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科学论文:艺术与科学融合 摘 要: 介绍工业设计的发展历史、设计与科学、设计与艺术的相互关系,论述艺术与科学融合给当代工业设计带来的影响,以及未来设计方向的拓展及现代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工业设计; 艺术; 科学 0 引言 作为物资生产第一步的设计,从古代的兵器、乐器、食具到现代的家具、电器、文具、火车、飞机、太空船等等,无不在满足实用功能设计的基础上追求其外形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从而形成了人类今天灿烂的物质文明。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空间的扩大及审美领域的延伸,给传统的设计理念注入新的内涵。以现代大工业化为生产方式的“现代设计艺术”———工业设计,在艺术与技术的双重变奏和融合中,怎样体现自身的时代性质与特征,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将艺术于科学技术相结合作为现代设计的基石,对当今艺术设计定位及未来设计领域的拓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关于工业设计 1. 1 设计定义 工业设计( industrialdesign)是近百年来在国际上广泛兴起的一门学科,工业设计这一名词最早是由美国人提出的,不同的国家对此称呼不一,英国称之为设计(design) 。19 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成为现代设计诞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农业文明时期的设计是以手工业设计为主的个性化设计,称之为“手工艺”、“工艺美术”,设计、生产和消费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工业革命之后,设计不仅获得了技术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获得了适合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蒸汽机、火车等一系列工业机械化成果的引入,使社会由封闭的小生产方式走向社会化大生产,系列化、批量化、标准化、机械化的工业生产特征由此显现,设计与工业化生产紧密相联。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物品需求量的日益增大,促使工业设计迅速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到“包豪斯”时期,工业设计已发展成具有完整的科学体系、教育体系的学科,并明确地将艺术与技术相结合作为现代设计的发展方向[ 1 ] 。 围绕工业设计的概念及定义,国际上各专业机构和学者一直争论不休。1959 年6 月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国际性工业设计机构———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 icsid) 。1980年联合会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十一次联会,对工业设计概念作了修改,定义如下“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籍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形态、色彩、表面加指的是与人们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工业化产品设计,以及为这些产品而进行的辅助性设计———视觉传达广告、包装、装饰等设计。国际现代工业设计运动的短短的一百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设计的含义及范围也在不断的补充和延伸,事实证明工业设计已成为带动各国经济、文化发展、改善国民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内容,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1. 2 艺术与设计 人类最初的设计只是一种对物象的摆弄和布局,其目的是满足人们本能的心理和生理需要。随着社会文明进步,生产资料的增多,设计成为对事物和物象有条理、有计划的安排和设想,达到人们对事物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条理、计划是人类对事物审美的一次飞跃,也是艺术形式美的最基本法则,设计从其开始就与美的活动紧密相联,每一次艺术的变革都会对当代设计产生影响。现代设计的美学原理,正是以19世纪初艺术运动思想为基础的,充分体现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将设计称之一门艺术,设计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渗透着艺术的存在,而设计是用艺术的眼光去设计,因此“艺术设计”、“设计艺术”的词语广泛出现在现代生活之中,艺术推动设计、设计演绎艺术[ 2 ] 。 设计的形态能给予人的五感极大的影响,但其中视觉和触觉影响最大,这是直观感受的反映,这个感受的结果应该是美好的、促进身心健康的。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结构与外形、美观与实用的统一。现代科学介入物质,转为某种技术和材质形态、一定的材质与技术的同构,为设计艺术意境创造提供了有利的物化条件。无论从设计或艺术发展的轨迹来看,设计与艺术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相互作用的。 1. 3 科学与设计 了解到设计与艺术难以割舍互相渗透,再注意推动设计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即设计与科学之间深刻的关系。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技术世界,机器时代的到来促使设计最终与制造业分离,成为真正独立的专业, 19世纪印刷术进一步发展,这对于印刷业、设计业、尤其是平面设计、字体设计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1839 年达盖尔发明了摄影,使视觉表现迅速扩大和普及,此外新的能源和动力不断被开发和利用,带来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涌现。如: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照明、通信、交通等工具的不断革新换代,都与时代科技发展相伴相随。事实总是这样,科学技术每一进步就创造出与其相应的日常生活的各种工艺设备,接着凭借这些工具和机械设备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方式。设计从初始的简单粗糙发展至今天的实用精美,从蒸汽机火车到当今悬磁高速列车、从人工发报机和电话到现代互联网,每一个时代的设计作品,不仅是那个时代设计师的才智体现,同时是那个时代科技文化创新的标志。论文网 毕业论文 在今天,现代设计具有科技含量很高的现代艺术特性,如全新的材料美、精密的技术美、极限的体量美、新奇的造型美、科幻的意味美等。特别是由于当代多媒体及数码技术迅猛介入现实生活,极大地拓展了未来设计空间,丰富了设计师的艺术灵感与设计元素,深化了设计环境的意蕴显示及空间的表现,为设计提供了强劲的技术支持。 2 艺术与科学融合是工业设计发展的趋势 由于设计与艺术、设计与科学相辅相存的关系,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并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无尽的福音,产品设计成功与否的审美标准、人体工程学程度的体现均在于艺术化的水平。 2. 1 艺术与科学融合的意义 古希腊人把能够凭专门知识学会的技能都叫“艺术”,音乐、雕刻、绘画、诗歌是艺术,手工业、农业、医药、骑射、烹调也叫艺术。这种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统一的“艺术”观念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顶峰,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丢勒等不但是艺术具匠,也是科学家、工程设计师,他们创造了卓越的艺术作品,同时在科学发展、技术发明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是中国古代“六艺”之内涵,还是古希腊的“艺术”概念,都深刻体现出艺术与科学技术之间曾经非常密切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成就,就是艺术与科学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最佳体现。