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作品赏析 《呼啸山庄》，文如其名，充斥着暴风雨怒吼咆哮的声音，这些声音喊出了人物的命运，传递出文章的思想。我国钱青教授曾说：“《呼啸山庄》在英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呼啸山庄》激荡淋漓的力量，更接近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弥尔顿的史诗。”可见，这部小说在国内外文学界的影响力。小说里面全是狂风暴雨下的荒芜原野、孤立突兀的山庄，有超越生死的爱恋，也有疯狂的复仇，扭曲变态的人性分裂……作者灵活地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将这些意象、场景、思想与人物内心刻画得十分传神，彰显了这部小说独有的艺术魅力。 一．作品简介 《呼啸山庄》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待（emily bronte，1818-1848）。《呼啸山庄》讲解的是一个爱情和复仇故事，是一部爱情悲剧。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小时候是一个孤儿，被别人收养长大，但是童年生活悲惨，备受欺凌，就算是他的爱情，也无法守护。后来，备受打击的希思克利夫通过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便成了有钱人，于是他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复仇；仇恨让他变得人性扭曲，变得人将不人。最终，人间真爱感化了他，他放弃了对下一代的继续复仇，而在神经错乱与极度的忧郁中死去，也代表了他人性的复苏。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在人物形象的把握上也十分到位，在希思克利夫的“爱—恨—复仇—醒悟”过程中，表达出最激烈的爱与恨，表达出人类世界中最极致的情感、经历。因此，《呼啸山庄》被誉为英国小说历史上最奇特，最具艺术魅力的一部小说。 二．独具匠心的叙事技巧 《呼啸山庄》的叙事技巧是与众不同、独具匠心的。作者艾米莉并未采取传统平铺直叙式的描述手法；小说没有采取常用的“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描述，而是通过文中不起眼人物洛克伍德和丁耐莉的叙述，采取双重叙事，多视角转换，听者与故事人物的多层次换位的结构，将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引向深入。《呼啸山庄》的这种叙事技巧，被称为是“时空倒错的多角度叙述模式”，极具创造性。 小说的故事从洛克伍德的自叙开始：“1801.i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a visit to my landlord……”。而到了第四章便是由丁耐莉将故事讲解给洛克伍德听的方式进行，直到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三十二章是由洛克伍德再次拜访山庄时开始叙述，“1802.this september i was invited to devastate the moors of a friend in the north, and on my journey to his abode……”最后两章再由丁耐莉叙述，由洛克伍德结尾。文章的结尾采用顺叙描述法，描写了小说的高潮部分，即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在对凯瑟琳的思念，以及对人生的彻悟接受了自己的死亡。最终解开了扣人心弦的悬念，意蕴深长、发人深思。 独特的叙事技巧，勾勒出这部小说的双重框架，且两层叙述之间衔接得十分紧密，环环相扣。洛克伍德和丁耐莉的交流式叙述，让读者感觉更真实、更亲切、更自然。“时空倒错”的叙事模式，让小说情节变得波澜起伏、悬念重重，并从多层次、多角度展出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表达了小说的中心思想。 三．别具一格的象征手法 象征手法是《呼啸山庄》的另一个创新和独特之处。作者艾米莉运用象征的表现手法，把神秘荒凉的原野山庄，狂风暴雨般的自然状况与矛盾复杂的人物内心结合起来，将抽象的思想具体化，用形象的事物象征了抽象的心理世界和思想情感。 小说中，四处都是偏远的山庄、荒凉的原野、枯黄的杂草、幽冷的落日、呼啸的狂风暴雨等意象，用以衬托主人公希思克利夫遭遇的命运，落寞的生活，曲折的爱情以及疯狂的复仇。文中用“枝干扭曲、发育不良”的树来象征了复仇状态中希思克利夫的人性扭曲变形，用阳光象征爱情，用火象、雷鸣电闪象征激情等。尤其是在文中的最后，以“i lingered round them, under that benign sky: watched the moths fluttering among the heath and harebells, listened to the soft wind breathing through the grass, and wondered how any one could ever imagine unquiet slumbers for the sleepers in that quiet earth.”这段话结尾，用温和的天空、起舞的飞蛾、层叠的兰铃丛、呼吸的柔风、平静的大地等意象，勾勒出一副祥和、静谧、温馨的场景，意境优美、意韵深长，更象征了主人公希思克利夫的幡然醒悟，彰显出爱与人性的温暖。 大量的象征手法,使得《呼啸山庄》的细节描述既真实又浪漫，内容丰富，又寓意深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四．结论 《呼啸山庄》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世佳作。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散发强烈的吸附气息，用它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永恒的文学魅力吸引着国内外广大读者。每读一遍《呼啸山庄》，就感觉内心受到一次强烈的撞击与震撼，不得不被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巧妙的语句搭配，新颖的爱情视角，别出心裁的艺术风格……所打动，所折服，所感叹！正如我国学者王佐良、周珏良（2006）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所说，“艺术存在于时间之内而又超乎时间之外。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在时间的长流中不断孽生新的价值。”是的，《呼啸山庄》作为一部极具文学价格的英语文学作品，必将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品读英语文学作品——《呼啸山庄》，不仅可以让我们领略到文学艺术自身的魅力，更能让我国读者感受异国文化，进而提高英语语言的理解、运用等综合能力。 英语文学论文:加勒比英语文学与本土语言意识 加勒比英语文学与本土语言意识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南部，是地处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航海要塞，而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通道就包括了西南面的好望角，它有“西方海上生命线”之称，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并且富含黄金和石油。1488年，迪亚斯首次到达好望角后，从此掀开了南非的殖民统治时代。各殖民国的入侵，使得南非一些本土语言成为记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语言。据统计，南非现在的官方语言就有十一种，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英语。当然，并非只有南非才出现这种情况，在地理位置同样十分特殊的加勒比地区也遭遇了西方语言的入侵以及本土语言的没落。 加勒比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成为各殖民国的争夺焦点，而殖民者的入侵，造成了本土原住民（阿拉瓦克人和加勒布人）几乎被消灭殆尽，使得本土语言一度没落。此外，来自非洲、亚洲（主要是印度）的大批奴隶的迁入，带来了新的语言，从而在该地区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种族、语言、文化。近代，随着一些使用加勒比本土语言的作家的活动，加勒比本土语言又逐渐兴起，并最终立于世界语言之林。那么，加勒比本土语言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又有何积极的作用呢？这正是本文要探索的内容。 一 加勒比英语文学的由来 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是文化内容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对一个民族语言的了解，便可窥见其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文化具有很广的含义，传统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其不断的历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特传统和风格。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着自身的文化体系和文化色彩，因为每种语言的形成都是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这其中有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和社会地理等多方面所形成的，这些构成了语言的一种独特标志，如中国的语言就是带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并且在各种表达方面与西方有着很大不同的一种语言文化，其发展的特征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的一种鲜明的浓缩体。一般而言，语言文化中包含的主要因素就是词汇、语音、语意、语法及语用等层面，这些层面综合体现了一种语言文化的综合面貌。 以语言的词汇来说，不一样的民族的语言中的词汇量、词汇的用法和词汇的特色是带着鲜明的本土特色的，如加勒比的早期词汇中是不会有熊猫这种词汇的，因为很显然，在很久以前，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任何词汇的创造与创造者的早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可见，语言和文化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的，语言的学习过程也有对于国家文化的极大融合，所以加勒比英语文学与其本土语言意识一样，也有着天然的融合过程。 关于加勒比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浙江大学张德明教授是这样描述的：“从全球体系来看，加勒比地区是近代以来两个世界（西方与东方）、两个大陆（旧大陆和新大陆）、三个大洲（欧、非、亚）和四个殖民帝国（英、法、西、荷）激烈冲撞的地区。它是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加勒比英语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比较早的一种文化语言，并对其他语言的发展有着一些密切的影响。正因此，地理位置如此重要的加勒比地区，在新大陆一经发现后，便与南非地区一样成为了欧洲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对象。 文化的侵略从发展的开始，这也是帝国主义为了征服殖民地人民所采用的重要策略。而且，语言就是一种手段。正如西班牙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所说：“语言是帝国最完美的工具。”对于加勒比地区的争夺，欧洲殖民国依旧采用了文化侵略的方式，在这种手段下，作为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英语便出现在了加勒比地区本土原住民口中，并逐渐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于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加勒比英语诞生了。 随着加勒比英语的诞生，也出现了许多加勒比英语作家，这些作家使用标准的英语写作，并认为只有使用了标准的西方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才算得上是文学，才能被西方宗主国的读者所接受。根据一些早期的加勒比英语作家所说，他们的少年时代是在背诵欧洲著名的诗歌散文或者阅读一些名家的长篇小说中度过的。“人们对英国女王的了解比对自己本民族的英雄知道得还要多。”这便是对当时加勒比英语文学形式下的加勒比地区文化现状最好的描述。于是，在这些加勒比英语作家的活动下，形成了早期的加勒比英语文学。 二 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后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现状 当然，上述描述的只是最初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表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加勒比地区后，在当时的加勒比英语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本土语言复苏的倾向。一些作家在其作品中开始展现出一些本土意识，这些作品中同时包含了对宗主国和本国的浓厚感情，例如：雷德凯姆作品中便描述了他对英国的忠诚和对牙买加的爱；而另一些作家开始意识到民族语言不应该是使用其他民族语言来对本民族进行描述，而应该是使用与他们所生存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的语言，v·s·奈保尔以及当代加勒比女诗人格莱斯·尼古拉斯（grace nichols），都在各自的作品里有相关的描述。这种倾向的主要创作表现为，雷德凯姆的创作还混合了英国文学的忠诚和作者本土的大爱情结，这种对于本土文化的尊敬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才能更好地反映出加勒比本土文化的特点，雷德凯姆的英文中还有一种政治归属和情感归属的矛盾，矛盾主要体现了朦胧的本土意识，本土意识中的矛盾性说明了他们的经验和用以描述经验的工具，这之间的断裂形成了一种本土意识无法被强行输入的特征。如奈保尔写的散文中有一句：“有一位老妇人折了花朵给我，我将这朵花朵点缀在衬衫扣眼中，我在回饭店的路上边走边闻着，茉莉花，茉莉花。”在这里，词语和花之间在“我”的心中是脱节的，他们没法同时存在。作者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茉莉花在加勒比英语中没有特定的说法，所以作者觉得非常的生疏，出现了一种特有的鸿沟。 这种倾向的出现使得一些后殖民地作家开始感到困惑，在文学创作中是选择欧洲语言还是本土语言，亦或是选择保持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平衡？沃尔科特的诗句便道出了这些后殖民作家所面临的语言困境。然而，尽管有困惑，但对于民族的热爱还是让他们决定选择本土语言。于是，一些后殖民作家开始探讨如何突破殖民主义语言的束缚，并试图建立他们本土语言的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他们开始关注本土语言，并使用本土语言创作，如克里奥尔语、卡里普索小调、西印度语等。 三 加勒比本土语言复苏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 在殖民主义者撤出后，本土语言意识开始复苏，对于一些后殖民作家来说，尽管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本土语言、开始使用本土语言创作，并且不断改进和发扬本土语言，使得本土语言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一席之地。 克里奥尔语在加勒比本土语言的复苏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起源于18世纪末期，是在加勒比当地的种植园中发展起来的。种植园中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工人，所以情况比较特殊，发展的语言类型非常综合。著名的语言学家大卫·戴比迪认为，“加勒比语言是‘一种对标准英语的个人化的重组’，是一种极富文学潜力的语言，它能够表达其使用者全部的深层次经验。”对于世界文学来说，尽管它是一种方言，但它有着自己的语法、句法和词汇，带给语言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很大的语用资源，对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了多元化，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 20世纪初，许多加勒比地区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运用克里奥尔语，如牙买加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路易斯·班内特（louise bennett），圣·路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这是一次重要的突破，它代表着加勒比本土语言开始复苏。但与此同时，本土语言的复苏也遭遇了一些阻力：一些作家在使用克里奥尔语时表示困惑，如女作家荷洁（merlehodge）在她的作品中这样写到：“我们说克里奥尔，我们需要克里奥尔，没有克里奥尔我们就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深层的思想过程限制在克里奥尔，可我们却轻视克里奥尔。”对于这种困惑，我们将它称为克里奥尔化。 对于克里奥尔化现象，在卡莫·布莱斯维特（kamau brathwait）之前，没有人能够对其做出一个全面而明确的解释。布莱斯维特不仅对克里奥尔化作出了明确的解释，而且将其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联系起来，可以说，他是第一位肯定加勒比地区非标准方言的文化地位的人。布莱斯维特同时也是当代巴巴多斯诗人的代表，他的自传性三部曲《祖先》便是使用加勒比本土语言创作的。 作为加勒比本土语言文学的另外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v·s·奈保尔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闻到”很浓烈的加勒比味道。如《米格尔大街》小说集使用了大量的西印度的口语，而在《蓝色马车》一书中，奈保尔这样写着：“中国的孩子叫我爸爸，我黑得像块炭，我老婆黑得像沥青，可是，中国孩子还是叫我爸爸！哦上帝啊，是谁在我的咖啡里放进了牛奶。”在这里，他使用了一种有着明快节奏的、带有加勒比地区比较粗俗和乡村味的语言，我们把它叫做卡里普索小调。卡里普索小调在加勒比本土语言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这种小调源于古巴的“钢鼓爵士乐”。钢鼓是一种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非洲黑人发明的可奏出两个音程的打击乐器，以其铿锵有力、具有表现力和节奏性而被当地人广泛使用。这种小调一直流行于特立尼达，它的形式诙谐幽默、音韵丰富、表现力强，在奈保尔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使用这种小调来增加小说的戏剧性、幽默感。 从加勒比本土语言到加勒比英语，再到加勒比本土语言，虽然加勒比本土语言一度没落，但它最终战胜了西方语言，立于世界民族语言之林。在此过程中，加勒比本土语言吸收了东西方语言中的精华，发展了自身，使之更加深入人心。加勒比本土语言与西方语言的“战斗”及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对当代全球化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有着深刻的意义。 作为历史产物的加勒比语言传统文化既有进步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对待世界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一贯的文化方针，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吸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放弃一些与社会现状不符合的不良成分，这样才能够将世界语言的精华和文化的精华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我们应该遵循着其是对当时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一种多元记录而且真实再现的角度去看，对于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英语文学和本土英语意识的发展，更要带着文化传承的目光去理解。加勒比种植园传统文化塑造了民族醇厚中和、勤奋勇敢的品格和高尚的人文作风，这一点不仅仅对当地的种植园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小结 从上述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加勒比本土语言在欧洲语言的入侵过程中曾经没落过，加勒比英语文学一度成为当时最主要最盛行的文学形式。然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后殖民作家的努力下，加勒比本土语言最终走上复苏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语言文化中的一员。而加勒比本土语言文化的传承过程，对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阅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 英语文学阅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不仅能为读者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提供了鲜活的文本资料,而且还可以拓宽一个人的灵魂,并给他带来终生的审美愉悦。由此看来将英语文学阅读引入大学英语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当今有些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人却认为文学毫无实用价值,是没有前途的鸡肋。学生们也在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下将有限的时间用于考取各式各样的证书上。文学阅读尤其是英语文学阅读受到冷落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究其原因除了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大学英语教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1. 认识观念问题 长期以来在大学英语学习的课堂上文学被拒之门外,英语文学常常被冠以语言晦涩,生词太多与现代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相比过时落伍格格不入之名。外语界也存在着重科学轻人文,重实用轻素质等的倾向问题。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文学事实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它非但与大众使用的语言不存在迥异不同的问题,它还是一种必要的理想的的语言输入。文学语言是文学家们汲取大众化的语言,经过筛选、加工、提炼而成,并未脱离大众也未发生异化。事实上文学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丰富、多样的语言资源,近乎于现实生活的语言学习场景和文化知识宝典。所以,学语言是学文学的必要准备,学文学是学语言的自然延伸。文学语言输入是一种理想的语言输入,是不该被英语学习者排斥的。 2. 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经调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填鸭式” 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失去了兴趣,并且不能提高其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导致广大学生将学习英语文学视为在做无用功。如今大学英语课的教学模式大都还停留在授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做课后练习、发材料给学生做、核对答案、解疑的程序上。直接把学生不理解的内容传输给他们,没有引导他们去思考,在这种状况下怎能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呢,更何谈培养能力了。即使在分析文学作品中,有些教师还是从中式英语的角度来阅读理解文学作品,仅仅将教学停留在句子翻译及分析句子成分上,而不是对文化背景、写作创新技巧及遣词造句方面作进一步的展开。如此一来,在课堂上英语文学的学习必将是枯燥乏味的。而在这种教学模式下,难怪学生会认为学习英语文学是在做无用功。 3. 师资培养问题 教师在英语文学学习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目前高等院校中,中青年教师大都具有硕士、博士学历,但想要他们得心应手地教好英语文学课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虽然他们经历过众多考试的洗礼,身经百战,但教好英语文学课仅仅掌握一些考试技巧是不够的。此外在大多数院校中,中青年教师也很少有参加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这也在信息与学术水平上大大制约了他们。想让他们真正洒脱地教好英语文学课就需要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素质。一方面教师自身要不断学习提高完善自身素质,另一方面,学校也要尽可能地加大投入,为教师创造进修等学习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在师资问题上做到双赢。 二. 英语文学阅读的重要性 1. 英语文学阅读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这也就说明了学习一定要对所学的知识感兴趣,有兴趣去学习,是学好的根本,英语学习也一样。 激发并保持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是大学英语教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传统的英语教学过程就是一个记单词学语法的过程,久而久之学生极易对英语学习产生厌倦情绪,从而出现:教师上面讲得汗流浃背,学生下面听得昏昏欲睡这一尴尬局面。将英语文学元素引入外语教学中则能有效地改变这一局面。文学是人类文化的高级表现,其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地反映生活,抒发感情,表达思想。杨周翰曾在《诗歌和语感》一文中提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类型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情感、心理、思想,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中各种活动和生活中各种细节,以至大自然各种现象,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文学的表达方式方法也是丰富多彩的,各个作家又有不同的风格,争妍竟丽。”读者可以在文学阅读中体会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放和洒脱,也能身如奇境地感受到那种飘然思不群的浪漫和绮丽。正是这些元素,它们将学生心灵深处的美感引发出来,从而产生共鸣,让他们在文学的熏陶中,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 2. 英语文学阅读有助于提高学生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伍铁平教授在《普通语言学概要》中指出:“在传统的伙伴中,和语言最密切的是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要用语言创作,通过语言鉴定、评论文学作品也必然涉及到它的语言。所以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必须精通它的语言。反之,一种语言的最精彩、最丰富的作用是集中在文学作品里面。文学是使用语言的典范,为学习语言提供最好的榜样,为研究语言提供理想的材料。”通过阅读英语文学作品,学生不仅了解了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及文化常识,文本的词义、意象、情感、意境、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也都在阅读活动中重新建构,具体化了。这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语言知识,有利于对令人费解的长难句的理解。同时阅读英语文学作品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运用阅读技巧的机会,既理解作品中具体的事实,也理解抽象的概念;既理解字面的意思,也理解深层的含义,包括作者的态度,意图;在理解某句,某段的含义的同时也理解了全篇的逻辑关系,并据此进行推理和判断。不知不觉中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实践活动,扩大了词汇量,锻炼了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3. 英语文学阅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大学是一个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人文素养则在各种素养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包括大学生思想素养、文化素养、人格素养、道德素养及大学生为人处世的涵养和做人的境界。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大学英语教学也还存在着一些差强人意的现状。过分强调考试成绩,考取这样那样的证书,疏于思考从而导致道德缺失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乏味的说教中走出来,将人文教育引入课堂,去丰富大学生的生活体验,陶冶大学生的人文情怀。在外语教学中融入英语文学是一条不错的途径。优秀英语文学作品的阅读,评价和赏析,有助于学生在掌握如何正确使用语言的同时造就有思想,有精神,有胸怀,有教养的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同时在不断学习英语文学的过程中,学生还能发现历史、感悟历史,发现社会、感悟社会,发现人生,感悟人生。从而在心灵深处建构起一座人文精神的乐园,来抵御不健康的文化侵袭,在潜移默化中完善整体人格,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提高自身人文素质。 三. 如何将文学阅读融入大学英语教学 以不同形式从不同渠道接触和学习英语,亲身感受和真实体验语言及语言运用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特点之一。因此就要突破教科书的使用,努力开发英语资源,将英语文学阅读引入大学英语教学,使学生更可能多的接触、学习和使用英语。 1. 利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在教师的指导下培养学生阅读的技巧 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更是为了掌握阅读技巧提高阅读水平。因此教师应推荐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供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涉猎广泛,见多识广,胸中自有"丘壑"这样才能在学习中有所收获。但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适当的时候加以指导。例如在阅读中,文章中的许多细枝末节可能会阻碍阅读速度的提高,这时教师就可以结合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从扩大阅读视距入手,对学生加以训练。即在阅读中抓住文章的主题,主要人物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物冲突。其中主题是在阅读过程中必须掌握的,否则将会发生理解的偏差,发生严重错误。这就要求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章中力求叙述什么。第二,如何来理解作品的主题。第三,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什么。此外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是由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构成的。在这两者中主要人物是主体。一篇文学作品的所有情节冲突都是围绕主要人物展开的,所以在欣赏文学作品时要分析主要人物。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冲突包含: 人物本身的内心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赋予了简单的语言以生命。学生只要抓住了这三个方面就抓住了一篇文学作品的中心环节,在此前提下再结合阅读教学中的扫读、跳读、意群阅读、长句短读等阅读技巧,加以不懈练习,必能在阅读速度及水平上获得大幅度提高。 2. 课堂中结合课文内容,适当插入英美文学知识,扩展学生视野 大学英语的阅读教材都是精心编排的,每个单元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如果能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与所教授内容主题相关的的作品并将其引入课堂教学必将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例如在授课中某个单元的主题是围绕文化冲突展开的。如果教师仅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地讲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或这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所产生的竞争和对抗状态等的定义,这将很难激发学生对此主题的学习兴趣,也很难理解文化冲突的真谛。这时教师可适当地在授课中引入一些有关的族裔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往往是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文化的差异性的,分析视角深入独特。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作品就很具有代表性。如《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孩子》、《宠儿》、《爵士乐》和《天堂》等这些作品均以美国的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笔触细腻,人物、语言及故事情节生动,想象力丰富。反映了在白人强势文化压制下美国黑人所处的文化困境,同时对建构美国黑人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坚持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才能使黑人摆脱历史与文化的包袱,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发展。这些作品为学生提供了典型的文化冲突的案例,类似的补充能有利地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化冲突的含义。但在具体的课堂操作中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将英语文学作品引入课堂并不是要将学生培养成学术专才,而是本着“以阅读体验为主,文学知识和文本分析为辅,在学生的阅读实践中实现文学的娱乐和教化功能”这以理念,为学生提供一个清晰的文学世界,提供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拓宽他们的视野。切忌将该课程变为灌输系统的文学理论知识的理论课。 四.结束语 好的文学作品不但能丰富英语课的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还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为学生提供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机会。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学生选择适当的英语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和鉴赏,这不仅对大学英语教学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还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原著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上的优势 英语文学原著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上的优势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应用的教材中多是改编自原文或原著的文章，这类文章旨在列举具体语言特征和用法、控制生词数量和对信息的选择性输入，因此与原文在词汇、句法和语篇方面有着很大差异。国内外很多语言学家和教育研究者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应用原文或原著更有利于学习者对语言的接收和掌握，有利于语感的培养。用阅读原著作为目的语输入的主要渠道可以有效地感受和吸收原汁原味的语言，与此同时还能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增加文化底蕴，这对于语言学习者将来的学习和语言使用都是非常有利的。交际语言教学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研究者认为在各层次的外语教学中应用原著能够向学生展现真实的语境和语言应用的自然状态。输入假设理论（input hypothesis theory）的提出者krashen［1］指出原著更容易理解，因此比改编的简化版具有更大的交际价值。全语言教学法（whole language instruction）的实行者认为应该让语言学习者接触具有丰富背景信息的材料，以便于他们学会使用功能性语言并看到语言的全貌。cummins［2］的认知文学语言能力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坚持应该通过对文学原著的使用让语言出现在有意义的语境中。因此将英语文学原著应用于语言课堂上可以带来诸多益处。 1.英文原著的语言有助于学习者对内容的理解 英文原著不仅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真实丰富的词汇应用的范例，富有创造力的语言结构和真实的情境，而且原著具有的语言特点比改编过的文本更利于学习者理解。连贯理论（theories of cohesion）提出，语言使用的连接技巧越多，那么它的连贯性越强，也就越容易理解。文学原著提供了更多自然语言和合理的语言连接方式，使得文学文本较之含有曲解的信息结构的简写本要更好理解。简写本尽管语言简单，但连贯性受到影响，因此不利于语言学习者理解和掌握。willis［3］在强调应用英文原著的必要性时指出，如果外语学习者所使用的课本里的文章都是理想化的、不真实的文本，那么学习者将处于语言劣势，接收的都是被曲解的语言。有些研究者认为识别和理解诸如连词和其他句际语言应用对于外语学习者的信息处理和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些连接方式对于文本理解的把握十分必要。成功的阅读者能够在只学习了一部分文本后，利用原著中正常的重复来帮助自己重新构建整篇内容。另外，这种自然重复可以帮助学习者理解不熟悉的词语，从而尽量避免由于生词打断对全文的理解。简写本通常是依据可读性公式削减词语和句子的长度、省略句子间的连词来缩短篇幅，这类改变了自然语言重复性的文章使得构建意义的过程更加复杂，因此会比原著更难解读。 研究发现英文原著比简写本包含更多的非正式的动词和小品词，因而原著在展现因果关系时、发展情节和主题方面更胜一筹。此外，原著比简写本应用了更多的非正式连词和否定时间连词，这是由于简写本通常避免使用例如修饰语和逻辑连词等复杂的连接方式来展开和关联情节，而是用像and，or和but这样普通的连词来衔接。连词是文章各部分之间紧密的粘合剂和纽带，如果缺少了这种结合力，文章的思想便很难充分表达、得到加强，并有力地传递给读者。同时，原著使用了更多的逻辑词汇和if条件句。条件句一直被认为是英语中比较复杂的句法，而这些复杂的逻辑词汇是描述假设情境所必需的语言。简写本中较少出现这类用法，因而文章内容较原著更具体，少了几分抽象，但语篇结构受到了限制。johnson［4］在其研究中也发现简写本由于缺少逻辑词汇和连接语，文章的内容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变得更难理解。 文学原著的词汇类型多种多样，尤其体现在词性的复杂性上，例如原著中会应用到比较副词、动名词、感叹词、情态动词、小品词、过去分词、前置限定词、最高级、wh限定词、wh代词和普通代词等。简写本中出现得最多的是名词短语和名词短语修饰成分，所以文章的句型结构比较单一，无法展现语言应用的自然状态。简写本力图用简单结构表达复杂思想，因此每个名词短语都使用了比原著更多的修饰语，每个句子的组成部分都比原著更多，这使句子结构变得很臃肿，本想让语言更容易被接受的目的没能实现，反而更加大了学习者处理信息的负担，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许多研究证明语言学习者对刻意改编的句子的语法的理解力要远远低于对自然应用状态下的关系从句和时间从句的理解力。 2.英文原著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目前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国际化人才，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都愈发凸显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具有高素质的交际能力。教育部新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国际交流需要。”［5］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培养跨文化意识，多接触多了解目的语文化，以期减少因文化不同而出现的交际失误。许多研究者指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要想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必须了解产生、使用这种语言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目的语文化在使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不可或缺。 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名著，既是人类文明史、精神史、审美史、奋进史的形象演绎，又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求诚的生动展示。一部好的文学原著是文化的最好体现，它能使读者较好地逾越语言理解障碍。英语文学原著内涵丰富、语境自然，表达地道灵巧，精句妙语令人回味，为学习者提供了广阔、生动和真实的语料，并常常体现着浓郁的本土文化，这些正是英语学习者急需掌握的精髓。阅读题材各异、内容不同的原著，不但可以学习基础语言知识，而且能了解历史和文化，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同时领略异国风物景象、熟悉风格各异的风土人情。 文学语言是语言应用的最高层次，它比普通词语更能反映时代精神且最富表现力。在英语文学原著中，有许多贴近社会和生活且具有文学色彩的语料词库。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学习者能够加深对英语及英语民族思维方式的理解，提高对英语的领悟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在英语教学中使用文学原著，可以更好地展现语言技能，是发展学习者语言使用意识的一种有效手段。此外，英语文学原著所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特征是一个民族文明的缩影，是帮助学习者获得更多文学和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输入是输出的基础。丰厚的背景知识能全面提高语言学习者的素质，增加有效的输入与输出，为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通过大量阅读原著还可以使他们克服语言僵化，保证交际的得体性、适合性和灵巧性。 3.英文原著有助于增强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与参与性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习活动中主动性的发挥首先有赖于学习者对学习材料产生兴趣，之后他们就能主动投入、积极参与，以良好的心态储备知识、提高能力。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语文学原著可以有效利用学生对陌生作品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来推动语言学习、增强学习主动性，同时强烈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克服阅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如生词、寓意复杂的段落等）。 此外，研读英文原著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提供了交流平台。当对作品的整体立意和一些细节根据教学目的做出评判、阐释、说明和分析时，教师和学生双方就可以共同参与教学活动，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教师鼓励学生开动脑筋，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由于作品与读者之间是未定性关系，读者作为作品接受的能动力量，在生成意义的阅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阅读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参与作品的意义阐释，就不可能实现其价值。正如姚斯［6］提出的，只有阅读才能使文本从死的语言物质材料中挣脱出来，而拥有现实的生命。伊塞尔以“隐在的读者”（即指作者在作品的本义中所设计的读者的作用）的概念表明，作品本身是一个召唤结构，它以其不确定性与意义的空白，使不同的读者对作品作具体研读时获得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读者的阅读过程实质上是对作者虚构作品的解码、具化和再创造。学生在阅读原著时不仅受到语言熏陶，而且能锻炼分析和思考能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促使学生形成并产生自己对文本的释义，并采取多种方式让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如指定学生作专题报告，要求其他学生提问，或阐发自己的不同论点，形成一个以学生为主的研讨场面，使课堂在争论的形式中进行。或者规定每学期学生必须撰写三到四篇小论文，期末一篇学期论文，使学生有机会梳理思考，并对掌握的知识进行自检，实实在在地拓展知识面，提高写作能力，形成创造性思维模式。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原著和某个简写本之间做一些对比阅读，特别是在谋篇布局和遣词用句上做一些推敲琢磨，就可以大大地激发他们对原著的兴趣，使他们开阔视野，从文学遗产中学习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知识，从艺术感染中接受深刻的教育，也有助于他们锤炼语言、增强遣词造句的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英国大百科全书》在阐释“文明和文化”时形象地指出：“用文字建造的宫殿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宫殿更加富丽堂皇；用文字建造的地牢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地牢更加阴森可怖。”文字所拥有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世界文学名著所具有的力量自然更是无与伦比。讲授英语文学原著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取之不尽的语言材料宝库，它可以帮助学生深化知识、加强语感、开阔视野、增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同时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积极投入课堂活动，展开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增强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主要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和德国，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派别，对英语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要表现在小说和戏剧，特别是当今英国剧坛上比较流行的荒诞戏剧。对于存在主义者，他们反对根据人物性格和类型对人及其命运进行描写，他们觉得，人本身就没有先天的本质，只是在一些具体环境中生活，按照其自身的行为创造自我，演绎着其自身的本质。英语存在主义文学主要体现出两个方面的主题思想，一个是体现人生和世界的荒诞体验，即“焦虑感”和“恶心”；一个是体现荒诞环境中人的选择自由。 一 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 存在主义是20世纪在欧美非常流行的文艺思潮，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其在文学史中风靡全球、声势最大，其先驱者是丹麦人索伦·克尔凯戈尔。存在主义在一战后流行于德国，二战后在法国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波及到文学的各个领域，其中，黑色幽默和荒诞派戏剧是存在主义文学发展的结果。存在主义的观点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主张“意识”决定“存在”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他们都主张意识的第一性，否定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都认为那些只有被自己所感觉到的存在才是世界或者事物的本原，才是最真切的存在，并且此存在跟客观现实总是以一种对立的形态出现，其不是一个统一体。比如萨特认为，“存在”即“自我”，任何存在都是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任何存在都是来自主观性，主观性具有第一性，即客观事物都是由主观意识所决定的。 2 重视“个人”的价值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个人的价值极其重要，其高于任何一切的价值。他们认为社会和个人永远都是彼此独立、分离的。人是被遗弃到世界上的，社会和客观事物与人总是对头，它们总是威胁到人的“自我”。比如萨特在《禁闭》的名言：“他人就是（我的）地狱。”总之，存在主义者将被遗弃感、厌恶、失望、孤独、恐惧等看成世界上人的基本感受。对他们来说，人之所以跟动物有区别，主要是由于动物对自己死亡的来临并不知情，也就无所谓恐惧；而人却对自己难免一死甚是了解，从而心存恐惧感。所以，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就是死亡的过程，这便得出了“存在”最终走向“不存在”的悲观主义。 3 对艺术认识作用加以否定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艺术作品并不能对现实事物进行反映，它的作用主要在于其对人心灵冲动的一种揭示，只具有给人感受和“享乐”的能力，让人那些非理性的感觉、感受明确、清晰起来。存在主义者认为，艺术家之所以存在，其主要是为了创造属于其自身的世界，用来表达自身的感受和哲学思想，而不是对现实客观世界进行艺术地再现。因此，存在主义文学一般是对荒谬世界中人们的失望、孤独、恐惧等心理进行描写。 4 认为人生虚无、悲观厌世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永恒的荒谬，是人之所以存在的一种丑恶行为。在世界上，人生本身就虚无飘渺，其活着并没有任何目的，所有的活动对人来说都是徒劳的。存在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丑恶的现实进行了反映，同时也对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进行了宣扬，通过“自由”的名义对悲观厌世、虚无缥缈的人生进行了美化。比如加缪的《局外人》（1942）、萨特的《禁闭》（1943）和《恶心》（1938）等文学作品都是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的一种否定。 5 否定人的先天本质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人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先天性的，他只能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加以存在，必须依靠其单个的个体的行为来创造自我，演绎自我。比如，小说家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提供丰富多样的环境来超越自身所生存的环境，从而选择其要成为的人的个性。所以，人物的典型化特征在存在主义者那里被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 6 认为文学艺术的三位一体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文学艺术创作者都提倡读者、人物、作者的三位一体观。他们认为任何一位作家都不能离开了读者来谈创作，他们的观点都不是先验的，都必须通过读者进行检验，任何作品都必须将人物的活动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和作者共同去探索人物的真面貌。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对英语文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特别对于那些年轻的英语文学作家。 二 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对英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存在主义的观点在英语文学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其主要主题模式有以下五类：寻找自我、荒诞与无意义、死亡、孤独和异化、自由选择和责任。 1 英语文学对“自我”的寻求 根据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任何人的本质都必须靠其自身的选择去进行规定，从而，“我是什么”、“我是谁”等这些问题英语文学中便成为了普遍性的思想主题。比如英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小说：《哈哈》（詹尼·道森，1961）、《身份证》（莱杰尔·丹尼斯，1955）、《每况愈下》（约翰·韦恩、1953）。在《每况愈下》中，伦姆利读完牛津大学之后，在完全感受到其在大学中所学的知识并不能为其生活谋取较好的条件，因而决心去比较“罪、苦、贫”的社会底层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社会底层，他更换了很多工作，如夜总会保镖、走私贩、司机、清洁工等，伦姆利就好像贫富世界中 的边沿人，尽管他的人生态度总是处于一种中立的地位，但是他对其“自我”问题的寻求总得不到答案，社会和自我的冲突并没有得出胜负，他对“我是什么”答案的寻找是徒劳的，没有任何的解答。 2 英语文学中“无意义、荒诞”的韵意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整个世界都是荒诞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人的存在都是一种虚无的、荒谬的。存在主义者的这种观点进而产生了英国荒诞派戏剧文学。因此，在许多英语文学中都体现出“存在的荒诞”等主题思想。根据其意义，荒诞本指音乐中的不和谐音。在文学和哲学中往往是指人跟自身生产环境的背离和脱节，人并不作为世界的主人而存在，也不作为社会的牺牲品而存在，人对于自身之外的世界缺乏了解和理解，他的任何一种行为如喜怒哀乐都不能影响着外部世界的存在性。世界总是以一种陌生的、冷漠的面孔而存在着。对于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文学往往指出，宇宙都是没有目的的偶然的存在，人存在于世界上都是没有任何先天目的的，是无意义的存在。总之，对于存在主义文学来说，其情节、语言、人物等都是极其荒诞的。如英语诗歌作品中“存在即荒诞”的主题思想。如英国著名诗人特德·休斯在1967年创作的《渥德渥》中的第一句就提出了“我是什么？”的问题，在其后，他回答：“我好象/……胡乱地从虚无中/倒下来”“我似乎被赋予了使用这块地方的/自由那么我是什么？”“但是我将叫什么名字我是第一个吗/我有主人吗……”“……它是什么呢根/根根根”。这后面一句，很明显是对海德格尔“被扔进这个世界”思想的一种回应，体现出“人生虚无、悲观厌世”的态度。 3 英语文学中对“死亡”的描写 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从而我们也可以引申出存在主义文学的另外一个主题思想：“死亡”。在存在主义文学中，人生存在于荒诞的世界中，总是充满着偶然性，生命总是那么的短暂，文学家们总以悲观的、消极的观点进行看待，于是，死亡便成了许多文学作品的中心主题。如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在其文学中提倡“学会死亡”的哲学。而在英语当代文学中，这种荒诞的死亡普遍地存在于许多荒诞戏剧中，如品特的“威胁性喜剧”，在他1957年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一间房子》中，罗斯好不容易才能得到一个闭门不出的安全感。可有一天，一位眼睛看不见的黑人突然地闯了进来，并带着其父亲的信，使得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在她丈夫回家之后又莫名地将此黑人给打死，也使得她的眼睛莫名的失明。又如，在其1960年创作的《升降机》中两个长期待于地下室的刺客，他们通过升降机不时地接受从地面传递的命令及食物。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而突然性地，每人都收到了一个“杀死对方”的命令。以上两部英语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人生的可怕性和荒诞性：人对自己的命运不能控制，人的生死难测…… 4 英语文学中“异化、孤独”的体现 异化、孤独是英语文学中存在主义的又一体现，它体现出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异化，如《畸形人》（舍伍德·安德森，1919）、《陌生人》（夏尔·波德莱尔，1864）、《局外人》（阿尔伯特·加缪，1942）等。而这种异化的存在使得人总是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因而，在英语文学中总出现一些以“异化、孤独”为主题的作品。如品特1960年所创作的《看房者》，尽管里面凸显了较少的“威胁性”和较大的安全感，但是其中也体现出了“不交际”所带来的后果。尽管作品中所提及的三个人物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可他们缺乏交流，彼此孤立，各自的言行都不能为其他两个所理解，从而彼此抱怨，生活极不寻常。这部戏剧充分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异化感和人的“孤独”感。 5 英语文学中对“自由选择”的追求 存在主义认为，在荒诞世界里，个人必须勇敢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并通过这种选择创造它的自我本质。因而，在英语当代文学中，涌现出一批“愤怒”的 小说，其主题思想就是倡导“自由的选择”。如《每况愈下》（约翰·韦恩，1953）、《在网下》（艾丽丝·默多克，1954）、《向上爬》（约翰·布莱恩，1957）等等。以上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对政府和权势集团，甚至多数派奉行的规范持反对态度，将它们视为政治、社会的荒谬。最终，他们在“极端的环境”之中，作出了“可怕的自由”的选择，没有上帝为他们指路，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可供他们遵循。 三 结语 综上所述，存在主义对英语文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作品充分体现出了存在主义“意识决定存在”、“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艺术认识作用加以否定”、“人生虚无、悲观厌世”、“否定人的先天本质”、“文学艺术的三位一体”等观点，其主题思想也主要表现在“自我”的寻求、“无意义、荒诞”、“死亡”、“异化、孤独”、“自由选择”等方面。 英语文学论文:关于对英语文学中隐喻的分析 1前言 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隐喻是非常常见的。隐喻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文章所要表述的内容，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本文主要对隐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英语教学中隐喻的功能特点，提出英语中隐喻的主要功能，这对于今后学生掌握英语的表达与认知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隐喻的含义和功能 有学者认为，隐喻可以分为两种，即狭义的隐喻与广义隐喻。第一种指的是人们下意识地用其它的思想内容取代所要表达的抽象、难懂的思想内容；第二种指的是既是一种修辞手法，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在《诗学》中把隐喻看作是把将一个事物的名称用到另外一个事物上，其中，这种转移可以是从属到种，也可以是从种到属，同时也可以是属到属之间的转移。在当今社会，对于隐喻的理解也是多层次的。从表面上来看，隐喻是不明显的比喻，有时人们也称之为暗喻；但是，从功能上分析，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更为复杂、抽象的事物。隐喻既是语言问题又是思维问题；从结构上分析，是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映射。 3隐喻的派别分类 3.1夸美纽斯的“种子”隐喻 在夸美纽斯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种子”隐喻，指的是“神圣的可教性”，是夸美纽斯思想的理论基础。对于“种子”隐喻主要从三方面理解。首先，人是所有造物中最完整、最美好的。其次，他认为“种子”主要包含博学、德行、虔信，只要将这三个“种子”种植在每个人身上，那么人们便会按照道德规律生存下去。他还认为，人类是上天拔掉的树木，其根依然存在，如果上天给这些树木充足的阳光与雨露，那么树木还可以继续生长。其再生的本质是要使人们回到最本真的状态。 3.2洛克的“白板说”隐喻 在洛克时代，有人曾提出了天赋观念，并且受到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洛克却反对此观念，他认为能力是上天赋予给人们的，知识是人们后天获得的。他把人的心灵看作是一块白板，没有任何标记，需要外界事物来加以塑造。经过发展，在白板上印上了痕迹，这便形成了观念，这就是洛克的“白板说”。洛克认为人的能力是上天赋予的，而知识的获得是后天的，因此，后天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儿童来说，天性就像是没有任何标记的白板，对于认知者来说，能够随意涂改与塑造。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是好人，但有些人是坏人，还有些人对社会有用，有些人根本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90%都是由他们的认识所决定的。洛克对于认知作用非常重视，他认为在人成长过程中，认知发挥中巨大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能力的发挥。 3.3柏拉图的“洞穴中的囚徒”隐喻 柏拉图比较善于运用比喻，他的哲学思想与认知理念都可以借助隐喻来表达。他用隐喻来阐明太阳喻、线段喻与洞喻。其中洞喻具有丰厚的哲学意味，这表明了认知的本质与受过认知的本质。 3.4苏格拉底的“产婆术”隐喻 苏格拉底认为经验是激发先验观念的主要手段之一，它能够清理那些过于模糊的观念，进一步获得比较正确的新知识，所以，谈话法是帮助人们巩固所学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后，他的学生继承了他的观点，其教学方法主要分两步，第一，讽刺。在和人们交谈的过程中，探讨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第二，产婆术。此步的作用是待发现人们认知有偏差或者直接否定认知的基础上，从而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认知道路。 4研究隐喻的重要意义 4.1丰富和扩大了隐喻的内容 语言学主要是对认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是，事实上，认真问题和人们的成长与发展又密切的联系。而人的成长主要表现为两点，即外在身体的变化与人们社会身份的改变，除此之外，还表现为对人生阅历的积累与价值的实现。人成长和发展的表达方法有很多种，因此，想要正确把握人在认知过程中的发展与变化，必须借助文字来表达，然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只局限在事物外在的洞察，并不能正确的描述人的内心世界，同时就不会把握其实质。 4.2能够较好的把握语言学的本质 隐喻的出现，显现出了认知活动的意义与人文主义的基本特点。如果将认知隐喻看作是一种语言显现，那么势必会和文化背景存在一定的联系。认知学者面对认知世界，然而，认知世界又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不完全包含在科学世界范围内。认知隐喻是人们对认知理论的表达与理解，充分体现出了语言所具有的生动感与丰厚的文化意蕴，这可以认为是对科学语言的补充。 4.3更加有利于认知理念的研究 隐喻可以看作是语言、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较好的思维方式。对于认知隐喻来说，其主要意义在于对认知的精神性、文化性等的深刻把握与呈现。通过学者对认知隐喻的探讨，使我们充分对认知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这也是对精神世界的进一步探索。通过隐喻，让人们对认知的本真赋予了诱人的魅力。 5结束语 总体来说，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隐喻是非常常见的。隐喻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文章所要表述的内容，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当今社会，对于隐喻的理解也是多层次的。从表面上来看，隐喻是不明显的比喻，有时人们也称之为暗喻；但是，从功能上分析，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更为复杂、抽象的事物。隐喻既是语言问题又是思维问题；从结构上分析，是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映射。本文主要对隐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英语教学中隐喻的功能特点，提出英语中隐喻的主要功能，这对于今后学生掌握英语的表达与认知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语文学论文:从英语文学翻译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欧·亨利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虽然the gift of the magi ①是其广为流传的优秀作品，曾被收录中学课本，但对于这篇小说的翻译版本，一直存在许多的争论。本文从翻译的功能角度阐释对这篇小说众多翻译版本的个人认识，希望读者能透过这篇小说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有新的思考。 翻译标准 对于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我国学者严复最早提出“信、达、雅”的标准——“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翻译的流畅，“雅”即译文的典雅。这一翻译标准至今仍对我国翻译界存在影响。此外，德国著名功能派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莱斯对译文按照功能划分为不同的标准：描述性文本，即报道和说明类文本，应注重客观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表达性文本，即各种文学性文本，应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祈使性文本，主要指各种宣传类文本（广告，宗教和政治宣传等），这类文本翻译应注重宣传和感染效果。依据莱斯的观点，the gift of the magi属于表达性文本，应注重语言表达的形式，即应忠实于作者的情感立场和语言表达风格。 这两个翻译标准理论，将作为本文比较各个译本的主要评判依据。 the gift of the magi作品解读 翻译好一部作品的前提是要了解这个作品。在the gift of the magi这篇小说中，作者讲述了一对小人物的看似很平常的故事，它主要讲述了圣诞节的前一天，住在公寓里的贫穷的德拉想给丈夫吉姆一个惊喜，可是她只有1.87美元，她知道这点钱根本不够买什么好的礼物，于是她把引以自豪的褐色瀑布似的秀发剪下来卖了，换来了20美元。找遍了各家商店，德拉花去21美元，终于买到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这可以配上吉姆的那块金表。而吉姆也想给老婆一个惊喜，他同样卖掉了引以自豪的金表，买了德拉羡慕渴望已久的全套漂亮的梳子作圣诞礼物。夫妇俩为了给彼此准备礼物而费尽周折，礼物最终买回来了，却让人哭笑不得。 翻译好这篇小说，我们首先要体现小说的写作风格，欧亨利在这篇小说中运用了他一贯的幽默语调和简练的语言，选取了一个生活中看似很平常的故事，但故事中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结尾也出乎意料。由于故事情节主要是靠素材体现，故大部分翻译都能保留原作的跌宕起伏；而对语言的整体选择，大部分译文都体现出简单和口语化的特点，对此在本文中也就不再赘述。 翻译中文的化差异 读完这篇文章，许多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标题为什么叫“the gift of the magi”。对于标题的翻译也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大家所熟知的中文标题为“麦琪的礼物”。此外，也有其他的译法，如“东方博士的礼物”、“贤人的礼物”。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的版本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标题的含义。 标题中的the magi②，实为magus③的复数形式，出自《圣经》典故：指东方三贤人，他们在耶稣诞生时给耶稣送去黄金、乳香、没药三件礼物。黄金表示高贵、乳香象征神圣、没药预示耶稣最后要受迫害致死。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都会知道the magi的寓意，即象征智慧和神圣，看到小说的这个题目自然就能领会这种表达法的含义。但是翻译的目标读者，由于固有的文化差异，很多并不熟知这个典故，所以看到这个题目未必能够明白其中隐含的深层意思。读者即便借助注解能明白the magi的意思，但仍然很难产生自然的联想。就象汉语中我们用“说曹操曹操到”这个短句一样，我们汉语的读者一目了然，在其他语言中却似乎无法用一两句解释让读者清楚“曹操”深刻的文化含义。 可能正是基于这个缘故，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标题中包含的寓意，伍蠡甫先生最早将the gift of the magi翻译成“东方博士的礼物”。可以肯定，参照《圣经》中的典故，这样翻译保留了the magi的真实寓意，似乎也符合了“信”的标准，但这样的翻译却又难免让人觉得太直白，失去了小说原有的意境。依照莱斯的翻译标准来看，文学作品重在欣赏和体味文章的感情和语言，而这一翻译很明显丢掉了原文原有的色彩。 后来王永年先生将the magi译为“麦琪”，这显然是音译。此译法难免也有其弊端。首先，译文读者大多不知道典故来源，一眼看到标题“麦琪的礼物”，几乎无一例外的以为“麦琪”是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所以有必要为其加一个注解，加注解后，“麦琪”的含义非常清楚。翻译中遇到这类有典故的文化问题，音译加注解不失为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法之一。它既能保持原作风味，又能促进文化交流，不失为上策。故之后的翻译也大都沿用了“麦琪的礼物”这一翻译方法。 两种译本比较来看，“东方博士的礼物”与“麦琪的礼物”两种译法的不同并不能绝对的区分孰对孰错或是否忠实于原文的问题，只是所达到的效果有差别。如果是对于领悟能力较低的初级读者，译者将the magi译成“东方博士”或者“贤人”既能使读者避免对小说的标题产生误解，又能使读者深刻领会原文the magi的含义。而对于文学爱好者，翻译成“麦琪”，则一方面有助于中国读者自发的去探究更深层的英语典故，有助 于使中国读者接受和熟知西方文化，有利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读者品味欧亨利的写作风格。 几个译本对标题翻译体现了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对于小说整体语言的运用亦存在些许差异。比如对钱币翻译，由于各个国家对钱币的衡量尺度不同，形式也不同，这就造成了“sixty cents ofit was in pennies”翻译的多种多样，“其中六角是铜板”，“其中六毛钱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而且六毛是钢■”，“而且其中的六毛是小硬币凑成的”……这些翻译中大都是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且前两种译法可以看出明显的古代文化。当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样的概念时，或许这是理所当然的办法。而这样译的好处是使中国的读者觉得很亲切，也很容易想象出“零散”和“拼凑”的概念，容易体会出作者所表达的感情色彩。然而，文化交流的问题再一次摆在面前——中国的读者读懂了小说的大概意思，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样花钱的，或者说美国的钱币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本着这一目的，我认为翻译成“六十美分是零钱”或者“六十美分是便士”则能够更好的传达这一概念。 此外，这对小夫妇有两样特别引为豪的东西——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和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④。 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都是旧约圣经中非常富有的人物，拥有各种珍奇宝贝，文中通过与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夸张对比映衬出珍宝在夫妇俩真爱面前黯然失色。对于这一表现手法，各个译本几乎一致的采用了保留原有文化中的人物，而后通过注解使得中文的读者对此有了一定了解。这也恰恰验证了这才是符合翻译的最初目标，也是众多读者需求的。 仅从这几处，我们可以看出翻译中难以避免文化差异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重要的是看读者和翻译目的。如果仅是为了普及这一故事或者为了让读者知道欧亨利的作品，或许“入乡随俗”采用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概念让读者觉得更容易理解；而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还是尽量保留其原有文化，虽然读者最初并不熟知，但看得多了才能真正慢慢了解西方文化。 结 语 翻译的最初目的是文化的传播，而在翻译过程中，难免遇到不同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这就给翻译增加了难度。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更是给翻译家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翻译不仅要考虑文化传递的任务，还要尽量保留其文学价值。而面对不同层次的读者，翻译还应有不同的标准，这样才能使译作最终符合读者所需。 英语文学论文:后现代、后殖民视野中的加拿大英语文学 论文关键词：加拿大英语文学　后现代主义　多元文化　后殖民主义 论文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消解中心”、“边缘化”等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对消解“欧洲中心”、“西方中心”，促使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移向中心，起了推动作用。近年来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的崛起，更是从理论上支持了这种倾向。本文审视了这一背景下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论述它如何继承、借鉴和超越宗主国文学——英国文学和强势文学——美国文学，并发展和繁荣具有鲜明加拿大特点的民族文学；特别关注因长期的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而产生的体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流派的一些优秀作品及其作者，如包沃林、克罗耶奇、小川、翁达杰等。 加拿大文学是在大西洋彼岸欧洲文学的历史性影响和近邻超级大国美国文学的强大影响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是法、英殖民地的加拿大很长一段时期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加拿大作家（这里指加拿大英语作家，下文同——笔者注）所写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往往被视为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或美国文学的一种翻版。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加拿大知识分子就决心改变文学上这种令人沮丧的从属状况，不少作家和评论家从分析、归纳加拿大文学作品中有代表意义的主题入手，着意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到了被称为“加拿大文艺复兴”的六十年代，他们更是孜孜不倦，把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探寻和确定加拿大自己的民族特性视为已任。二十世纪中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加拿大独立百年纪念以来，加拿大人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加拿大文学才真正走向成熟，形成独立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开始作为一支生力军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年中，加拿大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作家队伍空前扩大，新一代的作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家的队伍日渐成熟；文学作品的题材日趋丰富多彩，创作手法也日趋多样化。由约翰·莫斯编著的《加拿大小说读者指南》（一九八七）就列举了诸如道德教育、哲理、社会现象评论、女权主义、老年问题、移民生活、历史、战争、科幻、心理分析、讽刺与幽默、荒诞与恐怖、地域风情等十余类。从创作手法来看，短短二十年中就涌现出一大批实验小说及先锋派小说。以前，诺斯洛普·弗莱几乎是惟一有国际影响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家。但六十年代末以来，一批年青的文学评论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刊物数量激增，新增了如《加拿大小说杂志》、《加拿大作品评论》、《加拿大文学研究》等刊物，促进了作家间的交流切磋和加拿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九十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加拿大文学已进入成熟时期，它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主要表现在：（一）加拿大文学不但已成为加拿大本国中学及大学的独立课程，而且还成了许多外国（包括中国）高等学府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课题乃至独立课程；（二）加拿大不少著名作家不但为本国人民熟知，而且也享誉世界；（三）加拿大的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加拿大英语文学较为突出的是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倾向以及多元文化的特点。 一、加拿大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潮流 加拿大作家的主要写作风格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现实主义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兴起，并代表了一个卓越的文学发展时期；二战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这种更新的文学潮流。加拿大在文学发展方面似乎总是比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慢半拍到一拍[1]。一方面，一些加拿大作家仍在摹仿别人已近尾声的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加拿大人传统的反美情绪使不少人对发源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抱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加拿大文学界仍然出现了一些学者，他们从理论上、创作实践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探讨、实验，写出了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有乔治·包沃林（一九三五—）、罗伯特·克罗耶奇（一九二七—）、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达夫妮·马拉特（一九四二—）等。 乔治·包沃林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关注点是加拿大开拓史。从这一题材入手，他实施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他的文章《画出来的窗户：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几点想法》一直被视为加拿大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辩论中为数不多的有创见的论文之一。小说《燃烧的水》（一九八）被加拿大当代文学评论家琳达·哈钦归于“首先解构英国的社会和文学神话，以重新确定自己作为殖民地的历史”[2]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典型，也是包沃林实践自己后现代主义文学观的最好范例。他在小说的前言中意味深长地称自己的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然而实际上，他是在借历史人物乔治·温哥华的探险来戏仿“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英雄发现和征服世界”这类帝国主义神话。“通过使用戏仿，他们（包沃林等加拿大作家——作者注）还对欧洲和美国文学中典型的神话和形式提出了疑问……”[3]包沃林认为，小说的功用不是描述历史或解释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说：“加拿大惟一的历史就是书写历史。”[4]在此，他不仅暗示了加拿大历史的短暂和平淡，也似乎在间接说明，只有通过小说这面镜子，历史才成为历史。《燃烧的水》这一类小说被琳达·哈钦称为“编史元小说”，“这些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在关注写作、阅读和理解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元小说的倾向，不仅自觉地表露出自身的虚构性，同时也公开地关注阅读和写作历史与小说这种行为（及结果）。”[5]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是罗伯特·克罗耶奇。在加拿大和美国求学与工作的双重经历使他的小说创作也带上了双重性。一方面，他依恋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家乡的西部大草原，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植根于阿尔伯达这块肥沃的土壤中——他所有的小说都以加拿大为主要场景，人物绝大多数也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同时他还勇于借鉴叙述学、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国际文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疆界”。在其“西部草原三部曲”——小说《我的吼叫》（一九六六）、《养种马的人》（一九六七）和《沉沦的印第安人》（一九七三）中大胆尝试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创作手法，运用了文本的互文性、元小说、自我指涉、高度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后现作策略和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美国学者威廉·维·斯巴诺斯一起创办了著名的《疆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探讨和推广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激发了加拿大人对作为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趣。克罗耶奇还被看成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在加拿大最早的表述者或代言人：在与玛格丽特·劳伦斯（一九二六—一九八七）的交谈中他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除非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虚构（小说）造成我们的真实”，这句话因暗示了加拿大的后殖民身份而成为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语录。 包沃林关于“历史即虚构”、“发现即编造”的论点和克罗耶奇“小说使我们真实”的名句显然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传统背道而驰。这两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讲述”故事的重要性。为了重新找到一种独立的、真实可信的叙述声音，克罗耶奇认为，“加拿大（英语）作家必须摧毁那种一直使自己无法听到自己声音的、出于同源的美国语言和英国语言。”[6]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加拿大作家态度更为激烈。如丹尼斯·李（一九三九—）就宣称，只有退回到沉默的状态，拒绝玩以说话为基础的摹仿性游戏，加拿大文学才能最终摆脱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历史阴影，因为采用这种现实主义就意味着采用外国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法。李认为，只有通过倾听空间的“韵律”，加拿大作家才有可能寻找真正能表达自我的方式。他还宣称：“要在一个殖民地不假思索地说话……那就不得不借助反映异国空间的文字。思索意味着陷入沉默，意味着发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却没有文字。”[7]这是对人们的一种提醒：光用美学标准来评判、探讨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够的，我们不应忽视它作为前殖民地身份的政治内涵。“政治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背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同时，还向欧洲/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或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他们中不少人在小说中记载、反映了加拿大作为殖民地的经验、人们对强大邻国文化殖民倾向的恐惧，以及这种经验和恐惧在当代加拿大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就是一例。女主人公对美国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都有一种恐惧感和厌恶感。她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满目都是被“从南方蔓延过来的病毒”毁坏的树木——暗喻美国对北方邻国加拿大的毁灭性影响；一路上，美国的阴影更是随处可见：美国人开办的电力公司为提高水位，破坏湖围，给森林和动物们带来了灭顶之灾；有美国人提出用高价购买主人公的家园，以便“从事一些狩猎或捕鱼的活动”。[9]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侵蚀，包括女主人公的两位旅伴在内的许多加拿大人竞相模仿美国人的生活风格和语言，并以此为荣；到处都是美国游客，“他们的独木舟船头上插着一面满是星星的旗子，……这好像向我们（加拿大人——作者注）显示：我们正在一个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10] 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没有就此驻足，他们认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完全成熟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一阶段，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这可以被看成建立独立自主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想的起点。克罗耶奇宣称：“加拿大文学从维多利亚阶段直接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这个产生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和诺思罗普·弗莱的国家，（对欧洲和美国的主导文化）作出抵抗的方法就是从来没有现代主义化过。”[11]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人并没有跟在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在走自己的路。相对欧美“中心”而言，加拿大处于“边缘”或“外围”的位置。琳达·哈钦指出，“加拿大是一个不喜欢中心的国家，多元文化盛行”，那儿有极强的“反中心意识”和“地域意识”（regionalism）；同时，“加拿大文学传统中妇女的声音特别强……她们一直就是文学主流”。[12]因此，加拿大当代文学又呈现出区域性、多元化、女性化等特点。以弗兰克·戴维（一九四—）为代表的一些加拿大学者表达了更为激烈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当已被奉为经典的、代表了等级制度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衰败了，加拿大的区域性文学和边缘/外围文学（如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等）才有可能兴盛繁荣。因此，他们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区域性文学和边缘/外围文学视为利益一致、同步兴盛的发展趋向。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并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运动，它应该是加拿大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含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等政治倾向，它的政治内涵使它有时成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美国、欧洲中心主义”的同义词。 二、双重语境下少数族裔作家的崛起 加拿大是移民国家，种族构成十分丰富。二战以后汹涌的移民潮更使其然。为了保护少数族裔权益、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维护社会稳定，加拿大政府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通过立法，推动形成了以英法双语制为基础、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新格局。这一特色被称为“加拿大马赛克”，它如同一幅多彩拼贴画，其中每个族群都可以保留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它们既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性群体，互为彼在，同时又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共存。 近年来，源于文化研究的反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美国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它也借助多元文化的浪潮迅速传遍全球。有关专家认为，凡受过英、法、葡、西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民族的文学，尤其是在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霸权撤出后所产生的民族文学，都是后殖民文学[13]。作为前法、英殖民地和英联邦的一员，加拿大的文学，特别是始于六十年代末、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及独立文化意识的加拿大文学显然属于此列。与加拿大的后殖民文学一起发展、成长的，是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族裔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添了鲜艳的色彩，也拓宽了加拿大文学创作的表现空间。由于受作家双重或多重种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主题往往具有独特的冲突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冲突性和复杂性往往使后现代手法运用起来显得更为贴切自然。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及语言特色带进加拿大英语文学，也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形式，增加了它的生气与活力。 在加拿大，不仅有被称为“立国民族”的英裔、法裔居民，还有被称为“第一民族”或“原住民族”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等土著居民，更有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移民。与此相同，正在崛起的加拿大优秀少数族裔作家的种族构成也很丰富多彩，他们包括犹太裔作家伦纳德·科恩（一九三四—）、捷克出生的作家约瑟夫·斯克沃雷克基（一九二四—）、乌克兰裔女作家简妮丝·库利克、匈牙利裔作家乔治·乔纳斯（一九三五—）、印度出生的作家洛辛顿·米斯特里（一九五二 —）、斯里兰卡出生的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和日裔女作家乔伊·小川（一九三五—）等等。其中，乔伊·小川和迈克尔·翁达杰的文学创作分别体现了加拿大当代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多元文化与后殖民倾向。 乔伊·小川生于温哥华，是日本移民后裔。尽管她是因诗歌成就成名，但人们普遍将其长篇小说《伯母》（一九八一）及其续集《总有一天》（一九九二）视为她的代表作。她的小说被看作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觉醒并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立法，强行将在温哥华附近沿海地区居住了好几代的日本侨民（约二万余人）撤离西海岸，并剥夺其财产。他们或被关入劳动营、集中营，或被驱赶到内陆地区，或被遣送到废弃的矿区；尚未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日侨中则有不少人被赶回日本。这些远远超出军事必需的种族主义政策造成了大量家庭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争结束后，这一政策仍在继续且变本加厉，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终止。七年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促使人们逐渐觉醒并进行了经过多年的抗争。一九八八年，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向受害者道歉并承诺向社团和个人赔偿经济损失。 二战期间，小川一家作为“敌侨”也被迫从西海岸迁往内陆。《伯母》及续集《总有一天》就是根据她和家人的这一亲身经历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用充满深情的笔调，描写了中根和加藤这两个日本侨民家庭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遭遇，反映了世界大战和种族主义给众多普通人带来的痛苦和创伤，叙述了他们逐步认清痛苦之根源并为在加拿大这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中争取民族认同而进行抗争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伯母》一书既真实感人，但又避免了直接、过分地宣泄怨恨与悲痛，从而显现出一种哀而不怨、隐忍有力的风格。小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一九八二年颁发的书籍奖，也成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日渐觉醒并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中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之一。为此，它被列入“加拿大英语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 少数族裔作家的另一杰出人物迈克尔·翁达杰出生在英属殖民地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十一岁时随母赴英国，在伦敦读小学和中学；十九岁迁往加拿大，受大学教育并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定居加拿大，在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特殊的身世和经历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他认为自己“既是亚洲作家，也是加拿大作家，也可能是二者的混合”。从种族上说，他本人就是多元混合血统的产物，其祖先中既有印度人，也有荷兰人和英国人。 翁达杰是位多产的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诗集、小说、回忆录、文学评传等十数部，还发表过文学评论文章等。这位很有天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早在七十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琳达·哈钦指出：“在文学中，我们对体裁的界限也持同样的怀疑。用克罗耶奇的话讲，‘现代主义文学限定了边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冲破这些界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14]翁达杰正是这样一位“冲破界限”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涉及的范畴主要是诗歌和小说，但他最大限度地对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反叛和颠覆，打破了小说与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阻隔，将诗歌、笔记、传记、医学档案、病史记录、新闻报道等融入小说，尤其重要的是，他颠覆了小说创作的传统套路。在他充满激情和诗意的笔下，虚构与事实、抒情与机智、反讽与幽默、诗歌与小说、新闻与笔记、访谈与想象，等等，完美地融为一体。翁达杰以其杰出的叙事艺术拓展了小说的疆界。他的作品给图书分类带来了麻烦，有些机构只能将他的作品粗略地分为“散文”和“诗歌”两类；不同的研究人员将他的同一部作品分列在 “回忆录”、“小说”、“散文诗”等不同的目录下。他被誉为“风格的熔炉”，也被称为所谓“跨文体”或 “跨文本”写作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还被赞为“兼顾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的诗人小说家”。 翁达杰像小川等加拿大作家一样，也是先以诗歌创作成名。然而，使他跻身于国际知名作家行列的却是小说《英国病人》。《英国病人》也显示了上述“跨文体”创作风格的不少特点，而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英国病人》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地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北部一幢被用作英军临时战地医院的别墅内。小说有四位主要人物：一位是印度锡克族工兵基普·辛格，在英军中任排雷专家，他出生入死为英军排除地雷受了伤，内心却对英国殖民统治深恶痛绝。第二位伤员卡拉瓦乔是英国前殖民地（加拿大）居民，战前曾是行窃高手，战争中任英军谍报员，被敌人折断拇指，失去了谋生能力。第三位是个全身严重烧伤、身份不明的神秘伤员，大家称他为“英国病人”，最后却被证实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沙漠探险家阿尔马希伯爵，他为救被困沙漠的女友而遭遇飞机爆炸、女友丧生、自己负重伤的悲剧。第四位则是照顾这些伤员的护士——二十岁的加拿大姑娘汉娜，她的生父和养父都在建设英国殖民地的劳作中受伤乃至丧生，母亲也死于养父所制造的炸弹的意外爆炸，接二连三地失去亲人使汉娜心灵深受创伤。整部小说就写这四个人物在医院里的生活、交谈、回忆。最后，作者才简单交代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基普战后回印度当了医生，家庭幸福；汉娜回到加拿大，“很可能与另外一个她并不满意的人共同生活”。 《英国病人》被公认是“后殖民小说”的经典。小说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十分明显。基普、卡拉瓦乔和汉娜称阿尔马希为“英国病人”，其实他们三人的身世和经历却都在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英国（殖民主义的）病人”，因为他们多少都受过英国殖民主义的伤害；他们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代新人，是“生于此地却居于彼处的国际混血儿，终身都在为回归或离开故土而奋斗。” 翁达杰本人也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对欧美白人所写的历史著作有意忽视亚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很反感，声称“在那场战争中，印度次大陆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我非常高兴基普·辛格的出现，在他身上有着我的经历。”[15]同时，《英国病人》以其对“历史”的戏仿、对小说创作过程的关注、对“真实”与“虚构” 可疑界线的揭示等，又展现了典型的后现代文学特征。如同在其他作品中那样，翁达杰再一次把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小说的英国版和加拿大版都在封面上使用了一个头缠穆斯林头巾、双手攀沿的男子的照片，这是摄于一九三二年的阿尔马希伯爵。历史性和真实性在这幅照片中带着一丝嘲弄人的形式进入小说（虚构）的世界，令人深思[16]。书中不少情景虽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但事实上它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是这个虚构的故事给人造成了一个非常生动逼真的印象。 翁达杰已荣获无数国际、国内奖项和荣誉，包括四次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奖，《英国病人》（一九九二）是四部获奖作品之一。此外，《英国病人》还获当年的布克奖，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一九九六）。 “后现代”、“后殖民”和“多元文化”成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几个紧密相关的特点。正如琳达·哈钦在为一部多元文化题材的小说集《另外的孤独》所写的序中所说：“加拿大文学是一个由许多条河流汇入的海洋，这些河流中流动着七十来个文化群体的痛苦和欢乐，而这些河流的汇合使所有的水都发生了变化。……我这里引用了“后现代”和“后殖民”两个词，因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为参与了这两种文化现象。”[17] 正是少数族裔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当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为加拿大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永远改变了我们关于‘加拿大文学’构成的观念”。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 内容摘要：英语文学出现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人们思想的发展，从兴起到高潮，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展壮大，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英语文学作家，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广为流传，兴盛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英语文学精彩而又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质上是一种最常见的语言艺术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英语文学作品更是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特点的，当我们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时，自然离不开对其语言艺术的赏析和研究。深入的了解研究语言艺术，有利于我们深刻的了解到语言文学的内涵，正确地对他们进行赏析，并了解到英语文学真正的精华所在。 关键词：英语;文学;语言艺术 在我们日常对于英语的学习中，往往学习的都是英语的读音，单词，句子，语法等内容，却很少会对英语文学进行相应的研究，而对于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更是缺乏了解。但是，对于这些英语读音单词，句子，语法等内容的学习和了解只是学习英语的基础阶段，想要对英语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学习，就离不开对英语文学的深入赏析，而对英语文学进行深入赏析，就必须要了解英语文学中的各种语言艺术。文学是一种高于一般语言的表达形式，而文学的出现，正是代表着一种语言的正在处于不断发展，甚至走向成熟的阶段。文学涉及到的不止只是文字的表达，更是融入了对于作品所处背景的深刻把握和分析。和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笔者结合对于英语文学研究的多年经验，在语言艺术研究方面给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对于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进行研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涉及的方面非常广，他和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习俗特点，地域背景等都具有非常深刻的联系，在研究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时，必须要把这些历史背景，地域特点等结合起来一起进行研究，二是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多种多样，种类繁多，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分类，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而这些语言艺术之间，又往往具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区别和联系。文学作品的语言自然与普通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他们为文学作品而服务，自然要彰显文学作品独特的特点，表达出该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态度，或者体现对伟大人物的赞扬，或者表达对历史发展的批判，又或者表现对爱情的赞歌，又或者抒发自己的伤感和不得志。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语言艺术来体现出来。通过对与语言艺术的特点的划分，笔者从语言艺术的意象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等四个方面对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语言艺术的意向性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们要关注和喜爱，最主要的是他们来源于生活实际，却又能够超越生活。作者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创设出各种虚构的情景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在文学作品中，从来不存在什么可能与不可能，无论在我们看来多么富有戏剧性的情节都可能会发生。作者深知能会对生活中的一点儿细微的小事进行夸张或扩大，从而产生戏剧性的效果，通过利用英语的语言艺术对于背景进行描述，对情感进行渲染，塑造出一个个特点鲜明的角色，把是非黑白分隔得非常明显，把自己的褒贬态度表现的淋漓尽致。文学语言的意向性是文学语言最基本的特征，当然，英语文学也不例外。英语文学，语言艺术的意象性，表现为它是既抽象又具体的，他描述的事物有时虽然存在但是我们却感受不到，或者我们能感受的到，但它却并不真实存在。每一部英语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塑造一个具体的形象鲜明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来反映他自己内心的情感特征或者是整个时代的人所面对的共性问题，或者是情感追求。在我们的理解中认为，意象是一种类比的表达方式。这种语言艺术能够充分的抓住主客体之间的细微联系，能够表现出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区别和联系。以客观实际来打造文学世界，而又以文学世界来反映客观实际。在英语文学中，作者以意像的手法来表达内在，尤其是在英语诗歌文学中。意象派是存在于1909年至1917年间的一个文学流派。在这一时期一些英美诗人发起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运动主要是意像主义运动，它是当时盛行于西方世界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分支。他们宗旨是要求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及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它反对发表议论及感叹。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拨，埃兹拉•庞德便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主题鲜明，含含蓄凝练例如，《在地铁站内》仅两行、14个字，是一首单一意象诗（one-imagepoem）。它是庞德根据在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的印象写成的。诗虽短，但诗人最后落笔定稿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和推敲。初看起来，唯只两行如日本俳句式的诗句，却不知是诗人偶得的印象在主客观之间反复提炼，苦思一年之后，最初三十行加工成了这简短的两行，可以说是字字经典。 二、语言艺术的生动性 语言艺术的生动性具体是指通过作者对语言艺术的运用，给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附与独特的生命特征。一个好的文学作者可以使自己在作品中塑造的形象活跃起来，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堆死板的文字，而是一个可以在脑子中浮现出来的生动的人物，通过对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外貌特点，性格特点的描述。使人们看到这个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能够让人们在阅读他的文学作品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自己参与其中，在和故事中的主人公做着一样的事情的感觉。这便是语言艺术中生动性的最具体的写照。在文学作品中，运用语言艺术的生动性，为使读者产生独特的感觉，有利于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地狱里的科勒》言中,诗坛中最杰出的几位诗人友—伊兹拉•庞德、和华莱士•史蒂文斯、艾略特,试图与他们,特别是艾略特,划清界限。威廉斯倾向于以日常生活题材入诗，坚持实用主义的反理性和反智性倾向。诗歌的形式简洁、节奏口语化、意象生动，并强调视觉效果。威廉斯的名作《一辆红色手推车》。威廉斯的诗歌赋予平凡而朴素的事物以深远的诗意，拓展了诗歌写作题材，并具独特审美意蕴。一直追求为了生动性而生动性。把自己作品的生动性作为最大追求。力求留给作者最好的阅读体验和想象空间。 三、语言艺术的含蓄性 含蓄性，通俗的来讲就是不把话说的特别明白，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在英语文学中，作者要用少量有限的语言去表达出丰富的，无限的内涵。文学作品的作者追求的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来引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和思考，使读者回味无穷。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来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见解，这样往往比那些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把情节背景人物交代的明明白白的文学作品更受到读者的欢迎。例如文艺复兴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但丁，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意大利北部，我们一般认为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但丁，其代表作为《神曲》，他的作品首先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以地方方言而不是作为中世纪欧洲正式文学语言的拉丁文进行创作。他认为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人性最完善的时代，中世纪将人性压制是违背自然的。他虽然对拉丁文学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但用意大利方言写了大量的以十四行诗为形式的抒情诗歌，受到各城市国家统治者的热烈欢迎。他的文章并没有直接写出对于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的批判，而是以含蓄的语言进行表达，这样反而更能使读者感受深刻。 四、语言艺术的情感性 每一篇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为了表达，其作者独特的情感。或者是要表达对于社会的批判，或者是要分享自己的悲伤或欢乐，或者灵动煽情，或者寂寞虚无，通过对世间百态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这些隐藏在作品中的深层次的东西，主要是靠语言艺术的情感性来体现出来的，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文学作品最主要的也是体会它里面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情感，那些情感能够对人们起到激励作用，丰富和强大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于语言艺术的情感性，表现的最深刻的便是英文诗歌作品和荒诞派。例如，托马斯格雷作为荒诞派感伤主义先驱，在他的代表作《乡村教堂内的挽歌》，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怀古伤今的文字，可以使读者从中体会到一种虚无和空洞的情感境界，再有美国作家安德森的《小镇畸人》这篇小说，它从一个精神病人的角度来观察整个小镇，文中语言不区分大小写，对标点符号胡乱的进行省略等现象，都在语言艺术上表现了这个小镇的混乱和无助的情感。此外，马克吐温的The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雪莱的西风颂等，这些诗人的日常生活，虽然都是非常的平淡的，但是他们通过将情感寄托在这些诗歌中，并且使用语言艺术表达出来，通过富有情感的语言来表现出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和情感，非常恰当的诠释了文学艺术情感性的特点。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是使英语文学能够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对于英语文学的研究应该将其语言艺术放在首位进行研究。语言文字是我们表达情感和思想的主要方式，研究语言艺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英语文学的设计和构思，更好的理解作者刻画出的人物形象和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从语言艺术的意向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等四个方面对语言艺术进行深刻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意象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往往相互联系，在英语文学中会一起体现出来，而不是单独存在着的。语言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语言是丰富多彩的，而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则更是这样，丰富的语言艺术对于表现英语文学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非常的重要。学会对于语言艺术的研究分析，在英语文学的研究学习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王雪 单位: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英语教学分析 摘要: 文学不仅是语言文字艺术性的主要体现，还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表新形式。它既可以给予读者在文化和语言领域中的丰富感，使其认识到更多的资料和知识，还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文化修养和审美价值观，为读者带来美好的心境。文学其实可以是人文学科的一枚枝干，所以，文学素质也可以表现为人才素养，在教育事业中应该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新课标的要求下，英语老师应该在英语教学时将英语所学的知识内容、自身的情感态度、语言的能力、英语文化理念以及学习的方法策略等贯穿其中，以达到激发学生英语的思维活跃度和提升学生综合英语水平能力的目的。在这几个方面上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的，当中的英语文化理念就是为了可以让学生体会英语文化的魅力和语言上的美好，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是学生可以更好更快的接受英语，并作英语学习的主人，从而在达到教学目标和宗旨要求的同时，使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得到双重提升。此篇文章就针对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希望可以对英语教学提供帮助。 关键词: 英语文学；英语教学；重要性 引言: 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技能，使其可以全面的掌握并能够灵活的运用，尤其是锻炼学生的听力和口语的表达能力，让学生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可以使自身的文化素养得到提升，用英语来实现交际，进行与不同国家人员的交流，从而为我国的国际交流做出贡献。在如今语言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学生英语语言基础的稳固、学生各项素质的提升以及交际能力的锻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伴着全球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英语文学也随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引起了人们大范围的关注，各大院校也都应该引起对英语教学的关注，积极开展一些英语文学探讨活动，提升学生英语的综合水平，对我国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英语人才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英语文学的概述 英语文学其实与中国文学相类似，只不过就是其各大文学著作的写作文字采用的是英语书写，其作品的主创者不仅是只有英国作家，还可以是美国作家，对于一些美国的文学也可以被列入到英语文学当中，通常情况下，美国的文学作品大多都是依照特定的学科来对其进行处理的。英语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主要都经历了文艺复兴、古代文学、新古典主义文学等历程，其历史悠久而且拥有充足和丰富的文学内涵和价值，当中也不缺乏一些小说或戏剧等内容。 二、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重要性的体现 1．可以激发学生英语的学习乐趣，培养学习兴趣。人们常说: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兴趣来源于乐趣，有了乐趣才可以进一步发展兴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有英语的学习产生了乐趣，使其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快乐，就会愿意去接受，就会对学习产生兴趣，从而可以进一步的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对事物、知识的自主认知。所以，就要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以此来强化对学生兴趣的培养。英语文学的内容丰富，且对英语知识所描述的内容形象、生动，富有凝练和文艺的气息，其可当作学生英语学习的相关资料或课外读物，对学生文学素养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文学语言具有生活性，一方面它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语言通俗易懂，容易让学生感知其自身情感，另一方面其语言又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个性文艺，应将其融入到学生英语的学习当中，让学生体会其中魅力，有助于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吸收和应用。长久以来，人们对于美的事物经常会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而且都会去追求美、感受美，就要求老师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善于向学生展现英语的美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英语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有着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魅力，在英语文学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和MarkTwain的小说等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老师可以向学生讲述其作品中的内容、人物生活背景等，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培养学习兴趣。从而可以让学生自主的投入到英语文学的研读和学习中，进而提升学生英语的综合能力。 2．锻炼学生英语的思考能力和思维方式。在许多的英语文学作品当中，都涵盖了许多的英语句式、短语和词汇等，这就要求学生在对英语文学进行阅读的过程中，要善于对当中的语句词汇等进行相应的总结，对文学中一些优美的句字要适当摘抄。在此阅读和总结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和英语文化的认知与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鉴赏能力和交际能力，使学生得以全面发展，且由于英语学习的持续时间较长，所以仍需学生要不断为之努力，使学生对英语文学及知识的学习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但是因为许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通常很少接触到实际用英语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不能将语言灵活的运用到实践当中，使其得不到良好的锻炼。所以就要加强学生对英语文学以及相关作品的阅读与鉴赏，从而在理解的过程中使其思维可以得到良好的锻炼。 3．有助于提高学生英语的交际能力。语言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交流的工具，还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说一个国家文化的体现还取决于语言，所以说语言的学习也不仅仅是交流方式的学习，更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学习。这就要求老师要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把英美等国家的文化渗透给学生，以此来让学生可以对英语有着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并让其可以充分融入到外国的文化当中感受其中美好，学习其中的文化内涵。文学作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当中对国家的各项习俗、政治等内容也有一定的概述和认知。在语言全球化和时展的今天，语言作为各国间实现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特别是英语，在全球的应用都较为广泛，所以就更要求老师加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学习，对语言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可以通过多媒体、对话等方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英语交流环境，强化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得到加强，努力达到国际交流水平。 4．有利于学生品德素质和文学素养的提升。一方面，语言具有艺术性，很多的英语文学作品其内容丰富多彩、情感鲜明、语言生动形象，有很强的艺术色彩，就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对美的感官和认知，被英语文学语言的魅力所吸引;另一方面，文学具有很强的历史性，记录着一个国家有史以来所发生的各个事件，学生在学习时就会对英语文化有着进一步的了解，对一个国家的文化有着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使学生的身心素质得以提升。此外，对于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英语文学作品，当中大都都囊括了一些对人生的感悟和态度，以及一些深入的人生哲理等，这些都会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受到潜意识的影响，从而使学生在提升自身语言技能的前提下，也使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品德观得到提高。 三、强化学生对英语文学学习的有效措施 将合理的教学与学习文学的有效方法相结合，以此来达到提高学生文学素养、品德教育、口语交际能力的目的。以下就是加强学生英语文学学习的有效方法。 1．强化学生对英语文学作品阅读的完整性。虽然有些英语课本中只是选读了一些文学作品的部分内容，且内容细腻、精化，但是对于作品的本身却有着较为强大的破坏性，使得作品整体情感及主旨等发生变化。所以，老师就应要求学生利用有效的途径去寻找并阅读作品的原文，也可通过观看与原著有关的视频或短剧对文章的整体有大致的了解。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学生的内心有所触动，才能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让学生了解到英语文化的特色，感受其中所表现的情感，学会其中对语言运用的方法，文学的写作手法等，从而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运用写作能力。 2．学会正确评析作品。学生在通读文章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善于引导学生去对文章进行赏析、评定，可以通过开展文学的鉴赏活动等让学生对自己所观看的文学做一个大体的评析，说说其中文章的美在哪，有哪些有特色的地方等，然后让学生间进行相互交流，相互探讨自己对文学的鉴赏观点。老师也应该在学生讨论时适当的所处自己的观点或意见，告知学生评析文章要从那几个方向入手，教学学生评析的方法。在学生对一段内容评析完后，老师应该从文学所描述的细节、注入的情感、表现的手法、情节的安排、人物的个性特征等多方面对其做出具有专业性的评析，让学生学会如何全面具体的去鉴赏一篇文章，从而促进学生脑体思维模式的转动，让学生不拘泥于单向思维，从而使学生的鉴赏能力得到提高，使学生的英语水平得以提高。 3．善于写出自身的观后感。通读文章之后，学生内心会受到强力的冲击，有着对作者情感的理解，对内容的感触，所以就要让学生在读完全片后，写出自己的观后感，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锻炼，还可以加深对文学的理解与吸收，让学生写作感悟双向发展。此外，有许多的文学当中对于语言的使用和表达都极富特色，每个作家运用语言的方式方法也是有所不同，这样学生的大量阅读之后，就会潜意识的收到这些语言的冲击，就会逐渐被感染，积累到大量的语言信息，从而使学生无论是在写作方面，还是在语言的交际方面，都能够很好的运用所学到的知识，从而在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同时也使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得到提高。 总结: 综上所述，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善于讲英语文学渗入到学生英语的学习当中，用其来开展一些英语文学作品鉴赏或交际活动，让学生的思维和英语的运用能力得到锻炼和培养，将语言与国家文化相结合并通过英语文学来展现，使之感受文化的魅力与境界，让学生可以更好的产生对英语的乐趣，从而锻炼其自主学习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口语交际能力。所以，就要求老师要正确的认知英语文学，并利用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把英语文学渗入到教学中去，从而在提高教学效率同时使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作者：孙懿超 单位：皖西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中西文化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研究 [摘要] 所谓翻译，主要是对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转换，让受众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了解不同语言所表达出的含义。在今天，为了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各种翻译活动不可或缺，尤其是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已经成为了当今译者的重要工作，但是英语文学作品必然会受到特定民族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文化、思维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中西在这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时，必然会面临着很多障碍。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进而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恰当地翻译呢？下面笔者将就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 中西文化差异；英语文学作品；翻译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为了对外来的知识进行传播，翻译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不管是在延续民族文化方面，还是促进民族文化的更新发展，翻译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季羡林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华文化就像一条长河，其中的水可能会或多或少，但枯竭的现象却不会出现，这是因为其会被不断注入新的水源，而这种注入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翻译。中英文学作品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是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另一方面，文化个性也不容忽视，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就必须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充分考虑。 一、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对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影响 艺术感染、文化内涵等很多方面在文学作品翻译中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从事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的人来说，除了应当熟练掌握两种不同的语言外，更应当深刻理解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词语的内蕴才能更为显著地体现出来。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具有显著的影响，下面笔者将从地理环境、思维方式、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自古以来农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基础，在地理环境的作用下，耕作方式主要是牛耕，因而汉语文化中，与牛相关的词语非常多。而英国主要是以岛国的方式出现，在古代，耕作工具主要是马。这两种动物在两个国家的传统生产中有着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在语言表达上也有较为清晰的体现。比如，在汉语表达中的“吹牛”，用英语表达就是“talkhorse”，汉语中的“力壮如牛”用英语表达就是“asstrongasahorse”。再者，英语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大多临近海洋，与海洋经常发生联系，因而在英语表达中，与水有关的词汇较多，例如“ableseaman”这样一个短语翻译为汉语意思为“一级水手”，其中，如果进行直译，很明显，“seaman”是海员的意思，但在英语国家中，这个词语是指一个海员具有较高的能力和水平，因而将这个短语翻译为“一级水手”较为恰当。相反，在汉语中会出现很多与山川、湖泊有关的习语，这些习语很难在英语中寻找到恰当的翻译，因而意译就是一种较为适当的办法。 2.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民族长期的发展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会给文学语言交流带来一定的障碍。例如，汉语中的“红茶”和“红糖”在英语中一般被翻译为“blacktea”和“brownsugar”；而“blackcoffee”在进行汉译时，一般翻译成“（不加牛奶和糖的）清咖啡”。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不仅在词汇翻译上具有明显的影响，在句子理解中也有所体现，不充分理解英语国家的思维方式，就很难准确地翻译。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万物合一”，而在西方文化中，人被看做是独立的个体，可以说，中国对意更为注重，而英语则对形更为强调。中国对群体文化的重视以及西方对个人中心的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必然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是非常著名的作品，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就将“Lyceum”这个词翻译为“兰心剧院”，很显然，这是译者在充分考虑中国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翻译，“兰”在中国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充分显示了中国的文化。 3.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在人类的文化中，宗教文化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其主要构成部分是民族的宗教意识和信仰等。在中国，佛教、道教和儒教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这些具体在我国的汉语语言中也有所体现，比如“玉帝”则是从道教文化发展而来，“阎王”则是来源于佛教，除此之外，“临时抱佛脚”“借花献佛”“五体投地”等习语也是从佛教文化中发展而来的，但这些在西方文化中却没有体现。而在西方，《圣经》这一著作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仅是基督教的重要著作，对西方文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载体。上帝在西方人的世界中地位非常重要，不管是表达祝福还是痛苦与愤怒，都可以使用到“god”这样一个词汇。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更是有很多与《圣经》有关的典故，其中，很多典故也发展成为了习语，并得到了广泛运用，比如“Solomon”“Judah’skiss”等等。总之，《圣经》中的典故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使用非常广泛，只有对其有深刻理解，才能够对文学作品进行适当翻译。 二、在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如何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 在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下，要想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恰当翻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下面笔者将进行具体分析。 1.让中西方文化融合及交流得以加强 今天，一体化和全球化正在不断加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正在碰撞与交流中得以共生和融合，文学翻译是不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需要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借鉴西方国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英语文学作品国家的文化习俗和历史背景等各方面加强了解，让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增强。译者所翻译的作品，只有充分结合文化氛围和语境，才能够让文化差异导致的障碍得以消除，给读者呈现出一部兼具内涵与灵魂的文学翻译著作。 2.对文化的适应性给予足够重视 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文化适应性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于文化观念方面的差异，经常会产生很多翻译方面的障碍。进行翻译时，绝不能将文化和语言内容分开考虑，必须将文化适应性作为翻译的重要问题。比如，杨柳作为一种树木种类很常见，一般在春天时焕发生机，因而在中国文化中，其经常被用来形容春光明媚的景象，也因此留下了一些较为优美的诗句；但对于英语国家来说，佩戴杨柳一般是代表对死者的哀悼，例如：“wearthewillow”就表示“服丧戴孝，痛失亲人”这样一种含义，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出发，必然很难理解这样一种含义，这就需要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借助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手段。 3.对翻译策略进行恰当运用 在进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时，针对译入语和源语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如何进行恰当地处理，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具体来说，人们主要提出两种翻译情形：一是主张借助源语为重要导向，进行“异化”翻译；二是主张借助译入语作为主要导向，进行归化翻译，但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策略，在具体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作用也都不容忽视。归化通常是指在进行翻译时，要尽量以译入语为中心进行思考，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尽量对异域风味进行本土化翻译，使得译本符合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尽可能地降低读者阅读的困难。通过归化翻译，能够使得译本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也更为通俗易懂。而异化则是指在翻译时，尽可能地去尊重原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使得译文能够充分体现出异域文化，整个译本与原文能够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是一种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方法。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不管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行归化翻译时，要尽量不改变原文，避免文化失真的情况出现，而进行异化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避免产生一些文化错觉，从而出现理解上的错误。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对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要灵活地进行使用，掌握一定的分寸和尺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归化和异化与意译和直译是不同的，前者已经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是一种策略，而后者只是翻译方法的体现，前者对于后者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就归化策略来说，比如：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有一些短小诗歌的表达，诗歌中往往有比较明显的押韵，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想在翻译中也能够体现出原诗歌的押韵，对于翻译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适当的押韵可以使得整个诗歌更具有可读性，同时也更为生动并且富有音乐感。对于孩子们来说，有节奏感的诗歌能够增强他们阅读的兴趣，也更容易记住其中的内容。但是要想使得翻译具有韵律和节奏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既需要译者有很强的双语素质，同时也要充分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就异化翻译策略来说，主要是指在西方的文化中所孕育产生的一些独具特色的词汇，对于这些词汇进行翻译时，通常很难在汉语中找到适当的词语予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三、小结 总之，对文化起源和发展来说，语言是极其重要的土壤与载体，其中，翻译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构建了桥梁，对双方文化交流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中西文化方面的差异，要想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充分诠释，并且做出准确的翻译，就需要对两种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恰当理解，找到适当的翻译策略。可以说，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在翻译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针对具体情况，对这两种策略进行恰当运用，能够让译文更为准确，也能够适应更多人的需要，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作者：李洁 单位：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语言艺术论文 一、英语文学语言艺术的意象性特征 与普通的语言不同，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一定的使命特征。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为文学作品服务的，文学作品往往会根据作者的思想，构建一个想象中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情境当中，也许能想象到的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出现的，而作者则需要利用一定的英语语言艺术对文学作品里面的情境进行相应的描述。在这种具体的描述过程中，作者利用一定的语言艺术对主人公的情绪进行描写，有时候还需要对主人公的思想进行渲染，通过一定的语言艺术对主人公进行塑造，并且通过一定的语言艺术承担起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或者是寄托作者的哀思，并且给读者分享自己的欢笑。因此，在文学作品的描写当中，英语文学的意象性特征是最明显的特征。纵观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在漫长的19世纪当中，说到意象派的代表人物，最有名的意象派大师就要数庞德了。