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逻辑论文:深究法律逻辑学教育方式 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 在法律教育和学习中，法律逻辑不但是基础，是工具，而且更是目的。这正如台湾著名的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所言：“学习法律，简单言之，就在培养论证及推理的能力”。 当前，法学教育困惑于怎样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逻辑学教学困惑于怎样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法律思维训练。对此，本文结合讲授法律逻辑学的体会，总结一些法律逻辑学的教学方法，就教于同仁。 一、强调逻辑自律意识，引导学生重视逻辑思维 人从2岁左右就开始逻辑思维，在成长的过程中，逻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但是逻辑自律意识淡薄却是大家的通病。有一些人，我们不能说他逻辑思维能力欠缺，但在写论文、教材、专著中，在讲话、演讲、辩论中，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却犯了一些不该犯的简单错误。例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的两篇文章。 《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辩正》第167页：“根据通说，犯罪的本质在于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简单地说，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显然，它是一个全称判断，即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于是，反对者很快反驳”这里，作者明显在偷换论题，从“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推不出“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只能推出“有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全称肯定判断不能简单换位，只能限制换位）。 《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第109页：“客观真实论者一方面声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另一方面又将刑事诉讼定义为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这样一来，在诉讼中，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可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而所谓真理无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一种认识，因此，上述命题可以进一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作者在这里混淆了概念，将辨证思维中的“同一”理解为普通思维中的“同一”，依此作推理，结论肯定不正确。“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指的是辨证思维中的“同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同一，而不是普通思维中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同一。 当然，讲到这里，老师还要告诉学生：出现逻辑错误只是作者和编辑缺乏逻辑自律意识的结果，核心期刊还是核心期刊，法学专家还是专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全部（作者的文章还是有创新之处，这个例子还可以用来讲解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关系等），需要注意的是，核心期刊的编辑、专家尚且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们更应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逻辑自律意识，把自发的逻辑思维转变为自觉的逻辑思维。这是学习法律逻辑学的第一个目的。 二、用法律逻辑学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提高法律思维能力 法律思维由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组成，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相互依存，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学专业课讲授法律思维内容，法律逻辑学讲授法律思维形式，各有侧重，但在培养和提高法科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训练时，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彼此相依，形式离不开内容，内容也离不开形式。法律逻辑学教学中融入法律思维内容，法学专业课讲授时注意法律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目标。举两个例子： 在法律逻辑课堂上，我让学生把“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表示出来，大部分学生把行为划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在违法行为中划分出犯罪行为。他们认为，一种行为，要么合法，要么违法，为什么？他们说“不违法的就是合法”，“法不禁止即自由”嘛！且不说这样给合法下定义不合逻辑规则，也先不提合法的定义到底应该是什么，就举个例子，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另一个人上来打他一下，不重，也不轻，违法吗？不违法。合法吗？没法回答，说是说不是似乎都有问题，但你肯定不能说这种行为合法。还有更多的例子，不违法的并不能说合法。“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应该这样表示：先将行为划分为法律调整的行为和法律不调整的行为，然后，再将法律调整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中有一部分是犯罪行为。想一想，“法不禁止即自由”是多好的一个借口啊，法不禁止的就是自由的，但逻辑理性告诉我们，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 在和学生一起聆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一位教授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修改为“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执法公平”。目的是希望“依法治国”落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上，而不是“依法治民”。但是如果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那么，凡是官和权都要依法而治。行政是权，我们呼吁依法行政，司法也是权，为什么不说依法司法呢？是现在我国的司法已经依法了，还是司法需要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司法依不依法并不重要，至少不如行政依法重要，只要公正就可以了？而什么是公正？司法官说了算吗？这是从逻辑三段论推理想到的质疑。当时，正好讲到三段论推理，学生感触非常深刻。 以上说明尽管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 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案件，让学生产生学习期望 “案件分析是指对案件事实进行分解、条理剖析，并提出应如何适用实体和程序法律意见的活动。”案件分析是法学专业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件分析在于揭示案件中的法律理由，包括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二者在法律上的逻辑结合。事实和法律都是由概念组成命题，由命题进一步组成推理，以此来论证法律理由。所以，案件分析也可以从概念、命题和推理入手。 例如，某地方法院判决的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案。原告和被告结婚时订立书面的婚姻合同，上面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任何一方有第三者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25万元给对方。现在被告违约，原告起诉请求违约金。法院审理本案，遇到的难题是：本案是婚姻案件，应当适用婚姻法，但婚姻法上没有违约金制度。违约金是合同法上的制度，而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明文规定：婚姻关系不适用合同法。 怎样解决这一难题？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讲，合同和婚姻，一是财产法上的行为，一是身份法上的行为。但两者均属于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其属概念。法律行为与合同、婚姻两个概念之间是属种关系。因此，法官可以适用关于法律行为生效的规则，具体说就是：其一，意思表示真实；其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三，内容不违反公序良俗。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本案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对此并无强制性规定，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因此认定该违约金条款有效，并据以作出判决：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5万元违约金。 四、提问式教学，使学生学会思考 提问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是老师不断向学生提出问题，务求达到学生被穷追猛问，难以招架的地步。其目的是促使学生思考，通常不会问问题的人，也就不会发现问题，不会提出问题。因此，要在不断的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学生不仅会回答问题，更主要的是会注意问题、发现问题、并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问题。 有人说，律师的作用就是重新组合案件事实，寻找法律理由，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怎样在复杂的案件事实中找到突破点？借鉴MBA逻辑考试的方式，针对一个案件，请学生总结各方当事人的可能观点及证据，思考怎样支持、加强、反驳、削弱某一方的论证，怎样解释、评价某一方的观点和论证。同学之间可以假设案情，展开辩论。 在个案分析中，不断提问的方式可以启发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们积极思索，互相反馈信息，并与教师沟通，在提问、反问、自问自答、互问互答中，探求解决问题、难题的路径与方法。 五、适当课堂辩论，引用典故事例，设计课堂游戏，激发学生听课的兴趣 逻辑学是在“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我国古代，逻辑学也称为“辩学”。“诉讼”的目的就是找到法律理由，说服别人，维护自身利益。故辩论对于学好法律逻辑学而言，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辩论的题目可以是学生生活、学习中的热门话题。辩论要求语言流畅，有的放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分正反两方进行。如“法学教育应侧重于理论（实践）”等。这是一大部分大三学生所困惑的问题，大一、大二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大三开始思考未来发展时，发现所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差别，而又不知道怎样解决。辩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辩论的一个作用。此外，辩论中，学生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了，逻辑问题也出来了。如：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确，机械类比、循环论证、诉诸无知等等。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师可以提醒学生注意，引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法律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法律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工具性学科，学好它对于我们的法律学习、司法实践大有裨益；同时，它又是一门交叉学科，高度抽象的逻辑学学科溶入具体的法学学科，概念多、规则多、符号多、公式多，法科学生学起来有一定难度。鉴于课程的抽象性和应用性，有必要设计一些课堂游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例如，为强化学生对等值命题的理解和运用，在课堂上用10—15分钟做“换一句话说”的小游戏：第一排学生写一个命题，后几排学生换一句话说，然后在传回来，前排学生评价是否等值；讲到法律规范逻辑时，为了引起学生对“应当”、“允许”等规范词的重视，请学生们课后研读法律条文，寻找三个相关法律条文，编造“两个事实与一个谎言”，上课时，请其他同学判断那一个是谎言；讲法律概念时，请学生用三个词语编一段故事；讲推理时，做“谁是作案者”、“故事接龙”的推理游戏等。 六、既讲普通逻辑学的知识，又讲辩证逻辑学的知识，寻找法律的生命 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研究，因而逻辑学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又多层次的学科体系，如今人们通常把逻辑学分为普通逻辑、辩证逻辑。普通逻辑形成最早，它侧重于静态地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及逻辑规律，研究单向的思维；辩证逻辑研究动态的思维，研究多向的思维；恩格斯说“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就象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辩证逻辑思维时针对某一方面的论述同样要遵守普通逻辑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在通常情况下，对于简单案件，人们使用普通逻辑思维就可以了，但对于复杂案件，必须使用辩证逻辑思维才可以维护法律的正义。毕竟，人类已经进入辩证逻辑思维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道德、经济、政治是统一的，经济效益有国家、集体、个人之分，有近期、中期、长远之分；道德上善与恶的标准、政治上利与弊的权衡也因出发点的不同而有差异；谈到法律，当它确定时，我们以合法性为标准进行法律思维，当它不确定时，我们怎么进行法律思维呢？而什么是合法？为什么法律如此规定呢？答案是，以当时的政治、经济、道德为标准所制定。所以，当我们讲用法律来思维时，我们仍然要考虑到政治、经济、道德的因素，当法律确定时，是立法者考虑；当法律不确定时，是司法者考虑。这样，法律就是活的法律，而不是死的法律；合法性仅仅是法律思维的重心，而不是法律思维的唯一前提。 因此，既要讲普通逻辑的知识，又要讲一些辨证逻辑的知识。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告诉学生，形式推理重要，但仅有形式推理是不够的，在形式推理解决不了的地方，需要使用辨证推理。这样，学生分析案例发现逻辑知识并不能简单地应用时，就不容易产生“法律的正义是个变数”等消极看法。 法律离不开逻辑，法律的长足发展要求每一个法律人思考逻辑、应用逻辑，寻找法律的逻辑。法律逻辑学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它的成熟需要逻辑学者和法学学者的共同努力，这也是法律发展的要求。 法律逻辑论文:法律逻辑学概述论文 1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方案 通过笔者研究，在解决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上可以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1.1分清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 作为区分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的方法，首先搞清楚普通逻辑学和法律逻辑学的整体和个体的关系，然后再加以区别，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1.1.1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显然普通逻辑学属于逻辑学中较抽象的问题，而法律逻辑学则属于抽象中的具体个例。 1.1.2理论和应用的关系普通逻辑学属于理论逻辑范畴，更多的是进行形式和方法的理论研究；法律逻辑学则更倾向于逻辑学在实际中的应用，而应用的正是普通逻辑学中的理论结合法学理论。 1.1.3广泛和个体的关系在普通逻辑学中并不涉及固定的应用领域里的个性化问题；法律逻辑学则必须应用到法律领域内的各种具体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所以在讲授法律逻辑学的过程中既要讲授普通逻辑学的思维方法，又要讲授法学中对普通逻辑学的应用。在概念的讲述上既要讲述法律术语的主观规定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也要讲法律的稳定与灵活的统一，而判断的真假特征与判断的断定上更要明确法律条文的意义，同样的推理要注重法律辩证推理和形式推理的统一。 1.2解决法律逻辑学和法理学的关系 在这方面对于法理学、法律方法论和法哲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要经过辩证判断之后吸收，再避免出现照搬其成果的情况。法律逻辑学必须坚持在法律逻辑研究基础之上的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思维形式。在进行法律辩证推理的讲解时不能完全不顾形式而只考虑内容，这都是一些普通综合性高校在法律逻辑学课堂上容易出现的错误。总之，这二者的关系不能是脱离开来的两个孤立部分，而应该是互相结合融为一体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采用这种逻辑统一的方式实现法律逻辑学术语的规范化是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3重视“法律”在法律逻辑学中的特色 目前大部分法律逻辑学课程中所讲述的都是普通逻辑学在法律工作中的应用问题，采用的方法大多是“案例分析+普通逻辑学原理”，这在整个法律逻辑学中是属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目前的方法必须采用，但是仅采用目前的办法还远远不够。法律逻辑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应用逻辑学和特殊逻辑问题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这些情况中不仅有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逻辑问题，还有法律逻辑规范中自身存在的逻辑问题。总之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多采用法律实践的研究形式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明确法律逻辑学中法律的重要性。 1.4重视法律推理的地位 既然是法律逻辑学就应该凸显法律推理的重要性，以法律推理为主要依据。根据逻辑学界的通用说法就是逻辑学就是推理学。尤其是法律逻辑学，更应该在重视法律的基础之上重视逻辑推理。事实上，法律推理是法律工作者在执法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法律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法律事实明确、而法律动机不明的情况下，通过法律推理对案件进行分析和侦查的过程，对案件的认定存在必然关系。在具体讲授过程中，特别应该强调以下几点： 1.4.1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只有弄清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才能明确使用的适用范围。 1.4.2法律推理的种类通过对种类的详细描述，才能让学生了解在具体情况中应该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进行有效的推理。 1.4.3法律推理的要求对事实的可信性进行分析之后采用正当的形式和合法的手段进行法律推理是法律推理必须遵照的要求，以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1.4.4法律推理的作用法律推理的使用可以弥补法律的漏洞，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1.5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目前国内的学术氛围就是重理论而轻实际，这在学术探讨中无可厚非，但是大部分学校培养的人才是要到社会中去实践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去研究机构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的。这就造成大部分刚刚步入社会的学生空有一身理论而无法进行实践操作。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正是出于法律逻辑学的特点———经验性学科而得出的结论。经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更胜于理论。 2法律逻辑学的应用（密室逃脱策划方案） 2.1活动主题 本次活动的主题就是通过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2.2活动目的 “普通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思维的基本形式、思维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为提高学生思维的准确性和敏捷性，它注重培养学生准确判断、精确推理的能力，因我院是培养执法工作者的摇篮，执法工作者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素质，而且逻辑学来源于实践，最终也要回到实践中去，因此未来的执法工作者学习逻辑，更应该结合实际思考和体会。根据我院学生所学专业需要，培养学生逻辑推理实践应用的能力是有必要的，特在2012级本科大队开设“普通逻辑学”的实践活动，在学习理论知识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理论知识联系实际，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2.3活动过程 2.3.1准备工作人员准备：活动参与人员从2012级本科大队7个开设普通逻辑学科目的班级中选出20名学员分两次参加此项活动。活动地点准备：新疆警察学院北校区1号教学楼二楼全部行政班级教室（202~208）。（注：活动当天需学生处领导配合安排各区队教室）活动器具准备：根据设计关卡，列出项目活动器具清单，上交至基础部综合教研室教师处审核，统一配备。(注：因活动设计需要向警体训练部借用手铐) 2.3.2正式活动部分参加人员先聚集在一号教学楼阶梯101教室统一进行对本次活动的全面介绍和规则的学习，再随机分组，由每组负责学生分别带到202-209教室统一开始第一关：心有灵“析”、心心相印。活动中，所有参与学生必须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联系实践，紧密配合，能够在规定时间内，人人参与其中通过团队合作寻找线索，推理、联想、破解谜题获取最终密码，才能全部成功逃脱。随后由第一名逃脱的小组再进入终极关卡：越狱终极大Boss。最后评出逃脱最快、使用提示最少的小组为冠军进行奖励。此次活动，教师只是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密室关卡，不仅学生参与积极性很高而且还专门单设一间供邀请嘉宾闯关，让我部全体教师与学生同时参与活动，真实切身体会其中的奥秘。 2.4活动总结 通过这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无论是推出了成功经验还是发现了存在的不足，都会对学院的本科实践教学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类实践教学活动可长期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3总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法律逻辑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做到大胆革新必须坚持全面系统的讲解逻辑学原理，并结合法律学原理进行综合应用，保证学生在掌握原理的情况下能有更多的实践机会。本文中提到的密室逃脱策划方案就是在教学中的大胆革新，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对于法律逻辑学的理论理解，并能够真正运用法律推理制造问题和解决问题。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问题的阐述过程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作者：王君单位：新疆警察学院 法律逻辑论文:逻辑缺乏对古代法律文化 摘要：首先，分析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非逻辑特征；其次，探讨了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非逻辑特征对我国立法、司法以及法制现代化的影响，呼吁在法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应重视逻辑的作用。 关键词：逻辑；法律文化；中西方法律文化 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非逻辑特征 西方人习惯将法律称为“政治技术”、“治理城邦的原则”，认为法律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智的体现，是有关公共幸福的合理安排，是理性的命令。这些都强调了法律的科学性，强调了理性和智慧是法律的本质。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显得较为优良，法律恰恰是没有感情的”。他认为，法律是最优秀的统治者。他还有一个有趣的比喻：法官理案就像医师查医书给病人开处方一样。这给西方的法学开了一个好头。此后，历代法学家都强调法律的科学性，并以提高法律的科学性为己任，反对以情感因素扰乱法律的严格性。中国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强调法律的情感因素，强调立法和司法都应当合乎“人情”。我们常常将“情、理、法”三字放在一起，并列使用，似乎是强调它们同等重要。诚然，这三者对于人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从法律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角度看，它们的排序应当是“理、法、情”，西方在处理三者关系时正是合乎这一次序。但是，中国人实际上是将“情”排在首位的。这在法律领域就表现为“情大于理，情大于法”。在立法方面，中国人特别强调合人情，顺人心。如，《文子.上义》上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晁错也说：古圣王治天下，“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类似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可谓累见不鲜。那么，何谓“人心”，“人情”呢？显然指的是大众的道德心理倾向和心理需求。 为什么中国立法传统中强调“情”的因素呢？这还要从中国法律传统的儒家化说起。中华帝国的法律不是法家的法律，而是儒家的法律。传统的中国法律在西汉以后逐渐为儒家伦理所控制，儒家伦理的精神和原则逐渐成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到隋唐终使中国法律完全伦理化。而儒家的法律认为立法应当根据“情”而制定法律。对于儒家来说，由于法律包容了“情”，才使法律具有活力。按照儒家的观点，考虑刑事案件中的“情”，就使得法律与礼制紧密而恰当的结合起来，而礼制在中国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法律考虑“情”的程度，也就是法律真正合法合符合正义的程度。“情”影响中国法文化之深可从中国古代现实的立法中看出一斑。中国古代立法时经常通过改变刑罚的方式来考虑“情”。如，历代的刑法典，包括《宋刑统》都确立了对某些特定犯罪的处罚标准，但是这些处罚又可以根据“情”有所改变。强调立法要合乎情，这种影响根深蒂固，以至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制定大清刑律时，为了照顾当时的礼教派，不得不在新刑律中加入一些符合当时的大众道德心理倾向和心理需求的规定。如，在与“正当防卫”有关的规定中，加上了“卑幼对尊亲属不得适用正当防卫”。由此可见，“情”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之深，这种影响在今天仍然没有消失。现代的观点普遍认为，虽然立法不能不照顾到大众的心理倾向和一般的社会习俗，但是如果一味地迎合大众的心理需要，则必将有损于法律的科学性。在司法领域，中国古人更特别强调情感艺术，强调在千差万别的具体案件中实现人情和大众道德。《盐铁论.刑德》篇说：“法者，缘人情而设，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这里说的是司法的时候要充分的考察人情。荀子主张司法应“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也就是要求司法时不应当受僵化的法律条文所约束。《傅子.问政》也说司法要考虑人情，“刑罚不用情而下从者未之有也”。美国学者兰德彰通过考察《宋统赋》及其注疏的一些章节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在定罪时会援用“情”。如《刑统赋疏》中有这样的论述：“古之制律，因字立法，缘情定罪，是以轻重得中”。“盖情有万殊，事有万变，法岂能尽情、人之事哉？执法之吏，知之虽不为难，而得之尤为难也。议刑之际，若能用故之法，续时之宜，量事之大小，推情之轻重，尽心而宜之，然后法无废而失矣，事无失则刑不滥矣”。这是《刑统赋疏》结尾的一段话，它概述了法官必须具有的思想态度和必须坚持的价值观念。下面的注疏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圣人制礼以分尊卑，制服以别亲疏，因服之亲疏以定刑之轻重，此立法之大意也。其有服轻而恩义深重，有胜于服者，苟犯于此，则罪不称情也。凡此类者，又舍服而论恩义焉。——由是观之，以服制亲疏定罪之轻重者，法之常；以恩义厚薄为罪之轻重者，法之变也”。 从上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的司法过程中，“情”是判决案件的关键。所以，每一个法官应当努力，彻底了解每一桩案件中所涉及的“情”，并知道什么时候援引合适的原则，以达到正义的目的。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非常重视“情”的作用，这是中国法律传统的特色。其实，强调“情”的作用也并没有什么错。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情大于法”，往往为了照顾“情”而牺牲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是不恰当的。这又涉及到下一个问题：情和“逻辑”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情”在汉语里是一个多义词，它至少有四层含义：一是指情感，它是与逻辑相对的概念；二是道德意义上的情理；三是指情面，即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和人际关系；四是与法律相对应的事实，接近于“情节”一词。从以上与“情”有关的含义可以看出，情是与逻辑相对立的。逻辑常常被认为是理性的代名词，逻辑即理性，理性即逻辑。而理性与情感是对立的，情感是主体的一个主观感受，而逻辑是一种客观的分析方法，因此，从这一含义上说，逻辑与情感也是对立的。情感具有很大的变动性，难以客观评价，难以捉摸，因此强调在立法和司法中，重视“情”的作用，必将置法律于一种难以捉摸的境地。由于中国法律传统过分强调情感，因此可以说中国法律传统是排斥逻辑、排斥理性的，亦即，中国法律文化是非逻辑的。这种非逻辑特征表现在法律的每一方面。综上所述，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法文化中，逻辑占有重要的地位，逻辑是分析法律的重要工具，它对西方法律思想的完善和法典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西方的法文化也具有分析性的特点。由于分析的技术的缺乏，中国的法律哲学最终没有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开来，因此，法律文化没有独立的精神。 二、逻辑的缺乏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 第一，从立法方面看，逻辑的不发达不利于制定出严谨的法律。 律是中国封建法的基本形式，纵观历朝修律，直到唐朝，律都并无严格的体例和明确的内容、范畴，逻辑性不强。从史料考证来看，秦律内容庞杂，体例无序，律的稳定性难以保证。汉律分为“正律”和“非正律”，“正律”的稳定性有了一定的增强，但是律制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只有被尊为中国古代法律典范的唐律，其体例才比较规范，内容详略得当，有了一定的逻辑性，但是与西方发达的立法科学相比还是相形见绌的。中国古代法律渊源十分庞杂，有：律、疏、令、科、比、例、敕、诰、格、式、典等等，法律的渊源和名称多种多样，这也说明了法律不统一，立法水平不高。我国古代立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诸法合体，刑民不分，这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水平不高的一种体现。只有逻辑上具有较高的分类水平，各部门法才能够进行严格的划分。有人说过，直到19世纪，中国的法学仍然停留在列举法的功能、用途以强调法的不可缺少的低水平上，立法仍然停留在将审判经验纪录，按照六部的职权范围分类编纂的水平上，仍然没有一套科学的法律概念体系，没有从具体的罪名之中抽象出一套通用的法律概念。如何才能从具体的法律实践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呢？我认为，只有依靠逻辑的力量。如果不能抽象出一般的法律概念体系，那就不能形成严格的法律体系。 在西方法律史上，法学家们就特别注意对法的概念、范畴的研究，意图建立一个内在一致的法律概念体系。这种倾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如古罗马时代就创造出了包括债、契约、所有权、侵权责任、委托、、过错、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监护权、亲权、抵押权等在内的一整套科学的法律概念体系。罗马法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科学的概念体系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如此一套科学的法律概念体系，则肯定不会产生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罗马法。 第二，从司法方面看，逻辑的不发达会导致司法领域的随意性大，法律常常被弃置一边，更可能导致“人治”的结果。 如前所述，在中国古典社会中，司法官判决案件往往是有法不用，而是先诉诸儒家学说中得相关论述或者社会的人情，这导致法律的随意性增大，此种例子不胜枚举。学者贺卫方认为，这种非逻辑化的倾向在司法领域中常常表现为外行知识的统治。这样外行知识的统治还派生出一个后果，就是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决定案件胜负的不是理由的充分与否，而是力量和实力的大小。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是习惯于到京城告状，因为他们在地方很难获得正义的保证。这就促使我们反思：逻辑在司法领域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认为，逻辑在司法领域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逻辑是实现法律正义的重要手段和工具。逻辑研究的是如何从真前提推导出真结论，亦即，逻辑探讨的是形式的保真性。如果你提供给我们正确的结论，那么按照逻辑推理的规则，就能够推导出真结论。在司法领域表现为，如果法律的规定十分明确，案件事实也很清楚，那么就可以推导出判定结论。这种判定结论是客观的，不因为法官的不同而不同。这正是我们所长期追求的“相同的案件相同的结果”。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司法实践中都共同遵守这一原则。如果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案件事实不清楚，这是当然不能进行如此简单的推理，但是逻辑在这时照样起作用，逻辑可以帮助你明确法律规定和确认法律事实。当然，逻辑不能满足实体正义的需要，但是它是形式正义的工具保证。由逻辑在司法领域中的这种作用，我们认识到中国法律传统中没有逻辑真正是一种缺憾。 第三，逻辑对于法律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可以从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往往将法律看成是一种艺术，是如何恰当的抒发情感的艺术。有时甚至不承认法律的科学性特征，而片面强调法律的艺术性。法律长期被当成了实现社会和谐的艺术。作为中华法系法律的指导思想是“息争化讼，强调和谐”，法律为盛世不能废，但是也不为盛世所崇尚。法律成为社会和谐的调和剂，因此不能没有，也不能太明白。司法的过程更是一种艺术，是依靠这些并不明白的法律来定分止争，从而解决社会纷争。在这种法律太不完善的情况下，依靠逻辑确实无法解决问题。因此不得不诉诸人情等法律以外的因素。这大概也是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一种不得已之举吧！西方的法传统，自从分析法学产生以来，一直追求法律的科学性。因此才有边沁、奥斯汀等人的“应然的法”和“实然的法”的分离主张，才有凯尔逊的“纯粹法”理论。当然，西方的法律也并不是不讲“人情”，如西方有一句法律格言“法律不强人所难”，这正说明了立法要考虑可行性和实践正义。真正的法律应当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一种统一。学者范忠信认为，法律首先是科学或主要是科学，其次才是艺术。或者，法本质上是科学，但在具体适用中需要一些艺术，艺术仅仅是对科学性的一种补充。 那么，如何使法律成为一门科学呢？回答只有一种：要重视逻辑的作用，除此别无他途。逻辑可以实现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可以消除法律体系中的矛盾；逻辑可以实现法律规范的确定性和明确性；逻辑可以使司法过程更有理性和可预期性，消除法律的随意性而导致的不公正的结果。既然逻辑对法律有如此多的作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重视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作用呢？既然我们传统的法律思维方式中缺少逻辑这一环，那么在未来我们将补上这一课，应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学习西方先进法律经验 中国的法制历史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自此以下，一脉相承，至唐朝形成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从清朝末年以来，传统的中华法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国家的法律思想对中国近现代的立法和司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近现代法律近取诸于日本，远的曾效法欧陆，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受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律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又受到英美法律思想的影响，因此，我们近代以来一直在学习国外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经验，最终终于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学习这些先进的法律思想，引进先进的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我们也走了不少的弯路。特别是有些学者感觉到，西方一些先进的法律思想在引入中国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是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预想不到的变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比较法学家奥托.科恩.弗龙德对此作了回答：“法律制度可能在不同的程度上深深地扎根于一个国家的生活之中，因而或多或少地易从一个法律制度移植于另一个制度中。然而，在这个范围的另一端是，如果法律扎根太深，移植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这段话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是一个整体，法律文化仅仅是某一国家或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不能将它从整体中割裂开来、孤立开来。因此，我们在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时候，应当充分了解国外法律思想发展的源与流，了解国外法律实施的具体人文环境。 我国传统的法文化中缺少逻辑这一板块，我们应当重视逻辑在法律思想的发展、立法和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依法治国”的理想落到实处，摆脱立法的不严谨局面和司法的主观随意性状态。 法律逻辑论文:形式逻辑和法律历史渊源 一、希腊的政治体制捍卫民主的同时牺牲了法律 希腊的政治体制捍卫了民主。在民主的雅典，人数众多的公民大会象征着雅典的民主，也保障着雅典的民主。原则上年满20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但证据显示，公民大会开会时，柏尼克斯的大会堂经常座无虚席。公民大会每年召开40余次，每次会议都讨论一些关系城邦的诸如国防与法律等的重要事宜。每个公民都可以针对当时讨论的议题到讲坛上发言，这使得雅典公民的参政热情大为高涨。而今尽管不所有的人都把希腊政治体制看作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源头，但雅典的民主制度依然令人向往。但任何一个体制在彰显特色的同时，也会缺失另一些东西。希腊的民主恰恰是以牺牲法律为代价的。在民主的雅典，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陪审法院的审判。但只要男子年满20周岁一个条件就可以去做陪审员甚或法官，他们中很多公民不认字，更别说受过什么法律方面的培训。而他们听完原告与被告双方的控诉与申诉后投票决定判决结果时却是威严的法官。由于判决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进行的，故诉讼者需要感染性极强的语言，甚至是哀求和哭诉或是壮烈和令人同情的泪水。除此之外，赢得诉讼的一方更要有激情的辩论和雄辩的演说。因此，希腊的法律没能与政治保持恰当的距离，最终被淹没在造就它的政治体制中。以至一位现代研究者很不客气地写道：“虽然希腊人有司法制度，却很难说他们有法律制度（就这个词的罗马和现代意义而言）。他们没有制定出法典。他们没有报导推理缜密的判决。他们没有写出富有学理的论著。他们产生了建筑师、哲学家、雕刻家和画家，但却没有职业的法官或法学家。他们在司法上的一个贡献——民主陪审法庭，采取了最易流于任性的形式，而与任何法律科学根本地不相容。他们将巨资耗费于寺庙（如奥林匹克的寺庙），而不是像罗马人那样，用在法院建筑上面。” 二、智者学派——古希腊的法学家直接导致了形式逻辑的产生 智者学派一词源出古希腊文sophists，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开始衰弱。有学者认为译为智者不足以分清是非或不足以还原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所以主张译为“诡辩学派”。这个学派留下的文献甚是匮乏，但仅有的资料显示：他们的理论和行为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给后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而且直接导致了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出现。 （一）智者学派的产生背景 从历史背景看，智者学派的产生决非偶然，而是有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这个学派的全盛时期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后半期。在此之前，希腊哲学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爱奥尼亚，另一个是爱菲苏，它们都是希腊殖民地。到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逐渐移入希腊大陆本部，并以雅典为中心。当时各城邦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到过雅典或定居雅典。这时雅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在不断发展、进步，实际上成了整个希腊世界的中枢。随着社会制度的演变，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实践的需要，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提出了不少新鲜的问题。自然科学方面如此，社会科学方面如此，人类的认识能力方面也是如此。这许多新问题已不能用传统的学说加以解释，传统的理论也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一矛盾似乎是越来越尖锐了。智者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发表己见，试图加以解决的许多学派之一。其次，当时雅典在政治上已发展到民主政治的全盛时代。公民们为了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必须学习一些新的本领，包括论辩术、修辞术、雄辩术、讲演术等，以便恰当地抒发己见、驳斥论敌或在法庭中赢得诉讼。智者学派就是应这种新教育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本来就是擅长论辩、讲演和修辞的。他们公开招收学徒，收取学费，并教以“本领”。 （二）智者学派的理论和行为 公元前5世纪左右，智者学派的活动常见于希腊各个城邦。他们以收取学费的方式来教授雄辩术和政治、法律思想等知识。从普罗泰格拉提出著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后，古希腊关注的重点从神和天转向了人，重新审视了道德、法律和人类社会，以至于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到今天还是令人敬仰。智者学派的活动是当时陪审法院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智者学派帮诉讼者撰写的辩护词，给后人留下了重要的了解古希腊法律思想的遗迹。但是，出色的辩护词毕竟不是“推理缜密的判决”或“富有学理的论著”，智者们也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事实上，他们是一种民主审判制度的产物。他们在法庭上发言，跟在公民大会、议事会里的演说、论辩并无不同。滔滔雄辩，目的都是要打动乃至征服对面众多的听众。对面的听众，也就是陪审员，与现代法庭上的陪审员有很大不同。因为他们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自己所谓的正义感，多数情况下是有失偏颇的一己之言来决断。还有，因为陪审员人数可以多大六千人，一方支持者众多，则多数陪审员会以人民的名义都倒向一端。法庭审判就是这样进行的。古希腊逻辑史上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大名鼎鼎的智者学派首领普罗塔哥拉招收了一个名叫欧许勒斯的徒弟，准备教他学会诉讼。二人相约：在授课前先缴一半学费，另一半学费则待欧许勒斯第一次出庭胜诉后才缴。如第一诉讼失败，则免交。不久，欧许勒斯学业告成，但他迟迟不去从事诉讼事业。普罗塔哥拉无奈，向法庭起诉，他的打算是：“如果欧许勒斯胜诉，便应按合约规定交学费；如他败诉，则应按法庭判决交学费。因此，无论如何他必须交学费。”欧许勒斯也有他的打算：“如果我胜诉，则按法庭判决不用交学费；如败诉，则按合约规定亦不用交学费。因此无论如何，我都不用交学费。”这即是著名的“半费之讼”。“半费之讼”是典型的二难推理，它表明了智者学派是如何在法庭辩论的过程中提升了逻辑技巧。在论辩中，固然高超的逻辑技巧，如归缪法、二难推理等是克敌制胜的得力手段，而对某些论辩形势的正确运用与滥用二者的对立也必然引起人们对导致种种规范、约束辩论本身的普遍认识，其结果也必然导致在论辩中自我规约的论辩术，即导向规范推论本身的形式逻辑。智者学派的各种学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对于教育和论辩技巧的需要，同根据哲学原则对各种理论进行的广泛批判结合在一起，而形成论辩术及有关方法。虽然其末流成为纵横驰说、强词夺理的诡辩，把论辩引向邪路，但是，智者学派为使“柔弱的议论变为坚强”，而讲究语言修辞的技巧，注重论辩中内在的、形式的、必然的逻辑联系，注重于把论辩术运用于辩论以及争辩的诡辩，这对形式逻辑的产生却有直接的推动。可见，对于论辩术的探讨当是启动古希腊形式逻辑产生的另一重要杠杆。在这一意义上，古希腊的智者学派虽然未能创立形式逻辑，但实际上却已经提出了创立形式逻辑的任务。 三、小结 希腊的政治体制确实很好地保卫了民主，但是牺牲了法律。希腊法的悲剧——古希腊没有制定出法典，没有报导推理缜密的判决，没有写出富有法理的论著——发生了，在没有准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要赢得诉讼，只有靠高超的论辩技巧。高超的论辩技巧，必然导致形式逻辑的产生。也正是因为希腊法的悲剧，才使得智者学派钻研辩论技巧，导致了形式逻辑的产生。法律和逻辑在古希腊就这样历史的联系在一起了。 法律逻辑论文:逻辑学在法律运用 一、逻辑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逻辑学教学现代化的召唤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逻辑学教材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批以现代逻辑内容为主、并保留传统逻辑精华的逻辑教材相继出版。这些优秀教材，内容颇为丰富，体系各有特色。这些教材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逻辑学教学现代化和与国外逻辑学教学接轨的进程。然而，这些教材，主要是作为哲学学科基础课的教材，教学对象主要是面对哲学专业的学生。而且，在内容上，比较注重逻辑理论的阐述，内容比较抽象。 日前，高等院校文科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公共基础课或公共选修课——“逻辑学”(国内称为“普通逻辑”，国外称为“大学逻辑”)课程，主要是为学生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打好方法论基础，为学生日常生活的正确思维和社会交际提供逻辑方法。我们的教学计划学时只有36学时左右，因此，如果在公共课或选修课中使用哲学专业课的教材，教师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其中的部分内容，势必影响课程体系的完整性。该课程由于抽象程度高，其中包括符号化的形式推演，往往使学生感到难学、费解，教师感到难教。 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讲，在逻辑学教学中使用人工符号来表示命题和推理形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讨论命题形式和推论形式时，如果不从自然语言逐渐向形式语言过渡，上来就给出形式语言，就讨论形式语言的语法和语义，或上来就构造规范、严谨的自然推理系统甚至是公理系统(这种方法虽然也是构造现代逻辑系统的一般方法)，实践证明，这是非哲学专业大学一年级本科生难于接受的，甚至会造成这样的印象：逻辑学研究的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无多大关系的符号和符号的推演，逻辑学在现实中是无用的。总之，使用理论性非常强的逻辑学教材，教师不好教，学生不好学，教学效果很难得到保证。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认为，必须编写出符合非哲学专业特点的、以应用为主的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逻辑学教材。2007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逻辑学基础教程》，就是一部采取案例教学法编写的教材，这是我们在逻辑学教材改革方面所做的尝试和探索。这种尝试和探索，已经在“逻辑学”教学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我国高校非哲学专业“逻辑学”的教学观念、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推进了“逻辑学”的教学改革。 二、在逻辑学教材和教学中采取案例教学的理由 我们在逻辑学教材和教学中，采取案例教学的理由如下： 1教学对象。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大学一年级非哲学专业学生的公共课和通选课，或数学专业学生的基础课。 2教学目标。我们的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为学生学习其他课程提供必要的逻辑学基础知识，为学生识别、分析、重构和评价日常语言中的论证提供理论和方法。 3教学内容。和任何科学一样，逻辑学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对国内外逻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给予引进、吸收最新成果，只要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我们尽量囊括在教学内容中。 4教学方法。逻辑学理论与人们的日常思维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教师注重收集生活中的示例(笔者称为逻辑学课程案例)讲授逻辑学课程。这种方法，被国外非形式逻辑学者称为“基于实例的方法”(example-basedmetllod)。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的案例，教师通过分类、筛选、加工，形成逻辑学教学的案例库，以供教学时参考。 5教学定位。该课程的教学定位做到理论联系示例，符号化的形式推演与生活或社会实际案例相结合，极大地克服了以往学生认为难学、费解，教师难教的状况。 6教材的编写原则。根据该课程的教学对象及课程定位，在教材的编写原则上，我们确立了“三个为主”的原则，即“以现代逻辑、案例教学和逻辑应用为主”，把逻辑学的教学和应用紧密挂钩，把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 三、《逻辑学基础教程》的结构和特点 在结构上，我们这部教材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在这部教材中，我们可以看到，“案例”和“案例分析”具有突出的地位：“基本知识”和“知识拓展”是通过“案例”和“案例分析”而展开的；而“逻辑趣话”则是留给学生分析的“案例”：“习题”和“参考答案”则是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和培养能力的“案例”和“案例分析”。因此，我们的这部教材，在教学方法设计方面，是围绕案例教学法展开的。 与其他逻辑学教材相比，我们的这部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以现代逻辑为主。在教学内容方面，我们提倡“以现代逻辑为主”。众所周知，传统逻辑的知识无疑是有用的，但是，传统逻辑的知识在日常思维中也是远远不够用的，而现代逻辑是逻辑学发展的必然阶段，现代逻辑对概念、命题、推理和论证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方面讲，传统逻辑根本无法相比。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给学生讲授传统逻辑的知识，而是要以现代逻辑的精神来整合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内容，反映逻辑学对概念、命题和推理条分缕析的逻辑分析精神，这是我们在逻辑学教学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至于怎么贯彻这个方针，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和措施。特别在引入多少现代逻辑知识，怎么引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方针是，使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有机融合，并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自然延伸到现代逻辑，并且尽可能使到两者的有机衔接起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还吸收了“非形式逻辑”和“语用论辩学派”关于论证和论辩的最新成果。从宏观方面来识别、分析、重构和评价论证与论辩。 2以案例教学为主。在教学方法的设计方面，我们强调了“以案例教学为主”。这种教学方法，由于其生动活泼的讲授形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真正做到学生好学、老师好教，因此，受到了普遍欢迎。 逻辑学、特别是现代逻辑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抽象程度高、枯燥难懂，远离人们的日常思维实际。以数学方法和形式化方法研究人类日常活动，例如，谈话、演讲和论辩后面的思维规律、特别是推理的规律，固然有其抽象性的一面。然而，逻辑规律既然来源于人们的日常思维实际，它就必须能够回到日常思维中去指导人们的思维实际，否则，逻辑规律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我们的教材，采用大量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实际中鲜活的案例，希望把似乎抽象程度高、枯燥难懂的逻辑原理和方法讲得新鲜活泼，生动有趣。 3以逻辑应用为主。在逻辑理论和逻辑理论的应用方面，我们强调了“以逻辑应用为主”。“以案例教学为主”是教学方法，这个方法要达到的目的，则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真正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如果我们的学生在长期的思维实践中，通过反复应用逻辑知识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可以使逻辑知识转化为逻辑思维能力，并且最终内化化为较高的逻辑思维素质。而逻辑思维素质，在人的各种素质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以案例教学为主”，改变教学方法，实行逻辑学的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素质。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素质，在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逻辑学的生命力在于逻辑学的应用，在于能够提供分析和评价人们日常论证的原理和方法。在人们的思维实践中，论证是用日常语言表达的。因此。我们在教材中增加了“语境和预设”、“合作原则和准则”等涉及日常语言的语用推理方面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吸收了非形式逻辑和语用论辩学派的研究成果，把对自然语言表达的论证纳入我们的教学体系，从而大大丰富了逻辑学关于论证的内容，从语用层面丰富了关于论证的知识，在大学逻辑课的教学中实现了逻辑理论和逻辑应用的有机结合。 四、采用案例教学法的初步成果 《逻辑学基础教程》采用了大量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实际中鲜活的案例，把似乎抽象程度高、枯燥难懂的逻辑原理和方法讲得生动生动活泼，趣味盎然。而且，在课堂教学中，用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可以时学生深刻体会到逻辑学在社会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这些妙趣横生的案例，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堂气氛热烈活泼。课后，学生能主动应用逻辑原理去分析和解决日常思维中的种种逻辑问题，真正做到了切实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性思维能力的目的。 我们这部教材，只是在案例教学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我们希望，将来有越来越多的教师采用这种方法编写具有自己专业特色的逻辑学教材。我们下一步将采取如下措施，进一步推进逻辑学的案例教学： 1建立案例库。案例教学法要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首先要建立具有时代特色，符合逻辑学科要求的“案例库”。教师要不辞辛苦，从报纸杂志、电视电台，互联网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收集大量的案例，而不是关在书斋中闭门造车，然后到课堂上讲那些生造的例子。逻辑学要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生活，怎么面对?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在人们实际生活中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时，在读书、看报、听广播和看电视时，搜集人们使用的概念、命题、推理、论证中的例证作为原始案例，回来后经过反复加工整理，精心设计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案例。 2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参加到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中来。由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与中国逻辑学会组织发起的“找逻辑与语言病句”活动，其实是进行案例教学的一个好主意，而有的学校的老师，例如，上海师范大学的曹予生教授，则主张把这种一次性的活动常规化。这些活动，已经提出了案例教学法的思想，只不过还仅仅停留在寻找反面案例的范围内。 我们认为，以布置作业的方式让学生搜集、整理、分析正面和反面的案例，对培养国民(尤其是大学生)的逻辑意识，提高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素养，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锻炼了学生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生们的运用逻辑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正是逻辑学的教学目的。因此，这项工作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搜集案例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案例要为专业教学培养方案服务，应根据不同的专业应用不同的案例。 3要围绕不同专业的培养方案，有计划地实施案例教学法。案例的选择，往往带有专业特色。案例教学法是教师教学的一种方法，而方法是要为完成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服务的，因此，使用案例教学法，一定要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的培养方案出发，使逻辑学尽可能地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等学科的内容结合起来，增强“案例教学法”的计划性，目的性。 4要与其他教学方法结合起来应用，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和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它在培养学生的能力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任何方法，如果运用不当，也会产生一定的弊端。例如，案例教学法在知识体系讲解上可能不是特别系统。所以，怎么运用案例教学法，运用到什么程度，教师要认真仔细地研究。同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其他的教学方法也有重要的作用，如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讲授方面，讲授法等方法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教学方法具有连贯性，条理清楚，讲解连续。所以，在逻辑学的教学中，各种教学方法也要取长补短。我们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使它们互相结合，各取所长，服务于我们的教学任务。 法律逻辑论文:我国传统法律思想组成以及内在逻辑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基础,经过秦及汉初的发展,终于在汉武帝时期经过"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得以确立,形成了以懦学为主,儒法合流的"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新儒学法律思想.这种法律思想具有很明显的伦理特色,情理法是其内在逻辑.情理法的冲突与整合贯穿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始终. 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奠基-法家思想的成熟法家的法律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法家思想的成熟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 法家认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法者,国之权衡者也"①、"法之所加,各以其分"势、"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③,即法是民众的行动规则、是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法令、是确定等级名分的制度、是关于赏罚的规定.法家认为法应该具有强制性和制裁力、客观性和公平性、等级性的规范.法律的功效应该是"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命者,吏民规矩绳墨也."④法家"法治"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法律,"法者编着之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以此打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心的法律秘密状态:二是厉行法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心也就是说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照法律论刑定罪:三是轻罪重刑,"fi示刑,重其轻者,轻者一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构-儒家思想的注入在百家争鸣时期,孺、法处于并立地位.着一来格格不入的注重德行教化的儒学.与严刑苛法的法家在西汉时期却出现了儒、法合流,礼入于法的趋势,并对后世两千年的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孺、法实现合流并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思想形式,即董仲舒的"新孺学"思想.这种"新儒学"是以濡家学说为主,儒、法结合的产物,并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殷商西周以来的天命神权思想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因素.其核心理论就是建立在天命神权、大人合一和阴阳五行等学说基础上的"天人感应"思想.儒、法合流对后世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而就是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以礼入法使得礼教的伦理纲常具有了法律上的效力和强制力,同时,法律也反过来维护着礼教的存在和权威.二者相互结合,共同维护和强化着传统宗法礼制的社会制度.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 三、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情理法儒、法合流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法律的儒家化,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很强的伦理色彩.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理念是古代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法观念.情,即亲情、人情;理,即天理.法,即国法.情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代表一种可变的人的因素,可作亲情、人情.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注入,使中国的法律思想具有伦理法的特点.儒家思想以亲亲、尊尊作为其维护宗法秩序的工具,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等级关系,因此中国的法律思想不可避免的具有亲情伦理性.理即天理,而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所理解的"天理"就是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法即国法,是人所制定的严格的行为规范,它不同于情和理,是具体的、稳定的.在古代封建社会,国法即"王法","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心、"法政独制于君而不从臣出"气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这样突出的伦理色彩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在逻辑-情、理、法,而区别于西方的法、理、情.我们常说情理法兼顾和合情合理合法,这样的法才是我们认为的好的法律,三者缺其一,都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法.情理法的三位一体,并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有着亘古未变的排列顺序-情、理、法,这种排位顺序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在长达少L千年的法律发展史上,情与理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情与理位于第一位阶,法位于第二位阶.当法与情理发生冲突时,要舍法而取情理,是谓"法不外乎人情"或"人情大于法". 形成这种内在的逻辑是由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德主刑辅思想的理论核心相一致的,这一核心理论要求法律在建立和实施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合情合理合法",三者排列顺序亘古不变.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内在的逻辑性,情、理、法的发生发展过程始终贯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情、理、法相互冲突又相互整合,直至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情、理、法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对我们产生既积极又消极的影响. 法律逻辑论文:功利主义视角下法律价值的认知逻辑 摘 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以功利主义为视角重新检讨法律价值（公平与秩序）这一法理学基本命题，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x。公平要素基于正当性证明命题、共同体的正义命题、功利主义原理而展开，秩序要素依赖法律实证主义基本命题来表达。公平与秩序通过自然法层面的“分”与“合”揭示了法律价值的内在意蕴。秩序要素所涵摄的法律实用性问题在功利主义的指引下演化为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利益法学的引入则实现了法律价值与功利主义的对接，从而拓展了法律价值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法律价值；功利主义；公平；秩序 自上世纪末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法治日渐凝聚为全社会基本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在规则之治层面的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此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法治体系”这一全新命题，不仅愈发丰富了法治的内容，更开示出一种鲜明的立场，即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将重点聚焦在全面推进和深入践行法治，使得表征良善之治的法治理念及法治原则，全方位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的运作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法治作为一种广泛时空场景下人类实践经验与认知逻辑相结合的治国理政方式，其正当性已不证自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良善的法律，探讨何谓良善的法律必然牵涉到法律价值问题。因此，在大力提倡法治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回顾和检讨古往今来的知识人对法律价值这一法理学基本问题的追问与玄思就显得尤为必要。法律价值作为价值判断在法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在现有研究中通常基于道义论的先验主义视角和唯理主义认识论来进行论述。这导致法律价值常常止于诸多教条式的形而上学命题，不免显得空洞或相互矛盾。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与道义论相对立的哲学流派，为法律价值问题的探讨提供了迥异于道义论的视角和方法：一方面，从经验主义出发，功利主义使法律价值理论更具现实关怀，更契合日常生活的逻辑；另一方面，功利主义为法律价值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提供了一种判断标准。 法律价值具有何种耦合因素（名目、子项），历来存在诸多争论。1这主要是源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法律文化不同，导致人们对于法律价值的认知有别。但考虑到法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全球共享的意识形态，法律价值作为与法治密不可分的话题，势必呈现出一般或普遍意义上的共性。作为研究法律价值的经典文本，《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一书便将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三个要素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考察，这三个要素集合了古往今来的人们对于法律价值的一般认识。人们希望法律能够确保社会秩序，同时希望法律能够促进公平；而公权力在维护良好秩序、增进民众福祉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不合理不合法地限制个人行为和言论自由的可能。因此，人们期待法律能够将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内，进而使得任何逾越法律界线的行为都归于无效。一般而言，公平、自由、秩序三要素是西方学界对法律价值基本观念的主流看法，它们构成了法律价值研究的最小公分母，同时也可视作是人们认知法律价值的逻辑展开。由于学术界对自由要素的探讨较为繁多且深入，因此本文着重考察公平与秩序这两个要素。 一、法律价值的内涵开示：公平 （一）公平是法律价值的伦理基础 公平一词是一个不断嬗变的概念，其基本语义包括正义、公正等，在有些哲学家的著述中，就直接用正义、公正来表征公平，或者直接将公平等同于正义抑或公正。探讨公平何以能成为法律价值的伦理基础，需要明确公平因素关系到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关系到公民是否服从共同体的问题，因而是一个先验命题。正如自然法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所展示出的，它将伦理道德视作法律的根基所在，并凭借道德来检视法律的正当性；法律实证主义虽然不断强调道德与法律的分离这一命题，但“开放社会”和“自由批评”的理念明确伦理之于法律具有先在性或基础性。因此，哈特认为，法律的出现与成长是以一定的道德背景及道德动机为基点的，可以说，如果脱离了特定的道德支配，法律也就无从产生。1英国学者鲍桑葵更是直接指出了法律价值与正义的因果关系，认为法律附有某种公认的并值得人们去维护的价值，对这些价值的违背被视作有损公共利益的罪恶行为。法律涉及对正义的维护，区分出正当行为与错误行为，并要求人们以此去理解及评价它。法律的一个主要理想即在于承认正义。2因此，将公平作为探求法律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察，并以此作为法律正当性依据，有其现实意义。 （二）伦理基础之一：共同体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中专门讨论公正的问题，亦即探讨正义的问题。他指出公正是指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使他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的品质”，因此该种公正属于个人伦理范畴。 亚氏还考察了公正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公正是守法和平等，相对地，不公正即是不守法和不平等。3展开来讲就是，首先，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而守法的公正是德性的一个侧面表现，守法就是公正；4其次，合法的行为之所以公正，是因为经过立法者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都是公正的；再次，法律能够促进共同体以及个体的进步与幸福，而这些“产生和保持政治共同体的幸福或其构成成分的行为”5就是公正；最后，法律“要求我们实行所有德性，禁止我们实行任何恶。为使人们养成对公共事务的关切而建立的法规也就是使人们养成总体的德性的规则”。6这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线索。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与美勒托进行的辩论也从一个侧面明确法律能够使青年人“学好”；而“好”的含义，恰恰就是信奉国家的诸神，遵循神谕，并促进城邦共同体的幸福。1因此，公正的理念以促进他人利益为首要法则，做到公正即意味着行整体的善，即时刻以城邦的共同体的利益为首要目标。 在亚里士多德所给定的知识架构中，公正属于个人伦理的范畴，存在总体公正与具体公正两分；总体公正以共同体这一整体为基础，其构成成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依靠德性维系；2具体公正是公正在各构成成分上的体现，具有多种形式，但与总体公正之间是总体与个别的关系，意味着个体与共同体是单纯的天然服从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亚氏明确总体的德性基本上就是法律要求的行为，亦即从逻辑上契合了他在《政治学》中所开示出的法治定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模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3概括起来也就是包含“良法之治”和“普遍服从”两重意义。“普遍服从”讲的是法律至上权威性的问题，在近现代的表达就是法律主治。由于法律体现德性的要求，因此，立法者必须是具备德性的人物，惟有如此才能制定良好的法律。而且守法的公正就是德性，所以“普遍服从”的依据不单是法律的强制力，还因为法律背后的德性教化，意指法律的目的在于促进共同体的幸福。另外，亚氏还谈到分配的公正、矫正的公正、回报的公正等三种具体的公正形式。在私人交易的矫正正义中，法官或法律不考虑行为人是否是公正的人，只是考虑行为所招致的伤害和不公正，而法官致力于平复行为给双方之间产生的不平等。4由于矫正的公正既要符合不多不少、各得其所，又要讲究得失有道，实质上是蕴含着意思自治的理念，实质上是现代民法“填平”原则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公正与行为主体的品质是否公正（身份法）无关，而是与该实行行为是否公正（契约法）有关，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身份法与契约法的分离倾向。 （三）伦理基础之二：功利主义原理 公平原理随着历史的推进，其实质内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观点认为，在西方伦理学视阈中，公正这一概念逐渐从对个体道德的评价向对社会制度的评价转移。欧洲法律传统（如罗马法和衡平法）普遍认为，正义构成了一切合法统治的基础。正义在此种意义上是国家法律，特别是制定法的检验标准。5但这些法律传统都更多关注正义的形式，至于正义的实质内涵，则随着社会的演变而不同。也有观点指出，在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知识体系中，正义主要是被用作评价人的行为。但到了近现代，正义的概念基本成为一种用以评价社会制度的道德标准，并被当成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6因此，人们对公正的认识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随着价值立足于对共同体的整体判断演变为立足于对个体情况的判断，亦即价值的主观化趋势，化解自利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利害冲突、使人人都能从制度中受益成为道德伦理的主要调整目的。7因此，法律价值中的公平因素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强调共同体整体公正的德性伦理演变为重视规则或制度伦理。也就是说，法律价值的公正因素正在逐步转变成以功利主义为基础。 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边沁用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手法阐述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基础。功利主义原理（或曰“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承认主宰人类两大因素（快乐和痛苦）的地位，将其视为凭借理性与法律来构建幸福世界的制度基石，并宣称用经验主义的立场来排斥逻辑推论和雄辩术在伦理科学当中的作用。1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的叙事同样充满着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边沁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观截然不同，带有一定的契约论色彩。不同于国家主义者，他反对抽象的共同体利益，认为在共同体“确有意义时”，是指“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2而共同体的利益就是“组成共同体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因此明确快乐主义不再是主观性的道德学说，而把视野拓展到与参与各主体相关的全体利益，从而提升了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祛除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德性服从关系，并为共同体奠定民主制基础。而符合功利原理的政府措施背后都应当具有符合功利原理的法规和命令，亦即提出了政府行为合法性与功利主义相契合的问题。3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业已展现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的理论雏形，使法律价值的公正因素转变为个体对共同体的正当性判断问题。边沁宣称，功利主义语境下的判断标准适用于私人的每项行动和政府的每项措施，而这一标准的适用前提是政府与政府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等。正如格老秀斯所认为的那样，国家之于国家的自然法即是国际法的源头，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则是进一步发展并体现了“私权神圣”的理念，将自然法的观念与国际法的发展相契合。尽管边沁并没有明确提出功利原理是政府措施的指导思想，因此很难说边沁笔下的功利法规和功利命令是英国法的全部，也没有足够的依据说政府的所有措施都必须符合功利原理的要求，但就应然状态而言，功利原理的出台，以及功利法规和功利命令的提出，使法律价值当中的公正因素近乎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变。边沁的功利原理标志着法律价值的公正因素进一步明确了个体的独立地位，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与幸福，标志着利益划分原则在道德和法律领域的崛起。 二、由“分”到“合”的自然法嬗变 由于公正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随后才是注入法律的价值，因此单纯看待边沁的功利原理，似乎还不能够完全理解法律价值体系与仁慈和爱的联系。很显然，将法律价值与仁慈和爱等“超法律”价值联系在一起，不完全是因为道德的强势，也有法律自身的要求，即道德法律化的趋势。但道德法律化与以公正为基础的法律实践所不同的是，公正只是一种价值理念，而法律化的道德业已成为一种法律规范。这样运作导致的后果，事实上有利有弊。好处是法律能够起到敦化风俗的作用，依据古典自由主义的释读，这实际上起到了维系共同体德性的作用。坏处是道德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性概念，正所谓“法律不强人所难”，以及“法律对不仁无可奈何”，道德一旦与法律发生规范联系，即意味着上述法谚失效，道德以法律为界限被化约为可以施加强制和不能施加强制两种，也就失去了某些性质。因此，将道德融入法律程序当中所能起到的效用，尚且比不上法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效用大，而这恰恰是经验主义的技艺所营造的法律效果。4 但法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只是一种法律运作的技术，这种融实践与本体价值于一身的技艺，背后实际上彰显着西方社会从公共（血缘、地域）到个人的消解过程。这从法律与爱的关系中也可见一斑。从普遍层面来说，西方社会法律与爱的联系，与“政教合一”的追求密不可分。这又往往导致西方法律价值在公正面前变得不可逾越，演变为超越何以可能的问题。古典政治哲学认为法律作为共和国德性的体现，是法律与公民宗教融合的表现；而在基督教后的西方社会，即使法律不对人的内心施加强制，但宗教的教化作用使道德法则变成了爱的双重告诫，即爱上帝，爱世人；为此卢梭疾呼破除教会统治的共同体需要公民宗教复归，从而使得个体以政治共同体或宗教共同体为依归。正因此，西方法律如《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对特定情况下一般主体“见死不救”设立入罪标准，对“可否根据一个非义务性不作为提起诉讼”作出了肯定的说明，成为了能否因为爱而赋予其法律强制力的说明。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强调共同体对于个人的优越性，正是因为社会原子化的命题不可避免地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嬗变中上演。1 这种社会原子化的命题，有学者曾用带有浓郁中国色彩的“分”来形容，但是又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因素。现代社会法律（“人在法”）的伦理基础，是人域秩序，是一个“互助协合和利益冲突的同构体”，2而现在普遍适用的实在法是“以恶制恶”的身份法和契约法的总和。在社会的演变趋势是从共同体演变为集合体的背景下，主体的区分意味着秩序的产生；于是符合这种情况的正义第一层级是分构的正义，第二层级是分配正义，即各得其所，第三层级是交易正义，即信守契约，这些都是“分的正义”。因此“人在法”的本意是把人类社会区分清楚，于是契约法把“分”作为定纷止争的手段，“分”就是“合意、妥协、和谐、同构”，而身份法把“分”作为层级差序的基础，即男女、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3身份法背后带有高度的政治化，以“某种理想化的善或强势价值观意识形态化，并以善来修饰所有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此即中国传统的“礼”的理念。4即便是以“善”为核心理念的伦理法，也因“在”的特化进化而不断收缩着范域，即使是血缘这样的“亲其所亲”的对象也都被突破，最终身份为契约所笼罩，人们“或只亲非对象的自己，或只善自己”。5简言之，就是只以个人利益为目的，人类的德性或者道德观念都被弱化和消解；而从社会来说，整体的社会秩序被瓦解，并立足于个体进行新的秩序重构。这种新的秩序重构，正是西方“再造社会”运动的滥觞，有学者称其为“合”，也就是在人们放弃原质性的善的时候，“将善的领域由血缘扩大到地域，及至人域”。6 这种从个体重新演变为集体的“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公正重新证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类比哈特的说法，具体的契约权威是第一性规则，同时对双方课以权利义务。普遍的公正伦理是验证契约权威是否正当的第二性规则，这是“善”的具体化和体系化，也是中西方关于公正以及正当性证明的契合。同时，构建人际秩序的正义成为首要目的，取之有道、用之有理的摄取正义成为主导，与之同行的还有生态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正义、同构和守恒的正义、互养互助和循环的正义，以求达到天人和谐的目的。7尽管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法文化在正义观念上的宣示，但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说，它已经超越了西方单纯的再造社会模型。这些模型更多的是对当前西方社会结构构成因素的再组合，比如有学者列举出的“伙伴关系”、“契约关系”、“权力关系”、“冲突关系”等，然后法律在不同社会关系中起到不同作用。8这些描述多半未能突破当前西方社会的多元构成，也与中国传统主张“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念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无论怎样，社会的演变与法律的价值、公正的关键连结点就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法律规则本身成为自己有效性的衡量标准……人类本性所要求的，与为整个社会谋求普遍利益的实用性观点越来越一致了”9，而这正是边沁功利主义因成员“谋求最大幸福”而共同体得以“谋求最大幸福”理念的根本归宿。 三、法律价值的内涵开示：秩序 （一）秩序与法律实证主义 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中，寻求一种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治理规则至关重要。所谓的治理规则，或称之为秩序，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规则秩序的实效性，旨在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因而需要为规则秩序的效力提供理论支持，法律实证主义正是将法律作为社会治理规则之全部或基础的思想流派。法律实证主义最基本的立场，就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抑或社会事实。1因此，法律实证主义以社会事实和社会结构（也就是广义上的秩序）作为前提，探讨法律价值与秩序因素的内在关联，首先要回顾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情况。 （二）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 法律实证主义将法律认定为制度事实，由此推导出谱系命题、因袭命题和分离命题这三个命题。其中最为基本的是谱系命题，它认为法律效力最终是某种社会事实的功能，这种社会事实使法律成为一种“制度事实”，因而能够统一法律权威的事实与规范。2法律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而且可以为人所认识，因此这种认识是一种经验式认识。因袭命题凸显了法律的因袭特质，认为社会事实凭靠某种社会惯例而取得权威性，也恰恰是这些社会事实将效力赋与法律，因此判断法律的正当性不能根据先验形式，而是依据社会习惯，因此法律源自社本身。分离命题主张在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相分离，这与自然主义的重叠命题相对应。分离命题经常被认为与谱系命题有着必然联系，因之判断法律作为社会事实的事例并不涉及道德评价，因此法律并不一定需要符合道德要求，亦即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出于偶然。 （三）“主权者命令”：秩序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嬗变 强调社会秩序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关系，事实上是认为规则即法律，因为法律是由主权机构制定的，这种“主权者命令”说被看作是法律实证主义的经典延伸。柏拉图笔下的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也好，“权利”也罢，都是掌有国家权力的人为其所认为与目标相符的行为方式所起的名称。因此法律也不外是为了促进掌权者的利益才制定出来的。3这种思路与理性主义的盛行产生了相互作用，如16世纪法国思想家博丹就提出绝对的主权主义原则，认为规则之所以成为法律，是因为它本身是职权意愿的产物，因此法典化的法律是主权者或主权机关所颁布的通告或法令，而习惯法只有在得到主权者或主权机关的认可之后才能获得法律效力。4 在经验主义盛行的英国，霍布斯也重申了主权者命令的说法，认为主权者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平，而这正是利维坦得以建立的根本动力。因为在社会结构被彻底摧垮的极端情况下，任何社会秩序最终所凭靠的稳定根基就清楚地呈现出来，即对死于暴力的恐惧，它构成了人类生活中最为强大的力量。5但是，从经验主义立场来完备主权者命令说的，则是后来的边沁和奥斯丁。边沁一方面承认习惯法的效力，另一方面主张立法机关要尽量使法律法典化，减少法官僭越立法权的机会，从而获取一种系统的法律体系。奥斯丁则发展了这样的思想。奥斯丁在“主权者命令”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法律命令说”，认为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优缺点不是一回事，法律的存在与否和法律是否符合某个假定标准也不是一回事。任何一部法律，无论我们是不是喜欢它，抑或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用来认可和确定法律的标准，但只要它确实地存在着便就是法律，这是一个事实，6因此提出法律的存在与效力取决于社会事实而非法律价值。 法律逻辑论文:法律文本及其翻译中的逻辑连接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国各个领域均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语言方面的发展和应用，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法律文本属于一种特殊体裁，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保持条理清晰以及结构严谨，只有充分了解其中的逻辑连接，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其作用。本文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简要介绍了衔接中的连接词，法律文本及其翻译中的逻辑连接差异方面的内容，以期能够为促进我国法律文本翻译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法律文本 翻译 逻辑连接 前言 如今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这与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如今无论在经济发展中，或是在教育方面，Z言的学习和应用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法律文本是一中特殊的工具性语言，并且其具有多种特点，如准确性、复杂性以及严肃性等，此种情况下也使得法律英语的翻译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应针对该方面的中西翻译逻辑连接作出深入分析，只有充分明确此方面内容，才能够更好的进行翻译工作。我国在此方面不断加大资金、技术以及人才方面的支持，且小有成就，但依然存在不小的上升空间。 一、衔接中的连接词 衔接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其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在60年代初，Halliday提出该概念，并对其进行划分，一种是语法衔接，而另外一种是词汇衔接；2. 70年代中，Halliday与Hasan继续该方面的研究，并将原本的划分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划分，于是出现了指称、替代以及省略等；3. 80年代中，Hasan再次将衔接进行重新的划分，主要有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两种。 连接词的类型和样式能够直接反映出语篇中连接关系的多样性，在使用连接词时，若使用频率过高，则表示相关人员对此类词语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因此在对此方面进行研究时，不仅要完成对类型的研究，同时也要对其所展现的样式方面进行研究。如表示添加关系的连接词样式在英文中有多个，and、or、also等，在中文方面，其可以翻译为和、或者以及还有；表示转折意思的时候，英文中会使用but、however等，在中文中则表示但是、然而等意思。不难发现，其实转折性连接具有多个，但在法律文本翻译中却很少能够发挥作用。 二、法律文本及其翻译中的逻辑连接差异 1.语言差异。世界上的国家数量众多，且各个国家均有自己的语言，不同国家的语言具有非常大的差异，在对传统英汉语法进行对比分析时可以发现：中文重意合，在文章中并不会大量使用连接词，而英文重形合，大多数文章中均会应用到大量的连接词，以达到构架全文的作用。相关研究人员表明，这也是导致语言差异过大的原因之一。鉴于各种语言自身即拥有不同之处，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也就无法很好的做到统一，如在进行英译汉时，很多翻译人员为了能够使翻译文本符合中文表达习惯，只能够将原文中的显性衔接方式生搬硬套到译文方面，并将衔接方式隐含在译文中，如此一来不仅不会改变原本的意思，也不会导致缺少衔接词的情况出现。 2.约定俗成的体裁特点。在进行法律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哪种语篇、体裁均会有其固有的特点，这也是翻译人员开展工作的依据，具体可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连接词分布情况。这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文本的结构，并且不同的语步所适用的语言环境不同，所产生的作用也有所差异，很多语步中也会将假设关系连接词应用其中，而导致此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多为小节之间的相互独立，此种情况下，各个小节之间所需要讲述的内容不会出现混合。正是此种结构特点使得整个翻译文本中在进行表达条件关系、假设连接词的使用中才会更加自然。另外，体裁在整个翻译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应用此种模式时，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视觉疲劳，多元化的表达形式才能够使读者在阅读时增加兴趣，译文应比原文更加具有丰富性，尤其在连接词的使用样式、频率方面。 3.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影响该方面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翻译文本中虽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双语起草”方面也会有共同处，所谓“双语起草”，其主要指的是翻译人员将其加入到文本的起草和修订过程中，并且在此过程中能够完成实时沟通工作，甚至可以成为整个翻译工作中的决策人之一。此种方式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能够促进翻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合作，并且使其在翻译后能够保持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差异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整个翻译工作的质量，因此今后翻译人员应针对该方面作出更多了解，以便于能够更好的开展此方面工作。 三、总结 综上所述，研究关于法律文本及其翻译中的逻辑连接方面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关系到我国法律文本的翻译质量，也与世界语言的发展、交流方面息息相关。如今人们对各个方面的要求均越来越高，现实生活中需要依靠法律力量来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然而我国法律文本方面的建设还不够完善，导致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所出入。文本逻辑在应用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如语言差异或是社会文化背景等，若要充分将此方面问题了解透彻，还需要相关机构和人员继续加强此方面的研究。 法律逻辑论文:军校法律教学中法律逻辑专题设计初探 摘要：聚焦军队院校任职教育转型，强化学员在实战化训练中的思维能力，提高学员在涉法涉诉实务中的认知能力与实操能力，军校法律教学中对学员逻辑思维培养与锻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将逻辑分析能力与法务实践能力相结合无疑是提高学员综合素质的重要措施，具有实际的教育功能。 关键词：逻辑思维；法律逻辑 逻辑学教育在西方高校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我国学界在70年代末 “逻辑现代化”口号的倡导下逐渐把逻辑学教育重新纳入高校课程中。在目前军队院校向任职教育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更多的关注实战化训练要求，在总结日常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在法律教学中增加逻辑学专题有其必要性。 首先，近30年来，随着逻辑学科学术和教学实践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对逻辑学教育的认知正处于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但飞速膨胀的社会财富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浮躁情绪，使得身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改革的社会大众在面对诸如阶级固化、道德滑坡、贫富分化等等关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的公共争论面前，让逻辑非理性情绪的社会风气占据了思想上风。使得不讲逻辑在某些时候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很明显的给学员的思维方式带去了不利影响。 其次，部分军校没有将逻辑学作为通识教育基础课纳入教学体系，这和逻辑学当前在军校教育中的学科地位有关。但把逻辑学作为通识教育，来辅助或弥补军校专业化教育和职业化教育的不足却非常必要。因为，逻辑学的教学目标从认知转化的角度讲，是为了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够对多领域专业技能和知识做出思维衔接，人格健全，行为得体的人，并使之通过主动地思维训练发展自身心智，拓宽认知视野，从而提高处理实际问题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再次，就目前军校法律教学效果反馈来讲，学员在课堂案例分析、命题讨论和论文撰写过程中，大部分失误和漏洞都与逻辑混乱直接相关，常常表现为：对案例的通篇感知能力差，重点信息捕捉不全，语言表达含混不清，内心法律价值体系相互矛盾，对法律现象客观事实的认知采取双重标准等等。加上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词条搜索的便捷和随意获取的零散观点催生了大众的惰性，使得大众的逻辑能力普遍下降。而学员对从网络获取的信息又缺乏筛选与甄别，入学前也较少甚至尚未经过系统的思维训练，对碎片化知R与信息的分析和整合能力偏弱，使得逻辑思辨能力更是直线下降，直接影响着法律教学的效果和解决涉法问题的实践能力转化。 面对军校学员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逻辑问题，作者认为，在部分没有把逻辑学作为基础通识课的部队院校，在法律教学中安排相应的法律逻辑专题，用逻辑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法学领域的问题，能够提高军校法律教学的应用价值。因为法律逻辑本身就是交叉学科，能够通过两种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完成学科价值优化和教学的实效性。把法律逻辑学专题引入法学教育的课堂，能够让逻辑学知识成为工具与基础，法学知识作为目标与载体，有助于学员在分析涉法问题和处理涉法事件时做到灵活自如、井然有序。 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设计法律逻辑专题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军校教育向任职教育转型这个大背景来看，任职教育学员培训时间相对较短，比起生长干部学员四年的学习时间，为任职教育培训单独开设课时较长的逻辑学课程时间比较局促，学员短时间接受起来也比较吃力，容易导致学习热情不高，影响教学效果。在部队教育培训贴近实战化的要求下，从学员需要的更多的是可以直接完成能力转化或者易于能力转化的知识。所以淡化学科边界，将逻辑学内容分散进其他课程，实现与其他主干课程相辅相成的手段性作用是目前比较现实的教学设计。 第二，从以往教学反馈得到的经验和学员需求的角度来看，逻辑学的内涵与外延非常广，而学员在任职教育培训期间所需要的逻辑思维训练更多涉及到的是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而在法律教学中需要的更多的，首先是形式逻辑对法律的描述与解释，能够帮助学员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法律法规本身和法律现象表征。其次是实质逻辑的辩证推理功能，能够帮助学员在发生实际涉法问题时综合分析现实状况，权衡利弊，作出正确的选择来解决和处理核心问题，达成自身诉求，让法律彰显出真正的实用价值，从而使学员获得课本教学外能力素质的发展。 第三，从军校法律教学效用的角度来看，开设法律课程本身，就并不单纯是对学员进行法律基础知识、法律运行规则、法律框架体系的讲解与传授，更多的是让学员具备在实战化训练和社会生活中，面对道德、法律、情理相交织的涉法涉诉问题的时候，有着更加沉着冷静的态度，更加细致缜密的思考，更加全面周到的解决途径。而法律逻辑能够在更深层次培养起学员的逻辑思辨力，使学员在与人沟通，是非判断，价值取舍的过程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毕竟，一个缺乏逻辑的人很难做出真正理性的判断与选择。 把法律逻辑专题设计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提高学员对法律逻辑思维作用的认识与认同，承认逻辑是人类文明的体现，而法律逻辑是具备实际效用的工具性思维。其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将法律逻辑融入案情介绍、案例分析、案件讨论等各个环节，力求让学员培养起把逻辑思辨的方法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去。第三，以锻炼学员法律思维为主旨，同时帮助学员提升表达能力，加强批判性思维，避免人云亦云。另外，利用对法律逻辑的训练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帮助学生寻求思维的自我突破。最后，鼓励学生通过进一步学习逻辑学的相关知识，获得在其他学科学习中新的思维体验和感受。 法律与法治是由理性构筑的逻辑体系，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设计法律逻辑专题的意义在于培养学员的法律思维能力，进而期望学员能够将法律知识和逻辑思辨力更好地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法律逻辑论文:浅析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及性质 摘 要:法律逻辑是一门学科, 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 是一门主要研究法律思维形式及其逻辑方法的科学, 法律逻辑可归属于应用逻辑之列。法律逻辑的研究包括两个层次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与系统化的法律逻辑。 关键词:法律逻辑；应用逻辑 一、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 对于这个问题, 我国的逻辑界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逻辑就是普通逻辑在法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其理论基础就是普通逻辑即形式逻辑所阐述的原理。法律逻辑是形式逻辑或普通逻辑原理在法的理论、法的规范和法的实践中的应用。因此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中的逻辑问题。法律逻辑是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在法律规范或法律活动中的应用。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学科, 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原则上同意第二种观点，作为一门学科, 法律逻辑是应该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的, 而作为一门逻辑学的分支学科, 它的研究又应是与一般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应、相关联的。法律思维就是在法律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运用的思维, 法律思维的形式, 则是指法律概念、法律命题与法律推理。 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把概念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 法律逻辑也要研究概念, 法律逻辑中研究的是法律概念, 即立法、司法与守法思维中的概念。一般地说, 法律概念与普通概念既有一致性也有特殊性, 以大量的法律概念为素材, 以普通逻辑的一般概念理论为工具研究法律概念与一般概念的同一性及差异性, 揭示法律概念的特殊逻辑性质与作用, 从而为法律概念的制定、规范、解释提供一般的逻辑原则, 这是法律逻辑中关于法律概念研究的主要内容。法律命题也是法律逻辑的重要研究对象, 以一般逻辑中的命题理论为墓础研究法律命题的特殊的逻辑性质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特殊作用,给予法律命题以科学的分类, 这应该是法律命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般而言, 法律工作是由立法、司法两大环节组成。一个立法过程就是对构成法律的每一个概念、命题进行严密分析的过程。关于法律概念与命题的研究,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用于立法中的思维。至于司法主要指的是法律的实施, 而法律的实施主要是围绕诉讼活动的司法侦查与司法审判工作, 它主要表现为对法律命题的逻辑推导以及寻找因果的各种逻辑方法。因此,与司法思维相对应的法律逻辑还要研究法律推理及各种法律实践中的逻辑方法。法律推理则是从已有的法律命题或法律知识推出新的法律命题的过程。一般地说, 法律推理与一般逻辑的推理是有区别的。一般推理理论以演绎推理为主, 特别强调从前提到结论的必然性推理, 比较轻视“ 可能性的” 、或然的推理而法律逻辑既重视必然性推理, 也重视“可能性的”、或然的推理。比如, 法律推理中的回溯推理是很有用的、法律逻辑很重视的推理, 但这一推理的形成在一般逻辑理论中是予以排斥的。 二、关于法律逻辑的性质 法律逻辑是属于逻辑学还是法律科学，是应用逻辑还是法律中的逻辑的应用？一方面,作为一门介于法律与逻辑之间的边缘学科, 法律逻辑既有法律的内容亦有逻辑学内容, 它是一门法律与逻辑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另一方面，由于法律逻辑研究的是法律中的逻辑问题―法律思维形式与法律思维的逻辑方法, 因此, 它的重点是逻辑而非法律, 所以, 它实质是一门应用逻辑新学科―将逻辑原理应用于法律领域而形成的学科。那么，作为法律逻辑的应用工具与基础的“纯逻辑”是普通逻辑还是现代数理逻辑或者辩证逻辑呢？普通逻辑、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均可以运用于法律领域。因此, 在目前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允许将辩证逻辑普通逻辑、数理逻辑等运用于法律的各种尝试。当然, 由于逻辑学的发展趋势是现代逻辑即数理逻辑, 由于科学的发展趋势是定量化与形式化。因此, 我们关于法律逻辑研究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用现代逻辑为工具来研究法律中的逻辑问题, 形成关于法律逻辑的逻辑演算系统。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应用逻辑，它的研究应该是有层次的, 这个层次是由“应用逻辑”与“逻辑的应用”的区别而决定的“逻辑的应用”强调的是“应用”，而“应用逻辑”的主体是“逻辑”，因此，只要是将逻辑原理不管是系统的还是零散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应用于某一学科，便可谓之“ 逻辑的应用”但应用逻辑则不同，除了要求将逻辑应用于某一领域或学科，还要求这种应用是系统的、具有逻辑科学性质。所以，“逻辑的应用”是“应用逻辑”的初级阶段，“应用逻辑”则是“逻辑的应用”的最终目标。从这一区分出发，法律逻辑的研究也包括两个层次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与系统化的法律逻辑。前者是低层次的只要是将逻辑知识应用于法律，均可谓之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后者则是高层次的在低层次应用的基础上，以现代逻辑为工具，形成系统的严格的“关于法律的逻辑”。 法律逻辑论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 摘 要：农地产权的结构是当前创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土地公有制系统中农地产权结构主要集中了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问题，因此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能够通过相关联系在我国农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法规上表现出一定的物权关系。所以想要促使农业土地承包关心稳定发展，需要打破2元化土地结构的相关问题，而进行农业用地的转换知识，使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并且能够起到相应的物权转移效果。但是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所以在施行时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关键词：农业经营体系；农地产权结构；法律逻辑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建设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能够有效的解决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相关问题。