵们都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在人性化上做得很不够。 读江永红的作品，我们就会感受到很浓厚的人文气息在里面。无论是《孙铁锤传奇》还是《老山有个孙干事》、《李秋贵的穷琢磨》以及他其余的新闻作品，写得都是基层官兵的一些人和事，反映的也是基层官兵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真正做到了为官兵说话，站在官兵的角度上去想问题，并且呼吁提倡要尊重官兵的利益，这里有一种很深厚的人文关怀，试问这样的新闻作品，读者们怎能不爱读？ 五、军事报道语言要“实” 在现在的军事新闻报道中，在写作手法上要借鉴文学的写作手法来将所报道的人物的个性和事件的特性表现出来。有人曾讽刺现在的新闻报道说：“看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还不如去看小说，原因是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常常能把假的写得像真的一样，而新闻报道往往就算事实是真实的，但往往会写得和假的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本的原因还是现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夸大其词，美化人物形象，失去了人物本身的个性。 江永红的作品中，白描是他最为常用的文学写作手法。在他的很多新闻作品中，交代环境，描写人物以及叙述事件时，他都删繁就简、不落俗套，尤其是语言非常直白。而阅读江永红的新闻作品时，会发现的他的语言直来直去，干脆利落，从来不拐弯抹角，不拖泥带水，更不会有矫揉造作的成分在里面，其中很多都是大实话、大白话，用得也是兵腔兵调，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原汁原味、军味浓郁的语言特色。 例如《孙铁锤传奇》，都是很朴实的话语，毫无华丽的辞藻去刻意加工。如文章的开头：志愿兵孙铁锤，黑乎乎，壮实实，一口河南腔，今年整四十。还有他所说的话：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不中不中！俺是解放军，有胆的上来较量较量！这些朴实的话语，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最为客观真实又略带有个性的孙铁锤。 结语 江永红的作品说到底不仅是他个人才能的一种展现，而且是他长期深入基层、不断努力勤练笔头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在今天回顾他的新闻作品时，更要学习的是他的高度的责任心和不怕吃苦深入实践的精神。我们今天的新闻记者也只有像他一样，沉下去、深入基层，才能得到最鲜活的材料，才能写出感人至深的作品来！ 责编：姚少宝 军事新闻论文:优秀军事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解析 【摘 要】孙晓青作为解放军优秀新闻工作者，42年兢兢业业工作在新闻战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所应具有的思想品质和职业能力。作为青年新闻工作者，我们要以他为榜样，行进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服务的路上。 【关键词】新闻工作者 素质 42年兢兢业业的新闻工作生涯，42年披星戴月的戎装军旅生涯，作为军事新闻工作者，孙晓青博采新闻在社会，时时思考于生活，永远在路上；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担负起卫国保家传递军情的职责；他把创新当做常态，立志于新闻改革实践，是时代航船上的瞭望者。通过对《解放军报社》原社长孙晓青的文集研读，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优秀的军事新闻工作者的爱国爱军情怀，我们还应该把握，一个优秀的军事新闻工作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一、使命与责任：军事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之本 一个人的文字、见解，常常是其思想、抱负甚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作为军人，由于使命使然，孙晓青注重中国军报的对内和对外传播；作为记者，由于职责使然，他强调新闻职业精神的重要。 1、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忠诚坚定的民族情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军人报效国家的思想前提和情感基础，是军人为国尽忠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为一名军事记者，孙晓青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大事亲历，孙晓青为港澳回归、祖国统一欢呼，亲身见证洗雪中国百年屈辱的伟大历史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神圣历史使命，进驻港澳，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统一，这不仅是国土的收复，更是人心的回归。 边关纪行。在海拔最高的神仙湾哨所上有迎接风雪岿然屹立的忠诚，在最早迎来第一缕阳光的东方第一哨有面对苍凉和寂寞的奉献，在战胜无数次塌方和泥石流平均每一公里都掩埋着一名工程兵或汽车兵尸骨的青藏线和川藏线上有前仆后继的牺牲。他用笔、用镜头记录着中国军人创造的奇迹和辉煌，我们也从孙晓青的文章报道中读出了他的那颗赤子之心。 时政评说。孙晓青时时关注国家发展和国际形势，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分析我国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对台问题立场坚定，重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驳斥李登辉“两国论”背后的“四张牌”；在世界局势变化和大国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剖析对华政策，关注国家安全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走出国门，出访欧非。站在国外看中国，孙晓青在领略欧洲文化的璀璨与积淀时内省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感悟俄罗斯的强盛与衰落时思量我国的复兴之路，在南非民族和解的历史与未来时坚定促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决心。 2、神圣的军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切实做到国家利益延伸和发展到哪，军人的职能作用就发挥在哪儿，这是当代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和历史担当。身为共和国的军人，孙晓青对于军人所负的时代使命有强烈的回应，他始终认为：“军报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任何时候都不能刊登有悖于军报使命和地位的东西。”他提出军报记者要具有自觉的战略意识和深刻的忧患意识，能在历史进程中定位国家和军队的现状，深刻理解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规划目标，并对新形势下国家将会面临的问题做出准确判断。 孙晓青志向于中国历代文人所追求的“文以载道”，他说：“记者采写新闻不仅仅是单纯传播信息，而是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对国家、对人民承担社会责任。”在他的新闻报道和讲话汇报中，他始终把社会责任感和对历史重任的担当放在首位。 3、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意志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舆论战成为信息化战争中独立的作战样式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斗争手段。 舆论战从来都是先于军事行动展开的。孙晓青认为，军事新闻工作者担负着以笔参战的战斗任务，必须从现在做起，树立打赢舆论战的强烈意识。孙晓青大力宣传党和国家的军事斗争方针和国际国内形势，增强全体国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努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国防、支持部队、理解军人的舆论氛围和良好风尚。 工作生活也是一场战斗。孙晓青放弃留在总政办公厅的机会，甘当被边缘化的体育记者；时年六十岁，孙晓青依然选择在海拔五千三百多米的高原哨所里边吸氧边采访写稿；虽为“公费订阅”报社的社长，孙晓青却一直积极推动新闻事业的改革。 二、能力与素质：军事新闻工作者的成功之本 在孙晓青作品集的“自序”中，他写道：“我确立了自己的新闻追求：做一个勤奋不辍的笔耕者，做一个心怀忧患的思索者，做一个渴望创新的改革者，做一个孜孜不倦的求学者。是否做到且不论，心向往之始终不曾动摇。”此中，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孙晓青对军事新闻工作的热爱和对成为一名优秀军事新闻工作者的执著追求。 1、永恒的新闻情怀 1970年3月，孙晓青在云南思茅边防部队开始了军事新闻生涯。1977年，他来到解放军报社，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士兵，进入了军队传媒的最高殿堂。 在他四十二年的军旅生涯中，孙晓青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访和写稿编稿审稿中度过的。他一直坚持亲力亲为，他说，不动笔不署名，不管当部主任还是做社领导，他对自己最满意的，就是始终没有搁笔。在摸爬滚打的八年体育记者生涯里，他先后发表各类报道1300余篇。后来当了领导，单独采写新闻的机会越来越少，更多时间是策划选题和为他人做嫁衣，他也会尽心尽力。尤其在担任时事部主任期间，写了不少评说时政的言论。 尽管《解放军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公费订阅为主，没有什么市场竞争压力，但是面对新闻竞争的加剧、新兴媒体的发展以及读者多样化的选择，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的孙晓青也在积极思考如何实现有效传播，从提出“基于效果的传播”这一命题，他要求树立读者意识、服务意识，提出“适度变脸、有限转身”的改革策略。在他的主导下，2006年起，解放军报社主办的各种杂志报纸相继进行改版。2009年，军报党委提出“以报纸为基础，以网络为牵引，通过报网融合打造现代军事传媒旗舰”的改革思路，在随后的几年中，解放军报的报网融合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我国的新闻事业担负着传播民族先进思想文化的重要使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上起着旗手号角的作用。孙晓青重视对下一代新闻人的培养和教育，多次著文立说，结合自身经验，对新闻记者的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督促记者与时俱进修炼自身。 2、“勤、行、真、淡”的新闻素质 2005 年4 月，孙晓青在解放军报通讯员培训班讲课过程中用四个字概括了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勤、行、真、淡。 勤奋，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养。术业有专攻，学习自身的专业基础知识固然重要，拓宽视野也是必须的。由于记者这一职业本身的特点，记者在知识占有方面须纵览古今，通晓时事，这样，记者在工作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作为记者，写出的新闻稿件面向社会大众，因而也要培养良好的文学修养。孙晓青这种“功夫在新闻之外”的经验之谈对于现今的青年新闻工作者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在《记者就该这么当》中，孙晓青写道：“东跑西颠，忙忙碌碌，钻头觅缝，无孔不入，博采新闻在社会，时时思考于生活……记者，本来就该这么当！”生活和实践是新闻的本源。从“三贴近”到“走转改”，新闻政策始终围绕着对基层生活的关注。行走、体验，从实地和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发现亮点，从现场观察和体验中积累感性认识，触摸新闻盲区，挖掘新闻富矿，这样才能写出新闻佳作。 我们总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随着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媒体和记者的新闻意识不断强化，或者是出于政治需要，或者是出于经济利益，新闻记者通过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使假新闻花样翻新。孙晓青始终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戒造假，戒夸张，这是他提出的“三戒”的首要之义。 孙晓青认为，搞新闻从来不是一个现得利的买卖，不存在坐享其成、名利双收的捷径。有多少军事记者默默无闻奔赴在基层，只为了赞颂更多默默无闻为了祖国而奋斗的官兵们。文章千百，却未必有人曾记得住他们的名字。只有“耐得住寂寞”，才是身为新闻工作者的最佳品行。 “在路上，我没有偷懒”，孙晓青作为新闻人以其四十二年的岁月勤勤恳恳践行着这句话。时代在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要求新闻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服务的使命没有变，今天的我们仍要继续在路上。 责编：姚少宝 军事新闻论文:浅析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事新闻传播的意义 我军新闻工作历来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工作的性质和任务规定着我军新闻工作的性质和任务，我军新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我军随行反恐维稳、封边控边、海上维权、保护海上战略通道、重大灾害抢险救援、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等多样化军事行动任务日趋繁重，甚至呈现常态化的趋势，这给政治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标准。为了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政治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威力，在此我们重新探讨一下非战争军事行动新闻传播工作的重大意义，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积极的实践探索，适应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中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 一、新闻宣传工作在激励官兵士气上的重要作用 古人云：“兵之所以战者，气也：气之所以激者，怒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军队之所以能英勇善战，视死如归，依靠的是士气；士气之所以能被激发，依靠的是对敌人的仇恨。可见，士气作为军队战斗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新闻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把握或控制舆论导向。 我军的新闻事业要鼓舞士气，激励士气，激励斗志，振奋精神，稳定精神，稳定军心，粉碎国内外敌人的策反阴谋和破坏活动，保持部队的纯洁和巩固。兴利除弊、惩恶扬善。通过新闻传播，向全军官兵传播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实时政策教育、形势战备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纪律教育，使全军官兵坚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实践证明，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要及时地做好强有力的思想动员工作，大力发扬我军政治动员的优良传统，针对官兵思想实际和保障任务特点深入进行。一是以爱国主义激发战斗精神。新的历史时期，我军不仅在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国际联合军演等国际安全合作任务中，担起的是国家责任，维护的是国家利益，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在重大灾害抢险救援、处突维稳、封边控边、保护海上战略通道和奥运安保等非战争军事后勤行动中，担起的同样也是国家责任，维护的同样是国家利益，代表的同样也是国家形象。爱国主义已经成为广大官兵完成任务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因此，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政治工作要把深刻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战斗精神的重要来源，通过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广大后勤官兵的民族自尊感、自信心和国家的荣誉感，不断提高后勤官兵的思想境界，激发后勤官 兵的爱国热忱和精神动力，从而为非战争军事后勤行动任务的圆满完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二是以响亮的战斗口号激发官兵的战斗精神。提出鲜明而又响亮的战斗口号，是鼓舞激励广大后勤官兵战胜困难、团结奋斗、保持旺盛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后勤保障中，政治工作要根据部队担负的保障任务和光荣传统，适时提出一些指向性强、给人启迪、思想深刻、激人奋进的战斗口号，以激励官兵、鼓舞群众。三是以奖惩分明激励战斗精神。在执行任务前要明确奖惩标准和机制，加大激励力度。对执行保障任务中表现突出、战斗精神顽强的官兵要及时进行表彰，在入党、立功受奖、晋升选改上给予优先，并给予适当的福利待遇；对消极怠慢、退缩不前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官兵要从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法律的要移交军事法庭。 二、新闻传播作为军委、总部的耳目喉舌作用 新闻传播作为我国武装力量的喉舌，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国家、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为建设一只现代化正规化的和名军队，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新闻事业“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得喉舌”“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军事新闻传播必须坚持把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摆在传播工作的首要位置，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保证后勤理论传播工作的正确方向。坚持牢牢把握后勤理论传播的政治方向，确保其为党和国家喉舌的性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在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要围绕党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意图和国家政治、外交斗争需要，在第一时间把事实和真相出去，强化受众的“第一印象”。对重要信息要反复播放、重复刺激，加深官兵印象，强化规模效应，形成舆论优势。 三、新闻传播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的稳定社会的功能 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新闻传播在当今世界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行为已经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也成为大众传播活动中最具有影响的因素之一，它与国家经济的大政方针、国际政治外交的发展、个体社会化及大众文化的形成与推广，都密不可分。 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闻传播活动，同样承担着宣布和传播公众意见的作用。新闻传播活动，通过表达舆论，对受众观点态度及行为产生影响，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视察工作时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还特别强调要把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希望和新要求，也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引我军后勤理论传播工作科学发展的根本方针。 实践启示我们，军队新闻宣传的迅速反应、快速出击、跟踪报道，是有效引导舆论、争取民意、赢得民心、成功传播军队良好形象的重要因素。对媒体和民众关注、追踪的敏感事件，要有组织地主动接受采访，全面准确、公开透明地信息，及时客观地报道实情，堵塞虚假信息传播渠道、揭穿谣言。特别是对敌对势力的不实报道，要针锋相对，澄清事实，强行压制。 军事新闻论文:论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 摘要 军事新闻语体是军事记者在军事新闻报道领域中为了达到传播目的和满足读者对军事新闻的欲知心理。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体系。本文以建国后各时期军事新闻为语料来源，从军事新闻语体的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归纳出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历程，探寻各个时期军事新闻语体的发展特点并总结其嬗变规律。 关键字 军事新闻语体；嬗变；词汇；语法 军事新闻语体是军事记者在军事新闻报道领域中，为了达到传播军事新闻的目的，满足读者对军事领域新闻的欲知心理，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体系。军事新闻语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时便已出现，它既有新闻语体的共性又有军队新闻语体的个性，比社会新闻语体更庄重、更刚健。作为一种功能语言，军事新闻语体的发展受到时代变迁、军队发展、受众心理需求、军事新闻工作者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以建国后军队各时期的军事新闻为语料来源，从历时性角度来探讨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过程及其规律。 一、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军事新闻事业伴随着全国全军及新闻领域的改革步伐，在新闻报道理念、宣传内容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变化。军事新闻语体的兴替主要反映在词汇和语法的选择、使用。 （一）新中国创建初期（1956-1965）：简单明快 新中国创建初期，军事新闻反映了广大官兵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军事新闻语体呈现出语调明快，用词简单质朴、通俗易懂的时代特点。 在词汇方面，受那一年代自然朴实的生活气息影响，军事新闻工作者常常把口语词直接用到文稿中，非常直白地将信息传递给受众。此外，在一些军事通讯中，写作者侧重细节描写，大量运用描绘性和表情性词语，以此来增加语言生动性，增强表达效果。例如：“太阳从海天相接的地方慢慢探出头来，把海面和山峰照得一片灿烂。天空带着淡淡的蓝色，没有云，只有几只鹰在悠悠地盘旋。”（《解放军报》1956-01-01）例句中语句风格柔婉，柔和优美，用了“慢慢”、“淡淡的”、“悠悠地”带有描绘性的词语，刻画入微，带来一种生动活泼之感。 语法方面，五、六十年代年军事新闻在句子使用上常用多个定语或状语来修饰中心语，以期达到表述严谨、界定清楚的目的。如：“曾经不得不手执武器保卫国家的勇敢地从事建设国家的中国人民，有着这样的集体的觉悟。”（《解放军报》1963-10-08）例句中“中国人民”前用“曾经不得不手执武器保卫国家”和“勇敢地从事建设国家”两个定语修饰，限定性强，表达完整、严密。另外，因这一时期新闻工作者自身新闻职业素养有限，官兵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多数军事新闻语体倾向于口语化，“了”、“的”等助词常用在句中或是连贯句子或是加强语气而频频出现，使得军事新闻读起来朗朗上口，仿若邻人说话，但却失了新闻本该有的书面语的庄重性、严肃性。 （二）“”时期（1966-1976）：偏激畸形 十年“”，新闻报道的风格是“假大空套长”，军事新闻语体也没有逃脱这种模式。这一时期，无论是社会还是军队都将宣传理念奉为金科玉律，军事新闻中几乎是空洞、没有信息的长篇大论，语录体、颂词盛行，控制式的语气和祈使句陡然增多，滥用排比以至于违反语法规则的情况司空见惯。 词汇方面，军事报道主观性词语较多，如：“美帝国主义”、“卖国走狗集团”，这些带有写作者主观情感的词语，真实形象地表达了中性词达不到的深层含义。同时，军事词语相对弱化，时期政治运动较多，反映实事动态的军事新闻稿中多数是政治性词语，军事专用词语一般出现在国际军事新闻中。 语法方面，“”时期军事新闻在句式上常使用反问句、感叹句、祈使句，来达到批判某人、号召群众的目的。陈述句的使用频率不高，陈述时限制、规定、要求多而叙述说理的成分相对减少，如此便偏离了新闻中肯传递信息的本意；“大”、“特”、“最”等限定性的偏正词语出现较多，增加新闻语体的火药味，表现出极端的情感，如“大转弯”、“大毒草”；单音节修饰词重叠来表达感情，如：“最最热烈”、“最最积极”、“最最勇敢”。 （三）改革开放时期（1978-1998）：恢复回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事新闻开始融入到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去，新闻文体突破了“消息、通讯、评论”老三样，新闻特写、新闻速写、体验式报道等新形式出现在受众面前。军事新闻在语体上开始倡导“真快短活强”，恢复使用反映客观性的中性词，强调以短见长，追求言简意赅。词汇选择上，反映部队生活的用语增多。部队有很多“行话”和约定俗成的用语也逐渐使用到军事新闻稿中，让人读起来感觉亲切。如有篇军事新闻稿就用了“先跑‘热门’，不进‘冷门’，“先进连队工作组挤破门，军、师团‘轮番轰炸’，司政后‘分进合击’……”形象幽默又带有讽刺意味地写出了1983年部队抓基层工作的一些问题。此外，一些官兵们喜闻乐见的词语被使用到军事新闻中，使新闻生动、具体、形象，满足受众需要。如：“侃”、“帅哥”、“追星族”等。 语法使用上，改革开放后的军事新闻以简洁、明快为主，整句、散句交错使用，没有结构冗长的长句贯穿全篇，也不会是句句皆短而有仓促感。语法逐渐丰富，出现了“程度副词+名词（代词）”，名词活用动词等语法现象，如“很士兵”。 （四）跨世纪时期（1999-至今）：稳定发展 跨世纪的中国进人了信息多元化时代，军事新闻为稳固主流媒体地位做出了积极努力。近些年的军事新闻强调“以兵为本”、注重增强语言的亲和力，新闻语言、文艺语言、政论语言交并使用，既提高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又有思想性、指导性。 在词汇方面，军事专业术语增多，使用必要的军事术语成为军事新闻语体区别于其他语体的显著特点之一。另外，生动多样，带有时代气息的流行词语逐渐走进军营。军事新闻将现今社会上的新词、流行语进行过滤，找出既活泼又有正面效应的词语，既赢得了读者喜欢，又丰富了军事新闻的词汇量。例如在一段《雷锋在军校》的新闻稿中用了“给力”、“拉风”、“蜂蜜”等流行语，一下子就拉近了文章和读者的距离。此外，现阶段的军事新闻为了让语言不乏味，还经常妙用临时生成语，例如“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老人，时常会在紧张的训练中幽上一默。（《解放军报》2003-10-06）“幽上一默”仅是对幽默做了一点小变动，却让人读起来忍俊不禁，趣味盎然。 语法方面，近些年的军事新闻用联合短语充当句子成分，以保证叙述的完整性、周密性。如：“二连自诞生之日起，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的“官兵同乐会”活动就从未间断过。”（《解放军报》2012-4-6）在一些军事新闻中因新闻内容的严肃性、重大性。常沿用一些程式化句式，既体现新闻的庄重，又确保大范围阅读受众能读得懂，如“以……为指导，深入贯彻……精神，全面落实……”。 二、军事新闻语体嬗变的规律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军事新闻语体不是凝固不变的，从我军创立使用军事新闻至今，新闻语体呈现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不稳定到稳定，由不规范到规范的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军事新闻语体大致表现出以下三个嬗变规律： （一）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呈现时代性 任何时代的军事新闻语体都是由带有时代痕迹的词汇、语法等语言材料构成，这些语言材料是军事新闻语体时代性的物质体现，是一个时代的军事新闻语体区别于其他时代军事新闻语体的物质标志。各时期的军事新闻都带有清晰的时代痕迹。 军事新闻语体的时代性突出表现在军事新闻词汇的使用上。黎运汉教授曾在《汉语风格学》一书中说道：词汇是语言中对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反映最为敏感的因素。举凡特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都会在词汇中得到直接的反映。梳理各个时期军事新闻使用的词汇可以发现，特定的社会、军事生活及其变化的词汇一般都带有特定的时代色彩和印记。例如50年代出现的“蒋贼、革命残废军人、复原建设军人”；60年代、70年代出现的“斗私批修”、“平反昭雪”、80年代、90年代出现的“万元户”、“严打”，近几年倡导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军事新闻语体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句式的选用上。例如建国初期的军事新闻句式简单，单句较多；“”时期自创句式居多，长句多；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步规范句法使用，复句多。 （二）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具有继承性 军事新闻语体的发展虽然受时代的制约，在社会、军队各个发展时期各具特色，但总体上仍然要受到稳定的语言系统的制约，具有继承性。这种继承性是军事新闻语体嬗变的客观规律。例如在词汇的选择使用上，基本词汇一直都是军事新闻报道的“主力军”，古语词“鉴于”、“由此”等也是军事新闻写作者常选择的词汇，这些都与军事新闻的政策性、指导性、权威性、理论性有关；在句式上，陈述句、长句、肯定句一直是军事新闻句法的中流砥柱，无论是“最最最”句式或是“很+名词”的流行句式都不会成为军事新闻写作时的首选。 （三）军事新闻语体的嬗变带有民族性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性格及心理状态，一个民族的特色常常通过语言运用反映出来。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近现代，军事新闻语体都秉承了中华民族的语体特色。例如语言材料的选择上注意语音的平仄交错、押韵；使用富有民族色彩的一些成语、谚语、歇后语，如“老马识途”、“吃一堑长一智”、“龙腾虎跃”等，使军事新闻既有可读性又通俗易懂。 综上所述，军事新闻语体变化发展主要源自于不断丰富的社会生活和不同受众阅读心理。政治的影响最为直接，国家政策法规和军队政治纪律等直接影响了军事新闻从词汇到句式的使用。新时期，伴随着社会的进步繁荣和部队的改革发展，军事新闻语体必将在新的语言环境下实现新的发展。 军事新闻论文:微博:军事新闻传播的新亮点 【摘 要】微博是目前受众普遍欢迎的新媒体。本文通过对中美军队使用微博传播军事新闻的部分案例进行研究，试分析微博在军事新闻领域的传播特点和所能发挥的功能。 【关键词】微博 军事 新闻传播 微博是目前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近年来，包括我军在内的多国军队在利用微博平台方面，或多或少都有所尝试。本文通过研究中美军队使用微博传播军事新闻的部分案例，试得出一些启示。 一、微博具备强大的军事新闻传播力 当前的传播环境下，军事新闻传播面临诸多挑战，微博如果能够得到恰当的运用，将能够帮助军方显著提升军事新闻的传播能力。 1、实时更新信息，掌握报道主动权 微博在多样的新闻情境中占据时间优势，它的及时性，是目前其他媒体所不能相比的。信息的实时更新，能够使信息更快到达受众，帮助使用微博的传播者掌握舆论先机，占据主动权。 本·拉登被击毙的新闻最早出现在“推特”上。①大约20分钟后，电视和其他网络媒体才开始播报该信息；而一小时后，奥巴马总统才正式公布本·拉登死讯。在这次事件的报道中，美国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著名传统媒体都在时效性上落后于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 信息接收过程中存在边际效应，受众从微博获取了本·拉登的死讯，会更乐于继续从中获取信息，微博因此成为受众讨论本·拉登死讯的首选平台：在2011年5月1日，从美国东部时间22时45分到次日0时30分，“推特”的发帖速度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平均每秒达到3440条②。 微博凭借传播门槛低，传播平台快捷的优势，未来仍将在很多突发军事新闻事件中发挥速度优势，抢先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解读，领跑报道的主动权。 2、领先设定议程，把握话语权 有效的军事新闻传播需要不断设定新议程的能力，该项能力愈大，就愈能有的放矢，为受众正面理解军队创造有利条件。不仅如此，当负面事件发生时，通过及时引导议程，也能够将受众的兴趣点转移，削弱事件的负面影响，为正面回应事件争取时间和舆论空间。 微博具备影响公众议程的强大能力。在《新周刊》评选的2011年十大网络事件中，郭美美事件，解救拐卖儿童和乔布斯去世等三个事件都是直接由微博的。 不仅是内容，传播者在微博上的行为也能助力议程设置。美军就曾利用微博将阿富汗战场重新引入国内焦点。2011年9月14日，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区遭武装人员袭击后，美国军方便授意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在微博上与塔利班进行网上论战。《华盛顿邮报》就此专门撰文评论。③阿富汗战场已经逐渐被公众遗忘，但通过微博，美军又成功将公众的关注焦点引向阿富汗的美军行动。 利用微博对公众议题进行把握，能够帮助军队主动影响公众议程，确立军队擅长的议题，从而更有效地传播军队正面形象，赢得受众支持。 3、即时汇集受众，提升媒体影响力 扩大军事新闻的影响，必须依靠有广大、稳定受众群的媒体。微博在当下备受追捧，如果能够将军事新闻传播融入微博，将能在短期内固定和增加军事新闻的受众。 军队媒体掌握了大量的独家军事新闻信息，配合微博的使用，军方能够快速便捷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从而走在其他媒体前面。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如果受众能够定期从军方微博上获取到所需的信息，就会产生依赖。军方因而能够借此快速拓展军事新闻的稳定受众。 以利比亚战争为例，《环球时报》的战地记者邱永峥在2011年3月18日微博，首次对外公开利比亚政府军的行动意图：“利比亚政府军加强了攻势，准备在未来48小时内拿下班加西”。此后的20天里，他与同事郝洲通过微博共了1000余条前线动态和图片，其微博订阅量超过80万。他们的微博成为“中文世界了解利比亚战局的首选渠道”④。 微博的便捷传播加上军事新闻的独家性，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汇聚庞大的受众群，从而产生重大影响。 二、微博增强受众的军事新闻使用体验 受众对军事新闻的喜好与媒体的使用体验密切相关，微博的传播模式比以往的媒体更贴近受众，因而能够显著提升军事新闻受众的使用体验。 1、传播碎片信息，发掘潜在受众群 2011年3月11日，云南盈江地震发生后，成都军区开设“盈江救援微博”，短时间内，微博访问量就超10万人次，有近万人持续关注微博内容。⑤ “盈江救援微博”随时随地救灾中的零散信息，将部队抗震救灾的情况进行了包含各种事件细节在内的全景式的展现。传统媒体受到版面、时间的限制，新闻事件的诸多细节，往往由于被编辑删节而失去了接触受众的机会，这削弱了新闻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打了折扣。而微博提供的平台摆脱了传统媒体受到的各种限制，更能满足受众需求。 传统媒体往往只能侧重大众需求，而依据长尾理论，被删去的信息其实也拥有诸多小众读者，他们的需求总量并不输于大众需求。微博为碎片信息提供了接触这些受众的渠道，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这进一步拓展了微博的受众数量。 军事新闻与其他类型的新闻相比，更具专业性和敏感性，军事新闻媒体的数量制约了其传播内容的数量。微博的出现能够满足军事新闻传播中被忽略的细分受众需求。 2、互动积极流畅，提升用户存在感 2011年4月13日，由《解放军报》等机构联合主办的“红色足迹万里行”大型报道启动了官方微博。借助微博，记者和编辑了解了受众的真实想法，及时对采访路线或策略做出调整，以适应受众需要。 例如，有网友指出：“你们应该多点信息，比如活动花絮什么的，至少也得介绍一些活动的情况。”⑥该条评论于4月28日后，前方记者立刻提高了微博的更新速度，图片等相关内容也迅速增多，得到了受众的肯定。（如左下图） 微博的高互动性使受众意识到自身得到了传播者的重视，改善了受众体验的同时，增强了受众的忠诚度。 在信息爆炸时代，受众的使用时间成为媒体争夺的资源，它与用户的使用体验密不可分。微博的互动方式积极平等，受众喜闻乐见，便于受众的积累。对于军事新闻传播而言，只有在平时积累受众，才能在关键时刻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巧用微博助力军事新闻传播 微博的使用行为多种多样。英国首相卡梅伦曾经在微博上直接公布政府年度展望，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利用微博公开自己的实时动态。利用微博进行军事新闻传播，必须多方考虑，巧妙布局。 1、培养军方背景的舆论领袖，打造军事新闻传播品牌 微博中存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不同的他人评价，会直接影响受众的参与兴趣和取向。由于微博通过信息分享的形式进行扩散式传播，“沉默的螺旋”效应会非常明显。多个议题同时存在时，一些议题会被忽视。微博的这种使用情况造成了舆论领袖引导微博议题的局面。以新浪微博为例，姚晨的评论会比数千名普通微博博主的信息获得更多的点击量。 军事新闻传播非常具有针对性，要想在诸多声音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有自己的微博舆论领袖。他们应当具有以下特征：与军队有紧密联系；具备广泛的军内社交网络；与受众保持良好互动；对军事新闻长期关注并传播。公布本·拉登死讯的博主是美国前国防部长发言人，正是由于以上特征，才保证了他信息在受众中的可信度和关注度。 2、提升基层官兵的媒介素养，培养微博传播潜在力量 无论基层官兵能否使用微博，他们的媒介素养都因微博时代的来临而急需提升。 在日常生活中，基层官兵是外界民众接触最多的军人，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能够规范他们的行为，帮助他们在军事新传播闻中更好地展示形象。如果军队微博的使用能够放开，广大基层官兵还能成为军事行动现场的第一传播者，抢先向受众传播行动内容，现场动态，领先其他媒体。 基层官兵能否使用微博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美军经过长期考虑，最终还是决定从提升官兵自身媒体素养出发，从信息起点开始控制。 在利用微博传播军事新闻方面，美军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英国《卫报》报道称，美国军方正在秘密研发一种软件，利用伪造的用户身份在网络上发表有利于美国的舆论宣传。⑦具备媒介素养的基层官兵如果能够接触到这类软件，将能更好地发挥微博的军事新闻传播功能。 3、加强军队人员的保密意识，完善军队泄密防范与应对 保密性是利用微博传播军事新闻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军事新闻非常敏感，单条新闻容易管控，但是微博的海量信息将更容易透露军队的整体动向，这也是部分军队避免微博使用的原因之一。 为了避免微博泄密，必须强化军人的保密习惯和意识。而微博的使用偏向于实践，因此，相关规定必须细化到实际行动中。美军的细则制定走在了各国军队前列，值得借鉴。2011年出版的“美国陆军社交网络指导手册”就对地理标注、隐私设置、视频等具体内容进行了详尽的使用规范。⑧ 仅仅靠“堵”可能不够，还必须靠“疏”，一定数量的微博传播实践，能够更有效地提升部队人员在微博上的保密意识，总结保密规律。除此之外，针对微博的保密预案，也能降低微博泄密带来的影响。 微博作为一种新兴媒体，虽然在部分军队还处于禁用阶段，但我们不能忽略微博已经给军事新闻传播带来的影响。军队可以不主动使用微博，但是不能无视其存在。事实上，微博已经吹响了军事新闻传播变革的前奏，只有对它做足准备，才能更好地传播军事新闻，更好地打造军队形象。 军事新闻论文:论军事新闻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摘 要： 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是新闻媒体及传播者在军事新闻侵权案件中提出的抗辩原告诉讼请求的具体事由，具有对抗性、客观性、正当性。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价值体现在维护人民知情权及对公众和媒体的指引。军事新闻侵权责任的特殊抗辩事由有内容基本真实、军事或者国防利益、追踪报道与及时改正及特许报道权等。 关键词： 新闻侵权； 军事新闻侵权责任； 抗辩事由 军事新闻就是对最近发生的关于军事活动、国防建设等事实进行的报道。[1]与其他新闻类型相比，军事新闻的特点在于内容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相对的保密性、审批具有严格的纪律性、受众具有一定的集中性。军事新闻媒体为了更好地履行其服务政治、宣传引导及塑造国家及军队的良好形象的功能，需要针对特定新闻不断拓展其活动空间，更深入调查相关事件真相，这就可能侵害到其他公民享有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而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新闻侵权中，媒体的败诉率一直居高不下，达80%，[2]军事新闻侵权中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因此，在合理平衡军事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概念 抗辩事由是在侵权案件中从狭义构成要件中派生出来的被告据以抗辩的实体法依据，具有独立的事实涵摄范围，[3]只有被告表面上已从事了侵权行为时，才有抗辩事由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抗辩事由具有例外性。[4]军事新闻侵权是一般侵权行为在军事新闻领域的反映，所谓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就是新闻媒体及传播者在军事新闻侵权类案件中，依据新闻侵权特定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所提出的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者部分不成立、从而免除或者部分免除自己侵权责任的具体事由。 从上述概念，我们看到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对抗性。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对抗性表现在其对侵权责任构成具体要件的对抗，对抗的目的是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包括部分不成立）。其次，客观性。也就是说军事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在侵权之时或侵权之前就要客观存在，具有客观实在性。再次，正当性。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正当性体现在军事新闻活动对社会有重要的进步价值，能够塑造国家及军队的良好形象，有助于社会和谐及公平正义。[5] 二、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价值 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是为了更好的平衡军事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利保护，其存在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人民知情权 知情权是指社会广大民众知悉、获取军事资讯、军事信息的权利，是当代民主法治国家“社会公众权利”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容回避的权利。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我军加速了现代化建设，积极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军事变革中，我军紧跟世界新军事变革潮流，紧抓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努力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军事新闻报道及传播客观、公正、及时把军事领域发生事情和我国政府的做法向广大民众公布，满足了人民的知情权，增强了我军建设的透明度。否则，不仅会导致一些谣言散布，更重要的是政府信息会失去其权威性，广大人民的心理恐慌也会不同程度加大，甚至会危害国家安全。近日，北京警方就对一些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微博中无端编造、恶意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行为进行了严打，对少数微博客网站疏于管理的行为做了相应惩处，[6]维护了人民的知情权，维护了健康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对公众和媒体的指引 现代社会中，公众了解军事、关注国防的依据主要来自于相关的军事新闻报道。为保证公众有效地获知有关的军事、国防信息，就必须在较大程度上认可军事新闻自由。然而，现实生活中，针对军事新闻报道中的失误和过失的新闻诉讼时有发生，容易导致新闻媒体的“寒蝉效应”，从而危害新闻自由，影响公众有效地获知有关的军事、国防信息。而科学合理的军事新闻侵权责任抗辩事由，可以对广大公众和报道、传播军事新闻的媒体的行为进行指引和告知，使公众和媒体对其行为进行事前的预测，从而更好的保障军事新闻自由和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具体来说，对军事新闻活动中“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来说，可以根据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指引，结合自己在军事新闻活动中权利受到侵害的具体情况，来预测自己权利的主张是否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当然，是否起诉还应考虑进行诉讼的时间及金钱的投入与预期诉讼结果的收益。对军事新闻活动中“侵害人”即新闻媒体及新闻传播者来说，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可以指引其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新闻媒体及新闻传播者的军事新闻活动在抗辩事由的范围规定以内，即使给相关当事人的权利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基于新闻自由的正当性基础，相关当事人应当予以容忍，新闻媒体及新闻传播者就不用担心承担侵权责任。如此，军事新闻侵权抗辩事由也就起到了鼓励具有正当价值的军事新闻活动作用，保障了军事新闻自由，促进了军事新闻传播活动和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军事新闻侵权责任的特殊抗辩事由 军事新闻侵权首先是一种侵权行为，只不过是在军事新闻领域的反映，因此，一般侵权行为的抗辩事由同样适用于军事新闻侵权的抗辩，主要包括主体不适格，如政府以其名誉权受到侵害提起诉讼；违法行为不存在，如网络环境下一些钓鱼网站模仿新闻媒体合法网站恶意实施的非法活动；受害人同意或者受害人本身有过错的，如自愿性公众人物等。此外，行为人不存在主观过错、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第三人过错、超过诉讼时效等一般侵权行为的抗辩事由也适用于军事新闻侵权的抗辩。下面，笔者主要论述军事新闻侵权最为一种新闻侵权存在的特殊抗辩事由。 （一）内容基本真实 内容真实是最有效的排除侵权的抗辩理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指出：“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7]可见，该解答将“内容是否基本真实”作为评判是否构成侵权的重要依据。同样，作为军事新闻媒体及军事新闻传播者，“内容基本真实”也是其在抗辩的重要事由之一。这里，如何理解“基本真实”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军事新闻内容基本真实的标准，首先是合理相信，即在有关军事新闻的报道和传播中，相关媒体是处于善意目的，主要问题基本属实，且有相关的证据进行证明；[8]其次是只要阶段真实即可，这是由新闻因其时效性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反映事件发展的某一阶段的特性决定的。[9]应当注意的是，军事新闻侵权中，内容基本真实的抗辩只适用于侵犯名誉权的“诽谤”情况，以侮辱方式侵犯他人名誉权、侵害他人隐私权及信用权等类案件不适用内容基本真实。 （二）军事或者国防利益 军事新闻区别于其他新闻类型的最显著特点是军事新闻是国家意志的重要表达方式，思想和内容具有高度政治性，军事新闻传播媒介是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喉舌”，军事新闻传播是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为了军事或者国防利益，在新闻报道或者传播中，即使对他人的一些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军事新闻机构或者传播者也不用承担相关的民事侵权责任。如报道新近发生的军事斗争、和平环境下的军队建设、军事训练、国防科研等、报道军人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等，这些报道或者传播满足了人民的知情权，体现了国家和军队的意志，维护的是公共利益。新闻机构或者传播者对这些体现军事或者国防利益、具有报道价值的事件进行报道或者传播中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一般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满足某些公众的兴趣，不涉及军事或者国防利益、无关公共利益，就不能以此理由进行抗辩。 （三）追踪报道与及时改正 新闻报道的主要特点是“新”，即新闻具有时效性，一项事实往往是因为其具有新鲜性才会成为新闻。因此，苛求新闻机构及传播者事前预见某新闻事件的结局、在短时间内做到对报道或者传播的事件绝对真实合法是不现实的，不利于新闻舆论的监督及新闻事业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事件的发展，如果新闻机构发现其报道内容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应采取追踪报道的方式对先前的报道进行改正，从而防止先前报道对权利人造成的损害进一步扩大。新闻机构对报道进行了追踪报道与及时改正，则可以减轻其因先前报道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在未造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则可以免除责任。 （四）特许报道权 特许报道权，也称权威消息来源抗辩，就是说媒体因为对于权威机构提供的消息进行报道免于承担侵权责任，特许报道权的抗辩同样适用于军事新闻侵权案件中。新闻媒介和传播者客观准确报道各级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表的有关军事内容的发言、权威机构公布的涉及国防、军事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的档案等，不承担侵权责任。这是由新闻自身的功能和规律决定的，新闻所追求的真实是新闻真实，新闻报道及传播中，不能以法律真实或者客观真实来要求新闻机构，否则，新闻机构对任何有价值的新闻都要从源头上证明其真实后才能报道，这显然不利于新闻的传播，甚至会导致新闻业难以生存。而特许权实质上将新闻机构对一些内容的审核从严格责任转变为恶意责任，其核心是法律规定有条件地免除或者减轻新闻媒体的核实责任。 军事新闻论文:军事新闻调查的特点与写作 作为一种专门的深度报道新闻文体，新闻调查这一概念是从国外新闻界引入的。其重点就在于调查和揭露，尤其是揭露那些被有意隐瞒了的丑闻、黑幕等。因此，新闻界有时又把新闻调查称为丑性报道。军事新闻调查作为新闻调查的一种，与一般的新闻调查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它关注的是军事这一特殊领域的问题，这就使它具有了与一般新闻调查所不同的特点。 军事新闻调查的特点 调查内容的广泛性。军事新闻调查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既有揭露某部门、某单位不正之风的，也有反映群众呼声、研究实际工作问题方面的，甚至还有对先进事迹、成功经验等正面新闻事件进行深入报道的。 调查方法的公开性。新闻记者写新闻调查，为的是揭露被隐藏的新闻事实，尤其是那些被故意隐瞒了的丑闻、黑幕。而这些丑闻、黑幕必然会涉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会故意隐瞒，甚至是虚构、制造一些所谓的“事实”。新闻调查不仅要揭穿这些虚假的“事实”，还要披露那些被隐瞒的事实，这必然会受到那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挠，甚至是打击、报复。因此，常常需要采用秘密侦查的手段和方法，“侦破”的色彩较浓。军事新闻调查的主要目的不是揭露丑闻、黑幕，而是以研究、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再加上军队组织的严密性，使军事新闻调查的采写一般不需要采取“侦破”等隐蔽的调查方法。尽管有些特殊的情况也会采取一些暗访的方法，但最主要的方法还是依靠群众和组织进行实地采访、调查，掌握新闻事实的真相进行报道。 目标指向的明确性。所谓目标指向的明确性，指的是军事新闻调查一般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它往往是针对部队存在的某一问题展开调查，并进行及时报道。而一般新闻文体强调的是对新近发生的事件进行及时快捷的报道，它追求的重点是时效性、新闻性，所以新闻行业有一句俗语叫做“抢新闻”。这种“抢”来的新闻，往往是一种随机性的报道，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它就报道什么，其指向性、目的性不强，只要及时把发生的事件告诉受众就行了。而新闻调查却总是针对某一问题来展开报道的，它要反映群众关心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新闻调查的针对性越强，它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就越大。 写作风格的客观性。一般的新闻文体只报道新闻事实本身，只要把新闻事实准确、及时地告诉受众就行了，记者一般是不能在报道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因此，也有人称其为“纯新闻”或“纯客观报道”。而新闻调查则不同。它虽然也是以新闻事实报道为主，但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必要的分析评论，记者也可以发表对所报道新闻事件的看法和意见。它追求的是叙事与说理的和谐统一。因此，新闻调查记者本人不仅可以出现在报道中，而且常常把自己对新闻事实的调查过程写得非常详细、生动，以此来引起受众的兴趣。但军事新闻调查一般不叙述记者的调查过程，甚至连记者本人也可以不出现在报道中，这就使得军事新闻调查的写作风格显得更为客观。 新闻调查的写作 军事新闻调查所具有的特点，使它的写作除了应遵循一般新闻文体写作需要注意的问题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敏于捕捉线索。新闻调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调查性。一般的新闻报道大多是一种随机性的报道，它追求的是报道的时效性，强调的是对有价值的新闻事实进行及时的报道。只要对新闻事件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就可以报道。所以，一般称为“抢”新闻。而新闻调查的报道不是随机的，不是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就报道什么。它报道的重点是那些“新闻背后的新闻”，尤其是那些“被隐瞒了的事实”。它需要对所要报道的新闻事件本身及其一些与该事件相关的事件展开详尽、彻底的调查，以了解整个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彻底弄清新闻事件的真相，尤其是那些被隐瞒了的事实真相。显然，这种“新闻背后的新闻”、“被隐瞒了的事实”不是靠“抢”能“抢”来的，而是靠记者训练有素的职业敏感捕捉来的，是靠对众所周知的新闻事实进行艰苦的“挖掘”得来的。 因此，要写好一篇新闻调查，不仅要有敏锐的新闻嗅觉，还要有能洞穿表象，发现事实真相的“第三只眼”。这就要求新闻调查的作者要做生活的有心人，要善于从新闻事件中捕捉到有价值的线索进行追踪调查。尤其是当报道中涉及一些重大事件、热点新闻、敏感问题，以及官兵关心，与官兵利益息息相关的新闻事件时。更应该多观察、多思考，力争从中发现一些被人忽略了的，然而却有重大价值的新闻线索。总之，只有养成善观察、勤动脑的良好习惯，才可能写出一篇有价值的新闻调查。 勇于深入调查。首先，要有不畏艰辛、不怕困难的精神。要写新闻调查，就必须对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展趋势、意义影响等方面进行详尽的采访、调查。这种采访的工作量是巨大的，也是非常艰苦的，而且这些调查又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只能依靠记者本人来完成。所以说，要不畏艰辛、不怕困难，要有不把事实真相彻底弄清楚决不罢休的精神。其次，要有直面现实、追求真理的勇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期望。尤其是在调查过程中涉及一些负面、黑暗的现象时，要挖出“新闻背后的新闻”、“被隐瞒了的事实”，就更需要有勇于向错误思想挑战的勇气，有时候甚至还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要揭露问题就必然会触及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可能会对记者的采访进行阻挠，给记者造成方方面面的压力，甚至还会对记者进行打击、报复，乃至威胁到记者的人身安全。因此，要想彻底弄清事实真相，就必须要有直面现实、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排除干扰，顶住压力，将调查进行到底。如果害怕困难，顶不住压力，没有为真理献身的勇气，调查就不会深入、彻底，也就不可能写出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调查。 善于选择材料。所谓善于选择材料，首先是要善于对采访、调查中获得的原始材料进行甄别。因为，在采访中，不同的采访对象由于自身的立场、态度，以及自身的利益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常常会大相径庭。有的采访对象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可能会说假话、提供虚假材料等。这就要求记者有洞察真相的眼光，综合方方面面的情况，对这些材料进行鉴别，真正做到去伪存真，保证所用材料的真实与客观。如果在新闻调查中误用了虚假的材料，那不仅会降低其可信度，削弱其价值，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舆论导向，造成负面的宣传效果。 其次是在保证材料真实性、客观性的基础上，善于选择那些最能说明问题、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新闻调查虽然可以采取夹叙夹议的手法，但一般是不直接说明主题的，而是通过客观事实来说明。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是原始的、零散的、不系统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就要求记者对这些芜杂的原始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去芜存精，从中选出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可以说能否选好材料，是能否写好新闻调查的关键所在。 熟于写作技巧。要写好军事新闻调查，除了要特别注意以上三个大的方面之外，还要勤于练习，熟悉新闻调查写作中的具体技巧。首先，要安排好结构。新闻调查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地点、背景等材料比较复杂，在选择好材料之后，就必须紧扣主题来安排文章的结构，做到“凤头猪肚豹尾”，各个部分之间的过渡、照应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尤其是以系列报道出现的新闻调查的结构安排一定要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其次，新闻调查虽然以叙述手法为主，但为了增强报道的感染力，增强报道的形象性、可读性，新闻调查可以也必然要运用多种表现手法。这就需要熟悉各种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最后，新闻报道的语言要追求简洁、朴实、准确、生动。新闻调查主要是依靠客观事实说话，重在说明事实真相。所以，其语言要求简洁、朴实、准确、生动，通俗易懂，不能一味堆砌辞藻，卖弄才情。 严于新闻纪律。在军事新闻调查的写作过程中，还必须牢记新闻纪律、牢记军人使命，把握好报道的度。军事新闻调查虽然不以揭露黑暗、丑恶为目的，但也是一种以反映问题，揭露不正之风为主的新闻文体，其针对性比较强，影响力也比较大，在发挥舆论监督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把握得不好，也很容易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写军事新闻调查时一定要严守新闻纪律，注意把握好度。比如，对于一些涉及国家、军队秘密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对于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敏感问题、重大事件、热点问题，以及一些一时把握不准的新现象、新问题的报道也要比较谨慎，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编校　郑艳 军事新闻论文:在非战争行动中提高军事新闻传播效益 “快！快！快!” 把这句在抗震一线出现频率颇高的“流行语”，用来形容济南军区前卫报社跨战区组织抗震救灾报道行动，一点都不过分。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前卫报社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挑选精兵强将，按照战时新闻宣传要求编成抗震救灾“前线编辑部”，机动数千公里全过程跟随部队行动，在第一时间采写并发回大量真实感人的鲜活新闻。 全社通盘筹划，调整版面，快编快发，全景式、大纵深地报道了军区45000名抗震救灾官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战斗精神风貌；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两岳雄师发扬“听党指挥，英勇善战，服务人民”优良传统，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书写的恢宏画卷，实现了高效快捷的战时新闻传播。 快中追求有序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在全力抢“快”的基础上，加强领导，精心筹划，通力协作，较好地实现了快中有序，忙而不乱。 突破常规，特事特办。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突破正常工作运行的限定，精心策划，接连砍出“快斧”：接受赴汶川参加抗震救灾报道任务后，报社当即决定报纸宣传由正常机制转入应急宣传机制，改变原定的出版计划，所有版面为抗震救灾宣传让路，派出6名记者全程跟进，重点报道部队抗震救灾新闻。加大发行量，报纸出增刊。每期报纸发行量增加1000份，重点保证前方抗震救灾部队官兵能及时看到自己的新闻；出版周期由原来每周3期改为5期，做到随时需要，随时增发，确保前方大量稿件能及时“消化”。简化程序，快编快发。为保证鲜活的新闻能及时见报，社里打破编辑室的分工和界限，简化稿件的编发程序和运作环节，稿件随来随编，随时送审，快速见报。 多方联动，获取信息。在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根据自身担负的任务和报纸运作特点，重点加强“联动”工作。一方面注重加强前后联动，“前方编辑部”与后方的编辑部建立定时联络机制，加强指挥协调和组织策划，随时互通情况，随时整合力量；后方的编辑部全力支持保障前方记者采访报道，稿件一路绿灯，优先刊发。正是有了前方记者与后方编辑部的密切沟通和通力合作，有效地确保了前后一条线、报道不断线，前后一条心、报道快又稳。另一方面注重加强内外联动。指挥部是抗震救灾的神经中枢，信息量大、权威性强，是最新信息的汇聚点，对编辑记者了解线索、搜集资料至关重要。整个抗震救灾报道中，无论是“前方编辑部”还是后方编辑部，都能始终保持与由军区司令部牵头的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联络沟通，前后方各有一名社领导带一名记者，每天参加指挥部情况通报会议，临时会议随时参加，较为全面系统地掌握了抗震救灾最新动态，获取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线索，使报道工作能够跟着领导决策走，跟着抗震救灾一线部队动态走，赢得了主动，提高了效率。 整合力量，通盘使用。前卫报社人员编制相对较少，平时工作运转都感到人手紧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全社统一调整使用现有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接受任务后，社里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由一名副社长负责，挑选精兵强将组成抗震救灾“前线编辑部”，分别从航空、铁路和公路分头向汶川挺进，快速采访，快速写作，快速发稿。