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规范的管理模式能够使行政事业单位的档案质量不断提升,现代化的管理模式逐渐深入行政事业单位,建立高效的管理系统,强化档案管理制度,从根本上保障行政事业单位的档案质量,从更深层次对行政事业单位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价。 一、行政事业单位档案质量的影响因素 (一)管理人员素质。在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中,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能力,这是由于档案管理的政策性所决定的,对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拥有良好的思想政治修养,又需要拥有档案管理的职业修养。但在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大量员工忙于日常事务,在档案管理工作上花费时间过少,自身的实际能力欠缺,导致档案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管理人员业务能力不均衡,使归档的文件出现整理分类不及时,保管时间不准确等问题的出现,思想上对档案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责任意识不强,管理过于随意。 (二)管理设备陈旧。我国目前仍有大量行政事业单位,未结合自身情况安装现代化管理所需的硬件设施,许多老化陈旧的设备没有及时更新,这对档案管理的质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档案管理办公室的安全预防设施不到位,许多档案因保存不当,出现破损,字迹不清的现象,这对档案的质量造成了无法估计的后果。 (三)管理思想落后。行政事业管理人员的误区,使档案管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因其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就疏于管理,仅仅将管理水平停留在被动应付的状态,能够满足日常的查阅,确保档案不丢失。即使有些单位在管理过程中,落实了管理负责人,但在本质上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档案的管理质量仍未得到提高。 二、改善行政事业单位档案质量的科学对策 (一)提升管理人员素质。在日常档案管理工作中,因其需要具有很强业务能力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使得档案管理的团队合作尤为重要,在人员选拨过程中,要注重考量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对具有良好政治素养和责任心的工作人员应积极进行培训,在日常工作中,通过多种方法调动人员的积极主动性,注意将自己所学技能与实际档案管理需求相结合,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定期可以开展交流活动,增进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进而提升档案的管理质量。 (二)完善管理信息化。在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行政事业单位也开始提升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档案作为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急需在工作过程中提高信息化水平,使其更好地满足管理服务需求,更便捷地为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服务,从根本上使得档案的使用寿命得到提高。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可以使档案提取的速度加快,通过网络使档案以数据的形式进行传输,弥补纸质档案在传递过程的不足,使档案管理更具有实效性。档案可以通过一些先进的科技设备,转化成电子资料,存储在计算机中,实现档案的纸质与电子版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更好地避免因纸质的破损导致的内容丢失。现代的信息处理技术不仅可以将文字、图片转化为数据,更可以将声音、影像进行保存,使档案保存的水平提升,质量满足单位的需求。档案管理应不断顺应时展趋势,在行政事业单位的信息共享平台不断完善的同时,将不涉及单位机密的档案至互联网上,创新档案管理模式,以更加便捷的方式满足社会需求,更好地服务于档案使用人员,实现资源的有益共享,为档案管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工作效率提升的基础之上,将档案的质量带入了一个新高度,丰富了档案资源的使用渠道。 (三)重视档案管理。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应注重将档案管理列入工作日程中,建立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从人员分配、监督考核等方面,开展具体规范的档案管理工作。在人员分配过程中,要注重树立档案管理人员的保密意识,适当进行保密教育活动,做好档案的解密划控与保管期限的明确工作,对文件进行销毁的过程中,要严格进行鉴定监督。在制定考核机制时,应结合行政单位的实际特点,通过升降级来对工作人员进行动态管理。参考国家档案质量的相关标准体系,积极实施符合自身档案管理需求的评价体系,明确档案工作的基本框架,为档案管理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三、结论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实际管理中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使得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的质量得不到提高,影响档案管理在单位运转中重要作用的发挥。这就需要行政事业单位紧跟管理发展趋势,优化自身结构,创新档案管理模式,使档案的质量进一步得到提升,满足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需求。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民族文献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是有意义的工作,在民族杂居地区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族文献工作,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在民族杂居的地区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工作量;民族文献工作,民族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一样有跃马驰骋的疆场。 一、提高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 有些工作和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的同志,对民族文献工作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地区图书馆的事,自己这里没这个任务;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工作可做,自己这里没工作可做,由于存在这种错误认识,面对自己身边的大量民族文献工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蒙汉两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上的变革和自然生态不平衡的冲击。为了生存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当然,有阶级斗争,也有兄弟之间的历史误会,有战争、有流血、有吞并、有迁徒,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睦和中华民族的自立和统一,历代的史官和稗官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历代的文人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历代仁人志士商贾小民在生活中、斗争中、交往中留下的片言只字的记录,无论蒙族人还是汉族人,无论蒙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 都给后代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文献。同时,由于朝代兴替、战争流血、自然灾害侵袭、经济文化交往和蒙汉联姻等等社会和自然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地区和蒙汉杂居地区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具有这个时期的界线和含义。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 所以我国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团结》1986年第2期)。因此,民族文献并非民族地区才有,蒙汉杂居地区也有;民族文献工作并非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才有工作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提高对民族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责任感,解放思想,看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做得细一点,只有这样,工作任务才会明确,工作范围才会清楚,工作方法才会得当。 二、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 上面所谈的是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区别,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一通。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 1.分散性。由于历史迁徒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文献比较分散。有的经过搜集已保存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和资料室,有的还流散在民间的农牧民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比较珍贵的民族文献,由于没有被发现,作为废纸或一般性待处理材料堆积在图书资料部门以外的其它系统的仓库里。另外,有关民族文献的一些资料,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印刷不精、装帧不美,或者夹杂在其它资料之中,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把这些难得的民族文献作为民族文献对待。 2.交叉性。我所说的这种交叉性,主要是各资料之间的交叉关系,因为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并不一定就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一定局限在本民族的著作中。就是说,蒙古族文献应从广义上考虑。蒙古族学者的著作是蒙古族文献,汉族学者论述蒙古族问题的著作也是蒙古文献,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在交往中论及有关蒙古族的资料也不失为蒙古族文献的珍品。我这种提法是从蒙古学的整体性考虑的,荒谬之处欢迎专家和学者指正。 3.多样性。也就是文献资料表现形式上的千姿百态。蒙古族文献大部份是使用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但非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与蒙古族有关的资料,用其它少数民族或汉族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资料,也应视为蒙古族文献,这是说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再谈谈资料的出版形式。印刷型(木版、石版、影印、铅印)是蒙古族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它如手抄本、鎏金藏经等也应同样视为蒙古族文献。 我总结的这三个特殊性都是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比较而言的。不是说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这三个方面特点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特殊性,我们的蒙古族文献工作就需要在搜集上体现广泛性,在整理上体现深刻性,在保管上体现联系性。 三、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如果我们提高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摸清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的规律,那么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有大量的事做。下面,就自己想到的谈几点看法: 1.收集历史文献。历史上形成了历史文献的散失,因此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有一个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民族文献问题。在收集的具体方法上,除征集、交换之外,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种工作,①复印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②影印部份比较珍贵的、与本地区关系密切的民族文献;③修复本地区民族文献的珍本、善本、孤本;④编制书目,进行书目交流和联合目录工作;⑤摘录与本地区有关的民族文献的内容;⑥减轻库存容量,把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缩微贮藏;⑦鉴于某些民族文献复制、复印价格昂贵,但又不可多得的情况下,建议出版部门在出书时不要满足于陈列本、库藏本(即保持原版面貌的样本),是否考虑出版部份民族文献的铅印简装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简装本二十四史那样。 2. 征集现代文献。向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企事业和学校广泛征集有关民族文献的现代、当代资料,然后分类汇编整理保存。不要轻视当代资料,当代资料的积累就是为今后的历史文献打基础。 3.把民族文献工作与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在蒙汉杂居地区,我认为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是同胞姐妹,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又有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应当与当地地方志部门、档案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协调工作,通过分工合作,把当地的民族文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4.民族文献的珍善本、孤本调大型图书馆保管,起码应调中型图书馆保管。大中型馆保管条件好,而且也能使这部份资料充分利用,发挥更大作用。大中型馆可把这部份珍贵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提供给小型馆和其它研究单位、个人,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搞点民族文献复印、复制以及编译、咨询等工作。 5. 开设民族文献室,建立民族文献库。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这方面的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有条件的,也应当这样做,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专设蒙文书库,民族文献室和民族文献库要指定专人负责,条件较差的图书馆也可以库、室合并,或者设民族文献专架。 6.开展用民族文字的民族文献著录工作。并把民族文献的著录向文献著录标准化靠近。这样,有利于民族工作者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同时,对某些民族文献来讲,用民族文字著录可以体现这部份文献的丰韵和特色。 7.培养民族文献专门人才。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要做好民族文献工作,有的馆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管理人才,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从目前来讲,靠学校培养分配,中小型馆没多大指望。还应以就地取材,就地培养为上策。在馆内人员的业务定向培养上,可指定负责民族文献的同志多学点民族学、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方志学,使他们通过学习,掌握民族文献工作基础知识,能够胜任工作,把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提高一步。 图书馆工作论文:改进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思考 [摘 要]本文分析了大中型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征集、整理、利用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了改进的设想。 大中型图书馆要想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独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必须有独具特色的馆藏文献,地方文献则是体现馆藏特色资源的一项重要标志。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积极探索地方文献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模式?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1地方文献工作的不足之处 1.1缺乏对地方文献资源的全面掌握,征集工作力量单薄 地方文献是一种文化资源,具有两个本质特征,即地区性和资料性。地区性是指地方文献以一个地区为记述范围且反映该地特色;资料性是指地方文献内容广泛而丰富。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庞杂和不规范等特点,一些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还未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在措施上健全,对文献资源没有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调查,对外不了解出版发行动向和渠道,对内没有形成专门的馆藏地方文献书目,文献征集工作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资料来源多靠少数人员在外奔走收集,一般所获得的文献偏于零碎分散,在庞大的地方文献出版物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没有进行专题资料的地域横向比较,导致一些重要的行业统计资料没有及时查漏补缺,时过境迁而成缺藏;文献的搜集局限于以种、册为文献单元处理,而大量的内容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大多数馆尚未注重搜集整理这方面文献。这使得在对地方文献馆藏进行评估时,既缺乏系统、宏观的认识,又缺乏深入、微观的了解。 1.2整理工作缺乏标准化、规范化 (1)分类编目是揭示各类文献的首要方法。大多数图书馆地方文献分类通用《中图法》。由于地方文献多属非正式出版物,内容广泛,类型多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中图法》主要按知识的学科体系分类,不适应地方文献的分类要求;而且对所属各学科的地方文献没有归类说明;在实际类分中,还有些类目概念模糊,使一些地方文献无法准确归类。如《岳阳说古》一书,内容反映岳阳历史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传说和演变,可入K29文史类,也可入K92地理类。其它如史志和史料(K25与K29);史志史料和革命史(K类和D类);地方简介与地理名胜(K29与K928),都存在内容交叉、类目概念模糊的问题。致使分类人员无所适从,有时甚至只能“跟着感觉走”,造成类分不一。 (2)主题标引不完善。虽然目前各地公共图书馆均采用计算机编目,同时进行主题标引,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部分主题标引不准确,内容揭示不全面,一些地名主题和团体主题没有反映。读者不能从多主题途径查准查全文献资料,以至影响了文献的利用率。 (3)征集整编环节缺乏衔接。由于征集到馆的地方文献资料均由采编部统一验收分编,这部分文献资料内容繁杂,书型不一,又没有在版编目和任何其它数据参照,加工起来比较繁琐,使得这些文献资料不能随到随分编,及时加工入库。 地方文献除了明显的地域性和文献性之外,还有很强的时效性,尤其是各种年鉴和统计资料,是读者查阅利用的主要对象。而目前从征集到流通一般相距半年以上,造成读者不能及时查阅利用,影响了资料的使用价值。另外图书馆的购书经费由采编部统一支配,征集人员无权直接面购,对提供的出版信息不能及时采购到位,加上采购人员对地方文献工作熟悉和重视不够,对地方人物缺乏了解,使得部分地方人物资料和地方史料未能系统收藏。1.3开发利用缺乏力度 目前各馆的地方文献资源大都重藏轻用,大部分书籍搁在书架上,造成库房紧张和增加保管工作量,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度整理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除了首都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少数馆外,其它基本停留在传统的借借还还上,坐等读者上门。由于地方文献基础工作薄弱,缺乏各种专题目录,缺乏外向开拓型的措施和行动,缺乏对地方文献用户的信息需求研究,缺乏对开发利用效果的反馈研究,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系统,缺乏专业深度和历史衔接,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大大削弱了各馆地方文献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利用率。 2改善地方文献工作的对策 2.1地方文献工作应成为提升图书馆整体品质的重要管理工作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是馆内各方面的支持和协调,图书馆领导应加强地方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地方文献工作列入重点业务工作范围,明确搜集范围和搜集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远期、中期。近期工作计划,经常检查、监督执行。 2.2知己知披,加大征集工作力度和投入 征集工作是一项繁杂、艰苦、长期的“燕子衔泥”式的工作,需指派既熟悉图书馆业务又了解出版发行动态、有公关能力和责任感的人员负责,多方面入手,如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消息、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本地内容的出版物,及时同书店和有关作者和相关人员联系预订或购买,尽量争取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委员会、社科联;科协和文联、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等的支持,采取发函征集、上门征集、委托征集、举办活动征集等多种方式,特别是对于内部出版物,需“脑勤、腿勤、嘴勤”,花大力气征集。此外,还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力度: (1)开展社会宣传,增强人们对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社会上对图书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借书还书”上,许多机关,科研单位对图书馆保存地方文献的职能意识欠缺,甚至毫无概念。虽然各省一级政府均了征集地方文献以及出版物呈缴制度的文件,但影响不大,还须靠我们利用报刊、电视、电台、互联网等一切可行的传播途径进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捐赠地方资料或提供线索,积极主动地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督促执行。 (2)建立征集网络。建立省、区级地方文献收集和协调中心(纵向为地、县图书馆代征,横向以行业主管为龙头),与本地区有关单位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形成征集网点,还可聘请业余征集员,代征资料根据其价值应给予代征人员适当报酬。 (3)举办有关展览。实践证明,举办地方文献展览,既是宣传馆藏,推荐文献,又是征集地方资料的有效途径。 (4)对本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派人专访,取得文献。 2.3强化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实现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 目前大部分馆采用了ILAS系统并在此平台上建立中文图书数据库。地方文献书目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深度加工,揭示文献内容特征,着重用主题词标引,以凸显地方文献的多重主题特点,准确全面揭示文献的内容,挖掘馆藏地方文献 资源的潜力。通过数据库建设,对馆藏地方文献资源有了全面、系统、准确的掌握,进而有的放矢的合理布局地方文献资源,实现跨层次、跨系统的地方文献资源共享,在高起点、高层次上开展地方文献资源的联合开发、利用。2.4开发利用地方文献 收集、整理地方文献,既要重视“藏”,更要注重“用”。“藏”“用”相结合,立足于“用”,要充分发挥地方文献在本地域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设法改变传统的坐等读者上门的服务方式,而要采取更积极的模式,做好社会需求调研,找到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切人点,让地方文献拥有更多的读者。 (1)整理和编制专题研究书目。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专题研究书目是读者利用文献的门径,数据库建成后,可从分类或主题途径,析出多个专题书目,如自然资源、物产、旅游、风俗民情、文化、教育、名胜古迹、人物传记、史料等等。还应搜集整理分散在其它综合性出版物中的地方文献,编制专题篇名索引。除建立书目数据库外,还可以建立全文数据库、图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等,使地方文献信息的检索手段科学化。并逐步把旧地方志、族谱、旧平装书内的地方资料以及地方报纸、期刊等所有地方资料书目数据全部集中,编制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为地方文献网络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2)编制地方文献不定期刊物和专门网页。为扩大馆馆藏地方文献的传播区,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地方文献部可编制不定期刊物,介绍馆藏及新入藏的地方文献、编录成果等,还可登载一些读者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心得、意见等,此刊以内部赠阅形式为妥,花钱不多,而能起到较好的宣传作用,此刊的内容也可同时制成网页链入本馆主页。 (3)与有关机构建立较稳定的地方文献交流和相互补充的协作关系。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与有关机构建立协作关系,特别是与政府有关机构和政策研究室建立起专人专题定向联系。既可为其提供已有的文献,又可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文献,真正起到“资政”的作用。还可与有关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建立特约专题服务,提供二、三次文献,既有利于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学术索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宣传。 (4) 积极向各公共媒体推荐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地方文献资料。关注不同时期的不同宣传重点及时向报纸、电台、杂志等推介相应的地方文献,主办不定期地方文献专题讲座,以提高广大群众对地方文献征集和保存意义以及综合利用的认识。 2.5稳定队伍,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由于地方文献的不规范和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等环节的特殊性,对工作人员的索质(包括业务索质和思想索质)有更高的要求。首先各个岗位必须配备专业特长和性格特点适合的业务人员;其次应该保证人员相对稳定,不能频繁更替;第三须定向培养专业人才,更新知识结构,以保证业务工作的延续性和开发利用的深度,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技术,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整理文献,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源,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 图书馆工作论文: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 文章通过介绍中山大学北校区医学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和网络化服务的情况,从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和馆员三方面论述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环境 信息技术 高校图书馆 考察20世纪末直到现在的新技术革命形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可以发现目前信息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深刻。高校图书馆不但是学校文献信息中心,也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教育学术性机构,现代信息技术是影响图书馆发展最深刻的环境因素。高密度的信息储存技术,高速度的信息传递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的信息查询技术,在变革了人们生产、收集、组织、传递和使用知识信息的方式的同时,也使信息服务的机制、结构以及服务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将一些先进的信息技术结合运用到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中,用这些技术来促进日常工作,改变图书馆的传统模式,致力于营造以知识导航为服务观念的发展环境,不再只局限于向读者提供馆藏文献,还提供所有网络上的可利用的文献,协助教学和科研是目前我们高校图书馆的工作重点。 一.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进程,计算机日益成为图书馆的主要设备,图书馆采用了各种自动化集成系统建立自己的内部网络环境,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社会化的特征。我馆在1991年已经基本完成了大部分馆藏书籍和期刊回溯数据的建库工作,后来采用深圳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实现了采购、编目、流通的自动化管理,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迅速查到所需的书刊资料的存放和借阅情况,同时工作人员也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采编书刊可以一次输入多次输出,编目的格式整齐规范。2001年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后,南、北、珠海三个校区图书馆数据合并,统一使用深圳图书馆的ILASⅡ系统进行管理,成为CALIS 华南中心书目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国内外书目数据资源共享。本校读者可以在网上查寻三个校区的图书馆资源,三地图书馆通借通还。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一方面由于开展网上预约、催还书、推荐新书等业务,解决了紧俏文献的供需矛盾和逾期罚款的问题,使流通工作更具人性化,另一方面建立起图书馆工作的信息网络,可以合理配置文献资源﹑网上协作采访﹑集中编目以及馆际互借,管理所需的工作统计也变得非常方便快捷。与传统的手工操作相比,信息技术的使用促进完善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 二.信息技术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改变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结构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也促进图书馆传统功能模式向开放式、网络式的信息服务模式转变,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改变了服务的理念。图书馆业务手段日趋多样化,服务范围日趋全球化。引进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是加快信息服务进程的重要一环。 众所周知,在医学图书馆,期刊在众多种类的文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技术、新成果大多首先在期刊上发表,据统计,80%的文献信息来自于期刊。期刊是医学图书馆中最活跃的因素。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文献检索、定题服务以及馆际互借服务等工作都是以期刊作为主要信息源和工作对象的。但是,由于期刊(尤其是外文期刊)的涨价幅度大与图书经费短缺的矛盾,外刊订购的品种每年都在递减,满足不了读者日益增长的要求。为了提高期刊的利用率,充分发挥馆藏期刊的作用,我馆很早就引入了“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和美国的MEDLINE 光盘数据库,并且免费提供给读者使用,这大大的提高了读者的检索效率,并且质量非常高,真正确立了我馆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医学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在2001年合校后,我馆的馆藏资源得以不断完善,自动化建设和网络服务水平也有了提高和改善。近几年,我馆先后引进了“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 、中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SCI 、SPRINGER、OVID等电子数据库,还不断在购买国外的医学数据库,馆藏重心逐步向数字化方向转移。据2003年统计,我馆的医学数据库有28个,合校后引进的医学及其他学科数据库增加到64种,期刊全文型数据库有13个,各种可供检索利用的电子期刊的种类迅速增加,在国内高校医学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读者通过网络可获取的医学全文期刊超过2000种,印刷型文献和电子型文献各领风骚。这些数据库更新速度快,收录期刊全,如美国著名的Elsevier Science出版公司就有1200种的全文学术期刊,多种检索入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数据库进行检索浏览期刊文摘或全文,方便而快捷。通过引进综合性全文数据库和网络信息资源导航的建设,图书馆信息服务领域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本校校园网的用户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可以通过校园网的任何一个终端使用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信息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也解决了因书刊价格不断上涨而经费短缺停订书刊的实际问题,使用网络资源和数据库产品成为获取信息的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 另外,图书馆开始有针对性的开展信息导航服务、网上咨询、文献传递等服务。例如在图书馆的主页上建立“医海导航”栏目,对医学资源网站和医学信息资源建立链接,并提供网上电子期刊的网址;用e-mail、留言板等形式接受参考咨询,传输检索结果,解答有关图书馆馆藏和服务的问题;提供下载申请查新的表格;向读者推荐使用新购买的数据库;征集读者对图书馆的建议或意见;图书馆的新闻和通知等等。最近,参考咨询部又向读者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实时解答读者的疑难问题。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网上资源越来越丰富和网上参考咨询工作、网上教育的开展,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也使图书馆的用户教育在时代的潮流中显示出其重要性。为此我馆还专门成立了文献检索课教研室,在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文献检索和利用课程,对学生们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培养学生们的文献信息获取、识别、接受和利用的能力,使其在今后 信息化、网络化的学习和科研环境中游刃有余。除此,参考咨询部定期以讲座的形式进行用户教育,面向全校师生、各附属医院员工,介绍馆内现有一些光盘和电子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各种数据库的特色及其检索使用方法,介绍网址的搜索方法和文件下载的方法,对网上检索工具进行评估,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水平不断提高,反过来对图书馆用户教育和参考咨询服务要求也更高,这样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促进图书馆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和用户教育﹑服务水平的提高。2000年我馆开设了设备先进的电子阅览室,每周60小时向师生们提供馆藏书目数据、光盘数据库、引进电子资源和联机数据库的检索和利用以及INTERNET信息浏览等服务。电子阅览室投入使用后,利用率非常高,2002年一年就接待读者超过5万3千人次。 三.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不可避免的对原有的图书馆服务思想和服务体系带来冲击,图书馆管理人员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环境下,要明确图书馆的使命并没有改变,信息技术并非取代图书馆管理人员,相反,图书馆管理人员作为桥梁、导航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信息技术使图书馆工作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使资源共享更容易实现,只有传统的方式与现代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人和机器相协调,才能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提高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强对自身的学习完善,必须具备精深的图书馆专业知识;必要的网络及信息技术知识;必要的计算机应用知识和外语知识,才可担任起“信息导航员”、“网络咨询员”等新角色。对馆员进行继续教育是图书馆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馆员可通过在职进修﹑报读学位﹑学术研讨会议﹑讲座﹑短期培训等等形式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层次﹑全方位﹑复合型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只有拥有这样一批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熟练的网络技能,又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同时还具备获取、组织、传播信息能力的新型图书馆员,图书馆事业才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服务及其馆员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将成为高度发达的信息集散地,图书馆必然将朝着“数字化图书馆”的方向发展。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搜集与利用工作探讨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地方文献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日俱增,成为图书馆完善藏书体系、丰富文献资源、形成特色馆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系统地搜集和合理地利用地方文献,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相应的良策。缘此,本文就如何搜集和利用地方文献谈点浅见。 一、求“尚方宝剑”重自身建设 馆藏地方文献是市级公共图书馆利用文献资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物质基础,也是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前提条件。地方文献利用的深度、广度和产生的实际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馆藏地方文献的质与量。因此,加强地方文献搜集,发掘地方文献源流,充实和丰富馆藏意义重大。 客观上说,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设,需要地方文献为之服务;地方领导决策、制定长远规划,也需要地方文献当参谋。只要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有成效,必然会引起领导重视,得到支持。如江苏盐城市图书馆、山东淄博市图书馆积极利用地方文献为地方建设服务,及时为市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井明文规定地方文献由图书馆负责搜集,要求市内各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编印出版的图书、论文集、杂志、地方志、地方名录、地图、报纸,以及未正式出版而汇编成册的重要会议文献、各种内部参考资料都应向图书馆提供样本,优先保证其入藏,建立了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从此该两市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有了很大起色,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各自都建立起地方文献的专库。可见,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建设上不能眼光只盯在向上伸手要钱上。争取政府的支持,得到政策的实惠更具有实际意义。 当然,搜集地方文献仅仅依靠“地方文件”的威力还是不够的,“地方文件”只是一个良好的外因条件,且受到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因为地方文献搜集不但有历史的上溯性——从古至今;还有现实的广泛性,搜集范围遍及各地。这些都是“地方文件”难以提供保障的。 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市级图书馆实际收藏量与应收藏量相距甚远的状况,立足点仍应放在自身建设上。首先,要提高图书馆人对地方文献工作意义和工作的认识,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要制定具体的搜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献的近、远期规划和目标,把地方文献的搜集、利用作为藏书建设的主要工作任务,贯穿于整个藏书建设的始终。要重视地方文献的特殊性,正视地方文献是图书馆文献中利用率高,社会影响大,市场需求广,直接服务多的现实,给地方文献工作定位,组建独立的地方文献工作部门,建立地方文献典藏库和地方文献阅览室,改变目前大多数馆未配备地方文献工作专业人员,工作元计划,无明确目标,藏书分散管理,难以形成系统的状况。 要从实际出发,确立以征集为主,以选购为铺的方针,克服以往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习惯于等书上门和期望收藏者无偿捐赠的消极做法,实事求是,征购结合。要注意捕捉信息,加强与出版界和收藏人士的联系,舍得花精力和经费,保证各类地方文献能及时地得到补充。我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征购结合,收到良好成效。如本地藏书家孙金振先生,是我馆的老读者,临终前表示愿将所藏古藉(其中许多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无偿捐给图书馆。我们就积极助成此事,利用新闻媒介广泛予以宣传,又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将其所赠700余册古籍更新换面,对外陈列。此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少人士主动与我馆联系,愿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图书馆。又如丹徒民间收藏孔不入有清道光《润东萧氏宗谱》十九册,内有昭明太子后裔在镇江活动之详情,又有镇江山地区丰富的人文与分珍贵。我们多次联系,最后以500元收购入藏。此后,当亚洲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135工程金河纸业有限公司落户镇江山时,有关设计人员专程来我馆调用这部文献,考察当地的上质情况和江岸坍塌演变的历史资料,为他们科学地制订设计方案提供史鉴。 二、 直服务经济扬地方特色 搜集地方文献是基础,而利用地方文献才是目的。当前,地方文献的服务应当围绕当地的经济建设来进行,从事地方文献研究和服务的人员应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出馆门,深入社会,确定服务重点,提供跟踪服务,使地方文献服务在本地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科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效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这几年来,江苏一些市级公共图书馆注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地方文献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新途径,在扩大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上做文章。他们利用图书馆的优势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的联系,在广泛征集地方文献的同时又争取获得本地在海内外工作或定居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企业家、科技人员的线索,建立较为完善的地区人才信息网,通过编制专家人名录、人名大辞典等,为当地政府及经济界提供人才信息资源和对外联系的纽带,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如江苏经济发达的苏、锡、常、宁、镇、扬等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形式的招商会、经济恳谈会、经济对策研讨会等,邀请本地籍贯而在外地工作的企业家、科学家出席会议,其中不少人的应邀就是缘于图书馆人才网提供的信息。这些专家学者、企业界名人应邀后,积极为家乡发展提供良策或引进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苏有些市馆还专门编辑地方经济动态简报,或利用剪报形式收集外界评述当地经济发展的文章提供给市政府有关领导,为他们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受到了好评。 把握地方特色,针对当地城市特征、发展趋向、重点投资项目,利用地方文献开展对口服务也前景广阔。这样做更能贴近经济发展的脉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馆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注重发扬地方特色,围绕振兴当地的 旅游经济发展做文章,见效比较明显。我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称和旅游城市。市内有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很大。著名的金山、焦山、北固山风景秀丽甲东南;白娘子水漫金山寺救许仙;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甘露寺刘备招亲等传说均典出于此。城南的南山风景区,为国家森林公园,坐落着招隐、竹林、鹤林诸名刹,有梁昭明太子编《文选》的增华阁和读书台。因此,市政府决定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我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点,每年都有投资项目,用于对古迹景点进行维修或复建。为了更好地服务旅游经济,我馆从地方文献中辑出许多有关古景点的历史人文资料和各种目录,及时向城建、文馆及古建筑设计部门通报,为北固山长廊复建等工程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去年,市里投资1200万元开发南山风景区,我馆除积极提供资料及图录外,还专门编注了《南山诗征》一书,融诗文、掌故、人文景观于一炉,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拨专款出版,并作为我市对外交流和南山开发的宣传品,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我馆利用地方文献,服务旅游经济,取得了良好成效。省《新华日报》和本市《镇江日报》曾先后对此进行了报导。 三、 重服务质量 向利用倾斜 图书馆多年来传统的“重藏轻用”观念,在地方文献工作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不少馆地方文献量虽丰,但往往宝藏自珍,不轻意为外人知晓,难以发挥其社会效能。因此,在加强地方文献建设中,要改变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地方文献的收藏,忽视地方文献的利用的倾向,树立立足于“用”的指导思想,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措施要跟上。首先要抓好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只有建立一支稳定、专职、高效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才能适应工作需要。要抽调一批通晓文史、掌握现代化技术和具有公关能力的复合型业务骨干充实到地方文献工作人员队伍中去。今后一个阶段,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培养应成为日书馆人才培养的一项重点。这项工作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积极创造各种机遇,加快人才培养的进程。目前,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工作人员培养方面力度不够,用人不精,有的馆甚至没有专职人员,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二要抓好读者工作。读者工作是开展地方文献服务工作的核心。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热情服务外,更重要的是鼓励和发挥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的积极性。应采取让读者开架查询和自由人库选书等宽松的服务手段,吸引更多的读者利用地方文献。在某种程序上来说,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相比图书馆工作人员主动服务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要树立读者至上的思想,把读者视为图书馆的主人,让读者以主人的身份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并在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过程中,注重传授其有关检索方法和技巧,为读者在书海中导航,提高读者的检索能力。还要注意了解读者的心声,通过召开读者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倾听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读者更多地、更自觉地参与地方文献的管理和利用。 三要抓好宣传报导。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是信息源的重耍组成部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及时提供信息服务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不少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宣传不够,整理乏力,以至于部分本应发挥作用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淹于书海之中。如古代一些地方名人的手稿、笔记、日记中,均有许多珍贵的地方史料,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颇具价值,若加以整理、宣传,就能对指导现实有史鉴之效。 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发掘、整理外,宣传手段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前,应采用多种形式加大地方文献的宣传力度。可将搜集到的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及时把有用信息向有关方面通报;可搞地方文献陈列,或地方名人著述展;可举办地方文献服务成果展;可借助于新闻媒介,推荐介绍地方文献中的精品;还可通过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文摘等,向社会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传递,造声势,扩影响。 四要抓好研究开发。要加强地方文献利用的理论研究,探索利用地方文献资源的新途径,及时对反馈的地方文献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寻找规律。要理论联系实际,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地方文献研究会,探讨地方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交流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服务成果,从而开拓地方文献研究的新局面。地方文献的研究,要善于“量体裁衣”,体现特点和个性。要注重抓住地方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做文章,这样有目的的开发研究,易见成效,出成果。同时,通过研究,能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加图书馆的学术性,引起全社会对图书馆的重视。如江苏南通市图书馆抓住其馆藏中拥有大批的张骞手稿和著述这一特色,选定这个南通籍清末状元、全国知名教育家、实业家作为研究课题,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编辑成《张骞全集》巨书,首次将张骞许多从未发表的手稿资料披露于世,不仅在弘扬当地名人风范方面为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对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经济史均有经济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在地方文献工作中要“量体裁衣”,发挥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多出研究精品,增加对社会的贡献。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优势与发展前景 [摘要] 本文结合我国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发展历史,从其多年积累的经验、取得的成绩说明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并用事实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志、记载地方各种内容的各类文献、地方出版物、地方作者作品等等。时间上要求从古至今,科学分类上要求涵盖各个门类。它以内容、地域限定文献,而不受文献载体限制。地方文献工作就是对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加工后,实行集中管理、集中开发,使其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公共图书馆,尤其建馆时间较短者,其文献入藏受各种因素限制,很难有自身特色。但是如将地方文献作为其入藏特色,则既得天时地利,又得人和,其他图书馆无法与之抗衡。而且,公共图书馆多年服务实践也证明社会对地方文献需求率极高。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 1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是文献、实践经验及由实践经验升华而成的理论基础。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几十年工作实践中,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已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 1文献基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各地都有丰富的地方文献传世,如地方志、舆图、地理、民俗等文献资料及近现代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报刊、档案类文献资料等等。在没有图书馆之前,地方文献多分散于当地私人藏书家手中。自各地有了公共图书馆以后,它取代私人藏书成为集中入藏地方文献的机构。1988年开始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结果表明, 51个参加调查的公共图书馆中“地区研究文献居各地图书馆之首。”而且,经过多年的收集与积累,地区研究文献“至今已构成我国地区研究文献保障系统,”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成果汇编》一书的统计:在公共馆申报的148个研究级学科文献中,有26个是有关本地区研究和地方史志方面的。这说明申报馆对这方面文献的入藏具有系统性、广泛性。据同书表41“自报研究级学科分布单位一览表”整理统计:自报研究级学科中与地区研究有关的学科为42项;其分布单位有30个公共图书馆、8个院校图书馆、9个社科院图书馆、2个资料室。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文献基础十分雄厚。 1.2实践经验的积累 自图书馆出现于中国近代,它很快就承担起收集、入藏地方文献的任务。1916年教育部通饬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寻乡土艺文;1941年广东图书馆即建起“广东文献特藏”。馆长杜定友的建馆宗旨为“广东省立图书馆此次复馆之初,即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并制定广东文献分类表,编出与广东文献有关的《广东方志目录》、《广东族谱目录》、《东西南沙群岛目录》等地方文献目录。 解放后,许多图书馆前辈非常重视地方文献工作,如杜定友、刘国均等。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图书馆利用人力、物力优势,征集大量地方文献加工整理后入藏。并整理出许多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以便供读者更好地利用这部分资料。1957年1月,上海人民图书馆成立图书选购委员会后,将地方文献征集列入图书选购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亲自做“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使用”的专题讲座来推行这项工作;60年代首都图书馆即已设立北京地方文献特藏书库,还曾于1963年6月24日举办“北京地方文献展览”进行宣传。这期间,广东馆编制了《广东杂志目录》、《广东舆图目录》等20种地方文献目录;首都图书馆编制了《北京地方文献分类表》;云南省图书馆编制了《云南省地方志目录》、《馆藏云南地方文献目录》、广西第二图书馆编制了《广西农业资料索引》、《广西文史资料索引》、《广西地方资料索引》、《馆藏太平天国革命报刊资料索引》;浙江省图书馆编制了《论浙江农业耕作制度》文稿、索引10余种;甘肃省图书馆与兰州大学等校联合编制了《兰州各图书馆馆藏西北文献联合目录》等等。可以说在“”前,广东中山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已为公共图书馆如何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探索出一些可行经验,但由于“”,这项工作一度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馆工作焕发生机,地方文献工作再度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为配合当地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一些图书馆设置地方文献部门集中开展服务工作。以东北为例:辽宁省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组、哈尔滨市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专室、大庆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部、佳木斯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题阅览室、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库等等。许多图书馆还编辑印制一批以地方文献为主题的二三次文献,如:《广西气候史料》、《广西民间气候农谚》、《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哈尔滨史志资料索引》、《黑龙江公共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等。这些二三次文献将各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较好地揭示给读者,为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一些地方文献工作走在前面的图书馆,更将已完成的二三次文献加工输入到计算机中,建成地方文献数据库。如首都图书馆除将以往完成的报刊索引回溯录入外,还定量录入新信息。这一切表明,许多公共图书馆已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成型经验。 此外,各公共图书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50年代初,一些热爱、关心地方文献工作的前辈即经常撰文论述地方文献工作。80年代开始,我国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与地方文献工作有关的文章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1997年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的论述地方文献的文章约有140余篇,初期以介绍征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文章居多,后期以涉及地方文献工作概念、理论及现代化应用的文章为主,这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 2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优势 图书馆是整理、保护、利用各类文献服务于社会的地方,而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所在地区的政府及其他行业。因此图书入藏必须考虑综合性及地区性特点。地方文献以地域确定文献归属,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及入藏不发生矛盾。这表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地方服务优势和地方文献征集优势。此外,图书馆的设备、设施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日趋完善,工作人员也都受过良好的业务培训,这些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人才及设备优势。 2.1地方服务优势 公共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有:地方政府 机关、地方经济建设、地方科研单位等,其地域特点十分明显。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地方历史状况、现实状况的掌握。如地方政府确立经济开发项目前,首先要论证其项目的可行性,而论证的依据离不开有关地方文献。如辽宁省的本溪市原以矿业、钢铁业为经济发展龙头,在矿源面临枯竭需要重新立项时,省市领导依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文献数据,制定了以化工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方针。外商投资,也要首先了解当地有关情况。美国汽车通用公司在向沈阳、上海投资时首先对当地汽车行业及市场情况进行调研,这些情况有许多来源于地方文献。地方科研单位的研究项目多数围绕地方这一地域主题或与之相关的主题。据辽宁省社会科学院1985~1995年《科研成果目录》统计,10年中14个部门130名专业人员共完成科研成果近3500项,其中约1150项是围绕地方这一主题。经济、历史、党史3所的科研成果一半以上与地方主题有关。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曾对“丝绸之路”、“石窟艺术”、“敦煌学”、“西夏学”等地域性专题研究提供很好的服务。而地方有关单位在开展某些工作时,也需要利用地方文献了解一些相关情况。如沈阳园林旅游公司在确定建立满族民俗博物馆时,即从辽宁省图书馆获得系列满族民俗资料作其项目实施的文献依据。黑龙江日报社史志办在编写《东北新闻史》过程中,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东北各大图书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资料。辽宁省图书馆曾利用馆藏有关资料为其整理出1949年以前东北地区的报纸名录202条。从读者利用图书馆情况也能看出其对地方文献的需求。笔者1997年完成的73项社科咨询中,有49项属于地方文献咨询范畴。 2.2地方文献征集优势 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征集优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①地方政府干预优势。图书馆直接隶属于当地政府,它可以通过政府向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征集地方文献。1960年1月,中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转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关于征集地方文献资料办法”; 1978年、1985年又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 1989-1990年黑龙江省先后三次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文献和地方出版物征集和收藏的通知》、《关于公共图书馆征集地方文献的报告》、《关于商谈地方财政部门补助征集地方文献经费的函》,其他省份也发过类似的通知。这些文件的下发,方便了各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及地方出版物的征集。②图书馆之间的协作优势。各图书馆除入藏当地文献外,也入藏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均藏有辽宁省图书馆未入藏的辽宁方志、东北刊物等。因此,辽宁省图书馆可根据需要,通过复印补充入藏。③图书馆内部政策优势。图书馆领导因其服务地方的宗旨,对地方文献的采购多给以大力支持。如辽宁省图书馆的领导在购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对地方文献的购入依然给予保证。④地方文献入藏基础丰厚的优势。许多图书馆早在50-60年代即已着手采购征集地方文献。如广东、北京、甘肃、上海、辽宁等地。辽宁省有“东北地区研究”文献资料25.135种,“占本学科文献总藏量的40.34%”。辽宁省图书馆1990年建立地方文献书库时,仅从基藏书库提取中日文图书复本(不包括古籍),就入藏近4000种地方文献。⑤地方人士热爱家乡的地缘优势。爱家、爱乡、爱国的情缘不分种族、国界,无论人在何方乡情不变。许多人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偿捐赠给家乡图书馆。如黄荫普曾捐赠大批广东文献给广东中山图书馆。许多图书馆利用这种地缘优势建起地方作者库如广东、遵义、临清、佳木斯、沛县等等。 2.3人才及其他相关优势 在图书馆能够将文献与使用文献者有效挂接的关键是人,是一批业务能力强,又有敬业精神的工作人员。目前各公共图书馆重视对在职人员的业务培训、素质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及精神面貌都有较大改观。80年代起又补充进一批具有学士、硕士学位的专业人才。经过几年的实践,这批人已能利用所学驾御图书馆业务,其中佼佼者已成为图书馆中的业务尖子,并走上领导岗位。可见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基本具备了人才优势。就开展地方文献工作而言,这种优势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图书馆对外服务人员有多年为地方服务的经验,对地方需求比较清楚;多数人生于斯、长于斯,对多年生活工作的地方有较深厚的感情,对当地历史及各方面情况也有较多掌握;加之对馆藏的了解掌握,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对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无疑十分有利。 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采用,各项先进设备的配置,亦为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目前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多数已系统配置缩微复制、视听、计算机、扫描打印等设备,与之相配套的现代化技术及技术人才也相继到位。许多图书馆已利用这一优越条件着手做地方文献的基础建设工作。如首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已具一定规模;1996~1997年辽宁省图书馆开始建立“辽宁近当代作家、作品资料数据库”,已输入数据近4000条;“《盛京时报》数据库”已完成数据单近万条,并开始录入工作;“东北图片数据库”的图片及数据录入工作正在进行等等。总之,随着社会信息意识的增强及邮电通讯事业、计算机产业、印刷事业的全面发展。图书馆这一规模庞大的信息产业系统的信息优势也在不断地显示出来。 3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工作虽然早已引起图书馆界重视,但地方文献不以文献载体或学科分类的特点却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这项工作在公共图书馆内的开展。以往在多数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被分散在不同业务部门,如采购征集由采编部负责;二三次文献开发及咨询工作分散在社科、科技部门;读者的文献利用则因其载体情况分散于有关部门。由于这种分散状态使地方文献的入藏、目录及服务特点无法集中体现。一方面读者不知如何利用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一方面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无法深切体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近几年,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许多公共图书馆中,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被落实到实处。他们纷纷将其作为一项独立工作来开展,而且取得较好效果。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几起几落举步维艰的局面已经改变,而且很有发展前途。 首先,地方文献需求市场极有潜力。这种需求不但具有社会效益,还会产生经济效益;不但具有国内市场,而且具有国际市场。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许多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大量文献资源为依托,如屈原、黄帝陵、话说黄河、话说长江等影视作品的完成。各地开展无污染的旅游业,需要将地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结合,他们愿意付出报酬得到可供参考的系统的地方文献。首都图书馆多年来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服务除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外,每年还可为图书馆创收十几万元即说明了这一点。我国自改革开放后, 引起世界极大关注。出自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各国在与我国建立往来关系的同时,也需要了解各地情况。沈阳东北亚研究所抓住这一机会,凭借对东北地方文献线索的掌握,对国内、国外市场需求的了解。编辑出版了这方面的系列资料。如《东北考古资料集成》、《高丽、渤海史料集成》等等,以此占领国内外市场,其年收入可维持70余人的开支并有盈余。其次,公共国书馆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补充。这些地方文献极有开发利用价值。以东北地区为例:哈尔滨市图书馆入藏的《远东报》(1916-1945)全国仅此1份,此外还有其他极具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大连图书馆的满铁资料及日文报刊,一直是国内外读者长期利用的资料;辽宁省图书馆的东北地方志及解放前中文报刊也长期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青睐。此外,现代化技术已被社会广泛应用,图书馆为适应社会需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始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发馆藏文献资源。如利用计算机将文献信息整理加工成不同专题数据库。将已开发出来的数据库与现代通信技术结合服务于社会等。 综上,不难看出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经过多年实践,已总结出部分成型经验,有了一定基础。而且从文献入藏到服务对象、服务设施及服务队伍,公共图书馆都占有优势,加之国内外对地方文献信息的需求,故其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修史撰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之一。除了史官编纂的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地方文献散诸民间。这些地方文献与正史相印证,成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对地方公共图书馆来说,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妥善保存、充分利用这些地方文献,既是重要任务之一,又是藏书建设的一大特色。 本文将以天津图书馆为例,谈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命名天津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天津市成为一座地方文献的“富矿”。本文的主旨,即在于进一步开发这座“富矿”,对天津地方文献的概况,市馆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市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及今后的设想,加以初步探讨。 1 天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天津历史悠久,其地方文献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以前。战国时期,天津主要归属燕、齐两国。在近郊发现的战国遗址和墓葬达50多处,并挖掘出大量铁制工具、陶制渔具以及刀币。这些遗址和墓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地方文献的一大富源。 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反击北方乌桓贵族的侵扰,在天津平原上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把水路从四面八方连接起来,奠定了天津日后航运枢纽的地位。隋代,大运河开通,氵瓜 河尾(今日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沟通。唐朝建立,又按照泉州渠故道,开凿一条新的平虏渠,使经过大运河或渤海湾北来的船只,由氵瓜 河尾进入平虏渠,直抵渔阳郡。杜甫在《后出塞》和《昔游》两诗中,作了生动的描绘:“渔阳豪杰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输东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沧海凌蓬莱。”那些有关挖掘河道的传说,运输物资的轶闻,以及墨客的诗稿、典籍的记载,都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 宋朝没能统一中国,在北方形成了与辽和西夏对立的局面。当时的天津平原,处于宋、辽交界之处;今日的海河,便是当时的界河。宋朝的沧州知州何承矩在界河以南引种南方早稻获得成功,开创了天津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与此有关的原始资料,是天津农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金王朝强大后,老三岔河口一带是漕运的中心,建立名为“纲户”的专业船队。宝坻县至今还有个“纲户庄”,回响着历史的涛声。 元朝泰定三年,建天后宫,以祈求航海平安。当时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的张翥,曾来此进香,并写诗一首,道是“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毕,喜色满宫袍。”由此可见民俗文化之一斑。类似的文化古迹。尚有城隍庙、文庙、玉皇阁等,文人骚客,题咏颇多。 “天津”之名,始于明代。解放后,天津旧城南门外发现一块明代的石碑,碑文为“成祖文皇旁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天津有很多具有文献价值的碑文,如“镇仓关王庙碑”,碑文中记载有关关羽的生平事迹和历代封号;“聂公碑”,表彰聂士成抗击外夷,为国捐躯的功绩。 明朝末年,大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托病寓居天津,引育南方稻种与山芋,其间必留下珍贵资料,抗倭与防辽战争中,军械制造、船只征募、兵将调遣等,都在天津进行。那些制造军械的图文、征募船只的公告和兵将调遣的令谕,都有收藏引用价值。 清王朝建立后,天津成为北方的商贸中心,也成为西方列强的凯觎之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天津有关,诸如“天津条约”的签订;“天津教案”的发生;太平天国北伐军曾攻打过天津;天津义和团运动震惊世界;启蒙思想家严复曾在天津的《直报》连续发表《原强》、《辟韩》等著名论文。天津也是洋务运动的北方基地。北洋军阀集团是从天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由此产生了“北洋实业”,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留下大量的地方文献,有待我们去搜集和整理。 至于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关的地方文献,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某一地域具有文史价值的资源,还不能直接成为文史资料。只有这些资源形成文字或图片等,才成为真正的文献——具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天津的出版事业起步较早,明末清初,私人和官方的编书、刻书、印书活动,日益兴盛,为形成丰富的地方文献提供了必要的也是优越的条件。 1886年11月6日,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德璀琳和英商恰和洋行经理笳臣创办了天津第一张中文报纸《时报》。1887年10月,严复等人又创办了《国闻报》,这是由中国人创办的天津第一份近代报纸。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发行的报纸,已达60多种。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影响较大的革命报纸。到1948年底,在天津出版过的报纸,多达140余种,以《大公报》最为突出,与上海《申报》齐名。 这一期间,政治事件,社会风潮,商场动乱,军界纠纷,列强入侵,百姓抗争……无不在报刊杂志上得到反映,当时的新闻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积为珍贵史料。即使是街头小报,花边新闻,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病变与溃疡,使当今的社会学家怦然心动,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信息。 解放后,天津的图书出版事业稳步发展,先后成立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仅1965年,共出版图书475种,总印数达4960万册(张),其中有不少属于地方文献,或从中可以“提炼”出地方文献。 “”期间,图书出版事业既受到严重摧残,也得到畸形发展,产生了一批“派书”、“派刊”、“派报”、“派文”,它们成了编纂与研究“史”的“绝妙好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的出版事业飞速发展。至1989年底,全市共有12家出版社,该年出版各类图书杂志2930种,总印数达20130册。地方文献,成为众多出版物中的一枝奇葩,如《津门杂记》、《天津建设四十年》和《天津软土地基》等,在全国图书评比中获奖。 总之,天津地方文献资源丰富,而开发这种资源的重任,已落在了地方文献收藏中心——天津市图书馆的肩上。 2 地方文献收集范围探讨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必须明确其收集范围,收集范围确定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而收藏质量的好坏,又将制约地方文献对本地区各项事业所起的作用。 地方文献简言之是在内容上涉及某一地区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具有地方研究性质的文献,“记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记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记 经济则有户口、田赋、关锐;记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奇观、详异;记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①其涉及面非常之广,包括了各种学科。 关于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历来意见不一,争论颇多。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有关本地区的一切资料,不论它的载体形式如何,凡古今中外关于本地区的一切情况的记述资料,本地区一切人士的著作、古今名人事迹、传记以及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外地人士的事迹、传记,本地区的一切出版物(包括本地区发行的非正式出版物),都属地方文献范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地方文献应是内容上具有地方特色的著作,凡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内容上没有地方特点的,都不是地方文献资料,这两种意见的分歧,给从事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者带来苦恼,使他们莫衷一是。针对于此,笔者以为,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应着重以下几方面: 2. 1地方志 地方志是一种以区域为中心,记述某一区域的地理地形、气侯环境、历史沿革、历代政治、经济、历史事件、历代地方人物、艺文、名胜、风俗等历史性资料的总汇。由于地方志在地理上的区域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广泛性,史实资料上的可靠性,因而对于本地区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以往,一些研究地方文献分类的文章,都不把它单独立类,而附于地方资料内。其实,地方志既是地方资料,又是地方著作,一般还是地方出版物,又是横跨这三类的重要部分,而且今后数量上亦不会太少,所以应单独立类,放在地方文献各类的首位。 早在1958年8月就曾说过“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地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的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一语道破了地方史志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加以它是一个地方资料的总汇,更显出它的独到之处。所以它是地方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必须重点搜集,力求完备。 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有关天津地区的地方史志,我们应重点收集,如清代修志十分普及,除省、府、州、县志一再续修外,不少村镇乡里也编有志书,如《杨柳青小志》等。其他有关天津的方志,如《天津县志》、《天津卫志》等,都应重点搜集。 2.2历代地方人士著作 地方人士包括原籍在该地的,也包括原籍虽不在该地但曾在该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论文、诗词、信礼、日记、奏折等等,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状况,故应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明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虽是山东蓬莱人,早期在浙江、福建一带抗击倭冠,他的事迹、著作被收入浙江、福建地方文献。但他于隆庆元年被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加强战备,在镇十六年。他对练兵、治械、陈国等都有创见,著有《纪郊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所以戚继光及其事迹、著作亦列入天津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之列。 又如,严复是福建人,但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金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这时期,他用自己熠熠闪光的思想,为中国人民点亮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为近代天津增添了霞光般的异彩。因此,其著作亦作为天津地方文献的着重收藏。 2.3地方出版物 地方出版物是指某一地区刻印、出版、发行的一切资料。包括解放前本地区刻印出版的书刊和解放后出版的地方报纸、刊物和各系统、各部门编印的书刊资料。就天津图书馆来说,就应收藏天津地区范围内的一切书刊资料,包括正式的、非正式出版物、内部资料等。如我馆就完整收藏从创刊号开始的天津《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等。 关于地方出版物,还有个争论问题,即内容与地方无关的,算不算地方文献?本人认为,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我馆不必规定的那么死,只收录地方出版物中内容与该地有关资料。因地方出版物是研究地方史、地方文化、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地方出版事业的盛衰,反映了该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状况。地方出版物切合本地区生产、科学、教学的实际,用途较大,因而应把地方出版物看作一个整体来收藏。 2.4地方史料 简言之,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天津为例,近百年来,天津人民有着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为天津地区的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的北伐军前队曾驻独流,林凤祥的北伐军的后队曾驻静海。清末义和团首领张德成于1900年4月在静海独流镇设拳坛,曾在紫竹林抗击八国联军,成为保卫天津的重要力量,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又如,天津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地方,如、邓颖超、马骏等等在天津领导了爱国运动。这期间留下许多革命文物和资料,正是我们编写天津地方党史所最需要的材料。其它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地方资料我们应着重收集。 3 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设想 地方文献的征集,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更加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著述资料、信息资料,而地方文献正是当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记录”它为强化图书馆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必须搞好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我馆在地方文献收集工作上,路子尚未打开,方式方法上亦有欠妥之处,这直接关系到收集工作的成效。参见他馆经验,结合个人体会,本人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有如下几方面: 3. 1要细心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 一般说来,地方人士的著述,有关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专门著作都较易见到,而夹杂在其它著作中的有关资料就难以发现,尤其在新闻、出版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并不只见于本地出版物,也散见于外地的书刊上。因此,除了平日认真、细心、又能持之以恒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之外,没有其它捷径。 3.2建立地方文献呈缴制 图书馆要争取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要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说明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争取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当地各种文献编辑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出版机关,有向图书馆呈缴文献资料的义务,并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主动呈缴各种地方文献。要争取本地政府对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请政府下发有关文件,确定征集内容、宣传图书馆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我馆89年始把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列为重点来抓,由采编部采访组直接着手。为此,我们自行起草了一份“关于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的 通知”,内容包括征集地方文献的宗旨、意义、呈缴与接收的办法等,并取得了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由他们下发正式文件,靠着新闻出版局提供的天津出版单位名称,仅89年一年,我们就与市120家杂志社及百花、教育、科技等7家正式出版单位建立了缴送样本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成效。3.3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线索,广泛联系 图书馆应组织一定的人力,深入到政协、统战部门、组织部门,了解本地区有一定知名度人士(包括在国外、港台地区的人士)的通讯地址,这样可主动去函索取这些人士的著作,还可到文联、文史办、各学会,了解他们地方文献信息,及时收集资料。 3.4开展以搜集、宣传地方文献为主题的活动 图书馆可利用节日或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地方文献的内容、范围、作用,让更多的人士了解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同时召开征集地方文献的座谈会,从个人或团体的角度向广大读者进行宣传,争取支持。亦可采取边收藏边展出的方式,将已征集到的地方文献选展,进一步宣传地方文献,扩大其影响。在展阅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征集工作。 3.5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相当一部分是非正式出版物,又绝大部分散失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召开有关人士座谈会,取得其支持和协助,提供有关线索,反复访问搜集,对数量极少的珍贵文献,更要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登门访求或征购,尽量征集到社会上或私人保存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3.6历史文献部分,可到如下单位收集: 档案馆。多藏有地方志书和大量的地方文献。可部分复制,或掌握目录,供参考咨询用。 民政局。有关近代革命活动、革命烈士的文献,有可能从民政部门索获。 公安局。历次政治运动,使某些地方文献或有价值的地方资料集中到公安部门,幸运地保存下来。 博物馆。本地的历史、文物方面的情况,博物馆资料最全,结论也最有权威性。他们的公开出版物、内部出版物、简讯、说明、展览等资料全属地方文献,务必收集齐(种类)、全(完整、连续)。 其它如广播站、电台、电视台、城建局、民委、文化馆、艺术馆、科委、科协、科技馆等等,从中都可索获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 此外,在搜集地方文献时,我们的触角,不应局限于本地,也应该伸向异地,甚至异国。外地与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 总之,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要不懈地坚持下去。 4 地方文献管理工作初探 这里主要讨论应否建立专藏库的问题。地方文献专藏库是为了突出本馆特色,适应特定读者需要而建立的,是否建立专藏库,应视各馆具体情况而定。以天津馆为例,以往,我馆地方文献资料是分散在若干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并由这些部门根据各自特点分别进行管理的。比如:地方出版物中的图书一项由典藏部保管,地方报刊杂志由报刊部管理,解放前的地方史志由历史文献部保管。这种分散管理模式,使地方文献资料整体被报刊、古籍、典藏、阅览等部门分割得不成体系。一方面,不便于地方文献工作者了解和熟悉馆藏;另一方面,也不便于读者充分利用这部分宝贵资料,为此,本人认为,现有的这种地方文献的分散管理模式,应通过适当的集中管理来加以改进。那么,如何对地方文献进行集中管理呢,在地方文献的藏书布局上,我馆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建立地方文献专藏库,把分散在各部门中的地方资料全部集中在所设置的专藏库中,即对地方文献实行绝对的集中管理,另一种主张:分散管理,无需设置地方文献专藏库,只要在现有管理机制下,通过编写地方文献目录,使地方文献系统化,整体化,即对地方文献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本人认为,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 将地方文献集中于一库,虽然方便了读者,也使得地方文献整体性、系统性得到极大加强,但就我馆目前条件来说,并不切实可行。 理由之一,绝对集中管理将会破坏我馆的整个藏书体系。 理由之二,将地方文献集于一库,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理由之三,由于地方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仅地方出版物一项就会使得该库规模日益膨大,难以支持。 理由之四,从历史文献部角度考虑,我馆现存线装图书40余万册,列为善本和特藏的有8000种,其中仅地方志一项就有4000余种,其中不乏珍本、善本、甚至孤本。如果从中析出地方文献资料,去充实地方文献库,那么,历史文献部自身完整的藏书体系就会被打破。如果把历史文献部门中的全部地方文献资料进行复制,虽是一项好措施,但目前我馆并无充足的物力、人力、财力保证它的实施。况且,古籍图书的保管,较之普通图书要精细得多,必须做好防虫、防盗、防火、防潮等工作,其设施条件要求很高;而我们地方文献库并不具备这些良好的设施以保证珍贵的古籍资料长久存放。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古籍的咨询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历史知识、古汉语知识等,历史文献部门的同志,更熟悉自己部门藏书情况,因而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所以,这部分文献仍由历史文献部门妥善保管为宜。 理由之五,我馆是一个综合性图书馆,不仅要考虑地方文献部门,还要考虑其它更重要的内容,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既可以方便读者,使读者通过查阅目录,即可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也会使地方文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大大加强,同时避免了绝对集中管理的诸多不利。 因此,对于地方文献,应通过编写目录方式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实施: a 授权某一部门负责地方文献的编目工作,由该部门组织各有关部门进行目录的编写。 b 所编写的地方文献目录应突出地方文献的重点和特点。 c 建立有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负责今后地方文献的收集和管理,把一些独具天津特色的资料集中起来,如太平天国革命史料,义和团革命史料,等领导的革命斗争史料。一些重大历史时期的珍贵图片资料,重要的统计资料等集中起来,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以突出公共图书馆地方特色。 总上所述,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重 要部分,证史补遗大有可为。应当引起重视,持之以恒,全面规划,日积月累,由点到面,积浅入深,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资料体系。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民族地区图书馆除了负担着为科研和生产服务,为提高当地各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服务的任务外,突出的是还应担负起收集和整理、提供民族地方文献这一特定的任务。近年来许多民族地区图书馆,在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对地方文献收集的范围,类型以及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的认识和做法上,都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探讨的地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民族地方文献的范围和类型 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首先应该掌握该民族的历史概况,社会发展与地方文献形成的关系,再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调查了解地方文献资料在民族地区的流传形式、保存情况,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挖掘。 