在新兴农业经营体系下完善农地产权机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农村土地的资源配置，促使农业产权的合法化与规范化，创建健全的法律监督系统，深化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进一步的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 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中出现的问题 1.1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所有权不够明确 农村土地除了国家所有权外，其他都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并由这一组织进行相应的经营及管理。在实际的发展运营过程中，通常是由农村村委会进行统一的规划及管理，按照人口进行土地的分配，但是这一组织通常会忽略农民自身的经济来源，从而导致土地产权及所有权不够明确[1]。 1.2 农村田地的分化趋于细碎化 随着经济建设进程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农业土地产权制度制约了现代化新型农业经济发展进程，使得农业用田逐渐呈现分散化。因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形势较为单一，所以农村无法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综合化的管理，从而导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靠天吃饭”的问题。 1.3 农村土地逐渐呈现荒废化 近几年我国大力推行了城镇化的建设，深化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改革，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的呈现工业化与城镇化。但是根据相关资料表明，现如今，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经济发挥仍然没有变化，人口呈现老龄化，缺乏劳动力，土地呈现荒废化。随着国家劳动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经济水平得到提高，因而导致了农村生产投入力度降低。 2 新型农村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权益 新型的农业经营体制下农地产权管理制度的原则受到了农业用地产权制度的制约，同时也是农地使用权及所有权的问题。主要问题就是农业用地财产与财产管理体系问题，这也是农业用地管理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到了土地产权的的规定与管理，以及关于农村用地相关经济法规所属权的问题。采用合理的图例产权管理制度能够科学的分配农村土地资源，这样既能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分配原则，也能促使农村土地所有权趋于合理化。严格的规范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能够有效的调整农地产权管理制度。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完善农地的承包管理权以及住宅基地的使用权，才能进一步的促进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 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可以确保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可以进一步的健全农村经营及管理制度，明确农村用地的产权关系，达到保护农民的目的。提升对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不仅能确保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化应用，还能深化农业产业化改革。 3 新型农村经营体制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 3.1 明确农地产权制度 农村用地产权指的就是农村土地的占有权、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处理权，属于农民财产的主要权利。在贯彻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同时，应确保农民具有土地处理权以及使用权，从而达到减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问题的目的，加快农村土地流动要素的重组，明确农村用地主体。 3.2 健全农村用地的法律法规 尽管我国制定了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制约问。在征用农地时需要确保土地市场能够正常运行，健全新型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相关问题应及时予以解决，不能阻止农民进行土地交易，不能减弱农民合法权益。 4 结 论 当前我国的新型农村经营体系在土地产权制度方面存在着相关的问题，因此需要了解产权结构，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确保土地等农业经济发展要素能够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农村经济市场中资源分配的合理化，健全相关法律规定，促使农村相关土地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还需要创建完善的监督管理系统，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并进一步的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 法律逻辑论文: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的多重制度逻辑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属于典型的特别权力关系，它被排除在“法治国”的基本精神之外而成为法治的“真空地带”。此后，该制度场域受到国家逻辑、法院逻辑、社会逻辑、大学逻辑以及学生个体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互动的深刻影响而不断演进。当前，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整体上还属于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公立高校学生权利的法律救济还存在诸多现实障碍。需要通过国家监督（包括立法规制、政府监督与司法审查等）、社会干预与大学自治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形成多重制度逻辑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推动公立高校法治秩序之建构，并最终促使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隶属”走向“平权”，从“高校权力本位”走向“学生权利本位”，从“制度文本”走向“权利实践”。 关键词：公立高校；学生；法律关系；制度性场域；多重制度逻辑 一、变革中的制度性场域：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迁，是观察公立高校法治秩序建构的重要窗口，它深刻地影响着公立高校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状况。“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学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观念的影响，学校对学生的各种管理行为被视为一种内部管理行为，学生对此不得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观点，就其实质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翻版。”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传统的行政法律关系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一直受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深刻影响。 特别权力关系是一种相对于“一般权力关系”而言的行政法律关系。它是指，“人基于特别原因，即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自主同意，服从于国家或公共团体的特别支配权这样一种关系。”该理论最初由德国法学家拉班德（Paul Laband）提出，此后，奥托・迈耶（OttoMayer）对其加以发展完善。二战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德国的演进日益受到宪政理论与现代法治观念的冲击。1972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宣布取消监狱管理方面的“特别权力关系”规则，提出了“重要性理论”。而特别权力关系在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近年来也逐渐受到法治理念的规约并不断修正。无论是德国的基础关系与经营关系理论、重要性理论以及日本的在学契约关系理论，还是我国台湾地区的382号和684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其共同的特征都是在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中引入学生权利的制约因素，允许司法审查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台湾地区吴庚大法官指出，“特别权力关系，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之理论，行政法素来发达之法国，即不存在此种概念。” 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特别权力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不应该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作为法学垃圾完全抛弃。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对特别权力关系的修正类似，我国自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以来，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即“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别权力关系在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获得了突破。”通过对我国公立高校学生管理领域立法、司法以及大学校规变迁的考察和域外理论的检视，学界总体上认为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符合当前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基本表征。从“隶属”走向“平权”，从“高等学校权力为本”走向“学生权利为本”是其演进的总体趋势。然而，学界关于何种因素与机制影响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缺乏深度的研究，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教育法学、行政法学界迫切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 对此问题的回应，传统的研究观点往往认为，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受到国家主义的主导，体现出“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这种研究观点反映了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的重要特征，认识到国家对大学的“放权”以及公立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国家授予”特征。然而，这种研究忽视了我国高等教育场域中行动者互动关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中国高等教育场域变革的现实图景缺乏“中层机制”的深层次透视与考量，对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过程中制度、环境与行动者的复杂互动关系缺乏关注。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认为：“第一，制度变迁涉及多重制度逻辑，必须从这些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的作用和影响。第二，制度逻辑诱发了具体的可观察的微观行为。第三，需要关注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才能对制度变迁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不同群体和个人带着各自的利益参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反映了各自领域的制度逻辑而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状况和时间性也制约了随后演变的轨迹和途径。”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本质上属于处于变革之中的制度性场域。场域作为不同行动者之间博弈互动的空间，受到多重逻辑、规则与惯习的深刻支配。公立高校、政府、法院、立法机构、民间社会以及学生个体等行动者之间基于各自不同的制度逻辑展开复杂的交锋与互动，进而形塑了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迁格局。 二、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中的多重制度逻辑 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迁受到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在国家教育立法与高等教育领域的司法判决等外部力量的驱动下，公立高校的学生管理开始逐步纳入法治的轨道。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开始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大学背景下典型的“特别权力关系”，学生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确立。然而，对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这一制度场域的观察并不能简单地依据某些政策文件的表述变化，而应该依据学生权利的法律救济状况进行判断。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迁是国家逻辑、法院逻辑、大学逻辑、民间社会逻辑、学生个体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复杂互动的结果。通过对不同制度逻辑运行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某种制度逻辑的转换与变革往往受制于其他制度逻辑的影响。制度、行动者与环境的互动过程，演绎了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的现实图景。 ㈠从行政主导走向法律监督：国家的逻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立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逐步从行政主导向法律监督转变，这深刻地影响着公立高校学生管理中学生权利的法律救济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公立高校对学生具有一定的学业处分权和完全自由裁量的纪律处分权。部门规章对学校在学业处分权方面的裁量权有了较为明确的限制，但学生对于学籍管理处分措施仍然没有权利救济手段。”国家对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调整总体上还表现为行政主导的特征，这无疑与该时期公立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地位密切相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行政法体系的重建，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与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等问题开始凸显。“随着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一般法律关系的出现，尤其是1989年具有‘民告官’意义的《行政诉讼法》制定以来，在高校、行政机关内部等特定领域的权力关系以其排除法律保留、拒绝司法救济等特征开始显现其‘特别性’，即高校的特别权力关系开始重新作为一个问题而出现。”国家逻辑从行政主导向法律监督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与法院逻辑、民间社会逻辑等制度逻辑长期互动的产物。 法律逻辑论文:法律内外在面向的逻辑结构 [摘 要] 哈特认为基于法律外在面向的理解不能完全解释法律的有效性，内在面向是作为社会规则的法律的核心特征。笔者据此提出并分析了法律内外在面向的逻辑模式，以期说明法律在指导人的行为时，必须依赖受实践者对于法律的内在认知。 [关键词] 法律；内在面向；外在面向；逻辑结构 “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无疑是哈特《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核心的概念之一。哈特之所以提出了该对概念，旨在说明三点：“‘被强制的’（being obliged）与‘负义务的’（have an obligation）如何区别；一项有效的法律规则与对于官员行为的预测有何区别；一个社会团体遵守一项规则意味着什么，这与声称该团体之成员习惯性地做某些事有何不同和相似处”。 一、哈特集中论述使用“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的三处整理 （一）社会规则和习惯之区分 哈特认为社会规则和习惯之间虽然有如此相似之点，但是两者之间仍有三个显著的差异。“（习惯）这种行为一般的群体性趋向性，或甚至是行为的同一性，并不足以构成一个规则的存在。”“对偏离（规则）的行为批判是被视为正当的，或是被证立的；当有偏离之虞的行为出现，从而发生要求遵从标准的情形，亦是如此。”而关键的第三点区别即为规则的内在面向（the internal aspect of rules）。 （二）对预测理论的驳斥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第五章中区分了“被强制的（being obliged）”和“有义务的（have an obligation）”的区别以说明抢匪的命令和法律的要求的不同。哈特认为最二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背后的社会压力：“人们对规则背后之社会压力的重要性或严重性的坚持，是这些规则是否产生义务的主要因素。”此处从而引出了法律现实主义的观点――法律的预测理论。预测理论是通过违规行为所招致之惩罚或敌视之反应发生的可能性来定义“义务”，哈特认为预测理论的拥护者忽略了法律规则的内在面向。 （三）对法律效力的来源――承认规则的论述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内部陈述乃是，直接使用公认的承认规则而做出的陈述，并且有别于之处‘该规则被大家所接受’这个事实的外部陈述，那么围绕法律‘效力’这个概念的许多困惑便可迎刃而解。” 二、内外在面向的逻辑理解 笔者认为，在哈特主要论述内外在面向或者运用其所表述的内外在面向作为主要工具论述其他相关事物的三处，均可用一种逻辑的思路来理解哈特的观点。 笔者认为，哈特的内在面向即为逻辑上的必然性，而外在面向则为逻辑上的非必然性。此种观点可以用公式表达（公式I），即： 内在面向①A+B+C+D+……+G=Ω 外在面向②A+B+C+D+……=Ω “A、B、C、D”等我们可以视为法律规则所规定的行为模式要素，“=”可以视为法律规则将特定行为涵摄至自身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客观，而是由产生此涵摄判断的特定人的主观思维判断。而“Ω”则是法律后果。 持内在观点的人会认为，一定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则必然会产生某种特定的后果，因为其对法律规则本身是承认并且知晓法律规则所涵摄的所有行为模式要素；而持外在观点的人则会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或者习惯，一定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某种后果，但是这种推断充其量是一种极高的盖然性。 例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我们对故意和杀人的判断足够清楚，那么很显然，持内在观点的人能够明确根据此条判断“故意杀人”应当受到惩罚；而持外在观点的人则只能大概地认定以故意方式剥夺了他人生命的人会受到处罚。或许此处这两者的区别还不甚明显，但以下的分析将彻底区别二者。当警察因为公务需要而执行枪决时，内在观点持有者会认为这不是一种犯罪，也不应当受到刑法二百三十二条中规定的处罚，而外在观点持有人则依然会简单地认为执行枪决的警察符合“故意杀人”的模式，因而该警察应当像往常和其他故意杀人的行为人一样，受到某种处罚。 归根结底，内在观点是对规则系统的承认和接受，而外在观点则是对现象的归纳推理。在上述例子中，持内在观点的人懂得公务行为是违法阻却事由，所以警察执行枪决虽然满足了刑法二百三十二条的所有要件，但其行为却不具有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而持外在观点对于这种法律规则的适用只是模糊的现象归纳：前99个或者999个或者更多的人因为“故意杀人”的行为而受到了处罚，那么在此次的“故意杀人”事件中，这个警察也应当受到同样的处罚。所以，持内在观点的人能够穷尽知晓导致法律结果的行为模式因素；而持外在观点的人只能从盖然性的角度归纳出某结果常见的行为模式因素，但如果在某次特定的结果中出现了一些不常见的行为模式因素，那么这种归纳推理就会存在问题。 根据以上论述，内外在面向也可以表示为一下公式（公式II）， 内在面向①A+B+C+D=Ω 外在面向②A+B+C+D≈Ω 其中，“≈”是一种盖然性的推论，因为持外在观点的人不能确信自己是否已经穷尽了“Ω”出现的所有因素。 三、逻辑模式的检验 笔者为哈特的内外在面向总结的逻辑模式能否适用，还需要通过《法律的概念》中的内外在面向相关论述的检验。如上文第一部分所述，哈特关于内外在面向的论述或者集中适用该观点的论述主要有三处。下面笔者将对逻辑模式进行一一对应地检验。 （一）规则和习惯区分 “当某个习惯在社会群体中是普遍的，这个普遍性（generality）只是一个关于群体大多数人可观察之行为的事实。为了使这样的习惯存在，群体的任何成员并不需要以任何的方式想到普遍的行为，或者即使知道所涉及的行为是普遍的；他们仍旧不太需要努力去教导它，或意图去维持它。只要每一个人自身以及他人事实上也在做的方式，来行为举止就足够了。如果社会规则要存在的话，至少某些人必须将该行为，视为整个群体所必须遵从的普遍标准。社会规则除了外在面向之外，上有‘内在’面向，而外在面向是与社会习惯所共享，并且外在面向表现于观察者所能够记录之规律统一的行为”。社会群体大多数人可观察之行为的事实作为习惯具有一种普遍性，那么这在逻辑公式II中就表达为“≈”――高度的盖然性；而社会规则的存在则体现为有人将规则视为一种必须遵守的普遍标准，这在逻辑公式中体现为“=”――普遍的确信。 （二）驳斥预测理论 “一种看法（预测理论）将义务陈述视为对违规行为之敌对反应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或评估；而另一种看法，也就是我们的看法，认为虽然义务陈述预设了违规行为一般而言会遭到敌对反应这个背景，但是其电影的用法并不是去预测这一点，而是去说某个人的情况落在此种规则的规定底下。”“（规则的）观察者满足于记录可观察之行为的规律性，以及进一步地，伴随违规行为而来之敌对反应、谴责或惩罚的规律性。在一段时间后，外在的观察者就可能在观察到之规律性的基础上，将违规行为与敌对反应关联起来，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作出预测，并且评估违规行为遭遇敌对反应或惩罚的机会。”“然而，如果观察者真的严守这个极端的外在观点，并且对接受规则之群体成员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规律行为，没有提出任何的说明，他就没有办法从规则的角度，也不能从建立在规则上的‘义务’及‘责任’的角度来描述他们的生活。”这说明，外在面向将特定行为和敌对、谴责或惩罚的联系是不具有必然性的，持外在观点的人只能知道ABCD等生活常见的情况会导致某种结果Ω，但其无法逆向推导，即说某种结果的出现是因为有ABCD的因素，因为很有可能还没有出现过的E也会导致Ω的出现。而通过内在面向的规则我们可以确定产生Ω的全部行为模式因素。（公式I） （三）法律效力 “内部陈述（internal statement）表明的是一种内部的观点（an internal point or view），并且乃是由那些接收承认规则，而不多加说明便加以使用与确认法体系内有效规则的人所使用。外部陈述（external statement）是一个法体系的外部观察者自然而然会使用的语言，这位观察者自己并不接受该规则，而仅仅说出他人接受该规则的事实。”“只有在内在观点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解释义务人对于义务的服从，他既不是将义务等同于被强迫，也不是将义务视为对于不利后果出现的预测，更非某种神秘的心理压迫感，义务只不过是规则提供的行为标准之一。”“‘有效力的’这个词最长被用在内部陈述中，把未被说出但被大家所接收的承认规则运用于法体系中的特定规则上。”笔者所总结的逻辑模式在外部观察者自己是否“接受”该规则上并没有判断。 在此，笔者认为此中文版本（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的翻译在此处翻译有欠妥当。哈特原文中此处对于external statement的描述是“The second form of expression we shall call an external statement because it is the natural language of an external observer of the system who， without himself accepting its rule of recognition，states the fact that others accept it.”译者将此处的“accepting its rule”直译为“接受该规则”我觉得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根据笔者对哈特外在观点的理解，外在观察者并没有能力认识到“规则”的存在，更无从谈及接受该规则。所以我认为此处的“accepting its rule”翻译为认知或识别该规则更为妥当。 如果外部观察者能够很好的将惩罚或敌视结果Ω与某些特定的行为ABCD等用≈联系起来，那么如果该观察者想要在这个环境中较好地生存，其明智的做法当然是尽量避开一些可能导致不利结果Ω的ABCD等行为。上述的“遵守规则”只是行为人认为自身行为在这个环境中比较妥当，行为人并没有认识到“有效力的规则”，所以该逻辑公式完全符合哈特的论述。 四、结语 笔者提出了哈特内外在面向的一种逻辑模式，并通过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的相关论述验证了该逻辑模式。“单纯关注行为”与“借助规则理解行为的分野，就是哈特得以区别“外在观点”或“内在观点”这对范畴的前提条件。”所以，只有公式I和公式II的①逻辑模式才能称为一个社会的规则，一个有效力的，明确的社会规则，也就是是哈特的“内在面向”概念功能所在。 法律逻辑论文:论法律逻辑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 【摘 要】作为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水平的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案例教学法获得了越来越多法学教育工作者的认可，而在做案例教学的同时，由于法律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借助逻辑的严密性，故法律逻辑学的应用也不容忽视。本文从其具体应用、作用及应注意的问题三个方面浅析法律逻辑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问题。 【关键词】法律逻辑；法律案例教学；应用 当法学教育被列入规范教育的行列时，与其他专业一样法律专业也进入了批量化生产的行列。作为一项实用性学科，法律逻辑的方法、技艺、逻辑思维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一走出校门就可能直接面临法律的操作问题，如果在学校我们没有学会察觉一些低级的逻辑错误的能力，就很难在短时间里适应社会的需要，陷入“怀才不遇”、空有一肚子理论的尴尬境地。 一、 法律逻辑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具体应用 （一）法律逻辑简析 分析其应用，应先了解法律逻辑是什么的问题。从理论来讲，法律逻辑学既是逻辑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又是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以一个例子来说，审判是有原告和被告两个立场，原告和被告都各有主张，而且是相互矛盾的。其实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事情是某一方绝对正确或某一方绝对错误。但是法官却必须假装可以使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然而数学上的证明不是“对” 就是“错”，一定要从这两个答案中找出一个。但法学和数学这看似永远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却可以通过逻辑联系起来。所以说，法律逻辑是一门主要研究法律思维形式及其逻辑方法的科学，它加强了学生的法律思维逻辑性及司法实践中的公平性，在法学教育及应用中是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 （二） 法律逻辑的具体应用（从法律判断、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三个方面简析） 1、法律判断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 法律案例教学法，指在法学专业课、专业基础课的授课过程中，教师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根据教学内容的具体情况，采用列举案例、讲评案例、讨论案例旁听案例、实习案例等方式，完成教学过程的教学方法。其案例中案件事实形成包括两个互相交错的方面:一是对事实进行实体法律意义的判断;二是对事实之真假进行认定。 2、 法律推理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 如上所述，法律推理被有些法学家是为法律逻辑或法律方法论的核心，说明了法律推理的重要性和学生应掌握其运用的必要性。不论是必然推理的简单命题推理、复合命题推理还是或然推理的归纳推理、类比推理、溯因推理，其都可以看为一组命题序列，可以从一个或一组命题推导出另一个命题。 在案例教学中，可以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分析以命题的形式展示给大家，对同学们逻辑思维的培养十分有效。 理性是司法必备的品性，然而理性又是我国司法中稀缺的资源。法律推理实质上是在一定原则提导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使我国司法更加理性的品质，价值判断与利益权衡使得法律推理不再是一种机械性操作，而是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正是由于实践理性的作用，才有可能防止司法专横。在案例教学中给学生教与这些逻辑技能为以后应用型甚至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奠基。 3、法律论证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 在法律逻辑中法律论证应用时应让学生要弄清法律论证是什么，首先必须弄清“推理”、“推论”和“论证”的关系。除此之外，法律论证是法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论证有三个主体（论证参与者），即控方、辩方和审方。以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为例，在刑事诉讼中，三个论证主体分别是公诉人（控方）、被告人（辩方）和法官（审方）；在民事诉讼中，三个论证主体分别是原告（控方）、被告（辩方）和法官（审方）；在行政诉讼中，三个论证主体是原告（控方）、被告（辩方，即国家机关）和法官（审方），这些知识的穿插对当前案例教学中学生的理解有重要帮助。 二、在法律案例教学中应用法律逻辑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一）增强学生逻辑思维方式及法律方法应用，为未来奠基。 将法律逻辑应用于平常的教学中，在课堂上教与学生正确严谨的逻辑思维，不论以后学生从事任何行业都会有帮助。美国学者鲁格罗.亚狄瑟曾经说过：“所有的法律人都必须了解基本的演绎推理概念，特别是直言三段论和假言三段论法。他们也必须了解归纳概括与归纳类比这两个面向。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形式谬误和非形式谬误。这是法律专业人士所必须掌握的逻辑基础知识。” 不论学生最后是成为检察官、律师、警察，甚至是作为当事人，法律逻辑的理解与掌握都会让自己更胜一筹，有助于人们准确地表达观点以及识别谬误、驳斥诡辩,也有助于所学其他部门法的运用，培养训练法科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 （二）更助于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法律法规的规定既抽象又原则，案例是理解法律的基础，法律逻辑的目的是让学生理解基础的法律知识，是为了在生活中不断增强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技能。在处理和判断有关问题时，能够活学活用所学的法律基础知识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判断。在案例教学法中应用法律逻辑，学生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案例，通过教学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而且使学生了解了法条指定的初衷，这样就能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法律条文的具体含义。 三、 法律逻辑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应注意的问题 （一）告诉学生法律逻辑的重要性。 如果你不知道法律逻辑，你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要立法，应该怎样立法，立法的背后包含哪些东西，同样的，在适用法律、解释法律时，也会毫无头绪，如古代的糊涂官一样。要让学生在潜移默化掌握法律逻辑的同时不忽视法律逻辑本身的重要性，认识到掌握逻辑与修辞能力对法律职业的重要性，促使其掌握必要的方法和技能。 （二）帮同学们辨别易混点。 例如法律逻辑中的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推理是一个链接在一起的推论序列，在这个推论链中，一个推论的结论充当下一个推论的前提；论证是一个推理序列，包含了一系列推理，且一个推理的结论也许充当了下一个推理的前提。一个论证可以包含有很多推理，而一个推理又可以包括许多推论；推论存在于推理之中，推理存在于论证中。当然，并不是所有推理都存在于论证之中，推理还有解释中的推理和论证中的推理之分，等等。 法律逻辑论文:法律变革的逻辑 摘 要：法学是对某一民族某一时代法律现象的认知，民族性和时代性必然反映在某一个具体法学门派之中。当前关于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只有放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理解才具有意义。文章通过对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在立法与司法中功能的揭示和对霍姆斯两个命题的解读，得出五个命题：法律的生命是经验，法律的成长靠逻辑；法律的生命是现在的经验，不是过去的经验；法律的生命是本国的经验，不是他国的经验；法律的生命应该遵循探效逻辑，法律的成长应该遵循演绎逻辑；社会稳定时期，教义法学占主导地位，社会变革时期，社科法学称雄。 关键词：教义法学；社科法学；社会经验；演绎逻辑；探效逻辑 法律制度是规范社会关系的工具。法律的生命来自社会经验，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变革必将导致法律的产生和变革。法学是对某一民族某一时代法律现象的认知，民族性和时代性必然反映在某一个具体法学门派之中。自然法学着眼于“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现实中的法律持审视态度。古典自然法学派是“新教革命引起的改造欧洲的各种力量在法律方面的副产品”[1]，成为欧洲文艺复兴颠覆罗马天主教会神学统治的工具。教义法学（在英美通常称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或者规范法学派）基于某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分析法律概念、探究法律命题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在现行实在法之下解决所有案件，维护实在法的权威性。教义法学是法律人走向自治的产物。历史法学派强调法律不过是特定地域人群的行为方式、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的形式表达，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随着民族个性的丧失而消亡[2]。历史法学派是德意志民族逐步走向统一之时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法律规则来实现统一的观念表达。社会法学派或者实用工具主义法学强调，法律只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的价值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应用[3]。实用工具主义法学是美国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对于法律功能的总结。实效主义法学着眼于将法的实然效力与应然效力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法律经济学和法律博弈论等实证科学工具来实现社会欲求，最终追求法律目标的有效实现。实效主义法学源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继受古代法和移植外国法时面临严重的“实效性危机”和现实中潜规则横行，试图通过实证科学方法来创设未来之法，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实在法的统一和尊严[4]。 一 在中国，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是舶来品，教义法学为熟悉德国法传统的法学者所坚持，而社科法学为喜好美国法传统的法学者所倡导。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可以称为实证法学，教义法学遵循分析实证主义，而社科法学坚持社会学实证主义。虽然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坚持实证，但所指向的实证对象不同，教义法学的实证对象是实在法，社科法学的实证对象是社会现实。由于教义法学的实证对象是实在法，法律是规范，所以教义法学或实证分析法学也被称为规范法学，从词意上似乎矛盾。然而，如果我们理解规范法学中的“规范”是相对于社会实证中的“实证”而言，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人们之所以接受一种观念或者学问多多少少与其所处境遇有关，当前关于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只有放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理解才具有意义，因为法学毕竟是一种实践科学，离开主体和语境来讨论无异于纸上谈兵。 教义法学要解决的问题是现行实在法的权威性。要理解教义法学首先要理解“教义”的内涵。尽管在柏拉图甚至更早的学者就对“教义”有论述，但一般人常常将“教义”与神学相关联。在优士丁尼那里，教义是信仰学说的有约束力的组成部分，更准确的说，是宗教大会的决定[5]。教义的字面意思是宗教的涵义。每一个教派都有经典，例如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佛教的经典是《大藏经》，伊斯兰教的经典是《古兰经》，儒教经典经历了从先秦六经到南宋十三经的转变。经典难免简单和有歧义，所以需要解释，于是就有对于经典的解释问题，但这种解释必须基于经典，只能“我注六经”。按照康德的说法，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教义学者从某些未加检验就被当作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6]。教义法学就是将实在法作为像《圣经》一样的经典出发。周升乾博士认为，教义法学作为一种思考模式，它以尊重现行实在法的权威为基础，以法学方法论为工具，以解决法律实务问题为己任，最终维系并不断重构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5]。教义法学以信仰现行实在法为基础，但它对于现行实在法不仅仅是描述，更重要的是通过概念分析、语义解释和命题推导，试图建构一个具有一致性和完备性的法律规范体系。教义法学不仅仅要关注法律规范系统内部的事情，而且需要关注按照现行实在法怎么解决案件，因为法律毕竟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且需要应用于解决现实中的纠纷，这样一来就有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怎么通过现行实在法律体系来解决具体案件的问题就是法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必须解决所有案件都能够按照现行实在法之内作出判决。即使有些疑难案件看起来不能通过现行实在法解决，但是教义法学者必须想办法通过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涵摄、等置等等复杂的程序作出判决，以维护现行实在法的权威和统一。 原来我们只说“社会学法学”，即对于各种影响实在法之制定的社会因素进行描述和研究，可以说是社会学实证主义在法学上的体现。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首先在美国，然后在全球，兴起了法律经济学运动。实证法律经济学通过假定理性人提供了一个行为理论预测人们如何对法律的变化作出反应，同时规范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评估法律的规范性标准和实效法律经济学致力于如何通过实证研究实现社会规范[7]。法律经济学在法学中的地位大大扩展了社会科学研究法学的范围。除了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都不同程度可以用于分析法律现象，这样一来，原初的社会学法学就扩展为“社科法学”。社会科学是全面地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知识，关注于人类行为的一般模式，其基本研究方法是实证方法。实证方法包括描述、解释和预测三个方面的内容。自然科学除了理解世界之外就是用于改造自然，社会科学除了描述、解释和预测社会，更重要在于改良社会。改良社会的前提是我们有一个良善生活的标准，正如罗素所言：“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8]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通过实证科学的成果来实现良善生活。所以，社科法学不仅仅只有实证，还有规范和通过实证规律实现规范的目标。 二 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关系是法理学争论的主线之一。一切法律都源于行为方式，社会科学正是研究社会现实的，所以社科法学理应是法学的基本方法。然而，现实中的法律人基本上是教义法学思维方式。波斯纳激烈抨击教义法学，但是他客观描述了美国法律界的现状：“美国的法律专业人员将法律看作是一个逻辑概念的自主体，而不是一种社会政策的工具。”[9]“在法律职业中，有许多最强有力的思想家都是形式主义者，而不论他们是否使用了这个标签；并且就在我写作本书时，形式主义风格也正在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在下级联邦法院重新崛起。形式主义既是法律人的也是普通人的，既是实在法法律家也是自然法法律家的正式法理学，尽管并不是这两大阵营中每个人都接受它。”[10]社会法学派奠基人庞德认为，教义法学或者说机械适用法律正是法律人的合理本能：如果司法行政可以在要么全然机械适用、要么全然自由裁量之间进行选择，在成熟的法律制度下，法律工作者一定偏爱前者，这是他们的合理本能[1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实然与应然的不一致呢？关键在于立法者和司法适用与实施者之分，法学家和法律人之分。如果说社科法学应该是立法者的法理学，那么教义法学应该是司法者的法理学。如果说社科法学常常是法学家的法学，那么教义法学应该是法律人的法学。绝大多数法律人不是立法者，也不是法学家，所以法律人基本上是教义法学思维方式并不奇怪。 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关系必须放在立法与司法过程中才能理解。任何立法者都会考虑法律的社会意义，因为法律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抽象，系统研究社会生活本身，提炼出合理社会规则正是社科法学关注的问题。尽管在立法之时，对于到底应该采纳哪一条法律规则，立法者之间可能大动干戈，然而，在立法之后，法律人就会信仰法律，一切以现行实在法为宗旨，似乎法律就是社会现实本身。实在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法治的基础，也是法律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法治国家，法律人，也就是司法者，事实在也应该在实在法这个笼子里跳舞。教义法学是法治和法律人自治的法理学。法治即规则之治的预设是社会的相对稳定性和社会关系的同质性，它意味着某一时代社会经验的不变性。所以，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或者说教条主义是正统的法理学。任何时代的绝大多数法律人都会也应该遵循教义法学的思维方式，将现行实在法作为信仰，所做的工作是怎么完善现有法律体系和在现行实在法律体系之下对于案件做出合法的判决。如果法律人一直对于法律的正当性持有异议，那么法治就不可能实现，法律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庞德的著名观点“法律必须稳定，却不能静止不变”恰当地表达了法律的出生和成长逻辑。我们可以将法律变革的逻辑与科学革命的逻辑做一个对比。正像没有范式是前科学时期，没有对现行实在法的信仰就不是法治社会。每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体系类似于科学中的范式，法律变革类似于科学革命。绝大多数法律人就相当于常规时期的科学家，立法者相当于科学革命时期的革命科学家，法律人群体类似于科学共同体[12]。常态科学时期的科学家仅仅在范式之内解难题，法律人通过法学方法论解决疑难案件。正像没有在范式中解决难题科学家只能怀疑自己的智力，而不是题目本身无解或者出错了题，法律人没有在现有法律体系中给予案件合理判决只能怀疑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不到位。法律人的世界中只有法律，没有社会，或者说法律人将法律当成社会。可以说，法律人是“两耳不闻社会事，一心只看实在法”。法律变革起源于合法不合理的判决，但是单个合法不合理的判决不能构成对现有法律体系的挑战，只有当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部分法律人才将视角从法律移到社会，此时才想到法律来源于社会，社会变了，法律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立法者和法学家就会对社会重新产生兴趣，社科法学兴起，法律人争论各种可能的新的立法，在竞争之中确立新的法律体系，于是绝大多数法律人又在新法律体系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做着法学方法论的事情，给予所有案件一个合法合理的判决。 法律来自于社会，但法律独立于社会之后有一个自主发展的过程，这可以说是法治的基础。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有的变化大有的变化小，当社会变化不太大之时，现行实在法可以与社会现实大体适应，通过现行实在法判案可以给出合理合法的判决。当社会变化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我们仍然信仰法律，将法律的手段功能变成了目的功能，那么法律人或者法治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法律人是且应该是形式主义者，遵循教义法学思维方式。“形式主义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反对法律变化的偏见。”[10]52当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经验也随之发生改变，权利与价值观念可能随之发生改变。法律，作为一种服务于建立秩序、增加社会福利的工具，也应该发生改变。当社会发生变化时，如果要求严格遵循现行实在法来判决案例，那么就是要求新的社会经验适合旧的社会经验体系，就像要求年轻人要按照老年人的规则办事一样。我们常常说法律人是且应该是保守主义者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总是在变，而法律不能经常变，这是法治的代价。但是我们同时应该认识到法治的代价是以法治的收益为基础的。如果法治只有代价而没有收益或者法治的代价大于收益，那么法治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法律和法治都不是人类的目的，而只是特定时期特定领域中“两害相权取其轻”时的手段。如果社会急剧变化，而法律一直变化，那么法律或者法治的成本就会大于收益，我们就没有理由让死的法律或者法治来窒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 三 理解了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在法律中发挥的功能就可以对霍姆斯的两个命题作出评价。 霍姆斯在《普通法》中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是经验，不是逻辑”。霍姆斯生活在美国进步运动时期，美国社会正发生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剧烈变革时期。美国的法律继受英国法，形式主义思维在美国法律界盛行。在这种情况下，霍姆斯特别强调美国法律的主体性和时代性。霍姆斯所说的“经验”是一种社会经验：“一个时代为人们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是公开宣布的还是下意识的，甚至是法官与其同胞们共有的偏见，在决定赖以治理人们的规则方面的作用都比三段论推理大得多。”[13]霍姆斯所说的逻辑是指法律制度“能够像数学那样从某些行为的一般公理中推导出来。”[14]因为美国当时的法律主要来自于继受英国法，所以可以说美国法律来自于英国过去的社会经验。严格遵循英国法律的先例来判决美国当时的案子，无异于要求美国当时的经验要与英国过去的经验相匹配，自然会导致判决遵循了先例，但不合情理。由此我们可以将霍姆斯的“经验”解释为“美国当时的社会经验”。逻辑可以分为基于前提的逻辑和面向目标的逻辑。霍姆斯所说的逻辑是基于前提进行推理的演绎逻辑，用在判例法国家就是严格遵循先例。面向目标的探效逻辑则以实现目标来选择手段、选择法律规则。霍姆斯在《法律的道路》还提出了另一个命题：“对法学的理性研究来说，当前称雄的人或许还是法条主义者，但未来称雄的法律从业者将会是能够驾御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我们不应去进行文过饰非、投机取巧的研究，相反，应将精力用来探究应予追求之目的与如此追求之理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我看来，每一个法律从业者都应该努力驾御经济学。”[15]我们将此命题称为“霍姆斯经济学统计学命题”，相应前面的命题可以称为“霍姆斯逻辑经验命题”。霍姆斯是法律经济学的鼻祖。霍姆斯在Vegelahn v.Gunter一案的反对意见中强调，“判决的真正基础在于政策与社会利益的考量，假定判决仅仅通过无人争议的逻辑或者一般命题得到是徒劳的。”[16]为什么“未来”的法律从业者必须掌握经济学和统计学呢？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而近代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由此，我们可以将霍姆斯的两个命题解读为下列五个命题： 第一，法律的生命是经验，法律的成长靠逻辑； 第二，法律的生命是现在的经验，不是过去的经验； 第三，法律的生命是本国的经验，不是他国的经验； 第四，法律的生命应该遵循探效逻辑，法律的成长应该遵循演绎逻辑； 第五，社会稳定时期，教义法学占主导地位；社会变革时期，社科法学称雄[17]。 至此，我们只是初略将法律变革的逻辑类比于科学革命的逻辑，由此可以看出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社会基础。如果我们稍微细致一点考虑问题。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不同部门法、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中看出法律稳定和法律变革的频率不同、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地位不同。由于宪法、民法和刑法所揭示的社会关系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其中的教义法学思维肯定比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等要强得多。由于不同国家对于社会变革的态度不同，所以，尽管都是判例法国家，英国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思维比美国法律人要强[18]。19世纪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思维肯定比21世纪的法律人要强得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这导致中国的法律人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法律人必须走向自治，所以教义法学必须成为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如果法律人看看我们仓促从西方发达国家移植而来的现行实在法，他们确实没有信心信仰这样的法律。中国法律人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人一样只看着法律判案，中国法律人实际上同时扮演了司法者和立法者的双重角色，他们必须两只眼并用，一只眼看法律，另一只眼看社会，是双轨制。近几年对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争执正是这种现实处境的表现。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打得你死我活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是我们中国法律人所需要的。然而我们发现，中国的教义法学者与社科法学者还没有真正交锋，这是因为教义法学者还没有真正研究中国的现行实在法，而只是介绍西方的教义法学和法学方法论，中国的社科法学也未能真正研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仍然停留在消化吸收阶段。可以大体上说，中国法律人还没有真正进入实证阶段。中国法学家所言的是英国的法律的概念，不是中国的法律的概念；所言的是美国法律的经济分析，不是中国法律的经济分析。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真正较量将在实证的法律分析之中。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阶段，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机器换人”现象屡见不鲜。企业“裁员潮”来势汹汹，腾讯、阿里、京东、字节跳动等知名互联网技术公司的员工首当其冲，劳动争议高发。根据相关统计，调岗案件数量在劳动争议中大概占比20%～30%，由用人单位调岗行为引发的纠纷已成为影响我国劳动关系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调岗行为的背后是平等与自由、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干预过多会增加企业人力成本负担，甚至有可能损害劳动者利益，应有合理的规范及程序来调和冲突。但目前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对调岗并无直接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只能援引劳动合同变更的相关条款解决纠纷。在裁判规则缺位时，如何把握用人单位调岗行为之界限，怎样协调用工自主权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冲突，如何实现劳资双方“利益最大化”的诉求等问题值得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为了妥善解决调岗纠纷中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困境，实现用工自主权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平衡，有必要对“利益衡量方法在调岗纠纷中的适用”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一、利益衡量方法的核心内涵 利益衡量方法通常是指在合法权利(利益)发生冲突时而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时，为形成公正合理的判决而采用的一种司法平衡方法。它贯彻着司法能动、经验主义和利益平衡精神，主张灵活有效和实用主义的自由裁量，其基本理念是协调利益争议各方，实现总体效益优化［1］。利益衡量理论源于德意志的自由法学及其衍生的利益法学，最初是在批判概念法学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法解释方法被提出，并受到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深刻影响。20世纪初期，以德国法学家赫克为核心的利益法学强调裁判中的各种利益，将裁判者的视野引向了社会现实和实体价值层面，主张法律是对利益的分配和保护。他们认为法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其主要任务就是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问题。在司法过程中，面对法律规则不能完美解决纠纷的窘境，法官必须考察和确定立法者意在保护但未予以明确的利益因素，主动审视案件所涉及的各方利益，维护可被认为是优先的利益，在冲突的利益中谋求平衡。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一郎与星野英一将其作为法的解释方法论进行研究，强调法律解释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并将利益衡量的理论体系化。日本的利益衡量论不仅仅是弥补法律漏洞的方法，更是对法及其与社会之间关系进行综合权衡考量的产物。利益衡量方法在我国法学理论中可谓是“舶来品”。20世纪90年代，梁慧星教授将日本的利益衡量理论介绍入国内，率先尝试利用利益衡量方法分析论证案件，他认为利益衡量是“实质判断加上法律依据”，法律是衡量基准，案件是利益冲突的体现，案件的裁判是法官利益衡量的过程。有关利益衡量的含义，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曾作如下阐述:“法官在阐释法律时，应当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而探求立法者与制定法律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设立法者本身对各种利益业已衡量，而加取舍，则法义甚明，只有一种解释之可能性，自需尊重法条之文字。若有许多解释可能性时，法官须衡量此案性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以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取舍。斯即利益衡量。”［2］利益衡量方法的核心内涵体现在:(1)利益衡量方法的适用前提和对象是审判过程中所面临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2)适用利益衡量方法的主体是承办案件的法官;(3)利益衡量的内容是对具体案件中的冲突利益进行衡量与取舍，为利益冲突的协调寻取妥当的标准。利益衡量方法强调对法律条文背后利益的评估与衡量，注重具体案件中不同利益诉求的评判与取舍，具有追求平等的价值倾向，它不仅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更是法官在案件审判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利益衡量方法打破法律形式主义的桎梏，能够弥补形式逻辑方法的局限性，其要旨就在于强调法官对现实案件中利益关系的思考与权衡，能够在疑难案件和新型案件中帮助裁判者正确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和法律推理方法，寻求可以被各方接受的最优判决结果，实现司法定纷止争之目的。正因如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法学方法中的“黄金方法”。 二、利益衡量方法与调岗纠纷的内在契合 我国法律未对调岗的概念进行界定，通常意义上的调岗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岗位进行的调整，主要体现为工种、职位、工作时间与地点、劳动条件以及薪资报酬等条件的变更，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3］。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满足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需要，以调岗的方式调整用工诉求，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引发劳动者在不同岗位上的流动，是用人单位行使用工自主权的表现。但实践中未达成合意的单方调岗问题多发且情况复杂，在调岗致使劳动者利益降低或者工作负担增加的情况下，极易产生利益冲突，引发劳动争议。 (一)我国调岗纠纷的现状 笔者在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以“调岗”为关键词针对2020—2022年(截至8月31日)全国各级法院全部审结的民事案件进行查询，共检索到公开案例19089个。涉调岗案件中占比较大的案由为:劳动争议(70．08%)、劳动合同纠纷(20．12%);其中争议焦点排在首位的是“劳动合同解除争议”，其次是“劳动补偿金争议”分别占案件总数的40．8%和25．8%。此外，上述案件中各审级占比依次为:一审(51．76%)、二审(46．61%)、再审(1．62%)，可见涉调岗案件不仅数量多、争议焦点集中且上诉率高。一审中调岗纠纷中所涉及的劳资双方利益冲突不能有效协调，直接导致上诉率增高，对调岗纠纷的审判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通过对相关裁判文书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实务中引发纠纷的情形主要包括: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而调岗;以非正当理由随意调岗;对处于特殊地位的劳动者无视立法的强制性规定而进行调岗;为节约经营成本、规避解雇保护制度，以调岗或降薪等方式恶意调岗、变相辞退，等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多注重对调岗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认定，在判断调岗具有合法性的前提下，主张用人单位在确需对劳动者进行调岗时应证明其合理性。在此过程中，囿于法律之于调岗纠纷的滞后性，法官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利益衡量方法适用的必要性 1．缓解调岗中的劳资利益冲突一方面，用人单位作为市场主体，追逐利益是其本质，为了维护和保障生产经营秩序，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规划人力资源配置以适应内外环境，提高管理效率以保持竞争优势对劳动者调岗，是其行使用工自主权的体现。另一方面，劳动者的职业安定性追求对其工作条件、生活环境、人际关系及社会交往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要求，而工作地点、岗位变动、薪资福利的变化会对劳动者的工作、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劳资关系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劳动者作为劳资关系的重要主体，接受劳动管理、服从统筹安排无可非议。但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地位和由此导致的话语权悬殊，导致调岗过程中很难实现意思自治，进而产生劳动者对切身利益的追求之于企业用工自主权的冲突。利益冲突是利益衡量的适用前提，在调岗纠纷中引入利益衡量方法，由法官通过对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利益进行取舍平衡，判断调岗行为的合理性，能够协调劳资利益关系，增强裁判的妥适性。2．弥补劳动法的滞后性法谚有云，“法律从其颁布的那一刻就已过时”。法律具有权威性、安定性，一经确定即不会轻易变更，规范与事实之间永远存在着紧张，劳动法也不例外。用人单位基于经营与发展需要而进行单方调岗，由此引发的纠纷不断增加，但我国现行法律缺乏对调岗行为的专门、直接规定。考虑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调岗必然会导致劳动合同主要条款的变更，司法实务中大多援引《劳动合同法》中涉及劳动合同变更的相应条款解决调岗纠纷。上海、江苏、北京、广东等地通过司法指导意见对用人单位单方调岗行进行规定，各地裁审规则基本认同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强调对用工自主权边界的把握，在调岗行为合理性认定标准上亦有共通之处［4］。例如，调岗须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事先规定可以调岗;调岗不得对劳动者产生侮辱性等不利影响;用人单位应当证明调岗的合理性，等等。但鉴于案情所涉要素的差异，具体考量标准存在差别，自由裁量权界限模糊，容易出现裁判口径不统一的现象。利益衡量旨在追求个案中的实质正义，注重对争议双方冲突的利益进行比较、权衡与取舍，是司法填补法律漏洞的有效方法［5］。法官面对新经济发展态势下的诸类调岗纠纷，在认定调岗的合理性、判断调岗是否对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衡量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适用法律等问题的过程中均有利益衡量方法适用的空间和必要。 (三)利益衡量方法适用的可行性 1．有法律依据可循劳动法的良好实施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构建和维护和谐劳动关系等多种现实意义。我国《劳动法》第一条确立了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原则。该规定看似偏袒性地维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利益，与公平有悖。但应当考虑到，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拥有强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把握着利益分配的主导权、用工选择权，极易利用强势地位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处于劣势的劳动者往往无法与用人单位抗衡。笔者认为，劳动法立法本身就是利益衡量的产物，通过对劳动者利益的倾斜保护，使其具有与用人单位平等对话的能力，协调劳资利益冲突，符合公平正义之司法理念。将利益衡量方法适用于调岗纠纷，符合劳动法的立法目的，是实现劳资双方利益动态平衡的有效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第七条规定:“正确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行使自由裁量权，要综合考量案件所涉各种利益关系，对相互冲突的权利或利益进行权衡与取舍，正确处理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生存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关系，保护合法利益，抑制非法利益，努力实现利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在调岗纠纷的审裁过程中，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判断调岗行为合理性，要根据案件事实，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综合考量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将劳动者对出勤成本、工作环境、工资标准、福利待遇等的追求与降低劳动成本、低投入高产出、效益最大化的愿景纳入权衡范畴，正确处理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利益冲突。2．有司法裁判经验借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利益衡量方法在民事审判领域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已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在环境案件、知识产权案件、行政案件甚至刑事案件都有广泛适用。有学者认为，司法实务中劳动争议归根结底亦是利益权衡与选择问题［6］。实践中已有法官在调岗案件中引入利益衡量方法，为其在调岗纠纷中的适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在“张某与山东鲁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二审民事判决书”①中写道:“张某不满工作岗位的调整而缺勤，该行为是否构成严重违纪取决于鲁泰公司调整工作岗位的合法性。对于张某而言，从其自身发展需要、劳动报酬的获得与付出进行综合利益衡量分析，工作地点由同城变为异地、工资报酬由多变少导致的劳动合同的重大变更，对其劳动合同履行已经造成实质影响……鲁泰公司自行调整张某工作岗位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张某并非自身原因导致缺勤，鲁泰公司以张某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该案中法官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全面衡量调岗行为对劳动者产生的不利影响，对用人单位调岗的合法性进行认定，并在判决书中展示进行利益衡量的思路，协调用工自主与劳动者利益的冲突，为利益衡量方法在调岗纠纷中适用的可行性提供佐证。 三、利益衡量方法在调岗纠纷中的适用原则 诚然，利益衡量方法可为调岗纠纷提供新的解决路径，但利益衡量的主观性和个案差异性特质明显，更多的是裁判过程中的思维导向，与法官个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密切相关［7］。利益衡量并非任意妄为，其适用应当有所限制，以避免法官的主观恣意。为保证利益衡量方法在调岗纠纷中适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有限的利益衡量。利益衡量应当被严格限制，不能脱离法律规范恣意进行。法官要依据法律规范评价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根据调岗纠纷中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与诉求衡量利弊，在公平、合法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做出符合法律精神和当事人利益追求的评判，不仅要恪守法律的严密性和体系性，亦要兼顾法作为社会规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第二，遵循立法者原意。利益衡量的基本功能在于补充法律漏洞，包含着法官对法条的理解和掌握，应当透过现行法律规范探寻法律语言词句背后的立法者意图和利益取舍之道，熟谙法律中所包含的利益，对调岗纠纷中的利益冲突进行公平、妥当的衡量，实现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权益的平衡。第三，充分论证与公开原则。利益衡量的说理和论证决定着裁判结果的说服力与可接受性［8］。法官利益衡量的思维过程和结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人价值取向和法律职业素养。在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解决调岗纠纷时，法官应尽可能在判决书中明示其判决结果来自利益衡量，并将其对利益冲突进行衡量、取舍的思考过程以及依据法律规范进行理论构成的过程予以公开阐明，检验推理论证的妥当性，增强裁判说服力。第四，比例原则。平衡强弱悬殊的力量，实现利益均衡是比例原则的重要价值，其本身包含着“适当、必要、最小侵害、均衡”等判断因素。在调岗纠纷中，法官要结合案情，分析用人单位单方调岗行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的精神，尊重劳资利益多元化，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损害的最小化，谨慎行使自由裁量权，维护劳资关系和稳定。第五，符合公平正义理念。利益衡量的理念是协调争议各方利益，实现总体效益优化。在调岗纠纷中适用该方法，要充分考虑合同当事人在经济地位、占有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劳动法精神，本着对个案公平正义的追求进行利益衡量，形成最妥当的衡量结论。 参考文献: ［1］余净植．“利益衡量”理论发展源流及其对中国法律适用的启示［J］．河北法学，2011(6)． ［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75－176． ［3］丁建安．论企业单方调岗行为法律效力的判断［J］．当代法学，2015(3)． ［4］孙国平．论雇主劳动合同条款变更权之控制［J］．比较法研究，2016(1)． ［5］孙盈．价值与逻辑之间:利益衡量裁判方法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J］．法律适用，2017(13)． ［6］潘福仁．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J］．东方法学，2008(3)． ［7］马平川，赵树坤．利益衡量的主导取向与方法论特征［J］．法律方法，2015(1)． ［8］王晓，程暖茜．论利益衡量在法律适用中的缺陷及完善［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作者：王婷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教育革新论文:存在主义职业教育问题与革新 一、树立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从存在主义出发探索职业教育理念,就是要唤醒职校生作为人的存在的意识,培养职校生作为人的存在的能力,提升职校生作为人的存在的价值,使职业教育回到人的存在这一本真。“生存教育”需要重视,活下去是人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但“存在教育”也必不可少,因为培养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始终是职业教育无法推卸的责任,这也是职业教育的最终使命。这就要求职业学校剔除教育过程中的功利主义以及工具主义思想,树立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要明确职业教育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评比,不是为了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也不仅仅是为了学生更好地生存,而是为了回到人本身,为了职校生作为人的存在。职业学校要做到不唯理性主义是论,要看到职校生作为人的存在的主观性和差异性,尊重职校生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权利,肯定职校生创造自我价值的能力;要强化职校生作为人的存在的尊严,提高职校生作为人的存在的智慧,提升职校生作为人的存在的意义,引导职校生对人的存在进行积极的思考“。 二、明确成人成才的教育目标 总的来说,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形成独有的生活方式,也即美国当代着名教育哲学家乔治?F?奈勒所说的“让教育教会个人像他自己的本性要求他那样的自发而真诚的生活”[2]。在强化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一是要培养学生自由选择的意识。向学生展示未来种种的可能性以及人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从而引导学生做出自己的决定。二是要培养学生选择过程中的责任意识。任何人都无法代替其生活,生活是他自己的,他要对他哪怕是漫不经心的选择承担所有的责任。同时,教师要密切关注学生在选择过程中产生的焦虑、苦恼以及恐惧等情绪,让学生意识到产生这些情绪是因为其心中有了“责任”二字。要通过对死亡话题的呈现和探讨来使学生关注个人存在的短暂性,唤起他们的紧迫感,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创造、实现自身的价值。三是要引导学生养成真诚的个性品质。要使学生既不随波逐流,同时又不自欺欺人,而是遵从内心的意愿做出真实的选择。要鼓励学生勇敢地面对真诚可能带来的孤独,坚守自己的信念,避免丧失自我价值。职业学校要坚持成才先成人的教育目标,在成人的基础上引导职校生成才。 三、选择灵活适切的教育方式 存在主义强调人的主观性,不仅仅是强调学生的主观性,同时也包括教师的主观性。因此,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看到学生作为人的存在,同时也要看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教师首先要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其次才是一个教师,这样才能保持教育活动中真实的自我,进而才能更好地理解学生作为人的存在,才能知道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人而不是功能的集合体。教师要看到学生的独特性,不从智商、学习成绩等角度对学生进行分类,避免抹杀学生的个性。同时,教师要看到学生的主观性,不以权威和专家的身份迫使学生接受自己的观点,避免课堂个人专制。既然存在主义肯定了人的存在的主观性以及选择的重要性,教育就不能像传统的学科教育那样死板和生硬,更不能灌输和“填鸭”,而是要富于情境性和变化性。教师要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的主观性和能动性,自己不是教学的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因此不必严格恪守教材,而是要根据教学的目的结合自己的理解对内容和教法加以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知识可以复制,但是对知识的理解和选择不可复制,所以教师不是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提供”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选择和做决定。要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去确定知识的范围,而不是盲从既有的所谓客观的知识体系。要随着教育内容、学生体验的变化来确定教育的过程,而不是拘泥于某一固定的程式,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复制”的过程。要在教育过程中给予学生独立思考、相互讨论以及自由发挥的时间和空间,即给学生“留白”,而不能把教育变成教师个人的“独白”。 四、构建积极和谐的师生关系 根据存在主义的观点,师生之间要从“功能性关系”转向“存在性关系”,即师生之间的首要关系不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而是“作为教师的人”与“作为学生的人”的关系。在功能性关系中,师生之间是不平等的,教师作为权威以专家的姿态出现在学生面前;而在存在性关系中,由于师生面临着共同的作为人的存在问题,彼此间的差异被消减了,双方处于对等的地位,因此可以进行真诚的沟通与交流。存在性关系包括“对话”关系以及“我与你”(I-You)的关系。所谓对话关系,是对传统“传授”关系的一种颠覆,即从“我讲你听,我说你做”的“单向命令”转变为师生之间的“双向沟通”,也即从垂直关系变为平行关系。师生双方各自从自身的角色背后走出来,展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再者就是要建立“我与你”的关系,即教师不把学生当作一个可以随意塑造、任意施加影响的“物”,而学生亦不把教师当作是试图征服自己、压制自己毫无情感的教育机器。要建立这样的存在关系,教师就要充分信任学生,并以自己作为“人的存在”而不是“教师的存在”去感染学生,这样学生才会信任教师,才能真正展开“人与人”的沟通。建立存在性师生关系是顺利开展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教育不是说教,不是灌输,而是人与人的交流,心与心的沟通。只有师生双方从各自扮演的角色里走出来,从人的存在出发,彼此才会真正欣赏、欢迎和肯定,教师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教师,从而推动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 教育革新论文:职校企业管理教育革新思路 一、根据培养目标,指导教学改革 高职院校企业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及方法应以培养目标为前提,高职教育不是本科的压缩饼干,必须能够面对现实,在教学内容上有所选择、有所突出,跟普通本科院校实行差别教学,专业理论知识是必须的,但对职业院校的学生来说,理论知识只需“够用”;应该以应用能力为主线,以双证书为框架,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技能型管理人才。企业管理课程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求学生系统地掌握企业管理的活动规律,能灵活地运用有关原理方法和策略来解决实际问题,以提高自身的实际能力。这就要求在企业管理课程内容安排上要注重以应用为主,选择适当的内容,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与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相关理论,并把重点放在如何用这些原理解决实际问题上。现代高职教育不仅要教授理论知识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企业管理的教学中,用“授人以鱼不及授人以渔”的理念来引导教学改革。在教学活动中,着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分析实际问题,得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与步骤,并把这些方法与步骤在实践活动中加以运用和实现上来,让学生在实践中自己去摸索这些细节和体会不同细节间的差别,更能让其掌握知识的内涵,在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企业管理学的教学工作应该结合企业及其他非盈利组织对毕业生知识与才能的终极需求特点,以及受教育者的兴趣爱好特点,来设计和组织教学内容。在教学目标的确定上应彻底抛弃以传道解惑为本的传统教学理念,注重方法教育、实践教育与创新教育。树立一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塑造学习品质的现代教学理念。在《企业管理》教学过程中由过去注重讲授具体管理策略与措施,转向培养学生分析企业管理环境、制定企业管理战略规划的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学工作不仅要告诉学生具体的理论与方法,更要告诉学生这种理论与方法是如何形成、如何应用、如何在变化了的管理环境中去对理论与方法进行创新和发展。 二、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手段 我国企业管理课程体系框架不很成熟,教材多为“引进”而来,教学内容较为陈旧,缺乏前瞻性,且现实与实务脱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企业管理的内容不断丰富,企业管理学的理论更加丰满。因此,如何改革职业院校企业管理学的教学内容体系,使之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更好地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就成了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教师要实现教学手段的创新。要求教师及时掌握管理市场的新特点、新变化、新发展,了解管理职业的新要求,及时研究并运用新理论,改革教学内容,实现教学内容与职业需求的零距离贴近。教师在教学中应将最新的管理观念、管理实践经验以及管理研究的新成果编写成补充教材或讲义,使管理教学紧密联系实践。同时,要协调好交叉课程的教学内容,避免重复教学。另外,教师还要为扩大学生知识面创造条件,布置课外阅读书目,指导学生网上阅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教学已很难适应当今社会的教育。而多媒体教学的手段是现代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采用多媒体软件教学,充分发挥多媒体知识容量大、直观性强的优势。在企业管理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 三、转变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 我国的高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其教学的中心主要放在教师的“讲”上,而忽视了学生主动的“学”,在这种教学模式的指导下,必然会导致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这种现象显然是不适应高职教育培养目标要求的。教师要灵活运用多种有效的教学方法组织课堂教学,实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中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教师的辅导下,将多种学习方法结合在一起进行自我为主的知识吸收、消化和创新;使教师成为学习的组织者、辅导者、合作者和促进者;使学生和老师之间形成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交流补充的新型的平等、民主、合作的关系;使教学变成师生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教师可采取课堂讲授法、课堂分组讨论法、课堂辩论法、学生自学法、企业管理调查活动等多种教育方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对于学生容易理解的内容,可预先提出若干问题要求学生思考,上课时先让学生讲解自己的体会和分析结论,营造积极民主的课堂气氛,鼓励学生从各个角度向教师提问、假设和陈述,组织好课堂小组讨论,提倡富有理想和健康人文精神的争辩,对学生提出的具有创意性的问题及时指导。对于较抽象的内容,可运用案例教学法,精选案例,围绕特定案例讲授;也可将选编好的案例发给学生阅读,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讨论,允许学生充分发表意见甚至展开争辩。教师不轻易否定学生意见,对正确独到之处要充分肯定,对模糊错误认识要加以纠正,引导学生走向案例分析的既定目标。这时的案例综合性较强,带有启发性和决策性。此外,案例教学法也可引入竞争机制,对有争议的企业管理问题可采用 辩论形式。使学生在辩论中既能增长知识,又能提高合作能力和应变能力。 四、加强实践性教学,培养综合能力 高职学生要想适应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仅掌握一项或几项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具备包括跨岗位和跨行业的学习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独立生存能力、团结协作能力等在内的综合能力。企业管理课程在进行课堂教学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创造条件进行情景教学和模拟教学等实践教学以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必须强化实践性教学。实践性教学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和消化已经学习和掌握的书本知识。在实践性教学中,学生必然会遇到新的情况和问题,这些情况的处理和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学生学到新的知识、甚至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实践性教学是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中介,有助于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根据企业管理课程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考察,或者在课堂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也可在课堂开展模拟演示训练,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际业务能力。教师要灵活运用实践性教学形式,促进学生自身素质的提高,做到“会讲会做”。同时,要争取院校加大实践性教学投资力度和规模,建立管理实习基地和不同形式的校企联合体,并加强校际间管理教育的沟通与合作。 五、改革考评方式,实现考核创新 在传统的管理教学中,企业管理课程的考试形式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考试方式进行的,侧重于对理论知识的考核,然而企业管理课程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是这门课程的基本要求。如果还是沿用以前的考核方式显然不能适应这个要求。企业管理课程的考试要体现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考评要点考核学生的技能,因此,要实现多种考评方式并存的考核机制。应对考试进行改革,主要是取消原来所进行的传统的以理论为重点的闭卷形式的期末考试,以体现考评的经常性、全员性、灵活性、客观性。企业管理课的综合分数不仅仅只是考试成绩,还应包括课堂提问、案例分析、作业、实习成绩等。同时,如果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社会调查、推销商品成绩较突出的,可以给管理课程适当加分。在确定考核标准时,要重实效而不重形式,使学生在考核中尽量发挥创造性及其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重视个性的发展,在保证公平合理的前提下,问题可以有不同答案,评分体现学生的创造能力,并激发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个性。总之,企业管理学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为企业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技能型管理人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教育革新论文:革新法学教育模式强化法学实践教学 [摘　要]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比较注重向学生传授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规范的法律知识，相对轻视对学生实践能力、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全方位的改革，要推行“实践性法学教育的模式”，强化法学实践教学。 [关键词]法学教育；　实践教学；　教学模式 法学教育模式的确定应与大学生的培养目标相适应。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学教育，只有美国是纯职业教育并设在研究生阶段，其培养目标是职业律师。多数国家的法学教育则是设在本科阶段，实施的是“通识教育”，我国也是如此。我国高校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是素质教育，核心是培养学生的职业品质，而职业品质内在地表现为一种共同的职业信仰和思维方式，外在地表现为处理实际问题的职业能力。 一个合格的法学本科生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笔者认为起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思想素质，即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和认同职业伦理、恪守职业道德的自律精神；（2）法律素质，即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表达能力和对法律事实的探索能力；（3）人文素质，即广泛的知识背景、工具性技能和人际沟通能力，其中外语和计算机是最重要、最普遍的技能。人际沟通是法律工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需要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从某种意义说，不能有效地进行人际沟通的人不可能成为好的法律职业者，甚至无法从事这种职业。 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比较注重向学生传授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规范的法律知识，相对轻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培养。这种模式不利于大学生素质的提高，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因为现在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较以前宽了许多，法学本科毕业的学生不一定都从事专门的法律工作，有许多会充实到各行各业中去。与此同时，建设法治国家，要求法学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并将普及与提高紧密结合起来。法学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是现代法治的基础工程，没有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便没有现代法治的根基。因此，对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 一、我国现行法学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与革新的基本思路 综观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其缺陷与不足主要是：其一，法学课程的开设主要以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标准，而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为主要目的的课程开设的很少。也就是说，这种课程设置主要是以传授知识为主，而不是传授知识和训练学生的能力并重，不是理论性和职业性相结合的模式。其二，大多数教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主要是如何注释现有的法律条文以及各门课程的体系和基本理论，其目的是引导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体系。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比较差，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条文的分析必须与事实的认定、人际关系的处理、利益的冲突、特定的文化和道德风尚以及种种社会状况相联系。其三，我国法学教育重视理论课的开设而轻视应用部门法学课程的开设，涉及市场经济、比较法和国际商法的课程所占的比重不够，有些课程的内容也急需要改进与充实，与此同时教师的知识结构也存在一定问题。 基于以上存在的缺陷，对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必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必须以法学教育宗旨的改革为前提，即法学教育不仅要传授法律知识，同时要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能力的培养应当提高到与知识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精深的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法律规范的法律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现实生活中灵活运用法律的各种技巧、方法、能力和素质，学会如何与各种人物和机构打交道的能力，学会如何分析、查证事实的能力。 二、强化法学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条文的数量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不断增加，其修改和变化的速度同样令人目瞪口呆。倘若要把这些知识都灌输给学生，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其实，法学教育的真谛是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和使用法律，而不是单纯地灌输某种既定的、凝固的知识。如果我们现在只给学生灌输这种既定的、凝固的知识，在他们毕业后这些知识的实用性就会大打折扣。与其相反，实践性法律课程则致力于训练学生如何在解决具体案例中学习寻找法律、分析法律、解释法律和使用法律，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持续学习的能力。经过这种训练，学生掌握的是如何找到和使用法律的方法，而不是单纯地背几条法律条文。也就是说，学生学到的是能动的方法，而不是机械的公式。这种实践课的主角是学生，由学生通过实际动手操作解决实际案件来学习法律和技能。它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实践”和“实习”，学生不再是作为旁观者去听、去看、去跟随，而必须主动去做。由于这种模式给学生的主动性大，从而使其收获也大。 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一种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而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是一种由上向下灌输式的模式，总是力图引导学生找到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学生很少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生怕因自己的观点与教 师的观点有出入而不能通过考试。久而久之，学生便习惯于服从教师给予的真理，而不去思考“真理”的多样性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变化性。他们习惯于被动的思考而不是主动的思考，习惯于寻找“标准答案”而不会想所谓的“标准答案”并不存在。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并不追求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相反，它引导学生对案件和问题中的各种变化因素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启发学生的思路。教师的教案不能随意改变案件的实际情况，教师的分析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这种模式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有好处。 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灌输的是一种既定的、凝固的知识体系，而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则力图使学生学到各种法律条文之外的实际知识、能力和技巧。法律条文的运行并非是真空中的逻辑推导，它涉及到如何与法律运行中的各种人物和机构打交道，如何收集、分析、判断和确认事实，如何运用心理学、语言、行为分析的方法以及经济、文化、社会、道德等分析方法分析法律的实际运行和操作。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无法提供这种能力、技巧和素质的系统训练，而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则非常注重这些综合素质的培养。 总而言之，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是我国法学教育革新的一个方向，推行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强化法学实践教学。革新法学教育模式可以概括为五句话：关键在于转变教育观念；出路在于拓宽专业口径；重点在于优化课程结构；核心在于更新教学内容；目的在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这无疑对法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是挑战，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了。我们正在做的或者将要做的是我们原本不熟悉的东西，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此，我们必须先当学生，后做先生。 田肇树 教育革新论文:对护理教育革新思考 1医学模式的转变带来护理工作的深刻变化 护理学是医学领域中的一门学科,不仅具有医学的特征,而且也具有独立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世界上护理工作的发展经历了以疾病为中心到以病人为中心的过程,今后还要继续发展至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护理。1977年新的医学模式提出后,护理强调了人的整体观。护理工作重点从疾病护理转变到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方式。其特点是以人为中心进行身心护理,重视社会生活和环境因素在疾病中的作用,强调护理工作的独立性、科学性和整体性。护理工作的全程是以解决人的需要为目的,按照科学的护理程序所实施的系统护理行为,绝非发药、打针、铺床等简单操作的概念,而是从家庭、社会环境、心理、病情的多方需求出发,实施系统化整体护理。 2护理教育改革必须适应新医学和护理模式的转变 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求医学教育模式发生相应的转变。迄今我国的医学教育基本上仍旧沿袭50年代生物医学的课程设置,指导思想上重知识技术教育,忽视素质教育,方法上重知识传播灌输,轻能力培养,忽视人文知识教育和非智力因素的作用。(马学博.医学与哲学,1996,(17)10:512)100多年来护理教育改革也一直注重于学制、课程的增加,其模式处于与生物医学教育模式相匹配的,以教师———课堂———书本为中心的状态。近二十余年来,护理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护理教育要按照新医学、护理模式的要求,重新设计面向21世纪的护理人才。 2.1更新护理教育观念医学、护理模式转变首先要求护理教育工作者在思想观念上完成这一转变,如实地把护理服务对象的人,看成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其健康和疾病的转化受生物、心理、社会诸因素共同作用的客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与对象性质完全适应的现代护理体系,满足现代社会保健的实际需要。新医学模式的健康观认为健康应包括躯体和心理两方面健康以及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它体现了现代社会卫生保健事业正朝着高度社会化的“大卫生”发展。1977年WHO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正是保证社会进步,普及卫生保健服务的战略目标。护理学作为近30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独立学科,逐渐摆脱了医疗服务传统的从属地位,正以积极的姿态迎接这一新目标的挑战。护理教育必须适应新的医学模式和整体论的健康观要求,跳出单纯疾病护理教育的圈子,向心理、社会、环境和预防、医疗、保健三位一体的大卫生观转变。 2.2更新扩大护理教育内容与新医学模式相适应,护理教育的内容应扩展到参加人群的预防保健工作和研究各种促进健康的方法,重点教学应包括社会性疾病和心因性疾病。相应调整课程结构,适当增设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优化课程结构。注意课程和内容的整体功能,扩大学生知识面,着眼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删减不必要的生物医学内容,突出主干课程体系,增加选修课,力求早日与临床和社区实践接触。加强预防医学、自我保健、健康教育等课程。同时,护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特点,课程设置要充分考虑到护理科学本身的发展。以往护理沿袭的是以医学为主线的课程体系,护理课程中医学和医学基础课程偏重。当今护理已发展到以病人为中心的系统化整体护理模式,它的核心是贯彻执行护理程序。护理教育模式应尽快转到这一轨道上来,充分认识护理科学发展并在现代护理理论指导下,组织课程,形成突出护理的独立的课程体系。 2.3建立正确的护理教育思想护理教育虽具有其特殊性,但护理教育的许多问题,尤其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与整个教育研究的问题并无本质的差异,对教育的本质以及学习过程的认识,无一不与普遍的教育研究结果密切相关。素质教育是时代的要求,目前已成为整个教育界的共识,其内涵也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加强素质教育是针对单纯专业教育提出的。培养专门人才,除专业教育外,对于思想道德、文化、身体、心理等方面的素质,应当有更高的要求。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发展,一些新颖的教育思想应运而生,并逐步应用到了护理教育实践中。如实用教育思想,创造教育思想,全才教育思想和终身教育思想等。素质教育等新的教育思想为现代护理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它要求彻底改变课堂与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革除三中心即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体现三体即学生整体、个体发展、学生为主体的作用。着眼于启动学生的积极思维,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加强自学,让学生有一定的创造力、竞争力和变应能力,提高以后解决实际问题和自学更新的能力,将灌输知识型教育模式向促发能力型教育模式转化。 教育革新论文:护理教育革新思考 1医学模式的转变带来护理工作的深刻变化 护理学是医学领域中的一门学科,不仅具有医学的特征,而且也具有独立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世界上护理工作的发展经历了以疾病为中心到以病人为中心的过程,今后还要继续发展至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护理。1977年新的医学模式提出后,护理强调了人的整体观。护理工作重点从疾病护理转变到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方式。其特点是以人为中心进行身心护理,重视社会生活和环境因素在疾病中的作用,强调护理工作的独立性、科学性和整体性。护理工作的全程是以解决人的需要为目的,按照科学的护理程序所实施的系统护理行为,绝非发药、打针、铺床等简单操作的概念,而是从家庭、社会环境、心理、病情的多方需求出发,实施系统化整体护理。 2护理教育改革必须适应新医学和护理模式的转变 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求医学教育模式发生相应的转变。迄今我国的医学教育基本上仍旧沿袭50年代生物医学的课程设置,指导思想上重知识技术教育,忽视素质教育,方法上重知识传播灌输,轻能力培养,忽视人文知识教育和非智力因素的作用。(马学博.医学与哲学,1996,(17)10:512)100多年来护理教育改革也一直注重于学制、课程的增加,其模式处于与生物医学教育模式相匹配的,以教师———课堂———书本为中心的状态。近二十余年来,护理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护理教育要按照新医学、护理模式的要求,重新设计面向21世纪的护理人才。 2.1更新护理教育观念医学、护理模式转变首先要求护理教育工作者在思想观念上完成这一转变,如实地把护理服务对象的人,看成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其健康和疾病的转化受生物、心理、社会诸因素共同作用的客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与对象性质完全适应的现代护理体系,满足现代社会保健的实际需要。新医学模式的健康观认为健康应包括躯体和心理两方面健康以及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它体现了现代社会卫生保健事业正朝着高度社会化的“大卫生”发展。1977年WHO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正是保证社会进步,普及卫生保健服务的战略目标。护理学作为近30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独立学科,逐渐摆脱了医疗服务传统的从属地位,正以积极的姿态迎接这一新目标的挑战。护理教育必须适应新的医学模式和整体论的健康观要求,跳出单纯疾病护理教育的圈子,向心理、社会、环境和预防、医疗、保健三位一体的大卫生观转变。 2.2更新扩大护理教育内容与新医学模式相适应,护理教育的内容应扩展到参加人群的预防保健工作和研究各种促进健康的方法,重点教学应包括社会性疾病和心因性疾病。相应调整课程结构,适当增设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优化课程结构。注意课程和内容的整体功能,扩大学生知识面,着眼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删减不必要的生物医学内容,突出主干课程体系,增加选修课,力求早日与临床和社区实践接触。加强预防医学、自我保健、健康教育等课程。同时,护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特点,课程设置要充分考虑到护理科学本身的发展。以往护理沿袭的是以医学为主线的课程体系,护理课程中医学和医学基础课程偏重。当今护理已发展到以病人为中心的系统化整体护理模式,它的核心是贯彻执行护理程序。护理教育模式应尽快转到这一轨道上来,充分认识护理科学发展并在现代护理理论指导下,组织课程,形成突出护理的独立的课程体系。 2.3建立正确的护理教育思想护理教育虽具有其特殊性,但护理教育的许多问题,尤其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与整个教育研究的问题并无本质的差异,对教育的本质以及学习过程的认识,无一不与普遍的教育研究结果密切相关。素质教育是时代的要求,目前已成为整个教育界的共识,其内涵也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加强素质教育是针对单纯专业教育提出的。培养专门人才,除专业教育外,对于思想道德、文化、身体、心理等方面的素质,应当有更高的要求。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发展,一些新颖的教育思想应运而生,并逐步应用到了护理教育实践中。如实用教育思想,创造教育思想,全才教育思想和终身教育思想等。素质教育等新的教育思想为现代护理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它要求彻底改变课堂与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革除三中心即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体现三体即学生整体、个体发展、学生为主体的作用。着眼于启动学生的积极思维,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加强自学,让学生有一定的创造力、竞争力和变应能力,提高以后解决实际问题和自学更新的能力,将灌输知识型教育模式向促发能力型教育模式转化。 教育革新论文:论工商管理国际化教育革新 1经济全球化趋势对管理人才培养理念的影响 从企业内部管理来看,现代企业的经营范围逐渐扩大,涉及面广而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行发展,投融资渠道和领域多元化;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企业生存发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程度逐渐加深,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经济环境,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受到空前挑战,新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不断涌现,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多元化的知识体系、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沉着的应对能力。这就要求工商管理教育能审时度势,以市场需求为基准,适时调整人才培养的理念和目标。 1.1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的转变 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表明,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对管理人才多方面能力的要求,管理教育应该从传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转变,通过使用经济学、统计学、行为科学和其他学术领域的分析手段和概念工具,学生逐渐善于解决复杂的商业问题及明确商业机会。 1.2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及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和灌输成为当今工商管理教育的基本方向 随着现代科学管理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企业要获得成功与发展,提高竞争力,就必须适应科学技术、经营环境的急剧变化,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战略创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把创新渗透到管理全过程中,并以此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因此工商管理教育也应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为目标。 1.3由传统的知识传播到技能的培养,注重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1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时代,企业管理人员不仅要有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意识,还要有迅速应用信息技术和统计分析工具获取信息、解释和分析统计数据的能力。 2实现工商管理教育国际化的途径 目前我国一些高校在教育教学中通过使用原版教材进行教学,并引进外教进行口语教学,以追逐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其实,工商管理教育的国际化并不仅仅是采用国际原版教程,或聘请几位不懂国际管理的外国教师进行英语语言锻炼,实现工商管理教育的国际化需要多方面着手,从培养目标到课程设置以及师资的构建、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的配套等均需要符合全球化经济发展对管理人才的需求。 2.1人才培养标准国际性 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应培养适应全球化的、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能够驾驭国际、国内市场,快速决策的高级管理人才,应具有较强的管理理论功底和外语水平,以及对国际市场规则和法则的深入研究与了解。这样,根据人才的国际性标准,我们应对高等教育中人才素质和培养目标做出新的调整。 2.2课程国际性 课程国际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课程体系设计方面,尽量与国际接轨,符合国际性复合人才的培养目标;二是教学内容与教材选用上与国际接轨,既要选用本学科在国际上最先进的教材、注重国际案例分析的训练,同时也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将具有国际化内容的教材本土化。 2.3师资国际化 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是实现工商管理教育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工商管理教育国际化,首先要有一支熟悉国际经济管理的理论知识、具有分析研究和解决国际工商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能胜任国际化教育的师资队伍。 2.4教学管理、教学方法国际化 教学方法是达到教学目标的手段,为培养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管理人才,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一方面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提高教学水平,同时也要研究和学习别人的先进教学方法,将国际上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手段与我国特定的教育环境相融合。 