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喻示能让批评话语具有艺术性，能够让文学作品以一种生动活泼的形象呈现给读者。这对于促进古代文学批评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事物的反应和判断是文人进行抽象批评的基础。对文学中的审美接受、理论传播、理论批评来说，弄清开展审美活动前所产生的心理活动，是今后做出对事物的批评和判断的前提。对于任何事物的审美判断都和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些心理上的特性有关。这种心理状态能够将判断和审美如相遇形成一种判断的客观性的导向，还能够形成逻辑上的规范性。这种具体的文学批评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现象，也区别于一般审美心理学。他是对审美评价并且形成内在心理活动的基础。形成文学批评的基础离不开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社会现实、文艺传统的基础。就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而言，对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发展以及文学批评形成的心理习惯和内在规定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文学批评和文学接受都是建立在社会韵律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氛围。社会对某位文学家的判断往往会带有一定的心理定式。这种心理定式导致读者在读该作家的相关作品的时候总是带有某种思想色彩。在读某位作家的作品是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对该作家的心理定式。这种认识虽然是模糊的，但是却会对读者读该作者的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影响。对知名的作家而言，在读其作品的过程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内在和外在的评论。对于不知名的作家来说，读者在读其作品的过程中，往往会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更大。唐代的士子所盛行的温卷风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这些士子的作品已经得到了当时文坛巨匠的赏识，所以很快他们就能平步青云。即便是一个歌女也能因为某位作家的诗歌而变得声名显赫。这种舆论氛围对文学产品的传播和接受具有重大作用。谁也不曾想到当下脍炙人口的《登黄鹤楼》，在唐代竟然不被人知道，直到后来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著名的词人酒僧在宋朝时期并不被人所知晓，后来酒僧的出名与欧阳修有重要关系。上述例子都说明声誉对文学接受具有重大影响，这些舆论影响背后都会涉及很多舆论掌门人的影响。群众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情绪中服从了声誉对诗人的影响。从积极地角度来看，这种文学创作的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受舆论影响较大的审美风气。这种审美风气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并且还能够为今后的创作积累经验。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文学舆论的影响，对于文学作品的流逝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研究古代文学的过程中，读者以及研究者都需要开阔自己的视野，学会跳出原来的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对读者的影响，不应该在人云亦云的环境中影响自己的审美选择，学会在研究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审美素养，并且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的评价。欣赏者的性情同样会对读者的心理和习惯产生重要影响，文学批评阶段上述情况也会有明显体现，这些因素都会对今后的批评总结产生重要影响。如《文心雕龙·知音》所说的:“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奇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就充分说明建立在个体性格基础之上的批评结论也并不完全公平，并不能真正地反映出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该文所谈的，虽然性情具有稳定性，但产生后也会受到后天外界环境的影响。通过对文学作品批评的心理特征进行研究，能够让读者更全面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标准。在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事情产生的结果，还应该去了解结果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合理性以及不足之处，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是一种由人而文的心理习惯 该文所说的由人而文的心理习惯中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文中所说的人的名气，而是批评者的人品。批评者的人品和他的伦理道德素质素养具有紧密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伦理道德修养非常重视，不管是现代的社会评价还是古代的社会评价都会受到道德评判的影响。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的阅读会受到其个人修养的影响，这种人品必然会对阅读者产生的作品评价产生重要影响。单一的评价习惯会受到评判模式的影响。传统文化作品作者的人品有定论，这种定论也会轻松地进入到读者的视野之中，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必然会掺杂这种情感。若某个文学作品在伦理道德方面让世人存有偏见，必然会让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产生某种心理障碍。这种评价习惯和我国的文化渊源具有重要关系。虽然批评者在做出评价的过程中会受到舆论对该作者评价的影响，这种评价还会和作品的评价进行结合。这种评价习惯深受我国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重视对自身修养、道德水平方面的提升。但批评习惯一旦形成，读者就很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去进行评价作品，并且会带着这种阅读习惯对文人的作品进行评价。作者的道德取向和文学作品的审美意味并不是一一对等的状态。因此，这种由人而文的评价方式存在诸多的保守性。人们对这种评价方式习以为常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那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好名声的作家的作品长期受到冷落，即便是该作家的作品在学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这种不客观的文学评价习惯，会对这些作品自身的价值判断产生错误影响。对于我们当代文人来说在对古代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应该以一种更为客观的评价方式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封建时代的文学评价方式存在诸多的弊端。我们在对古人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应该尽量消除消极、保守的评价方式所带来的弊端。古代那种主观的评价方式已经对现代人的评价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由人而文的评价习惯更加偏重对人品的测量和评价，而不是对作品本身的测量和评价。总体来说，由人而文的文学评价方式是一种心理习惯，这种评价结论会形成一种单一、片面的道德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方式缺乏对艺术作品自身的特点和属性的重视，这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会对古代文学作品评价产生重大影响。 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心理习惯体现出辨别源流 出处的思维特性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说过：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这句话是一种源于经学的学术研究方法。这是源于我国古代经学非常的发达，一般的文人都有较为高深的经学造诣，并且在求学的过程中都会受到经学治学方法的训练。因此，古代文人在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运用这种评价方法。古代文人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通常会对文学作品的措辞、意向、构思等方式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法自宋代以后已经成为一个主流文学评价方法。这种评价习惯从众多文学作品评价资料都能够看出。这种源流出处的思维特性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会对那些源流出处较高的学者产生较好的评价，他的作品在传播的过程中就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那些源流出处相对较低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就更容易获得较低的评价。这种评价方式实际上就是在用经学的眼光去评价文学作品，这不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客观的评价。这种评价习惯的弊端体现在读者更加注重对作品作者修养的夸耀。让文人的个人出身和文学作品的评价产生直接的联系，而忽视对文学作品做出客观的评价。对于今天的文学评价者来说我们应该遵从客观事实，应该用自己客观的评价方式去对古人的文学作品做出客观的接受和理解。 4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阶段也有区分品第的思维习惯 不管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我国古代社会都是一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社会，在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等级制度。社会无处不存在等级，等级观念也深入人心。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文学思想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受限于作为的家庭状况、才学、见识、艺术造诣等方面的影响。在文学作品发展过程中，自然而言的有了文学评价。文学作品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文学评价作品也相应地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这种等级观念我们将其定位为品第思想。对于品第观念的形成，除了和上述关系有一定关系以外，还受到评价者学术背景、宗教信仰、宗经思想等因素的影响。等级因素对评价者的心理因素的影响，也体现了评价者对品第接受习惯的影响。在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以等级观念作为文学评价标准也是因为评价者自身有品第的接受习惯。品第观念对文学评价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不仅确定了一大批文学作品硕果累累的文学作家，也是一个国家文学作品形成文化传统的表现。 5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能形成直观的审美判断 这些文学作品长期接受评价者某种价值观评价的影响，不仅会对后人的文学创作产生积极影响，还决定了文学作品今后的发展方向。这种示范作用会对文学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6结语 尽管形象喻示的思维方式在批评过程中会带有一定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但是这种评价方式能够避免其他评价方式所造成的评价方法琐碎和乏味，这种文学评论方式非常的活泼，它对于促进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形成多样化的评价体系。我们在继承过去优秀文学评价方法的同时，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传统评价方法存在的不足，摒弃过去评价方法的缺陷，才能形成符合民族传统又具有时代性的文学评价方法。 参考文献： [1]曹正.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张雪城.文史统一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王世贞.唐诗纪实：卷七十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杨洋.试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问题的特征及其成因[D].华中师范大学，2003. [5]王先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习惯性思维及其特点探析[J].北方文学，2015（5）：65. [6]白岩.心灵华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学报，2005. 作者:杜晓刚 单位: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学生素质评价论文:试论高职学生自我素质教育评价体系 摘要：在对大量素质教育、自我教育、职业素质教育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高职学生自我素质教育内容，探讨了包括基础素质、岗位素质、拓展素质等三类主要素质的评价体系，并对各类素质的评价指标与指标内涵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高职学生；自我素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 随着我国高职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及高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职学生的素质教育日益成为教育界关注的问题。自我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中的学生自我教育部分，是素质教育的本质与核心，强调的是学生个体心理品质的发展，是素质教育中学生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当前，对自我素质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学生主体能动性发挥在素质教育中重要性与实施途径的研究，而对自我素质教育内容构成方面的专门研究较少。因此，笔者拟结合已有的高职素质教育内容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自我素质教育内容的构成进行深入剖析，旨在探讨自我素质教育指标体系的构建途径。 高职学生自我素质教育的内容 在20世纪90年代，迟艳杰提出了素质教育具体包括对学生进行身体心理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品德素质的培养和教育；进入21世纪，对素质教育的研究开始进入高职教育领域。徐静等人在研究素质教育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对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的实质内涵及特殊性进行了分析，指出高职院校学生素质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职业道德素质、职业技能素质、自我发展素质、创新素质、适应职业特殊需要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罗建远指出高职院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追求知识、能力、素质的高度和谐完美的统一，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汪建军将高职学生的素质分为思想道德素质、文化专业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四个方面；梁怡认为高职教育应面向全体学生，进行思想、文化、技能、心理、身体等多方面的教育。 学生素质评价论文:素质教育下大学生社团评价分析 摘要: 大学生社团是我国高校素质教育开展的第二课堂，社团评价的原则与标准的确立直接影响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大学生社团评价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对不同学校的评价标准没有区别对待，评价指标缺乏针对性，评价主体较为单一。立足这三个方面不足，在确立社团评价的原则中，将社团发展目标、不同类型和等级学校的针对性、引入社会力量评价作为重中之重，在社团评价的标准中体现出社团素质拓展、社团影响力、学生参与程度等三个方面。 关键词: 素质教育;大学生社团;评价的原则;评价的标准 大学生社团评价原则与评价标准的确立，对大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的保障作用，推动大学生素质的全面拓展。龙希利等人认为，社团活动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社团本身的特质使得其在高校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要借助学生社团寓教于“活动”的思想教育形式、学以致“用”的专业实践功能、职业体验式的发展导向作用以及育人无形的文化浸润效应等功能优势，通过转变理念，促进学生成长成才［1］。郭冬娥认为，学生社团活动作为学校课堂教育的补充和延伸，是人才培养方案中素能拓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其成员专业的交叉性、社团活动的实践性、社团组织的社会性而具有实践和教育功能，为学生知识能力及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实践舞台，建立和完善社团评价体系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最有效途径［2］。面对当前我国大学生社团评价的主体思想，围绕的中心在于素质教育开展，评价的核心应体现在制定社团素质拓展评价标准、建立有针对性的评价指标、引入社会力量的评价等三个方面。文章分析了现有大学生社团评价存在的问题，进而确立评价的原则，最终探索出以学生素质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大学生社团评价标准，确保大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一、大学生社团评价存在的问题 1．忽视不同类型学校素质教育的差异 确立大学生社团评价的原则与标准，必须结合不同学校的性质，分析素质教育发展的方向，有针对性地将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进行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大学生社团的建设在当前高校扩招的大环境下变得尤为重要，通过大学生社团的建设能有效地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向其他学生输入正能量。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社团建设存在不少问题，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忽视不同类型学校素质教育的差异［3］。 2．评价指标针对性不强 评价指标作为社团评价的核心部分，指标应具备较强的针对性。结合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学校，将评价指标体系的针对性加以完善，促使评价结果更有针对性。然而在当前大学生社团评价中，评价指标所具备的针对性较小，以统一的评价指标来评价社团发展，社团影响力方面、学生参与程度方面并没有受到重视，大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学生满意度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评价信息。然而按照这样的评价指标的确立原则，会造成对社团发展前景不能实现正确、客观评价的后果，最终对社团发展不能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这一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3．评价主体单一 大学生社团是否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主要的信息来源并不应单一地将学生与学校作为评价主体，评价结果往往会存在片面性。在大学生社团评价所体现出的主要现状中，评价主体过于单一这一现状较为明显，只是学校或学生的单一评价，而并未涉及社会力量的评价。社会力量的评价被视为第三方评价，所具备的优势较为明显，评价视角较为独立、评价信息较为可观，能够为大学生素质发展提供科学的诊断信息。然而社团评价只能以学校与学生为评价主体，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评价信息过于狭窄，并没有体现出社会人才需求方向，导致社团的发展不能与社会人才需求相互统一，最终会间接导致大学生培养处于封闭状态的出现。这一问题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在大学生社团评价主体的确立中应将第三方评价加以补充。大学生社团评价主要体现在评价指标的构建缺乏针对性，评价结果不能客观反映出社团发展存在的问题。同时，社团评价的主体存在单一性，社会评价力量并不能成为评价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导致社团未来发展动力不足。 二、大学生社团评价的原则 1．呈现大学生社团发展目标 在素质教育全面实施的大环境下，大学生社团发展应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为目标，实现大学生素质的全面拓展。其中，对于社团的评价应体现激励功能与调控功能两个方面。激励功能是对社团内部的发展潜力进行评价，从而使社团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空间得到准确的评估，使得社团评价不仅能够根据发展现状加以评价，还能对社团未来的发展客观评价。而调控功能主要是针对不同社团之间存在的发展差异，对发展目标的评价更有针对性，使得评价标准、评价指标构建具备明确的针对性，以发展和动态的眼光看待大学生各个社团的发展。 2．不同类型、等级学校素质评价原则应不同 在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高校，大学生社团的评价原则应体现出针对性原则，在素质评价的对象方面要结合办学性质、学校规模两个方面，确保大学生社团在学生素质发展方面能够得到更为客观的评价。首先，结合学校办学性质。在普通本科院校大学生社团素质发展方面的评价中，评价的原则需围绕学生的全面发展，以素质、能力、技能、知识的协调统一为原则，在评价指标中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参与程度、社会影响力两个方面。而在职业类院校社团的评价原则中，以职业素质评价为中心，评价指标要突出学生职业素质的全面发展，将职业道德、职业创新等素质作为评价指标构建的方向，显现大学生社团素质评价的针对性。其次，围绕学校办学规模。大学办学规模决定社团的发展，办学规模较大的院校与校外团体、组织的互动较为强烈，办学规模较小的院校与校外合作、互动的机会较少，决定大学生社团的社会影响力。《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明确指出:“要遵循大学生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以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为主要内容，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为载体，以稳定的实践基地为依托，以建立长效机制为保障，引导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4］在大学生社团评价原则中，应结合办学规模确立评价指标、评价标准，不能一味地强调统一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确保社团发展中能够体现出各自的问题与不足，为大学生社团的发展提供合理的意见与建议。 3．引入社会力量评价 社会评价力量(毕业的校友和学生就业单位)应作为大学生社团评价的第三方评价因素，评价视角明显存在公正性、客观性、独立性等优势。原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颠覆第一方和第二方(学校和学生)评价视角的片面性，评价信息具备明显的透明化、客观性，评价信息中数据的对比能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二是社会评价是介于学校与学生评价主体之间的评价力量，与学校、学生之间不会存在利害关系，评价结果的显示在能够客观说明大学生社团发展现状的同时，还能体现出社会需求方面对大学生社团发展提出的具体要求，并为人才培养提出更为客观的诊断。这样就使大学生社团评价的主体得到拓展，评价信息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特征。社会评价力量在大学生社团评价主体的重要补充，有利于社团发展过程与社会之间实现互动，评价的主体由学校、学生、社会等三个方面组成，促进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现实之间保持相互统一，表露大学生社团发展的心声，而中立的评价立场能够侧面反映出人才培养所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在实施素质教育大环境下，大学生社团评价应结合统一的发展目标，并确立不同类型、等级学校素质评价原则，为大学生社团素质拓展提供有针对性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客观体现学生参与程度与社会影响力。 三、大学生社团评价的标准 1．社团素质拓展 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环境下，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受到高度的重视，探索能够全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路径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大学生社团活动作为丰富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载体，为此，在社团评价的标准中，社团素质拓展成为关键中的关键。从大学生社团发展的目标进行分析，在素质教育大环境下，对社团工作的内容提出新的要求，素质拓展作为大学生社团发展的核心目标，为学生素质的培养提供广阔的平台。大学生社团作为大学生重要组织之一，是大学生成长锻炼的平台，是大学第二课堂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社团对学生的特长发展、多样化领域发展、创新性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5］。对此，在素质拓展评价标准的制定中，应将知识完善、能力培养、文化提升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结合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学校，制定有针对性的评价标准，表达出社团发展过程中对学生知识的完善方面、能力的培养方面、文化的提升方面所具有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大学生社团素质拓展中寻求更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为大学生素质发展提供更为理想的环境和广阔的平台，推动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大学生社团实现全面的发展。 2．社团影响力 大学生社团的发展能够为学生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社团内在影响力可以反映出社团发展的目标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反映出对大学生素质提升所能够提供的动力。众所周知，社会影响力所反映的则是发展规模、社会认可程度，大学生社团的社会影响力也不例外，反映出学校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密度，客观体现出为学生素质发展所能够产生的促进作用。在社团评价标准的确立中，将社会影响力作为重要的标准构建方向，社团的社会影响力越大，凸显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力度越大。在评价标准中应明确指出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学校。在职业类院校中，社团的社会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校外企事业单位合作方面，评定学生职业素质、职业技能、职业能力，说明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主要现状即未来发展前景。在不同等级全日制本科院校中，应针对社团本身所开展的社会实践范围、社会实践频率做出相应的评定，客观显现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空间。这是大学生社团评价指标有针对性构建的明确体现，有助于全面推动大学生素质的发展，提高大学生社团的发展价值。 3．学生参与程度 大学生社团是为志趣相同的学生提供的一个展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的平台。