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文化、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建国后从原始社会跨越到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受封建制度的统治时期较长,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内地,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汉族地区相比也相应的有许多不同之处。 地方文献的形式又与语言文字有密切的联系。有些民族的社会发展较为迅速,文化上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所以地方文献中正式出版物占的比例也较大。而有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把本民族的各种历史事件、传说故事、风俗习惯采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记载,如采用不同符号代替的、象形的、摹仿汉文字的。有的民族还用手势、队形及各种表现方式对事件进行反映,有的则以口头形式流传。 各民族地方文献形成与形式的差异,必然带来民族地区图书馆收集工作的特殊性,收集范围也不能限制于地方志、人物志、革命史料、科技史志及本地区发行的一切正式出版物,还应该包括民族地区采用不同方式方法记载流传下来的一切能反映民族地区风貌的,反映政治、经济、山川、自然资源方面的资料。如果根据各民族地方文献的形式进行划分,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进行收集。 (一)正规出版物。民族地区由于受社会发展、政治经济、语言文字的局限,正规出版物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能同内地公共图书馆相比,许多民族地区解放前从未纂修过地方志。所以这方面的地方文献主要是建国后的国家出版物中涉及有关民族问题的部分,以及民族研究单位收集整理的有关资料,民族地区政府部门有关法令、材料汇编及外地著者反映民族地区的作品,及各种调查报告,资源考查等。 (二)非正规出版物。非正规出版物是构成民族地方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份。民族地区图书馆要根据自己民族地区地方文献形成的特点及与一股性公共图书之间的差异,确定收集的范围,根据对某个民族地区的非正规出版物的调查统计的分析,一般非正规出版物包括: 1、民族中为了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纪念历史人物等各种事件记载的碑刻、石刻,民族自然村的乡规民约碑、人物题记等。这些碑刻可以复制为拓片、照片进行收集。 2、由于边域纠纷冲突引起,对边疆领土划分、冲突事件进行详细记载的各种抄本、图册。 3、各个民族家庭中、自然村中对各种事件记载的家谱、村谱、户籍册、统计表。 4、至今流传在民族群众中的各种经卷、史诗及各民族采用不同方式对本民族事件记载的各种抄本、稿本。 5、能够为研究民族历史、民间艺术提供一定研究资料的画册、画卷及能够反映某一历史风貌的照片图册。 6、民族中受语言、文字限制,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记载的实物。 (三)口头流传的“资料”。严格说来,不属于文献范围;但我认为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能仅限于文字的东西。口头流传下来的,把它记录整理出来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多。收集时要保持原貌。口头流传的“资料”包括:民族地区的民间艺人演唱的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曲谱、曲调及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神话、民间故事等。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工作更要着眼于实物资料和口头流传的活资料。 二、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 民族地方文献一向为民族地区图书馆所厚爱。有的民族地区图书馆把所收集来的地方文献资料称之为“镇库之室”。一般说来,民族地方文献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用于研究民族族源问题。有些研究人员一直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资料,只能借助于考古来开展研究工作。但它们仅是出土文物,没有文字根据。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家谱、族谱、村史对这方面有着详细的记载,家谱中记载着家族的变迁。有的家族采用的父子连名制依据等,对研究该民族与外来民族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的文字根据。 (二)用于研究民族历史人物。地方文献资料中的碑刻、名人题记中对此就多有记载。如白族著名诗人赵藩的家乡,村口所立的“故里碑”中对他的生平简介,就为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原始资料。 (三)用于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及民族文学的演变过程。例如:沐氏统治云南时期的地方典册、民族文史资料都已焚毁,流传至今的正规出版物几乎没有,但依靠大理州境内的洱源西山公社保存的白族民间演唱曲本、谱本、民歌抄本、稿本及流传在民间歌手口中的各种民歌却能找到与那个时期有关的许多文史资料。大理喜州的“山花碑”,文字方面借用汉字记白语,书写采用“三七一五”的山花体民族形式刻在碑上。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为研究白族民间文学的发生发展,研究民族的历史和语言的发展,民族诗歌的源流及文字使用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四)用于研究民族中的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由于民族文化的落后,对自然界侵袭造成的各种灾祸得不到理解,各民族对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进行崇拜。有的民族从各种不同渠道传入了宗教。由于宗教的传入,加上民族中对自然界崇拜,民族地区工、农业各方面受到相当的影响。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各种传说故事、经卷、神话、叙事长诗、还有在部分民间艺人中演唱的曲抄本、民歌,对各时期宗教的兴盛、自然崇拜的形式都有记载。 (五)用于研究民族艺术史、音乐史。例如: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南诏国时期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及各种不同形式记载的大本曲本、吹吹腔谱本及民间艺人口中流传的演唱曲谱,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所展现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南诏开国的传奇神话历史故事,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些珍贵的资料被研究人员称为“南中瑰宝”。 (六)用于研究民族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地方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民族建筑风格,建筑形式及建筑过程的数据,地方疾病的防治以及历史上民族地区有特色的各种生产技术资料。它们的作用往往是考古所难以达到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图书馆工作论文:湖南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横谈 湖南馆是1904年3月成立的,越92年风雨历程,筚路蓝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基本上形成了馆藏特色。 一、整体思路和规模化格局的形成 作为地方性图书馆,必须全面、系统、长期地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必须是坚定不移的。湖南馆的地方文献收藏达到现在的规模,是几代湖南图书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刚解放时,湖南馆所藏图书报刊不到13万册。解放后,图书馆历届同仁坚持不懈地从事乡邦文献的访求、征集、购买,其效果是明显的。40多年来,藏书量有过几次大幅度的增加。一次是50年代,征集、接收湖南革命文献、着作版本、古旧书刊60余万册;另一次是“”期间,征集、抢救、接收书刊资料、字画20多万册(件)。这两次增加的书刊,大都是湖南地方文献,其中不乏珍品,为馆藏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80年代,对地方文献工作的认识完成了质的飞跃,由不自觉行为转变为自觉行动。1981年建立湘版书库和地方文献征集组,特别是1983年,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征集地方书刊资料的通知》,以文件形式确定由湖南馆担任全省征集地方文献的具体工作,饬令全省各地、各单位出版(含非正式出版)的书刊资料都必须缴送给图书馆。由于形势的发展,1995年“两办”文件经过修改,重新颁发《关于做好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通知》。 1984年独立建置地方文献部,专门设立地方文献书库,从组织上保证了地方文献工作的有序进展。 10多年来,工作局面不断拓开,成绩斐然。 1.征集是地方文献工作的前提 如何征集地方文献历来存在宽严不同的两种办法,湖南馆是灵活掌握的,凡是湖南出版物、湖南人士(包括长期在湖南工作的客籍人士)着述和内容涉及湖南的出版物,都属于征集范围,“宁宽勿窄”;而地方文献库的收藏则是以内容反映湖南的、经济、文化等一切有研究、保存、参考价值的史料性文献(不限作者籍贯、出版地区、出版方式、载体形式),“宁窄勿宽”。为使各项工作逐步规范化、标准化,先后制定了“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条例”、“湖南名人文库征集、管理办法”、“地方文献库收藏标准”、“地方文献分类表”、“地方文献分编细则”、“‘’资料分类表”以及“地方文献部工作条例”。在征集工作中,一靠“红头文件”,包括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省新闻出版局的文件,“文件”的出台,给征集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作用无疑是很大的,但不能依赖“文件”,“文件”实施的效果与征集人员的主观努力是紧密相关的;二靠征集人员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动脑要勤,动腿更要勤。例如,为了搜集已经出版的县、市志,因为大多数县市志是与省外出版社合作出版,无法得到缴送本,只能写信去要,派人去取,仅1995年,就派出两个征集组,分赴29个县市,行程一万公里,征集到县市志60余种、专业志70余种,还有各地出版的地方年鉴和地方史料;三靠广泛联系,湘音湘情牵湘人。这里面包括信函联系,每年春节前寄赠贺年片,纸短情长;到各地召开湘籍人士座谈会,邀请海内外湘籍人士来馆参观,如台湾《湖南文献》发行人刘修如先生多次到馆,回台后,撰文介绍湖南名人文库,动员海外湘人捐书;邀请着名作家、画家来馆举办笔会、鉴赏会、展览等。 2.建立较完整的地方文献保障体系 在宏富的地方文献中,地方史志,解放前出版的湖南地方志约450种左右,湖南馆则藏有410种,另有缩微胶卷本20多种,此外还藏有山水、古迹、宫殿、陵墓、园林、书院志近百种;民国湖南省志稿汇编资料2000余种。近几年已经陆续出版的省、县、市志和各种专业志以及地方年鉴、专业年鉴几近全部收齐。馆藏湖南家谱、族谱1000余种,占已知存世家谱、族谱总数的3/5。地方报刊,解放前出版的1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近2000种。地方版图书,民国时期出版的平装书2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10000余种。湘人着述,包括解放前的抄本、稿本、刻本,约20000种。 3.珍贵文献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湖南馆因其特殊的地位,因此珍藏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其中包括着作版本2600多种、 20多个文种、 11000多册;徐特立同志书写的诗词条幅、学习笔记、会议记录、批注圈点的图书等等;湖南革命文献500余种,如刊于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刊于1927年3月20日《向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新民》(部分)等;陈天华的《猛回头》,《湘江评论》、《新湖南》,《湘省大汉报》、《湖南通俗报》等;湘军着名将领曾国藩的奏槁、批犊、信札、日记、诗文和湘军史料100余箱、几千万字;左宗棠手札70余件;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手稿《养知书屋日记》(200多万字),还藏有王船山、何绍基、王闿运、彭玉麟、胡林翼、陶澍、王先谦和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谭延闿、杨树达、张舜徽等一大批湘籍名人的稿本,其中有着述、信札、日记、诗文以及大量的书画作品。 4.颇具特色的“”资料 “”是历史的逆转,但它毕竟还是历史的存在,此期间生产的成千上万种纷杂的出版物自然也有其收藏的价值。“”时,湖南馆的同志独具慧眼,搜集、价购了近百万份小册子、小报、传单、画刊,其中涉及湖南的二三十万份,将为后人了解湖南“”的发生、发展以及研究“”中的重点人物、重大事件、重要群众组织的情况提供原始资料。 5.湖南名人资料中心的创建与发展 为增加地方文献工作的特色,拓宽文献搜集的渠道, 1989年创建湘籍名人文库,1992年改名湖南名人文库,目的在于加强与一部分不属湘籍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的联系。1995年又易名湖南名人资料中心。“文库”成立以来,搜集到海内外湘籍人士(含湘籍华侨和外籍湘人)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5000多人的资料,与3000多人建立了联系,收到2000多人寄赠(捐赠)的着作、手稿及个人藏书5万册左右(不含徐特立同志的藏书15800册),建立了一个综合文库和“着作版本藏阅室”、“徐特立同志藏书阅览室”、“湖南作家文库”、“张舜徽先生文库”、“蔡仪先生文库”以及吴相湘、谭戒甫、陶懋炳等多人的专柜。“文库”的建立,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普遍认为,这对弘扬湖湘文化、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对亮丽图书馆形象也不无裨益。 6.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已经起步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编目初步实现了计算机管理。为了建立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湖南馆自行研制“人物自动化管理系统”,目前已投入试运行阶段。 二、逐步深化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 1.编制了一批书目索引 据不完全 统计,先后编制出《湖南各专县市报工农业经济重要资料索引》、《馆藏湖南地方文献资料目录》、《湖南着者及其着述简表》、《馆藏湖南地方志目录》、《湖南家谱、族谱目录》、《湖南报刊大全》、《洞庭湖开发书目》等等。 2.为修志提供馆藏资料 80年代中期,全省修志工作全面铺开,地方文献的需求陡增,各级各类修志人员涌向图书馆,湖南馆应接不暇。为了缓解“供求”矛盾,与省志办联合下文,安排预约来馆,增加阅览座位,延长开放时间,帮助组织力量代查代抄。平均每天接待读者100人左右,持续近4年时间。那时候只考虑“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没有搞与经济效益挂勾的“改革”。为修志提供资料,起到了全省任何单位无法替代的作用。 3.发掘、整理、编辑各类地方性、史料性图书40余种 一是参与整理,如《曾国藩全集》、《王闿运诗文集》、《湖南青运史》、《湖南女运史》、《湖南工运史》、《湖南党史》等;二是提供稿本,由出版社编辑或影印出版,如郭嵩焘《养知书屋日记》、《船山全书》、《湖南全省掌故备考》、《湘城访古录》等;三是主持编辑出版《湖南地方志太平天国史料》、《湖南地方志中的少数民族史料》、《自立军史料集》、《湖南地方志提要》、《湖南资料手册》、《当代湖南人名辞典》等。其中《湖南资料手册》全面系统地反映湖南和平解放以后至1989年10月, 40年间的各方面的情况,资料宏富翔实,编排合理,是一部大型的资料性工具书,一部浓缩的湖南史志。出版后,各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95年出版的《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收录海内外湘籍人士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2652人,是全面研究湖南人物的开山之作。 4.开放地方文献阅览室 集地方性图书、期刊、报纸于一室,既接待研究型读者,也接待普通读者。同时,各专门阅览室也实行对重点读者的服务。 三、廓清迷雾,统一认识 问题与成绩同在,成绩越多,问题也相应增加和突出,不过有些问题有待于探讨: 1.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没有理顺 地方文献是馆藏文献的一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全馆业务工作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局部的作用只能是完善整体,不能削弱和损害整体。而这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长期困扰着湖南馆。例如地方文献是集中入藏,还是分散入藏?是适当集中与分散入藏相结合,通过书目索引集中揭示,搭桥铺路,还是必须搞“小而全”的地方文献库?几种意见争论不休,决策处理时态度模棱两可,摇摆不定,致使具体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地方文献既有图书,又有报纸、期刊;既有近现代、当代文献,又有古代文献;既有大量纸质载体文献,又有其他载体形式的文献。根据一定的藏书体系,已经分藏在各个业务部门,如果一味强调集中入藏,势必会彻底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藏书体系和布局。目前,湖南馆采取的是在不影响全馆藏书体系的前提下,实行适当集中,而大量的还分散在各业务部门。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分散,但必须整体揭示,恰恰在整体揭示上,10多年过去了,还只停留在准备上,至今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这是一项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建设,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被耽误了。 2.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 主要表现在:文献的搜集局限于省内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和能通过出版目录了解到的外省出版的图书,是以种、册为文献单元搜集处理的,而大量的内容具有“湖南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湖南馆并没有全面开展搜集整理。这项工作要求高,难度大,但绝不能因此而不去做,否则地方文献的收藏是残缺不全的。在文献阅览上,目前仍停留在一次文献的借借还还,而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而湖南馆近几年没有编过地方性专题目录。严格地说,湖南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 还有许多的问题,诸如人员群体素质不理想。没有好的人员素质,要求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那是一句空话;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不能只简单地提供“原料”,还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深加工,提供“半成品”或“成品”,进而转化为“商品”;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和负面影响,社会环境对地方文献征集的支撑力愈来愈小,征集工作的难度愈来愈大,又缺乏相应的对策;工作手段落后,设备严重不足,活动经费短缺,等等。 四、创造地方文献工作新局面 地方文献工作是公共图书馆的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终结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文献工作的规模效应程度决定着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地方文献工作在全馆工作中的重点观念和重点意识,遵循既定方针,不断调整工作策略,努力创造出新的局面。今后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湖南馆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完整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体系 目录体系应含古今各种载体的书刊资料,有分类、题名、主题、责任者4种,从不同侧面全面揭示馆藏,特别要注意目录与目录之间、藏书地点之间的联系,为读者利用地方文献提供全方位的良性服务。同时,编撰各种为湖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大、中、小型专题文摘和书目索引。 2.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文件”效力,广泛寻求社会支撑,在地方文献搜集上采取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的战略 凡新闻出版部门出版发行的书刊,要通过做工作,该缴送的都应及时缴送,把漏缴率降到最低程度。视听资料生产部门发行的电影拷贝、录像片、录音带等也应根据“文件”要求缴送,起码要缴送属“地方文献”范围的产品。凡是地方文献收藏的重点,如地方志、地方史料、地名资料、地方水文、气候资料、地方物产资料、地方人物传记资料、地方报刊等的收集要基本做到准、齐、全。 3.切实建好湖南名人资料中心 使之上档次、上规模、出特色,变“自封”为“他封”,让“中心”存留湘人心中。建设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创办《湖南人物》,修订好《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成立湖南名人研究会和基金会,逐渐把湖南名人资料中心办成湖南人物的中心,资料中心、研究中心。 4.全面实现计算机管理 采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地方文献的搜集、书刊的编目整理,文摘、目录、索引的编制。在建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之后,建设湖南地方文献数据库,起点要高,规划要严密,实施要视实际情况分阶段、分步骤。先完成书目数据库,再完成篇目数据库,最后考虑全文检索数据库。这是一项展现湖南馆实力的工作,务必要下大力气做好。 5.努力培养一支素质精良、优势互补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 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历来为识者所重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人员,不仅要求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和掌握现代化手段的能力;不仅要求具有事业的奉献精神,还要求具有务实的工作作风,“板凳须坐十年冷”,事业的成功才会向你发出微笑。 6.建立健全全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地方文献征集网 为推动省、市(地)、县(市)三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全面展开,扩大地方文献搜集的地域范围和种类,要注意搜集利用光盘、电子出版物等载体的地方文献媒体。共同建设自动化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地方文献资源共享。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倾向 我国现代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起源于本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杜定友先生为代表的广东地方文献工作,迄今己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尽管有关地方文献事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就其事业发展和社会影响而言,还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毋庸讳言,我国各地的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起步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其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局面。这种现象,与各馆对地方文献事业的认识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进而与各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机构定位、业务定位,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地方公共图书馆是否一定要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换句话说,地方公共图书馆是不是有从事地方文献事业的责任和义务?开展这项工作对社会以及图书馆有什么益处?地方公共馆是否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其次,这项工作的性质和方法与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异?能否使用图书馆常规业务的方式和人员来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地方文献业务与图书馆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认识基础上逐步加强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进程。 一、从事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公共馆的责任和义务 1.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凡涉及到地方文献生产、传播和开发利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应纳入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如对于地方文献的考古发掘、编辑制作、出版播放、展览、保管和研究等等,都属于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由此角度看来,地方文献事业是一项跨行业的社会事业,尤其是地方档案馆、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地方报刊、广播电视部门,都在不同程度地从事着地方文献工作。但是对于图书情报界来说,其狭义范围则只包括地方文献传播过程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部分环节,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具体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通过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典藏、流通,以及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向社会各界提供适用的地方信息和地方史料。这实际上和一般图书馆工作的内容是完全相通的。 2.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 ①与地方新闻出版行业的关系 地方新闻出版行业包括地方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杂志社、出版社等机构,它们从事地方信息的采集、加工与传播,是地方文献的生产源之一。其产品是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原材料。在地方文献信息产生和流通的完整流程中,此二者是上下衔接的两道工序。 ②与地方档案工作的关系 “档案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归档集中保存起来的文件材料[2]”。所谓地方档案,不过是在档案的内容方面加以地域的限定,而这一限定与地方文献的地域限定是基本一致的。从地方文献基本概念的角度来看,地方档案当然可以归入地方文献的范畴,而且还应该是地方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档案工作,大体上分为文书档案和技术档案两大部分,与地方文献关系密切的主要是文书档案这一部分。在实际工作中,因各地都有专业的档案工作系统,他们以有关档案收缴与管理的法规为行为依据,所以地方档案的收集和保存,主要还是由这些专业档案部门来完成。 然而地方档案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侧重于生成于各级政府系统的现时档案,对于全部地方档案的收集,尤其是产生于民间的大批档案材料,和偶见于流通领域中的历史档案,则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因此,地方博物馆和地方图书馆从各自的角度去收集这类地方档案,还是大有必要的。 档案行业与图书馆行业是姊妹行业,它们同样要收集、整理、保管,并向社会提供有关的地方信息,仅仅是处理的文献形式和具体的工作手法略有不同而已,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表现为分工协作的关系。 ③与地方文博工作的关系 地方博物馆是陈列、研究、保藏本地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以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各类博物馆根据各自不同的性质、方针、任务,有系统地陈列文物、模型、标本等展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丰富人民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生活,并为促进生产、科研以及艺术创作提供资料和借鉴。 地方考古工作是通过考古发掘去发现本地方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对这些实物史料进行研究,阐明本地方古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探讨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地方文博机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研究、保管和陈列那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地方文献。对于文献内容的传播,只采用实物陈列的方式。其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一种局部交叉的关系。 ④与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关系 广义上的地方社科情报工作需由地方档案工作、图书文献工作、专业情报工作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合力完成。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等社会机构都应是地方社科情报服务系统的子系统,这里所说的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主要指地方专业情报机构所从事的二次,三次文献的编制与报导。 地方社科研究和党政领导部门决策的需求,决定了地方情报工作必须具有地方特色。“各地区的社科机构的研究对象和各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所采取的种种对策,无不受本地区的民族、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人口、教育、能源、生态和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这就决定各地区的社科情报工作必须立足于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了解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又有开发意义的问题,进行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直接为社科研究服务,为当地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服务[3]”。而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社科情报工作的基础,则是收集具有地方特色的情报资料。在这一方面,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社科情报实质上是由社会领域和学科领域里产生的两部分情报(社会情报和学术情报)构成的。[4]”。如果说专业社科情报机构是以社会科学情报(或称社科学术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而图书馆、档案馆等子系统则是以社会情报(或称社科基础资料或社会动态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二者的关系大部分是交叉的。 ⑤与方志编修工作的关系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 综合性著述。按其涉及的行政区域,可划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和地区性的通志、州郡府县志和乡镇志;按其涉及的内容,可分为综合性的志书和专业性的志书。地方志是有关地方的百科全书。它“具有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等特征[5]”。实际上,方志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种。但方志这种特殊的著述体材仅仅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不是全部地方文献。 方志的编修是连续的,一部方志修成,若干年后又行续修。修志时所使用的原材料完全是地方文献;可以认为,方志是按一定方式纂修起来的地方文献汇集。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要为方志编修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原材料,然后又将新的方志收入地方文献专藏。地方文献信息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值。 小结: 以上行业的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密切相关。然而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亦即地方文献的采集、整序、典藏、流通,以及地方文献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却只能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机构独家承担,因为完成文献的情报过程是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3. 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 在图书馆系统内部,各馆的性质及其在图书馆网络中的层次各不相同,决定了各馆的社会功能不同,用户类型不同,因而信息需求也不相同。借用市场科学的观念来说明,各类型、各层次的图书馆各有其适宜的市场范围。各馆都应研究本馆的用户类型、使用目的、专业分类、情报需求类型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本馆在用户心目中的特殊价值。 在地方领域内,高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以外的其他类型图书馆,受其性质与社会职能的局限,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社会义务。基于本馆主体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一般来说,也不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 地方公共图书馆则不然。它的常规经费来源于本地方的财政收入;从综合文化的角度服务于本地方是它的基本社会义务;基于本馆常规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而这种资源积累能够相对全面地代表本地的地方文化。因而,从理论上讲,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顺理成章,无可取代的。反之,地方公共图书馆若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或开展不力,则可能会被地方社会认为是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义务。 从现实中看,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效益前景。 ①各地的地方文献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内容界限,对地区或国家的文献系统而言,可以各自构成特色鲜明的子系统,基本上不存在业务范围的竞争,也不存在资金的重复投入问题。地方公共馆在普通藏书、古籍、连续出版物诸领域,除具有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读者优势外,并不具有任何文献资源方面的优势,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无可竞争的一号拳头产品。 ②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理想的投入产出比。与母馆需要采购的其他类型文献相比较,地方文献的数量相对较低,其中还包括相当比例的非正式出版物,所需经费只占全馆采购经费中极为有限的比例;而地方文献专藏由于系统内容方面的唯一性,对于地方公共图书馆所产生的效益,是其他类型文献系统所无法替代的。 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经营,地方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能够产生多种附带效应,具有良好的持续发展前景。除可针对本地、国内、国际各类用户开展传统的阅览、借阅服务,和专题咨询、定题服务以外,还可以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文献开发和编辑出版;建设地方信息数据库,定期情报刊物,进而通过专门的地方文献信息网页,在更广大的领域内开展地方文献事业。 ④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事业的过程中,会逐步培育和造就一批有关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的专家。这些人将在各类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 图书馆的学术形象和社会地位也会得到地方社会的进一步确认和提高。 二、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业务格局 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事业的发展水平不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没有把地方文献工作正式列入本馆业务范畴和工作日程。 ·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但没有设置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和读者服务工作分别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或者说是地方文献工作融入了其他业务工作。 ·没有地方文献工作机构。但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工作仍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地方文献机构只从事辅助型(或称被动式)的书目索引工作和一部分参考咨询工作。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与读者服务分成了两条线运行。 ·没有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并没有专职的地方文献业务人员,开展与地方文献事业相关的一切业务。 造成事业水平发展不一的原因,固然有对事业宏观认识上的偏差,但也有对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程度认识不足的因素存在。 1.地方文献具有独特的概念、性质、形式、作用与价值观念,这使得它在采访、分编、书目、咨询等一系列信息处理工作中,与公共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存在着原则差异。 ①地方文献是一个独特的文献群体,它指的是“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6]。只要文献具备了以上两个特征,则无论其出版地、出版期、文种、 文献形式、文献载体如何,都可纳入地方文献的范畴之内。从地方文献的内容来看,它反映的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事物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人类对该事物的主观认识。它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地方特性,而不是该事物超越地域范围的共性。因为一旦上升为共性,也就失去了“地方性”。 ②地方文献的内容体系包括本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各项地方事业,但这并不等同于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医学等诸般学科。它所容载的内容并不是学科信息,而仅仅是地方事物的客观记录,这就是地方文献的本质。 ③地方文献的类型多种多样。依据各不相同的文献编纂方式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渠道,地方文献可以分为书籍、报刊、会议录、文件汇编、学位论文、科技报告、舆图、谱录、统计图表,簿记、票据、证券、画册、印谱、照片、乐谱、文告、传单、 商标 、戏剧说明书,以及地方文献专用的参考工具书等形式。从文献载体的类型划分,图书馆地方文献主要包括纸本、光化学制品和磁记录品。几乎包括了当代图书文献的所有载体类型。从文献的生产者或是文献的出版发行方式来划分,地方文献中包括公开出版物、非公开出版物和非书资料三个部分。”[7]2.概念、性质和形式决定了地方文献的作用和地方文献用户需求的特点,从而导致对专业化操作方法的需求。 ①读者使用地方文献,其目的在于了解有关某类事物的地方特性,而非此类事物的共性,地方文献用户并非不去使用地方文献以外的文献资源,他尽可以在其他文献资源中获得有关事物共性的信息,而反映事物地方特性的信息却只能在地方文献中获得。 ②地方文献的形式和载体多种多样,但其价值并不表现于个别的珍稀版本,而是体现为一种信息的群体优势,即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它是对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诸般事物的历史与现状全面系统的综合纪录。由众多的文献共同反映出某一项地方事物的全部发展历史,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现实文献,无论是什么样的文种、出版地、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它们的内容都在连绵不断的史料长河中占有固定的位置,上承前,下启后,不可缺少,也不能替换。 ③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和公共图书馆常规的藏书建设之间,在目标与模式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公共图书馆要在读者对象的公共性和藏书内容综合性的前提下去合理使用经费,其藏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只是相对而言,因而漏采和误采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清晰;而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则应全面反映本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藏书建设的水平要具有权威性。在理论上,其采访对象应该是所有存世的相关文献,而不是碰得到或买得到的那部分文献,漏购现象是应该努力避免的;反之,一旦采进了非地方文献,也决不能含浑入藏。在采访方式上,公共馆大部依据征订目录,采用市场订购的方式;而依靠这种方式所能得到的地方文献,却只占地方文献生产总量的较小比例,其余部分不一定存在征订目录,所以要靠采访人员去努力访察文献的生产、流通信息,然后通过订购、采购、征集、交换,复制和纂辑等手段,个别处理。这项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不可能要求公共馆的常规采购人员完全掌握并代为处理。 ④分编工作中,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采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图法》的分类思想基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及其读者的使用目的而言,其总体效果显然是利大于弊。然而地方文献的基本性质并非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而仅仅是关于地方事物的客观描述。地方文献中不可能有哲学,以及马列主义、思想,不可能有社会科学总论和自然科学技术总论,因为这纯粹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宏观认识,不属于某一特定地方;地方文献中不应该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方法论,因为这些内容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共识,并不具有任何地域特征。使用《中图法》或其他同类的方式来类分地方文献,显然会在读者与文献之间造成明显的沟通障碍,因而是不合适的,反之,以客观存在的地方事物作为地方文献分类依据,编制出专用的地方文献分类表,应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⑤多数公共图书馆都是以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和文种等外部特征作为的典藏分布结构的依据。这种方式与公共图书馆的读者需求相适应,有利于藏书建设和读者服务工作的开展。但基于地方文献的整体价值和读者的需求方式,其典藏配置应尽可能采用专藏库的形式。 ⑥从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工作中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一个独立于公共图书馆常规业务之外的完整子系统,至于地方文献读者服务工作,如地方文献的研究、整理与开发,专题书目与索引的编制,以及专题咨询和定题服务中所表现出的专业化倾向,就更加明显。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了解服务对象所从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论,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处理文献,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工作更近似于参考图书馆或研究图书馆的性质。因而,将地方文献工作完全融化在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各个部分里,不利于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开展,亦不能完成公共图书馆所应承担的地方文献情报过程这一社会责任和义务。 公共图书馆中的古籍工作要使用独特的分类、排架方式,从事专项工作的人员要接受有关古籍整理的基本训练,多数人已经从习惯的角度接受了这一事实。然而形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却并不在于习惯,而是起因于古籍的独特内容与形式,以及读者的需求角度。从这一点出发,地方文献工作具有同等程度的专业特征,以及更加理想的开发前景。基于以上认识,地方公共图书馆应将地方文献工作作为本馆工作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其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专业的地方文献工作部室,使其在业务发展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一般是指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文献。主要包括地方志、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及地方性的其它研究资料、调查报告、档案、薄录、碑记、家谱、族谱、地图、照片等等。由于地方文献与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及专业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文献在记录某地区历史、现状、为某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服务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已越来越广泛地得到重视。早在1982年文化部颁发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中就有“搜集和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的规定,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地方文献工作和地方文献理论的研究日趋繁荣。本文拟就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实际情况对它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河南省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 河南省地处中原,交通便利,自古以来便是人杰地灵、文化鼎盛之地,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今天,它正以新的姿态焕发青春。纵横古今,河南省地方文献资源十分丰富,作为省图书馆,我们理所当然地担负着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早在八十年代初我们便设立了专门的地方文献部,十几年来地方文献馆藏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地方文献在藏书建设方面的独立系统。为了方便叙述,我从时间上以1912年为界线将地方文献划分为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两部分。 1、现当代地方文献 主要包括河南和籍贯属河南的现当代各界人士与河南有关的著述,各种出版社、学协会及史志研究机构编辑出版的与河南有关的各种正式、非正式出版物等。 ①图书:目前集中存放的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地方文献图书约七千余种一万五千余册。这些图书包括现当代省内各地市县地方志、各地邮电志、粮食志、商业志等专业志、各地经济统计年鉴、文史资料、历史考古文献、河南人物传记、地方作家文艺作品、河南民间艺术、风光民俗、科研资料等。 ②期刊:地方文献期刊已装订成合订本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达470余种。内容包括党史资料、省情统计、改革论坛、经济探索、社会科学动态、河南内参、医学动态、地质情报、农林科技、交通运输、化工、能源、建筑、烟草等等。仅省内各大、中专院校校报就有50余种。 ③已装订成册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报纸合订本88种,包括地市县机关报、晚报、区报、地方文化报、各地教育报、学报等等。 ④解放初期至七、八十年代旧报合订本345种2999册。 ⑤1912年至1949年之间的出版物。如民国间漕运、矿业资料、国民党政府工作报告等地方文献资料近40种,《东京梦华录》、《中州人物考》等地方文献资料十余种。至于散见于旧平装目录中未及挖掘的地方文献资料如《河南财政说明书》、《太行区财政工作》、《河南警政》等未有准确数目。 综合以上现当代地方文献馆藏状况可看出:(一)我馆所藏地方文献比较全面、集中。文献涵盖面广,涉及到河南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二)期刊连续性不强。由于期刊采购人员变动、期刊改刊等原因,期刊资料虽种类繁多,但就某一种期刊而言,资料不够完整系统,有不少缺期现象。(三)民国期间地方文献资料比较散乱,有待整理。(四)馆藏地方文献特色不够突出。大多是在地方文献广义范畴内泛泛收集,缺少重点特色收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是地方文献的生命力所在。作为一个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尽可能广泛收藏地方文献的基础上,要有着眼点和重点,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从省情出发,搞特色收藏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途径。例如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农业方面的资料可以是个重点;河南豫剧全国闻名,豫剧资料也可作为馆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来收藏。(五)与我馆一百多万的现当代中文图书藏书量相比,地方文献所占比例偏低。 2、古代地方文献 我馆1909年建馆,是全国建馆最早的图书馆之一,长期的历史积淀,数辈图书馆人的努力,我馆古籍地方文献也较为丰富。现有专门目录的河南古代地方志260余种,包括民国后据旧刊本重印的及解放后影印出版的。其中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万历)辉县志》、《(康熙)许州志》、《(顺治)息县志》等都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孤本。我馆还藏有90余种河南地方志缩微胶卷。这些历代纂修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深入到河南各地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变革、典章制度、文化渊源,小至百姓衣食、民风民俗等大都有翔实的直接资料记录。至于更为具体的书院志、寺庙志等,更是一方水土某时某地的详细文献见证。这些宝贵的地方文献资料能够有幸保存至今,对于我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专 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其次是分散保存于经史子集书目中未集中整理的古籍地方文献资料,数量不可低估。先以我馆古籍藏书集部为例。总集中(金)元好问辑的《中州集》、(清)苏源生辑的《国朝中州文徵》、集丛中(明)刘昌辑的《中州名贤文表内集》、(清)宋荦《商丘宋代三世遗集》等,几乎网罗了元明清河南地方文献文学类的主要部分,是研究我省乡邦文献和风土人情重要的资料室库。别集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更是十分丰富。其中北周著名诗人庚信(南阳新野人)的《庚子山集》有清康熙、道光、光绪及民国等各种版本20余部;杜甫(河南巩县人)各种诗集著作各代版本60余部、800余册;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河南孟县人)之《昌黎先生集》等各种版本40余部、500余册,这些馆藏地方文献对于研究这些文学家的艺术成就及他们在河南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很大价值。在宋代政治活动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北宋大臣相州安阳人韩琦、南宋民族英雄河南汤阴人岳飞、元代中书左丞、馆阁巨手汤阴人许有壬、明初文渊阁大学士滑县人宋讷、清代学术家孙奇逢(祖籍河北容城,明亡隐居辉县)、豫东商丘人侯方域、宋荦、贾开宗等人的著作都馆藏甚丰。其中侯、宋、贾之著作构成清代前期豫东商丘文化极富特色的体系。再如我馆所藏子部中的小说《歧路灯》深刻反映了清康熙、乾隆年间的河南地方社会生活,被认为是河南前清时期的风俗史。史部中馆藏善本《捻军闻见录》记载了清末捻军在河南夏邑、永城、商丘等地的斗争情况,是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等等。这些古籍中丰富的地方文献对于河南历史上各方面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我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集工作直接关系到藏书的质量和特色。由于经费紧张、从事收集工作人员少及地方文献本身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等诸多原因,给地方文献的收集造成许多困难。工作中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1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①明确地方文献收集范围,制定收集计划。 在工作中我们规定凡是与河南地方有关的有保存价值的文献资料不拘文献载体及文献形式之不同皆在收集之列,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应本着“重地方特色,稀有及重要者首先入藏”的原则。例如省内方志、专业志、核心地方期刊及其它较少见的反映河南地方特色有独特价值的文献资料都在首先收集之列,而一些虽由地方人士著述或由河南本地出版社出版但与河南地方性联系不大的文献可不予收集。这样分出轻重缓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适当的地方,有利于提高文献的质量和价值。每年初,我们根据社会需求及经费多少,制定出较详细的收集目标和计划,进行有步骤的收集工作,并预留少部分经费,以备收集到计划外优秀地方文献资料时之需。 ②与省新闻出版局及地方文献出版部门建立联系,多方获取信息。 为了在收集工作中占主动,我们与主管河南地方出版物的省新闻出版局建立联系,这样不仅能及时全面了解省内地方文献出版情况,而且能获取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做好防止地方文献资料流失的截流工作。例如97年10月我们从省新闻出版局了解到他们有一批历年来呈缴的河南省旧报纸资料准备处理,立即组织工作人员数次去分拣挑选,从中筛选出数百种地方报纸补我馆馆藏之缺。其中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合订本及早已停刊的地方报纸等不易收集到的文献资料,非常难得。这种收集还节约了大量经费。我们还与省内各出版社、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各史志办等有关单位建立起长期联系,对其所出书刊进行全面了解,再取其地方性强,有收藏价值的悉数收集。还通过报纸、广播、广告及其它可能的信息渠道来了解地方书源,努力拓宽收集途径,并利用一切机会对不成系统的缺藏部分进行可能的补充。 ③采取灵活多样的收集方式 地方文献的收集方式比较灵活,除一般的订单订购、外出采购、接受上门推销外,让可采用摘抄、复印甚至对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口述录音等多种方式,其中以搞各种地方文献展览、开座谈会等形式来宣传馆藏,进行免费征集也是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注重信息的今天,许多公司企业都办有自己的报纸及多种内部资料,这些资料地方性较强,直接为各条战线经济建设服务,创办者的目的不在于赢利而在于宣传,他们一般很愿意借助于省图书馆这样一个拥有大量流动读者群的单位来扩大影响,因此免费收集这些地方文献资料是双方都何乐而不为的事,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扩大宣传使这种收集更广泛化和经常化。 ④面向社会基层,深入调查采访。 地方文献中相当一部分非正式出版物因不被重视,印数较少等原因仅保存在某些单位和个人手中,特别是一些年代久远的资料。工作中我们必须不放过任何线索,深入到社会基层进行调查访问搜集。例如走访本地一些利用地方文献搞研究并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从他们那里了解某方面地方文献的线索等。 ⑤培养地方文献采购人员素质 任何一件工作,人是重要因素。地方文献收集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掌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基本理论,更应该增强他们对社会需求和服务对象的了解,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资料的准确把握和敏感性。并鼓励工作人员建立广泛的以工作为目的良好人际关系,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这样才能在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面对各种复杂情况,把收集工作做得得心应手。 我们的收集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缺乏详细采访条例,不同的工作人员有自己一套不同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工作中的盲目性。建议扩大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支持,建立起各种地方文献出版物向我馆送交的“呈缴制”,这样有利于省图书馆在全面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得到经费和质量的保障。 2 古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我馆现藏古代地方文献大多是经前辈们收集保存下来的,我只略谈几点。 ①我馆古籍线装书是在“大粱书院”和“明道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后政府拨款委托新华书店到民间收集大量古籍由我馆收藏。几十年前,我馆工作人员曾以论斤购买的方式深入基层访求到不少古籍。想必其中地方文献占一定比例。 ②我馆曾以购买缩微胶卷的形式对缺藏的河南方志90余种进行了收集工作。其中《(康熙)新乡县续志十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顺治)滑县志十卷》、清顺治十一年刻本等,都唯有北京图书馆藏有,对于我省来讲,是弥足珍贵的地方文献,缺藏的遗憾能以缩微胶卷来补偿,也算是件幸事。 ③对于全国范围内重新出版的古籍资料,只要是与河南有关的地方文献,我们也采取购买的方式来补充馆藏。例如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本《许州志》等等。 ④凡是到我馆来要求鉴定和出售古籍的读者我们都热情接待,并说服他们将古籍交由条件较好的省图书馆收藏。对于价值较高的古代地方文献我们也不排除购买或复印的可能。 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是件长期的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它需要通过工作人员代代 相传的辛勤努力积累才能逐步完善馆藏,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地方文献藏书结构。三、我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整体而言,馆藏和收集是基础,整理是前提,利用是主要目的。我认为地方文献的整理包括加工与开发整理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针对新书刊借阅前的处理而言,后者则是针对文献中不够集中不便利用的地方文献资料进行二次发掘开发而言。 1.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加工整理与利用 ①加工和整理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而言,加工主要是指对新书刊等的分类、登记、做目录索引、入库、上架等投入流通前一系列工作。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分类准确,加工及时,尽快使新的地方文献资料与读者见面,投入使用。 整理一方面是对于过期资料进行回溯性整理。例如我们为了使自解放初期保存下来的一些河南地方报纸得以利用,在97年组织人力对这些存放已久的散乱报纸进行了大规模分拣整理工作,最后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共有345种2999册。其中某些报纸数次改名、停刊、复刊,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加以耐心查证,进行了创刊、停刊、改名、缺期等方面的详细记录。虽然有些报纸有缺期现象,但这些报纸历经数十载,尤其是经过的一场浩劫,能保存下来已相当不易,十分珍贵,这些旧报纸作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了解和研究河南这几十年间的政治历史等有很大文献价值。这项整理工作还为国家缩微中心进行缩微保存创造了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是对现当代地方文献进行专题开发。由于地方文献在为政府机关决策提供参考,为公司、企业发展提供动力,为科研人员研究提供材料和论据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与机关、企业、科研单位等建立联系,有目的地搞好地方文献专题开发利用是地方文献整理的重要方面。 ②利用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集中表现在阅览室借阅及咨询服务方面。以97年为例,地方文献阅览室接待读者7165人次。借阅对象包括党政机关干部、教师、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以增长知识为目的的普通读者。例如在97年由郑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与郑州晚报社联合主办的《“红桃K杯”郑州历史文化名城知识竞赛百题》活动中,我馆地方文献阅览室发挥馆藏优势,为读者提供诸如《河南大辞典》、《郑州市情》、《郑州古今要史》、《郑州市教育志》等大量相关资料,仅此活动期间,就接待读者数百人次,在宣传郑州、热爱家乡这一活动中实现了馆藏地方文献的利用价值。我们还多次为来河南考查地理环境的日本学者提供资料,为日本留学生提供河南名胜古迹资料,为来自福建甫田到河南寻根的读者查找家谱方面的资料。这些咨询服务的例子举不胜举,是对我馆地方文献实用价值的最好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地方文献作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直接的资料服务于各行各业,阅览室地方文献利用率逐年增高就是一个证明。领导干部在这里寻找某些决策的依据,专家学者在这里为学术研究找到材料和论据,普通读者在这里了解河南各地的方方面面。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我有两点建议:①建议在馆藏达到一定规模、复本量有所保证时开展书刊外借,方便读者。②建议利用现存馆藏地方文献与某些单位搞联合开发。也即将前面所谈到的经过二次整理开发的地方文献资料运用到实践中去,使其得到更好的利用。 2.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十分丰富,但在整理和利用方面存在不少缺憾。原因之一是此项工作要求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较高,而年轻人缺乏专业培训和经验;二是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整理起来耗时耗力,工作量较大;三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做过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人员变动等原因被湮没,不为后人所知,许多工作要重新开始。 ①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 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任重而道远,它要求工作人员有沉潜于中的能力和素质对这项必须付出大量劳动短期内却未必有明显成果的工作有足够的兴趣和热爱。古代地方文献整理大有潜力可挖,根据我馆情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对于古代地方文献中本已成书的地方志等反映历史上河南某地某方面的地方文献资料。择其对于当代有一定意义和利用价值的可以点校、翻译等形式重新出版,使它们从图书馆的书架上以新的面貌走向社会,更易被接受和利用。还可结合馆藏与出版社联合编印“河南地方文献丛书”等,有计划地系统开发馆藏文献。(二)从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选取各种角度搞地方文献汇集。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其中的地方文献资源难免会湮没其中,利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只有进行有目的的专门地方文献汇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例如需查河南某地古人资料,如常备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工具书未收入此人,人们便会想到此人籍贯所在地的河南方志,但如果不清楚此人具体籍贯就难办了。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河南各地方志人物卷中的河南人物编成《河南名人辞典》会是件十分方便有益的事。至于再对散见于其它古籍(例如河南人诗文集序跋、传记)中的人物资料做一收集以补方志之不足,则可使此项资料汇编工作更为完备。(三)建议编印我馆地方文献目录及提要揭示馆藏。将我馆所藏地方志、乡土资料及经史子集中其它地方文献资料先集中编制完备的目录,再逐一以提要形式揭示出来,不仅是摸清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家底的有力措施,也可大大提高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程度。 ②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 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是紧密相联的,搞好了开发整理也就自然方便了利用,目前我馆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向读者提供资料等方面。例如辉县市文化局某同志来信咨询百泉书院明清两代题写碑刻十八位官员简历,我部从《河南通志》、《续通志》、《卫辉府县志》、《辉县志》等馆藏地方文献中查到此方面资料,满足了他的研究需要。再如一位日本留学生来我部要求查阅河南武术方面的资料,我部工作人员从《河南府志》、《洛阳县志》、《新安县志》等地方志中帮他查到所需资料,解决了他的困难。多少年来,不计其数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从古代地方文献这块沃土中汲取营养,提高了素养,增长了才干,在各行各业进行着辛勤耕耘。 3.综合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 考虑到现当代地方文献与古代地方文献连续性等原因,我馆于1994年将主要负责当代地方文献的地方文献部与古代地方文献归属的古籍部合并为历史文献部以便统一管理和开发。我馆所藏大量地方文献记载了河南地区自古至今的灿烂文化,反映了河南历史发展和现状,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社会需求促进了地方文献的发展,而地方文献的繁荣又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因此根据社会需求搞好地方文献综合开发是进一步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必然趋势。就我馆情况而言,打破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界线,合理开发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专题特藏。可将集中反映河南某方面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以专题特藏的形式予以揭示,可设专门书架、专门的目录索引。(二)专题资料汇编。我们可以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科研课题的需要,将散见古今地方文献中的某类专门资料以摘抄、复印等形式整理汇编成册,提供集中的原始资料依据,为广大读者服务。 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实行现代化技术管理,利用计算机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进行存贮、检索、二次文献整理等工作都将是事半功倍的。 地方文献资料从古到今,涉及到河南地区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其间凝聚着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和智慧,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开发都会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财富。其实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人们根据以往的地方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其间又形成大批新的地方文献。这样不断开发,地方文献愈加丰富、详细,形成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详尽资料记载并流传下去,又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和前进的台阶。 以上主要谈了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及在收集、整理、利用等方面的经验和不足,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恰当与否,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是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不仅公共图书馆应当做好这项工作,高等学校图书馆也应当重视做好这项工作。高校图书馆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教学、科研均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而地方文献也是其中一种不可缺少而又独具特色的文献类型。现在,在高校日常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鉴于当前一些高校对地方文献工作尚不够重视,本文拟就此谈谈看法。 一、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 地方文献是反映一个地区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状况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对当地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毫无疑问应当做好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积极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 但是,目前一些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一些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不够重视,造成地方文献工作薄弱,有的馆甚至不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抓,造成地方文献收藏残缺不全。 2、管理制度不健全,影响开发与利用 不少高校图书馆没有对地方文献实行专室专人管理,也没有编制地方文献的专门目录,更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例如华侨大学图书馆依据地方文献出版类型的不同,划归不同部室管理,将地方古籍划归古籍库,现代地方图书划归流通部,且同类型文献因出版年代不同又分藏不同的库室、这样造成师生借阅地方文献极为不便,影响了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 二、高校图书馆应当重视地方文献工作 1、更新思想观念 多年来,不少高校图书馆将地方文献工作视为公共图书馆的事,认为它对高校图书馆可有可无,无关大局。只有更新思想观念,才能做好地方文献工作,保证高校图书馆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如不久前,有一位读者来馆要借有关福建竹枝词的书,我馆没有,只好向兄弟馆四处求借。我校已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除了理工科系,还设有社科、中文、外语、旅游、工商、法律、艺术、英语等系,还有华侨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日常工作中,我们已发现读者对地方文献资料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图书馆应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2、领导重视是关键 积极争取领导的重视是搞好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应当主动汇报情况,争取领导重视,并给予增拨专项经费,设立专室,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派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管理工作。 三、加强地方文献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士著作与地方出版物,高校图书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 地方文献的收藏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而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则是做好地方文献收藏工作的重要保证。 高校图书馆应设立专门机构,选择业务能力较强的人员负责抓此项工作,制订收集、收藏地方文献的有关制度。在收集工作中,应采取以征为主,征购结合的办法。要结合实际订出征集细则,其中又分无偿和有偿(奖励、鼓励)征集。征集不到的则采取购买或复制收藏。要不辞辛劳,不怕麻烦,多方访求,尽量将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收集到馆。 对收集到的地方文献,要进行认真分类、编目、整理上架,妥善保存,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发挥地方文献的价值作用。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针与方法。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应如杜定友先生所说的“宁滥勿缺”、“片言只字,巨细无遗”,尽可能收集,然后系统地整理收藏。对于那些散见于报刊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进行剪辑、摘抄,按类装订成小册子。 地方文献的收集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征订。即通过出版社、邮局及其他发行单位征订单采选订购。2、函购。对已知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文献,可发函订购。3、访求。即派人上门,向有关机关、单位、团体、个人收集地方资料。4、交换。与有关单位建立文献资料交换关系,互相交换出版物及资料。5、复制。对本馆所需的地方文献可通过抄写、翻摄、复印等方式复制。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文献大多是非正式出版物,分散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有关线索,主动登门访求。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并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地方文献搜集工作不应局限于本地,外地或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图书馆应主动向政协、统战等部门了解有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搜集地方文献。 在收集地方文献工作中,还应注意从现有馆藏中筛选,将其中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每种抽取一册集中于地方文献书库,这样有利于地方文献的集中管理与开发利用。 3、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 收集范围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以及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根据我校特点与需要,笔者认为,我校图书馆除了应收集地方志和地方出版物以外.还应侧重收集以下两类: ①历代地方人士著作。地方人士包括原籍本地,也包括曾在本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外籍人。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诗词、信札、日记、奏折、墨迹、碑帖、手稿等都应注意收藏。到海外经商、居住的本地籍人士的著述也应注意收集,这点对于象华侨大学这样的高校尤为重要。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有几百万人到海外谋生,他们对海外居住国也作出许多贡献。华侨大学有华侨研究所,对此尤其需要。 ②地方史料。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泉州为例,泉州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 著名侨乡和不少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有关论述泉州的一切资料都应努力收集。 四、加强科学管理,充分开发利用 目前,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多采取分散管理的办法。实践已证明,这种方法既不科学,也不适用。高校图书馆应当建立有本校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集中收藏,妥善保管,编制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加强宣传报道工作,努力开发和利用馆藏地方文献资源。特藏室不但要努力为前来查阅地方文献的读者提供方便,还应主动向各系科和各单位发送本馆编印的地方文献专题汇编、目录、索引,并主动地有针对性地上门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特别是为老教授、老专家服务。如我校先修部老师王建设正是利用我馆为他提供的地方文献,撰写并出版了专著《泉州方言与文化》上、下册;我校老教授陈允敦不但在地质矿产、化学等方面是专家,而且在地方史等领域很有造诣,近年来,他积极利用地方文献搞科研,参加编写了《泉州地名录》,并已出版《泉州古园林钩沉》、《泉州名匾录》两部书,现正在撰写《泉州清末民初遗事》一书,不久将正式出版。我馆积极配合,充分满足他对地方文献的需求。 总之,高校图书馆在地方文献的搜集、管理和开发利用方面大有可为。只要领导重视,全面规划,持之以恒,就能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藏书体系,让地方文献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它是形成公共图书馆富有地方特色的藏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为本地国民经济、科研生产和广大群众服务的物质基础之一。因此,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料,为当地国民经济建设和科研生产服务,促进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各地公共图书馆的一项费省效宏,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改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的重要工作。本文就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谈点看法,求同行们斧正。 一、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 地方文献是指记载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历史、山川、气侯、风俗、物产、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图书、印刷品及声像资料的知识信息载体。由此可见,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是宝贵的地方资源。 收集地方文献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累和保存地方史料,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馆藏体系的重要途径。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区书刊文献情报的集散中心,担负着保存国家、地区有价值的文献资源,开展社会教育,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开发智力资源,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重任。切实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仅是实现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完成图书馆的任务的前提,而且是丰富馆藏,为读者服务工作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 2、为本地区各项地方事业提供文献情报服务。由于地方文献是本地区各行各业历史和发展的综合记载,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首先,它为地方史志的编撰提供基础素材。经过地方文献工作者收集、整理后的地方文献资料,可作为地方编撰各行各业史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资料源。其次,为地方领导机关制订决策、计划提供情报依据。由于地方文献内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物产等各个方面,因此对本地区各级党政机关进行决策时,提供重要的情报依据,为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文、管理等各项事业建设提供各种形式的文献服务。 二、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和范围 1、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 第一、地方性原则。地方性就是指文献所记载的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第二、史料性原则。作为地方文献必须是具有历史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具备了这两个价值的地方文献才有收藏的必要,那些稍纵即逝,时间性很强的信息资料不能作为地方文献收藏。 第三、兼收并藏的原则。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地方的藏书中心,地方文献是永久保存的文化遗产,收集的过程中不能以当地政治标准作为收藏标准,应以文献的地方性和史料性来衡量,只要符合地方性和史料性原则,不管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应兼收并藏,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以供后人研究、借鉴。比如:时期的各种小报,内容虽然五花八门,但它记载了那个时期特定历史阶段下特定地区内所发生的人和事件,故应加以收集和保藏。 第四、适用性原则。根据本馆方针、任务和本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与保存当地文化财富的要求,收集符合本馆藏书原则与体系的地方文献,对一些虽属地方文献,但保存价值不大,使用对象极少,又耗资费力的可不收或慎收,以保证收藏质量,优化藏书体系,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事业。 2、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 根据地方文献的定义和上述收集原则,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笔者认为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综合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历史状况的方志和乡镇志、县志、市(行署)志、省志,如我馆收藏的《绵州志》、《绵阳县志》等就属于这类综合性地方文献。(2)系统反映本地区内某部门发展变化历史的专业志,如《粮食志》、《水利志》、《林业志》、《图书发行志》等,如我市王孝清主编的以粮食流通领域为重点,客观记述绵阳市粮食事业今昔发展的历史状况的《绵阳市粮食志》便是。(3)全面系统积累本地区某方面成果的公开或内部出版物,如《绵阳民间文学集成》、《戏剧集成》等以及我市文化局局长陈明星编写的歌舞剧《新娘写》和川剧《华清池》剧本和有关评介文章等属于此类文献。(4)本地区名人学者撰述的回忆录,人物传记资料及文章等,如《四川革命烈士传》、《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红四方面军在绵阳广元斗争纪事》等文献,集中收集起来加以整理,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5)散见于报刊上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工农业生产等情况的文章及图片等,包括发表在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报版上的文章。(6)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反映本地区情况的图书、报纸和期刊,如《绵阳日报》、《绵阳文化报》、《图书工作通讯》、《绵阳论坛》、《绵阳审计》、《群文园地》等。(7)本地编辑印刷的学术论文,会议文献等,如《绵阳文化发展战略论文选》、《绵阳师专学报》、《人大、 政协会议文件集》等。(8)本地区党政部门制定的有关本地区社会、经济近远期发展规划,如《绵阳发展战略》、《绵阳市八五发展规划》等等。(9)本地区的名人书法、画卷等,例如《益州书画名人录》。(10)介绍本地自然资源,山水风光旅游景观的地图和文章等。(11)有代表性的反映本地区科研生产新成果,新产品的科研论文资料,产品样本、说明书、目录、广告机构名录等,如《绵阳市工商名录》等。上述是就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而言。从文献形式上看,地方文献不仅包括出版物,还包括手抄本、碑贴、墨迹等,不仅有装订成册的,也包括零张散页。从载体上看,不仅包括印刷型文献资料,还应包括本地的各种声像型文献资料(录音、录像、电影、电视)等。 三、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和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各行各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竞争生存能力,都较注重收集积累历史资料,以便向社会宣传介绍本行业的发展变化情况,研究探讨各行业的发展规律,总结交流管理经验,预测未来的变化,研究之风日益浓烈。在科研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都编辑出版了一批批记录和反映本地各方面建设成就及其活动的地方文献,其品种不断增多,数量越来越大。以绵阳市为例,仅90年度登记注册的内部发行报刊就达200余种,内部交流的小报67种,每年临时编印的图书达142种,如果加上国家正式出版的书刊,品种和数量就更大了。从目前情况看,一个地区的地方文献分散在各行业中,由于国家尚缺乏统一明确的收集分工,一些文献众家争相收集,一些文献却无人问津,形成重复收藏和无人问津并存的情况。公共图书馆只要弄清收集的途径,掌握收集的方法,积极主动做工作,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定会有所成效。 1、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 1)各地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是指导管理编辑地方志和专业志的职能部门,图书馆依靠他们收集市志、县志、部门志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仅可以节约费用,还可以收集齐全。绵阳市馆89年以来,多次同市地方志办公室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联合行文市内各县(市)和市级有关部门,要求将出版的志书一律送市图书馆一至二册,使收藏志书工作有了一定保证。 2)各地党史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是专门研究编写当地党的组织成长等史料的职能部门,他们不仅收集占有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而且还编辑有相关的刊物和图书,如得到他们的支持,定会促进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使地方文献(党史资料)成为进行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3)政协文史资料室。各级政协集中了一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当地名流、学者,这些老同志将其经历回忆整理出来,编印成书刊或资料,如(政协文史资料等)很有地方特色,是不可多得的地方文献,图书馆可与其联系,收集入藏。 4)社科联、科协和文联。这些部门是联系本地区各类学会、协会的组织,一般地讲,学会协会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而当地的学会、协会主要是从本地情况出发研究某门学科的,只要得到支持,收集地方文献就会如鱼得水,根据我馆收集地方文献的经验,一般的学会协会都乐意将成果送图书馆保存和向社会宣传。 5)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是代表政府管理新闻出版的机关,随着国家对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加强,出版和印制图书与期刊,都要经过出版管理机关审查,并附送样书样刊,图书馆同他们联系,可收到部份地方文献。 6)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地方特色的书画,及时到书店预订和采购。 7)废旧物品收购站回收的大量废书废刊中,可沙里淘金,寻找到部份地方文献。 上述部门占有地方文献各有侧重,也有交叉和重复,图书馆应分别不同情况,积极争取得到上述部门支持,解决地方文献收集的渠道和途径,这样,就能较好的完成地方文献的收集任务,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形成馆藏特色。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法 根据本馆和各兄弟馆的工作实践与经验看,收集地方文献大致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和措施: 1)按本馆方针任务和当地科研生产等需求制定收藏原则和计划,制定采访目录,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的藏书中心,它担负着为本地区社会提供各种图书资料的任务,藏多少书,收藏什么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状况,同时,将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图书馆的方针、任务的完成。因此,在进行地方文献收集前,必须根据本馆的方针、任务、社会需求,制定出收藏原则与计划,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结合掌握的文献信息,编制采访目录,有的放矢的搞好收集工作,通过长期努力,使馆藏地方文献和藏书体系形成特色。 2)加强图书馆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宣传。公共图书馆由于缺乏向社会宣传,在一般人眼里多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性机构,对图书馆的职能,作用不甚了解。特别是中小城市,人们受文化修养、物质条件等的限制,图书馆意识淡薄,加之公共图书馆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因而,给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大多未得到法律、经费等方面的保证和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所以,在文献收集中,我们应加强向社会宣传,不断向人们普及图书馆意识,增强人们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人们对图书馆的利用率和依赖性,使人们觉得将自己的作品著作,本行业的研究成果送图书馆保存,不仅能更好地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将对丰富人类文化遗产作出重要贡献。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和骄傲,以进一步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3)争取政府部门重视。图书馆收藏地方文献资料既是一种图书文化积累,又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从历史上看,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收藏图书,流传后人。在社会主义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不仅重视积累编写地方文献,也重视收藏保存工作。公共图书馆应该争取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对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领导与支持,通过利用政府部门发文,规定有关部门向各级公共图书馆呈送地方文献的呈交本制度等法令形式,使公共图书馆收集地方文献的工作受到法规保证,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4)在“主动”二字上下功夫,收集地方文献靠等人送上馆门是不行的,必须靠图书馆工作人员迈开双脚,深入下去,一有线索,就 应跟踪收集,在主动“二字”上狠下功夫,才能获得成效。负责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人员,要克服怕麻烦,收多少算多少的思想,真正把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当作繁荣祖国图书馆事业,振兴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等事业的重要工作来做。5)举办地方文献专题书展,扩大收藏影响。当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有了一定的品种和数量后,可以举办专题书展,邀请有关部门将收藏的地方文献带往参展,并请当地领导部门和各行业的领导及有关人员,当地名流、学者前往参观指导,以扩大收藏工作的社会影响,促使更多的作者和单位将自己的文献送图书馆入藏,以促进收集工作更进一步的开展。 6)印发地方文献的收藏证。为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对凡是向图书馆捐赠了地方文献的个人或集体,图书馆都应该向他们致谢,并寄送设计精美的收藏证书,以资纪念,还可以考虑向他们提供借(查)阅图书的优惠条件。 四、地方文献收集应注意的问题 1、明确地方文献收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该看到,地方文献收集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地方文献是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的出版物,多数是内部发行,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并且时间跨度大,一经出版一般不可能再版,收集工作稍不及时,便可能造成漏收,无法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公共图书馆应确定专人负责,长期地、不间断地将收集工作开展下去,不能时断时续,凭兴趣办事,也不能因人员更换而起伏,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形成特色,满足读者查阅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地方文献的收集又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地方文献内容涉及各行各业各学科门类,具有内容广博、分布广泛、信息难以捕捉。同时,从出版形式看,既有正式出版物,又有内部出版物;既有装订成册的,又有单篇单页的;既有印刷品,又有声像资料等,在一个地方,出版或拥有地方文献的部门众多,他们又隶属不同,这就导致了地方文献收藏的复杂性。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充分认识收藏工作的困难和复杂性,认真分析、研究、区别不同情况,采用适当对策,不怕麻烦,不怕冷遇,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做好收集工作。 2、建立健全收集制度和机构。地方文献是形成馆藏特色的重要组成部份,公共图书馆应该建立健全一套收集制度和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来保证收集工作有秩序地进行。