2.5工商管理教育评价的国际性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跨国经营、国际经济往来频繁的发展趋势、人才的跨国流动和服务,需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或认可)的质量评价标准,以促进工商管理教育体制的健全和促进办学方向的市场化需求。 3工商管理教育的改革 3.1课程建设问题 专业建设首先考虑的是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工商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养适应全球化的、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能够驾驭国际、国内市场,快速决策的高级管理人才。专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课程设置和规范课程内容。从课程体系的设置来看, 通过课程的合理设计,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专业知识,而且要传授给他们一定的知识转换技能和通用技能(genericskills)。根据这样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理念,在工商管理课程设置上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知识:(1)经济理论课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目标是为企业和员工获取更大的利润,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首先必须让学生熟悉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2)管理理论课程,管理理论知识是一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3)通用电脑技术和统计方法知识,让学生掌握运用电脑进行统计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技能,以快速及时地获取管理所需的统计信息。(4)国际案例和国际前沿性问题,通过案例分析或对国际前沿性问题的讨论,让学生了解国际管理和实践中的发展动态,了解国外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理念以及国际经营法则法规,提高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应对能力。 除本科教学外,MBA教育是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目前国际上普遍将MBA的核心课程体系分为四个大类:即管理信息系统类课程、决策科学类课程、会计类课程和操作管理类课程。统计、数据分析方法、决策等课程包含在决策科学类中。美国一项调查表明:在调查的26所学校中有25所学校要求必修决策科学课程,财经和管理会计课程包含在会计类中,在调查的26所学校中有25所学校要求必修会计类课程,生产管理和供应链课程包含在操作类课程中,100%的学校要求MBA的学生必修该类课程。可见从课程的设计上来看,MBA教学应培养学生除专业知识以外的如下技能:(1)信息技术与分析技能;(2)理解和解释统计数据的技能;(3)解决问题的技能。这些技能的培养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管理能力,有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欧美等国家相比较,目前我国工商管理专业教育中课程设置存在两方面的问题:(1)专业课程体系需要增加管理沟通、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企业家精神等课程。(2)统计、数据分析方法、决策等课程的选择余地较小,开设的课程较为单一,学生不能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要求灵活选择所需的数据分析工具课。因此,在MBA教育中为培养国际化的管理人才,在借鉴国际先进的课程设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设置不同于本科教学的立足于培养高级复合型管理人才的目标设置课程体系,选用既国际化又适合我国生源状况的教材,必修中设选修,即同一大类中设置多门可供选择的课程,以便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需求做出选择。 3.2构建国际化的师资队伍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入,工商管理教育的培养目标在逐步提升,培养适应国际市场的国际化管理人才是每个工商管理教育者追逐的目标,而实现该培养目标首先需要有一支知识过硬、技术过硬的国际化师资队伍。其次,随着知识半衰期的缩短和新知识的迅速发展,开发一些能展示给学生交叉学科间的关键联系和多学科视野的内容和方法显得更为重要,从而相应要求具备多种知识技能的师资力量。国际上对工商管理教育的师资普遍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博士学位;第二要有研究成果;第三要有综合实际能力,教师既是大学教授,又是咨询公司的专家,或在金融机构、公司里任职。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庄正民教授认为,台大工商管理教育的师资团队拥有其他大学管理学院不具备的三个特点:(1)师资队伍除管理或商业专长之外,还需具备涉及经济学、心理学、数理研究、工程领域等专长的知识,这种知识结构有利于培养跨学科的通才管理人才;(2)师资队伍中有丰富的实际管理经验的人才,这些人才一方面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案例素材,另一方面能为学校与企业界、政界的互动牵线搭桥;(3)师资队伍要求来源多样化,聘请教授时不偏重特定地区、特定学术机构、特定专业。由于长期以来台湾各大学管理学院的师资多出自于北美大学商学院,近年来台大开始注重到欧洲或日本招聘教授,以资互补。根据国际师资队伍的构建经验,结合培养目标和多元化的培养趋势,组建一支国际化的师资团队,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引进吸收具有国际管理经验或国外知名管理学院的学者,借助于国际师资力量引入先进的国际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2)派教师到知名企业或国外进修。派教师到知名企业参与企业的决策与管理,有助于积累实际管理经验和教学案例,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到国外进修可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管理理念,将国际化的管理知识引进来。(3)鼓励教师跨领域开展研究或撰写论文,以培养具备多领域知识的教师。(4)实行多元化的人才引进机制,一方面在人才引进时不偏重于任何地区和任何机构,以实现不同学术机构知识结构体系的互补,避免近亲繁殖,导致知识结构的单一化。另一方面,根据课程设置体系,引进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高级人才,以实现专业知识的相互融合和交叉。 3.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配合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培养掌握独立获取知识,自己处理和获取信息,并运用科学方法去适应社会且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需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教学模式的改革,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意识和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培养学生的学习技能。为此,教学模式应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以教为本向以学为本)转移,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中,教师可以通过营造、控制学习环境,鼓动学生积极参与、相互学习,从而逐步引导教学方法从系统讲授向边学边用转移,教学环境从课堂向真实的工作环境转移。 3.4建立国际化的管理教育评价体系 目前国内对高等教育的评价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教育部组织的高校评估,二是一些机构根据学术论文的发表情况对高校的排名,至今还没有专门的对高校工商管理教育的专门评价。工商管理教育要走得远,走得快,还需要建立一套专门的管理教育评价体系和标准,评价体系可借鉴国外经验,根据管理教育在市场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市场化程度,在教育体系中的自身发展和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教育绩效水平等方面建立多元化的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体系的构建将有利于工商管理教育的改进和提升。 4结束语 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改变着工商管理教育的培养理念和培养目标,然而培养理念和目标的贯彻与实现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广大管理教育者从自身做起,以适应国际市场人才需求为基准,培养适应全球化的、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能够驾驭国际、国 内市场,快速决策的高级管理人才为目标,不断充实扩大自己的知识修养、综合素质,根据学生对象的不同适时调整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根据学生需求与市场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教学内容 教育革新论文:革新法学教育模式强化法学实践教学 [摘　要]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比较注重向学生传授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规范的法律知识，相对轻视对学生实践能力、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全方位的改革，要推行“实践性法学教育的模式”，强化法学实践教学。 [关键词]法学教育；　实践教学；　教学模式 法学教育模式的确定应与大学生的培养目标相适应。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学教育，只有美国是纯职业教育并设在研究生阶段，其培养目标是职业律师。多数国家的法学教育则是设在本科阶段，实施的是“通识教育”，我国也是如此。我国高校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是素质教育，核心是培养学生的职业品质，而职业品质内在地表现为一种共同的职业信仰和思维方式，外在地表现为处理实际问题的职业能力。 一个合格的法学本科生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笔者认为起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思想素质，即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和认同职业伦理、恪守职业道德的自律精神；（2）法律素质，即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表达能力和对法律事实的探索能力；（3）人文素质，即广泛的知识背景、工具性技能和人际沟通能力，其中外语和计算机是最重要、最普遍的技能。人际沟通是法律工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需要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从某种意义说，不能有效地进行人际沟通的人不可能成为好的法律职业者，甚至无法从事这种职业。 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比较注重向学生传授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规范的法律知识，相对轻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培养。这种模式不利于大学生素质的提高，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因为现在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较以前宽了许多，法学本科毕业的学生不一定都从事专门的法律工作，有许多会充实到各行各业中去。与此同时，建设法治国家，要求法学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并将普及与提高紧密结合起来。法学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是现代法治的基础工程，没有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便没有现代法治的根基。因此，对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 一、我国现行法学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与革新的基本思路 综观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其缺陷与不足主要是：其一，法学课程的开设主要以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标准，而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为主要目的的课程开设的很少。也就是说，这种课程设置主要是以传授知识为主，而不是传授知识和训练学生的能力并重，不是理论性和职业性相结合的模式。其二，大多数教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主要是如何注释现有的法律条文以及各门课程的体系和基本理论，其目的是引导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体系。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比较差，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条文的分析必须与事实的认定、人际关系的处理、利益的冲突、特定的文化和道德风尚以及种种社会状况相联系。其三，我国法学教育重视理论课的开设而轻视应用部门法学课程的开设，涉及市场经济、比较法和国际商法的课程所占的比重不够，有些课程的内容也急需要改进与充实，与此同时教师的知识结构也存在一定问题。 基于以上存在的缺陷，对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必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必须以法学教育宗旨的改革为前提，即法学教育不仅要传授法律知识，同时要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能力的培养应当提高到与知识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精深的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法律规范的法律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现实生活中灵活运用法律的各种技巧、方法、能力和素质，学会如何与各种人物和机构打交道的能力，学会如何分析、查证事实的能力。 二、强化法学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条文的数量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不断增加，其修改和变化的速度同样令人目瞪口呆。倘若要把这些知识都灌输给学生，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其实，法学教育的真谛是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和使用法律，而不是单纯地灌输某种既定的、凝固的知识。如果我们现在只给学生灌输这种既定的、凝固的知识，在他们毕业后这些知识的实用性就会大打折扣。与其相反，实践性法律课程则致力于训练学生如何在解决具体案例中学习寻找法律、分析法律、解释法律和使用法律，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持续学习的能力。经过这种训练，学生掌握的是如何找到和使用法律的方法，而不是单纯地背几条法律条文。也就是说，学生学到的是能动的方法，而不是机械的公式。这种实践课的主角是学生，由学生通过实际动手操作解决实际案件来学习法律和技能。它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实践”和“实习”，学生不再是作为旁观者去听、去看、去跟随，而必须主动去做。由于这种模式给学生的主动性大，从而使其收获也大。 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一种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而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是一种由上向下灌输式的模式，总是力图引导学生找到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学生很少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生怕因自己的观点与教师的观点有出入而不能通过考试。久而久之，学生便习惯于服从教师给予的真理，而不去思考“真理”的多样性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变化性。他们习惯于被动的思考而不是主动的思考，习惯于寻找“标准答案”而不会想所谓的“标准答案”并不存在。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并不追求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相反，它引导学生对案件和问题中的各种变化因素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启发学生的思路。教师的教案不能随意改变案件的实际情况，教师的分析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这种模式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有好处。 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灌输的是一种既定的、凝固的知识体系，而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则力图使学生学到各种法律条文之外的实际知识、能力和技巧。法律条文的运行并非是真空中的逻辑推导，它涉及到如何与法律运行中的各种人物和机构打交道，如何收集、分析、判断和确认事实，如何运用心理学、语言、行为分析的方法以及经济、文化、社会、道德等分析方法分析法律的实际运行和操作。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无法提供这种能力、技巧和素质的系统训练，而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则非常注重这些综合素质的培养。 总而言之，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是我国法学教育革新的一个方向，推行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强化法学实践教学。革新法学教育模式可以概括为五句话：关键在于转变教育观念；出路在于拓宽专业口径；重点在于优化课程结构；核心在于更新教学内容；目的在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这无疑对法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是挑战，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了。我们正在做的或者将要做的是我们原本不熟悉的东西，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此，我们必须先当学生，后做先生。 教育革新论文:强化改革新生心理健康教育建议 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身心两方面内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心理健康教育对全面提升学生整体素质、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塑造学生优良思想品德的先决条件 性格健康是心理健康的首要必备条件。一个人的性格具体地标志着一个人的品德和世界观，即人的性格特征和人的思想品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健康的性格就谈不上优良思想品德的形成。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个性的形成、思想和品德的训练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促进学生智力发展，提高心理素质的基础 在学生学习中，如果一个学生心情愉快，就会调动其智力活动的积极性，易于在大脑皮层形成优势兴中心，也易于形成新的暂时神经联系和使旧有的暂时神经联系复活，进而促进智力的发展。反之，若是在烦恼、担心、忧虑等情绪状态下学习，就会压抑其智力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其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认知机能受到压抑和阻碍。事实上，一些大学生因情感、人际关系等问题而致使成绩一落千丈、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动而违法违纪等，说明了健康的心理对智力的促进作用，也表明心理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 三、预防学生精神疾病的发生，提高心理素质 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其身心健康状况不仅影响本人、家庭、学校，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既可以起预防作用，又可以使学生中暴露出来的某些心理问题得到及时解决，这对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将起到积极作用。 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功能，可在学生中成立心理健康协会等学生社团，建立起学生心理互助机制，调动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动性。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可定期对学生心理协会会员等进行培训，使他们了解常见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及主要表现，提高他们的心理咨询技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开展助人自助的群众性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使其成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朋辈辅导员”。 总之，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断完善预防性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将个体辅导与团体教育相结合，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习相结合，探索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规律，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革新论文:高校生法制教育革新途径与模式 当今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普及法律知识尤为重要,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制经济。这就要求全体国民普及法律知识,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他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和后备军,大学生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尤为重要。 1法律意识淡薄的危害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知识和心理态度的总称。法律意识是一种观念的法律文化,对法的制定实施是非常重要的。近几年来,大学生犯罪率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从清华大学刘海洋泼熊事件到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事件,从伤动物到杀人,说明了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硫酸泼熊是违法的,说明法律知识的缺失;另一个就因为一次打牌吵架,因为不满而痛苦,杀害了同寝室的四名同学,无知、荒谬、残忍、悲哀!当代大学生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对现行法律法规知之甚少,法律意识淡薄,导致高校学生违法乱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1.1危害自己 由于大学生法律知识欠缺,一方面因为不懂法,违反法律法规,有着大好前程的大学生锒铛入狱甚至被判处死刑,害人害己;另一方面,因为不懂法,不能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譬如:有些大学生利用寒暑假打工,结果工期到了拿不到工资;有些学生对最基本的试用期都不清楚,毕业后找工作,合同也不签,有的签了合同也不规范,合同期两年,试用期6个月。这就违背《劳动法》规定不超过60日的规定。究其原因就是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基本法律常识不了解。 1.2危害家庭 大多数的中国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孩子带着父母的期盼、带着自己未来的梦想去上大学,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是父母的希望,是家庭和谐的纽带。孩子犯罪,会毁灭一个家庭甚至更多的家庭,酿成家庭悲剧。马加爵事件造成四个家庭的悲剧,给他们的亲人造成永远的伤害,从而给社会造成不安定的因素。 1.3危害国家社会 大学生犯罪率的不断攀升,且大学生犯罪属高智商犯罪,给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我们的教育到底为哪般。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担负国家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培养大学生目的是为了建设小康社会、强盛中国。而少数大学生却是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高科技犯罪活动,比如:卢某系北京某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学生。2000年6月,卢某从网上下载了“黑客”软件,破译并盗取了北京创原世纪公司的上网账号及密码。卢某不仅自己使用该公司的上网账号及密码,还得意地告诉同学:“这个账号是黑来的,不要钱就可以上。”2000年10-11月间,卢某在网上消息,以每100元使用三个月的形式,将该公司的账号及密码在网上销售,从中获利4000多元。卢某行为获利4000多元,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万元。当卢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时,他自己辩解并没有偷东西。在忏悔时卢某痛哭流涕地说:“要是知道是犯罪,也不会向同学、好友宣传此账户,更不会去叫卖了,以致对该公司造成重大损失。”[2] 从上面的事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法律知识缺失,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违法的,多么的无知,多么的令人痛心。所以,笔者认为加强大学生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教育迫在眉睫。 2加强法律教育对策 2.1学校重视 首先,思想上重视。法律教育不仅是政治教师的事情,更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应制定相应的措施,加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其次,课时上满足法律理论教学。再次,实践教学。比如:宣传策划法制专栏、请法律专家开讲座、《今日说法》、《法治在线》讲课等措施,加强学生对法律理解的直观性。 2.2教师素质的提升 作为法律基础课的老师,首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其次,建立对法律教师长期的培训体制。社会在进步,知识也是日新月异,教师如果不进行定期培训,知识就会短路。所以要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以适应时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满足学生的需要。再次,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对新公布的法律法规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及时地传授给学生。 2.3教材改革 法律基础知识教材进行不断的改进,从开设“法律基础”改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法治社会应该加大法律教育、教材的改革,使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减弱对法律知识的教育,原来的一本书现在改成主要两章内容,即:“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和“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课时各高校不同,从4课时到14课时不等,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把教材的法律知识讲授给学生,就只能是个大概,教师讲大概学生就更糊涂了。笔者以为“,法律基础”课应独立开设,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法律知识,降低学生因无知而犯罪的几率。 2.4改善教学环节 首先,丰富课堂内容。不照本宣科,注入新的内容,加大信息量,补充内容应与学生所学专业结合起来,具有针对性。其次,案例教学。课堂教学,案例要结合大学生的特点,要以案例说明法理,使学生对法律产生兴趣。再次,互动教学。课堂引入讨论机制,让学生课后查找案例,师生分析、讨论相关的案例,从而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的主动性,增强法律意识。 2.5加强大学生自身素质教育 首先,加强大学生的德育教育,要学生树立要做事先做人的观念;其次,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掌握一技之长,为将来走向社会打基础。再次,认识法律的含义,加强学生法律意识教育,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掌握法律方法,积极参与法律实践,从而培养法律思维方式;树立法律信仰,宣传法律知识,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最后,加强心理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在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时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中国古语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百密必有一疏。”更不要为了泄愤而走上犯罪的道路,要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所以,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至关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每个公民都应该知法、懂法、用法、守法。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必须学好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不仅自己要遵纪守法,而且要做普及法律知识的宣传者,所以加强大学生法律教育势在必行。 教育革新论文:关于知识社会的教育革新 论文关键词：知识社会；改革；创新 论文摘要：论述当今社会教育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创新。 现代社会拥着现代教育的技术手段，使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教育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社会已经进入知识信息与知识经济的时代——即科技份量加重，知识价值上升，创新能力提高，合作精神增强。知识社会对教育模式的要求必然对中国传统应试教育提出挑战，对中国高等学校的教育方式、现存的落后的教育理念发出了革新的警示。 社会要发展，教育必须以人为本，打破旧的传统的教育模式，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大批合格的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人才。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几乎所有学校，尤其是中学都在进行着相应程度的应试教育，有的抓得相当扎实，而口头上都在批判应试教育，在文件上进行批评。 应试教育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其发展过程中，科考制是导因，人事制是关键，社会差别是土壤，而教育界则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清除其生存基础，使应试教育退出历史舞台，使素质教育勃然兴起。我国高等学府在招收学生时并没有自主的权力，所谓学校选拔职能实际上是国家教育权力在学校的表现。学校选拔新生不过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国家教育权力的表现，所以在社会中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具有选拔职能。现存的社会状况与学生接受的社会影响有着相当大的应试教育继续生育的空间，对于整个社会的压力以及矛盾，加上现存的根本不完善的教育新型理念，导致新型知识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与之相适应的素质教育无法深入和发展，教育体制的表面改革更是让应试教育更加顽固地阻碍着学生发展与教育发展。 应试教育的淘汰选拔教育模式，它以片面追求升学率来指导学校的教育工作；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素质来指导学生教育工作的一种新型教育模式。素质教育对应试教育具有批判继承的关系，也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素质教育的特定内涵在于“素质”内含的特定性。在内容上指适应时代要求的，利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必须具备的各种内在要素的总和；在特征上具有基础性，层次性、可塑性、持续性、时代性、民族性和战略性。应试教育的弊端不在于“应试”，更不在于“试”本身，而在于特定的“应试教育”模式。从这层意义上讲“素质教育”的正确性正是在于坚持对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人才的教育模式的追求与探索。 在素质教育下，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从新型教育体制中的教育模式提炼出了全新的教育方法，即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引发学生对学习知识的兴趣，并提出问题和疑惑，开展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法，由教师在纲领上进行点播和点评，使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以促进学生进一步探索的兴趣。这种遵循着以疑促学，讨论激学，启迪创造，精博内化方法的教学方式，把学生创造能力，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全部开发出来，拓展知识领域，把知识精化，便于学生理解和吸收，所以学校的素质教育是培养学生的观念、知识、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的有机结合，也就是内外相结合来实现自我学习。而实现自我学习正是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只有学生掌握了自我学习的能力，知识才能在自我独立走向未知领域中得到有效和必要的学习和运用。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选取52种高校试点的基础上，提出加强高校文化素质工作，立即引起众高校积极响应，形成高校教育改革一个新亮点，新热点。2001年l0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四川棠湖中学——素质教育一样有高升学率》的文章，作者在评细介绍了四川省双流县崇湖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做法时，引用了该校黄光成校长的话说“中学要生存，就必须面对高考，实际上即使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也通过实施素质教育达到了一些热衷应试教育者梦寐以求的高升学率。” 教育创新与素质教育使高等教育经历着一场极其深刻而伟大的变革，它给教育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学生工作应在观念创新、机制创新、评价体系创新、方法和手段创新，建立有创新意识的学生工作队伍等方面进行着手改进。应该变闭门灌输为开放疏导；变强调共性为尊重个性；变以理服人为以情感人；变被动应付为超前开发的创新思路。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不仅仅应该将重点集中到学生、教师、学校以及社会上，更应该将深层教育理念、人文精神的层面和创新变革的迫切性加以整理、整合、使整个社会在变革过程中共同运作。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代教育的观点是强调综合素质的提高，教育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就是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素质教育，而不是应试教育! 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已成为一种趋势，也是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找到的出路。素质教育已经成了新式教育的代称，并在逐步地走近学生和进入学校。追求升学率不是非要用传统灌输填鸭的手段来达到，素质教育也一样可以办到，并且可以培养各方面素质均衡俩面发展的新世纪人才。这才是可以竞争，可以带动民族发展的人才，也是教育的最终走向。 素质教育的灵魂和核心就是创新教育，学生思想品德、人格、动理、尝实践等方面的能力必将在这种新式教育下得到更大地挖掘、发挥和展现! 教育革新论文:应对大学生心理特征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革新 [摘要]高校教育要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进行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的创新，以体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本文仅就应对新时期大学生心理特征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革新作初步探讨。 [关键词]心理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革新 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变化，高校教育针对大学生心理特征的新变化，不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新手段，才能把大学生培养成合格人才，使他们能够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成为理想信念坚定、道德品质优良、知识结构完善、技能素质全面的复合型人才。 一、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及其表现 1．批判性思维增强。当代大学生是一个活跃的群体，接受、理解能力强，对信息接收快，对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社会上的事情能做出较理性、辩证的分析。 2．感情脆弱、意志薄弱、依赖性强。大学生虽然素质较高，辨别是非能力较强，但因其年轻、意志薄弱，很容易走向犯罪。 3．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大学生崇尚享受，有不正常的消费观念，超前享受生活的价值观念已得到认可。 4．思维活跃，主体意识增强。大学生注重自我挑战、亲身经历，关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社会实践活动有极大的兴趣。 5．政治方向的双重个性。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他们关心政治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又试图远离政治，专心读书，尤其热衷出国谋求个人发展。 二、当代大学生心理特征形成的原因 1．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市场经济的确立不仅引起经济的变化，也有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变化，改变了大学生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形成，但同时助长了实用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2．信息网络的普及。网络提供了人们接触的另一种方式。交流情感、浏览信息、使用“电子邮件”、下载软件和网络游戏成为大学生的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虚拟性的网络中，宣泄自己的情绪，结果会使心理变得更加内敛、封闭、孤僻。 3．意识形态。大学生在心理上很难再接受传统的灌输教育，他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还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使大学生的心理更加开放，批判性思维加强，自我意识增强，对待一件事物喜欢用自己的思维思考，进行古今、中西比较，做出自己的判断。 4．角色的变化。入学期的角色转换，大学新生所遇到的环境变化非常突出，在摆脱在过去环境中的生活及行为模式，逐渐形成适应新环境，会产生较多的思想问题，对心理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读期角色转换，在读时期大学生在学习上开始入门，转变了学习态度，找到了适合自己学习的方法，并在生活实践中学会了照顾自己，还使人生观、价值观开始趋向成熟；毕业期的角色转换，又让毕业生将面临着毕业分配选择职业的考验、感情考验和做论文实习的考验，心理变得急躁、不安、无奈。 5．个人面临的种种问题。当代大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个人主义强烈，与人合作能力差，生活中处理不好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学习上，发现自己在中学阶段的优势已经不再；感情问题也变得突然重要起来，面对感情变故时，往往束手无策，甚至走向极端。 三、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革新要遵循的原则 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革新要遵循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原则；市场经济积极面的原则；利、义、情的“三性”原则；针对性、主动性、实效性的“三性”原则。 只有在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原则下，把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做到教育体制上的观念更新，并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尺来规范大学生行为，正确引导大学生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成长。 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革新 1．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结合大学生的实际，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为学生全面发展的服务之中，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帮助他们处理好学习成才、择业、健康生活、交友等各方面的具体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不断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和实效性。 2．重在实效，教育方法创新。（1）可以优化课堂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把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理论性和知识性有机地相结合；在教学目标上，要从传统的只注重传授专业知识转变到以培养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为重点的目标上来；在教学方法上，培养他们养成独立思考，用辩证的思维方式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实效。（2）优化活动形式。通过生动活泼的活动吸引学生，使学生的聪明才智在活动中得到发挥，兴趣爱好得到满足，从而使他们获得的感性认识逐步发展为理性思维，升华为大学生内在的理想和信念，最终达到在自我参与中实现自我教育。（3）强化社会实践。要积极组织大学生多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俭学等社会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到社会实践的大课堂中经风雨见世面，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3．形成活力，管理机制创新。积极营造并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同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党政干部队伍、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完善激励机制，要确立科学的奖惩机制，必须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准则，为每个大学生提供和创造均等的竞争机会。 4．结合时代，校园文化创新。高校要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增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心理环境的有效互动,积极构建一个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为重点,以深厚的校园人文底蕴为支撑,以健康向上、形式活泼、主题鲜明的校园文化活动阵地为载体，营造一个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和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互动对话的生态教育环境。 5．有针对性地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首先，是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同加强大学生诚信档案建设相结合，确保每一个贫困大学生都能通过助学贷款来顺利完成学业；其次，是将对大学生的经济助困与精神助困相结合。同时要帮助学生解决就业压力问题，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增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教育革新论文:试论革新高等教育提高大学生素质 [论文摘要]通过对贵州两所大学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对大学教育的满意度、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了客观描述和分析，最后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在教学中应坚持的原则、大学的师资与教学模式、大学的教学手段等多个角度来探讨如何革新现行的高等教育，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生素质；教学 一、引言 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的数量日益上涨的同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正因为如此，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新读书无用论”，甚至这种“新读书无用论”越演越烈，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对这一现象的重视。不少的专家、学者们纷纷深入大学教育模式、大学课程设置等方面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进行剖析，以求创新大学教育，培养出更多具有创造性和实用性的人才，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从大学的教育目的来看，认为大学应该面向社会“培养大量的实用型人才，当是中国很多大学必须担当的重任”。而瑞士教育学家裴斯洛齐曾说过，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能力。 从高等教育本身和大学教学来看，第一，高等教育的教学管理观念应该“从注重群体化、单一模式化管理转向个体化和多样化管理模式”。关于大学的教学模式，有人认为，大学课程应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模式——“1二3三”教学模式。第二，关于大学教育的若干观点。有人认为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重视学会，忽视会学，重视知识，忽视能力”，所以大学应该提倡“创新教育”。出于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考虑，大学教育应该提倡“通识教育”。而从塑造大学生道德品质来看，大学应该重视人文教育，“加强大学的人文教育已到了紧要关头，没有这样的教育中国大学生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不难发现以上的研究人员、专家、学者们都从理论上对教育和教学的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而本报告是建立在对贵州两所高校150名在校大学生对现行大学教育与教学的若干认识与感受的调查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对中国现行教育、教学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描述，最后有针对性地就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以大学生为本”的高等教育理念能够得以更充分的体现。 二、方法 (一)调查方法 本调查采取偶遇抽样和分层抽样获取样本信息，然后对问卷信息核实后进行编码，输入计算机，利用excel数据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查资料的搜集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调查中，使用发放封闭式问卷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向被调查者说明此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的前提下，要求他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填写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本调查发放问卷共150份，回收145份，回收率为96.7％，有效问卷为139份，有效率为95.9％。 调查对象为在校本科大学生，其中，在贵州大学调查85人，在贵州民族学院调查65人，总共有139人为有效调查对象。其中文科生为83人，理科生为56人，分别占60％和40％。 三、结果与讨论 本调查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大学教育若干问题的认识。二是大学开展学术讲座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等问题。三是关于优秀教师应具备哪些条件、怎样才能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等与教学相关的问题。下面对统计所得数据及图表进行分析来说明当今在校大学生对现行高等教育的认识与感受。 (一)大学教育方面 1.调查的139名大学生中44％的大学生认为，希望通过大学教育“能够学习更多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但是也有25％的学生认为上大学的最主要目的是“拿毕业文凭，毕业后好找工作”，其中，文科生占其总人数∞的20％，理科生占其总人数的32％，理科生比文科生高出12个百分点。可见，理科生更强调大学教育的实用性。 2.对大学教育相关问题的认识与评价(表1)。虽然素质教育已提出多年，但大学生中认为高等教育“改善非常大”的只有7人，只占5％，而普遍认为“有所改变”和“几乎没变”。对于“大学所设某些课程是否与市场需求相脱节了”的回答，有112人持肯定态度，占总人数的78％。至于对“现行教育方式是否经常让大学生感到压抑、忧虑或无聊”这一问题的回答，有高达93％的大学生认为会出现以上不良情绪，其中，40％的大学生认为“经常会”，53％的大学生认为“有时会”，仅有l％和4％的学生认为“很少”和“不会”。从“大学教育满意度”来看，统计数据显示，选择“不满意”的有72人，“非常不满意”的有23人，分别占总人数的51％和17％。由上可见，无论从确凿的满意度调查来看，还是从高等教育的改善度、大学课程设置的合理性或不良情绪发生的频率来看，当前大学生对现行高等教育是普遍持“不满意”态度的。 3.民办教育的支持率。除了10％的学生认为不必要和16％的学生持中立的态度外，高达74％的大学生是支持民办教育的。因此，从大学生对民办教育的认同度来看，民办教育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二)大学生对课外实践活动、开展学术活动以及开立考证培训班的态度 1.假期专业实践活动的必要性。关于“学校是否有必要组织学生在假期参加一些与专业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总体来看，有高达96％的大学生认为是必要的，其中有63％的大学生态度更为强烈，选择了“非常必要”。从文、理科的对比来看，理科生认为“非常必要”的人数占其总人数的67％，而文科生只占其总数的58％，理科生比文科生高出了9个百分点。可见理科生更为强调学习的实践性和知识的实用性，这与前面所提到的在理科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认为上大学的最主要目的是“拿毕业文凭，毕业后好找工作”这一观点无疑形成了一定的因果呼应关系。 2.大学生对学术讲座和考证培训班的态度。对于“学术讲座对大学生学习有多大帮助”的回答，有83名大学生认为作用“一般”，占总人数的60％，面认为“非常大”和“很大”的人数分别为10人和27人，总共37人，仅占总人数的26％。不难发现，大学生对学术讲座的作用评价是不高的。至于“学校是否有必要开立考证培训班”这一问题，仅有35％的人认为是必要的，持中立和反对态度的居多。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大学生不热衷于考证，充其量只能说明他们普遍认为，考证通过率与考证培训班没有必要联系。换言之，培训班虽然对提高通过率有所帮助，但所起的作用是一般的。 (三)大学生对高等教育教学相关问题的认识与评价 1.大学生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等方面的认识。大学生普遍认为“对所学的学科不感兴趣”或“老师教学方式呆板”或“教学内容枯燥乏味”是促使他们旷课、逃课或借故请假的最主要原因。同时指出“在教学中加大师生互动的频率”、“教师经常将书本知识联系实际生活来授课”、“老师使用幽默的语言进行教学”、“在理科的实验课教学中，老师经常组织学生做实验”，以上四点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值得提倡的，其中，前两点几乎为所有的大学生所认可。至于对教学手段的认识，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写论文或搞ppt的方式来考察学习情况是可行的”，其中，被调查的大学生中认为“十分可行”和“可行”的共有86人，认可度达到61.5％。对于“ppt教学是否比传统板书教学更有效”的回答，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意见出现了分歧。笔者发现，在不考虑持“不知道”态度的大学生前提下，持“同意”态度的大学生中，文科生和理科生分别占其总人数的57％和32％，文科生比理科生高出了25个百分点。相反，持“不同意”态度的大学生中，理科生比文科生高出了21个百分点(图1)。但总体而言，有较多的大学生是支持pit教学的。 ppt教学与传统板书教学的评价 2.大学生对“优秀教师应具备哪些条件”的认识。教师作为教学的主体，他们的素质与处事方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质量。调查结果显示，“教师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给学生带来一些新知识”、“老师在课余时间经常和学生交流学习和生活上的经验”、“能够客观理性地把握教学内容，并能以通俗的方式进行讲授”、“不时地组织学生讨论问题，能让学生各抒己见”这四点都被作为考核老师是否优秀的指标，其中，前三个指标学生更为重视。 3.以上面数据分析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或现象为基础，下面主要从教育的最终实现途径——教学这一角度来提出若干关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建议。 (1)加强学校与社会各界之间的交流，逐步实现在坚持理论教育为基础的前提下，努力寻求各专业的社会性。目前，社会中存在的“新读书无用论”并不是空穴来风，毫无根据的。即使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大学教育出现的“学与用相脱节”的现象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大学应该加强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以获知社会需要怎样的人才，而选定合适的教材进行教学。这样就可以避免教学的盲目性，使学生所学知识能够在毕业后有用武之地，而不会出现虽是学某一专业，但对这一专业领域的应用性知识知之甚少或者一问三不知的尴尬场面。 (2)教学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原则。除了课程设置内的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的理论学习外，学校要多开展高质量的学术讲座或学术报告。有条件的学校，多组织学生参加一些与专业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也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促进这一思想的实现，学校或许可以考虑将平时考核分为平时上课表现考核和参加实践活动表现考核。平时成绩比例可以定位于等于或大于40％，而笔试成绩比例可以定位于等于或低于60％。至于平时成绩如何考核，任课老师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考核表，如果条件允许，任课老师还应该多向实习单位咨询学生的表现。 (3)提高大学教师素质，创新教学模式。作为一名优秀的老师，要尽可能地站在学生的立场来考虑如何才能使学生学到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应用性知识，不要仅仅停留在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教学。进一步来说，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摸索出创新的教学模式，使高等教育逐步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逐步改变传统“灌输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加大师生的互动频率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将书本知识联系实际生活来增强学科的趣味性和实角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学生的厌学情绪和不良学风。 (4)逐步更新教学手段和学习情况考核方式。根据文科教学讲究传授“思想观点”的特点，老师可以多采用ppt教学，给学生带来更多的书本知识和前沿信息。而对于理科来说，特别强调的是逻辑思考和思维能力，所以，它讲究的是学生对知识的实实在在的理解与吸收，而非信息量。因此，任课老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灵活地将ppt教学和板书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不但可以缓解板书教学所带来的枯燥乏味，还可以避免ppt教学中学生跟不上进度的情况。与此同时，要拓宽学生学习情况的考核方式，除了采用传统笔试方式来考核外，老师可以根据课程的特点和需要，要求学生写论文或分组围绕某一主题通过pi t做报告的形式来进行考察。除了以上四点外，为了更好地提高高等教育水平，教育界、政治界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应该鼓励和支持民办大学教育，把竞争机制弓1人到高等教育中，逐步形成公立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互竞争的局面，促使公立大学兼并办学不力的大学，追求大学质量的不断提升，进而加速应试教育退出高等教育舞台的步伐，早日实现我国大学的素质教育。 教育革新论文:房秩五蒙学教育革新思想 摘要：房秩五以“开通民智、救亡图存”为其蒙学教育的宗旨，认为蒙学是“学堂中第一要紧的”，并且尖锐地批判了传统蒙学教育的诸多积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改革蒙学教育的具体措施：“蒙学的管理要整齐”；“课本的程度要相当”；“教授的法子要活泼”以及“教师的性情要平和”等。其蒙学教育革新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房秩五（1877-1966），名宗岳，字秩五，晚号陟园老人，安徽枞阳人，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诞生于晚清动荡的年代，水深火热的生活处境和强烈的爱国热忱赋予了他要兴国强邦的时代责任感。［1］41房秩五早年曾襄助吴汝纶创办桐城县学堂，兼任学长，后与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并负责教育栏目的编撰。民国初期，曾任安徽省教育总干事、安徽提学使署学务公所文案等职。1923年，辞官回乡，潜心办学，先后创办了浮山小学和浮山中学，自任董事长。房秩五的教育研究与实践包罗甚广，家庭教育、蒙学教育、女子教育、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皆有涉及。本文就他的蒙学教育思想作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开通民智、救亡图存：蒙学教育的宗旨 19世纪末叶的中国，内外交困，社会动荡不堪，百姓民不聊生。甲午战争、、义和团反帝运动相继失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日益深入，晚清政府日渐腐朽黑暗。“横流浩浩沉千古，残日阴阴覆九州。”［2］292在此国将不国，岌岌可危的乱世之秋，房秩五虽为一介书生，然一腔救国保种的热心不减。他时常与友人陈独秀、葛温仲、潘晋华等人纵谈时事，相约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当丁同宣等在安庆藏书楼组织学会，宣传革命时，房秩五闻讯也经常参加会议，时而登台演讲，情辞激昂，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当时社会风气败坏，国民愚昧麻木而不知自强自立，受先师吴汝纶“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等思想的影响，房秩五以为若要救国图存，强我中华，当务之急是启民智、兴教育，而决定教育成败的关键则在于蒙学教育的发展如何。因此，房秩五关于蒙学教育的所有思想均是建构在兴国强邦、启发民智的信念之上的。 房秩五乃晚清秀才，曾为塾师八年，对蒙学及蒙学教育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其蒙学教育思想则集中体现在《安徽俗话报》等有关蒙学教育的署名文章中，而“该报以开通民智、救亡图存为宗旨”［3］41。他以白话为文，直陈教育时弊，问题发人深省，内容新鲜活泼，形式图文并茂，简易平实，通俗易懂，深受读者欢迎。“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教育宗旨虽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彼时房秩五教育信念的真实写照。此宗旨在兼顾教育的个体与社会功能的同时，更加侧重于教育的社会功用，具有浓郁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开通民智”，使人人皆有知识，皆有本领，皆能自食其力、丰衣足食，此谓教育之个体功能；“救亡图存”，保国保种，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此谓教育之社会功能。且“开通民智”和“救亡图存”二者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根本，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需要说明的是，因其时清廷敕令废科举，兴学堂，蒙学这一延续了上千年的儿童教育形式表面上遂告完结，但国力孱弱从而无法普遍建立小学堂，蒙学馆即临时扮演了新式小学堂的角色。房秩五生逢此时，深知这一改革举措对振兴我积弱之中华的决定性意义，故其虽表面上论蒙学，本意却旨在解决当时小学堂之教育难题。 蒙学是学堂中第一要紧的：蒙学教育的作用 基于“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蒙学教育宗旨，房秩五在评说蒙学教育作用时，最终总是复归到民族兴衰与国家强弱这一出发点上。他尝道，“近来有识见的人，大半以学堂的多少，定他国家的强弱。学堂办得多的，那国家必定是强。学堂办得少的，那国家必定是弱。蒙学又是学堂中第一要紧的。”［4］22房秩五明确地将蒙学摆在学校教育的首要地位，他的思维逻辑是沿着“国力强弱——学校教育——蒙学教育”这条线展开的。国力强盛则说明教育事业发达，而教育事业的成败则是由蒙学教育决定的。反言之，蒙学办得好，势必给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发达的教育又会极大地促进国力的提升、国家的强盛。 房秩五之所以秉持蒙学“第 一要紧”的观点，原因就在于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的身心发展对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奠基作用。他认为，“世间小孩子，勿论贫和富，都是我国家一个国民。若有一个小时先生教得不好，就坑害了一个国民。”［5］21-22换言之，教师现在教授的对象不仅仅是“小孩子”，也是将来要承担民族振兴大业的“国民”。一国之国民如若萎靡不振，愚昧不堪，又何来国家的强盛兴旺呢？在这里，房秩五将“小孩子”与“国民”挂上了钩，蒙学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便会油然而生，其重要性也就自不待言了。 不仅如此，房秩五还把中外学龄儿童的学识做了一番比较：国外的儿童懂得许多诸如天文、地理、政治、社会、教育等“普通的学问”，而中国的儿童只“学些无用的时文试帖”。“中国的古制无奈相沿既久，人心渐坏，这些制度都废掉了。”［4］22古今中外蒙学教育状况的鲜明对比，呈现出当时中国蒙学教育的颓废，这也更加坚定了房秩五改革和振兴蒙学教育的信念。也正因为如此，在不惑之年的他辞官返乡后，他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历尽艰辛、费尽周折，首先创办了浮山小学，而不是浮山中学。 由上可见，房秩五关于蒙学教育作用的阐发是完全建基于“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蒙学教育宗旨之上的。国人只有重视蒙学教育的发展，方才能期待国民教育的发达，最终也才能迎来国家的强盛。他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顺应历史潮流，为复兴蒙学教育振臂高呼、摇旗呐喊，满腔热忱，可谓难能可贵。 旧蒙学是“地狱”，旧先生是“阎王”：对传统蒙学教育的批判 历史上传统的蒙学教育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本身就说明它具有某些优异的内在特质和必要的外在规定性。我们可以批判蒙学教育的弊病，但不能全盘否定它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作用。批判中有继承，继承中有批判，最终达到“批判地继承”之目的。房秩五曾主要以村塾为例，详列了旧蒙学教育的三大积弊。 管理混乱，毫无章法。房秩五在文中给我们描摹了当时蒙馆混乱场景，言辞之外，不乏愤慨与无奈。“都是借几间小茅屋，黑暗暗的，也不很大亮；地上堆积些灰尘，也不肯洒扫；壁上涂污些墨水，也不肯刷去；这个桌子摆在东，那个桌子摆在西；这个拿了百家姓，那个拿了千字文；今日这个学生来，明日那个学生去……”［4］23教学环境恶劣，课堂秩序紊乱，学生来去自如。教学管理如此乱杂无章，毫无层次，显然不利于组织和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 其次，蒙学课本稀缺，深奥难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几乎是当时蒙学教育的唯一入门读本。学童们整日对着那些莫名其妙的“圣经贤传”，摇头晃脑，依依呀呀，不知所云。诚如房秩五所言，“中国蒙学书向来没有好课本，不是太鄙俚，就是太艰深了。”［5］18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联系本地风俗人情的蒙学课本少之又少，再加上教习固守经传，不愿变化求新，学生们就只能无奈地读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和“天命之谓性”这些生涩而又神秘的“天语”了。 第三，教师消极怠工、教不择法。教学管理的混乱和蒙学课本的稀缺，这些都是影响教学成效的外在消极因素，而教师的消极怠工、教不择法则从根本上导致了蒙学教育质量的低劣。房秩五将当时的蒙学教习分作两种，一种是“全不过问学生”，“只想弄他几个学俸钱”；另一种是严厉古板，不讲方法，热衷体罚，“错一点儿，便一板子抽下去”［4］24。除此，他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教习百态图”。“天气阴了，整天地打打瞌睡，就是睡扁了头，也不知道。天气晴了，穿一件破大褂子，拿一把小洋伞，走到街上去望望，跑到朋友家里谈谈。”还有，“一屁股坐在那张太师椅子上，愁着眉儿，瞪着眼睛，黑着脸，好像那阎王待小鬼一般。手上拿着五寸长的小木头，拍来拍去……”［4］23真真形象生动而又不乏讥讽调侃之意味！试想，如此鄙俗龌龊的教习，怎么能担当得起振兴教育、培植国民的重任呢？无怪乎，房秩五痛呼道：“唉！这些蒙学，真真是地狱。这些先生，真真是活阎王。你道这班小孩子怎么能够有成才呢？”［4］24 从课堂到课本，从教师到教法，房秩五对旧蒙学的批判是全面的，几乎涵盖了蒙学教育的所有核心要素。不仅如此，他的每一条批判都遵循着教育、教学的内在理路和规律，因此，它又是深刻而令人信服的。比之前人对旧教育的批判，房秩五的论断更加富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且极具现代 育的意蕴。当然，恨之切，方显爱之深。房秩五对旧蒙学的无情严厉的批判，却恰恰映照了他振兴教育、救国救民的良苦用心。 多管齐下，“尽心”为要：蒙学教育革新的路径 针对当时旧蒙学教育的颓败惨状，房秩五本着救国兴邦、启蒙民智的坚定信念，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习经验，在揭露蒙学教育诸种弊病之后，又为改革蒙学教育开了一张精细而周到的“处方”。该“处方”集中反映了房秩五改革振兴蒙学之要义，同时也进一步折射出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之旨归。其蒙学教育革新的途径主要有四，分述如次。 （一）“蒙学的管理要整齐” ［5］17 房秩五以为，“中国这个时候，学堂的风气，没有大开。必定把乡间的蒙馆一律改做学堂是很难的事。救急的法子，只有就蒙馆变通些，略像那学堂的样子一般。”［5］17有鉴于学堂新兴，无法普遍设立，而彼时蒙学教育又零散而不成系统这一窘境，应急的办法只有以蒙学馆为基础，在教学管理上最大限度地向新式学堂靠拢。这的确不失为一个变通的法子。具体的实施办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讲究”。 其一，讲究教学的样式。“授讲的时候要另拣一处，摆几条桌子，先生桌子高些，学生桌子低些；先生桌子向前面，学生桌子就向后面；先生桌子向左边，学生桌子就向右边。先生和学生总要紧相对，那先生的精神才能够照顾学生到。”［5］17这一颇具现代班级组织的课堂教学形式要求师生时刻相对，为的是教师能够更好的观察学生的表现，及时地了解学生的动态；同时，学生在下面也不敢懈怠，必也时时专注用心。教师外部的教学管理活动，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学生的自主管理。换言之，“管”是为了“不管”。如此组织课堂教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课堂教学秩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更好更快地培养人才。 其二，讲究教室的布置。房秩五是从室内和室外两方面来讨论教室布置的具体要求的。室内，诸如“屋里朝南方的处所，必多设个窗子，好通光亮。窗子要能开能闭的，尽那空气好流通。……壁上不可太黑，也不可太白，灰色好，淡黄色也好；太白太黑了，都于学生的目力有害。”［5］17室外，则诸如“四围要栽常年不落叶子的树，但不可太近，反遮却屋里的光；也不可太密，反遮却外面的风。”［7］18行文所限，实难穷举。房秩五对教室布置的要求真可谓细致入微，面面俱到。室内室外，窗子座位，桌椅行李，甚至树木茅厕，尽皆囊括其中，且每一项布置都有其缘由，实为难得可贵。其实，讲究教室的布置，实际上反映的是教育者对教育环境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以生为本的理念。教育环境或者“学校活动场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定教育观的物质体现”。［9］19对此，房秩五早有精辟独到的论断，他说：“教育必注重环境，乃足以养优美之感情；学校必远离尘嚣，乃足以发高尚之思想；盖自然境与自然人影响极大，地文学与人文学感召至灵，其理易明，其效至速。”［11］ （二）“课本的程度要相当”［5］18 当时诸如“三、百、千”之类的蒙学读本鄙俗艰深，毫无意味，难以达到启迪智慧、增长见识的目的。因此，房秩五强烈要求各蒙学馆应慎重选择蒙学课本。他所讲的“课本的程度要相当”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蒙学读本的内容难度要契合儿童的的心智发展规律，紧密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习俗，“由浅入深，由简入繁”，“循序渐进……无一毫躐等的工夫，并无一毫无用的学问” ［5］18。二是教师应按照学生学业水平将他们分成若干班级，每班的学生当学习难度相同的课本，以便于教师的教学和管理以及学生之间的相互讨教。 因其时“中国学堂未齐，亦无一定的课本”［5］18，房秩五通过调查分析，向蒙学馆分别推荐了当时较为完备、适宜的蒙学课本，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普及了这些学科的知识及各门学科的教授方法。在《蒙学应用各书的说》一文中，他依国文、历史、地理、物理、算学、卫生六科，将所推荐的蒙学读本的名目、册数、价金和发卖所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图文并茂，夹叙夹议，浅显易懂。例如，在讲到国文读本时，房秩五认为国文是其他所有学问的基础，“国文不通，譬如那做屋的一般，墙角不打造好了，怎么能够架屋呢？就是架起屋来，怎么能够经久呢？”［8］14同时指出了传统国文教育的失败，“乡间小孩子，常有念了七、八年的长学，还是一个信也写不来，一笔账也记不来。有了这种 ，那一些不念书的人，都当这念书是好难的事。大家都怕把子弟念书了。”［8］14究其原因，则在于“那些先生，既不懂得教法，又没有好课本”。［8］14再如，卫生（体育）一科对时人来说是一门新鲜的学问，房秩五却不以为然，认为“就是我们中国书上，也曾说道童子舞象、舞勺”［9］19。体育卫生的知识自古就有，只是人们不注重宣传和实践罢了。他以为，孩童的身体正处在“生长力鼎盛的时候”，“神经发达”，活泼好动，大人们既不可“过束缚他”，亦不可“过放任他”，而应依据卫生学之相关读本，教他体操活动的方法和浅近的生理卫生知识。［9］19此外，他还就衣服、饮食、沐浴、空气等方面分别做了简要的阐发。 降，直至清朝末年，两千多年间，锐意教育改革者大有人在，然明确而彻底地主张冲破儒学藩篱，改换教育内容之人寥寥无几。“先生器识宏远，思想与时俱进。”［10］8在清廷统治摇摇欲坠、封建主义行将枯朽之际，他能大胆地提出学校教育应随着时代的发展主动更新教育内容、置换教学课本这一改革之举，不仅在当时有着革命性意义，就是现在看来，先生之慷慨激昂、敢为人先的豪迈气概依然让我辈叹服不已。 （三）“教授的法子要活泼”［5］19 传统的蒙学教育更多的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不求甚解，标榜“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读书之道。蒙馆先生的课堂教学，除了机械地重复着读书——背书——读书的单一步调，根本谈不上任何教学方法的选择和使用。现代教育科学认为，教学方法是教学原则的具体形式，而教学原则是教育规律的直接体现。进言之，即教学方法的单调是没有遵循教学原则的反映，亦即没有充分把握和尊重教育教学规律。试想，一种不遵循教育规律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如何能达到教化的目的呢？ 教学方法单一可谓是传统蒙学教育的积弊和硬伤，对此，房秩五深以为痛，并将其上升到国家强弱的高度。他指出，“中国致弱的病根总由于太文”，而“乡间做蒙馆的先生更甚。终日坐在学堂内，几同泥塑木雕的一般，生怕活动点儿，便失了斯文体。不知教小孩子，太拘板很了，便不能长小孩子的记性，发小孩子的心思”［5］19。这里，房秩五不仅道出了教学方法应用的重要性，而且揭露了教学方法单一的恶果，即不能长其记性，发其心思。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丰富教学方法的几条要则。一是教师应针对不同的学科内容采取不同的讲解方式。比如地理教学，教师应“先要教他晓得自己的乡里，晓得自己的国家，渐渐推到外国和本国的关系，地球和天体的关系，这才是有层次咧！”［9］18而且要“随时指点，随地指点，那小孩子自容易领略了”［9］18。房秩五还特别谈到了教师肢体语言的使用。“譬如教授历史时，讲到张飞，便要学那虎跳龙拿、男气凌然的样子；讲到孔明，便要学那羽扇纶巾、儒将风流的样子。”如此以来，“那小孩子自不知不觉地把这段历史印入脑筋了”。［5］19二是学生的日常学习应注重劳逸结合，张弛有度。房秩五先是从生理学的角度来阐述道：“人的脑筋都不止一条，用了这条，就要换那条，用了那条，又要换这条。专用一条，那脑力便容易疲倦。”［5］19“且伏案的时候过久，周身气血就有郁滞不行的弊病。不时时活泼他筋骸，便于儿童的身体发达有害了。”［17］20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指出：“凡小孩子念书，总要使他心上常欢喜，切不可使他觉得愁苦。一觉愁苦，那躲学的弊病就出来了。就是勉强在学中，也不能得念书的益处。”［5］20他继而进一步提出实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具体做法：（1）每日教授时刻“不可不少”，教授科目“不可不多”；（2）“以繁难的课目教在先，以平易的课目教在后”；［5］20（3）教师应带学生做各种课外活动，或出游，或赏花，或做游戏、或练体操。话虽朴实平易，但道理深刻，发人深省，极尽微言大义，言近旨远之能事。 （四）“教师的性情要平和” ［5］20 “学校工作有三个主题，教材、方法和行政或管理，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18］175上面提到的三条改革方法已经很好地涵盖了“管理”、“教材”、和“方法”这三个方面，但是，教师作为学生的引路人，在教育活动中始终扮演着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角色。无论是教学活动的组织与管理，还是教学内容的甄别与筛选，抑或是教学方法的采择与使用，都离不开一个敬业而优秀的教师。而在师生之间的交往与沟通中，教师的性格和情操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师如何做到性情平和呢？他以为，“作先生的，平心静气，把话诱他，把情感他，那小孩子们才有一种依恋先生，不肯舍去的意思。有这种意思，将那先生说一句话儿，讲一句道理，他自看同圣旨一样，时刻在心了。”［5］20具而言之，教师应同时具备“热心”和“耐心”这两种心态。“热心”指的是教师要从心底热爱教育事业，心存“造就国民”之念，对学生一视同仁，敏而好学，循循善诱，乐此不疲。房秩五本人就是一位热衷教育事业、眷恋学校生活的典范。他“少时应试府县，一时才气卓然，吴挚甫先生拔为桐城县学堂学长。一九四年，留学日本，习速成师范”［10］8。后来因“愤时事不可为，思以教育植国本”，遂辞官回乡，“与友人李晦庐先生创办学校，由小学而中学，凡筹集经费、建筑校舍皆出先生之手，虽屡遭挫折而志不稍衰，维护发展，三十年如一日，培养革命人才甚众。”［12］391房秩五曾感校事，作《饲蚕吟》诗一首，“一叶复一叶，叶叶恣如啮。叶稀汝身肥，缠绵心不绝。一枝复一枝，枝枝疗汝饥。枝枝汝身老，辛勤汝自知。谓汝能利人，汝胡先自缚?谓汝善藏身，汝胡不解脱?牵缘汝自累，苦恼汝自寻。抵死汝无悔，恙谁鉴汝心？”［12］275他以饲蚕人自比，“虽苦恼而不求‘解脱’，虽劳累却‘抵死无悔’”，质朴而本真地表达了自己献身教育、死而后已之崇高情怀。 “热心”是教师从教之先决条件，但徒有热心是不够的，在具体的日常教学中，教师还要有“耐心”。耐心指的是教师应针对不同资质的学生，施以不同方式和程度的教育。尤其对于资质鲁钝的学生，教师既“不可发烦”，更不可“信口辱骂”甚至拳脚相加；而应“总把好言劝导他”，莫要“失他的羞耻心”，“伤他的脑气筋”。［5］21-22何以如此？原因在于“小孩子们，心花未发，总要委曲训他，好启他的灵性。过于急迫，生他畏惧的念头，便是窒他的思路了。”［5］21-22概言之，教师只有同时拥有“热心”和“耐心”两种精神，才能做到心性平和，不急不躁。而教师一旦做到了这一步，教育事业的成功便指日可待了。 房秩五的蒙学教育革新的方法完全是建立在其对旧蒙学教育的批判上的，主要涉及教学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师素质四大方面，内容不可谓不全面翔实，观点不可谓不新颖独到。照房秩五的话说，“以上四条，不敢说蒙学改良法子已尽于此，但照此做去，尽一分的心力，自有一分的效验。总望天下有蒙师责任的人，切不可以我所说的太俗漫不经心，这就是后来儿童的幸福了！”［5］21-22 结语 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3］150以上所述房秩五的蒙学教育革新思想是他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又是建立在他的“救亡图存、开通民智”的基础之上的。也正因如此，他的教育革新思想在当时很受广大人民的欢迎和认可，其对蒙学教育的发展及对新式教育的宣传均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这从《安徽俗话报》在当时的发行量上可以体现出来。房秩五曾坦言当时此报“风行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12］389当然，受彼时历史环境的局限，他在论述蒙学教育的某些问题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经验的描述和总结上。尽管如此，他的蒙学教育革新思想在今天对于素质教育视域下的儿童教育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教育革新论文:高教转型期音乐教育革新策略 【摘要】当前我国各个领域都处于深化改革阶段，高等院校的教育改革也势在必行。高教音乐专业应当从各个角度分析自身、改善自身，使得自身不断进步，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实用型技能人才。本文对转型期高教音乐教育的发展和策略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高教；转型期；音乐教育；革新 高教音乐专业在国家深化改革阶段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因此深化改革自身，进行教育转型势在必行。如何在教育转型的过程当中发展自身，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便成为了高教转型期音乐教育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一、高等教育转型的意义 我国经济正处于深化改革时期，新增劳动力在就业问题上出现了非常多的矛盾，其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问题以及专业性技能人才缺失成为了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出现，促使我国高等院校在教育改革上必须要做出更为有效的行动，培养出更加符合社会设计需要的高等人才。 二、高教音乐教育专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还有很多问题，整体发展并不平衡，体系也还有待完善。高校当中对于高等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工作并没有全面性地取得成效，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结构体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社会各个行业的发展以及学生本身的发展都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工作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已经进入社会并逐渐填充到各个行业、各个岗位之上，致使各行各业对于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量急剧减少，出现了很大的基础型人才供求不平衡问题。因此高校在教育工作中必须要进行转型，培养更加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优秀人才。 三、高教转型期音乐教育革新的有效策略 （一）转变音乐教学理念 音乐专业的健康发展首先要将音乐专业的特点发挥出来，在教育理念上进行积极的调整，坚持将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主要教学目标，大力推行通识教育。教育教学过程中要重视能力培养，将技巧培养的传统教学理念抛弃。音乐专业要想进行有效的转型，就必须要融入新的教育环境当中，用新的教育理念去培养学生，以社会的实际需求为主进行培养，构建全新的教学模式并制定新教学标准和评价体系，真正走上音乐专业的实用之路。 （二）重视培养创新专业人才 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在就业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很多学生在毕业后难以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专业的工作，致使很多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跨专业就业。因此高校办学目标的重新定位以及局部调整便成为了必须要采取的措施。人才培养的目标应当从研究型向应用型转变。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是复合型音乐人才，因此必须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音乐教育复合型人才的完善培养体系，使得学生能够通过更多的实践提高自身技能，用过硬的技能在竞争当中争取更多的机会。在培养模式上，音乐教育应以实用型人才作为最主要的培养方向，使得高校学生能够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符合社会对于音乐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在知识结构上，要有更为广泛的迁移性，要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音乐专业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应当大胆地进行实践，以学生的专业实践作为主要的教学方式。同时，要注重学生多门类课程和能力的结合，例如：将声乐、钢琴、和声等课程相结合，不断地提高学生自身的弹唱能力以及即兴演出能力。相关专业的教师应当积极开展教研工作，让不同门类的课程之间形成协调、连贯能够持续进行的良好节奏。 （三）推动师资队伍特色化建设 音乐专业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教师队伍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因此要将教师队伍自身的能力与特色发挥出来，并不断地进行能力强化，积极地在教师队伍的特色建设工作当中给予便利，使得教师队伍能够更好地强化自身。首先应当引进具有实际舞台经验的教师，以其作为实践课程的核心对待，积极地在教师队伍当中进行交流。同时对于众多的音乐教师，应当加强其舞台表演能力和经验。高校应当尽可能地为音乐教师创造表现自身的舞台表演机会，在实际表演当中，印证自身的教学理论，找出与实际表演当中所存在的偏差，不断完善自身。同时，通过舞台合作表演，与学生之间形成良性的师生关系，通过合作性的舞台表演，相互学习对方的特色与优点，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色与特长，在舞台锻炼的过程中必然有很多超常发挥或者灵光一闪的表演，这些都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多的灵感。 四、结语 高教转型期的音乐专业应当从理念上进行全面改革，重新定位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断加强学生的应用型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锻炼出更好的技能水平。

一、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法律课程教学活动开展的现状 (一)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法律课程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在高职院校中，对于经济管理专业的教学而言，院校和教师大多是将经济、管理类课程作为教学的重点基础，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了英语、计算机的相关教学课程，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学的实践性和教学的可操作性，将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作为经管专业的教学目标。但是在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高职院校的很多领导并没有对法律课程的有效开展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将很多职业技能和职业资格证书纳入到法律课程中。通常对于法律相关内容的教学都是集中在大一的时候，开展法律基础，这也是为了迎合教育部的法制教育的基本规定，大多数院校并没有在专业课程中对法律教学内容进行增设。 (二)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法律课程的教学内容设置不合理 从经济管理专业的本质上来讲，它融合了多门学科的重点和精华，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专业，因此，社会对于经管类人才的要求和标准也是很高的，不仅仅要求相关从业人才具有一定的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具备熟练的实践操作技能，对相关的延展知识有广泛的了解。对于经管专业的教学而言，大多数高职院校对于法律知识的教学都是以经济法为基础，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样的课程安排状态并没有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相结合，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就业方向，忽略了教学的专业性，从而导致人才难以适应社会。 (三)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法律课程教材难以满足社会、学生的实际需求 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当前对于高职院校教材内容的划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对普通本科院校的经管教材进行精简之后的教材，具有完整的经管知识体系框架，对相关理论知识的阐述非常清楚，但是缺乏实践的训练，学生无法通过实践检验知识，难以做到学以致用;第二，非常贴近生活实践的教材，这类教材大多是由无数的案例构成的，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帮助学生熟悉并掌握相关的法律条款，这样的教材无法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有效的拓展，缺乏理论知识作为基础，无法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第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材。这类教材融合了第一类中的理论知识框架和第二类中的实践教学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培养，但是这类教材需要高职院校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改编和完善，对高职院校而言，是一项非常耗费资源和时间的工作。通常高职院校对教材的选择都集中于第一类和第二类教材中。 二、推动促进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法律课程改革的策略和措施 (一)树立正确的教学目标，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经管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对于其要求也在逐渐提高。根据实践表明，当前社会对于经管类人才的要求大多集中在会计、经济、金融、管理、财政以及市场营销等等方向，同时，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必须对法律相关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灵活运用法律只是解决实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基于此，高职院校和教师应当树立正确的教学目标，针对不同专业，采取不同的法律教学方式，传授不同的教学内容。大一期间所学的法律基础只能作为基础，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制度和规定，树立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 (二)立足于社会实际需求，改革教学内容 对于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完善，首先应当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学生的理论知识为基础，不断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并提高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以及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高职院校的相关人员在对教材进行编写和完善时，应当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加入一些案例，在案例的选择上应当注重真实性和代表性，在对案例进行分析时，教师应当注重对法律相关知识的详细描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有效的知识拓展，举一反三。 (三)不断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开展多元化教学模式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我国大多数高职院校在开展经管类教学活动时，并没有突出强调法律教学对经济管理工作有效开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实践教学过程中，高职院校应当注重对教师的培训，定期组织相关讲座和交流活动，从而不断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和教学能力。同时教师应当积极转变教学思想，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积极开展案例教学法和任务驱动法，开展小组合作学习，以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完善对法律的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和职业能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要实现经管类专业法律课程的改革应当树立正确的教学目标，合理设置教学内容，立足于社会实际需求，改革教学内容，不断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开展多元化教学模式。

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研究: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环节价值分析 【摘 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实现“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这一伟大工程的过程中，法学专业作为一门重要的远程开放教育专业，其实践环节对于培养学生对法律的实际应用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分析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环节内涵基础上，论述了实践教学在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体现。 【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 教学模式 法学专业实践环节 一、树立正确的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环节教学理念 （一）实践教学的内涵 《现代汉语词典》中实践的意思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是“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而“教学”则是“教师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过程”，总而言之，实践教学就是教师为使学生能够实现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目的把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是学生成为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过程，是学生学习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专业学习过程中理论课程的延续和拓展。 （二）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实践环节教学 1. 远程开放教育实践环节教学 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远程开放教育的教育形式下，其实践教学不同于普通高校的实践教学，每个开放教育学员的专业背景、文化基础、自学能力以及年龄、职业、家务负担等方面情况不同，针对不同的学员必须因材施教，实现其实践环节教学，比如实习、实验和社会调查研究等等。 2. 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实践环节教学 法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是以实习和社会调查为主要内容的，为实现远程开放教育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我们实用性极强的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有必要让学生不仅能够分析处理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依法办事，用法律的眼光看待社会事务，在工作单位中有法律职业道德的观念。 二、实践教学在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体现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司法实践能力 用案例教学法，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以具体案例为出发点引导学生为主体，用法学理论讨论分析案情，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用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习形式，给学生提供职业训练的平台，提升其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熟悉职业技能，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在经过实践教学后，远程教育法学专业的学生逐渐将一些理论运用于实践，能够得到较好的锻炼，增强了其适应社会的能力，推动了法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二）有利于远程教育师生之间交流互动 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包括案例教学法或叫做判例教学法，还包括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形式，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师生之间的问答，辩论，形成了师生之间的良性的交流互动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导学模式，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积极讨论，激发了学生对学习探索发现的兴趣，提高了学生运用法律思维判断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学会运用思维能力面对法律问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法律思维的形成，反应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的增强，就更有利于远程教育师生之间加深交流互动，形成良性循环。 （三）有利于教师更新教学观念 通过实践教学，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师跳出传统讲授式教学，作为组织者组织案例讨论，模拟法庭等，引导学生主动用法律思维思考，对社会热点法律问题有所关注，这样也提高了教师更新教学观念的意识，不再故步自封，以平等的对话和积极的互动充实实践教学。 十八大以后随着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改革的深化，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教学长期仍将是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应当积极研究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理论，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创新，以克服当前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在远程开放教育法学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研究:浅谈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完善 【摘要】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应用远程教育手段已经为我国培养了大量高等成人应用型法律人才，对我国的法制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我国教育现实和学员实际状况的改变，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不太适应现阶段法学教育发展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希望我国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法制建设。 【关键词】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学模式 ，完善 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法规，达到全日制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的水平，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等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开放教育作为远程教育的一种模式与传统的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相比，无论是在教学手段还是教学技术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不同。该种教学模式对于较为有效率培养大量能够达到一定目标的大众性专门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法律人才。 一、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培养模式的特征 （一）高度统一的课程设置。必修课由中央电大统一开设，执行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统一评分标准。采用集中辅导和巡教、巡考等方式，加强教学过程管理。选修课可由地方电大或学生根据需要自由选择，但专科阶段已选的选修课，本科阶段不得重复选用。地方电大亦可根据培养目标及当地的需要自开选修课。法学专业80%的课程属于必修课，由中央电大统一安排。法学本科阶段基本不涉及法学专业主干课程。 （二）多种形式的教学，面授学时大大缩短。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所开课程，一般面授学时不到普通高校面授学时的一半，其余学时由学员自学，以及网上导学和其他学习活动学时数构成。学员可以通过看电视录像，和教师在网上互动等方式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三）集中统一考试。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根据课程属性的不同，规定相应的命题权限。中央电大掌握统设课程的命题权限，省级电大掌握省开课程的命题权限。不管统设课成还是省开课程在每个学期期末都按照统一的时间和安排进行考试。 二、开放教育法学教育形势的变化 伴随着高校的扩招，我国的高等法学教育也得到了迅猛发展，普通高校法学专业在校学生总数急剧增加。就业形势进一步趋紧。当前，绝大多数的法科类院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均十分严峻，学生一次就业签约率创历史最低，许多学生被迫走上了考研之路。法学专业之所以出现学生就业率屡创历史新低，最后被教育部定为招生黄牌专业，原因之一是因为高校扩招。法学专业的设置门槛并不算高。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许多原来没有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也纷纷开设法学专业，法学毕业生一时间大量激增，而导致供给大于需求。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比其他专业就业率低的另外一个核心原因则是法律职业的准入资格要求较高，将大多数毕业生拒之门外。使得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途径相对较少。 普通高校的法学毕业生相对过剩对于成人法学毕业生也会产生示范性的冲击效应，会对成人法学学员的职业期待产生较大影响。如果不能对这种冲击影响给予正确的应对，将直接影响学员的学习积极性。 三、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学模式在新形势下出现的问题 （一）面授到课率下滑。虽然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强调学员可以灵活的根据自己实际，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但是还是要求学员参加一定的面授学时。面授在法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本来面授学时就比较少，到课率还出现下滑，学员通过开放教育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就不太理想了。更有一些基层教学点，考虑到学员到课率下滑，干脆就更加减少面授学时，于是学员就更加不来，形成恶性循环，使得面授环节在教学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二）网络资源利用率较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作为最早开设的开放教育试点专业之一，各类网络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学员本来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学习的，但是在实际中学员队这些网络资源的利用却是差强人意的，学员除对有关考试的资料比较关注外，其他资料并不是非常在意。 （三）期末考试压力较大。由于面授到课率较低，网络资源利用也差强人意，即使学员自己自习比较努力，其学习效果还是不理想。这直接使得学员通过期末考试的难度增加。学员留考几个学期都没有通过考试的情形也较多。 四、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培养目标方面原因分析。普通高等院校扩招使得法学专业毕业生大量增加，不但填充了原来的缺口，而且产生较大的剩余。法学专业毕业生之间的竞争也是激烈、白热化。法学毕业生如果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精英化是其必然出路。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大众化的目标“留得住、用得上”与法学毕业生的精英化方向产生较大差距。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毕业生毕业后，其就算认真学习，圆满达成各项目标，但是很难说他们毕业后就可以和普通高校精英化方向的毕业生抗衡。所以其目标上的无力感日益增强，学习的目标对他激励作用逐渐降低。从而到课率，网上学习积极性均降低了。 （二）教学方式方面原因分析。教学方法不适应法学专业课程的特点，是教学方式方面存在的原因。有些学员感觉学习不到东西导致对上课失去兴趣。较多的教学点因为面授课时较少，教师没有能够在面授学时内对课程作出有效的处理，使得学员能够得到该门课程所能给与的知识、技能上的满足，学员因而到课率有所降低。教学点因而顺势有砍掉相应的面授学时，使得学员就更学不到相应的知识技能，就更不来上课。这些教学点实际上放弃了对学员知识技能的满足，放弃了自己的义务。 五、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学模式完善的探索 （一）重新确定培养目标。当前我们面临的教育形势，要求我们在培养法学学生的思路上必须实现以量取胜到以质取胜的转变。思路的转变必然带动培养目标的改变。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确定，应该对毕业生的职业要求有所满足。毕业生的法律职业需求与学历提升的需求应该进一步结合起来。培养能够适应法律职业要求的，具有较高法学素养和相应技能的法学高级人才。毕业生就应该：第一，扎实地掌握基本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第二，清晰明了现行法律体系框架；第三，熟练地运用法律推理，依循法律逻辑，解决实际问题；第四，深入地进行价值考量，理性评判法律规则；第五，准确地分析案件事实，把握各种法律关系，合理地作出法律解释，准确地适用法律规则。毕业生毕业后，可以接轨国家司法考试及相关的资格考试。 （二）教学模式完善 1、以文字教材学习为主，采用灵活方式为学生提供支持服务。在学期开学前，辅导员必须把征订到的教科书及时发到学生手中，保证学生能按时拿到教材进行学习。在要求学生认真学习文字教材的基础上，采取不同形式帮助学生搞好学习。对城市地区学生，主要采取网上师生交流的形式提供教学服务，包括网上讨论，网上答疑，利用电子邮件辅导，周末面授辅导等形式解决学生学习难题。对边远地区学生，为他们提供教学辅导录像，疑难问题解答录音，期末复习资料等多种媒体的学习资料，使学生有充足的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学习。在学习中仍有一些困难和问题时，又通过电话，信函辅导与答疑的方式，解决学生学习中的大多数问题。剩余的少部份问题再由学生记下来，留在期末面授课中加以解决。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支持服务，边远地区的学生也能较好地完成课程学习。 2、加强对学员自主学习过程的监控。开放教育法学学生学习质量的好坏和学生平时自主学习的质量有很大关系。有少数学生平时不主动学习，只等到期末面授再来学习，教科书一片空白无任何学习记录。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加强对学习过程的监督力度。比如可以要求学生的书上要有学习记录、每个学生必须写出简要的读书笔记等。每个学生必须编制学习进度表，并按制定的计划进行学习。除此之外，每位学生都必须按导学上的要求按时按量地完成四次大作业，并按规定时间送交教师批改。学习记录和作业完成的情况和形成性考核成绩紧密挂钩，直接影响课程学习的总成绩。此外，教师还应该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分别询问个体学生的学习情况与学习进度，经常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自主学习。 3、加强对学员移动学习、网上学习过程的监控。开放教育法学学生学习质量的好坏同时也和其利用媒介学习的质量息息相关。要提高学员的学习质量，必须对网上学习过程进行有力的监控与引导。加强学员和老师的网上交流互动，使得其网上学习获得实效。比如说，一名网上导师长期辅导一个小组的网上学习模式，加大网上学习考核的力度等举措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网上案例式教学模式的探索 摘要：网上教学是开放教育突破传统课堂式教学模式的一大特色，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案例教学更是适合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一种教学模式。笔者在《国家赔偿法》课程的网上教学活动中，探索运用案例式教学，以期为今后的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相关课程的网上教学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开放教育；法学教学；案例式教学；网上教学 1 研究背景 2010年7月，国务院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要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1]；要“办好开放大学”[2]。2012年6月21日，教育部正式下发文件，批准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开放大学。同年7月31日，国家开放大学、北京开放大学和上海开放大学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 在开放大学成立后，如何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开放教育的教学管理内容，在充分发挥其原有优势的基础上，探索和构建适合开放大学发展方向的教学模式，拓展教学内容，是每一名远程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计算机网络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给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教学模式的选择。