社里对编辑部人员进行统一组合使用，版面、稿件由社领导统一把关和审定挑选后，分配到编辑人员完成版面的画版、校对和送审，全社“一盘棋”，确保宣传工作快速有效运转。另外，为了确保前方编辑记者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完成任务，社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人员轮换，收到较好的效果。 快中谋求高效 突发性事件报道，历来备受世人关注。要想方设法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及时准确地反映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指示精神，展示两岳雄师“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激发广大官兵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誓夺抗震救灾全面胜利的豪情和动力。前卫报社多方统筹协调，加强策划引导，全景多面展示，大力挖掘典型，充分运用多种现代化传媒手段，较好地实现了大纵深、立体式、快节奏、高质量的宣传效果。 全景报道，大气磅礴。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注重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辐射全局。截至7月上旬，前卫报社用了近百个“抗震救灾专刊”，组织了“大集结”、“大输送”、“大挺进”、“大突击”、“大营救”、“大保障”5个节点的全景式报道，气势恢宏，立体式地展示了军区部队抗震救灾的全貌，较好地形成了宣传强势；围绕“党旗高扬”、“军旗猎猎”、“战旗飘飘”、“团旗招展”4个主题，组织了4个二、三连版策划，集中展现了抗震救灾部队紧急营救被困群众的英勇事迹。全面深刻地解读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使这场广大军民气壮山河的历史壮举，进一步从思想上得到升华。 典型宣传，浓墨重彩。在历时两个月的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始终关注并及时发现宣传了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开设“两岳雄师抗震救灾劲旅雄风”专栏，组织了《中国铁军无敌之师》等系列通讯，大规模报道了享誉全国全军、素有“铁军”之称的某红军师等单位的先进事迹。开设“抗震救灾群英谱”，重点报道了休假回家结婚带领群众抗震救灾的某装甲器材仓库班长何宏林、带领官兵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某摩步旅旅长夏世富等上百名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的事迹，以《天塌地陷中挺立的硬汉》为标题，宣扬了军区抗震救灾一线受伤官兵群体的先进事迹。特别是集中力量采写，采取多种表现手法，浓墨重彩地报道了牺牲在抗震救灾一线的某红军师战士武文斌的英雄事迹，其中，《他把大爱融入巴山蜀水》等报道在全国全军引起强烈反响。 创新手段，多法并举。为了又好又快地完成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任务，前卫报社开拓创新，多法并举，大大缩短了运转周期，工作效率成倍提高。为实现前方采编和出版“一体化”目标，社里经过多方研究论证，提出了构建“抗震救灾移动采访编辑平台”的建议。得到军区首长和政治部领导批准后，社里迅速设计方案，多方筹措资金，加班加点，使“抗震救灾移动采访编辑平台”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抗震救灾一线，实现了现场采编和发行“一条龙”，开办“抗震救灾特刊”，与后方“母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抗震救灾官兵每天都可以看到报纸。为了提高稿件传递速度，社里开通军网专线、抗震救灾互联网信箱，传真室24小时值班，随到随接，随编随发。前方记者每人都配备了军线手机、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卡，在严格保密措施和严守保密纪律的前提下，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条件。社里还针对军区抗震救灾部队点多线长，给第一时间捕捉新闻信息带来很大困难的实际情况，由“前方编辑部”牵头负责，专门将一线部队的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以及后方部队抽调的新闻报道人员，编成15个机动记者组，合理分工，科学统筹，确保所有方向上的所有救援点都有报道人员“在现场”。由于组织得力，措施得当，较好地弥补了人员的不足，实现了新闻采编的“零距离”，没有出现漏报、误报现象。 快中把握尺度 及时公开报道突发性事件，是我们党和政府有实力、有自信的表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但围绕“快”字展开突发事件的宣传，决不是一“快”了之，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新闻宣传纪律，切实按新闻规律办事。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在讲政治、讲大局的前提下，注重了讲主动与守规矩的有机统一，讲效率与重理性的有机结合，讲速度与讲艺术的有机统筹，较好地实现了抗震救灾报道的快中有度、又好又快，没有出现一起违反新闻纪律的人和事。 胸怀大局观念，政治纪律为先。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指导方针，坚持讲政治、讲政策、讲大局、讲纪律，社里专门作出规定要求，在坚持原来逐级送审把关的基础上，抗震救灾中领导重大活动、部队重大行动、一线重要典型等方面的稿件，必须经有关职能部门把关、分管领导签字后，方可上版见报，确保万无一失。 尊重新闻规律，职业操守为重。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把考验和锻炼编辑记者人员的快速应变能力与职业操守素养有机结合起来，从执行抗震救灾报道任务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改进完善了《加强突发性事件报道职业操守规定》，明确要求要把完成好这次报道任务作为维护党和政府、军队的崇高信誉来对待，切实做到既快捷高效、更真实准确，确保快而实、快而稳、快而准、快而真。铁脚板下出新闻。在余震不断、险象环生的抗震一线，身处前方的编辑记者始终坚持上一线采访，震中映秀镇、重灾区北川县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飞石乱滚的悬崖峭壁、荆棘丛生的大山深处，都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 注重人文关怀，道德意识为本。危难时刻，才是对人们道德的严峻考验。与平时报道不同，突发性事件总是与人的生死密切关联，越是有生死考验，就越能诱发道德、信仰、义务等话题，对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是一场实地检验。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前卫报社的所有领导和编辑记者自始至终都坚持做到：越是宣传任务紧急，越是报道抢时间，越是要以对党、对政府、对军队、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理性、生命至上，坚持尊重人性、尊重感情、尊重风俗，以大灾面前方显大爱的宽广胸襟，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深入细致、严密扎实的采访作风，以严谨的自律意识和政策观念，努力从广大军民在重大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勇敢行为和英雄壮举中，进一步挖掘正面因素和蕴涵的人性美，以最真实的情感给受灾群众以希望和安慰。像《生死不离》等近百篇充满人间真爱和人性光辉的新闻，无不彰显出灾难面前对生命的尊重，是全体抗震一线官兵坚决落实胡主席以人为本指示要求的最好体现，也是人民子弟兵永远爱人民的生动写照。令人高兴的是，前卫报社抗震救灾一线记者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没有出现为了“抢新闻”、“抢镜头”而拦着救援官兵作“现场采访”和补拍镜头的事情；也没有出现因不近人情、不切实际、渲染过度，而让爱心变味的问题发生。 （作者单位：济南军区前卫报） 军事新闻论文:战火硝烟中的以色列如何国家安全和军事新闻 以色列作为世界上突发事件频发的地区之一，是世界新闻的热点聚焦地。面对纷繁复杂的突发事件，以色列政府建立起了有效公开的新闻制度，多角度、多渠道地在第一时间通报相关事件的最新进展情况，不但便利了各国记者的采访，而且为本国政府在处理相关事件时提供了参照。但是，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在对待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危机的重大事务时，尤其是在实行战时新闻时，则会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对外封锁消息，短时间内实行新闻控制，以确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信息传播。 一、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新闻 以色列政府1998年正式颁布了《信息公开法》，将信息公开与新闻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新闻过程当中他们充分借助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信息公开传播。这些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包括电话、手机、传真机、互联网等。以色列政府为了方便与记者的沟通交流，同时能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与记者建立有效联系，为一些记者专门配备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让记者不仅可以了解到当天政府首脑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外交内务活动的相关信息，而且可以得到当日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简要通报。为了使记者更全面地了解事件状况，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还为记者开通了一种电话留言服务，通告各方的态度。这种电话留言系统方便快捷，记者只需拨通指定的电讯号码，便可按照留言系统中的语音提示，进行语音操作，由此获取事件相关部门的录音新闻，以及包括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军方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等在内的最新声明。另外，以色列外交部还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为记者通报各国对突发事件的态度。 二、有效的战时军方新闻制度 作为一个时刻处于战争前缘的地区，以色列政府拥有成熟有效的军事新闻技巧。 为了处理战争期间的信息传播，政务公开，以色列政府专门设立了军方发言人。军方发言人除了配合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工作之外，还要将其所掌握的来自军队的第一手信息进行处理。军事行动期间，媒体中心每天都会有以政府和军方官员的新闻会，会上的所有重要信息都会通过电子邮件及时给所有登记在册的外国记者。以色列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部门，都在这个媒体中心长驻有专门的人员，随时负责把他们的信息传递到感兴趣的记者的录音机、采访本和镜头里，以色列官方还聘请了专门的“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军事专家”等，为各国记者释疑解惑，帮助以色列政府阐释他们的行动。这一系列的做法都为记者在战时状态下能够迅速而全面地获得并报道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2002年3月底，以军发动了2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了应对这场“国家危机”，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迅即在耶路撒冷设立了国际新闻中心，这个媒体中心包括国防军发言人室、以色列新闻局、外交部发言人室在内的相关新闻机构，它实行一天24小时全天候运作，一周7天全面开放。 三、严格的军方新闻检查制度 以色列是一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在对平日新闻信息的上一向奉行公开透明的原则。但在对待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军事机密”的重大事务上，以色列政府则往往会对战时的新闻实行严密监控，推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以确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信息传播。早在1948年，以政府、军方和新闻界就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设立新闻审查制度，目的是防止泄露国家机密。根据这一协议，审查办公室向媒体提供一份涉及军事和安全事务的清单，任何与此有关的报道在发表前都需交审查人员过目。审查人员可以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删除新闻报道中的任何内容。但这种新闻审查也是有限制的审查，1989年，以最高法院作出一项裁决，规定只有确信即将发表的新闻将危及公共安全时，才可对其进行审查。 （靖鸣：广西大学新闻系副教授；苏常：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 军事新闻论文:浅析手机报对军事新闻传播的启示 【摘 要】从报纸、广播、电视到网络的出现，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媒介自身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给信息传播内容、方式、效果带来巨大变革。手机报的出现是时展的产物，意味着又一次的媒体转型。手机报与传统媒体相比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使得它能够迅速勃兴。新兴媒介的出现使得军事新闻传播迎来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如何利用手机报增强军事新闻的传播效果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手机报 军事新闻传播 传播效果 一、“知己知彼”――手机报的发展现状及优势分析 手机报是依托手机媒介，由报纸、移动通讯商和网络运营商联手搭建的信息传播平台。匡文波在《手机媒体概论》中把手机报定义为：“一种将纸质报纸的新闻内容，通过移动通信技术平台传播，使用户能通过手机阅读到报纸内容的信息传播业务”。①目前手机报的操作模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彩信手机报模式；另一种是网站浏览的模式。 手机报作为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的新型媒介，继承了报纸、电视、互联网的特性，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便于携带 手机便于携带的特性能够很好地适应当前社会节奏紧凑的生活方式，手机报内容的快餐化使得受众能在最短的时间尽可能获取最多的信息。以往的媒体经过时间的不断流逝，在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社会时往往会暴露出它们所存在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报纸严肃认真，可不断增加的广告版面却让报纸变得越来越厚，使得它携带起来很不方便；电视由于其媒体自身技术的限制，往往是呈线性传播，观众只能被动的接收电视所传递信息，且电视体积庞大，不易携带；广播的受众年龄整体偏大，渐渐地被现在年轻人所抛弃。就算是被誉为“媒介新星”的互联网，其也要受到接收端的限制，信号的好坏、设备的优劣都会制约受众接收信息的效果，而且受众接收前提是你必须掌握一定的网络技术，因此准入门槛较高。但就手机报而言，只要你携带着手机，并且手机有信号，手机话费充足，那么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可以阅读新闻，接收你所需的信息。 2、私密化、个性化 手机阅读隐私化、个性化，使手机报具备了成为真正的个人媒体的条件。随着现代受众自我个性化意识的加强，大众传播已向分众化传播方向发展。传统媒体的目标受众不是很明确，为了追求传播效果往往实行的是一种大众传播。它所能提供的特色服务也会由于受众覆盖面过广、目标过于模糊而受到限制，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个人化媒体。而手机作为一个私密化很强的个人通讯工具，它所连接的受众就只是手机的持有者和信息的者，不会涉及其他的传播环节，其他受众也不能了解到他人手机上有什么样的信息。在技术层面具有实现个人媒体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每个受众将会根据自己的需求订制到只属于自己的手机报。 3、及时、迅速、互动性强 通过可以随身携带的手机，受众能在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到来时第一时间接到信息，能够了解到突发事件的动态。在2003年3月20日上午10：34分，美国向伊拉克正式宣战仅一分钟，众多手机用以此来户屏幕上就显示了这一重大信息。②在“5・12”汶川地震中，手机报的地震专题也对信息、传达民意起到很大的作用。 4、收费低廉 目前的手机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手机用户定时收到营运商发送到彩信内容，通过固定的几十页文字、图片去了解当前的新闻内容。一般是早晚两报，费用基本为每月3―5元。另一种是通过流量主动下载报刊阅读软件，实现新闻的屏幕化。操作的自主性。这种方式更加的经济，因为浏览新闻的流量花费很小，一般移动用户50兆流量价格为10元。收费的低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零碎的时间里去用最少的花费来尽可能的满足自己信息的需求，既缓解了一天的工作疲劳，又开阔自己的眼界。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利用手机报增强军事新闻传播效果 随着信息全球化脚步的日益加速，信息已成为当今各国追逐的资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不再只是硬实力与硬实力的碰撞，软实力成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军事新闻的传播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军民的士气的高低以及国家所处的舆论环境的利弊。随着手机日益普及和硬件设备的逐步高端化，各种军事类媒体都欲在手机报上进行尝试。例如《环球军事》开通手机报版。根据手机报的媒介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强军事新闻的传播效果： 1、精准的受众定位、内容为王 受众作为信息的接收者、信息再加工的传播者和传播活动的反馈源，在整个传播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作用。没有准确的受众定位就无法取得满意的传播效果。不同的受众对军事新闻的需求和心态也各有不同。新时期的军事新闻内容不再是宣传主管部门意志的简单呈现，也不再是军事新闻从业者个人主观的个性表达，而更多的体现市场的需求和观众的选择。当前的手机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做到上述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容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和严肃报道无法实行。虽然目前手机报的种类繁多，但却有极大的相似性，很大一部分都是来源于传统媒介如报纸、网站和通讯社等，经过简单的浓缩和精简后发送给手机用户。这种情形造成的后果就是虽然各种手机报名称不同，但是的新闻信息内容却都相差无几，这实际上是对新闻媒介资源的一种极大的浪费。另一方面是严肃报道不能够通过手机报进行传递。由于手机屏幕较小、电量不足和手机接收流量的限制，手机报不得不将严肃新闻进行压缩和削减，以《环球军事》手机报为例，每期手机报的容量为35K左右，显示内容为11―16页，其中图片4―5张。要想把受众所关心的内容都压缩在这十几页的彩信中就必定只能在众多新闻中选取最简单、基本的信息，由此对于受众关于相关背景和深度连接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能较好的完成受众需求，取得不了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手机报在发挥自身内容简短、通俗易懂、阅读方便的特点的同时应该利用手机媒介优势增强自己的内容特色，不应当仅仅只是传统媒介的简化版和瘦身版，而应在传统媒体进行海量信息的报道中走出一条内容简短但不失丰沛、接收方便而不失全面，消息及时但不失新闻价值的发展之路。因此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内容上注重贴近受众群体的需要，选择受众所喜闻乐见的信息。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策划、整理和优化，使传播内容能够最大化的满足手机报军事类信息的订阅者。二是针对手机报读者呈分众化趋势，而目前大部分手机报个性欠缺问题，提供各种满足内容需求多样化的特色服务，例如对喜爱军史方面的用户可以多增加历史还原、军史解读方面的信息，对于爱好兵器知识的用户可以侧重于介绍各国先进武器装备情况以满足其信息需求。 2、采编、营销体系的创新 大多数手机报缺乏创新，无论在运作上还是编写上都只是对传统媒体简单的复制。目前的手机报其实还是传统报纸或者网站的“附属品”。当前绝大多数手机报都是在纸媒业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多沿袭了纸媒在采编、运作等方面的传统，负责运作手机报的部门缺乏独立采编和运作模式，其内容来源、媒体业务完全依附于传统媒体或媒体网站。③特别是在营销体系方面，只是采用简单的用户试用以培养其消费习惯，随后进行收费。尽管这种推广方式操作起来简单方便，但是当免费体验期结束正式收费时，用户则很可能会因心理上的厌恶而倾向于退订，对于大范围的推广和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不利。因此，除了传统式营销外，手机报还应该加大自我宣传力度，整合同质化的手机报，避免新闻资源的浪费并树立良好的手机报信息品牌形象。同时，建立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的手机报，应该依托传统媒体的信息采编平台，充分利用已有优势，根据手机媒介的特点制作适合目标受众的手机报，在发展成熟之际还可以适当引入广告，进一步完善手机报营销模式，避免收入过于单一化，使手机报的发展能够尽快独立，真正的成为“第五媒介”。 3、更深层次的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被提出。其最简单的定义是将原先属于不同类型的媒介结合在一起。对于手机报的未来，最佳的理想状态是这样的：手机用户屏幕上显示的报纸是全色印刷，和真正的纸媒一样，有头版，有标题，有内容和图片。设计看上去仍是报纸，但它又不仅仅是报纸，随着光笔的点击，一个个新闻图片可以迅速转变为音频和视频。再一次点击，屏幕上将出现对该新闻的历史分析和背后的故事。再一次点击，可以激活麦克风，使用语音给编辑们发邮件表达个人感受。个人通信服务技术可以自动地将自己的语音信息反馈给读者，如果被某则广告吸引了视线，读者还可以用光笔去提取关于该产品更多的信息以决定是否购买。④而在新闻报道中，理想的全媒体融合状态是这样的：以手机媒体为先导，充分发挥手机媒体传播速度迅速范围广的特点，对于大众所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时间给予信息的报道，为公众意见的形成作铺垫；以互联网媒体为平台，在手机报第一时间报道的基础上，网络媒体及时进行展开和背景的分析，引导更多的群众参与新闻事件，进行互动交流；以党报、军报媒体为主，发挥其权威、严肃的特点，对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出迅捷的反馈，并提出解决的方案。可以看出，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报道中，手机报扮演的是先锋角色。 责编：周蕾 军事新闻论文:论军事新闻的文化融合与跨文化传播 新闻的制作主要是以文化作为背景的,新闻在一系列的制作过程中被编者在事实的基础上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军事新闻的传播途径有很多,大众媒体是一种重要传播途径,其传播对象的身份也有所差别。但是无论传播对象是谁,他们有生活在一片有文化基础的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因此,军事新闻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跨文化传播,这样才能体现出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 一、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新闻之所以具有传播功能,其实是依赖于它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因此,军事新闻一般在采集以及撰写阶段都会适时地融入一些世界领先的军事文化,使得新闻与新闻的阅读者之间在文化领域有一定的接合点,进而进行军事方面的消息的传播。现在将各类文化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之间相互促进并且相互影响着。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介绍。 (一)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我们所说的军事新闻实现文化融合其实就是我们在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军事新闻最为质朴的文化,将其他种类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军事文化的相同点一起作为军事新闻的题材,写入新闻的内容之中,扩大军事新闻的包容性,以满足更多读着的需求。信息流作为各类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它的主要承载者之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新闻。我们通过日常所看的各式各类的新闻不得不感慨新闻包罗万象的特征,一个个事件,或大或小,或好或坏,但都无一例外的映射着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科技发展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我们的军事问题等。无论是以文字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闻还是以声音或者是影像表现出来的新闻,都承载着我们的各种文化,与此同时也履行着着文化的传播的重要使命。军事新闻所传播的肯定是军事方面的相关信息,但是它所承载的却不单单只是军事文化,它包罗万象,是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这主要是因为军事新闻的阅读者包含的不仅仅是军人,不仅仅是与军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更多的是一大批热爱军事的人,是一些普通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制作在保持主格调的基础上会融入一些其他的文化元素,使它更加贴近人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新闻传播军事信息的重要功能,实现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因此,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二)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有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军事新闻制作工作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军事新闻若与一些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文化以及一些大家普遍了解的文化相融合,那么这条新闻的影响性以及打动人的程度都会有所提升,会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以及欢迎。这就是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对其具体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以及介绍。 1.军事文化立足大众文化以求发展。大众文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功利性比较强的,它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它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军事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专业性也比较强,也真因为这些特点使得军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因此军事文化若想实现大面积的传播,那么它就应该借鉴以及学众文化的优点,使得军事文化也变成一种大众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军事新闻作为军事文化的主要传递者,更应该融合多种不同的文化,以促进军事信息的传播。 2.军事新闻中融合融合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虽然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个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但是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大家不约而同所推崇的。这样的道理应用到军事新闻中来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有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在文化层面上有不可否认的通性存在,有些我们一经发现,而有的还有待我们的考察。军事新闻在传播军事信息的时候,要注意对全人类所共同推崇的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注意体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的传播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国家,它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大批的阅读者,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专业人群,而是扩展到了各类积极分子,我们的军事信息会变得国际化,最终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3.刚性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相融合。军事新闻的内容有它本身固定的模板,甚至于对于语言都有一定的约束。在这些约束下,军事新闻的创作似乎遇到了瓶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有吸引我们眼球的创新性的军事新闻,大多都是一个套路的官方化的语言堆砌成的信息。而且,军事新闻与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同,它缺乏美感,太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它对美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阻碍。为了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我们应该将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进行巧妙的融合。对于英雄事迹的报道,我们可以至情至性的去表达对他们的赞美之情;对灾难的爆发,我们可以书写绝望,书写黑暗,书写挣扎与坚强。让温暖的带有感情的文字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让军事新闻有更好的传播功效,使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为现实。 二、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跨文化传播 文化融合对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来说是一个必备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军事新闻所进行的改革。它的实现对于军事新闻的传播来说意义重大,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着眼人类共同性体现军事新闻价值 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就是对有共性的内容进行传播。我们要实现军事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我们所报道的信息进行选择的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所报道的内容的选择,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在对某一领域的思考,我们要站在更为高远的地方对全人类进行思考。全世界的国家以及人民,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拥有着怎样的信仰,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在以这些共性文化为背景的前提下,我们的军事新闻内容就更容易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现实,军事新闻的信息传播能力也将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二)军事新闻中融入人为关怀 军事新闻若想实现最终的跨文化传播,那么军事新闻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融入人文关怀的因素,这是增强我们军事新闻的亲和力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拥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人群的风俗、道德、价值观、习惯等都要进行充分的的考虑,尊重他们,这就是我么所说的人文关怀。我们在军事新闻中对于新闻的制作中合理而且巧妙的融入这些因素。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对于阅读者来说就有了更强的亲和力,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阅读者们对我们的信任。在人民的基础上,去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体现。人文主义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融入了人文主义的军事新闻会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更为久远的发展。 (三)对各类文化换位思考 我们拥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了很久,对于它的了解我们很深刻,但是对于其他文化我们却不能够感同身受。因此当我们的军事新闻想实现跨文化传播时就遇到了不小的难题,但是只要我们可以对各类文化进行换位思考,去了解其他文化的思想、理论、信仰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军事新闻中就可以融入可以打动他们的元素,可以融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融入他们的信仰。由此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更多的人群所接受。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都可以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都对我们的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也在此刻正是开展起来。 综上可知,新闻是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它所具有的传播信息的功能是我们接受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军事新闻领域,军事新闻的传播由于很多现实问题而遇到了瓶颈。跨文化传播是有利于军事新闻进行传播的,但是它的实现将会是一个漫长而且久远的过程。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之间有 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运用这些联系我们可以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军事新闻论文:文化融合对军事新闻传播的作用 新闻,作为信息传播的方式之一,是以文化大环境为背景的,在新闻制作过程中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新闻的文化内涵与其所处的文化大背景之间的关系,是融合还是冲突、乃至是隔离或若即若离,直接决定了新闻传播的有效、微效还是无效。以大众传媒为载体进行传播的军事新闻,其传播对象无论是部队官兵还是社会大众,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换言之,军事新闻无论在国内传播还是在国际传播,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因此,必须在军事新闻采写过程中贯彻文化融合的理念,将适当的军事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乃至世界先进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使军事新闻与受众在文化层面上保持一定的接近性,让受众更容易、更乐于接受军事新闻所要传播的信息与观念。 一、文化融合是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内在要求 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方式主要有三种:物质流、人流和信息流。信息流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信息流通过符号系统传播社会文化,它的最重要的现实形态表现为纵横捭阖、尺幅千里的新闻媒介传播。我们常见的新闻中,不仅仅包含着新近发生的事实,也还或多或少、或明显或潜在地包含着历史、地理、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丰富多样的文化知识。而新闻的话语表达方式更是与新闻记者所具备的认知能力、知识结构、语言能力等文化素养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无论是文字还是音像,都处处承载着文化,传播着文化。军事新闻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军味”,是由军事新闻的本质属性、任务特点决定的。军事新闻反映军事活动,因此,军事新闻的文化底蕴抑或是文化格调,必须是高亢、昂扬、雄壮、威武、豪放、刚健,犹如催人奋进的号角,充满阳刚之气。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军事新闻的受众是形形色色的,并不局限于军营内部。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军事新闻要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的形象,这就要求军事新闻要综合考虑不同受众的文化接受心理,才能实现有效传播。所谓军事新闻的文化融合,就是要充分认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立足于军事新闻最本质的文化格调,将其他文化与军事文化的共同之处融入到军事新闻的选题、策划、采写中,使军事新闻以最大的包容性涵括更多的文化信息,满足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需求。 二、文化融合促进和推动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军事新闻中包括的文化因素越具有普遍性和时代性,越能够打动人心,军事新闻作品也就越容易获得受众的认可。 1、立足丰富的文化资源彰显军事文化魅力,实现军事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虽然当前社会上关于大众文化的是非争论不断,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大众文化以其商业性、时代性、大众性的特点,满足了社会发展需求,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作出了巨大贡献。军事文化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文化种类,要想获得广大受众的肯定,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就必须学习借鉴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式,融合大众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努力使军事文化大众化。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贾永认为,新闻报道要具有一定的商业理念,把读者视为记者的“上帝”,不断推出更新、更好的服务,才能留住读者,赢得读者的信赖。这样的理念与大众文化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在新闻实践过程中,贾永通过他独特的新闻思维和视角,深入挖掘军事行动、军队建设、典型人物中的文化色彩,以一种大众化的、人文化的眼光关注军事新闻中能够引起社会大众关注的成分,既摈弃了大众文化商业化的媚俗特点,保持了高格调,又运用了大众化的手法再现了军事文化,成功地打破了军事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他采写的《爱的礼赞》与《我党我军宗旨的模范实践者———李国安》等稿件,均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2、用国际眼光反观传统文化彰显民族精神,实现传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融合。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在历史长河中代代相承的精神财富,既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一切伟大民族所崇尚的精神追求。尽管各国军队的性质、治军理念、军人素质等各不相同,但是在继承人类社会共同精神的追求上,却具有共通性。进行军事新闻传播,就要具有一定的国际思维,用国际眼光反观军事工作、军事典型和军事事件中所能展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共同的生存准则、精神追求,这样的军事新闻作品反映出来的中国军队、中国军人形象才能更好为世界所认可。贾永说:“我从事军事记者职业以来,恰逢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发生重大变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也不断加大的时代,在全球化从初露端倪到形成大势的过程中,我也在不停地思考、实践,探索着一名军事记者在全球化时代的角色定位,一步步地深化自己对全球化视角的认识和实践。”1991年,在参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报道中,他对当时国际背景作了深刻思考,针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对中国尤其是西藏的人权状况的无理指责,立足于中国政府在促进西藏社会发展、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等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发现并提出了连通内地和西藏的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在地图上正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从而写出了反响强烈的长篇通讯《壮美的人证》。它用一个个事实告诉世人:为了修筑这两条路,4000个英灵化作了生命的路基;为了守护这两条路,1400个年轻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莽莽高原。现在,这两条路构成了西藏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被西藏人民称为“彩虹”和“金桥”,成为他们心中“托起太阳的哈达”。这篇稿件被称为批驳西方“人权卫士”的檄文,反映了作者的全球化思维。 3、创新新闻理念彰显军事新闻的美学特征,实现刚性文化与美学文化的融合。有人说,军事新闻好写,因为部队的高度稳定性,使军事新闻具有重复性、规律性;同时,军事新闻又难写,难在不容易写出新意、写出美感。而缺乏新意和美感,也成为军事新闻作品写作的“瓶颈”。有人认为,和平时期的军事报道,一定要努力超越军事报道本身,着眼于英雄主义、崇高的美与爱,这些具有超越时空、国界和民族的概念,唤起人们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上的追求与思考。在《生死行程六万里》不到3000字的稿件里,从开篇的“路,穿越绝壁”,到结尾时小女儿寄来的对路的稚气而感人的歌词,用一条路,串起了整篇报道,全面展现了边关军人的可敬可爱。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双重的审美情感力透纸背:崇高而雄伟,热烈而奔放,体现出政治自觉、主流意识和历史精神,力展阳刚豪放的磅礴气势;同时,优美而沉静,和婉而细腻,凝聚着人文哲理、平民意识和现实观照,营造出柔情万端的多彩意境。 三、文化融合在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中的运用策略 1、挖掘军事新闻文化价值的普遍性意义。要解决跨文化条件下的信息选择问题,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即“人类共同性”的角度去揭示新闻价值的含义。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内部不同文化种类所折射出的一些共同性的内涵,全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相通性,为人类多元文化的认同提供了基本前提。只有在这种文化认同的大语境中,充分挖掘军事新闻的普遍性文化价值,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军事新闻传播。 2、在构建军事新闻文化内涵时突出人文关怀。在进行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 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表现在人文关怀上,就是要在尊重人的价值、尊严的基础上,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这有利于体现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而接近性是增强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在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特征、利益需求上越接近、越相似、越具有亲和力,军事新闻所传递的信息就越容易被受众所接受。 3、赋予军事新闻“移情”功能。“移情”原本是心理学上的概念,是指用自己的感觉去“体验”他人的感觉。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移情”,是指受众暂时悬置自我的文化视界,通过他种文化的生活思维方式感知、认识、判断世界,然后再回到自我文化的情境中审视这一过程。赋予军事新闻“移情”功能,就是要在军事新闻的符号表达方式上与受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受众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受众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利益上与受众保持接近性。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受众在接触军事新闻时由感知层面上升为理性层面,较好地达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思考 摘要 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小组讨论教学法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问题研究能力，同时体现了多样性教学方法在大学本科教育中的重要性。文章介绍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公共管理类课程中的内涵、设计及效果意义，并结合公共政策分析学科特色，探讨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课堂教学、案例分析、实践应用中的具体操作过程。 关键词 “公共政策分析”；小组讨论；案例教学；教学模式 “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管理学科中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其主要任务在于对政策系统中的政策过程诸环节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进行因果分析或相关分析，从而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①它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强调问题意识和辩证思维，是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基本技能。为适应社会实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②“公共政策分析”教学必须突出学生对公共问题感知的灵敏性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将小组讨论引入到“公共政策分析”的课程教学中，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顺利实现教学目标。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公共议题选择、分组讨论交流、学习成果分享、课堂效果评价以及知识延伸等教学环节的设计，实现学生从学科基础课程向专业基础技能的学习方法迁移，力求增进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技能，形成教与学有机统一的有效课堂教学模式。③同时，学生通过讨论让自身能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有利于提高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引入小组讨论法具有必要性，值得推广。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分析了小组讨论法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1小组讨论法的内涵 目前，依据学生积极性的高低，可以将主动教学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讲授式、主动学习式、协作式、合作式、团队式学习、基于问题式学习、基于项目式学习和同学互教式。④其中，小组讨论教学法是主动教学方法中较为成功的一种。它注重的是“讨论”，能够串联学生间、师生间的互动，有利于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由于问题导向的鲜明特征，“公共政策分析”教学不仅要加强公共政策抽象理论的学习，而且也要以具体案例加深学生对真实政策世界的理解。因此，“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所应用的小组讨论法是指由一定数量的学生组成讨论小组，在课程教学要求下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对经典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教师围绕评价要素给出最终得分的一种教学模式。教师在进行课堂知识点讲授之后，指定案例范围，由学生自主组织、自主讨论，在最后的考核中按照相关规定和时间限制内进行案例汇报。教师并不参与具体讨论分析，但可为学生提供相关帮助及参考意见。学生在最后案例汇报中，必须在教学目标的指引下和规定时间之内，形成一个完整的案例汇报，并且按要求在讨论过程中必须依据课堂知识点表述案例应用观点。大学教育要求充分发挥学生学习自主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在教学中，通常采用的是传统小组讨论形式。传统小组讨论是把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在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中，组员委任某一个或几个代表发表自身观点；或全班为一个组，进行全班讨论。多年的教学经验发现，传统小组讨论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其优点在于：一是教师在讲授知识点之后能够利用小组讨论即时反馈教学效果，扫描教学盲区；二是能够调动课堂气氛，在互动的氛围中完成教学任务。其缺点一是在小组讨论中，教师无法全面了解学生具体知识点掌握程度，无法照顾到所有学生。在课堂中主动性强的学生往往在课堂中经常发言，“发言权”容易集中在少数主动性强的学生手中。二是在小组讨论时，由于只是给出了选题，容易在讨论中出现偏离，甚至出现与主题方向相反的情况，背离教学目标。对比传统小组讨论的优缺点，结合公共政策分析注重问题导向的学科特点，本文认为“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小组讨论应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两者的结合既可吸收传统小组讨论方式的优点，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公共管理学科中社会实验和情景模拟的必要性。 2小组讨论法的设计 小组讨论法基本是按照“理论知识—小组选题—自由讨论—展示与评分”的流程进行，其目的是能够达到促进学生间、师生间的知识交流与夯实理论基础的教学效果。 2.1理论知识的学习“公共政策分析”是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整合性等特征。其教学目标一要系统了解公共政策学的框架和内容体系；二要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原理及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方法；三要能够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分析”知识体系不仅包含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知识，还包括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和现实中的政策问题。教学目标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仅需要对理论知识进行细致讲解，还需要对现实政策问题进行剖析。 2.2讨论主题——案例选择案例的选择一定要恰当并且能够涵盖当前所学的知识点，例如，“公共政策分析”课程中案例的选择基本上应遵循“寻找公共政策问题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原则。学生不仅要横向把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而且需要纵向把握公共政策的历史渊源及现实影响。因此，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利益相关者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结合当前的公共政策热点，小组讨论设计可选取具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冲突特征的案例。当然，不同的案例同时也决定了小组讨论中所需要的知识点与分析方法的侧重点差异。这要求教师在理论的讲授及案例素材的准备中，应注重将理论知识和备选案例的分析点有机结合。同时要求教师必须对“公共政策分析”课程进行精心的、系统性的设计，并深刻意识到教学不仅要使学科知识系统化，更要紧密贴近现实政策世界，始终将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问题作为课程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3小组自由讨论小组自由讨论环节首先要选择和确定组员。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组成小组。另外，小组讨论成员不宜过多或过少。人少，则可能导致讨论不充分，并且在最后小组展示中由于人数过少而无法充分表达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人多，则可能导致组员间意见分歧过大，很难在课后讨论中达成统一意见，无法高效完成任务。根据教学实践，每组人数以4~5人为宜。其次，由于案例侧重于利益相关者冲突及其协调分析，这就要求学生在自由讨论的时候，应透彻分析案例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并应在最后的成果展示中充分表达所代表的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最后，小组讨论的关键在于对案例的熟悉和透彻分析。小组成立之后，首先应经过集体讨论以便对案例有整体把握和完成角色分工，再经过个人相应角色的材料准备，最后对案例进行综合分析以形成最终的小组报告。“总—分—总”三个阶段，都要求学生通过集体讨论和分工合作，才能取得最终的结果和形成小组报告。由于小组自由讨论各个阶段皆是学生的能力体现，教师原则上只提供大致方向及知识点答疑，只起引导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 2.4小组展示与评分小组讨论的最后形式可以为辩论或座谈会形式。这些形式有利于小组成员角色扮演的呈现和利益诉求的表达。由于最终的小组报告展示代表了小组集体学习与个体学习的综合成绩，学习效果评分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教师对小组的整体表现给予评分；二是对小组内的成员个体表现给予评分；三是小组内成员根据对小组贡献的大小进行排序，教师根据排序赋予相应分值。此外，还需要对课堂讲授过程中学生的理论学习表现给予评分。因此，最终的学习成绩由上述四个部分构成，其中小组讨论部分应占总成绩的80%。小组讨论有利于学生进行全面的能力展示，因而小组成果评价不仅应着重对学生案例分析能力的考查，而且也需重视对组织形式、口头表达、随机应变及课件展示等其他能力的评估。在小组汇报阶段，除了汇报小组成员的最终报告，还可以由非小组成员进行现场答疑，通过互动增强对案例的理解和强化学习效果。 3小组讨论法的具体实践及效果 3.1小组讨论法的具体实践共四个班级参与此次教学实践活动，学生人数101人。按照自由组合原则，分成20组，每组4~6人。小组成员依据抽签顺序决定最后小组陈述顺序。评分制度采取综合评分方法，即总成绩由小组整体表现分、组员个人分、组员互评分、及课堂表现分综合而成，分别占比重为40%、30%、10%和20%。“公共政策分析”课程小组报告的教学目标是对政策系统中的政策过程诸环节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进行相关分析，从而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因此，案例需要结合当前的公共政策热点，同时具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冲突特征。此次教学实践中共安排了七个案例供学生自由选择：一，云南怒江到底该不该开发；二，油价调整背后的利益博弈；三，房价为何越调越涨；四，暴力拆迁何时休；五，如何牵住“看病难”的牛鼻子；六，汽车限购令伤到了谁；七，柴静雾霾调查动了谁的奶酪。 3.2小组讨论法的教学效果参与此次教学实践共计101人，及格率100%。其中，90分以上（优秀）8人，优秀率达7.92%；80~89（良好）39人，良好率达38.61%；70~79（中等）人数43人，中等率达42.57%。教学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小组讨论法在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肯定了小组讨论法在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学科探索能力上具有积极作用。 4总结 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本文介绍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公共管理类课程中的内涵、设计及应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小组讨论法的应用，并非否定传统教学模式，而是在借鉴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学生的自主性。小组讨论法以理论教学为基础，更加注重与实践的结合，自由选择案例进行自主分析，侧重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小组讨论法的应用是在大学生教学中一次新的大胆尝试，特别是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会在教学中取得显著成效，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本文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学研究项目”基于全过程的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动态评价系统构建研究“（2014B13）的部分成果 作者：李世祥 曾旭 马海燕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监管的困境分析 摘要：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困境问责制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公共政策正确贯彻执行，达到预期公共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许多制定十分周密、科学的方案，在执行时偏离了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方向，最终导致政策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不严格，不到位。为此，必须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权力 要监督，就必须由监督权力。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执行权的制约。监督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主体的地位、权能。但从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监督主体由于自身的依附性而缺乏制约力度，导致监督乏力。在行政系统内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制约。虽然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对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但是，由于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等的制约，在实际监督中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独立性。在行政系统外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各级人大实际上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体现在监督方面的法规不健全，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尚未真正体现人大的监督作用。 （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功能不全，缺乏监督合力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监督功能。但是监督功能不全，导致它们没有有机结合、密切配合，没有能够整合监督资源和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实效，体现多元监督的优势：⑴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在监督的多元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广大党员同志，尤其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领导和约束的作用，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监督作用的范围和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通过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实行监督，并不能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的动态跟踪监督。