正如法国19世纪文学家福楼拜所说:“艺术越来越科学化,科学越来越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在山顶重逢”。 随着网络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密切。当今许多科学家认识到,科学的创造发明,离不开艺术的情感和艺术的思维,离不开人文关怀的精神,所以又回过头来呼唤艺术与科学的互动和融合。1999年1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曾发表过《网络艺术流派方兴未艾》一文,提出“缪斯也需要科学的翅膀”,揭示艺术与科学融合将带来各种艺术流派和手法的百花齐放,对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和完善将起推动作用,对促进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 3 ] 。 2. 2 艺术与科学结合构筑现代设计学科 艺术与科学融合不仅给社会生活带来变化,而且对艺术人才的培养及艺术教育体系带来深刻影响。现代设计艺术教育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其代表是1919年在德国成立的包豪斯设计学院,以及战后在德国成立的乌尔姆设计学院。包豪斯和乌尔姆设计学院在设计艺术教育上的出发点是共同的,目的是寻求在设计艺术中实现“艺术与科学的统一”,以创造出合乎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产品。实践证明只有突破单纯侧重艺术,以及侧重技术的设计艺术教育模式,走艺术与科学结合之路,才能适应时展的需求。在许多院校,设计艺术专业和理工科设计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设计艺术专业重形象思维,学生不懂技术,不了解新工艺、新材料。如 艺术与科学论文: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分析 摘要: 在幼儿园手工制作活动过程中,将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选择合适的教学素材和教导策略,给幼儿一定的探索空间,更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益。 关键词: 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手工制作 在幼儿园手工制作活动过程中,要将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充分融合,遵循科学与艺术两个领域的特点,选择合理的指导策略和教学素材,提供幼儿宽阔的探索空间,提高幼儿的探索意识,进而促进幼儿的综合发展。 一、改变手工制作活动的思路 当前,传统手工制作的制作思路相对简单,未能深入涉及科学教育。因此,教师一定要改变传统手工制作的思路,探索物体的具体性能,进而引导幼儿发现这种性能的原理或者原因,开展科学设计,将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充分融合。例如,在不倒翁的制作中,教师要引导幼儿对不倒翁的外观进行详尽的观察,在对其外形特征具有一定的认知后,进而探究它不倒的具体原因。教师要鼓励幼儿扩宽思路,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教师对幼儿的想法进行验证,如果不能找到不倒翁不倒的原因,幼儿就做不出真正的不倒翁。在不倒翁具体制作中,教师还要适当加入一些探索环节,例如,让幼儿通过自主探究,发现固定重物放置的位置和方法,并且不断对设计进行科学调整,进而在制作过程中实现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的交融。 二、挖掘手工制作中的科学教育价值 (一)将科学规律与形态分析有机结合 任何物体的造型都是对现实客体的综合以及分析,其中涉及明暗分布、空间配置以及物体结构等规律和特点。例如,制作不倒翁,幼儿就需要弄清复合体结构的相关知识,并且分析其各部分的空间位置、空间关系以及比例等。既有对不倒翁形态的综合与分析,使其造型优美;同时还要对不倒翁的科学规律进行综合与分析,使其具备不倒翁的特性。在制作中完成对物体的科学规律与形态分析,可以实现幼儿的推理、感知、理智以及知觉的完美结合。 (二)科学设计和探究手工制作的过程 对幼儿手工制作过程进行设计和探究,主要包括设计制作的目的和目标、合理安排时间、进行科学分组,开展作品评价、反思、总结以及交流,其中,幼儿的自评是设计中的关键环节。评价是帮助幼儿反思制作过程的重要手段,通过评价,幼儿可以回顾自己的手工制作全过程,综合考虑资源以及技能的有效利用。虽然幼儿受到年龄限制,尚不具备主动反思的能力,但是教师要给予幼儿科学的指导,帮助幼儿进行一些简单的评价、交流和反思,进而提高幼儿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加强对手工制作的热情和兴趣,培养幼儿良好的情感与态度。 (三)科学开展小组合作制作 如在制作不倒翁的过程中,画草图是重要环节,幼儿将脑中的思路画在纸上,实现思维的客观化以及外在化转变,让制作变得更具有操作性。草图绘制就是幼儿自身想法的体现,通过草图幼儿可以与小组成员进行讨论和研究,同时,草图可以为不倒翁的制作提供提示线索和背景因素,充分表达幼儿的情感。因此,在手工制作中,教师要对幼儿科学分组,开展小组合作制作,并且引导幼儿以草图的形式将自己的设计与构思展示给小组成员,组内开展讨论,提高幼儿多方面的能力。 三、实现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融合的条件 教师要深度挖掘手工制作的现实价值,真正实现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的完美融合,教师要耐心、积极地引导幼儿,提供给幼儿更大的探索空间,并且尊重幼儿的个性化设计,不能用统一的规范要求以及限制幼儿。 (一)合理选择制作素材 例如,传统的“纸工老虎”,幼儿只需要按照规定好的虚线以及实线进行剪裁和对折就好,这种手工活动不利于激发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因此,教师要合理选择制作素材。例如“建造房屋”,需要幼儿自己收集各种资料,进而画出草图、开展小组合作,分别扮演粉刷匠、水泥工、木工、水电工以及设计师等角色,考虑如何设计门窗、房顶的结构以及如何开展制作等多方面内容。 (二)充分挖掘素材功能 幼儿园课程通常划分为健康、语言、艺术、社会以及科学等几个领域,教师在组织开展手工制作活动中,要注重各个领域的联系和融合,实现幼儿教育的根本意义。例如,在不倒翁制作中,教师要充分挖掘制作素材的教育功能,实现幼儿经验以及能力的全面提高,将制作过程变为幼儿建构以及获取知识的过程,体会到创造的美和探究规律的乐趣。在手工制作活动中,将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充分融合,可以培养幼儿创造美、感受美以及欣赏美的能力,提高幼儿的情感认知,同时,还可以促进幼儿的探究意识以及发现能力。科学与艺术是幼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课程,实现两者的统一与融合,对培养幼儿的综合素质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朱樱英 单位: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海门开发区幼儿园 艺术与科学论文: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研究 摘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一方面继续重视科学教育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幼儿阶段是最容易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习惯的阶段,因此,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简要介绍了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内涵,进一步阐述了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联系,然后分析了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必要性,从有利于发展幼儿的创造性与创造意识、丰富幼儿的情感、为幼儿创造良好的氛围等方面论述,最后笔者给出了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路径探讨,从主体层面、课程设计层面、实践活动层面展开,通过对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路径探讨,希望为我国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提供一些启发。 