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制定机制,确立收集的范围,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两种地方文献确定收集重点和范围。②落实经费,收集地方文献除积极争取有关部门赠送外,还应从全年购书经费中抽出一定比例来保证地方文献收集的需要。③建立保藏和查阅制度。收集起来的地方文献应根据本馆实际,设立专门的书库,妥善加以保藏,同时,为使到馆的地方文献不遗失,要严格查阅制度。④专人管理。地方文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设立相应的机构专门负责,实行收集、管理、查阅一条龙,没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指定专人或兼职负责,并作为工作考核内容之一。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管理、利用都应该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作保证,有专人负责。 3、注意加工整理工作。地方文献收集的目的在于开发和利用,要使馆藏地方文献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各馆应注意对所收集的地方文献及时进行加工整理。对不同时期的各种地方文献应按一定的分类体系进行分类、编目、登记、加工并合理的划分书库,分类排架专库保管。以改变地方文献同其它书刊混同存放和分散于各部门的零乱现象,建立馆藏地方文献目录,采取有效的方式或交有关部门投入流通使用,在地方国民经济和科研生产中发挥作用。 4、注意提高人员素质。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十分辛苦而又见效不宏的地方文化积累工作,文献收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和关系到馆藏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和质量的好坏。因此,各馆在确定采访人员时,应注意挑选事业心强,工作踏实肯干的同志,同时还应通过送培、进修、自学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这些同志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提高他们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学科知识及语文知识的水平,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切实搞好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服务工作。 图书馆工作论文:甘肃省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 “收集保藏利用图书报刊、地方文献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这是省(市)公共图书馆的一项光荣任务。地方文献资料是指某一地县的历史资料和社会的记录,这些资料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语言文学、民族宗教、矿产资源、水文气象、农林牧副等等。其记载形式,有图书、报刊、图片、画册、地图、文告、表报、拓片、胶卷等。 关于文献,首先要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其次才能依据“地方范围”确定资料的收录内容。甘肃地处西北五省区中心。凡通往西北各地区的工程勘测人员,科学研究工作者,大多路经兰州时,都要查找有关西北地方的文献资料。因而设立西北地方文献专室,收藏西北五省(区)的地方文献资料,提供党政机关、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使用,这不仅是图书馆任务的贯彻执行,而且是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效方式。现就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分述如下: 一、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 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先以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为前提。“地方范围”的概念,应以现今的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的变更和本地区自然条件来确定。就西北来说,“地方范围”是指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区域范围。我国历史悠久,历代行政区划变更很大,但以西北来论,却无多大变化。自汉代以来,西北多时为同一军政区划,清初甘肃仍系陕甘总督所辖,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始分设置陕西、甘肃两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置新疆行省,又于一九二九年将青海、宁夏划出另建行省。解放后,西北五省(区)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管辖之下;宁夏与甘肃又有分有合,同时兰州又为通往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必经要地,自古以来,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建国后,甘肃有了巨大发展。三十年来,横贯西北的天兰、兰新、兰青、包兰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更大大加强了西北五省(区)交通、联系和协作。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将上述地区的有关资料集中起来,供党政部门、研究单位参考使用,以加速本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进展。这就是甘肃省图书馆在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中,“地方范围”概念的理解,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若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考虑,其情况更为复杂。地质学家、地貌学家、动物地理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从他们各自角度划分“地区”的标准,又各不相同。他们划分的标准原则与行政区域划分的原则又不完全一致。自然地理的“地区范围”比行政区划的“地区范围”更为广大。如“黄土高原”这一地貌特点,就不仅是甘肃的问题,还包括陕西北部和山西的一部,即其一例。所以确定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这一概念,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化和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来确定。在确定了地区范围概念之后,凡现今行政上属于这个地区的有关资料,历史上与现今区域有关的资料,还有与本地区自然地理有关的资料,都属地方文献资料。但自然地理方面,如河流、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资料,搜集的尺度可适当放宽。甘肃省图书馆在确定西北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就以此为依据。其他各省(市)图书馆,如何确定自己馆的地方文献范围和内容,则依其各自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但我们认为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基础,再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化为依据较为合宜。 二、地方文献的材料内容 关于地方文献资料的范围上面已经提到,但地方文献具体材料内容的确定,则较为复杂。那些材料属于地方文献,那些材料又不属于地方文献?这就要求图书馆工作者把最容易混淆的问题加以区分,即地方文献、地方活动家传记、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等几种不同情况的材料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地方文献”是指内容带有地方为特点的一切著作,这些著作不论是何人著述,也不论是何地出版物。就其形式来说,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书籍、报刊、图片、画册、地图、表报、文告、传单、拓片、碑卷、以及唱片胶卷、录象等,至于地方活动家传记,以传记主人公的活动与本地区有无关系和关系如何为取舍原则.例如《刘志丹传》主要是论述了刘志丹同志在陕北进行革命活动的事迹,所以他的传记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处理。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如果内容没有地方特点,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但为了研究本地区的文化史和地方的出版情况,可专门编制地方人士著述目录和地方出版物目录,以备专门研究地方文化史者参考。地方文献材料内容的确定,有些十分明显,但也有些则容易混淆,因此就需要区别对待。 1、地方剧种材料的处理:关于地方剧种的论述性资料,例如有关某一地方戏的发生、发展、唱腔、服饰以及脸谱等材料,是研究改进、提高发展地方剧种必不可少的资料,应当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研究秦腔的产生、发展、唱腔、服饰、脸谱的资料,应当作西北地方文献,但地方戏的剧本和戏文,内容反映了本地区的真实事件,地方性特点较强者,可作地方文献,其余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如秦腔《游西湖》、《游龟山》等均不得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另外,非地方剧种而内容与本地方有关的剧本,如《丝路花雨》、《西出阳关》,电影剧本《响导》、《天山红花》等可做西北地方文献。对非地方剧种而内容的地方真实性又不突出,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 2、地下文物记载的处理:地下文物记载是指有关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地下文物材料的处理,以其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有关的记载,作地方文献处理。如青海发现的《三老碑》等。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区无关,或虽无文字内容的出土文物,而有考释记载的,因其与出土地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的关系,亦作地方文献处理。如对甘肃彩陶的研究和《大秦景教流行碑》等碑文的研究,均可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至于外地区出土,而内容与本地区有关的记载也应作地方文献处理。 3、现代文艺作品的处理:文艺作品不同于历史资料,但好的文艺作品,通过作品的形象与细节描写,反映了社会现实,可以与历史资料互为补充,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三军过后》一书,描写了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路过陇南地区时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书中真实的描写了陇南地区风物概貌,生活习俗,特别是我军战士团结当地人民同反动派搜捕围剿开展斗争的事实,最后,一部分指战员沿红军的脚印北上与大部队会合,一部分继续留守,进行更加雄壮威武的斗争。本书的特点是地方性强,风土气息浓郁,作品可视为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达甘肃南部这一段历史的补充,颇有参考价值,故作地方文献处理。至于本地区的民族史诗、民歌,或以本地区一定地方的人和事所写的报告文学或特写,均可作地方文献来处理。但文艺类作品搜集,应审慎精当,尺度不宜过宽。 4、集部有关材料的处理:四库分类法的集部相当于现代分类上的文学类。在这类的文 集里,有不少地方历史地理、奏章专论、边关事务和文物古迹等材料,这些材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地方活动家的集子里,这类材料既多又好。如《左文襄公全集》中,对陕甘事务的记载,对平定新疆地方分裂势力,沙俄侵占新疆的事实,以及筹响用兵,进击沙俄侵略军的函牍、手扎、奏稿等,至今仍不失为有用的参考文献。再如《龚定庵文集》中有关青海边事的稿章,《林则徐文集》中有关新疆农田水利的文章、《杨忠憨公集》(杨继盛)中关于开发临洮的记载等,都是很可贵的资料。就是在诗集里也有不少很有用的材料,如岑参有很多描写河西酒泉一带及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情况的诗,既可了解当时河西一带的富盛繁荣,又可了解天山南北自然景象的磅礴雄伟,沙漠气候的变幻奇异,真实地描写了西北地区风貌、军旅生活、慷慨悲壮、气势磅礴,成为唐代诗歌中对边塞真实情况记录的不朽杰作。又如杜诗中就有很多唐代长安的材料。但在集部里,材料不多也不集中的情况下,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处理,可是对材料特别多而且又很集中的,就以地方文献处理。总之,对集部中有关地方文献的处理。要细心审核,处理恰当。5、丛书类中地方文献的处理:丛书类中收集地方资料的情况很多,如《二酉堂丛书》,其中不少是河西的有关资料,而作者又是甘肃武威名士,故该书作为地方文献处理。但有些却不能这样处理,如《九通》中有不少西北材料的记载,但不能因有地方的资料就一概按地方文献处理。为了更好地发掘丛书、类书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最好将有关地方资料的部分作出分析片,排入地方文献目录之中,注明来源出处,以便研究人员使用。或将丛书、类书中的地方资料,采取复制和油印的方法来处理,这样既不使丛书类书失去系统完整性,又能将其中的地方资料选出另行处理,使地方资料得到了发掘,更便于读者使用。但这种作法涉及人力、时间,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事业心、责任感,是一项非常细致艰巨的工作,但对减轻科研人员的前期劳动俾益甚大。 6、关于敦煌学和汉晋西陲木简材料的处理:敦煌学内容包括佛教艺术和莫高窟古籍书卷。古籍书卷内容庞杂,其中除《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等少数材料具有地方性外,其他所有材料都不具有地方特色,内容上与地方文献无关,但敦煌学在世界上的学术价值很高,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它不仅是甘肃在祖国文化上的一个特点,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所以凡属敦煌学的一切材料,不论是民族、宗教、语言文字,或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材料,都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 西北地区因其地理条件特殊,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保存了不少古代文物,汉晋木简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简策多为古代的公文函牍和文书档案,它记录了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状况,史料价值很高、其中如边关设防、烽隧记载等,地方性很强。有的虽无地方特点,但这些木简却出于西陲沙漠地带,它与当时西北地区的物质文化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凡是研究考释汉晋西陲木简的材料一律当作地方文献。 另外,丝绸之路是人民用血汗浇灌而成的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东西方人民间物质文明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增进东西方人民的友谊,加强了东西方人民精神文化的传递,故丝绸之路实为中世纪以前人类文明的见证。对丝绸之路研究材料的处理,不仅要把葱岭以东至长安的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对待,即葱岭以西地带有关丝绸之路的材料,也要作西北文献来处理,丝绸之路尽管分为东、中、西三段,但它是一条完整的整体路线,它们之间互为连贯不可分割,所以对这三方面的文献处理,宜宽不宜过严。 三、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地方文献的搜集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因此在工作中,要贯彻“日积月累”的方针,这项工作常常需要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见到显著成效。因此,搜集过程中,既要千方百计,又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访”、“求”,还要作认真细致的考证与整理,以确定其价值,发挥其作用。三十年来,甘肃省图书馆已积累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六千二百多种,报刊七百五十多种,报刊题录一万九千七百余篇,这些资料,为西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文献资料是采取什么方式搜集的呢? 第一,是从馆藏已编未编的一般书刊中,挑选地方文献资料,这是地方文献专室建立的开始。再就所有的图书报刊中检出有关本地区的一切材料,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这是地方文献资料的主要基础(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的对待和处理原则,上面已经作了说明)。地方出版的期刊,地方特点比较突出,应作地方文献尽量搜集。另外,还采取选辑办法来积累地方文献,除了现成的发行书刊外,要随时作好零星文章资料的选辑剪贴工作,对有多余复本的图书,其中如有本地区的有关资料时,可以拆开另订成册,以供使用。总之,要想方设法多方进行搜集。 第二,加强与省内外新旧书店联系,特别要加强与本地古旧书店的密切联系,并利用其各种目录进行选购,这是一项逐日经年,长期持久补充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途径。甘肃省图书馆通过这一途径,搜集到不少罕见珍贵的地方文献。当然,对国外出版的有关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特点的论著,不论是属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物考古、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或农田水利、地质矿产等等方面的材料,应尽量设法预订,注意搜集。 第三,对机关单位编印的内部书刊,要通过函索或派专人访求的方式进行征集。具体要求是:在平时要注意本地区文献资料收藏和散失情况,对内部资料要通过上级领导部门征求或采用直接订购、还要有计划、有重点的派人前往各县(市)调查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并随时作出目片摘要,以备传抄复制;对本地区产品商标、特种工艺品的图照、地方歌谣、地方剧目说明等,也要留意搜集。此外,还要加强邻近省(区)之间的协作,采取代购、征集等办法,以互通有无,彼此不断积累充实地方文献资料,甘肃省图书馆采取这种方式收集到了不少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从而充实了地方文献库藏。 第四,资料的复制和交换也是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一环。历史上,在印刷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少文献资料多系辗转传抄,即使有了木版印刷,也因纸张缺乏,技术落后,不可能大量印刷流传,天长日久,因各种原因,如水灾、火灾以及自然损坏等,使文献资料有的佚亡,有的成为孤本。因此加强对稀有资料和孤本图书的复制工作实属必要。甘肃省图书馆为了作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曾在历年收到的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所编的馆藏目录五千多种中,选编了西北地方文献草目,这样,既可找到复制文献线索,又可作为今后编制西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的参考。仅依此草目,就先后复制和交换了西北地方文献七百三十余种。另外,还编制了《西北地方志待补目录》,收录未入藏的地方志253种(其中陕西246种,甘肃3种,宁夏2种、青海2种),查明了收藏单位,计划用五、六年时间完成这项补齐配残工作。如清道光六年所刻的宁夏区《隆德县续志》国内早已佚亡,却流传于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珍藏保存。去年,借美籍图书馆学专家丁应积回国探亲之便,曾委托代为复制,复制品预计不久即可从美国寄来,甘肃省图书馆还准备把馆藏的西北地方志中的稀有方志,陆续进行复制,以备与全国各图书馆互相交换和补缺配套。 另外, 教育全体职工,引起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人人协助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凡省内外出差,特别是对县(市)馆进行辅导时带搜集地方文献资料任务,这也是搜集资料的一种渠道,不能忽视,必须群策群力,长期积累,才能逐渐丰富起来。 地方文献搜集的目的是为了使用,通过使用,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爱祖国、爱乡土,熟悉本地区的历史地理,自然财富,从而促进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本地区的“四化”建设。为此目的必须对资料工作进行系统的整理,科学分类,作好地方文献的目录组织,使目录工作真正对读者起到参考和指导作用。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分类编目,沿用刘国钧所编《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统一分编,并附“西资”字样、以示区别。至于地方文献目录共分两种,即读者目录和公务目录。读者目录反映了全部地方文献资料,以便利科研工作者和专家在参考上的使用,这套目录包括有分类、书名、著者及专题目录和索引等。公务目录是为管理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使用,这是一种地区性目录,先按地区分,再接分类排。至于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的管理方法,采用了专库保存,集中典藏,分省区排列,按类排架的管理方法。首先把图书、杂志、报纸分为三个系统排列,图书先以省区分,然后再按类号排架,杂志、报纸先以解放前后区分,再按接笔划排列,这样的优点是节省排检时间,易于根据读者研究的问题,查找需要的参考资料,也便于系统全面地向读者推荐资料。其次,对舆图、图片、碑拓等均另设书架、书柜分别典藏。这样既索取方便,又便于保管。这种管理方法不仅取归方便,同时也可免去各类资料的混淆,从而做到管理与使用两便利的要求,也便于管理人员系统了解资料,提高专业知识和培养研究能力。 四、地方文献的发掘工作 地方文献的形式有各种各样,地方文献资料又分散在各种类型的新旧书刊之中,要使这些文献资料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必须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发掘工作。编制各种书目索引、题录、文摘等,是发掘工作的有效方法,甘肃省图书馆三十年来就先后编印过西北地方文献书目、索引达七十五种之多。虽然这些书目、索引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在配合为研究服务方面,曾收到一定效果。近年来,甘肃省图书馆根据兰州地区1959年所编印的《甘肃地区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96~1949)》,在所收的3405种期刊中,析出有关西北五省(区)的资料8415篇,并按省区编印成册,分送西北五省(区)的有关单位使用,既便利了读者,又发挥了资料的作用。甘肃省图书馆还根据北京图书馆1961年编印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在所收录的19115种期刊中,有计划有重点地配专人向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图书馆调查了解,补作题录,以便汇集下列有关研究西北问题的专门论著: 1史前时期的西北 2西域史地研究考证 3汉晋西陲木简的研究 4丝绸之路的研究 5石窟艺术调查研究 6敦煌学研究 7西夏学研究 8西北民族宗教问题 9中俄关系属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 10西北的冰川沙漠 11西北水利问题的研究 12西北的畜牧业 13西北的自然特征 根据上述专题,逐步编印篇名索引或题录,并在此基础上,编印专题论著汇编,以利有关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编辑《西北地方文献联合书目录》,此一工作,初稿已经完成,共收录各种图书资料四千五百多种,按省(区)已编印成册,正分送西北五省(区)各兄弟图书馆进行补充,预计明年即可出版。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编辑《西北文献综录》,即把古今书刊中有关我国西北地区的图书资料。尽可能的将全部目录集中反映出来,以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编排,使《综录》成为研究西北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使用时无论从总目、分类、书名、著者及其子目任何一个角度去检寻,均可一索即得;同时确切地反映出书刊收藏情况,使读者可因目求书,就地借阅。这样,既可节省人力时间,又使全国各地所藏的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得到充分利用。此项工作从1960年即已开始,并已补配目片11619张,今后将根据人力情况,争取早日完成。 地方文献的辑佚。这是把有关某一问题的零散资料集中起来,便于了解其来龙去脉,在参考工作上有很大价值。辑佚也是发掘文献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甘肃省图书馆的一些同志,为了配合“丝绸之路”的研究,在馆藏书刊资料中,辑成约80万字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为了介绍这些资料的内容,充分发挥作用,已完成七万余字的《丝绸之路资料题录》初稿,这对发掘馆藏文献资料甚为重要。另外,甘肃省图书馆为了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写中国伊斯兰教的需要,今年在馆藏的期刊资料中,已完成了《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约十二万多字,并已油印成册。为了配合西北民族宗教的研究,正在编制《西北民族宗教文摘》,已完成了甘肃、青海部分,约60万字之多,预计年内初稿可以完成。 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工作,除过去已陆续编制了70多种书目、索引外,最近又采用编制文摘和辑佚资料的方式,对西北文献资料进行发掘,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一项尝试,仅《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在小范围内发行使用的结果来看,颇受专业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三十年来,在地方文献工作中,从地方文献资料的使用情况来看,甘肃省图书馆在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和整个图书馆工作是一致的,同时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 第一,注意“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特点。许多项目,包括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等,都具有一定的积累性、持续性、连贯性及服务性。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既是以书刊为工具来服务于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那么就必须重视文献资料的积累、保管和流通。 第二,为了更好地向读者提供地方文献资料,必须熟练掌握文献资料。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也是熟悉资料的过程。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题录和辑佚工作的过程,更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掌握文献资料的过程。图书馆工作者只有下苦功夫了解掌握资料,才能更准确有效地为读者提供资料。 第三,收集效果是进一步了解资料的参考价值,更准确地提供读者利用资料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事实上馆藏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内容庞杂,任何一个馆员不可能做到了如指掌,何况某种文献资料的内容及参考价值,更是心中无数。因此,当读者阅读某一项资料,或研究某一问题结束后,图书馆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和读者进行交谈,征求意见,了解效果,这样可以使图书馆工作者进一步掌握文献资料的内容和价值,同时还为有目的补充文献资料提供依据。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图书馆工作论文:试论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影响的思考 论文摘要:阐述了儒学基本思想的创立与内涵,探讨了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论文关键词:儒学伦理思想;现代社会;现代图书馆;教育作用 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是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的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于是把儒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叉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我们向来认为:孔子、老于是思想家,儒、佛、道三家有哲学也有宗教,还有更多的东西。因此中国哲学史应还原为中国思想史,要按照历史上固有的学派与传承及其相互关系来写中国思想史,完整地去再现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禅宗的思想。 当然,现代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变成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同时,我们在用西方文化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抹杀中国文化的特色.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优点、长处和特殊价值,并且用中国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形成双向诠释和中西互补。总之,处在今天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时代,只有重建儒家的“政治儒学”传统,挺立儒家“魅”的精神,追求儒家“中和之魅”的圆融理想,才能有理有气有力地回应铺天盖地的“无魅”世界的挑战。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也是很大的。 1儒学的创立与内涵 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来说,是由儒家、道家、佛家3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构成的。而儒家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主体。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主要有仁、义、礼、智、信等方面,而“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其内容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即五常之一,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它包括:仁者爱人,为仁之方,为仁由己。总之,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也就是说,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而必须爱人以德,始终坚持道德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学即儒家之学亦即儒家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儒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淮南子·要略》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的说法,这里的“儒者之学”即指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由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私人办学的风气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诗、书、礼、乐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师儒”的生涯,这便是最早的儒者,孔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从发源处看,内圣外王并不始于儒家,而是由《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外王则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前者讲修养,后者讲事功。可见儒学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修养与事功的合一。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用“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来概括儒家的内涵与意义。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落实到真实的生命中去,是具有真实感、确切感、客观感的内容真理。它的要义是要培养生命的强度与韧性,成圣成贤。对于儒学的研究,不单是将其当作一客观之对象来研究,而是真正将其落实到、贯彻到个体的生命中去,以实践的、笃实的精神来实现之,彰显之。 儒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哲学的另一进路。它以人的道德性为依托,反观自身,取其良知,浸润人本质。儒家哲学即本体即工夫,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合一,是一种更为简捷的境界(工夫与本体的合一)。 2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儒学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精神力量之翼。它是5000多年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延续,是能在各个社会中找到痕迹的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儒学就是由中国历史延续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优秀中华民族意识。中国儒学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类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精华,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思想以及价值取向对现代社会有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所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 首先,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一个现代化企业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理想和信念,是很难长久立足于社会和在竞争中取胜的。然而这种理想和信念一旦渗透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就会变成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企业不竭的力量源泉。这种动力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要建立这样的企业精神,一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导思想,二是离不开对儒学的弘扬。 其次,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提供思想基础。我国儒学中勤劳、仁爱、诚信、国家至上等道德观念及其伦理体系至今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要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能正常运转,就必须借鉴、汲取其(儒学)精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当前社会道德建设滞后,与对儒学的简单、粗暴否定有关系。社会道德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是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具体体现,是文明的象征,一个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社会,是无道德可言的。用儒学来塑造现代人的性格,用儒学作为纽带对现代人进行道德教育,以前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进行理想教育,用传统道德与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新道德相结合,培养和造就“四有”人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道德,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三,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儒家讲的“仁”,实质是要求人们处理好本身与他人的关系。用现代语言说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仁”不仅是爱他人,还有爱社会、爱自然,把爱他人与爱自然高度统一的思想,是儒学中“仁”思想闪光之处。以这种思想为借鉴来正确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实施可持续战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乐山乐水”是孔子带哲理地对“仁”的引申,赋予“仁”深刻内涵,把爱从社会扩展到自然;孟子发展了爱的思想,主张爱物,把爱物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扩大到大自然,以宽厚仁慈之德包容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物、自然环境被无止境地开发,破坏了生态系统。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要求保护自然,确立和尊重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权利,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环境道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世界道德有关专家预测,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环境的文明。人类的道德要达到环境文明的境界,使道德跨人现代文明的层面,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新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种历史必然选择。总之,汲取儒学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对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3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精神的。现代图书馆员应有为图书馆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如热情服务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怕苦累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团结奋进、文明服务、甘为人梯、尽职尽责等精神。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应做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图书馆事业,热爱读者。同时工作作风要过硬,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纪律严明,忠于职守,团结互助,雷厉风行;业务要精,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总之,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图书馆员。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儒学对于每个人的修身涵养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儒家提出的“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员仍具有现实意义。图书馆是人们讲文明、树礼貌的公共场所,图书馆员的礼仪是图书馆礼仪的形象代言人,其礼貌、礼节、仪表、仪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一言一行,起着图书馆的教育作用。 “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使图书馆员成为一个智商、情商“双高”的高素质人才,新时代的图书馆也迫切需要这种人才。 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远不止这些。笔者写此文章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引起大家更深入的讨论。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论阅读享乐化属性对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针对阋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和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提出了建立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的设想。 关键词:阅读享乐化;高校图书馆;阅读习惯 1阅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源于西方的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巾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学生也开始受到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传统的精英式大学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后,进一步加深了大学生的消费主义心理意识,大学生的阅读越来越多地呈现}n一种消费主义属性,阅读开始呈现出享乐化的发展趋势. 1.1阅读享乐化消费特征对阅读方式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的直接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阅读的选择减少。《华盛顿邮报》在不到3年的时间订l划人数下降了6%,从77万人下降至72.01万人。美国在线出版商协会调查示:l8—34岁的人,46%的人喜炊网络浏览阅读,只有l1%的人选择读书、阅报、看杂志。在中国,m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2003年中国国民保持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阅读习惯的只有5%左右。其次,以接受知识和教育的崇高的学习型阅读心理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休闲、消遣和娱乐主导了人们的阅读心理,阅读者开始追求视觉感观上的刺激,艺术的通俗主义和图文主义盛行。阅读兴趣集中在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缺乏深度的生活时尚类图书、报纸和杂志上。 1.2阅读的浅层化和意义泛化 阅读呈现出享乐化发展趋势后,阅读的本质不再是一种纯精神的陶冶,它已经变成一种大学生多重消费融合的消遣方式。文化阅读的意义正在淡化,以接受知识为主的学习阅读掺杂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费主义的异化物。如声讯阅读、视频阅读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重要阅读方式.学生们在交通工具上阅读、存餐厅里阅读、在影视里阅读、在网络中蒯读,这种与休闲、消遣和娱乐相结合的享乐阅划读方式使大学生的阅读意义泛化,阅读者的阅读行为也由“读”转变“肴”,阅读开始变得浅层化,读者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思考,文字所表达的知识和语言艺术的审美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情感共鸣。 大学生阅读浅层化和意义泛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文木阅读和学习兴趣的下降,而争业化学习又不可能为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图文和通俗化阅读,专业理论更多的是在枯燥的文本阅读过程巾实现的。这样,阅读的享乐化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本文的研究试图要解决这对矛盾。 2阅读享乐化对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大学生阅读需求的享乐化已经是一种不可同避的现实趋势,在全方位、全天候、多元流动的网络信息供给状态的冲击下,在网络媒体视频化的影响下,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逐渐向图义化方向发展大学罔书馆的管理工作也必须去适应这种需求的发展要求,才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的阅读方向。 2.1阅读享乐化对文献采访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直接导致图书、报纸和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需求量的下降。随着读网,读陶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文本义献的装帧、版式过时,不能适应浅层化、读图化阅读方式的要求。文献采访部门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图书、报纸和杂志复本采购量,注重对装帧版式新颖、图文并茂的义本文献的采购,协调文本文献和超文本电子图书、专业数据库的采购比例,电子版、网络版文献载体替代学生阅读兴趣相对集中的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生活时尚类文本载体这样既能节约罔书采购经费,又能在满足学生阅读需求的同时引导学生养成图书馆阅读的习惯,避免学生在公共网吧阅读。有利于学生的管理。 2.2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对大学生文本文献使用的影响 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会使大学生语言艺术的审美能力弱化,用轻浮、玩味和厌烦的心理状态对待文本阅读。过分追求图像的感官刺激导致传统的文本文献阅读兴趣下降,不仅使文本文献的使朋率下降,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大学生专业学习能力的形成。 阅读享乐化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一种阅读特征,高校和图书馆不可能用行政的方法和手段去改变这种阅读习惯,只有通过积极的引导才能收到良好的管理效果。在多年阅览管理实践中,我们通过举办“读书节”“主题读书活动”等方法,培养学生对文本文献的阅读兴趣,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建立积极引导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 阅读享乐化改变了大学生的蒯读行为习惯和文献需求方式,特别是对网络和电子文献需求的上升直接导致了大学图书馆电子文献采购经费的急增。据统计,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经费比大约为l:l,电子文献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但电子文献的质与大学生阅读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差距。大学校圃网上运行的数据库的知识点重复牢太高,既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又容易造成大学生知识审美的疲劳,还会对学生的文献阅读兴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大学图书馆必须满足学生的“信息阅读”(信息阅读的要求是不重复阅读和超文本的比较阅读)需求:学习型数据库正是对这种阅读需求满足的一种尝试,它克服了文本文献和全文数据库重复率高的缺点。 3.1全文数据库对大学生学习的利弊 目前,在大学校园网上运行的大多数是全文数据库。如中国期刊镜像站、数字化期刊网等。这些数据库对师生员丁的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全文数据库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诸多的不便。Windows虽然能为学生提供多视窗的比较蜊读,但全文数据库并没有文现超文本链接,且多数数据库是全义扫描,内容良莠不齐,相当数量的劣质义献和重复文献影响着学生的正常阅读。 3.2学习型数据库 学习型数据库是通过将“争业”归纳为若十个知识点,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组织编排知识体系。学生存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学习的过程中.避免了文本学习的重复,还可以通过数据库的超文本链接进行比较学习。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后,可以利用学习型数据库的多检索途径的功能进行研究型学习。这种数据库不仅可以避免全文数据库重复阅读的弊端,还可以利用网络数据库的设汁优点活跃贞面、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和阅读兴趣,实现信息化阅读。 目前,巨大的考试市场为中小学生的学习型数据库的编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证,学习型数据库首先部分地应用在中小学生的各种应试科日的学习中。除去应试教育的弊端不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数据库存中小学生的学习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大学生主要是通过学习现存的知识体系来完成学业的。大学图书馆可以根据本校的专业情况,通过“一家牵头”“联合编制”“网络共享”的方式解决单一编制成本过高的问题,可以从用户多的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做起,这样既有益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也有利于节约资源和资金。
企业档案员论文:社会化管理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工作的实践和思考 摘 要:企业退休人员的人事档案管理是一项严谨的专业管理工作,又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文章在企业退休人员档案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做好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具体办法和思路。 关键词:社会化管理 退休人员 档案管理 实践和思考 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3]16号),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文件精神,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工作稳步推进。中办发[2003]16号文件中明确规定“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主要包括:……集中管理企业退休人员的人事档案……”,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实施归口、集中管理势在必行。人事档案是党和国家的机密,企业的宝贵财富,人事档案管理既是一项严谨的专业管理工作,又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我们应认真研究如何做好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这一重要课题,使退休人员档案得到更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阐述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建设档案室,选调管理人员,组织好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移交接收工作 档案移交接收工作是做好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首先,根据《档案库房技术管理暂行规定》(国档发[1987]19号)、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GJ25-2000)和《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选定符合要求的场所,建设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室,配备必要的管理设施、设备,如:除湿器、空调、温湿度记录仪、恒温仪等。使档案室符合防火、防潮、防蛀、防盗、防光、防高温、防鼠的要求,做到档案存放、阅档、工作人员办公三室分开;第二,选调政治上可靠、作风正派、责任心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共产党员从事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应优先考虑具备档案管理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第三,工作人员要本着对退休人员高度负责的态度,根据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移交清单,认真逐卷核对,做到移交清单要与移交人事档案名单相符合,档案目录要与档案内容相符合,确保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的完整。对于退休人员人事档案中职工履历表、退休审批表等档案要件,要认真检查,由于在调整退休人员养老金、办理退休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死亡待遇等事项时,需要向社会保险部门申报这些材料,如发现这些材料缺失,应要求移交单位及时补充材料,待材料收集归档后,再进行交接。同时,要建立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移交不规范、遗失档案、泄露或擅自向外公布档案内容的行为,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二、推进档案信息数字化,抓好数据库建设,开展退休人员人事档案数字化建设 1.档案信息数字化是档案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要多渠道筹措资金,把档案建设经费列入预算,保障档案管理工作的经费。同时,要将档案管理现代化作为一项建设任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既要制定档案管理工作近期计划,也要制定档案现代化建设长远规划,从而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人事档案管理现代化。 2.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应开展数字化建设,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档案管理工作中。档案数字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任务,不可能一步到位,工作中我们力求分步实施,突出重点,讲求实效,持续发展。档案数字化建设的步骤可分为:第一步,结合当地退休人员管理工作实际,选择符合档案管理标准化、规范化的人事档案管理系统;第二步,对接收档案重新编码,输入数据库;第三步,采用扫描仪、数码相机等设备,实现档案原件信息数字化,并将档案原件数字化信息与数据库中对应人员记录联接。档案数字化建设关键在于数据库建设,数据库建设是档案数字化建设的核心和基础,是档案数字化建设的主体。数据库建设要经过由低到高、由单个到群体的循序渐进过程。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档案管理人员应同计算机技术人员协同配合,突出重点,使数据库由单一库向系统库发展。 从实践看,档案数字化建设应用效果显著,首先是在档案查询利用方面带来的便捷、快速、准确,查询利用便捷,只需要鼠标、键盘就可以完成一次档案查询;其次是使用档案管理系统对档案进行数字化后,原始档案的使用率下降,使得档案保存时间大大延长。 三、注重档案管理人员的培养和教育 为了适应新时代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提高档案管理人员业务文化素质,引进、招聘科班出身的档案专业的人才来充实档案工作者队伍,加强、引导现有档案工作者的继续教育,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才能推动档案工作“更上一层楼”。 (一)注重人才 从目前看,街道和社区缺乏现代高技术人才,其中档案、信息处理复合型人才就更奇缺,大部分人员现代技术水平偏低,搞好退休人员档案管理工作,推进档案信息数字化的关键是人才,要求档案管理人员有较高的知识层次和先进技术水平。企业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1.把住人才入口关,注意引进或招聘有专业技术、技能的人才充实档案工作者队伍。 2.注重人才的使用,要敢于选拔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特长的年青干部,发现他们的优点和长处,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3.稳定档案工作人员队伍。档案工作连续性强,特别是基础业务和规章制度建设,需要档案人员较长时间的学习,积累经验,才能适应和完善。档案工作人员的频繁调动,绝对影响档案工作的连续性,因此,为了维护档案工作的长远利益,必须做好档案工作者的稳定工作。关心支持他们的工作,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安心本职工作,促进档案工作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加强对档案工作人员的教育 1.有计划组织进修。一是结合工作实际需要和未来发展趋势,根据不同层次、不同需求,按需致用,便于操作,讲究实效。二是根据继续教育的类型和形式,因人而异。对于新进档案工作人员,培训学习基础知识、实际操作技能;对于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档案工作人员,培训一些新技术、新方法。 2.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培育档案管理人员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 四、建章立制,夯实基础工作,明确责任到人,做好退休人员人事档案日常管理工作 1.根据党和国家有关人事档案管理的政策、法今、法规,制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办法及人事档案工作人员职责、保密制度、保管与保护制度、档案查阅借阅制度、档案的转递制度、档案材料鉴别归档制度、档案材料收集补充制度、档案室安全检查制度、管理考核制度等规章制度。同时,建立完善档案转入登记台账、档案查阅借阅登记台账、接收归档材料登记本和查阅摘录、复印档案登记本等基础资料台账,做到档案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2.有不少人认为职工退休后,档案就没有用了,职工的《退休审批表》等重要资料都没有归档,时间长了,遇到调整养老待遇、修改出生年月、工作时间和退休时间等信息时,由于重要资料的缺失,上级社会保险管理部门无法予以认定,就会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因此,要将档案移交、材料及时归档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规定在管理制度中,细化分解到各项工作程序中,并且将档案管理纳入单位综合考核中,确保档案及时移交及材料归档及时、完整。 3.将档案管理责任落实到人,档案管理人员按责任分工,各司其职,狠抓落实。 五、利用好档案,做好档案信息的提供利用工作 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不仅是企业退休人员在职期间招用、调配、学习、培训、考核、选拔和任用等方面形成的有关个人经历、政治思想、业务技术水平、工作表现、工作变动等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而且还是企业人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的退休材料。它是企业退休人员在职工作期间情况的真实记录,是其办理退休手续的依据和调整养老待遇的原始凭证。我们要牢固树立档案工作为企业管理服务、为老同志服务的思想,不断强化服务意识,为落实好老同志的政治生活待遇做好档案信息的提供利用工作。 总而言之,在开展社会化管理服务过程中,街道和社区领导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精神,把握时机,统筹解决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的场所、设施和管理人员等方面的问题,积极开展档案数字化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使档案管理工作科学化、现代化。 企业档案员论文:浅谈铁路企业档案人员必备的综合素质 【摘要】 铁路系统改革发展带动了各方面工作,迫使档案管理人员必须提高综合素质,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作为一名合格的铁路档案人员,首先必须要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思想素质要过硬,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要求和企业的发展要求;其次要通过一线工作的实践锻炼,不断提升职业道德素养,树立档案管理人员的模范形象;最后是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掌握精湛的技能和业务知识,通过高效优质的服务达到企业要求,为企业更好服务。 【关键词】 铁路企业 档案人员 综合素质 当前,铁路不断深化改革,进行机构重组,给干部职工的思想造成一定波动。特别是在强化基础工作上,要求要以“管理规范化,作业标准化”为主线,这无疑给档案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压力和难度。面对严峻形势和工作压力,各级档案管理人员,要站在政治高度和从大局着眼,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认真对待并做好各项档案管理工作。笔者认为,档案人员必须从以下四点着手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1. 提升思想素质,自觉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 当前,在铁路不断深化改革过程中,人们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个别人由于没有主动加强学习,导致不能用新理论、新观念去分析和解释新情况、新问题,在思想观念上不能正确把握方向,甚至在不良思潮和各种物欲的诱惑下,动摇了立场,迷失了方向。更有甚者面对各种不良思潮,自己的立场不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旗帜鲜明地支持正确的东西,坚决制止危害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的言论和行为;不能与一切社会丑恶现象作坚决斗争。由于工作性质决定着档案人员掌握了整个单位的信息资源,有的是暂未公开的,有的是保密的,更多的是最新的文件精神。如果在思想上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很容易因一点点蝇头小利而丧失自己的政治立场,从而导致悔恨终身。因此,档案人员必须主动加强学习,主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够站在大局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自觉维护单位的团结和荣誉,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上级党委和各级领导的工作部署,使自己的一切言行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相符合,与企业发展和党的要求相一致。 2. 加强实践锻炼,不断提升职业道德素养 在社会健康发展、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的今天,我们也不否认在个别地方仍然存在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见利忘义、急功近利、缺少社会公德不良等现象。但作为档案人员,要在工作实践中通过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先进典型、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增强自身的是非辨别能力,培养自己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从思想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能够正确处理名与利、苦与乐、得与失的关系。在自己默默工作和默默奉献中,不断校正人生坐标。在日常工作中,主动讲道德,讲廉耻,讲荣辱;严于律已,率先垂范。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但自己做个品德高尚的人,还要去感化别人,从一点一滴做起。在对待公私利益上,主动服从组织安排,不闹个人意气,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不与歪风邪气同流合污,充分体现档案人员优秀的品质;在对待同志矛盾上,要胸怀坦荡,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计较私仇,正所谓“将相顶头能走马,公侯肚内好撑船”,对同志不抱成见,有肚量,容得人。常言说:境界有多高,事业有多大!一个有进取心的人,必须做到境界要高、心胸要宽、心态要平、作风要实、能力要强、方法要多。只有从思想深处真正看淡个人名利,看重肩上的责任,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坚忍不拔地工作,才能持之以恒做好档案管理工作,以实际行动和成绩取得组织的信任与认可。 3. 要脚踏实地,忠诚自己的事业 作为一名档案人员,必须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因为工作性质决定了档案工作没有台前的辉煌,只有幕后的艰辛;没有显赫的名位,只有无私的奉献。档案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与其他业务部门相比,除了清苦,就是辛苦。如果没有对档案事业的热爱,没有那份对事业的执着,肯定干不好工作,更当不了“幕后英雄”,甚至有可能有辱于我们所从事的崇高的档案事业!所以要正确地认识档案工作地位的特殊性、岗位重要、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把工作当成生命的一种状态,把工作当作进步的阶梯,把工作当作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全身心地投入。档案工作是最平凡的工作,但是,又是最光荣的工作,要充分认识到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档案人员要用心去想、用心去做,每件事都要想想怎样才能做到位,还有哪里不到位,有没有可能更到位。用心去比,用心去问,今天的工作有没有到位,今天的工作和服务到位在何处,没有到位的地方在哪里,我明天是否还能到位。一句话,就是要用心去把工作当事业来做,激励自己干工作时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不断提高,做到精益求精,力求优质高效。 4. 要边学边干,不断提高工作本领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需要创建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企业。作为一名档案管理人员,更要加强学习,用新理论、新理念武装自己。我们只有不断地自我充电,保持稳定的知识储备,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从容应对我们未见过的东西,也才能不至于出现力不从心,爱莫能助的尴尬局面。为此,我们要牢固树立“学以立德,学以增才,学以致用”的理念,通过刻苦学习,不断提高政策理论水平,更新知识结构,从而不断增强自己的工作本领,努力成为工作中的复合型、全能型人才。档案管理人员应具备如下能力: 4.1 协调能力 在实际工作中,档案管理人员常常要和有关领导和部门打交道,要得到各方面的鼎力支持,除了依靠企业严格的规章制度外,更主要的靠档案管理人员自身协调能力的发挥,而且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这也是通过无数例子得以佐证的。 4.2 管理能力 档案管理工作是一个系统,它不仅包括对档案实体的管理,还包括对档案事业的管理,这就要求档案管理人员必须掌握高新技术管理手段。近几年,现代信息技术在档案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要求档案管理人员必须掌握新技术,迅速有效地收集信息,完整安全的保护信息、及时准确提供信息、最大限度运用信息,使档案“起死回生”发挥最大功效。 4.3 学习能力 档案管理人员要经常参加系统的知识更新和学习与继续教育培训,不能只吃老本。要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有计划进行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提高学历层次。另外,也要掌握丰富的档案专业知识,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用丰富的档案专业知识去指导和推动工作,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疑难问题。 4.4 开发能力 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目前档案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档案的拓宽与深化。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应该努力创造有利条件,运用现代化手段,及时、准确、高效地开发信息资源,更好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 企业档案员论文:浅述完善企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措施 随着市场经济与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人员的流动将会越来越频繁,这对作为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必不可少环节的企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企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综合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勇于探索、不断开拓,就一定会找到适合本企业发展的人事档案管理的新举措。 1.人事档案实现信息化管理 一是档案库管理现代化。档案库的管理,需要以科学的手段来扭传“看堆守摊”的局面,以适应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对内要求,可以建立人事档案信息的专用数据库。二是档案资料电子化。利用计算机、扫描仪等现代设备和技术,将档案资料整理输入微机,通过相应的技术处理,将文章图片甚至声像资料传变成数据资料,使档案数字化、信息化,在档案查阅、借阅、归档、统计等日常工作方面实行微机化操作。三是档案服务网络化。利用局域网、互联网、党政网等网络平台,建立人事档案信息化服务系统。在人事档案专用数据库建立起来后,还要有一定的专门网络和专门网站才能实现人事档案信息的交换、流通,也才能实现人事档案信息的异地查询和人才流动管理。 2.规范人事档案管理各环节 2.1完善档案材料的收集 档案材料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工作的物质对象,是提供利用的前提。档案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完整齐全、文字清楚、对象明确、手续完备。为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应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 一方面,要从人事档案收集环节本身进行规范化管理。一是建立健全流动人员档案材料收集网络,根据材料形成的规律和特点采取定时收集、定向收集、跟踪收集、补充收集等方法。二是与流动人员或用人单位签订档案管理合同,以契约的形式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并严格执行确保形成的材料及时归档。三是流出或接收的档案必须完整、齐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档案材料或分批传出档案。接收人员在验收时,如发现材料不齐或丢失,要设法查找或索取必要的组织证明确保档案材料齐全、完整。另一方面,改变传统消极的收集保存方式。传统的档案收集实际上就是对人事档案的“接收”,是整理之后单纯意义上的档案保存,这样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流动人员档案管理的意义。因此,要开展档案收集保管的新模式以改变现有的僵局。如有些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创建的“人事立户”的存档模式,即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存放是以用人单位集体委托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可以使用人单位与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建立动态联系,与传统意义上企业流动人员委托存档的区别在于克服了“人档分离”的现象。用人单位“直接用人,间接管人”,而管人主要是通过与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合作管理档案来完成的,流动人员的年终考核材料、聘干表、档案工资表和出国、奖惩等档案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先由用人单位完成,在制成正式材料一个月内送交人才市场,并由其根据国家有关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的规定进行审核归档。 2.2严格档案传递手续 国家人事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中要求:“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凭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人员流动的有效文书,向流动人员原单位开具调档函,原单位接到调档函15天内,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随档案传递通知单传交人才流动服务机构。传递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必须完整齐全,不得扣留材料或分批传出。人才流动服务机构经审核无误后,及时将档案传递通知单回执退回原单位。”“人才流动服务机构接管流动人员人事档案,须由流动人员或其现所在单位办理委托存档手续。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应与流动人员或其现所在单位签订档案管理合同书,合同书须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并且,档案的传递应通过机要交通或派专人送取,不得邮寄或交流动人员本人自带。应当交接的档案一定要尽快移交,人员流动后留下的档案,流出单位应尽快将其档案传递到人才市场或新用人单位,收到的档案经核对无误后,立即做好入库登记。在档案管理过程中,坚持管人与管档并存的原则,即人在档案在,人走档案走,档案与人不能脱节。 2.3优化档案内容构成 一要创建能力档案。重点记载个人文化程度、专业水平、继续教育情况,以及参加各种资格考试、注册考试等反映个人才能的资料。二要创建业绩档案。要及时将企业流动人员的工作情况、工作业绩和在重大活动、重点工作中的表现及完成任务等情况存入档案,为凭实绩选人、用人提供必要的依据。三要创建诚信档案。要规范企业流动人员自身诚信状况的管理,重点记载政治自律、专业技术人员学术和技术水平以及个人公共道德与行为方面的信用资料,并加强推广应用。唯有如此,才能使企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利用价值得以提升,有关部门可通过档案记载确定对企业流动人员的选拔和培养,人们才会更加重视人事档案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减少“无头档案”的产生。 3.拓展人事档案管理方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事是适应中国企业流动人员管理的新方式,是一种促进人才产业化,最终使人事管理变成一种公众服务的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把“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实现人事关系管理与人员使用分离,即单位管用人,而一些具体的人事管理工作,如档案管理、计算工龄、评定职称、社会保险等,由人才流动服务机构代管。随着新形势的出现与发展,人事制度也开拓了新的服务形式,实行“人事派遣(人才租赁)”制度,这在一些地区已经实行。它由人才市场担当员工的法定雇主,负责派遣员工的人事管理,实际用工企业同人才市场签订人事派遣或租赁合同,实现劳动关系传移,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实行人事派遣后,对于用人单位而言:一是用人单位便捷用人,打破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一体管理的局面,租赁单位用人,专业机构管人。二是人才资源共享。通过对高级专业人才兼职租赁业务的开展,可以有效地促进地区人力资源的社会共享。三是准确选人,规避用人风险。中介机构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利用专业化手段为用人单位圈定合适人选后再由用人单位进行面试确定,使招聘更加准确有效。四是可突破编制限额,满足用人需求。一些属于定员定编的单位可以通过派遣增加员工,这样用人单位可以在不扩大编制的情况下解决用人需求。对于被派遣人员而言:首先,可以使人事档案等人事、劳动关系的管理得到保障,完善工作档案如工作情况、业绩情况、培训、健康及考核等方面内容,能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派遣人员合同到期后,若不再续签,由于其人事关系仍然由人事派遣服务机构。其工龄连续计算,并可继续为人员代交社会保险费,办理各种以人事档案为依据的各种证明等人事服务。 企业档案员论文:浅谈新时期企业档案人员的素质及自我修养 档案干部要培养形成理性、务实、稳健和独立的思维形态;培养形成个性鲜明、头脑清醒,敢想、敢说、敢干的思维人格,切实具有时代所要求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巨大进步,为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加强企业档案队伍建设,提高档案干部的自身修养,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档案人员加强自我修养的重要性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取得各项事业胜利的重要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多职能的复杂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档案干部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而且需要以优良素质和自我修养为基础的能力水平,以实现互动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加强档案人员的自我修养,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 1. 加强修养是新时期承担新任务的需要。伴随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对于档案干部来讲,在新形势下,必须加强政治理论修养和道德修养,在思想上,加强理论武装,认真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上,严于律己。否则,就难以得到职工群众和其他干部的信服。所以,档案人员必须加强自身理论修养和道德修养,不断提高政治思想素质,这是承担起思想政治工作任务的根本前提。 2. 加强修养是构建和谐企业的需要。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责任,企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组织生产经营,最基本的任务是为和谐社会创造经济效益,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和谐企业的构建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上来。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放在中心环节,增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只有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提到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服务的要求,才能真正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在构建和谐企业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中的特有优势和作用。 3. 加强修养是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需要。企业档案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干部的职责决定了档案人员的言行是党员先进性最直接的体现,在新任务、新挑战面前,档案干部必须自觉以先进性标准严格要求,把党性原则与自身工作紧密结合,与个人的素养修炼、情操的陶冶有机融合,在工作的实践中,加强自我修养和自我教育,把党性修养转化为档案干部的修养。在新的历史时期,档案干部的自我修养的基本涵义是指:档案干部所具有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等方面能力和素质,在工作中,通过自己的举止、仪态、艺能、性情等特有的表现形态,自然而然的形成对工作对象的亲和力、影响力和凝聚力,取得理想的工作成效。 二、档案干部自我修养重在提高素质 档案干部为人师表,其工作办事涵养的深浅,言谈举止修养的优劣,取决于自身素质的高低。档案干部的素质、能力、修养三者之间,素质是修养的基础,能力是素质和修养的体现,同时,档案干部又要在能力的发挥中不断完善素质和修养。企业档案干部要在政治、思想、业务诸方面具有良好的素质,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良好的道德情操,丰富的业务知识,过硬的群众工作本领,就必须培养和锻炼以下三种基本素质。 1. 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的素质。政治思想素质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备的首要素质。作为企业档案干部,一要有扎实的政治理论功底,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永做党的理论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二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推进企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三要有坚定的工作原则性,严格按照政策法规办事,认真贯彻落实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对不良倾向敢抓敢管,切实讲原则,树正气。四要有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做勤政廉政的表率,遵章守纪的模范。五要有与人为善、亲民爱民的人格魅力。做群众的贴心人,为落实党在企业的各项任务,实现企业奋斗目标,奠定坚定政治基础。 2、必须具有调查研究的素质。要求档案干部具有调查研究的素质,广泛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呼声,认真分析判断,汲取科学成分,从而做出正确结论。档案干部要有意识、自觉地学习和培养看、听、想、写的素养:一是“看”,就要善于观察。要善于洞察各种现象,及时发现问题的苗头,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还要独具慧眼,尽早发现先进事迹,适时挖掘先进典型。二是“听”,就是多方面听取职工群众意见,善于听取正反方面的不同意见,养成耐心细致听取意见的习惯。还要讲究方式方法,选择好谈话的对象、谈话环境和谈话时间。三是“想”,就是对看到的、听到的情况进行分析、综合和判断。要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开动脑筋,对了解到的情况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粗取精的分析和总结。抓住关键,分清主次,防止片面性。四是“写”,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东西进行付诸文字,形成调查结果,提出科学的意见和建议,这是经过大量细致调查和长期的经验积累之后成果的总和。“写”是档案干部的基本功,也是调查研究素质的重要体现。 3、必须具有宣传疏导的素质。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档案干部的重要职责。是档案干部的看家本领。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从人的需求出发,在作好企业职工的宣传疏导工作中,体现人文精神,融入人性思考,强化人格力量,实现人生关怀,使引导、启迪与职工思想产生共鸣,取得宣传疏导的实效。档案干部要从四个方面,培育和历练自身宣传疏导素养:一是锤煅引导人的坚定信心。二是奉献帮助人的周全关心。三是历练理解人的诚心。四是树立培养人的责任心。同时,档案干部还要练好“说”的基本功,有对话交流、讲话、演讲的口才,提高宣传疏导的效果。 企业档案员论文:企业档案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摘要:档案管理的特点、性质以及任务决定了档案工作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企业只有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加强继续教育,提高培训,才能促进档案工作者基本素质的提高。 关键词:企业档案;管理人员;基本素质;提高;方法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企业档案工作,深入贯彻落实档案法律、法规,全面细致、扎实认真地做好企业档案基础工作,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企业的基础性工作。档案管理的特点、性质、任务决定和要求档案工作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一、良好的政治素质是做好企业档案工作的前提 企业档案工作对企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较高的政治素质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准则。档案工作者要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体来讲,就是要正确履行《档案法》的义务;较全面地了解党和国家各时期的方针、政策;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卓识的远见;充分认识档案工作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应具备甘愿寂寞、甘受清贫的良好的职业道德,才能在知识经济时代全身心地投入到档案工作中,才能坐得住凳子,不被外面得世界所左右,将自己主动融入知识经济的主战场,利用自身优势,发挥行业特点,一切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项中心工作,将档案这一重要的知识载体,自觉地融入知识经济的大潮中去,从而发挥档案资源的巨大作用。 二、精湛的业务素质是企业档案工作者立身之本 精湛的业务素质是档案工作者必不可缺少的,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企业档案工作者要有广博的基础知识。档案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和文化等广阔的知识领域。种类繁多的档案形成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机构或人物,具有很多不同的复杂的特点。对它们的管理和使用,实际上就是对它们内在的知识内容进行不断地分析与综合,使其便于科学的利用,充分发挥其参考凭证作用。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要对分散的各种档案等进行处理和整编,进行科学地整理与鉴定,选择与编研有价值的材料,主动向利用者提供系统的知识。这实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具体说来,档案工作是由收集、整理、编目、鉴定、保管、检索、利用、编研等各项业务环节有机地构成的。这些环节都有一定专业的研究领域。例如,整理工作必须遵循文件的形成规律,保持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区分不同价值,便于保管和利用。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全面具备各个方面的知识水平。 2、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系统的档案基础理论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基本素质。档案工作者要适应知识经济,必须要掌握现代化管理水平,建立科学的档案管理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档案管理手段的更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必须建立与之相应的科学的档案管理体系,使档案管理与企业工作同步发展。 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不仅包括档案管理学,而且还有文书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科技档案学、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档案学理论与历史、档案学概论、档案保护技术学等等。全面系统地掌握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必须抓住两个环节: 一是要全面学习,持之以恒,既要有计划地学习档案学的专门著作,又要学习和掌握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法律、规章、实施办法等文件。二是要勇于实践,认真总结。实践出真知,通过总结才能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仅要总结成功的经验,而且要总结失败的教训,通过总结,探索档案工作的规律。适应市场经济竞争是对档案工作者的办事能力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档案学理论知识的综合反映。办事能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为此,档案工作者不仅需要具有健康的生理和心理素质、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具有参与能力和高效管理能力,还应该具有不断开拓进取的创新能力和高效服务的能力。 知识经济的本质是创新,可以说,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创新,创新的经济。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面向未来,面向知识经济,首先,档案工作者观念要创新,这是创新的基础。无可否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作为当代档案工作者,决不能被传统观念所束缚,而应树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观念。观念创新了,工作就会出新思路,新招数。其次,多干实事,少说空话。这是开拓创新的必然要求,又是巩固发展大好形势,搞好档案工作的基本经验。再次,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要抓住机遇,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一种使命感,认认真真抓创新,扎扎实实促发展,把档案工作“无所作为”的困惑转变为“大有可为”的振奋。要兴利除弊,大胆改革,使档案工作适应时代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所谓高效服务的能力,就是把服务于知识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作为企业档案工作者开展工作的立足点和着眼点,而服务意识的强弱,服务效率的高低,事关企业事业的发展。为此,档案工作者要提高企业档案工作的科技含量,强化服务手段,开拓服务渠道,使档案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也只有这样,档案工作者因为“有为”而就“有位”了。 3、还需要及时掌握和熟练应用现代化的办公手段。随着档案管理的现代化,要求档案工作者还必须具有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掌握档案现代化设备的使用。编研工作对档案工作者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对编研作品质量高低,起着决定性、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要求档案工作者综合运用多种知识来管理档案。 总之,在新的市场形势下,在激烈的竞争大环境中,档案管理人员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积极进行研究探索,才会做到有为、有位,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对此我们应加倍努力! 企业档案员论文:如何加强对企业退休人员电子档案的管理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的离退休人员逐年增多,一个县级以上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服务的企业离退休人员达几万人,甚至数十万人。这就对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加快企业退休人员档案管理电子化的进程。 1.企业离退休人员电子档案的种类 目前,全国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摸索,主要建立了三大类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电子档案。一是企业离退休人员的人事电子化档案。就是将每位企业退休人员的人事档案,用数码相机逐页拍照,建立个人数码数据档案,而将原始档案封存。二是企业离退休人员个人基本信息电子化档案。就是采集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姓名、出生年月、工作时间、退休时间、退休种类、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社会关系等基本信息,建立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库,便于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调整和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三企业离退休人员个人健康状况电子化档案。就是将企业离退休人员个人在每次体检时的基本信息收集起来,建立起个人健康状况电子档案,有助于提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质量。 2.企业离退休人员电子档案的优势分析 一是提高办公效率。一般的企业退休职工也就是几十人几百人,大的企业,退休职工也就上千人,若是由原企业管理完全可以不用电子化。但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后,一个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的人数那就是一个庞大数字,几万人甚至是几十万人。要管理服务好如此众多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单靠用原始的手工作业台帐,显然是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而建立企业离退休人员电子档案,这就大大提高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办事效率,能够及时迅速快捷地为企业离退休人员提供咨询、查询、养老金调整等社会化管理服务。 二是有利于加强对企业离退休人员原始档案的管理。 企业离退休人员人事档案是企业退休人员在职期间招用、调配、学习、培训、考核、选拔和任用等方面形成的有关个人经历、政治思想、业务技术水平、工作表现、工作变动等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它是企业退休人员在职工作期间情况的真实记录,是其办理退休手续的依据和调整养老待遇的原始凭证。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企业离退休人员的数量增长比较快,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和破产兼并以及私有企业的增加,一些企业退休人员失去了原单位的依托和人事档案代管部门,其人事档案管理较为混乱,出现遗失、损坏、霉变等。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后,若没有好的库房和设施,加上人工查询增多,使档案容易受损。而将企业离退休人员的人事档案经过数码相机翻拍建成电子档案后,就可将原始的档案进行无菌化处理,真空封存,提高原始档案保管质量,延长保管时间。非特殊的情况,不再打开封存的原始档案,一般的查询,在电子档案中查询即可。 三是可以拓展和提高社全化管理服务的质量。为了防止出现养老金冒领,确保养老保险基金安全,每年都要进行一至两次的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任务重,工作繁,还有一定的难度,而建立完善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库,就可能克服很多问题。通过对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姓名、头像、身份证号、居住地、联系电话、亲属姓名及联系方式等数据采集和补充,建立起离退休人员信息数据库,方便进行查询和数据管理。有条件的经办机构可以通过现场摄像、QQ视频远程摄像等手段,建立并保存离退休人员头像信息,能够有效解决了身份证复印件、传真件不清晰的问题。这样对行动不便的离退休人员进行认证时能够有更便捷的手段,提高认证的精确度,确保社保基金的安全。 3.企业离退休人员电子档案潜在的问题 一是对系统依赖大。原来办公都是手工作业,效率虽低,但却留下最便于保存的各类手工作业台帐。现在办公都实现信息化网络化,电子档案大大提高办事的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一旦我们的信息系统出问题,或网络受到攻击,就可能导致办公瘫痪。从如此众多的企业离退休人员的档案中查找手工作业台帐,那将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二是存在泄密的风险。各类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电子档案中存在着大量的有价信息,如个人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社会关系等等,一旦流落社会上不法分子手中,就可能会被利用,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三是容易忽略手工作业台帐的保存。有了各类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电子档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容易依赖系统办工,有些同学还会认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对手工作业台帐重视不够。 4.企业离退休人员电子档案管理的几点措施 一是严格接程序建立企业离退休人员电子档案。