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查方法及数据来源说明 1.调查方法与工具。调查以徐州市4所高职院校学生作为对象，于2018年5月-9月以问卷调查和座谈访谈方式展开。在前期文献资料、数据收集和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学生对高职校园文化建设育人的意义作用、关注程度、育人效果和需求建议等四个方面主要内容，编制了《以多元融合为导向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育人状况调查问卷》。 2.调查数据来源。调查内容涉及学生背景、学生对以多元融合为导向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了解程度和途径、对自身能力提升和发展的影响以及相关的需求和建议等问题，题型分为单选、多选和填空。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问卷方式，通过线上问卷和有奖填写等方式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41份。此次调查人群分布较广、有代表性且调查数据较为真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调查数据与综合分析 1.高职学生普遍认可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育人必要性和育人作用。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对育人意义和作用的调查中，问卷设计了2个问题。关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程度”的问题，高达100%的受访学生选择了“有必要”，表明高职学生非常认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对育人的意义和作用。关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育人作用”的问题，高职学生普遍认为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育人作用是多方面的，86.7%的学生认为校园文化建设“能提升学生精神和道德修养水平”；80%的学生认为校园文化建设“能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60%的学生认为“校园文化建设能提供舒适的校园生活和学习环境”；46.7%的学生认为校园文化建设“能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其中，学生对于校园文化建设助力学生就业方面的育人作用认可程度较低。另外，关于“校园文化建设能提供舒适的校园生活和学习环境选项”，学生认可程度也刚达到60%，说明高职学生对校园生活和学习环境的硬件设施、软文化建设的要求已越来越高，也说明校园生活学习环境营造的软硬件建设应与校园文化建设加强联系。 2.高职学生对校园文化建设的认知了解程度有待提高。在高职学生对校园文化建设的认知情况的调查中，问卷设计了3个问题。对于“你对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内容的了解程度”一项，40%的学生表示“非常了解”，60%的学生表示“基本了解”，高职学生虽然非常认可校园文化育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但从某种程度上表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对学生的宣传力度不足，也表明学生不知如何选择相应的校园文化建设内容来服务自身发展。对于“你感觉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氛围如何”一项，66.7%的学生表示感觉“氛围浓厚”，26.7%的学生表示感觉“氛围一般”，6.7%的学生表示感觉“有一点氛围”，表明高职学生基本认可学校通过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出来的整体校园文化氛围，但认可程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对于“你是通过什么途径感受到校园文化氛围的”一项，学生的选择各异。统计数据显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易于被学生接受并受学生较好认可的途径有校园文化活动、校园环境及文化景观、师生行为和精神面貌和课程教育6个方面；会议及文件通知、新媒体宣传、文化艺术作品、宿舍文化装饰和实训室、教室文化装饰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3.高职学生基本认可校园文化建设对自身的育人效果。关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育人效果方面，问卷设计了3个问题。其中，“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对你个人成长成才的影响”一项，53.3%的学生表示“影响很大”，46.7%的学生表示“有一定影响”；“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对你个人成长成才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73.3%的学生选择了“价值观念”、73.3%的学生选择了“文明素养”、33%的学生选择了“理想信念”、33%的学生选择了“知识技能”；“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对你就业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一项，60%的学生表示“有一定帮助”，40%的学生表示“帮助较大”。 4.高职学生对校园文化多元化需求差异较大。关于高职学生对校园文化多元化内容建设是否满意。83.7%学生表示较为满意，15.3%学生表示应增加更多国际文化内容、现代高新技术文化内容和企业行业职业最新文化需求等内容。关于校园文化建设育人内容的需求。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工匠精神文化、职业文化、企业文化和素质提升五个方面培养内容的需求均达到了60%以上；对于文明礼仪、高雅艺术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培养内容的需求平均达到了40%以上；对于国际文化、高雅艺术和人际交往等文化育人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需求。数据表明，高职学生对校园文化育人内容的丰富多样要求较高，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趋势比较突出。关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育人载体和形式的需求，需求度依次为校园文化活动（80%)、硬件环境建设（53.3%）、师生精神传承（46.7%）、课程教育（46.7%）、新媒体宣传（33.3%）、文化艺术作品（26.7%）和其他如导师制等（6%）。数据表明，校园文化活动、硬件环境建设、师生精神传承和课程教育是高职学生乐于接受校园文化熏陶和培育的主要方式；新媒体宣传、文化艺术作品等方面可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补充方式。关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特色的建议，80%的学生认为“应形成特色的师生行为文化”，66.7%的学生认为“应形成本学校特有的特色校园文化”，66.7%的学生认为“应形成与职业相结合的特色文化”。 三、提升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育人状况的若干建议 1加强以学生发展需求为中心的校园文化建设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应以学生发展需求为中心，应着重三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充分配置适用于学生成长发展需求的硬件设施、环境资源和软性培育机制；二是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行政管理模式，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搭建学生参与设计、决策和管理的平台和机制；三是营造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校园行为文化氛围，形成集“教学、教育、管理、服务”为一体的全员育人文化氛围。 2.不断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规范管理和内涵质量。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活动必须突破原有的松散随意性的开展和管理模式，不断加强校园文化活动的项目制和课程化建设，提升活动质量和文化育人的实效。应加强“一注重、三突出”建设。 3.加强行业企业职业文化等多元元素融入校园文化建设。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应加大行业企业职业等多元文化元素的融入力度。高职院校应结合自身院校专业的设置情况，进一步提练和包装一些行业企业职业核心文化精髓，融入并形成高职的特有文化元素。另外，还应根据学生需求融入国际文化、传统文化和文化艺术等文化元素，不断丰富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 4.注重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凝练。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凝练应具备三个特有：特有的学院精神、特有的师生行为文化和特有的职业核心精神。以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经过近十年的培育和传承，该校“自强、务实、协力、争先”学院精神成为学院师生共同传承的校园文化精神，“求真、求实、求精、求新”的校训引导学院师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师生行为文化，“严谨笃学德技双馨”和“敬业奉献实践创新”的教风学风也很好地诠释了职业院校应秉承的文化精神。 5.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宣传力度。高职院校已形成的深厚校园文化氛围和校园文化核心精神，需要不断以各种载体和形式加强宣传，要坚持在新媒体、报纸、校园广播、校园网等方面发力，使之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信念和行为准则。另外，还应通过讲故事、文化艺术作品创作和参与践行等方式让校园文化硬件环境建设部分的文化精神植入学生心中。国家社会发展建设的加速造成了社会对职业人才需求的多元化，校园文化育人已成为第一课堂之外的重要育人载体，需要高职院校进一步加强建设，不断提升育人效果，辅助高职学生全面发展，使其成为具有较高就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高等职业人才。

为了保证高速公路建设的效益和效率，就必须要对障碍山体进行开凿开通。就目前来说，我国高速公路隧道施工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各项施工技术和施工手段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隧道开凿开通难度相对较大，一旦施工中出现问题就会给建设施工企业和政府部门带来较大的财产损失和声誉损失，因此，相关施工技术人员应该对高速公路隧道施工技术和控制要点进行细致研究。基于此，文章以高速公路隧道施工特点为切入点，对高速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总结了提高高速公路隧道施工的控制要点，希望通过文章的研究能够给相关人员一定的借鉴，共同促进我国交通事业的稳定发展。 1概述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对交通运输和出行便利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交通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速公路建设近年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同时缓解了我国巨大的交通压力。通常来说，高速公路比普通公路路线长很多，在建设途中遇到的障碍也相对更多，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山体障碍，在过去高速公路建设中多采用绕行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加高速公路施工量的同时还大大增加了高速公路施工工期，因此近年来，施工单位在遇到山体时开始使用隧道开凿技术。众所周知，隧道开凿以及施工工程是一项极为复杂繁琐的工程项目，对施工人员的施工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一旦出现质量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山体坍塌，对高速公路、施工人员甚至通行人员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为了保证高速公路隧道工程施工的安全性以及隧道后期运营的安全性，相关人员必须对施工技术和施工质量进行严格掌控，进而保证我国高速公路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2高速公路隧道施工特点分析 2.1施工环境较差 通常来说，高速公路隧道工程的施工环境都较为恶劣，由实际情况和自然情况所决定，其施工空间都十分狭小，且从施工属性上分析，隧道施工工程属于一种地下施工工程，其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度会受到施工地的地质情况、水文情况、岩石结构以及土壤结构的影响任何一个不利因素都会影响到高速公路隧道施工工程的安全性。另外，隧道工程施工相对于普通公路施工来说，具有更多的施工工序和施工技术，且各道工序之间环环相扣，因此经常存在不同的工序在同一时间作业的情况，这无疑也提升了施工工程的技术含量和作业难度。 2.2施工风险较高 高速公路隧道施工工程是一项复杂程度极高的综合作业任务，且由于隧道施工的可见度不高，施工过程中的变化趋势无法及时、准确的被判断，因此在具体施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些施工事故，隧道施工风险系数较高。 2.3施工影响因素多 隧道施工相对于其他施工来说，具有更长的施工工期，因此会受到不同季节温度、气候以及天气的影响。另外，隧道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使用非常多的机械工具和施工材料，施工机械工具和施工材料的质量也会对施工工程造成一定的影响。最后高速公路隧道施工工程，还受到国家政策以及市场机制的影响，在不利的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影响下，隧道施工工程的建设过程必然会受到阻碍甚至会导致工程停工。 2.4施工隐蔽项目多 我们已经提到过，高速公路隧道工程属于一种地下工程，且更为重要的是施工中后一道工序都是在前一道工序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导致隧道工程施工中隐蔽项目较多，各道工序施工难度较大，即便施工中存在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发现及时性也较低，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及时进行处理，很可能导致整个隧道施工工程出现安全或质量隐患。 2.5施工时效性长 在高速公路隧道工程施工过程中，隧道的围岩在施工外力的作用下，状态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另外，隧道施工过程中，水文环境和地质环境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一旦隧道开挖过后就必须快速及时的进行处理，避免处理时间过长使周围环境发生变化，影响施工效果。换句话说，高速公路隧道工程施工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对施工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高速公路隧道施工技术分析 3.1隧道洞口、明洞、边仰坡开挖技术 首先，在进行隧道施工前应该对隧道洞口及周围环境进行探视，主要应该对隧道施工有影响的因素进行充分了解，例如对施工当地的气候环境、施工的地质环境等，如果施工地区处于多雨地区或者雨季，那么在施工前就必须对排水治水问题进行考虑，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防控，可以在隧道洞口修建设置排水通道，一旦遇到暴雨，雨水不至于大量的积存，也不会对坡体产生严重的冲刷。另外，测量放线工作是明洞与边仰坡施工的基础和前提，测量放线的精确度对整体施工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仰坡开挖工作来说，必须要由上而下按照规定的施工标准和施工设计方案分层进行，在具体施工中应该注重施工速度，尽量避免边坡长时间的暴露在外。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主要运用到的工具设备是土方用挖掘机，还需要使用风钻对软石进行打孔处理并配合使用爆破技术实施松动爆破。 3.2钻爆施工技术 钻爆施工时高速公路隧道施工工程中的一项重要技术，当前施工中多选用硝铵作为爆破炸药，施工单位和施工人员根据具体的工程量和山体情况选择炸药用量和爆破方法。众所周知，爆破工作是一项危险系数极大的工作，因此相关人员应该在施工前进行充分的设计和规划，不可盲目进行操作。例如在施工前，应该对山体的岩石性质进行观察测量，根据分析结果选择爆破强度；另外，爆破工作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因此施工单位必须使用具有专业资质和专业素养的人实施此项工作，并在具体操作中，进行严格的监控。最后，在爆破工作中，施工企业还必须做好充分的防护措施，一方面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应该防止爆破产生的落石对高速公路造成损害。 3.3锚杆施工技术 锚杆施工是高速公路隧道施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施工时需要借助岩凿机在规定位置进行钻孔操作，操作前首先应该保证表面的清洁性，不能存在铁锈、岩屑等污物；其次应该保证锚杆洞口的清洁度，洞口内同样不允许存在废弃杂质；第三步应该将事先准备好的药包放入锚杆孔洞内，在放入药包时应该特别注意，应该使药包能够稳定的固定在孔洞的内部，同时还要保证药包不会发生形变或者外漏；最后在孔洞内插入锚杆，并将杆体与钢筋网焊接成为一个整体。 3.4混凝土喷射施工技术 现阶段较为常见的混凝土喷射施工技术主要有两种：潮喷和湿喷，其中前者能够对高速公路隧道施工环境进行有效的改变，并且由于可以减少速凝剂的使用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施工成本。后者的主要特点是喷射厚度较大，且具有极小的回弹力，因此能够大大提升混凝土的喷射粘结性和支护能力。另外，在施工中应该对混凝土喷射施工中的相关指标，例如混凝土喷射的密实度、附着度以及厚度等进行严格控制，还应该根据施工具体情况对喷射机和喷射技术进行选择，进而保证混凝土喷射施工技术的质量。 4提高高速公路隧道施工控制要点 4.1认真设计图纸 任何施工工程中，合理准确的设计图纸都是高质量工程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施工设计图纸出现问题，不仅会导致施工过程和施工工期出现延误，甚至还会给建设施工单位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施工前，工程设计人员必须加强对设计图纸的重视程度，一旦发现图纸中存在问题，要及时更改。在图纸设计时，还应该对施工环境和施工工程量进行综合分析，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实际施工与图纸存在差异，应该及时通知施工管理人员，找出差异存在的原因和影响，并及时做出调整，确保实际施工工作的准确严谨性。 4.2改善施工工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工艺出现在隧道施工工程中，因此为了提升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率，相关人员应该加强对新型施工工艺的运用。例如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上一些施工工艺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隧道施工工程，为了更好地适应时展，我们必须逐步进行研究和探索，寻找出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 4.3加强施工监督 高速公路隧道施工工程不仅受施工技术的影响还会受到施工材料的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施工材料的质量，应该充分发挥施工监督作用。另外隧道施工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危险化学物质，如果运输和储存不当，都有可能引发爆炸，对施工环境和施工人员造成安全威胁，因此应该合理进行人员安排，对施工过程进行监督，并通过有针对性的措施降低施工中的安全隐患。 5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速公路隧道施工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特殊工作，已成为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施工中，为了保证隧道的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相关人员必须从提高隧道施工技术入手，进而不断提升隧道建设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徐令军.高速公路隧道施工技术的研究[J].黑龙江交通科技，2015（2）：130. [2]范国铭.高速公路隧道施工技术及控制要点分析[J].民营科技，2015（07）：154. [3]朱未.高速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要点探析[J].黑龙江交通科技，2015（04）：152. 作者:江志平 高阳 单位:宏远建设有限公司

教育硕士论文:论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实践教学 作为思政方向的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品格的学科，缺乏实践检验或没有经过实践强化的理论，是难以在人们的心中扎根并变成指导人们行为的指南的。因此，实践教学环节的强化，不但可以加深研究生对所学理论的理解，更能提高他们运用所学理论解决以后实际教学或管理中遇到问题的水平和能力。但是，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我国2009年才启动的新的研究生培养形式。尽管该教育形式在欧美各国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在我国实属新生事物。因为是一新生事物，虽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对这一培养模式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却微乎其微。作为教学环节之一的实践教学应如何进行才能更好地保证教学质量、更加有利于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尚缺乏成熟的经验。因此，为了满足培养面向21世纪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对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的研究势在必行，也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实践教学是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研究生参加教学实践是检查研究生专业学习的质量，培养研究生综合应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的技能，提高研究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研究生在教学实践中的表现，发现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不足，是促进研究生独立工作能力和达到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尽管各高等学校已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实践环节纳入研究生正常教学体系,也计入研究生必修课学分,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实际运行起来有时常是一种形式,没有规范的教学理论与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研究生参与的实践次数还会因种种原因减少,甚至存在有应付的现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很难达到该环节对研究生的训练目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是,对研究生来说,还产生了轻松拿学分的误导。 根据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需要，在四年的教学实践中，逐渐探索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符合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研究生实践教学的体系，主要包括：1）学校内的实践教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只有两年学制，要让他们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实践能力得以充分提高，可采取以下两种基本形式：一是让其担任兼职辅导员，协助班主任管理本科生的日常事务；二是可以让硕士研究生跟随其导师参与一门课程的部分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导师能够发现学生在讲课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帮助其纠正问题。这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得到提高的实践教学形式。2）社会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是硕士研究生学以致用、锻炼能力的一个重要舞台。不少高校重视理论教学，但对学生的社会实践缺乏足够的重视。社会实践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既可以让硕士研究生利用假期和无课的时间参观考察，又可以让其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社会服务。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参观考察，开阔他们的视野和眼界，能让学生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高校应充分重视社会实践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把社会实践纳入教学大纲，积极鼓励学生利用假期等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3）开展课外文化活动。利用研究生社团或其他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开阔视野，培养个性，展示技能，丰富文化生活，服务社会。4）建立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点的固定的实习实践基地。实践教学基地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第二课堂，学校、学院和导师三管齐下，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在现有实习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筛选范围。通过实践、比较，选择有代表性的学校、农村、工厂企业作为研究生固定的实习实践基地，并将教育教学内容通过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5）重视教学实习。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亟须加强的是教学实习这一环节。大多数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经验缺乏，而专业实习环节是研究生补充实践经验、适应未来职业需求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学习的成效和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毕竟理性认识要以感性认识为先导，没有亲身感受和体验，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势必会大打折扣。另外，专业实习也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取学位论文选题和素材的主要来源渠道。因此可以说，抓好专业实习环节是达成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实现硕士生培养类别成功转型的关键。根据我校师范教育的优势，加大教学实习的力度。实习时间不少于半年。同时不但注意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也要重视研究生育人和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6）毕业论文的写作。既要重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查阅资料，理论研究能力的提高，也要重视学生研究方法的培养，特别要重视培养研究生善于从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鲁东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现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学论等硕士点。自学院开始招收培养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起，学院就一直非常重视研究生教学实践这一工作，专门成立了研究生教学实践指导小组并配备了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来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今天，随着学院研究生培养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研究生培养也将由摸索期向规范期转轨，这对研究生的培养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作者：王翠芳单位：鲁东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教育硕士论文:农村教育硕士培养现状与分析 一、为全面解决农村教师匮乏问题，2004年国家教育部推行了“农村高中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简称“农村教育硕士”培养计划 2006、2010年教育部进一步完善了该政策，继续扩大了培养规模，显示了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教育部规定“：推荐学校要按照推荐免试条件和程序选拔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1]调查发现，多数学生认为农村教育硕士的选拔过程很公正，就读农村教育硕士的大学毕业生其综合素质都很高。被推荐的农村教育硕士在任教期间大都能出色地完成体育教学计划，无论是上课还是带训练队都能传送新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能给学校输送新的血液。但政策要求的“培养高校要对其进行网络跟踪指导学习”落实不到位，多数学生认为，任教期间培养高校完全没有跟踪指导，也没有向他们推荐过书籍、资料等文献，而且网络资源、电话跟踪等规定的落实情况都不到位，农村教育硕士在任教期间没安排导师，造成任教期间没人指导学习，学生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同时，人们普遍认为农村教育硕士的培养期限（5年或4年）有些长，多数学生更倾向于三年（含脱产学习一年），即“1+1+1”的培养方式。 二、研究生导师具有知识传递、道德熏陶和创新能力培养三个基本功能 [2]关于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导师的选定方面，通过调查发现，2007级、2008级和2009级的农村教育硕士在脱产学习前大多数都没有导师进行跟踪指导，直至进入培养高校脱产学习那年，才由培养高校指定，学生在选择导师的环节缺少自主性。而2010级、2011级和2012级的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在任教前已经由高校安排了导师，甚至实行“双导师制”。“双导师制”，即农村任教学校一个导师，培养高校一个导师，双重指导[3]，这样“既有利于农村教育硕士理论水平的提升，又有利于锻炼他们的教学实践能力[4]”。 三“、培养环节执行情况”中要求最严格的是学位论文的撰写，在选题与开题、评审、答辩环节上，多数学生都选择了“很严格”；其次是对课程学习和作业完成情况的要求也比较严格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能否毕业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它是研究生专业知识以及科研能力、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同时也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学位授予质量的重要标志[5]。由此可见培养高校对农村教育硕士在态度上还是比较严谨的，没有对他们敷衍了事。通过调查发现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选题来源主要是本人的教学与工作经历，他们在选题时所遇到的困难依次为：选题来源匮乏、专业知识基础差、选题角度难定、导师指导不足。究其原因，首先是教育硕士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的基础理论理解不透，掌握不牢；其次是对基本的教育、教学研究方法不能灵活运用；再次是文字表达能力比较欠缺[6]。这与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的特点有密切关系，本来在写作上就有一定困难，再者由于任教期间没有打下良好基础，必然导致选题时遇到种种困难。农村教育硕士在脱产学习时需学习各科课程、完成各类作业，另外家庭琐事分散一部分精力，写作时间大大减少；其次写作功底不深也是造成“时间紧张”的重要原因。学生对任课教师的满意度调查中发现，大多认为任课教师的教学理念比较先进，能比较全面地传授该门课程的基本观念，美中不足之处就是某些科目的教师不能很好地将课程与农村教学实践紧密联系，与实际工作有些脱节。学生们最喜欢的教学方式依次是案例教学、专题讨论、实际操作，他们认为这种教学方式主要是有利于提高自己的教学实践能力，更好地去解决教学实际中遇到的困难。 四、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学大纲》规定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课程设置一般包括学位公共课、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三类系统建构教育硕士课程体系有助于高校提升教育硕士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因此鉴于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的特殊性，农村教育硕士的课程设置应加强实践环节，去掉那些从教育学硕士培养计划中拿来的严重脱离教学实际的课程内容[8]。农村教育硕士的教学对象是农村中小学，教学环境较差，如班级容量较大、教学场地与教学器材不足等等，因此多数农村教育硕士认为学到的东西挺好，却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在课程比例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是教育理论课程过多而实际应用操作课程过少；第二是政治课所占比重过大，与其他课程的课时比例失衡；第三是在关于英语课程的调查中，有64.6%的学生选择了“根本没必要学英语”。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在任教三年中几乎用不到英语，他们认为以后的教学也不会用到英语，英语课程占了大比重，势必会减少其他课程的比例分配[9]。另外，作为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的学生认为现代教育技术的实用性也不强，他们将来的工作是农村学校体育教师，体育课多数为室外课，并且农村教学环境比较落后，多媒体设备不普及，运用多媒体教学的机会不多，因此，建议将英语与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改为选修课比较合理，这样更适用于体育学科农村教育硕士的培养。在课程内容上，某些高校与以前（指本科阶段）内容衔接很好，既不重复，又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提升，因此，相关高校不仅要在课程设置上合理安排课程结构，而且还要对课程内容仔细审查，避免与以前（本科）的内容重复。 五、脱产学习后的提升程度是培养质量好坏的重要体现因素之一 尽管多数学生认为脱产学习后不能较好地将所学理论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但多数学生感觉自己的综合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原任教单位领导也感到尤其是带队训练水平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他们带回来了新的训练理念和方法，用简单的器材可以练出佳绩，用相同的器材可以练出花样，使原来枯燥的训练变得有生机有活力，运动员们的训练热情也提高了很多，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体育教学环境简陋、体育器材不足的现实困难。说明农村教育硕士在经过脱产学习后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总体能力得到了发展，与“硕师计划”设计初衷基本吻合，不足之处是在脱产学习过程中教学能力没有得到理想的发展。 本文作者:张东岳田惠林工作单位:河北郑口中学 教育硕士论文: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摘要 教师是汉语国际教育“三教”（教材、教师、教法）问题中的关键，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是国际汉语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教育师资的培养中，如何理解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非常重要。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是：普适性为第一性，针对性是第二性。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培养汉语师资中才能处理好从培养理念到教育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问题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汉语师资 普适性 针对性 一、教师培养的重要性 崔希亮（2010）提出，汉语国际教育的“三教”（教材、教师、教法）问题中，“教师”是问题的关键，解决了“教师问题”，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解决教师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事实上，教师问题也一直是汉语教学界关注的焦点，只是随着汉语国际推广如火如荼地展开，师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以至于它可能成为汉语国际推广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此时汉语教师问题也就成为热点问题。 几年以前，我们还在用“对外汉语教师”来指称针对母语非汉语教学的师资，现在人们日渐趋向于用“国际汉语教师”来指称。在学界印象中，一般认为前者立足的是国内汉语教学，后者则是立足于国际视野，这样理解当然无可厚非。吴应辉（2010）提出要建设国际汉语教学学科，但是将汉语国际传播与之区分开来，指出国际汉语教育包括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现在有一种或隐或显的意识，那就是传统的对外汉语教育师资培养只是针对国内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已经不能满足或适应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立，好像就是对此观点的佐证。 传统的对外汉语师资培养模式不能满足或适应当今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这是事实，但在师资培养问题上，如何理解汉语教学师资培养中的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非常重要，这对解决汉语国际教学中的“师资瓶颈”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实际培养的操作上更具指导意义。 二、教师培养回顾 我国自2007年设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以来，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身影就在国际汉语教学中屡屡出现，每年派往海外担任汉语教师的志愿者，汉硕是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才是一个合格的汉语教师？这个问题是多年以来关于师资培养的核心问题，汉硕是不是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以往的研究和讨论可以概括为“意识说”、“素质说”、“能力（知识）说”、“技能说”几种观点。各种观点说法不一，多因为视角或立足点不同，但各种说法却又大同小异，如从业的个人基础就被描述为“专业意识”、“专业素质”、“专业能力”、“专业技能”等不同说法，内容实质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落脚点不一样，如“意识”、“素质”、“能力”属于个人内涵，而技能则是体现在行为上的素质。张和生多年来关注汉语教师的培养问题（张和生、鲁俐，2006），在论述汉语教师素质培养时就认为汉语教师基本素质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汉语本体知识、中华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第二语言教学技巧，这实际上又是从素质角度打通了上述几个层面。 国家汉办颁布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可以说是上述各种说法的集大成，它对国际汉语教师的要求有知识、有技能、有方法、有素质，涵盖了上面各种说法。《标准》的“前言”明确说，《标准》就是“针对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描述”。 无论是各种说法还是《标准》的描述，对汉语教师的业务要求实际上可以用“体”与“用”两个方面来概括：专业知识（能力）是“体”，教学技能乃至跨文化交际、对外交往与协调等是“用”。汉语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体”的功底，又要掌握灵活可行的“用”的技能，才是合格的汉语教师，这也是有效实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关键。“体”、“用”兼备的汉语教师，适应各种环境下的汉语教学，我们认为这就是国际汉语教师的普适性。所谓各种环境，不仅从大的方面指国内、国际的环境，也指某些具体的环境，如学习者母语背景环境、不同教学类型环境等等。 目前国内汉语教师培养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方向），二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前者有硕士、博士两个层次。现在一般印象都认为前者是立足国内，后者针对的是国外。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失之偏颇的：两者的不同是学位性质不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是“学术型”或“研究型”的，后者是专业学位，目前也只有硕士层次。然而，二者有一个很大的相同点就是“出口”。可能的话，毕业以后他们都要从事汉语教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样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又出现一个误区，那就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培养中重“体”，汉语国际教育硕士重“用”。如果单从教学上看，只有“体”不会“用”的教师不是合格的教师；同样，“体”不强又何以“用”呢？在此情形下，要培养出优秀国际汉语师资只能是空谈。所以，当前汉语师资培养的症结是没有培养出“体”、“用”兼备的普适性师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缺乏统一的教学计划，因师设课，培养方案普遍缺乏实践环节，所以不能满足需求。而专业硕士在培养中大量课程是实践性的，而且有一年时间的实践要求，但学生专业知识不够或功底不扎实，光有技能也不能满足高端需求，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李晓琪（2011）在考察了英美国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后发现，这“普通语言学与英语语言学”等“体”类的课程也占有相当比例（约占20.17%），由此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课程提供了参照，认为“语言学”类课程的地位是基础必修课，因为语言学和汉语的知识是教学成功的先决条件。 综上，无论什么途径，都应该培养出既具备“体”的能力又掌握“用”的技能的普适性汉语教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环境，无论母语是汉语背景教师还是海外本土汉语教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都必须符合这一要求，否则就有违设置这一专业硕士学位的初衷。 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汉语教学中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如学习者母语背景、不同媒介语、本土教材、特殊教学对象与环境乃至特殊国情与文化等等，教师根据普适性教学原则、方法、手段，并调整自身教学经验，以适应特殊情况，却仍难以完成教学任务，必须通过专门的培养与训练才能满足教学要求，这种满足专门需求而对教师进行“体”与“用”的培养与训练，就是汉语教师培养的针对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培养中就应该根据需求进行针对性训练。 通过上文我们对汉语教师普适性的讨论，现在可以明确，以往语言学专业的对外汉语方向与汉语同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并不是普适性与针对性的矛盾，当前汉语国际教育教师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也不是针对性不强导致的结果。我们认为，应该梳理清楚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这对国际汉语师资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普适性是第一性的，针对性是第二性的：普适性属于基础层面，针对性属于提高层面；普适性要满足普遍要求，针对性是满足特殊要求。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培养汉语师资中才能处理好从培养理念到教育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问题之间的关系，而不至于纠结于学科概念与范畴等形而上的观念上。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作为一名第二语言教师，除了要具备语言教学的“体”与“用”的基本功之外，更重要的还应树立现代语言教学理念、教师自我反思意识，并能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行规划。所以，汉语教师的培养首先就要基于这样的普遍认知，培养出来教师就是要放之四海皆可用，而不是只能用于某种特别环境与适用某种特别对象。过去“对外汉语”方向的培养主要是立足国内，今天全世界有3千万人在学汉语，国内最多只占其中1%，汉语国际教育大视野是必须树立的，这也更突出了普适性的重要性，不能再区分出着眼国内和立足国际，只有拥有了大批合格的普适性教师才能满足国际汉语教学的需要。所以，普适性在汉语教师培养中是第一性的，针对性作为对特殊情况需求只能是第二性的。 如果把教师培养形象化的话，那就是一座塔，普适性是塔基，针对性是塔尖。普适性是基础，只有具备了汉语教师基本的“体”、“用”，才有应付各种特殊需求的基础，才有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完成教学任务，否则就是空中楼阁。也可以说，没有普适性就不会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从教学需求来看，无论在什么环境、对什么对象、开展什么教学，都会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所以，普适性是满足普遍性教学需求的前提，而针对性是对特别需求做出的反应，是在普遍性原则下对特殊性进行的处理。对这两方面的认识决定我们培养方式的处理。在一般状态下，我们只能按照普适性原则培养汉语教师，在此基础上根据特殊需求来培训和培养针对性师资，前者是常态的、按部就班的、长期的，后者则是非常态的、定向的、短期的。后者的实施，如果针对性项目或任务非常清楚，也可以采取“订单式”培养方式乃至“本土化”方式培养。但无论怎么“定向”，普适性也是基础，针对性只是特色更突出，不可能脱离普适性，只考虑针对性。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客观上具备开展针对性训练的条件，如已经掌握作为国际汉语教师的能力及教学技巧，具备对象国的语言与跨文化交际基本素质。尤其是后一点，是其他专业出身的汉语教师不擅长的。所以，在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完美结合上，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具有天然优势。 教育硕士论文:特岗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构建依据及培养目标 摘 要 国家为了给农村基础教育提供更好的教学，特别培养了特岗教育硕士。因此，笔者对特岗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构建依据以及培养目标加以阐述，对培养特岗教育硕士提供建议。 关键词 特岗教育硕士 培养模式 构建依据 培养目标 我是农业大国，农村教育问题牵涉我国农村的整体建设问题。因此，本文主要通过特岗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构建依据以及培养目标两个方面开展阐述。 1 特岗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构建依据 1.1 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基本特点 人的发展是整体性的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理发展、心理发展和社会发展。[1]所以对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自身发展特点的探讨也从这三个方面展开。从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的生理发展方面来说，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都是成年人，成人的脑部和身体发育已经基本成熟，身体各项技能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成人的可塑性与中学生或大学生可塑性相比状态相对较弱。但是，成人的学习能力和目的性比中学生稍强，他们能够主动约束自身进行学习，在思维方面趋于成熟，了解自身的需求；从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发展特点来说，首先，成年人的感觉和记忆、思维、言语等认知的发展是处在成熟的状态，在学习过程中能自觉控制自我意识。其次，成年人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生活阅历较多。他们了解自己需要什么，兴趣是什么，情感和意志等意向已经形成，对很多客观事情的感知和把握总体强于全日制教育硕士；从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的社会发展的特点来说，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是特岗教师为了更好的深造而来的，他们对社会经验和文化知识都有一定的了解，他们是具有社会意识、人生态度和实践能力的现实的社会个体，特岗教育硕士主要面对的是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他们对农村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综上所述，从生理角度、心理角度以及社会角度出发，可以看出成人学习者具有较强的自我概念和较明确的自我意识，在对自身的知识建构、学习能力、性格特征及学习效果的评价等方面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1.2 特岗教师自身职业发展的理论 教师专业化发展，又称教师专业成长，是指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活动中，依托专业组织、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制度，通过不断的专业教育，获得教育教学专业技能，从而实现专业自主的过程。[2]作为教育方面的专业人员，在思想、知识、专业能力等方面教师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也可以说是从新手到专家型教师的过程。与此同时，教师专业发展的连续性、专业性和系统性决定了对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时必须强调教育教学的连续性和特岗教师的可持续发展性。国家开展特岗教育硕士这项政策也是为了让特岗教师在专业上有更深层的造诣，从而发展我国的农村教育。对于特岗教育硕士来说，从一个高校的毕业生到初入教育界的新手教师，而且是处在农村以及贫困地区教师，针对他们的培养，必须关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必须与其它教育硕士培养有所区别，同时更加考虑特岗教育硕士的自身特点，所处的环境，所用的资源等等问题。特岗教师为了让自身几年的教育教学经验可以得到理论化的升华去攻读特岗教育硕士，在他们的培养上一定要将理论赋予实践之中，实践驾驭理论之上，是当前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首要任务。 1.3 新基础教育对特岗教师的要求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教育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革，我国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已不能完全适应时展的需要。因此，伴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我国开始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这次改革中我国对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也有了新的要求。“新基础教育”要求每一位教师参与学校变革实践，而且要努力学习相关理论，理解与领悟这些理论，逐渐使自身成为自发的、由新理念作为指导的、自主的变革实践者。这是教师进行改革、思考、探究不可或缺的一步。[3]而对于特岗教师的培训也应按照这个要求实施。与此同时，我国在2011年开展的特岗教师攻读教育硕士这项措施的实施，也是为了满足特岗教师对高层次教育的迫切需求，让特岗教师边工作，边学习，也可以说边进行理论学习的同时边进行实践学习，并且可以获得硕士学位。特岗教师面对的都是基础教育的学生，特岗教师的水平直接决定基础教育的水平。在一轮又一轮的新课程改革中，这些教师的培训无法彻底满足发展迅速的教育实践改革的要求。“基础教育的使命是打好生命的底色，孩子的心灵底色是明朗还是灰暗；是欢乐但没有追求还是欢乐同时迎接挑战，把克服困难当成最大的欢乐？”[4]这都取决于后天对其的培养。基础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发展发挥着主要作用，而这些决定基础教育的教师的培养也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特岗教师自身需要不断提高自我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展业素养，与时俱进，这样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基础教育改革。 2 _立明确的培养目标 随着教育的改革和实施，我国对农村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农村基础教育特岗教育硕士的专业水平直接影响着教育实践的开展。特岗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对于整个人才培养模式起到重要作用，是特岗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出发点。确立合理有效的培养目标是各培养单位培养特岗教育硕士的前提也是首要任务。因此，在本节中笔者主要根据高校培养目标和特岗教育硕士自身培养目标两个方面展开。 2.1 从高校特岗教育硕士教育发展的宏观战略分析 在宏观国家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指导下，高校培养目标主要是指高校教育工作者基于明确的价值取向，学校自主确定自己所要培养的学生目标类型，各高校直接指导学校办学和教师教育教学实践活动。高校培养目标也可以说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在特岗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中，我国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现代教育理论和管理能力集于一身的人才，各高校根据国家的培养目标，也都比较统一地要求培养具有一定教育科学理论基础的一线基础教育人才，以及都服务于基础教育的教学工作需要。但是这个培养目标很模糊，并没有具体到培养什么样的人，也没有去区别培养的人具有怎样的特点、性格、素质等。在特岗教育硕士的身份上，他是兼具特岗教师和教育硕士两层身份，既是教师又是学生，他与普通的教育硕士有根本的区别。同时特岗教育硕士又是主要针对农村以及贫困地区，对服务期满3年的特岗教师更高层次深造的一项特殊政策，既然他是一个为了农村基础教育的特殊政策，在其培养目标上就应该体现特殊性。 （1）高校培养目标应与国家发展需要相结合。特岗教育硕士就是国家为了留下特岗教师设定的一项政策。同志曾指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但是薄弱环节和短板在乡村，尤其是在中西部边远贫困地区。从这个讲话中可以看到国家对于农村基础教育问题高度重视，培养特岗教育硕士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高校在制定特岗教育硕士培养目标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这一特点。 （2）高校培养目标与具体区域发展相结合。特岗教育硕士是由特岗教师衍生的，特岗教师政策主要就是面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一项特殊政策。实施的范围也是特定的。在这种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物资缺乏，师资缺乏的现状下，每个地区具体的高校培养目标应带有各自的独特性。从发展的意义上来说，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独特性，而这些都是教育活动持续发展的基础。 （3）高校培养目标要与学校办学相结合。对于培养特岗教育硕士的高校来说，在当代学校转型的背景下，高校的校长、教师不再是纯粹宏观教育政策的执行者，都会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基本情形进行自主办学，自主发展。学校可以在国家颁发的教育政策指导下，自主确立高校的培养目标。那么对于特岗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各高校也应看到现在发展的新需要，特岗教育硕士在身份上既是特岗教师又是学生，所以在特岗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上也应体现双重性，这样对之后的教学任务有很大的帮助。 2.2 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自身要明确学习目标 目标是一个人前进的方向。特岗教育硕士研究生自身要明确为什么要继续学习。无论是为了获得硕士学位的文凭，还是为了今后更好的转行，都要了解自身学习这个特岗教育硕士的目的。 在这个特岗教育硕士特殊的身份中，要了解到国家对于培养特岗教育硕士的需要，农村以及贫困地区对于特岗教育硕士的需要。对于特岗教育硕士自身来说，首先，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储备量。其次，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要尽快转变自己的角色，在学习中要虚心向辅导的导师学习，从自身的角度为自己的教学实践考虑。最后，多思考，多琢磨，提高自身的同时思考如何将所学到的教学理论运用到实际教学实践中，达到最大的效果，融会贯通。 综上所述，对特岗教育硕士的培养应该着重从其特殊性的切入点来进行培养，根据其构建依据制定切身可行的培养目标，一个合理的培养目标是一切方案施行的前提，也为特岗教育硕士的发展提供保障。 教育硕士论文:全日制教育硕士就业现状的调查分析 摘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现代社会中，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在互联网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人才的竞争。优秀的人才需要高水平的教师，全日制教育硕士应运而生。本文以SX师范大学为例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就业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希望能对教育硕士的就业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全日制教育硕士 就业 一、全日制教育硕士 互联网时代社会飞速发展，除了研究型人员外，我们对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显著增长。但是我国传统的研究生培养类型与互联网时代需求的综合型、应用型高水平人才的要求有很大出入，因此专业型硕士作为一种新型的培养模式应运而生。全日制教育硕士在此背景下也开始出现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成就一批一流教师，是国家和人民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殷切期盼。 2010年7月教育部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这份纲要的第四部分《保障措施》的第十七章主题便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并且明确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提高教师地位，维护教师权益，改善教师待遇，使教师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严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1] 教师的受教育情况、学历背景等对教师专业发展影响很大。学历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基础，因此提升教师的学历层次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是相对于学术学位（academic degree）而言的一种学位类型，其目的是培养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具有较强的专业应用能力的高层次人才。最初专业硕士教育主要针对在职人员展开，培养方式为非全日制。[2]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硕士需要更多优秀的应届生源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在职教师。2009年3月，教育部下发了文件《教育部关于做好2009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工作的通知》，文件中明确指出，“2009年在已下达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基础上，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5万名……主要用于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培养名师为宗旨的全日制教育硕士招生以来，报考和录取人数逐年递增，尤其是近两年来教育专硕比学硕在人数上更是翻了几番。 二、教育硕士的就业情况 （一）就I现状 自从2010年我国开始招收教育硕士以来，录取人数逐年递增。从教育部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2014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 355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75%。研究生招生 6213 万人，同比上年增长 163%。毕业研究生 5359 万人，比上年增加 222 万人，增长 433%（2014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从数量上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已然进入了教育大国的行列。与此同时，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也一再被大家提及。高校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用人单位选拔的日趋严格使得原本定位为高端人才的研究生的稀缺性得不到很好的彰显。甚至有报道称局部地区研究生首次就业率低于本科生的情况。[3]教育硕士是我国的高素质人才，他们的就业情况不仅关乎个人，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有很大影响。 下面我将以SX师范大学2013、2014级教育硕士的就业情况为例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就业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二）影响教育硕士就业的因素 1.社会因素 从上面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教育硕士研究生的主要就业方向还是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二者占比超过60%。但由于目前SX教育行业已经接近饱和，大专院校对教育硕士的需求很少，而公立高中特别是优质高中在招聘时也都将条件限制到985、211等重点院校，再加上公务员、事业单位等政府机关的招聘中教育硕士可考取的对口专业几乎为零，因此SX师范大学的教育硕士就业面变得更加狭窄。大量的教育硕士不得不下滑到初中、小学、私立高中、教育培训机构等就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其他省市相比，该省的全日制教育硕士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上很多学校对于全日制教育硕士的认可度不够高。 2.学校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当前该省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在校所学知识与工作适应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学校培养全日制教育硕士的结构不合理。SX师范大学没有开设针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特有的专业课程及实践课程。据悉该学校的全日制教育硕士的专业课与学术型硕士完全相同，甚至连实践课也没有区别。虽然根据该学校的培养方案来看，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实践课程原则上不得低于一年，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学校只安排了半年的实践课程。并且理论课程多为专业基础课，与学生在本科阶段学习的课程重复性很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可以说学校的培养与教育硕士的培养要求和社会需求存在很大程度的脱节现象。 3.个人因素 当然，个人因素在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就业中影响也非常重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硕士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校的教育硕士有接近一半的人是跨专业的，也就是说其本身的教育专业素质和教学能力有很大的不足。我们还发现该校很多全日制教育硕士选择读研仅仅是为了缓解毕业压力，推迟就业时间。虽然绝大多数教育硕士入学之初都多多少少对硕士生活进行了规划，但由于学风一般，学校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管理也比较宽松，大量的教育硕士因为自制力不够强并没有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提高自身专业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上。 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得全日制教育硕士的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人缺乏就业竞争力。其次，教育硕士的心理原因尤其是择业观对就业有极大影响。当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下许多教育硕士普遍感到较大的就业压力。然而与就业压力巨大不相称的是虽然80%以上的学生都认为就业最重要的是能力，但是有将近半数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力不足，缺乏信心。另外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的择业观依然很传统很保守，很多人都将有编制的教师当做就业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很多提供编制的公立学校每年只招收一两名教师，甚至更多学校已经连续几年没有招聘。面对如此严重的供需不平衡状况，教育硕士应当及时调整自身的择业观。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无编制的区别已经越来越不明显，教育硕士大可不必为了一个所谓的“铁饭碗”忽视其他的就业机会。 （三）对教育全日制教育硕士就业的建议 1.个人方面 S着研究生的扩招和毕业人数的增多，就业难已成为事实。要想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教育硕士最主要的就是从自身因素出发，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教育硕士应当调整自身定位，正确认识学习的重要性。考上研究生不是学业的终点，而是进入社会的起点。广大教育硕士不能自认为抱着研究生的学历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应当给自己制定一个翔实的专业素质提升计划并严格完成。尤其是要注意增加实践经验，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其次，全日制教育硕士应当适当降低自己的期待，注意与社会的需求结合，主动出击，了解就业市场，不妨从基层做起，踏踏实实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对于编制不要过分执著。 2.学校方面 首先学校应当严格贯彻落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的培养要求，切实推进“双导师”的培养模式，积极引进一些优秀的一线教师，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成为优秀教师的技能。其次，学校应当开发出专门针对教育硕士，能切实提高其教育教学能力的专业课程，减少不必要的专业基础课。尤其是要落实好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实习工作，必须确保学生有至少一年的实践经验，不能让学校的培养方案成为一纸空文。最后，高校在研究生招生方面应当紧紧贴合市场需求，不能盲目扩招。 3.社会方面 社会方面主要是政府和用人单位对教育硕士就业的影响。从政府方面来看，政府应当在政策制定方面多出台一些针对研究生的就业政策，可能的情况下为研究生开辟一些绿色通道，缓解研究生的就业压力。用人单位方面，首先应当消除对教育硕士的偏见，注重能力的选拔。不要简单地因为不是学硕，不是211或985的学生就将教育硕士拒之门外，应当从多方面考量教育硕士的能力。其次，用人单位还应消除性别歧视，确保男女机会均等。 教育硕士论文: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的困境与对策 摘 要： 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但是，在教育硕士实际培养过程中却出现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学术活动；师生配比不科学，导师关注度不高；管理机制不健全，实践考核形式化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突出教学的实践意义，增加学术活动；提高导师重视程度，改革教导方式；健全管理机制，科学进行实践考核。 关键词： 全日制教育硕士 专业硕士 困境 培养对策 全日制教育硕士是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自2009年起，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这一政策的出台，是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的压力。但借此机会开展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可以促进高校进一步发挥好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职能，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满足社会更专业化的人才需求。 一、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目标的内涵 2010年教育部的《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详细介绍了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 该培养目标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要“具有良好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第二要“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相关教育教学工作”。全日制教育硕士是硕士研究生层面上的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自然应该具备一名硕士研究生所拥有的理论水平和学术研究素质。同时，应用型人才是专业硕士的发展目标，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强调的实践体验是探究性实践[1]，全日制教育硕士需要熟练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教学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在对全日教育硕士的培养过程中，必须同时注重学术能力和实践能力两个方面。 二、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的困境 （一）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学术活动。 目前，我国高校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方法仍然以讲授法为主。讲授法是一种效率较高的教学模式，但是在师生互动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在讲授教学中，教师以语言为媒介，向学生传授教学内容。对于全日制教育硕士而言，不宜过多地采用讲授法。很多全日制教育硕士在本科阶段不是师范专业的学生，缺少教育学的专业训练，对教育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只停留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一些内容，讲授法不能使学生有效理解和运用教育理论和方法。同时，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强教学实践能力的中小学教师，与在职教育硕士不一样的是，全日制教育硕士没有工作经验，对讲授的教学内容的理解缺少实践经验的辅助，不能将所学理论直接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影响其理论学习的深度，使得培养效果甚微，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体现得不明显。另外，全日制教育硕士刚刚起步，在课程设计、教师配备等方面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教学内容的难度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距，不能做到循序渐进，这些都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形成阻碍。 全日制教育硕士生培养的特色是突出实践，在实践不突出的情况下，高校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学术能力培养十分松懈。在教育硕士的学习过程中，一大半时间是在学习基础课程、深入实践学校进行教学实践、撰写毕业论文。他们很少重视学术活动，高校很少专门为教育硕士提供专家讲座。与学术型硕士相比，全日制教育硕士很少参与导师的课题中，导师在分配科研任务时对教育硕士信任程度不高，在这种环境下，教育硕士唯一能够参与学术能力培养的途径只有写论文。培养教育硕士创新思维、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都沦为空谈。 （二）师生配比不科学，导师关注度不高。 由于近年来研究生扩招速度加快，专业硕士的人数不断增加，以扬州大学为例，在设有全日制教育硕士点的学院中，全日制教育硕士的人数已经接近全日制硕士人数的一半，虽然教师数量也有一定增长，但学生数量增加的速度远远高于教师的增长速度。在导师、学生的配比上，甚至会出现二十个学生配对一个导师的现象。导师对每一个学生进行指导工作所能够投入的精力十分有限，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导师的引导和认同。一方面，一些教育硕士的导师缺少基础教育教学实践的经验，研究范围与中小学的第一线实践有一定的距离，对教育硕士实践方面的指导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教育硕士学制比较短，一般为两年，这给导师设置了难题。往往只有到了毕业论文撰写的时候，才会与学生交流，所指导的范围局限于毕业论文。平时所撰写的课程论文，某些导师很少进行指导，学生所能获得的只是任课老师打的分数，缺乏导师对这些论文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的技术路线、研究的视角等方面具体的评价和指引。 （三）管理机制不健全，实践考核形式化。 教学实践是教育硕士培养的核心内容，虽然教育硕士普遍认为教育实践对其帮助很大，但教学实践仍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管理机制。当前，我国具有教育硕士学位点的高校基本都会建立教育硕士的实践平台。然而，这个实践平台只是提供了教育硕士参与实践的机会，高校并没有加强对实践过程和实践效果的重视。全日制教育T士从实践开始到教学实践结束这一阶段，高校很少过问这些学生的情况，而是直接将学生的实践交给实践学校。因此，教育硕士在碰到实践中的共性问题时，没有相互交流、共同解决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实践的效率[2]。在实践结束后，对学生的考察是以学生在实践中所写的教案和心得为主，附上校外实践导师的评价，评价往往以对学生的肯定为基调，不能反映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利于学生进一步提高。从这几个方面获得的评价信息并不能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评价，学生所提交的教案并不能完全说明学生是否具备合格的课堂教学水平，一些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借鉴甚至抄袭优秀的教案上交学校，学校不能正确了解学生教学实践的发展状况。除此之外，在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毕业考核中，并没有教学实践能力的相关内容，对学生参与教学实践的积极性产生不良影响。 三、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的可行路径 （一）突出教学的实践意义，增加学术活动。 “学术是高等学校的逻辑起点，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高等学校永恒的主题”[3]。教育硕士作为高等学校的组成部分，应该对实现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承担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获得硕士学位需要“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可以推断，全日制教育硕士与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知识只是一个方面，学会如何研究才是根本。因此，在对教育硕士的培养过程中应该适当增大学术活动的比例，这对学生深入理解教育相关理论并将其运用在教学实践中有很好的促进功效。 在操作层面上，教育教学实践形式可以是灵活多样的，可采用教学观摩、辅助教学、试讲、说课、参与教学管理和教学科研活动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专业实践[4]。例如在课程教学时，任课教师可以结合所教学的内容，组织教育硕士开展小组科研活动，让学生根据兴趣阅读课堂教学的拓展内容，帮助理解教育理论。并在小组合作中学会在科学研究中分工协作。在学生结束课程学习后，导师可以引导他们结合个人的研究兴趣，对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使他们学会在实践中思考，为日后教学研究工作打下基础。同时，邀请教学名师为教育硕士开展专题讲座，对教育硕士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指导，培养教育硕士成为研究性的教学专家。 （二）提高导师重视程度，改革教导方式。 各自的导师是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中的核心人物，导师的行为直接影响学生的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学术思维的缜密性。导师对学生的指导不仅限于学术和实践方面，对研究生的思想、情感、其他能力都有指引的意义。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要注重其学习能力以外能力的发展。 首先，高校要制定一些措施提高导师对教育硕士的关注程度，例如可以适当增加对教育硕士的投入，增加的投入与导师的教育工作质量直接挂钩，提高教育硕士在导师心中的地位，促进导师加大对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的投入。其次，在对教育硕士培养方案的制订过程中，导师与教育硕士都需要认真对待，保障制定的内容可以实施，导师要以学生的个人意向为基础，结合学生的水平对其提出相应的要求。同时，可以邀请中小学中的优秀教师共同参与教育硕士的培养方案的设计，使得这个培养方案更具有实践意义，紧密结合教育实践，拓展中小学教育资源，在理论指导下形成完整有效的实践培养方案。最后，导师需要调动教育硕士主动参与研究与实践的积极性。《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研究生教育要以研究生为本，要重视和促进研究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件和自觉性，更多地采用自发式、研讨式、参与式教学方式。”因此，应该鼓励研究生通过研究生会等自治组织定期开展读书沙龙，由导师推荐书籍，教育硕士根据书籍的内容撰写读书心得，并在读书沙龙上相互讨论和交流；举办学术论坛，以教学实践问题为主题，与实践学校的中小学教师共同探讨教学相关问题并由导师讲评该主题问题的实质。以这些创新的教育形式，为全日制教育硕士与导师、全日制硕士之间提供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教育硕士在学习、实践、个人发展等各个方面提供有效的意见。 （三）健全管理机制，科学进行实践考核。 第一，教育实践是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的重点，完善教育实践管理工作首先应将教育实践贯穿于整个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学制为两年，可以将理论学习集中在第一学期，让学生打好理论基础。到了第二学期就开始让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学生参与教育实践，到实践学校辅助校外实践导师的教学工作，例如听课，批改中小学生的作业，参加各教学活动等。第三学期，可以正式走上讲台讲课，延长在课堂上的试讲时间，增加他们真正进行教育实践的机会。第四学期，学生可以减轻实习的压力，安心撰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同时，学生长期在实践学校中见习实习有利于培养的连贯性的发挥。第二，在实践管理工作中，应当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教育实践工作负责。该管理人员需要对学生教育实践的过程有一定的掌握，及时解决学生教育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考察全日制教育硕士在实践中的情况。第三，在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毕业考核中增加教学实践内容。在教育硕士的实践活动结束时，组织一线教师和高校教育方面的专家走进课堂，对教育硕士进行严格的实践考核。同时，对全日制教育硕士毕业论文的要求以贴近教育实践为前提，解决中小学中存在的实际的中观、微观问题。培养他们成为既掌握实践能力，又拥有较高研究水平的专业教育人才，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形成学生、学校、实践单位三方共赢的局面。 教育硕士论文:实践取向的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课程内容重构 [摘 要]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课程内容有明显的学术化倾向，建构实践取向的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史）方向专业必修课程内容是当务之急。学科教学知识是优秀中学历史教学的核心知识，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史专业必修课程内容应以历史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为核心进行重构，加强课程内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同时兼顾校本历史课程的开发、实施的指导与实践。 [关键词]教育硕士，实践性知识，专业必修课程，学科教学历史 自2009年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史）方向研究生大规模招生以来，许多高校在教育硕士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存在诸如“重理论轻实践”“课程设置和实施中的随意性和局限性”等问题，①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专业必修课程内容选择与重构问题。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因此，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的建设也要围绕这一核心目标。施良方认为，课程建设的核心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重要的不是选择这种或那种课程定义，而是意识到各种课程定义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伴而随之的新问题，以便根据课程实践的要求，做出明确的选择”。②全国教育硕士指导委员会颁发的《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规定的专业必修课程有四门：“学科课程与教材分析”“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学科教育测量与评价”和“学科发展前沿专题”。这四门课程的设置需要从“教师理解”“课堂教学”和“学生体验”三个维度来理解：1.“教师理解”维度。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是指任课教师在研究《方案》和学科教师专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所领会的课程，即任课教师对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理解。2.“课堂教学”维度。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是指任课教师预设教学目标、运用相关教学材料、组织学习活动并与学生交往对话的整个过程。3.“学生体验”维度。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是指学生通过研习任课教师提供的专业学习材料以及在与教师、同学交往互动后所获得的体验或W习经验。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着力点在于“实践性”。“实践性”决定了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的目标定位，也决定了课程内容选择的基本要求。专业必修课程是教育硕士必修的专业课程，在教育硕士课程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建设实践取向的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就必须突出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课程内容来源于中小学教育实践并回归到中小学教育实践。 有研究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标准”一直处于“缺位”状态，①这给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的设置、定位和实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调查显示，近年来包括专业必修课程在内的“我国大部分高校的教育硕士课程教学体系都是依托培养教育学硕士的标准来进行的”，“在学科化的课程教学体系和学术化的质量评价标准制约下，教育硕士的课程教学体系建立在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之上，专业性、技能性的课程教学内容被淡化”。②美国一些大学则运用NBPTS（美国全国教学专业委员会）的标准构建教育硕士的专业课程内容，有效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内容设置问题。NBPTS提出了教师专业的五项核心主张：1.教师对学生及其学习承担责任；2.教师熟悉所教科目的内容，并知道如何把它们教给学生；3.教师有责任管理和组织学生学习；4.教师能系统地对教育实践进行思考，并从经验中学习；5.教师是学习共同体的成员。③据此，美国明尼苏达―杜鲁斯大学教育学院为教育硕士设立了与NBPTS五项核心主张相一致的课程，针对上述NBPTS第一项和第五项核心主张，该校设置了“系统情境中的教与学”和“领导、变革与合作”等课程，确定了教育硕士与同事在课内外的合作活动和在社区开展的工作；针对第二项核心主张，设置了“教和学的基础：课程理论与设计”等课程，确定了现场教学、将课程目标与课程实施经验联系起来等运用理论于实践的活动。④加拿大教育硕士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也“注重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为准备就业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实践知识和技能，为在职人员创造机会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和能力，重视培养中小学教育的专业管理人员。每个研究方向的课程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专业核心课程（教育各专业的基本理论或研究）、教育研究方法类课程、专业拓展类课程、选修课程（在其中学生必须修习几门专业方向内的课程）、专题研讨课程（专业方向内理论或实践中的热点问题），⑤课程设置较为突出研究方法类课程。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以“运用理论于实践”为核心目标重构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内容十分必要的。 实践取向的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聚焦于历史学科教育的实践能力，同时应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1.理论特征。专业必修课程的专业性首先体现在专业理论层面，历史学科教学方向有自己的学科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专业学位课程必须建构较为系统的老师学科知识体系和课程教学知识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必须达到优秀历史教师必须掌握的历史学科知识与课程教学知识。2.实践特征。专业必修课程内容必须与中学历史教学实践紧密联系，并能够有效搭建起“把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桥梁，专业必修课程的落脚点是历史学科教育实践。3.理论与实践交互的特征。专业必修课程实施的着力点是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交往互动的过程，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既要从丰富多样的教育实践中抽取出学科教育的理论特征，又能把掌握的专业理论语用到具体情境的教育实践中去。 （一）历史学科教学知识是中学历史教师的核心知识 美国学者舒尔曼最早提出“学科教学知识”这一俗语，他认为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的核心知识，具有实践特性。教师学科教学知识是由课程知识、内容知识、学习者知识、情境脉络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和教育目标等经过教学推理行动形成的，⑥这种推理行动需要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对“课程知识”等静态的知识进行理解、转化、教学、评价、反思并产生新的理解，才能产生学科教学知识，这种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学知识的合金，具有鲜明的实践性。Cochran、DeRuiter、King等人发展了舒尔曼研究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概念中的“knowledge”一词的含义应是“knowing”，该模型提出了四种类型的教师知识：学科知识、学生的知识、背景的知识、教学法知识，四种类型知识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关系”。因此，Cochran对学科教学知识的定义是：“教师对教学知识、学科知识、学生特征和学习情境等知识的综合理解。”①具有实践性的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具有以下特点：1.是教师专业知识的合金；2.是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内化而形成的； 3.是一种内隐的知识；4.在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得以表现。由于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承担着培养“优秀中学历史教师”的任务，而促进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实践性历史学科知识的发展应当是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的核心目标。因此，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致力于历史教师实践性历史学科知识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实践取向”的特征。就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而言，基础是掌握必备的历史学科专业知识，即历史知识、历史思维和历史的语言表述必须是专业的，但是有了这些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并不能必然成为一名合格或优秀的历史教师，其中最为关键的实践性知识，这是教师如何把历史和学习历史的知识转化为学生的经验的历史学科教学知识。 （二）依据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实践性知识已有的水平 我们通过对上海、江西和甘肃三所师范大学新入学的62位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发放问卷，主要从基本情况、学生时代历史学习体验、本专科期间专业学习、历史教育实习（教学实践）等四个部分进行调查，发现如下： 1.生源构成以应届本科生为主，大部分教育硕士没有教师从业经历。 2.大部分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研究生）对历史教育的理解还停留在感性经验阶段。中学生时代经历的历史教学策略对于其对历史教育的理解影响比较大，大学历史课程与历史教学论教师虽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对历史教育的理解还停留在感性经验的阶段。 3.大部分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本、专科期间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学习综合化程度不高。 4.历史教育专业实践活动能力普遍较低。 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认为课堂教学面临的主要困难来自两个方面：（1）学生方面：中学生参与度低，学习积极性难以调动，中学生阅读量有限，学生史料的查阅和辨析能力偏低，等等；（2）教师方面：缺少有效指导中学生的策略性知识，文献史籍阅读量不足导致对教科书解读不深，依赖网络资源，难以把握教学内容，对学情分析不足，不知道如何唤起中学生的学习经验和历史意识，教师历史专业知识的欠缺，对中学生管理纪律等方面缺乏经验，课堂讨论容易偏离轨道，受应试教育影响太深，等等。 调查发现，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的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学习的知识均呈现出鲜明的碎片化状态，历史学科知识的欠缺、学科教学知识都严重不足，而最为突出的则是后者。 施良方教授认为，一般说来选择课程内容时要注意以下标准：1.“注意课程内容基础性”；2.“课程内容应贴近社会生活”；3.“课程内容要与学生和学校教育的特c相适应”。②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的专业必修课程内容与中学教育历史课程内容最大的不同是专业性的，参照国际上教育硕士专业课程建设的经验，可以从参考以下三个要素来选择专业必修课程的内容： （一）参照《教师专业标准》和《国培计划教师培训标准》 2012年2月，教育部颁发了《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教育部文件教师（2012）1号]。强调中学教师要以“能力为重”，认为合格的中学教师需要“把学科知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突出教书育人实践能力；研究中学生，遵循中学生成长规律，提升教育教学专业化水平；坚持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不断提高专业能力”。这套标准主要从专业理念与师德修养、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具体规定了中学教师专业标准的内容，其中，“专业知识”部分的“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专业能力”部分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是教师专业标准的核心内容。而2012年5月教育部颁发的《国培计划课程标准（试行）》也特别强调培训内容的实践性，其课程内容设计指向实践性的原则是：“思想性与专业性相结合……遵循学科教学规律和教师学习规律，提高教师专业能力；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既注重理论知识学习，又注重帮助教师在实践中改进技能和方法。”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主要参照教师专业标准从专业理念与师德修养、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方面阐述了培训课程的内容，并在专业能力部分提出了“教学研究”能力的培训要求。上述两套标准的颁布，为合格历史教师和优秀历史教师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因此，在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要强化“历史专业知识”，获取与“历史教学专业能力”提升方面的课程内容，要对学科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相关内容进行整合，为学科教学（历史）教育硕士成长为优秀中学历史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外，国外历史教师的专业标准也为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的课程设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2005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颁布了详细的教师标准，明确指出“教师资格证获得者，必须拥有丰富的学科知识、指导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并决心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从“教职人员的总体要求―教师标准―社会科学核心标准―历史学具体标准”四个层次提出要求，强调历史教师要具备教师的基本素养和要求后，还必须具备历史基本知识，掌握历史学研究方法和专业理论。①这个标准强调，合格的历史教师应具备扎实的历史学本体性知识，但前提是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内容、个性发展与学习、差异等指导学习的理论和方法。2006年，澳大利亚历史教师专业标准项目研究委员会制定的历史教师课程标准从专业知识、专业实践和专业参与作了规定，对专业知识提出的要求是：1.教师需要知道的学科知识；2.教师需要知道学生如何学习历史文化；3.教师要知道他的学生。②其中的第二条，则相当于舒尔曼所说的历史学科教学知识。对历史专业教育硕士而言，第二、三条是直接指向历史教学实践的，应该是重点学习的知识。 （二）参照历史教师专业知识研究的最新成果 长期以来，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要求一致强调历史本体性知识，认为教师的知识体系主要由历史专业知识、文化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包括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知识）。但是近年来，一些青年研究者以不同水平的历史教师为个案开展的质性研究发现，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学知识、课程知识在实践中呈现出个性化、情境化、默会性和综合性特征，这些研究为历史教师教育类课程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三）分析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已有的水平和学习特点 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内容的选择固然要服务于中学优秀历史教师的培养目标，如果课程内容不能与学生已有的水平和学习特点有机结合，对全日制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能力的培养产生影响也不会很大。因此，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内容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到全日制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实践能力以及他们学习的特点，并尽可能地使课程内容与之相适应，这不仅有助于全日制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在未来成为高素质的历史教师，而且还有助于他们将来成为具有较强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的优秀历史教师。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新入学的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以应届本科生为主，他们对历史教育的理解还停留在感性经验阶段，教育实践性知识的学习专业化程度不高，专业实践活动能力普遍较低。这种现状与优秀中学历史教师培养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专业必修课程内容的选择应从学生已有的水平出发，注重基础性，确保课程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在学生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四）面向真实的中学历史教师职业生活 真实的中学历史教师职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的内容要面向真实的专业生活，理论的学习、实践能力的培养都必须能够学科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在真实的中学历史教师职业生活中，备课、上课、考试评价、听评课、日常管理都是中学历史教师必须完成的专业事务，也是历史教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内容选择绕不开的内容。 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T士专业必修课程一般包括“历史学科课程研究与教材分析”“历史学科教学与案例分析”“历史学科教育测量与教育评价”和“历史学科教学发展前沿专题”四门课程。这四门课程核心目的是培养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的历史教学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指向优秀中学历史教师的培养目标，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2014年以来，我们已在上海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举办了两届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发现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教学实践能力比较欠缺，尤其缺乏将历史学知识、教学知识、学生的知识进行整合的教学能力，也即历史学科教学知识。因此，学科教学（历史）方向教育硕士的课程很有必要以历史学科教学知识为核心整合专业必修课程的内容体系，在提高他们教学实践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历史教育教学的研究能力。 历史学科教学知识，在实践中体现为在特定的教学情境中，一节历史课教什么、怎么教、学什么、怎么学的抉择。因此，学科教学（历史）专业教育硕士的专业必修课程可直面这些问题，以案例教学的形式组织课程内容。教育部教指委规定的四门专业必修课程内容应该有一定的交叉，如都包含历史课程目标与内容、历史教学设计、历史教学实施、历史教学研究方法的内容，但又各有侧重，因此，专业必修课程内容也应注重联系，并有所侧重。“历史课程研究与教材分析”课程主要解决历史课教什么的问题，具体包括历史课程与教材的基本内涵和编制的基本理论，理解历史课程的性质、特点、功能，熟悉历史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和教材内容体系，形成较高的教科书解读能力，并具备独立从事对教科书不同类型内容进行分析解读的研究能力。“历史教学与案例分析”课程主要解决历史课怎么教的问题，具体包括掌握历史教学设计和历史课堂教学的基本理论，熟悉案例研究的方法与流程，形成历史教学设计、历史课堂教学的基本技能，掌握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流程并在实践中运用，具备独立从事案例研究的能力。“历史教育测量与教学评价”主要指向历史课程、教学和学习结果三个方面如何测量与评价的问题，具体内容包括“历史课程评价”“历史学业成就测量与评价”“历史课堂教学测量与评价”“历史教师评价以及我国历史学习测试的发展历程与趋势”等。这四门课程的核心内容都必须指向以历史学科教学知识为中心的教学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同时必须与其他相关课程有效衔接和沟通。“历史教育前沿专题研究”主要了解历史课程、教学、评价与研究方法等不同方面最新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动态，并通过自主查阅资料，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历史课程、教学、评价与研究方法等专业领域一些感兴趣的问题的研究，并训练文献综述能力和发现问题的能力。 中学历史教师的核心知识无疑应当是学科教学知识，但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实行国家、地方和校本课程三级课程管理的课程改革背景下，国家课程校本化、开发并实施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也是优秀的历史教师不可缺少的实践性知识。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课程资源、校本课程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国家历史课程的学习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如笔者所在学校在客家史和苏区史领域的研究很有特色，因此，在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中贯穿地方历史课程资源和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内容，对教育硕士硕士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史）方向的研究生对这方面内容特别感兴趣，通过“王阳明与赣南地域文化”“客家迁移史与客家文化”等高中校本课程案例学习，比较有效地促进了教育硕士地方课程资源和校本课程开发能力。 【作者简介】王从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姬秉新，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教育硕士论文: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美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研究 摘要：全日制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有明确的职业导向，专业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强弱是评估其培养质量的尺度，因此，有效落实专业硕士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至关重要。本文针对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的特点，从导师实践教学指导能力培养、实践能力分类培养、实践基地“轮岗”培养、课题引领综合培养四个方面阐述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创新培养模式。 关键词：学科教学美术；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为应对社会经济转型期对高层次行业人才的大量需求，教育部自2009年起，首次把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向应届本科生开放。此后，教育部出台一系列的文件，调整硕士研究生的类型结构，不断扩大专业硕士的招生数量，在硕士研究生总量不变的基础上，通过逐渐压缩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来扩大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比例；另一方面不断扩大专业硕士的招生范围。 转型期的专业硕士有其明确的职业针对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1]因此，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强弱就是衡量其职业素养的一杆标尺。教育硕士是专业硕士的一个分支，笔者针对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的特点，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思路。 一、提高教育硕士导师的实践教学指导能力 目前，很多高校的研究生教育采用导师负责制，导师既是研究生的日常管理者和知识传授者，同时又是亲密的合作者。导师专业素养和指导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强弱，也是研究生能否成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因素。 培养专业硕士的初衷，源自长期以来学术性硕士研究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不足和实践应用能力的薄弱，因此，两年制的全日制专业硕士把实践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的不断改革，为高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带来了质的改变，但导师队伍的建设还需要走很长的路程。以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美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为例，很多导师从学术型导师中分离出来，部分导师同时带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放在一起无差别培养普遍存在；其次，由于美术专业的特殊性，“技术第一”的理念根深蒂固，传承导师的绘画技能和技巧成了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日常训练的重要课程，专业硕士的“专业性”被曲解；第三，不了解基础美术教育教学的现状，“纸上谈兵”，针对性的培养落不到实处。 笔者认为，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导师队伍实践教学指导能力的培养，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每年轮流选派1―2名导师到中小学或教科所任职，时间为一年。全方位了解基础美术教育动态，熟练掌握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更新和完善知识体系；二是经常深入实践基地的一线课堂，定期参加美术教研活动，参与教学研讨、评课议课、案例分析、研课磨课等；三是专业硕士导师队伍中应该加大年轻教师的比重。“在遴选过程中，应在考察其基本素质、学术水平等前提下，特别突出其业务实践水平和能力，要把那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精湛业务水平的年轻教师充实到我们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中来，以保障这支新生队伍的可持续发展。”[2]年轻导师更易于接受新思想、新理念，精力旺盛、体力充沛，没有过多的行政事务干扰，能够全身心投入到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中。 二、教学实践能力发展的分类培养模式 近年来，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美术专业学位研究生中应届本科生居多，此外高校教师、教育部门管理人员、中小学美术教师也有一定的数量。入学前职业、年龄的较大差异，在目标定位、学习方式、专业需求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如果用一套统一的模式无差别培养，将会严重影响研究生的积极性。因此，研究生入学后根据其专业背景分类培养，因材施教，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入学的专业背景一般有三种，美术学（师范）专业、美术学（非师范）专业、非美术学专业。美术学（师范）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入学前已经完成了美术基础知识、美术教育知识、美术技法的系统学习，入学后课程设置应以职业能力和专业技术提升训练课程为主，辅以教学理念、教学管理、课程资源开发等课程。教育实习注重管理工作、磨课研课、评课议课、诊断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美术学（非师范）专业背景的研究生，第一学年要补修美术教育教学的相关知识。教育实践不少于一年，前半年主要以见习为主，听课、观摩、集体备课、授课、撰写教学反思等，后半年和师范专业同步。非美术学专业的研究生，其课程应分为三部分：一是美术教育基础课程，建构学生系统的美术教育知识体系；二是美术技法类课程，培养学生的绘画能力和美术素养；三是补修一些美术类选修课程。其教育实习和美术学（非师范）专业同步，但要加强对美术教育的理解与美术技法的使用能力。 三、实践基地的“轮岗”培养 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课程类别中实践教学有6学分，占总学分的17%，因此，在实践基地的学习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第二课堂”[3]。在基地进行的教育实习，是在双导师和校校联合下开展的教学实践，共建双方应严格按照拟定好的管理制度和实习计划落实每一个教学环节。笔者建议，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以“轮岗”形式开展的“影子研修”。即在双导师的指导下，研究生以“影子研修”的形式一对一“跟岗”实习学校优秀老师，可以是校领导、班主任、学科带头人等，亲历“跟岗”对象参与的教学管理、教学实践等具体活动，及时撰写“跟岗”笔记和心得体会，定期组织小组讨论，分享经验，在真实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升华教学实践能力。 此外，还可以借助每年的“国培计划”置换脱产研修项目，选派教育硕士参与“顶岗”实践，到中小学独立完成一学期“被顶岗”老师的全部教育工作，同时完成调查报告、心得体会、研究报告、优质课教案和视频等相关任务。当然，研究生培养部门如果能够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参与“顶岗”的教育硕士带着课题进入中小学课堂，探究性地、有目的地开展教学工作，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就会真正得到强化。 四、课题研究带动实践能力 课题研究是教育硕士学习科研方法、懂得学术规范的必经之路，教育硕士的课题“应根据‘实用、创新、复合’的要求，着重于应用课题的拓展或现实问题的解决，使课题具有明确的行业领域背景、职业背景和使用价值。”[4]以应用型为主的课题必须依托于教育硕士的教学实践，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通过不断的反思和尝试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得出的结论可以是应用型的论文、案例、教学反思或研究报告，甚至成为学位论文。应用型课题研究依托于教学实践，从实践中挖掘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最后成果又会反哺实践，而研究过程和实践过程都需要学生对自我的严格约束，以及不断尝试和探索的精神，因此，良好的学术习惯和学术氛围将是教育硕士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快速提升的保证。 总之，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涉及诸多因素，如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实践基地的优劣等都会影响教育硕士的培养质量。学科教学美术研究生又有别于其他学科，更需要相关单位的通力配合，共同为研究生营造一个开放、高效、上进、充满关爱的环境，教育硕士的培B才能真正获得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教育硕士论文: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动机的激发和保持策略 【摘 要】需要引起动机，动机激发行为。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影响研究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的重要心理因素。本文针对当前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兴趣不高，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现象，论述了激发学习动机对于教育硕士研究生的重要性，针对现状分析了激发学习动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对策略。 【关键词】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动机；激发；培养 一、学习动机在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中的重要性 学习动机是指唤起个体进行学习活动，引导行为朝向一定的学习目标，并对此种学习活动加以维持、调节和强化的一种内在历程或内部心理状态。从教育学的角度，人们更乐意将之与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联系起来。从心理学角度来理解动机，人们更乐意将之归于非智力因素，认为它是对人的学习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动机的动力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它对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增强持之以恒的决心、增加坚持不懈的毅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随着就业形势的严峻，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动机不可忽视。现在一些教育硕士研究生在读研期间，面临一些经济压力，这迫使他们到校外从事家教以及其它兼职工作，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保证学习。有些教育硕士研究生自制力和自我意识不强，从而使他们缺少明确的学习目标，学习积极性不够。作为一名教育硕士研究生，在面对各方面压力和困境时，调动和激发自我的学习动机至关重要。 二、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动机的激发和保持存在的问题 学习动机的多元化。所谓学习动机的多元化是指研究生学习动机是复杂而多样化的，即学习活动往往受多种动机的支配。有的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有的是由于自己对某一学科有着浓厚的兴趣，希望自己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有的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将来能谋求一个理想的工作；有的则是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将来能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多做贡献等等。在学习过程中，往往是几种动机同时存在，但在一定时期总有一个主导性动机起支配作用。 内部学习动机明显不足。依据学习动机的动力来源引发原因可将动机分为内部学习动机和外部学习动机。内部学习动机是由个体内在需要如好奇心、求知欲、兴趣、操纵的愿望等引起的活动动机，它会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对学习活动的推动作用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所以，在教育实践中我们要根据研究生的实际情况优先培养其内部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有一定可变性。研究生的学习动机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会促使研究生学习动机在内容、强度、类型等方面，随着间的推移、社会及周围环境的变化、个人的经历及家庭等因素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另外，研究生随着年级的升高，其学习动机表现为由近景性学习动机逐渐向远景性学习动机发展的趋势。 三、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动机的激发和保持策略 学习动机的培养是指在学生没有或很少有学习动机时，教师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方法，促使学生形成和发展这种动机。学习动机的激发是指学生已经具备了潜的学习动机，在没有表现出来，教师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它转入活跃状态，把学学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才是。 （一）创造外部条件，激发学习动机 这是从动机产生的外在原因入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这些外部条件包括优秀的导师队伍、浓厚的学习风气、活泼创新的学习环境以及对学习效果的反馈等等。这些条件的满足会激发我们的学习需要和兴趣，从而使自己产生比较强烈的学习动力。但是这些外部条件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而存在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寄望于这些外部条件就能直接提高研究生学生学习动机，而是在我们教育工作者正确的指引利用下，充分发挥这些外部条件对于学生的正面积极影响，这样才不会显得生硬，让学生不是刻意的从中获得学习动力，才会让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变得自然而富有生命力。 （二）利用内部因素，激励学习动机 运用自我教育法强化研究生学习的意识。自我教育法是指“受教育者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做自己的思想工作的方法。”它是在主体意识基础上产生的自觉的教育方式，是一种觉、主动型的教育方法，是研究生本身的内在动力起作用。这种内化作用比外力作用的效果更佳，它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更高层次，发挥着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等被动式教育方法所难以发挥的作用。它可以直接强化研究生学习的意识，有助于培养研究生自我教育的能力。这是培养研究生学习动机的关键环节。 （三）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 良好的学习心理环境是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是推动和维持学生学习的重要条件，它可以使学生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积极的参与学习活动，保证学习取得成功。因此，教师要想方设法创设良好的学习心理环境，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第一，热爱学生。“教育教学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如何爱护学生。”“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学生喜欢“态度和蔼可亲、充满爱心”的教师上课。教师爱学生就会使学生产生一种不学好功课就对不起教师辛勤栽培的内心体验，从而激发学习动机，提高学习热情和自觉性。第二，满足学生合理偏要。当学生某些学习需要如自尊的需要、认知的需要、成功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就能激发学习的动机。因此教师要尽量满足学生合理的学习需要，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动机。第三，调节学生情绪。学生的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情绪状态对学习效果也有直接的影响。良好的情绪对认知活动起着启动和激励的作用，能提高智力活动的效果。因此，导师要及时了解和把握学生的情绪状态，善于引导和调节学生的情绪，使他们能以积极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取得优异学习成绩。 作者简介：邱坤（1992-），女，陕西理工大学经济与法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专业2015级研究生。 教育硕士论文: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海外实习对其专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摘 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2011～2016年参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习项目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探讨海外实习经历对学生综合能力、专业能力和就业选择等方面的影响。调查发现，学生在当地教学单位的指导与监督下，大部分能够独立进行教学。海外实习对学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尤其在锻炼个人意志品质、拓宽国际视野、提高专业能力方面表现比较明显。另一方面，海外实习对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在面临就业时，专业对口的优势并不突出。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海外实习 专业发展 一、引言 自2007年起，我国稳步推进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简称MTCSOL）研究生教育，呈现方兴未艾之荨8米ㄒ抵荚凇芭嘌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多种教学任务的专业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2007），对学生的实践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并将专业实习视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主要环节。专业实习一般有海外实习和国内实习两种方式，海外实习主要是赴海外教学单位进行汉语言文化教学的顶岗实习。较国内实习而言，海外实习教学对象数量较多，学生能在非汉语环境中体验不同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增强跨文化交流意识，更有利于提高实践能力。 近年来，如何充分发挥海外实习对学生成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国内和海外实习的总体情况进行总结概括（如：张小玲，2013；汪雯婷，2016；吴方敏、陈颖，2016）；一是从学生角度出发，研究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遇到的普遍问题等，这部分研究多集中于对某校的海外实习模式或者某一项目进行个案分析（如：肖国珍，2014；沈玲等，2016；冯康静，2016）。总体而言，现有研究缺乏对海外实习外在影响的分析以及对学生海外实习结束之后的跟踪研究。 本文以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组织实施的赴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志愿者项目为例，以参与该项目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总结该专业学生参与海外实习的基本情况以及实习结束后的发展变化，从而探索海外实习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具体影响。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取2011～2016年参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实习生为研究样本。基于样本质量和调查对象信任度两个方面的考虑，本文使用目的抽样的方法进行测量。在调查问卷的设计方面，主要借鉴国内外针对海外实习的相关文献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将问卷分为基本信息、海外实习前的准备、海外实习具体内容、海外实习对个人综合影响、对专业能力的影响、对就业选择的影响等6个方面，采取在线问卷与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64份，回收有效问卷52份，有效回收率81.25%。 （一）基本信息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所涵盖的志愿者项目，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孔子学院项目和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孔子学院项目为主，且以2014～2015年和2015～2016年这两个批次为主（占总体数量的76.92%）。从学生参与海外实习时所在的年级来看，以一年级和二年级为主，其中二年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53.85%，超过一半。 在询问调查对象是如何获知海外实习项目时，回答通过“所在学校公示通知”而了解并参加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75%，说明学生参与海外实习的渠道主要是学校，且保持一种“学校――学生”的单向形式。另有15.38%的学生是通过“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官方网站”了解到信息。 在回答“是否有对外汉语教学经验”这一问题时，仅有7.69%学生的答案是“毫无经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学生在出国之前，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这与上文提到的一半以上学生在二年级时出国有着密切关系。 在询问调查对象参与海外实习的最初动因时，有46.15%的学生回答是为了“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能力”，不足一半。而在其他动因中，比例最大的是“扩展国际视野”（32.69%），其次为“提高英语水平”（13.46%），两者相加也是46.15%。也就是说，在参与海外实习之前，许多学生并不是抱着“提高专业能力”的想法报名，而是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提高其他能力。 （二）海外实习基本情况分析 从教学时长来看，大部分学生海外实习期间的课时量很大。有48.08%的学生表示，他们每周的教学时间在10～20小时之间，另有23.08%的学生每周教学时间在20～30小时之间，两者共占到总体的71.16%。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在实习期间工作量比较大，参与教学的时间很长。 从岗位性质来看，学生在海外实习期间，受当地政策和规定所限，多承担助教职责，在工作中要接受所在教学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并辅助当地教师进行教学。这种辅助工作的具体形式则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有些教学单位汉语教学需求量较大，当地原有教师资源不足，实习生承担的教学任务比较多，甚至可能要承担多个教学单位的教学任务；有些教学单位需求较小，实习生的实际教学任务比较少，独立教学时间也比较短。在本文所调查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项目中，由于当地汉语热不断升温，大部分地区的汉语教学资源仍不同程度缺乏，因此大部分实习生都能有独立教学的机会，而未参与独立教学的仅占总体的9.62%。有42.31%的学生表示独立授课的时间持续3个月以上，有38.46%的学生表示所承担的教学任务更多，能够独立进行当地教学工作。这使得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实习锻炼，促进了学生专业能力的发展。 从教学对象来看，实习生的教学对象普遍年龄偏小，集中在小学和初中。在调查中，有29人次表示主要教学对象为小学生，有22人次表示主要教学对象为初中生。总体来看，低于15岁的教学对象占总体一半以上。 从教学内容来看，由于当地语言政策和相关规定的影响，统编教材较少，大部分教学单位采用自主设计的教学材料。本次调查中，有28人次表示，在海外实习期间，实习生主要采用自己设计的讲义进行教学。这对学生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海外实习综合影响分析 依照研究设计，本文从海外实习对个人的综合能力的影响、对专业能力的影响以及对就业选择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采用分级打分的方式针对海外实习对个人综合能力的影响进行统计。我们要求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个人感受，从“-5”到“5”对综合能力的多个方面进行打分，5分为积极影响最大，0分为无影响，“-5”为消极影响最大。通过这种设计，我们将海外实习的影响以一种较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大部分学生对海外实习的综合评价很高，认为海外实习对自己的个人能力起到的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例如，对全部6项打分在3分以上的学生占总体的81.73%，而打负分的仅占1.60%，且负分仅出现在职业发展规划和用人单位态度两项上，最低分为-3分，并没有达到最大消极影响。 具体来看，从横向上比较，在最高分5分的项目中，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个人品质、国际视野、团队协作，比例分别为53.85%、44.23%和28.85%，而专业能力和职业发展规划并列第四位，比例为26.92%。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海外实习在个人综合能力上起到最大积极影响的是个人品质和国际视野，而非专业能力。 从纵向上来看，在专业能力这一单项里，既没有负分也没有0分，有40.30%的人打了4分，26.92%的人打了5分。这表明，所有调查对象都认为，海外实习对专业能力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大部分学生认为这种积极影响很大。 此外，在职业发展规划这一单项中，不仅有3.85%的人打出“-3分”的消极分，3.85%的人打出“-1分”的消极分，还有21.15%的学生认为海外实习对这一项毫无影响。也就是说，有28.85%的人认为，海外实习影响偏向消极，没有对他们的职业发展规划起到帮助，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其职业发展规划。这是其他单项都没有出现的一个结果。 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学生对海外实习的作用持积极态度，且这种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个人意志品质与专业能力的提升上。同时，海外实习的消极影响较小，仅有部分学生认为与其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无关，或者有一些阻碍作用。 为进一步分析海外实习对专业能力的影响，本文要求调查对象就海外实习前和海外实习后的专业能力变化进行对比打分，即根据个人经历，从0～10分对自己进行评估，0分为最低分，表示缺乏这方面能力，10分为最高分，表示这项能力自我评价最高。具体结果见表2和表3。 从表2来看，调查对象对参与海外实习之前的自我评估加权平均分在5.2～5.5分之间，说明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总体上有一定自信。另一方面，m然没有打0分的情况，但5分及5分以下的人数比较多。其中“组织课堂管理能力”一项比较突出，打分在5分及以下的共计27人，占总体的51.92%，说明有大约一半的人认为，在参与海外实习之前，自己的课堂组织管理能力比较差。而打分集中在6分及6分以上的项目中，则是“对基本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这一项人数最多，共计36人，占总体的69.23%。 从表3来看，调查对象自我评估在海外实习之后有明显的提升，加权平均分在6.98～7.87分之间，最高一项“跨文化交际能力”为7.87分，对比表2，是提升最大的一项。此外，没有2分及以下的情况出现，甚至在“组织课堂管理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两项中还出现了10分的最高分。这说明，海外实习之后，学生的专业能力总体上有了明显的提高。表现最突出的是“组织课堂管理能力”一项，打分在5分及以下的人数由之前的51.92%下降到1.92%，而“汉语课堂教学能力”“汉语课程组织设计能力”“师生沟通理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也比较明显，分别从原来的48.08%、48.08%、46.15%和46.15%下降到5.77%、5.77%、7.77%和7.77%。而7项能力中打分为6分及以上的人数都超过了总体的80%，说明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海外实习结束之后，自己的专业能力取得了明显进步。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表2中“对基本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两项得分相对较好，而在表3中得分进一步提高，并出现了最高分。 总之，参与海外实习项目的学生在实习前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其中对基本教学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能力最为突出，其他能力相对较弱；实习之后，绝大多数学生的专业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这种提高综合体现在教学能力、课程组织设计能力、师生沟通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多个方面。这种能力提高不仅是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提高，也体现出从中级水平向高级水平发展，而高级水平不断完善的特点。 （四）海外实习对就业选择的影响 在海外实习的过程中，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发生了从学生到教师身份的转变。实习结束之后，这些学生在面临就业时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主要考虑哪些因素等，也值得关注。本文采取从0～10分打分的方式，要求调查对象从自身选择出发，对他们在进行就业选择时所考虑的具体因素进行重要性评估，0分为完全不在意，10分为重视度最高。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在进行就业考量时，个体之间差异较大，但仍然存在一些共性。总体来看，“个人兴趣”和“薪资水平”是学生比较重视的两个方面，打分在6分及以上的分别为38人和44人，占总体的73.08%和84.62%。最不受重视的是“用人单位与本专业的对应情况”，共计23人打分在5分及以下，占总体的44.23%。这说明，有大约五分之二的学生在进行就业选择时，对专业对口并不太重视，而是更看重其他方面。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展专业实习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习情况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海外实习模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学生以国内高校推荐为主要渠道，经由国家汉办派遣，进入以中小学为主的当地教学单位进行顶岗实习。实习中，学生在当地教学单位的指导与监督下，大部分都能够独立进行教学，并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第二，海外实习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且表现在多个方面，尤其在锻炼个人意志品质、扩展国际视野、提高专业能力方面表现比较明显。此外，由于每个岗位的具体职责有所不同，学生之间也存在个体差异，因此，在专业能力的发展上也存在不同。对比参与海外实习前的状况，学生在课堂组织管理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的提高最为突出。 第三，海外实习对学生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部分学生认为，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客观限制，海外实习对其职业发展规划存在一些阻碍。 第四，尽管海外实习对学生的个人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面临就业时，专业对口的优势并不突出。许多学生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工资待遇和个人兴趣。 （张书文 李柏令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中心 200030） 教育硕士论文: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培养的思考 摘 要 以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下增设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开展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为出发点，分析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的路径选择。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师）培养实践，提出我国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培养措施建议，包括发挥院校主体作用、实现招生考试突破、优先重点领域培养、强化两个场所实践、突出三个能力提升、推进四个方面协同。 关键词 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硕士；培养 一、问题提出：国家新一轮职业学校硕士层次人才培养改革启动 2014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66.38万人（不含技工学校），其中具有硕士学位及其以上教师4.14万人，占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比例6.24%。在硕士学位及其以上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教师4.07万人，占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的98%。可见，具有硕士学位教师是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的主体，但其在专任教师总量的比例偏低。这与我国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目标不符，需要进一步加快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级教师的培养。 2000年开始，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通过实施职业院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有30多所高校招收职业院校在职教师攻读硕士学位，培养硕士层次“双师型”教师，累计招收教师1.8万余人，毕业1.4万余人。招生人数从首批的982人，到2013年的2579人，增加了近3倍；招生专业从最初的39个增加到100多个，涵盖中等职业学校专业240多个（2010年修订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包含321个专业），为提高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和学历层次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职业院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颁发的是偏重研究的学术学位，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是一个特定职业领域，应以培养适应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岗位的综合素质，提升教师职业胜任能力为重点，更适合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来培养，这需要重新审视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工作。 为适应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需要，为中等职业学校造就一批素质全面、基础扎实、技能娴熟、能够胜任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的高层次“双师型”师资，2015年7月2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关于公布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试点单位确认结果的通知》（学位办[2015]28号），批准45所院校首批开展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培养试点工作。自2016年起，开展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工作。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即将考试并入学，需要试点单位进行系统的培养方案的设计，培养出真正适合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需要的合格教师。 二、历史沿革：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的路径选择 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加强各级各类教师队伍建设的背景下，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全面提升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人才的能力，需要改善人才培养方法和手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新定位，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已经成为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一方面要通过继续教育全面提升在职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教育教学水平和教科研能力，从而提高职业教育培养质量。同时也需要引进一批专业技能扎实、熟悉职业教育方法论和教学法的新任教师，在源头上保证职业教育教师胜任能力。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相互补充的硕士层次职教师资培养体系。 实施职业院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借用的是学术性学位。按照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培养院校在培养的过程中，基本采用学术硕士所设课程的基础上加几门教育类课程的方式，授予的是不同学科专业的学术学位，侧重学术能力和专业理论水平的培养。而就职业教育的专业属性而言，不是学科性专业，它总是与从事该职业的人的职业活动联系在一起，是对相关职业领域里的职业群或岗位群的从业资格进行高度归纳概括后形成的一种能力组合。职业教育专业的这一职业属性反映在教学中，集中体现为职业教育专业的教学过程与相关职业领域的行动过程，即与职业的工作过程所具有的一致性。这就要求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要以自己独特的视野，构建有别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专业教学论体系，即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体系[1]。显然，专业学位的性质更符合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的实际，需要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的培养转到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上来。 我国从1996年开始在学位系统中增设教育硕士专业学位（1997年起正式招生），为中小学教师和管理人员获取硕士学位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2]。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不同的是，学术学位重在培养创造知识或技术的能力，为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储备人才。而专业学位重在培养应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中，由于定位准确，在1996年分设两个培养方向（学科教学和教育管理）的基础上，逐渐扩展到小学教育、科学与技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等专业领域。学科教学从包含6个专业方向扩展到包含11个专业方向，很好地适应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对硕士层次优质教师的广泛需求，为我国基础教育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教师和教育管理人T。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作为教师教育的一个范畴，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体系完备上来说，教育硕士已经在纵向上包括了中小学、学前教育等领域；在横向上，从普通教育扩宽到同一学历层次的中等职业教育，满足中等职业学校急需提高专任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的需求。 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一样，具备完备的体系，纵向上有初等职业教育或在普通院校中的职业技能课程，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从长远来看，要在探索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基础上，建立完备的职业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制度。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制度的建立可以按照“两步走”的路线进行，第一步可以在现有的教育硕士专业类别下增设职业技术教育领域，通过先行先试，探索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的培养规律。第二步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需求，逐步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职业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制度。 三、经验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师）培养实践 德国职业教育榈鹿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国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并无明显的衰退，前总理施罗德和现任总理默克尔都明确表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就是职业教育。好的职业教育必须有好的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师）培养的实践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在德国，要想取得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必须参加专门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参加职业教育教师培养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具备高等教育入学资格，必须具备至少12个月的工作经历，这段工作经历要与所学的职业学科相关。职业学校教师培养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是为期9个学期的大学课程，学习结束后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考试通过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课程主要包括职业领域中的职业科目（相当于我国本科阶段的专业教育）、第二学科和学校中的教学实践。职业科目课程是对职业技术专业科学领域的深入学习。第二学科可以为普通学科，如数学、物理、政治、英语、体育等；或是与许多职业领域都相关的一门科目，还可以是侧重职业教学的教育科学，必修的教育理论和心理学、组织心理学、劳动教育和工厂教育等。第二阶段是实践性教学培训，以预备性服务形式进行，一般为期18个月至24个月。