⑵立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在理论上应该是最有效地、最权威的。但实际上，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方式单一，程序不完善，通常仅限于执法检查、质询等。”[3]因为人大既不同于行政机关行又不同于司法机关，它既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力，也无直接处理案件的权力，这样就很明显地削弱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效能，也无法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威性。⑶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公共政策执行，关乎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则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监督申诉对象，因为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诉讼。这样显然不利于行政诉讼的完善，不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⑷其他各种社会监督。在我国主要包括政协、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等。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权力，诸如举报、信访、舆论批评等。并且舆论媒体的最大优点是社会影响力大、效果显著，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改不了“民间”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官方”的权威和地位，并且供他们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用的空间也很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效率。综上所述，不管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在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能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相互之间不能有机的融合，出现“弱监”、“虚监”则是必然表现了。 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责任最通常、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4]责任的明确是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前提。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则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就没有保障。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保障方式之一，没有责任的监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反腐败是否坚决有效，与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和责任心有着很大的关系”，“少数领导干部责任观念淡薄，由于制度不完善，除了问题追究不到个人”。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免职；2004年4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4月底，国务院又先后责成严查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等，包括常州市委书记、安徽阜阳市市长等2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分。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监督体制还是有着不相容的地方。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问责制”实施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因为科学的“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的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而这则有待于更深入的制度改革。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对公共政策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公共政策项目，“问责制”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一）“问责制”中权责不清、主体缺位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监督主体不知道向谁问责，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给人的印象比较模糊，很难具体的界定这个“责任”。 “问责制”的主体是谁？结合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问责”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行使问责权，“问责制”应该是一整套完整的责任体系，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因为在这种问责的监督体制中，人民群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再追究各级政府中行使公共政策执行权的公务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监督互动。但是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往往是下级因失误影响了政策执行而被上级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人民群众的“问责”而辞职，造成了“问责”主体无权问责而缺位的局面。 （二）“问责制”定位不清 作为行政责任领域内的一个新术语，“问责”的定位到目前还不清楚。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问责”并不是行政处分的一种，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它明确界定。所以，作为监督的一种方式，“问责”还是模糊的，界定不清的。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问责”的实际操作还缺乏可行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伦理分析 摘要：作为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重要职能之一的公共政策，由于政府的存在，其内在以及外在的强制性，保证了公共政策实现分配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强制的背后，却隐藏着伦理性。本文以为对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将对于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渐进式”、“实验式”的中国社会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公共政策；伦理；价值；人性 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但是在转型中，社会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我国的城乡差距呈现失衡状态，而且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根本上的改进，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情况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关系普遍民生方面问题较为明显和突出。这一实际存在的问题，给未来社会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和未知因素，给政府更进一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社会功能提出了不易解决的难题。政府从内心希望一方面通过传统公共政策强制性去尽力维系社会旧有格局，另一方面又造出新的“缝隙”以及“非对称”的社会状况；这种困境使得重新反思公共政策成为了必要。本文就是从伦理方面对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 一、公共政策 关于政策，官方有一个比较中性的解释，即“辞海”解释。政策是这样定义的，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从政策定义可以看得出，公共政策应该涵盖一个国家为维系社会发展而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出台的的政治方略或策略，或各种必要规范性文件。对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定义，几十年间，未能达成一个所有人接受的感念。学者有的是从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中理解的。例如，作为公共行政学标志性人物的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就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1]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界定了二者各自的过程管理。有的学者是从公共政策的行为特点来界定的，例如政策科学主要的倡导者和创立者的哈罗德拉斯维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则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2]这一定义更加强调政策的行为特征，从广义上说政策就是有目标的计划。还有的学者从其他角度界定公共政策，例如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管理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它是由一系列谋略、措施、办法等组成的。”[3]不可否则，公共政策有其一定的历史使命。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说公共政策是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工具，其自身孕育着强制性和伦理性两种天然属性。 二、公共政策伦理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尤其是世界范围内宪政制度的推崇以及人权的日益受重视，公共政策的强制性越来越受到普遍的批评，公共政策的伦理性方面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可以说，公共政策在伦理方面蕴含的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共性，这种共性着重表现于以下两方面： (一)价值取向 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公共政策也莫不如此，而反映价值取向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正义论》开篇就明言中“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4]公共政策理自然应具备价值取向，这是其内在的要求，具体而言，有如下表现：其一，公共政策交织着其制定主体的核心价值观和普世的价值观。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主体均是公共机关或确切的说是政府，而作为社会公共机关的政府，本身代表着其所处位置或所代表阶层的价值观，尤其是执政者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作为社会发展的必要，其本身也蕴含着普世的价值观。例如公正性，而这一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维系社会基本公正的职能更是得到各界的强烈关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定位于人民服务者，与人民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这一价值含义的体现。其二，公共政策的外在特点也深刻体现其价值取向。公共性，作为公共政策的最基本特点，深刻代表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说，公共政策越来越来源于公共意志，越来越体现民主，体现自由，体现公众性。在更深层次反映的是政府与公众在公共领域的各种结合，成果就是有价值取向的、符合公众性的理性追求和制度安排。公共政策外在特征，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将其价值观合理、合法的落实于公众，同时公众也能就公共政策的诸多事项与制定者达成价值的统一体，使得公共政策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和程序来表达公众的利益诉求，进而决定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其三，公共政策的施行效果更富含价值属性。公共政策以维系社会更好发展为其使命，以社会利益的合理配置为基本职能，其最终的施行效果必然反映着价值观念。换句话说，公共政策的执行必然达到到一种有目的的安排，而这种目的则就是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的体现，如果不能达到这种价值追求，则说明公共政策的失效，必然催生新的公共政策来代替失效的公共政策，以使公共政策的施行能达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达到追求的价值。 (二)人性精神 公共政策本身蕴含价值取向，同时其也有人性精神。因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地均是人，都是为民服务的。就公共政策的人性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公共政策需要切实解决人的生存发展的实际问题。毋庸置疑，公共政策是要解决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解决公众需要的一些问题，自然而言牵涉到人的问题，不可避免涉及人性。因此，用于解决问题的公共政策必然需要具备人性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提高，民主意识的进步，人们对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期望，热切希望公共政策的能够反映人们的普遍关切。一项反映人性的、能够切实解决社会基本问题的公共政策需要具备人性。作为基础性的管理，公共政策的人性化表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为着特定的目的，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并经过有价值取向的考量，以寻得最适当的方式和取得最积极、最人性化的施行结果。众所周知，公共政策的各种方式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体现一定的客观性、合乎逻辑性。追求较为精确的计算和合乎逻辑思维的推理。由于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较为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公共政策的选择往往不一定能反映最优效果。这样，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只能从现实的境况出发，体现为一种更人性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去真切感受真实的情况，进而妥善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其二，追求人的发展也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目的。公共政策有众多目标，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人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特别是全面发展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公共政策作为公众切身有关的一种方略，必然与人的发展密不可分，人的发展有助于更近一步完善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人性化。公共政策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人的发展，可以说，公共政策未来发展的立足点将集中于人的发展。 三、结语 公共政策是国家、政府从社会整体出发，进一步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虽然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然而，公共政策的意义更在于其蕴含的伦理价值，必然会附有价值选择和人性因素。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有助于从更深层探求公共政策的存在和行驶的合理性。 作者:贾远军 单位: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运用 摘要：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哲学方法主要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这些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分析；哲学方法 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哲学方法的应用保障着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一、矛盾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我们分析事物最根本的方法，在整个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它是所有学科都应该重视的分析方法，也是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矛盾分析法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所谓矛盾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矛盾的对立属性即其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即其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具体的同一，而斗争性则寓于同一性之中，两者相互联结，不可分离。第二，矛盾分析法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是理解矛盾学说的关键。第三，矛盾分析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坚持“两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以避免“一点论”。坚持“重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着重地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地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避免主次不分的“均衡论”。“两点论”和“重点论”是互相包含的，是内在统一的。任何公共政策问题的产生都根源于矛盾，任何公共政策也都是为了解决矛盾。从政策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公共政策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矛盾的解决离不开矛盾分析法。从公共政策的本质来看，公共政策一定是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具体体现，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是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国家在运行公共权力时，如何做到兼顾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矛盾双方的利益需要是政府面临的重要抉择，将矛盾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分析中，有助于平衡矛盾双方的利益，使其尽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状态。从公共政策的特征来看，政治性和公共性、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矛盾性特征。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当政治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以及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利益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公众的利益一致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当它们的利益不相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会相互矛盾。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也都是这种矛盾关系。再从公共政策的功能来看，公共政策对社会的存在、运行和发展有着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和分配功能。一般常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平衡协调发展的，但当社会发展中出现不平衡不协调，比如在分配上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甚至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没有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时，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利益各方的冲突和矛盾。可见，公共政策领域到处充斥着矛盾。在这些矛盾的解决过程中，矛盾分析法大有用武之地。 二、利益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利益，就是在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人们为实现自身需要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利益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由于需要的多样性，人们之间必然形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利益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竞争性和协调性、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统一是利益的特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区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区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区分，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的区分是利益的构成，是利益矛盾的具体表现。利益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人们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利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一种基本方法。首先，从公共政策的实质角度看，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的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政府从自身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进行的具体管理，是以政府为主的各种利益个体和群体参与的管理活动，利益分配是公共政策活动的核心。在利益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第二，从公共政策的类型角度看，分配政策是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划分作出规范；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对社会各集团的种种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的规范；规制政策一是规范政府行为，二是划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自律政策即自我限制的政策，是指政府规定了某些行为规范供集团在行动时对行为进行选择。第三，从公共政策的功能角度看，政府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公共资源正确有效地在它所服务的公众中加以分配，而其关键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共政策中利用利益分析法，就是要权衡公共政策利弊得失，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使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协调、全面发展，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健康向前发展。 三、系统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系统分析法就是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在若干选定的原则和准则下，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利用定量的方法提供允许和可用的数据，借以制定可行方案并推断各种可能结果，以期寻求对系统状态整体效益最大的方法。系统分析法之所以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是由公共政策分析过程本身的系统性所决定。我们可以把公共政策活动视为一个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有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环境因素，也有全球的、区域的、一国整体的、地区的等层次因素，它们构成公共政策活动的具体情境事实体系。政策行动主体、政策公共财政资源、政策信息资源、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选择等则构成公共政策的内部生态系统。公共政策活动是其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通过互动实现相互适应和改造的过程。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既制约着内部生态，同时又为其运行提供了现实条件，公共政策活动的内部生态的变化，又改变着外部生态的状况。正是通过这种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间的互动，具体公共政策活动的功能才能得到实现。对公共政策系统的分析可从两个角度进行。从静态结构角度看，公共政策系统由公共政策的环境超系统与资源系统、公共政策的主体系统与客体系统、公共政策的组织系统与体制系统、公共政策的咨询系统与信息系统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而从动态运行过程角度看，具体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处在自身系统和环境超系统交互作用下，由政策主客体的活动构成的、处在变动中的动态过程。公共政策动态演进的动力源自其内部矛盾的展开，一类是公共政策系统与其环境超系统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公共政策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矛盾。这一演进过程呈现出变动性、互动性、弹性和流动性诸特点，这一演进过程还呈现出政策议程、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止等有系统关联的若干阶段。可见，系统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极富实用价值的。 四、因果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因果理论是对事物和现象之间因果联系的理性概括和反映，它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现象、过程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前因后果，前后现象之间有必然性是因果联系的特点。一因一果、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异果、异因异果、多因多果、复合因果是因果联系复杂多样性的表现。对事物和现象间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就是因果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应用因果分析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政策环境与政策执行之间、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政策效率之间的联系。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常用的因果分析法有详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实验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属于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政策预测和公共政策评估中被经常采用。 五、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定量分析法是对事物的量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决策分析、优化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具体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最典型的定量分析法就是福利经济学所主张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政府以市场方式制定政策从而达到资源再分配目标的一个基本技术，被称之为试图用经济方法取代市场讨价还价的价格确定方式，使政策抉择达到帕雷托最优。帕雷托最优就是采取任何一个行动，都至少给一个人带来好处，但却不损害任何人。这在公共政策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由帕雷托最优的困境产生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政策选择要使净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说，一项政策即使使某些人受损，但如果总福利大于损失，这项政策就应该被采纳。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具体方法有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内含报酬法等。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评估中常用的定量方法。趋势分析法、指数平滑法、回归分析法则是公共政策预测中常用的定量方法。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础。定性分析法是对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归纳分析法，演绎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在公共政策领域，确认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要借助于因果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实证分析要借助于归纳分析法和演绎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要借助于结构分析法，对新旧政策问题的相似性进行分析要借助于比较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性质的把握要借助于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更适用于涉及社会、政治、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等难于定量的问题，定量分析则更适用于经济问题。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 六、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与理性方法相关的决策模型包括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渐进决策模型和综合分析政策决策模型。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是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经边沁、密尔等功利主义者发展，以及现代管理科学家的概括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决策理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认为，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决策模型的限定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它要求决策过程中必须把决策行为视为具有一致价值判断的整体行为而非个体或群体行为。决策者有绝对的理性，具备完备的知识和信息，能穷尽所有备选方案并预测到所有结果。决策目标单一、明确和绝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具备一以贯之的价值偏好。决策过程中不考虑时间和其它政策资源的消耗。这些近乎完备的条件成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在实践中无法使用的原因。西蒙对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其局限性，提出了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它是依靠有限的资源和信息，通过不断的搜索，得出满意政策方案的决策方法。这种模型是以“令人满意的”准则去取代完全理性所主张的“最大化”准则，所以又称满意决策模型。满意决策寻求的不是最佳，而是次佳或“第二最适”。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决策模型重视的是可行性研究和成本与利益分析，但它更主要的是仅仅为决策者提供决策规则，这也成为其主要的缺陷。林德布洛姆在批判了理性决策的缺陷后提出了渐进决策模型。这一方法强调决策者的决策是从现行政策出发，只是对现行政策的调整。但渐进决策模型只适用于既有的相对简单的问题而不是将来要发生的复杂的问题，因而它在政治上追求的是安全的而不是具有冒险精神的措施，这样公共政策就变成了补救性措施而非创新性方案。德罗尔看到了理性决策模型在可行性问题上的局限和渐进决策模型的保守倾向，提出综合决策模型，试图将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结合起来，并把两者的合理性加以延伸和综合。他认为现实的政策诉求可能是要求社会变革的，也可能是要求社会稳定的，因此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而R.M.克朗则认为应该把理性分析的科学和超理性分析的艺术结合起来[1]。克朗认为，超理性分析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判断、直觉、创造力、灵感、隐含的知识、信仰、洞察力、意志、超感交流和预见能力等。德热认为，超理性因素主要包括判断力的应用、创造性的发现、头脑风暴法和其它一些决策方法[2]。可见，超理性分析以主观判断为主，而这种主观判断应当建立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超理性不是非理性，非理性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备基础之上的主观判断。因此，超理性分析可以定义为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主观判断，也即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当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包含社会、政治、组织、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因素时，理性方法就难以解决问题，就必须采用超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主要有：问题的主观识别方法、趋势的直觉预测方法、方案的灵感激发方法、决策的经验判断方法、结果的模糊评估方法。超理性分析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特别大，为防止其可能导致的片面或极端情况的出现，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之上；决策者具有足够的经验积累；政策过程能够排除明显的错误和缺陷；综合各种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化。超理性分析方法特别适用于多元政策目标的分析，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决策过程和政策特点。总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存在着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若干哲学方法，它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比如，在进行利益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进行系统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矛盾分析，而超理性分析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因此，它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方法论体系，这些哲学方法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周建民 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诠释禁电的公共政策周期分析 【摘要】“禁电”是当前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实施的一项公共政策，广州即为实施“禁电”政策的城市之一。文章运用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对广州“禁电”政策进行分析，探讨该政策动态活动过程中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对于把握公共政策的内在规律，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有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禁电”；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 一、广州“禁电”政策概述 2006年11月14日下午，广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会，正式对外《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通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开征求意见，并报请广东省政府批准同意，自通告之日起，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含从化市和增城市）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这标志着广州市正式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行驶（以下简称“禁电”）。 新闻会上，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广州“禁电”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广州市一直以来都未允许电动自行车上牌及上路行驶。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该法第十八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的种类，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2004年9月，广州市交警部门通过新闻媒体提醒广大市民，在省有关规定出台之前，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以免造成损失。2006年5月1日，《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作出规定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广州市政府专门就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进行调研，并确定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开展具体工作。广州市公安局在2006年6月召开了三场“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并委托广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开展了电动自行车管理专项民意调查。该项调查的对象为年龄16岁以上具有广州市常住户口的居民。调查结果显示：（1）公共汽车是目前市民出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59.1%的受访市民的主要交通出行方式是公共汽车，14%为自行车，8.4%为步行，7.6%为摩托车，4.2%为私家车，3.5%为地铁，只有1%为电动自行车。（2）多数市民认为不适于发展电动自行车。78.4%认为广州目前的交通状况不适合电动自行车通行；70.0%受访市民认为“限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有助于缓解广州市的交通压力、改善交通秩序”；72.8%认为如果禁行会给广州市的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带来好处。（3）大部分受访市民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70%的受访市民表示支持市政府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13.7%表示“无所谓”，明确表示不支持的只有16.3%。（4）限制电动自行车对大部分市民的生活影响不大。分别有58.5%和32.2%的受访市民表示限制电动自行车对其生活“没有影响”和“影响不大”，只有5.6%表示“影响较大”。 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座谈会上，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另从公开征求民意的结果来看，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 根据公开征求意见的结果，结合广州市的实际，广州市政府提出了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的意见，并于7月份专题请示广东省政府。省政府于9月底批准同意广州市政府的请示。根据省政府的批复和市政府的决定，广州市公安局起草了《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并按照《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要求，通过了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合法性审查，于当天对外。[1] 二、以政策周期模式分析广州“禁电”政策的提出 全国各地对“禁电”态度不一。北京先是“禁电”后改为“限电”,上海则没有“禁电”。而作为特大城市之一的广州，其“禁电”政策自然也引起了广大的电动自行车用户、厂商、经销商及一些市民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各大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各方的着眼点主要是这项政策涉及的政策取向、路权分配、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决策程序的民主等等问题。而笔者认为对此政策在现阶段运用公共政策的方法来分析，对于把握这项政策的来龙去脉大有裨益。任何一项政策也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它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众多的公共政策分析模式中，笔者选择了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作为具体分析方法。 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也称为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式，是从公共政策的动态活动过程的各个环节出发，将公共政策看成一个多环节相互连接的动态运行系统，分析公共政策的内在规律。它对于从整体出发把握各个运行环节在政策运行中的功能，系统检测各环节功能发挥是否正常，检测政策成功或失败时关键环节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有效具有重要的意义。[2]一般认为，从政策过程来看，公共政策包括问题的认定、政策的规划、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一系列动态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并产生一定的活动效果。[2] 任何公共政策都存在于这一系列动态过程环节中，并且良好的政策效果也在动态的政策过程中产生。一旦政策过程中的某个或者某几个环节存在问题则势必影响到政策效果。 考虑到广州“禁电”政策已然出台并刚开始执行，笔者着重从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这三个环节作重点分析，对广州“禁电”政策的执行与评估也一并提出一些建议。 三、广州“禁电”政策过程在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三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广州“禁电”政策在问题认定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常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公共政策领域也是如此。正如利夫因斯顿所指出的：“问题的挖掘重于问题的解决，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说，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用于解决认定错误问题而产生的不利影响，远甚于用比较不完美的方案去解决一个认定正确的问题。”[3]因此政策问题的认定不仅是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第一个环节，而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纵观广州“禁电”政策的发动原因，不难发现，此政策在问题认定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 （一）政策问题的发动欠科学分析 据广州市公安局就“禁电”通告召开新闻会时介绍，广州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专门就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进行调研，并确定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开展具体工作。但从各种报道之中难以发现广州市政府的调研结果，也即广州市政府发动“禁电”政策的客观依据是什么、有何科学的指标和数据难以让外界所知晓。因此，在缺乏相应的指标分析和数据支撑下发动“禁电”政策难免令人对广州市政府“禁电”政策的动机产生猜疑并缺乏对公众的说服力。 （二）对问题原因的认识欠全面和深入 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广州市公安局在2006年6月召开了三场“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上，代表们认为，从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和市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来考虑，广州应该优先发展高效率的公共交通，电动自行车不应成为市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因此，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但是，市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是什么？有何具体的衡量依据？代表们是否在掌握一定的电动自行车专业知识及在相关的指标分析和数据支撑下发表意见呢？三场座谈会的参加人员主要是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市民、专家学者、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代表等，并没有电动自行车的行业代表获邀请参加，显然参加人员对问题原因的认识欠全面和深入。难怪闻讯赶到挤进第三次座谈会的广东自行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在会上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懂电单车！”[4] （三）考量问题的视野范围过于狭窄 广州市政府“禁电”通告及公开的信息并未直接指出“禁电”的理由，也没说明为什么“禁电”是广州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唯一途径，考量问题的视野范围过于狭窄。一是仅仅把三次座谈会及专项民意调查反映的意见作为政策认定的依据，意见的征集面过于狭窄；二是带有很强倾向性地进行意见征集，开始就引导人们往是否“禁电”考虑，致使对“禁电”以外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限制”和“禁止”应该是明显不同的政策选择。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座谈会上，代表们认为电动自行车不应成为市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因此，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另外，广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开展的电动自行车管理专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78.4%认为广州目前的交通状况不适合电动自行车通行；70.0%受访市民认为“限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有助于缓解广州市的交通压力、改善交通秩序”；大部分受访市民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广州市公安局就此认为从公开征求民意的结果来看，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但座谈会与民意调查显示的是绝大部分代表和大部分受访者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而并非“禁止”电动自行车。对“限制”还是“禁止”这样严肃的政策选择居然混淆了基本的概念，可见广州“禁电”政策考量的局限性和倾向性。 （二）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从动态意义上理解，政策方案建构过程就是政策的规划和制定过程。它具有以解决政策问题为目的、针对未来、技术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其中政治性是指规划活动是一个各方互动的民主政治过程。它要求有社会公众、利益集团等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参加。然而，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表现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决策过程的封闭、缺乏民主。《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是“禁电”与否的必要条件。问题是“公开征求意见”与“听证会”有所不同，如何执行？“公开”的范围应有多广？怎样体现代表性？“征求”如何避免倾向性？“意见”如何归纳和取舍？这些都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中也因“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的问题受到了较多的质疑。 广州市公安局召开的前两次“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又名“征求意见会”，邀请了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城管支队等单位代表，以及包括教师、医生及IT行业员工在内的“市民代表”，就“是否允许电动自行车上路”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中不仅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代表，广东自行车行业协会也不在受邀之列。事后没有一家媒体对这两次征求意见会进行任何报道。第三次“征求意见会”召开时，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闻讯赶到挤进了“征求意见会”会场，但当局显然并不打算征求他的意见，他只说了一句“你们不懂电单车”，主持人就立刻宣布会议结束了。随后，《广州日报》在头版显赫位置刊登了题为《基本赞成电动自行车禁止上路》的文章，对第三次“征求意见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文章指出，与会23名代表达成比较统一的意见，“在老城区必须坚决禁行电动自行车”，而绝大多数“市民代表”认为，“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广州上路行驶，以保障广大市民的利益。”文章还透露，广州市政府将尽快提交“有关方案”上报审批，“预计在8月份左右在广州市正式实施”。[4]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在未展开充分的讨论之前，尤其是还没有社会公众、利益集团等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参加的情况下，政府喉舌的报道显然是给电动自行车的命运定了调：电动自行车很快将会被禁！这与政策规划的科学性、公开性、民主性不相符，必然引来社会各利益全体事后的反弹，甚至拿起法律作武器对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提出质疑。[5] （三）广州“禁电”政策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政策的决策过程就是政府接受最终通过的方案并使之合法化的过程，包括政府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所实施的一系列审查、通过、批准、签署和颁布政策的行为过程。[6]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社会中政策的合法化还包含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合理性被社会公众认可接受的过程。因此，政策合法化不仅仅要求政策形式的合法化，更强调政策内容的合理、合法，为公众所接受。 广州“禁电”政策完成了各种法定程序：公开征求意见，报请广东省政府批准同意，通过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合法性审查，最后对外。在形式合法方面广州“禁电”政策并不存在问题。然而因为广州“禁电”政策在问题认定和方案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了人们对该政策内容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甚至以法律的方式反抗，可见其并未被公众广泛接受。不接受的公众不但包括电动自行车行业及电动自行车的拥有者，其实还包括电动自行车的潜在购买者和驾驶汽车的潜在受影响者（“禁电”以及已有的“禁摩”政策迫使部分人选购汽车，对原来就拥挤的交通造成影响）。正因为在问题认定和方案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使这些利益相关者没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政策合法化并不能抹杀这些人对政策不接受的事实存在，这对政府的管治是不利的因素。 四、广州“禁电”政策执行和评估的建议 如前所述，广州“禁电”政策已然出台并刚开始执行，尚难以对其执行和评估作出分析。但因该政策在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这三个环节先天不足，在其执行和评估过程更应适当把握。笔者对广州“禁电”政策的执行与评估提出一些建议。 （一）广州“禁电”政策执行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政策执行就是指将政策方案付诸实施，把政策内容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执行，直接关系到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和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尽管一项政策在出台过程中存在着问题，但只要是一项合法的政策，就应当得到有效的执行。政策的严格执行既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政策成功与否的需要。因此，广州“禁电”政策要严格执行在当前是无容置疑的。广州市公安局考虑到市民妥善处理现有电动自行车需要一定时间，对违反规定上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进行15天的纠正教育然后再严格按章处罚。这样能给予政策一定的缓冲期，有助于政策的实施。但鉴于该政策在执行前的不足，在执行过程中还应注意：（1）加大政策宣传的力度。不仅要大力宣传政策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宣传政策必要性和合理性。通过有说服力的宣传，提高政策的可接受程度。（2）积极消除政策对各利益集团的影响。例如考虑到目前郊区公共交通尚未完善，应当合理解决郊区居民的出行问题。又如对原有的电动自行车或其电池予以回购或补偿，对当地电动自行车企业进行补偿或支持。 （二）广州“禁电”政策评估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效果及价值进行判断的行为。它对于检验政策效果，提高政策和政策执行质量意义深远。广州“禁电”政策既然饱受诟病，更应尽快对此政策进行评估。评估时要有开放的胸襟，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手段，并由中立的第三方主持。根据评估的结果，及时修订政策或就此终结政策。 五、结语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民众在学习，政府也在学习，科学的、民主的公共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愿望，它也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学习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或者说这是中华民族都需要补的课，有问题是正常的。广州“禁电”政策只是中国众多公共政策中的一例。通过运用公共政策周期模式对广州“禁电”政策进行分析，笔者期盼能引起各地政府的关注，处理类似问题时有所参考。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探究关于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分析 [摘要]随着北部湾经济区的构建和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本文结合北部湾经济区高技能人才就业的特点，分析了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人事政策和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等公共政策对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如何通过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来推动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北部湾高技能人才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2008年1月14日，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北部湾经济区（以下简称：“北部湾”）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北部湾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组成。广西作为西部欠发达的省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层次较低，面临着来自东盟地区和国内各省份竞相发展的竞争压力。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8年～2015年人才发展规划》，今后8年是北部湾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加强区域人才开发与合作，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等，它缘于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新公共管理的出现意味着政府的管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新公共管理注重“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强调绩效导向,即以经济、效率、效果三大变量来对绩效进行测量与评估。在公共服务方面倡导市场导向,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实绩为依据进行管理。 社会是政府的来源，服务社会是政府的职责和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市场导向型政府”等理念，反映了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合理发展趋向。