对于意象派来说，意象描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塑造一种意象，进而对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进行传递，这种思想感情可以是作者的忧思，也可以是作者的喜悦，抑或者是作者的批判。在意象派的诗歌创作当中，意象派诗歌作品主要坚持三个原则：首先是在诗歌创作中的单一的意象原则；其次是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诗歌的用词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简洁的原则；最后，在诗歌创作过程中，需要使诗歌具有音乐感，而不是强烈的韵律感。在这意象派诗歌的三种原则当中，每一个原则都是与语言艺术息息相关的。以庞德的两句诗为例进行分析———人群中出现的鬼影/正如盛开在潮湿漆黑枝丫上的花。在现实的环境当中，诗人描写的显然是火车站当中人来人往的场景，可是到了诗人那里，这么平淡的场景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树枝上盛开的花朵。诗人通过语言艺术将枯燥的场景描写的异常美丽，给生活赋予意象性特征，给我们描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二、英语文学语言的生动性特征 在英语文学作品当中，生动性也是英语文学的语言特征。生动性具体是指作者通过用语言艺术进行描写，使所描写的画面塑造出具有生命性的特征，使所表达的思想以及画面具有灵动性，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描述，使所要描写的场景就像真实的一样，让读者通过作者的描述，具有一种在现场的感觉。在生动性方面的描述中，最著名的文学大家就是英国的狄更斯。狄更斯的作品《雾都孤儿》就很好地展现了狄更斯语言生动性的一面。如在《雾都孤儿》当中，狄更斯通过自己的语言艺术，成功地为读者勾画出了以下几个生动的主人公，在所有的角色塑造当中，最著名的要数有着凄苦悲情色彩的孤儿奥利弗以及心肠善良的梅丽太太，除此之外还有窃贼团伙费金。在《雾都孤儿》的具体描写当中，首先，狄更斯通过对各个角色的穿着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使我们就很容易想象出各个角色的身份特点。除此之外，狄更斯还通过对《雾都孤儿》里面各个角色的语言进行描写，使各个角色的形象更加真实，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主人公，并且通过各个角色的衣着进行描写，可以使读者对当时社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场景进行展示，能够使读者感受到当时社会的风貌，并且通过小说中各个角色的语言，传递出作者对整个社会的基本的思想感情和看法。因此，在英国文学作品当中，作者通过运用一定的语言艺术方法，使文学作品能够真实地再现作者想要描写的社会环境，能够让读者通过作者的文学作品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除此之外，作者在文学作品当中通过刻画一定的人物，当然作者的刻画可以是衣着方面的描写，也可以是故事人物的语言、情感和心灵的描写，使书中的主人公仿佛就在读者面前，让主人公更加生动形象。最后，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一切语言艺术都是为了传递作者的感情，和作者对社会的看法。 三、英语文学语言的情感性艺术特征 对于读者来说，读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了解作者刻画出的画面或者情感，有时读者还会对文学作品中传递的作者的感情进行揣摩，并感受作者想要说出的话。从作者的角度来讲，作者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达一些观点，而在观点的传递过程当中，作者往往是通过对一定的感情表达来进行的，当然，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不尽相同，可以是一种喜悦的感情，也可以是一种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亦或是一种对岁月看淡后的恬然和哲理。总而言之，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在文学作品中，不存在没有感情的枯燥描述，因此，对于英语文学作品来说，情感性是英国文学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在托马斯格雷的《乡村教堂内的挽歌》当中，这位伟大的伤感主义诗人很自然地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对古代的怀念和淡淡的忧伤感，但是诗人所传递的当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追忆，而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不满情绪，作者通过作品传递出了诗人自己的感情。提到英语诗歌当中的情感性艺术特征，就不得不提英国诗人济慈，在济慈的《夜莺颂》当中，诗人通过语言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诗歌当中，很显然，诗人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夜莺歌声的赞美，更多的是传递着诗人对生活中的真善美的追求。因此，在英语文学作品的描写当中，诗人所要表达的感情也许是普通人所无法理解的，因此，诗人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将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 四、结语 总之，在英语文学作品当中，作者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艺术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语言艺术可以是一种意象性的特征，也可以是一种生动性的语言特征，抑或者是一种富有感情的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征都是为作者的感情服务的。 作者：吕程 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英语文学论文:初中英语文学体验阅读教学分析 文学阅读激发兴趣 文学阅读应该是愉悦身心，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看有趣的中文小说一样，经常被剧情深深地吸引住。那么，英文阅读也应该有这样的功效。如果真地能读懂、读透阅读材料，那么英语文学阅读应该是能够舒缓学习压力的。它也应该是有利于学生情感开发的，让学生在阅读中，真正体会到英语之美，诱发出他们诗意的情感，进而对英语产生爱学的情趣。而现在的英语教学多以应试为主，学生的压力大，心理负担重，他们本来可以快乐的学习，但是却被做不完的功课禁锢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实。我们发现学生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们的理智情感没有提升，反而在呈下降趋势。他们的乐趣感和自信心下降得最为严重。文学作品可以传神、达意，又具有哲学、幽默，这些都能让学生进入角色，也能让他们自然地进入学习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运用文学作品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尘封的心灵再次被激活。 体验阅读发展语言 语言并不是教师教会的，而是学生学会的。外界的教并不是我们学会语言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学习语言会有事半功倍之效。而中国学生恰恰就缺少这样的氛围，因此，要想学好英语，就要借助于文学阅读，因为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真实语境能够驱动语言能力的习得。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语文老师也特别强调学生的阅读，只有读得多了，学生才会说、会写。而英语教学也同样如此，读的量越大，接触语境的机会越多，语言重复的几率就越高，看得多了，词汇量就越多，语言能力也会随之增强。通过研究也证明，在阅读过程中，学习者的词汇知识和拼写知识会发生渐进式的增长。而人的记忆也分为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文学阅读是情节记忆，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会有身临其境之感，这种体验有助于他们习得词汇，增强理解能力，并促进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发展。所以说，英语文学体验阅读，是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必然选项。 深入阅读培养创新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阅读是掌握各领域知识的主要渠道。阅读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也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许多合理的想象与推测都是从阅读中获取的。在进行文学阅读教学时，可以设置一些思考题，要求学生书面回答。在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思考题可以分为必答题和选答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合适的题目，他们会更加感兴趣。另外，还可以让学生根据文本内容提出质疑，谈谈自己的观点，进行创意性的表达。这种读、写、想结合的方式，有助于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激发他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培育他们的创新思维，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 自学与他学相结合 文学体验阅读可以让学生将自学与他学相结合，以自学为主。阅读是人自学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会的过程。因为一个人一旦学会了阅读就学会了自学。自学就是要求学生自觉自主地阅读，并尽量学会合理地安排好时间，学会自我管理，每天投入 30 分钟阅读一定量的文学作品，每读完一部小说，就认真地去完成书面作业。他学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阅读。让学生明白阅读任务和目标，知道读什么、读多少，并帮助学生了解小说的背景知识，以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并让他们以积极的情感态度进行阅读活动，在阅读中享受学习的快乐。还可以教会学生进行合理的推理判断，并去思考人物事件，这时不要太在乎句式结构和语法知识，让学生读懂意思即可。 阅读与体验相融合 不论学母语还是学英语，都离不开阅读。阅读是大众化、普适性的学习方式。在阅读中学习语言是一个积累和渐进的过程。但是一定要坚持，如果时间短，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因此，我们的文学体验阅读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切忌浅尝辄止。文学阅读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方式，它能激起学生的热情，也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阅读融入学生的生活，让阅读成为他们学习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思维和语言是不能脱离自身的经验而单独存在的。文学阅读就是用语言去思维，使用语言的阅读是一种自身的体验。这种体验学习是最原始的，也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所必要的。体验学习是让学生亲自去尝试错误，也就是在文学作品的真实问题情境中，尝试错误，并学会去自我纠正，从而产生语言体验。体验学习也是让学生以当事人的角色去求知，把文学阅读作为享受智力的快乐，让知识与情感相融。 乐趣与努力相互促 进阅读的乐趣就是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学阅读的意义，才能够有效地提高英语语言能力，并提高考试的成绩。但是英语阅读也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它需要我们一丝不苟、专心致志，若能顺利渡过艰难时刻，那么苦涩就会变为甘甜，自然地进入乐趣阶段。乐趣与努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难以区分的，只有两者并重，才能在乐学、勤学中大幅度提高英语成绩，并达到成功的理想和目标。综上所述，体验式学习是一种有意义的、充分调动主动性的学习方式，它强调了学生必须参与学习过程，并引导他们主动地参与实践，让他们在问题中分析、评价，让他们在问题中学会思考，在经验中获得知识，并逐渐培养出他们乐学、善学的情趣，提高他们的自主意识和学习能力。而英语属于语言和文学领域，文学体验阅读正顺应了英语的学科特点，它把主动权真正交给了学生，让学生去掌控教学资源，并自主地去驾驭学习过程，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到自己是主人；在阅读中加深记忆和理解，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本文作者：张小芳 单位：江苏省淮安市丁集镇初级中学 英语文学论文:论体验英语学习与英语文学课程的契合 一、体验英语学习理念与CBI英语文学课程的契合 将体验式英语学习理念引入CBI英语文学课堂开展教学，这一构想是建立在学习、借鉴两种理念各自的理论依据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体验英语教学和CBI英语文学教学在学习对象、学习途径以及学习者身份的界定上都实现了有机的契合。 （一）基于内容的学习对象 体验英语学习理念指出，英语学习应该以外语语言系统为目标，以学习内容为基础。认知功能模式的语言观认为，“外语语言系统的发展必须伴随着概念系统的发展，它必须在和概念系统的互动中发展；而概念系统也就是人类认知世界以及人际交流所获得的相关经验知识”（程琪龙2009：74）。割裂语言系统与概念系统，单纯强调语言知识的学习是违背外语学习目标的。首先，以诸如词汇、语法等孤立的语言要素作为外语学习的主要对象，而忽略有意义的语言内容交流，不利于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悖于语言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其次，脱离内容的语言操练不利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机，难以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英语应该成为学习者累积社会知识，进行经验交流的途径，英语学习不应该以单纯语言系统学习为终极目标。外语语言系统的构建需要使用概念内容来激活，让外语自身语言系统与外部世界所构建的概念系统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在体验交流中提升语言能力，概念系统日臻成熟的同时，外语语言系统也逐步形成。CBI教学理念的突出特点是围绕内容实施教学，其理论依据是Krashen（1985）的输入假说。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习得第二语言的必要条件是所输入的目标语言必须是学习者能够理解的，即可理解性输入。“这些陌生的信息与学习者现有的经验知识、对于习得新知识的期待以及学习者仍具缺憾的语言系统发生互动”（Kasper2000：41），为语言习得创造有利的学习环境。“语言是通过内容来习得的，而真实系统的语言教学材料可以为有效的学习或习得语言提供有意义的语境”（常俊跃等2008：27），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学习活动不再是不自然的、无意义的机械操练。由此可见，体验英语学习和CBI语言教学都关注有意义的学习内容，在语言学习对象上二者达成共识，两种理念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二）交互合作的学习途径 Vygotsky（1978）的“文化历史”发展学说也为CBI教学理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Vygotsky（1978：86）的“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简称ZPD）”理论指出，“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习者通过交互合作学习进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众多社会文化理论学者将“最近发展区”理论进一步深化，着眼于针对学习者最近发展区的开发，将学习活动界定为分布式的、互动式的、情境式的以及亲身体验式的。Vygotsky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CBI教学，提倡交互合作型的学习途径，诸如合作学习、学徒学习、体验学习以及研究性学习等。体验外语教学模式是以学习者获得积极心理体验为驱动力和导向特征，以情景、互动、任务/项目、合作学习为主要方法，更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外语教学资源，搭建二语习得的语言生态环境，营造外语学习的人文环境，通过参与、愉悦、共鸣的体验学习机理，获得语言交际能力的新型外语教学模式（刘援2011：59）。在学习途径方面，体验英语学习和CBI语言教学也不谋而合，二者都支持交际语言教学原则，强调教学的重点是过程，重视交际和意义，主张让学习者通过参与有目的交互活动和任务习得语言。 （三）自主完整的学习者 Rogers一向推崇体验学习，他认为体验学习关注学习者的个人需求，“是一种自主的学习，其动机来自学习者内部而不是外部，这种学习的核心是‘意义’，一个重要特点是学习者全心投入，对学习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ogers1983：20，转引自曾徳琪2003：46）。单纯机械性认知教学是毫无意义的，它遏制了学习者的求知欲和主体自由，而体验教学是“让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都参与到学习中来，使学生在认识知识的同时感受和体验知识的内在意蕴，获得精神的丰富和完整生命的成长”（辛继湘2005：66）。CBI英语文学课程区别于传统的文学概论或者文学史课程，它是基于真实文本细读的文学课程，学习者“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王守仁2002：11）。CBI英语文学课程为学习者提供有意义的语言学习环境，架构起依托文学经典进行人文体验的平台，“课堂中的文学使用是一种能使学习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投入的有效方法，它为学习者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反应和情感的绝好的机会”（Lazar1993：3，转引自潘章仙2001：35）。CBI英语文学课程为体验英语学习提供了生动丰富的人文素材，英语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也在体验英语学习模式下实现了有机融合，英语文学课程的学习者在体验学习和内容依托教学理念联合创造的真实/仿真实情境下实现了读者身份的人本回归，彰显了人本主义关怀。 二、基于体验的CBI英语文学课程教学：以英语戏剧课为例 如何在CBI英语文学课堂上贯彻体验英语学习理念，采用具体步骤实施体验教学呢？笔者以本人讲授的英语戏剧课为例，参照Kolb（1984）构建的体验学习圈，结合该课程的特点，将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应用于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反响。 （一）Kolb体验学习圈 Kolb认为学习应该将重点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教学过程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Kolb将体验学习阐释为一个体验循环过程（如图1），亲身体验（concreteexperi-ence）—观察反思（reflectiveobservation）—抽象概括（abstractconceptualization）—行动实验（activeexperimentation）—亲身体验（concreteexperience），如此循环，构建一个自然连贯的学习过程，学习者自动地完成反馈与调整，经历学习过程，在体验中认知。由此可见，体验学习认为“学习应该是由学习者的思维、情感、行为和自我等共同参与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认知过程”（石雷山、王灿明2009：50）。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为学习者创设人性化的学习情境，让学习者体味享受学习过程，真正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 （二）CBI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 严格来讲，戏剧文学不同于诗歌和小说，它不是停留在对于剧本的阅读和赏析上，而是最终要付诸表演与实践。因此，止于剧本阅读赏析的戏剧教学是不完整的，“戏剧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对剧本的分析和欣赏能力，还应向学生介绍一定的舞台表现手法，提高他们的实践和创造能力”（金李俪2000：59）。针对CBI英语戏剧课的特点，借鉴Kolb（1984）体验学习循环模式，笔者构建了文本阅读—赏析反思—表演实践—自主创作的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如图2），学习者循序渐进融入到整个循环体验过程，实现文本与学习者、学习者之间以及教学者与学习者的全方位真实交流。笔者选用该课程的剧目之一———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为例，具体介绍该模式的操作流程。文本阅读是整个体验循环的基础。CBI英语戏剧课程的文本阅读是指对于原著文本的细读。 不可否认，原汁原味的真实戏剧语言材料保障了语言输入的质量，满足内容依托语言教学对于可理解性语言输入的要求；但是由于戏剧文学作品属于特定地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思维创作，因而往往具有较高的阅读难度，甚至让语言学习者望而生畏。为了适当缓解学习者对于原著文本的阅读焦虑，有效激发学习者的阅读兴趣，避免学习者断章取义，笔者基于支架理论（scaffolding）在教学的初始阶段设置了导入性介绍和支架性练习。以萧伯纳的《卖花女》为例，教师首先可以向学生介绍剧名的由来，即Pygmalion的神话故事，学生从小故事着手为进一步接触戏剧文本构建心理预期，从而大大降低阅读难度；除此之外，教师可以采用适当教学手段引导学生主动了解该剧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创作风格等。这样的设计大大缓解了学习者的焦虑情绪，帮助学习者自然步入文本阅读体验，提升了阅读效率和质量，为接下来各个环节的有效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赏析反思是从认知体验向情感体验的第一步跳跃。教学者可以通过赏析反思环节追踪学习者文本阅读效果，教师可以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问答、小组讨论、主题辩论等思辨性课堂活动，引导学习者结合情感体验发表个人观点见解。这一环节的设计让学习活动突破了单纯的认知层面，上升到情感高度。当学习者“既用认知的方式也用情感的方式来进行学习时，有意义的学习才能发生，完整的人格成长才有可能”（辛继湘2005：65）。《卖花女》中的Eliza改头换面之后又为什么会发出“What’stobecomeofme?”的呐喊？Eliza和Higgins对于待人之道有着不同的见解，谁的更为可取呢？卖花女的父亲Alfred关于“MiddleClassMorality”的论断是否值得认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引发学习者个体积极反思的同时，也一度激发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观点交锋，这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更是人格之间的对话。赏析反思环节的设计还原了语言学习者的读者身份，突破了语言认知体验的情感体验，给传统刻板的语言教学课堂赋予了新的意义，彰显了语言教学本该具有的人文教育功能。 表演实践是整个体验循环的核心环节。“表演是一种建设性的行为，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周围世界的判断力”（Vygotsky1978：76，转引自金李俪2000：60）。戏剧文学的特点赋予这一环节极强的可操作性，戏剧表演实践成为英语戏剧课堂的最大亮点，为课堂教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笔者选取了《卖花女》剧目中矛盾冲突较明显的若干片段分配给学生进行小组演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熟悉背诵台词，设计准备道具，进行小组彩排，最后在课堂上汇报演出。各小组的表现令人叹服，学生对于剧本台词语气的拿捏、肢体语言的设计、道具的选用以及舞台效果的统筹等都做得非常到位。实践证明，大多学习者都具有较强的表演能力，他们需要更多的机会。通过表演实践，学习者对于文本的了解更加深刻，对于人物心理的揣摩更加到位、对于剧目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感触更深。另外，该体验环节的益处并不止于剧目学习本身，它也助益于学习者舞台表现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自主创作是对于学习成果的检验和体验学习的升华。通过系统的戏剧课程学习，学习者对于戏剧这种文学创作形式形成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对于抽象的戏剧概念具备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学习者可以通过自主创作活动检验所习得的经验知识，进一步挖掘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潜力。《卖花女》的结尾比较独特，关于各个人物的最终结局并不是以戏剧文本的形式呈现的，这就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陈述版的故事结局进行戏剧创作改编，延续该剧的主体风格特点，最终以英语戏剧文本的形式呈现大结局。教师对于这项自主创作成果可以从两个层面检验：一是书面形式的创作剧本，另外是对于创作剧本的表演实践。教学实践表明，只要给学习者足够的自主空间和创作机会，学习者完全可以充分展示和提升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文本阅读—赏析反思—表演实践—自主创作”四个环节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逐一落实开展，完善了CBI英语戏剧课程的学习体验。体验循环整合了从感知到领悟再到行动的学习过程，涵盖了阅读、听说、写作等多种语言能力训练活动，将语言学习与人文教育合二为一，体验式语言教学的优势显而易见。 三、结语 语言是思考和认知的工具，是文化与思想交流的载体，无论是母语还是二语习得都应该尊重语言所承载的对于个人发展以及社会性互动交际的功能，回避语言之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语言教学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式英语教学和CBI语言教学都是基于内容的语言教学理念，秉承以人为本、交互合作的原则开展教学，二者具备扎实的合作基础。基于体验理念实施CBI英语文学课程教学，将自由和自主释放归还给学习者，能为课堂教学注入活力和意义，真正体现教育的价值。在贯彻体验理念的CBI英语文学课堂上，学习者可以与文学巨擘进行思想的交流，在愉悦的氛围中与师长和同学分享真实的情感体验，依托英语文学课程的平台挖掘自身潜力、全面提升个人修养，在积累人文经验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因此，人文学科的优势得以凸显，教书“育人”的目标得到真正的落实。 本文作者：李莉莉 单位：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浅析英语文学教学之远程教育 英语文学教育的现状问题 （一）教学现状 众所周知，我们过去的教学方式只是老师进行单纯乏味的讲解，学生被灌输思想，然而现在采用的模式和过去的老旧方式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采用的远程教育打破了以往的那种单单凭借老师教的过程，而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更多地注重学生的学习目的，老师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变成了帮助者以及辅助者，而不是以往的那种主导地位。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更加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他们主要依靠媒体等远程方式进行。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是远程进行，辅导老师不能很好地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样就不方便分层次地辅导教学，不能实行有效的监控。 （二）学生方面的现状 由于我们的远程教育针对的学生对象存在很大的差别，不仅仅局限于学校的在校生，还有很多参加工作之后的学生，因此很多时候他们面临各种很大的压力。除此之外，他们的基础也相对地不太好，没有足够的词汇，特别是文学作品相关的各类修饰手法以及文化背景、宗教习俗等没有很好地了解。有部分学生对于远程教育没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因此他们的学习被动，没有计划，盲目进行，而且不能很有效地使用现代的科技软件等。 文学赏析相关课程的学习方法 我国著名的教育学者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只有那些正确引导学生的老师才是好的老师。特别是在当今的远程教育模式下，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就成为当前工作的一大重点以及难点。在我们具体的英语文学工作中，就要认真地将各种类型的学习方法进行有效的综合，注重培养学生自主以及合作的能力。真正的将引导、自主学习以及合理有效的监控，还有各种有效的评价工作做到实处。下面具体就这几点进行简要分析。 （一）要将课程导学工作做到精确合理 下面具体讲讲何为导。所谓导，通俗地说就是合理地引导学生学习，要不断地引导他们认识到我们学习的目的以及各类要求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先进行简单的作品阅读，这样能有效地树立学生的信心，除去他们的恐惧心理。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日常所建的各类成语以及书报等的标题所引用的修辞等文学手法进行讲解，这样学生就能够将复杂的文学和我们简单的生活进行有效的连接。我们可以重点讲解常用的方式，举例进行，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掌握文学。通过对各类文本的阅读，不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自身的表达能力。我们不可以急躁进行，要慢慢地深化，给学生一个接受的过程。对于其中面临的难点，我们一般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对于此过程中学生面对的各种难题，我们要通过网络以及 QQ或者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解答；设立专门的难题辅导专栏等多种形式来有效地为学生排解遇到的各类问题，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学生学习。除了上述的两种方法，我们也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和学习内容相关的网站等，或者是推荐一些由世界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等，这样他们可以将枯燥的知识转化为更加简单有兴趣的学习方式来进行，更好地帮助他们掌握学习文学的方法。 （二）要不断地改良学习方法 只有掌握了合理的学习方法才能更加有效率地进行学习，开展各项活动。因此我们的学员可以通过组成自发的学习小组或者是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等各种方式学习，会有很好的帮助。第一，开展自主化的学习。在当今的开放环境下，学生必须要做到很有效的自我管理以及学习发展并及时进行反馈，只有做好了这些才能确保我们的自主方式的学习能够真正地开展。在具体的导学中，既要做好引导作用，引导他们制订合理的计划，并认真详细地介绍各类教学相关资源的使用方法以及功能等，这样学生就能够自主获得各类相关的信息，对自主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要做到，不断地向学生介绍讲解对我们学习有帮助的各类实用技巧等。像是依据文章的前后文来猜测词义；阅读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很好地掌握文章的结构意图等。我们还可以根据已有的信息来获取文章隐含的意义，这样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以及要表述的深层次内涵。这就要求学生们要认识到自己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更好地帮助他们独立学习，并进行积极的信息反馈等活动。第二，开展多形式的小组学习等。具体开展时，学员可以根据老师的指引，并结合自身的特点，自发组织各类讨论学习小组，对学习的各类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这时每一位学员都可以随意地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学习中面临的各类问题等，大家通过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彼此完善；同时还可以背诵优美的段落，或者分角色扮演，这样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投入到学习的氛围里，最终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能力，对学习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三）要加强对学习过程的监督 远程开放学习有很强的自主性以及随意性，这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时不能连续有效地进行，学习进度以及步伐不能得到保证。因此，依据这种特点，就需要我们的老师进行相关的各类监督以及控制工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第一，对过程的监控。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让学生认真地把如下的工作做好，比如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制订合理的学习计划等。可以按学期或者月份或者一周等的时间来具体地实施文学作品欣赏。每天都要做好相应的记录，定期审核所做计划的合理性，不断调整方案，到学期末可以采取验收对照工作，我们可以将这些工作记录到对学生的评价里去，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在日常的学习中，可以通过不断地解答疑难问题等途径与学生保持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将工作做好。第二，对于进度的掌控。老师在做具体工作时，可以以书本为依托，按文学体裁的不同按月上传各种学习任务以及辅导材料等。这样学生的学习就有层次，更加易于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我们还可以实时地进行在线测评，认真地把握好学生的学习进度问题，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 （四）要认真落实好评价工作 我们在教学中开展的各种类型的评价活动，都是为了更好地激励以及辅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具体评价他们的学习态度以及方法、能力等，只有做好了这项工作，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展开学习。1.学生的自我评价内容。具体的评价包括评价他们的学习计划能否合理完成，能否真正掌握学习内容等；我们要积极地鼓励学生做好日常的记录工作，这样能帮助他们很好地进行反思，通过不断的反思然后制订更合理的计划。总之做到有效地自我测评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就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能力。2.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这类评价的内容也很多样，具体地包括对参加小组的次数以及对待学习的态度、平时的表现、对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等。我们要合理发挥学习小组以及网络等高科技来认真及时地将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展示。以此来更好地让学员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最终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以及热情度，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学习。3.授课老师给出的评价。老师的评价内容相对的具体点。主要包括学生对作业是否及时完成、辅导情况以及其他形式的内容，同时还可以结合学生的自身评价以及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做出最终的合理评价。#p#分页标题#e# 结语 众所周知，老师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技能，不应该强加给学生一些东西，而是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手段让学生本身激发出学习的热情，自主地进行各类型的学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很有效地掌握好知识。当今的英语文学欣赏中引进的远程教学工作就是最好的代表，它充分体现了当代教育教学的特点，通过开展这种新型的教学，学生能够打破以往学习中的被动以及畏惧的心理，对于他们掌握英语文学知识很有帮助。 本文作者：陆东日 单位：广西广播电视大学百色民族分校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1997年学科调整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信息一体化的全球化氛围中，再现勃勃生 机，很快从原来的危机状态下走出，经过几年发展，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三级体制得以完善，全面拉 动了该学科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层进展。但学科合并后的高层次整合并不理想，两个老学科之间的关系 多有争议，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依然不少。文章就学科合并及合并后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理念目 标、教学新模式建构以及近年来的教学改革试验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摘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 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 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 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 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学科界限;前结构;视域融合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 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 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 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1];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4]。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5];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6];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7].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8]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 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 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 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 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 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 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 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 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 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 前结构。[11] 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 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 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 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 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 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 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 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思维之上 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 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 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 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 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 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 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 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 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 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 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 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 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 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 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 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 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 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 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 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 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 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 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 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时期达到高潮。在 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 则是西方的近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 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 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 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 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 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 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 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 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 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 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 “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 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 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 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 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 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 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 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 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 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 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 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 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 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 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 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 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 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 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 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 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 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 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 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 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 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 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 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 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 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 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 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 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 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 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 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 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 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 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 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 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 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 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 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 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 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 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 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 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 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 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 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 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 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 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 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 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 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 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 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 相关联的存在。”[32]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 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 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 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 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 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 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 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 字”。在提出反对意见“‘名’之与‘字’,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 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 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 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 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海德格 尔称“‘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来阐 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见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 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 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 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 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 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 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 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 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 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 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 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 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 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 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 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 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 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 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 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 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跨文明研究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比较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蔚为大观，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既要树立一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意识并重的文化观念，又要成为人类精神相互对话和沟通的语境和操作平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与文化中介与交流媒体的角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过程，都在作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鉴别，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让人们即认识了自己———本国本族的文学与文化，又认识了“他者”———他国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文学的共同走向与共同规律，这是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预见，比较文学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将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对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何玉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的内外研究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图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三、结语 从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这一角度来分析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就可以发现，比较文学仍然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究竟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还是固守中国本位，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行思考，特别是后者。在一个本位主义极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学里，奢谈走向全球化，奢谈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只能造成中国比较文学更加积重难返。比较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表面上显示的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从本质上讲，反映的也是本位主义与外来主义之间的冲突。 本文作者：许相全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小议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弥补现有形象学理论的不足，拓展形象学的理论空间，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本文作者：宋虎堂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一、法国学派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 比较文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得到命名,进而在进化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将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化精确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欧洲文化中心之内。然而在成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内存在着大量的异常现象,由此导致了美国学派所声称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言,“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后来韦勒克在考证“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自然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借用问题,而是一种范式的借鉴。因此韦勒克先生才说:“浪漫主义思想丧失了信誉,从自然科学引进的思想大获全胜,连在文学史上的撰写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实事实远不像韦勒克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作为一种进步的神话,也作为一种范式的霸权几乎支配了当时乃至现在的所有人文学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然而当时的文学研究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学范式的姿态,反倒主动迎合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进化论之外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的观念让当时的研究者将文学史看作不断进化的历史。比如法国学者布吕纳介耶就非常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法国的文学史。后来比较文学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论》便是具体运用进化论的观念将整个文学史的演绎分成了氏族、城邦与国家三个阶段。这些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奠定起了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了相应的领域,即欧洲范围内的文学交往历史事实。这在梵•第根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伽列与基亚都在力图圈定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伽列为比较文学所作的定义所包含的研究领域,还是基亚在《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指定的研究书目,他们都明确地将“国际文学关系史”定格在了欧洲。由此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确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发展似乎步入了一个常规时期。然而“常规科学不会产生目标之外的任何新现象,事实上这些与盒子不合的现象根本就不会被发现。”这些与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现象便是库恩先生所说的“反常”(Anomaly)。所谓“反常”就是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在法国学派的范式之内,大致出现了这样几种反常现象,这是他们无法在范式内解决的,也是引起美国学派诟病的地方。即文学历时性之外的共时性问题,即没有事实联系的相似性问题;科学实证主义之外的美学价值问题,即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问题;欧洲文化范围外的文学现象问题,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行文学现象问题。 二、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 美国学派的出场首先是在危机的呐喊声中掀开比较文学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发出洪钟般呐喊的是捷克裔学者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接着在后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历数了法国学派的各种罪状,诸如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文化贸易主义与沙文主义等等。这场论战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观地运用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学派的这些“罪状”其实是他们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导致的问题。祛除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到了美国学派的手中会走向何方?这便是我们要论述的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通过前面的分析,法国学派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视域将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性的文学关系史”,其实就是从时间性维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拒绝或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分析。而共时性范式则主要从横向对比分析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也即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成为自新批评以来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它将文学研究导致了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着重从文学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具体请参见朱立元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前言)美国学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评。正是以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首先强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后以此为契机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构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学派。 国际性的文学现象是法美学派的一致的研究领域。然而之所以有论战,主要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范式视域。法国学派秉承的是历时性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眼光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交流事实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汇总,以达到一种“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国学派认为“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文学学术观,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韦勒克开创的共时性范式下,雷马克及韦斯坦因等美国学派学者建构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体系,主要来讲包括了这两大研究体系:本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体系中包括了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与类型学;在跨学科体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与法国学派一样,确定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圈定研究范围,继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韦勒克声称:“关于赞成提‘比较文学’,还是‘总体文学’……至少西方文学是统一的,它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紧密整体。”科修斯也认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评论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当然,韦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东方研究比较文学的可能性,固执地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图。通过归化吸纳或排斥拒绝,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最终确立起来。然而范式的确立最终让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一样陷入了不可挣脱的范式悖论之网。在美国学派所持的范式内同样出现了这样几类反常现象: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东方文学问题。其实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历时性的追求国际文学关系史拉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规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时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为收缩而后者则无限放大,导致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大有被文艺理论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险,由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另一次危机。因此才有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为什么会如此呢?共时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时间界限,从横向研究跨越性的国际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马克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词才能包含。从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次大会到后来伯恩海默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该怎么处理这种文学与文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态,甚至自愿放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术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卡勒还只是有点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对这种纷然杂陈危机四伏的比较文学干脆表示放弃:“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然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将比较文学学科取消! 不仅如此,当美国学派的共时性范式遭遇学科身份泯灭的危机之时,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带来的反常现象也困扰着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者。当韦勒克、雷马克与韦斯坦因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时候,各种文化研究的热潮打破了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处理由于文明所带来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现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号召。即便如此,旧范式已经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内看到了反常现象而已,因其无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全球化的号召最终就蜕变成一种口号! 三、中国学派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异质性道路” 范式作为一种悖论话语,不仅建构着学科也解构着学科。法美学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将比较文学推向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学派都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元范式”影响下以追求“同质性”为旨归。而这一点却是范式理论本身也无法看到的。因为范式理论本身便建立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库恩先生一方面声称所有人文科学根本还未进入一个成熟范式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成就属于西方。因为“只有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文明才拥有最基础的科学。”鉴于范式理论本身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我们根据李凯尔特有关文化科学的异质性理论来进一步描述法美学派范式的局限与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德国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科学有两种分类方法即质料的与形式的分类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二者的对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类原则即“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一点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通俗地讲,所谓连续性原理就是说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连续体。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表达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连续性与异质性构成了现实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分开,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科学)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数学采用的是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排除异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是通过对异质性的同质化或排除异质性而达到,而文化科学则直接关注异质性。然而比较文学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同质化范式而强调异质性。从现实而言,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也是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认识到的文化现象。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学派那里遭遇到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尤其是自德里达以来的各种带有解构性理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族群主义等)之时,就应该发现他们用人文主义反抗科学主义,用边缘解构中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异质性”。因为现实的东西方世界的发展正在面临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文明与冲突》一书里从学理方面探究了东西方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文明异质性冲突。虽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关注的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然而因为法美学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学同质性范式长期地遮蔽了这种异质性,当然也就解决不了比较文学在面对文化大潮与东方文明的时候所带来的危机。 当比较文学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其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的强烈冲突,因此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的阴影下,企求通过“求同”来缩短与西方学术的距离,最终导致中国学界的“失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最初台港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到大陆积极响应,一直都以“求同”心态在进行着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其结果是不仅理论特色与立场缺失,甚至学科学派也常常遭到学界诟病。后来在学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论争与探讨,以期总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曹顺庆先生率先在总结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下所遮蔽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与东方文明独特性,结合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学术的走向,曹顺庆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并且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理论。正是通过异质性的变革,不仅在跨文明的立场上运用文学变异学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学派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中国模式以互补对话交流沟通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了法美学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论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顺庆先生所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充分地关注了李凯尔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学的异质性原理在现实学术与东西方文明中的呈现,才找到了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发展的真正动力,才彻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学同质性范式的壁垒,比较文学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终寻找到世界文学“共同的诗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课程改革浅谈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作者：郭志清 单位：集宁师院中文系 比较文学论文: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比较文学陷入了教学危机，危机首先源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定义不清，其次因理论化倾向导致晦涩难懂，师生均不易把握，第三是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为此教师要加强自身知识和理论学习，同时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并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 比较文学在地方师范院校开设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诸如学科自身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教学难题，又有地方师范学情带来的授课难题。 一、学科自身危机带来教学困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称呼没有凸显出“比较文学”学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甚至有将比较文学淡化之嫌。这样一种称呼加重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带来了比较文学教学的危机。学生对学科本质误解严重，教师陷入正本清源的辩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讲授学科史。然后，再以具体的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授课内容，而这些理论与实践往往涉及世界文学内容。很容易让学生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世界文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误以为本学科没有独特的方法论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学科定义不明确让师生均难以适从，研究方法不规范让教学难以说服人。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危机不断，“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的结论。”①正因为学科概念不清，导致学科危机不断。克罗齐认为“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②针对这一发难，比较文学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的口号，指出比较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线的文学研究。”③这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仅仅把没有跨越的文学比较研究切割出去的学科主张不够严谨，跨越的文学研究依然是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学生写作的时候依然会套用某外国作家与中国某作家之间，或外国某作品与中国某作品之间的比较等诸如此类模式。对于写作依据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可比性来比较。等教师回过头来再讲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时又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这些晦涩的理论难以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热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多样，大致上可从学科内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三个角度去把握。④学科内部研究又分为若干个研究范畴，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几个范畴。总体文学研究则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国文学为关照，寻找总体文学规律为旨归，主要包括阐发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畴不清，如对王国维的两部作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研究归属问题。陈惇等《比较文学》将之归入“比较诗学”，认为阐发研究和对话研究则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则将阐发研究与比较诗学并列同属总体文学研究下的研究类型，“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产于乙文明当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⑥这样势必会造成学生阅读专业基础书籍时即产生种种困惑，教师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实相告专业现状，无法择一确切回答。 二、学科知识理论化倾向导致师生沟通不畅 地方师范院校通识教育滞后导致学生知识视野均偏向某一专业，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够，因而研究起来如盲人摸象。教师本身对许多学科内部研究方法尚不能应用自如，更不能进行深度理论开拓。难以在全面建立师生互动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学习比较文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不然难以把握宏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量理论著作问世，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汹涌而至。比较文学界在学科自身危机尚未涤除的情况下又要应付理论围剿，以及吸收、利用这些理论来应用于自身实践研究。这样不仅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畴交融，而且使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味道淡化。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不被重视，而是过度强调与前沿理论的契合。笔者并不是主张去理论化，而是指明课堂教学中理论化倾向对授课的负面影响。在只喜欢阅读图画的浅阅读时代，眼花缭乱的理论难以找到知音。个中原因，除了理论艰涩之外，大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份来自中智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没时间读书’的比例高达57%，‘不习惯读书’的占44%。调查还显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业余时间以读书来休闲，而上网(59.65%)则取代了阅读，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⑦据笔者调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师范学院，除了个别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同学把时间投入到了网游、兼职和社交活动上。课程作业虽然布置了，但多数同学总会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才开始动手查资料，动笔写文章，目的只是为了交差，结果只能是令人失望。这样的阅读现状是我们时代的无奈，更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无奈。这样的学情让理论教学变成了自话自说，不能在课堂上达到共鸣，不能启迪学生思索、创造。 三、教学方式落后导致学习兴趣低落 学科自身的危机加上偏爱宏观理论，往往使研究显得空泛.没有“文艺学”那样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文学史”那样生动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之外，还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结构，合理设计讲授内容。根据笔者本人的实践和观察，令人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授课时往往是填鸭式教学，带着自己整理好讲义，按照填好的教学进度表逐一讲授。这一责任不能全怪教师，因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要求每个教师都要严格依照教材内容授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内容上课。教师们为了达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发现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学生琢磨后与自己交流。而当代大学校园的师生关系也不如中小学的师生关系亲密，教师上课时才夹着讲义走进教室，学生放学后就匆匆收拾书包去做兼职。师生之间鲜有课堂互动，更别提课下答疑解惑。教师教学内容缺乏创新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识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十分容易，一台电脑，一根网线，鼠标一点就能搜集到许多信息。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网络上下载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课堂笔记来参考，而不必花费心力去把知识点一一写到笔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仅仅把学科知识归纳出来让学生记笔记备考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学生抵触。如果说知识点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的话，那么教师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梳理与讲解点评应该是教师授课特征的体现。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信息多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求知愿望。 四、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这些危机，教师要负起责任。首先应强化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科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如指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使自己立足在一个坚厚的知识基地上。这样便于应对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对学科危机的疑问。“比较文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已是地方师范院校常态，然而尚难以找到权威的教材，教材之间存在着观点争锋。甚至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径庭，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时候教师不宜作某一种观点的宣传员，也不能当调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原则告诉学生学科现状，帮助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甚至鼓励他们去参与这一“显学”的探险，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其次，教学中应注意理论结合实践。面对理论汹汹，要以恰当的案例来帮助同学们理解某理论对科学研究的帮助。比如说在讲授平行研究时，重点落在对可比性的寻找上。甲乙双方的异同罗列难免会有随意之嫌，而把问题上升到各自所处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异同的原因。这里我们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作为案例，方平先生把两个异时空存在文学形象的可比性落脚在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寻中西方审美的共性与特殊性。⑧这样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当做教学案例来讲授，既能解决理论困惑，又能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第三，教师应积极探寻适宜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强，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不仅授课内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学们也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把理论知识消化吸收，而且要能应用到实践研究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便利解决当下教学难题。可通过网络来教学内容、设立讨论主题，组织学生结合各自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经验进行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发给教师，教师择优到网络空间供大家点评。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又扩展了课堂教学内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课时普遍较少，这样做也为本科争取了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文学教学难题摆在同行教师面前，需要大伙儿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应对时代挑战，应对学科挑战，应对理论挑战。如果教师都对学科理论了如指掌，并对相关学科广泛涉猎，如果教师怀着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学中，那么，比较文学教学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文化解读论文: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尴尬——徐坤《厨房》中枝子形象的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厨房》 反叛与回归 传统女性文化 现实尴尬 论文论文摘要：枝子从反叛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到试图重新回归的心路历程，彰显出传统女性文化深远的影响力及其在现实中的困惑与尴尬。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昭示了当代女性解构、重构与继承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二十世纪短短一百年间，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演绎得无比壮怀激烈，但一百年相对于漫长的几千年来说毕竟还是太过短暂，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印记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深烙在每一位女性的心里，内化为她们生命存在经验的集体无意识。徐坤《厨房》中枝子从逃离厨房到回归厨房的心路历程和轨迹，形象地喻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历史惯性和宿命，更深刻地昭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一、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 自远古人类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取代以后，伴随着漫长的男权制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形成了深刻而丰富的伦理内涵，其中性别位置与角色成为最直白又最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在古代《易经》里是这样说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辟户谓之乾，阖户谓之坤;乾，健也，坤，顺也;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pl通过男女关系天地化对女性位置与角色作了明确的框定，她们的性别角色是理家主内，做一个孝顺贤良的媳妇、妻子与母亲。 然而对于这种男权化语境下的角色定位自古以来一直有诸多女性心存质疑和不甘，所以在传承女性主流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非主流乃至反主流的的声音。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更有一大批现代女性大胆地冲破伦理或制度的樊笼，从封建家庭和封建婚姻中挣扎着跑出来。而临近二十一世纪新旧更替之时，许多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知识女性不仅拒绝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在自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解构并颠提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徐坤《厨房》中决然地离家出走的枝子无疑便是这样一位女性。不知是她天性中实现生命价值的欲念使然，抑或是她内心里固有的围城情结作祟，结婚生子后她却又毅然地追求另一种生活而“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灶下脾”。她的反叛并不针对那个笼统的大家庭以及围绕大家庭的伦理制度等，而是普通家庭中一间真实的厨房。“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切摆设。那些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全都让她咬牙切齿地憎恨。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于是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 虽然文本没有对枝子的婚后生活作过多的描述和交代，但有一点读者还是可以清晰地从文本中解读出来，枝子的出走并非因为婚姻家庭的不睦与不幸，更多的是一种性别觉醒与反抗。枝子不是中国的娜拉，她的出走不同于易卜生笔下娜拉的出走，娜拉因不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不愿成为男性的玩偶而决绝地出走。枝子也不是现代的子君，她的出走也不同于鲁迅笔下子君的出走，子君的第一次出走是为了追求婚姻自由，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主动离开生她养她的“大家”;第二次出走则是因为他们的爱已经无所附丽，涓生嫌她已成为累赘而被动地离开组建不久的叼、家”。她们的出走带有极其浓重的悲剧意味。 当年鲁迅在深人思索与探究《娜拉走后怎样》的同时，以多数作家所关注的终点作为自己艺术叩问的起点，完成了关乎女性解放问题的不朽之作《伤逝》，如今徐坤的《厨房》又站在了一个更高更新的起点上。枝子的出走已几乎不复存在娜拉们和子君们出走的种种原因，她的婚姻是完全自主自由的，她有丈夫和孩子，她与丈夫“爱与被爱”着。她之所以出走是因为她从女性自身的厨房语言中读出了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的危险，她不愿一辈子只做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不甘在简陋的厨房中简单地度过她漫长的一生。枝子的出走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 二、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 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女性文化不仅有着牢固庞大的根系，而且时时彰显出其超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枝子在割爱逃离厨房，经过岁月风尘的砒砺与磨洗，成为商界里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之后，其内心不但没有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后的满足与骄傲，反而对这个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名利世界感到一种莫名的厌恶与不安，于是家中宁静而温馨的厨房对她又重新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在一个个孤夜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 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它会泯灭和湮没人性中许多美好宝贵的东西，它可以把弄潮的男男女女送达到风和日丽的宁静港湾，也可以残酷地把他们抛掷到精神荒芜情感死寂的无垠沙漠。为了事业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枝子在艰难的摸爬滚打中几乎把曾经拥有而弥足珍贵的亲情和温情丧失殆尽，她每天所面对和接触的是“名利场上各色各样的人:卑鄙的、醒凝的、委琐的、工于心计的、趋利务实的人……”她越来越觉得每天的酒桌应酬是“那样累，那样食不甘味”，带给她的似乎只有算计和尔虞我诈，还有就是“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 好在物欲横流、追逐实利的商业化生存环境并没有完全异化和湮灭枝子的精神本能和情感良知，虽然“早年的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早就像茧子那样硬厚”，但在她心中某个隐秘的角落里，在她精神和情感的源头里依然存有些许温馨而柔软的东西。“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的原始本能和冲动会时时从她的心底涌起，终于她又实实在在地重新回到了那摆放着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充满了色香味的厨房，“回来得又是这么主动，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急躁冒进，毫无顾虑，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里。” 尽管枝子走进松泽的厨房有着一定的荷尔蒙因素，她看到“男人的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t恤的短袖裸露出他筋肉结实的小臂，套在牛仔裤里的两条长腿疏懒地横斜，大腿弯的部分绷得很紧，衬出大腿内侧十分饱满，很有力度”，并且她的脸“突然莫名其妙地红了”。但是对枝子的重回厨房显然不能只从如此狭窄的角度作浅层解读，因为如果她仅仅想得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人的所谓爱，“以一个商界女星的身份来说，对她前呼后拥献殷勤的男人总是数不胜数”，她根本不用也不必如此屈尊地到厨房去俯就一个男人。枝子的重回厨房是一种传统意识惯性下的真实的心理诉求，是女性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虽然从性格逻辑上来说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一种女性文化心理的必然。对厨房的向往是女人的原始天性对真情世界的向往，“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其在女人心里的地位和分量不亚于漂泊游子心中的故乡，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上都是女人最真实的永远的家。因此枝子的重回厨房如同她的出走一样，也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 三、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走出厨房，枝子是一个成功者;重回厨房，枝子是一个失败者。但成功者也好，失败者也罢，她始终挣不脱的是几千年来织就的那张巨大的乳豁的网。《厨房》之所以超越同类作品而备受推崇，就是因为其没有陶醉于女性走出厨房的虚幻胜利，而是以此为起点在更高的层面和更新的时代际遇中审视女性生活和女性命运。透过枝子形象，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女性的历史宿命和抗争的无奈，更强烈地感受到传统女性文化在现实中的多重困惑与尴尬。 其一是传统女性文化解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危险的枝子，解构并颠覆了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经过一番刻苦的拼搏摔打之后终于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但此时她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不仅迷失了早年多愁善感的女儿心，甚至在酒桌酬醉和虚与委蛇中几乎要失去作为一个女人真性真情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她成为一个“女强人”之后，她离“女人”的本义和本质也渐渐地远了。她可以从精神上完成对女性角色定位的解构与颠覆，却无法解构和转换女性的自然性别和文化性别。她的内心又隐隐地听到了在一代代女性血液中流淌不息的来自远古的呼唤，所以她又试图让自己从“女强人”重新回归到“女人”，情愿让主体化的自我重新回归到客体化的厨房。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女性解放的要义理解为经济解放，鲁迅说“一切女子，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娜拉和子君的悲剧似乎便是最现成最有力的例证。但是枝子却用另一种话语形式告诉人们，经济权的获得并不能使女性得到彻底的真正的解放。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强人”，枝子无疑已拥有了无比强大的经济权，但她却深深地陷人了另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惑与尴尬。在解构与颠覆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之后，枝子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她的身心无法言说的疲乏和倦怠，使她的精神无所归依的失落和空虚。 这就是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既非源自于反叛的抉择与痛苦，也非源自于反叛的艰难与失败，而是源自于男权化的生存竞争环境对女性介人的有意识骚扰和排挤致使女性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角色被重新唤醒与召回，使事业成功后的枝子又无奈地陷人了传统女性文化意识复归的怪圈。 其二是传统女性文化重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意欲让自己重新从“女强人”回归到“女人”的枝子，试图复归与重构当年被她质疑并解构的传统文化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已然不惑的枝子自认为是一枝虽历经风霜却仍然盛开在厨房氮氯香气里的桅子花，所以“在一阵骤然而至的雷阵雨突袭过后”的一个夏天的傍晚走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爱与欲往往会使女性的智商和年龄同时降低，平时枝子无疑是一位高智商的成熟女人，此刻枝子却成了一个低智商的幼稚女孩。当年枝子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被缚的危险而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如今她却在自己欲回归厨房时试图将另一个男人也缚于“厨房”。尽管在厨房中“女强人”阴影淡退，“女人味”暗香浮动，但枝子的真情骚动和肢体表达却始终得不到松泽的进一步回应，反而让“不怕玩就怕认真”的松泽倒吸一口冷气。其实徨论让松泽伴她共度漫长的一生，就连她刻意经营的这个夜晚他也并不情愿就此度过，“男人一方面惴惴，觉得女人枝子给他的面子太大了;一方面又稍嫌累赘，觉得整夜晚在自己家里吃上一顿饭，太缺乏新意。”所以，那个夜晚枝子可怜地成了“衔笛起舞的印度耍蛇者”耍弄的那条蛇。 如果仅把枝子的失败归因于她错把一位花心而不愿负责的男人当作了自己托付和依靠终身的对象，那就显然没有真正读懂《厨房》的深层涵义。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并非仅仅源自于人物与人物的性格冲突，更源自于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枝子当年在解构并颠覆传统女性贤妻良母角色定位时，把厨房连同爱与家庭都置于一个心理的对立面，所以从她出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回归厨房得到真爱只能是一种奢望。男人可以兼得事业和家庭，而女人为了拥有一部分就必须以牺牲另一部分作为代价。切莫以为事业成功的枝子在男女关系中已处于强势地位，在新的生存环境中男性及男权往往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来蹂嗬女性，“新的商业文化语境中的实利性运作对男性精神人性的严重异化致使中国当代女性最大的优患不在于男权的压迫，而在于来自男性的玩弄和欺骗。 不过纵然松泽不是一位不愿被依赖不愿负责任追逐实利的花花公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业已功成名就的不惑之年的艺术家娶一个同样年届不惑的“女强人”为妻终究也属于小概率事件。 这就是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一个拥有经济权的“女强人”的情感困境。她试图从“女强人”重新回归女人，回归厨房回归家，重构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但她的家已然不复存在。枝子只能无奈地面对渴望回家又回不了家的尴尬处境，只能在回家又永远回不到家的漫漫长路上终生流浪。 其三是传统女性文化继承者的困惑与尴尬，即本色的“枝子”的心理困境。这是每一位受过女性解放的大潮冲刷却依然生活在本色中的大多数当代女性的心理两难，是隐藏和隐含于《厨房》故事之外需要读者自己通过想象去体认的更现实的女性生存状态。假如当年枝子虽然读出了自己被缚被物化的危险，却没有毅然地从厨房中出走，而是以本色的形态承袭了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那么其困惑与尴尬必然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一方面让这样一位聪颖多才的知识女性在厨房中默默地消耗一生，无疑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0，强烈的悲剧性元素定然会凸显出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合情与不合理;另一方面，既然枝子已读出自己被缚被物化的危险，她的心就会始终蠢蠢欲动，“走与不走”的困惑会伴她一生，她不得不终生忍受身与心相分离的痛苦与煎熬，她的心既已不愿传承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她的身就只能处在一种伪造的生活里。 枝子的这种心理困境无疑正是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反叛与继承传统文化的两难困境。女权主义者所倡导和推进的一次次女性解放运动使许多女性的内心已对传统的角色定位产生强烈的不满和质疑，但在实际生活中她们仍不得不无奈地继续扮演自己不满的角色。表面上看她们也已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权和政治权，但男权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其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只能是延续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在今日，女人虽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虽然当代女性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政治经济获得独立，但她们仍然受到重重的束缚。 女性真实的心理困境正源于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现代人类和现代文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一个不知道现代城市文明的人会满足于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一个厌倦了现代城市文明的人又会重新向往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但一个已然知道现代城市文明却依然生活在乡村的人，必然会向往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因为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对任何一个“乡村人”都有着天然的吸引。 这就是本色的“枝子”的心理困境。当然“本色”仅仅指枝子未曾改变的生活和生存状态，而不是指她已然蠢蠢欲动的心绪和心理状态。显然她也不再仅仅是《厨房》中那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很可能是一个患有严重“城市病”的不幸女人。但是她以及她们的多重心理困境正昭示了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文化解读论文:基于制度优势视角的企业文化解读 [摘要] 企业文化就是“自然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和规范”；企业文化较契约制度在激励和约束企业成员上具有比较优势；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关键词] 企业文化 契约制度 比较优势 一、企业文化——企业必然的制度创新 “市场运行要花费成本，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权力（企业主）指导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于是在劳动分工、减少偷懒、委托、道德风险、契约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性等各种理论的解释中，企业是作为替代市场交易的另外一种组织形式出现。 企业的经理人为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获得而必须要求他发挥最大潜能来管理好企业。这样企业的经理人就必须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契约合同（或者说是企业正常运行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约束机制等）来监督企业成员,使得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达到有效的统一。企业的监督制度的出现对于企业的运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维系企业经理人和企业成员之间契约合同关系的有效媒介。 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等密切相关，而且企业的发展历史过程、企业创始人的精神品格等对企业的发展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企业经理人可以利用企业存在的这种独特性（与其他相似企业在文化背景、家族管理、历史背景、企业使命等各种因素比较）制造各种差异化的优势，并把这种差异化优势转化为一种激励信息和刺激信息传输给企业成员。这种信息是一种正面积极的激励信息和刺激信息，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成员的生产热情、奋斗干劲、团结精神。企业经理人可以很好的把业已存在的各种企业规章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转化为企业成员的一种意识形态，有效的作为一种正面积极的激励因素。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企业文化的出现是企业减低监督和激励成本的必然的制度创新。 企业成员内部存在非正式组织行为。在企业中,强制性的契约和正式的制度首先规范着人们的行动以求获得行动的一致性，但是由于人自身具有“社会性”的人性，使得人在企业生产中又内生出一种自然规则,即非正式组织的文化规则。“非正式组织就是企业成员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有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惯例,其成员必须服从。”（芮明杰,袁安照,1998,p38)上述的正面积极的激励因素以及非正式团体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惯例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企业文化。 二、企业文化较正式制度的比较优势——建设企业文化的缘由 企业的契约制度作为正式的制度设施并以监督机制形式在企业内部运行。契约制度要发挥监督和激励作用，必须先转化为企业成员头脑中的直接意识形态，然后这种直接的意识形态再影响企业成员的具体行为，这是因为人的行为总是直接受到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企业文化则作为“自然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和规范”以意识形态直接深刻的影响和规范着企业成员的行为，这是因为企业内部的价值观和经营哲学、禁忌等精神符号在行为层次上都已经转化为一种企业内部共同遵循的规则—一种人际间的默契，而非契约下的行为。它就像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和戒律，深刻的影响其成员的意志和行为。 两种作用模式比较之后，企业文化较契约制度能更有效的影响企业成员的行为。人的行为更多的是受到自己意识形态的指导。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非正式制度,以直接意识形态的途径最为直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企业成员。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存在,如果没有很有效的转化为企业成员头脑中的意识形态，那充其量只是外在的制度形式,不能有效的产生激励和约束的作用。企业文化一旦形成,企业成员便会以企业经理人的合作伙伴身份完全纳入企业的运作之中,虽然企业成员可能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激励。 企业文化也因此比企业内各种规章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效果更具有优势，这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洞悉企业文化的本质特征——建设企业文化的关键 1.企业文化的不可复制性。企业文化是扎根于企业内部的内生变量，它始终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缓慢的进化和发展。企业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具有十分稳定的独立性和单一性。 2.企业文化的弥补性。任何完美的契约制度是不可能全面监督和激励企业成员的行为。企业文化则可以有效的弥补这些缺憾。 3.企业文化的制度化。我们可以发现好的文化规则，使之制度化或通过仪式使之强化；我们也可以通过不断的经验检验各种规则，选择更有效的制度,使企业达到一种自发有序的状态。 4.企业文化的原创性。企业文化是企业中群体经验的积累，它常常包括了企业最初领导人或第一批创业成员从自己经验中领悟到东西，并逐渐融入更多成员的理性思考，最终沉淀为组织内共同遵循的原则。 5.企业文化的顽固性。企业文化容易造成一种思维定势，使人们的思想囿于其中，而且丧失了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突发问题的能力。 四、构建企业文化的启示 1.企业管理者必须重视和意识到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企业文化内在的比较优势造就了企业外在竞争优势，企业一旦形成了这种差异化的文化，就会演变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它的竞争企业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 2.企业的管理者在企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挖掘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固有的企业文化，原创性的总结形成企业独特有差异性的个性文化。 3.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把全体企业员工视为建设和创新文化的主力军，做到以人为本，充分的发挥每个员工的能动性和参与性。企业管理者应发挥企业文化建设领导者的角色,敏锐的挖掘企业中好的的非正式制度并使之制度化,加强企业的外部宣传,导入企业cis识别系统,通过不同的管理方式促成企业文化的形成并发挥其重要作用。 文化解读论文:试论信访困境的传统法律文化解读 摘要“无讼”是 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 （一）“无讼”观的提出 古代社会里，官方追求“无讼”并非排斥解决纠纷的一切手段，只是尽量避免将词讼引入官方的视野。一方面，官府积极引导宗族等社会力量将大量的社会纠纷解决在官府之外，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阻止当事人讼至衙门；另一方面，对已进入审理程序的民事纠纷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对官方的“无讼”观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官方的“无讼”观体现为采用“引导+阻止”的模式避免大量的民事纠纷涌入司法途径；从实质上看，官方的“无讼”观表现为对纠纷本身（而非纠纷承载的案件事实）进行否定性评价。 　在官方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现实生活的压力下，普通百姓形成了不同于官方正统观念的“无讼”观。如前所述，百姓对讼争的轻贱，不取决于诉讼影响自己的德行，而取决于讼争会给自己造成实际利益的损失。笔者认为，民间的“无讼”观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百姓在官方的引导下，将大量的纠纷解决在官方之外；从实质上看，百姓对诉讼这种纠纷解决的权威方式持轻贱和蔑视的态度。 这种官方与民间二元化的“无讼”观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古代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将信访事件的大量涌现看作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中央将上访率作为考核评价指标，其目的也在于通过基层国家机关的工作，减少信访事件的发生。某地上访率高，则表明该地社会不稳定，地方官员缺乏政绩。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纠纷大量增长不再是地方官员“德行有亏”的表现，但对官员政绩的负面影响则是古今同一的。地方国家机关面对刚性的评价指标，只能千方百计做好息访工作，堵访、截访只是工作手段之一。在社会和谐的理想图景中，这种思维方式将公民的信访行为与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从形式上看，这种做法并未对法院的纠纷解决职能产生直接影响；但从本质上看，国家将纠纷本身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加以否定（负面）评价，则与古代官方“无讼”观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这种以政绩为追求目标的“无讼”观的影响下，才会出现政府官员的“刁民论”、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的惊人建议，以及将拍摄上访照片的网民送进精神病院的极端行为。 四、摒弃“无讼”观念，摆脱信访困境 要解决拓宽信访渠道与堵访截访层出不穷的矛盾现象，应当从正确定位信访入手，将其还原为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法定权利，排除“无讼”观对信访制度的影响，通过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正确定位信访——政治参与的手段与权利救济的方式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从根本法的高度赋予我国公民批评、监督政府的基本权利。信访正是公民通过书信、走访等形式实现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手段。《信访条例》则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信访界定为公民向政府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活动，信访从政治参与的手段演变为提出“投诉请求”的方式，其职能也由一般性的监督向多元化转变，即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和权利救济。 其他国家机关（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颁布的信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信访条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将信访界定为信访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控告、举报和申诉”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则将立案与信访工作合并窗口办公，将信访视为与起诉并列的“来访、申诉和申请再审”等活动。 由此可见，信访是宪法、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通过信访渠道向国家机关反映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没有采取激烈的方式与国家对抗，是行使法定权利的表现，同时也是信任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表现。 （二）摒弃“无讼”观，实现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赢” 1．摒弃“无讼是求”的传统思维，树立信访是信访人正当、合法权利的观念 既然现行法律体系已将信访定位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则在实践中各有关机关应当正视这一权利的行使，引导其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大禹治水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对待“信访洪峰”只能采取疏导的方式，“堵”、“截”只能收一时之效但可能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各级国家机关应当摒弃“无讼”的传统思维，“不责人之争，但论其曲直”??，对社会纠纷、社会矛盾本身不做否定评价，将着眼点放在如何更加高效、公正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上去。 2．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古人早已指出：“讼也者，世事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既然纠纷不可避免，在目前司法资源尚不足以解决全部社会纠纷的情况下，盲目、片面地追求“无讼”、“零上访”将是掩耳盗铃之举，不仅起不到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更大规模不和谐事件的发生。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很多当事人提出信访请求确有合理之处。根据于建嵘教授研究的成果，信访中“有道理”和“没有道理”的比例大致为4：1。既然确有道理的信访事项占绝大多数，各级官员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一阵子”对其采取壅塞的态度，而应当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程序的权限，积极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机械地将“无讼”（零上访）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可怕的不是词讼本身，而是词讼背后的纷争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当然，肯定信访行为的合法性、及时受理信访请求，并不必然产生妥善解决信访事项的结果。信访的结果如何，与信访制度是否合理、信访机制是否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应当看到，信访机构对公民通过信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双方易于产生“共情”的效果，本身就有助于化解信访人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积累的怨气，提高信访人对国家机关的认同感，这对维护社会稳定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根据于建嵘教授赴止访村统计的结果，上访人上访的目的：90.5%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可见，信访在很大程度上是信访人的一种宣泄的渠道。对其不逃避、不压制，有助于缓解信访人与政府间的对立情绪，对维护社会稳定产生积极作用。 总之，传统的“无讼”观对现行法律秩序有深刻的影响，无论是民众对诉讼的排斥和对信访的青睐，还是国家对信访渠道的畅通以及对社会纠纷大量涌现的恐慌，都是“无讼”思维在当今的表现。维护社会稳定可以通过完善诉讼和信访制度，更有效地解决纠纷来寻找突破口；如果仅仅为了营造“无讼”的假象，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只能适得其反，并使信访困境无从破解。 文化解读论文:汉代酷吏的法律文化解读 摘要：法家思想与文吏制度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基础；特殊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武帝时期的政治诉求为汉代酷吏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条件。汉代酷吏的治世风格迥异于后世儒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整体特质也不相协调，但杀伐立威却并不总是意味着大肆破坏国家律令，酷吏的表现恰与汉代律令的性质和特征存在紧密联系。汉代酷吏群体的消长、演变，动态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呈现了中国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进程。 关键词：汉代酷吏；王道；霸道；法律文化 作者简介：李巍涛，男，河北廊坊人，法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酷吏之“酷”本意为“酒味厚”，原与暴虐、残忍没有直接关联，因此不能将“酷吏”简单理解为“残酷暴虐的官吏”。执法严苛以及对法律的特定理解和运用是汉代部分官吏被归于“酷吏”的主要原因，但这往往无关乎其政绩和个人品质。汉代酷吏大量参与当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审判活动，乃当时法律文化的承担与创造主体之一，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尽管汉代酷吏与后世酷吏存在诸多不同，但今人对酷吏笼统一贯的认识已经偏离了司马迁的本意，究其原因，自是儒家思想对传统文化影响过深，汉代酷吏则往往被置于儒家德礼教化标准之下进行评判。本文从国家律令制度、法律文化角度对汉代酷吏进行实证性解读，进而说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番厮杀、融和，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政治实践的历史性选择。 一、汉代酷吏的法家底色 先秦及秦法家的思想融汇于其所创设的文吏制度、选官制度、考绩制度等各项制度之中，这些制度均为汉代大体继受，而酷吏作为汉代政治体制内的一分子，大多经由这些制度培养选拔出来“优事理断”，此一过程即其受法家思想熏染的过程。自汉代始，法家式微，甚至不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但其影响却从未间断，“中国以后的政治，大部分受法家学说支配，因为他们的学说乃从实际政治出来，且与实用”。因此，汉代酷吏与先前法家在对法律的认识、执法方式和手段等方面虽存在差异，但其仍不失为法家文化的传承者，摆脱不了法家底色。 1.以法家思想为渊源 汉代酷吏的法律观念大多受法家思想影响，法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立公弃私、明法治吏”等观念均在汉代酷吏身上有所体现，不同之处在于汉代酷吏并无法家人物对法律的价值认同，法家思想对酷吏的影响主要通过制度性训练耳濡目染而成，所以汉代酷吏对法家思想的继受往往有其形而少其实。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是法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家尊君注重法律建设、摈弃道德判断，基于相同的政治考量。“西汉的皇帝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路线，他们内心所关切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个字”，不断推进中央集权成为汉代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汉代酷吏因之以拱卫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为己任，遵循“以猛服民”的方针，充当君王的鹰犬之任。法家思想中的皇权具有抽象至上、超越个体的意味，是法律权威的源头与保障，而汉代酷吏眼中的皇权则是实在的，其往往直等于法律，正如酷吏杜周言：“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法家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在于废止官贵特权，汉代酷吏亦大多为“不避权贵，勇于执法”之人：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宁成“其治效郅都”，让“宗室豪桀人人惴恐”；义纵、严延年等也“直法行治，不避权贵”。 汉代酷吏的兴起及峻法的实施有着强烈的维护社会秩序和集权统治的目的性，适用苛法重刑比法家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适用对象往往集中于破坏法制的诸侯、豪强，以及大规模的民变，表现为对法家重法思想继承基础上的修正。法家在明确公、私有别的基础上强调吏治清浊以立公弃私为前提，并将严于治吏的思想贯彻于立法之中，承秦而治的汉代也很重视吏治，崇尚以法律规制臣下，汉代酷吏是治吏手段也是吏治对象。汉代酷吏大多明法任法，其行治以“明法”为基础，又常常领受君命，取得法律上的裁量权与豁免权，至少形式上表现为依 法行治。西汉末年儒生出身的丞相薛宣、朱博皆谓：“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汉代官吏奉职守法的意识由此可见一斑，大部分汉代酷吏严而少恩的一面则为法家奉公去私、忠于职守思想的表现，他们大多都能做到廉洁奉公，而用法苛暴的酷吏往往会得到君主“一切便宜从事”的支持和授权。 2.与儒道学说相纠葛 “秦汉律是法家的法，隋唐律是儒家的法；中国法律原是这两个法系衔接合成。”瞿同祖也认为秦汉法律为法家系统，并不包含儒家礼的成分在内。但汉代统治者明白一味适用严刑峻法，全面推行酷吏政治必会重蹈亡秦覆辙，所以汉与秦虽然同样用法严苛，但是法家思想与制度的运用大多时候被限制在一个更高层面的价值体系之内，汉代并未像秦一样将法律尤其重法适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秦代“法治”全面至上，汉代“法治”则受到约束，这种“约束”表现为汉初黄老政治包裹着法家思想，而后则嬗变为“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合流，除了武帝朝的短暂勃兴之外，法家思想再也没有取得至高地位。选择“王道”意味着皇权从某种程度上接受礼法的约束，而受到约束的权力更容易接近理性，也正是这种“约束”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力量。《史记·礼书》记载“孝文好道家之言”，《儒林列传》又说“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岂不矛盾？其实汉初诸帝坶睢黄老是尊，一方面推行“无为”政治，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秦代的严刑苛法，只不过此时法家思想须在道家思想的统摄之下发挥作用。此期法家的治世之术退居次席，隐匿于道家无为的原则之下发挥维系政治机体运转的最基本功能。黄老学说对法家思想的统制使其不再表现为“以力胜”的激烈形式，法律实践层面更多地表现为“约法省刑”，法家制度的运用则更具隐蔽性，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法家思想中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得以保留下来。“以道统法”的原则将法家理论融入道家思想之中，表明黄老一面肯定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另一面也认识到法律滋彰的破坏性，因此强调必须将法家的制度模式拘囿于特定的价值体系之内，制定和实施法律时要以“道”为指导，遵循“道”的原则和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使法治之术扬长而避短。黄老与法家对法的认识最大的差异乃在于辨识“法”在一国政治中处于何种地位。在法家看来，法的地位是最高的，上至君主都应该遵守法度；而黄老则将法纳入“道”的统制之下，以“无为”来约束法的社会功能，这直接导致汉初酷吏处于潜伏状态。 从秦时“焚书坑儒”，到汉武帝时再次受到重视、尊奉，儒家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汉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实现了儒学政治性格的转变与制度化，儒法本体之争在汉代已不存在，原本儒法两家竞争激烈、互不相让的争辩思潮渐趋沉寂。“法家的理论本来只及于治理的方法，未尝及于为政的目的；儒家的理论有为政的目的，而未尝及于方法。两者结合，遂成为帝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司马淡在“论六家要旨”中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儒学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法家则“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儒家正好借助法家事功性在政治上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法家亦可借儒家之道德性来弱化“严而少恩”的一面，从而形成“累世行之”的正统思想。 酷吏群体内在的发展变化印证了儒法合流的趋势，西汉酷吏大多逢迎主意以执法，只是将法律视为实现安定、统一等政治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所以西汉酷吏大多一味杀伐立威。尽管武帝以“儒术”缘饰律令法术的思想引发了当时“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的习气，但彼时的儒学更多的是一种装扮。东汉酷吏受儒家思想影响日深，一方面执法态度更为坚决，出现了为维护法律权威而违抗王命的情况；另一方面则出现考量平民利益以适用法律以及先教后刑的例子，汉法和抽象的皇权意识凝结为国家观念，成为东汉酷吏抗拒强权、严于执法的凭借，此时的酷吏已经是渐趋儒家化的酷吏。具有专业法律技能的文吏逐渐放弃排儒立场，许多继承法家传统的文吏开始学习经学，“有俗材而无雅度者，学知吏事，乱于文吏，观将所知，适时所急，转志易务，昼夜学问，无以羞耻，期于成能名文而已”。一语道破 了东汉儒生改习吏事的原因，法家透过文吏对汉代社会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儒家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实际上也要漫长得多。这既是董宣质问光武帝“何以理天下”，且“终不肯俯”的原因，也是儒法合流深层发展的表征，这一文化的选择最终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法律传统的走向。当然，法家思想依然在东汉酷吏的法律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汉代酷吏的法制基础 “西汉中期以前特别是在西汉前期，秦代尚法而治的社会风气仍给当时的社会以较大的影响，而且此时儒家的思想学说虽逐渐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但在实际政治中儒家学派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马上占据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阵地，因此在社会中‘尚刑名法术之学’的‘文吏’仍在实际上操纵着司法统治大权。” 到东汉初年，“法令，汉家之经，吏议决焉，事定于法，诚为明矣”的观点依然盛行。秦时确立的法律制度随着帝国体制一起被汉代继承下来，这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基础，只不过随着道、法、儒三家思想的激荡、融合，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 1.汉代酷吏兴起的制度保障——文吏制度 按照法家的设计，一国之中“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人们应该遵循的传统只有法，即“以法为教”，所赖以解决问题的只有习法之吏，即“以吏为师”，官吏则应该精通法律、熟悉政事、奉公守职、严行法令，这个理想国家的基石即为文吏制度。肇始于秦代的文吏制度是法家思想制度化、程序化的一种表现，包含一系列关于基层官吏培养、选拔、奖惩的制度，也是秦帝国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之一。汉高祖入关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汉文帝时，治平为天下第一的吴公曾向李斯求教律令之学，后被任命为廷尉；御史大夫张叔也曾经因研习法家刑名之术而做过太子的顾问；精通申商刑名之学的张恢则隐居教授法家思想制度；张汤、范晔、周纭、阳球等汉代酷吏均好申商之学、韩非之术。《汉官仪》载，东汉辟士四科中第三科即为“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句，文任御史”。由于明法、断狱受到政府的重视，且有较多的升迁机会，两汉之世习律之风一直很盛，贵文吏之风与汉王朝相始终。东汉“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则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儒生有阙，俗共短之；文吏有过，俗不敢訾。归非于儒生，付是于文吏也”。反映了当时贵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 文吏制度之所以在汉代得以保留，研习法家治术之所以成为汉代入仕的通道之一，乃是因为文吏已然成为帝国统治不可缺少的官僚群体。早在汉初“尽管普遍指责秦政权和其法家学说，西汉早期的朝廷仍然几乎没有离开它从秦代继承下来的法家学说和实践的范围。遵循道家无为的准则，朝廷很可能发现从事别的激烈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于是就满足于让下级政府按照旧有的制度，由秦政权残留下来的或者按照这种制度训练出来的官吏管理。”牟宗三曾评说汉代政治：“章则法度，非其所长，又无既成之文化系统可资凭借，其所赖者唯萧何耳，而何之所承者，秦之吏制也。” 文吏制度既为秦代帝国政治的基石，又被视为弊政之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汉初黄老盛行，帝国官僚体制的存续虽然使文吏制度得以保存，但官僚机器被迫将转速降至最低，尽量减少其承担与发动的事务，以此来缓和对社会的压力。黄老“治道贵清静”的宗旨反对文吏的进取苛察，“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谍谍利口捷给”的文吏不得不让位于“木诎于文辞”、“言事曾不能出口”的“忠厚长者”，因为“其为治乃能与秦吏相反，年又长大，非唯历事多，其人亲受秦法酷烈之害，必事事思顺民情，与之休息也”。对于以“刀笔筐箧”为能事的文吏来说，当“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成为政治愿景，整个社会沉浸于“官不扰民”、“约法省刑”、“轻徭薄赋”时，他们的功能必然会大大受到限制。作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酷吏在此情况下自是同样受到抑制，难以大量出现。儒法两家都具有积极的事功性，它们的融合必会以一方受到较大约束为前提，“德主刑辅”即为儒法合流后二者在治世思想层面的重新定位。为了适应主导思想的变化，官僚的技能和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文吏制度随着儒法合流的深化而受到结构性冲击，并最终影响了酷吏的形态。 汉初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不多，但随着儒学的复兴，帝国政 府向儒生敞开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自身的行政素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贤良之士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他们尊奉儒家德治的措施得到实行并深入人心。太学弟子大多“归为郡吏”，成为基层官员，儒生通吏道成为一种客观需要。随着武、宣、元三帝对儒术态度的变化，汉代朝廷中文吏与儒生的势力此消彼长，酷吏与循吏并用，儒生、文吏进一步融合与儒法合流的进程相互印证。儒法两家思想的合流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儒生与文吏的融合，而文吏制度作为汉代酷吏产生的制度保障受到如此的冲击势必会遏制酷吏的产生，“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相克也”，成为儒法合流在官吏政治性格上的表现。 　2.汉代酷吏兴起的法律原因——苛法繁多 汉代酷吏之“酷”在法律上更多地表现为“执法深刻”、“牵连竟深”，并非对法制的破坏，所以汉代酷吏的兴起与君主的意志和重典的颁行有着很大的关系。杜周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即为酷吏思想源自君主意志和国家法令的一个明证。武帝为配合重用酷吏的政策颁行大量苛法，以立法的形式促使官吏不得不“酷”。张汤与赵禹“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见知”罪意在严惩缉拿盗贼不力的官员，执行过程中“不知不见，不坐”的情形很少。凡是“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则急诛之”，深文峻法、严而少恩的官吏反而无人追究，甚至被称为发奸惩顽的能吏，因此大多官吏受风气驱使以至于严酷。武帝时设十三州部刺史，监察二千石长吏和强宗豪右，并明确规定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严于执行此法的刺史都称得上酷吏。 此外，汉代虽沿用秦以来“纵囚与同罪”的原则，但武帝时扩大了“纵囚”的适用范围，往往把执法平允者指斥为“故纵”，甚至通过重判所纵之囚来加重“纵囚’’之吏的罪过，形成“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的局面。