关键词: 幼儿;艺术教育;科学教育;融合研究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话题,艺术来源于生活,是人类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加工提炼创作出来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结晶,哪怕是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也有艺术的存在;科学是人类逐步进化,寻求自身发展、自身突破的内在需求,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等领域的许多现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抽象,找出隐藏在其中的最基本的规律,从而影响人的思维和活动,进而再作用于客观世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科学与艺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研究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对于幼儿的全面发展与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路径探讨,希望为我国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提供一些启发。 一、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概述 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针对的主体年龄段是3———6岁,这是儿童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一个阶段。幼儿艺术教育与幼儿科学教育的内涵理解如下: 1、幼儿艺术教育 对于幼儿艺术的理解,可以从三个层面把握,第一,幼儿艺术是幼儿情感的表达,是幼儿自身的文化、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的表现;第二,幼儿艺术是幼儿将自身的情感、特征投射到客体身上,并且把客体当做自己的一个方面;第三是幼儿艺术的成果方面,指的是幼儿的艺术创作成果。在此基础上的幼儿艺术教育是指,艺术教育者根据3-6岁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幼儿艺术的特点,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活动,感染幼儿,并培养其艺术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最终促进其情感和个性发展的一种审美教育。 2、幼儿科学教育 幼儿科学是幼儿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发生的,是幼儿把握自身所认识到的周围世界的一种方式。幼儿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探索,产生好奇心,通过发问、观察的方式,解决疑问的过程,就是儿童科学进行的过程。对于幼儿来说,科学教育仅仅是一个启蒙阶段,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对3———6岁的幼儿,通过自身的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研究活动,对周围物质世界进行感知、观察、操作,发现问题,寻求答案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幼儿获取广泛的科学经验和探究事物的方法,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和对大自然的关注和热爱。 二、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联系 艺术与科学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也是这样,他们在总体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方法上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在教育目标上,无论是幼儿艺术教育还是科学教育,都是以培养幼儿全面的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为根本,在幼儿的身心发展阶段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培养幼儿专心钻研的素质,无论是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都需要幼儿潜心、专心的做事,通过这方面的教育,培养孩子专心做事、心无旁骛的基本素养,还可以帮助幼儿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是受益终生的,因此,幼儿教育与科学教育都有促进幼儿在情感、态度、知识、能力、技能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作用。在教育来源上,虽然幼儿艺术教育的教育内容以音体美的教育为主,向其他形式扩展,科学教育的教育内容以文化素质教育为主,看起来二者的教育内容并无太大关系,但是,二者在教育来源上是相同的,都是以幼儿的生活、接触到的有限的对世界的认识为基础,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利用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比如对幼儿开设的自然科学的课程,也是以幼儿对周围世界的疑问为基础开展的,比如为什么会打雷,飞机为什么会飞,等等,对幼儿开设的手工制作的课程,也是鼓励幼儿以身边周围可以随处接触得到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他活动。在教育手段和方法上,也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虽然科学要求更加严密,追求合理性与逻辑性,艺术追求创造力,追求灵感的闪现,但是他们在教育手段与方法上,都主张积极的交流与合作,都认同在合理基础上的大胆探索、追求,对任何知识都是谦虚、谨慎的态度,不盲目服从权威,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保持怀疑但不过激的良好教育方式方法。 三、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必要性体现在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重要意义上,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重要意义体现在有利于培养幼儿的创造力与创造意识、丰富幼儿的情感、为幼儿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等。 1、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创造力与创造意识。 创造力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综合性本领,但这种能力在幼儿时期是最不受束缚的,也是在幼儿时期最容易培养的,幼儿时期的孩子对周围的一切都产生好奇心,天上的星星、地上的蚂蚁、飞奔的汽车,幼儿无时无刻不在对周围的事物有好奇心,把这种好奇心进行有力的引导,向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引导,通过对二者的融合,恢复幼儿的思维和学习生态的教育,通过充分利用游戏形式的艺术化的教育,幼儿以自身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来表现他们对于陌生世界的认知,他们的创造性在这种自由宽松的氛围中也被激发出来。