当前，国家开放大学正在努力建立灵活高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管理模式，因此，开放教育的教学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进一步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加强教学内涵建设，以实现开放大学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 2 关于案例教学法 19世纪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首创了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 of institution）。1870年，兰德尔担任了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在当时法律教育到了亟待改革的历史关头：究其原因是传统的教学法因袭守旧，未能反映法学领域的最新成就，还有就是关于法律的案例和文献急剧增多，而美国法律界承认判例为法律的渊源之一。兰德尔指出，“法律条文的意义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案例中得以扩展。这种发展大体上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案例来追寻。” 在兰德尔的倡导下，哈佛大学法学院启动案例教学法以适应法学教育的发展需求。自那时此，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运用和不断发展。 3 网上案例教学模式是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必然选择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案例教学法逐渐引起我国教育界的重视，高校和基础教育领域对案例教学法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日益深入。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在2001年开始招收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学员，根据专业特点，不断探索研究 “开放、动态”的法学专业教学模式。在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有目的地将案例教学法引入到网上教学活动。在法学专业多门课程中，特别是通过《国家赔偿法》的教学实践，对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网上案例式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研究。 3.1 网络教学是开放教育的主要教学手段 开放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开放教育的网上教学突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更加注重教师面授辅导与学生个人自学的结合，以及运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导学、助学和自学的结合。教师利用网络平台组织并指导学生进行实时的案例讨论与辩论，也可进行通过保留案例讨论发言，进行非实时的交互，学生利用网络平台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可见，开放教育的实践教学应当突出特色，重点在网上教学方面开展活动。 3.2 案例实践教学是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必然要求 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与应用性都非常强的学科，单纯地进行系统理论知识的讲授不能完全实现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教学目标。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学生部分来是来自与法律事务相关工作岗位，比如律师事务所、法院、公安部门等；有的是准备毕业以后投身到法律工作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对法律感兴趣，想通过学习扩充自己的法律知识。基于专业特点和生源特点，就要求学生在修完全部课程毕业后，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能满足处理较为复杂的法律事务的需要。从实践来看，在当代社会，“法学教育应当以能力、素质，特别是法律思维的培养为其宗旨，而不应以某些僵死的知识的传授为其宗旨。法学教育的真谛不仅仅在于向学生灌输尽可能多的法律信息和培养学生的一般职业动手能力，而更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新性的法律思维”[3]。因此，仅仅掌握一定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条文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法律工作者还应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善于运用法律和法律知识分析、解决各种法律事务。因此，在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中，应当从培养学生法律技巧、实际操作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入手，通过对案例讨论、讲解和分析的教学环节，实现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教学目标。 3.3 网上案例教学是开放教育与法学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的契合点 自19世纪下半叶，哈佛大学首次将案例引入法学教育，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和不断发展。在开放教育中，为适应远程教学的特点，案例教学法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开展了网上案例实践教学——这是一种既能够发挥开放教育网络教学的特色，又能够满足法学专业实践教学需要的教学模式。 网上案例实践教学是一种现代实践教学模式，而非传统法学教学中的实践教学模式。传统实践教学是通常是由教师组织学生面对面的进行分组讨论或辩论，或者组织学生利用半天或更长的时间进行参观学习，这些方式对于全日制的普通高校学生来将更为适合，而对于开放教育的成人学生来讲，受到家庭、生活、工作等因素的影响，操作起来相对困难。而网上案例实践教学则是由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讨论或辩论，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进行实时或非实时的教学活动。 4 网上案例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网上实践教学可以分为实时的与非实时的两种。实时的网上实践教学是教师与学生在同一时间，在同一网络平台上进行交互。而非实时的网上实践教学则是通过网络平台保留发言的功能，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可以让其他学生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参与讨论，也可让参与过讨论的学生根据其他同学的发言而再次发言。实时的网上实践教学也可以延伸成为非实时的形式。对于完整的网上案例实践教学，它的教学流程可以通过下面。 4.1 网上案例教学的前期准备阶段 无论是单纯的网络教学还是面授辅导与网络教学相结合的情况，授课教师一般都要提前在网络平台或面授课堂上，给学生提出若干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进行网上案例讨论进行总动员。每次网上案例教学活动以1—2专题为宜，进行案例讨论。在每一个专题中，可以选取比较典型的2—3个案例，供学生讨论。提前一周时间，授课教师应当把即将讨论的案例上传到课程平台上，学生可以下载后，进行学习、查找相关资料，并提前准备回答的问题。这样既可以节省课堂时间，又可以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自学和准备。 4.2 网上案例教学的实施阶段 每次网上教学活动参与的学生数量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针对学生人数的多少，授课教师可以选择不同的形式组织案例教学。在学生人数较少的情况下，教师可以先让每一位学生进行发言，然后，归纳出几种不同的观点和问题焦点，供学生进行下一步的讨论。在学生人数较多的情况下，教师可以组织2—3名学生进行重点发言，发言以后，其他学生可以提出不同见解。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当适当的根据学生的发言，对他们提出一些启发性的问题，进行由浅入深的引导。经过讨论阶段，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点评过程中，不宜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总结学生发言中的不同观点，指出其思维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做出综合评价，给他们一个参照点。 4.3 网上案例教学活动后的延续阶段 实时的网上实践教学结束后，课程平台仍然开放。对于已经参与网上教学活动的学生，可以就相关案例进行提问或者互相讨论，或者搜集一些相关的案例和同学们一起研究。而对于那些没有参加实时教学活动的学生，他们也能够完整的看到整个教学活动的内容，以供他们参与和学习。 5 网上案例教学需要注意的几点 5.1 具有一定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准的师资队伍是网上案例教学开展的关键 “案例选择是案例教学过程的起点，是案例教学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4]因此，对于授课教师而言，一方面应当具备案例的筛查、选取能力。目前，可以参考借鉴的案例很多，但是真正适合案例教学的案例还需要授课教师进一步加以判断。另一方面，在网上案例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当具有准备和组织案例教学的能力，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准，掌握学术动态，具备理论和实践的贯通、融合能力，具有较强的应变和判断能力，及时帮助学生分析和解决新问题，能够对学生的分析方法和结论加以客观科学准确的的评价和指引。还有，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师必须注意到开放教育的有些学生入学时底子薄，有些学生则实践经验丰富的特殊情况，结合开放教育学生的特点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启发性和针对性的案例和引导学生由浅入深的讨论和分析。因此，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师还有很多工作要在今后不断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挑战中完成。 5.2 学生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是网上案例教学开展的前提 学生是网上案例教学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学生参与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每次教学活动的效果。在网上案例教学活动前，应到做好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动员工作，并指导他们掌握案例讨论的方式、方法和技巧，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准备案例讨论并参与到网上活动中，踊跃发言。 5.3 完善的配套改革是网上案例教学开展的辅助环节 完整的教学环节应当以终结性考核为最后一个环节。课程的考核方式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方法。近几年，青岛广播电视大学对《国家赔偿法》等部分选修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了改变，由过去的闭卷考试改为开卷考试，案例分析题在整个试卷的比例逐渐加大，这一改革措施的实施旨在重点考核学生掌握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这样的转变，学生不必像过去那样背大量的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平时，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己学习的系统性，自身的综合分析能力，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研究: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培养目标定位及教学改革探索 【摘要】总结性评估结束后的广播电视大学应当处于一种常态的发展。法学专业作为一种长线专业,应该重新反思其培养目标定位,探求法学专业教学改革的设想,以利于电大开放教育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电大 开放教育 法学专业 培养目标定位 教学改革 探索 1 对法学专业培养目标定位的思考 依照“试点项目”的专业规则设计,法学专业本科的培养目标被定位为: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法规,达到全日制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的水平,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等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1]。我们认为这一培养目标在试点初期和中期基本上是可行的,理由在于: (1)从法学专业生源的背景看,大部分从事公、检、法、司以及律师、公证等与法律相关工作,他们的社会工作阅历丰富,司法实践经验充实理解能力较强,所以学习的原动力较强,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也高,集中教学实践环节易于开展,借助于“在岗实习”、“在岗法律实践”的便利,使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可以更好地有机结合。 (2)从法学专业学生学习的动机看,他们学习的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是一致的,多数学生参加远程教育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取得一张法学教育的本科文凭,而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法理知识层次,真正做到学用结合。 (3)从法学专业学生的年龄结构层次看,中年居多,他们能够深切体会到终身教育的理念,学习型社会的价值所在。 (4)由于“试点项目”中期评估和总结性评估的推动和促进,电大系统全体教职工服务和创新意识不断提高,积极探索和践行教学模式,树立了牢固的质量观,其培养的目标定位是基本上能够实现的,制度的设计和结果差异较小。 但是随着全国电大“试点项目”总结性评估的结束,开放教育步入正常运行管理阶段,我们认为重新反思和定位电大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要充分考虑现有电大学生的知识背景和工作阅历。据不完全统计现阶段参加电大法学专业学习的学生,80％以上的并非从事相关法律工作,随着“两院”学历达标的基本完成(实现了司法准入制度的统一接轨),即便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也是刚刚步入门槛,加之年龄段的降低,其司法实践的经验也是少之又少。他们对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认识不足,这为原先设计的培养目标的实现大打折扣。部分学员的学识水平与学历证书差距较大,“文凭缩水”成份较多,即所谓的“假的真文凭”。 其次,近期《法制日报》专版讨论中国的“法学教育路向何方”,中国的法学教育是走大众化之路还是精品教育之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2]随着我国高校扩招及法学院遍地开花,据统计全国有法学专业的高校达620所,在校生30万人。扩张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即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脱离。依北大贺卫方教授所言“法学之人如过江之鲫,法律文凭贱如粪土。”另有学者以为“现在的法科毕业生多是次品。”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法学教育质量。[3]这对我们成人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值得借鉴和启迪的,正如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2007年全国电大书记校长座谈会指出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不仅仅是全日制本、专科教育的任务,同样也是各类成人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包括电大的主要任务。”[4]面对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和定位电大法学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第三,职业人教育理念的提出,需要我们反思电大法学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按照国际上对人才观念的重新定位即“可雇佣性”,电大的法学教育应考虑应用性、实用性的法律人才,致力于职业法律人才的培养。对各地兴办的所谓的司法职业技术教育我们不敢苟同,尽管法律是一门技术,但不是仅靠学校教育直接培养出来的,因为与现行的就业制度难以接轨,无论如何最终进入法律职业的门槛都要经过国家司法考试。有人呼吁取消我国的普通高校法学本科段教育的观点也值得我们电大人反思。 第四,作为法治社会中逐渐成熟和冷静的电大成人教育消费者,其对教育的需求的选择和挑剔,也使得我们要对现行电大法学教育培养目标重新定位。但是依照最新的专业规则来看依然未变。 2 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学改革的设想 2.1 专业规则设计应当合理 首先我们不主张成人学历教育的专业规则定位于培养有一定综合素质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它仅仅属于一种补偿性教育,综合素质的教育只应该针对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在校生,已经步入社会的成人需要的是学历和弥补法律知识的不足,因而通识课和专业拓展课的模块的设置属于“水中花、镜中月”,不太现实。其次成人教育的学历要达到相当于全日制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的水平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2.2 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设想 围绕着重新定位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改革,首先各级电大和专业主持教师以及课程责任教师要充分理解加快和深化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教学改革是各级各类教育永恒的主题。”作为中国成人高校的排头兵,“要将中央电大建设成为现代远程教育开放大学和国家远程教育中心,将省级电大建设成为当地的远程教育中心,将地市、县市电大建设成为当地的远程教育基地和社区教育中心。”[5]电大开放教育已经进入正常的管理运行阶段,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和深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的步伐。其次我们以为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在于: 2.2.1 内容上的革新。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法学专业必须完成的14门主干课的要求,鉴于目前电大法学专业本科段学生的非法学专业比例越来越高的现状,应当强化补修课的力度和措施,严防补修课失控最终流于形式,难以“达到全日制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的水平”的设计目标。同时加大案例教学的比重,特别是在文字教材和媒体教材上要有创新,目前多数课程的教材与普通高校毫无差别,没有充分体现成人学习的特点和开放教育的特色。电大外聘的教师较多[6],多数课程辅导教师的教学理念、方式仍停留在以面授辅导为主,以教师为中心。我们正在尝试电大开放教育法学教育校园博客圈,也是一种探求网上教学活动的方式。 2.2.2 模式上的创新。在总结性评估过程中,我校曾经总结和推行了“三个一”的教学模式应该值得肯定,但是中央电大在顺利通过总结性评估之后,应该针对各级电大的教学模式进行归纳和筛选,针对法学专业创制统一的教学模式。模式的设计应当立足于对法律职业人的教育培养,对象培养和目标定位,最终培养电大毕业生顺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路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科,其实践性特点决定了法学专业的课程在学习过程除了要向学生传授相应的基础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践性操作能力,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法学教育不仅是单纯的知识传授和学术培养而且是一种职业训练。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和纯法理的探讨,忽略了分析及其处理实际法律案件和纠纷的能力培养。” “我们认为在法学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可以采用“递进式教学模式”和“案例式教学模式”。也是一种对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尝试。”[7] 2.2.3 机制上的健全,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提升 中央电大应当成立法学专业课程建设教学改革机构,各省级电大也应当成立相应机构。既要尽快制定改革方案,又要鼓励积极创新。电大开放教育要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提升,强化内涵式建设;树立品牌意识,要有自身的专业和学科建设的特色;进一步丰富教学资源库,大力推行精品课的制作。 2.3 考核方式上的改革 对形成性考核应根据课程的性质不同,设计形式多样题型。“开放教育考试的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还考试以真面目。”应当承认成人业余学习与一般的全日制学生的学习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开放教育的考试改革,考试的题型应以开放性试题为主,坚持测验定向和形式的多样性,重点检测学生所学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和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8]由此我们认为法学专业的终结性考试应当进行改革,进行开卷或半开卷考试,内容上尽可能多考案例分析题和材料分析题,以应对国家司法资格考试。 2.4 加强综合实践环节 为落实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目标,必须有一套严格、规范和可操作的规程及其质量评价体系,这样才能实施有效的监控和确保实践教学环节的最终效果。[9] 法律实践的目的是加强学生对国情、民情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尤其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了解。接受法学思维和业务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与创新意识,培养和训练学生认识、观察社会的能力,并为撰写毕业论文奠定一定的基础。 法律实践按照设计模式有多样,要充分鼓励电大学生在岗进行法律实践,不搞一刀切模式,模式自主选择,既可以全体又可以分小组还可以单个进行,这样充分体现学习自主化、个别化的特点。 毕业论文是实施法学专业规则,实现培养目标的必不可少的实践性环节;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 毕业论文作为法学专业本科段学生实践性教学体系中极为重要和必要的一个“环节”既是我们全面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手段,又是我们向社会集中反映办学成果的重要方面,应当更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互联网+”背景下的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研究 【摘 要】通过对互联网+背景的介绍，分析了其对教育领域中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的影响，在分析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托互联网及多媒体技术进行课程实践设计、利用网络交流平台有针对性的安排实践内容、全面开发在线模拟软件、整合相关网络资源为课程实践提供支持服务的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开放教育；环节设计；在线平台 “互联网+”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对于社会各个领域都影响巨大，它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的调节方式，更是一种高效的媒介工具，是大数据时代下萌发的产物。而对于以远程教育为主业的电大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课程实践而言，既受到了冲击，又给予了机遇，更是一种革新的动力。 1 “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 1.1 取得知识的途径发生了质的变革 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智能手机的不断发展，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在单一。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更为便捷，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只需轻点鼠标即可，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有条件的选择并储存起来。优质的教学资源不再封闭，并且向社会大众敞开了大门。如哈佛的公开课程、慕课、微课程等的出现，对于传统的知识获取方式而言，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使得知识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知识的专业化、便捷化特征凸显。 1.2 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学方式主要依赖于课堂教学，学生获取知识的来源主要依赖于教师的讲授，学生出于被动地位，难以真正做到教学相长，难以真正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互联网的出现，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犹如大海啸。互联网所采用的信息技术对于教育领域的影响十分巨大，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互联下的教学模式已不是以教师为主，而是以学生实际需要为主。授课的方式已不是依据教材按部就班，而是针对实际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革。 1.3 改变了远程教育的现有格局 广播电视大学成立时的初衷就是借鉴英国开放大学、美国凤凰城大学的成功经验，为成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当时，采用广播收听和电视观看等手段进行授课，学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可见广播和电视是当初的远程教育手段。而互联网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开放教育的技术运用手段以及授课的方式受到了冲击，广播电视大学作为远程教育主体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2 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现状分析 2.1 课程实践环节设计过于单一，缺乏实际操作性 目前，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的开展主要还是依托于课堂讨论、组织学生现场或是开展社会调查。学生为了完成课程实践任务，无论是在讨论中还是在撰写社会调查报告过程中都是敷衍了事，一味应付，失去了课程实践的意义。笔究其原因还是课程实践环节设计过于单一，互联网利用水平不高所致。 2.2 课程实践内容针对性不强，难以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互联网技术的提升带动了整个信息技术的革新，信息的交互更为透明、便捷。而对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而言，课程实践设计内容过于陈旧，如案例讨论、模拟法庭，课程实践的内容只注重共性而忽略个性。开放教育的学生来自于社会各个行业，对于专业的诉求也有所不同，因为课程实践和学习关注的焦点也各不相同。仅仅通过班级论坛进行案例讨论，加之案例的内容过于陈旧，与社会实际相脱节，导致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案例讨论的效果不佳。 2.3 互联网利用水平不高，学生参与的主动性不强 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课程实践目前利用互联网方面主要表现为班级BBS论坛、在线答疑论坛、网上模拟法庭等手段。这个网络平台的设计相对简单，仅仅是文字和视频的交流，承载在线使用的人数有限。而相比较于国外的慕课而言，更是体现了技术上和设计上的不足。不仅如此，微信、微博等网络交流平台的使用不足，客户端的设计工作不尽人意，无法体现出对智能手机用户的便捷服务能力。 2.4 网络教学资源整合和课程实践教学的兼容性不够 传统的开放教育课程实践环节中，教师往往是根据教学安排进行组织，无论是手段和还是知识层次的设计及考核都过于落后，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对于教学水平而言也无法得到提升，通常是教师的辛苦得不到学生的认可。而对于网络上纷繁复杂的各类法学教学资源，教师的驾驭和整合能力十分重要，也是实践环节设计的基础。只有充分整合网络教学资源，结合学生和社会实际，开展专项实践，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网络教学资源服务于课程实践教学，通过课程实践教学来检验网络教学资源整合水平，可以进一步提升课程实践的专业性和适用水平。 3 “互联网+”背景下的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研究 3.1 依托互联网优势，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课程实践设计 “互联网+”的核心内容就是利用互联网平台为社会各个领域提供有效服务，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高效性已经让众多行业和领域开始了变革，而对于开放教育教育法学课程实践而言，更需要依托互联网的优势，有针对性，有选择性的进行。通过设计实时在线模拟法庭、在线仲裁、在线调解等版块，让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在参与模拟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点，还能彼此进行交流，更能提升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 积极利用网络交流平台，分层次、有针对性的安排实践内容 我国已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交流的工具有多种，在线交流成为了主要渠道。如微信、QQ等软件的出现，使得彼此之间的交流距离更为缩短了，并且其参与的群体日益庞大，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可见，通过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开展课程实践，必能提高学生参与的数量。当然，网络交流平台的使用也要针对不同的受众，要分层次的进行。无论选择哪种在线交流平台，都要因材施教，真正体现课程实践的意义，达到课程实践实际的目的。 3.3 全面开发在线模拟软件，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法学专业的课程理论知识较为枯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是偏理论、轻实践，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究其原因之一便是知识不直观，缺乏实践机会，因此全面开发在线模拟软件十分必要。通过开发实践游戏软件，让学生在游戏中模拟律师、法官、检查官、当事人，可以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3.4 及时整合相关网络资源，为课程实践提供支持服务 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大数据时代，强调的是数据的共享，而对于网络优质教学资源的整合正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一个体现。网络教学资源的整理并非盲目的照单全收，而是需要比较、提炼和总结。例如，美国哈佛的公开赛介绍美国的宪法，我们可以吸取其精髓，而并非是全部照搬，因为分属法系不同。若是一味照搬，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四不像，反而失去了借鉴的意义。而网络优质资源的整合还要着眼于课程实践设计，要一切从课程实践的设计和目的出发，保证知识点考核的全面性。 综上所述，以“互联网+”为背景，通过对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实践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四项解决措施，非就能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一些教学实践上的深化改革，还有待深度探讨。

教学方法类论文:谈文化人类学的教学方法创新 互动教学既要有知识的互动又应有情感的互动，为学生营造一种轻松的学习环境.就这一点，我们应借鉴国外高校的经验，在英国课堂教学环境非常轻松，教师对学生不做过多的指责，在确实需要“干涉”时，也会用非常幽默、绅士的方式.课上学生可以随意打断老师的讲话，提出自己的疑问，而中国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让认为课堂上学生保持沉默，保持安静是对老师的尊重，很少有学生在课堂上质疑老师所讲的.在我们的课堂上教师起主导作用，滔滔不绝的讲，学生很难或者不敢插话，会让学生感觉模棱两可的问题一直模糊下去. 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结合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教改工作的不断深入，现代的教学方法也日益多样化，其中多媒体技术作为现代教学方法的代表涌入各大院校，在取得一定教学效果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教师不分课程、不分授课对象一律采用课件教学，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有的教师认为利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就是教学方法改革，就是提高教学质量，而在实际中只是将黑板换为了多媒体屏幕，结果恰恰事与愿违；还有很多教师属于盲目赶时髦，觉得别人用我也应该用.针对上述情况，首先我们应肯定多媒体教学确实是一种现代的教学手段，它将文字、图像、动画、声音等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使教学形式更加新颖，一改传统教学方法的单一性，能够很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通过多媒体向学生们展示的知识更加丰富、形象、知识面更广，同时也能促使教师不断学习.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教学媒介应因课而异，课程的类别、内容不同，运用的方法也应不同；应因人而异让教师的个性、特长能够发挥出来：针对于从教多年的老教师而言，他们在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中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基本上已经总结出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如果改做以课件教学为主，则由于技术、适应性等问题反而会影响教学效果；对于青年教师而言，虽然教学经验不足，但他们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以课件教学为主能够发挥其优势.所以，究竟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传统还是现代的教学方法，要因课程类别、内容、教师、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做到“百花齐放”，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在文化人类学课程的授课过程中，采用传统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对于一些理论性、学术性强的章节和问题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如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流派、文化相对论、整体观文化人类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对于一些需要展示的内容用课件教学，如民族、种族、族群一章中的民族、种族的内容、婚姻形式、经济文化类型、城市人类学中的城市问题等，可以通过影像、图片等资料的展示将知识点更加直观的展现给学生，同时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关注度，激发他们用所学知识分析一些社会问题.所以，在文化人类学的教学过程中，只有将板书与多媒体屏幕有机的结合起来，才是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这也同样适用于其他课程. 成绩评定综合化 通常情况下，评定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学生成绩，特别是指试卷成绩.事实上，这样的考核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利于高校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开展，因为答案的唯一性会扼杀学生的创新思维、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故在文化人类学课程中采用多样化的、综合的考核方式.首先，平时上课出勤占10?.虽然在西方的很多高校学生有选择上与不上课的权力，老师不会去干涉，但是在中国的教育背景下是不同的.大学当中很多学生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通过对上课出勤的考核来对他们形成一种约束机制，让学生养成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起到一个敦促的作用.其次，平时作业占20%.学期期中，在所讲授的内容中让学生任选一方面撰写论文作为期中教学论文，制定评分标准，计入期末成绩.再次，期末考试以试卷形式出现，占70%.在严格执行教学大纲的基础上，试题除基本概念、理论等客观试题外，不断增加综合能力试题，以此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运用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思维创新能力.在主观性试题中，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另外，在试题当中也对作为参考文献的本学科的重要著作进行检查，如在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著作《文化模式》、《原始文化》、《古代社会》等通过试题可以检查学生是否对这些著作有所掌握. 结语 《文化人类学》是高校的一门重要课程，它的基本理论对学生学习相关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它的文化应用实践能够更好的为学生提供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机会.在当今教改大潮的推动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教学方法，但在教学的实践中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要据课程的类型、性质、内容、授课教师实际情况、授课对象加以区别运用，探索适合教师、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学习方法，实现“授人以鱼向授之以渔”的转变. 作者：于晓娟 单位：赤峰学院 教学方法类论文:职校美术类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摘要】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的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革新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已经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职业中学；美术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大多数学生对历史课程都没有兴趣。因此教师要起—个引导者的作用，改革传统的填鸭式的历史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把学生引入历史的殿堂．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发现。 一、结合学生个性特征和专业特色 美术专业职中生大多活泼好动、思维活跃、性格外向、想象力丰富。特别渴望展现自己的长处以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欣赏和称赞，对感性和形象的东西尤其感兴趣，但虚荣心强、情绪波动较大、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难以持久，对理性和抽象的知识往往会敬而远之。所以在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教学内容，结合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的个性特征和美术专业特长，让他们能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展现自我的能力和特长，品味成就感，这样就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在给学生讲授《祖国的统一大业》一课时，安排了一个课前预习的教学活动：请学生临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设计今后台湾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区旗。所教的两个班级的学生都积极参与了该活动自觉设计了未来的台湾区旗，而且在活动中这些学生都主动了解已有的香港、澳门区旗的设计特色和理念，查找能体现台湾地域特征的标志性物体，设计出的区旗有的还十分优秀，我立即将该活动升级为一次竞赛活动，对优胜者进行一定奖励，该次活动一方面转变了学生的历史课程学习观念，另一方面也较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历史不仅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也指人们对客观存在过的史实有意识有选择地记录，故而历史内容生动具体丰富多样，故事性强，趣味性足，知识面广，容易激发学生感情，激励意志，又因其内容都是真人真事，有血有肉，富哲理于史实，寄智慧于真理，有利于激思明理，获取人生启示。”但在教学中过程，教师往往因为教材的制约，突出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意识等内容的讲述，使历史失去了生动性，变得枯燥、艰涩，学生难以产生学习的热情。所以，教师要积极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视野，增强课程趣味性，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 （一）补充与美术专业有关的课外内容，拓宽学生视野 教师要注意学生美术专业的学习热情极大高于文化课程的学习，尽量补充与专业有关的内容以迁移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在讲授《古代手工业的发展》一课时，讲授到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时，挂出司母戊鼎、四羊方尊、三星堆青铜礼器的挂图，讲授完他们的基本状况后，让学生寻找与其他两者具有不同风格的青铜器，当学生找出是三星堆青铜礼器时，就向他们讲解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来源于印度，从而再引入现在史学研究领域从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探索出远早于西汉张骞的丝绸之路的由四川蜀道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来丰富课程内容，能通过专业内容（设计风格）学习热情的迁移激发学生探究热情，同时也增强了历史课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而且可以使学生感到历史课程的学习有利于自己美术技能和专业素养的提升，从而强化历史课程的自觉性。 （二）增加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提高学生人为素养 历史上，古代居民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知识，一方面能引发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与美术设计有较大的联系，是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予以丰富、加强的内容。例如：在讲述民族融合史的时候，我们可向学生补充胡、汉服饰比较的历史知识：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优点，对汉族的衣服进行改进，现在汉族仍然使用的马靴、马甲等物品最初来源于少数民族。这样来丰富历史教学内容，既能增强历史知识与现实的联系，增强历史知识的可读性，激发学生对历史课程学习的兴趣；也能促使他们掌握更多的与美术专业技能相关的历史知识，至少在他们今后进行影视剧务服务和舞美设计时，再也不会出现让曹操大军踩踏玉米地的谬误了。 三、革新课堂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的落后，是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不愿意学习历史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教师要积极革新课堂教学手段，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增强他们的认知途径。 （一）改变教师一言堂局面，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 教师要做的就是精心设计好课堂活动方式、认真选择学生容易上手的活动内容，做好活动后的反馈。笔者曾经在学校组织的面向苏南地区公开教学活动课中展示过一节“殖民主义与殖民地发展之我见”的历史活动课，要求学生先利用网络查找资料定位自己观点和写好维护自我观点的辩论稿，在课堂上先设立三个投票箱，分别标上“促进说”、“阻碍说”、“促进、阻碍并存说”，然后由学生进行投票，将自己归入三个阵营中的一个，然后唇枪舌辩进行论战，活动效果十分明显，学生感到自己成为了课堂主人，而且通过活动使分析问题和阐述观点的能力获得较大提高，学生在课后的反馈中希望老师多组织类似活动，可见，将学生纳入教学过程是一种成功的方法。 （二）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加强学生历史感性认识 美术类职中学生由于其专业学习内容的特殊性，对声音、动作、色彩等形象的东西具有特别的敏感度，采用具有声、形、色等立体感受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更能调动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如讲授中国古代制瓷业的发展状况，我们就可以用多媒体课件来向学生呈现历代的瓷器精品图片，用表格展示近年各大拍卖行进行的公开拍卖的古代瓷器的价格，这样就可以通过感性认识使学生对中国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和精妙绝伦形成认同感和自豪感。近年逐渐流行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要求教师能够为学生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自我构建知识体系，现代化教育手段无疑是历史课程教师帮助学生构建真实的历史情境，吸引学生入境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加强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建设的有力助手。 总之，“当前课改在课堂教学层面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无效和低效的问题。……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和根本要求”，中职美术类专业的历史课堂教学并无定法，贵在有效，只要我们认真钻研，肯定能够找到激发中职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类论文:高校工商管理类案例的教学方法 ［摘要］ 案例教学法作为管理类课程教学中的一种方法，既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能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分析了目前案例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几点注意事项，实施案例教学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案例教学，管理类，学生 教学改革与方式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点，同时还是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由于受传统教学范式的长期影响，高校工商管理类课程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上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没有办法顺应知识信息经济时代对人才特殊的要求。 一、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的理论基础与体系结构 本研究结合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的理论基础和体系结构，结合现有文献提出的管理信息系统改革方法，提出以下改革建议。根据工商管理类专业的特点，减少MIS开发方法和开发过程内容所占的比例，添加MIS与企业竞争优势、MIS管理、经管领域MIS应用等知识模块。工商管理类专业MIS理论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管理信息系统基础理论篇 （1）管理信息系统基本概念：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以及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历程。 （2）管理信息系统理论基础：管理理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行为科学、数学以及运筹学等基础理论学科的把握。 （3）管理信息系统的分类：基于管理层次的分类、基于管理职能结构的分类、信息资源的空间分类以及技术架构分类。 （4）管理信息系统的系统结构：概念结构、层次结构、功能结构、软件结构和硬件结构。 第二部分：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基础篇 （1）管理信息系统的技术基础：计算机硬件系统、计算机软件系统。 （2）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条件：企业业务流程分析与企业业务改革，领导的支持与参与。 （3）系统的开发方法：结构化开发方法、原型法、面向对象的开发方法和计算机辅助工程。 （4）数据库技术基础：概念模型、关系模型、概念模型和关系模型的转换、关系模型的规范化。 （5）通信与网络：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 第三部分：系统开发与管理篇 （1）管理信息系统规划：管理信息系统规划的必要性、目标、内容与组织管理，管理信息系统规划模型，系统规划的主要方法。 （2）管理信息系统的分析：系统分析的目标、任务及步骤，系统详细调查与分析，新系统逻辑方案的建立。 （3）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系统设计的任务与原则，系统功能结构设计，系统配置方案的设计，系统流程设计，代码设计，数据库设计。 （4）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系统设计的任务与原则，系统功能结构设计，系统配置方案的设计，系统流程设计，代码设计，数据库设计。 第四部分：典型应用篇 （1）生产管理信息系统：生产管理系统的发展、物料需求计划、制造资源计划、企业资源计划。 （2）决策支持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的概述，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历程，决策支持系统功能与支持，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群体决策支持系统。 （3）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概念、分类，电子商务的应用框架，电子商务中的支付，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管理信息系统的理论体系如图所示。 二、管理信息系统案例教学的现状 （一）课程之间差异性小，知识创新速度缓慢在知识经济时代，学生必须通过最新的、最快的信息快速填补自己的知识储备量。然而，由于管理类知识理论来源于早期的理论观点，因此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一直局限于此。尽管一些管理理论和观点堪称经典，但理论也许与时俱进。很多高校学者们也在不断地通过学术论文推陈出新，不断创新。但这些观点和想法却不能及时通过教材更新，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及观点不能在课堂上得到运用。学生所用的教材与任课教师的课件一直沿用很多年，几乎不更换。教学内容与时展脱节，学生所掌握的专业知识难以满足社会和时展的要求。工商管理类课程，如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由于实践性较强，知识点和内容重复性较高。但由于课程设置对优化整合关注少，致使同一内容通常在不同的学科中出现，比如会计信息系统、人力资源信息系统、ERP系统等课程会重复出现在课堂上。由于讲解管理信息系统的教师一般是管理类教师，他们缺乏计算机和信息论等方面的知识，对知识点讲解不够深刻。这些现象不但会使学生掌握知识不够系统，而且会使学生产生厌倦，上课不专心听讲、困倦等。 （二）理论讲解比重大，实践少目前，管理信息系统的本科阶段教学一般以讲解理论知识为主。任课教师将知识点灌输给学生，学生对于抽象的概念及知识无法理解。 （三）教师的教学方式单调尽管现在教学可以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展现教学内容，但教师经常对多媒体中展现的文字和理论知识进行简单的讲解，每节课灌输给学生的知识量很大，学生之前的知识点还未理解，教师已经提出了新的知识点，如此循环，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不深入，理解不透彻。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理论知识点抽象模糊，尽管通过简单的多媒体进行演示，但是学生仍不能透彻理解，只有通过实践真实体会，才能悟出其中的道理。但是，高校本科的教学大部分实践集中在理论讲解上，给学生的实践课时极少。在这种教学体制下，为了让学生更加透彻地理解知识点，教师必须精心准备与所讲知识点密切相关的案例作为支撑。通过案例的讨论、讲解与总结使学生理解抽象之后的奥秘。 （四）案例稀少调查表明，教师不是不愿意使用案例教学，而是与所讲知识点密切相关的案例较少。而且很多学校把案例教学当成是教师个人的事情。经费少，案例开发人员力量薄弱，组织上也不给予重视。因此，教学案例不能进行有效开发。尽管国外优秀的案例很多，但适合于中国本土教学的案例少之甚少。近几年来，很多高校也在不断投入经费，组织教师开发本土化案例，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还处在开发阶段。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的领域较多，案例的综合性较强，例如一个完善的案例会涉及信息领域、网络组织、通讯领域以及电子商务等方面的研究。综上所述，案例教学作为一种实践性的教学手段，将成为未来高校课堂教学的趋势。 三、管理信息系统案例教学的引入 鉴于管理信息系统的课程体系和课程性质，引入“案例教学法”能提高学生对其知识点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为了能够较好地将案例引入与管理信息系统的理论体系相结合，本研究提出以下应注意的问题。 （一）案例分析与理论知识点的有效衔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处理案例引入与理论知识点的衔接，有效衔接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注重案例教学，但又不能完全取论讲授。通过案例的引入辅助学生了解知识点，通过企业实际的背景资料了解企业实际，在有企业情景的背景下学习管理信息系统中错综复杂的知识衔接关系。 （二）合理安排案例教学的比例现实教学中，由于教师授课的风格和讲授的方式不同，引入案例教学的比例也不尽相同。而且在不同的高校实践案例教学的比重差异很大，很难找到一个统一标准的范式指导教学。因此，教师应该灵活地引入案例，通过案例引入辅助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 （三）建设案例库在中国，现阶段很多高校在开发自己的案例库，同时也有鼓励教师编写案例的平台。大连理工大学组建全国百篇优秀案例的投稿平台，通过评选，选出百篇优秀案例，并装订成册，供各高校老师使用。同时，也会将投稿的案例经过评审入选到优秀案例集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挑选适合课程教学目标的案例，实现案例资源的共享。 四、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案例教学实施的流程 案例教学可以作为专门的案例讨论课来进行，根据案例的长短合理安排预习时间，让学生提前了解案例的背景资料，熟悉案例。较长的案例建议提前将案例发给学生，使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学习和了解相关知识。案例中未能全部提供的信息，学生可以借助于网络查询了解。一般在案例讨论环节应按以下环节进行。 （一）教师明确讨论主题根据教学计划的要求，教师对问题适当的筛选，明确案例中所提到的思考题中的一个或几个作为主题。 （二）小组讨论案例在课堂讨论前就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充分的小组讨论，最后形成小组意见。 （三）课堂讨论小组讨论结束后，每组的组长向全班陈述本组的讨论结果。教师应及时引导学生就分析结果进行交流、讨论和争辩。 （四）教师点评最后教师就案例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就每组的意见总结归纳。案例教学流程：案例教学的准备案例教学的组织与实施过程中的评价与反馈课后的评价与反馈。案例教学是一种工商管理类课程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当前正处在推进阶段。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管理案例教学中的困难是如何借鉴国外案例教学模式，将国外案例转换为国产化和本地化的案例，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国管理案例教学体系。要实现管理案例本土化和国产化，最根本的是要有一大批懂得如何去写作案例、进行案例分析和使用案例组织教学的教师队伍。同时，从案例的编写、选取以及教学环节的把握力求严谨、科学，力争最大限度地提高案例教学法在管理类课程中的教学效果。 作者：王剑 段妍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教学方法类论文:影视应用类专业传播学教学方法研究 【摘要】 传播学课程在广播电视编导及播音与主持这两个影视应用类专业本科班与新闻学本科班，有着不同的授课计划、内容及方法，对这两个专业的学生讲授传播学课程要因人制宜，内容素材选取上应该偏向与这两个专业相关的传播学案例，兼用传播学的讲述方法与技巧，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吸收与掌握，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关键词】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播音与主持专业；传播学；实证研究 为响应国家培养多品种应用型人才的号召，高等教育课程及教学改革步伐加快，影视应用类专业的传播学课程的课时数被大量缩减，因此对于该类课程的讲授势必要采用新的内容及方法，以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① 一、以经典案例为基础，结合影视类专业学生特点，因业制宜 传播学这门课程作为舶来品，它最初提出和形成在美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为美国政治竞选宣传服务，另一方面是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时宣传服务，而传播学的经典案例与这两方面密切相关，这就决定了该类案例在整个课程中的地位及作用非一般案例所能匹及。比如说，在讲“议程设置”这一章节时，必然绕不过1967年麦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一起进行的一项关于大众传媒各种认知效果的研究与1968年的总统竞选，以及对于1972年总统竞选的重要研究成果——《美国政治议题的出现：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讲解，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准确把握“议程设置”这一理论的由来及发展过程。尤其在一些重要概念的讲解上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如“个人议程的信息源”问题，其信源主要来自电视网以及报纸报道的竞选新闻,并得出结论——新闻媒介对议程设置起了较大的作用，但为了讲清这一论证过程，还需要提到“电视上的付费政治广告”以及“人们之间对于候选人和议题的谈论”这两个环节所起到的作用。为了讲透该知识点，不可避免地就要谈到美国的政治竞选与麦库姆斯及肖在做“媒介认知”研究的时代背景，只有如此，学生方能深刻理解而不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在讲“传播效果”这一章节时，不得不提卡尔•霍夫兰的“二战中对美国士兵的说服研究”，不仅因为该研究是有限效果论的奠基性成果，而且是理解“说服研究”时代大背景的重要注脚。尤其是霍夫兰对于四部影片《战争的序幕》、《纳粹出击》、《瓜分与征服》、《不列颠之战》的分析研究，是说服传播必讲的经典案例，该研究不仅得出“受众的个体差异导致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改变”这一重要结论，而且从方法上看，电影评估研究在军队中的研究采用了“带控制组的前/后测设计”，为传播研究建立了新的标准，在《我们为何而战》的实验中注重细节控制，也成为后来者学习的典范。由此可见经典案例在整个传播学教授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光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广播电视编导与播音与主持专业学生毕竟不同于新闻学专业学生，他们的专业侧重点各不相同，课程讲授过程中要做到因业制宜，结合编导与播音专业的不同特点进行讲授，例如编导专业学生对镜头语言比较敏感，因此本人将霍夫兰的四部影片分别截取一个小视频片段，在课堂上放映给学生，并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学生对此种教授方式颇为接受；而播音专业学生对解说词等文本语言兴趣浓厚，为此在截取视频片段播放的同时，将解说词文稿摘出来进行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从上课效果来看，学生反馈良好，这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受众个体差异（如个体偏好、兴趣、价值观等）在他们接收信息时选择性接触行为的不同。 二、注重内容时新性与影视专业的贴近性，因人制宜 广播电视编导与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都属于传媒艺术类学生，他们与其他专业相比更追求讯息的时新性、及时性，因此对传播学理论的案例分析不仅需要经典案例，还得及时补充一些当下热点话题及热点事件，做到课程内容的与时俱进。如在讲到把关人理论时，结合当时热点事件李光耀被去世来反观媒体从业者报道新闻过程中专业标准的缺失与操作流程的失误，对该事件的分析不仅可以引出门区的概念，还可以将怀特、巴斯等把关模式研究融入案例中进行讲授。如李光耀被死亡之所以搞出这个大乌龙，是由一个冒充新加坡总理公署的网站截图引起的，凤凰网、CNN、网易等媒体在没有核实清楚信源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转载，造成虚假信息扩散，归其原因主要是在新闻采写过程中为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而放弃了自我约束以及编辑把关不严造成的。如此一来，学生对何为把关、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及把关过程等理论要点进行把握，才能更为深刻。但仅仅做到内容的时新性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让编导及播音专业学生产生知识点的共鸣，还需要结合他们各自的专业偏好选择一些贴近其专业特色的案例作为补充，比如说在为编导专业学生授课时，可以从电视节目的角度做解读，尤其是当下最受学生追捧喜爱的节目，比如说“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如讲到“大众传播的功能”，可以结合电视节目进行讲授，而播音专业学生对各电视台主持人比较熟悉，切入点可以选择某个主持人所主持的节目，如在讲授“议程设置”这一节时，本人将白岩松主持的“新闻1+1”作为引子，引出“议程设置的基本假设——新闻报道影响人们对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感知，进而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接下来对比媒体报道的公共话题与民众探讨的坊间议题得出结论：媒介在有意无意地建构公共讨论与关注的话题。 三、充分运用新媒体表现形式，辅助传播学实证研究方法，因物制宜 社会已进入全媒体时代，传媒专业的学生对于新媒体的应用相比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更为热衷与熟络，如微信、微博等网络社交媒体在传媒专业学生中已经相当普及，为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传播学理论教学，在该课程讲授中引入新媒体的技术手段颇为必要。比如说讲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时，本人以微信来阐释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从微信的基本功能出发，讲述其对于人类感觉器官及身体功能的延伸；如其独有的语音短信、语音通话功能是人体耳朵的延伸，视频功能是人体眼睛的延伸。除了微信这一媒介工具外，本人还讲述了一些新兴的媒介技术手段，如虚拟现实技术在媒体的应用，全方位提升了受众的体验，并放一些视频片段给学生，以使学生能对“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的主要作用和功能是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有个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②与此同时，本人还在课下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建立师生交流平台，将课堂学习探讨延伸到线上，与学生展开互动交流，并且将课堂上未讲授的内容在平台上共享，供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然而，要想让学生充分领会传播学的精髓，仅仅利用新媒体形式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借助一些实证研究方法，如小组讨论法、社会调查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等来辅助教学。在基本的传播学理论讲述完毕之后，可根据班上人数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让各小组自选题目，结合所学传播学理论知识分析当下的新闻传播现象。学生在确定好选题后，要经过选择相关理论、提出假设、问卷设计等环节来验证其结论。③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巩固所学的基本理论，还可以训练学生实证研究的思维。 作者：郭倩 单位：山西工商学院传媒学院 教学方法类论文:工程类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探索 摘要：文章以《汽车制造技术课程设计》课程为例，对工程类人才的能力需求进行分析，总结了目前课程设计教学在工程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如选题题目欠新颖、缺乏过程质量评价、教学方式单一等问题，探索新的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与质量保证方法：包括建立详细的课程质量目标、采用互动讨论的教学方式、制定阶段性的过程监控措施以及创新学生成绩的评价方法等。同时在教学方法上拟采用互动式选题，引入组别与组内同学的竞争机制提升学生参与度与主动性，锻炼学生的决策能力、沟通能力与工程实践能力，为车辆工程系学生的就业水平提高奠定基础。 关键词：工程能力；教学方法；课程设计；实践 一、概述 工程实践能力是评价车辆工程系本科生对专业基础理论掌握程度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衡量学生未来就业水平的关键指标。作为应用型本科教育的主体之一，上海理工大学近年来一直践行创建“精品本科”教学目标，为社会提供优秀的应用型本科技术人才。应用型本科教学的实践教学，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核心，同时也决定了高校对学生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1-3]。在车辆系本科教学中，除了专业基础课程外，实践类课程的教学目标达成与否在很大程度了决定了学生的培养水平。在上海理工大学车辆工程系本科生的培养计划中，有专门的12门专业实践课程，用以提升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水平以及工程实践能力。然而，在实际的实践类课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当前课程设计工作中存的若干问题，从课程设计的题目、学生的参与状况、课程设计的教学形式和评分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规范课程设计教学环节。同时以课程《汽车制造技术课程设计》为对象，通过对提出新的教学方法的实践应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二、目前工程类课程设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整体上来说，目前实践类课程教学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选题方式单一，选题题目欠新颖 目前课程设计的选题方式一般采用教师出题目，学生被动选择的情况，这就导致部分学生对选题内容不感兴趣，对课程设计的参与度差，因此如何在课程基础上，鼓励学生自己命题，激发学生的课程兴趣等是支撑学生是否能够积极参与的重要手段。另外，目前课程设计的题目欠新颖，缺乏多变，学生往往能根据往届学生的设计结果修修改改以应付答辩，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课程设计选题需要定期更新并注重与时俱进。题目的深度、广度和难易度要适当，使学生在计划时间内经努力能够完成任务。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优先选择与生产、科研等密切相关，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题目[4]。同时要丰富题库中题目的数量让学生能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二）学生对课程设计的参与积极性不高，部分同学存在抄袭现象 课程设计全过程的认真实践能够培养学生对工程问题的分析能力、问题解决思路、工程绘图能力以及成果答辩中的表达与沟通能力等，这些能力的达成对于学生未来就业水平的提升均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选题题目比较集中，分组设计及答辩的形式使得小组内部分同学注意力分化，另外在对课程设计成绩评定方面仅根据答辩结果进行评分，导致学生对课程设计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因此如何从上述几个方面的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提升学生对实践类课程参与度是待解救的关键问题。 （三）课程设计教学形式传统，缺乏详细可操作的教学流程，过程管理松散 目前课程设计的教学形式一般采用教师给出备选题目，学生分组后被动选题形式；在设计过程中主要是学生自身在课下完成，同时教师在固定时间的答疑环节；最后通过小组答辩形式给出评价成绩。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课程设计结果抄袭现象严重[6]，另外有的课题小组内部成员除了答辩小组长对设计结果能够较好答辩外，其余成员对问题解决思路、工程图纸制作过程以及设计说明书内容等均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另外，课程设计答辩过程太过松散，导致小部分学生在课程设计中抄袭，蒙混过关。因此，除了在答辩环节的教学方法改革外，如何在课程设计的实施过程中，加大过程监控，确保每一位同学都在认真的开展自己的课程设计是目前存在的又一关键问题。 （四）课程设计评分机制不合理 由于以往课程设计成绩均是基于最终答辩环节给出，如小组内学生共同完成一个变速器箱体的机加工工艺设计规程与对应的夹具设计工作，但小组内每个学生对课题的参与程度与完成度都是不一样的，但在小组答辩后的成绩相差无几，这就导致了课程设计中学生得分大多比较集中，区分度不够，自然这种评分机制不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学生的得分多少多依赖于学生最终上交的课程设计，这种评分机制评分方法不能体现出学生在整个课程设计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表现。因此，制定详细可操作的评分机制，能够分阶段的给学生对课程设计的参与度与完成度打分，同时确定每一个阶段的得分在最终评分中所占的权重，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关键步骤，也是激发优秀学生创新性的重要手段。 三、工程类课程设计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 针对上述课程设计实践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新的教学环节与实施办法，同时通过对企业工程项目实施中管理方法的引入，使得学生及早熟悉工程项目开发流程与时间管理方法，增强学生对课题的参与度，提升上海理工大学车辆工程系本科生的就业水平。 （一）压力下的选题决策环节以提升团队协作的能力 目前，课程遇到问题时主要由老师一人评判或决策，在方法层面上可以统称为Delphi专家决策。该决策在课程设计中的会导致学生过于依赖老师的指导，而头脑风暴法可能导致长时间达不到共识。因此，为了调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生的协作能力，在选题阶段，提出压力选题决策法，该方法是名义小组法的衍生，提高了决策效率的同时，也可以提升了学生和老师的参与度。具体做法如下：通过学生辅助资料的快速研读，让划分为一组的同学在规定的时间达成一致，如课题分析离合器设计和变速箱设计，平均分为两组人，分别给4种离合器和变速箱的设计结构，并提供混乱的复杂调研数据，让每个组必须在规定时间达成设计理念共识，并由一人进行设计说明。能达成共识的小组，并能说明结论的小组本轮高分；如最后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各个设计理念派一个人进行说明，教师决策最终设计理念，并依据展示的好坏本轮得不同的成绩。 （二）设计结果的持续性改进报告———提高学生工程问题分析能力 设计方案决定后，操作层面上分为更小的小组，每组的设计参数不同。进行答辩后获得基本成绩，对于每个小组设计出现的问题，目前主要的方法就是老师指导后改正，学生被动改正后，很多往往不知道原因，也没有动力做进一步的分析。为避免此类问题，对于设计的问题，要求学生提供改正报告，对于同一个小组，可以将不同问题分给小组不同的成员，分别提供最终的报告，并将报告的内容作为一项重要评分点。 （三）学生表现的阶段性过程监控———提升学生参与度与积极性 让学生能够主动的参与到课程设计中能够很好的锻炼学生搜索相关资料，挖掘资料和利用资料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能够将尝试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工程实际中[5]，并且深化其对课本理论知识的认识。在学生做课程设计的过程中要对学生进行阶段性测试，这样能够循序渐进的引导学生来参与到课程设计中，阶段性测试中要多以小组成员逐一论述的方式进行，确保每一位同学能够参与其中。同时要促进各小组间的竞争来让一部分优秀的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 （四）竞争性答辩与评优环节———提升学生逻辑性与沟通展示能力 对于评优的团队，答辩过程中，除了在问题改进中的成绩，也要进行相互辩论，获得进一步的评优成绩。首先，均按照一定的规范（如5W1H）的逻辑进行课题设计展示，然后进入自由辩论环节，在自由辩论环节，最后，双方各派一人进行总结。最终老师决定各个评优团队的胜负，并对各个辩论者评分。 （五）面向全过程的加权评分机制———有效考评学生完成度，营造良好学风 针对目前课程设计评分集中，区分度不够，无法有效考评学生完成度的问题，可采用面向全过程的评分机制，即采用多阶段评分，并给出最终加权成绩作为最终评分的形式，督促学生积极参与到课程设计中，让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营造良好的实践类课程学习风气，不断加强后续选课学生的学习效果。在课程设计成绩的具体评价方法主要采用三阶段的成绩，而最终的成绩为三个环节加权后的综合成绩。综合评分体系如下：压力选题环节占比20%，问题改进环节70%，竞争性评优10%。以汽车变速器箱体的机加工工艺规程和夹具设计任务为例，具体操作过程可按照如下形式进行考评：1.压力选题环节具体评分如下（满分100分）：针对该零件的加工工艺方案，可通过小组讨论预选2-3种，然后给定时间期限内，对不同方案的优劣性进行对比分析，小组达成一致70分，不能达成一致50分；发言者1-20分，满分20分 ，设计理念说明者1-10分，满分10分。2.问题改进环节具体评分如下（满分100分）：在初始确定的设计方案基础上，根据教师的改进建议或者小组内部的方案改进措施的实施情况与总结进行答辩，改进措施与报告成绩1-40分，40分满分。设计质量1-30分，满分30分。问题报告质量1-25分，满分25分，报告格式5分。3.竞争性评优环节具体评分如下（满分100分）：对于该任务的完成程度进行展示与问题答辩，并根据答辩表现进行评分，表现优秀70分，表现成绩良好60分，表现不佳40分，答辩过程中发言者1-20分，20分满分，总结者1-10分，10分满分。进一步按照上述各阶段的表现进行综合加权，具体权重值可根据教师对阶段性结果的重视程度而定，最终即可获得课程设计中每位同学的最终成绩。上述改进的课程设计类教学方法改变老师选题的金字塔模式，在时间和方案的双重压力下选题，提高学生的参与度[7]；同时，该问题也是未来就业中实际工程项目在时间节点与方案的抉择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同时能够在互动讨论环节迫使学生更深入理解设计与流程，对于出现的问题，采用实际工程中常使用的设计变更流程与质量控制的报告，使学生初步了解汽车制造企业正规的工作流程；而竞争的答辩提高了学生的表达与逻辑思维能力。而在实际工作中，都会受到竞争对手或者客户的压力，通过竞争的答辩环节，可以让学生对压力面试以及工作陈述等有更真实的体会。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工程实践类课程教学过程多环节的教学方法改革，如选题内容紧密结合汽车制造工程实际，此外通过互动选题、阶段性评分以及紧促的教学节奏提升学生对课程设计课程的参与度与兴趣；结合企业实际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法，将课程设计案例以实际工程项目进行实施，加深学生对课堂制教学知识点的兴趣与理解程度，提升车辆系学生的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在课程设计全过程中执行详细可操作的教学规则与流程，锻炼学生在压力决策、团队协作、问题解决思路以及沟通展示等各方面的能力，提升车辆工程系学生的就业水平和工程能力。 作者:刘银华 周萍 单位:上海理工大学 教学方法类论文:工业工程类教学方法改革 通过理论学习、沙盘模拟、校企合作、项目实践等多元教学方式将IE理论和方法创新性地应用于矿冶机电类的典型企业实际问题的解决，培养理论和知识相结合的创新型人才。具体实施上，以核心课程群协同教学为主线，基于网络集成教学平台，校企合作，注重创新实践教学环节，优化课程教学内容。第三，构造多类型模块化课程体系，充分利用学校及企业科研平台，在理论教学基础上，引导学生参加科研项目、科技竞赛、社会实践和课外文化活动，培养动手动脑的好习惯，激发学生的兴趣，开发学生的潜能，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交流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IE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结构 1.IE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对IE教育办学定位与特色的研究与思考，按照“突出实践教学，办出学科特色，培养高素质应用创新型人才”的教学改革思路，本着“必需、够用”的理论教学基本要求，遵循素质教育的“多层次、全过程”原则，按照“强化应用、提高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目标，根据专业涵盖的岗位、业务范围、基本能力要求等，以能力培养为本位，深入论证、认真研究、科学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专业教学计划，形成了由“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素质教育和综合创新”四个模块构成的应用创新型IE人才培养方案。 2.IE课程体系结构课程体系是基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而设计和构建的、由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一组课程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课程体系的设计与构建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首要任务。[5]目前典型的课程体系结构有层次化课程体系和模块化课程体系两类：[6，7]层次化课程体系课程之间逻辑性强，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专业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但知识面狭窄，综合素质较差；模块化课程体系突破学科专业领域的界限，灵活地设计和组织具有不同作用的课程模块，从而构建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课程体系，以满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需要。基于大工程观和矿冶机电特色工程背景，打破传统的学科系统，按IE岗位工作需求和全面能力素质要求为导向，设置相应的模块化课程群，弱化课程体系的学科性，对教学计划中具有相互影响、互动、有序作用的相关课程进行重新规划构建，在课程内容上，积极引进学科与技术发展的新方向新动态。 课程群多元化协同教学方法 我校工业工程专业自2000年创办招生开始，由于教学资源及教学条件的限制，教学模式主要是基于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采用“传递─接受式”教学，重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同步进行，以传授系统知识、培养基本技能为目标。通过近些年的专业教学实践和毕业生就业信息反馈来看，传统教学模式及方法面临着一些亟待突破的瓶颈：首先，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人才的培养模式也从“专才”培养转向了“通才”教育，教学内容也朝着“厚基础、宽口径”的方向发展，[8，9]相应地专业课的课程门类与学时数都大幅度受到精简，不仅课程内容与学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也迫切需要对相关课程的群体性从时间、空间以及其功能上进行整体融合和规划；[10-12]其次，随着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交互式教育环境的引入，教育模式正发生深刻的变化，网络化交互教育已成为现实，[13]基于网络化的教育方式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能真正实现自主学习和网络教育。 IE模块化的课程群体系结构对教学模式及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教学实施中基于核心课程群构建协同教学团队，利用多媒体信息和网络技术设计构建网络集成教学平台，对课前预习、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案例讨论、作业管理、实践教学、测试反馈、沙盘模拟、交流论坛和课外拓展等多个教学环节进行一体化集成；同时设计构建了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库，包括图像、声音、动画以及影像等多媒体素材，为网络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源选择。以IE专业ERP原课程群为例：该课程群包括“数据库原理”、“WEB开发技术”、“生产计划与控制”和“ERP原理与应用”四门课程，利用四门课程的内在联系和密切关系构建ERP课程群协同教学体系，达到以数据库原理为基础、以WEB开发技术为手段、以生产计划与控制为核心、以ERP综合应用实践为目标的ERP课程群教学体系。 结论 针对现代高等教育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面临的新形势以及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这一中心任务，通过研究，对IE专业2009级、2010级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的革新和完善，按照课程群网络协同教学的思想设计构建了IE专业课程群教学体系，基于网络集成教学平台，在教学实践中从教学体系、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师资队伍、教学条件、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与建设，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基于大工程观和矿冶机电特色工程背景，按IE专业全面能力素质要求为导向，构建了相应的模块化课程群体系，采用网络化协同教学模式培养理论和知识相结合的IE创新型人才，通过该教学方法的实施，学生经过系统性的学习和实践，普遍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很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较好的创新意识，有效地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我校IE专业学生近几年在全国ERP沙盘模拟大赛，创业之星大赛，机械设计创新大赛等一系列竞赛中取得了佳绩，95%以上的学生参与了专业的科研实践项目，硕果累累；学生年均就业率95%以上，IE专业特色人才的培养初步形成了规模效应。 基于网络资源库的课程群集成协同教学平台的创建，为学生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学习素材，拓展了教学的空间、深度和广度。在协同教学平台上，学生、教师、领导和管理人员各司其职，协同进行教学与管理活动，同时注重学习知识的共享、评价、反馈和再利用，对课程进行规范化、系统化、智能化处理，有效地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课程群网络协同教学模式及教学平台的有效应用，使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和教师之间有更多机会互动交流、相互讨论、相互帮助、相互提示或进行分工合作，促进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与分享，促进IE专业以协同合作为特征的教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作者：余建国冯梅琳黄鹏鹏伍建军张启忠单位：江西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江西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教学方法类论文:经济管理类教学方法探索研究论文 摘要：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越来越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对于经济管理类的学生来说，动手能力表现的又与工科学生不一样。研究探索经济管理类实验教学方法，特别是用计算机软件进行模拟的实验教学方法，并以此提出开放性实验在经济管理类中如何开展的问题。最后结合我们开展的一系列实验教学活动的情况介绍经济管理类开放性实验的开设方法及开设效果等相关问题。 关键词：经济管理类实验；开放性实验；教学方法 1引言 我国高等教育正在高速发展，高校正在朝平民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连续几年的扩招，每年大量的毕业生涌向社会，给就业市场上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对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质疑——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的高投入，另一方面是毕业学生在人才市场上的低薪酬，应届毕业生的低就业率。在这种情况下，各高校纷纷进行改革，以期望能缓解这种矛盾。这些改革中的重点都落在“高校如何培养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人才”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来。因此，在高校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实验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越来越被广大师生所青睐。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大学生全面掌握和深入融会知识，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验教学可帮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学习和掌握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思维习惯，以及收集、处理信息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教学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是根据社会要求和人的发展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科学知识、思维方法、操作技能等传递给学生,从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考虑,让学生去创造、去设计,创造性地提高其素质,开发其潜能,发展其个性通过实践教学,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能力,还启发了他们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意识，实践教学是现代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实验教学按其开设方式来分，可以分为与理论教学结合的实验和独立实验课程两种。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验多为验证型实验，一般这种实验在与理论教学进行的同时进行，表现为完成理论教学中某些内容之后，为了验证理论并加强记忆而进行此类实验，比如高校中的物理、电子电工等基础性实验。独立实验课程是指实验课程的开设不依附于某一门理论课程，而是根据前面已经学习的一门或几门相关课程之后进行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综合性比较强，往往需要集中所学的相关知识，并进行相关的分析连接才能完成。本文中主要结合经济管理类实验讨论独立实验课的问题。 2经济管理类传统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经济管理专业方面，以前面向学生开放的实验极少，且多为验证性实验，主要是熟悉实验的流程，按照实验课程所设定的实验方案与实验步骤去完成实验。这些实验操作机械，没有创造性，学生也对此种实验毫无兴趣，通过模拟软件完成的实验，多半如此。按照模拟实验软件公司所设计的实验流程，学生基本上只需要点鼠标，按照实验指导书设定的流程就可以完成，有的甚至不用键盘输入任何内容就可以完成。这种实验教学显然与生产生活实际相去太远，学生在做这类实验的时候也多半只是应付，因而实验教学也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3开放性实验方法在经济管理类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3.1开放性实验方法介绍 开放性实验教学模式不仅要求时间上向学生开放，而且教学内容上也要向学生开放，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样，学习较差的学生随时可以补做一些基本训练的实验，学有余力者可进行设计性、综合性实验或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性实验。因此可以这样说，开放性实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当前工科院校实验教学改革的方向。 经济管理类实验多为验证性、掌握流程型的实验，学生是否能完成实验,一方面要靠实验的本身的“吸引能力”，另外一方面还要突出实验的可控制性.即对学生完成实验的掌握和评价手段，在这类实验中，实验教师通常通过学生的实验报告来衡量学生实验完成情况。 经济管理类实验多采用软件模拟的方式。 实验软件的选择问题，多采用B/S结构软件，这样一方面可以方便实验教师进行集中的管理和控制，另外一方面可以借助高校的校园网络，更好的服务学生，更好的去尝试开放性的实验。根据经济管理类实验特点，作者认为开放性实验方法比传统经济管理类实验教学模式更适合学生。 3.2在实践中探索并开发开放性实验教学模式 开放性实验更强调个性化的实验，而不是大众化的实验，更强调学生的兴趣与因材施教。如果一个实验几乎所有人都要进行，且实验的过程要求保持一致的话，此类实验采用以前按班级完成实验更加合适一些。而开放性实验最好与学生的课外科技创新活动，与实验室提供的助学助研活动联系起来，学生可以通过相关课题共同研究开放性实验的开放方法。对于今后如何更好的开展开放性实验，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来进行实践： （1）实验前的准备。 开放性实验前的准备工作相当重要。实验开始前要加强实验相关知识的整理与积累，要做好实验指导书，实验报告的设计，多结合实际业务设置相应思考题，思考题应该来源于生产生活实践，而不应该是凭空想象。 （2）实验的方法。 兴趣实验法：由于经济管理类实验自身的一些特点，导致这类实验本身对学生是没有太大吸引力的，因而在实验中要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兴趣，我们可以在实验中加入竞争，加入生活中的常识知识，加入各实验的补充知识等等。 讨论实验法：讨论可以说是相当经典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探讨，学生可以对所学的知识掌握更深，而在实验教学中，讨论的作用显得尤其突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能力培养中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表达能力及与人交往的能力，通过讨论，学生往往在某些方面试图说服对方，在这些活动中，对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的提高有较大的好处。同时，为了达到较好的讨论效果，大多数学生会更加认真去完成实验，通过掌握一些实验的技巧并与大家一起分享。在这种教学方法中，教师应该有目的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同学参与讨论中来，比如设置实验课程论坛，并对大家讨论的话题及时总结并加以引导。在实验课成绩评定时适当倾斜，对讨论积极的同学及能对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独到见解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奖励。 设计教学法：如果一件事情太难，可能很少有人愿意去做，如果一件事情太容易，我认为喜欢做的人也不会多，对于经济与管理类的实验刚好就类似这种情况。如果按照最初设定的流程去做实验，学生可能觉得太简单而失去兴趣，如果让学生根据所学的相关专业知识去设计实验流程完成实验，学生又觉得无从下手，正是因为如此，设计教学法才更需要突破。 （3）实验的考核。 实验的考核应该更加严格而有序。对于经济管理类的实验考核一直不好规范，多数教师都采用写实验报告的方法进行考核。实验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要求学生写出实验原理，记录完成实验的步骤以及回答相应思考题。对于平时的考核主要以教师点名为主。这种考核方法一是手续比较麻烦，二是效果并不太好。对于实验报告中的内容，抄袭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学生对这类的实验报告产生明显的抵触情绪。在开放性实验的条件下，实验的考核主要软件记录学生的实验过程，并依据学生实验的过程考查学生完成实验的情况。实验分为练习与考核两个阶段，练习只记录学生实验过程，不记成绩，只记录考勤；考核部分设置时间限制，并将学生完成的过程做好记录，软件评分。实验报告就可以省略大部分的内容了，学生对照实验报告中的思考题去完成实验，这样印象会更深刻。这样实验的考核就包括了平时成绩、实验成绩和实验报告成绩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的成绩按一定的比例加权平均，得出此实验课的总成绩，这个成绩会更加公正，更加客观。 3.3开放性实验教学模式的效果 实验教学要突出培养学生的个性及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认为有些模拟实验软件有部分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模拟软件在这方面是失败的。一样的实验流程，一样的实验指导书，一样的实验过种，甚至有一样的实验报告，这也难怪会出现有同学将别人的实验报告复印一份交上来的情况了。当然在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方面，除了选用较好的模拟软件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适当给学生置疑，并且这些思考题是要能够激发学生思考的，还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应该是固定的。当然，这种实验方法的改变对于实验教师的要求更高，实验教学的工作量会更大，对实验教师提升的帮助也会更大，对于创建科研性的实验室也更加容易。公务员之家 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在实验过程中营造竞争的环境，可能使实验的效果更好。俗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由于实验环节及实验内容的平淡，学生在实验中也不能感受到现代社会竞争的你死我活，这也不可能达到较好的实验效果。当今的一些网络游戏为何如此让人着迷，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游戏中充满了竞争，有了竞争才会有胜利的喜悦和奋争的快乐，而这些又恰好是当代大学生所津津乐道的。 现在的实验教学，还要突出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虽然我们一致认为培养学生的个性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我们更需要学生有较强的合作意识，并有较强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比如在我们的“现代企业经营决策仿真实验中”，在一个竞争市场上，如果有部分同学有不负责任的态度，把市场价格定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这样会导致这个市场竞争的无序，甚至是这个市场中的所有企业都受其害，所以在这个实验中，要不失时机的对学生进行责任心的教育。 4结论 现代的大学教育是开放式的教育，我们主张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大学生的生活灵活而又紧凑，特别是在实行学分制改革的高校，学生自主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为了适应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要加大开放性实验的实施力度，扩大开放性实验的范围；另一方面要推出更多品种的实验，推出更多与生产生活联系密切的实验。最后还要更大力度的加强与企业的联合，因为只有企业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才是社会最需要的。 教学方法类论文:高职院校工商管理类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论文 【摘要】工商管理专业作为高职的一个重点专业，其教学课程改革是高职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本文在工商管理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高职教育应主要突出学生的实践、技术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工商管理教学改革思路 我国高职教育强调和倡导的是“能力本位”模式，以培养学生技术和职业岗位应用能力为主，具体体现为培养“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较宽、素质高”的专门人才。所以，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要根据这一思想进行教学课程的调整。 一、高职院校工商管理课程体系改革的目标 1.突出专业课程的职业定向性 以职业能力作为配置课程的基础，使学生获得的知识、技能真正满足职业岗位的需求。 2.注重知识和技能的结合 基础理论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专业知识强调针对性和实用性，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人才。高职培养方向一般是科技含量高，涉及知识广，技术实践性强的职业岗位。高职培养目标决定了课程具有技术实用性，对于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也应该从实用性出发进行调整。 3.强化学生职业能力训练，综合开发学生的职业能力 强化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就业上岗和职业变化的适应能力，实现“双证书”制度。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比，入学分数起点低。坚持“人人有才观”必然应重视学习主体的个性特点，多种形式地挖掘个体潜能，调动个体积极因素，强调研究和开发学生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 4.增强课程的灵活性，形成模块化、弹性化的课程体系 适应行业和社会对应用人才规格多变的需求，由企业、院校联合调整、选定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坚持以服务社会为导向、以产业需求为中心，产学研结合，走“订单式”培养之路。高职教育不仅要研发物质客观世界，更重视研发主观世界。使培养对象成为高素质的技术实用型人才，为经济服务。职业教育直接为区域社会经济服务，贴近劳动力市场。以就业为导向，其职业性区别于普通教育。职业劳动是综合的，贴近企业和行业职业岗位群的高职教学内容也应是综合的。 二、高职院校工商管理课程教学体系改革的要点 高职高专院校专业的课程结构要努力实现模块化，把教学改革与教学方式改革结合起来。转变传统的相对封闭的知识教育和比较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变对口观念为适应观念，变专业对口教育为增强适应性教育。特别是工商管理类的课程，要结合对口企业的案例、工艺流程，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早一点适应社会，提高动手能力。 1.改“学科本位”为“能力本位” (1)按能力需求精简课程内容，摆脱“学科本位”的课程思想。如经营管理、销售管理、市场营销等课程的理论部分基本相通，从而可加强实际操作，增加市场调查的时间，丰富他们的实践经验。同时，课程体系的设置要以能力培养为主线，以能力训练为轴心，淡化公共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界限，重新整合课程。 (2)改革考试、考核方法。新课程体系以用人单位岗位需要为考试、考核内容，要求学生毕业时获得“双证”，即毕业证和至少一门职业技能工种资格证。在改革考试、考核方法上，新课程体系改变传统的答卷考试、考核方法，采取答卷与口试、理论考试与操作考试、答辩和现场测试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对基础课程，重点考核学生对知识的接受程度和理解能力；对专业课程，重点考核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对于理论基础课可以用传统的考试方法，对于专业基础课可以用操作考试，专业课可采用社会调查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依据企业(行业)生产的实际和特点，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中心，采用理论教学体系与实践教学体系相互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3)建立专业课程的能力培养模式，以行业组织制定的职业能力标准和国家统一的证书制度为依据，根据就业市场信息和岗位技能要求确定专业课程的具体实施内容。如：物流师、营销师、经济师各种岗位技能要求都有所不同，可以根据其岗位要求，确定专业课程的内容。 (4)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中心，建立实验课课程体系。以校内、外实验、实训基地为基础，部分课程到企业去完成，学习环境与工作环境相结合，部分课程到实验、实训基地完成。学习环境模拟工作环境，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走产学合作的道路。 2.改变课程结构 将相关学科适当综合化，既发挥学科课程的特长，又克服了原有单科分段的弊端，可构建人才合理的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培养更多应用型和创造型人才，以适应课程个性化的要求。 (1)进行教学计划的修订，压缩必修课如数学、哲学，增加选修课，与工商管理类的课程相关的都可增加，精简专业课，加强和拓宽专业基础课，强化计算机应用能力，保证计算机和英语课程三年不断线，使学生有较宽知识面和较强的适应能力。 (2)课程设置改变原来的结构变为一体两翼的课程结构，打破传统的考试课、考查课、主干课、非主干课的体系，建立核心课程、目标课程、非核心课程的一体两翼的体系。工商管理专业限设10门以下的核心课程，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如管理学、管理经济学、会计学原理、物流基础等，目标课程是英语和计算机课程，其他课程为非核心课程。课程要尽量小型化、丰富化，总学时不能太多，要体现比较宽的专业面，尽可能及时反映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 (3)课程设置要紧扣专业培养目标，满足行业岗位对知识和能力的需求。一方面，课程要满足行业多岗位转换甚至岗位工作内涵变化、发展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课程要使学生具有知识内化、迁移和继续学习的基本能力。 (4)采取“学习——工作——学习”的方式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重视实践课程体系，走产学研合作之路，保证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学时之比约为1：1。 3.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整合，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 教学内容的改革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是人才模式改革的重点。教学内容由理论知识、职业技能和学习态度构成，对于高职高专院校，课程体系的合理构建决定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革方向。 (1)在知识领域，基础理论以必需、够用为度，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专业课教学强调针对性和实用性。多用案例进行教学、多给学生下厂锻炼实习的机会。公务员之家 (2)在职业技能的培养方面，要提高创造性技能的比重，弄清专业覆盖的岗位应具备的能力，以突出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对学生进行更多如何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教师在上实训课时，应和学生一起操作，一起做项目，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要针对工商管理专业特点、职业特性、技术要求、岗位能力开展实践活动，让学生用基础理论、基础知识指导实践。从实践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实现知识与能力的融合。 三、结束语 工商管理教学改革任务还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结合高职教育的特点，提出更多适合高职工商管理教学改革的思路。 教学方法类论文:实践教学方法在法律类高职院校的可操作性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高职院校实践性法律教学法的应用现状，并与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相比较，重点讲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方法在法律教学中的应用，以此来阐述实践教学法在法律类高职院校教学中的可操作性，最后对实践性法律教学方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 高职 实践性法律教育 诊所式法律教育 教学法 1 实践性法律教学法的应用现状 目前，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实现的常用方法: 一是在日常授课中鼓励教师多讲一些案例；二是让学生走出学校，进社区、进单位、在大街上搞法律咨询；三是安排学生到司法机关和律师事务所实习。这些做法存在观念上的误区和操作简单化的问题。对于第一种，目前案例教学普遍存在问题就是操作太简单。上课教师在教学中也举了一些案例，但这仅仅是为了说明课堂上的一个问题，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并没有把案例教学单独拿出来研究。由于案例事实简单，操作上的随意性，听课学生不必动脑筋就能直接明白案例性质、涉及的法律关系等内容。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做法，如果没有很好的组织管理，实践性教学环节就相当于摆设，难以达到预想的训练效果。从实际效果和社会对法律毕业生的看法来说，能够熟练地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欠缺。因而，法律毕业生真正从事法律工作的难度较大，就业前景也不容乐观。 2 实践性法律教学方法与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的区别 我国高职法律院校的实践性法律教育课程还要探索和完善，还要找准其在法学教育中的定位以及与其传统课程教学方法的区别，才能走出我国法学教育的新路。在各种形式的实践性法律教学方式里，诊所式法律教育和情景式模拟训练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诊所式法律教学和情景式模拟训练与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的主要区如下：一是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主要是要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传统法学教育模式则是给学生灌输知识。二是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能使法学教育更真实，更具有实务价值，传统法学教育模式没有将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看做成一个整体，把法律分开进行传授。三是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能让使学生进入真实的社会角色，身临其境的体验律师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应遵守的职业道德。但是传统的传统法学教育模式是绝做不到的。四是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让学生根据案例和问题寻找不同的答案；而传统法学教育给学生的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限定了学生思维发展与创新。 3 诊所式法律教育教学法的应用 （1）诊所式法律教育教学法含义。所谓诊所式法律教育就是指学生在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通过在法学专业教学中采取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学形式，可以更好的培养学生适用法律的实践能力，加深学生对法律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观念，让学校法学教育与实践法律运用技能更好的结合在一起。高职院校法律专业之所以采取实践教学法特别是诊所式法律教学法，目的在于培养出职业道德好、基本功扎实和实务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以便为社会企业和单位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工作的 （2）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学方法。高职院校诊法律教学中的诊所式法律教育主要在课外发挥作用。诊所式法律教育由两位或者更多的老师共同完成的,人员构成通常学生人数是教师人数的五倍，学生指导老师的指导下，作为法律工作者当事人办理实际的案件，办案的地点不局限于教室内，可以是校园内、宿舍里、办公室和接待室等地方，指导老师和学生可以通过面对面或者是电话、手机随时随地的进行案件交流，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通过此种方式，加深了老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了解。 （3）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学步骤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学操作步骤：第一步选定对象：法学三年级学生经过两年的法学专业学习，已掌握基本的法学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法律理论基础，因而可在大学三年级学生中选取一部分学生接收诊所式法律教育；第二步是人员分配：先将参加获得的学生分成若干组，每组再安排一名指导老师。第三步是开展法律服务活动：参加诊所法律教育的学生在指导教师和外聘业务指导的直接指导和决策下，直接到社会上承接各种法律事务，采取适当的方式来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如果指导老师同意，学生可以直接对外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办理案件。具体操作是先由已承办案件的学生向诊所中的各小组的同学讲述案情，并提出拟解决办法（提倡方案多样化）；然后每个小组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各小组之间相互交流与探讨；最终形成意见一致的解决方案，交由承办小组具体实施办理。第四步是对整个活动进行评价总结：这里面既有指导老师和客户评价对学生的评价，又有办案小组以及学生的自我评价。 