新公共管理理论可以指导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学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确立行政服务的理念，整合各方利益，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市场还无力全面负责公共性很强的活动，政府仍需承担必要的公共管理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在引入市场机制、培养市场力量的同时，还要规范市场管理，使市场得到健康、良好的发展，以便承担更多、更重的公共服务，同时还要把政府建设成为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 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北部湾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公共政策、促进高技能人才的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是有依据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二、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北部湾经济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 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目前北部湾的人才队伍现状和人才资源开发工作无法适应北部湾经济区加快开放开发的需要，无法适应推动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需要，无法支撑起区域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北部湾在石化、林浆纸、能源、钢铁和铝加工、粮油食品加工、海洋产业、高技术、物流和现代服务业等九大重点发展的产业对相关人才需求较大。而发展沿海工业需要的技能人才等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随着北部湾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对外开放合作等，区域内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向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转型，制造业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先进技术的大量应用和先进设备的大量更新，必将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以及人才的数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2.北部湾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的软环境有待完善 北部湾的许多企业依然存在着“人才高消费”的用人观念,企业招聘往往起点就是本科,甚至是硕士、博士,也不管是否真正需要。在许多企业中存在盲目追求高学历造成的能级错位和人才浪费现象。而学历层次为大专及以下层次的高技能人才,依然遭受着“弱势文凭”的社会歧视,存在就业机会少和就业层次低的现状。 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对高技能人才明显不利，仍然沿用老标准，将人才的定义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而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却因为学历和职称这两道“硬门槛”，被摒弃在“人才队伍”之外。许多地方为管理、技术研发人才提供好的待遇，却忽视同样做出巨大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高技能人才被作为普通劳动力，劳动者权益遭到侵害的情况比较普遍。具体表现为;(1)试用期长,试用期工资低;(2)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或合同形式化;(3)工资增长缓慢,且存在随意克扣或拖欠工资;(4)劳动时间被随意延长,加班无报酬或少报酬;(5)社会福利和保险无着落,就业不稳定。(6)违规收取就业押金等费用。这些现象虽然不是北部湾所独有,但在实际上阻碍了高技能人才的发展。 三、公共政策对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分析及对策 1.产业政策的影响分析 产业政策是国家从宏观角度调整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是政府通过干预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配置,以期达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产生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会对区域内掌握新技术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 产业结构调整蕴藏着大量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扩大广西就业的主要出路，而且广西第三产业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具有潜在优势，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的促进与保障是必要的。应该利用北部湾建设和发展这一契机，把握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通过政策引导和相关配套体系的完善等途径，最大程度的拓展高技能人才发展的渠道。 2.财税政策的影响分析 财税政策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促进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宏观调控职能。由于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与市场机制失灵并存，要求财政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合理分工,相互配合,以实现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财税政策可以促进市场发育和完善,保证资源最优配置,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财税政策可以做到：(1)促进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适当的协调比例，相应地扩大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2)调整经济结构。运用税收政策调节产业结构，以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3)直接扩大就业需求。体现在：一是鼓励自主创业；二是鼓励企业雇佣人才。 3.人事政策的影响分析 通过制定和完善就业政策和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和人才的权责利,可以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行单位控制和宏观管理。强化立法约束和政策引导,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劳动人事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就业制度和服务体系,可以为高技能人才提供配套的就业服务。 政策因素对人才作用发挥的影响非常显著。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或部门，为人才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人才的聪明才智可以自由发挥出来。人才为了追求才能的发挥和事业的成功，就必然产生向政策宽松地区流动的愿望。 4.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分析 现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未能深入人心。《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规被一些企业看作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障碍而加以抵制。一些企业存在拖欠工资、加班不给报酬、不签劳动合同等违法侵权行为，甚至以经济效益差、社保负担重为借口，采取瞒、漏报甚至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上存在法律“盲区”，或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有些地方全员参与招商引资,劳动执法部门借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履行法定的职责，甚至以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利益为由对一些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包庇纵容,对劳动者维权的请求置之不理。四、总结与建议——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选择 1.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 (1)积极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对第二产业结构进行相应调整。重点培育和发展兼备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增长点的行业，发掘优势产业、朝阳产业的潜力。大力开发优势资源，着力培育发展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关联度高、就业带动作用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与东盟互补的新优势产业，努力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2)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尽可能挖掘就业潜能,同时发展新兴产业尽可能拓展新的就业领域，从这两个方面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包括:①改造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业，向现代物流产业转变;②大力发展房地产等关联度大、拉动性强的行业;③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带动与旅游业相关产业;④积极发展会展服务业等新兴产业。 2.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促进就业的作用 (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预算中设置“高技能人才就业补助”科目，从预算上给予资金保证。增加财政投入，建立就业与再就业培训中心和各种培训机构，加强劳动者就业与再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再就业能力。 (2)促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支出，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3)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财政管理体制。通过区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对弱势产业实施合理保护,创造就业机会并实施积极的救助,适当调节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 (4)通过税收优惠来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如采用对高技能人才创办企业和企业雇佣的高技能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或者企业所得税上的优惠的方式。政府要按照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与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以直接增加就业岗位为目标，调整和完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 3.改革人事制度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 (1)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提高高职人才的社会地位。高技能人才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要树立系统的战略思想。要针对不同行业和职业要求，制定分类分层的人才评价系列、考核评价标准；评价重在业内、市场或社会认可，坚持实践检验人才，形成包括群众、专家、市场和技术等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要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 (2)建立正确的选人用人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人才培养近期与长远目标、重点与全局发展、自主培养与吸引凝聚人才模式的关系，完善并规范企事业单位科学设岗、竞聘上岗、以岗定酬、合同管理等环节，规范公开招聘制度和辞聘解聘制度，建立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高技能人才管理办法，促进企事业单位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4.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人才发展 (1)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使其真正发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根据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的特点,扩大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加强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监管,切实保护好劳动者的权益。 (2)尝试建立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施特别保护制度。可以借鉴国外关于促进就业和劳动保护的立法。比如德国实施的《强迫职业实习教育法》和《工业法典》等法律，鼓励企业雇用技能人才并参与培养；《企业基本法》和《职业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对技能型劳动者的权益加以规范和保护。 (3)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和完善企业单位各类高技能人才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障，依法推行人才全员参保制度，确实维护高技能人才的合法权益。 (4)建立职工凭技能、凭职业资格得到使用提升，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分配的待遇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在薪酬中考虑技能贡献的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技能人才薪酬制度；推广高技能人才与其他人才在工资福利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的做法；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由各级政府实行政府津贴等鼓励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对公共政策评估现状分析及完善思考论文 摘要：公共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科学的政策评估可以实现政策的价值化和民主化，而当前公共政策评估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政策评估的主体过于单一、在政策评估中缺乏可以量化的标准等。要想有效地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价值和效用应该做到：实施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独立的政策评估组织；明确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政策评估对策信息公开 关于政策评估的概念至今学术界未能达统一的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主要是对政策方案的评估[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政策评估视为一种分析过程，其目的在于分析、比较各种不同的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及其优缺点；也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是对政策全过程的评估，既包括对政策方案的评估，也包括对政策执行、政策监控、政策终结以及政策结果的评估[2]。还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的着眼点应是政策效果，政策评估的主要目的是鉴定人们所执行的政策在达成其目标上的效果，确认政策实施对于政策问题的解决程度和影响程度。笔者认为：政策评估就是依照一定的标准，运用特定的方法，对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及其实施后的效果、效益或者效率所进行的综合认定、分析。 一我国当前公共政策评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评估主体单一，缺乏独立性的政策评估组织。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缺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使得大多数政府在公共政策评估实践过程中，只是根据总体安排或以部门为单位，或以系统为一体，通过自下而上的总结报告等形式对本部门或本系统工作进行汇总，在此基础上，由行政机关对公共政策作出评估和评价，致使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只重视自身评价，忽视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导致进行意愿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单一化。 （二）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目前从事官方评估工作的人士绝大部分都非“内行人”，因此，他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规范分析。这样的政策评估与我国现实政治生活和传统政治文化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和道德建设的纯洁性密不可分[3]。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观念较之过去有所淡化，道德是非标准也会发生一定转变，更为突出的是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 从而必然引起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和评价方法的改变。 二完善政策评估的几个措施构想。 （一）建立多元评估主体。 针对目前评估主体单一化的现状，公共政策评估可以参照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目前官方绩效评估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党的组织、权力机关（人大）、专业评估组织（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受到影响的相关利益群体代表”参与等多元评估主体的结合，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其中，要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参与以及专业评估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他们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专业评估组织（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聚集了大批专门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人士，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专业评估组织成员作为“非官方人士”，其观点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义影响，能更好地保证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性。公务员之家 （二）确保评估有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公共政策评估的过程就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把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等各方面的情况作出全面、科学的描述并公布于众，无疑有助于公众了解并科学地评价公共政策。为消除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行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以满足公共政策评估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公开机制，除了国家法律规定应该保密的信息之外，公共政策过程应做到公开透明。另外，还要依法构建相应的问询制度，作为社会组织和公众有权依法问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不需要保密的所有信息，而被问询的机构和成员必须依法根据有关制度和程序作出回应，并且也要对所公开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评估的依据。没有真实、详尽的资料和信息，政策评估的客观性、科学性将无从谈起。所以我国政府应该拓宽政策评估的信息渠道，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系统，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中心、评估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的截留、失真，以保证政策评估组织能够获得真实、详尽的信息。为此，我国各级政府和决策机构除了法律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背景、执行状况、评估结论等情况应通过公告、网络等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传播，增强政府行政过程的透明度，杜绝“黑箱”操作。对于政策评估组织来说，将有利于其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降低评估成本，有利于评估方法和评估结论的传播，便于及时了解政策效果。对于公众来说，可以借助各种信息渠道，发表自己对有关政策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决策的民主化 （三）完善政策评估的制度保障，实现政策评估的制度化、法制化。 制度是政策评估的保障。为实现我国政策评估的制度化，应朝以下方面进行努力：首先，实现政策评估工作的程序化。通过制度规定除象征性或符号性的公共政策外，各项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应进行程度不同的评估。评估者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评估系统、全面、公正。评估结束后应及时撰写评估报告，并将评估结论公布于众。其次，要建立评估基金。政策评估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长期深入到实践中去收集各方面的信息，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因此，必须建立政策评估基金，以免政策评估成为“空中楼阁”。最后，要重视评估结论，消化、吸收评估成果。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必然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分配，为防止决策者随意决策，执行者滥用职权，必须通过制度将评估结论与有关人员的奖惩直接联系起来，真正实现政策过程的权、责、利相统一，使政策评估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科学地运用政策评估的方法。 要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评估结论的可信度。政策评估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要求评估者应熟练地掌握各种评估方法和技术。目前常见的评估方法有前后对比法、对象评定法、专家判断法、自我评定法等；政策评估的技术主要有计划评估技术、重要路径法、成本利益分析、成本效能分析等等。这些方法的内涵、使用的方法、演算的程式、成本利益折扣的原则均须精练。应该说每种方法与技术都有其优缺点，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因此，评估者要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的加以选择和运用，必要时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评估结论的可信度。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公平性的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阿尔蒙德所认为，政策价值的形成过程主要经历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三个过程。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这个政策价值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讨论公共政策公平性过程中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的关系及价值的选择。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平性；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利益 对“公共政策”这一概念的定义，戴维·伊斯顿在1951年出版的《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一书中将其界定为“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分配”。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核心和灵魂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它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切入点。“政策主体同政策客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关系，政策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即任何一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出台，都必然包含了政策主体依据特定标准来进行的价值选择。因此，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这种多元性表现为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而阿尔蒙德所认为，政策价值的形成过程主要经历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三个过程。本文将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这一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讨论公共政策公平性过程中政策主体（即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客体（即公众）的关系及价值的选择。 一、利益表达阶段 （一）政策主体 首先，政策制定主体是执行权力的拥有者。要做出有效的利益选择判断，需要充分了解民情民意，需要根据社会国家的现行状况来确定公共利益的选择。因此，在利益表达阶段，政策主体的角色是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的提供者，提供可行的运行环境来保障公共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可行的环境包括相关的制度和沟通平台及监督。 1.可行的制度即公民参与制度化。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把政策参与的合理要求以合法的、公民认同的法律规范确定下来；其二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把公民的政策参与行动纳入规范的、合法的轨道。我国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从政策的制定上来说，就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各自的渠道来参与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社会听证制度、行政公开制度等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形式。政策参与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形成合法的、有序的、合理的政策参与秩序。公民的政策参与必须而且能够在制度规范规定的范围内实现。因此，创建科学合理的政策参与制度规范是公民政策参与制度化的前提。这就必须把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的公民政策参与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使公民的政策参与经常化和秩序化，最终形成公民依法参与公共政策过程。 2.电子政务，网上政府的发展，建立了联络政府、民众及其他机构的信息沟通平台。推进了公众政策参与的社会化。能够推动政策参与制度和规范成为公民的一种内在价值认知，成为公民政策参与潜移默化的行动准则和行为模式，从而使公民政策参与由一种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的心理需求。 （二）政策客体 政策客体即公众。公共政策作为社会利益的调节器，是公众的政策，既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也应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但决不是特殊阶层或少数拥有权力的个人利益的实现工具。为了使得政策的制定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公众需要有效地参与利益表达。 为了进一步拓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政策主体可以完善已有的公民接待日制度、市长公开电话制度、基层意见调研等比较有效的渠道，针对其中出现的一些形式注意现象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以排除；此外，利益表达主体还可借助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工具来表达本利益集团对于某些政策的主张，或者透过这些传媒向社会公众灌输有倾向的观点，以形成广泛的舆论压力来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 网络平台有效地解决了政策客体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在网络平台上能够事先公示，以增强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样公众能够更好地听取意见与建议，减少信息不对称，增进信息的共通共享，及时弥补政策原本的某些缺陷，从而提高政策宣传和传达的效果。 由此可见，政策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为公共政策出台的公平性奠定基础。 二、利益综合阶段 通过利益表达阶段对公众分散的利益信息的采集，政策主体在利益综合阶段开始进行利益的博弈分析。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主要是就公共政策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博弈分析的。公务员之家 对于国家来说，重视的首先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政策主往往会做出政策做到效率最大化。通过利益的表达，有学者提出，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往往阻碍了公众对于发展的参与，进而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有学者提出我国目前的再分配机制问题也很多，比如公正性的再分配还其本上是个空白。由于再分配机制不健全，因此初次分配中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特别是我国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也体现在再分配机制上。这些学者既作为专家又作为政策客体，都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操作和收入分配措施不力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使得作为政策主体的政府有很大空间采取合理措施来防止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因此，政策主体——政府作为国家核心的公共权力机构，承担着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活动，这种分配活动必须借助于公共政策，依据公平价值标准和准则进行。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重点就在公平。要弥补这些诸多的不公平，根本的途径在于政策主体的公共政策中的取向。因此，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已经将注重公平、强调公平作为优先考虑。 三、利益决定阶段 党的十七大做出的决策，是根据国家现状采取的政策选择。目前从国际上判断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我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8，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因此，十七大报告重点提出了“公平”的原则。在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首次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四、结语 一个和谐的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利益表达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助于公共政策问题的认定和保证政策的利益取向，也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探究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表达所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才能保证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以广泛表达，确保公共政策公平公正。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分析论文 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农业保险要逐步对主要农作物进行全程全季自然灾害保险和市场保险，改变小阶段如小麦收获时的防火保险的做法。对农作物和家禽家畜进行市场保险难度大，但这是农民最盼望的保险，也是保护农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应试行并推广。还要开设农民最低收入保险，如农民的一年收入达不到一定的数额，保险公司给予适当补贴，保证农民所得，以此来保护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6.加强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应用，完善农业科技进步政策 在提高我市农业竞争力方面，农业科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入世对我市农业科技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提高我市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需要科技发展做支撑。其次，要提高我市农产品的质量竞争力，更需要科技发展做支撑。再次，保护知识产权，对加强我市农业科研力量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二是改革农业科技机构和服务体系；三是建立新的农业科技发展运行机制；四是建立强有力的农业科技保障体系。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分析论文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Cohen）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时代，从、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反共事件”。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总理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总理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tentivep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public）。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event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GO”。在中国各类NGO中，环保N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除了像孙志刚案这样的“焦点事件”外，在多数情况下，舆论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进而影响正式议程的设置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比最近几年提上公众议程的话题与政府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脉络，包括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户籍改革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领域，舆论对原有政策的批评一般都比政策调整要早3至5年，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69] 最初，舆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具体政策领域，但人们逐步认识到，具体政策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中央政府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整体政策导向，[70]地方政府则为了追求GDP高增长率而不惜一切代价。于是，近年来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我们看到对这种政策导向的普遍质疑和强烈抨击。面对舆论压力，中央决策层不得不作出回应。为了缓解批评，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71]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如老板、经理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72]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大大冲淡。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提法。[73]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74]从“发展是硬道理”、“先富论”、盲目追求GDP增长，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历史性的跨越。没有民众对“改革”的质疑反思，没有新兴与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的激烈辩论，没有社会要求重新定位中国改革的强烈呼声，政策导向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是难以想象的。[75] 在今日中国，六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依然并存。但与和邓小平时代相比，强人政治的色彩已近销声匿迹。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 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用执政党自己的术语来说，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了；或用国务院总理的话来说，议程设置“突出了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全局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76]虽然“科学化” 和“民主化” 的程度未必尽如人意，但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舶来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往往被随处乱贴。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如此荒唐的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分析论文 一、制度制约公共政策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制度，制度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却的。而政策与制度一样，也是与人类社会发展伴始终的。制度、政策都是起源于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但具体的产生方式、作用并不同。 首先，个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目标是理性的，他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是理性人。但理性人不等于正确的人，再加上诸如信息不对称、成本损耗等等客观因素，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不能实现。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弥补个人理性的不足，弥补一些客观因素的负面作用，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得到尽可能的实现。但制度出现，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还需在其框架内细化、归类，制定各种政策来辅助实施。这样，政策就产生并发挥作用了。 其次，个人虽是理性人，但理性并不能弥补他自然性上的缺撼：个人的生命过程及生活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他无法预计生老病死，也无法预计天灾人祸。单个人在自然面前是脆弱的，需要合作来减低这种不确定性。而合作使人成为社会人。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使社会人的合作更趋合理，更有利于个人在幼年与老年获得生存保障，更有利于人避免一些天灾人祸，并使自己有能力应付一些不可抗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向前发展。但至于怎样合作，怎样使幼年与老年获得生存保障，怎样应付灾难，则是政策所面临的问题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制度呢？制度如何制约、真包含政策呢？ 制度，通俗而言，就是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则。更确切的说法，本文采用美国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思?诺思的定义：制度提供框架，人类得以在里面相互影响。制度确立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在诺思的定义中，制度是一个经济学名词，但同时，制度又是规则、要求和行为规范。因此，制度不外乎是各种具体存在的行为规则、规范的合体。政策作为规划、社会目标、议案、政府决策、计划、项目等多面体的表征词，自然而然不会脱离制度框架，而是从属于制度框架。 由于制度并非是单一形式的，具体的罗列会使制度显得纷繁芜杂。这种情况并非制度分析家们所愿，因此，制度分类是很有必要的。而政策与制度的真包含关系也主要体现于此。 诺思的分类方法，是把制度区分为宪法秩序、操作规则和规范性行为准则三大类。同时，他又指出：这三类并非断然分开，分界线并不明确。 第一类是规范性行为准则。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制度，它们涉及到“文化背景”（拉坦语）与“意识形态”（诺思语）。它们是宪法秩序、操作规则的背景材料和渊源。这一类制度包括社会所处的阶段、文化传统、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因素等等。它们常常是非明文规定或非条例化规定的，但却使社会上的人们在潜在的国家强制力下潜移默化。通过这种潜移默化，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得到确定。这类制度的特点是“根深蒂固”，变化缓慢，变动不易。 第二类制度是宪法秩序。诺思认为：宪法可以定义为对管理的条款与条件（集体选择）的规定，这里的管理包括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应用和规则的坚持与评判。这一类制度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和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Davis与North）。人们一般称之为立宪规则。这些制度一经设定，非经特殊而谨慎的程序，如集体选择的条件等等；非经特殊的紧急情况，如战争、政变等等，它们不可以变动。当然，这种不可变动并非绝对，只是相对一个长远期而言的。就长远而言，没有一种制度是不可变动的。 第三类制度是操作规则。这类制度是在宪法秩序的框架中创立的，是宪法秩序的具体安排。它包括法律、法规、社团、合同以及政策等等。制度制约公共政策也主要体现于此。政策作为依宪法秩序而制定的具体安排，它的产生、制定、执行无一不受到宪法秩序的约束。弗农。拉坦认为：1、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地调查与社会实验，或者可能起到根本性的压制作用。2、宪法秩序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度。3、宪法秩序影响到公共权力运用的方式因而影响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经济的扭曲的类型。如果这些扭曲很大，则市场便会显示出引入的制度变化将发生方向性错误。4、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治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减低创新的成本或风险。正是由于拉坦的这四个宪法秩序的观点，政策作为一种操作规则，必然受制于宪法秩序安排。 由以上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对政策是制约关系，是真包含关系。在“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下，宪法秩序这一类制度首先得得以安排。由于这些“确立生产、交换、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的指导性、宏观性及缺乏可操作性，政策就来执行操作任务。各种政策把宪法秩序具体化，并在实际执行中不断完善，逐渐上升为法律、规章；体现到人与人的合作关系，则表现为带有经济意味或政治意味的组织、合同、社团等等。而各种政策在制定、执行时又不可逾越“基本规则”的限制，它们在制度框架中“生根发芽”，用具体规则充实整个制度。政策是制度的附生物，随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也随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同时，由于制度的指导性及难变动性，有些政策建议虽是可行的、有收益的，但由于制度间的相互牵制，建议不能上升为政策。 我们回到前文的范德海德政策建议上去，查看一下当时的属制度范畴的背景材料：19世纪末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泰国作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也是一体化中的一员。国际大米价格的上涨，使泰国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从而引起地价实际上涨；泰国政府采用农业研究和灌溉投资的对策来干预地价上涨；同期，泰国一直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军政机关投资和相关基础设施（如铁路）投资也需增加；另外，当时泰国王室及政府高层官员拥有的绝大部分土地在另一Rangsit区，一旦灌溉政策实施，农民会大批从Rangsit区迁往湄南河谷中央平原，政府高层官员的既得利益就会失去。 从这份背景材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泰国当时的制度中的两对矛盾：其一为国家安全制度与国家经济发展制度间的矛盾；其二为保护社会中上层人物与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清楚地凸显出当时泰国制度框架中的牵制关系。安全要高于部分经济利益，已受益者不会放弃既得利益，二者一结合，契合点就是给社会带来净利益的好政策在制度框架中的牵制作用下被无限期延长。 二、政策影响制度 政策从属于制度，在制度框架中生成与运用。但政策的特性决定了它并非被动的适应制度，它也不仅仅只有利于制度框架的完善，它还会积极或消极地在制度框架内发生量变，最终促使制度变迁、达到制度创新。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政策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 至于政策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由一定的主体作出，同时对一定的客体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要求、希望、规定、强制等等都可以被视为主体的某种政策”。政策源于人类自身的切身需要，但它产生于人类在解决比较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它是在制度形成后或逐渐形成期中的具体操作。较之制度，它更具有行为特征。而政策的确切定义比较难用精确的语言说明。就众多公共政策学家的观点来看，主要有四种极具代表性的说法： 其一，以哈罗德?拉斯维尔为代表，认为政策是一项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这种观点强调了政策行为的设计和目标功能。但缺乏具体做法来解决实际问题。 其二，以戴维?伊斯顿为代表，认为政策可视为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对某一具体政策而言，这种价值分配将在与政策相关的目标群体范围内进行。这种观点强调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但忽视了政策的创造功能。 其三，以托马斯?戴伊为代表，认为政策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是政府选择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这种说法强调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强调其实践性。但忽略了作为不一定是政策，或许只是一种“做法”。 其四，以詹姆斯?安德森为代表，认为政策是政府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是一个过程概念，表现在政府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可操作的活动。这种观点强调政策的实证性和动态性。但忽视了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性。 事实上，政策不仅仅是计划和目标，也不等同于价值分配，更不等同于政治行为，同样也非只是操作性和动态过程。政策应当是它们的集合，以上四种观点只不过是政策不同层次的形态表征而已。政策是制度框架中的“砖石”，它是“广义的规划”。这种广义的规划是灵活多变的，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同时，政策由于其“潜移默化”的特征，使它又成为相对恒定而持久的政府决策。这是政策的本质属性。与政策的起源密切相联，政策是人与人合作中的一种“契约”，是有关集体成员的一种默契，是要求所有成员在给定的环境中能预测其他成员的行为准则。但这种政策又不等同于法律、法规。虽然法律、法规也近似于一种“契约”，也可以在给定环境下预测他人行为，但政策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契约将会受到多大程度的惩罚。但同时也如第一部分提到的，许多政策会逐渐上升为法律、法规。惩罚程度会被明确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与法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甚至可以说法规、法律是政策的法律形态。 很明显，从上面可以看出，政策具有目标特征、行为特征、灵活多变特征、实证特征以及法律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决定了政策是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框架的。 （一）、政策具有很强的目标特征。它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需要而产生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在制度框架下细化的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其内容形式，然后加以执行、评估等等。在执行过程，要多方考察，看它是否偏离原来的目标。也正是由于这种很强的目标特征，原有制度得以强化，制度框架得以完善。也同样是由于很强的目标特征，政策在执行、反馈中也会波及到原先目标，会使政策执行主体意识到目标的欠缺或偏颇。经过一系列程序，使目标有所纠正，进而巩固和完善制度的分目标。 (二)、政策的行为特征是指政策本身是在实践中完善、成型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操作性。任何一项政策制定出来都不是面面俱到、事事料到的。因此政策的最终成形是人们在实践中加以操作并完成的。但这种行为特征不仅仅是一种被动执行行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执行的。因此政策虽有目标，但为了更趋于理性化，往往在政策执行中变动目标，甚至影响其他目标，为制度增加新鲜“血液”，促进制度创新。 (三)、政策的灵活多变特征，是相对于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较长期稳定性而言的。由于政策是为制度服务的，制度变迁必然会引起它的变动。但同时由于其灵活多变，也就是执行反馈的灵活性，使它更容易促使正处于量变最高点的制度走向质变，使制度创新得以实现。 (四)、政策的实证特征是指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从发现政策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评价各个方案――选择最优方案――执行所选方案的活动过程。由于这个过程的逻辑性很强，大多数政策相对于制度要求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可以称之为“好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正确发现问题就可以有正确的解决方案。政策主体往往由于自身的因素，如素质、信仰以及心理等等，另外加上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认识等等的不同，政策极有可能是无效率的，是“坏的政策”。只要这个“坏的政策”实行时间足够长，就可能严重影响制度安排，不是破坏，便是突变，进而影响到制度变迁。 （五）、政策的法律特征是指政策逐步完善，逐步合理，可以上升到法的阶段，成为法律或法规。政策的法律特征在人类的政治发展过程是相当普遍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权力无论在法理上还是现实中都是为少数人垄断的。这少数人提出的政策甚至不需要任何程序就可上升为国家法律，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这种“金口玉言”式的立法状态，政策更多的以法律、法规形式出现。这一方面促进了制度框架的巩固，但同时也使得制度框架变得僵化起来。人们的意愿往往不能实现，而改变起来又不容易，各种制度安排间必然会产生不均衡，从而引起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用诺曼.尼科尔森的话来说，就是：“制度变化正是依存于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事件”。 我们再回头去看范德海德政策建议。在这项灌溉政策中，目标是相当明确的：为给湄南河谷中央平原提供灌溉服务，给泰国带来大量的净社会利益；行为特征则体现在这项政策是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的，即怎样对付大米出口激增后土地价格的上涨问题；而其动态或实践性则体现于这项政策从开始到论证结束后，范德海德设计方案的出台。因此，这项灌溉政策建议虽然在1902年到1909年间屡遭否决，但其生命力却很旺盛。各个制度安排间的相互牵制，虽然有暂时的妥协――灌溉建议不被接受。但是，在出现新的制度安排，即二战后世界和平趋势加强，亚洲地区民族国家逐渐独立，开始谋求自身的发展，同时，世界银行也给予相应的支持，这项孕育在旧制度内的政策建议终于被采纳执行，范德海德设计的水利工程也终于得以完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固然不能说灌溉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制度，但作为一个“好政策”，它确实是在影响着关键性的经济制度的运行的。它开始没有被采纳实施，但在无形中，并没有人否认它的真正价值。 三、政策主体对制度的影响 制度是一个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范，而政策则是在制度框架下行为规范的细化与执行。政策体现并执行着制度。而政策是由人制定并执行的的。一般而言，政府的高层官员以及官方机构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体。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政策主体。不可避免地，政策主体要对制度框架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通常情况下，政策主体对制度起正面影响，他们在维护、巩固和完善既有制度。然而，一旦负面影响出现，由于政策主体的特殊地位，将会对制度产生极大冲击力。本文中主要探讨政策主体对制度的负面影响。 （一）、依据西奥多?洛伊的类型学，政策可以分为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调控政策、和基础性政策。诺曼?尼科尔森分析，这种类型划分的标准有两个： （1）、强制的程度。 （2）、对个人影响的直接程度（相对于个人选择的环境） 也就是说，个人在运用公共权力对政策进行选择时，他会考虑到这种政策的强制性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对他自己直接或间接的收益或限制为多大。这两个标准，决定了政策主体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并非是十分顺从、一心一意的服务于大的制度框架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曲解目标，变动执行。其后果就是需要有另外的制度安排来协调这种不和谐。 制度变异应运而生。而这种变异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 （二）、制度对政策具有真包含关系，使得政策主体与制度的关系相当微妙：政策主体更类似于制度框架中众多的“建筑工人”，而制度则类似于“建筑工程师”。本来一座大厦的设计、指挥是由建筑工程师来进行的，但由于“制度”在此等于一个盲人工程师，他心中有数，也会有别的工段长给他介绍情况，但还由于看不到真实的大厦进展情况而有些束手无策。而建筑工人则一方面按工程师的设计进行，以免大厦全倾伤及自己，另一方面又会考虑到各自的利益，或偷工，或减料，这种集体选择方式产生了异化。再加上集体选择本身的局限性，如从众、冒险心态等等，从而造成“政策主体”中集体选择相当困难，结果往往是相互妥协，妥协的后果就是制度内部的不均衡，制度逐渐发生变迁。 （三）、政策对制度的能动的反作用，使得政策主体在保护原有制度和反对原有制度上具有很大的主动权。一个政策问题产生后，由于其触及到制度框架或制度框架中其他具体制度安排时，政策主体认为有必要介入时，政策问题就会被立案及至制定对策并付诸实施。一般而言，介入的必要性取决于国家本身的费用利益计算，其中应充分考虑到社会取向。但由于制度本身具体条件的约束，首倡政策的主动权一般都掌握在政策主体手中，而非一般的看到此项政策优势的普通人手中，所以在一项有利于制度框架稳定和逐步创新的政策建议提出来后，由于政策主体的倾向性不同，这项政策建议并不一定能上升为政策并执行。可以说，政策主体的作为与不作为对制度变迁也有很大影响。 （四）、制度框架的庞大，制度安排的繁多，必然使各项具体制度间产生一些“真空”地带。这样，对那些属于精英类政策主体而言，就会看到如何使自己制定的政策更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的机会。虽然在公共行政领域内政府机构应以追求社会效益、维护公平与正义为目的，但作为政策主体的是人。人不可能个个都是高尚的，在一个以维护上层人员利益为目标的制度框架中，政策主体极可能钻政策“真空”的空子，制定一些貌似合理而事实上不公平的政策，也会否决一些貌似与大目标有冲突而事实上很合理的政策，进行政策“寻租”。这种现象更常见于发展中国家。产生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人指出的那样： （1）、发展中国家的执政的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往往具有集立法、行政、司法、经济、军事、舆论等权力于一身的倾向，这一方面使得国家的政府部门迅速膨胀，助长不负责任和办事不求效率的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形成政权部门对于经济过程的过多干预，甚至出现政治和军事集团代替经济部门作出经济选择的情形。 （2）、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不得不较多考虑满足社会基本的生活生产需要而实行无偿或低价的物品与服务的分配，另一方面有往往无暇顾及各方面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对于政策主体更多强调职业道德自我约束而较少重视法规的管束。从而为这些人“寻租”提供机会。 （3）、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往往过于单一化，不允许具有共同体特色的公共部门或公共组织的存在，即使出现了自发的共同体公共组织，也常常由于缺乏法律保护而遭夭折；共同体为自身提供公共物品的努力也可能遭到政策主体的反对而失败。 以上谈论的都是政策主体对制度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们不会否认政策主体的正面影响是主流。只是政策主体事实上也是制度创立与选择的主体。一旦负面影响产生，就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波及制度本身。研究其负面影响远比说明正面影响有用的多。在制度创立初期，政策主体会通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维护和巩固制度，使制度框架更加完善。