在艺术化的教育中,幼儿的潜能最容易被激发出来,从而培养了幼儿的创造力与创造意识。 2、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有助于丰富幼儿的精神世界与感情世界。 科学研究需要细心,艺术需要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感情,这二者的结合,将会使得两种状态向有利的方向结合。我们重视文化课的学习与培养,然而科学研究并不是机器,在枯燥的、日复一日的研究中能够坚持下来,除了对于科学的热爱,也离不开精神世界的丰富,而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恰恰有利于幼儿在其小时候就拥有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其他工作,都能以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阳光开朗的人,而不是只会从事某一个工作的无趣的人。通过二者的融合,有利于幼儿人际交往的开展,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其思想不断成熟,沟通交流能力也在不断地往更高的水平迈进,通过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教育,处事更加稳重,行为更加从容,而且可以将自己的情感在与别人进行合作时表达,让别人可以懂得自己的意愿,这都有利于幼儿的人际交往,也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3、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有助于幼儿健全人格的塑造与智力的开发。 众所周知,让幼儿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与拥有健康的体魄是同样重要的,健全的人格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因此,对于幼儿健全人格的培养非常有必要,而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比如在科学教育过程中,面对一些趣味实验,有多次失败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鼓励幼儿树立自信心,不断尝试,面对同伴的质疑,是否可以从容应对等等,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塑造孩子健全的人格。此外,通过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还可以促进幼儿的智力开发,通过广泛涉猎艺术与科学知识,不断学习,增长学识,培养广泛的情趣,拥有求知创新的心态,可以全方面的促进幼儿的智力开发与意志力的培养。 四、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路径探讨 1、在主体层面,逐步渗透 在主体层面,我们进行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针对的对象是幼儿,而幼儿是3———6岁的儿童,这一时期的幼儿对于科学教育的接触比较浅显,也不可能进行深入的科学教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科学教育,要想把幼儿的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进行融合,需要学校、教师、家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多种工具、多种形式、多种生活学习情境刺激幼儿的积极与主动性,从而在多方面把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相融合。我们可以在儿童文学中渗透科学教育,利用艺术形式使幼儿对教育活动产生好奇,有求知欲望。比如在叫幼儿乐器或者唱歌的时候,可以通过通俗的语言给孩子解释乐器是怎样发出声音的,人的器官是怎样相互协作发出声响的,在教幼儿的唱歌过程中,把艺术与科学完美的融合,在幼儿的生活、学习中,一点一滴的渗透。 2、在课程设置层面,注重关联性 在进行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时,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注重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建立具有明确教育目的科学与艺术教育体系。比如,利用孩子爱玩的天性,甚至带有破坏力的特点,让孩子了解某玩具的构造,拆散后再重新组装起来,这既培养了孩子的耐心与恒心,还让孩子在拆卸、组装玩具的过程中,学习了科学知识。在课程设置时应该努力引导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比如可以在艺术教育活动中给幼儿一幅画作原形,让幼儿根据画面的构图、造型的不同把事物或动物比作人,按人的心理变化来创作出作品等等。 3、在实践活动层面,注重动手能力 我们教育孩子,不能做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要真正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才能达到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目的。而培养孩子动手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手工制作或者简单的实验,结合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实验,也可以进行手工制作,手工制作活动需要探究所要制作物体的性能,按照其原理进行科学设计,在感知基础上探究原理,整个过程需要不断与幼儿相互配合,根据设计的需要不断调整设计,这就要求幼儿在活动中充分的相互交流、相互帮助,激发幼儿渴望学习知识、帮助同伴的愿望。并且,幼儿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比如放大镜、潜水镜等等,我们可以在让孩子进行简单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或者进行简单的美术手工制作,也可以邀请民间艺人,比如剪纸画等等,充分调动孩子动手的积极性,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实践证明,孩子更乐意在动手过程中学习、进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当今社会越来越需要复合型高素质的人才,这都离不开对幼儿的科学培养,而艺术与科学相互融合的培养模式,无疑是最佳的培养方式,虽然艺术与科学各有各的教育价值与认知体系,艺术教育强调情感表达及审美,科学关注真实,但诚如笔者前面分析所言,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在教育目标上、在教育手段和方法上等等方面都是相通或者相类似的,他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研究,以期为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奠定基础。 作者:李红竹 单位:阿坝师范学院基础教育系 艺术与科学论文:声乐教学科学化与艺术化 摘要: 在现行声乐教学中,“技术第一”“重声轻情”“演唱技术等于声乐艺术”等现象仍普遍存在且较为严重。存在这些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因素有:第一,对声乐教学科学化思维的误解;第二,教学实践中没有遵循声乐教学艺术化的本质。在声乐教学实践中,既要坚持科学性,也要遵循声乐的艺术性,将技术转化为情感和创新,技艺结合,实现科学化与艺术化协调统一发展。 关键词: 声乐教学;科学化;艺术化;协调发展 科学是严格,艺术是创造。在现行声乐教学中,由于部分教师在教学中一味追求教学方法的快速、高效和声音表现的技巧,而忽略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致使大部分学生的专业素质、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文化艺术素养都普遍偏低。科学与艺术既对立又统一,二者互进退。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教学中的技术难题,使声乐教学在各方面得到快速发展,但过分地强调声乐教学的科学化,最终将导致科学化对艺术化的否定。