现阶段大学里的学生社团发展状况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学生社团发展势头迅猛、社团数量、类型不断增多，多样化趋势明显增强，专业和覆盖面不断扩大，参与人数越来越多，活动内容日趋丰富，学生社团的个性化更加突出，学生社团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学生参与程度作为大学生社团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社团学生参与程度越高，说明社团能够达到带动学生参与积极性的目的，为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在社团评价标准的构建中，必须围绕学生参与程度，对社团未来发展前景做出正确、客观的评价。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大学生人才是我国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高校社团作为大学校园内蓬勃发展的学生群众组织，已成为大学生锻炼能力、提高素质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素质拓展功能与大学生素质要求具有高度的契合［6］。结合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学校，将校内与校外活动内容的新颖程度做出有针对性的评价，使得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能够通过数字得以体现，说明社团发展过程中学生的喜爱程度。学生社团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7］。通过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学校，有针对性地确立这一评价指标，能够反映出大学生社团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社团组织者寻求问题解决的路径产生相应的启发，带动大学生社团队伍走向壮大。在素质教育大环境下，大学生社团评价的原则与标准的确立，应以素质教育全面发展为重要的结合点，在评价原则中应将社团发展目标作为首要条件，并结合不同类型、等级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评价原则。并将此作为基础，对评价标准加以完善，使得社团素质拓展、社团影响力、学生参与程度能够成为评价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大学生社团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不足，为推进大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的保证。 作者:毛开翼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学生素质评价论文:新课改下的小学生素质评价体系 1.开展“每月五星”评比，增强即时评价的规范性 为了进一步将“种子—花朵—果实”的素质教育三级评价体系更好地实施开来，让学生体验到自己的成长与进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素质发展，学校印发了《五星手册》，一人一本，自行管理。手册中记录了学生的获奖情况，详细地标注了获奖的时间、项目、奖品以及学生的获奖感悟。教师定期将学生的《五星手册》收发上去，每一周进行一次班级的小结，将那些成绩显著的学生的手册进行公示，在班级内广泛传阅。除了每周一公示之外，还可以组织每月一评比活动，根据学生《五星手册》中记录的学生的获得情况进行“五星评比”，对于学习领先的学生授予“学习之星”称号，对学习成绩有显著进步的学生授予“进步之星”称号;对于课外书籍阅读得最多的学生授予“阅读之星”称号;对于在某些领域有突出特长的学生授予“特色之星”称号;对于讲文明、树新风的突出学生个人授予“文明之星”称号。教师把获得“五星”光荣称号的学生照片、事迹张贴于“闪闪五星”宣传栏，积极树立典型，让全体学生共同学习与进步。 2.建立学生成长档案，增强过程评价的激励性 成长档案旨在记录学生成长的点滴，为素质教育评价提供科学有效的原始素材。在小学素质教育过程中，都一一记录了学生的学习成长历程，是学生成长档案的重要内容和珍贵材料。具体而言，小学生的成长档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我的名片”，内容是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生日、身高、体重、血型等。第二部分是“我的师长”，记录学生父母亲的基本情况、班主任和其他科任教师的信息，里面包含家长对孩子的评语和老师对学生的期许。第三部分是“学海探蹊”，按照一定的学科顺序，将学生的成功习作、学习日志、考试记录等内容进行有序整理。第四部分是“个性飞扬”，将学生获得的奖项、证书等闪光点记录下来。第五部分是“回音壁”，包括同学赠言、家长/教师寄语、自评日记等。教师将学生的成长档案袋统一收集管理，建立档案，定期下发档案袋让学生进行记录和整理，定期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和传阅，相互学习、相互激励，共同提高。 3.搭建“我能行”个性舞台，增强过程评价的导向性 课程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使学生张扬个性，培养其各方面特长。为了给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学校为学生提供了“我能行”的个性舞台，该舞台分为学校和班级两个层次，以“百花齐放、自由发挥”为主旨，成立了以艺体老师为主要成员的评审小组，每个月组织一次主题活动。学生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由学生和老师推荐，先填写“我能行”个性展示申请表，经审核通过后获得展示个性才艺的机会，得到半数以上评委的认可的学生就能获得“我能行”特长卡。学期结束时根据有关获奖证书、特长卡复印件，评出校级、班级的“特长学生”。要特别关注“弱势学生群体”，为他们量身定做活动项目，使特长学生在全体学生中占据一定的比例，进而提高全体学生的综合素养。 4.推进纸笔测验改革，增强终结评价的科学性 (1)追求测验内容的全面性。新课程改革提出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其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属于非学业内容，但是它是学科培养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学生学业的成败。因此，在对学生的教学和评价的过程中，教师应进一步突出非学业方面的内容评价。所以在日常的教学实践和评价改革中，必须对学生的非学业方面给予关注。因此，我们规定学生的成绩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书面测试占70%，口头测试占10%，实践测试占10%，习惯测试占10%，各年级分学科制定具体的评价方案，认真考核评定。 (2)追求测验形式的人文性。素质教育是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的评价应该以学生为本，做到测试的趣味化、生活化和情境化。教师在设计试题指导语时应尽可能地使语言清楚、亲切、富有期待情感;在试卷的首尾，可以适当地附上一些温情提示;可以在关键字的下面加上着重号，让学生加强注意，避免审题错误;可以在试卷中设计生活化的知识情境，让学生加强对知识应用的了解，为学生创造应用知识的机会。 (3)尝试测验结果的灵活性。为了消除学生的应试恐惧，使考试切实成为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途径，学校可以依据学科特点，制定获得免试权的条件。如想获得免试特权的同学可在考试前十天内向老师提出免试申请，并陈述申请免试的理由。老师和同学一致认可方能获得免试资格，一般而言，免试学生不超过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考试结束后，如果学生觉得结果不理想，则可以申请重考，最大限度地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学习兴趣。总之，小学素质教育的评价旨在帮助我们“创造适合儿童的教育”，构建符合新课程下的素质教育要求的评价体系是顺利、高效地开展素质教育的关键和基础。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应当使每个孩子人人有特长，人人有自信，人人获发展。素质教育的评价体系应以素质教育的实际为基础，不断创新和深化，才能更好地促进新一轮的新课程改革。 作者：闫景莲 单位：辽宁省辽阳县三新学校 学生素质评价论文:高职学生素质教育项目化实施评价 一、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要素 1.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较强的自主学习力和终身学习意识 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人的发展才是主动的、可持续的。学生的学习力是指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所具有的领悟能力、理解能力、知识掌握和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要素整合而成的学习力量，其中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和实践能力是学生学习力的核心。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也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促进的，自主学习能力是实现终身学习的手段，终身学习意识是自主学习的驱动力。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终身发展，高职学生要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仅要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还应确立终身学习理念。 2.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强烈的创业精神 创新能力主要涵括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等，其中创新思维是核心。高职的教育对象总体心理上大多以高考失败者自居，有严重的挫败感，潜意识中就自认为“创新”离自己太遥远。所以，在高职学生教育过程中，要先注重其创新信心的塑造、创新意识的激发、创新思维的启迪，激活学生内在的好奇心、探索精神、创新创造的成就欲等。高职学生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要具备强烈的创业精神。创业精神具体涵括创业思想、创业观念、创业个性、创业意志、创业作风和创业品质等。具备创业精神不仅在就业岗位上会更加爱岗敬业、积极进取，还可以积极创造条件，进行创业实践，带动更多的人就业。 二、基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的高职学生素质教育项目化实施 1.项目化实施内容：构建“基础素能+核心素能+素能拓展”模块体系 素质教育项目内容设计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就业岗位的调研分析为基础，培养目标因专业而异，就业岗位分为初次就业岗位和职业升迁岗位。明确界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就业目标岗位群后，在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状况、新生思想素质调查、毕业生职业发展情况跟踪调查等基础上，对各专业人才培养对象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进行分解，并经用人单位代表、行业专家、专业教师、家长和学生等多方组成的委员会论证，设计出专业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目标维度表。然后，针对性地构建由“基础素能+核心素能+素能拓展”三个模块构成的素质教育项目体系。“基础素能+核心素能+素能拓展”三模块素质教育体系中，基础素能模块主要针对学生良好职业道德、职业精神的培养目标，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理论基础知识，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注入精神动力，奠定扎实基础。设置思想道德修养、职业生涯规划、实用英语、阳光体育、公共计算机、创业教育、法律基础等方面课程，着力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计算机技能、外语能力、礼仪与沟通能力、应用文写作能力。核心素能课程模块主要针对突出的技术能力、较强的创新能力等培养目标，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支撑。根据专业人才成长轨迹对应的职业能力、职业素质及对应岗位群的工作过程、项目任务分析来确定，主要设置核心专业知识、行业职业标准、技术技能训练、工作过程、岗位任务等课程，做到课程与岗位的职业标准对接，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素能。素能拓展课程模块主要针对终身学习意识、较强的自主学习力、强烈的创业精神等培养目标，激发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设置人文素质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开设适应不同专业学生选修的人文素质、公共艺术、语言表达、商务礼仪、心理健康等公共选修课程，同时拓展隐性教育项目，将第二课堂校园活动和第三课堂社会实践等项目纳入进来，着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就业创业能力以及学生的职业迁徙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项目化实施路径：对接“课程教学、校园活动、社会实践”三个课堂 高职院校素质教育项目化实施的路径主要包括第一课堂“课程教学”、第二课堂“校园活动”和第三课堂“社会实践”，并将对接融合的项目内容纳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以切实改变素质教育和技能培养“两张皮”现象，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保障。三个课堂是密切联系和互相渗透的。通过三个课堂的对接融合，在第二课堂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体育活动、社团活动以及第三课堂社会实践、企业顶岗实习活动中，将第一课堂的专业理论知识根据学生兴趣在自主选择中转化为实际成果作品或得以展现，使学生的专业技术技能得以提高，并激发其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基于共同的人才培养目标、课堂指导者及共同的课堂参与对象，三个课堂在项目内容体系上相互对接融合，在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发挥聚合效应。第二课堂对接第一课堂，针对第一课堂课程教学的理论知识内容，相应广泛开展校园文化体育活动和科技实践创新活动，建立体现高职教育特色的校园文化和技术技能竞赛品牌项目体系、活动体系，打造学生素质拓展项目的基础工程和精品工程，营造出崇尚职业道德、实践职业技能、实现持续发展的高职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氛围，充分发展学生个性，提高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第三课堂指校外的社会课堂，是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自然延伸，主要包括社会实践、顶岗实习、志愿服务、社会体验等。加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培育一批社会实践品牌项目，促进学生经常化、多样化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志愿服务，广泛组织学生到企业见习或顶岗实习，充分发挥第三课堂理论联系实际和将第一课堂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的桥梁载体作用。 3.项目化实施评价：优化“课程考核、职业考证、素质教育学分”三考并行制度 提高质量是高职内涵发展的核心目标和价值诉求，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是素质教育项目化实施的机制保障。素质教育项目化的有效实施要制订标准、丰富手段、形成机制。基于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角度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改革传统的课程考核模式，课程标准设置中突出对学生技术掌握程度、技能训练目标、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清晰界定，实践项目、技能竞赛等环节应明确对职业标准、职业规范的要求，全面深入改革考试的目的、内容和形式等。从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角度实施素质教育，在坚持课程考试、职业考证的毕业条件基础上，增加素质考核认证的毕业要求。通过实施素质教育学分化和认证化将第二、第三课堂活动项目纳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赋予专门学分，实现素质教育的项目化管理和规范化实施，推行“课程考核、职业考证、素质教育学分”三考并重的毕业质量控制制度。一是坚持普遍性的课程考核和职业考证的毕业质量控制。课程考核坚持能力导向和素质本位，明确考试的目的以激发学生自身内在的学习愿望和动力为主。通过职业考证，取得行业职业资格或等级证书，并作为毕业的硬约束，是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特点，具有普遍性。二是增加素质教育学分认证的毕业质量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需完成限定和任选的素质教育项目，达到项目规定的考核标准，通过学分的逐级认证，获得规定的总学分数，方可达到素质教育的毕业要求。 作者：周丙洋 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素质评价论文:技工院校学生素质教育与素质评价思考 技工院校作为职业技术类院校，是专门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进行开发，同时也是培养社会人才，使之掌握专业技术技能的主要场所。所以加强技工院校学生的素质教育，是各类技工院校必须实现的教育培养目标，也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的要求。 一、技工院校学生素质现状的分析 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社会生活法制化、民主化会日益增强，而多元化的经济利益也催生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同时也为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方面增加了困难。招生来源对于技工类院校的是怎样的呢？应试教育在当下学校教育中仍然占主要地位，初中学生中部分学生成绩不好，因为升学无望，才被中等职业或者技工类院校的教职员工们“请”了进来。这部分学生中可能存在一些纪律观念淡漠，在道德品质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更有甚者在性格心理存在不服从管理的执拗。因为他们是被“请”了进来，所以入学前基本不了解自己所选择的专业，因此入学后不长时间，就有部分学生开始感到对所学专业力不从心，慢慢觉得对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开始混日子。这部分学生毕业踏入社会，进入工作岗位，就会慢慢不能胜任工作，与此同时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矛盾就会出现。这使得用人单位的一些人认为：在目前形式下，技工学生的综合素质比较差。但是仔细分析，这些全都是技工学生自身的错吗？肯定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 二、如何对技工院校学生进行素质教育 技工类院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重要场所，必须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培养方向必须是坚持全面贯彻素质教育，实际出发点也必须是满足用人单位对高素质劳动者以及初、中级专门人才的需求。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努力发挥他们的创新精神，在培训职业技能的过程中，慢慢养成学生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素质。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培养，比如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加强他们的集体主义观念，以及提高他们人际关系的能力等。对技工学生要进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需要学校开设文化基础课，而提高专业技能素质，则必须开设专业实习课的教学，通过不断的教育和训练，来实现制定的教育目标。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学生文化基础是比较差的，并且对于文化理论课的学习，也是很消极的，然而在专业技术的学习和实训操作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这些问题的存在，势必给技工学校的教学任务的完成带来许多困难。这就要求我们要因材施教，让基础比较好的学生能学到较多的理论知识，基础较差的学生尽量多掌握必要的文化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是以扎实的文化知识功底做基础的，在职业活动中长期摸索、锻炼、不断积累经验的结果。所以，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地少安排一些文化课，多加入专业技术实习操作课，就可以达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目的。智育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能企图一蹴而就。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如果真正是学习文化课有困难的，就让他们多从事职业技能方面的训练，力争让他们能有一技之长，以便于他们能够顺利就业。选择技工院校的学生一般在初中阶段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并且经常违反纪律，但是这锻炼了他们承受挫折的心理能力。虽然有少数学习成绩差、纪律观念差、逆反心理强的学生，但是总体来看，他们具有强健的体魄，具有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这是他们能够成为有用之才的先决条件。 三、对技工院校学生素质评价标准期望值的把握 技工类院校培养目标的定位是为企业生产一线培养技术工人，但是技工类院校的部分教材比较滞后，教学手段也比较落伍，实习设备比起先进企业的设备更加落后，与生产需求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学生通过我们的教学和技能培训，可以在社会上无所不能、可以胜任任何工作。但是我们通过努力，必须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工作上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生活中诚实守信、团结互助。学生有了这些基本品质，再掌握一门技术技能，并且能比较熟练地应用到工作中，我们的教育目标就达到了。 作者：孙晓东 单位：淄博市技师学院 学生素质评价论文:中学生音乐艺术素质评价浅谈 音乐教学是美育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在音乐课上在常常对学生音乐素质评价采用让学生唱一首课本上的歌曲给学生评分，有的教师甚至不对学生音乐素质进行任何考核就凭大体印象给学生打分。带着这样的思考，我在贯彻落实新《新音乐课程标准》理念开展教学工作时，在结合音乐课程目标的内容与课程内容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与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在实践中基本、全面、合理地评价学生音乐素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评价音乐档案袋———“我的音乐专辑” 我们评价学生音乐艺术素质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更加自信地学习音乐、表现音乐。音乐审美是学生在欣赏和创造音乐作品时产生的新的认识和美好的心理感受。音乐审美能力包括感受音乐美、表现音乐美和创造音乐美的能力，音乐审美能力也是在不断地感受音乐美、表现音乐美和创造音乐美和积累音乐审美经验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不可以急于求成、要求过高，容易使学生对培养音乐审美能力失去自信，认为自己没有音乐天赋，也许还会更糟糕，对音乐有关的一切事物有所排斥，产生厌恶感。所以中学生学习的音乐知识越多，他就会对自己的音乐艺术素质评价有越多的要求，对其它学科也是一样。让学生制作属于自己的音乐档案袋，不仅仅使检测更具全程性，还使学生乐于主动参与音乐活动。档案袋的名字、内容、图案、包装、横向纵向的记录方式等等都可以自己设计。在实践中大部分学生把制作、充实音乐档案袋想象成未来他们长大了自己要出的音乐专辑，有的甚至真的自己写歌、自己编舞、自己编曲录制，可喜的是也有小组合作的创作，本来只是一个记录学生音乐学习成果的档案袋，没想到让学生自己去做比我们老师去做统一的、只有数字的所谓成绩单的档案袋，收获了更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在评价中学生是主体地位 中学阶段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社会经验，所以他们已经形成一定的审美观，测试的分数不能完全代表学生的音乐素质。所以，评价采用自我评价、师生评价、生生评价等，要以发展趋势作为评价依据，并允许其努力后再一次参加测试。学生可以自选强项内容进行检测，在自己的“音乐专辑”中，自我评价、打分，并且说出优点和缺点、需要改进的地方，自愿请教师和同学评价（如果不想听别人评价，可以选择不要他评）。完全尊重学生对自己理解的音乐艺术。评价过程中，我让学习过各种乐器和舞蹈的同学进行表演。有的弹电子琴，有的演奏黑管、长笛、萨克斯，有的弹琵琶等，有的跳街舞、有的跳拉丁舞、民族舞等，学生的精彩表演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欢呼声，许多同学的脸上露出羡慕、崇拜的神态，而那些表演的同学更加自信了，因此他们学习音乐的兴趣更浓了。通过欣赏使学生认识了一些乐器，感受了各种乐器发出的动听的音色，一些同学于是对个别乐器产生了好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积极地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一门乐器，因为学习乐器会提高学生对音准的自我辨别能力、视唱能力，加强练耳训练，还使学生具有了良好的节奏感、强弱控制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学生在演奏的过程中，手、眼、口、耳、脑等器官都接触到新的信息，欣赏音乐美的能力、感受音乐美的能力、理解音乐美的能力、表现音乐美的能力和创造音乐美的能力得到了全方面的培养，并且在生生互评时一定要每个孩子都参与进来，可以不断重复同学发表过的评价，既增加了表演节目的孩子的自信，又关注了每个欣赏音乐同学的感受。对于我们一线音乐教师来说，合理的评价每一个中学生的音乐艺术素质，是我们终生要学习和研究的一项课程。重视音乐教育因为它是一门人类文明的基础学科，也是一种基本素质教育。我们用各种高端的方式教授音乐这门听觉艺术来反映人们想传达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生活的鉴赏、创造能力，告诉学生如何用这种神奇的能力发现生活、体会生活、创造生活，从而使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促进得到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合理全面地进行中学生音乐艺术素质评价不只是为了审核教师音乐课程目标的达成结果，更是为了提高孩子的文化修养和艺术素质。在不断的学习、实践和反思中找到更多好的方式方法进行评价。 作者：许杰 单位：吉林省通化市外国语学校 学生素质评价论文:学生素质综合评价探讨 论文摘要：从转变教师观念和家长观念、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采用激励性语言等方面入手，建立科学评价体系。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体验进步与成功，认识、完善自我，建立自信，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论文关键词：新课程理念；学生素质综合评价；科学评价体系 随着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不断深人，对学且的评价方法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因此，对学且进行素质综合评价就成为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通过科学的评价，可U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体验进步与成功，认识睡我，完善自我，建立自信，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郎全面发展。而且，通过对学生实施素质综合评价，百以促进教师素质和品德的提高，促使教师更加适垃素质教育。在对学生进行素质综合评价的过程中，彩不断地尝试和探索，积累了几点经验。 一、转变教师观念 教师是学生素质综合评价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实施学生素质综合评价，关键是转变教师的观念。教师只有认清了素质教育及课程改革的形势，更新评价观念，认识到素质教育应面向全体学生，是坚持彰育机会的人人平等，是对每个学生寄予成才希望，咳起他们的自信心和进取心，才能更好地去组织及实施素质教育综合评价，才能彻底丢掉以成绩论高低、以师生的主观印象为评价内容的评价方式，才能使素质教育综合评价之路越走越宽，不断完善和提高。 二、转变家长观念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基础教育全方位的整体性改革。作为对学生的评价方式，家长历来所认可及重视的就是以学习的分数来衡量孩子的好坏，因此，要实行素质教育综合评价，取消对学习成绩的百分制而变为等级制，取消一次性评价而变为“形成性评价+综合性评价”，使家长转变观念。