内容主要包括在职业学校听课，在职业学校接受一名有经验的职教教师的指导，尝试独立组织课堂进行教学，以及参加由教育部在师范院校组织的教育理论和与专业相关的教学法研讨课。预备性服务结束后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第二次考试通过，将获得到职业学校从事教学的资格。 德国职业学校教师的培养，从源头上保证了教师既具有职业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保证了接受系统的教育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但即使是这样，德国在大学实施科学的职业教育教师教育后，还是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主要观点是来源于工程科学知识与工人学习如何工作、生产、操作、维修技术系统或机器的知识基本上是不同的，工程师作为实践者所获得的知识也是不同于他们大学课程中学习到的理论性知识[3]。同时，对专业教学论的学习也存在异议，专业教育论本应是职业教育教师的核心能力，但在大学课程学习时，专业教学论未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实践教学培训过程中学习的是实际的教学方法，没有系统、连贯的学习专业教学论。 20世纪90年代，为改变职业教育教师教育这种情形，德国几家提供技术领域职业教育教师教育的院校开始改革职业教育教师教育学科，在职业教育教师教育中，给予教师实践性知识，注重培养其工作过程中的知识和技能，在工作过程中进行教育教学或培训（行动导向教学）成为职业教育教师教育核心内容，重构了职业专门化学习课程与一般职业教育学、教学法学习两者之间的关系。 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师）的培养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一方面，需要满足职业教育的工作特点，突出技术性，强调熟练掌握生产一线工作的实际技术技能，能为学生进行操作示范，能指导学生进行实践；另一方面，需要符合师范教育的特点，突出学术性和师范性，强调教育理论和职业教育实践结合起来，按照职业教育教学规律组织教学。 四、明确方向：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培养相关建议 （一）发挥院校主体作用 培养院校要强化主体和责任意识，统筹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提升研究生培养整体实力。培养院校应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指导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的导师通常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过工程师工作经历，熟悉技术知识和熟悉技术发展。或建立由校内导师、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实践导师和行业企业技能实践导师三位一体的导师指导团队。培养院校应拥有必备的教育实践和专业实践的实习实训条件，要建立长期稳定的企业实践基地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实践基地。培养院校要加强培养过程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制订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定期开展自我评估，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建立毕业生跟踪调查与用人单位反馈机制。 （二）实现招生考试突破 职业教育教师要求在职业性、专业性和师范性上三性统一，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理论水平，还需要专业技能和职业经验（生产一线的能力），同时还需要职业教育的教学技能，如果按照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的设置来进行入学考试，从教育学、心理学、教育理论来考察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要求，显然与培养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考试上要对全国统一考试科目进行改革，实行综合素质考试、专业知识测试。加大培养院校自主测试和面试的比例，专业知识测试由培养院校自主命题，内容要注重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相结合。实施招生计划单列管理，单独录取。在全日制攻读职教硕士研究生中，实施紧缺行业相关专业职教硕士研究生推免政策，吸引专业学科毕业生和在职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报考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三）优先重点领域培养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和产业转型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才的培养既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和产业转型发展，又要引领经济社会和产业转型发展，在我国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的战略转型期，国家要加快发展面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社会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重点培养这些领域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适应职业教育服务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需要。职业教育又是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最紧密的教育类型，需要结合地方重点产业、优势产业进行合理布局。这就需要在教师的培养过程中，要结合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培养能支持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结构技能人才培养的紧缺“双师型”教师。 （四）强化两个场所实践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学生，大多接受了严格的专业学科训练，具有较好理论功底和过硬的专业技术。这些学生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主要来源，但由于缺乏与企业生产实践等职业情境保持紧密接触，实践操作技能不够导致教学与产业脱节，培养出的人才不适应企业岗位需求，只有加强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强化到真实生产环节去工作、锻炼、实践，通过到企业实践掌握相关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工作过程，强化职业实践的训练，才能为企业培养符合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同时，教学技能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提升。这就需要在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的过程中，让研究生到职业学校去实践，在有经验的教师的带领下，参与集体备课，单独进行教学设计，单独组织课堂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强化教学技能的提升。 （五）突出三个能力提升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专业化发展上需要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实际操作技能和教科研能力。这就需要培养院校制定切实可行的职教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及实施细则，合理设置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注重开展应用导向的教学活动，着重培养研究生将职业岗位工作内容转化为课程与教学资源的能力，促进教育教学能力和操作技能同步提升。建立校内外课题研究、教学实践、技能训练实训实习基地，实施学位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支持研究生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六）推进四个方面协同 中等职业学校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离不开培养院校、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中等职业学校共同参与。培养院校招生培养要有效对接地方职业教育教师需求，密切与行业企业产学研合作，优化整合教师教育资源，形成职教硕士教育协同培养机制。一个研究生不应该只由一名导师指导，而应该吸收行业企业、中等职业学校优秀人才全方位参与培养过程，协同制定培养目标、设计课程体系、建设课程资源、建设实践基地、开展教学研究、评价培养质量，每个研究生应该有多方参与的导师团队进行指导。地方政府要做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规划，科学预测硕士层次教师需求数量，优化调整教师队伍结构，积极委托高等学校开展职教硕士研究生培养，保证职教硕士研究生能够顺利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岗位上工作。鼓励支持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教师培养，为研究生提供企业实践岗位和实习指导。中等职业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教师攻读职教硕士，要积极引进具有职教专业硕士研究生到学校就业任教，为研究生提供教学实习岗位和教学研究条件。 教育硕士论文: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摘 要：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总体数量相对较大、生源结构复杂、报考动机多样化、专业满意度相对不高，普遍具有基础理论薄弱、专业技能缺乏的情况。而高校培养模式的相对缺失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人群的学业和就业困境，改善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的处境要从高校培养和自我管理两方面入手。 关键词：跨专业 学前教育硕士 现状 困境 对策 学前教育专业目前是较热门考研学科，其原因有：政策的倾向，就业机会大；学前教育从2010年开始才被真正重视[1]，领域本身存在的问题较多，值得研究改进；诸多大学开始招收较多数量的学前专业硕士，提高了考研几率；学生自身喜欢学前教育，认为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或就业前景等。而调查得知，大约35%的学生并不满意目前的学业状态，对未来表示担忧；22%的学生的专业满意度在“一般”范畴；只有12%的学生对专业环境和专业发展感到“非常满意”，愿意竭尽全力学习、为学前教育事业作贡献。 一、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与本硕一致的学生相比，跨专业硕士有一定的优势，如好奇心强、兴趣点广、思路开阔等，根据何运信等人对跨专业学生与本硕一致学生差异化的调查显示，跨专业研究生在新思路新视角方面优势比本专业学生高出10%左右[2]。跨专业学习也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交叉学科的融合，但是也存在着理论知识欠缺、学术研究遇阻、技能缺乏、就业前景不乐观等一系列问题。 （一）学业困境 1.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储备不足 跨专业学生学前教育理论知识欠缺，调查显示，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中超过95%的学生是通过死记硬背、机械式记忆来应付考试的，与接受过3-4年学前教育学习的的学生相比，这部分人的学前教育理论严重不足；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匮乏，培养理论与技能并重的幼儿园教师是我国目前学前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3]。而调查表明，在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几乎没有院校对学前教育硕士进行技能测试，而且在整个硕士阶段也几乎没有院校开设钢琴、声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技能课程，这些原因导致90%以上的毕业生未接触过学前教育技能的学习。 2.专业成长与高校硕士生培养方案脱节 具体表现：（1）学前教育理论课相对较少。调查显示，将近70%的学生认为理论课学习不充足，导致他们处于“懵懂”或“基本不理解”状态，表现出“还没跨入学前教育门槛”的状况。（2）专业技能课的设置短缺。对学前教育硕士的培养，必须采用系统的理论学习、技能培养、进行科学研究、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然而调查显示：90%以上的高校没有设置专业技能课，未对学前教育专业技能的培养。技能课程设置的短缺直接影响跨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据调查，95%以上的即将毕业的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没有任何的专业技能基础。（3）幼儿园实践观摩机会的缺少。调查显示：大约8.6%的学生去过的次数超过5次，20.3%的学生去过3-5次，30.4%的学生去过1-2次，超过40%的学生从未去过幼儿园进行实践活动。（4）导师培养方案实施中存在的盲区。调查显示，在制定培养方案时，大约44%的导师没有针对跨专业学生进行专门设置培养内容，大约67%的实际培养活动未对跨专业学生进行区别对待或者有意识考虑。对“一知半解”的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来说，如果没有导师培养方案的倾斜，将会比较困难地适应培养节奏，调查显示，大约70%的学生表示“跟不上”导师的培养思路、“不理解”导师的培养内容、“不适应”导师的培养方式。 （二）就业困境 1.止步于大中专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之外 通过对近三年招聘简章的分析得知：具有学前教育本科办学资质的公立高校不再招聘应届硕士，只招聘博士或具有一定工作经历、取得一定职称评定的硕士；具有学前教育大专或中专办学资质的公立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硕士，但是80%以上的院校在专业上要求“本硕一致”；另外，民办三本院校中60%以上的院校要求“本硕一致”，民办职业院校目前为止未有专业一致的要求但是这方面的要求已初现端倪。对于学前教育科研机构而言，每年招聘的人数非常少，除了“本硕一致”外，他们对应聘人员的理论基础、科研能力等都有一定要求。 2.难以跨入幼儿园门槛 首先，自身不愿意或不适应幼儿园工作。跨专业硕士去幼儿园的情况不乐观，从毕业生的角度来说，95%以上的硕士毕业生对去幼儿园工作表示“心有不甘”，不情愿去一线进行教学工作；92%以上的毕业生表示难以胜任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由于缺少大学四年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没有音乐、美术、绘画、钢琴方面的专业技能培养，没有在幼儿园实践的经历，他们往往对幼儿园的环境创设和教学活动中玩教具的选择、使用及制作等教育教学活动不知所措，从而不适应幼儿园工作。其次，幼儿园不愿聘用。多数幼儿园选择聘用本科或者高职院校的专科毕业生，而非硕士生。调查发现：大多数幼儿园不希望招聘到学前教育硕士，原因集中在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差、心气高、不便于管理等方面。比较而言本、专科毕业生接受过3-4年的学前教育基础知识，有良好的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对工资待遇要求相对较低，也能接受较强的工作强度，年龄相对偏小、更能吃苦而更方便于管理，工作稳定性高。 二、关于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发展的建议 （一）对高校硕士培养的建议 高等院校应该正确引导学生进行跨专业报考学前教育硕士，通过网站介绍和服务热线等方式使考生在报考之前得到尽可能多的权威信息，清楚跨专业考研的利与弊，客观而真实地介绍跨考后在学习、生活、将来就业和发展中会面临的各种情况，引导学生正确选择；要制定严格选拔、宁缺不滥的录取制度，不能一昧地进行扩招；重视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的特殊性，不能“一刀切”，例如针对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和专业技能缺乏的问题，可以设置一定的选学课和技能培养课；建立结构化、层次性的毕业鉴定制度。就是要将毕业资格分层次、细致的对学前教育硕士应该要完成的课程理论、专业技能、实践观摩、学术研讨、论文成果等项目细致化、标准性量化。 （二）对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的建议 首先，做好跨专业学习准备，科学规划硕士生涯。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规划好硕士阶段的学习生活是圆满完成硕士生涯的重要保证，要认识到自己在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方面的欠缺和差距，做好需要更加努力学习的心理准备；清楚硕士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设定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学习目标；规划好理论与专业技能学习、幼儿园观摩和调研的时间分配与园所选择等事宜。其次，加强基础理论学习，注重专业技能发展。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充实基础理论、掌握专业技能，既能有利于进行科学研究，也为以后进入幼儿园就业打下了基础，针对普遍存在“零基础”的情形，要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加强舞蹈、钢琴、绘画、声乐等专业技能的学习。再次，理论联系实际，深入一线进行观摩实践。去幼儿园实践，能够充实和融合学前教育理论，因为只有深入到一线才能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理论；去幼儿园实践，有利于学前教育基本技能的学习，因为通过对一线教师教学活动的观察和模仿能够加强自己的教学技能和专业技能。另外，要转变就业观念，开拓发展方向。不能好高骛远，要设定合理的就业目标；转变就业观念，不能盲目追求高福利、较轻松的工作职位，要从底层做起；开拓发展方向，激活发展前景，不能盲目跟从、陈规守旧，比如：针对目前幼儿园供小于求的现状，可以选择自主创业。最后，立足于本行业，献身于学前教育事业。调查表明：43.6%的研究生把“经济收入”放在就业选择之首，仅有12.6%的研究生选择“为社会发展做贡献”[4]，未把工作当作事业，学前教育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需要大量的人才从事教育教学工作，除此之外，教玩具、环境创设等方面的学前教育产品开发也需要大量的人才。因此，面对机会和挑战，应该发扬自己思路灵活、眼界开阔的优势，立足于学前教育行业，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教育硕士论文:专业教育硕士培养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 要 本研究通过问卷的方式对我国专业教育硕士培养进行了调查，得出我国专业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对教育硕士学位认识不足、课程设置和进度安排不合理、教育硕士培养机制运行不完善等问题，在从教育环境、教育结构和教育模式三个维度进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专业教育硕士培养效果的建议。 关键词 教育硕士 培养 现状分析 1 教育硕士培养现状调查 1.1 问卷编制 本研究在查阅我国教育硕士培养模式、教育硕士培养现状及存在问题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参阅和借鉴了2008年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编制的《关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教育现状的调查问卷》、金玲的《教育硕士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余云珠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的历史、现状与问题研究》后，编制了《教育硕士培养现状调查问卷（初版）》，在征求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部分教育硕士培养导师、在读教育硕士和对问卷进行试测的基础上，对《教育硕士培养现状调查问卷（初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教育硕士培养现状调查问卷》。 1.2 样本选择及调查实施 本研究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湖南大学（985名校）、湖南师范大学（211高校）、湖南科技大学（普通一本）、湖南文理学院（普通二本）四所普通高等院校的在读教育硕士、教育硕士导师及长沙市部分社会公众发放调查问卷250份，回收问卷238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获得有效问卷23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2.4%，符合统计学要求。其中有效调查样本的情况详见表1。 表1 教育硕士调查样本情况分布表 1.3 调查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取随机取样的方式，抽取了前述四所具有代表性湖南省高校的50名教育硕士导师、150名教育硕士生和50名社会公众发放调查问卷，对收集到的有效问卷进行编号，运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得到了教育硕士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对策。 2 教育硕士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教育硕士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教育硕士培养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发展，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教育硕士培养制度。但仍存在着对教育硕士学位认识不足、课程设置和进度安排不合理、教育硕士培养机制运行不完善等问题。 2.1.1 对教育硕士学位重要性认识不足 我国教育自古以来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学而优则仕”，在我们所推崇的孔孟之道中，重学术轻技艺的思想更是盛行，中国教育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一点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首先，在读教育硕士自身对教育硕士学位认识不足。本研究在对在读教育硕士决定报考教育硕士原因的情况统计中，有约78%的在读教育硕士是因为“考不上学术型的，没有办法”，有约14%的学生是因为“其他”原因，仅有约8%的学生是因为“对教育硕士专业很感兴趣”，可见我国高校毕业生对教育硕士学位的重要性认识远远不足。 其次，硕士生导师对教育硕士培养的重视程度不够。从湖南省前述四所高校教育硕士导师对教育硕士培养重视程度的调查情况来看，有约14%的教育硕士导师对教育硕士和学术型教育学硕士“一样重视”，约15%的教育硕士导师对教育硕士的重视程度“略低于”学术型教育学硕士，约50%的教育硕士导师对教育硕士的重视程度“低于”学术型教育学硕士，约11%的教育硕士导师对教育硕士的重视程度“远低于”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可见近六成的教育硕士导师对教育硕士的重视程度是“低于”或“远低于”学术型教育学硕士，从而体现了我国大学在追求高标准、高要求、高目标的过程中，普遍认为有上层次、上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搞科研，攻占“高、精、尖”领域的制高点，忽视了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2.1.2 课程设置不合理，强调理论轻实践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教育硕士培养普遍存在重视理论研究，忽视实践学习的趋势，这一点在本研究的表2 教育硕士实践能力培养效果调查中得到了印证。 表2 教育硕士实践能力培养效果调查 从表2中可以看出，认为通过教育硕士阶段学习，个人实践能力有“显著提升”的仅占总人数的约22%，而认为个人实践能力提升不高或“没有提升”的占总人数的78%，这间接反映了我国教育硕士的课程设置过于强调理论学习，忽视对教育硕士实践能力的培养。 2.1.3 教育硕士运行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教育硕士招生录取工作普遍实行的是联考笔试和专业面试相结合的两阶段考核。其中笔试部分侧重对考生基本素质的考查，而专业面试则更强调从专业的视角考核考生的专业能力、工作状况、专业背景和基本专业技能等，两个阶段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然而从本研究的调查情况来看，我国教育硕士招生过程中“笔试定录取”和“复试走过场”的情况仍普遍存在，这直接反映了我国教育硕士运行机制的不完善。 2.2 教育硕士培养问题原因分析 （1）教育支撑环境欠缺导致教育硕士地位尴尬。目前，我国各大用人单位尚未意识到教育硕士教育对员工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要性和长远性，在员工报告专业教育硕士的员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行政或经济手段阻止本单位员工报告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导致绝大部分在职员工放弃了接受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机会，加上高等院校对专业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经费的收取普遍高于学术型研究生，而专业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门槛普遍低于学术型研究生，间接地影响着报告人员的积极性。可见，我国当前教育硕士的教育支撑环境仍旧欠缺。而教育支撑环境的欠缺直接导致社会公众对专业教育硕士学位的误解，认为教育硕士学位教育是第二等级的研究生教育，专业教育硕士地位颇为尴尬。 （2）教育结构的不平衡导致教育质量不高。当前，我国高等院校专业教育硕士在纵向和横向方面的发展都极端不平衡。从纵向上，对强调应用型专业学位的教育仅开设到硕士研究生层次，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才刚刚起步，缺乏与专业硕士层次的衔接;从横向上看，经济发达地区的专业硕士培养院校较多、生源质量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专业硕士培养院校少且生源质量差。专业硕士教育结构的发展部平衡直接导致我国专业教育硕士的教育质量不高。 （3）单一的教育模式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专业教育硕士培养会涉及到不同学科领域、满足不同社会背景人员的需求，然而我国当前专业教育硕士学位的单一培养模式仍偏重理论教育，轻视不同学科专业领域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得对不同群体学习需要的刺激性远远不够。 3 提高教育硕士培养效果的建议 （1）转变专业硕士培养目标定位，着力培养研究实践型人才。本研究认为我国专业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定位应试研究型教师，即在读专业教育硕士通过学习现代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研究现代教育教学实践来提升和完善其工作过程中的教育教学能力，促使其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能力共同发展，真正培养既有较强实践能力又有较强教育科研能力的“研究型”、“学者型”和“专家型”的教师，最终成为教育大家。 （2）加强教育硕士重要性宣传，完善教育硕士法律法规。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可通过积极引导新闻报纸、期刊等纸质媒体，网站、手机报等电子媒体积极宣传专业教育硕士培养在教育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引导社会各界提高对专业教育硕士学位重要性的认识，理解学术型教育硕士和专业型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的不同，从而正确、客观地看待专业教育硕士教育的发展。 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作为教育政策、法规和战略的设计者，应从全盘考虑，统筹规划不同区域的专业教育硕士学位教育的发展，在研究专业教育硕士学位教育发展规律和结合各区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针对性强、指导性明确的专业教育硕士学位管理发展政策。 （3）创新专业教育硕士的招生培养机制，形成时代特色的教育硕士质量观。由于专业教育硕士的培养涉及到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社会背景的教师，这就要求专业教育硕士培养单位必须根据社会实际，创新专业教育硕士的招生培养机制，形成时代特色的教育硕士质量观。在专业教育硕士的招生过程中充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的同时，在笔试和复试过程中着重考查考生的个人专业能力和专业发展潜力;在培养过程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通过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加强对教学技能操作能力的培养，充分体现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应用实践性强的特点。 4 结束语 教育硕士培养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具备较高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教育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开放式访谈获得了我国教育硕士培养现状的第一手资料，运用数据分析软件对我国教育硕士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针对教育硕士培养中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对我国广大教育学者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对我国教育管理工作者制定教育硕士管理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教育硕士论文:论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编写 摘 要：编写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编者应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经典课程；教材 “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是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育，目的是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并且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该专业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设置课程能指导他们更好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经典课程就是基于此而设立的，其教学效果与教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 一、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实质 文化经典课程的教材，其实属于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范畴。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是指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语言类教材则不属于此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经典性教材；内容相当宽泛，取舍上随意性很大，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体例自由多样，但不分水平等级，缺少共识；使用对象涵盖面较宽，但定位失据。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阻碍教学效率的提高，影响教学效果。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课程”的定位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编写者的理解往往影响着对内容的选择，结果或者泛而无边，或者深而过窄。而文化教学到底是“文化搭台，语言唱戏”合适，抑或相反才合适？不同的理解在体例上就会造成差异，甚至可能在实践中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既然教材是教学大纲的体现，要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学科性质、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等具体化，成为实施教学的凭借。那么编写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 文化是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系统。一般而言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表层文化，即可以视听或直接感知的文化现象；二是深层文化，即思想、观念、制度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本质。由于对留学生的文化教学是在非母语状态下的异文化教学，对于缺少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留学生来说，文化的传授自然会受学习者汉语水平和培养目标的限制。对初、中级阶段的留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的学习是以“了解”为主，是一种感性认识，教材的编写主要帮助学习者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也具备了熟练的汉语应用能力。对他们而言，仅仅“知其然”是不够的，教材的编写更主要的是解决“知其所以然”，帮助学习者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此外，虽然讲授内容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但是文化经典课程与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并不完全相同。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主要从文学、历史、书法、社会习俗等方面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发展现状，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概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果说这是面上的横向扩展，那么文化经典课程就是点上的纵向深入，不仅要求能够以点带面地加深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性了解，而且要求能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作理性的思考和阐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一点，编写文化类教材时教学双方很容易出现“供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本科）对外汉语专业陈××等7名同学曾以该学院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就对外中国文化教学做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心目中，外国留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如饮食文化这样的低端文化，因为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其次是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汉字文化等，再次是建筑、地理、古代文学等，至于音乐、舞蹈和中国古代科技则不是考虑的重点――这和留学生反馈的信息有一定的差别。同时不同语言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度基本一致，到硕士阶段对深层文化的关注度则有明显上升。 二、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功能 基于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教材至少应具备如下功能。 首先，是目标功能。依据教学大纲所编写的课本，不仅要在总体上能够体现教学的总目标，具体到每一课教学目标也要明确。其次，是训练功能。虽说汉语基本能力（听、说、读、写）的训练不是该类教材的主要功能，但经典阅读和赏析却离不开这些基本能力，同时也能促进这些能力的提高。第三，示范功能。教材以文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选中的课文应是学生学习汉语的“范例”，将之前学生所接触到的零散的、非系统的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新旧联系，以求融会贯通。第四，讲解功能。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调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来讲难以做到因材施教。因此要发挥教材的讲解功能，让学生凭借教材的讲解进行学习，主动地去分析、去接受。第五，检测功能。检测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教学的反馈，促进教学的进一步完善；一是强化学习结果，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共同提高。 三、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内容及排列顺序 考虑到该课程教材应具备的功能，再考虑到课时、学生数量、教学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该课程教材的编写可以分为九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及排列顺序如下。 1.生产篇。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科技则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科技兴农”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以航天科技为代表的高端技术也迅速发展，因此本篇选取的经典文章都和中国科技发展有关。 2.生活篇。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各种生活资料，本篇所选和中国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关系密切。 3.情感篇。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关系，情感的羁绊由此而生，本篇即以人们的各种情感为主题选文。 4.思想篇。思想即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加工的结果。本篇所选集中在对中国人行为方式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念。 5.艺术篇。思想情感形诸于外，于是便有了异彩纷呈的中华艺术，本篇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 6.民俗篇。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许多习俗，并不断演变。本篇所选集中在介绍与节庆有关的习俗。 7.风土篇。中国地域辽阔，人文环境复杂，本篇所选主要是从“城市”角度来看中国各地风情。 8.民族篇。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自然也是重点所在。本篇所选集中在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发展上。 9.交流篇。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本篇所选将涉及不同时期中外的文化交流。 四、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体例 当内容初步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教材编写的关键性步骤：设计教材体例――教材各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及其组织形式。笔者设计了如下的体例。 1.全书分九个单元，具体内容及先后顺序见上文。每一单元开始都有“概述”，对主题进行简要说明。 2.每个单元分成四章，每一章以点带面，不仅能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整体的了解，而且能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 3.每章下分为6个部分：导语，正文，理解思考，知识链接，影像阅读，深入思考。 “导语”部分是对每章主题、背景和作者的简介；“正文”部分所选侧重现当代文章，兼顾各种文体；“理解思考”部分着眼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针对“正文”提出文章赏析的相关问题；“知识链接”部分是介绍“正文”所涉及的文学常识和文化常识；“影像阅读”部分在与“正文”同步给予学生感性认知的同时，促进学生“听”能力的提高；“深入思考”部分主要结合中国现状提出讨论话题，促进学生“说”能力的提高。 当然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实际灵活处理教材。就算是硕士阶段的留学生，仅仅凭借书本的抽象知识，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即使是华裔子弟，也会因为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出现理解上的障碍。为了避免学习者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半途而废，在编写该课程教材时，要避免厚古薄今、重“知”轻“行”，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形象化是指教材的内容能最大可能地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甚至可触摸的形象，使教学可以改照本宣科为实践中掌握。譬如“艺术篇”中涉及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单纯的语言讲解有时候让文化背景各异的学习者难免有云里雾里之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供观摩和基本阶段的练习，在观摩和练习中解决难点问题。 针对性是指可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围绕某个文化主题的文化考察项目，使学习者对之有切身的体验。譬如针对“生产篇”“生活篇”，笔者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主题，组织学习者分别参观了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和粤北的贫困区，让他们切实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仍然存在的贫困现象。这种活动的安排，需要事前的了解和事后的回顾，避免考察过程中的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事前对主题的了解，可以通过文字阅读和形象化展示进行，并布置一定的思考题作为考察任务，为事后回顾做准备；事后回顾，一般先以讨论或课堂发言的方式总结这次考察，然后让学生以作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感受。 实用性是指教材的内容能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能让他们具体运用于实际生活。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练习如何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知识现代化。如在“思想篇”中介绍中国文化中的“孝”时，不能仅仅只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解，应该结合中国当代的家庭生活的实际，像“4+2+1”结构模式、“空巢”现象、“留守”现象等，帮助留学生真正了解中国当代社会，而不只是停留在历史和传统中。

浅谈铁路设备管理信息系统设计:铁路设备管理信息系统设计 1关键技术基础 1.1C/S体系结构 (1)二层的C/S体系结构这一设计主要是基于对数据的考虑，大致上可以将这一系统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数据管理，第二部分为应用逻辑，第三部分则为表示。第一部分主要是相关数据的管理操作以及储存等；第二部分就是根据不同部门的各自需求进行的软件开发；第三部分主要是操作者对于页面的操作是否符合自己的习惯。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服务终端还有客户端两个方面。C/S管理体系可以分为ThinClient以及FatClient两种。在ThinClient大多都是在服务器上进行处理和执行，而客户方面则只有表示的部分。相对来讲这种体系形态太过于依赖网络和服务器，服务器要负责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和计算，大大的增加了服务器的工作量，从而需要耗费大量的流量。相对于ThinClient，FatClient则减少了服务器的工作量，让服务器只负责数据管理，这就减少了服务器的工作量，其他的都交由客户端负责，也减少了网络流量的使用，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对于客户端方面的软件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这也使得FatClient研发成本提高，而且对于新旧版本的兼容性以及升级、维护的难度增大，这也成了FatClient的最大缺点。 (2)三层的C/S体系结构C/S体系结构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ThinClient与FatClient的优缺点融合互补，从而达到一个最完完美的状态，无论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将面临着一个很难解决的的问题存在。这也就是三层C/S体系形成的原因。三层C/S体系解决了ThinClient服务器处理信息大，与客户端交换数据多的问题，把所有的处理方式储存在应用服务上。这也解决了对于客户端软件的要求，因为客户端仍然只负责表示的部分。表示层：这个页面是用户的操作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可以看到客户是怎么样进行对数据和页面的操作的，系统则反馈回相应的信息，非常简单便利，应用逻辑层：主要负责对于用户输入的数据进行逻辑处理，根据该用户的权限反馈相应的处理信息，并对所有使用者的使用数据以及反馈信息储存在系统中。数据层：它是整个体系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它主要负责对数据进行处理以及储存。 1.2SQLServer2000数据库 SQLServer2000是SQLServer7.0版本的升级版，这个版本不仅具有了7.0版本的所有优点，此外还让顾客有了更多的方便快捷的体验。是作为客户端与服务器最好的数据管理系统，它的优点就在于可以满足企业数据系统所需要的一切分析数据的需要，同时也能满足服务器与Wed的连接需要，服务器软件以及客户端软件都由SQLServer2000系统进行提供，而我们所需要的各种网络软件则由WindowNT/2000系统提供。所有的用户操作都在Windows9x/NT/2000系统上完成，通过ODBCAPI、OLEDB、Transcat-SQL和DB-Library进行访问。WindowNT/2000系统对于SQLServer2000的运行更具完整性，当SQLServer2000在WindowNT/2000系统上创建好数据库后，即使运行中出现了错误，WindowNT/2000系统也能根据错误出现的原因进行快速的修复，让脚本运行更加的安全可靠。 1.3MFCODBC数据库访问技术 ODBC（OpenDatabaseConnectivity）是另外一种数据分析系统的软件。它的最大优点就在于能以统一的方式处理所有数据库，所以很多数据库系统都会提供有ODBC程序来作为建立客户机与服务器体系的基础，安装ODBC驱动程序，能够让整个系统的运行更加的人性化，方便、快捷，没有阻碍。在MFCODBC中，CDatabase(数据库类)、CRecordset(记录集类)、CRecordView(可视记录集类)和CDBException(异常类)是几大常用类。 2铁路设备管理信息系统设计 2.1系统架构设计 软件的系统架构主要是看客户的真实需求，在得到想要得到的页面体验和内容之后才能进行的一系列的工作内容。系统的主要内容也可以向上文表示的三层C/S模型。第一部分，让客户在自己的电脑上下载客户端并且进行体验和学习。第二部分进行系统数据的整理和统计。第三部分负责对SQLServer2000数据库上传的数据进行运算分析，并反馈到客户所使用的计算机，并对客户计算机发出的各类信息、请求进行处理。系统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客户企业的相关部门内容进行整理和统计分类，使其工作变得更加简单又有条理的过程。 2.2系统功能模块划分 我们所提出的这一管理系统主要是想能让企业对于生产设备的管理能够达到企业更加清晰，便捷。设备信息及时的上传这样可以为维修部门与资源部门提供设备保养、维修、更换的依据，可以让各部门工作安排和工作衔接更明确。能够使企业高层对企业物资设备情况更加了解，对于阶段性生产任务以及长远企业规划等等，各种决策部署作为重要依据，使得我们现场管理工作更加有条不紊。为企业节约资源。这也就是我们系统的目标。 2.3系统界面设计 (1)系统主界面 系统主界面是由主菜单以及用户管理和权限管理两个子菜单组成，各个子菜单下又根据设备的种类、登记、处理，各部门的职能、权限，分别设立了相关的小科目，对于设备的管理更加清晰，对于日常的生产使用、维修、保养更加明确，落实了各职能部门的责任任务，同时也加大了对各职能部门的监管力度，对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落实、职能发挥以及管理权限进行进一步的监督。 (2)用户登录界面 不同的部门要有专门的人员对账号和密码进行管理。进入菜单界面后，首先是用户登录界面，用户通过输入账号以及与账号匹配的密码，系统认证成功后方可进入系统，如果登录密码与登录账号不相匹配，那么系统将拒绝账户登入并提示密码错误操作信息。 (3)设备管理界面 设备管理界面主要包括设备的管理信息，从一台新设备采购进厂开始，期间的安装，检测、生产使用、日常维护、故障报修、零件更换、工作时长报废转让等等，全部信息都要上传到资料库，根据每台设备型号作用进行编号，建立各自的资料库，如果要查询或修改记录，只需要输入设备编号就可以出现所有相关信息，并根据登入账户的管理权限设置所能够修改的信息内容。 (4)维修管理界面 在维修管理中，不仅仅是对故障的一个修理，还要包括对整个故障产生原因的分析、如何避免这样情况的发生、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进行对事故的处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在维修管理中应该体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进行有效的汇总，以便日后进行查看。做这样的分析管理不仅能够让维修工作变得有条理性、针对性，还能够让维修的人员对真实的情况有着系统的了解。在系统上就可以直接把最关键的登记数据记录在软件的界面上，这样也方便登记还有查询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快捷，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想要的内容。 (5)物资管理界面 在系统中还要对整个资料的管理进行盘点，不仅要把物资的出入库情况排查清楚，还要进行及时的修改，如果有数据的变化要第一时间进行系统的改变，这样的话能够确保系统中的数据是最准确的，为以后的物资使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6)系统管理界面 系统的界面可以只是简单的设置几个项目，重点是要有管理员的姓名还有登陆的密码，这样和普通的浏览者进行区分，不仅能够防止系统内部的资料被其他人看到，还能够让专人进行有效的管理，确保系统内容的准确性。 3结语 铁路设备管理系统的广泛应用，不仅能为铁路局的工作开展节省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还能让管理工作变得有序的进行，不仅能够提高铁路工作的工作效率，还能够为铁路企业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通过铁路设备管理系统的推广，能够让更多的地方铁路管理企业接受它，更好的为铁路部门服务。 作者：刘晓培 单位：中国水电集团路桥公司南广铁路NGZQ-5项目部 浅谈铁路设备管理信息系统设计:铁路建设的物管信息系统设计 1物资追踪管理模型 1．1正向追踪管理模型 正向追踪指按照物资设备进场、验收、投入使用直到工程验收的流程，对每批物资和设备进行监控，掌握每批进场物资设备的生产厂家、到货日期、质量状况，明确每批物资设备用于哪些施工部位。同时，对供应商供货及时性以及数量、质量符合程度做详细记录，为供应商评价提供依据。铁路建设物资正向追踪管理。 1．2逆向追踪管理模型 逆向追踪管理模型针对同批次物资的所有施工部位定位问题，根据发现问题的施工部位信息，找到问题部位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依据检验批质量验收表中记录的“物资材料试验报告编号”找到该物资进场时的试验检验记录，从试验报告中的“工程部位”一项确定该批次物资的所有施工部位。同时，试验报告中产地厂名、试验委托单位、试验人员以及检测项目等信息，对质量问题分析及责任落实也有帮助。 2系统设计 2．1系统设计目标 (1)利用计算机技术，提高物资管理工作效率，实现铁路建设工程物资的标准化、数字化以及系统化管理。 (2)通过网络实现铁路建设物资管理数据的整合与共享，实现工程建设物资的计划编制、采购供应、质量检验到工程质量验收全过程的动态管理。 (3)对到货物资的名称、规格、产地、质量检验结果、使用部位等属性信息进行标识，全过程记录物资设备从到达现场到最终使用的质量状况，实现铁路建设物资设备的可追溯性管理。 (4)实时掌握物资供应商的供货及时率和数量、质量情况，为供应商信用评价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2．2系统体系结构 铁路建设项目物资管理信息系统面向多个用户、包含多个管理业务，根据业务需求和项目实际情况，将系统体系结构分为基础层、服务器和客户端三部分。 3系统功能 铁路建设项目物资管理信息系统包括计划管理、质量管理、供应商管理和系统维护4个模块，充分考虑了建设指挥部、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三类用户对物资管理信息系统的需求。 3．1计划管理 计划管理模块包括需求计划编制、需求计划查看、采购计划编制和采购计划查看四个模块。施工单位可以在该功能模块下填报、提交物资需求计划和采购计划，建设指挥部可对物资计划进行查看、审核和批复。 3．2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模块包括物资合同查看、物资进场管理和工程质量验收记录查看功能。用户通过“物资合同查看”模块可以对物资采购供应合同进行筛选和查看，了解物资采购供应合同的主要信息。“物资进场管理”模块对物资设备的到货情况和试验检验情况进行筛选和查看，反映物资到货及时率和质量合格率。“工程质量验收记录查看”模块收录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情况。 3．3供应商管理 供应商管理模块包括供应商基本信息查看、供应商供货情况统计以及供应商信用评价功能。用户可以查看供应商的名称地址、主营业务、以往业绩、信用等级等基本信息。系统按季度、按年度和项目开累对签订物资采购供应合同的供应商进行供货及时率、供货数量满足率和供货质量合格率统计。用户可在系统中填报、提交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并对信用评价结果进行查看。5结语铁路建设项目物资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为铁路建设物资信息化管理提供了解决方案，将传统的、简单的物资管理模式转化为具有分析、统计、辅助决策的信息化管理模式，提高了信息共享程度和处理速度，以及铁路建设物资设备的管理水平。 作者：卢凌王福田单位：北京商贸学校北京交通大学 浅谈铁路设备管理信息系统设计:铁路综合货场信息系统设计研究 摘要：介绍了铁路综合货场的业务特点及对信息系统的需求，从信息系统设置原则、各子系统构成、系统功能等几方面，阐述了铁路综合货场信息系统的设计情况。 关键词：铁路综合货场；信息系统；设置原则 铁路综合货场一般设有集装箱区、快运作业区、特货作业区及常规铁路货物运输作业区，各个作业区根据自身业务的特点，对信息系统有不同的设置需求。集装箱作业区以箱体运输、装卸为基本业务单元，信息系统将箱号作为基本数据进行管理；特货作业区主要业务为小汽车的装卸作业；快运业务主要为行包运输与装卸；信息系统需根据不同作业区业务的特点与需求进行针对性设计。 1系统组成 铁路综合货场信息系统主要由集装箱管理信息系统、门检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数据EDI交换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等组成。在快运与特货区域设置快运管理信息和特货管理信息系统；在铁路货场设置货运管理信息系统。 1．集装箱管理信息系统。主要由系统服务器（数据服务器、应用服务器等）、存储设备（磁盘阵列）、网络设备（交换机、路由器等）、防火墙和系统终端（计算机、打印机）等设备构成。系统服务器采用双机热备的方式，网络结构采用有线与无线相结合的方式，各固定信息点之间采用以太网连接，而各移动信息点的数据接入采用无线局域网实现。本次设计无线局域网由无线网卡、WLAN接入设备AP、天线、交换机、车载终端、手持终端等组成。在集装箱综合办公楼主机房，新设系统服务器、交换机、存储设备、防火墙等；在现场各固定作业点，新设交换机及系统终端设备；在集装箱货场利用电力专业设置的高灯杆，设置接入设备AP及发射天线；在大型吊车、叉车、场内集卡等装卸机械的司机室内，设置车载终端，为箱务管理员及门检人员配置手持终端。主要功能：集装箱运输业务受理、交付、核算；编制、提交要车计划；确报与现车管理；编制卸车计划、装车计划、堆场计划、机械调度计划、人员调度计划；编制箱场箱位图、列车装车图；编制装卸机械作业计划；集装箱列备、解备、扣修、修竣、报废管理；安全事故处理；集装箱台账管理；装卸机械台账管理及统计分析。 2．门检系统。主要由管理工作站、红外触发器、地面传感器、前端图像识别设备、彩色定焦摄像机、RFID电子标签卡、RFID射频阅读器、车道闸等组成。主要实现箱体检查、箱号自动识别和箱号补录、出门单据的生成、入门箱的箱位自动分配等功能。在集装箱货场进出口每个通道，设置1套门检设备，每套设备包括箱号自动识别前端设备和彩色定焦摄像机；每个车道检查口处设置RFID射频阅读器，并为集卡司机配备RFID电子标签卡；车道地面设置车辆传感器以及车道闸；门检系统控制主机设于综合办公楼主机房。 3．办公自动化系统。由办公服务器、网管服务器、防病毒服务器、入侵监测系统及应用软件等组成。在综合办公楼主机房设置办公服务器、网管服务器及网络设备，内、外网间设置1台隔离网闸。系统主要提供现代化办公手段、信息平台、公共资讯服务、网络在线学习、培训及技术支持平台、Internet连接服务，构建与外界沟通的安全通道，提供电子商务系统的支持平台，提供客户服务管理。 4．数据交换EDI。主要由网闸、防火墙、交换机、路由器及EDI服务器等组成。集装箱货场采用EDI客户端方式接入EDI所在地区中心；在集装箱货场综合办公楼信息机房，配置1台高端PC服务器和1台路由器，通过2Mb／s通道接入EDI地区中心。统一数据标准格式，单证票据与国际标准接轨，完成与港口、货代、海关、银行等部门间的电子信息交换，实现无纸贸易；加快订单处理速度，省时省力；提高集装箱货场订单预知速度，缩短计划周期，提高计划准确率，减少集装箱占位时间，避免重复起降，提高箱场利用率，节省作业成本。 5．数字视频监视系统。采用分级控制方式，全彩色制式。该系统主要由前端、传输、控制和显示（记录）等几部分组成，主要设备包括摄像机、视频交换机、控制台、监视器、存储设备及视频传输设备等。对装卸线、箱区等主要作业场所进行动态作业监督和巡查；监视货场进出车辆的情况；对营业大厅和综合办公楼内重要机房、财务部门等重点安全防范场所进行安全监控；对重点设防场所人员进出情况进行实时监视并记录。在综合办公楼主机房设置1套视频分发服务器、1套存储服务器（包括存储设备），在监控室设置液晶监视器，在消防控制室设置1台监控终端。各个场区的摄像机接入邻近建筑内的信息机房，信息机房设置有视频接入交换机，与综合楼内信息机房的视频核心交换机相连。在集装箱货场的到发线、装卸线、龙门吊起重机走行线、各类箱区、大门出入口、停车场等便于监视集装箱作业的场所，设置室外快球摄像机。在综合办公楼内走廊、营业大厅、财务等重要生产办公场所，设置室内快球摄像机和彩色定焦摄像机。在快运作业区的装卸线、停车场、分拨仓库；特货作业区的存车区、交验区、装卸平台；到发场以及货场装卸线，货物站台等处，都设置室外快球式摄像机。 6．门禁系统。根据运营安全需要，在综合办公楼营业厅、调度室、信息主机房、财务等重要办公房屋门口设置门禁系统。设备包括门禁操作终端、发卡工作站等，其他现场设备包括门禁控制器、开门按钮、门禁读卡器和电子锁等。门禁控制器与门禁终端之间通过标准以太网接口、工业控制网络或标准串口连接。 7．综合布线系统。设置在综合办公楼、各仓库内办公房间，在办公室设置双孔信息插座，按每10m2一个信息点考虑，在信息机房设置配线柜。该系统由双孔模块面板、六类非屏蔽电缆以及配线柜组成。 8．快运管理信息系统。设置在综合办公楼及快运作业区的生产、办公房屋内，主要由行包管理信息系统和行包服务信息系统2部分组成。行包管理信息系统由行包管理中心、行包区域中心、行包营业部／办理站3级结构组成。在本站设区域中心级行包管理系统，利用2Mb／s带宽的Internet网，接入行包数据中心主系统。主系统主要包括应用／数据库服务器、磁盘阵列、系统管理工作站、生产微机、打印机等。功能包括：行包检斤、行包制票；行包查询管理；仓库管理；行包中转、装车管理；代办处管理；统计和营销分析；安全管理；基础数据管理；行包到达、交付管理等。行包服务信息系统由行包监控系统、行包查询系统2个子系统组成。其中，行包监控系统纳入中心站视频监控系统，即与中铁集装箱、中铁特货共同建设一套电视监控系统。 9．特货管理信息系统。设置在综合办公楼及特货作业区的生产、办公房屋内，包括：车辆追踪、确报管理、货票、内部清算、办公等13个子系统。此外，特货系统还使用铁路已有的信息系统，如站场管理系统、现车系统、货票制票系统，货运营销计划系统等。10．货运管理信息系统。设置在综合办公楼及铁路货场内的生产、办公房屋内，主要实现：货运计划，货物受理、承运，货物到达、交付，货车装卸、货场管理，以及货运信息查询和统计的计算机管理。在生产作业过程中，系统自动采集和上报“确报、货票、装载清单、18点统计”等基本生产信息。 2网络构成信息系统 网络由集装箱管理信息系统网络、快运信息系统网络、特货信息系统网络和货运管理信息系统网络4个部分组成。 2．1集装箱管理信息系统网络集装箱管理信息系统网络包括外网和内网（包括无线网络部分）。其中内网网络系统由于其对生产运营的重要性，采用双核心网络拓扑结构。 2．1．1有线网络 1．内网结构设计。集装箱内网采用核心层和接入层2层结构，在信息主机房设置2台千兆以太网交换机作为核心层交换机，接入层采用百兆交换机，从而构成一个骨干为1000Mb／s，到桌面100Mb／s的局域网。利用VLAN技术或者防火墙把内网划分为核心业务网和内部服务网2部分，把生产系统划入核心业务网，一般用户不能直接访问核心业务网，而办公管理系统和综合查询等系统划入内部服务网；并在核心交换机上配置VLAN间路由和访问控制列表，或者利用防火墙设备，实现核心业务网和内部服务网之间的安全访问控制。集装箱的内网配置1台路由器，通过通信专业提供的2Mb／s接口接入铁路专网，以完成与铁路相关系统的数据交换与共享。为了保证内网的安全，在铁路专网接入端使用防火墙。 2．外网结构设计。集装箱外网也采用核心层和接入层2层结构，在信息主机房设置1台千兆以太网交换机，接入层采用百兆交换机，构成从骨干为1000Mb／s到桌面100Mb／s的局域网。在外网与Internet之间配置防火墙提高网络的安全性。为保证中心站运营系统功能的发挥，需进行内、外网信息的交换，为保证数据交换的安全，还要采用网闸隔离技术。 2．1．2无线网络 为满足场区作业信息的实时采集与反馈，采用“光纤骨干网络＋无线覆盖接入网络”的方案构建无线网络系统。根据集装箱站作业信息采集的需求，设计采用了2．4GHz无线网络系统，将基于光纤的100Base－F链路接入到内部局域网。在场区内电力专业设置的高灯杆处设置无线AP，通过光缆与核心层网络相连，车载终端、手持终端通过无线信号与无线AP相连，并最终接入集装箱中心站的数据和业务服务器，保证终端应用软件能够与集装箱中心站管理信息系统有机结合，以便更好地进行数据交换和调度管理。 2．2快运管理信息系统网络 快运信息系统在综合办公楼内构建独立的局域网络，并利用2Mb／s带宽的Internet网络接入行包数据中心主系统，利用2Mb／s内网专线接入铁路办公网络（共享TDCS／TIMS／ATIS以及现车系统等数据）。 2．3特货管理信息系统网络 特货运输信息系统在综合楼办公区域建立物理隔离的2个局域网：一个接入铁路内部网（办公网），传输线路应留有一定量的冗余，广域网主链路带宽为2Mb／s；另一个接入Internet互联网，广域网主链路带宽为2Mb／s。 2．4货运管理信息系统网络 货运管理信息系统在综合办公楼内构建独立的局域网络，并利用2Mb／s带宽的数据网通道接入路局级货运管理信息系统。 3小结 对综合货场信息系统设计进行分析，介绍了货场不同作业区域业务特点及对信息系统功能的需求，对信息系统设置的原则、系统构成、系统功能进行分析，为综合货场系统的设计提供参考。 浅谈铁路设备管理信息系统设计:铁路行车安全信息系统设计 1系统设计目标 针对总公司级调度处理铁路局调度上报安全信息过程中的问题，设计新的软件系统平台，实现安全信息的高速传递、多部门共享及存储统计分析，以提高劳动效率，方便进行安全形势分析。根据总公司、铁路局调度的管理职能和调度指挥作业流程及既有信息系统的建设，系统主要实现以下目标。（1）建立全路行车安全信息数据库。在总公司建立行车安全信息数据库，实现对铁路交通事故(设备故障)数据的大集中，在满足日常频繁调阅需求的同时，为大数据分析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来源。（2）实现安全信息快速检索。真正实现各相关工种安全信息的快速流转与资源共享，并且支持模糊查询，按日期、事故类型、关键字实现安全信息快速检索和智能排序。（3）提供预警及辅助决策。根据及时提报的安全信息，总公司级调度制订对全路性车流结构与列车运行调整的方案，兼顾安全与效率，实现效益最大化。通过该系统可以实现全路铁路交通事故(尤其相邻铁路局间)信息的透明化，为调度指挥调整提供依据和预警功能，总公司级、铁路局级调度人员可以根据季节性变化及铁路局、指挥区段的实际情况，定制相应的故障处理流程与培训，提高调度人员的指挥水平。（4）实现大数据分析及预测。通过数据积累实现对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根据需要对某项类别进行分析并提供分析图和趋势图等参考信息，从中发现问题从而支持决策，实现对铁路设备运用大数据的分析及设备运用状态的实时预测功能。通过采集故障点，进一步深入探究某个设备单位部门(铁路局、站段)的设备采购、维修管理、人员配置等诸多管理问题，为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支持决策。（5）储备后续事故认定信息。交通事故(设备故障)经安监部门调查分析后，通常会进行责任事故与非责任事故的定性、事故等级的划分、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认定，系统支持调度所安全室对后续系列信息的补充录入、上报及存储，以供日常查阅和分析，为整体提高调度管理工作水平提供必要的素材和数据储备。 2系统架构 2.1系统工作原理系统主要负责安全信息的高效分析处理。铁路局将整理好的安全信息上传至系统平台，总公司行车调度进行初级审核，当发现细小错漏时可以及时改正；如果错误明显可以退回铁路局重新修改。经行车调度审核后，总公司调度部行车调度、客运调度、高速铁路调度、值班处长及各级领导在终端上可以同时调阅，形成信息实时共享，并且增加故障写实功能。铁路局上报的安全信息每日进行自动存档，并且根据内容按以下分类进行储存，分类标准如表1所示。表1根据运输生产实际所碰到的问题而制定，并且对口“车、机、工、电、辆”等运输责任主体部门。根据此分类可以对某铁路局的某一领域进行数据分析，从而对安全形势研判提供依据，并且根据需求可以对归档分析类型进行修订。 2.2系统核心流程根据现有的总公司级与铁路局级调度上下级及同级间的安全信息流转及签收的作业模式，制定该系统核心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2.3运行体系架构系统在铁路局级和总公司级设置客户机，可以直接访问总公司级的数据库和应用服务器。系统的运行体系架构拓扑结构图如图2所示。 2.4系统设计原则系统设计主要遵循以下原则。①采用先进、成熟、经济、安全的技术和设备，达到系统整体的先进性、实用性、可靠性和适应性；②充分利用既有计算机和通信网络设备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投资；③深入挖掘既有信息的应用与信息共享，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工干预；④合理布局系统资源以方便系统规模的灵活调整，从而适应铁路局、总公司的管理职能和生产作业流程优化。 3系统设计与实现 3.1系统用户分类及权限系统在现有的调度指挥模式上，按总公司级、铁路局级用户进行分配权限，不同层次的用户及同层次不同岗位用户各自的操作权限不同，做到职责与权限界面明确。具体的用户分类表如表2所示。 3.2系统工种设计及效果以各级调度工种为主线，分析系统涉及的主要工种设计及效果。 3.2.1铁路局级调度所值班主任铁路局终端以各自值班主任账号登陆，登陆后信息处理界面如图3所示。安全信息填记完毕后，以专用通道传给总公司终端界面，文本为WORD文本，上传时铁路局可以根据安全信息内容对所在线路进行选择，选项包括普速线路和高速铁路线路，另外根据性质选择一个标题，如机车故障、接触网故障、高速铁路安全信息、车辆故障、路外伤害、自然灾害等。当设备故障影响较大或突发严重自然灾害时，详细的处理措施及领导盯控情况需要填记在铁路局突发应急处置写实表里，作为信息条的附件与安全信息一同上报给总公司。最后填记完毕后，点击确认上报传给相关行调台审核。 3.2.2总公司级行调台根据总公司行调所管辖的铁路局，3个行调台间铁路局上传安全信息去向划分如下。①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兰州、乌鲁木齐铁路局及青藏铁路公司6个铁路局安全信息由行调一台审核；②北京、太原、济南、上海、南昌铁路局5个铁路局安全信息由行调二台审核；③郑州、武汉、西安、南宁、成都、昆明铁路局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7个铁路局安全信息由行调三台审核。行车调度对所辖铁路局上报的安全信息进行审核，如果有问题则退回铁路局进行修改，铁路局进行回退签认，修改后可以再上传；如果审核没有问题则进行签认，信息条导入到已签收安全信息列表，同时生成签认时间。总公司调度处行调台处理界面如图4所示。当安全信息内容涉及在普速铁路运行的动车组列车时，点击“传高铁调”传输给高速铁路调度台。 3.2.3总公司级高速铁路调度台高速铁路台负责18个铁路局(公司)高速铁路的安全信息处理工作。当铁路局上传安全信息选择高速铁路时，信息条直接传输到高速铁路调度台进行处理，另外对总公司行调传输的普速线路动车组相关安全信息单独进行列表处理，签认时生成签认时间。高速铁路调度台处理界面如图5所示。 3.3系统的关键功能实现 3.3.1安全风险预警及辅助决策为解决铁路各部门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缺乏数据支撑的问题，系统分别对每日各铁路局管内机车故障、动车故障、车载设备、线路等10余类典型故障情况进行分项记录及显示，并且对重点线路，如高速铁路、主要干线全线安全状况进行汇总显示，提供对各类安全状况的统计分析。通过对一段时间的数据统计，以及对故障大数据运用Hadoop工具进行的数据挖掘，实现对安全状况的诊断及发展趋势预测，得到相应安全状况、设备故障在某一地点某一时段发生的可能性预判，具备基于历史数据挖掘的安全风险预警及决策辅助功能。 3.3.2安全管理水平分析评价为督促各铁路局不断提高自身安全管理水平并及时找出其薄弱环节，系统以月为单位，自动对定为责任事故的安全信息进行分类统计，统计内容包括事故等级、事故责任单位、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人员伤亡情况等多指标体系，每月自动对18个铁路局(公司)整体及所属各单位的安全管理水平进行量化打分、科学评价。考核结果存入数据库，可以随时查阅，不但有助于细致的数据分析工作，而且对于人事部门考评主管干部的工作质量和管理能力也具有积极意义。 4结束语 铁路行车安全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后，将使安全信息及时得到规范处理，而且根据数据库里分类存档的历史安全信息，能够随时查询某铁路局、某时期及某类设备故障对铁路行车工作造成的影响情况，方便及时发现问题、预测隐患，然后辅助分析找出薄弱环节，最后及时采取措施对症下药，以确保全路运输工作平稳有序。铁路行车安全信息系统在满足全路总公司级和铁路局级层面不同岗位用户需求的同时，实现办公自动化和无纸化，并且确保安全信息数据源的惟一性、准确性、及时性，有效提高各级调度人员的工作效率；实现对各铁路局安全信息类别的统计与专项分析，对安全形势进行评估，有助于科学地评估、分析和总结，对精细化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田锐 刘俊 贺义勇 单位：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 北京铁路局调度所

特殊教育论文:试析对特殊教育语文教学方式认识与思考 论文摘要：新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化社会和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本质是创新，创新的基础是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实现由教到学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主旋律。总书记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能力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学生进行创新教育势在必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作为特殊群体的聋哑学生，将来到更高一级学校深造的机会少之又少，毕业后走上社会就业又远比正常人困难的多，这对我们特殊教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特教工作者要转变教学观念，在语文教学方面，语文教学方式的改变应该是我们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论文关键词：特殊教育；语文教学；方式 一、目前特殊教育语文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 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新课程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然而，特殊教育语文教学模式仍然存在着部分不良的状况，如：低年级反复地枯燥乏味地学词学句，忽略了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中、高年级语文教学则是被“灌输──分析──训练”的方式占据了主阵地；一些教师依然“以学科为本”，忽视了教育对象的发展，把聋生当成机器的复制品，在教学流水线上进行打磨，然后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成品验收，这实际上是对孩子最大的不尊重和身心摧残。应是学习主人的聋生们一直处于被动、压抑的地位，只有被动接受、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资格。这样的教学模式根本不能适应聋生的学习需要，也不可能让他们去发现、去创造，更谈不上提高教学效率了。 二、让特殊教育语文教学回归现实生活 陶行知先生在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中提出：“生活即教育”，认为教育与生活从来是分不开的，“教育是从生活中得来的”。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提倡走近学生，走进生活，在新理念的指引下，我觉得要让我们的教学活动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从而加强聋生的语文实践，提高聋生学语文、用语文的能力和水平。 “从概念到概念，活泼泼的文字变成了僵死的东西，活生生的形象黯然失色。语言文字本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尤其我们的语言，是最讲究神韵的，没有形象的感受，没有对字里行间的情感的体会，没有对语言文字的品尝意会，学生怎么能读好作品，又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在特殊教育中，聋生由于听力障碍，主要依靠视觉、肤觉、味觉、嗅觉等其他途径感知外界事物。生活是聋生学习的源泉，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可见，传统的“讲解、灌输”式课堂教学是不利于聋生的语文学习的。因此，我们的学习活动一定要“以人为本”，把教科书与聋生的生活融合为一体，给聋生感受自然、社会、事实、事件、人物、过程的机会，让聋生在与现实世界的撞击、交流中，产生对世界、对生活的爱，使他们自发地、主动地去获取知识；一定要让我们的语文教学回到聋生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中去，去激发聋生作为学习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的欲望，同时将教学的目的和要求内化为聋生作为学习主体的需要，让他们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更好地生活，从而获得有生命活力的知识。 三、密切联系生活实际更多增加生活实践 （一）仔细观察与认识生活。特殊教育语文教材中有一些课文描述比较贴近聋生实际，常常被聋生见到的生活现象，但是由于聋生没有养成留心观察事物的习惯，他们往往容易忽视或知之甚少。因此，教师要在平时注重生活的积累，指导聋生留心去观察，认真写观察笔记。这样聋生才可以通过仔细观察和写观察笔记，去认识生活，发现生活中的现象和规律，积累生活素材，从而为学习这些描述生活现象的文章打好基础。 在我的要求下，学生曾经留心观察过下雨前一些小动物的活动情况，并对自己观察到的情形仔细做了记录。当学习《要下雨了》一课时，孩子们翻开自己的笔记本给我看，在我的赞扬声中，他们表现得那样满足，体验到了学习的幸福滋味。上课时，他们很轻松地划出了课文中描写小动物们在下雨前活动的句子，还纷纷举手把自己观察到的其他小动物的活动情况讲给大家听。这样，学生不仅在学习课文时显得游刃有余，而且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了他们观察和理解的能力。 （二）通过体验生活提高生活方面的技能。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学应使学生从中产生发现的惊奇、自豪、满足求知欲的愉快和创造的欢乐等情感体验，从而使学生带着高涨的情绪进行学习和思考，使教学成为一种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活动。”对于聋生来说，表演是他们最擅长的，恰好在我们的教材中有一些富有情节性的童话、寓言和故事。我在教学这些课文时，常常让聋生“动”起来，让课堂“活”起来。学习活动中注重借助情境的创设，使聋生身临其境，体验课文中的故事情节，便于他们较好地理解课文，收到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效果。 （三）联系实际生活提高生活感悟水平。教材中有的词句描写的情景和聋生的生活经历似曾相识，教学此类课文时，教师要有意识地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勾勒场景，把课文中描绘的客观情景和现象生动地展现在聋生面前，让他们如置情境之中，联系生活中已经有过的体验去感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在低年级教学看图学词学句《春天来了》时，可以做充分的课前准备，给聋生展现春天的景象，勾起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记忆。上课前，可以组织孩子们走出校园去踏春，郊游时可以拍照片，比如春天郊外的美丽景象、孩子们活动的情景，之后把这些图片资料加以整理，制成多媒体课件。上课时给孩子们展示“柳树发芽”、“桃树开花”的画面，还可以让他们观赏更多春天美景和他们自己活动的场面，帮助学生从多角度理解“春天来了，春天真美丽”这句话的含义。学生通过欣赏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回忆郊游时的情形，仿佛又回到了当时的活动中。到了朗读训练时，虽然只是几个词语和短短的一句话，但是他们却读得那样认真，从他们沉醉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感悟到了充满活力的生命世界。通过联系实际生活，让聋生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新课程改革的浪潮中，我们特殊教育的语文教育更要走近聋生，走进生活，注重让聋生去感悟、去体验。作为特教战线上的教师，更应该牢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真正把聋生看作是发展中的人，最大限度地挖掘他们学习的潜能，在教育中坚持不懈地探索最适合他们的教学方式，让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特殊教育论文:浅析特殊教育中的美术教育 论文关键词：特殊教育;美术教育;关怀;生活 论文摘要：在缓解精神压力,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或是改观心理状态等方面,美术教育有十分明显的作用,这恰好和特殊教育的教学要求不谋而合。正是由于此,特殊教育中的美术教育逐渐受到了特殊教育界的关注和重视,所以在特殊教育中,美术教育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还逐渐成为了一种教学方法,本文就将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特殊教育是现代教育体系中十分独特的一类教育形式,由于特殊教育的受众在生理或者心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特殊教育的形式、内容和方法与常规教育相比都有较大差异。特殊教育的目的往往不在于教授知识的深度,而关注于特殊教育群体精神和心理上的变化,致力打开特殊教育群体心扉,扫除其心理阴影和障碍,能够走出阴霾,更好地融入到与周围人之间,进行较为正常的社会生活。 在缓解精神压力,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或是改观心理状态等方面,美术教育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在压力不断增大的现代社会,美术艺术已经成为了社会人群放松身心,愉悦心灵的一种有效方式,而这恰好和特殊教育的教学要求不谋而合。正是由于此,特殊教育中的美术教育逐渐受到了特殊教育界的关注和重视,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人们也发现了美术教育对于抚慰心灵,释放心理压力的明显作用,所以在特殊教育中,美术教育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还逐渐成为了一种教学方法。关于特殊教育中的美术教育,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分析。 1.特殊教育中美术教育的优势 1.1使教学生动化形象化 与其他教学形式相比,美术教育在形象性和生动性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例如对于聋哑儿童,由于其听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均受到较大的限制,于是视觉感知便成为其理解周围事物的重要途径,而美术教育中可以运用大量的运用图片的形式来讲述相关的知识,一个个的画面有效地弥补了聋哑儿童听觉上的不足。不仅如此,当学生想和周围人或是老师交流、沟通、甚至是讨论时,除了传统的哑语之外,学生还可以通过图画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大大丰富了聋哑儿童的表达方式,也加强了他们与正常人群沟通的能力。 1.2 良好的心理教育功能 众所周知,一件优秀的美术作品,很容易引起观赏者的共鸣,进而进行发散式联想,对其心灵产生影响甚至是震撼。特殊教育受众是弱势群体,他们由于生理心理上的缺陷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障碍,表现为自闭症、妄想症等等。在这样心理因素的影响之下,特殊教育的教学效果要大打折扣,而美术教育可以在教学中展示大量表现真、善、美元素的作品,教师可以这些作品为突破口,将学生的思维引向美好且积极向上的方面。例如通过赏析《自由引导人民》,来与学生讨论为了取得自由和尊严,多少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而鼓励学生积极乐观,不畏艰险,这些教学内容对于改善学生的心理状态有十分明显的作用,从而为其他教学带来便利。 1.3有效地多感官协同训练 美术教育一般包括了赏析和创作两个部分的内容,而当中又涉及到色彩、搭配、比例、构图等一系列的因素,通过赏析可以很好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和理解表达能力,而创作更可以将学生的手、脑等多个部位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对于智力有缺陷的学生,这些训练对于开发其智力和激活大脑部分功能而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2.特殊教育中开展特殊教育的方法 正如前文所言,特殊教育中由于受众包括了聋哑、残障、智力缺陷、心理缺陷等一系列的非正常人群,所以其开展美术教育的方法与一般教育也有所差异,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入手: 2.1加强理论教学的融合 基本的美术理论是美术教学的基础,但是考虑到特殊教育的受众在理解和表达能力上的缺陷,美术教育的教学目的应该更多的放在感知和感官的训练及开发上。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将大量的美术基本理论融合到趣味化的教学之中。例如,可以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描绘一定的场景,待大家绘画完成之后在课堂上集中进行展示,再一起评选出大家觉得“最好看”的作品,在这里要注意,我们不要用深奥的理论去引导学生,标准就是简单的“觉得最好看”就行了。之后我们再组织大家讨论,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那几幅画得“最好看”,是不是在色彩搭配、画面比例、布局等方面有一些优势?在这样的引导之下逐步将色调、构图等美术理论引出,学生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和自然。 2.2以学生为中心 由于特殊教育学生的特殊性,所以在美术教学中我们更需要将学生的需要放大,更多的关照他们的心理状态。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围圈的座位布置形式,教师站在中间讲课,以拉近和学生的亲近感,同时还应该对学生的作品多鼓励多引导,必要时可以采用“角色互换”的方式,让学生轮流在圈的中间和大家交流,这样的教学方式更容易使学生敞开心扉,加强与周围人的交流与融合。 2.3以生活为素材 特殊教育的美术教育应该将素材锁定在学生日常所见所闻的事物,而不是高深的名作或是费解的大师作品,生活素材可以给学生带来亲切感,同时也可反过来加强学生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例如我们可以用图片的形式来讲解生活中的电话、自动售票机、公交车等事物,之后再让学生一边练习画这些事物一边讲解它们的功能。通过这样的练习,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生活自理的能力,同时可以提高他们美术动手的能力,更可以让他们认识到美来源于生活,学会用开放的眼光去搜寻周围的事物,发现生活中的美,这其实达到了特殊教育中较高的层次。 特殊教育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当中的美术教育对于改善和提升特殊教育有重要意义,只要我们多总结和创新,善于引导和关怀,相信特殊教育中的美术教育一定可以迈上更高地发展平台。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书籍读书心得 学习《教育学》，就知道我国有个大教育家叫陶行知的。但那时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这学期，我认认真真地读了《陶行知教育名著》，真正认识了我国的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读罢《陶行知教育学》，掩卷沉思，顿觉获益匪浅。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前苏联教育家马可连柯这句话道出了陶行知教育的真谛。作为一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先生以睿智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倡导并实践了爱的教育，他爱教育，爱学校，爱学生，称学生和学校为爱人，令人耳目一新，也给我很大的启示。 在书中先生指责现在的学校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实在来，却又像教校。这都是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将教和学分离了。先生提出：然而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现在的新课程思想，不正是从重教到重学的思想吗?传统的教学，主要是看老师教得如何，而忽视了学生学得如何。或者误解为只要老师教得好，学生就必然学得好。评价一堂课，也主要是看老师讲得如何精彩，即使看学生，也只是看学生是否与老师的讲配合得好。陶公早在八九十年前，就深刻地提出了老师的责任在于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这才是我们教育的真传统!现在的新课改，其实就是回归传统，回归教育的真传统。这不由得使我想起这么些年来，教育上不断提出新思维、新口号、新观念，不断地在搞着仿佛是在打破传统的改革。一会儿素质教育，一会儿新课程，一会儿创造性学习，一会儿探究性学习，把我们的一线教师弄得晕头转向了，无所适从了。我们何不少提那么多口号，少抛那么多新理论新观念，静下心来，真正回归传统，从孔子学起，从陶先生学起，从苏霍姆林斯基学起。今天的新思想，新口号，新观念，都从他们那里找得出来。 传统，有优秀与糟粕之分。优秀的传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理，是须我们永远继承的。不但要继承，还要在传统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变迁、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将其发扬、拓展、光大。比如孔子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温故知新，比如陶公的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等等。至于传统中之糟粕，或称之为习惯势力、传统势力，才是改革的目标。我们的改革，不仅是教育改革，乃至于社会改革的很多方面，都喜欢摧毁一切，然后重来。结果糟粕未除，而优秀传统却荡然而失。 陶行知先生谈到：学校里的先生叫做教员，他所做的整体为教书，他所用的法子为教法，好像先生是专门教学些书本知识的人。他似乎除了教书以外，便没有别的本领，除书以外，就没有别的事教。而在这种学校里的学生除了受教之外，也没有别的功课。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传统中的糟粕，也就是习惯势力。习惯势力虽然恶劣，阻人进步、碍事发展，但它真是强大得很，难以根除。你看陶公所讲之现象，八九十年前是这样，八九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这样：学校里的一些先生，我们叫他们教书匠，他在学校里所做之事，就是教书。他全然不管学生怎么学，他只管自己怎么教，我怎么教，你学生就怎么学。除了教那本教材上的东西之外，便没有其它可教，学生便没有了其它可学的内容。先生们不准学生看课外书，不给学生动手实践的机会，学校不给学生接触自然，走近生活的自由，学生除了一心只读教科书、一切只为考高分外，便没有了其它。老师除了教课本知识，就没有，或很少教给学生做人处事和生活的道理。教师，这本活的教科书的作用没有体现出来。学生们从老师身上学到了什么? 教师没有爱就不能教育学生。对学生爱是教师高尚职业道德的自我体现。热爱学生，喜欢学生，以温存慈详的态度、和蔼的语言对待他们，使他们与自己越来越贴近，在两颗心逐渐融化为一的过程中，教师按真人的规范导之以行，或示范，或帮助，或催化，或促进，每一施教又无不浸透着期望和成功的喜悦。没有对学生爱，即使教学也没有激情。没有课堂上师生间心的相通、情的交融，也就不可能产生教学所需的智慧和吸引学生的技巧。只爱一部分学生，意味着对另一部分学生冷漠，那是偏爱，偏爱是一种非理智的情感。陶行知特别反对纯以面貌美丑为取舍的选拔法，他办育才学校施爱于所有难童，包括有生理缺陷或有病的难童，他做到了如谚语所说的那样：漂亮的孩子人人都喜欢，只有爱难看的孩子才是真正的爱。教师有不偏爱学生的义务由此我想到，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一种理智的诚实的公正的稳定的师爱，它是高尚情感和科学的严格要求相结合的产物。师爱是包含教育目的的爱，而且通过这爱以受到教育效果。陶行知称学生为爱人，说明他的教育思想，是把爱和教育视作天生的结缘。教师爱学生，就有教育，学生爱教师，于是教育产生效果。 在我的教育里，小孩和青年是最大，比什么伟人还大。陶行知先生这样尊重学生。作为教师，对学生的爱首先要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而好恶之而褒贬之，绝不能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把差生视为朽木。有的教师口诛之余，施以体罚，更是辱人之举。任何一种体罚都是使学生肉体痛苦，它不仅于事无补，反教学生精神倍受刺激，以致他们会摔破罐，撑破船。陶行知最最反对体罚，他准确地说明了体罚的危害：体罚是权威制度的残余，在时代的意义上说它已成为死去的东西，它非但不足以使儿童改善行为，相反地，它是将儿童挤下黑暗的深渊。罚非爱，害也。作为现代学校的教师，我们要记住陶行知的话：我们奋斗的工具是爱力不是武力。动武，意味着教师自身的失职。 其次，陶行知先生对学生的爱还应表现在对学生学习、思想、生活上全面关心爱护。即父母想到的，教师想到了，父母未想到了，教师也想到了。由此我想我们现代教师做学生亲人、朋友和导师三个角色，这是陈校长教育思想的体现，也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贯彻。 当然，爱不是放纵，爱里有严，爱里有教育，陶行知为学生竭力改善生活条件时，又嘱之以俭朴为美德，绝不可浪费，特别是看到学生出现了不良生活和思想倾向时，就及时送上关怀与指导，这样学生在承受师爱的过程中找到前进的路。作为现代的教师更应如此。 老师们，热爱自己的学生吧!当我们对学生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思想感情而一时不理智地做出有伤学生人格的事，是否想到这学生也许是一块特殊的钢坯，需要更多的爱去熔炼锻造呢?教师爱学生，就不能没有自我克制，怒是必须要制的，否则既无补于事又伤神伤身，久之反倒说明自身无能。要注意克服自己情感上的弱点，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乐其所乐，忧其所忧，用师爱引导他们走向光明、走向未来。 特殊教育书籍读书心得范文2 7月，正处于炎炎盛夏。我们有幸地成为武汉市教科院特殊教育教师培训班学员，为期五天。虽然武汉的天气酷热，而且暑期和爱人相聚的时间减少，但我在这几天却又快乐又充实。此次培训形式多样，有武汉市十佳教师雪湘明讲座、华师博士邓猛特校校本教材开发介绍、华师教科院雷江华特殊儿童的心理与教育心得交流等各种活动。这些如春雨，无声地滋润着我的心田，不仅使我在理论上得到了指导，基本技能上得到了提升，而且让我眼界开阔了、思考问题能站得更高了。现将在培训中所感所想小结如下： 一、初步接触相关教育法律法规，了解校本的开发。 邓猛博士先带着我们一起温习了美国特殊教育的发展及现状，以及特殊学校校本教材开发。美国教育制度很好，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其费用是由当税收津贴的。还设立双语学校，以ESL课程由具有专业知识的教师帮助因为语言障碍而导致学习困难的孩子，减轻在过渡期间遇到的苦难。在家教育方式也适合，但是父母要使用经过鉴定的合格教程，而且要由一位合格教师监督。 特殊学校校本教材的开发，要首先有特色，必须要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必须要体现学校的办学特色。教材内容的选择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面向未来社会生活;以儿童现有经捻为基础;科学的知识与规范语言表达，寻找典型范例与主题活动等。 以后，我将用这些知识来规范和鞭策自己，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保护残疾学生的身心健康，保障残疾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残疾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二、拓展心理学的点面视野，理解儿童的困惑。 华中师范大学博导雷江华讲的《特殊儿童的心理与教育讲座》让我受益匪浅。以前没学过这些知识，以为孩子们是故意听不懂老师的讲课，练习时老是出错，接受新知识慢了几拍。现在知道了，他们有认识发展的矛盾和障碍。 如何解决特殊儿童认识发展的矛盾和障碍，我们要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学习上帮助他们，让学生在感受爱的过程中，理解爱，学会爱。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他们身上显现的亮点顿时让我开拓了思路，自己平时碰到的难题或许换一个角度就能很好的解决。 其实，每一个残疾学生都是好学生，他们身上有不同的闪光点，只是有的没被我们老师发现罢了。我暗下决心今后也一定会把更多的爱，倾注在那些后进残疾学生的身上，倾注在那些需要帮助的残疾学生身上。 三、展现聋生舞蹈之特色，感悟美 武汉市特殊教育教研院文洁教师带我们观赏《千手观音》舞蹈节目，然后介绍我们一些宝贵的教学经验。舞蹈是一种视觉强烈的课程，所以非常适合聋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以人为本的艺术形式，是表现生命、情感、美这三大主题。我们可以通过基本功的训练、加大模仿练习、渗透意念、气息的方法教授他们，使他们得到心灵美的升华。现在，我知道了聋生具有听觉、动觉对内在节奏的感知，要好好利用这个特点发展他们的优异之处。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学习是教师的终身必修课，在信息化时代，我们更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不断充电，才能适应我们的教育发展。校本培训与时俱进，给我们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当然，有些理论知识还需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细细琢磨、思考。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就一定能进步! 特殊教育书籍读书心得范文3 《特殊儿童个案研究》分上、下两篇。上篇收集了国内外大量研究资料和相关成果，并予以分析、概括和梳理，全面、系统、深入介绍了特殊儿童个案研究方法的有关理论和具体技术，观点阐述正确、内容结构合理、资料介绍详实、方法可行性强、行文条理清晰。下篇汇集了30个接受教育干预的各类特殊儿童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都是来自特殊教育的实践，贴近鲜活的生活和特殊教育实际，能为读者尤其是特殊教育一线的工作者提供丰富的有关各类特殊儿童特点、教育评估以及康复训练的成功经验。 下篇的案例分析小魔王转变法、松开紧咬着的嘴，通过对文中小彬、小军的训练，使我体会到了对待这样的孩子，在训练时要综合运用多种治疗和训练手段，不仅从儿童本人、班级集体、家庭环境等多方面着手，而且将各方面的训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向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并能针对儿童行为问题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及时纠正，使儿童的不良行为得以消退。 又如案例肚子疼痛的背后，通过读这一案例，让我体会到了对于轻度弱智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要充分发挥学科教学的功能，帮助学生获得成功，增强自信;要运用集体的力量，让学生感到同学的关心，消除交往的顾虑;要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情况，理解孩子的想法，维护孩子的心理需要，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另外，对智力落后儿童的教育训练要持之以恒，因为智力落后学生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有限，作为老师要有充分的耐心。 再如案例我也会打电脑，文中小青学电脑收获的知识，改变了我认为弱智儿童学电脑是不可能的错误观点。首先，弱智儿童虽然学习能力差，身心各方面存在缺陷，但是具有学习电脑的能力。通过以上事实也证明，弱智儿童学电脑是完全可行、可信的。其次，他们有掌握和使用现代化工具的权利。全社会要爱护、欣赏他们，为他们提供尝试现代化工具的机会。我们应该以学生为本，注重他们的发展，爱护、欣赏他们，为他们今后能适应、融入信息化社会打下基础。 案例学习成绩提高了，给了我以下几点启示。首先，教育者自己要树立信心，认识到对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所以要避免急躁，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宽容地对待学习困难学生，并且信任他们。在教育中，要针对学习困难学生的特点，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进行帮教，使学习困难学生获得进步。其次，帮教应该从重新建立学习困难学生的自信心开始。判定一个学生有学习困难后，要找出他们学习困难的原因，也要发掘其闪光点，及时给予鼓励，帮助他们重新建立对学习的自信心。最后，要为学习困难学生创造一个宽松、接纳的学习氛围。 其他案例分析也都带给我不小的收获和不同的感受，但由于时间仓促，我只是大略地浏览了一遍，没能够进行深入思考。今后，我会继续研读这本书，让书中成功的经验来指导我的工作，不断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更好地学生服务。 特殊教育论文:浅析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特点与专业发展途径 摘要：教师职业具有专业性，特殊教育教师是关注并探究生命存在的职业。职业角色的多样化、职业要求的高标准是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最大特点。特殊教育教师要成为专业人员必须经过漫长的学习历程以具备一定的能力素质，因此探究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途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聋童　语言沟通　语言教育 1 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特点 1.1 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性质:教师职业具有专业性，教师是专业人员。教师的职业是一种要求教师具备经过严格训练而持续不断地研究才能获得并维持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职业。特殊教育教师是关注并探究生命存在的职业。职业角色的多样化、职业要求的高标准是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最大特点。 1.2 特殊教育教师职业角色的多样化:一般认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参与者、组织者、引导者和促进者，然而对于特殊教育教师，仅仅停留在这样的角色定位是不够的，特殊教育教师职业角色更为多样化。 首先，特殊教育教师是学生特殊教育需要的诊断者、评估者。学生特殊教育需要的诊断者、评估者角色要求教师应具有综合化的知识结构。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过硬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能，而且要求掌握一定的医学、康复学和心理学测量评估的基本常识。 其次，特殊教育教师是学生缺陷的补偿者和潜能的开发者。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不仅要懂得学生缺陷补偿的知识和技能，更要善于发现学生的智能强项，取长补短。教学应是发现并满足学生需要的一种行动。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智能强项和弱项，智能强项是个体潜能开发的重要依据。特殊教育需要学生也不例外，在多元智能理论视野中没有“残废”的概念，只有智能结构的差异。 再次，特殊教育教师是差异教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所谓差异教学，我国学者华国栋认为，是指在班集体教学中立足学生的个性差异，满足学生个别学习的需要，以促进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充分发展的教学；美国学者diane heacox认为，差异教学是指教师改变教学的进度、水平或类型以适应学习者的需要、学习风格或兴趣。无论何种定义，国内外学者均强调要立足于学生的个性差异，不以同一标准要求所有学生，要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风格、兴趣等需要，要使所有学生得到充分的发展；要探讨适合学生特点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果。其最终目的是促进每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得到最大的发展，促进自我教育。 最后，特殊教育教师是富有同理心的人。同理心，英文表达为empathy,简单地说，就是将心比心，即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和位置上，客观地理解其感受及内心世界，并且把这种理解传达给当事人的一种沟通交流方式。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在与有各种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及其家长的沟通交往中，不仅应具有同情心，更应富有同理心。富有同理心，能使教师学会倾听、学会了解，进而使教师真正懂得学生及家长的心态和想法，教师在正确地表达出同理心的同时，能够让对方感受到，并最终促成他们在态度、行为、心理等方面的良性改变。 2 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教师专业化概念产生的根本动因是人们关注教育质量和强调教师地位与作用的产物。教师专业化指教师职业具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要求和职业条件，有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制度。同时，这一概念把教学工作视为一种专门职业，把教师视为一个履行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因此，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教育专业人员，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与探究历程来拓展其专业内涵，提高专业水平，从而达到专业成熟的境界。 目前国内所倡导的教师专业化主要针对普通学校的教师，教师专业化的要求也多指向普教的老师。在特殊教育领域里，还没有对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标准作明确成文的规定，而特殊教育教师的个体素质水平直接影响着整个特殊教育的质量和发展水平。因此，基于特殊教育教师职业要求之高、扮演角色之多，关注并探讨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1 特殊教育教师职前培养中的主要问题:我国特殊教育起步晚，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特殊教育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在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培育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1）长时间没有正规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机构；（2）现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机构存在诸如专业课师资力量薄弱、专业结构不完整、办学经验不足、培养模式有待改进等问题，此外，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培养目标和规格等方面也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证；（3）特殊教育师范生就业体制没有理顺。一些地区对特殊教育重视不够、认识不高、投入不足 、支持不到位等，间接地导致很多特殊教育专业的师范毕业生不愿从事特殊教育而另谋他职。抛开以上原因，有志于特殊教育的毕业生到特殊教育学校就职往往也并不一帆风顺。 2.2 特殊教育教师职后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教师专业化的理论认为：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教师，他们的入门培训对他们的余生来说是不够用的，他们必须在整个生存期间更新和改进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因此，为教师提供必须的职后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而在特殊教育教师的职后教育中存在着诸多问题。（1）特殊教育教师学历提高、学位获得与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不存在根本性的联系；（2）教师进修的课程内容未能满足特教师资的实际需要；（3）职后教育的模式基本上定位在受训者听讲，课堂主义、本本主义；（4）职后教育只是满足教师的个人利益，未能真正服务于学校的实际需要；（5）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脱节的现象较为普遍；（6）教师职后教育的目的性与提高，改进自身工作的联系不密切；（7）提供进修者与进修者的关系往往是单方面的，二者不存在合作关系；（8）教师所习得的新思想、新观念与学校内部旧有的组织与运行方式不相吻，不利于教师将进修所学运用于实际的教学改革。 3 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 特殊教育教师主要由于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以及与教育对象相关并对教育成效产生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的复杂性，使得他们面对的情况往往比普通教育更为复杂和典型，这决定了对教师个人能力与素质的更高要求，而不是相反。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经历与普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同样历程，甚至更为漫长和曲折。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在专业发展的历程中到底能走多远，发展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取决于政府和学校为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成长所提供的客观条件如何；另一方面有赖于教师自身的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完善的要求。因此，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探讨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问题。 3.1 从整个社会教育的宏观角度:从整个社会教育的宏观角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拓展渠道：（1）改革师范教育的培养模式、完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提高教师素质。随着国家整个教师培养模式的转变，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模式也必然会改变，在打破传统定向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可借鉴西方通行的培养模式，先取得普通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再经过特殊教育的专业训练，获得特殊教育教师资格。同时，还要完善特教教师任职资格制度，根据教师所达到的层次和水平授以不同档次的教师资格证书，以调动教师参加进修的积极性，对达到一定要求的教师提高其待遇，使教师素质得以提高，教师队伍能够比较稳定。（2）提高教师地位、待遇，为其顺利开展工作提供必要且有效的支持。（3）持续稳定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 3.2 在特殊教育学校内部的微观方面:在特殊教育学校内部的微观方面，促进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鼓励教师通过多个渠道，参加多种形式的业务进修。鼓励教师报名参加短期非学历培训和长期学历培训，参加校际经验交流，尤其是要鼓励教师与普通学校建立联系，到普通学校进行观摩学习，帮助教师走出校园，开阔视野，在学习中建立起终身学习的意识，调动起自我进取、不断完善的内在动力。（2）奖励积极参与教育科学研究，尤其是参与推广新教学或教育法的教师。这有助于教师创新，有利于培养反思型、专家型教师人才，还有助于增强教师的积极参与意识。（3）改进学校的文化和教学生活，增进教师对教育未来前景的兴趣，建立合作、团结、互助的教职工集体关系和团队文化，强调在教师个体的发展中，发挥教师集体的积极作用，增强教师个体的团体归属感。（4）开展定期与非定期的专题培训，以帮助解决教师某个时期或某个方面的特定问题。如计算机网络实用技能培训、心理辅导专题培训、有关某项实验课题的培训、校本课程的开发、运用的培训，等等。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德育与心理健康初探 在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的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心理健康教育是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运用各种手段，帮助学生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根据自身的条件建立起有益于个人与社会的生活目标，在学业、职业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得以充分发展，从而获得最佳的生活适应。特殊学生各种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德育、心理素质的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了解和掌握特殊学生的心理，及时发现特殊学生的心理异常现象，并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对他们进行德育教育，从而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达到德育与心理健康同时教育的目的。 特殊学生心理异常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判断是非的能力差，易上当受骗。 2、意志力薄弱，易产生自卑的心理。 3、依赖性强，不善于自主学习。 4、自私自利，排斥他人。以自我为中心，很少考虑他人的利益、处境、心理感受，与别人（包括家长、老师、同学、邻居）关系疏远，常发生冲突。 针对以上的论述，我认为在学生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与家长配合，提高家教水平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我国特殊儿童入学年龄一般比正常儿童来得晚，他们在家庭生活的时间比正常儿童长，家长的人格、品德、学识、情感及生活习惯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孩子，家庭教育以其启蒙性、连续性、终身性、潜移性的特点对孩子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完整的家庭结构、温馨的家庭教育氛围、科学的教养态度是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学校可通过家校联合的方式，使学校与家庭及时沟通，使教师与家长统一认识、分工合作，形成教育合力，确保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二、创设良好的教育生活环境 好的环境能使人振奋。对特殊学生来说，影响最直接、最经常的是学校班级以及与他们交往密切的老师和朝夕相处的同学。有序的学校管理，优美的校园环境，良好的校风、班风，和谐的人际关系，浓厚的学习氛围，共同的理想目标，这些都会使特殊学生在心理上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为此，我们应该本着“一切为了学生”和“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原则，积极创建团结协作、互助友爱、乐观向上的班级环境和丰富多彩、轻松活泼的课外环境以及优美文明的校园环境。面对社会上一些不良影响和学生的现状，我们应把堵与导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激励性的活动，努力营造校园文明氛围，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集体规范的认同效应、校容校貌的陶冶效应、人际关系的凝聚效应和良好校风的导向效应。特殊教育学校也必须坚持进行日常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常规制度是一套系统的行为规则，它确定着对儿童行为活动规范的方式和标准。 特殊学生由于易遗忘、丢三落四、时间观念差、个人卫生差，坚持进行日常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更为重要。 例如每周一升国旗，在国旗下奖励卫生好、学习好、不迟到、爱劳动、讲文明的优秀班集体和优秀个人。学生养成了每周日自觉洗头、洗澡、剪指甲、换衣服的习惯，每个星期一都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按时到校上课。这些都对学生的德育和心理健康发展有促进作用。 三、架起沟通桥梁，融入文明社会 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更需要我们每一个健全人与他们架起心与心沟通的桥梁，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则更要关注他们、了解他们，及时发现他们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时给予疏导和矫正。我们要掌握一定的心理保健知识，依照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学生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排除他们心理上的苦恼，维护他们的自尊心，消除他们的紧张和焦虑，避免他们可能产生的挫折感，满足他们的心理需要，使他们保持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让他们融入文明的社会大家庭中。 如，与正常学校建立友谊班，加强与正常儿童的接触和交往，增强其自信心和独立意识。正常儿童每月来帮他们打扫卫生，辅导他们做数学题。他们也可以为正常学生表演他们的文艺节目，或者向正常儿童赠送小礼品等。通过这一活动的开展，学生们懂得了人与人之间需要理解、需要友爱，从而培养了正常儿童理解、尊重、帮助残疾儿童的良好美德，对特殊学生来说也克服了自卑感，增强了独立意识，也学习了正常儿童的办事效率与优秀品质。 四、将德育融入生活，感恩社会 在抓好特殊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还应该对学生进行简单的生活能力的培养，让他们在监护和安全条件下，开展有利于他们品德发展的活动。 如：教育学生孝敬长辈，让他们学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这样既能培养他们尊老爱幼、关心他人、热爱劳动的观念，又能提高他们做事的能力，提高自立、自强的信心。毕竟，这群学生早晚是要走向社会的，将来想在社会上生存肯定要获得更多人的帮助。那么，现在就要学会感恩社会、回馈社会。 教师满腔热情的爱心、理解和信任是对特殊教育学校儿童少年进行品德教育的前提。在这里学习的儿童少年是社会的不幸儿，在社会和家庭中他们受到的常常是冷落和歧视，很少能享受到温暖和爱，这就使他们的缺陷程度加重，如胆小任性、蛮横无理，动不动就表现出一种防卫姿态，丧失自信心，自卑心理突出……这些病态的心理，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但教师满腔热情的爱心，再加上特殊的理解和信任，可使他们智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并能逐步建立起向上的信心，使不良行为习惯得以淡化，使良好的行为习惯逐步强化。其实有时候这些看起来好像是不道德行为，但实际是这些儿童少年的某种器官功能缺陷所造成的，教师必须从这些孩子的生理、心理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出正确的处理，使他们时刻感受到老师的爱、集体的温暖，这样才有利于他们良好品德的培养。 作为每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时刻都要立足发展中国的特教事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做好，从而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党的教育事业。 特殊教育论文:浅谈特殊教育学校聋生美术欣赏课教学与审美评价 【论文关键词】特殊教育美术欣赏　教学特征　审美价值与评价 【论文摘要】针对特殊教育学校聋生美术欣赏课程出现的问题,结合特殊教育的对象,按照特殊教育教学的特征与规律,提出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学特征,以及审美价值和评价。 一、特殊教育学校美术欣赏教学的特征 对于特殊教育学校美术教师而言,欣赏教学难于实践教学。一般情况下,身体有残疾的学生在欣赏传统的艺术作品时,只能够欣赏一些具象的图像资料,而对于图像后面深层次的内涵(绘画风格、时代背景等相关知识)理解起来就很难了。这是因为听力有障碍的聋生,由于学生身体的原因,造成他们接触正常社会较少,与人沟通困难,一时无法超出自己的生活学习环境和经验范围,由于受到自身审美欣赏习惯的局限,进而审美素养和欣赏水准比较低。使美术欣赏课程收效甚微。针对这种情况,如果美术教师没有采用相应的教学手段,来启发引导他们,那么,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学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对特殊学生进行“有意味的形式”的感知和体验并不是简单的日常美术课程所能做到的。审美意识的培养和形成需要有个漫长的过程。这并不是说对作品的欣赏不是一种审美意识的活动,学生似乎都能顺利地欣赏写实(再现性)作品,而对于比较抽象(表现性)作品就不知所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聋生的审美与欣赏评价标准尚未建立在审美价值的基础上,当面对着新的视觉审美现象时,其评价标准就混乱了。 我们已经知道,欣赏教学具有三个主要功能——认识、教育、审美。从欣赏中不断获取多种功用是审美欣赏中继发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对特殊学生群体时,教师通过身体语言来表述、传递给学生,使他们通过欣赏具象或者抽象的艺术作品种,体会到自我思维意识中潜在的某种审美能力的存在,并与作品之间形成一种情感的交流。 二、艺术的审美价值与评价 1.审美价值的客观性。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建立在实践价值基础上的,具有客观性。在欣赏中,由于每个特殊学生的知识结构、家庭环境、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在对某一作品实际判断中,不同主体会出现不同感受。在教学中,欣赏材料的选择和教师的讲评是极为重要的。倘若欣赏材料选择不当,教学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在学生鉴赏力尚处于低水平时,让他们欣赏人体艺术,可能使教学无法开展。同时,需要教师在课前查阅多方面的史论资料和作品的文章,从中选出普遍性的规范和准则,这样才能使评价标准更符合审美价值的客观性。 2.审美评价的功利性。在美术欣赏中,对作品的审美感知具有功利性。一方面,审美意象和信息在激发主体(身体有残疾学生群体)审美经验的同时,也可能激发起个人的现实意识,即审美判断中潜在的相关联分析与判断。如,对画中苹果的色彩和形状产生美感时,也可以作为“望梅止渴”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美感中包含着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内容制约着审美价值判断。在欣赏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之间存着知识和经验的差异,这些都会影响审美判断和评价,故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修养和丰富的知识,理解作品形式和内容最普遍的审美意义,以宽容的态度容纳学生的感受和评价,启发引导学生以审美意识去感知作品,将日常情感升华至审美的判断。 3.审美评价是主客观的统一。审美价值的客观性并不排斥主体感受在审美现象上的多样性。欣赏是在主体参与下进行的,个人的视野和知识经验决定了评价具有主观成份,这些成份造成欣赏活动的复杂性,也造成评价难于统一。教师在讲解作品前,首先对自己的判断作内在的判断,理清情感中审美的和非审美的成份。在教学中,把自己的判断从推测性的语言引导学生去感知和评价作品。如,“我体验到……”和“我感觉到……”等非定性语气。使学生觉得教师的评价也并非是权威的和终极的。于是,听力有残疾的学生也会进行自我分析,使他们了解哪些反应代表自己个性中的基本和永久的成份,哪些是暂时的情绪或片面的判断。将自己的判断和他人的判断进行对照,使其看到自己的评价哪些方面符合多数人的意见。如此反复开展教学评价活动,使学生养成自觉验证判断,减少盲目冲动的评价,使评价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诚然,教师对作品的评价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并在教学中表现为一种灌输性。尤其是针对听力有残疾的特殊学生,他们本身就有某些程度的自卑感,面对陌生作品时,更容易产生陌生和无从理解的情况。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进行欣赏教学活动中,要及时的调动学生的主观审美情绪,将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力始终贯穿教学活动全过程。 三、绘画欣赏中的评价 1.作品内容与形式。一般认为,再现性作品形式服务于内容,而表现性作品内容往往体现于形式的本体之中。任何绘画都具有表现性和再现性的多重性内容。在具象绘画中,再现性内容比较明显,而表现性内容则比较隐蔽。这些都需要与特殊群体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进行详尽讲解。由于绘画具有多重性内容,在教学中必须分清它们的主次关系,使学生的感知和评价有的放矢。 2.欣赏与形式。在这一阶段的评价,需要我们把注意力固定在作品上,并试图把握其中那些相互作用着的主要成份。例如,塞尚的《苹果与桔子》,产生顺畅、和谐及愉快情绪的形式机制是由那些主要成份造成的,线条是流畅的、形状是柔滑圆润的、色彩是暖调的;静物在大面积白衬布映衬下,整个明度是高调的。构图是由各种大小方向不一的三角形组成,变化而统一。桌面向左倾斜造成圆滑的果子不稳定感,但似乎又在右倾斜的果盆强力牵制下取得了平衡。这样画面既有欢快的动感,又有祥和安静的均衡感。但这些定性的分析必须在学生的评价之后,教学应当首先引导学生充分感受,因为对形式因素的剖析是比不过对形式的直觉,直觉是对形式全面综合性感知,是动态的。尤其是对于听力有障碍的聋生,他们在听力损失的同时,身体其他器官比如眼睛就比较灵敏。在教学中,两者缺一不可。一方面,我们需要直觉形式,但不能把直觉神化。另一方面,直觉后的理性分析帮助我们了解所能直觉的东西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我们要求特殊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尽管对形式的剖析会使欣赏失去了愉悦性,但对提高形式的直觉水平是极为重要的。整个教学是一个从引导感知分析(史、概念、形式因素)再感知的循环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使特殊学生群体的直觉水平从感性阶段到理性的高度。 综上所述,使我们明白了欣赏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活动。教学的开展都必须依据聋生前一阶段的基础,提出具体教学目标侧重点。尽管教学活动的各阶段和各层次都有不同的目的和要求,但都必须围绕着以提高聋生对形式的审美感知水平和对形式意味的直觉能力为宗旨。对实际作品进行多维的和有效的审美评价,是达到这一宗旨的唯一途径。 特殊教育论文:构建适应省情特殊教育师资队伍专业化成长的策略调研 [摘要]文章采用问卷法对湖北省特校师资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省特校师资数量、质量和结构比较合理，职前教育覆盖面广，职后教育渠道畅通，但也存在在职培训方式单一、缺乏针对性与实效性等问题。文章提出了完善“前后融合”“三方参与”的师资培训体系；政策支持，建立特殊教育师资继续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提高特校青年教师教科研能力；建立行之有效的评估体系四个方面的适应省情特教师资队伍专业化成长策略。 [关键词]特殊教育 师资培训 调查研究 一、调查目的 了解我省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发现师资队伍专业化成长存在的问题。借鉴其他各省以及国外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经验，探究构建适合省情的完善、开放、高效的特校教师专业化继续教育体系的对策，以期提高特教学校教师专业素质。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了1165名专职教师，覆盖湖北省襄阳、宜昌、荆沙、黄冈、恩施、武汉、咸宁、十堰8个片区培智学校、聋校、盲聋培智合校、盲校、盲培智合校、聋哑培智自闭症合校等66所不同残疾类型的特校，占全省特校的86.8%。其中，随机抽取各校义务教育、高中和幼儿教育阶段的不同学科（如语文、数学、律动、音乐、思想品德、美术、体育与健康、社会自然、物理、信息技术、职业技术教育、英语以及心理辅导）、不同专业层次（市级骨干教师、县级骨干教师、校级骨干教师、一般教师）、不同教龄（5年以下、6～10年、11～15年、16年以上）的教师。 2.调查方法。本次调查采用问卷法，将教师的基本信息、学历进修、在职培训和专业分布等要素编制成问卷，包括教师队伍的现状、职前教育情况、在职培训情况、职后学历进修四个方面共32个问题，其中28个问题为选择题，4个问题为开放式问答题。即职后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专业成长中的期望与途径，在职培训的动因与效果，以及对职后进修的意见与建议等。对全省66所特校教师进行了调查。 本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165份，回收有效问卷1107份，回收率为95.01%。 三、调查结果 1.湖北省特校专职教师队伍的现状。湖北省聋、盲、盲聋培智合校、盲培智合校、聋哑培智自闭症合校、培智学校的在职教师1802人。学历结构显示：本科学历教师占75.4%，硕士比例为0.2%。教师的年龄结构合理。其中，普通教育的专业毕业生占教师总数的51.3 %。从职称结构来看，中学一级和小学高级人数最多，占教师总数的40.4%。 2.职前教育情况。问卷调查主要涉及职前学习特殊教育专业知识的途径；是否参加过特殊教育岗前培训，以及目前所教学生年级、班级、人数、障碍类别、科目等几个方面。全省特校中，职前学习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人数为325人，占教师总数29.4%。在接受调查的1107名专职教师中，学习普通教育（如学校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普通师范），但在学校选修过特殊教育专业课程有43.2%，学科教育（如语文教育、数学教育、英语教育等）的有27.4%。在从事特殊教育工作之前，89.2%的人参加过岗前培训。 3.在职培训情况。在职培训主要涉及教师参与培训的目的、培训形式、培训安排、培训效果和建议等几个方面。在1107名教师中，有96%的教师接受了特殊教育专业培训。关于参与在职培训的目的（该选项为多选），学历进修最多，占46.1%；学校规定的占14.51%，日常教学工作需要的占21.01%；学校安排的最少，占12.9%；其他占5.48%。 关于参与在职培训的形式（该选项为多选），特殊教育培训班占55.14%；专题讲座占39.82%；学术交流占5.04%。可见开办培训班是在职培训的主要形式。 关于培训的组织级别，曾经参加过校本培训的教师人数为1107人，占100%；县区级培训的850人，占76.78%，省市级培训有227人，占20.50%；参加国家级培训的30人，占2.72%。 关于培训的效果，即对教 的现实工作有无帮助：认为帮助很大的占36.7%，有些帮助的占41.21%，认为帮助很小的占2%，其他占20.09%。 关于培训的建议，有两个部分：一是岗位置换培训，开展襄阳职业技术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学生与特校教师的岗位置换培训，每年的春节，安排特教专业学生到特校顶岗实习，特校教师来学院进行专业学习，以缓解特校师资的不足。集中培训的时间安排在4～6月，便于培训教育教学管理。二是分科分类培训，开展智力落后教育、聋教育、自闭症、听障教育教师分科培训，主要侧重学科教学设计与技术培训，便于按需施教、经验交流与分组研讨。 4.职后学历进修。从特校教师的第一、第二、第三以及正在进修的新学历来看，特校教师的学历亦正在逐步提高之中，尤其是 1995～2009年期间，特校教师的第二、第三学历提升速度很快，逐年呈上升趋势。 在调查1107名教师的过程中，无论是第一学历还是第二、第三或正在进修的新学历，学习或进修的学校都是以普通师范院校为主，25%的教师选择了特殊教育专业学历进修。这对落实特殊教育资格证书十分重要。 四、问题与原因分析 1.教师专业发展不能适应特殊学校布局需求。传统以聋哑为主的县级特校存在招生与办学困难。比如，十堰、襄阳、荆沙市辖区特校比较明显。生源结构变化对特殊教育转型提出严峻挑战。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包括随班就读的智障学生共有18882人（占三类残疾学生的36.8%），还有902名智障儿童和121名精神疾病儿童没有入学。面对日益攀升的智障学生数，聋哑类特校已无法满足受教育者的需求，急需进行转型或增设发展智障专业。2.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偏低。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教师总量不足，省内教育主管部门对特殊教育编制给予了极大倾斜，但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2004年，武汉市明确了盲校1∶5.2、聋校1∶6.5的定编标准。2010年湖北省特殊学校专任教师生师比10∶1，相对低于江苏等其他发达的省市。特殊教育教师跨专业、跨科目、跨年级、跨残疾类型教学的现象依然存在，除智障教育教师之外，康复师、语言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等十分缺乏。二是教师结构不合理，2010年，全省25岁下教师仅为57人，所占比例为3.81%。年轻教师比例较低。三是教师职前培养不足，国内高等特殊教育高校，专科、本科层次的生源萎缩，导致职前培养不足。 3.在职培训模式单一，缺乏实效。基于学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培训的质量无法保证。有78%的省级特校骨干教师认为以前我省开展的特教培训，其效果为“一般”。 培训内容主要侧重于特殊教育的理论，缺少实践课程；课程设置实用性不强等，造成了培训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培训效果事倍功半。 4.教师待遇有待提高。目前我省执行的特殊教育津贴占教师工资15%的标准过低；部分残疾老师因受语言能力、书面表达能力的影响，职称考试屡次不过的情况较多，导致每年均有一定数量的教师从特校分流。随班就读教师培训机会较少，相关待遇难以兑现。 五、对策及建议 1.完善“前后融合”“三方参与”的师资培训体系。在现有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体系基础上，特教主管部门建立“前后融合”师资培训体系。构建教师的职前培养、在职培训、职后学历提升的通道，特教主管部门、高等特殊教育院校和特校共同参与，三方面加强联系和合作。培训团队主要由华师大的教授、襄樊职院的专家、片区校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专家、教师组成。项目支持，优扶持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办好特教专业，在重点实验室、校内实训室、师资培养、校校合作、校外实习基地等方面，给予经费保障。与特校、康复训练机构合作，共同开展“师范类课程+学科课程+特殊教育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改革。十二五期间，实行五年制单独招生制度，用好国家助学金、省级助学金、院级奖学金的评定政策，吸引优秀农村地区的初中毕业生报考特教专业，扩大现有的招生规模，从源头上解决特教师资队伍来源不足的问题。 2.建立特殊教育师资继续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完善三方分担制度。政府、财政局等部门制定《关于建立加快我市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经费保障机制的意见》实施细则，明确特殊教育师资继续教育的经费合理分担办法。培训经费的支出可采取各地教育局、学校及个人三方面共同分摊的办法。政府支付培训费、学校支付教师的交通与补贴 、教师支付生活费等。边远山区的几所特校、随班就读教师实施免费培训。 设立特殊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或学术奖励基金制度，主要落实省内特殊教育名师、省级一等奖、国家级教学竞赛获奖教师的相关待遇等。 3.提高特校青年教师科研能力。高校参与，课题拉动。依托省教科所和省教研室，引导探索研制特殊教育教师编制标准、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等方面的课题，龙头校每年都有研究课题。搭建全省特校网络教研平台，全省8个片区的学校，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活动，交流工作，学习新政策，研究新问题，探寻新措施。通过教科研，使广大青年教师掌握理论，提高能力，勇于创新，敢于开拓，成为研究型的教师。同时，办好会刊。依托省教育厅基教处、特教专业委员会办好两刊（《特教天地》《武汉特教》），开辟学术争鸣专栏，按期出刊，为教师教研提供阵地。 4.建立行之有效的评估体系。主管部门组织，特教专业委员会参与，根据教育部关于《特校暂行规程》的有关要求，将队伍建设作为评估的a类指标，研制特校现代化要求的评估指标体系。在省内逐步推行特殊教育资格证书制度。人事、财政、教育等部门联合，面向社会招考信息，公开招考，严把教师的入口关，择优聘任。逐步实施省级、市级和校级督导相结合的形式，加强对特校教师的考核，考核结果作为特教教师的职称评定、评优晋升和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主要参考指标。加强随班就读教师的教学督导，逐步完善分配制度，激励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学校德育管理方法 【摘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残疾人是必然要出现的一个群体。为了使残疾人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能够更好的生存在这个社会，特殊教育是我国义务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点部分。特殊教育在社会中承担着残疾儿童适应社会的重任，因此，国家要在这一方面加大投入，为了使我国特殊教育能够深入到每一个残疾人。本文重点就残疾学校在德育管理方面应当考虑的问题入手，分四方面讨论了德育管理的方法和策略。 【关键词】特殊教育；学校德育管理；方法 在国家加大特殊教育工作之后，我校积极参与其中，成立了一所以培智教育为主要工作的特殊教育学校。在学校成立之后，主要以残疾儿童为主。从日常生活入手，逐渐培养残疾儿童的各方面素质。为了使得这些儿童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当前的社会中，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进行了许多的引导以及教育。通过不断的摸索研究以及实践教学，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可以应用到各个学校的措施。 一、充分发挥校园环境的育人特色，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优雅整洁的校园环境能为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健康成长，同样是对心灵的洗涤。有人说，一个整洁的校园能影响学生的生活习性。就像每天都是崭新的，每天都是不一样的精彩。所以，美化校园同样是育人特色，启迪智慧，激发灵感。也正是我们学校多数是特殊学生人群，更应该关注到细枝末节，爱护花草，可以教会他们懂得关爱他人。将每一个死角打扫干净，也会让他们的自卑心理随之挥去。让他们体会到无论是谁，哪怕是校园环境无人问津的死角，同样是值得关注，这样可以使得学生们培养出非常高尚的道德。 二、有效开展喜闻乐见的校内外活动，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 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给学生充分的娱乐活动，这就是在现代各大中小学校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课外活动。课外活动的实质是为了使学生能够多动手，能够充分发挥出学生的创新意识。在课外活动中，采取不同的形式可以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以及事业观，并且提高他们在社会中辨别是非的能力。在教学的过程中，积极组织课外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走向社会，更好的接触社会，培养出对社会的感情。在活动的过程中，同学之间可以更加的团结友爱。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科学意识以及遵纪守法的意识。除此之外，还要组织学生进行征文比赛，例如说《给父母的一封信》等等，促进学生的感恩意识，体会到父母的不易。培养学生的这种意识可以帮助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美满，家庭更加和睦。 三、有计划地开展主题班会课，使学生受到系统的德育教育 德育教育是每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成长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项性格完善的课程。不得不说主题班会是德育教育的最传统也是最广泛应用的方法。这就要求每次班会都要定好方向。可以借助同学们较为感兴趣的话题引出，也可以通过近期舆论热点拓展学生的思维，让学生们在班会上增长见识，完善品质。让他们在校园的小圈子里也能体会社会正能量，让他们不仅懂得摄入书中宝库，又能为他们提供一双睿智明亮的眼睛观察世界。主题班会课的点睛之笔在于课件的准备是否充足，老师的讲解是否到位，插播的视频是否精彩等等，这都是开展德育教育中不容忽视的关键。 四、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好习惯 俗话说得好“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在校园管理制度中分外应景。学校这个大集体想要规范化管理，就必须有科学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这样才能让广大师生合理有效的完成自己的分内之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各司其职，积极向上，让学校的至高理念深入每一个师生心中。为学生提供一个自我发展平台，设立文化小标兵，艺术小标兵，等。让学生们的天分充分被挖掘，营造力争上游的学习氛围。同时要关注到智障儿童的心理健康，为其多提供表现机会，同时设立奖学金项目，对优秀学习榜样要不吝奖赏，进而增强学生荣誉感与自信心。设立计分制评奖评优，安排值日生并责任到人，每个学生都是班级的小主人翁，这样班级会更加便于管理，学校制度文化建设也会蔚然成风。 五、结论 结合我国的现状来分析，特殊教育的发展和壮大给我国广大的残疾人群体带来了希望，并且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社会群体的稳定以及和谐。在特殊教育学校中，我们应当将德育教育的管理放在首位，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技能以及能力，引导学生拥有一个积极向上以及健康乐观的心理状态。在教育的过程中，想要德育管理的顺利实行就需要社会以及国家的大力支持，只有在众人的帮助下，特殊教育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教师薪酬制度障碍及对策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特殊教育不断发展，然而特殊教育教师的薪酬制度却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影响着特殊教育人才的去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特殊教育的发展。课题组在已有的前期基础上，对我国目前的特殊教育教师薪酬制度进行调研分析，总结出其存在的障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特殊教育；薪酬；障碍；对策 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特殊教育起步晚，发展慢，任务艰巨，目前特殊教育教师的薪酬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并且作为地域广阔和风俗文化多样的中国，每个地方的特教教师薪酬制度都不一样，考虑到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城市贫富差距和社会风气先进性等，很难制定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薪酬制度，这也给特殊教育教师薪酬制度的落实和实施带来较多障碍。 一、我国目前特殊教育教师薪酬制度存在的障碍 （一）特殊教育津贴增幅小。特殊教育津贴是对从事特殊教育编制内的教师的一种鼓励性补贴。1956年，我国就设立了特教津贴，也就是在基础工资上再另外加发15%的补贴。然而61年过去了，如今的社会经济形势与当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是今非昔比，15%的特教津贴对于教师而言已经失去了所谓的鼓励性质。即便是如此低的标准，有些地方政府也不够重视，而一些重视特殊教育的地方政府，提高了一定比例的本地区特教津贴，个别地区还把特教津贴纳入了长期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并且在该岗位退休教师的退休金。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说，因为定的初始标准过低，导致全国范围内特教津贴的实施标准仍然是一片乱象。（二）特教基础工资偏低。特殊教育教师要面临的是一群有生理或心理上疾病的孩子，这些孩子通常生活不能自理，且存在沟通障碍，不能确切地感知正常人的语言和思维，很难引导，这给特教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工作压力，特教教师要付出比普通教师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管理教导这些孩子。但是特教教师的基础工资却比同级普通教育教师要低，工作艰辛而回报少，特教教师在物质和精神都得不到很好的满足，这对于留住特殊教育人才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三）特教绩效考核无优势。特殊教育教师的绩效考核标准与普通教师一样，并未向特殊教育教师倾斜。但事实上，特殊教育教师教学难度及心理压力更大，他们的教学要求更高，需要具备与残疾学生交流沟通的专业技能，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管理学生的生活，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精神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另外，面对特殊的孩子，还要因材施教，然而学生的反馈却不一定有成效，这样的长期教学会导致特教教师身心疲惫，成就感缺失，甚至想退岗离岗。所以，在绩效与考核上理应向特教教师予以一定程度的倾斜，给予他们额外的物质精神奖励，减少特殊教育教师的流失。（四）特教职称晋升困难。职称的评定关系到教师工资、晋升以及以后的退休待遇，是很多教师的终生奋斗目标。但特殊教育教师的职称晋升并没有考虑到特教的特殊性，只是纳入普通教育职称评定体系同步进行，需要、课题研究、学业成绩评定、普通话等职称评定“硬条件”，这些都是完全依据普通教师的条件制定的，因此，特教教师的反响十分强烈。特教教师的从业资质也与普通教师有很大区别，特教教师从事的是“康复教育”、“医教结合的教育”，既不是单纯的医学，也有别于普通教育。然而目前无差别的评定标准并不利于特教师资队伍的培养，更不利于调动广大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而且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评比名额少之又少，在评选特级教师时完全不考虑特殊教育的特殊情况，和普通教师一样的标准，看似平等，实则很不公平。如果这一基础性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极其不利于特教教师队伍的稳定。（五）特教教师编制名额少。相对于普通学校教师而言，特殊教育教师的编制名额十分有限，有些特教教师从事了数年的特教工作，却依然不能入编，这对辛勤耕耘的特教教师们来说有很强的挫败感，因为没有入编，就意味着享受不到特殊教育教师正常的福利补贴，不能满足物质需求，精神上也得不到很好的激励，会导致特教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最后可能会造成特教人才的流失，不利于特殊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破解特殊教育教师薪酬制度障碍的必要性 （一）破解特教教师薪酬制度障碍是吸引和留住特教人才的关键。特殊教育教师工作压力大，工资低，保障差，导致特殊教育行业成为一些毕业生选择就业对象时一开始就抛弃的行业。因此，提高特教教师薪酬待遇对于吸引和留住特教人才是十分必要的。（二）破解特教教师薪酬制度障碍有利于激发特教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特教教师的投入如果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与认可，这无疑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教师们工作积极性，增强职业认同感，使特殊教育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特殊教育事业中，从而加快特殊教育的发展。（三）破解特教教师薪酬制度障碍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薪酬待遇，缩小与普通教师的薪酬差距，并适度增加特教补助津贴，是对特教教师工作的一种认可，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 三、完善特教教师薪酬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特殊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加大特殊教育公共财政投入，提高残疾学生资助水平,改善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加快普通学校资源教室建设。（二）充分考虑到特殊教育行业的特殊性，提高特殊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并且按比例享受额外津贴，来吸引和留住人才，更能调动特殊教育教师的积极性，最大可能的发挥主观能动性。（三）深化体制改革，将特殊教育事业作为行业重点来对待，借鉴和吸收国内外良好的管理制度和系统，完善特殊教育教师薪酬制度，保证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开，通过对绩效评估系统的完善和薪酬激励机制的健全，才能更好的提升特殊教育教师的满意度，打破重重阻碍，营造高效合理的环境。（四）当地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特殊教育作为特殊的群体，更应该受到政府政策和相关法律规章的保护，不仅在物质薪酬上，更要关注特殊教育教师精神上的满足。在职称晋升和绩效考核上做适当放松处理，并妥善采取优惠政策。（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特殊教育教师的社会保障制度。他们为特殊教育行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默默奉献了一生，就应该也必须得到应有的荣誉。在社会保险上向这些劣势人群提供“保护伞”。社会保障就像是他们最后一道安全线，只有真正保障了他们切身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让特殊教育教师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充分发挥乐观热情的工作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特殊教育伟大事业中。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学探讨 特教学校的学生由于在生理方面有所缺陷，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培养聋哑学生坚强的意志，我们可以利用体育教学来引导他们积极的投入到体育活动当中去，并感受运动的快乐。体育课程的开展，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身体素质，让学生养成勇敢坚强、团结合作等良好的道德品质。具体来说，对特教学校的学生开展体育教学，有哪些科学的方式呢? 一、转变体育教学理念 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当前的教育教学模式下我们不仅仅重视对学生进行文化课的培养，更加注重学生的整体身体素质。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学习方面也是如此，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体格，才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积极的精神状态。在开展特教学校体育教学工作时，教师首先做的就是改变传统的体育教学理念，以学生的发展为教学的核心，让体育课为特校的学生带来更加快乐的学习体验。众所周知，聋哑学生往往在听觉方面以及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有一定的欠缺，因此他们无法像正常的学生那样进行体育训练。而在特校开展体育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在开展教学时我们可以利用快乐教学的方式来让体育课程成为聋哑学生放松心态、感受快乐的途径。我在开展体育教学的时候，会将体育课看作是聋哑学生放开自我的时空，所以我经常会在课堂上引入一些简单的小游戏，通过寓教于乐的教学理念来帮助同学们在体育课上获得更加快乐的上课体验，让同学们在玩耍的过程中流汗，在流汗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比如说简单的赶鸭子游戏，这个游戏的方法是在地上画一个圆圈来代表池塘，然后准备一根长的竹竿，在学生当中选出一个人来赶鸭子，其他的学生则扮演鸭子。游戏开始，赶鸭子的人手拿竹竿，竹竿的另一头要接触地面，通过来回的奔跑走动来追赶其他的学生，其他的学生要在画的圈里面进行躲闪，从竹竿上面跳过去，如果谁在躲闪的过程中触碰到了竹竿，他就成为下一个赶鸭子的人，继续游戏。这个游戏参与性强，并且形式简单，广泛地被学生所接受。 二、培养学生体育兴趣 对于聋哑学生来说，他们其中的大部分的人内心都是比较自卑的，由于在生理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心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情绪敏感、内心自卑、容易暴躁、严重孤僻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聋哑学生身上所存在的一些特点。因此对他们开展体育教学要比对正常的学生开展教学难的多，所以笔者建议在开展教学时可以从兴趣方面入手。不论一个人在生理方面存在怎样的缺陷，只要他的心理是完整的，那么就会产生兴趣。俗话说，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如果我们能够培养聋哑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的兴趣，那么相信这对于教学质量的提升会有积极的影响。培养兴趣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我们要遵循的唯一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以学生为本，也就是说要深入了解学生，尽可能地选择一些学生能够乐于接受的教学策略。举个例子，我在开展跳绳教学的时候，为了能够让聋哑学生产生对跳绳这项运动的兴趣，在教授技能的准备部分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小活动，这个活动的内容就是躲闪跑动的长绳，同学们跑动的速度由慢到快，这样一来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家对于体育运动的适应能力，同时也能够充分的热身，对跳绳这项运动产生初步的了解。这种教学方式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对于体育项目的热情。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活动之外，教师还可以在开展完教学之后组织学生进行竞赛，设置一些相应的奖品来激发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良好品质。 三、明确体育教学重点 由于聋哑学生和正常学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开展体育教学时，教师要根据特校学生的特点划分出体育教学的重点内容。对于正常的学生来说，可能体育运动是为了增强技能，但是对于聋哑学生来说，他们在体育运动方面可能天性比较弱，因此应当将重点放在加强身体素质方面。在对聋哑学生进行体育教学时，教师应当以宽容的态度来面对整体的学生，不能够为学生制定太过严厉的教学制度，也不要强制学生必须要达到怎样的水平，要帮助学生通过体育运动来增强体质，形成活泼开朗的性格，加强与其他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比方说有很多聋哑学生他们肺活量比较低，作为体育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身体特点来制定教学计划。针对肺活量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来增强学生的体质，提高肺活量。坚持做持久性的耐力运动能够促进肺活量的提升，像跑步、游泳都是不错的运动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来说，跑步更加容易实现，因为它没有过多的限制条件。我们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培养跑步的习惯来达到提高肺活量的目的。除此之外还要教授给学生一些跑步的技巧，比如说在跑步时要注意调整呼吸，放慢呼吸，深深一口吸足气，在缓缓吐出知道全部吐尽，平时自己也多这样反复练习。通过这种专项性的训练，能够明确体育教学的重点，帮助聋校学生提高身体素质。综上所述，其实特校的体育教学工作也并不是那么的难以开展，只要教师能够深入的了解学生，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就能够设计出适合聋哑学生的教学策略，从而从整体方面提高教学质量。 作者:茆如善 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学校语文教学创新探析 特殊教育学校是每个地区都设立的学校，主要是针对当地的一些特殊人群所创办的，这一类特殊人群主要是有残疾儿童或者自闭症等疾病的青少年等。