在声乐教学中,我们既要坚持科学性,也要遵循声乐的艺术性,突破纯技术的声乐教学观,实现科学化与艺术化协调统一发展。 1正确理解声乐教学的“科学化” 任何用“科学”来审视艺术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音乐艺术是用现实来表现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态,因此,音乐永远也不会成为纯粹的“科学”。然而,在以“高超技巧为美”的审美诱导下,以科学化为基础的专业教学在教师们心中形成了一种共性模式。在这种训练模式中,部分教师一味地追求技巧的准确性,造成学生只一心埋头专研技术,甚至卖弄技术,而忽视了声乐艺术自身的风格和灵魂。“技术第一”“程式化”“重声轻情”的错误观念层出不穷,歌曲难度、演唱技巧和高音等逐渐成了衡量歌唱的一把标尺,演唱技术与声乐艺术画上了等号,形成当今“千人一腔”“有声无情”“有声少情”的尴尬局面。不可否认,科学的理性帮助我们解决了声乐教学中各方面的技术难题,但过分强调声乐教学的科学化,将造成科学化对艺术化的否定,最终导致声乐教学的发展走进只注重科学发声(技术)而淡化艺术的本质的怪圈,声乐艺术走入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错误框架之中。技术性与艺术性是声乐事物的两个方面,若将科学化当成声乐教学中的全部,而忽略音乐自身艺术性在教学中的作用,声乐教学的“科学化”将不再科学。在声乐教学中,我们要客观对待“科学化”,打破纯技术的教学观,坚持“技艺并重”“声情并重”的原则。 2声乐教学艺术化的本质 声乐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全面的综合能力和适应能力,通过教学训练使学生能够自如地运用科学技术来服务于声乐艺术,而不是创造高超完美的歌唱机器。音乐是艺术,离不开人的情感和想象,需要通过音乐审美创造活动去再现和表现人的情感理想,审美主客体需要在人的想象中实现。唯有将音乐、艺术、情感、个性放在声乐教学的第一位,才更加容易触及艺术的本质,学习者个性化的情感才会更加容易凸显。声乐教学艺术化,首先应树立不断的创新意识,释放个性,拓展第二次创作空间,关注教学中即兴歌唱行为的发挥。只有自我意兴在创新中自由地舒展,歌者从中得到自娱和审美需求,声乐教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才会得到进一步提高。其次,要遵循“以情带声,声情并茂”的原则,将声音技巧发展、转化成为情感的体验和深化的过程。“情”在声乐教学中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艺术修养“,唱情”应该是有情有声、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艺术表现过程。放眼当下“,有声无情”“有声少情”的声乐教学正是因为丢失了艺术最具价值的生命因素——情感,才显得格外枯燥、无味、单调、苍白。情感体验是声乐艺术的生命线,是衡量教学成败的一种标尺,在声乐教学中,我们要重视艺术感染力的蓄积。最后,还要遵从艺术源于生活的原则。在声乐教学中,要注重提高学生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表现能力,培养学生运用生活体验和声音技巧塑造艺术形象的能力。 3科学化与艺术化协调发展 在声乐中,歌唱是主要的表现手段,但不是唯一的表现手段。声乐教学切不可孤立地要求声音,防止只追求声音而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发声技巧上,造成僵化的状态。精于技法固然很重要,但技术最终是为歌曲服务的,这是基本原则,科学化和艺术化的辩证统一发展才是我们的最终宗旨。技术性与艺术性是声乐事物的两个方面,技艺结合应始终贯穿于整个声乐教学之中,二者是平衡、协调的发展关系,将科学技术和艺术分离对待都是不科学的。在声乐教学实践中,既要坚持科学性,也要遵循艺术性。声乐的科学性在不同的作品中表现也不同。只有将已掌握的科学方法和原汁原味风格的作品相结合,我们的演唱才会更具有艺术感染力,如果只有方法那仅仅只是一部会发声的机器。掌握科学的发声技术,可以使我们的演唱生命更加持久,声音更加圆润、健美,但对技巧的过分追求则会导致作品艺术性的缺失,情感表达空洞而苍白。反之,只顾艺术化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我们也不可能很好地贴近作品,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演唱也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我们在尊重科学的时候,还要尊重于艺术自身的规律。假如我们把一切艺术纳入标准化、模式化的轨道和体制里,我们虽然尊重了科学,但却忽视了艺术的本质和灵魂。在声乐教学中,我们在进行歌唱基本技巧训练的同时,还应结合对声乐作品的理解、分析和处理,培养歌者的艺术表现能力。歌唱的技巧是表现歌曲思想感情的手段,歌曲的艺术处理与表现是歌唱的最终目的,将声情完美地结合,演唱才能达到声情并茂的高境界。科学是严格,艺术是创造。在声乐教学中,我们不仅要探索其中符合艺术规律的特定思维方式,还要通过训练指导学生探究其中隐藏的科学道理。如果把声乐教学单纯定位在传统的技能技巧训练的模式上,而忽视声乐艺术的自身规律,只能导致专业素质畸形发展,最终将被变化发展着的社会所淘汰。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以科学与艺术协调统一发展的教学理念,逐步促进声乐教学从观念到行为的快速健康发展。 作者:陶定美 单位:温州大学音乐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体育教学科学性与艺术性 摘要: 科学与艺术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区别,是不断完善的一对范畴。涌现大成智慧和创新思维的智利基础是科学思维、科学知识与艺术思维、文艺知识相互融合促进的结果。体育教学科学性的基本要求是体育教学的目的性与规律性:体育教学艺术性的基础是体育教学过程和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实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和谐统一才能实现体育教学生命化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体育教学质量。 关键词: 体育教学;科学性;艺术性;和谐统一 1.体育教学的科学性 对于“科学”的具体定义,学界还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但科学的本质特性在部分有代表性的界定中体现出来,即科学具有方法实证性、认识创造性、客观规律性、理论系统性和人文精神性等特征。体育教学科学性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是体育教学的规律性与目的性;体育学艺术性的基础是体育教学过程和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 1.1体育教学的目的性 科学性是体育教学的基本要求,把人类长期积累下来的体育文化的精华传承给下一代,以转化为其自身的精神财富,是体育教学的主要目的。同时也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体育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所以,遵循体育技能、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教学方式的规律性和原则性,以实现教育价值的全面性是体育教学的基本要求。实际上,缺乏对学生教学人文价值的教育是体育教学存在的普遍问题。现代教学观的基本要点是人文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单方面讲,体育课程应关注学生的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等生理效应,但更深层次的,体育教学还应从人文角度关注学生的成功和满足感等心理体验,体育课程的生命力体现在“笑声与汗水”并存。因此,体育教师要重视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以满足教学的需要,超越单纯的技能传授,强调通过技能学习传授科学的健身方法。在我国,长期以来体育教育界掩盖了这些本源性特质,传习式体育的“三基”颠倒了体育教学的目的。所以,关注生命的持续性,树立整体性显得尤为重要,生命发展的科学性体现在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性、互补性等方面。两方面都不可偏颇,一方面,要科学有效地促进生命的生长发育,加强运动价值观的控制研究;另一方面,要重视爱好、动机、态度、兴趣等非智力性因素的培养。 