前有利禄相诱，后以废免杀头相督责，酷吏行重法已成为保全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自安之道，以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 “法令之繁，自武帝始也”，随着苛法的颁行，酷吏已经从少数个体通过抽象立法泛化为一个群体，而酷吏的积极意义也开始转化为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武帝立法不仅扩大了官员的责任范围，而且也通过“通行饮食”罪扩大了对盗贼株连的范围，即凡为贼盗通风报信、充当向导、供给饮食者，皆须处以严刑。史载武帝时“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催促官员严格执法、深刻执法，意在杜绝“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大强则不可以罚威”的局面，避免中央集权统治受到威胁。 汉代酷吏之“酷”建立在精通国家律令的基础上：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奏成于手”、“奏可论死”都反映了严延年精通律令、善为谳辞的一面。张汤、杜周之属则不仅因为明习律令，承办皇帝诏狱，而且积极参与立法、释法活动，可以说是酷法造就了酷吏大兴的局面。而酷吏之为“酷”无须以破坏法制为前提，此种“恶法亦法”的状况源于传统法律的“人治”本质，务在追求专制统治的巩固。汉代酷吏之“酷”反映了汉代律令之“酷”，而律令之“酷”又带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性，其指向大多为宗室豪强，至于小民的作奸犯科往往不会纳入酷吏管辖的范围。 三、汉代酷吏的人治之维 文吏制度为秦汉培养了在性 上别无二致的基层官僚，不同之处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制始终将文吏的活动囊括于律令之内，甚至君主亦遵法守法；汉代法家思想制度受到拘囿与限制，当特定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无法令可资遵循时，自然需要作为皇权人格化的酷吏的出现，因此汉代酷吏实为传统法律文化人治之维与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产物。 1.皇权的人格化 汉初为数不多的部分酷吏均出身郎官，为皇帝近臣，对皇帝的治世思想与政治目的心领神会。身为郎官的酷吏被委派到地方担任长吏、令守，可视之为皇权对地方政治的直接渗透，汉代酷吏也成为君主有针对性地适用重法，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得力工具。吕后曾经积极剪灭汉初封立的异姓王和开国功臣，酷吏侯封“刻轹宗窒，侵辱功臣”，成为她一系列政治举措的执行者。景帝欲废弃太子、诛杀外戚，不得不让酷吏郅都代替卫绾完成任务，因为卫绾乃宽厚长者，他的“不忍”很难实现景帝的政治目的。汉代酷吏因大多出身底层小吏，这使得他们很少陷于派系之争，从而“治敢行，少蕴藉”，因此宗室贵族聚居的京畿地区，以及经济发达、富人多出的关东地区成为他们经常任职的地方。统治阶层对酷吏的功能、利害有足够的认识，表达了一种将酷吏政策限制于特定地区，适用于特定犯罪类型的用意。“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干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义纵“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尹齐“所斩伐不避贵戚。迁为关内都尉，声甚于宁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尹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董宣“特征为洛阳令，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周纡“征拜洛阳令” 此外南阳、北海、蜀郡等也是豪右屯聚之地，因此酷吏常往任之。在罪名管辖上，酷吏以治理谋反罪、叛乱罪等威胁中央集权的重大政治犯罪和刑事犯罪为主，犯罪主体均为诸侯、宗室、豪强和组织武装反抗的民众。反观张汤“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严延年“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一宽一猛之间，酷吏之“酷”的指向立现。民间广为流传的“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类的童谣足以证明权贵、豪强对封建法制和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因此终汉之世，酷吏始终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斗争的重要手段。“皇权的直接干预地方社会秩序，既见之于皇权人格化的‘酷吏’，又见之于制度化的部刺史制。”而代表皇权被派驻地方的刺史又往往以酷吏充任，因此汉代酷吏以忠公自负，以能治善理为号，实为遵守从律令条文中渗透出来的君主意志，从赵禹、张汤到尹赏、王温舒都被武帝称赞为“能吏”。 　2.文吏的极端化 文吏经由专门训练而具备基本的司法行政技能，擅理政事、遵循法度，并依照能力、功绩和年劳任职升迁，乃职业化的官僚。作为法家“法治”理念的产物，他们务在奉法行事、公平循良，足以用其所学来解决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面对的问题。但是当社会状况超出制度设计者的预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令普通文吏无所遵循、无以为济时，突破就在所难免，酷吏即为文吏突破的一种出路。赵禹、张汤、杜周、尹齐等汉代酷吏大都出身文吏，而进身文吏的前提条件即为“无害”、“公廉”。张汤、减宣、杜周等被称为“无害”，郅都、赵禹、尹齐等则被称为“公廉”、“廉平”，司马迁也直言汉代酷吏“虽残酷，斯称其位矣”，大多酷吏身上体现了文吏奉法谨循的品质。郅都“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不受贿赂，不听请托，常说：“已倍（背）亲而仕，身故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乃典型的奉公守职的文吏做派。赵禹则“廉倨”，不仅不接受贿赂，还拒人于千里之外，十分傲慢，“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其“傲慢”乃是因为奉公，杜绝“知友宾客”请托，与荀子眼中“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的秦国文吏非常相像。 但文吏所表征的仅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酷吏则是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这些矛盾通常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地方豪强破坏法度、规模较大的民变，大都可能威胁 皇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并非一般文吏采用常规手段所能解决。汉代酷吏治世以深竞叛逆、不避宗室、摧折豪强、镇压平民暴乱为多，很少涉及一般刑民事案件，处理事项的特殊性决定了仅遵循常法往往不能实现目的，因此酷吏治世严而少恩，以杀伐立威，实为“法治”与“人治”传统冲突的结果。文吏循法行事，发挥法律正常的威慑效力，仅给社会造成一般的压力气氛；而酷吏则以重法、“文深”处理事端，是法家重刑思想的一种实践，意在形成一种恐怖气氛，不同于法家传统的是当酷吏认为常法不足用时会超出常法的范畴行罚。 酷吏之所以敢于如此，一方面因为处理突发危急事件，君主会以一切“便宜从事”的口谕把自由裁量的权力授予酷吏；另一方面则因为汉代“失刑”罪轻，“纵囚”罪重，即使以“残贼”罪失刑免官也还有可能重新被委任官职。汉成帝时酷吏尹赏做江夏太守，“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当“南山群盗起”时，又被任命为“右辅都尉，迁执金吾，督大奸猾”。其临终时告诫诸子说：“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 由此可见，酷吏用“酷”的利益驱动还在于朝廷施政的方针和法令导向作用，出身文吏的酷吏无不通晓法令，孰轻孰重，他们自是心中了然。职业化的训练使得制度标准覆盖了文吏的性格特征，他们表现出来的素质、操守、行治方式大多比较接近，而酷吏的极端化则决定了他们往往张显个性，自身品德素养多样化，“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韩非曾经这样来描述他心目中的治国之才：“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直到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依此标准，汉代酷吏既有“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强毅劲直、案法治官的一面，也有“重人”亏法利私，甚至无令擅为的一面，所以汉代酷吏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同时又只是法家思想“片面”而深刻的实践者，是文吏顺应时代需要极端化发展的结果。 四、汉代酷吏的时代特征 黄老政治为汉初社会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但当社会元气渐复，潜在的各种矛盾、冲突随之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清静无为的黄老便不足以应付时变。思想层面的嬗变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休养生息70年之后，宗室贵族势力兴起，“多暴犯法”，“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弗能任之”。地方豪强则往往利用经济、政治或宗族的势力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违法乱制，甚至与官府分庭抗礼，也成为一股与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离心力量。《盐铁论·刺权》载：“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 在汉初“无为而治”的大环境下，吏治也日趋败坏，景帝时已发展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程度，甚至有以杀人为职业的组织与官吏相勾结：“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幡党盘牙，请至贵戚宠臣，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 如何压制诸侯宗室和地方豪强的乖张，如何整饬吏治成为当时君主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思想领域，黄老学说悄然退去，儒家思想却陷于“缘饰”的地位，显得“软弱无力”，短时间内难以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新秩序无以为继。包括法家思想在内的各家思想所受束缚骤然减少，凭借帝国体制需要而保留下来的文吏群体最先对“拯救时弊”、“顺应世变”做出回应，自汉初就占据着各级政府职务的文吏从蛰伏的状态中活跃起来，他们来自法家的原色调又开始显现出来。汉初的“忠厚长者”此时不得不让位于能吏，而酷吏便是司法按狱、奉旨治世的能吏典型。“民倍（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景帝时“济南酮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 拾遗。”通过“族灭首恶”的刑罚手段实现了从二千石“莫能治”到“郡中不拾遗”的变化，不得不说酷吏政治是一项有效的拯救时弊的措施。汉武帝凭借汉初积累的雄厚国力和个人的雄才大略，意欲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弊端，在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事业上有一番宏大作为，于是“庞大的专制官僚机器重新加快了运转，并在武帝之朝达到了顶点”，武帝时期的酷吏也因此构成汉代酷吏的主体。武帝时期地方诸侯的实力虽远逊于“七国之乱”前各诸侯国，但他们仍然是中央集权统治的潜在威胁。淮南、衡山王密谋叛乱未遂，武帝令张汤案查反狱，结果由此牵连列侯、二千石高官及贵族达数千人，皆被处以重刑。更多的诸侯国虽不至谋反，却想方设法摆脱中央政权控制，败坏法制：“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彭祖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 　因此，汉代酷吏的兴起是社会治安恶化的表征，也是帝国政治通过依法治吏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诚如司马迁所言：“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精通律令的酷吏往往执法严苛，将法律视为规制社会的力量，认为刑罚为恢复社会秩序的最有效手段。他们不像循吏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治理民众，循吏的宽柔政策对普通小民或许奏效，但当地方豪强或者宗室权贵破坏法纪时，就不得不重用“武健严酷”、“杀伐立威”的酷吏。 汉代酷吏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但时代背景要求他们对法家思想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即表现为汉代酷吏对文吏的突破，成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一种类型。武帝晚年曾言：“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又有用法深刻者诟病太子“仁孝不能武”，武帝则曰“正欲其守成”。统治阶层思想的转变决定了酷吏政治消退的同时也预示了儒学的复兴，在时代任务大体完成之后，治世政策开始从“宽猛相济”的一端慢慢滑向另一端。 结语 “和谐”往往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而汉代酷吏的存在却似乎是一个变音，但笔者认为“和谐”最大的特征不是结果的有序性，而是在承认各种矛盾处于不断激荡、调和之中的前提下，运用有效的规则制度长久地实现和维持有序性的过程，矛盾的多样性与变动性决定了规则运用的灵活性。汉代酷吏的存在深受法律传统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当国家平稳，以黄老或者儒家学说足以统摄各种社会矛盾时，酷吏自然少有；当社会危机四伏，法家思想占据上风时，酷吏必然大兴。其存在仍不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治世传统，汉代酷吏则为“宽猛相济”中猛烈一端的体现。汉代酷吏大多遵循、重视法律，不仅张汤、赵禹“其治尚宽，辅法而行”，即使酷吏之恶者如王温舒，在执行刑罚之前也会依法“上书请”，征得廷尉及君主的同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碍于秋冬行刑制度，他也只能顿足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大量汉简证明“法令是秦、汉行政的重要依据。”因此，汉代酷吏之谓“酷”并非全因他们对法律的破坏，而更多地是指其用法深刻，其所悖逆的不是封建法制，而是后世儒家正统的治世手段和价值观念。 汉代以降，随着儒法合流的不断深入，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社会整体对法律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三国时卫觊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局面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升而成为过去，原本以是否“明法律令”来判断良吏、恶吏的标准也渐为是否精通儒家经典所代替，这在中国法律学上是一种倒退，但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诸多因素经过博弈之后的一个必然走向。 文化解读论文:浅谈“问世间，情为何物”——金庸小说爱情主题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爱情主题　传统文化　认识价值 论文摘要：金庸小说的爱情主题蕴涵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它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爱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集体无意识”及 现代 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从唐宋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中，侠客多被描述成“无情”、“无欲”的“铁面英雄”。这种江湖文化的既定规则，是建立在兄弟情谊基础上的一种流动状态的文化。它担心:女性的魅力会威胁兄弟之间的情义，爱情的力量会让江湖人物回归常态生活。所以，对女性的贬低、对爱情的排斥，是江湖文化为自己设置的保护层，也是 第二“最感人的爱情”。以胡逸之对陈圆圆、程灵素对胡斐、仪琳对令狐冲、小昭对张无忌等为代表。程灵素为了救胡斐的性命，不惜用嘴吸出毒素、牺牲自己的生命;仪琳虽然痴恋着令狐冲，却并不强求与之结合，只是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令狐冲一生快乐逍遥;小昭一片芳心全在张无忌身上、不慕名利权势，只要能在张无忌身边做一个“丫头”就心满意足了……。这些感人的爱情只求奉献、不求回报，正如“百胜刀王夕，胡逸之所说的那样:“你喜欢一个女子，那是要让她心里高兴，为的是她，不是为你自己。” 第三“最可怕的爱情”。以李莫愁对陆展元、李秋水、天山童姥对逍遥子、梅芳姑对石清、何红药对夏雪宜等为代表。这些女性原本温柔美丽，由于得不到想要的爱情或被心上人抛弃，以致心理变态、乱施报复，成为可怕的疯魔。这类女性形象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因为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灶神之妻》　文化冲突融合　母女关系　东方主义 论文摘要: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从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剖析了谭恩美的情节安排迎合了东方主义的阅读喜好。表达了作家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和隔阂中，寻找多元文化共同 发展 的美好愿望。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所说的:“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他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谭恩美就是这样一位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从隔阂到融合的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继1959年出版的《喜福会》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读者的欢迎后，又于1991年推出了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在这两部畅销的小说中，谭恩美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 二、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巨翅老人》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马尔克斯　《巨翅老人》　文化批判　文化重生 论文摘要:马尔克斯的小说似乎总是少不了对恶劣的环境，病残的人们，怪诞的现象的描写，因此呈现在读者眼中的世界是贫穷落后，愚昧歼变，因循守旧，与世隔离的—这实际上是拉丁美洲的缩影。在《巨翅老人》中，作者在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揭示拉美贫穷落后的同时，流落出作家的忧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渗透着文化批判的意识和寻求文化重生的理想和愿望。 马尔克斯的小说《巨翅老人》一开始便展现了这样的世界: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雨、许许多多被打死的螃蟹、发烧的婴儿、死螃蟹带来的瘟疫、水汪汪的庭院、连成一片的苍天和大海、变成烂泥塘的海滩，暗淡的天光……作者对 自然 环境的极力渲染，意在将一个本真的、原生态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的人们过着与世隔绝的近乎原始的生活，巨翅老人的出现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好奇的人们任凭愚昧的头脑对老人做出种种异想天开的推测和判断，贪婪的人利用大家对巨翅老人的好奇收取围观费而大发横财，缺乏同情心的人们用最不人道的手段对巨翅老人进行挑衅。人们冷漠的态度和不友善的举动，令巨翅老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杂耍班蜘蛛女孩离奇的身世分散了人们对巨翅者人的注意力，人们似乎又恢复到生活的常规，巨翅老人成了人们生活中被忽视的对象。饱受风吹雨打的巨翅老人在寒冷的冬日里几乎奄奄一息。巨翅老人不再是人们的生活中的障碍物，人们生活恢复了孤寂，喧闹的世界恢复了平静挣扎，巨翅老人却出人意料的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中起死回生，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振动着翅膀，飞回属于他的世界。 一、《巨翅老人》中的文化批判意识 巨翅老人并没有被他意外来到之处的人们接受，原因仅仅在于其奇特的长相和无法交流的语言。人们怀着戒备的心理看待老人，不管他多么的残弱，不管他多么的友善和忍耐，一切都无济于事，老人被永远隔离在当地人认同的生活世界之外。虽然老人的到来为那些贪婪的人带来钱财上的富足，但并没有给那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中的人们以任何的改变。尽管人们寄希望于老人的到来能治愈病中的小孩，但小孩不治而愈;尽管老人奄奄一息时，有人仁慈的将其裹起来，却依旧束手无策，老人依靠自然 规律 的变化起死回生。这些看似诡异的现象背后意味着人和人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各自代表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小说中，巨翅老人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巨翅老人所到之处的人们则象征另一种文化。那么小说的主旨是否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注定不能水火交融，而只能格格不人?文化的宿命注定无法打破呢? 众所周知，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生活环境，社会结构等众多因素的缘故，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正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当一种文化接触到另一种文化的时候，才会发生冲突和摩擦。当一种文化约定俗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之后，便会对另一种文化产生本能的排斥抗拒。例如小说《巨翅老人》中描写的那个世界的人们，他们对陌生人始终保持着戒备心态，即使是老态龙钟、温和的没有攻击性的老人也不愿去同情，不愿去了解。他们把老人看成是异己，是他们生活中的障碍物，希望他消失。谁都不愿意因为陌生人的出现而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秩序，颠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巨翅老人因落难来到陌生的环境，虽然他始终表现出谦和的态度和巨大的忍耐力，依旧离开了那里，回到属于他的世界。老子曾提倡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是社会文明极度低下的状况里维护各自生态环境不被侵犯的有效途经。然而文明的 发展 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级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层面上， 历史 发展的足迹给我们以启发，仅仅寄希望于地理环境上的与世隔绝来阻隔文化的冲撞是多么的幼稚。先进的文化终究会以侵略的形式完全取代落后的文化，如何在保留自己的生存空间，维护自身的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其他文化，打破文化宿命是大多数人都面临的问题。 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无条件的接受或排斥。《巨翅老人》里的人们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但不是每一次外来文化都会以温和的面孔出现，当外来文化以侵略性的嘴脸出现时，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巨翅老人》中那个世界的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会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完全沦丧，这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对外来文化欣然接受依旧导致灭亡的例证比比皆是，借用《百年孤独》简单说明。《百年孤独》里的小镇也是个被文明遗忘的角落，人们在与世隔绝里繁衍生息。吉普赛人的出现给小镇带来了文明，这种文明是有益的，小镇的人们狂热的接受却未给小镇带来很大的改变。独立共和时期，内战、政变这些看似文明世界的 政治 运动也没能使小镇摆脱蒙昧癫狂的状态。最后，美国的香蕉公司给小镇带来 经济 上空前的繁荣，同时也把小镇卷人文明的肮脏之中。宁静纯朴的生活被打破，道德沦丧，意识茫然，小镇跌人痛苦的深渊，彻底消失在一阵咫风中。显然，保守的文化观念或是纯粹的附庸都会宣告破产。 二、《巨翅老人》与文化重生 从“巨翅老人”的文化象征性意义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异己文化呢?首先，要坚守传统的文化。每个人，每个民族最珍贵的往往是失落的东西，传统文化像命根子一般可亲可贵。无论外界的文明有多么的绚目，多么的精彩，传统文化的积淀会使我们不至于迷失自我，不会急功近利地追求异己的文明而走向文明的深渊，沦丧为文明的奴隶。存在先于生存，也就是说，首先要有身份的标示并得到认同才可以谈论生存。那么旧的文化根基就是我们的身份标示，它使我们区别于他者而生存。没有旧的根基， 现代 文明根本无法适从。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即便能够接受外来的文化，即使外来文化能给它带来辉煌，也一定是昙花一现，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受不是一毗而就的，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文化的嫁接，其结果必然是拔苗助长。在80年代， 文化解读论文:儿童·民族．自然——佟希仁儿童文学创作的民族生态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佟希仁 儿童文学 满族 生态文化 论文摘要：佟希仁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一直勤勤恳恳、笔耕不辍。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为儿童创作了数量颇丰的各类文学作品佟希仁先生作为一位满族作家．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经常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特别的民族情愫；另外，在其作品中，他总是会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去观照小朋友们所熟悉和喜爱的大 自然 ．因此自然生态与环境也构成了他许多作品的主体框架。 生态文学是近年来文艺界新兴的一个重要范畴，它“试图探讨文学 艺术 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进而运用 现代 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这虽是一个文学与生态学之间双向交流的过程，但其终极目的仍然是指向生态的，即以文学作为表现手段来指出在自然生态 发展 中所面临的问题或给予解决现存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文学样式会为当下生活中出现的一味注重社会 经济 生活的快速发展，而不关心由此衍生出的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诸多问题的总体趋势敲响了警钟。俘希仁先生作为有半个多世纪创作经验的老作家，他以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契人了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这一问题，因此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便会有意的为儿童描摹大自然的绮丽与绚烂，使儿童能够从小做起、从自己做起去贴近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1书写体验:儿童视角下的自然生态与环境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飞速发展的时代。然而在这些眼前的既得利益满足了人们的一些基本的日常需求之后，人们日益注意到过度追求发展而导致的种种弊端: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匾乏，等等。面对这样的问题，人类也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解决途径。在文学领域中大量以体现“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和人与自然和谐理想的构建”为目标的作品便应运而生。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俘希仁先生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在为儿童创作的诗歌、散文中很多都与自然环境相关，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为儿童展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希望孩子们能从小就熟悉自然，与自然产生出一种亲切感，进而能使孩子从自我做起，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让环保意识在儿童的心灵中扎根。但在终希仁先生的作品中，他所要表现的中心内容并不是以说教的形式出现在孩子面前，因为他有着数十年与学生打交道的经验，他深知如果是对孩子以一种说教的形式去灌输，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基于对孩子的了解和文学家的敏感，伶希仁先生在创作中往往是以一种儿童的视角切人对自然的描写。这种从儿童自身视角为出发点的描写方法使儿童更为真实地看到了自然的原貌，也更能使儿童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与绚丽。在散文诗《梨花满枝头》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从梨园中悄悄走过，那芬芳雪白的花辫儿，落满了我的头顶，落满了我的肩膀，也铺满了山间的条条小径。它们洁白清香，它们沁人肺腑，使人郁闷了一冬的心情，感到分外的爽朗分外的舒畅，眼睛顿时明亮了许多，兴奋得好似浑身也有了力气。 在这里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初春梨园图，在对梨花的特点以及梨园的环境的描绘中动用了视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这便使得小读者在阅读中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境界之中。这种以对自然界的自我体验为核心的书写，能够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因为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会把自己置于首要位置，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作品中所表现的美妙世界。终希仁先生从教多年，经常与孩子们接触，因而能很熟悉儿童的这种心理，所以他在创作中会以儿童作为根本出发点。他希望儿童都会在对其作品的阅读中，获得一种极其真切的亲身体验，因为只有这样，才更足以唤起儿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好感，以达成让孩子成为在当今时代中爱护环境、促使生态平衡的倡导者和实施者的目的。正如有的论者所提及的那样“传导自然之美，树立具有审美价值的自然万象，便成为伶希仁儿童文学作品的主旨之一。”伶希仁先生将具有高度美学价值和意义的大自然当作他作品的核心部分，通过描写四季的更迭与各个季节不同的特色，展示各种自然现象的瑰丽，描绘生活在其中的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生长的欣欣向荣，等，为小读者呈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所能达到的美感境界。 终希仁先生执着于生态自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民族身份。他出身于满族正蓝旗，是不折不扣的八旗子弟。满族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广裹的黑土大平原滋养了勤劳勇敢的满族先民。满族人长期在这相对严酷的环境中战天斗地，与兽类为伴，逐水草而居，以达到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对自然环境的尊崇与景仰已经深深刻人每一个满族子孙的心底。同时，东北地区“所有的自然环境特性与社会环境特性构成了满族生存的具体环境”。因此在十分关注自然环境的同时，终希仁先生也很注重对于自己所属的满族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民俗风格的表现，从而使儿童对于满族这一少数族群能够有更深的了解。 2民族情傣:对满族的风俗及生活的展现 俘希仁作为满族作家，他深刻的体会到由于清代满族统治者强烈的汉化趋向，使如今的满族文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汉族的同化而逐渐丧失了其本身固有的文化特色。因此终希仁先生希望由文学作品来找回这即将逝去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在儿童文学中，使儿童通过阅读作品先对有关民族的各种内容产生认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可行途径。在这样的目标下，伶希仁在文学创作中便经常用美丽的满族神话故事作为蓝本去 发展 成童话，同时也更多的去选取能够体现出满族人民“特殊的民族审美意识、包括它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愿望和理想，以及民族生活和风俗的表现等方面。”的在日常生活中大人乃至儿童都很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我们以散文《放鹰》为例，文章开宗明义，点出了放鹰的目的和意义: 家乡的人，一到大雪封山的季节都喜欢出去踏雪放鹰，这是满族人的习惯。他们一方面为了捉些锥鸡、野兔，算做副业，一方面也为节日晚餐的盛宴上增添一盘野味。 在这之后，作家又详尽描写了家乡人是如何驯化鹰以及鹰是如何去帮助人们捕获猎物的情形。在作者笔下，这些内容既真实又生动地表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近乎原生态的展示，古老的满族放鹰风俗文化仿佛穿越了 历史 时空，呈现在 现代 人的面前。在散文《家乡的火炕》中，将希仁先生又饱含深情地为我们描写了故乡所特有的建筑附件—火炕的种种优点以及他对火炕的眷恋之情:“到了夜里，躺在炕上听老北风在山野里冻得嚎叫着奔跑，听窗外的雪花扑打在窗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或偶尔听到远处山林里传来的狼嚎，你的心里顿时会有一种分外的惬意和幸福的感觉。那热乎乎的炕头很快就会令你走进香甜的梦乡……我家乡的火炕啊，你是我童年的摇篮，少年时代的朋友，老年时代的思念。”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仅仅是作者对火炕的情感，更饱含着一种对于民族习俗文化的深深追忆。于是在这样的作品中，小读者所受到的就不仅仅是表面的 教育 ，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洗礼:在伶希仁充盈着满族风情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乡土感情和民族情怀，更是通过满族生活的表现来折射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整个满族族群的多种文化特征及其价值取向。可以说伶希仁先生的儿童文学创作将自己浓厚的民族情慷深刻地蕴藏于其中，这在丰富了作品内在构成的同时也增添了其文学创作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对于希望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学到更多知识的小读者而言，更是值得称道的。 伶希仁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努力为孩子们创作出各种文类的作品，而其中的大多数作品致力于使孩子们将生态环保意识和民族情怀深深的植人心底。在他的笔下，民族与生态二者共同构成了作品的重要内容。正如张锦怡教授所说的那样，“作家通过儿童文学创作，给儿童以美的愉悦、美的启迪和美的教育。”伶希仁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目的为指导，孜孜不倦地为儿童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其中涉及到 自然 与生态的篇章更是重中之重，这融人了他更多的心血，堪称其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品! 文化解读论文:对《楚门的世界》的文化解读 摘要　当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呆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观看那些轻松的娱乐节目，电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时。作为电影产业龙头大哥的美国电影不得不放下了原先的高姿态，从对电视的不屑开始低头直至结为姻亲。《楚门的世界》是电视与电影竞争的产物，它的成功预示着电影与电视的联姻将成为现代电影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新的电影题材类型将对美国电影市场甚至是世界电影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楚门的世界》　电视文化　电影创作　联姻 1998年6月5日，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推出了由彼德·威尔导演的一部喜剧电影《楚门的世界》，由著名喜剧天王金·凯瑞担纲主演，这部作品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项。当年，观众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要远远超过它所获得的大奖，对它评价极高，很多观众喜极而泣，认为它是一部与众不同、创意十足的电影，是一部颇有深度的喜剧电影。 影片主人公楚门被塑造成具有离奇色彩的角色。从一出生就被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在他成长的30多年里，他是电视剧《“楚门”秀》的主人公，但却是唯一不知情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全球瞩目的电视“明星”。楚门生活在人工搭置的巨大摄影棚——西海文的一个小城“桃源镇”，这个小城是《“楚门”秀》的制作人、集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弗一手打造的桃源神话，日出日落。阴晴风雨，潮涨潮落也是由他控制。电视制作公司通过桃源镇上的几千台摄像机隐蔽拍摄，全日现场直播楚门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使楚门的人生完全被观察、记录、铭写、规训。全世界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观看楚门的一举一动。看着他出生，看着他蹒跚学路，看着他吃饭睡觉，恋爱结婚……楚门在被无形控制了30多年以后，终于发现事实真相，克服种种困难逃离桃源镇。克里斯托弗深情地挽留楚门，他告诫楚门外面的世界充满欺骗、危险和罪恶，但楚门决然地与克里斯托弗说“再见”。在楚门看来，他的幸福生活纯粹是按照导演的乌托邦理念设计的。他压根没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自由。 许多观众认为这部电影揭示了一个荒诞无稽的人生寓言，人生如戏。有人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分析这部电影，认为电视媒体将他人的隐私公开传播是不道德的：还有观众从“自由”主题进行分析，认为心灵的自由永远比外在的幸福更重要。观众的热情评议使这部电影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自电视诞生以来，电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电视所抢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看到了电影与电视这对姊妹花争夺观众的疯狂竞争。电影与电视的竞争在经历了漫长的马拉松长跑后，两者逐渐开始联姻，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电影题材类型，即取材于电视文化的电影创作。在美国电影创作史上，这种创作类型并不鲜见，且多有成功的范例《楚门的世界》就是其中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它的诞生来源于对美国电视文化的深刻思考。 《楚门的世界》蕴含了导演本人的理性认知，启发观众对美国电视节目原型进行深刻思考。影片内容实际上是对肥皂剧、真人秀节目两种节目类型思考的结果。肥皂剧是美国电视中最常见的节目类型，影响深远，它以开放式结构著称，可以没完没了的永远把故事讲下去。历史最长的肥皂剧《指路明灯》，自1952年播出电视版以来(之前已经在商业广播网中播出15年)，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这种播出时间的长久性使许多肥皂剧作者包括演员在内有可能终生奉献给肥皂剧组。此外，肥皂剧使观众认为剧中发生的故事与日常生活同步进行着，是在“真实时间”发生的。这种肥皂剧是在流水线上被赶制出来的电视剧作品，所以它也是电视节目中公式化倾向最严重、模式规范最少发展变化的一种样式。在《楚门的世界》中，每天必有的“早上好”问候、必不可少的广告都是肥皂剧特征的呈现。在电影中，我们看至《“楚门”秀》的观众非常痴迷。聚集在酒吧间的观众，泡在浴缸里的老人，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的暮年妇人……这一系列镜头反映出电视肥皂剧的真实收视状态。 真人秀节目是综合娱乐节目的一种，也被称作真实电视、记录肥皂剧、真实秀等，是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节目，与其他同类节目的最大不同是其以人为本的真实性，因此被称为“realitytv”。尹鸿将真人秀节目定义为：“真人秀节目是一种新型综合性的电视娱乐节目，是假定情境中的真实展现。”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这个主人公是真人演绎，其他的角色包括楚门的父母、妻子、朋友在内，虽然遵循着导演的情节设计，规约着自己的言行，但对楚门而言，他们都是实质意义的父母、妻子、朋友，他们也是真人演绎。正如楚门的妻子所说“私生活与公众生活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我的生活就是‘楚门的世界’，这是真正幸福的生活!”桃源镇这个巨大的摄影棚，安装了几千部的微型摄像机。对于楚门生活的记录采用隐蔽拍摄获得，真实性极高，这对于拥有“窥视欲”的观众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电视居ⅱ《“楚门”秀》结局的非确定性，其传播方式的真实性也是“真人秀”节目的特征。 在《楚门的世界》中。观众所熟知的肥皂剧、真实节目经过杂糅、变形处理被搬演到银幕上，处处充斥着电视媒体对自己的调侃与讽刺：电影叙事过程被趣味化，电影变成了喜剧。在某种程度上。《楚门的世界》“剽窃”了电视节目的制作机制，整个电影依然遵循着经典叙事的规则，但是在具体情节叙事中运用了电视节目制作的具体元素与理念。电影与电视结为姻亲，这种处理往往会产生“间离效果”。“间离化”是布莱希特的核心理论之一，即有意识地在演员与所演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观众与所看演出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演员和观众都能跳出单纯的情境幻觉、情感体验或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人物、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获得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认识。正如他所说，“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的、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彼德·威尔导演从对电视肥皂剧、真实节目的理解中受到启发，将电视节目某些元素进行再处理为电影所用，这使得观众在观看《楚门的世界》欢笑之余，能跳出电影剧情重新对作品进行理性思考。 《楚门的世界》是美国电影与电视联姻的成功电影作品，它的影响可以说一箭双雕。一方面通过对两种电视节目类型进行变形处理演绎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可以达到对电视媒体的一种讽喻批判，同时又蕴含着一种道德思考。真人秀节目在美国上映之后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为了提高收视率，很多节目环节的设置暴露个人隐私、人性弱点：许多真实节目的参与者为了赢得比赛，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相互倾轧，朋友离间、情人反目、仇敌牵手……《楚门的世界》中，电视剧导演克里斯托弗为了情节设计违背楚门的本意，将他深爱的群众演员玛丽逐出剧组：同时对公众宣称《“楚门”秀》将直播楚门的“床上戏”，这是对他人隐私的践踏。另一方面，《楚门的世界》中精心打制的“桃源镇”寄予了美国观众的诸多渴望与梦想。美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小镇”理想，随着美国城市的扩展。美国人为他们的小镇的逝去感到悲伤，他们越是被迫与城市中陌生人打交道，就越想把乡村生活中稳定、人人都熟的关系、共同价值和道德责任加以神话。文化史学家渥伦·萨斯曼说，“肥皂剧对巩固基本价值观念起着重要作用……不管社会和经济条件所表现的现实会怎样，肥皂剧总是提供一种连续感以确保普遍的共同价值观念和信仰得以胜利。”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中。很多美国人得了一种社会晕眩症。频繁不断的搬家，不断从彼此熟悉的环境过渡到一个完全是陌生者的世界，这当然是一种情感痛苦。电影《楚门的世界》恰恰为美国人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小镇复制品——桃源镇，大家都相互认识，相互有关联，彼此和和气气，没有尔虞我诈，这是个家庭观念主宰的世界。这部电影作品是对美国人逝去的“流金岁月”的纪念。 结语 《楚门的世界》是电视与电影竞争的产物，它的成功预示着电影与电视的联姻将成为现代电影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呆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观看那些轻松的娱乐节目，电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作为电影产业龙头大哥的美国电影不得不放下了原先的高姿态，从对电视的不屑开始低头直至结为姻亲，这将成为美国电影吸引观众、争取票房的有效手段之一。同时，新的电影题材类型将对美国电影市场甚至是世界电影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灶神之妻》　文化冲突融合　母女关系　东方主义 论文摘要: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从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剖析了谭恩美的情节安排迎合了东方主义的阅读喜好。表达了作家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和隔阂中，寻找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所说的:“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他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谭恩美就是这样一位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从隔阂到融合的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继1959年出版的《喜福会》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读者的欢迎后，又于1991年推出了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在这两部畅销的小说中，谭恩美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中国母亲和在美国有着文化困惑的美国女儿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描写得淋漓尽致。 《灶神之妻》以女儿珍珠作为主要的叙事主角，她向母亲隐瞒了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病情，而母亲也向自己的女儿隐瞒了她在中国和一个中国丈夫文福的不幸婚姻经历，以及第二任美国丈夫吉米·路易怎样让她摆脱中国的痛苦折磨来到美国的经历。母亲仍然是中国式的，而女儿却是完全的美国化，两人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有着深刻的隔阂。这种文化的纠纷和冲突主题，不单单是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得到特别的体现，它几乎是一个母题，在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中反复吟唱，同时在海外游子心中萦绕。 一、中华伦理和西方价值观的冲突 中国儒家文化中，强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要求中国女性“未嫁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灶神之妻》中的母亲扛雯丽在书中却没有尊崇妇女的“三从四德”。江雯丽出生在20世纪初上海的一个富商之家，由于母亲是二姨太，并且和情人私奔了，父亲一怒之下将江雯丽扔到崇明的叔叔家，从小就没有“未嫁从父”。嫁人后，她的丈夫是个心胸狭窄火自、私小气的施暴者，虽然是个飞行员，但是没有教养，对她百般凌辱。他随着国民党部队到处飘零，她也只好跟随着他。他在外吃喝缥赌，在家不顾亲生女儿的死活，最终让她忍无可忍，决意离婚。他们来到上梅时，江雯丽曾幻想依靠父亲的权势来摆脱与文福的婚姻。可当了汉奸、破了产的老父反而需要在国民党当过兵的女婿的支撑。江雯丽只好再次忍气吞声。直到父亲死后，她才得到一个爱她的美国人吉米·路易的帮助，来到美国。江雯丽在中国的婚姻中，也没有“嫁后从夫”。来到美国，丈夫死去后，她也没有依靠任何一个子女，自己开花店，自给自足。江雯丽夫死后也没有“从子”。 母亲江雯丽虽然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抗封建伦理纲常的女子，但是她所做的一切符合美国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观。美国宪法保护个人圣神不可侵犯的权利，《自由宣言》中崇尚“天赋人权”的精神，也是母亲最终享受到的。中国的封建伦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这样的故事情节让强调“自助者天助”的美国读者拥有了强烈的阅读期待。 在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母亲最终选择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同时，作者又安排了美国人吉米·路易给予母亲无私的爱和帮助。这也正契合了西方人眼中所希望看到的东西方。萨义德曾指出:“东方主义是一种与宗主国社会中的男性统治或父权制相同的实践:东方在实践上被描述为女性的，东方的财富则是丰富的，而它的主要象征是性感的女性、妻妾和专横的—又极为动人的—统治者。正如同萨义德所言，在《灶神之妻》的故事结构中，就蕴涵着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主义。吉米是西方的男性，魁梧动人而且彬彬有礼，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权;而母亲是东方的女性，美丽聪慧却被暴虐的东方丈夫统治，缺乏爱情和安全感。母亲通过吉米的爱情和移民帮助逃离父权统治的行径，最终被东方主义理解为西方解放了东方。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总是代表落后原始、荒诞无稽、神秘、奇特，多为女性的象征，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多为男性的象征。在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的文明终于将东方文明发现并解救出来。在文学中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再思考》中指出:“文学史学家已经进一步注意到，在所有种类的审美创作与人物塑造中，人们习惯地按照一种西方化的轨迹来看视东方。”谭恩美的《灶神之妻》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 二、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也以此反映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差异”。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作者就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在东西方文化下，母女之间关系怎样由隔阂走向融合和理解。而在第二步同样畅销的小说中，她依然通过第一代移民的中国母亲和本土生长的美国女儿之间的关系来反思不同文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快乐和忧伤。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既代表着家长对子女的权力，又意味着子女对其依赖关系。“血缘关系”即与“孝道”相伴随而存在，有“百善孝为先”之说。但是在女儿珍珠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的时刻，她做了让母亲很难原谅的事情。女儿拒绝悼念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为了这件事情，女儿和母亲关系一直就很紧张。正如文中说:“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 结婚后，女儿看望母亲也像是例行公事。珍珠在从母亲家回到自己家的路途中，“我望着窗外急驰而过的风景‘水库，起伏不平的小山坡，还有我路过上百次的同样的房子，从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就是这距离横亘在我和我母亲之间，把我们分开了。这中间的距离就是文化的差异和隔阂。虽然女儿珍珠生有中国人的脸，但是她自小长在美国，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是美国式的。她主张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母亲对她的管教仍然是中国式的，需要严格地服从和遵守。一旦女儿反抗，母亲便觉得触犯了中国的“忠孝”观念，更不用说不看一眼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了，那在中国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原谅的罪过。她不知道，女儿其实也爱父亲，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三、血脉的融合消饵了隔阂 中国有一句古话:“血浓于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更迭中，宗族主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文化的冲突和隔阂中，血缘关系对于定居在他乡的华裔来说，也是最好的毅合剂。“所有族裔散居团体定居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想象中的出生地)之外地领域，承认‘古老的国家’—一个深埋于语言、宗教、风俗或民间传说中的概念—认为这个古老的国家总是能抓得他们的忠诚或感情。虽然中国只是存在于女儿珍珠几乎模糊的记忆中，但是毕竟自己的中国人外貌和族群认同心理是不能磨灭的;虽然美国是她现在居住的地方，但是“中国”是更具有象征性的、集体无意识的“家园”。 无论文化有怎样的隔阂，总是有更无法割舍的血脉维系着母女的关系。母亲终于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她发现女儿将父亲的逝世日期记在一张卡片上，同时上面盖着黑纱。当时，母亲想到:“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即女儿)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母亲立刻理解了女儿当时因为愤怒和绝望而没有看垂死的父亲的心情。女儿没有从行动上安慰父亲，但是在心中却一直深深地缅怀着。 而女儿则是通过母亲的叙述进行了一次文化寻根，和母亲一起追忆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经历了怎样的沧桑生活和情感纠葛才更了解母亲的。通过这次文化寻根和精神砒砺，女儿自觉寻找和确认自我在现实与精神上的归属。寻根这个主题，作者在前一本书《喜福会》上已经通过四对母女的故事阐释过，《灶神之妻》继续通过“母亲和女儿”这条生命链来追溯。谭恩美的文艺理论观也是跳出了“美国叙事”或“中国记忆”单一的一维思维模式，如乐黛云所说:“从人类文化的现状和合理交往方式出发，站在多元文化共存、‘和而不同’、互补共进的文化生态立场，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放到了世界性文学对话的起点上，力图将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事实联系、逻辑关联和美学精神相结合。谭恩美站在文化融合的立场上，熔铸出反映出跨文化特征的华裔文学《灶神之妻》。 母亲的爱和关怀通过血脉源源不断的渗透到女儿的身上，女儿最终也沐浴于母爱或者说是中国特有的家庭血缘凝聚力中。女儿珍珠愿意用中草药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母亲也送给女儿一个具有寓意的女菩萨“莫愁”，她希望用中国的菩萨“莫愁”来保佑美国长大的女儿珍珠。这次文化寻根意义的谈话，终于让中国血脉的融合消饵了文化的隔阂。 文化解读论文:解析影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的因素 [摘要]《阿甘正传》是好莱坞的一部经典文化影片，中国观众对其进行的跨文化解读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如此，总有一些共性的因素制约着他们对影片的解读。从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来看，阻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主要因素包括：中美基本价值观的差异，受试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的生疏等两个方面。 [关键词]解读；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文化 作为好莱坞拍摄的一部经典文化电影，《阿甘正传》在美国本土受到不同观众的好评。在中国一经上映，它同样受到了我国观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观众的青睐。尽管如此，中美两国观众对该片中人物、历史事件和价值观的解读存在很大差异。本文根据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005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认为阻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美国价值观和中国价值观的差异，受试者对美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熟悉。 一、中美基本价值观的差异 问卷调查中清晰地显示有46％的受试者认为中美文化的差异是他们解读美国电影的主要障碍，20％的人认为电影中人物的表意方式是主要障碍，19％的人认为语言(英语)为主要障碍。下面首先谈谈中美两国间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中美两国不同的自然、政治环境因素积淀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比如说，美国价值观以基督教、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而中国的价值观则主要以孔孟儒学为基础。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了中美观众对同一部电影的不同解读。其主要差异如下： 1．国家形象。 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国家认识不同。美国人认为其国家最显著的特征是自由、民主。他们通常使用正面的词汇，如伟大的、最好的、美丽的等来描绘美国。尽管中国人(大陆)也意识到了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但他们更叹服美国的高度发达的现实。在本次个人访谈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国家形象。其中70％的人认为美国是～个民主、自由、开放、繁荣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另有17％的人强调美国的个人主义，10％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混乱的、霸权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大部分受试者(87％)对美国持有正面的态度。同时大部分受试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他们对本国的经济状况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通常把中国也描绘为强大、繁荣、富有、稳定和团结的国家。只有少数人认为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 2．个人主义。 个人意识或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于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自私的表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他人考虑的。现在这种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调查中，76％的受试者认为珍妮代表着美国的个人主义，不顾一切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然而，只有6％的人认为她是一个堕落的女孩。 事实上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并不同于我们文化中的利己主义或自我主义。《心灵的习性》的作者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一词也非美国人所创造，而是由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创造的。他指出个人主义有可能和自私自利混在一起对传统美德形成挑战并摧毁它们。但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一个褒义词或至少说是一个中性词。它蕴含着自力、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以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意义。然而，大多数的受试者通常情况下还是注重和强调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美国个人主义的误解。 3．宗教观。 在高度发达的美国，宗教的痕迹随处可见：90％的人宣称他们有宗教信仰。“我们相信上帝”的字样印在美国的货币上，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总统就职宣誓时，总把右手置于《圣经》之上，等等。很明显，宗教影响到美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在中国，情况则大相径庭。多数人不信奉某种宗教。尽管有些西方人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但对中国人来说，它仅是一种哲学思想。与宗教信仰相比，中国人更注重有某种信念。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和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的成功都归于上帝的力量。小的时候珍妮就希望上帝把自己变成一只小鸟，远走高飞。结果在她死后，一群小鸟就从她墓地旁边的一棵大树上飞出。这就预示着上帝让珍妮的梦想成真。而中国人只有在他们需要神的帮助时他们才相信某个或某些神灵。可以说他们是地道的宗教实用主义者。 美国人的信仰宗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可以划分为两种：个人使命感和国家使命感。个人使命感是指个人做事的成功感。《阿甘正传》中，作为虔诚基督徒的阿甘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比如成为橄榄球明星、越战英雄、捕虾业巨头等。他同时被描绘成为纯真的美国的化身有责任去拯救那些堕落的人，如珍妮和丹中尉。对中国人来说，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他人、集体或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对上帝或其他神的责任。 二、受试者对自己的本族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全面 受试者对自己的本族文化了解得不够深入、全面是他们理解美国电影的另一障碍。爱德华・T・霍尔在其著作《超越文化》中提到，某种文化创立之初，身居其中的人们的行为和思想都是任意的，一旦这种文化确立之后，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就会相对的固定下来并且难以改变。而且，这些人会很自然的认为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也应当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思考和做事。在此，作者认为文化是矛盾的。文化的矛盾性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一旦形成人们认识、理解世界的某种框架后，它将有助于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顺利的交流。另一方面，文化也能形成某些障碍，阻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间的相互交流。这种文化的矛盾性就成为跨文化解读电影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为了更为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人们应该有意识地了解本族文化。 在个人访谈中，笔者发现受试者对本族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刻。问卷调查中的一个问题就涉及上述方面：您认为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是什么?有60％的受试者认为中国文化是很保守、含蓄、传统、封闭并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然而他们却认为美国文化是开放、自由和突出个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应当向美国文化学习。因此他们也非常喜欢美国的文化产品。这一结论从另一方面也可得到印证：其中有36％的受试者喜欢美国电影而只有20％的人喜欢中国电影。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受试者对自己的文化产品，至少是对自己的电影并不满意。由于缺少对自己文化的深层了解，于是他们就对外国文化，包括其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有了一种盲目的认识。这种观念势必会对正确解读外国电影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受试者不了解异质文化――美国文化 受试者解读《阿甘正传》的差异首先是由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引起的。除此之外，中国受试者对美国文化的不了解也是导致解读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问卷调查中，40％的来自于大中型城市的受试者认为他们解读《阿甘正传》的主要障碍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而50.8％来自农村的受试者同样认为他们解读该电影的主要障碍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这就说明一个人的居住地越是开放、越是发达，他接触、了解的美国文化就越多。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对美国文化了解的越少，他们就愈发觉得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解读电影的主要障碍。 下面这组数据也能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上述情况。当受试者被问道在中学阶段他们是否学习过相关的“美国社会与文化”时，其中仅有16％的人给予肯定回答，而其余84％的人是否定回答。在学过此类课程的受试者中，38％的人认为中美文化差异是他们解读美国电影的主要障碍，而没有学过的受试者中，48％的人持有同样的看法。这表明没有学过相关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受试者缺乏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因而了解美国的文化对于他们解读美国电影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较为准确地解读美国电影、减少误读的几率，电影观众就应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美国文化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方法对我们跨文化地解读其他国外的影视作品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梁昌明(1973－)，男，河北定州人，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副主任，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研究；贾秀花，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连俊峰，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文化解读论文:电影文学剧本《乡殇》的文化解读 摘要　《电影文学》剧本《乡殇》，蕴含了乡风之殇、乡土之殇、乡情之殇。作品写当下、写下层、写平民、与历史、写民俗，一个个沉甸甸的话题，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又彰显了作品的厚重文化底蕴。 关键词　《乡殇》；乡风；乡土；乡情 《电影文学》2007年10月下刊登了杨光、朱广辉联合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乡殇》，一幅纯朴厚重的民风、民俗、民情画卷展现于眼前，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当下文坛，要么是古装戏说，要么是在纽约、在东京，要么是都市人的无聊闲侃极度盛行的状况下，写当下、写下层、写平民、写历史、写民俗，而又能写出历史的厚重与质朴，就更难能可贵。 殇，有两个含义，一是未成年而死；二是战死者。而两者又有一个共同点：死。那么《乡殇》中的乡之殇，殇在何处，我们认为，殇在乡风之殇、乡土之殇、乡情之殇。 一、中土依旧，正气不再，古风荡然 作品以农村为大背景辐射到各个层面和角落，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既有农村一望无际的高粱地，也有大都市豪华的洗头城；既有乡村出殡的宏大场面，也有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的二人世界；既有几十人拿着槐木杠子拼死拼活的野蛮场景，也有使用微型录音机偷录证言的现代科技；既有乡村个体的原始的手工编织，也有骄横跋扈、先法无天的都市黑老大；既有乡村一个酒瓶一个酒瓶经营的废品回收的父亲，也有在都市开着尼桑轿车、开了一个回收公司、一年收入五六十万的儿子……展现了一个厚重而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 看起来像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然而作者的聚焦点仍然是乡村，是乡风民俗。中国农村素有乡风纯朴、百姓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传统。从作品描写的背景看，应该是中原农村，具体地说就是豫东农村。这一带在地方志中明确地写到：“豫省居土之中，受气之正，其天性朴茂。”“地居中土，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汉书》曰：‘夏人尚忠，其弊朴野’。太康沿尚忠之制。故俗重朴厚，礼敦古处。简而不陋，华而不糜。”然而时过境迁，中土依旧，正气不再，古风荡然。1940年杜、苗两家因10亩土地，而结下冤仇，此后，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而这个结欲结欲死：两个家族，苗家任书记、杜家任主任，两家你整我、我整你。暗中竞争，明里打斗。苗家当书记，大权独揽，不让杜家沾一点边；杜家开洗浴中心、木器厂挣自己的钱；杜家洗浴中心不正当经营，苗家在派出所当临时工的苗新胜就以派出所的名誉去查、去抓、去勒索；苗新胜提出要玩洗浴中心新来的小姐，杜家就趁机带着微型录音机把声音录下来，作为要挟的把柄；苗家当书记的苗新勇背着村主任杜有光用本村的土地建砖厂，也想挣大钱，杜有光听说后直接告到乡长那里，揭露老底，使砖厂办不成；酒桌上本来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好机会，然而苗志德逼杜有光喝酒，杜有光不胜酒力，受不了侮辱，掀翻酒桌，导致两家对阵街头；杜家为了使苗家丢脸、掌握苗家的把柄，先是把通奸的声音录下来，继而带领一班子人去捉奸；苗家的媳妇通奸被捉，把气出到郑家，因为郑家人少势弱，到郑家大打出手，把家里砸得一塌糊涂；郑家出不了这口气，明里不敢对抗，就暗中把杜家的3亩桐树苗一夜砍个精光；杜家怀疑砍树苗是苗家暗中操纵，就到苗家门前大骂，导致两家动刀子，两人各负重伤，虽然当场没有死亡，但都元气大伤，不久两人都死于非命……这里看不出正气，看不到和谐，看不到农民的质朴、看不到人性的善良。这就是乡殇吧?一个耐人深思的沉甸甸的话题。 二、土地：“命根”耶?“穷根”耶?一个厚重的话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史，在农业文明时代，农民们自给、自足，虽说不上富足，然而那份自得、自乐的怡然之情，往往令陶渊明们羡慕之至。农业文明的基础是土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争斗的焦点就是围绕着土地，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征伐；小到家族之间的厮杀、弟兄之间的反目，无不与土地相关。正因为如此，从上到下对土地由敬奉到敬畏，由“社稷”、“社会”的“社”，就可看出人们对土地的敬奉。国家每年逢时对土地进行祭祀，春社、秋社、各种社日、社祭名目繁多，修建规模浩大的地坛；在乡村每村都有土地庙。社稷就成为国家、江山的代名词。土地真真正正是民众乃至国家的命根子。工业社会的到来，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知不觉中，这个命根子不再那么重要了，甚至成为穷根子，这应该说是《乡殇》引人深思的一个沉重话题。《乡殇》写了三个家族几代情仇的故事，而重点是苗家和杜家。两家的仇恨就建立在土地的争夺上。1940年，苗家采取不正当手段，花钱买通土匪绑了杜之文父亲杜聿春的票，又撕票。半年后，杜家的十亩黑淤地被苗家夺走。此后两家都在土里刨食，在势力上没有明显的优劣，尽管杜家时时不忘深仇大恨，然而也无可奈何。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苗家虽然政治上仍然得势，又是行政村的书记，又有人在派出所当临时工，然而重要的是经济上在逐渐失势。杜家政治上赶不上苗家，但是杜家在村里首先开办了大世界洗浴中心，甚至还有一点不规范的经营；尤其是杜家的木器厂，不仅收入很可观，而且拥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杜家的半脱离土地，使杜家在经济上逐渐占有优势。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的老三杜壮光才敢在给杜家办丧事时顶撞大总管苗志德；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才敢到高粱地捉苗家二儿媳妇李琦的奸；经济上占了优势，杜有光才敢掀翻苗家的酒桌；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才能每个工人发一千，带领二十多个工人与苗家对阵街头，　“对峙双方占明显优势的是杜家”；经济上占了优势，当杜家的三亩桐树苗被人砍后，杜之文才敢指桑骂槐对着苗家族长苗志德的脸大骂。三个家族的另一家是郑老歪家，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土地，流落到青龙镇后村，没有经济，更没有地位，加上孤门独户，几乎是忍气吞声地过日子，任人蹂躏、甚至是任人宰割，“受人欺负一辈子，有一点办法我早就走了。”后来他也就干脆脱离土地，到城市收废品，不仅使郑老歪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使郑老歪具有新潮的思想观念，有了这样的基础，夹着尾巴做人几十年的郑老歪，才敢把几十年的怨气发泄出来，一夜之间把杜家的三亩桐树苗砍了个精光。因为被人捉奸无法在家生存的郑爽，彻底脱离了土地，凭着自己的文化、凭着自己的豪爽义气、凭着自己的一身武功在城市站住了脚：“干了一个回收公司，又办了一个再生纸厂……一年收入五六十万。”等到父亲两年刑满时，就直接开着自己的“白色尼桑轿车”去接出狱的父亲了。越离开土地，越有经济实力；越离开土地，腰杆越硬；越离开土地，越能飞黄腾达。这里不仅令人深思，而且包含着一种淡淡的思虑、忧伤。应该是《乡殇》之殇的含义之～吧。 三、情与性：一个既传统又新潮的话题 一般来说，中国农村在情与性方面是比较保守的，性与婚姻是捆绑的，婚姻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思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有后，必须以婚姻的形式建立家庭，婚姻之外的子女是无名分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有了 家庭，才有性，家庭之外的性，是见不得人的，是不道德的。性是家庭的附属，家庭是为了“有后”。性、家庭乃至整个生活，都是为了“有后”、为了接续香烟、为了传宗接代。作为女人，再漂亮、再贤惠、再有才能、再有钱，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无后”，在家庭中，甚至在社会中就没有了地位，就会被人瞧不起。苗家的二儿媳妇李琦就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30岁左右，长相靓丽”，　“太漂亮了”的李琦，嫁到后村苗家有十年了，苗家既有哥哥在村里当支书、又有弟弟在派出所上班，可以说，有门有户有地位。李琦的娘家也是“大户”人家的后代，李琦母亲不断地向李琦灌输家族的辉煌历史：“你奶奶嫁过来的时候，光家具排了三里长，那是个大户啊，她怀你爹六个月，你爷就死了，你奶奶操着一个墓生的儿子熬成咱一家，你奶奶守了一辈子的寡，到死没有让人说半个不字”。从李琦的娘家成长背景，到婆家的生活环境，都不是导致李琦红杏出墙的直接原因。促使李琦红杏出墙、主动诱惑年轻后生的直接原因是她的“无后”，尽管这无后的原因并不在她。李琦的丈夫苗新奇“一小点点就上车了，风里雨里给老苗家挣钱，现在落下病了”，“光药吃了一大车”也不见效果，嫁到苗家10年的李琦，一直没有怀孕，一般人看不起也就罢了，连自己本家的亲嫂嫂、亲兄弟媳妇也“没少说风凉话”，身强体壮、能生能养的李琦当然不愿意抱养老大、老三家的孩子，　“我也就是想要个孩子”，“我能生为什么不生?”“我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为了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李琦选择了高考复习落榜、有文化、有知识、有武功、英俊潇洒，在后村又是孤门独姓，年仅22岁的郑爽。当初李琦接近甚至诱惑郑爽，“也就是想要个孩子”，可是与郑爽有了几次要死要活的高潮迭起的接触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身体的内在欲望一旦被点燃起来，就再也难以平息。甚至在面对自己的丈夫时，李琦也坦然说：“我也不知道这阵子是怎么了。” 作品的厚重之处还在于，捉奸之后几个当事人的心态，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古风不再。在传统的中原农村，一旦被人捉奸，就是丢八辈子人的事，特别是女方，更是无地自容、被所有的人瞧不起。“知道奶奶庙吗?那是青龙镇的老祖先，年纪轻轻的丈夫死了，守寡一辈子，后人感动给她立了庙。立庙干啥?警示后人。通奸更厉害，男女光身子往奶奶庙一绑，放恶狗咬。”时间的河流已经把人的头脑冲刷得今非昔比了，李琦不仅主动接近、诱惑郑爽，而且敢作敢当，郑爽转述说：“她(李琦)说她啥都不在乎，让人知道了，大不了离婚。”被人捉奸后，狼狈地穿着郑爽的衣服跑回娘家，面对母亲的唠叨、说教，李琦不仅不以为错，而且振振有词：“我也就是想要个孩子”，“实话实说，因为没孩子，大嫂和老三家没少说风凉话，新奇也不是不知道。”“我能生为什么不生?”当丈夫苗新奇来接李琦时，李琦不仅不羞不愧，甚至是理直气壮。苗新奇到李家，先是“倚着门蹲下来，低着头没言语”，反而是李琦理直气壮地说了第一句话：“我只是想生个孩子，我不想听老大、老三家里的风凉话。”此话一出，“苗新奇双手捂住脸，一下跪在地上，接着低沉的哭声呜呜地响起：‘李琦，我知道我对不住你……我就怕你瞧不起我，咱们家是脸朝外的人，你这样一弄让苗家怎样做人呐。’”李琦的第二句话就有点咄咄逼人了：“不行，咱们就离婚吧!”在这里，好像与人通奸、犯错误的不是李琦而是苗新奇。当苗新奇想把矛头转向郑爽时，李琦非常义气、豪爽地说：“怪不得人家，是我主动找的他。”被捉奸、衣服被别人抱走、穿着通奸男人的衣服跑回娘家，在面对自己的丈夫时，竟然如此不羞不愧甚至理直气壮、大包大揽，怪不得别人，责任在我。这不仅仅是性格问题，也不仅仅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问题。结合故事背景，一个乡村浴场，就有许多单间，男女厮混，甚至是“一男两女全都一丝不挂”；一个派出所的临时工就能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要哪个小姐，就要送哪个小姐；什么时间要，就什么时间送；让送到什么地方就送到什么地方。这种婚姻、情、性等方面所揭示的意蕴，应该说是《乡殇》之殇的另一含义吧。 文化解读论文:美国人的行为趋向:《当幸福来敲门》的文化解读 [摘要]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反映的是没有任何显赫家庭背景、而立之年的黑人小人物克里斯・加德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的成功奋斗。该片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它浓缩了美国人的生活历程和性格特征，折射出美国文化模式中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本文以文化的视角，从生活节奏、对待挫折和追求幸福三个方面来阐述这种行为趋向在美国人生活中的渗透，探索影片主人公实现梦想，即从一个乐观进取的推销员，最终成为百万富翁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当幸福来敲门》；美国文化模式；行为趋向 一、引言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The Puzmit of Happyness)拍摄于2006年，获当年北美圣诞档的票房冠军，为金球奖、奥斯卡双料提名。该片是编剧史蒂夫・康纳德根据美国百万富翁克里斯・加德纳的同名个人传记故事改编而成。它反映的是美国梦下的另一个阿甘，小人物克里斯・加德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的奋斗，演绎了普通美国人凭借智慧和努力追求幸福和成功的故事。 本片主人公克里斯・加德纳是一名普通的医疗器械推销员，怀揣成功的梦想，争取到在一家声名显赫的股票投资公司实习的机会，历经种种挫折，终于如愿以偿地迎来幸福时刻。该片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它反映了美国人在独特的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下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activity orientation)。 文化模式是指各民族或国家独特的文化体系，是由约定俗成的信仰、价值观、准则等构成的。文化模式不是可以直接触摸到的东西，它渗透在各民族或国家的方方面面，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底。罗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中认为，基督传统、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三大要素(Ruth Benedict：1934)。其核心是基督教思想影响下的人人平等自由和个人奋斗的价值观。 Edeard Stewart“文化模式理论”中“行为趋向”的大多数南美人和印第安人采取随遇而安、适应变化(becoming)的行为趋向，通过改变自己而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中国的道家以“无为而治”、“无为即大为”(being)为安身处世的理念，而欧美人行为趋向以“行动”(doing)为主(尹丕安，2007:48)。本文将通过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来阐述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体现。 二、美国人的行为趋向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 影片导演盖布瑞-穆契诺(Gabriele Muccino)是意大利人。他擅长以电影语言描述错综复杂的情节。他在此前从未执导过英语电影，但因为是非美国人，他不像美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地看待美国梦，而是以其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和独特的影视艺术的形式，通过克里斯追求幸福的真实旅程，向观众展示美国主流价值观。 本片中多次提到上帝和杰弗逊的《独立宣言》。盖布瑞向观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尽管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美国人的行为趋向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确实，上帝是美国人的精神寄托，也是美国立国的精神支柱。历史上美国的国家建立，跟基督教有着很深的关系。当初那些从欧洲来到“新大陆”的人，有很多都是为了躲避母国施行的宗教迫害而来，其中的先驱者多为“清教徒”(Puritans)。虽然后来也有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陆续移民而来，但是清教徒思想深入人心。在签署《独立宣言》美国的“国父”中，有不少是(新教)基督徒甚至牧师。虽然杰弗逊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但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提到上帝的次数不少于四次。 片中克里斯5岁的儿子讲落水者祈求上帝拯救的小故事：一艘船过去了，落水者拒绝被救，说：“上帝会来救我的。”第二艘船又过去，他仍然拒绝被救，说：“上帝会来救我的。”后来落水者淹死后来到天堂，问万能的主：“为什么不来救我?”上帝回答道：“我已经派两条船去救你了。”导演巧妙地通过孩子不经意的笑话告诉观众美国人信奉的基督教义：God helm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 导演还安排了一场落魄的克里斯怀抱儿子在教会收容所听牧师布道，听教徒唱圣歌的情景。教徒们唱出了克里斯的心声：“重担虽负于肩，痛苦难以忍受，但我不会也不曾放弃，只因你曾经的承诺：赐予我翻越攀登之力，指引我前进的方向。”在美国人看来努力工作，追求幸福是上帝赋予的“天职”。 三、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生活节奏上 同其他行为趋向相比，在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的文化模式中，人们习惯于快节奏的生活。“美国人认为，时间是一个朝某一方向不断流动的东西。”(王恩铭，1997:204)Hall把不同文化对时间的使用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一元制时间(Mono―chronic time)简称M-time，一种是多元制时间(po―y―chronictime)简称P-time。一元制把时间看成是可以分隔，但不可重复，有始有终的一条线，也称线式时间观；而多元制则把时间看成是分散的，采用多元制的文化，一般可在同一时间内做不同的几件事情，也称圆式时间观念(王莉，2002)。作为一元制的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无异于一条既固执又珍贵的直线，时间如金钱一样可触摸。 在本片中，克里斯时间观念强，精于安排工作、学习、娱乐和社交的时间，力争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最理想的效果。他似乎永远在狂奔之中：每天早早上班，奔跑着去幼儿园接儿子，奔跑着赶公交车……为了从20个实习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证券公司的股票经纪人，他要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努力地争取时间去联系潜在的客户。他不停地打电话，整天坚持不喝水――这样就可省下上厕所的时间，他拼命地挤出每一分钟去与他人竞争。他利用业余时间为了生计而推销测骨仪，晚上通宵达旦地看书。他在忙碌生活中的唯一目标就是圆满完成任务。 四、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面对挫折时 面对挫折，各民族有不同的行为趋向。在“无为”的行为趋向中，人们带有宿命色彩，把一切视为上天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事情。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本民族自己的特点，但是他们共有的独立精神早在《独立宣言》中就表现了出来，即主张人类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都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且，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移民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在各民族二百多年的融合，已经融入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血液之中。至于进取精神和移民也是分不开的。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有坚定的自信心。他们在各种事业上都喜欢标新立异，既不怕别人的非议，也不担心个人的失败，失败了再重新起来。他们既不恋旧，也不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是抓紧现实(孙延|，2002)。 开拓进取、永不放弃的坚韧精神同样体现在克里斯身上。片中克里斯面对种种困难永不气馁。不肯轻言放弃的进取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每位观众。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男主角威尔・史密斯黝黑的皮肤，凝重的表情，匆忙的脚步，将一个奔波、失意，但时刻不忘奋斗目标的美国平民英雄的形象演绎得惟妙惟肖。 克里斯从不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正如他在球场上对儿子说：“如果你有梦想，那么请保护好它。”尽管他的人生历程坎坷：提着四十多磅重的医疗仪器四处奔走推销，交不上房租，被房东赶出，只能带着儿子去地铁厕所和收容所，甚至被迫卖血，即使在这时候，克里斯仍一如既往地自信和勤奋。在被车撞丢一只鞋子后，立刻爬起来跑回去工作。只是在一个深夜，当无家可归，和5岁的儿子被迫在地铁厕所里过夜时，我们才看到坚强的克里斯坐在地上一个人无声地啜泣。 观众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在克里斯匆匆赶赴一个重要约会时，一个黑人埋头专注地在街头击鼓。这使人联想到克里斯总是一路狂奔的脚步声。这个镜头蕴含着主人公锲而不舍、勇往直前，永不放弃的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克里斯总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因为他相信：有了梦想就要好好守护，全部生活的碎片就是为了等待幸福来敲门的那一刻。他坚信：有志者事竟成! 五、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理想追求上 本片片名取自于《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人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刘祚昌，1996:128)。观众刚看到片名《The Pursuit of Happyness》时也许会纳闷：一个拼写错误?但看到最后一定悟出了编剧的真实用意。所谓拼错的片名实际上是有意为之。就像影片开头克里斯看到幼儿园墙上涂鸦时说的那样：“There iS no Y in‘happiness’，It's an I.”(在“happiness”这个单词里，没有“Y”，应该是“I”。)片名巧妙地向观众传达了这样的思想：美国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不会抱怨“为什么(why)”，而是依靠自己(I)去奋斗!这里的“I”是指“自己、个人、自我”，意思是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幸福。“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性和主要内容”(朱世达，2001:13)。“美国个人主义观念中的重要一点就是独立精神” (王恩铭，1997:204)。毋庸置疑，美国文化鼓励每个人自己作决定，形成自己的观点，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及拥有自己的财产。 而且美国人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观念中具有高度的物质主义。“‘物质主义’是针对美国人的金钱观和处世态度而言的。可能没有其他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重视对金钱的追求了。”(陈俊森，2000:55)美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多从物质的角度加以评价。虽然物质的追求并不是绝对化的，但从社会整体来看，物质的多少还是衡量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成就的标准，因为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文化模式中，对一个人的行为评价注重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在克里斯如下的言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克里斯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过程中依靠自己，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一步步“推销自我”，最终成功实现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梦想。当克里斯茫然地提着要推销的仪器看到从经纪公司门口走出的人们满脸幸福的样子时，他毫不犹豫地向一名开着豪华跑车，穿着光鲜的职员讨教致富经验。“做股票经纪人，只要能精通数字和做人处世就行。”职员的这番话点燃了仅高中毕业的克里斯心中的理想火花。 为了争取到实习机会，他亲自上门递交申请书，争取到跟经纪公司经理特维斯图搭车的机会，利用推销员的口才适时推销自己的长处，并通过成功玩转魔方展示他的数学天赋，赢得主管的好感，从而得到了他追求幸福的关键机会――实习生面试。这是他自我推销的第一步。而他自我推销的第二步就是那场精彩的面试。当克里斯穿着刷墙的衣服匆匆赶去参加决定命运的面试时，面对考官们惊讶的表情，他主动坦白“因为没能付清停车罚款而被拘留了。是从警察局一路跑来，拘留前正在家里刷墙”。当主考官对他学历表示失望时，他诚恳地告诉对方自己“喜欢这一行，已经开始自学”。“我知道如何寻找答案，而且我一定会寻找到答案的。”正是他的坦率和坚持折服了主考官，使他终于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实习生。 克里斯主动登门向大客户瑞本因失约而道歉，赢得了瑞本的好感，从而融入了对方的社交圈，认识了许多潜在的客户，这也为他进一步的成功埋下了伏笔。“同更高一层群体的联系是通向上流社会的途径，向上攀爬或者在受限制的群体中再造出一个精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美国趋势。” (陈俊森，2000:60)在公司的培训中，克里斯总是增加在主管人员特维斯图、培训经理和上司面前的曝光，他不惜做跑腿工作，赢得了上司的好印象。功夫不负有心人，克里斯・加德纳凭借他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一股子劲头，赢得了大客户的青睐，从此，幸福之门慢慢向他打开。 总之，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主人公克里斯实现梦想，即从一个乐观进取的推销员，最终成为百万富翁的心路历程，折射出美国文化模式中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艺术来自特定的文化，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无论何种艺术都是该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载体，通过解读这部影片，我们可以进一步透视美国独特的文化模式，了解美国的主流文化。

双语教育论文: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研究 一、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应具备的教育技术能力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本身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教学工作，要胜任这一教学岗位的具体要求，需要教师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技术能力。首先就是要对于双语能够熟练掌握，新疆很多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要么是普通话掌握不足，要么就是维语掌握不足，因此不能够较好的胜任岗位工作要求。其次就是要对于语言教学规律有一个良好的认知，能够熟练掌握双语教学的基本技能，对于双语教学的特点以及要求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最后就是要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能够教学工作开展中做到兢兢业业，恪守教师职业到的准则。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现状来看，不少教师在上述教育技术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这种欠缺反映到教学中去就是教学效果的下降。未来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的重心就是要在这几个方面加强改进，从而切实提升双语教师的岗位胜任力，推动双语教育事业的更好发展。 二、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具体包括培训投入不足、入职门槛偏低、考核评价不完善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提升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具体阐述如下。 1.培训投入的存在不足。 目前新疆在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提升方面的培训投入严重不足，双语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因此不能够通过不断的培训得到有效的提升。培训本身对于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知识爆炸年代，各种知识折旧速度不断加快，双语教师知识以及能力如果不能够通过培训来进行更新，也必然会出现教学岗位胜任力下降的情况。 2.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 目前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考核评价方面不是很完善，具体来说就是考核评价指标不够全面以及具体，考核评价采用的是结果导向评价模式，忽视对于教师教学行为、能力等方面的考核评价。同时考核评价结果方面与教师薪酬、晋升等不是很紧密，结果导致考核评价流于形式，教师在教育技术能力提升方面主动性不足。 3.入职门槛比较低。 入职门槛较低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也存在较大的影响，目前新疆在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招募方面存在门槛较低的问题，结果导致招募的双语教师存在岗位胜任力不足的问题，这使得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整体偏低，从而导致双语教育发展效果不理想。 三、提升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策略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提升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围绕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不足，针对教育技术能力发展问题，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双语教师培训。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提升方面，关键是要加大教师培训投入，针对双语教师能力、知识等方面的不足，制定完善的培训方案，通过强化培训来及时提升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在培训工作开展方面，除了要加大投入方面，更是要做好培训需求分析，制定针对性的培训方案，从而实现培训效果的提升。 2.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在双语教师考核评价方面也需要注意不断完善，构建能力导向的教育技术能力评价体系，同时要将考核评价结果与双语教师的薪酬、职称等进行挂钩，这样就能够全面提升双语教师自觉努力提升自身教育技术能力的积极性。 3.提升入职门槛标准。 在双语教师进入门槛方面，新疆需要做好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岗位胜任力要素的全面分析，围绕这些胜任力要素来进行双语教师招募标准，在双语教师招募中严格按照这些标准来进行招募，从源头上来全面的提升双语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将那些能力不足的双语教师拒之门外。 作者：张燕 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双语教育论文:材料学科双语教学工程教育论文 一、专业认证及其对材料学科专业课程的导向 专业认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能力导向，其含义一是OBE模式，即基于毕业生的质量，二是“什么是毕业生的质量”。OBE模式最早出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改革。WilliamG．Spady认为OBE实现了教育范式的转换，学生学到了什么是成功，远比怎样学习和什么时候学习重要。S．Willis和B．Kissane对OBE的定义是基于实现学生特定学习产出的教育过程。教育结构和课程被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如果它们无法为培养学生特定能力做出贡献，它们就要被重建。因此“，以学生为中心”、“目标导向”和“持续改进”是专业认证的基本理念。根据我校办学特色和材料科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积淀，与时俱进，拓展专业教学方向，创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新课程是改革的必经之路。信息技术是21世纪社会发展迅速的高新技术，信息功能类电子材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先导，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研发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10年，我校在材料学科专业课程中增开了“信息技术与电子材料”等双语课程。该课程是面向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国际班（以下简称“材科国际班”）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并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和材料化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此课程围绕各类新型电子功能材料，如半导体、超导、电介质、光与光电子、磁类功能材料，以及其在信息技术中的应用展开，旨在让学生在学习材料理论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电子材料的功能性特点和应用。 二、基于专业认证理念的课程探索与实践 （一）与时俱进，广泛取材，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式 对应目标：科学文化和工程文化教育。在传统的教学中，存在教学内容更新慢、教学可视化差、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等不足。除此之外，材料学科专业课程信息量较大，且知识更新速度快，这对双语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具备更高的教学设计、教学组织以及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能力。在倡导与时俱进的今天，在“信息技术与电子材料”课程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技术已成为必然。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方式具有信息量大、灵活、更新快等特点，并以全方位、立体化的方式呈现，弥补了传统教学中板书的多种不足。引入多媒体技术后，本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可以随时在教学中补充，有效更新了教学内容。通过媒体播放和网络下载等形式，形象、生动、直观地传播知识，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材料学科的学习兴趣。多媒体双语教学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如上课速度快、信息量大等，学生必须集中精力，否则就会因漏失关键信息而难以跟上教师的授课思路，甚至失去学习兴趣。因此，在有限的授课学时内，如何让学生有效把握课程重点，理解课程难点，是教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对于专业必修课的考核，尤其是学时少、学分少的专业必修课，其考核方式为“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我们从改革教学方式入手，设置课程内容专题，强化“平时成绩”，强化主观性专题，促使学生在课下继续把课堂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主观强化。专题设置的另一个方式是自主选题。教师给出主题，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分组，自行设置小组报告题目和内容。近年来，学生自主选题主要集中在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减排方面，体现出学生对国家乃至国际材料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关注。 （二）设置专题，小组研讨 对应目标：创新思维能力、工程能力、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设置的学术专题是本课程的重点。为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有意加大此部分的分值权重，从原有的20％提高到40％，促使学生重视专题作业。以“HallEffect：TheoryandApplication”题目为例，什么是HallEffec（t霍尔效应），回答可以是简短几句话，也可以是一篇论著。这个题目中还涉及另外一个部分，即HallEffect有哪些应用。应用可大可小，可以是身边的小器件，如录音机的转向机构和电饭煲的温度控制；也可以是国防军事设备的重要组成部件，如用于远程导弹、卫星上的霍尔位移传感器。这就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提纲、字数要求下，认真查阅资料，理解相关内容。此外，专题作业还设置小组讨论环节。通过小组论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高质量作业。通过设置专题，促使学生有意识地去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内容综述、分组合作，对其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工程能力、管理能力和沟通能力等，进行了综合训练。 （三）研讨项目答辩，角色转换，互动式教学 对应目标：创新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国际化能力。上述专题作业提交的语言是英语，PPT文件还需要学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英语口头汇报，并回答教师和同学的问题。从Word文档到PPT文件的制作，学生加深了对专题内容的认识。专题答辩时，从文字到语言的转换，促使学生充分掌握专题内容，运用适当的科技语言、肢体语言、影音动画等展示自己的作业，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有条理、有层次地汇报小组工作。在回答问题环节，学生必须做足功课，才可能保证答案的准确性。通过设置专题并进行项目答辩，促使学生充分利用可获得的各类资源，系统掌握知识，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国际化能力的提升。 （四）改革考核方式，师生互评 对应目标：创新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发展能力。上述“平时作业”中对三类作业类型的考核，我们摒弃了教师一言堂的方式，通过设置对应的考核表格和细则，由教师和全班学生参与，从专题内容的学术性、逻辑性、作业规范性、演讲条理性、科技语言运用等方面进行打分。学生通过评分表还可以进一步审视自己的不足，汲取其他小组的优点，争取在下一轮作业中获得更好的成绩。而教师的评分则重点体现在对知识掌握的准确度上。此外，专题作业是以小组为单位提交的，一荣俱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个别学生“偷懒”的情况。同时，在考核时设置组员贡献表，明确小组成员各自对小组工作的贡献百分比，将个人成绩与贡献比例挂钩，进一步避免了个别学生“不出力”的情况。学生参与专题作业考核，对专题内容进一步消化，对其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有积极作用，有利于他们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学习需求。 三、持续探索与实践 在工程教育国际认证标准的指导下，在“信息技术与电子材料”的课程教学中实施了以项目为导向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无论是在学习能力方面，还是在团队合作与交流能力、创新思维能力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双语教学是一种“学科教学”，而非“语言教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设定双语教学的目标，持续探索与实践，既重视大学生语言能力的获得，又强调其知识目标的达成，并要妥善处理好知识目标与语言目标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随着新型电子功能材料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与发展，基于我们在材料学科专业课程多媒体双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及时查找问题，结合本课程的实际情况，制订有效的解决方案，仍是今后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目前本课程的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我校材料学科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促使材料学科专业课教学改革向着创新型、国际化的层次发展。 作者：赵春霞 黄学辉 顾少轩 周静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双语教育论文:食品化学双语教学工程教育论文 1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普通高校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大部分学生学习英语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学习被动，缺乏用英语思维的能力，不利于双语教学的实施。此外，《食品化学》课程一般在大学三年级第1学期开设，学生基本没有接触专业课，对专业知识并不了解，况且多数学生还没有通过英语四级考试，词汇量较少，更不要说专业词汇，此时开展双语教学，难度相当大。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首先向学生讲述双语教学的重要意义，强调应用型国际化高素质人才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阐明外向型企业对专业性人才的需求量，同时邀请毕业学生以切身体会讲述双语课程的重要性，加强学生对双语教学的重视程度。此外，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双语教学的循序渐进过程，开始主要用中文讲授，通过简单渗透的方式向学生讲解重要的专业词汇和概念，主动找出构词规律，帮助学生记忆专业词汇，消除学生对双语课程的畏惧，等大部分学生适应后，再过渡到中英文双语教学的整合层次。同时，教师应随时对重要的知识点进行归纳和总结，并提出一定的问题让学生讨论，既可以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很好地消化和吸收，加深学生的理解，又可以通过鼓励学生用英语回答，逐渐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加强师资力量 《食品化学》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教师的作用非常重要，只有兼具广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的外语水平，才能保证双语教学的质量。尽管目前从事《食品化学》教学工作的教师均获得博士学位，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或一定的专业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但大多数教师不具备国外研修经历，况且在我国的英语教学模式及环境下，口语训练较少，很难顺利开展《食品化学》双语教学。加强双语师资培训是解决双语教学困难的根本途径。然而，双语师资的培养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得到学校和教育部门的高度支持，有步骤地推进双语教学、持证上岗。首先要遴选一批基础较好的专业教师，通过请学校的英语教师对其讲授一些常用课堂用语，或组织双语教师听观摩课向英语教师学习，或聘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外籍教师对其进行听、说训练，参加校外双语教学课程培训班或到国外优秀高校进行教学研修，全面提高双语教师的口语水平。 3选用切实可行的教材 科学合理地选用教材能保障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国内高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多使用近几年出版的、在国际上使用广泛的国外优秀原版教材。因为原版教材可以提供原汁原味的英语和专业知识，便于教师和学生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拓宽国际视野。然而，国外原版教材价格较高，一般学生很难承担，而且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国内高校安排的课时一般无法完成。考虑到实际情况，只对任课教师购买Fenne-ma'sFoodChemistry第4版原版教材，并从中选取授课内容所需的章节，供学生复印，既保证了教材的原版性，又降低了成本。同时，学生还可以将Fennema主编的王璋等人翻译的《食品化学》(第3版)的中文版作为参考书，对所学知识进行补充。 4创新教学模式 基于双语教学的特殊性，只有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才能保证《食品化学》双语教学任务顺利完成。建立一种“预习、听课、复习、讨论”的4阶段学习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学生应对《食品化学》课程中的专业词汇和教学难点进行课前预习;认真听取教师的课上讲解是确保学生理解并掌握课程知识点的关键环节，这就要求教师英语讲授应清晰，便于学生接受并掌握新知识;课下复习是非常重要的过程，能保证学生消化吸收课堂教学内容;讨论是学生就一个专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能及时反馈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完整地实现教学目标。食品化学涉及食品的组成、营养及加工过程中各物质的变化及相应防护措施等，内容繁多，单纯理论讲授，不足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然而，食品与现实生活结合非常密切，如烹饪过程中蔬菜颜色的变化与叶绿素变化条件以及护绿技术相关;面包、烤鸭等食品的诱人色泽及风味与美拉德反应相关联;水果颜色的变化与酶促褐变紧密结合等。因此，在《食品化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可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加深学习印象，提高学习效果。 5结束语 双语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目前，对《食品化学》双语教学的认识、目标定位和教学模式等方面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学校和教师应结合实际，因材施教，在教学中不断吸纳国外先进教育理念，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双语教学模式，培养出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所需要的面向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高素质应用型食品人才。 作者：李红 张露 申瑞玲 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双语教育论文:教育学院双语物理课程设计论文 一、物理教育“特培”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对物理教育“特培”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进行了研究，并对该专业学生进行了生源情况、教学素质等方面调查后发现，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课程难度大，学生不易理解；实验技能类课程课时偏少，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某些教学类课程时间安排不合理；学生语言基础的不同导致语言类课程需要调整；教学实践的质和量都无法保证，且形式单一；课程的教学、考核方式，教材等存在问题。 二、综合上述问题，对物理教育“特培”课程的设置进行改动 1.专业课类 （1）对《高等数学》、《解析几何》课的改造：数学是物理的基础，但考虑学生对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的需求更高以及课时量的限制，应对数学知识的教学进行简化和改进。内容应侧重于在力、热、电、光学中用到的矢量运算、微分、积分及概率统计的基本内容和在物理学中的应用即可，可将两门课合并为一门课程：《大学数学》，且课时数不宜增多。具体安排如下：《大学数学》；目的：为学生学习和理解物理专业识打好数学基础，能运用基本的高数和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处理物理问题；内容：以矢量运算、微积分、概率统计的概念及运算为主，多结合物理实际问题进行教学；时间：第一学期；课时：72课时；考试形式：闭卷考试（重点考数学方法在物理问题中的运用） （2）对《专业维语》的改造：在“特培生”培养过程中，要求语言教学不断线，因此在第一、二学期完成《基础维语（汉语强化）》的学习后，第三、四学期应继续学习维语或汉语，并直接学习中学物理教学中的维、汉语表达，即训练双语教学。为使学生打好基础，能全面学习中学物理知识的双语表达，应增加课时。随着生源的变化，应根据学生的需求自己选择学习专业维语或是汉语，以弥补自身在双语教学语言方面的不足。具体安排如下：《专业维语（专业汉语）》；目的：为实现双语教学，加强学生用维语及汉语表达物理专业术语，进行教学的能力；内容：以初中物理教材为载体，细致讲解物理术语的维（汉）表达，侧重听说能力的训练；时间：第三、四学期；课时：每学期各64课时；考试形式：笔试口试相结合（笔试：闭卷，以物理专业术语的维汉翻译为主；口试：听力和口语测试相结合）。 2.专业技能课类 （1）对《课程与教学论概要》的改造：由于本课过于理论抽象，学生不宜实践，建议删除。 （2）对《教材分析与教学法》的改造：本课较理论，但涉及到对中学物理教材的详尽分析解读，是学生全面深入学习中学物理知识并深挖教材的重要过程，因此非常有必要继续学习并加大课时，可设置为两门课。具体安排如下：《初中物理教材讲练》；目的：使学生对中学物理知识进行巩固、加深、查漏补缺，对初中物理教材的内容及编排熟悉到了如指掌；内容：以初中物理教材为载体，详尽讲解教材中出现的重难点问题、各个知识点、实验、习题等，并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时间：第三、四学期；课时：每学期64课时；考试形式：闭卷考试（主要测试学生对中学物理知识的掌握程度）《中学物理教学法》；目的：使学生了解中学物理教学的规律、方法，明确中学物理各部分教学内容的新课标及教学设计的要领；内容：以典型案例解析新课标及介绍中学物理教学的一般规律、方法；时间：第四学期；课时：64课时；考试形式：闭卷考试（主要考核学生在新课标下的教学设计和分析能力） （3）对《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学）》的改造：本课侧重于学生在课堂上运用各种教学技能模拟真实的中学物理教学情景，应以学生训练为主要形式，是较好的教学实战演练。具体安排如下：《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并熟练掌握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各个环节，能熟练运用多种教学技能达到教学目的；内容：如何进行物理教学设计、备课，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及相关技能，学生重点模拟训练课堂教学环节；时间：第四学期；课时：64课时；考试形式：考查（侧重考查学生的教学设计和课堂讲授能力）。 （4）对《中小学物理科学实验教学研究》的改造：传统的物理实验教学研究以教师讲解分析实验为主，学生动手练习操作的机会较少，关于实验的拓展也少，没有达到提升学生设计并操作实验能力的目的；且实验教学应安排在实习前进行。另外，中学物理仿真实验与数字化实验作为现代物理教学中两种常用的教学和实验手段，开设这两门课能增进学生学习兴趣、拓展教学思路，但课时量不宜过多。具体安排如下：《中学物理实验讲练》；目的：使学生了解并熟练掌握初中物理教学中的主要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验的内容、设计、重难点、操作等，以训练学生的实验技能、提升实验教学能力；内容：对照各实验，学习实验的设计、内容、操作、教学等过程，学生重点模拟训练实验教学环节；时间：第四学期；课时：32课时；考试形式：考查（侧重考查学生的实验设计和实验教学能力）。《中学物理仿真及数字化实验》；目的：使学生能够利用电脑软件模拟复杂的物理实验过程，并能将其应用于物理教学中；内容：仿真软件制作物理课件的方法，数字化实验的基本操作，并用两种办法模拟典型的中学物理实验；时间：第六学期；课时：64课时；考试形式：考查（重点运用两种方法模拟中学物理实验） 三、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和对课程设置的想法，建议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针对每一门课做好具体的课程设计，从教学大纲开始，逐步确定教学目标、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计划、设计考核内容和形式等，以此充分体现每门课各自的特点且避免了不同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的重复，提高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2）做好教材的选择和编写工作。 目前，多数传统课程给学生及教师配备了教材，而一些新开的实践类课没有教材或仅为教师配了教材，即使有，教材的内容及编排也不完全适合学生和教学实际。选择教材应尽量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环境出发，为师生配备最适用的教材。没有教材的要组织人员编写校本教材。 （3）提高物理教师自身专业素质。 在培养物理“特培生”的过程中不但要求教师有扎实的物理专业知识，而且要熟悉中学物理教学内容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学以致用，因此物理教师需要不断补充学习中学物理知识及教育教学类知识，同时在讲授专业课时应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内容到形式都不能过深过难，以免使学生感到学了也用不到，产生厌学情绪。 作者：马灵灵 居来提·沙比尔 单位：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双语教育论文:地方特殊教育中双语教学 一、国内外双语教学的发展趋势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针对聋人的双语教育实验，主要包括由挪威资助的中挪SigAm双语聋教育项目，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项目和英国救助儿童会支持下的双语双文化聋教育项目等等。我国对手语传译员的需求很大，但是经过资格认证、受过专业培训的手语传译员非常少，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两千多万聋人的需求。可见，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双语教学发展程度与中国相比更为成熟和完善。我国的双语教学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市场。但是目前看来，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在教学方法、师资培养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二、绥化市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双语教学与特殊教育教学结合不紧密。绥化市双语教学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起步较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因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绥化市的双语教学普遍规模较小，教人力不足，教学设备陈旧。目前绥化市的双语教育主要是针对普通儿童的中英双语教育。例如：双语幼儿园，双语学校。只有特殊儿童教育学校中的聋人教育中有少量的师资，缺少具有教学手语和汉语双语能力的教师。教师对特殊学生的了解不够深入，对每个学生的个别教育计划不够合理或是实用性不强。还有，双语教学课程的开发滞后，手语教育资源缺乏或没有被很好的利用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双语教学与特殊教育教学无法紧密结合。 2.双语特殊教育教师师资不足。随着全纳教育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随班就读的学生会越来越多的走入普通班级学习，相信这也是绥化市特殊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双语特殊教育教师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绥化市需要的是具有良好态度、信念以及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双语教师。同时，聋人教师是聋童发展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双语教育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多聋人教师在特殊教育学校中工作。有研究表明，如果家长是聋人的聋人儿童一般比健听的家长的聋人儿童发展的更好。究其原因是因为聋人家长很早就用手势语跟与其沟通，更懂得如何跟儿童沟通和交流。因此，聋人教师更能够了解聋人儿童和聋人手语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可以更好的帮助聋人儿童学好手语，他们的作用不可忽视。 3.政府、学校、教师、家长缺乏沟通合作。我国关于残疾人教育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这些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殊教育教师的相关权利给予了一定保障，但有些法律条文不够详实和具体，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目前，绥化市对双语特殊教育教学重视程度一般，还有提高和改进的空间。在当今的和谐社会中，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是需要得到尊重和关怀的。在绥化市普通学生的教育要比特殊学生的教育更受到重视。特殊学生仍然是弱势群体，往往会受到轻视而被遗忘。无论是政府、学校也同样侧重普通儿童的教育。家长忙于工作，忽视特殊学生的需要和发展。特殊学生的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政府、学校、教师、家长的紧密联系和协同合作才能合理有效的发展。 三、对策与建议 1.双语教学与特殊教育教学的有效结合是开展双语特殊教育教学的前提条件。要把双语教学有效的应用到特殊教育教学中，必须把双语教学与特殊教育紧密结合。教师应在充分考虑特殊学生个人因素的基础上为每一位学生制定和设计教学方案和个别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EducationProgram，简称IEP)。首先，教师要了解每一个特殊学生的基本情况，才可以为每一个特殊学生设计双语教学的方案。在方案制定之初，应该从以下一些方面深入了解特殊学生：（1）学生的年龄；（2）学生障碍或残疾的类型和程度；（3）在哪个年龄段出现的残疾症状；（4）目前学生的汉语和手语能力水平以及存在哪些障碍；（5）学业成就水平；（6）在测量儿童智力时方法和语言的使用；（7）学生的适应行为水平；（8）学生的社会成熟度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9）学生的家庭环境；（10）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只有充分考虑到以上因素才能更好的为学生设计双语教学的方案和制定双语特殊教育学生的个别教育计划（IEP）。然后，开始合理制定双语特殊教育学生的个别教育计划。制定双语特殊教育学生的个别教育计划中，应包含以下几项内容：（1）学生目前处于怎样的教育状况？包括学生正在接受的教育或是治疗情况；（2）学生的总体教育目标是什么；按照顺序设定短期教学目标；逐项列出具体的教学和服务的要求，包括如何促进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平衡；（3）教学主要从哪几个方面着手；（4）该教学计划的持续时间；（5）IEP的现实标准和个别化教育计划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的时间表以及父母的角色的陈述等。只有制定了合理的个别教育计划，才能使双语教学和特殊教育教学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为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奠定坚实的基础。 2.加大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力度，实现双语教学在特殊教育教学中的有效性。特殊教育教师需要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手语和汉语），并且精通两种语言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课程实施的具体承担者，教师专业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课程实施的质量和效果〔6〕。双语特殊教育教师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还要学会掌握和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满足特殊学生的文化和语言的特点以及教学需求。这就要求双语特殊教育教师能够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为学生提供语言发展的教学活动；二是使用学生的第一语言———手语进行教学；三是了解所教学科内容和其适应性；四是实施适当的技术评估，诊断和指导。双语特殊教育学生会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特点和需求，在教授有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特殊需要的学生时需要特殊的教学能力、知识、技能和态度，因而双语特殊教师需要不断的提高自身能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为特殊教育教师提供的双语特殊教师教育计划和项目不够完善，有待发展。另外，双语课堂可以引进聋人教师教学。促使优秀的聋人教师能跨入正式的教师队伍，给予他们和健听教师一样的待遇。这样不仅对聋人就业有帮助，还有助于手语教学效果的提高。同时，绥化市的健听教师要进一步提高手语水平，解决与聋人教师的沟通障碍，更有效地与聋人教师合作，充分体现双语教学在特殊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3.政府、学校、教师、家长的合作是促成双语特殊教育的实施的重要保障。双语特殊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其中包括保护教师和特殊学生权益的教育法案的颁布；双语教学大纲的完善；社会对双语教学的公众认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手语翻译能力的双语教师；家长的手语培训以及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学校中创造双语环境等多个方面。为了更好的促进双语特殊教育的发展，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政府部门需要在政策上向双语特殊教育倾斜，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扶持特殊教育事业，保障双语特殊教育教师权益，给予一定的人力物力支持。（2）学校应该积极营造支持双语特殊教育教师和学生发展的环境和氛围。制定相应的课程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管理教师工作方式、课程评价方式、职称评定等，以保证课程实施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同时，做好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工作，保证特殊教育学校双语教师的需求。（3）强调特殊学生学习双语的同时，特殊学生家长应该与学生一起学习手语来适应和配合学生，达到家长切实能与学生沟通的目的。家长主动配合双语教师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只有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协同合作，才能促成绥化市双语特殊教育的迅速发展。 作者：周丹 胡玉君 单位：黑龙江绥化学院教育学院 双语教育论文:基础教育双语教师职前培养 一、基础教育双语师资现状调查分析 一是目前担任双语教学的双语教师的数量不足，表现在能胜任双语教学任务的双语教师数量不能满足当前西安市社会对于中小学双语教学的需求。在笔者对没有开展实施双语教学的36所中小学的校长或教务主任的访谈中，有17人表示没有开设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没有能胜任双语教学的教师。在问及他们未来的规划时，其中19人（占未开设学校的52.8%）表示只要双语师资问题得到解决，他们将会尽快开设相关的双语教学，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二是目前担任双语教学的双语教师双语教学能力、素养和双语科研能力普遍较低。在笔者对目前担任双语教学的教师进行的进一步问卷调查中（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双语师资的教师类型、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英语水平、教学年限、双语执教年限、双语学科分布、教学工作与教学效果、意见和建议等情况）发现，目前担任中小学双语教学的教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学历偏低，教龄偏短，双语执教时间更短，缺乏足够的教学经验及双语教学知识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目前担任双语教学的双语教师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对某一学科有兴趣或专长的外语教师，二是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科教师。这就造成学科专业教师的英语水平、能力素养有限，不能用英语授课或者是不能用英文完整授课；而外语专业教师因为缺乏足够的学科知识，又不能讲授学科专业课程。由此可见，合格的双语师资短缺仍是制约双语教学的最大问题。 二、解决途径 （一）对传统的外语专业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传统的外语师范生，虽然其外语水平和教学能力都很强，但因为其缺乏其他的专业学科知识，很难适应社会对高素质双语人才的需求。鉴于此，要对传统师范外语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理念和课程设置、实习机制以及考核评价方式进行改革，使其毕业后能成为有专业特长、外语良好的跨学科双语人才，能够从事中小学双语教育教学。1.改变传统的招生模式传统的外语专业的学生大多来自高中文科班，他们文科综合基础知识较好，但理科和其他专业知识欠缺，所以很难将外语与某一门学科尤其是数、理、化等专业结合起来从事学科双语教学工作。而其他专业的学生，外语基础又比较差，很难用英语讲授学科知识。无论哪一种招生模式都不能适应新的专业培养要求，这在生源质量上就制约了专业人才培养的前景。因此，笔者建议，在以后的师范院校外语专业招生时，可以考虑录取一些理科基础较好的学生，经过专业学习，使他们成为能文能理，具有能把外语和专业结合起来的复合型人才，为培养优秀的双语教师打下良好的基础。2“.双学位”模式外语教育专业的学生，其外语知识水平往往是“普而不专”，他们可能了解很多领域的外语知识和词汇，但由于不够专业，不能用外语进行其他学科的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鉴于此，笔者建议：外语专业的学生有必要辅修另一门专业学科，比如历史、地理、生物或者化学等，或者采取双学位的方式，使外语专业的学生成为能够从事中小学双语教育教学工作的“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当前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改革和教育国际化的需求。 （二）将双语教育理念渗透到相关专业教学中 在师范院校一、二年级的大学英语教学中，一方面要注重学生英语听力、口语的训练和提高，强化英语口语能力训练；另一方面要在大学英语常规教学的基础上，结合各个专业的专业特点，进行相关专业的英语通识教育，为三、四年级的专业英语做好铺垫。在三、四年级结合学生所学的专业特点，开设与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相关的英语，即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forSpecialPurposes）课程，如化学、数学、物理、生物等学科双语课程，提高学生在相关专业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开展工作的交际能力。同时，还可以以选修课的方式开设双语教学论课程，提升他们的双语双文化意识、双语思维能力和双语教学能力。此外，应加强与实施双语教学的中学的联系，为双语专业提供见习、实习的机会，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 （三）开设“双语教育”专业 开设以中小学、幼儿园双语教育师资为培养目标的专业。如开设“2+2”小学双语、幼儿双语教育师资培养，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双语特色。其对象是小学教育本科生，学前教育本科生（非英语专业）。前两年在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的基础上，开设语音、听力、口语等课程，并将听、说、读、写、译等实际运用的能力融于大学英语教学中，强化英语的听说训练。后两年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开设非语言学科（如音乐、体育、美术、科学、数学等）双语教学。前两年实现语言目标的学习，后两年实现学科目标的学习，使其毕业后能顺利从事专业的双语教育教学工作。需要注意到的是，仅有英语水平和学科知识，还不足以胜任双语教学，教学活动的开展还需要相应的双语教学能力为依托。因此，有必要结合师范生特有的特点，充分利用和发挥多种学科的幼教、小教课程特点以及幼儿园、小学见习、实习的传统作用。加强与实施双语教学的中小学、幼儿园的联系，为双语专业提供见习、实习的机会，在观摩双语课、协助双语课、实践双语课和反思双语课的实践活动中切实深化他们对双语教学目标的认识，对双语教学理念的认同，增强他们的双语教学实践能力。 三、结束语 当然本课题研究因为范围有限，可能难以由此而得出较为准确地结论。然而这50个小学的调查数据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特别是在目前双语教学受到追捧，不少学校领导为了迎合社会的需求和树立本校的特色，热衷于开设双语教学课程。在此大教育背景下，双语师资短缺的问题是摆在双语教学面前最为突出、最亟须解决的问题。笔者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将双语教师职前培养纳入教师培养体系中进行整体规划，充分调研当前双语师资培养现状，借鉴外省市相关培养体系的经验，根据本市的实际来制订双语师资队伍建设的近期规划与中长期、远期发展规划，做到双语师资的培养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开展实施，而不是各自为政，各自规划培养。设计、制定双语教师职前培养的有效方案，采取“对传统的外语专业进行改革”；“将双语教学理念渗透到相关专业中去”和“在高师院校开设‘双语教育’专业”等模式，能促进双语教师双语教学素养和教学能力的发展，为双语教学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师资保障。 作者：李征娅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双语教育论文:酒店专业双语教育革新思索 本文作者：马瑞 单位：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双语教学现状及问题分析 双语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实施有难度目前，酒店管理专业在实施双语教学改革过程中重视实践教学环节，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新型授课模式。理论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中英双语授课，内容注重结合现代酒店经营实际，以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理论知识基础；实践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主体，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课程作业或相关技能训练，重视培养学生的英语表达与问题分析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但近年来酒店专业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而双语师资力量与校内实训场地规模没有得到及时改善，只好采取大班授课，这样教师很难对学生展开一对一的指导，实践教学比例呈下降趋势，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成效。采用渐进模式开展双语教学，但课程间的衔接不紧密目前，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一般选择几门专业核心课程进行双语教学改革。如我院酒店管理专业就选择了《酒店客房操作与管理实务》、《酒店前厅操作与管理实务》、《酒店餐饮服务与管理》、《酒店服务技能》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进行双语教学尝试，每个学期一般安排一到两门双语课程，避免双语教学一下子全面铺开对教师和学生造成过大的压力。但这些双语课程由不同教师担任授课，课程内容相对独立，因此，双语教学在深度与难度上难以形成有效的层进关系。 酒店管理专业的生源特点增加了双语教学的实施难度学生的外语基础直接决定了双语教学实施的效果。目前，社会对服务行业还存有一定的偏见，加上酒店管理专业的开办时间较短，故生源状况并不理想，学生的英语水平相对较弱，给双语教学的实施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双师型”双语教师匮乏，教学模式不成熟双语教学对教师的业务素质要求较高，酒店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英语语言功底，还应熟悉当代酒店的运作管理模式，具备娴熟的专业技能。而目前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师一般由中青年教师担任，虽外语基础较好，但普遍缺少酒店工作经验。双语教学资源不丰富，使用外语原版教材有难度我国高校开办酒店管理专业的时间较短，专业学科研究不很成熟，可共享的教学资源有限，外文原版教材较少。 据调查，目前使用较广泛的外文教材为美国饭店业协会出版的酒店管理系列教材。但此系列教材的编写是以美国酒店业发展现状与行业法律法规为基础，以美国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为背景，注重的是对酒店从业人士的职业再教育。此外，该系列教材还存在内容更新不够、教材案例较深、知识内容偏重管理、教材之间内容重复较多等问题，这些都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原版教材的费用较高，也给学生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因此并不受师生欢迎。双语课程考核方式滞后于教学思想目前，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课程一般在学期末采用中英双语命题对学生进行考核，虽涉及对专业英语知识的考核，但没有对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进行考评，与该专业双语人才培养目标不甚相符。 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加强双语教学改革的具体对策 积极开拓校内外酒店实训基地大多高校一般都设有对外营业的校内酒店或招待所，酒店管理专业应积极与这些部门开展深度合作，扩大校内实训基地规模；与本地口碑较好的星级酒店合作，开展日常教学活动，将双语课程的部分实训环节安排在这些酒店内开展，进行现场情景教学，真正实现授课、实训一体化的双语教学模式。招生过程中做好宣传，对生源英语水平提出一定的要求为了使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双语教学更有效地开展，在招生阶段可将课程的双语教学模式编入招生简章，形成亮点并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对报考该专业学生的高考英语成绩设定最低分数要求，从而提升生源素质，打造全新的酒店管理专业形象。对《大学英语》等课程进行分项教学改革，并开展各种活动强化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一般会设置《大学英语》等公共课，但课时有限，课堂教学并不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教学效果有限，改革势在必行。可将《大学英语》细分为《英语听力训练教程》、《英语口语训练教程》、《英语阅读与写作教程》与《酒店专业英语》等课程，对其进行分项训练教学，强化教学效果。若条件允许，这些课程可由外教担任，让学生更多地接触英语、使用英语，打造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 此外，酒店管理专业还应为学生积极开展“第二课堂”的学习活动，如“英语沙龙”、“英语角”、“说英语日”等。