正常的孩子可以通过学校学习丰富的学习知识，还能了解更多的课外知识，让自己的思想体系越来越丰盈，而特殊学校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他们只能依赖自己的内心来感受世界的美好。所以，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组织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就创办了这样的学校，来帮助更多的人用语言或者是感受语言带来的魅力。目前而言特殊教育学校是针对社会上的特殊人群所创办的学校，为了使这些特殊人也向正常的学生一样享受同样的教学资源，教育部门也在大力进行资源整合，让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享受最优质的教学资源。语文教育对于我国的学生是属于母语教学，对于语文知识的充分掌握是学生最基本的能力，通过语文教学，特殊群体的孩子能够像正常的学生一样学习专业的语文知识，能够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更能进一步弥补这类人群内心的缺憾。然而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也需要进行正规的学习指导，让这些特殊教育的学生也能在语文学习上有所造诣。所以本文就从特殊教育学校语文教学创新研究方面进行分析。 一、特殊教育学校语文教学创新研究的原因 （一）新时期教育事业改革的需要 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进步，经济改革也在大力的开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在一步一步的改革，各行各业都在着力进行改革以保证本行业能够在社会发展大军中站稳脚跟，甚至能够走到前沿。同时，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也包括教育行业，然而这里要着重讲的是特殊教育学校所要进行的教育改革。特殊教育是针对特殊人群所设立的学校，因此，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模式不能完全的遵从正常学校的教学模式，但是教学资源就必须要同正常学校的教学资源一样，要保证这些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能够与正常的孩子站在同一个高度，让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也能正常享受先进的教学资源。 （二）教学方式过于单一化 目前很多的特殊教育学校对于特殊人群所制定的教学计划过于单一，没有任何的新意，不能够很好的引起学生的兴趣。首先来说就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都有这样那样的残疾或者缺陷，其次，这一类的学生群体更容易出现心理疾病，最后就是说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对于知识的渴求也是极为重要的。然而综合这些原因，很多特殊学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是采用不够合理的传统教学模式，没有附加过多的优秀教学资源，让这些特殊人群觉得这样的课程太过于乏味，更加使得他们内心的负担变的大起来了，所以，依赖单一化的教学模式是不长久的。 （三）教学内容过于书本化 特殊教育学校的语文教学首先要做到将教学正常化，不要带有任何的其他想法去教学。很多的特殊教育学校的语文教师都是依赖课本为学生讲解相关的知识，老师通过朗读课本，将一些优美的语句单独提出来供学生学习，这样一来就能很好的完成教师的教学计划，但是实际的教学质量还是很差。例如在特殊教育学校，一部分学生是聋哑患者，老师在朗读课文时，对他们不会起到作用的。通过这样的教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让学生学习思维也开始变得退步，这也可以说明很多学生的兴趣点无法被老师清楚的了解到，使得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有了一定的退步。特殊教育学校语文教学创新研究的推广策略 二、改进教学模式，提倡多元化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依托教师对于课本内容进行解读，依赖于老师为学生传达这些语文知识。然而对于这些身体有残疾或者缺陷的学生更加需要比较适合的教学模式，例如教师可以采取多元化教学模式，借鉴国内外一些优秀的特殊教育教学模式，可以在借鉴教学模式的同时还可以借鉴一定的教学内容来丰富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而将这些教育模式中的优秀内容进行专门的研究，再结合本地的情况很好的处理教学单一化的问题。 三、创新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引进先进的教学资源 目前的语文教学还是过多的依赖国家印发的课本，对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而言，对于这些教学内容的学习存在一定的难度，这就降低了特殊人群的学生学习语文的一半兴趣，然而教师在讲解过程中还是为学生朗诵课文，这就完全降低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让越来越多的特殊群体接受的教学内容越来越少。所以，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要积极锻炼自己的教学能力，积极参加专业的技术培训班，学习更加优秀的教学方式，进而让学生学到更优秀，更有趣的语文内容，让他们敏感的心灵温暖起来。同时教育部门还要积极为这些特殊学校引进先进的教学资源，例如在信息化时代的影响下，微课也开始慢慢进入学校课堂，能够帮助学生培养独立学习的意识，解决更多学习问题。特殊教育学校在引进这些教学设备后能够帮助特殊群体的孩子接触更多新鲜的教学内容，培养自我学习意识，让这些孩子的内心独立起来，让他们能够更好的面对社会带给他们的挑战。针对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而言，就必须要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教学，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出新的教学计划，创新教学方针，积极引进先进的教学资源，培养这些特殊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兴趣，让这些孩子能够积极参与到正常的学习生活中。 作者:王伟 单位:徐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培智班的体育教学探究 摘要：体育课教学对智障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极为重要，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教学应该尊重智障学生，关注个体差异，满足智障学生的需要，引导智障学生主动参与体育与健康的教育，激发智障学生的积极性，使每个智障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更健康的适应社会。如何合理的设置教学内容、培养智障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是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学不断探索的问题。 关键词：特殊教育；培智体；教学；探讨 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查认为：“如果是学生习惯于简单的接受或被动的学习，任何方法都是坏的；如果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任何方法都是好的。”在培智体育教学中，要想使智障学生对所学的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教师就应及时调整教学目标，灵活处理教材，并根据教材的难易程度、学生的体能差异，场地器材等实际情况，讲求一定的教学艺术，培养智障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1合理设置培智体育校本课程 目前，培智体育教学的教材是从普教教材参考而来，只是延长学习段，降低了一些高技术型项目难度，并不符合智障学生接受能力，也难以适应智障学生发展需求的训练项目。为切实推动智障学生身体素质发展和品格形成，在课程目标设置、内容设置上应该注意做好以下几点：首先课程设置目标必须以康复学生身体和心理，恢复学生身体各项机能为基础。智障学生具有肢体动作不协调、灵敏素质差等特点，所以课程内容设置必须优先考虑发展、康复学生的上述机能，只有有了良好的运动技能和协调基础，才能较好的进行下一步的技术性教学，否则，极易偏离学生发展轨道，使学习体育技术变为一句空谈。另外，课程设置内容必须要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智障儿童参加体育竞技机会较少，这与智力发育和身体发育有关，除非有特质，一般来说身体素质较差，甚至有残疾，长期自闭也让他们对技术性东西不感兴趣甚至有望而生畏心理，而对生活中玩的项目常能自觉训练。教学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抓住这一点，在内容设置上与生活实际和生活习惯、运动习惯相联系。如走直线可与现实生活中的走斑马线、右侧通行联系，抛物体（抛石子而非投掷铅球）、漫步机训练与公园或社区的健身联系，跨跳、跳上跳下练习与生活中遇有小河沟联系，使他们感到不陌生，学了就有用。并在此基础上告知学生什么是危险，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便于良好意识和良好品格的形成。 2师生之间建立和谐的氛围 什么是和谐的气氛呢？我认为就是教师上课时态度和蔼，讲解具体生动，示范优美正确，培智学生能在积极愉快，严肃活泼的气氛中学习锻炼。众所周知，体育课主要是从事各种身体练习，身体练习属于运动条件反射，它是在大脑皮层支配下而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意义的随意运动。和谐的气氛能够使培智学生的大脑皮层建立起适中的兴奋状态，便于接受新知识，掌握新动作，并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学习锻炼。相反，课堂气氛沉闷，师生之间存有隔阂，培智学生的心理状态就会出现不均衡，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就会降低，甚至会处于抑制状态。因此主动肌与对抗肌的协作也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引起动作失调。 3教学方法多样化 ①把猜谜、讲故事引进体育课。目前，体育教学方法基本上是教师讲解动作概念、要领，示范，然后学生随教师进行模仿练习，方法单调，吸引不住学生的兴趣，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如果采用提问式教学，可收到良好的效果。针对低年级学生喜欢听故事、猜谜语的特点，我在教《前滚翻》时，出了个谜语让学生猜：“两手用力撑，两脚迅速蹬，团身如球滚，展体似雄鹰。”谜语一出，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使学生对所学的东西易学易记，从而达到了寓教于学的目的。因此，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教法，要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常变常新，步步深入，始终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把教学过程变成学生想学、乐学的自觉行动。②做一些集中注意力的练习。由于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上课时往往是“人到课堂心未到”。我们学校是寄宿学校，学生半个月才回家一次，每逢开学上课，这种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就更加严重，甚至连队伍都排不好。针对这一情况，我根据教材内容，编一些韵律操，配上音乐或指挥学生做反口令练习、模仿动物动作等各种新颖、有趣的集中注意力的练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③教师要多用激励性的语言。现代管理研究的结果表明，以勉励的口气布置任务，可以利用人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使潜在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如对智障进学生行技巧前滚翻的教学时，学生通常表现怕，不敢做，尤其是滚动没有成功时，学生不愿意再进行尝试。此时，要针对学生的心理，及时进行鼓励，“你一定行，来，再试一次，老师来帮助你。”当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有一定的进步时，要及时进行表扬，“好，有进步，我说过，你一定行的。大家对于他（她）的进步以掌声鼓励。”其效果肯定要比“你真笨”的训斥好得多。 4充分发挥评价的作用 把过程性教学评价系统地融入到日常教学活动中去，有助于学生充分、及时地认识自己取得的成绩，并且能欣喜地发现他们所学知识的价值，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动机，促使学生重视每一个学习活动和认真完成每一个学习任务。因为评价体育教学效果首先是一种教育评价，即必须从现代教育的一些基本原理出发进行评价，反映出学生在学习和锻炼中的变化，鼓励学生。①多方面了解学生并分析确定学生自身的状况及努力后所能取得的进步，让学生清楚自我潜力，根据各类型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类型的标准，引导学生在反复练习中取得进步。②教学中，教师要及时把进步快、效果明显的智障儿童作为其他学生的榜样，并令其帮助其他学生练习，激发其他人的练习兴趣和热情，增强“我也能完成”的信心。另外，让学生相互观察、发现，并以“送糖豆”的形式指出别人练习中的正确与错误，对照自己进行讨论评价，明确自己的不足，从中得到提高。总之，培智学生的体育教学是一个特殊的教育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教学中，必须以学生为基本出发点，兼顾其个体差异，要针对培智学生特点，坚持以康复技能为首要训练目标，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开好体育与健康课，全方位对学生进行训练，使智障学生养成良好地、自觉地、符合自身特点的锻炼习惯，并形成良好的体育品质和品格。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师生互动策略探析 【摘要】信息时代的到来为特殊教育师生互动的发展提出一定的机遇和挑战。信息化环境下，特殊教育师生互动方式和手段的多样化、互动信息和内容的丰富化、互动过程和活动的动态化、互动效果和质量的监控性。在教师、学生和信息化手段的影响因素下，对师生互动策略探析：巧妙预设疑问，激发学生动机和兴趣；增进与学生的情感互动，创造宽松愉悦的课堂环境；联系现实生活，创设学习情景；合理使用技术手段，落实师组和师个互动；践行“以生为本”，促进互动公平。 【关键词】信息化环境；特殊教育学校；师生互动 自20世纪70年代始，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在教育领域得到大量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手段等。教育步入信息化时代，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应当为特殊教育所用，为特殊教育师生提供和普通教育一样的教育资源和环境。众多教育理论认为师生互动是教学过程的核心。师生互动，一般是指在教育教学情景中教师个体和学生个体或者是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间在活动过程中的一切相互影响与作用。现代教学强调“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育理念，重视师生共同参与的互动课堂。伴随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手机通讯平台、视频会议系统、即时通讯软件等异地互动通讯工具和软件的广泛普及，对师生互动提出一定的机遇和挑战。信息技术的介入使师生互动形式更为多样化、丰富化、形象化，同时需要教师协调好教师、学生、信息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信息化环境下特殊教育师生互动的特点 （一）互动方式和手段的多样化 信息化环境下，催生出微信、QQ等多种网络通讯工具，让手机、电脑等成为师生互动的重要载体。师生间可以通过文字、语言、声音和视频等进行直接性的互动交流，不再受时空限制，随时随地互动，实现了互动方式的多样化和直接化。特殊学生存在听力、智力、视力等障碍，在沟通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多样化的手段实现了沟通无障碍，让师生可以在看得见、听得着、摸得住的环境下进行互动。同时，由于通讯手段的发展，师生互动实现异地和延迟交流，如运用微信或QQ留言等网络通讯工具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进行互动。特殊学生由于障碍，在学习速度、质量等方面相对来说比落后于普通学生，间接性特点为特殊教育学校提供了离线教学模式，弥补了课堂教学因无法全方位注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和接受能力的差异、不能因材施教的缺陷，使特殊学生在想学、愿学、乐学的时候实现师生互动，也便于教师可以监控自己的教学和学生的发展。此外，由于课堂上多媒体设备、电子白板的介入和应用，教师需要调整多媒体或计算机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借用多媒体资源搭建师生互动的桥梁，处理教师、学生、多媒体或电子白板也成为信息化环境下师生互动的一大机遇和挑战。 （二）互动信息和内容的丰富化 信息化环境下，呈现出来的信息量更加丰富，如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动画、游戏等。教师需根据学生现有水平和障碍特征为不同学生选择合适的内容，将集体教学和个别化教学有机结合。每个类型的特殊学生，差异极大，同一类型的学生，个体差异也很大。信息化环境为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使师生互动的信息扩大化。信息网络为师生互动教学打开了新的一扇窗，不仅为教师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学生也可以实现信息的增加和搜索途径的多样化，课堂上随时出现的问题，教师可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及时解决，根据课程内容的需要和学生的需求，随时上网查找相关内容，实现课内与课外知识的共享与互补。让特殊学生实现知识的即时消化和吸收，提高教学效率。 （三）互动过程和活动的动态化 相较于传统课堂，信息化环境下的课堂，网络的出现让课堂教学始终处于活动的状态，师生互动的过程不再仅限于教师和学生，还包括信息化手段的参与和使用，不易组织、管理、掌控、协调学生，对于教师有一定的挑战性。特殊学生是否学习，学习进度怎样，学习效果如何，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技巧来把控这些动态化的互动。 （四）互动效果和质量的监控性 信息化的手段有助于教师通过多媒体技术录制学生学习全部的互动过程，把互动结果复制和记载下来的。特殊学生的生理发展，心理变化对于师生互动的影响非常大，互动效果和质量的复制记载，利于教师深入了解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反思互动方式的合理性和互动信息的成效，及时做出调整和改变，促进师生互动的有效性。 二、师生互动策略的影响因素 （一）教师素质 教师素质是指能顺利从事教育活动的基本品质或基础条件，包括教师道德、教师知识、教师能力和身心素质。教育观念影响互动的结构与内容，如认知互动、情感互动、行为互动；知识素质影响互动的深度，如灵活处理教材、创设互动情境等；教学监控能力影响互动的调整，如及时发现课堂互动存在的问题、灵活采取适当补救措施；信息技术素养影响互动的协调性，如协调人机互动、避免出现人际冷漠。 （二）学生特征 师生互动中的主导是教师，但主体是学生。学生特征影响着师生互动的方式、节奏和内容。一般来说，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对象是身心障碍者，身心特征和障碍特点不同的学生影响师生互动的方式和节奏。信息化环境下，师生互动可以实现同步互动和异步互动，面对面互动和非面对面互动，听障学生和视障学生的互动方式多于智障学生，互动节奏快于智障学生。 （三）信息技术手段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师生互动途径可分为两大类：同步互动、异步互动。师生同步互动类包括不借助通讯媒介的师生面对面互动，以视频系统为主的师生视频互动和以手机、电脑通讯工具为主的师生语音、文字互动。电子邮件、留言和评价等在师生互动过程中由于回复及时性的无法保证，具有滞后性归类为师生异步互动。借助信息技术手段的互动促进了智力正常的特殊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但对于智障学生来说，更多的是面对面的互动，应用最多的信息技术就是交互式电子白板，实现传统的交互功能、生成性资源的保存和更广互动，有利于教师的教学反思和交流、营造师生互动的情感空间。 三、师生互动指导策略 传统课堂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包括讲授法、提问法、讨论法、游戏法等形式，但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由于信息技术手段的介入，师生互动具有更丰富、更新颖、更难控等特点。师生互动过程中，需要考虑特殊学生的特点和差异性，注意协调教师、学生、信息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地应用信息技术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师生互动。 （一）巧妙预设疑问，激发学生动机和兴趣 课堂提问是教学过程中使用比较频繁的一种师生互动方式，因发起者的不同而分为教师向学生提问和学生向教师提问两种。在上课过程中，教师可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学生特征，精心设计问题，创设问题情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利用疑问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互动学习。如某教师在教听障学生学习《EXCEL的中公式计算》一节内容时，首先出示一张全班学生的成绩表。让学生在电脑中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中自带的计算器工具来算一算每个人的总分，学生们踊跃地参与计算，并把他们的计算结果报出来。然后先不动声色，把他们报出来的正确结果一一填入表格中，并对他们熟练使用计算器给予肯定。这时，再出示一张相同的表格，利用EXCEL中的公式（求和SUM、平均值AVERAGE）计算第一行张某同学的总分。老师使用公式复制的方法把张某的总分单元格的公式快速复制到所有同学的总分单元格（使用拖拉填充柄可在瞬间完成这一操作）。学生睁大了眼睛，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教师说道（打手语）：“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学习EXCEL的这种神奇的功能：公式的计算与复制。”巧妙地激发了学生求知的动机和欲望，更增强了对计算机学习的兴趣。 （二）增进与学生的情感互动，创造宽松愉悦的课堂环境 情感互动伴随于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是师生互动的核心体现和精髓，是互动的起源和落脚点。师生情感互动常通过教学过程中的音容笑貌、形态举止、态度行为等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如教师和蔼、亲切、激情，激发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意识，唤起特殊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学生有效参与和积极配合会激发教师上课的热情和机智，生成更多的教学意外之喜。显然师生的情感互动具有调节师生行为的功能，影响师生间的其它行为和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相长也”。由于信息技术课堂教学的特殊性，常会有学生无法控制自己等不符合上课要求的行为；特殊学生思维直观具体性，辨别能力稍弱，面对信息的大爆炸，有些举手无措。应具体分析，或疏或堵。某特教学校教师说：“我的学生几乎都是我的QQ好友，我在网上进们行沟通和交流，学生把我当朋友，我有时会有意地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发展语言表达能力和汉字输入技能。”在课堂上他时常给听障学生讲的一句话就是：“今天学习的内容很简单，老师相信每一位同学都能轻松掌握！”给予学生的关怀和鼓励使学生相信老师，也使教师轻松与学生建立互动关系。 （三）联系现实生活，创设学习情景 教学情境生活化既是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学内容，也是一种其他学科师生互动的润滑剂。教学中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引入学生身边的案例或感兴趣的话题，有利于学生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作为特殊教育，学生目标首先是生活自理和自立，学习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生活是特殊学生的学习来源和落脚点。将学生身边的生活案例和感兴趣的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创设学习情境，增加师生互动内容和情感，提高特殊教育的质量，促进特殊学生发展。例如在智障学生学习《季节的变换》可以利用课件创设生活情境：季节的变换对于北方的学生来说，可感知到的颜色非常多，但要直接感知却比较困难。利用多媒体设备通过图片、视频等丰富形象生动的画面，帮助学生直接感受春季的万物复苏、夏季的生机勃勃、秋季的硕果累累、冬季的飞雪寒冷。电脑利用顺序方式呈现学生所喜欢的季节及所展示的特点—情景的创设、人机的交互为学生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与建构知识搭建了平台。 （四）合理使用技术手段，落实师组和师个互动 由于信息技术课堂的特殊性，若使师生互动顺利进行，需要一些技术手段来保证。如:在教师讲授和提问时，为不分散学生注意力，需要用控制软件对学生机进行控制，以使学生只能访问特定的网站；教学过程中请学生演示或展示学生作品时，需有相应的转播软件；为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需有学生作业上交和查看系统；为对学生进行反馈，需要有反馈和监控系统等。特殊教育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其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比较大，每位学生都有与其他学生不同的生理、心理等特征。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交互性实施个别化教育计划，根据不同类型不同障碍程度学生不同的需要选择内容、制定需求。例如，在《认识钟面》的教学中，要求中度智障学生能认识整点，在他们根据画面直接口答结果后，用鼠标点击画面往下进行；对重度智障学生则根据他们的反应，给予相应键的提示，如说不出几点整时，点击喇叭按钮，用钟声加以提示。在操作训练时，让中度智障学生根据画面要求自己动手操作；重度智障学生则是根据课件的动态演示过程来操作。 （五）践行“以生为本”，促进互动公平 学生原有发展水平、障碍特征和“最近发展区”的差异会造成互动上的不公平。部分学生基础较差，使得这些学生不敢或无法参与师生互动。另外教室座位特别是机房中计算机的摆放位置也影响师生互动。目前，大多数的机房都采用类似普通教室的“秧田型”，某些位置可能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要求教师必须主动，甚至特意加以关注，引导全体学生参与互动。应用交互式电子白板时，应注意参与机会、互动机会的公平，保证每位学生都能参与到教师设置的多媒体情景中。如利用电子白板播放音乐时，教师发现有的智障学生或自闭症学生不能和班级一起演唱，可以走到这位学生身边，用自己的歌声、眼神、动作带着学生一起唱，让其融入班级活动中。 作者:魏雪寒 特殊教育论文:边远农村特殊教育改革发展对策 摘要：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教育的进步，特殊教育也随之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并逐渐占据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特殊教育"，充分证明特殊教育在中国教育事业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特殊教育的发展在当前是势在必行。党和政府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来保障残疾儿童接受公平教育的机会。但是，特殊教育仍然是我国基础教育事业中的短板，各地的教育水平更是良莠不齐。在中国的西部地区，特别是地处边远地区的广大农村，特殊教育基本就没有普及，还有很多残疾儿童处于没学上的状态。本文针对当前边远农村地区特殊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特殊教育管理和研究的践，提出加强边远地区农村乡镇特殊教育改革发展的对策和措施，保障边远农村地区残疾儿童享受教育的权利，切实贯彻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促进教育事业整体发展、科学发展。 关键词： 边远农村;特殊教育;问题;对策;措施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国家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等文件的出台，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特殊教育的重视度越来越高，投入也越来越多，极大地促进了特殊教育的发展。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和重视度也就存在很大的区别。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农村地区的特殊教育的发展远远滞后，严重影响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整体推进，影响整个教育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进程。 一、边远农村地区特殊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特殊教育学校分布不均，残疾儿童入学困难 据2015年教育部的资料显示，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053所，但是这些学校大多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城市里，不少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农村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很少，甚至没有。以重庆市为例，1997年重庆直辖后，由重庆市直管的9区12县扩大到40个区县，边远的万州、涪陵、黔江三个地区所辖19个区县（其中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划归重庆市管理。在3400多万总人口中，有2000多万是农村人口，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直辖市。目前全市40个区县中，只有36个区县设立了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还有4个区县没有创办特殊教育学校，重庆市供视力障碍儿童就读的学校也仅有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唯一一所。在已办起特殊教育学校的区县农村，特别是地处渝东南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地处渝东北三峡库区的边远山区农村，仍有相当一部份残疾儿童未能入学。越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残疾儿童的数量也就相对较多。而这部分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由年迈的爷爷奶奶代为抚养，这种抚养，大多也仅仅是让孩子能够吃上饭而已。经济的压力，交通、信息的闭塞，意识的落后，导致这些孩子完全不可能到离家较远的特殊学校上学，他们成为孤独的留守儿童，除了身体残疾外，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缺失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 （二）政策落实不到位，特殊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边远农村地方政府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特殊教育支持力度不够，重普教轻特教的思想很严重。他们看不到特殊教育深远的社会意义，认为一个区县残疾入学适龄儿童顶多100—200多人，与普通中小学动辄十几二十万学生来说，特殊教育完全没有可比性。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区县只有一所，而其他普通中小学至少有100多所，多的达300多所。从学校所数和学生人数来看，特殊教育投入大、人数少、效益差，也就变得可有可无。我国实行义务教育保障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的体制改革后，有的地方政府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特殊教育学校的生均经费与其他普通中小学一样，仍按人头经费划拨，殊不知特殊教育学校及学生的费用开支要大得多，运行成本要高得多。比如说，现行教育经费投放是按学生人数划拨的，一所普通中学或小学的学生人数一般在1000人左右，有些学校学生人数达到4000—5000人，如果特殊教育学校的保障经费也按普通中小学的生均经费划拨，特殊教育学校就会面临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 （三）办学资源不足，设施设备配置不到位 由于残疾儿童学生数量较少，上级部门划拨给特殊教育学校的校舍面积也就很小，有的甚至把学校选址放在城镇的边缘地区或远郊农村，根本不按照国家颁布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执行，这样的学校无法为残疾儿童提供无障碍的学习生活环境，提供应有的设施设备，更谈不上进行各种康复训练、技能培训的功能教室等，完全无法满足特殊教育和残疾儿童的发展需要，从而导致学校的办学特色无法形成、办学目标无法实现。 （四）师资队伍建设严重欠缺，教学水平不达标 作为特殊的教学单位，特殊教育学校虽然学生人数少，但教学班级的分配和课程设置都有特殊的要求。边远农村地区的特殊教育学校，师资短缺，尤其是接受过比较系统的特殊教育专业知识培训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特教教师的待遇很低，以重庆为例，不少地区的特殊教育津贴还是15%，几十年不变。教师评职晋级的机会少，且评审标准没有考虑到其特殊性，执行的是和普通学校一样的标准，极大地增加了特教老师评职晋级的难度，严重挫伤了老师的积极性。笔者作为教师职称评委，全市有2000多名特教学校的教师，有的年度进高级职称的教师一个也没有。特教教师扮演着教师、父母、朋友、保姆等多重角色，工作十分辛苦。且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使得教学和管理工作变得复杂而艰巨，特殊教育要求教师应具备综合化的知识结构，掌握教育与康复的复合型知识，严格的要求，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与工资待遇形成的反比关系，导致部分教师不安心在特校工作，师资队伍严重不足。留下来的部分教师专业水平不高，专业技能缺乏，得过且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继续教育学习受到严重影响。不少特殊课程无法开齐开足，因材施教、按需施教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发展边远农村地区特殊教育的对策措施 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中华民族教育事业千秋基业整体中的一部分，关系到千万个家庭的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和千万个残疾儿童的健康与成长，针对边远农村地区特殊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应当采取以下解决措施。1、政策法规引导，措施落实到位。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校。近年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这些特殊教育的法律和规章，为发展特殊教育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保证，特殊教育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作为各级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执行法律，落实制度，责无旁贷。由于边远农村地区的社情民意不同，特别是像我们重庆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区县农村地区是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在制定相关特殊教育政策法规时，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特殊教育政策。一是认识必须到位，政策措施落实。二是分管领导责任明确，特别是各区县教育委员会（教育局）这一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有专门的领导分管特殊教育工作，有专业的业务科室主抓特殊教育。三是资金必须保证到位。在义务教育保障经费支持中，特殊教育经费必须重点倾斜，不能按普通中小学校那样以人数划拨保障经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与同级财政部门，对特殊教育经费应专项资金支持并及时划拨到位。四是校舍改造，校园环境建设方面政府应予以大力支持。对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学活动场地、校舍修建改造、环境绿化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残疾儿童从人生出世落地来到这个世界，首先遇到的是先天性的身体残缺，随之而来的是心理残缺，如果不能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能在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里学习、生活、度过自己幸福的童年。那么，对他们残缺的身心就会雪上加霜。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社会大家庭，需要的是文明和谐，共同幸福安康。2、拓宽特殊教育模式，保障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随着《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草案）的颁布，边远农村地区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条例要求，统筹安排教育资源，结合地域特点、针对当地残疾儿童的分布情况，建立特殊教育学校，在普通学校设立特殊教育班，安排残疾儿童就近入学，通过到特教学校就读、或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不能到校就读的提供送教上门服务等举措，努力保障残疾儿童公平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3、优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特殊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均衡发展与质量提升需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边远农村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文件精神，制定相应的特殊教育教师培训计划，划拨专项培训经费，分级分类对教师开展业务培训。做到数量与素质并重，树立科学合理的特殊教育师资质量观；培养与培训结合，形成完善的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厚望与厚待相称，建立高效实用的特殊教育教师聘任制度；文化知识与职业技能并举，打造"双师型"的特殊教育师资队伍；激励与制约制衡，良性运行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机制。4、因地制宜，开发资源，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教材体系。边远农村地方的特殊教育学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观点，在开设国家规定课程的基础上，立足于本校的地域特点，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结合不同类别残疾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实际需求，开发相应的特色课程，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教材体系。比如，在我们重庆市的黔江区、彭水县、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等少数民族地区，许多残疾儿童从小就跟着父母或民间艺人吹唢呐、吹奏葫芦丝、巴乌等民间乐器，学校就可以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艺术课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特殊教育事业也必须均衡、重点发展，大力拓展。只要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政策落实，常抓不懈，措施到位，特殊教育学校积极贯彻落实，工作主动，班子成员和广大教师尽心尽责，全社会大力支持，共同关心边远农村地区残疾儿童的成长，中国的特教事业就会迎来又一个灿烂的春天，春天的阳光就会洒满一个个残疾儿童的心灵。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学校历史贡献与局限性 摘要： 福州市盲校已有百年历史，久经不衰、发展至今，与其前身灵光盲童学校和明道盲童女校的创办与贡献密不可分。两所盲校虽然不是福建最早的特殊教育学校，但却是办学成效最为卓越、影响最为深远的。福州盲校虽为教会所创办，但其建校理念、课程设置、培养出来的盲人学生能够自力更生，凭技艺在世上生存，为现代特殊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经验。 关键词： 福州盲校；发展历史；教会特殊教育学校；贡献；局限性 先秦时代的文献中记载商代有一种“瞽宗”学校，“瞽”就是“盲”的意思。从此处可见我国特殊教育萌芽较早，然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中国古代特殊教育的发展被掐死在摇篮中。近代“特殊教育”一度曾被关注过，但只是过眼云烟。如《资政新篇》有论及特殊教育，提倡开设“跛盲聋哑院”，教授“鼓乐书数杂技”，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捐助。尽管特殊教育重被提及，但此时的特殊教育仍很羸弱，真正的早期体制化的特殊教育是缘起于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创办的盲童学校和聋哑学校。战争敲开了中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大门，教会学校在特殊年代破壳而出，来华传教士成为推动福建近代特殊教育学校建立与发展的主力军。教会管辖的特殊教育学校在福建各地崛地而起，如古田、福州、建宁、泉州等地皆有设立盲校，数量不菲。教会在闽开办的特殊教育学校中，影响至今贡献最大的当属福州灵光盲童学校与明道盲童女校。新中国成立后，两所特殊教育学校于1951年合并为“福州市盲人学校”。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福州市盲校前身———福建中华圣公会福州私立“灵光盲童学校”和私立“福州明道盲童女校”的创校及发展历程、教学内容、学生毕业后就业状况等方面，对教会开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历史贡献和局限性进行探讨，以期对当前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教会特殊教育学校创建及发展历程 福州灵光盲童学校和明道盲童女校在闽创校时间较早，且在持续发展中招生人数、办学规模都在逐渐扩大。同其他昙花一现的教会特殊学校相比，两者皆具有较为稳定的长期发展特点。这与两所盲校的创办人、经手人的艰辛付出与贡献密不可分。两所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创波折困难时期（1898—1920年） 福州灵光盲童学校初创与创办历程颇为曲折，创办人是岳爱美（AmyOxley)女士，一位来自澳洲的女传教士。1882年，岳爱美女士在连江传教时看到当地盲童生活窘迫无助，政府与民众都不关心残疾人教育。基于其当过看护的经历，有爱心的岳爱美女士想致力于盲童特殊教育。当岳爱美女士到顺昌县传教，与同样是传教士的柯先生偶遇。柯先生注重盲人教育，试图在华运用盲文。在此契机下，两人共同将盲文转译成连江之福州方言，并在福州地区得到推广。1898年，她在连江创办了盲童学校，招收的第一位盲童学生在其教学下，学会抚摸盲文认字读音，而且也会写马可福音。其后陆续招收学生，学生人数增至17人。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国家陷入纷争，乱事四起，义和团运动爆发，学校被迫暂时关闭。岳爱美女士并未放弃盲校，而是趁机返回澳洲寻求募捐，期望筹得资金重建盲校。1901年岳爱美女士有幸回闽，教会派其转至福州传教，同年与传教医生惠更生结婚，随后夫妻俩合力重办盲童学校，至此，福州灵光盲童学校正式成立。明道盲童女校的创办历程与灵光盲童学校成立缘由不同。该校的创办人是传教士司蒂芬，其隶属于英国圣公会女部所属的“印度妇女传教会”。办校是因为一个加拿大女士收养了教会的盲女婴，而后，这名女士资助教会办盲女收养机构。是年，碰巧有12名被弃养的盲女央求教会收留，机缘巧合下明道盲童女校建立起来了。学校移址多次，1903年学校在福州仓山梅坞建校舍，1905年在南台设立学校地址，1922年迁往施埔。建校之初，学校面临着内忧外患：学校内缺乏盲人教育的专业师资人员；外要面对中国民众对西方传教士的敌意与质疑。最终在传教士的耐心教育下，民众才对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的态度有所改观，甚至当地士绅还会对学校有所资助。 （二）逐步平稳发展时期（1920—1944年） 1920年—1944年为灵光盲童学校和明道盲童女校的发展期，期间有些小波折，但皆能逐步平稳发展。到1920年,灵光盲童学校逐步完善，己设置幼稚园，及初级、高级小学各部。1929年夏天，学校迁入新校舍，设备更加周全，办学规模也逐渐扩大，并增设特种中学4年（小学6年）。课程种类多,还包括党义、符号、常识等科目。课程设置也颇为完备。课外活动开设了体育，组织铜乐队等。盲校还注重培养盲童的生活能力，开办学生实习工场如席科、竹科、棕科等五科。因开支不足，学校力求学生生活自立，校内建有养鸡场、菜园，自给自足。1922年，英国人黄淑玉接任明道盲童女校校长，在仓山施埔扩建校舍，学校规模也逐步扩大。其学制大致同灵光盲校相似，设幼稚园，及初级、高级小学各部，幼稚园2年、小学6年。课程设置也颇为丰富，有语文、英语、珠算、钢琴、体育等。民国20年，即1931年，上海教会特殊教育发展较为成熟，出版了供盲人使用的盲文课本。由此契机，明道的学生也开始学习华语普通话盲文。民国37年，即1948年又增设初中班,学习汉语、历史等文科课程。学校分为学习部和织工部两个部门，学习部的盲童半工半读。因社会对盲童的看法并未完全改观，所以毕业了的盲童就业状况仍然困难，大多只能在学校的织工部从事全日工作。 （三）两校合并改组时期（1944—1951年） 1944年圣公会委任华人李孟雄为灵光盲童学校校长。第二年明道、灵光两盲校开始合并改组，并成立灵光明道联校校董会，由李孟雄兼任校长，一直到1951年学校由福州市救济分会接办。1951年，灵光盲童学校和明道盲童女校正式完成合并改组任务，合并后的学校改为福州盲人福利院附属盲人学校。1954年又改为福州盲童学校。1979年与福州市聋哑学校合并，并改名为福州市盲聋哑学校。1995年最终定名为“福州市盲校”。 二、教会管辖的福州盲校课程设置与毕业状况 （一）宗教课程 无论是在普通教会学校还是教会特殊学校，其皆隶属于教会管辖，因而宗教课程是主要课程，占有很大的比例。1922年，教会对其管辖的特殊教育学校列出一系列宗教课程教材，教材均来自《圣经》等宗教典籍。大英圣公会甚至为了便于盲童学习圣经，还向学校提供了用“布莱叶盲文法”印刷的圣经教义。教会特殊教育学校仍同普通教会教育一样，都是以传教为宗旨的。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其他教会宗教课程萎缩，而灵光与明道两所特殊教育学校仍坚持以宗教课程为主。尽管学校在多次运动压力下不得再将宗教课程设置为必修课，但却以开设形式多样的宗教选修课来吸引学生，企图间接达到“传教”目的。灵光和明道盲童因入学后传教士的温暖感召与宗教课程的引导，产生了极为虔诚的宗教信仰，大部分人都成为基督徒。据统计，1929年时，灵光师生与在校工作人员共有62人，基督徒就有44个。明道创校时收养的12名女盲童中的大部分成了基督徒。从以宗教为主的课程设置与影响结果看出，灵光与明道两所学校宗教氛围极为浓烈。 （二）基础文化课程 灵光与明道虽为盲校，但其基础文化课程设置却也不失偏颇。初级小学课程有初等国语、注音、算术等；高等小学加设历史、地理、英文等科目。1929年起，增设特种中学，学制4年（小学6年）。在原有课程基础上又增加了党义、符号、常识等科目。起初灵光盲童学校基础文化教学用书为学生手制，到20世纪20年代末，台湾某同道赠送一套盲字印刷机，这对盲童接受基础文化教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盲童也并未因其自身缺陷而使文化课程学习落后于常人。不少学生毕业后也以其学到的基础文化课程服务于本校。例如1902年入校的一名学生凭其娴熟的英语知识留校当英文教员，其打字口述英语精确度极高。 （三）职业谋生工艺课程 长期以来，盲哑人一直被视为“废人”，大家普遍认为他们非但不能为社会生利，反而成为分利之人，成为社会的负担。1914年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不少教会特殊教育学校“，即盲校，惟规模皆甚狭小，成绩未能昭著，大半皆以传教为宗旨，而工艺一门，不甚注意，盲童依然不能自谋生理。”然而灵光与明道两所盲校却在早期就已关注学生的习艺谋生能力，设置谋生职业工艺课程，半天工作半天读书。灵光盲校开办的习艺谋生工艺课程内容颇为丰富，包括席科、竹科、棕科等五科内容。1929年学校又将制席部扩建成为工艺部，拓展了学生的手工制作产品与能力，除了制作席子外，还增加了遮阳帘、篮筐等。其制作的工艺品多次获奖，扬名国内外。其名声之大甚至获得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赞赏，称其为全国盲校之冠。当时的教会也推崇其办学经验，号召全国其他教会特殊教育学校向其学习。从学生学习中可以看出灵光学校盲童精湛的制作技艺，学校开设的职业谋生工艺课程非常成功。因明道盲童女校学生皆为女生，学校在设置谋生技艺课程上更偏向家政方向。学生从小就要学习布置住宅、洗碗、洗衣等家务。从高小起，学生开始学习手工艺，主要包括织布、织带和编织毛衣等等。明道盲童女校还创办了工厂，为小学毕业生提供工作。 （四）音乐课程 《阴符经》中有记载：“瞽者善听，聋者善观。”《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其无目，无所赌见，则心不移于音声。顾不使有目者为之也。”《淮南子•说林训》也有记载：“瞽无目而耳不可以塞，精于聪也。”。古人早已意识到盲人虽目不能视，但听觉敏锐、富有音乐天赋。因此，从古至今，音乐教育始终贯穿于盲人教育过程。灵光与明道两所盲校也不例外，皆有开设音乐课程，但男女生所学乐器不同，男盲童学铜管乐，女盲童学钢琴。灵光盲校的铜乐队与明道盲校歌唱团的音乐演出脍炙人口，《福州市志》中有记载，1917年—1919年，灵光学校盲童乐队不仅在国内多地巡演，而且还到英国表演，甚至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因两所特殊教育学校属于教会学校，因此，音乐课程内容也是以宗教音乐为主。明道盲校学生还是福州不少教堂唱诗班的钢琴手。音乐课程的设置丰富了盲童的精神世界，让精神有了归属感。 三、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性 回首19世纪—20世纪福建省众多的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灵光和明道两所盲校是最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的。从对灵光与明道盲校的研究中就可窥探到福建省盲校的发展与特点。教会特殊教育学校具有双重性质，既是教会学校，又是特殊教育学校。在评价教会特殊教育时，应当将其与普通教会学校区别对待，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公正地看待教会特殊教育学校。 （一）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的历史贡献 在教会特殊教育开展之前，我国的特殊教育几乎一片空白，基本忽略了盲童接受教育的权利。不得不承认正是传教士的博爱、公正的基督精神，打开了盲童受教育的大门。盲校的创始人及一代代承办者，以其坚强意志、吃苦耐劳的精神呵护盲童，为盲童黑暗的世界带来一丝色彩与光芒。教会引进并加以改造的盲人识字方法、谋生职业教育、音乐课程等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职业谋生工艺课程不仅培养了盲童自力更生的能力，使其能凭自身技艺在世上生存，而且也为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资金。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模式、建校理念等为现代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经验。从灵光与明道两所盲校各自创立、发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教会特殊教育学校逐渐被政府和相关部门所接管，两校合并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当今的福州市盲校不仅继承了灵光与明道盲校积极先进的一面，而且在时代推动下有了新的发展理念与运行轨道，为特殊教育谱写了新的篇章。 （二）教会特殊教育学校的局限性 1.灵光与明道盲校的创办人并非特殊教育专业人士，只是或因个人善心，或因机缘巧合而创校。早期在华创办盲人学校的传教士大多缺乏系统的盲教理论指导，限制了盲校的科学发展。 2.因其早期具有教会学校性质，处于教会管辖，因此，盲校的宗教色彩浓烈。尽管受到“收回教育权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冲击，但其仍依附于教育以期达到传教的目的。直至1944年起，宗教教育才退出历史的舞台。 3.尽管称为学校，但教会特殊教育学校有极为明显的特色，即：慈善救助。身体残缺的可怜盲童皆能进入灵光或者明道盲校。既然是慈善救助，那么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接收的盲童能够生存，继而谋生。这就使得特殊教育学校忽略了教学质量，忽略了盲童心灵真正渴求。当然，在19世纪初那个年代背景下，中国教会特殊学校的局限性大多是无法避免的，今天在看到其局限性的同时，更多的应该是看到创办者和历任承办者对我国特殊教育的历史贡献。 作者：黄靖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律动教师职业素质建设 ［摘要］ 文章从特殊教育及律动教学的概念入手，阐述了特殊教育律动教师应具备的职业素质和内涵，分析了目前我国特殊教育律动教师的职业素质现状，从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校本培训与自身发展并重的角度提出了提升律动教师职业素质及内涵建设的途径。 ［关键词］ 特殊教育；律动教育；教师职业素养 在新时代下，尤其是国家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律动教育作为特殊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提升律动教师的职业素质，加强内涵建设，不仅能够提升律动教学的效果，而且能够帮助特殊儿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对特殊儿童的成长有积极的影响。 一、特殊教育及律动教学的概念 特殊教育是指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模式和教学设备等多方面做出针对特殊儿童的修改、设计与编排，以适应特殊儿童的学习习惯、目的与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特殊儿童的教育需求，使他们增长知识，获取技能，完善人格，最终适应社会，成长为有用之才。特殊教育在我国起步时间较短，在实践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大力发展特殊教育，提升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素质，加强特殊教育教师的内涵建设，对提升我国特殊教育水平有着重大意义，将有更多的儿童从中获益。律动教学是指系统地、有计划地组织特殊儿童开展律动教学活动，以矫正或补偿特殊儿童的身体或心理的缺陷，促进特殊儿童身体和心理各方面实现健康的、全面的发展。律动教学的主要教学活动有舞蹈、基本体操、音乐和游戏等，能够让特殊儿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体验情感，培养素质。教师作为律动教学的主要实施者和引导者，其职业素质决定了律动教学的效果。高素质的律动教师是特殊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是推动特殊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特殊教育律动教师应具备的职业素质及内涵 1.渊博的知识。作为一名律动教师，需要具备渊博的知识，不仅包括专业知识，还应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知识。律动教师应保持时刻学习的态度，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掌握更多的知识与技能，使自己在学生面前有威望，得到学生的认可。特殊儿童不同于普通儿童，大多数在生理或心理上有缺陷，需要律动教师在教授知识、传授技能时有更多的激励、鼓舞。这就对律动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律动教师拥有广博的知识，能够引导学生发展具体和抽象思维，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对特殊儿童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2.正确的动作示范。作为一名律动教师，正确的动作示范能力对律动教学非常重要。正确的动作示范将教师的知识、技能与身体相融合，直观地展现教师的职业技能，是衡量律动教师职业素质的重要因素。正确的动作示范能够提高律动教学效果，律动教师以正确的动作示范和富有感染力的表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觉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良好的心理素质。作为一名教师，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尤其是面对特殊儿童的律动教师。特殊儿童在身体或心理上有一些缺陷，在学习知识与掌握技能等方面比正常儿童慢，这就更加需要律动教师以耐心、热心、积极的心态教育他们。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让律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以耐心的态度教育每一个学生，尤其是当学生犯错时，以鼓励取代批评，以包容的心态进行日常教学活动。这样特殊儿童才能够在一个包容、积极、乐观、向上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对他们的未来大有益处。 4.科学的教学管理能力。科学的教学管理能够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目标。作为一名律动教师，需要具备高水平的教学组织能力，有效掌控课堂，积极有效地引导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科学的教学管理能力能够让律动教师准确把握课堂教学的进度，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从中有所收获。尤其是面对特殊儿童，他们的接受能力差，学习效率低，更考验教师的教学管理能力。当学生认真学习时，教师应当及时表扬，对影响课堂纪律和教学进度的学生，教师应当与学生一起，找出原因并帮助其改正。 三、特殊教育律动教师职业素质现状 1.职业感不够强烈。职业感是教师最根本的素质，是指教师对事业拥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在热爱教育事业的同时，更应有为特殊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敬业精神。强烈的职业感能够让教师更加热爱教育事业，也更容易从中获得乐趣和成就感。特殊儿童的缺陷和障碍使其更加需要教师的关爱和教育，成功的教育能够帮助特殊儿童正视自己的缺陷或障碍，更好地适应自身与社会，教师也能够发现职业的意义与价值。与普通教育相比，特殊教育是一项艰辛的工作，教师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职业感，才能更好地胜任这份工作。目前，特殊教育律动教师的职业感并不十分强烈，大部分教师只是将其视为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工作动力主要来自于生存需要，只有少部分人认为工作能够体现自身价值。大多数特殊教育教师认为假期长、压力小，或者没有更好的选择，迫不得已才选择这份工作。由此可知，律动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不高，缺少职业理想，职业感不强烈。 2.专业知识相对不足。特殊教育对专业知识要求比较高，教师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教育学知识和心理学知识，还需要具备特殊教育知识。目前，大多数特殊教育律动教师的教学实践水平较高，能够掌握相关教学技能，完成日常教学活动，但专业知识相对不足，主要体现在特殊教育理念和特殊教育专业知识方面，尤其是科研能力较差。一部分特殊教师没有学习过特殊教育理论和专业知识，入职后的专业知识培训较少，在教学工作中更是追求教学工作的熟练化，加之平时工作繁忙，没有时间阅读相关书籍。此外，有关特殊教育的课题研究成果比较少，科研层次低，律动教师参与科研的主要动力是评职称，绝大多数不会主动参与科研工作，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科研。 3.教学能力仍需提高。特殊教育律动教学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要求比较高，要求教师在掌握科学的教学理论体系后，能够因材施教、启发引导，满足特殊儿童的教育需求。良好的律动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运用符合学生发展水平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效控制课堂，有计划地完成教学目标。特殊教育律动教师应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能够根据特殊儿童的身体和心理特点，制定出相应的教学计划，运用科学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进行科学的课堂设计，同时具备一定的观察力、号召力和感染力。目前，特殊教师律动教师的教学能力不是很高，律动教师的课堂设计能力和课堂组织能力相对较强，但因材施教的能力则稍显不足。这主要与特殊儿童的个人差异较大有关，律动教师的精力有限，无法根据每一个特殊儿童制定出不同的课程设计。 4.心理素质有待提升。特殊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没有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应具备较强的心理素质，促进教学活动，提高自身的律动教学能力。例如，沟通感悟能力，通过多种手段与特殊儿童进行沟通；交际能力，争取学校和社会的支持；合作精神，与家长、同事和学校领导之间进行合作；心理承受能力，积极应对高强度的工作。律动教师的心理素质直接影响特殊儿童的素质状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律动教师的总体心理素质较强，但是面对特殊儿童，需要具备更强的心理素质，以满足特殊儿童的发展。 四、特殊教育律动教师职业素养及内涵建设的途径 1.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加强律动教师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促进律动教师的职业素养及内涵建设。教师职业素养建设需要经过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使教师在上岗之前掌握相应的教育知识与理念，入职之后通过在职教育转变角色，增强职业感，强化知识，提高教学技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特殊教育律动教师。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构建完整的特殊教育教师培养体系，有利于提高律动教师的职业素养，促进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 2.运用专业语言艺术及手势语。律动教师的教学活动通常会涉及学生的形体和动作训练，教师应运用专业语言艺术及手势语，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语言艺术包括口头表达能力、手势表达能力和肢体语言表现力，专业的语言艺术能够使教师更好地讲解知识、表达意思、传递感情。在律动教学的动作教学中，主要涉及动作的构成、动作的要点和难点、实施方法和手段，律动教师需要实现口语、手势语和肢体语言的相互配合，准确表达意思，生动形象地展示动作。专业的语言艺术能够增加学生对教学的兴趣，启发他们的思考，激发他们的潜能，使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切实提高教学效果。 3.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特殊教育律动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应当积极学习特殊教育理论知识，并切实运用到日常教学实践活动中。理论知识是指导律动教师教学实践活动的准则，律动教师应当学习先进的特殊教育理论知识，了解特殊儿童的学习需求，运用符合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成为特殊儿童的知识传授者、技能培养者、道德培育者和良师益友，提高教学质量，促进特殊儿童的成长与发展。 4.校本培训与自我发展并重。特殊学校应当积极开展校本培训，结合校内外的各种优势资源，结合教学实际，促进律动教师的职业素质培养和内涵建设。同时，律动教师应当注重自身发展，以积极的态度提升自我素质，自觉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律动教师可以通过校本培训、在职研修、与他人沟通合作、教学反思等途径，提高个人职业素养。特殊儿童在身体和心理上有缺陷或障碍，他们理应受到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关注。律动教师作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其职业素质和内涵建设直接关系到特殊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应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学校层面和教师个人的重视，采取多种途径加强教师职业素质和内涵建设，从而推动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 作者：彭琳 单位：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艺术学院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后勤管理服务意识思考 摘要： 随着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我们应多思考师范院校后勤管理中的服务意识。特殊教育师范院校与普通师范院校有着较大的差异，故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建立全新的管理理念，进行全面的改革，形成一套适合特殊师范院校的管理模式。要想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管理体系，后勤管理部门的工作是重中之重，应从后勤部门的服务意识抓起，从小事做起，努力做好后勤服务的本职工作。本文首先介绍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后勤管理的现状，其次讲述了后勤管理服务意识的薄弱环节，最后围绕“服务群体”来介绍如何加强后勤的服务工作及如何提高服务意识，最后本文笔者谈一些浅见。 关键词： 特殊教育；师范院校；后勤管理；服务意识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后勤管理中需面对的服务群体主要有：师范生（为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特殊班和随班就读班以及残联、康复中心等机构培养教师和相关专业人才）、聋人大学生、肢体残疾（小儿麻痹症）、广大教职员工等。因其服务的群体特殊性，对于整个院校的饮食、零星修缮、医疗、校园建设、教育科研等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作为特殊教育师范院校的后勤管理部门，应与时俱进，结合现实进行适当的改革，提高相关人员的服务意识。为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思考： 一、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后勤管理的现状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式的需要，许多高校引入后勤服务社会工作体制，特别是对于我国的特殊教育师范院校，后勤管理是保障特殊教育师范院校正常教学的重要保障，随着社会体制与特殊教育师范院校的不断改革，我们也应唤起特殊师范院校后勤管理工作的服务意识，传统的后勤管理人员大多数处于被动阶段，总是一种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状态，没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及服务意识。因我院服务的人群为师范生、（为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特殊班和随班就读班以及残联、康复中心等机构培养教师和相关专业人才）、聋人大学生、肢体残疾（小儿麻痹症）、广大教职员工等，所以需要负责的工作范围广。随着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事业发展，后勤管理的工作内容不断的增加，后勤工作也逐步展露出破绽，不能满足广大师生的需求和期盼。现如今，后勤工作主要为维修改造、水电保障、校园环境建设、绿化、饮食、医疗、为教育教学科研提供服务保障支撑，如何为一线师生服务、为教育教学服务等。后勤管理人员服务意识相对薄弱，没有从根本上认真考虑过自己的职业性质，责任感需增强，没有意识自己服务的为特殊学生，且管理人员不专业，在医疗、饮食、教育等方面未能很具相应的特殊学生要求进行管理，这必然会影响后勤管理工作的效率与效果，影响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后勤管理服务意识的薄弱环节 对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后勤管理工作是对特殊学生的缺陷进行补偿并给予支持，并不是站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上来对待，目前我院后勤管理人员服务意识相对薄弱，缺乏爱心、责任心，且没有对特殊学生管理服务的完整妥当体系，部分管理人员没能保证自己的心态，不能很好的理解并胜任此项工作。后勤管理服务意识不强，缺乏责任心，主动服务群体的意识薄弱。后勤管理工作服务意识不强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1）校园内部零星修缮不及时，主动服务的意识不够，后勤管理人员应根据服务的人群来确定工作的性质及内容，部分学生为肢体残疾或患有小儿麻痹等行动不便的缺陷，后勤管理人员并未认识到其服务人群的不便性，服务意识不强，得过且过，没有设身处地的为特殊学生着想，缺乏责任心。（2）水电保障，作为老校区，平时的水电应急保障工作应尽量放在首位，过少考虑停电停水对残障大学生带来了不便。（3）饮食，因后勤服务的群体有较多的残障大学生，对于患有残疾的特殊大学生，饮食也需要特殊对待，如部分学生不能过多摄入糖类，应多准备饮食清淡、维生素含量价高的食物，所以在饮食方面应全方面考虑。（4）精细化管理缺乏。后勤管理人员服务意识薄弱，缺乏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系统性、细致性。 三、对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后勤管理中服务意识的思考 1.更新服务观念，强化自身素质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后勤管理部门在学校中虽然只是众多部门中的一个，但是工作内容多，琐碎繁重，若没有较高的服务理念及相应的先进管理理念，很难使后勤工作做到最好。根据后勤所服务的特殊人群建立服务体系，首先确定管理部门的核心服务思想：“以残障大学生为中心，切身服务，主动服务”，如小儿麻痹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弛缓性瘫痪、肌张力消退，很难自主运动，肢体缺损，身为后勤管理人员，工作的内容大多数与特殊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保持一个博爱的心，将特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工作认真，多为特殊学生考虑，因其与正常学生不一样，更是需要管理人员的爱护与帮助，更新传统的“被动型”服务理念，转变为“主动性”服务；如聋人大学生，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强自身的手语学习；多交流，多沟通，作为特殊教育师范院校的后勤管理人员，因其服务群体的特殊性，更需要强化后勤人员的自身素质，首先前提是必须要有爱心，其次加强自身业务能力，掌握服务技术与理念，以“服务的特殊群体”为中心，一心多为特殊群体考虑，这样才能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将服务意识提高。 2.坚持正确服务方向，提高管理效能 提高学校教育的教学质量是每一个学校的宗旨，特殊教育师范院校也不例外，来到南京特殊师范学院的学生也是怀揣着一颗学习知识的梦想，渴望得到知识，今后在社会中能够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奉献一份爱。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各个部门为了帮助特殊学生完成梦想，更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爱心与服务精神，其中后勤部门的工作对学生的生活及学校都有着较大的影响。要想完成学生的梦想，后勤部门不许摒弃那种将自身远离学生教学工作之外。不应在觉得后勤只是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仅此而已，应意识到后勤部门服务于教学部门是提高学生学习水平及学习质量的重要改革之一。后勤部门管理着学校的饮食、修缮、医疗等，这不仅仅是管理学校的基础保障这么简单，对于残障大学生而言，因其自身的缺陷不能与正常孩子一样去生活去学习，因此在后勤部门服务过程中，能够多从残障大学生心理考虑，为他们提供便利，使孩子感觉在自己的家里学习一样，没有被人歧视、蔑视的感觉，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学习中。在日常的后勤管理中，后勤所承担的工作内容较多，几乎除了教育教学其他均涉及后勤管理和服务。因此，后勤管理的模式是保障后勤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在后勤管理服务模式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我们应把服务、管理、协调、配合、育人有机的结合，不再是传统的被动、消极服务，在服务的同时根据制定服务体系，有条不紊的工作，加强管理，主动服务，充分发挥后勤各个部门的管理，服务职能、带着创造精神做好后勤负责的内容，促进特殊教育师范院校教育的不断发展。 3.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提高特殊教 育师范院校后勤管理人员的待遇因服务于特殊师范院校的学生，服务群体特殊，工作内容较多，故需要负责及管理的内容与普通后勤管理人员要复杂，工作更为艰辛，特殊教育师范院校应重视此后勤部门工作的重要性及烦琐性，秉着公正、公开、公平的态度对待后勤部门员工，可适当提高后勤管理人员的待遇，给予较为合理的薪资，如此一来，既能保证后勤部门工作的积极性又能安抚员工，使其能够更加积极的服务于学生。 4.树立后勤工作的服务意识 树立后勤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就是要从根本上给学生及工作人员带来帮助，必须面对全体师生，后勤服务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每个工作及学习的人员，在校园的零星修缮、维修改造、水电保障、校园环境建设、绿化、饮食、医疗等方面服务均要以全体师生为中心，且在进行工作时，要与师生进行沟通，多征求广大残障大学生的意见，想师生之所想，急师生之所急，帮师生之所需。要树立较强的服务意识，全体员工需有积极性，全方面的为师生服务。 5.加强后勤管理工作的主要措施 针对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后勤职工的实际及心理特点，我们可定期开展关于服务意识的思想教育讲座，加强服务意识，提高后勤工作者的思想素质及道德品质，使后勤员工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大意义，是为特殊教育这项崇高的事业在服务，是为社会在做贡献；其次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在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更要在管理育人方面下功夫，对服务实行承诺制，有规划的完成工作，在提高服务意识的同时，高效完成工作任务。 6.心怀博爱，主动服务 后勤管理中的服务意识是贯穿整个教育的中心思想，服务的中心为人，管理的主体为人，故人是提高服务意识的第一要素，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后勤管理中，人既是接受管理的客体，又是承担管理、提高服务的主体，身为特殊院校后勤管理部门人员，心怀博爱是主体，若他们能够给予师生优质、高效的服务，那么他们也会得到全校师生的赞赏、配合及欣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学生将来大多从事和特殊教育相关联的工作，其中有部分的残障大学生，若他们能得到后勤部门给予的主动服务、关爱、关心，会感到格外的感动与欢喜，使其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学习中去，将来能够更好的为特殊教育和残疾人事业服务，作为后勤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充满激情，能够更加积极的服务于师生，服务于特殊教育这项事业。无论是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后勤部门或是学生主体，都需要有一颗博爱的心，身在这个社会，我们要学会适应与不同人群一起生活、学习、融合，特别是对待残障大学生，他们身残志坚，怀揣着与别人同样的梦想，身为从事特殊教育院校的后勤管理人员更应认识到这点，以心对心，提高服务意识，主动服务。 四、小结 特殊教育师范院校后勤管理工作是整个管理育人工作的主体，教育工作离不开后勤工作，后勤管理部门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加强服务意识，真正的把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融为一体，为教育教学、为学生成长成才服务，促进特殊教育和残疾人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吴兴 单位：江苏省南京市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美术教学作用 摘要： 特殊教育体系的建立是我国人道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于特殊教育群体来说，美术教学十分重要。在实际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美术教学可以促使特殊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感观能力、认知能力逐步增强。随着当今社会人们道德意识的不断加强，特殊教育成为全社会关心的热点话题。内容简要分析了特殊教育中美术教学的现状，并以此为依据，说明了特殊教育中美术教学的作用。 关键词： 特殊教育；人道主义；美术教学；作用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输送人才，为了使特殊群体实现更好的人生价值，我国政府和社会大力支持特殊教育的发展。美术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人们发现美、认知美、创造美的能力，这些能力具体表现在信息处理、语言交流、思维推理的过程中。美术教学非常有利于对人智力的开发与创造才能的培养，高素质、高能力、高文化人才的培养必然离不开美术教育。 一、特殊教育对于特殊群体的改变 许多特殊学生进入学校，是第一次离开家庭独立生活。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特殊学生从小被呵护，对独立校园生活感到不知所措。相比于正常学生，特殊学生的文化课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加上生理的缺陷，学生的自卑感剧增，缺乏公正、客观的自我认识与评价。校园为特殊学生带来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所处环境的变化。校园生活环境相比家庭生活相对独立，需要学生有较强的自理能力。（2）学习方式的变化。学校教育要求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3）人际交往的变化。学生在学校的人际交往环境比较复杂，特别是特殊学生，很难用正确的心态处理同学之间的人际交往活动。 二、特殊教育中美术教学的优势 1.教学活动更加生动 与其他教学活动相比，美术教学活动更加形象、生动。例如，对于聋哑学生来讲，由于其听力与表达能力受到生理缺陷的限制，视觉感知就成为聋哑学生感知世界的主要手段；而美术教学正是通过对图片的观察向学生输送知识，非常有利于聋哑儿童吸收知识。除此之外，美术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利用图画的形式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能力，间接加强了其沟通能力。 2.教学活动更具团队性 相当一部分特殊学生性格比较孤僻，不愿参加集体活动，而美术教学活动正好能改变这一点。例如，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手工制作的过程中，可以提升特殊学生与正常学生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不仅如此，美术教学也是特殊学生展现自身魅力的平台，在美术教学过程中，特殊学生有更多机会展示自身能力，包括绘画能力、动手能力、想象能力等，使特殊学生在班级活动中找到存在价值。 3.美术教育以学生为中心 由于特殊教育的特殊性，美术教学实践中更应将学生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教师等相关教育工作者应更加重视特殊学生的心理情绪和状况。例如，在实际的美术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以改变学生座位，让学生采取围圈的形式，分散坐在教师周围，以此拉近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距离。在必要的情况下，教师可以通过角色互换的方式，让学生站在中间与大家交流关于美术的知识。同时，教师要善于发现特殊学生的优秀作业作品，并提出表扬，增强特殊学生关于美术学习的自信心。 4.美术教学题材源于生活 艺术源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美术教育与专业性比较强的文化课不同，特殊教育中的美术教学活动主题应锁定在学生的日常生活范围内，而不是艺术成分较高的名作或是令人费解的大师作品。切合实际的生活素材可以为特殊学生带来感同身受的教学氛围，有利于加强特殊学生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图片资料，引导学生认识生活中的事物，然后让学生尝试画出这些事物，并说出它们的使用功能。长此以往，通过这样反复的练习，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绘画能力，对于特殊学生自理能力的提升也有很大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源于生活的题材，可以引导特殊学生在生活中寻找美、发现美，积极接受生活中的正能量，这也是对特殊教育更深层次的理解。 三、美术教学在特殊教育中的作用 1.有利于提高特殊学生的整体思维能力 在教师引导学生绘画的过程中，会特别强调作品整体的观赏性。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整体优于部分存在，整体的发展决定并且制约着部分的性质以及存在的意义。特殊学生在绘画的过程中，从观察能力到绘画手法都要求整体性，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从宏观思考问题的习惯。作为教师来讲，在教学素描时，要引导学生学会用明暗调子来塑造作品形象的方法，在色彩写生教学时，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色彩搭配来塑造作品整体形象的方法。对于没有经历过专业美术培训的特殊学生来讲，观察的形、色都是孤立的，对于作品的理解也是从局部开始的。然而在素面和色彩写生课中，美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全方位地观察作品中的形形色色，以寻得对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美术教学过程就是培养学生手、眼、脑相互协调的过程，从更深的角度来说，美术的全方位教学也是在特殊学生的潜意识里输入整体重要性的过程。 2.有利于培养特殊学生的认知能力 人类的各项能力是一个整体，在发挥的过程中相互配合，在眼睛观察的过程中包含大脑对事物的思考，在鼻子闻味道的时候，配合着味觉的感知能力。人类大脑思维的过程是运用储存在记忆中的处理经验，对获得的信息、知识进行分析、综合、比较的过程。在美术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学会运用大脑对信息的分析、综合功能。例如，特殊学生通过透视知识来理解和学习结构素描，这就是大脑分析能力的应用，在学生的大脑中将各个结构的组合想象成完美的画面，就是大脑概括能力的运用。比较是特殊学生在绘画过程中使用色彩的基本依据，通过对不同色彩的比较找出最适合作品创作的色彩搭配方案。特殊学生获取的信息资源有限，所以如何在有限的信息中获得更多的价值非常重要，美术教学通过对学生大脑分析信息、比较信息、综合信心能力的培养，能直接提升特殊学生对事物、对生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进而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3.有利于培养特殊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创造能力是特殊学生发散性思维与聚合性思维结合的优质产物。散发性思维指的是主体从各种设想出发，尝试使用不同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聚合性思维是根据已存在的处理经验与技巧解决问题的思维。特殊学生在学习美术的过程中，写实色彩课、装饰色彩课、结构素描课等会对学生的思维提出不同的要求。其中，学生在色彩写实的过程中，要有非常良好的客观观察能力，并根据观察到的事物进行写真。在色彩装饰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尝试用不同的色彩搭配方案装饰作品。这种学习的过程，促使特殊学生的思维角度得到了扩充，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散发性思维能力。学生在学会了各种观察方法和绘画思路之后，就会从中寻求适合自己绘画风格的绘画手法，这就是聚散性思维具体应用的具体表现。在各种美术教学活动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对各种作品进行观察，激发学生各种思维潜力，从而在极大程度上改变和扩充特殊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特殊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尝试利用这些思维来解决问题，想象力、创造力大大提高。大部分特殊学生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求知欲望较强、想象力比较丰富的年龄，一线美术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利用美术教学的独特优势，将他们的思想引向自然、引向生活、引向艺术，让他们全方位地感受自然美、生活美、艺术美。鼓励特殊学生把实践知识应用到作品创作中去，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4.有利于增强特殊学生的自信心 在长期的美术学习过程中，特殊学生的勇气和思维都会得到积极的锻炼。特殊学生会逐渐发现自己可以独立理解和解决一些复杂的美术问题，发现自己的理解能力原来这么出色。一部分特殊学生的家庭条件不是特别理想，通过与其他学生生活条件进行对比之后更加自卑，通过长期的美术学习以及老师对创作作品的肯定，性格也会慢慢开朗起来。从课堂上的教育学到艺术的实践运用，只有让学生从中感受到艺术创造精神，才能证明艺术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艺术的伟大正在于此。对于学校和相关机构来说，可以开展各种美术活动，让学生感受艺术魅力的同时，可以从艺术中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 总结： 毫无疑问，艺术是伟大的，而真正伟大的艺术面前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在特殊教育中应用美术教学的特有优势，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思维能力、创造能力、认知能力等，更主要的是，学生可以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感受源于生活、社会、国家的关怀，将来以感恩的心回报社会，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作者：杨丽媛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滨海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教育论文:特殊教育中语文教学德育渗透 【摘要】 德育教育是素质教育背景下的重要教育环节，语文教学是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德育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介绍了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的途径。 【关键词】 特殊教育学校；语文教学；德育渗透 语文是人文性的课程，本身具有诗性特质，在进行语文教学时要将德育教育工作充分融入到其中，让德育教育成为语文教学的灵魂，让学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受到优质的德育教育，统一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工具性，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道德品质和人文素质。 一、在教学的内容中融入德育教育 语文教材中包含了多种多样形式的文学素材，如小说、散文和诗歌等，其素材的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有美丽的自然景象、开动脑筋的寓言故事、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热爱祖国和共产党、生活中的科学、团结互助等内容，是一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并且蕴含了较多的德育教学素材。教师在进行语文科目的课堂教学时可以通过对这些素材的运用，将德育教育融入其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例如在进行《手捧空花盆的孩子》的讲解时，要从文章的内容着手，国王要根据孩子种花的成绩来选定下一任的国王，到了规定的期限每个孩子都捧着开出漂亮花朵的花盆聚集到王宫，只有一个孩子捧了一个空空如也的花盆，他诚实地告诉国王他并没有种出花朵，然而因为他的诚实被国王选中为王位的继承者，因为国王所发放的种子都是被煮过的不可能开出花来。通过这个关于诚实的故事对学生进行德育思想的传达，引导学生要拥有诚实的美好品德，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够立足于社会，才能够被赏识和重用。在讲解《吃水不忘挖井人》时，要围绕亲自动手为乡亲挖水井和百姓最后在井边立石碑纪念的行为展开讲解，通过对的刻画和描写体现出对人民的关心与体恤，最后民众通过石碑来表达对的深深热爱和感激之情，激发出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之情。 二、在课内外实践中融入德育教育 1.通过朗诵进行言传身教。 在特殊教育学校当中有一部分的听力障碍学生，这些学生的发音并不标准，其听力的补偿程度也各不相同，即便如此，语文课堂中的朗读教学仍然十分重要，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所蕴含的情感不全部是显性的，也有深层次的情感表达，因此教师要对学生的朗读进行指导，让学生通过有感情的朗读进去对深层次的情感进行感悟，与作者形成情感共鸣，感悟当中蕴含的道理。再举《吃水不忘打井人》的例子，在进行有感情朗读的教学时，要指导学生对重点语句的朗读和感悟，如“解放以后，沙洲坝人民在井旁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学生在进行情感带入的朗读时，会深深体会到沙洲坝群众对的感激之情，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出了对的热爱和怀念，或是朗读“在挖井的日子里……沙洲坝的人民终于喝上了清澈甘甜的井水。群众激动地说：‘我们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甜的水，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哪！’”这一小段，在朗读的过程中能够深刻体会到人们喝到清澈的井水那一刻的激动与感慨之情，让学生从中领悟的沙洲坝人民真挚朴实、不忘感恩的道德品质。 2.通过课外活动进行德育教育。 在进行语文科目的教学时要充分开展课外的实践活动，学生的日常活动和行为能够将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德育修养充分反映出来，教师可以将课堂的教学内容作为依据，设计一系列的课堂外的实践活动，将德育教育工作融入到学生的实际生活当中。例如在讲解《玩具柜台前的孩子》之后，可以开展一个主题“助人为乐”的活动，要求班级内的学生每天都帮助他人，利用早间自习的几分钟时间让学生将自己的助人为乐事迹分享出来，并在活动结束后开办相应主题的班会，对在活动中表现较好的学生进行表彰，通过开展此类活动，让学生养成助人为乐、团结他人的优良品质。 三、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德育教育 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时经常会用到多媒体设备进行辅助教学，多媒体设备已经成为语文课堂的必备教具，多媒体设备对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有着更为重要的存在意义。听力障碍的学生无法通过声音感知外界，其社会经验会因此大打折扣，而多媒体设备可以将知识以更加丰富的画面展示出来，能够激起学生对学习的热情，教师在利用多媒体设备教学的同时也可以将德育教育融入其中。在讲解《美丽的小兴安岭》时，可以先向学生展示小兴安岭四季的景色，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小兴安岭美丽的四季景象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再通过对课文的阅读感受作者对小兴安岭美景的热爱，引导学生要热爱和保护我们美丽的自然生态环境。 四、结语 德育教育的工作应当在日常的教学和生活当中逐渐渗透，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将德育工作充分融入到语文学科的课堂教学活动当中，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充分利用教材的内容、课堂内外的活动和多媒体辅助设备进行德育教育工作。 作者：阿依仙木•麻木提 单位：新疆哈密五堡中心小学 特殊教育论文:语文课堂特殊教育合作学习研究 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发展，特殊教育也受到更多的关注，为帮助身心存在障碍的孩子能够更有效的学习，语文教学模式也得到了更多的改进和完善。其中合作学习模式在特殊教育下语文课堂中的应用使得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更好的实现学生的有效学习。 一、合作学习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特殊教育的学生在知识的学习方面比其他同龄孩子要更困难，并且思维发展也较慢，教师应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并帮助学生更好的提高自己，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从而更好的学习语文知识。合作学习模式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能够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的教学活动中，并且能够让学生相互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学习，同时也给学生创造了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并且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能够分享彼此的生活阅历、学习经验等，并且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好的发现自身存在的缺点，从而得到及时的完善。并且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能够丰富学生的见识，促进学生更有效的积累知识，并且合作的过程中学生能相互补充，有利于学生克服思维定势等限制，让学生能够对问题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同时通过合作学习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形象能力，帮助学生更加全面的思考，让学生学会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教师在教学中采取合作学习模式时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体验，来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丰富学生的想象力。 二、合作学习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良好的学习氛围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并且能够很好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合作学习模式能够促进语文课堂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并且能够很好的约束一些自控能力差的学生，形成积极活跃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更加有效的学习。同时良好的课堂气氛能够让学生和教师之间进行良性互动，并且能够让学生更加投入到文章的学习中，充分感受文章的内涵以及作者的思想，从而更好的学习其中传达的情感和精神。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结合生活实际来让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教师可以引用学生身边的一些生活现象，让学生对知识有很深刻的理解，引导学生更容易的吸收知识。同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学会观察生活，并将其与语文知识联系起来，丰富学生的认知，让学生在宽松的氛围中掌握更加全面的知识以及探究事物本质的方法。如在学习《要下雨了》时，教师可以安排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分工合作，分别观察几种动物在下雨前的表现，并详细的记录下来，然后在课堂中小组成员进行相互补充，并派出代表描述下雨前各种小动物的反应。通过这种教学方法能够让学生之间更好的交流和学习，并且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建立起自信心，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热情。 三、合作学习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特殊教育下的孩子由于本身存在的身心问题，在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也需要教师采取更加直观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并且教学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采取有效的方式促进学生实际能力的提高，保证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化为己用，提高自身的语文素质。并且语文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语言运用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学生交际能力的提高。合作学习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有效锻炼孩子们对语言的应用。并且学生在合作学习中能够相互交流彼此的见解，并在交流的过程中掌握语言表达的方法，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同时学生在合作学习中为了向其他小组成员表达自己的看法，会更努力的琢磨自己的表达方式，提高语言表达的能力。为学生日后的交际生活积累更多有用的经验。如在学习朱自清的《背影》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对文章中描写的父亲和“我”的相关句子进行分析和讨论，并对文章中父亲的塑造的方法进行讨论，让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对文章进行更准确的理解，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四、合作学习强化学生主体地位 在新的教学方式中，教师必须保证学生在课堂中在主体地位，同时引导学生更加有效的学习，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且在实际的教学中，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生活经验、思维方式等都存在差异，因此对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偏差，而合作学习模式的应用正好能够满足语文个性化教学，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在课堂学习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从而更加有效的学习。并且在合作学习中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在合作学习中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教师可以通过各种合作形式来加强学生的学习效果，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如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表演课本剧，并分角色朗读文章，同时让学生进行一些文章的自主学习，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由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综合的补充，让学生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充分对所学的知识进行理解，加强学生之间的沟通。并且让学生在小组的讨论和争议中促进学生对文章更加细致的解读，充分发挥学生在语文课堂学习中的主体作用。 综上所述，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教学素质，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合作学习模式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并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帮助学生更加有效的学习，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语文水平，促进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作者：杨琴 单位：江苏省泰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一、市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建设的必要性 （一）满足市级公安机关警务实战现实需要 在实际警务工作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市辖各县区警犬技术力量发展并不平衡，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在发案后，县区级警犬技术力量能够及时到达现场进行处置，但由于警犬数量与人员能力不足，解决不了所面临的复杂现场情况。在上报上级警犬技术部门等待技术支援后，往往会耽误警犬最佳使用时机，造成警犬实战效能无法有效发挥。组建市级警犬实战团队，在发案后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协调各科目专业人才迅速到达现场，集中全市警犬技术优势力量，快速处置现场警情，对提高警犬使用成功率，增强警犬技术在基层的实战认可度，形成良性循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促进市级警犬技术专业人才队伍良性发展 由于当前基层公安机关工作任务繁重，警力资源缺乏呈常态化，所以各地普遍存在抽调警犬技术部门人员充实其他部门以及基层所队的情况。警犬技术部门留存人员不多，导致出现有些科目无人带犬作业、战斗力不足以及警犬闲置现象。有些地方警犬数量与留存人员比例较大，仅留喂犬管护人员，使得警犬训练难以保证，易导致警犬丧失工作能力，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警犬技术发展进入死胡同。建立市一级警犬技术团队，整合各县区警犬技术优秀人才与留存人员，选调热爱警犬事业的高科技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利用现有资源迅速发展壮大全市警犬技术力量，有利于改善警犬技术队伍人员现状。 （三）提高警犬使用效率和战斗力 近年来，各省级公安机关警犬技术部门为充分发挥警犬技术实战效能，优化警犬资源配置，科学合理利用警力，相继成立省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选拔集中全省优秀警犬技术人员骨干，形成合力，以应对各类大型安保以及省内大型应急处突维稳事件处置。工作实践表明，省一级公安机关组建警犬技术实战团队，集中优势力量对省内大案要案攻坚克难，快速反应快速处置，大大提高了警犬使用效率，避免了人力物力浪费。通过借鉴省级警犬技术团队建设经验，建立市一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可使市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建设少走弯路，迅速形成战斗力，对市级警犬技术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二、实战团队的应用领域分析 （一）侦查破案 警犬技术最主要的实战作用便是侦查破案。组建市一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可以对全市范围内发生的各类案件做到全覆盖出警。首先，依托实战团队内专业人才的多样性，可以在调查走访、案件现场勘查、足迹追踪、物证搜寻、鉴别确认、无人机搜索勘查、后勤保障等多个方面协同开展作业，提高工作效率，有效避免县区警犬技术力量单组作业面临的人手装备不足、科目门类不全、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其次，警犬技术实战团队本就是由市公安局警犬基地以及各县区警犬技术人员组成，所以无论在市里任意县区发案，都会有当地警犬技术人员根据地缘优势，依托对于当地情况的了解，快速熟悉案情，制订符合实际的用犬方案，能够高效快速进入工作状态。尤其在山地搜捕犯罪嫌疑人、搜索物证、搜寻走失人员等多种类型案件中可发挥积极作用。 （二）搜爆安检、警卫安保 大型活动的搜爆安检及重要目标的警卫安保工作已成为当前公安工作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在重大活动搜爆安检勤务中组建使用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已有大量成功使用案例以及丰富的使用经验。通过学习吸收成熟的使用模式，由市一级建立的警犬技术实战团队承担搜爆安检及警卫任务，发挥警犬技术在搜爆安检勤务中的独特优势，协同特警、警卫、技侦等多部门警种联合作战，加强对于重点区域和人工仪器检查死角的搜索，确保在市内举办的大型会议活动、重要领导人来市视察的警卫安保工作万无一失，凸现警犬技术的不可替代性。 （三）应急处突 市一级应急处突拉动演练活动中，由于隶属单位不同，各县区警犬技术单位往往都是被编入县区一级特巡警大队作战单元，由于人数及战术限制，并不能充分体现警犬技术在应急处突方面的独特优势。而市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可以充分发挥专业覆盖面广的特点，通过单独设置警情，突出警犬技术特长进行处置，可以有效提升警犬技术部门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处置能力，凸现出警犬技术的巨大震慑力，以及在突发性事件处置中的独特作用。 （四）新领域、新战法的应用研究、推广 利用市级警犬技术团队的资源优势，针对辖区警务活动实际情况，开展实战攻关，针对辖区新领域、新战法进行课题研究。通过开展新领域、新战法的应用研究、推广，将警犬工作进一步做到实处，促进市级警犬技术结合本市治安特点良性发展。近年来，使用警犬技术打击新型犯罪领域的创新工作方法和侦查破案模式已经卓有成效，特别是使用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在快递物流领域查缉“电诈”工具方面，通过抽调来自各地的警犬技术实战团队，集中优势警力，在边境快递物流中转点使用警犬查缉涉电信诈骗工具，查获大批涉诈工具，有力打击了电信诈骗犯罪的嚣张势头。在市一级组建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可以迅速推广总结此类新领域、新战法成熟的经验做法，通过联合禁毒、治安、森林公安等多部门对市一级多家物流中转站展开常态化查缉，针对毒品、爆炸物、涉“电诈”工具、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多项违禁物品展开专项行动，从而进一步扩大警犬使用战果，提升警犬使用效能。 三、实战团队工作模式的探讨 （一）队伍建设 建立市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应由市级警犬基地牵头建设，由基地负责人向市局机关及省公安厅业务部门做可行性汇报，经公安局党委开会研究同意后，出台具体文件及保障制度。团队人员应根据现实表现、工作能力、思想品行、奖惩情况进行选拔。将热爱警犬事业，在警犬工作中有突出表现，参加过国家级或省级警犬技术比赛并取得名次者应优先考虑，也可吸纳其他技术专业人才加入，充实实战团队技术力量。人员确定后以文件形式下发各县公安分局，保证实战团队警犬技术专业力量的稳定性和专业性。 （二）出警机制 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出警机制要多样灵活，平时在驻地、战时再集中，在接受指挥中心统一派警及满足其他警务部门的需求外，进一步拓宽出警渠道，提高警犬使用率。建立适合本地市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的迅速反应机制，做到出警时能够迅速集结团队成员，后勤保障充分，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辖区警情点，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赶赴现场，为警犬使用创造有利条件。 （三）日常训练 市一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训练可与每年全市警犬技术复训班以及区域红蓝对抗专项行动等活动相结合，在战中训，以训促战。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应通过举办年度警犬复训班，邀请省级优秀警犬技术实战团队教官以及其他刑事技术专业骨干现场授课，提升团队成员现场勘查能力，传授团队工作经验，解决实战与训练时所出现的问题。通过设置模拟警情，复刻真实案件现场情况等贴近实战的方式，锻炼实战团队人员及警犬出警速度，固化现场应对流程，做到在真正有警情时能够有条不紊迅速处置。 （四）同步上案 建立市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同步上案机制，有利于警犬技术人员及时充分了解案情，制订科学用犬方案，根据现场有限条件最大限度发挥警犬技术独特作用，即使不能达到直破案件的圆满效果，也能够为侦查破案提供证据指明方向。近年来，各省级公安机关相继出台了警犬同步上案机制的要求，旨在解决传统出现场错过最佳用犬时机和条件时才决定使用警犬技术“碰运气”，最终导致贻误战机的问题。要根据辖区实际地域面积，实战团队人员及各科目警犬数量分布情况，科学合理地制订警犬技术团队同步上案机制，确保实战团队拉得出、打得赢。 四、宣传与激励措施 （一）做好警犬技术宣传推广工作 在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发挥作用取得战果后，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下，应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内容，在公安内网以及新媒体平台，通过简报、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做好警犬技术宣传工作，讲好警犬技术故事，树立先进典型，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警犬工作。通过在社会舆论中取得良好反响，进一步获得人民群众认可，进一步增强警犬技术的震慑力，提升警犬技术人员的职业荣誉感。 （二）建立市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激励机制 良好的激励制度可以有效调动实战团队成员的工作热情，提高警犬训导员的工作积极性。由于在县区一级的警犬工作队伍中，事业编及工勤辅警所占比例较高，受身份限制及没有健全的晋升通道，极大阻碍了市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队伍建设。现在各省都相继对辅警改革出台立法措施，规定辅警层级，提供完善上升空间。要探索建立市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奖励机制，对在重大警务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志进行表彰奖励，并作为带犬民辅警年终评优评先、职级晋升、推优入党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些激励措施对促进市级警犬技术团队的发展，促进警犬技术进一步服务警务实战需要，具有重大的意义。 综上，市级警犬技术实战团队建设，对于进一步深化“四个服务”，优化警犬技术专业人才技术队伍，推广警犬技术新战法、新成果，促进警犬技术更多地参与公安警务工作，进一步提升警犬技术服务警务实战的效能，推动警犬技术发展迈上新台阶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张彦鹏 成兴盛 罗宇 单位:甘肃省白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警犬基地 甘肃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特巡警支队警犬大队 甘肃省白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警犬基地

一、引言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是世界最大种子需求国之一，种子市场规模较大，从事种子经营企业众多。伴随2000年《种子法》颁布实施，国内种子由计划迈向市场，种子企业出现井喷，市场竞争也空前激烈，但乱象频出，伤农、坑农事件较多。2016年对《种子法》重新修订并颁布实施，全面规范种子相关方主体行为，由事前许可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强化种子企业的产业主体地位和主体责任，倒逼种子企业依法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强化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据统计，2011年我国持证种子企业8700多家，至2018年3月，已减少到4163家，其中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仅90家，在国内外挂牌上市企业56家，注册资金3000万元以下（不含3000万元）中小型种企2719家，占65.3%。综合这几年种子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加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提前采取干预措施，将风险影响力控制到最低点，避免企业出现经济损失，对企业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二、中小型种子企业加强财务风险管控的意义 企业财务风险，从狭义上看，是指由于财务杠杆给企业带来的破产风险或普通股收益发生大幅度变动的风险。从广义上看，是指企业在筹资、投资、资金营运及利润分配等财务活动中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的对企业的存在、盈利及发展等方面的重大影响。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要完全消除风险及其影响是不现实的。企业在充分认识其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的基础上，采取各种科学手段和方法对各类风险加以预测、识别、控制和处理，将风险损失降至最小，确保企业资金活动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效益性，实现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小型种子企业，通常人力、财力、物力都相对比较紧张，尤其在资金方面更为突出，树立财务风险意识，加强财务风险管控，规避财务风险，将有限的资金科学合理使用，为企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三、中小型种子企业财务风险形成原因 1.科研投入不合理 新品种的研发是种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亦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种子企业新品种的研发门槛较低，但是产品研发周期较长，只有通过长期的坚持和丰富新材料的创制积累，才能研发出具有市场开发潜力的新品种。很多中小型种子企业没有结合公司自身情况，一方面自建研发团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事新品种的研发；另一方面与相关科研单位合作，盲目购买新品种。最终导致科研投入过大，造成公司资金紧张。 2.固定资产占比较大 我国中小型种子企业，一般注册将资金规模在200-500万元左右。按照《种子法》要求，种子企业需有一定面积自有产权的种子检验室、加工厂房、仓库和其他设施，这些固定资产约占注册资金的50%；另外，办公场所、设施也需占用一部分资金，有些企业因从事科研活动还建立实验基地，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上等等就用去了企业大量的资金，真正用于企业经营生产的种子的资金就会出现较大的缺口，从而带来极大的资金紧张压力。 3.库存商品过多 我国种业市场，虽然整体规模较大，但从事种子经营的企业众多，市场品种更替较之前更为频繁，品种的生命周期大为缩短，导致一些品种在市场上出现断崖式下降，迅速被市场淘汰。中小型种子企业很多都是区域性种子企业，对全国整体大局把握相对欠缺，对自身品种市场前景又过于乐观，盲目扩大商品种子的生产，导致企业的流动资产中存货的比重相对较高，且多表现为不良库存，对企业资金占用较大，极易导致资金链的断裂。很多中小型种子企业不是被“饿死”的，而是被“撑死（库存）”的。例如，2016年底我国籽用西葫芦市场，因市场占有率较大的某企业宣布退出该产业，原来从事该产业的很多公司，在2017年春季都放大本公司的籽用西葫芦品种种子的生产量来抢占市场份额，导致籽用西葫芦种子严重供大与求，一些安排生产的企业就“跑路了”，广大生产农户生产出种子无企业收购，只得自己寻找市场，减少损失；一些诚信企业虽然按合同收购，因市场需求量有限，也大量囤积在仓库中，造成资金运转极为困难。 4.种子赊销严重 一些企业为了增加销量，扩大市场占有率，大量采用赊销方式销售种子，因对客户的信用等级了解不够，加之农作物田间表现受天气环境影响较大，时常出现纠纷，易造成大量应收账款失控，相当比例的应收账款长期无法收回，直至成为坏账。资产长期被债务人占用，影响企业再生产，严重影响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5.内部财务决策缺乏科学性 企业在产品研发、固定资产投资、种子生产和销售等各方面没有统筹、协调，无资金使用预算，导致企业有限的资金没有发挥其最大效能，是“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 6.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在中小型种子企业，一般员工人数不多，通常以企业的老板“人治”为主，老板说什么大家就做什么，老板就是“制度”。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风险管理意识淡薄，财务控制薄弱，资产管理混乱，很多财务人员非专业出身。使得企业面对各种财务风险无法预测、识别、控制和处理。 四、如何加强中小型种子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 1.企业发展定位要准确 根据企业自身优势，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力求做到“专、精、特、新”，不做“小而全”的种子企业。例如，区域市场营销能力强的企业，要充分利用其较强的营销能力，配合良好的后勤技术服务，大型种企的优良产品，定位为专业营销服务型种子企业；区域种子生产优势强的企业，可专注于优良种子的生产，承接大型种企的种子生产任务，为其提供优质优价的好种子，定位为专业种子生产型企业；具备专业研发团队并拥有丰富育种材料的中小型种子企业，可紧跟市场需求方向专注于新产品研发，成果市场化转让给开发能力强的企业，定位为专业育种型企业。总之，面对新时代种业发展的特点，中小型种子企业一定要做好准确定位，做好产业链的一个或多个环节，高效利用企业的有限资金，提高企业竞争力，方可立于不败。 2.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要健全 我国中小型种子企业很多都是从“夫妻店”、“合伙店”等起步，随着企业的发展，人员及规模越来越大，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建立与企业实际经营管理能力相协调的制度体系，选择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财务指标作为公司风险预测的重点指标，加强财务风险评估，提前做好充分的抵御准备或规避风险的准备。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做到有规划、有预算，避免“一人决策”，做到全员参与，严格按照内部控制制度来运作，在操作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从而促进企业财务风险控制工作更好更快发展，提高风险控制的有效性，更好地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实现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企业的社会信用建设要强化 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兴。中小型种子企业自身实力有限，在经营活动中难免会遇到资金紧缺，通过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慢慢建立企业的社会信用体系，树立起一个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形象。当企业出现资金困难情况时，凭借其已有的良好信用，一是可以很好地从金融部门获得信用贷款，二是可以从其上游合作伙伴获得资金支付的宽限期，从而让企业顺利渡过资金周转困难期。因此，强化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成良好的社会信用形象是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4.企业的人才队伍要夯实 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企业的根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以人为本，建立一个尊重人才的企业价值观，注重对企业员工忠诚度、敬业态度、道德品质、专业能力、应变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等各方面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员工的综合能力；本着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通过各种激励奖罚措施来规范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树立每位员工的忠诚度、大局意识、协作精神，提高全体员工的向心力、凝聚力，将员工个人利益企业集体利益有机协调，最大限度发挥出每位员工的潜能，实现企业、个人全面可持续发展。 五、结束语 随着2018年7月我国种业政策的进一步开放，我国中小型种子企业面临的竞争和压力更加激烈，找准企业自身合理定位，牢固树立财务风险意识，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建立良好的企业社会信用形象，夯实企业人才队伍，力求做到“专、精、特、新”，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实现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建筑文化论文:园林建筑文化体系发展 摘要： 结合许多学者关于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沿革和西安以及周边地区在历史上园林建筑和艺术发展的脉络归纳，总结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园林建筑的特色和发展，并浅要分析其对西安当代城市绿化建设的意义。 关键词： 园林建筑；西安；文化传承 西安自古以来就是西北重镇，依托六朝都城，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园林建设在我国古代园林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皇家园林到私家苑囿都有典范代表。作为城市生活展开和衍生的场所，研究西安的园林建设文脉对西安现代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都有重要影响以及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探究都有重要意义。 1西安及其周边园林建筑发展的文化脉络 1.1卷阿园林景观文化 关于西安地区最早园林营造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经•大雅•生民之计》中描述：“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卷中“卷阿”就是今天陕西岐山县西北的凤凰山，周成王曾到此处游历，后来此地有周公庙，庙中有石刻、壁画等，并且常有后人来此进行祭祀、朝拜等各项活动。这种民俗风情场所的形成是早期游乐地的原型。 1.2秦汉上林苑文化 西安古时为汉长安城，基于长安城周围水源充足，气候适宜以及汉代生态环境的完整性，西汉的园林建造生机勃勃，以西汉上林苑最为代表。西汉上林苑是沿用秦上林苑建造的，汉武帝时国力强大，建造上林苑以满足汉武帝的奢望，据记载：“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除了皇家园林的浩大，西汉茂陵富民袁广汉的私家园林是中国古代私家园林的起源。据记载：此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奇树异草，糜不培植。”并且园内配有激水、山石、楼阁，与后世成熟的园林并无大的区别。 1.3隋唐园林文化 唐代园林文化是中国古典园林及其兴盛之时，唐代园林继承隋唐之前所有园林的长处，园林与建筑的营造更加契合与成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强大，唐代逐渐修建了大明宫、翠微宫、曲江池、大雁塔、兴庆池、玉华宫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园林建筑文化体系。 1.4明清园林文化 长安城的园林和园林建筑的隋唐繁荣之后，在明朝有了新的发展，明代园林的属性更加明确，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文教园林、公共园林在此时更是蓬勃发展。明代引龙首渠、永济渠2条水，为明代市民生活和军事防御提供了方便的同时，也使得明代的园林建设因有了水面的点缀而富有生机和活力。以山水为摹本，虽为人作，宛若天开成为这一时期的造园法则，出现了关中书院、兴庆宫、云居寺等园林建筑和公园。园林建筑与绿化共同构成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明代园林在城内繁盛一时之外在城外园林绿化业可圈可点。明代在城外以护城河沿岸和永济渠沿岸修建了2条大的城市绿化带，在军事防御和城市绿化上有积极的作用，也为今天西安城市的绿化提供了历史参考。 2西安及周边园林建筑发展对今天城市建设的影响 现代西安的城市园林建设中依然继承了历史上长安城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情怀。如今对历史文物和历史风貌保护日益重视，西安在保护和修复历史遗迹的同时，在城市公园景观建设上积极汲取历史上园林建筑的格局和文化元素，其中尤以唐代园林建筑对西安现代城市建设影响最为深远。其中大唐芙蓉园、大慈恩寺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都是结合唐风运用现代造园技术实践的典范。以大唐芙蓉园为例，大唐芙蓉园中以亭廊坊桥等唐风建筑群为主，还有围合的精致小院落，其间曲水环绕，茂林修竹，建筑群和景观环境相得益彰。园中还有许多具有历史形态的雕塑小品和实物展示，如拴马桩和石马等。融入古典元素的同时，为了展示西安文化，园中还加入了许多陕西特色的民俗元素，使得大唐芙蓉园的建造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前进的意义。西安的城市公共绿化在公园小品上继承了大量唐风元素，在街景的绿化和格局上也极具历史风貌，西安道路呈方格网状布局，道路绿化沿用唐代盛行的柳树、槐树，但是现在自然条件的变化及城市建设的需要使得园林绿化困难重重。 3总结 从历史上的园林建设中汲取长处并结合现状提出了几点关于西安城市绿化建设的建议：（1）对现有珍贵树种进行保护，对现有的绿化园林加强治理和管理。（2）结合汉唐城市建设的风貌，对特色植物进行推广和种植例如牡丹等具有历史意义的物种并结合气候和技术对物种进行适当改良。（3）防止千园一面，城市公园要打造独有的特色，可以以不同植物或水景等定义园林特色，增强城市园林公园的市民活力。 作者：刘逸飞 单位：长安大学 建筑文化论文: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一、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平面布局手法 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平面布局基本呈方形，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崇尚“方正”的思想观念，表现出和谐稳重的哲学思考在传统意识上对中庸思想的追求，这一点也反映在“一颗印”的建筑格局中。从对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的走访调查中发现，虽然此种建筑形制有一定模式，但可以根据实际地形情况和各家经济条件做出变通。真正平面近方形的建筑布局仅占五分之一，而长方形的建筑布局占到了五分之四，这是因为正房的进深加上厢房的面阔和倒座所致，进深大于正房的总面积。这种建筑布局更加合理与科学，在生活中更加方便实用。首先可调节平面上正房和厢房的房间数，其次是多户人家可组合连接，形成连贯系列的联排样式，有很强的地域适应性特点。历史文化街区的商铺与民居除极少数三层外，基本上皆为两层。临街多为条式建筑，十余开间组成一幢，每五至七开间设一个封火墙。这种临街条式建筑下层多为商店，楼上住人或做仓库，楼梯常设在后部。布局均衡对称，但在平面布局上就有主次、高低之分，且从地面标高和楼面高低的不同就体现出了传统中国尊老敬长的传统习俗。整个一层地面布局由高、中、低三个不同的层面组成，高者正房，居住长辈和新婚夫妇，中者为两厢房，也称耳房，居晚辈和用于厨房之用，低者为天井，主要为生活提供方便，如水井、花台等均在天井里。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一般由台基、墙体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台基是基础部分，也是平面布局部分，其布局决定了建筑的布局形式。同时天井也是收集雨水、排水的主要渠道，故天井下通常都有排水沟，有的排水口上用石材做成铜钱图案的地漏等形式，雨水顺房檐而下，沿排水口流入阳沟或是阴沟，昆明人把这称之为“财源滚滚”“肥水不外流”“老天降福”和“四水归堂”，反映了百姓对水的尊崇，同时也反映了水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昆明城市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与昆明近郊典型“一颗印”民居虽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不同点有三个方面：一是正房至少有三开间向内院露明，内院尺度较大；二是楼层多为跑马转角楼，多了两侧厢房的走廊；三是二层房间每间后墙各开一个窗户，对外不完全封闭。这些都是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所致。因此，街区中的民居因平面上的方整，虽也可泛指为“一颗印”，但又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以说，建筑的平面布局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思想的传承，但也有不断创新和不断变化的痕迹，从中折射出的是实用与寄托。 二、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临街立面与大门样式 昆明历史文化街区临街铺面建筑的造型特征是老昆明传统商业街的典型体现。传统商业铺面沿街立面大多属于两层直落式类型。这种类型由于两层直落，屋顶出檐较深，一是为了减少雨水对底层门面的侵袭；二是造型比例的需要。为此，檐下常有多层花板罩面。如何避免单调则显得尤为重要。此时，需处理好上下层门窗的形式与比例以及招牌的布局，如处于景星街口的知名中药铺“福林堂”商铺，三层直落式的立面极为简单。然而其将下层窗与上两层窗的形式做了不同处理，取得了变化，是一个既简单又富有变化，既统一又有所对比，处理得非常恰当好处的立面实例。整个历史街区中民居建筑的大门是院落与外界连接最重要的出入口，是整个建筑外观处理的重点部位。大门既能单纯地呈现为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形制，又是一间屋的形式，可以说是屋又是门。门前的石阶称为“将军石”，大多为整石铺就，长的有3米多，而且多为一台、三台等单数。门头上有小的坡檐，并用砖瓦封闭檐口。门上的局部木作加工精细，大门上部的屋顶一般多为硬山式。门墩内侧一般有左右两方形檐柱支撑，形成外门框，两柱间通常用透雕挂落，装饰多为吉祥图案。门槛下为方形门枕木，整个大门与倒座形成一个整体，协调、美观、实用，极具地方文化特色。大门的形式与尺度最能反映出该院民居主人的身份、地位及经济水平，有的简朴（仅有一披檐，无甚装饰），有的华丽（门头以木构梁架承托筒板瓦屋顶，檐下多层花罩装饰，门脚有时还以精美的石雕线脚装饰）。同时，昆明许多民居的大门也最能反映出其受外界近代建筑影响的程度，也集中反应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的特色。例如小银柜巷8号的大门门楼运用了近代风格的拱门、石雕及贴面瓷砖；套院中的四合院门楼装饰花纹极其丰富细腻，整座院落是由外院和两个内院构成的，外院明显有西方建筑文化风格的痕迹，但细部又结合了中国古典纹样。其中最别致的是门的样式，外门分隔成四个高大的圆柱支撑，中间部分为石拱门，顶部中央弧拱，每一侧有三个弧顶依次落下。由外走进内院有两扇门，右边一扇装饰最为精美，顶部上方雕刻着金色花样，围着一圈古典花卉纹样。下面是一条有很强立体效果的装饰浮雕，整体中间刻有梅兰竹菊的腰线。门下段沿拱门和柱脚有华丽的浅浮雕，细节重点仍是中国的古典装饰纹。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的大门形式大多流露出受汉文化影响的痕迹，更由于百姓深信风水文化，故有诸多忌讳，主要有大门不能正对道路，大门对面不能有其他人家的屋脊头对着等。或者在门头画太极八卦图，还有的是在大门头上栽种仙人掌，以求辟邪吉庆，或是在大门的顶上安放一只瓦猫或是石狮子，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祷。 三、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回廊形式 廊是四合院式建筑内部相连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室内与室外相连接的一个重要空间。其宽度往往决定了建筑的空间尺寸大小，反之，从廊宽可以看到建筑的规模。昆明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廊又被称作“游春”，即上有在一、二层建筑之间形成的腰厦避雨，下有高出天井的走道所形成的廊，人们可在雨中自由穿梭，让生活起居变得较为便利。同时又起到了对建筑的保护作用，使一层建筑外檐门窗、墙基免受雨水侵蚀。腰厦作为建筑的构成部分，是一个储藏的重要场所，用于储藏日常用品及衣物等，方便了生活，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建筑构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腰厦的梁枋穿出檐柱，并且由垂柱连接，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垂柱往往多做成灯笼式样，也有做成莲瓣纹的，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也是人们尊崇佛教、信仰佛祖的文化心理在建筑艺术上的反映。廊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相互沟通的重要场所。能同居一院的往往是中国式的传统大家庭，人们更习惯于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技能的培训等都可能通过此地完成其功能，也可享受阳光或静看雨水来临。无论怎样，廊作为建筑的一部分除了具有遮风挡雨、保护建筑的功能外，还具有文化功能，能使人增进了解，传递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休闲场所。廊作为民居建筑类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狭而长，上有腰厦遮顶，不做居所而为通行之用。除了人文环境外，跟昆明的自然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尤其是正房前的单层檐廊连接着正堂，并成为家庭里的主要活动空间，几乎所有的生活、饮食、家务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是人们的共享空间，且在发挥联系院落空间与正堂空间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样成为家族生活交流的主要空间，有特殊的建筑文化作用。 四、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门窗样式 昆明历史街区由单体传统建筑组成院落，由院落组成建筑群，由建筑群组成街巷。这种建筑从建筑文化方面讲，门窗的造型和数量是建筑等级、主人社会地位、身份及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门窗在古代也是按一定礼仪制度、规范来设置的。同样，透过门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一般来讲，院内的门窗开得相对多且大，也更具艺术性。门窗不是直接固定在柱梁之间，而是通过构件，左右竖立的抱框紧靠柱子排列。正房作为院落中最重要的建筑，其门窗的规格也相对要高些，多用六扇槅扇门，槅心多为双交菱花图案，裙板、绦环板多雕花草及福、禄、寿、喜等图案。二层正房通常多用六扇双交菱花的槅扇窗，描金浮雕和裙板上的花鸟虫鱼以及飞禽走兽。一窗一画、一画一窗的木雕花窗以及门口的花瓶式柱础都吻合了旧时市民祈福的心理。一般厢房的门窗相对于正房要简单些，并且两厢房的门窗是对称相同的，一层的槛墙多为土墙，也有用木板壁的，槛窗多用简易且可拆卸的木板窗。二层厢房多用双交菱花窗，也有用简易的直棂窗的。倒座一层因是通道，故只有二层有窗，通常多为六扇双交菱花窗。木槅扇门窗的雕饰非常精美，构图严谨，有漏雕、浮雕等多种形式，油漆也有清漆、金粉漆等不同做法。其繁简、油漆与雕刻水平可以反映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富有程度。从门窗的装饰艺术、设计制作上可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背景。当然，多元文化融合的风潮在文明街民居建筑的门窗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在此风潮中，商人与前沿文化接触较多，加上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文化，他们的房子建造更有着外来文化的痕迹。比如文庙直街103号院就是功能与艺术、东方和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最好案例。正房一楼的门和窗户是木制框架结构，底部用山墙砖石做维护墙，砖上还雕刻着中国兰草竹结。六扇门的形状还是传统的木门样式，周围有四福呈祥古典花纹雕刻，绦环板上浮雕图案就比较类似于西方铁艺模样，是云南本土艺术装饰风格和西式文化元素、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组合。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传统街区的建筑中比比皆是。20世纪初的昆明，由于英法的入侵，滇越铁路的开通，加速了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及欧美国家之间的往来，昆明一度成为国内面向东南亚各国交流贸易的窗口。对于西方风潮冲击下的昆明来说，虽然中国传统装饰手法有一定的发展和演进，但占主流的仍是中西文化大融合的结果。 五、结语 从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的构造特点中可以看出，人类的居住方式历来都是和自然及城市发展联系到一起的。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对昆明民居建筑形式的分析研究可以明显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特征、城市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多元文化影响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间组合和朝向的关系，并融汇于地方性生态环境中。传统的街区、宅院、门楼都反映着地域性历史民居建筑的特征与兴衰，是多元文化兼收并蓄、融合发展的物化表现，成为代表旧时昆明城市风貌格局的典型历史遗存，并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人们的观念认识和价值取向，表现出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旧时社会习俗等诸多要素。加之室外空间的天井、建筑装饰、雕刻技艺，每一处体现得都是地域性民居的特征，在造型符号上极大地丰富了民间传统艺术形式。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形制更反映了传统人文的智慧和生活的哲学，通过建筑空间的内在形式对居住使用者的行为产生了约束和规范，在潜移默化中维系着家庭观念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宗教信仰，反应了当时城市居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品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邹洲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研究论文 1定远营的营建 对定远营兴建的研究分析，清代定远营建设之前，该地区称为“葡萄泉”，曾为清政府的军马场，称“御马圈”。1726年清代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营建定远营，1730年竣工并刻碑，定远营的建筑历史在碑文中得到佐证。碑文中提及定远营所在的贺兰山地区是“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七十二处之隘口”等原因，“奏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该地区是清朝北方的屏障，通往西北沙漠的咽喉要塞，邻近宁夏地区，遥望新疆哈密、巴里坤。在军事、交通上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岳钟琪在该地区请旨设军营。同时，清初蒙古各部落占据着漠南、漠北、漠西地区，康熙三十五年漠南、漠北蒙古均已加入清政府，而漠西蒙古只有和硕特部落加入，其余部落有的与清朝对立，有的虽并入但还有“放抗之心”，定远营的营建起到了对蒙古部落的有效控制，也促进了清朝边疆的稳定。 2定远营社会文化背景 1731年清政府将其赐给为维护西北边疆稳定而做出卓越贡献的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这里的第一位王爷是二代扎萨克王阿宝。清政府在蒙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册封蒙古贵族，这是清政府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定远营内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蒙古王爷是政治、宗教、军事三位一体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是清政府赐予的爵位，蒙古语为“治理”。定远营地区的蒙古族主要是和硕特蒙古族，其八代九王（加上民国末代王爷达礼扎雅为九代人）中七代人与满清皇族联姻。和硕特部落世代与满清皇族联姻，这是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抚绥政策。清统治者为阿拉善王在京城之中建有府邸——阿拉善王府，蒙古王爷和福晋会频繁的往来于北京和阿拉善之间，带来了京城地区先进的文化与营造技术，甚至直接带来京城的建筑工匠，民国时期定远营有“塞外小北平”的美誉。邓小平同志曾说过：“20年代，我从苏联回国，经过蒙古国，到过定远营，那可是个好地方，一座了不起的城市。”这座了不起的城市有哪些建筑特色？ 3定远营古城布局概述 3.1定远营周边自然环境 几百年来定远营的山脉水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定远营的山脉是贺兰山余脉，城内将近一半的面积都是山体，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城北最高处的喇嘛庙山，占据了城内制高点，可观察城内外情形，同时也供王爷及官员祭祀用。东部高低起伏的山体为防御营造创造了先决条件，军事防御体系的营建与山脉走势密切相关，东城垣结构体系建在山脉之上，东北角伸出一段墙体修建角楼。城北深约6m左右山沟为北部的防御提供天然屏障，定远营周边山体共修建有6座营盘驻扎军队，战争时期提供有效的军事支援。定远营的水系均发源自贺兰山，城南有三道河沟，城北山沟内也有河流，河沟处形成的涝坝可以有效灌溉农田。定远营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山脉水系的风水说，定远营处在城南南梁山与城北后营盘山之间的盆地，俗语“二龙戏珠”。同样，城南三道河沟与南城门伸出的南大街形成汉字“王”，定远营城垣结构体系与城内喇嘛庙山构成“白”，上白下王为“皇”，当然这些也只是民间流传的说法。 3.2城市格局 定远营的营建主要为了军事防御，城市受当时制度要求规模较小，城垣体系范围内为18ha。建造者将长远发展放在了城南的三道河地区向南延伸，这也是今天巴彦浩特镇的城市发展轨迹。这一时期城内主要建筑有参将衙署、军营、城隍庙、三世佛殿等。1731年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并对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统治，自此开始进行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筑，参将衙署成为阿拉善王府，三世佛殿由汉传佛教性质转变为藏传佛教，日后成为阿拉善地区八大寺庙之一。至全国解放前定远营拥有了行政、军事、宗教、居住、园林等多种建筑类型。阿拉善王府建筑群位于城市东南，包含了西路、中路、东路、新官邸区和花园，占据了城内近一半的面积。值得一提的是古城拥有儒教、佛教、道教丰富种类的宗教建筑，王爷家庙延福寺位于城市中央的重要位置，是城内最大建筑群，这与清朝在蒙古族地区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提倡密切相关。城内城隍庙是除延福寺外最大庙宇，孔庙、关帝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坐北朝南的定远营魁星庙位于东北角，此外在王府内建有马王庙、娘娘庙，南门翁城内有南天门守护神赵公明的财神庙，建在山体之上的东侧城台之上有山神庙。剩余西北的大面积空地供王爷近亲、官员居住的居住建筑，民国时才开始有商业大亨入住。 4多元建筑文化影响下的定远营古城 4.1中原传统文化的体现 在华夏文明的土壤之上营建的古代城市一定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定远营建成之初便由汉族将领川陕总督岳钟琪请旨兴建，督理由侍郎通智担任。王爷会直接从京城之中请来工匠修建定远营，因满蒙联姻的缘故，王爷、福晋及其子女有大量时间在京城居住，促进了定远营对汉地京城文化的吸收。定远营所在阿拉善地区从汉代开始就有汉族人活动，受自然地理条件的苛刻限制，该地区不利于农业发展，很长的一段时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入。直至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因清朝的边疆政策，甘肃、绥远、山西、河北、宁夏等地汉族人迁入阿拉善所在的蒙古族地区谋求生计，虽人数并不多，但汉族人对定远营建筑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原传统建筑文化在定远营的营建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城市营建遵循堪舆理论。定远营内有三教同奉的文化特点，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宗教包容性体现。藏传佛教寺院延福寺前身为汉传佛教寺院，明代便兴建了三世佛殿，蒙古王爷入住后，因与藏传佛教的渊源、清政府的大力推崇改为藏传佛教性质，整体布局以中轴线贯穿的，符合汉式寺院的对称布局方式。结合起伏的山势定远营城内、外兴建有多处花园，城内的王府花园、城外的东、西花园都有对中原地区园林跌山造景文化精髓的模仿，这些园林的营建在阿拉善地区是从无到有的重要历史阶段。城内民居区的街巷布局规整，至今保留有清代、民国时期的街巷肌理，民居区布置牌坊，是主要民居组群的入口处，同时也布置在城隍庙前，作为其前导空间，匾额写有“神明电照”四个汉字。六代王爷之后的丧葬习俗采用了满汉结合方式，改用棺椁和土葬，葬于阿拉善王陵之中。 4.2和硕特蒙古文化的体现 1686年定远营附近地方划定为和硕特部落牧地，1731年王爷入住定远营，和硕特蒙古部落开始了由游牧转向定居的生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18年间，蒙古族深深影响着古城建筑文化。城内的和硕特蒙古族大部分是王爷近支，和硕特部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先祖为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为黄金家族。和硕特王府墙体四周为白色，因此有“沙漠白宫”的美誉，这与蒙古族文化中对代表圣洁的白色推崇有关。定远营兴建初期，并没有足够的固定式建筑供给居住，蒙古族传统的民居——蒙古包会融入到当地居住建筑中。蒙古族人以西北为最为尊贵的方位，在此方位会供奉祖先牌位、古代神灵，王府家庙——延福寺庙位于王府西北，中路的先祖祠同样位于二进院院落西北侧。在延福寺庙以北的喇嘛庙山上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前都会举行特有的宗教活动，将阿拉善和硕特旗的腾格里战神或者苏勒德腾格里挂在旗杆上，进行祭祀。与中原汉人不同的是北方民族以西为尊，西侧建筑地位高于东侧；以武为大，武官地位高于文官，体现在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布局中则是武官于西侧办公，文官于东侧办公。和硕特蒙古人居住的四合院正房招待贵客、寺庙喇嘛诵经、举办婚礼等活动场所用，西厢房为一家之主住所，东厢房供老人、孩子起居。院落布局及单体建筑构件高度效仿北京四合院，院落由正房、厢房、院门及院墙组成。但与北京四合院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宅门位于中轴线上直对正房，与蒙古人热情开放心态有关，当地比较有特色的是马鞍形门楼，因该地区风沙强，昼夜温差大，无倒座。 4.3满清皇族文化的体现 和硕特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前身为1730年竣工的参将衙署，《大清会典》工部有记载：“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大者规制具备，官小者以次而减，佐贰官复视正印为减”，“按察使司及府、厅、州、县署，署侧皆设库狱；教官署皆依放明伦堂；各府及直隶州皆设考棚；武官之大者，于衙署之外，别设教场演武厅”。中路核心建筑为大堂——迎恩堂，面阔五间，有抱厦并月台。衙署建筑具体规制在《钦定大清律例》卷十七“礼律仪制”中规定：“房舍并不得施用重拱重檐，楼房不在重檐之限”，“三品至五品，厅房五间七架，许用兽吻，梁栋斗拱檐确青碧绘饰，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兽面摆锡环”。参将为正三品武官，定远营衙署正门面阔三间，厅房——迎恩堂面阔五间，这些符合《钦定大清律例》的规制。1731年清政府将定远营赐给和硕特蒙古王爷，参将衙署沿用为和硕特王府中路建筑，并没有改变其建筑规制。此后修建的东路、西路辅路建筑遵循清代法典对王府的规制。《大清会典》中将蒙古各部落的封爵制度按八个级别划分，级别高低顺序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塔布囊。对每个级别都做了详实的规定，《大清会典事例•工部》：“禁令：顺治初年定，王府营建悉遵定制。如基址高或多盖房屋者，皆治罪。”《大清会典》对郡王府规定：“正门五间，启门二”，“正殿也五间”，“翼楼皆五间”，“后殿五间”，“后寝五间”，“后楼五间”，“殿不设屏座”。和硕特王府正门沿用参将衙署时期的三间，而没有改建为五间，而新修建的东路寝殿二进院正房、三进院正房为五间。清政府也为和硕特蒙古王爷在京城建有阿拉善王府，供蒙古王爷和福晋居住。 4.4藏传佛教文化的体现 定远营与藏传佛教渊源颇深，1642年(明崇祯十四年)和硕特部落首领固实汗驻藏并扶持藏传佛教，1686年，和罗理借达赖喇嘛之言上书请赐牧地。和硕特部第二代王爷阿宝曾经奉其父和罗理之命，护送达赖喇嘛回西藏并统兵驻守西藏四年，将青海的甘珠尔经和宗喀巴佛像带回。阿宝入住定远营后将定远营内一座汉传佛教属寺三世佛殿改为藏传佛教寺庙并大力加以倡导——即延福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716年至1746年间在阿拉善地区传教三十年，期间曾到过定远营延福寺，这些交流活动大大促进了蒙藏的文化融合。清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在蒙古地区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扶植和利用，对藏族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乾隆认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民国时期阿拉善的藏传佛教寺庙已达40座，形成了以八大寺庙（包括延福寺）为主的阿拉善地区藏传佛教寺庙体系，定远营东郊的雅尔庙也是藏传佛教性质。阿拉善地区的各大寺庙广为流行“查玛”活动，是藏传佛教驱魔辟邪的一种宗教活动，反映了信徒祈求吉祥的愿望，意为凶煞的舞蹈，融合舞蹈、音乐、诗歌、美术的宗教艺术形式，具浓厚的艺术色彩，通过视觉感官传授佛教思想。延福寺山门前是举行“查玛”庆典活动（跳布踏）的广场。延福寺举行的吊唁和出殡仪式非常隆重，各大寺院的喇嘛都会来此念佛诵经。现存藏传佛教延福寺保留相对完好，建筑布局中将汉式寺院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改为藏式风格的大经堂，这样的布局手法常见于蒙族信仰藏传佛教地区（图16）。大经堂的平面更多体现藏式建筑特色，“回”字形的布置，提供了求佛转经的通道，是藏传佛教重要体现，同时底层至顶层的平面形式有较大变化。建筑造型为汉藏混合式，屋顶将传统的歇山顶与藏式平顶相结合，在细部处理上也体现藏式建筑特点。 4.5回族文化的体现 清乾隆年间最早一批的回族人来到定远营地区，是当时第三代王爷罗布藏多尔济随征新疆带回的哈萨克降卒，俗成“缠回”，归化后随旗人风俗，回教信仰不变。其余大部分回族人为周边宁夏地区来此从事商业活动回族人，逐渐定居于此。定远营的回族人主要集中在城南三道河沟地区。定远营还有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被称为“蒙古回回”或“缠头回回”，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的源流有三种说法：其一，据说元末明初西北地区蒙古族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从新疆迁徙到阿拉善地区宗教信仰不变；其二，第二代王爷阿宝康熙年从青海迁徙到西套时，带回了青海西宁的“蒙古回回”百余人；其三，第三代王罗卜藏多尔济征战新疆而带回了哈萨克族的降卒，他们与蒙古民族相处和睦，后加入蒙古部落成为蒙古人，但伊斯兰信仰不变。民国时期，最初的礼拜堂是在三道河商业区的万盛店中两个房间中。后建了伊斯兰教建筑两处，第一处是1929年在商号万盛店院内由回民集资修建“下寺”也称“老寺”，位于三道桥以南。1941年因伊斯兰教信仰的人口规模不断壮大和教派的区别，便在南梁顶东沿建设了第二处伊斯兰教建筑，称“上寺”或“新寺”。除了人口的流动因素外，行政上也曾两次隶属于宁夏：1376年明朝始置宁夏卫，控制范围包括定远营所在地区；1928年-1954年属宁夏省。相似的地理气候，也容易使两个地区的建筑形制相互借鉴，宁夏地区的建筑文化逐渐融入当地，主要体现在单体建筑形制上，定远营内的建筑大多厚墙、平顶、土坯材质、屋内布置有火炕，在民居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都是宁夏地区建筑的典型特点。 4.6西方文化的体现 1864年（同治三年）罗马教皇非法指定清朝的蒙古族地区为“圣母圣心会”教会的宗教传播范围，属天主教，这使得阿拉善地区天主教的势力迅速增大。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基督教牧师马衣山来到定远营传道。1926年瑞典人基督教牧师浦博爱及妻子李美玉来到定远营传教。1938年-1944年，定远营信仰基督教民众已有百余人。有记录可查的定远营的基督教建筑为牧师浦博爱及妻子李美玉1926年（民国15年）建造的福音堂。在民国时期“洋居风尚”盛行的大环境之下，蒙古王爷和福晋往来于北平与定远营之间带入了西方建筑文化。西方建筑文化因传入时间较短，城内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建筑风格主要体现在王府群落中改建、新建的建筑单体中。东路一进院的东西厢房的檐柱民国时期改建为欧式风格，柱子伸出屋面之上，柱头有装饰，材质为石材。1931年二进院的大殿正立面改建为以“延年益寿”为主题的欧式风格，立面三段式，青灰色砖石砌筑五个连续的半圆形拱券门，檐柱高出屋面，柱身有排水设施，拱券之上的山花纹样各不相同，有仙鹤、植物、仙鹿、宝瓶、莲花，立面写有“益寿延年”四个汉字。1943年末代王爷达理札雅兴建的新府邸建筑群落，现仅存的寝殿是一座集居住和办公功能为一体的建筑，无论是平面布局还是立面造型均具有浓厚的西方建筑文化色彩，这座寝宫仿照了京城中阿拉善王府中的一座二层建筑，因主客观原因只建了一层。材质为青灰色砖石，平面“凹”字形，突出部分为八角形，平面左右基本对称，中间南北向走廊贯穿，房间沿走廊东西两侧布置，四个直通室外出入口，主入口位于中轴线上，立面三段式，突出八角形部分为平屋面，设有排水构件，主体屋顶为悬山顶，中西合璧建筑风格。 5结语 在实地调研踏勘中发现，由于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不足及年代久远，定远营内的部分古建筑残损严重，希望各界投入科学力量和资金到定远营古建筑的保护中。定远营是一座有着丰厚建筑文化遗产的古城，但因地处西北边陲古镇，并没有得到外界太多的关注，希望本文能够让定远营被更多人所熟知。定远营建筑吸收了如此之多的文化：清朝礼制制度、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风俗习惯、汉族建筑文化的大统思想、回族文化、民国时期传入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这座西北边陲古城彼此融合、转化、补充，映射出和硕特地区特有的建筑文化理念。