但如同任何新事物一样，一旦制度完全定型，人们就会熟视无睹，他们会寻求一种制度框架中的个人发展。所以政策主体目标异化，政策主体与制度主体（主要指制度的创造、选择者）已经分离，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促使制度变异。 泰国湄南河畔的灌溉建议事实上就是由非政策主体提出、但遭政策主体否决的一项政策建议。政策主体即泰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们在Rangsit区拥有大量土地，在Rangsit区，政府曾做过大额灌溉投资，兴建Pasak水利工程，同时，该区还是泰国第一座水稻试验站所在地。不言而喻，泰国高层政府官员是原先灌溉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对原先的政府采取的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政策是满意的。他们对旨在维护他们上层人员利益的制度的政策是同意并执行的。但到范德海德水利工程建议提出后，这项工程虽然有利于全社会收益，但由于它触动了政策主体的利益，这种干预影响损及政府要员的利益时，这项政策建议就只能是建议，而不能上升为政策。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影响，使得泰国原先的制度已经变迁，政策主体也不在是Rangsit区的收益者，权衡考虑，这项政策建议才真正成为政策。 结论 本文从范德海德政策建议谈起，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线条的探讨。 众多制度分析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以及分类的探讨包含了一个普通的事实：制度制约政策，制度对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可忽视。而政策科学的凸现及广泛应用，又使得人们发现：政策从属于制度，但其特性决定它并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由于政策与制度并非自然生成，而由人类选择决定，所以本文还得出一个结论：政策主体对制度有很大影响，在一项制度刚刚被选择及创立阶段，这种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在一项制度已经完全成熟和略显僵化时，政策主体许多时候对制度起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对制度的冲击力相当大。 内容摘要 本文从范德海德政策建议谈起，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线条的探讨。认为：制度制约政策，制度对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同时，政策的特性决定它并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另外，本文还认为：政策主体对制度有很大影响，在一项制度刚刚被选择及创立阶段，这种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在一项制度已经完全成熟和略显僵化时，政策主体许多时候对制度起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制度的冲击力相当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论文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权力 要监督，就必须由监督权力。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执行权的制约。监督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主体的地位、权能。但从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监督主体由于自身的依附性而缺乏制约力度，导致监督乏力。在行政系统内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制约。虽然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对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但是，由于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等的制约，在实际监督中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独立性。在行政系统外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各级人大实际上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体现在监督方面的法规不健全，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尚未真正体现人大的监督作用。[2] （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功能不全，缺乏监督合力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监督功能。但是监督功能不全，导致它们没有有机结合、密切配合，没有能够整合监督资源和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实效，体现多元监督的优势：⑴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在监督的多元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广大党员同志，尤其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领导和约束的作用，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监督作用的范围和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通过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实行监督，并不能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的动态跟踪监督。⑵立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在理论上应该是最有效地、最权威的。但实际上，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方式单一，程序不完善，通常仅限于执法检查、质询等。”[3]因为人大既不同于行政机关行又不同于司法机关，它既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力，也无直接处理案件的权力，这样就很明显地削弱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效能，也无法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威性。⑶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公共政策执行，关乎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则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监督申诉对象，因为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诉讼。这样显然不利于行政诉讼的完善，不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⑷其他各种社会监督。在我国主要包括政协、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等。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权力，诸如举报、信访、舆论批评等。并且舆论媒体的最大优点是社会影响力大、效果显著，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改不了“民间”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官方”的权威和地位，并且供他们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用的空间也很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效率。 综上所述，不管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在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能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相互之间不能有机的融合，出现“弱监”、“虚监”则是必然表现了。 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责任最通常、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4]责任的明确是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前提。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则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就没有保障。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保障方式之一，没有责任的监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反腐败是否坚决有效，与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和责任心有着很大的关系”，“少数领导干部责任观念淡薄，由于制度不完善，除了问题追究不到个人”。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免职；2004年4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4月底，国务院又先后责成严查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等，包括常州市委书记、安徽阜阳市市长等2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分。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监督体制还是有着不相容的地方。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问责制”实施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因为科学的“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的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而这则有待于更深入的制度改革。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对公共政策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公共政策项目，“问责制”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一）“问责制”中权责不清、主体缺位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监督主体不知道向谁问责，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给人的印象比较模糊，很难具体的界定这个“责任”。 “问责制”的主体是谁？结合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问责”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行使问责权，“问责制”应该是一整套完整的责任体系，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因为在这种问责的监督体制中，人民群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再追究各级政府中行使公共政策执行权的公务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监督互动。但是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往往是下级因失误影响了政策执行而被上级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人民群众的“问责”而辞职，造成了“问责”主体无权问责而缺位的局面。 （二）“问责制”定位不清 作为行政责任领域内的一个新术语，“问责”的定位到目前还不清楚。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问责”并不是行政处分的一种，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它明确界定。所以，作为监督的一种方式，“问责”还是模糊的，界定不清的。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问责”的实际操作还缺乏可行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分析论文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方法，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这是较为积极和主动的做法。 3.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噪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 4.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分析论文 1研究背景 伴随着春节的来到，春运大潮又向人们涌来，一张小小的车票再次牵动了中国13亿民众的心，“买票难、买票贵”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又一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火车票作为一种垄断性的稀缺资源，一直沿袭限时限量的发售模式，多少年来，无论媒体曝光也好，民众提议也好，铁道部对此始终不作任何回应。 2008年，对于大多数房地产商而言，这个冬天来的有点早。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我国房地产最新政策的推行，房价大幅缩水，老百姓持币观望，开发商惶恐不安，房市岌岌可危。面对如此窘境，如何对当前的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并制定下一步政策，成为了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个城市都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建设”，然而这个大建设却通常分三步走。最初制定方案时考虑不全面，不得已又重来一遍。试问最初对公共设施改造政策进行评估时，为何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若究其深层原因，不难发现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偏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2传统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政策评估就是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估标准，按照相关的评估程序，就政策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包括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进行一定的评价，以判断政策结果满足需要的活动。政策评估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要进行价值判断，非有价值尺度不可，这个价值尺度就是评估标准。传统政策评估标准包括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长久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开始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显现。政府根据社会客观规律和不同利益主体需求，在对政策评估时往往更偏向于生产力标准，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可以肯定地说，效率、公平作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以及各个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公共政策实施的结果并不能保证完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此外，由于我国传统的政策评估体系在目标、方法和结果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和人为操作性，例如：不考虑政策目标达成情况，只要政策制定与执行者的行为动机和出发点被认可，则该项政策就会被肯定；同样，不论政策执行时采用何种办法，只要效果良好就对其予以认可；此外，只要政策的实施过程符合程序规定，无论效果好坏，均认为政策是良好可行的。因而，改革政策便成了“双刃剑”——往往是伴随着某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部分人受惠，而另一部分人则受损，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等。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伴随着公平与效率失衡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城乡与区域的失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失衡。 提高经济效率，保证社会公平，其最终目的在于关心人、解放人、尊重人、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无法体现公关政策以人为本的制定与评估标准。如何使绝大多数人享受改革的成果，如何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需求，如何有效保护弱者的利益，如何有效调动多数人改革的积极性、创造性，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与评估标准是否能够坚持以人为本。 3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涵盖了“效率”、“公平”、“公正”、“发展”等元素，但是归根结底，其核心价值应该是“以人为本”，是实现公民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以人为本不同于以物为本，不同于以官为本，不同于以阶级为本，不同于以民为本。 3.1人本与物本、官本、阶级本、民本的区别 （1）以物为本。人本都通常是相对于物本而提出来的，当前的物本思想片面的、不科学的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 （2）以官为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官本位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切都以上级为本、以官为本。上级的吩咐，无论正确与否，通通照办，将老百姓的福利、权利践踏于脚下，就是以官为本的真实写照。 （3）以阶级为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共产党的方针就是：个人不能为本，个人必须以自己的阶级属性加入一个组织，以一个群体为本，如果一个人不是党员，就是社会主义公民，就是阶级斗争的局中人。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存在着阶级属性，但是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如今若仍然过分强调人群中阶级的对立，是不正确。 （4）以民为本。在中国历史上，“人”和“民”有时通用，人本也即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集中表述。但在当代，作为一种哲学价值观，人本和民本又是不同的，因为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 （5）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所讲的“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所以，以人为本中的“人”，包括了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一切社会成员。二是指人民，人民是“人”的主体和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民始终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为主体、在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最大的人群共同体。因此，我们应该从“人人”和“人民”两个层面去理解以人为本的真实含义。 3.2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1）公共政策要将人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的需要，才有必要制订和执行公共政策。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以是否实现增进人民的福祉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根本的价值尺度。 （2）公共政策要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更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对公共政策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并成为评价公共政策的最终权威。 （3）公共政策要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生活和工作环境。 （4）公共政策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公共政策不能见物不见人，要充分理解人的情感、尊重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为人民群众创造精神愉快、社会和谐的人文环境。 4公共政策评估中人本标准的体现 4.1改变传统公共政策理念 改变公共政策理念，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公共政策的首要地位。一切公共政策都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要破除把人作为发展手段的陈腐观念，不能片面强调人民的义务、责任和奉献，而应该以实现人民的权利、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一切践踏人民基本权利、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妨碍人民实现理想的政策，都是不能容忍的。 4.2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公共政策的主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正确的政策目标，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充分讨论，有的还要经过人民公议或者公决。政府必须改变单方面随意决定政策手段和方式的习惯。当然，人民群众也是政策的客体，但决不是被动的政策对象。公共政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和愿望，逐步减少行政强制手段，充分发挥诱导、劝说、道德教化等人性化的工具，切不可任意扩大政府的强制权力而剥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4.3树立全新的公共政策目标体系 树立全新公共政策目标体系，要把本末倒置的公共政策目标重新排序。就要求我们： （1）明确公共政策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满足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需要、满足人的长远发展需要、满足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以牺牲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为代价的公共政策是不能容许的。 （2）建立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改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核算体系，必须使经济增长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3）改革领导干部政绩评估考核体系，矫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片面考核办法，端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以是否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协调和谐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环境为评价政绩的基本依据。 4.4改革公共政策运行机制 （1）正确确立公共政策目标。政府应该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把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问题优先确定为公共政策目标，把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摆在公共政策问题的首位。要逐步提高保证人的发展需要在公共政策问题中的地位。 （2）建立开放的政策制定体系。要保证政策制定主体在政策问题界定、信息收集和意见征集等方面沟通渠道的畅通，鼓励各方面的利益主体包括地方、部门政府、政府官员和公众等从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求。不断拓宽公共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渠道，改变少数政治精英垄断政策议程的不合理状况，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广泛建立政策听证制度，完善民意调查体系。 （3）搭建公众监督平台。人民有权知道、监督、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与公共项目；也有权评价、监督、了解执行公共项目的各级管理者。因此，政府考核机制应当搭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人大、政协、司法、媒体、人民团体等作为这个平台的主要支柱，将成为人民群众表达自己要求和呼声的民主渠道。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偏误分析论文 1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2]。 (2)政策选择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打小算盘”,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政策失真,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3]。 3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对政策随意变通,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必然导致国家受损,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目前,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受规则约束的运作”,“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4]。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管理研究 1新闻传播类实验教学运行过程管理 实操、实作、实训是着眼点不同的新闻传播类实验类型，对于这些类型的实验教学的运行管理，可以借鉴理工科实验教学管理的方法，但也要根据专业特点，采取适合本专业特点的方式。根据教学流程，把管理细分化，分为准备管理、过程管理、结果管理。准备管理指由学校相关管理部门下发实验教学任务书到院系，院系把教学任务书下达到专业教研室，由专业教研室把各门实验课程的教学任务分配到具体教师。教师根据教学任务书制订课程大纲、教材或指导书，大纲、教材或指导书经过教研室主任同意后，开始执行。并在管理部门备案。 过程管理指实验教学运行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实验教师开课后，针对每次上课情况，填写实验教学运行记录表和学生考勤表，课程结束后将这些表格交由院系保存，以备管理部门的教学检查，样表如表1所示：实验教学运行记录表对上课过程进行记录，重点填写上课内容和教师总结。把本次课主要操作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并总结本次教学的效果，学生掌握程度，需进一步训练的内容等，用以指导下次课程内容的设置。学生考勤表是对学生到课率的统计，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课堂管理。 结果管理是在课程结束后，教师要求学生提交实验课总结报告或者作品，教师根据课程评分标准对学生的实验报告和作品进行批改，并及时把批改结果反馈给学生。课程结束后，教师将学生实验总结报告和学生成绩、评分标准等上交院系。学校管理部门定期对这些材料进行检查。准备管理、过程管理、结果管理涵盖了实验教学运行的整个过程，是对教师在教学运行过程中所完成工作量的审定和规范，有效地记录整个实验教学运行过程。教师完成教学运行过程后，相关管理部门还要对其进行监督和检查。 2新闻传播类实验教学运行过程监督与检查 院校相关管理部门对教学过程进行的监督和检查内容涉及到实验教学的准备、过程、结果三个阶段的教学工作，包含了实验大纲、教材或指导书、实验教学运行记录表、学生考勤表、学生成绩表、评分标准、学生实验报告等内容，检查方式和说明如表2所示。管理部门对实验教学过程进行检查后，要将上课结果及时反馈给实验课教师，让教师及时了解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和成效，为下次教学做准备。 3新闻传播类实验教学效果评价 在新闻传播类专业实验教学运行检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督导检查人员与上课教师对教学结果和效果认定的分歧。督导检查人员经常认为报告过于简单，没有明晰的实验步骤和结果，等等。其分歧的根本点在于理工科实验与新闻传播类实验认识和观念的差异。理工科实验教学的目的是发现实验对象间确定的因果关系或验证某一自然规律，从而证明课堂教学所讲授的知识，其实验过程很少受社会因素影响，所以，其实验结果是定量的、稳定的、可重复再现的。文科实验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其实验目的是发现人文现象规律，在社会、经济、历史、政治、艺术、文学、语言等活动中探索某一因素的作用、意义、表现方式等，其实验结果往往是定性的、不稳定的、多种多样的。所以理工科实验结果要求量化，有对错之分，但是新闻传播类实验不能量化。 因而，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实验教学结果和效果的评价就要符合其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新闻传播类实验结束后，学生向教师提交实验总结报告和作品，教师在批改过程中以作品为主，总结报告为辅。作品体现了学生整个创意过程和创意实现程度，体现了学生对专业技能的掌握及分析能力、实施能力，实验总结报告只是对本次实验课程得失的总结。新闻传播类实验作品往往体现在一个思路、一处分析、一组画面、一组采访等里面，这些内容无法直观呈现在督导检查人员面前，只有相关专业教师才能了解和体会到。所以对于新闻传播类实验效果的评判不能只看表面的数据和报告，要看的重点是作品本身的进步与优点。 除此之外还要看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取得的其他成绩。如广告摄影课，在实验课进行过程中，教师组织学生举办摄影展，学生分组分配任务，自行组织实施，教师跟踪指导并进行记录，最后进行摄影展效果调查，将调查结果上交院系。类似这种实验活动不仅让学生把知识与能力结合起来，还可以锻炼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符合新闻传播类专业对人才的需求，这些活动也应该被纳入课程考核、检查范畴，并给予积极肯定。 4结语 当下高等教育更强调培养学生素质以及实践能力，尤其是新闻传播类专业更需要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交流沟通能力等，因此新闻传播专业的实验教学效果很重要。理工科院校背景下的文科专业，要结合自身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制订实施实验教学管理办法。理工科院校管理者要改变理工科院校实验教学思维和观念，给文科实验教学以更大的空间和支持。 作者：鲍芳芳何湘民单位：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能力研究 摘要：二十一世纪是新媒体时代，新旧媒体趋于融合，新闻传播专业就业状况发生了变化，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培养及提升需要做出调整。在新闻传播人才的能力培养过程中，要对现行环境下的媒体发展趋势充分把握，注重能力提升的前瞻性。针对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学传播专业人才能力提升进行探究。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专业能力提升 1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现状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也相应地改变。媒体业发展至今，原有的对立性竞争模式转变为合作竞争模式，实现了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也逐渐趋于复合化，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能力提升加以探究以使新闻专业人才能够符合媒体行业人才质量需求。在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现状调研中显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一政策后，65%的被调查人员对媒介融合有大概的定义认知，而且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意识到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有6成调查者认为从业过程中受到了媒介融合的影响；在从业过程中，掌握新旧媒体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更多的青睐，同时与新媒体有关的岗位也要求员工不仅在媒体渠道，更要在传播内容上敢于创新，以好的媒体平台为依托，推出更加优质的传播内容。调查还显示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文字等综合表达能力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甚至大于跨学科的教学改革。 2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上调查状况来看，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有着诸多的弊端和急需改进的地方：（1）现如今大学教育对新媒体及媒体融合方面的知识传播较少。（2）跨学科拓展并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媒体融合的把握仍停留在“拓宽媒体渠道”方面，忽视了内容的深层次要求。 3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能力提升对策探讨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升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就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同时拓宽媒体渠道认知和加快媒体融合教育方式，双向提升。 3.1注重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 融合时代媒体行业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其不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包括充足的理论知识及良好的文学素养，而且能够从多方面把握实际媒体渠道、媒体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传播实际效率。关于“复合型人才”的界定，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复合型人才为立体性的，不仅需要文笔出众，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传播素质，能够准确及时地将内容传播出去[1]；其二，复合型人才具有高能性，需要采集传播信息，将所获得的信息制作成传播内容；其三，复合型人才是多方面的，既需要具备制作传播内容的素质，也需要确保内容的有效传播。例如在近年来的新闻领域中，“全能记者”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背囊记者”，在承担传播新闻信息责任的同时，还要背着移动工作站，采集到更为全面的信息。另外，“全能记者”不仅要熟练运用传播技术，还要掌握新闻信息传播特点，如形态不同的信息、理念不同的信息等等，都要囊括多重知识领域。这就需要学校在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不仅要重视理论的传播，还要注重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扩展知识面，让学生从自身的专业领域向其他专业领域延伸，做到不同学科专业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也需要在教学的指导下拓展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从而达到复合型人才的行业要求。而我们提出的将项目教学模式引入到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就是让学生以一名从业人士的身份参与到学科学习和实践训练中[2]。项目教学就是将满足就业人员需求的资源转变为教学内容，让愿意从事新闻传播业的学生自主选择项目，按照项目运行规则展开活动，将传播学专业知识渗入到项目内容中，学生参与项目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在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中采用项目教学模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项目空间中更好地学习，还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课程内容，从而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充分整合，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3.2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 媒介融合背景下，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上也要注重教育模式的转型。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到媒体融合时代，但是，媒介融合落实到具体运作中尚处于探索阶段。媒介融合环境中，媒体的运行必然会产生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将媒体融合专业教育模式构建起来，以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前瞻性，从而有效指导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的能力提升。建议高校采用媒介融合专业教育模式，对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予以探索，并根据本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人才培养创新平台构建起来。具体在运行中，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学的前三年，对学生进行跨媒体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获取经验。进入到第四年，就可以对学生从新闻传播媒体的角度进行专业培养。此时，学生就会从专业的角度把握传播内容，过程中与其他的媒体形式充分融合，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具备多种媒体形式相结合重点把握内容的专业能力。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对不同形式的媒介都要充分了解，在平台上采用合适的媒体形式进行新闻传播，再加以符合传播性的内容，将新闻传播中媒体障碍打破，这样传播内容得以突出，才能做到双向媒体融合。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时代，在进行信息传播中，就要能够根据新闻传播需求采用相应的媒体形式，重点把握传播内容；学校在对新闻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要注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并尝试着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在此教育方向下指导学生进行专业能力拓展，以使所培养的人才符合行业要求。 作者:方珍珍 许怡岚 孙波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创意产业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启示论文 关键词：创意产业数字传媒市场化全球化知识产权 摘要：由文化产业、内容产业演变而来的创意产业正在由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转变为全球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发展创意产业也正在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新闻传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而创意产业则为新闻传播教育提示了新的发展方向：一是抓住传媒发展大势，增强对学生的数字传媒技术的培养，把新闻传播学办成文科中的理科；同时充实社会科学内容，以增强技术含量和专业特征。二是把握创意产业的市场化发展方向，培养新的创意阶层，以开辟更广阔的新闻传播人才市场。三是顺应创意产业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增加相应的法律知识和知识产权课程，培养适应国际竞争的新闻传播人才。 创意产业（CreativeIndustry）又称创意工业、创意经济等。早在1912年，德国经济思想家熊彼得就明确指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英国最早于1997年组织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CreativeIndustryTaskForce）”，首相布莱尔亲任主席。1998年该工作小组率先对创意产业的概念做出了界定，即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和才华的活动，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利用，使这些活动发挥创造经济效益和就业的成效。现在，创意产业概念正逐渐演变成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即认为当代经济的真正财富是思想、知识、文化、技能和创造力所构成的创意。 创意产业概念的前身是文化产业。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定义，文化产业是“世界各地以各种方式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产业。”现在，文化产业已经迅速成长为全球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而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递进，集经济、技术、文化等因素于一身，也一跃成为经济全球化舞台上的佼佼者。英国将13个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工业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2000年英国创意产业增加值已超过500亿英镑，占GDP的7.9%，提供就业岗位115万个。2002年达到809亿英镑。2003年，创意产业更成为了国民经济中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提供了200万个就业岗位。新加坡在1998年将创意产业确定为21世纪的战略产业，主要包括艺术、设计和媒体。2003年新加坡的创业产业占GDP3%，提供就业岗位7.2万个。2005年11月，新加坡举办的“展望2005年以后：环球创意工业高峰论坛”，是亚洲首个大规模的创意工业论坛，同时还举办了第一届新加坡设计节、亚洲媒体节、亚洲电视论坛和青年创意交锋会。其基本目标是在2012年，让创意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从3%增加到6%，从而把新加坡建设为一个新的亚洲创意中心。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曾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大约创造220美元财富，每年以5%的速度递增。其中美国与英国的增速最快，分别达到14%和12%。 香港是我国创意产业发展最为成熟的地区。按照现行分类，香港的创意产业包括设计、建筑、广告、出版、音乐、电影、电脑软件、数码娱乐、演艺、广播、古董与艺术品买卖等十一种。另一部分创意产业，则已包含在香港的传统支柱产业如旅游业之内，而且外延至相关的社区建设和城市形象等方面。香港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在全球化的新竞争年代，要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便要通过设计、包装、形象和广告等手段，实际上是凝结和体现文化的无形价值。因此，我认为应把先前所说的「创意产业，改称为「文化及创意产业，藉此更清楚表明我们努力的方向。”为推动这方面的发展，他们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如设立数码媒体中心、数码港资讯资源中心和培育中心，推动数码化创作。启动2.5亿港元推出“设计智优计划”，并成立“创意及设计中心”，作为高增值设计的集中地。港府还参与筹划多项推介港产电影的活动，如香港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影视展、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数码娱乐领袖论坛等，并将「香港影视娱乐博览作为一项世界级盛事来举办。根据2003年9月《香港创意产业基础研究》报告，2001年创意产业增加值占香港GDP的3.8%，为461.01亿港元。从1996至2002年，香港虽然整体经济衰退，但是创意产业的机构数目和整体产业就业人数都有实质上升。2002年香港创意产业机构达30,838家，从业人员达170,011人，占总就业人数的5.3%。创意产业正在成为香港经济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我国政府在2000年10月的“十五”计划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并在2002年11月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最近两年来，随着国内对文化产业的关注点由概念转向内容，“创意产业”一词越来越频繁地为人所引用。上海创意产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获得了快速发展，建立了一批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创意产业园区，聚集了一批具有创造力的优秀创意人才。这些年，上海大力举办国际电影节、电视节、艺术节、各类设计展，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文化创意产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北京在2005年7月召开了“2005首届中国创意产业国际论坛”，众多中外学者的研讨涉及广告、建筑、电影、动画、网络游戏、音乐、出版、软件、文物交易等众多行业。2006年2月，北京市市长向市人代会提出，将重点发展六大文化创意产业。在未来的3年里，将打造6大文化中心，即全国文艺演出中心、全国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中心、全国动漫和互联网游戏研发制作中心、全国文化会展中心、全国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心和全国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中心，使创意产业在北京市生产总值所占比例达到9%，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除上海、北京外，国内其他许多中心城市如深圳、杭州等也都在纷纷打造自己的创意产业。可以想见，创意产业的发展，必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方向。 新闻传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教育飞速发展，从最早的二级学科新闻学，发展到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包含新闻、编辑出版、广告学、广播电视等四大专业以及更多的专业方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也从50年代“培养新闻工作干部，即从事报纸、通讯社与广播电台的文字工作人才”，转为面向人才市场，适应各种媒体，以及公司企业、国家机关等各种公关、广告和其他信息传播活动的需要。社会需求加上其他各种因素，导致全国新闻传播专业“迅猛”发展。到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类专业已发展到661个。据推测，目前新闻类各专业点的在校人数当在13万人以上，每年毕业生超过3.2万人。因此，新闻传播教育如何使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如何开拓新的就业市场，在竞争中胜出，就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与前景为新闻传播教育指出了新的人才培养方向、新的增长点。围绕着创意产业的思路，我们可以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修订课程体系，打造学生新的知识结构以适应未来的社会竞争，同时为新闻传播学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这种设想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内容： 首先，抓住传媒发展大势，加强对学生掌握数字传媒技术能力的培养，把新闻传播办成文科中的理科；同时充实社会科学内容，增强专业特征。 传媒业是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媒业的发展方向，是一切传统媒体向数字媒体的汇聚。无论报刊书籍还是广播电视，最终都能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中得到体现，并得到进一步延伸。因此新闻传播专业必须注重对学生掌握新媒体技术能力的培养。早在1989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就创办了“计算机辅助新闻采访协会”。该组织致力于培训能熟练运用计算机的记者编辑。他们不仅善于利用网络与人交流、采访，而且善于从网络上浩如烟海的数据中寻找素材，用各种软件来分析政府运作数据、财经资料、市政和各种社会现象。新一代的传媒人，应该有网页制作基础知识，用HTML编写稿件，使用EXCEL、FOXPRO等软件处理数据，用PHOTOSHOP等处理图片，对广播电视节目和网络的流媒体如REALPLAYG2等都有一定的了解。由于新传播技术体现出来的不是对传统媒体的完全取代，而是以往各种传播技术的汇聚，因此，未来的新闻传播人才应当适应不同媒体传播的需求。如《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陈小川所说，学生“应当有跨媒体的能力”。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常务副院长蒋宏教授也曾提出，应开设“传媒设计”课程，以使学生把握不同的传媒技术特征、传播特征和内容表现特征。 然而，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媒介资源日益丰富，传播手段越来越容易被普通人所使用，传播日益平民化、大众化。因此新型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必须以内容为竞争手段。欧洲在上世纪90年代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内容发展不足的问题。因此他们提出要以内容为王。欧盟在“info2000”计划中把文化产业定义为内容产业，其范围包括各种媒介上所传播的印刷品（报纸、书籍、杂志等）、音像电子出版物内容（联机数据库、音响制品服务、电子游戏等）、音像传播内容（电视、录像、广播和影院）、用作消费的各种数字化软件等，主导的内容是视听传媒业。创意产业实际上是在内容产业上的一个提升。新一代的新闻传播人才，如何能够在充满各种低水平重复甚至垃圾信息的网络中搜寻和传播有用信息，以职业眼光对信息进行判断、筛选和解读以赢得受众，创造新的内容，并树立传播的品牌形象，这取决于传播者的专业素养、文化修养和理论基础。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原主任贝蒂•迈斯格教授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应该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学生需要掌握各种“简单易学”的新媒体应用的“小手艺”，即接近于传统“理科”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又需要充实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知识，在“内容”上与理科学生划清界线。这才是我们应有的专业定位。 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美国学界就倾向于将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一种职业学科来教授。新闻记者不仅要被培养得知道如何写新闻，而且能够理解他们所报道的这些事件由以生成的社会。因此，在4年的本科教学安排中，四分之一的课程为新闻课程，而其余的四分之三则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课程，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著名的“老爸”布莱尔曾强调，新闻学教育必须具有学术责任，因此他就那些自认为能提高报纸质量，也能为新闻教学提供更合适的知识基础的问题，进行了社会科学研究。九十年代香港的新闻与传播专业课程设置，也从以往注重写作基本功的职业教育转为理论与实务并重的专业教育，强调新闻与传播专业学生应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及批判精神的新闻工作者。从中国目前媒体对人才的需求中我们可以看出，具有一般性采访写作和节目制作能力的新闻传播类毕业生，虽然有上手快的优点，但也有目光狭窄、知识储备不足的缺陷。在传播内容日渐细化和专业化的今天，他们有可能竞争不过其他专业的学生。因此我们在专业培养上应该突出新闻传播跨学科培养的特点，或者使学生在新闻传播之外还有一定的专业倾向，如经济、法律、国际关系、体育等；或者突出综合院校学科齐全的特点，坚持“宽口径”培养方针。其方法当然不是仅限于给学生提供“大杂烩”式的课程，而是在专业课的学习中注意引进和整合其它学科知识，让学生在广泛涉猎的同时培养较为宽广的学科视野。笔者在传播学和舆论学课程讲授中，就比较注意整合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相关思想和方法。这种方式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认同。 其次，把握创意产业的市场化发展方向，培养新的创意阶层，以开辟更广阔的新闻传播人才市场。 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文化产品的产业化、市场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投资、流通和传播环节，需要大量的中介机构，如策划人、经纪人、制作人、文化传播和市场营销人才。他们处在精英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既熟悉艺术和艺术家，又有很强的市场操作能力，能用经济和传媒运作的方式把艺术推向大众。由此开辟出新闻传播人才的新的就业市场。 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凯夫斯（R.Caves）在《创意产业经济学：艺术的商业之道》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创意产业的经济特点，并指出，各类艺术家在实现其艺术创作工作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其他人员加入。如画家需要艺术品经销商经销他的作品，小说家需要出版商将作品发表。影视产品的创作更是需要不同专业的人协作完成。由此我们可以推知，随着文化产业链的形成和中介环节的急剧扩张，创意产业中将出现大量的艺术中介机构、文化传播、经纪人、制作人等中间环节。经济学家理查•弗罗里达(Florida)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TheRiseoftheCreativeClass）一书中指出：创意产业在当代经济中的异军突起表明了一个职业阶层的崛起。中国也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创意阶层虽远未成形，但已是呼之欲出。与旧的经济与文化体制的转型相伴，出版人、设计师、广告人、经纪人、建筑设计师、报人等文化人群最终将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型，成就中国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创意人。 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逐渐加大的市场化转型，使得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一般性的写稿、播稿人员，发展到组稿、组版、节目策划以及公关、广告等市场营销人才甚至媒介经营管理人才。而在新闻传播的专业设置中也增加了广告学和公共关系等专业和相关课程。未来的传媒业不仅本身会成为创意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会成为其他文化产品市场化运作中重要的环节。未来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要掌握采访写作和一般性的节目制作，更需要了解媒体发展方向和媒介市场的运作规律。因此我们应当把社会需求较大的产品市场研发人才及影视制片、广告创意和节目策划、媒介产品营销、媒介信息综合开发和应用等方面人才，特别是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等作为自己新的培养目标。 在“2005IPTV技术论坛”上，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中数传媒”总裁孙玉胜接受采访时表示，人才市场上并不缺少优秀的电视节目编辑或制片人，但缺少从事商业化运作的电视人才，也就是懂市场、懂销售、懂技术、懂节目制作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培养新的创意—中介人才，实际上应该成为目前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目标。 第三，顺应创意产业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增加相应的法律知识和知识产权课程，培养适应国际竞争的新闻传播人才。 经济学家霍金斯在《创意经济》（TheCreativeEconomy）一书中，把创意产业界定为产品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知识产权有四大类：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每一类都有庞大的产业与之相应，由此而组成了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1996年电影人大卫•普特曼就发现，“英国的摇滚音乐家为出口做出的贡献超过了钢铁工业。”英国1998年最大的单项出口是与辣妹有关的产品。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在《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1999年报告》中指出，包括电影、电视、家庭录像、商用软件、娱乐软件、图书、音乐和唱片等在内的版权产业199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为3484亿美元。从1977年到199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6.3%，远超出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2.7%的年增长率。其间，版权产业就业人口翻番，达到380万人。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从国外销售和出口中创利668.5亿美元，超过包括农业、汽车、汽车配件和飞机制造在内的所有主要产业。当时预计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将为国民经济贡献5351亿美元，约占国内总产值的5.24%。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正式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政府承诺遵守的“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协议（Trade-relatedIntellectualProperty）涵盖了所有的创意产品，包括专利、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商标和服务标示、工艺设计、商业秘密等内容。WTO具有实施相关规则及行使法律制裁的权力，各国政府可以通过WTO要求实施相关规定。而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当行为，也可能导致他国在其他贸易领域内的制裁。 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脱离了传统艺术单件产品经营的模式，进入到以市场为导向，依托信息技术，以互联网络为基础和传输渠道的规模化经营。其经营的产品不仅包括传统的艺术品，还可以是包括所有与创意作品相关的、具有高艺术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商品，包括日用品。在WTO的市场体制下，对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体现在各种方式的国际艺术授权。目前，世界授权零售市场包括艺术与出版授权市场、品牌和商标授权市场、人物玩偶授权市场、运动类授权市场、娱乐授权市场、网络和互动性授权市场、流行类授权市场等七类市场，其中以艺术授权市场增长速度最快。在美国，以艺术为标示物的授权对象，以居家用品、衣物布料和小五金为主导，占了授权商品市场的半壁江山。 因此，新闻传播教育应当适应这种创意产业全球化的趋势与需求，不仅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和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海外留学及实习机会，而且要增加有关知识产权的相关课程，让学生多少了解一些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以适应中国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 总之，新闻传播专业无论最初的创办还是后续的发展，都深受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影响。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把握时展潮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才能使人才培养具有更大的适应性。而创意产业的发展在这方面确实给了我们许多新的启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应对。