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开口说英语、用心听英语、体会英语、了解语言特有的文化背景，从而提升英语语言运用能力与综合素质。培养“双师型”双语教学团队，增强激励机制酒店管理专业在进行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可重点引进具有海外学习背景和高星级酒店从业经历的高素质人才；此外，应注重与国际知名酒店管理集团合作，建立良好的互派制度，加强与酒店行业的交流与沟通，打造“双师型”教学团队。在日常的专业教学教研活动中打造双语教学交流平台，利用讲座或沙龙的形式定期聘请双语教学专家或酒店专业人士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及时解决教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出现的一些困惑。双语教学任务量大、开拓性强，适当地给双语教师一定的物质与精神奖励，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热情。紧密结合酒店行业特点组织双语教材编写与其他的教学资源开发酒店管理专业的双语教材内容应注重对学生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的培养，在双语教材编写过程中必须聘请酒店行业专家参与编写，广泛收集酒店案例与行业技能操作规范标准，进行整理归纳，教材内容的编写应注重时效性与实用性。此外，还要积极主动进行精品课程、网络课程等教学资源的开发建设等，集合智慧，优化整合相关资源。 课程考核应注重对学习过程及英语运用能力的评价双语教学考核模式应充分体现过程考核。对学生进行成绩评定时，应将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按照一定的比例综合而成。平时成绩主要是综合学生的出勤率、课堂个人表现与团队合作精神、技能操作能力等，强调对其学习过程考核；此外期末考试应合理设计中英文试题比例，形式可多样化，如采用口试、情景模拟与笔试相结合等，突出对学生英语表达能力和运用能力的考核。加强与境内外知名酒店教育机构的深入合作与交流积极开拓与世界著名酒店教育机构的合作，如与香港、澳门、新加坡、瑞士、美国等开设酒店管理专业的学院合作，或与大型酒店管理集团的培训机构，如香格里拉酒店培训学院、洲际英才教育学院等合作，建立双向培养机制，为师生提供国内外学习进修的机会，提高专业品牌度。 结语 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模式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教学改革过程存在诸多问题，但只有顺应新世纪高职教育发展规律，深入调研现代酒店业人才需求实际，对双语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探索与实践，提高双语教学质量，才能使双语教学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酒店管理双语人才的过程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双语教育论文:美国双语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美国是一个由多族裔构成的移民国家,形成了语言多样性及文化多样性的格局。据统计,在目前的美国人口中,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家里使用主流社会语言(英语)以外的语言,其中使用西班牙语的人口最多,为两千八百多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8.4%。因此,针对非英语民族的双语教育成为美国教育及美国对内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美国双语教育的历史渊源 美国的双语教育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苏里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和达科他准州(“准州”指当时美国西部若干已建立独立司法机构但尚未正式加入联邦的地区。达科他准州于1889年分为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一些地方的德语社区建立了德/英双语学校。虽然当时法律规定只有英语是合法的课堂语言,但由于当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未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又由于这些地方大多是偏远的农村地区,这些学校又设在德语社区内,因此双语学校能够得以生存。一般在大城市里,只有规范的英语单语教育,但在辛辛那提、巴尔的摩、丹佛及旧金山这些移民人口较多的城市里,也有一些双语学校存在。比如在辛辛那提市的德语社区,学生用半天时间学习德语,用另外半天时间学习以英语教授的其他功课。总之,在19世纪的美国学校教育中,只要是移民人口多的地方,就存在非英语教学。进入20世纪,美国移民中出现了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他们的子女大多进入了以英语为教学用语的学校,但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双语教育仍在这些族群中存在。比如在芝加哥的一些天主教会办的学校里,有一小部分教学是用民族语言进行的。由此看来,当时只要是在当地社区的权限之内,用什么语言进行教学主要由社区决定,并未严格遵守联邦法律的规定。 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熔炉”主义、同化主义思潮的泛起,使美国教育中的语言政策逐步走向了单语主义。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加强了对州、县的控制,很多人也认为学校教育要使用通用的语言,如加利福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这两个移民人口聚集的地方出台了“只用英语”教学的法律规定。 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美国,“双语教育”和“非英语儿童的语言需求”并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大多数讲少数民族语言的儿童与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儿童一样,在学校接受英语教育。 进入60年代后,特别是从80年代开始,美国的移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来自拉美国家、亚洲国家的移民人口呈上升的趋势,文化多样性的格局已十分明显,因此双语教育的意义和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人们对双语教育的关心度也加大了。 二、美国双语教育的类型 1.沉浸式教育(SubmersionEducation)。 沉浸式教育把教育喻为“游泳池”,而“游泳池”中的“水”就是美国的通用语言———英语。这种教育思想认为,少数民族学生无需“救生圈”和“游泳课”练习,可以直接入“水”,以最快的速度学会“游泳”。也就是说,把非英语民族的学生同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合在一起接受教育。持这种教育思想的人希望教师和学生在课堂内只用英语,而不用其他语言。沉浸式教育的基本目标就是英语民族对土著和移民中的非英语民族进行同化,使这两个群体成为英语民族统一体的一部分。这样,学校就成了一个“熔炉”,成了实现共同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工具。 2.过渡式双语教育(TransitionalBilingualEducation)。过渡式双语教育的目的也是同化。 这种类型的双语教育是让非英语民族的学生暂时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教师也暂时主要用学生的民族语言开展教学活动,同时向学生教授英语,在学生的英语水平达到能基本适应主流社会教育的要求之后,再完全用英语进行教学。因此,过渡式双语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在课堂内完全使用英语。这种教育方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让非英语民族的教师参与教学,如让母语为西班牙语的教师教英语,因为这些教师可以自如地转换两种语言,他们会比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对学生的反应更敏感、更易于处理学生在学习中产生的问题和困难,对学生的母语也持更加同情的态度。 3.维持型及民族语言双语教育(MaintenanceandHeritageLanguageBilingualEducation)。 维持型及民族语言双语教育的目标就是让非英语民族学生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或家庭语言在学校学习知识,同时辅以英语教学,使之成为“双语人”。在美国,有一种学校被称为“少数民族社区母语学校(EthnicCommunityMotherTongueSchool)。这种学校总共有五千多所,分布在美国各地的阿拉伯人社区、非洲人社区、亚洲人社区、犹太人社区、俄罗斯人社区、波兰人社区、拉丁美洲人社区、荷兰人社区、保加利亚人社区、爱尔兰人社区、罗马尼亚人社区、塞尔维亚人社区。这些学校得到所在社区的支持,主要用学校所在社区内人口占多数的民族的语言进行教学。这是一些民族为解决本民族语言出现消失现象而采取的措施。这些学校有一个特点,即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属于同一语言民族,在课堂上不同语言民族的学生(包括英语民族的学生)混合在一起上课。 4.双向式或两种语言的双语教育(TwoWay/DualLanguageBilingualEducation)。 这种教育方式多出现在美国的小学里,比如在一个教学班里,一部分学生来自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家庭,另一部分学生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家庭,这些学生在一起学习,在教学中既使用西班牙语,也使用英语。双向式或两种语言的双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两种语言平衡发展的“双语人”。这种教育类型有以下特点: ———非英语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占全部教学的50%; ———每节课只使用一种语言; ———课堂内,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和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各占一半; ———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和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均学习所有的课程。 在采用这种教育方式的学校里,每种教学语言按天进行有规律的更换,以保证两种语言“覆盖”所有课程。比如数学课,这一周的一、三、五用西班牙语教授,二、四用英语教授;下一周则将两种教学语言的使用时间对调,即一、三、五用英语教授数学,二、四用西班牙语教授数学。 这种教育方式可以促进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和友谊,有助于消除种族或民族间的隔阂,同时对不同民族的教师之间的合作、家长的参与乃至整个社区内不同民族和睦相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p#分页标题#e# 三、美国双语教育的政治性 语言教育同一个国家的政治直接或间接地交织在一起。无论双语教育采取那种形式,它都同一个社会的权利结构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因此,研究美国的双语教育不仅要关注教育的形式和课程的设立,还要深入了解双语教育政治性的一面,其中包括美国民众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移民、机会平等、个人权利和族群权利、民族同化和民族多元化、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等问题的态度。 美国主流社会的部分民众认为,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给国家带来了复杂的个体问题及社会问题,如同一性分化、文化错位、自我表现形象低下、社会沉沦等。他们还认为双语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和地区的分裂以及族际冲突。在这些人的印象里,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往往与贫困、学生的学习成绩差、缺乏适应社会的动力以及不能与主流社会文化合一等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把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看成是造成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一系列问题的根源。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增加主流社会语言(英语)的教学,减少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沉浸式教育和过渡式双语教育的目标就是尽快地培养非英语民族学生使用英语的能力,使非英语民族学生融入到主流社会里,以解决这些“问题”。 同“语言问题观”相对立的是“语言权利观”。持这种观点的美国人认为,在民主国家里语言是最基本的人权,就像人们有权选择宗教信仰一样,人们也有权选择自己的语言;除个人的语言权利外,还应有群体的语言权利,维护群体的语言权利的办法之一就是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国际社会也很重视人们的语言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议会、欧盟等组织都宣称少数民族群体有权保护自己的语言。 还有一些美国人提出了“语言是个人和国家的资源”的观点。这种观点把语言比作水和石油,认为语言也是一种资源,应该对语言进行储备,因为任何语言都能为社会各群体带来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如果在学校教育中限制甚至禁止使用少数民族语言,那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尽管这三种观点对双语教育的取向不同,但它们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强调国家的统一、个人及群体的基本权利及主流社会语言(英语)的流利程度对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性;而它们的不同点是,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存在着主张主流社会语言单语制和主张双语制的分歧。 实际上,从大的框架来看,美国人有关双语教育的政治性争论集中在以下几点:是主张民族同化还是民族多元化?是主张文化一体化还是文化多元化?长期以来,同化主义一直是美国统治阶层和主流社会所倡导的立国之本,统治者就是要在美国这个移民的“大拼盘”中,将每个人置入“熔炉”进行同化和统一,以实现一个梦———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同质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理想的国家。早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1901—1909年任总统)就敦促所有的移民使用英语,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不能长久地维持不同的语言。维持不同的语言不仅是不幸,也是犯罪。我们应该为每一个年少的移民设立学校,为成年的移民设立夜校,让他们学习英语。如果5年以后,有人仍掌握不了英语,那就应该把他遣送回他的老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同样持强硬的同化论调。里根在一次发言中讲道:“目前所开办的双语课程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美国人意念的。因为这些课程公然致力于维持自己的民族语言,而不让这些人(指移民———引者)使用英语,使他们不能走向工作市场,去参加工作。”由此可见,美国政府首脑的讲话都有一个基本点:各少数民族应当而且必须在美国这个“上帝的熔炉”中转变为具有同一性的美国人。即认定少数民族必须通过全盘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完全认同于主流社会,从而实现社会融合。 而实现这一融合的标志就是各少数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权利,学习主流社会的语言。 二战以后,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新移民特别是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进入了美国,因而美国的民族结构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来自东欧、中美洲和亚洲一些民族性较强的国家的移民及其后裔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同时,美国少数民族要求保持自己的民族同一性、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语言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对传统权威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因而形成了多元文化思潮。 多元文化观认为,一个人可以拥有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认同,如:某个人可以同时是乌克兰人和加拿大人,或同时是华人和马来西亚人,或同时是古巴人和美国人等等;从另一个角度说,某个人可以是加拿大籍乌克兰人,或是马来西亚籍华人,或是美籍古巴人。这种会两种语言、具有两种文化的人可以从双重或多重的角度来看待社会,这种人同只会一种语言、拥有一种文化的人相比,更具有敏感性和同情心,更可能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设桥梁,也更能尊重别人的文化。 那么,多元文化论对双语教育的内容产生了哪些影响呢?首先,在美国社会中,少数民族往往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有权对双语教育做出决定的往往是统治阶层。沉浸式和过渡式双语教育会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距离拉得更远。这两种双语教育形式除了用英语实施教育外,还试图对非英语民族实行同化,不仅课堂语言用英语,也同时传播主体民族文化。这种做法会使少数民族儿童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对自己的民族价值观念和信仰失去信心,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信心。在这种背景下,在沉浸式教育和过渡式双语教育的内容中引入多元文化的讨论,可以提高人们对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各种文化的认识。其次,在学校里开展多元文化教育能够让学生对移民、难民及外来劳工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可以培养学生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力等。 在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分弱式(weakform)多元文化教育和强式(strongform)多元文化教育两种类型。 弱式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对一般少数民族语言的理解和认识,如: ———让学生对少数民族语言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帮助学生了解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和功能; ———让学生认识到语言的多样性(如方言和各种民族语言); ———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其他民族的语言,了解不同的文字;#p#分页标题#e# ———让学生认识到学校语言和家庭语言的不同之处; ———让学生体会到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价值。 强式多元文化教育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目的是培育学生对文化多样性的意识和认识,如: ———在民主社会里,所有的个人和群体不论其有什么样的民(种)族、语言和文化的背景,都应拥有基本的、平等的权利; ———要消除处于统治和强势地位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 ———文化多样性社会应避免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论的出现; ———概括文化行为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应避免文化成见; ———少数民族群体需要把认识自己的文化作为构建跨文化认识的先决条件和基础; ———在单一的主流文化教育中(如沉浸式教育),非英语民族学生的家长被排斥在子女的教育之外;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父母应成为子女教育中的伙伴。 四、结　语 综观美国双语教育的类型和其教育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待双语教育的态度及美国公众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政治性分歧,对双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分歧集中反映在民族同化和民族多元化、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争论之中。由于到目前为止尚无定论,因此这些争论还将长期延续下去,并继续影响美国的双语教育。 双语教育论文:社会发展和双语教育研究 摘要：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标志着其文化水平也应该实现相应的提升。尤其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对外开放工作的顺利进行，开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显得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就将针对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关系进行分析，且提出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现状，为之后双语教育的开展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促进我国社会发展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社会发展双语教育现状对策 我国是有着众多民族与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华民族的发展离不开众多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字，在日常生活中，其均会使用本族文字。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全国普及普通话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故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对汉语的普及是很有必要的。只有真正帮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掌握双语技能，才能实现我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而为我国经济的进步与政治的发展作出贡献。 1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与现状 1.1教材问题 当前我国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材数量都不太多，真正能够符合学生学习要求的内容相对欠缺。一些教材基础偏低，教材的修订不太及时，这就会导致实际教材内容与当前教学要求完全脱离。此外以新疆地区为例，其不同地区采用的教材也有些差距。语文教材的相对欠缺将直接阻碍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顺利开展。 1.2教师人才短缺问题 到少数民族地区支教，虽然近些年来已经成为许多师范类院校安排毕业生就业的好方法，可少数民族地区教师人才短缺的问题仍需要寻找更多方式来解决。教师流动情况严重是阻碍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主要原因，教师的内调、改行或者外流会直接影响该地区双语教育的开展。 1.3少数民族民众对双语教育的片面看法 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汉语的认识不充分，故而必然会有一些群众对学习汉语或者开展双语教育产生抵触心理。 2社会发展背景之下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的对策与方法 2.1将宪法以及相关法律作为首要依据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各民族的团结，因此在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背景之下，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首先应该将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置于最主要地位。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但同时也规定了国家必须推广全国范围内通用的普通话。所以各地区应严格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与法律规定，进行学校双语课程的设置、办学形式、教学内容以及具体招生办法，从而起到双语教育与社会发展齐头并进的目的。 2.2注重语言在传承文化与知识学习两方面的意义 语言不仅仅是知识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方式，同时更是一个民族传承优秀文化的载体。故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也应该兼顾这两方面的功能，尽可能为该地区学生之后的工作与就业乃至长久发展考虑。尤其近些年来，我国社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与发展，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也逐渐开始实行。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崛起，更是使得人们意识到汉语学习的重要性。秉承着发展的要求与态度，从而为该地区学生制定出符合其特点的语言学习内容。无论在设计与安排教学内容方面，还是选择授课方式方面，都应该时刻注重双语教育对学生长久发展的推动作用。 2.3尊重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意志 少数民族地区有自身学习某一语言的意志，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以新疆地区为例，大多数新疆少数民族群众今天仍然选择维吾尔语作为其日常生活中交流的工具和语言，这是因为当地社会的发展使得其本身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但也正是如此，在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也应该意识到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掌握更多的语言，这样才能确保其未来的发展更加具有长远性。所以任何人、任何法律都无权剥夺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意志，只有尊重其意愿，才能将双语教育有效开展与落实下去。 3结束语 社会的不断发展，需要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团结与统一。我国作为传统的多民族国家，更应该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与开展双语教育，实际上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做法，更是维护我国政治安定、经济进步与文化统一的重要举措。 双语教育论文:双语教育论文：生化外语教育初探 本文作者：李三强马灵筠蒙宏叶席守民胡澍杨五彪万学东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 注意医学生物化学教学手段的合理运用 在对医学生进行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的时候，必须注意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结合运用。正如上文提到的教学课件采用中英文对照的两种课件进行讲解。上课期间，不要忽视了最简单的教学方法，即让学生大声朗读新学的专业词汇，不断地复习前面学到的专业词汇。对学生进行双语教学的时候，不只是让学生学会个别专业词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专业词汇的构词法，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学生的专业词汇量。如通过给学生讲“inter－”和“intra－”这两个词缀，一个指的是在什么内部，一个指的是在什么外部，就能使学生掌握这一系列的专业词汇，阅读生物化学专业文献的能力大大提高。除此之外，上课的时候让学生利用英语来解释一些关键的名词，如“等电点”，提高学生表达专业英语的能力。为了和学生更好的进行双语教学的交流，建立了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网，分为以下几个板块：课程简介、教学团队、教学大纲、教学课件、教学研究、教学视频、课程资源、课程评价和问题解答几个版块。学生通过登陆学校主页，进入到医学院的双语教学网，就可以看到相关双语教学的资料，并且通过网站可以和老师进行互动，方便和老师进行交流。此外通过本校的大学生训练计划、挑战杯等活动让一些特别突出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加一些生物化学科研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去查阅生物化学英文专业文献，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用英文进行交流，提高学生专业英语的水平。在我们的指导下，一些学生与老师在生物化学专业的SCI杂志上共同发表了研究论文，这极大地提高了双语教学效果。 选择合适的考评机制 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的效果要进行合理的考评才能不断进行完善，在期末对学生的考察分为两个部分：卷面成绩和平时上课用英语回答问题的成绩。期末卷面考试时，单选、多选、填空、名词解释题型中各选取一部分试题采用英语出题，英语回答。对于老师的考评也要严格。学校规定每个准备进行双语教学的老师，必须教师申请、学院和学校教务处审查，教师在学院和学校进行公开试讲，专家打分，合格以后才能开课，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进行双语教学的老师达到教学要求。为了鼓励教师进行双语教学的积极性，学校规定双语教学的一个学时相当于普通教学的两个学时，双语教学的教师在出国进修方面可以优先考虑，省级双语示范课程的参与老师在晋升教授和副教授职称方面给予一定优惠，这些措施大大激励了河南科技大学老师进行双语教学的积极性。 建议和思考 进行医学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适合我国国情的医学人才，不能为了双语教学而进行双语教学。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双语教学模式，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人性化的教育。同时要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以不断提高教学效果。要把双语教学工作做细、做扎实，加强课前英语预习。此外，目前担任双语教学的教师普遍学历较高，但出国留学的人员较少。真正能够利用英语与学生进行交流的教师不多，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鼓励教师大胆开口说英语，试着用英语解释问题；鼓励学生多与老师在网络上用英语讨论；定期进行双语教学研究，交流教学经验；鼓励教师争取出国进修的机会［3－5］。此外，要学会让学生把课堂上双语教学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平时的学习中，如每堂课后，布置学生查找1－2篇与本节内容相关的英文参考文献进行详细的阅读，下一节课挑选2－3名学生给大家讲解一下，提高学生真正应用英语的能力。地方高校的教学条件和“211”及“985”高校相比有较大差距，但要发挥自身的特点及优势，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教学水平。还可以邀请一些国外的专家来校进行讲学，让学生得到与国外专家交流的机会。此外，还要调动教师进行医学生物化学教学的积极性，如双语教学成绩突出的教师可以在晋升职称或评优评先的过程中优先推荐，并且在学校经常进行双语教学的观摩比赛，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提高学校整体双语教学的水平。 双语教育论文:新疆双语教育发展思路 一、初创阶段(1949年一1965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为新疆双语及双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2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1952年8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指出：“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随后教育部制定的《关于兄弟民族应用何种语言教学的意见》指出：“少数民族学校，应使用本民族语文教学。但有本民族通用语言而无文字或文字不完备的民族，在创立出通用文字之前，可暂时用汉语文或本民族所习用的语文教学。”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大会指出：“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问题、课程教材问题，既要照顾民族特点，又不能忽视整个国家教育的统一性。”在新中国语言政策及少数民族教育总体方针的指导下，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开始起步。1950年3月及1955年3月新疆省人民政府发出的《关于目前新疆教育改革的指示》、省政府批复教育厅《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贯彻民族政策，注意对语文教学的领导》的报告均提出要求：汉族学生要选修维语，民族学生要选修汉语，强调民汉学生要相互学好语言。这是目前所知新疆解放后最早涉及汉语教学的政府文件，但此时汉语教学远未形成一门学科，学校既没有采取具体的汉语教学措施，也没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编写的汉语教材。1956年7月，自治区第二届中等教育会议召开，对汉语教学提出了具体要求：民族学校初中每周46课时汉语课，识字量2500个左右，学会一般日常用语，能阅读一般通俗读物；高中毕业时识字量达到4500个左右，了解一般科学术语和名词，能用汉文记述一般的事情，进入大学阶段能用汉语听课和看懂汉文讲义。 这是自治区首次明确提出汉语教学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可以看作新疆解放后汉语教学的真正起点。汉语课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开始出现，汉语教材的编写和使用也理所当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1958年，新疆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新疆最早的维、哈、蒙三种文字的中学汉语课本1～3册。1959年6月，自治区教育厅召开教育行政会议，决定少数民族小学从四年级起开设汉语课。同年，自治区党委和人大常委决定，升人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少数民族新生必须先上一年汉语预科，对汉语预科提出了具体要求：每周22课时，一年约880个课时，掌握3000个常用词语，听匿专业课50％以上的内容。自此，从小学、中学到高等院校的汉语教学体系初步形成了，汉语校际教研会也应运而生。1960年8月，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关于改进与提高民族中学汉语教学工作的通知》，提出将汉语课列为民族中学的主要课程之一，要求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可以直接用汉语听课和记笔记。《通知》首次将汉语课程从中小学的一般课程上升到主要课程，同时开始关注汉语教学的质量问题。同年，原自治区教育厅组织有关学校编写了维、哈、蒙三种文字的初中和高中“五、三、二”制学校的汉语课本1～5册。1963年汉语课被自治区教育厅列为民族中小学的考试科目，从而真正确立了汉语的主学科地位。 1964年教育厅组织编写出版了“汉语教科书”和教学大纲，新疆民族中学开始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汉语教材。为了解决汉语师资问题，1960年一1965年，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巴州、阿克苏、昌吉、和田等师范学校开办了维吾尔语专修班，从北京、天津、保定、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招960名，在新大及各地师范学校培训半年、一年或二年后，分配到民族中小学做汉语教师，以解决当时汉语教学的师资需求，这些人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汉语教师的骨干力量。1964年6月17日，自治区教育厅在认真总结乌鲁木齐市五中和新大附中试办初中汉语强化班经验的基础上，以教记统字第113号文件向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新疆大学附中等四校试办少数民族高、初中班试用汉语文教学的报告》；自治区人民委员会7月31日下发了《关于试办少数民族高、初中班试用汉语文教学问题的批复》，并决定从1964年9月开始，在新大附中、伊犁六中、喀什二中和博州二中4所中学10个教学班开办自治区汉语教学实验班。这是目前所知政府行为开办的最早的汉语教学实验班，学制增加一年，先过汉语关，然后全部课程用汉语授课。这一时期，虽然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在逐步发展，也在进行实验探索，但汉语作为一门课程开设的教学模式一直未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少数民族学生高中毕业时所掌握的汉语知识远不能用作学习和交流的工具，每年到内地院校学习深造的少数民族学生因汉语水平不达标，学习困难重重，严重制约着教学质量的提高。1965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致函新疆教育厅：“按高教部函，今年汉补班毕业生升学需进行测验，成绩不符合最低录取标准者不予录取，由你厅处理。根据这期毕业生的学习水平，经我院初步研究，只能有少数人被录取，绝大部分人不能录取。”[1]这份函件使自治区领导意识到，提高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质量迫在眉睫，但“”的开始使刚刚起步的汉语教学实验被迫停止，汉语教学甚至出现了倒退。起步阶段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初步形成了“母语授课加授汉语”的模式。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民族中学的汉语教学还没有引起大多数语言工作者、教育工作和各相关部门的重视，还未把汉语教学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这一时期作为新疆双语教育的初创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以强调学习使用民族语文为主，部分民族地区兼学汉语文。但因十年“”而夭折的“汉语教学实验”却为日后新疆双语教育的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挫折阶段(1966年一1976年) 十年动乱给新疆少数民族教育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汉语教学工作遭到破坏，新大附中等校刚刚起步的汉语教学实验被迫停止，民族教育事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1969年学校开始复课，1970年4月编写了四年制民族中学《汉语》教材，同时翻译成维、哈、蒙文陆续出版，民族中学的汉语教材建设艰难地继续着。1972年新疆召开中等师范学校工作座谈会，讨论解决少数民族师资短缺的问题，停办5年的中师恢复招生，和田、巴州、博州等地成立师范学校。1973年新疆召开南北疆牧区教育座谈会，提出抓好边境地区和牧区的普及教育工作，但1974年至1976年，“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民族教育再次遭受破坏。老师们纷纷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学校师资严重不足，各类图书资料和教学设施损失殆尽，少数民族教育及汉语教学再次陷入停滞状态。 三、恢复阶段(1977年一1990年) 十年动乱结束，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开始恢复。1977年2月，自治区教育局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规定民族学校从小学三年级起至高中毕业将汉语课列为必修的主课，各年级每周4学时，总计1080学时。具体目标：高中毕业掌握3000～3500个汉字，能阅读通俗的汉文书报，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到高等学校能直接接受汉语授课。这是首次将汉语课从小学四年级下延至小学三年级，并统一规定了汉语教学的总课时数及具体目标，真正确立了汉语学科在整个少数民族教育教学体系中的地位，汉语教学进入了比较规范的发展时期。1978年6月，自治区教育局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民族学校汉语教学的意见》，强调“要把汉语作为少数民族中小学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尽快从小学三年级开起来”。①特别是针对汉语教师极度匮乏的状况提出了“要加速培养和培训汉语课教师，各地中等和高等师范学校要开设培养汉语教师的普通班、专科班和进修班，县市要开各种短训班，争取在1985年前基本解决汉语教师问题”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矛盾，但也为日后大量不合格人员进人汉语教师队伍埋下了隐患。1980年自治区教育厅开始组织编写第一部《中小学汉语教学大纲》，并着手重新编写小学至初中的7册汉语教科书，1982年9月，正式印发了统一的《中小学汉语教学大纲》。这个教学大纲是自治区对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最早的规范性文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82年3月，自治区教育厅召开中小学汉语教学座谈会，自治区副主席巴岱提出把“民汉兼通”作为汉语教学的方针，争取10年内过汉语关。“民汉兼通”即“少数民族学生高中毕业时掌握2500—3000个汉字、4500～5000个词汇，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达到汉族学生初中二年级的语文水平，升入高校后直接接受汉语授课。”这是自治区首次提出“民汉兼通”的十年奋斗目标，并对“民汉兼通”的基本内涵做出明确阐释。5月，自治区教育厅规定从当年起，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试汉语并逐年提高计分比例，成为汉语教学重要的“指挥棒”。 12月，自治区副主席巴岱以个人名义向自治区党委提交的《关于加强民族学校汉语教学的建议》指出：在全日制民族学校中要把“民汉兼通”作为汉语教学的基本方针；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在中小学开好汉语课，即1985年以前县镇以上民族中小学一律从小学四年级开设汉语课，1990年以后县镇以下民族中小学全部从小学四年级开设汉语课，要求自治区教育厅解决培养和培训汉语教师的问题。《建议》首次提出汉语教学按城乡分类实施的发展规划，首次提出要建立汉语教学研究机构，是新疆汉语教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84年1月，自治区党委批转了巴岱同志《关于加强民族学校汉语教学的建议》，即新党发(1984)3号文件，指出实现“民汉兼通”，对发展新疆的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有着重要意义，是培养少数民族建设人才的大事。这是首次把汉语教学的政治意义提到各民族大团结的高度，并与培养少数民族建设人才联系起来。1985年一l987年，教育厅组织新疆大学李祥瑞教授主持新编维、哈、蒙、柯四种文字的中小学汉语课本。这套汉语教材每学年一册，从小学三年级起至高中毕业共10册，新疆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第一次有了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整体设计、相互衔接的汉语教材，曾在民族中小学使用长达18年。这套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受当时的语法翻译法影响较大，注重民汉翻译对比教学，这与当时大多数汉语教师的教学水平是相适应的。1987年7月，铁木尔•达瓦买提主席在自治区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加强和改革民族学校汉语教学工作作为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和开发、振兴新疆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第一次将汉语教学提到了战略地位的高度。9月，自治区教委为解决汉语教学的师资问题，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工作的几项措施》，对汉语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具体措施，力争在1990年和1995年以前分别配齐城镇和农牧区民族中小学的合格汉语教师。这再次为日后汉语教师的培养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埋下了隐患。 这一阶段，少数民族汉语学科经历了“选修科目一副科目一主科目一考试科目一高考科目”等几个发展过程，汉语教学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加强。双语教学的重点从初创阶段的“注重少数民族母语教学的重要性”逐步过渡到“强调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重要性”。“母语授课加授汉语”的传统双语教育模式基本普及开来。在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力的前提下，1984年5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8年5月通过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教育实施办法》，1993年9月通过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和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都明确规定：学校应推广使用普通话、标准语和规范文字；少数民族学校必须从小学三年级开设汉语课，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些法律条例为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四、实验改革阶段(1991年一2003年) 1991年4月，自治区教委选定伊宁市一中、哈密地区一中等l0所民族中学作为自治区“民汉兼通”的试点学校，这是自治区开办最早的“民汉兼通”实验学校，其目的是在校园内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汉语教学。1992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在少数民族中学实施数、理、化等部分学科汉语授课的双语授课实验”设想。在自治区教委的统一安排下，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部分中学先后开始进行双语教学实验，即在自治区民族中学教学计划框架下，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后来加英语，共为四门)用汉语授课，其余的课程用民语授课，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正式步人实验改革阶段。其主要模式有库尔勒市第八小学试行的汉维同步教学实验(汉语课从一年级起用统编汉语文教材)；哈密市小学一、二年级汉语口语训练实验；博乐市蒙汉语混合教学实验；克拉玛依市第五小学浸没式双语教学实验；少数民族中学部分课程汉语授课等多种形式的实验。其中，少数民族中学部分课程汉语授课实验规模最大，且一直呈加速发展态势。1993年l0月，自治区教委组织召开首次“民族学生部分学科汉语授课实验研讨会”，以此为转折点，自治区的汉语教学开始逐步向双语教学过渡。1996年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转发(自治区教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族中学部分学科汉语授课“民汉兼通”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即新政办[1996]186号文件。明确提出双语实验的目的是：“加快民汉兼通的步伐，尽快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和理科成绩，保证每年向内地院校选送足够数量的少数民族合格生源。”同时，充分肯定这项实验是有利于提高新疆民族教育质量，加速培养高水平、高层次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有效措施，希望各地本着“统筹考虑、合理布局、加强管理、保证质量”的原则，结合各地实际，积极创造条件，使这项实验得到进一步推广。 此外，文件还对部分学科汉语授课中的招生规模、课程设置、高考升学、办班经费和教师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规范性要求，特别是每班每年5000元的实验经费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办班的积极性。1998年7月和1999年7月，首批实验班先后参加了高考，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77．1％，其中乌鲁木齐、吐鲁番、塔城、克拉玛依地区为100％。实验班取得的成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双语实验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相比之下，少数民族语言授课学校的理科教学质量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1996年6月，国家汉语水平考试(HSK)引人新疆，使少数民族汉语水平有了较科学的评价标准，极大推动了新疆的汉语教学工作。1998年9月23日，教育部民教司在乌鲁木齐召开“HSK与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研讨会”，来自新疆、内蒙古、青海、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区的有关专家、学者就如何正确处理HSK与现行高考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改进教学方法，各地推行HSK试点工作的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此外，会议还就新的《中国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进行了讨论，参照该《课程标准》，根据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实际，自治区教委重新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大纲》。HSK的推行将直接教学法、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引人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大大增强了汉语教学效果。1997年7月，自治区教委印发了《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学生双语授课实验方案(试行)》，即新教基[1997]17号文件，正式将民族学生部分学科汉语授课实验界定为“双语授课实验”，对全区进一步搞好双语教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和要求。1998年一1999年自治区教委重新组织编写了民族中小学《汉语》课本，这套汉语教材由方晓华、王明义分别主持编写中学和小学部分，每学年一册，从小学三年级起至高中毕业共10册，2000年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2003年教育厅又组织部分专家为这套教材增编了小学一、二年级汉语口语教材四册，以满足从一年级起汉语教学学校的需要。这套教材基本上是按结构一功能一文化三位一体的第二语言教学理念，吸收了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许多研究成果编写的，在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强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质量，1999年3月31日，自治区教委下发了《关于调整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学科课时的通知》。要求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学科的总课时量由原来的1193学时增加到1504学时；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大力开展中小学继续教育和加强汉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即新政办[1999]22号文件，首次确定了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和非汉语教师的汉语水平等级：1964年以后出生的少数民族青年教师，汉语教师高中8级、初中6级、小学5级，非汉语教师高中5级、初中4级、小学3级。虽然截至2002年这个目标很难达到，但对保证中小学汉语教师的整体素质起了重要作用。199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教育部、计委、财政部和国家民委《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即国办发[1999]85号文件。提出在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并从l0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办班的各项政策。2000年1月，教育部根据国务院85号文件出台了《关于内地有关城市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的实施意见》。3月，自治区教委根据有关文件出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在内地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实施方案(试行)》，规定了内高班的招生模式、招生比例和汉语单科分数线。国务院85号文件拉开了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的序幕，作为又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内高班”对新疆双语教育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11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乌鲁木齐市等八个城市开办新疆区内初中班的通知》，即新政办发[2003]155号文件。区内初中班是内地新疆高中班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对推动农牧区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地区的双语教育工作开始注重依靠高校的科研实力对我区双语教育进行科学理论的指导。1998年一2003年的五年间，新疆师范大学等处召开了三次全区性的汉语和双语教学工作会议，及时总结双语实验工作的经验，探索新理论、新举措，对全区的双语教学实验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五、全面推进阶段(2004年以来) 近年来，在研究生考试、高考、中考、内高班招生考试、区内初中班测试中，少数民族学生的成绩特别是理科成绩较以往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大家颇为关注的内高班学生近几年都以90％以上的比例升人大学，内初班毕业生升入内高班的比例也超过85％。①这一比例的迅速提高充分说明“双语”教学实验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2004年3月，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即新党发[2004]2号文件。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是“双语”教学从实验到全面推进的转折点；第一次明确了新疆“双语”教学的最终模式是“全部课程汉语授课，同时加授母语文”的模式；根据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区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首次将新疆的“双语”教学分为“大中城市区、北疆、东疆市县以及南疆地、州所在城市区、广大农牧区”三类地区，新疆的双语教学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办学方向；再次提高了少数民族教师的汉语水平标准：汉语教师高中、初中和小学HSK标准分别是8级、7级和6级，非汉语教师HSK标准分别是7级、6级和5级。同时，在全国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教育厅组织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等部分专家和中小学骨干教师开始编写基于新课程理念的双语教学实验班专用汉语教材，由方晓华教授担任主编。 这套教材从小学一年级起编写至高中三年级，每学期一册共编写22册(其中初三、高三年级各为全一册)，2005年9月开始投入使用，配套的教师教学指导用书和教辅练习材料也在2006年上半年全部编写完成。这套教材在新疆双语教学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5年7月，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自治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的意见》，即新党办[2005]28号文件，确定了新疆双语教育从“娃娃”抓起的指导思想，对实施学前双语教育的师资配备、教材编写、教育设施来源及教师和学生生活补助等方面问题作了详细部署。同年，自治区教育厅专门制定了《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两年“双语”教育教学指导纲要》，并迅速组织针对农牧区学前双语教材的编写工作。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的开展和迅速普及，将从源头上改善中小学双语教育的生源质量，从根本上提高新疆民族教育的质量。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时只有一所高校，少数民族在校生185人；中专1所，1266人；中学9所，1819人；小学1335所，18．2万人；幼儿园2所，l0余人。而截至2008年10月，我区学前、中小学(含职业高中)在校少数民族学生236．6万人，少数民族学生中接受“双语”教育的60．1万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25．4％，比2007年的47．5万人增长了21％；“民考汉”学生19．7万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8．3％，比2007年的17．5万人增长了11．2％；接受“双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和“民考汉”学生总计79．8万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33．7％，比2007年的64．9万人增长了18．7％；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总数2．4万人，占少数民族教师总数的16．8％，比2007年的2．1万人增长了14．29％6。新疆双语教育进人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建国60年的历程中虽然历经了艰难和屈折，但一直没有停止探索和前进的脚步。汉语课程从选修到必修，从副科到主科，从定为高考科目到HSK、MHK引入，充分体现了汉语教学重要性在少数民族教育课程体系中的逐步提高。双语教育从实验改革到大力推进，从中学到小学乃至学前教育的体系构建，有力地说明了21世纪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现代教育的新需求。 双语教育论文:新加坡双语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一、新加坡的双语教育 作为“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创造了东亚奇迹。新加坡不仅能直接吸收西方的信息、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而且也能与东方的文化传统结合得很好。新加坡的发展如此迅速,与其所具有的语言优势是分不开的。 (一)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的原因 1.实行双语教育是促进各民族沟通的需要。新加坡国土面积为633平方公里,人口约321万人,其中华族占77%,其他种族占23%,是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后三种又称为母语。自英殖民地时期,新加坡有4种学校:即英文学校、华文学校、马来语学校和印度学校,而在不同学校中都教授英语,可以说,英语就是维系不同民族思想感情的共通语言。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政府采用了“英语为本”的双语政策,即以英语作为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的第一语言;同时还应学习自己的母语。1987年以前,新加坡中小学主要有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英语校和以母语为教学语的学校,如华校、马来学校、印度学校等等。1987年新加坡政府作出了所有的学校必须采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并同时保留学习母语的双语决定。新加坡双语政策的推行,有助于减低民族间由于语言而引起的矛盾与纠纷,从而保留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2.实行双语教育有利于新加坡加强同中西方的联系。新加坡是个精英主义国家。新加坡政府认为,新加坡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才就是新加坡的重要资源,新加坡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才能取得繁荣,因此,新加坡非常重视教育。新加坡不但实行分流教育制度,还引进国际一流大学合作办学。李光耀在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资政论坛上就新加坡政府选择英语为行政语言和教学语言的问题时指出,“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周围的国家都选择母语作为工作语言,新加坡政府却决定用殖民时代已经开始使用的英语,结果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优势,让我们能够跟世界顶尖的教育学府合作联办课程,建立了新加坡作为教育枢纽的地位。”由于英语是国际间通用的语言,双语教育的实施,一方面为外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语言环境,保持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另一方面能够高起点地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培养与世界接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起到了基础性作用。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中国同新加坡经贸往来和民间教育往来的不断增加,双语教育无疑会使新加坡在了解中国、开展贸易方面较其他国家更具备语言优势。 (二)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体制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分流。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为能力分流体制,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学后教育、大学教育4个层次。语言分流在小学教育阶段完成。小学教育第一阶段前3年的课程主要以语言学习为主。3年级结业时,按统考成绩分流进入正常双语课程,学生分别进入第二阶段的普通双语流、延长双语流和单语流。参加双语课程的学生在通过小学毕业考试后进入中学阶段,单语课程的学生在3年级进入分流后要进行5年的学习,并参加全国性小学水平考试,成绩合格者进入职业和工业训练局学习职业课程。值得注意的是,与语言分流制度并存的是转流的可能性,学生可以在语言流之间进行转换,以保证学生学习的课程与他们的能力相适应。语言分流之后的双语学生将接受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更高层次的教育。 2.重金聘请国内外优秀教师。与新加坡的人才战略相适应,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方针上强调英语教育和依靠国外教师及教育顾问。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于1993年9月6日在“1993年第一届校长会议”开幕式上提议改善教师待遇,他提到:“如果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还不能吸引优秀的青年加入教师行列的话,我们的未来几代人就无法有机会接受教育,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我们的国家将为此付出代价。”目前新加坡教师的待遇仅次于国防军,师资水平因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内的教师有很多机会去国外进修,同时新加坡又重金聘请世界名牌大学的学者、教授来新任教。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师将近50%为外国教师,他们分别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著名学府,所有的教师全部以英文授课,并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即使是国内的教科书,也是在外国专家的建议下进行的修订。由于有优秀教师的加盟,从而提高了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水平。 3.大众传播媒体创造语言环境。新加坡大众传播媒体使用4种官方语言。电视台有两个频道为华语节目,有两个频道使用马来语,有一个频道为泰米尔语节目,其余的频道全部为英语节目。目前,新加坡有3种华文日报和3种英语日报,1种马来文报纸和一种泰米尔报纸。广播电台同样也使用这4种官方语言。新加坡的大众传播媒体能够反映出不同种族的语言和文化,同时也是政府贯彻其语言和文化政策的重要工具。良好的双语环境也是提高新加坡双语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1.降低了母语的地位。政府部门只用英文的政策实际上是降低了母语的地位。新加坡历史上华校与英校的“对峙”牺牲了整整一代受华文教育而英文水平又较低的学生的前途,他们因为英文水平低而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于是他们的子女全部被送到英校。有一份关于新加坡学生学习时间分配的统计数字:全部的学习时间为100%,教育制度中规定其中31%学习英语,27%学习母语;但是,实际上学生是用33%的时间学习英语,而学习母语的时间比例不变。(海峡时报,1991年3月10日)这样使很多学生丧失了用母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技巧。精通英语意味着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而母语渐渐成为了交谈语言;甚至有人用是否会英语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准。这样的一种环境必然造成母语地位的下降。 2.过早的语言分流存在着缺陷。新加坡的分流教育政策对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因人施教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小学3年级就开始进行分流的教育制度,使学生过早地参与社会竞争,使进入双语流的学生有机会接受较高等教育;而进入单语流的学生只能接受职业培训。过早分流的结果,一方面给学生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承认双语学生优于单语学生,因而进一步降低了母语的地位。 3.关于双语教育与智力发展的关系。在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有益论,一种是有害论。近期有教育学家研究发现,双语者的语言能力和学业能力要比单语者差。关于这个问题还在进一步的研究之中。 二、我国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现状 (一)我国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1.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发展的国际性需要人才具有国际交往的能力,而英语是国际社会的通用语言,提高专业人才的英语水平和英语能力对促进我国的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等院校开展双语教学是提高专业人才英语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 2.科技发展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发展,科技的落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显然,我国高等院校开展双语教学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人才的专业水平。 (二)我国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现状 1.双语教学缺乏连贯性。教育部提出的双语教学主要是针对高等院校的本科教育,而语言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我国长期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从学校获得的语法知识缺乏交流技巧。如果中小学生接受的是单语课程,而双语教学仅仅在高校开展,加上教育在各地区存在的差异性,就必然使得高校的本科生在接受双语教学时能力参差不齐、普遍偏低,从而达不到双语教学的预期效果。从世界范围来看,实施双语教学的对象有4类:(1)出生在双语家庭中的儿童;(2)少数民族或移民家庭的儿童;(3)以两种语言为官方语言国家的儿童;(4)母语占绝对统治地位国家的儿童。我国就属于第4种类型,也是进行双语教学难度最大的一种类型。我国中小学生在学校没有接受双语教学,在生活中更没有用英语进行交际的需要,进入大学接受双语教学难度可想而知。 2.师资力量不足。它体现在两个方面:(1)国内双语教师匮乏。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中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留学归国人员,其中有些人已成为国内的学术权威;第二类是国内高校培养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双语教学要求教师不但要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较强的英语听说能力。第一类教师符合这个条件,但数量有限,满足不了高校对双语教师的需求。第二类教师如果没有进行过相应的英语培训或没有到过英语国家生活和工作的经历,那么由他们去从事双语教学就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2)各高校聘请的国外教授数量有限。虽然国内高校都聘请外教从事教学工作,但是他们大多数是从事语言教学,而真正从事专业课教学的外教数量很少;其中还有一部分是进行短期讲学。 3.教学手段落后。它体现在两个方面:(1)原版教材的缺乏。国内的原版教材价格偏高,可选择的种类有限,而且在内容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2)多媒体教室的缺乏。目前国内高校中,研究生教学大多使用多媒体教室,而本科生的教学还在使用传统的教室,真正使用多媒体教室的并不多。因为教学课件在传统的教室中无法使用,所以双语教学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4.语言环境缺乏。由于汉语是我国的官方语言,也是第一语言;而英语在我国只是外语,还不能称为第二语言;加上目前在我国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中使用英语的情况还很少,即使大众传播媒体使用英语也很有限,因此造成语言环境的缺乏。语言毕竟是交流的一种工具,语言的交流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提高;而语言环境的缺乏也会间接影响双语教学的效果。 三、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对我国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启示 虽然我国同新加坡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社会环境、教育发展的水平不同,我们还不能完全照搬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但是,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经验,为我国高校开展双语教学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一)语言分流 新加坡双语教育体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语言分流。在小学3年级末完成的语言分流,可以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但是过早的语言分流给儿童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在我国,目前中小学全部开展双语教学是不现实的,而且各个地区的教育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可以在高校中对本科生进行语言分流。在教学之初,可对学生进行语言测试,按成绩分别进入双语教学的快班和慢班,教师可以使用两种教学语言同时授课。当然,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提出转班。通过语言分流,既避免了学生因英语水平存在着差异而影响了专业知识的获得和语言技巧的提高,同时也避免了过早的语言分流带给学生的不利影响。因为我国的语言环境与新加坡不同,而且我国高校开展的双语教学并非针对全部课程,所以即使进入快班的学生有某种优越感,也不会因此降低汉语的地位。 (二)提高师资力量 如何解决双语教学师资力量的问题是双语教学中最关键的一环。新加坡是通过高薪使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即使是在职教师,也有很多提高自己水平的进修机会。笔者认为,我国高校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 1.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英语培训和教学方法培训。高校可以选派一些英语水平较高的教师进行英语听说强化训练,或派往英语国家进修;也可以定期举办双语教学比赛,由优秀的双语教师讲授教学经验,并和其他高校的双语教师进行教学交流。 2.聘请国外教授,吸引留学归国人员。高校可以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请国外的专家教授来华讲学,或在有条件时高薪聘请国外的教授办讲座;高校也可以制定一些优惠的政策吸引留学归国人员,他们扎实的语言基础和前沿的学科专业知识可以使他们更好地进行双语教学。 3.高等师范院校设置相关专业。我国的教师基本上是单科型的,就双语教学而言,多数教师要么懂外语而缺乏专业知识无法胜任学科教学,要么懂专业知识而英语水平欠佳,这种语言和专业知识的矛盾会限制许多教师开展双语教学。为此高等师范院校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可以适当增加英语教学的课时,或者在这些学校设置双语专业,虽然这种做法并非立竿见影,但从长期看,这些学生将是未来双语教学的主体。 (三)改革双语教学手段 1.使用多媒体教室进行双语教学。新加坡的国立大学是亚洲一流的大学,除了它的师资力量雄厚外,先进的教学设备也令人刮目相看。教学用教室全部为多媒体教室,很方便教师使用课件;教师的讲课内容和过程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其他教师和学生共享。虽然我国的高校与新加坡的高校不同,但是可以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提高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效果。教育部对高校使用现代教育技术、建立电子图书馆和校园网、提升教学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应达到15%以上。这就为高校开展双语教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2.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和自编教材。虽然有些国际组织能够向发展中国家捐赠外文书籍,但毕竟种类有限。我国可以通过签订国际知识产权的方式购买原版专业教材的版权使用权,利用国内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进行生产,从而降低教材成本,解决双语教学中教材价格昂贵、严重短缺的问题。原版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外国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自编教材存在着语言的地道性问题。新加坡的一些学校所使用的自编教材是在国外专家的建议下修订的,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四)语言环境的创造 我国国内缺少英语环境,这是不能否认的客观现实,而我国高校开展的双语教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中培养人才。但是语言环境可以自己去创造,双语教师在课堂上可以通过案例设计、小组学习和专题讨论等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鼓励学生用英语发言;在课外,教师可通过给学生布置英语作业和论文题目以及需要阅读的英文资料,甚至可以开辟英语角作为双语教学的课外延续。通过教师设计的各项活动,以及学生的积极参加,使得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同时得到提高。 总之,双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我国高校可以通过借鉴其他国家教育的成功经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道路。 双语教育论文:世界双语教育类型思考 一、过渡双语教育(TransitionalBilingualEducation) 儿童入学后在学习中部分或全部使用本民族语,以后逐渐过渡到完全使用学校采用的非本族语。过渡双语教育是让学生进行短时的、临时的游泳,直到他们具备在主流游泳池里游泳的语言能力。这种形式用儿童熟悉的语言进行启蒙教育,是符合教育原理的。但这种双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儿童的第二语言(多数人口语言),使他们更好地掌握融入主流社会所必须的交际和思维工具,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同化于语言多数民族。这种双语教育又可称为取代双语教育(SubtractiveBilingualism)。过渡双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语言少数民族使用多数人口语言单语,但教师却必须是双语者。过渡双语教育有两种类型:1、民族语早退型。在教育的头两年中最大限度地使用母语,为第二语言教学做好准备。2、民族语晚退型。民族语教学可占40%直到六年级。 二、保持双语教育(MaintenanceLanguageBilingualEducation) 儿童入学前使用本民族语,入学后,某些课程逐渐改用学校使用的非本族语讲授,某些课程则用本民族语授课。通常是音乐艺术和社会科学用本民族语教授,技术和科学研究课程用多数人口语言讲授。这种双语教育目的是保护和发展儿童的少数民族语,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确认少数民族团体在国家中的权利。在保持双语教育中又可分为静止保持双语教育和发展保持双语教育。 (一)静止型保持双语教育目的是将语言能力保持在儿童入学时的水平上,只保证儿童的家庭语言(第一语言)不丢失,并不提高他们第一语言的能力。 (二)发展型保持双语教育目的是寻求全面发展学生家庭语言技能和双语文能力和知识。将儿童的少数民族语(第一语言)的知识和能力发展到与多数人口语言(第二语言)相等的水平。这种类型常常被称增强型双语教育。它的目的与静止保持双语远非相同,在于扩展个体和团体少数语言的使用,导致文化多元主义和少数民族团体社会自制。在加拿大这种双语教育被称为遗产语言教育(HeritageLanguageEducation)。它与保持双语教育是有区别的:遗产语言计划每周有2个半小时的语言教学,通常在放学后和周末进行;遗产语言教育经常处在多数人口语言的包围之中,容易丢失;遗产语言学校大多是初级学校,也有在中学和大学作为学习媒介的例子。 三、二元语言双语教育(Two-way/DualLanguageBilingualEducation) 这种教育常出现在同一班级里多数人口语言的学生和少数人口语言学生几乎相等的情形下。在教室中两种语言都被使用。如在美国的有些初级学校,约一半的儿童来自西班牙语家庭,另一半来自英语单语家庭,他们在一个教室里一起协调活动。由于两种语言文字在教学和学习使用,或同时使用两种文字,或开始时强调本民族语言文字,目的是产生比较平衡的双语能力。这种方式双语教育课程安排是在一定时间里只用一种语言。不同课程可用不同的语言,语言使用变化是有规律的,以保证两种语言在所有课程领域中都使用。如在星期一、三、五用西班牙语教数学,二、四就用英语来教;下一周两种语言的使用时间对换,一、三、五用英语,二、四用西班牙语。这种双语教育试图保持两种语言的界限,使儿童学会用两种语言思维,不愿在一门课程中转换语言。这种方式可以使两种语言使用者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共同分享语言生活上民族的文化遗产,互相帮助、合作和产生友谊,有利于民族间的了解与合作,是避免种族隔离和种族敌视的好方法。这种模式对教师的语言能力提出了高要求,教师应该是一个熟练的双语者。 四、浸没(淹没)双语教育(ImmersionProgram) 这种双语教育又可称为附加双语教育(AdditiveBilingualEducation)。这种类型是将语言环境比作游泳池,将儿童掌握第二语言的行为比作学习游泳。这种教育是将不会水的儿童扔进游泳池里,希望他们尽快地学会游泳而不借助漂浮工具和开设特别的学习课程。游泳池里的语言是多数人口的语言,如在美国,在一些西班牙移民家庭中英语不是儿童的家庭语言,家庭语言是西班牙语。语言少数民族儿童在与多数人口语言的使用者的日常交往中学习语言。在教室中,教师和学生都只能使用多数人口语言。使用少数人口语言的儿童要么沉到水底,要么在水中挣扎,要么最后学会游泳。概括地说,这种双语教育是完全不用儿童的母语或本地方言(第一语言),而只使用学校采用的语言(儿童的第二语言)。浸没(淹没)双语教育从教育目的看有两种形式: (一)美国式的“结构淹没”(StructuredImmersion) 这是一种把语言少数民族儿童置于多数人口语言的主流教育中的一种教育,是专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学习多数人口语言开设的。虽然教师在儿童入学初期使用多数人口语言的简化形式,并允许儿童用家庭语,但最终儿童的本族语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被多数人口语言取代。它的教育基本目标是同化语言少数民族,尤其是移民。学校变成一座有助于创建共同社会、政治和经济思想的熔炉(meltingpot)。赞成这种做法的人认为,美国的伟大就在于她欢迎外国人来到这个国家并迅速同化他们。一种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将是粘结社会的工具。这种教育方式由于使儿童的语言得不到发展而带来巨大的学习压力,也造成了民族间的对立与冲突。这种方式的弊端在美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因而出现了“抽调编班双语教育(SubmersionwithWithdrawalClasses)。这种双语教育在主流学校中将语言少数民族儿童抽调出来单独编班进行多数人口语言的“补偿课程(compensatorylesson)”,也可称之为不学民族语的“民族班”。这种班级在课程内容上可能落后于学校其他班级。由于第二语言低下而被抽调出来单独编班,学生可能感到耻辱和自己的无能。虽然这种方式管理简单,花费少,但对儿童心理发展尤其是健全人格的培养方面的影响却大大不利。 (二)加拿大式的“浸没双语教育”(ImmersionEducation) 这种形式的目的不在于取代第一语言即母语或本族语。这种双语教育保持并支持使用第一语言。加拿大给操英语的儿童开设法语双语教学课程,目的是教授给儿童第二语言,并不是为了用法语取代英语。其理论基础不是语言同化,而是语言多元化思想在教育中的体现。美国式的“淹没”双语教育和加拿大的“浸没”双语教育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可混同。1965年,在魁北克由说英语的少数民族居民(主要是英裔居民)提出了被称之为“语言浸没”(immersion)的双语教育计划。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熟练掌握一门第二语言——法语,以便适应法语越来越占优势的社会。该计划使孩子一上学就能全面接触第二语言,由会讲两种语言的教师任教。该计划首先在圣•兰伯特一个由26个孩子组成的实验幼儿园中进行。实验目的是使孩子具有法语的说、读、写的能力:整个课程(包括英语)达到通常的学业水平,欣赏(赞赏)法语加拿大人和英语加拿大人的传统和文化,在短时期内,在不降低学业水平条件下使儿童成为双语人和双文化人。实验在加拿大引起了轰动,浸没双语教育计划开始在各级学校中推广,大约有25万英语加拿大儿童在1600所法语浸没学校学习,约为加拿大学校学生数量的6%。主要做法有这样几种:①早期完全浸没双语教育。由幼儿园开始,完全使用法语(100%),然后从三年级起逐步引入一定数量的英语(占20%),到六至八年级,用50%的法语和50%的英语来教孩子,九至十二年级用40%的法语和60%的英语教学。②早期部分浸没双语教育。从幼儿园到八年级用50%的法语和50%的英语教学,九至十年级用35%的法语和65%的英语教学,十一和十二年级用30%的法语和70%的英语。③延迟浸没双语教育。幼儿园到三年级用“渗透法(drip-feed)”教第二语言,用英语为教学媒介(占100%),四至六年级用法语为教学媒介的课程为80%,英语的占20%,七、八年级法语和英语各为50%,九到十二年级用法语教学的课程占40%,英语的为60%。④晚期浸没双语教育。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用“渗透法(drip-feed)”开设第二语言课程,其他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七、八年级用法语为教学媒介的课程占80%,英语的占20%,九至十二年级法语和英语为媒介的课程各占50%。 加拿大的浸没双语教育计划给欧洲、美国乃至世界的双语教育理论和实践都带来重大的影响。如何评价浸没双语教育?一些专家认为,浸没双语教育使小学生能读、写和理解使用英语,无代价地学会了读、说和理解法语,而且用了英语儿童学习第二语言——法语的传统教学计划从来不用的方法。加拿大浸没双语教育的目的是形成两种有威望的人口多数语言的双语制(法语和英语)。这和加拿大的人口民族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它的这种浸没双语教育不同于将语言少数民族儿童放入多数人口语言中的“浸入”,如在美国将说西班牙语的儿童放入英语环境中。加拿大的浸没双语教育不是强迫性的。家长自愿选择并送他们的子女进这种学校。家长的信心加之教师的许诺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早期浸没双语教育中,儿童有一年半的时间可以在课堂交际中使用他们的家庭语言,儿童的家庭语言是受赏识的而不是受轻视的。教师是具有双语能力的人,他们最初是以能说法语而不是只理解或说英语的形象出现在儿童面前。在早期浸没双语教育中儿童是在有意义、真实的和与儿童需要有关的课堂交际中学习第二语言——法语,如同获得第一语言一样。浸没双语教育中的学生学习了与主流学校学生一样的课程。 五、隔离主义教育(SegregationistEducation) 指为语言少数民族举办的教育中只用少数民族语单语教学的教育。这种做法不是出于保护民族语的目的,而是出于种族隔离的需要。教育主办者将语言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让其永远停留在落后的社会文化生活状况中。南非实行只用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隔离教育。如对班图人,政府规定只用班图人的民族语言实施教育以维持从属和种族隔离的现状。这种教育使语言少数民族不能充分学习多数人口语言以便顺利进入社会,特别是无法获得与其他少数人口团体的交际和思维的语言工具。隔离教育对处于弱势的语言强制实行单语政策。这种单语教育决不是出于保护民族语的愿望,而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具体表现。 六、分离主义教育(SecessionistEducation) 在教育中只使用民族语单语。它是语言少数民族力图把自己同语言多数民族分开成为独立体的一种教育形式。 七、外语教学式的主流双语教育(MainstreamBilingualEducationwithForeignLanguageTeaching) 这种双语教育是在学校教学中(主要是语言多数民族的学校中)使用本土语(母语)和多数地区语言或一种国际语言(外语)。如阿拉伯-英语、汉语-英语、日语-英语双语教育,欧洲人学校运动对欧洲精英劳动者(高级白领阶层)子女开设了欧洲使用功能强大的语种的语言教育等都属于这种类型。从1958年开始,位于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地的欧洲人学校有8种不同的语言团体。小学低年级学生使用他们的本族语为教学媒介,也接受第二语言的教育(如英、法或德语)。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一部分用本族语学习,一部分用第二语言教学(从英、法或德语中选中人数最多的那种语言)。教师由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来担任,使用这种语言的学生也可以进入这种学校成为其他学生学习语言的样板。用第二语言教学常在中学第3年开始,用来教授来自不同语言团体的学生们历史、地理和经济学课程。 另外,学生还要用不少于360小时学习第三种语言。这种教学的结果,造就了具有文化多元主义和超国家欧洲人认同的双语和多语者,也同时造就了欧洲多元一体化观念。在加拿大这种形式被称为核心计划(coreprogram),在威尔士和其他地方,有时被称为“渗透法(drip-feed)语言计划”。外语在课程中成为一个学科,就像历史、地理和数学一样。这与用第二语言为媒介的教学是不同的,第二语言为媒介的教学其课程的内容是学习的主要目的;这种方式第二语言本身即语言学习是主要目的。世界各国都对如何提高这种外语教学的效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很少能造就大批真正的双语者。能流利使用外语是语言多数民族中非常有限的、典型的现象。 八、语言与文化的双语教育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每一种民族语言都折射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掌握一种语言过程也就是了解或认同这种语言的文化的过程。由于教育目标的不同,在双语教育中就会产生以下类型: 1、双语单文化型。这种类型指个体具有双语能力,但只认同一种文化的双语教育现象。其中认同母语文化的叫双语母语文化型;认同第二语言文化的叫双语第二语言文化型。 2、双语双文化型。指个体具有双语能力的同时,对这两种语言的文化都认同的双语教育现象。双语第二语言文化型和双语双文化型的个体,由于对第二语言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学习语言的动机较双语单文化型的个体强烈,语言习得中的理解和巩固都较好。对第二语言文化的认同使他们对第二语言文化产生亲近的感情,容易理解与社会文化有关的各种语言现象,对第二语言的理解和语言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对第二语言文化的认同。 3、边际人。指掌握了两种语言的个体既抛弃了母语文化又没有认同第二语言文化;或者指既被母语文化团体排斥又不被第二语言文化团体所接受。这样的个体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内心常常受到来自两种文化的撞击。如何评价这种类型,人们有不同的认识:其一,一个没有文化认同和不归属某一文化团体的人是教育的失败。其二,边际人不是没有文化认同,而是产生了第三种文化,即由母语文化和第二语言文化融合而成,他们是一群持一种新型文化的人群,这可能是一种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 可见,双语教育不仅仅是语言教育工程,由于其与文化有密切关系,因而双语教育中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问题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九、双方言教育(BidialectalEducation)指学校采用的语言是标准方言(标准语),而儿童的家乡语是另一种方言,这种双语教育被称为双语方言教育或双语口语教育。如中国汉语有七大方言,方言下又有次方言和土语之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是中国的通用语言,也是普通学校和少数民族学校民汉双语教学的教学语言。广东省的儿童的母语是粤语,学校用普通话教学,就是典型的双方言教育。它普遍存在于汉语的各方言区,1997年7月香港回归中国,以及将来澳门回归后都面临这个问题,现在已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重视。199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首次举办了“’96香港普通话教师进修班”,培训来自香港从事普通话教学的中小学教师。世界上出现的诸多双语教育类型,其根源在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的教育语言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所持的指导思想有差异。这也说明了双语教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世界双语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表明,许多国家实施双语教育都是语言强迫同化失败后的必然选择。它是一项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语言教育工程。世界多民族的客观现实构成了世界多文化的背景。多样性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源泉。 目前,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加快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地球村”的概念应运而生。在一体化与多样化的摩擦与冲突中,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摆脱这一困境找到了一条途径。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要求平等对待任何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它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要平等地发展它们就要实施双语教育。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官方或民间的双语教育研究和执行机构,进行各种双语教育模式的实验、推广。在这些国家,双语教育正在取得综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效益。“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两大技术标志着人类社会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的技术为双语教育的发展提供高科技的物质条件。远距离教育开始在双语教育的领域中显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如悉尼坦伯特殊语言学校用计算机由韩国教师对学生进行远距离双语教学①。可以断言,未来教育是多元文化教育;双语教育是未来国际社会多元文化教育的主流。 双语教育论文:美国的双语教育模式分析 一、双语教育的历史 双语教育在美国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它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则只有几十年的历史。第一个双语教育法案形成于1978年。美联邦高级法院裁定公立学校有法定义务帮助移民子女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对于不谙英语的新移民必须用其母语提供必要的帮助以适应新环境,其中包括用其母语来进行教学。由于这条法案的影响,公立教育体系做了相应的调整,建立并实施了一系列的特殊项目,以帮助移民学生尽快地适应美国的学校和教学。这些计划大致可以归为四种: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asasecondlanguage(ESL)〕;双语速成(EarlyExit);双语保持(LateExit)和双向双语(Two-WayImmersion)。ESL计划可以在任何中小学实施,而其余三种计划则一般在小学里多见。由于我们后面着重探讨双向双语,所以,在这部分主要介绍前三种。 1.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计划(ESL)在美国的中小学,一个班大约有20～30个学生。如果在一个学区(由临近数个学校组成)或学校内,总的新移民学生的数较少、说同一母语的人数则更少、或者是学校没有能够用学生的母语进行教学的教师,那么采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计划的可能性最大。此计划的组织、实施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但通常是一个受过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培训却不懂学生母语的老师负责一个学校内所有班级中新移民学生的英语教学。教学常常是以小组为单位,比如所有二年级的学生在每堂课离开他们原属的普通或主流班级来跟一个ESL老师学习英语,时间一般在40～90分钟不等,之后他们便回到其所属的普通班继续学习。大约需要1～2年时间,等移民学生的英语水平发展到能够应付普通班的教学,他们便不再参加ESL的学习。 2.双语速成(EarlyExit)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相比,双语速成计划最大的不同是移民学生的母语纳入了教学之中。首先,实施此计划的教师原则上必须持有双语教师资格证。双语速成的教学通常是以班为单位的。也就是说,班里所有的学生具有相同的母语背景,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来自同一个年级的。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是用学生的母语作为辅助英语教学的工具以提高学习效果,但母语水平的提高则不在教学计划之内。等学生的英语水平允许他们在普通班的课堂里上课,他们便结束在速成双语班的学习,整个过程约需要两年的时间。 3.双语保持(LateExit)从时间上讲,双语保持要比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和双语速成计划长一倍,约需4-5年的时间完成。此计划允许具有相同母语的移民子女,在一个持双语教师资格证的老师的执教下,同时学习英语、母语及其他的学科,如科学、数学和社会科学等。在计划的实施初期,母语的使用占教学时间较多,随时间的推移,英语占教学的比重越来越大。此计划的最终目的仍是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使他们最终能够在英语主流学校环境中进行学习。 二、双向双语(Two-WayImmersion)的现状分析 作为一个双语计划,双向双语与双语速成和双语保持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学生来源。在实施此计划的一个班里,约一半的学生来自某个移民种族(其母语相同而非英语),剩下的另一半学生来自英语主流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种族。例如,在一个朝鲜语和英语的双向双语班里,约一半的学生是朝鲜族、讲朝鲜语,另一半学生则由讲英语的白人、黑人、拉丁人或其他亚裔组成。在这样一个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用5-8年的时间同步学习两种语言和其他的科目。教学时间的安排可以是每半天换一种语言或隔一天换一种语言。总之,双向双语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的双语同步发展。与前三种模式相比,许多学者认为双向双语最为理想。 双向双语不仅可以让学生在两种语言的听说读写各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它还为不同族裔背景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如何相处的机会。这种经历会帮助学生减少种族间的隔阂、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学会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及地球村中共同生存。另外,在语言学习中,学生对与语言息息相关的文化也会有较深的了解。对文化的了解又可以相应地拓展他们对自我,对本民族及其他民族和人类的认识。可惜的是,双向双语计划只在极少数的学校里存在,而且绝大多数的双向双语计划是英语和西班牙语。据2000年的统计(Christenet.al.,2000),亚语(日语、朝鲜语和中国广东话)和英语双向双语计划仅占全美此计划实施的4.6%。尽管讲汉语普通话的移民在过去20年中大量增加,到目前为止,仍无一所公立学校开设此类的双向双语课程。如果华裔家长希望子女保持母语,大多只能求助于社区办的中文学校。这种学校在华人集中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纽约州非常普遍。 但由于课时较少,师资培训不足,所以教学效果很难谈得上理想。尽管多项研究成果表明学习双语的益处,许多美国人仍认为学习双语“对孩子有害并且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Hinton,1999)。再加上移民家长盼望子女早日适应美国生活心切,母语的保持和学习就自然地放在了次要的地位。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许多亚裔移民子女可以用英语进伯克莱这样的名牌高校读书,却无法用母语与家人沟通和交流,甚至不会说母语。语言的丧失无疑影响到他们对自己母文化的理解和对自我的认识。一项在伯克莱大学对一群亚裔美籍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Hinton,1999),具有双语能力的学生的自我评价和感觉比那些母语流失的学生要积极和肯定。几乎所有的接受采访者表示他们将来要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的子女学习、保持母语,了解母文化。但他们良好的愿望似乎在目前很难找到实现的土壤和环境。尽管普及双语教育的阻力不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六所分校合办的亚洲语/英语双语师资培训集团在1999年秋季的正式招生预示着亚/英双语计划将会有新的发展。此集团为中小学培养朝鲜语、越南语、汉语(普通话和广东话)和柬埔寨语与英语的双语教师。 学员的申请资格是具有大学本科文凭。至2001年秋,入读学员人数已近100人相信此集团的学员在获得双语教师资格证后,能够为亚洲语/英语双向双语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发展及培养高质量的双语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国际交流机会的增加,双语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步上升。如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总部面向其23所分校教师招聘八处驻海外留学生部主任。招聘的首要条件是具有双语能力及了解当地的文化。而从广告信息上得知,能胜任此职的申请人寥寥无几,这说明了双语教育在美国的匮乏。要改变这种现状,还要走一条比较漫长的路。需要美国公众和教育界关注这个问题,树立地球村的思想,及早调整教育计划,以迎接新的挑战。最后,作为一个双语专业人员,笔者非常赞赏中国教育界及社会对外语教学所采取的积极态度。目前在中国,外语(多为英语)教学已经渗入幼儿园和学前班。虽然在外语的教材、教法和师资培训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种重视外语学习的意识是值得美国借鉴的。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的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 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　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作者：何宝琳单位：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权力机构对空间规划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间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等等议题都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规避了城市的异化发展，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地域发展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于缓和。但在我国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轫的城镇化进程正迈向深水期，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地域发展问题正处于集中爆发期。为此，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地域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成为一条可供尝试的文本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面对与西方情况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肩负着几亿农村人口城市融入与身份转换的重任，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多元选择，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小城镇的突围，城乡之间的依附发展与城市群内部如何在协调联动中走向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国情，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借鉴西方地域政策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从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外部空间的扩张与内部空间的改造。城市发展趋同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景观，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当前，城市的空间生产缺乏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空间生产往往是经济发展指向下的单兵突进，生活在原有空间中的人们被迁移出原有社会网络，不断走向陌生地;重新进入被城镇化空间的人们也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地域开发的目标问题。地域开发应当有物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体为核心的地域居民及其组织建设为中心。地域开发不能仅仅限于物的条件的整备，地域政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应当考虑到地域居民和其组织的自主的行动创意、自发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强调地域开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地域开发应当关注空间整体生态系统的建立，以地域文化为土壤，在地域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体化发展。在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性空间再生产的公共性建构与整体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正不断“侵入”乡村世界，以都市现代性“接替”乡村传统。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复制、集体消费对空间生产的促进以及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城市的发展正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漩涡，不断汲取乡村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城市的过密化成为发展隐忧，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过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的不断再生产暂时解决问题的。与城市空间生产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乡村空心化与过疏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地域政策正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过于关注资本再生产的倾向，另一方面，根植乡村文化自性，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走向新乡土主义。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渐趋演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身份转换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眼中，空间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应当保证开放透明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进入优势空间的权力。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地域政策已经造成空间差距症候。甚至“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在优势空间与劣势空间既存的前提下，个人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能够自由进入空间的权益将会从内部为中心空间进行“去权力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渐趋放开，标志着中国地域政策正走向开放的空间分配。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公民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取造成了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8］，以社会个体的动态流动化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差距成为地域均衡政策的选择。我国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不再面临“收容遣送”的社会风险，关于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进一步要解决的将是优势空间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保障与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动人口开放，包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与子女，让城市空间成为“爱的容器”，这成为地域政策在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如何从属地服务到居住地服务的转向，这些服务指向的是农业人口的空间融入。地域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农民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共荣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间。 (三)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从城乡对立走向协调联动如何处理以城市为载体的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空间分配不均时，将会造成地域对立的局面，其初级表现形式是言语攻击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排斥和对抗，其高级形式则是分离主义。从动态视角下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地域分裂的形成过程在于长期不平等的空间交换，背后演绎的是空间权力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城乡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当属城乡工农剪刀差，它让“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在乡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权力。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内部关系来看，城市群落内部的空间交换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也是为了消解长期以来空间交换的工业化发展的坚硬后果。“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点的考虑。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将是一个漫长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一方面，通过周边城市相关资源的增量发展来稀释原有城市空间交换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边城市在新一轮空间交换过程中不应仅仅被定位为缓解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间，而应在均衡发展的地域政策推进中，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 (四)空间消费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镇化空间与反贫困工程无论是空间的生产、分配还是交换，最终指向的是空间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服务、教育机构以及闲暇生活的满足，劳动者能否实现这些方面的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由于私人资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们或者是将集体消费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场化运作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屏蔽。这样，集体消费就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面临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公共住房匮乏、医疗服务不足、学校资源落后、交通环境拥堵、文化设施短缺和社区发展迟缓等等。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为地切割集体消费的空间，贴上富有和贫穷的标签，富有的地区享受优越的空间消费，弱势群体则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集体消费空间里，集体消费的空间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11］。反贫困的地域政策由此与集体消费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契合。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贫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规模、有计划地分散人口和就业到周边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实施针对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城市中心再开发及社区建设逐步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课题，采取物质性环境改造与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相结合的形式”。［12］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进。从棚户区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从政府购买服务到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项目运作，我国反贫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护，让弱势群体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二、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以卓有建树的城市空间研究不断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裂隙，以独辟蹊径的理论框架检视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理论“血统”和研究的可对话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核心，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他们指出，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社会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间样态的建构有悖于正义，那么就要提出相应的地域政策来修正，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可达、可以栖居而非无根的社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地域政策的实践原则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抵抗的是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针对的是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警惕的是互相敌对的空间对立，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抵抗的是现代空间对弱势群体消费的屏蔽。以此为实践原则，我国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国情，以城镇化为空间发展的原动力，着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为其落户城镇打开渠道，在城市空间更新运动中大力开展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东北老工业振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社会工程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使城镇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张霁雪田毅鹏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作者：保跃平江华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透析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HTtP//: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电视研究空间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摘要]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思想之一，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伴随着20世纪60到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且当代思想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极大影响，“或快或慢地发散到了多个学术领域和教学领域，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将包含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的观点、思想及材料”。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性别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社会学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向及问题认识将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二、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核心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讲师团） 城市社会学论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谈旧城改造模式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类新城、城市新区建设逐渐兴起，相对新城区，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就目前阶段来说，旧城区的改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改造，都是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起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国外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要逐渐将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在改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抛弃历史文化以及旧的风俗习惯，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风貌特征。如果加以随意改造的，将会引起一定的冲突。对于改造旧城区，需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全力为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 关健词:城市社会学；旧城改造;和谐对策 前言 旧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便实现现代化城市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式总体来说有很多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规划，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遵循一定的规律，秉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尽量避免大拆大建，为旧城改造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改造之路，实现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1 旧城改造的实质及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中国城市发展由单纯的外拓型走向内外并举型:由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走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则是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社会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城市旧城地区则是此种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难点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以往旧城改造的方式与对策，重新寻找其解决之道，其改造的重点及实质，应是社会问题的和谐解决，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的，中突与对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发展不平衡 旧城是由各个不同系统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现在发展过度和发展滞后这两个方面。发展过度是因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代价，导致建设的强度和人口的总量超过规定的承载力，从而造成整个项目功能失调。发展滞后是因为各城区内部的变迁进程不一样，导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1.2城区老化或衰退现象严重 当一个城市自身发展不平衡，就会产生严重老化衰退现象，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物质方面，即旧城区内的建筑和设施因为时间的长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谐的城市环境被打破，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的机能下降。(3)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空间急速在扩张，城市的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城市结构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方式而进一步衰退。 1.3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旧城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现象，阻碍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旧城中，因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城市的贫困程度也相对较高。因为在旧城中，年富力强的居民在经济得到改善后都迁离至别处，留下来的多数是一些能力较弱，经济困难的居民，这就更加会阻碍城市发展。 1.4文化传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政府在对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城市的特色资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旧城改造地块的经济账，而忽视了社会账和环境账，不顾旧城市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旦将其破坏，使城市失去其传统风貌，也失去了历史沉淀的厚度和价值。这对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经对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还会影响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2 旧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物质性规划思想影响，把城市的发展看作一种可掌控的线性进化忽视了城市历史与现状。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过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而在旧城改造中，我们的政府领导、开发商、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旧区内的“功能与空间混乱无序”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试图通过规划的行政手段，重新构建一个“唯美”的旧城城市形象。 反思现有旧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现在:（1）过于理想的单一终极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规划多目标的比对与平衡，从而造成阶级分化、治安犯罪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2）规划理念及手段的简单化、标准化。以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来确定城市的发展态势，却因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造成旧城社会经济活力的衰退与空洞化。（3）“破旧出新”的规划模式过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将旧城有机社会网络割裂为单纯的功能社区，忽视了社会脉络的发展与内在联系规律。（4）兼顾所谓公平的政策取向，规划方法较多地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意志，较少反映地区现状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市场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居民自身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特别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封闭决策，导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5）旧城改造建设与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旧城更新和房屋拆迁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问题认识浅薄，往往将多元化社会问题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对待，忽略了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旧城的特色，没有一部相适应的城市规划管理专项法规，如历史街区改造中，简单套用日照间距法规，从而造成历史风貌特色的丧失。（6）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改造建设方式的粗放化。旧城居民对发展的愿望较为强烈，但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对旧城改造的一元主导机制，对旧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资源的毁坏，造成整体社会资源体系的破坏，同时对文脉的所谓有机更新与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体文化资源内涵的缺失与变异。 当前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抒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但是旧城地区往往因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间和就业空间；而简单化的改造，不仅破坏了该地区的动态平衡结构，带来了房价和地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无法回迁，一些居民从而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昔日充满生活情趣的街区也变得冷清，难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旧城改造中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改造者无意也无心去开展公众参与，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从而造成拆迁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许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使未来新使用者满意，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纠纷和负面影响。 3 旧城改造的基本对策 3.1坚持将改造建设的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 旧城改造的模式多种多样，在改造过程中要将以往单一的模式向综合模式迈进。通过对旧城格局的仔细研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去保留旧城原有的特色风貌，保证旧城的物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3.2全力保留历史文化和文脉的延续性 旧城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对其改造过程中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入新鲜的现代元素和风格，但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蕴，尽量保持城市的原风味。同时也要对破坏的地段进行维修改造，还原其本质。另外还要注意环境的改善，城市建设的管理，为城市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3.3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破坏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规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较，既具有规划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对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建筑，同时也可以充分保护街巷的空间不受破坏，维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减少社会动荡。 3.4重点关注旧城中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 在改造中，要先对社会各阶层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和仔细探讨，借鉴国外旧城改造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旧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证居民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各项设施配套完整，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丰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 旧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规划建设、资金筹集，经济平衡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建设的发展有区别。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国家要根据旧城的一些特定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而且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要相应的拟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据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拟定的措施做及时的修改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的旧城改造模式和经验，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忽视居民心愿的状态，政府要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各种补贴的灵活运用，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就业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帮助，将旧城原有的社会功能保留起来，进一步促进旧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4 结束语 旧城区是城市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与许多其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改革，旧城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相当具有内涵价值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旧城以后的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这些资源，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对这些资源进行破坏，而是要将他们与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城市进入一个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摘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很好的指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社会学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城市，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社会现象，并指导于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社会学的指导下，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城市化；城市规划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对立”。 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 ,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 ,精神距离却扩大 ,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 ,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 ,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 ,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 ,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 ,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 ,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 ,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 ,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 ,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 ,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 ,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 ,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 ,应控制人口扩增 ,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 ,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外围布列下属乡镇 ,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 ,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 ,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摘 要：本文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城市变迁与居住空间变化的整体特征，并分析了社会转型中正在进行的居住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为5个层级，并对应相应的居住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外围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空间的扩展:北京奥运会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当下的研究中，围绕经济、文化、体育诸角度的奥运会研究都未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认为，在后奥运时期，城市本身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应该逐步成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主要论题，北京应该取代奥运成为研究的主体，从城市本身出发，以全球化、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空间的优化多个层面的出发来思考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形塑的历史效应，从深层次实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价值，扩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从此种意义上讲，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必将成为后奥运时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京奥运会；和谐 对于城市的研究，素来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三驾马车的说法，相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会学更加注重于对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发现物理空间的社会意义。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北京奥运会对于整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可以发现当前关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但是如何发挥奥运会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特别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奥运场馆建设对于北京城市深层发展的研究还相当的初步。换言之，北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恢复其城市社会生活的常态，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应该回归到城市本身的社会空间之上，我们只有将关注点回置到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逻辑之上，从城市自身的整体逻辑来思考奥运对于北京的发展，强调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建筑互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发现城市如何更好的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唯有如此，北京奥运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理念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留下应有的影响。 1 奥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规划尔后营建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建筑格局真正体现了建筑是对文化最为生动的反映这样一种认知，在长久的封建社会和城池建设历史上，历朝都城大都一般因为沿用前朝旧址，城市格局难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完全以《周礼》为范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两朝又仿照《周礼》，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城市空间格局。[1]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举世无双，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所在。梁思成先生是这样赞美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2]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传统空间遭到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城市空间本身的不合理扩张也是饱受批评，而北京的城市发展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问题集中的压缩式出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2008年奥运会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藉此更多的被纳入到“国际大都会”或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当中去。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进行奥运会场馆设计时设计评审委员会提出，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注重的内容包括:功能布局应充分满足奥运会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要体现生态、环保的概念；交通系统及交通组织规划应有利于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重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空间形态应体现北京城市特色，强调中轴线的特殊意义；应具有较强的分期建设与市场化融资运作的可操作性。