本文针对定远营古城保护发展中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未提及，希望古城的修缮与重建过程中能满足历史诉求的表达，并能促进古城持续长久的发展下去仍然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何更深入的研究古城历史建筑资源的保护，使得古城建筑历史价值得以保护和延续，仍待广大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王卓男 王敏 李志忠 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中冶地建设集团三河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室内设计的建筑文化分析 承袭中式传统，现代的中式家居风格仍然对住宅的细节装饰非常讲究。特别是面积相对较小的住宅中，甚至达到移步变景的效果。传统住宅所采用的建筑构件如砖雕、门墩和窗棂等，也常常被用作局部的装饰，从而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永恒之美。中式风格家居中，常常有各种不同的饰品被用作装饰点缀。这些饰品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砖雕、门墩和窗棂等，还包括式样繁多的布艺、装饰画、灯具以及绿色植物等。其中主体装饰物仍然是宫灯、紫砂陶和中国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饰品，在空间布局中能起到点睛之用。 相比于中式家居对文化韵味的一贯追求和复杂化的风格，西方的设计风格更加追求单纯的外形、鲜明的色彩和简明的造型。纯粹的西式设计风格在细节上的要求苛刻而严谨，例如在吊顶、天花板的描金设计，但是在造型和色彩上更加符合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要求，风格趋于金属化和简洁化。现代西式设计风格则显得随意而简单，例如在色彩的组合上，淡黄色的壁纸，纯西班牙式的蓝色、蛋黄色家具，搭配不同的材质如现代油画，旁边摆放古典雕塑或石膏像，这种无规则的搭配，能给人以随意的舒服感。纯粹的西式文化在中国的室内设计中的应用并不广泛，但是随着国际家居装饰潮流的发展趋于简洁化和金属化，富含丰富文化气息的中式风格也在渐渐融入简约的西式风格，体现出繁复华丽与精致简约的融合。 家居中的客厅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最好的经典场所。极富中国风的屏风摆放，配以新型沙发，加上中式传统木质家具，点缀埃及装饰；中式传统木质家具搭配现代风格的油彩，玻璃餐桌搭配中式木椅，设计风格别具一格，经过对色彩、形体、材质等各方面因素的深入推敲，精心布置，使室内构图丰富而和谐。西式壁炉，加上西班牙式的雕花处理，西式油画，在旁边摆放八仙桌，这样的中西式混搭是现在室内设计中较为流行的。在现代中式家居中，加入西式元素的处理方法，对墙面的运用较为抽象化，在边桌上摆放佛头，加上中式灯具的点缀，配合新式简约风格的沙发，加上茶几上的盆栽和杯具的配饰，整体给人以协调感。 可以说，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是现在较为流行的室内设计风格。总结目前国内室内设计的流行趋势，主要有三大主流，即以原木为特色的富有质朴感的自然主义，流露出高贵气质的贵族风范主义和低调简约的简洁主义，其中又以自然主义风格的运用为最多。自然主义所讲究的是纯朴的自然气息、追求返璞归真的感受，因而在家具的选择上主要采用松木、枫木等原木家具，能够给人以清丽的舒适感觉。此外，设计中体现古旧的质感以及大自然的沧桑感，也是自然主义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对配饰材质的选择上，通常纯天然的材质更受欢迎，例如麻、藤、草、木质的装饰品能最完美的体现自然的气息；在室内空间里会避免出现工业气息浓重的材质，对门窗材质的选择上会采用原木材质，这样能够与屋内的原木家具完美融合，产生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开关插座也可选用原木系列的材质，使室内每一个细节都能给人以纯天然气息。简洁的欧式风格加上中式品味的实用装饰能更好地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而且在设计的要求上也并十分严格，简欧风格只要求具有欧式装修的元素符号在设计中体现即可，例如欧式门、罗马柱的运用等。 中国室内设计的现状及问题在我国，由于商业目标驱动、经济预算的限制和行业干预等因素的制约，造成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的联系被阻断，室内设计师和建筑设计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再加上许多室内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一味地追求设计的个性化，不能有效的理解建筑设计师的意图和建筑作品的内涵，导致建筑风格和设计风格的严重脱节。然而建筑物整体的文化气质实际上是由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共同构成，建筑风格和设计风格的脱节会导致建筑风格的畸形，无论对于建筑设计还是室内设计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加强室内设计师与建筑设计师的交流。 建筑设计中的外部造型、内部空间划分、整体结构等，都为室内设计提供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更多的可能性。室内设计中的功能布局、空间氛围、家居装饰等则完善了建筑物的整体功能。 作者：杨柳 单位：广西华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图书馆建筑文化探讨 1图书馆建筑文化概述 1．1图书馆建筑文化图书馆建筑文化是指某一图书馆建筑所展现出的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建筑思想、理念和情感［4］，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1．2图书馆建筑文化的历史沿革古代西方图书馆建筑以三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最为著名，从零星的史料中可大致看出其建筑风格与神殿相似。中世纪以来，西方图书馆的建筑风格具有了明显的欧洲特色，并且以教堂、修道院、大学联系紧密，外观高大宏伟，体现出一种庄严神圣的建筑文化。以上两个时期的图书馆建筑具有封闭性［5］，而近代图书馆由于经历了从藏到用的思想的转变，图书馆建筑文化也随之向多元化、人性化发展［6］。国外著名的图书馆建筑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建筑也可称为藏书楼建筑，往往与宫殿、寺院、书院、私宅等建筑融为一体，建筑秉承传统儒家思想，内部结构方正，布局对称，体现的是一种沉稳、朴实、庄重和“天地人和”的建筑文化。从20世纪初中国出现公共图书馆开始，图书馆建筑也突破了藏书楼的模式，增加了阅览室等读者活动场所，藏阅并重。建筑风格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包容的建筑文化，又融合了西方开放人本的建筑文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开始，图书馆建筑发生重大变化。从封闭空间转变为开放的形态;从注重藏书到以人为本的建筑环境;从单一的建筑风格到营造富有文化艺术神韵的自由化、多样化氛围。代表性建筑有国家图书馆，深圳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7］。 1．3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也是与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一脉相承的。充分满足读者的需要，实现舒适便利的建筑环境成为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新理念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现有:人性化的建筑设计，先进的技术设施，多元化的建筑功能，新颖化、有特色的外形艺术。总之，现代图书馆建筑正在将审美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向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实用功能，外形与功能完美融合的方向发展。21世纪以来的图书馆新馆建筑在外观上更加新颖，功能上更加完备，代表性建筑有美国西雅图图书馆、德国赫顿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 2融合服务理念的图书馆建筑文化现状分析 笔者选取了两个2000年之后建成的图书馆予以分析。其中，上海浦东图书馆代表了目前中国图书馆的发达水平，陕西省图书馆能够代表西部省级图书馆的发展状态，前者采取网络调查，后者采取实地调查。通过这两个2000年后的新馆的情况，对其建筑文化中是否融入了服务理念，效果如何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2．1案例1———上海浦东图书馆 上海浦东图书馆秉承“以人为本，文化立馆”的服务理念，建筑文化呈现多元化、生态化、人性化的特点。首先，其建筑造型为“悬空大书柜”，内部采用“全开放、大开间、少间隔”的藏借阅一体化布局，装修风格为图书馆整体营造出“书山、浮云、栈桥、空中花园”的氛围［8］，力求将现代感与文化感相结合，体现多元化的建筑文化;其次，新馆的外部立柱采用清水混凝土结构，绿色环保，内部采用冰蓄冷技术节电制冷，双层呼吸式幕墙对流空气，体现生态性的建筑文化;而人性化的特点从整体布局到具体细节中都可见一斑，例如阅览区的大台阶造型，读者可坐在上面读书;扶手电梯、直达电梯，楼梯的合理安排，同时设有坡道，方便残疾人通行;还有读者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开关阅览桌上的小台灯。浦东图书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为了营造“书山”的文化氛围，书架设置过高，造成高层的书取阅困难。第二，连接三四楼借阅室的楼梯台阶有两种高度，中间落差低，两边落差大，且没有扶手，会造成老人、儿童的安全隐患。 2．2案例2———陕西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真诚服务读者”为服务理念的核心内容，力求传达出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的建筑文化。外观主色调为米色，楼群的顶、檐、柱等部位设计为唐代建筑造型以展现古风，半开敞的广场形态又给人以开放的现代感。同时，为了体现实用性和人文关怀性，图书馆将借阅区和辅助功能区(报告厅、多功能等)的入口通道与借阅区隔离，以防影响阅读环境。针对弱势群体，图书馆设置有残疾人专用坡型入口、残疾人专用电梯和卫生间、以及视障阅览室。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在观察中和与读者的交流中还发现了陕西省图书馆的一些缺陷。第一，主楼的借阅区只安排了楼梯和直达电梯，没有扶手电梯，并且直达电梯每层只有一个，等候时间长，老年人使用不便。第二，自习室的空间较小，几乎所有来省图自习的人都有排队抢座位的困扰，而且自习室与楼梯之间没有设置专门的通道，馆内人员走动、交谈、打电话严重影响其他人读书。第三，通风换气设施不够完善，馆内稍显闷热。 2．3案例综合分析 2．3．1对两馆的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2000年之后的图书馆新馆建筑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功能上都有了更人性化的特点，建筑文化中也有意识地融入了服务理念，主要表现在:(1)两馆在外观上都体现着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浦东图书馆凸显了海派文化的开放性、交融性、创造性的特点和都市应有的现代感，陕西省图书馆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进取特色。(2)两馆都注重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处处融入建筑中。全开架式的布局能够满足读者以用为主的需要;合理的功能分区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需求;另外，两馆都考虑到了弱势群体。从图书馆建筑的角度来说，陕西省图书馆与浦东图书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读者空间有些狭窄，不能与实际到馆的读者人数相称;楼梯、电梯等辅助设施安排过少等。这也反映出了现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图书馆建筑差距的主要原因，如资金的限制，观念的落后，政策的差异等。 2．3．2存在问题 从以上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现代图书馆建筑在融合服务理念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1)建筑文化中虽然已经融入了一些服务理念，但只局限于建筑设计中，并且大多数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图书馆学读者服务的角度出发。(2)建筑文化只关注了审美性和艺术性，没有考虑到实用性，或者说是在审美性与实用性发生冲突时舍弃了实用性，造成图书馆建筑的“只求奢华，不求实用”。 3将服务理念融入图书馆建筑文化的实现方式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要将服务理念很好的融入到图书馆建筑文化中，需要在图书馆建筑的选址、外观、布局、环境等方面都体现到。 3．1图书馆建筑选址———人文关怀的服务理念 图书馆在建造之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选址的问题。图书馆的地理位置选择除了要根据各地的总体规划和实际情况进行考虑外，人文关怀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着力点。以公共图书馆为例，首先，便利读者的原则使得图书馆要选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其次，为了保证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不能将图书馆建在嘈杂的中心闹市区。所以通常公共图书馆都会建在城市中心的相对安静区，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建在紫竹园公园的旁边，日本的东京都立图书馆也选择闹市中的公园边作为馆址。 3．2图书馆建筑外观———开放包容的服务理念 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通常都包括着开放、包容、人文的精神，人们在关注某一图书馆时，首先就是通过外观造型来体会出图书馆建筑的文化内涵的。图书馆建筑的外观传达的不仅是一种美妙的神韵，而且体现着文化内涵和服务理念。现代图书馆理念认为:图书馆是向人民群众传播知识和先进文化的集散地，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的、包容的、综合的文化信息中心［9］。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10］，图书馆外观设计的理念在给人以美观享受的同时，还体现出一种包容、平等的文化思想内涵，使人看到它就能感受到一种亲和力，一种亲近感，让人觉得那就应该是天堂的感觉。例如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主体建筑为圆形，整个倾斜的圆面暗示了古埃及传统神话中太阳升起的形象，同时表达出的是图书馆开放迎接读者的理念［11］。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老馆建筑外观具有民族风格，显示的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及国家的气魄。新馆追求的是历史文化的现代演绎。外观造型的三部分分别寓意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未来［12］。 3．3图书馆建筑布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3．3．1空间布局 在现代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的影响下，藏借阅一体化的大开间布局是图书馆的主流布局方式。图书馆倡导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利用信息资源的权利，相应地采用最大限度的开放空间，并且各阅览室之间相互贯通，给读者营造一种开放、平等的氛围。 3．3．2功能区设置 图书馆建筑是功能复杂、内容繁多的一种公共文化建筑，要把不同对象、不同类型的阅览室及房间有机的组合成一个整体，达到方便灵活的效果，就要求在设计时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现代图书馆在功能区的建筑设计中秉承的是灵活、便利、适应的建筑文化，这恰好符合读者阅览服务的“一切方便读者”、“读者需求至上”的理念，具体表现为:阅览就近面向读者，书库靠后;节省读者的时间，使其能方便快速的到达所需位置;公共活动区域与读者区分开以保证安静的阅读环境等。 3．3．3弱势群体 随着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图书馆在为弱势群体提供特殊服务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体现了图书馆的人文关怀。所谓图书馆的人文关怀主要是指对读者自身存在和发展中所遇到的文化知识需求和精神心理问题的关注、探索、指点和解答，为读者的文献需求提供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的读书环境［13］。而图书馆为弱势群体设置专门的阅览室，配备残疾人专用通道、电梯甚至卫生间等措施也同时反映出了图书馆建筑文化的人文性。 3．4图书馆建筑环境———绿色环保的人性化服务理念 图书馆是公益性机构，在建筑文化中引进绿色生态理念显得更为重要。在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的今天，建筑学也越来越注重建筑物的环保生态特征。图书馆建筑作为文化建筑的范畴，也必然要关注并施行绿色的建筑文化，追求低碳节能的建筑理念。从服务角度来说，绿色环保也正是人性化服务理念的体现。首先，充分利用新能源是保证环保和节能的一个有效的方法。目前应用于图书馆建筑中的新能源主要有太阳能和地热能。其次，崇尚自然的通风和采光体现了节能环保的理念。风能是一种可再生的，取之不尽的能源，因此图书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充分地利用自然通风，一方面可以节约空调等设备的能耗，另一方面更能使读者处于更为舒适的通风环境中。此外，图书馆的光线应该要达到最适合人眼读书的限度，既不能过暗也不能过亮。因此在图书馆的光线处理中，要合理调整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的比例，在开架阅览区可以自然采光为主，一些要求较高的特藏区采用人工照明，并要按照实际情况灵活作出调整［14］。这些不仅为图书馆减少了能耗，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实现了绿色环保的建筑理念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的统一。在细节方面，摆放在馆内的绿色植物会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也为读者营造出一种亲近自然的氛围，使图书馆建筑更加低碳节能［15］。 3．5注意的问题 图书馆事业是公共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建筑的好坏与资金投入的多少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建筑外形美观，内部实用，而落后地区的图书馆连基本的购书经费都不够，更不用说是在建筑上投入多少了。因此，要使一座图书馆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融入服务理念的建筑文化，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并不是说资金是保证优秀建筑文化的唯一因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座座新的图书馆建筑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学校、乃至国家的标志性建筑物。我国自21世纪以来，凡是新建成的图书馆，其建筑无一不是高大宏伟的，省级图书馆建筑面积都在2万平方米以上，高校系统、科研系统、军队系统也纷纷投建新馆［16］。各类新建的图书馆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大”。“大图书馆”很气派，可读者使用时却会发出种种抱怨，如交通不便，在馆内查书、看书、借书费时费力等。相比之下，美国哈佛的图书馆建筑虽然不高，但它们散布在学校之中，学生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很容易就能找到想去的图书馆，十分方便。哈佛大学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图书馆精神，即与哈佛大学精神一脉相承的“追求真理，独立思想，注重人文”［17］。由此可见，图书馆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服务理念，才能被读者接受。 4结语 图书馆建筑文化包含着多种内涵，它彰显着时代气息，体现着地域特色，更显示着民族品质。这些内容通常是先通过建筑的外观造型、内部布局装修等静态因素展现的。而要深入地体会这种建筑文化，还要借助于动态的服务理念。现代图书馆所孜孜追求的以人为本、读者至上、多样化等服务理念的实行，都会推动图书馆服务的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这些关注人、关注服务的理念，才能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建筑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它要通过人们内心的感受去发掘。图书馆不能成为一座仅被称为“图书馆”的建筑，图书馆必须具备它特有的建筑文化，才算拥有了活的灵魂，才能成为读者满意、社会认可的图书馆。 作者：李曦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谈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 儒释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实践上又有一定区别:儒家将三纲五常思想契入到建筑理念当中，特别是用纲常思想严格规范和约束宗祠建筑;佛教则把慈悲友善意识灌注到殿宇建筑之中，注重以轮回教义掌控和规制大大小小的佛寺;道家将地阔方圆的宇宙观和返璞归真的自然观融入建筑理念，强调建筑物我一体、主客无间、臻于化境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道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易经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较为深远和广泛，时至今日风水意识(术语为堪舆之术)无论在乡村还是在都市还在或隐或显地左右着建筑发展。过去我们一直都把风水意识作为封建迷信加以挞伐和批判，但是堪舆之术的确含纳着浓郁的天人合一意识，不仅不应加以否定甚至应当通过堪舆之术来彰显现代建筑天人合一的主题。在一个社会结构处于超稳定的文化环境里，无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都把人本意识、自然意识和和谐意识熔铸在建筑中，使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时间里律动着天地人相融相洽、同质同构的基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建筑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协调，凸显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的集聚性、层级性和教化性，强调建筑氤氲着以纲常为统领的伦理道德;二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契合，讲究以家庭院落为基点，街坊邻里为载体，社区地域为依托的社会网络系统;三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倡导外在屋顶、斗拱、柱廊与典籍、诗文、书画的巧妙融汇、虚实相生。总之，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表现，是民族人文传统的物化表征。尽管历经无数次社会变革动荡，经过多个封建王朝轮换交替，建筑活动和建筑风貌均未发生实质性调整和根本性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塑造的建筑审美观念渐趋嬗变为一个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封闭体。 一、近代以前中西建筑文化的初步交融 历史并不总是只向人们呈现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进与保守等正反两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长中推进的，是在诸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量的交织重叠中前行的。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不自觉地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建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途径澳门抵达中国广东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庆，并于次年在肇庆建造了我国境内第一所教堂［2］，西方建筑文化从此在中国粉墨登场。从明季万历年间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持续地产生影响。这期间除了传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诸多教堂、钟楼、天象台等西方建筑外，还对中国传统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西方造景手法在当时扬州园林设计和构建中的具体运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园的布景技巧;《红楼梦》描写刘姥姥在贾宝玉卧室中见到一面大镜子，这面镜子是纯正西方建筑的室内装饰用品。另外，在天津、广州、扬州、武汉等开埠较早的一些城市，西方建筑风格逐渐在当地商铺和民居上落脚驻足，成为一些开明士绅追求的房屋式样。这期间个别封建皇帝也开始接受和认可西方建筑文化，允许甚至支持传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乾隆启用王致诚、郎世宁等传教士建造的圆明园［3］，其中长春园中的一组西洋楼全部借鉴了欧洲宫廷建筑风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国洛可可式建筑有机结合体。这组西式建筑包括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三套大型喷泉和十几个庭园，这些单体建筑的柱式、檐口、基座、门窗、扶手、平台、台阶、雕刻等均由传教士亲自设计并监督工匠施工，这一建筑群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相反，体现出轴线控制的特点和均齐对称的特征。由于明清两代皇帝以上邦天朝大国自居，对传教士从事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既适度支持又严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段内并未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太大影响，仅仅停留在局部领域和表象层面，在当时国人眼中，西方建筑与利马窦跨洋越海带来的自鸣钟毫无二致，被纳入“奇技淫巧”的范畴，只能作为欣赏和把玩的对象而已，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而西方人则处于被动拘谨的尴尬处境。 二、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态一样，其演进的基本轨迹是从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经过与别样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受思想观念闭隘、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单一、观察世界的视角视野狭仄等因素的羁绊和束缚，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交流融汇几乎不可能，各国家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对独立地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与范围不断拓宽的全球性交往和交换市场的确立，开辟了各个国家建筑文化相互交流交汇的崭新时代。这种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有时是借助和平和平等的方式进行的，有时则是通过野蛮的武力征服和强硬的殖民统治来实现的，近代中国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无疑是后一条道路。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国，建筑文化仍沿袭旧时规范，西方建筑在彼时的中国仅为新异之物，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尚未从根本受到侵袭和损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土地的分割和占领，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传入中国，西方建筑文化大举进入且安营扎寨逐步改变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撑天下的局面，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审美观念的有力挑战和巨大冲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建筑领域的新要求以及顺应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设计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方面进行接轨和融合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求稳不同，西方传统建筑文化是在求变中演进的，无论建筑式样、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手法都在不断地调整着变换着更新着。从2500多年前古希腊雅典卫城上建构起的第一批神庙开始，期间经历了古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发展阶段，西方建筑“修正古代的规则，并且创造新的规则”，呈现出以人性化神本化为旨归的多种形态。西方这种体现宗教神灵精神和“出世”思想的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的浸润、渗透和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貌，使中国近现代建筑向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繁复图景靠拢和转换。如前所述，最早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传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天主或基督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传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是传教士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传经布道的场所就是神圣肃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应该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时，由西方传教会出资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顺治、康熙时期对建造教堂比较宽容，雍正皇帝君临天下后立即颁布“教禁令”，已经建造完毕的教堂被关闭停用，后来个别教堂被官府和民间弃绝和焚毁。鸦片战争结束后，摄于英、法、德等国的威逼和胁迫，满清政府不得不对雍正颁发的“教禁令”予以废除，京内外被关停废弃的教堂重新发还教会，以此为发轫和肇端，各种各式的西方教堂开始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仅1843年一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建造了6座教堂［4］。由于这些教堂绝大部分为西方教会组织或神职人员出资修建，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堂几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样为主，而最为流行的当属哥特式风格。神学美学认为，哥特式教堂是上帝的居所，将人在俗世间对上帝的尊奉和向往，变成基督对人显示其存在的特定场域。特别是直刺云天的塔尖把内蕴丰赡外观壮美的教堂嵌入天地之间，犹如自然界一片幽谧的森林，为笃诚虔敬的心灵埋下信仰的种子。在中国较早出现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当属1910年由英国建筑师W．M．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教堂;而于此前的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库教堂，虽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国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均为中国人，但教堂建筑风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该教堂的规模不如徐家汇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是如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如果说教堂建筑彰显的是纯粹西方建筑文化，那么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的其他方面的西方建筑则包蕴或多或少的中国建筑文化元素，不仅富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而且呈示着中西合璧的意蕴。换言之，尽管教堂在中国出现得较早而且数量较多，但其毕竟只是扮演着心灵寓所和精神港湾的虚妄角色，对中国馋涎欲滴的西方列强们绝不甘于在用船坚利炮打开大门的古老东方国度里建造若干谋虚逐妄的教堂，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窃取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和财富，充填殖民者无比贪婪的胃口，因而这一时期比教堂规模更大、比教堂数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与兴办实业搭界的商业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东陆家嘴路的陈桂春商行是一个综合中西建筑文化优长的复合性折中式建筑，该商行是一座四进三院的宅邸，院内空间格局呈方块型，轴线对称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属于典型的中国式院落。但正房两端的开间采用西式风格，如天花板、地板、卫生间、百叶门都吸纳了西方装饰手法，两侧厢房镶嵌的是中式格子窗，而居中一间空廊的两根木柱采用柯林斯柱头加以装饰，与中式格子窗相映成趣，达到中西建筑艺术水乳交融的奇妙效果。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宾馆，建筑的立面处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通过对门窗、阳台、女儿墙和室内穹顶的设计装饰体现出“新艺术”风格。而对阳台和女儿墙的设计则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特别是女儿墙以砖砌体为主，以柔软、灵动的曲线勾勒出极具气势与动感的造型，整个建筑仿佛具有鲜活的不竭的生命力。行政建筑在我国历史悠久、积脉深厚，历朝历代不同级别的行政官员都有自己的办公用房———衙府官邸。这些衙府官邸的建筑布局都是模式化的平房院落式，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鸦片战争已降，西方建筑多层式样的引进使中国一些城市开始发展多层楼房院落式的行政建筑，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建造将西方建筑特色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行政建筑。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美国人CharlesDavisJameson设计建造了外务部迎宾馆，该宾馆大门建筑采用西式拱形风格，但大门外两侧摆放了两个硕大石狮，两旁毗连的也是中式琉璃瓦红墙，整个建筑俨然是一座西方式的中国衙门。 如果对建筑最初功能进行追本溯源，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建筑还是西方建筑都是供人类居住的场所，是人们遮风挡雨、休憩饮食的场地。中国进入近现代后，社会生活结构和人们生存方式发生很多变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民居交汇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结构，这方面以清朝咸丰年间我国近代城市建筑发展中出现的里弄式民宅为显著标志。里弄式民宅尽管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有其踪影，但最集中的城市当属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诞生于19世纪初，其最初形态就是模仿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居民对安全需求的日趋强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砖木立帖结构的石库门民宅所取代。这种里弄式民宅属于单体建筑，其平面结构虽然继承了中国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点，并兼具中国江南传统民居的优长，但在整体布局上仍然借鉴西方联排式建筑式样，所以，从外貌特征对其审视应是西洋建筑，从综合效能对其衡量应是中西联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石库门住宅在上海又出现新的升级版，即建筑材料由砖木混合改为单纯的石砖，同时在建筑体外立面上增添了阳台，安全系数和整体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内部仍保持欧洲联排式条状住宅格调，门面装饰也赋予更浓郁的西洋化风格;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石库门住宅再次演变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谋求商业利益成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义。这一时期的里弄民宅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就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现上海兴业路76号石库门。 三、进入现代后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主动吸纳 从文化学的视野来打量，西方建筑文化植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理性和上帝是西方人的两大精神支柱，其中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尤为重要，它不仅哺育了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支撑着整个西方现代文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主导型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不仅直接构成西方建筑文化的内在机理，而且成为西方建筑艺术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主动吸纳的文化诱因［5］。如果说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列强欺凌、殖民统治的结果，那么辛亥革命特别是“”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开始步入现代史轨道，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渴求和时展的需要，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的借鉴采纳开始持积极主动的姿态，于是乎20世纪20年代之后西方建筑活动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迅速铺展开来，仅仅十几年时间内众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西方建筑在中国被建造出来，其中包括一些以人本主义精神和现代科学技术为内核的现代建筑，以此为转折点，中西建筑文化开始了实质性的融合，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硬件方面，新型建筑材料———钢材、水泥和钢筋混凝土等纯金属材质被大量进口并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使中国近代建筑开始向现代建筑转轨变形;表现在软件方面，中国建筑工匠们“师夷长技”，自觉学习掌握西方建筑的理念、手法和技巧，主动接受相关专业训练，提高建造西式建筑的本领。在软硬件双重作用下，现代西方建筑由近代的崭露头角演化为现代的大放异彩，具体表现就是在大城市中砖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日渐让位于钢筋混凝土的西式建筑，不断增高的高楼大厦逐步取代平房化的院落空间，快捷舒适的室内设施逐渐淘汰机械手动的设备。例如，1932年由中国商人顾联承建造的上海的百乐门舞厅和1928年由中国商人高永清与美国人亚伯特•华纳建造的大光明电影院，不仅采用当时最新型的现代建筑材料，而且体内装修及设施也全部使用西方先进的模式与技术，二者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建筑的新潮。文化的发展不能用逻辑来判断和推测，有时要被政治事件和社会动荡所打断和阻隔。就在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开始全面影响中国建筑领域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为期八年的抗战战争和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西方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甚至扭曲畸变。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便沦落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在这块日顽铁蹄践踏蹂躏的土地上，经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进行了有限度的建设，尤其是在作为伪满“新京”的长春，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伪皇宫和伪满“国务院”，将西方古典建筑符号，东洋帝冠式屋顶和中国古代牌坊等因素进行杂糅组合，建成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殖民建筑，是中国被屈辱遭奴役的历史见证。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中国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文化力量被迫向西南撤退和转移，导致川、滇、黔等西南各省特别是作为陪都的重庆人口数量激增，人口的增加必然引发对居所的需求，产生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在所难免。但受经济拮据、资金紧张、临时避难、躲避空袭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重庆、贵阳、桂林、成都和昆明等城市建设的办公建筑和民居建筑大都结构单调、材质单一、风格雷同、设施简陋，除了极少数为西方现代建筑，绝大多数又回归中国传统建筑，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之路陷入困境。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动员辖区所有资源和力量用于保障战事，建筑发展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很多优秀的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毁于炮火，中国近现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如同“过山车”一样，在坎坷曲折的路途中踟蹰而行。 简要回顾和概括总结近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历程和整合成效，对于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具有很大启发:无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于文化消费时代具有多大价值，那都将是我们在未来的文化消费时代中才去思考的问题，而在当下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切不可过分看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建构城镇化的意义，而应当更多地看到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拒斥力。换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更紧迫地要求我们不能再用固执的道德尺度和浓重的历史情结，企图超越历史阶段地扬弃城镇化的一切弊端而沉浸于对其成果的享受中。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席天卷地的当今时代，我们应该以包容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心态对待和接纳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一切先进文化，正确处理好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关系，既要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优秀质素，又要摒弃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不良因子，最大限度地将二者统一于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 作者：徐群英 单位：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与人文系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遗产价值思考 对建筑文化遗产内涵的界定本身便突出了它所具有的价值属性。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站在全球高度理解文化遗产，因而极为强调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在本国范围内，也只有那些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建筑遗产才值得保护，才具有保护的理由与合法性。“一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史，其实也是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史。”[3]对于建筑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是长期以来人类建筑保护历史进程演变的结果，是各种价值观念不断变迁与相互较量的结果。在神学性思维支配的古代社会以及中世纪，建筑遗产的价值主要与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崇拜和教谕功能、传递宗教记忆相关联，受到保护与修缮的建筑遗产往往是那些视作神圣的遗物或神的居所之类的建筑遗产。而且，由于人们重视的是建筑遗产的精神膜拜价值而非完整的物质实体形态，因而建筑遗产即便成为废墟，仍是“形散而神不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对建筑遗产价值的认识方面，作为揭开现代欧洲历史序幕的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一种重要的转变。这一时期除了给予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外，尤为重要的是，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视历史的演变为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认为“现代”是过去各个时代进步累积的结果，于是人们重新开始欣赏古代的优秀遗产，这为遗产保护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16至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由传统社会的神学性思维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理性思维，开始用多种价值观来衡量前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并逐步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与文化遗产的概念。在此背景下，许多有关建筑遗产的价值观念都要受到理性逻辑的考察，不再纯粹基于一种美学上的价值，获取有关详尽的历史事实变成了价值追寻的目标，历史性建筑的修复开始被视为一种科学活动。从此，“对建筑遗产文献价值、史料价值的推崇从19世纪末开始占据了建筑遗产保护的舞台，而且至今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具有历史证言性质的建筑遗产才是值得保护的，而且保护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历史证言的真实性，故此，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将建筑遗产‘木乃伊化’、‘标本化’。”[4]强调遗产历史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的价值观，经过不断的细化与完善，得到1964年通过的作为建筑遗产保护公认的纲领性文件——《威尼斯宪章》的贯彻，强调传递原真性的全部信息为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职责。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宪章》（简称《巴拉宪章》），则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引领世界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价值观转向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近几十年，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遗产价值观念的变化，建筑遗产保护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展，对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观与哲学基础的讨论也颇为活跃。 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界专家尤嘎•尤基莱托（JukkaJokilehto）说：“现代遗产保护中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问题，价值的概念本身就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5]虽然每个时代对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要素、价值类型的强调各有侧重，但总的说来建筑文化遗产呈现出多重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尤其是当代国际遗产界对遗产价值认识已有了多方面扩展，则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而言，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价值要素 遗产的本义是指已经过世的前人留给后人的东西，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从这一基本意义上看，以时间性要素为前提的历史价值是遗产固有的“存在价值”，时间属性对于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是构成建筑文化遗产衍生价值的重要变量。“只有历经几个世纪沧桑之变，熏黑的横梁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之后，这个古迹才会令人肃然起敬。”[6]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édeChateaubriand）说的这句话不无道理。建筑遗产的历史价值相比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独特性在于它可以通过实体形态直观地呈现和展示曾经流逝的岁月印记，以延续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并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没有物质性表征的记忆往往是抽象的，建筑遗产作为存储和见证历史的具象符号，藉由时间向度的历史叙述，突显了建筑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集体记忆功能。对此，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曾感叹，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和活的民族所写的及纯洁的大理石所承载的相比，历史是多么冷酷，一切图像又是多么毫无生气！——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记录！”[7]《威尼斯宪章》开篇也说：“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历史活的见证。”[8]在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中，与历史价值紧密相关的一个价值要素，是所谓“年代价值”或“岁月价值”（agevalue）。明确提出“年代价值”概念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李格尔（AloisRiegl）。他在《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TheModernCultofMonuments:ItsCharacterandItsOrigin）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文物的多重价值要素。他首先将文物的价值要素划分为两大类型：即纪念性价值与现今的价值（present-dayvalues）。其中，纪念性价值包括历史价值、年代价值和有意的纪念价值。李格尔认为，研究纪念性价值，必须从年代价值着手，而“一件文物的年代外观立即就透露出了它的年代价值”，“年代价值要求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它不完整，残缺不全，它的形状与色彩已分化，这些确立了年代价值和现代新的人造物的特性之间的对立。[9]关于文物的历史价值（historicalvalue），李格尔认为，它“产生于某一领域中文物所代表的人类活动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件文物原先的状态越是真实可信地保存下来，它的历史价值就越大：解体与衰败损害着它的历史价值。”[10]由此可见，年代价值主要来自建筑遗产上的岁月痕迹，是时间流逝所衍生的一种价值，本质上是审美性的情感价值，“年代的痕迹，作为必然支配着所有人工制品之自由规律的证明，深深打动着我们”，[11]不需要联系建筑遗产本身的历史重要性、真实性来衡量。但是，对历史价值的判断，则要求其能够真实可信地代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瞬间或历史阶段，尤其是强调其所体现的历史真实性。 2艺术价值要素 几乎在所有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国际宪章、法规和相关文件中，除了遗产的历史价值，被反复强调的一个价值要素便是艺术价值。1890年意大利罗马成立了文物古迹艺术委员会，该协会将文物古迹定义为：“任何建筑物，无论是公共财产或私有财产，无论始建于任何时代；或者任何遗址，只要它具有明显的重要艺术特征，或存储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就属于古迹范畴。”[12]1931年《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第三条强调提升文物古迹的美学意义，《威尼斯宪章》第三条则指出：“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13]艺术价值如同历史价值一样，是遗产的核心价值，对于判定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至关重要。无论从艺术起源的角度，还是艺术功能的角度，建筑确凿无疑的是一种艺术的类型，而且它在“艺术大家庭”中还扮演着不同凡响的角色。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各门艺术的体系之中首先挑选建筑来讨论，这就不仅因为建筑按照它的概念（本质）就理应首先讨论，而且也因为就存在或出现的次第来说，建筑也是一门最早的艺术。”[14]作为一种艺术的建筑，具有艺术价值，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建筑遗产保护中所指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指遗产本身的品质特性是否呈现一种明显的、重要的艺术特征，即能够充分利用一定时期的艺术规律，较为典型反映一定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并且在艺术效果上具有一定的审美感染力。奥地利学者B•弗拉德列教授认为，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包括三个方面：即艺术历史的价值（最初形态的概念、最初形态的复原等）、艺术质量价值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包括古迹自身建筑形态的直接作用与古迹相关的艺术作品的间接作用。）[15]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与艺术价值要素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的美学价值或审美价值（aestheticvalue）。作为一种造型艺术的建筑，往往会通过点、线、色、形等形式元素以及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结构法则，使人产生美感，并使建筑达到或崇高、或壮美、或庄严、或宁静、或优雅的审美质量，这便是建筑所体现出的美学价值。尤其要强调的是，理解建筑遗产的美学价值不能将建筑遗产从其现实环境中孤立出来，还应考虑其周围的环境与氛围，只有两者和谐时，才能共同呈现出更大的美学价值。艾伦•卡尔松（AllenCarison）说：“对每座建筑、每种城市风景或景观，我们都必须根据存在于建筑物内部以及该建筑物与其更大环境之间的功能适应关系欣赏，不能做到这一点，便会失去许多审美趣味与价值。”[16]实际上，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在当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艺术特征和审美问题。从广义上看，建筑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建筑艺术价值的范畴。 3科学价值要素 科学价值如同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一样，是有关建筑遗产保护的宪章、准则和相关文件中普遍强调的重要价值要素。1931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不仅重视提升文物的美学意义，也强调了保护历史性纪念物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我国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也一向重视遗产的科学价值。2000年通过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三条明确指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所谓科学价值，主要指建筑遗产中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同时代的建筑遗产一定程度上代表并体现着当时那个时代的技术理念、建造方式、结构技术、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进而反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成为人们了解与认识建筑科学与技术史的物质见证，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被誉为我国国宝建筑的晋祠圣母殿，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建筑构造方法是宋代建筑的典型范例，保存了宋代建筑技术中“柱升起”、“柱侧脚”和“减柱法”等建筑技法，对于研究我国宋代建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其实，从更广的视角看，建筑遗产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过是建筑遗产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的一部分，对遗产科学价值的理解必须联系其历史价值，因而科学价值实质上是历史价值的一种具体表现。 4文化教育价值要素 文化价值本身是一个极为综合的概念，我们以上所阐述的三种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是文化价值的不同体现。1987年颁布的《 世界文化遗产公约 的实施守则》中，提出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四要点，即原真性、情感价值、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包括文献的、历史的、考古的、古老和珍稀的、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审美的、建筑艺术的、城市景观的、地景的和生态学的、科学的等九个方面。[17]笔者这里所指的“文化教育价值”，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概念，主要指的是建筑遗产所提供给人们在文化方面的自豪感、社会教化价值、文化象征与文化叙事等方面的价值要素，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建筑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无言的教化者”，尤其是在营造独特的教育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其他建筑类型，文化景观类建筑遗产所储存的文化信息量更为丰富，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伦理的、美学的无所不包。而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景观类建筑中，纪念性建筑遗产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教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尤其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直观的物质环境。因此，《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宪章》中说“建筑遗产在教育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非言过其实。同时，建筑遗产还如同一本“立体的书”，是以空间为对象的特定文化活动，叙事在建筑艺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象征手段和空间元素的媒介，建筑叙事把诸多文化形象与精神观念表现在人们面前，从而让建筑遗产能发挥“载道”和“言志”的文化教育价值。 5经济价值要素 以上所述的建筑遗产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若按照戴维•思罗斯比（DavidThrosby）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可统称为遗产的绝对价值或内在价值（ intrinsicvalue），即它们独立于任何买卖交换关系，是建筑遗产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的或可以重现的价值要素。[18]将遗产的文化价值要素看成一种内在价值，显示了文化价值自身固有的重要性，或者更简单说它自身就是价值，不需要与其他价值的联系或促进其他价值的生成而显示其重要性。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或者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从而将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economicvalue）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要素，荷兰学者瑞基格洛克（E.C.M.Ruijgrok）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即居住舒适价值（housingcomfortvalue）、娱乐休闲价值（recreationvalue）和遗赠价值（bequestvalue）。[19]而埃及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伊斯迈尔•萨瓦格丁（IsmailSerageldin）则进行更为细致的界定。他将遗产总的经济价值划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而在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之间还存在一个选择价值（OptionValue）[20]。萨瓦格丁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要素的理解颇为宽泛，不仅包括由遗产之使用而直接产生或间接产生的收益，如居住、商业、旅游、休闲、娱乐等直接收益和社区形象、环境质量、美学质量等间接效益，以及未来的直接或间接收益，还涵盖了存在价值、遗赠价值等非使用价值。其实，严格说来，萨瓦格丁所说的使用价值中的间接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实际上属于遗产的文化价值，而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应指其直接的使用价值。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本质上是一种衍生性价值，换句话说，它本身并不是自身所固有的非依赖性价值，只有当遗产存在文化价值时，才能衍生其经济价值，例如旅游经济价值。 6结语 价值要素的共同考虑与区别对待建筑文化遗产具有多层次的综合价值，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即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厘清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陈志华所说：“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建筑，就因为它们有多方面的价值，保护文物建筑，当然就是要保护这些方面的综合价值。文物建筑保护的其他一切原则，都是从这里派生而来。”[21]需要强调的是，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并非文化价值要素与经济价值要素简单加和。在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对各种价值要素要共同考虑，但又要区别对待。所谓共同考虑，即综合分析建筑遗产保护中的各种价值要素，既不把某些价值要素事先排除在外，也不认为存在强制性的理由来保护某些价值要素。所谓区别对待，指的是在多层次的价值要素中，应确定建筑遗产价值要素的优先序列，给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别的权重。一般而言，遗产的内在价值优先于其外在价值，文化价值优先于经济价值。因此，当地方政府与遗产经营者追求遗产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与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相冲突时，就应让位于文化价值的保护与提升。因为，从根本上说，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不仅是内在价值，而且也具有手段性作用，经济价值本质上是文化价值的衍生物，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总之，通过分析与阐述建筑文化遗产所具有多重价值及其构成要素，有利于阐明其多维本质，更透彻理解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正如戴维•思罗斯比所说：“如果这种方法（厘清文化价值概念的方法，引者注）至少提供了对文化价值构成要素的更加清楚的认识，那么它就为实际运用文化价值概念带来了前进的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其相对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可以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撑。” 作者：秦红岭 单位：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建筑文化论文:地方建筑文化特点与价值 一、辽南京城的建筑文化是对唐五代幽州的继承 辽代实行南北分治的政策，“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在汉族人为主的南京地区，辽地方行政制度与唐及北宋初期制度基本相同。北宋使臣路振曾在《乘轺录》中记载当时的辽南京：“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南京城的平面布局沿用了原幽州城的布局，仍然是内外两重城墙，内城亦称子城位于外城（或称罗城）的西南角。1012年，王曾出使辽国，在其《上契丹事》中称：“度卢沟河，六十里到幽州，伪号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南京城的城墙也是基本使用原有基址，只是把一些城墙重加修筑，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北宋使臣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了辽代末年南京城，“楼壁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这些都说明了辽南京承续唐、五代幽州城之旧，“城市结构并未改变，仍以十字大街为骨架，固守州城里坊制格局，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性”。 二、政治中心特色的建筑文化不断突出 在继承幽州城市建筑文化的同时，辽南京城市建筑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发展。作为陪都，南京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体现在建筑文化方面首先是代表专制皇权的宫殿区的出现和各种府邸建筑的增加。与幽州相比，南京城代表皇权的宫城的出现，使其建筑文化中出现了比较浓厚的宫廷文化内容。虽然在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过程中，幽州也曾出现一些模仿宫廷的建筑。如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以范阳为东都，复其百姓终身，署其城东隅私第为潜龙宫。其第本造为同罗馆，前后十余院，门观宏壮，闱阃幽深，土木之瑰奇，黝垩之雕饰，僭拟宫室”。[7]但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的宫殿区。随着陪都地位的确定，契丹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幽州的原有建筑，另一方面也多有兴筑。例如，辽重熙五年（1036年），曾“诏修南京宫阙府署”。[8]此次修缮的对象，既有皇宫衙署，还包括一些寺庙。主持修缮工作的辽南院史兼检校太尉韩栒的墓志称“：重熙五年，在燕京也。备清跸之来临，奚翠华之降幸。葺修宫掖，仰期饮镐。崇饰祠寺，企望问峒。举扬百司，支遣万计。”[9]从中可见工程内容之多和工期之紧。经过不断经营，形成规模较大的包括宫殿区和园林区的宫城。辽南京的宫城，又称内城、皇城，是在原幽州城的子城基础上改造和扩建而成的，位置仍在城市的西南角。宫城辟有4门，西为显西门，南为丹凤门，东为宣和门，北为子北门。入丹凤门后，其北尚有两道门。《辽史•地理志》称：“内门（殿门）曰宣教……外三门（宫门）曰南端、左掖、右掖”。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南端门为启夏门，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宫城之中的宫殿区的位置偏于子城东部，并向南突出到子城的城墙以外。宫城中有元和殿、昭庆殿、便殿、内殿、嘉宁殿、弘政殿、紫宸殿等，还有供奉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御像的两座御容殿。宫城内西南角建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子城西侧为瑶池宫苑区。宫苑规模较大，瑶池中有小岛瑶屿，上有瑶池殿，池旁建有皇亲宅邸。此外，辽南京还有大量的衙署机构及贵族府邸。作为五京之一，城市的性质虽保持了原来的军事重镇和商业中心的职能，但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日益显现。辽代在南京既沿用旧制，又增设了不少机构。“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10]此外，南京城内及近郊还有永平馆、于越王廨、城南亭、孙侯馆等招待外国使节的场所。众多的军事、行政、财政衙署和各种专门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以及亲王、公主以及勋贵的府邸，构成了与汉唐以来不同的城市建筑特色，从而初步具备了京师的功能。 三、代表少数民族风格的建筑文化特征显著 辽南京建筑文化在承袭汉制的同时，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与习俗。辽代统治者虽然在不少方面学习、吸收汉民族的的文化，但对于一些契丹的传统还是坚守的。“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虽参用汉法，而先世奇首、遥辇之制尚多存者。子孙相继，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11]在建筑方面，南京城中出现了球场、凉殿、燕角楼、内果园、湖泊等供契丹帝王贵族娱乐休闲的场所，城外还建有为数众多的供帝王避暑和渔猎的苑囿和离宫，如长春宫、延芳淀、华林与天柱二庄及瑶池殿等。这些注重骑射、亲近自然的各类建筑，和契丹人长期游牧生活养成的习性是密切相关的。此外，辽人还有有朝日之俗，房屋毡帐大多东向。史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日，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四楼门屋皆东向。”[4]在辽上京大内之中，不少宫殿毡房仍然保持着契丹传统的东向朝日。北宋官员出使辽国时也见到，大内南门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12]南京的宫城由于受唐五代的旧格局限制以及接受汉族“天子南面而立”的文化观念，宫殿皆南向，也以南门为正门。然而，宫城平时使用的只有东门宣和门。《乘轺录》记载：“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其他三门不开，只使用东门，固然有便于管理和防守的实际需要，但也是和契丹人以东为尚的朝日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些建筑更是采用坐西朝东的布局方式，如今天位于旸台山的大觉寺即为辽代寺庙东向的代表。另外，在建筑内部装饰上，辽代宫殿也有不少反映少数民族游牧习尚之处。辽省方殿、寿宁殿等宫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1]这种以锦缎毛毡遮蔽宫殿墙面和地面的做法，即是对以往毡帐生活习惯的延续。 四、发达的宗教建筑文化 这一时期，佛教在辽统治区域内广泛传播，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年），对佛教多有保护与支持，南京地区佛教寺庙发展迅速。这些寺庙相当一部分是由皇室贵族、各级官僚施舍钱财而修建的。如辽代南京城内的大昊天寺是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由圣宗皇帝之女、兴宗皇帝之妹秦越大长公主施舍私宅、田产四百顷、民户百户以及大量物资兴建，并由道宗及其皇后资助18万贯得以建成。还有部分寺庙则由民间佛教信徒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邑社所修建。例如著名的房山云居寺在辽代即由邑社重修。应历十五年（965年）《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录道“:结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碑额上还篆刻有“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字样，说明了这一组织是云居寺修葺的主要力量。在官方和民间的协力之下，南京地区佛教寺庙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发展势头超过中原地区，成为北方地区之首。许亢宗认为南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13]并非虚言。史称：南京“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14]宋人洪皓在其《松漠纪闻》云：“燕京蓝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院，曰大觉、招提、竹林、瑞像。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有学者曾统计，当时整个辽朝疆域内的佛塔、佛教碑刻经幢等，竟有将近一半在南京及其所属的各个州县内，[15](118)同样也说明了南京佛教之盛。辽代南京地区的佛寺形式众多，规模宏大，造型精巧。梁思成称“：辽宫庭土木之功虽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图则多雄伟。”[16](154)例如，大昊天寺是在秦越国大长公主燕京的馆第基础上修建的，而原来的宅邸“雕华宏冠，甲於都会”，[17]经过后来的巨资改扩建，其豪华奢丽大可想见。其中位于大殿之后的宝塔，六檐八角，轮相横空，高达两百尺。100多年后，元人郝经在《登昊天寺宝岩塔》诗中对其仍大加称赞，“宝藏沙劫开，突兀翻地轴。瑰奇入霄汉，缔构穷土木”。燕京城内的开泰寺，为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所建，据称此寺“殿宇楼观，冠于全燕”。[18](86-87)此外，辽南京地区的佛寺还呈现出总体布局和个体建筑不拘一格、色彩缤纷的特点。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最为活跃，来自中原、塞北、西域、天竺、海外等地的佛教流派纷纷汇聚于此。各个流派之间在相互交融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吸收了儒学、契丹原始信仰，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域化特色明显的寺庙建筑。当时辽南京地区的部分寺庙是依照中原佛教寺庙样式修建的，如应历年间建成的燕京三盆山（今北京房山）佛寺崇圣院。据应历十年（960）《三盆山祟圣院碑记》记载，该寺“营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神像，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山应真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祖师，二堂两廊，僧舍二楹，钟鼓二楼”。这种佛祖尊中位,文殊、普贤左右肋侍,即是当时典型的中原佛寺模式。而南京地区更多的佛寺则是以中原庙宇模式为基础，结合契丹习俗而建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寺院。这些寺庙在平面布局方面，或以塔院为中心，或以高阁为中心，或以佛殿为中心，各个不同佛教发展时期寺庙平面布局均在南京出现。同时，今天的大觉寺、戒台寺还体现出辽人朝日风俗，更是其中比较独特者。在佛像设置与分布方面，南京地区的佛寺也多有不同。如咸雍三年（1067）《燕京大昊天寺碑》所记的大昊天寺模式“百二十之贤王,分其左右”，而咸雍六年（1070）《洪福寺碑》所记的时属南京管辖的洪福寺（在今河北省高碑店市）则是东西厢有洞廊二座,内塑罗汉各五十尊。显然，与中原地区的佛寺存在很大不同。 五、高超的建筑技艺 虽然辽南京城的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中国北方仍然是一座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城市。《辽史•地理志》称南京“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北宋使臣也称其“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19]在不断的建筑营造实践活动中，辽南京建筑技艺的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在不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建筑的坚固耐用方面，辽南京的建筑十分突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完颜雍曾对大臣们说“：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20]此时，距辽亡已有60多年，距重熙五年的那次修缮已经150多年了，足见辽宫殿建筑之坚固耐用。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建筑是辽代的天宁寺塔，此塔建于辽天祚帝天庆九年至十年，即1119-1120年，距今900多年左右，依然屹立不倒，亦可说明其建筑水平之高。辽南京建筑之所以非常坚固，与其在结构上的创新关系密切。据考证，辽代木构建筑中出现了类似现代高层筒体结构的木构筒体框架，并在框架中使用了斜撑构件，保证了结构整体刚性，改变了中国原有木构柱梁支架的四边形体系。另外，在一些寺庙建筑的空间处理上，为了扩展礼佛的空间，包括辽南京在内的佛寺殿宇多采用移柱或减柱的做法。甚至在七间殿宇的前内柱也只留下两根，其余均取消，使得殿内空间豁然开朗。这种移柱、减柱的做法，在结构上出现了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组合梁架，代表了一种建筑形式的创新。总之，辽南京的建筑文化承上启下，是多民族建筑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体现了高超的建筑技艺与创造，为北京成为首都在建筑上进行了大量的开创工作。 作者：宋卫忠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谈建筑装饰风格与建筑文化 在建筑的装饰方面可以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符号进行有效的提炼和概括，通过实践中的适当改造和局部运用，来实现现代建筑材料与传统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这样就能通过传统元素的适度及适量运用来实现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都市环境的自然融合。 1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关系 建筑的风格作为外在表现形式，能够体现艺术、文化及社会的发展内涵。装饰设计的风格与建筑的风格流派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相应时期的绘画、造型艺术以及文学和音乐的风格流派对建筑装饰风格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每一个建筑的个别设计，都和气候及地点有关，还需要对建筑施工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充分的考虑，这也是世界各地的建筑具有独特风格的原因。在建筑室内设计风格中，一种典型的风格形式多数是实现了与当地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的紧密融合。在民族特性、社会体制及生活方式和文化潮流等外在风格因素，只有实现与创作构思及创作者专业素质和艺术素质等风格内在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赋予建筑设计装饰以文化内涵，这样的室内环境构建能够满足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中的心理及精神的平衡，从而实现建筑风格的艺术特点和创作个性在具体装饰工程中的应用。通过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的运用能够创造出功能更加合理，环境更加舒适的建筑室内环境。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筑的物质技术及精神文化必将不断发展，这就使得建筑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2对现代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的进一步理解 在现代，建筑的室内设计具有功能复杂而又多变的特点，随着我国室内装饰材料及设施设备的更新换代，使得室内设计和建筑装修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所追求的室内环境艺术风格和文化氛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建筑的装饰中，一种建筑风格或流派的形成，往往对文化及艺术以及诸多的社会因素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人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需要更加注重对环境氛围、文化内涵和艺术质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在室内设计中，不同流派的产生发展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发展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同时还能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总而言之，做好建筑风格与建筑文化的研究，能够实现建筑本身更高层次的和谐，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享有和发展，最终做到在遵循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对历史的超越。 3建筑装饰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的延伸 在建筑装饰设计上能够充分的体现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所以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不变的。这就使得传统造型艺术的吉祥意味同样适用于现代的建筑设计，在传达现代人的设计意念上具有同样的适用作用。人们通过反复描摹一个图形，不仅能够得到审美意义的外形，还可以让图形具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图形符号能够实现建筑内在意义的外在表达，能够实现观念的具体外化。这些意义最初大多出自对自然的崇拜和宗教崇拜，进而衍生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贵康乐以及祛灾除祸等吉祥象征意义。符号在历朝历代的器具装饰中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通过对图形符号这种“形”与“意”的历史延伸与衍变，还可以得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形”的演变，都不是对其原始“母题”的彻底否定，而是能够通过建立新的审美观念来赋予其以新的形式，从而使这些“母题”不断的丰富与拓展。 4现代化传统建筑装饰风格设计 在现代化传统的建筑装饰风格设计中，最成功也是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能够实现置身建筑中能够感觉到传统建筑文化及精神，但却找不到一处与传统建筑的实例有直接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说，能够将传统的亭子放在玻璃幕墙的楼顶上，或在入口处通过放置传统的拱门，把传统的装饰标志放在外墙的楼角及砖上，或以混凝土仿做斗拱，这些可以说这些做法只能算是一种仿古设计的例子，如果能消化及吸收传统建筑的精华，实现项目设计有关事物的了解，两者便不谋而合，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传统的精神。 结束语 传统文化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科学合理正确的运用传统文化，才能焕发出传统文化的时代风采。这也需要建筑体系要把握好建筑装饰风格设计中的点点滴滴，要注意对优秀建筑遗产精华进行深度挖掘的同时，更要大胆地学习一切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要实现建筑装饰工程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急需要吸取古今中外建筑装饰创作中的精粹，让艺术的素养能够融入到建筑设计中，最终形成文化涵的有效渗透。总之，要想创造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就要注意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做到去粗取精，这样才能实现建筑装饰与建筑文化的最终结合。 作者：徐占宝 单位：大庆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中医药的建筑文化探索 “道生一”：“道”及“道理”，经过对于场地周边情况的分析，重庆市中医院地块西南方向和两高架路沿途为重要的视线方向，在一期工程完成时，建筑群必须在这两个方向有比较完整大气的建筑形态。因此，在设计中形成—条主要的“建筑中轴线”和“一条景观主轴线”来确保建筑群在这两个方向上都能展示整个医院的风貌。同时，秉承传统的思想也确立了我们建筑的基本母型———“U”字型三合院。“一生二”：两个庭院。在这里，建筑中轴线被实体化为“医疗街”，两边是局部底层架空，让轴线两边的“三合院园林景观”能相互渗透，让患者更加“接近自然”、“享受自然”。该部分包含急诊、门诊、医技及部分病床。高效地人性地解决了医院复杂的流线。“二生三”：一期工程由三个庭院组成，两个基本的“U"字建筑母型，一个变异的建筑母型。科研交流培训部分是一期工程的重要功能，在靠近东面主干道的位置设立了这部分的功能，单独设立入口，与医院病患流线分离，比邻医院的医技及部分病床设置，相对是一个安静独立的环境。“三生万物”：“三”及为一期工程，“万物”在这里引申为整个一，二期工程的设计。二期工程主要为康复、住院及医院后勤、制剂办公大楼。建筑轴线在中心节点转折，按南北朝向布置建筑，照顾了周围的道路关系和城市肌理，同样也合围了两个小庭院和一个大庭院，以环境为先，自然为先，尊崇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一种人类回归自然、钟爱自然的情感真实地渗透其中。中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医学中讲究的“气脉通畅”在重庆市中医院的建筑中均有体现：底层的关键位置的架空，让各个大小庭院间视线相互畅通连续，又以广场、道路、连廊使各个功能块得到互补和渗透，并且融于山水园林的波光绿影之中。脉络和理念的连续性必然性带动了整个医院区的起步和发展，天然之气流动于建筑群落中。 1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主要包括建筑立面形象和建筑造型，在其中融入中式建筑元素能很好地展示它的中医药特色文化，体现中医药文化的思想特征，使老百姓从建筑本身就知道这是中医药单位，从而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1.1建筑立面在中医药机构的建筑立面或建筑造型上采用中式角楼、琉璃瓦等中国元素，并在大门广场树立醒目的名医雕塑、代表中医药符号的塑像，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向社会宣传中医药文化，使老百姓很容易分辨中西医文化区别，进而有利于患者选择就诊机构。 1.2建筑外观中医院的外观建筑形式应抓住中医院的文化特色，反映中医院的气质，将其体现于形象设计中。作为中医院，其内涵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中医学注重“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和“整体观念”，在中医院建筑规划中宜采用风格典雅的琉璃瓦角楼，其造型秀丽，轮廓优美。与建筑外观设计相呼应，中医院园林环境设计宜采用田园式风格，门诊楼与住院区以典雅的拱形门相联接，各庭园设计应环境优美，水池，假山，荷香，绿树成茵，空气清新，有曲径通幽之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神韵。患者处在优美的环境中，没有恐惧感，心境平和，心情安定，有利于身体康复。[1] 1.3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实例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造型中，借鉴中国传统建筑理念，融合古代风景园林精髓，充分考虑原有地形跌宕起伏的山地特点和西部特有的民风民性，重点提炼传统概念中的物质内容和精神功能。活用现代设计手法中对建筑功能的合理分区，建筑流线的自然组织，以及对采光、通风、能源利用等建筑科学的充分重视。在传统空间和元素的基础上进行演变和概括，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为—体，在有限的空间内，把自然美与人文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了一个建筑与自然协调共生，天人合一，中西合璧的综合医疗群体。 2庭院环境 将中医药特色文化融入庭院园林建设中能够有效延伸和扩展中医药文化的外观文化。庭院可作为医院外观建筑的延伸与补充。通过对医院内各功能区域之间的过道的利用，同时加以园林小品、主题文化墙、主题雕塑、名医雕塑、建筑小品、亭榭、山石、盆景、碑刻、地面文化造型、药用植物园等建筑形式可烘托出医院宁静内省的建筑环境和精神空间主题文化[2]。利用医院中医药外观文化的特征和庭院中传统风格与中医药文化信息，整体营造出宽松和谐的传统环境，使缓和享受感增强，有利于对患者进行心灵抚慰和增加安全感，同时也对患者和院内职工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庭院建设元素众多，重点一是绿色园林主题中显现中医药文化；二是地面中医药文化造型运用；三是中医药文化历史人物雕塑。庭院中绿化、地面造型、雕塑碑刻等在于传统与中医药文化、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因地制宜、和谐搭配。 2.1绿色园林中的中医主题绿色是园林永恒的主题。关键还在于中医药文化的有机融入，如药用植物园，其主体对象以药用植物为主，是具有完整档案的药植物活体保育机构；通过园林这个载体，结合中医五行、阴阳、辨证论治、经络学说，天人合一等思想，弘扬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充分展示出中医药文化的底蕴。例如以牵牛花为造型，让中医药文化自然融入庭院整体环境；种植金银花、急性子等花期长，既有观赏价值又便于管理的药用植物，也能很好的体现中医药文化元素。 2．2地面造型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在医院的地面环境中运用中医药文化造型如悬壶济世的大葫芦、太极图、扁鹊妙手等等[3]，适当地采用中医药文化元素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体现出“悬壶济世，弘扬中医”精神和“医者仁心，普济众生”的行医宗旨，使医院的核心价值以视觉的形式得以外化。 2．3庭院雕塑中的中医文化主题在庭院建设中普遍应用了名医雕塑，其造型的位置、色调、环境、大小及其所体现的人物相关文化信息特征处理得恰当，雕塑人物鲜活灵动不呆滞，摆放位置醒目，能够产生视觉冲击又能融入周围环境，则能发挥良好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作用。 2.4重庆市中医院庭院设计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重庆市中医院建筑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手法：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以“单座建筑”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建筑组群”。这种组群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组群与内部单元之间的关系，被借鉴到设计当中来。设计以一种平和心态，用含蓄的方式来展现传统，在传统与现代协调的同时，用更合乎现念的语汇来注解我们的建筑，使其既尊重传统文化，又能展现出城市发展的活力。 3院内中医文化装饰 中医院内中医药文化装饰是来访、就医者最直接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的场所[3]。中医院内部装饰主要包括在门诊大厅、走廊、诊室、病房、药房、治未病中心、国医馆等地方，采用文化长廊、橱窗、展柜、墙饰及宣传栏等装饰手法（如图5），因不受外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有很大的自主发挥空间，甚至可以弥补中医院在建筑外观和庭院建设中中医文化元素不足的遗憾。 3.1诊疗环境在诊疗环境中，门诊大厅、治未病中心、中药房、国医馆可作为重点，是打造气氛，感受中国医药学文化的主要场所。门诊大厅的文化墙与治未病中心突出“上工治未病”思想的大气布局，中药房药的色调、格式和材质遵循基本标准，国医馆传统装潢大到气势，小到各处办公用品细节都可以渗透中医药文化。只是需要考虑传统装潢的适应区域，在呼吸病房等不需要画蛇添足之处避免院感风险。 3.2院内专科和名医特色介绍医院、专科、名医特色介绍是医疗机构最基本的装饰。院内的文化宣传栏是除电视以外最容易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慢病防治、治未病理念没有前期教育认同的铺垫，就诊者、来访者的自觉行为就难以转化。首先是理念接受才会有来访、就诊行为，直接影响医院事业的发展。同样从上墙的色系、材质、字体等等都应考虑与几千年厚重的中医药文化相配合。内容上若能把宣传的教条式内容换为通俗易懂的解释，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4核心理念物化 核心理念物化在整个医院文化氛围打造中起到的是画龙点睛作用，是整体文化彰显的手段，重点在于：一是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二是办院宗旨；三是大国医精神。文化墙是其最常见的展示形式，可以在庭院中、也可以在医院大厅、楼层转换等显眼位置，如图6。重庆市中医院在每个病区都设计有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墙、文化墙，以孙思邈《大医精诚》理念为代表的大国医精神是中华民族为医有德的标志，在大厅以浮雕形式做成的“大医精诚”文化墙，如图7；将办院宗旨、院训等粘贴于病区显眼处；将白求恩示范医院铜像放于医院大厅主通道处，如图8，与整体中医药文化氛围融为一体。 5结语 综上所述，医院中医药文化在建筑硬件上的体现需要从医院外观建设、庭园建设、内部装饰三部分共同打造，核心理念物化画龙点睛。让市民走进中医院如同走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是传播与学习中医药的文化基地，才能真正达到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目的。 作者：邱治国 单位：重庆市中医院 建筑文化论文:论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说起来是一种十分具象并易实际操作的手法。简单地说，他类似一种归类分组、演化生成的方法体系。即将“具有相似结构特征的形式归结分类，并在此过程中接纳并呈现特定的文化和人脑中的固有形象”。最后的演化生成结果，可能只是该类型众多变体当中的一个，生成的同时就解决了统一与多样的矛盾冲突。因为同一类型可能产生多种形式变换，但由于该变换是在深层结构类似或不变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其效应应是多样化中的协调。我们可以再具象地说，设计的初步，就是将已选取的类型进行几何抽象简化。当然，这一原型必须具备普遍的历史意义，它应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头脑中共有的固定形象。这种抽象简化后的类型元素可以被直接运用到建筑处理上。但这只涉及到形式上的类型。在做一个建筑单体时，尤其是在做建筑群体时，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类型转换，即形式关系上的类型转换。形式关系相比形式本身要更加内在化，它是形式内在的逻辑基础，是实质性的存在关联。在做建筑单体时，如果只有形式本身的类型转换，那么最后作品则难逃“形式主义”及“肤浅直白”的论断。所以形式关系的类型学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也更加接近建筑本质。如果遇到建筑群的处理，这一问题就更加不可回避了。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绝不是简单地回归历史。在今天新的实际环境中，我们使用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思想方法在新的文脉中尝试将这些特殊的历史成果片段重组。在新的环境下，运用传统的关系将之组织或是采用新的关系将之重新拼贴。这些尝试均以“激起人们对往昔生活和建筑片段的回忆而获成功”。实质上，很多建筑大师都经常采用这种手法。如贝聿铭，他在国内的作品，从早期的香山饭店到近期的苏州博物馆，显而易见，无不是采用类型学的手法，还包括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等等。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只是抽象简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虽然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形”的传承，但在将“形与形之间关系”类型化时，它已涉及了“神”的传承。因而，它不能只被看作是物质层面上的手法，毕竟，它还物化了“神”中“形”的部分。 一、意匠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更倾向于“形”的继承，而意匠的传承，更多追求的是“神”似，是一种哲学上的、精神的、态度的传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自己本土的传统建筑融会贯通，再将所得到的新的、提炼过的、更深入的、高一层次的认知应用到自己作品中去。在此方面，国内建筑师一直在努力，但从最终的作品而言，同样面对此问题的日本建筑师走得更远。在这里，以“缘侧”为例进行说明。所谓的“缘侧”就是日本传统建筑的檐下空间。当然，防雨、防潮必然是建筑重点考虑的功能，但这仅仅是其檐下空间较阔的因素之一。从空间的角度讲，“缘侧”属于半明半暗、半内半外的空间，“缘侧”的存在使得日本传统建筑的室内外空间的关系独具特色，空间流动感强，如行云流水，与室外环境联系畅然。显而易见，无论是中国的“檐廊”，还是日本的“缘侧”，都属于灰空间，即过渡空间。不同的是，我们的传统建筑从院落过渡到室内显得更加柔和，体现一种过渡渐变的过程，而日本传统建筑的“缘侧”空间更有“静”的特质，虽然有踏石等过渡，但从空间感受上仍有较强的异域感。从功能的角度讲，日本的传统建筑以“缘侧”这种简单的办法解决过渡和连接等复杂问题。此外，其还承担会客，接待等日常生活活动。从形态的角度讲，日本建筑平面多为不对称布局，所对应的檐下空间自然也不对称。而且即使在一个建筑单体上，檐下空间也以局部设置为多。从审美的角度讲，日本传统建筑的审美崇尚“阴翳”与“幽玄”，而“缘侧”出檐深远，即使在白天，檐下阴影在立面效果上仍占具很大成分。这些效果正是在黑暗和光明的边界上赋予物质形体以及精神。从宗教角度讲，日本在佛教传入时还处于古坟文化时期，所以佛教必然产生具有主导和控制性的影响。所谓的“余情”“幽玄”“寂”“陀”等审美形态无不是受到禅理的影响。具体到建筑就是营造空灵、闲寂的静谧空间，而这种空间要求的是黯淡平和，而非一个泛光的世界。这也是“缘侧”在室内外过渡中营造的氛围。从文化的角度讲，缘侧的灰色气质影印着日本文化的灰色基调，这种“灰”的属性在很多艺术中以相同的意匠营造。例如，缘侧似于世阿弥所创的“能”剧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静隙”，同时，它也似于中日水墨绘画中的“余白”。由“缘侧”所影射到的相关文化内涵有很多，但大多是具有非理性因素的灰色域文化概念。 总而言之，“缘侧”是一个具有“静”的特质的过渡空间。在这里，光作为运动的载体之一，在非泛光的空间状态下，让人体味运动的间歇，感受变化瞬间的定格，认知物体的真实存在。它正是让人的精神从有限的小空间延展至无限大宇宙的精神导体。所以，在日本现代建筑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独特的空间，这些空间并非功能需要，而是建筑师给使用者冥想，发掘内心世界，体验精神快感的“安静”空间，它们可能是长长的坡道，也可能是凹入墙体的小室或某个被隔离的场所。这正是“缘侧”精神内涵的部分延展。虽然它们没有以原形嵌入现代设计中，但通过领会其“静、寂、幽”的精神，部分或完整地表达了原有的精神构架。在形式的继承上，如中廊下型住宅，继承并改善了“缘侧”的形式，将共用的“缘侧”分配于各个房间，很好地适应了现代生活。在精神的继承上，如黑川纪章的“无”和“中间领域”两个设计概念。在艺兰斋美术馆的入口设计中，长长的顶板让人有一种既室内又室外的错觉，也许他正是追求这种感觉上的模糊性，这也正是“缘侧”空间的“中间属性”的继承。其实，实现一种传统精神的继承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安藤的住吉长屋，虽然在70年代住宅同周边环境关系趋于封闭的背景下，形式上看来是拒绝外部环境，并不像“缘侧”一样温柔地接受外部空间，但它却具有“缘侧”精神的空间——由墙和两侧的屋室围合成的内庭，上空被二层的过桥打破，自然光将过桥的阴影静静影射在地面和墙壁上，朝暮变换，四季轮回均可体味。空间材质与形式的极端简约，让主人可以在进行家庭活动的同时也注重内心情感，感受超脱和静寂的心理需求而非形式本身——这也正是“缘侧”精神的表达。也许，我们继承了感觉或者精神，我们就真正继承了传统。正是这些感性的人们将这块用以享受精神的方寸之地留了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将自身精神以抽象方式传达还较为陌生。 二、对比手法的传承 如果说对比、决裂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传承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必是著名的巴黎卢浮宫美术馆。1984年1月23日，贝氏在法国文化部首度向历史纪念委员会简报计划案，当时的反对浪潮甚至让翻译几乎为之落泪而无法工作。后来《LeMonde》报、《费加洛报》等大媒体均对贝氏的玻璃金字塔不以为然，根据《费加洛报》的民意调查，90%的民众反对此做法。而今天，历史证明，“贝氏成功地改变了卢浮宫的命运，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美术馆正如埃菲尔铁塔的际遇，从当初大家反对到如今倍受爱戴，贝氏为巴黎创造了新的文化标志”中国国家大剧院亦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同时在整体上关注了环境，没有压倒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建筑物。国家大剧院确实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是个推动，同时也给国内建筑设计体制、方法带来了有益的冲击，而且从政治角度来看，它也是成功的。但北京，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而现在看来，新的一些现代建筑并没有与传统建筑很好地形成城市肌理。在国家大剧院之后，我们又顺理成章地接受了CCTV大楼等新建筑。然而，这种对比、甚至决裂的手法并不适宜“遍地开花”。在一个城市里，这种手法多了，突兀的新建筑就像一块块“城市补丁”而显得刺眼了。传承传统建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求我们在这个高速纷繁的年代里，对文化做出标准的职业判断。而我们除了宣言式的方向指引外，更需要具体的操作手法。做好传承传统建筑文化的工作，才能让我们的建筑不再列为消费品甚至奢侈品，而是感情寄托的所在。 作者：彭鹏 封文娜 姜玉艳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的德育功能探索 教学工厂建筑是高职院校进行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重视与企业合作，实现了学校、学生与企业、员工“零距离”接触。教学工厂的出现强调职业技术教育与企业人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使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有机结合，达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创造能力。“教学工厂”是职业技术学院区别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最大特点，营造“职业”氛围，使学生身处于职业环境中学习，学生通过这种真实、紧密的接触，既可以学习到企业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了解职业规范，又使高职院校建筑文化更具有职业化、特色化。 具有服务性、实用性特征。如果说教学工厂是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的显性特征，那么，镶嵌在高职院校建筑中的教育理念则是隐性的建筑文化特色。高职院校虽然因所处区域、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办学定位、课程设置、招生就业、管理理念、队伍建设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都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设置专业。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院校建筑文化更突出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的服务性和实用性。如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以明天的科技，培训今天的学员，为未来服务”的文化墙，突显了学院办学宗旨，保证学生毕业后能快速对接真实的生产需要，强调“量身定制”服务与快速反应能力。富有特色的高职院校建筑是彰显校园文化、体现校园精神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折射出高职院校内在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气质，同时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 一 、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独特的德育优势 高职院校建筑不是一个封闭起来的外壳，而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群体。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不仅能为教学活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环境，更能为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文化气质提供精神依托。因此，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第一，融入现代高职理念的特色建筑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占领了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职业教育，在当下中国人缺少对技术与技能的基本价值认同的影响下，仍被是看成低人一等的高等教育。这无形中给了学生一种挫败感，学生们体会不到作为天之骄子的喜悦和自豪，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受到极大影响。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特色建筑和标志性建筑，承载着学校的文化底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自2006年以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掀起“捣墙运动”，把传统教室改造成一个集生产、研发、教学于一体的教学工厂。引企业入校，把教室变教学工厂，实现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的无缝对接，打造出办学特色。学生们不仅在“实战”中增长了技艺，学到了真本领，提升了就业竞争力和职业素质；更在学习中深刻领悟了高职教育理念，认同高职教育，不自觉中增强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二，精心设计的高职院校建筑群是学生进行人格养成的生动素材。高职院校的建筑具有形势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德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人文含量和教育功能，默默地向学生述说着学校的成长、骄傲和精神追求。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基础设施、环境布局大都经过专家指导、名家设计，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独特内涵。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软件大厦设计为“L”形，立面呈现生机勃勃的树状构图，寓意着初生和成长，展示了现代大学生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能引发学生自豪感和归宿感。学院专业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和建筑群，具有很好的宣传、标识作用，能使师生取得认同感，增加内聚力，并且时时刻刻熏陶和感染在校师生，使人感受到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它们既是校园物质文明建设的载体，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外在反映。这对学生的人格养成远远胜过空洞枯燥的说教。 第三，合理的校园规划和空间设计对学生的道德成长提供潜移默化的熏陶。建筑环境具有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去诱导一种行为倾向的功能。学生在高职院校建筑环境中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在学习着人际交往。这既是一种信息交换与传播的过程，也是交往双方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发生相互影响的过程。很多的高职院校设计便于师生直接交流的建筑空间，如在实训楼安排了各种适合师生停留、小憩、交谈、游戏的场所，并放置了舒适的座椅、沙发等小构件；在校园内的海棠园、玫瑰园、紫藤廊等校园景区旁，适当开辟一些凹形空间，围以栏杆，构成宜人的交流环境等，在这样的设计空间里便于师生之间面对面接触、交流、分享，老师的人格魅力也在悄然中传递给了学生，让学生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巧妙的空间设计可以营造有归属感和亲和力的交流空间，这不仅对学生的求知解惑有重要的帮助，也对促进他们道德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校师生透过高职院校建筑这种显性的形式，能深切体会高职院校文化的隐含意义。 二、构建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德育功能新思路 高职院校是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场所。高职院校建筑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因此，新时期要打造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1.建造校园特色建筑，提升校园文化底蕴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必然体现出地域性，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即校园建筑注意与周围环境、区域文化的融合，追求整体校园风格及建筑物的总体轮廓之美，追求理性设计与感性认知和谐统一。淮安是总理的故乡，总理很喜欢海棠花，在他逝世后的十二年之后，他的夫人邓颖超曾写下一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海棠花祭》，以纪念她的战友、伴侣总理。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的主景区恰好有一大片海棠园，如果校园建筑景观设计中重视与地方文化资源的融合，在海棠园里设计一个大石碑，上面刻下邓颖超的《海棠花祭》，这一建筑小品必将成为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特色建筑，使学生们在欣赏海棠花美丽的同时，缅怀总理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还能够提升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底蕴，打造文化校园。 2.营造开放交流的氛围培养学生学习能力路易•康曾说过：“学校是一处适于学习的空间环境。一群人坐在树下就自己的理解进行知识的交流……”加强产学合作、促进人才产销衔接是高职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高职院校建筑的功能布局要体现校企深度融合，融入园区办学的办学理念，教学实训区、演讲交流区、研发区、学生创业区、商业区等布局既相对独立又要集中。相对独立便于各个功能区的工作、活动的开展，遇到紧急情况便于人员疏散，体现人文关怀；而相对集中是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企业人员与学院师生之间提供了一个相对集中、相对正式的交流场所，让他们在这个空间里碰撞出激情和创造的火花，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这个交流空间，并在此停留、交谈和畅想。通过强烈的环境氛围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用文化观点来提升精神层次，达到培育理想人格的目的。 3.倡导建筑环境参与，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建筑与人的行为之间有着特殊关系，建筑是人的存在的实质证明，是文化的工具。广大学生要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必须了解本校独特的文化内涵。学校需要创新建筑文化教育的内容，让学生了解本校的设计理念、建筑物的功能布局，以及建筑、雕塑、厅廊阁角的寓意，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启迪和教育。良好的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环境对人所产生的作用，积淀为人的文化心理，形成特定的文化观念，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曾组织师生进行海棠园景观设计，积极倡导学生参与校园建筑环境文化艺术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维护，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刻把握自然、社会、人的关系，体现建筑文化与教育的完美结合，实现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对学生的教育功能。 4.狠抓校园建筑质量，打造建筑精品工程高职院校建筑质量关系广大师生员工的安全，关系到学校的长远发展，是百年大计。而且学生的行为心理与建筑形式、建筑空间设计有着密切关系，学校作为建设单位应该从建筑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工程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严把质量关，加大质量安全教育宣传，强化责任意识。同时，要吸收当代建筑新技术、新思想、新观念，把绿色建筑、健康建筑的设计理念融入校园建筑中来，建设美观、经济、实用的精品建筑工程。将建筑与新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成就、周围环境、人有机结合起来，打造高品质的高职院校建筑文化。享受建筑之美的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既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鼓舞，增强自信心、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又得以开拓视野、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进而继承和发扬科学精神，培养创新能力，提高人文素养。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承担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历史责任。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应远离官场、远离逐利、远离浮华、远离西化；要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贴近民族、贴近传统文化，方能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 作者： 吕雪松 单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中原建筑文化内涵的特征探讨 文化内涵——殷商文化的“人”和“神” 殷商文化作为河南早期的文化体系，对河南建筑环境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上，是对建筑环境的一种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是之后具象化表现的根源。因此对两种文化的研究更多关注其主要特质，一种精神层面的把控。 所谓商文化，及殷商文化，指商王朝时期内商族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商灭夏之后至商王朝灭亡这时期内商族人创造的文化，重点指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它以今郑州、安阳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商代文化分为以二里岗期商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和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郑州、安阳地区属于殷商文化的中心地，自然其建筑也深受殷商文化的影响。 殷商文化具有西渐的特点，其西渐的区域是指商文化在中心地区确立以后向西方地区传播所到达的区域，包括河南西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部等所在的区域，基本位于商王朝前期统治中心——郑州地区之西部，也是商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带，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二里岗型”分布范围包括了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因此，在山东东部及陕西部分地区的建筑形式与河南西部地区的建筑形式具有一定的相似和传承性，其聚落民居的形式也最具地域文化的展示性。 神权独尊和“征服自然” 殷商文化具有很强的原始宗教性和娱乐性，尚武“征服自然”，以祭祀等功能的场所为居住中心。在其宗教观念中，除具有原始宗教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如鸟崇拜、山崇拜、太阳崇拜、桑林崇拜等，这使其成为原始社会众多地域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文化。殷商的直接统治区，随着郑州和安阳等中心地域从豫东到沂泰山区一代，对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等建筑形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殷商人的思想观念中，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先王和帝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中。因此，祖先神和天神，人和神灵，在殷商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通过商族的祭祀歌诗《商颂》，我们也可看出商族子民对上帝的绝对宗教性，注重在建筑格局上面，更注重中心建筑群的集中，将祭祀、拜祖等功能的祠堂、寺院等建立在建筑群的中心，作为所有原著居民的思想活动中心，在建筑布局上充分表现，体现出“重神道、轻人事”商人宗教思想的特征，体现出一种商人隆祭祀、盛巫风的宗教迷狂以及带有原始意味的尚武尚勇的精神。 在出土的众多器皿中，其桑树、太阳鸟、山体等形象的符号常出现，特别是商人一起祭祀的场面也被工匠以极为概括的手法描绘出来，人们热情奔放、鲜亮艳丽的画面被符号化记录，并发展为不同形式的语言使用在建筑构件和建筑纹样、建筑色彩上，重赭石的厚重色彩代表了对大地的臣服和对火及生命的渴望。 农耕文化和“天人和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时期农耕的兴起和发展，确定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固定，选址对风水的注重，祈求风调雨顺以得来年庄家的好收成，人们居住的场所和建筑形式等方面自然注重“天人和谐”。这从夏、商、周三代文化的表现上均可窥视一二。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以农耕为主要生业，以粟黍为主要作物，衣料所知的有麻丝，房基的构造都是规矩型，以长方形和方形见多，坐北朝南。 商代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由游牧等最原始的自由生活状态转变为以农耕为核心的固定文明的稳定生活状态，农耕的生活方式必然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所有的生活、经济、政治等活动均以土地为中心，建筑形式逐渐规模化、中心化。黄河流域的居住形式从穴居到半穴居，进而发展为地面建筑。农耕文化使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聚落多分布在近水的台地上，主要建筑形式为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圆形或方形房子。河南安阳后岗、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等具有体现。建筑环境也更加科学和合理，如确定了坐北朝南的建筑坐向和横向为主的建筑形式等，建筑布局已逐渐由散落的自由形制逐渐发展到规矩化、条理化、中心化的聚落群体。 崇尚自然宗法的和谐观 殷商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和“神”关系的转变和发展体现，一种人和自然地关系，从“征服自然”到“天人和谐”的过程，对以郑州、安阳以及河南西部为核心的河南建筑环境具有地域性的“无意识”影响。殷商文化在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属于早起阶段，孕育了中原文化本质特点，对河南人的营造意识和审美有着深远坚固的影响，注重“崇尚自然”、“师法自然”，在美学、科学、伦理学、精神学和哲学上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河南传统聚落是一个崇高自然的大系统，建筑作为防御与适应自然的物，要求征服自然，但更重视自然。河南传统聚落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是中原地域性建筑文化内涵的精髓和浓缩，它所体现的和谐相生的观念正是当今社会巨变中人们所追求的自然和谐。其主要表现为：从强调“生存竞争”、“天人相抗”转向注重生态平衡，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极力倡导物质文明进而重视内在精神的满足，以求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从绝对尊重个性自由，个人与社会相抗衡，转为个人与群体相协调；从直线式的进化观转向螺旋式的发展观。 本文作者：杨亚楠 单位：郑州黄河科技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图书馆建筑文化国内外比对 作者：何素梅 单位：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 图书馆建筑是典型的文化建筑，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图书馆建筑的历史悠长久远，它们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图书馆服务与管理模式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单一到复杂多元，由封闭到开放，逐步变迁的过程。 一、图书馆建筑文化理念 图书馆建筑文化涉及图书馆文化理念及建筑理念。图书馆是收藏文献、服务读者的空间载体，其建筑思路是依图书馆的使用需求而设定的，从这一点来说，图书馆建筑文化与图书馆文化本身有着很大的联系。随着人们对图书馆职能、服务对象等方面的理解与要求的变化，图书馆建设也相应地做出调整。图书馆建筑文化具有文化性、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每座图书馆建筑各有其个体特征，折射着某一时代、地域的特性，彰显着某种设计理念，反映着某类服务管理模式。也正因如此，导致了中、西图书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下，具有不同的建筑馆舍文化底蕴。 二、教化韵味下功能单一的中西古代图书馆建筑文化 一般而言，图书馆的建筑模式、内部布局依图书馆服务功能、服务方式、发挥的社会功效而定。纵观中国图书馆建筑发展史，在19世纪西方图书馆建筑思潮西学东渐之前，皇家藏书楼式的建筑主体，对历代各类藏书楼的建筑风格起着示范作用。中国古代藏书楼“以书为本，以藏为主”的藏书理念决定了图书馆建筑面积较小、结构简单、功能单一。作为一种文化，在其建筑实体等物质表现形式下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品德，体现了中国广大文人学者崇尚知识、富民强国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古代中国藏书文化的实质所在。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精神上钳制民众，造就了具有教化韵味的藏书文化。正是这种教化类型的藏书文化，对图书馆建筑型制、馆址的选择、馆内空间细节处理以及其形态、比例、色彩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藏书文化的教化时代，藏书楼往往被看成是上层贵族、文人墨客寻找精神家园的场所，是求学治学的清静之地，容不得充满“-铜臭味”的钱庄、饭庄等商业场所靠近它。因此，秦、汉以后古代中国的藏书楼建筑设计，都比较注重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强调藏书楼与自然的有机结合。所以，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建筑往往与宫殿、园林、寺院、书院、私宅等建筑融为一体，园馆相依，山水相映，环境优美，幽静宜人。其结构小巧玲珑、雕饰古香古色、庭院峰回路转，成为中国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藏馆至今让人流连忘返。而在西方，书报审查的历史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长久，特别是中世纪，统治者以宗教裁判为手段镇压异端思想，扼杀信仰自由、科学研究的例子数不胜数。于是，文艺复兴前西方的图书馆建筑形式，从希腊化时期最典型的图书馆建筑模式——拍加马图书馆建筑，到古罗马同神庙毗连的宏伟的公共图书馆建筑，再到黑暗的中世纪以收藏基督教书籍为主、规模极小、没有阅览室等设备的修道院图书馆或大教堂藏书，及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图书馆，其建筑型制基本与中国古代藏书楼相仿，主要功能也是收藏和保存文献资料，并且只供上层贵族阶级等少数人阅览，呈现出封闭性和保守性。 由于图书馆功能单一，所以其建筑结构也相对简单。中世纪后期，西方大学图书馆建筑出现了“链子图书馆”建筑（将珍贵图书用锁链牵在书桌上，因此而得名）和“读经台式”的阅览环境（当时的阅读书桌颇像修道院的读经台，因此而得名），这是当时盛行的阅览和保管图书的办法。西方古代图书馆，有的似乎是皇帝出资建造的，有的可能是富人赠献的，尽管它的藏书并不全是宗教书籍，但用于藏书的图书馆紧靠着神殿或附设在神庙内部，这也是西方古代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之一。神庙当然是壮丽豪华的建筑物，因此，图书馆作为它的连接或内设部分，自然也是一所宏伟的建筑。有的图书馆馆外有壮丽的圆柱，门上装饰着各种雕刻。馆内则设有阅览厅，也有柱廊。柱廊是供读者读书、讨论问题的地方。大部分图书馆的正厅安置着神的雕像，周围一般还放着著名学者和作家的雕像或碑文等，正厅馆内还有许多绘画和其他豪华装饰品。另外，馆内还有剧场、会堂和讲演厅，在讲演厅里可以朗读一些作家的作品。有的还设有大浴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图书馆更近似富豪们的俱乐部。 三、由教化韵味向消费韵味过渡的藏阅分隔的 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随着近代图书馆建筑文化的西学东渐，中国古代藏书楼建筑文化模式被打破了，它具体体现为：将图书馆“藏、借、阅”功能明确分开布置，大部分采取阅览室在前、书库在后或居于中心部位，外借出纳居于其间或其后的布局。这一布局，在当时较好地满足了闭架阅览及管理的使用要求。该时期图书馆的建筑形状相对简单，多缺少变化，基本呈现为“T”、“工”、“一”、“王”、“山”、“日”、“出”、“田”等字型，造型较为呆板，相互雷同，缺乏个性。另外，由于各部分功能固定，阅览室与书库往来联系不便，难以灵活调整使用。而在西方，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启蒙运动的兴起，图书馆在设计建造上开始重视人与活动空间的关系，注重馆内装饰，强调设备与学术研究场所的气氛相互吻合，文艺复兴的时代气息在图书馆建筑上充分表现出来。其时，许多人文主义者主张“开放”图书馆，一些私人图书馆也逐渐向公众开放。虽然当时的图书馆使用者还局限于知识分子上层，是知识分子交流思想、寻求美的享受的场所。 但比较起来，这一现象同藏书楼式的修道院图书馆有了很大的区别，已由单纯地“保存书籍”向有效地“利用书籍”迈进了一步。随着印刷图书的大量出现，以及当时君主、诸侯们对巴罗克艺术的狂热追求，十六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图书馆建筑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锁藏图书”阅览室被空间宽敞、可供阅览者随意走动，酷似宫殿的“大厅图书馆”所替代，“读经台式”的书籍放置办法逐渐被“墙壁式”放置方式所取代，即在图书馆内大厅周围的墙壁上排列书架，出现了书库，这在图书的收藏、借阅、馆舍结构等方面都是一大进步。但这时的图书馆仍带有浓厚的陈列馆色彩，还不是一所纯粹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1853年，帕尼齐打破了以往图书馆结构，将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和书库隔开，书库首次使用铁制书架，两排书架背靠背并排摆放，书库各层的高度被降低了，最高一层的图书用小梯子就可以取放。由此，图书馆建筑向现代化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不列颠博物馆圆顶阅览室也因此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绝佳场所，一百多年来无以计数的国内外学者在这里成就了他们的研究事业。图书馆建筑按闭架管理要求设计布局，将阅览室和书库分开，适应了图书馆由收藏保管文献功能向社会服务功能转变的需求，逐步形成了集藏书、教育功能于一体，藏、阅分隔的近代图书馆建筑模式。 四、消费共享韵味下藏、借、阅一体的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 （一）建筑文化之大同 几千年的图书馆史是图书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随着几千年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成熟，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以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图书资源必须共享的思想逐步形成，由此产生了消费、共享环境下的图书馆建筑文化。这种图书馆建筑文化，遵循形式服从功能的理念，从满足图书馆组织结构、业务需求的角度对其进行设计建造。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模数式图书馆建筑模式应运而生，它广泛采用敞开式、大厅式大开间格局，能在一个较大空间内实现藏、借、阅、管四大功能。它独特的建筑结构，使其可在一个平面层内自由调整各房间的面积、形状和空间，具有高度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可塑性。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模数式图书馆。到80年代末期，国内出现了一批高标准、高技术、较为先进的现代化图书馆，馆内采用连续开敞的大空间，减少固定隔墙，全馆或局部统一柱网、层高、荷载，尽量增加布局的灵活性，以适应未来变化调整的需要。有些则在全面开架的条件下，把总出纳台、咨询台放在门厅内。空间格局则以文献信息的利用为中心，平面布局灵活多变，不再拘泥于陈规旧套，实现了同一空间内“阅、藏、借、查、咨、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使中国图书馆建筑置身于国际先进水平之列。最近几年，在图书馆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下，图书馆建筑模式也从集中向分布转变，图书馆的功能也分化为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两方面。中国一些大型图书馆新馆建设也已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建筑中充分运用了计算机网络、空气温湿度调节器、自动化安全防护监控设备等智能化建筑技术，采用多种手段保存文献。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指导下，图书馆建筑理念更倾向于人性化，本着“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为读者创造舒适、宁静、优雅的阅读环境，同时为馆员创造方便、舒适、高效的工作条件。至此，中国图书馆实现了由单纯的物用功能向调节读者情绪、满足读者心理需求的功能转化。西方图书馆近年来在建筑设计上提倡人文关怀、生态环保，出现了高技术、高标准、智能化的趋势。它将建筑环境艺术和先进电子技术相互融合，通过对设备的自动监控，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使整个建筑的设施配备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发展到后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趋同，中国图书馆建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渗入，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相互影响、融合的程度必将不断加深。 （二）建筑位置之小异 图书馆于城市，是文化的标志，反映一个城市的品位。图书馆于市民，是知识的海洋，精神的家园。图书馆规模不断扩大，开放程度不断增强，管理技术不断提高，读者阶层便会不断增多，人们逐渐进入了藏书文化的消费共享韵味时代。从图书馆建筑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一时代中、西公共图书馆大同小异。所谓大同，是指中外公共图书馆大都建造在城市里。馆址通常选在人口比较密集，交通便利的地方。其环境都比较开阔，内部装饰效果多具生活气息，阅览环境普遍比较淡雅。至于小异，表现为在欧美国家，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图书馆紧密相联，先有图书馆，后有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围绕着图书馆发展，或者是图书馆选择在商业中心建立，做到跟着商业中心走。而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里，图书馆的建立时间要远远晚于城市建立的时间，并且图书馆建立后也没有出现围绕图书馆而形成的商业中心。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一座城市的中心不仅应该具有商业功能，而且应该具有文化功能。而图书馆恰好具备了这种文化功能，可以作为城市和商业发展的营养源泉。反过来，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发展，又会同时促进和推动图书馆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不可分割。而在中国，自古至今，都习惯于把文化与商业相对立、容易受到“重农轻商”-、“学而优则仕”等潜意识的影响。所以，中国许多公共图书馆在选择馆址时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选择商业中心，都有意无意地避开商业中心，选择远离闹市的清静幽雅之地或依高等学府而建，成为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点缀。当今社会，我们应该认识到，商业中心是汇聚各色人等的一个重要场所。把公共图书馆建设在商业中心，才有利于丰富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够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效能和作用，使资源利用最大化。同时，从宏观上看，公共图书馆建在城市商业中心，有利于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在“以人为本”的图书馆服务理念下，我们不但要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图书馆建设的先进经验，更要与时俱进，摈弃固有思想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让公共图书馆发挥更大的功效。 五、结语 我国图书馆建筑是历史的见证，中华民族文明的结晶。继承历史的优良传统，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不临摹、堆砌西方某种“主义”，建造出现代感强、功能好、技术新的图书馆建筑，充分传达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涵义，才是图书馆建筑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契合点。我们相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正不断创造着璀璨的图书馆建筑文化，这种建筑文化必将达到更高的境界，在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建筑文化论文:现代建筑设计地域建筑文化再生浅谈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水平也获得了很大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全球化给建筑领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材料，以及先进的设计理念，对地域建筑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地域传统建筑文化逐步被商业文化所淹没，建筑的民族性被建筑的“国际性”所取代，作为城市和建筑个性的地域文化特征有逐渐衰落和消失的危险。因此，针对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在建筑设计创作领域，通过对地域建筑文化进行总结和归纳研究，创造出符合各民族人民审美和生活习惯的现代地域建筑，是建筑师在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的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一项工作。 一、地域建筑文化 “文化”一词至今未有确切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地域建筑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与其地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形成特定关系，并体现地域基本特征的建筑。地域建筑文化正是这种地域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建筑中的反映，它具有时空性和地域特征，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其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它们根植于当地人民的生活之中，数不尽也道不完，正是它们孕育了本地区的建筑文化与特有的“场所精神”。 二、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 传统建筑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是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每当人们置身于历史街区或传统村落时，总会觉得非常亲切和温暖，被那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场景所打动，这种强烈的场所感正是由生活在特定的地域街区、建筑和广场中的人群，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长期积累发展而来，并形成特定的地域建筑文化环境。它不仅是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也是精神文明的一种反映，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是人们认同和依恋的生活场所。经济全球化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导致了建筑文化的全球化，对地域建筑文化产生了猛烈冲击，使得民族和地域文化失去了归属感和凝聚力，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发展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在建筑设计创作中如何辨证地对待“地域性”与“现代”的问题，如何传承和发展地域传统建筑文化，使其得以再生，已成为促进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1.地域建筑的适应性 传统地域性建筑历经几千年的沉积，发展到今天，仍然不失其魅力，最主要的因素是其对于地域的适应性。建筑师在进行地域建筑设计创作时，必须对传统地域建筑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了解其存在的独特价值。 （1）对地域自然环境的适应性 由于建筑所处的地域的不同，其地形、地貌等自然生态条件也不同，这就要求建筑必须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形式。 （2）对地域经济技术的适应性 地域建筑总是适应当地的经济条件的，并采用与地域相适应的建造技术及地方性建筑材料，形成一套比较生态的建筑技术。 （3）对地域文化的适应性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现象和产物，是不同地域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要素的综合体，理应具有鲜明的时空和地域特征，这是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必然反映。因此，地域建筑必须适应特定地域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才能形成有特色的地域建筑文化。 2.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策略 新形势下，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不仅仅是对传统建筑的简单模仿与复制，还包括保护、传承与创新等多个层面。面对新的创作环境和要求，建筑师不能一味地接受西方的建筑风格和技术，要理性地学习各个国家优秀的建筑文化，同时注意挖掘地域传统建筑文化，保护优秀地域建筑文化，将它们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既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也要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增强人们对地域文化特色的认同，创新地域建筑文化特色。设计者在创作建筑设计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策略进行地域建筑的再生。 （1）传统地域建筑造型的模仿 传统地域建筑都有一些代表当地建筑文化的显著的外观造型特征和当地特有的建筑细部构件，设计者在创作现代建筑设计时，应将这些重要的地域建筑造型和细部构件在现代建筑中重现，再现传统建筑的造型特征，使现代建筑造型具有传统地域建筑的风格和空间形式。例如，传统建筑坡屋顶、青砖灰瓦等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这在各地古建筑保护中是常用的手法。 （2）传统地域建筑符号的再现 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这些人类文化的具体精神形式均统归于符号的范畴④。建筑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正是通过符号来表达地域文化的。设计者对具有文化特征的建筑符号进行提取、总结，将其具化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形符号，进而成为地域建筑文化的象征符号，并作为传承地域文化的载体，结合新的建筑技术与材料，在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加以运用，使这些融入了地域建筑符号的新式建筑成为城市空间环境的组成，营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 （3）传统地域建筑符号的抽象变异 传统地域建筑空间及其特征构件是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蕴育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传统建筑空间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一些建筑构件也已经不具有当初的功能，新型建筑材料及建造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传统建造技术的更新。因此，建筑师在建筑设计创作时必须要认真研究传统地域建筑符号，对其进行抽象变异，运用新材料与新技术对地域建筑进行再设计，创作的新建筑不仅具有现代化的特点，而且具有浓郁的地域建筑文化特色。 （4）地域建筑材料与技术的现代更新 设计者在创作现代建筑设计时，不仅要关注地域传统建筑的外观符号元素，还要了解这些符号与地域建筑材料与技术的内在联系。传统建筑材料及技术许多都是低级的，现代社会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短缺，能使用的原材料太少，且价格昂贵。因此，采用现代材料与技术来再现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符号，不仅可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还能创新建筑空间与造型。除此以外，设计者还要注意节能环保材料的运用，不但要再现传统建筑意境，还应满足生活、工作的舒适度。 3.地域建筑文化再生的原则 在现代地域建筑再生创作中，除了要注意的设计策略的应用外，还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把握地域建筑特色，延续传统地域文化的原则； （2）坚持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建筑创作原则； （3）基于新技术的地域建筑意境再现原则。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城市中充斥各种现代风格、欧陆风格的建筑，传统地域建筑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各种破坏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说到底是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因此，建筑师在设计现代建筑创作时必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真正深入研究地域历史文化，总结地域建筑经验，并用来指导现代城市建设与建筑创作，充分利用地域建筑文化遗产的作用，使中国的现代建筑创作与城市文化走向地域特色发展之路。 作者：胡海洪 丁晓红 单位：淮阴工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眼科病房护理是一项高风险工作，护理人员在日常护理工作中存在各自护理风险，然护理安全关系着医院眼科护理服务质量和医疗安全性，所以加强护理风险管理对提高医院护理服务质量及医疗安全性具有重要价值。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护理的要求逐渐提高，一旦出现护理差错则极易会引发投诉，甚至产生医疗纠纷，给医院带来经济损失。以往护理缺乏主动性，往往以患者存在的情况给予针对性护理服务，然对于潜在性风险则难以预测，从而引发护理安全事故。护理风险管理主要是针对性眼科病房存在或潜在的危险因素来制定相应管理对策，旨在保障患者住院治疗安全性，提高护理质量。为探讨护理风险管理应用于眼科病房患者护理中的效果，特进行了研究。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一般资料 将医院２０１７年１～６月１２００例眼科住院患者，按照护理方法不同分组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６００例。本次入选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眼部疾病，且均行手术治疗。排除精神疾病、＜１８岁或＞８０岁等。观察组患者中，男３１０例，女２９０例；年龄为３０～７８岁。对照组患者中，男３１８例，女２８２例；年龄为３２～７６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其结果具有可比性。 １．２方法 （１）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管理，待患者入院时，眼科护理人员需热情，并带领患者入住病房，让患者先休息。然后由责任护士指导患者进行相关检查，给患者建立住院档案，并为患者介绍主治医生情况，讲解住院需注意的相关事项，给患者介绍药费和治疗报销情况。指导患者做好术前准备，完善术前检查，术中配合医生完成手术，术后严密观察患者情况，积极处理伤口，预防并发症发生。做好饮食管理，术后嘱咐患者食用高蛋白、富含纤维类食物，如存在糖尿病，需严格限制糖类摄取，并严密监测患者血糖水平。 （２）观察组于对照组护理管理基础上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加强对护理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其实际操作能力。良好的护理服务水平和操作技能，是衡量护理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防范护理风险的基础。每月定期开展理论知识培训，并进行考核，由医院眼科主任医生授课；每周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实践操作，提高其实践水平，并进行考核。实践操作内容：结膜下注射、侵入性操作、泪道冲洗等。对医院引入的新项目和新技术及新设备，医院要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培训，让所有护理人员学会新设备、新仪器及新技术的使用，并进行考核。每月定期组织护理人员进行抢救演练，如抢救药物的使用、仪器使用等。加强眼科各项规章制度的教育，完善医院眼科各项操作流程，组织护理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如《护士管理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护理文书书写规范》等。医院可通过视频讲座等形式对护理人员进行授课，同时结合医院实际进行讨论。加强护理病案管理，提高护理人员书写能力，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并要求其认真书写，护士长每周定期进行检查，护理部每月检查一次。加强健康宣传教育，重视患者心理护理，积极与患者进行沟通，详细了解患者内心状况，对新入院患者需做好健康知识宣教，耐心、详细回答患者与家属的疑问，介绍疾病相关知识及治疗方案、主治医师情况及术后注意事项等。通过口述、宣传栏等形式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针对患者内心实际情况给予其心理疏导，稳定其情绪，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护理安全培训，利用查房等时间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强化其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情景模拟等方法来让护理人员体会患者所遇到的问题，让护理人员更多的为患者考虑，提高护理针对性。入院时，做好安全教育，对视力低下或老年等高危人群要重点关注，同时要求家属重点看护，特殊情况需外出者，要严格执行请假制度。合理排班，并实行新老人员搭配以提高工作效率。患者服药后，护理人员需严密观察患者病情情况，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避免发生交叉感染。制作醒目、统一标识，合理布局病房环境，加强病区管理，合理控制病房内温湿度，简化病房和通道内设施，保持地面干燥，在厕所等处放置防滑垫。眼科药物中滴剂较多，应将散瞳剂如阿托品等与缩瞳剂如毛果芸香碱等分开放置，并用不同颜色标识；酒精与同样无色透明的生理盐水等也应分开放置，并用不同颜色标识以避免误用；不同患者的眼药水应用红笔注明床号，每次滴眼药水前严格“三查七对”以避免交叉感染。 １．３观察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的护理安全事故和投诉情况，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调查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满分１００分，满意：＞８０分，较满意：６０～８０分，不满意：＜６０分。 １．４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用％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果 ２．１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在护理管理期间，其安全事故发生率和投诉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２．２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３讨论 眼科住院患者因其疾病特殊性、层次不齐等而易发生各种护理风险，护理风险存在于整个护理操作和抢救、配合等过程中，即使微不足道的护理操作也会导致护理风险发生，随着患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一旦护理人员出现护理差错则极易引发护患纠纷，从而致投诉等情况发生，给患者造成不良影响。以往护理服务主要是根据患者出现的情况进行护理干预，同时护理人员根据其日常工作流程对患者进行护理管理，该护理管理模式缺乏护理服务主动性，又缺乏风险防范能力，难以预防风险的发生。现代医学模式则对医院护理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以患者为护理服务中心，所以加强对眼科住院患者护理风险管理，保障患者住院期间安全性，才能真正体现出以患者为护理服务中心的宗旨。本文研究采用护理风险管理，首先医院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通过培训、考核来提高患者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及防范风险的意识，有助于护理人员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护理人员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方可为患者解决各种日常护理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提高其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医院通过培训患者文书书写能力，加强法律知识培训，提高护理人员法律意识和责任感，让护理人员每一步操作都更加细致，提高其工作责任感，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积极与患者交流、沟通，针对患者内心状况给予针对性护理管理，使护理管理工作更加具体和实效。通过统一制作安全标识等来提高患者警惕性，避免患者因地面湿滑或仪器碰撞而发生风险，降低护理安全事故的发生率，减少投诉率。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为患者营造良好的住院环境，让患者更加舒适，提高其满足感，有助于改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此外，护理人员应用其所掌握的各种技术、知识来熟练为患者服务，让患者更加信赖护理人员，同时对患者提出的疑问和存在的困难，护理人员及时给出满意的答复，有利于增进护患感情，使护患关系变得更加和谐，提高患者满意度。综上所述，眼科病房护理管理中应用护理风险管理效果显著，当前医疗技术在不断发展，良好的护理管理可促进患者康复，所以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可进一步提升医院护理管理质量，增加人们对医院的信任。