在接收、归档时,要有手工作业台帐,并将退休人员档案基础信息录入计算机,以方便档案的查阅、管理,做到当天接收的档案当天录入,当天上架,当天可以进行信息查询。建立电子档案时要改变以往要件排放序列,要求按扫描要件整理排序,本着服务查询的原则,结合对外服务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适时增减扫描内容,尽量减少调档,提高了电子档案的利用率。 二是做好数据备份和档案盘点。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对移交表、协议书等进行专门装订存放,对录入、扫描的电子信息进行了计算机硬盘和光盘备份,以此保证基础数据安全。为规范库房管理,还要定期对库存档案进行盘点,确保了档案管理“零差错”。 三是依据电子档案的性质,有针对性地做好安全防范工作。(1)企业离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电子化信息库,秘级相对较高,应有专门的计算机系统,隔绝与外面一切网络联系。查阅企业离退休人员人事档案中的基本信息,应严格接程序,由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操作,其它任何人员不得操作。(2)企业离退休人员个人基本信息库主要是用于养老金的调整发放和生存认证,应由社会化发放的工作人员和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人员共同使用,其它任何人无此权限。(3)企业离退休人员个人健康状况电子档案可委托专门的医疗服务机构建立,按系统安全的要求进行管理。 四是加强对原始档案和手工作业台帐的管理。建立企业离退休人员各类电子档案后,应尽量减少使用原始档案和手工作业台帐。有条件的单位可对各类原始档案和手工作业台帐进行无菌化处理封存,以确保原始档案的安全和保存时间。 企业档案员论文:企业档案人员素质 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档案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贯彻实施加强《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积极推广“数字档案馆应用系统”,加快了档案管理的现代步伐。目前,档案人员队伍思想素质与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各部门领导的档案意识明显增强,但相对于企业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档案人员业务素质还相对薄弱,档案人员的综合素质还有待提高。 企业档案人员现状分析 一、普遍存在基层档案人员对档案资源利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基层档案人员尤其是兼职档案人员对档案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责任心不强,存在应付了事的思想,对各科室必须要形成的档案资料及时整理归档工作力度不够,思想上存在着为难情绪。此外,基层单位领导对档案工作知之甚少,对档案人员思想、工作上的关心、支持、了解不够,给档案工作的发展造成了许多制约因素。 二、档案人员普遍受传统工作思路的影响,不能把档案资源与企业发展、市场经营、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开发利用与需要脱节。档案人员是资源与信息平台的联系纽带,有些档案人员还停留在简单、被动地整理、存档的管理水平上,在信息的采集、加工、开发、传递与提供利用方面涉足很少,使档案管理基础工作与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出现断层。 三、档案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员频繁变动。有些基层单位的档案管理还停留在保管员的职能上,有的单位档案人员因一岗兼多职疲于应付日常事务,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档案管理工作,加上工作需要变动频繁和业务素质欠缺,直接影响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此外,档案人员因业务不精,导致归档文件的整理、分类和保管期限划分等问题上不够准确,档案立卷归档不及时,影响了档案工作的系统、规范开展,基层单位档案管理的不规范,造成了各单位档案管理、应用水平的差异,给上级档案部门的开发利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企业档案工作人员在新形势下应具备的素质 在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档案工作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档案承载着企业形成的显性知识,还将人们头脑中的隐性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成为知识共享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档案人员是档案工作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档案管理的主体,因此,档案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档案部门的工作效率和质量,特别是在企业中,档案工作与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企业档案人员就应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 一、档案人员要恪尽职守,爱岗敬业 档案是企业的宝贵财富,档案工作人员肩负着管理、保护档案的职责,档案人员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直接关系到档案的完整、齐全、安全和利用效果。所以,档案工作人员必须首先要具备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档案工作人员要恪尽职守。档案工作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热爱档案事业,恪尽职守,具有求真务实、爱岗敬业、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不辞辛苦的工作作风,这是作为档案工作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档案工作人员要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由于档案部门长期处在局限性和封闭性的环境中,常常是被领导忽略的部门。档案人员要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甘当配角,甘当无名英雄,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无私奉献、兢兢业业干好工作,这是档案工作人员应具备的必备素质。 二、档案工作人员要遵纪守法、严守秘密 在认真贯彻落实《档案法》的同时,还要严格执行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注重档案工作的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建设,不断地提高依法治档的自觉性和行动力。档案工作者的职责是维护档案的完整和安全,便于提供利用。档案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证档案载体的安全;二是保证档案内容的安全。档案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和档案借阅规定,保证档案的安全。 三、档案工作人员要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创造力是人们适应生活急剧变化的一种生存能力。档案工作要在经济建设服务中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最大的发展,档案人员必须善于用丰富的专业知识指导实践,解决疑难问题。同时,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把实践知识向理论知识升华,以便使自己的工作有所创新,不断开拓进取。 积极主动的协调能力。在实际工作中,档案人员协调能力的发挥常常与档案的齐全完整联系在一起。档案管理人员为了切实做好档案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和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打交道。如何才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除了依靠有关规章制度外,更主要是依靠档案工作者自身协调能力的发挥,通过工作达到各部门档案管理的协调统一。 组织文字材料的能力。档案人员有一部分工作直接与文字打交道,要有较高的文字水平,才能胜任档案工作,才能将零散的文件材料编纂成党政管理、科技管理文件及汇编、史志、年鉴等编研材料,直接为企业服务。 应用现代化手段的管理能力。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广泛应用,计算机已成为档案管理自动化工作非常重要的工具,它替代了传统的手工操作。因此,档案部门提供给利用者的不再只是纸质档案,而是大量的数字化信息。档案管理人员不再整天忙于收集、整理、进库取卷等繁琐低效的工作之中,而是负责将丰富的档案信息予以数字化,并通过网络使档案成为重要的信息资源。 四、档案工作人员要更新观念、善于捕捉信息 档案工作人员要有较强的创新意识。随着企业现代化管理手段的普遍应用,企业档案的内容、载体不断丰富,档案工作人员如何在大量的信息中开发、寻找有效的档案信息资源,档案工作人员除了要掌握专业知识,还要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效能,掌握现代管理知识。在整理做好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登记、归档等基础工作中,要将有用的东西加以总结,充分发挥企业档案对企业改革改制:经营发展的利用价值。 档案工作人员要厚积薄发。把握时代对档案工作的新要求,树立起为档案事业而奋发向上的自信心。档案工作者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岗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要不断地学习相关领域的科学知识,开阔视野,掌握档案管理工作的基本技能,从而进行档案信息深层次研究和开发,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 档案工作人员要更新观念。要提高档案的查考利用价值,将“死”资料变成“活”资源,就需要告别坐等上门借阅提供利用的旧观念,应积极主动配合有关部门的各项工作,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翔实的档案资料,做到档案服务于工作。 总之,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素质,是加速档案科技进步,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关键。在提升企业档案工作人员素质的过程中,必须强化以下几点工作: 一是要加强档案宣传力度,利用各种有效载体抓好《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扩大档案工作的影响力,使广大干部职工充分认识档案工作的重要性,落实好依法执政、依法治档的工作机制; 二是要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切实把档案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和领导工作的职责范围,摆上议事日程,要定期听取档案工作汇报,及时分析研究解决档案工作遇到的问题,并把档案工作列入本部门年度考核范围,为档案事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三是要做好档案人员的思想稳定工作,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使他们能安心本职工作,从而促进档案工作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四是要加强对档案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在注重实用性上下功夫。要结合新时期档案工作的发展趋势,按照不同层次需求,按需施教,注重实效,运用“走出去、请进来”等培训方式,使档案人员尽快掌握规范的档案管理程序和现代化管理手段,促进提高档案工作效率要加强对档案人员再教育,促使他们努力学习档案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提高档案管理的水平,要对本单位档案的数量、内容、种类、史料价值等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要结合档案工作实际,创造性地开拓档案工作新思路,适应新时期档案工作发展需要,做好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工作,提高档案利用率,更好地为部门领导、基层群众服务,为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作者单位:云南省曲靖市科技培训中心) 企业档案员论文:浅议企业档案人员所应俱备的意识与能力 摘要:可以说,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素质和能力在事业建设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影响。档案事业进步与否,取决于从事档案人员的素质,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包括身体素质、政治思想素质、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概括起来讲就是从事档案工作所应俱备的意识和能力。企业的档案室是企业的信息中心,面对办公自动化日益普及的现状,档案室该怎样为利用者提供信息服务,为城市的发展建设服务,档案管理人员应该具备怎样的意识和能力成为档案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企业档案;能力 一、现代档案人应具备的五种意识 1、树立强烈的保密意识 198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规定: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因此,档案信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保密性。档案信息能否公开、何时公开,必须依据相关法规经专人鉴定、解密后才能公开,这就要求档案管理员牢固树立保密意识,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 从大的方面来讲,档案是党和国家的核心秘密,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安全,从小的方面来讲,以哈市华能供热有限公司的管网建设为例,档案对于企业还关系到企业建设的进程。因此档案管理人员要严格贯彻落实《保密法》,提高自身的保密素质,要有较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高度的保密意识、严谨的工作作风,经手的事情件件有头有尾,手续合法。 2、树立较高的法律意识 为了保障档案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档案法律法规,比如《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22-2000),为搞好档案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这就要求档案管理人员必须按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管理,在工作中要有法纪意识,严格按照相关规范管理档案材料,对违反档案法的行为要严厉制止,这样既有利于规范自身工作,同时又使档案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依法治档的轨道。 3、树立较强的时代意识 档案因其保密性,一直以来被罩上神秘的色彩,“看摊守点”成为传统档案管理的常规模式。但是,伴随社会的进步,人们需求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对档案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档案管理员必须具有时代意识,与时俱进,才能促进档案事业的蓬勃发展。要充分认识到信息时代档案管理不仅仅是保管档案,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和人类积累财富和提供信息服务。 4、树立较先进的创新意识 意识对行为具有指导作用,先进的意识可以帮助人们采取有效的行动,促进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正如同志所说,创新是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档案事业要获得良好的发展,依赖于档案人的创新意识。 5、树立较为自觉的服务意识 《档案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介绍信或者工作证、身份证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开放的档案。可见档案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组织和个人提供信息服务,这是档案事业的根本使命。树立并强化档案服务意识,实质上是关注档案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具体体现。档案工作的职业活动、社会职能、工作手段,决定了它本身是一种服务性很强的工作,因此要求档案管理人员必须想使用者之所想,急使用者之所急,要在工作中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服务意识。在服务态度上,对待工程的甲、乙方能够作到主动、热情、周到、细致,注重人文关怀,树立档案“人文”服务新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公众、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坚持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需要,做好信息服务工作。 二、企业档案管理人员应具备的四种精神和能力。 1、档案管理人员要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开拓进取精神。 在企业从事档案管理的人员不仅要有热爱档案事业的事业心、责任感,更要有不图名利、不畏困难,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努力工作,献计献策的决心,愿将全部的工作精力投入到档案管理的平凡工作中。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办公自动化的普及,电子文件的产生将对档案工作提出新的挑战,还有社会及企业自身对档案管理提出新的要求,都要求在业务上保持与时俱进,所以为了适应时展的需求,档案人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努力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积极主动地通过学历教育、网络培训、行业论坛、工作交流等途径,不断增加、更新自身知识结构。 2、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 在企业的各项工作中,档案管理工作可以说是一项基础性很强的工作,也是提供专业服务的工作。档案的严格、规范管理虽不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明显的经济效益,但档案管理为企业顺畅运行提供了保障,是一项很平凡但很重要的工作,档案管理人员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这不仅要求从业人员要以事业为重,淡泊名利,就需要有这种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 管理档案材料整理、鉴定、保管等工作均是操作性很强的工作,只动口不动手是做不好档案工作的。实践中,档案人员要在充分理解有关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严格按照规定对材料进行分类、整理、装订、编目,完成档案材料的规范管理。此外,在现代办公自动化环境下,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应用,档案呈现出数字化的新特征,成为融入整个企业、社会网络之中的信息资源。因此, 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时代要求对提高现代办公设备的操作运用能力提出的新要求,是科学管档的基础。 3、要具有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 档案管理是指有关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和提供利用等一系列活动的总和。档案材料来源的广泛性决定了档案管理人员要面对方方面面的单位和个人,尤其是华能供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管网的建设期及设备的维护期中,经常与不同的单位与个人进行工作交接,在这个过程中,档案人员应具备一定的协调、应对能力,处理好各方关系,做好早期的材料收集和后期的利用服务工作。 4、要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 档案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且与时展密切相关的工作,如果档案人员不具备科学研究的能力,就不会有档案管理的创新。所以,管理人员既要有档案专业基础知识,又要有探究学科前沿知识的能力。通过科学研究、实践,在档案材料的保管、档案信息的开发、档案服务内容与方式的更新和扩展等方面有所创新,实现科学管档。 三、总结语 同志曾提出:“档案工作不是一下子就能作好的,要靠平时下苦功夫才行。”当今社会,档案既是维权的凭证,也是社会共同的文化遗产。而档案管理则是为社会提供集体记忆,既满足当代人的利用需要,还保持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整体性和延续性。所以,新时期的企业档案人员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更应忠于职守、钻研业务、献身事业,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管理水平,以良好的自身素质为国家、为企业贡献自已全部的力量。 企业档案员论文:浅述完善企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措施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事档案管理成为人事人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之间人员流动也越来越频繁。近年来,为了促进企业之间人才的合理流动、优化人才的发展环境,我国针对企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管理工作逐步得到重视,并且日益规范。但是在新形势下,由于人员流动性的不断增大,致使人事档案的管理也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了人事档案管理的意识不足、档案使用效率低、从事人员配备不足等问题。因此,企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综合问题,本文通过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一些在企业中流动人员档案管理的常见问题,提出一些简单完善方案和处理措施,以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问题;措施 0.引言 人事档案源于人事管理活动,是对职工绩效与个人经历的记录。企业人事档案是国家档案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严肃而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企业人事档案对于现代企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为此,这就要求企业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必须对流动人员档案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在提高从事人员专业素质的同时完善流动人员档案管理各项举措,保证人事档案的真实性,有助于人事档案管理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管理好企业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人事档案工作的改革和创新,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企业中人事档案管理出现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流动人员的迅速增加,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信息内容的不正确、不完整和不更新现象普遍存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功能削弱,致使很大部分流动人员放弃人事档案,造成人员档案存储的随意性,带来不稳定因素;其次,人事档案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在企业只能起到内部服务功能的作用,不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企业追求经济效益,部分企业认为企业档案工作是可以忽略的,使人事档案工作在企业的各项工作中提不上议事日程;另外,人事档案的透明度不高,人们对自己的信息和档案一无所知,在全社会都提倡政务公开、信息公开的情况下,人事档案的透明度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也有一些企业为了减少成本,增加利润,原有的档案机构被撤消或合并,人员编制减少,几个人的工作变成了一个人的工作,应该专职的变成了兼职,致使人事档案管理人员数量不足,大部分人事档案工作人员不得不超负荷地工作,影响了人事档案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很多企业档案工作人员更换更为频繁,致使其他流动人员档案的管理出现漏洞。人事档案工作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保密性很强的工作,它需要工作人员相对稳定,如果人事人员的频繁更换这一状况不能及时解决,将给人事档案工作队伍带来不稳定因素,不利于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甚至会带来后患。因此,在我国企业管理工作中,如果档案工作能够对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管理效率的创造和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发挥独特服务作用,那么管理效率的档案意识就会得到强化,档案工作所需的财物投入就会得到保证,企业档案工作就有了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 2.如何完善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管理 首先,要树立责任心和使命感,切实帮助解决人事档案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人事档案工作人员也要忠于职守,树立做好人事档案工作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工作中要坚持原则,尽职尽责地管好用好人事档案,使其更好地在企业的组织人事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当今社会,无论什么都强调团队精神,当然企业的任何一个部门也都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所有的业务活动都是为了输入和输出人事档案信息,为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服务,而这些人事档案信息的主要来源即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要做到及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加强与人事部门的沟通、协作是做好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讲求实效相互竞争的今天,人事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为实现企业的整体目标提供合适可用的人才,这就要求人事部门进一步加大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建立好人才档案,搞活用人机制,为企业选拔贤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员工用其所长、人尽其才;关心和改善员工的生活条件,使员工无后顾之忧,充分发挥自己的内在潜力。因此,在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现代社会,档案作为一种特殊的重要信息,对其进行现代化管理是必然的发展方向,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也是如此。现代化技术的核心是计算机、网络通讯等现代信息技术,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进而实现网络化管理,是当前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企业还应该建立短期的人事档案,即员工管理档案,为每个员工建立的内部管理档案,员工管理档案自员工到岗之日建立,每人一份,按部门归类。员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时,应归进员工人事档案的材料归入人事档案,人力资源部员工、各部门负责人可根据工作需要查阅有关员工的管理档案。任何人员不得私自更改管理档案内容,员工管理档案仅供公司内部使用。这样可以为人才流动服务机构提供详实的、完整的人事档案,又可以为本单位的利用服务。 第三,档案材料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工作的物质对象,是提供利用的前提。企业要建立健全流动人员档案材料收集网络,并与流动人员或用人单位签订档案管理合同。同时,流出或接收的档案必须完整、齐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档案材料或分批转出档案。改变传统消极的收集保存方式,要开展档案收集保管的新模式以改变现有的僵局。一些人才流动服务机构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存放是以用人单位集体委托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可以使用人单位与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建立动态联系,与传统意义上企业流动人员委托存档的区别在于克服了“人档分离”的现象。同时在创建档案时,要重点记载个人文化程度、专业水平、继续教育情况,以及参加各种资格考试等反映个人才能的资料。及时将企业流动人员的工作情况、工作业绩和在重大活动、重点工作中的表现及完成任务等情况存入档案,为用人提供必要的依据。这样才能使企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利用价值得以提升,规范企业流动人员自身诚信状况的管理,并加强推广应用。 第四,随着新形势的出现与发展,人事制度也开拓了新的服务形式,人事是适应中国企业流动人员管理的新方式,是一种促进人才产业化,最终使人事管理变成一种公众服务的制度。它由人才市场担当员工的法定雇主,负责派遣员工的人事管理,实际用工企业同人才市场签订人事派遣或租赁合同,实现劳动关系转移,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实行人事派遣后,用人单位便捷用人,打破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一体管理的局面,租赁单位用人,专业机构管人。并且通过对高级专业人才兼职租赁业务的开展,可以有效地促进地区人力资源的社会共享。中介机构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利用专业化手段为用人单位圈定合适人选后再由用人单位进行面试确定,使招聘更加准确有效。同时这一规范可突破编制限额,满足用人需求。 3.结束语 在日益繁重的工作面前,人事档案工作人员也要不断总结和改进工作方法,以适应新形势下企业组织人事工作及其它各项工作的需要。改变档案管理工作以往的被动局面,使档案管理工作真正适应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开创企业档案工作的新局面。 企业档案员论文:企业档案管理人员更替时的业务交接 企业档案记载着企业发展史上的优秀成果,对研究企业的经营业绩和科学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是进行科学分析,扬长避短,制定发展方向的重要参考,它是企业一种特殊的资源财富。做好企业档案管理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断提升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档案交接作为企业档案管理的基础环节,在部分企业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确保及时、准确交接,为企业档案规范化建设奠定基础。 1 当前企业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1 档案交接不及时、不严谨,档案交接手续不规范、不严密。按工作性质和岗位职责要求,档案管理人员交接应是一项认真细致、手续严密、责任重大的工作,而在一些企业档案管理人员离职或调动工作时,移交不按程序办事,手续不按程序办理,该检查的不检查,该清理的不清理,该签的字也不签,或者,出现“只交接一把钥匙”的现象。忽视了档案交接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忽视了档案交接工作的基本要求。 1.2 档案监交工作不认真、不严格。部分企业的领导把档案交接当做事务性的工作,看成是档案管理人员之间的事情,对档案交接准备工作很少过问,使得企业档案监交工作不严格,工作程序不完整。其实,做好档案交接工作,不仅是明确档案管理人员责任,维护档案安全完整,确保档案工作连续不断有序进行的需要,而且,也是《档案法》及《档案法实施办法》赋予档案管理人员的职责。 2 确保企业档案规范交接的措施和对策 2.1 建章立制,确保档案交接权责明晰、及时开展。企业负责人应把档案交接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档案管理人员离岗或调动工作单位时要把好关,做到档案管理人员离职、离岗先办理工作交接手续,然后,再办理调动手续,对未办理档案交接手续的档案管理人员,不得签发调动工作通知,不得办理工资转移手续,不得离开原工作岗位,并要把档案交接工作纳入单位工作制度,列入有关人员的岗位职责之中。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企业档案交接工作的监督检查,对那些明知档案交接手续未办妥仍然随意签发调令的人员,要查明原因,分清责任,依法进行处理,促使档案管理人员离岗离职之前认真做好档案移交工作。 2.2 严格监交,确保档案交接精细规范、程序完备。档案监交工作对档案交接起着见证和监督作用,因此,无论是档案机构负责人交接,还是一般档案管理人员,特别是负责档案保管接待人员的交接,都必须安排专人负责监交。档案监交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坚持原则,按程序办理。一般档案管理人员交接,可由档案机构负责人监交;档案机构负责人交接,可由分管档案工作的领导或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派人监交。交接双方在监交人员的监督之下认真做好移交、接收工作,做到账物相符、手续齐全,并要在交接文据上注明交接时间、地点和监交人、移交人、接收人的姓名职务及移交清册、页数等。移交文据一式3份,移交人、接收人各执一份,单位存档一份。交接工作结束之后,移交人、接收人、监交人应在移交文据上签字盖章,以示对交接工作负责。 2.3 加强教育,确保档案交接认真合作、圆满完成。档案交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单纯是企业档案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问题,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企业忽视了对档案管理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得一些企业档案管理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因此,在档案交接的过程中要补上这一课,教育交接双方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从而保证档案交接工作严格按照规定办理,使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前后衔接起来。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 图书馆哲学是在哲学的层面上,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哲学反思和图书馆实践所取得认识成果的科学验证,是一种关于图书馆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通过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实践相联系,形成理论的设定,理念的提出,信念的建立、事实的归纳和经验的实证。因此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理念的体现与实践中的应用,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一、“以人为本”的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服务理念、管理理念中的体现 1.“以人为本”哲学理念的概念、提出与延伸。“以人为本”是指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利益和意愿,为每个人价值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马克思受人本主义思潮的启迪,从“现实的个体的人”出发,提出“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命题,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思想形成。马克思“以人为本”的理念,批判的继承和发扬了人本主义思想,以人的解放,促使了文化的自觉,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以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继往开来,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就是把人作为历史创造的主体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图书馆哲学从中延伸出:一是“以读者为本”的对外服务理念;二是“以馆员为本”的内部管理理念。2.“以读者为本”的服务理念———满足读者需求,重视读者修养。图书馆哲学“以读者为本”的对外服务理念,是以“读者为第一,”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发挥图书馆服务职能,与读者和睦相处,给予读者人文关怀,研究读者阅读心理,尊重读者个性追求,满足读者信息知识需求,为读者提供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服务,以此减少读者对图书馆的抱怨,增强读者满意度和期望值。另一方面履行图书馆教育职能,重视培育读者思想道德修养。学好哲学终身受益,如果说馆员能言传身教的引导大学生,多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修养方面的文献,使其开阔视野、读书思辨、学以致用、弃恶扬善、求真务实、敢于开拓。那么就有益于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人生境界与道德修养,增强理性思考和政治敏锐性,提升自我控制、人际交往与辨别是非的能力。3.“以馆员为本”的管理理念———提高馆员整体素质,构建复合型图书馆。从认识的角度说,“以馆员为本”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文献信息管理、馆藏资源建设等,其效果如何,馆员起着决定性作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进入最浮躁时期,大多数图书馆在现代化进程中因只注重硬件建设,没有从根本上树立“以馆员为本”的管理理念,受市场经济的诱惑,重视经济效益的思想萌生,图书馆精神严重迷失,基本信念开始动摇,人才严重流失,图书馆事业走向低谷。进入21世纪,中国图书馆界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建立了“以馆员为本”的图书馆哲学现代管理理念,图书馆精神开始重建与回归,图书馆事业再一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哲学的角度看,图书馆哲学的内部管理理念“以馆员为本”,就是客观公正的对待每个图书馆员,重视馆员的创造力、主观能动性和决定作用,使其能正确认识、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馆员个人进步和图书馆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建立优秀团队,就是要造就综合素质强的优秀馆员。图书馆团队通过实行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调动馆员的主观积极性,凝聚馆员的能量与智慧,将会产生1+1 2的能动力,推动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这需要馆员思考问题、辨别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加敏锐,知识层面、学识水平具有深度。 二、图书馆哲学在图书馆具体实践中的应用 1.图书馆实践形成对文献资料藏与用的图书馆哲学思维。哲学思维作为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思维方式,具有思辨性、本质性和总体性特征。图书馆实践本身就呈现出哲学内涵,而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图书馆知与行实践智慧的统一。我们在对图书馆实践认识的超越和反思过程中,形成图书馆哲学思维。辟如:图书馆文献资料的藏与用是对立与统一矛盾关系,图书馆传承文化需要“藏”,读者学习和研究文化需要“用”,读者要利用文献资料,就会带来对文献资料的损耗,甚至于丢失,而能引起馆员与读者偶尔摩擦的。这个问题从哲学的角度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思考的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为读者服务是公益性事业图书馆的永恒主题,读者利用文献资料,终究是利大于弊,考虑它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使对立转化为统一。2.用图书馆哲学思维解决文献资料藏与用的矛盾。时代文化背景、文献资料的管理者、读者群和编着者构成图书馆体系,后三者受前者制约,其中文献资料管理者与读者群在特定的环境下,又能互相转变身份。用图书馆哲学思维解决文献资料藏与用的矛盾,除了培养读者基本公民道德外,还要让读者懂得传承和研究文化,需要保存积累文献资料。我馆解决文献资料藏与用的矛盾的经验:一是加强新生入馆教育的力度和频度;二是鼓励、欢迎大学生读者参与图书馆志愿者行列。让读者也当管理者并换位思考问题,让他们真正认识到爱惜文献资料的重要性,这种在图书馆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图书馆哲学思维,能让读者滋生实践情怀,体会当管理者的艰辛,并理解管理者对文献资料的藏是为用,为用而藏,藏与用的矛盾相互转化,反映了事物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图书馆哲学规律。 三、图书馆哲学在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1.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图书馆哲学个体与集体的统一。随着网络化、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运用,使得各个图书馆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最后形成现代化图书馆和原始型图书馆并存的现状。要消除各个图书馆之间馆藏资源建设“原始”与“现代”的差距,图书馆必须转变旧有的收集与传递文献信息的模式,在保障本馆基本学科和特色学科的基础上,开拓新知识领域,走以共存为前提,以协调发展为方向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之路,并借助于这个平台,在互助中得到互惠,享用数字图书馆的所有资源,使信息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将单元信息资源汇聚成集合体信息资源数据库,它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个体与集体的统一,反映了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哲学价值的回归。2.发现和整合信息是图书馆哲学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方法论。将认识方法论运用到信息控制管理中,标志着信息科学控制系统论,走向完善与成熟。信息的发现、采撷,需要进行分析评估和整合加工。运用整体与部分的系统方法论,把信息资源的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和要素等加以研究,进行定性、定量、功能与流程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再将它们综合成一个整体,也就完成了信息的搜集与整合。这种图书馆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对提高主体的理性认识非常重要。查询信息是谋略、运筹实现的过程,重要的是思路深广,有敏锐的信息反应意识,能够准确判断、鉴别出所获信息,对国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建设的当今现状和未来发展有何影响与作用。对信息资源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过程,就是“演绎、分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对信息资源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整合过程,就是“归纳、综合、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3.搜集和传递信息是图书馆哲学同一性规律的发挥与运用。信息技术的发达使人知觉、思维和操作的效率神奇提高。我们不但因电脑的代劳而不会不动脑筋,相反思索更须努力、思路更须 巧妙,得有信息资源组织导航能力与网络系统操作管理能力。图书馆通过征询、收集、存贮与传递各种信息载体,来满足读者查询、阅读、利用和索取文献信息的需求,在管理信息与研究知识的过程中,运用哲学方法论去开拓新信息知识资源领域,将会收获非浅。搜集与传递信息是图书馆哲学同一性规律得到最大发挥和应用。有统一性才有“同”,有多样性才有“异”,这才有“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比较法,并形成“求同存异”的综合。为节省读者搜索时间,我们从现代社会需要出发,围绕着某个主题,寻找信息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把大量分散、无序的隐性网络信息,经过筛选、下载、整合转变为集中、有序的显性文献知识。通过CALIS等网络系统进行文献传递,为读者提供高层次、多样化、高效率的交互式信息服务,使图书馆成为科研成果交流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与组织部分。 四、图书馆理念的形成与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馆员具备图书馆哲学素养 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价值与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如果一个馆员没有先进的图书馆哲学素养,就没有正确的图书馆理念,就会缺少精神支柱与人生信念,也就失去了对所从事职业价值追求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图书馆理念的形成与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馆员具备图书馆哲学素养,其意义在于:1.图书馆哲学素养有助于馆员形成个性化图书馆智慧,优化思维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先进的哲学,在此层面上产生出图书馆哲学理念,馆员通过树立图书馆哲学理念,再经过图书馆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图书馆哲学素养,是独一无二的,其它行业无法取代的最先进的哲学素养。这种不可替代性,一是能够坚定馆员树立图书馆事业的信念,使其在图书馆实践过程中认识自我弱点,发现自我潜能,通过否定之否定完善自我,设计自我发展方向,以此促进图书馆人才队伍向专业化发展。二是有助于馆员进行心智修炼与个性塑造,使其形成个性化图书馆智慧,优化思维品质,完善人格魅力,孕育纯真心音。能用心音去感悟图书馆事业的人,会产生对图书馆事业的崇高敬仰,也就有了一个神圣的心灵和崇高的自己,才会有爱岗敬业、甘为人梯、主动创新、积极进取等崇高的图书馆职业精神。对此任重而道远的图书馆人,应注重培养图书馆哲学素养,发展原则高度理性思维,培育价值取向思考方式,夯实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在更新自我、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过程中,从馆员角色进入到学科馆员角色。2.图书馆哲学素养能使馆员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图书馆哲学素养能使馆员从哲学的高度,运用灵活、敏锐的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逆向思维,坚持对理性的信仰与追寻,去观察、分析和理解图书馆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与基本现象时,就能形成对图书馆实践的洞察力,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唤起对实践主体的反思意识,从而产生理性思维的认知感、价值观和审美观,再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实现对实践活动的超越。譬如:在开展具体服务读者的工作时,馆员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等马克思哲学原理作为指导,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图书馆学与其它学科的内在联系;分析图书馆现状内因与外因的存在条件,把握事物量变与质变的转化规律,不断总结经验,让专业回归常识,将技能变为本能,无论何事都做到明细化、定量化,量力而行,突出实践,保证质量,提高效率,完成目标任务。 图书馆论文: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的研究 以协同理念为基础,在保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信息资源共享的同时,制定分工协作的契约,并开展技术攻关、效益分配等方面的工作,进而实现技术创新,这就是产学研协同创新。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些高校、企业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推动下,争相开展了各类技术创新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当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情况来看,还存在创新不明显或者无法有效协同等问题[1]。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如何确定适宜的信息服务模式来更好地为技术创新服务,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产学研协同创新 1.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 德国学者HermanHawking于上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了“协同”的概念[2]。他指出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配合以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这就是协同。从不同的角度看,协同创新被赋予了不同的定义。从信息服务的角度看,协同创新就是将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联合起来,并将知识增值作为主要目标,进而创造更多价值的过程。而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来看,协同创新就是各企业通过创新要素共享,并保障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一致,进而达成共赢。在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曾提出,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应该协同合作,通过切实践行“协同创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 1.2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特点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本主体包括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等,并且是与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政府等相结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较多,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错综复杂的战略性系统,图1所示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模型。产学研协同创新不仅需要保障内部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也需要保障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特点有:①多样的参与主体。不仅有产、学、研等基本主体,也有政府、中介机构以及用户等参与主体。②共享创新成果。各创新主体之间主要通过信息共享,分享科研成果并获取交叉知识,进而提升各自的核心竞争力。③持续性。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双向传递,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密切合作,并实现了长期的互动与沟通,进而保障整个系统的持续发展。④资源易得性。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让人才、资金、技术的获取渠道得以拓展。 2高校图书馆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高校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体之一,在促进科技创新并构建创新型国家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高校图书馆是为高校科研、教学提供智力支持的主要场所,不仅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储备,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服务,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2.1促进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性 产学研协同创新可以看作各创新主体根据市场、行业以及区域的需求,通过深入合作与交流,进而获得创新产品的组织过程。由于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校长期以来均是相对独立的,而各自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存在重叠的地方,所以不仅导致大量资源浪费,在维持各主体之间协同性的同时,也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3]。高校图书馆在发挥自身智力支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与需求,对各参与主体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进一步优化各主体之间的资源分配。此外,高校图书馆应该主动为各协同创新主体提供服务,并发挥引领与指导作用,以提高彼此之间的协同性。 2.2增强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高校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基地,也是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主体之一。作为企业与政府的智力支持者以及高新科技研究领域的主力,高校可以看作决定协同创新成败的关键。高校图书馆拥有高质量的信息资源,为高校提供教学服务,根据高校科研、教学目标的变化不断调整与优化资源结构,能够保障知识服务的高品质与专业性。高校参与协同创新离不开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支持,而高校图书馆可以增强高校在这个过程中的主导作用。2.3提供各类创新资源与服务高校图书馆一直以来就是为科研、教学提供服务的机构,并在不断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同时高校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也构建了相应的学科馆员队伍,并拥有计算机应用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具备强大的情报搜索、加工与处理能力,与高校各学科的专业人士合作,能够为企业、科研机构等提供各类创新资源与服务。而企业所需的大部分市场情报、科技创新以及知识产权等信息,均可以从高校图书馆获得。高校图书馆发挥自身在信息整合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为科技创新服务[4]。 3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模式 自2011年召开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后,我国开展了大范围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高校图书馆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引导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并开展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研究。部分高校图书馆利用自身技术、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为产学研协同需求者提供信息服务,并成为其中重要的智力支撑。 3.1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平台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应该借助自身优势,加强与政府部门、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进而构建一个便于信息交流与沟通的服务平台(如图2所示)。其中产学研参与者作为基本主体,可以依托该平台获得合作机会,并且不断积累合作经验;政府作为引导者能够为该平台的构建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而用户作为信息需求者,在产生需求与实践过程中为产学研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检验创新成果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作为该平台的信息资源库,主要职能就是为科研机构、政府、用户等提供信息服务。 3.2高校图书馆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模式 3.2.1以资源共享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模式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参与主体之间,在建立一定的联系后通过信息交流、传递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可有效提升组织内部的行为有效性。在知识传递与共享过程中,其中的知识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而促进高校图书馆隐性知识的共享更为重要。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知识传递,并借助一定的方式让接受者获得知识[5]。而接受者在获取知识后,通过学习并消化吸收可以进一步内化。信息资源在各个主体之间进行双向流动,如此反复并最终扩大传播范围。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信息资源的传播与共享,也可以看作个人经验的分享。高校图书馆通过这样的信息服务方式,能够促进并维护各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效交流。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其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达成科技创新。高校图书馆在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应该相互协调并密切配合。各机构或组织协同合作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创新,因此在产学研协同过程中,就需要时刻注重创新。 3.2.2以知识创新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模式 在收集整理过往知识的同时探索其中的规律,并从中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就是知识创新。高校图书馆要想实现知识创新,需要进行知识整合、共享与识别加工,进而挖掘出新的知识。而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知识创新是不分领域与类别的,其中的知识包括技术、产品、管理、工艺等多个方面。高校各专业的教学工作者与科研人员以及企业有经验的管理、营销人员等,均可以相互交流与借鉴。而各个参与主体之间信息的有效利用,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6]。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加强与不同机构的协同合作,做到相互信任、密切配合。 3.2.3以高校主导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模式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政府、企业以及高校不仅有各自的职能,也 存在一定的功能交叉。其中政府部门发挥着推动作用,并从宏观政策上为产学研协同提供指导。高校在该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合作,能够避免脱离社会需求的研究与实践。而企业通过与高校、政府联合,能够打破技术创新的被动局面,拉动高校或科研机构主动开展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以高校主导为中心的产学研信息服务模式较为常见,也包括多种类型,如大学科技园、校办企业等。 4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高校图书馆长期以来一直秉承为本校教学与科研服务的理念,但在与社会组织合作方面还缺乏积极性与实践经验。而这种长期封闭、落后的管理理念,也直接影响到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进程,并且制约了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组织由于很少与高校图书馆合作,一直倾向于通过社会上的信息机构获得帮助。因此,高校图书馆在为产学研参与主体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应该有维持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进而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 4.1依托政府与社会组织加强宣传 政府、企业等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与高校图书馆的沟通交流,对其信息服务能力与水平还缺乏了解,在遇到问题时大多是通过社会上的信息机构获取智力支持。鉴于此,高校图书馆应该加强与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并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加强自身的信息服务宣传工作。部分行业协会等社会机构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图书馆应利用这些特点,并且将这些社会机构作为桥梁,构建有效的信息服务机制,进而更好地向社会推广信息服务。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多种宣传方式,例如发放宣传书册、开展宣传推广活动等,进而向行业协会、社会信息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等推荐信息服务内容。此外,高校图书馆还可以与社会机构联合起来,主动了解社会组织机构的各类信息资源,并且借助自身优势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向协同主体充分展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内容。这种方式可以让各主体了解高校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作用,进而转被动接受信息服务为主动获取服务。而高校图书馆在向各协同参与主体提供服务的同时,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也能通过有偿服务提高经济效益。 4.2积极获取高校的全方位支持 高校协同创新的开展是将产学研各方作为主体,发挥高校的引导作用,并且获得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的支持,进而协同合作以实现技术创新的过程。而高校图书馆作为教学辅助机构,很容易被产学研协同的参与主体所忽视。很多高校领导也认为协同创新仅与各参与主体如政府、科研机构等有关,完全没有认识到图书馆的积极作用。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主动展现实力,努力获得高校的全方位支持。一方面做好校园内部的营销工作,积极向高校领导、各参与主体展示自身在信息服务方面的优势,进而获得资金、人才与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也需要加强与教研部门、科研人员的配合。同时在开展产学研协同活动时,尽量争取成为其中的主体要素,进而真正维持高校图书馆产学研协同创新信息服务平台的稳定性。 4.3不断调整与资源提供者的合作模式 高校图书馆在构建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平台并为各协同参与主体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需要不断调整与资源提供者的合作模式,进而解决信息资源无法访问的问题。由于信息资源提供商存在诸多限制,这就导致非注册用户无法访问高校的数字化信息数据库,极大降低了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利用率。高校图书馆在构建信息服务平台的同时,首先需要与各类信息提供者沟通交流,探讨全新的合作模式,以适应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需求。例如,可以设置根据上网流量收费的方式,进而保障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快捷性、高效性,并发挥各类信息资源的应用价值。 5结语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需要联合政府、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并且有效协作以促进其顺利实施。高校图书馆通过构建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服务平台,选择适宜的信息服务模式,能够为产学研发展提供信息资源与服务,弥补信息服务的漏洞,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思政教育功能研究 一、书籍报刊资源是宣传理论的工具 现代高校图书馆是知识与读者间的桥梁,在高校的教育体系中,除课堂教学能够灌输给学生正确思想,进行德育教育外,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图书馆所汇集的书籍和报刊始终是较好的学习宣传工具。当代大学生个性突出,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他们拒绝强行灌输,单一的传统座谈会,主题班会以及谈话教育,有可能造成其反感和厌倦,书籍报刊则能够避开硬性灌输的弊端,调动起阅读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使阅读者主动接受书中内容,受到教育和启发,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物质基础。例如,马列主义读物、党政机关公开发行的书籍、带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丛书、优秀哲学法律类典藏等都能够帮助学生抓住党中央最核心的政治体系,吸收最先进的理论内容,体会最深层的进步观念。又如,思想政治类期刊杂志凝聚了广大学者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包含了最具价值的思想精华,可以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接受到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树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再如,具有时效性的报纸读物,可以将国家主张、时事政治通过媒体加工转递给阅读者,使学生在对时事的阅读中,知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大事小情,透过新闻报道事件,寻求真理,建立真知。 二、网络资源平台是获取信息的阵地 互联网是科技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众传媒领域的革命性成果,借助电子技术这个平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完全在一个平等信任的前提下进行互动,真正实现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心与心的沟通,因此逐渐受到大学生的青睐。网络技术在为高校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高校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高等教育,脱离了网络化教学便不能够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高校学生对书籍资料查阅的大量需求也督促着高校图书馆建立起网络阅读体系,以便为读者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阅读服务。现代高校图书馆所保留的海量纸质材料固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而网上数据库作为学生获取资料的又一阵地,也为把握学生思想脉络,了解学生关注点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图书网络平台上,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点击自己想要获取的资源,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目,下载重要的文献材料,读者还可以借助网络对一些资源进行共享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使思想政治教育者收集到学生普遍关注和感兴趣的内容。通过阅读统计,分析学生的阅读心理,能够为思想教育提供信息反馈,便于从中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窥探某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止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借助网络宣传高效的特点,随时在网上最新的思想政治材料,利用新书推荐环节,向读者广泛宣传思政类图书、报刊,引导广大学生阅读健康、积极的文献,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在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肃静舒适氛围是净化心灵的场所 当代大学生接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经过了爱国主义和自主创新精神的熏陶,基本形成了积极、乐观、健康的精神风貌。但是,在信息高速传播的今天,受到外界消极环境的影响,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入侵,也使得一些学生形成了功利倾向,心理脆弱,缺乏责任意识,冷漠自私等思想问题,这些问题急需得到高校教育的充分认识并予以解决。现代高校图书馆与其他高校教育资源相比具有宁静安逸的特点,可以说得上是高校学生学习思考、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很多学生的课余生活都是选择在图书馆度过,那么,通过高校图书馆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引导可称之为一个“好点子”。很多学生表示,进入图书阅览室,会被整齐的书架和浩瀚的书海所震撼,进入到电子阅览室,会被丰富的现代化信息资源所包围,进入到读者服务部,会被高素质的馆员服务所感动。高校图书馆高雅的环境和文明的服务氛围,相比于课堂,多了一些民主、自由的气氛,使学生能适当的调试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逐渐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素质。图书馆内安静的环境使走进的人们不再发出噪音,都能自觉地为他人着想,主动遵守规则,克服了自私的不良心理,学会了互相体谅、关怀他人的美德。同时,肃静舒适的氛围能给予学生静下心思考的空间,在舒适的氛围里,学生畅游在广博的知识海洋中,可以逐步形成崇高的理想,树立良好的思想素质,养成优良的学风,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长此下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会得到极大地提升。 四、主题交流活动是传播知识的载体 现代高校图书馆在建筑规模和用途上存在着多样性,除常规的阅览室、读书园地、自习室外,多数高校图书馆还会设置会议室、报告厅、展厅等基础设施,这些设施配备也是评估图书馆建设成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利用会议室、报告厅等场地可以开展读书活动、时事讲座、报告会、主题演讲、宣传展览等丰富的课外实践内容,帮助学生提升思想品德和政治素养。读书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载体为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利用读书活动可以将一些重要的优秀的文献介绍推荐给学生,组织学生共同学习理论着作,能够帮助学生对思想政治方面的着作进行品读和鉴赏,在研究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和分析鉴赏能力,净化思想 ,摒弃糟粕。邀请专家进行时事讲座或召开主题报告会和演讲,可以将最新的时事热点和感动事迹带进校园,以专家视角进行问题审视,用最生动的语言表达传递党的方针政策,用最真挚的情感讲述社会主义推崇的行为,能够起到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正面引导,树立使命感和责任心的效果。利用图书馆展厅开展简报、绘画、书法展览,可以使欣赏者增强审美意识,修身养性,提高对外界不良因素的免疫力,从中受到思想政治方面的启发,以达到使学生充分认识自我、欣赏他人、赞美世界的目的。 五、资料借阅保护是培养诚信的途径 诚信是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诚信观念也是当代大学生必需的思想品德之一,对于求知欲望强烈、思维活跃、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够成熟的大学生而言,开展诚信教育尤为迫切。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存、传播和组织社会文献信息资源的科学、教育、文化机构,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使用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接受图书馆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权利。鉴于图书馆的图书报刊材料的公共性,图书馆对馆藏资源的借阅归还都制订了详尽有效的规则,以保证资源的长期使用,使得珍贵文献得以长久流传。现在不少大学生还存在着不良的借阅嗜好,有的学生会在书籍上圈圈画画,甚至撕页裁剪;也有学生对图书任意抽拿,乱摆乱放;还有学生拖延借阅时间,想尽办法将书目据为己有。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到公共资源发挥作用,阻碍到图书馆的发展。因此,图书馆必须采取正规化,合理化管理来帮助阅读者建立诚信品质。现在,多数高校图书馆会在流通阅览室安置电子报警器,针对重点文献进行保护,防止读者的不良行为。现代高校图书馆还采取了押金和安装摄像头的方式,以保证绝版文献的准时完好归还。对图书的严格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能够约束阅读者的借阅行为,对肆意破坏、盗用窃取、不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的做法进行有效管制,使阅读者从点滴做起,养成诚信习惯,最终成为国之栋梁。现代高校图书馆是大学宝贵的资源阵地,在高等院校教育、科研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作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核心机构,高校图书馆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也有着特殊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现代高校图书馆有责任购置高价值的书籍,做好学生读书的引导工作,营造舒适优雅的阅读环境,提供体贴到位的阅读服务,并有义务承担起培养爱读书、会读书的思想政治素养过关的优秀人才,利用自身优势,配合高校其他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出其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可取代的功能。 图书馆论文:有关网络环境下我国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演变 在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人类社会正面临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急剧变革,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受到新时代的冲击与震撼。知识更新经济朝代和网络时代的一些特征,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知识经济是以知识更新为基础的经济,这各经济直接领带于知识更新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 中国在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进程中,提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奋斗目标。根据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想、任务和目标,已经提出和实施了《知识创新工作》、《技术创新工作》、《211工程》以及国家其他重点科技计划,形成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完整的总体战略布局。国家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配置新资源,直辖市国家创新活动。国家创新资源配置中包括创新信息服务体系和创新资源的分配体系。图书馆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应成为国家创新信息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依靠基地的作用。 图书馆作为社会重要的信息资源基地,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提供者,对信息化、网络化浪潮的冲击更为敏感。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网络化浪潮的兴起,一个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光纤技术、数字卫星技术为主要信息传输载体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新的信息环境已经在我国形成。 图书馆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其天职就是为社会提供服务。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是通过服务体现的。在知识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需求发生较大变化,知识总量的不断的增长,知识领域不断扩展,用户自身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整体上开始从劳动密集性向知识密集型转变。用户信息需求不断增加,使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存在形态发生了变化。图书馆无论在信息资源采集、组织加工、信息服务、管理模式等诸方面将发生更深刻的变革。 一、传统图书馆服务模式的特点 传统图书馆主要收藏以纸张为载体的信息,它的服务必然围绕着纸张文献和图书馆馆舍的展开。中国图书馆由于受封建时期皇家图书馆、古代藏书楼的影响,图书馆和图书馆文献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图书馆的藏书是以保存为主,形成了"重藏轻用"、"重管轻用"的办馆思想,往往把读者放在次要位置。 图书馆论文:分析图书馆法人治理的优化 我国现行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资建设,这就意味着政府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者有权对公共图书馆的活动进行制约。然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现状是政府对公共图书馆实行全面的管理,公共图书馆也对政府部门产生依赖,不能独立自主地实行组织的管理。针对公共图书馆存在的治理机制方面的问题,笔者简要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2虽然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正在建立的进程中,北京、深圳等省市公共图书馆都有本地区单独的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规章和办法等,然而这些地方的公共图书馆在规划建设和管理机制方面上缺乏科学标准,呈现出无序管理状态,这一切都亟待通过立法加以保障。2008年文化部将制定一部完整的公共图书馆法提上日程,但是,时至今日,只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尚没有确定一部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共图书馆基本法律。没有立法对公共图书馆的保障就会产生公共图书馆的的地位模糊、管理不善和经费不足等问题,所以法制的建立是我们首要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概念被定为“由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资助和支持的免费为社会公共服务的图书馆”[5]。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者是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这就导致政府对图书馆无所不管,包揽一切,而公共图书馆也对政府产生依赖,独立性差,不能自主的管理馆内重大事务,例如购书类别也须得到政府的批准等,这就模糊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定位。同时,在政府的庇佑下,公共图书馆的竞争环境也出现弱化的局面,使得公共图书馆不能积极主动的进行创新服务,不能以读者的利益为核心,模糊了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定位。我国公共图书馆现行的管理制度实行馆长负责制,馆长对图书馆拥有决策权、财务权和任免权等[6]。这种制度虽然明确了馆长的法人代表地位和职责权力,明确了公共图书馆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办馆实体,但是另一方面却容易产生馆长对图书馆事业不作为,不利于图书馆服务效率的提高;还容易造成馆长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独断,滥用职权的现象,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图书馆内部民主思想和民主机制的缺乏,不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总之,馆长负责制有利也有弊,我们要承认缺陷的存在,扬长避短,完善公共图书馆管理机制。据调查,我国大部分地区现行公共图书馆内部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监督约束体系,对图书馆馆长和工作人员的监督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和上级主管单位,其约束仅靠各图书馆内部的管理条例和规章,显然这是明显不健全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就会导致图书馆内部腐败和工作低效的产生。公共图书馆作为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其工作宗旨就是为读者服务,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就很难满足读者的需求,引起读者的不满,造成图书馆公众失信的局面。上述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公共图书馆法制不健全、参与公共图书馆管理的各利益主体关系不明确、公共图书馆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因此,要构建一个完善的公共图书馆治理机制就要针对存在的各种问题找到解决思路,进行改革,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优化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机制的措施 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员,其法人治理机制是否完善决定着其发展进程。上文论述了公共图书馆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公共图书馆不能有效地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笔者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通过模型来阐述优化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的一系列措施,以期完善其治理,实现其价值。政治学家告诉我们民意是使一个事物合法化的基础。因此,完善图书馆立法的前提就是要确立图书馆在社会民众中的地位,赢得公众的尊重和认可。这就需要图书馆提供优质的服务,扩大立法宣传力度,加强同社会各界的交流。完善图书馆立法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研究图书馆立法的专业队伍,做好立法的组织领导工作,统筹各个地区发展现状来制定一个普适性的法律规范,才能使公共图书馆走向法制化管理的轨道。最后还要借鉴国外图书馆立法的成功经验,例如英国于1850年就颁布了《公共图书馆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法,后经几次修改,不断完善[7]。我们应结合我国国情,有选择地吸取国外成功经验,来完善我国图书馆的立法。公共图书馆处在社会大系统下,与其相关的利益主体有政府、上级图书馆、读者和相关竞争者等。这些主体都在影响着公共图书馆的运作,只有理顺情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完善法人治理。政府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者,为其提供经费来源,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掌舵”职能中,即对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确定公共图书馆的各种发展战略,制定其事业规划,指导并协调各级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做到统筹规划,而不是事无巨细的管理,要做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公共图书馆也要在政府的大政方针下对内部实施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公共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上下级之间属于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公共图书馆应该本着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原则,协调地区之间的图书馆事业,对下级公共图书馆开展的业务进行指导,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借鉴国外的总馆分馆治理模式,上下级公共图书馆应加强业务交流,实现文献资源共享,例如我国深圳实行“图书馆之城”的治理模式,加强了上下级图书馆的沟通和联系,做到集中管理。读者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对象,公共图书馆应本着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开展各项工作。读者也应树立纳税人意识,意识到自己是公共图书馆的所有者,理应得到优质的服务,当对服务不满意时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加上公共图书馆在馆藏和服务方面的缺陷,各种提供知识服务的组织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各种民办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和科技检索中心等。例如号称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实体书图书馆———青番茄图书馆,实行免费借阅、送还和上门服务等,这些服务内容比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服务质优,这就对公共图书馆造成一定的压力。公共图书馆应及时改进自身管理和服务,并与竞争者进行沟通,争取实现文献资源共享,促使两者和谐发展。鉴于我国单一的馆长负责制存在的缺陷和国外对公共图书馆管理的有效措施及成功经验,我们应对我国的公共图书馆管理机制进行变革,使其更有效率地运行。在此,笔者建议在公共图书馆馆长负责制基础上建立理事会[8],理事会可以对公共图书馆内部的重大事务进行决策,馆长领导馆内人员执行,并对其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一个三级管理体系,即高级决策层—理事会、中级管理层—馆内领导和基层执行人员。—理事会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中,重大事务的决策权由理事会来承担。理事会成员由政府部门杰出代表、社会知名人士和馆内重要领导组成[9]。理事会成员应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名候选人然后经过馆内工作人员选举产生,成员在受聘期间需了解图书馆的使命、政策和服务内容,及时做出决策应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环 境;理事会应对自己做出的决策负责,实行问责制。中级管理层作为公共图书馆的管理机构,具体负责馆内日常运行与业务的管理,其成员包括馆长及其副职。馆长作为公共图书馆的法定代表人,一方面作为理事会成员参与理事会的决策,定期向理事会汇报馆内运行情况,另一方面馆长可以下达理事会的各种决策,领导馆内人员执行理事会决策,为其工作提供便利和保障。基层执行人员即公共图书馆内基层职位的工作员工,分布在馆内各个不同的部门,这部分人员作为馆内工作的主体,是通过考试选拔程序产生的,其工作内容是执行管理领导层的决策,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并与其他馆员进行协作,发现图书馆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意见上传领导层,不断优化图书馆工作。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三个层级的运行机制,理事会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开会讨论制定公共图书馆的战略决策,下达中级管理层,由其领导基层工作人员执行决策。基层执行人员在执行决策后将问题反馈给中级管理层,中级管理层通过整合意见上传理事会,以使理事会可以有效地监督并完善其工作。当遇到突发的严重危机事件时,基层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法约尔桥”[10](意指在管理机构中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跨越等级进行沟通,以保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直接与理事会进行对话,确保理事会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应是一个具有反馈机制的上下不断沟通的运行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可以刺激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个有效率的组织一定有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存在,公共图书馆也不例外。公共图书馆应实施绩效工资制,针对不同的岗位明确绩效评价的标准和程序,刺激员工发挥个人潜力,提高工作绩效,以使公共图书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公共图书馆的监督机制作为法人治理不可缺少的环节,可以保证法人治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可以发现问题不断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笔者把公共图书馆的监督分为政府监督、上下级监督、专门监督和读者监督等[11]。政府可以通过其职能部门对公共图书馆开展的工作进行监督发现问题予以批评指正;上级公共图书馆可以对下级公共图书馆进行工作业务的监督,在一个公共图书馆内部上级领导也可以对下级工作人员进行工作监督;理事会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对公共图书馆内部各项工作进行监督;读者作为其服务对象有权利对其开展的各项服务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意见。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 【内容提要】抽象图书馆学受到专业研究者的质疑。这些质疑中的许多见解引起同仁的困惑。我们需要学习科学技术哲学知识,把握抽象图书馆学理论的实质,就此问题做进一步探讨。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越来越感到危机,其危机的根源在于自身。我们既要恰当地反对唯科学主义,对它又要保持必要的宽容。当今,反思图书馆学的内在价值取向,是必要和迫切的。我们没有必要构建“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应充分激活图书馆学所包含的思想,使图书馆事业的实践走向规范化。 1 引起图书馆学研究者困惑的探讨 新世纪伊始,黄俊贵先生的《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打破学界往日的沉寂,反响激烈,已超出当初定位于“文化沙龙”的想象,以富有学术性和思想性而备受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青睐〔1〕。程焕文、罗德运、程亚男、储流杰、阎立中、鲍振西等先生先后继续在此“沙龙”和其它刊物上展开讨论,发表了许多论文或感想。与此同时,图书馆学的两个专业网站,《大学图书馆学报》的《沙龙》(/xuebao)和图书馆学读者的《寒网》的部分网友以自立题目《图书馆及其理论体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展开学术探讨。图书馆学界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百家争鸣。颇为有趣的是,这次学术探讨涉及到与科学主义有关的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认识论,人之认识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探讨无疑是“精神的高消费”,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批判活动。 这里所说的图书馆函数及其理论体系就是抽象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作者叶鹰先生已多次表述了自己建立抽象图书馆学的目的和意义:“希望抽象图书馆学的思考和方法能为当代图书馆学理论注入生机和活力,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发展道路。〔2〕”近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同样观点:“能否像精密科学那样用一个模型或一组方程把图书馆学的核心理论统一表达出来?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或对方程进行求解来统一研究包括传统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学?”〔3〕 这种思想首先受到黄俊贵先生的质疑。在《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中,他是这样对“抽象图书馆理论”提出疑义的,我们把它摘录如下:“有人对国外有代表性的传统图书馆学的著作归纳为‘面向过程’、‘面向实体’、‘定性向导’,进而提出实行当代转换——‘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到定量’,主张采用精确数学方程式,以抽象图书馆学理论,并用了不少数学方程式,以达到图书馆学理论抽象化的目的。与此同时,还主张采用逻辑方法、计算机方法以逻辑建构、仿真建构。(见《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2期,《传统图书馆学的当代转换》一文)本人粗懂数学,对如故弄玄虚异常反感,认为既不必要,亦不科学。因为这种表述对一般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纯属‘对牛弹琴’,再者科学也不能以简单的数学公式去诠释。为此,我还特别去请教学术专家(曾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结果博得冷笑,谓曰:‘这不是理论,也代替不了理论;数学不是万能的,方程式不应该作为图书馆学论文的主要内容。’”…“在许多刊物上不时可以发现所谓‘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的玄文,如果出于‘百家齐放’,引发争鸣也应该让专业人员都能看懂,我真怀疑编辑在审稿时是否真读懂了,还是被它的虚玄迷惑了。”,“有人提出图书馆的所谓‘新思维’,立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要实现‘无馆舍、无藏书、无馆员’的‘三无图书馆’。这真是无稽之谈。如此做秀行为已普遍为同仁不齿。” 在随后的文章中,黄俊贵先生对此又做了更趋于理性的探讨:“有人热衷数学方法,把统计数据视为概括规律的惟一方式,诚然,我们应该肯定定量研究确实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但如果把它强调到绝对化,以它作为优于一切的方法,试用数学方法去代替甚至取消逻辑和哲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妥的。”〔4〕 在网络上,部分网友认为“图书馆函数是浮躁的”,“图书馆函数是图书馆学皇帝的新装”,“图书馆函数和图书馆方程怪异”,“图书馆函数与图书馆实践无关”,“此数学模型是有问题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主义的布道”,也有的采取类比的方法对抽象图书馆理论质疑,如“难道我们还需要出一个反恐函数吗?”,“我们能用高等数学来证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吗?” 这次学术争鸣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得到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些理论和见解带给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太多的困惑。我们迫切需要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掉入了概念和问题的海洋里。这次大探讨涉及到“信息”、“信息科学”、“科学”、“玄学”,“数理逻辑”,“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图书馆函数是否正确?”,“数理逻辑是否是万能的?”,“图书馆学的划界标准”,“图书馆学如何规范?”等概念和问题。 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图书馆学界这个圈子里的问题,还是整个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跨学科的大问题。