客观而言，最终实施的称之为“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 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呼应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认为是:以环境为导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气势，寻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这一设计方案还被认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设”的创新之举，是北京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3]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奥运场馆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实践中使建筑能更好的为社会生活服务将成为最为主要的问题，因为空间的产生、发展和形变都是人类作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城市这样一个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间，“空间乃是社会的一个切面，跨越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以及凭借和中介，我们无可想象一个没有空间而能存在的社会，空间一开始已然是社会空间”。[4]我们着力去发现奥运建筑之后城市的社会空间显得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来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5]对于城市来讲，文化上的关照最终同样要在城市空间的主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得以达致。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北京城市空间分布于相当大的范围，由于场馆的建设是一个固定化的过程，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社会意义将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从任何意义上讲，奥运会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间上的影响在整个北京城市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城市空间在经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变形之后，在奥运会的设计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奥运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空间进行了某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以往的解读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其实，在短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真正赋予其公共空间品质的恰恰是我们极大忽视了的市民对于这一空间的利用。 2 社会空间：奥运空间形变的社会学视角 北京奥运会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赞誉颇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们对奥运会巨大的资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们社会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延续或者扩大奥运会的后续效应就需要我们将这样一个投入巨大的经济项目有机的融入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根据北京市的城市社会区定量数据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强度区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区，人口和家庭户密集，居住小区价格最高，房地产业发达，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高度集中，商业服务业网络繁华，同时老龄人多被抚养人比例高，就业率相对低。在二环到四环之间，由于近期居住小区的修建和旧城居民的搬迁，出现人口聚集的趋势，尤其在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及东四环和东三环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在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及南三环的外围区域人口则相对稀疏。从土地利用强度因了得分空间分布看，以东城为中心，向西北、北和东北方向发散，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同时这种同心圆结构又具有不对称的特征。[6]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了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奥运会的场馆设计功能分区与公众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育状况还非常的初步，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加大以体育运动类公共设施来发展公共领域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我们不能对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间中深刻蕴含的社会意义，不能不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人文奥运精神深层阐释的一个缺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奥运会成为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整个奥运规划中最为核心和关键所在，说到底,城市空间最后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 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7]正因为如此，城市地理学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规范，将社会经济阶层、阶层竞争群体和城市土地空间分配达成一致，赛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首次提出城市社会区的概念，将人口普查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城市化)和分隔(少数民族状况)三个基本框架下划分出社会区的类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经由列斐伏尔，直接而深入的以社会空间为主题展开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我所概括的理论……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而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往人类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该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空间的生产在当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生产如果将重心置于空间生产的话，那么，空间，包括与它相关的一切，都会成为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8]列斐伏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和后继者哈维、索雅的推动下强劲复苏，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高特第纳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提出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将“社会空间视角”具体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的关系；(2)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空间与行为的互动；(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9] 3 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改造运动，被创造的空间（created space）替代实在的空间（effective space）是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10]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来看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人文奥运所具有的深层价值，人文奥运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简单对接，其终极价值在于对人的重视，始终将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这样的视角下来审视奥运会场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重新回顾雅各布斯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移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建于一派胡言之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过是一笔购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仅仅是分离或分类，认为好的规划就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而声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则是“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的建筑师”，他的梦幻之城不过是一个“垂直的花园城市”，而对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在这样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规划中除了谎言，什么也没有说。[11]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奥运会使北京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动到达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而处于发展上升期和民族主义逐渐复苏背景下的社会也相当主动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动员当中来，奥运会的举办因而被赋予了诸多体育之外或者说奥运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强烈的深层意识，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波折，现代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深层动力，渗透到体育运动之中，奥运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表演，中国的奥运会举办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举国体制和表现，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以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为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等等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奥运会的宣传和解读；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又深深的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之下，连奥运会本身也被商业化了，这与奥运会本身的精神相违背，却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悖论。 奥运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围绕着奥运会之后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因为一方面奥运会设施的后期利用面临着金融上的压力，从一开始奥运的经济帐和文化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如果体现出过多的经济考虑，将不但会被批评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为普通的民众所诟病，而且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城市各阶层住区隔离和城市公共物品区隔化。文学对于社会的变迁总有着最为敏感的反映，从此种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纪录片《筑梦2008》选择以原奥林匹克公园搬迁户一家展开的叙述可以说相当恰切的把握了奥运会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 在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在这个空间架构下，公共二字意蕴，被阅读为公家的（权威性）、大家的（商业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动了类同中世纪以实质生活社会网络为取向的城镇纹理和公共空间中的市民性的内涵；事实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种氏族、社区聚集的意思；所谓公共空间，应该就是类似我们传统社会中的庙隍活动本质和社会性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被挤压退缩在社区的边缘苟活着，是底层的、甚至是违章的”。[12]这样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逻辑进入到对于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之后，对奥运会的解读就必然出现某种片面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奥运场馆的定位上存在着被各种利益所遮盖的盲区和误区，从根本上来讲，奥运会是应对于整个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碎片化下对于人类共通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种努力，由顾拜旦亲自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又深入地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新的世纪北京承办的奥运会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义，中国对于这样一种普世性的文明应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层次上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北京城市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发展一种良性的关系，成为一个深层次的挑战。 4 奥运：北京城市空间优化的历史契机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五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13]因而，对于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从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了对于经济效应的考虑上，甚至到了现在，也鲜有论及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社会经济更为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为整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来共享的问题更是被极大的屏蔽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反观关于奥运会如何来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倡导和号召公众对奥运会深度参与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实际上，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为时间说纠缠的话，那么在20世纪空间将取代时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对空间的分析还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要特别的注重对于社会空间优化的重视，将文化精神与功能分区二者统筹到社会空间的建设之中，因为，对于北京奥运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最多的民众来在长周期中共享奥运会优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谐的城市空间，更能体现“人文奥运”这一理念。 历史的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发展激素”，既能增进经济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经济中的负面因素，如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出发，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加强对后奥运北京城市空间的优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卫•哈维说过，西方后工业都市中长期的居住区隔强化了社区意识，从而取代了阶级意识。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阶级意识的销蚀，置换为中性的社区意识，意味着历史变革的动力被空间规划所阻隔。[14]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个中心、旺地紧缺，房价难以控制，而且在内城和文化区的住区隔离现象日渐严重。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奥运会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则可借奥运会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核心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为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本文针对目前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改革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较教育论文:对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比较教育研究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流行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它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也是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批判和继承,是在批判和反省西方社会、哲学、科技和理性中形成的一股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首先对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学等领域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进入教育领域。后现代教育思想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一部分,是在人们为了使教育适应“后工业社会”,对教育的“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1]从此,教育学者开始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对现今教育的教育目的、研究方法、教育规律、课程改革及教师观等多方面进行批判与反思。比较教育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构成一种显现的关系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英国《比较教育》杂志开辟专刊讨论后现与比较教育的关系问题说明比较教育研究与后现代之间构成了不可回避的关系。1996年7月世界比较教育协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比较教育年会的主题是“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表明了比较教育研究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建立了关系。[2]在讨论后现代与比较教育之前,首先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及其来龙去脉的简单分析是必要的。 一、 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产生及特征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本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后来大约在七十年代初,这股思潮传到欧洲大陆,80年代达到鼎盛,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它以西方发达国家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为背景,以批判否定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重视平等、推崇创造、否定中心和等级、去掉本质和必然。有教育理论研究者认为,不管怎样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这对很长时期浸润在现代主义,甚至前现代主义中的教育学界而言无疑会产生清醒和清新的效应。吸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合理因素,结合我国社会实际深刻反思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是探索比较教育研究未来发展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 进行解构和颠覆。 (一)确定性 “比较教育并不是存在于人类生活之外的自然客体,而是由参与其中的人组成,由领域中的本质、起源、目的、特征等组成。也就是说,比较教育由信任真理的人所提出,争论于什么组成了这个比较教育的真理。” [3]在比较教育学界至今仍对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学科还是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等问题争论不休。所有的比较教育学者似乎都在寻找、论证一个确切的答案。努力探求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毫无疑问地肯定,这是一个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而从现实来看,论争的结果是越来越困惑、矫情,及至无疾而终。 (二)同一性 “事物之间存在同一性,并且这种同一性是可以移植、嫁接的,即比较教育中的借鉴”。在比较教育中借鉴的前提是确信事物具有本质,相信真理的普遍存在。比较教育学者认为,通过对不同教育现象的比较、研究,能够推断出存在于所有教育现象中本质的、共同的东西,即事物的同一性。人们正是怀有寻找事物可以通用的确定的同一性的“野心”,来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但是,“同一”的借鉴结果往往不太令我们满意,比较教育学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找寻到了存在于事物之间的真实本质,或者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真理。例如,在某个国家,由于政府对教育的投人增多,导致教育质量提高。但是,这样的所谓“本质”、“规律”、“同一”在其他国家的效仿,往往得不到好的效果。 (三)依附性 就整体而言,比较教育研究多偏向发展中国家的探讨,而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以欧洲与北美为讨论焦点。比较教育产生于欧洲,在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双重影响下,对西方文化话语系统的依附是主要的,世界各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教育研究深受欧洲的影响,世界比较教育研究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表现出明显的依附性。从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现状来看,存在严重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四) 盲目性 世界比较教育研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泛国际化过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国家的比较教育的形成是基于本国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的比较教育体系,也就没有可能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教育的国际化。实际上,国际化只能在共同的话语环境下进行[，！]。[4]在现代比较教育研究系统中,不考虑本国文化传统而盲目引进别国的教育模式,实际是一种泛国际化的思想。泛国际化的明显表征就是盲目性。 三、后现代主义的比较教育研究主张 (一)强调差异性的研究目的 由于后现代主义崇尚差异性、偶然性以及文化多元主义,所以其对比较教育研究目的观也是各种各样的。比较教育的鼻祖朱利安创建比较教育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促使自大的法国人或欧洲人张开眼睛看世界;二是希望通过比较教育研究来建立一门实证的真正的教育科学。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出影响教育制度差异的动力及因素。霍尔斯认为应该将比较教育学视为一门比较社会学,其目的为提供教育形态学、确定教育的各层面与各因素以及找出教育与社会间关系与互动及找出影响教育变迁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等三个方面。王承绪、顾明远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可以找出教育发展规律并促进教育改革。薛理银认为比较教育的目的是提供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和决策知识三类目的。[5] 由此可见,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得到暗示,而不是从普遍的、一般性的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标准中得到暗示。它不是寻求把教育上的所有东西都变得具有“同一性”,而是强调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它寻求各种“不同的声音”,而不是现代主义下的一种“权威的声音”。因此,从后现代主义来看比较教育研究目的,其应该是具有强调差异性、否定中心化的、多元的、鼓励批判的哲学导向和思维特点的。 (二) 研究对象的边缘性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关注知识和力量的合法化问题,后现代主 义者认为,我们现在对事物的理解与知识已经被男性、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判断所控制。他们相信,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少数利益集团会被轻而易举的剥夺权利。因此,后现代比较教育关注的是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少数利益集体以及当地组织力量,鼓励个体选择,认为力量存在于个体之间。[6] 正如柯文(Cowen, 1996)所说的,比较教育研究大多是反映欧洲、北美、纽约的焦虑,显现出相当的区域性,并未去了解如日本、台湾、南韩,或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或社会的自我认同等,也未去探讨阿尔及利亚、伊朗、马来西亚及巴基斯坦等国家建构的伊斯兰认同,更少去了解中欧与东欧国家合法性危机以及其教育改革[7]罗斯特(Rust,1991)认为:一方面,欧洲的文化中心主义造就了优越意识,形成了对于非我族类的压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同性恋及不同生活形态者在现代的发展历史中,往往需透过暴力才能使其主张获得重视,就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主流体须接纳与认同所有被压抑的群体,去创造生活形态与嗜好异质的社会[8]。鉴于此,比较教育研究关注的是全世界的教育问题,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教育问题,其应该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来看全球教育发展态势及显现出的教育问题。莹以更多的边缘群体尤其是欠发达或不发达群体这些作为研究对象。 (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 范式是指科学共同成员所共有的一切信念,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和成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提供了人们观察和理解特定问题和活动的框架,决定了人们行动的目的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因此,特定的范式可以理解为研究者据以提出或建构特定研究对象,并对有关这一研究对象的资料数据进行评判、分析、解释、概括的理论框架。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与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便应运而生。 多元文化主义基本观点的形成是对普遍主义及相对主义思想的扬弃。它肯定了普遍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客观真理并不因为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而陷人虚无。但是,由于各文化对人类价值观存在不同标准,因此认识是可以多元存在的,没有绝对的、唯一的真理。多元文化主义肯定了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但同时坚持:通过阐明自己的立足点,任何人可以发表自己对异文化及其价值的评价。通过对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使各国人民认识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及其价值观,在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9] 当今时代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研究必然要反映这一时展的理论背景,因而促进国际交流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成为比较教育的重要任务。比较教育研究通过其卓越的贡献进一步加强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项目以及教育议程的全球化。这不仅需要对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的理解与认同,而且还必须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做出贡献。与传统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不同的是,这一分析范式它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肯定了跨文化传播的意义,那就是根据文化路线进行重新解释,将历史变化的程度转变成结构上的重组,使分析模式能够适应特殊形式的需要,使所接受的文化或者民族有一个特定的重新解释和适应过程。可以说,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伴随比较教育本身的发展而呈现多样化。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发展无疑将进一步推动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四.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比较教育的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后现代推崇“多样性、差异性和边缘性”,主张文化的包容性,多元化。作为现代性理论的批判者后现论深刻影响着比较教育研究,对于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而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人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这意味着向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和惟一性提出挑战—要求在教育研究中容纳一切规则、方案和标准主肯定了多元化的研究范式。总之,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为比较教育研究把脉,无论是从现实的后现代性征象而言,还是就理论研究的前瞻性而言,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一)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 后现代主义思想渗入比较教育领域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以往比较教育研究多半偏向静态的与外在的教育制度的比较,但是在当今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却应该是更深层地挖掘态的教育活动及教育关系的真实意义。比较教育研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量的”教育统计资料的收集与比较上,而应该朝向更深层的“质的”意义及文化内涵的发现与体会的方向迈进。比较教育研究者更关注微观层面的教育现象,如个别学校、社区和少数人群的教育问题研究。质性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不仅肯定了比较教育自身研究范式的文化多元性,而且能对某一具体文化背景中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度研究,还能防止用单一理论文本解释不同地域的平面化分析现象,最终推动比较教育研究自身方法论的科学性发展。 (二)有利于比较教育研究中理论性问题的澄清 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研究比较教育,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比较教育作为一个折中的领域,它包含着许多动态的边境,它的轮廓难以确定。因此,在比较教育中存在许多理论问题尚待解决,如比较教育是否由于边界太广,而使它难以成为一门学科,比较教育大部分算是一个政策导向型的领域还是一个理论型的领域,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直觉应该起多大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比较教育应该吸取其他理论来洞察、研究问题,这种理论的应用应在研究中占有多大的比例等。这些问题都是比较教育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性问题,借助后现代主义视角有利于为研究者提供思考另辟奚径,有助于比较教育中理论性问题的澄清。 总之,致力于一种差异与不确定性的后现代比较教育研究的确对我们现代的比较教育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但是当现代比较教育不断地被后现代主义所解构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对后现代主义本身进行解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清地认识后现代主义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意义 比较教育论文:国内外金融学教育改革比较论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金融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科,具有极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不但面临着外资金融企业在国内的强大竞争压力,还必须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显然,当前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来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仅要懂现代金融实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惯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资管理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够进行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通晓英语、计算机、法律、电子商务等相关知识。金融网络化与工程化的发展,给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挑战。我国的金融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金融产业,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基础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既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也是当前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大多数金融人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最终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的高校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学教育模式,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改革金融学教学方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教育体系。 一、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特点 尽管西方各国不同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程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例如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通识教育的知识,也包括专业理论基础),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面向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 ，！ 两者的结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学教育特别强调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这其实真正体现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实质目的。而反观我国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不够明确,才会过多的给学生灌输一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无用的知识,而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即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这当然也会反映在金融学这样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要求金融系学生在头连年里学够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程,甚至还需要学习文学、写作、数学、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课程部分和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由经济学类、金融类、会计类、管理类及市场营销类等课程组成,其金融学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会计、公司金融、投资学、衍生证券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这样的教育模式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辅以良好的教学,就能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国内金融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国外大学的金融学专业都是以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财务为主,而不是以宏观金融,即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主的。 国外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一般均有十分严密的前导课程安排,以保证学生在修学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比如,在学习金融经济学课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修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学习公 司理财课程之前,学生一般都要将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等课程修学完毕;学习金融工程之前,必须学完投资学等,这既能保证每门课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的严格贯彻,又能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选择。(2)专业课程设置十分丰富多采。国外高校在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上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专业必修课一般只有3到4门。尽管课程的命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期货期权这几个方面。而专业选修课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设置。这些课程有的紧密联系实际,有的紧紧扣住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有的课程国际化色彩浓厚,都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为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益。(3)国外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该课程应该涵盖的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点,这一点对于保证金融学本科生完整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但是与每一门专业课程所具备的广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的深度则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金融学前沿理论,例如资产定价理论。而一般的课程,由于其出发点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这些课程往往重介绍轻分析、重实践少理论,例如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4)在国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中,都十分强调实践环节。最为简单的就是强调通过课程作业,包括作文、小课题、案例分析等,强化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还会安排金融和统计软件的学习和练习,案例研究,学生讲述,乃至社会调查等。比之课堂讲授,这些方式的优点都是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培养能力。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是明显的,课程体系不合理,教材陈旧,教学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金融学这个学科的内容和办学目标的认识问题。 二、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同时,我国的宏观金融监管也必须走向国际化,融入国际金融协调、监管过程中。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门顺应时代的呼唤,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国际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根据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对照国外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实现突破,才能保证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金融学通才为目标的转变。 其次,全面与国际接轨,以现代金融学为核心规划金融学教育体系。彻底转变我国金融学科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的教学思路,突出微观金融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强化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根据金融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在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建立起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不仅仅是学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培养出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个人发展和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三,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面对金融全球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趋势,金融学本科教学必须做到与法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既是金融学科发展所需,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培养金融人才尤为重要。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缺乏较高深的数理知识,不仅很难登其堂奥,更不用说去设计和开发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学科成为了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新型边缘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更是跟随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识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阶段解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文理交叉,理工结合,知识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们走向社会后的再学习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第四,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考虑到金融学科更具有实证和实用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解释,而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像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等宏观类课程,可在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像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可通过案例教学、聘请业务人员授课、模拟实验等手段,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由于现代金融学的引进是很晚的事情,国内高校金融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从事金融学教学的 教师,需要对各种金融经济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社会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能得以酝酿并付诸实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需要从海外引进人才,更应该立足于师资的培训,以及通过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进步。 比较教育论文: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标准修订前后的比较 为了帮助广大教师更准确、全面地了解新修订课程标准的变化,深入领会课程标准的主旨和精神,准确把握和理解课标内容的变化和要求,深化地理课程改革,在对比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标准修订前后的内容变化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理念、总体框架的对比分析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标准,从形式来看,保持了原来课程标准的基本设计、框架结构和各部分的内部结构,只在个别文字和前后顺序、具体内容上发生了些许变化,内涵也随之发生了突出的变化。总体框架由“前言”“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原来为“内容标准”)“实施建议”4大部分组成,课程内容的体系仍然由“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乡土地理”4大块组成;“课程内容”以表格和条目为主的呈现方式以及以行为动词(以学生为主体)的表述方式也没有改变。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标准更好地落实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精神和课程改革的理念,新课程改革在课标中体现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设计思路、课程目标和内容选择等得到了秉承和进一步完善。 1.地理课程学科价值和功能更加凸显 从修订内容来看,第一部分“前言”的导言文字有较大调整和修改。修订稿导言部分阐述地理课程改革背景的文字量明显精简,删去了“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等容易引起一线教师混乱的一些提法,更加开宗明义,先阐述社会和地理科学的发展对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的影响,然后阐述义务教育地理课程对学生的教育价值。这与原来“素质教育对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的要求”内容不同,特别突出了地理课程的功能,尤其引用了《地理教育国际宪章》中的一些提法,如“从地理的视角认识和欣赏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从而提升生活品位和精神体验层次,增进学生对地理环境的理解力和适应能力”“利于为国家乃至全球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培养活跃的、有责任感的公民”。这样的表述体现了国际视野,更突出了地理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更富有时代性和先进性,更好地落实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精神和课程改革的理念。 2.课程性质更加突出与明确 “前言”中“课程性质”这部分的文字表述改动、调整后的内容更加简练,层次清晰,要点突出。原来的内容在第一段阐述地理(科)学的综合性和地域性特点,文字量较多。修订后的内容一开始就阐明“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是一门兼有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性质的基础课程”,突出地理学作为义务教育的一门课程,其区域性、综合性、思想性、生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不仅使课程性质更加突出和明确,而且从性质引出的特点也比较明朗。 3.课程基本理念内涵更加清晰 “前言”中的“基本理念”,除了标题修订为“课程基本理念”以外,在内容和结构上也进行了精炼和调整,对“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和“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这两条理念的表述比之前更为具体、明晰,点明了“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的内涵和要义是“选择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和乡土地理等基础知识,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地理问题,理解其形成的地理背景,提升学生的生活品位,增强学生的生存能力”;“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的内涵和要义是“引导学生从地理的视角思考问题,关注自然与社会,使学生逐步形成人地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为培养具有地理素养的公民打下基础”。原有的“改变地理学习方式”融入了“构建开放的地理课程”中,删掉了“构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地理课程”和“建立学习结果与学习过程并重的评价机制”这2条理念,将原来一些阐述的文字移至后面“实施建议”部分的“评价建议”之中。 4.课程设计思路更加完善 “前言”中的第三个标题“设计思路”改为“课程设计思路”,也由原来的5条减为4条,并删去了两段“例如……”的文字,这样的阐述更为紧凑、明确。其中,世界地理和中国地理的“认识区域”部分,将原来“不再规定必须学习哪些区域”的说法改为“除本标准规定的少量区域外,其他区域均由教材编写者和教师选择。本标准只列出区域的基本地理要素和学习区域地理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以及必选区域的数量”。“乡土地理”在“也可作为综合性学习的载体”前加了“可作为独立学习的内容”的说明。在“课程设计思路”部分增加了“义务教育地理课程内容的基本结构图”(如图1),此图原来置于课程标准第三部分“内容标准”中,移至这里后,在画面设计和文字阐述上作了一定的修改,更加明晰了“概况”与“认识区域”所涵盖的内容。 二、“课程目标”部分的对比分析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提出了原来没有的课程总目标,并增添了“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来表述,这三个方面在实施过程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总目标是一个宏观的、综合的目标,不能机械、教条地加以肢解。 在“知识与技能”目标中,内容顺序有所变化,删去了第二条中认识区域差异的“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和第三条中的“初步学会根据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地理信息,归纳其地理特征”的内容,降低了学习要求。更加明确了“掌握获取地理信息并利用文字、图像等形式表达地理信息的基本技能”。“过程与方法”目标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在文字上有所变化,如将“抽象、概括”等思维过程改为“分析、归纳”等并突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的目标要求。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中,将“增强民族自尊、自信的情感”改为“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加了“初步形成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因地制宜的意识”这一内容,体现了对“人地协调”观念和“因地制宜”原则的重视,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渗透与培养。 三、“课程内容”的对比分析 作为地理课程标准的主体,“课程内容”是编写地理教材、地理教学和评价的基本依据。相对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这部分内容除了增加编排体例的说明外,总体结构没有大的变动,只在文字表述和行为动词的选用上有了一定变化,更加准确、明确,如把“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说出”的行为条件和动词改为“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用实例说明”等,“在地图上指出”的行为条件和动词改为“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概括”,这样的行为动词要求更加具体、明确,突出了对地理思维能力的培养。例如,在“气候”单元中,将“举例分析纬度位置、海陆分布、地形等因素对气候的影响”这条标准修订为“举例说明”,将“说出世界气温降水的分布规律”改为“归纳世界降水分布特点”。 内容标准有一些删减和改动,适当降低了难度并明确意图。作为4大块之一的“地球与地图”,“地球”部分将原来的“提出证据说明地球是个球体”改为“了解人类认识地球形状的过程”,更加突出知识的形成过程和人类探索地球历程的科学史教育;增加了一条标准为“用简单的方法演示地球自转和公转”,而删去了相应的“活动建议”,这一标准是必须进行的教学内容,鼓励学生进行体验学习和动手实践。“地球仪”部分的“用经纬网确定某地点的位置”被修订为“在地球仪上确定某地点的经纬度”,表述得更为明确,可避免与地理位置的其他内容混淆。 第二大块“世界地理”部分,“气候”单元的第一个小标题“天气与我们的生活”被修订为“天气”,使之与“气温与降水的分布”“主要气候类型”等下几个同级标题更加匹配。将原来的“用实例说明人类活动对大气环境的负面影响及保护大气环境的重要性”改为“用实例说明人类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内容范围缩小,更加确切。第二个小标题“气温与降水的分布”中,删掉了“从世界气候分布图上指出世界气候类型,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以及通过读图获得相应地理知识的能力”等文字,避免重复累赘。“居民”这一单元,把“人口问题”改为“人口数量过多”,范围缩小,更加确切。删除了“举例说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及文化传统”。“地区发展差异”这一单元,标题修订为“地域发展差异”,使“地域”这一概念与后面“认识区域”中的“认识大洲一认识地区一认识国家”中特定的“地区(如东南亚)”概念便于区分,删去了“说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在“认识国家”中将“根据资料和地图,说出某一国家交通运输特点以及主要城市”改为“根据地图归纳某国家交通运输线路分布的特点”,更加突出地理空间分布的核心知识。“认识区域”单元,为降低难度,在“认识大洲”的内容中删去了“运用有关资料说出某大洲存在的人口、环境与发展等问题”“通过实例说明某大洲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在“认识地区”的内容中删去了“说出某一地区最有影响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在“认识国家”中删去了“指出特有的自然地理现象和突出的自然灾害,并简单说明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还有个别地方内容有所增加。如“地图”单元增加了“在地图上判读经纬度”“在等高线地形图上,判读坡的陡缓”的内容,更加全面。又如,在第三块“中国地理”部分中的“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单元,新补充了“归纳我国外流河、内流河的分布特征”和“了解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两条标准;关于长江和黄河,则明确要求“说出长江、黄河的主要文水特征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将原来的“举例说出什么是自然资源,它有哪些主要类型”修改为“举例说明可再生资源和非可再生资源的区别”,增加了“理解我国的土地政策”,促使学生对我国河流分布、我国自然环境状况以及相关政策有更全面地了解,这些内容对于学生的生活及其终身发展都非常有用。 内容修改体现学科特点和功能比较好的是“中国地理”部分。在“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单元的活动建议中,增加了“讨论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内容,这在当前我国耕地资源缺乏,乱占耕地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教育意义重大,也与党的十七大中有关农村工作和环境保护工作的精神相符。将“运用实例,说出我国为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而建设的大型工程”修改为“结合实例说出我国跨流域调水的必要性”,要求更加明确。 在“经济与文化”单元,“经济发展”内容中增加了“举例说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和科学技术在发展农业中的重要性”“运用地图说出我国铁路干线的分布格局”,将“比较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特点”修改为“初步学会选择恰当的交通运输方式”,更好地体现了终身学习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并很好地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文化特色内容中将“知道我国民居、服饰、饮食的地方特色”修订为“举例说明自然环境对我国具有地方色的服饰、饮食、民居等的影响”,活动建议大大精简,内容更加具体可测。 “地理差异”这一单元,标题改为“地域差异”。含义更加明确,且与世界地理部分的“地域发展差异”呼应。将“说出各地理单元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生活的影响”修改为“用事例说明四大地理单元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单元表格后面的“说明”文字也做了补充修改。 在“认识区域”单元,“位置与分布”“联系与差异”“环境与发展”这三部分标题的学科特色更加鲜明,是体现学科特点上位的核心知识,相对前面内容,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的螺旋式上升和学生认知水平发展的规律。“位置与分布”中删掉了“运用地图说出区域的位置、范围”“说出区域的气温、降水分布概况”“以区域某一地理事物的分布为例,绘制略图,并描述该地理事物的分布特点”等;“联系与差异”中删掉了“举例说出影响区域农业或工业发展的地理因素”“根据有关材料,说出支柱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将“举例说明祖国内地对香港、澳门经济繁荣的促进作用”修改为“举例说明祖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进一步降低了学习难度,内容更加确切。 中国地理部分“认识区域”单元后面的“说明”文字由原来的4条,现合并为3条,并且表述的方式也和世界地理部分趋于统一。新增加的“北京、台湾、香港、澳门为必学区域”,以及“在学习区域时,要引导学生用科学的发展观理解不同区域的差异,认识区域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突出了社会发展对学习内容的需求。 乡土地理部分修订的幅度相对较大。首先,原来在内容标准表格前,主要阐述乡土地理教学功能与价值的一段文字,修订后已将其归入表格后的“说明”中。其次,乡土地理部分原有8条“标准”和1条“活动建议”,修订后精减为6条“标准”和2条“活动建议”。并将6条内容标准重新进行了表述,分别是:“运用地图,描述家乡的地理位置,分析其特点”“利用图文材料说明家乡主要地理事物的变迁及原因”“举例分析自然资源、自然灾害对家乡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运用家乡的人口资料与全国人口情况进行比较,说出家乡人口数量和人口变化的特点”“了解家乡的对外联系现状,认识家乡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了解家乡的发展规划,关注家乡的未来发展,树立建设家乡的志向”。前4条“标准”基本上概括、保留了原来的内容,又从发展学生地理能力的角度和热爱家乡方面提出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求,这样, 更加反映了家乡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实际,也体现了“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的基本理念。 修订后的内容标准中的活动建议相对原课标有明显变化。它删除了部分让教师和学生感到操作困难或一般学校条件不允许的“活动建议”,并适当补充了一些新内容,总体上降低了部分内容标准的要求。修订后的课标活动建议更好地强调了育人为本,重视学生的创新精神、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增加了使用地图能力和地理思维能力等的要求,强调地理课程的开放性,并在内容标准中有众多具体的实践活动建议。如“气候”单元的活动建议,删去了“有条件的学校可建立气象园地”这一条,新建议中的“开展参观、观测、体验等活动”“使用测量仪器,观测气 温、降水和风向;收看(听)和记录天气预报内容,模拟预报天气”注重培养学生对天气观测预报方面的兴趣爱好。总体来看,活动建议要求更加明确,教学操作性增强。“地图”单元中“使用地图、手持定位仪等进行‘定向越野’活动”,与原来“实地踏勘并绘制校园、社区等小区域的平面草图”的建议相比,降低了难度,表述更加简练而明确。“世界地理”部分的“海洋与陆地”单元,将活动建议中的“有条件的学校”几字删去,突出可“自选实验材料或使用计算机,模拟海底扩张、大陆漂移”,操作空间加大。 汇总起来,修订后的内容标准活动建议中的形式可操作性增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测、运用地图、动手制作等活动,游戏,模拟演示,学习交流,角色扮演活动以及辩论与讨论活动等。如“世界地理”部分的“居民”单元,把原来“收集聚落景观图片,辨别某一景观及其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的关系”活动,改为“围绕‘人口多好,还是人口少好’、‘住乡村好,还是住城市好’等辩题组织辩论”,降低了难点,有趣且容易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认识区域”单元活动建议中将原来“分组准备某大洲的资料,整理、归纳其地理特征,并选出代表向全班汇报。收集、整理其他大洲的资料,并与所学大洲进行对比”的建议修订为“开展学习交流、角色扮演等活动”,并列举了两个实例:“选择一个教科书没有介绍过的区域,收集、整理资料,归纳该区域地理特征,以适当方式(如墙报、图片展等)予以展示,并回答学生的质疑;就热带雨林开发与保护问题,分别扮演地理学家、政府官员、热带雨林区土着居民、世界环保组织成员、开发商等角色,从各自角度提出见解”。这样的建议表述更精炼,要求更加具体明确,给教师选择的弹性余地也更多,示范性更明确。“中国地理”部分“认识区域”单元中“开展学习交流、撰写小论文等活动”的建议,配以举例说明,非常简明,又有弹性选择空间,使学生的学习能够更加结合各地区的实际。对乡土地理部分的“活动建议”所做的精减,更加鼓励和提倡开展乡土地理调查、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等操作性、体验性强的活动,突出地理实践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四、“实施建议”部分的对比分析 第四部分“实施建议”中的“教学建议”,修改了原来的“要突出地理学科特点,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手段,重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的说明,开门见山地提出强调地理课程的实施,“关键在于教师的教学”,指出在地理教学中,“地理教师需要领悟本标准的课程基本理念,了解课程设计思路,按照课程目标和内容标准设计具体的教学目标”的要求。具体的教学建议从四个方面进行,将原来的“应突出地理学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特征”,具体细化为“突出地理事物的空间差异和空间联系”,后面三条的阐述基本意思没有改变。这样的修改,更加突出了地理学科的本质特点和核心内容。在体例中,已将所有教学建议的案例全部从课标文本的正文中移出。具体内容中,案例变为比较宏观的举例说明性建议。例如,删去了原来的“以日本为例学习区域地理”的案例,修订为“在以一个国家为例学习区域地理时,需要引导学生从该国的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矿产等多方面认识自然地理要素对该国地理特征的综合影响”的举例建议;删去了原来“‘角色扮演’及小组活动学习方式”的案例,代替为“可以用问题解决的方式进行经纬网内容的教学,将学习内容转化为类似‘设计出行路线进行救援’的任务,提出完成任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通过理解、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在“关注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教学建议中,将原来一则内容较为空泛、开展起来难度较大的“地理野外考察”案例,修订为比较贴近学生和学校实际的“应积极开展地理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的建议,案例修改为“利用学生已学习过的地图知识,以‘我帮学校做规划’为主题,开展地理实践活动,从而达到构建开放的地理课堂、拓宽学习空间、培养爱护学校和保护环境责任感的目的”的建议,这样使得文件规范性增强。 “评价建议”部分修订以前的结构是从五个方面、以五个“注重……”作为标题来阐述的。修订以后“评价建议”则从“根据地理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标准确定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的选择与使用”“评价的实施”“评价结果的解释”等四个方面展开阐述。强调评价要注重学生的学习结果、学习过程以及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态度的变化;要强化评价的诊断和发展功能,弱化评价的甄别和选拔功能。指出了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方面评价的要点,指出“评价方法的选择与使用要符合诊断学生的学习质量和促进学生发展的基本目的”,并给出了纸笔测验评价方法、档案袋评价方法、观察评价方法等评价方法和操作目的与内容;在“评价的实施”中指出“评价应注重过程性评价,把评价渗透到地理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克服‘一张考卷定终身’的弊端”,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实施建议”的第三部分“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和第四部分“教材编写建议”的位置在修订时进行了互换。教材作为一种课程资源,应先谈教材编写,最后再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才比较合理。“教材编写建议”部分内容基本没变,但对其中的三个小标题进行了修改,更加突出了“设计有一定弹性的教学内容”“突出能力培养,发挥教科 书的学习引导功能”等要求,使其建议内容与教学更加密切和贴切。“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建议”部分,修订后更加突出了“利用学生学习经验资源”,在阐述“开发社会地理课程资源”时,强调“要创造条件组织学生走进大自然,参与社会实践,开展参观、调查、考察、旅行、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也可邀请有关人士到学校进行演讲和座谈;有条件的地区可创建地理实习基地”。增加了“利用计算机网络资源”的建议要求,体现了新课程“构建开放的地理课程”的课程基本理念。 总之,与修订前相比,修订后的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容量略有减少,难度总体略有降低,课程性质、基本理念更加突出,更充分体现了课程改革的新趋势以及学生、学科和社会发展对地理课程所提出的新要求,提升了地理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价值,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内容标准阐述更为清晰,目标陈述指导性更强,更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内容标准和活动建议增加了层次性与弹性,删掉了一些实施难度较大的内容,降低了教学难度,更具有适用性和普及性。修订后的课程标准为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改革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增强了广大地理教师深化地理课程改革的信 比较教育论文:关于美国的男女分校与同校教育的比较研究综述 当今的美国教育尽管以男女同校教育（coeducation）为主流， 但是男女分校教育（single-sex educati on，也可译为单一性别教育）从美国教育形成、发展的早期开始就始终也没有停止过与前者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反映了宗教力量与世俗势力的斗争，同时也表现为学术界对二者的比较研究、孰优孰劣的问题。并且，男女分校教育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二者间的竞争尤为激烈，学术界的研究与论争也愈加频繁。 一、美国男女分校教育的现展 关于美国学校的发展，公立学校方面，19世纪初期的大多数文法学校事实上就是男女同校的，到了19世纪 末期，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已成为男女同校的学校：但私人学校以及教会学校一直是以男女分校为主流，这种情况在二战以后逐步发生了变化，原有的男女分校学校转制为男女同校学校，新建的学校也不再男女分校。 教会学校中男女分校学校的变化 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始终认为男女学生同校是对正常而恰当的两性分离的背叛和挑战，并且一贯反对在中等教育中男女同校。比如在1957年美国红衣主教会议就指出：“所谓的男女同校教育对正常教育来说是错误和有害的，尽管不少人以自然主义和对原罪的否认为理由而支持男女同校教育，但实际上这是对男女平等与两性之间合法结合的荒谬混淆”（弗里森，1959，p18）。尽管如此，男女分校教育在本世纪中叶以来仍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困难，尤其是60年代以来美国教会中学中男女同校的学校比例不断增加，到1983年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学校是女子中学，五分之一的学校是男子中学，就是说只有不到一半的学校还是男女分校。这一转变反映了美国教会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全球范围内学校课程性别差异逐步消除的趋势。 非教会学校中男女分校学校的变化 这方面，不同层次的男女分校学校的数量也在显著减少。1966年到1986年二十年间，男女分校的大学和学 院从占总数的25 ％下降到只有6％。这当中，男子大学从236所减少为99所，女子大学从231 所减少为102所。 并且男女分校的中学的数量也在不断地下降，从1963 年到1987年，私立学校全国联合会（NAIS）会员中男女同 校的学校比例从38％上升到76％，男子中学从37％下降为11％，女子中学从24％下降为12％。 变化的原因 就教会学校来说，可能由于以下两点原因：①，凡蒂冈二世的改革促使教会强硬的教义有所松动；②，教会处于实用和财政上的考虑。二战以后尤其是到了60年代，新建男女分校学校的投资贵得无人问津，况且还要维持原有学校的日常运转。私立学校也遇到同样的财政困难。另外，此时的美国政府和公众已越来越意识到只有男女同校教育才能使更多美国青年接受到较多较好的教育，并且教育已显著地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因。 二、两种教育方式的比较研究 随着男女分校学校尤其是中学的持续减少，从70年代起不少研究人员开始重新审视男女分校与同校教育各自的教育价值。男女分校教育的倡导者们研究认为，男女分校教育比同校教育有极其显著的有益之处。比如，接受分校教育的学生可以学到许多专门设计的课程，所以可以在标准化成就测验中取得较好的分数，并因此 而具有较高的教育抱负（education aspirations）。而另一方面， 支持男女同校教育的人们则十分怀疑两种教育方式的差异竟如此之大，他们研究认为男女分校教育无论在学生的学业上还是社会适应上并不是显著地优于男女同校教育。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论争双方的研究与分析： 1、 男女分校教育为青少年学生创设了恰当的青少年文化和学校氛围 从6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认为男女同校的学校环境为青少年尤其是两性之间创设了一种有更多接触机会和更富浪漫情调的文化氛围，而这些正好妨碍了青少年学生正常的智力发展。男女分校学校中的学生则可以更多地把精力集中于学业。如柯尔曼（1961）所认为的，男女同校的高中可能对学生的学术成就和社会适应是有害 的，因为生活适应与学业专注被生硬地割裂开来，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大多数青少年学生的能量并非直接地指向这些目标这一事实（p51）。利奥德（1990）认为， 教会的男女分校中学创设了一种简约的青少年亚文化（ a reducedadolescent subculture），这里的娱乐活动多含有学术的意味，而且这里为学生提供了充分的同性别的学术角色榜样，因而有利于学生的自尊与自信。此外，这里很少有纪律和控制的问题。他进一步认为教会的男女分校中学的效益几乎是教会的男女同校中学的两倍。但并非所有的研究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如戴尔（1974）就认为，男女同校的文法中学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了一个快乐的学校环境，这里的学生和老师的焦虑水平和神经质水平都很低。而且这里有比男女分校的学校更好且无须以学术进步为代价的社会情感氛围。 2、男女同校教育中的性别偏见 许多研究显示在男女同校的教育环境中性别歧视随处可见，因为在这里从本质上完全把女生同男生分开了。而男女分校的中学则无此现象，尤其对女生而言不存在性别上的歧视，相反倒是有着恰当的性别角色认同模式。并且，尽管在理论上男女学生有接受同样教育的机会，但事实上接受的教育却是完全不同的：男同学倾向于控制教室里的讨论，他们会不时地打断女同学的谈话，而且更有可能由于积极思维而受到赞许，女同学则被认为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能力欠佳；历史教科书又过分地扭曲、淡化和忽视了女性的角色；男女同学都倾向于相信老师对男同学有更高的期望，而女同学则常常成为男同学指责和批评的对象，并且常常是人们取笑和性诽谤（sexual innuendo）的目标。 从而这里的教师们几乎无法意识到他们的教育方法导致在自己的头脑中、学校的环境里，永远存在性别的歧视与偏见。这正如我们所见的事实，尽管不少学校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女教师，但绝大多数的管理者都是男性公民。 以上的批判导致了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者对男女同校教育的研究。豪（1984）把社会与男女同校教育的关 系解释为：男女同校教育的功能实现是受到社会中存在的父权制限制的；尽管在头脑中，男女同校教育的大门是对女性平等开放的，但这扇门却以异样的方式对男性敞开，而且并无要改变的迹象（p209）。所以肖（1980 ）认为，为女性恢复女子中学并由女性来管理，决非是政治上的保守和倒退，而是为女性尤其是青少年女性能 够在我们这个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性别歧视的社会中生存提供一种肯定的形式，为父母和家庭对课程的选择提供一种机会，以及形成一种可能得到更广泛推广的良好教育形式。然而并非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把男女同校教育向分校教育的转变看作是两性平等的逻辑回归。琼斯（1990）就指出，设立男女分校学校乃是一种过于简单 的对性别歧视的解决方法，社会和政府对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必须慎之又慎，对于不同层次的教育环境，必须使相应的管理群体中的男性以及教师、督学和学生明白并面对性别歧视的存在。威利和凯威（1986）也认为，男 女分校策略对于解决性别歧视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他仅仅关注于改变女学生的态度和行为，而过于忽略了对教师、课程及男学生的可能改变。 3、 男女分校学校学生的学业与心理素质优势与先在差异影响 另外的一些研究显示男女分校学校为青少年学生尤其是女学生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环境。巴奇（19 88）发现，此类学校中的学生在数学、自然科学和阅读能力等方面的表现优于男女同校的学校中的学生。李和布里克（1986）的一项研究则显示，男女分校学校与男女同校学校的条件对等的学生相比有如下特点：①、教会男子中学的学生高二时在阅读、数学和写作上的得分较高；②、教会男子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数学测验的分数较高；③、教会女子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在阅读测验上得分较高；④、比较而言，教会女子中学的学生从高二年级到毕业班这一过程中在阅读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最为明显。他们的研究报告说这些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并且他们对被试的选择非常科学，对可能的先在差异（pre-enrollment differences）也作了统计上的修正，因 而他们的取样及研究是完全可信的。但是不少人认为上述差异是先在差异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男女分校学校教育功能的严格体现。他们认为，男女分校学校的入学标准非常严格，录取的学生要求有很高的智商、高度的动机水平、良好的自我概念、优越的阶层和家庭背景以及其他与学校教育有关的行为和态度。因此，男女分校学校的显著优点应归因于对学生的选择而不应是任何不同的教育功效。马斯总结认为，此类研究对两类学生的比较分析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这些比较是对非对等群体的比较。 此外，最近的一项研究（利泊和华伦，1997）则显示在两类学校之间并无如李和布里克等所证明的那些显著差异，不过利泊等认为这可能由于近十年来的一些变化使他们的研究条件和背景不同于李和布里克当时的情况。有关变化包括： ①，男女分校学校的锐减以及男女同校教育的广泛流行和学生人口特征的显著变化； ②，美国社会已充分认识到了性别歧视的存在并正在努力消除之。 男女分校教育这一传统的教育方式似乎正在退出美国教育的历史舞台，但它毕竟在美国的教会教育和私立教育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男女分校耗资巨大，却又不能比男女同校教育更好地使学生的身心与文化素质得到长进才步步引退的。 比较教育论文:简述中、日、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其调整规范比较 一、日本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其调整规范 日本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分为本科、研究生、专科三种层次。 在本科层次上，1877年(明治10年)成立的本科大学——东京大学，是日本近现代高等教育起步的标志。在此前后，日本还出现过若干低于大学本科水平的私立高等专科学校，到1885年，这类学校达102所，其中大多数后来都发展成为正式大学，但它们并非后来的高等专科教育的前身。1886年，日本政府颁布《帝国大学令》，改东京大学为“东京帝国大学”。1918年，日本叉制定了新的大学令和高等学校令，确立了一些相当于高等专科学校的国立和私立学校的正式地位。日本历次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教学改革，都是以本科为重点日本是一个重学历的社会，青年人不仅追求高学历，而且更看重学校的声望，专业反在其次，是否成硬士、博士也不是关键问题。2o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高等教育进人大众化阶段(1992年高校人学率为39％)，而大学学龄期青年的人数却逐年下降，大学的运营进人所谓”冰河期”，各高校为生源展开激烈竞争，也为更多青年人进人本科以上教育阶段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此外，日本各界认为，按美国式的两年普通基础教育加两年训练的本科生教育模式，既不能培养出独挡一面的专门人才，叉难以为进人大学校、院进行更为专业化的深造而创造最佳条件。所以，近年来日本大学正在进行以提高基础教育效果和增加专业教育的年限为目的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大学取消承担基础教育的教养部，打破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纵向结构界限，同时，进行调整课程内容的改革。这些措施将进一步增强本科生的适应性，当然，也有利于其主体地位的巩固。 1886年，日本政府颁布《帝国大学令》，并将其分成研究生和本科大学两部分。这标志着日本高等教育已由本科一级分化成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两级。日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直到二战结束时，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学校集中在几所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授予也集中在医学等少数几种门类中，而且研究生制度终究未能定型从1887年第一个学位法令颁布到1897年10年中，日本政府仅授予博士学位139个，其中114个是由文部大臣推荐未经课程学习而授予的。在二战前的30年中(1910—1940)，日本研究生在校人数累计仅1978名。二战后，日本研究生教育在外界条件刺激下获得了长足进步。1953年颁布的《学位规则》，是日本研究生院制度完善的开始。1974年颁布的《研究生院设置标准》，使这一制度趋于完备。1978年已有半数以上的日本大学设立了研究生院，其中博士授予学校占了全部大学的l／3，达到156所。不过，至今日本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比较，规模仍然较小，日本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与本科生的比例也是较低的，1985年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在校生比例为l：0．4，研究生人数占全部大学生人数的比重低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 1918年，日本制定了新的大学令和高等学校令，这表明日本高等教育水平层次由两级发展为三级。二战后，日本参考美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本国高等教育起初把高等专科教育排除在外，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从本国实际出发，陆续办起短期大学和其他专科层次的高等学校，而且其发展速度超过本科。20世纪80年代，在规模上接近本科生教育的一半，到1985年，日本的专、本科生在校生比例为0．84：1，但专科高等学校的地位实际上低于大学。如占专科教育近一半的短期大学就读者绝大多数是女生，她们入学太多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结婚启在家相夫教子，所以专业也多为家政、教育学、心理学之类。日本在战后建立新学制后，又根据社会需求变化，先后设立了三种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第一种是根据1949年《短期大学设置基准》，改组部分条件较差的旧制大学，使其降格而成短期大学。第二种是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强烈要求下建立的高等专科学校。第三种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根据《学校教育法部分修改案》，在“各种学校”(一些开设各种实用性课程、实行长短不一学制的高中后教育机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修学校。 二、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其调整规范 美国最早出现的高等教育是学士教育，它起源于1636年创建的美国第一所高等学校——哈佛学院。啥佛学院从建院时起就仿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模式，实行四年制学院教育，并从1642年起授予它的首届毕业生以文学士学位。殖民地期间的美国，还先后仿照哈佛先例建立了一系列提供学士学位的四年制学院其后200年里，美国高等学校虽然规模和专业不断扩充，质量也在提高，但始终只提供本科这一级教育。这同美国这一时期社会发展和需求水平是大致适应的，只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在美国大发展，才促进美国高等教育的逐步分化，并相应形成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四个等级的学位制度。美国高等教育现在的规模居世界第一，但各层次教育发展不均衡。本科生教育与其他层次高等教育规模总和的比例是3：2作为美国高等学校主体的大学和四年制学院，一向非常重视本科教育，美国社会也把本科教育视为本国高等教育的核心。本科生教育强调文理基础教育、人格的完善、职业的基本修养，并不特别看重专业人才的塑造。因此，在本科生教育的前两年，着重进行普通教育，后两年才接触一些专业训练，重点在致力于形成学生广博的知识面，培养能接受多种分化的和深入的专业教育(即研究生教育)，或适应多种技术类职业进一步培训的所谓“毛坯”型毕业生。 美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最早，起初是以培养大学师资为主要目的。19世纪美国兴办大学的热潮中，对大学师资的大量需求，直接刺激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大量拥有博士学位的青年人进人大学担任助教，给美国高等学校增添了新鲜血液。但是美国研究生教育真正大发展，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60年．全美研究生人数达34万，到1977年激增至137万。仅这一年，美国大学共授予硕士学位33.8万个，博士学位3．7万个。从那至今，基本上维持这一规模，如1991年授硕士学位近34万个，博士学位近3．8万个。20世纪初，博士学位几乎成为在美国著名大学任教的必备资格。过了50年之后，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进入美国普通学院的通行证。此外，美国的研究生教育重视科研与教学结合，其专业设置及其培养目标和规格均与生产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美国的二年制专科教育始于19世纪末。最初出现的初级学院之所以与本科学院分开单独设立，只是为了让不合格的大学入学者比较体面地中止学业，并获得相当的学历，而让合格者顺利进入三四年级，从而保持本科教育质量。为此目的，芝加哥大学于1899年设置了副学士学位。此举在全美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中学和大学本科都产生了良好影响，并明显地推动了初级学院的稳步发展。真正使高等专科教育成为美国高教系统重要一层的是二战后蓬勃发展起来的社区学院。社区学院是美国的独创，是美国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贡献。社区学院的重要特点是它以服务于本社区居民为宗旨，在社区内发挥文化教育中心的职能，培养出大批美国社会急需的半高级技术人才和其他人才。同时，它扩大招生范围，发展成人高等教育，以灵活多样的课程对他们进行职前或在职培训。由于具有这些职能和优势，社区学院在美国大受青睬，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确立了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社区学院在校生达40万，至今仍保持相当高的比重。社区学院的发展大大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以四年制大学和学院为主的传统格局，使该国高等教育结构发生明显改观。社区学院的大量发展．促使一个新学位——副学士的诞生，形成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和～级非正式学位——博士后研究等五个层次构成的学位制度。这种学位制度的完备意味着教育层次的多样化。 由于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实行分权制，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主要由各州制定相关的规范予以调整、规划。在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呈宝塔型，在3500所高等院校中，不授学位、只发文凭的为2193所，占61％；仅授学士学位的大学为637所，占总数的18％；授硕士学位的院校为529所，占15％；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为236所，占6％；其中有125所大学被称为研究型大学。这种结构布局被实践证明是相当合理的。就联邦政府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分布，主要是通过《莫雷尔法案》、美国《高等教育法》与《国防教育法》以及其修订案予以调整的。 三、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其调整规范 在我国，通常以四年制(少数五年制)大学或学院教育为基准，称为本科。不足四年(2—3年)称专科，超过四(五)年称研究生阶段。研究生阶段又分为硕士和博士两个小层次。 早在1951年1月前，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其中明文规定：“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都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大学和专门学院得设研究部”，培养研究生。此后，前教育部陆续颁布的《专科学校暂行规程》、《高等学校暂行规程》、《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暂行办法》等文件，对我国高等教育每个层次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具体要求。社会主义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层次、结构、布局也经历了多次调整，目前仍然处于调整改革之中。其中对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布局产生深远影响的，当是20世纪8o年代以来所进行的调整和改革。在20世纪8o年代初，我国专科与本科的比例平均为0．3：1。因为国力限制，我们的专门人才还不宜都由正规高等本科教育中培养，我们当时只能依靠大专水平的正规高等院校和成人高等教育学校培养，所以应该大力发展专科院校层次的高等教育。面对这种新的形势需要，我们却缺乏科学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布局规划，而且我国高等专科教育学制3年，本科4年，差距太小，容易导致本科、专科界限不明和专科学校向本科学校靠拢的自发倾向。在这个时期，专科学校虽然大量增多，但是许多专科学校纷纷升为本科院校，学院改为大学，打破了高等学校布局结构平衡。在这一段时间内专科生招生猛增，实际上专科层次学校却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大批本科以上学校开设许多新专业，大量招收专科生所致。至1993年，我国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256．6万，其中本科生为141．7万，专科生为114．9万，专科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为0．79：1，即大约为4：5，已经相当接近。而这一年本科招生36.8万。专科招生猛增为53.7万，专科生与本科生招生之比为1．46：l，近似为3：2。1994年初，我国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大学生之比为1：1．2，高等专科教育在人数上超过了本科。鉴于专科学校内涵发展毕竟有限，本科学校适当招收一些专科生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学校大多并没有办专科学校的经验，它们实际上是在借助自身优势与专科学校争生源，抢占新学科专业领域的地盘，这种竞争是不平等的，也使得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出现了一定的混乱。20世纪90年代后期，专科毕业生就业比较困难，与专科教育本身发展过猛、规模过大不无关系。因此，1996年3月我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部分，提出了“重点提高本科生教育质量，适度扩大专科教育规模”的方针。 就研究生教育而言，1994年初，我国研究生在校生人数约占全部学生的4％,这个比例的确偏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要“努力扩大研究生的培养数量”。因此必须调整研究生培养方向和培养形式，应该培养教学、科研岗位所需要的人才的同时，大量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应用性人才，鼓励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在职人员采用多种形式攻读研究生学位。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相当多的大学展开了学位点的竞争，但是其中有的大学的内涵发展却并不够，结果是研究生质量难以保证，学位出现了“贬值”现象，浪费了教育资源。1992年以来，我国根据“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包括层次结构布局进行了改革，到20o0年年底，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已从1994年最多时的1080所减少到1018所，同时，使高校结构布局日趋合理，使高等教育资源逐步得到有效配置。但是，在合并的过程也出现了有的中专、大专学校“搭车”升格为专科、本科，导致中专、大专层次学校减少，结构失衡的现象，以及有的台并仅仅是为了学校发展争地盘、争生源，而内涵结构并未趋向台理。这些现象和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重视。专科和本科教育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任务和内容，专科作为一个独立培养人才的层次，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需要，应给予专科教育应有的扶持，使之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提高质量，办出特色，而不能出现结构失衡。因此，应该加强科学规划和规范调整。 通过比较，笔者认为，我们必须高度注意研究日本和美国通过法律法规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进行规范调整的经验和教训；学习他们注重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科学性、合理性；学习他们充分运用法律规范的调整功能，动态地进行调整，有效地进行规划与规范的做法，进一步规范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层次布局，使之与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相吻合。 比较教育论文:中美两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理念的比较 内容提要：当今，中关两国的科学教育在目标上都既重视面向全体，又重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但在课程实施的理念方面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课程的综合性、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科学概念的推理方式、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理论与实践孰轻孰重、评价方式等方面。这也是我国中小学科学课程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关键词：中美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目标；科学教育理念 当今，中美两国都意识到对青少年进行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并且都制定了科学教育目标及实施标准。美国于1989年2月发表了《2061计划》，其中第一份报告的标题就是《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报告对学生经过从幼儿园直到高中毕业(K-12)这13年的学习之后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科学素质作了全面的描述。为使这些目标不至于落空，有关人士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花4年多的时间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科学教育标准，即《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atndads,NSES)。标准所规定的学校科学教育目标强调了让学生因认识自然而“产生充实感和兴奋感”，“恰当运用科学方法和原理”，“具有良好科学素质”。标准制定的首要原则是“科学是面向所有学生的”、“不问其年龄、性别、文化背景或族裔背景，不论他们有何残疾、有何志向，也不管他们对学科学怀有什么兴趣、受到了什么激励，都应该有机会接受科学教育，以使自己具有高度民主的科学素养。”川 1994年，美国出版的一部教科书——《中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方法》指出，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宗旨是为学生提供如下机会：批判性的思考和探究性的实践能力；发展有助于理解生物的和物质环境的概念；发展作为民主社会公民所必需的科学态度与技能；在科学教学中教师有很多机会鼓励学生的好奇心并以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激励他们去研究。 随着全球科学教育的改革，我国的科学教育目标与原来的《自然》课程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我国新小学科学教育的总目标是：通过科学课程的学习，知道与周围常见事物有关的浅显的科学知识，并能应用于日常生活，逐渐养成科学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尝试应用于科学研究活动，逐步学会科学地看问题、想问题；保持和发展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形成大胆想象、尊重证据、敢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和爱科学、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积极参与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关心科技新发展。不论我国的小学科学教育目标，还是中学科学教育目标，都注重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生的素质，强调让学生经历科学、体验科学、理解科学，也就是让学生像科学家那样进行科学研究活动……从新科学目标上看，我国与美国差距不大，但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科学教育的理念上： 1．课程的综合性 在美国，中小学科学教育早就是综合性的。至少从 20世纪60年代课程改革以来，美国科学课程的整合就已开始，其改革的方式不是增加科学课程的数量，而是对科学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这不仅出于减少课程数量的考虑，也反映了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即“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主要的概念变得更加统一”。这是当今科学技术的整合性对科学教育的必然要求。与美国不同，我国中学科学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分科教学，而且从小学到中学的科学课程普遍偏难。以我国当前的中学理科为例，课程门类、教材内容多，学生负担过重；知识体系以分科为特征，各自为政，割裂了本来完整统一的客观世界；从价值观上看，分科课程实际上只是为少数未来科学精英准备的，不能一味地为精英而牺牲大多数。因而，课程的综合化问题越来越成为改革所关注的焦点。我国小学科学教学虽是综合性的，但科学教师大多数都是主课(语文、数学)教师被淘汰的或兼任的，普遍缺乏综合科学素质的训练，而且小学科学教育至今尚未真正受到重视。 2．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科学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就是以教师的讲解和提问为主，复习与重复性练习是教师用来控制和巩固课堂教学的主要手段；学生要反复练习以便能熟练解答与考试相似的问题。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擅长背诵公式和解答纸面上的问题，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教师的权威和考试的压力使得学生缺乏怀疑精神和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教育界虽大力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提倡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这种理念在“应试教育”的环境里很难得到贯彻。而美国中小学科学课完全以学生为中心，表现在美国的教师更加重视学生的兴趣、个性和创造性。他们的教学方式很随意，教师在课堂上十分幽默，教学中穿插科学故事，运用大量的身体语言，等等。在师生关系方面，美国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很随意，他们鼓励学生成为与他们平等的人，允许学生怀疑、提问、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比较而言，在中国，科学教学是件严肃的、按部就班的事。如有文章报道，“美国科学教育协会代表团，在上海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听了一节特级教师的物理课，其教学内容精当、目标明确、节奏紧凑、学生活动充分，教师的提问都是精心设计的，学生的回答也都是清晰明了的。按传统的评价，这堂课真是天衣无缝子。可是美国代表团成员却说，课堂上都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既然学生都已能回答了，为什么还要上课呢?上课应该是学生有问题，学生提问，教师回答，师生共同讨论……”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呢?这里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教育观念。中国传统的衡量教学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没问题、“全都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而美国衡量教学的标准是，将没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有问题，假如学生提的问题连教师都回答不了，那才是成功的。所以，美国的学生年级越高，越富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 3．科学概念的推理方式 演绎推理是我国科学教学的主要方法。教师首先一步步地提出概念或理论，然后运用教材上的例题阐明这些概念或理论。在教基本理论和概念时，教师必须做到“正确”、“严谨”和“详细”。美国科学教师倾向于在科学教学中采用归纳推理的方法。他们引导学生从观察具体的实际事物开始，逐步逼近概念和理论。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发展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要求学生参加动手操作的活动，有些教师甚至引导学生做真正的科学实验研究。一位访美学者说：“教师给学生提供不同的设计题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背景选择课题。然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整个的项目研究——查阅文献、进行调查、收集与分析资料、检验假设、撰写并提交研究报告。”通过这种教学，学生对科研过程了解透彻，从而逐步掌握科研的方法并形成科学的精神，而我国的学生没有或很少有这样的训练。 4．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 在我国，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因为他们从上学时起就围绕着教师、教材和考试转。听课、做笔记、背诵、做练习是大多数学生的主要学习策略。他们都是按教师设计好的内容和方式去学习，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学习的基本科学知识通过螺旋式的课程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反反复复。因此，一般而言，我国学生在基本科学知识的掌握上比较扎实。这样一来，我国的传统教学造就了一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目前，我国的中小学生乃至大学生思想活跃，敢想敢干，但想象力和创造力差，多数学生很少有问题意识。尽管教师越来越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及问题意识，但大多仍局限在“教师提问，学生回答”这种语言交流活动中，教师没有着意培养学生主动的问题意识。当学生要提问时，得先举手，然后站起来问老师，这就制约了许多学生提问。一位学者这样评论我国的科学教学：“在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咀嚼’知识，像喂他们吃饭一样地灌输给他们，学生惟一要做的就是吞下知识。即使在做实验时，教师和实验室助手常常为学生准备好一切，而学生所要做的只是打开或关闭开关!结果，大多数学生都非常依赖老师。”而美国学生是主动学习的，老师在课堂上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学生提问不需要得到教师的允许，也不需要站起来，他们往往问得很多。在实验教学时，学生通常有机会自己准备设备和材料，并独立进行实验。教师还要求他们撰写实验报告并向全班同学汇报。显然，美国的学生在学习上比我国的学生更加主动，更为独立，更具有创造性。 5．理论与实践孰轻孰重 我国曾有访美学者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中美两国学校里的重要问题。”然而，焦点是不同的。在我国的科学课堂上，过分强调理论的学习，演示与实验活动却常常被忽视。正如我国一位学者所说：“中国科学教师只要能够用语言把问题解释清楚，他们就不会去动手，而美国学校则更加强调实践。”就对待实验和动手操作的目的而言，中美两国中小学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一位访美学者作了如下的比较：“在中国，动手操作实践是为了证明课本上的理论和结果。学生只需用相同的方法和仪器，做相同的实验，并期望得出相同的结果。然而，在美国，动手操作活动的目的是发现课本上以及课本外的理论和结果。因此，学生受到鼓励进行不同的实验，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并得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结论。”美国的科学教师注重动手操作，只要能够通过动手操作阐明的理论，教师就不会用语言去解说。美国中小学科学教学的演示和实验活动有3个特点：①所用的设备和材料并不奢侈、昂贵，大多是一些简单而又便宜的；许多仪器是教师自己利用日常家庭用品制作的。②由于动手操作与日常生活情境相联系，既生动活泼又切合实际。③大量使用计算机。 一位访美学者这样描述了他所观摩的一堂高中化学课：“在学习新课时，教师并不像中国教师那样先讲授，而是把学生分成小组，带领他们进行实验活动。学生自己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下来，并作出分析。做完实验后，学生再阅读教科书，查阅有关的参考资料。他们各自得出自己的初步结论，然后与小组的其他同学分享彼此的实验结果。最后，教师花一点时间总结实验并提出理论。这样，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得到了培养。”另一位访美学者对生物实验课作了如下的比较：“中国的生物实验课总是在教师讲课之后进行。首先，教师详细地向学生解释实验的目的、要求、方法和设备。然后，学生像照着烹饪书做菜一样做实验。他们不知道实验的所以然。而在美国的生物教学中，实验经常是在教师讲课之前进行的。在实验手册上，投有关于实验的详细解释，而是一系列问题。教师促使学生理解这些问题，然后，学生自己独立地做实验。他们必须积极地思考、阅读、设计、观察、记录，并得出结论。显然，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比较中美两国中小学的科学实验课，访美学者发现，“中国学生的动手操作活动是试验性的，而美国学生的动手操作活动是探索性的。”这值得我们深思。 6．评价方式 由于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及考试制度的束缚，教师和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强调的是常模参照评价(全班按分数排队，比较强弱胜负)。这种竞争性的评价是有局限性的。它把是否“成功”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惟一标准，脱离了大多数学生的实际。这种评价方式，只有少数学生能得到好名次，并取得分数意义上的“成功”，而大多数学生则注定是学习的失败者。这不利于大多数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结果是学生的家庭作业负担过重，考试的压力过大，致使许多学生精疲力竭，丧失了学习的兴趣。所谓“高分低能”现象主要就是由这种被动、封闭的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造成的。而美国对学生科学课程的评价主要看重创新能力。我国有些高才生到美国去读大学或研究生，学习很努力、认真，若老师讲了六个要点，考试时他们决不会改变一个。在我国这样的试卷自然得满分，可在美国一般只能得C等，而有些学生只写了一两个要点就能得A等。我们的学生不理解，老师的回答是值得回味的，“你答的六个要点都是我讲过的，我讲过了你还说它干什么?我讲过的六点，那是我思考的，是已经有的六种可能性或解决问题的六种方法。有的学生虽然只写了一两个要点，但那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或通过其他资料获得的，有创建性。我讲课的目的，就在于启发大家通过我讲的六个要点形成你们自己的思考，得出你们自己的答案。” 由此可见，多年来，造成我国学生高分低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上的科学教育理念。因此，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观念亟待更新。首先，要更新我国科学课程中的不足：科学课程过分注重学科的逻辑性，忽视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联系；我国科学课程带有精英主义的性质，不利于科学的普及。其次，科学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加强科研过程和方法的训练，确立探究式的科学教学模式；突出动手操作，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等。这都是我国科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比较教育论文:浅议中外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特点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课程设置　创新人才培养 【论文摘要】中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都带有浓厚的民族特征，虽然两者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强的对立性,我们也应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和借鉴性。本文比较中外高等学校课程设置的不同特点,对我们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不无裨益。 进入21世纪，我国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认为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我国的高等教育理所应当为此做出重要的贡献，培养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创新人才。 高校强调以培养创新素质的人才为核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甚至不需要知识的学习与积累：相反，它对知识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人才的创造力来源于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缜密而敏捷的思维。因此，从创新人才的知识结构出发，必须优化课程结构体系。 高等学校的课程大部分是各高校自主设置的，课程内容必须符合高等教育的层次和水平。一般来说，高等学校课程设置，以专业为基础，知识是高深的、复杂的，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联系紧密，高校的教材以学校编定为主，具有校本性的特点。但中外高等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又有自己的特点。 1中国的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断改革和发展,目前我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已突破了前苏联模式,基本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结构体系,对培养高素质人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现有的课程体系中也存在许多缺点和弊端,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设置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与时代前进步伐不尽合拍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1.1普遍侧重于必修课程,忽略了选修课程的合理比例分配:在我国大部分高校的现行课程体系中,必修课程占有主导地位,一般可达到70% ～85% ,平均约为82. 03%;而选修课程的比例仅有10% ～20%左右,平均约为17. 97% ,甚至更低,并且选修课程的内部结构也不十分合理,大部分局限在专业课范围内,跨学科、跨专业、跨系、跨年级的课程很少。这种状况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1.2文理课程处于完全隔离状态,互相渗透性不强:尽管90年代初国内许多高校教学计划中均规定,文理科的学生可以互选对方课程,但供选择的课程门数和学分相当有限,即使加上公共必修课程,理工类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平均仅占总课时的9. 19%左右; 文科选修理科的课程则更少,约为5. 16%左右。 1.3重理论,轻实践:在我国高校教学计划中,十分重视各类理论性课程,而实践性课程一般比较少,仅占总课时的10% ～20%左右,平均约为16. 28%。而且基本实验多,创造性实验少,多为演示性实验,一些实验课程设置落后、“陈旧”,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这就造成学生的动手能力、创造性能力比较差。 1.4各类专业划分过细,基础课程比例偏小,不利于综合素质的培养:由于我国高校中有相当比例是因行业办学,为了反映专业特色,大量开设仅面向本专业的课程,而且课程划分过细,致使有些课程的内容太窄太深,专业性过强,互相重复,从而挤掉了基础课程的学时(仅为31. 07%左右),不利于学生基础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1.5课程内容陈旧,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部分高校的课程中吸收反映现代高新科技知识和本专业新动态的内容较少,不能尽快吐故纳新,使得基础课程内容与现代科技发展距离不断扩大。①这一方面限制了学生的思路和知识面,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学科结构的更新与改革。 2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2.1课程设置的基础化:基础科学在全部知识中的是最稳定、持久、最富有拓展功能的部分。英国的基尔大学是一所四年制的综合性大学,该校把第一学年规定为“基础学年”,在全校统一开设公共必修的综合课程——“西洋文明的发展”,其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地球科学、历史学、文艺学、社会学、计算机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高等教育学等几十门课程。教学上以专题讲授为主,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加强普通教育和为进入“主要学年”的专门学习环境打下宽广的基础为主要目的。法国的综合大学,第一学年理科学生不分专业,只分结构与物质科学和自然科学与生命科学两大门类,设置广泛的基础课,既包括一般的文化基础课,又包括专业需要的基础课,尤其重视数、理、化课程的教学。推祟“衣架式”教育,要求学生具有像“衣架”那样宽厚的基础,然后才让学生选修一个专业方向,即“衣架”的顶端。 2.2课程设置的综合化:设置跨学科的综合课程,是发达国家课程改革的又一动向。所谓综合化,是指课程内容的综合化,实行综合化教学计划,设置综合化学科和学部。日本教育部门为了培养学生综合判断能力和观察能力,在筑波大学、名古屋大学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涵盖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变化的综合性课程。这些课程的名称也大多与人类生存、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现代文明有关。如地球与环境、生物与信息、信息与行为、人间教育等等。在英国,为了废除传统学习过分专门化的课程体系,在许多大学设置了多种学科群,围绕学科群来安排课程,使学生把深入学习的学科与一般学习的学科结合起来,或者把主要的课程跟有关的课程学习结合起来。苏塞克斯大学就是这种课程改革的典范,它们只有在修毕这些先行课程以后,才用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时间学习选修的专业科目,其余时间学习有关课程。 2.3课程改革的职业化:这主要是对非职业学校而言的。所谓课程改革的“职业化”,是指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的内容、形式要适应于生产中职业结构的不断变化。这是高等教育走出经院式的象牙塔而迈向实际生活的重要环节。德国强调突出综合制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课程设置的职业化倾向,倡导设置晚间、周末或某个工日的“部分时间学习课程”和由企业或行政部门及学校根据“双元制”原则合作建立的职业一体化和培训一体化学程,以使用为目标开设课程。法国也是重视高等学校课程设置职业化的国家之一,哈比改革、萨瓦里改革以及由法国教育界知名人士与工商界代表共同组成的《教育与经济-2000 年的教育体制》调查报告等有关改革与建议活动都把高等教育职业化作为重要议题予以密切关注。 2.4课程改革的国际化:这在美国、日本尤为突出。美国在普通高校的核心课程中增加了世界文明、外国语的教学,并把到国外参观学习与课程联系起来,开展跨文化研究,以及开设如何运用高技术进行国际学习研究的课程等等。日本也是如此,它们把培养“受国际信赖、并能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日本人”作为重要目标,在课程改革方面,除了加强外语教学外,还大量设置有关国际关系领域的学科专业。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要适应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必须坚持人才培养途径的不断改革与创新，提高人才的适应能力、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其一、加强实践性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水平。实践教学主要是围绕特定教育目标而开展的，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应用知识于实际的探索性活动、解决实际问题。在进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应坚持与理论教学相结合。树立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的观念，确立实践教学的核心地位，并组织和鼓励师生参加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其二、深化教学改革，优化培养过程、革新培养途径。高校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建立创新实践基地、创办企业等途径，构建产学研合作教育，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际、知识与能力的融合。高校通过实验、实习、实践等环节，全面培养基础扎实、创新和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各类专门化人才。 比较教育论文:从“电影反打”的寓意浅析比较教育学的“理论反打” 一、“反打”的原初语境与理论反打的界定 “反打”一词原出于电影界，原义指“电影观众沉醉于电影院的荧幕上的内容，忽然看到电影院正在播放的电影播放机，观众一下子从沉醉状态中苏醒过来”。换句话说原初的语境是指人们在欣赏电影思维或体验对象化时对对象化的一种解构，而这种解构的契机在于“播放机”的发现。把这种电影反打现象这种原初的语境运用到理论或学科研究上来，我们可以对理论“反对“的内涵和价值做如下的界定： 1．“理论反打”的双向聚焦性：任何一种理论的研究，其视阈都直接或间接隐藏着对象的在场与不在场，中心聚焦视野与边缘模糊视野。“理论反打”要求研究者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既关注自己建构的或正在运用的理论范式也要注重它的异质性（主要的是对立性或冲突的）也就是在要求研究过程的视阈保持一种“明意识”的在场或进入状态自然同时，也要对自身所关照或审视的内容进行“潜意识”的不在场的保持一种警醒与发现倾向状态。从这个意义说，“理论反打”就是要在传统的视阈焦点之外设置一个异质的参照系性的视阈焦点，它大大减少了由于视线单调所导致研究对象的“遮蔽”，在这种去“遮蔽”的基础上，达到研究视阈的立体化与透视化，从而拓宽视阈有利于理论新生长点的发现。 2．“理论反打”是个立体动态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分析模式，动态是其存在的唯一生存态。故动态研究是其前提条件之一。立体分析是“理论反打”动态过程的必然要求，就如在电影院欣赏电影时，眼球与电影荧幕的内容是动态协调的，而“反打”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一种“回头”意识（即在用心欣赏电影荧幕的内容时回头去观照电影播放机的这样一种运行机制） 3．“理论反打”解构与建构性：“理论反打”的运行机制明显表现出解构与建构性两种不同维度倾向。传统理论研究往往注重的是理论的建构，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注重理论的建构实际上就是一种抽象与舍弃的过程，这样势必自觉或不自觉的舍弃一些异质性的东西。而理论反打在建构的同时更注重解构。这种解构是保持永远建构的有效和必要途径，没有解构的建构必将是僵化的，是没有生命力的。反打理论就是要在不停的解构中不断积极建构着。 4．“理论反打”的“和而不同”的品质：儒家代表孔子提倡“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反打过程中的“中心视阈”与“反打视阈”（“播放机”回视式视阈）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张力，他们之间在维度，方向，焦点等方面都存在着异质性甚至对立性的一面，但正是这种对立性才能确保理论研究的科学统一性，从而达到一种学术研究力的制衡。传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西方的分裂式的思维方式导致了理论的深度只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其理论各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们的理论建构逻辑路径依赖往往先从极其抽象的假定或假说入手，然后朝着一个价值或逻辑取向进行一系列的逻辑演算。例如西方一些学者的一些人性假定：如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论，柏拉图、黑格尔的“理念说”，卡西尔的“符号论”等等。这样的学说理论固然很有个性、特色，但他们基本都属于一种“合同型”（与“和而不同式”对应）理论，虽然它能大大的推进学说的深入发展，但往往是一种“片面式”的深刻。首先，其逻辑起点往往是单质的带有一定主观偏见的倾向。其次其逻辑演算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逻辑目标或结论的奴隶，逻辑演算在为进行一种为了学说结论或目标的统一而以丧失自身独立性的逻辑辩护。“理论反打”正是在“合同型”理论不可避免的缺陷的语境中脱颖而出的。彰显着其独特的优越性的。“理论反打”的这种“和而不同”的品质是保持与时俱进保持其优越性的法宝。“中心视阈”与“反打视阈”的动态协调生成保持着“和而不同”的可贵品质。“理论反打”的这种“和而不同”的品质也集中的体现了歌德尔的著名的“不完备定律”的精神实质。 二、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的合法性与优越性 前面我们主要就“理论反打”进行了一般性的界定和阐释。下面主要就比较教育学这一具体学科的理论建设与“理论反打”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以确定“理论反打”在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中的意义。 “理论反打”在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中是“合法”的。这里的“合法”语境是指某一方法或理论研究范式对某一具体学科或研究领域运用的效度和信度的合格性。效度用来检测某一方法论与研究目的目标的相关性，而信度是用来测量其可靠性，通常表现为同一条件下出现的重复率。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范式是当今比较教育学特别是我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比较教育学普遍存在着一种“身份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的“合同式”的理论研究范式。它导致了研究者对比较教育学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狭隘与遮蔽。 比较教育学本身的研究对象就是多元的，对话的，异质的，广延的。凡是一切与教育学密切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全纳进入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的独特视阈中来。正如一些学者认为把比较教育学当作一门学科不如当作一个研究领域，其实这正是说明比较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全纳性与广延性。纵观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历史：从朱利安创立比较教育学起，经历了“借鉴时代”“因素时代”和“科学研究时代”（参照了佩雷迪的“三阶段说”），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发展开拓，从主要注重别国的教育制度或学校教育本身到注重学校以外或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隐性因素，从注重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到注重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等，这一切无不证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向纵横方向深入发展。研究对象不断拓展的同时，研究方法也在不断的翻新与开拓。比较教育学绝不简单等同于教育比较，比较教育的方法是独特的也是不断发展。而单纯的比较只是一种寻找异同的方法，它无法体现比较教育学的学科特色，比较教育学的比较有更广的更深的内涵，有自身的丰富性与独特性。综观比较教育学发展教育的范式通常可以划分为“新自由主义范式”“激进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等。随着比较教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合同式”的研究范式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在当今比较教育国际一体化、本土特色化、学科集成群落化趋势的日益突出，比较教育学的原始的学科特性（跨地域国别、跨历史、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获得了内涵式与外延式的拓展。这就要求一种统摄性的大比较教育学的理论思想进行规范，促进各种不同的范式之间平等对话，共同发展。 “理论反打”在比较教育学中的合法性集中体现在它对建构当代新的比较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效度高与信度强。因为“理论反打”直接弥补了传统的“合同式”的缺陷而且与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当展成高度的正相关，也就是说“理论反打”是比较教育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而且也是其时代的必然要求，要实现各种比较教育学学派和不同范式的对话与整合，形成更具强大的学术研究力的大比较教育学就必然要求实现“理论反打”。而比较教育学的“理论反打”的信度，虽然暂时没有象实验科学那样已经实症过，但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是具有较高的信度，而且我们也相信只有通过把“理论反打”应用到比较教育学的理论研究的实际操作层面才能更见其真正的效度。下面一部分，主要就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的操作模式做一下初步的设计。 三、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的操作模式初探 首先我们回到“反打”原始语境即电影反打的操作模式：在电影院，观众的反打存在三种情况：1、大部分在观众看电影之前，电影播放机就没有在他们视野，处于一种不在场，而实际上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后在沉醉在电影情境中因电影播放失灵时才突然发现电影播放机。2、一部分观众在电影播放之前就看到了播放机，但随着欣赏的角色化逐渐模糊了直至播放机的不在场。3、还有一些观众一直带着播放机的在场状态而进入电影的欣赏状态的。从对“反打”回原式程序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同样存在类似的三种情况： 1．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一直对自己“在手”的理论（或者说在自己研究中心视阈着力建构的理论）处于一种沉醉状态，只是在理论“失灵状态”下才主导的“中心视阈”进入到 “反打视阈”。失灵状态是起实现“理论反打”的契机，失灵状态是多样化的，通常有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冲突，理论内部的冲突等。而这种由于理论的失灵而引发的“理论反打”往往是一种“震荡型”的反打，它容易导致在手的理论的震动与调整与大幅度的维修。例如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理论（一个国际性的比较教育学的课题）有些学者对此理论一直处于一种“在手”状态，一直处于青睐与嗜好的状态，一旦高等教育全盘市场化产业化而导致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人文精神性等方面出现问题，这些学者心理就会产生一种震荡，从而不得不对“在手”的理论进行反打。这种比较教育学的“理论反打”属于一种外部刺激而应急性的“反打”，它的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其生产成本也非常昂贵。 2、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理论“上手”之前，就对即将“在手”的理论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性对其对立性或潜在的理论危机有一种清楚的理性的理性认识。但随着该理论的上手成为“在手”状态，成为“中心视阈”从而逐渐丧失了“反打视阈”。这种理论反打实际上是一种递减型的“理论反打”。它在理论建造初期是比较理性的，而且有利于理论的开放性的发展，具有较广的发展前景和比较强的生命力，但是随着“反打视阈”的缺失，其在手理论就容易走向一种封闭与狭隘，最终影响其发展前景。例如：在比较教育教学课程论上，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在形成实用主义课程论之前，他对历史上各派的的课程论都有比较全面的理性的批判和继承。但是在形成自己自己实用主义课程之后，就失去这些“反打视阈”特别是与其“做中学”“经验课程”等异质或对立性的理论的参照，最终导致起理论明显的缺陷。随着50，60年代，苏联的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杜威等进步教育理论在美国受大强烈的质疑和谴责。 3、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始终保持一种“反打视阈”，即在理论上手之前和上手之后一直始终对其保持一种“反观”“反打”。这是一种真正的“理论反打”也是一种彻底和最有价值的“理论反打”。它能始终维持理论的开放性，动态性与生长点的常新性，是保持比较教育学理论不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和而不同”的彻底的反打理论可以追溯到卡尔马克思的开放的批判的科学的理论。这种“反打理论”对当今比较教育学的新建构与发展有着战略性的作用。尤其是对实现中国当代比较教育学的国际化与本土特色化的转型意义尤其重大。 比较教育论文:试论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论文关键词：本土失语；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自主发展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成为主导语境的今天，本土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中国的教育理论在西方话语中也丧失了本土性。表现出“本土失语”。在此情况下，主张比较教育学走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是很有必要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然后从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展开时比较教育学“本土失语”的思考。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因此，肩负教育与文化交流桥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教育之父”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 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较教育概念的人，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是：“一部对此项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应用效果的著作，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主要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中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对比较教育学概念比较公认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实用价值。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改进本国教育。其作用在于向人们提供广泛的教育情况与信息。对各国教育问题与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加深人们对本国教育现象的认识，改善本国的教育状况。 第二，突出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中又分校外与校内两个派别。校外派强调比较教育学必须透过教育现象，透过对其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分析，揭示控制各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因素。认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情可以支配校内的事情；校内派则认为比较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本身的一门学科，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主要实践活动也均在学校内进行。 第三，注重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试图从方法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确立定义或界说。赞成这种观点的比较教育学家认为方法就是比较教育学本身。 第四，特别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功能与性质。其研究对象是比较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分析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一般原理与规律。 综上所述，比较教育的概念可概括为：它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因此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其理论当然应结合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由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主张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这里所说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是指一种研究方向，即本土化+本土生长。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本土化”与“本土生长”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本土化” (nativization)是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那么“本土生长”(indigenous evdution)才是发源于本土社会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明确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实际一味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将其比作“拉东洋车”，认为那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他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可见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本土生长”而不仅仅是“本土化”。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方向。通过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教育现实，预测我国教育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下面从两方面来具体谈谈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一)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比较教育学似乎一开始其研究兴趣就集中于异域而不是本土。虽然说这与它的学科性质(一种致力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是分不开的。但笔者认为在借鉴的基础上。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目前应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之所以提出此种说法，是因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事实：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我们也提不出我们的概念、假设和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比较教育学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我们有的只是对西方教育理论、模式的遵奉而不存疑，认同而不批判，照搬而不质疑，这种盲目的做法就使一些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与中国教育现象不甚相干的智力游戏。如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旨在纠正我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教育改革，其理论根据就来自西方。