只有这样，家长才能够理解、支持、全面配合，我们的素质教育综合评价才能顺利进行。 我曾经教过这样一个女学生，她上课听讲认真，回答问题积极，各方面表现都非常积极，但由于她父亲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总认为只有考试成绩高才能证明自己孩子学习好，所以她背上了很重的思想包袱，以至于只要一有测试她就紧张，成绩总不太好。家长看到这种成绩总是怒不可遏，就暴打孩子，于是孩子就更加紧张，结果造成了恶性循环。针对这种情况，我找来了家长，先把孩子的优点给家长做了详细介绍，家长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自然容易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我借机指出他的观念是造成孩子成绩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家长听了我的分析，心悦诚服，认识到了自己观念的错误，转变了思想，改变了自己评价孩子的方法。孩子的思想负担减轻了，测试的成绩很快提高了。 评价实践中成功的案例让我看到了转变家长评价观念的实效性，因此，我更加努力探索转变家长观念的有效途径。为了转变学生家长的观念，我采取了开家长会、座谈会、辅导等形式引导家长学习、认识综合评价，并且注意正确、合理地使用家长评价，使家长支持、配合教师工作。实践证明，在学生素质综合评价中，转变家长观念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长观念的变革，使素质教育综合评价得以顺利进行。 三、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素质教育要求教师成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教学，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那么，在评价中，学生也应该成为主体，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合作者。 素质教育综合评价的各项指标都要从学生出发，以学生的发展为前提，又为学生的发展而服务。学生参与综合评价，能够使学生树立主人翁意识及自信心，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在实际的评价过程中，我努力使学生参与进来。 1.师生共同制定评价方案，选择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行之有效的方案。只有学生积极参与制定的方案，才能更符合学生的发展特点，更能针对学生的各个方面。 2.采取学生自评、互评的方法，让学生学会分析自己的成绩与不足，明确努力的方向。我制定了学生自我评价表，要求学生每周及时对自己进行等级评价，以使学生能够对自己一周来的学习、行为等方面及时进行反思，进行自我调整;对于自我约束力差的学生，则由教师及同学帮助他进行自评。总之，通过学生为主的方案制定、自评、互评，使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及时反思并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从而促进了其各方面能力的不断发展。 四、采用激励性语言 英国教育家罗素说过:“一切学科本质上应该从心智启迪开始。教育语言应当是导火线、冲击波、兴奋剂，要有启人心智、激人思维的功效。”学生的素质综合评价，如果用富有情感、充满美和激励性的语言拨动学生的心弦，可起到为学生助跑、加油的作用。饱含真情，切中关键又恰到好处的评价，是滋润学生心田的春雨，是指引学生前进的航向灯，其潜在的功效不容低估。 有人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我班的孙月同学性格木呐，不善于表达。针对这种情况，我总是通过在她本子上写批语对她进行鼓励，说她的字写得漂亮，作业完成有进步，她就很高兴，便更加认真地听讲，成绩也有上升;于是，我又借此在班会课上夸她有了进步。在这种不断的鼓励表扬下，该同学不断努力学习，期末时她步人了班级前列。 的确，每个孩子都希望被人认可，一句积极性、赏识性的评价，会有效地改变学生自我认识的倾向性和自主行为的调控力，甚至可能改变人的一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这样的事，今天，我们夸这个孩子的手洗的干净，明天他的手会更干净。因此，日常我总是随时注意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和进步之处，及时地进行鼓励、表扬。从而使学生的进步越来越多，自我约束力也越来越强。 五、注重学生评价的纵向性和发展性 学生之间总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让学生和比他优秀的人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学生的进取心，但同时也会加重学生的心理负担，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因此，教师对学生的综合评价应以学生自身的纵向比较为主，以学生之间的横向比较为辅，以充分关注学生自身的发展进步，让学生体验到“只要和自己比，每天都有新的进步，就很了不起”。让学生通过综合评价看到自身的成长、进步，看到老师的宽容和鼓励，找到自信心，从而不断进步，拉近与优秀学生之间的差距。 随着学生的年龄变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对评价方案、方式的需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我们应根据学生的各个时期的不同需要，随时改变我们的评价方式，使评价更为全面，更贴近学生的实际，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 六、加强与学生、家长、科任老师的沟通 班主任是学生素质综合评价的主要实施者，为了使评价工作准确无误，要经常深人学生、家长之中，了解动态，掌握情况，因为学生、家长往往能够看到班主任老师无法看到的一面。在向学生、家长了解情况的同时，我们还要发动科任老师，使科任老师也参与到对学生的素质综合评价工作中来，科任老师往往能够更为客观和准确地了解班风、班纪和学生的具体表现。因此，在评价工作中，吸收学生、家长、科任老师的意见是很必要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还要根据本班学生的实际及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案，给学生提供一个充分展示自我、享受成功的空间。这样，我们才能立体、鲜活、公正地实施评价。 总之，学生素质的综合评价应注重评价过程，灵活评价方式，发挥评价功能;要注重全面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要让学生成为评价的主人，使之发自内心的关注自己的发展和进步。从而真正体现素质综合评价的意义，促进学生的不断成长和发展。 学生素质评价论文:中学生素质教育评价 1999年6月15日至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主持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界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十多年来，素质教育在探索中不断发展，但是，有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省新课程改革中心组长刘坚最近指出，在实施素质教育中有三个基本问题还存在着：即什么样的教学是好的教学？什么样老师是好的老师？什么样的学生是好的学生？这三个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对学生的评价有关。 教学评价机制，是对教育教学过程及其结果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进行评价的各种标准的总和。其本质上是一个教育价值观问题，即学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教学才是有价值的？具备哪些因素的学生才是素质较高的？由于一定的价值对人们的行为有导向作用，因此，构建科学、公正、合理的教育教学评价机制，关系到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乃至整个教育行为的方向和趋势，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然而我们在看待和评价学生的态度和方法上存在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现行的考试制度改革还不能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 以高考的核心的考试制度改革尽管做出了巨大尝试，注入了素质教育的因素，更加注重能力和素质考查。然而学习和考试毕竟不能划等号。学习更加关照学习者的素质，而考试更加关照考试的功利目的，也许人们可通过考试来促进学习，但人们往往把考试当作达到某种功利的工具，如为了考进重点学校或是为了考进名牌大学亦或是为了谋取一个好的职位，等等。这就是说考试被工具化了。人们关心考试甚过关心学习，为考试而学习再地无法阻挡。尽管大学拼命扩招，也招收了各种特长生，都无法根治“考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学什么、考多少学少、没考的不知道、考完了全忘掉”的顽症。 工具性的考试使学习失去了本该应有的童贞和乐趣，成为缚住孩子们双手的绳索，套在我孩子身上的枷锁，架在孩子颈项上的冷剑。一个孩子以上学那天就注定了要与沉重的书包、无休止的考试、残酷的淘汰联系在一起，人设的知识陷阱，教条式传授，僵化地灌输，死记硬背等等就一直伴随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孩子们越来越多地失去成长的自由和乐趣，随之而来的是对学习的恐怖。目前，我国自费出国留学的超低龄化趋向，一方面体现了公众教育消费能力的增强，更重要的则是对我国教育机制弊端和痛疾的逃避。 工具性的考试也难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满足一定时期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结构的需求，伴随着教育的社会化，教育应当与社会发展更加密切，更加协调，更为洽合。未来社会渴求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不断涌现。当某种评价方式变异为一个纯粹选拔与淘汰的无情的机械工具时，其价值功能已经丧失殆尽，带来的是它反社会化。孩子的创造性、批判性被这个工具所扼杀！孩子的理性、智慧和思想被这个工具所扭曲！为什么有本事考进名牌大学的刘海洋竟干出把硫酸泼向黑熊的蠢事，而那个没有本事考进重点学校的学生能写出让大作家们大跌眼镜的《三重门》。所幸的是考试改革的步伐没有停顿，但愿这样的错误不再发生。 我们看待和评价当代中学生们受传统观念束缚，遭遇困惑在所难免。 很多教师将现在的中学生同五六年代的中学生作纵向比较，结论是现在的中学生缺乏远大理想，缺乏吃苦精神、缺乏甚至根本没有信仰。过去说为祖国学习、为人民服务，而现在由于社会经济的转轨，越来越多的中学生把学习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高中毕业生选择专业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希望将来有好职业，好收入，学生填报志愿好像一个晴雨表，报考最多的，必然是那些最热门、最有发展前途、最容易挣钱的专业，而那些冷门专业，虽然国家要，却很少有人问津。 现在的校园很难看到过去那种“同窗之交淡如水”的君子之风，学生之间建立在金钱上的交往大大增多，借钱不还、借东西不还等经济纠纷很多，过生日送礼，请客吃饭之风日益盛行。越有钱越吃得开，露富不露穷，笑贫不笑富。教师们对学生这种高消费，追求名牌，享乐主义风气盛行，反映非常强烈。集体主义淡漠，个人主义、自我中心是当前中学生的又一明显特征。过去提倡“一帮一”、“一对红”，现在学习好成了“个人专利”，帮助别人好像和个人竞争势不两立，帮了别人，势必威胁到自己，谁还肯为提高别人学习成绩花时间和精力？ 现在的中学生缺乏奋斗和吃苦精神，承受挫折的能力差。在普通中学，大约有半数学习对学习缺乏信心，他们有一句口头弹。“我们这些不会读书的人……”。以为自己本来就不是会读书的料，读书是别人的事。当他们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尤其遇到困难时，适应能力差，不能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考试失败或学习上遇到难题，生活中遇到不顺利的情况时，常常失去信心，破罐子破摔。任信、娇气、怕吃苦，劳动观念淡漠。笔者在农村中学亲眼目睹了许多同学，对别人勤奋苦读视而不见，当别人考上重点学校却死活想不通。为了自己也有进入重点高中的资格不惜砸锅卖铁，甚至不惜举债。 传统教育情况更是令人担忧，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是：一次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刘胡兰》，当刘胡兰大义凛然走向敌人的铡刀时，老师们禁不住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但让他们吃惊的是，周围的学生不但没有任何悲伤，反而鼓起掌，甚至有人笑起来。这究竟是恶作剧，还是道德感，同情心，怜悯心淡漠，抑或对时代和故事情节难以理解？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说他们不爱国，没有民族责任感，又怎么解释他们为中国足球队冲进世界杯而欢呼雀跃？如何解释他们对中国加入世界组织，美国对台军售，菲律宾对黄岩岛挑衅，神舟飞天等事件的热情关注？ 正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学生的认识只能“雾里看花”，那么提高当代中学生素质不知要从何入手？我们国家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这种社会大变革对教育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影响。在这种变化的大环境中，我们应如何看待当代中学生？他们的道德面貌，人格发展有什么时代特时？这些特点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许多老师认为，现在的中学生主流意识越来越淡漠，思想越来越多之化，因此，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站在成年人的立场来评价当代青少年，他们确实是充满矛盾的一代。从整体上看，他们身上可以发现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果继续用因有的现念去看待他们，我们很容易陷入困境。时代在前进，难道中学生就没有随着前进？ 必须用新视角看当代中学生的时代特征 “总有人在说我们的青年如何以自我为中心，如何冷漠，他们错了。很多年轻人在以不同于前辈的方式改造社会。”①法国《星期四事件》周刊中一篇评价法国当代青年的文章这样说。那么，我们在评价当代的青少年时，是否看到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寻找的方式，是否允许他们采用一些不同于前辈的方式。 在一个多元，变化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而青少年恰是最敏感的群体。他们最少保守思想，能最快地领悟到什么样的行为适应现代社会。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消费观念，法制观念，以及对平等权利的追求等，无不以最快的节拍与周围变化着的环境相调。在青少年身上，很少有我们成年人那些固执，僵化的历史沉积。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推断，现在青少年的观念，也许才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要求。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成年人很容易扮演那个落伍的角色。许多从事教学工作多年的老师普通话水平测试无法过关，还要由学生给予纠正语言错误。许多教师都有一种痛苦尴尬的体会：发现学生对计算机、网络知识知道得比自己多得多，教师非但没有东西可以教给学生，反而感到自己不如学生。面对诸如CEO,SOFO这样的新概念，许多老师如在云里雾里，茫然不知所云。现在的中学生好奇心，求知俗，探索性的特征非常突出，他们的创新性远远超过过去时代的中学生。 当代中学生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事物，事件和现象，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种独立判断精神是过去学生所不具备的。一个身体弱小的中学生被一个身体强壮的同学打了，他就把那同学的饭盒扔到地上，饭全撒了。老师主要批评了扔饭盒者，而他不服气，说：“这样的事您不要管，让我们自己解决。”当代青少年正在以探索的态度，建立一种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体系，尽管这种探索是无意识的、不系统的。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等价交换，自由竞争，其道德体系相应地就是主张平等、互惠、公平、公正。现在，我们的学生就有把自己玩腻了的玩具转卖给班上同学，还有的同学在街上买了食品、贺卡之类的东西，再拿到班上加价转卖。这些行为，教师常常当做反面例子。我们的教育最终是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这样做的孩子，未必就思想品德低下，将来也未必就不能适应社会。 现在的中学生对个性自由发展充满渴望，充满热情。他们非常希望家长和教师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给他们更大的自由空间，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社会每个成员潜力的最大调动，就不知不觉地发生在每个人对自由的这种追求上。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家长和老师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是以过去那种“大人管小孩”的方式对待他们，或者“恨铁不成钢”过多干预他们的行动。例如：说起搭积木，中国的家长总是要求孩子按照说明书的图样去进行固定模式的训练，如果孩子有哪些部位搭得不一样，就会提出来，让孩子重来，直到搭得一模一样为止。这就慢慢地消磨了孩子自由创造的探索欲望。 过去，我们的理想总是很远大，但确买很空洞。现在的中学生理想抱负切合实际，通过发展自己来振兴国家和民族。所以特别注重个人能力的锻炼。比如，现代社会特别需人际交往能力，自我表达和自我表现能力，腼腆，羞涩在他的眼里已经成为缺点。他们认为胆小、退缩的人不容易被社会认同，所以崇尚大胆，注重表现，这和激烈的社会竞争有着直接的关系。今天，个人利益得到充分肯定和承认，它已被纳入道德的内涵。竞争意识，平等意识同样被现在人所关注。现在需要反思的也许是我们的学校，家长和教师自己，我们的教育方式能够适应这个激烈竞争的时代的需要吗？能够适应这些充满激情和个性的中学生吗？ “教师的威信来自思想前沿性，语言的哲理性、认识问题的深刻性，对学生作出总体值价的积极向善性，对学生缺点的宽容性，来自蕴藏于我们自己的人格深处，体现着真善美的、充满魅力的人格。”②的确，一个思想保守，僵化，说话婆婆妈妈，看问题肤浅，总是以苛刻，挑剔的态度对待学生，这样的教师肯定适应不了现代思想积极活跃的青少年一代，肯定会成为素质教育发展的伴脚石，那么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呢？ 正确评价和看待当代中学生要有符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学生观 过去的中学生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质的相对贫乏使他们更懂得艰苦相素，吃苦耐劳；政治气氛的浓厚使他们从小就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信仰，集体主义、革命传统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心里。然而谁能说他们的信仰就没有盲从性？ 现在的中学生生活在变革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多变的时代特点，赋予了他们极易接受新事物的品格和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他们兴趣广泛，知识而广，善于交际，求真务实，这些优点都是过去的中学生所不具备的，时代的差异导致了现在的学生和过去的学生之间的差异，其实两者各有所长，他们的优缺点是他们的生活时代所赋予的，他们的群体面貌有着各自时代的特征。如果把过去的观念强加于现在的学生，用传统的标准评价现在的学生那显然是不公平的，也自然难以奏效。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大都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受旧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影响很深，当面对新的时代观念的中学生，由过去惯用的教育方法再沿续下去，必然失灵。 素质教育的发展需要有新的评价机制产生 著名学者秦晖有一句话：“应试作为手段是最不坏的选择。”③素质教育不是要把考试连根拔掉，而是要建立包括考试在内的多元的评价体系。对学生评价不但要看考试成绩，也要看其他方面的表现，要用时代的眼光，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使他们全面发展。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接受那鲁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时说：“对你们当中获得荣誉、奖励和奖章的人，我要说干得好；而对学习成绩为C的学生，我要说的是你们也可以成为总统。”④我们的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不只是关心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不只是关心学生能否在各类大赛中拿名次，获大奖，还要关心学生心理健康和做人的素质。教育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促进其各方面发展的和谐性，具有各方面发展的潜能。“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长。”因此，评价学生的标准应该包括考试评价，心理品质评价，动手能力评价在内的多元的评价体系。 素质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学生在爱的世界，在平等，快乐的氛围中接受教育。评价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尊重学生的人格。著名特级教师丁有宽说得好：“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师爱是圣洁的、真诚的、无私的，是我们教师做好教育工作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当代中学生对人格独立的要求尤其强烈，如果我们教师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他们，漠视他们的合理要求，必然导致关系紧张，甚至对抗。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时代的要求。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切创新都依赖于具有创造力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尊重学生人格尤其要尊重学生的创新人格⑤ 要与学生建立对话式、交互式、融洽式的教育模式。今天的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信息迅速积累，市场商品不断创新，一个又一个流行色，一次又一次季节风，使我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风靡一时的知识折旧论，令我们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知识、信息、能力、技术、技能、网络……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和赋予新内涵的老名词、老概念，都令我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修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面对这个急速发展的世界，成年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告诉孩子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孩子不懂得成年人也不懂；成年人懂得，孩子可能也明了；甚至孩子已经明白，成年人尚不知道。在孩子面前，我们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权威了，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同他们一起成长。教师对自己的定义应是一个学习的引导者而不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源泉。教师应置身于学生中间，去体会他们广阔、丰富的内心世界，去同他们平等交流。 总之，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教育观念。正确看待和评价当代中学生首先要从转变观念开始。教育者应当摆正自己的位置，用新的视角观察当代中学生的时代特征。歌德说：“你要我指点四周的风景吗？首先你要爬上屋顶。”不论是爬上屋顶还是蹲下身来，都是突破以往的局限。有了这样的勇气，就能开辟出素质教育的新天地。 学生素质评价论文:政治教学中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社会的变化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对素质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迫切的需要。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新的课程改革落地生花，成果显著。新课程改革更为关注学生个性特征的培养，更为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更为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学生在全面、有个性、可持续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因此，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评价的内容与实施，评价的策略与方法，评价的模式与标准等问题要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开拓，在开拓中创新。笔者现就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评价策略在思想品德课中的运用进行探究。 一、经常性评价贯穿学生生活 单一的评价必定会束缚学生的个性特征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单纯的阶段性、终结性考试评价只能会使学生成为考试的机器，成为机械的知识搬运工，只会放大高分者的低能而忽略低分者的潜能，从而阻碍了学生的发展。因此，弱化考试评价，使学生生活无处不有评价，使经常性评价寓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品德学科教学活动中。《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可以成为学生自我评价的标尺，让学生据此检测自己每天的言行，并给自己一个总结性的评价。还可以让学生把在学校的表现反馈给同学、朋友，征求他们、的评价意见，此外激发学生“公示”自己在家在社会的表现，以期得到教师、同学的评价，这样评价融入了学生的生活，他们会注重自己的行为，尊重他人的评价，会从中发现自己的优点，查找出不足，以促进多发面的发展。在日常生活中贯穿“星级评比”此类的活动，活动中有主题、有活动安排，在有序的活动开展中学生会积极主动地寻求发展。 二、互动性评价激励学生进步 中学生敏感且好奇心强，他们渴望得到肯定和赏识，他们在乎不同的人的评价。做好互动评价无疑成了学生成长的动力和助力。因此，对学生的评价主体应是多元的。学生本人、身边的同学、家长、各科教师、社区人士等。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但最了解学习情况的是学生本人，让学生参与到学习评价中来，进行自我评价和互相评价，既充分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又鼓励学生形成自己独特的品质和风格，对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习兴趣具有重要作用。家长虽然无法了解学生在课堂的学习情况，但对学生的课前准备与课后巩固等内容有较大发言权，因此，学习评价还应发挥家长的优势和作用。在评价中个人、教师、家长以及社会等多种渠道的评价，会给学生带去赏识和自信。 三、特色性评价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评价要追求策略性、艺术性。评价要形成习惯，形成风格和特色。教师要在多元的综合素质评价中做到有序开展，形成稳定和谐的评价文化。校训、校歌展示学校风范、校风、校貌，展示学校风采，在良好的校园文化下，教师要力求特色性评价。要把握好课堂上的不同方式的评价“语言”，要有分数评价，还要有其他试卷评价的形式做有益补充。生活中的评价要自然而然，活动中的评价是学生愉快的要求，互动的评价是主动地参与，这样才能发挥到评价的妙处，学生乐于参与评价才会乐于主动提高。教师要充分利用好学科教学形成特色评价。思想品德课主要任务是促进学生思想品德健康发展。评价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这就要求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各种表现，认真倾听学生的发言，及时准确地接受和反馈学生的信息。因此，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思维的敏捷性和流畅性，锤炼自己的教学语言。在政治课堂教学中尽量少用或者不用“不对”“错误”等否定性语言，禁止使用一些有损学生自尊心的语言，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重视学生的尊重需要，用能够激发学生自信和自尊的鼓励性评价，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乐于思考，勤于动手，心情愉快地融入教学之中。心灵的工作需要教师用美的语言、美的行为来唤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教师在品德课上要善于发现美并宣扬美，要用发展的眼光挖掘学生的“成功点”“闪光点”并给予肯定。要关注学生的不同起点，用欣赏的眼光看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进步。这种全面的激励性评价渐渐地形成习惯，形成风格，学生在这样的评价中会要求进步，道德品质会向健康方向不断发展。 