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财经院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研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教学的目的性不强、教师的实践机会少、高水平教师引进难、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大，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也越来越受到新闻界和教育界的重视。但目前我国财经院校开办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还存在着教学目的性不强、教师实践机会少、高水平教师引进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为了培养更多适合社会需求的财经新闻人才，我们在制定培养模式中必须加大财经类课程的设置，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从而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财经新闻对监测国家的经济环境，对提供有效有用的经济信息，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无论在新闻界还是教育界都引起了重要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财经院校就开始开办财经新闻学专业，以期解决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左右，很多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说，财经新闻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教育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培养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适合我国需求的财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杰出的人才。 一、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1.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程看，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新闻教育事业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上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持续影响，构成了第一次浪潮。1996年10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大会公布的统计信息，全国的新闻专业点基本分布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在新闻学进一步巩固的基础上，引进了传播学，并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加速了新闻传播学类教育的发展；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世纪交替之际，与第一次浪潮相比，其积聚时间短，但“爆发力”强，格外引人瞩目。到2005年我国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就有661个，其中新闻学专业20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46个，广告学专业232个，编辑出版学专业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在校生规模有15万之多。目前中国大约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财经新闻专业，财经类院校也有在新闻学专业中设立经济新闻方向，但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2.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在财经院校如何培养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规格和质量问题上，开办新闻专业的财经院校，特别是地方财经院校一直在积极地探索，以找到一条能够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懂财经的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财经新闻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很多院校仅仅是将“新闻类课程”加上一些“经济类课程”简单复合，而并非有机融合，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专业设置上主要设两类课程，一类是新闻类专业课，如采、写、编、评等，目的是让学生打好新闻功底；另一类是财经类专业课，如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课程，以此来奠定经济学基础。这种简单的相加，很难将两个不同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就目前财经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的课程与其他综合类或专业新闻院校开设的新闻课程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我们经济学类的课程除了比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课程浮浅外亦无任何不同。就目前财经类院校师资现状而言，一般是教新闻类课程的大部分教师不懂财经知识，而教经济学的教师也基本上不懂新闻，两班人马教给学生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让学生们自己去消化去融合，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更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3.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随着近几年高校新闻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类专业院校也在大力拓展专业面，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办学已经打破本专业与综合类院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专业院校都在纷纷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办学渠道。财经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按照自身的教育模式，设计培养具有财经类学生特点的新闻专业人才。开始了跨大学科设置新专业的尝试，以满足社会各界，特别是财经媒体、财经新闻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财经院校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才有生命力，其制造出的“产品”才能被社会各界认可、接受。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远远高于所开设专业本身。 二、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的目的性不强。学新闻的学生反而没有其他学科更容易进媒体工作，新闻学博士不会写通讯等等，这是目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出现这样问题的本质可能在于我们的新闻教育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那么，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到底将来做什么，这些院校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具体表现为：教材选择综合类重点高校的教材，与财经类各专业毫无关联，学生学起来无所适从。一般来说，正确的教育首先应该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往往来自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进行教材的组织，教师的训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而现在的财经新闻教育是基本没有目的，学生所用的教材也没有明确的训练目的，因此，也就造成财经新闻专业学生在选择工作和人生的目标上也缺乏明确性。 2.教师的实践机会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专业课教师特别是担任实务类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关从业经历。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曾指出，“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这句话足以说明实践经历的重要。然而当前，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越来越严格，如果一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可能意味着该教师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量。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建设需要，学校对教师的科研量要求大大提高，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这一切都使安排教师到媒体一线挂职锻炼，事实上变为不可能。再一方面，因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学校规定，某个年龄段下的高校教师，如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将来不能晋升教授。在这种政策引导下，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除了上课、写文章外，还得攻读学位。如此，参与媒体实践更变成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 3.高水平教师引进难。教师学历门槛抬高，加大了高校从媒体一线引进人才的难度。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待遇与媒体一线从业人员差距缩小，一批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媒体从业者有意来高校从事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但这些人员中，有相当多仅有本科学历。他们加盟新闻院系，对学生来说是福音，但学校从提高教师队伍中博士学位拥有者的比例考虑，宁可进一个没有任何新闻从业经历的博士，甚至是与新闻传播学科不沾边的博士。所以，财经类新闻院系从媒体一线引进教师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办好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主要原因，目前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要想把这个专业真正办好办成，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专业师资问题。这里所说的“师资”，是融合型的高水平的专业师资，这类师资应该是既懂经济学理论，又了解经济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师资，可以说是基本上可遇不可求，但这个问题还必须加以解决。其简单的操作方法应该是：第一，选派教师到财经新闻媒体挂职工作，特别要注意从应用经济学的专业师资中选派有一定新闻工作基础的优秀骨干教师。第二，财经院校要加大从财经新闻媒体引进教师的工作力度。第三，将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请到学校举办课程讲座，或是有选择地安排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承当专业课教学，这样可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第四，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对学生选修课程的引导。例如，采用双学位、辅修专业的方式加强学生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采取产学研联合办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第五，选派新闻学教师到国外名校作访问学者，在进修学习中拓宽视野、提高水平等等。 三、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 1.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将财经类的课程置于“前在”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类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具体。这就需要财经院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带有浓厚本专业色彩的新闻工作者，以满足财经专业传媒对人才的需求。财经类院校为了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宽厚的经济学基础，又懂新闻传播业务的专业人才，就必须在开设新闻专业课程之前，开设有关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打好经济学学科基础，以引领本专业学生更好地从事财经新闻和财经媒体工作。 2.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多是照抄照搬新闻传播学类名牌院校的传统模式，缺少个性。传统的新闻专业课程体系，文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过高，不利于新闻专业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现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反映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报道，需要的已不是文人墨客，而是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做深刻剖析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财经类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应该按照“通识教育＋经济学＋专业教育”的模式来构建。除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品质培养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外，重点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包括: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经济学主干课程的学习指导，进而提高他们用经济学思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3.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财经新闻媒体中最缺乏的是既懂经济又懂新闻，既懂得WTO法则又懂传媒市场规律的人才，即“复合型人才”。有专家认为，“复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播与制作于一身，一人顶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特点，确定专业培养模式，开辟一条典型而又独特的应用经济学＋新闻教育的办学路径。并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扩大复合型人才的外延，那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国际性的眼光”。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与时俱进的眼光。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探讨论文 一、教育环境缺乏人文氛围的熏陶，学生整体人文素质难以满足专业要求 以前，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的基本上是老牌综合性大学，其人文社科专业开设比较齐备，云集了人文社科的许多专家、学者和大量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文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在校学生有机会听到很多高水平的人文讲座、选修各种人文课程、参加各种人文气息浓厚的社团、与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相处。在这种学校里成长，学生受到人文氛围的熏陶，容易养成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必备的人文素质。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受传统和现实因素的诸多限制，无论在办校思路、制度安排、学科建设、课程开设、讲座邀请、社团设置、活动举办等诸多方面，都普遍缺乏人文方面的考虑和相应的氛围。以讲座和学术会议为例。笔者所在的学校绝大多数讲座，是“务实”性质的，它基本上与经、管、法、税、商、金融等学科有关。请来开讲座的，更多的是各级官员、各行业的行政管理者以及总裁、经理之类的业界精英；讲的内容，很多是对具体政策法规的解读、对当前国内外热点问题的解答，对业界实操经验的介绍。 缺乏人文氛围，若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人文课程份量，或可有所弥补。但遗憾的是一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为了突出本校特色，在课程设置上不是增加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人文课程的设置。 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不管如何探索特色，不能忽略它人文性质浓厚的学科基础。一般的理工类、专业类院校办新闻传播专业，既缺少人文氛围的熏陶，又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人文学科相关课程的设置，学生要在以后的新闻传播实践中走得更好更高，恐怕有点难。 二、培养目标贪大求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课程学习疲于奔命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总想发展自己的特色，在特色的形成过程中，却往往存在学生学习课程过多过杂、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这些个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往往秉承这样一种宗旨，既必须努力保持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的基本面貌，又想依托本校一些龙头学科的教研条件，形成培养独特的学校烙印鲜明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优势。为达成这样的宗旨，其培养目标难免贪大求全，教学课程难免大包大揽，学生课业负担难免过重。在具体的教学安排上，也容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种甚至多种：一、课程过多；二、学时学分过多；二，许多专业课程的教学浅尝辄止，学生的课程学习往往蜻蜓点水，难以深入。 请看某法商类高校的新闻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2007级）。培养目标：“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专业的基础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宣传部门从事传播方面的工作，能在法律、经济部门从事宣传、文秘、管理等工作，也能在党政机关、出版部门、各类学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文秘、管理、编辑出版、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复合、应用型新闻专业人才。”“本专业依托法商专业，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领域，跨专业选修课程、辅修第二专业、修读第二学位，成为有法学、经济学或管理学专长的复合型新闻人才。”为了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这所高校在开办新闻专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2002级——2004级），竟然把微积分概论等设置为学位基础课必修课（对02级的学生而言，还有统计学和经济学概论，且每门课都是54课时3学分）。看起来，这是一个对学生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和技能要求十分全面，对学生的出路考虑十分周全的培养目标和课程方案。但是，这样的目标和方案难免给人贪大求全、难以实现、流于形式的感觉。学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学深新闻传播专业必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相当困难。 再看某体育类高校新闻专业的本科课程方案（2007级）。看起来，它像是体育新闻专业新闻学专业与体育学专业的简单叠加。除涵盖一般新闻学专业的全部课程外，又增加了数量可观的体育课程，以及由新闻学与体育学交叉嫁接出来的所谓体育新闻类系列课程。在具体的方案里，体育概论、篮球、体操、体育科研方法等9门体育课程，文学概论、逻辑学等7门人文课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等12门新闻传播课程，全是它的基础课或主干课，此外，它还要学生学量的公共选修课、方向选修课、实践课和校本课程（如活动、专题调研等），加上公共必修课程，面面俱到，学生须完成165总学分，57门课（不包括实践课和校本课程）才能毕业。此外，要拿到学位，还需满足“英语必须达到全国英语四级水平，普通话必须达到二级甲等水平……达到计算机水平测试二级等级的要求”等条件。在一个以体育生为主的院校学习新闻传播专业，许多学生本身也是体育生，要都达到这样的要求，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现象，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张德胜教授感触很深：“在教育部三令五申减少学时学分，减轻学生负担，让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自主学习、积极创新的今天，连北京大学等名校都在努力把授课总时数控制在2400学时以内，总学分控制在160学分以下，而部分学校的体育新闻专业授课总时数却高达近3000学时，如此一来，学生每时每刻都在上课，几乎没有实践或娱乐的时间。”学生不仅仅是没有实践和娱乐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学生没有大量阅读和思考的时间，每日忙于应付各门功课，疲于奔命。学生当中甚至出现了“不想做课程学习工具”、“希望能更多享受读书思考乐趣”等说法。专业教育，看来也要减负，尤其是一些理工类、专业类院校培养目标贪大求全的新闻传播教育。 三、新闻传播教育专业资源匮乏，完整的专业培训体系难以形成 办新闻传播专业教育，许多理工类、专业类高校不同程度上存在本科教育职业技术化的倾向，努力构建一个有特色的专业培训体系。为了避免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易产生的学生“坐以论道容易、站起动手困难”的弊端，也为了避免在就业市场上与综合性高校的传统强势正面对撼，它们想走一条更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教学道路：一方面，努力把学生训练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专才，偏重于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翻译、摄影、摄像、传媒新技术应用等技能、技巧的训练；另一方面，努力在课程设置、实践形式、实践内容上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有所不同。 这本来是一条很好的思路，但是一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资源的匮乏，却使它们的专业培训体系难以形成，尴尬百出： 首先，师资庞杂多元，专业培训力量难以整合。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其师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来自传统新闻学院的，来自业界的，来自邻近学科的，来自校内所依托的特色专业的。其中，要整合前三类师资，已有相当难度，因为大家的专业背景难免有一定差异。要把第四类师资也整合进来，难度更大——你的专业教育特色要依赖它才能形成，许多基础课、主干课和选修课都由它的老师来上，但它的专业背景与你却相差十万八千里。长此以往，多好的课程设置和体系设计可能都流于形式。 其次，学科处于边缘地位，专业培训体系建设举步维艰。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当然不是新闻传播，一般而言，处于这些学校边缘地位的新闻传播专业，师生的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分配经费，有一套物竞天择的运作体系；计算酬劳，有一套偏重本校优势学科的成熟方案；申报课题，无论校内校外你基本处于弱势地位。在这样的环境里办新闻传播专业，难免这样一些后果：一、很难吸引本专业的著名学者、教授；二、难以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三、难以引进“双师型”老师（同时具备业界职称和教师职称）——业界一些想进来的业务精英，受学历、职称、理论、教学水平的限制，往往无缘高校教职；四、相关实验设施和培训经费的投入难以得到保障。缺少办学经费、合格师资和相关设施，又难以充分调动现有老师的积极性，如何建设正常运转的专业培训体系？ 再次，缺乏业界人脉和实体资源，缺少像样的实训和实习基地。业界的人脉和实体资源优势，不是一朝一席可以形成的。一般的理工类和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要拥有广泛、深厚的业界人脉和足够实体资源，还有待长时间努力。 四、人才培养定位强调特色，却难以摆脱新闻传播行业用人惯性的支配 新闻传播业是一个没有严格专业门槛的行业，近年南方报社等新闻单位招人，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所占的比例已经从过去的大部分降低到现在的约20-30%甚至更低。新闻单位用人，越来越强调从事某类报道的采编人员的专业背景。尽管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在办新闻传播专业时八仙过海，各具特色，但是，其毕业生基本上仍然被用人单位看成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而不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外国语、计算机、信息科学、体育学、心理学等专业的学生。新闻单位用人所说的专业背景，指的是后者。很多理工类、专业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在本校的“特色教育”下忙活了几年，到头来发现，无论实习还是工作，新闻单位考察他们的，首先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基本功，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有特殊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来看待和使用，在“专业竞争”中，他们仍然难以与具有真正专业背景的毕业生相提并论。特色办学，却依然难以逃避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面临的共同尴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要让自己培养的具有本校特色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得到业界认可，绝不是贴个标签那么简单。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不突破这些瓶颈，让学生人文素养整体不足、培养目标贪大求全、培训体系资源匮乏、特色人才的培养难得业界认可等现象继续长期存在，理工类、专业类高校走有本校特色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道路的追求，难成现实。 摘要本文认为，当前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普遍遭遇到诸多瓶颈。不突破这些瓶颈，理工类、专业类高校难以真正走出一条有本校特色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之路。 关键词理工类专业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瓶颈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新闻传播专业认同、认知与职业发展意向 摘 要：本文以大学生的新闻传播专业认同、认知与职业发展意向的关联为研究问题，通过问卷调查法对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新生和毕业生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两个年级对新闻传播专业均呈现低认同高认知，在重新选择专业的职业发展意向上倾向于选择非新闻传播类。该现象与法学单科类大学属性有关，但在其它单科类大学中也普遍存在。 关键词：专业认同；专业认知；职业发展意向 一、引 言 随着学科专业门类的细分和大类招生的趋势，专业认同与认知是考生填报志愿、选择学校，以及毕业就业取向与职业发展的基础。不同属性的高校，学生的专业认同与认知对职业发展的关联性如何，同样也值得研究。 1.专业认同与认知 专业认同指个体对专业的认知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专业的积极情感[1]。楼尊从角色认同理论视角出发，检视大学生的专业选择意向的意义，认为个体对某一角色的认同感越强，其参与角色行动的动机就越强，从而论证明专业角色认同是大学生专业认知和择业的重要影响因素[2]。专业认同包含认知了解、情感态度、意志行为以及职业选择四个维度。有研究在操作层面上以专业态度情感、专业满意感知和专业认知评价为自变量，专业学习为因变量进行测试，发现了专业学习行为受到专业认同影响，同时发现内部情境条件和外部情境条件作为调节变量的作用[3]。学生如果对所学专业认同较低而产生不满，容易使学生表现出较多的心理问题[4]。对自己所选专业的认同和认知是促进大学生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而且影响其专业发展与职业定位[5]。一项研究发现：专业认知对大学生个人就业倾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影响：专业认知度高的大学生面对一般就业选择时如读研、进企业、考公务员等较为倾向于考研深造；专业认知度高的大学生面临就业时考虑专业因素较多；专业认知度越高的大学生对就业前景的看法越乐观[6]。可见，专业认知能力的提高是形成正确的学业认知、职业规划、职业意识，以及自我认知、人生价值观认知的良好开端，是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关键，有助于培养学生应对未来职业的挑战。因此，对于学生专业认同和认知的研究对于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对专业的情感认同以及引导就业取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本研究以大学生的新闻传播专业认同、认知与其职业发展意向的关联为研究问题，以期能够对教学和管理者如何帮助学生提高专业认同，修订培养方案、改善专业学习效果进而知道就业有所助益。 本文将专业认同定义为：大学生对新闻传播作为专业学习和就业的定向；将专业认知定义为：大学生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角色、功能和职业素养的认识和判断。在具体的操作中，专业认同以“填报志愿”“重新选择专业”“是否有职业榜样”和“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作为题项设计问题；专业认知以“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和“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作为题项设计问题。“重新选择专业”和“职业榜样”编码：1=是，2=否；“填报专业原因”、“新闻传播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和“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认知”三项均用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重要，2=不重要，3=无所谓，4=重要，5=非常重要。研究对象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本科学生。之所以选择该院校，首先基于立意和方便抽样；其次，西南政法大学不同于综合性大学有其特殊性，而对于单科大学的非主要专业新闻传播学而言，有其普遍性（如交通大学、邮电大学、农业大学、地质大学、理工大学等设有新闻传播专业）。这类学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与认知是否会受其学校属性和优势学科影响，值得做探索性研究。 本研究具体以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两个年级学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样本由2013级和2011级学生构成。对2013级学生的调查问卷在2013年10月进行，即初入学的新生，在本研究中表述为大一学生；2011级的问卷调查在2015年6月初进行，是该年级学生毕业时期，本研究表述为大四学生。样本构成表1。同时，本文还辅以深度访谈，对该学院2016届本科毕业生、研究生共十人进行了访谈，以便进一步了解学生的专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二、新闻传播专业认同 1.专业选择意向 是否填报新闻传播专业一项：在大四学生219人中，填报本专业第一志愿的86人，占39.3%；第二志愿29人，13.2%；第三志愿40人，18.2%；根本没有填报的64人，29.2%。也就是说有64人（占总数的29.2%）是调剂到新闻传播专业的。根据学生处的统计，新闻传播学院每年的新生均有近30%是从填报法学专业调剂而来的。重新选择专业题项中（如表2所示），两个年级的466名学生中，重新x择新闻传播专业的有109人，仅占样本总数的23.4%；其中大一学生62人，占年级总数的25.1%，大四学生47人，占年级总数的21.5%。选择非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有356人，占样本总数的76.4%，大一学生185人，占年级总数的74.9%，大四学生171人，占年级总数的78.1%；另有1人未作出决定，占0.2%。 是否有职业榜样一项中，总样本466人，有150人选择有，占32.2%，有315人选择没有，占67.6%，缺失1人。其中，大一学生选择有的92人，占年级总数247人的37.2%，选择没有的155人，62.8%；大四学生级选择有的58人，占年级总数的26.5%，选择没有的159人，72.6%，1人缺失。 在466人中，毕业后选择工作的有209人，占总数的44.9%，其中大一学生80人，17.2%；大四学生129人，27.4%；选择继续深造的257人，占总数的55.1%，其中大一学生167人，35.8%，大四学生90人，19.3%。可见，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学生的选择有很大不同，大四学生即将毕业，就业选择高出深造选择近三分之一；而大一阶段选择深造比例高出选择就业近50%。 从以上数据统计来看，新闻传播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度不高，无论是大一新生，还是经过四年专业学习后的毕业生，均没有形成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认同，更谈不上热爱。 2.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 本研究调查问卷设计中有：该选项的填写前有题项“在你填报的专业志愿中，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各个专业是第几志愿”选项①新闻学，②广播电视新闻学，③传播学，④根本没有填报任何专业；在该题项下面有答题说明，如果选择了④，就请跳过13～16题，从第17题继续作答，而“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是第16题。因而，这一题项的填写总数是366，缺失100，也就是说，有100人根本没有填报新闻传播任何专业。大一学生有201人填写，缺失46；大四学生有165人填写，缺失54，填写人数占样本总数的78.5%（部分学生没有填写新闻传播专业，却填写了原因）。在有效样本366中，对大一和毕业年级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两个年级的独立样本（大一：N=201；大四：N=165）。 本研究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一和大四学生对于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表3的数据表明：从个人层面对新闻职业的认识在“新闻传播工作能让我获得写作乐趣”“新闻传播从业者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新闻传播工作能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新闻传播工作拥有某些特殊的便利”“从事新闻传播有望让自己迅速声名远播”“新闻传播工作充满刺激和挑战”“新闻传播工作时间灵活”“新闻传播工作富有成就感”方面，两个年级的学生多认为无所谓或比较重要，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如表3所示）。 然而，t 检验显示：“新闻传播工作有机会锻炼能力和发挥潜能”的选项比较，t =6.378，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新闻传播工作有机会锻炼能力和发挥潜能。“新闻传播工作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一项的 t =5.500，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新闻传播工作有很多出差旅行的机会”一项的 t =2.705，P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较显著的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新闻传播工作的收入不错” t =4.359，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从事新闻传播能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一项， t =3.833，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从事新闻传播可以揭露社会丑恶，伸张正义”的 t =2.867，P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较显著的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从事新闻传播有很多接触各界知名人士的机会”，t =2.484，P0.05，表明大一c大四同学有微弱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以上六个方面存在差异，从刚进校门和已有实习经历看，大一学生尚未真正接触新闻传播专业的职业境况，想象的成分重于实践后的认识，而大四学生经历了在新闻传播机构的实习，也与社会有所接触，对新闻传播职业的认识感触更真实。 三、新闻传播专业认知 对新闻传播专业认知题项，大一学生有247填写；大四学生有219填写。样本总数466，同样对大一和毕业年级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 1.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 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专业综合素养的前提，也是“准记者”对其入职的基本能力的认识。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一和大四学生对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在“强烈的好奇心、出色的语言能力、丰富的人生阅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巨大的创造力、高效的办事效率、强烈的社会同情心、对于社会的深刻体认、强烈的正义感、富有魅力的人格”十个题项上，选项的 p 值均未显示出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在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素质的十个方面，大一学生与大四学生没有差异，都认同其重要性。 2.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 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对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而言，是对媒体与社会、媒体与政治、媒体与法律，以及媒体与公众多项关系的认识，也是对本专业从业者的特殊使命的认识和价值判断。 本研究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一和大四学生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表4 的数据表明：在新闻媒体“迅速为大众提供新信息”“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报道可靠信息以阻止谣言的散播”“对复杂的问题提供分析和解释”“对正在形成中的政策展开讨论”“对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释”“引导公众舆论”“帮助市民行使舆论监督”“成为市民的喉舌”“推动社会改革”“报道最大多数市民感兴趣的新闻”“为市民提供休闲和娱乐”“质疑和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行”“质疑和批评工商界的言行”以及“质疑和批评社会团体的言行”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两个年级的学生均认为以上各项的重要性。 然而，t 检验显示：对新闻媒体“帮助市民了解政府政策”的认知选项比较，t =4.575，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对此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对“媒体声援社会弱势群体”的认知选项比较，t =4.215，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对此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对新闻媒体“教育群众，提供他们的知识和文化”的认知选项比较，t =5.273，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对此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 四、结 语 1.新闻传播专业的低认同高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认同度偏低。在志愿填报、重新选择专业这两个专业选择意向上，新闻传播专业都不是大多数学生的第一选择，但是大一学生比大四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新闻传播专业。在选择新闻传播专业原因中，大一与大四学生在个人层面原因上无显著差异，在社会层面原因上大一学生比大四学生的认同度稍高。对专业的低认同度导致在重新选择专业上更倾向于非新闻传播类，从是否有职业榜样的低比例看，两个年级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意向都不以新闻传播为从业目标。 对新闻传播专业和新闻媒体功能的认知相对较高。其中大一新生仅凭自身对专业的理解，对新闻传播专业充满了期待；而大四的学生经过了三年多的专业学习之后，到相关的新闻传播实务部门进行了为期三个月到半年的实习，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对新闻传播尤其是记者职业和新闻媒体比在校期间有更多的体悟。因而，大四学生对新闻媒体对个人发展的认知上有不同理解；在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声援弱势群体”、“帮助市民了解政策”等方面的认知与大一新生有较大差异，显得不那么乐观。2016年毕业的受访者D认为，新闻媒介已经不是促进社会进步唯一的信息渠道，并且由于进入媒体行业后更多考虑到实际因素，付出与收获差太多，基本不会想要声援其他群体。 总的来说，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对本专业的认知与认同极不一致。学校属性是专业认同度低的重要影响因素。西南政法大学原本是法学单科大学，而法学学科在全国一直有较高知名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学教学研究人才，学校张贴和宣传的均是作为西政校友的全国大法官和检察官，榜样的树立清一色法律界成功人士。经济法和诉讼法是全国一级重点学科，无论是学科历史和发展以及学术和师资，法学外的其它学科无法相比。新闻传播学院建立仅二十年，尽管学科发展快速，有奋力追赶之势，但在法学作为优势学科和强势学科的对比下，学生的选择似乎理所当然。受访者A在被问到为何选择毕业后报考法学研究生时说，“在西政待久了，报考法律硕士轻松一点。环境比较重要，如果不在西政选择就不一样。”可见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单科特质确实对学生的专业认同度有影响。受访者B认为如果在综合性大学学习，有70%左右可能不会向往法学。同时，辅修过法学的受访者C也表示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优势是在选择辅修其他专业时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于许多被专业调剂的学生而言，辅修法学和自考法学给予了那些“人在新闻心在法学”的学生“曲线救国”的机会。在学生中每年都会出现法学“辅修潮”“自考热”与“司考热”现象。多数学生通过这样的方式接近法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感。 另外，职业声望与职业前景对专业认同的影响也是值得讨论的因素，赵云泽等等认为，由于“自我认同”的贬斥与“社会认同”的错位，当代新闻记者的职业地位已经下降。网民将记者戏称为“妓者”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新闻传播专业对于专业身份的认同感；收入水平不高而工作强度大造成了记者的职业倦怠感[7]。这也是大四学生对新闻传播职业认知明显不同于大一学生的原因。而“纸媒已死”“新媒体发展太快”等观点是否会导致学生产生悲观主义心态，从而消极面对所学专业，更值得深入研究。 2.问题的特殊性抑或普遍性 本研究仅以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对新闻传播专业高认知和低认同结果中，发现法科大学中非法学学科的大学生的专业意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单科类大学学生对非主要专业认同度低是共同的问题，还是西南政法大学特有的问题？笔者作为教师也遇到过“法科院校也有新闻传播专业？”“地质大学也办新闻传播专业？”等问题。跨专业的一位研究生也被问过“你怎么在农业大学学会计？”。林诚彦等在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认同研究中也发现学生经常会被同学询问“社工和义工有什么区别”之类的话题。在单科院校中容易出现的专业身份困惑，不仅影响在校期间的学习，而且到毕业临近时，学生会经常进行专业内外群体的价值观、职业发展、待遇等方面对比，这种对比一方面或多或少会加深专业认知度，而另一方面又内化了社会导向，对自己的专业身份会越来越困惑，最终降低学习本专业和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意愿[8]。医学类高校非医学专业学生归属感弱，专业认同低而造成就业迷茫[9]。究其原因，是合法性危机导致了单科性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这种综合化并非只存在于个别院校中，可以说是“集体现象”[10]。应亮在对医学院的非医学专业认同的研究中也提出，为获取更多资源、提高办学层次，医学院招收非医学专业是向综合性大学过渡的一种形式，但是医科大学医学专业的优势和受重视程度限制了非医学专业发展，从而对学生的专业认同造成重要影响[11]。因而可以认为，单科性大学中非主要专业的认同度低不仅仅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特殊情况，而带有普遍性。那么，如何消减单科大学中非主要学科的边缘化对学生的专业认知和意向是不容忽视而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新闻传播专业评价体系亟待纠偏 专业评价体系的科学、合理与否，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健康与繁荣。当专业评价体系发生畸变扭曲时，其所代表的行业也就弊端丛生、危机四伏。中国的新闻传播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专业和行业，在改革开放后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兼之又长期处于管制严格、约束严厉的状态，因此，难以避免染上初级阶段所特有的痼疾，概括起来，就是专业评价体系出现偏差，陷入误区，这既体现在教育界、学术界，也体现在业界，由此导致了新闻教育的质量滑坡、新闻学术的粗制滥造与新闻报道的八股化、官样化，并沾染了铜臭。 高校新闻传播专业需要排名 据说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或系所已多达八百多家，难免鱼龙混杂，故如何评判优劣，成为当务之急。前些日子上海一位同行好友与我见面，便提出了研发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排行榜的设想，我认为极有现实必要性。 大学排行榜是西方教育产业的通行做法，近来国内也有人引进了这种模式，对全国的大学进行非官方的排行。尽管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反对这种来自民间的对高等教育的评价，但客观上，各家高校还是非常重视这种排名的，而社会公众也需要这种评价体系以供报考择校时参考。 排行榜作为一个新闻炒作热点，首推胡润的财富榜。他的贡献在于让非官方的排名成为公众事件与舆论焦点，事实上，按照中国现行体制，是不可能有任何官方机构出面组织个人财富排名的，每年一度的富人榜成为一个评价标准，企业家也乐于参与其中，虽然依据与结论都非常可疑。这说明了任何行业都需要评价体系，哪怕是明显不科学或不准确的评价体系，也聊胜于无。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新闻教育阵营简单、高中低层次分明，而现在由于新办的新闻院系层出不穷，有些名牌大学新设了新闻传播学院，而其水平实力较之一些地方普通院校还不如，也有一些新办的新闻院系因为礼聘了专业高手办学，很快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并不为公众所知……。这些信息目前没有公开的渠道可以获得，对于学生来说，只能靠打听过来人与局内人，而这样显然会有很大的偶然性与主观性。 相对超然客观地对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进行排名，只要指标与数据来源真实可靠，分析方法科学合理，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当功德无量。 应加大客观评价的比重 不必讳言，“人治”在现今社会仍广有市场，新闻传播专业并不例外。当评价体系的主导因素是某些官员的主观判断时，“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很多单位依然是现实。在晋级与职称评定等环节，相当多的单位至今还在实行非量化考核方法，票决往往成为一种貌似民主的专权形式。而要根治这种弊端，就应加大客观评价的比重，也就是依靠外在客观指标来量化评价。 现在新闻教育界与学术界的评价体系，主要由教学、科研与著述任务等指标构成，比较简单明了。从真正的学术与理论高度出发，一个学者、出版著作的数量多少其实并不重要，然而，在质无从评判高低或者说有权做评价的人做不到公正无私的时候，量是惟一值得重视的标准。打分是最简单也最公平、最科学的方法，把相关因素量化指标进行考核评选。 在新闻业务层面，新闻工作或新闻作品的好坏，是需要有评价体系予以肯定或否定的。各种新闻奖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重要的导航标准，遗憾的是，由于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把新闻奖变成一种行政权力而非专业评价体系，代表的是官方机构的价值观与专业标准，其结果便是近年来得奖作者、作品与新闻传播工作中最有影响、最受欢迎的从业人员、稿件成为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行其是，基本上不交叉。一些在全国都极有影响的著名评论员、大牌记者或撰稿人、摄影师，有的甚至成为专业标志性人物，如新闻摄影师唐师曾，却无缘大奖。而很多获得大奖的新闻工作者，不仅公众几乎闻所未闻，就连新闻界同行也往往从未听说也未曾看过其作品！ 造成这种怪现状的原因，就是在推荐送评新闻奖的过程中，各单位都采取的是领导拍板，而且选择依据主要是个人主观印象或偏好，基本不考虑传播效果、转载率等影响力因素。 专业头衔职务空壳化 在正常情况下，专业头衔职务应当是业内对同行的实力水平进行推测了解的最可靠的依据。如教授、博士，在欧美国家就意味着知识修养与专业造诣。然而，在中国大陆近年来盛行假冒伪劣之风，从商品开始，凡事都可以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劣币淘汰良币其势汹汹，专业头衔职务也是如此，假的甚至比真的还气势，特别是最近几年，假的比真的还多。既有地地道道的冒牌货，如学历造假或资格造假，最近法国爆出中国学生买文凭丑闻决非个别偶然现象；又有货真价实的、合法正式办到的假学历、假文凭，如中南某大学的博士不乏在职获得的，人可以在北京全职在岗，三年功夫就戴上了博士帽，价钱也不贵，八万元而已，多少有点权力就不难找到报销的机会。在职务职称上，论资排辈与靠关系提拔，导致出现新任命的副处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竟然仅为中专或大专学历，而新评的高级编辑也只有大专学历。社会发展进步到了21世纪，还会出现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新闻专业工作者自学成材乃至超越了同一单位大有人在的本科甚至研究生毕业的同龄人这种情况，真是对教育事业、对新闻事业的莫大讽刺！诚然，确有能力和实绩而破学历破资历的破格另当别论。 西方社会不把新闻传播工作列为用职称来评定专业水平与地位的行业，与大学、医院完全不同。实事求是地讲，这或许更符合新闻传播业规律。 职称成为官本位的辅助手段，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闻单位开始评聘职称开始，这一关系到从业人员切身利益的专业评价体系，就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弊端，愈演愈烈。职称评聘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已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质疑，而且评职称缺少复议或申诉机制，更没有类似于驾照年检的考核机制，成为一种终身制的待遇。职称成了有权位者必然拥有的职业荣誉头衔，而某些在职务与级别上无法安排的人，便以职称予以补偿。这岂非一种怪象乱象？ 专业环境污染严重 当某些不是靠资格、条件与实力而是靠关系拥有专业头衔职务的人多起来之后，他们并不只是单纯地享受到本来不配得到的待遇，而是进一步污染恶化了专业环境。 由于新学科高速发展，拔苗助长，催生了一整批博导教授，流风所及，新闻传播专业如今很难凭一个从业人员的外在职务或职称评判其能力，常常是正高级职称不高于副高级职称，甚至不高于连评职称资格都没有的从业人员。 我很反感某些不学无术的同行把“学界”挂在嘴上。严肃的新闻传播学者对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的贫困早有共识。依我之见，目前优秀的新闻传播学者凤毛麟角，还远构不成一个新闻传播学界。 至今为止，全国范围内新闻传播专业能称职地开设硕士研究生层次课程的教授大概超不过十位，而事实上居然已经有了上百位博导！不言而喻只有误人子弟。所以有人说，现在新闻专业的博士并不比本科生水平高多少。 新闻传播处在变革时代，日新月异，不注意更新知识与时俱进，即使是专家权威也有落伍之虞。在行业进步之后，靠吃老本得到学术教育界名位的人，抱残守阙，还端着权威的架子放不下来，就让学生们非议甚至蔑视了。 新闻传播专业有理论有思想的学者太少，炒冷饭的太多，说似是而非、冠冕堂皇的废话的太多，徒有虚名虚位。赵泓先生在出版社工作时，告诉我他正在编某人的书要出版，因为其专业头衔职务无懈可击，当时我很不以为然地发问：“连这种人的书你也出？”事过五六年，他承认我当时的评价是正确的――那真的是一本垃圾。 课题经费科研基金错位浪费 作为对新闻传播专业的鼓励与资助，国家设立了各种课题与基金项目。从学科建设与扶助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当然有必要也有效果。在历史新闻学、传播学或新闻理论等相对务虚的领域，还是有一定成果的。而在应用学科领域，不论是国家级课题还是省部级或校级课题，所付出的资金几乎完全是浪费掉了，这些年出版了数以百计鲜有读者、鲜有任何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所谓成果。课题成为知识垃圾制造的一个渠道。 如果梳理或回归盘点一下近年来应用新闻学方面的课题项目，不难发现一个共同之处，那便是这些成果根本没有投入实践，全是空对空的形式主义。即使是国家级课题成果，无论是广播、电视、网络还是报纸、杂志、出版方面的，哪家单位的哪些业务工作曾经受益于已经结题的车载斗量的所谓成果？事实上，这些名义上是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工作寻找对策或出路、研究问题与规律的课题，几乎没有从业人员会读，更没有从业人员参考或应用。某些课题项目其实已沦为打着学术研究幌子瓜分国家钱财的游戏，反正只要形式上符合规范，技术上正确，就可以交卷，事后又无须检验，也无考核程序。 国家基金与课题项目是对学科的很高层次的专业评价，至今总量并不多，好钢应用在刀刃上，一定不能再坐视浪费。从效果出发，有限的资金在使用时应当改革方法，应当改为奖励成果而不是申请立项后就拨经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需要大宗的技术设备等硬件购置，一个课题几十万元或十几万元，基本上都是变相的收入津贴。以奖代课题经费，奖励蛋而不是奖励鸡，有些鸡占着窝不下蛋，但因为占着窝，便有申请课题的资格与机会；与此相反，有些能生蛋的鸡却没有机会吃到官粮。长此以往，显然不利于新闻传播学术的真正繁荣和发展。■ 曹鹏博士现任经济日报研究部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河北大学媒介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大学、云南财经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著有《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中国媒介前沿》、《闲闲堂茶话》、《大师谈艺录》（一、二）、《传媒市场创意策划实务》、《把脉中国传媒》、《黄苗子说黄苗子》、《许鸿宾说许鸿宾》等专著十余种，亲手创办与参与创办或改造多家报刊，是若干媒介机构的咨询顾问。作者长期致力于媒介经济与市场研究，欢迎同行联系交流。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跨媒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摘 要：近年来，跨媒介的融合发展为新闻传播业界带来了发展机遇和挑战，而且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紧密结合多媒介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与媒介创新力量融合、把握媒介创新形式，构建跨媒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体系，建立协同实践教学模式，让学生的跨媒介业务技能得到提升，满足现代社会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 关键词：跨媒介 新闻传播 人才培养 当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闻传播工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籍、杂志、报纸、电视、电影和广播，互联网成为各类新兴媒体的载体，门户网、微博、数字传媒、手机报、新闻客户端等为新闻传播从业者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平台，用以实现跨媒介的内容采集、内容制作和内容表现。同时不可低估的是，跨媒介新闻传播正推动着全球媒体营运进行彻底性变革，对新闻传播从业者的专业综合素质也提出了变革性要求。基于对新闻传媒未来发展的趋向，将跨媒介教学实践纳入学生实践教学变革之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传统授课模式改为实践教学课，循序渐进开展跨媒介教学，在激励学生以创新、进取的态度尝试多种媒介、跨媒介实践业务训练，培养学生的跨媒介思维和动手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对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意义重大。 一、跨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要求 在跨媒介融合发展过程中，多种媒介背景下媒体对所需专业人才的知识技能、综合素养等方面，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探讨的焦点问题。“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化，特别需要两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够对多种介质的媒介平台具有综合管理能力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掌握各类传播技能的全能型记者编辑。” 互联网时代需要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进行拓展和改革创新。目前新闻传播教育的学科体系，已有一定历史而且相对成熟。但当面临新闻传播的物质基础即技术平台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时，如门户网、微博、数字报、新闻客户端等，一方面需要对传统的新闻传播教学体系进行改革，以适应传播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拓展专业内容，增加新的专业方向教学形式，即开展跨媒介新闻传播教学。 多媒体信息技术发展，使新闻传播业更加快捷、多样和个性化发展。新兴媒体介质，如门户网、微博、数字传媒、手机报、新闻客户端等，以高速度、大容量、交互性、多媒体形态特点见长，它以自己的技术优势，不仅给社会公众提供了自由阅读空间，媒体受众的互动，新闻事件的还原等，这就使新闻传播能够在一些热点问题、突发事件、焦点人物上，形成了个性化的舆论环境。同时，多媒介新闻传播使新闻源、传播者、受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彻底改变了传统新闻媒介中人们难以与原始信息源直面，被动接收新闻的现状，而表现出在复杂的社会信息中，运用多种媒介自主、个性化选择阅读、吸收、交流以及发表观点。这些事实就对新闻传播类学生具备相关从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需要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新媒介、跨媒介的教学形态。 跨媒介实践教学课程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在新闻传播教学体系原有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设计一贯按照传统媒体介质安排，不同媒介形态的课程分门类独立存在。因此，新闻传播类学生在某一门课程学习结束后，往往难以熟练掌握多种媒介、跨媒介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缺乏综合思维观念，缺乏复合型动手能力。针对相关情况，在本科生教学改革中，按照专业性质要求设计了跨媒介实验课程，让学生在实践教学环境中掌握报刊、广播电视之外的互联网、数字化终端新媒介业务运用能力。 二、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的主要途径 在互联网、多媒体信息技术发展的现代社会，媒介融合、媒介形式创新对新闻传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向媒介融合、跨媒介运行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实践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在全球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在技能方面，要求从业者能够综合使用各种传播工具，强调跨媒体的复合技术能力； 在媒介经营与管理方面，强调跨媒介平台的管理能力，要求管理人才具有宽阔的视野和复杂媒介环境下的整合管理才能。” 