播音主持并非传统的主持人，播音主持是一项神秘的工作，神秘之处在于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众所周知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谈，是最好的加深情感的方式，也能最好的表达自己的方式，而播音主持则要通过自身的语言技巧将语言魅力展现。这是一个新潮的时代，视频时代的来临，给播音这个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可以见得，提高播音节目的质量很有必要。 1播音主持语言表达技巧培养的必要性 每个时代都有体现自己文化和价值的新兴事物，如广播、手机、电脑，让时代的脚步向前迈进。以前的播音是向人们传递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新的文化潮流，总之一切新兴事物都是由广播传达出来。如今的各种直播软件，像快手，还有新闻娱乐为一体的微博的出现，使播音主持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播音主持语言技巧直接影响节目的收视率。因此，想要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就应该培养播音主持语言表达技巧。 2对播音主持文化内涵和品味进行培养 不仅是播音主持行业，任何行业主持人的文化内涵都是非常重要的。像有些主播，因其主播内容粗俗，所以节目被禁播。相比较这些，董卿主持的《中国诗词大会》却展现出了中国传统女人的知性魅力。由此可见一个节目的好坏和主持人的文化内涵和品味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必须要培养播音主持的文化内涵和品味。文化是一个人内涵的外在表现，但不是口头上讲孔孟之道，就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内涵。不同场合有着不同场合的文化，也有着特定的语言和特定的表达方式。播音主持的言语体现他们自身对于文化的独到见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听众的行为举止。午夜的暖心节目或许会抚慰夜班出租车司机孤独的心灵，趣味性节目或许会激发小孩子的想象力。总之，播音主持的节目内容，要满足大众审美，同时，播音主持主持节目时，应该用语得体。播音主持要求发音字正腔圆，而不是咬文嚼字。一味地在节目上卖弄学问不是一个播音主持应该具备的行为素质，播音主持应该理性分析问题并将观点娓娓道来。播音主持还应该注意在讲述观点的过程中不投机取巧、不煽风点火。对热点事件点评，应该用语朴实且有浓重的人文关怀。比如，针对叙利亚战争爆发事件，播音主持话语淡漠，是非常不可取的。虽然现在的中国已经远离战争，但面对遭受苦难的人民,播音主持应该怀有同情心。比如，“幼儿园性侵”事件，播音主持应该对犯罪者给予批评，还要提醒听众不要触碰法律道德的底线。一个人的语言影响力或许有限，但是说话者必须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作为播音主持更应该具有一定的职业素养，不能对任何事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播音主持言语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听众，因此，对播音主持的文化内涵和品味进行培养非常关键。当然，播音主持的文化内涵和品味培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就要求播音员进行长期的学习和积累，争取做一盏城市的明灯，点亮人心，让城市黑暗无处可藏。 3播音主持主持节目要有真情实感 真诚是打开彼此心灵的钥匙，只有真诚才可以给予人心正能量，才能让两颗陌生的心慢慢靠近。人与人之间都需要情感上的交流，也需要真诚的态度，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朋友、恋人或者灵魂伴侣。当人们怀有热情和真诚与人交流时，将会收到他人回馈的微笑和善良，因此，真诚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时起到重要作用。播音主持面对成千上万的听众，语言就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让语言这把“利剑”发挥作用，全看播音主持如何挥舞。如果播音主持对听众关心，那么将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也能提高节目收视率。在众多的情感节目中，不同主持人有不同的节目风格。有的节目内容如心灵鸡汤温暖人心，有的节目能够让人有前行的勇气。节目风格就像人类的性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广播节目不能只表现特色，还应表现真诚。如果说节目风格是主持人性格决定的，那么真诚就应该是每个广播员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新闻主持口若悬河、避重就轻，娱乐主持人分不清礼貌尊重和诙谐幽默，这会让观众感受不到真诚，也影响节目的收视率。像在一档节目某主持人模仿某艺人走路，这种行为，不仅体现出其对该艺人敬业精神的无知，还体现出其对待节目态度不真诚。 4对播音主持的语言规范化进行培养 观众需要各种风格迥异的节目，但这不代表主持节目可以抛弃一些基本的语言规范。播音主持人说话讲究语法和发音的标准，当然，必要时还需要用礼貌敬语。播音主持主持节目时，不能满嘴都是“我醉了”等这些网络流行语，也不能使用恶俗语言来博人眼球。播音节目主持人言语规范化表现在两点，具体如下。首先是播音节目主持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应该尽量使用简洁明了的词语。节目本身就是有时间限制的，节目主持叙述一个事件时，不能分不清重点，说大量题外话，那样只会让听众失去收听热情。准确把握信息重点，也是节目主持应该培养的能力。播音主持面向不同文化层次的听众，要确保每位听众都理清楚、弄明白节目主持人的播报内容，就必须准确把握信息的重点。其次，语言风格要根据节目的不同性质做出调整。新闻谈话类节目，就要求语言严谨，并且接地气。娱乐性主持节目，就应该适当运用幽默搞笑的词汇，这样可以避免节目枯燥乏味。比如有一年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何炅正在采访台下观众，问观众的新年愿望，后台主播却提醒新年开始十秒倒计时了，这种突发情况就非常考验主持的反应能力，此时，何炅灵活应对，及时上台开始新年倒计时。比如，微博上特火的一个视频是历年新闻联播主持的口误集合，这个视频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让人们看到平时用语严谨的节目主持的另一面。除此之外，主持节目出现口误后的灵活应对策略，也是每个播音主持应该学习的。 5对播音主持个性风格的培养 随着各种软件的开发，人们的娱乐方式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种形式。在大小节目层出不穷的今天，某一节目想要有好的收视率就必须有自己的特性，即有个性化的主持风格。这些年，娱乐性节目有很多，像《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等，还有真人秀《奔跑吧》《爸爸去哪儿》等节目。这些节目，都有很高的收视率，因为这些节目无一例外都具有节目特色。播音主持也应该吸收其精华，让主持的节目更加个性化。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有一个大型公益性寻人活动叫《等着我》，是全国首挡国家力量全媒体大型公益活动，由倪萍主持播出。节目中倪萍用其特有的嗓音缓缓叙述着走失当年的情况，在亲人相聚的舞台上，倪萍对重聚家庭给予祝福，对于寻亲无果的人，倪萍像母亲般给予安慰。这一系列行为，不仅仅是节目的规则，更能体现出主持人的个人魅力。这个节目让多少亲人团聚，让多少人的心重新燃起火焰，这就是节目的魅力，也是主持人的魅力。因此，播音主持个性风格的培养也很关键。 6结语 播音主持的语言技巧直接影响节目的收视率，播音主持要想提高语言技巧，就应该培养自身的文化和内涵，在主持节目时要有真情实感，还要注意主持语言规范化和个性化。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播音主持人应该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为听众带来更多优秀的节目。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对播音主持良好表达技巧的培养有所帮助。

都市农业论文:广州市萝岗区都市型农业土地利用对策 摘 要：文章以广州市萝岗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在分析萝岗区都市型农业发展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对萝岗区都市型农业土地利用对策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为广州市萝岗区都市型农业土地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广州市萝岗区；都市型农业；土地利用 1 都市型农业的内涵 目前学术界从不同的视点出发，对“都市农业”这一概念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①从区位的视角而言，都市农业应限定在都市的范围，即城市化地区及其延伸区内镶嵌的“插花式”的农地，而不应把郊区（或远郊）的农业包括进去。②从农业的内涵而言，都市农业应为观光、休闲、体验等新兴的农业项目，是农业与旅游业的新的结合。③从城市的类型而言，都市农业是大城市周边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由大城市的规模、功能、结构发生变化决定的，都市农业不仅应包括规划在城市发展中的市区农地，还应包括郊区农业。 2 广州市萝岗区概况 萝岗区位于广州市东部，与白云区、天河区、黄埔区、增城市和从化市五个行政单位交界，与东莞市和广州市的番禺区隔江相望。全区面积 393.22平方公里。下辖夏港街、萝岗街、东区街、联和街、永和街、九龙镇5街1镇，共30个居委会、28个村委会。截至2010年11月1日，全区常住人口37.37万人。 3 广州市萝岗区都市型农业发展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 3.1 有利条件 第一，萝岗区处在广州市农业三个圈层发展规划的中心圈层与第二圈层结合部，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第二，全区林业资源和水资源比较丰富，自然环境比较优美，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态条件；第三，萝岗区农业已由产销脱节逐渐向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方向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渐成规模；第四，外向型农业已初具规模，已由单纯地满足当地城市居民的城郊型和内向型农业向适应市内外甚至国内外市场的开放型农业转变；第五，农业和农民收入稳步增长。这些均为萝岗区发展都市型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3.2 制约因素 第一，农村城镇化建设推进不快，规模的局限和地域的分散，造成资金、科技和人才的集聚能力不强；第二，农业设施装备还比较落后，科技推广和创新体系尚不健全，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第三，受水、土、空气环境和农药、化肥等不同程度的影响，生态环境质量不佳，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第四，各项有利于都市型农业发展的配套机制，如资金投入、科技研发、经济政策、社会服务、法律保护等，还没有形成新的保障机制；第五，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但功能不够宽，机制不活，辐射力不强，产销信息收集、分析和体系相对滞后，市场营销策略尚未适应，新型的现代营销体系还不完善等等。要加快发展都市型农业，就必须正视上述制约因素，化制约因素为有利因素，着力推动全区都市型农业的发展。 4 广州市萝岗区都市型农业土地利用对策 4.1 依托土地利用规划对都市型农业土地利用进行约束和控制 土地利用规划是对一定区域未来土地利用超前性的计划和安排，是依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的自然历史特性在时空上进行土地资源分配和合理组织土地利用的综合技术经济措施。农业区划是对农业生产空间分布的一种科学分类的方法，是实现农业的合理布局和制订农业规划的科学手段和依据，是用严格的科学制度指导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土地利用规划以农业区划成果为基础，进一步在土地上落实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与布局。建议萝岗区土地利用规划明确区域都市型农业土地利用功能与布局，依托土地利用对都市型农业土地利用进行约束和控制，切实保护好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4.2 依据土地利用分区优化都市型农业发展格局 土地本身是自然产物，当土地被投入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之后，就成为任何社会物质生产部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土地具有养育、承载、仓储、景观、生态和环保等功能，集中表现为土地的有用性。萝岗区的都市型农业产业要按土地功能划分，融生态功能、生活功能、生产功能三位一体，生产人类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生态产品，依据土地利用分区优化都市型农业发展格局，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园林绿化、生态水系等，改善区域人工生态环境，增加区域环境资源，提升区域生态承载力，并通过发展景观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科普农业等，满足 民丰富多彩的娱乐文化生活追求。 4.3 充分协调都市型农业与基本农田保护的关系 基本农田保护区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或者占用。国家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需要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耕地的，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审批程序和审批权限。 萝岗区应充分协调都市型农业与基本农田保护的关系，树立科学农业观，加快发展都市型农业，同时严格保护耕地，加强区内集中连片、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 4.4 将都市型农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双赢 萝岗区新农村建设应以都市型农业为方向，推进农业布局与结构战略性调整。稳定水果、农产品加工、花卉、畜禽等一大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传统优势产业比重，重点发展以产业化、集约化、专业化为方向的都市型农业，在充分发挥萝岗区农业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精品农业、三高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生态农业等，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以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为目标，推进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工业化，推进农村城市化，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4.5 进一步规范都市型农业开发中的土地利用管理 抓紧盘活农村土地存量、扩大增量。建议在农业资源普查的基础上，针对农村土地利用现状，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就农村土地“盘存扩增”问题进行专题调研。首先，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整理、土地开发和土地复垦。通过进一步深化规划和科学组织，对田、水、路、林、村等实行综合整治，增加有效土地面积；对村边、山边未被开发利用的零星“丢荒”地进行开垦，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菜则菜；对生产建设过程中造成破坏的土地（含山地）进行复垦，保证土地存量。其次，尽快实施残次林和灌木林改造工程。通过加大政府补贴的办法，鼓励有实力、懂技术的区内果农，对条件适宜的山地尽量改种萝岗甜橙等名优水果，不宜种果的地方全部改种乔木。第三，积极探讨解决近万亩白玉兰香花缺乏销路历史遗留问题。第四，切实加强和改进集体土地（山地、鱼塘）经营权承包管理。 4.6 以都市型农业发展为契机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 萝岗区应以都市型农业发展为契机，依托现有良好的生态系统，根据生态的系统性原则，兼顾生态、景观与功能使用原则，对萝岗区进行绿地系统的规划建设，合理布局各类绿地，建立各组团绿化网络系统，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保留区域间开敞的绿色空间，保护好水系、林网、自然文化遗产等用地，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改善。 在维持区域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构筑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引导各类用地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建立城镇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生互利体系，完善环境建设的基础设施和政策体系，实现城镇生态可持续良性循环。 都市农业论文: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及其趋势 原文作者：王立斌，孙瑞艳，黄国清 摘 要：都市现代农业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且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走向。在了解都市现代农业的起源、发展、内涵的基础上，针对国内外各大城市目前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现状的特点作出简要概述，提出天津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新策略。 关键词：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现状；趋势；战略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度发展的过程中，都市现代农业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1]。都市现代农业在城市非农产业中抢占着部分生存空间，在充分发挥大中城市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和人力资源集中优势的基础上，借助高新技术应用功能的多元化、经营的国际化、生产的智能化诸多趋势，都市现代农业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走向[2]。目前，都市现代农业在国内外几大城市初见发展，其中一些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比较成熟的城市提出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措施，这将极大地带动现代都市经济社会发展，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都市现代农业起源与发展 “都市农业”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由日本学者青鹿四郎[3]率先在《农业经济地理》一书之提出。二战后，随着世界各国相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部分国家的农业学者也随之开展了与都市农业相关的一些研究。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griffin等[4]也提出如“都市农业区域”、“都市农业生产方式”等与之相似的理念，直至1977年美国的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5]将“都市型农业”明确提出；而我国台湾也较早地将都市现代农业提出，20世纪70年代开始启动并大力发展[6]。20世纪8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陆续系统研究了都市现代农业，而我国国内关于都市现代农业的学术研究开始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早将都市农业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的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7]。经过近20年的发展，都市农业已具备一定规模，发展态势良好。进入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迈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上海、北京等直辖市和济南、杭州等诸多省会城市均已拥有现代化都市所应具备的特征和功能[8]。与此同时，都市现代农业也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上海、北京、天津等大都市均提出农业新要求，并将“十一五”、“十二五”中与农业相关的发展规划和部署制定出台[9]。其中，天津很多学者对新阶段的都市现代农业做了进一步研究，这对理清都市现代农业的思路与发展对策极为有利。 2 都市现代农业的定义 近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学术角度定义都市现代农业的概念，并不断完善都市现代农业概念的内涵，主要有： （1）都市现代农业是一个广义的与地域经济相关的概念，它包括涵盖在都市内部的零星小块状农田、庭院绿化与城市美化的绿地，也包括城乡结合地区范围内的邻近郊区的农业，还包括那些远郊乃至大都市经济圈内的为适应大都市市场需求而发展的农业；（2）都市现代农业是一个动态的与地域经济相关的概念，随着科技、经济、社会进步而分阶段逐步发展起来的农业；（3）都市现代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一个缩影，除动植物外，还可扩展到在产前、产中、产后共三个领域为农业发展提供全部服务的内容总和；（4）都市现代农业是一个集生态、观光、旅游、休闲、创汇、设施为一体的总概念，可集中反映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5）都市现代农业是城郊农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个农业大系统，依托于大都市又服务于大都市，以与城市统筹和谐发展为目标，以农业为基础，以城市为依托，具备生产、娱乐、生态等多功能性，是知识、科技、资金密集的现代集约型可持续农业，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 [10-13]。事实上，上述观点均从不同角度反映都市现代农业的形式、功能以及作用，进而深刻揭示都市现代农业的内涵。随后，都市现代农业的概念便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统一界定都市现代农业的概念和内涵。[论文网] 综合诸多学者的观点后，笔者认为都市现代农业（urban modern agriculture，简称uma），是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在大城市的周围与边缘地带或大中城市群间形成、依托并服务于城市，以大都市的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业产业化为依托，以科学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现代新型农民为主体，以现代物质装备和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现代产业体系和经营形式为载体，以高科技农业相关的园艺化、工厂化、设施化生产为主要手段，以规模经营为条件，以城市生态保护、海外出口创汇、市民观光休闲为特色，最终形成融生产、生活、服务、观赏、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经济和生态等多功能并存的、高产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模式，目标是形成优良生态、优美景观、优势产业、优质产品。 3 国内外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从国际发展趋势看，现代农业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和东南亚等发达国家[14]，随着社会后工业化发展的趋势，现代农业要日渐强化提供新鲜优质、绿色安全的农副产品的经济发展战略，强化文化、服务及生态环境等多种功能，在世界各国中，以色列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最为显著突出，而我国都市现代农业在四大直辖市和各大省会均有发展，其中上海、北京、广州和济南发展尤为迅速且鲜明特色、创新性强。 3.1 以色列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以色列强调生态环境治理，大力倡导发展特色农业，现已寻觅到一条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路径，在世界各国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我国干旱地区现代农业的发展上极具前瞻性和指导性，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与教训。现将以色列都市现代农业模式重点阐述如下[15]。 3.1.1 经营组织模式 基布茨（kibbutz）和莫沙夫（mashav）经营组织模式是以色列农业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其中，基布茨模式最主要的特征有：一是包括土地的所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二是包括其成员个人收入的所有收入全部归集体所有，除每月发给每个农民生活津贴、必需品外的剩余积累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三是实行内部民主管理、民主理财，每2年重新组建管理委员会，以便民主管理内部事务。与此同时，莫沙夫模式也有3点特征：一是土地和水资源归国家所有，但家庭个人拥有经营权；二是农户拥有其他生产资料及收入；三是集体统一提供教育、医疗、文化、产品供销等服务。 3.1.2 经营模式 农业生产的高度集约化是以色列都市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集中体现。一是土地高度集约化，即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再由国家分配给基布茨和莫沙夫中的各个家庭，土地禁止买卖；二是水资源利用高度集约化，以色列虽三面环海但淡水资源较匮乏，因此，污水处理再利用率非常高，经处理净化后的城市污水可用于农业灌溉，但主要利用以色列 都市现代农业发达的节水灌溉系统；三是生产组织高度集约化，主要表现在整个国家的全部农业生产经营施行订单制生产，既拥有基布茨从生产到销售的统一组织，又拥有莫沙夫的农户与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的组织模式，再将绝大部分的农副产品出口至欧美各国。 3.2 上海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上海的都市现代农业明显呈现出以功能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农业产业化为依托，以现代科技、物质条件为支撑，以经营规模为条件，集生产、经营、服务于一体，充分发挥经济、服务与生态等多功能新趋势，充分体现了复合功能的都市现代农业的新趋势和特点[16]。其中，上海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生态复合功能作用日趋重要。以水稻的生产模式为例，既能发挥稻米自给功能，同时又充分发挥湿地功能，而农业系统内的其他任何产业都无法取代。 此外，上海都市现代农业非常重视创新性发展。其中，以生态、旅游、观光、度假、休闲及务农教育为主体的农业游玩项目，包括农业庄园、休闲农庄、主题农园、传统建筑等，目前已成为保存历史和传承农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成为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农村民间文化的一种绝佳形式。其中，上海鲜花港是都市农业复合功能的集中体现和典型案例。 3.3 北京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北京的都市现代农业主要体现食品生产、生态屏障和服务都市三大功能[17]。随着都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不断向郊区扩展，服务功能更为重要，主要体现在：（1）修建农副产品交易批发市场、兴建公园及新增绿地等，以便能够为市民提供更舒适、完善的服务；（2）利用地理优势以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为形式主体服务城市，如观光果园、垂钓乐园、森林公园、少儿农庄等；（3）“品牌化”服务，如平谷大桃、大兴西瓜、燕山板栗、房山蘑菇等；（4）主打文化创意牌，北京都市现代农业未来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结合，热带水果如火龙果、枇杷、荔枝、番石榴等在北京成功种植[18]。 此外，北京还重视可持续发展都市现代农业[19]。首先，大力推行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至38%，且80% 以上的农田实现了林网化，以改善生态环境；第二，开发研制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产品，大力倡导生物防治替代农药防治，减少农药使用量，进而减少农药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以便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采取科学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的措施，以减少化肥使用量，进而保护土地和水资源；第四，综合开发农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减少传统燃料的使用量，降低废气排放量，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3.4 广州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广州都市现代农业，已从城郊型农业逐步发展转变为集约化、市场化、产业化、高科技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目前，整体正从布局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农业标准化建设、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业品牌及物流体系建设、投融资机制等多方面共同推进[20]。主要发展特色在于开创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庄园经济”，类型主要有：观光农园，主要以生产、生态功能为主，同时提供农业观光服务，如森林公园、设施农业基地等；体验农园，主要以休闲功能力主，旅游者可参与农业劳务活动或租赁耕种一些土地，种植某种农作物，体验农民的生活，如市民农园、农户乐园等；科教农园，体现科技交流和教育功能，主要以农业技术学习和青少年教育为主，如农业技术园、高科技农艺观光园、青少年农科基地等；产品农园，以某种农业资源产品生产为主，游客可以采摘、品尝、购买农产品，如花卉园、果园、园艺园等；庄园农园，综合生产、观光、休闲、体验、教育等多种功能，其最大特点是实行社会多渠道、小规模融资，游客可购买庄园内的果林或园地。这种经济依靠土地的规模经营，通过开发商、投资者、经营者及农民形成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融资渠道多样化，使普通农村居民投资的可能性增大。“庄园经济”目前已经成为广州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新亮点。 3.5 济南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山东省是农业和经济大省，济南市作为山东省省会，率先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具备明显优势，且在满足市民需求、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济南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成效显著，已形成一系列新格局，主要体现在：重质量求效益、重特色打品牌、重融合拓功能、重科技转方式、重统筹建机制，以特色品牌基地和都市农业示范园区两型“农业”为基础，以农业品牌打造为重点，注重“三品”认证管理，强化科技和文化创意，形成以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和特色农业为核心的新模式[21]。 济南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势头迅速，目前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主要倡导理念如下：以基地园区建设为重点，走好农业产业区域聚集路子；以农业品牌打造为重点，走好农业高端高质高效的道路；以推广能力建设为重点，走好农业科技化支撑的道路；以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为重点，走好拓展农业多功能化的道路；以资源循环利用为重点，走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将对部分大城市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具有一定的指导及借鉴意义。 4 探讨天津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 天津发展都市现代农业，要紧紧围绕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和实现国际现代化大都市目标的要求，依托本市的综合优势，加快农业发展形式转型，坚持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基础装备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新型已培育农民发展农业，着力发展高效、绿色型都市现代农业，整体提高农业经济、服务和生态功能。这是天津农业和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港口城市和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的必然选择。 4.1 树立走在全国前列的发展目标 天津处于中国渤海沿线，拥有丰富的人文与社会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基地。同时，天津科技实力强、工业化程度高、城市化进程快，有基础、有条件依托其综合优势在推进都市现代农业中走在全国前列，形成“一圈两带”的沿海都市现代农业，即环城经济圈要重点培育农产品集散功能、整体带动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综合经济带要着力拓展沿海型都市现代农业的经济功能，重点发展精细产品、农副产品加工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生产；滨海经济带要积极开拓海洋旅游产业、渔业繁殖产业、海产品加工产业及拓宽海产品市场，使其成为滨海魅力型都市现代农业。 4.2 扬长避短发展可持续绿色生态的都市现代农业 天津的农业科技化、农业产业化的水平均在不断的提高，天津的都市现代农业具有资金、技术、物质、市场等方面的全面综合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土地资源短缺与城市休闲娱乐范围狭小的困扰，这就决定了天津建设都市现代农业必须走可持续绿色生态道路。根据国内外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和天津市的资源条件，可开展海洋资源综合开发模式、以乡村自然景观旅游带动农业功能拓展的模式、农耕文化体验和乡野休闲模式、乡村文化景观开发带动模式、绿化产业模式、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带动模式；国际市场导向模式，最终得以推动天津农业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迈迸。通过建设可持续绿色生态农业，这既满足市民需求，又将进一步展现天津都市现代农业的经济、服 务与生态等集成性功能。 4.3 健全农业产业，强化农业标准化生产和管理 首先，在确保粮食安全生产基础上继续优化种植业、养殖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如积极培育农副产品和工业龙头企业、拓展生态农业旅游作为发展重点。其次，要加快推进制定并完善农副产品地方标准、保障农副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技术与操作规程要求的进程，推广生产标准化。再次，施行农产品生产、加工及流通环节的全流程监控，强化对农业产地环境、农业投入产出和产后加工、包装实施全过程的标准化管理。此外，还要加速执行农产品生产环境检验和产品质量检测，加强绿色无公害农副产品、优质安全农副产品、绿色有机食品等的认证。 4.4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强推广服务体系 响应号召贯彻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加大扶持力度，鼓励筹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中介服务组织。随后，依托农业科学院、农业大学的人才资源优势，支持“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倡导各类农业科技人才创办现代农业企业。此外，还要逐步强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和改革，积极探索农业科技成果，有效进村入户的机制和措施，加强农业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其中包括加强先进适用农机具的示范推广、普及农业机械装备等），加快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努力构筑集农技、农机、农资、农信为一体的村级为农综合服务体系。 4.5 搭建农业重点项目工作服务平台 积极将农业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条件整合起来，搭建农业重点项目工作服务平台。此平台需政府主管部门牵头、农委统筹协调、农机中心等相关涉农部门参与。平台不仅要有农业生产常识、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休闲场所介绍，还要搭建农牧渔产品售卖窗口，以便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或预定农产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加速农副产品售卖速率。但每一项工作都需要分别确定负责人、牵头单位、参与单位，同时工作任务要分配明确。 目前，农业已经由一个单一生产农副产品的原料性产业，逐步向既提供农副产品又同时具有生态产出，还能提供休闲、娱乐场所及保存传统文化遗产等多方位功能化方向发展。若能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充分发展好天津的都市现代农业，这势必将为天津居民提供安全、时令适宜的果蔬和粮食等，也将为天津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都市农业论文:新农业新农村 怀柔官地村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 “九分山水一分田”的怀柔，近几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积极探索解决“三农”问题，全区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民收入明显增长，综合改革有序推进，逐渐走出了一条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新路。2007年，怀柔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804.9元，比上年增长12％，比10年前增长1.8倍。 注入新内涵　建设新农村 149人的官地村，有着“京郊民俗旅游第一村”的美称。2004年11月，北京市旧村改造启动仪式在官地村举行，这里迎来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天地。如今，56户居民全部用上水冲式卫厕，新建了两处智能型污水处理设施，增设了3名专职保洁员，垃圾桶装，由怀柔区环卫中心统一清运，全村接待床位也由360张增加到980张，清一色的灰砖小楼，与山水、长城浑然一体，自然成景，改造后的官地村，旅游接待能力强了，也更吸引入了。 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策后，怀柔区提升旧村改造内涵，从单纯一个点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培育，提升为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更高层面。他们利用行政区域“沟状”布局的特征，将试点经验在更大范围铺开，最终形成若干“沟域经济”发展模式。 在官地村带动下，怀柔近几年持续加大投入，将原虹鳟鱼一条沟升级改造为雁栖“不夜谷”。这次升级改造，带动沟域内5个村进行新农村建设，784户农民受益，其中375户成为民俗接待户。? 为了适应2008年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怀柔在“不夜谷”的建设中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因素。今年端午节假期，怀柔举办了首届雁栖“不夜谷”欢乐“粽”动员、汤河川满族民俗风情节等一系列旅游文化活动，全区共接待32.5万名游客，实现综合收入4792.5万元。 着眼现代化　跳出抓农业 怀柔的起步，是从农业开始的。 过去，农民在“一分田”里种粮食，怎么也富裕不起来。怀柔坚定不移地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根据山区特点，经过10年不懈努力，形成了板栗、西洋参、冷水鱼、肉鸡等四大富民主导产业。全区农业用地的亩产值10年间增幅达到486％。 在此基础上，怀柔着眼农业现代化，跳出农业抓农业，相继建设了以桥梓凤山百果园为代表的农业园区，完成了由“专业村经济”到“沟域经济”再到以创意农业为基础的“园区经济”的发展。 桥梓镇凤山百果园以岐庄、东风山、北宅等6村形成的u形区域为核心，建有大枣、苹果等多个果品采摘农业生态园。园区规划面积4.5万亩，带动农产1874户，年产均收入6400元。东凤山村果农鲍品贤告诉记者，他从2002年开始在自家承包的200亩山场上，利用野生酸枣嫁接脆枣，去年产脆枣2万余斤，几乎全被游客采摘走，收入了12万余元。今年，眼看着满山盛开的枣花，老鲍更是喜上眉梢，“这不，已经有不少回头客打电话，我只管把枣树侍弄好，等客人来采摘了。” 目前，怀柔重点建设了风山百果、四季花卉、神龙峪红梨、七彩?烟摇⒗趸ü怠?阻牍鹊冉?0个农业主题公园，打造集观光采摘、休闲体验、修身养性、怡情益智为一体的农业公园，推动“田园文化经济”发展。到去年底，全区代表一产和三产结合的民俗旅游接待户发展到3200户；农民人均纯收入上万元的“万元村”达到110个，占全区建制村30％多。 [论文网] 抓综合改革　促良性发展 北房镇驸马庄村村民王晓山的日子如今可舒服了，全家4口人住着160平方米的两层楼。彩电、vcd、音响，现代化的电器一应俱全。紧挨着门口还有个小酒吧台， 王晓山家过去住的是几间中式老平房。虽说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环境差了点。2003年8月，随着旧村改造，王晓山一家搬上了新楼。和所有农民一样，在未上楼之前，王晓山也十分担心住楼后的营生。不过现今他没有这忧虑了。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驸马庄村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实现了“土地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农民1亩地每年保底收入1000元，有收益还可年底分红，每亩租金年递增100元，直到每亩3000元。 以“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为核心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是怀柔区推动农村综合改革，促进“三农”工作良性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全区累计完成了33个村的社区股份制改革工作，占全区建制村总数的11.6％，另有15个村正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 同时，怀柔还着力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全区已有各类合作组织244家，加入合作组织的农产占总农户的30％，带动的农产占到总农产的54.5％。 强社会管理　促社会和谐 怀柔镇杨家园村村民于贵，因自家的宅基地被邻居王某侵占并盖上了违章建筑，双方谈了多次都没结果，于贵打算到区里上访。村矛盾纠纷调解员卢燕萍得知情况后，上门耐心劝解，她和村委会的几个干部把于贵和王某叫到一起做调解工作。于贵拿出了被占地的宅基地证明，王某自觉理亏，很快就拆除了违章建筑，像卢燕萍一样，怀柔区每个镇村、街道、社区都有基层群众矛盾调解员，负责调查并解决村内、社区群众的日常矛盾纠纷。 怀柔以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为龙头，在镇乡(街道)、村(居)委会和村民中分别设立调处中心、调处站、调处小组和调解员，组成一个上下联动的五级矛盾调处网络体系，全区在16个乡镇、街道都成立了矛盾调处中心，在建制村和社区共成立矛盾调处站309个，在村民和社区居民中建立矛盾调处小组1867个。为了更好地收集民情民意，农村按每10户1名、社区按每个楼门1名设立矛盾调解信息员。 在五级调处网络的基础上，怀柔区进一步完善了机制，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协同配合的新机制。五级网络、三调对接促良性互动、社会和谐。近年来，怀柔区信访总量，集体访总量全面下降，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5％、75％。 都市农业论文:北京市关于发展都市农业的思考 [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向往的大城市出现了“现代城市病”:噪音、污染、紧张、没有绿色等。人们又开始眷恋乡村的美好生活:宽广的田野、泥土的芳香、自然的景色、农家的生活等。因此,现代城市的发展必须把农业放在整个城市系统中加以考虑。本文分析了北京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北京发展都市农业的思路。 [关键词]北京 都市农业 长期以来,农业一直扮演着为人类提供食物的角色,好像它唯一的作用就是生产农副产品。其实,农业除了具有生产性功能外,还具有改善环境质量的生态性功能和为人类提供观光、休闲、度假空间的生活性功能。近年来,随着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郊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的生产、生态、生活功能逐步得到认识并被加以开发,农业的生产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城市服务的功能增强,都市农业有了快速发展。 一、都市农业概述 都市农业是指处在大城市边缘及间隙地带,依托大城市的科技、人才、资金、市场优势,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名、特、优、新农副产品和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具有休闲娱乐、旅游观光、教育和创新功能的现代农业。都市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它融合了现代都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化的经营管理模式。不仅具有生产性功能,还具有生活性功能、生态性功能和教育性功能等,集中体现了大农业的思想。可以说,都市农业拓宽了农业这一概念的内涵。农业是都市有机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同都市一样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一流的经营管理模式,发达的交通信息系统,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对城市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是都市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城市规划中应给与足够的重视。 二、北京市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 1.环境要求 北京市城市人口密度很大,同时城市工业和城市生活产生的三废污染及噪声污染,加剧了城市环境的恶化。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另外现代城市中快节奏、高竞争的生活、工作环境,使得城市居民长期处于较紧张的精神状态,利用都市农业来亲近自然,缓解精神压力,成为他们的内在需求。发展都市农业对控制污染,创建优美的生活环境,增进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有积极的作用。 2.生活需求 北京市市区人口约1000万人左右,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农产品,而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品质好、有利于健康的食品,肉蛋奶、精品水果蔬菜以及无公害食品在人们的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例逐渐提高。发展都市农业,有利于城市居民体验乡野风光,进行休闲娱乐、劳动健身,缓解精神压力,了解农村文化,尤其是对缺少农业体验的青少年具有较大的教育作用。 三、北京市发展都市农业的思路 1.注重对都市农业发展的研究和指导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加强宏观指导,要把都市农业建设纳人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同时要把都市农业的空间布局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尽力完善政府政策支撑体系,形成强有力的导向和激励机制。做好科学普及和宣传工作,使城市各方面的管理者和城市居民形成共识,共同确立都市农业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的新理念。 2.因地制宜,逐步实现重点产业和主导产业布局区域化 根据北京市郊区资源、环境、区位及农业生产特点,全市游憩地的区域配置可划分为三个圈层、八个地带(区)。三个圈层:①近郊区:包括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区。这里交通方便,最接近城市消费群体,农业以园艺农业和高档次果菜种植为主,观光农业应以观赏游览、体验农作为主,可以重点发展农业公园、花卉观赏园、垂钓场及市民租赁农囤等观光、体验农耕项目。②中郊平原区:包括大兴、通州、顺义、昌平四个区。这里是首部粮、菜及畜禽水产品生产基地,主要河流穿行其间,农业资源丰富,景观特征明显,应以观光休闲、农耕体验、农业教育为主。③远郊山区:包括房山、门头淘、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六个山区县、区。这里自然景观优美,森林资源丰富,观光农业应以休闲疗养、农村文化体验、自然风景观光等为主。八个地带包括潮白河、永定河流域及远郊各区,每个地带都具备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可建设成具有不同功能的游憩地。 3.重视高新技术、信息技术在都市农业中的应用 现代高新技术、信息技术是实现北京市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技术支撑。为此,要积极探索体现首都市场特点的都市农业,着力突出科技型农业。一是依托组织培养和细胞工程转基因培育动植物及微生物优异或特异物质,发展特色种业和种苗业。二是依托生物技术培育具有特殊功能的生物反应器发展功能性农业。三是依托发酵技术发展发展生物农药产业和循环农业产业。四是依托酶工程发展生物制剂产业。五是利用生物技术发展生物质能产业。另外,还应建立起完善的农业信息系统,利用计算机多媒体和卫星通信等信息技术,实现农业基础设施装备信息化、农业技术操作自动化、农业管理信息网络化。 4.完善农业经营机制 都市农业的发展必须在土地经营机制上有所创新,要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承包土地合理有序的流转,推动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在政府协调指导下,鼓励外商或专业大户向分散经营的农户成片租用土地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同时再雇佣农民进行企业化经营。要以龙头企业为主要组织载体,通过松散、紧密或半紧密等形式与农户结成互助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农科工贸一条龙服务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 5.加强科技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要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使之同发展都市农业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一是要健全完善农业科研和农业科技推广两大体系。通过优化农业科技专业结构、人才结构、多渠道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等措施优化和加强农业科研力量,同时加强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建设,尽快将农业科研成果推广到生产第一线;二是要花大力气培训农业技术人才,建立农业培训基地和试验基地,通过普教、职教、业余教育等各种教育形式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都市农业论文:重庆发展都市农业的探讨 [摘 要] 文章在对国内外都市农业的产生与发展情况进行简述的基础上,提出都市农业发展的特征及主要功能,重庆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及重庆发展都市农业的模式选择和对策建议:成立都市农业发展领导小组,加强对都市农业发展的政策引导;发挥都市农业的示范、辐射作用;大力发展都市农业的观光功能;加强都市农业人才培养工作。 [关键词] 都市农业 实践模式 发展建议 目前都市农业是与工业并立的、充满生机的基础产业,都市农业的出现展现了未来农业的新潮流,为发展我国农业带来了新的希望,特别在重庆这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直辖市,都市农业的发展更值得我们思考。 一、国内外都市农业的产生与发展 都市农业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日本是世界上出现都市农业最早的国家之一。都市农业一词最早见于1930年出版的《大阪府农会报》杂志上,“以易腐败而又不耐储存的蔬菜生产为主要目的,同时又有鲜奶、花卉等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经营”,称为都市农业。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都市农业。我国都市农业的提出与实践始于90年代初,其中以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开展较早,重庆都市农业发展的建设还刚刚起步。 都市农业(或说都市型农业、城市农业)在英文中有若干表述,比如urban agriculture,city agriculture等,我国学者普遍引用的一个定义是:“都市农业(agriculture in city countryside)指在经济发达国家的一些大都市里,保留一些可以耕作的土地,由城里人耕种,即都市农业”,其英文原意是“都市圈中的农地作业”。关于都市农业的定义,由于它牵涉面广,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又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国内外诸学派众说纷纭,至今难有定论。 二、都市农业的特征与主要功能 1.都市农业的特征 (1)城乡界线已日益模糊,具有高度的城乡融合性 都市农业所处的空间城乡边界不明显。一种情况是如日本许多城市在扩展过程中,农业以其优美的环境被保留下来,并在都市内建立各种自然休养村、观光花园和娱乐园,形成插花状、镶嵌型农业;另一种是分布在城市群之间的农业,这些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与城市无异,与中心城区交通方便,已经完全城市化,形成了城市渗透农村、农村渗透城市,城市和农村浑然一体,同时,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渗透,农业与旅游交叉融合,现代农业科技、设施与农艺相互交接融合,且逐渐走向和谐统一。 (2)都市农业功能多样 都市农业除具有生产、经济功能外,同时具有生态、观光、社会、文化等多种功能。如日本许多大都市在城市扩展过程中,把原有的城市尽量改造为“田园城市”,并把农业作为优美的环境予以保留下来,真正发挥农业的综合功能。 (3)都市农业表现出高度集约化的趋势 处于城市化地区的农业资源条件明显不同于一般地区,农业经营表现出高度集约化的趋势。随着都市农业区域内经济地租的上升,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都市农业转向资本、设施、科技密集和土地节约型的发展道路,农业生产方式高度设施化、工厂化、专业化、基地化、产业化、大市场化。并实现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为大城市及国际市场提供所需的鲜活农副产品。目前,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的有机构成甚至高过工业。如日本的东京、大阪的农业基本实现了生产栽培园艺化、基地设施现代化、生产操作机械化。 2.都市农业的主要功能 (1)生产、经济功能 都市农业利用现代工业技术,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为都市市民提供鲜嫩、鲜活的蔬菜、畜禽产品、果品、花卉及水产品,并要求达到名特优、无污染、无公害、营养价值高或观赏性强。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离不开对农副产品的需求,且相当部分农产品需就近供应。同时都市农业依靠大都市对外开放和良好的口岸等优越条件,冲破地域界限,实行与国际大市场相接轨的大流通、大贸易经济格局,具有较强的创汇增值能力,同时增加城市就业机会,优化产业结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产、经济功能都是都市农业的主体功能。 (2)社会文化功能 都市农业起着社会劳动力“蓄水池”和稳定“减震器”的作用,对社会稳定发展、城乡居民就业和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观光、旅游休闲,是都市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市农业通过开辟景观绿地、观光农园、旅游农庄、市民农园、花卉公园等,为市民提供休闲场所,从事观光、休闲、娱乐活动,以减轻工作及生活上的压力,达到舒畅身心、强健体魄的目的。同时都市农业可以促进城乡交流,并直接对市民及青少年进行农技、农知、农情、农俗、农事教育,因而具有较强的教育功能。另外农村特有的传统文化因都市农业的发展而得以继续延伸和发展,如日本、德国等。 (3)生态功能 首先是指为城市增色添绿、美化环境、保持水土、减缓热岛效应、调节小气候、提供新鲜空气,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功能;其次是指将生活废水及垃圾用作灌溉和肥料,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功能;再次是创立市民公园、农业公园以及开设其他各类农业观光景点,减少或减轻“水泥丛林”和“柏油沙漠”对都市人带来的烦躁与不安的目的,提高市民生活质量,使农业真正起到“城市之肺”的作用,如德国、日本、新加坡等。 (4)示范辐射功能 都市农业是农业新技术引进、试验和示范的前沿农业,对一般农业的发展具有样板、示范功能。都市农业能够依托大城市科技、信息、经济和社会力量的辐射,成为现代高效农业的示范基地和展示窗口,进而带动持续高效农业乃至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土地高效利用起到示范作用,如日本、新加坡等。 三、重庆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 重庆是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比较突出的直辖市,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带动辐射效应不强,农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困难。因而,围绕“建设重庆一小时经济圈,打造以主城区为核心的城市群”和“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两大主题,首先在“一小时经济圈”内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建设都市农业产业体系,充分发挥都市农业的生产保障、出口创汇、生态建设、休闲旅游、体验观光、文化教育、示范辐射功能,彻底改变目前农业落后现状,改善重庆二元经济结构,实现重庆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重庆“一小时经济圈”是指以主城区为核心,一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的范围,包括永川、合川、江津、涪陵、南川、巴南等23个区县,幅员总面积接近28700平方公里,约占全市幅员总面积的35%,据2006年年底的年报统计,区域内年末乡村人口1204.0万人,占全市的比重为49.8%;常用耕地面积约1042.9万亩,约为全市的一半;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367.3亿元,占全市的比重达57.6%。) 四、重庆发展都市农业的模式选择和对策建议 1.世界都市农业的主要实践模式 (1)偏重生产、经济功能的模式。美国大西洋沿岸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以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五大都市圈形成的带状区域,被美国的经济学者j.歌德(jean gottmann)称之为“巨型带状都市”。这一南北长约960km,东西宽约50～160km的区域里都市和农村相互交叉,融为一体,农业如网络一样分布在城市群之中。该区域内的农业由于受都市经济势力的巨大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都市农业。 (2)偏重生态、社会功能的模式。以欧洲城市最典型,如英国的森林城市,德国的田园化城市等,由于经济发达和文化传统等原因,更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 (3)生产、经济功能和生态、社会功能兼顾的模式。以东亚的日本和南亚的新加坡为典型。日本有许多高集约化的尖端农业,尽管其国内食品需求热量的60%以上来自国外,但蔬菜自给率却高达90%以上,城市四周有许多土地用于植林,美化城市,发挥生态功能,国土面积的60%以上为森林所覆盖。 新加坡把公园与农业科学结合在一起,在农业科技公园内建高技术农场供投资者发展尖端农业,是生态农业和经济功能相结合的完美形式,值得参考。 2.重庆发展都市农业的模式选择 根据国情,我国发展都市农业必须以生产、经济功能为主,但也要重视生态、社会与文化功能。重庆发展都市农业应以“一小时经济圈”为重点,选择偏重生产、经济功能的模式,主要以产品生产为主,同时关注都市农业的生态、生活、文化、社会功能。 3.重庆发展都市农业的对策建议 (1)成立都市农业发展领导小组,加强对都市农业发展的政策引导 制定都市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和优惠扶持政策,搞好组织协调、政策资金支持和规范化管理,营造都市农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制定土地保护和利用政策,确保都市农业和城市经济和谐发展。都市农业要重点发展集约化、专业化、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农业,提高单位土地经济效益。 (2)发挥都市农业的示范、辐射作用 充分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和生物技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高新技术农业和特色品牌农业,建立各具特色的农业示范基地,生产蔬菜、水果、水产品、畜牧业、中药材等方面的无公害、无污染的绿色食品,生产与开发各种优质农产品、特色种养业。培育壮大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的都市农业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充分发挥出龙头企业的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 (3)大力发展都市农业的观光功能 都市观光农业的发展和布局要充分考虑区域农业基础、交通、区位、市场等限制条件,还需要重点遵循“市场导向、可持续发展、突出优势与特色、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统一布局”等原则。利用都市农业的区位优势,大力开发农家乐、农家游、农业观光示范园区等以旅游服务为主、产品生产为辅的观光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生态农业。 在观光农业每个场点和项目中,要力求展示最独具特色的农业技术和农业成果,设计要富有创意,以满足游客的各种需求,如:特禽(超大型羊、猪和微缩型的蜜蜂大小的“迷你鸡”等);特菜(袖珍型的番茄、茄子、彩色辣椒、南瓜等);特果(象冬桃、菊花桃、大樱桃、苹果梨、树莓、体量巨大色彩绚丽的珍奇瓜果等);特趣、特餐(如鸵鸟宴、全羊餐等);特饮和娱乐植物,如:笑树、蹦跳草、炸弹树、挨刀树、光棍树、醉树、醉草、醉花等强调奇特,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使游客大饱眼福。同时要精心设计农业旅游产品,挖掘当地民俗风情,农耕文化,本土文化。 (4)加强都市农业人才培养工作 多层次、多元化地培养和造就与都市农业现状相适应的各类人才是都市农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环节。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博览会,提高农业在社会上的地位,改变人们对农业的观念,形成都市农业人才引进和培养的良好外部环境。一方面通过培养实用人才来发展都市农业,另一方面通过都市农业的发展吸引各类人才。 都市农业论文:都市型农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摘要： 该文介绍了芜湖市鸠江区白茆镇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现状、经验和取得的成效，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都市型现代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主要包括：做强一产、做大三产，发展电商、仓储、物流，多方融资、政策倾斜，招商引资、内外联动，依靠科技，促进发展等。 关键词： 都市型现代农业；现状；对策；白茆镇 白茆镇是传统的农业大镇，盛产各种名特优蔬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一直走在全省前列，素有安徽省“农业状元”的美誉。随着白茆镇划入芜湖市鸠江区以及长江二桥和过江隧道的建设，白茆镇的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特有的长江冲积洲肥沃土壤和长江水源尤其适宜发展有机、绿色和无公害蔬菜以及特色水产品，独有的长江沿岸生态林网水系生态宜人，尤其适合发展休闲旅游和农家乐。芜湖市的发展以及长三角城市群的壮大，也为白茆镇发展都市农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白茆都市农业示范区位于白茆镇境内，总体规划面积0.13万hm2，一期核心区466.7hm2，涉及新园、义圩、套北3个行政村和三官殿社区。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以及中低产田和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的实施，示范区实现了田成方、路相连、渠相通、林成网、旱能灌、涝能排。在此基础上，白茆镇从2014年开始打造都市型现代农业，通过2a多的努力，示范区瓜果一年四季飘香，无公害和绿色、有机蔬菜琳琅满目，空气清新，水质优良，生态环境优美，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完美融合，都市农业示范景区雏形已基本形成。 1白茆镇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现状 1.1园区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环境面貌大为改观 完成了入园口及园区道路美化绿化、渠道清杂和园区内环境综合整治、村庄59户立面改造、村庄道路建设、园区内桥梁改造和2座曲桥以及3座凉亭、2座拱桥等配套景观建设、建成80kW排涝站1座，主干道1.38km浇筑沥青，支干道5.8km浇筑混凝土。打造了二龙塘和年润2个休闲垂钓景点和庄稼汉葡萄采摘园，主要道路口建设木质休闲廊架，使园区及园区内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1.2现代农业高新科技推广卓有成效 园区企业共建成二代钢架大棚54hm2，连栋大棚14hm2，智能玻璃温控温室10hm2。推广了反季节栽培、立体高效栽培、蔬菜标准化栽培新技术，防虫网、粘虫板、遮阳网、太阳能杀虫灯、新型农机具等新材料。园区成立了专家工作站，与安徽省农科院蔬菜园艺所开展项目和技术合作，引进名、特、优、新蔬菜品种示范种植并取得成功，起到了很好示范带动作用。 1.3园区承载国家和省市农业项目能力进一步增强 园区内共有3家企业承担了芜湖市蔬菜标准园项目，1家企业承担了国家级蔬菜标准园项目，同时还承担了农业部科技示范县试验示范基地项目、长三角地区设施蔬菜高产高效生产项目、设施蔬菜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等。 1.4农业休闲观光旅游设备齐全 园区现已建成年润和二龙塘2个垂钓中心，供游人垂钓和休闲观光。完成林下音乐茶座、QQ农场、桃花岛和千亩葡萄采摘园建设。所有路牌、导游牌以及木质休闲廊架、凉亭等已全部安装到位。 1.5园区活动开展有声有色 2015年成功举办了示范区首届“千亩葡萄园采”摘节，吸引了芜湖市大批市民和周边游客前来观光采摘，扩大了示范区知名度，带动了全镇餐饮、购物等三产消费，创出了白茆特色农业旅游业品牌。 1.6园区带动农民增收效果显著 园区主要蔬菜品种10余种，日最多上市量50t。主要销往芜湖、南京、杭州、常州、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示范效应和社会经济效益显著。示范区周边农户实现了就地打工就业，常年做工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 2都市型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 2.1一产不强三产不足 目前园区农业产业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产品无包装和品牌，农产品加工业不发达，农产品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园区各类蔬菜种植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缺少“名、特、优、新”品种，没有叫的响的品牌。围绕农业衍生的第三产业不足，农家乐休闲观光和垂钓园、采摘园等只停留在初级水平，没有更多吸引人的休闲旅游项目，示范区人气不旺。 2.2流通不畅环节过多 园区内企业缺乏农超对接以及小区直接配送的销售模式，生产的农产品通过层层转手销售，生产企业利润大多被流通环节占去，同时消费者支出成本加大又进一步影响到产品的销量。农产品大量上市时没有冷库保鲜，往往只能低价销售。 2.3资金不足后续乏力 农业基础设施一次性投入大，回收周期较长，且风险一般较高，农业企业的资金不雄厚，很难扩大再生产，遇到市场不景气或自然灾害减产，企业往往陷入被动局面，筹资也很困难。一些企业投资建设了智能温室，每667m2投入的成本达到70多万元，投资回收期很长，如果没有相应的高回报的产业运营，很难在短期内收回成本并实现增值。 2.4人才匮乏观念滞后 现代农业对农业科技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高级农业人才很难聘请到，一些农业科技人员知识老化，眼界不高，观念滞后，很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业企业的经营者一般也不是常年从事农业的，多数投资者原先做的是农业以外的行业，对农业产业的规律把握不准，对生产、销售、流通等各个环节了解不深，公民难适应当前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新变化。 2.5劳力减少成本加大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力的大量外出，农村劳力减少且老龄化严重，劳动用工报酬逐年上升，农业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且经常出现招工断层现象。 3发展对策 3.1做强一产，做大三产 以一产为基础，做强农业第一产业。围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在农产品提质增效上下功夫，力争多出精品，吸引城市市民前来观光采摘鲜活的有机、绿色和无公害农产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旅游业，以三产带一产，实现农旅结合；把乡村传统文化创艺产业与农业相结合，进一步扩大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并融入特色美食、健康养生、中医中药、农耕文化、农俗文化、田园诗歌、传统戏曲等元素，让都市农业示范园成为都市人的精神乐园。白茆镇没有山，但可以利用水乡特色打造水上游，把示范区内莲花套水系进行开发并与黑沙洲水上旅游相结合。利用沿江沟渠林网种植荷花，既可以形成莲藕产业，同时也美化环境，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进而打造莲文化为主体的富有个性化特色的农业旅游业。 3.2发展电商，仓储物流 随着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产品网上销售模式越来越受到农业企业的青睐。要大力发展示范区农产品电子商务，建立物联网体系，开展网上销售。如在网上出售QQ农场“土地”，让市民体验农场主和农耕的乐趣。园区要建立起主要城市蔬菜直销点和网上社区配送中心，让示范区的农产品在300km范围内实现地头直达市民的餐桌。同时，在园区建立大型冷库，让上市蔬菜能及时保鲜储存，并与物联网冷链配送相衔接，实现一年四季均衡供应。 3.3政府支持，多方融资 政府要鼓励银行信贷和民间资本投入农业，通过政策性保险降低生产风险，并不断整合资金加大对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充分争取和利用国家对“三农”的扶持资金，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向示范区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倾斜，引导都市农业健康有序发展。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要积极支持示范区企业申报省级以上龙头企业、申报农产品“三品一标”、名牌产品等，为企业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3.4招商引资，内外联动 对示范区现有的入驻企业要加强技术指导和培训，开展新型农民培训，提高企业经营者和示范区农户科技素质。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办法，引进国内外有实力的知名龙头企业入驻，提升园区企业总体实力。进一步落实好人才战略，加大对农业科技从业人员的奖励和扶持力度。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创业或以专利等入股，调动农业科技人才的积极性。进一步充分发挥农业专家工作站对园区技术指导、产业谋划方面所起的作用，为园区企业更好地提供全方位服务。 3.5依靠科技，促进发展 在当前农村劳动用工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要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推广蔬菜耕种、覆膜、采收等机械和喷、滴灌技术，减少劳动用工，提高农动生产率，降低劳动成本；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改良示范区土壤；推广太阳能杀虫灯、防虫网以及粘虫板诱杀害虫技术，减少用药防治成本；推广立体高效种植和循环模式，提高经济效益。在温室大棚内推广全程智能化管理、无土栽培等农业高新科技。在园区建立农业科技研究中心，开展自主研发。对生产上出现的种子、土壤、栽培及病虫害问题，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促进示范区现代农业健康持续发展。 作者：陈世武 单位：芜湖市鸠江区白茆镇农业服务中心 都市农业论文:都市生态农业林下经济前景 摘要： 都市生态农业是适应“三个导向”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林下经济作为都市生态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较好地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有效利用林下空间和林业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社会和经济等多重效益。在都市生态农业建设中，林下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但需要因地制宜，依托特殊的发展空间和特殊的社会功能，突出都市服务特色，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才能有效发挥林下经济的优势，促进都市生态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 都市生态农业；林下经济；农业发展方式 一、现代农业“三个导向”与都市生态农业发展 （一）“三个导向”农业现代化道路体现绿色可持续性发展 现代农业是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现代农业持续发展面临经济社会环境的新变化，生态环境恶化、温室气体增加，生态危机已成为农业持续发展的障碍。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技术进步和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农业发展实力和发展层次，是现代农业发展最重大、最关键、最根本的出路和措施。传统农业向高效、生态农业的转型势在必行。十八大后，国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农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在对我国农业生态问题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密集调研的基础上，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三个导向”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即以解决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都市生态农业撑起现代农业持续发展的一片蓝天 现代农业的发展，要充分体现“三个导向”的发展战略，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都市生态农业的发展，践行了“三个导向”，实质是生态化的现代农业。从当前经济发展的趋势看，未来环境修复与治理成本极高，都市将会为今天快速挤压式的增长付出巨大代价。只有都市生态农业才是都市农业的未来发展道路。我国各地生态都市农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为现代都市及生态农业的持续发展撑起了一片蓝天。从发展实践看，都市生态农业以进一步开拓农业的多功能性以及高效、绿色、可持续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生态和农业生产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提高农业发展可持续能力。在都市生态农业发展中，注重将农业生态建设贯穿现代农业发展全过程，以生态系统循环持续发展机理安排农业发展道路、调整农业结构，以此来缓解农业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控制农药化肥等的投入，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污染排放，注重农产品质量和品质，充分体现了“三个导向”现代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本性。 二、林下经济助力都市生态农业发展 （一）林下经济是都市生态农业的重要形式 本世纪初林下经济在我国开始逐步兴起，林下经济目前已成为我国都市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下经济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和林业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种植、养殖、观光旅游、农林牧产品综合开发等，获得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在都市生态农业发展中，近郊区和都市生态区发挥林业产业生态的优势，逐步将林下经济开发作为都市生态农业的重要组成而加快发展。在国内外都市生态农业发展中，林下经济得到重视。德国是发展都市生态农业较早的国家，在都市农业发展中特别注重生态发展，高度重视林业的生态效益，将林业作为都市农业的重要形式。德国往往在一些大城市加大林业经济发展，将许多发达工业城市打造成“森林城市”。在国内都市农业发展中，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等大城市也非常关注林下经济的开发，加快现代都市农业转型。如北京市近年来在首都生态工程建设过程中，发展了林药、林菌、林桑等十种经营模式，林下经济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已成为北京市都市型现代林业的主流形式之一。林下经济服务首都生态涵养发展区农民增收，并为首都发展提供生态屏障。 （二）林下经济关注生态等多重效益，助力都市生态农业 1、林下经济实现生态、社会、经济多重效益。 近年来，为加快林下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林下经济的多重效益，国务院办公厅于2012年出台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2〕42号）。2013年10月，国家林业局公布了首批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名单，以典型带动林下经济发展。从我国各地林下经济发展的目标看，林下经济有助于发挥多重功能，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等多重效益。如北京市在林下经济发展中，注重发挥其生产、生活、生态多种功能；上海市林下经济最终目标是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天津市在林下经济发展中，以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为主题，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 2、林下经济多重功能开发，有助持续发展。 林下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和林业生态环境，将林、草、农、牧有机结合，采用林菌、林药、林禽、林畜、林游等模式，进行多功能农业开发，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一体化发展，既有利于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又有助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推力。以林禽发展模式为例，我们可以从图1看出，在林下空间养殖鸡鸭，缓解了土地压力，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利用良好的林业生态环境，提质增效，又很好地避免了环境污染，在林——禽产业互动中“生态”和“利益”共赢，实现可持续发展。 3、特殊的空间，拓展都市林下经济的特殊功能。 在都市生态农业发展中，近郊和都市区林下经济处于特殊的空间，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而社会对其也会有特殊的需求，特殊的需求就要求发展特殊的功能农业。以生态为首要目标的都市林下经济，有很好的生态维护功能，一方面为现代都市发展提供强大的生态屏障，帮助现代都市污染防治。另一方面实现资源多级循环利用，避免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当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唤起居民回归自然、绿色消费等意念。都市区林下经济所处的这一特殊的空间，要求满足都市区发展的这些特殊社会需求。 三、都市林下经济模式选择与发展对策 与山区、丘陵林业经济发展和其他区域林下经济的发展不同，都市林下经济处在现代都市发展这一特殊的发展空间，还有特殊的社会功能，这是都市林下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因此，对于都市生态农业发展中的林下经济，在进行模式选择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特殊性，首先必须服从城市需要，服务现代都市发展，凸显都市林业的特殊空间地位，农、林、工、服多产业联动，开拓都市林下经济的都市服务功能。林下经济为现代都市发展提供强大的生态屏障，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领先的技术和服务功能，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城市污染的防治等多重功能。在具体模式选择上，要发挥都市旅游休息市场优势，重点发展林下休闲体验、林下旅游等林下经济。做好都市林下经济科学规划，因为科学发展，规划必须先行。 1、加快都市林下经济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技术突破是林下经济发展的关键。林下经济是典型的林业生态环境依赖性产业经济，良好的林业生态环境是发展的基础。都市林下经济实现持续高产出、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提升都市生态屏障功能、充分发挥林木和其他生物的综合效益，急需科技创新。都市林下经济发展要求加快农林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三重效益。目前，受技术水平限制，我国都市林业经济持续发展技术成果不多，储备不足，限制了都市林下经济的发展能力。 2、加大投资力度，调动农民积极性。 增加农业投入，是建设现代农业的迫切要求。都市林下经济的发展，要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改造，这就要求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实践已证明，林下经济是一项投入、产出较高的产业，如果没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很难产生相应的规模和效益，单靠农民自己和市场机制是难以解决的。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对林下经济的资金投入，支持鼓励农民发展林下经济，提高生产水平，同时引导农民、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充分调动农民保护林业生态环境、发展林下经济的积极性，发展林禽、林畜、林菌等多种林下经济模式，林业与其他产业多产业联动，打造林下经济产业集群。 3、注重特色培育，拉长林下经济产业链。 依据本地的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创建特色是林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都市林下经济特殊的地理空间和特殊的社会功能，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充分体现并依此形成特色。在我国未来都市林下经济发展中，我们要按照“林木发展，生态第一”的原则，着力打造林下经济产业化集群，积极培育都市林下休闲体验、都市林下旅游、都市林下养殖、林下种植等产业化集群。围绕集群培育，大力实施品牌战略，使每个集群都有一批叫响全省、全国的知名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作者：刘君 单位：安阳师范学院商学院 都市农业论文:都市农业景观设计低碳性探究 一、低碳都市农业景观概念及特征分析 （一）低碳都市农业景观的概念分析 低碳都市农业景观的发展是伴随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而逐渐兴起的景观类型，它以城市发展、城市人民需求等为依托，在城市适宜农业发展的边缘空间景观设计规划中引入农业元素，同时在进行低碳景观建设的基础上，满足城市对多元景观形态的需求，实现城市景观建设的长远发展，使其观赏率与利用率得到最大化提升。 （二）低碳都市农业景观的特点分析 我国多元化景观生态系统的形成得益于农业生产模式的多样化，如南方都市边缘的基塘系统、北方塑料大棚的瓜果蔬菜种植模式、沼气池模式等都与景观空间布局紧密相关。因此，结合景观低碳生态理念可知，我国都市农业景观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具备优良的景观环境服务功能，比如，仿造自然顶级群落特色，可在生态治理区域进行陡坡造林建设，该方法能够有效遏制重力因素下产生的水土流失问题。其次，具有斑块生态位互补特点。景观区域内既是不同植株的主要聚集地，也是主要的生态流区域，因此，合理调控生态农业类型，实现不同植株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优良互补性能，能够将景观生态体系的优势全面发挥出来。然后，具有较高的景观异质性，农业景观区域内斑块类型多且不同之处较多，比如城区煤矿塌陷区域形成的城区远郊平原低洼地带营造的水利廊道灌溉模式、传统农田间歇性混种模式等，借助生物间的相克理论实现都市农业景观的整体系统优化性。再者，景观资源乡土性特点突出。不论民间技艺还是乡土文物，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借助农业景观，不仅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还可加快区域精神文明建设。最后，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 二、低碳都市农业景观设计与规划分析 （一）低碳都市农业景观设计基本途径 农业景观设计主要涉及农业景观结构布局与景观使用功能两方面。农业景观设计与传统景观设计有所不同，前者是将景观作为“资源”类型的一种进行使用，并寻求整体上的生态和谐型，它不仅强调人们对景观的实际需求，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强调景观的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农业景观设计与规划是逐层进行的，由目标、功能、结构、具体单元的划分，每一层内容都是构成整体景观设计的基本途径。 （二）低碳都市农业景观设计理论 1.城市规划设计理论 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致使城镇化建设急速推进、土地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等问题与人类的生存空间的需求形成强烈的矛盾对比!而当代都市农业的盛行便是"田园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借助城市规划建设理论指导都市农业景观设计，将其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中，对满足都市人民的使用需求、人文需求，促进城市经济建设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都市农业理论分析 都市农业是指在城市边缘区域，利用环境资源、田园景观及自然生态景观，结合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都市群体提供了解农村、体验田园生活的场所，也就是将生态体体系域农业生产、生活等融于一体，形成服务性生产、休闲、观光场所。都市农业景观活动场所作为城市主要的休憩园地，不仅能推动城市向着更加多元化方向发展，还可有效防治城市污染问题，在城市近郊区域修建绿色边缘地带的过程中，也必须确保都市景观园区内的生态完整性。 三、总结 综上所述，低碳都市景观不仅兼具娱乐、休闲功能，还具有生产功能，它的发展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景观建设的最新突破。从生态角度来分析，既能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城区局部气候，又满足了都市人群回归自然的愿望，对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意义。 作者：王国庆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都市农业论文: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论文 一、即墨市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城市人对回归大自然产生了越来越浓的兴趣，向往环保生态的生活环境。大城市周边区域以及市区内适合农业生产的空间，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成为满足人们这种需求的理想场所。青岛农业总体上已进入到现代都市农业时代。即墨毗邻青岛城区，区位优越，在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农业有条件逐渐向园区化、设施化、工业化方向发展。人们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必然要求改变原来即墨农业的“城郊农业”定位，改变其仅提供农产品和原料的物质方面的单一功能，而向既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又能为人们提供精神文化等多方面需求的现代都市农业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即墨市立足经济社会发展，以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不断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深度开发和拓展农业的新功能，增进产业融合，使现代农业产业服务青岛，融入青岛，成为青岛现代化大都市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园区聚集引领发展 近年来，即墨市委、市政府连续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加大发展设施农业的扶持力度，在资金、技术、设施配套等多方面进行了倾斜扶持。特别是最近几年，日光温室、大拱棚、中小拱棚发展较快，设施农业园区不断涌现，让农业项目在园区“抱团”，把园区打造成项目发展的“洼地”，使农业园区聚集效应逐步显现，全市的设施农业规模不断壮大。目前，全市设施农业种植面积近10万亩，成规模的农业园区150多处。即墨市已成为山东省最大的出口甘蓝生产基地，大姜、华南型黄瓜、食用菌、设施西瓜等种植面积都居青岛市前列。 （二）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创意拓宽发展空间 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深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无公害农产品、优质果茶等高效种植为主的生态农业，进一步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和农民增收渠道。目前，以生态观光、茶果采摘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村、观光园20余处。全市有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1处，山东省旅游特色村3家，省级旅游强镇3个，省级“好客人家”农家乐7家，青岛市星级农家乐12家，直接从业人员3000多人，户均年收入10万元以上，最高可达100万元。 （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标准化生产提升品质 在发展都市农业过程中，始终坚持实施生态循环战略，全面实施标准化生产，实行统一品种、统一购药、统一标准、统一检测、统一标识、统一销售的“六统一管理”。积极推广以生态绿色、节水节肥为重点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和生态循环农业，实现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全市发展蔬菜、果茶等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38个，面积22万亩；培育“三品一标”农产品154个。 （四）大力发展品牌农业，品牌带动促农增收 即墨市以放心菜、放心肉、优质粮为重点，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以此带动农户发展绿色种植，培育农业品牌。一是品牌农业逐步壮大，形成了以蔬菜和茶叶为代表的品牌农产品聚集区。二是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深入挖掘“公司+基地+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的潜力，延伸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创建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带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目前，全市注册农产品品牌300余个。涌现出“白庙”芋头、“鳌福”绿茶、“金口玉芽”芹菜等青岛十大名特优农产品；“鳌鹤春绿茶”、“大任河粉条”等近百个特色农产品品牌，培育出灵山韭菜、七级食用菌、华山甜瓜等一批区域性知名农产品。 二、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存在的问题 现代都市农业还在发展初期阶段，为都市居民提供的休闲、教育、体验等功能还不多，存在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一是名特优少，知名度较低，品牌农业发展差距较大。缺乏叫得响、知名度高的品牌。二是园区档次不够高，科技和装备水平一般。缺乏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精品产业，园区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低，产业链短。三是特色不突出，缺乏创意，精品少。缺少让市民在休闲观光过程增进对以农业和农村体验为目的的农业经营形态，高效生态农业与旅游业融合还不够。四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还有待完善，农业龙头企业特别是规模较大和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数量较少。 三、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对策建议 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是打造现代都市产业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实现即墨市现代都市农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世界眼光谋划，国际标准要求，制定完善发展规划 即墨地域东、中、西部存在明显差异，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层次，按照“东果茶、西蔬菜、中粮油”的空间布局，整合资源，带动现代都市农业整体突破。东部自然环境多样，交通便利，应结合蓝色硅谷建设，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高档次果、茶种植为主的精品农业，大力开发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等生态功能，建设土地集约、技术密集的现代高效农业。积极发展农耕休闲文化、果蔬采摘体验、市民租赁农场等旅游休闲观光农业形式，为人们提供优质鲜活的农产品，还可打造出优美的生态环境。在西部以大沽河为轴心，重点以发展高端设施农业为突破,大力发展特色农业，配套发展休闲农业，建设高质量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创新农业服务业发展。率先建成一批机械化、信息化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园区。 （二）设施农业引领，促进都市农业智能化、高端化，满足市民的物质需求 一是实施农业园区建设引领工程，着力打造精品现代农业园区。引进推广新的农业科技成果和优良品种及其配套技术，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快智慧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把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作为推动都市农业发展的先导，切实做到示范一片、带动一方。二是统筹产业布局，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培育产业特色，突出规模效益。加大园区科技示范作用的宣传，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导和鼓励工商企业，龙头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用好的政策、好的项目调动各方面主体参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的积极性，加快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 （三）创新休闲农业，开拓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新领域，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充分利用自然风光、生态景观、民俗文化等特色资源，将农业生产、自然生态和人们生活进行有机融合，重点培育农业果蔬采摘体验式旅游、休闲度假等模式的休闲农业，为城乡居民提供系列化的产品和服务。一是加快推进休闲农业项目建设。充分利用当地的农业资源、民俗历史、乡土民情，通过设施栽培、生态立体种植、特色农业等模式，加强高科技成果集成示范，突出农味，打造特色乡村旅游精品。例如，可利用田横祭海节和鹤山柿子节等民俗节庆活动,把即墨两千年多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农业旅游观光结合起来，努力打造成精品农业旅游品牌。二是发展创意农业提高效益。针对市民求异、求新、求特、求美的消费心理，如可种植五彩辣椒、迷你西瓜等特色农产品，以满足其“猎奇”需求。三是积极发展观光生态农业。发挥农业在教育、生态等方面的功能，重点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发展节水农业，种植节水优质作物品种，为市民提供回归自然的良好生态，建设成为青岛市的绿色生态屏障。 （四）实施品牌战略，提升产品质量 一是高标准打造“三品一标”生产基地。大力培育农业精品名牌，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产品安全的目标。二是加强品牌营销。发展初期，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品牌建设的扶持，注重通过新媒体与消费者进行互动沟通，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促销活动。以市场促生产，实现由单纯抓生产向抓市场促生产转变，建设大型综合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形成联通全省、辐射全国的农产品物流网和信息网，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三是大力营造品牌文化。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加大企业文化的开发力度，对本地的历史、文化、自然等各种资源要进行深度的挖掘和利，从更高的视角、更深层次挖掘企业和产品内涵，打造文化农产品，唱响“金口玉芽”芹菜、“鳌福”绿茶、“白庙”芋头等品牌，力争形成品牌优势，不断提高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五）壮大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一是大力培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选择一批重点农业企业，在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等方面给予支持。制定吸引资金、激励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吸引外资、工商资本、民间资本投资兴办农业企业，引进或培植一批市场竞争力强、对产业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二是大力发展标准化农业。实施“园区+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等模式，以科技带动、订单拉动，大力发展标准化种植基地，优化种植业结构布局，推广机械化生产，实现农业发展的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提高现代化生产水平。三是抱团发展闯市场。把分散的农户联系在一起，将“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闯市场”。建立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走规模化发展道路。 （六）加大政策扶持，强化发展保障 一是加强政策的引导，整合惠农政策，确保财政支农投入的稳定增长。以园区、龙头企业为平台，提高农业科技集成创新，转变生产方式，使设施农业向工厂化方向迈进。二是构筑现代都市农业支撑体系。发展完善适用现代都市农业要求的农技推广体系，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加快新型农民的技能培训，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作者：庄坤 单位：山东省即墨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 都市农业论文:推进都市近郊型休闲农业发展的建议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休闲农业拉动了即墨市经济增长、推动了农业转型升级、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带动了村庄生态文明建设。但目前即墨市的体闲农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其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较多问题：第一，休闲农业布局不够合理，建设水平较低，产品项目雷同，特色不突出，精品极少。第二，政策法规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缺少对休闲农业管理的统一标准。第三，投入不足，基础设施条件差。 二、加快发展即墨市休闲农业的建议 休闲农业是一个集现代农业与旅游业于一体的新型产业结构，它不仅能带动农业产业提升，促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更能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和精神面貌，具有“生产”、“生活”、“生态”的立体效应，是建设美丽乡村有效途径。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居民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能力大幅度提升，成为地区休闲旅游的主力军。除此之外，即墨市地处青岛近郊，区位优越，交通便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和极大数量的游客资源，市场开发潜力巨大。 1.因地制宜，科学制定发展规划。 即墨市休闲农业在总体上仍处于发展初期，因此要提高认识，把观光休闲农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来抓。在编制规划时，要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合理布局”的原则，避免雷同、重复建设。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民俗特色、人文历史等资源，将农业生产、生活、生态进行有机融合，突出农村天然、质朴、绿色、清新等特色，统筹全市休闲农业资源，做到有序发展，相对集中，规模开发。 2.突出特色创意，走品牌化、精品化发展道路。 目前各地都在花大力气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农业，争夺客源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发展休闲农业唯有靠突出自身特色、创立品牌，打造精品。休闲农业品牌化要求休闲农业把各种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当地资源，研究特色、挖掘特色，从科技、艺术和文化等方面进行有创造的改造。充分利用当地的农业景观资源、民俗艺术及风土民情，突出农味，在农字上做文章，将其融入一年四季的休闲农业中，达到游客求变、求异、求新、求特、求美的消费心理，形成自己的特色，创造自己的品牌，打造出既有创意又有品位和形象的休闲农业品牌。休闲农业精品化则是立足当地独有的资源，进行有创意的改造，形成独特的创意，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别人难以复制的独特旅游产品。 3.加强管理，促进规范发展。 要建立和完善领导体制，有关部门应加强指导，分工负责，形成合力。借鉴国内先进地区开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的好做法，制定休闲农业发展标准和规范，就从业资格、经营场地、接待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对经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作出明确规定和具体要求。抓好示范，扶持典型，促进全市休闲农业逐渐向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成立行业协会，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提升经营水平，提高服务质量，使休闲农业走上健康有序发展之路。 4.加强培训，提升从业者素质。 结合农村劳动力培训，要着重培养一批懂经营、会管理、有专业特长和较高素质的休闲农业实用人才，对他们加强旅游政策、市场动态、经营和环境教育等知识学习，组织到先进地区参观开拓视野，不断增强业主自我发展、自我规范、自主创新的能力，提高休闲农业的服务档次。同时加强对休闲农业从业人员的农艺知识、食品卫生、安全生产、诚信意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准。 5.政策扶持，多元化的资金投入。 一是加大政策扶持。要为发展休闲农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对发展休闲农业要加大政策扶持。如：以奖代补、减免相关税费、大力发展农村金融等政策。 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有经验、有实力的企业进入休闲农业领域、吸引多元投入开发，引导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投资休闲农业。 三是政府上要加大投入。设休闲农业专项发展基金，优先对特色明显，运行规范，前景广阔的休闲农业实体给予扶持，主要用于完善硬件设施、改善生态环境。 作者：高信岩 庄坤 葛会献 单位：山东省即墨市农业局 山东省即墨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 中节能光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都市农业论文:都市农业建设规划浅析 全市人口37%是农民,80%的版土面积是农村。没有农业发展,没有农村的小康,武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富裕和繁荣。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者们多次肯定了武汉农业的基础地位。2004年,对江城309万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确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协调发展的科学观。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农业局长吴福曾说,武汉都市农业有着商带农、工补农的较大优势,武汉农业在中部崛起,将具有巨大的示范和辐射效应。近年来,武汉都市农业在中部崛起的两大支点———正规化基地和龙头企业发展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截止今年初,全市“菜、鱼、肉、奶、禽、游”六大优势产业正规化基地建设面积达42.4万亩,比上年新增27.3万亩,产值达到125.9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76%。 一近二年,武汉优势产业正规化基地建设喜逢春雨。市政府集中1.5亿元资金投向优势正规化建设,同时吸纳民间投资资金17.6亿多元,全市180多基地形成特色经济板块。新洲双柳正规化蔬菜基地扩张后达10万亩,东西湖区惠安产业带扩充后达5万亩,江夏舒安藠头、蔡甸洪北西甜瓜等万亩以上基地均按正规化标准进行全面整治。正规化基地建设从种植业向水产业、养殖业扩张:江夏牛山湖、梁湖19万亩的水面成为正规化水产基地的样板,20个畜禽养殖小区建成投产。产业化办主任肖小秋说,正规化基地建设,让农民尝到与现代生产力对接的甜头。1亩菜地提篮卖,百亩菜地推车卖,万亩基地不愁卖。正规化基地建设,让农民走出了千百年来农业靠天收的怪圈,提高了农村生产力,全市正规化生产基地机械化作业率达56%,农业科技运用率达60%,正规化基地的农产品科技含量平均比分散生产高出一倍多。 二产业基地的形成促进龙头企业的持续发展。江夏舒安藠头生产基地为小蜜蜂食品公司的企业扩张提供了丰硕的货源,去年小蜜蜂公司出口创汇达800多万美元。乘势而上,壮大我市龙头企业。近两年来,市政府每年拿出2000多万元资金,扶持市级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专项贴息资金、以奖代补项目资金,不搞年终“一刀切”,谁有发展潜力,就支持谁。系列政策的激励,我市龙头企业整体水平迅速提升。2004年,全市市以上重点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4亿元,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达15家,过5000万元的达35家,年可加工乳制品28万吨,生猪300万头,油脂45万吨,饲料240万吨的生产能力。蔬菜、水产品、水禽加工能力也分别达到90万吨、2.5万吨和5000万只,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率已达1:1.35。我市“天种”、“友芝友”、“扬子江”、“蜂之巢”、“每天六颗”五个品牌还获得省级名牌称号。 三“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运作,为武汉农业在中部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汉小蜜蜂以藠头加工为龙头,带动江夏区南八乡1.2万农户连片发展藠头生产基地2万亩,年亩产值达到2500元以上。 福龙超大和武汉福达以蔬菜加工为龙头,网络农户9000户,带动双柳和洪北地区蔬菜基地5.5万亩,实现年蔬菜亩产值3000元以上。 长华食用菌有限公司带动徐古食用菌板块基地600万平方米,实现食用菌年产值2亿元以上。天种、中粮肉食、台湾升阳、武汉飘飘等肉制品加工企业,带动市郊41个生猪养殖小区。武汉富尔仕、武汉大地等家禽屠宰企业和汉口精武等禽肉加工企业,使全市新增鸡鸭养殖规模达100万只。2004年,全市各类农业龙头企业资产总额达76亿元,全市共有37.9万农户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 四取它山之石,攻我市之农业。去年春,市政府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武汉农博会,全市农业产业化第一次大规模接受全市人民的检阅,同时也接受市场的挑选,200个基地、60多家加工企业和国内外30多家流通商家在江滩握上了手;天南地北的新优品种在武汉正规化基地中落了户,安了家:美国的七彩椒、日本的西甜瓜、太空改良的迷你黄瓜等批量引种,大棚生产、露天种植一茬接一茬,市民的菜篮子变得靓丽多彩、四季如春。 第二届中国武汉农博会,4月28日将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正规化基地和龙头企业,这两个能让武汉都市农业在中部崛起的两大支点,除了再次接受全市人民的检阅,接受市场的挑选外,希望都能敞开自己的胸怀,将农博会所汇聚的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商品流纳为己用,这才是政府办会的良苦用心。最后,肖小秋说,如果我们基地和龙头企业能在农博会上勇取它山之石,广纳天下之智,诚招四海之财,做大正规化基地,做强龙头企业,那么武汉都市农业在中部迅速崛起必将指日可待。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迅速发展 我市农村打造闯市场的『航母由一家一户摸着石头过河,到众人划桨闯市场,我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让众多农民由弱势群体,变为市场强势主体,成为农民抗御市场风险的新型航空母舰。截止今年4月,全市成立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256个,涵盖种植、蔬菜、林果、畜牧、水产、农机、加工、流通、劳务输出等产业。 1983年元月,江夏区(原武昌县)法泗镇成立了柑桔研究会,我市第一个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正式诞生。法泗镇桔农技术共享,合力护品牌,抗市场风险的典型作法,开启了全市农民闯市场的新思路。 近年来,我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迅速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连接农户、基地、企业和市场,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建设、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洲区双柳蔬菜协会为万余菜农解决卖菜难的问题,2003年底受到农业部的表彰奖励,在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工作会议上交流经验,得到省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入会人员的一致赞赏。市政府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有关政策摘编《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武汉市优势农产品基地正规化建设规划的通知》武政[2003]54号文件规定:在国家税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龙头企业开发新产品、技术改造等费用实行税前扣除;引进技术和进口农产品加工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从事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在一定时期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支持优势农产品商标注册,严肃查处假冒伪劣产品,创建知名品牌,对在开发名牌产品中成绩突出的企业和个人给予奖励。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观光农业与森林生态旅游业发展的意见》武政办[2003]76号文件规定:对投资开发四荒(荒坡、荒山、荒水、荒滩)资源建设观光农林旅游景点景区的,投资者可拥有所开发土地50年的使用权。连片开发四荒资源500亩以上或投资额达500万元以上的企业,自有收入之年起,3年内免征特产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武政[2003]89号文件规定:加快建设农产品加工园区。从2004年起,市政府每年从农业基本建设资金中专项列支10%,用于“一区五园”建设,即东西湖国家级食品加工区和新洲双柳、江夏大桥、汉南邓南、蔡甸常福、黄陂武湖等5个农产品加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龙头企业”建设工程。从2004年起,市政府每年对年销售额达到亿元以上,本市农产品占加工原料60%以上的农产品加工型龙头企业,给予3万元的奖励;对农产品年销售额在亿元以上,带动本市农产品外销量占60%以上的流通型龙头企业,给予3万元的奖励;对提供优势农产品新优种子种苗在本市年应用面积达1万亩以上(良种牲畜1万头以上、良种家禽10万只以上)的种子种苗型龙头企业,给予2万元的奖励;对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种养殖生产型龙头企业,给予2万元奖励;对年综合经营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农业观光旅游型龙头企业,给予2万元奖励。加快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技术创新和改造。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新建或技改投资额在100万元至500万元的项目,市政府按年贷款利息额的50%给予一次性贴息;对投资额在501万元至1000万元的项目,市政府按年贷款利息额的60%给予一次性贴息;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市政府按年贷款利息额的80%给予一次性贴息。大力发展农村新型台作经济组织。市政府对在市区相关行政部门注册登记,新组建的行业协会和专业中介组织,经考核认定确有业绩的,每个给予1万元的奖励。#p#分页标题#e#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农产品加工产业化推进计划的通知》武政[2004]19号文件规定:市财政设立农产品加工专项资金,每年不少于500万元,重点用于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新产品开发;市计委建立扶持龙头企业专项资金,每年不少于500万元,对重点龙头企业给予贷款贴息扶持;对重点农产品加工项目,计划部门将优先立项,并对技术水平先进、规模大、带动力强的企业积极争取国家立项;市科技局在“科技3项经费”中设立农产品加工专项资金,每年不少于600万元,用于农产品加工科技项目。《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特色水产业发展的意见》武政办[2004]123号文件规定:市政府对水产品加工企业年加工鲜鱼超过200吨的,按每超过10吨补贴1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年补贴资金最高限额为50万元,并依据企业购销、纳税等有效凭证进行考核验收;对水产苗种企业年繁育并销售名特优苗种超过3000万尾或黄颡鱼苗种超过100万尾的,分别按每增加100万尾、10万尾补贴1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一个苗种企业年补贴资金最高限额为50万元,并依据苗种销售发票等有效凭证进行考核验收。 都市观光农业收入突破6亿元武汉依托“六山”、“四湖”、“五区”、“一园”发展都市观光农业。以嵩阳山、九真山、木兰山、素山寺、青龙山、将军山六山为点,以木兰湖、汤逊湖、金银湖、沉湖为线,以道观河旅游休闲区、木兰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汤逊湖旅游度假区、索河野生动物游览区、东西湖观光农业区和武汉农业生态园五区一园为面,着力打造自然生态、绿色农业、乡村文化、四条旅游线路,并不断完善行、游、住、食、购、娱六大旅游设施,联通市郊434个农业庄园、垂钓园、农业公园、观光农业等农业景点。去年实现农业观光旅游年产值7亿元都市农业秀龙头竞风流东西湖农产品加工形成产业群东西湖区形成了乳制品加工、肉制品加工、生鲜蔬菜加工、水产品加工、粮油制品加工产业链,年加工生鲜奶15万吨、畜禽产品1.5万吨、蔬菜1万吨、水产品1000吨、粮油120万吨。农产品加工、食品精加工成为武汉新生的第五大经济支柱产业。2002年7月,国家农业部正式批复同意东西湖区成立国家级食品工业加工区。去年,全区食品加工业产值32.8亿元,过亿元企业有华润、统一、百事可乐、乐百氏、新元粮油、友芝友、光明乳业7家,是全省最大的食品精加工基地。“统一”、“华润”、“光明”、“友芝友”等产品已成为全国市场的知名品牌;“友之友”、“慈惠”等15个产品已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中心加工区以发展粮油饲料加工、肉制品加工、水果加工等产业为重点,依托华润啤酒、华丰、统一企业、新元粮油以及通威、希望、江城、海大等4个饲料加工企业,形成年加工面粉、大米、大豆、玉米等农产品100万吨的生产能力。走马岭附属加工区以发展肉制品加工和生鲜疏菜加工为重点,依托武汉双汇、湖北三五醇企业,形成年加工各类肉制品1万吨、蔬菜5万吨的生产能力。武汉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主营方便面和乳饮,包括统一100、来一桶、巧面馆、好劲道、小当家、小浣熊等品牌方便面;统一鲜橙多、蜜桃多、葡萄多、冰红茶、绿茶、“多”果汁系列、“喝”果汁系列等。江夏特色养殖打造武汉水产品牌“百湖之县”的江夏,水域总面积97万亩,居全省第二位,全区河蟹、鳜鱼、黄颡、龟鳖等名特优水产品,放养面积达43万亩。江夏区已建设的牛山咀、鲁湖和南北咀3个正规化养殖基地,形成以梁子湖、鲁湖、汤逊湖旅游休闲渔业“金三角”。牛山湖渔场和武汉富尔仕食品有限公司等一批重点龙头企业的兴起为江夏区水产业发展,为农民增收注入新的活力,开辟了更广的途径。全区年加工水产品能力达到1800吨,年创经销额达到3000万元。牛山湖渔场拥有名优苗种繁育基地、扣蟹养殖基地、水产品加工厂,年生产各类水产品达1850吨,产值2000万元。主导产品为梁子湖大河蟹,壳青、白肚、脚红、甲壳坚硬光洁、营养丰富,年产500吨,经国家质监总局注册为原产地标记。其附属产品梁子湖鳜鱼、梁子湖武昌鱼经国家认证为无公害产品。武汉富尔仕食品有限公司地处江夏区大花岭,占地130亩,是湖北省规模较大的水禽、家禽产品工企业,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富尔仕按照“基地放养、统一收购、集中检疫、定点屠宰”的工业化加工的经营放养模式,执行欧盟生产规范和国际卫生标准,倡导安全卫生的消费方式,保障广大消费者健康,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蔡甸莲藕甜瓜飘香富万家三面荷花,一面柳,满城春色,全城香。蔡甸拥有优质莲藕、西甜瓜种植面积16.5万亩。其中,莲藕种植面积14万亩,是全国县区一级最大的莲藕产业基地;优质西甜瓜种植面积2.5万亩,是全省最大的甜瓜产销基地。莲藕、西甜瓜成为3万多家农户致富的支柱产业。目前,该区莲藕品种逐步向双季稻、适宜长途运输和加工的品种发展,8万亩的西甜瓜基地建设已全面启动,进一步扩大了春、夏、秋瓜种植比重,优化了品种和高产栽培模式,全区西甜瓜总产值达5734万元,亩平均纯收入达1000元,亩平均产值达2670元。产业优化为龙头企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汉绿佳科技有限公司已具备年产35万公斤山苦瓜茶和无公害蔬菜加工的生产能力,年加工产值达525万元。同时,已登记注册的“佳博士”苦瓜茶及无公害冻干蔬菜品牌获得五个加工农产品绿色食品证书,深受消费者青睐。武汉市蔡甸农产品批发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市场连基地,基地连农户的服务理念,日加工生产配送无公害新鲜蔬菜、干咸菜达1万公斤,以“莲花湖”莲藕、西甜瓜、藜蒿为重点优势产品拓开了更广的销售渠道。新洲绿色蔬菜园楚天一绝新洲禽蛋、双袍蘑菇、蔬菜、李集小香葱被认为四个楚天第一。特别是双柳10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存笼蛋鸡400万只,以其规模之大、技术应用之广、效益之高,在楚天现代农业之中也堪称楚天一绝。 由市政府和新州区政府联手规划的双柳10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生态园工程,总投资3.4亿元,产业园推广采用7套高效种植模式,大棚连为一体,科技在园内广泛运用,园区蔬菜四季如春。该基地首期工程3.6万亩已建成,日产时令无公害蔬菜70万公斤;今年底二期5万亩建成可日产无公害蔬菜90万公斤;到明年底全部建成,该基地无公害蔬菜供应总量可占武汉市的4成。日本株式园艺会、福建超大现代农业集团、中百集团净菜配送中心等入驻加工园区。武汉市双柳无公害蔬菜发展有限公司依据绿色食品生产标准化的要求,生产的莲藕、萝卜、苋菜、丝瓜、黄瓜、毛豆、豇豆、番茄、辣椒、茄子等农产品,均符合“质优、安全、营养、健康、环保”的绿色食品要求。城楼寨有机绿茶是武汉地区首创有机茶厂家。茶园从1999年至今未使用化肥和农药,代表产品有:山针(芽头)、峰剑(龙井)、叶冠、袋泡茶、保健茶,其中:山针、峰剑均为名贵高档精品茶。黄陂畜禽加工结成产业链黄陂以天种、汉口精武食品工业园、大地、华发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为代表的畜禽加工业结成了产业链,带动农户3万户,参与合作化经营的农户,人均年收入6000余元。湖北天种畜牧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达1.3亿元,拥有世界著名瘦肉型优良种猪:杜洛克、大约克、长白三个品种,“天种牌”系列种猪被评为湖北省名牌产品,实现年销售收入1.87亿元,出口创汇109万美元。#p#分页标题#e# 汉口精武食品工业园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汉口精武”牌鸭子系列产品,是中国专利技术产品,是国内外消费者公认的品牌。公司于2004年在黄陂武湖建设加工园,总投资为2100万元,年产值可达1亿元以上,带动农民1万多户。黄陂大地家禽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家禽养殖、饲料加工、鸡鸭制品加工与销售为一体的龙头企业。日可屠宰家禽8万只,年可创产值7.2亿元。二期项目建成后,年屠宰量将达到1.368亿只,产值33.25亿元,创利税2.45亿元。鸭毛利用是畜禽产业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武汉市华发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充分与富尔士、汉口精武、大地等企业建立了原料收购关系,并长期为香港国际服装品牌———真维斯公司及其他多家出口服装企业供应其所需的羽绒填充料,年产值2000多万元。洪山宫廷御菜洪山菜薹享誉华夏被誉为“宫廷御菜”的洪山菜薹,以其独特的品质风味享誉全国,名扬海外。 史记,洪山宝通寺一带出产的菜薹因营养丰富,色泽艳丽,质地脆嫩,唐初年间就被列为“宫廷御菜”与武昌鱼齐名。由于武汉城区扩张,宝通寺种植的洪山菜薹面积越来越小,濒临灭绝境地,这原本是市民餐桌上的普通菜肴近年却成了难以见到的稀缺之物。 抢救扩种洪山菜薹,确保洪山菜薹风味品质不变,洪山区和农业局联合武汉地质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徐跃近、李汉霞等四位教授组成技术专班,计划在3年内使扩种的5500亩耕种土壤构成、肥力结构、气候和光照和洪山菜薹原产地宝通寺地方保持一致。市政府拨出百万元专项资金,重点扶持洪山菜薹发展,千年“宫廷御菜”,今年初走上平常百姓的餐桌。正宗洪山菜薹从外观上看比普通红菜薹茎个头大1倍,紫茎、黄花颜色更深、更鲜;从营养来看,正宗洪山菜薹富含胡萝卜素、高氧化钙及磷、铁、锰等微量元素,远远高于普通菜薹;从口味上看,正宗洪山菜薹口感脆甜,既能当水果鲜食,又能做成各种色泽鲜丽的凉热菜,炒后无紫色汤水,食之甜香,而普通红菜薹生食口感略苦或无味,炒后有紫色汤水。 汉南10万亩绿色基地正在崛起汉南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排灌两便,综合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达40%左右,工业“三废”和化肥、农药的污染较轻,空气、水质、土壤较洁净,对于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具有绝对的优越条件和广阔前景。构筑武汉都市农业圈,汉南是一个重要的支点,近年来,汉南投资1.8亿元,重点建设10万亩绿色食品基地,现已完成4000余万元基本建设的投资,基地内鲜特色玉米已形成早中迟、甜糯彩生产。“邓丰牌”汉南玉米棒已打入武汉市场及周边城市。同时,以杭椒为主的优质辣椒种植面积保持在3万亩左右,为市民提供“帽山牌”绿色食品系列辣楸。其他还有鲜食毛豆、水晶萝卜、系列包菜、吊架冬瓜、大小白菜等无公害产品,成为武汉市又一个新的菜园子。基地核心区亩平产值4200元,亩平纯收入2000余元,增收1000余元。 目前,汉南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发展势头日益显现,以武汉汉南坛山畜牧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名舰食品有限公司、武汉阿卜沃德食品有限公司为代表企业;以好吃佬牌武昌鱼、金鱼、鱼块、鱼火腿肠、鱼丸、阿卜牌江鳙全鱼、家常鱼等系列为代表的农产品在江城彰显出强劲的竞争力。基地促龙头,龙头带基地,汉南10万亩绿色鲜食农产品生产基地正在武汉西南崛起。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统治地位管理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科学发展观经济基础论文 内容摘要：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发展理念基础之上的,而发展理念的形成离不开理论的铺垫和支撑。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文关怀思想，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本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核心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摘要：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现实看，既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完善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重大实践问题。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看，属人力产权实现条件创造的基本制度建设。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严重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需要充分认识和正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意义，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异化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异化”；人力产权 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即“12.18”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之前，他已有多次强调和重申。当然，这都是对十六大提出的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精神的一再重申、强调。结合近几年的国内外背景和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这一系列重申、强调的意义。 一、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内现实背景，二是西方“和平演变”等国际历史教训，三是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 第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坚持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实践问题。党中央对这一重大问题一再重申和强调的国内背景，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严重干扰，致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以及相应出现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过分悬殊现象。其次，中国2007年出现了一股咄咄逼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潮，用三种手法，企图歪曲乃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一是歪曲。如把“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一系列新政策，歪曲为“这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二是栽赃。如讲“主政伊始……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其实中国宪法中并没有“保护私有制”的条款。三是恐吓。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恐吓有两层抹杀：一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处于危险中，需要挽救!从而抹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富强起来的事实。二是社会主义没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得救!从而抹杀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由此足见党中央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性、针对性和迫切性。“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总书记在“12・18”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的又一次表达。 第二，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有深广的国际背景。首先是苏联的教训。当年苏联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放弃马克思主义，以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在改革的经济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采取以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在改革的政治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走多党制为主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东欧其他各国也多大致如此。苏东各国“改革”的失败，都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犯了方向性错误。其次是拉美及东南亚各国盲从新自由主义，致使经济几近崩溃的教训。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多个国家，包括经济强国如日本等陷入美元“汇率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教训。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其主体地位已不仅仅关乎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而且关乎整个国家经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安全问题。由此联系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可以说，这是总书记“12.18”讲话再次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直接国际原因。 第三，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是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历史条件，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的必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当前的金融危机正在继续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是真理，马克思基于劳动异化理论提示的人的异化的复归，即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继续雄辩地证明：中国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基础，进一步确立和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是历史的正道。 应该说，总书记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申和强调的是坚持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重大意义。 二、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 30年来我们党都一再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而，在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必须始终不渝地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与两个“毫不动摇”相悖，实践中出现了局部的“两个异化”现象。 其一，是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异化为仅坚持第二个“毫不动摇”，忽视甚至放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只重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些地方甚至 靠牺牲公有制经济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 其二，是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异化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忽视甚至放弃“引导”。有的地方甚至以发展私有经济为名，纵容甚至制定政策，在国企产权改革的幌子下强制性地把公有企业私有化，鼓励私有制经济侵吞国有资产。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官商勾结合谋攫取国有资产的严重现象，违背了“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党中央一贯精神，阉割了第二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向本质。 总起来看，“两个异化”现象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内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引向了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的私有化。其结果，“2006年我国国内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所占的比重大体如下：资本：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48％与52％；就业人员：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32％与68％；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7％和63％”。而且，“全国工商联一位负责人在2006年3月预测：到‘十一五’结束时，民营经济的比重将由65％上升到70％以上。这个预测很可能成为现实”。相应地，“民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上的兴起，必然要求政治上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被削弱，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制度条件遭到严重侵蚀。如不及时纠正，后果极其严重。 如果说“两个异化”与苏联“休克疗法”有差别，也只在于是使社会主义渐进式“休克”，还是激进式“休克”。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党政干部异化为私有制经济或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利益相关者!在业主与员工发生矛盾时，完全站在业主一边。这是否表明，他们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有立场，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在悄悄地发生部分质变呢?由此再来领会总书记对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一再重申和反复强调，就会更感其现实针对性、迫切即时性之重大。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年来一再出现的公开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洞化甚至异化的现象。例如有人提出“公有经济为主体是站不住脚的、要突破”；“民营经济已经是党的执政基础，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占据垄断行业，与民争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剩余价值论是个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发展商品经济，按剩余价值规律办事”；“公有经济、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等，不符合中国国情……财产关系清晰化、社会化、公众化，有人认为是私有化，但必须利用私有化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是苏式的、少数人占有的、国家名义的公有制，实质是官僚资本”。还有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韩国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韩国特色资本主义，是一回事”，甚至有人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主张“把这个提法修改为‘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或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等等。这样阉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其空洞化乃至异化的现象，是新自由主义在党中央一再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背景下的新表现，值得重视。如果任其发展，有可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如同前几年一些地方的“产权改革”被异化为私有化改革一样。 三、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重要要求 两个“毫不动摇”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既不能割裂，又不能颠倒二者之间的主辅关系。 第一，两个“毫不动摇”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主体。 一方面，只有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在经济上保障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对“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全面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不存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上层建筑也就没有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或迟或早要发生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更不可能建立在外资居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上。苏联解体迄今为止近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即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西方也不会一视同仁。它们所要的，是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的新殖民地。2003年，曾写过影响很大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痛切地说：“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死路、绝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好“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对整个国民经济足够强大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才具有“引导”非公有经济朝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基、资格和实力。公有制经济的足够强大，是坚持和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固邦、兴邦之本。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必要措施，在两个“必须毫不动摇”中居于附属地位，是辅体。 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产权制度，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又好又快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必须明确、必须强调：其辅体或附属地位，是由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定位、由其雇佣劳动制度、由其经济的“自发性”所决定的。那种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不“引导”，甚至化公为私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做法，是舍本求末，喧宾夺主，不仅仅是忘记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目的，长此以往，还必然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削弱，甚至有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危险。 综上所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坚定地推进人力产权的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着眼，坚持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要原则的结论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指导上，必须切实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的指导。这要求坚决清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改革开放的误导和民主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已经造成的严重影响；在改革开放实践上，必须坚决消除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只有消除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防止了两个“毫不动摇”之间关系的被割裂，纠正了阉割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和导向内涵的倾向，才能真正坚持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也只有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才能真正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确保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确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涉险渡难，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保障中华民族一步一个脚印地崛起于21世纪。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分析 【摘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纪录片退去影院，面临安身立命的发展问题，此时电视栏目化引领潮流，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认为政治经济基础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栏目化”的提出是基于广大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播出的准时性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迅速，电视节目大量增加，电视作品种类逐渐全面化、细分化、专业化，电视机也大量普及，但电视台的节目播出经常不准时，严重影响了播出效果。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电视节目的栏目和播出时间没有固定化，栏目本身的时间长度也没有规范化。 尤其是纪录片领域，由于纪录片创作的随意性和无规划性，这样的问题更严重。这样，只有将纪录片实现栏目化，才会为广大电视观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纪录片作品。由此可见，纪录片栏目化是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纪录片节目达到规范化，类型化和个性化标准。有利于组织节目制作与播出安排，便于受众定期、定时收看。以使节目拥有一批相对稳定的观众群。这不仅对于纪录片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发挥其更大的社会影响，都有着现实积极的作用。 一个电视节目形态的诞生与存在，必有它的道理和缘由，就是要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纪录片发展，同样如此。这个需要细分下来，不外有三：“一是政治需要，二是经济需要，三是文化需要”。“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的有机体”。“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整体推进，才有社会的进步”。同样，对于一个文化形态的纪录片栏目来说，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自然离不开互为结构关系的政治经济基础。 中国纪录片发展，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领域重大变革的影响，还有特定自身环境和自身发展规律，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1、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在纪录片历史始终扮演着浓墨重彩的角色，贯穿着整个纪录片史。国际上看，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到“形象化政论”，从一战到二战的战时宣传工具到20世纪60年代“真实电影”的“如有思想内容。即被排除在外”的政治干预的回避，再到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隐晦政治”的发展。而中国纪录片从受前苏联形象化政论模式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片运动，政治色彩日益淡化，但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仍是丝丝缕缕，涵盖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些都是政治在纪录片史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政治与纪录片的关系具体有两点：第一，纪录片以政治事件、政治生活作为题材：第二，纪录片与政治的相互依赖。 首先，政治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成为纪录片的重要题材来源之一。政治题材主要涉及到：“政治事件、政治活动、政治人物、政治机构、政治问题、政治制度等，这些人、事、活动等集中体现了不同集团、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观念的矛盾冲突，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所在”。