四、全面性评价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评价的真正价值在于促进学生发展，学校管理与学科教学不能分离。全面地评价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主要由学科教师合作完成，不能流于形式，也不能品德教师管道德品质，体育教师负责运动健康，美术教师只管审美评价，而是要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学科教学活动中开展评价，教师不仅关注学生认知领域，更要关注学生非认知领域的评价。要将学生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品质、道德素质、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创新精神及综合实践能力等内容全面纳入评价之中。为了更好地进行评价，教师还要分析学生探索新路，积极开展活动为学生创造机会，使学生在有益的活动中能愉快充分地表现自我，这样教师可以收集到大量的实证材料，评价会更到位，更有利于教师寻找相应的对策来促进学生素质的提高。在良好的评价氛围和评价方法中，评价功能与评价焦点发生了质的改变，由重选拔到重发展、由重结果到重过程，由学生被动地接受评价到学生对评价的认同以及原有状态的改善。可见，新的课程评价是对学生发展、提高、未来的关注。 作者：徐斌 单位：河北省保定市五尧乡总校部 学生素质评价论文:思想品德教育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策略 摘要：在课程改革以及落实素质教育的过程之中，我国十分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思想品德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以及落实素质教育意义重大。但是，在对中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中，许多老师以及学生还没有意识到该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意义，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的参与积极性都较低，同时现有的评价机制也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本文首先对思想品德教育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义进行分析，将理论分析与实践相结合，了解该工作在落实过程中的现状，并针对性地提出一定的解决策略，以期推动我国思想品德教育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素质教育；思想品德；综合素质；研究策略 一、浅谈思想品德教育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义 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包括健康与运动、学习能力、道德修养、合作与交流、表现和审美以及个人素养这六个指标，我国在落实思想品德教育时严格按照综合素质评价的相关要求积极践行素质教育。 （一）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 初中思想品德教育对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意义重大，素质教育以思想品德教育为基础和核心，不再过于注重对学生的成绩进行考量和评价，而是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客观而又公正的考核，积极地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学习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在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时，许多学校已经建立了相对较为完善的评价机制和体系，积极地落实思想品德教育工作，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品质，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和表现的机会。由此可以看出，思想品德教育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对于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有着一定的作用。 （二）落实素质教育 长期的应试教育导致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忽略，学生往往被动地接受老师的知识传授，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课堂参与积极性降低。相比之下，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能够立足于学生的长远发展需求，积极地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和落脚点，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发展动态以及个人的成长需求，老师以及学校在学生的学习以及实践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通过对学生个人实际情况的分析来设置思想品德教育课程，保障课程安排的合理性以及公正性，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 （三）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思想品德教育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不再以学生的成绩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而是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及个人的综合素质，每个学生能够在这种教育模式之下充分地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了极大的提升。同时，这种评价机制还能够积极践行素质教育，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为学生提供更多发展自我的机会以及途径，老师也能够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及方法，通过运用情境教学法、激励法及小组教学法来引导学生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这一点对于促进教学质量以及效率的提升意义重大。 二、思想品德教育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现状 （一）评价主体太单一 在落实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许多学校科学结合自身的综合实力以及教学情况推动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的落实，作为思想品德教育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会直接决定最终的教学效果。但是通过本文的实践调查以及资料收集可以看出，许多学校在进行综合素质评价时评价主体过于单一，往往由老师一个人完成所有的评价工作，这一点不仅加重了老师的课业负担，还导致最终的评价结果不符合实际情况，难以保障评价的客观性以及全面性。同时，老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往往以最终的考试成绩为主，忽略了对学生综合能力以及个人素质的评价和考核，评价主体的单一性直接影响到最终的评价结果，无法真正落实我国的素质教育，德育教育工作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推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仍然较低，许多学校以及老师始终无法突破应试教育的桎梏。 （二）过于注重绝对性评价 在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评价时老师往往过于注重绝对性的评价，以统一的评价标准以及考核指标进行分析，最终导致实际的评价结果难以反映学生的个体特征。每一位学生的学习能力、知识构建以及教育背景都有所区别，因此学生的个人发展需求差异较大，不管是最终的学习成绩以及个人在学习过程中的综合表现都有着一定的差别，如果仅仅以一套绝对的评价机制对学生进行考核和评价，那么就与现有的素质教育核心和初衷相违背。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在于许多老师还没有意识到综合素质评价的核心内涵，同时过于注重评价的统一性，忽略了每一位学生的层次性和差异性。除此之外，在实际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中，学习成绩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许多老师以学习成绩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这种绝对性的评价也忽略了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无法落实思想品德教育工作以及素质教育。 （三）教师认识不足 在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素养，实现学生的全方位发展，该环节能够有效地推动学校德育目标体系的完善以及构建，帮助我国的教育部门全方位地了解学校的德育工作的效果和落实情况，以此来检验学校的管理方法。但是从目前来看，许多老师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部分的思想品质评价工作以教师写评语的方式为主，这一点既无法反映学生的个体特征，同时也难以对学生的个人表现的优劣进行判断和比较。 （四）评价体制缺乏实践性 作为落实素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思想品德教育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对提高我国的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从本文所搜集的资料以及实践调查可以看出，在落实各环节的工作时我国许多学校尽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评价机制，但是现有的评价体制缺乏一定的实践性，往往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学校过于注重评价机制的设置，忽略了评价机制以及其他辅助条例的完善，难以真正落实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同时也无法突破素质教育改革中的瓶颈，许多学校的素质评价工作往往浮于表面，最终的评价结果既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也难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导致大量的评价资源被浪费，思想品德教育工作无法落到实处。 三、思想品德教育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策略 （一）评价主体的多元性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思想品德教育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主体存在单一化的现象，最终导致评价结果不符合实际情况。为了突破这一不足，我国学校必须要保证评价主体的多元化，除了需要注重老师的课业评价之外，还需要为社会、学生个人以及学校提供参与评价的机会和渠道，将老师评价、自我评价以及互相评价相结合，同时需要提高评价对象自我评价的比重，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保障最终评价结果的合理性。 （二）评价方法多元化 在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中，老师所选择的评价方法会直接影响最终评价结果的公正性，老师必须要保障评价方法的多元化和科学化，建议老师可以通过差异性评价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这一点可以有效地落实学校的德育教育工作，并为该工作提供明确的工作方向和指导。差异化评价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为培养的方向，保障学生能够真正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老师对学生的具体素质评价会直接影响学生的个人发展，因此对整个社会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其次，将差异性评价和绝对性评价相结合，注重多元化的评价和考核，针对每一位学生的个体需求以及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有效的分析，保障综合素质评价的合理性及科学性。学校以及老师需要站在学生的角度，了解每一位学生在学习及实践过程中的真实情况，设置不同层次的评价机制，保障评价体系的安全性以及层次性。其次，还需要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成绩并参照其他的评价模型，注重对学生进步程度的评价。除此之外，差异性评价能够立足于学生的未来发展需求，对学生的能力以及成绩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综合差异比较，真正推动学生的全方位发展，为我国素质教育的落实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评价时空全程化 在落实思想品德教育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时，老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及价值。老师是评价工作的践行者以及推动者，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老师对综合素质评价的认识不够深入，因此在实际评价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不足，往往只在学期末进行素质评价，为了能够有效地推动我国思想品德教育工作，我国首先需要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帮助老师树立正确的素质评价理念，站在全局的角度，将期中、期末以及平常的阶段性评价相结合，采取有效的评价方法提高最终评价的准确性以及客观性。 四、结语 思想品德教育对学生的成长以及发展意义重大，老师以及学校除了需要重视思想品德教育之外，还需要掌握正确的综合素质评价策略，以学生的长远发展为着眼点，注重不同策略的优化组合和充分利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 作者：蔡明真 学生素质评价论文:大学生职业素质评价模型构建探讨 摘要：当代学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后备力量，而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更要培养良好的职业素质来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培养大学生职业素质的过程中，教育工作者迫切需要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大学生职业素质的体系。从收集大学生对大学生应当具备的优秀素质出发，利用SPSS数据分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从大学生的角度挖掘大学生的优秀职业素质，能够更好的建立大学生职业素质评价模型。 关键词：大学生职业素质；SPSS统计软件；模型构建 一、SPSS统计软件特性分析 （一）SPSS统计软件应用范围SPSS（StatisticalProductandServiceSolutions),是一种“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开始时它的全称为“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但最后被命名为“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它最初用于统计学分析运算、数据挖掘、预测分析和决策支持任务，有Windows和MacOSX等版本。后来随着SPSS公司对这款软件的更新与改进，它的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大起来，它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都有涉及，并且都收到使用者的好评。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杂志报刊都对SPSS统计软件的各方面功能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二）运用SPSS统计软件的实例分析某高校要对大学生党员素质进行评价，以便于对发展和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工作实践。他们首先选取了“道德品行”“政治素养”“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心理素养”这五个方面对大学生党员素质进行评价，然后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己对党员的要求来判断学生党员是否能做到其中一点。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能确定”、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从发出的300份问卷中筛选出有效的188份，然后用SPPS统计软件对分卷信度用克隆巴赫系数测量，该系数表示的是问卷调查结果总变异中由不同被调查者导致的比例占多少，整个问卷和各个子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如下表所示：为了验证所获得数据的有效性，该试验还进行了Bartlett’sTest和KMO指标验证。Bartlett’sTest检验的sig为0.000说明参与分析的数据来自正态分布的总整体，而KMO的取值在0到1之间，所得到的值越接近1，表明这些变量对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这些因素很好的解释了大学生优秀党员应当从什么地方开始培养，而SPSS统计软件则是验证了这些因素的有效性和可信度，为大学生党员的培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二、大学生职业素质评价模型构建 （一）大学生素质评价模型研究背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年轻人的思维也追上了时代的最前端。步入大学殿堂的“90后”一代年轻人，他们追求自我和个性的特点越来越显著，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与分析也遇到了挑战。如何根据大学生的特点来构建素质评价模型是新一代教育工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二）SPSS统计软件对大学生职业素质评价模型构建的作用对大学生职业素质评价要从学习能力、工作能力、政治思想、心理素质四个因素考虑，这四个因素涵盖了大学生的外在处事能力和内部思想，是对一个人的综合职业素质比较全面的评价。大学生的职业素质评价模型由这四个因素构成。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这几个因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因素对职业素质评价所占比重的大小，然后根据各个因素所占的比重构建大学生职业素质评价模型，得出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评价重点。（三）SPSS软件对大学生职业素质评价情况分析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大学生职业素质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到我国当代大学生需要培养的职业素质，也可以看出在校大学生对自身优秀职业素质的期盼和要求。大学生的职业素质涵盖了学习、工作、政治、心理等四大方面，以大学的具体生活为基础，由校园小范围扩大到社会这个大范围，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运用SPSS统计软件，可以得出大学生职业素质评价的重点，让大学生充分了解到自己达标和不达标的地方，加以改正。 三、结论 对大学生的职业素质进行评价是大学生发展阶段中的必要条件。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大学生成长和发展，让他们掌握更多的知识技能，认清自己与社会外界的关系，有助于自己以后的工作和生活。而在SPSS统计软件的分析下，可以看到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由多种原因共同决定，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只有多方面的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才能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作者：周艳 学生素质评价论文:高职学生职业素质的评价体系 一、职业素质321评价体系 提出“如何评价职业院校学生综合素质是否达到了企业所要求的水平”，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高职教育已开始从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师队伍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加强对高职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但对高职学生职业素质产生重大影响的评价体系却重视不够,各高职院校仍采用与普通高等院校类似的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侧重学生智力的评价,忽视了技能的考核,从而导致高职教育改革的成效并不显著,学生的职业能力得不到企业、行业等用人单位的认可。本文以工程造价学生为例构建体系。 二、职业素质“3”指标评价 为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高职人才，提出高职工程造价专业学生职业素质321评价体系：“3”是指三指标评价，包括职业理想评价、职业道德评价、职业能力评价。职业理想作为高职工程造价专业学生职业素质指标之一，高职工程造价专业学生的职业理想有成为一名优秀的造价员、测量员、资料员、施工员、土木工程师、二级建造师、一级建造师、高级工程师、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等。是人们在职业上依据社会需求和个人条件，借现象而确立的奋斗目标，即个人渴望达到的职业境界。职业道德：高职工程造价专业学生职业素质指标之一，职业道德是指同人们的职业活动密切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高职工程造价专业学生应具备的职业道德有：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奉献社会。职业能力：高职工程造价专业学生职业素质指标之一，职业能力是指人们从事其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高职工程造价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按方向的不同分为六类，以水运方向为例，高职水运造价方向具备的职业能力有：能编制水运与建筑工程建设各阶段造价文件、能进行水运与建筑工程建设各阶段造价管理、能进行水运工程合同管理、能编制工程招投标文件、竣工文件；能进行水运与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具备水运与建筑工程测量与计量能力等。 三、职业素质“2”课堂评价 “2”是指二课堂评价，包括第一课堂职业技能能力评价、第二课堂校园文化活动体系评价。提出工程造价专业学生职业素质的两课堂评价，针对高职院校评价大多侧重学生智力的评价，忽视了技能的考核的现象，提出首先进行第一课堂职业技能能力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课堂校园文化活动体系评价，并细化评价的指标。 四、职业素质“1”宗旨评价 “1”是指一个宗旨，是学生须满足就业单位的需求，通过就业单位后访评价来实现，以下以工程造价专业为例，进行介绍。提出工程造价专业学生职业素质的评价最终的目标是学生达到就业单位的需求，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企业就能用什么样的人。通过对工程造价对口就业单位的走访，得出相关就业单位的评价指标。 五、职业素质评价体系提出的意义 国外学者和教育家对于工程造价职业人才的培养也有着和我们相同的认识。杰克.R.梅瑞狄斯和小塞缪尔.J.曼特尔认为：“为了在迅猛变化、急剧竞争的市场中迎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挑战，工程项目管理更加注重人的因素。工程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造价人员的评价体系的构建，为造价人员的培养增加了有力的保障，该评价体系实施后，指导了对教学计划的修订，对学生的评价也更为全面和客观。 作者：龚静敏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目的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 摘 要：儿童文学是成人给儿童的爱的礼物，是儿童成长的精神粮食，儿童文学的翻译需要遵循“功能对等”和“翻译目的论”，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本文运用《小王子》等几部英美儿童文学名著的不同译本为例，分析了儿童文学汉译的策略。 关键词：英语儿童文学；翻译目的论；翻译策略 1 . 引言 儿童文学是儿童了解世界的早期启蒙食粮，对儿童的成长有着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翻译好一部儿童文学，需要译者对源语文字有深刻的见解，对原作风格的精确把握，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儿童的心理世界和生理世界，并且能用一颗童心去体会，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儿童语言来翻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特殊性，译者需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 “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师尤金・奈达提出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功能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将文化以及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应纳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功能对等理论以意义和风格对等为基础，强调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将读者客观反映作为衡量译品好坏的标准。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由此产生。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功能”二 字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形式，着重于翻译的内容和结果，在“目的论”中，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最终的实施者，同时他还是翻译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诠释者以及译文文本的创作者。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考虑儿童在心理生理发育水平、知识经验、文化修养、人生阅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点。 2 . 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译作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有其特殊性，译者为了更好地符合儿童读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经验，在词汇选择、修辞的应用上应采用相应的策略，从而使译作充满童趣，更贴近儿童读者。本文通过对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分析对比，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揭示本文的主题――儿童文学翻译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以儿童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小王子》《柳林风声》《绿野仙踪》《冠军的童年》等著作几个译本在语言、修辞、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译法，明确了好的译文常常考虑了以儿童为中心的事实。根据儿童的特点和需要，译者应遵循以下几点：（1）选用口语化色彩强的词汇，化抽象为具体，少用晦涩难懂的词语；（2）注重语言的幽默性、趣味性、音乐性和节奏感；（3）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如比喻、双关、排比等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4）在文化层面的翻译中，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儿童文学的翻译者要更加了解儿童、关注儿童的特点，以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提高译作的可接受性。 2 . 1 语言层面 2.1.1 简洁可读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时刻记得具体目的是为了孩子，译本必须易于理解，符合儿童语言特点，同时必须生动，充满原文的童趣和快乐。 