构建跨媒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体系。按照新闻传播业界需求，主要研究新时期对新闻传播应用型人才的特殊要求，一方面应对传统的新闻传播教学体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闻传播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展实验教学内容，更新专业方向的实践教学形式，开展跨媒介新闻传播教学。从而达到“媒介融合对职业新闻传播工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懂新闻、懂技术、懂管理而且擅长策划” ，具有“全媒体”业务技能的新闻传播行业素质。 与媒介创新力量融合、把握媒介创新形式。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媒体形态多样化的不断更新，跨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已得到普遍认同。门户网、微博、数字传媒、手机报等媒介环境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媒体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改变，传统的纸质、理论式的教学模式已不再适应现在社会的要求，必须根据多种媒介要求，把实践教学与多媒介，跨媒介深度融合，时刻掌握媒介创新动态和灵活的变化形式。 建立协同实践教学模式，建立融媒实训机制。通过校内解说模拟实验室、非线性编辑实验室、数字语言实验室、演播厅、实验剧场等基础是实训场所，让学生掌握基本业务技能后，协调、拓展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台、门户网站、微博、数字报业、数字移动媒体等实训基地，进行交叉性，交互性，渗透性“融媒”实践能力综合实训，进行探索与实践，“特别是实务专业课教师， 应该了解网络数字信息时代新闻传播的技术核心与技术趋势， 各种媒体形式之间的能量互换方式和传播效果控制的原则及手段”， 建立跨媒体工作能力，为培养具有跨媒介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创造实践教学平台。 跨媒介融合正在影响新闻传播方式，就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努力建构媒介融合的教学生态，让学生从传统的课堂走到纯粹的“媒体”，融入到媒体的工作环境中，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特色。” 更需要教师应具备跨媒介的知识技能，对专业知识体系进行更新，不断提升综合素质，以建构跨媒介融合教育的全新体系。 三、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构建跨媒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研究与探索时，专业面涉及新闻传播概论、编辑学、影视编辑技术学、摄影摄像、数字化媒体、多媒体技术等，要在总结教学改革、教学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面对新问题、新观点去思索解决。 首先，多媒介融合、跨媒介实训与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问题。教学实践中如何通过教育实验法、调查法去解决构建问题。跨媒介综合实训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行业标准，同时也对实践教学指明了更高要求。在教育教学全过程，应注重把握人才培养目标，多种媒体介质相互融合，运用合理的途径处理好实训与整个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关系，明确实践内容、目标，关注多种媒体平台交叉渗透，以此为原则才能组成一个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的实践教学体系是迫在眉睫的。 其次，实践教学内容设计与合理落实到教学环节、“融媒”实训规范管理问题。将综合运用观察法、案例研究法、经验总结法去解决相关问题。在多种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媒体大都拥有多种形态的信息平台，因此，将实践教学纳入不同形态的平台中，实行“融入媒体，融入媒介”实践教育，让学生口头表达、文字写作，技术处理能力综合素质都得到全面提升，这样才能将新闻传播的实践教学落到实处。 毫无疑问，目前新闻传播业所面临的环境发生着剧变，媒介融合给业界从业者带来了专业能力方面的巨大挑战。基于传统新闻传播业的运营方式和分工结构而构建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正如当前的业界变化一样，正面临着变革的诉求。这就要求教育界应对跨媒介融合带来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挑战，提升学生知识与技能，增强跨媒介与融合培养，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作者简介：彭成（1979―），男，重庆梁平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营运及媒介伦理。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关于媒介融合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分析 摘要：随着当前信息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新闻传播活动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以往的传播流程与形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也对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与教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当前，媒介融合时代的发展，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应该积极更新自身的教学模式等，从而才能积极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本文主要分析了媒介融合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的合理意见，希望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媒体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当前，新闻传播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因此，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来说，应该加强对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并且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思想观念，从而能够积极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所以，笔者就这一问题分析了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的合理举措，以此可以培养出优秀的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型人才。 一、媒介融合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的模式 （一）树立融合的理念，选择科学的方案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实践需要进行合理的改进，应该将融合的理念培养起来。作为融合报道来说，主要是从事情内容出发，并且针对报道形式的特征，选择比较适合的形式，以此发挥优秀的报道效果。比如，观察文字的理性特征，如何能够积极引发人们的思考等，就可以进行深度报道；而对于图片来说，可以对画面进行瞬间定格，以此为读者带来一种视觉上的冲击，而且极具表现力。而对于视频内容来说，结合了声音与图画的形式，能够积极吸引观众的眼球，可以进行动态场景的表现[1]。另外，作为数据图表来说，主要结合了数据与文字的形式，可以使内容的浏览更加方便。因此，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过程中，作为老师来说，应该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认清融合报道的特征与内容，而且还要积极体现出一定的专业性特征，以此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新闻人才。 （二）实践教学体系的多层次建构 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发展，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中，应该积极改变传统的教学体系，构建起多层次的教学体系内容。首先，需要积极从时展要求出发，构建新型的媒介融合专业；其次，应该对以往的专业实践课程进行合理改革与创新，并且对其考察手段进行改革。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作为新闻专业的实践课程来说，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特征，而这就需要积极洞察未来几年的发展；还要加强实践课程的比重。另外，还要在评价学生实践课程的方式上，应该以实践作品为主，对学生进行积极鼓励。此外，还要将多层次的实践基地构建起来。在校内，作为新闻院系来说，应该积极沟通学校宣传部门，建设相应的校园广播、网络、报纸、微信平台等。而这些平台需要负责相应的对外宣传的职责，而且能够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出积极的帮助。而在校外，可以进行媒体实践基地的建设，并且加强校内外媒体基地的融合发展。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可以在校内进行实践学习；而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可以走出校园到校外的实践基地中进行实习，从而能够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一定的培养与提升。 （三）教学硬件的更新，创设媒介融合实验室 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过程中，还需要借助相应的教学设施。而随着现代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在教育领域中可以积极借助电子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建设良好的新媒体教学实验室。当前的新闻传播活动的信息传播并不仅仅是传统的采集与编辑等，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应该积极改善以往的教学平台形式，应该将多功能的实践教学平台积极构建起来。此外，还要不断更新教学设备，应该适当的追求时新性，并且加强平台与业界的结合发展[2]。比如，可以在业务流程方面，对媒体工作模式进行模拟，也可以营造一种真实的工作环境。此外，还可以打造一种综合性校内外学习平台的形式，以此来实现资源的共享，能够积极为学生的实践学习而服务。例如，在学习报纸编辑课程过程中，可以将电子图文编辑、网页制作以及网络新闻编辑等内容纳入进来。最后，针对当前的一些比较有实力的院校，可以加强与当前新媒介的融合。比如，开展网络传播、动漫设计等等内容形式，能够使学生积极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使自身的实践能力得到一定的提升与发展。 二、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当前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对于新闻传播专业教学来说，应该加强自身教学模式的改革，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构建起多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并且还要注重教学设备的积极更新发展，这样才能为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提供积极的帮助。高校应该加强对实践教学基地的构建，并且培养自身的媒介融合的理念，使学生能够积极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与素养，才能在以后的学习与工作中获得积极的发展与进步。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试论新媒体条件下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 摘 要：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学改革。对照国家需求的培养目标，可以发现在实际培养过程中，存在着对掌握新闻与传播专业理论知识的忽视、超负荷的课业压力、课程设置缺乏自主创新、忽视跨学科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亟待改革。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培养目标 2010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方案，这是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该方案突出强调了在新闻与传播硕士培养过程中的实践导向，旨在推动新闻与传播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的模式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模式转变，完善新闻与传播人才的培养体系。 以新媒体时代为大背景，研究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和方式，对于中国新闻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 一、新媒体发展迫使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改革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近年来发展速度日益迅猛。相较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更快、信息量更大、内容更丰富、互动性更强等特点，在给新闻行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也因此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传统媒体为求生存，纷纷寻求转型，媒介融合的优势日益凸显，成为大势所趋。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这些都在向我们发射同一个信号，那就是媒介技术的革新，对新闻从业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自然成为当务之急。新闻学教育作为输送高素质新闻人才之根本，也自然迎来了更为巨大的挑战。 “在现阶段媒介融合的条件下，新闻业需要两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在多媒体集团中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1]”然而必须面对的现实是，长期以来我国各高校对于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均以培养学术型研究生为主，这样的教育模式并不能完全满足新闻媒体对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造成这方面的优秀新闻人才本身就很短缺。在媒介融合对新闻从业人员自身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显然更无法满足当下业界对于新型新闻人才的需求，因而我国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必须要有新的思考与改进，以促进整个新闻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新媒体条件下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 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简称MJC，是我国近年来新兴的一种硕士研究生类型，该学位旨在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入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传播的专门人才。[2]”因而可以说，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存在，正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因新媒体飞速发展而带来的新闻学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尴尬局面。并且，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存在，对于完善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提高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水平，保证新闻从业人员队伍整体素质均具有积极的作用。 “培养具有现代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刻了解中国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这是2010年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中关于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明确定位。近几年来，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在为传播新闻创造了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使新闻业的专业性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尤其是微博、微信的兴起，使得传播主体日趋多元化，只要有一部手机，就拥有了一个新闻中心。这对于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如何科学地把握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从而创新新闻与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也自然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在新媒体条件下，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以下两个方面必须明确：一是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决定理论，是理论的来源，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若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脱节，新闻学教育则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改变传统的以理论知识讲述为主的教学模式，强化学生新闻传播业务技能的训练与提高。[3]”二是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不能仅局限于某一领域，要多领域跨学科进行培养。媒介技术的革新，新闻传播速度之快、传播内容之复杂，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因此，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必须在培养过程中被加以重视和体现。 三、新媒体条件下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方式 对于新媒体条件下新闻传播人才的专业素养要求，曾指出，新闻工作者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简而言之，就是要懂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这也为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提供了指引方向。 首先，在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的时间一定要保证。其实践教学的时间应相较于学术型硕士必须要长。这就要求学校不仅要聘请一批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的任课教师，还应将一些新闻从业人员请到课堂，向学生分享前沿资讯以及一些实战经验。以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例，在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专业课程中，就安排了新闻实务界的专业人员做课程的任课教师。这样的方式无形中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习资源，增加了学生参与实践的机会。 其次，课程的设置也是新媒体时代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不应被忽视。新闻学学科本身就是多学科的杂糅，不能局限于学科本身，加之当下媒体融合探索步伐的不断加快，新闻从业人员只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已经远远不够。因此，要想培养出适应行业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跨学科，涉及多个领域。并且注意与学术型硕士课程的区分。 另外，媒介融合的大背景给新闻学教育带来的不仅仅只有冲击，也为新闻与传播课堂教学提供了便捷，随时可通过手机客户端查找新闻并当堂分析、教学，现场模拟研究，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可见，善用新媒体技术，利用其带来的便捷，对于提高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课堂教学水平的实现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新媒体条件下高校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培养的问题与改进 首先，是对掌握新闻与传播专业理论知识的忽视。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两者不能割裂，孤立地强调一个方面。若在课程安排上忽视对理论课程的合理设置，只片面追求实践，一样无法达到预期的培养效果。因此，应将理论知识的学习阶段与实践经验的积累阶段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设置。虽然相较于学术型硕士，专业硕士更加注重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脱离理论，没有理论做基石，必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是在校时间短而所学课程多造成超负荷的课业压力。人的精力有限，超负荷的课业压力会使培养效果大打折扣。调查显示，目前很多高校的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都是2年制，在校学习的时间为一年，而这一年间所学的课程基本上是学术型硕士一年半的课程。不难想象，这一年专业硕士所面临的课业压力自然是相当繁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延长学时才能解决问题。依靠改进课程设置，针对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方案打造合适的特色课程，去掉一些不必要的课程，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好方法。同时，这样也保证了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课程设置的合理性。 再次，是高校课程设置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每个学校的情况不同，比如师资能力、校外资源、学生基础的不相同，所进行的课程设置也不会完全相同。然而，目前很多高校的课程设置都是在照搬一些有名气的高校。这样只会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对此，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综合自身师资力量来设置特色课程，这样既能减轻老师和学生的负担，也能在最大程度上优化资源，提高教学质量。若只是一味地照搬名校的课程设置，后果可能是老师讲不到精髓，学生也学不到真本领，这样实际上是对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有违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设置的初衷。 最后，是忽视跨学科人才的培养。目前高校设置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方案大多对培养跨学科人才的培养缺乏应有的重视，课程设置上只重视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单一性专业学习。显然，在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培养方式并不是最合理的，高校应尝试进行学科融合，通过学科之间的融合来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利用本校的优势学科资源，将该学科资源与新闻传播教育最大程度的结合，打造为本校的独有特色。例如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利用本校强大的法学资源，打造法制新闻研究、法制新闻学评论等精品课程，强调法学与新闻传播学专业之间的联系，增加了所培养人才在新媒体大环境下的适用性。 虽然当下各高校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但其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确实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培养模式为我国的新闻传播领域输送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人才，我国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这一模式会渐渐得以优化，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新闻与传播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的模式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模式转变。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培养的特点分析 摘要：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培养的特点――应用性是专业硕士的突出特点，为此，要增加实践型导师授课，强化“案例教学”、“项目教学”，强化实验室建设，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严把毕业论文关等。要强化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教育，细化职业道德规范，有些上升为纪律，使道德制度化。要基础理论与人文素养并重，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关键词：专业硕士;新闻传播;媒体;实验室;案例教学;职业素养;职业道德;道德制度化 我国自2009年招收全日制专业硕士以来，仅仅走过了4年的路程，各个招收全日制专业硕士的院校都处在探索过程中。根据国家的用人需要，专业硕士是一个较大的“缺口”，用人单位更愿意聘用素质高、懂专业、上手快的应用型人才。新闻传播类专业更是如此，传媒大量需要的是不经过见习或经过短暂的见习就能“顶岗”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如何培养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其培养的特点是什么？这是目前亟待探讨的问题。 一、应用性是专业硕士的突出特点 与研究型的硕士相比，专业硕士更强调应用性。研究型的硕士重在认识世界、探究规律，即格物致知;专业硕士重在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为人类造福，即知行合一。因而，应用性是专业硕士最根本的特点，围绕着这一特点，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的培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增加实践型导师授课。研究型硕士生的培养，基本都是校内老师授课，注重理论性、学术性、前沿性，虽个别课程由校外导师来上，但授课内容和方式大多也是以理论研讨为主，重点放在学术创新上，与校内老师的授课大同小异，只是增加了一些实践经验和素材而已。专业硕士的培养必须增加实践型导师授课（实践型导师不仅仅是校外指导，也要承担授课教师的职责），其主要承担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重点不是讲理论，而是讲实践，讲操作，讲应用。如“电视节目的制作与播出”、“电视节目的选题”、“图书的选题与策划”、“图书的装帧设计”、“广告的设计与制作”，等等。实践型导师授课增加了时代感，针对性强，学生学到的技能是与社会媒体同步的，更会受学生欢迎。 2.强化“案例教学”、“项目教学”。对于研究型硕士的培养，教师也使用案例教学和项目教学，但不是硬性要求，教师往往根据自己的教学内容灵活掌握。在专业硕士的培养中，即使与研究型硕士名称相同的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即使用案例教学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不是简单介绍案例，重点要放在学生对案例的分析和处理上。项目教学是说，把老师的应用性项目拿到课堂上来讲解，或是分给学生一部分课题，让学生完成。在理论教学中植入了这两种教学方式，使学生不仅学会了分析问题，而且学会了解决问题，这就符合了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 3.强化实验室建设。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对实验室具有较高的要求，实验室可以模拟、再现媒体的过程，为教师的实验课提供基本的平台和硬件支持，为学生实验、实习、操作提供基础条件。实验室至少要有演播厅、摄影实验室、影视编辑实验室、图书报纸杂志编辑实验室、印刷实验室等，这些基本实验室才能满足教学的基本需要。在设备的性能和参数上要与社会媒体同步，这样才能实现学校与媒体的互动。 4.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为培养研究型的硕士，各学校都建立了一些对口的实习基地，这些实习基地有的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出于各种原因（学生实习是学生和实习单位双向选择），仅仅是“挂牌”而已，学生并未去单位实习或者很少有学生去单位实习，实习基地形同虚设。专业硕士的培养必须重视实习基地的建设，学院要主动与实习基地联系，签了协议“挂了牌”就要落实到学生，要确保每一个专业硕士都有对口的实习单位、对口的工作岗位。如能把学生的专业实习、岗位实习与就业结合起来，就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5.严把毕业论文关。专业硕士的毕业论文主要考察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在选题上要限制在应用性的选题上，论证要充分，要能解决某一项工作的实际问题。要求理论分析准确、到位，实践对策有效、合理。这就要求由“双导师”来审阅论文，一位理论型的导师把握理论与学术，一位实践型的导师把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两位导师都通过了才能进入预答辩和答辩环节。在答辩评委会的组成上，也要有一半以上媒体业界实际部门的专家，确保专业硕士达到“应用性”的要求。 二、强化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教育 职业素养是职业内基本的素质和修养，职业道德是职业内共同遵守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专业硕士的职业性要求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具有传媒业界较好的职业素养和较高的职业道德，而目前传媒业界的情况是，受各种利益的驱动，虚假新闻、有偿新闻（变相有偿新闻）经常出现，媒体权利寻租较为普遍，尤其媒体的媚俗之风随处可见，俯首即拾。要培养正直的有职业良知的传媒人，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是重要一环，同时，要细化职业道德规范，有些上升为纪律，强化道德的约束力，也是重要的措施之一。 1.增加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的相关课程。全日制专业硕士由于是从本科毕业生中直接考入的，缺少工作经验，其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的养成依赖于相关知识的积累。学校一方面要增加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相关课程，另一方面要增加此方面的案例教学，通过感性和理性两方面信息的强化，使专业硕士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基础。 2.细化职业道德规范，有些上升为纪律，使道德制度化。道德是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良知来发挥作用的，当利益驱动大于人的尊严和良知时，有些人就会铤而走险，这时道德的约束就显得苍白无力。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条件下如何增加道德成本，使道德也成为一种敬畏的筹码，其中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一些职业道德上升为纪律，使道德制度化。我国虽然有《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2009年11月修订），各个具体行业如广播电视、广告、图书、报刊、杂志等部门也有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及管理规定，如《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9月）、《广告管理条例》（1987年10月）、《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等，但总体说来规定较为原则，属于“号召”性的多，涉及处罚的相对较少，即使有处罚也是针对较为“宏观”的大问题，如《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章罚则，专章讲到处罚问题，但都是一些大的原则性的问题，至于工作人员的具体违规、违反道德的行为，一般都没有涉及，或涉及很少，因而对一般从业者不具有“威慑性”（只对领导具有责任性、威慑性）。如果把道德规范细化，其中一部分上升为纪律，对从业者的具体行为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强制力和威慑力。违反纪律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样从业者守道德不仅仅是一个心理的自觉，更带有一种强制性、强迫性，一种敬畏感，使道德的成本大大增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能上升为纪律，哪些在纪律之内，哪些在纪律之外，要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来定，有关部门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相应的纪律条例，把一部分道德通过制度固定下来，这无论对于加强道德建设还是对于减少传媒领域里腐败现象的发生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基础理论与人文素养并重 专业硕士强调应用性，强调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来源于扎实的基础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人文素养，离开了这些，能力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强调基础理论是说理论课要学精、学透，强调人文素养是针对传媒业界的行业特点，其涉及学科的庞杂性而言的。读者、观众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专业常识的错误，使媒体的形象大为受损，究其原因在于记者、编辑知识面窄，人文素养积淀不够。改变这种状况要从本科生、研究生抓起，专业硕士的培养就是关键的一环。 研究型的硕士生培养所开设的课程一般分为三个模块：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硕士的培养同样可以沿用这三个模块，但课程要作较大调整――去掉一些不适合专业硕士的理论课，保留的理论课要减少学时，讲重点，讲精华，增加交叉学科和实验课程，同时增加文史哲和科普的相关课程，文史哲和科普的相关课程可以放在选修课中，加大选修课的比例，鼓励学生多选选修课，鼓励跨学院、跨学科选修课程，实现校内资源共享。在学分既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奖励学生超出规定学分多选的选修课，促使学生拓宽知识面，达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的培养是一个新生事物，相关高校都处在探索过程中，愿笔者的探索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外实践双向考评机制研究 摘要 针对目前高校培养现状的困境，本文确立了一套极具针对性的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外实习实践的双向考评机制。其通过确立各类别考评维度，细化各级别考评指标及其各自所占权重，以实现考评机制的可测量性与可操作性;同时，将建构实践单位与校内导师对学生实践的双向互动考评模式，以更为有效地引导、激励和督促学生实践学习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校内外实践;双向考评 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类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仍以培养学术型研究生为主，而作为刚刚启动不久的新兴学位，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其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对于优化新闻传播队伍结构，提升在职新闻从业人员的理论和业务水平，进而完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且在其培养方案中，采用校内外导师合力培养的做法更是为专业型新闻人才提供了学习和展现自我的平台。然而，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往往也暴露了诸多问题。为此，落实每一个具体的实习项目，建立可量化的校内外实习实践考评机制，是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一项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双师制下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实习实践瓶颈 2010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名单，其中，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首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此举“改变了中国高等传媒教育硕士阶段只有学术型硕士的单一高级人才培养模式，开始向学术型硕士与专业硕士学位并存的双轨体制转型”。“双导师制”的师资结构最能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相区别，在培养专业和专门技术的基础上，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重视实践与应用，“弥补了新闻教育中实践性不足的问题，利于学生开拓视野，探讨动态，深入一线，互动研究，对接研究和实践，培养专业潜在眼光的新闻工作者”。这无疑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在具体培养实践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校内外导师责任范围的模糊化 由于是新兴学位，其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仍处于摸索状态，部分学校也一直沿用传统的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唯独在专业课上有些许的变动。由此也直接导致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在校期间盲目学习，校内导师将其与学术型学生相区别，学术修为上放任自由;实习阶段也是匆忙上岗，即使有业界导师带领引导，亦属于蜻蜓点水般的浅尝辄止。长此以往，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不仅在校内无法获得专业的理论知识，在校外的学习实践也无法真正掌握专业技能，表面上是坐拥两位导师，实际上却是两头不顾。而据《新闻与传播硕士设置方案》，以“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入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传播专门人才”为其培养目标来看，不仅基础理论教育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有一定的要求，在具体实践能力方面亦提出了比学术型研究生发展要更高的要求。因此，为落实这一培养目标，明确校内外导师的教育教学责任是培养应用型媒体人才的第一步。 （二）具体考核操作过程中的简略化 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不仅有学生自身实习态度的问题，更有业界导师“招收免费劳动力”的思想作祟。首先就实习者自身来说，在实习期间往往因为学校催交毕业论文、找工作、不适应实习单位等种种原因使得实习时间缩短，实习质量大打折扣，不利于新闻专业技能的真正掌握。其次是在具体学习实践中，现阶段的业界导师对于学生的每一次作品往往只是给出当下的参考意见，并不会给出具体的后续性指导意见和中肯的评价;还有就是对于学生的每一次出勤、出访，也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和操作要求，使得学生自身对于实习实践的投入和关注度不高。这些都对培养杰出的“新闻人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高校传媒的教育目光不应只满足于简单的粗放型培养和粗糙的管理体系，而应转向更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这也就对新闻传播学教学，尤其是校外实践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实习结束后沟通对话的缺失化 当前我国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在实习之后的普遍突出问题就是缺乏后续的经验总结，忙碌的论文答辩和毕业事宜常常掩盖了实践的真正意义所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也无法让他们沉心静气地规划未来的发展道路。但就未来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来说，即将步入工作岗位的青年储备队伍的发展决定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兴衰，亦关乎整个传媒业的未来和发展，匆忙的实习和就业并不利于他们长远的发展。而通过学术交流，分享其在采访、写作、策划、编辑等经历中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不仅有助于实习者自身在新闻业务上反思，使其更快成长，更是对他们的个人思想、业务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展现自我的同时也可以言传身教地影响下一届的学生。 学者李彬“把政治素质、文化底蕴、实践意识和国际视野，作为新闻教育的四个有机环节”，其中新闻通识教育贯穿始终。因此，为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研究生的未来发展“先行探路”，制定一套严密的培养方案，尤其是对其实习实践中的考评机制进行细化处理更是迫在眉睫。探寻一个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模式，来培养和提升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技能和道德素养，也是优化我国新闻传播专业队伍、提高业界新闻工作者整体业务质量、增强我国媒体影响力的关键。 二、双向考评：校内外实践基地拓展下的具体机制建构 虽然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比媒体的实践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才能够真正培养创新性的人才”。且早在2012年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就曾明确指出专业学位要“突出职业能力培养，与职业资格紧密衔接，建立健全培养、考核、评价和管理体系”。为此，细化学生实习实践的各项指标，实行校内外实践基地拓展下的双向考评机制对于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极具战略性意义。在依托（校、院）报、电视台、网站、微博、论坛等的全方位建设，形成立体式的校内实践平台的同时，积极开展与校外实践单位的长期合作，建立与拓展校外实践基地，将其作为校内实践平台延伸出的实践主战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校内外导师的双向考评机制。 由此，笔者认为整体的双向考评机制应以新闻与传播实践为导向，实践单位与在校导师均需纳入考评主体范围，且双方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能力考评侧重点，对学生实践情况进行考察。亦正如法国大学里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追求一般文化素质培养，注意教学内容与科技知识的结合，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环境中传播技术和传播实践内容的演变”。 （一）业界导师考评的量化操作 我国《新闻与传播硕士设置方案》中明确指出：“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培养过程须突出新闻与传播实践导向，加强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半年”。为此，在为期半年的学习实践中，不仅要尽快地适应业界对于项目策划，稿件采写、刊发或是播出的快节奏，更要培养时代敏感性，以高质量的专业素养完成每一次的任务。 1.历次参与的详细备案。具体而言就是要有详细的出勤表、出镜表和出访表，对每一次的准时参与都要有业界导师的勾选和认定。正常的出勤首先体现的正是实习者的态度问题，对于不能及时到达或缺席的应给予合理的解释，并以请假条的形式写入当日的实习报告中。对于缺席一次者扣除1分，迟到者扣除0.5分，并最终纳入作品成绩中，而对于缺席或迟到3次以上者，将给予实习不合格处理。 2.阶段性详细记录。该部分是整个实习过程中的重中之重。不仅要求实习者呈现每一次的专业作品――产品开发、广告设计、案例分析、项目管理、文艺作品、新闻作品或音频视频等形式，以考核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技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要有业界导师对于每一次作品的评价。在为期半年的实践学习中，实践单位应根据具体的实践岗位要求，以相应的指标体系给出阶段性的评价表。例如，在个人完成的作品中，最终的成品固然是评判成绩的参考之一，而更应着重考察初稿与指导后的终稿之间的前后变化，以此判定其专业态度并打分，由此不仅考察了学生的个人专业素养，更有利于激励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而在二人以上合作完成的作品中，以分工形式出现重在考察集体协作能力，并以出力的多少、努力的程度和团队的协作程度来判定最终作品的成绩。 3.报告式自评记录。在实习实践过程中，除了业界导师对于学生作品的阶段式评价之外，学生对于自身的考评和审视亦尤为重要。自评包括对于每一个阶段作品的评价，实际操作中对自我表现的评价、对每一次进步的评价，以及实际出访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式的评价，乃至个人在此期间的思考等都应纳入其中。由此，一方面可以使其及时发现自身不足并加以改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业界导师在查看时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培养方式。 4.总结式他评鉴定。在实习实践的最后阶段，不仅需要业界导师对于实习实践的总结评价，更需要业界资深导师团队对其实习作品和表现的综合鉴定，由此更加客观公正地评判此次实习的最终成果。整个实习中作品成绩占50%，自身业界导师占30%，业界其他导师评价成绩占20%，构成最终的实习成绩。 （二）校内导师考评的细化指标 基于前期已有的实习作品和业界评价，此考评主要是针对学生在实习实践之后再次回归校园之时，校内导师检验作品、分享经验所用。具体做法如下： 1.检验实习日志或实习报告。这是在学生回归校园之初需首要完成的任务。检验学生的实习报告，包括其实习期间的各类作品和业界导师的评价，以及自身在此期间的自我认识等等。不仅让校内导师对其实习情况有一个初步了解，更可以让导师及时发现问题，回归理论指导以弥补实践中的不足。 2.再现实践作品。具体而言，就是利用学校媒体资源请参加了实习的同学再次展示或讲述实践过程。如在对实践成果进行展示时，向以自身校内导师为中心的小组分别讲述实践体验的过程，让他们通过实习生的讲述和应对过程给予一定的评判。其次是进行实践课题（学位）论文答辩，同样以导师为中心进行小范围的答辩和释疑，由小组成员和责任导师打分，各组再推举一位最优者面向全部实习生进行作品展示和讲述创作过程，最后由所有导师评价给分，取综合平均分为最终考核分。如此一来，既可以对学生实践情况进行较为科学的考评和检验，又可以借此提升学生的语言沟通表达能力和综合表现能力，以此激励和督促学生实习实践。 3.近距离师生交流总结。经过上述考评之后，以经验交流会的形式让学生展开自由的讨论，导师参与但不主导，主要以学生自由发言为主。这样导师不仅可以“在与学生的沟通中进行教学反思，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实现新闻传播教育的细化、优化和个性化”，更可以在零距离的沟通中敦促学生及时梳理实践经验，总结教训，以更好地投入到未来的工作中去。 （三）校内外双方经验交换式对话 当前我国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外实践的突出问题除了缺少落到实处的量化指标外，还有就是在实习实践结束后鲜见校内外导师的沟通，以致出现了培养分歧也往往不了了之。为此，学生在实习实践结束后，校内外导师之间有必要针对学生的实习实践成果，包括实习作品和回校汇报作相应的交换式对话，两者“通气”后才能对学生的专业素养有较为明晰的判定，并以此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较为明确的喻示。由此形成双向沟通带动学生积极性的良性循环，营造出“高素质、高水准、高就业”的实习实践氛围。 三、落实双向考评机制的实际意义 学者张昆认为，“在新闻传播领域设置硕士专业学位，一方面是基于新闻传播学科的性质，新闻传播学科本身就属于应用文科，其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体，本来就应该是专业学位，何况其对应的庞大社会行业所需要的，并非高级学术型人才;另一方面，是社会巨大需求的拉动，传统的学术型硕士教育，固然有其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必要，但是比起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来，毕竟要少得多。”由此可见，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的建立是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项应然之举，而对于其实习实践过程中落到实处的科学考评机制的建立尤显重要。 （一）以细致分工明确分配导师职责 建立双向考评机制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明确校内外双导师的职责，细致分工下才能对学生的实习实践业绩做更为科学的指导和判定，也不至于在具体实践中出现无人指导或交叉重叠的状况，导师们亦可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发挥所长，作出有针对性地指导。更为重要的是，有依可循的考量指标为学生们实践任务的完成提供了现实保障。另外，科学的校内外考评机制细化双方的培养标准，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思维定势，通过积极的统筹规划和安排，更是保证了正常的教学和实践秩序，也为未来的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习实践培养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以量化指标激励学生实习实践 “新闻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实践，能力只能通过干中学，经验只有由实践累积”，为此，高质量的实习实践经历对于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至关重要。双向考评机制中的考核维度、各级考评指标及其权重，以及最后实习成绩，都将以等级或分数的形式予以阶段性的呈现。值得一提的是，量化的指标有助于学生实习作品的精细化，快速提升业务水平的同时做到精益求精。一方面，精细化的考量为上进的实习生提供了不断进步和展示作品的平台，为进一步深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可视化的评价指标，亦方便学生自身总结、反思，开拓新的思路和想法，促使这群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业务能力再上新的台阶，从而提高新闻传播的整体水平。 （三）提升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为适应新时展下的媒介融合趋势，通过制定科学、全面、可测量的考评机制，以推进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工作的实质性进展，更以切实培养学生的“职业导向性”来促进“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不仅增强了新闻与传播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更是在无形之中提升了他们的媒介素养。而作为“现代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介素养，对于不管是否将来从事新闻传播事业的公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对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整体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为此，精细化的研究培养方案，不仅可以促进新闻传播专业学位的快速发展，还可以通过构筑良好的专业平台，形成独具新闻传播院系特色的专业核心竞争力，亦可借此吸引更多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加入培养队伍，实现新闻传播高层次人才队伍构建的良性循环。 结语 虽然“在我国特色学位制度的建成初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真正做到与学术型硕士‘并驾齐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外实践双向考评机制的建立，不仅保证了考核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公开性，更有利于切实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提升其本专业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是保证新闻传播院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新闻人才的培养是媒体机构和教育机构共同的责任和使命，二者只有密切合作，在硕士专业研究生实践环节上做足功课，大力推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的有机衔接，才能满足新闻业界对高层次实务人才的需求，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大踏步提升与繁荣。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媒介融合视角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摘要：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网络化、数字化的飞速发展，新媒体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且新媒体产业的迅速发展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媒介融合将各种媒介的采写，编辑，播报等多功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为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本文在媒介融合视角下，初步分析了我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给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为各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媒介融合 新闻传播 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当前，网络数字传播技术已成为媒介融合的主推力量，这种融合趋势使得新闻传播有别于传统的传媒行业。同时，媒介融合的快速发展也给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应朝着如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方向发展。同时在我国部分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亟须我们解决。 1. 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 1.1 没有明确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 根据教育部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近年来新闻传播专业点不断增加，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体系涉及多个领域，并发展成为博士、硕士、本科、专科、成人教育多个层次。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情况不同，对于专业知识的把握程度也不尽相同。为此，应该有不同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但就目前多数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教育情况来看，无论是教学计划的拟订，还是教学内容的选取，各高校对于学生的培养方式缺乏创新，仍旧沿用本科新闻传播专业的教育教学模式，没有显示出新闻传播专业层次办学的特色。 1.2 无法满足市场对于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需求 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网络数字传播技术，新闻从业者在具备专业技术的同时，还要积极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技能。另外，社会对于传媒专业的需求不再局限于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很多新闻单位越来越关注跨专业、跨学科的毕业生。据近年来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往往不能找到与本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专业对口率不高，而国内大多数本科院校都设置了新闻传播专业。为此，新闻单位对毕业生学历要求变得更高。媒介市场与就业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就业挑战，无形之间增加了就业压力。 1.3 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不符合社会职业岗位需求 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应以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为核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职业岗位对于高素质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然而，目前多数高校并没有明晰的人才培养目标，忽略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没有锁定学生未来有可能就业的岗位，因此无法按照社会职业岗位的现实发展需求进行专业的有效的培养，对于新闻传播专业重理论轻实践的人才培养方式，不符合社会职业岗位需求。 2. 媒介视角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介也呈现出多种形态，目前，为了适应新媒介不断更新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推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模式的变革，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 2.1 加强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之间的合作教育 教师仅仅只在校园课堂上进行理论知识教育，很难培养出符合社会对于新闻传播专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为此，教师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勇于创新，敢于挑战的精神，鼓励学生踏出校园，积极参与不同媒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加强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之间的合作教育，同各种媒介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一个实习实训机会，让学生积极参与媒体企业的实践活动，有利于学生在实践中得以锻炼，在锻炼中不断提升之间的能力。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之间的合作教育，关键在于制定符合实际的多方合作模式和互惠共赢的合作机制。一方面，制定符合实际的多方合作模式，要求校企在合作的过程中共建良好合作平台，并进行多方合作活动，通过校内名师和学生社团共同构建的团队来完成相关合作任务;另一方面，根据团队的自身实力，选取最合适的合作契合点，并作为合作切入点，以点带面、逐步深入开展全面合作。科学的合作机制有利于多方合作模式的有效运行，找准合作切合点，潜力互补有利于实现互惠共赢的合作机制。 2.2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明确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在新闻传播专业的教育教学中，教师往往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学生在新闻传播学术生涯的领路人。为此，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需要组织结构合理、心甘情愿付出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强化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在于让教师参与传媒机构的价值创造，进行挂职锻炼，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实战能力;为解决师资队伍匮乏问题，可引进业界知名教师和国内名校名师，同校内在编教师形成“三师型”合理的师资结构。