1.2体育教学的规律性 体育教学有其自身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体育教学受这些规律的支配和制约。所以,把握体育教学规律用以指导体育教学才能提高体育教学质量。体育教学必须遵循教学规律性,这些规律包括体育课程与教学本身恃有的功能特点、学生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及特定时期学校体育教学的条件等。在教学中需要认真把握和运用的规律有如下几条:内因决定规律、评价导向规律、成长差异规律、动作技能形成规律等。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就是内因决定规律。这一哲学定律揭示了一条重要的教学规律。当代教育特别强调教学过程必须以学生为主体,教学只有在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条件下才能生效。认为教学行为必须通过教学的内因才能起作用,学习者的内因在教学中起决定作用。评价导向规律在教学实践中处于支配地位。这就好比高考所蕴藏的巨大导向作用。体育教育中评价导向的事例更多。体育教学从中小学至大学,均是遵循不同学习阶段采用不同考试项目来考核学生体育成绩的。评价既没有兼顾学生的身体条件,也没有考虑学生本身的需求和兴趣,学生的学习完全按照评价项目进行。遵循这一规律,我国的体育教学改革应把学生的体育意识,进步幅度等纳入学生的评价中,以综合评价为主,要改变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努力方向就要确定正确的评价导向。儿童、少年和成人在认识规律和心理特点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一差异被我们称之为“成长差异”。每一个体的遗传、性格、环境以及学生的营养状况都不尽相同,同一年龄段学生的身体素质、发育状况、心理素质等情况区别也很大,如此,就形成了个别差异规律。因此,在教材的选用上、教学的组织上和教学内容的安排等方面应予以区别对待,既要重视同一时间身体状况不同的学生,又要考虑大多数个体不同时期的身体发育状况。动作技能形成规律是指在体育教学中,学生主要以学习各种动作技能为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动作技能的掌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动作技能的形成包括三个阶段,首先是初略掌握动作阶段;其次是改进与提高阶段;最后是巩固与运动自如阶段。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针对动作技能形成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使我们体育教学的手段和方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遵循教学规律也是确定和实现教学目标的前提。当然,符合规律性又必须以目的性为指导。在教学目标指示的范围内探讨并遵循教学规律,也就是说,教学主体(教师与学生)是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才去遵循教学规律的。体育教师在课堂中应将知识与审美融合起来,以精湛的教学艺术性,在课堂中以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方法,创造性地组织教学,使学生在愉快的教学氛围、特殊的教学场所中,高效地进行学习、锻炼,从而获得知识,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体育教学有其自身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并支配着体育教学。所以,把握体育教学规律以指导体育教学才能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2.体育教学的艺术性 体育教学作为一门艺术,具有广泛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它包括艺术学、审美学、教育学、生理学、心理学及众多边缘学科。进入体育教学的最高层次或者超越体育教学的科学层次,如同舞蹈家经历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科学求同,人求异,艺术正是对两者的超越与整合。体育教学的艺术性是寻求师生的共同学习和多向交往,是体育教师个人魅力的体现。伴随着体育教学方法的改革不断深化,这一理念旨在解放教学主题的创造能力,减少以往教学中过于浓重的指令色彩,促进学生个性的充分释放,解放教学主体的创新精神。现阶段我国体育教学方法改革的主旋律正朝着变“苦”学为“乐”学的趋势发展。教师若想在体育教学中吸引学生注意力,就必须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深入研究并掌握体育教学艺术,以帮助学生达到乐于学习体育的境界。体育教学的艺术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教学语言的美,教学设计的美,教学过程的美,教师教态的美等方面。教学语言美主要体现为口令准确清晰,评价恰如其分,讲解生动形象,富有激发性;教学设计的美表现为教学设计方案别具一格并易于实行,与教学目标保持一致。教学过程的美表现为教学过程有较强的节奏感,教学组织井井有条,教学形式活泼有序,教学方法新颖独到;教态美表现为举止潇洒,充满活力和健康。体育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体育教学艺术手段的多样化体现在教师课堂中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学语言,教师仪表风范等等,都受各教材特点、教学条件、教学环境、学生情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方方面面都表现为不同教学风格和个性化的艺术特征。第二,体育教学过程的教学环境和氛围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用艺术表演来形容一堂体育课,这种艺术表演看似有章可循,但实际教学中学生的心理变化,教学情境的改变,突发事件的发生等都是不可预测的。所以,经验丰富的体育教师往往不拘泥于课前计划,能娴熟的运用一套教学技能与技巧,充分利用教学情境中的一切条件,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仔细研究和探索如何使体育教学具有艺术色彩以实现体育教学的科学化和艺术化的完美结合。这就要求体育教师要具有创造性。即所谓智能型和技能型的体育教师。没有这样的教师,体育教学的科学化和艺术化的完美结合将永无实现之日。所以,体育教师要不断地学习,掌握更多的体育科学知识,研究体育的教学艺术,使体育的教学法、教学技能、教学技巧在教学过程中恰到好处地被运用。只有重视体育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才能获得教学过程的最佳效果。在体育教学这一园地应该百花齐放,而不是千人一面,体育教师应该从掌握教学科学、规律和基本技能起步,同时注重教学实践中的反思,进而不断超越达到教学的艺术层次。 3.体育教学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和谐统一 著名学者俞子夷老师在《教学法的科学观和艺术观》中提到“教员就好比文学家和美术家,教学的艺术是一种介绍与传达,教师教学生,如果缺乏科学依据,实在危险,但若只知道科学的根据而没有艺术的手法则无法对付千变万化的学生。因此,教学法应兼顾科学和艺术两方面。”这就如同一枚硬币,体育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共同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从体育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来看,科学常常表现出一定的“程序”和“规格”,形态相对稳定。以三段论为例,三段论是一种科学结构模式,这种模式是艺术形成的条件和前提,脱离科学结构制约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同时,艺术的提高离不开对科学结构认识的深刻程度。缺乏科学性就无法进行教学,因此艺术性也要以科学性作为前提。缺乏科学的指向性,教学就容易失去方向。因为艺术性离开了教学的科学性,艺术性就无从谈起。因此,体育教学中,科学性与艺术性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3.1科学与艺术的共同根源 科学与艺术都起源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前人在与狂暴的自然力斗争时,发展了各种科学知识,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也创造出了许多美丽的传说,也就是艺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缪斯是古老科学与艺术的伟大象征。