例1（选自《小王子》） ―“Were they not satisfied with where they were？” asked the little prince. ―“No one is ever satisfied where he is，” said the switchman.（林珍妮，2011：195） ―“他们对他们的居住地不满意？”“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扳道工说。（林珍妮，2011：83） ―“他们不满意所待的地方吗？”“人们从来不满意自己所待的地方。”扳道工说。（郑克鲁，2014：90） 林译用了中文的一句俗语，使得对话更流畅生动，避免了郑译的重复唆。翻译的时候运用小读者非常熟悉的成语来翻译近似的意思，可以起到言简意赅的作用。 例2（选自《冠军的童年》） What was certain was that Grandpa Chook and I wer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and needed to make some urgent escape plans.（青闰、王晓平，2013：82） 值得肯定的是，我和楚克爷要苟延残喘了，因此需要做出一些紧急逃跑的计划。（青闰、王晓平，2013：83） “苟延残喘”描写了小主人公和一只鸡陷入绝境后无法逃跑、无限忍耐的情形。青闰、王晓平在译注中用到大量的四字成语，“诚惶诚恐”“形影不离”“了如指掌”“按部就班”“举棋不定”“一本正经”等，恰如其分地简化了英文原著中的修饰、描写成分，熟悉成语文化的小读者一看就懂。 2.1.2 口语化 口语化指日常对话而非正式场合的，易于接受的词、短语和发音方式。儿童文学著作应该采用以清澈透明的语言来吸引孩子，易于理解。 例3（选自《柳林风声》） ―“I’m looking，” said the Mole， “at a streak of bubbles that I see travelling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at is a thing that strikes me as funny.” ―“Bubbles？ Oho！” said the Rat， and chirruped cheerily in an inviting sort of way. （Grahame， 2010： 10） ―“你看，那水面上有一串泡泡正在漂动，蛮有趣的！”鼹鼠说道。 ―“哦？泡沫？哈哈！”水鼠兴奋地叫了起来，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李智、杨晶，2014：22） ―“我在看一串气泡，”鼹鼠莫尔说，“我看见他们在水面上移动，觉得挺好玩儿。” ―“水泡？啊哈！”话音刚落，水鼠兰特就开始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张炽恒，2014：14） 李译“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显得平淡无奇。张译“好玩儿”的“儿”化音是北方中国人经常在日常对话中所使用的，特别是当他们和孩子说话时，它成功地选择了孩子熟悉的语言，比“蛮有趣”翻译得好。“啊哈”“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运用了象声词，语言有声有色，形象地描绘出水鼠看到水獭来分享食物时的神情，高兴至极，津津有味。语言亲切而富有感染力，使得小读者非常享受这种氛围。张译将文中的人物翻译为“獾子”“鼠仔”“蛤蟆仔”“鼹仔”，比李译的“灰獾”“水鼠”“蟾蜍”“鼹鼠”更富有情趣，充满了孩子气，适合小孩子的审美水平。 2.1.3 音乐性 如果原著中的表达听起来很有乐感，就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兴趣。此外，美好的旋律可以使孩子快乐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永远不能忽略原作的音乐性，而应该尽力在目标文章中改写。韵脚、重复、排比、对偶和头韵是在儿童文学中产生音乐性的一些常见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本也应如此。 例4（选自《柳林风声》） Ducks’ Ditty All along the backwater， Through the rushes tall， Ducks are a-dabbling， Up tails tall！ Ducks’ tails， drakes’ tails， Yellow feet a-quiver， Yellow bills all out of sight Busy in the river！ … （Grahame， 2010： 16） 野鸭谣 静静河湾碧水流， 长长水草舞纤腰， 河里野鸭做倒立， 只见尾巴高高翘。 公鸭尾，母鸭尾， 抖抖两只黄色脚， 一张大嘴不见了， 原来正在水中泡。 ……（李智、杨晶，2014：30-31） 鸭谣 沿着回水河汊， 在高高的灯芯草中间， 看那戏水群鸭， 全都尾巴朝天！ 母鸭公鸭尾巴， 还抖动着黄黄的脚丫， 黄黄鸭嘴皆不见， 全都忙活在水下！ ……（张炽恒，2014：23） 张译和李译都有一些押韵的音节，张译的“汊”“鸭”“巴”“丫”“下”；李译“腰”“翘”“脚”“了”“泡”，与原作有相似的效果，朗朗上口，基本满足了原文诗歌押韵的特征。但张译明显比李译要口语化，容易被小读者理解。 2.1.4 充满童趣 翻译儿童文学意味着为孩子重新创造童趣和快乐，不能将充满天真乐趣的儿童文学著作翻译为严肃的成人文本或教学元素的儿童著作。具体来说，译者需考虑到儿童读者的心理特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使用幽默的风格和孩子化的语言，使孩子产生亲密感，刺激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使他们看得懂，看得有兴趣，并能充分感受原作的魅力。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 。 例5（选自《绿野仙踪》） 当多萝茜带上金冠念咒语时： “Hil-lo， hol-lo， hello！” Dorothy went on， standing this time on her right foot. “Hello！” replied the Tin Woodman calmly.（青闰，2013：192） “希-罗，霍-罗，哈-罗！”多萝茜这次右脚站立着继续说道。 “哈罗！”铁皮樵夫平静地回答说。（青闰，2013：193） “黑-罗，霍-罗，哈-罗！”多萝茜接着念道，这一回她单用右脚立地。 “哈罗！”铁皮伐木人平静地应答道。（张炽恒，2014：140） 在张译中，加了一个注解“咒语中的这一小节发音与英语中的hello相同，铁皮伐木人误以为多萝茜跟他打招呼，所以这样应了一声。”通过加注的方式，使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童趣，否则读者很可能把铁皮人的回答这一细节错误理解。 2 . 2 句法层面 就英语儿童文学而言，描绘和叙述的长句并不少见，但是在中文的儿童文学作品很不同，因为一方面，中国孩子无论听说读写都习惯于短句或短语，另一方面，简洁的句子更适合孩子的短暂注意力。因此，译者将长句分解为有逻辑的短句，可以简化和重组句子结构或增加标点符号。 例6（选自《小王子》） There before me， facing the little prince， was one of those yellow snakes that take just thirty seconds to bring your life to an end.（林珍妮，2011：208） 黄蛇正仰头朝向小王子。这种蛇最毒了，三十秒钟内就能要你的命。（林珍妮，2011：94） 那儿，有一条能在三十秒钟内致人死命的黄色的蛇朝小王子树立起来。（郑克鲁，2014：105） 郑译将原文的定语从句一长串地放在“蛇”这个中心词前面，显得累赘，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林译将这个定语从句单独翻为一个句子，表意简单清晰，小朋友易于接受。 2 . 3 修辞层面 例7（选自《柳林风声》） I’ve only broken out of the strongest prison in England， that’s all！ And captured a railway train and escaped on it， that’s all！ And disguised myself and gone about the country humbugging everybody， that’s all！ Oh， no！ I’m a stupid ass， I am！ （Grahame， 2010： 161） 我不过是成功地从监狱里逃出来而已；不过是搭乘了一列火车逃避警察的追捕，并从车上跳下来而已；不过是乔装打扮了一番，骗过了想要抓住我的人而已！（李智、杨晶，2014：166） 我只是从英国最牢固的监狱里逃脱了，仅此而已！俘获了一列火车，乘着它逃亡，仅此而已！乔装打扮，在乡间到处跑，骗过了每一个人，仅此而已！（张炽恒，2014：218） 原文中的“that’s all”排比句被张译为“仅此而已”，被李译为“不过……而已……”，也都是排比句式，但张译听起来更简单易懂，而“不过……而已……”句式对小孩子来说插入成分太长，因此难于理解，排比效果不是很好。 2 . 4 文化层面 采用归化或异化的方法来处理两种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归化就是翻译尽量向目标语语言文化靠近，异化即译文尽量向源语言文化靠近。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文化背景，适当地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使译文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又能展现异域文化的风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4.1 采用归化的译法 例8（选自《绿野仙踪》） They all bowed so low to the little Queen that they almost stood upon their heads.（青闰，2013：104） 它们都向小皇后深鞠一躬，头都快着地了。（青闰，2013：105） 他们都深深地向小小女王鞠躬，差一点就变成拿大顶了。（张炽恒，2014：78） 鞠躬只是单纯的弯腰这个动作，并不形象！拿大顶技巧运动，指头朝下脚向上，双手贴地，身体或倚墙或不靠任何物体，这一译法符合儿童的理解力，译文画面更形象，更具有夸张感！贴近了儿童的理解力，使读者感到亲切有乐趣。 完全采用归化会使译文缺乏情调，读者感觉不到外国文化的新鲜感，使作品缺乏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儿童读者喜欢了解外部世界，因此在翻译时还需要适当的异化法。 2.4.2 采用异化的译法 例9（选自《柳林风声》） A long half-hour passed， and every minute of it saw Toad getting crosser and crosser…Nothing that he could do to the things seemed to please them or do them good. He tried coaxing， he tried slapping， he tried punching； they smiled back at him out of the tub unconverted， happy in their original sin.（Grahame， 2010： 138）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短短半个钟头的时间，在蟾蜍看来却是那样的难熬。无论蟾蜍怎样努力地揉搓，那些脏衣服都丝毫不领他的情，没有一点变干净的趋势，这使得蟾蜍大为恼火。（李智、杨晶，2014：140-141） 长长的半小时过去了，这期间每过去的一分钟，托德的火气就大一分。似乎无论他怎么弄，都无法讨那些衣物的欢心，把他们弄好。他哄它们，拍它们，用拳头砸他们，他们却以嘻皮笑脸来回报他，在盆中快乐地坚持着他们的原罪，毫不悔改。（张炽恒，2014：187-188） 李译没有逐字按原文翻译，只是简单地意译了一下，漏译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内涵“原罪”，而张译则逐字进行了翻译，因此非常生动，把原文的拟人色彩也翻译出来了，使得衣物也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动作形态，很有情趣，而且张译将“sin”做了一个异化处理，在脚注处给出一个文化注解：“作者用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来比喻脏衣服洗不干净。原罪是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而衣服是可以洗干净的。这种比喻中显然有调侃的意味，表明作者的宗教思想比较积极。”张译保留了异域文化的特征，使译文充满异国情调，激发了小读者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为中国小读者提供了一次与世界儿童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 3 . 结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强调儿童文学译作作者要考虑目标读者儿童的特殊性，提升译语读者的地位，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具体实践中，译文需简单明了、口语化，利于儿童阅读、有乐感、充满童趣、保持原作的风格和儿童情趣，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意境，使小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得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启发和教育。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论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及对翻译的影响 内容摘要：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作品及文学译作。本文将从特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文学评论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意识形态翻译论出发，以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为例，探究儿童文学文本中存在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特里・伊格尔顿 安德烈・勒菲弗尔 绿野仙踪 意识形态是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这当然也包含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在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学理论家提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在文学界得到了较多的认同，甚至有的学者将其规定为“文学的第一原理”。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伊格尔顿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文学评论中，批判地继承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奠基人路易・阿图塞（LouisAlthusser）关于文学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的文本的产物”的学说，提出了“文学作品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的观点。“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意识形态观”是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基石，对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影响深远。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文学文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同时也是具有权力性的社会话语体系。文学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文学既属于经济基础，有属于上层建筑。无论是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读者，都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局限。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 对于文学的界定和评论，也是受意识形态所控制。并不是所有书面的文字都可以定义为“文学”。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且没有结论的问题。伊格尔顿认为，“评定什么是文学的标准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曾经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变迁、或在其他意识形态下，就不是文学作品了。这自然会引起对于文学评论的变化，“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是可以不加变动而被另一群读者所接受。这或许是一种不明显的过程”（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 2004）。 伊格尔顿将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分为“一般意识形态”（general ideology）和“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Terry Eagleton， 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在任何社会形式当中都存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由一套连续性的价值话语组成，反映个体从属于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它维持着社会的生产与生产关系，伊格尔顿称之为“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是由作者本人的社会阶级、性别、国别以及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作者本人的复杂的思想观念，它事实上是作者以自我经验“插入”当前一般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其结果。因此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两者相同时，即作家的作品符合当前的潮流，作品就被认为是“文学”甚至为经典；反之，作品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相悖，就会遭到贬低甚至禁止出版。 从伊格尔顿的理论出发，意识形态贯穿于文学的创作、发表、阅读、评论、翻译，是文学的“本质”。 一.《奥茨国历险记》与意识形态 《奥茨国历险记》，中文又名《绿野仙踪》，是1904年美国作家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创作的幻想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多萝西是住在堪萨斯州的小女孩，被一阵龙卷风吹了魔法世界奥茨国，并无意杀死了的一个恶女巫。奥茨国的居民芒奇金人十分感激她，希望她去除掉另一个恶女巫。多萝西一心想回到家乡，必须借助大法师的法术。在去找大法师的路上，主人公遇到了一个没有脑子的稻草人、一个没有心的铁皮人和一只胆小的狮子。主人公和他们结伴而行，稻草人希望大法师赐予它脑子，铁皮人希望得到心，胆小狮渴望获得勇气。一行人在路上相互帮助、战胜了各种困难，并杀死了恶女巫。大法师满足了多萝西和她伙伴们的愿望，主人公回到了家乡。 《奥茨国历险记》已经出版就深受读者喜爱。自出版至1920年左右，共推出13部《奥茨国》续集，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动画片。《奥茨国》是当代经典的儿童幻想小说。 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小说《奥茨国历险记》产生于1900年代的美国，正值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末期和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正是人们寻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美国梦”的时期。小说介绍了主人公和叔叔婶婶一起居住。小女孩为什么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小女孩的父母又在哪里？书中并没有交代。主人公多萝西就是背井离乡的移民或者西部淘金者的形象，她善良、自立、不怕困难。美国一共有五十个州，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堪萨斯州，作者是处于一番考虑的。堪萨斯州生产石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怀揣“美国梦”的人们涌入堪萨斯州寻找石油给他们带来的财富。小说中的其他角色，稻草人需要的脑子（智慧）、铁皮人需要的心（爱心）、狮子需要的勇气，正是追寻“美国梦”所需要的精神驱动。 因此，弗兰克・鲍姆在《奥茨国历险记》中采用的传统冒险故事，表F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愿望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相符，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肯定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二.《奥茨国历险记》汉译本与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翻译实践属于人类活动之一，自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就是不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冲突的集散地，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矛盾后的产物。 首先对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考察研究的是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他的论著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当语言学的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时候，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 勒菲弗尔首先将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系统放置到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分析，并⒁鞘叫砸与翻译文学关联起来。早期的勒菲弗尔收到了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影响，试图通过阐述翻译结果中词语的运用及译作对原文的改动来说明意识形态对译者策略的影响。通过意识形态考察译作文本，强调了意识形态直接参与到文化的构建中。意识形态作为“看不见的手”，影响和操控了译者的词句决策以及读者对译本的接受。 陈伯吹（1906-1997），中国著名儿童文学创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事业。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的猫》、评论集《儿童文学简论》等。其翻译的《绿野仙踪》于1953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陈伯吹的学习和创作生涯几乎横跨整个二十世纪。10岁那年，陈伯吹离开私塾，进入镇上的一所高等小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在陈伯吹求学期间，恰逢五四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儿童文学起步的阶段。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改变，为陈伯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提供了条件。陈伯吹对尚处在幼嫩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有着切身的体会。可以说，陈伯吹是见证、并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一同成长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复杂多变，这无疑影响着陈伯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陈伯吹于30年代末，即抗战时期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翻译。在战争年代下，陈伯吹的翻译面临着诸多困难，1944年，在《一家人都飞去了》的序中，陈伯吹写到：“正在付印的前夕，太平洋上突然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本书就终于没有印出来……从新看过一遍之后，使得它能够和祖国的孩子们见面，实在是不胜喜悦的，并且有着说不出的感概。”关心着祖国儿童成长的陈伯吹克服政治上的困难，用文学给战时的中国儿童带来了一方宁静的天地。 将陈伯吹1953年汉译本《绿野仙踪》与2015年译林出版社童飞译本《奥茨国历险记》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考察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例如： 原文："Yes， indeed，" answered the little woman."But I am a good witch， and the people love me. I am not as powerful as the Wicked Witch was who ruled here， or I should have set the people free myself."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2） 陈译本：“是的，真是的，”小老妇人回答说，“不过我是个好女巫，人民都爱着我，我不像这里坏的女巫那样强壮有力，不然，我早就把这里的人民解放了。”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真的。”矮个老太太答道，“但我是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邪恶女巫统治着这地方，她法力比我强大，不然我自个儿早就让这些人自由了。” （《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陈伯吹将文中的people翻译成“人民”，将free翻译成“解放”。“人民”、“解放”这类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阶级所指。小说原文的这段话出自奥兹国一个善良的女巫口中，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符号。一个西方的女巫，说出“人民”、“解放”这类时代感强烈的词汇，从今天的翻译理论视角，这显然容易招致诟病，但这却非常符合当年的时代特征。陈译本出版自1953年，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对外进行着朝鲜战争，对内进行着、“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历史大背景无疑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将陈伯吹的译本置于今天的语境下加以探究，确实能够发现很多例子中所呈现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词汇的语句，这些用法和现在惯用的儿童文学话语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考虑到意识形态对译作的影响，那么这种随时而来的政治倾向，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陈伯吹认为应当维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但这种纯洁性不等同于与当时的时代向隔绝。实际上，他仍将政治思想性作为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试图将其用艺术的手法予以加工。或许，译者在选择其翻译策略时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例如，陈伯吹在《绿野仙踪》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路野仙踪》也被苏联作家奥勒科夫改写成《翡翠城的巫师》，自然，经过社会主义的苏联作家的手笔，内容必然地比原著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苏联作家翻译的美国作品会比原文“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影响。1953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或者刚结束不久，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成立的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美国的译作，作品必然要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服务。 上文介绍了，原作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产生的背景和表达出的意识形态是以实现个人价值为目的的“美国梦”，这种思想显然不符合陈伯吹所在的时代。当原文和目标读者群的意识形态冲突矛盾时，译者必然要在两种意识形态中做出抉择，例如： 原文：Among them was the Queen herself，who asked， in her squeaky little voice：“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 14） 陈译本：那猴王在多萝茜面前低低地鞠躬，并且问道：“你有什么命令？”