校内在编教师主要负责新闻传播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优化学生的知识理论体系;国内名校名师主要负责讲授新闻传播专业教材以外的理论知识，引导学生朝着正确的传媒方向发展;业界知名教师则通过案例教学，在课堂上结合典型案例讲授实战经验，全面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认知能力，增强学生的实战能力，为将来满足传媒行业岗位需求做准备。 2.3 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优化课程体系，提高教学质量 缺乏先进的管理方式以及受经费限制，各高校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往往只强调教师在课堂上的理论知识传授，忽略案例教学，没有做到举一反三，而实践教学缺乏创新，以往的实践教学是让学生先学习基础理论知识，然后再参与社会实践，不利于学生充分应用所学知识，达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优化课程体系，将课程内容相融合，实现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和评论一体化运作，顺应当前媒介融合趋势，将平面媒体课程、电子媒体课程、网络媒体课程和实战应用课程等教学模块有机融合，提高教学质量。实行双学位模式，让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除了学习本专业并获得相关学位之外，还可跨学科辅修另一专业获得第二学位，从而实现专业交叉的融合，同时注重校内外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即将教学实验同校外社会实践活动有机融合，从而培养出高素质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3. 结束语 随着日益更新的数字传播技术，国家提倡的三网融合策略逐渐推行，新媒体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是市场对人才的广泛需求，也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介融合视角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态势愈加强烈。因此，本文在媒介融合视角下，初步分析了我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给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为各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帮助。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究竟该不该读新闻传播学专业 在一个人人都离不开信息和媒体的世界，新闻传播人员从事的正是一个人人都需要，都离不开的职业，这正是新闻传播工作的意义所在。 近期，一则记者苦劝高考“状元”莫报新闻学专业的消息引发了热议。据《现代快报》6月27日报道，今年江苏省高考理科“状元”吴呈杰原本对北大新闻专业很感兴趣，但“这两天，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不建议我考新闻”，于是，小伙子纠结了，“我在考虑要不要读金融”。 其实，类似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地被报道过。2013年，就有媒体过北京某高三女学生欲报考新闻学专业，记者当场劝阻称压力大，工作不定时，女生入行要慎重的消息。 与记者劝考生莫报新闻传播学专业等正规媒体报道的消息相呼应的，还有很多调侃嘲弄新闻传播学专业和新闻传播职业的“段子”类“小道消息”。如网上传的一首题为《2014新闻专业招生简章》打油诗这样写道：“刚高考完毕，送给有志于新闻学专业的莘莘学子：理科毁一生，文科穷三代；你若学新闻，脑子被烧坏；值班干通宵，终生满街跑；记姐尚未嫁，记妹色早衰；学长已谢顶，学弟天然呆；神州殴记多，总有你的菜；没有金钟罩，跆拳须黑带；面对大砍刀，还得少林派。终年无假期，手机须常开；突发急先锋，现场冲前排；新闻不归路，微笑等你来。” 没有从事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人，可能无法体验学生在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选择上的“脆弱”。这样的“脆弱”一半来自于即将面临的沉重的就业压力，一半则来自于学生心理上尚未完全成熟，加之对未来职业的迷惘。不仅高考考生在填报专业志愿时显得无所适从，就是已经录取到大学里的大学生，也同样会对自己已经选择的专业产生犹豫和怀疑。 我所在的省份和学校公开允许学生在大学期间自由选择转到自己喜欢的专业，虽然转到有些“热门”的专业会存在一些竞争，但是，那些执着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正因为学校允许学生大学期间转专业，我所了解的一些新闻传播类学生从大一到大三都在纠结自己是否应该读新闻传播类专业。想转换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要转到外语类专业，有的要转到经管类专业，有的要转到艺术类专业，还有的学生对机械设计感兴趣，也有的要去学习饰品设计……当然，从各种各样专业转来学新闻传播学的也大有人在。从我所在的学校来看，总体上，怀着做新闻传播工作的梦想转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远大于转出的学生。 我认为，所谓专业和职业选择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或职业，包括那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和职业，是适合所有人，是永远“热门”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专业、职业，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只要他的选择是慎重的，是适合自己或是自己喜欢的，我们都应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也是从一个与新闻传播毫不相干的专业慢慢通过自考、考研、考博，直至做博士后，转行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从职业选择来看，也是经历了企业、媒体、机关工作，再到现在学校教学工作的转换。但是，除了最初的企业工作经历与新闻传播专业无关，后来一直从事的是新闻传播类实践和教学研究工作。我并不后悔自己的专业和职业选择，而且认为新闻传播实践和教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我也很感兴趣的工作。 我所做的有关新闻人具体从业经历的研究发现，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承受过很多职业带来的压力、苦闷，甚至屈辱、伤害。特别是在一些新闻媒体市场化之后，很多新闻从业人员职业稳定感、荣誉感进一步降低，使得他们对自己职业的评价也进一步走低。于是，各种调侃新闻传播职业的“段子”开始流行，出现了一些新闻人的自我调侃“已由自嘲升级到自辱”的状况。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有兴趣，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一个人人都离不开信息和媒体的世界，新闻传播人员从事的正是一个人人都需要，都离不开的职业，这正是新闻传播工作的意义所在。虽然新闻传播工作会和其他工作一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痛”，但是，只要你有兴趣，肯为理想努力，一定会“痛并快乐着”。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传播系主任）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独立学院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文素质课程体系构建思考 摘要：独立学院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文素质课程开设多年，但随意性大，而在这类人才培养过程中，人文素质尤为重要，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人文素质课程体系及评价体系显得很重要。 关键词：独立学院；传媒人才；人文素质；课程体系 人文素质课的课程体系是指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而开设的所有教学科目及其结构。教学科目设置不当，结构不合理，都不能达到提高人文素质的目的。高校独立学院传媒类专业开设人文素质课已有多年了，但各高校大都根据自己的师资力量，课程开设比较随意，有的开设几门，有的开设多门，科目繁多，缺乏整体性，系统性，而且往往是重数量轻质量。要充分发挥人文素质课程的最大效应，就需要有很好的顶层设计：需要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课程体系，有效地整合课程内容，并辅之以良好的运作机制和管理措施。 一、人文素质课程体系的性质及内容 制定人文素质课程体系必须始终围绕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这一明确的目标来进行。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人文知识，什么是人文素质，两者有何区别？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知识是指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知识，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美学、宗教等。我们让学生认识文学、接触文学，非常关健的一点是提高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倘若文学真有所谓的百种“功能”而我们必须选最重要的一种，那便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ｍｃｈｔ　ｓｉｃｈｔｂａｒ”，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这就是文学跟艺术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哲学，犹如有一天，你在迷宫里找不到出口，待到晚上，抬头望天，满天星斗，借着星光，走出迷宫，如此神奇。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便是历史的价值。历史能让人清楚一个事件、一个现象，它在更大的坐标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特定的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否则就不敢对这个事情进行批判。广义的人文素质是指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所获得的生存和生活能力。素质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知识是可以量化，是材料、是工具、是外在的东西。只有当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进而渗透其生活、行为，才能称之为素质。说到底人文素质的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的关怀。离开了对“人”的关怀，绝不能算有了人文素质、人文素养，充其量只能说有了点人文知识。 二、教学目的与任务 在培养传媒类人才过程中加强学生的人文知识传授，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主要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丰富学生的人文知识，开拓视野，为专业学习打好宽广、扎实的基础；二是提升人文境界，体现人文关怀；三是强化批判、质疑的科学态度，以此巩固新闻传媒的专业精神。终极目标是培养其在进行新闻采编及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判断能力，成为高素质的传媒人才。 三、人文素质课程体系的构建 本科院校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一般通过两种途径或两个载体进行，一是课程体系，二是开展各项活动。开展各项活动，全方位地营造校园人文氛围，这对于提高大学生品德修养，陶冶清操、拓展审美境界、塑造大写的我都会起到积极的影响，甚至对其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也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一所大学是否有文化底蕴，固然有很多因素构成，但营造浓厚的校园人文环境便是很好的体现，它也是现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实，很多大学都开展了相关的活动。如以课程、专业、学科、社团等载体作为依托，开展读书活动、举办人文讲座、邀请名家名师进校园；建立人文素质教育基地，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环节等，但这些活动相对来说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而课程体系的构建，则充分体现其系统性、规范性、层次性，一般而言，课程体系的构建应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第一层面：学校层面。首先，学校应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在本科教学顶层设计中把人文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开设“人文素质”系列通识课程，并列为必修课程，在全校学生中进行人文知识普及性教育。此外，在专业教育过程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克服在课程设计和开设方面的随意性。第二层面：专业层面。根据独立学院新闻传媒类人才的培养定位，认真调研、精心设计课程模块，科学组合核心课程群，强调系统性和层次化。可从以下方面考虑：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核心课程群或模块选修课；面向优秀生开办辅修、双学位班甚至开办辅修专业；在各类实践、实习（初期实习、中期实习、毕业实习）中体现；以上两个层面，在具体设计课程时要体现因材施教、因需施教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学时安排、内容要求上有层次差别，适宜于不同水平的学生。独立学院传媒大类人文课程宜设定48学分，分三大类。公共必修课12分，周课时12课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学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学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4学分。专业必修课16分，周课时16课时：中国古代文学3学分，中国现当代文学2学分，外国文学2学分，中外新闻史3学分，普通话训练2学分，语法与修辞2学分，新闻采访写作2学分。专业选修课20学分，其中：必选8学分：逻辑学2学分，社会学2学分，中西哲学精粹2学分，美学原理2学分。任选12学分：中国传统文化2学分，世界历史与文化2学分，传播与文化2学分，跨文化传播2学分，人际传播学2学分，影视文化文化2学分，创意产业概论2学分（以上任选6学分）；文秘与公文写作2学分，大学语文2学分，时尚与潮流2学分，演讲与口才2学分（以上任选6学分）。 一般拟解决以下问题：开设哪几门课程?怎样讲授?谁来讲课？怎样找准定位？如何进行课程体系和内容的组合？学分如何设定？怎样对这些课程进行重点建设与评估？ 四、构建传媒类人才人文素质教育组织保障及评估体系 1.加强领导。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特别是在媒体时代，加强传媒类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把人文素质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有机结合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学校党政领导应有高度认识，应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调动各方要素，探索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既要加强对人文社科师资的培养，更要重视对专业教师的人文知识结构的完善。 3.克服专业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呈现两极分化的模糊认识。本科阶段要咬住专业教育不放松，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应该过分用专业来限定学生的成长，要把目标锁定在培养“完整的人”（well-rounded）上面，从某种程度上说通才（general education）教育是本科教育的品质。它的最高目标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思考解决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家……能够研究原子弹的是科学家，能够在反核宣言上签字的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有人文素养的，而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工程师的区别吧。不管学生以后从事何事，掌握基本的写作、表达沟通能力，培养他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品质，树立普世价值观，这是一个人立足于世的根本。因此，培养出“宽口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的传媒人才，是高等学校传媒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也是社会的需求。 知识如果没有价值和伦理的制约，不一定能够造福社会。二战时期大量的德国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敲响警钟。新闻传媒工作者被称为社会的瞭望者、守望者，更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更需要强化人文关怀，因此，提高新闻传媒类学生的人文素质尤为迫切。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全民记者时代”对专业新闻传播者的职业自律要求 【摘　要】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发新闻的“全民记者时代”，在“全民记者时代”，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专业的新闻传播者，都有新闻报道的权利，都会拥有信息传播的一些渠道。本文从职业自律的角度入手，介绍了职业自律对专业新闻传播者的要求，指出了在全民记者时代，专业新闻传播者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努力提升其传播信息的能力、提高其社会责任意识、打造法规和道德素养等。 【关键词】全民记者时代；职业自律；要求 什么是“全民记者”呢？新闻传播学者是这样进行解释的，所谓“全民记者”所指的不是专业的新闻传播者在新闻报道中发挥专业作用，而是普通民众在新闻报道中发挥着记着的作用。也即是民众在收集信息、传播新闻时发挥主导作用。“全民记者”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必须是非专业新闻传播者；2、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发挥专业新闻传播者的作用。 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如网络，手机，博客，微博等的进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普通公民参与新闻制作与传播的渠道变得日渐多元、快捷。例如，“被免职事件”、“ 微博直播动车事故”、“ 日本东海岸发生大地震”等公共事件中，大量的第一手信息，就都是由普通大众借助于互联网的。只要登录互联网，每个人就拥有了话语权，可以记录生活和工作中愿意留下痕迹的内容。如果这些内容有着非常强的时效性，那么自己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记者，为社会公众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这种通过公民个体或群体搜集、报道、分析和新闻或信息的“草根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加体现民意，更能提供一个民主社会需要的独立、准确、广泛的信息。在全民记者时代，专业新闻传播者的角色与以往应当相同，对其新闻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职业自律，是新闻工作者及新闻媒介机构对所从事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自我限制或自我约束的一种行为。职业自律是新闻事业高度发达、实现大众化传播并与社会各界发生更密切关系后的必然产物。 1.职业自律要求专业新闻传播者提升其传播信息的能力 在“全民记者时代”，由于缺乏职业自律，一些人不能区分媒介真实和社会现实的差别，同时人们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又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完全拥有了生产、收集和消费信息的权力，选择和辨别信息的能力欠佳。而作为专业新闻传播者，在这方面肩负着很大的责任。 专业新闻传播者要提升选择信息、解读信息、抵御负面信息、参与媒介传播信息的能力，有效地利用媒介信息完善自我。例如，网络编辑要强化“把关人”的理念，在新闻方面，严格按照新闻报道的原则进行，严格维护新闻的真实性，确保网站内容真实。面对海量的网络新闻，网络编辑要守土有责，不因商业利益而失去职业操守，对相关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公众利益的虚假有害信息，不传播不复制不链接，努力形成文明办网、文明上网的社会风尚。 2.职业自律要求专业新闻传播者提高社会责任意识 广大市民通过传统媒体或新媒体进行新闻信息传播，只不过在发挥沟通或表达言论自由的功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符合一般的社会和道德原则（如真诚公正，最低损害、责任承担等等）。这种行为是比较普遍和一般的，他们的动机或目标没有没有必要是为了“公众利益”。他们可能是为了一些兴趣，爱好，或者完全是处于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或者是为个人的自我利益的考虑，这与专业新闻新闻传播者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专业新闻传播者，在工作中要提高社会责任意识，要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而不能一味地谋求商业利益和个人私利。有偿新闻是新闻媒体刊播的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新闻。[1]其特点在于：一则新闻报道是不是能刊播，不是由其价值决定的，而是由提供“新闻”的单位是否给予新闻机构“好处”来决定的。一些新闻媒体将广告演变成人物专访、企业或产品通讯、生活专题、新闻消息、科学常识等形式进行传播，不少地方新闻媒体包括党报在内常常大篇幅地刊登这样的文章。对于拒绝给予“好处”的，就会利用媒体的影响力“封杀”或“搞臭”对方[2]。今年的1月底至2月初，当地报纸拒绝公司拉广告，于是抓住卫生监督部门在企业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商品为由头，在早报和晚报两份报纸中进行连篇累牍的所谓曝光，甚至还发表“后续报道”，在当地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同时损害了企业的利益与形象。 3.职业自律要求专业新闻传播者打造法规和道德素养 专业新闻传播者应具有较强的法规素养，善于从符合时代精神的政策、法规中吸取营养。打造传媒人才的法规素养，最基本的是要以“崇尚法律”为价值取向，并在传媒作出权利导向和义务影响。同时，专业新闻传播者要坚持公正的原则，比如伦理道德思维是否以符合道德的要求为恪守的原则，是不是以是非善恶为最终的价值取向；发展（经济）思维要树立是不是以投入产出比为恪守的原则，是不是以追求经济效率为最终的价值取向；政治思想是不是以权衡政治利弊为恪守的原则，是不是以有利于社会良性进步和发展为最终的价值取向。 有些新闻记者为获得所谓的第一手材料往往不择手段。当下社会，媒体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各传媒为抢先刊播最新的新闻报道，可谓功夫用尽。以致触犯法律。香港杂志《忽然一周》记者梁崇基为拍摄独家照片，不惜贿赂他人进入片场偷拍，其行为触犯了《防止贿赂条例》，判处即时入狱三个月。 提高专业新闻传播者道德素养，从他律性角度说，要加强从业道德的监督机制建设，特别要加强主动监督，从自律性角度说，要加强从业道德的养成机制建设，加强从业道德的教育与修养。重视专业新闻传播者的道德教育，包括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纪律作风教育、道德法制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等。通过教育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 总之，在全民记者时代，专业新闻传播者应当对自身要求更高，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竞争。虽然职业自律条目众多，但新闻工作者以此为报道准则并不是自缚手脚的表现，而是藉自律提高专业水平，维护新闻伦理，并赢得受众的信赖与尊重。发展和变化的时代对专业新闻传播者有了更高的要求，专业新闻传播者要继续以提高自身素质为己任，才能跟上媒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步伐，才能负起历史赋予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积累知识和专业培训，这些有形的东西可以在学习中获得，而像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些看不见的东西，需要新闻职业自律来调节限制，需要社会监督专业新闻传播者，因为依靠其自身意识完全是不够的。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专业新闻传播者从来没有这么被重视过。所以记者应该更多的自我尊重，不辜负民众的期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出色的表现才能赢得民众的尊重。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重视新闻职业规划教育 近几年，随着我国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点越办越多，新闻专业学生急速增加，人们对新闻传播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何梓华教授把中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四个方面：超常规发展、供过于求、与市场需求的偏差、研究生培养等。而在诸多问题中，新闻职业规划教育是被新闻教育忽视的一个方面。 一、在新闻传播教育中进行职业规划教育的必要性 职业规划是指运用职业评析、调查访谈、心理测量等方法和手段，依据市场人才供求，按照求职择业者的个人条件与求职意愿以及单位的用人要求，提供咨询指导和帮助，实现人与职业的合理匹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高校职业规划教育则是根据学生培养目标和学校教学特点，帮助学生了解国家就业政策和社会就业形势，并结合学生身心特点与具体条件进行升学或就业分流选择，引导学生以社会实际需求调整就业期望值，努力提高全面素质，主动增强综合能力，适应社会发展的施受过程。 但是在我国的新闻教育中，职业规划教育却被忽视了。近几年来，新闻传播类专业院系在各大学快速增长，在招生方面大规模扩招，截至2005年上半年，全国各大院校新闻类专业点数量总计661个，比2004年增加200个，是2003年的2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的在校生人数在130，000以上，每年平均毕业32000人。那么，这些新闻学子毕业后将要就职的传媒市场的情况又如何呢？ 目前，我国包括报刊、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新闻媒体总量约13000多家，而且近几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电总局将坚持“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基本未审批创办新的媒体。这意味着，一段时间内传统新闻媒体将维持现有规模，数量上不会有大的增长，因而对新闻人才的需求将是有限的。从媒体来说，中央和各省市的大多数传媒已经组建了一支以中青年为主、学历层次比较高、知识结构比较合理的队伍，对记者、编辑工作本科毕业生的需求量已接近饱和。而且媒体的报道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因此为了提高报道质量，在招聘人才方面越来越倾向于专业多元化，新闻专业毕业生不再是媒体招聘的主要方向。 另外，目前新闻院校背离市场需求的教育模式使得它所培养的毕业生媒体不需要，而媒体需要的毕业生新闻院校又培养不了。当今的新闻媒体对于相对单一的采、编、播为主的人才逐渐失去兴趣，而越来越倾向于兼备节目策划经营、宣传销售、制片管理、市场运作为主的复合型人才，而这恰恰是我国高校新闻教育所欠缺的，这无疑加大了新闻专业毕业生就业的难度。 二、如何加强和改进高校职业规划教育 一个完备的、科学的、富于发展眼光的新闻教育体系应当有义务向学生告知有关职业规划的相关知识，帮助其树立起职业规划的意识，帮助其了解新闻传媒具体需要的人才标准以及相应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等，应该向学生提供一个能够将职业发展与社会需求相关联、相契合的新闻规划教育。 1.高校要提高对职业规划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高校要把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作为学校的一件大事来抓，做好职业生涯机构的完善、课程的开设和咨询等与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的工作；通过校园网、校报、广播站、举办职业生涯规划讲座、职业生涯规划知识竞赛等方式或活动宣传职业规划的内涵、意义和作用，借助“第二课堂”，利用寒暑假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实践，丰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经历。另外学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对不同的群体进行不同的指导，也就是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具体需求分阶段进行。有关专家认为，对于大一新生，要通过教育让他们了解大学与中学的差异，明确上大学的目的，树立规范意识；大二学生则要开始进行职业探索，培养沟通、组织、团队合作等能力；大三学生面临选择，就该进行人际关系拓展训练及职业技能的进一步培养；大四学生的焦点是就业，就业政策、法律环境、求职技巧、就业压力疏导等应该成为这个时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重点。 2.合理的职业规划教育的内容。高校新闻职业规划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把个人学习、个人发展与新闻传媒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新闻职业规划教育的核心就在于把学生的志向、兴趣、自我概念与传媒事业发展所提供的机遇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找到新闻传播专业学习与传媒市场发展的契合点。就新闻人才成长而言，职业规划就是通过人才自身的自我变革，充分挖掘自身的潜能，并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自我管理，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达到人才自我实现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双重目标。 第一，教育学生树立全面的职业认识，尤其是树立正确的新闻职业观。新闻工作者是时代风气、时代精神的传递者与塑造者，同时又是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守望者与监督者，还是社会生活和大众的沟通者与服务者。新闻职业规划教育，要分析与摒弃社会上对新闻记者、编辑、主持人等职业的错误性认识，避免对新闻职业进行所谓“无冕之王”的夸大其词的宣传，通过学习我国新闻史上如王远生、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穆青等老一代著名新闻人的事例，使学生树立新闻职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职业理想。通过新闻职业规划教育使学生认识到新闻职业背后所肩负的民族大义和社会责任，所必需的付出、风险甚至牺牲。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准确判断新闻职业，抱定正确远大的职业理想、职业追求。 第二，帮助学生进行认真的自我剖析。对自身的职业体力倾向、职业能力倾向和职业个性倾向予以全面科学的衡量与评价，对自我有一个实事求是地剖析、判断和准确的定位，要审视自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做好自我评估，包括自己的兴趣、特长、性格、学识、技能、智商、情商、思维方式等。即要弄清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应该干什么、在众多的职业面前我会选择什么等问题。帮助学生分析自己的性格、兴趣和未来从事的新闻职业交叉的可能性有多大？交叉点在哪里？如喜欢做战地记者，但是自己身体不好，或是性格内向，就未必能胜任战地记者的工作；喜欢做传媒管理，但是性格太过直率，容易冲动，可能无法从事理性的指挥与策划。职业规划教育要帮助个人正确认识自己，在充分了解了内外环境有利和不利因素的情况下，设计出合理且可行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向，使自己的规划既符合自己的兴趣，又符合社会的需要。 第三，帮助学生制定合理的长短期计划。规划教育要针对学生的职业诉求，帮助学生做合理的长短期计划，具体计划可分为短期、中期、长期计划。长期计划需要个人经过长期艰苦努力、不懈奋斗才有可能实现，确立长远计划时要立足现实、慎重选择、全面考虑，使之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短期计划更具体，对人的影响也更直接，也是长期计划的组成部分。按照这些计划不断充电学习，有针对性的锻炼和提高自己对所选择的职业需要的相关能力，并要根据自身的变化和周围环境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自己的规划。坚持自己的计划，大学四年必然能积累下足够的职业资本，就能以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状态面对求职与就业。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职业技术教育中的新闻传播专业建设 随着新世纪中国世界化步伐的加快，信息的全球化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要求越来越深入，对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新闻作为一种媒体，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所以，新闻行业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重视。而且，互联网、电视等电子媒体因其具有社会活动功能的扩大、储存信息的超大量以及制作周期的超短性、多媒体技术手段的先进性等优势，对传统新闻行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新闻从业人员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新闻媒体受众人数的急剧增加，媒体竞争的日趋激烈，新闻传媒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以及面对海外传媒介入所采取的多元化战略和多媒体融合的战略，在新闻传播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发展平台。加快新闻事业的发展步伐，迎接新形势下的冲击与挑战，在嬗变中谋求更合理的存在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新闻行业最紧迫的任务。 作为培养新闻从业人员后备军的高等院校新闻专业，在此形势下也面临着变革。而且随着新闻职业的升温，各高校也纷纷开设新闻专业以弥补新闻从业人员不足的状况。尤其是在以技术学习为主的高职高专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在专业建设方面，既要区别于本科院校，又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专业体系，如何进行专业建设，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本文拟在以下内容中，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培养目标及定位 职业技术教育是针对从业人员的基本技术技能的训练。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从事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应用人才”。新闻传播由事业型传播向产业型传播拓展，媒体形态的变化正如美国新媒介技术专家罗杰・菲德勒所说：“……新媒体决不会自发和孤立地出现――它们都是从旧媒体的形态中逐渐脱胎出来的。当比较新的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就会去适应并且继续进化而不是死亡。”①应用型、技能型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大改变了传统新闻专业的职业要求，如何去适应新闻职业的变化并继续深化，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是至为关键的一环。 信息高速公路宣告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展示了新的传播观念，正如未来学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知识的权力正在代替财富的权力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竞争实力体现在知识的资本上，尤其是信息知识的资本上。全球境况下的新闻传媒业，越来越重视新闻传播方式的转变、传输手段的变化，与信息化息息相关。在传播方式上注重信息的全球性、个性化和共享性特征，把传媒业适应市场、满足受众需要作为首要的任务；现代传媒业，尤其是广播电视及网络传媒的高速发展，数字技术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取代模拟技术，智能方法正在取代线性方法。从节目的策划直到制作完成，所有的程序均可用数字技术完成，而且大大缩短了制作周期，提高了成品的质量。所以，高职高专的新闻专业培养目标应该在传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更强调掌握与信息化社会相关的应用技术，培养高层次的实用型人才。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站在行业的前端。 专业能力要求 中国的新闻媒体具有以下几种功能：舆论工具、信息媒介、交流渠道、舆论监督、教育载体、社会论坛、服务中介、娱乐休闲等，同时，还面临着海外传媒在文化与科技、市场经济等方面的严峻挑战。所以，高职高专的新闻专业能力应有以下新的要求： 一是具有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整、准确、生动地融于各类新闻传播方式中的能力。新闻传播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创造性地体现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就要求其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并具有特定的政治敏锐感受能力。所以，我们要首先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理论政策水平，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感受能力，这是新闻专业学生在改革开放和发达国家无可阻碍的传播技术与政治文化攻势面前最应具备的能力。 二是培养既具有传统又具备现代思维习惯的新闻叙事能力。中国的新闻叙事方式与传统的文学叙事方式是相同的、一脉相承的。都是以时间为序，讲究首尾相连，一以贯之。这是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的。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对于现代青年人来说，传统的观念和思维习惯正在发生改变，他们虽然也接受传统的思维方式，但对新的传播方式更乐于接受。所以，新闻叙事方式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新闻专业学生要既具有传统又具备现代思维习惯的新闻叙事能力，把新闻做精、做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和发扬媒体的优势，立足于其人格化魅力，引导受众认同和接受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我们培养学生的当务之急。 三是具有各种新闻文体的书写能力和规范的语言范式运用的能力。语言是人类存在和交往的重要工具。在用汉语作为载体进行交流的中国新闻媒体中，怎样用规范的民族语言传播民族文化，是新闻专业教育之本。如何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保持民族特色，不受外来文化侵蚀，体现民族内涵和民族感情，不仅是专业新闻教师，更是所有汉语教师在授课中要时时体现出来的。 职业技术教育内容调整 针对新闻职业的转变，新闻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也应随之相应地调整。 一是压缩理论课内容及课时，增加必要的新的实践课科目。以往，新闻专业除公共课以外，各门课程的理论课时几乎占到８０％以上，而且，一些学校的基础课（如文学或语言课）的课时大大超过了其专业实践课的课时。所以，我们主张传统的中文类课程，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概论等课程，在新闻专业就不宜分得过细，尽量综合并以大纲形式讲清脉络即可，把学科基础课的部分内容以作业的方式下放给学生自学或讨论，既压缩了部分课时又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 增加必要的、新的科目。比如，网络传播实务，广播电视实务，网页设计与制作，网络编辑，广告学，公共关系学，新闻栏目策划与制作，社会调查方法，新闻、出版伦理与法规，读者学、观众学，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新闻心理学等，这些科目大都是为满足目前新闻职业的新要求而开设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开设这些科目是十分有必要的。各高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开设新课程，既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又增加了职业要求的内容。 二是增加实习、见习、实训的内容和学时。由于职业需要，新闻专业必须有大量的实践内容，因此，我们建议：尽量增加实习、见习和实训的内容与学时。原因有二： 一为一些学校由于资金、师资等原因，无法大量利用课堂时间进行专业实践训练，而新闻专业新的课程要求却把实践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有必要增加实习、见习的时间，尤其是在实习外，可以每学期增加一至两周到新闻单位见习的课时，也可以在每学期灵活掌握见习的时间，比如可以在学校所在地的新闻高发时段集中见习，增加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应对突发新闻事件的能力。 二为学生可以通过实习检验已学的知识和技术，以便对所掌握的知识、技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和补充。我们的学校专业教育体系往往和实际工作有一定的差距，而且，新闻工作突发性强，对知识和技术要求比较灵活。所以，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个体差距与问题，在实习结束返回学校以后，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学习和补充，缩短就业时的工作适应期。另外，实习时学生的指导教师大部分都是一线的新闻从业人员，和在课堂上的教师相比，有更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这是学生在课堂上难以学到的，但又是极其宝贵的知识，所以，增加见习时间，等于加强了学生的专业实践时间，培养了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在职业技术日趋重要的当今社会，作为基础的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因其实际性、快捷性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新闻传播专业的专业建设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和完善。这是新闻教育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重要的问题。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博客与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而实践动手能力强的人才更为紧俏。因此，加强新闻传播学科各专业中的实践教学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高校新闻教学理念的构建和新闻教学模式的探索还很不完善，而且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比较突出。新闻传播学科包含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传播学等专业，其专业性质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以外的知识以及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特别是在新闻传媒高速发展的今天，更是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闻传播的实践教学方式在媒体的不断发展下而日益革新，博客也逐渐融入了绝大多数网民的生活，不经意间改变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为人们所知，为人们所用。随着博客的发展，其形式和功能也日趋多样化，利用博客，不但可以写日志还可以设置分类、布置超链接，甚至通过创建群组博客来开展分组协作等。因而笔者认为，博客是一种快捷易用的知识管理系统，博客自身的功能使其在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利用博客记录现有的实践教学方式，为教师教学提供反思平台。知识的获得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对原有知识进行反思，并在此反思基础上完成自我知识的更新与重建。因此，反思也被认为是促进教师个人知识结构不断完善的关键途径之一。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中肯定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或者出现一些不适应现实的新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对当前的教学工作进行反思，比如改革一些业务主干课程的考核方式，如新闻采访与写作的量化考核方式；改革写作课的传统教学模式，把写作作为实践训练由课堂开始贯穿始终。又如举办各种论坛以及与媒体合办节目等，让学生呼吸到本专业的最新知识空气，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这些都是新闻传播专业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及所采用的解决办法，是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碰到并通过记录、思考、评价形成的解决方法中的一部分。 博客是基于计算机技术而存在的，同时博客又是基于网络技术，随着3G、WIFI无线等技术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博客也借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无处不在。任何博客日志都可以很快地被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访问到，并随时可以对博客日志进行回复、评论，并进行在线或离线对话。博客日志的对话功能可以帮助教师不断提高反思能力，教师浏览博客日志并发表回复、评论的过程其实就是其反思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基于此，博客为教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教学反思平台，可以帮助修正当前实践教学工作，并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思考。 利用博客完成实践课程中显隐知识的转换，有助学生进行个人知识管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获取的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种，并且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不断相互转化，而通过知识管理可以大大节省这个转化过程的时间。学生个人知识管理是个人对自己知识的识别、获取、转化、学习、利用、创新的一个过程。而基于网络技术的博客，对博客内容更新、管理、评论等都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因此无论在哪里都方便记录、管理、思考，因此，通过博客来进行个人知识的管理，学生可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增强信息素养，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 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是属于理论实践并重的课程，既强调传播学、新闻学基础理论这类显性知识，同时又强调操作性、实践性，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而这一类通过实践教学所获得的技能知识属于隐性知识，博客正好为信息环境中学生个人知识管理提供了一种个性化的手段，而在使用博客过程中信息资料就不断转化融合为学生的知识。博客作为信息化的工具和平台可以帮助学生整合自己的信息资源，提高实训的效率，从而提高个人在社会中的竞争力。 利用博客改革以往的实践课程考核方式，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在教育教学中，评价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怎样的评价才是真实有效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传统的学习评价模式是以考试分数而定，成绩一般就是最后的期末考试再加上出勤情况，但对于新闻传播类课程，这种传统的评价方法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既不利于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也不能很好地锻炼他们的创新思考能力，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而使用博客记录学生的整个实践课程学习过程，可以对其进行过程性评价。 例如利用博客管理系统，为每个学生建立一个实践课程电子学习档案，在整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甚至更长时间内对学生的学习资料进行累积， 及时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及学习成果。学校和老师利用学生的独属电子档案可以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及时收到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有力地保证了教学质量。同时博客本身具有留言、评价的功能，可以指导学生在博客系统中开展自评、互评。既可以了解自己的进步情况，又可以与同学进行横向比较，确定自己学习的优势和不足。这样既避免了学生照老师的讲义死记硬背，不得要领，又集合了师生评价、生生评价和机器评价的多维度评价体系的优点，全面公正地评价学生，避免学生为考分而学的功利性。 利用博客让学生在课堂实践时积极参与、协作学习。新闻传播教育倡导“走出去”教学，尤其看重社会媒体实践，一到假期，各大媒体往往人满为患，有些部门的实习生远远超过记者人数，可见新闻专业学生对新闻工作的热情之高。但奇怪的是，学生们的职业热情在课堂上往往不见痕迹，各大院校新闻专业课上不乏老师讲课、学生读报的现象。这就需要老师在课堂实践教学中加以引导，适时使用新媒体激发学生兴趣，使之主动进行学习。 博客平台主要是为新闻传播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共享、探讨的平台，由于博客群组是一个共享型的开放网络交流平台，学习更强调的是共同体的协作学习，这就弥补了传统教学中协作教学环境不足的缺陷。当学生在课后碰到疑问也可以通过博客得到及时的反馈和解决，其他同学也可以避免重复问相同的问题，通过看老师或其他同学给予的指导即能得到解决方案。 利用博客的网络优势，组建学生第二课堂。一些新闻传播系会制定本专业的相关课外阅读指导书目，并装订成小册子，新生一入校，就发给其一份。读书指南从经典著作及新闻理论、新闻实务、中外新闻史、新闻人物、新闻边缘学科、文学、广告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领域精选出若干本著作，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希望能让学生通过阅读扎实专业基础，拓宽知识面。系里设有课外阅读指导小组，指导小组每年底在全系组织学员开展一次读书回顾总结活动。但新闻传播专业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新专业，一些前沿的领域内容不断更新，课外指导书目也因此会变化，纸质册子不能即时把这个变化传递给学生，而博客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在网络上课外阅读指导书目，既环保，又能为学生提供最前沿的资讯，很好地为学生组建了第二课堂。 随着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在逐渐改变。博客的出现与发展给个人学习、学校教学带来了新的思路。以上我们谈了新媒体博客在新闻传播实践教学方面的作用，通过引入博客丰富了以往的实践教学形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使学生获得了许多在专业理论课教学上从未接触过的知识。虽然利用博客参与教学的效果和应用改进措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挖掘，但这一应用思路可以在今后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中应用和推广。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灾难事件新闻传播中的政治控制与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传播中，政治控制和新闻专业主义一直是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时不得不衡量的两把标尺。新闻专业主义，是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功能，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用了三个表述方式――监视者(watcher)、论坛(forum)和教师(teacher)。新闻专业主义者认为公民有“知”的权利，维护公民的知情权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政治控制却刚好与此相反，它作为新闻调控者和管理者，主要在新闻的报道程度和范围上作限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不同，由此呈现出来的新闻报道景观也迥然不同。总体看来，正面报道两者目标更容易达成一致；越是灾难新闻或负面报道，两者似乎更容易背离。但“近来我国媒体在灾难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关键。常被看作是灾难处理过程中的重要中介变项，或甚至灾难期间的社会大众情绪动员者，而成为灾难研究的重要一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调下，媒体该如何应对给社会正常秩序带来冲击的灾难事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灾难新闻中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灾难新闻中，知情权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受众作为新闻接收的主体所具有的对灾难有关情况了解的权利；二是遇难者亲属和灾难受害者对事件全部真实情况与细节了解的权利。 1、满足受众知情权的重要性 一般说来，灾难有以下特征：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紧迫性和信息不充分。前四者的合力加之公众处于信息“饥渴”状态，此时如果媒体权威缺席，很容易给流言，甚至谣言提供滋生至而蔓延的空间。而谣言一旦蔓延，在灾难事件中形成舆论，就很有可能导致群体冲动而引发失控行为，成为社会种种不稳定因素之一。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及时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对其行为进行引导和控制是灾难新闻报道中的重要一环。 2、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必要性 (1)传播渠道多样化。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极大丰富使传统上属于国家专控的信息权和控制权正在丧失，一个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与控制的信息空间正在产生，人类进入了“人际大众传播”时代。 2003年非典事件的全球传播就是最先起源于公众通过互联网而的信息。北京301医院一位老中医蒋彦永在知晓事实真相而媒体集体失语的情况下，首先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中央及海外媒体发信，引发了全球信息传播的高潮。网络使原本集中的权力大大分散。李永刚认为：“互联网的扩张几乎在各个方面已经成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在以自己的节奏改变甚至摧毁着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机制。” (2)法制社会民众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要求强烈。现代社会公众对信息已由被动接受渐变到主动寻求，政府的职能也由全能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变化，这些都要求作为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公共信息资源一一实现进一步的社会分享。 此外，灾难新闻对缓解现代人的心理焦虑和痛苦压抑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灾难新闻中，通过对灾难的认知，不但可以自警，更在怜悯他人中获得自我安慰，增加自我保护。 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现状 (一)前期“失语”。后期“喧哗” 以松花江水体污染事件为例：2005年11月13日，位于吉林省的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引发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11月15日到11月21日为治理污染的最佳时期，各报均无关于“吉化爆炸”可能(或已经)对松花江产生污染的报道，此次事件中关键时候媒体“缺席”已是定论。 11月22日后，哈尔滨开始全城停水，媒体开始专题、专版报道，与前期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 1、报道的数量和程度受到严格控制。无论何种媒体，报道原则均是以正面报道为主。在信息传播中，媒体是最重要的“把关人”，其选择标准有二政治标准和新闻价值标准，两者必须俱备。传统上，新闻价值有五个指标：新鲜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灾难新闻关乎人们生存，在重要性和接近性甚至显著性上都不言而喻，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但在新闻传播历史上似乎一直都不符合“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政治选择标准，它的发展也一直步履维艰。但总体社会政治控制对新闻传播仍有强度的影响，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自觉受到抑制，政治――媒介组织一一从业者之间还是单向度的影响，媒体仍然首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领域。 2、异地监督。 事发地吉林省对此次污染报道出奇的的少，从爆炸开始到12月31日共25篇而邻近的非事发地黑龙江省11月23日一天的报道就达到26篇，最多一天达到57篇。 3、较少关注灾难本身。 长期以来我国媒体一直认为“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表现在报道内容上，对造成灾难事件本身原因缺乏思考，更遑论灾难预警。 (二)灾难事件报道中的行政控制 1、事发当地的瞒报、谎报。11月21日，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政府以检修供水管道为由了第一份停水公告。其实在18日就已经得到松花江被污染的信息，“由于正处于招商引资和招商引资关键时期，所以没有公布”。对此公告发出质疑，地震等谣言四起，政府才又发出第二份公告。一前一后不同的内容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2、信息权威部门迟报。对于灾难事件，一般都把信息权控制在有相当级别的政府手中。SARS事件后国务院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将信息权归于政府。其中第三章第25条写道：“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向社会突发事件的信息。必要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信息。”对此，陈力丹写道“地方媒体没有报道权，需要中央部门协调管理，延误是不可避免的。真实的情况是，2003年4月30日香港《大公报》撰文指出，西方主流媒体利用中国防治非典前期工作失误和对国际的不利影响，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负面报道，形成了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华舆论浪潮。” 此后不久，国家《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规定： “特别重大或者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各地区、各部门要立即报告，最迟不得超过4小时，同时通报有关地区和部门。应急处置过程中，要及时续报有关情况。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简要信息，随后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工作。” 建议建言 1、媒介：重视新闻媒体的宣传功能，也要重视新闻本身。“监视环境的功能是大众媒介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它是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准确和最新的信息来实现的。重视新闻媒体宣传功能是需要的，但一旦这种重视走向片面化、绝对化，社会完全排斥新闻自身规律，副作用也必然显现。因而必须建立新闻专业理念，协助政府进行灾难预防和信息传递，为政府提供社会支持。 2、政府：积极构建宽松的媒介生态环境。政治控制是媒介生态环境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以及报道的时效性、报道的深度和广度体现了一个政府的民主开放程度和对人民知情权的尊重。目前我国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由于限制过多而总显得步履维艰，特别是对灾情的实况报道更是讳莫如深，实在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一种漠视。“同级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信息权的过度集中等制约和限制了新闻的“专业主义”的发挥。因此，给媒介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媒介才能真正担负起“耳目喉舌”的重任，建构起我国传媒的公信力。 实践证明，“灾难新闻”：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引发社会反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可以产生正面的作用。可以肯定，负面新闻是可以转化的，其中关键是信息渠道的畅通。正如《中国青年报》总结评论说的。有坦诚的政府才有理性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