4 高职院校实践性法律教学方法完善 目前，我国已有100多所高校已经推行了诊所式教学法这种实践性法律教学方法，但是这里面绝大多数是大学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法律专业加入的比例还不高，主要因为是目前诊所式教学在法律类高职院校教学推行中遇到阻力还比较大，难以广泛推广与应用。具体原因如下：一是改变现有的法律教育模式尝试新的教学方法，既要加大资金投入，又要承担风险，导致许多法律类高职院校不愿冒风险，因而保持观望的态度驻足不前。二是由于受到师资力量影响、教育的成本增加、学校经费紧张、且学生身份的尴尬以及有限的案件来源等客观问题的影响。鉴于以上原因，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提高高职院校实践性法律教学方法可操作性：一是高职院校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高职院校要重视诊所式法律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丰富的法律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培育学生的法律实践的操作能力，适应社会的需求；为了减少风险，相关主管部门选定部分高职院校进行试点，来开展诊所式教学方法改革，从试点中不断积累摸索并总结经验，在取得实质性成功后在高职院校进行全面推广。二是增强高职院校的诊所式教学师资力量。可以重新选用或者配备上一批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又具有相应的实践工作经验双师型教师。也可以借助当地的法律诊所和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机构，不断地向这些法律机构选派诊所的学生，让这些学生接触并尝试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完结后有学生向指导老师汇报办理情况，指导老师只需要给予评价。还可选择请上级诊所学生辅助指导教师的工作，减轻指导教师的工作负担，缓解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第三，将法律诊所课程写入学生法学教学的计划，由学校统一拨付实习经费，不足部分通过多方途径解决，以此来增加诊所式教学的经费保障。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为具备一定办案素质的诊所的学生开辟绿色通道，赋予这些学生特俗的身份可以畅通无阻的进行案件办理，这样就避免了学生身份尴尬的问题，为学生开展活动提供有利了条件。第四可以通过诊所同法律援助中心签订协议的方式解决案源少的问题。 5 结语 我国高职院校现行的法律教育模式注重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规范的法律知识，对于法律实践性环节重视的还不够，导致高职院校法律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毕业学生解决法律实践问题能力不强，加强对是实践性法律教学方法研究和切合实际的引入，大胆尝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教学方法类论文:工科设计类学生色彩教学方法初探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工科设计类学生的色彩教学内容和方法。针对工科类学生纯理科的学习背景以及没有任何美术基础的特点；复杂的色彩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通；学时时间的限制；以及与前后的课程如何衔接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望能够找到一种合理、高效的色彩学习模式来帮助工科学生尽快的理解和掌握色彩设计规律，并能将其应用于实际的设计当中。 关键词 色彩 设计 教学方法 课程衔接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传统古典绘画的棕褐色调强化了画面的写实感和立体感，这是一个感性认识色彩的过程，即画眼睛所看到的色彩。17世纪受到牛顿的光色理论影响，印象派开始采用鲜明的色彩和笔触进行户外写生，以修拉为代表的新印象派发明了新的表现形式方法“点彩画法”；后印象派艺术家逐渐发展到全凭思想和直觉进行表现；现代热抽象绘画的始祖康定斯基让色彩不再依附于任何具体的物象而独具价值；以致完全理性抽象探索色彩表现形式的冷抽象派代表蒙特里安，只用三原色构成画面，色彩终于从绘画要素中完全独立出来，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绘画和现代设计艺术的色彩理论及设计应用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色彩设计教学体系始现于1919年德国魏玛包豪斯设计学院，后由日本发展为“色彩构成”科目，其目的是理性的研究、分析色彩搭配的规律并创造性的加以运用。 总体上西方色彩的发展是沿袭了一条有感性到理性再到商业应用的认识过程，其表现形式也是如此。我国的色彩教育也是采用了西方的色彩教学模式，但是在工科院校设计类教学面临的问题是：一是学生没有任何美术基础，换言之也就是学生没有对色彩的感性认识训练。二是学时限制，以我校为例只有的色彩设计课程只有64学时。在这短短64学时内如何让没有美术基础的工科学生由感性到理性的去全面认识色彩是教学中面临的巨大挑战。 1 色彩赏析能力的培养 色彩设计课程教学目的就是要让学生最终学会在设计设计实践中合理的运用色彩。针对工科学生理解力强、逻辑思维缜密的特点，其色彩教学可以直接从理论入手，加强理论的延伸性，结合色彩理论多做世界名画、著名设计案例的色彩应用分析讲解。 色彩赏析能力来源于色彩理论和美术史、以及设计史，许多著名的设计史论大家、评论家本身并不一定是绘画大师，但是也具有高度的鉴赏能力和评判能力，因此工科设计类学生更应该加强理论的学习，以此来弥补感性认识的不足。从长远来看，设计史论则是指导学生长久发展的和进行创新设计的原动力。 2 色彩理论与实践教学平行推进 做作业的过程是学生对色彩理论知识的运用和再理解的过程，也是对色彩理性思考下的感性运用。因此整个色彩设计课程的作业设置上应由浅入深，按照从感性体验到理性思考的认知规律来设计作业内容，有助于学生对色彩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提高色彩修养和创新能力，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一定的表达技能。传统教学由于长期片面强调技能训练，使学生将大量时间投入到手绘制作环节，把大量的精力放在画面的精工细做上、技法的表现上，而忽略了对色彩关系的研究与探讨，从而削弱了观察、思考和创新等思维方面的训练提高等不良倾向。而缺乏对色彩设计的系统的、整体的认识，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训练方式。色彩设计的作业设置应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2.1 色彩感性认识训练 加强学生对色彩的直觉体验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是最基础的训练。可以采取两种形式来进行练习。第一种形式，利用色卡来进行色环的排列练习，让学生直观的了解色彩的三个基本属性、色环、色立体、色调等基本概念。第二种形式，可以借助成品的DIY油画，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画面练习涂色，直观的感受色彩。完成后要结合配色谱、色卡做色彩分析，是学生完成一个有感性到理性的认识。 2.2 配色工具的合理使用 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的工具，色彩设计也不例外，现代化的工艺使得传统手工调色的使用几率越来越小，电脑选色、调色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方式。特别是工业生产当中，产品的色差控制非常严格，所以在客户、设计师、生产商之间交流时，必须借助国际标准化色彩体系才能准确的沟通，以此学会使用一种标准色彩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色卡有三大功能：对色、选色和调色。色卡在接单、设计、生产和验货时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交流合作中，我们的设计、生产方式也必须和国际接轨。 目前世界上的两大色彩体系是美国的潘通色彩系统和瑞典的NCS色彩系统。PANTONE色卡是享誉世界的色彩权威，涵盖印刷、纺织、塑胶、绘图、数码科技等领域的色彩沟通系统，已经成为当今交流色彩信息的国际统一标准语言。NCS（Natural Color System）色彩系统的研究始于1611年，完成于1979年，目前已经成为瑞典、挪威、西班牙、南非等国的国家检验标准，它是欧洲使用最广泛的色彩系统，并正在被全球范围采用。NCS广泛应用于设计、研究、教育、建筑、工业、公司形象、软件和商贸等领域。NCS色彩系统建筑、工业生产、科研教育领域应用尤为广泛，欧洲大多数内外墙涂料厂生产的产品均标有NCS编号。NCS作为产品质量标准被全球众多厂家用于色彩生产控制及管理，如涂料油漆、汽车、家电、移动电话、计算机、纺织品、家具、建材等行业。 配合这些色卡、色谱、计算机色彩插件等的运用，可以是学生更加便捷、直观的了解色彩变化的规律，进而容易更高效的掌握色彩设计的规律。 2.3 色彩设计应用能力的培养 一般的色彩设计都会进行一些基础配色练习，诸如原色对比、间色对比、复色对比等、这一组色彩练习之后再指导学生分析，原色对比的效果特点，和配色风格符合哪些目标人群，符合哪些类别的产品使用等。与此同时进行色彩心理、文化心理的分析等理论讲述，学生也不就会觉得枯燥。 图1 原色对比-调和-设计应用 以图1中的红绿对比色为例，通过同时添加黄色，增加黑度，用黑、白无彩色作为过渡色等手法，原来的对比色变的和谐统一且富有变化，其色彩情感也由原来的热恋、莽撞变得古朴、优雅，同时可以联想样的产品需要这样的色彩来包装，咖啡就是其中一种产品，因为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雅的品味，正好符合了这组色彩的特征。 对色彩设计理解和应用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完成，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借助课程体系和授课模式的完善来弥补这一不足之处。例如在后续的设计课程中，牵扯到色彩搭配问应用题的，仍然有色彩设计老师来进行答疑或课堂指导，结合实践不断的循环深化色彩理论知识。 2.4 合理的课程管理机制 合理的管理机制和督促机制是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但是又不能让学生有被迫的感觉，所以这个强度的控制要适当，举办课程作业展览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督促机制，公开展览会使学生更加注重作业的质量。 总之，新时代和新技术赋予我们新观念，数字媒体的兴起也为色彩教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设计表现形式和巨大的创新空间、合理的课程体系支持，色彩设计教学只有符合了学生的学习类型，有效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教学效果的实现。 教学方法类论文:如何实现制作类工具软件“学做合一”教学方法的思考 摘要：本文根据制作类工具软件的设计思想与特点，在科学地使用“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与效果，符合高职学生的认知规律等方面进行思考。最后形成基于制作类工具软件，采用“学做合一”教学方法的教学方案。 关键词：学做合一；软件；教学项目；设计思想；认识论 在高职院校的信息类专业或非信息类专业，开设了很多制作类工具软件。如：办公文档制作Word软件；电子表格制作Excel软件；幻灯片制作PowerPoint软件；平面动画制作Flash软件；三维动画制作3DMAX、Maya软件；网页制作FrontPage、Dreamweaver软件；各类图纸制作AutoCAD软件；图形处理Photoshop软件等。这类课程的教学的场所基本在机房中进行，实行教师边教，学生边练的教学模式，初步体现了“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 一、目前制作类工具教学模式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制作类工具软件的教学基本是以介绍功能菜单为主，适当举些素材作为演示例子，来理解工具的含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搞一、二个小样例让学生去操作，从而达到会操作功能菜单操作的教学要求。也有一些老师，先教学生制作一个具体的样例，然后让学生模仿去完成样例的制作。但凡这种教学方法，都认为是“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 实际上，这两种教学模式都会带来一些问题，前者学生在学习功能菜单的操作时感到枯燥无味，并且学到的知识是零散的，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往往会束手无策；后者以应用实例引进，虽然体现了综合应用软件的能力，但学生对基本功能菜单不是很娴熟，往往在制作实例的过程时感到无从下手，只能模仿老师的教学演示，一旦换一个实例就不会做了。 二、“学做合一”的基本思想及在制作类工具软件教学中的困惑 “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最早是由美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提出的，他强调学生应从“做中学”（learning__by__doing），也即“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在借鉴和改造杜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学做”合一的思想，即要求学习者以实践的目的去学，在实践过程中去学，从而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1]。 从认知论的角度来思考，人们总是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要使用制作类工具软件制作出具有一定复杂度实样，首先要娴熟地操作软件，然后根据制作实样的要求，分解出实样的各个部位，然后用软件的功能操作实现。正如要制作一张木椅子，必须要先掌握斧子、锯子、刨子、凿子、锤子等工具的使用方法，当然还要知道椅子的造型结构、尺寸比例等。只有在基本功达到娴熟的程度上，才能做出合格的椅子，而在没有掌握木工工具的操作方法与技能基础上，往往是做不好椅子的，更谈不上做更复杂的木器。如很多学生在学习数据结构时感到很困难，其实不在于对算法的理解有多难，而是实现数据结构算法的工具语言C不够娴熟，从而导致学习数据结构感觉到很困难。曾经一批中职考上来的学生，对QBASIC的编程非常娴熟，但在学习C语言时感到困难，最后在数据结构课程设计时，很多学生用QBAISC语言去实现，因些表明，要解决实际问题，首先要掌握好工具的娴熟使用。 解决实际问题，除了总体分析与设计的能力外，同时也要会使用工具。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个别你没有学过的知识与技能，此时你必须要先学好这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后，才能解决问题。 在制作类工具软件教学过程中同样会遇到相似于以上出现的问题。当前高职教育提倡用项目化驱动教学，直接拿实际的样例给学生做，以致使学生无从下手，并对工具软件学习与认识以及操作，缺乏系统性，在使用工具软件时缺乏科学性，不是按最佳的途径去解决问题。 三、制作类工具软件设计思想与特点 制作类工具软件其实是一种工具，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设计的。其形成分为以下几个过程。 1．需求分析 这一阶段，主要是搜集工具软件对应解决的问题领域的实例，对大量实例进行分析，分解出实例中的共性问题与异性问题，确定应用软件的功能需求。 2．软件设计 这一阶段，根据需求分析的结果，进行应用软件的架构与功能体系的设计。除功能实现外，还要考虑软件操作的方便性，使功能菜单体系与工具栏得到合理布局。 3．编码 这一阶段，软件工程师根据软件设计的要求进行编码，用计算机程序来完成软件设计中提出的各项功能。 4．软件测试 这一阶段，主要对形成的应用软件进行功能测试、可靠性测试、操作方便性测试等。在整个应用软件操作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漏洞，是否能解决问题领域中的实例。 5．软件评价 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形成的应用软件进行各项指标的评价，找出待解决的问题。目的是为下一个软件版本提供依据。 由于制作类工具软件在形成的过程中采用软件工程方法，对问题领域的调查、分析、功能实现都具备了科学性，采用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2]，设计的功能体系既灵活，又完整。如图形制作软件，设置画各种几何图形的工具箱，用于改变色彩的调色板，还具备很多素材供用户选用，各种在实际手工绘画过程中所需要表现手法，软件功能均可实现。 四、制作工具类软件如何实现“学做合一”教学模式 通过软件设计思想与特点的分析，制作工具类设计框架基本是根据计算机应用软件的特点，一是重复使用现有资源，如标准素材；二是归纳典型的例子组成，找出共性部分，制作模板或样式框架，提供参数设置功能，快速完成一些标准性的项目制作；三是提供功能菜单，让用户自行通过功能菜单的操作，去制作项目。因此一个制作类工具软件，包括了很多学习内容，要通过一定时间的学习与练习，才能初步掌握软件的使用。只有掌握了软件的基本使用能力，才能做出实际项目，否则直接采用项目化驱动教学，是违背教学规律的。但制作类工具软件教学内容大部分为直观教学内容，必须采用“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教学中如何灵活应用“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根据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形成如下的“学做合一”的教学方式。 “学做合一”的教学方式，可以采用“学中做”和“做中学”两种方式。 当学生初步接触软件时，采用“学中做”，也就是边学边做。教师可以根据软件的特点，介绍常用功能操作步骤与方法，并说明其应用场合，然后选择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密切的样例让学生去完成。这个阶段主要以熟悉软件为主，让学生能够达到时解决小问题的能力，基本功能操作达到娴熟，其它不常用的功能要有所了解。 当学生对该软件有一定的操作水平时，可使用项目化驱动教学，此时采用“做中学”方式。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由于已经掌握了软件的基本功能使用，因此在解决问题时不会感到无从下手与茫然。由于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制作的项目不可能是基本功能就能解决的，需要重新对该软件做进一步的认识与学习，尤其是软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软件的高级应用功能，必须在这一学习阶段得到体现，同时对前面学过的知识与技能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在现实工作中，许多项目不是靠单个制作类工具软件就能完成，可能要用了多个制作类工具软件或其它工具软件。如Word软件的邮件合并功能，若使用Word表格的数据源显然不符合实际应用，若采用Excel数据表或其它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显然会符合实际。对于综合类的项目化教学，首先用“学中做”的教学方式实现，对相关的软件进行学习与练习，在学完这些相关的软件后，再进行综合性项目的教学与训练，也就要采用“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来实现。 五、结束语 做任何事都不能违背规律，同样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一定要按科学规律进行。当职业教育推出轰轰烈烈的项目化驱动教学的今天，很多教师与专家用“学做合一”的口号，简单地采用项目化驱动教学制造空中楼阁，是提高不了教学质量。本人也在这个方面有过经历与教训，学生对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采用项目驱动，直接采用“做中学”的教学方式，其教学效果不是很好。 “学做合一”教学方法比较适合于制作类工具软件的教学，何时“学中做”，何时“做中学”也要根据教师、学生、实训场所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应用。 教学方法类论文:高职建筑类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实践 摘要：目前，高职院校已经开设了针对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计算机基础课程，以培养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基本计算机应用能力。但是，仍然存在各种弊端和困境，无法满足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本文将主要针对建筑类专业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实践展开讨论，力求找出一条适合培养建筑类专业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建筑类专业；计算机基础；教学方法；创新 一、前言 我国高职院校对培养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基本计算机应用能力的重视，源于1997年教育部高教司颁布的《加强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教学工作的几点意见》，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将计算机基础作为一门或一系列必修课的基础课程，处于与数学、英语等课程重要性相当的地位。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非计算机专业应当结合自身特点在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上有所侧重，教学方法要与之相适宜，才能更好地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本专业的学习和实践中去。针对理工类专业的学生，计算机基础课程应侧重数据库、多媒体制作和实用软件的应用与开发等能力的培养，并且结合实际需要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技术和方法。而建筑类专业在工程造价、工程经济、工程设计、施工技术等方面为减少工作量常常需要运用相关的计算机技术和方法。因此，高职院校在针对建筑类专业的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应当适应该专业的需求，对传统的教学方法予以改进，最终达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学目标。 二、高职院校建筑类专业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现状与困境 （一）“一刀切”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建筑类专业对计算机技术的特殊需求。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的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基础教育实行的是“一刀切”的模式，统一的教学内容和统一的考核标准，根本无法适应不同专业学生对于计算机技术的不同需求。与文科专业的学生相比较而言，建筑类专业的学生需要掌握更深入的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方法，尤其是与专业相关的软件的操作和运用，比如CAD软件、PS软件、SU软件。 （二）教学对象水平参差不齐，兴趣差异大。这方面的差距主要是源于高职院校的生源，表现在普通高中学生和“三校生”之间计算机基础和起点不同。前者由于在高中阶段便学习了中学生信息技术课程，与高职院校开设的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内容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复，而后者在中等职业教育中也已经接受了一部分计算机课程教育，因此学习的兴趣有所降低。另外，还表现在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对接受计算机基础教育的需求也不同。 （三）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偏重理论部分。主要表现在课程的教授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又由于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计算机基础不同，容易造成听课效果的不一致，从而影响总体的教学效果。另外，计算机基础的课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与扩充，讲授的内容越来越多，课时的安排满足不了实际教学需求，造成教师偏重理论教学，而忽视学生进行实际操作的教学环节，使得学生计算机操作能力普遍较弱。 三、高职院校建筑类专业计算机基础教学方法的创新 （一）分级教学法。分级教学就是指在入学之初，通过对学生的知识水平、基础能力、学习兴趣等方面的差异的了解和考核对学生进行分班，可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进行差别式教学。分级教学适应了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易于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激发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教师则可根据层级的不同，设置不同层次的教学内容和任务，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教学负担，也更能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等级的划分是动态的，必须根据学习情况予以适时调整，更大的激发学生热情，尤其是初级班。运用到建筑类专业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可以设置计算机文化基础、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和计算机应用基础三个教学模块，不同等级的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课程进行自主选择，并完成相关的课程任务。 （二）项目驱动法。项目驱动法是指通过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进行的教学活动，其特点是由教师对项目进行选择和优化，并进行示范操作，由学生负责对项目进行具体实施，最后以完成项目的情况来评价学生的一种教学结合的模式。项目驱动法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与专业有关的必要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技能。运用到建筑类专业计算机基础教学中，以工程预算项目为例，就要求掌握EXCEL软件的操作方法，在完成投标报价表时需要进行内容输入、基本样式及单元格数据的引用、公式、数据间的运算等。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教师应适时予以引导，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四、小结 总之，高职院校建筑专业计算机基础教学方法的创新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根据社会的需求和学生的需求进行逐步完善，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探索教学方法创新的关键。目前，我校计算机基础课采用的是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B统考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形式的考教分离形式，对于建筑类专业的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各班已经尝试分别制定了与建筑类专业相结合的项目实例。实践证明，分级教学法和项目驱动法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能够有效地将计算机基础教育融合到专业需求中去，不过二者并不是孤立的，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完全可以考虑将两种方法的优点予以结合，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类论文:经济类院校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摘 要: 本文提出针对目前“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中的问题,经济类院校应充分利用资源和学科优势,借助经济和管理类学科的支撑,通过利用特别设计的部件库最小系统软件,将计算机科学实践与经济管理实务结合在一起,创建特色鲜明的课程建设与教学内容改革方案。 关键词:管理信息系统;实验;部件库最小系统;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信息社会尤其需要既懂技术又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综合计算机科学、通信技术、运筹学、管理科学、统计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形成了一门独具特色的综合性边缘学科以培养社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鉴于此,大多经济类院校都将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列为了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这充分说明了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的重要地位。但在实际的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中,却出现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被动以及课堂教学效果不佳等令人尴尬的一面[1]。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这种社会需求与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的反差问题与实践环节设计有很大关系。学生没有社会实践的经验,尤其是管理经验,因此难以联系实际主动地学习。实际教学中,可以用部件库最小系统,快速搭建管理系统原型,让学生身入其境,进入管理信息系统开发者的角色,融会贯通,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2-3]。 1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基本特点及目前教学中的问题 1.1基本特点 (1) 要求学生具备多个学科的基础知识。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涉及的知识不仅涵盖了管理学、运筹学、统计学、系统科学等各专业前期课程的基础知识,还包括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系统工程等方面的知识。 (2) 实践性强。课程包含的很多概念和方法需通过实验和课题设计等才能深刻理解和掌握,需要学生了解企业具体业务流程,能动手利用软件工具做出模拟系统[4]。 1.2目前教学中的问题 1.2.1培养目标定位不明 社会既需要管理信息系统的分析人员和开发人员,也需要系统维护人员和实际操作人员。经济类院校开设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的各专业,在规划教学内容时,应认识到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经济类院校不能忽视与管理学、经济学、系统工程等知识的整合,而把管理信息系统变成简单的开发课程。 1.2.2教学内容滞后 目前国内的管理信息系统教材内容、理论相对比较陈旧。 例如国外发达国家,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原型法和面向对象方法为主流,而我国的大多数教科书仍以传统的生命周期法作为主线,对原型法和面向对象的方法只作一般的介绍。可以说,教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学目标的实现,造成了课程学习内容严重滞后于当前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水平。这就使得学生掌握的开发工具与社会的需求严重脱节[1,5]。 1.2.3实验安排不合理 由于经济类院校学生编程能力普遍有限,有些学校只能安排一些认识性的实验,流于管理类课程的范畴;有些学校采取案例教学法,以要求学生能独立完成一个系统设计的实验为全部目标。这种安排过于偏重理工、偏重软件开发,由于学生在程序设计方面耗费过多精力,忽视了WEB-MIS、ERP、DSS等新内容,不能为全面学习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服务,无法让学生全面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技能。 2经济类院校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建议 经济类院校应充分利用资源和学科优势,借助经济和管理类学科的支撑,开设有自己特色的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对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学生来说,他们的目标是成为能够适应现代信息化社会需要的、具备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基础、掌握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的具有宽基础、强能力的复合型优秀经济管理专门人才[1,5],这就要求本课程要与时俱进、定位明确。 2.1教学目标 经济类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学生应具备以下能力: (1) 应当掌握管理信息系统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知识,例如管理信息系统的意义与功能、一般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构成、设计过程与一般设计方法、某些典型系统的特点与关键技术、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与维护知识等。 (2) 应具有信息意识,具备在信息化环境下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和有效利用信息的能力。 (3) 利用软件工具,以原型法为研究方法做出一个系统,真正弄明白管理信息系统的实质。 但是,要实现这些能力决不是将本课程变成代码设计课程,而应该掌握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管理信息系统的规划、分析、设计的技术方法,并能将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规划、分析、设计、实施、管理、评价和维护等方面的知识应用于实际经济管理工作中。 2.2引入部件库最小系统辅助教学 部件库最小系统是在总结大量信息系统结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抽取其共同特征,研究设计的一套信息系统即插即用型软部件,可以用于多种应用系统,使原来极为烦琐的一些程序代码设计工作几乎无须时间就可以完成;使得原来必须专业人员才能做的编码与系统维护工作,普通未经特别训练的人员也能进行。在管理信息系统教学上使用这种软件,可以使学生从代码设计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对管理信息系统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教学往往在与实际问题联系不够紧密的情况下用大量时间讲解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内容枯燥,学生学了不知有什么用,也不知道在计算机上如何操作。 引入部件库最小系统制作范例教学,第一次课就结合学生比较熟悉的学生管理,先由老师提出相应的数据库结构,让学生利用部件库最小系统中的部件自己动手构建一个具体的管理系统,并具体对系统进行操作,使学生了解什么是管理信息系统,它是做什么用的,是怎样构成的,一般功能要求有哪些。这样学生对本课程就建立了一个整体的概念,了解了课程的基本要求。 接着,教师和学生一起讨论与上机实践:通过对部件库中各个部件的使用,了解管理信息系统常见界面的设计需求以及对性能的一般要求。学会利用ROSE完成一个实际应用系统的需求分析与概要设计,并根据需求分析的内容利用部件库建立一个具有自适应性的管理系统。可以进行ERP和电子商务系统模拟,了解ERP系统构成及其基本原理以及电子商务系统的一般体系、结构、流程。 在教学全过程中,我们准备了数十个课程设计题,要求学生随着教学进程实地进行设计应用系统[4]。设计工作由模仿逐步转向创新,开始时由教师指定数据库结构与功能要求,学生自选部件建造系统。随着教学的深入,进一步提出实际课题的工作过程与数据要求,放手让学生自行设计管理信息系统。 在关于系统功能要求、性能要求、数据模型、关系数据库特性、函数依赖、范式、数据完整性与安全性、数据库设计等理论教学中,我们都提供一些典型的实例,要求学生使用部件建造系统,并总结体会数据库的概念与设计理论的具体含义。 经济类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学生本身已经具有一定前导经济、管理专业知识,通过部件库最小系统范例教学,可以使学生将以前所学知识运用到管理信息系统中,看到一个具体的系统,而不是枯燥的理论,既增加了学习兴趣,又更好地理解了前序课程,真正达到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开设的要求。 3结语 我们按照以上设计组织了一届教学实践,涉及会计、财务管理、公共管理等多个专业本科教学,均取得满意效果。代码设计薄弱的学生也只需要几次上机,就能实地动手开发系统。成功的实践能激发学生高度学习热情,也引导学生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组织学习,取得良好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动手能力加强,对本课程基本理论与基本概念掌握也就加深。通过实验环节,学生进一步了解了企业具体业务流程,对管理信息系统设计有了整体认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更好地理解了各自专业在管理信息系统的作用。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高校法律教育课程篇1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我国874万应届高等院校毕业生，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和毕业人数再创历史新高的双重压力下，面临着就业的空前压力。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广大学生及家庭切身利益，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关社会和谐稳定。青年学生的培养，要面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新常态。因此高等院校应当更加注重创新创业教育，帮助学生规避创业风险［1］。 二、我国青年学生创业概述 近年来，自主创业成了不少青年学生的就业新选择。 （一）青年学生创业现状调查 1．我国近五年青年学生自主创业数量 从2015年开始，每年均有一定比例的学生选择自主创业；在2018年自主创业比例最高，为2．7%；2019年有所回落，为1．6%。（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麦克思咨询公司五年内《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整理所得）在2018届毕业生中，毕业后其他就业形式的学生，有6．2%的学生在毕业三年内选择自主创业。2019届毕业生毕业后自主创业比例持续上升至8．1%。在2018届学生的创业企业中，有44．8%的企业仍然在健康运转，即2018届大学生新创企业存活率为44．8%。 2．我国近五年青年学生自主创业行业选择 “教育业”是近年来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最主要领域，有24．5%的自主创业的本科生选择教育行业创业，主要集中在教育及职业培训、中小学教育，以及文学艺术、设计、体育等方面。“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零售业”这两个领域的创业比例也较高，分别是15．8%和8．6%。（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麦克思咨询公司五年内《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整理所得）3．我国近五年青年学生自主创业收入2015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2015年）自主创业人群的月收入为5131元，三年后（2018年）为11882元，涨幅为132%，明显高于同届毕业生平均水平（半年后为4042元，三年后为7441元，涨幅为84%）。 （二）青年学生创业现状分析 我国青年学生在毕业时及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的人员数量不在少数；选择创业的行业基本上围绕自己熟悉的领域进行；创业学生的收入无论是起点还是涨幅均高于受雇工作的学生。但从企业存续时间看出，青年学生的新创企业能够持续运营达到三年的尚不足创业企业数量的50%，这也说明学生在创业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创业风险。青年学生在创业伊始，企业资金有限，规模尚小，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较高，在确定经营领域、获取经营资格和企业形式，争取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对员工管理、商事合同签订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都存在认识不足等情况，需要对其进行创业法律指导［2］。 三、高校创业法律教育课程改革探索 （一）创业教育课程发展规划 最早的创业教育由团中央于1988年发起，1999年教育部要求各高校探索开设创业课程。到2016年，教育部要求所有高校都要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并且纳入学分管理［3］。近几年，创业教育围绕“互联网+”呈现出“线下”到“线上”的特点。教育部要求，每所示范校2019年度要重点立项建设1—2门创新创业教育优质在线开放课程，并于2019年8月底前完成上线。 （二）创业教育法律课程现状 我国高等院校的创业法律教育尚未形成独立学科。首先，从课程体系上看，创业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尚未融合［4］。创业能力培养并没有纳入主流课堂教育当中来，创业课程也没有与学科教育、专业教育相融合。其次，从课程内容上看，创业教育类课程更多的是注重创业教育理论方面，教育内容也多以创业思维、创业意识为主，缺乏理论与实际创业相结合的内容，单纯地演化为学生的基础类课程。最后，从教学目标上看，我国当前高校的创业教育，多数体现在完成规定任务，而没有培养学生创业能力，也没有促使学生付诸创业实践，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 （三）创业法律教育课程改革路径 1．面对所有在校学生开展普及性的创业教育 课堂教学是我国高校教育的最常态化形式，可以引导专业教师在专业课讲授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建立创业思维，树立市场意识，进而激励学生从专业切入，开展特色创业。创业需要贴合社会发展实际，在普及型创业教育开展过程中，教师尤为注意教案与课堂讲授内容要具备时代特色，增加相关专业的案例教学，开阔学生视野，拓展就业思路和方向。 2．面向特定学生群体开展创业法律通识教育 当今高校毕业生就业有多重选择，创业只是其中一个选择方向，因而开展创业教育是为了丰富学生的知识架构，从而在就业时多出一种选择。因此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做到“创业意识大众化与创业技能精英化相结合”。因此，建议高等学府可以围绕法律意识防范为出发点，开设创业法律通识课程。有方向地选择讲授《企业法》《公司法》《合同法》《劳动法》《金融法》《税法》以及《知识产权法》等课程，从企业形式选择、商事合同和人力合同签订、金融法律、税收法律以及知识产权法律等方面，向有创业意识和创业需求的学生讲授创业法律知识。 3．在实践课程中设置创业法律教育内容 高校开设创业类法律课程，应该打破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的界限，相互渗透，有机融合，在树立创业意识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运用技能和创业能力。当前适宜开展创业法律教育的实践课程主要指培养学生把知识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能力的实践活动，包括创业实习基地、沙盘、创业计划大赛等活动。目前很多高校都有自己的创业竞赛、实践基地和校企联合项目，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教育，应当加重创业法律教育的比重，更侧重于创业主体、经营实体的经营管理、企业的市场规制、权利的维护和救济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方面内容的讲解。这种分级既有利于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也有利于学校有限资源达到有效配置。 作者:曲宁 位: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高校法律教育课程篇2 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普遍存在着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不足、守法意识差等现象。为了改善这种现象，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就需要改革当前的法律教学，通过改革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多种途径来实现高校法律教学改革。 一、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 1．大学生普遍缺乏完善的法律知识框架体系 大学之前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已经涉及到部分法律知识，因此大部分大学生都掌握了基础的法律知识，比如《宪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基本的法律知识。但是他们对法律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上，对于具体的法律条文应该怎样实施以及法律和自身的关系等还缺乏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当前，高校中的大部分大学生都存在法律意识欠缺的现象，因此还需要不断地学习法律知识。而且当前很多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在遇到紧急事件的时候不善于或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因为他们本身的法律知识储备不足，并且在突发事件面前常常会比较慌张，没有想到运用法律来解决问题。 2．高校大学生犯罪现象逐渐增多 近年来，高校大学生犯罪事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学校成为了犯罪事故频发的危险区域，而且相关研究数据显示，这种犯罪事件的增长率一直在不断升高。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刑事犯罪案件中学校犯罪率仅占1%，到了七八十年代增长到2%，但是近年来，高校大学生犯罪率却上升到了15%左右。［1］学校本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学生来到学校是学习知识、寻求进步的，高校更是学生实现人生梦想的地方，但是大学生的犯罪现象却把这种美好的校园环境破坏了，让原本安静的校园变得人心惶惶，给学生的身心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时也给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增添了阻碍。 二、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 1．大学生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上存在很多错误和矛盾的思想观念，给大学生正确分析判断问题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和未来道路的选择，动摇了他们原先的观念和立场。再加上当前互联网发展迅速，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在学生的周围，给他们的价值观造成了巨大冲击。由于很多大学生在该时期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网络上各种混杂的信息更加扰乱了他们正常的价值观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多大学生养成了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比如奢侈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仅影响了大学生正常的生活，还营造了一种消极的校园氛围。很多学生由于自身法律防线薄弱，很容易触犯法律，走上违法的道路。 2．高校法律教育工作不完善 高校相比中学在课业负担和学习要求上轻松了很多，大学生由于摆脱了管束，再加上欠缺一定的自我约束能力，很容易出现松懈的现象。高校对于学生的要求也局限于只重视文化课程的学习和就业能力提升，但却忽视了法律意识的培养，无论是从法律课程设置、教材选择以及授课时间上都存在明显的“缩水”现象，这不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3．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干扰 社会经济形势下，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强化了大学生的经济意识，很多大学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来追求利益。有些学生通过自我创业和打工的方式，但也有一些学生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再加上对金钱的渴望比较迫切，因此误入歧途，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高校法律教学改革的创新性措施 1．加强对法律教育的重视，提升法律教育的地位 要实现高校法律教学改革首先要意识到法律教育的重要性，提升法律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性。当前，大多数高校非法律专业的法律通用教材为《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法律基础知识在这本教材中只占有20%的比例［2］，因此实际上这门课程的实质还是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导致高校大学生法律知识欠缺的重要原因。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来说也非常重要，但它不能和法律一概而论，法律跟道德不一样，道德素质再高的人也不能避免不触犯法律，因此二者都应该是高校教育的重点。要提高高校法律教学的地位，首先要将法律教学从思想政治教学中分离出来，通过单独开设法律专业课程，更换法律教材，增加法律教学的学时等强化法律教学的比重，增加对法律知识学习和应用的考核力度，提高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主动性，学会利用法律知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更新完善法律教学内容 当前的高校法律教学中普遍存在着重视现行法律法规、轻视法理学，重公法轻私法，重刑法轻民法等现象。这种教学非常片面，不能保证学生法律知识学习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这种教学现状下，学生只能了解基础的法律条文知识，但却不能掌握该项法律的理论基础。如果这些法律进行了修订，学生还需要重新进行了解，而且有些学生知法但却不知如何利用。因此高校今后的法律教学必须要重视对法律理论知识的教学，给学生法律知识的学习打下基础，进而提升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运用能力。 3．创新高校法律教学的教学过程 第一，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众所周知，法律是一门比较枯燥、乏味的课程，如果采用一般的讲述法很难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产生厌倦，不利于学生法律知识的学习。因此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并且可以构建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知识体系之后，教师可以适当地介绍一些与法律相关的典型案例。教师通过分层讲解、层层递进的方式分析案例，将法律知识融会在其中，以加深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教师可以根据这个案例列举出相关的一系列案例或者相反案例，多次分析讲解案例以增强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引导学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对社会中的事件进行分析，以强化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进而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第二，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主体地位。通过创设角色情境让学生感受体会事件的情况，在具体的环境中思考分析问题。引导学生尽量运用法律知识思考问题，虽然法律知识是固定的，但法律运用的情景是多种多样的，这就需要学生灵活地使用法律，将固定的法律框架跟多变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可以运用自身的法律理论知识解决各种问题。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模拟不同事件中的当事人，然后体验不同案件中法律知识的运用。这样学生就能够熟练地掌握并运用各种法律知识。同时体验式的教学还可以增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该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授课基本上按照“备课”、“讲解”、“总结”的流程进行，这样可以宏观把握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课程最后的总结环节，学生借助这个机会补充、完善、修复自身的法律知识，以巩固自身的法律知识。第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学会与时俱进，勇于突破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方法，采用更多、更先进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强化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同时教师也要注重自身法制修养和教学水平的提升，和学生共同进步。 4．加强课内外实践教学环节 法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课程，该课程需要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同时实践性教学也是法律教学的一种重要模式［3］。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了以下几种实践教学方法。 (1)模拟法庭。这是法律教学中一种常见的情景体验式教学模式。比如在学习民事诉讼法时，教师组织学生模拟法庭中的各种角色，比如法官、律师、当事人等。具体的情景有助于学生深刻的理解法律知识，并促进理论知识向实践应用的有效转化。这种教学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还可以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参观、旁听活动。根据具体的法律课程教学需要，在存在合适案例的情况下，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来到法庭亲自感受案件的审理过程。在法庭上，学生可以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并具体了解法律的实际运用。在学习“刑法”和“诉讼法”时，还可以带领学生参观监狱，让学生切身实地感受法律带来的震撼。 (3)专题讲座。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联系相关的律师、法官或者法律专家到学校为学生举办专题讲座。通过介绍实际的案例、探讨热点的法律问题等，加深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学生的法制观念。 (4)优化校园法律环境。法律教育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还需要在一个大环境中进行，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法律环境来巩固法律教学的效果。可以成立校园法律社团、法律兴趣小组的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进来，利用校园板报、宣传橱窗、法律宣传小报等影响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学校管理部门严格做到“有法可依”，给学生树立良好的典范，进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法治氛围。 四、结语 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不仅有助于大学生的个人成长，对于加快我国法治化进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高校要不断改革法律课程教学，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教育，以培养出更多知法、守法、护法的高素质人才，进而促进我国法治化社会的建设。 作者:安梅 高校法律教育课程篇3 稳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革，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高尚思想情操、良好道德修养、精湛专业技能的优秀人才，对于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国家颁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到2020年，我国高校在校生将达3300万人，高校毛入学率将达4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将达19500万人，我国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1]因此，坚持不懈地抓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法律教育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愈来愈凸显，只有充分发挥法律教育的优势特点，才能更好地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健康地发展。 一、新世纪初期的我国高校法律教育 学校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培养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的重要途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自觉维护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正确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民主权利，自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知法、守法、用法，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作为德育目标的具体要求。宪法修正案郑重规定“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都为加强我国高校法律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重要的政策理论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我国必将更加紧密地参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关系重构，这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新世纪初期以来，各高校为社会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但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法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断裂的状况，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实际效果。法律教育尚未深入到法律的道德层面，法律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尚未沁入主体的内心世界，引导大学生从价值观上给予法治以道德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仍是艰巨的任务。一是对法律教育重视不够。近年来，法律教育的地位虽有改善，但教育成效离预期目标仍有不小差距，反映出主管部门和办学主体对法律教育投入不足、关注不够。依法治校流于形式、忽视师生个性需求、淡漠主体权益和诉求程序等问题依然存在，对教育和管理的被动接受成为主体权利意识养成的现实障碍。二是法律教育功能发挥欠缺。校园文化对丰富学生素质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各高校非常注重发挥其育人功能。但在加强学生人文和科学素质教育的同时，却忽视了通过各类活动开展法律教育，弱化了法律文化在学生素质培养中的潜在功能。三是法律教学弊端比较明显。目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内容包含了各类部门法和程序法，教材容量过大，教学课时不足，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师简单罗列要点，无暇结合实例深入剖析；学生质疑精神不足，无法形成合理的法律知识结构；学校考核方式单一，缺少法律实务科目训练。因此，高校法律教育要着重培育学生优良的法律品格，让法律教育成为其内在需要。只有满足主体的内心需求，教育的目标才能达成。 二、高校法律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一）通过法律教育提高学生道德水准 德治与法治密不可分，道德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心灵，法律教育重在规范人的行为。提升大学生的品格与品质，应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塑造，通过法律教育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俞吾金教授认为，“必须在造就法权人格的同时造就道德实践主体，才能保持文化精神在生态上的平衡。”[2]我国宪法、高等教育法等包含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要求，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相衔接。如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大学生就要自觉养成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的良好道德习惯。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本着真诚协作的态度履行合同条款。诚实信用原则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有机联结，体现了社会责任，理应成为大学生人生观中高尚的道德品质。 （二）通过法律教育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热爱祖国为荣，增强民族自豪感，做忠实的爱国主义者和执着的公民社会主人，这是对当代大学生的基本要求。我国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有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有保守国家秘密和依法纳税的义务等等。通过法律教育，弘扬宪法精神，使学生真正理解爱国主义的精髓。爱国主义体现了主体对国家的情感、对民族的责任、对社会的义务，人们通过身体力行将爱国主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来。高校通过组织学生观摩司法活动、开展法律服务、研讨法律规章，使他们了解我国的制度体系和国家结构，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学习动力和追求幸福生活的热情。 （三）通过法律教育引导学生价值追求 法律价值是法律的灵魂和存在根基，是法律得以充满生机活力的精神源泉。法律的一般目的价值包括正义、自由、秩序、公平、效率、权利、安全等，法律的最高目的价值是人的全面发展。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诞生是对人的自由的充分肯定，它使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发展权利，而法律则是这种权利享有的保障，同时也是对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制约。[3]（P406-408）法律教育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好作用，必须在日常教学中强化价值取向的引导，使学生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崇尚公平与正义、追求秩序与效率、向往平等与自由、维护权利与安全，进而影响社会整体的理念追求。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法律价值的追求是其自觉守法的内在动力，这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对高校的和谐稳定、对法治社会的构建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通过法律教育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在格劳秀斯看来，权利是人所固有的道德品质。有法学家认为，权利是具有正当性根据的主体的利益以及为实现、支配、维护这些利益的保障手段。它包括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两大类型，通过法律的实施才能使法律权利成为实有权利。[4]（P80）由于法律素养的欠缺，有不少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合法利益遭受侵害时，却不懂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有的甚至误用“对等侵害”的手段来回应，造成不少悲剧。教育学生正确处理纠纷、依法维权，关键是培养其法律精神，增强其法制观念。法律教育实践性强，可以通过现实案例剖析当事人的行为和观点，以护法用法的正面事例感染学生，以违法弃法的反面案例警示学生，使其加深对法律的信仰。 （五）通过法律教育丰富学生综合素养 法律是培养和传播社会主义道德的工具，它把道德的基本原则确认下来，使之具有法的属性。道德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通过保护合法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打击犯罪活动，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大学生社会阅历浅、可塑性强，容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从侧面反映出学生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因为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苏力教授认为“21世纪初对法律人才的要求就不仅必须具有一般的法律知识，而且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其他一些专业领域知识的基本了解。”通过法律教育，使学生在知识、技能、态度等方面得到全面培养，其自然禀赋得以均衡发挥，文化视野变得宽敞明亮，能够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明显提升。 三、加强法律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举措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教育观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认为，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法律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要有出色作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本立场。马克思指出，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从事物本身来探索、研究，这是因为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该任意分割它们。[5]（P10-11）我们应从法律教育自身发展出发，分析其特质、规律和运动方式。高校法律教育承担的责任，不仅在于推动法学研究，更在于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人才。高校编撰法律教材要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观点为主线，遴选法学教师要注重其政治立场和政治素质，在教学活动中注意引导学生认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其他法学观点的区别，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武装学生头脑并指导具体实践。 （二）树立现代法律教育思想观念 切实转变法律教育观念，始终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把尊重学生、关心学生、教育学生贯穿于法律教育全过程，努力培育具备较高法律素质的社会公民。要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强化其权利义务意识，引导他们尊崇法律、信仰法律、守护法律，增强对法律条文和法律价值的理解，将法理论述化为精神追求。有学者研究表明，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和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显著增强的趋势。[6]我们在梳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时，应结合学生个性特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把法律精神融入其中，促进法治与德治的协调发展，培养他们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鼓励学生开展法律实践，使其能够深刻理解法律的本质作用和社会价值，自觉运用法律来规范行为，维护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合法权益。 （三）深化高校法律教育课程改革 法律教育是认同、接受、消化规范的教育，要增强教育效果，必须改革其课程。首先，优化法律教学内容。克服教学背离倾向，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突出教学重点，提高授课效率，及时吸取新的理论成果，了解新的法律法规，注重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在对宪法、刑法和民法等一般性知识普及基础上，根据学校类别、专业特点等开设专题讲座。其次，创新法律教学形式。通过多元化教学形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其科学精神和法律思维。利用各种资源、媒介、手段开展教学，活跃气氛，释疑解惑。鼓励学生依法维权，感知法律功能，培养法律情感，提高用法能力。再次，改革课程考核方法。在考查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着重考核其运用法律知识参与法律实践的情况。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增开司法实务课程，训练法律技能，培养学生操作能力。耶鲁大学法学院通过反思传统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发展出一套重视多学科理论交叉、重视公法研究、同时又回归法律现实操作的教学体系，使其摆脱了竞争劣势，最近10年连年排名全美法学院榜首。[7]这对我国法律教育有重要的启迪。 （四）加强法律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水平决定着法律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成效，教师自身崇尚正义、信仰法律，才能以信念和行为影响学生。首先，强化教师的法律实践素质。法律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综合型教育，要求教师有正规培训经历、具备法律理论素养、拥有司法实务经验。其次，提高教师的法律教学能力。高校要创造条件举办学术讲座、开展法学研讨、进行理论培训、安排技术训练，切实提高教师组织教学的能力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实施教学的能力。再次，建立法律教育教师准入制度。高校应根据自身条件，通过专职与兼职、引进与外聘、专任教授与讲座教授相结合等形式，打造一支水平较高的法律教育师资群体，适当聘请德才兼备的长期从事司法实务的人员兼职授课和科研。建立严格的法律教育教师准入制度，进行必要的技能考核。 （五）营造高校法律教育文化氛围 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养需要良好的文化环境。首先，运用各类法律教育载体。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学校宣传媒介上开设法制栏目，开展灵活多样的法制宣传，增强学生学习法律的动力，提升自我教育的自觉性。邀请司法专家举办法制讲座，组织观看法制案例展览，开展法律状况调查，组织社区法律咨询，参与校内治安联防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接受法律教育，掌握法律知识，形成法律思维。其次，参与依法治校管理工作。用法制观念指导高校管理工作，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提高师生员工的法律素质，保护学校主体的合法权利，推行以德治校、依法治校的管理模式，发挥师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要将专业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将制度约束与习惯养成相结合，使大学生在专业学习中受到系统的法律教育。再次，发挥家庭教育的特殊功能。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一体的。学校应建立与家长沟通机制，使家长能及时了解学生在校表现，掌握其思想状态。邀请家长听取法制讲座及正反案例分析，使其了解家庭教育的功能所在。同时加强高校周边环境整治，为学生提供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更多的具备良好法律素质的建设者，大学生作为我国公民社会的重要主体，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较强的法制观念、较高的思想品德修养，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之需。为此，我们必须赋予法律教育更多的时代特色，从而持续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N].人民日报，2010-07-30. [2]俞吾金.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冲突与出路[J].浙江大学学报，2007，（4）. [3]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吕世伦，公丕祥.现代理论法学原理[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杨敏，陆益龙.法治意识、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选择[J].江苏社会科学，2011，（3）. [7]程洁.耶鲁法学教育的近距离观察与体验[J].法学，2006，（6）. 作者:张策华

经济法课程论文:《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改革 【摘要】 会计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既是通识教育课程，又是必修的专业基础课。面临着课程内容多，课时少，学生基础法律知识薄弱，专业教师培养难度大等问题，文章从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案例教学现存问题与教学目标的冲突问题切入，分析现存问题对会计学专业教学的影响，进而在教学目标确定的基础上提出教学改革的路径。 【关键词】 经济法;会计学专业;教学改革;案例教学法 一、案例教学在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经济法》是会计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内容涉及面广，教学容量大。经济法课程的内容大多是我国现行的经济法律制度，包括市场主体法、市场行为法、市场秩序法、社会保障法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让学生进一步认识经济法律现象、了解经济法律关系，也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生产中。那么，在我们经济法的教学中，如何有效实现教学效果就成为教学的重中之重。案例教学法的意义在于，较之于法律专业，会计学专业学生法律理论基础较差，用案例教学法能起到较好的引导作用，帮助学生理解专业知识，学以致用。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经济法》在会计学专业教学中现存的问题 1、教材选用不符标准，教材内容不统一，能为案例教学服务的教材偏少 教材选用标准上存在着重教材口碑轻教材内容的现状。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经济法律现象不断复杂，经济法律不断制定和修订。这就要求经济法教材要能适应教学需要，适时修订和完善。但是有一些规划教材、获奖教材或者是专用教材长时间不修订，内容编写水平虽高，但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材到底应该编写那些内容?市场上各种版本教材无法相对统一。很多高校只能根据自己专业课程学时数来选用适合自己的教材;能为案例教学服务的《经济法》教材就更为罕见，大多教材都是理论讲授，或者有一些案例也是历年司法考试或者注册会计师考试的专业案例，实际操作和认知性都比较差，没法帮助教师和学生完成案例教学任务。 2、相关教师缺乏培养，专业性缺失，缺乏案例教学的素养 授课教师是法律专业还是会计专业更适合?这决定着这所高校的师资。经济法开设在会计学专业，配备的师资都是会计学或者财务管理专业教师，为了避免借调老师的麻烦，往往就那么顺理成章的讲授了经济法。这些教师如果没有系统学习法律或者经济法课程，很难把握经济法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很难驾驭其中的理论知识，因为经济法所涉内容繁杂、复杂和深厚。如果要讲好和分析好案例那就是更难的事情。 3、实践教学环节不鲜明，不突出，案例教学无法体现 会计学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大都集中在会计学专业方向的实训或实践上，大多数学校根本无暇开展有效的经济法实践教学环节，就使得经济法教学的效果大大缩水，也让很多对经济法有点兴趣的学生失去兴趣。目前，大多民办高校或者独立学院会计学专业都强调实用性，开展有效的经济法实践教学环节无疑将增加这种实用性的说理。因为没有实践环节，案例教学环节的内容就无从体现，价值也就无法实现。 4、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案例教学推行困难 目前经济法课程教学方式基本采用传统教授方法，教学方法单一。加上法律、法规本身的抽象和枯燥，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只满足于理解和记忆教师讲授的教学内容，把精力投放到记录、整理和背诵课堂笔记，很少深人思考，脱离实践。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使该课程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教学手段落后表现在很多教师仍未摆脱传统的以教师、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教学设备没能充分运用，实践教学环节比较薄弱，使得经济法教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生走向社会后难以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有些教师觉得案例教学比较麻烦，学生参与会延误课程的学时，课前需要大量的备课工作量，需要学生提前预习相关知识等因素而抵触案例教学的开展。 三、改革的思路和构想 1、培养方案改革，体现案例教学的思路 统筹把握制定或修订教学计划，体现案例教学的教学方法和思路。应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考虑经济法课程在法律基础和财经应用文写作中承上启下的作用;二是考虑经济法课程需要会计的基础知识，所以要先行开设基础会计课程;三是考虑学生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和初级会计职称考试的需要。完善学习效果评价机制。鉴于经济法的实践性较强，可以适当放大平时成绩的分值比例，如占总成绩的40%—60%，组织学生对典型案例进行讨论，综合测评学生的实际案例分析处理能力。对于需要学生记忆的知识可以统一闭卷考核，仅作为考核的其中一个小方面，最终以考试成绩和学生的平时实际案例分析处理能力和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效果。 2、教材改革，为案例教学找对支撑点 近年来会计学专业教材很多，教材的选用要把握几个重要的原则:首先经济法教材必须属于经济管理专业，坚决杜绝错误的将用于法律专业的教材用在会计学专业学生;其次教材内容能及时修订，教材在其他高校反复使用评价较高;再次就是教材所涉内容。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要体现实用性，所以教学内容应有逻辑性。包括经济法的基本理论，企业法(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全民所有制企业法等)，破产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市场秩序管理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证券法，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票据法，经济纠纷的解决。需要说明的是，以往教学没有安排支付结算法律制度，但是考虑学生考核会计从业资格证以及在今后工作中的需要，有必要增加这一内容;最后就是尽量选用或者编写适合案例教学的教材，这些教材可以组织双师型教师编写，也可以组织校企共建教材，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3、教师培养改革，让案例教学方法得以推广 纯粹的法律科班教师担任会计学本科《经济法》课程教学，还需一定时间的培养和适应。他们具有法律专业基本的理论素养，了解经济法律关系、熟悉经济法律现象，但是缺乏认识会计学专业学生无法律基础的现状、缺乏理解经济法课程和会计学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缺乏了解会计学专业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方法。所以针对会计学专业学生讲授经济法知识，更需要教师具备会计学专业和法律专业两方面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这对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引进教师时考虑双师型教师的作用，他们既有法律专业素养也有实践案例的操作实务，将自己实际案例带进课堂能有效激发学生分析问题的热情，培养学生分析法律现象的能力。 4、实践教学环节改革，是对案例教学的检验 对于会计学专业学生就不能开展模拟法庭、法律宣传这样专业性太强的实践项目。但是组织观看经济法律方面的审判案例实况、参加经济法律审判庭审、开展经济法律文书写作实训、组织一些涉及经济法律内容的沙龙、要求完成一项经济法律调研报告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些环节可以使课内实践环节、也可以是校外实践环节，都能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律的热情，也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5、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理念改革，助推案例教学不断探索 推行案例教学法。《经济法》涉及的法律条文十分枯燥，教师只有运用有效灵活的教学方法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案例式教学是启发式教学的一部分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案例。本着“新颖、典型、综合”的原则，通过有代表性的案例来阐述经济法理念、本质、原则以及经济法的具体制度。选择的案例既不能太简单，也不能故意编造，这样会降低学生的认真度。其次要正确合理的运用案例。要求列举的案例要能准确诠释相应理论知识，比如一个关于合同法的案例，却在上公司法的课程中运用，可想而知，这种运用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四、结语 进行经济法课程改革，涉及诸多方面因素，改革路程艰辛和曲折。专业教研室形成科学的改革思路，制定有效的改革措施，明确责任、步骤鲜明、保持计划、齐心合力，才能实现经济法教学改革目标的实现。案例教学法教学方法的推行，从培养方案的制定或者修改、师资引进或者培养、实践环节的开设、案例教学法的推行与实施是一个完整的教学链条，需要逐步推行和实施。 作者：赵联果 袁显朋 单位：西京学院 经济法课程论文:商贸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思考 摘要： 贵州商学院是2015年经教育部批准，在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基础上建立的省属公办全日制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由贵州省人民政府举办。学校以管理学为主体，经济学、工学、人文学科互相支撑、互为依托，重点打造了面向商务服务业、商贸流通业、生活服务业、商业信息化和大数据应用的核心专业群，形成了结构布局合理、行业特色鲜明、品牌优势明显、全面覆盖商贸流通业、现代服务业的专业体系。 关键词： 商贸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思考 经济法基础是商贸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贵州商学院也非常重视经济法在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会计等专业中的地位，但由于贵州商学院的前身是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一所高职高专院校)，在经济法这门课程使用的教材体系、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为此，本文以贵州商学院为例，对该校商贸类专业经济法课程进行了探讨。贵州商学院(原名“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组建于1952年，前身为创建于1947年的“贵阳市尚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1987年升建为贵州省商业专科学校，1993年更名为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015年1月通过高等学校设置委员会投票，升格为全日制本科学校，并更名为贵州商学院。截止目前学校设有财政金融系、工商管理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会计系、旅游系、贸易经济系、设计艺术系、艺术教育系、传媒系以及社科部、基础部、体育部、职教部、继续教育部等13个系部。现有4个本科专业，41个专科专业，其中国家级精品专业建设项目市场营销(1个)，国家级教学改革试点专业市场营销、酒店管理(2个)，省级示范专业市场营销、会计、酒店管理(3个)，省级特色专业电子商务(1个)，首批本科专业物流管理、国际商务、会展经济与管理、市场营销(4个)。学校目前正处于由专科职业技术学校转变为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的特殊阶段，基于此，笔者认为学校对商贸类专业学生开设的经济法课程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贵州商学院商贸类专业目 前使用的经济法教材体系不合理。现大多数经济法教材均是以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材体系为模板的，难免有将与经济有关的法律法规简单罗列的嫌疑。当前，学校只有4个本科专业，其余41个专业仍属于专科专业，在学生的知识背景、学习能力以及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如使用相同的经济法教材来构建所有商贸类专业学生的体系，势必缺乏经济法在商贸专业培养目标、教学对象、职业素养等方面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与此同时，这样欠缺逻辑性的教材体系，也将增加商贸类学生在理解上的难度，无法满足该类专业学生的特殊需求。 二、贵州商学院商贸类 专业经济法的教学内容多、涉及面广、与学校各商贸类专业的融合度不高。商贸类学生从未接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教育，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知识。虽然学校已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开设为公共基础课，但由于此门课程侧重思想道德修养，对学生法律基础的构建作用甚微。致使经济法老师在授课时，常常需补充大量的法律基础理论及民事相关制度等基本知识，使不同专业的教学内容雷同，教学内容的专业实用性不强。 三、实践教学环节，理论与实践 相脱节。贵州商学院作为贵州省一所有着近30年专科办学历史和近70年行业办学特色的商科院校，作为商贸类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基地和服务于贵州商贸流通和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创新基地，学校对商贸类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应以应用型、创新型为主，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而学校搬迁至新校区，缺乏进行实践教学的条件，导致法律宣传、实地调研、参加庭审旁听等实践教学方式很难开展。 根据以上观点，笔者鉴于经济法课程的实用性，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的紧密性，在充分研究学校实际情况的前提下，针对学校目前经济法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思考。首先，选用的教材应具备以下特点：1、定位准确，针对性强。针对应用技术型商科类本科院校应以岗位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以“理论必需、实用为度”的原则，突破传统经济法教材以完整性、系统系、学术性、理论性见长的框架，同时在知识体系的编排上还应注意与商贸类职业资格考试相结合；2、结构合理，实践性强。使用的教材除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将基础知识与实务有机结合起来外，还应配有讨论案例及同步课后思考，突出教学做一体化。其次，针对学校商贸类专业学生的不同专业培养目标和职业特点，讲授经济法课程的老师对授课内容要有所区别。贵州商学院目前的商贸类专业包含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和物流管理等专业。对于上述专业，劳动法、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直接涉及到学生实习、就业、日常生活消费等问题，为更好地帮助学生维护自己的权利，学以致用，这类法律知识在商贸类所有专业中均需加以介绍。而对于市场营销、工商企业管理、财务管理、旅游管理、税务等专业时还需分别着重介绍民事制度、合同法、法人制度、知识产权法、税法等法律制度。最后，经济法授课教师在讲到不同法律制度时，应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快速地融入到工作、生活中。例如：讲到企业法律制度时，可以让学生到企业去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也可安排学生参加相关案件的法庭庭审；涉及税法时可以聘请税务部门的相关业务人员向学生介绍税收立法、执法等有关问题。 作者：蔡艳 单位：贵州商学院 经济法课程论文:经管类经济法课程混合式教学 摘要： 经济法是高校经管类专业的核心课之一，但教学实践中却普遍存在师生缺乏互动、学生学习参与度低等问题，在经济法教学中引入混合式教学模式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在教学实践中贯彻新型的混合式教学，包括利用信息技术打造随时随地的线上教学、灵活设计翻转课堂增加参与互动、在实践中引入模拟法庭等，即改变单一的固化的教学模式，构建实体课堂、网络课堂、实践课堂等多重课堂来组成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 经济法；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互动参与 在高校经管类本科专业课程中，经济法几乎都被设置为专业必修课，但是目前在许多高校的教学实践中，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效果却不理想，普遍存在教学模式单一、学生“临时抱佛脚”应付考试、学习参与性低等问题，课程“鸡肋”性质凸显。随着教育技术信息化和互联网工具的普及，大学生是率先接受并积极应用的群体，针对于他们的教学活动更是亟待改变以教师单向讲授为传统的授课模式，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多元互动、自主学习、依托技术成为当前高教中理论与实践探索的热点，其中“混合式教学”便代表了目前教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混合式教学的理念 混合式教学最早于2002年由美国学者斯密斯•J和艾勒特•马西埃提出，将E-Learning的纯技术环境与传统的学习理念相结合,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在国内首次正式倡导混合式教学，给出了更通俗的定义：即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e-Learning(即数字化或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1]。体现在教学实践中，既包括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形式、互动讨论形式，也有学生课前课后的网络自主学习和集体实践环节等，既有教材书本知识的学习，也有网络资源的搜集，这种教学方式要求老师在课程设计和知识传递中，将课堂教学与信息技术进行融合，使教学过程“线下”与“线上”有机结合。最终能让学生达到深层次的泛在学习状态，即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普适学习[2]。混合式教学强调在教学设计中要变传统的“以教师教为中心”为“以学生学为中心”，既体现教师的教学主导性，不忽视传统教学的功能，又要构建新的课堂平台，用多元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参与互动，激励学生主动学习。 二、混合式教学应用在经济法课程中的优越性 经济法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面向经管类专业学生的经济法课程在教学侧重点和培养目标上都不同于法学专业，但至今普遍的教学方式还是教师“灌输说课”，虽然加入多媒体、案例教学等，学生参与、师生互动仍然欠缺，经济法课程性质与授课对象等决定了混合式教学在经济法教学中有良好的适用性和优越性。 （一）有助于解决教学中学时紧张的普遍问题 在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中，经济法是唯一的法律课程，因此被赋予了过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学生的法律教育都被寄托于此课程，经济法内容本就繁杂，涉及多个领域的部门法，而为了向这些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普及法律知识，目前几乎所有面向经管专业的经济法教材都又加入本不属于经济法范畴的内容，诸如合同法、诉讼仲裁法、甚至民法总论的内容，教学章节“臃肿不堪”，教学时间却只有50左右课时甚至更少，面对完全没有法律基础的经管专业学生来说，学完所有章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引入混合式教学，则可以把一部分教学内容转移到“线上”进行，或者让学生提前预习，节省课堂讲授时间，或者直接让学生课下自学，只需在线提交接受教师的网络评价检测，这种多重课堂的同时学习，可以缓解捉襟见肘的教学时量，同样学时下可以达到更多的教学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效率。 （二）有助于解决教学中教材内容滞后的问题 法律课程尤其是经济法都会面对制度更新的问题，我国目前快速的市场经济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决定了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法的相关制度内容（比如公司、证券、社会保障等方面）会更新较快，而教材往往有一定滞后性，在教学中经常会出现某些章节不能依赖教材、内容需要修正的现象，而开放在线学习则无须顾虑这个问题，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从网络中获得最新的法条、资讯，充分利用网络数据库的及时更新为教学所用，能有效减少教材内容的滞后单一，海量的网络资源可以给予学生更大的信息量和最新的知识视野，对学生来说时效性与生动性兼具。 （三）有助于解决法律课堂中案例教学事倍功半的问题 案例教学已经成为法律课堂必不可少的环节，而案例的选择、问题的提出、环节的设计、时间的把控等都是需要教师考虑的因素。传统教学中，案例及问题一般选自教材或参考书籍，课堂上对于案例的陈述和熟悉就要花去一定时间，且案例往往老旧。而加入互联网工具，则教师可以事先从经济法的案例数据库或直接网络搜索最新的热点案例，按章节师生共享，上课时教师甚至无需事先准备，随机调取，或者要求学生课前了解数据库中某案例，课堂时间直接开展讨论，完成问题。教师可以及时更新补充案例数据，可以将社会热点、最新典型案件纳入其中，改变传统教学中开展案例教学耗时耗力事倍功半的局面。 三、构建经济法教学中的新混合式教学 混合式教学模式虽然是目前高教研究中的热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适用仍应因课而异、因人而异。经管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更强调的是应用性和启发性，避免过多抽象的法律原理的研究，针对目前经济法教学中普遍存在的教学模式单一、实践性教学欠缺、课程内容设置不当等问题，引入新型的混合式教学，即改变单一的固化的教学模式，构建实体课堂、网络课堂、实践课堂等多重课堂来组成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果。既不能忽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和监控作用，又注重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参与热情，增加教与学各种形式的互动。 1.利用网络工具，传统课堂与网络课堂并重。 混合式教学的亮点即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互联网+，教师在实施课堂传统授课的同时可以开拓另一阵地，利用手机APP应用、网络教学平台，实现学生课下的自主学习，随时学习。如今已有不少高校购买网络平台产品供教师登陆使用，教师把经济法中的热点案例、重要原理、可以由学生自学的内容，用文字或微课的形式放在平台上，或者把教学内容分章节和知识点录制成微课程，要求学生课下点击学习，教师布置作业和任务，学生要及时完成作业并提交到平台上，教师应对学生上传提交的作业进行评价与反馈，通过监控学生登陆时长、点击次数、提交作业等进行评测和排名，作为教学评价的依据之一。另外，教师可以通过设立个人微信公众号或APP应用的方式，打造互动平台，把所需讲授的知识点或者是与经济法有关的案例视频、法律动态、学术研究做成专题，推送到手机客户端，学生只要关注该公众号，即可随时随地学习查询，并且可以和老师实时语音或文字沟通，便于提问和答疑，师生互动相较于传统更为便利和频繁，对于教与学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增加学生平时的碎片化学习，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更深层次的作用，可以模糊传统课堂界限，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桎梏，构建课上课下随时随地学习———即泛在学习理念。 2.实施翻转课堂，增加互动参与。 翻转课堂的理念最早由美国科罗拉多州林地公园高中的两位教师提出：即把传统的学习过程翻转过来，让学习者在课外时间完成自主学习，课堂则变成师生解答疑惑、汇报讨论的过程，即形成了一种“学习知识在课外、内化知识在课堂”的新型教学结构[3]，也是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一种典型体现。经济法课程自学性较强，又可以进行案例教学、分组讨论，因此比较适合尝试翻转课堂。首先，教师把本次授课的知识点讲解通过各种形式制作，或者让学生自行搜索下载相关资料，让学生提前在线学习，这些学习资料可以是教师自己的课件、录制的微课，也可以是网络开放搜索的教学资源、案例视频，对于抽象枯燥的法律原理通过各种形式更加生动、通俗的传达，保证学生学习兴趣和接受能力。进入到课堂教学阶段，教师不必再重复理论，提出本课要解决的任务即实践案例，可以让学生对照理论尝试适用法律进行分析，教师可以设置不同的难度层次，案例先易后难，学生可以分组也可以单独陈述自己的判断和理由，教师在课堂上更多的是扮演旁听者和节奏的掌控者，必要时给予启发或者发起辩论，在知识的反复陈述和观点的反复碰撞中，尽量由学生自行得出接近正确的结论，最终教师回答疑问，强调教学的重点并布置下次翻转课堂的资料。当然这样的翻转课堂效果如何，关键还是教师应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对于课堂讨论中题目的设计、讨论模式的选择都应事先考虑，并预想整个过程以及可能出现的意外问题。 3.在实践课堂中引入模拟法庭。 模拟法庭作为法律实践教学的常见模式，在许多法学专业里普遍设置，但在非法学专业中应用较少，在此加入模拟法庭的教学环节，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参与度都是很好的途径，也能够间接督促学生掌握相应实体与程序法，提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是能够达到教学效果的生动方式。在经管类专业学生中开设模拟法庭需要注意面对几个问题：首先，要求教师要有较强的法律实务经验和法律原理知识，从模拟审判的案例选择、诉讼流程、法律适用、分组讨论、评析总结，都需要教师事先作出周密安排和精心设计，教师是模拟法庭活动背后的主导，把控好节奏和时间，在庭审中如果学生出现错误、卡壳等问题时，可就地分析纠正。其次，给学生充分的庭前准备。因为是非法学专业，学生应提前熟悉诉讼流程，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去法庭旁听或者播放庭审视频，也可以布置学生事先从网络平台自行查找学习，在案例选择上可以选择经管类学生较为熟悉的公司企业、合同类的典型案例，若有教师本人经历或者的案件则更合适，对于案例涉及到的理论和法条，学生应理解熟悉。第三，角色分配的问题。鉴于模拟法庭参与人员毕竟有限，在角色分配上尽量做到全员参与，避免一部分学生只能旁听的局面，可以设置调解程序、一审、二审程序，每段程序换不同的同学[4]，增加第三人、证人、鉴定机构、律师助理等出庭人次。最后，教师应注意庭审结束后的总结评价环节。从程序操作、司法文书、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点评和纠错，并给学生打分评级，作为课程考核评价依据之一。 四、结语即反思 总之，在经济法教学中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大大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兴趣，教与学和谐互动，提高教学效率。其具体的教学方法还可继续探索尝试，但是显然不管如何这种教学活动的成功，都需要教师精心的课前准备和设计，也需要依靠互联网软件技术，这对于教师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意味着教师不光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与时俱进的学习教育技术，更新教学理念，实际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另外值得思考的是，针对于经管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其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的“混合”应该并不仅仅是线上和线下两种学习形式的结合，即便线下，实践中也可以拓展不同类型的课堂和手段；而对于互联网，不管何时网络资源和各种平台之于教学只是工具之一，依赖或是拒绝都不是明智之举。当前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备受推崇告诉我们，教学者应该在尊重教学规律的基础上，在教学环节、培养目标、实践应用等各方面，打破过去孤立、固化、单向的形态，构建更加开放、更加注重学生个性、更加有利实际应用的教学模式。 作者：王一帆 单位：阜阳师范学院 商学院 经济法课程论文:会计经济法课程教学思考 摘要： 《经济法》课程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应被忽视；任课教师应当在《经济法》课程第一堂课上对学生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有清晰的认识。《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会计各类资格考试的内容为基础，并与其他的课程如《税法》、《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等相衔接。 关键词： 三本院校；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 一、《经济法》课程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性被忽视 《经济法》课程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其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经济法》课程是会计专业各类考试的必考课程之一。从学生选择会计专业开始，就注定了与《经济法》课程一生相伴；《经济法》课程贯穿会计专业学生会计职业生涯的始终，《经济法》课程能决定会计专业学生会计职业生涯的高度。会计专业的资格考试，从低到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初级会计师考试、中级会计师考试、高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这五个层次中，目前有四个层次需要考试《经济法》课程，即：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初级会计师考试、中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中，《经济法》课程是必考科目，只是在不同层次的考试中，名称不一样而已。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中，名称为《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在初级会计师考试中，名称为《经济法基础》；在中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中，名称为《经济法》。由此可见，《经济法》课程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经济法》课程能决定会计职业人员的执业质量。会计职业的特点决定了会计职业是“在刀尖上跳舞”的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会计岗位是社会上所有单位不可或缺的工作岗位，会计人员每天在与数字、金钱打交道。很多单位存在的违法乱纪现象，均需要通过会计岗位进行账面上的“合法化处理”。众多会计从业人员，或者迫于单位领导的压力、或者出于法律观念淡薄，或提供虚假的会计证明、或疏于履行该有的监督之责，使得违法乱纪行为屡屡得逞。因此，会计岗位的特殊性要求会计专业的学生不仅具有娴熟的会计专业知识，还要有较强的法律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法律知识能决定会计职业人员的执业质量和职业生涯。与《经济法》课程在人才培养体系中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形是：《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却被实实在在地忽视了。《经济法》课程重要性被忽视的体现就是课时的缩减。笔者曾在多个三本院校做过调研，《经济法》课程的课时被缩减是众多三本院校会计专业共存的现象。 二、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方法需要改进 （一）任课教师须在《经济法》课程的第一堂课上对学生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 虽然每所三本院校均会在新生入学后对新生进行专业教育，但是入学专业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众多三本院校将《经济法》课程开设在第三学期或者第四学期。经过一年多的大学生活，学生已经开始思考自己的专业出路、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很多学生也已经参加了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甚至有的学生已经开始筹划初级会计师以及中级会计师的备考事宜。此时再对学生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相信学生会有切身的体会。更有甚者，不用任课教师强调，学生自己也会明白哪些课程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笔者从事三本院校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工作已经5年有余。在笔者的《经济法》课堂上经常有学生带着初级会计师考试的复习资料，并在课间休息时间向任课教师咨询不懂的题目或者知识点。因此，任课教师在第一堂课上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要比在入学专业教育时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其效果更加明显。 （二）任课教师须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课程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该课程没有兴趣，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笔者曾经在武昌工学院和武汉工商学院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看法惊人的一致：《经济法》课程理论高深、内容枯燥，没有学习的兴趣。学生对《经济法》课程产生如此误解，责任在于任课教师。任课教师讲授的内容空洞，如何让学生产生兴趣？任课教师单一的教学方法，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有的任课教师自己没有理解知识，又如何让学生理解知识？又如何向学生传授法律条文如何应用？有的任课教师上课就是念PPT，以至于学生戏言：《经济法》老师就是念经，《经济法》课程就是催眠。其实不然，法律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经济法亦然。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经济法也应该很精彩才对。因此，作为《经济法》课程的任课教师，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专业技能是第一要务；运用自己的知识魅力、人格魅力吸引学生，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产生兴趣则是《经济法》课程任课教师的迫切现实。 三、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讲授内容需要厘清 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初级会计师考试、中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中，《经济法》课程的考试内容各有不同、各有侧重。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会计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财政法规制度等。在初级会计师考试的《经济法基础》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经济法概述；劳动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等。在中级会计师考试的《经济法》课程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经济法概述；公司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商业银行法律制度；保险法律制度；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担保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其他法律制度，如专利法律制度、商标法律制度等。在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经济法》课程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经济法概述；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票据与支付法律制度；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律制度；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等。三本院校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会计资格考试的内容为基础，与其保持一定的衔接。鉴于会计专业已经专门开设有《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税法》等课程，《经济法》课程的讲授内容就无需再涉及财经法规、税法的内容；《经济法》课程应以经济法概述、企业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等为主要内容，适当兼顾初级会计师考试《经济法基础》以及中级会计师考试《经济法》的内容，以培养初级会计师为主要目标。 作者：张荣健 单位：武昌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法课程论文:案例教学经济法课程优化 摘要： 案例教学法，以案例教材的具体事实与经验作为讨论的依据。在经济法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协助学生进行问题回答、倾听、回应挑战、鼓励学生发言、问题解决的引导、预定假状况，最后并能归纳与总结，是多重角色扮演者。 关键词： 案例教学法；经济法；高职院校 1应用于经济法课程教学的必要性 （1）提高经济法的教学质量。 高校经济法课程教学中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方式，课堂气氛枯燥无味，难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同时，很多教师会选择使用多媒体技术手段辅助教学，但也只是通过多媒体设备向学生传授教材中的知识内容，容易造成学生视觉疲劳，不能调动学生对学习的兴趣，降低了课堂教学效率。将案例教学法应用于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可以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不再迫使学生依靠记忆力记住枯燥的法律条例，通过真实案例使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切身体会案例分析的过程，由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经济法教学内容中的重点知识，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课堂教学质量。 （2）贯彻经济法的教学理念。 基于案例教学法的经济法课程教学主要是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与真实生动的经济案例结合，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经济法相关的知识内容，改变了传统枯燥无味的课堂氛围，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气氛，学生可以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经济法课程的理论知识，同时有利于教师深入贯彻主动思考、积极探究的教学理念，促进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改革，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质量。 （3）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 目前，大部分高校学生对经济法理论知识的学习只是依靠强行记忆的模式，不会重视理论知识的本质和内涵，不能透彻分析和理解经济问题，无法将经济法理论知识很好地运用于实践中，只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勉强学习，这些问题都导致了学生在进入工作阶段之后的创新和实践能力不足，制约了经济法课程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学生主动思考的积极性，在对真实经济案例进行剖析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形成发散性思维方式，转变传统落后的教学理念，使学生能够表达个人对案例的想法。由此，基于案例教学法的经济法课程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专业人才。 2应用于经济法课程教学的实施过程 （1）案例选择。 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合理应用的前提是正确选择教学案例。教师获取经济案例的渠道较多，包括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教师在看书看报的过程中要注意摘录与经济法相关的案例，在收看与经济法相关的电视节目时也要注意记录有利于实施课堂教学的案例，例如《今日说法》、《法制进行时》和《经济与法》等。教师在收集案例的过程中可以将能够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案例筛选出来，为教学准备积累案例资源。 （2）案例展示。 教师在课堂上将精心选择的经济案例向学生展示，可以有效吸引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注意力，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带着疑问深入分析案例内容，为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拓展思路。同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手段的支持，将案例以视频、音频、图像、文字和动画的形式展示给学生，改变传统枯燥无味的灌输式教学模式，提高案例展示的真实性与生动性。视频、音频等教学素材能够为学生创建真实的案例情境，从根本上提高案例的趣味性。教师还可以将学生在业余时间喜欢观看的经济法电视节目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作为课堂案例辅助教学活动的实施。 （3）问题设计。 问题设计是基于案例教学法的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在该教学过程中不但可以使学生回顾和理解已经学过的相关知识，又能够使学生运用掌握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综合运用知识进行实践的过程。当学生面对教师精心准备的教学案例时，第一反应是被案例吸引，紧接着提出各式各样的开放式问题。教师通过将学生问题的整合、分类，与教学案例中的经济法知识进行有机结合，激发学生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总结出案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再组织学生开展分组讨论。 （4）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案例教学法应用于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关键部分，更是学生参与程度最高的教学环节。课堂讨论可以包括全班共同讨论和分组讨论两种模式。在课堂讨论中，教师作为引导者和评价者，一是要注意观察学生分组讨论的情况，对于偏离案例的讨论要及时引回主题；二是在小组代表发言时要适当点拨，引导学生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思考问题，提高学生判断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应用于经济法课程教学的反思 在案例选择方面，由于目前高校经济法课程教学教材并没有完善的案例配套，即使教材中有些经济案例，也仅仅限于文字描述案例，甚至案例已经过时，不在适用于课堂教学。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仍然存在案例明显不足的问题，因此，教师要积极准备科学合理的教学案例，确保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提高。在学生学习方面，教师要积极主动地与学生进行沟通，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使教师与学生处在相互平等的位置上进行交流，及时改变学生传统的学习观念，防止学生为了应付考试而被动学习，从根本上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可以帮助学生在剖析案例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创新思维意识，为学生顺利就业奠定坚实基础。在教师教学方面，高校要注重教师自身的实践经验，定期组织开展培训活动，或者以轮岗方式增加教师的实践经验，使教师能够充分适应教学改革背景下的创新型教学模式。尤其是基于案例教学法的经济法课程教学，注重的是案例分析的实践技能提高，理论知识教学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培养了学生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效解决了传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瓶颈问题。 4结语 基于案例教学法的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能够从根本上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创新思维意识，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深入探究的兴趣，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由此，高校要加强案例教学法应用于经济法课程教学的重视程度，教师也要积极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精心准备科学合理的教学案例，确保案例的真实性和趣味性，为学生创建良好的学习情境，使学生在案例分析和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提高自身能力水平。 作者：李菁 单位：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系 经济法课程论文:高校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摘要： 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面向学生专业广泛，课程内容涉及面宽，与法学专业相比，教学目标具有差异。当前，学生学习经济法课程基础薄弱，对课程认识不足，教师教学方法传统、陈旧。因此，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应根据不同经济类专业学生的需求，合理设置经济法教学内容，不断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提高经济法课程教学的质量与效果。 关键词： 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特点 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上。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与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之间存在多方面的联系，如两门课程在名称上相同，在内容上也存在一致性和共通之处，而且往往都是由法学专业的教师教授。但是，与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相比，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学生所涉专业广泛，课程内容涉及面较宽 应用型本科高校吻合经济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在财务会计、工商管理、市场营销、金融及电子商务等经济类专业都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开设该门课程的专业非常广泛。经济法课程体系本身比较庞杂，涉及到法学基础理论、民法、商法、行政法、诉讼法等知识，虽然从理论深度上讲要求不高，但其所涉及到的内容甚至超过了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 （二）与法学专业相比教学目标具有差异性 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主要是将学生培养成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能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而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学生从事法学研究或法律实务工作，决定了两个专业的教学目标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首先要培养经济类专业学生的经济法律意识，在具体的经济实务工作中增强守法、用法意识，牢固树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理念；其次，在课程内容上，要注重增加知识面的宽度，降低理论深度，将课程目标定位为使学生“懂”法“、用”法而不是“精于”法“、研究”法。 （三）要求教师具有法学和经济学专业的复合型知识体系 授课教师应在扎实法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熟悉经济、管理等经济学领域的知识，将经济法律法规的学习和理解融入经济类专业学生所熟悉的经济专业知识体系内，既可以解决学生学习经济法入门难、缺乏学习兴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经济类专业培养通经济懂法律的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生对课程认识不足 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学习经济法课程时存在着一些问题：从客观层面来看，经济类专业学生欠缺法学专业的基础知识背景，在学习过程中有些内容理解起来相当吃力，结果使部分学生逐渐失去了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兴趣；从主观方面来看，有些经济类专业学生并没有把经济法当作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看待，缺乏学习热情和动力。 （二）教学内容缺乏专业针对性 不同的经济专业对经济法知识的内容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应该各有侧重。如市场营销专业，除了要重点学习市场规制法方面的重点内容外，还需要着重介绍民事制度、合同法、广告法等法律制度；财务管理或会计专业，则应当着重介绍财政法、税法、会计审计法、票据法等法律制度。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学校及教师却忽视了不同经济类专业学生对经济法知识需求的差异性。 （三）传统的教学方法缺乏实效性 理论传授是传统经济法课程的主要教学方法，教师往往只注重对现行法律规定的解释和阐述，只注重教材上的理论内容，不能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教师的“满堂灌”使得教学过程沉闷乏味，即使偶尔组织一些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也是教师分析为主,经济类专业学生因为缺乏相关的基础知识和法律思维而无法参与，不能形成良性互动，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正确引导，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要使经济类专业学生在通晓经济法律的基础上，具有分析和处理经济活动中法律事务的能力，仅仅依靠课堂上教师对经济法知识的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要在经济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首先要“教”“学”并重，改变“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教学模式，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其次，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是经济类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培养学生的自主分析思考能力和探索实践能力，最具实效的途径是案例教学法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教师应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进行案例素材的选择，同时考虑到经济类专业学生贫于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要对案例的内容和难易程度作一定的处理，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和展开讨论，寓理论于案例之中，通过讨论让学生积极地参与进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二）根据专业特点恰当选取和处理教材，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在经济法课程教学过程中，教材的选取直接关系到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的选择，选择教材的时侯，要考虑到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同时，要根据专业特点合理构建课程教学内容。经济法课程涉及的法律、法规众多，教师必须针对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有选择、有重点地设置教学内容，关注不同专业对经济法律知识需求的差异性。授课教师要对每一章节的内容都要进行精心的设计与安排，不断改革和完善教学内容。这样的课程设计与专业结合紧密，能够在有限的课时里将最需要的、最实用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达到增加教学的有效性。 （三）契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不断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常用到的教学方法有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法。讲授教学法中，教师应善于置疑设问，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掌握知识。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在掌握学生学习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难点进行针对性的讲授，为学生系统地获取知识提供保障。教师在教学中应使用多媒体设备，将有关经济法的新知识、新信息直观地传递给学生。在经济类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教学中使用多媒体，要合理安排内容，科学把握每节课的课程容量，给学生留出思考和接受知识的时间。生动的案例对学生更具吸引力，可以增强学生对法律的感性认识。在案例教学法中，选择恰当的案例是很重要的。教师应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进行案例选择，围绕专业特点尽可能选取贴近学生实际的案例，同时要对案例材料的内容和难易度作必要的处理，循序渐进地对案例展开分析和讨论，教会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组织课堂讨论可以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讨论教学法由教师给予启发性的提问，以引导学生的思路为主。但是讨论法的运用除了需要提前布置学生预习之外，还需要充裕的课时，并处理好学时过少和教学进度的问题。讨论过程中，教师要注重组织和引导对问题的分析，及时总结学生讨论的核心和重点，使学生的讨论有始有终。 作者：王艳 单位：长治学院法律与经济学系 经济法课程论文:高职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分析 ［摘要］ 经济法概论作为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的专业性和综合性较强，内容极其繁杂，且难以掌握，相应地，授课难度就比较大。因此，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这门课程的相关知识，进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教学中的首要问题。案例教学法无疑是一种有效措施，本文将通过分析该课程目前的教学现状，分析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中的必要性，提出该门课程在教学中的创新探索。 ［关键词］ 案例教学法；经济法；教学方法 传统的经济法课程教学多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在课堂上，教师以经济法教材作为授课的唯一基础，注重对学生进行基础理论知识的灌输，追求将教材中的全部内容都无遗漏地讲到。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缺乏师生在课堂上的有效交流和互动，不能全面启发学生的思维，同时，导致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不能灵活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笔者认为：在经济法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它可以激发学生的潜能，有助于提高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一、目前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现状 对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经济法课程是一门必修课，必须认真对待。但面对如此枯燥的课程，学生往往不知从何入手，学习效果较差。就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学生基础薄弱，教学手段陈旧，教学效果欠佳 高职院校的学生学习基础普遍较差，知识基础薄弱，学习主动性、积极性较差，让他们学习单纯的理论知识和一些法律条文有相当大的难度。经济法概论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多，但教学学时较少，有限的课时无法容纳经济法浩瀚的内容，任课教师因学时过少和教学进度的压力，往往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教师在讲台上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但学生基础弱，听不懂，就会觉得这些法律条文枯燥无味，抽象无趣，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学习效果必然无法令人满意。 （二）传统学习效果评价方式阻碍了对学生素质的提高 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一直影响着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体制，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考试这个中心而展开，学生的任务主要在于积累与考试有关的知识、应试技能，考取高分，让分数来作为测评师生成绩的重要依据。在这样的传统学习环境中，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考高分，这样就使得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无法得到很好的锻炼与提高。 二、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经济法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得比较紧密的课程，它对教学要求比较严格，离开具体实践，理论会显得抽象、空洞、枯燥，无法将理论阐述得透彻、准确到位。所以，教师的教学活动要始终围绕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身业务能力提高而进行。特别是针对高职学校的学生，更应以就业为导向，充分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如果能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激发出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的意识，就可以更好地实践互动式的教学理念，形成必要的职业技能和养成正确的职业观念。例如，在讲完了企业法和公司法这两章后，结合学生就业的情况，让学生思考：如果自主创业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企业形式？大学毕业以后参加工作，很多学生会选择租房子，那么在签订租房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如果发生了合同纠纷，应该如何处理？因此，在讲授合同法这一章的时候，所选取的案例不光要让学生有兴趣，更主要的是使他们重点了解合同的订立、解除和发生纠纷时的解决途径，建立起自身的维权意识，掌握好维权的方法。因此，真实的并相对容易理解的案例可以增加他们对现实生活中风险的了解，使他们运用已有的法律知识进行案例分析，更好地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三、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组织实施 （一）精心设计组织案例 案例的选取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效果，结合高职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特点，教师在选取案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案例必须来源于真实的事件，源于实践。教学案例必须源于现实的社会实践，在编写和选择案例时，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使教学案例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最终使学生能够把在案例教学中所学到的理论运用于实践。 2.案例内容要跟教学知识点相吻合。这一点就要求教师做好充分的备课，要根据所选案例的主题，将案例的内容和理论知识有机结合起来，两者相辅相成，方能起到预想的效果。 （二）引导学生分析案例 在确定了教学使用的案例之后，就要引导学生分析案例。教师在介绍案情后，提出有关问题，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经济法理论和有关法律规定解决实际问题。可分小组讨论，也可以大班讨论；可以先合后分，也可以先分后合。通过大家的群体智慧力量，将案例分析得多样化、透明化、观点全面化以及方法周全化。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这种方式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一种具有极大发展潜力的教学模式。案例的选择应重视符合“三实”（实战、实用、实务）带动“三基”（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要求，尤其要重视一个“实”字，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是可以有实际作用的，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及探究欲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常见的案例分析法有三种：列举案例法、讲评案例法、讨论案例法。 1.列举案例法。是指在授课中，教师为了更具体形象地阐述重点难点而列举一个或一组典型案例，列举的案例可以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也可以是为教学需要对真人真事进行加工修改后的案例。比如，在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时，我会让学生关注一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这个节目里面的案例都值得大家去深思，而且通过电视把整个案例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来，特别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2.讲评案例法。是指教师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某一教学内容而对某一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从中挖掘出比较深刻的内涵，并通过讲评案例使学生掌握教学内容。在进行这样的教学时，可以使用电化教学方式，比如播放民事审判的录像片，边看边讲评。 3.讨论案例法。为了加深学生的学习印象，巩固教学效果，教师可以在某一主要章节讲授完后，组织学生进行案例讨论。教师需要事先准备有针对性和难度的案例。可以采用分组研讨、课堂上辩论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从各自的角度剖析案例，阐述自己的观点、见解。讨论结束后教师应当指出本次案例讨论所运用的理论知识，分析学生的讨论思路是否正确，分析解决问题的途径、手段是否得当，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四、案例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要想充分实现案例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作用，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处理好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之间的关系 案例教学法既注重理论教学环节，又注重实践教学环节。就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之间的关系而言，理论教学为案例教学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础，而案例教学有利于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解决。在教学过程中，既不能采取传统的讲授法从头讲到尾，也不宜将整个课程全部都使用案例教学。 （二）正确处理案例教学与其他教学环节的关系 案例教学固然重要，但不能替代其他的教学环节，也不能与其他教学环节以及相关学科的教学环节重复，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互补充，互相促进，以提高会计专业整体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 （三）在案例教学中应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组织案例讨论过程。在课堂上，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性与积极性，引导学生分析案例，并阐述自己的观点。要尽力营造一种让学生身临其境、积极参与讨论以及乐于表达自己的判断和看法的氛围，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的思维潜能。 作者：方英 单位：江苏省宜兴中等专业学校 经济法课程论文:经济法课程教学问题反思 摘要： 经济法是我校非法学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必修课。从任课教师及学生的反映来看，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通过问卷调查，考察我校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的基本情况，从教材、教师、学生、教学方法等几个方面分析目前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关键词： 经济法教学；问题反思；解决路径 经济法是高校经管类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经济法无论是作为必修课还是选修课，开设的目的均为使学生通过学习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具体法律规定，掌握市场经济运行中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能够在将来本专业的实际工作中解决相关法律问题。这种培养目标的设置符合目前高校提出跨专业培养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所以很多高校普遍重视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工作，也积累了很多教学经验。我校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教学由政法学院教师担任，虽然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和成果，如进行经济法精品课程建设、出版了两本经济法教材，但由于学生法律基础、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等的限制，目前在经济法教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提高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质量，是我们今后经济法教学工作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掌握仰恩大学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现状，笔者对13级和14级的会计、工商、财管、物流等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4份。同时针对个别问题对学生和授课教师进行访谈。问卷和访谈的内容涉及教材、学生、教师、教学方法等课堂教学要素。 一、我校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基本情况 目前，仰恩大学非法学专业中开设经济法课程的有工商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市场营销、物流等共计6个管理类专业。从这些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来看，经济法课程较受重视，均被设为专业必修课，总课时为48学时。近三年来，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的教材均采用政法学院老师编写的教材并由该学院教师承担教学工作。经调查，经济法课程普遍受到非法学专业学生的重视。2014级和2013级的管理类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有89．44％的学生认为经济法课程对自己重要，只有10％的学生认为不重要。对学习经济法的目的，绝大部分学生也形成了积极正面的认识。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有90．22％的学生认为学习经济法有利于将来的就业及自身权益的保护，只有9．78％的学生认为学习经济法是“学校规定必须上”的事情。笔者于2014年参加福建省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的经济法学教学研讨会，与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福州大学、嘉庚学院等12所省内高校的教师代表进行了经济法教学情况的交流。相比其他高校，仰恩大学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有自身特色：一是使用自编教材。当其他与会高校代表还在讨论计划出版适用于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材时，我校政法学院已出版了两本适用于经管类专业的经济法教材，《通用经济法》和《实用经济法》，分别于2010年和2013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后者是在完善前者的基础上，为我校非法学专业本科生“量身定做”的经济法教材。二是重视经济法教学。目前我校非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均把经济法放在专业必修课里，而与会的绝大部分高校的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性质定为选修课。三是经济法的教学契合非法学专业的专业课教学。例如管理专业的“三创精英班”的经济法教学，紧跟“三创精英班”专业课的教学，强调经济法的教学也要为管理专业的创新、创优和创业人才培养服务。 二、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校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有一定的特色，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有： （一）教材不能满足教学需要 教材是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依据，一本好的教材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目前，我校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学中使用的教材是学院老师编写的专为经管类专业使用的经济法教材。这本教材虽然注意到了法学专业与非法学专业在学生的法律基础和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注重实用性，但在内容上仍有不足：一是只考虑了一般教学需要，而没有具体的专业针对性，即没有跟授课学生的专业紧密联系起来。二是落后于现实生活。由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国家在进行调控经济时出台了大量的经济政策，而且随着国家发展方针的调整，经济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但这些经济政策及其变化不能及时反馈到教材中。 （二）教学内容没有专业针对性 正如上述所讲，我校非法学专业使用的经济法教材充分考虑了非法学专业的一般教学需要，在内容安排上不限于部门经济法，还包括民法、商法的一些内容，体系庞大而丰富。那么我们授课教师在具体教学中是如何选择教学知识体系的？笔者收集查阅了学院担任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师制定的教学大纲和教案，发现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按教材编写教学大纲，把教材所有内容都列入教学大纲内，不符合课程教学大纲编写原则———依据人才培养目标制定的要求；二是不同专业，包括经济、工商、市销、会计等专业使用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案，而没有注意到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差异性和对本专业领域法律知识需求的不同；三是同一教师在不同时期担任不同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仍然使用同一教案、教学大纲，完全忽视了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以及法律、国家政策的变化。上述问题归为一点就是教学内容没有针对性，即没有根据授课学生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在专业领域对法律知识需求来确立教学知识体系，而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后果有二：一是难以在有限时间（54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二是难以实现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所承担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性课程的任务。 （三）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此次问卷调查显示，教师在经济法教学中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讲授法和案例分析法，分别占到100％和74．46％。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访谈得知，讲授法主要是针对理论基础知识的讲授，注重法律概念、原则的讲解。这不容易引起没有法理、民法等先修课程基础的学生的注意和兴趣，容易变成满堂灌，最终使学生失去兴趣，影响教学效果。而案例教学是法学教学中普遍采用的教学法。从调查结果来看，老师们也注重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但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却不尽人意。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教师对于案例教学认识不足，所选取的案例有的比较简单，主要用来说明概念、分类等简单的知识，使案例教学变成了举例说明；有的案例过时没有时效性，远离学生生活；而有的案例涉及问题简单，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难以达到通过案例掌握相关法律知识的目的。 （四）授课教师缺乏相关经管专业知识背景 经济法课程具有“经济性、政策性”，内容丰富，且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等多学科知识，授课教师不仅要有法学专业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专业知识。目前我院担任经济法教学任务的老师都不是经济法专业的，同时也无经济、金融、会计等方面的知识，在知识结构上显然不能满足上述要求。经调查，这些任课教师均反映，当讲授涉及其他专业领域的法律制度，如税法、金融法、财政法等时普遍感到困难重重。如果老师上课都讲得吃力，可想而知，学生也会听得吃力，既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能实现应有的学习效果。任课教师对经济、金融、会计等其他专业知识的学习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五）学生欠缺经济法先修课程知识，普遍缺乏学习兴趣 此次问卷调查表明，非法学专业学生对经济法的学习兴趣还不够高，只有27．17％的学生喜欢上经济法课，63．04％的学生对经济法课兴趣一般，还有7．07％的学生不喜欢经济法课。授课教师在学院教学座谈会上对经济法教学情况的反映（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教学活动参与度低等）也印证了问卷调查结果。从学生角度，分析学习兴趣不高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缺乏经济法先修课程知识。虽然非法学专业学生在大一学习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但该门课程的法律基础部分内容较少，只对我国法律体系作简单介绍，内容上远比经济法课程的先修课程———法理、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粗略。所以思修课中的法律基础的教学仅为一般的普法教育，而不是经济法课程的先修课程的学习；二是对经济法课程性质及其在专业人才培养中所起的作用认识不足。否认经济法专业必修课性质，把经济法的学习当成了普法教育，忽视了经济法课程已成为非法学专业学习的一部分，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起着基础性课程的作用；三是学习方法不当。经调查，41．18％非法学专业学生对经济法的学习基本只有课堂的听课，21．57％有预习，28．10％有复习和17．65％有看辅导书。即使对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有79．89％的学生承认只能完成部分。上述原因造成学生对经济法的学习有畏难情绪，进一步降低了对学习经济法的学习兴趣。 三、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构建教学知识体系 正如前述所讲，我们目前使用的教材存在不足，不能完全按照教材来授课，同时经济法课程的课时不超过54课时，要在有限的课时内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需要确定合理的教学知识体系。在确定教学知识体系，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根据授课学生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确定经济法教学目标。我校办学定位是教学应用型本科高校，各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都立足于培养本专业领域内的应用型人才，要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经济法基础理论和法律知识，并能运用这些理论和知识分析解决本专业领域的法律问题的实务能力作为经济法课程目标。其次，要根据具体专业的经济法教学目标选取教学内容，构建教学知识体系。如对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可以重点讲授与工商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如公司法、合同法等。会计专业的学生，税法、财政法、金融法应重点讲授，而对于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应当作为重点章节等等。再次，需要考虑教学内容体系的完整性。经济法基本理论部分要保留。最后，还需要处理好经济政策与经济法规之间的关系。国家在管理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会不断出台相关经济政策，如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等。这些经济政策有些是贯彻执行经济法规的，有些则与现有的经济法规相矛盾，这需要授课教师作出解释，以免使学生产生混乱。对相关法律的立、改、废情况也要关注，及时补充相关法律知识，不断更新教学。 （二）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 目前教师在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中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法，正如前述所分析，这两种教学方法均有不足的地方，其实“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在经济法教学中还可以采用讨论法、参观法、实践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任何一种单一的教学方法都不能满足教学需要，而是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选择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方法要相互协调和配合运用。在上述多种教学方法中，笔者认为要加强实践教学。早在199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5条就规定了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21世纪高校教育也提出了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高素质的培养包括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由此可见，实践教学是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这也与我校的应用教学型的办学定位和各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符。同时经济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也需要在该课程的教学中加强实践教学。实践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按照现代教学理论和有效教学模式，有效教学是学生高度参与的教学①，而实践教学能使学生最大程度参与到教学活动过程中来。如何进行实践教学呢？授课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做好案例教学。 正如调查显示，案例教学是我们在经济法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法。做好案例教学，要做好三个环节。首先要精选案例。在选择案例时：一是尽量选择综合性案例，内容能涉及到某章或某几章的主要知识点。案例如果过于简单仅涉及某个法律概念而没有难度，难以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兴趣。二是选用法院公开的与授课学生专业有关的案例。这种已经法院判决的案例有三点优势：（1）真实又与专业有关，学生有熟悉感，能引起兴趣；（2）附有判决，通过判决可以帮助学生发现实务中法院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以及法律原理的运用（如泸州二奶继承案）；（3）引发学生的思考。通过司法案例，若发现判决与原理不同时，启发学生思考这种不一致究竟是理解的错误还是原理本身的问题。三是在选择案例时，还要注意案例的时效性。由于法律的修改，有的旧判决已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了，这种司法判案就不能再使用。其次，导入案例。案例既可以在新知识讲授前引入，由此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可以在新知识讲完后引入，提出问题，让学生用所学过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此外，在进行案例教学时，可以结合讨论法。让学生分组讨论分析案例，在讨论过程中可以进行角色转换，让学生站在不同当事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只作指导，不给答案。最后，教师结合授课内容及法律规定点评案例。 2．采用模拟法庭教学。 选用典型的经济法案件，对学生进行角色分配，在法庭上运用经济法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实践教学方法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是比较新颖的，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可以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多措并举，完善教师背景知识结构 教师的教学素质直接影响课堂教学质量。教师的教学素质包括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育能力素质。在专业素质提高方面，作为担任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师，除了要具备法学专业知识外，还需具备一定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知识。作为法学专业教师，往往缺乏的是经济、管理类的专业知识。法学专业教师如何提高这方面的知识？笔者建议，授课教师可以通过看书或网络教学视频学习，如MOOC等。还可以去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旁听相关经济管理类课程，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另外，在日常生活中还要关心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了解当前经济生活热点问题，敏锐捕捉经济热点事件所包含的经济法律制度问题，把涉及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的经济热点事件引入教学中。 （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学习信心 兴趣是学习的第一动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学生对所学的学科本身感到兴趣，他就会深入地、兴致勃勃地去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否则，学生就可能只是形式地、勉强地去掌握所学的知识。①所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做好经济法教学很重要。学习兴趣既可以是学习的原因也可以是学习的结果。对于授课教师而言，授课教师可以通过课堂讲授使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产生对经济法学习的兴趣：首先要让学生明白学习经济法的意义，明确经济法的教学目的就是学习有关经济的法律知识用以解决经济管理领域的法律问题，这有助于将来的就业工作；其次，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授课，仅采用传统的讲授法，很难让欠缺经济法先修课程基础的学生产生学习兴趣；最后，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使用图片、表格、动画等技术展示教学内容。能让学生更容易理解授课内容，容易有成就感，自然就会有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我校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效果的提高，除了要解决上述主要问题外，还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完善经济法课程的考核。单纯依靠期中、期末考试来评定学生的成绩，过于简单，也不科学。应采用多种考核方式全面评价学生成绩，注重平时考核，包括出席、回答问题、作业、课堂讨论等，既要考核理论能力也要考核实践能力。二是合理安排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时间。目前我校非法学专业经济法的课程排在大二上学期，这种安排不尽合理。因为经济法的教学内容要与授课学生的专业相结合，而这时候授课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基本还没开始，既无本专业知识又没有专业意识，这必然会影响到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效果。所以，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最好安排在本专业课基本学完之后。 四、结语 随着我校教学改革的深入，积极有效地解决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文对我校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教学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课堂教学要素：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媒体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从构建合理的经济法教学知识体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完善教师知识结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等路径来解决。上述路径的采用，要紧紧围绕提高经济法教学质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来进行，使经济法课程真正为非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发挥基础课程的作用。 作者：王晓丽 鲍莹玉 单位：仰恩大学 经济法课程论文:高校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 一、经济法课程改革的现实意义 《经济法》课程是高职院校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电子商务、财务会计等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经济法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知法、守法、用法的本领，运用经济法律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而“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是高职教育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对高职院校学生而言，经济法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职业性。经济管理类学生就业于营销类岗位上需要掌握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知识，在工商管理就业岗位上需要掌握企业法、合同法、劳动保障等法律知识，大学生自主创业需要重点掌握公司法、工业产权法、合同法等。因此，培养高职学生“职业相关能力”和实践能力应当成为《经济法》课程教学的重点目标，同时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作为一名担任高职经济法课程教学的教师，与课程组的其他教师一起，希望通过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适应将来就业岗位对学生的要求，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增强经济法课程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 二、经济法课程改革的思路 （一）教学目标的定位 坚持“以能力为本位”，针对高职经济管理类学生将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必需的知法、守法、用法的本领和基本的法律意识，以及从事企业相关法律实务的基本操作能力，注重对学生运用所学经济法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的经济法律问题能力的培养。 （二）教学内容的设计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突出实用、够用的原则。教学内容涵盖了学生将来的就业岗位中需要具备的经济法知识，每个教学内容的内容设计，都是根据学生专业培养目标和岗位要求，做到按需施教，培养学生在企业经营、合同交易、市场竞争等方面相关法律实务的基本操作能力,能够运用相关法律解决工作岗位上的有关问题。在有针对性的同时，还注重法律内容的普适性，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和基本素质。 （三）教学方法的运用 注重职业能力的培养，授课内容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边学边练；方法上采用多种教学模式，既有理论教学也有案例教学、案例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实战演练等学生参与性的教学。通过合理选取教学内容开展理论教学，推行与职业能力相结合的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既能学习和掌握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又能真实感受到经济法在提升职业技能以及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三、经济法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 （一）课程内容改革 经济法课程涵盖的内容多、涉及面广，加上课时有限，应当根据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定位与作用构建课程体系。围绕课程目标细化课程各单元教学内容，科学合理布局课程知识点、重难点与能力点，并规划教学资源。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依据科学设计教学内容和学习任务，教、学、做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 （二）教学方法改革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任务驱动、课堂与实训一体化的教学模式。灵活运用案例分析、实物展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实战演练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提高教、学效果。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取得实效。 1.加强互动式、参与性案例教学，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是经济法课程教学的重要手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方式。教师通过选取典型、适合的案例，或用于导入学习任务，或在课堂讲授中举例，或以课后作业的形式留给学生。案例应当具有针对性、代表性和现实性。最终教师应组织学生并和学生一起，相互交流，分组讨论，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思路。案例教学能够使学生在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发挥团队合作作用，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现学现用。 2.以学生为主体，丰富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实践应用的能力。 有针对性地设计情景和工作任务，让学生进入角色，利用所学的知识开展技能训练。例如让学生模拟创业过程中的企业形态选择，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或者签订合伙企业协议。在商务谈判中或者经济生活中起草合同，修改合同条款等。起草在经济诉讼活动中的起诉书、答辩状；以及在就业过程中签订就业协议。这样的课程实训环节设计，相比于理论知识的讲解学生会更感兴趣，既让学生熟悉和掌握了经济法律知识，又锻炼了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达到活学活用。 3.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教学效率。 运用集文字、声音、动画、图片于一体的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感官刺激，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运用微课、视频录像等形式的课程资源，提高学习效率。利用信息化教学平台，将教学课件、案例资料、习题集等共享在平台上，启发和诱导学生进行课堂内外的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三）考核方法改革 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目的，决定了经济法课程考核的目的是检验学生是否具备基本的经济法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因此，传统的重理论知识考核、单一的闭卷试卷不应当成为考核方式的首选，而应当综合运用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加强对过程的控制。例如，评价学生在平时的课堂案例分析和讨论中的参与力度以及实践环节的参与度；各单元练习题和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期末还可以采用开闭卷相结合、小论文、课程报告、口头答辩等形式对学生进行考核，考核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法律运用能力。将学生的课堂表现、小组讨论、作业、完成实训环节情况等作为评定成绩的重要依据，注重教学过程考核的权重，降低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目标对经济法课程提出了实践性、职业性的要求。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应当坚持以职业能力的培养为核心，探索新的模式和方法，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作者：刘艳 单位：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经济法课程论文: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论文 一、经济法课程的内容 一直以来，经济法被学界戏称为“大杂烩”。法学部门的划分，一个主流的标准就是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而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和其他学科存在一定承担的交叉，比如经济法主体包括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经营主体、消费主体和社会中间层，其中国家经济管理机关涉及行政法内容，作为经营主体的公司涉及商法内容，作为经营主体的合伙企业涉及民法内容。而作为经济法重要内容的劳动法又与社会保障相重合。经济法作为国家调整经济运行的法律规范，其内容十分庞杂，包括总论、经济主体法、市场规则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且不像民法、商法那样法规集中，仅作为土地、水、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保护法的土地部分就包括《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于经济法课程本身的特性，不同专业的教师应当对经济法的课程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做到与专业相呼应，有的放矢。以笔者为例，笔者在给法律专业的学生讲授经济法时，必须做到紧扣司法考试，面面俱到。由于法律专业的学生有一定的民法和商法基础，所以经济主体法重点讲授社会中间层，社会保障部分重点讲授劳动法，其他内容简单介绍一带而过，市场规则法重点讲授，宏观调控法选择讲授。而笔者给会计专业的学生讲授经济法时，往往围绕会计职称考试内容，主要集中介绍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合同法、金融法、税法等内容。 二、会计专业学习经济法课程的问题 笔者作为专职老师长期活动在教学第一线，为我校医事法律专业的学生讲授经济法。笔者曾受邀给其他院校的专业比如会计专业教授过经济法，在讲授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1.培养目标不明确 对于一个专业来说，其所有的课堂设置都应当围绕着专业本身来建设。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要为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个专业设置了什么课程，课程在不同学期具体安排，所设课程对这个专业有什么意义，这门课程要达到什么目的、取得什么教学效果，都应当是学校预设好的。所以，在讲授前首先应当明确专业的培养目标，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应当根据其培养目标设计合理的授课内容。而一些高职院校培养目标并不明确，笔者在受到一次民营学院的教学邀请时，为进行合理的教学安排，向其教务部门详细询问授课专业、授课学时、相关课程，而其教务部门觉得奇怪，他们认为只要是同一课程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2.法律基础欠缺 笔者受邀给其他院校的会计专业教授经济法时发现，学生对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十分陌生。过去高等院校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是分别设置的，《法律基础》在高等院校中的时间安排一般是30-40学时，而2006年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各大高等院校将这两门课合二为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据统计授课时间还是30-40学时，以我校为例，总学时48学时，但理论课时仅有32学时，而法律基础部分一般是8-10学时，类似基本的普法教育，所以学生大都只了解一些皮毛，对专业法律知识所知甚少，没有积累法律语言，更没有形成法律思维。笔者在讲授经济法时发现，学生对课堂上老师所提到的法律名词十分陌生，光介绍一些基本的法律名词就占用了大量的教学时间，教学时间十分紧张。 三、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安排 笔者认为，对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基于专业的特殊性，在经济法课程的讲授过程中应当进行科学、合理的教学安排。 1.确定教学内容 对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经济法是工具，学生应当灵活掌握未来职业过程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了解基本的规范，处理相关的问题。与此同时，经济法是开启未来职业资格的“敲门砖”。我国对会计职业资格有一定的要求，无论是初级会计职称还是中级会计职称，甚至高级会计职称、高标准的注册会计师等，经济法都是其中必考科目之一，不容回避。比如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需要考两门，其中一门就是经济法基础。由于学时有限，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安排较为紧张，整个课程围绕会计职称考试内容，以在章节中介绍重要知识点的形式进行，通过真题和练习题的辅助加深记忆。在教授中按照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大纲安排章节内容，今天包括总论、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合同法、金融法、税法、反垄断等内容。 2.明确教学目标 针对相应的授课对象，应当明确本课程的讲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首先，要求学生理解基本的法律条文。针对大量陌生的法律词汇，了解其基本含义。对复杂的法律条文，不要求学生理解为什么这么规定，只要知道是什么即可。其次，培养基本的法律思维。在讲授过程中，要注意加强案例教学，要求学生面对具体的案件，有独立的分析和解答能力。最后，有基本的实践能力。例如：能够制作简单的合同，懂得基本的劳动权利和维权路径。 作者：连婷 单位：辽宁医学院 经济法课程论文:经济法实践课程改革初探 1经济法实践课程教学改革的依据 经济法作为独立学院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也是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所有工程类专业的选修课，是高校中开设最广泛的法学课程。为了能保证完成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目标，满足人才培养目标，经过若干年的教学探索和实践，逐步建立并完善经济法课程体系，形成以日常实务性教学内容为主，将真实案例纳入课程教学，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讨论和演练，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为支撑，有效配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新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在独立学院已经开始的“3+1”人才培养模式的大背景下，首先根据教育部关于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规定，针对不同课程模块，根据不同专业不同的前后续课程，修改、制定适合不同专业使用的《经济法学教学大纲》，根据不同的专业在教学内容上不仅要保证经济法整体内容的完整性，又要力求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体现出广泛性、开拓性和前瞻性。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具有较强的时势性、开放性及回应性，理论体系包含了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原理。与传统的法律部门相比较，经济法体系化程度与规范性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2经济法实践课程改革前期工作 2.1根据“3+1”模式修订经济法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方案 所谓的“3+1”人才培养模式即将传统的三年半理论课程和半年的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教学模式，改成三年时间完成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等课程的教学，一年的毕业实习及论文提前到第七学期开始，七八学期主要是实践教学环节。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结构决定着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具有特殊性，既要保证理论知识的系统全面，又要保证实践环节切实可行，真正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修订后的人才培养方案中，第七学期增加了法学类课程的实践环节，其中经济法课程实践环节占有大部分比重。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把实践环节作为一个独立的模块，是一个单独授课、单独考察、相对独立的实践体系。同时要求学生结合本校的实践条件，利用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实践调研报告；聘请法律实务专家担任校外兼职导师，邀请他们实质性地参与学生培养方案制订、课程设置和日常教学工作等培养工作。 2.2重构课程体系，制定新的实践教学大纲 新的培养方案的修订必然要重新修改教学大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当侧重于实务能力的培养，既要掌握扎实的法学知识，更要具备丰富的法律经验。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体现实务的理念，将法学原理与法律实践密切结合，将学生对法律实践的零散认知升华为系统的法律实务能力训练，成为实务课程教学的重要任务。 2.3编排合理的、实践性强的指导教材 经济法是一门实践性、指导性很强的法律类课程，要重新选定配套教材，并且编写具有针对性、指导性的《经济法实务实训规范》，一同作为同步配套教材。教材内容要注意设计合理，实用性强。实践指导的内容要与经济法基础课程的教材结构对应设置，每章都有突出重点及难点、实训和实践项目、实务操作和实际判例。教材框架上要便于学生了解总体内容结构，重点、难点是对理论教材重点、难点内容的浓缩，便于学生在学习时抓住重点。 3经济法实践性课程改革具体措施 3.1争取校外更多的支持和资助 在经济法实践教学改革具体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多种阻碍，不少问题不是在校内凭借学校和教师的努力就能够解决的，并且实践教学往往也是管理类、法律类、工程类课程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因此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来争取校外更多的支持和资助。 3.2重视社会实践的实践模式 社会实践是一种重要的实践教学模式，通过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把经济法课程内相关章节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和问题，在实践中去进行检验、验证，从经济法的实践教学模式中深化课程内容的学习。这就要求增强普法宣传，让学生学会运用已学到的经济法律知识去解决实践问题，提升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深入企业、法院进行实践性学习，积极参加法律援助活动，使学生具备灵活应变的实践应用能力。近年来，以法律援助为核心的实践模式在一些专业类法律院校中较为流行，以专业实习和模拟法庭模式成为实践教学探索的主要内容。工程类院校在学习完经济法理论课程后，可以到施工企业为农民工做相应的法律援助和法律宣传，把培养服务社会的观念和高度社会责任感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目的。实践性教学应当重视和支持法律援助活动的主导作用，并以此推进经济法实践性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同时要努力获取国家、社会和学校的有力支持。然而，重视社会实践的实践教学模式并不是无章可循的，需要遵循一定的章程，并配备必要的机构和专业教师进行指导、帮助。 3.3建立实践教学评估体系和激励机制 传统的对于学生的教学评估体系一般包括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个部分，但是由于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评估体系中没有详细的评估标准，对实践教学的评估体系没有详细的评估标准，因此，以往的实践教学评估常常流于形式，表面化现象严重，无法发现教学问题所在，也就不能有效促进实践教学的发展与进步。实践教学从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出发，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在面对实践问题时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学习，使法律知识得到升华，应用能力得到培养，这是实践教学的优势所在，也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实践教学与传统的实习课程相对比而言，不仅增加了实践性，还加强了教师对学生实践活动的监督和指导，能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模式的关键在于形成自身优势，追求卓越的教学效果，促进课程教学模式的深化改革。为此，在给学生评分的问题上，要建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套独立平行的教学评估体系。传统的对于教师的包括职称评定在内的评估和评价体系主要是看教师、出版专著的数量和级别，至于教师的教学效果仅是参考项目。而专职于实践教学工作的教师，必须而且应当花费大量的经历与时间于学生和教学之上。因此，对于专职实践教学的教师在学科定位、考评制度方面也应设立与理论教学独立平行的评价体制。另外，为了提高指导实践类课程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当将实践教学的工作量计入教师教学的总工作量中，并针对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及指导学生改革创新的情况设立一定的奖励基金，从而建立一套实践教学激励机制。 作者：刘晓旭 单位：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经济法课程论文:中药营销经济法课程教学应用 一、《经济法概论》传统教学模式 长期以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总在不断地探索、尝试、改进教学方法，但由于经济法课程的诸多特性，很多方法仍在尝试阶段，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 （1）实践教学欠缺。 经济法课程实践性强，然而，学生未能走出校门，对法律实际应用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只靠死记硬背。即使学校有实践教学设备，比如模拟法庭，专业性强，不适合中药营销专业的学生。 （2）理论知识枯燥。 经济法课程有大量的法律法规，很枯燥，如果采用填鸭式灌输，结局就是教师一个人在讲台唱独角戏，学生在下面睡觉、玩手机、耗流量，精力不集中。 （3）缺乏学习交流。 上课时，教师认真完成教学任务，下课后，教师乘坐校车回家。学生课上课下很少看书理解，很少交流、讨论，更谈不上将这些经济法知识进行运用。由于存在这些弊端，传统的教学方法远不能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对营销专业学生的要求。因此，必须尝试转变教学模式，使学生通过学习经济法的知识，将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为此，我们可以考虑将CBL与PBL教学模式运用到经济法教学过程中。 二、CBL与PBL教学模式 CBL模式即案例教学。这种模式可在章节知识点讲解完成后，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教师选取一个能够把控的现实生活中的典型案例，给学生提供一个类似真实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利用已经学习过的知识，认真思考讨论，并发表观点，进行自主分析决策。PBL模式是问题引导学习的模式。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强调以学生为主导，教师提供辅助服务。具体来说，就是在章节课程开始之前，教师先抛出一个问题，给学生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自学相关章节的知识，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去发现知识点，并解决这一章节遇到的问题，最后学生自我评价、教师点评，再引出知识点。两种方式目标一致，注重学生课程知识点的理解和运用，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运用多种方法锻炼学生，通过经济法的学习达到知法、守法、用法，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切身利益。 三、CBL与PBL模式在《经济法概论》课程设置中的实现 《经济法概论》内容概括起来为三个部分，第一，理论部分，主要是基本概念、发展历史、现状等；第二，专业基础部分，主要是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可以遇到的相关法律的介绍；第三，专业方向部分，比如，税法、金融法、劳动法、会计法与审计法、经济纠纷的处理方式等。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 （1）基本理论部分，可以采用PBL模式进行教学设计。 比如，第一章，认识经济法，教师作了简单介绍之后，可先设计问题，然后把学生分为若干组，让学生利用互联网、图书馆、教科书等下去认真查资料，第二次上课时学生分组上来讲述，每一组都可以进行补充直至知识点理解清楚。各组陈述完后小组派出代表进行总结评价，然后由小组交叉点评。最后教师总结，并再次给学生强调本章的重要知识点。 （2）专业基础和专业方向部分。 这部分内容较多，章节相互独立但又相互联系。每一章节内容都与现实经济运行密切相关，为了能更好地理论与实际结合，这一部分内容可采用CBL模式与PBL模式的灵活组合，通过案例、问题教学的方式让学生更深刻地学习并掌握各章节知识。比如，在合同法这一章，教师讲完课程内容之后，可以提供一个案例场景，然后让学生分组分别扮演订立合同的双方，双方要分别安排合同制定人、合同谈判人等，谈判人要运用商务谈判的知识进行报价、讨价还价、签约等，将商务谈判与经济法进行很好地交叉。 四、CBL与PBL实施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CBL与PBL教学模式确实能通过角色的转换，增加课堂互动，提高学生兴趣，但在运用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1）教师的理论与实践知识需要全面提高。 运用案例教学或者问题教学对教师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案例或问题教学后，学生会认真学习各章节内容，积极思考，会引发出很多问题，包括相关学科的其它知识点，需要教师一一解答，所以教师需要不断学习，多看书，增加理论知识，同时，也要能融入到企业等实践中去，扩大自己的内存，才能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进行知识点的详细精准的讲解。 （2）案例的选择或者设计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开放度。 案例时间上要新，关注度高，而且一定是与本章节联系比较紧密且没有明确答案的，学生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讨论、认真思考，最后由教师点评，和学生一起选择出一个最接近合理的答案。 （3）案例、讨论课程上时间的把握。 一个案例有时会讨论很长时间，教师对时间要有很好地控制，不偏离课程教学大纲，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对相关知识点有很深入地理解。 （4）课程气氛的控制及学生能力的培养相结合。 在选取表演案例的学生时，虽然是随机的，但也要考虑学生能把握节奏，控制教学进程。作为营销班的学生，每个学生都应该培养自己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演讲能力等综合素质，针对较内向的学生，需要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多鼓励他们锻炼，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作者：胡期丽 刘维蓉 胡奇志 曾振兴 单位：贵阳中医学院 经济法课程论文:经济法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一、我院《经济法概论》课程教学的特点 《经济法》课程是面向我院药学院中药学（营销方向）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作为非法学专业开设的课程，《经济法概论》课程具有其特别之处：第一，教学定位与培养目标特殊。我院营销方向经济法概论课程教学的教学目标定位于提高中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及营销人员追求交易稳定，确保交易安全，事前防范交易风险的知识和能力。其对中药学营销方向学生经济法教学课程的要求要低于法律专业学生的教学要求。第二，前期理论基础知识较为薄弱。我院营销方向的学生前期开设的课程仅有法律基础一门。要使学生在无太多法学基础、课业负担沉重的情况下尽可能掌握与企业经营有关的可操作和实用的经济法知识，要求就更高。第三，内容多、课时少。《经济法概论》课程中，需要把握的法律知识涵盖了民法、商法、经济法等多个领域的内容，仅单行法就有二十个左右，而课时数仅72学时，呈现出内容多、课时少的局面。 二、我院《经济法》概论实践教学现状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员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在高等教育中，实践教学的地位正愈显重要。从我院目前的专业计划来看，《经济法概论》课程总课时为72学时，其中，理论课68学时，实践课4学时，课程设置中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分配比例悬殊过大，基本上是纯理论课程。由于实践学时的单薄，使得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过于单调。在教学模式上，多采用传授—接受式、探究式、现象分析式、合作学习式等较为简单的教学模式，没有切实地做到以学生为教学中心、教学模式多样化的要求；在教学方法上，多是案例讨论或给学生播放庭审录像等，不适应新形势下高等教育中关于课程设置的要求。 三、对我院《经济法概论》实践教学的探索 （一）以实际应用为切入点，加大实践教学课程比例 目前的教学大纲中，我院《经济法概论》的实践教学环节仅涉及两个章节，即合同法2学时，诉讼与仲裁2学时，共计4个学时。合同法是本门课程教学的一个重点，也是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会广泛接触到的。诉讼与仲裁是程序法，实践的目的主要是要求学生把握庭审的程序及相关环节。从近年来营销方向毕业学生的反馈情况来看，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大学一毕业就面临着与相关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之需。由于创业的需要，大学生创业之初还会涉及到合伙企业的设立、公司的设立，可能需要向银行等相关金融机构进行借贷，会涉及到抵押等担保问题。可见，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实际运用到的法律知识越来越复杂，对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实践要求也越高。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网络的兴起，学生在营销工作中涉及的票据关系量并不大。因此，以实际应用为切入点，对教学大纲的整体结构应及时作出修订，加大实践教学环节及课时比例。具体修订为，除原4个实践学时外，企业法、公司法、担保法、保险法、知识产权法、劳动法各增加1学时，共计10学时。 （二）切合实践教学内容，做到以学生为教学中心 如今，网络信息资源丰富，在实践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可适当互换，学生要变为课堂的中心角色，以突出学习的主体性和必要的主动性。在《经济法概论》实践课中，对于部分知识，可由学生下去广泛查阅资料自学，而老师布置实践作业穿插其中。如合伙企业法中对于合伙企业协议的签订，即可采用课下查、课中做的方法，让学生分组演示协议的磋商及签订过程，最后由老师进行点评。 （三）切合实践教学内容，做到实践教学方法多样化 在《经济法概论》实践教学的课堂设计中，不仅要运用好传统的案例教学，更要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来保证教学的有效性。对于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最有可能接触到的相关内容，如合伙企业协议的签订、劳动合同的签订等，可采用分组角色扮演的方法来进行，让学生切身体会，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点的印象。对于程序性的知识，如庭审过程，可运用视频或外出观摩先把握后再设计相关案例让学生进行实际操作，让学生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再到切身体会，更符合学习的渐进性。此外，在教学中，还可采用小型社会调查等形式让学生融入社会经济生活，运用法律知识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作者：刘维蓉 胡期丽 胡奇志 曾振兴 单位：贵阳中医学院 经济法课程论文:高校法律经济法课程教学 一、《经济法》的教学思路 高职教学的特色在于侧重实务性，认为理论知识“够用”就好，职业技能更为重要。何为“够用”呢？学生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足以支撑其将来所对应的职业岗位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就可以了。而学生需要掌握哪些理论和职业技能技能，取决于市场对该专业适应的职业岗位的要求。因此，要探讨法律文秘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思路，必须先观察法律文秘专业适应的职业岗位。法律文秘专业的设置，是立足社会对既懂法律又懂文秘的应用型人才的需要。但法律文秘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本科院校的法学专业培养目标又不一样。法律文秘专业所要培养的是面对基层的初级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其所面对的岗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低层次的律师助理，要求从业人员要有基本的法律知识，要懂得帮助律师准备简单的诉讼或非诉讼的法律文件，处理各种辅助性的事务；第二类是中小民营企业的法务人员或者懂得处理简单法律事务的文秘人员，一般来说，企业遇到法律纠纷的时候都会考虑找法律顾问来处理，所以企业中的相关法务人员其实还是起到辅助的作用；第三类是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辅助人员，高职毕业生在这类岗位上主要是负责整理文件、速录等，尤其是速录工作，法院检察院的速录岗位要求速录人员要懂得各个部门法的术语和基本规则，目的是提高记录的速度和避免出错。从上述三类岗位来看，法律文秘专业的学生从事的都是与法律相关的辅助性工作，这些岗位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高，只要求懂得基本的规则，懂得简单的实务操作技能即可。因此，在法律文秘专业的法律专业课程的教学中，没有必要要求学生掌握太多太深奥的理论，只要掌握与相适应的岗位会遇到的法律实务相关的一些基本理论即可。根据这种职业岗位的要求，我们确立的《经济法》教学思路就是，以法律文秘专业适应的职业岗位为核心，根据职业岗位业务活动范围来确定《经济法》教学内容，根据职业岗位要求的技能来设置实操训练，使学生不但知法、守法，还懂得在工作中用法。 二、《经济法》教学内容的取舍 目前市面上很多经济法的教材在内容体系上都倾向于，先花大篇幅讲述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包括经济法的产生、概念、特征、调整范围、作用、地位、基本原则、体系、渊源、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律责任等，再讲各个部门法。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讲，教师完全没有必要在课堂上讲述各种学术争议，只需要掌握通说即可。在总则部分，教师需要给学生简明地讲述经济法的概念、特征、调整范围、作用、基本原则、渊源、总的体系、经济法律关系构成要素、法律责任的性质，其他的内容没有必要赘述。因为作为经济法学习的基础，上述内容已经足以支撑学生进入分则的学习。在分则的教学内容选择上，我们需要考量职业岗位业务活动的需要。以企业中的法律文秘人员为例，作为企业中的法务人员或者准法务人员，从业人员需要掌握如何设立企业，需要掌握企业内部组织机构的组成和运行规则，需要掌握企业破产的基本流程，需要掌握参与市场竞争的法律底线、经营者在与消费者交易中的义务和责任、法律对产品质量责任的规定、法律对于产品价格的规定、财务税收制度以及政府采购的规定等，根据这种岗位的需求，教学内容可以这样安排：在市场主体法的部分，企业法是必须讲述的内容，尤其是企业登记制度和企业组织法的内容，还需要讲《企业破产法》；在市场规则法的部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责任法》都必然是教学的重点内容，尤其需要理论结合实训；《价格法》、《会计法》、《审计法》也需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规则；在宏观调控法方面，大专层次的法律文秘学生进入政府部门管理层的可能性较小，进入广东地区的金融机构法律相关岗位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宏观调控法、金融法等内容可以略讲或者不讲，由学生根据兴趣选择自学，但税法、政府采购法等内容与企业关系密切，应当把基本规则纳入教学内容；在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领域，《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与学生自身以及将来面对的工作岗位都有密切联系，也应当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另外，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广告法律规范和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也可以纳入教学内容。总的来说，在《经济法》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应当根据职业岗位要求来设置，并且根据社会生活的发展弹性安排教学内容。 三、《经济法》课程的实训安排 高职院校普遍要求在教学中安排相当大比例的实训课时。《经济法》课程的实训课安排应当尽可能模拟学生将来走上职业岗位的工作状态。以律师助理岗位为例，假设律师要求律师助理帮忙给客户准备设立合伙企业或者公司的文件，向客户解释设立企业的流程，如果学生在学校就曾经模拟设立合伙企业或者公司，体验过相关的流程，就能够比较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因此，教师应当根据法律文秘专业所适应的岗位要求来安排实训。在市场主体法的部分，可以设置企业申请设立登记的实训项目，要求学生模拟设立企业，也可以设置企业破产申请的项目，要求学生绘制破产流程图等；在市场规制法部分，可以要求学生模拟模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断定与投诉、模拟质量侵权的申诉与处理、模拟撰写投诉书、模拟为企业被消费者投诉做法律风险分析、模拟撰写律师函、模拟法庭等；在宏观调控法部分，可以要求学生模拟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和咨询等；在社会保障法方部分，可以要求学生撰写劳动合同或者模拟处理简单的劳动合同纠纷等。这些课堂实训项目虽然和学生日后遇到的实际工作任务内容不完全一致，但在方法和要求上是一致的，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能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提高，日后参加实际工作可以尽快上手。需要说明的是，《经济法》教学中的实训项目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学生学会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所需要的职业素养。 四、《经济法》教学方法的优化 法律规则的学习和理解往往需要生活经验的积累。而在校学生恰恰缺乏生活经验。《经济法》课程的很多内容，在学生看来是比较遥远和无趣的，例如企业组织法，学生往往觉得枯燥无味，认为不如民法和刑法贴近生活又生动有趣。然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应当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配合度，师生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一）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中的运用是非常广的。可以在一个新的知识点讲述之前，以真实案例来引发学生的讨论，共同总结出法律原理；可以在一个知识点讲述过程中，举例帮助学生理解；可以在一个知识点讲述完之后，设置案例分析题来帮助学生检验和巩固知识。从教学实践的效果来看，教师在采用案例教学法的时候，要注意三点，一是挑选案例要与时俱进，要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真实的典型案例，毕竟如今的授课对象是在发达的信息网络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人，最好避免用陈旧的案例；二是讲述案例的时候注意设置一系列小问题，引发学生进行阶梯式的思考，避免教师一直讲，学生不动脑筋等答案；三是在案例讨论完毕之后，应当有总结和深化的环节，引导学生举一反三，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项目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实质上是要求学生带着任务去学习。对于《经济法》教学来讲，就是给学生布置相应的职业岗位中真实具体的工作任务，围绕这个工作任务，师生共同学习与这个任务相关的知识点和原理，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执行方案，最后检查和评价工作过程以及工作结果。使用项目教学法的时候要注意三点：第一，项目的挑选既要符合职业岗位的实际，也要难度适中，避免太难的项目打击学生效能感或者太容易的项目无法引发学生的好奇心；第二，项目的设置要突出培养的能力目标，选择合适的教学组织形式；第三，项目教学法不能承载《经济法》的全部教学内容，因为法律课程毕竟还是文科的课程，需要法学理念和人文素养作为基础，不能把所有的教学内容当成机器零件，只做简单的拼接，这是不符合法律学科的特点和实际的。 （三）实物展示法 由于学生的生活经验很有限，对于经济法所涉及的某些概念理解上会存在困难，如果教师能够给学生尽可能提供实物或者进行直观的演示，既能帮助学生理解，也能增加课堂的趣味性。例如，讲述企业登记制度的时候，可以向学生展示真实的企业营业执照图片；讲述非现场购物的无理由退货的时候，可以向学生展示淘宝的“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图片；讲述不正当竞争的时候，可以向学生展示侵权产品的图片或者实物等。除此之外，还有多种教学方法可以灵活穿插运用于《经济法》的课堂教学中去，有助于营造生动活泼、师生互动良好的课堂氛围，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课程教学目标。 五、《经济法》课程的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有学生学习的指挥棒的作用。如果按照传统的考核方法，重理论而轻实践，学生只要期末背背书考过笔试就可以，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往往难以被调动起来，多半是平时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因此，《经济法》课程的考核也可以灵活设计，可以把学生平时参加实训的成绩作为考核指标，并加重平时的实训成绩在期末总评成绩中的比重，可以达到50%以上，迫使学生必须保证平时要积极参加实训项目；同时，还可以以小组协作完成的项目作为考核内容，培养学生在工作中团结协作的能力，通过这些灵活的考核方法，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职业技能，培养学生职业素养，达到教学的目的。近几年来，《经济法》项下的子部门法修改幅度比较大，社会岗位对法律文秘人才的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职业岗位的需要就是高职院校课程教学的指挥棒，教师应当关注法律和现实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立足于培养应用型法律文秘人才的培养目标，对《经济法》教学做更多的思考和改革。 作者：庞静 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法课程论文: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探讨 一、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作用 案例教学法受到老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据统计，超过八成学生认为案例教学非常有必要，可以说案例教学在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案例教学寓教于乐 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基础相对较差，且很多学校都是入学第二学期开设经济法课程，其他的财经类专业课程尚未学习，要理解抽象的法律术语和专业性极强的法律条文，确实存在一定难度。而案例教学通过一个简单的案例让学生迅速理解并掌握，使繁琐无味的经济法更加易懂。同时，案例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让他们愿意去学习。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为例，讲授纯理论章节时，学生大多低头玩手机、睡觉或者干脆翘课，学生兴趣不高，参与度不强；而一谈到案例分析时，学生举手发言活跃，兴致高涨，互动性很强。 （二）案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活学活用 以往的经济法教学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师在讲理论知识，与学生的交流较少。而案例教学则将填鸭式的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参与，改变他们被动学习的状况。与此同时，案例教学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分析推理、表达和社交等各方面能力，使其全面发展成为应用型学生。 二、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现状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教学方法，上世纪80年代，它从英美法系国家介绍到中国。现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案例教学法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老师使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更强。但是，对于案例教学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中的应用效果，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案例教学形式缺乏新意，很多老师的案例教学仍局限于口头讲授；选取的案例质量较低，据统计，68.8%的学生认为老师在经济法课程中选取的案例一般，实践性和时效性都不够强；教师参与度、学生主动参与度不足，使得课程气氛不是过于沉闷，就是泛泛而谈。 三、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完善 完善和改进案例教学是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的新要求，不能在以往填鸭式灌输教学的基础上加几个案例就是案例教学，也不能过于简单化理解案例教学，而是应当在教学理念上有所转变，以学生为主体，着重培养学生自主参与学习意识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一）案例教学要与讲授教学相结合进行 运用案例教学法开展教学活动，是在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的，因而，案例教学还要与讲授教学相结合进行才可以。否则，学生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就进行案例教学的话，难以对案例中的知识点作出准确判断，对于案例的理解也仅局限于表面，也不能很好的运用相关法律法规或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更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 （二）案例选取要有针对性、时效性和实践性 在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引用案例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分析案例能更好的掌握知识点，因而，案例的选择必须具有针对性，否则不仅没有起到应有效果，反而让学生更加疑惑。同时，民办高职高专开设经济法课程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如，合同法一章学习时，可以选取跟高职高专学生自身相关的案例，毕业后如何签订、解除合同，发生纠纷如何维权等。选取这些时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案例能让学生更好的投入学习，增强他们对现实生活的风险防范和运用已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活学活用。 （三）案例教学形式可多样化 从案例总向实践，是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教学的必然结果。因而，我们要采取多种形式将案例呈现到我们的现实实践中。除课堂讲授案例、案例讨论等形式外，还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建立模拟法庭的形式，组织学生扮演不用身份的当事人模拟案件，让学生在真实的体验中学会分析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与当地法院联系建立校外实践基地也不失为一种案例教学的好方法，通过组织学生旁听庭审，让学生在现实的案件中了解如何分析案件，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实践分析能力。 作者：李平 单位：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我国法学教育始于清末，此后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发生过几次较大的变化。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强调“应用性”人才的培养，但目前法学人才培养上依然存在职业教育不足的问题。国外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大体可分为“学术教育”模式和“职业教育”模式两种。此外，韩国近年来还创立了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教育模式。我国可以参照韩国的法学教育模式，对现有的法律硕士培养方式进行改进，确立本科阶段为“学术教育”、法律硕士阶段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本文对于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沿革进行论述，在借鉴国外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方案。 一、我国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沿革 我国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法家”学派，但“法家”思想和现代法学相距甚远，其招收门徒并传播思想并不能视为是进行法学教育。现代法学起源于西方，我国法学教育最早出现在清末，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清朝末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国的国门，清政府被迫和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此时中国了解国际交往规则的人才奇缺。1867年，同文馆开设了国际公法课程，以培养通晓国际法的外交人员为目标，希望能够通过法律手段在外交中维护国家利益，这是我国现代法学教育的开端。但此时我国的法学教育，受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注重“西艺”而排斥“西政”，并没有将宪法等包含西方法治思想的学科引入中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体西用”思想被抛弃，“变法图存”的思想逐渐兴起。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成立，开设“律例”，开启了我国法科专门教育。1898年，光绪皇帝进行了戊戌变法，颁布了大量体现西方思想的法律，虽然变法失败后新法大部分被慈禧太后废除，但在1901年，清政府迫于压力，宣布实行“新政”，又重新颁布了大量的新法。为了培养能够应用新法的人才，清政府开始大力推行法学教育。1906年，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举办了法律本科。1910年，京师大学堂政法分科大学成立，其法律学（系）开设了法律学原理、各国宪法、各国商法、交涉法等14门课程，我国法学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日趋完备。此时的法学教育以培养能够适用新法、具有民族复兴意识的人才为目标。在教学内容上以西方法学理论为主，使得西方法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在民国时期，除了官办大学外，民办大学也开设法学专业，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汪有龄在北京创办朝阳大学，借鉴了日本法学教育模式，主要采用大陆法系的教学方法，以培养法律应用人才为目标，其毕业生为国民政府以《六法全书》为核心的法制体系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1915年，美国基督教差会监理公会在上海创办了东吴大学法学院，借鉴了美国法学院教育模式，主要采用英美法系的教学方法，以“完全掌握世界主要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为目标，其毕业生较为熟悉国际法，为国民政府的外交事业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之后，法学教育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但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存在“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之争，至今也无定论。在2012年教育部编写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提到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由此可见，上述培养目标将法学教育定位于应用型的“专业教育”。在2012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将“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作为培养目标，提出“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的要求。因此，该文件将法学教育定位于“职业教育”和“通才教育”。 二、国外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从国外来看，法学教育存在“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种模式。在“学术教育”模式下，法学教育主要采取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即教师讲授法学理论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很少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在“职业教育”模式下，通常采用“案例教学”和“法律诊所”教学方法。教师不直接讲授法学理论，而是引导学生通过研读案例来获取知识，或者通过处理案件来获取知识。目前来看，包括英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用“学术教育”模式，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则采用“职业教育”模式。此外，还有兼具“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混合模式，比如韩国的法学教育模式。英国虽然属于英美法系国家，但其大学法学教育采取的却是“学术教育”模式。从英国法学教育的历史来看，最初的法学教育是由律师会馆承担的，采取的是“学徒式”教育模式；英国大学并不进行法学教育，担任律师也不需要大学文凭。20世纪初，英国法学教育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大学参与到法学教育之中。英国法学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大学承担法律基础教育，律师学院和律师事务所承担职业教育。学生获得大学学历后，还需要再接受职业教育才能够从事律师职业。由于英国实现了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离，英国大学重在传授学生理论知识而不是实践技能。因此，英国大学法学院开设了大量的法学理论课程，此外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还开设哲学、经济学、历史学、逻辑学等课程。由此可见，英国大学法学教育是一种“通才”教育。美国法学教育起初沿袭英国模式，先是采取学徒模式，后来独立设置的法学院和依附于大学的法学院成立，成为法学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在教育模式上，美国起初也是采取类似英国的学术教育模式。182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进行了改革，将人文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分离，要求学生在入学前先要获得其他学科的学位，法学教育成为大学后教育。法学院主要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在教学方法上采取案例教学法，推行法律诊所等实践教学模式。由于学生在接受法学教育前就已具备其他学科的知识，因此美国大学不必要像英国大学那样，通过开设众多基础课程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由此可见，美国法学教育是“专才”教育。除了英国和美国的教育模式外，韩国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后，形成了兼具“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特征的混合教育模式。在改革前，韩国采取的是类似英国的学术教育模式，目的是培养“具有一般法律修养的社会人”。2007年，韩国颁布了《关于设立并运营法学专门研究生院的法律》，将基本法学教育和专门法学教育进行分离，设立了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此后获准设立法学专门研究生院的高校不能从事法学本科教育，而没有获准设立法学专门研究生院的法学教育机构则继续开展法学本科层次教育。法学专门研究生院的入学资格和美国类似，要求学生必须已经取得学士学位，但与美国法学院J.D.学位只招收非法学学位的人不同，韩国的法学专门研究生院也招收一定比例的法学学位学生。此外，只有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毕业的学生才能参加律师考试，从而获得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韩国法学专门研究生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健全职业伦理观和快速有效解决复杂法律纠纷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的法律人”。由此可见，韩国法学专门研究生院进行的是职业教育，学术教育则由普通大学法学院承担。 三、我国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进 虽然我国教育主管部门一再强调，法学教育要突出职业性和应用性，但从目前来看，我国法学教育是类似于英国的学术教育模式。我国法学院的入学要求和英国及韩国类似。法科生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因而和其他专业一样属于本科教育。在教学模式上注重法学理论的讲授，而不是职业技能的训练。我国法学毕业生一般不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技能，需要在工作岗位上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才能达到职业要求。虽然我国法学院校也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部分院校引入案例教学法和法律诊所教学等教学模式，但这些也只是“点缀”，法学教育面貌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法学和其他学科相比具有独特性，属于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兼而有之的学科。有人将律师比作医生，认为医生是治疗身体疾病，而律师是治疗社会疾病。但律师和医生的不同之处在于，医生只需要掌握好医学知识就足够了，而律师则要掌握除法律之外的人文知识，有些时候甚至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因为不同的案件可能涉及不同的行业，如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就要求律师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建筑纠纷案件的处理，则要求律师具备一定的建筑学知识。此外，案件的处理还要考虑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掌握一定的人际沟通技巧，这些都是在书本中学不到，只有通过实践中才能掌握的职业技能。正因为如此，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看，完整的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结合。采取职业教育模式的国家，会要求学生入学前已接受过学术教育，如美国法学院的入学要求是学生已经获得过其他学科的学位。采取学术教育模式的国家，则要求学生毕业后再接受职业教育，如英国法科生从法学院毕业后，还要在律师学院和律师事务所接受职业教育。采取混合教育模式的韩国，则是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都由大学来承担。从我国来看，学生从大学毕业后，并没有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职业教育，基本就是在边工作边学习。近年来，律师协会也注意到了职业教育的不足，因此规定实习律师必须参加不得少于1个月的集中培训。对于在法院、检察院工作的毕业生而言，则要参加初任公务员的集中培训。但无论是对于实习律师的培训，还是对于初任公务员的培训，在职业培训时间上比西方国家要短。在培训效果上很多流于形式，导致我国法律职业者在素质上整体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改进法学教育模式方面，我国曾进行过尝试。1996年，我国开始设立法律硕士学位，要求报考法律硕士的学生需获得非法学学位，就是借鉴美国职业教育模式的结果。然而，我国和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没有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而我国却有法学本科教育。从2009年起，法律硕士学位也招收本科为法学学位的学生，因而有了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非法学）之分。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一般定位在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然而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法硕（非法学）教育基本上和法学本科教育差不多，都是以法学理论教学为主；法硕（法学）教育则和法学硕士差不多，都是以学术教育为主。因此，我国的法律硕士教育并不能弥补我国法学职业教育不足的缺陷。为了弥补我国法学职业教育的不足，提高法律职业者的整体素质，我国应当学习韩国模式，改革法律硕士的培养模式，将获得法律硕士学位作为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前提。在教学内容上，应规定法律硕士以职业教育为主，引入案例教学和法律诊所课程。为了保障法律硕士学位的培养质量，应当对办学资格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在师资上要求教师必须有一定年限的法律实务部门工作经历。为了突出法律硕士的独特性，还应当规定招收法律硕士专业的法学院校，应当停止其法学本科教育。在学生的入学资格上，对学生本科所学专业不作要求，并且应当规定所招收的非法学学位的学生不低于一定的比例，从而实现培养“复合型”法律应用人才的目标。这样，我国法学教育就分为了两个阶段，本科阶段是学术性教育，而法律硕士阶段则是职业教育，从而实现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的素质将会得到大幅度提高。总之，我国在法学人才的培养上，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为了满足国家对于高素质法学人才的需求，就应该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勇于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我国法律硕士培养已有30年的历史，借鉴韩国的“法学专门研究生”培养模式，对其目前教育模式进行改进，则可以实现“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兼顾。 作者:孙首灿