我们仅仅依靠对图书馆学经典的深度理解与诠释,无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也不应该重新陷入一大堆旧材料中,仍去墨守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应积极学习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寻求有益的启示。我们需要从中外已有的智慧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从思想阅读中获取研究的力量。经过争鸣与反思,我们发现在反对抽象图书馆学理论中,有许多理性不足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简单、幼稚的批判给排除掉,抽象图书馆学绝对不是他们认为的“浮躁问题”。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有了可贵的觉醒,黄俊贵先生后来就曾倡导“图书馆学需要哲学”〔5〕。图书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对这一问题有共同的志趣,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哲学,探讨两门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又要有扎实的图书馆学本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其它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面对一个既为阳春白雪,又为大众图书馆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难题,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希望能做一次有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探讨。 2 科学主义及其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它的质疑 概念界定模糊,就会引起争议。所以,一般哲学工作者在论述“科学”与“人文”两者关系之前先定义这两个概念,尤其在两者深刻关联的时代更应如此。但问题也非如此简单,诚如吴国盛先生所言“概念有待澄清”,“回到概念问题”〔6〕。本人倾向于刘大椿先生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定”〔7〕,因而,本文所指的科学是指科学的本源意义,即与人文学科相对的自然科学。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图书馆学中存在一个叫做“科学主义图书馆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派或分支,一般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科学主义者。但科学主义取向的图书馆学研究很有市场。 科学主义在图书馆学出现,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尽管人们对斯诺命题〔8〕有各种疑问,但是这一富有挑战意义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科玄之战”〔9〕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又置身于和20世纪初如此相似的语境中。当初的“科玄之战”的一边倒的胜利,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胡适这样描述人们的科学主义倾向的:“近三十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得与不 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0〕。直到今天,科学一词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常常代表“正确、高明、有效”,科学仍然是价值与观念的代言人,科学的“标签”和反科学的“帽子”满天飞。在学术界,科学主义思想仍在不断地扩张。 “科学主义产生于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是建立在牛顿范式的科学之上的一种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或者说,是潜在万能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它。 在价值层面上,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惟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进而,过多地赋予科学与技术价值层面上的意义。在方法论上,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盲目摹仿和不经辩护地转移到人类的社会研究中,也就是说,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而且也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定位,主张以实验、实证、定量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经验化、客观化和数量化是科学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哲学基础是实体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对作为技术根源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持虚无主义态度。过分强调技术的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技术的理性标准。坚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相信一切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从而,无视或忽视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对技术的反作用。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是能够通过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的。 科学主义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政治、美术等领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科学主义心理学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质疑〔12〕。文学界也有的学者提出“‘新工具革命’不是文学的灵丹妙药”〔13〕。科学主义当然也受到很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批判。图书馆学界为了捍卫图书馆事业的尊严,也不断地反对科学崇拜、技术崇拜。黄俊贵先生对科学主义思想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科学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在图书馆学界很有影响。比如,有人认为:“强调和强化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向,大力弘扬文献计量学这类图书情报界独有的方法,更多地借鉴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合理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有效的其它方法,也许能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尽快地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14〕。许多成果也或多或少地透露这种思想,尤其是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批评者盲目拿西方的科学范式来评价图书馆学,殊不知这些西方的范式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范式。又比如,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馆哲学定律,人文图书馆学哲学五定律〔15〕的思想。当然,“图书馆学五定律”存在翻译问题,他们用物理学中的“定律”来代替哲学的“原理”。这些定律的元素中有人,如作者认为是人文的,那它的意义必然与精神层面相关,这种做法看似强调了所提出的观点,但由于借用了“定律”,反而使人对这样的“定律”疑窦丛生。这种做法并不是“用词语包装的问题”,而是利用了图书馆学者喜欢的语境来获得认同。图书馆学研究不遵守哲学的一般规范,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在图书馆学论文中,许多人经常应用西方未来学家的名言“计算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正说明部分图书馆人在迎合科学主义。〔16〕 期刊中,还不难发现诸如ontology,纳米图书馆,图书疗法,图书馆力等等新提法。这些东西“雷声”大,与图书馆关系没有多大。 有人号称他提供的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数十万元,这种消息真假实在难辩。严格地说,应该是这种信息有利于企业节省数十万元。 当商业炒作的图书《学习的革命》粉墨登场时,图书馆人却为之欢呼〔17,18〕而事实上,这类书是科学神话的畸形产物。这种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却在以书为“根”的图书馆学中出现,难免不让人深思。它产生的根本原因,除了我们图书馆研究者科学精神不足外,就是人们太相信它所谓的“科学的方法”,相信它“一个星期学会一门外语…”的科学神话。 图书馆学者相信网络神话大有人在,甚至相信图书馆馆长将来由CEO代替。随便什么文章都要提及“网络”,与“网络”联系起来,实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何阳的点子公司被图书馆人欣赏〔19〕,不幸的是何阳却因诈骗入狱。这就是我们对信息科学没有个正确认识的结果。 “一个数字图书馆,半壁江山”〔20〕,就是图书馆人对无条件研究数字图书馆,而轻易上马者的无情讽刺。 图书馆单向度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21〕。图书馆学界有人把读者想象成全是知识精英,认为图书馆事业服务的对象都是科学人,认为图书馆人应该是专家身份,不自觉地将自己打扮成专业人员或某个学术专业的从业人员。还有人用“科学”或“技术”来为图书馆人编制许多美丽的梦幻。图书馆学界依然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图书馆学除了弘扬科学精神外,还应以关注生命尊严,关注生命的真美为自己的本命。我们看看我们的期刊吧,疯狂地宣泄人们的技术激情,反倒是研究读书文化的文章很少见诸于版面。 3 正确认识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危机。在反对科学主义的讨论中,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认为它的危机是由于人文学者的质疑造成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图书馆学中科学主义思想的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其自身。由于图书馆学缺乏独自的研究对象、独立的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所以,科学主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为信息,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图书馆学隐含地定位成自然科学,才是它危机的根源。将图书馆学向精密科学的努力心愿是好的,但却是不可能的。现代图书馆学是一个学科群,图书馆学既有科学的研究,又有人文的研究。有人戏称“图书馆学是上帝之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主义是只见信息不见人,“人”不过是标有刻度的“木偶”。这些科学主义沉迷于结构优美的逻辑演绎中,无情地抛弃了人们的非理性世界,从而成为“黑板图书馆学”。这些科学主义理论由于没有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所以,他们一方面拒斥形而上学,一方面自己仍然逃脱不了成为形而上学的厄运。这才是其致命的弱点。 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物理学本土化问题,数学本土化问题?却有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物理学研究者从来就不考虑哪些是中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哪些是美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而图书馆学就不一样了,它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图书馆事业出现的文化的多元性,文化取向是“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来自实践的批判是最有利的批判。实践是图书馆学的最大价值取向。创新是图书馆学的生命力。在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许多科学主义的东西离图书馆所在的现实越来越远,从而成为纸上的数据和公式。许多科学主义的理论成了怪异的理论,在图书馆学和馆员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当然,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思考,有没有“科学的爱情”,“科学的道德”,“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中,来图书馆的人不一定都是理性的人,知识的人,还有普通大众。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利用数学方法,通过交叉科学研究取得了诸如引文分析法等理论成果,这些都是图书馆学的进步,在社会上也被广泛应用。但人们也不断 发现这些核心期刊表在不断地被人误用。也就是说,核心期刊表是有一定的应用范围的,也有自身的弱点——就是它代替不了专家的意见。 我们要恰当地反对科学主义,不能把科学主义与自然科学,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相提并论,更不能把“反对科学主义”看成是“反科学”。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反对把物理和数学逻辑应用到图书馆学中,也没有反对技术研究,而是反对试图把图书馆引入精密科学的科学主义思想。 图书馆人在反对科学主义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有人认为反对科学主义不利于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建设,会说“图书馆学就是因为科学性不强,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没有必要反对科学主义”。我们认为科学性和科学主义是两个概念,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更不相同。正因为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不强,图书馆研究者的科学精神不够,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才会对科学技术寄于厚望,才对科学迷信,对技术崇拜。反对科学主义,正是为了弘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尊重科学。 其二,许多批判的理性不足,反而受到科学主义的反击。图书馆学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许多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对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没有从科学主义的自身逻辑和实践找出问题的实质所在,用“图书馆人看不懂”作为依据,也出现了非学术的语言,显然容易遭到反批判,有人就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没有几人能看懂”这样的理由拒斥人们的批判,也有人用“曲高和寡”对人们的批判搪塞。又比如,有的学者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来对科学进行所谓的结构与消解,甚至盲目地攻击科学与技术本身,否定科学的理性价值。再比如,许多人只管批评,不管建设。这些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肯定是行不通的,与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研究的宗旨相违背。综合这几方面的原因,我们有必要正确地认识科学主义的。 用科学的技能,哲学的思维,人文的价值,构建健全的图书馆学体系,服务于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论文:信息社会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初探 [内容提要]: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从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入手,分析了各项业务工作中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并就“合理利用”、侵权与被侵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信息;文献 图书馆是从事文献信息搜集、加工、存贮、传播、研究等活动的场所,其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与知识产权保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图书馆角色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图书馆除了承担传统的信息收藏、传播任务外,还承担了部分信息出版商整理出版各种形式的信息产品的任务,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也不再局限在如何“合理利用”他人的信息资源,还包括如何利用法律手段,合法地保护自身的权益,因而知识产权问题更加受到图书情报界的密切关注。基于此点,本文将就图书馆可能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信息搜集整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信息搜集是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工作的基础,在此方面图书馆主要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是所收集的信息产品是否为合法的信息产品。我国在199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两个国际公约,在1992年又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因此在法律上,不论是国内作品还是国外作品在我国境内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有关法律条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或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其制作作品也就是非法出版物。 但在过去,有些图书馆由于经费上的限制,往往无力购买外文原版书刊资料,因而只能通过选购一些影印的书刊资料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工作起步较晚,整个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薄弱,一些盗版侵权活动还比较猖獗,非法盗印的书刊、音像制品随处可见。这就要求我们的信息工作人员加强法制意识,在文献信息资料的采购过程中自觉地选择正版产品,维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正当权益。 二、信息服务与知识产权保护 1、借阅:书刊借阅是图书馆为用户提供的一项主要服务方式。对于著作权人的图书外借,图书馆界历来有“公共借阅权”之争。这里的“公共借阅权”是指著者因图书馆将其所著图书借给读者而获得报酬的一种权利,它在西方国家发展很快,目前英美等国已开始在公共图书馆中推行该制度。但在我国,由于我国的经济、文化还不够发达,若采用“公共借阅权”制度将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著作权法》作了明确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这种作法是否合适,目前仍有争议。 2、复制:复制是使信息得到广泛传播和利用的重要手段,它在《著作权法》中被定义为“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但现代技术的发展,似乎为复制的内涵又赋予了新的意义,光盘刻录、电子扫描,网上信息下载等新型方式都已被看作是复制的重要方式。虽然,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研,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或图书馆、档案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皆属于复制合理利用的范畴,但是由于新的复制方式及其复制对象的特殊性,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些问题。 首先,将原有的印刷品形式的作品数字化提供给用户使用是否为合法行为,是否产生了新的作品,此点业界目前已基本有了结论即并未产生新作品,在“合理利用”范围内的复制是合法的,但不得出版发行;其次,用户通过INTERNET或局域网下载图书馆放在网上的信息,需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还是可任意复制,这个问题与数字化作品的传播方式的认定有密切关系,现在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第三,若用户阅览图书馆放在网上的信息,其暂存于随机存储器中的信息是否已构成复制行为,读者是否有权对其进行各种形式的处理。因此,图书馆在开展复制服务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就极易造成侵权,对此我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数字化作品的网络传播:近几年来,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和全面普及也带来了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网络传播。网络传播这种方式,不但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文字信息,而且可以传递给用户声音、图形、图像和动画等多媒体形式的信息,这使得图书馆利用网络来进行信息的传播变得越来越普遍。将数字化作品进行网络传播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常见的有电子数据库的检索、视频点播、网络远程教学等。 1)电子数据库具有存贮量大、检索方便、快捷,可以包含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信息的特点,从其问世以来就备受信息工作者的青睐,特别是WWW检索方式的出现,普通用户不需经过培训也可便利地查到所需信息,因此大多数图书馆都引进或自建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并通过局域网或INTERNET网向用户提供服务。 2)视频点播是一种新兴技术,通过视频点播,用户可以在远端利用计算机或电视机的远程遥控器,通过网络随心所欲地从图书馆所收藏的大量视频资料中获取自己需要的视频节目。此种方式是图书馆向用户传播视频信息的重要方式。 3)网络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人们可以在计算机网络的环境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随时、随地的交互式”教学活动。图书馆是开展网络远程教育的重要基地,大量的教学软件和信息资源需要经过图书馆在网上传播给读者,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 对于网络传播这种方式,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都是将数字化作品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公众传播是一种怎样性质的行为,其次需确定的是这种行为是属于一种合理使用作品的行为还是属于著作权人的一项专有权利。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是“发行”行为,其理由是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而用户从网络中下载一件作品时,只要数字化信息进入到用户的RAM中,就可以稳定地在一定时间内或者永久地被再现原作品,也就构成了“复制”行为,从而构成了“发行”行为。另外有些学者则认为是类似“广播”行为,理由是播放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手段传播作品,而网络传播作品和同有线电视传输作品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且将网络传播看作公共传播行为还可避免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无需扩张“发行”的定义。对于第二个问题,大多数人认为除了合理复制外,为读者提供作品的持久性拷贝需经过版权人的授权,这类授权可以通过签署许可协议的方式来明确,比如:限制允许访问的范围即只有在特定的地点或特定的域名范围内才能访问,访问作品时按次收费,通过数字水印、电子签名、密码、CA(CertificationAuthority)认证技术等技术方式限制读者对该作品的拷贝和传播等。 4、信息咨询服务:咨询服务主要是代用户详尽地查找专题情报以及编制各种二次文献及三次文献的工作,是图书馆开展的一项深层次的服务工作。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都是建立在研究、加工、整理他人作品的基础上,而其研究成果即所研究作品的也将部分或全部提供给用户,因此,在这些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都会涉及到知识产权。无论是手检还是机检方式,如果少量复制相关资料供用户作教学、科研之用,应该属于“合理使用”范围,但若大量复制相关资料,特别是大量套录数据库内容供用户作其它用途使用,则属于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一般,图书馆在购买数据库时,与出版商所签定的合约中,对于合理使用数据库的范围都会作出一些明确规定,如用户的性质、复制的方式、复制内容的范围等,工作人员应留心这些规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5、资源共享:近年来书刊价格的飞速上涨和信息的急骤膨胀,使越来越多的信息工作者认识到只有通过资源共享才能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为图书馆间进行资源共享提供了可能,于是在图书馆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联盟,希望通过联合订购、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活动来满足用户的需求。这些做法虽然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但也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多个用户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网络和数字技术使用同一份拷贝,这种做法将打破以往版权人及出版商获取的利益与公众获得信息之间的平衡,有些出版商们开始担心图书馆所购买的第一份拷贝是否将成为众多用户的最后一份拷贝。如何在现代技术环境下重新建立二者之间的平衡,既保护著作者的权益又兼顾公众的利益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三、信息产品的生产 1、编辑作品:按特定目的搜集信息并对其进行加工整理重新编排,形成新的作品一直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传统的图书馆主要进行的是题录、索引等检索工具以及综述等三次文献的编制、专题材料的汇编等以纸质为载体的工作,而现在计算机的普及、数据库技术的成熟以及信息数字化工作的简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涉足数据库、多媒体作品的生产,譬如,建立馆藏书目数据库、联合目录数据库、各种类型的导航库、多媒体形式的专题数据库等。 在这方面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编辑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权,如何保护自建数据库、多媒体作品的著作权,另一类是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他人的作品作为素材,是否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许可,是否会构成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由于传统的印刷型汇编作品受著作权保护基本已得到公认,因此这两类问题的焦点实际上是集中在数据库和多媒体这两种作品上。 对于数据库能否作为编辑作品加以著作权保护目前仍有争议。数据库是一种以系统、有序的方式对数据或其它材料进行编排,并通过电子方式表现的独立作品或信息的集合,按照我国的〖著作权法〗和有关的国际公约条例,可以当作汇编作品看待。但由于数据库的内容极易被其它人复制,并可根据需要再进行摘取、重新编排,形成新的数据库,人们很难辨别它是否通过内容选择或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由此引发了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争议也就在所难免。 多媒体作品是一种通过采用数字技术,将文字、数据、声音、图像等多种媒体信息同时或交替表达的信息的集合,它通常表现为二类或多类作品的集合。关于这类作品的性质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当作汇编作品看待,因为多媒体作品虽然创造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但它并没有改变汇辑作品的属性。一种认为不能简单地当作汇编作品看待,而应当象电影作品一样,单独规定为一类作品加以保护,理由是多媒体作品的制作是可以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选材、构思、用多媒体制作软件按总体设计方案进行脚本、绘画、声音的创作、合成、调试最后形成可播放的产品,与电影作品的制作相似,既然电影作品可以单独作为一种作品,多媒体作品也可以单独作为一种作品。不论多媒体作品的性质如何,多媒体作品应受到著作权保护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各国现行的〖著作权法〗规定人们在使用他人作品时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向其支付报酬,因此不论是数据库还是多媒体作品,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采用他的作品作为素材进行制作。数据库、多媒体作品在制作过程中往往采用了大量的具有著作权的原始作品,如果要先找到这些著作权人并征得他们的许可,然后逐一偿付其使用费,对任何一个制作单位而言,都是一个需耗费大量时间、人力、物力的事情,在现实中是也难以行得通的。这种情况下有些国家就提出了成立专门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处理数据库、多媒体作品制作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原始素材问题,但这只能解决能够付费的问题,如果著作权人要求付高额使用费,如何协调好权利人和制作者之间的关系,这类机构恐怕还无能为力。 2、计算机软件的生产:信息管理的自动化离不开计算机软件,图书馆作为计算机软件使用者的同时常常也是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者。在传统的〖版权法〗中,计算机软件是作为作品来加以保护,但由于计算机软件本身的特殊性,我国在1991年6月又特别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因此在我国,计算机软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将涉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另外,有些学者认为计算机软件还应受到〖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目前计算机软件保护适应法律的主流仍是〖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按照〖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这两部法规目前还只能保护软件作品的表达,即计算机程序的源代码、目标代码、固化在只读存储器中的程序都受二者的保护,而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概念、发现、原理、算法、处理过程和运行方法则不在保护范围之列。这就给制作者们带来一些问题,计算机软件虽是以程序和文档的形式表达并通过它们来实现某种功能,但整个作品的核心是制作者的创造性构思,他们通过合理组织数据结构,优化处理流程和算法等手段来实现软件的高价值,而一但有人利用著作者的构思,再独立开发出与其作品极其相似的软件,或者采用特殊的方法,修改一下软件中变量名、函数名或过程名,调整无关紧要的流程运算顺序,则会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可以冠冕堂皇地受到法律的合法保护。另外,计算软件极易复制且复制成本非常低廉也容易导致非法盗版的现象严重。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制作者们还只能通过采用一些特殊的加密措施对产品加以保护,从法律的角度如何有效的保护制作者们的权益目前还是一个难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四、组织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这方面主要涉及的职务作品与非职务作品的划分以及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现行《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职务作品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作者只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它权利如发表权、修改权、使用和获得报酬权等权利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1)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计算机软件、地图等职务作品;(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否则著作权由作者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只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由于在我国,除职工个人发表的文章外,图书馆的信息产品生产一般是信息工作人员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在工作时间,利用单位的设备去完成的,因此这类作品应属职务作品,作者可以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它权利则应由图书馆或委托图书馆生产产品的个人或单位所有。现在有很多单位为了避免在产权上发生纠纷,保护其所属单位的知识产权,协调职工及其所属单位的利益关系,已采 取了一些措施,如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本单位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或在签定用人合同时,作为合同的一部分,明确规定职工与单位的责、权、利关系。 五、结束语 1、实际上图书馆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远远不只上面所探讨的那些问题,像商标、网站域名等也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由此也可看出,今后图书馆所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将会越来越纷繁复杂。这就要求我们信息工作者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同时,要密切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立法动向,遵循合理使用原则,正确处理产权人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注意教育和引导用户合理使用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资料,减少或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学会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2、在印刷媒体环境中,图书馆基本上可依据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及其所保障的合理使用原则来满足用户的各种信息需求。然而,随着信息资料由印刷媒体向数字化媒体的转化,随着加工、储存、传播和利用信息手段的更新和发展,原有的法律、法规已不能完全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因此调整和完善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的工作已迫在眉睫。目前已有很多国家在修改原有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信息工作人员也应与法律工作者一起密切关注国际知识产权立法及实践的动向,为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逐步实现与国际贯例接轨,实现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出谋划策。 图书馆论文: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德育功能 加强管理,把握图书选择原则藏书工作是图书馆图书资料工作的基础性环节,围绕学校任务,针对学生思想,坚持藏书的思想原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与此相应的问题是要防止格调低下,属于消极文化现象的一些读物进入图书室。不良图书会使学生的心智被书中的邪恶与污秽熏化,使学生误入歧途,毁了一生。因此,要把好图书采购质量关,主要是要选购有利于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丰富各科知识面的书籍。要坚持从新华书店这一正常渠道进书。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净化学生的精神食粮。 做好导读工作,把握学生阅读倾向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引导学生读好书是图书资料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活力。与此同时,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潮也对我国精神文化生活形成冲击,使涉世未深、缺乏鉴别能力的青少年分不清良莠,部分学生受社会某些不良思潮的影响出现言情、武侠等读书热点。对此,图书管理工作者应注意社会思潮动向,把握学生心理状态,及时给学生推荐优秀书刊,正确引导学生阅读社会进步主流中健康向上的书刊。有的学生不善支配自己的课余时间,他们到图书馆来,大多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只是抱着随便找本书消遣的心理,图书馆工作者应精心做好导读工作,向学生推荐既开阔视野,思想性强,又能帮助他们提高思想修养的图书。 同时与班级任课教师密切配合,共同磋商,开列出书目。这样,让学生相互转告到图书馆主动借阅这些健康有益的图书。 多种形式开展评书导读活动利用图书开展多种形式的评书活动,是图书馆引导学生学会分析、评价书刊的重要形式。这样做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识别分辨能力,又有进一步发挥书籍的教育效果。如在爱国主义教育读书活动中,应突出热爱祖国这个中心,及时整理出内容丰富、入耳入心的乡土教材,并结合本地历史特点(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或历史进步人物、或好的乡规民约等),集中爱国主义主题的书刊推荐给学生阅读。另外,新书上架后,组织学生进行评书,一是评出该书的优劣处;二是座谈读后感。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开展读书短剧表演、专题辩论比赛,让学生就博学与精学、实践与理论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或通过读书漫画比赛,使学生的思想插上了遐想的翅膀。 多种形式的评书导读活动可使学生在互相交流读书心得的过程中,互受启迪、互受教益共同提高。 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要使学校图书馆上档次、上等级,真正成为教书育人的基地,当务之急是应尽快造就一支自身具有较高德育素质、又懂得在图书管理工作中如何进行德育教育的新型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 首先应从实际出发,规定必要的时间,全方位动员图书管理工作者坚持在岗位上学习,内容应有针对性、有实效性,并进行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必要时列入个人档案。还可以让他们参加自学考试、或参加函授、或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辅之以必要的授课、研讨和交流;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分期分批将图书管理人员送到中、高等院校进行深造;还可以通过外聘、外调、委培等途径,将德才兼备的同志充实到图书馆工作者队伍中来。 其次是引进竞争机制,优胜劣汰,增强其紧迫感。在改革大潮席卷全国各行各业的今天,对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进行大胆改革势在必行。应实行“定岗、定编、定人员、定责任、定目标”的新运行机制。校领导要统筹考虑,要确确实实动“真格”。让一些思想素质不高而又责任心不强的图书管理人员改做其它工作或暂且待岗,表现好后再受聘上岗;采取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的办法,将一批事业心强而又基本功过硬的同志充实到图书管理工作者队伍中来,提高图书管理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本着“因地制宜,立足创新”的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和实施计划,建立有效的制约和激励机制,实行符合特点的管理,把评职、晋级、评选先进等激励杠杆引入图书管理之中,同时还建立竞赛、考核评比、奖励等制度,必将会收到明显的效果。 图书馆论文:图书馆和地方文献资源价值浅论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使各地都拥有大量的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它们体现了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将它们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起来,将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地方文献的特点 地方文献是文献的一种类型,它实际上是按文献内容或形式上的地域性特征进行划分产生的。不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概念。它的内涵众说纷纭,大体上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是指一切与地方有关的文献,主要包括史志、地方出版物和地方人士着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讲,是指内容上与地方有关的一切文献,我国最早对地方文献进行概括的是我国地方文献事业的奠基人杜定友先生,他认为, “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照片、影片、画片、唱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稿、印模、簿籍等等。”这一定义迄今为止仍是较权威的一种解释。 和其它文献相比,地方文献有自己的显着特征。①地域性。这是指文献记载的现象、事实和人物都发生于某一特指的地域范围之内,或与这一地域有关。由于它详实地记录一个地域的经济、政治、文教、史地等人文与自然状况,常常被称为“省情” 、“市情” 、“县情”等。区域性又被称为地方性,是地方文献的最大特征和本质内涵,是确定地方文献的主要标准。“地方”的概念原则上应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标准。②史料性。地方文献往往是产生于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大多属于原始文献和原始记录,信息活,内容可靠。部分地方文献具有不同程度地保密性,且印数少,一般不重印、再版。地方文献是我国历史文献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一方之全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③多样性。地方文献是对特定地区自然、社会、人文等事物的历史与现状的全面的综合性记录,是文献的区域性特征类型,由文献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可知地方文献具有多样性特征。从内容上看,它涉及有关某地域的自然、人文、历史、人物、经济、政治、民俗、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方言及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从形式上看,除印刷型地方文献外,其记录知识的符号、记录手段及其相应的物质载体等都具有多样性特点。④系统性。地方文献的内涵首先不是指某一类文献,而是各类型地方性文献的综合,各类地方文献在内容上存在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共同反映有关地方的发展历史。 2 地方文献的价值 由地方文献的涵义及其特征决定了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2 1 地方文献资源对发展地方先进文化有极其重要价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第二条要求“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什么是先进文化,指出,先进文化就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推动人类进步,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并在诸多思潮的较量中日益显示其生命力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先进文化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特点。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大深厚优秀的民族文化,世界上出现的文化本土化趋势正说明。一种先进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全人类的。弘扬民族精神应从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出发,充分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弘扬自己的文化,努力发掘本民族文化、本国文化,使之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地方文献的区域性正说明了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化特征。所以,搞好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正是发展民族先进文化的具体要求和体现。 2.2 地方文献资源开发利用对于地方建设事业具有重要作用 地方文献具有区域性特征,从行政区划来说,行政区域级别越低,其地方性越强。地方文献产生于地方,是有关某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全记录,其本身就是地方文化和地方社会发展的结晶、记载和表现,因此,地方文献具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对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作用。① 它可以为认识某一地域的历史和现状提供可靠资料,所谓“地近则易核,时近则亦真”。②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以为地方社会发展决策规划和实施提供以资借鉴之经验和信息。③ 思乡愈爱国,忧国方恋乡,地方文献可以为进行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绝好材料。④ 由于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地方文献是编纂地方史志最重要的基础资料。我们常认为,一项科学研究的过程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用在搜求文献资料上,从事地方文化和地方科学研究同样离不开地方文献。从整体上说,地方文献资源是进行地方科学研究和地方文化建设的基础。总之地方文献在地方建设事业中可以全面发挥作用,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2.3 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对于发展图书馆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文献资源是图书馆文献资源中一种重要的特色资源。 由于历史原因各公共图书馆积累了大量地方文献资料,是一个地方的地方文献中心,是其它类型图书馆和个人收藏所无法比拟的。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总理曾两次就这一问题做出专门的指示。l982年,文化部在《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地方文献工作是省(市)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化和资源共享化的今天,图书馆拥有地方文献已成为一种优势,搜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已是图书馆特色化发展战略方向。随着文化的日益繁荣,因地方文献蕴含丰富的地方文化内容,从而发展成为以地方文献热的“信息资源收藏热”和“开发利用热”。可以说,地方文献资源已成为图书馆的宝库和特色化的标志。总之,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是当前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重要内容,做好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工作,开辟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领域,是衡量一个图书馆是否有特色的重要标志。 图书馆论文:计算机信息网络给图书馆带来的影响 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趋势,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对人们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巨大变革。图书馆作为社会重要信息资源基地,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提供者,对信息化、网络化浪潮的冲击更为敏感。计算机信息网络给图书馆的藏书管理、服务模式、资源共建共享、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等许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现代图书馆生存的网络环境 电子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网络环境。所谓网络环境,是指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相互结合基础上构建的宽带、高速、综合、广域型数字式电信网络。这种网络通过网中设网、网际互联可以覆盖一国、数国乃至全球。在网络环境中,传统的信息提供与获取方式将彻底改变,分散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以数字方式存贮,通过通信网络相互联接,人们可以借助网络上任一终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资源。 国际计算机互联网在全世界的迅速扩展,标志着这样的网络环境正在形成。Internet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用户、信息资源和信息系统联系起来,提供一系列的信息资源联结、组织、检索机制和信息传递、服务形式,将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联结起来,实现网间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面对全球信息网络化趋势,我国也及时规划了信息网络化建设进程。目前,我国已建成了中国公用分组数据交换网(CHINAPAC)和中国公用数字数据网(CHINADDN),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金桥工程)已经启动。全国规模最大的计算机网络——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络(CERNET)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它内联全国主要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科技信息机构,外联国际互联网,与全球范围的现代信息网络接轨。 二、网络对图书馆藏书的影响 图书馆藏书是图书馆赖以提供信息服务的资源基础。目前方兴未艾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将给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结构、馆藏资源获取方式、信息资源的保障方式、馆藏文献购置经费等许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结构的影响。国际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赖以提供服务的资源基础,而且使信息资源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信息资源,是经过图书馆收集、整序、贮存并拥有“所有权”的文献。现在,人们从网上存取的信息,虽然不同于馆藏资源具有“所有权”的属性,但它如同馆藏资源一样具有可资利用的属性。网络资源极为丰富,存取便捷,因而将成为图书馆提供服务的重要基础。 2.对馆藏资源获取方式的影响。图书馆获取信息资源的传统方式,主要通过购买、交换、接受捐赠等途径获取文献。文献入藏后,图书馆便拥有该文献的永久所有权和使用权。然而,图书馆通过网络获取的电子信息,往往不是信息资源的本体,而是信息资源的网络使用权。信息的获得,则有购入、入网、联机使用权、租用、交换和免费等多种方式。这些新的信息资源获取方式,需要新的技术、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 3.对信息资源保障模式的影响。网络环境对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设中的分工协调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因为当一个图书馆的馆藏转化为电子文献并能通过网络向用户提供服务时,其他图书馆相同的藏书再加工、上网,就成为多余的。网络环境使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图书馆能相互利用信息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为保证网上信息资源的全面、充足和系统,减少冗余和浪费,客观上就要求各图书馆必须摒弃自给自足的信息资源保障模式,将自己纳入地区、全国乃至全球的信息网络中,根据网络的要求和用户需要去收集、加工文献资料,使各图书馆上网的信息资源各具特色,避免雷同,从而建立起功能较强的信息资源社会保障模式。 4.对馆藏文献购置经费的影响。购书经费短缺是多年来困扰图书馆的难题。除了书刊价格上涨客观因素外,就图书馆自身而言,主要是缺乏馆际协调。在藏书发展中,各馆不仅要入藏本馆读者常用的文献,以满足最大量、最经常的信息需求,而且要入藏那些较少使用的资料,以满足读者偶然的特殊的需要。网络环境为解决这道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网络环境中,各图书馆可以便捷地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从而使图书馆有了可靠的信息资源保障。由于有了网络资源作为后盾,各图书馆可以将有限的经费去购买本馆最常用的、有特色的文献,而其他信息需求则依靠网络资源去满足。所以,网络环境为图书馆购书经费的合理使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网络对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影响 网络信息资源的出现,彻底摧毁了传统图书馆模式,也给图书馆的发展空间带来了新的契机。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对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方式受到严厉冲击,促使传统的机制、运作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型服务模式的雏形已出现。图书馆服务工作从满足书刊代阅的文献需求为主,转移到以满足知识信息需求为主、以知识开发服务为主要功能的模式。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新服务模式,具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开放型服务。图书馆开始突破围墙,跳出固定场所,主动接触社会,摆脱了传统文献处理的限制,在信息的采集、加工、组织、服务方面,面向网络环境,以新的方式组织、控制、选择、传播信息,建立了辐射型的开放服务系统。 2.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相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在完成公益性服务的同时,开展各种类型的有偿信息服务,已经得到社会和读者的认可。这不仅可以弥补国家投资的不足,也可以促使图书馆有自我生存的自身发展能力。 3.多样型服务。现代图书馆以用户为中心,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摆脱传统的服务方式,摒弃单个、重复、被动、琐碎的手工服务。把服务模式从单纯服务型转变为服务经营型,把服务推向市场,开展信息的深加工,如代查、代检索、代翻译、人办手续、代复制、联机检索、光盘检索、联机目录查询、网上专题信息服务等。 4.产业型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机构从单纯公益型向以公益型为主、经营型为辅的服务机构。新型的信息服务机构,以生产和经营信息产品为主,出现以经营型为主的服务机构。 四、网络促进图书馆资源的共建共享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指各级各类图书馆根据用户对社会信息的需求,通过网络利用计算机、通信、电子、多媒体等先进的信息技术,高度理想化地对各馆藏信息资源和网络资源进行综合协作开发和利用的活动。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信息时代的到来,决定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未来图书馆开发和利用信息 资源的必由之路。图书馆实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解决知识信息剧增与馆藏力不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也是用户的迫切需求。 网络环境下出现了促进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一些积极因素。网络为图书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Internet网、中国教育科研网以及中国信息网的开通与互联,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Internet网成功地采用了TCP/IP(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互联协议),TCP/IP采用的互交换技术,解决了不同硬件平台、不同网络产品和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任何计算机只要采用TCP/IP协议与因特网中的任何一台主机通信,都有可能成为因特网的部分,进行大规模的网络互联,自由地选择利用各种网络服务,顺利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部分国家或地区图书馆相继协议协作,不断推进着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提出的“开放”思想,在促进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由封闭向开放,由被动向主动,由浅层向深层,由粗放向效益密集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网络环境下要加强图书馆信息资源进行共建共享,首先,要建立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法律保障体系,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规范各方面的行为,以确保各方的利益不受侵害;其次,要规范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制上的保障措施,建立统一协调、条块分割、布局合理,能确保进行宏观调控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全国性信息资源管理职能机构;再次,要普及使用新技术,如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缩微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光盘技术、网络通讯技术、虚拟现实及计算机应用等新技术,引进适应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发展需求的现代技术设备及掌握该技术的人才,加强图书馆局域网、广域网及Internet网等系统工作人员高级技能的培训普及以及深层次继续教育,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 图书馆论文:校园图书馆管理论述 1馆藏资源的管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越来越得到普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在信息技术带来的巨大作用之下,图书馆的资源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从传统的“闭架式”、“书库式”借阅管理方式,逐渐转型到“开架式”、“信息自动化式”知识型管理方式。开架式管理对于馆内文献资源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读者从被动式借书转为主动式选书,拉近了读者和书籍的距离。馆藏资源的开架管理加大了管理者的工作量,提升了管理者的责任感,让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得到了最大的释放。馆藏资源的管理工作更加细化,更加具体,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3]。 2借阅的管理 高校图书馆是为广大师生读者服务的,图书馆最大的功能是提供获取信息的场所,借阅书籍,传播知识。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创新,图书馆人从传统的借阅模式逐渐发展到开架式借阅模式,始终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原则,传统的借阅模式是由读者查阅目录,填写借书卡,工作人员通过借书卡在相应的书架上找到书籍交由读者即可。而开架式管理的借阅模式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让读者主动地选择图书,更近距离地接触图书。这也为图书馆的管理者增加了工作量,更激发了管理者的责任感。 3开架式管理的利与弊 3.1开架式管理的优势 3.1.1发挥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最初,读者都是只能通过翻阅目录来查找书名,对书的大体内容是不了解的,所以时常会出现书名相似,但却不是读者想要借阅的图书,造成拒借率高,加大了馆员的工作量。开架式模式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之前传统借阅模式的运行方式,读者可以进入到图书室内,在书架上找寻自己想要的书,这样更能体现读者的自主性,让读者获取信息资源更为主动。真正做到“以书为主”过渡到“以人为本”。 3.1.2提高了图书利用率在闭架式管理模式下,大部分图书都只是被收藏在书库里,没有人借阅,知识也得不到很好地传播。而实施开架式管理以来,图书的利用率也得到了提高,图书不断更新、整理,文献信息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强烈地理解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意义,同时也感受到图书馆的无限魅力。 3.1.3拉近了读者与图书和馆员的距离图书馆之所以存在,图书、用户、馆员三位一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馆员管理图书,使图书得以珍藏;图书被用户借阅,使得用户能从书中学到更多知识,让图书得以传阅;用户向馆员咨询,促进了用户和馆员之间的交流,充分发挥了图书馆这个平台的作用。 3.2开架式管理的弊端 3.2.1乱架现象乱架现象是实施开架式管理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表现在许多读者挑选书籍时,没有留意书籍的编号,选了之后发现不对,又不知道是从哪个架子上取下来的,所以就随便乱塞乱放。读者没有使用代书板,选书时没有明确的目标,一下子拿了大量的图书,已超过了借阅的数量,不能全数借出,等到离开图书馆前就将图书随处放置,给其他的借阅者带来不便,也加大了管理人员的工作量[4]。 3.2.2图书损坏丢失情况严重 图书是维系图书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保护好书籍是图书馆的首要任务。实行开架式管理就是对图书管理工作的一种挑战,在新的管理模式下,图书损坏、丢失的情况比较严重,读者在阅读书刊时,有时喜欢边读边用笔做记号,重点地方还会折叠,甚至有些读者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会将此页撕下带走,使得图书被破坏。还有些读者会将整本书拿走,不归还,造成书籍丢失。这些现象无疑给图书管理工作带来了一记重创,有些珍藏版书籍的丢失,给图书馆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3.2.3图书管理工作任务繁重,效率低 在闭架式管理时,图书管理员通过借书卡从书架上取书给读者,在闭馆时统一整理清点书籍即可。开架式管理时,管理员就必须经常整理书库里的书,及时更新书籍,将错放的书籍归位。而且要提醒读者爱护书籍,不需要借出的书在阅读之后放回原位。这些琐碎的工作更需要管理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让工作更加具体多样,扩大了服务的范围,降低了工作效率。 4开架式管理的应对措施 4.1加强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积极性 图书管理员作为体验图书馆变革的直接受益者,就是要增强工作责任心,加强工作积极性,开架式管理对图书馆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员与读者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除了图书的日常整理清点之外,还会经常解答读者的疑问,做大量的咨询工作。所以对于图书馆管理员来说,必须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熟练操作技能,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以此尽快适应新形势新局面[5]。 4.2完善图书借阅制度,提升系统功能 从闭架式管理到开架式管理,图书馆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就必须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借阅管理制度,严格遵循规章制度,对待每位读者都是一视同仁,面对触犯规章制度的现象要严格抵制,创造一个好的阅读环境。同时,开发一个新的管理模式,也要健全借阅系统,加大系统的功能,让借阅步骤的操作更简便便捷。这样不但能减轻管理员的工作负担,也能节约用户的时间,提升工作效率。 4.3加大宣传力度,保护馆藏资源 被誉为“知识宝库”的高校图书馆,是集古今中外典籍精华的宝库,是人们获取知识、得到经验,传播民族与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较完整、集中的学术机构[6]。图书馆的管理从保守型转向开放型,开架式管理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是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的主要方式。同时,它使图书馆的流通工作从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逐步走向“藏、借、阅、咨”一体化的开放模式。基于馆藏资源出现的乱架、破损、丢失等现象,结合图书馆的内部建设,我们可以采取分楼层、分区域、分类别来储藏书刊,对于专业性强和珍藏价值高的书籍,要设立专属的书库,每个区域都应安排工作人员巡视、整理、并做好咨询服务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加大宣传力度,防止读者不良行为和习惯的发生,组织关于爱书护书的讲座和报告,给读者创造一个轻松、良好的读书氛围。开架式管理充分体现了收藏、借还、阅览、导读、参考咨询等多项服务融为一体的管理模式。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但总体来说,优势明显高于劣势,只要妥善处理好可能出现的问题,找到应对措施,就能更好地服务读者,促进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论文:对图书馆信息素养教学思索 “信息咨询服务”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二者的关系 从两者的概念内涵来看,自然可以看出“信息咨询服务”为读者提供的是信息结果,是“授之鱼”。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教给读者的是技能,是“授之以渔”。“信息咨询服务”由于受用户以及参考咨询馆员(又称“学科馆员”)等的语言表达能力、理解力、学科知识的了解程度的限制会损耗信息产品的信息容量,使提供的信息出现偏差,造成信息的不准确。而“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教给读者的是索取、查找信息的技能,使读者具有自己能够寻找信息,利用信息,从而使信息功能最大化。由此可见“,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可以降低信息的成本,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原则,应该成为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一个重点。而我们强调“读者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并不是完全否定“信息咨询服务”,它可以作为补充,因为有需要就会有市场,当用户工作繁忙而无暇查询时,仍需要有人或机构为其提供他所需的现成的信息。 当前在高校图书馆界存在的两种认识上的误区 强调“信息咨询服务”而轻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当今的“信息咨询服务”多是有偿服务,受利益驱使,使有的人热衷于“信息咨询服务”而轻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信息用户如果过分依赖于“信息咨询服务”的结果,终有一天会降低其科研能力。因为其决策依据赖于“信息咨询服务”人员为其提供的信息,换而言之,是将决策权交到“信息咨询服务”人员手中。在“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中只注重数字化信息素养教育,而忽略了对纸质文献的信息素养教育现在,一提到“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有的人就大谈特谈计算机的利用、数据库的检索……,似乎不沾上计算机,不沾上网络,就不够现代化。其实,近年来,我国的网络虽然有令世人瞩目的发展,但我们现在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电脑的普及在一定时期内还无法做到象发达国家那样。所以在一定时期内纸质文献的利用仍占主导地位,故用户特别是高校图书馆的用户(学生、教师等)还是迫切希望我们教会他们如何利用纸质文献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印刷型文献,查找自己所需的信息方法。因此,做为“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中最基础的一项———新生入馆教育就十分必要了。 高校图书馆读者信息素养教育培养的方法与途径 信息素养不是一种先天生成的能力,而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在后天得到培养和提高的素质。高校图书馆作为培养21世纪复合创新型人才基地,在信息素养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而又责无旁贷的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图书馆在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作用。要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让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同时,图书馆信息数字化,也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一个宽广便利的平台。我们可以通过图书馆新生教育课,文献检索课,定期的专题讲座,网络资源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培训,让读者了解现代图书馆。为此,我们应该:领导要更新观念,重视开展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增强信息用户全面的信息接收、分析、综合应用能力,是与当前国家深化教育改革的精神相吻合的,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信息素养作为21世纪人才的一种基本生存能力,目前社会和高校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没有当作学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来培养。所以领导要更新观念,要把信息素质的培养和专业素质的培养等量齐观,不能厚此薄非。高校图书馆应做“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主要实施者第一、培养读者自我学习信念,提高自控能力。自我学习的时候,自我教育者会觉得这种方式很新鲜、有趣,有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容易因厌倦而迷恋网络游戏或聊天等。所以自我学习者一定要培养良好的自控能力,强化自控学习信念,对信息保持长久的注意力,使对信息的积极态度形成习惯。第二、培养读者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和判断能力,使之能够从大量信息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实现这些信息的价值。读者在享用互联网信息的同时,尽量避开垃圾信息的干扰。能够从大量的信息中,快速鉴别出信息是否具有价值,是否准确。 “读者信息素养教育”的方式方法创设浓郁的信息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意识和兴趣;实践自主探究式或协作式学习,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养成;开展研究性学习都是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教育方法。具体的:第一,开展读者利用图书馆教育。对刚走进大学校门的大学生进行图书馆入门的指导教育、进行信息知识的宣传和信息利用的基本教育。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教育方法,通过每年的新生入馆教育,使大学生一入学就能了解图书馆,教会他们掌握利用图书馆、获取文献信息的基本方法。例如,介绍自己图书馆主页,帮助学生熟悉和利用学校图书馆的现有文献资料和电子读物;对学生进行图书信息教育,主要是教会学生中图分类法的基本知识,使他们掌握利用索书号、书名、分类、着者等不同角度去查找资料的文献检索的技能;有意识地进行图书馆专业理论知识的教育,为今后的学习打好基础,引导其养成终身利用图书馆的习惯。第二,开好文献检索课,进行信息利用、摘编的能力教育。文献检索课是教育部规定大学生必修的一门方法、技能课,学校开设的信息基础理论课不能取代文献检索课。图书馆要主动承担为学生开设文献检索课的任务,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大学生能够掌握信息检索的方法并运用到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和实习过程,把理论与实践、科研相结合,激发信息需求,增强信息意识,提高信息能力。第三,组织学生参与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让大学生参与到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中来,可以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职能,提高学生的信息能力。在高校图书馆,适当参与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不但能促进了图书馆工作改革,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锻炼了学生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修养。[3]第四,创设浓郁的信息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意识和兴趣,开展定期的专题讲座,进行宣传,扩大培养面。图书馆应注重对学生进行信息意识的教育,包括信息主体意识、信息传播意识、信息 保密意识、信息守法意识、信息更新意识等,以培养学生在信息活动中信息行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鼓励他们养成进入学校图书馆寻找文献信息资料的习惯。总之,“读者信息素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下大功夫,化大力气去做。 图书馆论文:对于医学院图书馆的社区服务透析 电子资源方面,拥有电子图书、中外文数据库等,其中包括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疾病知识总库等中文医学专业数据库,以及PQDT国外学位论文全文库、Springer电子期刊、EBSCO-ASP+BSP数据库、OpenAccess开放存取资源(免费)、Nature、EMBO电子期刊等多个涉及医学专业的外文数据库,为社区医学信息服务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人员配备专业性强医学院校图书馆人员的专业组成一般为医学专业、计算机专业、外语专业、图书情报专业等,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医学专业的人员进修了图书情报知识,图书情报专业的进修了医学知识,从而针对医学专业配备了一批学科馆员。他们能够熟练地查找医学信息,并能加工一次信息,具备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医学信息的能力。计算机专业人员丰富的软件开发经验可根据社区用户的需求开设特色数据库,为信息服务提供技术支持。先进的信息技术与设备医学院校图书馆拥有先进的现代化计算机设备、多媒体网络设备,建立有图书馆网站,全面实现了计算机系统管理和办公自动化,为校外用户利用馆藏电子资源提供了不受时空限制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随着iphone、ipad等电子产品的问世,上网已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为社区民众随时随地查询、使用相关医学信息提供了便利。 根据社区用户的不同信息需求,开辟相应特色栏目(1)全科医生专栏。社区诊所配备的都是全科医生,解决社区居民的小病小痛,缓解了大型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居民带来了方便。但目前全科医师多是由专科医师转岗而来的,他们的临床知识和技术面较窄,急需充实和更新知识与技能。图书馆可根据这一需求开发出适合全科医师的医学信息产品,一方面,帮助社区全科医师实施继续教育,提升医疗水平;另一方面,为社区全科医生提供临床各学科门类的医学信息,及时解决门诊中遇到的问题[3]。(2)养生保健。社区用户的医学信息需求主要以预防保健、养生为主,需要诸如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等常见病的预防、治疗和保养等信息。图书馆可根据社区用户的不同需求,在养生保健专栏中开辟不同的主题。例如,老年健康保健、优生优育、常见病的病因、预防和治疗等。(3)阅读疗法。目前,我国患心理障碍疾病的人数在不断上升,民众面对来自学习、恋爱、就业、人际关系等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许多人不知所措以致于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又不愿承认自己的心理出现问题,忌讳去看心理医生。医学院校图书馆可充分利用自身的医学特色馆藏资源和医学学科馆员人才优势,向社区用户开辟阅读疗法栏目,普及阅读疗法知识,开辟新领域,拓展医学图书馆的职能。图书馆可有针对性地采购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命运》等文学名着及人生哲理类电子图书,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对于就业压力、交际困难、恋爱苦恼及性困惑等心理问题,订购《中国大学生就业》、《健康心理学杂志》等心理学类电子书刊,方便有需求的社区用户查找并阅读相关文献信息,以消除或缓解心理疾患,促进身心健康,提高工作热情和生活质量。(4)求医问药。 网上免费的医学信息资源,由于缺少专业的编辑队伍与标准化的加工流程,对疾病知识的描述缺乏专业性,有时甚至会误导大众,图书馆可提供医学专业数据库来普及专业医学知识。如《中国疾病知识总库》,它将分散在不同文献资源的疾病知识、各类辅助检查信息以及药品知识等集为一体,以疾病为基本知识元素,系统全面地展示疾病相关的所有知识体系。患者及家属通过该数据库可以了解某疾病的病因、各项检查、相关治疗药物、治疗方法等,能更专业、更准确、更完整地了解疾病知识,有效消除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等的问题,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矛盾。广泛宣传,开展系列培训医学院校图书馆应与社区组织、社区诊所联合有计划地对社区用户开展一系列的信息服务内容和技术方面的培训,提升民众对医学专业信息的认识水平,引导社区民众充分认识并利用医学图书馆的专业信息资源。医学院校图书馆开展社区医学信息服务,充分发挥了医学院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势,拓宽了图书馆的服务领域,满足了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医学信息需求,倡导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提高了居民素质和科技文化水平。 图书馆论文:对医院图书馆的环境卫生与书刊消毒分析 没有读者,图书馆也就失去了意义。图书馆是流动性大且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因到图书馆的读者健康不详,难免会有传染病患者或病原的携带者[1],尤其是医院的图书馆,其读者大多是与病菌频繁接触的医务人员、临床实习生,书刊受细菌污染的机会和程度更甚[2]。但医院对图书馆预防性消毒观念还比较淡薄,而国家卫生部只对图书馆的空气质量、噪声、照度等设置标准,对图书的病菌携带指数还未做出统一限定。因此必须加强医院图书馆的消毒工作,保障所有人员的身体健康。分析影响图书馆环境卫生的因素,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培养良好的卫生阅读习惯;并做好图书的消毒工作,将书刊受污染的机会降到最低,为广大读者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同时,要加大向读者宣传个人卫生知识,减少病原传播途径,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本文分析了影响图书馆环境卫生的主要因素,现报道如下: 1 影响医院图书馆的环境卫生因素 1.1 图书馆选址的因素 首先图书馆馆址应选择环境优雅的地段作为馆址,不能靠近饭堂、工厂、教职工生活区等,否则,饭堂油烟味,用水很难清洗,在空气湿度高的季节里,靠近窗口图书拿到手里也有黏手感,长期接触受污染的空气,对身体健康造成一定损害,因此图书馆选址是改善图书馆室内的环境的重要因素。 1.2 硬件辐射的环境污染 随着键盘、鼠标、条码阅读器及电脑的大量使用,网络化、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存在于电子阅览室中大量电磁辐射对人体生殖和循环系统造成一定的伤害。 1.3 空气污染 油墨味、书斑味、电脑及打印机等现代设备所产生的各种有毒气体会使室内空气质量明显下降;而空气混浊,其细菌的含量就会明显增加,有害气体浓度增高,造成人体生理紊乱和感觉不适。空气污染己被世界公认为危害人体健康的杀手之一。 1.4 霉菌的因素 在适宜的外界条件下,如温湿度高或灰尘多,图书、档案则容易发霉,许多霉菌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毒素,对人类健康有危害。这些毒素有的损害了肝、肾,有的损害人的大脑神经系统,有的甚至致癌。 1.5 病菌传播 医院图书馆作为信息职能部门,每天接待各类医务人员,为他们提供服务。据权威检测,医务人员身上的白大衣帽,含有不少病菌,病菌一旦进入图书馆并飘落在书刊上,书刊极易受污染;这些病菌则最终传给相关人员,间接对其健康造成危害。 2 对图书馆书刊消毒的主要方法 2.1 紫外线消毒法 具体方法:将需要消毒的书籍放在紫外灯下照射半小时即可达到消毒的目的。此方法操作简单、经济安全,但有时因有效杀菌强度不易掌握而达不到满意的效果[3];对纸张也有一定的损害。 2.2 过氧乙酸法 将过氧乙酸稀释成3%~5%水溶液,加热蒸发,在60%~80%的相对湿度及室温下,过氧乙酸用量按l g/m3计算,熏蒸时间为2 h即可。 2.3 微波灭菌 用微波炉将归还的纸质图书直接放入炉内,50℃条件下5 min即可。此方法速度快,操作简单,效果好。 2.4 静电吸附消毒法 采用静电吸附原理,消毒半小时,即可吸附过滤空气中带菌的尘埃与微生物。 2.5 环氧乙烷熏蒸方法 具体方法:将需消毒图书和环氧乙烷放入塑料袋中,适当加热环氧乙烷至30~40℃,密闭24 h后取出,再通入环氧乙烷蒸汽,灭菌3 h以上,再将环氧乙烷抽尽回收,将残留的环氧乙烷吹尽,即可达到灭菌的目的。环氧乙烷的穿透力较好,可以穿透至物品的深部。所以对图书消毒也能取得满意的效果[4]。但环氧乙烷灭菌的使用成本较高,操作繁琐。 2.6 臭氧熏蒸方法 将需要消毒的图书尽量松散地放入书架或运书车中消毒4 h,这样臭氧能较好地穿透书本,获得较好的消毒效果,臭氧的杀菌速度较环氧乙烷快。臭氧消毒后可自行分解,不会污染环境和伤害人类,安全性高[5];特别适用于少量图书、档案的处理。 3 防止书刊受细菌污染的切实措施 3.1 保持室内环境清洁 为了减少室内尘埃飞扬,书刊污染,书架必须经常擦拭,图书必须定期弹打,用吸尘器定期吸尘。每天清扫地面,并保持书架及其他物品的清洁。 3.2 手卫生清洁 工作人员必须每日对日常物品消毒外,还应坚持对手进行消毒清洁,每天上下班时都应对手进行全面消毒清洁。 3.3 提醒读者养成良好的卫生阅读习惯 医院图书馆的使用者主要是医护人员。为防止细菌和病毒污染,严格执行图书馆的有关规章制度,着重强调严禁医护人员穿着白上衣、戴着工作帽和口罩入馆。保持室内清洁卫生,不随地吐痰,尽量减少细菌对书刊的污染[6]。在阅览室内,图书管理员要加强巡视,发现情况应及时制止。 3.4 图书管理员应定期进行体检 图书馆人员应每年体检一次,并定期注射有关疫苗,防止疾病产生。发现有传染病者未痊愈之前避免与读者和图书接触;杜绝有传染性疾病的职工在流通岗位工作。 3.5 密切注视社会上流行病态势 对流行病做到早准备、早预防,有的放矢;保障全体人员的安全卫生。 3.6 加强宣传教育 在搞好借阅服务工作的同时,还要注重对读者进行消毒灭菌的宣传教育。对来馆读者加强洗手指征和正确洗手方法的宣传,教育读者爱护书籍、不乱丢乱放[7]。 4 小结 图书馆的环境卫生直接关系到读者的情绪及人员的身体健康;安全、高效地提供服务,是图书馆的最终奋斗目标。因此,建立图书馆卫生相关工作制度,是图书馆为相关人员维护良好环境卫生的必备基础,也能体现图书馆服务工作的重要环节。预防疾病、降低隐患,对读者及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之,一定要重视图书馆环境卫生,搞好卫生消毒,给读者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 图书馆论文:福建省图书馆闽台地方文献收集与利用 【摘要】 本叉介绍福建省图书馆收集本省和台湾地方文献尤其是关於福建和台湾之间历史联系的各类文献资料的主要方法和馆藏现状,分析上述馆藏的利用价值和实际使用情况。讨论福建省图书馆与台湾同行合作进行双方读者用户所需的闽台地方文献收集与利用的可孑于方案。 福建省图书馆目前所收藏的二百多万册(件)文献资料中,福建地方文献约为二十万件,台湾地方文献约为一万件。所谓地方文献,目前在国内图书馆界定义繁多,莫哀一是。我馆在实际运作中,对重点收集的福建和台湾地方文献范畴界定为:第一,舆福建、台湾两地有关的名人所撰文献资料;第二、记载福建、台湾两地有关情况的文献资料。由於闽台两地历史渊源极为深远,约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台湾同胞祖辈曾与福建这块土地有著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我馆在日常业务工作中将闽台地方文献视为统一的特色资源加以收藏、开发、利用。 我馆比较积极主动地注意收集入藏福建、台湾地方文献的做法始於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著名学者、地方文献学家萨兆寅先生担任福建省图书馆馆长後,即千方百计多方征求收藏各类地方文献。以谱牒为例,至五十年代初期我馆仅家(族)谱即已收藏近百种之多。到六十年代初,又增至二百种,二百一十六部三百九十八册,从1989年起,我馆在特藏部内专门成立地方文献室,从事闽台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管、研究业务。今年初,根据台湾文献藏量的增长和新时期新的业务需要,我馆又调拨专业人员、专门经费和相关馆藏文献资源开设台湾文献研究室,拟逐步将该室建成我馆独具特色的部室之一。 我馆目前收集闽台地方文献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从1989年开始我馆每年都派出专业人员到全省各市、县访求收集地方文献。一方面说服动员有关部门和个人,将其所编撰或所收藏的相关文献资料捐赠我馆收藏,另一方面对较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在必要时亦出资购买或影印人藏。随著市场经济的意识日渐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现在向社会有关部门或个人征求文献资料,免费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有些较为珍贵的资料,甚至单凭愿意付费也不一定能如愿购入)。为此,我馆每年都安排数万元专款,专用於从社会收购或复印经我馆专业人员评估认为具有收藏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其二,通过各种渠道,舆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港澳台的各界人士取得联繁,通过互惠合作,征集到大量海外印发的与闽台有关的报刊图书及非正式出版物。 访求地方文献的工作虽然十分艰辛,但所获颇丰,令人欣慰。经过十馀年的努力,馆藏地方文献品种舆类量均有较大增长。其中地方志、家(族)谱、闽人著述三个重点方面,不但入藏类量有加,质量也得以提升。例如,经友人帮助,近年我馆从日本复印取得明版《沙县志》及原来缺藏的我省其他州府县镇志、山水志、寺庙志计二十馀种;近十年间我馆家族谱品种增加了六百多种(仅1999年底的一次外出访求,即收集新旧家族谱三十多种),使馆藏家族谱总数超过一千种,涵盖姓氏九十二个;每年新入藏闽籍人士著述数量均在二百种以上(不含从中文采编部等其它渠道入藏之文献)。从海外获取的大量文献资料,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福建同乡会或各类华人华侨社团的出版物。从台湾获取的地方文献资料,多为家(族)谱、古代闽人著述、文史哲类出版物、寺庙宫观出版物、风土民情出版物以及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版本学等专业博士论文等。 我馆目前所藏闽台地方文献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姓氏谱牒,特别是福建、台港澳以及东南亚华人华侨中的主要姓氏、名门望族之谱牒,我馆已基本做到一姓至少一种谱,最多者达到一姓六十多种谱。以台湾十大主要姓氏为例,我馆所藏族谱有:陈姓四十八种、林姓六十一种、黄姓四十一种、张姓二十种、李姓一十六种、王姓一十七种、吴 姓二十五种、刘姓二十八种、蔡姓一十种、杨姓一十六种等。我馆所藏家族谱修撰年代上自明朝下迄现代。收藏重点为历代与福建有关的名人族谱(如:王审知、朱熹、蔡襄、郑成功、施琅、林则徐、沈葆祯、陈宝琛、林森、萨镇冰、严复、谢冰心等)、明确记载从福建迁居台湾及海外情况的各姓族谱(如《石井本郑氏宗族谱》、《青阳蔡氏重修族谱》等)、舆福建有关的客家人族谱(如《重修闽粤赣武威廖氏通谱》、《闽汀华氏族谱》等)、福建少数民族族谱(如《白石丁氏古谱》、《晋汀粘氏族谱》等)、福建古代刻书家族谱(如《书林余氏重修定谱》等)、福建罕见姓氏族谱(如《蓬湖祖氏族谱》等)。我馆这部分谱牒,从数量上看在国内图书馆界排不上第一,但由於内容信息独特,现实使用价值较高。1998年冬,其中部分谱牒应邀曾到台湾巡展过。 2.福建全省各地地方志收藏较为齐备。收藏了从宋代编修的《三山志》到当今新修的各地地方志,从省志到各地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山水志、寺庙志等,共计五百六十七种,二千余册。这些省内各类方志,地域覆盖全面,种类比较齐全。据1985年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我馆藏有1949年以前的地方志三百六十种,距已知同期尚存全部福建地方志三百六十五种仅差五种。其中较有价值者如,《闽书》一百五十八卷/(明)何乔远撰/明崇桢二年刻本;《闽书抄》(存《方外志》)二卷/明刻本;《建宁府志》五十二卷/(明)宋东光撰/明万历刻本;《建宁府志》四十八卷/(清)邵山张奇修撰/清康熙三十二刻本;《诏安县志》一十二卷/(清)秦炯纂修/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浦城县志》一十六卷(存卷一至八)/(明)黎明范纂/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等。此外尚有一批名贵的抄稿本,如;《邵武县舆图》一卷/佚名制/清邵武县署抄本;《重纂福建通志议》一卷/佚名编/旧抄本;《闽大记》残卷/(明)王应山等纂/(清)陈寿祺抄本;《三山志》四十二卷/(宋)梁克家主修/抱山堂抄本;《屏南县志》六卷/(清)梅鼎臣主修陈之驹等纂/清道光稿本;《晋江县志》七十七卷/(清)胡之(钅+吴)主修周学鲁等纂/清道光九年稿本等。上述这些地方志不仅具有较高版本价值,且因大多经由历代福建著名藏书家如郑杰、徐勃、陈寿祺、龚易图、沈祖牟、康爵等承延收藏,存有这些名家的题跋、印记,所以十分珍贵。 3.福建地方文史资料入藏也较丰富,计九十余种,一千多辑(册)。一些早期的地方资料油印本、打印本,仅我馆尚存,原地现已无处可觅。我馆所收这类资料,由於多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所记,或由作者搜集大量史料而撰,因而较为详实可靠。其内容主要反映福建全省各地(从省、市、 县到区、乡、镇、村)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佚闻掌故以及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史料等,其中不少资料内容也涉及台湾。有关台湾史实资料的如《晋江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的“宋元两代台湾澎湖隶属泉州府晋江县”、《龙海文史资料》第二辑中的“忆家乡,念亲人——回顾在台湾日本殖民统治 下的生活”等;有关闽台血缘关系的如《闽候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的台湾‘镜江派’宋氏与江口宋的渊源”、《石狮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的“闽台粘氏 满裔同根”、《同安文史资料》第八辑中的“明清年代同安县向台湾移民史略”、《宁化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宁化与台湾部分姓氏渊源初探”、《德化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屏东嵌顶李氏与德化诗墩李姓本一家”、《将乐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的“将乐县光明郡龟山始祖杨子江世系简表”等;有关闽台共有民间信仰的如《泉州文史资料》(新)第九辑、第十辑中的“从对清水祖师的信仰看泉、台之间的神缘关系”、《惠安文史资料》第三辑中的“台湾伊斯兰教来自大陆”等。上述所举各例,仅为冰山一角,但也可窥见这部分资料确有其独特的参考价值。 4,闽台共有民俗和民间信仰方面文献资料收集较为广博。由於闽台地缘亲近,人文同源,因此语言相同,习俗相近。而在民间信仰方面,天后妈祖、临水夫人、保 生大帝等神祗均为海峡两岸人民所共同信奉膜拜。我馆收藏的这两方面资料,对海外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研究者颇具吸引力。此中较 有代表性的馆藏加《福建风物志》、《闽台风情录》、八闽掌故及各地掌故类图书、《海神天后东渡台湾》、《湄洲妈祖——纪念妈祖逝世一千周年》及其他大量有关妈祖的各类型文献资料等。对於研究闽台共有民俗和民间信仰的论著,我馆也十分注意收藏,如《妈祖研究贸料汇编》、《妈祖研究论文集》、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闽台文化研究》和《同根同祖源远流长》、省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万平近主编《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史料》、林仁川、黄福才著《闽台文化交融史》、汪毅夫著《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徐晓望著《福建民间信仰源流》和《福建思想文化史纲》、王耀华主编《福建文化概览》等。在抓紧进行闽台地方文献征集工作的同时,我馆还著手开展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和开发利用。目前已经在部分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和馆藏谱牒的编制目录、编撰提要,以及建设地方文献目录数据库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 在部分古典文献整理出版方面,我馆和福建省文史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就明季以来闽人集部、学术著作以及笔记等资料进行选编,分辑汇入《福建丛书》,交由杨州广陵古籍刊印社出版。该书采用影印制版,以保留原始文献原貌,且所收之闽事文献和闽人著述均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由於所采原始文献多为合作各馆之稀有藏本,因而是一宗比较珍贵的福建文化遗产。迄今合计已出版三辑近三十种,受到海内外关注福建文史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普遍欢迎。 在馆藏谱牒的整理开发方面,我馆为方便读者查检,1985年组织专业人员编印了《福建省图书馆馆藏族谱目录》。从1998年开始我馆即在特藏部著手建设“福建省图书馆藏族谱书目提要数据库”。该库各条记录检索点拟定为文献题名、著作责任者、版本、分类号,且均含内容提要。目前特藏部正组织从业人员全力以赴加紧编撰,拟将一千种左右馆藏家族谱信息早日上网,供海内外学者、谱牒编修人员及华人华侨查阅。 我馆收集入藏闽台地方文献的目的,一是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利用这部分资料,二是为了抢救保存这些珍贵资料,将其留传后世。现在回顾总结这些文献使用情况,应该说作用和成效不小,但可进一步挖掘的潜能也还不小。省专家学者和有关单位对这些文献的使用范围大多侧重於地方志、地方史料、历史人物传记和闽人诗文集等方面。近十几年来,由於国内各级政府大力提倡修地方志,因此我馆所藏全省各地历代方志,成为全省各地的方志编纂办公室在编修新志前必查的参考文献。有些方志办的工作人员在我馆查阅当地古方志时,还编辑出版了一些诸加《长汀纸史》之类的专业史志。福建省文史馆、福建师大中文系和历史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均为我馆特藏部的老读者。他们依据我馆所藏闽台地方文献研究撰写、编辑、出版的《台湾近代学文丛稿》、《台湾社会与文化》、《台湾文化概观》、《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林则徐全集》等论著可谓硕果累累。福建电视台、福州林纾纪念馆、乌江中国近代海军博物馆、福安市政协、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等单位都从我馆所藏地方文献中查得许多急需资料。十多年来,我馆提供的此类专题资料查询服务事例不胜枚举。而海外读者用户则大多看重我馆所藏家谱,主要用於寻根认祖之需,也有用於进行学术研究的。如1992年应台湾许氏宗亲会来函要求,我馆专业人员经认真查考,从所藏《圭海许氏世谱》等谱牒中为该会查清龙海许氏始祖入闽的详细经过史实。又如应台湾翁氏宗亲会要求,经我馆专业人员多方查证,最转为该会查清安溪翁氏“金圭”堂号的来龙去脉。近十年内,我馆专业人员共为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二十多个姓氏的同胞提供了宗族源流的多项考证服务。在为海外读者用户提供寻根服务的过程中,有时并非仅靠查阅或提供馆藏文献即可解决问题,有的还需通过外出实地访察,才能得到答案。如台湾台中一位原籍厦门同安的李先生写信要求我馆协助查询其祖居地“地山”现为何处。