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女王自己也一同来了，她用尖细的声音问：“我能帮上朋友们的忙吗？”（《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将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翻g成“你有什么命令？”显然不符合原文中的所指意义及语体用法。当然，译者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陈伯吹将原文中恶女巫解读成“将战俘当做奴隶供他使唤”的“反动派”，将她塑造成压迫阶级和剥削者，而善良软弱的芒奇金人视作被奴役的、渴望解放的劳苦大众。这种通过译作对原文的重塑显然有悖于“美国梦”的主旨。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考虑到当时文艺界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作为译者的陈伯吹很难真正用符合儿童心理的语言、从儿童的角度进行翻译。这是陈伯吹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 今天的读者再阅读陈伯吹1953年版本《绿野仙踪》会感到“奇怪”，甚至会发现更多的翻译中的问题。因为经过六十多年的变迁，现在的读者和陈伯吹处在不同的历史方位，意识形态已不尽相同。从今天的视角、今天的翻译理论来评判陈伯吹的译本，很难说得上这是一部上乘佳作，它抛弃了陈伯吹自己所推崇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童飞的版本更符合儿童的语言特征，并且较为忠实地体现了原文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假设，如果童飞所译的版本放回到1953年，能否出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会招来更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此，正如前文提到的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维尔所提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翻译中语言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时，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这并不以译者的意志为转移。 三.结论 首先，在文学翻译创作方面，不同的时代、不同政治实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具体实践。原文的作者、译文的译者是在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从事文学活动， 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所难免。译者如何理解、再现、表达原文中的意识形态将直接决定作品宏观上的基调。同时译者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在两种不同语言读者群中的冲突，特别在两种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环境下。这不仅关系到作品能否被译语读者群所接受，甚至关系到作品能否能被出版。 其次，意识形态也具有相对性，它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学作品及其译作亦是如此。译者受到所在时代无形的局限，翻译的作品必然会被烙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当意识形态随着历史的向前而变化，今天的读者来评论当年那些看上去有些“奇怪”的作品，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对译作进行赏析时，理解译者所在的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考量参数。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儿童文学的概述和其特性，对接受美学的定义展开了简单的介绍，并以接受美学为着眼点，对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希望可以为儿童文学翻译的有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接受美学 儿童文学 特性 原则 方法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也日渐增多。尽管如此，但是相对于其他文学翻译而言，儿童文学翻译依然没有获得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及认可，所以有待翻译学者们探究的角度依然特别多。接受美学为学者探究儿童文学翻译供给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导入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与指导意义。 一、儿童文学概要与其特性 就中国而言，“儿童文学”一词源自时期。儿童文学即与儿童年龄特性相符，适合儿童阅读，对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有帮助的各式文学作品。 至于儿童文学的特性，则往往包括如下几部分：第一，儿童性。儿童文学的作者为成人，读者为儿童。优秀的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核心，与儿童心理特征相符，其创作目的理应为助推儿童的健康成长；第二，教育性。儿童文学必须理应囊括兼具广义及无形特性的教育。比如说语言教育，价值观教育与集体思想教育等；第三，文学性。既然其名为儿童文学，那么文学性肯定是其必须具备的一个特性；第四，结构简单。与成年人相比，儿童所见的世面是特别窄小的，所以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所描绘的画面、意境，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时理应站在儿童的角度，以儿童的认知去观看全文，以童心去阅读，以童趣去领悟原文，最后以简单的儿童语言展开翻译，以确保原文的风格与童趣。 二、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又名接受理念，抑或接受研究，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涌现的一大文艺美学思潮，亦属于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新式方法论之一。德国的姚斯与伊瑟尔是接受美学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此理论最大的突破便是明确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帮助西方文论完成了自“以作者与作品为中心”至“以读者为中心”的巨大转变。 接受美学注重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重视读者的需求与审美理念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调节机制。该理论指出：就由作者、作品与读者共同组成的总体关系而言，读者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反之，就根本意义而言，文学作品天生就是为读者而生的，读者属于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姚斯表示：接受美学层面的读者方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此类读者真真实实地参加了作品的存在，且决定着作品的存在。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由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决定的。作品只有在得到读者阅读后，其价值才能得以展现。 接受美学拓宽了文学探究的空间，亦为文学翻译探究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它跳出了传统翻译理念的束缚，给翻译探究供给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及探究方法。从儿童文学翻译层面来看，接受美学的出现对于其理论与实践发展均具有特别大的指导意义。 三、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一）接受美学环境下儿童文学翻译需遵循的原则 1.将儿童读者视为翻译的中心 与以前的“作者中心论”及“作品中心论”不一样，当代西方文论注重“以读者为中心”。在阅读时，读者并非被动地做出反应。恰恰相反，读者自身便是历史的能动构成部分之一。若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不曾有读者的积极参与，那么这部作品也必然无法成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唯有借助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方能进入一种持续变化的经验视野里。在接受理论环境下，读者的阅读反应与创造性理论属于文学意义及文学内涵形成的基石。文学的目的即让读者接受，若读者不存在，那文学作品便无从谈起。读者并非被动地接受思想，而是积极地创造加工。此理论不仅较好地拓宽了文学作品的探究空间，并且也给文学作品翻译探究指明了l展方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是儿童，所以儿童文学翻译必须将儿童读者视为核心，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全面了解儿童独有的特性，对其期待、视野展开分析及预测，探究他们和成人接受能力的区别，选用灵活的翻译方法，确保译作可以让儿童读者理解、接受。 2.迎合儿童的视野期待 期待视野即文学接受活动里读者已有的各类经验、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等共同构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不管是哪位读者，不管他们欣赏的是哪部文学作品，他们在进行作品欣赏前便早已处于某种先在理解，抑或先在知识的状态了。若缺少此种先在理解和先在接受，无论是哪一类新事物均无法被读者的经验所接受。此种先在理解便属于文学的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环境下，惟有儿童的阅读方可让儿童文学的意义具象化。 3.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就接受美学而言，原文作品不仅具有相应的开放性，亦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原文开放，抑或封闭程度受作品图式化构造的影响。所以，面对各式各样的翻译文本，除了站在历史环境、译者人文修养等角度展开恰当的解释外，我们还需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标准对其展开研究、对比与判断，总结出每个译本的优势与不足。原作属于翻译活动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亦属于对译本展开评价的基准。因为历史、环境和个体的差异，译本的接受和理解度或许会和原文存在差异，不过翻译活动理当将原文视为基础，我们也应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二）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方法 1.词汇 鉴于儿童词汇量特别少，生活经验不足，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以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为依据挑选词汇，尽可能地做到语言简洁易懂。比方说在《Wind the Willows》里有“toad”一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把这一词汇翻译成“蟾蜍”，而把它译成了小孩子熟悉的“癞蛤蟆”，如此译文便极具生活趣味，同时小朋友也很容易理解。又如在《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里有Jack-o-Lantern一词，该词的意思为“南瓜灯笼”。就西方儿童而言，他们对南瓜灯笼是特别熟悉的。然而中国儿童却显少见过此物，因此若在翻译这个词时，译者可以以中国儿童的心理特性、接受能力为依据，把它翻译为“鬼火”，如此不但可以较好地展现原著的意思，并且还有助于中国儿童的接受与理解。 2.句式 与中国文学崇尚短句不同，西方文学作品倾向于使用长句与复合句，然而此种句式对中国儿童而言不但晦涩难懂，并且十分拗口。所以我们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过程中理应以儿童接受能力为基础，把长句与复合句转变成简单、易懂的短句。如此不但能够为孩子们留下充分的思考时间，同是也可以有效的促进其阅读兴趣的提升。 3.修辞 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儿童语言理应极具生动性与趣味性。因此儿童文学作品时常选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以提高文本的趣味性，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例如在《The Lambkin and the Little Fish》的译文中，押尾韵的运用让文本极具节奏感，此种朗朗上口的文章自然可以获得小读者们的青睐。又比方说在《The Secret Garden》的译文中，译者将简短的分句、诸多修辞手法运用到了翻译里，彰显了原著的童趣。 4.归化与异化相融合 语言属于文化的载体，鉴于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考虑文化间的异同。异化与归化系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经常用到的两种翻译方法。归化倡导翻译将目的语视为核心，把异域文化转变为目的语文化，此种翻译方法就目的语读者而言通俗易懂，不过却没办法使读者感悟异域风情。异化倡导将原语文化视为核心，觉得翻译理当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特性，尽管此种翻译方法能够让读者对异国风情有所了解，不过其译文理解难度却特别大。就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而言，我们理应从儿童的立场出发，选用以归化为重心，异化为辅助的翻译方法。比如在翻译《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时，译者可以选择将“vinegar”译成“酸梅汤”，“sugar”译成“大麦糖”，以有效地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及色彩性，促进孩子们阅读兴趣的提升。 四、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看上去特别简单，实际上却非常难。鉴于接受美学这一理论的出现拓了儿童文学翻译者的视野，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站在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儿童文学作品展开本位翻译，同时还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目标受众为儿童，应以儿童的独有特性为着眼点，给予儿童接受能力应有的关注，尽可能地翻译出适合孩子们读的儿童文学作品。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作出深受孩子们青睐的译作，儿童文学翻译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摘 要： 自从显化概念被提出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这一现象，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概念作为翻译共性之一，在翻译界吸引了诸多学者对其探讨。文学领域没有国界，但由于儿童文学读者群体独特的认知、心理特征，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使得儿童文学翻译有其独特之处，译者为了吸引儿童读者，会有意无意地使用显化手段，以使其译文能被读者接受。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理据 显化 一、显化概念 显化， 又Q明晰化，这一术语是由Vinay和Darbelnet 作为翻译技巧最早提出来的。作为翻译技巧的显化， 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但可以根据具体语境条件推导的信息加以明示。它与增词法、增加额外的解释、直接表达出原作暗含的意思、添加连接词等技巧密切相关。显化的译作由于添加了原作不曾有的信息， 因此译作一般比原作长。Blum-Kulka对显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于1986年提出了显化假说（explicitation hypothesis），即翻译过程会使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显化程度提高（Blum-Kulka，2004：92）。此处显化概念仅指翻译过程中衔接关系明晰化程度的变化，关注的是语篇层次上的“显化”，强调“显化”与衔接和连贯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关系。 关于显化的种类和表现形式，学界仍未达成共识。Vinay和Darbelnet将显化分为词汇显化和信息显化。Klaudy则依据显化形成的原因，将显化分成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固有显化。强制性显化包括句法显化和语义显化，使目的语文本合乎目的语语法语言规范。非强制性显化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篇章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所致，若不运用非强制性显化，目的语文本虽然合乎语法但不地道。语用显化则指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在译文中添加解释。翻译固有显化是指翻译过程固有的显化，与源语和目的语无关。 二、显化研究现状 （一）国外显化研究现状 西方译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学者注意到并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由于显化既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原文发现，又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目标语非译文获知，研究者有的采取了前者，有的采取了后者或两条途径兼考察显化现象。Olohan和Baker通过统计和比较英语文本和英译文本中报告动词（如say， tell）后选择性关系词“that”的使用情况，发现英译文本中“that”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其在英语文本中的使用频率。Olohna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英译文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显化程度高的句法形式。Puurtinen基于小型平行语料库对芬兰语原创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连接词（如关系代词、连词和具体副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未能充分证实显化假说，因为原文和译文均未出现频繁地使用连接词的趋势。2013 年，Margherita Ippolito出版的学术著作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作者依托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工具和方法，通过自建儿童经典小说翻译语料库及儿童经典小说非翻译语料库的可比语料库，探讨了Mona Baker 提出的翻译语言的简化、显化、范化等普遍规律是否适用于儿童书籍的意大利语翻译，指出翻译儿童文学的地位、源语及译入语的关系，以及所有作用于翻译活动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翻译选择。 （二）国内显化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显化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在对英汉翻译的显化探讨中，贺显斌最早进行了实证研究，贺显斌以《最后一片叶子》作为实例考查，证明了英译汉中有较高程度的显化，并指出了汉语译文明晰化的主要手段包括使用增词、改用具体词、转换人称和转换辞格。柯飞指出，显化不应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还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即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臧光亚通过自建小型汉语原创儿童文学语料库（OCCLC）和汉语翻译儿童文学语料库（TCCLC），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诸如“恶意欧化”等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胡开宝、朱一凡依据Halliday提出的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显化分为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并以此为依据对莎剧《哈姆雷特》的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中的显化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总体看来，迄今为止，国内外显化研究最新文献，其实质都是验证显化假说的合理性。 三、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其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英汉两民族在思维和表达上存在诸多差异，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并按照译入语规范进行翻译。儿童文学翻译由于读者的认知、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对于源语中的很多文化特有信息，译者会有意识地运用显化技巧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信息加以明示，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吸引目的语读者。下文将从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以及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两方面探讨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一）不同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 文学没有国界之分， 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而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间的转换， 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历史上或从当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来看， 儿童心理发展各阶段的顺序、 各阶段和年龄的相应关系， 以及各阶段中变化发展的顺序和速度， 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各国儿童后天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传统观念及所接受的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因而要求译者在将国外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同时， 既要考虑到信息的正确性，更要注意文化的移植。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直存在着异化和归化之争，对于知识经验浅显的儿童读者来说， 前者虽然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但是理解难度大， 因而容易失去阅读的兴趣;后者可以使他们容易读懂作品， 但是了解不到异域的风情， 从而丧失了翻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很显然，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但是偏向哪一方面都会顾此失彼。译者可以通过添加标识或说明，这样在异化和归化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使儿童读者既能读懂文章又能了解异国的情调， 有利于他们知识的积累。 邓红顺认为在处理内在的文化意象所蕴含的意义时，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策略体现不同文化特色，在文化意象的处理方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又要尽量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意象，以使儿童读者更多地了解异域文化。向儿童读者传播异域文化，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有时需要添加注释性文字，这就是显化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比如，英语的度量单位“feet， inch”等常用异化直译成汉语“英尺、英寸”，可以使儿童读者了解英语中的度量衡单位。但对中国儿童来说，他们对一英尺、一英寸到底有多长没有概念。为了保留原作中的形象，同r使译文易于理解，可以加上注释以便于儿童读者了解。 （二）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 专门给儿童创作的适合其阅读的文学便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具备丰富的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性。若是儿童文学作品比较优秀，不但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发展思维、提高其语言能力，还能够提高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儿童文学的翻译是针对儿童读者的，保持儿童童趣和传递异域文化是译者面临的双重挑战。 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人，儿童与成人在认知能力、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方面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儿童心理学中通常把儿童期限定在6、 7～11、 12岁。这个时期，儿童的身体有了相当发展，脑的发育也基本完成， 能较自由地完成各种动作， 基本掌握了本民族的语言。儿童心理发展包括两个重要部分， 一是认知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二是社会性发展过程（兴趣、动机、情感、价值观、自我意识、能力、人格等）。 研究表明，儿童的感知、思维、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初步的发展 （许政援， 1984：67） 。在儿童期，儿童的记忆从机械记忆向理解记忆发展，思维从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这种抽象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较大的具体形象性，凡是生动、具体形象的事物，形式新颖、色彩鲜艳的对象，都比较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和吸引他们的注意。但是儿童才开始认识世界，加之他们的人生经验少，因而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仅限于感性的层次，即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以具体思维――具体的形象为主。同时，儿童的语言虽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儿童对第二信号系统――语言和文字的反映尚未完善，而且抑制力差、注意阈限较短，易受外界的干扰，不像成人那样有很强的自觉性、目的性。虽然这时期注意力正逐步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发展，但主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 颜色、 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林礼元， 徐胜三， 1981：41）。 儿童文学译者应该时刻考虑儿童的接受特点，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英国语言学者及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曾着重指出，要获得圆满的翻译效果，必须根据不同的读者要求，提供不同性质和风格的译文。也就是说，在动手翻译之前，应该首先解决为谁翻译的问题。 被誉为“东方的安徒生”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曾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换言之，儿童文学翻译家应该用风趣幽默的笔调，用富于儿童特色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将儿童生活、心理的各种特点描写出来，使小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激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也就是说，儿童文学语言应该是生动形象、简洁优美的。