比如湖北省监利县缓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买”学校的改革，其理论来源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弗氏理论的目的是在公办学校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是一种在公平解决基础上对效率的诉求。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实行“教育券”计划的州并不多。而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或者别的地方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主张却无视这一点。这种“一厢情愿”的改革非但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反而会加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教育的“鸿沟”。由此可见， “‘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本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本国社会现实和规引本国的教育实践”。 (二)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可行性 我们主张的本土研究是要拓宽交流的渠道，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并不拒绝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做到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和思路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的。本土研究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对话。具体说来，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并非关门进行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与国内外的研究者保持对话与交流。目前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普遍重“思辨”轻实证。进行本土研究就迫切地需要引进多种研究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就要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下进行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第二，对西方教育理论持批判吸收的态度。对西方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警惕。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给予充分的反省。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之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那些西方教育理论要在中国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才能切入中国教育现实。 第三，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发掘自身的优势。比较优势最简单的解释即人们应当找到自身的相对优势，干自己最擅长的事。比较优势原理同样适用于解读教育研究中的“比较优势”。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在人类历史上不可替代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与教育传统。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时发表宣言中曾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我们要看到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精华，注重这一优势，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样本土研究才能真正挺立起来。 比较教育论文:中美会计教育改革的比较 对中美会计教育的改革进行比较，从中可以借鉴改革成功的经验，对我国会计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教育观念的比较 美国会计教育将终身学习的教育观念作为会计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终身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观念，它对美国会计教育改革的意义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终身教育理论反对把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学校教育完全对立起来，强调高等教育不再意味着是某一特定年龄的人在一段时间内接受教育的活动，不是人生接受教育的最后环节，高等教育也不是学生职业劳动的最后训练场。相反，终身教育认为，高等教育更应该注重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例如，目前美国会计教育中强调的案例教学，以及将会计教育与会计执业资格考试教育分开的作法，就是终身教育思想中注重教会学生学习方法的具体体现。 2.终身教育理论使高等学校的课程不再单纯地追求某一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取而代之的是，更强调学科本身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打破传统的学科知识结构，将相近的学科知识内容重新进行整合，形成新的课程体系，突出学科本身的完整性，而不再过分强调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过分专业化所带来的缺陷。因此，在美国的会计教育改革中，特别加强了通识教育和一般商学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哈佛大学率先恢复了核心课程体系就是终身教育思想的直接体现。 3.终身教育是一种着眼于学生发展的教育观念。为了使学生能够应付变化极快而又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终身教育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强调学生应该在高等教育期间集中掌握工具性的知识，掌握继续学习的技能。因而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增加教学实习课程的比重，鼓励本科学生尽早参加研究活动。因此，在美国的会计教育改革中，不仅对学识（Scholarship）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学识应包括四项功能，即发现知识（Discovery）、整合知识（Integration）、应用知识（Application）和传递知识（Teaching）。而且教学本身也是一种学识，教学、研究以及实务三者互动，同等重要。 我国会计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并未完全深入人心。作为现代会计教育，应该教给学生比会计知识本身更重要的东西，教给学生的应是除知识以外的学习知识、获取知识、尤其是创造知识的方法。因此，21世纪的会计教育，必须吸收我国传统教育中的精髓，同时还要贯彻终身教育的思想，体现当代社会对会计人才的培养质量要求，进～步改革我国会计人才的培养模式。 二、会计教育目标的比较 美国会计学会（AAA）的会计教育委员会明确指出：学校会计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训练学生在毕业时即成为一个专业人员，而在于培养他们在未来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应当具备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其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基础包括技能、知识和专业认同等三方面的能力。技能包括沟通能力、智力能力和人际能力。沟通能力是通过有效的听、说、读、写获取并传递信息。智力能力是指查找、获取以及组织信息的能力和在不熟悉的环境中辨认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根据一些没有重点的事实的理解作出判断。人际能力是指在团队中有效地工作，并在适当的时候发挥领导作用。知识包括一般性知识、组织和经营知识和会计知识。一般性知识可以帮助会计专业人士理解职业界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以及与不同背景的人们进行交往。组织与经营知识则包括组织内部运行和组织变化的方式，以及信息技术在组织中的作用。而会计知识的重点应在于培养分析及概念性思维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记忆职业准则。专业认同是指会计毕业生应认同会计专业并乐于从事会计专业而必备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 我国会计教育界围绕会计教育的目标问题进行了 长期讨论，目前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培养能在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经济管理部门、学校、科研机构从事会计学的实际工作和专业教学、研究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与美国的会计教育目标比较而言，我国会计教育目标的定位较为宽泛。如此宽泛的教育目标定位，对于确立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均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应根据新时代对会计教育的要求和我国会计教育的现状，并结合会计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其会计教育的目标应定位于：大学会计教育是培养会计中层管理人员（即会计经理人才）必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三、课程设置的比较 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认为，会计专业教育应包括一般教育、一般商业教育、一般会计教育和专业会计教育等四类课程。 1.一般教育课程。主要目的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其具有抽象逻辑思维。缜密分析和运用数据的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建立听、讲技巧，使学生明白研究的步骤，积累一定的历史、国际和跨文化知识，提高对科学与美学的欣赏品位并能运用适当的价值进行决策。在一般教育课程中，通常涵盖了写作、数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语言、心理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学科门类。 2.一般商业教育。包括财政、市场、经营、组织行为等一系列课程，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企业、政府机构和非盈利组织运作特点，以及提高如何整合和运用相关知识的能力。 3.一般会计教育。主要包括组织中的决策和信息；信息系统的设计与运用；财务信息与公开报告，包括查账证明；会计职业界的知识等四部分。目的在于在大学本科教育阶段，主要以信息的辨认、衔接、沟通与使用为中心，表现出会计作为一种信息发展和沟通过程的本质，让学生能够掌握一些基本概念并能够灵活运用。 4.专门会计教育。是更高层次的专业教育，主要是大学本科以后更高水平的教育和后续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从事专门研究的能力以及在职继续进修。在专门会计教育阶段，需进一步探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信息系统、审计、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以及国际会计等较为高深的课程。 我国大学会计教育的课程体系一般包括“两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核心）课”。“选修课”以及“实践课”等六类所构成。近2O年来，我国高等会计教育的课程体系一直在进行改革，但改革的重点始终是放在专业主干课上面，对其他类别的课程则关注不多，尤其是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即使对专业主干课的改革，基本上也还是在开设课程门数的多少上做文章，并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会计教育核心课程体系改革的基本作法是增加新课程，改造老课程。结果是课程越改越多，原先遗留的课程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增加了专业主干课程比重过大、知识结构不合理的新问题。鉴于此，应根据终身教育的思想，突破会计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思维定式，全面改革会计教育的课程体系，不能再囿于专业主干课程体系的改革。 四、教学组织的比较 美国会计教育积极回应会计职业团体对会计教育改革的建议，会计教学组织在以下两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是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改变了传统的方法，教材中所附的习题或案例的答案不再是惟一的，而是变得非常多样化，强化会计的职业判断意识，以培养学生分析、表达、交际和合作等多方面的能力。会计教材也不再是作为教学材料的惟一依据，而只是作为若干教学材料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财富》杂志、《商业周刊》等报刊也是教学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在教学方法上，传统的以教师授课为主的教学方法正逐步被“教师授课为辅、学生参与为主”的教学方式所取代。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学生则通过小组协作、案例研究、模拟操作、文章研讨等方式，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通过课堂教学达到锻炼能力的目的。 我国会计教育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所用的教学材料单一，不仅主要的教学资料是一本教科书，而且各个学校强调自身的体系完整，基本上采用自编的系列教材，其他的教学资料用得非常之少；在教学方法上，“满堂灌”、“填鸭式”仍然是主要的教学方法，诸如“互动式”、“讨论式”、“协作式”等现代教学方法还处于探索之中，尚未得到广泛使用；在教学手段上，基本上仍然以“粉笔十黑板”等自然媒体，而极少采用多媒体或其他现代化教学手段。其结果不仅导致学生的知识面狭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不足，更谈不上创新能力的培养。 五、教学管理的比较 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认为，有效的会计教学必须突出以下五个特点：一是课程设计与目标明确、整合相关课程，要有创新性、适应性；二是采用较为完备的教材体系；三是有效的表达方式；四是使用经过精心选择的教学方法和测试手段；五是能够根据学生水平进行适当的引导和建议。与此同时，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还建议，学校教学管理部门要设计一个好的反馈体系，奖励有效的教学，以促进教师提高教学效果。 从我国会计教育（包括其他教育领域）的实践来看，对教师有效教学的要求并不明确，而对教师的科研则有明确的要求，教师的考核、晋升、晋级、待遇等无不与科研直接呈正相关关系。从当前各个大学正在进行的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上也可以明显看出，基本上是科研“一票否决制”，教学效果的好坏与教师的考核结果并没有直接关系。时至今日，学校到底是培养高质量的学生还是培养学术大师，这看起来是统一的、其实是矛盾的问题并未解决。 六、会计教育与执业资格考试关系的比较 美国的大学会计教育强调了其培养目标是完成注册会计师应有的职业素质培养，但是，美国会计教育委员会（AECC）对在校大学生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则明确反对此种作法。该委员会认为，会计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参加会计师考试，学生接受会计教育的目的就变成了考执业资格而已，很可能导致学生不专心学习其他课程的倾向。因此，该委员会的第5号公报建议，专业执业资格考试必须具备学士学位才能参加考试。虽然AECC的建议不具有强制力，但他们准备将会计执业资格考试与学校会计教育分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对报考注册会计师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报考注册会计师基本上成为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的一门自觉的“必修课”，连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也参与其中。这种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报考队伍，但对大学会计教育正常教学秩序的冲击也是非常明显的。即使通过考试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大学生是否真正具备了注册会计师应具有的素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保证正常的大学会计教育的正常教学秩序，应严格按照《注册会计师法》的有关规定严把人口关，以保证我国注册会计师队伍的素质和社会声誉。 比较教育论文:探析网络教育教学系统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系统的比较与启示 论文关键词：网络教育　教学系统　质量保障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网络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网络教育的教学质量能否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已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而教学质量的提高离不开教学系统的保障。基于巴纳西教学系统理论，从经验系统、经验传递系统和经验接受系统三个子系统的维度，比较了网络教育教学系统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系统的不同点，分析了网络教育教学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以期网络教育的教学系统在借鉴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系统特点的基础上，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提高网络教育的质量。 美国著名教育技术专家巴纳西认为，教学系统是分层次的系统复合体。如果把教学过程看做是人类传递生产生活经验的过程，那么整个教学系统可以看做由经验系统、经验传递系统和经验接受系统三个子系统组成，其中经验系统主要是指静态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内容，经验传递系统主要是指动态的教学过程，而经验接受系统是指学习者本身。[1，2] 结合网络教学环境，网络教育学院的经验系统除了包括教学资源（主要是网络课程）外，还包含静态的技术支撑环境和教学管理制度；网络教育的教学过程主要是通过远程交互与各类学习支持服务来完成；网络教育的经验接受系统——网络学院的学习者又是一个复合体。与本科学生相比，网络教育的学员既是在职成人，又是学生，有的还承担有家庭责任，他们既有学生学习的一系列特点，但同时又存在着极大的特殊性。网络教育的教学系统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系统在上述教学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中均存在着众多的共同点和差异。本文的思考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来进一步展开的。 一、教学系统的比较 1.经验接受系统的比较 在接受了系统连贯的中学教育后，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的年龄分布比较集中，学习基础也较扎实，尽管存在很大的学生个体差异，但是从整体上看，全日制普通本科的学生学习时间充裕，对于新知识新技能有充沛的学习精力与求知欲。而网络教育的学生均为在职成人，学员年龄分布比较广泛，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差异较大，成人学生大多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心理结构（如道德、知识、能力等），且随着年龄增长，成人的机械识记能力减弱，意义识记能力增强，他们在学习上呈现出一定差异。 目前，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仍然主要采用教师在课堂中讲授为主的全面授教学方式，师生同处一个空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在网络学习中，由于师生在时间、空间上的相对分离，学生以自学为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学生学习的最终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 2.经验系统的比较 在绝大多数的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中，教学媒体相对较单一，采用现成的影视、动画及图片进行简单的加工合成，以教材为纲，学习资源相对有限。网络教育的教学较之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材概念的外延扩大了，除书本式教材外，录像带、光盘、各种各样的网站、论坛等已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材。此外，教学内容更具有时效性。全日制本科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和滞后，而网络则能提供丰富的、最新的反映当今科技进步的教学内容，学生在网上还可以获得同一学科不同的教学内容，也可以在网上获得某一个学科最新的发展动态，网络教育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学生能站在学科前沿，呼吸到学科知识的新鲜空气。[3] 与全日制本科教学相比，网络教育教学系统更需要完善支撑其教学的技术平台，支持更多的用户流畅便捷地访问和学习，同时保障其传递系统的准确性。网络学习的特点也要求教学安排要更灵活、学习资源系统化和教务管理平台电子化等。 3.经验传递系统比较 在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中，由于学生和教师同处一个时空，教师可以根据课堂气氛、学生的表情和行为，及时了解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学习状态，实时改变教学方法去调控教学状态，从而抑制教学过程中的消极因素，调动积极因素，保证教学质量。[4]网络教育的教学辅导主要通过BBS、Email、电话、QQ、MSN等方式进行，其实时性和交互性还不能使其充分发挥教学辅导的作用。[5]因而学生在网络教育教学中可能存在孤独感、学习过程中的困惑未及时得到答复、学习技能欠缺、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沟通不足、工作和家庭生活与学习产生矛盾等多种不利因素，更需要接受网络学院、教育中心为学生提供的学术、管理和情感等多方面的支持。[6] 此外，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也是检验经验传递效果的重要手段。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评价的主要方式是课程考试，统一印卷、统一组织，在指定地点相同时间统一进行，考试均以笔试为主，考试内容上偏重于对知识的记忆，忽视对知识的理解、运用和基本技能的检验，缺乏对获取知识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考核，在考试方法上基本上是一门课程一张试卷，一学期考一到两次。而很多学校的网络教育教学评价仍然全部沿用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的考试方法，其评价方法有待创新与实践。 二、网络教育教学系统面临的问题 1.经验接受系统中的问题 网络教育大多数的成人学生都有一定的社会经历和社会阅历，具有丰富多样的个性化经历（如学习、家庭、职业、社会、政治经验且具有个性化），用于学习的时间只能是工作、生活以外的业余时间，精力有限。在承担工作和家庭责任之余，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中更好更高效地学习成为他们必须处理好的矛盾。 有研究显示，我国网络教育的学生在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上有众多共性，如较严重依赖面授，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由教师高度控制，自主性较差，因而在非实时、非面授的网络教育学习环境中，如何让网络教育的学生培养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效率也是网络教育教学需要突破的难点。 2.经验系统中的问题 网络教育教学系统中，教学资源有丰富性、实时性和网络化的优势，但是目前部分网络课程设计仍然没有跳出传统课堂教学的思维框架，仅把信息技术作为呈现知识、传授知识的工具，忽视了它对学生理解能力的影响，从而导致教学中出现了简单的技术化倾向。[7]出现这种情况也与目前我国网络教育的师资建设有很大的关系。在我国网络教育试点高校中，网络教育的教师基本上由学校其他学院的相关任课教师兼职，他们缺乏专门从事网络教学的经验，不适应网络教育这种强调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 3.经验传递系统中的问题 在现代网络教育教学模式借助计算机或网络终端后，教学中的“人—机”关系或“人—机—人”关系削弱了师生间的直接交流，传统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富有人性化、人情味、亲和理论的教育影响力被淡化。网络教育学习者特殊性也要求我们注重对学生学习提供支持服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使学生网上自主学习与学生支持服务形成互补关系。 此外，在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面，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评价是一种竞争式、淘汰式的终结性评价方式。作为一种新兴教学系统，网络教育教学评价方式方法有待创新与实践。 三、启发 1.经验接受系统方面 我国著名教育技术学家南国农先生曾对网络教育下过这样的定义：“网络教育是主要通过多媒体网络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非面授教育方式。”[8]在现代网络媒体的学习氛围中，如何引导和协作学生主动积极地适应非面授为主的教育方式？ 网络教育学院的领导、教师和管理老师需要积极宣传网络教学的优势，帮助学生接受网络学习的模式，建设丰富多彩的网上资源，以及个性化的学生学习反馈与诊断模块，吸引学生经常上网学习，逐步提高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此外，网络教育的教学要充分发挥网络交互性的优势，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实现虚拟学习中师生之间及学生之间在空间、时间、心理上的同步与异步交互的“零距离”，促进学生逐渐向学习者角色转换。学生作为有独立主体、人格尊严的人，越来越多地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与教师平等相处，相互尊重，从而营造出合作的、宽松交流的、对话式的学习氛围，使学生从中获得成就感，增强其自主学习的信心和动力。 2.经验系统方面 我们要深入研究网络教育的特点，结合学生个别化学习的需要，努力增加资源的信息量，突出资源的智能化、交互性和表现形式的人性化，形成资源特色。为了更好地建设教学资源，非常有必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能适应网络教育教学的教师队伍，建立长效的培训机制，加强对网络教育教师的培训，并积极鼓励教师学习和掌握现代网络教育理论，使他们具有扎实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与先进的网络教育理念，能够运用先进的教育技术手段与方法独自或参与设计网上课程，开发优秀的网络教学资源，实现教育资源优化组合，进而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3.经验传递系统方面 我们要利用网络这种新媒介加强对学生支持的系统化，即加强学习辅导的支持、技术设施的支持、资源管理的支持等。如加强对学生选课的指导、媒体使用的指导和学习方法的指导，帮助学生按照专业教学计划指定个体学习计划，指导学生根据学习条件的差异选择媒体，根据不同的能力倾向选择学习方法。同时，建立支持服务体系的有效方法是建立实体机构，实体机构要规划、研究、管理和监督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于2008年成立独立的实体机构——学生学习支持服务中心，形成并贯彻“导学、督学、助学”的支持服务理念，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周到完善的学术性和非学术性的帮助。比如，新生入学后的导学阶段，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教育中心集体参加导学和网上教学活动，集体参加网上BBS讨论，进行“近距离”的“远程教学”，“强制性”地培养学生参加网上学习的自觉性，让学生感受到获得成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培养网上学习的兴趣和习惯。 网络教育教学评价虽然可以沿用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的考试方法，但其评价的实质应该是一种无竞争的、重视自我检测的方式。一切的评价方式都是以学习者的需求和满意度为核心的价值评定。网络教学环境中，评价考核方式更灵活多变，可以根据不同学习方式和内容而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和整体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对此已经进行了较好的探索与实践。除学生的课程考试外，构成学生学习成绩考核的还有网上在线作业、离线阶段练习、BBS发帖及学生平时参与实时、非实时辅导课、教育中心其他活动等过程考核的成绩。这些形成性考核占到学生所修课程成绩的40%，而考试成绩只占60%，如所修课程有实验要求，学生完成网上远程实验或实时实验的成绩也占课程成绩的一定比例。 四、结语 在我国各网络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学院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实际上大学的办学主体仍然在各学科院系，高校的教学、科研、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网络教育学院要充分利用大学学科内的资源，借鉴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的特点，结合网络学生学习特点与学习方式开展教学，发挥高校的专业特长和名师效应，通过培训使授课教师明确网络教学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的区别，把握网络教学的本质和特点，对现有的网上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服务与关怀，同时辅之以更为灵活的考核方式引导学生学习，从而提高网络教育的教学质量。 比较教育论文: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比较研究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公办为主体、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办学的多形式、多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多主体参与办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高职教育的蓬勃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分析了我国高职院校几种较典型的办学体制，指出完善我国高职教育办学体制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 办学体制 比较 一、我国几种典型的高职教育办学体制 高职教育的办学体制就是高职教育的办学样式。办学体制是教育体制的核心部分，主要是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包括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职责范围及相互关系，简言之，高职教育的办学体制就是指“谁办学”“如何办学”的问题。我国目前几种典型的高职教育办学体制有： 1.公办高职教育办学体制。这种办学体制的特点表现在：学校的土地、教学设备等资产归国家所有，学校享有使用权，学校每年可得到国家下拨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办学，这样可以保证学校的有序运行。公办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除了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从全国范围来看，如今我国公办高职院校大部分是由“三改一补”转型而成。所谓“三改一补”是指四条办学途径：一是改革高专，将高专办成规范化的高职；二是扩大原有职业大学的办学规模，联合办学；三是将有条件的成人高校办出高职特色；四是发挥少数重点中专的优势，办高职班或直接升格为高职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国家根据社会、市场需要可宏观调控办学方向、招生人数、专业设置、培养方式等。 2.民办高职教育办学体制。民办高职教育办学体制是指学校完全是由公民个人、私营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在学校举办和运行过程中承担着资金筹集和投入的责任，政府除在政策上扶持外，一般不给予财政上的资助的办学情况。如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的发展，奖励和表彰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经费资助，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等措施对民办学校予以扶持；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举办民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 目前，我国民办高职的办学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大型民营企业或社会团体办学模式。这是由大型民营企业或社会团体出资举办的高职，他与一般的私人办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建设速度较快、投资力度较大、教育环境优越、教学设施一流，学校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各项设施设备等都能达到国家的办学标准。 第二，股份制办学模式。股份制办学是以股份形式，按照“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把分散的资金吸收到办学中，股东按持股份额分配股息，承担有限风险，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校长负责具体的办学形式。按出资渠道的不同，股份制高职可由多个投资人以股份制形式联合出资设立，也可由自然人和法人以股份形式联合出资设立。 第三，私有制独立办学模式。这类学校由个人投资，出资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学校聘请校长、教师及管理人员参与教育教学活动，采取自主办学、自主管理的方式。这类学校办学灵活、起点低，以学养学可促进学校流动发展。 3.联合办学。联合办学是职业院校同企业、乡镇、学校、部门等单位进行的合作教育，含校校联合、校企联合、中外合作等多种形式。目前，我国高职教育联合办学的形式主要有：第一，职业教育对口支援形式。职业教育对口支援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联合招生，共同培养；二是设立基地，委托培训；三是合作研究，提升水平；四是“1.5+1.5”形式。第二，集团化办学形式。教育集团是指借用企业集团化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改变传统的办学模式，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组建校校之间、校企之间，并且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办学联合体。职业教育集团是教育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各方利益一致为基础，以行业（专业）、地域或原有的建制为纽带，联合学校、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一种特殊的教育集团。第三，中外合作办学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是指我国学校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学校、企业、个人共同投资，具备我国同级同类教育机构设置标准，经申报批准联合经营，按出资比例分取收益和承担风险而组建的学校。 二、几种典型的高职教育办学体制之比较 1.公办高职院校基础较好，但灵活性不足。第一，有较好的教学设施。公办高职院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稳定的经费来源使得这些学校除了拥有足够的办公基础设施外，还能适时配备一定数量的实验实训设备，这些硬件条件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劲。 第二，有丰富的职业教育经验。如今的高职院校大部分由“三改一补”转型而成，由于在改制、升格前，这些学校大都有悠久的办学历史，也曾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故对职业教育并不陌生，这些经验对办好职业教育至关重要。 第三，有较强的师资队伍。公办高职院校以其雄厚的实力、良好的平台、稳定的收入为优势，较易吸引优秀人才。目前，我国职业院校师资的来源主要有：各类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主办行业部门从下属企业单位选调的工程技术人员；职业学校选留本校的优秀毕业生；原来普通中学的教师；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师资来源的多样化，为高职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但是，公办高职院校易陷入灵活性不足的困境。公办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是国家，学校要对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及地方政府负责，在申报专业时必须经过上级部门一一审批通过后才能落实，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且带有滞后性，而在这段时间中，其他类型的学校可能早已完成新专业上马、招生等事宜，这种情况极易使公办学校失去发展的机会。 2.民办高职院校办学灵活，但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功利性过强。我国民办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主要是个人、民营企业、社会团体等，这些办学主体绝大多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对市场的嗅觉较灵敏，在办学中可以及时调整办学方向，做到学校与市场的“无缝连接”。但有些民办高职院校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且功利性较强，主要表现在： 第一，教学管理制度有待完善。许多民办高职院校的主办者是企业领导兼任校长，他们对教育管理知之甚少，学校成立之初所拟定的文件大多是参考公办高职院校的相关条款，且不注重结合本校实际，在执行中极易与现实脱节。在专任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的权责利方面，有的学校未作明确界定，很多教师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想法，这增加了教师的职业压力，加速了教师的职业倦怠，造成了民办高职院校人才的严重流失。 第二，片面追求利润，功利性过强。《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③这说明投资教育不允许有暴利，但有的民办高职院校却将投资教育作为快速敛财的手段，如高收费、为了赢利盲目上新专业、不切实际地扩大招生、强迫教师加班且不按照《教师法》的相关要求保障其权益等。 3.联合办学使参与方吸收了不同国家、地区、部门、学校的先进经验，但其质量、规模仍处于低水平。我国高职教育联合办学的形式主要有职业教育对口支援、集团化办学和中外合作办学。职业教育对口支援使我国东西部教育资源实现了优势互补。职教集团充分依托了参与方原有的教育条件和特色，在相互磨合中促进专业调整、师资流动、资源共享、生源流动，实现了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中外合作办学为我国引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使我们可以学习到国外一些先进的办学和管理经验，提升了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管理水平和师资水平。但是，联合办学在质量和规模上仍处于低水平。如对口支援的主体过于单一，对口支援大都在公办学校之间展开，东部优秀的民办职业院校与西部公办职业院校、东部优秀的公办职业院校与西部民办职业院校的对口支援与合作未能展开，而且支援方一般迫于行政命令不得不完成此项任务，较少有职业院校主动寻求西部职业院校进行对口支援活动。职教集团或通过校际间的联合建成，或通过企业办学校、学校办企业等方式建成，在建成和发展中，参与方在人事、财务、教学、管理等方面均出现了冲突。中外合作办学在地域分布上东重西轻，专业设置趋同现象严重，参与合作办学的外方总体水平不高，生源总体质量水平也不高。 三、完善我国高职教育办学体制的对策 1.加大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进一步完善高职教育多元化办学体制。为了促进我国高职教育多元化办学体制的形成，政府要转变职能、改进管理，在多元化的办学体制下，政府不应是高职教育的直接举办者，而应是宏观管理者，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企业、私人和民间团体参与办学，促进竞争环境的形成，从而提高高职教育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优化职教资源的配置。另外，加强立法和监督，保证高职教育的合理定位，引导高职院校合理设置专业、课程，规范高职教育的办学行为，引导高职教育健康发展。在促进高职办学主体多元化的同时，还应注意帮助高职院校找准办学目标，构建合理的办学层次，建立完善的高职教育体系。 2.各部门应加强对高职教育的研究，提高公办高职院校的灵活性。上至政府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下至高职院校教职员工，都应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将打赢职业教育攻坚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各部门要主动调研，了解最新的用人需求和企业对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高职院校。此外，教育行政部门应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审批效率，为高职的发展创造条件。 3.加强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的评估，规范各类高职院校的办学行为。对高职院校实施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有利于推动学校自觉按照教育规律不断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完善教育教学制度，加强科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因此，应加强对高职院校的评估工作，在评估中，注重规范不同办学体制学校的办学行为，对于严重危害师生利益的行为要严厉制止并予以曝光，将违背教育规律的学校清理出局，促进制度建设，维护师生权益。 4.构建一套适合区情、国情的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首先，建立、健全关于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的法律、法规。目前，关于合作办学的行为在法律上并没有详细的规定，对口支援办学、职教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往往都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学校实施，而在法律法规上没有明确参与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使资源输出方缺乏积极性，这是合作办学低水平的主要原因。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导致有限的教育资源大量流失、办学方向出现偏离，更有甚者使我国的教育主权受到侵犯。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加紧制定关于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的法律、法规。其次，加强审查、监督。有关部门应对合作办学的机构、学校进行审查，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专家、学者对学校的专业、课程、教材进行审查，避免重复办学、低水平办学，同时，还要发动社会力量对参与合作办学的部门进行合理监督，充分保障学校师生的权益不受侵犯。 比较教育论文:浅析传统教育的教师地位与现代远程教育教师地位之比较 论文摘要：无论在传统教育中或是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师都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文章从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师社会地位和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变化论述入手，揭示了传统教育的教师地位与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地位所具有的共性，厦其独特的个性。从而阐明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的社会地位，及其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所应有的支持服务现念和基本素质。 论文关键词：传统教育；现代远程教育；教师地位；个性；共性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可以说，始终伴随着教育活动。教育起源于原始人类为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而旨在使人适应其生存环境，使人从物质性存在向精神性存在不断地超越、发展。对于动物界来说，遗传、环境是决定其生存的两大因素，但对于人类来说，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因素，这就是人类的创新的倾向和技能，而这些又要依靠教育加以引导和强化。其中，教师就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史载，我国夏代已经开始建立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则三代共之。”这里阐明了夏、商、周学校名称的不同称法和作用。 《礼记·文王世子》：“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簖，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箭师学戈，衡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这就是说，凡是教育世子和学士，按四季安排科目。春夏二季教授持干戈的武舞，秋冬两季教授持羽蒋的文舞，都在东序进行。由小乐正教授持干的舞，大胥助教；由篇师教授执戈的舞，篇师丞助教。大胥掌鼓击南乐。春天讽诵诗歌，夏天以诗配弦乐，都由太师传授。在秋天里于瞽宗(殷学名)学礼，由礼官教授。冬天读书，由掌管古籍的官员教授。由此可见，西周的教师是由相应的官员充当，体现了当时“政教合一”的教育特点。 春秋初、中期，很多奴隶主贵族没落为士。这些人由于失去了世袭的特权而流入社会，于是成了历史上第一批出卖知识维持生计的“士”。士除了给统治者出谋划策外，也以自己的知识传授他人换取生活费用，这就使相当一部分“士”承担了教师的职能。而春秋末期逐渐出现的私学，预示着中国教育重心的大迁移，它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标志着中国教育的新模式、新阶段。私学不像官学，隶属于政府机关部门，而具有相应的灵活性和独特性。其经营者并非官吏，而是专门化的教师，是单纯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以教书育人为谋生之道，以造就人才为自己的专业责，因而使“师”区别于历史上旧形态的王官而获得了新的意义。随之，教师成为一种从事教育的特殊职业者，且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苟子·礼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此语不仅表明师是礼之本，而且将师与天、地、君、亲相提并论。又《苟子·修身》：“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这里苟子又把教师作为“正礼”的准绳，使教师的地位超过了礼的本身。 《吕氏春秋》则提出了具体的“尊师”问题。《吕氏春秋·尊师》中有：“生则谨养，谨养之道，养心为贵；死则敬祭，敬祭之术，时节为务。此所以尊师也。治唐圃，疾灌渡，务种树；织葩屦，结置网，捆蒲苇；之田野，力耕耘，事五谷；如山林，入川泽，取鱼鳖，求鸟兽。此所以尊师也。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絮；善调和，务甘肥；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必严肃。此所以尊师也。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这是说，对老师，“生则谨养”，“死则敬祭”。老师的一切生活起居，都在弟子尽职范围。并要求侍奉老师必须和颜悦色，恭谨庄重。对老师所教，必须言听计从，“听从不尽力，命之日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日叛”，认为“说义必称师”、“听从必尽力”才是君子之学。而“背叛之人”，则不得任官交友。可谓把教师的地位推到了至高。这种师道至尊的思想也为汉代“师法”之严作了先导。 汉代官学和私学都很兴盛，学生不断增多。为了提高私学的办学效率，有的经师采取“次相传授”的方式，即先生直接对高业弟子传授知识，再由这类弟子传授给初学弟子。史载董仲舒“下帷讲诵”，有些弟子靠“次相传授”，从未见过老师的面。经学家郑玄拜马融即是这样，竞至三年未见师面。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分学生为“及门弟子”和“著录弟子”(如同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注册生”)两种。前者以直接向先生请益，商讨学术，论辩经义。后者慕大师之名而来，请老师著其姓名，承认他弟子的身份，以后则伺机请教。其“师法”之严可略见一斑。汉王充针对汉代儒生治学，好“褒古毁今”、“信师是古”提出了“距师”，主张破除对教师的迷信。但其“距师”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孑L子门下所以能出现七十二贤人，就是归功于老师的“引而教之”。 汉代至唐代，师道衰微。当时，一般士大夫议论拜师之事，辄“群居而笑之”，人们更“耻学于师”。于是韩愈写下了著名的《师说》，强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苟子以师的地位高于礼，韩愈则以道的地位高于师，这反映出在传播道、礼手段进步后(唐代书籍已可刊印)，师的地位有了变迁；也说明教师的地位在经学衰落、文学勃起后，毕竟再难与先秦、两汉相比。及至宋、元、明、清，教师的地位时起时伏，虽有“九儒十丐”，以及后来的“臭老九”之说，但总体来讲，“尊师”，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定格。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的现代远程教育，导致了全新的教育环境与教学模式。随之，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教师的地位”的改变，引人注目。有人提出，从事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应是由“讲台上的圣人”转变为“路边的向导”，从传统教育中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辅导者。我们说，将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教师定位为“从传统教育中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辅导者”，转变为“路边的向导”，有着一定的道理，但不无偏颇。 在传统的教育中，教师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载体。其教学的设计、实施都是由教师担负完成的。尽管在远程教育中，教育的主体已经从教师个人扩展到了一个教育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有相关的网络教育设计人员、网络教育技术人员和美术设计人员以及网络管理人员等。但教师作为教育主体和教学载体的中心地位没有变化。所以，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教师，首先应是“传授知识者”，其使命仍然是“传道授业解惑”，只不过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其“道”、“业”不同罢了，其“解惑”的手段更加现代化而已。比如西周时期的乡学，其“授业”手段主要是“言传身授”，其授课内容主要是“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种道德规范)、“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种道德行为)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类似现代远程教育所讲的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其次才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辅导者。时至今日，如果把教师定位为如上面《苟子·礼论》、《吕氏春秋·尊师》所言，以及“讲台上的圣人”，显然是不现实的。至于说教师是学生学习的“路边的向导”，也是值得商讨的。在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不仅仅是站在“路边”作“向导”，还应置身其中，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如组织、引导学生进行“网上的相互交流”、“BBS”讨论等。这里所说的“组织者”，也要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教辅人员分开。 这样说来，在现代远程教育中，“严师”是否还有必要?我们说，答案是肯定的。《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其意是说，凡是学习的途径，尊敬教师是最困难的。只有教师得到尊敬，道理、学问才为人所重，道理、学问为人所重，这样百姓才知道尊重知识、学问。这句话强调了尊敬教师的重要性。只有尊敬教师，才能尊重知识、学问，从而学到真正的东西。所以，在现代远程教育中，尊敬教师仍然是学习好知识的重要前提条件。否则也有个“民”(学生)不知“敬学”的问题。反过来说，要想使学生“严师”，教师必须有值得学生尊重的地方。这就要求从事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技术(或者称手段)。 首先，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师要更新教育理念，作学生的良师益友。从“天地君亲师”的传统理念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忠”、“孝”、“敬”。今天虽然没有哪一位教师还拥有这种思想，但是在人们的思想中，“尊师”还是挥之不去的。这就要求，一方面教师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使学生有可尊敬的地方；另一方面必须有丰富的有关方面的知识，使学生有可供学习的内容，以便做好学生的“良师”；同时，还应及时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从学生角度出发，进行换位思考，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以便做好学生的“益友”。《吕氏春秋·诬徒》：“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矣。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从此生矣。”也就是说，把自己和学生放在同一起点，要学生所做的，必可反推及于己身，这样才能“得教之情”，才能称为“善教者”，也才会使“学业彰明”，“道术大行”。所以说，那种不分教育对象如何，一本教案讲终身的做法是万万要不得和行不通的。《孟子·尽心上》：“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这句话是讲教人方法的。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就是没有条件到门直接接受教育的，也会以自身的作为影响那些私下仰慕自己的人。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现代远程教育中的学生看作“私淑”自己的人。生活中，我们对自己从没见过面的某某教授敬仰，是因为他的人格或学识影响了自己。《苟子·劝学》：“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其意是说，学习的途径没有比爱好教师再快速了。这就告诉我们，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教师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影响学生，使他们喜欢自己，以便产生一定的学习动力，从而达到应有的学习效果。 其次，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师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掌握一定的多媒体技术，以便更好地传授知识。现代远程教育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概括起来讲，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专业知识随时更新要快。因为时展变化快，作为教师不仅仅要求自己精通业务，还应捕捉专业发展的前沿信息，以便提高自己的学术理论水平，及时地吸收那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新知识，尤其是对那些变化较大较快的专业知识，更应如此。这里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二是专业知识因人更新要快。现代远程教育的对象绝大部分是成人，而这些人在学习中无疑有着诸多困难。《礼记·学记》上说：“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这就要求教师传授知识时一定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他们的自学为目的。 三是要掌握一定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积极参与课程建设。作为一位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我们说，未必要成为一名多媒体教育技术的专家，但是必要的、基本的、常识性的多媒体技术还是应该了解和掌握的。这样更有利于自己对知识的传播手段有所选择和有效地利用。同时，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积极参与课程建设，不仅有利于教师认识水平的提高、合作意识的增强，而且有利于其专业技能的发展、知识结构的优化和教学方式的转变。 四是要用新知识启发学生。在具体的授课中，无论面授或网上授课，都要注重用新的材料阐明自己的观点，做到深入浅出，不故弄玄虚，并切忌浅人浅出式的庸俗化。另外，结合学生学习的内容，还要经常提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新问题，开展书面讨论或网上讨论，并适当地给以引导，借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便达到学生“好之”、“乐之”的理想效果。从而改变他们被动学习的模式。 五是要有良好的教学支持服务态度，解惑准确、及时。在现代远程教育中，学生由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学习的主体，他们有着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和学习主动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是否便利来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内容和进度。这就要求，教师在充分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同时，还必须能够更多地担负起指导学生的担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信息和学习资源，提供较好的学习方法。另外，要将自己的联络方式(如电话、E—MAIL、BBS网址等)告诉给学生，以便学生在自学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向自己提问。同时，教师对学生提出的知识性问题要认真、及时地进行回答，做到有问必答，力求准确无误。而对于学生提出的带有研究性的问题，要适时进行开导。这种开导主要是向学生提供一些思维方法，重在“导疑”、“导难和“导法”，而不是具体的内容和答案。如果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以良好的心态做到以上几点，那么教师这时得到的回报，无疑是学生的信赖，或者是仰慕。由此，现代远程教育中“严师”风尚的形成，也就不期而至，教师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总之，中国的传统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虽然说从载体到教学方法等均有很大的差异，但总体来讲，还是一脉相承的。其中，教师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传统教育的教师地位与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地位虽具有较大的变化，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但同时也有着不可否认的共性。 比较教育论文:试论现阶段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的比较分析 论文关键词：比较　道德教育目标　教育内容　课程载体 论文摘要：中学生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国民道德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在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通过比较研究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的异同，可以总结出其中一些合理的方面，为我所用，进一步促进我国中学生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日本在中学生的道德教育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通过对比研究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的异同，借鉴与吸收其有益经验，对我国中学生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有重要意义。[1] 一、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方法的比较 （一）中日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方法的共同点 1、两国都高度重视中学生道德教育且针对性强。中日两国都把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作为整个道德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日两国教育部门都开设了相关课程；2、采用多种教育方法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形成道德教育合力为了实现中学生道德教育目标，两国政府与教育部门都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3、注重中学生道德教育的整合化和现代化。所谓中学生的道德教育整合化，是指在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综合多种教育资源，对其进行道德教育，达到提高其道德水平的目的。 （二）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方法的差异 1、中国侧重于正面教育，日本侧重于文化氛围的营造。在中国，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主要侧重于正面的、直接的、正规的教育方法。而日本的中学生道德教育主要侧重文化氛围的营造；2、中国中学生道德教育方法的相对单一和日本的“三位一体”。中国政府与教育部门在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学校教育。而日本的道德教育是在学校、家庭和地域社会三位一体的联携下进行的；3、中国中学生道德教育绩效考核以考试为主，而日本的道德教育绩效是多方面考核相结合。 二、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目标的比较 （一）中国中学生道德教育的目标 我国十分重视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为此在中学阶段开始思想政治课程。2005年，教育部《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规定，中学教育阶段的德育目标是：“教育帮助中学生初步形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学习的理想，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逐步形成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科学意识以及诚实正直、自力更生等心理品质，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和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 （二）日本中学生道德教育的培养目标 日本强调恪守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但也积极的推进民主改革，强化民主教育。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把培养学生成为“面向世界的日本人”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强调以培养完美的人格为目标，人们应当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注重劳动与责任，成为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的国民，使其成为和平国家与社会建设者。 三、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内容的比较 （一）我国中学生的道德教育内容 我国政府一直重视中学生的道德教育，教育内容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而更新。2005年，教育部《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规定，我国中等教育阶段的德育主要内容是：“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开展法制教育，开展青春期卫生知识和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社会公德和劳动技能教育。 （二）日本中学生的道德教育内容 日本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一直强调对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理解与关心，病随着时代的变化补充新的内容。日本中学生的道德教育有以下几个方面：重视个性教育，突出学生主体；重视协作精神，突出群体意识；重视劳动教育，强调道德实践；重视民族传统，善于吸取外来文化；重视人生观教育，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四、日本中学生道德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一）中学生道德教育的重心要转移到培养实践能力上来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产生作用。这种内化过程，需要一定的社会实践作为这些转化的推动力和“催化剂”。日本道德教育有重视实践的传统。中国则不太重视实践性，方法陈旧，缺乏创意。因此，我们中学生德育必须讲究方式，注重无形的教育；同时还应注重德育环境建设，使得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相得益彰，发挥出环境的育人功能。 （二）中学生道德教育应该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道德状况和道德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满足学生现实生活中合理的道德需求。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对德育内容的内化，使学生的主体精神、道德思维和道德判断能力得到提高，又有利于促进学生道德规范的自我建构。 （三）要坚持对中学生的道德教育内容进行继承与创新 我们中学生道德教育内容要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我们在对中学生道德教育内容记性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批判吸收的原则去对待传统与外来道德资源，及时更新道德教育内容。要使德育内容能够与中学生的理解能力与接收能力相适应，要更贴近现实生活，要更满足中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四）要重视中学生道德教育的渗透性，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要重视教育中学生的渗透教育，日本中学设有专门的道德课程不是简单的理论说教，而是采用讨论方式，将德育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这些做法既抓住了教育时机，又让学生们有了深刻的生活感受，能够加深学生对教育内容的理解与消化，实效性非常显著，如同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样难以忘怀。我们要积极借鉴这一方法，增强我国道德教育的时效性。 比较教育论文:试析大学生性与人格教育体系比较研究 [论文摘要]文章主要结合国内外学校性教育的发展历程，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性教育的价值取向、性教育的内容、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我国大学生性教育应坚持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综合性教育观念，加强师资培训及教材建设，创新教学体系，提高我国大学生性教育的实效性。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性教育 人格教育 比较 大学生恋爱问题一直是高校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近年来特别是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同居现象、因性而引发的犯罪现象日益增多，应引起高校教育者的高度重视。2008年1月19日《郑州晚报》以“女大学生杀情人碎尸，悲剧为何发生？”为题报道了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19岁女生张超和男友杀死包养她的大款，张超手持DV把残害、分尸的过程拍摄了下来，她被称为“女版马加爵”。在宣传预防艾滋病的措施中，有的学校安置了避孕套自动售套机，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有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拒绝婚前性行为，同样也使人们议论纷纷。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人才，怎样引导他们在掌握专业知识理论和技能的同时，学习科学的性知识和理论，树立正确的爱情、性价值观念及道德观念不仅有助于保证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主要结合国内外学校性教育的历程，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性教育的价值取向、性教育的内容、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试图为我国大学生性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坚持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综合性教育观念 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瑞典、荷兰以及英国等国家的性教育发展得相对比较成熟，这对我国加强大学生的性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至70年代初。本阶段的性教育是无指导的性教育。它欠缺性教育的知识性与道德伦理的结合，结果是青少年的性活动行为没有得以减少。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的 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许多国家提出了既应关心性知识的传授、也注重性价值观念教育的性教育价值取向。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这一阶段的性教育既可以叫指导的性教育，也称性纯洁教育或禁欲教育。由于性病、艾滋病等疾病的增多，西方的性价值观开始向传统作某种程度的回归。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性教育的高峰期，提出制定宣传“婚前性节制”的基本教育大纲，并且配合推行预防艾滋病大纲。到了20世纪90年代，重视持久地对青少年进行性道德教育。美国第一次性纯洁会议于1997年在华盛顿举行，联合国会通过为性纯洁教育巨额拨款的法案，讨论学校的课程设置。总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性健康危机，美国提出以品格为基础的性教育模式，并于20世纪90 年代开始致力于“以品格为基础的性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前，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一观点，更多的人赞成以人格为基础并以禁欲方式进行性教育。从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80 年代以来，在日本学校采用“性指导”的方式，讲授性科学知识及理论，在日本横滨国大开有“性的比较行动学”“性的心理学”“青年的性”等七个讲座的关于性知识的内容，学校制定的性教育目标是：把性作为人格的基本部分加以综合看待，确立男女平等的正确异性观，促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从而塑造高尚的人格。 综上所述，世界性教育经历了反对性和性自由两个阶段后，养成高尚的性道德、确立正确的性价值观以塑造良好的品格是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性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着两种性教育理念：“安全性教育”和“纯洁性教育”。“安全性教育”是以避孕措施为基点的性教育。这种观点在我国高校主要表现为生理学取向、心理学取向和社会学取向。“纯洁性教育”认为在性教育中不只是让青少年掌握性知识，重要的是确立健康的性道德观，规范其性行为。把性教育与健全人格培养结合起来，对于青少年而言，性的核心问题就是自尊、自我控制和责任心的问题。对大学生进行综合性知识教育，培养健全的人格，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贞节观，避免婚前与婚外性行为；确立正确的性道德观，对性行为负责任的态度。 二、重视对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的性与人格教育 国外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性教育的内容安排。世界上第一个进行青春期性教育的瑞典，1942年开始在义务制学校中对7岁以上的少年儿童进行性教育，青春期性教育已经开展了半个多世纪。瑞典大学生性教育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其教育效果也是最好的。如瑞典高校设立了性教育与咨询机构、制定性教育指导纲要及相应的法律法规。1973 年全美114所医学院校中有110所开设性教育课程。可以说，国外的性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大学生也不例外。 我国的性教育起步比较晚，新中国成立后从禁闭、兴起到目前的发展时期，值得我们欣慰。第一个阶段是性教育的禁闭时期（1949～1977年）。此时，青春期性教育没有被列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议事日程中。所以，学校很少把性教育当作教育的任务。第二个阶段是性教育的兴起时期（1978～1987年）。此时，社会各界开始转变陈旧的性观念，逐步迈出性教育的禁区。1979年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中小学卫生工作的规定》里提出了加强青春期教育。第三个阶段是性教育的发展时期（1988年至今）。1988年原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会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青春期性伦理等教育是青春期性教育的主要内容。性伦理等教育是青少年性教育中较难但又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性伦理观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核心。因此，中小学青春期教育在全国范围展开；大学生性教育更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遗憾的是，国家、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关于大学生性教育方面虽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但收效甚微，大学生没有受过系统的、规范的性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生的性教育状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比较理想的爱情教育、20世纪90年代艰难探索的性教育后，进入新世纪的性教育正走向人性化与法制化。 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性教育的开展还处于探索之中，没有在大学普及性教育。数据表明，大学生性安全和性病预防知识严重不足。知道意外怀孕和性病预防的最高不超过50%，不知道的比例，最高为55%。因此自我保护意识差，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女大学生。由于生理与心理的不平衡发展，大学生产生了各种不健康心理及众多的性心理障碍和疾病，例如性角色困扰、对手淫的恐惧等。有的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学习及工作；严重的导致走向了性犯罪。在作者开设的“大学生性与人格教育”公选课的调查中，100%的学生认为课程开设很有必要，希望得到老师系统的指导。多数学生表示渴望学习性生理心理知识。因此对大学生开展系统的性教育是必要且重要的，同时应加强对女大学生的性教育尤其是“母性”教育。 三、构建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大学生性教育内容体系 从国外性教育来看，表现出内容丰富、形式与方法多样化的特点。例如瑞典1955 年把性教育课列为必修课，性教育的理想目标是恰当地习得人类生理、精神、社会方面的知识，促使青少年在性观念、性行为以及家庭等方面有能力做出人格与社会责任的选择，通过价值标准的发展而获得社会关系的满足与责任。性教育的课程由1975年前关注于生理教育，逐渐增补了性道德、性伦理、性评价等信息，主要内容有生理、心理、社会、人际关系、责任选择及性行为的感情、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性教育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1991年的一项全国性课程大纲研究报告指出，高校性教育内容包括性知识、性价值观、两性间的交往技能、责任心四方面。 我国香港教育署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出青春期性教育，其采取比较含蓄的性教育方式，主张在学校不设立独立的性教育课程。性教育的内容既包括性生理知识也包含性价值观的教育。性教育的目标是教育学生具有开明和负责任的性态度，塑造良好的自我意识，真正体会人生的价值，建立正确的性伦理道德观，正确处理性问题。我国台湾性教育在师资培训、课程教材建设以及教学方法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除了在健康教育课程中更多地讲授性教育内容外并努力将性教育发展成为一门单独的课程。老师利用班会等课余时间和学生共同讨论性教育问题。台湾学者认为，性教育除了讲授性的知识外，更为重要的是养成正确的态度和确保健康行为的实践。因此，性教育应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至于性教育的形式，应采用学生辩论、个案研究、心理剧等。总之，要鼓励学生人人参与教学活动。 我国大学生性教育的内容和组织形式不够系统和完善。性教育内容不系统、不深刻，没有统一的性教育必修课程设置，其内容只是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的一个章节，着重于生理卫生或性道德方面的知识，也有在此基础上增设的有关恋爱、婚姻家庭方面的知识，但是人格教育、价值观及法律知识过少。因此，性教育形式单一化，主要采取讲授的方法，学生的积极性不高。实际上性教育不仅仅是伦理道德知识的教育，更应是生理、心理、伦理和法律等的健全人格教育。 因此，性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从性生理心理知识、性道德、性法律等方面展开，并以性道德和性价值观教育为核心，积极构建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大学生性教育内容体系：以追求真爱为核心，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以责任意识为根本，完善大学生的道德人格；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培育大学生的法律人格。加强性教育的教材建设。在作者主编的《大学生性与人格教育》教材中， 课程内容设计方面，宏观上从性生理学、性心理学、性伦理学、性教育学、性法学等多个方面，科学地构建起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大学生性教育知识和理论体系。微观上解决大学生恋爱婚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大学生健康成长。本书分两大部分：上篇主要介绍和研究性生理性心理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是大学生性教育的基础。下篇主要研究性伦理性法律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大学生性教育的重点。全书包括大学生爱情心理概述、青春期性生理发育与性问题、性传播疾病与性健康、性心理发展与健康教育、恋爱与择偶、性革命述评、性的伦理道德概述、性道德规范、性自主权与婚姻自主权、性结合法、夫妻关系法、性离异法、性违法与性犯罪共十三章内容。教学中应采取课堂讲授、学生参与讨论、案例分析等灵活的教学方法。总而言之，要教育学生关注自身的情感和人格发展，人人参与教学活动，提高教学的实效性，确保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四、积极发挥性与人格教育的综合力量 美国于1912年就决定培养专门的性教育师资力量，并且有明确的性教育师资的选择和培训标准。我国台湾组织建立了“家庭生活与性教育中心”，指导一支专业队伍进行性教育的教学、科研、培训、咨询等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效果。然而我国大陆高校性教育师资力量的匮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高校性教育存在着师资力量的不足。据作者掌握的情况，大部分学生性知识的来源渠道是书摊杂志、电影、电视、同学等。据人民网报道：大学生6成靠夜谈获性知识，3成未婚先有性。一半人对学校性教育不满。多数学校健康教育课由保健医师、医生或随时抽取其他任课教师进行讲授，教学效果也无人关注。因此，应加强高校性教育师资的培训工作，保证性教育科学正规地开展。 大学生的性教育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密切配合。因为家庭是性教育的基础，学校是性教育的关键，而社会是性教育的大环境。家庭性道德观直接影响着青少年性道德的形成和性行为的选择。尤其是家庭环境、父母的观以及父母对待家庭和婚姻的态度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及深远的影响。因此，学校教育必须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近年来，国际上通常采用的青春期性教育方法和比较成功的模式包括瑞典、荷兰的早期学校性教育，源于澳大利亚并流行于英美等国的“同伴教育”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倡导的“ABC”性教育活动等。性教育需要社会、家庭和学校三方面密切配合，其中学校必须建立起一个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才能有效地实施性教育，达到性教育的目的，从而有效地解决大学生的恋爱及各种性问题。因此建议：建立一支业务精良的高素质专家教师队伍。开设“大学生性与人格教育”或“情爱与人格”等通识课程。发挥学校心理咨询的优势；高等学校的学生辅导员、班主任等应切实关心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加强同伴教育的培训等工作，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要解决大学生的性教育问题，就必须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发挥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正面积极影响。 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更替的特殊时期，对正处在青春期的大学生开展有中国特色的性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之一。由于我国中学性教育的效果不明显，对大学生进行性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在性教育中应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对大学生进行性教育应与健全人格教育结合起来，主要从性生理心理、性伦理、性法律等方面展开，积极构建适合大学生健康发展的性与人格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培训，并应当努力探讨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的高校性教育模式。

小学科学论文: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环保意识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环保意识 探究式学习 小课题研究 论文摘要：在世界十大环境问题中，中国所起的反面作用是那么令人瞩目。水资源危机，作为世界21个贫水国之一的中国，全国600多座城市中，缺水的就有300多座； 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每年至少有50亿吨沃土付之东流；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已包围了我国三分之二的城市；…… 这一切都源于人们缺乏环境意识，没有良好的环保行为、环保习惯。 在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培养小学生环保意识的有效措施 （一）强烈的环保意识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之上，充分挖掘科学教材中能够进行环保意识培养的内容。 1、从学科的内容和特点来讲，小学科学课与环保教育有着更多的共性，其内容丰富、知识面广。 2、充分挖掘其中的环境保护的内容，运用探究式学习方式，有效培养小学生的环保意识 （二）积极利用目前社会上空前高涨的环保气氛，大力宣传环保的意义 1、结合环保热点问题激发小学生“学环保、讲环保”的动机 2、结合有关环境的纪念日，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 3、联系生活实际，强化环保意识 （三）在“学生的小课题研究”的活动中进行环保教育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各种污染物对环境、对人类健康、社会发展的危害，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已成为全球人的共同呼声。2001年7月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北京提出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举办理念。绿色奥运，就是将环境保护作为奥运设施规划和建设的首要条件。 但是在世界十大环境问题中，中国所起的反面作用是那么令人瞩目——全世界三大酸雨区，其中之一就在我国的长江以南地区，而全国酸雨面积占国土资源的30%；水资源危机，作为世界21个贫水国之一的中国，全国600多座城市中，缺水的就有300多座；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每年至少有50亿吨沃土付之东流；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已包围了我国三分之二的城市；大气污染已使我国600多座城市的大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不到1%。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已占我国国民生产总产值的10%…… 这一切都源于人们缺乏环境意识，没有良好的环保行为、环保习惯。2007年9月，我对月苑一小中高年级的学生以及学校的大部分教师进行了有关环境保护知识的问卷调查，并对问卷进行了分析、研究。 一.小学生环境意识现状 (1)目前小学生的环境意识尚处于浅绿层。环保界对环保意识划分为浅绿层(关注环境卫生、绿化等身边的具体事)、中绿层(关注环境污染、噪音污染等恶化环境因素的解决)和深绿层(侧重于关注难以逆转的生态环境，包括水资源问题、土地荒漠化问题和生物多样性等)三个层次。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大多数的小学生环境知识较少，他们只是对日常生活型环境问题有所认识，而对环境污染的原因、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问题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这表明，他们的环境意识尚处于浅绿层，这需要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改变现状。 (2)部分小学生存在消极从众心理，自觉遵守环境道德的主动性不强，环境意识淡薄。消极从众心理是指个体在群体压力下，放弃自己正确的环境认识和积极的环境态度，采取与群体一致的行为，这些行为多数体现在破坏生态与污染环境上。 由于学生长期生活在群体环境中，周围人群的言行对个体的影响很大，比如在校园里，看见地面上痰迹斑斑，明明知道不应该随地吐痰，但是为了图方便，趁人不注意，随地吐痰；手里攥着一张废纸，走了一段路也没发现垃圾桶，看到草坪上有垃圾，随手就扔掉了；在脏乱不堪的教室，你会把自己的垃圾自觉送到垃圾桶里吗?大多数人是不会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知道这样做不对，他们还是这样做了，他们不愿意让别人视为异类，他们也不愿意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别人，最后，使我们的社会环境受到了污染。人们对经济利益急功近利的追求，对环境污染没有切实的感受，使得大多数学生对环境问题缺乏深层次的理解，致使学生对身边的环境问题关注较少，很少主动地保护环境，思考环境污染问题。 二.小学生环保意识淡薄的成因分析 （一)社会的原因 学校所教与社会现实所表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例如，老师教学生要集中处理或带到垃圾堆再扔垃圾，而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给学生的示范却是随地可扔、随手可扔，并不会受到社会谴责或处罚。由此可见，全民环境意识不强，直接影响学生环保意识的培养，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就很薄弱、不系统的学校环境教育。 (二)学校教育的原因 缺乏对小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的正确认识，一些职能部门和有关领导、教师认识不到位。小学的环境教育还没有制度化，没有统一的环境教育教学大纲和教材，缺乏对环境教育应有的重视，甚至有的学校目前还没有开设环境教育课程。小学环境教育缺乏专职教师，大多数教师在环保知识、环境技能和环保法规方面未接受系统的培训，环境教育的师资培训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和机制，师资的缺乏已经影响到了环境教育工作的大范围开展。小学的环保教育与学科教学未能很好结合起来。 (三)家庭原因 家长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子女，正确的言传身教会起到榜样作用。如果父母做的与学校所教的不一样，则会削弱学校环境教育的效果，甚至还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学生在学校接受环保意识教育，而回到家看到的是家长对水、电的浪费，为方便使用一次性用品等。 三、培养小学生环保意识的有效措施 1996年 12月，国家环保局、、国家教委联合制定《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1996—2010)，《纲要》指出:“要根据大、中、小学的不同特点开展环境教育，使环境教育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学科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环保教育同样也离不了这块主阵地。在当前的课程改革中，教育部在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各相关学科的设计中都渗透了环境教育内容。 （一）强烈的环保意识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之上，充分挖掘科学教材中能够进行环保意识培养的内容 在小学各门学科中，科学课与环境教育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密切的。《科学课程标准》中的总目标有这样一段论述：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中也指出：珍爱并善待周围环境的自然生物，初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小学科学中的生命世界、地球与宇宙都是与人类紧密相联系，因此，在科学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积极挖掘教材内容，有机渗透环境教育，让学生幼小的生命在学科课堂学习中浸染绿色。 1、从学科的内容和特点来讲，小学科学课与环保教育有着更多的共性，其内容丰富、知识面广。 （1）智能教育内容 教材以大量的篇幅讲述社会、经济、生态的持续发展，资源的持续利用；阐述环境问题的现状、起因与解决办法，揭示人与自然互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如六下第四单元的《共同的家园》、五下第四单元《岩石和矿物》、三上第二单元《我眼里的生命世界》…… （2）道德教育内容 教材告诉我们，自然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环境对废弃物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对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开采，对环境的任意污染与破坏，必然受到自然界的惩罚，通过破坏环境来侵犯他人的利益，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必将受到社会的谴责，从而明确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树立 “保护环境光荣，破坏环境可耻”，“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新型环境道德观念。如四上第一单元《我们周围的空气》、六下第五单元的《神奇的能量》…… （3）行为教育内容 要求学生成为大自然的优秀管理员，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讲究环境卫生，节约用水用电，收集废纸废铁，爱护花草树木，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积极主动参加环保宣传教育活动，投身于环保事业。如三上第四单元的《它们是什么做的》；三下第一单元《土壤与生命》、六下第二单元的《遗传与变异》…… 因此，结合小学科学课教学向学生进行环保教育，比其它学科有着更为有利的条件。 2、充分挖掘其中的环境保护的内容，运用探究式学习方式，有效培养小学生的环保意识 科学教材中，涉及环保教育的内容比较多，反映了环境和环保问题的方方面面，在教学这些内容时，要求教师对知识讲深讲透，同时还要注意适当延伸拓展，达到重点教育的目的。 （1）把科学知识与周围看得见、摸得着的环境紧密联系起来。 如在学习《关心天气》这一单元，要求学生根据自身的感受，分析冷热、刮风、下雨等现象，特别是经常影响本地的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使学生们知道这些主要是由自然原因产生的环境问题，人类只有认识自然规律，趋利避害，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课堂上巧妙穿插环保知识渗透环保意识。 科学课堂教学中，运用探究式的学习方式，教师不给出固定格式的结论，而是由教师指导学生通过搜集、阅读文字资料，实地调查问题现状等学习活动，使学生自己得出恰当的结论。学生自己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各种各样，也可能是比较一致的，教师要根据一定的科学原理引导学生讨论所得结论的合理性，但不必统一到教师事先准备的结论上。因为环境问题本来就有多种解答方法，学生在课余到图书馆、阅览室、信息部门去搜集信息、查找资料、调查研究等。运用探究式学习方式培养小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对学生进行如何利用信息资源来学习和探索的过程。 科学课毕竟不是环保课，教师在教学中切忌一味地单纯宣传环保。教师只能在围绕教学目标、抓住教学重点的前提下，巧妙的渗透环保内容，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去领悟、体会，自觉地成为环保的宣传者和参与者。 如三下第二单元第三课《植物和我们》就可以选择“植物对人类的作用”这一知识点，作为进行环保教育的切入点。运用了“情景体验法”， 大量过度放牧、乱砍滥伐、土地沙漠化的图片，长江中下游洪水、过度使用一次性筷子等视频资料，通过触目惊心的数据、图片， 让学生从反面深刻地体验到植树造林让人们受益非浅，迫坏自然生态环境必定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事实胜于雄辩”，残酷的现实情景再现，具有很大的说服力，最后在学生的思维达到最高潮时，让学生亲自动手设计保护植物宣传画，培养学生爱护植物的情感。 又如四上第三单元《奇妙的声音》的最后一课，我选择“噪声的危害”这一知识点，作为为了让同学们切实感受到噪声是一种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很不利，课前我录了大街上各种噪声，有汽车的鸣笛声，人们的喧哗声，并用电脑进行了处理，加入了电锯刺耳的剧木声，机器的轰鸣声，小贩叫卖声。当讲到美妙的声音能让我们感受到舒服时，播放了一段优美的钢琴曲。同学们在优美的旋律中，听着，享受着，这时孩子们都沉浸在欢乐愉快的氛围中，几个有点音乐特长的同学还用手指在桌上模拟着弹起了钢琴。但听着听着，我又把音乐换成了录制好的噪声，不绝于耳的叫卖声，各种汽车的鸣笛声，工地里机器的轰鸣声……这时再看他们的表情，意外，惊恐，并纷纷用手捂住耳朵，多数同学显得烦躁不安。我及时关掉播放器等同学们安静一会后，抓住时机讲解噪声的危害：同学们刚才听到的这些嘈杂的声音就是噪声，噪声也是一种环境污染，如果人们长期生活在这种噪声很大的环境中，不但会心情烦躁，休息不好，还会导致听力下降，甚至会神经衰弱。为了使我们的学习环境不受到噪声的危害，为了我们每个同学的身心健康，请同学们以后在教室内、电影院内等公共场所控制自己的声音。从他们赞许的目光可以看出环境保护的种子已经播撤在他们的心田。 （3）结合实践操作，增加感性知识，深化环保知识的学习。 如在学习《土壤与生命》这一单元时，我们可以让学生亲手做肥料袋，种植植物等，学生不但获得环保的技能知识，而且在亲身的感受中潜移默化地提高了环保意识。 科学教材安排了大量的与环境教育有关的内容。如《植物的一生》、《它们怎样延续后代》、《生命之源——水》、《我们周围的空气》、《我眼里的生命世界》、《奇妙的声音王国》等等。可以说几乎每个单元都能挖掘出关于环境教育的内容，但这些环境教育的内容，多是以潜在的形式蕴含在科学知识之中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深入钻研教材，充分利用教材中提供的具体内容选准知识点，灵活机动地进行渗透。通过环保内容的渗透，让学生懂得每种动植物（包括人类）都需要一定的生态环境，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尊重生命的多样性和大自然的规律性。让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清新。使祖国大地生机盎然、繁荣富强。 （二）积极利用目前社会上空前高涨的环保气氛，大力宣传环保的意义 1、结合环保热点问题激发小学生“学环保、讲环保”的动机 2001年7月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北京提出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举办理念。2008年6月1 日，我国将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发扬重拾菜篮或者使用其它环保节约的替代品。2007年1月，南京市环境保护局制订了三年绿色公交行动计划，通过三年时间，做到基本消除城区内公交车严重冒黑烟和超标排放现象；50%的公交车以天然气为燃料；80%以上车辆排放水平达到“欧II”标准以上。还有能源短缺体验、绿色照明推广。 结合2007年9月，科技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科协、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联合制定的《节能减排全民科技行动方案》。对此类身边深有感受的一些事例，学生既能思考又能理解，不但理解了政府政策导向，而且对有关水文、气候、工农业生产等知识有了较深理解，有效地接受了环境教育。 2、结合有关环境的纪念日，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 每年有关环境保护的纪念日有不少，如2月2日世界湿地日；3月9日中国保护母亲河日；3月12日植树节3月22日世界水日 ；3月23日世界气象日 ；4月7日世界卫生日 ；5月31日世界无烟日 ；6.5世界环境日 ；6月17日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6月25日中国土地日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 ；9月22日世界无车日；10月4日，世界动物日；10月16日 世界粮食日；10月26日环卫工人节 ；12月29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纪念日，有意识、有计划地开展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强化学生的环保意识。如3月 12日植树节，带领学生参加植树活动，学生实现了参与环境保护的愿望，在劳动中提高了环保意识，也深化了课本上有关知识的学习。6月5日世界环境日，开展保护环境热爱家园等主题的演讲活动，对身边环境问题的调查、研讨认证，得出一些合理的改进措施和方法，再进行广泛宣传，培养他们的全球观念，使他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投身于环保事业。 3、联系生活实际，强化环保意识 在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破坏环境的事例，如向大海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甚至随地小便，想必我们的学生不可能没见过这些不文明现象，教师都可以把这些插入到课堂中，并展示实地拍摄照片，交流这些现象对人类自身造成的危害，并让他们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为环境保护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生活中有许多保护环境和破坏环境的现象，但学生不太明白，比如集市上买卖蛇，上树捉鸟……这些学生司空见惯的现象，他们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不会破坏环境。我们可以围绕这些现象开展谈论，在谈论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善于发现，仔细分析，才能分辨是与非。 （三）在“学生的小课题研究”的活动中进行环保教育 “学生的小课题研究”是一种很好的实践活动，它着眼于学生把学习过程中发现、探索、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我们可以在各中队组织开展环保小课题的研究，让全体少先队员在研究的情境中，亲自实践，获取直接经验，让学生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提高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 我们组织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小课题研究： 一年级的学生我们开展：1、乱扔垃圾的危害；2、铅笔与环境保护…… 二年级的学生我们开展：1、树木的本领；2、马路上废气危害知多少；3、怎样节约水资源；4、我家附近的河流…… 三年级的学生我们开展：1、校园里的绿化环境；2、影响校园美的行为有哪些； 3、废弃垃圾的处理；4、防止废电池污染；5、白色污染的害处…… 四年级的学生我们开展：1、关于污染河流的调查；2、影响天空变蓝的因素； 3、噪音的危害；4、绿化环境破坏后造成的后果…… 五年级的学生我们开展：1、菜场卫生情况对比调查；2、秦淮河水污染的主要原因以及现状； 3、水资源浪费情况的调查以及处理措施研究；4、改善环境我们能做什么…… 六年级的学生我们开展： 1、环境污染的后果； 2、哪些疾病与环境污染有关；3、家庭环境污染主要有哪些； 4、工业废水流到哪去了…… 通过系列有关环保的学生小课题的研究开展，培养学生环保意识，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自觉保护自然资源，从小养成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 通过有关环保系列小课题的研究开展，形成符合小学生实际的环境教育实施目标，总目标：关心；知识；态度；能力；参与。 关心，即要深化个人对社会总体环境问题的关心，并对其具有一定的感受性；知识即个人对社会总体环境及其存在的问题有基本的理解；态度即要明确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具有保护和改变环境的坚强意志；能力即要掌握解决环境问题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参与即能为解决个人和社会的环境问题而采取适当的行动，深化对环境问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分目标： 一年级：1、认识校园的花木及周边的小动物（3种以上）； 2、不乱扔垃圾，在老师的帮助下整理教室卫生。 二年级：1、观察一些花木的生活习性； 2、了解水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三年级：1、大自然去观光游览，做到爱护花木，并能注意饮食的健康； 2、主动参与学校的“变腰行动”（即见地上有纸等垃圾能主动捡起）。 四年级：1、掌握初步的环保知识、了解河流与湖泊； 2、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懂得爱护劳动成果，积极参与学校的垃圾回收。 五年级：1、掌握基本的环保知识，能体验生活中的美，主动深化、美化校园，学会垃圾分类； 2、了解生物知识、生态平衡、环境的保护，积极参与环保宣传活动。 六年级：1、有较强的环境生活意识，初步辨别那些是环保，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 2、了解地球与人类密切关系，积极参与环保实践活动。 学生通过了一系列环保小课题的开展研究，学们对环保有了更深的认识，不仅加强了回收再利用的理念，还能积极参加环保征文活动。学生撰写的科学小论文《关于废旧电池回收现状调查与研究》、《南京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为什么脏雪融化得快》、《电动车的利与弊》、《融雪剂的利与弊》……多次在省、市小学生环保论文比赛中获奖。通过参观考察和社会调查，在进行环境保护教育的同时，也增强和提高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因此，在科学课中利用教材，有机地将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结合起来、全员参与与重点辅导相结合，让学生多参与、多观察、多思考、多实践 ，从自我做起 ，成为环保活动的参与者、实践者，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创新，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创新能力。综上所述，环境保护教育，只有上下一致，通力合作，从小抓起，从我做起，使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树立起强烈的环境意识，人人爱护环境、保护环境、防止环境污染，才能创建一个美好的劳动生活环境，才能拥有一个充满生机的地球。 小学科学论文:中美两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理念的比较 内容提要：当今，中关两国的科学教育在目标上都既重视面向全体，又重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但在课程实施的理念方面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课程的综合性、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科学概念的推理方式、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理论与实践孰轻孰重、评价方式等方面。这也是我国中小学科学课程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关键词：中美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目标；科学教育理念 当今，中美两国都意识到对青少年进行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并且都制定了科学教育目标及实施标准。美国于1989年2月发表了《2061计划》，其中第一份报告的标题就是《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报告对学生经过从幼儿园直到高中毕业(K-12)这13年的学习之后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科学素质作了全面的描述。为使这些目标不至于落空，有关人士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花4年多的时间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科学教育标准，即《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atndads,NSES)。标准所规定的学校科学教育目标强调了让学生因认识自然而“产生充实感和兴奋感”，“恰当运用科学方法和原理”，“具有良好科学素质”。标准制定的首要原则是“科学是面向所有学生的”、“不问其年龄、性别、文化背景或族裔背景，不论他们有何残疾、有何志向，也不管他们对学科学怀有什么兴趣、受到了什么激励，都应该有机会接受科学教育，以使自己具有高度民主的科学素养。”川 1994年，美国出版的一部教科书——《中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方法》指出，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宗旨是为学生提供如下机会：批判性的思考和探究性的实践能力；发展有助于理解生物的和物质环境的概念；发展作为民主社会公民所必需的科学态度与技能；在科学教学中教师有很多机会鼓励学生的好奇心并以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激励他们去研究。 随着全球科学教育的改革，我国的科学教育目标与原来的《自然》课程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我国新小学科学教育的总目标是：通过科学课程的学习，知道与周围常见事物有关的浅显的科学知识，并能应用于日常生活，逐渐养成科学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尝试应用于科学研究活动，逐步学会科学地看问题、想问题；保持和发展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形成大胆想象、尊重证据、敢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和爱科学、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积极参与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关心科技新发展。不论我国的小学科学教育目标，还是中学科学教育目标，都注重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生的素质，强调让学生经历科学、体验科学、理解科学，也就是让学生像科学家那样进行科学研究活动……从新科学目标上看，我国与美国差距不大，但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科学教育的理念上： 1．课程的综合性 在美国，中小学科学教育早就是综合性的。至少从 20世纪60年代课程改革以来，美国科学课程的整合就已开始，其改革的方式不是增加科学课程的数量，而是对科学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这不仅出于减少课程数量的考虑，也反映了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即“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主要的概念变得更加统一”。这是当今科学技术的整合性对科学教育的必然要求。与美国不同，我国中学科学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分科教学，而且从小学到中学的科学课程普遍偏难。以我国当前的中学理科为例，课程门类、教材内容多，学生负担过重；知识体系以分科为特征，各自为政，割裂了本来完整统一的客观世界；从价值观上看，分科课程实际上只是为少数未来科学精英准备的，不能一味地为精英而牺牲大多数。因而，课程的综合化问题越来越成为改革所关注的焦点。我国小学科学教学虽是综合性的，但科学教师大多数都是主课(语文、数学)教师被淘汰的或兼任的，普遍缺乏综合科学素质的训练，而且小学科学教育至今尚未真正受到重视。 2．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科学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就是以教师的讲解和提问为主，复习与重复性练习是教师用来控制和巩固课堂教学的主要手段；学生要反复练习以便能熟练解答与考试相似的问题。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擅长背诵公式和解答纸面上的问题，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教师的权威和考试的压力使得学生缺乏怀疑精神和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教育界虽大力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提倡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这种理念在“应试教育”的环境里很难得到贯彻。而美国中小学科学课完全以学生为中心，表现在美国的教师更加重视学生的兴趣、个性和创造性。他们的教学方式很随意，教师在课堂上十分幽默，教学中穿插科学故事，运用大量的身体语言，等等。在师生关系方面，美国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很随意，他们鼓励学生成为与他们平等的人，允许学生怀疑、提问、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比较而言，在中国，科学教学是件严肃的、按部就班的事。如有文章报道，“美国科学教育协会代表团，在上海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听了一节特级教师的物理课，其教学内容精当、目标明确、节奏紧凑、学生活动充分，教师的提问都是精心设计的，学生的回答也都是清晰明了的。按传统的评价，这堂课真是天衣无缝子。可是美国代表团成员却说，课堂上都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既然学生都已能回答了，为什么还要上课呢?上课应该是学生有问题，学生提问，教师回答，师生共同讨论……”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呢?这里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教育观念。中国传统的衡量教学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没问题、“全都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而美国衡量教学的标准是，将没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有问题，假如学生提的问题连教师都回答不了，那才是成功的。所以，美国的学生年级越高，越富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 3．科学概念的推理方式 演绎推理是我国科学教学的主要方法。教师首先一步步地提出概念或理论，然后运用教材上的例题阐明这些概念或理论。在教基本理论和概念时，教师必须做到“正确”、“严谨”和“详细”。美国科学教师倾向于在科学教学中采用归纳推理的方法。他们引导学生从观察具体的实际事物开始，逐步逼近概念和理论。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发展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要求学生参加动手操作的活动，有些教师甚至引导学生做真正的科学实验研究。一位访美学者说：“教师给学生提供不同的设计题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背景选择课题。然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整个的项目研究——查阅文献、进行调查、收集与分析资料、检验假设、撰写并提交研究报告。”通过这种教学，学生对科研过程了解透彻，从而逐步掌握科研的方法并形成科学的精神，而我国的学生没有或很少有这样的训练。 4．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 在我国，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因为他们从上学时起就围绕着教师、教材和考试转。听课、做笔记、背诵、做练习是大多数学生的主要学习策略。他们都是按教师设计好的内容和方式去学习，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学习的基本科学知识通过螺旋式的课程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反反复复。因此，一般而言，我国学生在基本科学知识的掌握上比较扎实。这样一来，我国的传统教学造就了一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目前，我国的中小学生乃至大学生思想活跃，敢想敢干，但想象力和创造力差，多数学生很少有问题意识。尽管教师越来越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及问题意识，但大多仍局限在“教师提问，学生回答”这种语言交流活动中，教师没有着意培养学生主动的问题意识。当学生要提问时，得先举手，然后站起来问老师，这就制约了许多学生提问。一位学者这样评论我国的科学教学：“在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咀嚼’知识，像喂他们吃饭一样地灌输给他们，学生惟一要做的就是吞下知识。即使在做实验时，教师和实验室助手常常为学生准备好一切，而学生所要做的只是打开或关闭开关!结果，大多数学生都非常依赖老师。”而美国学生是主动学习的，老师在课堂上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学生提问不需要得到教师的允许，也不需要站起来，他们往往问得很多。在实验教学时，学生通常有机会自己准备设备和材料，并独立进行实验。教师还要求他们撰写实验报告并向全班同学汇报。显然，美国的学生在学习上比我国的学生更加主动，更为独立，更具有创造性。 5．理论与实践孰轻孰重 我国曾有访美学者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中美两国学校里的重要问题。”然而，焦点是不同的。在我国的科学课堂上，过分强调理论的学习，演示与实验活动却常常被忽视。正如我国一位学者所说：“中国科学教师只要能够用语言把问题解释清楚，他们就不会去动手，而美国学校则更加强调实践。”就对待实验和动手操作的目的而言，中美两国中小学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一位访美学者作了如下的比较：“在中国，动手操作实践是为了证明课本上的理论和结果。学生只需用相同的方法和仪器，做相同的实验，并期望得出相同的结果。然而，在美国，动手操作活动的目的是发现课本上以及课本外的理论和结果。因此，学生受到鼓励进行不同的实验，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并得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结论。”美国的科学教师注重动手操作，只要能够通过动手操作阐明的理论，教师就不会用语言去解说。美国中小学科学教学的演示和实验活动有3个特点：①所用的设备和材料并不奢侈、昂贵，大多是一些简单而又便宜的；许多仪器是教师自己利用日常家庭用品制作的。②由于动手操作与日常生活情境相联系，既生动活泼又切合实际。③大量使用计算机。 一位访美学者这样描述了他所观摩的一堂高中化学课：“在学习新课时，教师并不像中国教师那样先讲授，而是把学生分成小组，带领他们进行实验活动。学生自己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下来，并作出分析。做完实验后，学生再阅读教科书，查阅有关的参考资料。他们各自得出自己的初步结论，然后与小组的其他同学分享彼此的实验结果。最后，教师花一点时间总结实验并提出理论。这样，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得到了培养。”另一位访美学者对生物实验课作了如下的比较：“中国的生物实验课总是在教师讲课之后进行。首先，教师详细地向学生解释实验的目的、要求、方法和设备。然后，学生像照着烹饪书做菜一样做实验。他们不知道实验的所以然。而在美国的生物教学中，实验经常是在教师讲课之前进行的。在实验手册上，投有关于实验的详细解释，而是一系列问题。教师促使学生理解这些问题，然后，学生自己独立地做实验。他们必须积极地思考、阅读、设计、观察、记录，并得出结论。显然，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比较中美两国中小学的科学实验课，访美学者发现，“中国学生的动手操作活动是试验性的，而美国学生的动手操作活动是探索性的。”这值得我们深思。 6．评价方式 由于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及考试制度的束缚，教师和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强调的是常模参照评价(全班按分数排队，比较强弱胜负)。这种竞争性的评价是有局限性的。它把是否“成功”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惟一标准，脱离了大多数学生的实际。这种评价方式，只有少数学生能得到好名次，并取得分数意义上的“成功”，而大多数学生则注定是学习的失败者。这不利于大多数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结果是学生的家庭作业负担过重，考试的压力过大，致使许多学生精疲力竭，丧失了学习的兴趣。所谓“高分低能”现象主要就是由这种被动、封闭的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造成的。而美国对学生科学课程的评价主要看重创新能力。我国有些高才生到美国去读大学或研究生，学习很努力、认真，若老师讲了六个要点，考试时他们决不会改变一个。在我国这样的试卷自然得满分，可在美国一般只能得C等，而有些学生只写了一两个要点就能得A等。我们的学生不理解，老师的回答是值得回味的，“你答的六个要点都是我讲过的，我讲过了你还说它干什么?我讲过的六点，那是我思考的，是已经有的六种可能性或解决问题的六种方法。有的学生虽然只写了一两个要点，但那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或通过其他资料获得的，有创建性。我讲课的目的，就在于启发大家通过我讲的六个要点形成你们自己的思考，得出你们自己的答案。” 由此可见，多年来，造成我国学生高分低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上的科学教育理念。因此，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观念亟待更新。首先，要更新我国科学课程中的不足：科学课程过分注重学科的逻辑性，忽视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联系；我国科学课程带有精英主义的性质，不利于科学的普及。其次，科学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加强科研过程和方法的训练，确立探究式的科学教学模式；突出动手操作，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等。这都是我国科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小学科学论文:浅析“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与思考 【论文关键词】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　历史回顾　课程体系　课程构建 【论文摘要】“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的课程建设是当前高师小学科学教育人才培养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根据课程名称与研究层次的变化，把“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划分为小学理科教授法孕育于教育学之中时期、小学自然教学法研究的独立起步时期、小学自然教材与教法研究受到冲击的时期、小学科学教育研究的重要发展期、当前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深化改革期。对“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课程体系的构建，要充分考虑学术性与师范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加强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教材的编写，改革课堂教学方式，改变对师范生的评价，积极开发与利用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的课程资源，以推动“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规范化建设，使之逐渐走向成熟。 高师小学教育专业开设的“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课程，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特点，其建设与实施质量将直接影响师范生从事科学教学的基本素养和专业化发展，并在人职以后对当地小学科学教学产生辐射作用。因此，“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的课程建设是当前高师小学科学教育人才培养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对其课程建设的基本历程进行回顾和当前现状进行思考，对于推动“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规范化建设，使其课程体系逐渐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一、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历程 我国小学“科学”课程的发展，其名称经历了格致一博物一理科一自然一常识一自然常识一自然一科学的曲折变化。作为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院校的重要课程“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的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结合历史的发展，根据课程名称与研究层次的变化，把“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小学理科教授法孕育于教育学之中时期(19041912)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在初等和高等小学开设格致科，从此确立了小学科学课程的独立地位。 针对小学各科教学，师范学校开设了各科教授法的课程。比如1905年，蔡元培等编著的、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授法原理》，作为初级师范学校的教科书，对“教授法”的过程、教师、学生等基本理论概念进行阐释，主要内容是教学原理。1914年徐特立的《小学各科教授法》，对小学各科教学的基本规律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其中阐述了地理、理科的教学任务、过程、原则、内容、方法、组织形式等，其重点是‘研究小学各科之目的、材料及其处置方法”’。 (二)小学自然教学法研究的独立起步时期(1912—1956)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改“格致”为“理科”，内容未变。1922年，小学改为四二制，初小设“社会”(包括卫生、公民、历史、地理)、“自然”。高小设卫生、公民、历史、地理、自然。规定乡村学校无力单独设科的，可将社会、自然合并为“常识”科。 这个时期我国教学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的标志就是“教授法”改为“教学法9901919年，陶行知对“教授法”提出质疑，指出“教的方法主要根据学的方法”，建议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目的是突出学生的本体、自主的过程。随着小学自然科或常识科的开设，从事一线小学教育的专家也开始了对小学自然教学法的研究与探索。 从表1明显看出，“小学自然教学法”的研究在这个时期已经作为一门新的课程从普通的教材教法中分离出来，主要是面向在职小学自然教师。编著者大都是长期置身于一线自然教育教学的研究，亲自执教小学自然，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注重对教材的分析，突出自然教学中的具体教学方法研究。这个时期，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倡导者和开拓者陶行知提出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从“教学做合一”思想出发，认为科学教育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倡玩科学的把戏”。以上编著的教材里所蕴含的科 学教育思想与我国教育部2004年从法国引进的“做中学”科学教育项目，以及2l世纪初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倡导的“科学学习要以探究为核心”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比如俞子夷、朱最肠1934年合编的《新小学教材教法》在理论上受杜威、桑代克、赫尔巴特、陶行知等的影响，在下编第七章里分析了课程标准对自然科的教学目标与教材的范围、选择、组织的要求，强调观察、实验研究是自然的手段，不是研究自然的目标。目标是从实验、观察，合了讨论、阅读、讲演，寻出一个关系来。指出自然科的教学过程是归纳兼演绎而且是注重在做里学的。因此，这个时期的小学自然教材教法为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我们当前正轰轰烈烈借鉴国外科学教育的时候，更不应该妄自菲薄不能忘记我国科学教育的传统，要从中深入挖掘其中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教育之路。 (三)小学自然教材与教法研究受到冲击的时期(1956一l981) 1956年，中国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教学大纲，规定初小阶段的自然课内容在语文课中进行教学1963年颁布了第二个自然教学大纲，只规定了高小的自然教学任务，过去初小的自然课被砍掉了。1966—1977年“”期间，科学教育质量大幅度下降。1978—198年，在社会秩序刚刚从大乱转入初步稳定之后，教育部颁布了第三个全国通用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自然常识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规定只在小学阶段最后两年开设“科学常识”。这个阶段的小学科学教育处于边缘地位，师范学校开设的小学自然教法也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减轻师范生的负担，减少课时，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了《师范学校小学自然、历史、地理教学法》。虽然1980年教育部颁布的《中等师范学校规程(试行)》规定了中等师范学校开设“小学自然常识教材教法”，但并没有制定相关的教学大纲，只在中师物理、化学、生物相关学科的教学大纲中要求选取小学教育工作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师范教育自然教材教法的研究在这一阶段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 (四)小学科学教育研究的重要发展期(1981—2001) 1981年3月教育部颁发《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自然从三年级起开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一批理论教育工作者引进西方的科学教育理论和实践，并运用于我国的教育实践中，比如刘默耕推广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探究一研讨”教学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小学科学教育的发展。以后经过大约l0年的实践与探索，1992年国家教委颁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自然教学大纲(试用)》，终于第一次在国家教学大纲中将小学自然课列为小学阶段的“基础学科”，“自然”从此成为整个小学阶段全体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 随着我国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20世纪9o年代中师教育沿两条线索进行改革：一是积极尝试新模式培养大专及以上层次的小学教师；二是大量原有中等师范学校在三年制不变的条件下，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H嗍为了深入进行中师的教育教学改革，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9年颁发《三年制中等师范学校教学方案(试行)》，课程设置中的理科必修课和选修课中都明确了涉及小学自然教学的内容以及开展课外科技活动的要求。为了让学生毕业后胜任数学和自然的教学，许多中师试办的大专班划分出“理科”方向或者为“数学与科学方向”，如湖南岳阳师范学校、湖北阳新师范学校等把“小学自然教学法”列入必修课。这个时期的教材有林有禹等编的《中等师范学校课本(试用本)——小学自然教学法》，198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湖南岳阳师范学校隋国庆著《小学自然教育学》，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等等。教材内容比民国前后的教材教法内容有所拓展，比如增加了对小学自然的教学过程、教学原则、实验教学、能力培养、思想品德教育等方面的阐述，但对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研究重视不够，学科建设的整体水平不高，理论体系仍不成熟，学科研究滞后于小学科学教育改革，缺乏实践指导的有效性，国际开放性不够。 (五)当前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深化改革期(2001至今) 世纪之交，建国后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把小学“自然”课改为小学“科学”课，新的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从理念、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等各个方面对小学科学课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我国小学教师的培养在21世纪初开始进人高师的行列，本课程的发展开始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近几年，针对小学科学课程而编写的教师教育教材主要有陈华彬、梁玲编著的《小学科学教育概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张红霞编写的《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两本教材的共同点是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突出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体现了以“探究”为核心的科学课堂教学的组织与评价。但两本教材对小学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框架结构、概念范畴、理论基础等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清晰，还没有建立起自己学科独特的一整套概念、范畴、体系。这些问题降低了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学术水平，制约了该学科的发展。 二、“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课程体系构建的思考与建议 当前，西方小学科学教师职前培养的课程体系比较完善和科学。比如：美国的科学教育课程由科学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和教育科学课程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的课程可以为师范生提供科学教育学领域的整体知识，要求师范生在现场经历中得以实施。](嘣’教师注重以学生为中心来组织教学，普遍采用探究式的、开放的教学方法，有“小组讨论、学生提问、课前简短汇报、小组动手做研究、演讲和专家讲座、写教学计划、教学实习、采访科学家和工程师、教材阅读、使用计算机、文件包设计和编辑、反馈和评价等。”师范生经过这样的亲历活动，能悟到科学教学理论的实质，有利于将这些教学理论真正用于实际教学，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保持学生的持续学习与研究。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教育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即便在西方，以科学素养为目标的科学教育新理念和实践还在完善中，因此许多问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作为培养科学教师的核心课程，应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努力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小学科学与课程论”的新课程体系。 (一)处理好学术性与师范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如果处理不好学术性与师范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就会使得小学科学教育课程出现某些失衡，导致培养出的师范生的科学教学素质与一线小学科学教师的要求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落差。因此如何真正处理好课程设置上师范性和专业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关系，追求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课程设置的合理性，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二)加强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教材的编写 —个学科领域的教材代表了这个领域的专业程度。当前，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的教材种类很少。现有教材的结构框架、内容选择等都处于探索形成阶段。现有教材缺乏小学科学教育的针对性，关于小学科学知识、教学模式、教法与学法等概念有待理清，教材的系统性、逻辑性与可读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改革课堂教学方式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指出：“如果我们要想很好地完成改革的使命，那么专业进修就必须包括那种能使预备教师和现职教师积极参与可以充实其知识，增强其认识，发展其能力的活动。”J(耽’当前高校的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的教学严重缺乏可操作性，使这门本应具有大量的、系统的教师教学操作方法示范和学生的操作行为训练的课程的价值得不到应有体现。因此，教师要组织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通过具体高效的教学策略，达成课程目标。 (四)积极开发与利用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的课程资源 近些年，设置科学教育专业的高校逐步增多，关于科学教育的书籍大量涌现，小学科学课程的教改逐步推向深入，小学科学教学呈现出精彩纷纭的生动材料。教师要适时把各种资源引入到教学活动中去。要充分利用实习基地资源让学生深入小学课堂进行观课、讲课、交流等教学实践活动。在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生成性资源包括学生的质疑问难、微格试教、教学反思等的积累。 (五)改变对师范生的评价 课程评价对课程的实施起着重要的导向和质量监控的作用。师范生成绩评定既是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也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我们要注重学生科学教学素质与能力的考察。在整个评价体系中，既要有终结性评价，更要有形成性评价；既要有“量”的评价，更要有“质”的评价；既要有他人评价，更要有自我评价。通过科学的评价，促进学生科学教学素养的提升。 小学科学论文:关于小学科学新课程背景下引领学生合作学习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 合作学习 小学科学 新课程 [论文摘要] 新课程强调学习方式多样化，小学科学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基础学科，学习方式更要多样化，应按科学课程标准，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现就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应克服的不良倾向、动手操作的引导、应遵循的原则等作简要阐述。 小学科学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基础学科，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阵地，是在小学阶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科学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全民科学素质工程和素质教育工程的成效。交流与合作是科学学习的重要途径。在教学中师生交流、生生交流所产生的效应远大于教师的单向传授。在小学科学的教学中，通过学生交流与合作学习，可以使不同的探究者贡献出经验和发挥各自的优势，从而使探究者完成单个探究者无法完成的复杂任务。只有协调的合作行为，才能真正达成科学探究的目的。合作的方法与形式有许多，下面谈谈小学科学教学中引领学生合作学习的一些做法与体会。 1 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 小组合作能增加学生间的情感和语言交流，能培养学生团结协作，能使学生为小组成功而欢呼，为小组失败而捶胸顿足。小组成员在合作、互助的气氛中面对面地交流，共同探讨，解决问题。依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采用以下不同的合作学习形式： 1.1 讨论交流式：通过组内同学讨论交流的形式解决学习中存在异议的问题。 1.2 实验探究式：对一些需要通过实验探究的教学内容，组织组内同学合作实验，验证科学结论。 1.3 小组对抗式：此类合作学习是指教学中教师引导组与组之间就一些探究问题进行比赛。 1.4 小组互补式：是指学生对探究实验过程中生成的问题，教师引导组与组之间进行互相补充交流的学习形式。 2 小组合作学习应克服的不良倾向 在进行合作学习时，一方面应重视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营造持久活跃的群体参与氛围，另一方面应加强对组长的培训，让组长协调好组内同学，让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活动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要防止三种不良倾向： 2.1 把小组讨论变成为个别学生的专利。刚讨论时，每个同学都会争先恐后地发言，以表明自己的观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几个优秀的学生慢慢地成了小组内的“权威”，一部分的同学成了处境不利的对象，他们也渐渐地也失去了发言的勇气。于是小组讨论就变成为个别优秀生的专利，结果便是个别优秀生说，其他同学听。“知识由教师灌变成了由小组长灌”。大部分学生获取得的还是死知识，不是自己探究的活知识。我认为在讨论学习时，教师应仔细观察每个小组的动态，根据不同学生的个性差异，积极鼓励处境不利的对象，树立组内成员互助意识。形成良好的讨论氛围，让每位学生都能为探究目标作出自己的努力。 2.2 追求表面上的热闹。这是目前在合作学习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教师为了追求课堂上学习气氛的热烈，以显示教学上的宽松、民主，任凭学生的自言自语或大喊大叫，甚至对于学生的借机“放松一下”或“吵闹一下”，教师也会视而不见或一笑了之。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教学走向另一个极端。我认为，讨论学习时，教师应充分发挥引导者和合作者的角色，针对问题，如何激发学生去思考、去讨论、去答辩，如何点拨学生去理解、去升华；讨论学习时，教师游走于各组之间，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讨论中，在教师的指导下，有序地开展小组活动，避免无效讨论。课堂上，针对个性差异，对几个已经完成讨论的小组采用正确引导，展开小组与小组之间的交流，避免讨论中学生放松自己。 2.3 评价的单一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评价学生往往就那么几句：“你回答得很好”、“你说得真好”等。有时，针对某一问题，大概是学生汇报的答案正中教师下怀，教师顺水推舟给予肯定，结束了汇报。难道50多位学生八九个小组答案都会一样，就没有不同的声音？我认为在一个小组中，即使是对同一问题，也可能存在不同见解，教师应该延迟评价，要留一些时间设问“有没有不同的意见”，让各小组代表充分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让全班学生共享小组合作学习的成果。