我馆专业人员查阅馆藏十余种李氏族谱,均无所获,后在外出徵集地方文献时,发现线索查得李先生所记祖居地“地山”即闽南话“兑山”之音讹,并从《重修地山李氏族谱》等谱牒中的记载,为其寻得现居厦们集美区后溪镇的“兑山”李姓族亲。对于此类较为复杂、花费较多精力才能解答的来自海外的委托咨询,我馆专业人员均抱在可能情况下尽力为之的态度。一般而言,如我馆所藏文献无法查到答案,解答成功的机会就较低,但有时通过工具书提供的线索,也能为海外同胞解决问题。如1999年我馆特藏部专业人员就曾应台湾一位申先生的电子信函要求,为其代查到国家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等单位藏有我馆未入藏的申氏谱牒,申先生十分满意。海外对谱牒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则大多将我馆所藏谱牒用於从事华人姓氏源流、客家文化和中国书史等方面的研究。 从数量上统计,迄今为止来自海外的对我馆闽台地方文献的使用服务要求,不及来自福建省内的多,而福建省内读者对我馆闽台地方文献的咨询要求,又不如读者对我馆其他各类文献资料的咨询要求多。此中固有该类文献自身特有的某些客观限制因素,亦有我们对这些文献所作宣传力度不足、开发程度不深等主观努力不够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借此海峡两岸公共图书馆界同仁会聚研讨的良机,谨将我馆所藏闽台地方文献的主要情况作一通报,祈盼各位同仁帮助大力宣传,以利我馆所藏能为海内外更多同胞服务。同时,也热切期盼各位同仁鼎力相助,协助我馆继续大力收集台湾所修各姓家族谱、闽台渊源关系史料、台湾出版的有关福建民俗地理的资料、闽台民间共有宗教信仰资料、舆福建有关的同乡会、各姓宗亲会等社团的各种印刷品和出版物、流寓台湾的闽籍人士(尤其是古近代闽籍名人)著述和台湾客家研究的资料等。我馆十分乐意采取接受捐赠、购买原件或影印件、互相交换等方式获取上述文献。衷心祝愿海峡两岸公共图书馆界今後能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加强业务交流,为广大海内外炎黄子孙提供更多更好的阅读服务。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探徽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 1.1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的区域发展理论,受发展经济学主流派思想的影响,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非农业为主转变,强调高增长率和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提倡计划调控。 (2)第二阶段的区域发展理论,认为发展的目的应该是满足人的需要,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转换只是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 (3)阶段的区域发展理论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提出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更少的政府干预和更加开放的国内市场。 2经济循环与区域经济持续和发展的条件 区域外的资金流入会在区域内形成经济循环,从而带动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会起到促进作用。当然,如果没有从区域外获得新增的货币,区域内原有的资金也会循环,只是其循环规模是有限的,会停留在一定的限度内。另外,在作为区域经济基本生产单位的企业,由于存在因资产损耗造成资本损耗的客观问题,因此,企业需要进行更新性投资。否则,企业生产会逐步下滑,区域内资金循环的规模会逐渐缩小,最终会导致区域经济萎缩、生活和福利水平下降的局面。还需指出,难得的资金并不能完全在区域内循环,一部分会流到区域外,即资金外流的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由于区域内发生的需求无法完全从区域内得到满足而需要由区域外弥补造成的。比如,在区域外消费、中间投入的供给由区域外企业承担、区域内没有适合的投资对象等情况都会造成资金的外流。理论上,在人口规模一定、没有资本损耗和资金外流的前提下,区域内的经济循环是可持续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从区域外获得资金流入对于弥补区域内的资本损耗和资金外流、维持和扩大区域内经济循环、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简言之,区域经济的持续和发展,应以持续的区域外资金流入为前提,通过资金在区域内形成的经济循环得以实现。 3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 3.1树立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种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总结和反思以往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而得出的结论。在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上,不能走过去的那种完全同步的平衡式发展的路子,非均衡发展道路也只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选择。要求我们用动态的眼光来分析和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政府行为主要是以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法律政策等形式出现,但这都不是直接去干预企业的研发活动,而是转向宏观调控和引导方向。营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是政府促进我国研发集聚形成的重要举措。 3.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落后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以后的发展中必须进一步加交通、水利、通信电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创造有利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环境。 (1)信息网络构成城市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以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为代表,城市移动通讯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异军突起。 (2)城市紧急避险平台、消防和人防设施、紧急医疗救护设施等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的重点。城市基础设施不仅要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还要保证在特殊情况下不中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安全保障系数,建设供电双回路及多回路、备用水源、备用气源、备用热源、备用通道等得到加强。 (3)基础设施构成明显变化,除增加信息网络、城市应急设施和备用设施外,环境保护设施和电力、天然气等洁净能源建设份额明显加大。原有设施的改造、升级和换代成为重要建设内容。 (4)基础设施的技术条件进步显着。新技术、新材料不断得到应用,技术和装备水平普遍提升,同时对供水管网、供水检测、供水计量、再生水生产等普遍进行技术更新和升级。 3.3推动“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网络是指企业(产)、大学(学)、研究机构(研)三方组织为了市场需求和共同整体利益联合起来形成网络,按照市场经济机制,采取多种方式方法进行科研开发、生产营销、咨询服务等经济合作活动。产学研合作的基础是各取所需,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产学研各方组织的资源优势,在合作的过程中获取协同效应。针对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要积极推进各种形式的区域创新主体互动。与此同时,要加快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继续培育科技中介机构,完善区域创新网络。除了重点支持建设以促进技术需求与供给对接的网上技术市场和科技中介机构外,要强化科技信息网络与技术交易平台的建设,要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技术转移机构,以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 3.4促进人才的相互引进和流动 人员流动的目的是知识流动,以促进创新。区域创新系统内各行为主体除了鼓励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人才向企业流动外,更要重视企业员工向研究机构流动,如合作研究和进修实习,这对企业员工掌握科技最新动向、开拓知识面、学习研究方法、运 用和掌握先进的实验手段是至关重要的。人才信息网络建设是加大人才流动和人才引进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人才网上服务系统向社会公众开放,提供了信息登录、查询、反馈、分析管理等服务。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人才培养体系,拓宽我国与先进国家的高层次国际人才合作交流关系,为国内研究人员把握国外最新科技动态和信息、提高高新技术水平创造了条件。综上所述,从经济循环论的角度看,区域经济要想得以持续和发展,必需要以持续的外部资金的流入为前提,根据生产与需求等价的原则,扩大区域需求总量,特别是扩大公共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扩大净输出才可以增加区域经济的需求总量,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展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党中央确立的科学发展观,是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我国新世纪特别是头20年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任务的行动指南。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必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加卓有成效地推向前进,对于巩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只有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全面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保证经济更快更好发展。一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但更需要质量和效益。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从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甚至走弯路或走邪路。我们一定要加快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农牧业、旅游业、藏医药业等特色产业,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农牧业和工业化道路,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二是加大投资规模,铸就经济发展的新活力。目前,西藏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投资的拉动。我们要充分利用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用足、用活、用好中央赋予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积极争取国家、援藏省市和社会民间投资,改善城市面貌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三是加强经济运行调节,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要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世贸组织的要求,运用经济、法律等综合手段,注意把握时机和力度,做到适时适度,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二)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的必要条件。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同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各项社会事业虽然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仍然存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社会发展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一是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研究,推进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根据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科研事业单位人事制度,降低从事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的科技人才准入条件,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城乡结合的科技人才市场体系,促进科技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要根据资源优势和经济现状,找准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切入点,以提高产品质量、产品附加值为重点,实施旅游、藏药、食用菌保鲜加工、优质水果生产基地等重点项目的开发与研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实施“科教兴地”战略,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针,加大“两基”攻坚力度,巩固“普六”成果,大力推进“普九”步伐,积极发展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优化教育结构和教育资源配置,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奠定人才基础。三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一手抓文化繁荣、一手抓文化管理的方针,打破政府包办文化的单一模式,疏通渠道,广辟途径,有效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经营,积极推进文化事业繁荣的形式多样化。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繁荣文艺创作,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品牌,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四是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充分利用、整合现有资源,结合防治非典和传染病控制的实践经验,集中人力和财力,因地制宜地建立健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指挥、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治、技术支撑和信息网络等体系,形成责任明确,反应及时、保障有力的工作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大力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深入开展以“改陋习,讲卫生,树新风”为主题的爱国卫生运动,切实增强全民卫生防疫意识。五是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增强全民素质。按照《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要求,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计划,构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以健身点、健身苑、公园、广场为主,建立群众健身活动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宣传和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形成全社会关注体育,各族人民崇尚体育的良好氛围。六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健全社会保险保障体系,加强“三条保障线”的建设,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针,做实个人账户。健全医疗救助和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推进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扩大农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三)统筹城乡经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党和国家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作出的重大决策。“三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牧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真正消除贫富差距。我们党虽然历来重视“三农”工作,但由于长期存在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等种种原因,农牧民收入增长仍然十分缓慢,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认真研究和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一是进一步落实中央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大力发展农业基础产业,增强农业发展势头,扩大农业发展规模,减轻农业发展所承担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农业倾斜,通过税费制度改革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加强对农业、农村、农牧民的扶持和帮助,切实减轻农牧民的负担,增加农牧民收入。二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强农业和农村的自身发展能力。要全面提高以农业粮食生产为主的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素质和经济效益。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调动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从而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三是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要注意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相协调,把更多的财力和物力等社会资源用于农村,更好地为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的转移和农牧民增收创造条件和机遇。 (四)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交通、土地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我们要本着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加大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开发与保护力度,使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这块宝地得到永续利用。要严格依法保护环境与生态,加强林政管理,严厉打击各类盗伐滥伐、盗运盗卖木材、擅自猎杀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要统筹规划,加大投入,标本兼治,突出重点,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工程,启动防沙治沙工程。要在城乡建设中充分利用资源,坚决杜绝滥采、滥挖等破坏性开采,科学规划砂石采挖地点,使砂石的采挖成为治理河道、疏通水流的一项有益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同时,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避免重复建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 (五)坚持改革开放,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时度势,因利势导,与时俱进,提出发展要坚持“五个统筹”。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而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国之所以取得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关键就在于坚持了改革与创新,关键就在于坚持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适应世界格局多样化发展,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经济技术的合作与竞争,从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充分发挥我国市场广阔、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把利用外部有利条件和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起来,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加强领导干部政风建设科学发展观对加强领导干部的政风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就不可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树立不了正确的政绩观,就不可能把科学的发展观落实好、实践好、贯彻好。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才能不断增强运用科学发展观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自信心、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必须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有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我们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根本方针,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通过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两个务必”的优良传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从而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进一步解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重要课题。 (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必须树立发展观念。这里所说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要开辟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前进道路,不断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文明进步。我们看政绩,就是要看有没有发展,如何发展,发展的速度怎么样,发展的内容是否健康。对领导干部而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一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一方百姓造福,应该有政绩,应该出政绩。不老老实实干工作,踏踏实实为官,就无所谓发展,不发展,就无所谓政绩。因此,我们要认认真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做好各项工作,实实在在干出政绩,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信任和拥护。 (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必须树立群众观念。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脚点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干事业、出政绩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的根本利益就是增加农牧民收入。衡量政绩的最高标准是人民群众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答不答应,是不是真正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忠实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努力奋斗,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工作的最终目的,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四)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实践可以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作为一个经济社会欠发达的地区,推进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循的。必须紧密结合地区发展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中干出一番事业,在事业中干出政绩。在干事业,出政绩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积极探索,锐意进取,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我们的工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 (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必须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真务实精神一直是我们党长期坚持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就是使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要符合现阶段的国情和区情。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下乡调研制度,带头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掌握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办实事,求实效,讲实话。要积极进取,量力而行,不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搞劳命伤财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不虚报浮夸,不做表面文章,不急功近利。要继续弘扬“老西藏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在艰苦的条件下干事兴业。 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析我国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 1、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趋势 房地产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未来房地产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是一大趋势。 1.1 房地产市场日趋成熟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在近期却出现了发展的瓶颈期,使得房地产业陷入了僵持阶段。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将会对此作出调节。所以说在未来的时间内我国的房地产业仍将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提高作出更大的贡献。 1.2 房价将会日趋稳定 房价的大幅升高是过去一段时间内房地产市场的景象,对人们的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这些现象就会得到解决。因为房地产经济是和国家经济成正比的,房地产经济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近几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并且政府也采取了经济政策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整,通过宏观调整和经济手段的干预,房地产的价格将会日趋稳定。在最近时间段内的房价下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房价的稳定将会慢慢实现。 1.3 未来的房地产业将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行业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房地产业也不例外,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下,在房地产业的发展规律下,未来的房地产业一定会着眼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环境,并逐渐走上一条节约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发展道路,并逐渐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以及 2、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它的暴利性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尤其是近年来,人民大众、专家、媒体都对其批评与赞扬争论不休。 我们不能否认房地产经济在十年来带给国人经济的提高。 它的迅速发展不仅仅满足了当代人对房屋的需求,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房地产业不仅仅要合理利用每一份宝贵的土地资源,还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合理的发展道路。 房地产不是单单盖房子与卖房子这么简单,还要考虑到其是否会影响环境、资源、金融等相关问题。 房地产业的发展要顺应社会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更要适应生态的发展。 过度的地产行业发展势必将导致地产行业经济的衰退,从而制约多方面行业经济的发展。 所以,房地产经济走可持续发展对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3、房地产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房地产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忽略了生态环境的发展 我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发展房地产业的过程中,太过于注重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国的生态绿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城市中大量的房屋建筑兴建起来,缺少了对绿化的建设和保护,使城市的生态环境受到极大影响。 由于土地资源的紧张,在开发房地产的时候,很多开发商对于古老的具有文化底蕴的建筑不注意保护甚至是拆毁,导致城市中文化的缺失,对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极大的损失。 在城市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只有注重经济、文化和地方特色的结合,才能够形成具有城市特色的产业,才能够得到长远的发展。 3.2房地产在发展过程中,资源浪费的现象 房地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使用到大量的资源,有些资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 我国虽然说是一个资源比较丰富的大国,但是人均占有量却非常的少。 而我国的房地产业发展目前还处于一种粗放式的经营发展,没有对空间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所以我国在未来发展房地产业方面,要注重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使房地产业向着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向前进。 3.3房地产房产空置的问题 在房地产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房屋空置现象的产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那么导致房屋空置的原因主要有几下几点:由于商品房的大量兴建,使得周围的环境配套设施不适合居住,在经济条件上不合符居民的消费能力。 房屋的建筑质量存在问题,由于房地产的过快发展,房地产开放商只追求量和速度的发展,而忽略了质量的问题,导致了消费者不愿意购买。 最后就是在房地产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催生了大量以投资房地产为主的投资商,他们大量的购置房产,为了获取较高的利益,而长时间的在手中留存,待时机成熟再转卖,这种行为也是导致房屋空置现象的原因。 以上这些做法不仅对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发展不利,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4信息、通讯也是影响房地产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我们在选择购房时条件降低。 信息大面积的扩大,使得我们在购买房屋时,可以选择远离城镇的郊区。 4、我国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 4.1加强建筑房屋时,对生态的保护 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我们人类发展关注的重点。 生态环境一直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 房地产在建造房屋时要树立“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要把生态保护作为房地产建设的一部分;要建立环境优美,和谐发展的新小区,要增加房地产小区的文化特色。 4.2加强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 要努力充分限制国内房地产的粗放发展, 合理利用空间资源,努力发展其对各种资源的合理利用; 还要努力科学的进行规划,协调好房地产与各种行业的发展。 4.3加强对房地产业的管理,保障房屋质量 我们要努力完善房地产业的法律法规,要加强房屋质量检测力度,保障房屋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空置房的出现。 政府要将制度建设作为重点,与市场需求相协调,将房地产开发的短期行为和投机减至最低。 4.4调整现有土地政策 我国在过去的土地出让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导致了开发商对土地的使用无序。 土地价格的升高,直接导致了房价的上涨,所以要对土地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土地出让的过程中,避免出现暗箱操作的行为,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性,使房地产市场规范有序的发展,进入良性的房地产经济发展运行。 4.5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为依托 21 世纪是经济、知识、科学爆发的年代,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科技创新。 房地产业的科技创新可以改善人们的居住、办公条件,优化城市的环境;只有不断突破已有的发展的限制,[!]利用先进的科技技术,使用最新的材料,利用新能源才能够取得最高的效益;减少污染;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做好与 交通、信息等其他配套设施的协调;增进人与自然的亲和力。 只有坚持不懈的跟随科技的发展,人们才能打破原有的思维方式与生产方式,探索合乎人类生存发展的模式,将房地产发展和人类居住文明引上新的台阶。 5、结语 从过去的房地产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房地产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在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阻碍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在对房地产经济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采取现代的经营管理手法,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够保证我国的房地产经济有更长远的发展道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会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趋向探微 1国外的林业发展状况 就国外的林业发展现状而言,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属于林业发达的国家。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自然风貌与社会现状,对于林业的经营也不尽相同,但是就林业的发展方向来说,也存在着共通的地方,我国在林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对于国外的相关经验进行了借鉴,以促进我国林业的发展。 不同的国家在对于林业发展的道路上都进行不同的战略经营,对于一些遭受森林严重损坏的国家来说,他们所采取的是通过恢复森林资源再转化森林效益的方法,对于森林资源未遭受严重破坏的国家来说,则主要在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方面采取措施,但总体来看,这些国家的林业发展是一种从单项效益向多项效益发展的经营战略。他们在林业经营的过程中,对于模式的创新和多样化,林业的保护以及调控都采取了积极的发展战略,也使林业的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更和谐,不仅满足了人类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有力地保护了自然环境。对此,我国也通过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制定了一系列的林业保护政策,并在资金、立法等方面倾斜于林业发展,使林业的发展得到了积极的保障。 2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 2.1依靠科技发展林业 林业的发展必须改变原有的经济模式,要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提升林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建立林业的创新体制,以科技为核心,以效益为目的,通过科技手段加强林业的经营与管理,实现林业发展的现代化。其次,要以实践为根本,对于林业改革中出现的生产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从而将原有的林业生产转化为科技成果。第三,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要深入和实用,采用先进的应用技术以提升林产品的经济效益。 2.2优化林业经济结构 林业的发展离不开林业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这也是促进林业发展的基础。要以市场为需求导向,推进经济林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对于森林的新品开发及相关产生的发展要加大力度,改变原有传统产业的落后布局,重新调整,促进优化组合,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 2.3注重林业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 林业的发展具有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特色,相比之下,生态效益的价值还要高于经济效益的价值,所以林业的生态发展也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林业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又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如果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生态效益,虽然在短期之内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对生态的破坏相当严重,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相反,如果仅仅追求生态效益而忽视了经济效益,也会使环境的保护缺失了经济基础,难以支撑下去,与现实出现矛盾。所以,林业发展的生态与经济效益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林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力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结合,比如采取规模化的造林,提高生态效应,同时发展林业经济,提高经济效益,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 3对林业发展法律机制的完善 3.1法律对林业发展的体现 林业的发展也需要有一定法律机制的保护与约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就有许多对于林业发展的思想体现。“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绿化,发挥森林储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提供林产品的作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制定本法。”在这一法规中,对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有较明确的思想体现。而对于《森林法》的制定,也体现出了我国在林业发展方面的思想体现,同时也反映了林业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应给予的关注与重视。 3.2对林业法律制度的完善 就我国目前的林业法律制度来说,在生态资源优化与保护方面仍存在不够全面的问题,所以应当对于林业立法的思路深入确立,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优先考虑生态效益,使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以促进林业更好的发展。同时,在林业的法律制度中力求创新,尊重并实现生态利益与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立法原则的创新。就林业法律制度方面,也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在执法方面必须加强对森林林地的管理与防范,对于严重损毁林地的违法行为要加以严惩。对于木材经济的单位加强监管,要执行严格的手续制度,依法抓好林业的法律法规的执行,以确保林业管理更加规范。 2)在监测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强监测综合体系的建设,实现对森林及林业现况的监测,依靠科技手段,建立森林的管理信息,提高监测的技术含量和成果,在遇到破坏森林的重大事件时,可以及时报警并采取相关应急预案,使破坏森林资源的事件得到遏制和有效防范。 3)在诉讼方面,要建立专门的林业诉讼法院,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土地法院等专业的法院,这对于资源的诉讼已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在林业诉讼法院的建立过程中,也可以借鉴相关的经验,从而保证林业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 4)在法律责任方面,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法律责任制度在我国目前来说还不够健全,所以在林业的相关法律制度方面,也应根据其特殊性,建立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度,使法律制度对于林业的发展起到保护的作用,从而使我国的林业发展与管理更加专业化和健全化。 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谈资源型城市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也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此人们对生活的物质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当前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正是如此,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如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了当前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党的第十七大中讲到,要帮助能源资源问题严重的地区逐步实现经济转型,因此这就为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确立了发展和前景的方向,同时也为我国资源型城市增加了远远不断的动力,也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希望。而在今后的城市建设中,我国有许多城市都秉承了十七大的精神,坚持不懈的走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且采用新思路和新体制以及新方式,牢牢抓住时展的契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从而极大的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就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实际情况而言,其中还存在着一些较为严峻的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就必须要加大对其的分析研究力度。本文从切实节约资源出发,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后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进行了详细阐述。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使同行相互探讨共同提高,进而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切实节约资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能源资源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只有能源资源的长久利用才能够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近几十年中,我国为了经济的发展,从而加大了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从而使得我国能源资源面临了较为严峻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要将节约资源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不管是在城市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要贯彻落实节能生产的理念,从而才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一步加大企业技术改造投入,实施一批能够延长产业链、带动产业升级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转变,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要引导民营企业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依托,充分发挥骨干企业的吸聚和带动功能,配套生产上下游产品,拉长产业链。以科技服务、信息服务、信用担保为重点,大力推进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专业化、规范化服务。 二、利用衍生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对于化解资源矛盾,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资源开采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石、废渣、废水和废气,比如在煤矿的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煤矸石、瓦斯等,金属矿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尾矿、废渣等。按照线型经济传统观念,这些都是废物,而且给生态环境带来破坏。而从循环经济的角度看,这些所谓的废物其实就是矿业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可以再利用的衍生资源,是一笔很大的财富。要大力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倡导社会循环式消费,推行清洁生产。要以煤矿瓦斯利用为重点,推进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以粉煤灰、煤矸石、尾矿和冶金、化工废渣及有机废水综合利用为重点,推进工业废物综合利用,努力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 三、挖掘技术潜力,鼓励寻找接替资源 资源型城市“矿竭城衰”的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矿产资源是否真正枯竭,应做客观分析。勘查矿产资源是一个认识过程。现在所谓的资源枯竭,是说已探明的矿产储量即将耗尽,并不意味着资源完全没有了。随着勘探程度的提高,还可以找到新的资源。随着技术的进步,原来难以利用的资源,在现有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可以被利用。对一个城市来说,主体矿产资源枯竭,其他资源也许有较大开发潜力,即使是主体资源,由于过去受技术、投资等因素制约,也并不一定完全探明矿源和储量。 四、发挥市场作用,努力拓宽融资渠道 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能源和矿物材料,贡献了大量税收。长期以来,资源型城市的投资主要来自国家,民间投资和外资所占比重比很小。在国家投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后,受城市自身积累能力的限制,资源型城市的结构调整比其他城市面临更大的资金约束。一些大型骨干企业,生产了许多产品,上缴了许多税收,为国家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但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向前推进,企业在发展的黄金时期没有足够积累,在资源衰减需要转型时却无力投入,经济转型举步维艰,波及整个地方经济发展。解决这个困难,除了争取国家扶持政策和投资,主要还在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进民资和外资,形成内资与外资结合、民资与国资结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投融资新格局。要千方百计借助外力求发展,扩大对外开放,走出去,引进来,加强与国外和发达地区的联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 五、结束语 在当前的城资源城市转型过程中,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要确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从而才能够加快我国城市建设的步伐。通过本文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的深入分析,相信读者对资源型城市转型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总而言之,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坚持资源型城市转型,并且坚持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从而才能够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断加深,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城市建设中,资源型城市转型必定会更加完善。 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思想理论成果,已被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学界所认可。它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而且也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哲学。它以空前的力量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在法学领域,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原则、一种理念在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中得到了一定体现。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法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就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法的关系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可持续发展与“整体本位论” 可持续发展的提法始于本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从提出发展到今天,其涵义已远远超出了原有的内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强调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协调发展,永续不断。可持续发展要求把发展的负面效应和代价降低到最低程度,使地球的资源和环境免遭或少遭破坏,既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子孙安居乐业,继续发展,从而实现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哲学观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长期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等特征。(注:王全兴,樊启荣。可持续发展立法初探[j]。法商研究,199 8(3)。)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强调经济、人口、社会、科技、环境、资源的协调一致,共同发展。从空间上看,可持续发展是各地区、全国乃至全球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是全社会范围内,各阶层、各集团、各单位都增进利益的共同发展。“整体本位论”作为经济法的哲学基础,以社会整体为其出发点和归宿,以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利益,个体利益为次,客观地反映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要求,其目的也在于实现社会整体控制与协调发展。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法的调控、规制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总体上对国民经济运行协调和控制,以及在具体方面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限制和引导的统一过程。 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而个人权利本位以自然权利理论为其哲学基础,它有利于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每个个体得到充分发展,在民法看来,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并组成社会利益。只有充分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实现,才可以促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注:陈云生。权利本位价值模式的历史命运[j]。政法论坛,199 7(3)。) 同民法着眼保护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利益本位思想相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着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在经济法看来,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整合,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社会利益决定个体利益,只有站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而个体利益至上,必然破坏利益均衡与和谐。所以,经济法所坚持的利益原则是整体利益至上原则,利益均衡原则,保护并限制个人利益原则,保护社会弱者利益原则。(注: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j]。法商研究,1998(3)。) 其次,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人口、社会、环境的发展,不仅要全面协调发展,而且要稳定、永续发展。经济法与民法促进个体(私人)经济安全不同,经济法应着眼于国民经济全社会整体安全。这种整体安全首先是指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协调是关于发展过程和系统总体状态的规则,是指一系统存在多重因素关系和多种相互作用条件下,把不同质的因素和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统一起来,满足指定功能的过程,表现了系统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客观规定性同人与社会发展目标的主观规定的统一。(注:王宏波。论社会发展的协调范畴及其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1994(1)。)国民经济发展协调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一方面,在总体上,它表现为社会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一种适应与满足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具体上它表现为经济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和多种力量的多重促进、多元互补的合理配合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无波动性还要求通过经济立法抑制经济系统中不协调因素与力量,防止经济疲软、过热和动荡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对促进消极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注:积极意义上的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协调状态。) 再次,经济法还致力于促进整体效益。(注: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j]。法商研究,1997(1)。)效益作为一种法律价值,导入法学领域始于60—70年代法律经济学的兴起。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器,民法和经济法都必然把促进效益作为其重要的价值目标,但其具体精神并不相同。民法的私人经济生活本位和个体利益决定了它追求的效益首先是个别的、微观的,然后以此去最终促进社会整体效益,所以,它难以解决个别效益与整体效益,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只有经济法能摆好这些矛盾之间的关系。(1)经济法以促进社会整体效益为目标。发展经济效益以提高和不损害社会整体效益为导向,把经济效益纳入社会整体效益中评价。(2)协调个别、微观的经济效益以取得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最优。把微观经济效益纳入宏观经济效益中评价。(3 )经济活动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宏观、微观经济行为纳入经济效益中评价。(4)提高经济效益,须以促进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环境、人口、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可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经济法的哲学观、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二、可持续发展与宏观调控法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口、经济和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全部可持续发展诸要素中,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实现人口、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注:陈银娥,杨艳琳。可持续发展需要宏观调控[j]。 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1998( 4)。)。而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它通过计划法、投资法、价格法、信贷法、税法等保障实现国民经济的总体目标,这种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通过宏观调控法,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各种比例关系。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和再生产各环节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而这些比例关系又受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如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协调关系受到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的影响,企业的再生产受到资源配置方式的制约,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又会破坏生态环境,造成资源的浪费,而资源短缺又会制约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不公会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通过宏观调控法如:资源法、环境法、计划生育法等,运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才能保持这种比例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第二,通过宏观调控法弥补经济发展中市场机制的缺陷。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作用,在调节经济运行、管理经济活动中起着其他调节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自发调节,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必然出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并会导致资源浪费,带来环境恶化,同时也会产生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等。如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应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来实施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如征收资源税和环境污染税,由此,企业将资源税和环境污染税也作为成本的构成而计入生产成本。在我国现阶段还未形成环境成本的概念,只对一些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费。但是,事实上,一些在生产过程中未造成直接污染的企业,对环境也可能间接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摩托车在其生产过程中也许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大,可是其在消费过程中带来的环境问题却非常严重。因而,从宏观经济过程观察,经济增长中环境成本是很大的,付出的代价是很高昂的。日本学者枇杷木在《论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理论结构》一文中提出“增值价值环境税”的理论主张不仅对每个生产阶段的增值价值要征收环境税,而且要“对商品的服务和生产不加以区别的对其‘增值价值’进行课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我国目前的自来水收费,既不是资源费,也不是污水处理费,而是制造自来水的费用。如果按照综合成本理论,应当加收资源税或污水处理税,那自来水的价格就要高得多。因此,要克服市场在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完善资源法、环境法和税法,通过开征资源税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节约。开征环境税、防治污染税,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通过宏观调控法,协调好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协调的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法就是要协调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为社会经济总体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经济利益关系有: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关系,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各地区之间的关系,等等。通过产业调整法、预算法、投资法、税法、银行法等法律协调好社会经济发展中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才能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宏观调控不到位或不能有效地协调好各种经济利益关系,那么,宏观经济就很难获得持续、稳定和协调的发展,从而也就不可能有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宏观调控法有助于保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宏观调控目标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适度增长、充分就业、资源优化配置、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社会收入公平分配,实现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的综合平衡。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是稳定与增长,经济保持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如果经济稳定受到严重破坏,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必须有宏观调控来引导。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由于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宏观调控法能保证经济发展,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宏观调控法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币值稳定、资源优化配置、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等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宏观调控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看,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更离不开宏观调控法律保障。建国以来,之所以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有发展而不能持续”的情况,是因为缺乏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更缺乏完善的宏观调控法。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成果的出现,必将进一步丰富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体系,进而促进经济法的发展。同时,完善的宏观调控法也保障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可持续发展与市场规制法 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基本亚体系,一是反映国家干预市场的市场规制法律体系,二是反映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从全局出发,调控社会总产品和总需求平衡关系,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体系。二者在整个经济法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注:王继军,李建人。经济法是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有机结合[j]。法律科学,1999(1)。) 有学者认为,市场规制法的调整原则是效率优先。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原则是公平至上。(注:莫俊。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j]。山东法学,1998(4)。)笔者认为公平原则不仅体现在宏观调控法体系,而且也体现在市场规制法体系。公平和效率作为经济法的两大价值目标在经济法里应得到完美的统一。一般认为,公平既包括机会公平,也包括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意味着制度规则公正。经济运行机制公正合理,是实现效率,进而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逻辑前提。经济法对机会公平的维护突出地体现在市场规制法方面,如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打破垄断,禁止少数大企业凭借其经济优势限制、支配他人的经营活动,使中小企业的地位和利益得到恢复,获得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机会,从而在垄断者与弱小企业间实现了机会公平。基于社会福利和人道主义的观念,经济法还将追求结果公平引入自己的价值取向中。经济法要求国家对不平等的收入和财产实行直接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结果公平,强调的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对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予以一定的补偿或救济。这主要体现在税法和社会保障法中。如税法规定累进所得税、累进财产税、遗产税、利息税等,收入越高的人纳税的比率越高,收入低于法定纳税水平的,则不纳税。从而通过对高收入者的一种直接“剥夺”,实现结果的公平。 但是,现行经济法的公平观念只是当代人的公平。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本性和条件之一,发展失去公平性也就失去可持续性,在一定意义上,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是资源和利益,在当代人群之间以及代际人群之间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具体而言,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公平,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当代公平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要求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和较好的生活愿望,赋予每个公民和法人公平的发展权,把消灭贫困作为特别优先的问题来考虑。二是代 际公平既世代人之间的纵向公平。它要求本代人不能因自己的发展和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根本——自然资源和环境,要求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总之,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公平理念是本代公平与代际公平的有机结合。因此,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未来各代人应与当代人有同样的权利提出对资源与环境的需求。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当代人在考虑自己需求与消费的同时,也对未来隔代人的需求与消费负起历史的和道义的责任。因为同后代人相比较,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处于类似于垄断的无竞争的主宰地位,代际公平则要求任何一代人都不能处于独占地位,即各代人都有同样多的选择发展的机会和权利。这就要通过经济法合理配置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重新清理和消除导致当代人不公平和代际不公平的制度与立法因素,如历史发展的不公平因素,地域发展上的不公平因素,制度上的不公平与法律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不公平因素,并进行超前性技术开发和研究,当代财富分配中为后代预留财富等,实现代际代内的公平,并不断丰富市场规制法公平理念的内涵,促进市场规制法的不断完善。 江合宁 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经济法律制度 环境经济法律制度对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产权关系日趋明晰,经济成分已趋向多元化,采用环境经济手段,落实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的微观经济基础已基本具备,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经济手段,实现环境管理的法制化势在必行。 1 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及其对策的理论分析 环境问题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外部不经济性”,即市场主体行为对环境资源的不利影响由该行为主体以外的第三方-他人或后代人承担。在海洋鱼类、公共牧场以及空气、水等共有资源、公共物品方面,“外部不经济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市场主体均可以任意、无偿、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共有资源或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则从短期来看,每个市场主体都可以不断地从其过度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中获得全部正效益,而由此产生的负效益则分摊给其他的开发、利用者以及后来者。这样,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个市场主体都会无节制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其结果,从长远来看,多个市场主体的共同行为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枯竭、污染、毁灭,对全体开发、利用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共有物的悲剧”。 显然,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外部不经济性”,使得市场主体在决定不同层次的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时,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所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对经济活动中所需的环境要素(如空气、水、环境的纳污能力等)的投入和产出,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后果(如对财产、人体健康、生产生活活动、环境舒适性以及环境美学价值的损害等),却没有或没有完全折合成与该市场主体有关的成本和收益,因而不能很好地影响其决策。而且,在竞争的压力下,市场主体即使意识到了其活动给社会造成的环境成本代价,只要其行为不受社会的严厉惩罚,也往往置之不理,而是将该环境成本转嫁给他人和未来。正因为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代价不是由开发利用者承担,污染环境的代价不是由污染者承担,他们就不愿花费大量钱财来保护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由此,保护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盲区”,而“外部不经济性”则成为产生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根源。 面对市场在环境资源领域的“失灵”,政府必须加以干预,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环境资源,鼓励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即通过促使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环境目标。这就是“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道理,也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为了促使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由此而设计的环境政策与法律体系主要有三种类型:“直接控制型”、“间接调控型”和“自我调控型”。所谓“直接控制”,即制定和实施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其主体是“命令和控制”措施,同时这也为经济计划、经济手段、宣传手段等提供法律框架和基本保障。就应用范围来看,该模式主要应用于污染控制,在自然资源管理中也有一定的应用。其突出特点在于其严格性、强制性,即污染环境者或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否则会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直接控制”是各国普遍采用的环境资源管理模式,美国则是该模式的典型,其“命令和控制”手段可以概括为四个环节:确定法规标准颁发许可证监督实施对违法者进行制裁。 所谓“间接调控”,即采用经济手段,其实质在于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原则”,通过市场机制,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从而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促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更加有利于环境资源的生产、经营和消费方式,同时也可以筹集一笔资金,由政府根据需要加以支配,以支持清洁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以及区域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污染源治理、污染防治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某些特殊类型的环境受害者的救济等,改变过去无偿或低价使用环境资源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作法,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 从理论上看,可持续发展的“间接调控”经济手段主要有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税收制度、财政信贷刺激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标志制度、押金制度、执行鼓励金制度以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其中每一种手段、制度的设计功能通常为筹资、经济刺激或二者同时兼有。 最后一种模式为“自我调控”,即通过宣传、教育、合作与交流等,鼓励公众、非政府组织、工业企业改变其环境行为。一般说来,某一国的直接管制越严厉,经济技术水平越高,人们的环境意识越强,该模式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2 完善我国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背景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防治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中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开发,谁养护,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形成了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等八项制度为基本内容的环境管理体系。上述以 行政管理为主的管理体系,侧重于污染物产生后的达标排放,总体上属于“末端”治理措施。至于“预防为主”原则,虽然早在70年代就已提出,但由于行政管制的力度不够,又缺乏有效的经济刺激制度,因而并未得到充分落实。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强化“直接控制”的同时,完善经济手段以保护环境资源的呼声很高。中国政府在《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指出[1 ]:“各级政府应当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2]:“为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对已有的立法进行调整,引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的法律调整手段”,“通过调整各种经济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见,利用经济手段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已被摆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3 完善我国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的途径 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收费是世界多数国家通行作法,我国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也已确立了资源补偿费制度。例如,《矿产资源法》(1986)明确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现有偿开采。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水法》(1988)规定:“对城市中直接从地下取水的单位,征收水资源费;其他直接从地下或江河、湖泊取水的,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水资源费”。这些措施对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功能逐步加强,但缺陷也日趋明显。一方面,收取资源补偿费的范围(包括自然资源的范围和开发利用者的范围)狭小,许多国有自然资源仍处于任意、无偿使用状态;收取的费用远远低于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往往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反映出其稀缺性。这就使得许多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促使生态环境的破坏、退化并加剧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现实中苦乐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由于管理上的缺陷,能收到资源补偿费的大多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如矿山、冶金企业等,而浪费严重的乡镇、村办和私营企业等小型企业,由于量多面广,往往鞭长莫及,难以收取资源补偿费。这不仅违背了保护自然资源的初衷,而且造成了市场条件下的不平等竞争。 针对上述情形,一方面,应当扩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使其能够反映出资源稀缺性和实际价值;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对自然资源补偿费征收工作的管理,特别是严格审批手续,强化征收环节,保证把应收的资金收上来。同时,应当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对国家保护的行业或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成绩突出的企业实行减免收费、税收优惠或奖励,做到既不损害本来就相对薄弱的原材料产业,又能从总体上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减轻环境资源的压力。 在利用环境纳污(自净)能力资源方面,我国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制定了征收排污费制度,这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具体表现。在现行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中,除了《水污染防治法》对水污染物实行排污收费、超标排污征收超标准排污费外,总的说来实行的是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即只是对超过浓度标准排放污染物者征收排污费。虽然该制度对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促进排污者加强经营管理、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等发挥了一定作用,并筹集了一部分污染防治资金,但总体上看经济刺激功能极其微弱。首先,收费标准偏低,企业所交的超标准排污费只相当于污染治理费用的10%~15%[3], 更远远低于污染物的正常处理费用,客观上鼓励企业宁愿交纳排污费也不积极治理污染,形成“谁污染、谁受益”的格局;其次,实行单因子收费,即同一排污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污染物时,按收费最高的一种污染物计算收费数额,不利于促使排污者削减污染物,也不利于其公平竞争;再者,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资源分配、无偿使用为主要特征的产品经济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排污者只要不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就可以无偿使用环境纳污(自净)能力资源,许多排污浓度小但排污量很大、污染严重的企业也可不交排污费,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成为社会关系的纽带,提高环境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保持社会公平要求摈弃“环境资源无价值”的传统观念而遵循有价、有偿使用的原则,要求提高收费标准和实行多因子累计收费。否则,经营者仍会逃避防止、减少和治理污染的责任,这既造成环境资源的浪费和污染,又使污染治理投入多、排污少的经营者与污染治理投入少、排污多的经营者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 随着经济的大规模迅速发展,环境污染的压力越来越大,仅污染源排出的未超标部分的污染物就侵占了大部分的区域环境容量甚至已经超过了该区域的环境容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只对超标排污者征收排污费显然已无法保证和改善环境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以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取代目前的“浓度控制”是必然的趋势,但考虑到实际需要和条件的限制,污染物的“浓度控制”与有条件的“总量控制”(所谓有条件的“总量控制”,是指针对某些特殊区域、某些特定种类的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将在较长时间内共存,最后逐步过渡到“总量控制”。 “总量控制”下应当实行排污即收费、超标排污属于违法并加重收费的制度。而在实行“浓度控制”的条件下,变现有的超标排污收费制度为达标排污即收费、超标排污加倍收费并予以处罚的制度也同样是必要的、可行的。首先,其必要性在于消除不同法规间的不协调。根据《标准化法》的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对违反者要处以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而现行《环境法》只要求超标排污者交纳排污费,即并不认为超标排污系违法行为。这就直接违反了《标准化法》的规定,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协调。此外,现行《环境法》规定,对投入生产或使用时未达到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包括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可以依法处罚。这就出现了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使用时超标排污视为违法并予以处罚,而投产后超标排污仅征收超标准排污费、不算违法也不受处罚的自相矛盾的境况。其次,其可行性,可以从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得出结论。现行《标准化法》、《药品管理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等法律分别规定对违反“强制性标准”、“药品标准”、“保障人体健康和人体安全标准”、“卫生标准”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处罚,即都实行超标违法原则。如果在《环境法》中实行超标违法并予以处罚的制度,同样也不会超过一般企业的承受能力,不会出现处罚面过大、执法困难的局面。这是因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浓度)标准是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的,其中针对重点污染源或产品设备的专项标准是根据国家一般的污染治理水平即最佳实用技术(bpt)而定的。 当然,在污染物“浓度控制”与有条件的“总量控制”并存的情形下,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区域环境的具体特点,实行排污收费、超标排污违法并加倍收费制度应当遵循灵活处理、区别对待、逐步到位的原则。一般地,凡实行“总量控制”的区域和污染物,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的污染源应当立即实行该制度,而对现有的污染源则要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企业自身的经济技术条件等规定一定的宽限期。凡实行“浓度控制”的区域和污染物,应侧重于实行超标排污加重收费,并可责令其限期治理,其中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的污染源应立即实行超标排污加重收费,而现有污染源则应逐步地、定期地提高收费标准。此外还应合理调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各污染源的排污量指标,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 环境税对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有着显著的刺激(鼓励或抑制)效果。受传统产品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还比较薄弱。目前对煤、石油、天 然气、盐等征收的资源税收及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主要目的是调整企业间的级差收入、促进公平竞争,对促进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改善的意义不明显;在奖励综合利用以及节约能源方面,环境立法采用了一些税收调节手段,如规定综合利用产品在投产5年内免交所得税和调节税, 综合利用的技术引进项目和进口设备、配件可以视为技术改造项目而享受减免税优惠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税在保护环境资源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不断增强。但是,我们应当汲取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针对我国的主要环境问题,通过立法促进环境税的分期分批实施。除现有的一些环境税收规定外,目前首先应当对含硫燃料征收硫税,对严重危害环境的产品如含cfc[,s]的产品征收“污染产品税”。 这不仅有利于环境资源的合理、持续利用和改善,有利于履行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国际条约和公约,也可以作为环境基金的一个来源。此外,为了鼓励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对采用清洁工艺技术以及安装“末端”处理设施的企业、环境保护工程项目、生态恢复工程项目等应当提供减免税、加速折旧等优惠;对严重浪费自然资源的行为应当征税,如征收土地闲置税等。 在财政刺激方面,除了取消或减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不相符的各种政策性补贴外,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环保机关对企业等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控能力,应当建立和完善分级管理的环境保护基金。该基金应由中央和地方的环保投资、环境费、环境税、环境贷款、外国和国际组织的环保赠款等组成,由环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安排使用。中央基金主要用于清洁工艺技术、设备以及“末端”治理技术、设备等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或以赠款、贴息贷款等形式向有关企业、单位提供经济支持和刺激,也可用于帮助地方修建或改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地方基金除用于修建、改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进行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外,还可用于帮助清洁工艺技术、设备以及“末端”治理技术、设备等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帮助治理重点污染源,用于救济某些由环境污染或破坏遭到损害的受害人等。 相对于“命令和控制”措施,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灵活的污染控制手段。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及市场条件选择自行削减排污量或到市场上购买排污指标,从而为企业实施费用最小的排污“达标”方案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不仅可以实现政府既定的环境目标,而且也可以节省污染控制的总费用。我国在16个城市开展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试点的同时,也在6个城市进行了“大气排污交易政策”的试点。结果表明,该政策为空气质量非达标区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加快了实现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的步伐,同时促进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和工业的合理布局,并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费用趋于最小[4]。因此, 在“总量控制”下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也应得到立法的充分确认,特别是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控制方面,对适用范围、交易规则、监督管理、违法责任等内容均应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为了推动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以及企业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的落实,许多地区的环保部门在实践中探索实行保证金(也有的称为抵押金或执行债券)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各地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文件或地方相应规定执行保护金制度,其实施依据、收取保证金的时间、标准以及财务管理制度、监督机制等大都各不相同或极不完备。尽管这项制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提高了“三同时”制度的执行率,加强了建设项目后期的环境管理,增强了企事业单位领导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了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使环境保护部门在“三同时”和企业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方面变被动为主动等。因此,环境立法应当肯定和完善针对“三同时”制度、企业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以及啤酒瓶、饮料瓶等而采取的保证金制度。 