只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才能让儿童读者喜欢阅读，使他们将语言所提供的信息与自身经验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使事物之间的联系以感知的形式显现出来，以促进其对作品的理解。而要译出生动、形象的语言，译者往往得借助显化这一手段。 袁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文本在词语的选择上就得为儿童所理解、所乐于接受，易于激励儿童联想有关的具体形象。加之由于儿童文学语言是艺术语言，它必须与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或通过词语的选择，或通过语法关系的多样组合，唤起读者的形象感，形成读者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选择词汇，通过这个词汇唤起读者对具体形象的联想。 由于儿童读者特殊的认知能力，译者常常有意识地使用关系词以明示句和/或段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降低文本阅读难度，增强译本的可接受性。郑洪波用语料库方法对《海的女儿》叶君健、任溶溶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是叶译句子较短，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较多使用谓词性指示代词使语法关系更明确，使逻辑关系更明晰。 谓词性指示代词使用频率比较――引自郑洪波（2013） 对于译者而言，儿童文学翻译要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也就要求译者洞悉并欣赏儿童独有的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真正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唯有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在充分研究并把握儿童读者语言认知能力、独特审美能力和想象力的基础之上，把握儿童文学原作品中的特质，并将这些特质或保持或再造传入译作之中，以满足儿童的原初生命欲求和成长需要。 当然， 我们所说的显化只是一种总体性的翻译现象。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的遵循程度，不同体裁的文章显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分析学困生的成因和心理状态，是做好学困生转化工作的前提。教师要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因材施教。 一、学困生形成的原因 （一）学校教育工作的失误 1.教育方针的贯彻有偏差。至今，很多普通小学的教学只是重视书本知识，从课堂到课堂，忽视学生的素质教育，使教育成了追求升学率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只能像爱因斯坦所反对的那样，“靠恐吓、暴力和人为权威对学生进行强制”，而这样做的恶果只能是教师厌教，学生厌学。 2.教师素质差。少数教师对学生不了解，不关心，不尊重，态度冷漠，放任自流，教育方法粗暴，处理问题感情用事，随意停学生的课。学生一旦有错误，就责成其检查。这些都会使学生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严重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 （二）家庭影响及学生自身原因 一些家长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不当，以成绩好坏判定孩子能力的高低。经常对孩子抱怨、训斥，甚至打骂，使孩子心理负担沉重；家长的不当言行，也会对孩子产生不良的影响。有些学生体质差，或反应慢，或交友不慎，或上网成瘾，这些因素也是造成他们学习困难的原因。 二、学困生的心理状态 小学生正处于心理变化的高峰期，自我调节能力差，正常心理活动规律被破坏，因而情绪波动大。其中，学困生尤为严重，常有以下几种心理活动状态。 1.优越感。这是缺乏对自己认真审视、依赖他人的一种心理反应。诸如“父母有钱，读不读书一个样”“姊妹兄弟我一人，不给上学也不成”“分配就业莫操心，只凭亲友一封信”等等，因而，谈吐“自如”，作风“浪漫”，行为“潇洒”。 2.失落感。主要表现在自我评价上的反差。诸如自己的父母亲戚都是普通人，而其他同学家境好，物质资源丰富，羡慕、嫉妒，因而失望、茫然、委屈、悲观，乃至消沉、颓废，从而失去了人生目标，思想彷徨。 3.自卑感。怀疑自己的价值，自己瞧不起自己，痛恨自己的无能。 4.厌学感。对学习毫无兴趣。上课迟到早退，听课心不在焉，抄袭别人作业，考试作弊，甚至在课堂上与教师顶撞，整天想着与学习无关的事情。 5.焦虑感。认为自己难以适应现在的环境，对未来感到恐惧。诸如学习、交往、生活等感到困难，缺乏自我调控能力，因而产生一种“无名的烦恼”“莫名的恐惧”，焦躁忧虑，心烦意乱，惶恐不安。 6.孤独感。喜欢自我封闭，不和他人交心。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隔离，感到自己是离群孤雁，无知音。 7.向异感。向往异性、追求异性，个别学生还有异装癖、恋物癖。 三、转化学困生的对策 （一）教师要把真诚的爱送给学困生 教师对学困生真诚的爱，是转化他们的一剂良药。大家都知道，学困生一旦对学习失去信心，往往就会“破罐子破摔”。因此，我便及时利用课余时间主动找他们谈心，谈理想、谈人生，用诚恳的态度在生活上给予他们关心，用真诚的爱心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消除心理隔阂。进而帮助他们分析学习状况，寻找成绩差的原因，并抽时间给他们补上落下的功课，使他们在学习上树立信心，有了学习的动力。 （二）适时激励，培养学困生兴趣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说：“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多活上2个月。”教师要用良好的师生关系唤起学生的兴趣。师生之间的感情不仅是师生交往的基础，还是培养学生对教与学的内容产生兴趣的关键，能够增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爱是教育的工具，又是鉴别的尺度。”如果学生喜欢这位教师，他们的兴趣也会迁移到这位教师所教的学科中，对这门学科产生兴趣，从而自觉地在这门学科上花时间和精力，学习效果自然会变好。 （三）用真诚的微笑赏识尊重，激发学困生的自信心 人性最深刻的认识就是希望别人对他们加以赏识和尊重。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我常用鼓励的目光、宽容的微笑、赏识和尊重的话语来鼓励学困生。在课堂小组活动中，我将学习好的学生和他们搭配起来调节情绪，若活动开展得好，首先表扬他们，慢慢地他们就融入到这种和谐轻松的学习氛围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自信心。 （四）把有效的学习方法教给学困生 小学中的学困生普遍存在学习方法不当、不会学习的问题，想学而不得法，尤其是英语。针对他们的具体学情，教师应从英语学习的听、说、读、写入手，针对存在问题的方面，重点给予他们帮助和点拨。例如在英语写作教学中，不少学困生感到头疼，为此我让他们先熟读所学课文，在熟读的基础上鼓励他们尝试背诵。学困生的语感增强了，词汇量扩大了，写起英语作文自然会得心应手，渐渐步入英语学习佳境。总之，转化学困生的工作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我们在教育学困生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六要六不要”：一要信任、尊重、体贴、关心，不要讽刺挖苦，侮辱人格；二要批评教育有根有椐，不要主观武断，捕风捉影；三要针对现有问题批评教育，不要“翻旧账”；四要一分为二，不要全盘否定；五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六要耐心细致，不要“群起而攻之”。只有多方配合，多管齐下，学困生转化工作必定会取得显著成效。

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高师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构想 “儿童文学”是高等师范类本科院校小学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也是一门能够充分体现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课程。为了使课程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应有的价值，“儿童文学”应当面向它的培养对象，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进行思考和改革。 一、准确定位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的确立，必须基于课程所隶属专业对人才培养方向和目标的考虑。作为小学教育专业的一门课程，“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应当与小学教育专业对人才的培养方向与目标保持一致，即立足小学教育，培养学生未来的职业素养。 “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不仅表现为它们的接受对象都是儿童，还表现为新课标颁布及实施以来，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进入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小学语文课程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小学语文教育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多由儿童文学素养的缺失而引起。例如，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教授认为，语文难教、语文难学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语文教育不是顺应儿童的天性、儿童的文化并以此为资源，而是与儿童的天性、儿童的文化发生了激烈的、根本性冲突”。他认为，“目前的小学语文教育改革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就是从优秀、经典的儿童文学那里开发真正的资源，探讨新的语文教材编写理念和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方法”。 基于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密切关系，“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应当定位于对本专业学生小学语文教师职业素养的培育，具体说，它又可以分为“情感目标”、“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三个层面。 “儿童文学”课程的情感目标，是指通过“儿童文学”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达成的对“儿童文学”的正确认识和情感态度的目标。“很多没有真正认真、广泛接触过儿童文学的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初始学习儿童文学课程都会把儿童文学视为低级、幼稚只会哄骗无知儿童的‘小儿科’，对儿童文学的学习产生抵触心理”。加之“我国的儿童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偏重文学的研究，很少从教育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是造成学生对“儿童文学”课程认识不足的一个原因。对“儿童文学”的看法影响着学生学习该课程的态度，也影响着儿童文学课程作用的发挥。因此，树立学生正确的“儿童文学”课程观，使学生对“儿童文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应当是“儿童文学”课程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 “儿童文学”课程的知识目标，是指通过对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掌握的儿童文学理论知识。具体说，“儿童文学”课程，应当使学生了解儿童文学与儿童年龄发展阶段的关系、儿童文学鉴赏与阅读指导的标准、儿童文学的一般原理、儿童文学常见文体的特征及其类型等基础理论知识。 “儿童文学”课程的能力目标，指学生应当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阅读与鉴赏；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对儿童文学常见文体进行简单的创作；能够结合小学语文教师的工作对儿童文学进行朗诵、故事讲述及剧本的改编和表演等。 二、科学确定课程内容 1.从学生知识与能力构成的视角，确定课程的内容 一是儿童文学理论知识的板块。这部分涉及的内容应该包括：儿童文学的特征、范围等一般原理；常见文体的艺术特征、表现手法、代表作家或作品等；儿童文学鉴赏与批评的标准；儿童文学阅读指导与编创原则等。 二是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的板块。这部分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能力、批评鉴赏能力以及简单创作的能力。相对于前一板块的理论学习，这部分在学习方式上，更强调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实际能力。 三是儿童文学艺术形式组织与表演的板块。在儿童文学课程内，有许多的文学式样可以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来表现，比如儿童文学的朗诵、儿童故事的讲述、儿童剧本的改编和表演等。通过这些艺术表演，一是加深学生对作品的阅读与理解，二是能够为将来从事小学语文教学提供职业演练。在该部分的学习中，强调学生对儿童文学艺术表演的参与及实际技能的提高。 在这三大板块结构中，为了突出“儿童文学”课程的应用价值以及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儿童文学理论知识板块的内容宜少而精；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板块、儿童文学 摘要：“儿童文学”是高师小学教育专业中文方向的必修课程之一；该学科的教学，要面向专业培养的对象，在课程目标的定位、课程内容的确定、教学方式的选择、教学考评体系的建立等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小学教育；儿童文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8-0035-02 艺术形式组织与表演板块的内容宜占较大比例。 2.按照儿童文学的功能和作用，确立文选内容 （1）注意作品的趣味性 儿童文学的最大特征是富有儿童情趣。因此，作品的选择，要突出儿童的视角及浓郁的儿童情趣。比如，童话诗《绿色的和灰色的》用比拟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狡猾的狐狸想伤害可爱的小兔，结果绿色翠鸟帮助了小白兔，小白兔利用绿色的棕榈脱离了危险，使狐狸一无所获的故事。情节新奇、曲折，语言浅显，韵律鲜明，非常符合儿童的阅读兴趣和心理。 （2）注意作品的知识性 儿童文学以其广阔的题材，表现古今人事、社会和自然风貌，帮助儿童扩大眼界，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认识水平。《小蝌蚪找妈妈》通过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告诉了孩子们青蛙的成长历程；《丽的大兴安岭》、《一封从南极寄来的信》等大量的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都具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作用。 （3）注意作品的教育性 儿童时期是儿童学习道德规范、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时期，也是确定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始阶段。在儿童文学中，大量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教育作用。教师精选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供学生学习，使学生充分感受和认识儿童文学的这一特点和功能。比如，经典儿童剧《马兰花》对勤劳、质朴、善良的热情歌颂，对懒惰、虚荣与丑恶的无情鞭挞；《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给孩子们传递的是知恩图报以及不可太过贪婪的做人的道理。 （4）注意作品的审美性 在选文上，教材编写者以及教师都应注意作品的审美功能。比如，民间故事《九色鹿》中美好的情感、《桂林山水》中美丽的自然、郑振铎《燕子》中优美的语言等。儿童文学通过美的形象、美的情感、美的语言、美的意境，使它的阅读对象受到美的熏陶，得到美的教育。 三、灵活选择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儿童文学的教学必须遵循理论讲授和学生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知识学习和技能培养相结合的原则，灵活选用各种适宜的教学方法。 1.组织朗诵会 儿童文学的许多文体，例如儿歌、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散文等，都适合运用朗诵的方式进行教学。组织朗诵会，不仅会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小学语文教师的职业技能，为他们将来从事小学语文教育和教学活动，提供技能锻炼的机会和提升的空间。 2.组织故事会 可以运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儿童故事、童话、寓言、儿童科学文艺等的教学。学生对故事的绘声绘色的讲述，一方面促进了他们对作品的阅读，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也促进了他们口头表达这一职业能力的提高。 3.儿童戏剧的编排演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经典的儿童戏剧文学进行编排和演出；也可以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或独立编写儿童剧本，或对现有的其他文体进行适合舞台表演的剧本改编。学生可以自由结组，编写和排练剧本，再在课上进行表演。这种教学方式，无疑能够充分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这样的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意识、创造精神以及创造能力，更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储备了能力和经验。 4.多媒体及互联网可以成为课程与教学的重要资源 儿童文学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它的“情趣”和“美质”，而多媒体这一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则可以充分地帮助体现儿童文学的情趣及美质的特点。比如，在阅读教学中，教师或学生可以利用多媒体，选择与作品内容谐和一致的背景音乐和画面，进行阅读鉴赏或诵读活动。这样，不仅使学生从单一枯燥的文字阅读中生发新的学习兴趣，文学作品的语言表达方式及其所传递的思想、情感也会借助视觉和听觉的作用，更加生动或深刻地展现出来。这样的教学效果，相比单纯地文字阅读，将是事半而功倍。 写作是儿童文学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在学生的写作实践活动中，教师可以帮助或鼓励学生利用互联网，创建博客或写作空间。学生在这样的博客或空间里，发表自己的习作，互评互赏，交流写作心得，共赏写作佳文。这样，每一个学生都有发表的空间，并且既能看到别人的作品，做到取长避短，也能看到大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做到扬长避短。 四、建立健全的课程考核与评价体系 儿童文学课程的考核与评价标准，应当从课程的培养目标出发，基于学生未来职业素养培育的角度建立。 在评价内容上，能否熟悉并掌握儿童文学的一般理论知识、能否对儿童文学常见文体进行阅读鉴赏以及简单创作、能否很好地对儿童文学进行艺术形式的组织或表演，应该成为该课程评价的主要与核心内容。 在评价方式上，应该更多地考虑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及态度，同时，增加学生自评和互评的环节。做到自评与他评相结合，定期考试与平时考察相结合，书面考试与实践考核相结合，从而对学生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使评价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目标改革刍议 摘 要：全国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存在不确定、不统一、不全面的问题，缺乏与小学文学教育目标的对接和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出符合小学教育需求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即培养学生的学、读、讲、写四种能力，并呼吁儿童文学课程亟待教材的修订、师资的优化和课时的保证。 关键词：小学教育；儿童文学；课程目标；改革 一、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目标的实施现状 全国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开设儿童文学课程虽然已有十年左右的历程，但各个学校的任课教师使用的教学大纲和课程目标大多是参照互联网或自己编撰的，并没有统一的版本。课程目标大多围绕以下几点：使学生掌握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了解儿童文学不同文体的特点，扩大儿童文学的阅读量，提高儿童文学修养，具备分析和鉴赏儿童文学作品的能力，初步学会撰写儿童文学评论和创编简单的儿童文学作品。概括来说就是：理论、文体知识、阅读、鉴赏、评论、创编。有的教师因为课时有限没有设置“评论、创编”的目标，也有教师设置了“通过课程学习了解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文学接受特点，有较强课外阅读指导能力和文学活动组织能力”这样较高层次的目标。整体来说，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设置多而杂，也没有目标的先后阶段和权重之分，更没有具体的教学方法指导与每一条目标相对应，这让任课教师拥有极大主动权的同时也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任课教师又极少是专业出身，多由相近专业教师兼任，基本采取以教材为纲的“一言堂”式纯理论授课，没有从课程目标出发去研究教学环节，更是忽视了阅读指导、评论、创编这些实践环节，再加上课时量不足，极易造成授课简单化，让本该生动多彩的课堂变得沉闷乏味，学生也很难真正领略儿童文学的魅力。 培利・诺德曼认为：“文学教育的目标就是提供儿童阅读文学的乐趣。”[1]小学教育专业（文）是要培养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作为小学生最重要的文学资源，其课程目标和教学环节设计一定要和小学阶段的文学教育目标相对接。小学的文学教育目标是“关注学生情感和价值观要素的培养，关注学生自身的经验世界的成长和丰富，也包括持续的文学阅读的习惯和兴趣的培养”[2]，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完整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应该锻炼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 二、符合小学教育需求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 （一）学：提升专业的理论素养 和任何一门专业学科一样，儿童文学首先是一门具有独立学术体系的文学门类，并不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或读者对它的低幼而羸弱，恰恰相反，儿童文学的学科起点很高，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先导地位，融合着儿童文学兼文学与教育的双重特性。学生在接触本门课程之前，所有关于儿童文学的了解几乎都是童年印象式的、片段式的，很有可能是似是而非的，要想经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对儿童文学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光有遥远而粗浅的阅读体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学习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建立与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相联系的新的儿童文学观”[3]。 教师要从儿童文学的基本问题出发，讲清楚几个最本质的问题。例如“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文学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美学特质，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文学的不同文体特点，以及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等。理论的讲授要佐以生动鲜明的故事来举例（要求教师的阅读量、理论联系作品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理论的讲授不宜过深，学界尚无定论地探讨论证有可能引起学生的观念混淆，可留给他们有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时再做分辨；理论部分安排不宜太过紧凑，可按专题讲授，穿插一些实践课程。 （二）读：大量作品的阅读鉴赏 扎实的儿童文学基础首先要阅读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最直观的原始积累过程，也应对重要作家作品的了解而初步形成文学史印象。学生通过大量阅读中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单纯体会情节带来的快乐或感动，继而深思故事背后的深意和真善美的主题，再进一步感受作者语言文字的魅力，从不同层次纵深体会儿童文学，必然带来与童年阅读完全不同的情感和审美体验，也将成为他们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科研、阅读推广或创作的最大资源库。据调查，目前大学生的童年文学阅读状况并不可观，尤其对20世纪以来中外丰富的儿童创作闻所未闻，这是他们童年的缺失，需要通过大学来补课。 鉴于这样的现状，教师应提供具有经典性和代表性的阅读书目，应涵盖各种文体，跨越各年龄层次甚至民族。书目不宜过多。之后要检验阅读成果，分享阅读体验，可以通过课上交流、课下布置读后感、作品鉴赏等方式辅助实现。作品鉴赏是一个人文学功底和文学综合能力的体现，如文学感悟能力、文本细读能力等，刚开始不宜要求过高，毕竟小学教育专业不同于中文专业的训练，建议从读后感写起，写出真情实感、对细节、主题或人物的分析有自我见解即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 （三）讲：教学设计与模拟课堂 “讲课”能力包括两部分：儿童文学课堂授课和课外阅读指导课。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正在逐步实现“儿童文学化”，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趋势，现行多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有80%的内容选自儿童文学作品，可见儿童文学教学是未来语文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如果小学语文教师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的学习训练，则难以胜任，或者说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化教学方式止步不前。因此，大学里的儿童文学课程不能缺少这关键的环节。教师可以分年级分文体选取一些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篇目，布置全班同学写教学设计，点评优缺点逐步完善教学设计，然后选拔两名同学进行“同课异构”的模拟课堂教学，再次对比研磨，直到让每个同学都能掌握儿童文学不同文体的授课方法。 在提倡全民阅读、尤其注重儿童阅读的今天，我们的毕业生担任小学语文教师后，势必还要担任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等工作，因而务必学会怎么上“课外阅读指导课”，学会根据学生年龄推荐书单（分级阅读），学会设置课前、课中、课后问题，学会引导小学生的思维，让他们体验阅读乐趣，而不是将作为整体的阅读切割成零散的碎片。教师可选取几部经典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在班级中进行实验，教学方法则有别于儿童文学课堂授课。 （四）写：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 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是儿童文学课程最容易忽视和省略的环节，因为难度较大、费时较长、对文学的天赋、素养、理论基础要求较高，现行的大部分儿童文学教材都没有“创编和研究”，大多数教师的实际教学也未实行，大家认为“创编”是作家的事，“研究”是研究生和学者的事，总之不是未来小学教师的事。这样的想法是片面的，从语文教学上来说，创编不止包括创作，还包括对优秀作品的仿写、改写、续写等形式，有助于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逻辑思维和语言文字能力；从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需求上来说，小学语文教师通过儿童文学创编能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文体特点，形成不同文体的教学特色，创编能激发他们对孩子的关注和观察，更有利于教师组织指导儿童文学创作大赛、讲故事比赛、朗诵比赛、儿童文学社团、编排儿童剧等多项校园或班级文化活动；从长远来讲，世界各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是小学教师的例子不胜枚举，小学教师最熟悉儿童的成长与喜好，他们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生力军，鼓励他们创作，是对我国未来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有力支持。