中国纪录片创作量较大的是政治人物的题材。如《》、《》、《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宣传。政治题材纪录片较大的特点在于直面矛盾，戏剧性强，有利于创作者抓住冲突的焦点，把握人性的凸显点和情感的爆发点等瞬间价值。 中国纪录片创作传统对于政治一直比较保守，当前也存在着将政治抽象化的问题。政治是一个具体的、感性的概念。它的多义性分涉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法律、监狱、军队、医疗、福利、教育”等等，因此，对于政治题材的纪录片来说，开放思路，多层面记录社会现实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当下中国社会改革阶段。各个领域都在作大幅度的质变。这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素材，用镜头记录下现阶段每个领域的真实现状，将政治生活化，深入化才是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正确态度，而将政治与生活相剥离。使政治变成标签化、抽象化。最终必然是“只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只愿意追求声势和气派，节目越搞越长，哲理越来越深，而细致的材料，实际的探讨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回避了现实的难题。” 其次，政治与纪录片的相互依赖。 纪录片依靠大众传播，记录原生态的现实，从本性上靠近新闻和时事，对现实的关照使它与其他纯粹的象牙塔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它的存在价值的最大化效果可能会影响到社会高层的决策。甚至还会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问题。首先，当纪录片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时，它具有文化整合功能。减少文化矛盾，凝聚人心，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而当纪录片在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外对其进行反省，批判，意图改良时，它又具有社会监督功能。对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体制内部的缺陷进行自我批评，以促进其不断地改革与完善。比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批纪录片《望子五岁》、《舟舟的世界》、《英与白》、《深山船家》等作品都有穿透生活表层。揭示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本质。达到对人类生活，对自身，对世界的自审，超越了制度层面去观照人，对社会现实起一定的监督作用。正因为这样的社会功能，政治对纪录片的依赖就显得较为突出。 纪录片作为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发展依赖政治的引导。一个电视栏目的健康发展，首先是顺应社会前进的潮流，立足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与鲜活的素材，反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倾听人民的呼声。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发展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动力。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最重要的是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与人民保持一致。鲜明的立场、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传媒政治属性的重要体现。而传播链条上层层递进的放大效应。使舆论的政治导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政治的宽松度直接影响着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这一点不言而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纪录片只能以政论性的专题片形态存在，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三分天下，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纪录片运动，纪录片以精英姿态或者与大众文化合流，在电视栏目化的浪潮中求得了一席之地。这无疑是处于中国政治宽松度语境下，中国纪录片发展了自身生产力，作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中国纪录片与政治达成了合谋。1993年《东方时空》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二者调解的结果。其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诞生，凤凰卫视的横空出世。CCTV10的新生。纪录片终于在中国电视荧屏上遍地开花了。 2、纪录片与经济的关系 纪录片作为电视产业中投入周期长、低效益的片种，其创作承受的经济压力往往是最大的，在这个意义上看，纪录片与经济的 关系显得较为突出。经济不仅在宏观上如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纪录片的发展水平和走向，而且在微观上如经费和收视等对纪录片的内容，形式，风格。创作者以及制播的各个环节发生作用。 从宏观经济上来看，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纪录片需要，也有着不同的受众群，而时代特征最终是由经济来决定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经济状况所能提供的物质、技术对纪录片制做有决定作用，也深刻地体现在由经济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面貌、社会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纪录片生存发展的土壤。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这个大转变时期，“经济学的概括是从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法学的概括是从礼俗到法理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社会学的概括是从乡村的农耕的社会向城市的工业的社会转型，总的来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此次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媒介支持首先从纪录片这里得到呼应”。纪录片通过对平民生活和平民存在状态的关注，确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大众文化形态的地位。这是中国电视传播平民化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之一。其意义在于促进民间社会的自觉意识。对市场经济的意义重大而深刻。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微观角度以及媒体的区域性发展来看。电视纪录片栏目多建立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教育水平，居民素质，收入水平以及审美能力等方面都有着纪录片潜在的目标受众，有了受众就有了市场。“总体而言。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范围越广。其电视收看量越少，但对不同节目或栏目的要求会有较大的差异。”“对于喜欢的节目会相对稳定。”而经济落后的中、西、北部地区几乎很难维持纪录片栏目生存的现状。当然。纪录片栏目办好了，办出品牌后。又反过来促进栏目的经济收效。这两者是相互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就是一个例子，“超女”的成功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小至一个栏目，大到一个频道，它的发展离不开卓然有效的经济保障。 当然，正因为纪录片创作资金压力大，所以往往有产业界为纪录片出资。这种现象一方面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但“当这种出资的影响力渗入到某一媒体而排除其他势力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一方面它使得纪录片的题材和内容不再单纯。渗透了商业意识：另一方面，它使纪录片精神与艺术理想受到了扭曲。这并不是纪录片良性发展的长久之计。 从逻辑关系上讲，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动力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经济是发展的基础。政治是发展的方向，文化则是发展的形态。三大动力形成合力。推动纪录片栏目步入一种良性的发展轨道。但现实是。这三点往往难以同时实现。因为。这三个标准相互依存，不能顾此失彼：政治受经济的制约，又要以相应的文化为其根基。文化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它们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厘清这些关系，在电视实践中正确把握并找到一个平衡点，打造一个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纪录片栏目，这既是栏目决策者的工作着眼点与目标，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要求。政治、经济与文化恰恰是决定一个纪录片栏目产生、发展与评价的关键性因素。换句话说，“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要素。对于一个纪录片栏目来说，它们既是产生的需要，也是发展的动力。同时还是评判的标准。这些构成了一个纪录片栏目战略性定位的基本框架”。 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摘 要：所有制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紧密相关。社会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并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产权前提、运营基础和制度保障，理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经济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识和解决新问题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目前，学术界在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科学内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等方面，共识基本达成。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观点差异，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经济基础；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合作制、股份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笔者则认为，由马克思提出并倡导的社会所有制，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的经济基础。基于此，本文拟从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分析入手，通过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所有制诉求的逐层剖析，阐明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一、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 社会所有制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或历史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个概念最本质的规定性，集中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之中。在那里，马克思对社会所有制有一段最为概括的说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32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所有制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所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普遍建立之前，广泛地存在着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1]83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必要前提就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剥夺广大劳动者的财产，“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了资本的前史。”[1]8301875年，马克思在亲自修订过的法文版《资本论》中又补充说，历史上存在过的劳动者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共产主义所要重新建立的，不是“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就是广大劳动者起来剥夺剥夺者，重新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协作劳动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这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 其二，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联合所有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有通过将其改造为非孤立的胃鋈说乃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能消失”。[2]从上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不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也不是指生产资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而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个人所有制，即“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可见，劳动者个人孤立的占有生产资料是典型的小生产者私有制；而社会所有制是联合的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联合，那么其就成为私有制了。 其三，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所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所建立的、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与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由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占有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所有制条件下，联合起来的个人组成社会集体，在此集体中，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同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4] 正确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关键在于对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理解。马克思曾多次提到个人所有制概念。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指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又宣布无产阶级要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更指出“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独个人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的中译本中，马克思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所有制”，而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因此可见，“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所提出的个人所有制、公有制与社会所有制三类称谓，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三者并不矛盾。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个人所有制则以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为前提。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社会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联合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或个人的社会所有制。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意蕴及其所有制诉求 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共产党人努力实践追求的远大目标。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释，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 1.和谐社会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和谐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中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连续用了许多“全面”、“自由”即“和谐”，来描绘高级社会经济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然 ――人――社会看作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同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矛盾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文中，他们写道：“作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社会里，因分工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巨大的社会鸿沟没有了；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状况消失了；社会不再是束缚个人而是能够促进自己的成员全面发挥个人才能；取代城乡差别的是城乡融合；教育与福利可使所有人共同享受，等等。”[3]243另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也指出，在消灭了阶级的社会历史阶段，“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3]244这些阐释都明确地指出了在未来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乃至文化建设的构建上，应坚持和谐而全面发展的原则。但他们未对怎样建设未来和谐社会提出过具体的途径和措施，这就需要各国的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实际情况，作出艰辛探索和长期努力。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和理论创新的结果。和谐社会的实现只能植根于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想，是乌托邦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党的历届大会的文件里，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各次大会上。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市场取向改革理论，在对国情把握和社会主义阶段性认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而鲜明地把邓小平理论写入我国宪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股份制是公有制最主要的实现形式等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科学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目标，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在党的历史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大飞跃。这种认识上的飞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而且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3.构建和谐社会是消除当前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现实需要。当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和谐集中体现在：（1）城乡之间的不和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城镇之间及其内部、农村之间及其内部收入差距日益明显、悬殊较大，城乡矛盾日渐显现。（2）区域之间的不和谐。三大经济地带分化严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政治文明程度、教育发达程度、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较大的层次性，从而引发了一些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影响了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3）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又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之间的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分配相对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就业状况不和谐、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和谐等等，这些不和谐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4）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资源消耗太多，水污染、大气污染现象加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大量稀缺性动植物濒临灭绝，各种自然灾害不断、疾病流行，给人类的健康发展带来众多威胁，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逐渐突出。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论述，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艰苦理论探索和努力实践，都对和谐社会及其构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洞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实际上是紧紧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及其构建需要相应的所有制基础。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届全会上所进行的各种理论创新，同样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开始的。至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实质上其原因都可以归纳为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内部及其之间的不和谐而引起的。因此，和谐社会及其构建对所有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建立一种可以容纳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而这种利益诉求机制的建立必须首先具备一个设计良好的经济制度前提或基础，否则这种利益诉求机制就无法建立和实现。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它不仅能够容纳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具有化解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而理应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基础。 1.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产权前提。社会所有制是一种在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排他性的社会占有形式，是一种全新的产权制度安排。除原始公有制之外，以往任何形式的产权制度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在占有上的排他性，实质是对所有物的独占和垄断。私有制是如此，产权主体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占有产权客体，也不允许别人用它来实现产权主体所追逐的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也是如此，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力仅限于这个集体内部或合作的集团内部，并且这种权力还不是这个集体、集团内的所有个人都可行使的，只有受这个集体、集团整体委托授权的个人才能行使。国家所有制也不例外，国家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实际上就是授权代表国家的人，也可以通过二次委托的形式把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分割、转让他人，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在被排除之外。因此，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私有制等，都无法克服和消除其炔考捌渲间各种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只有社会所有制才能消除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的独占和垄断，消除占有上的排他性，为化解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实现个人联合占有和分享劳动成果，提供制度可能或前提。 2.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社会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社会具备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这两个重要前提条件，可以说，社会所有制的本质就是劳动者个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对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的共同占有和运营。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方式或集体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消除，而且将日益被消除；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方式。”[5]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是要恢复个体占有和个体生产，而是要实行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实现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从“国家本位论”到“地方本位论”再到“企业本位论”，都把企业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的微观基础，并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直接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责任和权利问题。因此，要把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纳入社会所有制理论的研究视野，按照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相结合的原则，使劳动者成为财产和劳动力的产权主体。在资本按份共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的自主联合和经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私人所有制等经济形式所采取的各种运营模式（包括股份制在内），实现以劳动者为本位、以社会企业为依托、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新的运营模式，以奠定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 3.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源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这些因素中，社会各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必然性以及人们对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认同这个因素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一种优越的、合理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安排，才能够代表所处社会系统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能较好地平衡和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才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才能有效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够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不仅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客观性、合理性，而且更具有其它制度所不具备的优越性。社会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规定是相一致的，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作为重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其主体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其客体是包括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社会财富。这种个人所有制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比其它所有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就当前的各种所有制，特别是公有制而言，只是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一种形式。混合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也只是迈向社会所有制重要的几个步骤，最多只能成为社会所有制存在的初级形式。即使是作为所有制最主要实现形式的股份制，也只是一种过渡的资本组织形式。马克思曾说，“股份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6]可见，股份制为各种所有制的联合、融合和演化发展、资本的社会占有和共同经营提供了组织保证，但也不过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组织外壳，最多可以说是社会所有制早期或初级的实现形式。 因此，实行社会所有制，不仅能从根本上为解放了的劳动者提供个体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可能性，而且为拥有劳动力主权的劳动者实现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奠定了现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所有制能为劳动者在社会化生产和分配的同时，消除自身受奴役状态与充分发挥自身智慧和创造性所需的自主地位之间的矛盾；为劳动者自主决策、自由选择、自在生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所以说，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只有建立社会所有制，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制度保障，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摘 要]医院文化作为医院经营观念、品牌形象、医院声誉等的母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至关重要。如何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构建医院文化体系、保持医院健康发展已成为当代医院的重要使命。本文分析了医院文化的误区，阐述了医院文化的内涵，提出了走出医院文化误区的方法，并认为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医院；利益目标；文化建设；经济基础；品牌 1 医院文化的误区 在医院的运营实践中，一些医院管理者往往发现医院文化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甚至认为它不过是医院对外宣传的几句口号。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医院文化理论在中国医院现实中被滥用了，这种滥用使人们对医院文化理论认识和探索应用出现了断层――忽视了利益基础。医院文化的构成要素可分为3个层次：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中间层次的价值观和表层的人工制品。很显然，当前对医院文化的追求和理解还主要停留在表层的人工制品上，价值观鲜有涉及，至于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就更谈不到了。医院文化对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是一些视觉符号，而这些视觉符号的产生本身又缺乏利益的根基，当然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奢求其向产生改变员工行为方式等作用的深层次发展就更加困难。就中国目前的医院和社会现实而言，医院文化绝不能脱离利益实际，想一蹴而就地实现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并不现实，在利益基础上，文化才有意义，才能发挥作用。 2 医院文化要走出误区 中国很多医院的文化是空洞的口号文化，它们可能出自对知名医院的模仿，也可能只是来自于医院领导或某个策划人员一时的“灵感”。这样的文化是与医院现实割裂的，尤其是很多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利益现实，而这种利益现实是与员工的自身需求紧密相连的，不仅包括经济利益，更包括发展利益、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等。这就是文化不起作用的症结所在。可以想象，在一个分配机制不合理、员工利益无法保证、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完全不相关甚至时常发生冲突的环境下，员工如何对所谓的医院文化产生认同。医院文化不能脱离利益而独立存在，单纯地就文化论文化只能陷入更深的误区。从医院运营的角度上说，倡导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文化，这些在精神层面当然是可取的，但没有利益作基础，单靠精神式的说教是无法获得广泛认同的。 人的本性是趋利的，这在商业文化对传统文化已造成巨大冲击的中国现实社会尤其显露无遗，而在伦理约束都已经很脆弱的条件下去谋求小团体文化（如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显然困难重重。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全面认识医院文化建设的基础。 3 医院文化如何走出误区 第一，构筑个人与医院总体发展相统一的经济利益目标。经济利益是员工的基础利益需求，也是医院为员工提供的基本保障。这不是指简单的金钱刺激，而是除了要给员工一个适当的薪资待遇外，还要设置相应的经济利益目标，这个目标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实在的利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所谓蓝图。同时它又要与医院发展的总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保证员工能够按医院预先设定的方向前进，使医院文化获得有效的着力点。经济利益层面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合理的分配机制，这要在医院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保证相对的公平性，解决员工对医院的基本认同问题。 第二，解决好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与医院整体决策及决策执行的关系。中小医院的决策和相应的工作安排往往出自有限的少数人，甚至是领导个人拍脑袋式的决定，大多翟惫げ恢道已经被分解为具体细节的工作的价值何在，更对所能产生的结果没有把握。这是员工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被忽视了的表现，它直接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并造成团队意识薄弱，对医院文化的建设十分有害。要通过信息共享、共同参与工作目标制定与结果分析、吸纳员工的合理化建议等方式加以改进，将员工置于医院运营与发展的重要位置，使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和认可，将医院文化落实到日常行为层面。 第三，医院利益必须与员工利益相统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统一关系也符合“非零和博弈”原则。所谓“非零和博弈”是相对于“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言的。也就是说希望出现的结局是“你赢我也赢，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有效统一才能使医院文化落实，这一方面要求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结合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来指导员工的行为和努力方向，并用制度把行为固化下来，以形成习惯，用习惯带动文化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需求，将人力资源管理深入下去，从员工利益出发，在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的统一层面解决好留住人才和人才培养问题。另外，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医院人才构成的中坚力量，人们必然要逐渐增加对其特征的认识，把握他们的特点，研究更多的利益需求，并把这种利益需求与医院的利益和目标统一起来，使文化基础更坚实并不断传承发展。 在与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医院要建设有效的医院文化，而不是为文化而文化。相于物质层面，作为精神层面的医院文化应当是“由过去和将来的同时性而造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进步，能够这样携带着向将来开放的视野和不可重要的过去而前进，这才是我们称为‘精神’的东西的本质”。积极的医院文化，它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所有成员的思想、意志和行为，像呼吸一样促进组织自然新陈代谢，像血液一样渗透到团队的骨子里，真正成为卓越医院的行动指南。医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当然需要一个相应的经济基础，文化并不耻谈经济利益，经济基础支撑了医院文化，注重经济的医院文化也将并且是必然将促进医院的经济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特朗普上台的经济基础、政策和全球影响 首先我想谈谈特朗普面临的挑战，他的经济政策一定是想解决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特朗普上台是有深刻的经济基础的。美国的经济正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特朗普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点中了这个要害。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什么“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从来都强大。这是不对的，美国现在正面临一些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我今天想给大家汇报的就是，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挑战是什么？再看他怎么面对这个挑战，他的政策能不能解决问题，以及其政策的全球影响。 特朗普面临的挑战 美国经济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第一，美国经济在继续变轻，危机之前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服务业太轻，金融业太高，一定要把制造业拉回来。所以奥巴马上台8年来最大的口号就是，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金融危机以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78.8%，现在是78%，略有下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奥巴马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的计划失败了。与此同时，美国工业产能的利用率在持续下降，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美国的产能过剩也非常厉害。20世纪70年代时通胀非常厉害，然后通胀持续下降，产能过剩当然就有就业的问题，就业的质量提不高，这又是美国面临的很大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因为产能过剩，整个制造业在轻微行业回不来，投资急剧下降。我们对美国2007年投资水平做了一个预测，对比今天和2007年，美国在8年里整个投资丢掉了20个百分点的GDP，这是个巨大的下跌，美国每年因为投资下滑丢掉3个GDP，经济怎么可能强劲增长？大部分的企业投资，32%是居民的住房投资，主要是私人投资。所以投资下降非常厉害，不投资影响美国经济。美国经济活力在下降。什么叫经济活力？我们衡量的标准是工人的跳槽率，换工作的频率，如果经济发展快时，人会不断地换工作。20世纪80年代时这个数据高达22%，在岗工人换工作、换企业、换区域非常频繁，现在只有12%；新成立公司占公司总量的比重，20年以前，在IT行业这个数据在18%左右，制造业在12%左右，此后这个数据直线下降，制造业跌到10%，IT企业跌了一半。我们听到无数硅谷创新的故事，实际上美国新成立的公司数量日益减少，意味着老公司和大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高。10年以上的公司雇佣工人的数目由20年前的80%上升到现在的90%，而新型的公司雇佣的工人从14%-15%跌到10%，下跌了三分之一。工人不愿意移动，新企业成立的数目在下降，工人集聚在成熟的大企业，不愿意到新成立的小企业去，是很典型的经济老化，美国的经济越来越接近欧洲的模式。“不流动”在经济学中是活力和创造在下降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美国的经济正在丧失它的活力。 美国失业下降是好事，但这背后很重要的是美国的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持续下跌，从2000年起已下降6个百分点。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劳动人口的就业参与率也跌了6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失业率下降是因为人不愿意工作，理由可以有很多，社会保险太高、找不到工作，等等。美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劳动人口在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的人又不愿意参加工作，结果就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就业。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0.6%左右，20世纪90年代年平均增长0.9%，2000年-2009年猛增到1.5%左右，现在跌到了0.3%-0.4%。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我们天天听到那么多硅谷的故事，用着iphone，但是我们仍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渡期，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的运用已经接近尾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化并没有发生，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如此巨大。所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80年代时达到65%左右，现在跌到了58%，下跌了6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58%下跌到46%，跌幅达12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在急剧地紧缩，因此中产阶级受到了很大的压迫。 美国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学中人口结构是最为关键的，是无法改变的，65岁以上人口比上15到64岁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即每个劳动人口需赡养多少老龄人口，在2016年这个数据是22%，10年之后将上升10个百分点。这将要求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因为退休的赡养费用越来越高；还需要投资大幅提高，需要投资来产生新的增长点；第三还需要就业比率提高，这三项美国现在都没有。因此面临着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三个问题不解决，美国经济的前景一定不会好。 所以特朗普不是共和党选出来的，当然也不是选出来的，特朗普是美国的中产阶级选出来的。40岁-50岁左右的白人蓝领过去的10年里生活在急剧地恶化，他们理解如果美国仍然执行现有的政策，等到他们退休以后，他们的日子会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们说必须改革。 特朗普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第一件事他要减税，他要把居民个人的所得税由7档减少到3档，对富人减税，对穷人增加税率比扣；其次是减公司税，20年以前OECD的税率在32%、33%左右，今天已经跌到了22%左右。公司税最低的是英国和加拿大，只有15%，公司税有全球的竞争性质。公司税降低，可以把全球的资本引入投资和建厂。特朗普现在要把公司税由35%降至15%，现在来看，美国确实有降公司税的空间，共和党也从来是个降税的党，所以共和党赢了，他们应该会支持降税。 他还说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理由很简单，因为美国出口太少，进口太多，所以美国把工作留给了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他说要把TPP停掉，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能的，共和党的统治下，TPP大概也通不过。他要停止北美贸易协定，这个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协议已经法律化了，他极有可能重启谈判。特朗普当选当天，全球汇率波动特别大，在那一周里唯一跌幅没有变化的是墨西哥比索，下跌了8%，到现在为止下跌了12%，再也没有回去，这12%正好和北美贸易协议的关税优惠相抵。市场就预测到会重启谈判，无论以后要怎么谈，先把汇率降下来。我觉得他一定会指认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个比较复杂，汇率操纵国的事情可以通过WTO申诉，也可以通过IMF来起诉，也可以单边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比如对中国施加45%的进口关税，这个不太容易，因为中美是双边的进口大国，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特别快，而且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如说苹果手机，都是从美国进口以后再出口的，如果征收45%的关税将会影响全球的产业链。我们做过分析，如果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45%关税，中国的GDP会影响2.5个百分点，同时会影响美国GDP1个百分点左右，还会影响全球的供应链。所以这个事情他做不了，即使他想做也做不了。但是他对某个商品征收45%的关税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f钢铁，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的轮胎征收45%的关税，征了3年半以后，现在又逐渐回到15%。所以贸易仗他会打，他为什么打贸易仗――通过减税，把资本引入美国建厂，来扩大美国的出口，然后通过贸易战来为美国的企业出口创造一个空间，所以这两者是有目的地配合在一起的。 第三个政策是对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到10000亿美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美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在金融危机以后急剧下跌，我们对全球的基础设施有个衡量，最高值是10，金融危机前最高时达到7，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础社会下降到5.5左右。美国基础设施质量差是有目共睹的，桥梁不安全、机场码头陈旧，所以对基础设施投资我觉得是靠谱的。美国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时达到整个GDP的2.8%，过去的20年里急剧下跌，现在跌到1.4%左右。美国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在20年里跌了50%，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不再履行其维持基础设施的职能。这也是可行的，因为可以增加就业、增加GDP，是需求的拉动，所以他也会做这件事。 因此他总的政策是减税、打贸易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组合，他是想通过财政扩张来拉动制造业总需求的空间，其次通过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改公司税，使企业的资金流入美国，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再通过贸易战支撑新形成的空间和竞争力，以支持美国的出口。所以这三件事其实是配套的措施，我觉得他都会做。贸易政策历来出自白宫，特朗普选了一个特别强硬的反贸易主义者作为新成立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特朗普政策的影响 这样看上去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有理由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做。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他的政策具体实施是什么样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他的班底里大部分人都没有从政经验，但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怎么做不知道，市场就开始猜了，市场一旦开始猜就乱套了。他的政策，特别是其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的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他要强势美元，货币政策收紧，美联储在今年会继续加息，与此同时，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仍然在实行零利率和负利率，所以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背离在加大，结果在货币市场上当然是美元走强，所有其他货币走弱。而且市场对于美元走强的预期还在不断往上走。过去的18个月里，所有的货币对美元都在贬值，欧元贬了20%，日元贬了30%，巴西的Real贬了60%，俄罗斯卢布几乎贬了80%，而且美元还会继续走强。这是影响世界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影响世界的第二个很大的因素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从来不相信美联储说的话，市场一直低估美联储的决心，认为利率水平会维持在低位。在特朗普当选以前，市场永远是赢的，因为市场永远以为利率在低位，认为利率不可能会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太弱，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100%，利率上升后财政空间立马恶化，因此市场一直按照低利率水平在配置资源。特朗普上台后，整个市场预期改了。特朗普当选以前的24-28个月里，美联储的预期从未实现向市场的预期靠拢，所以这是市场的预期第一次开始向美联储靠拢。市场预期变化，全世界的金融资产必须重新配置。现在不知道的是市场预期以多大的强度和速度向美联储靠拢。这是一件天大的事，2013年伯南克说要放缓量宽政策，全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波动，资本流动大幅增加，无数的股市大跌，伯南克这句话就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利率的预期。全世界的资产重新配置是必然的，因为现在不是低利率，已经是高利率水平了。 把美元走强的指数与在美元走强时发生危机的国家连在一起，美元走强的第一个高峰期20世纪80年代，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拉美危机。20世纪90年代，美元进入第二个高峰，又有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亚洲东南亚危机。现在是美元进入的第三个高峰，还没有达到前两个高峰的水平，在特朗普的紧货币、松财政下美元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为什么会发生危机呢？因为美元走强，意味着公司和国家有太多的负债，就要用更多的美元来付利息，财务负担加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会恶化；美元走强，美国利息走高，美国国内的利息和当地市场的利差会缩小，资本趋于流回美国资本市场，如果资本市场大幅度依靠美国的资金来支撑，在公司有财务负担，资金就会流出市场，国家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发生危机。这就是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故事。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危机必定发生，但是金融风险的上升不可低估，而且美元今后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会受到的约束就是美国的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 第三个问题，特朗普要增加开支，钱从哪里来？只有一个办法，财政赤字。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会由去年的3%增长到今年的4%，相应的经常账户赤字将由2.9%增长到3.5%-4%。也就是说今年美国很可能会重新回到2008年的双赤字，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的高峰。如果是双赤字，市场就会对美元的预期发生波动。 美国的债务占GDP为104%，用于付息的水平占GDP过去是3%，因为利率水平太低，现在降到了2.8%，特朗普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借债在过去增加了30%多，美国为债务付的利息却减少了。如果利率上升怎么办？现在正是利率上升期，1个百分点的利息上升就意味着美国财政会跌到1个点的GDP开支，这是巨大的数字。所以在利率上升的同时，对美国的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压抑，美国就会有债务负担，美国的财政按照国会的要求，会逐渐缩小财政赤字，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债务在不断地上升。特别在特朗普时期，债务上升会更加快。问题还不仅在这里，美国所有的政府债务都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国会会给政府一个债务上限，2010年国会就是不批奥巴马提出的债务上限，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华盛顿所有的地铁停开，所有的公园关门，政府关门，这是一个很强的信息，告诉世界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全美国甚至世界停摆。从这以后，美国的国内投资急剧下滑，因为美国的企业家对美国的政治家丧失了信心。政府能否运作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次又会到来，按照他的计划，他很快就会把钱花完，在今年的3月15号，最晚不会超过18号，他就要去求国会增加他的债务上限。特朗普是否会妥协，还是会设定新的债务上限，这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不确定性。 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会怎么样？我们认为美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在2%左右，现在的实际增长率已经高于潜在增长率。特朗普说我根本不听这些，为了让美国重新强大，我要让美国经济增长达到3.5%-4%。但是潜在增长水平在这里，他的3.5%-4%是可持续的吗？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第一，美元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然后，美国的财政赤字是不是可持续的？以及美国的经济增长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而从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不持续的。所以特朗普的政策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会是波动的，美元汇率是波动的，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是波动的。因此美国经济会变为2017年-2018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GDP1个百分点的变动会影响加拿大0.9%的GDP波动，墨西哥是0.75%。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贸易、资本流动，另一种是信心和传播的间接影响，在全世界20个国家都会引起0.5%-0.4%左右的GDP变动。尤其是第二种影响，它是传染性的，影响会特别大。法国是个农业国家，因此受美国的直接影响不大，美国GDP下降1%，只会影响法国0.1%的下滑，但是因为会影响到包括欧元区、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又会反过来减少对法产品的需求等，又会拖累法国GDP增长，影响总量会达到0.36%。在今天的世界上，间接影响是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对中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加在一起会达到0.35%左右的GDP。所以，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经济基础论文:夯实经济基础 提升对农舆论引导力 农业类电视节目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为宗旨，以农村观众为目标受众群，理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对农舆论引导作用。但省、市、县电视台的农业类电视节目却存在着总量偏少、影响力偏小、对农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较弱等问题。笔者在2007年7月、2008年2月主持的《电视对农信息传播》实证调查发现农业类电视节目在农村的收视份额低、知晓度低、认可度低、忠诚度低等诸多不足。 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对农民与媒介接触使用情况、新闻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等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也存在一定不足――从政治、文化角度为切入点探讨的多，从经济角度切入探讨的较少。主要表现在：偏重呼吁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增加对农节目（栏目）的投入和播出，对农业电视的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等涉及经济基础方面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为此，笔者结合《电视对农信息传播》中的相关数据，着重就如何拓展农村电视市场，夯实经济基础，为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服务作些探讨。 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潜力巨大 夯实经济基础大有可为 农村受众以青壮年为主体，在家庭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受调查者年龄在18―65周岁之间的，占98.3%。其中，40-50岁之间的最多，占总数的35%；其次是18-28岁，占22.4%；29-39岁的占总数的21.7%，居第三位；51-61岁的16.4%，居第四位；62-65岁的，占3.5%，居第五位；未填者占1%。从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来看，18-61岁的青壮年占本次调查人数的95.5%，占绝对多数。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当前农村家庭中的“顶梁柱”――主要劳动力、主要经济来源、掌握着家庭的话语权，符合当前江西乃至全国农村家庭生活的实际。 农村受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呈“纺锤形”分布。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文化程度者占总数的43.7%，居第一位；其次是高中/中专/职高文化程度者占21.0%；小学文化程度占20.6%，居第三；本科及以上者占6.3%，居第四位；未受过教育和大专文化程度者，各占3.8%；未填者占0.7%。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体现出以初中为主的“纺锤形”分布态势，得益于多年来江西省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努力和成果，符合当前江西农村的实际。 农村受众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小型化、年轻化的格局。本次调查发现，从家庭常住人口数量来看，当前江西农村家庭规模以4-5人组成居多，占总数的57.3%，呈现出小型化格局。其中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构成的4人家庭最多，有107例，占37.4%；其次是由1对夫妻加3个孩子或2个孩子、1个老人构成的家庭有57例，占19.9%；而由1对夫妻加1个孩子组成的3人家庭，与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2位老人构成的6人家庭各有36例，各占总数的12.6%，居第三位。这三类家庭总计有236例，占总数的82.5%。 农村受众的家庭经济状况有较大改观。当前江西农村4―5人组成的家庭居多，占总数的57.3%。事实表明，具有经济创收能力与需人供养的人员数量比，决定着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本次调查发现，江西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有了较大改观，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家庭中有经济收入或赚钱能力的人员数量增加。调查显示，当前65.1%的农村家庭拥有2-3个经济创收人员，多数家庭成员有经济创收能力。具体数据为：家庭中有2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130例，占总数的45.5%，居第一位；有3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6例，占总数的19.6 %，居第二位；有4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2 例，占总数的18.2 %，居第三位；而整个家庭中仅1人有经济能力的，仅16例，占总数的5.6%。居前二位的，总计有186例，占总数的65.1%；居前三位的，则总计有238例，占总数的83.3%。 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要供养的人员数量减少。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农村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人员一般为1-2人，约占60.5%。具体数据是：2人者有110例，占38.5%；1人者有63例，占22.0%。而有3-6人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总计仅64例，约占总数的22.4%；未填者有49例，占17.1%。 家庭年总收入情况和纯收入增加。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江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098元，居中部六省第一位。①照此计算，家庭人口以4―5人计算，2007年江西农村家庭年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与我们调查中实际观察掌握到的情况相符。江西省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幅超10％，现金收入增加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劳动力转移成为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三是支农惠农政策效应持续显现。②另有数据显示，2007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到626.9万人，从农村转移就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奔上致富路，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发生的深刻、积极的变化，我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也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春天。 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夯实经济基础， 为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服务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管理体制，要充分发挥农业类电视节目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必须着力解决农业类电视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机制的问题。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农业电视的经营者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工作： 转变观念，加强市场调研，充分尊重农民需要。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首要的就是要转变观念。前文提到，当前农村受众中拥有话语权的是中青年和壮年，这些人群是当前农村家庭生活中的“顶梁柱”，也是家庭经济生活中的决策者，自然应该成为电视广告的主要目标诉求者。随着他们家庭经济结构、文化教育水平、对外信息交流等各方面的不断提高，这些人群越来越具有现代意识、时尚观念。所以，电视传播者在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时，务必要转变观念，要十分重视市场调查研究，把握农民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尊重农民消费需求，决不能把农村作为某些城市滞销商品、假冒伪劣产品的“集散地”。 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民需要。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关注较多的十类电视广告分别是：1.食品类(如米、面、菜类等)，75.1%；2.农机具、技术、苗木、化肥等农资类，64.4%；3.药品、保健品，55.3%；4.公益广告，52.8%；5.住房类，43.4%；6.日常用品（如洗发水等），40.6%：7.降价促销的物品，40.5%；8.学习、体育用品(如电脑、书籍、球类等)，37.8%；9.贵重饰品、收藏品（如金银珠宝等），32.9%；10.耐用贵重物品（如家用电器、摩托车等），32.9%。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农民对电视广告的关注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电视传播者要适时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村受众需要，同时也有效占领农村广告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数据告诉我们，除日常食品、农资农机农具、药品等日常用品外，与住房、学习、体育健身、贵重物品和耐用消费品已经日益成为农村电视受众的关注点，也应该成为电视广告市场的增长点。 严格广告审查制度，确保广告真实性，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声誉。真实是广告的生命。为什么很多农村受众对电视广告有排斥心理？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受众认为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调查显示，有44.2%的农村受众认为 “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为拓宽农村电视市场，有必要确保电视广告的真实性，严格广告审查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的声誉，切不可贪图一时的利益而牺牲了广大农村电视受众的利益和电视媒介的长远利益。 改进广告推广策略，提升电视广告在农村的市场占有率。结合我国农村文化传统和当前的现实，在提升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占有率上，可采取以下组合策略：④ “空中战+地面战”。就是运用通过电视、广播进行广告的播出，结合地面的户外广告媒体包括墙体广告及横幅广告。 “固定广告+移动广告”。固定的广告形式主要有电视、报纸、广播、墙体、展销会等，而移动的广告形式则主要指的是车身广告、流动电影放映、散发宣传单等位置上可以移动的广告营销形式。固定和移动两种形式的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农民接触到广告信息。 “媒体+口碑”。电视和人际传播是影响农民购买商品最重要的两个传播渠道。因此，只要覆盖了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和口碑这两个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就可以取得理想的广告效果。 “商业+公益”。投放公益广告和举办公益活动是提高企业声誉，塑造企业良好形象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广告主在进军农村市场的时候，不仅要进行商业上的广告宣传和商品推广，而且应该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公益事情。只有商业和公益“两手抓”，才能使企业在农村市场的利益和形象二者得到兼顾。 “中央+地方”。就是不仅要在省级、县级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上投放广告，而且要在央视等中央级的媒体上进行广告的投放。央视的覆盖范围最广，并且在城市和农村都有较高的收视率；另外，在农村消费者的心目中，能在央视做广告的都是有实力的企业，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在央视上投放广告，并配合针对城市或农村不同的市场营销手段和广告投放方式，可以达到城市农村全面覆盖的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电视广告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城市电视广告市场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下，适时拓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为改进对农电视节目采编制作水平、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等，应该会有很大的启发，值得广大电视新闻工作者、学界和业界人士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经济基础论文:“一带一路”战略推行的经济基础及其战略意义 摘要：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项倡议将充分借助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了战略性转变，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直指世界经济格局的短板，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以我国的发展为基础，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推行下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其战略意义，发现问题与阻碍，并提出相关意见。并达到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以达到促进共同繁荣。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思想 国家经济共同发展 战略机遇与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我国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丝绸之路的巨大转变是我国经过不断努力实现的。我国古代的战略为现代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战略精神。“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发展说明我国初期的改革开放战略得到顺利发展，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实行相应的战略转变。在提出的这一构想时，由于此战略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就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关注。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与其意义 “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必将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了与各国更加友好的共同发展，互帮互助，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通过新的丝绸之路构想来实现各国共同进步。发扬包容、友好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概述及其发展历程 1、“一带一路”概述 “一带一路”的战略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一带一路”战略的涵盖内容极其发展历程 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以经济为基础，增进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 2013年9月和10月，在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符合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2014年8月，出访蒙古国时，表示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边境地区作为连接国与国的重要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此次访问意义重大，中蒙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政治、经贸、地区合作等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不仅为中蒙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奠定了基础，也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5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开启对欧亚三国的访问，首站抵达哈萨克斯坦。此次访哈可视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落实之旅，将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的建设。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此项战略涵盖了东北亚经济整合，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18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根据新疆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1、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平衡发展 根据统计，2014年12月后期我国的外汇储备资金为3万亿多美金，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又将迈出一大步。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我国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技术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正是延续着对外开放的思想，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通、生产资源高效配置，实现沿海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相互衔接，进而从西向东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和延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平衡。 2、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在新时代的发展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新的危机，改变过去的格局已经势不可挡。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疲软，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一带一路”直指全球发展问题重点，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 3、“一带一路”战略是促进亚欧国家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的提出使我国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变得更加坚定。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更进一步的拉近周边国家与我国的联系，促进各国文化、信仰、经济的友好往来和和谐相处。由我国开始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贯穿亚欧地区的部分国家，可以把我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连接起来，把我国对未来的构思与其他国家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连接起来，让其他国家从我国的社会发展中感受到友好，并从中获益。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与前景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 1、“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受到各个国家的支持与参与 2014年3月至6月期间欧亚各个国家陆续在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建设，促进贸易往来等各个领域明确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以期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沟通，实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合作共赢的局面。亚欧各国表示，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亚欧国家的经济又着重要的影响。建设新的丝绸之路是促进各国文化、政治交流的重要机会。 2、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坚实 目前，我国与东盟是最大的贸易往来者，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关系牢固，个成员国之间友好合作，互帮互助，促进了成员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二我国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合作申报的“丝绸之路”已经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推动了各个国家的积极参与。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前景 “我国提出这个战略思想目的是为了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往来以及人文交流，提升各国的综合实力，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存在差异，在发展过程中要把所有的国家都顾及到，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对应的方案，例如在东部地区，应该提高其经济竞争力，二西部地区应迅速发展其基础建设。利用各个国家的优势，吸引区域外的现金技术和管理，促进共同发展，争取实现各国共同繁荣。 三、“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所面临的各国的质疑与实现途径 （一）“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挑战 1、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与观点 在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时，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抱有疑惑的态度，有的人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会绕开俄罗斯直接延伸到阿姆斯特丹，可以后来我国公布了初步计划之后，那些质疑不会穿过俄罗斯的人们才慢慢消声。另一方面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重视欧亚联盟，只是把丝绸之路作为有前途的方案，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的原因是因为对上海合作组织不满意。面对这些质疑，我国将要解释清楚这些质疑，并让其积极支持此次战略计划。 2、美国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美国认为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因为我国是经济大国，会不断崛起并迅速扩张，当我国的综合力量扩展到一定程度，将会覆盖整个欧亚大陆。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与周边国家密切联系，并且将摒弃与俄罗斯的分歧，联合俄罗斯，重振欧亚地缘战略板块，打造“新的反美轴心”。 3、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应 从“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提出，目前日本国会并没有针对“一带一路”做出相关审议。由于和美国的关系，日本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态度上不能确保和美国保持一致，虽然这次事件挑动了日本的的神经，但是日本并没有对此事件持续关注。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途径 “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参与的各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努力打造合作共赢的局面，我国应与中亚南亚国家、俄罗斯、欧盟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形成亚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大格局，加强相互联系，加强政策沟通，不断开拓创新。在发展的同时抓住机遇，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推动综合发展。 四、结束语 我国在的带领下，不断深入扩展了“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的有效发展，也有利于其他合作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实施必定是离不开我国政府的支持的，并且需要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参与，共同发展进步。继续发扬我国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壮举，与世界各国联系起来，构建新的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根据古丝绸之路建立的新丝绸之路这一举动更是直接的讲我国与欧亚各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直接影响着各个参与国的交易，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经济基础论文: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解释及文化空间 [摘 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问题，也是研究文化课题的重要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其中，经济决定论、总体辩证法和多元决定论是阐释二者关系的代表性方案。但是？熏它们并没有真切地揭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理解。以马克思对该问题的阐述为理论脉络和分析依据，我们认为他分别在起源和内容构成、理论逻辑建构以及推进社会历史变革等意义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有着多维度的理解和界定，他所采取的是历史性和结构性相结合的辩证方案。辨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思想背景、理论框架和价值规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当代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的深层次课题。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1]鉴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理解中的关键性，威廉斯认为必须从两者的关系阐释出发的判断是对的。然而，一方面，威廉斯为了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把文化霸权视为解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工具，其特点在于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置于文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阐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理解①，更无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框架（之一），而非相反。换言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不能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否就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尽管学界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且已作了相关的理论建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马克思的解释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揭示，而它对于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理论路径。 一、关于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诸种方案 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因而需要审慎地对待。这里的复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一直以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即使要阐释它，也必须是在既有的框架内进行。事实上，在“正统”与“异端”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和争论。二是思想的变异性。历史地看，关于二者关系的命题和判断会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而不同，无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总体辩证法，抑或是多元决定论，都有其时代特征，不可妄下定论。在此，需要把握的是它们在学理上的关系及其差异;三是概念的模糊性。对二者关系的判断关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经济基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概念理解上的争议诚然也导致了二者关系理解的差异。认识到理解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无疑是必要的，一方面揭示了它们之间关系的限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也为它们的时代性阐释提供了契机。 第一种解释方案：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的诸多战友和学生当中，保尔・拉法格对“经济决定论”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专门对此做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述。在《思想起源论》（又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中，拉法格研究了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思想起源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决定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程[2];其二，应该从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来解释诸如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了思想的性质和形态。可以说，被拉法格理论化的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进而在后来的大众化过程中被理解成机械决定论。事实上，拉法格的理论是有马克思的思想根据的，后面会谈到这点。一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被界定为“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正如人们所见，这种解释曾经流行较长时间，后来的各种批评也正是针对它而言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经济决定论忽视了上层建筑的作用，无论是对思想上层建筑、还是政治上层建筑，它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将这种“忽视”演化到现实层面，就是缺乏对意识或工人阶级意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关注;第二，正如晚年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和他的本真意思，他多次指出如果这样把经济理解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会导致对现实理解的扭曲。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以经济决定论来界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需要重新审视的理论框架，它的固守性、僵化性和机械性已经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第二种解释方案：总体辩证法。在第二国际内部，经济决定论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鉴于西欧革命所遭受的挫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在当时的理论家们看来，革命意识、文化霸权已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迫切问题和时代议题。因而，上层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不断得到强调，表现在理论上就是界定二者关系的解释框架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总体辩证法。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和卢卡奇都倾向于以总体辩证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其中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较为系统。具体而言，卢卡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上取得了突破：一是以总体性的历史性的观点取代了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3]在总体辩证法的视域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便是一种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存在，特别是上层建筑不再是一种被经济决定的角色，它在整体中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是在后来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研究中，卢卡奇认为它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界定，还是一种本体论的生成。他说：“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本体论上的形成过程，似乎在每一件劳动事实中，在劳动部门化、精密化的过程中，以及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所表明的劳动职能的演变中，就可以系统的看出来。”[4]历史地看，卢卡奇的观点不仅与他的时代相契合，而且在学理上推进了该问题的研究。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概念不清晰、结构不紧密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其宏大的思想远远超过细致的分析。 第三种解释方案：多元决定论。与总体辩证法的历史性阐释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则是从结构的视角来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建构了“多元决定”的社会历史解释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他看来，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特殊的、独立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这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指的是上层建筑不能只是被看作为经济的反映或现象，它们与经济一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否则，所谓的“多元决定”便是一种虚构。于此，他是不赞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观点的，首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其次是“由革命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环境（国内外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这种死而复生在没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中将完全是不可想象的。”[5]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逻辑，经济基础或结构与上层建筑是两个独立的、真实的存在，它们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如果承认上层建筑只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单纯现象的话，那么“经济一元论”就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在根本上是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经验相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比卢卡奇往前走了一步，它不仅仅承认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还把它视为与经济基础同时起决定性作用的独立因素。 如果说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拉法格是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那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便是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了。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思想倒是有更值得借鉴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卢卡奇“小心翼翼”的理论变革是多余的担心罢了，拉法格的理解也不是没有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和思想渊源，而阿尔都塞的结构性反思亦有其可贵之处。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具有差异性，但是大致的趋向是逐步突显上层建筑在这个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思想趋向有关的理论还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鉴于这种思想趋向的现实意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与此同时，经济基础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其中以科恩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做的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二、马克思的辩证方案 上述三种方案所理解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尽管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境况相关，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确实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表述，甚至在恩格斯的表述中也不存在这样明确而肯定的表述。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判断是谨慎的。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解读和思想解析，我们认为上述三种阐释方案并没有脱离马克思的思想基地，只是没有真切的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辩证方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宁愿将上述三种方案中展示出来的思想看作是马克思辩证方案中的诸环节。 其一，在现实起源和内容构成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并且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③的论断，可以看作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最初版本。如果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基础，继而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理解为上层建筑的话，那么这种推论显然是成立的。作为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颠倒，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有以下两层含义： 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关系。简言之，以血缘和爱为纽带的家庭被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所否定，而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则由国家统一。当然，黑格尔所谓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理念，即理性国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理性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是一种幻想，因而他坚持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裂，并且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6]也就是说，对于政治国家而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其天然的基础，“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6]11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正如马克思所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6]11在这个意义上，与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不同，马克思在社会存在的层面上解构了这种幻觉。因为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国家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者。简言之，在这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内容，而政治国家则是一种形式性的存在。这与马克思后来“消灭”国家的思想有着逻辑的一致性。 于此，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马克思的思想根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不能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经济基础，也不能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等同于上层建筑。④马克思在特定的语境下做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具有其特定含义。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受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影响，马克思也只是把国家理解为政治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国家还具有经济职能，保罗・斯威齐就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国家是“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国家”，一是国家参与采取经济行动以解决其发展问题，二是极力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三是为了维护整个制度的稳定和运行，国家对工人阶级采取让步行动。[7] 其二，在逻辑阐释和现实变革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而不能颠倒过来，并且指出后者是前者在观念上的反映，而思想意识的消灭则有赖于现实市民社会或物质关系的变革。 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它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推进得益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来理解。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每次]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8]38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在逻辑上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普遍性概念，因为它是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交往形式，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然而，接着他又指出市民社会也有其特定的内容，他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8]146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不仅与交往相关，还与生产相关，指认它也包括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从它扩展的概念内涵来看，马克思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俨然成了经济基础概念的前奏。 具体而言，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与思想意识、观念的关系有以下内涵： 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产生过程及其形式，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他说：“……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50与以往的哲学家们从思想意识出发来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在这里颠倒了这种做法。在这里，市民社会作为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在逻辑上它也应该是出发点和根基，即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及其产生过程都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得到阐明。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方法。于此，他在这里所重点阐释的是关于考察市民社会与思想意识二者关系的方法，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思想意识的消灭有赖于社会关系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乖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8]50根据德文原意，这里的“消灭”，应为扬弃之意。倘若把消灭理解为一种“归零”的清洗或去除行为，那么思想意识只具有消极之意。而扬弃的意谓在于，社会关系所要“消灭”的是思想意识对人们的束缚作用和消极影响，当然契合社会关系的思想意识，则是它的予以保留的积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认为马克思对思想意识只有消极作用看法的人，显然是误解了。 思想意识是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换言之]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的[思想]，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8]66马克思在这里以“反映”的方式来描述的思想意识和物质关系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知晓，他认为这本就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一个理论问题，即不是一个经院哲学的话题。那些绕着“认识论”的圈子来批判马克思的“反映论”的人，或许是走错了道，因为这样的讨论不在一个论域中，从而无法达致有效批判。 其三，在社会历史构成因素的意义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者具有“适应”关系，而就推动社会历史变革而言，后者不是仅有消极意义，也具有积极作用。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经济结构与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意识形式共同构成社会历史的组成要素，即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结构上，他指出物质生活是其他生活的现实基础，并制约着他们。同时，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而社会意识形式“适应”于现实基础。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赋予上层建筑以完全独立的决定性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过激行为罢了。 如果把这里的“适应”仅仅理解为单方面的、被动的适应，那么事情未免过于简单了。正如马克思所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10]346他举例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0]346在我们看来，这段论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出了物质生产有其特殊的历史形式，而且要从其历史形式来理解，这里的“特殊的历史形式”即是指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社会历史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言，物质生产离开精神生产也是不可理解的;二是在这个语境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在“制约”关系的基础上，两者之间也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甚至是相互适应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卢卡奇给予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是“完全的”，而是要加上限定词“特定的”或“一定的”。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33这里所揭示的是上层建筑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或快或慢”指的不仅是一种时间性的表述，也是一种对变革强度、深度或广度的体认，例如马克思在论及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时，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1]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变革亦有它自身的节奏和规律。在变革过程的意义上，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对等性。正是在这里，上层建筑变革的价值、意义及其积极作用才有做进一步的评估的必要。 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他接着又说道：“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33马克思在此为什么强调要把这两种变革区别开来？在我们看来，或许是他已经意识到对推动社会历史起积极作用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变革，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同样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后者的变革并不比前者更简单、更容易理解。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相关启示 马克思用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比喻社会经济结构和法、国家、思想意识的关系，虽然形象通俗且容易辨识，但后人在理解这个比喻时也存在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转化为现实的表现，则是对上层建筑的忽视或者轻视，特别是有碍于对文化问题的理解。立足于当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来说，我们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首先，重新审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因素从“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阿尔都塞的理论意图无不如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奠基性的理论工作，理应值得关注。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得益于这种解放，它至少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维度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而且越来越重要。离开这个大的思想或理论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显得有些唐突和不解。毕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文化问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位置。 其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法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分析框架⑤，这是错误的理解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作为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这个理论框架所关注的是两者的关系问题，而非对某一方面的研究，也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研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边界，包括历史的边界、内涵的边界，甚至是地位的边界。也只有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更好的总结和提炼，从而不至于大而无当，也不至于妄自菲薄。所谓的文化自信便有了根据。 再次，进一步规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也具有规范作用。在这个规范下，研究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显然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当然也包括相应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的研究和总结。其实质问题在于，如何规范文化道路与诸多其他维度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便涉及研究立场的选择，及其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或者说其价值旨趣的指认。具体而言，就是要正确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内在联系。为了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冷冰冰的“诸多规律”及其总和，我们认为有相应的规范和价值立场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应该意识到，从马克思出发来重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仅是诸多路径中的一种。事实上，如果能够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话，不仅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也能够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根据。须知，这里的“结合”便是相互阐释、相互融合和相互规范。 经济基础论文:探析中美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和传染现象 【摘要】随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加入WTO经济贸易组织的时间越来越久，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我国正逐步成为一个无可规避的事实。伴随着近五年新型金融市场开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无论是金融信息还是金融风险在全世界传播的渠道和效率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这种风险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伴随着每一个资本市场互相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而产生明显的叠加增强的作用。本文主要探索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之间是否存在联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可以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希望本文可以抛砖引玉，给同行提供一些意见。 【关键词】中美股市 联动 经济基础 传染现象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股市联动理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提出之后，近年逐渐被学术界普遍承认。1995年，美国学者罗晋和索拉里克利用分段检验的方法对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七个主要的股票市场进行了相关性的检验，所选用的周期是1960年到1990年之间的三十年波动。他们发现，在这三十年时间内，七个主要的市场之间股票的波动都呈现出了相关的波动攀升走势。兰格利德在2001年利用动态协整的检验思路对三个欧洲发达国家――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40年数据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发现这三个市场在1980年之后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协整模型构建，而这也意味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股票之间的联动就逐步出现了增强的趋势。对于中国股市的研究，中国学者驼振心在2008年称，当中国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和世界股市之间的协整关系开始变得尤为显著，而这也意味着股市的联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而费兆奇通过对于时变冲击溢出模型的建立，发现世界因素和亚州本地的区域因素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对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程度呈现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问题的数据描述 （一）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 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的可行性，下表选用了若干个中国以及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并且对于一些个别的行业指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数据的样本区间是从2007年的一月初直持续到2012年的6月底共计66个月的全部每日数据，同时本数据对于那些因为不同节假日而造成错位的数据进行了删除。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每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并且以本币为单位进行处理，数据来源是datastream。如下图1所示，黑色的实线主要表示美国的相关数据对于中国的相关数据的引导关系，而黑色的虚线则相反，表示中国的股市波动对美国股市波动是否造成影响。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统计曲线数值一直徘徊在0到1之间，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进行检验的期间，中国的收盘价对美国股市第二天的收盘价没有产生引导关系，但是从2007年11月开始，美国股市的变化开始对中国股市的变化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中国在2005年开始进行了股权分置的改革措施，使得利率进一步市场化，这项措施让我们国家的股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全球化推动；另一方面，2007年之后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美国的进口逐步萎缩，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也受到了出口萎靡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使得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牵引呈现出增强态势。 （二）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 下图2为中美两个经济实体一周期为单位的引导关系构建。因为我们所拥有的GDP数据仅仅为季度数据过于含混，因此我们可以选用工业生产增长率来作为经济增长的标志。图中的黑色实线代表美国经济自身对于中国的引导情况，而黑色虚线则相反，代表了中国对美国的引导关系。从图中看到两条引导方向的线条都在临界值1的上方波动，说明这种引导关系对于双方都是明显的。 从市场经济的基础角度对这种情况做出解释，这种经济联动直接导致股市联动的原因就在于，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会对这个国家的企业或者是和这个国家相关联的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在未来的企业现金流以及企业产品的折现率带来十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会直接造成股票价格的逐步统一性。 （三）股市联动的传染现象 所谓的传染现象指的是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市场与市场之间并不能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的各种相关性发生。因此在下图3中，本文使用了动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探索。黑实线标记的GF统计量代表着种美德经济如果产生联动，那么是否可以构建成格兰杰原因。在这张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个样本的绝大多数时间，统计量都大于5%的临界值，这个阶段下，经济基础是可以对这两个国家的股市引导关系进行解释的，但是2008年10月之后数值暴跌到临界值的下方并长期在很低的一个界面进行移动，直到2009年2月才回到了临界值上方，这说明在这段时间美国股市向中国进行了传染。 传染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国际上的投资者因为没有掌握全部的信息，经常会因为恐慌而做出大量没有理性的投资决策，并且这种恐慌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进而干扰到其他国家对于股票的预期情况。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发育相对较晚，市场价格机制跟发达国家相比并没有处于十分完善的程度，因此这种冲击就极有可能造成传染的结果，使得股票之间的非理性联动成为必然。 三、结语 随着我国不断开放国际市场，美国股市的收盘价对于中国股市的第二天收盘价具有十分明显的引导关系，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强。但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完善，因此美国股市很容易对我国造成传染效应。 经济基础论文: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比较 【摘要】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在市场层面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特征和规定。其差异具体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分析的前提和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西方经济学是辩护的，马克思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辩证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部分。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市场经济基础理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的生产方式，因此，尽管它事实上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将其视为一般的市场经济。 马克思经济学则把市场经济看作市场一般和市场特殊的二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市场一般仅仅是在思维层面存在的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市场经济，因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所以，作为抽象要素的市场经济，只有在与一定经济制度的结合中才成为现实的要素，具有现实的意义。马克思经济学所描述的就是存在于现实中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力买卖的自由不是天然的市场买卖的自由，而是特定历史关系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工人的消费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在市场上的自由选择，而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为资本家再生产劳动力。工资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总之，“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生产则不仅是投人生产要素获得产出的一般劳动过程，更是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增值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资本不仅仅是厂房、机器设备等，那只是它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论文:王凯:经济基础会让一个演员戏路更宽 王凯曾体会过为了生活而拍戏的感受，因此，他格外珍惜自己成名后可以根据适合与否选择角色的机会。 《琅琊榜》红遍街头巷尾，王凯也凭借剧中靖王一角为人所熟知。很多演员说自己“演戏不是为了钱”，但大抵只有小有成就的演员才有资格说这种话。至少在七八年前，王凯还没有勇气和底气这样说，因为那两年里，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他不仅找不到自己的职业方向而且几乎身无分文了。 又爱又恨“陈家明” 无论是《伪装者》中的明诚，还是《北平无战事》中的方孟韦，王凯创作的形象似乎总是英姿勃发、赤诚果敢的。于是，人们很难回想起他入行的“敲山之作”――《丑女无敌》中娘气十足的陈家明。其实，连王凯回忆起来也承认，如果不是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可能不会接下那个在此后让他纠结了大半年的角色。 初入演艺圈，王凯的境遇并非顺风顺水，这让原本开朗爱笑的他开始变得消沉。2008年前后，他甚至沉迷于电脑游戏，选择了逃避。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王凯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因为现实的问题是，自己已经无法养活自己了。 “当时去《丑女无敌》试戏，开始时不是试陈家明，到了之后导演说原定的角色已经定出去了，所以就试了陈家明。当时我真的快身无分文了，再加上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就接了这个角色。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这个角色，它让我成长了很多。”王凯说。 他曾说过，一个新人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而当时的他就是如此。王凯坦陈，追求更好的物质基础对每个演员来说都是必然的，特别是在个人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若是有一定物质基础，接戏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就一定会选择自己更合适的那个，而不是只要有丰厚的回报就去选择。 对“伪娘”专业户说不 在成功地塑造了陈家明这一角色后，快乐与烦恼接踵而至。好的一方面是，圈里开始有人关注他，找他演戏；不好的一方面是，大家都将他定格成一个“伪娘”专业户。所以此后，王凯又有七八个月没有接戏，开始艰难地克服自己入行以来的第一个瓶颈期。 “之所以多半年没有拍戏，并不是因为没人来找我，而是因为来找我接的角色都与陈家明如出一辙。当初饰演陈家明是个偶然，如果再次接演我以后的戏路就将成为必然了。”王凯说。因此，经过深思熟虑，王凯还是将那个阶段和陈家明同类型的角色都推掉了，希望从此能够摆脱这个桎梏。 无规划，有节制 可以说，在《伪装者》之后，《琅琊榜》的上映彻底夯实了王凯人气新人的地位，靖王和所谓“人人都是靖王妃”的种种噱头让微信圈里段子手们妙笔生花。而对于未来，王凯并没有做太多的规划。就如同因为被剧本感动得落泪，他果断接下《琅琊榜》，却未曾考虑靖王一角会为自己今后的演艺道路带来什么。 他说自己不善于规划，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我知道变化永远是大于计划的，人们总是现在想得很好，但是，你将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不喜欢给自己计划太多。而且，如果到时候事情没有按我们的意愿去发生，我们就会很失落。但是，如果不给自己规划，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它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反而给自己一个惊喜，那你是愿意选择失落还是选择惊喜？”试想，如果按照王凯的理论进行家庭财务规划或投资金融工具，结果恐怕很难有他所谓的“惊喜”。 其实，生活中的王凯是一个比较节制的人，从不乱花钱，更不会因为缺乏规划让自己捉襟见肘。对此，他骄傲地表示，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更何况我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经纪人。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在择偶标准中的重要程度统计分析 【摘要】文章利用 齐性检验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方法，对3个不同年龄段的人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这3个年龄段的人对于对方的经济基础在意的程度是否相同，若不同，排列出相应的顺序，进而进行结果分析，并且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齐性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法；合理化建议 生活中，婚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对于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中，当代的年轻人似乎在选择配偶时考虑的更多，尤其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强烈的攀比心理，使人们都不想生活的比别人差，同时我们也秉持着“贫贱夫妻百事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于是，似乎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现实了，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我们往往比较在意对方的经济基础，是否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稳定高薪的工作。因此，我们常常感叹现在的“80”后和“90”的年轻人太现实了，而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似乎更纯粹一些，不太会在乎经济基础，所以，我们常常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选择配偶时对经济实力方面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种观点是社会真实的反映吗？基于这种想法，本文将利用非参数统计学的方法来验证一下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此问题的看法是否一致。 一、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否一致，对349个人进行了市场调查，并且将被调查者分为了三个年龄段：18岁至30岁，31岁至50岁，50岁以上。同时，我们将这三组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分为了三个层次，分别为：非常在意，一般，不在意。据此我们统计各类结果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二） 齐性检验 根据上述给出的数据，我们来检验一下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运用 齐性检验法，并且应用R软件来实现，输出了Pearson’s 检验结果，自由度为（3-1）（3-1）=4， 值为9.9143，p值为0.0419，由于p值小于0.05，于是此时我们拒绝原假设，即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程度不同，具有差异性。 （三）Jonckheere-Terpstra检验 根据上述的 齐性检验的结果，我们可知三个年龄段的人对于配偶的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到底哪个年龄段的人会更在意呢？与我们之前预期的结果是否会一样，据此，我们希望通过检验来将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态度进行排序，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分析，下面我们根据调查数据绘制出各组数据的箱线图如下： 从上图中，我们清晰地看出了三组数据的顺序，从而，结合上述的检验分析和箱线图的绘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三个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即18岁至30岁的群体最在意对方的经济实力，其次为31岁至50岁的群体，最后为50岁以上的群体。 二、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述的检验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的程度具有差异性，并且随着年龄的递增，人们的在意程度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即年轻人最在意配偶的经济实力，其次为中年人，最后为老年人。以此也反映出了时代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和婚姻观也有所改变了。但是，在择偶时过于注重对方的经济条件这种风气当然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对此作出以下建议。 （二）建议 在这个五彩纷呈的社会，似乎我们对一切都很迷茫，我们每个人持有的价值观念都有所不同，也就是我们看中人生的部分有所不同，有人将物质看成是全部，特别是现在的有些年轻人有“拜金”倾向，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出现的较多。例如，众所周知的江苏电视台主办的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歪曲的价值观和婚恋观给了我们警醒，物质极大丰富不等于幸福，但是却有那么多人将物质条件和婚姻画上等号，从而引领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而导致最终失败的婚姻，这也是我国离婚率越来越高的原因。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我们的幸福指数为何下降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自身价值观和婚姻观的导向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是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可以注重，可以为之奋斗和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太在意，以平常心去对待。 在这个浮华的社会，平常心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样奢侈的东西，无论对待任何事，我们都显得很浮躁，很难有一颗平常的心态，对待物质生活，我们现代人往往要求太高，未婚人士更是将未来另一半的物质水平作为首选的条件，于是我们常常感叹现代人的感情不纯粹，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做起，用一颗平和及平常的心态对待一切，不要太在意物质，那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有的时候那只是一小部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经济基础不算坏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 2012年的经济状况，还要从基本面来看。有三个因素，让我们依然可以对中国2012年保持乐观。 首先，通货膨胀压力的显著下降。本轮通胀，从2010年二季度抬头，到2011年年底才算是被制住。从大的方面看，通胀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基础力量。一是汇率低估引发的净出口，净出口增加了对国内供给的总需求。二是2009年以来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货币供应快速增长，形成了另一个刺激总需求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近几年投资的快速增长。这两方面增加总需求的因素，都对总供给形成压力，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所幸的是，这两个因素的力量在2012年都会大幅减弱。首先是2012年的汇率比2010年已经升值了6%左右，从净出口来看，可能已经趋近均衡水平，汇率扭曲导致的通胀压力可能已经基本消除。二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2012年的农产品供给因为前两年农产品价格的飙升会较为充足，导致农产品通胀的压力较小，而中国的通胀，主要就是农产品的通胀。通胀压力下降的直接含义是宏观调控的压力减轻，而2011年经济增速的下降，主要是主动紧缩的结果。 其次，目前中国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依然健康。对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担心，与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无关系。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地方政府性债务累积10.7万亿人民币，温总理在报告中说2011年新增债务仅有3亿。综合考虑历年的政府收支，政府部门的净资产约为10万亿，负债比率在47%左右，远低于2000年左右70%的水平，实际上政府的负债水平在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地方政府性债务出现了10%甚至20%的坏帐，政府部门的总体资产负债状况依然可以保持良好。 第三，目前中国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依然很高，初步测算的净资产回报率达到18%左右。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回报率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当中。2011年的回报率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高位。投资回报率高的含义是，经济中并不缺乏投资的机会，一旦宏观调控开始慢慢放松，投资将恢复增长，GDP增速将回暖。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房地产调控。这一次股市的巨大反应，大概与温总理的“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调控不能放松”的表态有关，于是一切关于房地产市场回暖的幻想都破灭了。在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一，房地产行业的联动性高等论点的指引下，一副经济低迷的图景似乎已经描绘形成了。很多评论家都认为，2012年最大的风险来自房地产。 问题在于，没有房地产，经济就不增长了吗？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不是这么说的。到底什么行业会火，不是书生擅长，那是企业家们的事情。但是关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可以做出的基本判断的是不缺总需求，特别是投资总需求。宏观紧缩一旦放松，经济回暖可期。目前可以看到的，至少是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倘若人均收入再上一个档次，现在的基础设施都会嫌不够。大中城市的拥堵，直接的要求就是多修路，多修地铁。基础设施投资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外部性高，因而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其二是周期长，相应的举债周期也长，以前借下的短债可以考虑展期。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的人，应该对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记忆犹新。那一场通货紧缩，与1992-1994年的经济过热，以及随后的宏观调控不无关系，过紧的政策导致了企业利润下滑和坏账增加，损害了当时的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结果导致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 历史惊人地相似。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2010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开始的宏观收缩，都和1992年开始的那一轮周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整体的资产负债和投资回报，依然良好，总体风险不大。不过，以史为鉴，把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风险列入考虑，还是必要的。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教授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货币一体化:经济基础\实证研究与路径 摘要:本文利用S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岸四地并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在考察了中国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经济基础后,通过参考、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与路径,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人民币与港澳币以美元化形式,而人民币与新台币间则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 关键词:货币一体化;SVAR;最优货币区 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美国可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转嫁国内危机使得危机蔓延至全球。因此,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成为广泛共识。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无法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只能被动承受,因此,对中国而言,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多项政策举措,尤其是2009年在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已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由民间市场自发形成力量的薄弱,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始终要依靠官方制度的力量才有望最终实现。人民币非完全自由兑换性的约束使得整合两岸四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货币的必要性和战略性得以凸显,即人民币、港币、澳币及新台币的一体化,将不仅弥补人民币非国际货币与不可自由兑换的缺陷,而且也将是促成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二、文献回顾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证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依据不同研究视角可分为:考察经济冲击性、测算双边汇率波动、引入时间动态变化、检验汇率相关性等四个方向。 (一)研究经济冲击对称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首次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将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VAR模型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以经济冲击的规模,经济体间的相关性以及国内经济的调整速度,判定组建最优货币区国家的标准。 国内学者的研究在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基础上,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拓展,如李心丹等(2003)以实际汇率代表货币冲击,靳超等(2004)则采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来衡量货币冲击构建出三变量模型。崔晓燕等(2007)则借鉴了Huang和Guo(2006)对经济冲击来源的分析,将经济冲击扩展为外部供给冲击、国内需求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 (二)测算双边汇率波动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7)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创造了最优货币区指数法,用于衡量汇率波动的不同影响因素下,组成货币区的综合成本和收益。该指标越低,意味着维持货币同盟的综合成本越低,越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万志宏(2004,2005)将该方法用于东亚地区的10个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结果显示香港和台湾以及新加坡同中国较高的合作成本,两岸四地尚不构成货币区。 (三)引入时间动态变化 Frankel和Rose(1998)提出OCA内生性假设,实证结果证实了原假设的正确性:OCA标准的内生性,使得一个国家更有可能在加入货币联盟后再满足通货区的条件。 国内学者在Frankel和Rose的基础上转而通过VAR模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检验两岸四地是否符合“内生性”的假设。陈小凡(2006)以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替换了Frankel和Rose(1998)所提出的经济周期相关性,构建了两变量VAR模型,测算需求、供给冲击的对称性,并引入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对冲击非对称性的演变轨迹进行动态估计。就总体而言,两地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不令人满意,货币一体化的现实基础较为薄弱。 (四)考察汇率相关性 由于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外部冲击因素是对称的,若通过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发现,这些国家的实际汇率存在趋同,则可证明这些国家是潜在的最优货币区。从这一角度而言,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与Mundell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存在共同之处。Hong Liang(1999)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中国大陆与香港是否适宜组建成一个最优货币区。通过协整分析后的实证结果表明,大陆与香港间并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但都表现出与美国和日本具有很强的联系。