环境标志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环境管理的一项有力措施,已为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实。从1993年3月起, 我国也开始了环境标志认证工作,环境标志制度作为一项引导性政策,目前我国实行的是自愿申请原则,随着推行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政策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我国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制度要与国际通用标准相衔接,其由非强制性的引导性政策上升为稳定、普遍的强制性法律制度。因此,建立完善的环境标志制度应是我国环境经济立法的发展方向之一。 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步伐推动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滁州市位于安徽省东部,居长江、淮河之间。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时有旱涝发生。周边与江苏泗洪、盱眙、仪征、江浦,以及安徽省的巢湖、和县、淮南、蚌埠等县市毗邻。辖天长、来安、全椒、定远、凤阳、明光6县和琅琊、南谯2区,区域面积13328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430.57万人,78个乡,86个镇,16个办事处,2264个行政村。据统计,全市县、乡、村公路总里程8971公里,其中县道2081公里,乡道2512公里,村道4441公里。截止目前全市180个乡镇已全面实现通油路,全市2264个行政村全部实现晴雨通车。现有二级公路49公里,三级公路1068公里,四级公路6350公里,等外路1504公里。砼路面120公里,沥青路面1426公里,砂石路面7414公里,无路面里程11公里。 一年多来,我们在省、市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针,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发展主题,强化先行意识,以提高服务质量为根本,加大农村公路建、管、养力度,推进“依法治路”方略,狠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步伐,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__年我市农村公路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呈现整体推进,快速发展的态势。20__年计划建设项目22个,建设总规模427.5公里,建设总投资1.5885亿元。其中,国债项目15个,建设规模308公里,建设投资0.924亿元(国家补助资金0.406亿元);通达项目7个,建设规模119.5公里,建设投资0.6645亿元(省补资金0.2亿元)。另外计划新建通村油路60公里。 20__年全市在遭受非典、洪涝、酷暑及连阴雨等灾害对农村公路建设影响的情况下,我市地方公路部门所属职工为全市的农村公路建设书写了崭新一页。15个国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802万元,占年度计划的88。7个通达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033万元,占年度计划的90。通村油路累计完成投资1319万元,占年度计划的69。另完成其他项目投资671万元。据交通厅统计月报反映,我市县乡公路完成总投资在全省位居前列。 20__年我市农村公路建设计划项目60个,建设总规模950公里,建设总投资5.4212亿元。其中,国债项目28个,建设规模559公里,建设投资3.2742亿元(包含03年续建项目15个,1.6742亿元);通达项目32个,建设规模391公里,建设投资2.147亿元(包含03的续建项目7个,0.7895亿元)。另有农村通村油路工程89个,建设总规模457.7公里,建设总投资0.9154亿元。据各县、市最新上报数据表明,全市20__年国债、通达续建工程均已全部开工,都在紧张的施工阶段,初步预计5月底全面竣工。20__年新安排国债项目已开工50,其余都在招投标中。20__年新安排通达项目已全面开工。 回顾一年多来农村公路建设的实际,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点做法。 一、强化服务意识,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步伐。 近几年,我们始终坚持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领会总书记向全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精神实质,全面领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先进楷模的事迹来教育全体干部职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服务观念。利用不同会议和场合教育全体人员要从关注农村、关心农业、关爱农民的高度认识我们的工作,从而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公路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实现交通新的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自从《安徽省农村公路暂行管理办法》颁布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步伐,推动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此,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解决农村公路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明确指出有关部门要无条件服从大局,服务基层,做好农村公路建设中的配套服务工作。为确保实现“十五”农村公路建设目标,加强对农村公路建设的组织和领导,市政府于03、04年连续出台“关于加快滁州市农村公路建设的决定”,并组建滁州市农村公路建设领导小组。我们也及时调整充实技术和管理力量,从思想上行动上切实重视农村公路建设工作,成立了农村公路建设领导小组,理顺工作关系,层层落实管理责任制,要求各级地方公路系统层层建立组织,认真履行好行业管理职能,把农村公路建设工作抓好、抓实、抓出成效。在去年的工程建设高潮中,我们频繁深入工程建设第一线,召集当地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与方案,内容涵盖了工程进度、统计报表、工程质量、配套资金及安全廉政等方面,形式上分为座谈会、片区会、经验交流会与现场观摩会等,旨在着力推行服务理念,重点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目的在于加快县乡公路建设步伐。 在配套资金方面,我们逢会必讲,强调省厅的鼓励政策,强调完成配套资金的长远意义。我市还就此召开多次会议,强调各县(市、区)政府要做到二个确保:一是确保已定的县乡公路建设项目的配套资金落实;二是确保已定县乡公路建 设项目按期完成,并争取达优良标准。各县市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挥出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全椒县广泛发动农民自愿投工、投劳,县政府明确表态,地方配套资金一分不少,涉及协调的事宜一点不推,至今,全椒县地方配套资金已达1000余万元;凤阳县政府用财政周转金调拨水泥120__吨,另外县政府还用政府门面房抵押贷款,筹措资金。定远县政府在《农村公路国债和通达工程建设协调会议纪要》中明确规定,沿线乡镇的路基土石方、伐树、取土用水及征地拆迁等属地方配套工程,由乡镇承担外,公路建设项目所经乡镇,按行政区为界,每公里上缴县交通局2万元县乡公路建设统筹款,作为涵洞、桥梁及路面施工地方配套费。天长市政府规定沿途乡镇内每公里筹4万元,另外,市财政每年拨付200万元作为县乡公路建设配套资金。来安县给予国债工程来水段和来韩段公路地方配套工程,折合资金约140.73万元。明光市决定从农业税“交通事业费”拨款200万元,分别配套国债项目140万元,通达项目60万元,地方配套工程折合175万元。 前几年,我们滁州部分县市的乡村路况差,雨天道路不通,出行难成了当地农民的心头病,农民兄弟生产的农副产品由于交通不便,很难及时运出,只能“守着金窝受穷”,青壮年都纷纷外出打工,严重制约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前穷在无路,现在富在有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市2264个行政村全部实现了晴雨通车的目标,这个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被打破,真正使农民兄弟走上了致富路。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支持修路的热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路高潮。定远县过去的农村道路欠帐较多,近年来国债项目和通达项目任务比较繁重,为完成好任务,建成优质路、放心路,该县成立了高规格的县乡公路建设领导小组,县长亲任第一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常务组长,并定期召开县乡公路建设协调会,解决和协调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明确道路沿线各乡镇的配套任务,极大的保障了建设项目的顺利完成。他们还广泛宣传修建县乡道路的重要性和致富奔小康的关系,激发广大干群想路、盼路的愿望,极大地争取群众的支持。该县严桥乡郝刘村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过去全村无一条出行路。20__年实施通村油路工程,村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主动找到交通局了解情况,听说通村油路计划每公里补助4-6万元,但需地方配套4万元。如果配套资金能到位的话就可立项。村班子马上召开全村群众代表大会,向大家征求意见,群众们听了以后异常激动,情绪高昂纷纷表示只要是真修路再多的钱也愿意拿,仅用两天的时间就筹措了所需的12万元配套资金,使得该项工程得以顺利开工建设。20__年10月26日一条宽3.5米,长3公里的村级油路正式建成通车,多少代人的梦想,多少代人的期盼今朝实现,村民们由衷地感叹,这不仅是一条幸福路,更是一条致富路、连心路。 二、强化质量意识,建设优质高效的民心工程。 工程质量是公路建设的核心。没有质量保证的公路,就是没有生命力的公路。农村公路技术标准不一定很高,但质量要求绝不能降低。农村公路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到行业的形象,关系到“三农”问题,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质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质量工作放在中心位置来抓。我们一直以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扎扎实实地抓好农村公路建设的质量,把公路质量视为公路建设的生命,视为联系民心的桥梁,努力建设“放心工程”和“满意工程”。早在20__年初,为加强和规范我市县乡公路建设,高质量、高效率地推进县乡公路发展,我们就成立了县乡公路建设领导小组和县乡公路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导小组,全面组织和领导我市县乡公路建设管理和养护工作。针对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分散,涉及面广,基层一线技术力量、管理力量比较薄弱的实际,不断加强对农村公路建设特别是通村公路建设的监督管理和技术指导,逐步引入高等级公路建设的质量意识和管理理念,稳步提高施工质量。在实施国债和通达工程建设过程中,切实加强建设管理责任制,确定项目法人对本辖区内的项目进行全面管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四项制度”:即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工程合同制。特别是施工监理制度。各级业务部门按各自的分工,加强了质量监督力度,严格按照上级关于工程质量管理规定,健全制度,强化质量控制。我们还根据省交通厅下发的《安徽省县乡公路通达工程建设实施意见》和有关工程质量管理的一系列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及时制订了“滁州市农村公路建管养实施意见”、“滁州市农村公路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滁州市农村公路质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使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依有据,使工程建设的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更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建立和完善政府监督、工程监理和施工自检的三级质量保证体系,在此基础上还不断加大监理力度,路路落实总负责人,配备专业监理人员,实行旁站式跟踪监理,切实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全椒县在严把工程质量关上,强调提出“铁腕抓质量”的口号,坚决执行“四严”要求,即:严把材料关;严禁不合格材料进场;严把实验关;严格做好各项标准试验及各项抽检试验,加大抽检力度和频率,确保质量符合要求。天长市是全市建优质工程的先进市,他们对所建工程均能按照“精心组织,合理调配,系统管理”的要求,强化工程各项管理。一是狠抓项目经理部的建设。主要是按要求配置实验室,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各项相关图表,认真落实管理、监理、施工人员的工作,做到施工有章可循、有规可查。二是狠抓施工员、安全员、材料员、质检员的岗位培训,使他们能够尽快熟悉业务,进入角色。三是认真抓好施工的主要环节,做好“两及时、三检验、四控制”。“两及时”即及时处理软基和及时碾压夯实;“三检验”即认真检验施工用土指数,认真检查石灰材料有效成份,认真检验灰土配比密实度等;“四控制”即严格控制结构层的宽度、厚度、拱度、平整度。做到严格按设计要求规范施工。定远县是全市农村公路建设最为繁重的一个县,也是农村公路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县,但他们迎难而上决心建好续建工程,抓好新建工程,对于工程建设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坚决不手软,如定义路01标段有200米长的路段路面出现网裂状,当时质检站检查时不能定论,就把市质检处的同志请去共同会诊,会诊结果认为是灰土含水量过大造成的石灰稳定土出现网裂,最后要求施工单位把这200米路段灰土全部推掉重新铺装。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修不好的路,只要我们用心抓好每一环节,道路只会越修越宽,越修越平。 三、强化廉洁意识,为农村公路建设保驾护航。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一向沉寂的农村公路市场也焕发出难得的生机和活力,但同时,也给农村公路建设带来了新的问题,面对有可能出现的路生腐败现象,我们及早防患于未燃,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一是狠抓领导班子廉政建设。要想廉政建设上台阶,领导是关键。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一把手“两手抓”,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负责抓,坚持廉政建设与“堡垒工程”一起抓,领导班子共同抓,实行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统一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上下一致 ,形成合力,层层抓落实。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增强廉洁意识、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二是健全监督机制,强化自律意识。抓廉政建设任务实行逐级责任制,实行目标责任管理。严格各项操作制度,规范招投标程序。事实告诉我们,仅凭个人的自律,来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力量明显不足,所以,我们坚持在招投标等环节实行纪检监察、计委、招标办、质监、工商等部门的全过程参与监督。在项目审批、招投标、工程变更、质量监督、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坚持阳光操作,坚决堵住容易产生腐败的漏洞,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三是要求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必须签定廉政合同及安全生产合同。廉政和安全这两项合同写入施工合同中去并实行责任追究,这样就有力地约束了双方的个体行为。四是严格建设资金的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合理和有效使用。我市县乡公路建设领导小组对国债和通达工程专项建设资金的使用均采取全过程的监督检查,要求各级县乡公路管理部门要设立县乡公路通达工程银行专户,专款专用,严禁截留和挪用。执行廉政建设有关规定,防止资金损失浪费,提高投资效率。目前从我们对全市的调查情况看,各县(市)均严格按照程序,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四、强化管理意识,保持农村公路可持续发展。 一年多来,随着农村公路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市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已达8971公里。与此同时,对农村公路重建轻养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许多地方的农村公路在建成后因缺乏有效的管养而惨遭破坏,严重影响了农村公路的正常使用。因此,我们坚持牢固树立“建设是发展,养护管理也是发展,而且是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摆正建设与养护管理的位置,克服重建轻养的思想倾向,要求建设与养护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首先,积极改革和完善符合市场运作规律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落实各级政府的责任,签订养护工作质量保证责任状,落实到人。各县(市)都在养护这个问题上做了许多文章,比如说天长市每年要在年初召开多次调研会,并安排工程技术人员对全市县乡油路进行实地调查,编制养护经费上报市政府、主管局,同时制定周密的养护工作计划,在计划时就下达了季度和年终好路率指标,平均每年投入养护经费150万元。因为天长不但投入了资金,而且有非常健全的养护管理体制和完善的养护管理办法,才确保好路率指标的稳定提高;其次,进一步落实“三六一机制”。建立健全专业养护和群众养护相结合,常年养护与季节性养护、流动养护相结合制度,积极推行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养护承包责任制,提高公路养护水平。明光市率先推行家庭道班养护形式,在明光市交通局的指导下,他们进一步完善合同,明确了责、权、利,使家庭承包养护砂石路的做法日臻完善。这一做法主要特点体现在“六个一”上:一是乡镇有一个好的管养机制,镇党委对公路的管养比较重视,确定专人抓;二是有一户家庭劳力富足的人家承包;三是有一份制约双方义务的合同;四是承包户必须有一台小型机动车;五是有一块堆放砂石的场地,做到每公里备料不少于10吨;六是承包户必须有1万元左右的资金或年收入。全椒县各行政村在农村县乡两级公路管理机构的帮助下,纷纷设立“农民道班”,按照有组织、有机制、有房子、有设施、有牌子、有机械、有资金、有人员的“八有”标准,逐步进行了完善。其它县市也均研究制定了加快农村公路的具体优惠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和落实,均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公路的路况,也大大激发了农民参与管养农村公路的热情。三是利用农闲发动群众整修公路,努力提高农村公路路况。每年雨季农村道路都会受到洪水的侵害,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各级政府和地方公路系统广泛动员群众投工投劳抢修被毁路段。一年多来,共投入民工十多万人次,机械千台以上,石料百万吨,从而保证了全市农村公路的晴雨通行能力。 坚持依法行政,切实维护路产路权。路政管理是公路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巩固建养成果,改善路容路貌,确保道路畅通的一个必要条件。首先,大力加强路政宣传,优化执法环境。搞好法制宣传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也是政务公开的手段。几年来,我们组织各县市地方公路管理站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宣传,分发、张贴各种宣传材料近万份。极大地提高了公路沿线群众的法律意识,营造了良好的路政执法环境;其次,加强法制教育,极力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我们把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作为考核路政管理人员的重要内容。定期组织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执法常识。严格执法纪律,严禁执法人员公务期间饮酒,坚决杜绝接受吃请、索要钱物的现象发生。坚决做到文明执法,规范服务。第三,维护路产路权,保障道路畅通。全市在围绕“反超限、保畅通”这一主题中一直在扎实地开展工作。针对超限这一公路的头号杀手,全市均采取多种有力措施,维护路产路权,去年一年,共清除路障5000多立方米,查处超限运输车辆7000多起,查处路损案件190多起。第四,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基础工作。健全路政内业管理制度、路产档案、路政处罚档案、路政审批制度和公开办事制度等。第五,认真开展机关作风评议活动,大力提高办事效率,改变落后的不良的办事作风,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五、强化主动意识,不断探索农村公路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回顾近几年农村公路建设实际,通过全体地方公路部门干部职工齐心协力,扎实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成绩令人欣喜,催人奋进,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农村公路建设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出现很多新问题和新情况,如何与时俱进,适应发展变化,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积极主动的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努力探索,寻找对策,加以解决。目前农村公路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县乡公路建设配套资金落实难。农村税费改革后,群众集资和“两工”都已取消,县乡公路建设资金上无政策来源,下无筹资渠道。“两工”取消前,县级公路改建工程的路基土方均由群众完成,青苗补偿、路基拓宽、整修路肩等费用基本是零投入,这部分所需资金估算应占到工程总造价的35左右。20__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随着意见的贯彻执行,基层县、乡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必将受到一定影响,可以预见未来的农村公路建设地方配套资金这一块必须另找途径。因此,我们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基层干部职工和农民兄弟的 意见建议,认真研究和寻找相关对策,积极制定有利于农村公路发展的政策措施,逐步建立一套新的稳定的农村公路建管养机制。二是管理机制不合理,制约了农村公路的健康发展。地方公路管理部门1996年成立后负责着全市8000多公里县乡公路的建管养工作,而养护经费、人员配备、技术条件、施工设备等硬件存在很大差距,造成县乡道路好路率很难得到很大提高,长此以往,矛盾将越来越突出。三是路政管理工作相对薄弱,农村公路管理缺乏长效有力的监督。近年来,各县(市)站均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加强了对路政工作的管理,但不容忽视的是路政工作出现了新的难度与问题,具体表现在滞后性、薄弱性和间断性。滞后性表现在农村公路的路政管理体制与现行的农村公路状况不相适应,严重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农村公路。薄弱性表现在农村公路的路政管理队伍力理薄弱,缺乏后劲,不利于地方公路路政队伍的健康发展。间断性表现在路政执法工作时松时紧,时强时弱。 早在去年,我们就曾经对全市农村公路的建管养体制进行了一次深入持久地调查研究,全面分析了存在于我市农村公路管理中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我们一直本着以关心“三农”为宗旨,用发展的眼光去思考前进中的问题,用实际行动去解决暂时的矛盾。决心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形成“领导重视、部门配合、上下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充分调动、保护、组织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快推进全市农村公路建设步伐,为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试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探究 甘肃省庆阳市位于“北控河套,南屏关中”的黄土高原第一塬——董志塬中部。改革开放以来,庆阳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但由于原有起点、发展条件、国家政策倾斜等因素制约。庆阳与西部一些大城市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不小。权衡经济发展带来的正负效应,庆阳市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一)资源丰富,前景广阔 第一,气候资源优势。主要有太阳能和风能,太阳辐射年总量是5280-5710兆焦/平方米:有效风能年总时数在2000-5000小时之间。 第二,动植物资源优势。市内兽类动物中以早胜牛、庆阳驴、环县滩羊最为有名,以梅花鹿最为珍贵,以兔类、羊类分布区域最广,数量最多。飞禽中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达9种、长居鸟类有50余种、夏候鸟40余种,建国后还引进了荷兰牛、新疆马、辽宁羊、江南鱼等良种动物。全市的植物有700种,其中粮食作物148种、经济作物75种、木本植物350多种、草本植物170多种、菌藻类6种论文。 第三,能源优势。庆阳境内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资源,折合这些能源相当于1230亿吨油,这个储量仅次于“中国第一资源大市”——陕西榆林。现已探明,庆阳油气资源总量达40亿吨。煤炭储量2360亿吨,占甘肃省预测总量的97%。境内平均每平方米土地下含油气120千克、含煤8吨,可以说具备建设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地基础条件和优势, 第四,特色资源优势。丰富的红色文化、深厚的黄土文化资源既是特色,又是优势。以南梁为核心的红色旅游景区建设正在进行,以“香包、剪纸、刺绣、道情”为代表的黄土民俗文化产业已经创汇,并长足发展。 (二)以西峰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西峰区位于董志原腹地,全市商贸流通、文化、交通中心。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落实,为西峰区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建国60多年的建设成就,为西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西峰区的快速变化带动了全市的发展,促进了庆阳城市化的进程。目前全区城市建设工作一系列重点举措的辐射作用北达庆城、南至宁县、西毗镇原、东望合水。 随着西峰区的不断繁荣。以其为中心的引力作用与日俱增,对全市的人才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与优化,使其成为甘肃“两翼齐飞”规划的东部核心。在此进程中,庆阳市普遍出现了以新城区和小城镇重心外移为特征的城市规模扩张趋势,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投入呈现出向西峰区集中的态势,使具有一定科技经济基础力量和招商引资地缘优势的庆阳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新兴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甘肃省庆阳市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民间民俗文化底蕴深厚,以香包为代表的民间刺绣、皮影和剪纸等民俗艺术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庆阳是中国民俗学会命名的“中国香包刺绣之乡”、“道情皮影之乡”、“民间剪纸之乡”,是中央电视台等12家权威媒体评选命名的“最具艺术气质的西部名城”。文化产业——“香包、刺绣、剪纸、道情”既是农耕文化与民俗文化结合的产物,又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把民俗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以其特有的新姿态辐射到周边地区,可以预见,它将成为庆阳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增长点。 全市旅游业发展迅速。目前,北石窟寺、小崆峒山、陇东民俗博物馆、南梁红色旅游区、周祖陵、窑洞民居等景点初具游览规模,游客直线上升。它们不仅占有西部区域性市场,而且其文化价值在多元化的新市场份额也不轻。 二、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 (一)自然灾害频发、生态恶化 庆阳地处西北黄土高原中心地带,远离海洋、靠近沙漠。自古以来,自然灾害频繁,奇异现象突出。从民国到20世纪末,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31次。其中旱灾43次、洪灾48次、冰雹46次、霜冻41次、风沙20次、病虫害19次、鼠害4次、地震10次。严重的自然灾害给庆阳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害,也导致了生态环境脆弱、生物资源再生能力差,这些已成为制约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硬约束”。 (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庆阳虽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本市乃至全省经济的发展,是影响庆阳综合实力的“瓶颈”。经济核心区带动作用不够,边缘区发展缓慢。西峰区、各县城、示范镇、国道省道沿线一带发展很快,而广大农村依然落后。促进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重点应放在实现城乡平衡,促进全面发展上。科技竞争力强、市场广阔、区位优越的西峰区示范效应要继续增强,形成强有力的辐射中心。区中心带动县城、县城与示范镇带动乡和村,逐级带动、临近示范、区县乡村协调发展,形成点、带状产业带,使这种差距逐渐缩小。 (三)人口众多,整体素质不高 庆阳市人口现在约252万,少数民族19个,再加上地域辽阔、人口居住分散、教育机会不平等,成人文盲率高,与人均GDP水平呈负相关。特别是广大贫困山区,居民的科技知识和文化素质偏低,是制约老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许多单位、企业由于对人才问题重视不够,导致人才流失严重。因此,更谈不上吸引外部高素质的人才。 (四)产业结构单一,农业基础薄弱 自从国家批准建设能源化工基地以来,庆阳以煤、石油、天然气为主的化工企业有所发展。大规模的开发资源占用了大量农地、资本和劳动力,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农业比重直线下降,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变,制约了农业和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必然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农业基础的薄弱,使文化产业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有力支撑,出现了“资源富、财政富、农业弱”的局面。 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分析 从2013年来看,要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方面为重点,进一步理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优化消费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消费能力和意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需求,增强经济的内生活力与动力。 不断扩大内需是增强经济内生活力与动力的关键,而对促消费和增加投资都有巨大作用的城镇化,应当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点。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仅为50%左右,距离城镇化完成阶段仍有2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城镇化发展空间依然巨大。在2013年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城镇化都将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发挥这一最大潜力的作用时,要避免简单化、粗放式、高耗能、低质量的城镇化倾向,要通过合理规划和积极引导,将城镇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合理把握城镇化的节奏,既要使城镇化进程不影响农业稳定生产大局,又要保证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及时跟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支持作用。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现在我们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达到美国的48.5%,人均GDP超过5400多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先行经济体的实践看,这一时期经济增速既有趋势性回落的要求,也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这给宏观调控能力带来了更大的挑战。2012年,针对形势变化,党中央国务院把稳增长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了宏观调控政策的预调微调力度,取得了较好效果。在2013年,要充分利用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储备和空间充足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并及时适度予以调整,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合理分工和更好配合。一方面,要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发挥其在结构和利益调整方面的典型优势,更好地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加大对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扶持力度;另一方面,要通过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加大实体经济系统的资金供应,切实降低各类微观主体的资金成本,进一步理顺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效、更有利、更充分的金融支持。 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实质上反映了数量与质量、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在经济调整时期,更易导致为追求增长速度而有意放慢结构调整的步伐。这种与有质量、有效益发展目标相背离、只是单纯将问题延后的做法,在实践中应坚决予以规避。2013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实现“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的目标,同时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步伐。具体来说:一是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着力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和三高一资行业发展的产业指导;二是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经济效益显着、符合产业政策发展的行业和重大项目给予支持,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三农”产业等的扶持力度,着力培育和提高实体企业的创新素质和能力,培育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创新驱动模式;三是进一步强化能源资源消费总量控制,形成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单纯追求GDP目标的硬性约束,并着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实现能源资源利用的集约化、减量化。 展望2013年,虽然经济运行的挑战犹存、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但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条件依然良好,物质基础和综合优势依然明显。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地方文献工作要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开展调研服务 我国区域经济建设要走上健康而持续发展的道路,将面临着自然条件、社会条件、技术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地方灾害频率及受害程度都将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造成影响,同时我国又存在着人口膨胀和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生态问题亟待解决。这就要求为领导层提供高质量的决策信息服务,为统筹规划区域建设发展问题开展调研工作。而地方文献工作由于自身的工作特点和拥有的资源优势,的确能为领导层科学决策规划区域经济建设贡献力量。下面仅就地方文献工作为区域经济建设发展如何开展调研服务问题略抒己见,供同仁们参考。 1 开展调研服务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任务 1.1调研的指导思想 我国区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发展概念,它是指区域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现状及现存问题科学合理的解决,特别是在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生物资源等方面的科学合理利用上,要本着社会发展,特别是我国贫困地区发展的需要,应与自然生态相和谐,不能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进行,而且这种发展要有限度,不能危及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生存与进步。为此,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根据上述原则,地方文献调研工作应本着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推动科研工作服务的精神,坚决贯彻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政方针,搞好地方文献工作,拿出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成果,为领导决策服务,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应该是调研工作在这一方面的指导思想。 1. 2调研的工作任务 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在区域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上,应与我国及国际社会经济大环境密切联系起来,将区域经济建设问题摆放到更宏观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考察,才能得出最佳的研究成果,提供给领导层。其实,这种调查研究在我国早有历史,蕴藏在地方文献中的区域经济历史资料可谓浩繁丰实,而我国古代区域经济方面的文字记载相当大的一部分就包括在地方史志中。当前,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关怀下,地方文献工作取得了成就,一些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编写了自己的地方志。这是我国地方文献工作者长期艰辛工作在区域经济调研方面的巨大成果,也是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财富,对增强人民热爱家乡的感情,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摸清我国国情国力的底数,为地方造就后备人才,建立健全本地市场,发展与繁荣区域经济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为搞好地方文献的调研工作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础。 应当指出,社会经济规划和管理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运动的重要内容。它具有六大职能,即决策、计划、组织、指挥、控制与协调,而决策则是六大职能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区域经济建设规划与管理的关键环节。为此,地方文献工作开展调研服务,为领导层科学决策提供准确信息和高质量科研成果,为在区域经济建设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先决条件。 2 开展调研服务的一般方法和重点内容 2.1调研的一般方法 2.1.1综合性调研工作:综合性调研是要求地方文献工作主要着眼于整个区域经济概况,充分利用收集到的地方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情况,对多项自然环境要素进行综合性分析论证,揭示其间相互联系与特征规律,特别是复杂的社会经济与人文地理关系,从而为区域经济整体开发建设提供决策依据和演变方向预测。综合性调研有利于提高地方文献工作直接为地方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效果,也有利于地方文献编纂工作;综合性调研成果将对区域社会经济整体建设如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对外交流、招商引资、振兴地方等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2.1.2专题性调研工作:专题性调研是要求地方文献工作主要着眼于区域经济中某一单项或与该单项有关的要素或问题进行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地方文献工作充分利用现有文献资源和实地调查资料向纵深发展的必然产物。根据专题调研内容的性质、特点、状况,又可分以下两种:一是普遍性问题专题调研,如人口膨胀、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对这些问题地方文献工作可立足本地,发挥自身优势,从实际出发,运用收集与调查得到的资料说明人类与环境、资源与发展之间关系如何协调的基本原理,得出综合性分析论证,提出振兴本地经济的对策措施,供决策层参考;二是特殊性问题的专题调研,这类问题非常具有地方性特点,经济区域内各地差异比较大,急待解决的重点也各不相同,为此,地方文献工作充分利用文献资源和实地调查情况,按特殊性问题的解决多侧重发挥本地研究力量的解决问题原则,协调与帮助解决。总之,专题性调研在区域经济建设中富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采纳,这是地方文献调研工作应充分利用的。 2.2调研的重点内容 2.2.1宏观方面:战略性,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部署作出重要决策,以及全面分析评价区域经济资源和建设条件基础情况提供调研论证;地域性,为合理使用土地资源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以及经济建设合理布局提供调研成果;综合性,对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各种复杂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为配合因地制宜地发展区域经济,有效地利用资源提供有关调研资料;统筹性,为国家实施跨世纪建设工程和移民工作,合理配置生产力和新建城镇居民点,为跨世纪重要工作的各项建设在地域分布上的统筹规划提供科学论证。 2.2.2微观方面:工业上,为当地企业招商引资形成新的工业园区、提高区域经济效益提供决策信息;三产上,对本地商业、金融、服务、 旅游等行业的布局与发展通过调研提出建议;文教上,对区域内的文化教育、文物古迹、旅游景点、美化环境等方面提供调研信息;交通能源上,在解决能源交通、水力资源等问题时提供专题研究资料;人口上,对区域内城乡人口增长及计划生育、居民布点等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等等,不一一例举。 3 开展调研服务应注意的问题 3.1应根据本身的工作性质和学科特点,必须始终坚持在区域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中,从本地实际需要和本地经济条件特点出发,从选择本地经济建设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旦解决便会产生相当的社会效益入手,开展服务工作,使地方文献的调研工作能为本地各部门科学地制定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3.2地方文献调研工作在分析区域经济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时,要集中人员、力量深入开展多侧面、多层次的调查比较、分析研究,切忌求全和平均使用力量。调查研究工作应深化重点,当然重点调研应在全面了解认识区域经济整体环境和概貌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用协调发展的观点、综合利用的观点、经济区域生态的观点作指导,深入分析区域经济的背景和相关因素,揭示出区域经济发展与制约因素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规律,地方文献调研工作中,选用介绍实例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意典型引路,使提供的实例富有吸引力和说服力,避免调研工作流于形式。 3.3要注意传统方法(如文献资料分析、野外实地调查、社会问题专访等)和现代科技(如信息传导技术、卫星航拍技术、电子遥感技术,尤其是微电子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等)相结合,重视文献资料与其它材料的核实分析,使所获得的数据和调研成果具有较高的科学依据和实际操作应用价值;要注意同相关学科之间的横向协作,特别是那些涉及相关因素多的比较复杂的问题,更应实施多学科协作调研攻关,以利为区域经济建设的决策规划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3.4要对所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加工,经筛选后形成一批内容新颖丰富、水平较高的二、三次文献,最好能搞出一套与区域经济建设有关的专题索引、书目、题录、汇编、文摘等,就某些调研领域课题的研究、发展情况撰写有关综述、进展报告等,提供给决策层;要进一步了解和把握决策层及其有关部门对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信息需求,并对这种需求的种类、特点,根据不同层次的决策领域、决策目标、决策项目来进行调研,做到所提供的信息资料有的放矢。为此,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为决策层提供的信息资料既有分析又有比较,定性和定量准确,其形式可以是专题报告、预测分析、论点汇编等。其工作应注意时效性。 3.5要对国内外有关研究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领域的新观点、新思潮、新动向进行跟踪、翻译、评述,并及时提供给决策层,这是调研工作一项重要内容,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3.6要将工作重点放在县级。县级区划与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最密切,它为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提供了不可少的空间场所和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一个充满物质和精神活跃的空间。另外,县级实体还是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也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单位,历来是全国性统计数据及计量的基本计算单元,其本身就是一个多产业、多层次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综合体,具有相对的完整性、独立性和特色性。将调研工作空间尺度和重点放在县级,符合我国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由于县级实体历史延续的稳定性,积累的资料浩繁丰富,便于调研工作对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也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评估、论证提供了原始素材。
数字媒体论文:媒体数字资产管理视野下新闻信息资源价值形态分析 摘要 本文着重对新闻信息资源价值形态进行分析和研究,认为新闻信息资源的价值形态主要表现为新闻价值和研究价值、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知识价值和经济价值等三种形态。 关键词 媒体数字资产 新闻信息资源 价值形态 新闻信息资源是社会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媒体数字资产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开发利用价值。然而为什么新闻信息资源具有开发利用价值,其价值形态(也可称为表现形式)又具体表现为哪几个方面?至今仍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束缚了新闻信息资源价值的实现和转换,也不利于媒体数字资产的有效管理和增值开发,亟待予以重视和研究。 按照哲学价值论的逻辑,新闻信息资源价值可以理解为:作为客体的新闻信息资源要素、属性和功能对作为主体的利用者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它是主体(新闻信息资源利用者和利用需求)与客体(各种类型和方式的新闻信息资源)之间的关系范畴。新闻信息资源价值作为一种关系,是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的统一和结合。其中,新闻信息资源的要素、属性和功能是构成新闻信息资源价值的客观基础,而利用者的需要是构成新闻信息资源价值的前提。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以将新闻信息资源的价值形态划分为以下三种: 一、新闻价值和研究价值 根据新闻信息资源对主体价值效应时间长短的不同,可以分为新闻价值和研究价值。 新闻文本进入销售和经营环节以后,从本质上讲它已经成为了新闻信息资源的一部分,按照新闻价值效应的短暂滞留性特点,它的新闻价值理应已经迅速下滑甚至是完全失去。但可喜的是,随着报业运用数字技术能力的迅速提高,已经初步实现了从新闻文本到新闻信息资源的“瞬时”和“同步”转换,不但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新闻价值,而且还增添了许多新鲜的“佐料”,进一步丰富了新闻信息消费的手段和方式,使新闻价值得到了更为完美的体现。比如,现在许多报业集团综合运用重组、加工、转化和转移等方式和手段将新闻信息上传到新闻网站、手机以及其它电子终端,形成了数字报、电子报和手机报等多种传播形式。如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创办了可实现互动和多媒体形式的数字报纸——《宁波播报》,该报通过精选《宁波日报》、《宁波晚报》、《东南商报》,以及中国宁波网的最新资讯组合成一张新的互动多媒体导读报,网民点击导读新闻,即可直接获取各电子版新闻的详细内容。可见,新闻信息资源同样具有新闻价值,并且新闻价值已成为新闻信息资源不同于和优于其它各种信息资源的显著特征之一。 新闻信息资源除了最基本的新闻价值以外,它还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众所周知,新闻信息资源的构成内容丰富而又广泛,是一面社会的多棱镜,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法制、生活等领域无所不录,是“一种历史、社会、文化的描述”。新闻信息资源的丰富性特征赋予了它可供研究的价值。比如,新疆日报社的新闻资料室储藏着1936年至今70多年间所出版的《新疆日报》的合订本。这些新闻新消息资源真实地记载着各个历史时期新疆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反映着新疆70多年来变革与发展的轨迹,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和浓郁的新疆地方特色,是研究新疆、了解新疆的珍贵资料。这些事例无不说明新闻信息资源除了拥有“事实信息”以外,还存在着许多“意义信息”等着人们去解读、品味和研究。同时,报纸新闻信息资源由于其权威性、公信力和专业性等因素,其研究价值是最高的,“比较而言,期刊和书籍的新闻性很差,广电则基本上保存很少或难以挖掘,网站的权威性缺失。” 二、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 根据新闻信息资源价值实现领域的不同,可分为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 一般而言,新闻信息资源相对于其它信息源更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特性。正如美国学者沃克·马丁(walker·marten)所说:“一家报纸的历史是出版这家报纸的国家的历史”,“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除了新闻作品资源具有还原历史的素质,采访素材、初稿、修改稿、采访手记、审改稿、校对稿、报纸校样,新闻图片等新闻信息资源的凭证价值显得更为突出和珍贵。 首先,从内容上看,它们都是当时当事的真实记录和客观反映,是鲜活的历史细节,特别是采访素材和采访手记等文献资料更是保留了许多当时一手的事实和数据,这些内容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并不能完全反映在新闻文本当中。同时,也由于编辑取向和版面限制等客观因素,现实中有许多新闻作品并不能见报和面世,有的能被保存起来转化为文献资料,有的则慢慢地被遗弃和销毁。令人遗憾的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报社并没有将记者在采写过程中所形成的手稿集中保存起来,而是任其留在记者个人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缺乏统一保管的文献资料就渐渐难以寻觅到它们的踪影。诚然,造成这一现象有其客观原因,如收集和管理的难度大,但随着报业数字化的发展,这些问题已经不难解决。比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企业信息门户(eip)中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专门为每位记者设置了“我的资料”和“我的作品”等功能模块,记者可以在系统中方便保存资料和文稿,包括那些没有被录用的新闻作品也一直可以留存在系统之中。新闻信息服务部门只要对这些资料和文献进行简单地复制或整理就可以实现集中、统一保存。在这方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就做得较为出色,具有很强的资料保存意识,该集团并没有将那些不适合刊登或没有刊登出来的新闻图片随意丢掉,而是有意识地将其集中保存起来。目前,这些新闻图片已经成为档案部门、宣传部门、史志办、出版社和相关科研教育机构争相追逐的“香饽饽”。 其次,从形式特征上看,它们均在不同程度上保留有真实的历史标记,都具有珍贵的凭证价值。采访素材、初稿、修改稿、采访手记、审改稿、校对稿、报纸校样等印刷型文献,要不就是当事人的亲笔手稿,要不就是在上面留有相关人员的修改字样和批示等。例如,目前在人民日报社保存着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笔签阅和修改过的报纸校样,其价值不可估量。 此外,新闻信息资源由于其数量庞大、内容无所不包、对客观世界反应灵敏等特点,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情报和线索,经过筛选、比较、分析,最后可以加工成人们需要的、针对性很强的情报信息。目前,新闻信息资源已日益成为社会信息资源中最具活力的信息资源之一,成为行业情报和竞争情报的主要公开信息源。作为一种信息源,相比档案、图书等文献信息,新闻信息资源的独特优势在于它的系统性、丰富性、广泛性和连续性。新闻信息资源中蕴藏着极为系统和丰富的情报信息,关键是要有意识地去整理和挖掘。有感于此,美国学者罗杰,希尔斯曼曾对新闻信息资源的情报价值形象地做过总结:“关于经济和科技情报,在西方,大部分可以从公开或半公开的来源搞到手”。 根据新闻信息资源对主体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可以划分为知识价值和经济价值。 新闻信息资源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知识价值。社会大众通过阅读利用,可以从这座丰富的“矿藏”中汲取大量的知识营养,增进对各类问题的了解和判断,进而改变其原有的知识结构:在新闻信息资源系统中,财经类新闻信息资源和行业(专业)性新闻信息资源更是因为它们的专业性和知识性,知识含量更是尤为突出。正因为此,目前许多行业(专业)类报纸凭借自身的知识优势,逐渐由“媒体中心观”的传统发展思路向“资源中心观”转变,通过建构和整合行业或专业领域的资源平台,将自身打造成行业的“知识仓库”,并依托这个信息平台开展数据库服务、顾问咨询服务、商务服务、定制化信息产品服务、人力资源培训服务等内容增值服务,成为所在行业价值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中国化工报》和《中国证券报》的做法就很有代表性,它们依托自身丰富的行业信息资源,创建了中化新网和中证网,成为各自所在行业的知识枢纽,将自身的“知本”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外,有些新闻信息资源虽然不能直接地体现出自身的知识价值,但是潜藏于其间的“意义信息”,包含着“有看头、有学头、有嚼头的意蕴”,。能引发人们的思考和联想,甚而激发起创新性思维,从而产生知识价值。可见,新闻信息资源的知识价值的体现存在着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应当审慎和理性地加以理解和分析。 新闻信息资源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具有相应的经济价值。首先,新闻信息资源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和时代性,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政策、市场行情、价格行情、商品信息、技术进展、成果转让、行业评估、形势分析等有价值的经济信息和环境信息。如果被作为信息要素注入到生产力系统当中,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缩短劳动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及熟练过程,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有助于引发对生产过程、生产工具、操作方法和工艺技术的革新和创新,提高管理者的决策和判断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各部门、各行业效率和效能的功用。日本和韩国就非常擅长运用和发挥新闻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有这么一则事例,韩国三星公司派驻在美国洛杉矶的员工通过报纸看到一则消息:由于廉价的韩国产品的进口,美国最后一家吉他工厂将要关闭。三星总部的竞争情报部门对该信息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国会将提高吉他进口的关税,必须抓紧时间,尽可能地抢先将更多的吉他运往美国,存入仓库。结果正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但由于三星已有大量的存货,因此尽管关税生效,它仍赚取了很高的利润。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如果能充分关注和挖掘新闻信息资源,将会给利用者带来丰厚的回馈和收益, 其次,新闻信息资源本身就具有商品性,能直接创造财富并实现其经济价值。因此,只要能实现新闻信息资源的商品化和市场化,顺利完成使用价值的让渡和共享,获得收益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香港经济日报集团有限公司就是这方面的经营高手,它充分整合自身的新闻信息资源优势和“知本优势”,创建了经济通和经济地产库,并将其提供给发展商、商和从事房地产业务的专业人士使用,每年为集团带来了不菲的收益。据该集团2006~2007年董事会年报所提供的数据统计表明,该项收人占了集团总收益的15.35%之多,贡献率相当可观。 综上可见,新闻信息资源价值是一个多向度、多层次的价值系统,为利用者从不同方面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分享价值和实现价值提供了丰富的思路,为新闻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提供了宽阔的视野,也为媒体数字资产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数字媒体论文:媒体汇流下的数字电视产业内涵与定位 摘要 本文就目前我国对“大传媒”推广情况进行分析,认为要加快我国数字电视发展、推动我国进入数字电视时代,就必须重新认知数字电视产业的内涵,并以此重新定位数字电视。 关键词 媒体汇流 数字电视 内涵 定位 在数字科技时代,科技的发展已让以往个别独立的产业与科技渐渐模糊了彼此的界线,由此产生了汇流的观念,即以前独立、分离的产业差别界限已经模糊化,如:电信、计算机、视听产业、出版业和其它内容提供者等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差别界限已经消失。可以说,科技汇流使得平面媒体、广电媒体、电话、有线电视及因特网的藩篱逐渐模糊,形成媒体汇流。 其中,电视媒体首当其冲,面临数字化后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因汇流所带来的质变而让以往壁垒分明的各项媒体有了相互融合的机会,而数字电视便是媒体相互融合的最好例子,也是目前在科技与媒体汇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数字电视汇集信息、电信及传播于一身,可说是名符其实的“大传媒”。数字电视除了提供免费及付费的多频道业务,未来亦可提供移动信息服务或电信服务。它将汇集广播电视、平面媒体、因特网等特性,瞄准使用者的个人需求,增加使用者的内容选择权,提供互动性的信息内容和定向性的内容服务。 然而,虽然政府积极进行电视数字化的推广,且制定了相关日程及推广办法,相关经营者也在做市场开拓工作,数字电视数字机顶盒的增长速度却远远不如预期。根据国家广电总局2006年的统计,数字电视总户数目前仅有300多万户,普及率占全部用户的5%。以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微小和进展缓慢的市场规模实不足以维持数字多媒体服务的运行,因而导致数字电视平台运营和频道节目经营停滞不前,连带影响数字电视机如液晶电视(pdp)及高清晰电视(hdtv)的市场普及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数字电视推广速度的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真正了解数字电视产的业内涵以及定位,自然不能在此基础上刺激与提高消费者对数字电视的需求,达到具吸引力的市场规模,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资金与人力的投入。 一、媒体汇流下的数字电视产业内涵 内涵一:传播特质是“平台”,而非内容。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的“内容”就像小偷带来的肉块,移转了我们心中那只看门狗真正应该注意的东西(小偷本身)。他的意思是指。传播媒介最重大的效果来自于媒介的“形式”本身,而非来自媒介传递什么样的“内容”。换句话说,传媒新科技对人类文明带来的改变,不是它可提供人类什么样的呈现内容,而是传媒新科技的传播特质会造就人类社会文明什么样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传媒新科技应被视为一个平台,搭载与传播内容的平台。 对于数字电视来说,同样地,也应将其传播的特质视为一个平台,就如同利用接收及免费接收的特性,建立一个可接收及免费提供内容的平台。通过这样平台的传播特质概念,更可发挥其本身科技形式所产制出的能量。因此,内容提升不应该是数字电视要一直思考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内容不重要,而是在探讨数字电视所带来的影响时,应该先就它的传播特质进行探讨,而非急于研究它传递了什么样的内容,也就是在定位数字电视的传播特质时,科技的形式应该优先于所搭载的内容。 与节目内容提供者不同,数字电视应该发挥的真正的传播特质在于,如何让数字电视成为在可方便免费接收的传播特质场域内,深受使用者青睐的节目内容的搭载平台。因此,对于当下数字电视产业经营者来说。应该朝免费使用的方向建构电视平台,即是将频道当成节目橱窗,通过节目橱窗安排使用者喜爱的节目内容。如此一来,既顺应了使用者对旧有模拟电视免费观看的收视习惯,又能通过好的节目内容吸引使用者观看,实现较高的收视率,这样频道节目橱窗的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增强优质节目摆上橱窗的意愿,进而增加频道内各项广告或其它增值功能的价码谈判空间,从而获利。 内涵二:功能设计应着眼于人性化 在传媒新科技的产业发展方面上,经营者们必须重新定位传媒新科技的操作功能特质,也就是传媒新科技的操作功能合乎人性。科技应该以人为本,麦克卢汉在其科技决定论中也提到媒介是人的延伸,新科技的操作功能设计自然也应便于人们使用。 通过人性化操作功能的设计概念,数字电视在操作功能的设计上应该回归人性需求的思考观点,从过去使用者接触过以及体验过的操作功能经验,探寻操作功能设计的元素,再加上从使用者的背景与特质中寻求使用者对于操作功能的需求,以真正符合使用者对于操作功能的人性需求。因此数字电视在操作功能的开发上,不能背弃这样的思考出发点,而操作功能的设计亦可有计划的分期推进,其分期的基准在于让使用者的新使用经验是基于旧有经验之上。渐渐开发出新的功能,让使用者可以遵循旧有的习惯与对于操作功能的人性需求,适应并喜欢新的操作功能。 因此,对于数字电视经营者来说,不必急于研发新的操作功能,反而应该循序在旧有的功能上增加一小部分的新功能,让使用者不会因为不熟悉新的操作功能而有所排斥,又可渐渐地让使用者通过旧有功能的引导适应新的操作功能,再于不违背使用者承袭旧有电视的使用习惯下,拓展新的操作使用功能,也就是通过人性化的操作概念,循序渐进的推展各项新的数字电视操作功能。 内涵三:目标人群应着眼于使用者背后的社会网络共通性。 在传媒新科技的产业发展上,经营者们必须重新定位传媒新科技的使用者特质。也就是将传媒新科技置身于使用者的“社会网络需求”之中。将科技置身于使用者社会网络中的概念,正如当下企业界推崇的蓝海策略所指出的那样,企业不能再专注于顾客的差异性,而是要奠基于顾客价值的强大共通性,开发出前所未有的广大新客户群。这样共通性的概念所指的正是使用者特质延伸的社会网络,就如同家庭主妇购买电饭锅的道理一样,如果电饭锅所烹煮出来的饭菜量未能符合一个家庭共同的需求,那么便显示不出其价值的所在。也因为如此新科技的推广目标人群更应该探求的是这样的共通性,通过使用者特质背后的社会网络共通性。将可顺利为新科技开发更广大的新人群。 通过着眼使用者背后的社会网络共通性的概念,数字电视在设定其目标人群上,应该放弃过去单纯锁定一个特性的购买人群,应该借助使用者社会网络里的共通性,锁定其潜在的购买人群,也就是因为这样社会网络的共通性,代表着这些置身于相同社会网络中的人都有购买与使用的可能,因此推广的目标人群,将不是像过去一样是利用线性思考进行目标人群设定,只单纯依靠一个特性去设定推广的目标人群,而是通过方向性的思考设定其目标人群,通过各项社会网络中共通性的特性,锁定数字电视各个潜在的目标人群。 由于数字电视的使用者具有高度网络使用的频率,因此建议数字电视经营者,可通过网络媒体的特性,发现网络人群背后社会网络的共通性,将有助于数字电视经营者瞄准更多潜在的购买人群,亦可通过数字电视与网络两者共通的特性,进一步锁定可能使用数字电视的潜在人群,进而在现今网络发达的时代,顺利从网络人群背后的社会网络,探寻出数字电视的使用人群。 二、媒体汇流下的数字电视重新定位 传媒新科技绝非骤然而生,更进一步来说新的传媒科技是奠基于旧有技术的基础上而延伸,借助创新的思考与技术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产物,其价值意义非局限于时间或空间上,而是在于创新的思维与技术的突破。就数字电视而言,我们必须依据其内涵,将其传播特质、使用特质、操作功能特质、使用者特质及科技特质重新定位,并以此重新思考与定位数字电视。 定位一:传播特质。 前文提到,数字电视应该朝免费或低费用接收使用的方向建构电视平台,即是将频道当成节目橱窗,通过节目橱窗安排好的节目内容。这就是说,经营者必须认识到数字电视特质会改变使用者的本质,使用由数字电视本身的特性来进行思考。经营者如果过分重视使用者特质,就会忽略了媒体本身的特质,忘了传播特质会影响使用者特质,例如:数字电视接收的特性,可能使得使用者改变收看电视的习惯,不一定受限于某些地方才可以收看电视,而是可以随时随地收看电视,进而连同生活模式都有可能受到改变。 就接收的特性来看,手机电视是目前发挥数字这项特点最淋漓尽致的科技,根据菲利浦(phinps)的调查,用户收看移动电视的时间,除了一般预估的上下班时段、约会等待的空档等在户外的零碎时间外,最多的时段竟然是在家的时间,尤其是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这印证了传播特质会改变使用者的收视行为,进而改变了使用者的生活习惯。 定位二:消费行为特质。 在思考观众会观看什么样的节目之前,经营者需要先把问题焦点回归到“观众为什么决定要看数字电视”这个关键点上。对观众而言,做出要看电视这个决定是很重要的。许多人事先决定要看电视,然后再去找可以令人接受的电视节目看;而不是为了要看某个特定节目而坐到电视机前。无论节目内容或质量如何,观众观看的动作仍需回归到“看电视”这一行为的本质上,因此可以说,消费者打开电视收视的决定比起收看哪个节目内容更为重要。 对数字电视经营者而言,应该具有的思维是:重点不在推出了多少个频道或节目,而是有没有办法让观众持续有打开数字电视收看的机会;不是推出众多频道节目后、就等于工作结束,等着观众自己上门观看。这提醒着数字电视经营者,应该重视“决定看电视”这个思维或动作,就如同目前数字电视最新衍伸的发展手机电视,即是抓住手机使用者在闲暇之余可消磨时间的概念,而推出来的数字电视新应用。使用者有机会收看电视为最重要因素,而至于要收看什么样的频道及节目内容,就显得是次要的了。 定位三:操作功能特质。 在数字电视操作功能特质重新定位上,经营者应放弃由自身的需求考虑设计操作功能,而改由使用者操作功能的需求进行操作功能设计。既然使用者——而非经营者——才是真正使用电视的人,那么市场推广经营者就该还给使用者在选择操作数字电视上的主控权。在媒体汇流时代,数字电视经营者应该掌握双向需求的功能设计观点,以迎合使用者对于操作功能需求的方式思考,或许更能拟定好的操作功能设计策略,进而拓展市场。 而经营者以本身频道或节目需求的思考设计或许在不知不觉间导致了经营者对使用者操作功能设计策略上的疏失。在时下数字电视产业来看。经营者仍将功能操作设计视为一项传统的工业设计,单向的考虑操作需求,纵然曾参照旧有有线电视的模式进行设计,但却也只是因应单边(经营者)的需求而产生,不是通过技术与技术、技术与使用者之间的双向需求而衙生的,因而产生操作功能设计上的盲点。 定位四:使用者特质 在使用者特质重新定位上,经营者应该认识到使用者依然在社会大环境下活动,可以通过网络媒体的特性,发现网络人群背后社会网络的共通性,进一步以使用者社会网络延展的观点来进行开拓性的目标人群设定,拓展市场,这将有助于数字电视经营者开发更多潜在的购买人群。 金伟灿在《蓝海策略》书中提出一个观点:红海代表着现存的产业,也就是已知的市场空间;蓝海意指所有目前看不到的产业,是未来的市场空间。对于红海,产业界十分明确且为大家所认可,也有一套共通的竞争法则。所有公司都致力超越竞争对手,已掌握现有的需求。控制更大的市场占有率。然而随着市场空间越来越拥挤,获益和成长展望日益萎缩,产品沦为大宗商品,割喉竞争将红海染成一片血腥。因此作者提醒:相形之下,蓝海是还未开发的市场空间及新需求,有机会创造获利型成长。虽然有些蓝海远在现有产业边界之外,但大部分的蓝海是在红海中扩展产业边界而创造出来。这些论述正给了数字电视经营者启示,即与其沉溺于红海中相互厮杀,不如主动开发另一片蓝海,去争取更广大的目标人群。而数字电视使用者背后的社会网络延展正是这片蓝海。 定位五:科技特质 经营者应将数字电视的科技本质重新定位为并非百分之百全新科技。那么在此情况下,使用者当然也非如目前经营者所误认的为拥有全新独特行为,真正的使用者身上其实是新旧使用行为并存,因此经营者也该充分利用其所有的新旧科技使用行为。在营销推广方面,除了应由电视及网络传播渠道传递推广信息外,更应该特别增加网络渠道所传递的信息量。并借助传递的信息内容,传达数字电视并非全新科技的理念,将更能提高潜在使用者接受数字电视的可能性。 事实上,新科技中确有旧科技的特性,麦克卢汉也提到“后窗口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新媒介在取代旧媒介的过程中,前者以后者为发挥潜力的标准。”也就是说,若在科技定位上来看,数字电视仍有“旧”媒体的特质,例如:数字电视仍有有线电视的功能,提供节目,同时亦有广播的特性,也就是提供声音娱乐与信息的特性,若进一步分析,数字电视同时还能提供网络特有的互动功能。因此,实在无必要以全新概念吓退一部分数字电视潜在使用者。 数字媒体论文:数字媒体对文化传播的演进与重构 摘要 数字垛体孕育了各种新的文化景观的形成,改变着人们对文化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手段。 网络 传播就具有表迭上的“随意”、“戏仿”、“谐谑”和“拼贴”的游戏化特点,人们常常被越来越多地‘拉’出现实世界,手机传播使文化活动和日常活动变得更方便、灵活,快捷、多变、不稳定和随心所欲。 关键词 数字媒体 文化传播 信息方式 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是信息共享的开放性文化。由此也带来了多样化的文化性和愉悦感,促进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审美思维的变革。从总的文化特点上看,数字媒体展现和传播的是一种虚拟的、戏仿的、视觉的和机械复制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其文化传播方式是在信息传达的基础之上,呈现以个人诉求和人机融合来言说与表征的文化,呈现出从拟彷现实到直接摆弄现实的后 现代 景观。 一、数字媒体构筑文化传播后现代景观 数字媒体、大众文化、后现代景观,这三个名词常常被纠合在一起。数字媒体主客体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大众文化按照市场 规律 批量生产,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对传统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抵制”与“规避”及“消解”,使得数字媒体在以视觉图象为形式特征时,又成为大众们“狂欢”的广场和审美日常化的平台。同时数字媒体还孕育着各种新的文化 艺术 形式的形成,文化艺术表现方式也变得更生动和更具有参与性,改变着人们对文化的认知方式。波斯特指出:“ 电子 媒介也在促成一种同样深刻的文化身份的转型。”“要想获得广泛的感召力,因特网必须做到不仅仅有效、有用和有娱乐性,它还必须以一种令人乐于接受的方式呈示自己。”“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 数字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采用数字技术的传统大众媒体,如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报纸等;一类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的网络媒体,如iptv、网络杂志、e-mail、博客、播客等,一类是基于移动通信网络的手机媒体、移动车载电视等。目前,以网络传播和手机传播为主体的数字媒体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人同时参与的传播基本实现。在这其中,网络文学是最能说明数字媒体的文化传播性的。文学创作是人类最早的抒发情感的工具,也是人类最早的信息传播活动。早在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文学就产生了,原始歌谣和原始神话表现了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情感,而原始人类的“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表现又显示了文学(歌词)的传播动能。随着社会的 发展 和新的传播工具的产生,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也会发生显著变化。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那样:“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早期刻在各种兽皮和石头等 自然 物上面或者口口相传的文学随着人类语言的产生而变成“书面”的作品,印刷术的产生使文学创作由竹简到纸张,由个人手抄到机械复制,使之成为现在的大众阅读和传播工具,文学的作用与功能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有新的表现形式来“颠覆”旧的表现形式。互联网络的产生,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导致了“触网而生”的网络文学的出现,网络文学几乎“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的“非语境化”的文化景观。 网络传播的大众文化性质决定了它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趣味的日常化。网络传播所具有的虚拟性、交互性、平等性、开放性的特点,不管是从 bbs 的“灌水”还是到利用传统文学形式的“一唱三叹”,或者是网络聊天室的“神侃”,网络短信“博得一笑”的“言子”,想说就说的“博客”等,都改变了文化的传统特质,形成了一种互动的非线性的文化表达方式。在数字媒体中,通过互联网或手机,信息在人类社会中实现了完全的共享,所有个体都成为信息的者和接受者。按照麦克卢议所说,数字媒体的“主体”在不断“位移”,其中心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种传受关系主体性的偏离与游移使得数字媒体改变着传媒的生态环境,并使得传媒市场的传播格局被重新划分。美国传播学家梅罗维茨就认为,数字媒体的出现使得传播走向出现了多极化,促成了传播的“情境型式”的变化。一方面,数字媒体的广泛运用促成一系列旧有的情境传播界限被打破,致使一些旧有的不同情境合并,进而形成新的传播情境;另一片面,数字媒体使不同情境之间的一些旧有的连接消失,导致新的情境与连接产生。梅罗维茨所说的“情境型式”,显然指的就是传受关系的多极化与文化关系的破坏与再生。比如,博客与播客,就是数字媒体情境下产生的新的文化传播空间,在这样的“情境型式”的文化传播格式中,开放性、个体性、非线性和交互性使信息传播平台得到自由和自主运用,“一对众”、“众对一”或者“众对众”的传播方式使传受关系不断产生偏离与游移,文化关系成为多方面的不确定的关系。 数字媒体文化传播后现代景观的另一特点是娱乐狂欢。在网络上,不管是网络文学,还是网络新闻或者“bbs”等,正是在于用表达上的“随意”、“戏仿”、“谐谑”和“拼贴”来颠覆了传统文化表达的套路。那些充斥网络、手机上的“搞笑”的语言,汉语和 英语 夹杂,打乱时空界线,语言组合上的“发贴、跟贴”和“bbs”的“灌水”的味道,语义出人意料地错位和戏谑,把各种戏谑和搞笑元素进行“后现代”式的拼贴,虽然“不合时宜”,但在怪异荒诞中又反讽了当代这个不讲诚信、商品至上的现代社会现象。这样的“网络语言”,显然不符合传统文化“再现”或者“表现”的要求,却恰恰符合巴赫金所指出的人们文化上的“狂欢化”特点,“愉快、欢腾,同时带有嘲讽的讥笑,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复兴。”其主要之处就在于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一切传统的规范和准则,甚至用戏谑和嘲弄来颠覆主流文化而获得另一种更欢乐更轻盈的广场狂欢式的文化方式。 二“人机共同体”演出的“蒙面舞会”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在网络世界中,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文化关系,这种文化关系呈现出非间接性、广泛性等特点。参与者一方面不需要要与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却能够与全世界范围内处于网络上的人群进行随意交流,大大地拓展了参与者的文化交往平台,这样宽广的文化交往平台在现实世界中是参与者无法企及的。网络世界中交往人群特有的身份虚拟性使得网络的交往行为有时甚至比现实的文化交往还来得更为亲密和丰富。现实的文化交往行为常常表现为利益的冲突和交换,而虚拟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多是建立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的,区别于现实世界中文化交往的局限性和强迫性。在这种虚拟的交往空间里,人们常常会被越来越多地‘拉’出现实世界。以网络传播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文化传播景观,作为一种“人机共同体”式的电子界面的传播,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符号,而实际上是一种图形符号,本身也无法令“读者”深 入其中, 电子 界面的光与色的变化、闪烁,各种图形和动画穿插其中,都只能让“读者”眼花缭乱地“观看”而很难深文隐蔚地“品味”,或者“玩技术”的兴趣超过了“玩文字”的兴趣。比如, 网络 媒体所带来的网络传播所特有的超文本性,就使网络文化具有人人可以参与其中甚至可以按自己的阅读兴趣和喜好,“人机共同体”演出的“蒙面舞会”是其一大特点。比如,网络文化传播中“卡拉ok”式地多声部游戏和喧哗。超文小式的“链接小说”和“rss聚合新闻”之类的信息与文化传播手段,颠覆了传统文化关系及阅读确定性,强调了受众对文化_止向和文化关系随心所欲的“分割”、“跳跃”、“粘贴”、“改写”和“逆转”。“以文字处理为例,改变数字化书写易如反掌,屏幕符号与白纸黑字相比具有非物质性,这使文本从固定性的语域转移到了无定性的语域。而且,数字化文本易于导致文本的多重作者性。文件可以有多种方式在人们之间交换,每个人都在文本上操作,其结果便是无论在屏幕上还是打印到纸上,每个人都在文奉的空间构型中隐藏了签名的一切痕迹。再者,超文本程序鼓励读者把文本视为他或她可以在其中创立自己的链接的符号域或符号网,这些链接可能会变成文本的一部分,而其他读者也可以尾追或随意更改。这些程序使人们能在全文或一组文本中查找单词或短语,并添加进文本或保存。结果产生一个新文本,把作者原来不想放在一起的词语放在一起。读者以自己的词语层序代替了作者的词语层序。” 非常明显,数字媒体在文化演进中,打破了传统线性文本理性的、有秩序的重‘阅读’、‘思考’,追求阅读意境和审美欣赏,超文本是娱乐的、游戏的、重技术“操作”的“狂欢”,是平面化的拒绝深度的文本。所以,网络文化提供给人们的或者人们参与的是充满时尚的娱乐文化而不是严肃文化,是玩耍而不是思考,它真的就是一个“人机共同体”的“蒙面舞会”,人们尽情地游戏和喧哗,不问身份不问来历,且捉弄那些严肃而传统的影子,拆毁传统文化关系和等级制度的高墙。他们让现实文化与虚拟文化兼容,形成新的以自我“随心所欲”安排为中心的虚拟世界而进行游戏,也是自我快乐的“乌托邦”。同时,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以集权的方式对人产生的文化与心理上压力和控制十分严重,这种压力和控制也在虚拟世界的游戏中被颠覆和解构,演化为多重的无意义的无深度的只满足个人消费欲望的文化倾向。 当然,网络文化传播也充斥着大量低俗的东西。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网络文化中一些东西,“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拆解、拼贴、戏说或者改写,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义深度,张扬了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颠覆经典者在冒犯常规、调侃正经、亵渎传统,希望由此获得一时快感,往往不过是‘愤青’泄愤,网民玩乐,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传媒正好乘机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颠覆或者‘恶搞’经典的风气就酿成了文化领域的沙尘暴,越刮越凶。”2006年8月,《光明日报》曾就网络文化问题,以网上“恶搞”“红色经典”为典型,在网上召开“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淡会”。座淡会的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恶搞”“红色经典”至少有四种危害:其一是“列理想信念的颠覆”;其二是“对诚实守信的颠覆”;其三是“对良知善心的颠覆”;其四是“对劳动创造的颠覆”。“‘恶搞’我们的红色经典,会伤害国人的感情,如果伤害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也同样受到了伤害”。“我们的民族语言,我们的文明不容胡编”。“‘恶搞’有一种很不好的后果,给优秀的传统文化埋上‘地雷’了,这些东西很可能要使我们付出代价。很多青少年不知道来龙去脉,被这种手段影响了,就产生了一些思想上的误区”。2006年9月,中央电视台在其重点栏目《焦点访淡》中,播出了《“恶搞”面面观》节目,节目中指出:“如果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还只是一种游戏和对某些现实的不满进行发泄的话,恶搞英雄则是在拆除 历史 正义之墙。红色经典记录的是一段历史,是人们记忆中的一个情结,是对一个年代和一种理念的纯真的向往与回忆,是不容亵渎的。” 三、“新新人类”的个人文化之旅 “新新人类”是人们对于网民和热衷于手机传播的青年人的称呼,这一称呼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现了数字媒体文化传播具有新的不同于传统的个人化、自由化、随意化特点。数字媒体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播和传承方式,往往以传统文化的挑战者的身份出现,消解权威和中心,形成了新的文化 发展 的强烈张力和价值标准的矛盾,表现了“新新人类”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变迁。 在数字媒体文化传播中,手机短信和手机电视可以说很充分地表现出了“新新人类”的文化追求。手机文化体现了 现代 通讯工具的时尚、快速传播、即时响应、差异化等特点,gps在手机上的应用则把这一文化的触角伸向了高科技。gps的导航功能向来以定位精确;范围广泛著称,拥有它仿佛拥有了一颗自己的卫星,对于张扬个性的现代人来说,是文化精神的最好的个性化体现。又如手机短信。如果说在2003年以前,手机短信的主要功能还在于单纯地传递信息,那么,自2003年以来,手机短信的文化传播功能则大大地发展,变大众化娱乐为小众化娱乐。有调查显示,人们在使用手机时,“平常人际交流是不会成为主流的幽默笑话的比例就高达51.2%,这充分体现了手机媒体的个人文化传播功能与娱乐文化特点”。“短信文化的实质在于娱乐,是透着骨子的娱乐。幽默短信正是这种娱乐精神的体现。虽然并没有多少实质的信息传播,但很多‘短信一族’却依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幽默短信。幽默短信是短信文本中最受欢迎的,他们所追求的是娱乐、娱乐、还是娱乐。幽默短信给发信者带来的快乐是双重的,看到有趣的整人短信 自然 会会心一笑,而当发送出去,想象着收到短信者大吃一惊的样子,又是一种得意的开心。”显然,手机中的娱乐短信并不是“新新人类”对传统文化的体现,而是他们充满了的创新精神也带有“去中心化”色彩的个人文化之旅。 传统媒体的文化传播一般都是“群体性文化”,带有“广场狂欢”的特点,缺乏私密性和即时性。即使私密性较强的如电视节目的观看,他(她)的兴趣爱好左右着其他人的娱乐活动。手机电视的出现改着变这一文化现状,可以说带来了文化传播的个人化革命。美国手机开发商戴维·波斯特在概括当今最流行的媒体和预言今后最流行的媒体时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最流行:电视和手机。我们看重的是手机电视的未来。”有人还预言:手机电视将成为世界公民的全民“娱乐运动”。在 经济 发达国家,手机电视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普及着,引领着一场大众传播的文化变革。摩托罗拉首席技术官就此说:“如果内容是‘国王’,那么移动性就是‘王后’,而我们则共同促成了这场皇室婚姻。”手机电视可以使每个人在路上,在旅行中,在野外玩耍时同时观看电视节目,手机电视正在变电视的“客厅文化”为“旅行文化”,当然,它也正在拆散传统媒体文化的“家庭聚合性”而建立起数字媒体文化传播的“个人私密性”,社会文化因手机传播的出现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和去中心化,传统人类的“文化集合”将会变成为“新新人类”的“文化分离”,其文化方式也因此而发生极大的变革。又比如,正在普及的3g手机使用中,“用户不仅可以观察摄像头直接拍摄到的周围情况,还能远程遥控这个摄像头,监控的视频资料还能通过无线网络进行上传。当你出外上班,家里无人照看时,利用3g手机的这一功能,你就能随时随地了解家里的情况,不用再提心吊胆。由于设了密码,用户也不必担心偷窥者的骚扰。”可见,手机的数字文化传播平台将使得“新新人类”的文化活动和日常活动变得更方便、灵活、快捷、多变、不稳定和随心所欲。显然,手机文化是当代“移动革命”与社会文化互动而形成的“新新人类”普遍的生存方式之一。手机作为移动的“媒介之媒介”,现代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将对保障人们的通信自由、扩展社会沟通和交流、促进文化传播、丰富文化生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重大的积极的影响。 当然,数字媒体的快速发展及其文化传播需要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同时需要加强监管才能保证健康发展。净化数字媒体文化传播空间,首先就需要传播者要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水平,要对国家尤其要对青少年的成长负责。其次,要加强文化管理,提高文化自律,继承和发展富有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创新数字传播的文化,丰富现代人的文化生活与传播观念,避免数字媒体文化传播的庸俗化、低级化和去道德化。与传统媒体一样,数字媒体文化传播也需要“进行主动设计和重新定位,从而确立起 数字媒体论文:深入理解如何运用数字媒体面向中国消费者 2012年1月,益普索(ipsos)与campaign asia-pacific杂志联合对近500名亚太区高级营销负责人进行了2012年度营销调查,以了解他们对2012年度业务表现与营销投入的规划。调查表明,测量营销效果(roi)是营销者们2012年的首要任务,整合营销计划与数字媒体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是2012年集中关注的焦点。 益普索(ipsos)调查表明,截止2012年1月,中国数字媒体已然成长为中国消费者每日接触较多、接触时间最长的主流媒体,数字媒体每日到达一半以上(52.7%)的中国城市居民,三成左右的农村居民(32.8%),仅次于电视媒体;中国消费者每日上网时长达3.5个小时以上,超越电视成为中国消费者每日使用时间最长的媒体。 但在成为主流媒体的同时,数字媒体也正快速丧失其高注意度、高介入度的领先优势,在受众的注意力和介入度方面,和电视媒体趋于一致。 从营销结果看,数字媒体具有很好的响应率,数字媒体的营销信息能激发大约53.7%的用户响应,略高于电视媒体(47.6%);主要激发进一步使用搜索引擎搜索相关信息(29.6%)以及制造口碑(向其他人谈及占24.9%);尤其是数字媒体能针对不同产品,特别是不同产品的不同购买阶段(如汽车)起到很好的沟通(信息)主渠道作用。 数字媒体正在成为主流媒体 数字媒体每日到达52.7%的中国城市居民,仅次于电视媒体。益普索(ipsos)调查表明,截止2012年1月,在15-64岁的城市人口中,互联网平均每日到达率已经达到52.7%,农村也已经达到32.8%(图1)。 在使用手机上网方面,农村居民已经超过城市居民。调查表明,调查时点前一个月,有21.9%的农村居民几乎每天使用手机上网,相应城市居民的比例仅为21.3%。调查还显示,15-24岁年轻消费群体80%以上每日上网,其中农村青少年的上网比例高达78%;20-40岁女性和25-44岁男性上网比例也分别达到70%左右。另外,50%左右的15-24岁青少年几乎每天使用手机上网(每周4次以上),30%左右的20-40岁女性及25-44岁男性几乎每天使用手机上网。 数字媒体用户规模仍在持续增长中,目前门户网站日到达率最高,但社会化媒体具有更高的成长性。益普索(ipsos)调查表明,在数字媒体领域,以门户网站的日到达率最高,平均为41.1%;其次为搜索引擎,日到达率为32.3%;第三是社会化媒体(含社区、社交和微博),日到达率为21%;接下来依次为视频网站和游戏网站,所有其他资讯类垂直网站(含财经、新闻、汽车、it科技、女性、房产等网站)日到达率则为10.5%(图2)。 同时,分季度比较发现,各数字媒体,如视频网站、游戏网站、资讯网站等,随着时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成长。社会化媒体自2011年下半年实现爆发式增长以来,特别是15-24岁青少年使用社会化媒体的比例从mac 2011第二波调研的26.5%突然跃升至2011 w3的54.5%,仅次于门户网站(66.0%)。 数字媒体超越电视成为每日使用时间最长的媒体。调查表明,平均而言,互联网用户每天上网时长达210分钟,其中,使用pc上网平均时长为126分钟,使用手机时长为84分钟,特别是农村居民使用手机上网时长远超pc上网,是pc上网时长的2倍。同样,益普索(ipsos)调查表明,数字媒体是居民每天花费时间最多的媒体,是排名第二的电视媒体的1.5倍左右,仅农村居民平均收看电视的时间略长于互联网媒体。 从营销角度而言,数字媒体受众规模的扩大表明其作为广告/品牌信息的载体已经能够到达具有相当规模的目标消费者,同时,数字媒体的成长性,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成长表明选择/购买数字媒体可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受众规模),而在线时长的优势也明显增大了每个消费者看到广告的机会以及频次。 数字媒体初始关注优势正在丧失 数字媒体受众注意力集中度下降。最新数据表明(截止2012年1月),互联网用户中,上互联网时专注于上网本身,不从事任何其他活动的比例仅占31.1%,而这个比例在约1年以前(2011年3月)为50.5%,下降了近20个点;60%的用户常常伴以读报、阅读杂志、看电视、听广播、吃/喝东西等其他行为;47.4%的用户常常在通电话/发短信(图3)。 相比较而言,农村用户维护了较高的注意度。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了解到,农村居民通常利用网吧等外在资源上网,从而导致网络时间非常宝贵从而比较专注。 从营销角度而言,从受众注意度降低可以看到广告以及记住广告的几率都会受到影响。 数字媒体受众情感介入度较高,但仍低于电视媒体。调查表明,除农村居民外,互联网用户均对互联网媒体表现出强烈的情感依赖,其情感介入指数mei为72。但略低于电视媒体(74),也低于1年前的分值(77)。 mei情感介入指数的调查中,被访者会给每个语句进行1-5分(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表示非常同意)的评分。此调查可用于评估消费者对不同媒体的情感和态度,从而判断某个媒体对消费者是否具有较长远的影响。从营销和广告的角度而言,则可反映一个媒体是否提供了一个传递广告和品牌信息的良好情境。该指标通过评估媒体对个人生活的意义、与生活方式的融合、消费者对媒体的推荐意愿等相关指标衍生而出,是一个1至100分的统计值,表1是被访者给予5分和4分的排名前五位语句的评分结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广告的有趣性和娱乐性方面,数字媒体与电视媒体相比,依然有较大的差距和提升空间。益普索(ipsos)mac调查表明,仅31.5%的消费者觉得数字媒体广告很有趣,29.5%的受众觉得广告具有娱乐性,两者合计45%;相反,觉得电视广告很有趣的消费者占54.3%,觉得电视广告具有娱乐性的比例为36.2%,二者合计64.3%,这一对比表明互联网广告在创意方面的表现仍需有较大提升,以达到和电视广告相接近的效果。 营销人员如何有效发挥数字媒体? 数字媒体的营销信息能激发大约过半数的用户响应。益普索(ipsos)调查表明,总体而言,数字媒体能激发53.7%的用户采取进一步行动,如用搜索引擎搜索信息(29.6%),向其他人谈及(24.9%),按照所提供的互联网网址访问网站等(17.8%),另有14.7%的用户能被激发直接购买产品。与此对应,电视媒体大约能激发47.6%的观众响应,其主要响应行为表现为,向其他人谈及信息(29.7%),即口碑传播,另有15.4%被激发直接购买产品。 因此,营销者需要根据营销目的的不同,明确数字媒体所能起到的营销作用,以及如何和电视媒体配合,实现1+1 2的多重营销目标。 数字媒体正在成为品牌营销的重要媒介。本次调查特别关注数字媒体在品牌营销方面的影响,调查发现,数字媒体在汽车、食品饮料、药品/保健品方面的营销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汽车方面,处在购车的不同阶段,消费者对媒介的依赖程度有很大区别。在消费者刚开始考虑购买汽车阶段,互联网媒体及广告(50.5%)已经与电视广告(55%)起并驾齐驱之势,当然,家人/朋友的推介也相对重要(36.3%)。总体而言,这个阶段的汽车购买者对汽车各种资讯需求迫切,更关注各种汽车信息渠道;进入汽车购买的品牌选择阶段后,互联网媒体及广告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达到51%左右,成为主流信息渠道,而其他信息渠道,如家人/朋友推介,电视节目,报纸广告等都在这个阶段降为非常次要的位置;在汽车购买的品牌最终决定阶段,互联网媒体及广告的作用又开始弱化,而且是三个阶段最弱化的,在这个阶段,促销人员的推介(16.7%)以及杂志广告(30.2%)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是三个阶段作用力最强的。 对于药品和保健品而言,互联网媒体的重要性也得到提升,药品/保健品购买者中有20.8%的主要信息渠道来自互联网媒体及其广告,排名第5。 值得注意的是,在购买食品和饮料方面,人们对于互联网所提供的信息及广告依赖程度相对较小,有25.8%的食品/饮料购买者购买食品和饮料时主要信息来源是互联网媒体及其广告,在所有信息渠道中排名第7。(注:互联网媒体可进一步细分门户网站、专业/垂直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社交网站、视频网站、搜索引擎、品牌官网等进行分析)。 通过调查也提醒营销人员,针对不同的产品,甚至针对同一产品的不同营销阶段,数字媒体所起到的作用及其重要性都是不一样的,营销人员应该仔细分析不同产品,不同购买阶段消费者的主要接触点信息,以在合适的时间(不同购买阶段)、合适的地点(不同媒体)提供合适的信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附:ipsos mac(益普索中国媒体地图辑) ipsos mac(ipsos media atlas china,益普索中国媒体地图辑),是益普索完全拥有自主产权的一项关于中国消费者的大规模年度调查,它覆盖88个一到五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每年调查66,000名12-64岁消费者的产品消费习惯、品牌关系、生活形态、价值观与态度、媒体接触习惯以及社会人口统计特征等方面的详细信息。利用电脑辅助电话调查和入户访问的方式,对产品使用与品牌关系、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接触习惯、生活形态与价值观、社会人口统计特征、日常生活/产品消费场景照片等五个方面进行调查,以实现对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真实描绘。 数字媒体论文:新媒体环境下纸媒应构建数字化平台 【摘要】面对“纸媒寒冬”这一说法,近几年学界和业界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2012年10月美国《新闻周刊》提出将在2013年初全面发行数字化版本,更是让许多人相信了这一说法。但“纸媒寒冬”并不意味着“纸媒市场的寒冬”,本文结合美国《新闻周刊》的全数字化发行案例,提出了纸媒发展的新出路——在新媒体环境下构建数字化平台。 【关键词】新媒体;纸媒;数字化;美国《新闻周刊》; 传统纸媒遭遇的发展瓶颈 《2011全球传媒蓝皮书》指出全球报纸日发行量自2009年开始下降,2010年下滑到5.19亿份。全球报纸广告收入比2009年下降了20亿美元,比2006年下降了300亿美元。[1]数据表明,传统的纸媒发行数量在逐渐减少,广告收入也在不断降低,媒体如果仅靠广告来维持经营收入,那么将会显得十分被动。与新兴媒体相比,传统纸媒的实效性不及网络媒体、移动互联网的即时更新,信息量不及网络海量的搜索空间,付费阅读的方式也让更多受众倾向于在线浏览免费的新闻讯息。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菲利普?迈耶运用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制作了两个“线性拟合”图:1972-2002年读者对报纸的信心分布图和1972-2002年日报读者数量变化趋势图。通过对前者的分析,他预测道:“到2015年,读者对报纸的信心趋势线将触到0点。”通过对后者的分析,他做出了以下预测:“如果用一把直尺将图中的线顺势延长,那么到2043年第一季度末,日报的读者也将归于零。”[2]菲利普?迈耶教授用这个数据提出了他的“寒冬论”,即纸媒的发展遭遇到了瓶颈。事实也正是如此,2009年拥有146年历史的美国《西雅图邮报》停止发行印刷版,拥有27年历史的杂志纸质版《电视周刊》也不存在了;2012年巴西的《纳塔尔日报》也仅保留电子版,停止出版纸质印刷报纸。近几年来,媒体业界的“纸媒寒冬论”呼声不断,特别是2012年10月19日美国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宣布,将在今年12月31日最后一次出版印刷版,从2013年初全面转型数字化。这个80年的老品牌最终还是倾向于数字媒体,这不得不让媒体人怀疑“纸媒寒冬”是否真的要到来了。 即使“纸媒寒冬”会到来,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纸媒市场的寒冬”,因为新媒体技术的更新换代,使得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传统纸媒在精品化、小众化的发展趋势中分化重聚,寻求新的聚合平台,参与新平台的形成,这将会使纸媒市场重获新生。这一趋势在内容上表现为纸媒产品突破传统的版面局限,形成更加多元化、人性化的产业形态,在形式上表现为数字化、移动化的物质形态,把讯息通过分众的、定向的、交互的、即时的大众媒介进行扩散。笔者认为,对于传统纸媒来说,不管是否面临着寒冬,数字化平台的构建仍然是其新的发展机遇。 纸媒数字化转型:以美国《新闻周刊》为例 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成立于1933年,和《时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同属美国三大时事周刊,但由于遭到新媒体技术的冲击,《新闻周刊》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不断下降,2007年至2009年持续亏损。2010年8月,华盛顿邮报公司宣布把《新闻周刊》以1美元价格出售给悉尼?