法律与道德论文:浅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必须厘清的几对关系 论文关键词：教材教学　内化外化　知行合一 论文摘要：本文从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内化于心与外化于形、知行对立与知行合一等关系中阐述了如何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问题，认为要使学生通过“这一本”的学习达到自觉地去学其他“无数本”的永恒教育和修为目的，必须创设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并整合各种教学方法的优势，从而达到入眼入脑入心入境的境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是由《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有机融合而成的一门新课程．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基本内容．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为主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基于此，本人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探索，感觉到在该门课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尚有几对关系必须厘清。具体来说： 一、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大学生的诸多综合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素质．它的优劣或好坏。决定着大学生的整体素质的性质与方向。而上好这门课的目的旨在培育和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使之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的“四有”新人。但要真正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仅靠《基础》这门课薄薄几章内容是不够的，“十处树木，百年树人”，这首先就要从教育理念方面有所突破。处理好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对刚人校的学生来说，对薄薄的《基础》课很容易产生错觉，加上中学已有所涉猎，对该课程的学习有轻蔑的倾向．会局限于对一些理论概念的掌握，而忽略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长期修为的实践意义。因此，教师必须首先树立对该课程永恒教育的理念。要知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动态的永恒的课题，必须始终以学生为本，以开放的阳光的智慧的心态明确告诉学生．学习该课程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思想道德素质培育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是每个学生毕生都要不断地磨砺和锤炼的过程。教师的职责在于启发和引导学生不单单去学“这一本”．而是要通过学“这一本”自觉地去学其他的“无数本”：不单单是蜻蜒点水学一点概念知识，而是要系统地学“大部头”；不单单是大一这一年“必修”的课。而是大学四年甚至毕生都“必修”的终身课程．必须兼收并蓄，用全人类的道德知识财富丰富自己的头脑。其次，需要创设一个有利于学生心智健康成长的人文环境。因为思想道德修养教育不只是几位任课教师的事情，任课教师在这里只起个直接牵引的主导作用，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种氛围。需要上至校长下至普通教师各个层面的配合．所有授课或不授课的教师都能担负起为人师表的职责．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教书育人的环境，使校园真正成为“道德良种”的培育基地。如果我们的教师本身不能为人师表或经常以调侃甚至搞笑的话语解读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或者整个高校校园充斥着各种权钱、权色交易的“潜规则”或学术腐败，连培育人才的环境都被异化、被污染，那么即使是编有再好的教材和拥有再好的任课教师。对学校的人文环境来说只能有百害而无一利，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恐怕是难以肩负道德重任的。 《基础》课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知识性、综合性和实践性为一体的课程，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不应是单一的灌输和被动接受，重在开启、重在点拨、重在举一反三。在教育过程中要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要创新实践教学环节。要把实践教学纳入考核评价的范围，探索出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引下的教育实践，就是既要重视课堂教学，更要重视课外教学；既要重视理论教学，更要重视实践教学。 二、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 众所周知，要上好这门《基础》课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是这是一门必修的又被人误认为是务虚的公共课，对大学生来说，专业课才是他们将来找的学习缺乏内在动力。二是课程内容中学有所涉猎，教材内容自学也能看懂，加之书中有些内容理想与实现存在反差。增加了教好这门课的难度。三是这是由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合并而成的一门新课程．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新探索，内容多，全面掌握有一定难度。四是大多高校上这类课都是大班。课堂人数多，师生互动交流难。针对以上几种情况，要提高《基础》课的教学效果，真正使之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的课程。就必须抓教材、抓教法，必须厘清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实际上它们之问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教材本身而言，《基础》课是经过教育部审定的重点学科和重大攻关项目，有自己的体系，这是不可变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照搬照抄就形成教学体系了；就教学而言，教学源于教材、离不开教材。因此作为教师，首先必须吃透和熟悉教材，深刻领会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认真消化教材内容，把握教学目的与要求、重点难点，将教材作为备课、写教案，形成自己教学语言体系的基本依据。这是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的第一步。其次，必须将教材体系有序地转化为教学体系。教学体系是紧紧围绕教材而又不拘泥教材的一种融合了教师辛勤劳动的思维成果，是教材有机的延伸和补充，它立足于教材，又深化和充实了教材，是教材体系艺术化、生动化和形象化的体现，目的是通过教师在课堂激活静态教材的辛勤劳动即时地将教材重要信息双向互动地传达给学生。这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形成一个中心内容并围绕这个中心来组织课堂教学。其三，整合各种教学方法的优势，有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加以施教。其特点和优势是变单一的教学模式为综合的或多样的教学模式。避免了过去在教学方法改革中往往简单地用一种方法去取代另一种方法的片面性。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在教学方法上侧重面应该有所不同的。道德教育在于以现实的道德楷模的人格魅力和身边的人与事去感化、感召和影响人。在教学过程中应给予学生恰当的激励、赏识、理解和帮助，努力创设一种和谐、愉悦、智慧、民主的情境氛围，多给学生提问、回答的机会，注重讨论式和启发式活化课堂教学，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和以形示人，带动学生提高思想觉悟，升华人生理想，实现崇高的人生价值。而法制教育不要贪多求全，要突出重点．要有针对性，要联系当前的法制建设进程以及学生生活实际，重在法律思维、司法伦理和法律职业技巧的初步训练，适当创设技能演练的模拟场，采取体验式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等形式，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趣味性。 三、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的关系 思想道德教育切忌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教学环境下，过分而单纯地注重知识的传授．把大学生当作一只机械的“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没有思维的碰撞，没有知识的消化吸收，没有感性到理性的交融，使接受者感受不到知识的价值和乐趣，缺乏对道德、法律等知识原素自愿自觉的追工作安身立命之本。对这门课求，缺乏对人生美好生活、健全人格和阳光心智的向往。使整个教学过程变得机械、呆板而又显得程式化，这显然是一种“授之以鱼”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最终导致学生被动、依赖、丧失主动性，过于服从权威和教条，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所以，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停留在此。不仅要“授之以鱼”．让大学生充分掌握并拥有这条“鱼”，把“鱼”牢牢拽在手上。同时更重要是要“授之以渔”．让大学生学会和掌握捕鱼的方式、方法，利用这种方式、方法去渔猎更多的“鱼”，使教育的目的能与受教育者的身心活动相融合，成为一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潜移默化的心理活动过程，充分开发大学生的自学潜能，使大学生养成一种对思想道德知识学习的自觉追求。真正塑造学生的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何况，思想道德修养是每个大学生毕生都要修为的漫长过程，且仅靠一二本薄薄的教科书是无济于事的，要靠社会实践的磨爬滚打的历炼，在实践中去百炼成钢。特别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文化中早就存有不少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道德观点，有些闪烁着智慧光芒能求仁求义求忠的观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去采撷和去吸纳，成为当代大学生赖以终生学习修为的事情。再如法律知识浩如烟海，想通过十来个学时的法制教育使非法律专业大学生都具有全面的法律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点到为止，引发他们对法律学习的兴趣，如果片面地去追求传授应用性法律知识，必然挂一漏万。通过这十来个小时法律知识的学习，使大学生领会法治精神，培养现代法治观念，这才是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关键。所以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重点应该是法治观念的正确引导，尤其要重视培养他们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的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 四、内化于心与外化于形的关系 《基础》课是一门政治性、伦理性、实践性和科学性很强的课程。大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系统的学习，能够把所获得的道德理念、道德知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想法和认知。进而启迪自己的心智和灵魂，外化为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修养的能力，从而成为高尚思想道德品行的履约者和实践者，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内化与外化教育交替融合的过程。因此，《基础》课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内化于心与外化于形是辩证统一的。内化教育是外化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内化教育就没有外化教育：外化教育又是内化教育的外显和表现，没有外化教育．内化教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实际意义。它们互相渗透，内化教育中有外化，外化教育中有内化。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我们不能人为地把两者割裂开来。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谁比谁重要，而应该用内化于心的教育成果推动外化于形教育．用外化于形的教育实践巩固内化于心教育，使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因此要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切忌仅仅停留在《基础》课考试的分数高低或写一二篇读书笔记的好坏上，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这)种情况，有的大学生对思想道德和法律知识的内容耳熟能详．对主要观点背得滚瓜烂熟、平常也能侃侃而谈，但在日常道德的修为上不一定能得到大多同学的认同，而那些平时成绩平平、不太声张、说话有点迟钝迂讷的学生反而是道德的楷模或佼佼者。赢得同学们的赞同和认可．究其原因是由于前者对思想道德的核心价值观理解不透彻、思考不深人、认同不到位，没有真正把这些价值观融入自己的血肉之中．成为自己身心的一部分。实际上内化于心过程就是要使大学生真正信奉，把得到的知识、理解和判断内化为自己的想法和认知，使这些价值观人眼入脑人心入境，把外在要求变为内在需要、把他律的思想道德原则转化为内在自律的思想道德品质的过程。内化得越迅速，说明思想教育的成效越明显；内化得越彻底，说明核心价值观树立得越牢固，就像盐融于水一样成为自己生命血液中的营养，这样才能铸造和培养出自重、自尊、自信，思想品质堪称一流的大学生。 五、知行对立与知行合一的关系 在这里，“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包括知识、知觉、思想、认识等：“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包括行为、行动、践履、实践等。因此，“知”与“行”关系，也就是指的思想道德意识和思想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目前高校思想道德教育最忌讳的是知行对立和知行脱节，“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行而无知”，“行”就缺乏力量支撑。因为道德意识表现为道德行为，所以思想道德行为离不开思想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相得益彰。如果不去履行、不去修为，不能算是真“知”。“知”是为了更自觉地“行”，“行”是对“知”的最好检验和落实。如果知行脱节，坐而论道。夸夸其谈，不愿意身体力行；或者知行背离，说一套做一套，阴一套阳一套，那么，培育思想道德核心价值观就成了“豆腐渣工程”。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存在知行对立或知行脱节的情况．大学课堂教学在整体上缺乏现实感和生活感。积极的、主动的参与大班听课毕竟不是大多学生发自内心的驱动力，有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才来听课，目的并不在于追寻自己本身思想道德素质的优劣。而在于猎取现实的可增加将来就业砝码的分数的高低。学生潜意识里注重的是专业的书本世界和未来的就业世界，因而存在着一种疏远于当下思想品质的训练和健全人格的煅铸，没有心思和闲暇去发掘去培育自己道德的修为。甚至现实的就业用人制度会牵引着他们走向一种既定的生活和学习模式。导引“知”与“行”走向的分离。难以达到高度的统一。当前高校应该关注思想道德教育知行脱节的倾向。高校思政教师更应积极探索并建立“知行合一”“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 法律与道德论文:试析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实效性途径探析 [论文摘要]一直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讲课大道理多，内容枯燥乏味，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为了调动学生学习本课程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笔者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论文关键词]教学实效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实效性 一、整合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变系统讲授为专题讲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容十分丰富，讲授的道理很多，过去本课程基本上采用系统讲授的方式，力争面面俱到，但由于教学时间十分有限，最后这种讲授往往变成泛泛而谈，理论讲不深讲不透，实践教学也无法进行，学生对所学内容没有什么印象。而专题讲授则可以突出重点，集中时间和材料，对热点、难点、疑点问题讲深讲透，达到解决学生现实思想问题的目的，所以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内容上，部分教师采取专题讲授方式，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针对大学生身心特点，紧贴教材内容，把社会外在要求和学生内在需要结合，把教学内容分为十个专题，即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及成长规律；大学生的学习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大学生身心健康与调适；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民族精神的培育；人生观的形成和价值观的选择；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宪法原则的领会与宪法精神的遵从；社会主义基本法律制度的具体与深化等十个专题，这样既能突出重点，又能把问题讲解透彻，而且教师有足够的时间调动学生思考，探索问题，围绕专题广泛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集中解决学生现实思想问题，有利于提高教学的说明力和有效性。 二、结合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基本教学方法还是应该以课堂讲授为主，通过教师的讲授使学生明白作为一个大学生应如何做人，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了加强教学时效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我们在教学中重点采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一）讨论、辩论式教学 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实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教育对象的主动能动性，激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辨能力，善于思考和提出问题，他们关心政治，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但是对于一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往往认识不清，甚至存在一些错误观点，正面回答他们，效果往往不够理想。因此，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专题讨论或者辩论，引导他们自己去寻找资料，寻找答案，弄清以前认识中的错误所在，激发学生思考的主动性积极性，养成创新的学习态度，通过课堂讨论，分组辩论，师生共同交流探讨，改变了老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局面，不仅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帮助他们提高综合分析能力，表达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锻炼学生敏捷思维，开阔其视野，并在相互讨论中，对与错的争辩中分清是非，受到启发和教育，从而确立正确的观点。 （二）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教学 大学新生进校时，普遍有许多不满意，不适应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确立自身的“同一性”，“同一性”是一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想干什么，将要到何处去，能否被他人认同的一种感觉。这个时期的学生，失落感强，专业思想不平稳，对自己的前途目标迷茫，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用大量的，喜闻乐见的事例去启发引导学生，例如在讲授适应转变，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这一专题时，先以大学阶段在人生道路的重要作用为起点，从生活、工作等方面引导学生树立信心，找准方向，立志成才。这一方法的使用，不仅改变了原来说教的入学教学形式，而且能够为学生在确立自己的成才目标上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内容，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师“讲”与学生“讲”相结合方式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教师的课堂讲授是必要的，它可以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但是，适当地变换师生的角色，让学生自己依据专题内容讲课，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融洽师生关系。每学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第一次课，教师会根据教学内容，选取相关题目，学生从中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课外查找资料，制作课件，撰写大纲，上课时由学生讲授，最后老师点评总结，这种做法不仅激发了学生问题探究问题的热情，而且对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活跃课堂气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和手段是直接影响教堂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教学中适当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对提高教学效果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如，影视教学是一种形象化的教育方式，形象生动的画面，优美动人的解说词，能给人深刻的印象，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能有效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愉快地接受教育。因此，笔者在教学之余经常关注一些时政节目，收集和积累了大量影视资料，这些影视资料片使学生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和启迪，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五）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式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条根本原则和方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践性、针对性很强的学科。该课程的目的就是要针对学生中普遍关心或普遍存在的政治、思想、道德、心理等方面实际问题，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使他们加深对理论的认知与理解，帮助其逐步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在讲授中，要特别注意针对一些难点、热点、疑点问题进行讲授。 三、利用人生发展设计工作室，加强师生联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要授好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学生，大多的教师运用较多的是，通过教学中的提问、讨论，进行师生间的沟通， 了解其思想，为其解惑，但是由于时间有限，这种了解往往不够深入、全面。课堂教学中涉及到大学生个人发展与前途命运思考的很多问题不可能在课堂上完全解决，大学生遇到的各种人生困惑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课后以各种方式找自己的思政课老师谈心、寻求帮助。鉴于此，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胆创新，以高校德育实验室的形式，成立了“人生发展设计工作室”，作为思政课教师在课后与学生互动交流、对学生进行跟踪关怀的重要场所，工作室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后延伸，打通了课堂教学与课后衔接的教学通道，通过在工作室的工作，教师们“零距离”地面对学生求助，和学生密切相处，与学生深度访谈，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处于种种人生困惑中的学生。通过在工作室与学生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还能够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和学生关注的的热点难点问题，掌握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既可缩短师生间的距离，还可以为教学积累具体真实的素材，使课堂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和理论水平 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实效，教师的素质及理论水平的提高是重要方面，首先教师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发自内心地相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要热爱高等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自己的学生，有良好的心理品质和人格魅力，是大学生做人的导师和行动的楷模。其次，教师还应当具有丰富的知识，特别是相当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及相关的综合知识以及高超的教学艺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设计到多门学科，教师没有广博的知识很难讲好这门课，故要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一方面需要教师博览群书，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面，教师要不断增强自己的表述能力和努力培养善于打动人心，沟通心灵的艺术感，把问题讲得更加生动，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第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时代性，还要求教师必须不断的吸收教学的新资料，新信息，对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要进行一定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开阔视野更新观念，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使自己的教学讲授既是有理论性，又具有一定得时代感。 法律与道德论文:“知行合一,以行为本”:析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新理念 论文摘要：根据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贯彻“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对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参与意识，使学生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知行统一，真正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知行合一；以行为本；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新理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程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职教育不断走向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背景下，“基础”课教学也需要不断改革创新。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育人为本；要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要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重视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因此，在高职“基础”课中贯穿“知行合一，以行为本”的教育理念，可以促进《意见》所提出的大学生思想教育目标的实现。 高职学生的特点 高职学生的价值观 如今，“90后”学生逐步成为大学生的主力。与“80后”学生相比，“90后”学生在价值观取向方面更偏向于个体而轻集体，更偏向于物质而轻精神，更偏向于现实而轻理想，更偏向于时尚而轻传统，这给高校育人工作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而另一方面，“90 后”学生刚刚迈进成人的大门，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处于形成阶段，还有很强的可塑性。为此，教育工作者更需把握他们当下的价值取向及相关学习特点，以促进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高职学生的学习劣势 高职学生在学习方面存在着很多不同于一般大学生的特点。高职生入学成绩普遍偏低、基础普遍较差，进高职是不得已的选择。因此，在高职学生中表现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上进心、求知欲，厌学情绪比较浓。 高职学生的学习优势 高职生虽然与普通高校学生存在差距，但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具有活跃的思维，且动手能力、专业技能和适应性都比较强。另外，高职学生一般都对实习课程具有浓厚的兴趣。这一方面体现在学生积极参与的要求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学生对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上。但由于思想认识肤浅，使得他们对思想道德教育存在一定的逆反心理，思想活跃但却相对散漫。因此，高职院校的学生普遍存在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的现象。因此，要改变传统的“基础”课教学模式，提倡知行合一的理念，以提高教学效果。 “知行合一，以行为本”的课程理念 知行关系，简言之，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是“行”的理论储备，“行”是“知”的实践转化，“行”对于“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知”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知识最终必须落实到行为上，其效果必须通过行为及其结果才能体现出来。 但“知”、“行”之间不是直接转化，它需要一个重要的发展过程，一个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知”、“行”之间是有效转化，还是有名无实。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仅仅是抽象地相信完善的人格的价值，还不足以防止过失的发生。坏的习惯必须打破，好的习惯必须培养。然后我们才能有希望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就高职学生学习而言，“知”是知识储备；“行”是实践；知行并进，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扎实地学好知识。因此，需要运用先学后教、案例讨论、习惯培养等教育手段，引导、促进由知到行的转化这一环节，增强转化的自觉性，加快转化速度，提高转化质量，才能使学生所学的道德知识导向正确的行为表现，使之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促进全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 “知行合一，以行为本”的教学模式 “基础”课既是理论课，又是实践课，主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突出“基础”课的实践性，在加强道德和法律教育的同时，更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知行统一，更要重视规范向实践的转化，引导大学生通过知行统一进行自我修养。 先学后教——激发学生的行动意识 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强调教学活动中人的因素，以人为中心，把人放在根本位置上。因此，从根本上确定以学生为主体的地位；把学生看成是积极的社会实践的探索者，而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先教后学，促进知行合一”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创造性发展，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学生自主性、探究性地“先学”辅以教师针对性、引导性地“后教”，最后配合学生练习和发散性思考，才能真正做到从了解到理解的知与行的统一。教学过程可分为“预习—讨论—引导—练习”，学生先预习课本内容，再针对未理解的部分进行讨论，学生对较难和仍未理解部分进行问题设计，并互相提问，教师对学生的互问互答进行引导、点拨、讲解。最后，教师再以练习对学生加以强化训练。所谓“先学”，并不是学生漫无目的地学，而是在教师简洁、明确地提出学生学习目标、自学要求并进行学前指导后，学生带着好奇、疑问在规定时间内学习指定内容。在进行引导时，教师应根据所教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思维特点，设计具有启发性、层次性的问题。所谓“后教”，是指在学生充分自学后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式学习。对于学生通过自学能够掌握的知识，教师不做过多讲解；对于仍不能理解的知识，学生在教师引导和点拨下进行讨论或让已掌握的学生讲解，最后教师进行补充。教师必要的讲解应是精要而且有明确指向的，能有效促进知识的升华和提高。这样，教师以合作者、促进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学生学习中来，打破以往教师“填鸭式”教、学生被动学的刻板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可推动学生个性发展。要改变传统的教师一人讲的模式，要让学生真正参与进来，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要转换到“教学组织者”的角色上来，提倡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将传统的“问答”变为师生之间的“对话”，有效激发学生的行动意识，实现学生的“知行合一”，在课堂上真正做到注重学生能力培养。 案例教学——促进课堂知识的实践转化 案例教学是指通过一个或几个独特而又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让学生在案例的阅读、思考、分析、讨论过程中建立起一套适合自己的逻辑思维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案例教学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原理具体化，让它们处于一定的情境之中。这样，学生更容易激发兴趣，也更容易把握、理解这些概念和原理，从而将知识转换为行动前的理论储备。在教学中，教师可广泛地阅读有关的资料，选择与授课内容相吻合的案例，贴近学生的实际情况，提高他们参与案例研讨的积极性；学生根据提纲和问题进行小组讨论，各小组可推举代表发言；针对讨论的内容、学生在讨论中的表现、讨论的表述方法等方面进行小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论语》开篇讲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谓“学习”，就是指“学”了还要不断地“习”。因为只有不断地“习”，才能温故知新；只有时时地“习”，才能熟能生巧；而对许多东西，也只有不断地“习”、时时“习”，才能“习”而成“惯”，才能变“知道”为“做到”。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指出：“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则谆谆教导我们：凡是好的态度和好的方法，都要使它化为习惯，只有熟练得成了习惯，才能一辈子也用不尽。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陶行知，原名文?F，后改名“知行”。所谓“知行”，即万事一定“知道”在前，而后才有“行动”，因此，这两者的关系应是“知”在前，而“行”在后。但他后来发现，“知道”相对容易，最重要、最关键的应是“行”，而世人最容易忽视的也是“行”。于是，为了警示世人，他最终将“行”置于“知”之前，把自己的姓名由“陶知行”改为“陶行知”。通过这些案例的讲解和讨论，既可增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可为学生实践所学知识提供有益的现实参考，从而使案例教学有效起到促进知行合一的桥梁作用。 习惯培养——理论落实于实践 学生仅仅理解和掌握知识还不够，最主要的是要落实于行动。行是知识、能力、觉悟的集中表现，在这方面，理论教学后还要注重对学生提出行为要求，以期培养习惯，形成自觉，从而完成理论知识的实践转化。为了使学生坚持下去，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可注意给学生布置行为作业。例如，在讲“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时，要求每个人践行其中的某项具体内容并谈体会，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等。在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观念”时，为了增强学生的民主与法制意识，可动员学生给学校、班组和教师提建议，并履行一定的监督职责。为了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跟进考察，还可制定行为考察表。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爱国、爱民及前途、理想方面；道德修养；学习态度及成绩；法制观念；集体观念；恋爱观念；心理素质与个性发展状况；体育锻炼等。上述各项都有具体内容，各方面的表现分别评为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个等级。通过考察，对学生的行为起到督促检查的作用。总之，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是教学的根本目标。这一环节要做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从而促进学生素质的切实提高。 综上所述，“知行合一，以行为本”教学模式的三个环节——先学后教，激发学生的行动意识、案例教学，促进课堂知识的实践转化、习惯培养，理论落实于实践，是高职“基础”课教学过程中相互作用的三个方面。实施“知行合一，以行为本”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参与意识，促进学生把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结合起来，把道德法律知识的学习与行为修养结合起来，使学生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知行统一。高职教育工作者应与时俱进，根据新形势、新变化，不断提高教育实效，促使学生知行合一，真正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 法律与道德论文:浅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必须厘清的几对关系 论文关键词：教材教学　内化外化　知行合一 论文摘要：本文从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内化于心与外化于形、知行对立与知行合一等关系中阐述了如何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问题，认为要使学生通过“这一本”的学习达到自觉地去学其他“无数本”的永恒教育和修为目的，必须创设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并整合各种教学方法的优势，从而达到入眼入脑入心入境的境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是由《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有机融合而成的一门新课程．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基本内容．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为主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基于此，本人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探索，感觉到在该门课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尚有几对关系必须厘清。具体来说： 一、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大学生的诸多综合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素质．它的优劣或好坏。决定着大学生的整体素质的性质与方向。而上好这门课的目的旨在培育和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使之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的“四有”新人。但要真正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仅靠《基础》这门课薄薄几章内容是不够的，“十处树木，百年树人”，这首先就要从教育理念方面有所突破。处理好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对刚人校的学生来说，对薄薄的《基础》课很容易产生错觉，加上中学已有所涉猎，对该课程的学习有轻蔑的倾向．会局限于对一些理论概念的掌握，而忽略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长期修为的实践意义。因此，教师必须首先树立对该课程永恒教育的理念。要知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动态的永恒的课题，必须始终以学生为本，以开放的阳光的智慧的心态明确告诉学生．学习该课程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思想道德素质培育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是每个学生毕生都要不断地磨砺和锤炼的过程。教师的职责在于启发和引导学生不单单去学“这一本”．而是要通过学“这一本”自觉地去学其他的“无数本”：不单单是蜻蜒点水学一点概念知识，而是要系统地学“大部头”；不单单是大一这一年“必修”的课。而是大学四年甚至毕生都“必修”的终身课程．必须兼收并蓄，用全人类的道德知识财富丰富自己的头脑。其次，需要创设一个有利于学生心智健康成长的人文环境。因为思想道德修养教育不只是几位任课教师的事情，任课教师在这里只起个直接牵引的主导作用，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种氛围。需要上至校长下至普通教师各个层面的配合．所有授课或不授课的教师都能担负起为人师表的职责．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教书育人的环境，使校园真正成为“道德良种”的培育基地。如果我们的教师本身不能为人师表或经常以调侃甚至搞笑的话语解读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或者整个高校校园充斥着各种权钱、权色交易的“潜规则”或学术腐败，连培育人才的环境都被异化、被污染，那么即使是编有再好的教材和拥有再好的任课教师。对学校的人文环境来说只能有百害而无一利，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恐怕是难以肩负道德重任的。 《基础》课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知识性、综合性和实践性为一体的课程，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不应是单一的灌输和被动接受，重在开启、重在点拨、重在举一反三。在教育过程中要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要创新实践教学环节。要把实践教学纳入考核评价的范围，探索出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引下的教育实践，就是既要重视课堂教学，更要重视课外教学；既要重视理论教学，更要重视实践教学。 二、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 众所周知，要上好这门《基础》课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是这是一门必修的又被人误认为是务虚的公共课，对大学生来说，专业课才是他们将来找的学习缺乏内在动力。二是课程内容中学有所涉猎，教材内容自学也能看懂，加之书中有些内容理想与实现存在反差。增加了教好这门课的难度。三是这是由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合并而成的一门新课程．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新探索，内容多，全面掌握有一定难度。四是大多高校上这类课都是大班。课堂人数多，师生互动交流难。针对以上几种情况，要提高《基础》课的教学效果，真正使之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的课程。就必须抓教材、抓教法，必须厘清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实际上它们之问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教材本身而言，《基础》课是经过教育部审定的重点学科和重大攻关项目，有自己的体系，这是不可变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照搬照抄就形成教学体系了；就教学而言，教学源于教材、离不开教材。因此作为教师，首先必须吃透和熟悉教材，深刻领会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认真消化教材内容，把握教学目的与要求、重点难点，将教材作为备课、写教案，形成自己教学语言体系的基本依据。这是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的第一步。其次，必须将教材体系有序地转化为教学体系。教学体系是紧紧围绕教材而又不拘泥教材的一种融合了教师辛勤劳动的思维成果，是教材有机的延伸和补充，它立足于教材，又深化和充实了教材，是教材体系艺术化、生动化和形象化的体现，目的是通过教师在课堂激活静态教材的辛勤劳动即时地将教材重要信息双向互动地传达给学生。这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形成一个中心内容并围绕这个中心来组织课堂教学。其三，整合各种教学方法的优势，有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加以施教。其特点和优势是变单一的教学模式为综合的或多样的教学模式。避免了过去在教学方法改革中往往简单地用一种方法去取代另一种方法的片面性。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在教学方法上侧重面应该有所不同的。道德教育在于以现实的道德楷模的人格魅力和身边的人与事去感化、感召和影响人。在教学过程中应给予学生恰当的激励、赏识、理解和帮助，努力创设一种和谐、愉悦、智慧、民主的情境氛围，多给学生提问、回答的机会，注重讨论式和启发式活化课堂教学，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和以形示人，带动学生提高思想觉悟，升华人生理想，实现崇高的人生价值。而法制教育不要贪多求全，要突出重点．要有针对性，要联系当前的法制建设进程以及学生生活实际，重在法律思维、司法伦理和法律职业技巧的初步训练，适当创设技能演练的模拟场，采取体验式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等形式，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趣味性。 三、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的关系 思想道德教育切忌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教学环境下，过分而单纯地注重知识的传授．把大学生当作一只机械的“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没有思维的碰撞，没有知识的消化吸收，没有感性到理性的交融，使接受者感受不到知识的价值和乐趣，缺乏对道德、法律等知识原素自愿自觉的追工作安身立命之本。对这门课求，缺乏对人生美好生活、健全人格和阳光心智的向往。使整个教学过程变得机械、呆板而又显得程式化，这显然是一种“授之以鱼”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最终导致学生被动、依赖、丧失主动性，过于服从权威和教条，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所以，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停留在此。不仅要“授之以鱼”．让大学生充分掌握并拥有这条“鱼”，把“鱼”牢牢拽在手上。同时更重要是要“授之以渔”．让大学生学会和掌握捕鱼的方式、方法，利用这种方式、方法去渔猎更多的“鱼”，使教育的目的能与受教育者的身心活动相融合，成为一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潜移默化的心理活动过程，充分开发大学生的自学潜能，使大学生养成一种对思想道德知识学习的自觉追求。真正塑造学生的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何况，思想道德修养是每个大学生毕生都要修为的漫长过程，且仅靠一二本薄薄的教科书是无济于事的，要靠社会实践的磨爬滚打的历炼，在实践中去百炼成钢。特别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文化中早就存有不少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道德观点，有些闪烁着智慧光芒能求仁求义求忠的观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去采撷和去吸纳，成为当代大学生赖以终生学习修为的事情。再如法律知识浩如烟海，想通过十来个学时的法制教育使非法律专业大学生都具有全面的法律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点到为止，引发他们对法律学习的兴趣，如果片面地去追求传授应用性法律知识，必然挂一漏万。通过这十来个小时法律知识的学习，使大学生领会法治精神，培养现代法治观念，这才是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关键。所以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重点应该是法治观念的正确引导，尤其要重视培养他们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的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 四、内化于心与外化于形的关系 《基础》课是一门政治性、伦理性、实践性和科学性很强的课程。大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系统的学习，能够把所获得的道德理念、道德知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想法和认知。进而启迪自己的心智和灵魂，外化为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修养的能力，从而成为高尚思想道德品行的履约者和实践者，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内化与外化教育交替融合的过程。因此，《基础》课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内化于心与外化于形是辩证统一的。内化教育是外化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内化教育就没有外化教育：外化教育又是内化教育的外显和表现，没有外化教育．内化教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实际意义。它们互相渗透，内化教育中有外化，外化教育中有内化。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我们不能人为地把两者割裂开来。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谁比谁重要，而应该用内化于心的教育成果推动外化于形教育．用外化于形的教育实践巩固内化于心教育，使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因此要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切忌仅仅停留在《基础》课考试的分数高低或写一二篇读书笔记的好坏上，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这)种情况，有的大学生对思想道德和法律知识的内容耳熟能详．对主要观点背得滚瓜烂熟、平常也能侃侃而谈，但在日常道德的修为上不一定能得到大多同学的认同，而那些平时成绩平平、不太声张、说话有点迟钝迂讷的学生反而是道德的楷模或佼佼者。赢得同学们的赞同和认可．究其原因是由于前者对思想道德的核心价值观理解不透彻、思考不深人、认同不到位，没有真正把这些价值观融入自己的血肉之中．成为自己身心的一部分。实际上内化于心过程就是要使大学生真正信奉，把得到的知识、理解和判断内化为自己的想法和认知，使这些价值观人眼入脑人心入境，把外在要求变为内在需要、把他律的思想道德原则转化为内在自律的思想道德品质的过程。内化得越迅速，说明思想教育的成效越明显；内化得越彻底，说明核心价值观树立得越牢固，就像盐融于水一样成为自己生命血液中的营养，这样才能铸造和培养出自重、自尊、自信，思想品质堪称一流的大学生。 五、知行对立与知行合一的关系 在这里，“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包括知识、知觉、思想、认识等：“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包括行为、行动、践履、实践等。因此，“知”与“行”关系，也就是指的思想道德意识和思想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目前高校思想道德教育最忌讳的是知行对立和知行脱节，“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行而无知”，“行”就缺乏力量支撑。因为道德意识表现为道德行为，所以思想道德行为离不开思想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相得益彰。如果不去履行、不去修为，不能算是真“知”。“知”是为了更自觉地“行”，“行”是对“知”的最好检验和落实。如果知行脱节，坐而论道。夸夸其谈，不愿意身体力行；或者知行背离，说一套做一套，阴一套阳一套，那么，培育思想道德核心价值观就成了“豆腐渣工程”。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存在知行对立或知行脱节的情况．大学课堂教学在整体上缺乏现实感和生活感。积极的、主动的参与大班听课毕竟不是大多学生发自内心的驱动力，有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才来听课，目的并不在于追寻自己本身思想道德素质的优劣。而在于猎取现实的可增加将来就业砝码的分数的高低。学生潜意识里注重的是专业的书本世界和未来的就业世界，因而存在着一种疏远于当下思想品质的训练和健全人格的煅铸，没有心思和闲暇去发掘去培育自己道德的修为。甚至现实的就业用人制度会牵引着他们走向一种既定的生活和学习模式。导引“知”与“行”走向的分离。难以达到高度的统一。当前高校应该关注思想道德教育知行脱节的倾向。高校思政教师更应积极探索并建立“知行合一”“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 法律与道德论文:关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的教学魅力研究 [论文摘要]教师的教学魅力是影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的教学魅力主要体现在“实”“近”“活”三个方面。 [论文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教学魅力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魅力——“实” 1　教师的人格实在。要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基础课教师就要增强其自身的公信力，这要求基础课教师除了应善于传道授业解惑外，还要注重加强自身的人格魅力。具有魅力的人格通常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乐观积极向上的心理人格。(2)正直坦诚善良的道德人格。高尚的人品对学生的感染与影响将是长远的，基础课教师要想教好学生做人，自己首先必须高尚。(3)民主平等具有亲和力的法律人格。教师能否在课堂上营造一种和谐活泼的氛围，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关键在于教师有没有一种尊重学生、平等对待学生、以学生为友的心态和亲和力。(4)善辨是非具有创新意识的智慧人格。教学效果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智慧，一个反应灵敏、善辨是非善恶、在日常教学中充满着创新创意的教师，学生必然会被深深吸引，从而利于其教书育人。基础课教师除了应具备以上四种优秀品质外，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也必定会为其人格增色。 2　教师的知识厚实。教师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做到满腹经纶，要具备纵深、复合、广博型知识结构，同时还要不断更新已有的知识，始终站在学科、社会的前沿。只有这样，学生才会为你的学识魅力而倾倒，并深深地信服你。 教师的学识魅力首先表现在对其所教学科的精通。基础课教师要深刻领悟教材主旨，对其逻辑结构烂熟于心，对教材要有高度的驾驭能力。基础课的使命说到底就是教学生做人，其育人目标是要培养内在人生观科学、外在行为素质良好的合格公民，教材要坚持由内到外、内在引导与外在规范相结合的育人理念。弄清楚了基础课的育人目标与育人理念，在上课时就能目标明确，并始终围绕这一主题开展教学，就能在思想、道德与法律三者之间穿梭自如。教师在精准掌握教材的同时，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更要有纵深的了解，这样才能讲准、讲透、讲深。基础课教师除了是一个专家外，还应当是一个大杂家，应当具备复合、广博的知识结构。基础课说到底是教学生如何做人的一门课程，做人的学问可以说涉及方方面面，到底怎样做是对，怎样做又欠妥，这需要基础课教师具有高度辨明是非的能力，更需要其具备渊博的知识，事事想在学生之前，学在学生之前，否则信手拈来的一些毫无考证的零星琐碎片段连自己都无法说服，又如何去让自己的学生信服。因此。具备复合、广博型知识结构会让教师教得有底气，说得有根据。学生也会因为教师渊博的学识魅力而信服和喜欢上教师。此外，教师的学识魅力还体现在教师对最新知识的把握和运用上。“90后”的学生不太喜欢纯理论的枯燥乏味的说教，他们更热衷于时尚新鲜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以时尚新鲜的方式接受理论知识。因此，基础课老师不但要有精深、广博的知识，也要学会把握时代的脉搏，始终站在学科、社会、科技的前沿，掌握最新的信息，用最新最时尚的知识魅力吸引学生。 3　传授给学生的东西终生实用。所谓学以致用，即学生来学你这门课就是要在实际生活、工作中派得上用场。否则，学生会问学这门课要干什么用?实际上，基础课的使命就是要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做事的，可见，这门课具有不同于一般课程的超强实用性。一个老师工作再认真负责，教案、课件做得再好，但讲的东西若学生认为没用，学生也不会买账，不会认为其是个好老师。因此，坚持教学的实用性是基础课教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教师必须要解决的首要课题，解决好了这一课题，学生必然就会喜欢上这门课，基础课的教学魅力也就水到渠成了。因此，基础课老师要大胆创新、想方设法，努力做到让学生想上这门课，爱上这门课，要让学生觉得学这门课不但今天有用而且终身受益，真正以不可抵挡的教学魅力吸引学生，从而切实增强基础课的教学实效。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魅力——“近” 1　教学内容贴近学生。基础课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应该始终将这门课的使命(教学生做人)牢记在心，唯有如此，在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案例或其他教学载体时才能时刻提醒自己，这些东西学生愿意昕?不愿听哪来的教学效果?不愿听又如何实现教其做人的目标?因此，在选择教学内容、教学载体时，一定要以贴近学生为基本原则，讲学生自己的事，讲学生身边的事。讲他们即将面对的事。教师要做到用他们身边的真实典型案例传授他们所渴求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实际上，在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在学习、交往、集体活动、恋爱、兼职、求职、心理等热点问题方面的困惑很多，在远离父母、远离亲朋好友，必须独立面对、解决一切的情况下，在大学相对宽松的学习生活环境下，他们热切渴求良师益友的指导，这种渴求欲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关键就在于基础课老师能否把握其需要、了解其心理，并在平时的教学中做到对症下药。因此，基础课教师要努力去了解学生所思所想所忧，讲学生想听的东西，讲对其有益的东西，用学生想要的方式去讲，做到有的放矢。 2　教学方式学生乐于接受。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每当教师在对着课本或PPT讲理论时，学生抬头率都不高，而每当教师讲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典型案例时，几乎所有学生都抬起了头。这充分说明，科学理论需要鲜活案例的激活，才会变得有生命力。关于如何培养人的基础课教学，如果没有关于人的鲜活案例那只能是没有任何实效的枯燥说教，可以说，没有案例就没有基础课。因此，基础课教学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案例教学，教师要善于选择发生在学生身边的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并在师生互动中使其受感染、受教育，从而切实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与魅力。当然，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精选主题突出、能很好驾驭的经典案例，而不能信手拈来那些毫无考证的琐碎案例，也不能是主题不突出的案例的堆砌，更不能是性质错误而误导学生的案例，坚决守住“学术研究无禁区，但课堂教学有纪律”的底线。此外，“90后”大学生基本上都是看着动画长大，打着游戏娱乐，成长于高度动感的世界之中的，他们喜欢用感官刺激的方式接受新知识而排斥空洞枯燥的理论说教，因此，案例教学中优秀视频案例资料的作用不可或缺。而实际上，优秀的视频资料的震撼、感染、教育作用有时比老师的讲解更有效，因此，基础课教师要选好用好视频资料。当然，更要注意把握好度，在视频的长短、使用视频的频率上做到恰到好处，不能依赖视频资料。 3　教师语言与学生没有距离。语言魅力从一定程度上讲直接决定学生的到课率、抬头率，直接决定教学的效果。教师的语言魅力主要体现在其语言的时尚性、亲切感、感染力与幽默感上。首先，基础课教师要做到语言表达流畅准确，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要真正发挥其语言魅力，还必须在时尚性、亲切感、感染力与幽默感上下工夫。基础课教师若能用学生的语言传经授道，学生将会觉得是多么的亲切和乐于接受，如果再加上一些学生所热衷和追捧的时尚因子，学生一定会拍手称快，并在这种亲切感中耳濡目染，接受熏陶教育。其次，基础课通常都是一百人左右的大班教学，其教学难度远大于小班教学，如果教师整个课堂都是在用一个语调慢条斯理地讲授，不难想象在这种课堂上学生将一定是或昏昏欲睡，或交头接耳，或玩弄手机，或干脆溜之大吉。因此，洪亮、抑扬顿挫、富有激情的语言讲解魅力是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其参与到你课堂中来，使你的课堂教学具有感染力的关键所在。此外，生动形象、幽默风趣是语言魅力的法宝，这是寓情理于快乐笑声之中的最高教学境界。实践证明，凡是自觉到课率高、课堂上抬头率高、教学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一般无不具有幽默风趣的特质。西方有些国家甚至将是否具有幽默感作为评价教师优劣的标准之一，看来这还是很有见地的。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魅力—“活” 课堂教学的好与坏最起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死”还是“活”，“死”指的是严重缺乏学生参与、只有老师一个人唱独角戏且学生没有收获的死气沉沉的课堂教学，“活”指的是有学生积极参与、师生互动良好且学生收获丰厚的参与式课堂教学。 1　静参与。静参与是参与式课堂教学的起码要求，也是底线。参与式教学绝非指整堂课或一次课大部分时间都是学生在弄(实习实训类课程除外)，笔者认为那是借学生的主体地位推卸教师自己主导责任的严重不负责任的表现，或至少是不懂基本教学规律的做法。笔者认为，静参与主要是指教师在讲课时不要整堂课都坐在电脑前自己讲自己的或读PPT而不管学生的反应，不要总是只有一种姿势、一种表情、一种腔调，这样的课堂就是没有学生参与的死的课堂。与此相反，教师要在课堂上张扬些，要多走动，要善于运用自己语音语调，善于运用自己的眼神、表情、手势等各种肢体语言做绘声绘色的讲解，目的就是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真正让学生参与到自己的课堂教学中来，让学生跟着你的思路走，并学到知识受到启发，让课堂活起来。这是一种看似死、实则活，看似静、实则动的真正参与式教学，并且是具有真正实效的课堂教学。这是课堂教学的最基本形式，也是最起码的要求，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形式进行的。 2　动参与。动参与是参与式教学的常见形式，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师生互动教学。“教学”，顾名思义，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个方面，它是双方相互作用的一种过程与活动。因此，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完全由教师唱独角戏，动态的参与式教学即师生互动理所当然就成为我们必需的一种教学形式。动参与教学要求教师要善于采取演讲式、案例式、启发式、讨论式、辩论式等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的兴趣，使其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在师生互动的参与式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通过设疑-诱思-导理，即通过学生演讲、讨论或教师直接从导人的案例、问题人手，结合学生所关注的热点提出一些他们关心但有疑惑的一些问题，让他们去积极思考、讨论，然后在学生辩论、师生互动中正确加以引导，让学生学会明辨善恶、分清是非，进而让其受到启发，最终达到课后能自觉践行的目的。 3　心灵参与。参与式教学的最高境界应是心灵的参与，这需要师生之间具有高度的默契，也取决于教师健康的人格、渊博的知识和生动活泼的教学艺术所散发出来的无穷魅力，更需要基础课教师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想学生所想、忧学生所忧、教学生所需，以自己的爱心、真心、真诚去感动学生。要教会别人做人，首先自己要高尚，基础课教师作为大学生名副其实的心灵工程师，理所应当将这一课堂中心灵参与的最高境界作为我们毕生追求的目标。 法律与道德论文:浅谈职业需求的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与实践 ［论文摘要］文章对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和内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变革能够促进高职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教育的全面提高，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论文关键词］职业需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教学改革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快法制建设的基础上，基于职业需求，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和实践，对提高教学质量、增强课程的教育功效具有现实意义，对提高高职院校大学生整体素质、满足高职院校大学生职业需求、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 一、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的意义及现状分析 1.课程改革的意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我国高等专科、本科教育的公共必修课程，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体现，是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头等大事。新形势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必须深入探索和研究。笔者结合高职院校课程教学实际，联系各专业的职业特色，针对其职业需求的普适性和特异性，进行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研究。以水利专业为例，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职业需求为依托，在培养学生基本道德素质的基础上，培养其专业应具备的诚信、忠诚、抗压精神；以计算机专业为例，侧重培养知识产权意识等。 2.课程改革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快速发展，使得职业分类和职业岗位不断增加，为职业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面对社会上众多职业，每一个求职人员都应该对自己的职业需求有客观的、合理的、科学的分析，保持合理的职业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因此，基于职业需求的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来说，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步伐必须加快，缓解高职院校毕业生走出校门面对职业需求的压力。虽然部分高职院校在教学方式、课程考核方式甚至课程体系方面等进行了改革尝试，但教学效果均不理想。教学改革和实践步子较慢，可供借鉴的经验较少。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思路 要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内容与职业需求相融合，以转变思想观念为先导，以课程建设为重点，以优化教学内容为核心，以教师队伍建设为基础，以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为突破口，以改革考评体系为环节，以多渠道教育为依托，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感染力为着力点，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1.改革教学内容，把教材体系变为职业体验教学体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生命力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回答大学生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提高他们自身素质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因此，课改中要将职业需求的实践性、应用性与国家统编教材的理论性、指导性结合起来，形成符合高职院校学生实际的教学体系。“职业体验式教学法”是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特点，通过创设实际或虚拟的情景和机会呈现或再现还原教学内容，使学生在亲历的过程中理解并构建知识，发展能力，产生情感，激发兴趣，生成意义的教学形式。将“体验式教学法”应用到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中，在不脱离原课程教材基本要求和精神的前提下，以教材为蓝本，结合学生思想、知识、生活实际，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职业体验教学。可以组织各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在原教材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结合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实际对教材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补充和完善，并针对各专业学生岗位需求特点开展职业专题教学。 2.改革教学方法，使校企合作实现职业体验式教学。首先，针对不同专业，在教学中广泛运用案例式、讨论式教学方法；每个专题运用一个典型企业案例，结合企业实际开展企业文化课堂讨论。其次，加大多媒体和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手段的应用，每位任课教师课前认真收集典型案例，结合精品课程网站中丰富的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课后训练和拓展知识的空间。最后，开展课程教学方法研究。通过调研和教学实践，汇编典型教学案例、讨论题目和课件，并加以推广运用。 3.改革考核方式，建立学校和企业综合评价体系。课程应结合各专业顶岗实习和职业体验活动，学校和企业对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意识进行综合考评，将传统的“知识记忆”考核改为“知识应用”和“学以致用”考核。加大职业体验考核分值，逐步树立职业道德认知与实际行为、理论知识与职业实践、日常思想状况与关键时期表现相结合的科学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反映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想道德品质。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内容和拟解决的问题 1.课程改革内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应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两方面入手，针对各专业职业需求现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可以促进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教育的全面提高，培养企业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在教学内容上，深入企业进行职业体验专题教学研究和实践；在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上，结合高职院校的特点和专业实际需求开展研究；联合用人单位建立突出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教学资源库和测验试题库，反映职业需求的特点；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建立课程教学资源网站。通过课程改革，促进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依托职业需求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2.课程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一，巩固公共基础课应有的地位，解决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通过教学改革，使学校职能部门、教学系部、任课教师和学生全员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切实解决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将党和政府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关方针、政策和要求落到实处，克服教学中学科化偏向，过分注重专业课、轻视人文课程的问题，使教学规范化。第二，基于职业需求，在原有课程教材的基础上，扩充职业道德的内容、扩展职业道德训练，使课程职业道德内容更加具体化，增强实效性。第三，通过教学改革，彻底改变课程教学中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学生思想和生活实际，脱离学生成长、成才和就业实际的问题。第四，通过教学改革，改变旧的教学模式和方法，用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丰富的影像教学替代简单说教、填鸭式、我讲你听、我讲你背、我写你记的教学，使课程教学生动起来，使枯燥的理论鲜活起来，使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入脑入心，最大限度地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第五，通过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改革，用生动的内容、科学的方法吸引学生，改变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被动状态，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来。第六，解决学生成人、成才过程中遇到的思想和法律实际问题，使学生学会成人、成才、成功。 四、结语 总之，应把职业道德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结合起来，并联系各专业实际把职业道德专业化、具体化，从而使课程进一步适应职业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新课程教学内容和形式。要建立学校和企业综合评价体系，实现考核方法的“三个转变”。结合各专业顶岗实习和职业体验活动，由学校和企业对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意识进行综合考评，将传统的“知识记忆”考核改为“知识应用”和“学以致用”考核，将传统的课程结业考核变为贯穿学生在校期间的长期评价，将传统的任课教师单方考试变为企业和学校的综合考评。 法律与道德论文:从赡养抗辩权透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摘 要】现如今，许多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次人生幸福的同时忽略了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的义务。文章从赡养抗辩权透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关键词】赡养抗辩权；抚养义务；赡养权；赡养义务；法律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思想观念日新月异，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思想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糟粕，造成一些道德的沦丧。比如说，离婚率的不断攀升体现了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春幸福的时候，却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的父母甚至恶意地不抚养、放任孩子，使他们失去父母的关心和爱护，从而使他们对生活和社会失去了信心，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即使有些孩子没有犯罪，但是在他们的心理永远都会留下一片阴影，这成为人格不健全和心理不健康的潜藏因素。 对于这类事情，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进行完整调整和规范，只是有零星的法律条文或者是法律原则涉及这个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婚姻法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以及第二十三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即使是在刑法中也只是规定了遗弃小孩只有到达情节恶劣的时候才构成犯罪，才能剥夺父母老年的赡养权。其他的情形比如说，父母只给钱抚养但不教育，或者既不给钱抚养也不教育，或者遗弃小孩但是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法律都不能调整或规范，而这个时候靠的仅仅是道德的调整。我们只能说这个父母不好，那个父母狠心，但却不能为这些孩子做什么。法律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也规定了他们不履行抚养义务时子女可以要求他们给付抚养费用，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救济措施，唯一的救济方法也只不过是社会舆论谴责一下，并不能切实的给以未成年人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将道德谴责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承担，使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从而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一、什么是赡养抗辩权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权是指：父母在子女未成年时没有善意的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并且没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时，成年子女得享有对其年老父母赡养义务的抗辩权利。善意履行包括为子女健康着想，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抚养不但包括物质的抚养也包括精神的抚养。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算是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关爱未成年人，关爱未成年子女，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的职责，一切都要从娃娃抓起。 目前，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因为家庭原因，父母或离婚，或疏于管教，或放纵任由。对于没有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父母，法律并没有规定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和调整，仅规定了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当父母连这一规定都违反的时候，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余下的也只是由道德进行谴责。但是，道德的谴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道德化的法律。因此，在婚姻法中明确赡养义务的抗辩能有效的解决履行未成年子女抚养义务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犯罪。一个父母，当他意识到如果他不善意的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便会失去老年被人赡养的权利时，或许鉴于法律的威慑力，父母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孩子。中国人都有养儿防老的古话，但大家是否想过，你生而不养，养而不教，试问，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会对你尽孝吗？关爱是相互的，抚养和赡养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同态复仇。同态复仇是屠戮的，残暴的，混乱无秩序无休止的报复行为，而赡养抗辩是合法的，合理的，是符合社会秩序要求的。 二、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如下： 1.道德不能穷尽一切，法律是弥补道德缺陷的有效规范。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一系列缺陷。比如，非确定性易导致过度弹性、自觉自律性易导致缺乏普遍有效性，非普遍性易导致标准多元化，过多至善理想性易导致缺少宽容和衡平。它们使得道德治理相对于法治而言，不能作为单独的国家治理方式而起作用。换言之，法律化了的制度文明比道德化的人格魅力在防止人性缺陷方面更重要、更可靠、更持久。唯有法律化的制度文明方能提供一种既能使坏人改过自新又能使好人不蜕化变质的可靠机制。所以当父母不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时，而违反这样的义务又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可制裁性的法律后果时，仅依靠道德谴责尚不能实现本质秩序时，应将这样的道德法律化，使其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2.抚养和赡养是互负对等给付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不可能在他应该尽责任的时候逃避责任，而在日后却可以享受他原本应履行义务而得享有的权利，笔者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义务的履行才有权利的享有，有权利的享有，必定有义务的履行。 3.公正的法律是体现正义的法律，正义的法律包含道德化的法律。正义的法律笔者认为包括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和具有实际操作性和执行性的法律。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又包括纯正的技术性法律和内涵丰富的法律，而道德化的法律正是内涵丰富的法律的体现，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向，法律不应该仅具有技术性而无内涵性，有内涵有人性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良法，才是真正具有正义核心的公正的法律。 4.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婚姻法赋予未成年子女受父母保护和教育的法定权利。如果不对未成年人依法进行保护，孩子这一国家未来的源泉就很容易被恶性的世界观侵蚀，从而使人才更替出现断层。因此，“德教”应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就受到爱的教育，由自爱到爱人、爱国、爱动物乃至爱所有优秀的传统教育并形成良性循环。 三、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1.家庭抚育既是道德调整的内容，也是法律调整的内容。道德偏重于强调抚育的精神方面，法律偏重于强调抚养的物质方面。由于道德和法律起作用的手段不同，导致实际生活中家庭抚育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有所失衡。抚养义务人履行物质赡养义务较好，履行精神抚育义务较差；抚养权利人在精神抚育权利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并未因物质赡养权利的实现而感到幸福、快乐。因此，从法律重视这一问题，是实现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要求。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道德是立法的价值基础，是执法和守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法律是内在道德提升的外在条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跨越道德的底线，因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法律能使道德规范化，使其上升为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或是威慑力，和权威性。道德对人的约束，是从内到外；法律对人的约束，是从外到内，两者是有机的结合，相辅相成。赡养抗辩权立法创意来源于道德对不善意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的谴责，而通过对赡养抗辩权的立法又可以提升人们的内在道德修养。由此，赡养抗辩权不再是法律和道德的背离和相对，它将法律和道德有机的结合起来，原来仅能依靠道德来约束恶意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现在可以通过法律调整得以实现，从而有法可依，有法可惩。使得那些漠视道德的人不能再漠视法律。 2.赡养抗辩权不但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同时也说明了法律与道德是有区别的，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混为一体： （1）法律和道德虽然都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法律的功能主要是明确规则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指示和预示，是人们在进行行为操作的时候有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是从人们的内心调整人的行为，使其调整具有自觉性，体现一定的内在素质和文明程度。赡养抗辩权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后，就意味着相关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明确起来，也就是说父母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时候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做，否则就有可能承担失去年老由成年子女赡养的法律风险，因此就使得人们行为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不具备这一功能，能尽心抚养孩子的父母在道德层面上体现是内在的优良素质和文明程度，是他们对子女的爱，所以他们在履行抚养义务的时候依靠的仅是道德的自觉性的体现。 （2）法律和道德两者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法律以有形的形式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方法，而道德则是以隐形的方式调整社会秩序，由内而外的控制人的外在行为。在立法上明确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统治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群体，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法益，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是国力的生力军，如果不以有形的法律对他们的受抚养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还仅是以道德这种隐形的社会秩序调整方式来调整就有可能会造成恶性循环。 （3）法律和道德的效力也不一样，法律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具有直接的可执行性，而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其约束性有存在局限，仅仅是依据道德谴责，或是社会舆论来实现起效力。赡养抗辩权在法律上的确立，使原来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道德谴责得以在现实实现，有了强制力和执行力。综上所述，赡养抗辩权弥补了道德机制的缺陷，同时也体现出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它们不是一体的，它们有各自功能，它们的表现形式以及效力都不一样。 四、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优秀立法精神 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是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体现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完成的不单单是自己家庭延续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完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延续的使命。对子女的关爱，抚养，是社会道德的普遍要求，将这一道德要求上升到法律规范的保护，是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而婚姻法将这一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并加一规定和调整，以这一道德为立法基础，蕴涵道德要求，正是法律道德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有必要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 1.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符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2.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结合的重要途径。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思想，是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制约下的德治的结合，离开法治空谈德治或离开德治奢谈法治，都不可能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正确结合。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其重要途径。 3.在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过程中应当警惕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轻视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的作用，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混同起来，曲解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必须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 五、赡养抗辩权法律地位突显的必要性 1.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少年儿童，家庭、学校应把尊敬长辈，爱护老人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使他们从小懂得敬老尊老是晚辈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公民进行有关家庭抚育的法制宣传教育，要把《宪法》、《婚姻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宣传教育，使公民自觉自愿地履行抚养义务，维护抚养权利，促进关爱未成年人，爱护幼小，托起明天的太阳等风尚的形成。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抚养和教育孩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这一美德上升为法律规范，有助于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范之下调整家庭关系，促进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 2.在立法中明确赡养抗辩权的地位，有助于从道德和法律中提升人性。赡养抗辩权是一种具体的权利，它明确了应当进行抚养和教育的先行义务。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是一句古话，明示着有因必有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千年古训。要是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其应当履行本应履行的义务时却逃避履行，那么我认为，他当然的应该不享有由于履行此义务而带来的相应的权利，子女在成年后，父母年老需要赡养时，得享有赡养抗辩的权利。只有明确这样的相应因果，才能使人们明白不履行对未成年子女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相应法律后果，规范日常行为，从而在法律和道德中提升了作为一个人本应具有的善良和负责的人性。 3.突显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是正义的法的要求。亚里士多德称:“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于正义与善德的制度” （1）奥古斯丁主张:“法律就是正义。” （2）格老秀斯指出:“法律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为是否与合理的自然相谐和，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 （3）简言之，法律应以正义作为其主导性价值早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正如:“法律若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价值标准，法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 （4）同样，道德所体现的内在精神也是对社会理想的追求。理想性是道德的灵魂。道德总是想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的幸福、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等，同时也包括人类所一直执著追求的公平与公正。 因此，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孩子未成年时不抚养他，不教育他（她），使他（她）的物质生活和心理健康遭受损害，而这个受了损害的孩子长大后还要赡养他的不称职的，甚至可以说是逃避法律责任的父母，这样的法律是正义的吗？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吗？笔者认为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六、结语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现代法治国家，不但公民的法律意识要提高，更要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要使平等享有权利，积极履行义务的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美国法学家米尔恩指出:“其实并非如此: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是在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中展示出来的。但是，在得以具有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之前，必须先有职责。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概念是以义务概念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圣徒和英雄们比道德要求于他们做的更多。”我们当然不能忘掉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够让一个不称职的父母滥用权利，我们应该树立独立的法律意识，在法律中体现优良的传统美德，在道德中升华正义的法律。 法律与道德论文:保障见义勇为行为的另一种思路——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寻求和谐 「摘 要“见义勇为”这一古老命题因为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而又一次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探讨。笔者从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作为切入口，提出了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了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并提出见义勇为行为存在着复杂的法律关系，远非一种法律关系所能概括。由于民法的保障、刑法的保障、刑事诉讼法的保障、劳动法的保障等并不能起到必需的保障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保障应定位于社会保障法范畴，由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负补偿责任，然后有国家向有关行为人追偿。 「关键词见义勇为，法律和道德，社会保障 2002年5月28日凌晨4时，在安徽省芜湖市，青年教师谢小云见义勇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妻子林金华及女儿生活无着，将被救助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辩双方的焦点集中在救火是不是谢小云死亡的直接原因，以及被救助者有没有义务赔偿等问题上。新芜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原告林金华胜诉，并责令被告支付3万元赔偿。这是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1].但这起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所引起的对“见义勇为”这一古老命题的讨论似乎要远远大于对这一案例本身的讨论。而事实上我国法律对此类问题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以下角度来探讨如何保障见义勇为行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概念的提出 （一）我国古代对“见义勇为”的概念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道德标准。 （二）国内对“见义勇为”的概念表述 1、国内地方性法规对“见义勇为”的规定 《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的是“除职务上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员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或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行为”。 2、国内学术界“见义勇为”的概念表述 有学者提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有学者从民法角度上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表述为：为了使国家的、集体的或者他人的利益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做出合乎正义的行为”[3].有学者从正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应是指公民为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人身及财产遭受侵害，奋不顾身，勇敢地做出的正义行动”[4].也有学者从更为广泛的角度认为：“见义勇为一般是指当他人或国家、集体、社会的权益受到损失和侵害的时候，不顾个人利益，维护非己权益的行为”。[5]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见义勇为的概念表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以为，从见义勇为的本意出发，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该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而作出的行为。 为此，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第一，主体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首先必须不负有特定义务。众所周知，国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处理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需要设立一定的专门机构来应对，常见的有公安局和消防局等。另外，企业为维护正常的安全经营秩序也会聘请一些工作人员，如商场的保安、游泳池的救生员等。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他们对违法行为以及游客溺水的紧急情况有救助的义务。如《警察法》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人民警察应当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和社会公益工作。可见，他们虽然实施的见义而为的行为，但是基于职务和义务上的原因，是不得不为，不能构成见义勇为。其次，必须是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因为构成见义勇为的基础或前提必须是有“义”的存在，而“义”是指社会正义，当然也包括法律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人的“良心”，而“良心”则只能专属于自然人，因此，法人或其它组织不可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基于内心“良心”的驱使而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的意图。第三，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的行为，如抢险救灾、制止违法犯罪或者协助有关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一般是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做出的，一般情况下要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因此要与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不需要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区别开来。 （三）国外对见义勇为行为概念的表述和“见死不救罪”的设立 在国外，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所要求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精神，道德义务逐渐介入法律，不作为犯罪的义务开始扩大到道德领域。挪威、瑞典等国法律规定，任何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在下列情况下具有营救危难的法律义务：（1）他认识到他人处于危难境地；（2）营救他人对自己并没有危险。《法国刑法典》（1994年）第223－7条新增一项罪名“怠于给予救助罪”，该罪规定，任何人故意不采取或故意不唤起能够抗击危及人们安全之灾难的措施，且该措施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的，处2年监禁并科20万法郎罚金。事实上，在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刑法典中，都有“见死不救罪”这项罪名。它们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行动救助，或能够唤起求助行动，对本人和第三者也没有危险却故意放弃救助的，要处数年的监禁和罚款。埃及法律就规定对有能力而拒绝向危难者提供帮助的人处以一年监禁和罚款最少1000埃磅的处罚；对有某项专业技术的人，如果需要利用他们的专业救援危难者而他们却有意避开，则对他们加倍惩罚；对自己不帮助别人而收到政府机关的命令后仍不执行者，则视为与罪犯同罪。 而与此相适应，在2001年人代会上，刘如琦等32位代表也就此提出议案，他们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立法内容应包括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惩治条款等。上海市政协委员也建议设立“见死不救罪”。他们认为“光靠社会道德、政策倾斜、领导呼吁是不够的，惟有法律才具有强制性、普遍性、稳定性。现在有的国家设有‘见死不救罪’，各地对于见义勇为的奖励也有一定办法，这些都可以借鉴、总结[8]”。这些都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设立“见死不救罪”的理由，然而笔者以为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立法者和普通民众更应该从西方社会所提出的“理性人”角度具体分析利弊得失，得出合情、合理、合法的结论，作出真正合乎“社会正义”的结论。 因而笔者虽然赞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条件下，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舆论的强制力不足以防止反道德行为的发生”，“利用法律手段使部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必须手段。这个由道德转化为法律的过程就是道德法律化过程”[10].但现代法学则倾向于使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相对分离的理论，他们认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我们不能把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法律化，我们不能用法律制裁的方式去惩罚那些违反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恶行。我们应该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寻求完美的和谐和平衡。所以，笔者不赞同设立“见死不救罪”。理由如次： （1）、从设立“见死不救罪”的法理基础看，笔者认为设立“见死不救罪”缺乏足够的法理基础 美国著名法学者波斯纳在其著作中对道德与法律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谈到道德的约束力时，他认为，道德确实是一种社会控制制度，是一套对于他者（others）的义务，而不是他人对我们的义务。道德需要人们自觉遵守。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Fuller）在其名著《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他认为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某人在追求“愿望的道德”方面取得了进步，则会受到人们的赞赏；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到人们的谴责。按照富勒的说法“愿望的道德” 是不能转化为法律[12].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在道德价值这个等级体系中，可以区分出两类要求和原则。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比如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对群体的某种程度的效忠，均属于这类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为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等价值都属于第二类道德规范。博登海默认为两类道德中，第二类则不能转化为法律规则[13]. 因此，笔者以为设立“见死不救罪”缺乏法理基础。因为见义勇为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设立“见死不救罪”那么必然会使道德“法律泛化”，使每个人陷于自卫之危险境地。那样的法律必然会是独裁与专制的法律，那样的法律也必然是自然主义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所争论的“恶法”，而为执政者所不采。 （2）、从现实来看，并不是每一个见义勇为者均具有见义勇为的行为能力，如日本的志愿者要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拥有一定的工具、具备一定技能，才去做些见义勇为的事；在香港，是不允许百姓进入救火现场的。所以，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在中国的中学和小学的政治读本中已经删除了以前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如赖宁等。