另外，平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学会评价，让他们在小组内展开互评，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同学间如何评价呢？⑴认真倾听他人意见，弄清观点的来源；⑵站在他人的角度想一想；⑶把自己的看法和他人的意见比一比。教师要参与到学生活动之中，克服由于小学生年龄较小，评价时直言不讳，在评价自己与他人时，往往只看到别人的缺点与自己的优点，使被评价者陷入尴尬的境地，严重挫伤其学习积极性的现象。 3 加强合作学习中动手操作的引导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研究都是由一个团体合作完成的。个体本领再大，那也是有限的。在科学教学中也应该注重学生团体合作能力的培养。如何把一个团体的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使每个成员各尽所长，都有动手的机会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 3.1 人人有任务。合作学习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者地方领导能力。所以小组长应选择组织能力强、学习态度好的学生，让他（她）负责组织成员进行动手操作，开展讨论探究学习。记录员笔头要快，需将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记录下来，包括合作学习的结论、结果，动手操作、组织讨论过程中的疑难问题等，同时还记录小组成员中不积极参与合作的现象，以便以后改正。汇报员应选择口头表达能力较好的，职责是将本组合作学习的情况向全班或老师进行汇报。 3.2 人人要动手。小组合作学习的目的之一是要让人人参与学习过程，人人尝试成功的喜悦。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优生与处境不利的对象的关系，不但达不到目的，相反会加剧两极分化，优生更优，处境不利的对象更差。为此，我首先鼓励处境不利的对象积极动手，大胆发言，勇于说出自己的意见，即使说错了也要说出来；其次，在组内安排处境不利的对象优先发言，让处境不利的对象先说出最容易想的解题策略，使他们体验成功的快乐；第三，要求处境不利的对象认真仔细地听取别人意见，听完再动手操作，细致分析一下过程；第四，教师进行指导时，应更多关注处境不利对象的学习操作活动，了解他们的学习思维状况，帮助他们解决操作困难。 4 小组合作学习应遵循的原则 无庸质疑，好的合作学习的确有事半功倍之效，但也不乏流于形式，为小组学习而小组学习。纷乱嘈杂，看似热烈隆重，实则收效甚微。因此，和其他学习方式一样，小组学习也应遵循一定的教学原则，有的放矢，为学生积累知识、提高能力服务。 4.1 适应性原则。小组合作学习不是课堂教学的唯一方式，它是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的一种。它的运用应该适文、适时、适人、适量。 4.2 合作、探究与竞争的原则。“小组合作学习”是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过程，小组成员在同一时间内，针对同一问题进行。通过合作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其他成员的见解和想法，从而使自己的理解更加丰富和全面。但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对同一问题的思维水平必然有高有低。如果教师一概而论，同一标准，统一要求，势必挫伤优生的积极性，而处境不利的对象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合作学习共同要求的同时，要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意见，求新求异。展开竞争，比一比谁说得更好、更全面，谁的见解更独特。这样，才能发挥小组中每位成员的优势，真正实现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 4.3 时效性原则。注重实效是每一个有目的活动的基本要素。“实效”和“时效”有所不同。小组学习的时效性是指在提供了充足学习、活动时间的基础上的实效。课堂教学中，给小组学习提出了明确的目的要求，也要给学生提供充足的活动时间，以完成感知、认知、整理、反馈等学习目标。教师不能急于求成，以偏概全，必须在充分调查学生的共性、分析个性后才能下结论，才能确认学习的效果。 4.4 鼓励性原则。教师对于学生汇报的学习成果，必须明确而中肯地给予评价。既要有效鼓舞学生信心，又要形成正确的认知。实际教学活动中，在达到学习时效的同时，往往会出现一些“意外”。教师应作好课堂调控，变“不利”为“有利”，教师要善于正向鼓励，让学生敢于问难、乐于解疑，让每个学生都有表现自己的机会，都能体会成功的愉悦。还要善于存疑探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一时难以解答，难以判断正误，教师决不能含糊其辞，应实事求是告诉学生“这个问题老师一时也说不清楚”，并留下悬念，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寻找答案，激发学生求知欲，培养学生锲而不舍的精神。 4.5 多元性原则。合作学习本身具备开放而有活力的特征，合作的对象除去一般意义上的生生互动外，还应遵循多元化的原则。教师是引导者，但不应该游离于活动之外，也应蹲下来参与到学生的活动中去，共同质疑、共同解惑、平等对话，尊重学生的思考，感悟他们的见解，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共同讨论的兴趣，又能有效调控活动的角度、方向和效果。 总之，小组合作学习是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展现课堂活力，优化学习过程，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广泛用于科学教学活动之中。 小学科学论文:浅议小学科学探究中的一些问题 论文关键词: 小学科学　探究问题 论文摘要: 如何最有效地进行科学探究教学是小学科学课教学中存在的令人困惑的问题。本文认为,探究式教学是一种精心编排的教学活动,但不是唯一的教学方法;不是所有的探究活动都要强调亲自动手;教学中不能割裂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二者之间的关系;探究式教学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一种精心编排的教学活动。 随着小学科学课的普及,虽然“科学探究”一词经常被提到,但对于什么是科学探究和如何最有效地进行科学探究仍使部分教师深感困惑。教育工作者很少有机会亲自体验科学研究,对此,多数人认为教师做学生时没有学过科学探究,也没有学过如何用这种方法教学生。下面是我对其中一些最普遍的问题的思考。 一、探究并不是唯一的教学方法 《科学课程标准》指出探究式教学是科学教育的主要特征,但是没有把探究式教学当作教学的唯一方法。科学教学应该包括多种教学方法。即使是在探究式教学中也包含着多种形式和方法。 教师必须为完成特定的学习目标确定最有效的教学方法,这些特定目标包括形成概念性理解、培养学生进行科学探究的能力和体会科学探究等。参加强调动手的活动,阅读有关资料,开展班级讨论,教师进行示范演示,参加有助于提高能力的活动,观看影片、录像,进行科学探究等诸多方法,只要适当地加以运用,就都是很重要的教育手段。对于教师而言,教学目的就是要在教学方法、学生自主探究和教师指导这三方面创造一种教学平衡。如果教师过于僵化科学探究和其他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就会大大削弱成功地进行科学教育的可能性。 二、不是所有强调动手的活动都是探究,也不是所有的探究活动都要强调亲自动手 如今,课堂教学可以利用许多高质量、强调动手的科学课程和科学材料。但是,使用强调动手的教学法并不总能保证教学科学进行的有效性,强调动手的教学法不一定就是探究式教学法。在探究活动中,学生应有机会提出自己的问题,计划、设计并开展科学探究活动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有充足的时间思考问题、互相交流,以发展概念并为自己的发现辩护。 用探究的方法教科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允许学生拥有适度的自主权,即让学生有机会接触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并寻找合适的途径解答这些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学生都从他自己的问题出发进行工作或是独立地进行科学探究。富有成效的探究活动可以由全班学生就同一个问题展开探究活动,或是分小组探究不同的问题。 强调动手的学习活动是否就是探究活动,这常常要由教师为了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并让他们找到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给予的弹性程度而定。这有别于教师提出问题,并引导学生采用相同的方法找到共同答案。在探究式教学中,教师要明确他打算让学生掌握什么科学概念,允许学生的探究活动出现多样性,承认对于同一个问题可能存在多种解决方法。 虽然探究式学习包含要求学生主动地学习并发展更高层次的思维能力的目标,但强调亲自动手的学习并不是达到这些教学目标的唯一方法,其他的资源对于激发问题和提供信息也很重要。一方面,书本、文章、英特网上的信息和个人亲自参加的会议和进行的访问都能激起学生对某一论题的最初兴趣,从而引发科学探究活动。另一方面,一旦进行科学探究活动,这些资料就可以成为辅助材料为科学探究活动提供额外的支持。 三、不能割裂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二者之间的关系 科学教育改革时期,应该把教学重点主要放在教学内容上还是放在教学过程中呢?我认为,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都很关键,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不利于学生的发展。 探究有助于学生掌握了解周围世界的方法。“学习科学具有双重优点,因为科学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系列思想,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结果。作为一个过程,科学提供了寻找信息、检验思想以及寻求合理解释的方法;作为一种结果,科学是能够用来理解新的经历的思想体系”。(温·哈伦《投入科学》) 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探究的过程与获得概念性的理解和知识这两者是协调一致、齐头并进的。但是,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能否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依赖老师和学生进行探究活动时的经验和信心。我们常容易出现一方面强调既重视过程技能的发展又重视科学内容的掌握,另一方面却又只对其中的一项进行细致的检查,而忽略另一项。教师必须帮助学生发展探究技能,使之成为一名优秀的探究者,要相信:只要有大量的实践,假以时日,这些技能就能发展成熟。 四、探究式教学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一种精心编排的教学活动 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较,尽管探究式教学有不同的要求,但它也需要高水平的组织、计划和安排,这有赖于师生的共同努力。能够为科学探究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的课堂环境需要有意识地培育。教师应该为科学探究活动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教师在探究式课堂教学中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促进者或向导,教师要设计出一系列概念性的框架,对此学生们可以开展科学探究活动。这种概念性的框架是指导学生深入学习科学概念的基础。在学生开展科学探究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可作巡视并与各个小组交流,听学生们的问题和想法,不时评价他们的探究进程并确定合适学生进程的学习计划。必要时,教师还要把学生集中起来,通过演讲、示范或讨论等形式提供其他信息。 学生对探究性学习意识的形成有着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提出不同要求,从易到难,从具体到复杂,使学生逐步树立探究的意识,掌握探究的方式与方法。 首先是敢于探究。敢于向司空见惯的行为和公众认可的标准答案提出质疑,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而探究习惯却是学生在学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的。特别是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教师要注意对他们进行探究性学习方法的培养,要给他们营造探究性学习氛围和空间,使他们勇敢地跨出探究的第一步。教师应制定正确的探究目标,引导学生进入情境,引导学生寻找逐步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在探究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或困难,教师应主动倾听学生的意见,鼓励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学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获得成功并享受成功的快乐。其次是善于探究。探究是学生的一种学习行为,必须持之以恒,通过教师不断地引导从而使学生在自主探究中学会探究。再次是乐于探究。当学生把探究作为一种学习的需要,逐步成为学习的行为习惯时,就会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而学习也就会成为学生的一种内驱动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还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让学生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引发学生探究的欲望。例如在指导《压缩空气》时,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玩皮球,在玩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有趣的问题,如:皮球为什么可以捏扁,放手后会复原?为什么有的球弹性好,有的球弹性差?……学生带着自己发现的问题探究,探究兴趣就会更浓厚。弹性是怎样产生的呢?弹性在生活中有什么用处呢?学生提出问题,再带着问题去探究,逐渐构建起从实践——提出问题——再实践的循序渐进的知识结构。 为了使探究活动更有成效,教师应该为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打好基础。教师还应该创造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环境,让学生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学会如何组织和使用教学材料,营造一个能够提供支持的社会环境,使学生能够在这种环境中以小组或大组形式进行合作,积极参与对话交流并学会尊重别人的看法。 小学科学论文:论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课程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信息技术；小学科学；课程整合 论文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网络和多媒体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了学生观察世界、探究世界、拓宽视野的一种现代工具。本文从内容、方式、专题三个层面对有效进行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课程的科学整合进行了相关探究，并提出建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网络和多媒体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了学生观察世界、探究世界、拓宽视野的一种现代便利工具。现代信息技术以它的交互性、广博性、便捷性为科学课堂打开了新视野，使学习过程成为学生积累科学文化底蕴的过程。 一、课程内容的整合——实现知识的再现与补充 现行小学科学教材中。经常出现一些离现实、离时代比较远的信息，教学内容明显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大部分最鲜活的、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科学素材和教学内容，由于编写的限制。很难在教材中及时、准确地反映出来。恰当地运用信息技术，则能较好地化解上述教材内容滞后的现实与科学教学的实际要求的矛盾，实现科学知识的再现和补充。 例如，教科版小学《科学》四年级下册第五单元《进一步观察岩》一课中，通过模拟火山喷发实验，让学生明确玄武岩的形成原因。教材主要通过引导学生对火山自然现象的了解，认识这种自然现象是形成玄武岩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一教学内容宏观和抽象，所举的事例也已久远，学生又缺少相应的知识基础与“生活”经验。因此，我们通过与信息技术的整合，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宏观的地球自然现象浓宿进教室，把千万年的漫长时间变化缩短至几分、几秒展现在学生面前；把复杂多变、抽象的地壳运动，变得集中、具体和形象；把最近的、影响最大的“火山”鲜活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不仅让学生对地球的地壳运动有了深层次的认识，更使学生经历了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 教学中，先引导学生上网查询、收集、整理玄武岩、国内外的火山方面文字、图片等信息；再组织交流，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让他们自主了解火山与玄武岩的密切关系，同时进一步激发学生探究形成火山的兴趣与欲望。此后，教师运用信息技术在课堂中再现火山爆发的场景，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引领学生分析探究玄武岩的形成原因，让孩子们在观察研讨中感受科学学习的快乐。 查询、收集、整理、交流、观摩、研讨学生思维的空间拓宽了，创新能力提高了，探索精神养成了。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加盟，引时代活水于课堂，使科学课堂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时代感，也为科学课堂注入了活力。 二、教学方式的整合——体现学习的自主与合作 信息技术和学科整合教学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充分利用情境、合作探究、研讨交流等学习环境和手段，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各层次的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建构目标。 例如，教学俄们知道的太阳》一课，为了让学生能自主参与对太阳的研究，丰富科学课堂的内涵，我们可以引网络于科学研究性学习当中，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操作上分三步走：．学习第一板块，在学校校园网的子网站——“小学科学在线”网站(www．1ykx365．com)中“科学园地”中设“我们的太阳”子栏目，可确定若干块学习内容：如太阳的故事、太阳与人类、太阳的未来等；第二板块，各小组选定学习内容后，制订本组活动计划(包括信息来源、活动步骤及学习成果展示的方式)利用网络探究学习并完成研究成果。过程中教师及时查看学生收集资料情况，同时巡视指导，进行个别辅导，了解各小组活动进程。最后的板块，引导学生进行现场展示、汇报和研讨交流。过程中其它组的同学可以提问、评价，也可以进行相关学习材料的补充。 三、研究专题的整合——呈现学习的过程与态度 科学课程应向学生提供充分的科学探究机会，使他们在探究过程中，体验科学学习的乐趣，提高科学探究能力，丰富科学知识，形成尊重事实、善于质疑的科学态度，领悟科科学实验的本质。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世界中，我们更应该利用信息技术和科学课程整合，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小课题的研究，帮助学生养成随时留意周围的新问题、新现象的良好习惯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自我发展。 例如，我们可以课前在校园网上一些学生乐于研究的科学小课题，如“蜗牛怎么不动了?”“梧桐树叶为什么落得有早有迟?”“爬山虎为什么能攀爬墙壁?”等等，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的一项“长作业”，以提高学生科学小课题研究的积极性。然后，引导学生自行选题，或个人或组成研究小组，通过网络资源，查找有关资料，要求在学期末进行考核评定与表彰。过程中，老师做个有心人，关注、鼓励帮助学生的“作业”成效、及时发现并指导学生将研究成果，写成小论文在网上或在校园网的留言板上留言，甚至可以通过发贴子与老师或同学进行互动式的交流、研讨，或开展阶段性的成果汇报活动，以激发学生小课题研究的兴趣与成功的体验。另外，老师能将自己平时在学习、生活中不解的现象或问题在校园网上，吸引其它的师生一起参与解决和研究，壮大科学探究的团队。同时开设科学活动课，组织大家一起汇报、交流研究成果，催化学生的探究欲望，培养创新精神。 研究专题的整合，使科学课堂充满了“研”的品质，它诠释了研究性学习的内涵。首先，于科学知识与生活场景，教师将教学内容和网络资源进行了整合，形成了研究主题；其二，网络留言板的交互功能，使每个学生既是科学信息的获取者，也是科学信息的提供者，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密切与研究目标相结合的信息库；其三，网上资料的收集是专题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环节，通过对资料的分析、筛选、整理，研究性学习在网络环境中找到实践的支点，同进，为最终问题的解决作好了准备，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其四，网络的现实与虚拟双重性推进了课后的延伸拓展，它不仅促成了研究主题的再生，综合能力的提升，而且也达成了研究性学习的“行无止步，研无止境”之境，使研究又开始新一轮的动态生成! 四、课程整合的几点思考 现代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与小学科学课程的有效整合，丰富了科学课堂的内涵，拓宽了科学课堂的外延，而且也促进了学生良好学习方法的获得，。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反而会带来负面作用，因而使用得当是关键。在整合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把握好几个度： (一)把握好权重比例的“度” 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课程的整合，其主体是课程，而非信息技术。孰轻孰重?我们应该有个权重把握，避免在使用传统教学手段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时候，生硬地使用信息技术。教学中，要从科学课程的实际需求出发来使用信息技术，它只是作为辅助手段引入课堂教学，切不可为使用技术而使用技术，甚至不惜以牺牲课程目标的实现为代价。同时，还要注意计算机基本知识与技能的掌握需要一个较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师生间、生生间的水平又不尽相同，尤其小学生，往往因相关同步知识不具备而使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本身遇到障碍。 (二)把握好信息扩充的“度” 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课程的整合，需要教师在课前有选择地为学生筛选相关的学习内容，对学习内容事先进行有机地修整，既能让学生接触广博的有效信息，又能给学生留有思考和想像的时间和空间。网络上的资源虽然非常丰富，但并非所有信息都是有用的，重复现象较多，质量也比较低。如果学生只会把网页整个保存，而不进行整理、加工，就不利于学生消化和真正掌握探究得到的新知识，若是全部由教师进行自制，既需投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又受到一定技术水平的限制，有时不能精确地表现出设计需求，还会耽误本身的教学任务。这就需要教师做好筛选预设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学生掌握自己的学习主题，下载和主题相关的信息资源。 (三)把握好衔接融合的“度” 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课程的整合，不是简单地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而是较高层次的“糅合”与主动适应。我们必须改变传统单一的辅助教学观点，从课程的整体观考虑信息技术的功能与作用，把握好融合的度，以“有痕为无痕”，创造数字化的学习环境，创设主动学习情景，创设条件让事实说话，让信息技术成为学生强大的认知工具，最终达到改善学习的目的。 (四)把握好合作学习的“度” 把握好合作学习的度，主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提高合作学习的效度。做好分组工作，既要注意各组人员的兴趣特长，又要注意相互交流的融洽度，包括现储科学知识量、现代信息技术操作能力、性格互补等情况，尽量考虑分组的合理性；做好过程的指导工作，从分工到采集到汇报交流，教师要关注过程细节，在由扶到放的过程中让学生学会合作；二是找准合作的最佳时机，在个人学习能解决的情况下尽量不采用。 小学科学论文:浅谈小学科学课程教师队伍建设 论文关键词:基础教育课改 小学科学 教师队伍建设 岗位培训 教师培养 论文摘要:小学科学教师队伍建设，是小毕科学课程建设和发展的基本保阵。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对小学科学教师队伍建诬问题，从脚位成长和师范培养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始于新世纪之初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至今成效明显:素质教育得到有力推进;儿童全面发展、自主成长的教育环境正在形成;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同时体现现代科技和文化特点的小学教育课程体系初步建立;学校教育中单纯知识传授的情形大为改变，培养会生存、会生活、会学习、全面而又和谐发展的人，已是学校教育最为强调的价值取向和教育目标。我国基础教育正在步入从全面普及向全面提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小学科学，是课改中设立的新课程。科学课的实施，对小学课改的整体推进作用明显，因而在新课改的进程中，尤为受到关注和重视。科学课程在各地建设和开展情况不同，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各异，但却均表现出教师队伍师资缺乏和团队专业水准不高的相同问题。笔者在对二百余所各级小学科学课程建设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小学科学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愿与关注者共同探计。 1小学科学教师队伍专业教师缺乏、专业教学水平不高、工作繁重。多数学校科学教师队伍不能满足“基本胜任小学科学教育的需要” 应当重视的部分调研数据分列于下。 学校科学课专职教师只占任课教师的22%，兼职教师比例高达78%，且年更换率近40%。 任课教师学历达标约90%，但专职教师中具有科学专业背景的只有68%，而兼职教师则不足20%。 75%的科学教师由学校安排任课，并非个人选择和要求。 专职教师中通过科学课程岗前或在岗培训持证上岗者约为47%，兼职教师则不足15%。 专职教师都兼有管理实验室和器材室的工作任务。90%的任课教师周课时超16节，38%的教师在18节以上。 75%的教师认为，教学中设计教学活动、理解教学内容、把握课堂教学目标、分解和落实课程目标，均感到较为困难。 50%的教师在教学中，教学方法和手段缺乏，许多科学课成为“讲科学”。 认为科学教师严重缺乏的学校占78%,认为不缺的只有11%. 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须通过课程教学实现，这使课程专业教师队伍成为关键。充足的专职教师，合格和高水准的课程教学，是课程实施和课程目标实现的保障。小学科学课，有“教师即课程”的说法，但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科学课程的建设，严重受制于教师队伍建设的滞后。 2理解、支持科学课教师工作，改善工作环境，重视岗位培训，多途径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创新教师培养体系，加快，学科学教师队伍建设 2 .1理解支持教师工作，改善教师工作环境.促进科学课教师成长 小学科学课教学，是一种新课程、新理念、新内容、新方法的科学实践活动，实践难度较大。学校领导应充分理解和支持，要努力创造物质与非物质条件，不断汇聚和拓展教学资源，给科学课教师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使他们精力充沛、充满热情地投入教学和教研，大胆探索，努力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不少学校在实践中，创立了各种形式的任务驱动和目标激励机制，科学课教师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获取动力，自我提高，锐意进取，不断成长。 2 .2多途径提升科学课教师专业素养，促进专业成长 我国小学科学课专职教师队伍建设尚处初级阶段，多途径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促进和加快专业成长，对小学科学课程的实施和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立足现实，各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科学课教师培训工作，把岗位培训作为最为急切的科学教师队伍建设任务。通常的目标基本为专职教师专业水平提升和兼职教师普及化训练。力求持证上岗，基本达到国家要求。 岗位培训表现出新课程建设在教师队伍建设上的一种最基本的需求，各地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多种适宜的模式，进而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培训体系。 岗位培训策略一般包括:专家和教学骨干组成培训团;成立专门网站，建立教师争鸣、交流、异地探讨的平台;计划和组织专职和兼职教师参加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专项培训;积极开展校本教研。 受欢迎的培训体系，常建构为“研训结合”的形式。培训方法主要有理论辅导(专家报告、教师传经)，教材分析(整体和全面分析、专题分析、课例分析)，专题研讨(专题研讨会和研究课)，实践活动(亲历探究、实验制作、科技环保活动)和科学课沙龙(网上和校际交流)等。 多途径的科学教师培训，有效提升了小学科学课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增强了教师们的教学信心和能力，有力地促进了小学科学课教师的专业成长。 2 .3尽快创立小学科学教师培养体系，加快科学课教师队伍建设’ 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发展，近年来未能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变化和要求，尤其是未能给予小学科学教育足够的支持和贡献。 在教师教育已变化的今天，师范教育必须关注和顺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并应当以此促进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不少地方师范教育中科学教师教育已经起步，时代呼唤高素质的小学科学教师，同时也赋予师范教育新的历史任务。 首先要尽快重建和创新小学教师包括科学教师的培养体系。尽快改变近年来小学教师教育弱化和无序的现状，有力地承担起新时期小学教师教育的重任，为小学科学教师队伍不断注人新的力量。其次，还须尽快完善小学科学教师培养课程体系，明确培养目标、内容及要求，保证小学科学教师培养质量。还要注意扩展高师教育职能，高师培养要与小学教学实际联系，教师教育要“下延后续”，走理论与实践结合，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师教育改革共进、共赢、共荣的道路。 3结语 科学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文化现象，对人的影响意义重大而深远。儿童在科学的学习中，可内化科学精神，形成科学价值，领悟科学本质，最终养成良好科学素养。小学科学课程特别重要，科学教师队伍建设，是我国推进素质教育，实现基础教育改革目标进程中必须重视和完成的任务。 小学科学论文:关于小学科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体系探索 论文摘要：科学教师素质关乎科学课程实施的成效，关系学生科学素养的水平。目前，小学科学教师总体胜任力不强，而且继续教育课程体系存在着课程设置重知识课程轻实践课程、课程实施重讲授轻活动参与的方式、课程评价重鉴别轻发展功能等问题。对此，有针对性地开设包括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教学实践能力和教师专业发展等四个课程模块在内的综合性、实践性、发展性的课程；采用参与式、案例式、校本培训等多样化方式；确立促进教师提高的发展性评价；以达到提高小学科学教师综合素养，促进其自主发展的课程目标。 论文关键词：小学；科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 科学(3—6年级)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规定在小学阶段新开设的综合课程之一，其实施的关键在于教师素质。也就是小学科学教的素质关乎科学课程实施的成效，关系学生科学素养的提高。目前，小学科学课教师大多为非专业出身，教师总体胜任力不强。调查显示，能胜任科学课教学任务的占11.8％，比较吃力的占52.9％，很吃力和不能胜任的占36.3％。而且继续教育课程体系存在着课程设置重知识课程轻实践课程、课程实施重讲授轻活动参与的方式、课程评价重鉴别轻发展功能等问题。对此，应构建基于小学科学教师发展需求的先进性、可行性的课程体系是当务之急。本文拟从从小学科学课教师继续教育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四个方面对课程体系进行探究。 一、课程目标：提升专业综合素养。促进教师自主发展 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素质教育理念为指导，结合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对教师素质的特殊要求，确定小学科学教师继续教育的课程目标是提升专业综合素养，促进教师自主发展。 教师专业素养的内涵虽有不同，但一般认为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态度等三个方面。所以，小学科学教师继续教育的课程目标旨在提升科学教师应有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态度。具体地说，通过对小学科学教师的继续教育，使他们确立面向全体学生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理念；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科学课程相关的学科专业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具有较高的科学课教学设计、多元化教学策略、教学反馈与调控、教学评价、课程资源开发、探究学习环境创设等教学实践能力，以实现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的目标；强化教师的自我反思与合作意识，提高其自我规划、自我调控与合作交流的能力，不断促进小学科学教师的自主专业发展。 二、课程内容：有针对性地开设综合性、实践性、发展性的课程 我国目前科学教育专业毕业的科学课教师较少，调查表明，现任科学课教师中有70.1％来自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理工类学科，有6.4％来自音乐、体育、美术等文体类学科，有23.4％来自政治教育、行政管理等学科。这些非专业科学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科学课、其他学科教学实践的锻炼，虽然已具有作为教师的一些专业素养，但由于缺乏科学教育专业的系统培养和切合科学课教学的专业培训，他们还欠缺胜任小学科学课教学的一些专业素质。所以，他们在小学科学课教学中遇到的具有代表性、紧迫性的困惑或问题将是培训的主要内容。 依据科学教师胜任力模型的五维度：教学理念、学生理解、知识体系、行为能力、专业成长，结合当前小学科学教师素养的现状调查和发展需求，遵循教学理念的先进性、专业知识的综合性、专业能力的实践性、专业发展的合作性与自主性等原则设置小学科学教师继续教育的课程内容。本文主要从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教学实践能力和教师专业发展等四个课程模块选择最具针对性、操作性的内容对小学科学教师进行培训，坚持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协调统一。 (一)学科知识课程 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都属于专业知识素质，它们是教师从事有效学科教学的基础。 学科知识单一是目前影响小学科学教学成效的因素之一，调查表明，25.9％的小学科学教师最急需得到“学科专业知识”的培训。科学课是一门融合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地球与宇宙科学等多学科于一体的课程，所以小学科学教师应具有多学科融合的专业知识。针对小学科学教师对一些重要的科学术语和科学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应加强包含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地球与宇宙科学在内的跨学科知识的培训。为了达到学生理解科学本质的要求，教师首先要认识科学本质，针对我国科学教师对科学本质观理解的偏差，可以开设科技史专题、科学哲学专题。 总之，通过开设科技史专题、科学哲学专题、综合科学知识、生命科学基础、物质科学基础、地球与宇宙科学基础这些课程，加深小学科学教师的学科知识。 (二)学科教学知识课程 仅具有深厚的学科知识并不是教师知识的特征，教师应掌握如何把特定学科知识转化为适宜学生学习的教学知识，即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0ntent Knowledge)，它是教师专业知识的核心。塔米尔(TaHlir)提出学科教学知识应包括课程知识、学生知识、教学知识、评价知识。据此，相应地确定科学课程改革理念、课程标准深层剖析；小学生心理发展与学习；小学科学课的教学设计、教学策略；教学评价等知识，为提高小学科学课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尤其要提到关于小学生心理发展特征与学习的知识，这是教师开展有效教学的前提，是进行小学科学课教学设计和选择教学策略的主要依据之一，为此，必须了解小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如何学习科学、已有的科学经验等知识。另外，上述教学知识运用于具体的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中，就形成了下面所要阐述的教学实践能力，所以，课程设置时把教学知识与教学实践能力相结合，重点在下面的教学实践能力课程模块中详细阐述，本模块中的教学知识和评价知识整合形成小学科学课堂有效教学指导这一内容。 (三)教学实践能力课程 教学实践能力是教师专业素质中的核心构成。一般认为，小学科学课教师的教学能力主要包括有效促进小学生科学素养提升的教学设计、教学策略和方法、教学调控、教学评价、课程资源开发等能力。 在小学科学课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中尤其要提高教师运用科学探究进行教学的能力。调查发现，不少教师在科学课教学中，是在“讲科学”。而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指出，科学探究是学生学习的核心，也是科学教育的目标之一，所以，应强化教师如何运用探究教学策略的指导，提高教师运用科学探究进行教学的能力。另外，在一些教师抱怨实施科学课程的资源缺乏时，却忽视了教师就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者，所以，通过对教师如何进行科学课程资源开发进行有效指导，提高教师课程资源开发的意识和能力，为小学科学课的实施做好充足的准备。 (四)教师专业发展课程 教师的专业态度中一般都提到教师个体专业发展、反思与合作等方面。尤其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时代趋势下，教师专业发展，尤其是教师自主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教师自主发展是其专业发展的持久动力。 教师通过学习、研究、实践、反思与合作促进自身专业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教师以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为目的，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进行探索、分析、反思、概括，教学与研究密切结合。25％的小学科学教师最急需得到“科学教育研究方法”培训，为此，开设科学教育研究方法与实训专题，提高小学科学教师的科学研究意识与能力，促进其逐步成长为“研究反思型教师”。自我反思和合作交流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方式，其中，反思是教师自主发展的核心因素。教师通过对教学行为、教学过程和结果等方面的反思，激发教师不断自主更新与发展的原动力，促进教师不断改造自我、完善自我。在强调教师自我反思的同时，还要密切教师之间的合作、对话，创建教学共同体，共同提升教师综合素养。为此，通过教学反思、教学合作案例的解读，提高参训教师反思、合作的意识与能力；结合小学科学优秀教师成长案例的分析，激励参训教师自我规划、自我提升。 三、课程实施方式：采用参与式、案例式、校本培训等多样化方式 课程实施主要分为集中培训和分散研修两个阶段。集中培训阶段主要完成重要专业知识的理论学习、研讨与体验，教学能力与专业发展课程的强化训练、案例分析、参与体验；分散研修阶段一方面是对集中培训内容进行实践探索和深化，尤其使教学实践能力在小学科学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得到训练和提高；另一方面是通过设计选修课程，开展更切合小学科学教师个体情况的培训，使培训更具针对性。 (一)集中培训 传统教师培训存在重讲授、轻参训教师主体参与，忽视培训者与参训教师积极互动、平等交流等问题，为此，适用有利于参训教师主动参与、乐于探究、积极体验、互动交流、反思实践的培训方式。针对小学科学教师普遍欠缺且需要专家引领的理论内容，可以采用讲座与研讨结合方式，这样在倾听、思考、研讨中深化小学科学教师对专业内容的理解。但是，这并不是主要培训方式，小学科学教师继续教育将主要采用参与式、案例式、工作坊式等多样化培训方式，通过多种培训方式相结合，以提高培训效果。 1.参与式 参与式培训是在全员参与的氛围中，参训教师亲身经历主动、合作、探究学习的过程，从而达到自身教学观念、态度和行为的转变，并能将所学知识和方法运用于自己工作的培训活动。科学探究是小学科学课教师应运用的主要教学方式之一，但如何有效实施科学探究是目前小学科学教师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通过参与式培训，让小学科学教师亲身经历科学探究的过程，在“做”中体验，“做”中学，在主动参与的氛围中逐步提升教师科学探究教学的能力和水平。 2.案例式 教师的在职培训应和他们的小学科学课堂教学密切结合，才能真正有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案例式培训是以小学科学课教学案例的解析为主线，以所学教学技能的运用为内容，在教学观摩、研讨、反思、实践中，逐步提高参训教师教学能力的培训活动。案例式培训一般指向小学科学课教师遇到的教学问题，所以，培训更具针对性、更具实践操作性。 3.工作坊式 工作坊(workshop)式培训是多人共同参与的场域、过程，且参与人员在参与的过程中能够相互对话沟通、共同思考、调查与分析、提出方案或规划，并一起讨论方案如何推动、如何付诸实践，以及如何反思、改进完善方案。它一般基于真实的教学情境，围绕特定的主题进行，由参训者、优秀学科教师、学科专家共同互动交流、积极思考，制定主题的行动方案，并在实践与反思中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 (二)分散研修 分散研修阶段，参训教师将在小学科学教学的具体实践中继续参与培训，所以，针对这种情况，主要采用校本培训与网络培训方式。 1.校本培训 校本培训是指以校为本的培训，是在学校情境中，基于教师的具体教学实践来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的培训活动。学校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场所，小学科学教学是教学能力提高的主渠道。短期的集中培训难以有效训练教师的教学能力，需要在小学科学日常教学实践中，在运用专业理论的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中，在小学科学课堂教学的设计、具体实施中，在教师相互观摩、交流中得以训练。校本培训更有助于教学实践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教师持续专业发展。 2.网络培训 在2004年《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规定的指导下，发挥教师网络联盟在教师培训中的重要作用。利用各地市教师教育网，建设小学科学教师继续教育的丰富资源，为小学科学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通过视频讲座、专家在线答疑、同行交流互动等网络学习方式，为小学科学教师之间、小学科学教师与名师、科学教育专家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一个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合作交流的良好发展氛围。 四、课程评价：促进教师提高的发展性评价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在发展性评价理念的指导下，为参训的每位小学科学教师建立档案袋，实行教师档案袋评价。 教师档案袋评价是通过系统地选择、收集被评价教师的一些文本材料、实践记录等成果，展示其在一段时间内发展状况的质性评价方法。它不仅记录教师的成长过程，而且有利于教师自我反思、自我完善，不断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档案袋评价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根本目的。每位小学科学教师的档案袋中，除了有平时学习状况的记录，还有在培训结束时提交的小学科学教学录像和综合研修报告。教学录像能较真实反映教师的小学科学教学综合素质，尤其是教学的实践能力。综合研修报告中包括参训教师整个培训过程中的收获、存在的不足，以及个体未来的成长规划。教师培训的最终成绩由平时成绩(40％)、教学录像(30％)和综合研修报告(30％)综合而定，分为合格、合格、良好和优秀等级。这体现了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档案袋评价不仅考核小学科学教师的专业知识，也考查其专业能力和专业态度，做到评价内容的全面；档案袋中的具体评价形式，既有参训教师的学习笔记、研讨记录、学习体会，还有案例分析、课例设计，以及教师的课堂教学录像等，体现评价形式的多样化。教师档案袋评价较全面、真实反映参训教师的成长历程。 总之，小学科学教师继续教育通过有针对性地开设综合性、实践性、发展性的课程，采用参与式、案例式等多样化培训方式，达到提升专业综合素养，促进教师自主发展的目标。 小学科学论文:对当前农村小学科学课程教学现状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农村小学 科学课程 教学现状 论文摘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把加强科学教育摆在了突出位置，在看到科学课程的重要性的同时．只有中小学科学教师正确认识科学课程在学生终身发展和在社会中的作用、真正理解科学教育的内涵，才能从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出发，理性地关注科学课的改革，立足于教学本位工作搞好科学课程教学。农村小学的科学教学是一个难点，但同时也亟待加强。 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这不仅是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而且因为科学作为探索真理的活动，同时也在塑造人的品格影响人类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形态，思维模式及行为模式等等。 2006年2月国务院正式颁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明确指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对于增强公民获取和运用科技知识的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对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的比例相当高，公民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村中小学科学教育的质量，是提高未来公民科学素质的奠基工程，对于小学科学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 一、科学课程在农村开设现状 在农村由于缺乏科学文化知识，某些地方封建迷信盛行，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损失，甚至有时还会导致一些意外事件发生。长期以来，大多数的基础教育普遍存在重升学轻素质的问题，导致科学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调查中发现广大的农村的儿童对科学以及科学课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小学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启蒙教育，它的价值是和语文、数学、外语等其他基础学科无法替代的，如果不重视农村地区的科学教育，就等于在扼杀农村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课题组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希望通过调查发现困难找出原因，提出有效建议。 1.科学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城市小学一样，大多数郊区、农村学校也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把科学课列在副科之列，因为不是主课，其地位自然明显低于语文、数学、外语等所谓的主科，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对科学课的挤课、占课现象。 2.师资力量薄弱。农村小学科学教师的师资状况很不容乐观。多数农村小学科学教师是兼职，几乎没有专业背景，这样的非学科专业背景直接影响课程的实施质量;学历层次普遍不高，多为中师，专科及专科以上学历较少，本科更少，这样更无法保证教师素质符合课程要求。 3.教学把握不当。首先，是教学内容方面，显得凌乱，深浅难易把握不够恰当。存在体系落后、不重视整体框架和结构的问题，有些书本知识严重老化，再加上不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使学生既不能适应经济、科学和社会发展，也难以转向其它科学领域。 其次，在教学模式方面，不注意将书本知识与科学实践联系起来，忽视科学教育过程的复杂性，不通过科学研究进行学习。这样的科学教育，难以发展创造、直观、想象与怀疑的态度，难以在学生思想和态度的训练方面作出指导。 再次，在教学方法方面，教师采取的主要还是讲授法，“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念、学生记”的教学方式只能使学生机械地背科学、学科学。有时甚至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企图把更多的新的科学知识塞进学生的脑子里。很难培养学生探究精神。加强科学教育，并不是堆积知识，而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让学生掌握科学的方法，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4.教育经费缺乏，教学资源跟不上、教学配套设施缺乏。这是包括城市小学在内的普遍性问题。对于农村小学来说经费就更是一个突出问题了。由于经费的缺乏，会产生很多的连锁反应。 由于经费缺乏，教师少有参加教学研究和培训活动的机会。学校仅有的一点办公经费也只够给教师买粉笔和文具。由于经费问题，一般乡里的教研活动也很少开展，更没有资金也不可能去从事课题研究，教师学习的机会就更少，师资很难提高。 众所周知，农村的信息大多不够通畅，教学资源相对较少，学生查阅资料相当困难。有限的教学资源仅仅局限于教师、教科书和校内有限的图书资料。在所选用的教材中有很多查阅资料的活动但由于缺乏图书馆和网络，即使是教师查阅资料也不容易，更谈不上学生了，有时只好不了了之。 没有经费投人，教育设施奇缺当然难以适应和进行现代的科学教学。许多教室里基本的教学设施就是课桌和黑板，教室没有电源插座，就算有也是好多都是坏的，根本谈不上用电视进行录像教学，和网络、多媒体教学。更有甚者连弹簧秤、天平、温度计和试管这些最常用的、基本的实验仪器学校也没有配备。这让搞科学教学的教师感到非常困难，要不就花费大量时间自己去制作仪器和准备材料，如果没有精力和能力去做，就干脆带学生读课本，这样很多的科学教学就变成了一种“走过场”。 二、农村小学科学教学现状的思考 1.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提升科学课的学科地位 科学课在我国是2001年由自然课改过来的一门新课程，与原有的自然课相比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老师的授课方式上都完全发生了转变，各地教材不统一，课时不统一。这对我们教授科学的教师来说是一种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严峻挑战，它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深刻理解科学学习的内涵，真正树立以学生发展中心的观念;需要教师具有良好的知识素养和完善的知识结构;需要教师具有引导和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形成积极学习态度的能力。要知道这门课程的学习与传统的学科学习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的老师总是站在讲台上，老师讲的话就是权威就是答案。而科学课程的讲授就需要老师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授课方式，学生要积极与教师配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老师要正确处理一滴水和一桶水的关系，这已经不是过去一滴水与一桶水的年代了，要知道现在老师要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应该是一条河，这条河里的水随时都是流动着的，是新鲜的。所以老师要随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要有危机意识，真正意识自己的知识结构单一，能力有限，正视自己的不足，解放思想，转变教育观念。没有经验可以摸索;知识不够可以学习。在不断探索、不懈学习的过程中逐渐熟悉科学教育的流程与要求。通过自身的学习，掌握一定的科研能力来更好的指导学生的科学学习。 一门课程的学科地位，取决于它的学科性质。小学科学课程的学科性质在《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中有明确的规定:“小学科学课程是以培养科学素养为宗旨的科学启蒙课程，以促进未来国民科学素养的全面提升，加强我国在科技竞争中的地位。”因此，加强科学课程改革，首先须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上到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下到各小学校长及科任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加强小学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科学教育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民族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不再把科学课当成副科。而要确保科学课的学科地位。 2.加强师资培训，提高科学课程教师专业水平 实施科学教育的关键在教师。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给语文、数学等所谓的主科教师在培训上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而给科学教师带来的却是“不平等”待遇。以致科学课没人愿上，没人会上。针对面前农村现任科学教师专业水平较低、学历不高和专业局限的状况，必须加强农村科学教师的师资培训。要把转变教师观念贯穿与培训的全过程，让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权威者，转变成学生学习的参与者、促进者、组织者、指导者，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移到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要适应和满足科学教育的需要，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培训机构必须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师的培训，提升教师的各种素养，提高教师的教学、指导能力。 3.因地因校制宜，提倡科学学习的多样化 科学课程是国家与学校合作管理的课程，国家主要对课程的地位、课时安排进行规定，而课程的开发必须由学校来完成。学校课程要符合科学课程的性质，也要符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应该具有可行性与实效性。在农村，各学校的办学规模二办学模式、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生源水平与市级学校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各个学校在开设科学课的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原则是:一切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鼓励师生自己的特色实施该课程。不同学校和不同学生在科学学习上有各自的差异，所以在目标定位上可以各有侧重，在内容选择上也可有各自特点。农村学校尤其要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做到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时制宜，充分挖掘现实生活中的学习资源。校内外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现实生活中都包含着科学问题和科学道理，这些都是丰富的教学素材。科学教师如果加以很好地利用，这对课程资源相对缺乏的郊区和农村地区是非常有用的。 4.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切实改进农村教学设备。 农村小学科学教学的不足主要由于教育经费缺乏造成，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多向农村教育投人资金，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购置一些教学仪器和设备，帮助农村建立一些网络资源，那么农村在小学科学教学方面的一些困难就会得到有效缓解。 小学科学论文:关于PBL的中小学科学课程的改革探索 论文关键字：PBL；科学课程；学习项目 论文摘要：PBL基于项目的学习是以学习项目为主导来实施教学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本文尝试将其引入到科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将主要从学习项目的设计、实施与评价几方面展开论述。 我国传统教学的目的只是让学生获得现成的书本知识，而不是鼓励学生去主动思考、探索和创造新知识，这样就限制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而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和科学探究精神，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的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此，对传统教学的改革乃是当务之急。基础教育课程中的科学课就是为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设的，但是在我国以往的教学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只会喊口号，没有实行动”的弊病，也就是对于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设定得很是理想，可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无非是延续传授式教学这一传统的教学模式，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老师讲，学生听”的单调的教学形式只会抹杀学生的创造力和探究精神。PBL这一新型教学模式的出现给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的教学带来了希望，它在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最大限度的达到我们的教学目标。 一、PBL的基本思想 PBL是Projeet—based learning的简称，译为荩于项的学习，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它以学科知识为核心，通过设定与学生真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情境与任务，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与探究欲望，以培养其自我决策、解决实际问题和与他人合作交流的综合实践能力。它主要有以下特点： 1．以学科知识为背景，项目的设计‘应体现知识主题。 2．学习项目主要涉及真实生活情境中的实际问题，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学生占主体地位。 4．用理论指导实践，使学生能真正体会到学有所用。 5．项目的有效性，即所设计的学习项目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是真正有效的。 6项目实施完成后，学生必须以成品的形式来体现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 二、中小学科学课程的特点 科学课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概念常识、技术能力、态度和价值观等全面的素质要求。它将各门学科的知识整合到一起，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源于现实生活，是学生在生活中经常遇到和将要遇到的困惑和难题，科学课程的整个教学实施过程就是要帮助学生解决这些困惑和难题。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应着重采用探究式和体验式教学方式。观察访问、实验操作、资料搜集、小组讨论、角色扮演、仿真模拟和实地研究等方法都是科学课程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激发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究的良好方法。 基于科学课程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只要我们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的思路与做法合理恰当，就势必会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学习兴趣，以实现预定的教学目标。 三、PBL在科学课程教学实施中的应用 由PBL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将其应用于科学课程的教学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下面主要以PBL在“资源与环境”课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为例来讲述PBL在科学课程教学实施中的普遍应用情况，其整个流程设计如下图所示。 1．确定学习项目 学习项目的确定是PBL在教学中应用的关键。学习项日是实施教学的堆础与导，其设计好坏关系到整个教学过程的成败，如果没有好的问题情境设计，没有好的教学过程的规划就不会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更不会达到理想的教学日标。所以在“资源与环境”课的教学实践中，务必要精心设计好与课程内容相对应的合的学习项目。 (1)教学目标分析 在中小学开设科学课程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牛更好地认识自然，培养其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情感；促使学生理解科学内容，使其养成用科学的观点看待问题的良好习惯，并提高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培养其科学文化素养和科学探究精神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为： ①学生能够利用网络查阅何关资源与环境方面的资料，将其中的有效信息进行组织编排，制成个人网站，与同学交流，从而巩固所学课程。 ②学生能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存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方面的问题，并能自行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使自己养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 (2)学情分析 为实现教学日标，学生需要掌握计算机操作的本技能，会使用网上搜索工具查阅资料，能利用网页编辑软件制作个人网站；了解删络虚拟技术，蚪能利用这项技术进行辅助性学习；能利用所学知识指导自己的活实践活动，做到学以敛用。其中，计算机操作技术、叫页制作技术与虚拟络的应用技术部是学牛要完成学刊项目所必备的綦本技能，实施项目之前，教师应先了解学生对与这些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然后根据了解结果对学生进行相应的辅导。朋所学知识指导的实践活动属于高级技能，这项技能的获得中要是在实践活动中慢慢积累，它要求学生侄实践中不断地交流、反思，从而不断地提高自己。 (3)资源环境创设 要想实现本节课的教学目标，还必须要有一定的资源环境作支持。学校需要为学生配备计算机网络课室，学生能方便的上网查阅相父资料，并儿有充足的时间制作个人网站；教师预先教授学生计算机的基本操作和网页制作软件的使用技能；利用网络虚拟技术创设能体现资源与环境这一学习主题的虚拟情境，学生可以进入其中亲身体验，将学生分成几个学习小组，小组各自完成自己的学习项日，小组内成员必须具备合作精神，并能很好地与组内成员交流，小组之间也要不断进行交流学习。 通过以上分析最终确定的总项目为：学生首先通过上网搜索资料，了解当前资源与环境的现状，选出其中的有效信息，写进自己的个人网站中，并与同学进行交流；利用网络虚拟技术创设在真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情境，使学生们更好地体验，从而发现其中的问题，并自行解决这些问题；利用自己所了解的有关资源与环境方面的知识，学生自行设计活动项目，并依此指导在真实生活中的实践活动，不断积累各方面的经验，以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并加深对资源与环境这一教学内容的理解，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2．学习项目的实施过程 按照我们预先确定的总项目，本节课的具体教学实施过程如下： (1)网上收集资料，建立个人网站 计算机网络时代的到来给我们的学习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学生可以足不出户就能获得大量可供学习的信息。针对我们设计的学习项目，学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搜集有关资源与环境方面的资料，从而了解与学习主题相关的内容。为了使学生形成较深刻的认识，教师应当让他们把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筛选处理，将其中的精华以及自己的学结和心得体会纪录下来，并制作成一个有特色的个人网站，网站的制作可以利用现在网上流行的博客(B1og)和维客(Wiki)系统平台，网站设计固然会人而异，但是所涉及到的内容必须围绕“资源与环境”这一学习主题。譬如：网站设计项目可以包括资源与环境介绍，当今社会存在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现象，资源短缺与环境破坏对人类造成的危害等。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都足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学生在制作网站的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及时的指导，帮助学牛解决些技术上的问题。经过这一教学过程，学生的网络信息搜集与管删和制作个人网站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得剑提高；还可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加强他们对信息的选择分析和加工处理的能力，也使他们进行网学和与他人交流沟通的能力得到锻炼。 (2)创设情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例络虚拟技术的应用给教育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为了让学生能真正体会到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现象给人类带米的巨大危害，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创立虚拟学习情境，将学生置于其中并扮演不同的角色，使其抉得接近真实生活的体验。譬如：创设的场景中有一片庄稼地，地里的庄稼干旱而快要死去，让学生扮演管理庄稼的农民来到这一场景中。 ①由学生自行探索发现其中的问题。他们发现庄稼的f旱主要是凶为缺水造成的，而水资源短缺的原凶有很多，由此，学生们便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假设。 ②针对这些假设，学生之间展开讨论，直至最后能够解决其中的问题。 这一场景设置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意识到水资源的重要性，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节约用水，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好身边的一切水资源。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将学生置于一个环境被严重污染的场景中，在这一场景中设有遍地的垃圾、充满烟气的工J’和被污染的河流，学生作为一个环境管理者进入其中。一进入这样的场景，学生们立即流露出痛苦的表情，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强烈，决心要改变眼前的境况，每个学生都积极主动地提出改进当前环境的方法，并付诸实践，最终解决了其中的问题。由此，学生们便能体会到恶劣的环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始终不忘自己的角色仟务，把解决问题看成是自己的事，从而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3)走进生活，切身体验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孩了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问题源于学生的真实生活才能真正激发他们的探究欲望和学习兴趣，让学生走进生活、切身体验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方面是传统课堂教学所无法企及的。社是学生生活的主要场所，其中蕴含着大量宝贵的教学资源，在科学课程的教学实施中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①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白行设计社区活动的学习项目，应注意的是所设计的项目必须能体现资源与环境这一学习主题。 ②学生走进社区，实施各自的学习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牛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体现学习主题。他们町以从点滴小事做起，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自觉节约资源、保护耶境，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还可以进入社区，组织社区文化展览等一些有意义的社区活动，以告诫身边的人应当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而且存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用委婉的语气、恰当的言辞。通过活动项目的实施，既可以提高学牛的组织合作能力，又可以锻炼与他人交流的能力。 ③学生应该把在实施项[j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以及自己的心情感受写进个人网站中，以便与大家交流共享。 3．学习项目实施结果的评价总结 从某种意义上讲，评价是一把“双刃剑”。科学的评价能对教育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而不好的评价不仅耗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还会导致诸多不良后果。传统课程评价的主要功能是用来比较和选拔学生，不重视学生自身的发展与提高，这显然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必须改变传统的评价方法，本节课教学的评价方法如下： (1)评定作品成绩 学习项目实施完成后所形成的最终作品是评定学生的重要依据，其中，学生的学习纪录丰要保存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中，教师应将学生个人网站的制作情况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包括学生对网页制作软件的使用情况，网站中内容是否能够体现资源与环境这一学习主题等方面。 (2)书面测试 传统的考试系统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是我们不能将其归咎于作为主要考试形式的书面测试本身，它对于考查学生的学)J情况存在着一一定的优势，关键是我们在教学评价的过程中怎样实施。在本节课的书面测试中，我们所设定的考试题门应改变传统的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为主的指导思想，主要以开放性题目为主，考察学生对资源与环境这一知识内容的理解，以及他们在提出科学问题、制定计划、科学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所达到的程度。 (3)实践活动录 教学过程要以学生的实践活动为主，所以，这一环：是评定学生的主要依据。学生在进行实践活动之前先白已设定活动项目。在活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将自己的行动过程与实践体验进行：随时记录，教师可参照学生的笔录并结合家长对自己孩子在日常牛活中的观察和评价结果对学牛进行综合考察。 四、结束语 通过对PBL支持的科学课程的改革进行分析探索，我们发现将PBI这一新型教学模式引入科学课程的教学足非常可行的，项}j的实施过程仃利丁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能够提高他们的合作交流和动手实践等综合能力。蟮于PBL所存在的特殊优点，我们应该将其在教学实践中推广应用，把它引入到其他课程的教学中，以实现对传统课堂教学的全面改革。 小学科学论文: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科学发展的策略探索 摘 要：在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对于语言和理解能力的掌握具有很高的要求，如何进行小学语文基础教学，提高学生的思维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是小学语文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教学方式的改进、习惯的养成等方面对教师的教学方式提出了建议化的实践策略。 关键词：小学语文；价值观；自主学习 语言是感情、思维的直接表达，对语言的正确掌握和使用有利于学生思维的正确建立。小学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和审美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学生通过小学语文的学习能够加深对中国的传统文学和艺术的认识和感知能力。新课改理念在小学教育事业的不断渗透中，教师的教学方式也需要改进，以符合新的背景之下社会的要求。 一、多重教学方式相结合，增强学习兴趣 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同，因此适合的教学方式也不同。单一的教学方式往往会对部分学生起不到作用，由以偏概全造成的学习水平差距会消磨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兴趣。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进行归纳总结，吸取其他教学方式的优点，扬长避短，使教学方式更具有针对性。通过多媒体教学为建设活泼、和谐的课堂氛围添加了因素。例如，在学习古诗《寻隐者不遇》时，教师可以在正式的授课之前播放朗读音频，使学生对作品的情感进行感悟，松在诗中隐喻着作者高洁的生活情趣，使学生对作者有更深的体会和了解，教师还可以通过图片和音乐的播放，在视觉和听觉的共同感染之下进行背景的创设，为学生更加深入地思考建立有益的情境。此外教师可以采用合作教学的方式，使学生在合作探讨中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二、培养看书的习惯，丰富课余生活 在传统课堂的影响之下，学生一直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对教师产生依赖。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了教师的督促无法自觉地进行自主学习，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可以培养学生看书的好习惯，将几门语文课程作为阅读课，多推荐给学生符合年龄心理发展的基础读物，使学生在课余生活中拥有自觉进行阅读的意识，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提高学习的效率。此外，大量课外书的阅读能够丰富学生的内心世界，滋养学生的心灵，为学生进行写作提供较多的素材，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写作水平。通过对书中多种思维的接触，能使学生的感性思维得到发展。让学生从小就在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之下成长，对建立学生健全的人格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教学活动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课本之上，要使学生摆脱书本的限制，教师要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教师要注重学生课外知识的丰富，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具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例如，在古诗《江雪》的学习时，教师可以将作者的创作背景进行讲述，这首诗是柳宗元在被贬到永州之后的作品，使学生在了解的同时又能体会到作者郁闷的心情。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对作者生活的唐代的服饰等方面的习俗进行展现，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理，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通过对课堂知识的补充起到拓宽学生视野的作用，与此同时又能充分挖掘学生在学习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更加自觉地主动进行知识的获取。 小学语文作为文学创作、思维表达等技能的基础，对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作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师要把握小学生的接受能力水平和心理，实施高效、适合的教学方式，促进学生进行知识的全面巩固和提高，为信息时代的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小学科学论文:如何提高农村小学科学课教学效率的几点建议 小学科学课是对小学生进行科学教育的一门重要基础学科，对培养孩子兴趣、启迪孩子思维、培养孩子的实践能力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鲜明的基础性、实践性和综合性，是现在小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但对于现在的农村小学而言，由于基础设施差，教学条件落后，严重地影响了科学课的正常教学，那么如何提高科学课的教学效率，将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针对这种现状，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教学，提高科学课的教学效率。 一、注重情境导入，激发学生探究知识的兴趣 教学实践中，课前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导入新课，对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好奇心和上好本节课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是引发学生进行科学探究活动的不竭动力。因此，教师备课要精心设计好导入激趣这一环节，给学生以悬念和激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思考力和想象力，这样，探究活动就开好了头。如上四年级下册《种子的萌发》一课，在导入时让学生猜谜语：“叶子圆圆个儿小，全身长满小镰刀，镰刀外面长毛毛，镰刀里面藏宝宝。”学生猜后，就明确地知道了本节课我们所需要研究的问题了，对种子的探究就会引发许多兴趣和问题，探究教学的氛围营造得更浓厚。接着老师设置疑问：种子里面有什么？为什么能生根、发芽、长成新的植物呢？这样就激发了学生进行科学探究的兴趣，引入了本节课所探究新知的教学过程。 二、充分利用学校及地方课程资源，充实教学内容 农村小学科学教育资源相对城市而言比较匮乏，但农村孩子天天的所见所闻更接近于自然，生活的内涵一点也不比城市的孩子落后。科学课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联系他们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发挥孩子们丰厚的感性认识的优势来服务教学，自觉充实教学内容，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根据时令季节的不同，可以改变教科书中有关教学内容的顺序，力求做到因时而教、源趣而授，使学习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将《各种各样的花》的教学调整到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教师带领学生到大自然的大科学课堂中，放飞在花的海洋里，观察各种各样植物的花，学生在教师的启发指导下，就可以掌握花的共性，了解到花的构造，进而认识到完全花与不完全花的特征及其区别。而《植物的果实》则选择在金秋十月的收获季节进行教学，发动学生到大科学课中广泛收集各类植物的果实，然后带到课堂中观察，采用浸泡、解剖、尝味等多种实验方法来丰富、增进、完善学生对果实的认识。 科学课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随时而择、因地而栖 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丰富科学课教学途径 虽然农村小学购买了很多实验教学器具，但农村小学科学课教学仪器的短缺现象仍然时时制约着实验教学的有序开展。如何立足于现实，在进一步加大力度装配、建设实验室和仪器室的同时，走自我创新之路，探索出一条既适合于现代实验教学的需求又富有个性特色的地方实验教学的新路子呢？我们在用足用活现有教学仪器、设施的前提下，深入挖掘地方的物产资源，就地取材，配合相关教学内容开展了教师自制教具、学生制作学具活动。这样不但解决了科学课教学仪器的短缺问题，而且为学校充实了大量的教具、学具，也推动了科学课教学器具的更新换代，极大地提升了实验教学的开设率。比如《肺呼吸活动模拟器》、《自动转臂吊车》等教具都可以自制，采集、制作动植物标本更是同学们的拿手好戏，到沙堆中捡鹅卵石、到石子中捡有植物及小动物化石的石片也是为学生津津乐道的趣事。这些带“土”气的教学具和现代科学课教学具相结合，确保了科学课教学规范化、现代化、一体化的优化运行。 四、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环境，开展课外科学研究活动 农村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到大自然中去进行考察活动。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带领学生到大自然这个“大课堂”去上课。自然课中凡是适合在当地自然环境中教学的内容，如水域的污染和保护、植物与环境、能 源矿产、岩石、土壤等等，尽可能让学生进行实地考察，直接与大自然接触，并注意把爱科学的思想教育和改变当地自然面貌结合起来，把自然课的教学和课外自然研究活动结合起来，从而使本节课取得了综合的教学效果。如学生通过科学课里的《水》的学习，自觉应用于实践，主动考察研究本地水资源循环情况，找到了本地居民生活用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课堂向课外拓展中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意识。学生在课内与课外的沟通中，在学习和实践中，真正学到了科学知识，锻炼了科学实践能力，科学意识不断得到了增强。 五、教学中注重实施情感教育，有利于保证科学课的教学效率 科学课教学中，教师应该与学生建立一个“伙伴”平台，在教学过程中建立和谐、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要随时了解学生对所讲内容的掌握情况，同时更应注意学生的情绪变化和反应，及时与学生沟通，采取积极评价，使学生体验到尊重、信任、宽容、友爱的教育情感。特别对于基础差的学生，教师要更加关心和体贴他们，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寻找他们的闪光点，及时进行表扬，让他们有较多的锻炼机会，给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确保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总之，善于利用我们身边一切可利用的因素，注重学生的爱好和专长的形成，结合农村教育资源，就能较好地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创造性地为科学课教学服务。这不仅能提高农村小学科学课教学的课堂教学效率，而且也可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建立一种新型的“教”与“学”的平台。 小学科学论文:小学科学课堂中引导学生提出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摘要】课堂教学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主阵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是每个教师的不懈追求。课堂教学质量的核心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而在课堂中如何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又是有效教学的关键。结合小学科学学科和小学生的特点，浅谈本人在科学课堂中关于引导学生提出问题的方法与途径的思考和做法。本文试从学生自主发问、教师诱导发问和教师营造和谐的发问情境入手，并结合本人的教学实践做一个较为系统的阐述。 【关键词】创设情境 自主发问 诱导发问 科学问题的产生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教师自己事先设计好的；二是引导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根据教学内容，学生具体情况、自己喜好事先设计好问题。课堂中向学生连环抛出问题，这种“一问一答”的问题设计程序体现了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的理念，学生只是被动地思考问题。没有参与到科学的学习当中，没有得到解决问题能力的锻炼，没有投入到科学的实践研究中去。 现代教育强调的是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为此，我们应该鼓励让学生自己来提问，积极倡导学生好问的学习态度。只有多问，多想，学生才会积极思维，深入研究。一个个心中的问号最终变成萌发新意识的源泉。科学探究的问题究竟该从何而来？具体如何操作？下面是我个人在《科学》教学中的一点体会。 一、创设情景，自主发问为主 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学生要成为积极理解和独立思考的主体，就必须自主提出问题来，引导注意力和促进思维活力。而教师的提问则无法达到相同的刺激强度和效果。因此，学生自主提问优于教师提问。例如：在教学《叶的蒸腾作用》这一课时，在一起探究了在水中浮着的物体受到水的浮力后，我拿出一盆罩着塑料袋的植物，先让学生猜测过段时间塑料袋内会不会出现水珠？有的猜测可能会，但大部分同学猜测不会，可当他们通过实验之后，发现结果并不是像他们刚才猜测的那样，这时就产生了矛盾冲突。这一现象引起了学生的思考，我见机提出“对于这种现象，你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问的呢？”绝大多数学生都举起了手，“小水珠是不是从湿土里跑进去的？”“小水珠怎么会从外面跑进去呢？”我进而引发学生深层次地思考：这些水蒸气是从植物的体内跑出来的，植物体内应该有什么构造，才往外跑“气”？在这种真正的探究动机的作用下，学生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后面的探究活动中。 二、把握时机，教师诱导为辅 我们说学生自主提问优于教师提问，并不是否定教师提出问题。其实，问题的提出不仅可以由学生提，有时也可以是教师直接给出任务“今天这节课我们研究”，开门见山，直奔重点为，而绝大多数我们研究的正是教材中提出的问题。教师恰当的提问对启发和推动学生思考，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提问有许多讲究，在课堂教学中，正确把握问进机显得十分重要。 1、新授前提问，搭桥铺路 科学知识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每一单元的每一课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内在联系。例如在《蜡烛能燃烧多久》这一课时，先演示点燃蜡烛，罩上玻璃这一实验，要求学生认真观察并提出以下问题让学生思考：蜡烛点燃罩上玻璃杯后熄灭的原因是什么？学生有的说是氧气没有了，有的则猜测是氧气不够了。教师在黑板上板书出这两种可能，由此引入新课的第一个活动。这种铺垫式的提问既有利于复习旧知识，又有利于顺利地进入新知识的学习。 2、新授时提问，抓住重点 每节课要想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必须突破重点、难点。例如在《热起来了》这课，“衣服到底能不能生热呢？怎样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呢？”这是本课的重点活动。教师通过“衣服本身到底能不能生热？你是怎样想的？”这人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维推理，学生在假设衣服能生热是正确的前提下，推理出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结果，从而证明衣服是不会生热的。 3、训练时提问，抓住联想。 联想是学生思考的关键，教师的引导是否得当将影响到教学效果。例如《形形色色的动物》一课教学，当我问到“关于老师出示的动物你们还知道什么？”的时候，学生们兴致勃勃地说开了“我知道兔子是哺乳动物，蛇是爬行动物。”“我知道蛇是靠身体的摆动和腹部的鳞片往前运动的。”“我知道跑得最快的动物是猎豹。”接下来，我根据学生的汇报进行了适时适度的补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教师起到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一步一步地引导他们主动探索了关于老师出示的动物的其他知识，充分发挥了引领者的作用。因此，只要教师能立足教材，把握重点，精心设计问题，并选择好提问的最佳时机，就能做到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 三、营造氛围，增强互动有效性 现代教学论认为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是师生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教学活动中的气氛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建立起来的，师生之间良好的情感沟通与表达，对于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引起注意至关重要。教师对每个学生的态度，双方情感的协调或建立愉快的信任和合作关系，需要以教师自身积极情感的建立为基础，以此来感染和唤起学生的学习情感。 总而言之，科学问题的生成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如何有效地启发学生引领学生，是我们不断探求的方向。科学教师应以“一切为了孩子的发展，教学为学生服务的”的宗旨，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甚至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微笑……让学生的自主性得到最大的发展！使“一切为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不再成为一句空话！ 小学科学论文:浅谈如何上好小学科学实验课 学习科学课的过程，是从观察现象，动手实验出发，经过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形成概念、规律，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进行检验和运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实验是学科学的最有效的手段。通过动手做实验可以激发小学生爱科学的兴趣，有效地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培养他们对科学实验的探究欲望。怎样才能更好地上好小学科学实验课呢?笔者认为开展小学科学实验活动，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明确实验的基本要素 1.明确实验目的 做实验之前，只有给学生提出做该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任务是什么，才能使他们注意力集中到所要做的事上，才能使他们深入细致地去观察去做。因此，明确实验的目的对于学生上好实验课是至关重要的，它能让学生明白该实验是为了研究什么而设置。 2.明确实验操作过程 每个学生理解能力不一样，实验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学生对实验中的重点、难点、操作的把握程度，以及对实验现象的分析、总结。做实验每个学生都喜欢，但由于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观察事物时常是杂乱无章的，缺乏系统性和目的性，观察时受兴趣和情绪的影响很大，有时常常偏离观察的主要目标。 3.明确实验中的观察任务 让学生明确了实验前的观察任务，才能在实验过程中取得良好效果。教师要提醒学生动用一切感觉器官去全面观察和感知。 运用眼、耳、口、鼻、手等感觉器官去观察和感知实验过程中形态、特征和声、光、色、味、温度等变化情况，时刻提醒学生注意观察和感知每一个微小的地方，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以《观察植物的种子》为例，课前要收集各种植物的种子，仔细观察它们的外形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植物种子，它们的形状、大小、颜色各不相同。 4.明确通过实验得出结果 从现象到分析比较、得出实验结论，是一个以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过程，是思维从感性到理性的质的飞跃，只有完成了这个飞跃，才算真正得到了知识。在《磁铁》的实验中，当我们看到磁铁能把带铁的东西吸起来，就知道磁铁有吸引铁的性质，所以就把磁铁的这种特性叫做磁性。磁性有强弱，磁铁上磁力最强的部分叫磁极，磁铁有两个磁极，把磁铁用细线悬挂起来，等到它静止时，磁极分别指向南方和北方，指北的磁极叫北极，指南的磁极叫南极。教师可以提示指南针就是根据磁铁的这一特性发明的。通过实验结果可以增强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科学技术知识的理解，教师通过提问，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为学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奠定坚实基础。 二、千方百计拓展实验空间 1.因地制宜开辟实验场所 小学科学实践课的实验场所不局限于学校的实验室，实验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走向校园、家庭、社会和大自然。将课内有限的探究延伸到课外活动中去。如在教学《观察植物根的生长》一课的时候，就可以让学生在家里自己做实验，看看种子萌发先长什么，再长什么；植物的根向哪里生长，根的生长速度怎么样；根有哪些作用，种子是怎样变成幼苗的，植物茎的作用和怎样开花结果的等。学生通过自己亲自选材，亲自种植，并把每天的生长都记录下来，从而了解了植物的生长过程，通过实验，使学生获得植物生长变化的数据。 2.选择好实验材料 根据实验科目的需要，就地取材，教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行实验材料的选择。如在做《沉浮与什么因素有关》时，实验材料需要土豆、鸡蛋、木板、铁块、塑料泡沫等等，就安排学生自己搜集带来。 三、让学生充分体验科学实验的乐趣 科学实验兴趣的培养，一是要让学生亲身经历典型活动；二是要在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科学实验应该让学生充分参与，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实验教师既要充分利用实验室的器材，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大量搜集身边的实验材料。 1.寓欢乐于学习实践中 要充分利用实验室的资源开展一些生动有趣的科学实验。如在《观察蚯蚓的身体》、《水在什么温度时结冰》、《声音是怎样产生的》、《点亮小灯泡》、《种子发芽的实验》等这些具有小制作、小实验性质的实验课时就应该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进行实验，在无危险时，尽情地实验，痛快地玩耍，学中玩，玩中学，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着力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 做实验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实验进行探究，从而获得科学知识。科学教材中实验部分大多为探究性实验，以促进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形成。在实验中应鼓励、引导学生大胆探究。如在教《点亮我的小灯泡》一课时，教师一开始简单介绍了电池、电线、灯泡后，先不讲明怎样做才会让小灯泡发光，而是提出疑问“: 谁能让小灯泡发光。”在学生认识仪器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学生敢于思考，利用现成的仪器去实践，并在愉快和谐的气氛中争着去比一比谁最快让小灯泡发光，既激起学生的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小学科学实验课教学是一种积累，需要教师的引导，更需要师生的合作。只要实验教师创新实验教学方法，把解决实验教学难点和调动学生积极性创造性相结合，实验课教学就能够取得很好的成效。 小学科学论文:浅谈新课程背景下小学科学课程教学中家庭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论文关键词】小学科学教育　课程资源　开发与利用　家庭资源 【论文摘要】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课程实施的基础和条件。小学科学课程资源应该是综合多样的，家庭教育资源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家庭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适应了小学生课程应与生活相结合的特点，对提高小学生科学素养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科学课程资源的理解 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为实现教育目标提供了基本的素材．是课程实现的基本条件。在教育的全过程中，有了教育的资源并加以利用，才可以谈及后面的步骤。科学课程资源的来源是广泛的，一切能提高小学生科学素养的资源都可以转化成为学生学习的课程资源。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中，关于课程资源的开发运用做出了如下说明：“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校内外各种课程资源。学校应充分发挥图书馆、实验室、专用教室及各类教学设施和实践基地的作用：广泛利用校外的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工厂、农村、部队和科研院所等各种社会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积极利用并开发信息化课程资源。”尤其是在小学阶段的科学课程，不应该局限于以前单一的以科学知识教授为主的课堂与教材方面，而是要以一个全新的广泛的课程理念来指导小学生的科学教育。这也是与新课程提倡的在小学阶段课程以综合性课程为主的理念相吻合的，也是适合小学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的特点的。 科学教育的课程资源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按照科学资源空间上的划分，可以分为学校资源、家庭资源和社区资源三类。在现代信息化社会，又可以将其分为校内资源和校外资源以及网络资源三类。从性质上来看．则包括人力、物力和环境三大类。一般而言，学校资源是科学教育中最主要的资源，是有组织、有目的、系统的教育教学资源，主要体现形式是科学教材和教师的科学教学活动。尤其是教材和实验室中的教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都是对学生进行科学教育的主要资源。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对科学教育过于知识化、偏重于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所以往往只把眼光放在校内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而家庭资源与社区资源这些校外的资源由于长期不受关注和重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和利用。在资源应广泛化的今天，没有对小学生的科学教育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一种资源上的浪费。 二、家庭科学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在以学生为主体、倡导自主和探究式学习方式的新课程观的指导下，家庭资源是小学生进行科学学习和探究的重要资源，做好家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工作，将对小学生科学素养的全面提高有重要意义。 家庭是小学生除了学校以外，最主要的学习、生活场所。家庭是孩子最早接受教育的地方，家长是孩子学习的启蒙者。对于科学教育而言，家庭也是孩子最经常性接触的、最早发生的一个学习场所。小学生的科学教育也要结合小学生的特点，提倡与孩子的生活相结合，在生活中学科学、在生活中用科学，在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提高孩子的科学素养。 家庭中科学资源的开发可以从家庭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两个方面来挖掘。 1．第一个方面是家庭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活的课程资源，在家庭中，主要是孩子的家长担负起孩子科学教育的指导者的角色。一般来说，家长都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经历，与孩子有比较多的接触时间．完全有能力为孩子的科学教育提供良好的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家长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需要家长提高对孩子的科学教育意识。作为家长，都应该明白，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科学素质的高低是一个人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表现之一。现代社会里，一个人需要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尤其是在目前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更需要有仓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科学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是中小学教育中可有可无的课程。家长应该改变过去只看重孩子的语、数、外等所谓的“主科”的成绩的观点，努力从为了孩子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孩子所有的学习。只有这样。在家长有了很好的科学教育意识的情况下，家长才有可能主动积极为孩子的科学教育提供良好的支持。 其次，家长要有意识地为孩子提供科学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创造一个科学学习的家庭氛围。以家长的阅历和职业背景来说，无论家长自身的文化水平怎样，从事的职业如何，都有可能为孩子创造科学学习的条件。这也是由小学生科学学习应该与生活密切联系的特点决定的，只要家长具备一些最基本的科学知识或者是常识．或者是生活经验，都可以为孩子提供帮助，因为科学教育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传授。能将家长在某一方面的专长与孩子的科学学习和探究活动结合起来。做到良好的亲子沟通合作，可以说是家庭科学教育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一个主要的途径。如有的学生家长恰好是某方面的权威或者是某领域的专家，不仅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在家庭中提供良好的指导和帮助．而且可以为学校科学教育提供帮助，到学校给学生做讲座，或是为学生提供到所在单位参观学习的机会。科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需要广大家长的支持与参与．正是家长的全力支持与合作才能保证家庭科学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丰富和完善学生的科学课程资源。 2．第二方面是家庭物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家庭生活中的所有一切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开发成为孩子的科学教育资源，这些东西的使用需要在第一个方面的参与下完成，即要有家庭人力资源发挥作用．自然包括家长和孩子自己。在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下的科学教育资源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下面仅举几个例子．作为家庭科学教育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具体方法的范例。 (1)家长引导下的科技阅读。“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言而喻，它同样是科技进步的阶梯。家长作为孩子的科学教育的启蒙者，其职责在于适时选择符合孩子心智发育时机的科技读物，指导孩子阅读。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而言，家长可以为孩子提供图文并茂的科技图书，也可以提供电子音像读物(如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等)。像《十万个为什么》之类的科普读物，家长可以多买一些，为孩子建立自己的科普读物小书架。收集孩子喜欢读、读得懂的读物。另外，家长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和孩子在一起时问，看看《人与自然》、《动物世界》等反映科学的电视节目，给孩子适当的讲解。 (2)科技游戏。玩是孩子的天性，在游戏中进行有意识的科学教育，起到的效果可能会比生硬地教孩子强记一些科学知识更好。因为这符合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在家庭愉悦轻松的氛围中进行，可谓寓教于乐，把“教学做”、手脑有机结合在一起。这类游戏可以是手工拼装、拼图比赛、玩电子游戏等，也有很多益智玩具，都可以作为家庭中家长与孩子共同游戏、加强亲子交流的素材。 (3)旅游考察。在有条件的地方和家庭里，特别是对城市中的孩子而言，家长有机会一定要多带孩子“到自然中去观察”，让孩子与大自然有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因为丰富多彩的大自然中包含了很多很好的科学教育资源。名山大川，天空海洋、地貌植被、鸟兽虫鱼、古代与现代建筑等，可以说处处是课堂、处处是教材，资源丰富多样，而且生动实在，在潜移默化中，科技教育的素材和资源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到孩子的心灵，这对于激发孩子对自然的兴趣和好奇心，进一步产生科学探究的愿望是十分有意义的。另外，有条件的地方，家长可以多陪同孩子去参观科技馆、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等场馆，因为这些地方也是科学教育的基地，孩子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既开拓了眼界，又增长了知识。 (4)植物种植和动物养殖。在家庭当中，可以让孩子亲手参与进来，在与植物、动物的亲密接触过程中做全程的仔细观察，深入了解动植物的属性特征。这是一种很有实践意义、能全方面培养孩子科学素养的资源。比如说在家里种植一盆花，甚至可以从种子开始，在家长的指导下，让孩子负责照料这盆花。通过整理花盆、播种、浇水，施肥等等一系列的过程，直到开花、结果．让孩子亲身经历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要引导孩子做一些观察记录，这其实就是在引导孩子用科学的方法来做一件事情。孩子可能没意识到这是在进行科学活动，但是家长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才不至于让很好的科学教育资源流失。在这个过程中，孩子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孩子可能会认为浇的水越多、施的肥越多，花就越长得好，如果家长指导适当的话，可以让孩子做一些实验，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通过结果的对比，小孩明白了自己原来的想法可能并不正确，然后会继续问～些“为什么”，这时候家长又给以适当的指导。这样下去的话，孩子探究的兴趣就越来越浓厚，逐渐就养成了一些科学的思维与方法。这样通过孩子亲自参与得到的东西，比只从书本上看到或是家长、老师告知得到的东西理解要深刻得多。 (5)家庭日常生活的科学教育价值。日常家居生活也隐含了许多可以进入小学生科学学习范畴的资源。很多不经意的小事蕴含了科学的道理，在生活中让孩子结合课堂所学去解释这些现象，一来可以检验所学的知识．加以巩固，二来也可以利用知识指导生活实践。比如．在小学的科学课本中，有介绍食物的营养结构合理膳食的部分，根据这个知识，孩子可以先记录自己家每天的食物结构，然后分析是否合理健康，最后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制定一个合理的食谱。又比如，看到家里烧水用的锅子锅底结了一层厚厚的水垢，可以启发孩子思考这层水垢是怎样形成的，与家庭用水的水质有没有关系，怎样才能除掉这些水垢等．让孩子多思考，尝试解决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也是给孩子科学教育的绝好机会，家长应该充分利用起来。 三、家庭资源开发与利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家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也是为了孩子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价值等方面有全面的提高，共同增进孩子的科学素养。科学是一种探索的方法，也是一种开放、积极的研究过程。因而科学教育资源的开发也不仅仅是为了孩子能够背诵几个科学概念、公式，更应该是为孩子提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机会。这是一个孩子能积极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而言，通过一些家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能让孩子会用一些调查或实验的方法，观察记录、收集信息、解释数据、并用适当的语言进行描述，掌握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能、会完成一些简单的科技制作、知道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故事，这些都是家庭科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力求达到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小学阶段的科学教育还是一个基础性的水平，不讲求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因此，在家庭科学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结合孩子的特点，做到资源的趣味性、多样性和渐进性综合，能激发孩子的兴趣，适合孩子的发展，又要保持科学教育应有的科学性，创造性和启发性 小学科学论文:浅析小学科学课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构建 摘要：小组合作学习是科学探究活动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有效实施小组合作学习策略，可以使学生掌握合作技能，提高学习效率，培养学生良好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笔者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构建” 的实践研究，有效打造活力科学课堂。即通过一、构建结构、分工合理的合作学习小组；二、创建环境，为学生的合作学习提供机会；三、有效组织，促使合作学习的成功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实施　合作学习　打造　活力科学课堂 小组合作学习是小学科学课中主要的教学方式，它为学生创造了宽松愉悦的学习情境，因而在科学教育中创建合作学习小组，既可以提高学习效率，也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合作意识，掌握了一定的合作技能。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在实践中，小组合作探究的效果不尽人意。常常是老师一宣布讨论，教室里就“翁”声一片，热闹非凡，看似在激烈讨论，相互合作，其实并不合作。汇报讨论结果时，要么，个别学生“一言堂”，多数学生当观众；要么，大家抢着说，谁也不听谁的，只顾表达自己的意见。常此下去，这个“合作的小组”就形同虚设，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反之，要是能正确运用，合理调控好这个“合作的小组”，就会大大提高学习的效率。使教师教的轻松，学生学的快乐，课堂活力不断呈现。所以，在小学科学教学中如何实施小组合作学习策略，构建合作学习模式是十分重要的。 一、构建结构、分工合理的合作学习小组 在构建合作小组时，首先，要注意结构的合理化。遵循“优势互补”原则。我主要采取动静、男女、动手强和思维强的组合方法。这样组合有利于学生间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其次、要注意分工的合理化，只有小组内分工明确，才会使探究过程“活而有序”反之容易出现“争抢”和“坐等”等不良现象，不利于小组团体意识的增强和探究能力的提高。 一般在小组内设置小组长、实验员、记录员、汇报员、材料员等角色。这些角色并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例如小组长也可以是汇报员，记录员也可以是材料员等。这些角色也不是终身的，我们会定期轮换。通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学生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意识，掌握了一定的合作技能。 二、创建环境，为学生的合作学习提供机会 1、创造良好的合作学习氛围。 良好的合作学习氛围，可以使学生在心理上获得安全感，在精神上受到鼓舞。教师要放下架子，参与到学生的合作学习中。 在执教《点亮我的小灯泡》一课，我给每组准备一个灯泡，一节电池，一根导线。要求用多种方法点亮小灯泡，并在记录本上画出你的连接方法。在讨论过程中我播放一段轻音乐，让学生在音乐声中主动的探究，同时，我走入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合作学习。没过一会，有好多组的小灯泡都被点亮了。但是我发现其中有一组一直没亮起，看他们的神情好象有点着急了，我及时过去安抚他们：“不要急，慢慢来，需要老师的帮助吗？”我给他们指出了几点建议，一试果然亮起来了。他们很开心。 2、提供充裕的合作时间与空间。 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教师要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操作、探究、交流时间和空间。减少不必要的讲解时间，把课堂时间的支配权给学生，使学生有机会发言和相互补充、更正、辩论的时间，使学生的智慧得到发挥。在合作前给足学生一定的独立思考时间，只有当学生对探究的问题无法解释时进行合作才是最有效的。 在执教《光与热》一课中，我主要是让学生来认识光与热的必然联系。首先，给每一小组提供材料：温度计、平面镜三面、记录表格。其次，给学生十分宽松的时间进行讨论。即认识实验的目的、设计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注意事项等问题并拟好书面的实验方案。然后，交流各组的实验方案，学生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相互补充，在老师的有效指导下修改各组的实验方案。这里我给了学生足足20分钟的时间，努力让每个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和相互补充、更正、辩论的机会，使不同的学生的智慧得到尽情地发挥，体会合作探究的乐趣。同时为下面的实验操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大限度取得实验的成功。最后，给学生提供较大的探究空间，不局限于教室走廊，在不影响学校教学次序和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你可以选择校园的任何角落来作为你的探究场所进行实验。最终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3、开展组间竞争，激励学生合作。 有的时候对学生适当运用奖励的方法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教学中我常采用小组竞争的机制。在执教《造一艘小船》一课时，教师为每组准备相同的橡皮泥一块，小铁圈若干。让小组间进行比赛，看哪组用橡皮泥 做的船装载的小铁圈最多为胜利。在合作之前，我激励学生，今天老师给各组一个机会，来比一比那组同学造的船厉害。能装载大量的货物并能分析出装载量大小与船的哪些因素有关系。比赛结束后，老师给装货多并能说出装载多少原因的合作小组给予奖励。颁发“最佳造船奖”。同时，让学生体会到你们取得的成功是大家合作的结果，每个人的努力都将关系到合作小组的荣誉，体会到自己是小组中的一员，要为小组出力，才能使的小组探究取得成功。 三、有效组织，促使合作学习的成功 1、努力培养学生的“三会”。 即学会倾听，不随便打断其他同学的发言，努力听出同学发言的要点，对同学的发言能做出自己的评价；学会质疑，听不懂时，请求同学作进一步的解释；学会组织、主持小组学习，能根据他人的观点，做出总结性发言。使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不断产生新的想法。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只有努力培养学生的这“三会”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这种习惯，促成合作学习效果的最优化。 2、善于把握小组合作学习的时机。 合作学习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学生实际等选择有价值的内容，有利的时机和适当的次数让学生进行合作。如在当有较多学生在学习上遇到相近疑难个人无法解决时；当学生对某一问题出现较大分歧，需要共同探讨时；当学生学习任务较多，需要分工协作时；当学生思路不开阔，需要相互启发时，都是进行合作学习的较好时机。记得在执教《相互协作的人体器官》一课中，我要求各组用图文的形式直观表达人体器官的联系。我深知完成这个关系图的绘制是有难度的，所以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充分的发挥小组合作优势，先给小组学生充分的思考与修改的时间，然后通过讨论让学生相互启发，开阔思路，找到彼此之间更广泛的联系，最后再完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执教《摆的研究》一课时，我出示两个不同的摆，并让它们同时摆动半分钟。请两个同学分别数摆摆动的次数。学生发现不同的摆在相同时间内摆动的次数是不同的。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说与摆锤的轻重有关、有说与摆角的大小有关、摆绳的长短有关等。学生的分歧很大，此时我鼓励共同探讨，确定本组探究问题的指向。设计实验方法进行实验，运用排除法。最终得到正确的认识。 由此可见，成功的小组合作学习是一种有效而又可行的学习模式，在教师的正确运用，合理调控下不仅可以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更重要的是通过小组合作，培养学生合作参与意识，教会学生与人合作的方法，促使学生间的情感交流、互帮互助、共同提高，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小学科学论文:西部农村小学科学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摘要：西方国家把科学放在语文数学前面，而我国则把科学放在语文数学之后，这一对比充分说明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因此，农村小学科学课程常常被忽视，令人痛心，笔者在教学第一线就农村小学科学教育现状及对策进行肤浅的研究，期待引起共识，让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农村科学教育事业。 关键词：科学教育的定义、意义 现状 对策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的竞争，也就是科技教育的竞争。为了适应国际竞争的要求，为了迎接知识经济对教育提出的新挑战，为了使我国立于世界科技强国之列，，加强和改进我国中小学的科技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应该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值得高兴的是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各大中城市的学校已经开始重视科学课，他们有专业的科学教师，有标准的实验室以及配套的教学仪器，科学课开展得有声有色。但是，在一些农村小学却相对落后： 农村小学科学教育现状及原因 不重视科学教育。一是许多人对小学科学教育的内涵认识上有误区。有人认为科技教育就是培养科学家的教育。事实上，一个民族科学素质的提高，仅靠个别科学家是远远不够的，科学是从小培养学生必要的科学知识，科学的思维方式，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的态度与价值观，以及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简单的说，就是从小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二是人们对科学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据有关专家分析，一个正常的国家建国35年左右就应该产生自己国家的诺贝尔奖得主：前苏联是39年；捷克是第41年；波兰是第46年；印度是第30年；巴基斯坦是第29年。而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这是与我们国家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科学分不开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在幼儿园和小学里进行探究式的科学教育。例如， 1983年美国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ncee）发表了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国家处于危机之中”；1989年2月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了2061计划的第一份重要报告；1996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提出了要在幼儿园和小学中实施探究式科学教育，并随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落实这个科学教育标准。1999年法国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幼儿园和小学中进行科学教育。与别人的重视比起来，我们的科学课常常把他叫做“副科”，没有专业的科学教师，而是由语数教师兼任，由于应试教育的“毒瘤”，科学课因而常常被语数取而代之。 科学教师素质不高，兼职科学教师多，教学方法落后，灌输多，动手实践少，科学精神、探究能力培养不足。农村小学没有专业的科学教师，科学课往往是兼任或由一些老教师担任，兼任的教师有其他教学任务，往往没有精力去精心准备科学实验，往往是拿着书本照本宣科的满堂灌，许多实验没有做，忽视了学生的学习过程。试想，一个老师要上数学课，批改作业，又要备科学课，还要自己去准备实验器材，谁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只好该省的省，该上的课不上。 教学条件相对落后，跟不上科学教育发展的步伐。农村小学没有实验室，实验仪器陈旧且不足，教具不理想。没有实验员准备实验器材，导致实验准备不足；仪器的短缺，导致许多分组实验无法进行。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我国在教育上的投入还不到gdp4%，更没有资金投入到科学实验上来。由于经费的不足，实验室无法建设，实验仪器无法添置。限制了科学教育的发展。 农村小学科学教育对策研究 提高认识，领导重视。首先，县级领导及校级领导要充分认识到小学科学教育是强国之基础，高度重视科学教育；其次，发掘科学人才，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的教师充当专职科学教师；再次，学校领导要严格要求教师按课排表上课，并加大巡视力度，采取强制措施确保科学课程的顺利开展，只有这样科学课才不会被挪用。 加大教育投入，满足科学教学的基本条件。每所学校至少建设一间标准实验室，配备足够的与教材配套的教学仪器，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建设一间数字化的实验室，满足科学教学的需要。 创造良好的科技育人环境。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能对学生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在实施科技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环境对学生的感染作用。就校园文化来讲如可在学校里悬挂科学家的头像、名言；开展科普知识竞赛；每期举办一次小小发明家活动；读一本科普书籍；观看“神六”上天；参观科技展览；观看科技影片等。让学生时时处处生活在科技教育文化氛围之中，从而实现外在环境与科技教育内容的统一，达到激发科学兴趣，提高学生科技素质的目的。 培养骨干科学教师，采用走出去学，请进来教的办法提高科学教师素质。当前农村小学聘请科学专业的教师任教科学还不太现实，只有选派优秀教师出去学习，请名师进来教的办法培养本校科学教师。提高科学教师素质，提高农村科学教育的质量。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 贴近自然，发挥农村小学的地理优势，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的资源，上好科学课。在没有实验室、实验仪器不足的情况下，农村教师应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千方百计保证科学课的顺利开展。农村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树叶、花朵、果实、石头以及蚯蚓、蜗牛等小动物，便于就地取材，上好科学课。如利用多样性的动物和植物资源，可以发动学生采集各种动物和植物样本，制作标本；利用肥沃的土壤，进行土壤教学；利用天然的岩石，制作岩石标本。 建立考查制度，不考试不重要，只有考试才重视。记得九十年代，小学升中学自然成绩就占30分，就迫使人们不得不重视自然，所以笔者认为，小学毕业应把科学纳入考查科目，提高小学科学的“地位”。 总之，教育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科学教育是提高国民科学素养的基础，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责任，我们相信科学界和教育界，以及全社会都会携起手来，共同推进小学科学教育的改革，加强科学能力的建设，加强国际合，提高农村小学科学教育质量，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让中国的诺贝尔之花在祖国大江南北处处开放。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浅析地方高校青年教师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摘 要： 有效地开发与利用青年教师人力资源是地方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现有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地方高校应树立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理念，全面规划和落实教师在职培训，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充分发掘教师的潜能，全面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从而使教师的劳动能力得以合理利用。 关键词： 地方高校 青年教师人力资源 开发与利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已经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各高等院校在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相应地不断扩充教师的数量。相关数据显示，这几年高校教师的绝对数量和年龄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高等院校补充了一大批青年教师，特别是地方高校新吸收的青年教师在各高校的比例越来越大，有的地方高校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比例甚至已达到全校教师的50%。青年教师队伍的建设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他们的素质直接关系到高校的未来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地开发与利用青年教师人力资源将是地方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地方高校青年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高校教师人力资源是指高校内具有从事教学和科研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的总和。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是指高校通过多种有效手段，提高教师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充分发掘教师的潜能，全面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从而使教师的劳动能力得以合理利用。高校教师作为高校的办学主体，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高校中最具有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它对提高教学质量，提升科研水平，推动高校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虽然我国地方高校在青年教师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开发和发掘不充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观念相对滞后。 目前就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来看，行政管理者还未真正建立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仍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时代人事管理的传统思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者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这一新理念还缺乏了解，在工作中既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又没有真正认识到人力资源的资本属性，视人力为成本，仅仅实施简单的人事行政管理。单纯地认为高校的发展就是靠资金的投入，资金的短缺是高校发展的瓶颈，而没有意识到真正的瓶颈是缺乏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在教师队伍建设上，片面地认为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的关键在于引进高学历或高职称的教师，却忽视了对现有教师的培训提高和稳定工作。大部分高校已经意识到通过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来稳定人才、吸引人才的重要性，但其相关配套政策与措施还未真正落到实处。 （二）高校青年教师流失现象严重。 为了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改善学历结构，大多数学校每年均投入大量资金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但当这些硕士、博士毕业以后却往往又不想再回原单位，由于人才流动不受地域限制，办理离职调动手续比较简单，因此培养的这些高学历人才很轻易地流失了。 高校青年教师人力资源的流失包括显性流失和隐性流失。显性流失主要表现在：由边远地区的高校流向沿海地区高校，由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流向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由办学规模较小的高校流向规模较大的高校，由一般地方院校流向“211”、“985”等重点高校；教师“下海”创业、出国、考研升学，等等。隐性流失则主要表现在：部分高校教师难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本职工作中，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第二职业、社会兼职、应付学历提高和职称晋升等事务上。 （三）高校青年教师培养机制有待完善。 培训和培养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活动中心，当前高校青年教师人力资源培养机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一，资金严重不足。一些学校把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教师学历的提高和高学历、高职称教师的引进上，对于教师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社会服务水平的提升则缺乏培训资金。其二，对于教师的培训，缺乏中长期的规划，仅仅注意到眼前培训工作的需要。其三，培训内容面较窄且单一，仅重视理论培养，忽视实践技能的提高。其四，培训形式简单，多以岗前培训为主，忽视多种培训方式的结合。 （四）现有人力资源没有达到充分开发利用。 对于青年教师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存在重“引进”，轻“开发”的现象。一些学校为了提高某学科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影响力，不惜“血本”引进年轻有为的博导、教授和博士，招聘范围甚至由国内拓展到国外，耗资不菲，却没有达到预期中的效果。这些博导、教授和博士来校以后，要么因实验设备、实验场所等条件达不到开展工作的需要，要么因主观难以适应学校整个内部环境而不能将精力全倾投入学科建设。这种现有人力资源没有全局性地利用是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管理阶层最不愿意面对的尴尬境地。所以，我们应该将现有人力资源向现实人力资源合理转化并加以发挥运用，即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 二、地方高校青年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对策 为了有效提高教师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充分发掘教师的潜能，全面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使教师的劳动能力得以合理利用，地方高校的青年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树立“教师为本，人才第一”的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理念。 作为人才聚集地的高校应转变管理和服务部门的职能，树立以“教师为本，人才第一”的管理理念。把教师看作是最有创造力、最有价值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挖掘教师的潜能。把教师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完善相关机制，建立以教师为中心的现代教师管理模式，加快高校传统的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进一步牢固树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在全校形成领导重视教学、教师热爱教学、科研促进教学、投入优先教学、管理服务教学、后勤保障教学的良好氛围，从而为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发教师的潜能，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二）全面规划和落实教师在职培训。 教师的教育培训是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内容。学校应当着眼于更新高校教师的知识和能力，全面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全面规划和落实教师的在职培训。对于高校而言，应从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高度出发，有的放矢地规划和落实高校教师多学科、多层次、多方式的在职培训，全面健全教师继续教育的运行机制。应给教师提供充足的学习时间、充裕的学习经费和优良的学习环境等条件，对于刚毕业不久的硕士、博士生，要加强岗位培训，使他们了解教师职业的特点和要求，掌握基本的教育学理论知识和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技能与技巧，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对于35岁以下的讲师或副教授等青年教师，应努力创造条件，组织他们积极参加国内外高层次的研修班或做访问学者，促进其及时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及时更新教育思想和专业知识，进一步提高其教学和科研水平，为其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激励”一词是管理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含有激发动机、鼓励行为、形成行为动机的意义。将“激励”这一概念用于人力资源开发中，就是通常所讲的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问题。它是针对高校教师的内心状态和心理需求并进而激发其工作动机的一条现代管理原则。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高校可以采取目标激励、精神激励、关怀激励等方法，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师评级、考核、激励机制。一方面，学校根据青年教师的合理需要，运用目标的功能，可以激发教师的正确动机，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并把他们的心理与行为状态导向新的境界，推向新的高度。另一方面，从情感入手，营造一个普遍相互尊重的校园，通过对青年教师的信任、尊重与关怀，满足其自尊需要，增强其归属感和忠诚度，使青年教师进一步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以调动和激发其工作积极性。为保障教师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学校还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约束措施和督查制度，以保证高校激励机制的实施。既要表彰合理及时，又要赏罚分明。 总之，地方高校应清醒地认识到人力资源是高校的第一资源，青年教师在学校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地方高校应高度重视青年教师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良好的环境，采取有效的措施，充分发掘青年教师的潜能，提高其综合素质。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师对情境教学法的看法 摘 要：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培养人才模式仍旧过多强调其理论性、忽视其操作性。以情境教学理论为基础，以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教学实践为例，探讨如何运用情境教学法来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才竞争实力，满足企业和社会的需要。 关键词：情景教学；人力资源管理；建议 一、情境教学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一）情境教学内涵 情境教学是实践性教学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实践性教学的目的在于通过学生对所修专业、课程及其专门知识、技能的实际运用，来巩固和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进而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决策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及项目执行能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最终达到锻炼学生实际能力的目的[1]。情境教学顺应了实践性教学的理念。情境教学的概念，首先由Brown，Collin，Duguid在1988年一篇名为《情境认知与学习文化》（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的论文中提出。他们认为“知识只有在它们产生及应用的情境中才能产生意义。知识绝不能从它本身所处的环境中孤立出来，学习知识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情境中进行。”[2]因此，情境教学主要是为学生创造一种与现实相似的较为逼真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下鼓励学生扮演某种角色，并对其行为进行评价。这种方法不但体现了发挥学生自主性和参与性的教学理念，而且能够培养学生整体策划、过程组织、应变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情境教学的理论基础 情境教学法是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其理论来源于皮亚杰（Jean Piaget）的个人建构论和维果茨基（Levs Vygosky）的社会建构论。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讲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构建的方式而获得的[3]。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传统的教学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传统的教学对学习基本持“去情景”的观点，认为概括性的知识学习可以独立于现场情景进行，而学习的结果可以自然地迁移到真实的情景中去[4]。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现代教学模式倡导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该理论认为，每个学习者都有自己的经验世界，不同的学习者可以对某种问题形成不同的假设和推论。而学习者可以通过相互沟通和交流、相互争辩和讨论，合作完成一定的任务，共同解决问题，从而形成更丰富、更灵活的理解。教师是意义构建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学习者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意义的主动构建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由此可见，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构建有关知识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情境教学模式就是这一理论的有益尝试。 二、情境教学法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中的运用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模块化很强的学科，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非常适合采用情境教学法。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各模块的特点，可进行以下几种情景模拟训练： （一）工作分析模拟 工作分析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是岗位设置的前提。教师可利用学校有利的资源，如超市、食堂、教学管理部门、保卫处等，预先设定几个典型的工作岗位和职务，这些岗位都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由各组选择工作分析的方法进行工作信息的收集和工作说明书的编写，最后应将所编写的工作说明书与对应岗位实际工作说明书进行比较分析。此种方法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计划和组织能力。 （二）员工招聘环节模拟 此环节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招聘环节和甄选环节。招聘环节可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让一部分学生扮演应聘方，撰写简历，从而学习简历的撰写技巧，另一部分学生扮演招聘方，根据所招聘的职位，制定招聘方案，设计应聘申请表、招聘广告等，并对简历进行筛选。面试环节，可采用模拟面试的方式，由招聘方设计面试题目，同时运用合适的测试方式，如压力面试、角色扮演、无领导小组讨论等方法来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而应聘方也能从面试过程中学习到面试的方法和技巧，有助于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和应变能力的加强。 （三）员工培训模拟 在讲授员工培训的内容时，可由学生轮流充当培训师，通过指定相关的企业培训案例，要求学生拟定培训制度，策划培训实施方案，并实施培训模拟训练，通过现场打分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四）绩效管理环节模拟 在对绩效考评方法和技巧讲解的基础上，可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引入具体的企业案例，让学生担任企业的绩效考评专员，拟定各部门或者职位的绩效考评方案，确定适合企业的绩效考评方法，并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来进行绩效考评和考评后的绩效面谈，从而提升学生沟通和决策能力。 （五）薪酬管理环节模拟 可与绩效考评环节案例相结合，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设计后进一步进行薪酬体系的设计。或者也可采用人力资源沙盘模拟的方法通过不同薪酬方案的设计来探讨薪酬设计的内部公平性、外部竞争性、激励性和管理有效性等问题。 （六）员工关系模拟 员工关系环节主要关注劳动合同规定，劳资纠纷处理以及员工工作状态调查等问题，因此，可选择若干典型案例，通过模拟法庭来处理各种劳资纠纷案件，或者也可和上述招聘甄选环节结合，制定新员工录用劳动合同，掌握劳动法等相关知识。 