哈曼。3个月后,哈曼国际工业集团把《新闻周刊》与新兴的新闻网站野兽日报合并,成立新闻周刊—野兽新闻公司,现在的周刊归美国互联网巨头iac公司所有。而2012年的10月份,正是iac公司宣布《新闻周刊》要在2012年底停止发行印刷版,并在2013年初实现全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战略。纸媒的数字化转型是发展的新出路,不论从媒体本身还是受众的角度来看,这一趋势到目前为止都充分显现出了强大的优势。 微利时代下迎合中产阶级群体的文化消费。纸媒的属性特征决定了它是高风险经济产业,高风险经济体现在纸媒销量的非确定性和纸媒生产的高成本上。一方面,纸媒销量的高低源于新闻的“变动性”和“趣味性”,一则新闻的追踪报道或许会延长这份报纸在一段周期内的高销量,一则深度报道也许会引起群体大规模的兴趣而购买,但同样平淡无奇的报道则会让受众迅速在短时间内流失,再加上区域人员的流动性也会导致销量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纸媒生产的高成本体现在高人力成本和技术成本上。据资料显示,中国的报纸每多1万份的印量要增加300万元的开支。[3]在高风险经济特征之下纸媒只能依靠广告来平衡支出,总体而言纸媒的印刷发行还是处于微利阶段。而数字化平台的构建很好地弥补了这一问题。全数字化运行的《新闻周刊》改称为《环球新闻周刊》,采用付费订阅的模式来运营,这种盈利模式并不适用于任何数字纸媒,而是将目标受众定位于精英的、小众化的中产阶级的高端纸媒。中产阶级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他们是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对印刷制的零碎内容已失去兴趣,而倾向于能够解答自己领域内的焦点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通过付费订阅来得到的,在他们看来获得的讯息是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的,也迎合了自己的文化消费。 厚报时代下满足“受众本位”的主动选择。厚报时代意味着纸媒提供的信息量超过了读者的信息接收量,同时也意味着纸媒竞争的必然结果。纸媒有“二次销售”的产业特征,媒体将读者当作产品卖给广告客户实现第二次销售,纸媒的扩版意味着能够增加广告版面,实现广告主投放纸媒的影响力经济。但是纸媒的扩版也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有效接收,受众对被动灌输的信息只会“泛读”。举个例子来说,一份50个版面的报纸读者只用十几分钟就读完了,每个版面平均分配的时间不到一分钟,几十秒就看完了一个版,无法达到对信息的深刻记忆。 在新媒体时代受众的注意力资源已经成为市场所追逐的稀缺资源,如何获取受众的注意力是纸媒生存的根本。数字化平台构建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满足受众对信息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期待,在读屏时代纸媒的受众不仅可以成为交互式阅读对象,甚至可以成为内容的创造者,在人性化的阅读界面中充分自主地选择和阅览信息,发挥思维的跳跃。美国《新闻周刊》在改版成《环球新闻周刊》之后锁定的目标受众是高端精英人群,新杂志电子版适用于平板电脑和其他的网络阅读设备,通过移动电子设备终端来呈现多元化的讯息,把受众在厚报时代单一的角色转变为既是受众又是传播者的双重角色,让受众成为信息的主导者和操控者。 竞合时代下实现媒介的“内容为王”。竞合时代指的是在未来的竞争中合作,实现强强联合。传统的纸质媒体在与新媒体的合作下实现了移动app产品,最大的特色在于媒体要把精力投在受众的服务体验价值上。当然,受众最需要的还是内容,什么样的内容更有效、更精典、更便捷地使受众接收信息,什么样的内容更能够与受众所处的生活、工作领域息息相关,受众就更倾向于选谁。“内容为王”的模式始终还是受用的,纸媒在构建数字化平台的同时能够有效地把握住内容的主旋律,用原创性的信息去绑定受众的目光。数字化媒体实现内容的优化体验比服务体验更能让受众自愿买单。具体来说,就是数字化媒体提供优质的内容,付费阅读也就会成为受众选择的一种方式,“内容为王”的竞争模式对于数字媒体来说是争夺受众市场的良好渠道。 展望纸媒构建数字化平台的未来在新媒体环境的影响下,纸媒走数字化平台的发展道路势在必行。笔者认为,传统纸媒可以从以下几点构建数字化平台: 细分投放渠道。在市场营销学中所提到的细分市场,并不是根据产品品种、产品系列来进行的,而是从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划分的,是从包括消费者的需求、动机、购买行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来划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否准确地了解、把握受众的期待心理,捕捉有效的受众群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有效传播策略,将关系到传播活动能否顺利实施和有效传播。[4]媒体只有有效地对目标受众进行细分,才能把有效内容精准投放,提高受众的阅读率,因此细分后的投放渠道对媒体经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网络、平板电脑、手机移动媒体、户外媒体等各种新媒体的包围下,纸媒数字化平台的构建是充满了机遇的。媒体可以利用传统纸媒和新媒体的优势,实现两者的互融。如纸媒与网络的渠道融合,开发电子阅读客户端、讯息数据库、网上书城;与移动媒体融合开发app付费阅读下载终端,分众实现内容的细分投放或者移动媒体的在线阅读等。具体来说,针对不同年龄阶层的受众也可以实现投放渠道的差异化。年轻一族是网络、平板电脑、移动互联网等流行电子设备的主力消费者,他们愿意花费时间与精力跟踪电子内容的生产、更新,传统纸媒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在网络和移动互联网平台上投放趣味性强的小说连载,开辟专栏与受众进行互动,根据受众的需求对小说情节进行开放性的征集等等。而针对年长的受众,他们习惯了传统纸质报纸或者期刊的传阅,一时间对网络海量的讯息还无法适应,因此可以开设电子书,以pdf的形式清晰地展现给这部分受众。 精品内容为主流。纸媒的数字化平台可以说是媒介形态的更新,也可以说是报网联合的一种新形态,充分利用公共信息提升舆论引导力,利用新媒体的环境去快速搜取精准讯息来设置议程,提升媒介价值。因此,纸媒数字化平台投放的内容实质上会影响媒体的定位。 早在几年前,研究市场营销的学者就提出了内容营销才是网络营销成败的关键这一观点。的确如此,除了运用图片、动画、文字等媒介符号烘托数字化内容的质量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打造精品的内容讯息。在新闻讯息上体现为,要进行有影响有深度的采访报道和高效的媒体议程设置。新闻的真实性和实效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对客观现象与事实一针见血,在第一时间引起受众的注意,利用数字化平台可以高效地实现第一时间传播、第一时间共享,当然这也就要求媒体提供的内容第一时间内是精品化的。只有以精品的内容为主流才能体现出高端的媒介水平;只有锁定知识阶层的消费者,媒体才能在竞争大潮中保持常青。 拓宽盈利模式。传统纸媒的盈利方式最重要的就是依赖广告,媒体通过“二次销售”把受众的注意力销售给广告商以此获利。该理论认为,媒体第一次销售的产品是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能够吸引目标受众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的是受众的注意力,从而获得广告收益。如此的盈利模式也许能让传统纸媒获利,但却不稳定,因为越来越多的媒介形式正在持续分散传统媒体广告投放的价值。因此,纸媒在数字化平台上要拓宽盈利模式,改变以往被广告商牵制的局面。 目前数字平台上的众多媒体都选择了“付费阅读”这一模式,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支付途径来阅读一些通常被运营商加密或隐藏的文字图像内容。这种方式被作为媒体盈利的一种方式但也不是唯一能够获利的方式。笔者认为,会员制的阅读方式既可以把潜在受众向固定受众引导,又可以实现媒体的盈利,通过入会的方式自愿索取讯息,为会员读者提供兴趣阅读,享受会员的读者服务,对媒体和受众而言是双赢的模式。拓宽数字平台的盈利模式是传统媒体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必须考虑的。 结 语 在新媒体环境下,纸媒数字化平台的构建是形势所需,也是应对新技术挑战的必由之路。笔者始终相信在未来的媒介发展道路中,纸媒数字化平台的构建对于媒体本身和受众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数字媒体论文:数字多媒体技术对舞蹈教学的促进作用 内容摘要:以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多媒体教学在舞蹈艺术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体现了时展的需要。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能优化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能促进舞蹈伴奏音乐的数字化发展,有利于现代数字舞蹈艺术学习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多媒体 舞蹈教学 数字化 创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得数字多媒体辅助教学成为重要的教学手段和技术,正日趋成熟并渗透在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在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和创新艺术教育的热潮中,舞蹈艺术教学的数字化是大势所趋。 一、多媒体技术的教学需要 在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学生通过网络获取知识变得异常便捷。舞蹈艺术表现也正通过多样的视觉媒体传播和多感官刺激的手法丰富着自己的艺术语汇,开创着现代舞蹈艺术的创新之路。在这一情况下,传统舞蹈教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也让我们看到mcai(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的多媒体技术把文本、声音、图形和图像等与计算机综合在一起,全方位地调动学生的“五感”,交互式地完成教学目标。多媒体存储容量大、直观生动,其交互性和网络化可以来辅助舞蹈教学,对学生掌握舞蹈专业技能知识、优化能力结构,促进其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指出:“新技术使人类进入了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它们消除了距离的障碍,正十分有效地参与塑造明日的社会。”现代信息技术与舞蹈艺术教育的结合将成为现代艺术教育的核心和必然趋势,大力推进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优化现代教育资源,丰富教学环境,使学生在多姿多彩的多媒体教学过程里创新艺术、放飞理想,这将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 二、多媒体技术对舞蹈教学的促进 1.优化教学资源,丰富舞蹈教学的形象性 利用mcai等制作教学课件,极大地丰富了舞蹈教师的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和手段,促进了教学水平的发挥和提高。教师可以通过mcai系统地讲解舞蹈基本技能动作,灵活编排组合形式,全方位地分析舞美、队列、方位等舞台要素,使课程图文并茂、完整清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利用mcai制作课件,详略繁简自由控制,更有利于课程中要点、难点的讲解、分析和掌握。同时,利用录像反馈技术还可以让学生主动观摩、自我检查学习效果。利用多媒体技术中的影像手段,可以多角度展示不同舞蹈类型的文化背景,使学生把握舞蹈艺术肢体语言的情感语义和形态构成。例如,在民族民间舞教学中,对民族风情图片或影像的展示就可以提高学生对舞蹈语言的认识和把握,民族音乐的导入欣赏可以引发学生对民族舞蹈艺术理解的情感共鸣。同时,视听资料信息传达的形象性是老师单纯的语言介绍所不能达到的,前者更为全面、形象和具体。在教学过程中,舞蹈的风格韵律、情感等内容是教师很难用语言向学生解释清楚的。利用多媒体,可以使教材以直观、形象、生动的画面准确地表达教学内容,使学生获得充分的感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理解和记忆。这样一来,减少了教师示范动作的次数和强度,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水平,也能使学生准确掌握动作的要领和韵律。教师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纠正和规范学生的动作,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和体验能力。 2.创新舞蹈音乐伴奏教学,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对舞蹈艺术的学习兴趣 在舞蹈教学中,利用midi等现代音乐技术进行舞蹈伴奏教学,极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选取不同风格的音乐模式参与到舞蹈基训课的音乐伴奏中,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枯燥的基训内容在音乐的渲染下,启发学生对肢体语言的感受和理解。这样就改变了单调刻板的教学模式,促进教与学的互动、交流,发挥多媒体技术的教学优势,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使他们在成功的艺术体验中增强自信心、激发对舞蹈艺术的热爱之情。 声像教材等多媒体手段,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舞蹈伴奏音乐形象、新颖的音乐内容、丰富的音乐意境和多样的音乐风格等方面的感受和体验的机会,能够加强学生的综合艺术修养。同时,对姊妹艺术的欣赏也促进了学生对舞蹈艺术的深层理解,不同类型音乐的导入和舞蹈形式的结合,增强了学生对舞蹈艺术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3.导入数字化舞蹈的审美教育,启迪学生创新舞蹈艺术语言 艺术教育的核心在于创新,创新一种美感、一种意韵、一种符号、一种存在的方式等等。通过舞蹈艺术作品展现人们美好的思想情感、生动的生活画面、深邃的精神世界,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这些透过舞蹈艺术语言流露出的或喜或悲、或抑或扬的人类积极的情感,感染着大众。学生们在信息网络技术提供的多媒体演示环境中,感受、欣赏着舞蹈的美,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情境教学的启迪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我们正处于一个以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是出乎意料的,有的变化将会对我们传统的观念包括艺术观念造成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比如,目前已有人将数字化技术运用到舞蹈编导中,使舞蹈编导者的构思包括队形变化及舞蹈动作等都可以通过数字虚拟现实直接呈现在屏幕中。尽管这种技术目前还没有普及,但它在未来是否会引发一场舞蹈编导方面的革命,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在舞蹈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远程舞蹈、虚拟数字舞蹈和游戏等大量数字舞蹈艺术作品的涌现,充斥了学生的网络生活。因此,在课程教学中,不断地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展现舞蹈这一学科的前沿和发展,能开阔学生的视野,正确引导学生的审美判断,促进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 结语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深入普及和不断发展,舞蹈艺术的推广和教学创新,电脑辅助教学技术的提高,舞蹈艺术正朝着多元化、现代化、多媒介化和全方位感官刺激的方向迅速发展。从只有画面没有声音的纯肢体语言表达,到声、光、电多方位辅助表演,再到电脑艺术、行为艺术、展示艺术等多艺术门类的相互借鉴,舞蹈艺术表演和教学正走向一条艺术语汇更丰富、情感氛围更浓烈、视觉美感更具冲击力的变革之路。大众传媒的运用、传播拓宽了舞蹈爱好者和舞蹈教学工作者的视野,提高了舞蹈艺术全民参与和鉴赏的水平。舞蹈艺术的教与学在现代信息和多媒体技术的辅助下,逐步推陈出新,并在内部深化改革,最终赢得更大的发展。 数字媒体论文:数字媒体时代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重构 摘要 本文首先使用产业价值链的相关理论分析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内涵,以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现状为基础,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结合数字媒体时代对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带来的影响,提出了重新构建的适应于数字媒体时代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 关键词 电视剧 产业价值链 数字媒体时代 重构 我国电视剧产业发展至今,全国约有1000家制作单位,年产电视剧高达10000多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特别是2000年广电总局对电视剧播出实行宏观调控以来,引进剧退出了荧屏黄金时段,为国产剧创造了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各地国产电视剧生产数量大幅增长,制作质量也有所提高。 经过最近十年高速发展的市场化进程,目前,中国电视剧产业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价值链。但是,电视剧产量的高速增长和电视台实际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供需矛盾依旧突出,同时电视台作为目前最主要的播出平台的垄断地位,使得价值链的天平严重失衡,导致现有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难以实现合理的、最大化的增值。随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国家对数字媒体技术的政策性强制推广,将使数字电视等新媒体的覆盖率大幅提高,对于电视剧产业的各环节来说,如果能快速响应这一变化,对产业价值链进行重新构建,将会大大增强国内电视剧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内涵 价值链概念是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 1985年在其《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这些创造价值的活动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所有的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通常一定水平的价值链是企业在一个特定产业内的各种活动的组合。”① 电视剧产业在生产、传播电视剧的过程中, 不仅“流动”有物质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而且还“流动”有增值流。②与其他产业一样, 电视剧产业链上也并存着价值链。 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构成主体主要包括电视剧制作商、电视剧播放平台运营商、设备供应商以及电视剧消费商等。而从价值增值流程的角度来看,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环节,包括电视剧制作环节,市场营销环节,消费环节等三个环节。 其中,电视剧制作环节主要完成剧本策划、融资投资和电视剧制作的产业分工,主要由电视剧制作商来完成。制作环节是整个价值链的前端,它们构成了电视剧的供应链,是整个电视剧产业价值的发端和来源。 电视剧市场营销环节主要完成电视剧的发行和播出的产业分工,主要由电视剧发行商、设备供应商和平台运营商等主体来完成。市场营销环节是价值链的中端,它们共同组成了电视剧的输出链,通过输出链,电视剧产品的价值得到进一步放大。 电视剧消费环节主要完成电视剧产品的消费分工,主要由产品消费商来完成。消费环节是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终端,它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电视剧的观众,另一部分是广告商,它们组成了电视剧的消费链,通过消费链,不仅电视剧的价值得以实现,而且使得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得以延伸,使用电视剧产品带来的效应继续开发电视剧之外的其余消费产品。 电视剧产业价值的增值活动主要包括调研、策划、制作、包装、传输、发行、广告以及相关商品开发, 这些价值活动发生在供应链、输出链以及消费链等整个电视剧价值链中。③电视剧与其他产业价值链不同, 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更多地表现为信息链。因为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是以信息为纽带而将各个增值环节联结起来的, 电视剧产业的增值是通过电视剧的制作、播出等过程来实现,尽管在电视剧产业上有大量的物质流、资金流,但更多、更直接的是信息流。因此,对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分析除了分析资金流外,要更多地偏重信息流的分析。 二、当前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体系分析 中国电视剧产业经过近20年的市场化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但是,随着数字媒体时代的来临,现有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已经难以跟上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需求,整个产业价值链必将进入重构的进程。下文将分析当前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体系结构以及存在的问题。 1.现有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架构 现有的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架构如图2所示,在产业价值链中,制作商作为内容提供商,由电视台自行制作或者民营制作公司完成电视剧的剧本策划和生产制作,为电视剧产业提供内容和信息的来源;经过生产制作的电视剧作品,经过制片公司自办发行或者发行公司,售卖到电视台的播出平台;电视台通过媒介提供商“免费”将电视剧作品提供给观众消费者,观众支付“注意力”,电视台再把这种“注意力”进行包装和定价,然后再二次售卖给广告客户。所以,观众、广告商和消费者共同构成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终端。中国电视剧的产业价值链就是由这一系列对电视剧产业发展起到“增值”作用的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当前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主要增值部分,在电视台的营销平台上,而生产制作环节却无法实现其应有的增值,这对于电视剧这种媒介产品而言是不利于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同时在该产业价值链中,资金流成为了价值链的主体,而信息流却只覆盖了产业价值链的一半流程,信息无法全面正确反馈到价值链的源头,对于生产制作高水平的,适合消费者的电视剧作品是十分不利的。 2.现有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体系分析 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是在电视台实行“制播分离”的基础上形成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明显暴露出很多弊端。 1.产业链条单一,不容易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电视剧产业的价值链条是一种显著的环环相扣的垂直链状形态,电视剧产品价值的最终实现依赖于每一个环节的优化耦合。但是链条中的这些环节在市场中的地位却不是平衡的,最突出的就是电视台作为电视剧实现价值的唯一播出终端,在整个链条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过于强大,压制了其他环节,特别是制片公司的发展。在中国电视剧的市场结构中,由于体制的特殊性、资源的稀缺性、内容产业链环节的不完整,使得电视台作为目前最主要的一个播出渠道,成为了制约这个市场的一个关键。渠道为王的状态依然存在于电视剧市场,电视剧产品的价值实现途径有限。 2.制片公司的利益被持续挤压。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影视制作机构获利平均仅有6%左右,少数电视剧能达到40%的获利水平,而电视台则仅以占制作成本20%左右的资金买进电视剧,最后获利则可达70%以上,垄断的播出平台往往使电视剧制作方陷于被动。从而也直接导致了剧本的创作乏力,精品剧作难求,原创力不足,剧本粗制滥造,电视剧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下降。 3.处于产业链中游的发行公司扮演了分销商的角色。虽然,目前我国电视剧产品的发行方式有自主发行和委托发行两种,但目前大多是以传统的自主发行方式为主,这也是与我国目前的制作与发行主体基本上是合二为一的现实相吻合的。绝大多数电视剧制片公司都愿意选择这一种方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也反映了电视剧的生产、销售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仍然比较低。发行交易还是以全国、省、市三级的行政划分为主,各级市场间缺少真正的竞争。 4.赢利模式单一,以广告销售为主,风险较大。同时,衍生产品和相关产业尚待开发。目前电视剧多元化经营的前景并不是非常乐观。广告主也没有充分认识到电视剧是一种空间极大的娱乐产业,延伸合作的空间和长度,不仅只局限于电视广告投放,而是在电视剧制作、宣传推广、播放编排等多环节进行合作,进而多元开发电视剧广告市场。 三、构建数字媒体时代电视剧产业价值链 1数字媒体时代的特征 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媒体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电视剧的播出平台也得到了极大的延伸,新兴的电视剧播出平台包括数字付费电视、vod点播、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等。在这种电视剧拥有多样化营销平台的趋势下,电视剧产业将面临巨大的发展契机,其生产、交易和赢利模式也将发生适应性的调整。数字化的这场革命,对于目前中国尚不完全产业化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来说,应该利用这样一次重大机遇,努力在这次变革中自我突破,实现重构。 数字电视是电视产业的发展方向。政府相关部门的《广播影视科技“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明确提出:2010年全面实现数字广播电视,2015年停止模拟广播电视的播出。从模拟到数字,电视剧产业发生的将是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决不仅仅是把信号从模拟形态转换成数字形态这么简单,它引起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改变,进而带来了整个产业价值链的变革与升级。④ 2.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重新构建架构图 数字媒体时代,由于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中平台运营环节发生的巨大改变,渠道变化最根本的就是带来了“制播分离”之后,“制”、“播”主体地位的平等化,为制作环节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平等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电视剧产品价值的实现途径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同时运营环节的变化,将使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价值流程变得更加合理,资金流和信息流并重,最终促成整个产业价值流的平衡,提高产业竞争力。 重构后的数字媒体时代新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如图3所示。产业价值链中,电视剧的制作环节将进一步细分为制作(内容制作方)、融资投资(投资方)以及生产(主要有电视剧制作公司,自制节目的平台运营商)等三个分工合作的参与者,在这些参与者之间,既有竞争、分工,又有合作、共赢,共同形成产业集群,以利于资源整合,制作更多高水平的电视剧,形成高效的电视剧制作环节。同时,发行环节以及运营平台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数字媒体时代,随着技术进步和政策放宽使得电视剧产业播出平台运营环节门槛降低,大量竞争者涌入这个领域,主要包括电视台数字付费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而传播设备提供商将由有线系统运营商、卫星运营商、电信宽带和互联网等构成。这些竞争者从电视剧交易市场中购买电视剧,然后向用户推销播放电视剧,获取电视剧产品的营销增值,而消费者在享受电视剧节目的同时,不再像以往一样只需付出“注意力”,如果要想优先享受或者享受高水平的电视剧,就必须为此付出费用。而以这三个环节为核心向外延伸又能带动相关衍生产业的发展。 3.新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分析 数字媒体时代新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突出特点就是产业价值链的各环节既要分工合作,又要资源整合;既重资金流控制,也重信息流交换。 数字媒体时代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内部以及环节之间的分工需要由专业企业去完成,这样有利于在环节各节点均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去为整个产业价值链创造价值。同时,分工不应带来运作上的分离,资源上的分割,而应在分工的同时,将整个产业价值链进行垂直整合。围绕新的平台运营商对产业价值链的各环节进行资源整合。 同时,数字媒体时代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将会实现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完美结合,在以资金流为主体的价值链条上,对于电视剧这一特殊的信息传播产品,信息流也将得到充分的重视。媒介调研机构将改变传统的信息统计和反馈方式,不再只是统计和反馈平台运营商需要的收视信息,而是全方位调研和反馈整个产业价值链所需的信息,包括用户需求、市场销售、广告投放、后产品开发等相关信息,信息流的进一步融会贯通将大大完善整个电视剧产业价值链。 4.平台运营多元化 数字媒体技术带来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促使播放平台运营多元化。一方面,传统的传播网络因为数字化带来了新的传播形态,如移动电视、数字多媒体广播等方式。另一方面,宽带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成为了电视媒介的传播新渠道,并由此产生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新的媒体形态。而多元化播放平台中最具影响的是数字付费电视。数字电视是电视产业的发展方向。国家已经确定了在2010年全面实现数字广播电视,2015年停止模拟广播电视的播出。数字电视系统可以成倍地增加频道,有线网络可支持500套左右的数字频道,这为拓展收费电视频道提供了“带宽”。依托数字电视新平台的建立,发展付费电视,这一点对于中国电视剧的发展极为有利。付费电视节目的需求中,数量最多的电视节目就是电视剧。 数字新技术的运用导致媒介的大融合,内容输出平台(频道/带宽)呈现几何式增长,电视市场中,电视台渠道为王与播出平台渠道匮乏的矛盾有望缓解。电视剧播出价值的实现,可以不再局限于电视台的平台,这对于加强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公平竞争也提供了机会。 5.开启消费者体验新时代 数字媒体时代的本质是一种消费者时代的到来。在数字媒体的世界里,受众从“观众”变成了“用户”。用户成为了拥有最大权力的主导者,用户愿意看某部电视剧才能对其进行消费买单,用户的个性、收视习惯和消费意愿在这个数字时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用户能够真正地感受到心仪的电视剧作品为其带来的视听享受,而不用再为广告的出现而烦恼。 6.制作产业集群化 电视剧是典型的“内容为王”的产业。长期以来制作商在整个电视剧的利益链条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获利空间被媒体持续挤压,除了少部分确实有实力和品牌的大制片商以外,大部分中小规模的制片商在这一体制下的生存并不平等。而在新的数字媒体时代,制作商的地位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制片公司生产电视剧质量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观众付费的意愿和热情。而要彻底改变目前制作方分散制作、小规模制作的局面,有赖于电视剧产业集群的打造。可以建立以影视拍摄基地为基础的影视制作产业集群,采取基地化生产方式、资源共享、集约经营、降低成本、不断改善和优化自身产业环境,整体提升上游产业链的竞争力。当然,产业集群绝不仅仅只是一个产业集聚的地理范畴的概念,基地只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以其规模化、系统化吸收众多相关产业的参与和支持,开发广泛的辐射领域,为其他相关产业带来大量市场需求和潜在市场机会,带动相关门类产品的市场开发。通过产业集聚的溢出效益,形成真正的电视剧产业规模经济效应。 7.建立完善的电视剧发行交易市场 一个发育成熟的发行渠道环节,应该是由多种所有制结构的、独立的、专业化的发行商组成的。在“大而全、小而全”的模拟电视时代,电视剧的发行大多是由制片公司直接对接电视台终端。在数字媒体时代,这种发行方式显然已经不太合时宜了。播出渠道的多元化,使得电视剧制作公司对于专业化的大型发行公司及其庞大的营销网络和营销体系充满了无限期待。建立专业的独立发行公司,真正发挥发行环节的独立主体作用,在上游制作和下游播出环节中间,创造一个相对独立、健全、完善的节目交易市场,将有利于国内电视剧发行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电视剧营销的拓展,从而使电视剧产品本身得到最大化的增值。 同时也有利于电视剧市场向海外的拓展。专业的发行公司不仅熟悉海外市场,也精通贸易规则,能够规避海外发行的风险,同时又能拓展海外市场。 8.上下游贯通,延伸电视剧产业价值链 电视剧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可以二次、三次甚至多次地开发和售卖,重视对其进行不断扩展的多轮销售,将成为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不断增值的驱动力。目前,国内电视剧的收入主要依靠产品本身的售卖,而最具有商业价值的后产品的开发还比较有限,可挖掘的空间极大。相关产业的开发还没有形成规模,衍生产业的形成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实际上,电视剧与音像图书出版业、旅游业、服装业、电影业、玩具业、会展业、还有影视拍摄制作基地的运营等诸多行业都具有很好的产业延展性。据统计,电视剧与其相关的产业的拉动值是1:10。电视剧市场的发展,完全可以给一些相关行业以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小结 政策的推动、强大的市场需求和经营机制的逐步完善,将促使数字媒体技术飞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重构要从建设“大”产业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增强上游,做大做强制作企业,建立制作产业集群;拓展中游,充分发挥混合媒体时代的优势,建立充满竞争的发行和播出市场机制;延伸下游,从电视剧产品之外找价值。通过产业价值链的重构和发展,使我国的电视剧产业真正实现规模化,从而提升电视剧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媒体论文: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的应用研究 一、皮影艺术的发展特点和风格中体现出来的艺术价值 (一)皮影艺术的发展 皮影是我国民间流传较广的傀儡戏之一。俗称“灯影”,它以皮革雕刻人和物,借助灯光在屏幕上成影。中国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魅力。千百年来,一直是民间戏曲的艺术奇葩之一,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皮影是起源于宋代,形成于古代中原地区。据史料记载,由于战争和迁都,很多皮影艺人向南北迁移,并在各地扎根,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三大区域流派,即中南部皮影、北方皮影、西部皮影。 (二)皮影艺术的风格特点 皮影艺术是借助灯光透过镂空的影人和道具在影布上的景象来完成表演的。其造型在皮影艺术表演中显得尤为重要。人物造型整体性强,采取抽象和写实的艺术设计手法,其造型比例上身偏长。人物的程式化造型来源于舞台剧。男性和女性形象迥然各异。为了破除皮影艺术在表演上的局限性,皮影艺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创造了独特的艺术语言,有数十种流派和唱腔。签手是皮影艺术的灵魂,主要采用挑、抵、推、揉、拖、反转等技法来表现细腻的感情,给皮影以鲜活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皮影艺术的意蕴、形态、色彩、光影与表演都有着独到的艺术魅力,对我国现在艺术院校的学科和专业设置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如何将这种传统艺术形式进行加工,得其精蕴,如何将其推演到现代设计之中去,是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数字化新媒体艺术的发展现状 (一)媒体的变革 数字革命展开在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基础之上。在整体变革中,网络空间的覆盖面无限广大。过去是单向式的发送和的接收。现在因特网、电子邮件、电子信息、博客、腾讯等多种形式,改变了传统的单向式媒体。双向交互式媒体模式应运而生。基于新的公共空间建构的数字化艺术正走向大众文化和网络化。虚拟的东西让无法在现实环境中实践的思想得以实现。 (二)数字化艺术 上世纪八十年代,数字技术的发展直接促成了数字化艺术的形成。数字化艺术泛指使用数字、信息技术制作的各种形式的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技术数字化对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文化领域,这种影响表现为不同的文化传承、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被逐步解构和重组。传统的艺术概念受到冲击。审美观念发生改变。 数字化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且技术成分比重加大;图像演变成信息;有互动性;虚拟真实与艺术真实相互融合。数字化艺术将成为世界的主流艺术。作为未来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数字艺术形态必然在其交互性和媒体的网培性的共同作用下变得更加复杂。数字化艺术的新鲜之处在于它能够与观众互动,还具有转换性,能轻松地把不同运作方式的事物结合为一体。同时,由于数字技术的完备,使得越来越多未经太多基础训练的人也可以涉及艺术创作领域。而这些正是数字化艺术的魅力所在,也是数字化艺术真正的意义所在。 三、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的应用 数字化媒体艺术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并逐渐成为深受大众欢迎的文化传播和表现形式。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数字化时代为科学与艺术、传统与现代的彼此交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数字化设计艺术得到了蓬勃发展。艺术设计的创新发展,也是文化传承的一个过程,民族性将会使其独具魅力。如果把皮影艺术运用到数字化媒体艺术中,将获得双赢效果。 (一)皮影艺术为数字化的媒体艺术提供了传统的艺术借鉴形式。 1.皮影艺术造型平面化、卡通化、抽象个性化。皮影艺术造型质朴单纯却富于表现性。整体上线条优美、有力生动,韵味十足。面部特点为,额头高、鼻梁直、小红口、长眉、细眼,手指长。人物古朴典雅,有民族气息。这种平面性可运用到数字化媒体艺术的设计中并为之确立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复杂的三维人体结构、建筑结构,可以简化处理为点线面结构,这种概括的数字化平面造型质朴率真,既承续了民族传统造型特点,也具有现代数字化媒体艺术的设计特色。 2. 皮影艺术中的色彩和图案符号,为数字化媒体艺术提供更多的创意空间。数字化媒体艺术要与众不同,可以从传统皮影艺术色彩和图案的符号化特征入手。 怎样更好地运用传统的皮影造型符号,必须经过再三的推敲和研究,从传统文化内涵出发,对所要设计的角色结构、部位等加以夸张和取舍,直到完全符合数字化媒体艺术的设计的主题与风格。皮影艺术装饰性强,不追求固有色和光源色等理性用色思维,更多的在于具有装饰意味的色彩情感表达,数字化媒体艺术可借鉴这种装饰风格强烈的色彩处理手法,技能突出其独特的主题风格,又能独辟蹊径。国外的三维油画,就采用了皮影艺术中的传统五色观的色彩设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二)皮影艺术为数字化媒体艺术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养分,并为自身的传播和转型,奠定了基础。数字化媒体艺术已行至多元化路口。创意是艺术的源泉。创意不足和人文内涵的缺失,造成现代数字化媒体艺术无内涵、无特色。皮影艺术历经千年的传承,具有深厚的民众根基和文化内涵,能应对新媒体艺术发展所带来的强势文化,还原艺术的人文精神,为为雷同的艺术形式提供一种可行性解决方案。并进一步发扬了中国民间文化,数字化媒体艺术的发展推开一扇尘封已久的民间传统之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数字化媒体艺术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艺术形形色色的风格样式。其艺术的现状与未来所面临的来高科技和人文的挑战,必将重新定位。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应用表现为造型、色彩和符号,以及传统文化理念在高科技的艺术领域里的实践,如:二维动画中的分层技术和骨架控制,都借鉴了皮影艺术的元素的运用。中国的皮影艺术博大精深,因其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而享誉世界。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的应用,必将给现代数字化媒体艺术带来新的启迪。 数字媒体论文:新媒体时代我国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途径 21世纪,新媒体以势不可挡的态势迅速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它不仅改变了信息生产、存储、接受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生活习惯、消费理念等。“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历史性的概念,它蕴含了比较、变革、创新等多层次的含义。传播学者普遍认同的信息时代新媒体的定义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作为音乐传播的新兴媒介——“新媒体”为我国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赋予了强大的推进动力,但同时也对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数字音乐产业概述 (一)数字音乐产业的概念界定 数字音乐是当今传媒、娱乐、文化等产业共同关注的焦点。广义上的数字音乐,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制作完成的音乐作品,它不仅包括在线音乐、无线音乐等非物质形态的音乐,还包括cd、vcd等物质形态的音乐:狭义上的数字音乐。是指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生产、存储并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进行传播、消费的非物质形态的音乐,按照“音频文件的压缩编码格式”分类,主要分为mp3、atrac、wav、wma、mpeg-2、aiff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狭义的数字音乐。 由于数字音乐产业形成的历史较短,相关的研究还不多,对其还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从产品的生产、企业的范围、经营的内容、服务的对象等角度看。数字音乐产业,就是以数字化形式和网络化渠道,直接或间接从事数字音乐生产、传播、销售、服务的企业及其经营活动的集合。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音乐产业的价值链的上游。主要由唱片公司、音乐作品创作人和其他版权人等内容提供商(cp)组成;中游则由a8,com、华友世纪、爱国者音乐等增值服务商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服务平台服务商(sp)组成;下游则是在线收听、付费下载的终端用户。 (二)数字音乐产业的特征 1.新媒体技术是产业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音乐的复制、发行、消费可以在网络虚拟空间完成,突破了三维空间的诸多限制,减少了运营的中间环节,节约了宣传、制作成本,消费者能够买到“纯粹的音乐产品”。基于“长尾理论”。由于存储在服务器上的数字音乐始终处于“上架”状态,它的产品生命周期事实上已被无限延长,那些所谓“过气音乐”也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给企业增加更多的商业选择。从网络初期的单向传播模式到现在的分众传播、交互式传播;从手机的单一通话功能步入2g时代的信息功能再到3g时代的网络多媒体功能:从电视的无线模拟信号传输到有线数字传输再到网络互动式的iptv等等,新媒体从数字音乐产业的系统内部创造和扩大了市场,它的每一步发展都会给数字音乐产业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保护版权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版权(copyright)亦称“著作权”,是指权利人对其创作的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音乐版权,是指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依照法律规定对其音乐作品拥有控制、使用、处分、支配、收益等权利的总和。在新媒体时代,数字音乐传播的物理特征决定了它是版权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没有版权保护,数字音乐产业就丧失了生存的土壤。根据艾瑞公司《2009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显示,由于各运营商的实际控制,从源头上解决了版权保护问题,无线音乐已占据了92%以上的市场份额,总产值为16.5亿元;而在线音乐因受到版权保护的困扰,一直未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市场份额不足8%,总产值仅为1.4亿元。由此可见,有效解决数字音乐产业的版权保护问题对数字音乐产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3.内容创新是产业进步的原始动力。从本质上来看,数字音乐是内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内容蕴含着音乐的美,是创作人艺术思想的外在表现,也是人类精神生活永恒的需要。然而“美价值必然与效用有关,正因为美涉及效用观念,人们的效用观念又彼此不同,才会产生出审美上的不一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音乐是一种文化,具有显著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所以,任何将音乐作为世界语的说法似乎都是荒谬的。美国音乐学者西格(charles seeger)早在1941年就写道:“当然我们必须注意避免把音乐作为一种世界语的错误。音乐共同体的数量虽然可能没有按语言划分的共同体那么多,但世界上是有不少音乐共同体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是不可能相互沟通的。”因此,尽管现代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由于人们对效用观念的差异性和音乐文化的不可替代性,“真正支撑音乐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应该是音乐人的激情、感悟以及原创精神,说到底,还是音乐内容的问题。没有音乐内容,服务商再多,服务再好,也做不大市场,也没有意义。” 4.大规模的用户是企业营利的重要资源。追求经济利益是企业的最终目标,如何扩大用户规模是企业家关注的焦点。在新媒体环境下,用户不仅可以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他们还可以被看作重要的资源使企业间接获利。正如经济学家亚瑟(w.brain arthur)所说:“使用你的商品的人越多,你获得的优势就越多——或者换句话说,你打下的根基越大,你的经济状况就越充裕。”为了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数字音乐企业通过提供免费的下载服务来吸引用户,进而将他们产生的注意力资源变卖,从而获得相应的广告分成已成为业内普遍成功的商业模式。相比之下,要使用户付费成为可能,提升用户的支付意愿是数字音乐产业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二、新媒体时代我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的瓶颈 (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降低了数字音乐侵权的门槛 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音乐的侵权行为主要分为:第一,服务者在其网络上提供含有权利瑕疵的作品,是指服务者明知或经第三人告知,或经权利人主张,其提供的服务侵权,而不予纠正的行为;第二,用户未经权利人的许可或法定许可,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擅自将他人的作品在信息网络中进行传播的行为。众所周知。制作精良的数字音乐作品需要较高的固定成本投入,但由于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复制”已成为数字音乐的基本生产方式。生产者可以无限地根据市场需求向消费者提供拷贝,如果不计算网络传输成本、宣传推广等费用。数字音乐的生产、发行成本事实上已趋向于“0”,这也意味着盗版者侵权行为的经济成本已基本不存在。据国际唱片业协会数据显示,1999-2009的10年间,全球唱片业销售总额从395亿美元下降到119亿美元,如果加上数字音乐销售额也就162亿美元。造成唱片业销售额逐年下滑的主要原因就是版权侵权和非法下载。另据统计,目前全世界音乐市场中约95%存在侵权行为,盗版下载达到400亿次,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严重,在国内7200家音乐网站中。仅有10%左右获得了唱片公司的授权,绝大多数网站存在提供非法下载或链接的现象。 (二)版权保障机制已不再适应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 新媒体时代。数字音乐的传播速度与范围已经突破了时空的局限。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数字音乐的版权的权利界限、侵权标准等还尚未明确,“合理使用”数量和传播范围已无法确定,事实上损害了著作权人的财产利益,客观上给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在网络音乐侵权诉讼的法院管辖权问题上,法律条文相互矛盾,造成了“有法无所依”的局面;《著作权法》规定录音制作者仅享有4项权利: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唱片产业的发展现状表明,唱片公司拥有的录音作者的4项权利已经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并已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我国现有的版权集体管理机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只对著作权人作品的财产权进行信托管理,而邻接权人的权利集体保护组织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设立和运行,从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音乐产业的发展;从执法效果上来看。虽然我国先后颁布了在新世纪伊始就修订了《著作权法》,并先后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部关于网络,音乐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文市发[2006]32号)以及《文化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网络音乐内容审查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但数字音乐的侵权行为并未得到有效制止,网络侵权现象依然十分严重。 (三)内容创新不足困扰数字音乐产业的优化升级 如前文所述,数字音乐从本质上来是“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的一个分支,拥有丰富而且优秀的音乐资源是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在新媒体时代,数字音乐作品的创作和表演质量同样也令人堪忧。日本唱片业协会主席石坂敬一认为“进入数字时代后,便很少再诞生像席琳·迪翁这样风靡全球的歌手了。从创作上来看,数字技术的确给某些业余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参与创作的机会,但这也导致了音乐质量的总体下降。如果能够出现类似于《我心永恒》这样大卖特卖的歌曲,那么所有问题就都不再是问题。”在中国,音乐的创作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整体而言,音乐作品的创作风格单一,内容的思想性、音乐性不足,恶搞、抄袭、跟风现象较为严重。在音乐版权市场上,华纳、环球、百代和索尼bmg为首的国际唱片公司具有绝对垄断的优势,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但这些跨国公司对版权的控制极为严格,如以100元厂首计算,数以亿千万的音乐作品,就要有数以百亿的版权费用投入。对国内企业而言,如此高昂的版权费用已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因此,缺少音乐作品,特别是极具创新性的优秀音乐作品,已成为阻碍我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的桎梏。 (四)用户的消费习惯限制了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规模 用户的网络使用行为往往包含着固定的行为惯性,随着对于信息搜寻路径的熟悉,用户会逐步形成对于特定信息聚合网站(aggregator)的依赖。这种行为惯性和路径依赖,导致网络用户形成两个习惯,第一是通过搜索引擎来搜寻音乐,第二是使用能够在线播放音乐的音乐盒。数字音乐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在消费时体现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数字音乐可以同时被多个用户消费而不会影响其中任何人的利益,这便是所谓的“资源共享”。处于对免费的“共享资源”的路径依赖,消费者一旦遇到需要支付成本的“付费资源”,即使所需费用微乎其微,“选择成本”也会促使消费者的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成本支出与收益是否合理”便成为一个理性思考的内容,美国华盛顿大学尼克·萨博将之称为“心智交易成本”(mentaltransaction costs)。截止2010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4.2亿,网络普及率达到31.8%,其中网络音乐用户达到82.5%:手机网民2.77亿,手机网络音乐用户占45.3%。但是,根据艾瑞公司的调查显示,2009年度,94.1%的中国网民通过网站免费获取音乐,仅有5.9%的网民由于专业需要或找不到免费资源等原因通过付费下载。如此巨大潜在消费群体却没有产生应有的市场规模,说明免费获取音乐已经成为国内用户的消费习惯,并已经影响了我国数字音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我国数字音乐产业的对策与途径 (一)积极采用数字音乐的drm系统 基于数字音乐资源的公开性、共享性等特征,在web2,0技术被广泛采用以后,个人博客、播客、p2p等交互式传播模式的兴起,数字音乐侵权的方式也日新月异。为了维护产业的良性发展,必须要有另一种更高明的科技手段,来保护内容版权,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该技术就是数字权限管理技术-drm(digital right management),也称内容数字版权加密保护技术,是指涉及数字内容使用权限的设置、认证、交易、保护、监测、跟踪,以及界定使用者和权利人之间关系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drm作为“将影响世界十大新兴技术”之一,它通过技术规范、商业模式和制度规范的集成应用,震荡着当代数字信息的传播、使用规则。为了使数字音乐版权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在被侵权后进行有效的路径跟踪,限制使用mp3、wma等这些为版权侵权行为提供便利的压缩技术,转而广泛采用drm系统应是明智之举。 (二)完善数字音乐版权保护机制 虽然我国在版权保护立法、司法、执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更应正视现实存在的问题。及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版权管理的机制,维护数字音乐产业有序运行。首先,要确定音乐作品的侵权的具体标准,防止抄袭、篡改、恶搞等侵权行为的发生,维护版权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广大音乐人创作优秀作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要明确数字音乐合理使用的范围。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制度宗旨是为了限制著作权的使用范围,平衡私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但在新媒体环境下,这一宗旨已被完全颠覆,应进一步明确网络下载、p2p传播与合理使用之间的权利界限,明确合理使用范围和数量,并对权利人采取适当的补偿措施。再次,增加录音制作者的权利范围,应该积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增加录音制作者的机械表演和广播权,以提升唱片企业的竞争能力。第四,完善音乐作品著作权的集体管理机制,加快邻接权人权利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进程,切实保护数字音乐产业链各环节的主体利益。第五,完善网络音乐的法院管辖权制度。修改《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界定具体的诉讼时间起点和法院管辖权。建议将原告首次发现侵权行为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发生时间规定为诉讼的时间起点,合理解决诉讼时效难以确定的问题;考虑到网络空间和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在服务器或网络终端均难以查明的前提下,可指定原告所在地法院为管辖权法院,这就可以化解法院管辖权混乱的矛盾。最后,加大数字音乐市场的执法力度。各级文化执法部门应当主动承担所辖地区数字音乐市场的查处工作,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坚决取缔非法网站。为数字音乐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三)鼓励创作本土的优秀音乐作品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本土音乐资源浩如烟海。种类繁多。近年来,蒙古民乐、西北风、东北方言、闽南文化、江南曲风等中国元素与现代音乐的融合为我国音乐的多元化、本土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国内数字音乐消费类型中,除了港台流行音乐外。大陆流行音乐所占市场份额排名第二。面对如此现状。中国唱片业应当积极鼓励原创音乐,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积极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提高本土音乐的市场份额。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发展多元化的历史潮流中,中国的数字音乐内容,一方面要加大对优秀音乐作品的传播力度,提高音乐的欣赏价值和教育意义;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地开展音乐版权贸易,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音乐文化需求。 (四)培养消费者良好的消费习惯 数字音乐消费习惯是人们在消费数字音乐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特征,它受到消费者收入水平、艺术修养、道德自律以及市场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习惯一旦养成便难以改变。我国数字音乐的消费者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态,免费获取数字音乐已成人们的最佳选择。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是,音乐资源被随意获取和丢弃,浪费现象严重,破坏了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平衡。然而,消费习惯难以改变并非无法改变,早在2003年美国也是非法下载泛滥的国家,当时有70%用户通过网络非法下载音乐。经过2年的治理,非法下载的用户比例便下降到了38.3%。目前在线音乐已经成为唱片公司的重要收入来源,支撑起了唱片产业的盈利线。因此,要重新审视消费者对于数字音乐的消费心理,积极开展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使消费者树立正版消费的法律意识,约束消费行为,自觉抵制非法音乐的入侵。 数字媒体论文:浅析艺术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新媒体艺术设计 摘要:新媒体艺术设计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对其形式特征、关学理论和知识结构的研究是这个学科发展的重要环节。为了解决新媒体艺术设计面临的学科基础理论薄弱,产业发展瓶颈等问题,通过调研相关产业,分析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并结合长期实践,得出新媒体艺术设计只有解决好学科的传承与创新,以及人才的培养平台才能得到高效快速的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艺术设计;信息传播;传播媒体数字技术 一、新媒体艺术设计的兴起 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对艺术设计领域的变革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成为艺术形式繁荣的发展动力。在整个艺术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医学和人体解剖学的研究,为素描、雕塑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理论参考;几何与透视学的发展,为绘画提供了符合人体视觉原理的透视理论;颜料化学的进步,为油画家提供了明亮而富有层次的颜色表现空间;光学原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使印象派画家遵循光学的原理,分析和组织物象的各种关系,同时光学应用的研究还促成了摄影技术的诞生,从而对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切都体现着科技对于艺术的重要推动作用。 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对艺术的影响变得更加强烈和迅猛,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艺术创造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上世纪80年代初,计算机图形艺术设计成为现代尖端的视觉表现手段和形式,快速迅猛地出现在电视、电影、平面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展示艺术设计和建筑环境艺术设计等大众传播媒介和视觉艺术设计领域之中。计算机图形学的出现,被称为第三次图像革命,其意义甚至大于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前两次图像革命…。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数字艺术设计”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出现在艺术设计领域,它融合了“艺术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学科。数字媒体艺术是基于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生的艺术形式,关于新媒体艺术的特点新媒体艺术先驱罗伊·阿斯科特(royascot)说:“新媒体艺术最鲜明的特质为连接性与互动性。”从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对数字化“设计”的诸多称谓及科学内容的设定来看,数字媒体艺术主要涉及到视觉艺术、人机界面、信息传播、多媒体、数字网络、动画、广告、游戏、虚拟环境,虚拟产品设计等,其主要范畴都在2l世纪数字化“设计”的“数字媒介”囊括之中,由此就可以比较明确新媒体艺术设计的基本内涵和范畴。 进入2l世纪,全球范围内以新媒体、数字影像、cg特效、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内容创作行业已经成为当代知识经济产业的核心产业,在美国、日本其产值超过了传统的汽车工业,而韩国更是将游戏为代表的数字内容产业作为立国之本,并已成为韩国经济成长的新动力。目前全球数字内容还在不断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扩展,而这个产业也必将成为 三、目前数字艺术设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数字艺术设计及其产业的迅速发展给国内外视觉艺术设计界带来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跨学科人才的知识分离化现象严重,其次是人才需求和教育模式的问题,传统的艺术教育体系在设计人才培养定位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现象。 以上问题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在认识新媒体艺术设计和培养数字艺术人才的过程中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而产生的: 首先是认识的问题,数字技术在艺术设计领域的应用大致可以归纳三个大的方面:①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②数码新媒体艺术设计(包括网络、多媒体、电子产品、动画、游戏等方面)。③非商业化艺术类数码艺术创作在平面、环境等一些学科方面,数字技术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在广告、新闻等方面它是传媒的载体和形式,或是一种工艺和创作手段。④数字媒体设计是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艺术相结合的新型学科,同其他的艺术学科相比,它具有实用性、时代性、跨学科和复合性的特点。对于新媒体艺术需要有新的思考和理解,如果还保持原有对艺术类理念的认识,它既不符合学科的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的需求,因此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探索新媒体艺术及其相关领域对于数字艺术设计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是人才素质结构的培养问题。数字艺术是一门跨学科、多学科结合的复合型学科,培养和训练既懂得艺术设计规律,又懂得计算机图形艺术设计,能操作相关应用和后期制作软件的数字艺术设计人才,已成为当今数字艺术设计产业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课题。数字技术人才和创意人才都是社会急需的,但是需求的比重却有很大的差别,因此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制定培养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和创意人才的教育目标。 最后就是培养对象问题。随着普及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到艺术类学科,随之而来就产生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艺术专长的相互矛盾的问题,学生的综合修养和知识结构错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对于新媒体专业的教学和培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种现象在艺术类院校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考虑数字媒体教育不要只限于文科的艺术类学生。 四、根据新媒体艺术的特征来完善人才培养 为了新媒体艺术设计的发展和新媒体艺术人才的培养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在人才培养院校建立各个学科间的交流和资料的资源共享、学科间的优势互补的教学体系。2.开设学科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学习教学的立体化平台。这样有利于形成循序渐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培养扎实的艺术设计功底和熟练的数字工具操作能力、充分利用各方面有用的信息资源。3.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建设教学资源立体化平台和教学模式的创新。将传统艺术教育与现代数字技术教育有机融合,构建新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环境,创建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工作室,以及数字人才培养创新工作室。4.同时为培养高层次的教师队伍提供了更好师资环境,更好的保证教学质量。5.加强教学体制在选材阶段就提出相对较高标准,培养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选材将更符合新媒体专业对培养对象知识结构的要求,就更有利于培养出优秀的人才。面对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发挥社会和院校之间的各自优势,可以更好的解决数字艺术人才在培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培养出真正适合社会需求的数字艺术人才。当然数字艺术人才培养的完善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既不能只埋头研究教学的建设,也不能只是应付市场的需求。 五、新媒体艺术设计的未来和发展前景 在人类文明的各个历史阶段,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关系一直都是相互促进,协助发展,但是很少有象当前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技术这样引发的空前演变。可以说,在现代生活中新媒体艺术已经实质性地改造了艺术的思维模式、设计模式、传播模式以及欣赏模式,新媒体艺术正在成为新世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们可以借助这一平台丰富的形式表达内心的艺术创作情怀,满足生活需求。新媒体艺术设计是当代数字科技发展和艺术相结合的新兴学科,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和科技发展,数字信息的传播更加深入和全面。数字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间将面临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抓住机遇,为新媒体艺术开辟一片灿烂的天地。 数字媒体论文:数字化多媒体时代的广告视觉传达效应 数字化多媒体的出现不断地挑战并充实着传统的视觉传达方式,扩展了当代视觉传达设计外延,视觉传达由以往形态上的平面化、静态化,开始逐渐向动态化、综合化方向转变,从单一媒体跨越到多媒体,从二维平面延伸到三维立体和空间,从传统的印刷设计产品更多转化到虚拟信息形象的传达。广告作为视觉传达的重要形式,也在数字多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发生了质的飞跃。网络广告、数字影视广告、多媒体电子显示屏、多媒体互动广告等新一代的广告视觉传播方式以飞速发展的趋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所谓多媒体,即多种信息媒介的综合。多媒体技术不是各种信息媒介的简单复合,而是一种把文本、图形、影像、声音、视频、动画等形式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计算机进行综合处理和控制,能支持完成一系列交互式操作的数字信息技术。在当今信息社会,以计算机科学为标志的数字多媒体技术给广告设计和传播带来了新的气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数字多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广告推广战略也从单纯的品牌推广阶段向更加细化的市场推广阶段转化,开始注重和选择区域媒体、行业媒体以及更加细化市场定位的媒体,数字多媒体广告运作和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和人性化。数字化多媒体时代的广告视觉传达效应越来越受到关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播效应好,视觉传达样式多样 传统媒体广告的信息传播是从媒体向受众单向流动,其诉求策略和表现形式因此受到限制。传统的媒体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广播、电视、户外媒体等形式。它们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只能传达有限的内容。随着20世纪末数字化多媒体广告的出现,孕育着各种新的视觉样式的形成,视觉表现方式也更加生动和更具渗透力。数字多媒体将印刷、广播、电视、网络、电子出版、计算机通信等各种信息媒体联成一体,对声音、影像、文字、数据等进行一元化高速处理,全方位立体地为用户提供双向信息系统。例如,网络对多媒体技术的支持,使网络广告在视觉传达的形式手段上丰富多样;多媒体电子显示屏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户外、商场、机场、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广告场所,车载电视广告也出现在公交车和地铁,它们以新颖时尚的姿态,发挥着各自的投放优势。人机互动的触摸式计算机平台也广泛使用在展厅、书城、医院以及企业的宣传介绍中。这些新兴的广告媒体样式,不仅丰富了广告的传播媒介,拓展了传统视觉传达的层次,并且获得了较好的传达效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如上海外滩游轮上的巨幅lcd显示屏广告,不仅因其尺寸大,而且因其良好的黄金环境,在黄浦江上移动的视觉吸引,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给来到外滩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形成了外滩独具一格的广告风景线。随着数字多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进步,在不久的将来,在广告领域将会有更多的视觉传达样式,给人们带来更多新的视觉体验。 二、交互性好,体现人性化视觉传达效应 数字化多媒体具有形成人与机器互动、互相交流的操作环境,信息接受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信息交流方式和过程进行调整,满足人们的参与感。受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而是拥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和参与机会,无论从形式上或是内容传达上都给使用者更多的关心与服务,是人性化设计的体现。交互式广告的真正意义在于体现了用户、广告客户和数字化多媒体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说,数字化多媒体提供高效的广告环境和资源,广告客户则可以自主地进行广告投放、更换、效果监测和管理,而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广告信息及其表现形式。也只有建立了三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才能实现交互式广告最和谐的环境,才可以让交互式广告真正成为大多数企业都可以采用的营销策略,广告的价值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互动式数字多媒体广告不仅使用在商业广告运作中,甚至在非商业广告运作中也得到使用。例如,博物馆、医院、书城、旅游景点设置的人机互动的触摸式计算机平台有助于帮助人们按需要获取信息。 三、技术先进,给广告设计提供更大创意空间 人类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来艺术的巨大变革。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在广告设计中的运用,必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几乎可以使一切艺术想象变为现实,给新时代的广告设计师们带来创作上更大的自由度和创作空间,使作品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艺术效果和视觉感染力。数字印刷技术、国际互联网、数字电视电影、多媒体电子屏幕、数字摄影摄像技术,提高了广告视觉传达的科技水准。运用电脑操作的彩色喷绘技术,使广告视觉传达作品的画面幅度加大,形象更真切感人;电脑及其相关软件在广告视觉传达创作中的运用,使广告创作从二维平面到三维动画,从视觉艺术到视听交互,从虚拟现实空间到可以由用户选取交互点的虚实结合的交互广告媒体。毫无疑问,广告视觉传达将会在不断运用高科技及其新媒体中得到发展。 四、形成跨媒体传播的整合传达效应 数字化多媒体广告使现有的各类相互独立的媒体走向融合,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整合各种传播媒介的跨媒体平台。其实质,即统一所有的信息源与传播媒介,将全面的信息与内容通过各种媒介,及时、快速、低成本地传递给最大范围的受众,以发挥不同媒体之间的协同效应。跨媒体信息在不同媒体之间的流布与互动,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相同信息在不同媒体之间的交叉传播与整合;其二是指媒体之间的合作、共生、互动与协调。例如,国际互联网不仅具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新闻媒介传达信息的一般功能,而且还将传统的、界限分明的语言、文字、声音、影像等各种传播形式结合在一起,具有多媒体、实时性、交互性传播广告信息的独特优势;互动电视除具备一般高质量彩色电视接收功能之外,将广播电视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三者完美结合起来,实现了双向通信功能。就广告传播媒体而言,21世纪是媒体整合的世纪,是媒体创意的世纪,人类真正进入了以数字化多媒体传播为特征的信息整合时代。 结语 广告设计是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交叉学科,目前,数字多媒体广告形式在我国已逐渐具备了社会影响力,其地位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并且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预测,数字化多媒体广告形式将成为21世纪广告视觉设计的主流,甚至成为中国广告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数字媒体论文: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的应用研究 一、皮影艺术的发展特点和风格中体现出来的艺术价值 (一)皮影艺术的发展 皮影是我国民间流传较广的傀儡戏之一。俗称“灯影”,它以皮革雕刻人和物,借助灯光在屏幕上成影。中国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魅力。千百年来,一直是民间戏曲的艺术奇葩之一,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皮影是起源于宋代,形成于古代中原地区。据史料记载,由于战争和迁都,很多皮影艺人向南北迁移,并在各地扎根,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三大区域流派,即中南部皮影、北方皮影、西部皮影。 (二)皮影艺术的风格特点 皮影艺术是借助灯光透过镂空的影人和道具在影布上的景象来完成表演的。其造型在皮影艺术表演中显得尤为重要。人物造型整体性强,采取抽象和写实的艺术设计手法,其造型比例上身偏长。人物的程式化造型来源于舞台剧。男性和女性形象迥然各异。为了破除皮影艺术在表演上的局限性,皮影艺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创造了独特的艺术语言,有数十种流派和唱腔。签手是皮影艺术的灵魂,主要采用挑、抵、推、揉、拖、反转等技法来表现细腻的感情,给皮影以鲜活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皮影艺术的意蕴、形态、色彩、光影与表演都有着独到的艺术魅力,对我国现在艺术院校的学科和专业设置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如何将这种传统艺术形式进行加工,得其精蕴,如何将其推演到现代设计之中去,是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数字化新媒体艺术的发展现状 (一)媒体的变革 数字革命展开在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基础之上。在整体变革中,网络空间的覆盖面无限广大。过去是单向式的发送和的接收。现在因特网、电子邮件、电子信息、博客、腾讯等多种形式,改变了传统的单向式媒体。双向交互式媒体模式应运而生。基于新的公共空间建构的数字化艺术正走向大众文化和网络化。虚拟的东西让无法在现实环境中实践的思想得以实现。 (二)数字化艺术 上世纪八十年代,数字技术的发展直接促成了数字化艺术的形成。数字化艺术泛指使用数字、信息技术制作的各种形式的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技术数字化对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文化领域,这种影响表现为不同的文化传承、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被逐步解构和重组。传统的艺术概念受到冲击。审美观念发生改变。 数字化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且技术成分比重加大;图像演变成信息;有互动性;虚拟真实与艺术真实相互融合。数字化艺术将成为世界的主流艺术。作为未来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数字艺术形态必然在其交互性和媒体的网培性的共同作用下变得更加复杂。数字化艺术的新鲜之处在于它能够与观众互动,还具有转换性,能轻松地把不同运作方式的事物结合为一体。同时,由于数字技术的完备,使得越来越多未经太多基础训练的人也可以涉及艺术创作领域。而这些正是数字化艺术的魅力所在,也是数字化艺术真正的意义所在。 三、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的应用 数字化媒体艺术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并逐渐成为深受大众欢迎的文化传播和表现形式。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数字化时代为科学与艺术、传统与现代的彼此交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数字化设计艺术得到了蓬勃发展。艺术设计的创新发展,也是文化传承的一个过程,民族性将会使其独具魅力。如果把皮影艺术运用到数字化媒体艺术中,将获得双赢效果。 (一)皮影艺术为数字化的媒体艺术提供了传统的艺术借鉴形式。 1.皮影艺术造型平面化、卡通化、抽象个性化。皮影艺术造型质朴单纯却富于表现性。整体上线条优美、有力生动,韵味十足。面部特点为,额头高、鼻梁直、小红口、长眉、细眼,手指长。人物古朴典雅,有民族气息。这种平面性可运用到数字化媒体艺术的设计中并为之确立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复杂的三维人体结构、建筑结构,可以简化处理为点线面结构,这种概括的数字化平面造型质朴率真,既承续了民族传统造型特点,也具有现代数字化媒体艺术的设计特色。 2. 皮影艺术中的色彩和图案符号,为数字化媒体艺术提供更多的创意空间。数字化媒体艺术要与众不同,可以从传统皮影艺术色彩和图案的符号化特征入手。 怎样更好地运用传统的皮影造型符号,必须经过再三的推敲和研究,从传统文化内涵出发,对所要设计的角色结构、部位等加以夸张和取舍,直到完全符合数字化媒体艺术的设计的主题与风格。皮影艺术装饰性强,不追求固有色和光源色等理性用色思维,更多的在于具有装饰意味的色彩情感表达,数字化媒体艺术可借鉴这种装饰风格强烈的色彩处理手法,技能突出其独特的主题风格,又能独辟蹊径。国外的三维油画,就采用了皮影艺术中的传统五色观的色彩设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二)皮影艺术为数字化媒体艺术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养分,并为自身的传播和转型,奠定了基础。数字化媒体艺术已行至多元化路口。创意是艺术的源泉。创意不足和人文内涵的缺失,造成现代数字化媒体艺术无内涵、无特色。皮影艺术历经千年的传承,具有深厚的民众根基和文化内涵,能应对新媒体艺术发展所带来的强势文化,还原艺术的人文精神,为为雷同的艺术形式提供一种可行性解决方案。并进一步发扬了中国民间文化,数字化媒体艺术的发展推开一扇尘封已久的民间传统之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数字化媒体艺术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艺术形形色色的风格样式。其艺术的现状与未来所面临的来高科技和人文的挑战,必将重新定位。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应用表现为造型、色彩和符号,以及传统文化理念在高科技的艺术领域里的实践,如:二维动画中的分层技术和骨架控制,都借鉴了皮影艺术的元素的运用。中国的皮影艺术博大精深,因其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而享誉世界。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的应用,必将给现代数字化媒体艺术带来新的启迪。 数字媒体论文:探求数字媒体技术在设计中的实用性 一、数字媒体技术在展示设计中的应用 数字媒体技术在展示设计中的应用,最为典型的就是上海世博会中各个馆的设计,使数字媒体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众所周知,上海世博会是展示人类先进社会未来发展的盛会,通过运用数字媒体技术能够将未来的事物表现出来。 1、3600环形影像在世博会中的应用3600环形影像主要是指在环境的空间内,采用3600的环形全景视频,然后配合环绕立体声效,从而营造出一个身临其境的梦幻空间,采用此种技术能够更为形象的以及真实的展现主题,给人带来视觉上的盛宴。在上海世博会中的澳大利亚馆环形剧场,就是采用六块平模组合而成的一个立体的屏幕,在每一块屏幕下都可以单独的进行上升下降的移动,使观众从每一角度观看,都能够体会到不同的感受。 2、180。弧屏以及PLC程序的应用在上海世博会的城市起源厅中,通过采用1800弧屏以及PLC程序控制的自动演示站台,采用全部息影以及虚拟技术将保护神灵、东方发祥、考古警示以及两河晓星这四个方面完美的结合起来,将西方世界的“神的召唤”以及东方世界的“集市起源”相互结合,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 3、声光电技术在展示空间中的应用声光电技术主要是将声音、光线以及影相互结合为一体,从而构建出一种变幻无穷的视觉效果,给观众的视觉带来强大的冲击力。当观众走进展示物体时,就会随着你发出的声音出现不同的转换。在上海世博会中的德国馆镇馆之宝的动力之源,充分利用了声光电技术,是一个质量为1吨,直径为三米,并且由四十万根的LED发光二极管所组成的一个金属球,这个金属球在声音的作用下,就会向行走的观众展现不同的画面以及色彩,并且随着观众的声音变化,这些画面的色彩以及位置会发生变化。 4、三维虚拟技术的应用三维虚拟仿真主要是利用沉浸式的三维显示系统,伴随虚拟的声音,就会使人员沉浸在一种非常逼真的环境中。三维虚拟显示技术,能够创造三维虚拟现实,这主要是因为电子计算机能够将客观世界的数字化模型转化为不同形态的声波,从而为观众营造一个虚拟的世界。在上海世博会的展馆中,采用数字媒体技术演示出三维实体感觉的城市足迹,从而让观众沉浸其中。每一个城市的展示都是通过三分钟的虚拟现实影像将这个城市的地质面貌、风土人情串联起来,让观众感到仿佛自己在城市中行走,真正的走进虚拟的空间中,通过不同的变换城市风格,感受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 5、真实触摸体验通过触摸能够真实的感受到物体的温度、压力、湿度以及振动等,当触摸到这些物体的时候,人们的触觉器官就会产生能动的反应。这种技术在现代的空间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在上海的世博会中,英国馆的设计中就使用了很多触摸互动环节,通过人体的触摸能够体验自然科学的原理,进而更好的了解我们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二、数字媒体技术背景下的展示设计的发展前景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在展示空间中的广泛应用,会使展示设计增加越来越多的数字化的元素,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在这种形式下,展示空间设计的发展情景只会向更高层次方向发展。 1、观赏空间的方式更加多元化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展示空间在设计上会更加的丰富多样,观众欣赏空间的方式也更加的多元化。以往人们只能在电脑屏幕上去观赏展示空间中所提供的信息,但是,在数字媒体技术的背景下,观赏空间的方式将会更加的多元化,在现实的空间中,通过低级鼠标,就会进人到真实的展厅中,了解展品的具体情况,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体验真实的空间环境。 2、观众的参与度更加普遍化在现代的展会空间设计中,实现观众的互动是现代空间设计的重要环节。由于观众对空间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静态的观看展品,而是最大限度的实现其有效的互动,参与到展品中,真实的感受展品情况,从而在理念上产生共鸣。 3、展示的内容会更加丰富化传统的展示空间内容只是一些静止的展品,并且展示的信息非常有限。在数字媒体技术发展的前景下,展示空间设计的内容会更加的丰富化,开阔观众的视野。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数字媒体技术在展示空间设计中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的需求,在本质上改变展示艺术的形式以及内涵,让观众在欣赏展品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乐趣。在今后的发展历程中,在使用数字媒体技术的同时,与整体的展示氛围实现有效的协调,创造一个“全时空”的展示环境。 作者:朱叶 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数字媒体论文:数字媒体艺术特征研究 摘要: 科技的发展使表现艺术作品视觉形象的媒介有了革新式的发展,表现形式的改变同时也引起了审美体验的改变,文章主要讨论相较于传统艺术作品,数字媒体在介入艺术创作后所产生的交互性、沉浸性、超媒体以及综合性特征。并结合相关作品讨论这些特征在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 数字媒体艺术;交互性;沉浸性;超媒体;综合性 前言 数字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从而产生了数字媒体艺术,其为艺术的表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往静态的视觉呈现已变得过于单一,也使艺术形态有了新的蜕变与多元化的成长,相较于传统的艺术传播形式,数字媒体艺术通过设计的过程在传播表现方面呈现出了更多的可能性,其是将人类的理性思维与艺术作品的感性思维相结合,并以新型数字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表现形式,将人类的想象力尽可能地用视觉图像的形式展现出来。在新型科技手段的冲击下,使得相应作品的审美感觉、体验、逻辑反映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也在影响着观看者的审美习惯。数字媒体艺术是科技时代的产物,在为创作者提供表现方法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丰富的自身特征。 一、交互性 交互性是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中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别于传统艺术设计作品的显著特点,交互性增强了观者与作品之间的互动交流,使观看者参与到作品最终呈现的过程当中,将以往静态的艺术呈现转变为动态的交互式艺术呈现。观看者已不再停留在驻足观看的位置,而需要通过自身与作品的操作来达到对艺术作品的感受与理解。交互性在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中表现出三种突出的特征:1.就虚拟空间而言,观看者通过与数字媒体艺术所自带的计算机输入、输出设备交流互动而完成操作;2.就现实空间而言,数字媒体艺术作品通过传感器、激发器和相应的操作系统感应人的具体动态并产生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的生理反应;3.就信息传播而言,与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所匹配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同时具有信息接收与发送的功能,可实现信息的双向传播。交互性的三个特征通过数字媒体艺术特有的设计方式表现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以及展现结果当中,是数字媒体艺术在数字技术发展下所推进的结果。交互性特征实现可“人—机—人”互动的新型交流方式与体验方式,人的互动参与是这里的核心,数字媒体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强调观者的参与,甚至可以说若没有观看者的互动参与,作品就会处于未完成状态。传统艺术设计作品如:平面设计或者环境艺术设计等的呈现效果往往处于观者的脑海当中,而数字媒体艺术作品的呈现效果则由于观看者的参与而使作品根据不同的互动操作呈现出不同的可视结果,从而使交互性作品处于不确定的动态之中。而交互性数字作品的魅力也正在于这种不确定性。《生命的空间》(如图1、2)是新媒体艺术家佐梅雷尔创作的系列作品,在新媒体交互性作品中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件作品当中,观看者同时是作品的完成者,观看者通过计算机输入自己想要表达的一段文字,随后通过作品背后的数据处理系统将这些文字信息转化成一种可视的植物图形,随着文字的不断输入,植物图形也会按照不同的方式逐渐生成。同时观看者可以通过触屏系统,将植物图形移动与重组,从而形成新的植物图形。在《生命的空间Ⅱ》中,创作者增加了互动的范围,观看者可以在任意的时间找到自己以往创作的作品,并且再次输入文字及其他符号来增长之前的图形。每位观者参与这一作品后都会有独特的图像生成,观看者的互动操作促成了该数字媒体作品的艺术呈现。 二、沉浸性 沉浸性主要体现在虚拟现实,即VR技术当中,VR是数字技术当中运用较多的一种技术,创作者通过“0”和“1”的比特代码超越物质上数的概念,构建虚拟的或人工的虚拟世界。我们在目前众多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一技术的运用,如在《阿凡达》《侏罗纪公园》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不曾见过的“真实”,从而产生巨大的视觉感染力。虚拟现实所产生的沉浸性目的在于通过营造逼真的视觉环境,并结合其他设备对人的感官产生影响,进而使观看者产生真实的生理反应。布朗在其著作中表示“在场”对虚拟现实研究来说是一个中心观念,用于描述用户将有中介的体验感知为非中介的程度。沉浸性的塑造在艺术潮流中一直便是有的,远古时期的洞穴壁画以及中世纪教堂中将建筑、光线、象征符号的等元素汇集一起的创作等,其目的在于使处于该空间的观看者沉浸在一种特定的环境氛围当中,进而产生精神上的遐想,这一艺术效果的渲染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创作目的当中,而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实际是对沉浸性这一特点的一种再发挥。其运用新技术来营造不同以往的沉浸性体验:1.全感官:运用不同的技术及相关的设备创造出全感官式的体验,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情节故事的环境。2.参与性:与传统静态的沉浸性艺术体验不同,数字媒体艺术所营造的沉浸性体验往往强调观看者的参与性。3.戏剧性:美国学者考西指出,在动态的数字技术支持下可以产生一种新型的戏剧语言,这种戏剧语言在强烈视觉冲击的作用下匹配这新型的戏剧呈现。这种全新式的体验调动起了观看者所有的感官感受,使观看者完全沉浸在艺术家设定的环境氛围当中,达到精神的遐想与梦幻效果。VR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在业内有了不菲的成绩,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近期,谷歌推出了一项全新的“VR+艺术”活动——“chrome”,这项活动能使人们更好地接触和理解VR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件作品由六位艺术家运用3D的形式进行雕刻、绘画等创造艺术作品,而全新的数字技术支撑也由谷歌提供的V8Javascript引擎来完成,它能配合艺术家的身体所提供的数据,将艺术家所表现出来的创作过程通过数据的处理转化到电脑数据库当中,而WebMvideo和WebGL则用来渲染360°的视频内容。随后观看者通过佩戴VR眼镜进入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当中,来体验艺术家通过形式和色彩所描绘的艺术空间,沉浸在全包围的艺术空间当中,以往平面式的视觉体验被打破。观看者佩戴VR眼镜能身临其境的感受艺术氛围,并通过自己的脚步移动达到观景式浏览。这一新型的艺术体验方式打破了传统的静态审美体验,具有革新式的发展,是VR技术与艺术的突破性结合。 三、超媒体 超媒体是数字技术发展的突出成果。纳尔逊在其著作中指出的伟大构想“超文本”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实现,该特征表现为读者可用不同于传统的阅读方式来进行资料的搜集,在数字技术中,所有的信息都转化为一个链接,处于互联网世界当中的一个节点,观看者可以随意地将其呈现于眼前。在数字技术世界当中,所有的信息共处于一个三维的空间当中,而改变了以往的平面或线形呈现。 四、综合性 视觉呈现方式的多样性表现促使了数字媒体艺术具有了综合性的特征。这一特点主要由艺术形式与技术相结合,从而使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在呈现方式方面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其可以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方面作品所呈现的主题传达给观看者进而调动观看者的艺术反馈,共同构成艺术设计作品对观看者的审美体验,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特点对于传统艺术设计作品是缺乏的,而综合性的特点也正是数字媒体艺术独立并区别于其他艺术设计学科的一大特征。尼葛洛庞帝曾说“现实的质量是一种典型地运用了其他感官体验的收视效果,不单和视觉有关,各种感官构成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数字化时代的人在整体感知、整体思维以及整体把握世界方面应该有突出的表现,若还以以往单向的、线性的思维来感知世界,那么可能已不再适应目前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化过剩的时代,信息对于人类的冲击效果严重的影响着人类对于信息的选择与接收,当代艺术设计作品的存在不能忽视对于观看者的内心影响,而综合性的特征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探索的方向。2012年上海新年音乐会中对于数字媒体艺术的运用便很好地体现了综合性这一特点。上海音乐厅对面的建筑立面上被投影机照亮,在临近新年的时候这场名为“照亮奇迹”的声光秀即将开始,投影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建筑的外立面结构,在随后《彼得•潘》的旋律开始后,跳动的投影图形便随着音乐的节奏开始了表演,音乐、光影、建筑这三者此时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件综合性的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在随后的《龙卷风》音乐节奏中,由于节奏的欢快,光影的3D效果也更加明显,建筑外立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与展现,花岗岩、柱子、窗户、雕塑等元素都被充分地考虑到整体的设计当中(如图3)。 五、结语 数字媒体艺术作品独立存在于艺术设计学科当中的基础就是数字技术,在其学科范围中,数字媒体技术已不再是简单工具的意义,对于数字技术的依赖已经深深地辐射到了创作者对于技术的审美化、艺术化或观念化的探索,进而使得数字媒体艺术的“技艺”成为一种不可分离的混合体。在视觉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语境下,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也不再是简单的视觉形象的构建,而已经逐渐深入到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并影响着视觉形象的呈现方式与创作者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对整个艺术创作机制、传播、参与的整体创新。 作者:何方 单位:晋中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