这或多或少对我们是一个启示。 由此可见，无论从立法基础还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设立“见死不救罪”都缺乏合情、合理、合法性。所以笔者认为不应该设立“见死不救罪”。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分析 （一）无因管理说 有学者提出：“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属性上，应是一种无因管理之债”。比较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的概念及构成要件，两者极其相似，只不过无因管理在外延上包括见义勇为行为。由于见义勇为通常是在危难情况下做出的，且行为者一般要冒着一定的危险，故“见义勇为行为属于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无因管理行为”。 但笔者认为：比较见义勇为和无因管理，两者在很多方面虽然确有相似之处：如首先，主体具有相似性。行为人都是没有事先接受委托，又没有这方面法律义务的人；其次，行为意图具有相似性。行为都具有阻止违法行为发生的意图。一般情况下，他人事务不得任意干预，否则构成侵权。但是见义勇为和无因管理行为法律赋予它们合法性，并加以提倡和鼓励。第三，行为人都是出于维护他人的利益而实施必要的行为。第四，见义勇为者和无因管理人都可能为其行为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第五，行为人都不要求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而只要求有相应的认知能力即可。 但是应当看到，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毕竟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1）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无因管理人既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或其它组织。（2）见义勇为是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无因管理则既可以是事实行为，也可以是法律行为。（3）见义勇为发生的前提条件是正在发生现实的侵害[16]，如违法犯罪或灾祸。假想的或者并没有发生的侵害，则不能予以防止或制止。无因管理发生的前提条件是本人对自己的事务或财物一时失去控制，不能进行管理。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可能会出现利益丧失的危险。（4）见义勇为所引起的法律关系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行为中，则有见义勇为者和受益人。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中，只有管理人和受益人两种主体，没有侵害人。（5）在见义勇为中，见义勇为者受到的损害，可来自违法犯罪行为，也可源于自然力。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人所受的损失，只是付出管理的必要费用。（6）民法上的无因管理是为防止他人的合法权利受危害而实施的行为，但大部分无因管理行为都不具有紧迫性和危险性的特征。但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行为人所作出的行为一般是在有紧迫性和危险性的情况下作出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毕竟跟民法上的无因管理不能等同。所以，笔者认为将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定性为民法上的无因管理欠妥。 （二）契约说 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不“无因管理”而是合同行为。此观点认为，在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第三人发出了要约，而见义勇为者则依此要约作出了承诺。因此他们之间便成立了一种合同关系。 但笔者认为：契约说存在诸多不足。因为见义勇为者和受益人之间是不以设立、变更、终止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而仅仅是一种助人为乐的行为，这种行为与契约或合同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见义勇为者更多的是以保护社会安定、有序等公共利益为目的，其行为体现了良好的品行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出于订立合同的目的。 （三）公平责任说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公平责任原则是有法律依据的。 但笔者认为：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由此可见，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前提是各方当事人都无过错，根本不存在有过错侵权人，即对当事人的损害不存在侵权人或侵害人。这显然不符合见义勇为所体现出的三种法律关系。 （四）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 从刑事上来说，见义勇为人的见义勇为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行为，而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刑事司法协助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 但笔者认为：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显然不够全面。因为见义勇为行为显然不仅仅发生在刑事领域，它所体现的法律关系也不仅仅是刑事关系。如路人为救助落水的儿童而见义勇为显然不是刑事司法协助行为。 （五）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紧急避险行为。 但笔者认为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显然不能成立。 由此可见，“无因管理说”、“契约说”、“公平责任说”、“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都不能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给予合理的解释。因而它们也就不能给见义勇为行为者给予合情、合理、合法的保障。 笔者以为，见义勇为行为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法律关系。首先，见义勇为者与第三人之间形成侵权法律关系。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 “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适当的补偿” 以及《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二条“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的情况下，如果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其次，在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之间形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而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1.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2.管理人主观上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3.管理人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行为。由此可见，在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之间形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再次，第三人和见义勇为者之间形成侵权关系。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适当的补偿” 三、对见义勇为行为保障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颁布地方性见义勇为保障法规的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山东、湖北、河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0余县市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和规章的主要内容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这些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地方法规性质的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使得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与奖励终于有法可依。 从现有的法律保障机制来看：宪法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制度赋予见义勇为人员向受益人要求赔偿自己受到的损害的权利；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制度赋予见义勇为人员向加害人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刑法上对于暴力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规定有很大的威慑作用，因而对于见义勇为人员有间接的保护作用；劳动法在关于在用人单位与因为见义勇为而伤残的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上，给予职工的特殊保护；社会保障法上的工伤保险、公费医疗或者医疗保险等制度使得见义勇为人员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保障；在医疗卫生（行政）法上，医院应当对于所有的危急病人予以及时的救治（否则有关医护人员应当承担行政或者刑事责任），当然效果及于因为见义勇为而负伤的人员。 从上面的事实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地方性见义勇为保障法规的出台还是现有的法律保障机制来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保障都是杂乱的、无绪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有有权机关出台的法律、法规。 四、社会保障法保障机制的提出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见义勇为立法应定位于社会保障法范畴。具体来说，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因为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所以笔者认为，还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况且实际上现有的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牺牲问题时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第15条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抚恤、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事实上，社会保障法不仅能够明确规定受补偿人的范围、补偿的原则和标准、获得社会保障待遇的条件以及待遇标准，而且能够规定社会保障机构为受补偿人提供咨询、解释和说明以及社会保障待遇的义务和责任，能够规定社会保障机构对基金的管理和监督以及在受补偿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供法律救济的职能等问题，因而对于国家和受补偿人都具有约束力。因为国家本身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它用于纠正错误、弥补损失的所有财力、物力、人力均取之于社会成员，并且无须征得社会成员的同意。一个没有责任能力但又全权在握的主体，其行为方式一定是轻率的。 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现有的救济途径显然已经不适应价值多元和主体多元并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而事实上，我们发现在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关系中受益人有两个：一是私权利受益人被救助人及亲属；二是公权力受益人政府，施救人延伸履行了警方对公共秩序的管理职责，警方理应、补偿不足的酬金奖励、表彰。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对见义勇为行为给予补偿。 再者，笔者认为许多人之所以能见义勇为，正是在响应国家的号召，之所以能奋不顾身，正是基于对社会的信赖。所以公民的见义勇为行为的真正意义是其个人与社会的提倡与响应之间的契约，而不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的契约。所以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首先理应由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国家来负责，而不是完全由当事人个人承担。 “鼓励、支持和倡导见义勇为当无疑义，但并非民法一部门之任务”[23]. 也许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的追偿人林金华在庭上庭下一再强调的一句话能够给我们以启示：“一条人命不能与3万元划等号！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在英雄献出生命之后一点不成比例的补偿”。 法律与道德论文:论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 【论文关键词】：新闻自由； 社会道德； 法律与道德 【论文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国家机密、他人隐私、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的时候，新闻自由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如何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必须共同面临的难题。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二、我国的新闻立法--法律是否能够完全限制新闻自由 （一） 最初的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出现于18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集中表述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自然状态下，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由的狂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如果人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4]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要看他能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如何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呢？法律是唯一的依据。 （二） 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新闻自由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得到限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呼唤，尤其近几年每年"两会"时都有代表提出关于新闻立法的建议或提案，有关部门多年来也作了大量细致的立法准备工作。但是，由于新闻法学理论研究和深层次上的多种难点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然只停留在立法规划的阶段，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究其深刻原因，私以为，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与道德观念紧密不可分的一个难题。 我们知道，虽说在新闻最自由?自诩民主?法制最健全的美国，因为新闻自由侵犯他人利益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仍然不能做到法律能够完全限制自由？私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的不同，因为每个个体的利益是不同的，而在新闻自由中，有些人恰恰就可能利用新闻自由的无拘束性去获得额外的利用，如制造某明星的假新闻，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制造＂肉馅包子＂的轰动效应，提高收视率等等．我们的法律在利益面前，一方面可能会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踩在法律上面，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在有些问题面前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究竟采用何种方法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我们采用最低限度原则也好，最小比例原则也好，关键是我们如何去保证能够让这些制度实施下去。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的可行性如何？比如一个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范围？这是非常难得问题。所以，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单纯依靠法律限制新闻自由，这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内心价值标准不同而对于同一件新闻做出不同的评价。所以，对于新闻自由而言，想要通过外部的制度来达到确立统一的内心价值标准，显然，这无疑对我们的法律过于苛刻。正所谓，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是道德问题，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两者实在不可混淆不分。反之，道德常常能弥补法律的不足，但法律有时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空白。所以，对于内心价值的评判，显然是不能通过外部的强制力来加以衡量的，而只能坚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新闻自由是新闻活动不受外界干涉，新闻的功能得到全面发挥的状态。价值中立是新闻自由的本质所在。所谓价值中立，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和播发的客观性，要按事实发生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不能参入与新闻事实无关的主观意志。[5]因此，如何加强新闻自由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也是我们除了立法之外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新闻自由限制的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利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机制来进行限制。 (1) 加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有法可依。新闻法规是依法管理传播行为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新闻立法应该对新闻行业的一些根本原则加以规范，这不仅能从制度层面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而且还能惩处违法乱纪者，确保传播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6] （2）完善媒体用人机制。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实行聘用制，这就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为才是举，却忽略了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为了提高收视率，创品牌栏目，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有"才"就敢用，而不考虑"德"。因此，媒体人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忘我的奋斗精神，这就要求媒体在用人上必须严格把关。 （3）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受众不是被动的接收者，它是传播活动的间接参与者。所以，加强一般受众的素养教育，对于某些新闻自由的限制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受众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从而达到优化传播的目的。 （4）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企业运转的核心追求，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角色使得她它不可能超脱这一追求之外。所以，要达到对媒体的某些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必须引导企业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否则，很多媒体可能在商业化的市场中，做出一些违法与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之事。 四、结语 新闻自由应以法律制度为规范，同时辅以社会道德的制约。在全球媒介产液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讨论这一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已不足以保证公众利益面受到伤害，新闻自由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为限度。这就需要媒介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来进行自我约束，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法律与道德论文:浅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发微 [论文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　法律基础　实践教学　教学实践 [论文摘要]思想道德修养-9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这门课程，需要执教者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内容结构，表现形式等方面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问题；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即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坚持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基本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是把原“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两部分内容整合为一门新的课程。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两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如何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是值得执教者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1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 1．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联系 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都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又反映和作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问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们都是为了确认和维护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服务；它们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内容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律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思想道德建设为法律制定提供了目标。社会主义法律贯穿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精神，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培养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规时，必然要考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现状和内容，把某些道德规范转变成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促进整个社会法制建设水平的提高。 1．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区别 思想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而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内心信念来调节控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非强制性社会规范的总和。从社会主义法律表现形式上看，法律表现为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国家认可的习惯；而道德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东西，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之中。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在结构关系法律调节的层面来看，思想道德主要涉及个体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法律主要涉及人们行为层面的问题。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调节方式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主要依据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体内在的信念起作用，是一种“软调控”；法律是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控制发生作用，是一种“硬控制”。从思想道德与法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思想道德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相对模糊；法律作用的范围较为具体，十分明确。从思想道德与法律调节控制的结果来看，思想道德着重要求人们内心世界的善良与高尚；而法律则着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及其后果。因此，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界线，具有不同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混淆。 2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2．1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 当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是突出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而忽视了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淡化了思想理论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诚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与中小学强调养成教育不同，在高等教育中应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要进行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宣讲，解决思想理论认识问题，培养大学生理论意识的自觉性。同时，大学生处于思想意识逐渐成熟阶段，他们一般具有自己的审视行事标准。因此，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要重视思想理论知识的学习。然而，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却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教育课不是单纯的知识课，它是具有价值倾向的思想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程设置的目的，并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发展知识，它需要通过教育对象个体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生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实践证明，淡化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会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功能和任务。…可见，思想理论教育必须坚持思想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 2．2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 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新世纪，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要具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献身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素质，是保民族之本，扬民族之威的有力保障，而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是其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可见，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2．3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高层次人才素质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在坚持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是一讲学科建设，就把它朝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上靠，把思想理论教育课程当作一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知识课程；二是一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就把它等同于传达党的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同于“政治德育”。由于视角不同，高校德育确实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人强调学科德育，从纯粹理论的角度建设德育，突出了德育的学术色彩；有人主张生活德育，努力体现一种与生活本身一致的道德教育的特色；有人强调心理学德育，从价值中立和无批评原则对德育的借鉴出发，使德育诠释在心理学的模式之中；也有人从文化德育的角度，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中诠释德育，政治德育则由于凸现德育的政治功能成为特定年代的标志。高校德育教育模式作为学术问题，各种研究实验和设计都应当鼓励，但是德育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能由于不同德育模式的存在被消解，不应当回避价值观问题，不能淡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中国高等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将来势必会在国家重要的岗位上担当责任，或者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建设者和劳动者。探讨思想理论课程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一学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理想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等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全面加强课程、教材和队伍建设的学理支撑，又是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改善教学手段必须围绕的根本。不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只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质出发来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提升它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其师资队伍也难以得到稳定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借助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又要潜心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开拓学科的研究空间。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要兼顾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大学生成才需求，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以育人为本，贴近学生；要兼顾理论性和生活性，既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理论课的属性，又贴近生活，以此选择教学内容和构建教学体系。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践教学 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教学目标不仅要解决学生对社会道德基本要求和法律规范的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完全依靠理论教学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教学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取得这类课程的实效性，必须在教学方法和途径上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实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基本要求和有关知识点，通过开展学生亲身参与、体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它包括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和有关德育活动等。 3．1实践教学的功能和作用 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施加影响，使其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内在心理要素发生变化，通过内化和外化的动态过程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该课程的实效性。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与行为实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是指外在于受教育者主体的体现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社会舆论，加上学校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形成的合力，在主体知、情、信、意等内在心理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使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被受教育者主体所接受和认同，并通过实践体验和感悟内化为其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即精神力量。外化过程是指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将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转化为行为实践，相对稳定地调节主体外显的行为。这一过程是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量变到质变，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动态过程。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法律行为作用于外部环境，往往会产生某种社会评价，即人们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依据社会道德法律的准则和基本要求，对其行为实践所作的价值判断。其功能是以善恶和法律规定为标准，形成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的正确价值观。其实质是对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动机、效果和价值的判断，是人们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和坚持正确行为习惯的外在力量。 3．2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 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两个飞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激励、促进受教育者主体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基本要求的内化和外化两大飞跃。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的内在心理要素，包括认知、情感、信念、意志等，属于意识或精神的范畴，在它没有客观化、外在化时，还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是内在心理要素和外在激励要素的统一，是观念、意识和行为实践的统一。它需要经过两个飞跃：一是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原则、规范、基本要求等内化为道德和法律意识，从而实现从社会的外在力量到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即精神力量的飞跃；二是实现从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到客观化、外在化的行为实践的飞跃。实现这两个飞跃离不开人们的行为实践。受教育者主体只有通过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和外化的整合才能实现上述两个飞跃，从而形成其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x,-t稳定的特质和倾向。 上述两个飞跃并不是一次实践教学或理论教学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反复多次，分层次、分阶段的实施才能够实现。其中，认同、信奉是重要的层次与阶段。 认同，即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及其精神需要。它是行为主体在认知、情感上，对外在于主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的实施价值、意义的认识趋同，并指导自身自觉行为的一种心理倾向。认同阶段的重要功能是受教育者主体将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内化为自身意识、自身需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并转化为其自身内在的知、情等心理要素。该阶段是确定更深层次内化的基础，是完成内化和外化运行过程，实现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两大飞跃的动力源泉和心理基础。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觉性即受教育者主体实施道德或法律行为的主观动机发自其个体的自我需要，并使这种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趋同，它区别于特定情势下的盲从，也区别于在特定外部压力下的被动服从。 信奉，即个体人在认同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通过行为实践的情感体验，建立在道德和法律价值信念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道德和法律价值信念是人们在内化和外化运行机制的作用下，对转化为内心信念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价值及其真理性坚信不移，它是系统化的道德法律认知和相对稳定的情感体验的结晶，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的较高层次和阶段。信奉阶段除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高度自觉性、主动性外，还具有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坚定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征。信奉的关键是“信”，其特点是对道德和法律有关理论知识的深刻理解，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实践感悟、情感体验，坚信其认识的正确性、科学性和真理性，并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烈的情感，它是激励人们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和法律信念坚定，则认识必然深刻，情感必然强烈，意志也就愈坚定，行为则愈自觉。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对稳定性，是指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转化为其自身意识和自身需要后，不会因为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动摇，相对稳定并持续地实施某种符合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行为。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进入信奉阶段，标志着两个飞跃的阶段性实现和完成。在信奉阶段，受教育者主体不仅能够依据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对稳定的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而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 诚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片面强调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或者片面强调实践教学而忽视理论教学的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法律与道德论文:试析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实效性途径探析 [论文摘要]一直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讲课大道理多，内容枯燥乏味，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为了调动学生学习本课程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笔者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论文关键词]教学实效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实效性 一、整合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变系统讲授为专题讲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容十分丰富，讲授的道理很多，过去本课程基本上采用系统讲授的方式，力争面面俱到，但由于教学时间十分有限，最后这种讲授往往变成泛泛而谈，理论讲不深讲不透，实践教学也无法进行，学生对所学内容没有什么印象。而专题讲授则可以突出重点，集中时间和材料，对热点、难点、疑点问题讲深讲透，达到解决学生现实思想问题的目的，所以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内容上，部分教师采取专题讲授方式，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针对大学生身心特点，紧贴教材内容，把社会外在要求和学生内在需要结合，把教学内容分为十个专题，即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及成长规律；大学生的学习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大学生身心健康与调适；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民族精神的培育；人生观的形成和价值观的选择；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宪法原则的领会与宪法精神的遵从；社会主义基本法律制度的具体与深化等十个专题，这样既能突出重点，又能把问题讲解透彻，而且教师有足够的时间调动学生思考，探索问题，围绕专题广泛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集中解决学生现实思想问题，有利于提高教学的说明力和有效性。 二、结合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基本教学方法还是应该以课堂讲授为主，通过教师的讲授使学生明白作为一个大学生应如何做人，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了加强教学时效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我们在教学中重点采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一）讨论、辩论式教学 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实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教育对象的主动能动性，激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辨能力，善于思考和提出问题，他们关心政治，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但是对于一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往往认识不清，甚至存在一些错误观点，正面回答他们，效果往往不够理想。因此，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专题讨论或者辩论，引导他们自己去寻找资料，寻找答案，弄清以前认识中的错误所在，激发学生思考的主动性积极性，养成创新的学习态度，通过课堂讨论，分组辩论，师生共同交流探讨，改变了老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局面，不仅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帮助他们提高综合分析能力，表达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锻炼学生敏捷思维，开阔其视野，并在相互讨论中，对与错的争辩中分清是非，受到启发和教育，从而确立正确的观点。 （二）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教学 大学新生进校时，普遍有许多不满意，不适应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确立自身的“同一性”，“同一性”是一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想干什么，将要到何处去，能否被他人认同的一种感觉。这个时期的学生，失落感强，专业思想不平稳，对自己的前途目标迷茫，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用大量的，喜闻乐见的事例去启发引导学生，例如在讲授适应转变，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这一专题时，先以大学阶段在人生道路的重要作用为起点，从生活、工作等方面引导学生树立信心，找准方向，立志成才。这一方法的使用，不仅改变了原来说教的入学教学形式，而且能够为学生在确立自己的成才目标上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内容，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师“讲”与学生“讲”相结合方式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教师的课堂讲授是必要的，它可以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但是，适当地变换师生的角色，让学生自己依据专题内容讲课，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融洽师生关系。每学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第一次课，教师会根据教学内容，选取相关题目，学生从中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课外查找资料，制作课件，撰写大纲，上课时由学生讲授，最后老师点评总结，这种做法不仅激发了学生问题探究问题的热情，而且对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活跃课堂气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和手段是直接影响教堂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教学中适当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对提高教学效果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如，影视教学是一种形象化的教育方式，形象生动的画面，优美动人的解说词，能给人深刻的印象，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能有效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愉快地接受教育。因此，笔者在教学之余经常关注一些时政节目，收集和积累了大量影视资料，这些影视资料片使学生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和启迪，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五）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式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条根本原则和方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践性、针对性很强的学科。该课程的目的就是要针对学生中普遍关心或普遍存在的政治、思想、道德、心理等方面实际问题，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使他们加深对理论的认知与理解，帮助其逐步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在讲授中，要特别注意针对一些难点、热点、疑点问题进行讲授。 三、利用人生发展设计工作室，加强师生联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要授好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学生，大多的教师运用较多的是，通过教学中的提问、讨论，进行师生间的沟通， 了解其思想，为其解惑，但是由于时间有限，这种了解往往不够深入、全面。课堂教学中涉及到大学生个人发展与前途命运思考的很多问题不可能在课堂上完全解决，大学生遇到的各种人生困惑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课后以各种方式找自己的思政课老师谈心、寻求帮助。鉴于此，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胆创新，以高校德育实验室的形式，成立了“人生发展设计工作室”，作为思政课教师在课后与学生互动交流、对学生进行跟踪关怀的重要场所，工作室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后延伸，打通了课堂教学与课后衔接的教学通道，通过在工作室的工作，教师们“零距离”地面对学生求助，和学生密切相处，与学生深度访谈，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处于种种人生困惑中的学生。通过在工作室与学生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还能够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和学生关注的的热点难点问题，掌握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既可缩短师生间的距离，还可以为教学积累具体真实的素材，使课堂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和理论水平 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实效，教师的素质及理论水平的提高是重要方面，首先教师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发自内心地相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要热爱高等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自己的学生，有良好的心理品质和人格魅力，是大学生做人的导师和行动的楷模。其次，教师还应当具有丰富的知识，特别是相当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及相关的综合知识以及高超的教学艺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设计到多门学科，教师没有广博的知识很难讲好这门课，故要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一方面需要教师博览群书，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面，教师要不断增强自己的表述能力和努力培养善于打动人心，沟通心灵的艺术感，把问题讲得更加生动，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第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时代性，还要求教师必须不断的吸收教学的新资料，新信息，对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要进行一定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开阔视野更新观念，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使自己的教学讲授既是有理论性，又具有一定得时代感。 法律与道德论文:道德的法——法律与道德的互动演讲范文 现代性社会的两大规范体系——法律和道德在不时的冲突和亲合。这种矛盾着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后果是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迷惑以至于无法消除迷惑。即使是诸多的学者无论是前时的还是当下的，在诸如社会学、法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以及经济学等上诠释着这一普遍而深奥的问题，并建立起各自的理论体系。虽有所共识，但仍旧无法达成和谐的一致。依然站在各自的领域内无休止的“争吵”着，谁也无法统合人们的认识。人类思维方式的不合一致及矛盾本身具有多角度思考的特性，决定着争论是必然的。这也昭示着法律和道德这一永久以来的矛盾体将是人类探讨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的永恒主题。 一、 法律的原初状态 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一般准则，并非是人类产生时所带来的“自由圣经”。它的产生由其自身的社会轨迹。按马克思的观点，法是阶级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调整人类关系的手段。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生活在一种低下且和谐状态中的人类，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需求是不存在的。所以并没有适合它的空间。因此，我们不得不设问：在那时是什么使人类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即使它很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谁”在支配，它又是如何支配的？而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那种原始的和谐的社会体系怎么会崩溃，即使它在慢慢地脱离低下？这时的利益关系又是由“谁”来统协的，并是如何统协的？ 当古猿进化成原始人，古猿群成为原始人社会，并且各自为生存而“奋斗”时，他们就深深地烙印着利益分层（利益分层是这样一种体系结构：利益具有不同性，不同的利益具有主次，高低，大小之分。因此，按照一定利益标准可形成一个阶梯状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类的利益趋向总是从高到低，从主至次，从大由小的。也就是说人类在选择利益时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功利选择。）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存在着各自的不同利益，即使尚未呈现出明显的外部特征，利益差别依然是实在。由于原始人自身固有的缺陷和自然条件地恶劣，造成生产力极端的低下，以至于个人无法独自生存。因此他们在本能运动的驱使下认识到“由于社会合作有可能使所有的人比任何孤军奋斗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不同的人就不得不谋求联合，走共同生存地道路。并最终在最原始、最本能的生存目标支配下合成一体。虽然人类为着同一的最高利益而暂时地基本一致，但是利益的不同性永远存在，也就意味着利益分层仍旧发生着作用。即使在被最根本且最高利益所掩盖和压制的它，依旧是不安分的。所以，同样会产生矛盾，发生冲突。产生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不是任由它自然的随意放肆。因此，就需要一些普遍的被原始人共同接受的原则加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产生于原始条件下，并根基于当时最高利益下的原始的朴素道德观念，在这种现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负起了沉重而光荣的使命，充当着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诚如恩格斯所言“一切问题都有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这种朴素的道德观念一直在“努力而勤奋的”工作着。在整个原始社会期间人类是靠这种自身的“最神圣的氏族法规” 维系着一种自然和谐的社会状态，使其不断地进化发展。即使战争这一极端的纠纷争执方式的实际运用也是道德观念支配下发生的。 原始的道德观念形成了一套基本一致的利益分配方式，同时又规定了对社会合作所产生之利益负担恰当的分配原则。虽然普遍而原始的道德观念由社会需求产生并以其自身的规律运作，但这主要不靠外在的物理性强制才被当时的社会中的人所遵循。而是人类对道德的认同，一种内在的信念，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伦理体系得以建立，乃是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希望创造社会生活的起码条件的强烈愿望。” 而“共同的伦理准则有利于增强社会的聚合力，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一个稳定且团结的人类社会显然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故而拥有正义、勇敢、刚毅、善良秉性的个人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人也是按照这种基本的体制实施行为，因而也愿意让自己容入整个社会。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生活于和谐的道德社会，也使利益的道德协调趋向于一致，不至于过分的动荡。 在普遍道德观念约束下的人类行为，并非完美无缺，更非意味着行为总沿着道德原则设计的方向实施。因为利益分层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以不时地变换结构。所以在偶然地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有可能并且事实是：人的自我约束是如此薄弱，以至于也会破坏道德原则。那种“在低级野蛮社会中，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个人的尊严、语言的流利、宗教的感情、以及正直、刚毅和勇敢已开始成为其性格的共同特点。” 的相反面也不时地出现。这种不确定而且不稳定的内在心理促使道德原则去寻找一些外在的非物理性力量加以补救，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氏族领袖的威信，普遍的社会压力，对死亡的恐惧等都在这方面发挥着他们的作用。由此可见，道德手段并非完美无缺，其本身的固有缺陷也显而易见，因此，外在的补救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在原始社会中，它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则体系，整个原始社会和谐的秩序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规则体系之上的。因此，称它为“原始法”是毫不过分的。 然而秩序的荣耀并非是永恒的。人类自身的和社会的进化使我们更多、更好的认识自己和自然以及社会，并逐步地改变自我并“驾驭”起它们。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所难免，自然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人类生存受到威胁的程度在渐渐地降低，利益分层体系的结构在发生着变化。生存作为最高利益的地位被人类追求以生存为基础的个人美好生活所取代。因此，原本统一于原始道德观念下的联合体也在逐步的分化。经过三次社会大分工的洗礼，个体作为独立的生产者最终形成，从而加速利益分层结构的再变化，导致原始道德规范体系的最终瓦解。因为它无法抵抗住在剩余物质增长并被氏族贵族占有进而私有化情况下所孳生的物欲、情欲、贪欲等私欲的攻击。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先生深邃的洞察力：私有财产给予人类心灵以巨大影响，并引起了人们性格的新特点的出现；它在英雄的野蛮人中已成为强有力的嗜欲了。确实，被恩格斯称为“最神圣的氏族法规”的道德规范体系在那些新生的人类性格特点面前是那么的弱不禁风，以致于一吹即到。这种在同一形式下的非实质一致的社会意识冲突被最终决定性的激化了，从而导致了冲突双方的公然的激烈的对抗，以致于原有社会制度的彻底崩溃。无怪乎恩格斯先生论道：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 当然，某种制度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制度的死亡，某种调整手段的弱化也非调整的失败。相反，历史的规律是，将出现更有利、更符合新社会的制度或调整手段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而这种或这些新的制度应该是承继了旧制度的某些合理特点，并创造性的带有新特征的，从而能够建构起新的社会结构体系。 在利益向着多元化发展时，利益分层的内容在不断的充实并且结构在反复的调整，因此，众多的道德观念也在这种情况下分化出来，产生了同一规范体系下的矛盾——道德冲突。但是它们却无力以约束自身来调整其自身的矛盾。因为道德的自我约束力并不足以把已产生的人类私欲抑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相反，这种不合时宜的手段因其固有的缺陷而放纵了人类的私欲。在“纯朴的道德高峰”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已融入道德的外部非物理性强制方式，由于过多的依赖于道德原则，也逐渐失效。因此，在此起彼伏的道德冲突下，为了存续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势必需要一种新的能够克服道德固有缺陷的有效制度。 历史选择了法律，法律在这一契机下最终伴随着私有而来，并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着它巨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战斗力。“只有在共同利益分化为众多的个体利益并导致普遍的利益冲突，仅靠道德、传统和舆论不足以有效维持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需基本秩序时，法律的产生才成为必需和可能。” 进而法律成了道德冲突的协调者，是社会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且维护着它产生后的社会秩序。当这个社会的自我运行或调控陷入到极端地不可解决地道德“陷阱”中，并不断地分裂出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同时又不能有效地摆脱这些冲突时，为了这些冲突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我和整个社会毁灭，更为了这个社会在由表及里的层次上保持相对的和谐状态，就设置了一种表面上临驾于社会，实质融于社会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法律。它最基本的作用是缓和冲突并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 可见，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凭借“良知”这样内在的道德自觉并不能把“私”控制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即使“施诸‘日常人生’者，应当是公共道德” ，但事实是必须借助外在的拥有强制力的规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具有这种强悍的外部物理性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利益者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破坏它意味着赋予自己以法律责任，其后果必定是不利的，不利是每个人所不希望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为必需。并且，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弃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 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所以，初始的法律更多地表现出与道德的相似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分辨。从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新的特征，但道德固有的优点并未因此而被抛弃，赋予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法律的效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初始的“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 的论调是不无道理的。 二、矛盾的运动——冲突与亲合 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脱胎于原始道德观念的初始法律，并没有剪掉“脐带”以此跟道德划清分明的界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相反法律继承了道德固有的优越性，并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对道德本身的扬弃。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法律与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暴露出不和谐的一面——冲突。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物质资料的极快增长，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 从而最终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所以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 这种在价值冲突支配下的社会现象，由于失去了一元化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一元化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因此，它将伴随着永久的人类社会。因为一元化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单一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和同一的利益关系。而在现代性社会中，这种现实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已然于我们面前，利益的不断分化更加促使不同价值观念的涌现，从而使多元化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牢固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冲突导致法律和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但是从总体而言，并未因此而削弱两者的力量。不同价值的斗争并未使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衰弱。恰恰相反，冲突本身有利于两者作用的发挥。就整个价值体系而言，这种斗争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强烈地体现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是“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自我净化。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多元化价值体系又使这种作用程度的差别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整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当某些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时，它应就此消亡。所以此些法律规范就无存在之现实的必要性。但是道德规范的消亡是自发的，而法律规范的删除是人为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是新法律规则的引入和旧法律规则的改变或废止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相反，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或撤消。” 所以，如果这种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仍旧在法典中并且被司法官员不断的援引时，危害结果将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深层次讲，是因为失去了同一的法律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评判标准，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价值观念没有顺应这种情势变化。 另一方面当原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某些法律规范，已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典中，并且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不断适用，而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时，这些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道德领域，从而形成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继而充实道德范畴。然而，法律规范是人为确定的，而道德规范的扩张难以把握。所以，如果司法者在个案处理中，依旧使用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全然不顾及道德性原则时，冲突就在所难免，混乱就会造成。在本质上是因为在短期内价值观念的延伸无法适从于它的客观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 再则，如果道德规则仍旧存在，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改变或者废止，那么这些道德规则在人类内心深处将会变的薄弱起来，甚至“堕落”到全无的地步。由于失去外在强制力的保护，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经常地损害他人的、公共的利益，破坏着道德规范。倘若不能及时的阻止此等事情的发生、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将在人的不断破坏中逐渐地弱化、消失。即使刚出现时尚有民众指责此等破坏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出现，会麻木人的道德精神的感应力，从而不在关注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虽然道德规则或传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或制定而废止或改变，但法律的制定或废止却可能是某些道德标准或某些道德传统改变或衰败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当然这并非说法律即道德，道德就是法律。如前所述，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 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愿望虽然美好，却过于理想化。期盼或要求人们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前进而不去做相反的运动，是合理的。但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遵循于此，则是不确定的。唯一可确定的是没有道德和法律，这些期盼和要求的内容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只要道德和法律的现实存在，期盼和要求的内容就有实现的一天。因此，理想化的愿望需要实践。 道德的法——法律与道德的互动 法律与道德论文:浅议地震预报的法律与道德冲突 前日与一位律师朋友讨论民间地震预报研究活动的时候，谈到了预报的法律问题。 我国《防震减灾法》第16条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而《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13条更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我问这位朋友：近来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杨智敏屡屡通过网络媒体个人预报意见（以前还称“只是内部学术交流探索，不要当信息”，后来却表态说“宁可错报接受指责，那怕只有1%的希望我还是要说的”）。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是否应认为其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 那位朋友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认为：谁有权地震预报并不是处于地震灾区的人最关心的问题，而利用法律的武器去打压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却可能是历史倒退。这位朋友的话确实反映了目前我国相关领域存在的矛盾：一方面国家法律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对地震预报意见采取了严格控制措施；而另一方面公众又迫切希望获知预报信息，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类似的矛盾在医学界同样存在：我国对行医资格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但是当肿瘤医院的专家们对癌症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没有行医证的民间术士接收病人开展癌症治疗，这种行为本身是否合法？从道德角度来看：所谓“有病乱投医”，当专家们对不治之症束手无策的时候，换一个江湖医师总是多一线希望，哪怕他没有合法的资格。病人维护生命的权力不可以用法律手段剥夺。同样，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不少网友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专业机构地震预报不过关的情况下，听听民间人士的预报意见（哪怕是“大仙”也好）没准还能蒙对几个地震，总比坐家等死要强，何必那么顾忌法律上的教条呢？ 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标准？这是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笔者认为，在地震预报问题上的对立观念正是法律和道德冲突在这一领域的集中表现。众所周知，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从道德意义上讲，公众感受到地震威胁，希望获知地震预报意见，这完全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与关心亲友安全的考虑，这种需求对灾区群众来说尤为强烈。而从法律意义上讲，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毕竟更多的人还要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他们的利益也应该被维护。如果任由个人散布预报意见，今天杨大仙说西部要震，明天李大师又说东部危险，势必造成股市狂跌、外商撤资、经济衰退、全国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的动乱局面。要是国际奥委会根据某位大师的预报意见宣布拒绝来京，咱们这奥运会还能不能办？ 笔者此处还想再举一个例子。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当年胡万林非法行医一案。事后法律界曾经有人指出：若不是治死人命，胡无证行医严格来说并不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11条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满三年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也就是说，为了发展传统医学，我国法律竟不自觉默许了非法行医行为。只要是传统医学，就可以先治病，后考试。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漏洞，于是便出现了胡万林无证行医的畸形案例。这一事件反过来也说明国家从法律上加强医师执业管理的必要性：如果我们为了治疑难杂症而放宽对江湖术士们行医资格的要求，不知还要有多少人冤死于“杨万林”、“李万林”之手。那样做从道德上确是给患有不治之症的人以更多的机会，实际上却损害了更多数人的健康利益，这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会发现《防震减灾法》对于地震预报意见的规定也不是没有漏洞：“任何单位或者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关于短期地震预测或者临震预测的意见……不得擅自向社会扩散。”但对于民间爱好者（非专业人员）却没有加以限制。所以国家才会在《地震预报管理条例》中加上第13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笔者认为，这种规定不应视为是“利用法律的武器去打压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相反，《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扶持地震预报的科学技术研究，提高地震预报水平。”支持民间人士开展地震预报研究，与任其向社会散布预报意见并不是一回事。 笔者以为：法律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只能代表更多数人的利益。目前地震预报管理的现状应该是一个利益均衡的结果，也许日后政府会采取动态地震危险等级等更灵活、更人性化的措施，在法的体现上做出调整，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但作为一名法治社会的成员，我们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首先应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不能简单地用一句“生命无价”便使天平倾向于道德一端。 法律与道德论文:教师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浅论 教师职业道德是根据社会的道德要求和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进行的职业道德规范。 一、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选择 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选择是指教师在职业活动中，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下做出某种行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的判断，这种行为选择体现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正确与否，都会直接或间接对受教者产生深刻的影响。教师对其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是维护教育教学活动正常进行，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条件。教师在进行行为选择时应注意如下两方面：一是行为选择是否存在自由意志。人的行为既然是在社会实践中发生的，通过社会关系表现的主观意志活动，就应该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离开了社会属性就失去了行为的意义。同时，人的行为必然发生一定的结果，要使行为人对所发生的结果负责，就应当承认行为选择存在相对自由意志，否则，行为人不该对此行为承担责任。教师的行为选择也是如此，在职业活动中，既要受教育法律、职业道德的调整和制约，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自己的意志支配其行为，体现教师的职业道德。二是行为选择的价值取向。教师职业道德行为不仅涉及到行为主体个人的利益，而且涉及到受教育者、教育事业直至社会的利益。由于教师的行为选择不同，实现的价值也就不同。能否选择正确的行为，实现有利于受教育者、教育事业和社会利益的价值，关键取决于教师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是影响教师价值的重要因素。此外，教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是影响价值取向的因素。教育实践中，经常遇到主观动机与行为结果不一致的现象，有些教师在选择行为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行为的结果则往往偏离价值取向，这种教育行为的选择不能实现社会需求的全部价值。所以，教师的行为选择取向寓于职业道德之中，教师在从事教育工作中，必须注重职业道德。 二、教师职业道德的法律责任 素质教育的实施，要求教师职业道德行为中要具有法律责任。教育法制不仅保障教师的权益，也要求教师应履行法定义务和承担法律责任。一是教师在职业活动中要规范法律行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选择并实施的某种行为是有一定法律价值的，例如教师与学校订立的聘约合同、教师与学生发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等都具有法律意义。不论教师选择什么样的行为形式，都将发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二是教师在职业活动中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国法律对教师职业道德行为有着特定的规范，例如《教师法》第七、八两条，各从六个款项规定了教师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教师要依法对学生负责，如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品行和学业成绩等等。再如学生旷课，教师应查找原因；对有着逆反心理的学生，教师应讲究一定的方法加以引导；对于差生，教师不得歧视、排挤。有的教师对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实施打骂、侮辱甚至伤害，属于违法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教师职业道德的建设价值 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的意义很重要，既包括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建设，也包括教师个体的德性完善。教师职业道德的建设具有利己和利他的双重价值。一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完满可以使教师获得自我实现的价值。德性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指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教师必须拥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以身作则，才能影响好、培养好学生，让学生的成长过程奠定道德基础。教师德性的发展是在教育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教师德性的获得和提升是教师生命的表达和潜能的释放，有助于教师明晰教育工作的意义。二是教师职业道德对教师敬业乐业、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和效果有重要价值，能优化教师队伍，调节各种教育因素充分发挥效力，是学校和教师队伍取得社会良好评价和有力支持的感召力之所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是相铺相承的。教师既要有较高的师德又要有较强的责任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职业道德，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专业水平。教师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是教师胜任这一神圣职业的重要保证。教师德性利己利人，价值重大；教师责任是法律规范，必须担当。教师要坚持依法从教，提升个人师德品质，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重要人生目标，自觉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实践有意义的人生。 作者：贾冬莲 单位：长春市二道区青少年宫 法律与道德论文: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论文 一、调查主要结果 从总体上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2013－2014学年度第2学期10所文科学院2013级本科学生以及2014－2015学年度第1学期6所理工科学院2014级本科学生的自评互评考核方式运行情况是高度认可的。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把自评互评纳入“基础”课程考核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评互评较好地测评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给予了学生更多交流机会和展现平台，是当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但与此同时，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现行的“基础”课程教学方式、考核方式，以及“两支队伍”融合等问题呈现憧憬与期待、抱怨与不满、疑问与忧虑相交织的复杂心理。 （一）自评互评有助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但对“基础”课程改进教学方式存在憧憬与期待。“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作为试点班级的任课教师，您认为本次改革试点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有推动作用吗？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问题时，有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拟定和设计对于提升“基础”课程课堂教学质量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而且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以及遵守校院规章制度等。除此之外，依托自评互评，能够有效推动“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有针对性地结合行课学生客观实际和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来设计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进而使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均取得较大改善。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习惯于按照教材章、节、目内容进行循规蹈矩的逐条讲解，我们认为这种按照教材篇章顺序进行传统讲授的教学方式略显僵化、生硬，明显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改革导向不符，它不能够解决教学知识要点多、教学计划课时少、教学内容简单重复、教学效果质量差等突出问题。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13位任课教师对“基础”课程改进现有教学方式、方法存在憧憬与期待。 （二）自评互评有助于测评学生基本素质 但对“基础”课程现行考核方式存在抱怨与不满。“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本次试点改革中有哪些值得肯定或不足的地方？”这一问题时，10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体现了测评公正、机会平等、团结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和基本要求，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认知、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步做到了综合测评学生的课程理论知识习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法律素质。但是，有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个别学院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管理过程的松散化和随意性、成绩测评的简单化和趋同性等问题存在不满情绪，对校、院关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配套进行的课程平时成绩改革导致课程平时考核繁琐化、量化课程作业导致作业质量贬值化等问题存在抵触情绪。调研发现，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来规范自评互评管理，强化平时课程考核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何使“基础”课程考核方式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使刚性约束与柔性管理相结合，在克服以往考核方式存在“重智轻德”、“高分低能”等弊端的基础上，真正达到“释压减负”、“知行合一”，既取得教学质的提高也获得考核量的平衡还迫切需要全面的统筹规划。 （三）自评互评有助于“两支队伍”融合 但对构建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存在疑问与忧虑。“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怎样能更好地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和学工队伍的融合？”这一问题时，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使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与学工队伍长期存在的“人为分裂”或“二元对立”等错误思想倾向有所遏制，有利于“两支队伍”的亲密合作。依托自评互评，“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主动与任课学院学工部门负责人联系，全面了解对口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熟悉行课学生专业的发展前景和毕业的就业现状；同时，学工部门负责人（辅导员、班主任、副书记、书记）率队深入课堂随机听课，既了解任课教师的授课特点，观察行课学生的学习状态，也使没有上过“基础”课的学工部门教师较好地熟悉“基础”课程教材内容。通过课前交流、课后反馈，任课教师和学工部门负责人建立了较之以往更为宽泛的接触和更为紧密的联系，使“两支队伍”能够群策群力、协同分析本院学生在课程学习和日常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一套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并没有构建起来，“两支队伍”融合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二、调查现状分析 当前，我校“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呈现出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成绩与问题依然并存。我们既要清晰看到“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对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明确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推动作用，对促使校、院人才培养体系科学化、完整化的助推作用，也要深刻认识“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其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结合调研情况，我们认为只有选择正视现存问题，善于在不断试错中校正偏差，辩证、客观、公正地看待“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才是推进我校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基础”课程教学改革、考核方式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自评互评意义尚需突出强调 “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考，而是多侧面、多视角地考量每个学生的教育自主性、参与自觉性、表达自如性，甚至管理自治性。它既是一次常规的课堂教学，又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课程学习；它既是一次规范的过程考核，又是一次与众不同的随堂考试。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包括班主任、辅导员、副书记等学工系统负责人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提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比重和分量，提升学生对“基础”课程的心理认知和情感认同，真正让当代大学生做到自我教育的主动性与课程考核严肃性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愉悦接纳“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过程中，达到受教育、长才干，锻炼自我、完善自我的作用。 （二）自评互评指标尚需删繁就简 在具体实施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学院制定了涵盖明德与守法两大汇报板块的学生课外思想道德培养与综合表现评价体系，要求学生必须在不低于5分钟的时间段内至少汇报6方面内容：（1）在成都大学的自我定位与本期发展情况；（2）人生理想及自我实现的准备；（3）身心和谐发展情况；（4）学习目标与达成情况；（5）日常生活道德践行情况；（6）个人法治、规则意识及遵守情况。它内在地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概括能力和良好的表达能力，旨在促使学生较为全面地去反思自我、认知自己。然而，不少班级学生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根本来不及汇报完上述内容，这就带来了汇报者汇报时蜻蜓点水、草率应付，点评者打分时无从下手、盲目给分的问题。我们认为学院还迫切需要根据具体院情进一步整合测评体系中的指标内容和具体维度，以利于学生汇报时特色鲜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学生点评时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评分客观。 （三）自评互评过程尚需规范管理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学生参与“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态度是积极的，考前准备也是认真、充分的。但是，教师们认为学生在参与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仍旧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一些学生在自评汇报时嬉笑怒骂、嬉皮笑脸，主题不明确，重点不突出，观点不集中，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较多；一些互评学生在听讲时心不在焉、心神不定，有的环顾左右而言它，有的充耳不闻，甚至有个别学生耍手机、看小说、睡觉等。还有一些学生在提问时乐于提一些与测评内容无关的哗众取宠话题，甚至说一些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激进言语，还有个别学生在自己汇报完以后对其他同学汇报不上心，存在故意迟到甚至旷课缺席现象。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规范自评互评考核过程，形成一套严格管理和严肃纪律的自评互评考评制度，营造一种相对严肃、紧张、活泼的测评氛围。 （四）自评互评配套尚需丰富完善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现行做法具有率先垂范的作用。但是，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强烈呼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够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中的所有问题，“基础”课程不能包打天下。同时，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介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功能和价值同样不能无限拔高，仅仅依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来深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还是势单力薄的。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在课程平时考核方面，要适度增加一些小测验，以重点考核学生对重大现实问题、敏感问题或者热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能力；在随堂考试方面，要尽可能地设置一些开放式的、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回答的问题；另外还需要配套进行“基础”课程网络化教辅、计算机考试等措施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三、对策与措施建议 基于调研情况分析，上述问题的形成既有远因又有近因，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的内涵建设力度不够导致了课程的含金量不高；二是“基础”课程教学方式的创新性不强导致了课程的吸引力不强；三是“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约束性不硬导致了课程的严肃性不够。基于此，我们认为“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统筹兼顾，以利于推进“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的科学化发展： （一）培养专家型人师 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在自身专业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等内涵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要打造一支自身素质硬、理论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高素质、高学历、高职称专家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那么，如何把现有的“基础”课程“经师”培养成专家型“人师”呢？我们认为校、院有关部门除了加大力度外部引进优秀人才以外，更要注重内部培养，加大师资培训支持力度。要给予“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多的课程观摩、学术交流、社会实践、参观考察的机会，定期组织省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同行开展以交流经验为主的教学研讨，定期组织“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参加新课程标准、新修订教材、新媒体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专业知识、个性特点、价值取向……以利于“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新现有知识结构，掌握先进教学手段，夯实专业技能基础，完善教师道德人格，进而有效驾驭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改革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 （二）倡导网络化教辅 古语说：“凡益之道，与时皆行。”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善于做与时俱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单纯以课堂讲授为主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普遍满意度较低，更是不满足于网络教学资源的匮乏，他们大都欢迎课堂讨论、分组讨论、小组辩论、网络教辅等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教学形式。鉴于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方面虽然进行了不懈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网络缺失的教学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取得理想的预期教学效果。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当代“90后”大学生“无时不网、无处不网”的现实状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不仅要在常规授课方面下功夫，广泛开展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等，还要充分利用好网络教学平台等新媒体，主动走进学生的网络生活，借助网络化教辅扩展自评互评的边界和功能。 （三）增设计算机考试 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成功试点，使“基础”课程最终形成“平时、随堂、自评互评”三位一体考核方式。实践证明，这样的考核方式实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改革的重大突破，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三位一体”考核方式也并非尽善尽美，主要不足在于考核刚性不强，致使学生的分数普遍偏高，及格率大幅度提升。这就造成部分学生对“基础”课程学习的不重视，存在“想考高分不容易，想不及格也不容易”的错误心理。面对这一问题，“基础”课任课教师一致认为，应增设计算机考试方式，重点考核“基础”课教材中最基本的概念、原理等知识，形成“四位一体”考核方式，以确保“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总之，扎实推进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考核方式改革任重道远，还迫切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现有成绩基础上持之以恒地探索和努力。 作者：岳鹏万君曹游宇何翠微单位：成都大学 法律与道德论文:职业道德与法律分层教学论文 一、开展分层教学的必要性 从2010年起，我校进行了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推行“行动导向法”，实施“项目教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也进行了项目教学的系统化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学生存在智力、兴趣爱好、前期知识储备等方面的个体化差异，以统一的教学项目和评价标准去应对所有的学生，势必会造成部分学生学有余力而部分学生达不到教学目标的情况。根据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人在满足吃饱穿暖等低层次的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need）和安全需要（Safetyneed）之后，就会产生被尊重的需要（Esteemneed）和自我实现的需要（Self-actualizationneed）等方面的高层次需要。如果学生能顺利地完成课程所要求的教学项目，就会获得“高峰体验”而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追求这种体验的行为动机，可以推动课程的学习。相反如果不能完成课程的项目任务，会使学生产生挫败感，导致对课程的厌烦感，教学效果不能保证。为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有必要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与其能力相匹配的项目任务，使得所有的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产生主动学习的心理动力。 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分层教学的实施 （一）分层的方式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采取无差别的方式，教学项目任务。根据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把学生按甲、乙、丙、丁四个层次分组。在这个基础上，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不同的项目任务，确保学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发展情况动态地调整教学项目的难度，乙组的学生经过努力可以升到甲组。甲组的学生不能胜任该组的项目任务，也可以调入乙组。 （二）统一授课和分层辅导相结合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为了保证授课的效率，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采用集中式的班级授课模式开展。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讲授的内容和授课的方式是一致的。为了兼顾不同层次学生的接受程度，我们采取“统一授课，分层辅导”的方式。对于接受程度比较好的甲组和乙组的学生，强调“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教师帮助点拨为辅”的原则，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丙组和丁组的学生则以“帮助”为主，重在带领学生学习。目的在于引领学生在各自的“最近发展区”发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心理需求,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心理因素的积极作用。 （三）关注学生的自尊，避免分层教学的负面效应分层教学的目的在于激发不同层次学生的习潜能，使不同层次的学生获得适合自身的发展。然而，给学生进行分层，难免会给学生贴上“三六九”等的标签。尺度把握得不好，会给处于低层次的学生带来心理阴影，对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对“分层”的操作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在分层的过程中，弱化“层”的概念，强调“分”的原则。 （四）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的评价方式为了配合“项目教学”的实施，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采用了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方式。1967年美国哲学家斯克里芬（M.Scriven）首先提出了过程性评价(formativeassessment)的概念。随后，过程性评价被美国教育家卢姆（B.S.Bloom）应用于教育实践中。过程性评价将评价对象过去的表现跟现在相比较，或者把被评价的个体的有关侧面进行相互的比较，从而得到评价的结论。这种评价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能及时、客观地反映学生学习中的情况，评价更为真实、客观。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地将评价的结果反馈给学生，可以使学生全面地了解到自己阶段性的学习效果，促使学生积极地进行反思和总结，端正学习的态度，调整学习的方法和心态，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虽然过程性评价有着终结性评价无法比拟的优点，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教师工作量大，不同教师对评价标准的把握主观性大等缺点。相比之下，终结性评价具有评价效率高，客观性强等方面的优点。在教学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过程性评价的补充评价方式。 三、分层教学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实践证明，在班级集中式授课的组织模式下，对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进行教学改革，采用分层教学的形式，可以迎合各种层次的学生的心理需求。有效地解决了后进生和优秀生之间，获知进度不均衡的矛盾，使所有的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乐”，从而有效地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分层教学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项目式教学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职业道德与法律》不同于专业课，项目的主观性较强，项目难度的界限不好界定。另外，在教学的过程中，授课教师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准备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资料。如何解决这些分层教学在实施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是一个我们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作者：程秀鸾单位：广西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