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具备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传诵至今,如“关关雄坞,在河之洲,窃灾淑女,君子好求”等,其中饱含的理性之光,涉及农业、气象、天文等知识。历史文献的记载表明,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劳动与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是息息相关的。 3.2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对象 从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的现实出发,有学者认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是“技术”,认识客观世界的学问是“科学”。区分各门学科的要点在于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不同。各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整个客观世界。科学就是追求真理。科学的任务在揭示自然界奥秘的同时揭示人、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等奥秘,探寻反应其本质及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这当然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从反复的实践检验中提炼出来的。它应具有真理性、普遍性。但科学知识从相对真理涌向绝对真理的进程永远不会停息。艺术的任务是要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和实际生活以及情绪感受,并以多姿多彩的方式,揭示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发展规律,揭示真善美与假恶丑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由此展开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人类情感世界的多彩画卷。 3.3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共同目的 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成果不同,是由于其对客观事物观察的视角不同。但是,科学技术和文艺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大众以科学的知识,使人们能更清晰的认识现实世界复杂的事物,但是,科学技术和文艺理论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其目的都是为了给我们以科学的知识,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现实世界各种复杂的事物,包括认识我们自己、人和人的精神的本质和规律。体育教学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以科学的目的和艺术性培养大众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心灵,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更好地适应环境。所以说体育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3.4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共同灵魂 体育教学要寻求一种创新精神,也就是艺术生命的灵魂。其实,科学更需要创新,创新也是科学发展的灵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果只是停留在前人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缺乏新的发现,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那就无法承认其科学研究工作。体育教学中,应为实现科学的体育教学目标服务,搭建师生活动的平台;体育教师要营造富有生命力的课堂氛围,让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发展,从而达到体育教学科学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境界。唯有如此,我们的学校体育才能培养适应新世纪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总之,由于体育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有共同的根源———维护生命的健康;有共同的对象———体育教学活动;有共同的目的———培养社会需要的身心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有共同的灵魂———追求真理,勇于创新。所以,体育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原本就是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融通、共同发展的。 作者:张汇敏 单位: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科学与艺术设计的高校体育基础课 1高校学生体质现状与原因分析 1.1体质现状 2004年12月成都某高校一名大一男生参加1500m长跑锻炼时,猝然倒地,随即休克,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2012年12月东华大学一男生在1000m体测中半途倒下,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逝世。像这样的事例还时有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体能下降很明显,心肺功能差,稍微跑一跑就不行;肌肉无力,不少同学的关节很僵硬,和60多岁老人的关节差不多。”浙江大学的体育老师韦俊芳很无奈。 1.2原因分析 部分省份抽查显示,教育部规定的1400多堂体育课充满“水分”,开课率不足、锻炼密度不大,小学体育课开课不足率达到56%,初中达76%。更令人担忧的是,体育课的练习密度也不大,如果按通常40%的练习密度计算,16年中只有12天时间的有效锻炼。没有时间和强度的保证,学生的体质怎能提高。到了大学,学生空余时间多了,体育课也得到很好的保证(没有其它科的老师占有,下雨天也能在室内进行)。但是又出现一些宅男宅女们,他们在寝室上网或睡觉。没有做够运动,心肺功能得不到锻炼,功效就会下降,同时人身体的气血运动的速度缓慢,体内的垃圾及毒素不易排出体外,人体免疫力就降低,人就会生病,碰点超负荷的强度,身体就适应不了,而出现猝死或受伤的事故。因此要让学生们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我们对每一节课要在科学的设计的前提下结合艺术的教学,培养他们对某项运动的兴趣,积极地参与运动体验,学生只有在课上享受了,快乐了,学生才会有课下练习的可能,只有课内课外的练习时间保证了,学生增强体质的目标才有实现。同时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是体育与健康课程设计的基本理念之一。 2较好完成高校体育基础课的目的及任务实施办法 随着时代的前进,环境的影响,学生思想在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教师要不断的更新观念去迎合他们及时代的需要。在高校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师在科学的设计时,不仅要从生理方面,还要从心理方面,甚至是灵(意识)方面,同时结合艺术性教学。艺术性教学是教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方法,创造性地组织教学,创造性地灵活运用教学方式、方法的艺术。