儿童文学研究亦是如此，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例如童话教学研究、中外对比研究、文学主题研究、文学语言研究等，有研究才有理论水平的提升，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为教师之路的长足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支持。 三、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变革的难题与挑战 （一）教材的修订 现行多个版本的《儿童文学》教材显示着国内儿童文学领域的渐趋繁荣和多家争鸣，是业内专家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但是理论、实践、阅读、创编几大环节严重失衡。王泉根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是学科体系完整、极富创见的教材，点出了多个儿童文学本质性的问题，但是没有儿童文学选文和阅读指导、创编的内容，对本科生而言较难；朱自强教授的《儿童文学概论》是创造性的理论专著，也没有涉及选文、阅读指导、创编；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较为传统，适合本科生的接受水平，有儿童文学选文和简评，代表作家简介，在第二版中又加入了“儿童文学阅读指导与创编”一章，但实践方面还是用力不足；陈晖教授的《儿童的文学世界》是难得的重视实践环节的教材，专门针对小学各年级设置阅读教学设计和阅读教学方案，但缺乏创编环节。如果要培养四种能力，各版本教材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 （二）师资的优化 这里所指的师资是高等师范院校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的专职教师。如果要通过儿童文学课程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教师自身应首先具备这些能力。然而事实上儿童文学的任课教师极少是专业出身，或者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不够，不能引导学生把握整体框架或本质特征以及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或者儿童文学阅读与关注不够，不能在讲课举例时信手拈来，无法推荐阅读书目和介绍当下动态；或者不熟悉小学语文教材或课堂，对实践环节的儿童文学课程设计经验不足；或者自身没有尝试过儿童文学创作或评论，更加无法指导学生的创作和评论。对儿童文学课程提出更高更全面的目标改革，也意味着本行高校教师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与挑战，他们需要静下心来进入并钻研这门课程，同时也需要进修与提升。 （三）课时的保证 纵观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初等教育学院（或初教系）的儿童文学课程，开设的学年、学期和总课时量大相径庭，多则72课时，少则20课时。鉴于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建议将课程开设一学年，72课时～108课时，分两学期进行，周二或周三学时，并将此固定在小学教育本科学生的培养方案中，以此实现课时的保证。上学期理论与作品相结合学习，下学期就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课文进行设计、讲课、学会创编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有利于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善于发现问题，参与课题研究，成为适应时代需求的教学科研型教师。 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儿童文学课程小学教育论文 一、确定阅读文本，关注经典作品 在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三种类型的文本，作为儿童文学课程建设赖以参照的内在基础和价值基准，作为儿童文学课程教与学的主要媒介对象。一是著名儿童文学大师创作的古代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二是最新获得各类儿童文学奖项的现代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三是关于儿童文学的最新研究经典学术著作或论文。关注这三类文本，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儿童文学特殊的敏感性和热情，有助于丰富学生的儿童文学学习体验，有助于学生形成儿童文学学习能力。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四个要素：爱、美、快乐、苦难。爱是儿童文学的基本母题，也是儿童文学存在的基础；儿童文学原本就是爱的产物，是成人对儿童爱的产物。美是儿童文学的核心，也是儿童文学的首要价值；儿童文学就是要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丰富儿童的审美意蕴。快乐是儿童文学的引力，即能够给儿童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让他们沉浸在无拘无束的快乐之中。苦难不仅是成人所要面临的话题，也是儿童不可避免的人生经历；儿童文学中主人公的困难经历会为儿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提供一种经验，有助于他们在苦难面前更健康的成长。无论是哪一个要素，儿童文学集中表达的就是两个主题：一是积极的“阳光”主题，二是积极的“雷雨”主题。所谓的“阳光”主题就是童心、童真、童趣等愉快的享受，而“雷雨”主题就是离别、死亡、人性、存在等生命的教育。无论是“阳光”主题还是“雷雨”主题，对儿童的成长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关于儿童文学最新研究的研究的成果，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儿童文学教育教学和从事儿童文学教育教学研究提供借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教学技能和研究能力，有利于卓越小学语文教师的培养。 二、分享阅读感受，培养文学素养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认为，“语文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2]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儿童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小学生的文学素养主要是由儿童文学作品来完成的。小学教育专业学生是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他们的文学素养直接影响小学生的文学素养。那么，培养职前小学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重要途径是什么呢？当然是阅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教师要借助儿童文学作品独特的语言魅力来提高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语言品味，加强学生的文学语言感悟，提升学生的文学语言品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应该培养学生阅读经典作品的习惯，在阅读中，汲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精华，使学生形成儿童文学视野，为未来的儿童文学教学储蓄必要的资源，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能够承担起未来小学语文教学领航人的重任。美国著名阅读专家吉姆崔利斯说过，“你读得越多，你就知道得越多；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聪明；你越聪明，你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就越长；你学习的时间越长，你获得的文凭就越多、越高；你获得的文凭越多、越高，你工作的时间就越长；你工作的时间越长，你赚的钱就越多。”人类80%的知识是通过阅读获得的。因此，教师要让学生在大学期间阅读大量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教师在精选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之后，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自由阅读，进而组织学生分享阅读感受，促发学生多元解读，激发学生儿童文学思维，培养学生儿童文学素养。分享阅读只是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的一种手段，“分享”是途径，核心是“阅读”。“分享”是为了“阅读”，“分享”服务于“阅读”，“分享”的目的是使学生“学会阅读”。所谓学会阅读，就是对阅读产生兴趣，掌握阅读方法，养成阅读习惯，具备独立阅读能力，能够进行阅读实践。在经典作品的分享阅读中，使学生学会阅读是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分享阅读重视的是学生思维的自由飞跃与驰骋，重视的是学生的自愿与积极参与，使学生在分享中感受儿童文学的爱与美，体悟生命的自由、尊重与理解，体会阅读的快乐是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的精神目标。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4]。不同的读者由于性别、年龄、爱好等等的不同对同一部文本会有不同的解读。即便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期阅读同一文本时，也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作家毕淑敏在谈到安徒生的童话《美人鱼》的时候说，它给她一种常读常新的感觉：8岁时，读到美丽和可爱的人鱼公主，居然变成了大海上的泡沫，感到倒霉和伤感；18岁时，读出了爱情，感受到了美人鱼无私和高尚却不求回报的爱情；28岁时，读出美人鱼早逝的母亲对美人鱼深深的牵挂；48岁时，读出这是一篇美人鱼寻找灵魂的悲壮而凄美的故事……如此看来，个性解读和多元化解读是一种必然。因此，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阅读分享时，要保护学生的个性解读和多元解读。在进行分享阅读活动时，应该减少对学生阅读结果的评判。教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阅读结果，并指导学生学会尊重他人的阅读感受。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文本只有一个作者，这个文本也就只能有一个主体解读，围绕这个主体解读，开展个性解读和多元化解读，既围绕一个核心思维，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个性化思维。 三、组织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尊重个性解读 在组织学生自由分享阅读感受时，教师要对学生的阅读感受进行适当的记录，在关键处点拨，引发学生问题的讨论，讨论结束后，由抽签方式选取三个小组进行汇报（一个学生汇报一个学生黑板记录），师生按照汇报情况进行共同解读和不同解读，最后由教师进行整体点评，提出具有深度的个性解读。另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就文本进行专题研究。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讨论思维，形成独立讨论行动，提高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在该环节中，教师首先要让学生学会就经典作品的阅读发现问题，有人曾说，“问题就是课题”，有发现问题的眼光，才有科学研究的行为。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就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在研究讨论中，调动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本讨论（或专题研究）的题目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教师设计的题目，二是学生设计的题目。教师可以根据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作品内容、学生已有水平设计文本讨论（或专题研究）问题。关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具体来说，主要就是围绕写作背景、作者观点、体裁特点、作品主题、艺术特色、文本价值等展开。在这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学生进行分享阅读感受时，组织来自学生的教学资源，从中筛选设计讨论（或专题研究）问题。在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中，同学们个性解读的碰撞会更加激烈，教师要引导学生尊重他人的解读结果。在整个研讨过程中，教师要扮演好指导调控研讨和评价的角色。教师是整个研讨开展和进行下去的调控者和引导者，同时也是实施研讨评价的主角。在研讨评价中，可以开展教师评价学生、生生互评、学生自评三种评价方式。在教师评价学生中，开展具有“全人教育”特质的发展性评价和动态性评价。一是知识与技能，如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等；二是过程与方法，如研讨中学生的言语表达情况等；三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如学生对文本的情感体验、学生研讨的态度等。教师对学生的研讨评价，既要强调学生的自主发展，又要面向学生的未来发展。“生生互评”重在文本体味和感悟评价，以“学生学会保持自己观点，尊重他人见解”为精神目标，以“提高学生的评价能力、鉴赏能力”为发展宗旨。“学生自评”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师评价学生和生生互评。这两种评价是学生自评的参照与模板，它们会让学生找到自评的角度和切入点，对发展学生自我评价具有奠基性作用。 四、提升文本价值，加强生命奠基 古人云：“少年之记，如石上之刻；青年之记，如木上之刻；老年之记，如沙上之刻。”可见，儿童时期是孩子们的记忆黄金期，这个时期阅读儿童文学经典作品，更有利于为儿童的成长，为儿童的幸福人生奠基，为儿童的生命成长奠基，帮助儿童打造精致人生。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对每一位儿童的人生与生命成长都具有积极的重大意义，她能提升儿童人生与生命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以“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最新研究的经典学术著作或学术论文”为教学媒介，以“学生学会挖掘和提升文本价值，引导儿童生命成长”为教学目标。在文本讨论（或专题研究）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走出经典，提升对文本的认识，结合儿童的生活和成长特点，挖掘文本价值，发挥经典为儿童精彩成长和儿童生命奠基的价值。儿童文学是从儿童视角出发，站在儿童的立场，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它贴近儿童的生活，反映儿童的心灵，体现儿童的思维，与儿童的精神需要相吻合。挖掘和提升文本价值的基点是“儿童本位”，关键点是找准文本切入点。教师要引导学生找准切入点，以一个或两个切入点为准，不要面面俱到。这个切入点的出发点是文本的特点，服务对象是“儿童”，关注的是儿童的生命成长。由于儿童文学多元化价值和作品多元化解读的存在，一个文本的切入点有时很多，这时要结合文本特点，根据儿童心灵的成长、性情的涵养、人格的完善、文化的建构和能力发展的需要，找到最好的切入点。所谓最好的切入点就是最适合儿童理解文本的切入点，就是最符合儿童个性特点的切入点，就是最有利于儿童成长的切入点，就是能够为儿童生命成长提供最多价值的切入点，能够展现童真、童趣、让童心飞扬，为儿童生命奠基的切入点。 五、开展多元活动，促进综合发展 随着现代儿童教育理念的逐渐形成，我国教育界已经普遍认为，儿童文学有利于培养儿童的综合素养，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更适合开展多元活动，更有利于促进儿童能力的综合发展。儿童文学作品体裁类型丰富，在阅读和学习不同的体裁类型中，可以开展不同的实践活动，加强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通过不同的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全面综合发展。在儿童诗歌学习中，可以侧重读一读、写一写；在儿童故事学习中，可以开展复述故事、讲故事、画人物像、做拼贴图、写人物或故事概要活动；在儿童小说学习中，可以开展评一评、画一画、改编小说为戏剧；在童话学习中，可以开展学生编、导、演童话活动；在儿童戏剧文学学习中，可以开展把小学课文改编成戏剧剧本的活动，并深入小学指导学生表演；在儿童科学文艺学习中，可以开展相声表演活动等等。儿童文学课程的多元活动应该由教师的设计与参与逐渐过渡到学生自我的设计与参与，让学生就自己每一次阅读的作品，设计实践活动，或以小组为单位设计活动。 六、形成学习成果，构建就业能力 儿童文学是儿童重要的精神给养，它可以培养儿童的读写能力、表演能力等显性能力，还可以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创新能力等隐性能力。这些能力都是职前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具备的就业能力。在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通过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学习与活动，教师要指导学生形成儿童文学学习成果，并组织汇报和展示学习成果活动，构建就业能力，为学生未来的就业打下良好的铺垫。儿童文学学习成果可以是作品创作，学习论坛，朗诵、讲故事、辩论、创作、表演等各种形式的比赛，学术报告和学术论文，儿童文学活动社团等。这些学习成果既是对学生儿童文学课程学习结果的考核，也是对构建学生就业能力的一种锻炼与培养。它们要充分体现鲜明的儿童文学课程特点、小学教育专业特色和学生个性特质，还要与学生的未来就业紧密相连。 作者：韩庆艳 邱发荣 韩庆龙 单位：北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中山市小榄广源学校 中山市小榄丰华学校 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 一、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目标的实施现状 培利•诺德曼认为：“文学教育的目标就是提供儿童阅读文学的乐趣。”小学教育专业（文）是要培养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作为小学生最重要的文学资源，其课程目标和教学环节设计一定要和小学阶段的文学教育目标相对接。小学的文学教育目标是“关注学生情感和价值观要素的培养，关注学生自身的经验世界的成长和丰富，也包括持续的文学阅读的习惯和兴趣的培养”，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完整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应该锻炼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 二、符合小学教育需求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 （一）学：提升专业的理论素养和任何一门专业学科一样，儿童文学首先是一门具有独立学术体系的文学门类，并不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或读者对它的低幼而羸弱，恰恰相反，儿童文学的学科起点很高，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先导地位，融合着儿童文学兼文学与教育的双重特性。学生在接触本门课程之前，所有关于儿童文学的了解几乎都是童年印象式的、片段式的，很有可能是似是而非的，要想经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对儿童文学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光有遥远而粗浅的阅读体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学习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建立与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相联系的新的儿童文学观”。教师要从儿童文学的基本问题出发，讲清楚几个最本质的问题。例如“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文学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美学特质，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文学的不同文体特点，以及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等。理论的讲授要佐以生动鲜明的故事来举例（要求教师的阅读量、理论联系作品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理论的讲授不宜过深，学界尚无定论地探讨论证有可能引起学生的观念混淆，可留给他们有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时再做分辨；理论部分安排不宜太过紧凑，可按专题讲授，穿插一些实践课程。 （二）读：大量作品的阅读鉴赏扎实的儿童文学基础首先要阅读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最直观的原始积累过程，也应对重要作家作品的了解而初步形成文学史印象。学生通过大量阅读中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单纯体会情节带来的快乐或感动，继而深思故事背后的深意和真善美的主题，再进一步感受作者语言文字的魅力，从不同层次纵深体会儿童文学，必然带来与童年阅读完全不同的情感和审美体验，也将成为他们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科研、阅读推广或创作的最大资源库。据调查，目前大学生的童年文学阅读状况并不可观，尤其对20世纪以来中外丰富的儿童创作闻所未闻，这是他们童年的缺失，需要通过大学来补课。鉴于这样的现状，教师应提供具有经典性和代表性的阅读书目，应涵盖各种文体，跨越各年龄层次甚至民族。书目不宜过多。之后要检验阅读成果，分享阅读体验，可以通过课上交流、课下布置读后感、作品鉴赏等方式辅助实现。作品鉴赏是一个人文学功底和文学综合能力的体现，如文学感悟能力、文本细读能力等，刚开始不宜要求过高，毕竟小学教育专业不同于中文专业的训练，建议从读后感写起，写出真情实感、对细节、主题或人物的分析有自我见解即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 （三）讲：教学设计与模拟课堂 “讲课”能力包括两部分：儿童文学课堂授课和课外阅读指导课。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正在逐步实现“儿童文学化”，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趋势，现行多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有80%的内容选自儿童文学作品，可见儿童文学教学是未来语文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如果小学语文教师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的学习训练，则难以胜任，或者说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化教学方式止步不前。因此，大学里的儿童文学课程不能缺少这关键的环节。教师可以分年级分文体选取一些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篇目，布置全班同学写教学设计，点评优缺点逐步完善教学设计，然后选拔两名同学进行“同课异构”的模拟课堂教学，再次对比研磨，直到让每个同学都能掌握儿童文学不同文体的授课方法。在提倡全民阅读、尤其注重儿童阅读的今天，我们的毕业生担任小学语文教师后，势必还要担任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等工作，因而务必学会怎么上“课外阅读指导课”，学会根据学生年龄推荐书单（分级阅读），学会设置课前、课中、课后问题，学会引导小学生的思维，让他们体验阅读乐趣，而不是将作为整体的阅读切割成零散的碎片。教师可选取几部经典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在班级中进行实验，教学方法则有别于儿童文学课堂授课。 （四）写：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 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是儿童文学课程最容易忽视和省略的环节，因为难度较大、费时较长、对文学的天赋、素养、理论基础要求较高，现行的大部分儿童文学教材都没有“创编和研究”，大多数教师的实际教学也未实行，大家认为“创编”是作家的事，“研究”是研究生和学者的事，总之不是未来小学教师的事。这样的想法是片面的，从语文教学上来说，创编不止包括创作，还包括对优秀作品的仿写、改写、续写等形式，有助于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逻辑思维和语言文字能力；从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需求上来说，小学语文教师通过儿童文学创编能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文体特点，形成不同文体的教学特色，创编能激发他们对孩子的关注和观察，更有利于教师组织指导儿童文学创作大赛、讲故事比赛、朗诵比赛、儿童文学社团、编排儿童剧等多项校园或班级文化活动；从长远来讲，世界各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是小学教师的例子不胜枚举，小学教师最熟悉儿童的成长与喜好，他们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生力军，鼓励他们创作，是对我国未来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有力支持。儿童文学研究亦是如此，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例如童话教学研究、中外对比研究、文学主题研究、文学语言研究等，有研究才有理论水平的提升，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为教师之路的长足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支持。 三、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变革的难题与挑战 （一）教材的修订 现行多个版本的《儿童文学》教材显示着国内儿童文学领域的渐趋繁荣和多家争鸣，是业内专家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但是理论、实践、阅读、创编几大环节严重失衡。王泉根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是学科体系完整、极富创见的教材，点出了多个儿童文学本质性的问题，但是没有儿童文学选文和阅读指导、创编的内容，对本科生而言较难；朱自强教授的《儿童文学概论》是创造性的理论专著，也没有涉及选文、阅读指导、创编；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较为传统，适合本科生的接受水平，有儿童文学选文和简评，代表作家简介，在第二版中又加入了“儿童文学阅读指导与创编”一章，但实践方面还是用力不足；陈晖教授的《儿童的文学世界》是难得的重视实践环节的教材，专门针对小学各年级设置阅读教学设计和阅读教学方案，但缺乏创编环节。如果要培养四种能力，各版本教材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 （二）师资的优化 这里所指的师资是高等师范院校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的专职教师。如果要通过儿童文学课程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教师自身应首先具备这些能力。然而事实上儿童文学的任课教师极少是专业出身，或者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不够，不能引导学生把握整体框架或本质特征以及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或者儿童文学阅读与关注不够，不能在讲课举例时信手拈来，无法推荐阅读书目和介绍当下动态；或者不熟悉小学语文教材或课堂，对实践环节的儿童文学课程设计经验不足；或者自身没有尝试过儿童文学创作或评论，更加无法指导学生的创作和评论。对儿童文学课程提出更高更全面的目标改革，也意味着本行高校教师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与挑战，他们需要静下心来进入并钻研这门课程，同时也需要进修与提升。 （三）课时的保证 纵观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初等教育学院（或初教系）的儿童文学课程，开设的学年、学期和总课时量大相径庭，多则72课时，少则20课时。鉴于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建议将课程开设一学年，72课时~108课时，分两学期进行，周二或周三学时，并将此固定在小学教育本科学生的培养方案中，以此实现课时的保证。上学期理论与作品相结合学习，下学期就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课文进行设计、讲课、学会创编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有利于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善于发现问题，参与课题研究，成为适应时代需求的教学科研型教师。 作者：王欢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