由此可见，情境教学法通过与人力资源管理各模块相结合，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教学内容，更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三、开展情境教学的的对策和建议 尽管情景教学法在教学手段和方法上比较灵活，互动性强，但依旧是围绕课堂来进行。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教学前应做好充分准备。（1）案例要结合教学的目的来选择。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各模块具有流程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从人力资源配置开始，到选人、育人、用人、留人、识人是一个完整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因此，在教学的设计上，完全可以虚拟现实中的一个企业，将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模块的关键情景和问题都设置在同一个企业中进行讨论学习。（2）要对课堂讨论的内容多少、人员、时间和地点进行合理的安排，并预留充足的时间给学生作讨论准备，以便在课堂讨论时有足够丰富或精彩的思想参与交流。 教学中，教师要要积极发挥“协调员”的作用，要注意通过适当的引导、点拨和鼓励，激发和培养学生临场敏捷思维能力和辩论口才。因此，情景教学环境下，教师的地位、水准不是降低而是提升，要求教师有较高的课堂掌控能力和应变能力。在讨论过程中，一方面，教师可借助提示、追问、反驳等形式对学生进行引导和点拨，使学生的分析、归纳、类比、综合和发散等思维能力得到训练和提高；另一方面，通过恰当的肯定、表扬和奖励以及幽默自由气氛的营造，从而激发学生的热情、兴趣和自信心，使学生在愉悦之中高效率地使用大脑，既学到知识，又提高学习的能力。 教学后，教师要综合学生发言与案例所包含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并尽量客观公正地对学生发言进行随堂评定。同时要求学生课后能够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加深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总之，情景教学通过多种方法的实施，使学生能够真正参与到学习中来，做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态度，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与此同时，情境教学法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单一的知识传授，有利于高校教学改革的推进和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简论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现今事业对员工的管理很重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人力资源的管理不管是对国家和事业都意义非凡。我们要想在新的起点起航，取得新的成绩，就要对经济师人力资源的管理不断发展提升。本论文通过分析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状况，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改进方法，以期对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有所帮助。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师；问题对策 一个单位里，不管是国有事业还是民有事业，经济师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小觑。人力资源的管理在多年的发展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并且行之有效。但是，新时期，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固有的方法，还要不断创新。这其中，包括方法创新，制度创新等。众所周知，新的时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事业要抓住机遇，创造新的辉煌，不能全部都依赖资金的贡献，还要依靠事业员工对事业的贡献。事业里的员工本身就是事业的宝贵的财富。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宝贵财富创造价值，就要对事业的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 一、当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并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力资源是一项基础性很强的工作，它同时牵扯到体力、脑力两个方面的投入，在管理制度的约束和指挥下，对于事业内部的人力资源进行系统而科学的管理运营，进一步增强事业的实力和员工的创造价值。而经济师一职则在事业内部承担了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任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要么直接参与单位人才的培养，要么创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要么从事人力资源体系的修订和完善。我国的事业对于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较为传统，一般不过分突出其地位作用或者给予特殊的权力或者待遇。这样导致经济师开展实际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时存在诸多掣肘和诸多不便之处，容易遇到各种阻碍和牵绊。再加之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往往缺乏持续性和连贯性，管理制度不太完善，人治大于制度，给经济师的工作制造了很大的困难。 二、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我国的大多数事业内部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作用和战略地位往往被忽视，得不到决策者和上层管理者的一致认同。在事业的运行乃至发展壮大过程中，往往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不置可否，仍然按照人情世故的老一套来。机构设置不到位、人员配备不到位、工作权限不到位、思想观念不到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与现代人力资源正规化、专业化管理极不符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机构设置不到位。许多公司设置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但是往往只是把原公司的人事部门换了一个牌子而已，换汤不换药，并没有动气根本，推倒重来，所执行的功能也和原来的人事部门大致相同，没有以现代的、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方法对公司人员进行管理，仍然以传统的以“人”和“事”为主线的管理模式进行简单粗放的管理，经济师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2.人员配备不到位。在许多事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内部，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往往配备不足，有些人员是原来的人事部门人员，有些甚至是“皇亲国戚”，给老板的朋友或者亲戚找一个闲差，缺乏真正具有管理能力和科学素养的管理人才。特别是经济师人才，在大型国企内部还拥有市场，对于一些小型的公司和事业来说，经济师职位往往都没有出现在招聘公告内。 3.工作权限不到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权力和权限往往不够，很多中小型事业一人公司、“一言堂”的现象依然存在。很多时候明明制度已经出台，也在正常地执行，但是在落实的时候会遇到来自各方的阻力，甚至涉及重大利益的工作都会撇开制度，完全变成了拉帮派、拼关系等不良行为的市场。 4.思想观念不到位。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许多公司高层和老板的认可，很多人还停留在陈旧的管理观念上面。许多事业并没有把“管理”放到重要和核心的位置上，将人力资源管理置于其他事务之后，将人力资源部门视作一个管管招聘、解聘、统计人员信息的闲散部门。 三、解决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方法和对策 1.科学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 事业的效益提升和长远发展离不开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发挥，单位应让经济师特别是首席经济师参与到事业的日常运转和发展规划制定上来，科学地制定公司运转制度，正确审时度势，明确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 2.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科学完备的管理体系是经济师能够顺利展开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体制保障，是公司能够健康持续运转和发展的重中之重。要制定完备的管理体系，第一步要制定系统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发展规章制度。在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要紧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特别是要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各方面状态的走势，同时要认真分析事业自身的具体情况，找准目标定位，实事求是，不故步自封，不好高骛远。 四、结语 经济师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影响单位综合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源管理不仅要依靠人的努力，同时也和优秀的制度息息相关。事业的发展不仅要靠金钱的积累，也要依靠优秀的人才来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所以，要提升事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价值，一定要重视事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因此，务必要谨慎地编制人力资源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培养全能的经济师人才，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推向更高。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论独立学院教师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构建 摘 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压力下，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高等院校肩负着办学与教育的重任。独立学院作为公有民办二级学院，由于教育发展导向和方针决策制定等因素的影响，独立学院在师资方面劣势明显。本文旨在通过对独立学院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现状的深入分析，依据科学高效的管理方法，浅析构建符合独立学院发展现实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方法。 关键词：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当代大学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力军。处于竞争劣势的三本独立学院大学生要想冲破重重阻碍，超越竞争对手，立于不败之地，就迫切需要培养其核心竞争力。而肩负着培养人才使命的独立学院管理者， 必须使用科学的战略指引管理团队，建立并健全创新思路下的独立院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各项具体制度，并完善管理方式，力求实现独立学院教师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1.强化人力资源规划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规划即是根据学校整体发展战略目标与任务要求，经过认真分析与研究，科学预测并分析自身在教育环境中的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制定必要的政策与措施，以确保学校在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岗位上拥有足够多的师资队伍。独立学院的人力资源规划，首先要与学校整体发展战略相适应。独立学院作为高等教育办学机构，对教师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学校不同的发展战略阶段，需要不同层次和不同结构的教师队伍。 2.优化人才招聘引进系统 人才引进是独立学院教师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构建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高效的高校人才引进机制的建立对于缓解当前中国独立学院中如缺少教师，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新学科、新专业定位不准等重大发展问题极具建设性意义。此外，人才引进也是取得高质量教学水平的关键步骤。对于独立学院而言，绝不应该过度从传统公办高校引进教师资源，而应该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和具体特色创立其量身打造的人才招聘引进系统，从而有效解决人才引进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3.加强岗位聘任与考核系统的创新 加强目前独立学院岗位聘任与考核系统的创新，具体体现在对于当前教师岗位的聘任工作和教师任职期间的考核工作以及相应的薪酬制度体系的改革创新。加强岗位聘任与考核系统创新的基本思路，首先要对全体岗位有宏观把握，分成大的层次。接下来针对具体岗位对所聘教师进行聘用，聘期届满后实行量化考核。使用量化考核能不断发现在使用定性考核过程中由于外界宏微观环境的变化所日益突显出来的各种问题。 4.改革激励方法 了解了高校教师的具体需要，还可以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对教师激励因素中可控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建立和完善多样化的激励措施。站在学院角度，应该为教师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组织教师进行培训和学习活动，积极购置相关书籍材料，充分调动教师的学习积极性，从而使整个学校充满学习的氛围；让学生耳濡目染，在一个充满学习氛围的环境中潜心学习，努力深造。 5.鼓励教师发展的培训与开发系统 独立学院教师培训的对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刚毕业进校的青年教师，二是新引进、调入的教师，三是在职教师。结合独立学院的办学性质和教师自身的特点，独立学院的教师培训应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形式。 （1）岗前培训。通过这一过程，为新进教师介绍有关学校的基本情况、主要机构设置和主要校领导的工作部署分配，使新教师对学校情况了解具体全面。 （2）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方法培训。通过配备教学实践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对新进教师进行培训，进一步巩固其对上述四门课程的深刻理解。 （3）教学能力培训。对新进教师进行培训时，可以使无教学经验的教师通过培训直接获得由学校骨干教师所提供的多年以来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 （4）在职培训。教职工只有不断获取最新的知识理论和技能，才能不断为学生源源不断地输送先进文化。 总而言之，独立学院要构建完善的教师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必须完善定编、定岗、定级制度，做好教师人力资源规划，并在推行绩效薪酬制的同时完善薪酬制度体系建设。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教师自我导向学习: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分析 摘 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知识的更新日益加速，教师作为传播知识的主体，更需要懂得自我导向学习，更新知识。适当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对教师的自我导向学习有促进作用。本文试图探讨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手段为教师的自我导向学习提供支持。 关键词：教师；自我导向学习；人力资源管理 0 引言 20世纪60年代，终身教育作为现代教育思想开始出现！并引起很多研究者的认同。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把“学习化社会”作为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1]。终身学习是未来发展的趋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作为今后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2]。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知识的更新不断加快，特别是“幕课时代的到来，教师原有的思想和理念以及对科技的操作的掌握都不能满足作为现代化教师的要求。作为传播知识，教书育人的教师来说，自我导向学习无疑是教师终身的课题。正如美国成人教育学者罗杰・哈姆斯特拉（Roger Hiemstra）所言：“在成人教育中，几乎没有什么领域像自我导向学习这样吸引研究者的眼球。”自我导向学习很早就有典范，比如，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林肯、爱迪生等都是自我导向学习的范例。Guglielmino（1977）将自我导向学习定义为：个人能够自己引发学习，并能独立而继续的进行，拥有强烈的欲望与信心，能运用基本学习技巧，安排适当的步骤，完成学习计划并加以进行。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为教师提供好的人力资源管理环境是目前学校的重要议题，同时教师作为学校组织的成员，学校管理者应提供好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以提高教师自我导向学习的能力。 1 教师自我导向学习的研究现状 笔者在中国知网进行了搜索。在“篇名”里用“教师自我导向学习”进行“精确”搜索，至2016年，只有18篇论文，说明目前关注教师自我导向学习的论文还不是很多，主要集中研讨不同类型教师的自我导向学习现状。如，何基生《中小学骨干教师自我导向学习的调查分析》；李艳梅《中学英语教师自我导向学习情况调查研究》，都是关注教师的自我导向学习现状分析。而用“教师自我导向学习”及“人力资源管理”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0条记录，说明目前国内关注教师自我导向学习的重要情景因素的较少，如何提供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促进教师自我导学学习的文章还是空白。本文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但是国外学者及台湾的学者发现，组织情景与自我导向学习有着密切的关系，如Marsick和Watkins（2001） 研究成人的非正式学习时，发现不同的工作任务，可以为组织成员提供各样的学习机会及促进成员学习的动机。Lohman（2000） 亦指出组织环境会影响工作场所中员工进行非正式学习的欲望与能力。台湾陈静怡（2003）提出组织气氛是否融洽，人员相处愉快与否，都将对员工学习动机、方式与效率产生极大影响。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学校组织如何为教师提供自我学习的外部环境，尤为重要。本文借鉴人力资源管理对教师自我导向学习的影响，探讨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下，如何更好地提升教师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及积极性。 2 人力资源管理促进教师自我导向学习的策略分析 促进教师自我导向学习的因素有很多，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环境下，如何促进教师的自我导向学习，为打造现代化、专业化的优秀教师提供基础，是学校组织在人力资源管理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科学合理的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对教师的行为有指向和指导作用，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促进教师的自我导学学习。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2.1 营造开放的、支持型的学校组织氛围 在学校的人力资源管理中，管理者要营造开放支持型的学校组织氛围，在管理中尽量以相信教师、肯定教师的方式去管理，不要过多的以“经济人假设”去看待和评价教师，打压教师的积极性。当教师工作取得成绩时，学校管理者首先要肯定教师的成绩，并感受到来自领导的关爱。管理者要善于倾听和接纳教师建设性意见，对教师的工作不过多干涉和限制或者太关注细节的问题，给他们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教师的自觉性一般是比较强的。关注教职工的生活，增强教师的归属感，让教师安心地自我学习。为营造和谐的工作、学习氛围，办公室的条件改善，学校图书的配置等，都能影响教师的自我导向。 2.2 根据教师不同的需要提供激励措施 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和学历的教师在自我导向学习也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年龄和不同学历的教师其内在需要也是不一样的。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学校人力资源管理也要考虑不同教师需求，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做到激励达到最大效果。 学校根据教师的个体差异帮助教师确立自我学习的目标，做到根据不同年龄和学历层次安排不同的交流时间和学习机会，提供更贴近实际的帮助，领导和不同学历、年龄的教师交谈要注意根据不同学历、年龄的特点，注意说话的技巧和方式，激励教师自我学习。对于年轻教师，新进教师，领导应该关注他们对教学和学校生活的适应性，让他们尽快能融入学校的大家庭里，并鼓励和丰富其自我学习的形式。对于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学历的教师，其学习先进知识和技能掌握要给予适当的激励，并且选取合适的教师进行校内、校外培训，及共同的学习交流。特别是在科研方面，教师需要学校管理者为其提供引导和适合的激励措施，比如说资金的支持、学术成果的奖励等。 2.3 重视教师培训并实施多元化的培训机制 教师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很好地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代表学校的整体水平，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必须重要培训，并根据不同的教师需求，提供多元化的培训机制，为教师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提高及积极性的培养提供条件。在组织教师培训中要根据教师年龄不同、不同专业、不同性别等，分别组织教师来学习，鼓励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和培训，适当安排培训和外出学习的时间，让教师了解外面的发展形势以及学习外面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的模式。培训的方式和内容以及形式，灵活多样，并且实用性强。引导其不断充实自我专业知识，建立专业晋升的激励机制。 在现代信息发展迅猛的时代，教师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同时，人力资源管理中对教师培训时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通过网络对教师进行培训，学习了解最先进的教学设备和教学技能。引导教师自我导学学习随时、随处、随地进行。让教师在学习中伴有团队的归属感。 2.4 开展有益的团体活动，促进教师的人际和谐 同伴学习和同伴互助成为教师学习的主要形式，在教师自我导向学习中，离不开团队的作用。团队让教师吸收众人的优点，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建立好的学习型团队，需要教师之间具备和谐的人际关系。学校为促进教师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需要积极开展有益的团体活动，比如可以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如教师教学技能大赛、教师说课比赛等。开展多样的竞赛活动，可以增加教师间交流的空间，提供教师学习的平台。 2.5 引导教师做好职业生涯发展 职业生涯的规划对于教师的专业成长是必须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促进教师的自我生涯规划和管理的同时，能够很好地引导教师的自我导学学习。而教师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发展，有赖于学校提供必要的支持及指导，学校要根据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不同特长的教师分步骤、有计划地实施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这样教师在个人的职业发展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未来方向，自我学习的动力和目前更加强烈。 3 结语 在学校组织环境中，教师的自我导向学习需要学校提供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学校主要可以从组织氛围的营造、激励机制的建设、开展多元化的培训、多样化的团体活动及教师职业生涯发展入手，让教师自我导向学习得到更好地提升。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探讨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中常见问题及对策 摘 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意义尤为重大。经济师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中之重，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影响。立足于新起点，要实现新跨越、夺取新胜利，就要不断改进和创新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和制度。为此，本文立足于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况，通过分析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以期更有效地发挥经济师对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 关键词 人力资源管理 经济师 解决方法 问题 管理体系 经济师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决定一个单位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人力资源管理固然要靠方法，同时也离不开合理的制度和完善的实施方案。新时代的来临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强的动力，也为国家企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企业本身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资金，更多的要依靠企业本身的人才对企业的贡献。因此，想要从根本上提高企业本身的综合实力，就要企业中的人力资源进行合适的管理。整个企业本身所包含的事情很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问题，因此就需要经济师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处理。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要素就是对经济师资源的管理，当然，发掘和培养人才始终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因此，必须审慎编制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划方案，健全管理体系，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才，依托制度和人才优势不断把人力资源管理推向新高度。 一、当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具有持久性，并非一蹴而就的，而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力资源实质上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过程，它通常将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投入到生产实践中，在管理机制的制约和引导下，对单位内外部人力资源进行系统化、全局化管理，以达到提升团队竞争实力的目的。当前，承担人力资源管理任务的经济师在单位的营运和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或是直接参与单位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开发，或是直接从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创建。我国的企业对于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比较传统，而且一般情况下企业本身并没有对其制定相应的措施。这就对经济师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很多不便，有时也会导致各种问题，因此人力资源的管理长期性计划是十分重要的。然而，由于人力资源管理缺乏持久性和一贯性，再加上人力资源的管理体系尚不完善，因此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被动状态，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单位长期的规划和发展。 二、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人力资源管理欠缺长远规划 人力资源的管理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若一些单位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仅拘泥于表面，片面地把人员招聘和辞退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全部内容，就会导致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单一，同时缺乏长远的规划，未能立足于单位发展的客观需求编制人才战略规划。内部岗位的分配欠缺考虑，有的岗位人员配置不足，未能立即填补人才的空缺，阻碍了单位的正常运行。 （二）人力资源的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人力资源的高效管理有赖于一套完备的体系。目前纵观全国，很多单位并未根据自身所需构建一套完整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致使对人力资源的管理缺乏严格的内容、方式和对象划分。此外，由于一些单位管理阶层的约束和限制，一线职工无法自主地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仅传达上级的指示安排，进而丧失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作用，降低了人力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三）奖惩机制有待健全 奖惩机制作为企业的重要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对于每个企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很多企业本身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程度较低，在进行奖惩制度的制定时，没有遵从经济师的建议。要整体提高人力资源的管理效率，就要最大限度地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发挥人才管理的优势和作用。然而，为数不少的单位并未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奖惩机制，无法综合培养和合理评估工作人员的能力。与此同时，若缺乏晋升机制，从长远看会降低广大职工的热情，助长其慵懒、浮躁、怠惰的工作情绪，对提高工作效率也是有害无益的。 三、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对策 （一）科学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 一个单位的长远发展离不开经济师的协同参与，单位必须要让首席经济师谋划未来的发展布局，精心规划科学的营运方案，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基调和主旋律，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能够顺利实施。在推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得到根本落实的前提下，要着眼于人才培养计划，公平、公正、客观、中立地对待每一名员工，切不可偏向于某人，进而系统制定利益合作关系，以便为下一步的人才补充夯实基础。 （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完善的体系是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基础。要完善人力资源的管理体系，首先要建立起系统的人才发展制度。必须立足于时代特征和经济社会新常态，有侧重地推行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切不可故步自封，照搬其他单位的人才管理制度，不然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其次，要善于从本单位人才发展现状出发，审时度势地出台有利于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和智力优势的政策，以保证改革后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更加顺应单位今后的发展趋势。 （三）增强员工的竞争意识，培养合格人才 企业本身的员工其实都是十分优秀的，但一定要注重提升员工的竞争意识，只有提升员工之间的竞争意识，才能保证企业的活力。企业的活力对于企业的员工来说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既能促进创新性，又能提升每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提升员工竞争意识的基础上，要对合适的人才进行培养。同时，要以创新的眼光审视人才的发展，着力增强人才的综合素质，激发人才的创业热情和工作干劲，使其形成强烈的竞争发展意识，这同时也是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大职责。只有员工深切地感悟到竞争的残酷性和挑战性时，才能充分竞相迸发和释放自身的聪明才智，增强团队的整体活力，使单位又好又快地发展。当今社会人才的竞争，不但取决于专业型人才的数量，还取决于复合型人才的数量。在培养专业型人才的同时，要促使企业向“一专多强”的方向全面发展，培养精通业务的复合型人才。 四、结语 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经济师的作用也不容小觑。经济师要科学把握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正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充分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健全人才发展和培养制度，激发每名员工的竞争意识，加大复合型人才的教育、培养力度，争做合格的经济师。企业经济师对于企业本身的人力资源控制既能进行合适的把握和控制，又能发现其中的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培养企业经济师。 （作者单位为本溪满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台）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真人图书馆与高校教师第三年龄人力资源开发 摘要 关于老龄化社会与图书馆发展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如何为老年人服务方面，而甚少关注老年群体对于图书馆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高校第三年龄教师真人图书馆项目，既是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再开发利用，又能助益退休人士达至成功老化，从而实现高校图书馆自身建设需要与退休教师身心发展需求的有机结合，达成图书馆发展和第三年龄教师个体发展的共赢。 关键词 真人图书馆 高校 第三年龄教师 人力资源 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人口局（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简称ECOSOC）在《2009年世界人口老龄化报告》（World Population Ageing2009）报告中指出：当下席卷全球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并将长期持续，且老龄化程度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因此，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制定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在《积极老龄化政策纲领》（ActiveAgeing：A Policy Framework）中提出健康、社会参与、安全三大策略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其中，在社会参与方面，特别强调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对老龄人士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与价值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并协助老年人从事志愿服务，反对年龄歧视；倡导集终身学习、工作与休闲于一体的人生愿景。中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12亿，占总人口的15.5%。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以及老龄人口高龄化的人口情势是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面对的人口新常态。如何发掘并善用老年人力资源是因应人口新常态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所大力倡导的通过社会参与来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思路，将原本被视为非生产性人口或依赖人口的退休群体转变为生产性角色（Productive Roles），这不但可以缓解青壮年劳动力资源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能拓展和彰显老年价值，丰富生命意义，增进老年人及其家庭乃至全社会的福祉。 1.第三年龄人力资源的特点 学者皮特・纳什利特（Peter Laslett）将人的生命周期分为四个年龄阶段，第一年龄为个体出生至其开始工作之时；第二年龄始于就业止于退休，亦即整个职业生涯阶段；第三年龄为正式退休至身心机能开始快速衰退的时期；第四年龄为身心机能快速衰退直至生命终点。第三年龄是身心状况相对健康的阶段，尽可能延长第三年龄而压缩第四年龄的长度是生命后期的理想状态。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人的职业生涯中，其能力轨迹会经历培育期、成长期、成熟期、鼎盛期、维持期和衰退期。通常在45～65岁的年龄段，大多数人的职业能力处于高水平维持期。在紧随其后的第三年龄阶段，职业水平并不会陡降，而是会延续退休前的较高能力水平，然后才开始缓慢下降。此外，从认知发展理论的角度来看，人的智力可以被划分为液态智力和晶态智力，液态智力水平至青期达到峰值后会逐渐衰退，而晶态智力水平则到壮年期开始上升，并能通过学习和训练进一步得到发展提高。因此，即便第三年龄人士的液态智力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下降，但晶态智力的增进仍然可能令其总体智力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第三年龄人力资源的优势集中体现于其经年累积的知识和经验、尤其是其中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随年龄和阅历增长而增加的社会资本以及较低的人力资源开发成本。所以，开发利用第三年龄人力资源有助于人类智慧和社会文化的传承。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尤其是高校教师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持续增加。现阶段我国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士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在此制度安排既定的前提下，意味着高校教师职场期的相对压缩以及从退休到生命终点时段的绝对扩张，即：第二年龄阶段相对缩短、第三及第四年龄阶段绝对延长。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看，则是投资的收益期缩短。高校教师工作是脑力劳动，所要求的核心能力是对知识的理解及创新，该能力在退休后不但不会随增龄而明显下降，反而还可能进一步提高。因此，高校教师第三年龄人力资源所蕴藏的独特经验价值和文化价值，应该被充分发掘善用，而不应被闲置浪费。有鉴于此，以知识和信息的集散地――高校图书馆为平台、高校退休教师以志愿者的身份提供真人图书借阅服务的方式不失为一种对第三年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新途径。 2.真人图书馆的缘起与现况 真人图书馆（Human Library）以人为“书”，特定个体的知识、信仰、族群、政见、经历等都可以成为“书”的主题。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HumanBooks）”与之面对面沟通与分享，于是阅读便不再仅仅是阅读者的单向行为，而成为人与阅读对象间的双向对话和互动。国外多以具有特殊经历或污名化的小众群体为借阅对象，通过近距离交流沟通，加深彼此了解，减少偏见，消除歧视。正如真人图书馆的创立者罗尼・阿博格（Ronni Abergel）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对话的时代，随着对话而来的是理解以及理解所带来的宽容，暴力与攻击源于人们彼此不了解”。真人图书馆让原本不可能有交集的人进行面对面沟通对话，藉此消除人们心目中对于特定人群的偏见或刻板形象。 真人图书馆发端于丹麦。1993年居住在丹麦哥本哈根的青年罗尼・阿博格因亲眼目睹朋友在种族冲突中受重伤而被触动，于是在哥本哈根成立“停止暴力（Stop the Violence）”组织，以此反对种族冲突，寄望通过真诚沟通让世人摒弃偏见、减少社会暴力。短短几年间，仅丹麦就有逾3万人署名加入该组织。2000年7月，该组织参与共同筹办丹麦罗斯克尔德音乐节（Roskilde Festival），主题是反暴力、鼓励对话及建立关系。真人图书馆于音乐节上首次设立，包括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穆斯林、残障者、无家可归者等在内的、身份易遭致非议或歧视的75人获邀作为真人图书供音乐节参加者借阅。该活动旨在让所有参加音乐节的民众通过面对面的沟通对话来消弭对彼此的误解与偏见。真人借阅活动组织者提出“勿以封面度书（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的口号，鼓励读者挑战自己的偏见，揭下彼此的标签，直面标签背后鲜活的人和事。真人图书馆的雏形便由此而来。目前，真人图书馆已在全球多个国家推广，在多元族裔国家的发展尤其迅速。真人图书的主题由最初的边缘化群体相关议题逐渐扩展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关注的重要议题，阅读主题和参与范围日益广泛。 我国真人图书馆的开办以高校为主力。2008年，美籍华裔教授曾蕾在“图书馆2.0中文论坛”上，首次向中国图书馆界介绍了真人图书馆的服务理念；而关于真人图书馆的研究论文则最早见于2009年林梦笑所发表的《图书馆活体资源刍议――以“活体图书馆”（Living library）为例》一文。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是我国首家全面开办真人图书馆的机构，也是真人图书馆项目开展相对成熟的机构。该校于2009年3月首次开展真人图书阅读活动，以“鲜悦living library”为其真人图书馆命名；每期邀请校内外各领域有所建树的人士作为真人图书供读者借阅，践行“以人为书，分享智慧；众人薪火，传承你我”的主题思想。截至2014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共举办了37期真人图书借阅活动，收藏“图书”62册，共有1200余名读者直接参与借阅活动。与国外真人图书馆“一对一”的交流方式不同，“鲜悦living library"的理念更倾向于知识性、专业性，贴近大学生的学习和校园生活，活动形式类似于小型座谈会的问答交流。目前已有同济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以及一些公共图书馆开办了真人图书馆服务。 真人图书馆通过营造一个没有压力的阅读场域，令读者与真人书得以充分对话和互动，彼此坦诚交流，让不同知识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有机会互相认识和了解，为促进人与人的沟通理解以及知识和信息的分享提供了平台。此外，真人图书馆还为倡导阅读提供了新途径。但真人图书馆项目在我国的公众知晓程度很低，现阶段发展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高校图书馆，尚有待宣传普及。此外，尚无高校专门推出以退休教师为真人图书载体的借阅服务。 3.高校第三年龄教师真人图书馆的价值和意义 高校第三年龄教师在健康状况尚佳、智慧不减的同时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职业特点使其养成了对于时代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往往有更高追求。若其能继续投身于教育性活动，不仅可以奉献宝贵的智慧财富于社会、助力年轻一代成长，而且还能丰富退休生活、彰显其人生价值。真人图书馆项目，通过高校第三年龄教师的志愿者服务，一方面延长了教育投资收益的回报期，避免了人力资本的闲置浪费；另一方面可以减轻教师退休后的无角色感，缓冲退休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其价值和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避免退休震荡，助推成功老化目标的实现 退休震荡（Retirement Shock）是指退休后，由于社会角色的改变并伴随着生理、心理的变化所产生的不适应和负面冲击。退休是重大生活事件，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一大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原有生活秩序、自我认知与社会联系的改变，包括：与职场相关联的身份地位的丧失、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的增多、生活目标的重新定位等，因而容易出现退休震荡。退休震荡通常源于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人际关系的匮乏感、工作角色丧失及与社会脱节所致的失落感和无用感、对大量闲暇时间的无所适从、自我评价降低等。 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的概念缘起于1950年代，于1980年代开始普及，迄今并无严格的定义。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在个体从衰老到死亡的过程中，如果免于疾病或失能，且认知水平和生理机能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并能进行有意义的人际互动，则被视为成功老化。成功老化主要表现为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状况良好；第三年龄期逼近人生终点，第四年龄期被最大限度压缩。 社会老年学的活动理论和角色理论认为，从职场退休后，如果没有适当的活动填补工作角色丧失后的生活空白，则老龄人士的身心衰退会加速，因此需要寻求非强制性的、有意义的社会角色替代职场角色的丧失，通过新的角色活动重建生活目标及自我评价。非强制性角色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精神状态，且非强制性角色的数量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呈正相关。保持较高的活动水平可以令老年人内在需要的角色认同在角色支持方面获得更多的资源，而稳定的角色支持则可保证稳定的自我认识；自我认识越明确，生活满意度就越高。实证研究显示，适应良好的第三年龄人士往往拥有多重生产性角色（Productive Roles），通过参与志愿组织、教会或休闲组织的各种活动获得符合自己身心特点的替代性角色。越活跃的老人越具有适应力，自我评价也更积极正向，幸福感更强。因此，老年人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社会参与中重新认识自我、肯定自我，并保持生命的活力。同时，老龄相关政策和项目也应鼓励老人社会参与，并提供恰当的平台让第三年龄人士重新投入职场或参与志愿性服务，提供更多的机会帮助退休人士发展新的社会角色。 高校第三年龄教师真人图书馆正是符合这一需求的服务平台，退休教师藉此平台延续社会角色、保持一定的社会活动水平及社会联系，不但社会受益，还有助于退休教师保持稳定的自我角色认同，缓冲退休震荡，并可从中收获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有益于成功老化愿景的实现。 3.2肯定老年群体的贡献和价值，消除对“老”的歧视与偏见，增进代际和谐 传统社会文化将“老年”形塑为一种问题建构，“老”总是与衰弱、退化、依赖等相联系，而其与增龄伴生的更高的职业素养和更丰富的经验阅历却往往被忽视。老龄政策设计也多聚焦于老年人的生计与福利，较少关注第三年龄人士继续服务社会的议题。社会上充斥着对老年的偏见与歧视，甚至一些老年人也不自觉地对号入座，进而强化了社会文化所预设的老年期的负面刻板形象。因此，第三年龄人士重新服务社会，仅延长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期，更是消除对“老年人是社会负担”的偏见的有力证据。 代际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维度之一。不同代人由于生理、心理以及社会角色的差异，加之生活经历迥异，难免彼此不理解、不认同、不接纳，从而造成代际关系的疏离、隔阂和冷漠。积极的代际互动有利于提升老龄人士的正向评价，帮助老年群体融入社会和维持社会关系，同时消减其孤独感及负面情绪，促进成功老化。第三年龄高校教师，通过真人图书借阅活动与年轻学生展开充分的代际互动，经由对话与沟通，增进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生活场景及其老化体验的了解，消除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歧视，打破老少两代以彼此年龄为标签的刻版形象甚至偏见，从而促进代际融合。而这正是真人图书馆的使命所在：通过对话消除偏见、增进理解与宽容。 3.3充实馆藏资源，促进图书馆对知识的挖掘、转化和传递 高校第三年龄教师在大半辈子的人生历程中累积了许多无法从书本上直接获得的默会知识，当作为真人图书提供借阅时，其自身拥有的显性知识和默会知识便成为图书馆馆藏资源的一部分。真人图书在被“阅读”的过程中，并非如其他阅读介质一般是被动的客体，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导阅读过程，并且与阅读者有话语、情绪、肢体语言和表情的交流互动，而这样的阅读过程是有利于默会知识的转化与传承的。双方在阅读活动中分享观点、技能、价值与知识，思想反复碰撞交锋；阅读者与阅读对象彼此受益、共同成长，因此，“图书”与“读者”之间并无主客二分的截然界限，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这种关系更能激发阅读过程中新知的产生。 图书馆作为知识和信息的集散中心，对知识和信息的发掘整理以及提高知识和信息传递的便捷性、高效性、可靠性是其知识服务的重要内容。第三年龄教师真人图书馆从两方面提高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水平：一方面，第三年龄教师真人图书作为一种“动态的”、“活”的知识资源充实了图书馆的馆藏；另一方面，通过对真人图书阅读过程中默会知识和新知的挖掘、传递和管理，扩大了高校图书馆的知识资源存量。读者与“书”于阅读中的互动令读者不易分神，同时能及时获得答疑解惑，加深对阅读内容的理解，从而提高知识的传递效率。 3.4有助于彰显阅读的本质意涵 关于阅读的本质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批判性识读（Critical Literacy）观点认为：阅读是关于意义的建构，经由阅读者与阅读材料、其所处的生活世界之间的互动后产生，此互动过程重构了文本的意义，读者得以于阅读过程中诠释其所处的世界。既然认知与阅读的本质内涵是世界观的建构过程，而个体世界观的建构原本就与其生活世界中人的影响密不可分，因此真人图书对于读者世界观的建构便具有了双重影响。读者在与真人图书的面对面交流过程中，有观点的往复交锋、有疑惑与偏见的澄清、有情绪和情感的传达、有超越语言文字的默会知识的传递；读者于此互动中获得丰富的阅读体验，得以更加直观、具象、深入地理解阅读主题，并藉此对自身的生活世界进行重新编码和意义建构，从而其世界观的建构过程便于此互动中展开。 高校第三年龄教师以其深厚的学术积累和人生智慧，在学生世界观的建构过程中理当扮演积极正向的角色。较之于讲台授业，真人图书可以更充分地展现其非学术领域的人生智慧和影响力，读者可以收获更多文字阅读无法传递的知识。一本好书，能以“言传”照亮前行的道路；而一本好的真人图书，不但能“言传”、更能通过“身教”‘引领读者人生的方向。 3.5提升图书馆多元化、个性化服务水平，助力阅读推广 随着网络和资讯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巨大改变，阅读介质日益多样化，而纸质图书在阅读载体中的权重在降低。作为追求时尚、求知欲旺盛的高校学生，自然渴望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走下讲台的高校退休教师，以真人图书的身份供学生近距离阅读，这种轻松灵活、不拘一格的新鲜阅读方式既能满足学生对多元化、个性化阅读体验的需求，还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促进阅读推广；同时也是对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的践行。 4.高校第三年龄教师真人图书馆的组织实施 高校图书馆可以通过与各个院系、学校的离退休处建立日常联络机制，这样便于汇集退休教师的信息。图书馆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每一位退休教师发出真人图书志愿者活动的邀约和具体要求，有意为之的教师将自己愿意出借的阅读主题、时间安排、出借要求等具体信息予以反馈。图书馆则据此建立退休教师真人图书资料库并加以编目，根据真人书的意愿、读者反馈等具体情况进行书目的动态调整。图书馆可以为真人图书志愿者提供指南或简短的培训，帮助退休教师了解真人阅读活动的主旨、原则及操作规范等，协助其确定真人图书的阅读主题。考虑到高校图书馆读者的特点，真人书的主题既可以与退休教师的学术背景有关、也可以是教师不适合在讲台上展示的非学术方面的积累和特长、还可以是学生群体高度关注的议题等。 图书馆定期开展真人图书借阅活动，通过在校园网和校园里张贴海报的方式宣传真人图书阅读活动，借阅内容、时间、场地、人数、借阅伦理等细节在对每一本“书”的介绍中均须明确规定；根据阅读主题的特点安排私密或非私密空间；学生则通过管理系统预约“图书”。每一次真人阅读活动结束后，读者和真人书填写各自的简短问卷，便于项目组织者及时获知反馈意见以改善服务。除了涉及态度和评价一类的封闭式问题外，问卷中还应设置阅读感想一类的开放性问题，该部分信息经汇总整理后可以在图书馆网站的真人图书馆版面中予以张贴，这也是知识共享的一种途径。 高校真人图书馆的组织运行应有别于公共图书馆的真人图书项目，应更多结合本校的文化传统、学科特点、读者偏好以及作为真人图书的退休教师的个人特质来提供适切的真人图书借阅服务。第三年龄教师在真人图书馆出借的“图书”内容和风格宜与传统课堂讲授有所区别，应更注重默会知识的传递，同时避免阅读活动演变为学术讲座。 5.人口老龄化与高校图书馆的社会责任 关于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学界并无定论，大体上指图书馆作为社会成员需要承担的关乎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非典型”的图书馆议题，包括经济、种族、环境、战争、社会排斥、宗教等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持久而深远，人口新常态正在形塑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都无法置身事外。因此，高校图书馆不应画地为牢，仅将社会服务局限于知识和学科服务等狭义的图书馆传统业务；而是应着眼时代需要，在更宏观的社会层面审视自身的角色和义务，广泛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主动承担与自身组织特性和资源优势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将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步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真人图书馆的诞生本身就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社会责任的担当。高校第三年龄教师真人图书馆项目，既是对“以人为本”、“知识信息服务”的图书馆核心价值理念的践行，又是积极回应老龄化社会现实需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实际行动，同时也符合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现代社会中，退休通常是老年生活开始的标志。然而，退休并必然意味着退出工作，而可以只是工作内容、工作角色的转换或另一种形态工作的开端。老年生活并非人生华彩乐章的落幕，而是新乐章的开始。第三年龄高校教师通过真人图书服务为社会奉献其宝贵智慧财富，一方面增强了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丰富了退休教师老年期的生命内涵，还有助于延长其第三年龄的长度。因此，无论是从退休教师需求的角度，还是高校图书馆自身发展需要以及社会需要的角度，高校教师第三年龄真人图书馆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基于人力资源卓越管理师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课程体系研究 【摘要】本课题的总体目标是基于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视角，构建基于人力资源卓越管理师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课程体系。在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实操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实现教与改相结合的相关教学改革。这也正是《教育发展纲要》要求“完善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和质量年报制度，建立社会参与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改进人才评价及选用制度，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师;培养质量;评价体系;课程体系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由教育部发起，旨在为未来各行各业培养各种类型的、优秀的工程师后备军。它要求高校转变办学理念、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以及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本课题主要依托我校人力资源管理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陕西省专业综合试点改革平台和人力资源管理教改卓越班，组建了企业导师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教师双导师团队，共同教学，有效协作，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双导师制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并构建一系列学生综合素质y评指标体系，特色以期完善我校面向制造业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体系。 一、人力资源卓越管理师培养课程体系构建思路 本课题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内涵建设项目出发，通过对制造业用人单位需求调查，参照国家人力资源职业标准分析，调整确定了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以面向制造业的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为改革核心，打破传统的以理论教学为主的课程体系，构建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综合素质“三维”课程体系，通过“三维”课程体系的有效“融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理论、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升的学生应用能力和就业目标。具体根据培养矩阵推导出课程体系，以课程体系为基础，安排教学进度和教学计划，通过实施后，进行评价反馈，具体形成过程见图1-1。 图1-1 三维融合”课程体系构建流程图 二、人力资源卓越管理师培养课程体系实现手段 本项目基于制造业背景通过科学合理的构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综合素质“三维”课程体系，并通过“三维”课程体系的有效“融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理论、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实施专业理论基础扎实、职业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力资源管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图2-1 “三维一体”课程体系框架图 （一）构建并实现了以面向制造业为对象的特色人才培养领域 学生在培养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制定培养计划以制造业企业需求为培养目标;在课程设计上建立的制造业特色课群;在实施过程中在教学内容上以制造业案例和解决方案为来源，在教学模式上以制造业实习基地和来制造业的企业导师;学生通过制造业为背景的职业资格《劳动定员定额管理师》考试认证;建立了制造业人力资源专业委员会指导学生培养。 （二）运用培训矩阵推导制定课程体系，确定了具有制造业特色的培养标准 课题组通过走访黄河厂、西玛电机厂、东方厂、华山厂等制造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和座谈，又通过调研学习首都经贸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湖南理工大学等六个具有人力资源管理国家级特色专业的高校，并且和已经毕业的优秀人力资源管理毕业生进行座谈，同时参照相关国家职业标准，确定了具有制造业人力管理培养标准，同时参照相关国家职业标准，通过收集和梳理培训需求出发，确定制造业培训标准，按理论部分、技能部分和素质部分进行划分，其中理论部分包括基础科学知识、企业管理基本知识、人力资源专业基础知识、制造行业知识、领导知识、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技能部分包括职业技能、思维方式、职业态度、职业道德，素质部分包括团队精神、责任心、人际交流等;运用培养矩阵推导培训计划。 （三）以就业和应用为导向，建立三维的课程体系 课题组成员围绕本课题先后发表20多篇学术研究论文，对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体系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这些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根据职业特点、就业需求和培养标准，以就业应用为目标，通过培养矩阵推导出培养计划，构建了“三维融合”的课程体系。即以职业应用为理论宽度的专业理论课程体系，并将人力资源职业的典型职业技能培训教材与课程设置紧密结合;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主导的实践课程体系;全方位、立体化、渗透式综合素质训练的课程体系。的综合素质训练课程体系。 1.以职业应用为理论宽度的专业理论课程体系 按照职业或岗位实际需要，以应用为目的，以理论应用为宽度，以课程类型和课群为基础进行运作。课程类别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课又分为专业理论课群、特色课群、职业证书课群、人际交往课群。特色课群包括《劳动定额》、《生产与运作管理》、《机械制造基础》;职业证书课群包括《劳动定额管理师》、《人力资源管理师》、《员工心理援助师》。人际交往课群包括《管理沟通》、《领导科学与艺术》、《冲突管理》。 表2-1 专业理论课程体系 2.以职业技能为主导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将实验和实训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体系，构成与理论教学并列的课程体系。按职业技能主导的原则设计实验实训内容与形式，设计了课程设计、金工实习、生产实习、专项技能实训、人力资源轮岗实训、毕业实习、顶岗实践等，并编写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指导手册。 表2-2 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3.全方位的综合素质训练课程体系 根据学生就业应用要求和职业特点，专门设计了综合素质训练课程体系，分布在并纳入教学系统。综合素质训练课程体系重点培养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交往的能力，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主线，侧重培养学生的人品素质、文化底蕴素质、专业技能素质和从业综合素质，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表2-3 综合素质训练课程体系 实施步骤 训练时间贯穿第一学期到第七学期，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会做人;第二阶段：文化修养;第三阶段：技能强化;第四阶段：角色转换;第五阶段：融入社会;第六阶段：迎接挑战。 控制手段 建议学生素质档案，每年定期对学生进行测评，针对存在问题定期进行返馈，并提出改进建议。 （四）突出体现“教与学、学与练、课上课下、校内校外”，形成多渠道、渗透式、全方位三维整合教学模式 在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体现“教与学”的结合，主要表现在转变教学观念，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树立教师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者”、“辅导者”的理念。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构建互动式课堂，打破“一言堂”、“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式，建立系统化的由学生参与的、师生互动式的教学形式。在实践教学体系中“学与练”结合主要表现在结合专业与课程特点，创造多种实训形式。如：课程内实训、专项技能实训、业务综合实训、顶岗实践等，实施各种形式的模拟实践教学。将学生引进模拟实际的情景之中，在课外创造多种模拟教学形式，如模拟经营、案例分析、情景教学、计算机模拟等多种模拟实践的教学形式。在各类课程体系教学中“课上课下”结合主要表现组织学生成立各种社团，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培养能力，体味人生，迎接未来的挑战。我系已有各种学生社团等10余个，学生在开展活动中进行学习锻炼，对学生的双导师制专业理论教师和企业导师可随时进行指导，邀请的企业家、人力资源经理到专业讲课。在各类课程体系教学中“校内校外”结合主要表现在校企资源的共享，校内主要完成理论与实验情景模拟实践课程，校外主要完成专业实习、项岗实践，通过课程和人员集中分散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校内和校外结合。形成多渠道、渗透式、全方位三维整合教学模式。 （五）建立了校企资源共建共享培养联合体 从本项目开始实施课题组成员在校企协作中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为三维课程的融合实施提供资源保证。成立了制造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委员会，并建立了相关管理章程，为校企协作从制度上和体系上提供了支撑，企业导师由最近的五名发展到十三名，企业实习基地由六个发展到十七个。在专业实验班上建立双导师人才培养方式，初步实践了校内专业教师与校外企业导师组成双导师制框架，企业导师在2013级人力资源培养计划修定时参与了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修改和调整，同时3名企业导师参与了实践教学课程大纲的编写及制造业解决方案和案例。从2010年开始企业导师在专业导论、课程设计、生产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综合素质提升训练和课程设计方面进行尝试合作，目前各方反映良好。 三、解决人力资源卓越管理师培养课程体系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教学条件和设备配置不足 虽然课题组老师已经尽最大努力，改善教学条件，但由于经费有限，有些教学软件和教学设备没有办法无法落实，导致有些课程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需要课程组老师一起努力并落实。 （二）实习基地、企业导师数量不能满足教学要求 随着学生人数的进一步增加，再加上管理类学生培养过程中得个性特征。原来所建立的实习基地和聘请的企业导师远不能满足教学和学生的需求，需要进一步加强实习基地建设，扩大校企合作范围。 （四）传统教学管理不能满足专业培养特色的要求 管理类学生培养，需要灵活机动，而不能仅用捆绑式的课堂教学来实现。所以应该给老师更大的自由度，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深入企业学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优秀的企业文化从“心验”过渡到“体验”，逐步渗透到教学过程中，更加能够实现人力资源卓越管理师培养的目标。 （五）专业老师企业实践经验不足 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还有部分专业老师理论功底深厚，但实践操作技能和管理能力不足，需要给老师更多的到企业挂职锻炼，解决专业教师理论精通，缺乏实践经历的问题。 结束语：本课题主要通过对理论基础、现代评价模式以及国内外学生评价体系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研究，遵循我校教学研究型大学学生评价体系应具备的发展性原则、全面性发展原则、明确性原则、过程性原则，基于学生综合素质y评指标的视角，构建我校人力资源卓越管理师以职业应用为理论宽度的专业理论课程评价体系，以职业技能为主导的实践教学课程评价体系，全方位的综合素质训练课程评价体系等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其指标体系涵盖了所有专业理论课程、实践教学课程以及综合素质训练课程等的培养内容、培养方式、培养形式以及实施步骤等各环节的内容。在理论实际中贯穿认知评价、重视学生情感和道德评价、重视学生技能评价、建立“发展型”的学生评价组织架构，构建毕业生跟踪反馈评价体系，以期对我校人力资源卓越管理师培养质量进行过程控制和质量检验。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浅析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摘要：本文展开对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当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企事业单位在发展中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大，企事业单位经济师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逐渐成为影响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本篇文章主要对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其问题及产生因素的探讨，提出解决其问题的相应措施。 关键词：经济师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体系 在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力资源管理逐渐成为社会各企事业单位重点关注的问题，并从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出发，实现对企事业单位发展的创新。本文展开对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及解决方法的研究，通过对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具体探讨，从管理规划和管理体系等不同方面，展开了对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解决方法的研究，能够为其他存在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企事业单位提供宝贵的建议，具有实践性研究意义。 一、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企事业单位缺乏对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划 企事业单位在发展进程中，需要通过经济师对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前景，从经济的角度展开分析，并探讨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潜力。从某种角度而言，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事业单位发展进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就目前我国企事业单位的发展现状来说，我国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诸多的问题，一般而言，企事业单位中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建设中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部分管理人员在对经济师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时，仅从表面上对经济师进行理解，没有充分理解其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事业单位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目前部分企事业单位在其发展进程中，缺乏对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长期性规划，并未根据自身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前景，通过经济师的长远规划和经济评估，实现对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的长期规划。此外，部分企事业单位在实施经济师人力资源规划过程中，其规划管理的形式也相对单一，无法有效对经济师人力进行适当的分配，以此限制了企事业单位的全面发展。 （二）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缺乏健全的管理体系 一般情况下，管理体系作为充分管理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性质和质量的要素，是企事业单位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就目前我国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形势而言，部分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在管理过程中，缺乏相对健全的管理体系，导致单位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没有具体的管理体系能够依据，而出现工作懒散的现象。此外，部分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在对人才实施管理和指挥时，并未依据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现状进行分析，导致企事业单位在纳用员工过程中容易出现人才流失的现象。此种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部分企事业单位相关的管理人员在企事业单位发展进程中，仍采用传统的管理模式，未真正认识到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导致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缺乏健全的管理体系。 二、解决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方法和对策 （一）加强对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划 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实现对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划，能够有效实现对企事业单位未来发展的经济评估，最终实现对企事业单位可持续发展的全面促进。在加强对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规划过程中，一方面，企事业单位要加强对经济师人才管理人员能力的提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设立奖惩制度和考核制度，实现对优秀经济师人才管理人员的选拔，培养其创新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经济师要通过对企事业单位现阶段的发展现状，以及其经济发展趋势，为企事业单位制定阶段性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规划，从根本上提升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管理规划能力。 （二）完善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的管理体系 在解决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过程中，完善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也是尤为重要的。通过对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分析，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若想取得有效的发展，必须要从不同方面实现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创新。首先，企事业单位要大力发展和培养人才，通过对技术性人才的培养，从根本上提高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为其管理体系的创新与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要通过对自身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预测，从经济角度出发，分析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合理性。 三、结束语 就当前社会发展现状而言，人才逐渐成为各企事业单位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经济师，在企事业单位可持续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在分析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过程中，主要从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内在管理方面展开探讨，通过对当前企事业单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划现状和管理体系完善情况两方面，全方位的探讨目前经济师在企事业单位人才发展中的重要性。期望通过本文对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能够为日后其他存在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企事业单位，提供宝贵的建议。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研究 摘要：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需要高质量的师资队伍。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将直接影响到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教育创新和社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现阶段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问题，结合教师人力资源的特征，从转变观念、科学管理和优化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方案。 关键词：教师人力资源开发 管理 教育 高校作为国家人才培养、传播文化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人才竞争时代，要实现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就要始终重视高校教师――这一人力资源的合理的开发、组织、利用和培养，将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的最大化开发利用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目标，打造一支实践能力强、科研水平高的师资队伍，培养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不断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一、现阶段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的特征 1.独立性和自我能动性强 高校教师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前卫的国际化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会能动地自我管理、自我创新和自主探索新知，寻找属于自己的宽松的组织氛围和适合自己的自由的工作环境，培养出属于自己团队的科研小组。 2.素质高但结构不合理，闲置现象严重 高校教师普遍接受过较高程度的文化教育，大多拥有教授、副教授等高职称，但现阶段的博导大都是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他们对新时期青年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在培养的过程中缺乏前瞻性和创新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才产出的连续性；有的高校甚至出现老教师闲置而青年教师负担过重的人力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 3.奉献意识强但易于流动 教师曾被人们称之为最具奉献意识的职业。教师是成人、育才的向导，他们奉献全部精力来探索并阐述真理，实践并应用真理，不断的发展和提升自身的学术能力，将自身的知识传播给下一代。但是受到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地域和环境的影响，许多优秀教师人才向更高、更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转移，造成部分地区人才资源贫乏。 二、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1.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是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需要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作为人类知识的传播者、塑造心灵的工程师、智力资源的开发者、传统教育的改革者、现代化教育的开拓者和未来生活的设计者，其能力、水平和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优劣和民族教育的兴衰。要想确保高质量人才的产出必须重视和实施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策略――结合教师自身的时代特色，围绕高等教育的目标，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的积极主观能动性，培养其高尚的师德和科学的教育观，提高教师队伍在负载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创造理想的团队氛围，稳定教师队伍。 2.高校人力资源开发是教育创新发展的需要 高校作为汇集人才、传播经典的高地和培养人才、知识创新的基地，吸纳人才、留住人才和开发人才是高校永远的追求。教师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其潜力开发的深浅将直接影响到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知识产出能力的高低，因此要实现教育创新发展就必须不断地开发教师人力资源。 3.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关键 要确立人才竞争的教育战略思想，从教育创新和创新教育着手，通过开发教师的能力和提高师德水平、业务能力，不断地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发挥教师人力资源在推动社会的时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问题 一是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运作机制不规范；二是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管理制度不合理；三是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不佳；四是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不足。 四、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方案 1.转变观念 （1）“不求所有，但求所为”的创新性人才引进观。高校在引进人才方面不能单纯的重学历、重学术，要综合学校实际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规划，通过多渠道、多方面的了解，重点引进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和学术骨干等德才兼备的战略性人才；结合教师吸收、培养、保持、分配、管理等环节，真正做到“人尽才用”的教师资源优化配置；根据学校的性质、人才市场的需求，结合教师自身的特点，有计划、有意识的对教师进行能力开发、特长开发和品牌开发。 （2）深化用人制度改革，提高教师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教师人力资源作为高校人力资源的核心力量，是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要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当务之急就是要深化用人制度改革，在思想观念上淡化“身份管理”，强化“岗位管理”和“智能管理”，注意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和能级结构的合理搭配，建立人员流动和淘汰机制，调整或辞退不能真正履行教师职责的人员[3]，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合同制，促进教师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配置效率。 （3）建立科学、完善的培训和再教育机制。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培训和再教育是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环节和基本内容，因此我们应在遵循教师不同专业、不同阶段、不同年龄层次的特点的前提下，结合学校整体发展的目标，有针对性的对教师开展培训和再教育。 2.科学管理 （1）倡导柔性管理，提高教师人力资源的价值。高校应树立“教师为本”的管理理念，实现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实行开放、民主的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在专业探索、科研团队和工作时间上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发展自由空间；充分的尊重教师的自我价值和个人需要，鼓励和支持可持续性的教师自主开发；把握高校发展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建立有利于人才合理流动、教师队伍整体优化的合理竞争机制，建立积极进取的学习型组织，完善学术管理机制 （2）提高管理者素质，系统规划教师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教师人力资源开发、创新和发展水平最终取决于管理者的水平。因此，要做好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就要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者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综合能力素质。知识、技术时代的到来，给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作为管理者必须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不断地创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扎实的业务素质，熟悉高校人才发展的规律，掌握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业务知识；全面的能力素质，通过知识培训和参观访问，提高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其计划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和决策能力。 （3）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激发教师自我提升的积极性。首先，对教师培训和再教育进行监督、跟踪反馈和评估。在培训总表现好、进步大的人员给予表彰，如适当地增加其科研方面的投入；其次，建立知识激励和评价机制。将创新意识、团队精神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纳入评价激励体系；再次，在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基础上，增加师德评价。教师是学生接触最多的群体，其行为和言论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价值取向。 3.优化环境 （1）政策教育环境。政策教育环境对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具有导向性作用。因此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政策，广泛的吸纳所需的社会优秀人才，为高校的“人才计划”补充新鲜的血液，有计划、有目的的对教师进行培训和再教育。 （2）工作环境。营造和谐、自由、宽松的工作和人际环境是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作之一，是提高教师队伍整体凝聚力的重要保障。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浅谈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 摘 要：独立学院的发展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创新和探索的一条有效途径，独立学院的发展状况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重大的作用。全国高等教育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独立学院要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得不加强人力资源的建设与使用，但是，在教育过程中，教师队伍的建设是重中之重，这不仅关系到学院的教学质量，还会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本文从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教师队伍的现状出发，分析独立学院在招聘、培训、绩效管理及薪酬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独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问题 对策 独立学院自从21 世纪兴起以来，发展速度飞快，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教学质量，都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绩。而现阶段，独立学院虽然面临着一些发展机遇，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尤其是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独立学院发展初期，师资大多依靠母体高校和其他公办院校的外聘教师承担教学任务。近年来随着独立学院规模的扩大，教师需求量也相应的增加，对于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目前各大独立院校大批量的吸纳青年教师特别是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教师队伍出现一种“非老即小”的现象，两级分化、教师流动性大等问题，成了独立学院发展一时难以打通的瓶颈，如何攻克这一难题，是独立学院亟待解决的问题。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所独立学院，是由宁夏大学按照新机制、新模式举办的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学院设有文学、工学、理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等7大学科门类25个本科专业，全日制本科在校生6700多名。学院现有教职工490余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人员占65.7%；专职教师350人，副高以上职称人员占60%；兼职教师10人；双师型教师15人。 一、独立学院教师队伍的现状 1、母体院校或其他公办院校的外聘教师 这些外聘教师主要承担着所属单位的教学工作和日常工作，另外与独立院校签订半年甚至一年的聘期，承担独立学院的教学任务。目前还有很大部分高校依靠外聘教师来承担学院的大部分教学工作，虽然他们教学经验丰富，但是也难免会出现很多问题。 2、专职教师 这部分教师由独立学院自主招聘，签订劳动合同，实行“人事”，大多吸纳的是应届硕士毕业生，将成为主要师资力量，是独立学院发展的重要力量。 根据对宁夏大学新华学院专职教师调查数据显示，近几年专职教师人数也在逐年增加。但是，专职教师中青年教师所占比例过高：2013年为82.7%、2014年为79.5%、2015年为74.4%。比例正在缓慢下降，但是均高于百分之七十。另外，我院目前青年教师中具备初级职称的占了绝大多数，而中级和副高级以上却寥寥无几，具体如下表所示： 3、返聘教师 从母体高校或其他公办高校聘用，这部分教学经验丰富，主要是一些离退休教师，年龄较大，而且要求的薪酬更高，承担教学的同时还承担各系部重要的行政职务。近些年来，随着学院青年教师教学经验的提升以及对青年教工管理人员的提拔，我院目前返聘教师的比例也在逐年降低，逐步得到改善。 二、独立学院存在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1、独立学院教师流动性相对较大 新华学院与其他公办院校相比，专职教师大多数是刚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由于受到编制的影响，大多把自己的目标放在公办院校，独立学院好不容易花精力培养出来的优秀教师一旦有机会又“跳槽”到公务员队伍或者公办院校，不乏许多骑驴找马的现象；还有一部分是外聘教师，仍然是独立学院的主要师资力量，大多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教学经验丰富且具有一定的创新教学理念，但是也有一些责任意识不强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够认真，经常出现随意调停课现象；外聘教师平时与学生沟通较少，而且由于其人事管理权限也不在独立学院，人员稳定性也很差，进而很难进行统一化管理。青年教师流动性大对学院来说无疑是一种无形的损失，令学院领导十分头疼。 2、教师培训机会较少，渠道较单一 培训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技能的增长，教师作为传道者更加需要不断的学习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所以针对教师的培训是不可或缺的。独立学院的教师培训主要包括教师的岗前培训、在职进修、出国留学、访问交流或合作研究以及学术等形式，其中，岗前培训作为教师的入职培训，培训内容不具针对性，出国培训及在职培训由于经费数额支出较大很难获得独立学院的支持，而其他少有的培训机会也被一些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个别专职教师包揽，其他人员获得培训的机会较少。 3、绩效考核标准难以量化，考评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独立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尚不完善，在绩效考核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一方面，在对教师考核的过程中，简单的把教师工作量作为指标完成的标准，而忽视教师的工作质量和个人综合素质。另一方面，教师的教学质量和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很难量化，在实际的考核中出现问题，考核指标不明确，考核结果不公平。仅根据教师的工作量来发放工资，绩效考核在其中发挥不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一些学校在实际的全方位考评中，学生以及管理层对教师的打分都是形式主义，一团和气，考核结果失去信度，难以评出优秀绩效人员。 4、薪酬结构不合理，外部竞争性差 薪酬包含基本工资、可变工资、福利等报酬。基本工资是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岗位性质、教师职称、工作工龄、工作能力等因素来决定；可变工资是对超额劳动或高绩效工作的一种货币形式的补充性劳动报酬，如浮动课酬；福利是员工的间接报酬，一般包括健康保险、带薪假期、过节礼物或退休金等形式。而独立院校教师可变工资部分大多只与教师教学工作量挂钩，激励性差，福利对比公办院校更是望尘莫及。特别是新进的青年教师工作一段时间后，在横向对自己和公办院校就业的同学待遇比较时，容易产生失落感，导致工作积极性差，影响教学质量。 5、同工不同酬 目前独立学院大多都采取企业化的管理模式，薪酬分配显失公平，主要表现在独立学院内不同身份教职工不能体现“同工同酬 ”的要求 ，其中 ，收入较高的教职工都是高校和投资方委派的人员；而独立学院自身聘任的专职教师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较高低不一，在学院内部比较，则明显低于母体高校和投资方委派的管理人员和教师，造成同一岗位不同性质的教职工收入差距较大，不能体现“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则，这极大地打击了自身聘任教职工的信心，这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与劳动法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造成学院凝聚力、向心力不强，长期的不平衡感与被忽略感必然会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 三、独立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对策 1、完善招聘机制，提高教师的稳定性 独立学院教师队伍的稳定性，首先要从招聘入手，无论是外聘教师还是专职教师，都应该建立科学有效的选拔机制。在甄选阶段，应该注意选聘本土化，一方面可以减少异地招聘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就近聘用人才，稳定性高，他们可以安心工作的同时又能照顾到自己的家庭，而且他们对于薪酬的要求也相对较低。同时在一些重要岗位，高薪聘用一些高素质专业化人才，而对于一些普通岗位，可以适度降低学历和职称要求，避免大材小用导致人才流失。 2、加大培训投入，建立多渠道培训模式 只重视人力资源的使用而不重视培训，使得教师对于自身职业发展路线感到迷茫，导致人才的流失，对于整个学校的教学将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所以加大培训的投入也是基于学院长足发展考虑，对于教师要加强专业知识和教学实践的培训，鼓励其出外访学和参加各种学术交流，开阔视野，创新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提高教学水平和业务能力。当然，自主培训也是一种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质的有效途径，比如业余时间可以进行网络培训，通过学习一些优秀教师网络教学视频，弥补自身教学上的不足。 3、运用行为锚定量化方法，建立公正的考评制度 通过对教师公开、客观及细节的绩效考核，有助于独立学院筛选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并及时淘汰不称职的教师。将教师绩效标准进行量化，工作内容进行细化，通过行为锚定等级评定方法将他们完成任务中不同的行为定义不同的水平刻度，把定性的事情用行为刻度给出结果的分值，直观反映他们行为之间的差距，在比较中得出学习标杆。以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为例，可以编制一份关于评估教师课堂教学技巧的行为锚定量表，定期组织学校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及院领导进行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评分，并计入年终绩效考核分数，一方面能够督促教师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发现表现优秀的教师，并予以奖励。同时对于教师的科研成果、及学术创新等活动也要纳入到考核体系，不能单方面重视教学而忽略了教师的综合职业素养的提升。 4、调整薪酬结构，提高薪酬的外部竞争性 薪酬是人力资源管理六大模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人才的吸引和保留。独立学院作为民办高校，应该建立具有较强外部竞争力的薪酬机制。在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及福利中，应该着力加大绩效工资的比重，而绩效工资是根据教师绩效结果来决定的，在教学及其他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可以给予高额奖励。基于以岗位为基础的薪酬制度，在薪酬分配时只“学历、职称、年龄”等硬指标，而对于能力这一软性指标没有加以重视，严重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 5、同工同酬制 教育部《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有关规定：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教职工，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教职工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民办学校应为其提供社会活动、表彰奖励、工龄和教龄计算、职务聘任和业务培训等权利。 这系列的政策措施，使独立学院教职工吃了“定心丸”。独立学院自身聘用的教职工薪酬可参考举办高校和投资方委派的管理人员和教师的岗位技术标准，实现同工同酬制。享受同等用工待遇，增强自身聘用教职工的归属感和工作积极性，稳定独立学院师资队伍的发展。 所以建立以岗位为基础、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相结合的薪酬体系是独立学院寻求长远发展的客观要求，当然离不开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制度。笔者所了解的一些独立院校，通过提高教师超额课时费用、根据学生人数来核算课时费及晚上上课给予课时费补贴等，提高教师的收入，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薪酬的外部竞争性。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民办高职院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 要：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支持下，民办高职院校已经取得一定发展，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人力资源是高职院校的第一资源，教师是高职院校的主要人力资源， 高职院校教师素质的高低和水平的好坏直接影响高职教育事业的生存和发展，但是民办高职院校在教师人力资源方面缺乏以人才为本的理念，在人才的引进、使用和稳定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民办高校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文化建设、师资培训及薪酬管理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民办高职院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对策 一、民办高职院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随着我国对民办教育的鼓励与政策支持，民办高职院校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在办学规模与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已经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高职院校，教师是高职院校的主要人力资源，教师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所有管理工作中的重点，教师素质的高低和水平的好坏直接影响学院的教学质量与口碑，关系高职教育事业的生存和发展。但是，目前在教师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民办高职院校尚缺乏“以人才为本”的理念，在教师的招聘、选拔、培训、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 （一）学院高层及人事管理者尚未确立教师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首先， 民办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者只重视传统教师人事工作，很少在院校设置独立的“人力资源部”，并且他们思维方式及管理理念相对落后，仅限于处理琐碎的事务，并没有对学院的教师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深入的钻研，更没有为学院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源激励与竞争机制；其次，对教师的人力资源管理缺乏基本的认识，相关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规范，人事部门制定的制度主要基于领导的安排或意识，缺乏客观性，在实施过程中缺乏监督机制，随意性大；再次，高层领导认为高职院校发展主要由于资金短缺，所以他们把经历过多放在资金的周转上，忽略了到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来吸引人才等。 （二）教师数量不足，学历偏低，新老交替。随着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高职院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但是教师队伍的发展却满足不了学校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为：首先，教师数量不足，尤其是实践课指导教师严重短缺，根据调查，有的老师同时带4门课，一周课时达到22节；其次，教师学历偏低，普遍为本科学历，具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教师所占的比例远远达不到教育部要求30%的目标；再次，年轻教师与退休兼职老教师比例过大，骨干教师队伍尚未形成，出现了新老交替面临严峻形势。 （三）“单师型”教师多，“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高职教育主要培养从事一线工作的技能型人才，根据这一人才培养目标，从事高职院校教学工作的教师必须具备“双师型”素质，这是高职教师与普通高校教师的重要区别。但是，随着民办高职教育的发展，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却出现了“单师型”教师比例偏重，而“双师型”教师的比例偏低的现象。这是因为高职院校教师大部分都毕业于普通高校，他们虽然能熟练讲授专业知识，但是社会锻炼较少，实践经验不足，多数专业教师缺乏动手、实训等能力，这些与既能讲授理论课，又能进行实习实训指导的“双师型”教师相比差距很大。 二、民办高职院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 （一）积极建立“教师人力资源是高职教育第一资源”的理念。首先，民办高职院校要重视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牢固树立“教师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资本是第一资本”的观念，在学院设立独立的人力资源部，逐步建立并完善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制度，实施过程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做到规范化；其次，人力资源管理者要加强对教师人力资源的深入研究，拥有完整的人力资源观念与思路，建立高效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与竞争机制，做到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化。 （二）探索和建立新的用人机制。首先，引进优秀教育人才不仅要从省内更要面向全国，这样才能做到“广纳贤才”；其次，在住房安置补助、子女就学、研究经费等方面要给予引进的人才支持和优惠，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再次，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同时建立合理、公平的薪酬体系稳定人才，这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是一个重要环节；最后，要主动为教师排忧解难，在生活、工作上给予支持，丰富教职工业余生活，通过举办联欢会、各项比赛等，营造健康、团结、温馨的氛围，让教师感受家的温暖，产生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通过以上措施，真正做到感情留人，环境留人，不断增强教师的凝聚力和吸引。 （三）引导并加强对教师职业生涯的规划与管理。首先，在青年教师入职前对他们进行岗前培训，引导他们设计自己的未来并为之制定详细的职业生涯规划。其次，结合民办高职院校自身的发展帮助教师树立职业理想，使他们能够把自身的发展和学校的发展有机结合到一起。再次，青年教师也应该根据学院的培养计划有针对性的制定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借助学院的发展实现自身的提升。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基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下的高职院校教师招聘研究 摘要：在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招聘到优秀人才从事高职院校教师工作已成为高职院校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然而当下我国的高职院校教师招聘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将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针对我国当下高职院校教师招聘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存在成因进行简要分析，并对此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最终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对高职院校的教师招聘带来些许参考和帮助。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高职；教师招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多种就业选择，高职院校的教师力量的空缺越来越大。招聘作为高职院校吸收教师人才的主要手段之一被广泛采用的同时还普遍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将对此展开相应探讨研究和对策建议。 一、我国高职院校招聘教师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高职院校教师招聘的现状。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快速扩招带来的师资人员缺口也越来越大，高职院校为了弥补师资力量的空缺，不断开展教师招聘工作。但由于高职院校教师和本科类院校教师社会地位以及福利待遇的差距，更多有经验、有能力的教师倾向于去本科类院校从事教育工作，给高职院校的教师招聘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高职院校招聘到的教师大多是应届毕业的研究生，缺少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往往需要高职院校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进行培训。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性差距，使得更多的高职教师由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造成高职院校的教师力量空缺情况愈加严重的情况。 2.我国高职院校教师招聘存在问题。（1）教师招聘前期准备不足。人力资源管理六大板块中第一个板块就是人力资源管理规划，高职院校的教师招聘工作也应当建立在详细教师招聘计划的基础之上[1]。缺乏科学理论和详细计划指导的教师招聘无法达到理想效果，当下我国的高职院校教师招聘工作大多缺少详细的准备工作和人力资源管理规划。负责招聘工作的人事部门是缺什么人招什么人，没有具体、长期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划；招聘前的准备工作也没有做好，导致招聘工作程序混乱，严重影响教师招聘的工作效率和高职院校的形象。（2）教师招聘渠道单一。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教师招聘工作主要采用的是网络招聘和现场招聘两种方式。网上招聘信息后，人事部门会收到大量的应聘简历，这些简历鱼龙混杂，需要人事部门一一甄别，而且其中大多数简历来自应届毕业的研究生，真正满足高职院校招聘条件的应聘者寥寥无几。这种招聘方式不但会给高职院校人事部门带来沉重的工作负担，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而且招聘效率较低，难以招聘到真正符合招聘要求的人才。现场招聘的情况较之网络招聘也不遑多让，这两种方式都很难招聘到专业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等高层次或者高职院校急需的“双师型”人才。（3）教师招聘考核不合理。很多高职院校在招聘教师的时候会制定一套相应的考核程序，每一步程序都会各自考核的要点，但还是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大多数高职院校招聘考核主考官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并持证上岗，而是用人部门的领导凭主观臆断来面试，没有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知识，使得教师招聘工作缺乏专业性和科学性，给高职院校的长远性发展带来不利影响。（4）教师招聘成本较高、人员流动性大。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高职院校的扩招，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高职院校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及福利待遇较之本科类院校的差距使得很多高学历人才不愿到高职院校从事教师工作；高职院校之间也想尽办法互相争取教师人才。很多高职院校不得不制定出非常优厚的待遇来引进人才，给高职院校的财政带来额外的负担。此外，高职院校教师的人员流动性也比较频繁，具体表现为：由民办高职院校流向公办高职院校，由内地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流向经济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很多高职院校新招聘来的教师还没工作多久就被另一所高职院校挖走，高职院校之间人事聘用方面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1]。 二、问题成因分析 1.没有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意识和规划。导致以上四个方面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高职院校在教师招聘工作和日常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中缺少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意识和规划。没有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制定合理的招聘计划，导致教师招聘工作准备不足、招聘渠道单一、招聘考核不合理等问题；没有基于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做出分析，只求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而顾此失彼，影响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 2.薪酬管理过于简化。对于招聘来的教师，薪酬管理过于简单，只是按照学历、职称、课时等进行薪酬计算，并没有把教学评价和教学效果与薪酬挂钩，无法形成绩效工资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教师工作热情不高，影响到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2]；另一方面，很可能因为过于简化的薪酬管理而导致教师资源外流，给高职院校的教师招聘工作带来更大的压力[2]。 3.高职院校过于偏重评估。高职院校为了评估需要，过于注重应聘者学历和职称的要求，本着参加评估的需要而大量高薪聘请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忽视了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教学能力，高职院校真正需要的“双师型”人才和来自企业生产一线的人才聘用比例偏低。这种失衡的招聘比例，录用了大量的高学历、高职称但教学实践能力偏低的教师，影响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水平的同时还给高职院校的财政带来称重的压力。 三、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 1.制定完善的人力资源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规划是高职院校招聘成功的必要前提，对此，人事部门必须做好人力资源规划。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划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教师的需求与供给，给高职院校的教师招聘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因此，要明确高职院校的发展战略，根据发展战略，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需求和供给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然后根据组织发展战略，做出高职院校人力资源规划，组织编制人力资源规划的目的是为了配合组织的整体发展战略。另外，规划的制定还要充分考虑到人员结构和层次的合理安排：既要重视教学部门，也要关注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部门；重视发展学术骨干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一部分高层次管理人才[3]。只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外部人才需求规划，高职院校就能在适当的时机、选择适当的方式和方法，进行人力资源招聘[3]。 2.拓宽教师招聘渠道。高职院校在教师招聘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招聘信息，通过互联网、专业性报刊和杂志、以及校园宣讲、教师推荐等方式招聘信息，虽然专业报刊和杂志等传统媒介的作用在当今网络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有所淡化，但这些平台能够更加直接地面对高层次、高职称的人才，招聘到更加符合招聘条件的人才。另外，还可以选择比较有名的猎头公司，通过猎头公司专业化的信息和指导，招聘到行业专家、学科带头人的成功率会大幅提高。最后，还要缩减对迎接毕业研究生的招聘比重，增加对工作经验和实践能力、职业技能等方面的要求，从教师招聘方面对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做出相应的准备和贡献。 3.制定合理的招聘考核方案。对于招聘考核方面，高职院校可以成立专业的招聘考核小组，聘请专业的面试官进行招聘考核，确保招聘考核的科学合理；另外，高职院校在进行教师招聘工作时必须明确对应聘者的各项要求。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课程为例，在招聘时就应明确该职位需要的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方面的工作年限、语言表达能力和相应的教师资格等条件；还需制定合理的考核程序，针对应聘者的各方面素质做出科学、全面的判断。以笔试环节为例，不仅要通过笔试考核应聘者的专业知识，还要对应聘者的教师岗位知识、教师职业道德、心理学测试等内容进行考查，同时还要降低笔试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所占比重，让更多的应聘者进入到面试试讲环节，有利于招聘效率的提高和人才的选拔[4]。总之，高职院校要树立科学人才观，坚持以科学人才观指导教师招聘工作，构建与院校发展相适应的招聘考核方案，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为提高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水平做出积极贡献[4]。 4.缩小招聘成本，提升招聘效率。针对高职院校招聘成本较高、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缩小招聘成本、提升招聘效率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高职院校在教师招聘时，要严格按照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规划进行招聘工作，一切工作以人力资源规划为指导，能减少招聘过程中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和财力浪费；另外，在教师招聘时应当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说明教师的离职责任和代价并据此签订合同，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来控制教师人员流动频繁的问题。通过这两种手段的施行，将高职院校的招聘成本和人员流动频繁带来的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5.制定合理的薪酬管理制度。对于招聘来的教师，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管理制度，将教师的教学评价和教师水平与薪酬挂钩，设置绩效工资和有效激励机制，充分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归属感，结合离职责任和离职代价，有效控制高职院校教师流动性较大的问题。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教师招聘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招聘前准备不足、招聘渠道单一、招聘考核不合理、招聘成本高等，深究其形成原因，则是没有合理的人力资源规划、薪酬管理制度过于简化、院校招聘比重不合理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提出了制定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划、拓宽招聘渠道、制定合理的招聘考核方案、缩小招聘成本，提升招聘效率、制定合理的薪酬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确保高职院校教师招聘工作能够科学合理、快速高效地进行。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个人拙见，其中自然不免有偏颇失当之处，希望各位从事相关工作的前辈和同行多多批评斧正。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浅析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摘要]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人力资源管理是如今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对企业尤为重要，经济师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对企业的发展影响重大。企业本身是对经济师人力资源的管理，要变革人力资源管理的观念，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也要改革和创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出现问题需要经济师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体系；经济师 1人力资源管理的意义 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在企业的基础工作中投入脑力、体力和智力。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人力资源。其次管理者通过对企业的沟通和指导，在企业合理且有效的管理系统下，对团队的内部和外部人力资源合理高效的运用，企业和团队通过管理的方法提升实力和竞争力。最后合理运用企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会使公司更快速又稳健地发展。 企业团队目标的实现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终目标和意义，在企业目标实现的同时，企业中团队和个人的目标也会实现，这是一种双赢的状态。人力资源在调整团队中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同时也在合理地组织安排人与事之间的关系，合理地安排可以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企业从而达更好盈利的目的。[1] 2企业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上各种行业如果想要得到发展就离不开人才，当今科技的发展如火如荼，人们在享受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要将集中在科技上的注意力转移到人的身上。这些人才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师在企业中直接参与规划，是企业发展和规划的执行官。 2.1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体系不健全 企业中大部分员工被认为是公司的附属物，听从管理者的指挥是必须做到的一点，很多企业因为没有利用人力资源部门，在招聘和录用员工的时候造成了公司人才流失的情况。公司在对员工的考勤以及各种手续的办理时人力资源部不完善会给公司后续的管理带来很多不便，这些缺失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制度，使公司无法快速发展。 2.2人力资源管理没有长期的规划 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设与完善需要大量时间与精力，但很多企业只是表面的理解人力资源管理只适用于招聘和辞退中，没有理解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2]所以，很多企业中没有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长期的规划，管理的形式也比较单一，没有依据公司的需求和条件综合自身的发展阶段分配员工工作，对企业人员不够了解无法进行合理的分配，缺人的岗位无法及时地补充人员，种种因素都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管理。 2.3奖惩机制不完善 人力资源管理中奖励与惩罚机制是重要的管理手段，每个企业中奖惩机制都占有着重要地位。人力资源管理在很多企业中都是不被重视的，企业在奖惩制度的制定时大部分都不会咨询经济师的意见。这种做法使得企业的奖惩制度存在十分大的漏洞，甚至会导致有的员工拿这些漏洞和缺失做文章。在日常的工作中进行奖惩时，会致使不公平事频频发生。奖惩制度的完善程度是影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 2.4缺乏新血液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企业中缺少新员工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企业若是一成不变就不会发展，企业中很多老员工的思想是陈旧老套的，人力资源管理中需要创新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变革，创新是一个企业的灵魂，缺少新的血液，会阻碍企业的发展。 25人力资源吸纳使用不当 目前还有大部分的企业是家族模式，小的企业会因为规模不大，综合实力不够强等诸多因素在发展上受到许多限制，这些小的企业在初步成立和建设的发展时期想要得到自身所需人才十分困难，企业吸收的大部分都是刚毕业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和应届毕业生，这个时期很难招聘到经验丰富且素质比较高的技术型人才和管理人员，这种情况严重限制了企业的可用人范围，人力资源结构上也会造成极大的损伤，这些因素间接打消了员工的积极性和活跃性，那些想凭借自己真才实学升迁的员工也无法得到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3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探讨 3.1健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管理想要得到保证就必须要有一个健全的体制，人力资源要想进行恰当的管理，尽最大能力地避免问题的发生，制度的健全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企业要想得到发展就需要先发展人才，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因为资源管理在企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待人力资源管理师要做到改革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社会的发展。直接使用其他企业人才的管理体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会导致企业在管理中产生各种问题。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和评估预测进行管理改革，以确保经过改革后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适合企业发展的。 3.2提高人才能力 为企业提供培养需要的专项型人才是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企业在管理中需要加大对员工的考核力度，企业中好的管理者出现之后，才能可持续发展，可发展的空间也会扩大。企业培养的人才需要具有创新意识，达到不同类型的人才都能适合企业发展的目的。 3.3针对企业制订合理发展计划 企业从战略计划中表明公司的未来发展需要经济师的参与，企业要让首席经济师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有了认识之后更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在规范的管理体系制度下有规划有目的的实施人才培养计划，对待全体员工要做到一视同仁，利益合作关系也需要系统地制定，有了系统的支撑，人才的补充才能成为企业继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3.4培养员工的竞争意识 培养员工对待工作的积极性和竞争意识，是经济师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首要任务。员工只有认识到企业之间存在的竞争，才会有危机意识，从自身出现竞争的意识，竞争能激发人的潜能，树立一个与企业共同发展的目标或是规划，更认真努力的工作，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3.5提高资源管理者的管理水平 企业文化代表着一个企业的理念，从这些理念中可以看到这个企业发展和奋斗过的痕迹，好的企业文化能促进员工更好地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把公司的人力资源转化为公司的人力资本。企业的管理者是一个企业文化和理念的传播者，管理者需要随时吸收先进的管理技术，在实践中结合理论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3]同时，企业中员工的追求与企业的理念和价值观如果保持一致，基本处于同等水平线时能够激发员工更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结论 如今人才在社会中的需求越来越多，逐渐体现出企业经济师的重要作用。企业的人力资源需要企业经济师对其进行合理地把握和控制，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现并解决问题，因此经济师的培养对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在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时，重点要培养内部员工的竞争意识，重点培养表现突出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优秀的经济人力资源管理师。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使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能力得到提升，这些条件都可以加快经济师人力资源的发展，完整的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建立能促进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产生互利双赢的局面。 人力资源管理师论文: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应用已经逐渐普及到了各个方面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在社会制度的改革中，高校对教师进行绩效考核的模式也已经逐渐进入到了高校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中。然而当前的各校人力资源中所采用的教师绩效考核制度呈现得较为混乱，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呈现出了较为慌乱的模式，相关的管理人员不能够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有效地控制，进而教师的绩效考核模式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管理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且排除当前的障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在建构的过程中才能够顺利进行。在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各个高校应该应用最新的科学技术，结合自己学校的现状，建立一个符合自己学校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构建方式。 关键词：高校 人力资源管理 教师 绩效考核模式 一、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目前的形势 当前，国内外的管理信息技术都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这样也带动了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这种信息管理技术普遍存在的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也逐渐被高校广泛的使用和认可。在此发展过程中，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有关教师们的绩效考核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很不利于高校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对于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创新。高校在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过程中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如何将高校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劣势转化为优势，成为当前较为重要的问题。随着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构建的影响的逐渐增加，这些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然而，这些关注对现在的问题并没有提到相应的解决措施，使得高校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构建过程中的问题仍然存在。 二、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建立教师绩效考核模式中面临的问题 1.高校管理人员对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了解较为浅薄 高校的管理层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基本认知的了解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绩效考核的发展速度较为快速，使得高校管理人员不能够及时的了解教师的绩效考核模式，对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了解还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这将会大大地降低绩效考核为高校人力资源建设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对问题的忽视只能使得解决问题的措施等出现滞后的现象，这样很不利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在高校中的构建和发展。不能够掌握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基本知识就不能够了解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特征，进而也不能够运用这个特征。同时，不了解基本知识也就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优点进行充分的利用和发挥，这会减少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能够为高校带来便利的机会，说不定还会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建立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2.高校利用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技术较为落后 当前，在人力资源管理不断地改进过程中，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相关技术也已经以不一样的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除此之外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绩效考核模式平台以不同的方式逐渐被公众接受，也逐渐在高校中流行。然而还有很大一部分高校对教师绩效考核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还采用较为落后的绩效评价技术，较为落后的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平台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现在社会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平台的需求。当前，随着社会对高校要求的不断提升，高校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也相当重视教师们的绩效考核制度，进而社会对绩效考核制度的要求也不断地提高。当前，大多数高校还未赶得上时代的进步，所采用的教师考核制度还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这使得教师的绩效考核制度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高校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设过程如果不能够采用较为先进的制度，很难在高校的竞争中长期稳定的发展。落后的绩效评价有时候会对教师们的教学效率作出不恰当的评价，这将会影响教师们的信心，进而影响教师们的教学效率，这很不利于教学事业的发展，对于学生学习的途径也会有一定消极的影响。 三、改善高校建立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方式 1.提高管理人员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理解 高校在将教师绩效考核模式应用到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应该对高校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得他们能够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有进一步的理解，除此之外，高校之间应该多进行沟通和交流，使得高校的管理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进行合作。在高校中应用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基本概念的认知能够帮助高校在创建人力资源管理中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过程中提高效率。假使能够将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相关知识合理的加入高校的管理制度中，再将其融入到高校对教学效率的管理过程中，再加上高校自身发展和创立的特点，将会为高校在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只有掌握了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的基本理念，才能够拓展其他方面，进而创新教师绩效管理的意义和作用。由此看来，高校对管理人员的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对于高校教师绩效管理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正能量作用。 2.将教师绩效考核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作形式进行改革 较为先进的绩效考核制度应用到人力资源管理中能够帮助改善高校对教师们的绩效评价，高校能够改善的包括采用较为先进的教师绩效考核制度，最重要的是要结合自己学校教师的特色，创建适合自己学校的高校教师绩效考核制度。较为落后的教师绩效考核制度只能够使得教学效率、管理效率等产生一定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对于高校在社会中的发展具有消极作用。将较为先进的教师绩效考核制度应用到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能够缓解这种滞后性，能够为教师绩效考核制度的建立带来新的发展前景。好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不仅仅能够帮助高校能够稳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高教师们的教学效率，这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高校将绩效管理应用到人力资源的管理中也能够为其他行业作为参照，其他有兴趣的行业也可以借鉴高校中较为良好的教师绩效考核制度，为自己的行业带来最好的人力资源管理，这对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的管理已经有了一段历史，教师的绩效考核制度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当前高校在将教师绩效考核制度应用到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高校应该在这种绩效评价将会成为主流趋势的背景下，运用适合自己的教师绩效考核制度，这样才能够大大提高高校的管理效率。除此之外，高校应该跟随时代的步伐，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高校人力资源的特色，建立适合自己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教师绩效考核模式方式。只有适合高校本身的教师绩效考核制度才能够使得绩效考核制度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为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作出较为积极的影响。这样也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教师们的教学效率，学生们的学习效率。这样一来，高校的办学效率也会越来越高，这对于今后整个高校行业的发展都会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对于社会的稳固发展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