张明正(2008)以贷款利率作为资产价格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认为香港与大陆间的经济紧密性与互动性已超过香港与美元间的联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需要重新安排。 三、研究模型及数据来源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1994和1996)在SVAR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设定“识别假设( identifying assumptions )”,从原始数据拟合残差中分解识别出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区分了非对称性冲击和对称冲击的反应,把研究的重点推进到导致价格、产出变动的深层次因素上。 设变量和分别代表GDP和物价水平,为了满足数据的平稳性要求, 和对应于GDP和物价数值的差分数据。考虑如下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 其中, 和为白噪声随机扰动项,代表产出和物价变动中未被回归方程解释的部分。 为阶数为 的滞后算子L的多项式,即 ,其中 为确保和 序列无关而选择的滞后阶数。为揭示结构性扰动,即具有经济含义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有以下关系式: 其中,和 分别为需求与供给冲击,因此,产出与物价变动中未被解释的扰动项是供给与需求冲击的线性组合。用矩阵可表达为:,结构性扰动(经济冲击)矢量 可通过C的逆矩阵求得: 。在 矩阵中,求解矩阵C需要4个约束条件。由估计出的 和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可以提供3个约束条件: 通过SVAR估计,可以得到残差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即上式的左边。而在Blanchard-Quah分解中假设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是正交的,并将其标准化: (1)需求与供给冲击的方差为: (2)需求与供给冲击是正交化的: 因此,上述经济冲击的标准化条件与(1)式联合,可得到关于矩阵C的以下三个约束式: 系数矩阵C的第4个约束条件,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为得到该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将VAR表达式(1)转换为无法观测的结构性经济冲击的无限阶移动平均过程MA(∞): (7)式表明, 和是结构性扰动和的当前和前期值之和。――所谓的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结构性扰动对左边变量期之后的影响。由于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或需求冲击对产出增长的累计效应为零,因此得到第4个约束条件: 若将该约束转换为含有系数和 的表达式,则为 上述的4个约束条件都已得到,可求出系数 得到矩阵C,并通过识别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 。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WEO)》1980年至2008年的年度数据,鉴于澳门经济总量微小,在此忽略,同时拟美国为参照国。 SVAR模型可用于说明不同经济体间是否具备构成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基础,但是在变量的选择上尚未取得一致,选取不同的变量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降低了解释力度。因此,本文将只采用两变量模型,即产出和价格变动:以美元计算的各经济体的名义GDP来描述产出,以1980年为基期的年度GDP平减指数,用来描述经济总体物价的表现。 从产出和价格的相关性指标而言,美国与香港、台湾地区的产出相关性都较高,而美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由于香港与内地紧密的经贸联系,因此在价格相关性方面,香港与美国的相关性较弱。通过ADF检验,除香港外,剩余经济体供给和需求变化率均稳定,香港的变化率差分后也稳定,表明这些序列都是I (1)序列,可进入 SVAR进行实证分析。根据Schwarz 准则来选择滞后阶数,从而得到四个经济体的阶数为1。 四、实证检验 (一)经济冲击的相关性 表1、2列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受到两类冲击的相关系数。 根据表中的数据,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均表现为正向相关,但相关性水平较低;内地与台湾地区的两类冲击呈现负向相关性;台湾地区与香港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供给冲击为较高的正相关性;美国与台湾地区间在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与中国内地及香港为正相关性,其中与香港的需求冲击相关系数最高,美国与中国内地的供给冲击为负相关,与香港、台湾地区为正相关供给冲击,且系数值较大。 中国内地与香港间的相关性呈现出一致性,但相关性较弱,而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间的相关性为负向相关,另外,香港与台湾地区两经济体在供给冲击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需求冲击则为负向相关。美国作为参照国,与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相关性较强,这也与现实相符合。 (二)方差分解分析 四个经济体的GDP和物价变动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数据显示,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三个经济体,供给冲击是导致产出变动的最重要因素,而需求冲击则是导致物价水平变动最重要因素。可见,影响三个经济体产出和物价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表现出一致性、且并无显著差异。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就经济冲击的力度而言,四个经济体的供给冲击均大于需求冲击。其中,内地经历的经济冲击的力度在整体上高于香港,而台湾地区又高于内地;在经济体的调整速度方面,内地经济的调整速度要高于香港、台湾地区,而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又高于香港。一方面,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可以保持,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发展;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束缚了经济政策的操作。 随着内地经济进一步开放,其面临的经济冲击力度强于香港,但弱于台湾地区,而对冲击的调整速度方面高于香港、台湾地区,且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高于香港(见表4)。总体而言,三地在在冲击力度和对冲击调整速度方面呈现出非一致性,说明构建最优货币区的维持成本较高。 (四)结论 就供给冲击而言,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在整个样本期间显示出一定的相关性,但极不显著;从供给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来看,香港经历的供给冲击的力度低于内地,且香港对供给冲击的调整速度相对较慢。在需求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即内地经历的需求冲击高于香港,调整速度也快于香港。在物价波动方面,尽管需求冲击是导致内地和香港物价水平变动的最重要因素,然而内地需求冲击对物价变动的贡献度较小。 内地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性,且在力度与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台湾地区的冲击力度高于内地,但调整速度低于内地。台湾地区的开放性高于内地,且采用浮动汇率,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但由于台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且近年来由于民进党的不当政策导致台湾地区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因此在经济调整方面显得乏力。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香港与台湾地区不适宜构建最优货币区。 五、两岸四地间经济基础的考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8%,已仅次于美国,联合国《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去年经济增长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1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自2003年CEPA签署,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被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高度,两地经济融合达到更高层次。香港目前的联系汇率制度是特殊政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该制度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历经了多次重大市场考验,就现阶段而言,香港应维持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根据重力模型,地理位置接壤、双边贸易和区内投资比重增加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建立货币圈,丁剑平(2003)得出结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的维持越来越需要来自大陆的支持,因此当人民币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并取得国际货币地位时,港币将放弃美元而改选人民币为名义锚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化”(丁雪峰,陈,2009)。 台湾地区是一个小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经济长期高度依赖美日(李玲瑶,2003),但近年来相对美国和日本而言,台湾地区经济对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的影响更为敏感(何耀,2007),而且两岸间的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丁雪峰,陈等,2009),总体而言两岸经济一体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两岸产业链的结构性演变,已逐渐转变成运用大陆技术与市场的“大陆―台湾”之间的“区域整合模式”;台湾地区经济的“产业空洞化”现象(高巍,2006),使其竞争力从2005年的第11位退至第18位,沦为亚洲“四小龙”之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即将实施,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特别是东盟成员)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台商进入东盟市场难度加大,台湾地区在经济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大幅下降。综上各种因素,可以看出两岸经济一体化已是势在必行。 澳门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对香港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汇率制度、货币替代以及金融业务方面。在澳门的M1M2中,港币占比接近于50%的比重,超过了澳门元的比重,且自1983年以来,澳门采取的是固定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而且澳门多数金融机构是隶属于香港的地区总部。 自CEPA签署以来人民币逐渐加大了澳门流通领域的比重,虽然香港和大陆均是澳门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澳门元已经成为肯定澳门的自治特权与区域差异化的一种基本手段的角度,澳门元应保留。多年来平稳的经济发展已证明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适合澳门的经济与制度体制,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极小,长期内将一直保持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 六、国际比较与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货币一体化按主体货币可划分为三种形式:单一货币一体化、多重货币一体化和主导货币一体化,而就全球真正意义的区域性单一货币欧元、美元、非洲法郎而言,欧元和非洲法郎属于单一货币一体化形式,美元化则属于主导货币一体化形式。 (一)欧洲货币一体化 欧元的演进路径可概括为准平行货币向单一货币渐进发展,属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模式。欧元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是长期、渐进的过程,不仅取决于经贸关系的疏密、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异同,也取决于政治意愿;不仅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规则政策的协调,又触及国家主权向超国家机构的集中或部分让渡(Strauss-Kahn,2003)。 (二)美元化 拉美各国美元化的过程,实际是美元这种良币驱逐各国劣币的货币替代过程。货币合作遵从主导货币区域化,属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发展的路径是以美元为主导货币,不断向北美、南美渗透和扩张,最后形成统一的美元区域共同货币。 (三)非洲法郎 CFA法郎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货币联盟性质,与欧盟是从经济一体化到货币一体化的顺序相比,CFA法郎区则是在成员国独立后越过了一体化的初级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直接进入了一体化的较高阶段(经济同盟阶段),缺乏经济基础保障,货币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不稳定。CFA非洲法郎区带有殖民色彩和外部因素主导的性质,属于不发达金融合作的范畴。 (四)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就中国现有国情而言,可吸取现有国际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转而采取一种复合模式。港澳台与人民币采用美元化模式,而新台币与人民币可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货币一体化,以下是具体的构想内容。 由于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联系紧密且呈现融合的态势,依据爱默生“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理论,内地和港澳应实现单一货币区;据上述分析可知,鉴于人民币与港澳币汇率制度的特殊性(香港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实施的是钉住港币的联系汇率制),随着港澳地区经济日渐融入中国内地,香港将实施钉住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也将间接实现钉住人民币,因而也决定了四地间的货币一体化可采取主导货币一体化模式:类似拉美地区的美元化,由弱小经济依附于强大经济体的经济行为。随着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广泛流通与使用,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最终将取代港币和澳门元,则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将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单一货币区。从长远来看,受到文化、认同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培养对人民币的认同意识和共有观念将是一项必要的长期工作。“骄傲的香港人对港元的感情可能强烈到了无法割舍的程度,就象英国坚持使用英镑而不加入欧元区一样”(Cranfield,2008)。澳门元的例子充分说明,行政手段的作用也将对民众的货币认同造成较大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港币在澳门具有更高的民众接受度,而澳门元反而在流通中逐渐被取代,因此澳门政府在1993年通过法例,规定本地企业须以澳门元标明商品价格,并规定信用卡支付及类似的交易必须使用澳门元等行政手段,来提高澳门元在流通中的占比。这些措施最终有所成效,澳门元相对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澳大利亚及英国等先进国家的水平。因而未来,人民币实现对港币及澳门元的替代,具备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对于两岸而言,在目前尚未形成稳定和坚固的经济联系,谈论货币合作是不切实际的。依据Balassa(1961)的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两岸在现有的经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可从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李非等,2004;萧万长,2005;庄宗明等,2005;)打破现有的僵局,再逐步过渡,直至达成两岸货币形成固定汇率,直至形成统一货币。二十世纪90 年代以来,两岸贸易基本上已属于“投资驱动型”,贸易产品交换已由资源比较优势产品逐渐向产业分工型产品转变,当前两岸经济已经出现了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为主的混合模式化整合雏形;而两岸即将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意味着,两岸通过弥补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框架将能较快进入构建共同市场的阶段,朝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现代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教学中的运用 信息技术整合于课程，主体是课程，而不是信息技术。多媒体不可能取代教师的教，那种认为信息技术应用越多越好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很多时候，教师过多的运用了多媒体，一节课下来，却是收效甚微。这就是只重视了整合的形式，而忽视了整合的效果，可以说是曲解了整合的真正意义。 信息技术 技术水平 教学手段 1概念界定 对现代信息技术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现代信息技术是与传统信息技术相对而言的，强调与以印刷技术为代表的传统信息技术的区别；二是专指计算机多媒体与网络技术，强调与一般电子媒体（幻灯、投影、录音、电视等）的区别。 我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就是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具体到教育应用中，使用最多的就是多媒体技术，教师上课用到的课件，校园内信息共享的校园网，师生互动、讨论用到的论坛等等，都是现代信息技术。 特殊教育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特殊教育不等同于普通教育，它要求在贯彻普通教育之外，再根据特殊儿童的特点进行教育。如聋幼儿的听力语言康复训练，盲生的定向行走训练等等，这些都是在学校教育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外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切合实际的要求。二是特殊教育必须根据儿童的特殊需要设计相关的课程、教材，教师准备适应特殊儿童需要的教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也就是对校本教材的编排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2现代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聋教育中的运用现状 2.1存在的问题 2.1.1课件中跳动的画面往往会起到喧宾夺主的效果 一如上面举到的例子，利用多媒体确实在让学生学习认知上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学生会只是一味的对其好奇，课堂秩序会有些许的失控，特殊教育聋教育的孩子不同于普通孩子，课堂上教师的一句“同学们注意了，请看黑板”似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教师为集中学生的精力，甚至要走到学生面前拍拍他，他才会意识到现在应该是注意力转向教师的时间了，所以，有些时候，反而会弄巧成拙，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2.1.2某些学科的某些内容慎用多媒体 上面的语文教学中运用的也还算恰当，学生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学习到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但是在数学教学中，尤其是高年级的某些教学内容就应该慎用。如聋校初三年级的数学中，对于代数式的值、一元一次方程等等内容，教师为了上课方便，在做课件的时候也将解题过程做到了课件上，这样上课的时候，鼠标一点一动，题目就讲完了，但是学生似乎并没有理解，倘若在黑板上将教学过程边讲边演示，相信学习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教师应慎用多媒体。 2.2原因解读 2.2.1教师对特殊教育学生的关注程度有待提高 作为教师要对所带班级的学生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特殊教育学生数量很少，一个班最多也就十几个学生，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了解学生，可以通过该班班主任了解情况，也可以找学生谈心。从事特教工作以来，我越来越发现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非常渴望得到老师的认可，非常需要别人的肯定，你对他竖大拇指，他会将微笑挂在脸上，会对我们说谢谢，我每次找学生帮忙，都不忘对他们说谢谢，闲暇时间，都不忘找几个学生聊聊天，说说话，一则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感情，再者，将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讲讲大学的故事，会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去学习。 2.2.2教师的信息技术专业水平有待提高 现在的课堂不再是简单的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在准备一节课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教学目标与学生实际情况之间的关系，所准备的教学资源要完全的切合实际，这样的教学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所以，教师仅是简单的会用PPT做课件是完全不够的，这完全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 3现代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中的运用 3.1合理选取教学方法，教学工具，最大限度地满足特殊学生的特殊要求 3.2做足、做好特教学校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现高效课堂 信息技术整合于课程，主体是课程，而不是信息技术。多媒体不可能取代教师的教，那种认为信息技术应用越多越好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很多时候，教师过多的运用了多媒体，一节课下来，却是收效甚微。这就是只重视了整合的形式，而忽视了整合的效果，可以说是曲解了整合的真正意义。 做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必然要求我们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对教师提出的新的挑战，譬如教师观念的转变，教师角色的转化，教学行为的转变，还有对教师的信息能力的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我觉得教师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教师要明确我们不能为了应用技术而用技术，我们的真正目的是有一个高效课堂，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的学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备课的时候要兼顾到方方面面，既要考虑到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又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 3.3网络环境下开发适合听力与语言障碍人群使用的软件，提高特殊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视频一定要有字幕。现在更多的提倡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那么对于我身边的这个特殊群体，他们听不到、说不出来，只能靠眼睛来看，倘若视频没有字幕，学生只是看到视频中的专家、学者嘴巴不停的一张一合，却不知道他们在表达什么意思，当然作为教师，我完全有义务将视频中的内容用手语翻译给学生，但是这样一来，浪费时间不说，学生要电脑与教师两边兼顾，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同样对于我们教师，也希望有字幕的配合。我们在听一些专家的讲座时，常常对一些很专业的术语感到困惑，听不懂，不理解，想要记下来查一下却又无法确定正确的写法，但是如果有了字幕，这些来自学生、教师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现在网上有手语学习的相关资料，也有视频，这些是我们这些教师看的，供我们学习的，但是却没有适合我们学生的学习软件，我希望有一款软件，学生可以找到任意他想了解、知道的词语的口形，通过不断地学习、积累，我相信我的学生可以看懂更多人要表达的意思，不再仅仅是我们手语展示给他们的。 3.4定期参加各种培训，提高自己的信息技术素养及专业技术水平 在信息社会，一名高素质的教师应具有现代化的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熟练运用信息工具（网络、电脑）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收集、组织、运用；这些素质的养成就要求我们教师不断地学习，才能满足现代化教学的需要；信息素养成了终生学习的必备素质之一，如果教师没有良好的信息素养，就不能成为一名满足现代教学需要的高素质的教师，因此要定期参加各种培训，不断给自己充电，用知识丰富大脑，以最饱满的热情来对待我们的特殊教育工作。 现代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教学中运用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我们每位教师都必须正视这一发展过程对自身提出的新挑战，挑战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将现代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协同教育是特殊教育个别化教育教学的有效模式 摘要：特殊教育学校是指对在教育方面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进行教育的学校。狭义的特殊教育可以理解为对残疾儿童进行的教育。这部分的残疾儿童一般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多从残疾和其它残疾等。对特殊儿童进行个别化教育教学实际上是指对特殊儿童进行因材施教，按照每个特殊学生的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协同的本质就是打破资源（人、财、物、信息、流程）之间的各种壁垒和边界，使它们为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协调的运作，通过对各种资源最大的开发、利用和增值以充分达成一致的目标。 关键词：协同教育；特殊教育；个别化；教育教学；有效模式 特殊教育学校是指对在教育方面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进行教育的学校。狭义的特殊教育可以理解为对残疾儿童进行的教育。这部分的残疾儿童一般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多从残疾和其它残疾等。对特殊儿童进行个别化教育教学实际上是指对特殊儿童进行因材施教，按照每个特殊学生的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协同的本质就是打破资源（人、财、物、信息、流程）之间的各种壁垒和边界，使它们为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协调的运作，通过对各种资源最大的开发、利用和增值以充分达成一致的目标。 协同教育是指有效的协调和运用各方的教育因素，使他们更有效的组合、运作，从而更好的达成一致的教育目标的教育过程。在特殊教育学校里开展协同教育的研究应该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教好一个残疾学生等于换救了一个有残疾人的家庭。所以，在特殊教育学校里开展协同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人从事特殊教育多年，主要是进行听力残疾、智力残疾、自闭症状儿童的教育。也曾经带过视力残疾和肢体残疾的学生进行游泳的训练。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使我体会到协同教育是实施个别化教育教学很好的模式，可以有效的解决教者与学生之间及教者与教者之间、学生与学习形式及学习内容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学生和学校与社会之间等教育环境的问题。有效的培养了特殊学生适应和容入社会的能力，培养更好的社会人。 1 协同教育是实施个别化教育教学很好的模式，协同教育使学生在学校更好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教育问题是一项牵动整个社会的问题，学生学习的好坏直接关联到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家庭。如果学生学习好了，各个家庭成员都开心，社会和谐。特殊教育更能体会这一点，由于学生内部因素的关系，有可能学生的学习效果不明显，家长不满意。但有效的协同教育可以调动家长参与到教育中来，协助好学校进行辅导，参与教育的过程，理解教育的结果，又可以促进学生的进步，又可以使学生和家长与学校配合好教育，促进各方的共同发展。学生进步了，家长满意了，学校有成绩了，社会重视了。 2 协同教育是实施个别化教育教学很好的模式，在特殊教育学校进行协同教育有效的解决教者与学生之间及教者与教者之间的关系 在教学当中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教师主导着教与学的整个过程，。协同教育有效的处理好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使两者之间更好的进行合作，共同完成学习任务，达到教学目标。我们在教学中通过代币制的实行，更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效的促进教师和学生的教学交流，解决了特殊学生注意力分散，上课心不在焉的现象。同时，协同教育可以促进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沟通，通过共同的培养目标使学生达到这一目标。为了学生更好的接受系统的知识，平时我们老师都进行集体备课，共同合作研究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使教者与学生之间、教者与教者之间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3 协同教育是实施个别化教育教学很好的模式，在特殊教育学校进行协同教育有效的处理学生与学习形式及学习内容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学生与学习形式的关系是特殊学校协同教育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特殊儿童都存在着不同的缺陷，而且每个个体都不大相同，这就决定了学习的形式和学习内容的独特性。从学生的学习形式来看，我们发现肢体残疾的学生由于肢体的残缺，而且残缺的程度不同所以就不大适应大集体的教学；听力残疾的学生由于听不到外界的声音只可以适合手语和书面语言的教学；智力障碍的学生由于智力残疾的程度不一样也较难接受集体的授课形式。因此，我们在授课的形式上采用集体教授和分组教学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在每一节课里老师都会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三个小组的教学。即进行班级授课制的同时把班上的学生分成一个小班和一个小组还有个别学生三部分，再对三部分学生进行相应的教学。当然，在人员的配置上我们可以保证有一个主教老师和一个助教老师还有一个生活老师，另外可能有义工的参与。他们共同的对这三部分学生进行相应的小集体授课和小组授课与个别辅导。这样，对应的小组都可以保证有教者。使学生在老师的协同教育下有效的学习，健康的成长。 协同教育是实施个别化教育教学很好的模式。协同教育里的学习内容也是要求与学生的发展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要因材施教。首先，我们要对班级里的学生进行评估，当然要有老师和家长的参与，。接着我们根据评估和各方的意见写出结果，然后对学生制订学习目标；接着老师实施教学；通过教学之后再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情况调整教学的方法。为每一个学生制订好个别化的学习计划，定好学习的内容。 4 协同教育是实施个别化教育教学很好的模式，在特殊教育学校进行协同教育有效的处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特殊学生进行的教育其实是根据学生的残疾特点制订让学生适应社会的适应性学科。协同教育有效的处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让学生在语言发展领域，动作发展领域，认知发展领域等方面协调发展。各个学科的发展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让学生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协同教育的好处。 协同教育是实施个别化教育教学很好的模式。多年来，我们采用协同教育的理念对自闭症学生进行了教学，效果很好。即对学生进行协调的分类和学习内容的分类，通过分类的促进更好的协同教学。从学生的分类时我们可以通过评估，并与教师、家长三者的意见结合之后写出建议。根据自闭症儿童的特点，他们智力异常70%左右的孤独症儿童智力落后，但这些儿童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较强能力，20%智力在正常范围，约10%智力超常，多数患儿记忆力较好，尤其是在机械记忆方面。把学生分成几类，一般以三类为宜。 协同教育是实施个别化教育教学很好的模式。我们在进行个别化教育教学时先对学生进行分类。第一类是智力较好、学习热情高没什么行为障碍的学生。对这些学生，我们主要采取一周开一次集体备课交流会，教师研讨教学方法。运用于实践使师生互动，相互发言、讨论、实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提高，也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意识。同时为他们开设特长训练课，培养学生的特长发展。第二类是智力中等，学习主动性一般的学生，我们采取了每周举行两节学习交流课，让这类学生在一个更适合他们学习的环境中学习，表扬成绩突出的学生、鼓励其他的学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三类是智力较差对学习兴趣不大的学生，特别是行为有障碍的。针对这部分基础差的学生，坚持一周几节个别训练课，给他们补习旧知识，巩固新知识，在老师的个别辅导下得到培养。对特别差的，每节课通过家庭教师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持之以恒。这样通过一个班学生的分类教学发展，促进整个班学生的整体协同发展，使班里每个学生都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享受着学习的快乐，每个学生都得到合理的教育，学生进步了，学到知识了，对学习有兴趣了，进步很大。自闭症儿童由于具有社会交流障碍，缺乏与他人的交流，语言交流障碍、语言发育落后，重复刻板行为。感觉异常，表现为痛觉迟钝、对某些声音或图像特别的恐惧或喜好等。而且他们还有多动、注意力分散、发脾气、攻击、自伤等表现。 因此，我们在教学内容的上就要选择适合于他们的素材。由于要找到适合与每个学生的教学内容，进行因材施教，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学习内容的分类教学，最后达到协同教育的目的。通过一段时间分类与分类教学，协同教育的实施效果很好，也充分的体现出个别化教育教学的效果，学生进步很大。例如：在感统训练中，是这样进行个别化教育教学。在触觉障碍训练时，我们通过游戏的形式对具有触觉障碍的学生进行治疗，其中活动前准备好玉米粉和两块垫子（一块要深色的），在其中一块垫子上洒上大量玉米粉。活动过程： 1、脱掉鞋袜。 2、把手掌和脚掌贴在玉米粉上。 3、移到第二块颜色较深的垫子上，印出[手印或脚印]。 变化玩法： 1、除了玉米粉，也可以使用面粉、手指膏 （请勿使用滑石粉，因为大量西如对身体有害）。 2、在餐盘上洒些玉米粉，在上面写字或画画。 3、用手[筛]玉米粉。 通过游戏的训练 1、可以改善触知觉，帮助触觉区辫。 2、摆弄各种姿势能改善本体觉、身体知觉、动作计划能力，以及手眼/脚眼协调。 3、玩玉米粉通常可以使孩子感到平静与舒适。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综合的进行自闭症儿童的协同教学，有效的增强学生的注意力和集中能力，培养了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社交能力及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能力，促进对基本知识的学习和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能阻断或改变仪式性、强迫性的行为模式，减少焦虑、情绪发作和躁动，同时促进听觉、视觉、触觉和动觉的感官接受。有效的改变学生自闭症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达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由于特殊教育具有很大的个别教育性。因此，开展协同教育很关键。有效的协同教育可以让不同类型、残疾程度不同的学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充分的体现个别化教育教学理论的价值。 事实证明，协同教育是实施个别化教育教学很好的模式。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微课下特殊教育教学分析 摘要：笔者结合特殊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如何利用微课提高特殊教育教学质量为出发点，阐述了微课在特殊教育领域应用的重要性，同时也给出了微课设计原则和制作流程，为特殊教育教学研究指出了新的探索方向。 关键词：微课 ；特殊教育 ；视频 ；无障碍 微课是基于信息化教学理念的新型教学模式，以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针对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教与学活动中所需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机结合体。结合学生实际，将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化划分，将不同的知识模块录制成 5-10 分钟教学视频。 一、特教课堂引入微课的重要意义 1. 微课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 微课是将常规课的教学内容分解成多个单一的知识片段，并制作成相应的视频教程，以供学生课前预习、课堂学习以及课后复习。其次，在教学形式上，微课将常规课由不可逆的线性教与学的模式向可反复的环形教与学的模式转换。对教师而言，微课对教师的信息化水平要求也相对较高。教师除了掌握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应用能力外，更重要是提高信息化资源的开发能力。对学生而言，微课能促进其自主学习与个性化学习的能力的培养。学生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通过观看视频教程，来补差补缺。 2. 微课是实现无障碍教学的需要 微课在无障碍教学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用其自身优势为无障碍教学带来了新契机。首先，视频教程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直观化，能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其次，视频教程可以配以字幕，帮助听障学生了解老师所表达的内容，进而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最后，基础薄弱的学生可以在课后反复观看视频教程，以达到补差补缺的目的。因此，微课在特教课堂的应用，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微课是实现“生本”教育的需要 微课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对不同学科知识点的个性化学习。特教学生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对各个知识要点的掌握不一致，常规课的授课不能顾及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而微课往往将系统知识模块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选择不同的模块进行学习。这样既能查差补漏，又能强化巩固知识。微课的便携性有利于学生实现随时随地学习。学生可以将微课视频存储在个人电脑、手机、ipad 等设备上，实现随时随地学习的需要。 二、微课开发设计 1. 微课设计原则 （1）目标控制原则。微课教学目标的制定，一方面要以教学大纲为依据，体现出教学大纲的主要知识内容，另一方面要以学生实际依据。微课教学过程要充分体现出教学目标的控制，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掌握知识要点，实现教学目标的控制。 （2）便携适用原则。微课的典型特点就是短小精悍，从“微”处着手，放眼整个知识体系，力求实用。因此在微课设计时，要把握住“微”的特点。微课视频时长一般控制在 5-8 分钟，视频格式一般常用的格式（如 wav、avi、mp4、3gp 等），文件大小控制在 20MB 左右，不可太大。以方便学生存储和播放。 （3）教学评价原则。反馈与评价在教育传播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可以产生和加深师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教师要对信息传播所带来的效果和产生的作用深刻理解，第一时间筛选出有效的反馈信息，并对其做出相对应的评价，进而改进原有的教学方式。将先进的科技手段运用到教学中进行知识反馈是微课教学的主要方式。 2. 微课设计流程 微课设计包括教案设计、素材搜集、工具准备、视频录制、课件设计等环节。下面以高教出版社出版的《计算机应用基础》第三章第三节“表格处理”为例来谈谈微课的设计流程。 第一，教案设计。教案是教师为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的依据。编写教案有利于教师深入了解教材内容，准确把握教材的重点与难点，进而依据教案的教学理念设计教学环节，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和课后复习，以便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在微课设计中教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微课视频的设计也是依据教案设计而进行的，比如视频模块的划分是依据教案设计中所设计的知识系统进行划分的。 第二，素材搜集。依据教案设计内容，采取多种渠道搜集相关素材，如图片、辅助动画、语音等信息。同时，将相关信息进行编辑处理，分类存放，以便后续使用。 第三，工具准备。在视频教程录制前需要准备好相应的软硬件设备。如微课制作录屏软件 Camtasia Studio、DV 机或摄像机、照相机、话筒或耳麦等。 第四，视频录制。微视频是微课的核心。常见的微视频获取方式有外拍式，即借助 DV 等拍摄设备录制 ；录屏式，即通过屏幕录像软件自动录制教师对着电脑讲授的内容。前者主要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整体录制，然后通过相应处理软件，依据知识模块进行视频截取，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微课视频。后者主要是对知识模块直接进行录制，这种方法简单易操作，且直接形成相对独立微课视频。 第五，课件制作。课件是微课的承载体，也是微课的表现手段。教师应根据选题的内容，将课件的内容利用相应软件设计并制作得动静结合、图文并茂。动画设计要恰如其分，不能过度夸张、复杂，在说明问题的前提下，越简单越好，这样才能突出讲课的内容，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才会深刻。 第六，修改完善。在微课整体设计完成后，设计者要反复推敲演练，进行修改。修改过程，是对去粗取精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提高设计水平的过程。修改可以使微课变得更具有实用性。 第七，反馈评价。当授课结束后，微课实施者（教师）和微课接受者（学生）要依据上述所讲的微课设计原则中的教学评价原则进行总结、评价，然后将意见进行汇总反馈。教师再依据反馈信息进行修改完善，以达到提高实际教学效果的目的。 微课的出现对特殊教育的教育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则它开辟了特殊教育无障碍教学的新途径，满足了不同基础层次的学生的学习需求，体现了“生本教育”的理念。二则它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得课堂教学效果和课后反思更具有针对性。同时，它在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李怀彬 单位：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特殊教育教学四化一结合模式研究 摘要：“四化一结合”就是根据特殊教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四化”即：教学设计个性化；教学内容生活化；教学过程情景化；教学方法趣味化，“一结合”即医教结合，综合康复。文章结合鹤岗市特教中心残疾孩子的实际，在教学实践中逐渐摸索形成的一种教学模式。根据学生不同残疾程度、不同残疾类型、不同年龄阶段的差异和特点，从满足残疾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出发，探索出一套适合残疾学生全面发展的“四化一结合”教学模式。在实践中教学要求教师认真研究学生和教材,寻找教学内容与医疗康复的最佳结合点，注重学生生存能力和生活技能的培养，做到“四化一结合”。 关键词：四化一结合；教学模式；特殊教育教学 残疾孩子(尤其智障孩子)在生理、心理、智力等方面存在缺陷，个性差异较大,在学习和生活中存在较大障碍。在教育教学中表现为困难大、效果差，教师对教学对象缺乏信心，期望值低，对残疾学生的低期望值成为教育低效率的直接原因。特殊教育学校以往课堂教学中追求教学形式的较多，注重学生潜能开发的较少；追求学习外显效果的较多，注重提高认知生活能力的较少。如何尝试研究出一套适应残疾学生（尤其智障学生）教育的教学模式，让特教教师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个人的教学特点和才能，一直是困扰特殊教育教师及学校管理者的难题。近年来，鹤岗市特教中心根据学生不同残疾程度、不同残疾类型、不同年龄阶段的差异和特点，从满足残疾孩子的特殊需要出发，从提高教学的实效性上下功夫，扬长补短，开发潜能，补偿缺陷，注重认知和生活能力的培养，从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医教结合等多方面实际综合考量，摸索出了“四化一结合”的教学模式，“四化”，即教学设计个性化；教学内容生活化；教学过程情景化；教学方法趣味化，“一结合”，即医教结合，综合康复。 一、因人施教，教学设计个性化 教学设计个性化是正视残疾学生的个性差异，体现残疾学生个性化学习，关注残疾学生情感需求和心理特性的一种教学设计。教学设计个性化既要充分反映教师个体的教学风格、教学优势、教学个性、教学经验以及个性心理特征与倾向性，充分体现其创造性。更重要的是尊重残疾学生的个体差异，尤其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通过个性化的教学设计唤起残疾学生的求知欲和对自己个性潜能的挖掘[1]。鹤岗市特教中心作为综合性的特殊教育学校，由于招生的多元化，导致学生残疾类型的多样化，聋、盲、智障和孤独症不同类别的残疾学生在智力水平和个性差异上有着不同的层次,即使同一残疾类型的学生，其差异也是参差不齐。因此，教师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对于同一教学内容在教学目标确定和训练内容上要有所差异，在问题设计上要分类提问，在练习题设计上也要分层次，注意照顾到每个学生的学习需要，使每个学生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提倡教师进行个性化的教案设计，实施主体参与，分层达标。同时在教学设计的实施过程中，注重教师的课后纪实。强调跟踪纪实在残疾学生学习成长中的作用，教师每讲完一节课都要及时书写课后纪实，及时整理这一课的感悟、收获与反思，及时记录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对课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并作为下节课改变教学策略的依据。 二、联系实际，教学内容生活化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生活决定教育，教育必须适用于生活。”[2]这深刻说明了教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学生更好地生活，教学的真正含义便是尽可能地贴近于学生的生活。残疾学生由于自身具有生理缺陷，大都不合群，怕受到别人的歧视。家长们也会因此觉得抬不起头，不愿带孩子们出门，不知不觉中就减少了孩子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害怕与人交往、不会乘车购物等都是残疾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的表现。因此如何使他们通过学习能够走进生活、适应生活并学会生活便显得更为重要。教学内容生活化就是在教学中，我们要尽量贴近残疾学生生活实际，遵循残疾学生生理和心理规律，从残疾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挖掘教学内容与生活的联系，将教学活动置于真实的生活背景中，给学生提供观察、操作和实践探索的机会，使学生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经历知识形成和应用的过程，降低教学难度，贴近学生实际生活，为将来残疾学生回归主流社会奠定基础。教学内容生活化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选择学生熟知的生活素材，并运用于课堂。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把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体验相联系，以教材为凭借，把贴近学生生活的素材引进课堂，让课堂教学的内容生活化。 （二）以教材为依托，重组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生活化。教师要充分挖掘教学内容的生活内涵，并对教学内容做适当的调整处理，有意识地还原知识的生活背景，把书本上的知识放在生活中来学习，使教学内容生活化。 （三）课堂教学形式要多样化、生活化。强调以学生的现实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为背景，在教学中以大量的生活实例和学生熟悉的情境入手，再现生活，把知识内容渗透到生活中，让学生了解知识内容在生活中的应用。 （四）课堂活动设计要生动、有趣。“让讲台成为舞台，让教室成为社会；让学生成为演员，让教师成为导演”，将学习内容与实际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让知识回归生活，使残疾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现实生活。在现实的生活中学习将成为残疾学生今后生活中必备的知识内容。 三、创设场景，教学过程情境化 “教学过程情境化”，顾名思义是创设场景，老师在课堂上让同学们进入到一个情境中去活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一个生动、形象、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教学场景，以激发学生态度体验的欲望，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学习知识和技能，并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心理机能得到充分发展，其核心在于激发学生的情感。创设情境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走近残疾学生，贴近生活。创设的情境一定要选择残疾孩子熟悉的生活，如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和适合残疾孩子的社会生活，只有他们熟悉的、感兴趣的、体验过的，才能激发他们参与和学习的欲望。因此我们要充分了解学生的残疾类型和残疾程度，特别是他们的年龄特征、心理特点和生活经验，站在残疾孩子的角度设计情境，根据残疾学生的理解能力提出问题，采用残疾学生善于接受的方法实施教学，如聋生在影像方面，盲生在声音方面，智障孩子在情绪色彩方面的敏感性。寻求一些残疾儿童感兴趣熟悉的生活环境、感受过的生活原型或体验过的生活实例，创设一个生活化的情境。 （二）内容真实，形式朴实。当前有些特教学校的课堂，为了追求课堂的活跃生动，往往设计或使用一些能吸引学生眼球的靓丽道具，设计的形式花样多、画面优美、声音动听，学生确实感兴趣，但课堂情境中“俏、虚”的味道太浓。这种情境似乎表面上“俏”，但是与教学内容联系不大，有些残疾孩子很难理解。在教学过程中，残疾孩子参与度不高，教师的表演成分较大，致使课堂虽然生动、活泼，但虚假成分多，作秀地方多，教学效果差。所以创设情境一定要注意内容真实，形式朴实，不能为了追求表面的花哨热闹和表面的亮丽形式，而把简单的东西人为地搞复杂了，一定要看是否符合残疾孩子特点，是否联系残疾孩子生活实际，是否突出教学目的，提高教学效果。 （三）内容“巧妙贯穿”，过程“触景生思”。有价值的教学情境能让学生“触景生思”，使教学内容“巧妙贯穿”。创设情境一定不要只停留在表面上，要突出教学目标，融进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兴趣，激活学生思维。例如，一节生活数学课（学习认识人民币），将学生带入学校情景教室——超市中，真实的人民币，逼真的超市，加之教师精心设计的购物情景,学生兴趣被激发了，课堂气氛被激活了。学生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运用，残疾学生由于自身生理和智力上的缺陷，他们的逻辑思维比较差，在知识的接受上存在着差异。他们对于直观形象的内容和通过在具体情境中实践过的内容都更易于接受，在课堂教学中我们要求教师借助生活环境创造情境，让学生感受生活原形，利用生活实体，感受生活实例，通过再现与残疾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景，帮助学生理解、消化相关的知识，并通过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参与和实践，不但学会知识，更重要的是会运用知识。例如我们带领学生到情景教室进行购物、就医及乘车等生活常识的讲解和生活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具体情景中参与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知识。 四、激发兴趣，教学方法趣味化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学方法趣味化就是指将学生的学习内容，用学生喜欢感兴趣的方式体现出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一种教学方法。根据残疾孩子的特点，特别是智力残疾的孩子，尽量做到语言表述要儿童化；内容的设计要故事化；学生要有充分的学习空间；教具、学具要新奇，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在教学中我们要有效地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发挥残疾学生视觉和听觉优势，通过影像、音乐、游戏和情景剧等来激发学生兴奋点，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巧妙使用教具和实物，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语言要富有感染性和艺术性。 五、“一结合”即“医教结合” 特殊教育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类残疾儿童的教育需要[3]，我国《培智学校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课程设置的原则”指出：教育与康复相结合，在课程特色上，针对学生智力残疾的成因，以及运动技能障碍、精细动作能力缺陷、言语和语言障碍、注意力缺陷和情绪障碍，教学中要融入物理治疗、言语治疗、心理咨询和辅导、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等相关专业知识，促进学生健康发展。[4]因此，要求特殊教育学校应当从课程设置、教学目的、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充分体现特殊教育的人性化、差异化、个性化和生活化的特点，同时更要针对残疾孩子存在障碍和缺陷，进行有针对性的缺陷补偿和有效的康复训练，把教育和医疗康复进行有机结合，即医教结合。回顾近年来我国特殊教育学校生源的变化，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1)入学时间提前，六岁入校的逐年增多，还有更小的孩子要求康复；(2)智障类学生障碍类型多样化：智力低下、语言发展迟缓、自闭症和多重障碍；(3)障碍程度加重，多为中重度智障孩子，大部分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障碍，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欠缺，动作和行为障碍等严重影响了他们思维的发展。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特殊教育的特殊性：残疾儿童的康复时间长，康复训练任务开始向特殊学校延伸，特殊学校的实质是在康复的基础上进行特殊教育，所以“医教结合”是当代特殊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医教结合”是一种简称，它包括医教结合、综合康复、多重干预和潜能开发等内容。如果把特殊教育学校只当作单纯的教学单位，对残疾孩子仅仅施以单纯的教育，而没有医学和康复等方面的介入，残疾学生的发展便难以达到最佳的程度、取得最理想的效果[5]。如何使医教有机的融合？目前大多数特殊教育学校都在研究和探索中，还没有成形的经验。2011年鹤岗市特教中心被确立为省第一批“医教结合，综合康复”实验校，鹤岗市特教中心确立了“夯实基础、立足课堂、整合课程、开发资源、强化师训”的实验模式。 我们认为要进行医教结合，首先，每一位任课教师要提高自身素质，逐步向国家提出的“双师型”教师靠拢，除了要懂得教育教学技巧外，要多学习一些有关医疗康复方面的知识，为学生进行康复指导奠定基础。其次，要配备必要的康复设施设备和专业教室。第三，要做到“医中有教、教里融医，医为教用、教需辅医，医教结合”[6]，这一点不能生搬硬套，不能为了单纯的医教结合而不科学地设计教学环节，流于形式，教师在课堂设计时要认真研究教材，寻找教学内容与医疗康复最佳的结合点，有机地渗透康复教育，把医教结合落到实处。第四，医教结合是一项持续的工作，只有在课堂教学中根据学生特点选择适合的康复内容，坚持不懈地去做，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总之“四化一结合”教学模式探索，要按照聋部、培智部、盲班和自闭症班的不同残疾类型教育，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根据不同残疾类型的不同年龄段、学年段进行分层次研究。“四化一结合”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探索，将会提高特教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使特教课堂教学真正为残疾学生的生存、成长和发展服务。从我们自身的实践来看，“四化一结合”教学模式有效改善了鹤岗市特教中心现行特教课堂教学的弊端，达到了挖掘残疾孩子潜能、调动残疾学生能动性、协调残疾孩子各感官补偿作用，真正促进各类残疾孩子不同层次的进步和提高，达到综合康复的效果。 作者：张库 单位：鹤岗市特教中心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探求特殊教育教学质量的完善 一、当前特殊教育教学情况分析 1、师资条件普遍薄弱 教师作为特殊教育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虽然国家加强了特殊教育师资力量投入力度，但是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具体来说：（1）偏远地区教师数量明显不足虽然特教学校、特教队伍近年来随着国家重视程度数量有所提高，但特教老师工资水平因各地经济差异而有所不同。特别是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慢，教师工资水平普遍不高，特教老师工资更为偏低，所以造成一些地区特教老师匮乏的情况，某些特教学校甚至采取业余、兼职、等形式，特教老师教学水平难以保证，影响了教学的质量。 （2）特教老师学历职称偏低由于特教老师本来就少，所以在特殊教育领域考核门槛整体偏低。缺乏职称学历考级压力，自然就造成了特教队伍职称学历结构不合理，教学水平很难得到提高。 （3）特教老师认同感、待遇低在笔者所在学校，特教老师职业认同感低，待遇也很低。很多特教老师将自己与“职业保姆”划上等号，在思想素质、工作态度方面还存在很大的认识误区，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也很大，加上工资水平整体普遍不高，得过且过思想严重，从而影响了教学质量。 2、教育课程实践性差 在教育课程方面，还存在教学设施不完善，教学器材保障不到位情况，所以造成教育课程实践性差。特教学生课程内容还不是很科学，虽然教育部颁布了相关规定，但是就整个特殊教育领域，并没有系统性、针对性的细则出台，教师教学弹性空间很大，造成教育课程内容差异性大，整体实效性并不高。 二、提高特殊教育教学对策建议 特教学生由于自身先天或后天的特殊性，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才能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具体建议如下： 1、提高特殊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提高特殊教育教学质量需要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发挥特殊教育教学的综合效益。具体来说就是学校、教师和家长要转变教学理念，提高对特殊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作为学校来说，需要从思想上真正把特殊教育教学工作作为学校课程建设中重要一环，全面认识特教学生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积极为特教学生创造良性环境，并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给予必要的保障。作为教师来说，进一步加强对特教事业的认识，提高自身职业道德水平，结合特教学生特点，投入更多耐心、爱心、责任心，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工作，以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家长要端正特教学生教育思想，敢于让孩子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并积极与学校、老师交流，掌握孩子特长，进行针对性的生存能力和品德培养。 2、制订特教老师工资保障机制 建议政府、教育和其他部门从政策上制订特教老师工资保障机制，让特教老师和当地公务员工资标准挂钩，整体提升特教老师的福利待遇，并让待遇与学历职称等级考试挂上等号，有利于激励现有的特教老师实现自我增值，从而提高特教队伍整体素质水平。 3、构建特教评价机制以提高实践性 在特殊教育教学过程中，对课堂的实效和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特别重要。所以建议构建特殊教育教学评价机制，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学情分析、课堂小结等综合考核，在考察特教老师教学质量的同时，也能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便于提高往后教学实践水平。 三、结束语 相较西方发达国家特殊教育业的发展，我国的特殊教育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要拉近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作为特殊教育工作者来说还任重道远。未来，我们还需要在传统特殊教育课程内容、教学质量、教育制度等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行，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特殊教育领域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罗笑单位：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提高特殊教育教学对策建议 一、师资条件普遍薄弱 教师作为特殊教育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虽然国家加强了特殊教育师资力量投入力度，但是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具体来说：（1）偏远地区教师数量明显不足虽然特教学校、特教队伍近年来随着国家重视程度数量有所提高，但特教老师工资水平因各地经济差异而有所不同。特别是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慢，教师工资水平普遍不高，特教老师工资更为偏低，所以造成一些地区特教老师匮乏的情况，某些特教学校甚至采取业余、兼职、等形式，特教老师教学水平难以保证，影响了教学的质量。（2）特教老师学历职称偏低由于特教老师本来就少，所以在特殊教育领域考核门槛整体偏低。缺乏职称学历考级压力，自然就造成了特教队伍职称学历结构不合理，教学水平很难得到提高。（3）特教老师认同感、待遇低在笔者所在学校，特教老师职业认同感低，待遇也很低。很多特教老师将自己与“职业保姆”划上等号，在思想素质、工作态度方面还存在很大的认识误区，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也很大，加上工资水平整体普遍不高，得过且过思想严重，从而影响了教学质量。教育课程实践性差在教育课程方面，还存在教学设施不完善，教学器材保障不到位情况，所以造成教育课程实践性差。特教学生课程内容还不是很科学，虽然教育部颁布了相关规定，但是就整个特殊教育领域，并没有系统性、针对性的细则出台，教师教学弹性空间很大，造成教育课程内容差异性大，整体实效性并不高。 二、提高特殊教育教学对策建议 特教学生由于自身先天或后天的特殊性，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才能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具体建议如下： 1、提高特殊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提高特殊教育教学质量需要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发挥特殊教育教学的综合效益。具体来说就是学校、教师和家长要转变教学理念，提高对特殊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作为学校来说，需要从思想上真正把特殊教育教学工作作为学校课程建设中重要一环，全面认识特教学生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积极为特教学生创造良性环境，并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给予必要的保障。作为教师来说，进一步加强对特教事业的认识，提高自身职业道德水平，结合特教学生特点，投入更多耐心、爱心、责任心，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工作，以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家长要端正特教学生教育思想，敢于让孩子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并积极与学校、老师交流，掌握孩子特长，进行针对性的生存能力和品德培养。 2、制订特教老师工资保障机制 建议政府、教育和其他部门从政策上制订特教老师工资保障机制，让特教老师和当地公务员工资标准挂钩，整体提升特教老师的福利待遇，并让待遇与学历职称等级考试挂上等号，有利于激励现有的特教老师实现自我增值，从而提高特教队伍整体素质水平。 3、构建特教评价机制以提高实践性 在特殊教育教学过程中，对课堂的实效和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特别重要。所以建议构建特殊教育教学评价机制，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学情分析、课堂小结等综合考核，在考察特教老师教学质量的同时，也能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便于提高往后教学实践水平。 三、结束语 相较西方发达国家特殊教育业的发展，我国的特殊教育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要拉近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作为特殊教育工作者来说还任重道远。未来，我们还需要在传统特殊教育课程内容、教学质量、教育制度等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行，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特殊教育领域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罗笑单位：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特殊教育学校思想品德教育教学研究 一、引言 近几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的教育观念不断更新，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在国家进行新课程教育改革的进程中，特殊教育的发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特殊教育学校思想品德教育的发展也成为特殊教育发展的关键，思想品德教育是特殊教育学校学生正确树立人生观与世界观的根本保障，思想品德教育能够教会这些学生如何在生活中明辨是非，让他们用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使这些学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够健康发展，更好地融入社会中去，用自己坚强的意志与乐观的心态去回报社会。由于这部分学生的特殊性，在思想品德教育教学的实践之中需要广大的特殊教育教师耐心与细心地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工作，只有教师在工作实践之中长期地坚持，在教育教学工作之中切实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把学生生活中的事例与教学内容科学、合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这些特殊的学生真正接受与理解教师所传授的思想品德教育教学知识。 二、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的健康心理素质培养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前提 思想品德教育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因此，教师在特殊教育工作中开展思想品德教育更应该把学生的年龄与性格特点、成长与生活环境作为备课的重点，这样才能在充分了解学生实际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学生才能够在教学中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效的理解与扎实的掌握，并能够在生活实际之中对知识进行灵活的运用。思想品德教育是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要求教师要充分了解自己学生的心理需求，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不断发展自己的个性，使学生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观念与认识，为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形成打下良好的基础，从思想的源头上净化学生的心灵，不断促进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在特殊教育学校的思想品德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讲故事或研讨辩论等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方式来给学生讲解教学内容，使学生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中的知识与其阐述的人生哲理，使学生的心理素质得到不断的提高。 三、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课堂问题的精心设计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 特殊教育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的心理得到健康发展，使学生在教学实践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帮助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要达到这样的教学目标，就需要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精心设计教学问题，在教学实践之中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因生施教。在教学实践的不断反思与总结中，我认为特殊教育所面对的教学对象在认知能力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障碍，这种认知上不同程度与层次的缺失使这些学生在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上与正常的孩子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从事特殊教育教学工作的过程之中，教师更应该把教学问题进行精心的设计，教学问题的设计应该联系学生的实际由具体到抽象地进行设计，围绕一个知识点进行由浅入深的问题设计，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特殊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教学问题应该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特殊教育的教学主体由于自身发展的局限，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组织教学会有一定的难度，这些孩子普遍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因此，教师要通过富有启发性的教学问题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学习热情，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敢于发言，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教学中及时发现学生的错误并予以纠正。 四、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在教学中分层施教是思想品德教育的根本 首先，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身体上都有一定的缺陷，这些缺陷也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学生在生活之中获取各种信息的能力，这也是导致这些学生在生活之中对是与非辨别能力较弱的主要原因。这些学生身体上的缺陷使家长在他们的成长之中对其过于溺爱，这些学生身体上的缺陷与家长的过份溺爱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性格比较孤僻与自私，不会与人沟通与交往。这些性格特点也给教师开展思想品德教育教学活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应该针对他们的性格特点教会学生与人沟通与交往的方法，让他们在学习生活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让他们能够树立自信心，以阳光、乐观的心态融入社会中去。其次，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由于自身的缺陷使他们在生活中产生很大的负面情绪，他们在生活中表现出很强的自卑感，他们在生活中害怕与人交流，内心长期充满着各种压抑与不满，这也是这些特殊学生形成心理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思想品德教师要正确认识这一点，在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自我意识，使每一名特殊的学生都能在学习与生活中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正确认识与评价自己，不断克服自卑的心理，让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坚强地面对自己的生活，教给学生对逆境的应对方法，使每一名有残疾或残缺的学生都能做思想上的巨人与生活的强者。 五、结束语 因此，思想品德教育学科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针对不同情况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在教学中精心设计教学问题，避免课堂教学的枯燥，教学形式多样，教学方法灵活，真正做到分层施教，全面提高特殊教育学校思想品德课教学的实效性。 作者:马俊艳 单位:吉林省松原市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浅析在特殊教育教学中教师如何突出“特”和“爱” 特教老师所从事的是塑造人类灵魂工程中最为艰辛、神圣而又光荣的工作。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特殊工作的新形势下，作为一名特教教师必须与时俱进，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工作方法不断改进，为国家的特殊教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特殊教育教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特别注意坚持一个“爱”字，突出一个“特”字。 一、把“爱”作为推动特殊教育各方面工作的核心动力 在特教学校里，“爱”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教育的对象由于自身的缺陷，不能像健康的正常人那样生活、学习和工作，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不利他们的成长，是一个应当受到全社会关爱的弱势群体。所以，在特教学校的教职员工只要人人都献爱，让学校时时处处都充满爱，让我们的教育对象能够在爱的世界里成长，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界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在特殊教育学校里的“爱”有其特殊的含义。在这里，爱是一种学校对学生的温暖（主要是由教职员工的言行来体现的）；爱是一种力量，一种帮助残疾学生改变自卑心态，树立自强、自立、自信心的强大动力；爱是一种纽带，一种师生联系、增进情感的纽带。在特教学校，爱，集中体现在关注学生的成长方面，关注并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关心学生的实际问题，如关心他们和正常人的交流如何畅通的问题，解答他们思想中的困惑等等。特教学校学生由于和正常人存在着口头语言交流障碍，特别需要教师给于爱的温暖和帮助。爱是教师影响学生思想和行为的特殊手段，教师只有坚持对学生施以母亲般的爱，对学生施以教育教学就容易为学生所接受。在特教学校里，爱学生是教师应具备的起码的思想素质。向学生倾注全身心的爱，时刻不忘爱学生，是特殊教育教师职业最起码的要求。 特教学校教师，坚持“爱”字为教育教学的核心动力， 爱岗敬业，以工作为重，勇于创新，不断打造出工作中的新亮点。就是要时时刻刻把爱倾注在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从老师身上体会到自己所需的爱。 二、务实工作、开拓创新，在特殊教育事业中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爱”在特教学校工作中的权数特别突出。特教学校的教师，从跨进学校校门的第一天起，就应当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特殊教育事业，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在特殊教育事业中去追求、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在工作实践中一定要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经受住各种利益的诱惑，通过各种具体的形式努力把“爱”落实在敬业的实际行动中。 （一）树立事业高于一切的思想。凡在特殊教育战线上工作中的人都知道，特殊教育工作非常辛苦，特别是在那些人员编制少，人员有又不足的学校，每个教师要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每周教学课时二十几节，同时还要早晚值班，代行生活老师的职责，并兼有大量的学校非教学工作任务。教师的付出代价往往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只有看到学生们一天天健康地成长起来，学到了知识，教师才感到有了一丝欣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教师一定不要被金钱迷住了眼睛，要树立高尚的价值观，事业的成功才是我们应追求的最高价值。我们要树立事业第一的思想，凡是有利于学校发展目标的事我们都应当毫不犹豫地去做，而且还要把它做好。 （二）以“爱”为纽带，增进师生情感交流。情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是人对客观现实是否符合需要、愿望和观点而产生的体验。情感和认识过程是紧密联系的，积极的情感可以推动和促进认识过程的发展；反之，消极的情感却能阻碍认识的发展。在特教学校，由于学生生理上的障碍，学生的思想认识特别需要教师采用特殊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加以引导。因此师生情感的建立尤为重要，要根据学生特别渴望爱的特点，以施爱为主的形式建立积极的情感。 （三）、把爱融进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使他们全面发展，是特殊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也一定要在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各个环节融入老师的爱，使思想道德教育达到良好的效果。当前，在特殊教育学校里，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影响着学生的进步成长。需要我们教师认真去思考并加以解决。 三、教育教学中，教师要突出“特”字，提高特殊教育效果 在特教学校，教师具有一颗炙热的爱心，为工作出成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为有了对学生深情的爱，有了执着追求工作的勤奋，就能够抵制利益的诱惑，不计较名利，任劳任怨，乐于奉献。但这还不够，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教师还需要突出一个“特”字，努力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才能适应新形势对特殊教育的要求。因为特殊教育学校和普校一样，教育教学也是学校的中心，教学教学效果同样是衡量学校成绩的重要指标。 特教学校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特殊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及手段都应当具有其与之相适应的特殊性。如对培智学生教学，学生智力障碍，但视觉正常，根据这样的特点，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教师就要用适合培智学生身心特点的教学方法来向学生传授知识，讲解道理。实践证明，在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了其特殊性，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一定要突出“特”字，增强我们教育教学工作的针对性，进而提高教学质量。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的工作突出“特”字，内容多，但主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和教学方法上突出“特”字。 （一）、特殊的思想观念。即，要积极面对特殊教育任务的艰巨性，要勇于克服工作的巨大困难。在具体的工作中，要有一个特别不怕苦、不怕累的思想状态。为了特殊教育事业，要敢于牺牲自己的一切。要相信我们的教育对象也能和正常人一样，能学习，能创业，有作为。对他们要特别照顾，热情关心，帮助他们努力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尤其是要帮助他们树立起自强自立自信的决心，帮助他们树立人生追求的目标。 （二）、使用特殊的教育教学方法。对自己的教育对象，既要看到他们先天不足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们特别聪明的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使用教育教学方法的时候，要选择有利于他们克服不利因素发展其聪明的一面的教育教学方法。如，做到几个“多”一点，克服其接受教育的不利因素：对学生多了解一点，掌握学生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在使用什么教学方法的时候，多思考一点，提高其针对性和实效性；招呼学生的时候，多走几步，离学生近一点。在传授知识的时候，多重复一点，多直观一点，让他们感知周围世界。在运用现代媒体教学时，多使用多媒体课件。我们的老师就要多动脑筋，多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在教育教学中，教师要突出“特”字，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特殊教育规律，认识规律，利用规律，按照特殊教育规律办事，我们的工作就会受到很好的效果。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多元智能理论下的特殊教育教学方法初探 摘 要：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的大学教授加德纳提出的，此理论的提出对我国的特殊教育又提高了要求，在新型的教育观念下，我们应创造以多元智能理论为坚实基础的特殊教育，对教学方法也得有所改进。本文对多元智能理论进行了分析，并且还初次对在这个理论下的特殊教育教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多元智能理论；特殊教育；教学方法 多元智能理论表示，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至少存在着七种相互独立的智能，每一种智能都有着不一样的表现形式，通过特殊的教育，可以让这些智能有所体现，激发部分学生的潜能，使他们展现出自身拥有的天赋，由此看来，多元智能理论下的特殊教育是何等重要，而教学方法作为特殊教育的关键点，也是同样重要的。 1概述多元智能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的出现对我国传统的智力理论提出了挑战，在传统的智力理论中，智力是以语言、数理逻辑为基础的一种能力，而多元智能理论与之不同，它拓展了在人类智能方面的研究范围，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开放性，是我国当代教育中的新型理念。多元智能理论对我国的教育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它在特殊教育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教育方面，几乎没有谁是完美的个体，始终会存在着一些有缺陷或者需要进行特殊教育的人，这时，多元智能理论又为我们研究特殊教育教学方法提供了背景。对待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我们要发现他们隐藏的天赋，挖掘他们的潜能，理智看待差异，积极探索新的特殊教育教学方法，帮助有需要的学生。 2多元智能理论对特殊教育教学方法的意义 多元智能理论的提出，在实际的特殊教育教学中引起了轰动。一些有特殊技能但心智不全的孩子，因为没有得到良好的特殊教育，而无法在普通的学习生活中突出自己的技能，从而产生了消极的厌学情绪。多元智能理论恰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出现改变了一些特殊教育的教学方法，课程的多元化和教学手段的多元化，满足了部分学生的特殊需要，帮助他们在自身擅长的方面取得成绩，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深入研究多元智能理论，对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影响重大，而特殊教育的发展也会将多元智能理论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中，两者相辅相成，最终获益的是学生。 3探究在多元智能理论下的特殊教育教学方法 3.1全面悦纳学生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潜在的天才，只不过是经常表现的形式不同，学生之间没有智商的高低比较，因为兴趣爱好的不同，他们精通的方面也不一样，各有所长。在平时的特殊教育中，教师应尊重每一位学生，包容每一位学生的缺点，以公平的态度对待学生，一视同仁，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要给予关怀和照顾。在教学中，学生不论是有智力障碍或是身体障碍，都肩负着同样的学习义务和责任，教师都应该给他们布置相同的学习任务，不要让学生感觉到自己被特殊对待，从而产生自卑感，教师应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位学生，坚信每一位学生都会成功，通过各种丰富的教学方式，努力发掘学生的潜能，然后根据潜能给予与之对应的指导帮助。 3.2实施情境化评价 传统的智力评价是通过考试来实现的，教师用相同的标准对经过统一考试的学生进行评价，这种方式容易使学生产生消极的逆反心理，并且磨平了学生的棱角，埋没了学生的独特之处。多元智能理论比较重视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并且是在每个学生感兴趣的环境中对他们进行观察评价，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要擅于制造情境，把教学的实际情境和评价融为一体，丰富教学形式，比如，教师和学生可以一起完成任务，在这个活动中，以展现学生的个性为中心，发展W生的智力，依据学生的表现，制定符合每一个学生的教学方案。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也要充满鼓励，这样才能引发学生的学习欲望，让他们充满自信。 3.3整合课程，丰富内容 不同的智能领域，发展的过程也不一样，特殊教育的教学方法也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进行变更，教师要多创办活动，重视实践，通过不同的智能活动，来帮助学生利用自身的智能特点去获取成功，首先，我们要扩充课程的内容，注重对学生智能的培养，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开发设计课程，使课程能够满足学生的特殊需要，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课程的多元也会满足更多拥有不同兴趣的学生，使他们能够积极地去完成学业。 4结束语 多元智能理论从多个视角观察了特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它的提出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帮助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发掘他们的潜能，培养个性化人才。改进特殊教育中的教学方法是关键，教师要寻找适合特殊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教学方法，必要时还可以让学生参与进来，与老师一起设计开发课程，多元智能理论打破了传统智力理论的统一性，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尽量让学生往自己感兴趣并且擅长的方向发展。我们坚信，在多元智能理论的影响下，不仅会实现教育的公平，还能为国家培养各方面的专项人才。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新形势下高校特殊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深化新形势下高校特殊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成了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高校特殊教育在新课改下整个教学课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本文将浅析新形势下高校特殊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 【关键词】特殊教育 实践教学 改革与实践 一、我国高校教育教学的现状 （一）专业教学模式很落后 我国的教育还停留在传统教育的阶段，而我国高等院校为了给学生未来的就业奠定好专业基础，对于专业课程的设置是比较具有针对性的，以便于提高学生的专业成绩和实际工作的能力。正是因为高校这种专业化的角度，使得学校忽略了专业均衡的重要性，只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不注重专业知识的讲解。正是因为学校对专业的过于针对性，使得部分专业不够被在乎和重视，导致部分专业老师也没有了积极性，进而使得教学方式单一，还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这种教学方式严重的打击了学生学习专业的积极性，降低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学习专业的能力，使得学习与实际情况严重的脱节。 （二）教学队伍薄弱，教学设施落后 我国的整个高校教育体系不够完善，很多院校的基础设备都很落后，教师队伍的力量也很薄弱。在高校教育的理念下，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教师队伍建设也很落后，很多教育任务完成的并不完美。很多老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并不好，在教学理念中没有因材施教，由于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还不能满足当前高校专业教学的需求。 二、我国中职院校英语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改革 一是高等院校英语教育中所使用的老教材和社会所需求的人才目标不相符，需要对专业教材进行更改和创新，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二是专业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学习专业的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不好，成绩不理想，学不会变通。三是教师队伍知识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的能力需要提高。老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一定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尽量充实自己，才能让学生学得更好。 我国的高等院校在专业教育方法上面还有欠缺，不能上学生掌握基础的部分。这些基础的知识都是学生以后就业所要用到的知识体系，必须让学生熟练的掌握好。因为教材设计，课程设置以及老师等原因，让学生对专业教育的认识不够全面，不够深刻，学不到真正的知识，不能提高学生的自身素养，也培养不了学生综合能力。 三、我国高等院校专业教学改革新模式的探索 （一）加大高等院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这里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仅仅指的是学校的教学用具自己场地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师资队伍的建设，科学有效的教材等。高等院校的规模和基础设施不成正比，使得很多的教学内容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国家在这方面应该加大资金的投入，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给学生营造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内学习好专业知识。高等院校的教育要跟上时代的变化，改变教育方式和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二）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实施新分层教学模式 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新型的教学方法，本文所说的分层教学模式就是指根据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专业的能力进行划分，分出不同的层次，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学规划，根据学生自身的学习能力，专业特点和学习情况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有目标的实施教学内容。分层教学注重的有两点∶第一，学生本身的分层，根据学生学习专业的能力自己掌握专业知识的程度进行分层教学，让不同水平的学生接受适应自己的专业教育，达到培养的最终目的。第二，对教材和教学方法进行分层，每个专业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应该根据学生所选择的专业选择适合学生的教材，真正的发挥出专业教育的意义和内涵，促进高等院校教育的发展。 （三）有效的合作学习方法 “合作学习方法”强调的是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教学模式。在合作学习法的运用中，学生被分配到不同的合作学习小组进行学习，老师充当学习的引导者，让学生通过合作学习完成教学内容，这样不仅增加了学生间的交流，还能够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和积极性，让学生体验到学习专业的喜悦与改革成就感，提升学生自主学习专业的意识。在高等院校中使用合作学习的方法，能够更好的让学生参与到学习专业当中，充分发挥出专业的重要作用。 四、结束语 新形势下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实践过程。专业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更好适应国际形式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在新形势下，应该完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以社会需求为目标，培养出综合性的高技能人才。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论在特殊教育教学中转化“问题学生”的方法 摘 要：本论文主要通过调查研究、阅读相关的教育教学文献、专家指导、教师讨论等方法结合我校教师多年的实践经验，在总结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问题学生”的转化方法进行研究。洛阳是旭升中学原名为洛阳市工读学校，属于特殊教育教学的一部分。学校的宗旨是挽救失足少年、问题学生，本校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对轻微违法违纪或有不良行为习惯的青少年进行转化，使他们在思想、认识、心理、行为、学习从偏离常态化到正常化，教育转化“问题少年”成为我校的职责所在。笔者将以洛阳市旭升中学为例，对“问题学生“形成的 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找寻适合转化“问题学生”的方法，制定出转化“问题学生”的引导策略。 关键词：特殊教育教学；问题学生；转化方法 一、洛阳市旭升中学的概况与产生“问题学生”的分析 1、洛阳市旭升中学的概况。洛阳市旭升中学，是原洛阳市工读学校，是市教育局领导下的一所全日制封闭型、寄宿制公办初级中学，旨在教育挽救心理、行为偏常、严重违纪的青少年。工读学校的职能是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弥补完善九年义务教育的战略工程；维护普通中学教学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在长期实践中，本校坚持“立足教育，正确疏导，科学育人，造就人才”的办学方针，努力贯彻“进得来，留得住，教育好，转化快”的指导思想。曾先后荣获市级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单位等。 2、对“问题学生”的分析。“问题学生”是指那些与同年龄段学生相比，由于受到家庭、社会、学校等方面的不良因素的影响及自身的存在的有待改进的因素，从而导致在思想、认识、心理、行为、学习等方面偏离常态，需要在他人帮助下才能解决问题的学生。表现在品德方面，主要表现在学习、行为、心理方面。由于家长、学生、学校、社会四方面的原因使得学生心理产生了抗性。所以想根治问题学生得从多方面入手，要了解清楚学生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不能盲目的去教育。 （1）对“问题学生”的不良表现的原因进行分析 ①家庭原因居首位。本校学生大多来自洛阳市周边县镇、部分学生来自市区。他们中大部分成长于单亲家庭，有的父母再婚后重新组建家庭，有的父母亲常年在外务工，父母的文化水平大多是小初中文化。总之这类父母对学生的成长长期处于疏于管理或无能力管理的状态。 ②与学生自身的自我意识、辨别是非能力和自律性有关。学生从小没有受到来自家庭和学校的良好的教育，加上自身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又没有自律性。在社会中喜欢结交不好的朋友，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主要表现为厌学沉迷网络，不遵守纪律吸烟喝酒打架斗殴，性格也大多自卑、冷漠、偏激等。 ③学校重智轻德和部分教师的教育不当。学校是培养学生成才的摇篮，学校不仅要重视学生智育的发展更要注重学生德育的培养。而现在的学校评判老师的业绩就是看学生的分数。这些“问题学生”在以前的学校往往成绩差，品德不端正，老师对他们极少关注，有的教师甚至对学生冷嘲热讽，伤害了学生的自尊，长期的不关注不鼓励冷漠对待“问题学生”，使他们在原学校感受不到来自老师和学校的重视和关爱。 ④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强国，手机大国，我国的无线网络信号也已经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县乡镇。学生通过电脑、手机来了解世界成为常态化。而现在不健康的网络坏境，威胁着学生的成长，因为学生缺少自我认知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学生通过微信、微博等渠道看到许多暴力、色情、不健康的内容，影响了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2）制定出转化“问题学生”的引导策略 ①家校合一。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要保持一致性，家长要与学校多沟通，对孩子在精神上、生活上给予更多的关爱。家庭教育是关乎学生成才的重要一环，而我校的学生家长往往不重视学生的教育，我们学校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比如“亲子运动会”、“家长开放日”等活动，加强学校与家庭沟通的机会，通过建立微信家长群、QQ家长群使家长能够及时掌握孩子在学校的表现，班主任还会为家长定期开展如何教育孩子的专题讲座。诸如此类的活动实现了家庭和学校的无缝连接。 ②社会应该积极宣扬倡导正能量。成年人有责任和义务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新闻传播的速度非常惊人。不管是充满正能量的新闻还是负面新闻，都以秒速在进行快速传播。我们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作为成人我们应该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多报道一些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正能量的新闻，多传播有正能量的信息。在公共空间里要给未成年人做好榜样，让社会这个大染缸，早日变得干净透明。 二、对“问题学生”转化的实施方案 1、坚持班主任队伍建设，班主任是转化“问题学生”的核心。洛阳市旭升中学的办学模式是全封闭、小班教学。由于此种特殊性，必须要求教育工作者们坚守岗位、乐于奉献，昼夜同学生实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活动，始终把学生控制在视线可见范围内，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教育矫治，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潜移默化，循序渐进，走上正确轨道，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2、坚持心里辅导，心理中心是转化“问题学生”的根据地。“问题学生”想要转化，必须要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的状况，找出形成“问题的原因，教师才能开出“良方”对其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统观本校的“问题学生”发现他们的“问题”具有共性，通过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的追踪，班主任对心理老师的反馈意见，家长的电话咨询，心理老师会记录变更学生的心理过程，学校定期召开会议研讨，探讨行之有效的转化“问题学生”的方法和步骤，帮助班主任、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转化“问题学生”的工作。 三、结语 有人曾说；“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还是是神，爱别人都不爱的孩子是圣人。”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这些年来，笔者深刻地意识到对于这些大家都不爱的孩子“问题学生”，教师更应该对他们给予关爱和帮助，这就是本人研究这篇论文题目的初衷。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笔者与本校的教育同仁们探索出了一些转化“问题学生”的方法，通过对 “问题学生”形成的 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找寻适合转化“问题学生”的方法，制定出转化“问题学生”的引导策略。为“问题学生”的转化探索出三个实施方案，因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具有局限性，范围不是很广，这是存在的实际问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笔者争取制定出最有效、最可行的转化方法，转化更多的“问题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名教师，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在特殊教育教学这块阵地上，能够探寻出更多转化“问题学生”行之有效、科学规范的的方法。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加强汉语言文学研究,丰富特殊教育教学内容 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汉语言文学的地位日益凸显，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特殊教育中语文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教学中仍然存在许多相同也相异的地方。与此同时，特殊教育不同于普通教学，有其特殊之处，本文分析了特殊教育中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应用，并将汉语言文学教育和特殊教育教学中的语文教育相结合，能有效满足特殊教育教学需求，同时更好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学 特殊教育学校 教学应用 在特殊教育教学内容中，并没有将汉语言文学作为重要内容学习，尤其是部分教师不太会汉语言文学，因此，汉语言文学一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此可见，将汉语言文学连同语文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能够提升教师的语文水平，同时能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可是，如何有效地在特殊教育中应用汉语言文学呢？下文将进行探讨。 一、汉语言文学教学实践 在特殊教育学校中，由于学生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教师应当重视和格外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可以将汉语言文学同特殊教育语文教学相结合，在特殊教育中丰富汉语言文学的应用，以此改变学生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更好地强化学生的自信心。 在特殊教育中，可以利用实践教学激发汉语言文学教学兴趣，从实践中，教师应当明确特殊教育语文教学和汉语言文学的区别，汉语言文学是包含在语文教学中的。例如：对于特殊教学中的视力残疾学生，教师更应当重视实践方面的锻炼，让学生仔细品味文学，而在文学中，最重要的就是诗词歌赋，学生能否有效理解和运用，对于能否教好汉语言文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再如，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地增加文体种类的学习，同时更多地培养学生自己写诗歌，自己读诗歌，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来说是陌生的，所以，在学生的内心深处对文学是充满了渴望的，因此，教师应当积极引导，从而教好文学。 汉语言文学不同于特殊教育中的语文教学，需要学生从文学的角度认识和理解他，感受文学的温度和文学的温暖，因此，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应当不断在学习中实践文学，体会文学，热爱文学，从而更好地进行文学学习。在特殊教育中应用汉语言文学，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并且能够让学生在文学中感知爱的存在。 二、汉语言文学的多媒体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人们更多地引入了多媒体技术，各种各样的教学形式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学校，更加广泛和丰富的教学方式层出不穷。因此，在特殊学校进行教学中，应当充分地引入这样的技术，用多媒体丰富整个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例如：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将汉语言文学中的较好的素材运用到语文教学中，或者是用多媒体呈现汉语言文学中所描述的一切画面。现今的汉语言文学教育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因此，进行汉语言文学教育应当从小抓起，让学生从小学就开始接触文学，让学生不断理解和运用文学。每个阶段都有教学任务，可是学习本身是不分阶段的，例如：采用多媒体教学系统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相对更好的学习环境，增强课本的生动性。再如，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事先进行素材的收集，在课堂上再进行展示，从而更好地让学生理解文学的内容，生动形象。特殊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在特殊教育中讲授汉语言文学，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丰富学生的课堂生活。 三、汉语言文学中的人文关怀 汉语言文学教学的主体是人，同时人文关怀也是汉语言文学教育和特殊教育中语文教学的重点，对于特殊教育的学生而言，其身体是残缺的，但是如果文学能走进学生的心灵，将会让学生们感受到最好的人文关怀，是充满温暖和阳光的。因此，在特殊教育学校中进行文学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在特殊教育学校中，如果教师给学生多一份关爱，让学生能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开心愉快地成长，就能使他们更好地感受世界的温暖。汉语言文学本身是具有感动的，带有情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能更好地陶冶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体会爱，感受爱，更好地生活。因此，在实际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通过一些有效的教学方法增强教学的人文性，更好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主动学习。 例如：在特殊教育中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入游戏的元素，让学生能开心愉快地学习，缓解紧张的学习气氛，在游戏互动中，更好地丰富知识，学习新知识。采用游戏为载体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能有效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再如：在特殊教育中的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以采用多媒体展示的方式，例如，展示相关的残疾名人的励志故事，如：体操运动员桑兰，其经历虽然是惨痛的，但是，她从未放弃过，仍然凭着毅力，继续学习，最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成了特约记者，她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与桑兰相比，现在的孩子很幸运，桑兰都能够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断奋斗，最终实现了梦想，那你们呢？还有理由放弃么？不要放弃希望，不要放弃努力，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相反，孩子们应当更加努力，不断拼搏，不要因为同正常人有差距就放弃，而是应当奋起直追，追赶正常人，不断超越自己，超越他人，实现自己的梦想。 综上所述，在特殊教育中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应当真正做到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真正做到为学生着想，让特殊教育的学生从文学中体会不同的人生，让特殊教育的学生拥有自信和学习的平台，同时带来不同的体验，让学生充分感受到世界和文学的温暖，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特殊教育学校思想品德教育教学浅析 【摘 要】特殊教育是特指对残疾人这个特殊人群开设的教育，而特殊人群是指盲、聋、智障，视力残疾、听力残疾和智力残疾及其它身体残缺的一类人群。这类人群由于身体某方面的缺失，导致对外界事物的理解存在一定的难度和偏差。特殊教育学校针对此类学生制定了特殊的教学方案，思想品德教育就是其中一门学科。思品课的开设将教会学生明辨是非，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外界事物，所以这门学科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在特殊学生的心里，思想品德课往往伴随着枯燥和说教，直到新课程的改革思品课才真正的发挥了它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培养特殊人群的健康心理、在课堂上精心设计问题、针对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分层施教以及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可以采取的方式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解析。 【关键词】特殊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教学浅析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体系不断的在进行调整，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对特殊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也变成了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举措。对特殊人群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当前教育需要注意和解决的又一个难题。特殊教育学校重视思想品德教育的意义在于，树立特殊人群对于世界正确的认知，教会特殊人群明辨是非，关注特殊人群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以及帮助特殊人群学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中去。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没办法一蹴而就，它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培养，这是一项非常需要耐心和细心的工作。同时要求教师在工作中善于联系实际，灵活的结合生活中的实例，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讲解。学校里学生由于身体某一方面的缺失，使得他们认识事物的时候容易出现偏差和错误，帮助特殊人群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特殊人群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的前提。教师在教授特殊学生的时候，需要联系实际，针对学生的特殊性制定合适的教学方案，帮助学生对一些情景进行正确的反映，养成文明礼貌和遵纪守法的好习惯，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加强学生对于学习的自信心。 一、培养特殊人群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 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性格特点，开展各种教育活动，这样便于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理解和掌握。教师在教授知识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增加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能更好的发展学生的个性，帮助学生纠正不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促进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在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讲故事等有趣的方式来对特殊人群学生讲解课文，帮助学生更好地更快地理解课文的内容和其中蕴含的道理。教师还可以提出论题，利用提问回答或者讨论辩论的方式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教会学生明白书中教授的道理。 二、精心设计课堂上提问的问题 特殊学校开展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达到新课改对于思想品德教育的教学标准，达到帮助特殊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目的。教师在教学的时候要进行精心的设计，针对不同的学生设立不同的问题，因材施教和分层施教是教学中需要注意的两大问题。 1.设计问题要精心 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都是认知能力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存在障碍的学生，这些学生在进行学习的时候都因为一定的认知缺失从而影响了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相对于正常的学生他们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设计问题时候需要精心，设计问题时由浅至深，从具体到抽象，围绕一个中心进行更详细的、更深入的理解和分析，同时也能更好地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 2.提问具有启发性的问题 教师在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中，因为特殊学校学生自身的局限性，很多时候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考验。教师进行课堂设计问题时候需要提出的问题具有启发性，问问题时候要由浅至深，善于鼓励学生发言以及纠正学生的不足，这样就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地思考和探究。另外，教师需要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性格特点、不同的身体缺陷，设计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进行教学，如回答问题、讨论、或者表演的形式都可以很好的帮助学生理解思想品德教育的课文内容。 3.关注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在对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进行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特殊学生在认知方面存在的差距，所以为了更好地教学，需要对其内心加深了解，加深与学生间的交流和探讨。这样可以增进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更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 三、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分层施教 1.初级阶段 特殊人群学生因为身体上的缺陷，限制了信息量获取的速度，这样就造成了很多特殊人群学生对于是非的辨别能力很是薄弱。很多学生由于家长的溺爱，性格变得比较自私，以自我为中心，这样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就需要针对他的性格特点教授学生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以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便于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得到良好的个人发展。 2.中级阶段 特殊人群学生自我意识薄弱，自信心不足。自信心是促进一个人进步的原动力。而身体残疾的缺陷带来了大量的负面情绪，自卑感就常常伴随着这类学生左右。害怕与人交流，害怕他人的目光，甚至抵触了解这个世界。由于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总是感觉自己不如他人，内心压抑和不满，长此以往形成了心理问题。良好的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前提。我们需要在思想品德教育课上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自尊心，正确的认知自身的生理缺陷，进而正确的评价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克服自卑、乐观积极的了解这个世界，达到寻求良好的自我发展的良好效果。 3.高级阶段 相对于健全的学生而言，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的心里承受能力比较差。随着特殊人群学生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对自身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他们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各种困难。而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们会更脆弱，更容易垂头丧气、止步不前甚至自暴自弃。教师应该教会学生对于逆境的应对方法。“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就是讲面对人生逆境时候要积极面对，困难和挫折都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面对和战胜困难，做思想上的巨人和生活的强者。 四、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候可以采用的方式 1.发挥学生的特长 特殊人群学生虽然自生身体缺陷，但他们在某一方面的认知能力很强。上思想品德课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发挥学生的特长，采用对话或者短剧的形式，让学生自己编排并表演出来，以活泼的授课形式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达到教学目的。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把学生分组，布置学生在课前查找与课堂中相关的知识，课上进行表演，让学生通过表演和编排，深深理解课文的意义。 2.把关爱学生作为第一要务 关爱特殊人群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也是教学目的之一。教师要把这些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轻声细语、和蔼可亲的教授每一堂课程。对于学生的回答和表演等互动性行为要进行鼓励，对于错误的言论观点也要循循善诱、谆谆教诲。适当的夸奖鼓励会让特殊孩子感到温暖和关怀，对思品课的学习兴趣大大增加。这种爱使得学生对教师产生依赖，把教师的要求化作自己努力的动力，积极的参与课堂的学习中来。 五、结束语 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时候，要尽量做到因材施教和分层施教。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树立学生的自信心。教师不仅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自身的文化素养，为学生树立一个榜样，同时还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发挥学生的特长，从理念上、认知上等全方面的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有效的推进特殊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的良好发展。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特殊教育教学有效性的对策分析 【摘 要】特殊教育学校由于其教学对象和办学目标的特殊性决定了特殊教育要立足长足发展就必须寻求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近年来特殊教育学校培养了大批特殊教育学生，使他们逐渐自强自立，走上了良性发展的成长轨道。因此要积极总结行之有效的特殊教育教学方法，以便能更好的培养学生，有助于学生成长和成才。 【关键词】特殊教育；教学方法；有效 一、当前中国特殊教育现状概述 特殊教育是使用一般的或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教材、教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它的目的和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要求和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发展他们的潜能，使他们增长知识、获得技能、完善人格，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我国人口众多，残疾儿童和青少年的绝对数量也处于世界前列。为了更好的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稳定发展，为了促使残疾人能更好的融入当前的社会，开展有特色符合残疾人身心的特殊教育。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2010 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也对特殊教育提出了专门的要求，体现了国家对特殊教育的关心和支持。纲要指出，要进一步完善特殊教育体系，做好保障工作，以此夯实特殊教育发展的基础。党的教育方针要求，要以人为本实施素质教育，抓好教育改革。不管哪类教育其中的教学形式与方法，都是教育值得关注的问题所在，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与否也是特殊教育领域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所在。 二、当前需要特殊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定不足之处 （一）一些特教教师的教学方法未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教学应该是建立在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基础之上的活动，但当前一些特教教师在教学方法的利用上没有完全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一就常规来说，特殊教育教学的目标是以提高学生的生活适应能力为主，以教授学科知识为辅，一些教师没有理会到特殊教育的特殊性在哪里。特殊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选用应该首先应该是建立在提高特教学生的生活适应能力基础之上，只有学生自己能够具有独立进行生活适应的能力后才能进一步去学习学科知识，也才能进一步成才。一些教师将传统学校的教学方法简单移植，没有根据特殊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出发使教学方法缺乏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而言，加上部分特教教师的教学方法陈旧，跟不上学生的实际需求。因此一些特教教师的教学方法应该加以改善。 （二）部分特教教师的知识储备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部分特教教师，尤其是一些年长的特教教师，其知识结构、知识储备和教学方法都停留在自己年轻求学时间段的时候。没有及时根据自己的工作年限和学生的实际需要及时的相应的调整自己、充实自己的特教知识储备，造成自己的教学方法用了一年又一年。而新媒体下的教学相比较起传统的教学而言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和变化性在，因此特教教师的知识储备一旦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自己也会被历史的洪流和社会的发展所淘汰，更别说要去教育好学生，去教育学生都是很难的事情了。因此部分特教教师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需要加大力度进行改善以便能更好的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将学生的发展建立在特教教师自身的发展基础上的发展才是科学之道。 三、特殊教育教学有效性提高的相关步骤探讨 （一）改善相关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否高效得当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让特教学生能够真正学到一些行之有效的东西。通过学习促进其能够更好的独立生活和适应社会。 教师要转变思想，与学生共同探索、汲取信息和知识，使得不同领域的信息都能让学生接触到、理解到，实现教学相长。对于特殊教育领域中由于学生的多样性和个体性等特点的存在，特教教师要注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的应用。特殊教育的教学理念是基于差异教学的思想，根据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而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特教教学，抓住不同特教学生的特殊点之所在。做到因材施教。因此，特教教师应该注意到对于低年级的中度弱智的学生，主要是培养自理能力，让学生自己能够自己处理自己的相关事务，能够不需要大人帮助，自己穿衣、吃饭、如厕甚至自己做饭吃，就是取得的最大的效果。而对于中、高年级的特殊学生主要是要训练其基本的劳动能力，让学生能够通过特教教师合理的教学方法学会简单的扫地、做家务等活动。因此针对不同年级、不同程度的特教学生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是特教教师应该考虑的实际且重点的问题，只有这样教学效果才能有效提高，特教学生也才能够进一步很好的适应社会，立足社会。 （二）提高特教教师的整体素质。特殊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起步较晚，其师资培养工作的开展也较晚，但建设一支数量足、质量高的特殊教育教师队伍一直是我国落实特殊教育发展规划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在国家高度重视的基础上提高特教教师的整体素质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拥有高素质的特教教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当前制约教师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知识储备不丰富和教学方法相对陈旧，因此特教教师应该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通过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继续教育，即使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以使自己的知识量能够更好的适应新时代下学生的实际需求。而鉴于部分特教教师教学方法的陈旧，特教教师应该积极改善自身教学方法，通过观摩一些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总结和修改自己的教学方法等途径改善自身。而学校应该及时的开展一些讲课比赛、专题讲座等形势注重对特教教师的继续教育，从而真正提高特教教师的整体素质。 此外特殊教育学校在新媒体时代下也应该积极对自身进行改变。特殊教育学校必须重新定位自身，努力成为融合教育的支持者；特殊教育学校的功能从单一教育功能转变为多重服务功能，即为特殊儿童提供评估服务，承担起“资源教室”的功能，成为融合教师、社会、家庭三者的学校。 特殊教育教学论文:谈信息技术对特殊教育教学工作的促进 摘 要 电教技术广泛应用于特殊教育工作，让以往的特殊教育教学理念、模式受到冲击并有所改进，使教学工作变得更便捷，让特校学生生活学习更生动丰富，极大地拉近了教学双方的距离。 关键词 信息技术;特殊教育;班主任工作 时下，无可辩驳地，信息技术使特殊教育焕发了勃勃的生机。由于特殊教育的特殊性，其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更需要借助信息技术的良好功能更好地接受教育，学习知识。经过总结，可以发现特校班主任使用信息技术辅助开展工作，可有效激发学生兴趣，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并便捷同家长的沟通和更好地共享资源。 1 激发学生兴趣 在特殊学校，教师熟练使用信息技术可广泛激发视力、听力及智力等方面有障碍的学生学习的兴趣，开发智力，提高教学效率。 生动呈现教学内容 信息技术能够向学生呈现生动化、活泼化的画面，再加上动听的声音，可以创造出一个能让多个接受器官刺激的情境，从而使得教学的内容以具体、清晰的方式呈现，让学生带着兴趣参与到整个教学活动当中。对于特殊学生来说，他们的注意力时间相对比较短，所以教学的形象直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学习效果。信息技术集图文声像于一体，能够创造出多个兴奋点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延长其注意力的时间，符合这些特殊学生所具有的学习特点。 科学研究已证明，人们通过各种感官获得的知识比率为：视觉83%、听觉11%、其他6%。视听结合可获得几乎是最佳的知识保持率[1]。在教学过程中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可以使多个教学内容如各种基础常识以图、文、声、像等方式展现出来，使得学生的多种感官接受并产生刺激，最终使得其学习的热情度以及知识的理解度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 形式新颖 网络教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得以产生并广泛应用。此种方式可以让那些行动不便，不能正常走入学校接受教育的特殊学生接受平等同步的教育。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校园网开展网络化教学工作，通过互联网来向学生收发并批改作业，对于学生不懂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解答，让学生的学习不会被耽误。这种教学方式让教学进程正常进行，也让学生充分感觉到新鲜和有趣，进而喜欢此种教与学的新方式。 2 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在班级的管理工作中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便于形成一个积极和谐、团结快乐、活泼的班集体和学习氛围，进而使得学生全方位发展成为可能。 可以让学生依据其特长来学习，建立一定的奖励机制 特殊的儿童有的存在视力问题，有的存在听力问题，有的则存在智力问题。教师可以充分发掘其特有的功能和兴趣，借助计算机信息技术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比如对于智障儿童来说，他们喜欢玩电脑游戏，如果班主任教师发现了他们的这个兴趣，就可以适当选择一些既简单又易学的游戏，当作教学手段或者强化物并设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学生在学习、劳动或者运动当中取得一定成绩时，可以受到表扬，可以玩一定时间的电脑游戏，让学生可以在玩乐中学习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这种方式一方面让学生掌握了使用计算机的相关技能，另一个方面让学生得到满足感、自豪感。 利于学生情绪的稳定，促进班集体活跃氛围的形成 最近几年，我国的特殊儿童数量比例不断增加，他们普遍存在孤独、情绪低落等问题，培养学生良好的情绪成为特殊学校开展正常教学工作的前提条件之一。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播放一些舒缓的乐曲、生动活泼的动画，既能够起到稳定学生情绪的作用，还能创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班集体氛围，在这里让学生充分享受快乐、轻松的美好时光。可以在课间播放一些欢快的歌曲，缓解视力或智力有障碍学生上课紧张时的情绪;或在课余时间播放广受喜欢的动画片，不仅可以丰富课余生活，也减少出现学生不良行为的可能。 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辅助教学，便于对特殊学生开展德育教育 素质教育中的德育对学生有灵魂导向作用，在学生教育工作中排在首位。以往传统的教育教学主要采取说教的方式，内容较为陈旧死板，使很多学生排斥德育课程，让德育教育工作形同虚设，成效不佳。而在德育课程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教学效果的实现有着推动力，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2]。比如，开展生命教育的时候，对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及爱护动物的理念，班主任可以灵活运用多媒体，制作一些教学课件，超链接上一些声、像、图，通过这些让学生了解身边动物的一些生活习性，了解这些动物与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的关系，实现培养学生珍惜生命、爱护小动物的品质，最终实现德育目标。 3 沟通家长更便捷 在做家长工作方面应用信息技术也会起到很好的成效。实践证明，信息技术的应用能起到促进家校间有效而全面的沟通的作用。 制作直观课件 班主任可以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制作一些比较直观形象的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家长展示一些孩子在校期间的各种生活学习表现，让家长知道他们的孩子是有能力的。特殊学生特别是全盲生和聋生，一般来说对于自己在校的生活学习情况很多时候不能很好地向他们的家长汇报。所以，班主任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积极地搜集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学习和生活表现，然后做成一个图文声像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在家长会上播放，向各位家长汇报其教学成果。有条件的家长也可以制作一些课件，向班主任老师介绍孩子在家里的行为和表现。 应用聊天工具 班主任老师可以利用各种聊天工具或者发电子邮件，同各位家长开展孩子学习教育工作的思想交流沟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变得快捷便利起来，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情感。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较快，学生家长一般来说都忙于工作，无暇顾及与教师进行细致的沟通，有的只有在接送孩子的时候才能见面聊一下，而且沟通也不深入，这对学生的教育带来一定的影响。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普及为教师、家长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这里他们可以静下心来细致地做深入的沟通交流。学生在家的各种生活学习情况以及行为习惯，家长随时可以通过这些交流工具向班主任老师汇报，教师要定期查看。对于学生存在的问题，家长和教师可以在相互交流中找到解决的方式。 充分利用网站 目前，基本上每一个特殊教育学校都有校园网，而特教教师应充分利用学校的网站，帮助家长了解学校，认识当今先进的特殊教育理念，而且将其作为家校或家长之间进行交流沟通的有效平台。 4 资源共享 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组建学校网站以及一些相关的网站，实现资源的共享，让信息走入网络，满足远程所需的交流。网站应该成为宣传特殊教育教学的一个平台，可通过网站的宣传来实现社会对学校及特殊教育的认识;也可通过网站来展示特殊教育学校所实现的教学效果;另外，通过展示学生的生活学习状态以及他们的相关作品，来让社会更多地关注这些特殊的孩子，关注这些特殊的家庭，让社会认识到特殊教育的作用和意义。这些特殊教育的网站也可以起到特教同行之间开展交流经验平台的作用，共同为特教事业的发展加砖添瓦。 5 结语 概言之，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学工作需要应用信息技术，因其可以帮助学生提升学习兴趣，帮助教师创设好的学习氛围，亦可以实现与家长的深入沟通，共享各类资源，促进特殊教育工作取得进步，为特殊教育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园艺方面论文:城市园艺绿化苗木养护管理论文 摘要：园林不仅可以改善生活环境，为人们提供休息和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而且还是供人们游览、观赏的艺术空间。城市园林植物的景观特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城市绿化树木生长的养护管理，应根据植物生长所需生态环境要求进行。在树木生长的环境因子中，一方面通过加强土壤、水分、肥料的管理直接为树木生长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光照、温度和空气是大自然客观存在的，并从多角度阐述了城市园林绿化树木的养护管理。以供园林部门养护管理城市园林树木参考。 关键词：园林；植物；景观特色 一、树木的养护 1.树木的修剪 树木是依赖在叶片上进行光合作用而获取能量的．因此对树木过量的修剪，会削弱整个树势。修剪次数愈多．修剪愈重，对造成树木的伤害也愈重，从而也为大量真菌和细菌提供了侵染通道。因此，应尽可能减少对树木的修剪。常规修剪树冠，无论全部剪去分枝或分枝重截，都会发出较修剪前更为旺盛和密集的枝丛。出于减少遮荫的需要或由于树木根系受损或其他类似原因必须去掉大部分枝时应进行疏剪。这样较通常将树修剪得残缺不全的方法效果要好．并且省工。修剪方法以在嫩枝或分枝基部剪截为宜，因为这个部位营养供应充分，伤口易于愈合，而且不会留下轮痕。 2.修剪整形 修剪整形是通过人工手段对枝条的保留、疏剪或短截，培养出优美、理想的树形，具有更好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同时还可改善通风透光条件，使树木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3.修剪按苗木的生长与休眠时期，修剪分为生长期修剪和休眠期修剪，前者也叫夏季修剪，后者则称冬季修剪。夏剪在4～l0月，冬剪则在l0月～翌年4月进行。一般落叶树种适宜冬剪，伤流严重的应早剪或伤流过后再剪；常绿树种既适宜冬剪也适宜夏剪。修剪的技法有截、疏、伤、变、除蘖等多种，一般休眠期以截、疏为主，而生长期修剪各种技法均可采用。 4.整形整形结合修剪进行，其形式有自然式整形、人工式整形、自然式与人工混合式整形等。 5.灌水休眠期灌水在秋冬和早春进行，秋末或冬初灌水可提高树木越冬能力，并可防止早春干旱；早春灌水有利于新梢和叶片的生长。并有利于开花坐果。生长期灌水有花前灌水、花后灌水和花芽分化期灌水。就不同季节而言，夏季是树木生长旺盛期，尤其是新植树木、小苗、灌木的树根较浅，抗旱能力较差，树叶蒸发量大，需水多。应勤灌溉。灌水量与树种、品种、砧木以及不同的土质、气候条件、植株大小、生长状况等有关，耐旱树种灌水量要少些，不耐旱树种灌水量要多些。灌水沟应开在树冠投影的垂直线下。不要开得太深以免伤根。沟壁培土要紧实以免伤根及被水冲坏，沟底要平坦。保证灌水均匀。水量足、灌得匀是最基本的要求，若发现漏水现象应及时用土填严。再进行补灌。水渗透后及时封沟中耕，通过中耕、封沟可切断土壤毛细管，防止水分蒸发。夏季可早晚进行灌溉。冬季可于中午前后进行。 二、施肥管理 施肥是通过人工补充养分来提高土壤肥力，可供给树木生长充分的营养，并改良土壤性质，提高土壤温度，改善土壤结构，提高透水、通气和保水性能，有利于树木根系生长。 同时还为土壤微生物的繁殖与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促进肥料分解，使土壤盐类成为可吸收状态，有利于树木生长。 1.根据不同的物候期施入不同种类的肥料 早春和秋末是根系的生长盛期，需要吸收更多的磷素，根系才能强大、伸入土壤深层。抽枝发叶期，细胞分裂迅速，叶量增加，树体扩大，此时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大量氮肥，建造细胞和组织。 2.根据不同树种，在不同时期施入不同种类的肥料 早春开花的树木在休眠期施肥，对花芽萌发、花朵开放有重要作用。花后是枝叶生长盛期，应及时施入以氮为主的肥料，促进枝叶形成；在枝叶生长缓慢、花芽形成期，应施以磷为主的肥料。 三、防止建筑工程伤害树木 每当建筑工程完工之后，常常发现附近的树木死亡，这是由于树木生长的环境受到干扰破坏的结果。采取某些措施可以消除这些伤害，特别是对树木根区的伤害。 1.水泥和其他铺装地表处树木的养护 水泥、沥青和其他铺装地表，都可能对树木产生与埋土过深相同的影响。处理办法是取走不透气层，并在树冠范围内铺设厚层沙子，使土壤保持通气、透水。在街道和广场，采取的办法是用铺石或有孔洞和缝隙的石料铺装地面，下面垫一层沙子。 2.对树木根区采取的措施 人行道上往往要在行道树根区附近铺设通信、燃气、电缆和下水道，这些都属于对树木危害很大的工程。原则上应在树木分枝分布范围以外铺设管线，但由于施工过程中树木总会丧失一些根，而且树木根系范围的变化幅度也很大。 四、防治病虫害 在园林植物病虫害治理时，应全面考虑生态平衡、社会安全、防治效果和经济效益，放宽防治指标，将有害生物控制在可容许为害范围之内。必须以搞好植物检疫为前提，养护管理为基础，积极开展生物、物理防治，合理使用化学农药，协调各种防治方法。 1.把好植物检疫关 在调入苗木时，实行严格的植物检疫，发现有害生物则要进行除害处理，严重者予以销毁，防止新的病虫害传入，以免给园林树木带来更大的损失。公务员之家: 2.搞好城市园林植物的种植规划 在考虑城市绿化美化的基础上合理配置植物品种，要注重长远解决病虫害问题。针对本地区发生严重的害虫种类，减少其喜食植物的种植，多规划和栽植抗病虫的或耐性强的植物，减少有害生物的适生寄主。 3.加强养护管理以提高植物的抗逆能力 病虫的发生和危害在相当程度上与植物的生长势相关。对生长势弱的应及时施肥、浇水、松土锄草，提高植物自身的抗病虫能力，并结合秋冬季修剪，除去染病虫枝条。这样不但可以调节植物养分，还可以减少病虫来源，通风透光增强树势，营造不利于病虫害越冬、繁衍、为害的环境条件。 五、结语 总之，如何进一步做好园林绿化养护工作，是目前摆在园林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探讨。 园艺方面论文:校园艺术活动德育功能分析论文 一、校园艺术活动与德育的关系 早在上世纪末，教育部就把艺术教育写进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将艺术教育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艺术教育与德育从来就是互补的，许多科学家、艺术家和教育家都认为，艺术与德育的结合是未来人类思想发展的趋势，在教育过程中重视德育与艺术教育的结合，是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根本宗旨与目标的统一性 艺术活动和德育都关系到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都作用于人的心灵，启迪人的情感；都统一于对真善美的培养。《乐记》中说：“乐者，德之华也。”法国一些著名学者如法兰西学院教授让·皮埃尔·尚热、前科研部长于贝尔·局里安和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认为，经常接触艺术作品对他们的事业有很大影响，大大提高了他们与环境、与人和谐相处的能力。李岚清同志曾指出,美育是德育的重要内容，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中心内容。 （二）实施手段的兼容与互补性 艺术起源于劳动，来自于生活，其自身既有伦理性，又有教育性；既可以动之以情，又可以晓之以理；既可以打动人的心灵，又不会使受教育者感到任何的压力。从而不知不觉、心甘情愿地接受影响。而德育更多的是突出其外在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并以大量正面典型作为模范，通过培养、说理、舆论营造，使人向往真善美，远离假恶丑。因此，艺术教育和德育在实施手段上存在着兼容和互补。 二、校园艺术活动的德育功能 艺术教育是对大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它可以发挥其自身特有的陶冶情操、升华精神境界、提高人的修养等功能，这既是高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德育的重要内容。艺术教育的这种德育功能在艺术活动中表现得更为重要、更为明显。 （一）艺术活动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凡是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艺术作品，都倾注了浓重的情感和道德价值判断，这对学生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无不产生深刻影响。它们能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带给人们心灵最强的震撼，使学生更准确而深刻地理解真、善、美的内涵，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观。 （二）艺术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树立崇高的审美人格。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旨在通过艺术活动来塑造理想的人格，使人达到音乐所创造的境界。而审美的境界来自于审美主体的修养与音乐审美体验。音乐教育有助于培养审美主体去发现和感受世界以及人自身的美。学生们在观看电影、书画、舞蹈、雕塑，倾听歌曲、演奏的同时，培养了自己欣赏美、感受美的耳朵和眼睛，从而能善辨生活中的美丑，感受生活的乐趣，体察人与世界的关系，完善自身的价值观念。 （三）艺术活动有助于陶冶学生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 艺术可以陶冶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艺术作品往往能唤起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这绝非是空洞的说教，更不是灌输，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它表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为祖国的未来奋勇前进的磅礴气势和必胜信念。每当乐曲响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人民英雄纪念碑，既是完美的雕塑作品，又是历史的见证，人们在欣赏这座艺术品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对革命先烈的敬意和对现在和平时代的珍惜；电影《开国大典》让人们了解了新中国成立时的艰辛与波折，充分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学生们通过观看这些传世之作，可以牢记中华民族走过的光辉而艰难的历程，激励他们奋发努力去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之中。 （四）艺术活动有助于融洽人际关系,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艺术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不分国界与种族，直达人的灵魂。它可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可以培养学生宽容、乐观的性格和团结协作的精神。在舞蹈表演中，同学们要团结一致，服从集体；在合唱比赛中，同学们要学会与其他演唱者密切配合，共同合作；在话剧表演中，同学们要根据自己的角色，有的当红花，有的做绿叶，为完成一件作品共同努力。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一段话，道出了艺术的这一特性：“有时，人们相处在一起，虽然互不敌视，但彼此的情绪与情感是格格不入的。突然间，音乐像闪电一样把所有的人联结在一起，克服过去的隔阂，甚至敌视，人们感觉到团结和友爱。” 三、艺术活动中的德育途径 （一）艺术欣赏 艺术欣赏是艺术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它对大学生的德育起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教育家卢梭说过：“千万不要干巴巴地同年轻人讲什么理论。如果你想使他们懂得你所讲的道理，你就要用一种东西去标志它。应当使思想的语言通过他的心，才能为他们所了解。”生活是鲜活的，而大学生更是活生生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学会把艺术活动作为一种思想传播的载体，揣摩大学生的心理、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积极开展艺术欣赏。为此，我们可以安排一些音乐欣赏、美术欣赏、书法欣赏、戏剧欣赏、舞蹈、绘画等艺术类选修课，组建各种形式的艺术活动团体，并定期举办由专家、学者和专业教师主讲的艺术专场报告会，组织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美术作品展览、演唱会和文艺汇演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们进入一个属于个人的审美世界，通过感悟、理解、鉴别，从而获得巨大的审美愉悦，也使德育工作在教育学生分辨美丑、是非能力的渗透中找到有效的接口。 （二）艺术活动参与 艺术活动既是一种艺术再现，也是一种艺术创造，而艺术创造是一种精神的自由活动，它在德育向艺术活动渗透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抓手的作用。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一些艺术活动，是对大学生实施德育的有效途径。以高校艺术团舞蹈队为例，第一，舞蹈队是艺术活动中较大的活动集体，担负着学校各类演出的舞蹈表演及伴舞任务。这些活动绝大多数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因此集体主义精神和服从大局意识的培养是舞蹈队德育渗透的首要方面。第二，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舞蹈队在同一场演出中上台的机会往往比较高，少则两三个节目，多则五六个节目。在演出前的排练过程中自然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何况每天还要起早练功，枯燥而艰苦，与穿着华丽的衣服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完全不同，这将有效地磨砺学生的意志，教会他们懂得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的道理。第三，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作为表演者，“当事人”对作品的体会一定比观众更深刻——他们要在表演前了解作品的背景，体会作品表达的精神内涵，这对舞蹈演员来说是一个身心的双重教育。可以说，每一次艺术活动的参与都能获得审美体验，都是一次精神的旅行，而这些审美体验在不断洗礼着人的心灵，悄悄地影响着学生对学习与生活的态度。 （三）艺术“省”“行” 要引导学生在艺术活动中接受德育时，积极实现从“省”到“行”的升华。“省”是自省，自我教育是一个人道德修养上自觉能动的表现，是一种自觉进行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的活动。艺术活动中要进行德育渗透，只有使学生从被动状态转化为自觉主动的行为，才能收到实效。要使他们在欣赏作品的同时，通过对比、反省，把获得的知识营养充分吸收；要引导他们在芜杂的艺术作品中，学会分辨，自省、自励，提高欣赏美、创造美的水平，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行”就是实践，许多观念只能在参与中形成，良好习惯也只能在更多的行为中培养。随着艺术活动的不断多样化，艺术传播的物质载体日益现代化，为学生的艺术实践和德育渗透提供了广阔天地，许多德育内容都可以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进行传播。如flash动画设计比赛、主题晚会、书画展、校园歌手比赛等诸多活动，都可以让学生们自发组织、自主参与，使学生充分发挥个性，开阔视野，增加知识，提高技能。只要教师能及时给予正确引导，深化德育思想，让学生在活动中耳濡目染，亲身体验，受到良好的思想教育，就能培养健康高尚的行为。 综上所述，艺术活动对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德育在艺术活动的载体下，说教的色彩和教育的意图被艺术“淡化”后，德育才能接近它的本质，从而更轻松地实现它的功能。 园艺方面论文:我国设施园艺建设管理论文 摘要该文对我国设施农业的现状作了概述，并在分析了当前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设施农业的宏观管理提出发展建议，包括管理准确定位;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合理规划设施布局;设施标准的制定;建立信息管理和技术咨询网络;抓好科学研究和培训几个方面。 关键词设施农业宏观管理方针原则 1、概述 我国自1979年至1994年先后从荷兰、日本、美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引进大型连栋温室21.2hm2，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能耗过大，运行费用高，管理不善，仅个别勉强维持生产，绝大部分不得不宣告失败。90年代中，由于我国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设施农业的发展又掀起了新的热潮，以北京中以农场引进以色列大型塑料温室为标志，又开始了新一轮较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的大型连栋温室，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引进的不仅是温室的主体骨架，同时引进了成套设备和栽培技术。据有关资料，1995年至1997年已签订引进合同达80hm2，价值3亿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突出地反应了国内对先进的设施栽培成套设备和技术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国外温室厂家亦蜂涌而来，他们采取压低主体结构价格，提高内部设施价格的措施，试图占领市场。 总之，当前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已面临新的形势，在设施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设施规格也在相应提高;在大力发展日光温室生产的同时，也在较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成套设施与栽培技术;设施园艺生产多样化，不仅生产蔬菜，包括大宗菜和特菜，也生产花卉水果，但也暴露出在宏观管理上无序状态的问题。各地在纷纷上马，纷纷引进的同时，也不乏盲目性，缺乏总体规划、规范化和标准化。因此有必要在深入调查研究我国设施农业现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加强管理的意见和措施，以便为主管部门制订规范化的管理办法和宏观管理的政策性文件提供依据，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宏观决策，疏通信息渠道，规范管理职能，提高企业素质实行名牌战略，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设施农业创造条件。 我国温室中95％以上为日光温室，普通加温温室和大型现代化温室，因能源问题，运行效果不经济而难以大面积发展。全自控现代化温室自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开始逐步引进至今。估计将近100hm2。日光温室中约有60％为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塑料大棚中90％为简易的竹木结构塑料大棚，只有在大城市郊区发展装配式镀锌钢管大棚，目前随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有些地区，特别是南方一些地区，原有单栋大棚也向连栋大棚发展。据全国农技推广总站1996年底统计资料，我国设施栽培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山东、河北、河南、辽宁、江苏和新疆。而高效节能日光温室面积最大的省份为：河北、山东、辽宁等省。 现代化大型温室，主要是引进温室，从1985年至今，我国大约引进了近100hm2。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东南沿海省份的大城市郊区。在1979~1994年期间，引进了21.2hm2，分布在北京、上海、哈尔滨、大庆、广州、深圳、乌鲁木齐等地，由于能源消耗大，管理不善，入不敷出，最终不能维持，有的被拆除，有的另作它用，基本上是失败了。如1979年北京的四季青园艺场最早从日本引进的3hm2现代化大型温室，现已改作贸易市场。1995年北京中以农场率先引进以色列温室1.2hm2，开始了新的引进高潮。1996年引进面积最大的为上海，达l5hm2，分别从荷兰、以色列引进，分5处进行试验，取得了一些重要经验;深圳市1997年从法国引进6hm2薄膜温室，现已投入使用。还有很多省城如广州、石家庄、郑州、济南、南京、北京、重庆和银川等都有新引进温室，或正在洽谈引进事宜。这次引进的特点是：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除主体骨架外，包括环境调控设备、灌溉设备、全套栽培技术措施(从种子到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甚至授粉技术等)，并有引进国派驻专家指导，即不单纯引进硬件，也引进软件。但大多是政府行为，也有部分是企业行为。 2、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 2．1设施农业发展的数量和质量 目前设施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数量增长很快而质量水平较低。以设施栽培86万hm2计，城乡人均占有面积已达7.l7m2，比80年代中期增长了19倍，所以发展方向应由扩大规模转向提高质量。同时产业结构要转型，单一生产蔬菜转变成以生产蔬菜为主，辅以生产花卉、瓜和果。从单一生产大宗菜，转变成生产大宗菜为主，辅以生产经济效益高的特菜，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发展名、特、优、新、稀产品，出口创汇。其次是提高现有设施水平。现在设施质量普遍较低，日光温室中绝大多数为80年代中期形成的普通类型，结构较简单，以竹木、水泥杆为骨架，厚厚的土坯墙体降低了土地利用率，可利用面积仅40%~50％;作业空间小，不便于机械操作，只能靠手工作业;保温、采光性能差，每年雨季过后，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维修结构;抗灾能力差，易被大雪压塌、大雨冲垮，如1997年12月一场大雪，江苏、山东不少普通型日光温室因承受不住雪压而倒塌;灌溉技术，仍以大水漫灌，有些地方每667m2日光温室灌水量达500m3/年。并且在多年使用后温室内病虫害严重而不得不依靠经常性打药来维持生产，这与发展绿色农业的趋势很不协调。所以山东省率先提出了设施农业的二次创业，不仅要选育优良品种，而且要改进设施结构及栽培管理技术，在提高产品品质上下功夫。 对于塑料大棚的发展，同样存在结构和栽培技术两方面有待提高的问题。 所有新建的设施，应该具备更高的质量水平，不应再停留在较原始的水平上，应能够生产高品质产品，借鉴引进温室的一些经验，逐步向现代化、自动化方向发展。 2．2能源清费和气候资源的合理利用 我国是一个季风气候显著的国家，冬春季节在蒙古高压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我国的三北地区、青藏高原、云南高原晴天多，日照百分率超过50%，光照充足，是发展设施园艺生产的有利条件。但我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季风发达，大陆性强，气温的年变化很大，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冬季气温比同纬度其它国家要低，而且愈向北方，偏低愈甚。例如1月份，东北地区比同纬度其它国家气温偏低14~18℃，黄淮流域偏低10~14℃，长江以南地区偏低8℃，华南沿海也偏低5℃。夏季除沙漠地区以外，我国又是同纬度地区最热的国家7月份平均气温东北和内蒙北部比同纬度平均偏高4℃，华北平原偏高2.5℃，长江中下游偏高1.5~2.0℃。根据计算我国北方各地冬季日平均气温≤5℃负积温要比世界同纬度地区高出1~4倍。这就意味着我国发展设施生产冬季加热所需能耗比欧洲国家要高得多。夏季比同纬度其它国家炎热，必然增加降温所需的能耗，而且夏季又是雨季，空气相对湿度大，湿热同季使藉助于蒸发降温机理的降温效率下降，在封闭条件下进行湿帘降温、喷雾降温，其降温效果必然受到限制。 因此，如何根据我国各地气候特点，发展设施生产必须要进行深入研究，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节能是中国设施园艺生产的重要课题。 2．3引进和国产化 1979~1994年引进的20hm2大型现代化温室，由于高能耗和经营管理跟不上，高投入、低产出，至今几乎全部停止运营。1995年以后又开始了第二次引进大型现代化温室的热潮，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96年上海从荷兰、以色列引进了15hm2微机全控制加温温室，进行蔬菜、花卉栽培。经过一年的运行，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但为高能耗、高投入、高产出的现代高科技设施园艺经营提供了经验。 目前现代化温室的引进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投资大。以上海1996年引进的15hm2温室来看，引进费用加配套设施设备费用，平均500~900元/m2，投资太大，每年的折旧费、维修费太高，在短期内难以收回投资，这是影响温室引进的一大因素。 2)运行成本高。从上海5个基地在1996~1997年度运行成本看，平均每1/15hm2(亩)为3.48万元，其中30%~40%是燃料成本。从上海各引进温室使用效果来看，冬季加温使用燃煤最经济，比用电或燃油热风的效果好、成本低。即使燃煤，在上海的荷兰温室中要保证果菜的生长温度，每天每公顷，仍需燃煤3t(每亩0.2t)。在济南，每1/15hm2(亩)每天需燃煤0.4t。在北京，则为每天每1/15hm2(亩)0.8t。有些引进温室(也包括部分国内设计的温室)的通风设计没有针对当地的气候条件，在高温高湿同季的情况下，降温依靠湿帘风机系统，不但降温效果差，能源消耗也相当可观，甚至不比冬季加热能耗费用少。能源消耗费用太高，使投入使用后的经营成本持续偏高，最终可能变成亏本经营，成为温室引进的又一大障碍。 3)功能定位存在一定问题。既然是引进的现代化大型温室，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其产品定位必须有高起点。高投入，必须有高产出，才能充分显示现代化、资金技术密集的优势，达到高效集约栽培目的。上海的东海荷兰温室，种植的彩色甜椒，市场定位于大宾馆和大饭店，价格可达24元/kg，其他产品市场定位也大都在宾馆饭店或超市，因其能保证优良的品质和周年供应，价格优势明显，所以其经营效果，已经突破了以前引进温室不计折旧，勉强保本的经营状况，在合理扣除折旧和经营成本后，仍略有盈余，并且会越来越好。南京市蔬菜所，80年代中期，引进一栋荷兰温室，一直种植番茄等大宗菜，年年收入不抵运行费用，从1995年开始，改成一半种菜，一半种花，当年收入与运行费持平，1996年1/4菜(番茄和樱桃番茄)，3/4为切花和盆花，当年收入高于运行费用。所以功能定位不准确是许多引进温室经营不善的一大原因。结合旅游观光，生产优质花卉、蔬菜、瓜果和种苗，如上海的东海农场，江苏镇江21世纪乐园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4)规模小经营单一。目前各引进单位引进的温室面积一般为1~3hm2，绝大多数为1~2hm2，规模都不大，并且往往还种植多种作物，因此无论从面积还是从作物种类都形不成规模，这与国外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如荷兰，一个农户就有二、三公顷以上的温室，只种植一种作物，专业化程度很高，不仅有利于种植水平的提高，而且能保证履行市场合同，它的规模效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我们目前的引进方式不能形成规模效益，这就增加了操作上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技术人才资源的浪费，3hm2种植三种作物所需的技术指导同样能指导15hm2种植同种作物的生产。 5)引进不配套。只引进温室设备而不引进内部管理机制，难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设施生产。现代化的设备加上现代化的观念及管理方式，才能保证高产出、高效益，达到引进温室的示范目的。 随着引进温室的不断增加，国产化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现代化大型温室的骨架和覆盖材料国产化，已经基本不成问题，但其内部的配套设施、计算机管理系统等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观念，仍需认真学习。对于国产化，业内人士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要求加速国产化进程，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另一种态度则认为，先当学生，虚心学习，先吃透外来的东西，逐步缩小国产与引进之间的差距，不可操之过急。我们认为有关国产化的问题，硬件在短期内容易实现，软件特别是微机管理、生物技术(品种、授粉技术、定量化肥水管理等)，我国与先进国家差距较大，是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主体结构的国产化过程中已经做了不少简化改进设计，即使如此，也因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而往往高于外商报价;没有温室专用的材料，或者有而精度不够，不能满足设施建设的要求，影响设施生产的效果;内部配套设备的国产化还有一定问题，产品不齐全，不配套，性能达不到要求，有的配套设施根本没有，不能满足现代化管理的需要。所以必须先搞清楚引进温室的质量、性能和种植要求，再加以改进，逐步实现国产化。 以上海、江苏为例，仅上海周围，经营温室骨架约有5~6个厂家，有些地方还在盲目建厂，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因此必须要建立质量检测和评估体系，实行名牌战略，有序建设，有序竞争。 2．5关于大型现代化温室的发展问题 近年来，出现发展大型温室的热潮，首先是因为资金有了一些积累，包括一些大企业也投资设施农业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原有的设施技术不配套，土地利用率低，环境调节能力有限，而北京中以示范农场引进全套设备技术后，感到有了新的希望，各地政府部门、大企业于是将视点转向设施生产。我们认为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可以适度发展:（1）资金实力允许(当地政府有补贴，或有企业参与。);（2）有良好的市场，包括消费者观念，优质、优价;（3）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包括经营管理技术、生产技术和劳动者素质;（4）形成规模，不搞分散建设，尤其是政府投资的项目更应如此。 3、国家管理部门在宏观管理上应采取的方针和管理原则 3．1管理的定位 国家管理部门的管理定位，首先应是宏观管理，起指导作用。要实现宏观管理，必须了解设施农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应对全国的设施农业根据气候条件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立各级工作机构，明确专人管理;及时收集和市场信息，指导农民及时调整种植计划，减少盲目性，以稳定农民的收入;制定适合各地区不同气候条件的不同档次的各种设施规格及技术参数，同时规范各生产厂家的生产行为，减少无序竞争所带来的损失，改变现有生产厂家各自制定规格，无统一标准的混乱局面;建立固定的监督检测机构，加强检测，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各级管理机构应同时承担技术咨询的任务;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包括生产资料市场、产品市场、产品采后处理(加工、分级、包装)、运销等。 3．2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合理规划设施布局 我国是一个气候类型多样的国家，各地气候对设施生产的利弊各异，应以多样化的设施生产模式，适应各地的气候特点。我们建议按大区划分，根据气候条件，做好各种设施的区划工作，充分利用当地的气候资源，经济合理地提高设施栽培水平。关于设施栽培的区划问题，8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不少探讨，近年来各省市也认识到，充分合理利用气候资源对布局设施栽培、设计种植制度(品种、茬口等)和制定管理规范的重要性，并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比较分散，并基于经验，缺乏全国性统一的区划指标体系和区划体系。有些地方因设施栽培比较效益高，盲目上马，结果因气候条件不适宜而导致失败。规范各区设施类型及其规格、参数，使各种设施合理分布，种植制度和管理规范化，改善以前的盲目性和过于分散状况。 3．3设施标准的制定 各地区应有适用于不同档次的设施类型及标准参数，对农民自制设施提出指导建议，规范农民的自发行为，使建成的设施经济适用。 "六五"、"七五"、"八五"期间，我国在塑料大棚、日光温室的结构优化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工作，而且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目前只有钢管装配式塑料大棚有国家标准。玻璃温室的结构标准尚未批准公布。至于日光温室标准，温室配套设备的标准至今仍是空白。所以在设施、设备标准化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对设施的生产厂家不仅要制订一系列质量标准，还必须成立专门质量监督和检测机构，经过检测，方能进入市场，为此也需要制定检测规范，包括使用仪器、测试标准和方法等，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劣质产品的侵害。 3．4建立信息管理和技术咨询网络 农民进行设施生产，相对投入较高，农民是自发生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所以应建立信息管理机构，及时向农民提供较准确的各种产品供求信息，并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指导农民及时调整种植计划，以获取较多的收益。农业部的有关职能部门应予以重视 技术咨询具有同样重要性，技术的提高是设施农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先进的技术必须由农民掌握后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建议建立技术咨询机构，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可作指导和监督。 3．5抓好科学研究和培训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不断地创新。从而要求加强本学科领域的科研和培训工作，不仅要提高管理者的水平，也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要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设施生产行之有效的途径，当前主要研究内容应包括： 1)面向21世纪中国设施生产可持续发展战略; 2)低成本、低能耗的设施设备成套技术体系; 3)高效设施栽培管理技术体系(专用品种培育、定量化水肥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 4)设施生产产业化体系(设备设施工程，种子工程，产后处理工程…)及经营管理模式; 5)现代化设施生产的标准体系与质量监控体系; 6)从中央到地方的培训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包括建立科技示范园，服务机构和服务队伍，图书音像制作出版和培训计划等)。 3．6关于小型机械的问题 目前在普通的塑料温室和日光温室中，基本上没有使用机械，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天津、江苏、湖南等地均建立了工厂化育苗设施，但由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推广的范围和规模还是很有限的。在现有的大部分现代化温室内，常规的农机具也很少，尤其是采用了无土栽培种植方式，设备配置主要是灌溉设施、采摘车及采摘工具、喷雾设备(喷雾车及喷雾器)运输车、嫁接机、花卉及蔬菜清理分检设备、包装设备、育苗设备、冷库等。其中不少设备在我国还是个空白。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给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又提供了新的机遇，要本着自主研究同技术引进相结合的原则，提高我国的农业设施的水平。 园艺方面论文:校园艺术活动德育功能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丰富多彩的校园艺术活动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阵地。本文从艺术活动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作用和渗透途径等方面入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德育艺术活动大学生高校 艺术活动是集艺术实践与思想品德教育、审美教育于一体的特殊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新形势下，积极开展艺术活动，充分挖掘艺术活动中的德育要素和功能，发挥其在育人中的实际功效，对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校园艺术活动与德育的关系 早在上世纪末，教育部就把艺术教育写进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将艺术教育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艺术教育与德育从来就是互补的，许多科学家、艺术家和教育家都认为，艺术与德育的结合是未来人类思想发展的趋势，在教育过程中重视德育与艺术教育的结合，是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根本宗旨与目标的统一性 艺术活动和德育都关系到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都作用于人的心灵，启迪人的情感；都统一于对真善美的培养。《乐记》中说：“乐者，德之华也。”法国一些著名学者如法兰西学院教授让·皮埃尔·尚热、前科研部长于贝尔·局里安和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认为，经常接触艺术作品对他们的事业有很大影响，大大提高了他们与环境、与人和谐相处的能力。李岚清同志曾指出,美育是德育的重要内容，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中心内容。 （二）实施手段的兼容与互补性 艺术起源于劳动，来自于生活，其自身既有伦理性，又有教育性；既可以动之以情，又可以晓之以理；既可以打动人的心灵，又不会使受教育者感到任何的压力。从而不知不觉、心甘情愿地接受影响。而德育更多的是突出其外在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并以大量正面典型作为模范，通过培养、说理、舆论营造，使人向往真善美，远离假恶丑。因此，艺术教育和德育在实施手段上存在着兼容和互补。 二、校园艺术活动的德育功能 艺术教育是对大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它可以发挥其自身特有的陶冶情操、升华精神境界、提高人的修养等功能，这既是高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德育的重要内容。艺术教育的这种德育功能在艺术活动中表现得更为重要、更为明显。 （一）艺术活动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凡是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艺术作品，都倾注了浓重的情感和道德价值判断，这对学生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无不产生深刻影响。它们能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带给人们心灵最强的震撼，使学生更准确而深刻地理解真、善、美的内涵，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观。 （二）艺术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树立崇高的审美人格。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旨在通过艺术活动来塑造理想的人格，使人达到音乐所创造的境界。而审美的境界来自于审美主体的修养与音乐审美体验。音乐教育有助于培养审美主体去发现和感受世界以及人自身的美。学生们在观看电影、书画、舞蹈、雕塑，倾听歌曲、演奏的同时，培养了自己欣赏美、感受美的耳朵和眼睛，从而能善辨生活中的美丑，感受生活的乐趣，体察人与世界的关系，完善自身的价值观念。 （三）艺术活动有助于陶冶学生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 艺术可以陶冶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艺术作品往往能唤起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这绝非是空洞的说教，更不是灌输，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它表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为祖国的未来奋勇前进的磅礴气势和必胜信念。每当乐曲响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人民英雄纪念碑，既是完美的雕塑作品，又是历史的见证，人们在欣赏这座艺术品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对革命先烈的敬意和对现在和平时代的珍惜；电影《开国大典》让人们了解了新中国成立时的艰辛与波折，充分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学生们通过观看这些传世之作，可以牢记中华民族走过的光辉而艰难的历程，激励他们奋发努力去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之中。 （四）艺术活动有助于融洽人际关系,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艺术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不分国界与种族，直达人的灵魂。它可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可以培养学生宽容、乐观的性格和团结协作的精神。在舞蹈表演中，同学们要团结一致，服从集体；在合唱比赛中，同学们要学会与其他演唱者密切配合，共同合作；在话剧表演中，同学们要根据自己的角色，有的当红花，有的做绿叶，为完成一件作品共同努力。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一段话，道出了艺术的这一特性：“有时，人们相处在一起，虽然互不敌视，但彼此的情绪与情感是格格不入的。突然间，音乐像闪电一样把所有的人联结在一起，克服过去的隔阂，甚至敌视，人们感觉到团结和友爱。”三、艺术活动中的德育途径 （一）艺术欣赏 艺术欣赏是艺术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它对大学生的德育起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教育家卢梭说过：“千万不要干巴巴地同年轻人讲什么理论。如果你想使他们懂得你所讲的道理，你就要用一种东西去标志它。应当使思想的语言通过他的心，才能为他们所了解。”生活是鲜活的，而大学生更是活生生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学会把艺术活动作为一种思想传播的载体，揣摩大学生的心理、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积极开展艺术欣赏。为此，我们可以安排一些音乐欣赏、美术欣赏、书法欣赏、戏剧欣赏、舞蹈、绘画等艺术类选修课，组建各种形式的艺术活动团体，并定期举办由专家、学者和专业教师主讲的艺术专场报告会，组织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美术作品展览、演唱会和文艺汇演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们进入一个属于个人的审美世界，通过感悟、理解、鉴别，从而获得巨大的审美愉悦，也使德育工作在教育学生分辨美丑、是非能力的渗透中找到有效的接口。 （二）艺术活动参与 艺术活动既是一种艺术再现，也是一种艺术创造，而艺术创造是一种精神的自由活动，它在德育向艺术活动渗透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抓手的作用。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一些艺术活动，是对大学生实施德育的有效途径。以高校艺术团舞蹈队为例，第一，舞蹈队是艺术活动中较大的活动集体，担负着学校各类演出的舞蹈表演及伴舞任务。这些活动绝大多数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因此集体主义精神和服从大局意识的培养是舞蹈队德育渗透的首要方面。第二，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舞蹈队在同一场演出中上台的机会往往比较高，少则两三个节目，多则五六个节目。在演出前的排练过程中自然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何况每天还要起早练功，枯燥而艰苦，与穿着华丽的衣服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完全不同，这将有效地磨砺学生的意志，教会他们懂得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的道理。第三，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作为表演者，“当事人”对作品的体会一定比观众更深刻——他们要在表演前了解作品的背景，体会作品表达的精神内涵，这对舞蹈演员来说是一个身心的双重教育。可以说，每一次艺术活动的参与都能获得审美体验，都是一次精神的旅行，而这些审美体验在不断洗礼着人的心灵，悄悄地影响着学生对学习与生活的态度。 （三）艺术“省”“行” 要引导学生在艺术活动中接受德育时，积极实现从“省”到“行”的升华。“省”是自省，自我教育是一个人道德修养上自觉能动的表现，是一种自觉进行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的活动。艺术活动中要进行德育渗透，只有使学生从被动状态转化为自觉主动的行为，才能收到实效。要使他们在欣赏作品的同时，通过对比、反省，把获得的知识营养充分吸收；要引导他们在芜杂的艺术作品中，学会分辨，自省、自励，提高欣赏美、创造美的水平，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行”就是实践，许多观念只能在参与中形成，良好习惯也只能在更多的行为中培养。随着艺术活动的不断多样化，艺术传播的物质载体日益现代化，为学生的艺术实践和德育渗透提供了广阔天地，许多德育内容都可以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进行传播。如flash动画设计比赛、主题晚会、书画展、校园歌手比赛等诸多活动，都可以让学生们自发组织、自主参与，使学生充分发挥个性，开阔视野，增加知识，提高技能。只要教师能及时给予正确引导，深化德育思想，让学生在活动中耳濡目染，亲身体验，受到良好的思想教育，就能培养健康高尚的行为。 综上所述，艺术活动对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德育在艺术活动的载体下，说教的色彩和教育的意图被艺术“淡化”后，德育才能接近它的本质，从而更轻松地实现它的功能。 园艺方面论文:校园艺术活动德育功能论文 摘要：丰富多彩的校园艺术活动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阵地。本文从艺术活动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作用和渗透途径等方面入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德育艺术活动大学生高校 艺术活动是集艺术实践与思想品德教育、审美教育于一体的特殊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新形势下，积极开展艺术活动，充分挖掘艺术活动中的德育要素和功能，发挥其在育人中的实际功效，对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校园艺术活动与德育的关系 早在上世纪末，教育部就把艺术教育写进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将艺术教育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艺术教育与德育从来就是互补的，许多科学家、艺术家和教育家都认为，艺术与德育的结合是未来人类思想发展的趋势，在教育过程中重视德育与艺术教育的结合，是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根本宗旨与目标的统一性 艺术活动和德育都关系到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都作用于人的心灵，启迪人的情感；都统一于对真善美的培养。《乐记》中说：“乐者，德之华也。”法国一些著名学者如法兰西学院教授让·皮埃尔·尚热、前科研部长于贝尔·局里安和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认为，经常接触艺术作品对他们的事业有很大影响，大大提高了他们与环境、与人和谐相处的能力。李岚清同志曾指出,美育是德育的重要内容，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中心内容。 （二）实施手段的兼容与互补性 艺术起源于劳动，来自于生活，其自身既有伦理性，又有教育性；既可以动之以情，又可以晓之以理；既可以打动人的心灵，又不会使受教育者感到任何的压力。从而不知不觉、心甘情愿地接受影响。而德育更多的是突出其外在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并以大量正面典型作为模范，通过培养、说理、舆论营造，使人向往真善美，远离假恶丑。因此，艺术教育和德育在实施手段上存在着兼容和互补。 二、校园艺术活动的德育功能 艺术教育是对大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它可以发挥其自身特有的陶冶情操、升华精神境界、提高人的修养等功能，这既是高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德育的重要内容。艺术教育的这种德育功能在艺术活动中表现得更为重要、更为明显。 （一）艺术活动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凡是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艺术作品，都倾注了浓重的情感和道德价值判断，这对学生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无不产生深刻影响。它们能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带给人们心灵最强的震撼，使学生更准确而深刻地理解真、善、美的内涵，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观。 （二）艺术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树立崇高的审美人格。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旨在通过艺术活动来塑造理想的人格，使人达到音乐所创造的境界。而审美的境界来自于审美主体的修养与音乐审美体验。音乐教育有助于培养审美主体去发现和感受世界以及人自身的美。学生们在观看电影、书画、舞蹈、雕塑，倾听歌曲、演奏的同时，培养了自己欣赏美、感受美的耳朵和眼睛，从而能善辨生活中的美丑，感受生活的乐趣，体察人与世界的关系，完善自身的价值观念。 （三）艺术活动有助于陶冶学生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 艺术可以陶冶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艺术作品往往能唤起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这绝非是空洞的说教，更不是灌输，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它表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为祖国的未来奋勇前进的磅礴气势和必胜信念。每当乐曲响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人民英雄纪念碑，既是完美的雕塑作品，又是历史的见证，人们在欣赏这座艺术品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对革命先烈的敬意和对现在和平时代的珍惜；电影《开国大典》让人们了解了新中国成立时的艰辛与波折，充分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学生们通过观看这些传世之作，可以牢记中华民族走过的光辉而艰难的历程，激励他们奋发努力去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之中。 （四）艺术活动有助于融洽人际关系,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艺术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不分国界与种族，直达人的灵魂。它可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可以培养学生宽容、乐观的性格和团结协作的精神。在舞蹈表演中，同学们要团结一致，服从集体；在合唱比赛中，同学们要学会与其他演唱者密切配合，共同合作；在话剧表演中，同学们要根据自己的角色，有的当红花，有的做绿叶，为完成一件作品共同努力。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一段话，道出了艺术的这一特性：“有时，人们相处在一起，虽然互不敌视，但彼此的情绪与情感是格格不入的。突然间，音乐像闪电一样把所有的人联结在一起，克服过去的隔阂，甚至敌视，人们感觉到团结和友爱。”三、艺术活动中的德育途径 （一）艺术欣赏 艺术欣赏是艺术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它对大学生的德育起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教育家卢梭说过：“千万不要干巴巴地同年轻人讲什么理论。如果你想使他们懂得你所讲的道理，你就要用一种东西去标志它。应当使思想的语言通过他的心，才能为他们所了解。”生活是鲜活的，而大学生更是活生生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学会把艺术活动作为一种思想传播的载体，揣摩大学生的心理、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积极开展艺术欣赏。为此，我们可以安排一些音乐欣赏、美术欣赏、书法欣赏、戏剧欣赏、舞蹈、绘画等艺术类选修课，组建各种形式的艺术活动团体，并定期举办由专家、学者和专业教师主讲的艺术专场报告会，组织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美术作品展览、演唱会和文艺汇演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们进入一个属于个人的审美世界，通过感悟、理解、鉴别，从而获得巨大的审美愉悦，也使德育工作在教育学生分辨美丑、是非能力的渗透中找到有效的接口。 （二）艺术活动参与 艺术活动既是一种艺术再现，也是一种艺术创造，而艺术创造是一种精神的自由活动，它在德育向艺术活动渗透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抓手的作用。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一些艺术活动，是对大学生实施德育的有效途径。以高校艺术团舞蹈队为例，第一，舞蹈队是艺术活动中较大的活动集体，担负着学校各类演出的舞蹈表演及伴舞任务。这些活动绝大多数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因此集体主义精神和服从大局意识的培养是舞蹈队德育渗透的首要方面。第二，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舞蹈队在同一场演出中上台的机会往往比较高，少则两三个节目，多则五六个节目。在演出前的排练过程中自然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何况每天还要起早练功，枯燥而艰苦，与穿着华丽的衣服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完全不同，这将有效地磨砺学生的意志，教会他们懂得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的道理。第三，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作为表演者，“当事人”对作品的体会一定比观众更深刻——他们要在表演前了解作品的背景，体会作品表达的精神内涵，这对舞蹈演员来说是一个身心的双重教育。可以说，每一次艺术活动的参与都能获得审美体验，都是一次精神的旅行，而这些审美体验在不断洗礼着人的心灵，悄悄地影响着学生对学习与生活的态度。 （三）艺术“省”“行” 要引导学生在艺术活动中接受德育时，积极实现从“省”到“行”的升华。“省”是自省，自我教育是一个人道德修养上自觉能动的表现，是一种自觉进行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的活动。艺术活动中要进行德育渗透，只有使学生从被动状态转化为自觉主动的行为，才能收到实效。要使他们在欣赏作品的同时，通过对比、反省，把获得的知识营养充分吸收；要引导他们在芜杂的艺术作品中，学会分辨，自省、自励，提高欣赏美、创造美的水平，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行”就是实践，许多观念只能在参与中形成，良好习惯也只能在更多的行为中培养。随着艺术活动的不断多样化，艺术传播的物质载体日益现代化，为学生的艺术实践和德育渗透提供了广阔天地，许多德育内容都可以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进行传播。如flash动画设计比赛、主题晚会、书画展、校园歌手比赛等诸多活动，都可以让学生们自发组织、自主参与，使学生充分发挥个性，开阔视野，增加知识，提高技能。只要教师能及时给予正确引导，深化德育思想，让学生在活动中耳濡目染，亲身体验，受到良好的思想教育，就能培养健康高尚的行为。 综上所述，艺术活动对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德育在艺术活动的载体下，说教的色彩和教育的意图被艺术“淡化”后，德育才能接近它的本质，从而更轻松地实现它的功能。 园艺方面论文:我国设施园艺建设管理论文 1、概述 我国自1979年至1994年先后从荷兰、日本、美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引进大型连栋温室21.2hm2，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能耗过大，运行费用高，管理不善，仅个别勉强维持生产，绝大部分不得不宣告失败。90年代中，由于我国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设施农业的发展又掀起了新的热潮，以北京中以农场引进以色列大型塑料温室为标志，又开始了新一轮较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的大型连栋温室，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引进的不仅是温室的主体骨架，同时引进了成套设备和栽培技术。据有关资料，1995年至1997年已签订引进合同达80hm2，价值3亿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突出地反应了国内对先进的设施栽培成套设备和技术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国外温室厂家亦蜂涌而来，他们采取压低主体结构价格，提高内部设施价格的措施，试图占领市场。 总之，当前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已面临新的形势，在设施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设施规格也在相应提高;在大力发展日光温室生产的同时，也在较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成套设施与栽培技术;设施园艺生产多样化，不仅生产蔬菜，包括大宗菜和特菜，也生产花卉水果，但也暴露出在宏观管理上无序状态的问题。各地在纷纷上马，纷纷引进的同时，也不乏盲目性，缺乏总体规划、规范化和标准化。因此有必要在深入调查研究我国设施农业现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加强管理的意见和措施，以便为主管部门制订规范化的管理办法和宏观管理的政策性文件提供依据，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宏观决策，疏通信息渠道，规范管理职能，提高企业素质实行名牌战略，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设施农业创造条件。 我国温室中95％以上为日光温室，普通加温温室和大型现代化温室，因能源问题，运行效果不经济而难以大面积发展。全自控现代化温室自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开始逐步引进至今。估计将近100hm2。日光温室中约有60％为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塑料大棚中90％为简易的竹木结构塑料大棚，只有在大城市郊区发展装配式镀锌钢管大棚，目前随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有些地区，特别是南方一些地区，原有单栋大棚也向连栋大棚发展。据全国农技推广总站1996年底统计资料，我国设施栽培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山东、河北、河南、辽宁、江苏和新疆。而高效节能日光温室面积最大的省份为：河北、山东、辽宁等省。 现代化大型温室，主要是引进温室，从1985年至今，我国大约引进了近100hm2。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东南沿海省份的大城市郊区。在1979~1994年期间，引进了21.2hm2，分布在北京、上海、哈尔滨、大庆、广州、深圳、乌鲁木齐等地，由于能源消耗大，管理不善，入不敷出，最终不能维持，有的被拆除，有的另作它用，基本上是失败了。如1979年北京的四季青园艺场最早从日本引进的3hm2现代化大型温室，现已改作贸易市场。1995年北京中以农场率先引进以色列温室1.2hm2，开始了新的引进高潮。1996年引进面积最大的为上海，达l5hm2，分别从荷兰、以色列引进，分5处进行试验，取得了一些重要经验;深圳市1997年从法国引进6hm2薄膜温室，现已投入使用。还有很多省城如广州、石家庄、郑州、济南、南京、北京、重庆和银川等都有新引进温室，或正在洽谈引进事宜。这次引进的特点是：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除主体骨架外，包括环境调控设备、灌溉设备、全套栽培技术措施(从种子到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甚至授粉技术等)，并有引进国派驻专家指导，即不单纯引进硬件，也引进软件。但大多是政府行为，也有部分是企业行为。 2、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 2．1设施农业发展的数量和质量 目前设施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数量增长很快而质量水平较低。以设施栽培86万hm2计，城乡人均占有面积已达7.l7m2，比80年代中期增长了19倍，所以发展方向应由扩大规模转向提高质量。同时产业结构要转型，单一生产蔬菜转变成以生产蔬菜为主，辅以生产花卉、瓜和果。从单一生产大宗菜，转变成生产大宗菜为主，辅以生产经济效益高的特菜，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发展名、特、优、新、稀产品，出口创汇。其次是提高现有设施水平。现在设施质量普遍较低，日光温室中绝大多数为80年代中期形成的普通类型，结构较简单，以竹木、水泥杆为骨架，厚厚的土坯墙体降低了土地利用率，可利用面积仅40%~50％;作业空间小，不便于机械操作，只能靠手工作业;保温、采光性能差，每年雨季过后，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维修结构;抗灾能力差，易被大雪压塌、大雨冲垮，如1997年12月一场大雪，江苏、山东不少普通型日光温室因承受不住雪压而倒塌;灌溉技术，仍以大水漫灌，有些地方每667m2日光温室灌水量达500m3/年。并且在多年使用后温室内病虫害严重而不得不依靠经常性打药来维持生产，这与发展绿色农业的趋势很不协调。所以山东省率先提出了设施农业的二次创业，不仅要选育优良品种，而且要改进设施结构及栽培管理技术，在提高产品品质上下功夫。 对于塑料大棚的发展，同样存在结构和栽培技术两方面有待提高的问题。 所有新建的设施，应该具备更高的质量水平，不应再停留在较原始的水平上，应能够生产高品质产品，借鉴引进温室的一些经验，逐步向现代化、自动化方向发展。 2．2能源清费和气候资源的合理利用 我国是一个季风气候显著的国家，冬春季节在蒙古高压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我国的三北地区、青藏高原、云南高原晴天多，日照百分率超过50%，光照充足，是发展设施园艺生产的有利条件。但我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季风发达，大陆性强，气温的年变化很大，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冬季气温比同纬度其它国家要低，而且愈向北方，偏低愈甚。例如1月份，东北地区比同纬度其它国家气温偏低14~18℃，黄淮流域偏低10~14℃，长江以南地区偏低8℃，华南沿海也偏低5℃。夏季除沙漠地区以外，我国又是同纬度地区最热的国家7月份平均气温东北和内蒙北部比同纬度平均偏高4℃，华北平原偏高2.5℃，长江中下游偏高1.5~2.0℃。根据计算我国北方各地冬季日平均气温≤5℃负积温要比世界同纬度地区高出1~4倍。这就意味着我国发展设施生产冬季加热所需能耗比欧洲国家要高得多。夏季比同纬度其它国家炎热，必然增加降温所需的能耗，而且夏季又是雨季，空气相对湿度大，湿热同季使藉助于蒸发降温机理的降温效率下降，在封闭条件下进行湿帘降温、喷雾降温，其降温效果必然受到限制。 因此，如何根据我国各地气候特点，发展设施生产必须要进行深入研究，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节能是中国设施园艺生产的重要课题。 2．3引进和国产化 1979~1994年引进的20hm2大型现代化温室，由于高能耗和经营管理跟不上，高投入、低产出，至今几乎全部停止运营。1995年以后又开始了第二次引进大型现代化温室的热潮，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96年上海从荷兰、以色列引进了15hm2微机全控制加温温室，进行蔬菜、花卉栽培。经过一年的运行，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但为高能耗、高投入、高产出的现代高科技设施园艺经营提供了经验。 目前现代化温室的引进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投资大。以上海1996年引进的15hm2温室来看，引进费用加配套设施设备费用，平均500~900元/m2，投资太大，每年的折旧费、维修费太高，在短期内难以收回投资，这是影响温室引进的一大因素。 2)运行成本高。从上海5个基地在1996~1997年度运行成本看，平均每1/15hm2(亩)为3.48万元，其中30%~40%是燃料成本。从上海各引进温室使用效果来看，冬季加温使用燃煤最经济，比用电或燃油热风的效果好、成本低。即使燃煤，在上海的荷兰温室中要保证果菜的生长温度，每天每公顷，仍需燃煤3t(每亩0.2t)。在济南，每1/15hm2(亩)每天需燃煤0.4t。在北京，则为每天每1/15hm2(亩)0.8t。有些引进温室(也包括部分国内设计的温室)的通风设计没有针对当地的气候条件，在高温高湿同季的情况下，降温依靠湿帘风机系统，不但降温效果差，能源消耗也相当可观，甚至不比冬季加热能耗费用少。能源消耗费用太高，使投入使用后的经营成本持续偏高，最终可能变成亏本经营，成为温室引进的又一大障碍。 3)功能定位存在一定问题。既然是引进的现代化大型温室，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其产品定位必须有高起点。高投入，必须有高产出，才能充分显示现代化、资金技术密集的优势，达到高效集约栽培目的。上海的东海荷兰温室，种植的彩色甜椒，市场定位于大宾馆和大饭店，价格可达24元/kg，其他产品市场定位也大都在宾馆饭店或超市，因其能保证优良的品质和周年供应，价格优势明显，所以其经营效果，已经突破了以前引进温室不计折旧，勉强保本的经营状况，在合理扣除折旧和经营成本后，仍略有盈余，并且会越来越好。南京市蔬菜所，80年代中期，引进一栋荷兰温室，一直种植番茄等大宗菜，年年收入不抵运行费用，从1995年开始，改成一半种菜，一半种花，当年收入与运行费持平，1996年1/4菜(番茄和樱桃番茄)，3/4为切花和盆花，当年收入高于运行费用。所以功能定位不准确是许多引进温室经营不善的一大原因。结合旅游观光，生产优质花卉、蔬菜、瓜果和种苗，如上海的东海农场，江苏镇江21世纪乐园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4)规模小经营单一。目前各引进单位引进的温室面积一般为1~3hm2，绝大多数为1~2hm2，规模都不大，并且往往还种植多种作物，因此无论从面积还是从作物种类都形不成规模，这与国外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如荷兰，一个农户就有二、三公顷以上的温室，只种植一种作物，专业化程度很高，不仅有利于种植水平的提高，而且能保证履行市场合同，它的规模效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我们目前的引进方式不能形成规模效益，这就增加了操作上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技术人才资源的浪费，3hm2种植三种作物所需的技术指导同样能指导15hm2种植同种作物的生产。 5)引进不配套。只引进温室设备而不引进内部管理机制，难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设施生产。现代化的设备加上现代化的观念及管理方式，才能保证高产出、高效益，达到引进温室的示范目的。 随着引进温室的不断增加，国产化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现代化大型温室的骨架和覆盖材料国产化，已经基本不成问题，但其内部的配套设施、计算机管理系统等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观念，仍需认真学习。对于国产化，业内人士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要求加速国产化进程，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另一种态度则认为，先当学生，虚心学习，先吃透外来的东西，逐步缩小国产与引进之间的差距，不可操之过急。我们认为有关国产化的问题，硬件在短期内容易实现，软件特别是微机管理、生物技术(品种、授粉技术、定量化肥水管理等)，我国与先进国家差距较大，是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主体结构的国产化过程中已经做了不少简化改进设计，即使如此，也因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而往往高于外商报价;没有温室专用的材料，或者有而精度不够，不能满足设施建设的要求，影响设施生产的效果;内部配套设备的国产化还有一定问题，产品不齐全，不配套，性能达不到要求，有的配套设施根本没有，不能满足现代化管理的需要。所以必须先搞清楚引进温室的质量、性能和种植要求，再加以改进，逐步实现国产化。 2．4建厂生产问题 以上海、江苏为例，仅上海周围，经营温室骨架约有5~6个厂家，有些地方还在盲目建厂，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因此必须要建立质量检测和评估体系，实行名牌战略，有序建设，有序竞争。 2．5关于大型现代化温室的发展问题 近年来，出现发展大型温室的热潮，首先是因为资金有了一些积累，包括一些大企业也投资设施农业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原有的设施技术不配套，土地利用率低，环境调节能力有限，而北京中以示范农场引进全套设备技术后，感到有了新的希望，各地政府部门、大企业于是将视点转向设施生产。我们认为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可以适度发展:（1）资金实力允许(当地政府有补贴，或有企业参与。);（2）有良好的市场，包括消费者观念，优质、优价;（3）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包括经营管理技术、生产技术和劳动者素质;（4）形成规模，不搞分散建设，尤其是政府投资的项目更应如此。 3、国家管理部门在宏观管理上应采取的方针和管理原则 3．1管理的定位 国家管理部门的管理定位，首先应是宏观管理，起指导作用。要实现宏观管理，必须了解设施农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应对全国的设施农业根据气候条件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立各级工作机构，明确专人管理;及时收集和市场信息，指导农民及时调整种植计划，减少盲目性，以稳定农民的收入;制定适合各地区不同气候条件的不同档次的各种设施规格及技术参数，同时规范各生产厂家的生产行为，减少无序竞争所带来的损失，改变现有生产厂家各自制定规格，无统一标准的混乱局面;建立固定的监督检测机构，加强检测，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各级管理机构应同时承担技术咨询的任务;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包括生产资料市场、产品市场、产品采后处理(加工、分级、包装)、运销等。 3．2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合理规划设施布局 我国是一个气候类型多样的国家，各地气候对设施生产的利弊各异，应以多样化的设施生产模式，适应各地的气候特点。我们建议按大区划分，根据气候条件，做好各种设施的区划工作，充分利用当地的气候资源，经济合理地提高设施栽培水平。关于设施栽培的区划问题，8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不少探讨，近年来各省市也认识到，充分合理利用气候资源对布局设施栽培、设计种植制度(品种、茬口等)和制定管理规范的重要性，并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比较分散，并基于经验，缺乏全国性统一的区划指标体系和区划体系。有些地方因设施栽培比较效益高，盲目上马，结果因气候条件不适宜而导致失败。规范各区设施类型及其规格、参数，使各种设施合理分布，种植制度和管理规范化，改善以前的盲目性和过于分散状况。 3．3设施标准的制定 各地区应有适用于不同档次的设施类型及标准参数，对农民自制设施提出指导建议，规范农民的自发行为，使建成的设施经济适用。 "六五"、"七五"、"八五"期间，我国在塑料大棚、日光温室的结构优化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工作，而且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目前只有钢管装配式塑料大棚有国家标准。玻璃温室的结构标准尚未批准公布。至于日光温室标准，温室配套设备的标准至今仍是空白。所以在设施、设备标准化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对设施的生产厂家不仅要制订一系列质量标准，还必须成立专门质量监督和检测机构，经过检测，方能进入市场，为此也需要制定检测规范，包括使用仪器、测试标准和方法等，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劣质产品的侵害。 3．4建立信息管理和技术咨询网络 农民进行设施生产，相对投入较高，农民是自发生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所以应建立信息管理机构，及时向农民提供较准确的各种产品供求信息，并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指导农民及时调整种植计划，以获取较多的收益。农业部的有关职能部门应予以重视。 技术咨询具有同样重要性，技术的提高是设施农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先进的技术必须由农民掌握后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建议建立技术咨询机构，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可作指导和监督。 3．5抓好科学研究和培训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不断地创新。从而要求加强本学科领域的科研和培训工作，不仅要提高管理者的水平，也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要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设施生产行之有效的途径，当前主要研究内容应包括： 1)面向21世纪中国设施生产可持续发展战略; 2)低成本、低能耗的设施设备成套技术体系; 3)高效设施栽培管理技术体系(专用品种培育、定量化水肥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 4)设施生产产业化体系(设备设施工程，种子工程，产后处理工程…)及经营管理模式; 5)现代化设施生产的标准体系与质量监控体系; 6)从中央到地方的培训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包括建立科技示范园，服务机构和服务队伍，图书音像制作出版和培训计划等)。 3．6关于小型机械的问题 目前在普通的塑料温室和日光温室中，基本上没有使用机械，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天津、江苏、湖南等地均建立了工厂化育苗设施，但由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推广的范围和规模还是很有限的。在现有的大部分现代化温室内，常规的农机具也很少，尤其是采用了无土栽培种植方式，设备配置主要是灌溉设施、采摘车及采摘工具、喷雾设备(喷雾车及喷雾器)运输车、嫁接机、花卉及蔬菜清理分检设备、包装设备、育苗设备、冷库等。其中不少设备在我国还是个空白。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给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又提供了新的机遇，要本着自主研究同技术引进相结合的原则，提高我国的农业设施的水平。 园艺方面论文:农业设施园艺工程管理论文 摘要：设施园艺工程因其涉及学科广、科技含量高，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而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热点及重要内容，这为我国设施园艺工程学科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设施园艺工程的发展与提高，也必将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设施园艺工程农业现代化发展 目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大抓农业、科教兴农的热潮，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像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九五"期间，国家科技部将工厂化高效农业示范工程列为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工程，这是唯一的一项农业产业示范工程项目，与电动汽车、小康住宅，高清晰度电视等高科技工业产业化项目并驾齐驱，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说明了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所谓工厂化高效农业，主要内容就是指以蔬菜设施栽培及相关产业的研究与开发。设施园艺是我国农业领域一个重要的方面，蔬菜、花卉、果品是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农产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设施园艺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产品的附加值也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显著。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谈到今后工作重点时，提到了"现代集约化种养技术"，这里面的"种"指的就是设施园艺，它与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关系极为密切，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大抓"菜篮子"工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设施园艺涵盖了建筑、材料、机械、自动控制、品种、栽培、管理等多种学科和多种系统，因而科技含量高，所以设施园艺的发达程度，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目前在推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建立的很多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主要内容也是在搞设施园艺工程;说明了设施园艺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设施园艺工程事业的发展，必须置身于农业现代化浪潮的大背景之中来考虑。 蓬勃发展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我国农业现代高潮到来的大背景，使得我国的设施园艺工程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表现在： l、全国以蔬菜栽培为主体的设施园艺面积已达86.7万公顷(至1998年底)，设施类型主要为塑料拱棚和日光温室，居世界第一位，比198:年增长了120倍。在一些大中城市郊区，蔬菜设施栽培面积已超过当地菜田总面积的10%以上，某些地区已接近30%，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设施栽培分布的地域不断扩大，80年代设施园艺主要在"三北"地区发展，而现在正向南方迅速扩展，发展势头已超过北方，尤其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更为迅速。 2、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以节能为中心的设施园艺生产体系。北方广大地区大力推广与发展节能型日光温室，冬季不加温在北纬40o左右的高寒地区生产出喜温果菜，更高纬地区可生产耐寒蔬菜，基本消灭了冬春蔬菜淡季；南方大力推广塑料拱棚及遮阳网，降温防雨，克服了夏季蔬菜育苗的难题，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蔬菜夏淡季。加上全国疏菜大流通、大市场，全国各地蔬菜供应均衡稳定，丰富多彩，四季长青。人均蔬菜占有量高达240吨－250kg/人·年，居世界领先水平，其中设施蔬菜人均占有量目前也达到了33kg/人·年，比1981年增长164倍，为"菜篮子工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3、设施园艺工程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具体表现在园艺设施逐步向大型化发展，小型简易类型比重下降约20%。通过大型现代化温室及配套设施的引进，促进了我国温室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新型优化节能日光温室和国产连栋塑料温室得到进一步推广，由于设施结构设计建筑更加科学合理，使得设施内的光温水气环境得以优化，有利作物生长发育，为高产优质奠定了基础。例如我国日光温室黄瓜的最高亩产已达2.5万kg/年，接近或达到设施园艺发达的荷兰、日本等国的水平。设施栽培作物种类日渐丰富，除蔬菜外，花卉也占有相当比重，果树设施栽培也正在迅速发展。 4、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大中城市近郊区的耕地不断减少，如何发展城市周边地区的农业?近年来提出了"都市农业"的概念，都市农业的定位是在城市周边，与大都市的二产、三产密切结合，融合服务于大都市，保证都市多元化、高质量消费的需要，要做到可持续发展，且有利生态环境的优化，因此往往把设施园艺做为首选项目。北京的"朝来农艺园"、"锦绣大地"，上海浦东开发区的孙桥园艺试验场。东海农场等，将现代化的温室园艺与观光旅游结合起来，与向青少年进行农业科普教育结合起来，一举多得，拓展了设施园艺的功能，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有十多处，成为大城市周边的新景观。 5、近年来全国各地乃至到县乡等基层单位，都在积极探索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北京中以示范农场引进的现代化温室于1995年建成投产后，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不少农业主管部门也纷纷效仿，引进国外温室设备、专用品种、甚至专家，希望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化农业的样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引进的现代化温室已达170多公顷，其中1995年以后引进的，占总面积的83.4％。通过对国外高科技设施园艺技术的全面引进、消化、吸收，也全面提高了我国设施园艺的学科水平，上海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效果显著。 6、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相关政策向农业倾斜，使得不少企业家也开始关注农业项目，他们看到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景，把投资热点转向农业，多数也是从事设施园艺生产。投资力度之大，是以往罕见的，以北京"锦绣大地"为例，它是一个民营企业，投资额已近亿元，主要从事设施园艺及现代化畜牧业，以企业化的管理机制，从事农业高科技产业开发，这是一种全新的农业产业，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上述种种都为设施园艺工程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相关产业提供了难得的商机。 7、设施园艺工程的科学研究，受到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视与支持 "九五"期间，国家科技部所列的国家级工厂化高效农业示范工程项目，总体目标是瞄准21世纪农业发展趋势，集成国内外设施园艺高新技术，在北京、上海、辽宁、浙江、广东等不同生态气候型及不同区域经济特点的五省市，建设一批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先导，产业化为目标的科技经济一体化超前型示范工程模式，围绕蔬菜设施栽培的高产、优质、高效，主要研究内容有种子种苗工程、种植工艺工程、采后处理工程、设施环境控制工程、相关产业工程(包括温室制造、环控仪器设备、农机具、穴盘生产、蔬菜包装保鲜、专用肥料、生物农药厂等)五大方面。此项目已于1996年正式启动，2000年完成。该项目科研经费总投入高达5000万元，相当于"七五"、"八五"有关设施园艺重点项目经费总和的10倍，足以说明国家对设施园艺工程的重视。 与设施园艺工程有关的科研项目，不仅有应用技术的研究，还有基础理论的研究。199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设施园艺高产优质的基础研究"列为重点项目证式启动，这在我国设施园艺工程学科领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反映出我国的设施园艺工程学科水平已跃上新台阶。 8、已形成了一支从事设施园艺工程专业的科技队伍，二十年来这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强有力的梯队，为设施园艺的宏观决策，生产、科研、教学和推广，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一批中青年骨干正在茁壮成长，成为本领域的支柱力量，为顺利实现新老交替，使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46个蔬菜研究机构，其中绝大部分有从事设施园艺的研究机构和人员。部分农业院校，近几年来陆续开设了"设施园艺"课程，有的还开出了硕士、博士学位课，培养了大量高级人才。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和过去比较，我国的设施园艺工程事业正处在建国以来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令人欢欣鼓舞，但也必需冷静地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及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1、我国设施园艺的面积虽居世界第一位，但是以简易的类型为主，设施环境可控程度与水平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遇灾害性天气和年份生产没有保障，农民遭受损失，市场供应出现波动。 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截止到97年全国蔬菜设施面积为84.11万公顷，其中中小拱棚面积为42.42万公顷，占到50%，这些都是很简易的设施。档次较高的塑料大棚为19.04万公顷，在冬季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不能进行生产。塑料薄膜温室是冬季生产的主要设施，但以不加温为主。有加温设备的只有0.68万公顷，比例不到1%。至于现代化大型温室，全国总面积仅仅有170公顷左右，微不足道；而国土面积比我国小得多的荷兰，现代化温室面积却是我们的100多倍，可以全天候生产各种蔬菜和花卉，产品行销全世界。 2、设施园艺工程科技含量较低，无论设施本身还是栽培管理，多以传统经验为主，缺乏量化指标和成套技术，不符合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尤其表现在作物的产量水平，尽管我国也有高产典型，但很不普遍，大面积平均单产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设施园艺发达的荷兰、日本、以色列…，无论蔬菜还是花卉，平均产量往往是我国的几倍乃至十几倍。荷兰温室番茄年产量中等水平即可达到60万kg/ha(即4万kg/亩)，是我国的4-5倍。从专用品种到配套技术都很完善，设施的光、温、湿、气、肥各个环境因子，全可根据作物需要进行调控，为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证。 3、我国设施园艺的生产经营方式以个体农户为主，劳动生产率很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甚至1/100。规模化产业化的水平更低，小农经济的生产和经营与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矛盾越来越突出，更难以走出国门与国际市场接轨。发达国家的设施园艺工程已形成独立的产业体系，我国还是分散的，以小型的乡镇企业为主，尤其在"硬件"的生产与制造方面技术水平、工艺水平不高，无法和发达国家相比。近年来随着外国温室公司不断涌入我国，他们的产品虽然价格很高，但因质量好，工艺精湛，还是受到欢迎，使我国原本就不太发达的相关产业，受到较大的冲击。 4、目前我国设施园艺的迅猛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高科技示范园区遍及全国，但内容雷同，设施园艺有较强的地域性，必需因地制宜才有效果。而目前一些地区或单位，不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气候特点出发，盲目模仿别人，不惜重金进口外国大型温室，甚至还有个别领导把园艺设施建设做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只顾建设而没有明确的生产目的，设施虽然建起来了但效益很差。这些现代化温室冬季需要加温，夏季还需降温，耗能多、运行成本高，不适合中国国情，加之缺乏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大锅饭＂的管理体制，使得生产不但不能赢利，还严重亏损，体现不出高科技示范作用，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对今后设施园艺工程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必需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及时加以解决，才能使我国设施园艺工程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得以持续发展。从本专业委员会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l、大力扶植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设施园艺工程生产体系，尽快形成相关产业，这是提高我国设施园艺工程总体水平的物质基础，国家应在政策方面给以具体支持。 2、大力加强设施园艺工程相关学科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大科研投入，组织国家级的科研队伍，与地方密切合作，抓住关键问题(包含硬件和软件两大方面)联合攻关，边研究边开发，使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这是提高我国设施园艺工程总体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保证。 3、尽快克服我国设施园艺事业迅猛发展的盲目性，尤其对外国现代化温室的引进工作，应有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引进之前要组织专家充分论证，新闻媒体的宣传要实事求是，正确引导。全国各地应分层次发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不是搞花架子，做门面。从我国人均蔬菜的消费量看，目前蔬菜设施栽培面积不宜再盲目增加，否则会导致"菜贱伤农＂，关键要提高品质，增加花色品种。 4、设施园艺是一种受控农业，受管理技术的影响程度比自然农业大得多，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科技水平及科技含量的差距，说到底是人才素质的差距，所以必需注意培养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大力提高生产者的素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应该千万百计，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大力普及设施园艺的科学知识，使我国的设施园艺工程尽快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才能使其持续、健康、迅速的发展。 充满希望的未来 设施农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设施园艺工程的发展方兴未艾。据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预测，到2030年，全国设施园艺面积将达到170万公顷，是目前总面积的两倍，足以看出发展势头之强劲。到那时设施生产的蔬菜人均占有量，将达到50kg/年，占蔬菜人均占有总量的20%，比目前将提高51.5%。这意味着我们从事设施园艺工程事业的专家教授、科技人员及生产者肩上的担子还是不轻的，任重道远。我们设施园艺工程专业委员会，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设施园艺工程事业,倍感兴奋之余，更感到责无旁贷、压力沉重。中国设施园艺工程的未来,之所以充满希望和活力除了文中罗列的那些令人振奋的发展数字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不可阻挡之势，滚滚向前；而设施园艺工程做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犹如激流中一朵绚丽的浪花，不断地汇入洪流，也将川流不息。 园艺方面论文:设施园艺建设管理论文 摘要该文对我国设施农业的现状作了概述，并在分析了当前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设施农业的宏观管理提出发展建议，包括管理准确定位;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合理规划设施布局;设施标准的制定;建立信息管理和技术咨询网络;抓好科学研究和培训几个方面。 关键词设施农业宏观管理方针原则 1、概述 我国自1979年至1994年先后从荷兰、日本、美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引进大型连栋温室21.2hm2，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能耗过大，运行费用高，管理不善，仅个别勉强维持生产，绝大部分不得不宣告失败。90年代中，由于我国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设施农业的发展又掀起了新的热潮，以北京中以农场引进以色列大型塑料温室为标志，又开始了新一轮较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的大型连栋温室，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引进的不仅是温室的主体骨架，同时引进了成套设备和栽培技术。据有关资料，1995年至1997年已签订引进合同达80hm2，价值3亿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突出地反应了国内对先进的设施栽培成套设备和技术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国外温室厂家亦蜂涌而来，他们采取压低主体结构价格，提高内部设施价格的措施，试图占领市场。 总之，当前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已面临新的形势，在设施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设施规格也在相应提高;在大力发展日光温室生产的同时，也在较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成套设施与栽培技术;设施园艺生产多样化，不仅生产蔬菜，包括大宗菜和特菜，也生产花卉水果，但也暴露出在宏观管理上无序状态的问题。各地在纷纷上马，纷纷引进的同时，也不乏盲目性，缺乏总体规划、规范化和标准化。因此有必要在深入调查研究我国设施农业现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加强管理的意见和措施，以便为主管部门制订规范化的管理办法和宏观管理的政策性文件提供依据，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宏观决策，疏通信息渠道，规范管理职能，提高企业素质实行名牌战略，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设施农业创造条件。 我国温室中95％以上为日光温室，普通加温温室和大型现代化温室，因能源问题，运行效果不经济而难以大面积发展。全自控现代化温室自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开始逐步引进至今。估计将近100hm2。日光温室中约有60％为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塑料大棚中90％为简易的竹木结构塑料大棚，只有在大城市郊区发展装配式镀锌钢管大棚，目前随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有些地区，特别是南方一些地区，原有单栋大棚也向连栋大棚发展。据全国农技推广总站1996年底统计资料，我国设施栽培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山东、河北、河南、辽宁、江苏和新疆。而高效节能日光温室面积最大的省份为：河北、山东、辽宁等省。 现代化大型温室，主要是引进温室，从1985年至今，我国大约引进了近100hm2。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东南沿海省份的大城市郊区。在1979~1994年期间，引进了21.2hm2，分布在北京、上海、哈尔滨、大庆、广州、深圳、乌鲁木齐等地，由于能源消耗大，管理不善，入不敷出，最终不能维持，有的被拆除，有的另作它用，基本上是失败了。如1979年北京的四季青园艺场最早从日本引进的3hm2现代化大型温室，现已改作贸易市场。1995年北京中以农场率先引进以色列温室1.2hm2，开始了新的引进高潮。1996年引进面积最大的为上海，达l5hm2，分别从荷兰、以色列引进，分5处进行试验，取得了一些重要经验;深圳市1997年从法国引进6hm2薄膜温室，现已投入使用。还有很多省城如广州、石家庄、郑州、济南、南京、北京、重庆和银川等都有新引进温室，或正在洽谈引进事宜。这次引进的特点是：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除主体骨架外，包括环境调控设备、灌溉设备、全套栽培技术措施(从种子到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甚至授粉技术等)，并有引进国派驻专家指导，即不单纯引进硬件，也引进软件。但大多是政府行为，也有部分是企业行为。 2、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 2．1设施农业发展的数量和质量 目前设施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数量增长很快而质量水平较低。以设施栽培86万hm2计，城乡人均占有面积已达7.l7m2，比80年代中期增长了19倍，所以发展方向应由扩大规模转向提高质量。同时产业结构要转型，单一生产蔬菜转变成以生产蔬菜为主，辅以生产花卉、瓜和果。从单一生产大宗菜，转变成生产大宗菜为主，辅以生产经济效益高的特菜，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发展名、特、优、新、稀产品，出口创汇。其次是提高现有设施水平。现在设施质量普遍较低，日光温室中绝大多数为80年代中期形成的普通类型，结构较简单，以竹木、水泥杆为骨架，厚厚的土坯墙体降低了土地利用率，可利用面积仅40%~50％;作业空间小，不便于机械操作，只能靠手工作业;保温、采光性能差，每年雨季过后，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维修结构;抗灾能力差，易被大雪压塌、大雨冲垮，如1997年12月一场大雪，江苏、山东不少普通型日光温室因承受不住雪压而倒塌;灌溉技术，仍以大水漫灌，有些地方每667m2日光温室灌水量达500m3/年。并且在多年使用后温室内病虫害严重而不得不依靠经常性打药来维持生产，这与发展绿色农业的趋势很不协调。所以山东省率先提出了设施农业的二次创业，不仅要选育优良品种，而且要改进设施结构及栽培管理技术，在提高产品品质上下功夫。 对于塑料大棚的发展，同样存在结构和栽培技术两方面有待提高的问题。 所有新建的设施，应该具备更高的质量水平，不应再停留在较原始的水平上，应能够生产高品质产品，借鉴引进温室的一些经验，逐步向现代化、自动化方向发展。 2．2能源清费和气候资源的合理利用 我国是一个季风气候显著的国家，冬春季节在蒙古高压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我国的三北地区、青藏高原、云南高原晴天多，日照百分率超过50%，光照充足，是发展设施园艺生产的有利条件。但我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季风发达，大陆性强，气温的年变化很大，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冬季气温比同纬度其它国家要低，而且愈向北方，偏低愈甚。例如1月份，东北地区比同纬度其它国家气温偏低14~18℃，黄淮流域偏低10~14℃，长江以南地区偏低8℃，华南沿海也偏低5℃。夏季除沙漠地区以外，我国又是同纬度地区最热的国家7月份平均气温东北和内蒙北部比同纬度平均偏高4℃，华北平原偏高2.5℃，长江中下游偏高1.5~2.0℃。根据计算我国北方各地冬季日平均气温≤5℃负积温要比世界同纬度地区高出1~4倍。这就意味着我国发展设施生产冬季加热所需能耗比欧洲国家要高得多。夏季比同纬度其它国家炎热，必然增加降温所需的能耗，而且夏季又是雨季，空气相对湿度大，湿热同季使藉助于蒸发降温机理的降温效率下降，在封闭条件下进行湿帘降温、喷雾降温，其降温效果必然受到限制。 因此，如何根据我国各地气候特点，发展设施生产必须要进行深入研究，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节能是中国设施园艺生产的重要课题。 2．3引进和国产化 1979~1994年引进的20hm2大型现代化温室，由于高能耗和经营管理跟不上，高投入、低产出，至今几乎全部停止运营。1995年以后又开始了第二次引进大型现代化温室的热潮，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96年上海从荷兰、以色列引进了15hm2微机全控制加温温室，进行蔬菜、花卉栽培。经过一年的运行，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但为高能耗、高投入、高产出的现代高科技设施园艺经营提供了经验。 目前现代化温室的引进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投资大。以上海1996年引进的15hm2温室来看，引进费用加配套设施设备费用，平均500~900元/m2，投资太大，每年的折旧费、维修费太高，在短期内难以收回投资，这是影响温室引进的一大因素。 2)运行成本高。从上海5个基地在1996~1997年度运行成本看，平均每1/15hm2(亩)为3.48万元，其中30%~40%是燃料成本。从上海各引进温室使用效果来看，冬季加温使用燃煤最经济，比用电或燃油热风的效果好、成本低。即使燃煤，在上海的荷兰温室中要保证果菜的生长温度，每天每公顷，仍需燃煤3t(每亩0.2t)。在济南，每1/15hm2(亩)每天需燃煤0.4t。在北京，则为每天每1/15hm2(亩)0.8t。有些引进温室(也包括部分国内设计的温室)的通风设计没有针对当地的气候条件，在高温高湿同季的情况下，降温依靠湿帘风机系统，不但降温效果差，能源消耗也相当可观，甚至不比冬季加热能耗费用少。能源消耗费用太高，使投入使用后的经营成本持续偏高，最终可能变成亏本经营，成为温室引进的又一大障碍。 3)功能定位存在一定问题。既然是引进的现代化大型温室，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其产品定位必须有高起点。高投入，必须有高产出，才能充分显示现代化、资金技术密集的优势，达到高效集约栽培目的。上海的东海荷兰温室，种植的彩色甜椒，市场定位于大宾馆和大饭店，价格可达24元/kg，其他产品市场定位也大都在宾馆饭店或超市，因其能保证优良的品质和周年供应，价格优势明显，所以其经营效果，已经突破了以前引进温室不计折旧，勉强保本的经营状况，在合理扣除折旧和经营成本后，仍略有盈余，并且会越来越好。南京市蔬菜所，80年代中期，引进一栋荷兰温室，一直种植番茄等大宗菜，年年收入不抵运行费用，从1995年开始，改成一半种菜，一半种花，当年收入与运行费持平，1996年1/4菜(番茄和樱桃番茄)，3/4为切花和盆花，当年收入高于运行费用。所以功能定位不准确是许多引进温室经营不善的一大原因。结合旅游观光，生产优质花卉、蔬菜、瓜果和种苗，如上海的东海农场，江苏镇江21世纪乐园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4)规模小经营单一。目前各引进单位引进的温室面积一般为1~3hm2，绝大多数为1~2hm2，规模都不大，并且往往还种植多种作物，因此无论从面积还是从作物种类都形不成规模，这与国外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如荷兰，一个农户就有二、三公顷以上的温室，只种植一种作物，专业化程度很高，不仅有利于种植水平的提高，而且能保证履行市场合同，它的规模效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我们目前的引进方式不能形成规模效益，这就增加了操作上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技术人才资源的浪费，3hm2种植三种作物所需的技术指导同样能指导15hm2种植同种作物的生产。 5)引进不配套。只引进温室设备而不引进内部管理机制，难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设施生产。现代化的设备加上现代化的观念及管理方式，才能保证高产出、高效益，达到引进温室的示范目的。 随着引进温室的不断增加，国产化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现代化大型温室的骨架和覆盖材料国产化，已经基本不成问题，但其内部的配套设施、计算机管理系统等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观念，仍需认真学习。对于国产化，业内人士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要求加速国产化进程，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另一种态度则认为，先当学生，虚心学习，先吃透外来的东西，逐步缩小国产与引进之间的差距，不可操之过急。我们认为有关国产化的问题，硬件在短期内容易实现，软件特别是微机管理、生物技术(品种、授粉技术、定量化肥水管理等)，我国与先进国家差距较大，是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主体结构的国产化过程中已经做了不少简化改进设计，即使如此，也因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而往往高于外商报价;没有温室专用的材料，或者有而精度不够，不能满足设施建设的要求，影响设施生产的效果;内部配套设备的国产化还有一定问题，产品不齐全，不配套，性能达不到要求，有的配套设施根本没有，不能满足现代化管理的需要。所以必须先搞清楚引进温室的质量、性能和种植要求，再加以改进，逐步实现国产化。 2．4建厂生产问题 以上海、江苏为例，仅上海周围，经营温室骨架约有5~6个厂家，有些地方还在盲目建厂，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因此必须要建立质量检测和评估体系，实行名牌战略，有序建设，有序竞争。 2．5关于大型现代化温室的发展问题 近年来，出现发展大型温室的热潮，首先是因为资金有了一些积累，包括一些大企业也投资设施农业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原有的设施技术不配套，土地利用率低，环境调节能力有限，而北京中以示范农场引进全套设备技术后，感到有了新的希望，各地政府部门、大企业于是将视点转向设施生产。我们认为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可以适度发展:（1）资金实力允许(当地政府有补贴，或有企业参与。);（2）有良好的市场，包括消费者观念，优质、优价;（3）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包括经营管理技术、生产技术和劳动者素质;（4）形成规模，不搞分散建设，尤其是政府投资的项目更应如此。 3、国家管理部门在宏观管理上应采取的方针和管理原则 3．1管理的定位 国家管理部门的管理定位，首先应是宏观管理，起指导作用。要实现宏观管理，必须了解设施农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应对全国的设施农业根据气候条件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立各级工作机构，明确专人管理;及时收集和市场信息，指导农民及时调整种植计划，减少盲目性，以稳定农民的收入;制定适合各地区不同气候条件的不同档次的各种设施规格及技术参数，同时规范各生产厂家的生产行为，减少无序竞争所带来的损失，改变现有生产厂家各自制定规格，无统一标准的混乱局面;建立固定的监督检测机构，加强检测，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各级管理机构应同时承担技术咨询的任务;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包括生产资料市场、产品市场、产品采后处理(加工、分级、包装)、运销等。 3．2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合理规划设施布局 我国是一个气候类型多样的国家，各地气候对设施生产的利弊各异，应以多样化的设施生产模式，适应各地的气候特点。我们建议按大区划分，根据气候条件，做好各种设施的区划工作，充分利用当地的气候资源，经济合理地提高设施栽培水平。关于设施栽培的区划问题，8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不少探讨，近年来各省市也认识到，充分合理利用气候资源对布局设施栽培、设计种植制度(品种、茬口等)和制定管理规范的重要性，并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比较分散，并基于经验，缺乏全国性统一的区划指标体系和区划体系。有些地方因设施栽培比较效益高，盲目上马，结果因气候条件不适宜而导致失败。规范各区设施类型及其规格、参数，使各种设施合理分布，种植制度和管理规范化，改善以前的盲目性和过于分散状况。 3．3设施标准的制定 各地区应有适用于不同档次的设施类型及标准参数，对农民自制设施提出指导建议，规范农民的自发行为，使建成的设施经济适用。 "六五"、"七五"、"八五"期间，我国在塑料大棚、日光温室的结构优化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工作，而且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目前只有钢管装配式塑料大棚有国家标准。玻璃温室的结构标准尚未批准公布。至于日光温室标准，温室配套设备的标准至今仍是空白。所以在设施、设备标准化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对设施的生产厂家不仅要制订一系列质量标准，还必须成立专门质量监督和检测机构，经过检测，方能进入市场，为此也需要制定检测规范，包括使用仪器、测试标准和方法等，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劣质产品的侵害。 3．4建立信息管理和技术咨询网络 农民进行设施生产，相对投入较高，农民是自发生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所以应建立信息管理机构，及时向农民提供较准确的各种产品供求信息，并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指导农民及时调整种植计划，以获取较多的收益。农业部的有关职能部门应予以重视。 技术咨询具有同样重要性，技术的提高是设施农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先进的技术必须由农民掌握后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建议建立技术咨询机构，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可作指导和监督。 3．5抓好科学研究和培训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不断地创新。从而要求加强本学科领域的科研和培训工作，不仅要提高管理者的水平，也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要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设施生产行之有效的途径，当前主要研究内容应包括： 1)面向21世纪中国设施生产可持续发展战略; 2)低成本、低能耗的设施设备成套技术体系; 3)高效设施栽培管理技术体系(专用品种培育、定量化水肥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 4)设施生产产业化体系(设备设施工程，种子工程，产后处理工程…)及经营管理模式; 5)现代化设施生产的标准体系与质量监控体系; 6)从中央到地方的培训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包括建立科技示范园，服务机构和服务队伍，图书音像制作出版和培训计划等)。 3．6关于小型机械的问题 目前在普通的塑料温室和日光温室中，基本上没有使用机械，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天津、江苏、湖南等地均建立了工厂化育苗设施，但由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推广的范围和规模还是很有限的。在现有的大部分现代化温室内，常规的农机具也很少，尤其是采用了无土栽培种植方式，设备配置主要是灌溉设施、采摘车及采摘工具、喷雾设备(喷雾车及喷雾器)运输车、嫁接机、花卉及蔬菜清理分检设备、包装设备、育苗设备、冷库等。其中不少设备在我国还是个空白。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给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又提供了新的机遇，要本着自主研究同技术引进相结合的原则，提高我国的农业设施的水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这表达了总书记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的积淀、传承与创新、发展，来自于中国的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文化都有很强的地方色彩、地域特点，就如同人们常说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深入研究地域文化及其自身的文化特征，挖掘优秀地域文化传统，对地域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发展及地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有着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1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打上了地域烙印，在特定区域源远流长，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地域范围内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与其环境相融合且独具特色、独具特性的文化。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并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风水、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造就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诸如中原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不同个性特质、各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精华部分，而且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地域文化一方面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通过与地域经济社会的相互融合，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直接推动地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地域文化已经成为地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大力弘扬地域文化尤其是其精华部分，深入探讨地域文化的本质，对于促进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和区域的文化品位，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地方高校图书馆与地域文化的密切关系 高校图书馆特别是地方高校图书馆除了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基本职能以外，还承担着保存地方优秀文化，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资源这一社会职能。特别是在一些地级市、区公共图书馆不能满足地域文化建设所需文献信息服务的时候，地方高校图书馆更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 2.1地域文化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充实显特的基础 地域文化的发展为地方高校图书馆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地域文化遗产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文化资源。有的是口耳相传，有的是文字记载，有的是实物遗存。地方高校为了通过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的购置，馆藏文献总量不断增加，文献资源系统全面，学科范围广，形成了学校学科特色为主的丰富的馆藏资源。在此基础上，地方高校图书馆为了实现其为地域文化资源建设这一社会职能，势必要系统全面地收集多载体的地域文献资源，形成其独具特色的藏书体系，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能够体现本地区地域文化的文献资料，开展特色服务，使其资源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在一定的范围内形成优势。例如地处客家腹地的嘉应学院图书馆就把客家人文资料作为本馆的特色馆藏文献。 2.2地方高校图书馆是促进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动力 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促进地方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生力军，肩负着沉淀地域文化，传承历史文明的重任。地方高校图书馆依托地域优势，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深入开展最有价值最具紧迫性保护的地域文化特色资源建设，即对地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化的搜集、整理和开发，正是地域文化在当代背景下实现有效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丰富图书馆馆藏资源特色，传承和保护地域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可见地方高校图书馆与地域文化建设是一种相互联系、互利共生和相互促进的关系。高校图书馆是城市的文化场所，在深化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地域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内涵，搞清楚地方高校图书馆与地域文化建设的密切关系，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开发利用好地域文化资源，传播与弘扬地域文化，以更好地促进文化惠民。 3地方高校图书馆服务地域文化建设的策略 地域文化建设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的系统工程，需要众多部门来共同完成。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地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地域文化建设方面应采取如下策略： 3.1不断完善地方文献资料室 地方文献是地方高校图书馆的一大藏书特色，也是其参与和服务地域文化研究的基础。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彰显特色。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要重新定位地方文献工作。首先，要配备专门的人才队伍，进行专业的采访、管理和研究，要以多渠道多途径方式进行收集，要把分散在图书馆各个库室的地方文献，不论其何种载体形式，一律统一集中到地方文献资料室，统一编目，统一管理。还要重视校内合作，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学校出版物、校史资料、教学资料等文献资料建立有针对性的合作关系。在地方文献的采访中不但要拓宽地方文献收集的广度，收集各种各类纸质文献、电子出版物、视听资料，还要通过网上下载有关的地方文献信息，拓展地方文献收集的深度。其次，在信息量急剧增长的今天，图书馆之间必须加强交流与合作。只有分工合作，各有侧重，互通有无，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保障所建特色资料的完整性。地方文献资源在图书馆文献资源中往往利用率高、社会影响大、市场需求广、直接服务多。因此，图书馆加强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不仅有助于为本校教学、科研及地域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而且有利于将图书馆建设成为本地区的文献信息中心。 3.2建设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 建设地域文化特色资源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实现社会职能的主要方式。在今天网络信息时代，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既包括实体库室的建设，更包括数据库的建设。图书馆之间要分工合作，借助现代化的信息和网络技术，实现资源互补收集与利用共享，即加强虚拟文库建设，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实体文库收藏的不足，满足多人同时在线使用，而且还可以提供更便捷的服务，节省读者宝贵时间，同时也使原始资料得到有效保护，扩大地域文化特色资源的宣传力度。可见特色资源数据库是图书馆服务读者，参与市场竞争、提高本馆影响力和资源共享的重要保障，也是地域文化特色资源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必须掌握独特性、标准化和规范化、可扩充性、内容丰富的建设原则。建成的数据库应该提供强大的检索功能，不仅检索界面要尽量友好和人性化，而且需要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和检索点供用户选择，具有集史料性、学术性和观赏性为一体的显著特点。既可以使读者通过题录、摘要、全文、图像、音频、视频等全方位多元化的阅读环境了解本地历史人物、风土人情、风景名胜、文化遗产等，也可以使地域文化研究专家获取地域文化研究信息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进而掌握学术前沿，把握研究方向。 3.3整合和开发馆藏资源 地方高校图书馆要对馆藏地方文献进行深度开发，从传统文献信息服务向对知识内容的分析、提炼、组织、整合转换，通过编制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专题书目、索引、文摘、题录、评述、动态综述等）来提高文献服务的品位和标准，主动嵌入学校的教学与科研的进程中，随时关注师生的需求变化，为师生提供及时便利、实用精准、知识含量高、内容新颖的个性化服务。还可与地方支柱产业联姻，收集、翻译、整理行业资料，为企业办集体借阅证，满足其对技术、信息的需要，主动为地方经济服务。建立地域文化研究专家档案，重点掌握专家在研究地域文化方面取得的各种成果及其研究动态。举办各种文化和经济问题研讨会。参与企业文化的研究等。以文化促经济，以文化促效益，树立和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以文化品牌的优势树立高校图书馆的形象。 3.4利用多元化渠道加大地域文化宣传 图书馆应利用各种渠道展示地域文化魅力。这样有助于激发人们爱国爱乡热情，增强地区凝聚力。在当今的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可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定期推送本地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及研究动态。读者能够在平台上提出自己在学习中的建设性意见，图书馆据此进行服务需求分析。读者可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向从事地域文化服务的馆员咨询等，成立如微信讨论组和读书群，为读者提供方便、快速、精准、深入的交互式个性化服务。图书馆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的便利，发挥自身文献信息优势，将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放置在图书馆主页醒目位置，攫取读者的眼神，鼓励读者参与其中。图书馆还可邀请知名专家、教授、学者来馆参观、讲学，通过开展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交流，营造地域文化氛围。 4结语 综上所述，地方高校图书馆服务地域文化建设的方式方法可以有很多。但离不开其核心：一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服务。二是突破传统的服务手段，把宝贵的文献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通过专业人才和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加工后提供给地方，以助地方文化建设跃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殷爱玲.试论公共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途径［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3（3）：72-75. ［2］郑乐丹.高校图书馆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以温州瓯越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为例［J］.现代情报，2010，30（7）：56-59. ［3］张鑫.基于地域文化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J］.兰台世界，2016（2）：73-75. ［4］毛倩.高校图书馆与地域文化建设思考：兼谈“镇江文化专题数据库”建设［J］.镇江高专学报，2011，24（1）：66-68. ［5］许苗苗.论公共图书馆在弘扬地域文化中的“有所为”［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6（6）：21-24. ［6］徐苏.“有为”才能“有位”：论公共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05（2）：22-24. ［7］方向红.图书馆如何为地域文化建设服务——以龙泉市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5（1）：74-75. ［8］张秉军，邢杰，卜洁.高校图书馆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以天津文化艺术特色数据库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6）：46-48. 作者:罗碧文 单位:嘉应学院

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科技创新的不断加速，我国产业链安全发展面临高端产业“强链”与发达国家“技术管控”、中低端产业“固链”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链竞争、国际国内产业“接链”与世界产业链重构等三大问题。对此，应坚持底线思维，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基础上，充分发挥大国优势，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疫情冲击下保障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和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我国经济安全正面临诸多风险挑战，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则成为经济安全的核心和关键。特别是疫情的蔓延促使美、日、欧等经济体和跨国公司深刻认识到构建自主安全可控产业链的重要性，纷纷加大力度吸引企业回流本土。美、日、欧等经济体更加强调“经济主权”，提升国产化率和自身产业链完整性的呼声愈来愈强，政府加大吸引本国企业回流国内的政策力度以减轻或摆脱对他国(尤其是中国)的市场依赖。 (一)确保我国产业链稳定发展的需要 全球产业链“纵向缩短、横向区域集聚”已经成为必然选择，也是跨国公司为了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确保产业链安全做出的必然调整。可以预见，未来的产业竞争将不再是产品内分工格局下的跨国公司与国际代工厂之间的订单竞争，而是产业链与产业链、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并最终形成依托于区域性产业集群之上的全球产业链集群。因此，要在区域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全球产业链集群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够融入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原因，就在于企业既嵌入产业集群又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方式。从全球产业链变动格局来看，如何将我国现有产业集群升级为全球产业链集群，将成为确保我国产业链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提高我国产业链发展水平的需要 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和极端情况下成为保障经济正常运转的关键。促进国际国内产业链协同发展，一方面能够持续增强我国在高铁、电力装备、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锻造产业链长板，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比较优势，强化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从而形成对“断链”风险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力。另一方面，能够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推进基础产业高级化，加强对产业集群中头部企业的扶持，积极培育全球价值链最终产品背后的“隐形冠军”，促进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推动国际国内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 (三)加强我国产业链对外合作的需要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然要求我国利用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吸引全球创新要素，实现产业链创新合作。长期以来，我国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特征是成功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利用劳动力等资源优势开展国际代工，并以“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实现对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覆盖。在双循环格局下，要逐步探索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发挥中国市场作为最终产品目的地的巨大吸引力，虹吸全球创新资源以提升我国产业和科技创新水平。因此，应加强国际国内产业链协同和创新合作，推动我国形成创新力更强、附加值更高、安全可控更为牢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二、疫情冲击下我国产业链安全面临三大问题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带动逆全球化浪潮下，叠加新冠疫情冲击，我国产业链“长板不长、短板太短”的问题凸显，产业链深度调整带来的断裂、收缩和重组风险逐步加大，这与我国产业链现代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 (一)高端产业“强链”与发达国家“技术管控” 我国高端制造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诸多行业与世界顶尖技术有相当大差距。据相关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仅60%安全可控，关键核心技术主导权和控制力较弱，部分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芯片、光刻机、系统软件、医疗器械、航空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特种材料、高端传感器等众多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短板。未来，我国产业链高端化趋势不可逆转，将加大高端产业的生产与研发，补短板、强弱项，攻克“卡脖子”技术和高端装备。但与此同时，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鼓动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和生物技术等战略性产业回归和对我国施行核心产业技术、材料设备等上游封锁，严重限制我国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的发展和关键制造业的海外投资并购，这将影响我国高端制造产业链升级，我国面临高端产业“强链”与发达国家“技术管控”的矛盾。 (二)中低端产业“固链”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链竞争 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向东南亚、南亚跨境转移的趋势明显。为了防止过快“转链”风险和保证国内充分就业，未来我国将在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中重新定位中低端产业发展方向，加大中低端产业链的稳固性。但与此同时，受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疫情影响，美日欧等国家正在瞄准劳动力成本、关税较低的中东欧、东南亚、拉美、印度等新兴生产中心，加紧布局“中国+X”的供应体系，发展中国家产业链竞争趋势增强，这使得我国以发达国家市场为目标的产业链以及代工型产业受到“发达国家市场萎缩、发展中国家竞争者增多”的“双重压力”，这将引发我国中低端产业链收缩，我国面临中低端产业“固链”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链竞争的矛盾。 (三)国际国内产业“接链”与世界产业链重构 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产业链接轨不足、匹配不够、融通协同有待改进等问题。未来，我国将力推产业链、供应链与全球生产网络紧密融合，提高我国与国际产业链的互动，形成上下游交织、供需两侧交错、产学研交融的产业分工格局。但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区域化导致多个新兴生产中心崛起，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将大大提高，而全球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容量并不会同比例、同速度扩张，供给的相对过剩将驱动新老生产中心走向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形成新形态的全球市场割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加重，这将造成我国产业链在国内国外市场竞争、国内国外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深度重组，我国面临国际国内产业“接链”与世界产业链重构的矛盾。 三、内外统筹保障我国产业链安全，充分发挥大国优势提高产业链 现代化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风险和挑战时，我国应更加重视发展与安全的联系，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基于我国产业链发展面临的三大矛盾，应全面、系统、辩证地看待困难和挑战，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人力储备、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等优势，顺应趋势、依托位势、巩固优势，积极维护产业链安全，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着力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顺应全球产业链发展趋势，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 一是深刻分析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布局结构调整的动向，从战略上把握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分散化、区域化转型的新趋势，积极抢占全球产业链重构先机;二是在“一带一路”、ＲCEP等区域合作框架下，主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产业链安全合作机制，加速构建以我国为重心的区域分工体系，形成区域产业价值链;三是充分发挥自贸区自贸港对外开放水平新高地作用，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高水平的外资提供一个更具竞争力，更公平的稳定发展环境;四是支持国内有条件、有实力的制造业企业积极投资海外市场，加强与国外一些先进制造业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投资合作，以此带动提升我国产业开发实力和科研能力。 (二)依托国内经济大循环位势，加速转变内需主导经济全球化模式 一是发挥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吸引更多海外高端制造业和关键零部件生产企业落地，打造先进制造业和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研发链外商投资高地，形成先进制造业体系，解决好当前存在的产业链、供应链隐忧，拓展上下游产业发展空间，更好辐射并稳定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二是发挥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优势，实施更加开放的创新战略，利用全球化城市平台吸引更多科技和知识，实现“引资紧链”和“技术补链”，同时力争与世界分享我国创新产出成果;三是发挥人力储备优势，从根本上改进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充分释放人口规模决定的潜在市场空间，实现“市场强链”战略。 (三)巩固提升工业体系优势，合理优化全产业链发展布局 一是充分发挥我国空间地域广、劳动力资源丰富优势，聚焦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和产业布局存在差异等特点，更好挖掘产业结构梯次转移的空间潜力，同时立足于发掘我国超大规模和不同层次结构的市场需求潜力，更好引导要素资源有效配置;二是科学制定区域空间布局规划，引导各地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完善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三是通过更加有力有效的财税、金融、技术支持政策，引导、支持市场主体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进行合理的、经济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四是鼓励、支持企业优先使用国产设备和国产零部件，推动我国全产业和供应链协调、有序、健康发展，逐步形成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互补、生产互补、供应互补的内在经济联系和生产分工，有效实现各自的比较效益。 (四)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一是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规模，尽快在关键领域形成自主可控、配套体系完备的先进产业优势，着力打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二是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施好揭榜挂帅制度，推动项目、平台、人才、资金一体化的配置和使用;三是加快培育数据的要素市场，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成长出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专精特新的领军冠军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参考文献: 贺俊.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J］．学习与探索，2020(05):79－89+192. 姜江.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思考［J］．经济纵横，2022(02):35－41. 李虹林，陈文晖.新冠疫情对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影响及我国应对策略［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05):9－12. 盛朝迅.从产业政策到产业链政策:“链时代”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J］．改革，2022(02):22－35. 作者：冯利华 孙楚姣

1.供电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导致投诉成因分析 目前随着百姓的用电需求越来越高，而薄弱的电网和基层人员的服务水平和百姓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通过分析，基层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1）基层供电所对政策性的文件宣传不到位，10kV管理员、台区管理员未能转变工作态度，与客户缺乏有效的沟通手段；（2）台区网格员服务意识的提升方法不力，措施不当，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需进一步加强；（3）供电所对配电网的特殊巡视检查工作未到位，没有及时发现潜在隐患，并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出现故障后才引起重视，工作主动性没有充分发挥；（4）偏远山区设备老化，线路质量差的情况依然存在，薄弱线路区域进行重点监视和特巡有待加强；（5）供电所与客户（特别是时至采茶、炒茶关键时期，小区建设工程攻坚时期用电等）之间缺乏垂直沟通，企业与客户之间相互了解不足。 2.优质服务发展措施 2.1明确服务标准，适应社会发展 一是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变化的需要,围绕群众的现实需求,立足本行业的实际特点,规范服务的工作标准、岗位职责和文明用语,切实做到服务便捷、高效；二是突出服务重点。即突出做好咨询服务、办事服务、应急服务和特殊服务；三是以规范服务、标准服务为重点,明确服务承诺,要增强应急服务意识,提高应急服务能力和水平；四是创新服务方式，要认真研究当前面临的精准扶贫异地搬迁小区、避险解困等政治性任务，给我们带来的新问题，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把握新时期供电行业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规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2.2强化值班管理，做好防范疏导 一是强化值班管理。针对电网季节性运行特点，加大对线路巡视检查和线下树障清理力度，对薄弱线路区域指定专人进行重点监视，适时开展应急演练，确保故障抢修及时到位。二是采取多种方式对计划停电、欠费停电进行公告，主动上门排查消除用户设备隐患，争取客户的理解与支持;三是加强投诉的管控和考核力度。投诉发生后，启动各责任班组联动应急机制，及时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责令相关班组和人员限期整改。同时，每月对各级人员进行考核、通报，将投诉一次性解决率等重点指标纳入服务质量考核管理体系；四是从业扩报装、抄核收、计量管理、故障抢修等方面开展专题分析和对策研究，查找各环节存在的“肠梗阻”问题，制定有效措施，做好防范疏导。 2.3健全投诉分析机制，提升客户服务价值 一是针对地域特点，对有可能发生投诉的情况进行分析，按投诉事件分类制定预案，梳理重点客户关系网络图，实行预案制；二是发放便民服务告知书，在公共场所公布区域服务电话、所负责人、10kV管理员、台区管理员的联系方式，用户停电后，可以直接答复原因，减少咨询投诉；三是不定期对各辖区电工组和台区管理员进行明察暗访，及时纠正不规范服务行为，提高员工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四是加大对电力政策宣传力度。特别是在大规模农村电网建设、改造中，要和当地基层干部、用户垂直交流沟通，将国家电网改造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向他们解释清楚，让用户了解政策，避免越级拨打投诉电话；五是增强服务意识，高举优质服务的旗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提升客户服务价值。 3.网格化服务管理面临的挑战 为了解决服务“最后一公里”，做到服务“面对面”，湖北省电力公司推行了网格化服务管理，让原来的台区管理员转变为网格服务员，同时随着集抄全覆盖、费控全签约、配网建设全部升级，现有的台区管理员工作理念就要转变，要从以往抄表、收费、维护向服务上转变了，要以服务要市场，用优质的服务满足用户。在网格化服务推广的过程中，有很多同志不理解，认为推行网格化服务是加重自己的工作负担，增加工作量，完全是给他们找事，他们不能真正理解服务的重要性。网格化服务在推行初有阻力，很多网格化管理员不愿张贴“亲情卡”不愿在各种显目位置公布个人联系的话，甚至及时张贴了，遇到服务电话故意不接听。所以必须从思想上转变网格化管理员，让他们从思想意识上进行转变，彻底根除服务肌瘤。 4.网格化管理的思路和方法 为了顺利推行网格化服务，让供电优质服务深入人心，供电所从思想入手，点滴做起。首先，倡导贴心服务“零距离”，做好网格化服务推广前的培训。要让每一位员工知道什么叫网格化服务，什么叫着“零距离”服务，为何要推行网格化服务，网格化服务给我们电力企业能带来什么好处。基层站所要深入开展安全用电、优质用电“进村组”活动，组织彩虹党员服务队深入到村组，向广大村民散发“安全用电常识和供电服务十项承诺”等宣传单，不断扩大延伸服务，主动为客户检查线路、断路器、保险丝等家用电器，力争做到不断电、用好电。其次，用心搭建供电“连心桥”，做好网格化服务的推广宣传。网格化服务仅仅员工知道还不行，还要让用户知晓，每一位用户知道我们供电企业在推行网格化服务，同时要与政府推行的网格效能相结合，要做到用户有需求就找网格员。再次，立足服务“全天候”，做好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推行谋划和服务网格布局，满足客户服务需求。我们按照台区和用户性质把供电服务网格划分为低压服务网格和高压服务网格，一个台区为一个供电服务网格，每个网格员按区域管理多个网格，高压供电网格是辖区内的高压用户，按照10KV线路划分，一名网格员管理多条线路上的高压网格，同时我们今年将“三万”活动与供电服务网格化相结合，让每一位党员包保台区充当网格协管员，参与到供电服务网格化管理中去。同时，供电服务要把握和谐“金钥匙”。深刻吸取安全事故教训，组织开展停电事故演练，不断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不发生台区大面积停电。同时针对迎峰度夏、迎峰过冬期间用电需求较大和各节假日期间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指导居民用户合理开展错峰、避峰用电。最后，提升网格化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让网格化服务管理彰显成效。严格按照《供电营业规则》和服务报修时限进行服务。并对网格员的服务质量进行月考月兑，考核结果上墙通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有效的提升服务质量。 5.网格化管理实践成效 供电服务网格化推行在基层供电所已经几年，通过实践可以看出，推行服务网格有效地解决了用户的服务问题，同时提升了供电服务质量，并且得到了用户的一致好评。目前网格清晰、服务到位、记录完善，以往用户打几个电话、不打95598搞不定的，现在一个网格服务电话搞定，客户服务投诉量少了，服务水平跟上了，客户的满意度提升了。网格化服务员与用户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欠费的事自然少了。同时通过党员结对担当网格协管员，大大减轻了网格员的服务量，而且也提高了党员的工作热情，网格员遇到棘手的问题可以找网格协管员共同解决，同时用户遇到与网格员沟通不畅的事可以找网格协管员，畅通了用户的服务渠道，让每名党员更接地气。 6.网格化服务管控及考核 每年年初，各基层单位要与员工签订《优质服务承诺责任书》，明确网格服务的范畴和考核标准。同时，要把《优质服务责任书》作为员工日常言行的硬约束，切实转变员工的工作作风，形成遵章守纪、令行禁止的良好风气。同时在网格化服务考核中，评选的网格“服务之星”必须能做到对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不谈条件、不找借口、不打折扣，不推诿，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所辖区域排查出的问题能做到有效沟通，对用户反馈的用电需求和疑问能做到“首问负责制”，在所在基层单位有典型模范作用的人员进行优先评选。同时在每周要把网格“服务之星”的评选情况，各类报修、投诉、咨询、意见等信息进行对标“可视化”管理，让服务网格人员清楚差距，找准差距，精准发力，从而推动全员供电服务质量的提升。 7.总结 电力企业的优质服务在生产环节上是科学的、成熟的，在供销售环节上，是合理的、协调的。服务以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和“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服务方针，严格履行供电服务各项承诺。坚持“始于客户需要，终于客户满意”的服务理念，积极开展优质服务活动，让客户用上满意电，明白电，放心电。总之，优质服务是社会的需要，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所以只有搞好优质服务，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适应市场的需求，满足客户和赢得客户。 作者:龙丽 单位: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房县供电公司

互联网技术与电子商务变化新发展快，人们的旅游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旅游电子商务企业解决的问题和情况就非常复杂，需要旅游电商企业多了解行业趋向、地区特点和平台规则等，根据自身特“互联网+”与旅游消费升级背景下，旅游电子商务的健康持续发展面临着一定的问题，提出发展对策如下：强化旅游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与宣传鼓励旅游电子商务同时推进；整合和梳理旅游资源，尝试构建旅游电子商务联盟；应用互联网大数据，发展旅游社区，定制个性化特色化服务；与高校合作，服务外包，提升知名度。 引言 “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各行业发生着迅速变化，互联网技术也深刻影响着旅游业，我国旅游消费规模稳定增长，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以网络为平台运作旅游业的商务体系即旅游电子商务市场潜力巨大，同时需要不断创新变化。 1、“互联网+”背景下旅游消费的特点 经济的发展使国民旅游需求释放，旅游消费升级。2017年中国出境游为1.31亿人次，国内旅游人数为50亿人次。国内游以自由行方式为主，其中自驾游、乡村游受到欢迎，同时旅游需求升级，度假游增长如邮轮、冰雪游、海岛游等，体验性旅游消费支出占比增大。 2、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 国外发达国家旅游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有以下几种：通过批发、垂直搜索、等提取佣金的多盈利模式；包括机票、租车、酒店、商旅服务等旅游产品在线查询和预定的品牌多元化模式；以内容和用户为业务核心的旅游社区模式。我国旅游电子商务始于1996年，发展迅速，移动旅游电子商务发展为交易新模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基于传统旅游的旅游社网站及APP；二是专门提供旅游服务的网站及移动端手机APP，如携程、去哪儿等。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优势有：具备很强的可分析性和可参与性；利于根据游客需求订制个性化差异化服务；旅游产品和相关服务更具时效性和价格优势。 3、旅游电子商务发展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3.1社会对旅游电子商务的认知重视程度不够 许多传统旅游企业有PC端官网，主要起介绍宣传作用，未能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直接与顾客实现交易，相关专业的实用的系统化全套化旅游服务欠缺。旅游企业的品牌意识薄弱，无产品亮点、特点。另外，许多旅游顾客是中老年群体，因其时间和经济条件具备，但他们普遍对互联网或手机APP等操作不了解不熟悉，更缺乏信任度，会影响其使用旅游电子商务产品。 3.2旅游电商市场发展较集中，产品服务同质化程度高 旅游电子商务发展时间不长，部分旅游电商企业如携程、去哪儿等抓准了机遇，快速占据了市场份额。据统计，2/3以上的旅游电商平台经营模式类似，特色突出的旅游电子商务产品和服务不多，旅游产品信息内容与服务、获利模式等表现趋同。网站信息内容与设计相互借鉴，特色不鲜明，内容更新不及时，时效性差，缺少差异化个性化的订制式特色旅游服务，未充分发挥旅游电子商务的优势。利润获取来源主要是旅游产品差价、佣金、广告费和相关服务费等，获利能力不强。 3.3信息资源共享性差，存在恶性竞争 许多旅游电子商务企业经常基于本企业的情况构建平台，信息，展示和销售其旅游产品和服务，企业相互间的信息沟通少或沟通不充分，信息共享沟通协调差。而且，旅游电子商务企业与相关各关联方的业务复杂，梳理整合并理清关系，达到合作共赢、公平竞争的良性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摸索。另外，各旅游电子商务企业为了赢得客户，占据市场份额，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甚至出现明显低于成本的旅游报价，而在实际旅游过程中让顾客额外支出消费更成常见现象，反而大大降低了顾客的旅游体验和满意度，使旅游产品的质量打折。 3.4旅游电子商务的信用保障不强，顾客信任度不高 网络平台的信息安全决定着旅游电子商务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网上支付的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非常重要，可能会有许多网络泄密和恶意病毒攻击等安全问题，如：开房信息、个人信息、银行卡、顾客手机相关信息等的泄露；另一方面，旅游电子商务行业企业相应的法律约束和监管机制不健全，本身又具有技术性和虚拟性的特点，部分不良旅游企业虚假产品和服务信息或低价陷阱，引诱欺诈顾客。基于以上原因，使旅游消费者对旅游电子商务平台使用操作的安全性缺乏信心，比如旅游消费者难以识别网上信息的真伪、网上支付的安全问题和公司信誉问题等。 4、“互联网+”与旅游消费升级背景下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策 4.1强化旅游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与宣传鼓励旅游电子商务同时推进 旅游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推动，政府部门应制定完善本行业的法律法规，保障顾客购买旅游产品的安全性。可以向旅游商家征收一定金额的诚信保障金，当顾客无法从商家获得合理的反馈和公正的解决时，可以从信用保障金中拿出一部分补偿顾客。保障顾客利益的同时，也制约了商家的行为。相关部门如专门的行业协会等也可以完善旅游电商企业的信用评级机制，规范旅游电子商务企业的行为。当旅游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和信用度提高时，同时政府等相关部门引导宣传和给予鼓励政策，提高大众对旅游电子商务的认知，并鼓励企业开发简单易操作的APP，满足不同教育层次、年龄层次的顾客需求。 4.2整合和梳理旅游资源，尝试构建旅游电子商务联盟 旅游电子商务行业企业可与政府合力，优化整合社会及区域旅游资源，尝试构建旅游电子商务联盟，形成统一的旅游信息化平台，提升网络电子化经营管理水平，推动实现信息共享和互动。通过区域内合作，尝试构建知名景区、在线旅游平台、电商企业等构成的旅游电子商务联盟，形成合力，共同策划、打造、推广区域精品旅游电子商务产品，打造特色和精品。旅游电子商务企业应加大与其他相关企业资源的对接，如交互广告、交互连接等，解决共同的发展瓶颈问题，发展旅游共享经济。 4.3应用互联网大数据，发展旅游社区，定制个性化特色化服务 旅游电子商务企业应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利用挖掘技术，集成目标或潜在消费者的信息，寻找其浏览信息的关联性，分析其行为、兴趣特点和偏好，发展旅游社区。旅游社区的旅游点评可以引导和帮助旅游者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交流经历经验，增进情感，共同的兴趣爱好也使大家有共同的话题和关注点，从而使旅游社区平台的粘性增强。一定要注重移动端的布局，通过激励、筛选、晋级等机制，维护体系的运作和良性发展。推出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特色化产品和服务，进行定制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和满意度。例如对于喜欢尝试新事物的年轻人可以推荐冒险、新奇、体验式的旅游产品；对中老年人推荐有历史背景有文化底蕴的旅游产品。还可以通过对用户评价的数据分析，进行结构化处理，向潜在客户或目标客户推荐口碑好、性价比高的电商旅游产品和服务。同时，旅游电子商务企业应该尽量提供多元化的旅游电子商务服务，如利用VR技术，模拟景点的三维立体动态画面，使顾客对旅游产品和服务有直观立体的感官认识，最终成为忠实客户。旅游电子商务企业应注意个性化的定制旅游产品和服务，如高端市场小团旅行，开发深度游、主题游、休闲游等特色产品，进行全方位定制，并可以灵活动态组合。 4.4与高校合作，服务外包，提升知名度 旅游行业企业可与本地区高校进行校企合作，一方面可以依托高校科研方面的互联网电子商务技术为本企业的旅游电子商务发展与革新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校企合作的平台，了解调研高校学生的旅游特色需求，开发特色产品和服务，占领高校旅游市场，同时利用广大学生群体营造旅游电子商务产品的良好口碑，形成产品服务的品牌效应。 5、结论 互联网技术与电子商务变化新发展快，人们的旅游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旅游电子商务企业解决的问题和情况就非常复杂，需要旅游电商企业多了解行业趋向、地区特点和平台规则等，根据自身特点以审慎认真的态度去创新发展。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兴起，将国外教育资源有效的渗透到我国教育体系中，我国高校可以更好的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模式与教学模式，从而实现中外通识教育课程管理模式。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国外通识教育课程特点，以此论述中外合作办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现状，并提出中外合作办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研究。 引言 通识教育是一种培养人才的模式与理念，其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教授基本社会学、自然学、心理学、文学欣赏、语言交流等知识内容，使学生能够获得全面发展，并不是满足学生的专业需求，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德智体美多方面素养。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新兴的办学模式，其是以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将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引入到我国教育体系中，使我国高校能够更好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与管理理念。在此情况下，国外通识教育课程也被引入到我国教育体系之中，根据国外通识教育课程的特征，进行借鉴、整合，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能够更好的教育学生，从而能够使学生全方位发展。 1.国外通识教育课程特征 1.1课程标准明确、完整 课程标准的实施与设置是通识教育课程开展的基础，国外通识教育经过发展与实践，其课程标准明确又完整。在国外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不仅课程标准明确、完整，其子目标也较为完整。例如，美国密西根州大学，其通识教育课程目标是：为学生提供学习文化与知识的机会，完善多样化文化，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将学生培养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 1.2国外通识教育课程注重社会科学教育 国外已经将通识教育课程学分列入到学生的总学分之中，并且所占的比例较大。国外通识教育课程除了为学生开设数理统计课程、写作课程、外语课程基本知识以外，同时还融入一些艺术类学科、思想道德学科知识等，学生在学习通识教育课程能够全方位的掌握知识内容，还能够根据自身的喜好来学习通识教育课程，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例如，哈佛大学为学生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其教育核心课程共有10个，并且要求学生在历史研究课程、文学与艺术课程、我国文化课程、社会科学课程、自然科学课程、定量推论课程等知识中选取一门以上课程作为选修课，国外通识教育课程的社会科学教育课程占据课程体系中的80%。因此，在中外合作办学体系中，应该将社会科学教育渗透到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2.中外合作办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现状 2.1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 当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较为少，从当前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来看，大都是国外合作院校课程与我国课程相结合而组建成的，运用国外英语教学的授课模式进行的。通识教育专业课程是根据国外引进的专业课程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对国外英文材料与我国教育素材相结合，经过严格的审查与挑选，从而制定的中外合作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含，微积分、沟通学、普通心理学、电影导论、商务统计学、西方文明史、批判性思维、宏观经济学等20种学科知识内容。中外合作办学是将我国课程体系与国外课程体系有效结合，构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从而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 2.2通识教育课堂管理 我国教科组织与通识教育课程教师对课程知识进行整合，将通识教育各章课程进行授课讨论，明确各章教授的切入点、难点、重点知识内容，以及课后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问题与理论知识内容。强化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程的自主学习，教师应该以英文教材为基础，设计教学阅读提纲，学生可以通过中文版教材，并有效的运用互联网了解相关的知识内容，从而完成阅读报告。在通识教育课堂教学中，由教师为学生进行检测阅读报告，并为学生讲解知识的重点与难点问题，教师采取机智教学模式，通过讨论、交流、感悟、反馈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全方位发展。 3.中外合作办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研究 3.1以通识教育课程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 通识教育的兴起是为了弥补教育中的不足，是教育体系的补充部分，学生通过对通识教育课程的学习能够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培养学生多种素质。在中外合作办学体系下，通识教育课程可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是文化拓展类课程，其教学目的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使中西方教育有效的融入到学生知识体系中；另一方面，是语言类课程，其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英语学习能力与素养，为学生完成学业打下坚固的基础。文化拓展类课程是通识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外合作办学体系下，通识教育课程的文化课程，能够使学生了解中国国情，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培养学生爱国情怀，使学生能够根据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放眼世界，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并将所学的知识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的发展建设中。语言类课程，在中外合作办学体系下，为了能够使学生更好的学习英文知识与合理的运用英语知识，将英语课程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中外合作办学，都会先加强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使学生经过一段英语语言学习阶段，对英语知识充满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为学生构建成完整的英语知识体系。因此，在中外合作办学体系下，会将多种外语课程融入到通识教育课程中。 3.2专业课程中的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对于学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其能够增强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使学生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与创造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德智体美多方面发展。中外合作办学体系中，应该注重学生的专业课程实践活动，将实践活动有效的融入到通识教育课程中，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鼓励学生进行实践活动，从而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实际上学生学习课堂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使知识内容更好的服务与人们的生活。因此，在中外合作办学体系下，应该将实践教学活动有效的渗透到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专业课程体系中，使学生不仅掌握相对应的理论知识内容，还应该运用知识进行专业实践活动，并通过实践活动来发展学生的各项能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3.3社团活动中的实践活动 在中外合作办学体系中，应该积极为学生开展通识教育社团活动，而社团活动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场地。以北师大学为例，其就具有42个社团活动，可分为慈善公益、文化艺术、体育活动三类社团活动，其社团活动基本理念包含以下几方面。其一，以实践、体验为社团活动理念，北师大学主要教育手段是实践学习与体验学习，这不仅是学校为学生开展的社区活动理念，同样对于学生自行开展的兴趣社团也是如此，其社团活动主要是以学生体验、实践为主，管理学生参与到社团活动中，通过对社区活动的真实体验与实践，培养学生探索能力与认知能力；其二，以学生为中心，在通识教育社团活动开展过程中，应该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根据学生的兴趣为学生开设兴趣社团，使学生的兴趣在兴趣社团中得到有效的发挥与发展，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也就是说，通识教育社团活动，不仅是依靠学校的教学活动，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组织活动，使学生能够在兴趣活动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实现学生的理想；其三，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在中外合作办学中，为了能够突显素质教育理念，可以通过兴趣社区的有效开展，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将兴趣社团作为学生全方位发展的课程补充，使学生在实践、体验过程中，能够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 3.4强调中国文化课教育 在国外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虽然要求学生应该精通人类文化，发展学生的智慧，同时也强调本土文化的教育与爱国情怀教育，使学生能够形成强烈的爱国情怀。可见，通识教育课程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的是本国文化与历史知识的学习。因此，在国外合作办学体系中，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教育模式与理念同时，将我国的文化课、传统文化知识教育融入其中，使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清楚的了解本国文化，用本国文化来感染与熏陶学生，使其能够忠于祖国，热爱祖国，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培养学生爱国情怀，使我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发扬，使学生能够全方位发展，从而实现通识教育课程的有效性。 4.结语 综上所述，通识教育课程在中外合作办学体系中，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成效，不仅拓展的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能够学到扎实的知识内容，还增加了学生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实践教学中能够全方位发展。 参考文献： ［1］陆一.从“通识教育在中国”到“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兼论中国大学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多种可能的结合[J].中国大学教学,2016(09):17-25. ［2］卓梅英.基于阿特巴赫高等教育国际化思想的中外合作办学探索———以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为例[J].闽江学院学报,2014,35(04):117-122. ［3］杨建锋.基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14(14):32-33. 作者:黄喆 单位:安徽新华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