艺术能用激发他人思想和情感的形态或景象来表达现实,这样能使学生对体育锻炼的认识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动”转变成“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的“主动”,激发他们对体育锻炼的兴趣,提高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发展他们的思维能力。因此教师所教的内容、方法与思想要为学生所用,便于他们课外自学、自练,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我们何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而担心,还会为以上所列出的现象而焦虑、紧张吗,不会的。因此对一节课要科学的设计,艺术的创造,这是我们高校体育教师迫在眉睫的当下任务。 2.1前提——科学的设计 以往教师进行体育课堂教学时,只是进行身体的锻炼,即生理方面的训练。随着时代的前进,环境的影响,学生思想在变,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科学的设计体育教学课堂,不仅要从生理方面,还要从心理方面,甚至是灵(意识)方面。例如,要让学生了解想跑得快、跳得高的办法,应让学生懂得人体运动的基本规律和人体的形态结构,从而使学生选择跑步、弹跳的最合理姿势和用力的科学方法。教师要为教与学的双边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在进行讲解示范和辅导时,教师在每个教学环节上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开发学生的智力,使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积极开动脑筋,把所学的知识变成感知,加深理解,从而使学生获得学习上迁移和反馈的积极作用。 2.2保证——艺术的教学 在科学的设计教学课堂的基础上把艺术性教学引进课堂,把艺术性融入教学,在不同的教学环节,采用语言(设问、提问、讨论等)与非语言(肢体语言)讲解与学生身体健康的话题(呼吸与生命和生命长短的关系、人们常说的千年鹤万年龟的道理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在课堂内外认真而快乐练习。使学生对体育锻炼的认识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动”转变成“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的“主动”,这样才能让学生主动的、不自主的进行体育锻炼,达到健身、健心又健脑的目的,就会大大减少因参加体育锻炼而猝倒的现象,其机率降到零。 2.2.1语言与非语言的艺术性 语言是一项教学基本功。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的讲解中讲究语言艺术性,通过简明扼要,生动、饶有风趣的语言进行讲解能使学生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体育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的语言词语要准确、简洁明了,符合学生特点,用学生熟悉的语言流利顺畅地传授知识、技术、技能,使学生听得清晰、明白、舒服。同时语言要生动有趣,富有哲理,也就是说体育学习的同时得到美的熏陶和思想的启迪。在教学中为了增强语言表达的艺术效果非语言(肢体语言、面部表情、视线接触等)的教学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可以借助于自然协调的手势(ok、竖起大拇指等)、表情(微笑、赞许等)、姿势等,做到赞许和激励学生,让学生更有兴趣的进行体育活动。 2.2.2组织的艺术 由于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学生的学习方式及思维也在与时俱进,因此不仅教师的讲解、示范、要有一定的艺术性,而且组织也要一定艺术性,教师的教学风格要独特,要为学生提供创造性的个性,创意性情境,开拓学生学习体育技能的思路,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面对他们所面临的现实,能机智地、灵活地做出多种方案,并迅速进行优选使学生身心得到很好的培养和发展。例如一节课的素质练习是蛙跳,学习动作技术本来就是很枯燥的事,老师让学生自己想象青蛙向前进是怎样的动作,再通过学生用绳子自摆图案练习跳远,让学生体会向上、远跳的动作。通过老师的改变使学生们感觉到课堂的新颖,兴趣大增,使学生更快的掌握了动作技术,然后在音乐的伴奏下教师分组进行比赛练习,这样不仅可以在欢乐的气氛中提高学生的弹跳力、大腿力量,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 2.3结合科学的设计,艺术的教学 艺术需要科学,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中有科学,科学中有艺术。艺术的科学,科学的艺术,都很深奥,也很大众。教师要想上好一节体育课,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要科学的设计,课堂的组织要有艺术性,艺术不是唯一的,是多样的、多彩的。同样的一节体育课,只有科学的设计与艺术的教学相结合,教师才会展示出不同的艺术,得到不同的教学效果。 3结语 体育基础课教学教师不仅要从生理、心理及灵(意识)方面科学的设计,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平台——艺术的教学,即示范与讲解艺术、组织教法艺术、气质与仪表艺术、教学环境艺术等,而且还要把科学的设计与艺术的教学要相互结合,让学生享受每一节课,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作者:李双俊单位:湖北科技学院体育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科学与艺术设计形态关系的思考 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在谈到建筑问题时说过:建筑是“概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科学”。这就是说,成功的建筑物,从设计到施工再到建成,其内在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融为一体的。明清两代的宫殿———故宫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建筑设计如此,其从属的艺术设计意义相同。科学发展与艺术设计相依相伴,使得设计在具有功能性的同时,艺术性也大大提升。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艺术设计产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现代艺术设计需要借鉴新兴的科技成果,充分发挥艺术设计的功能价值和美学价值;同时科学本身也致力于各种实用化的需求,这促使了科学技术更进一步的发展。在科学技术高速度发展的当下,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新型设计不断涌现,不仅要满足功能上的用途和心理需求,需要美观与实用融为一体,也促使更多人性化的产品出现。这种普遍性的原理决定着在未来的设计道路上,二者因为其本质的相同性所产生的结合运用将会越来越多。 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李政道先生曾于1996年5月23日在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所作的学术报告中解释到艺术和科学的不可分割性,这是在学术界第三次明确提出科技与艺术的关系的话题,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次。他将绘画、诗歌、雕塑等艺术作品与科学中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联系起来,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难以否认,通过科学的精确解释,从任何一方面来说,科学与艺术都是难以分开的。它们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设计作为艺术的一部分,自然意义相同。现在许多人甚至直呼:“设计”就是“发明”,我们暂不讨论其论题的正确性,但是不难看出,科学技术贯穿于设计创作之中,没有科学技术作基础指导,任何一项设计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创造性的根基作用 艺术设计与科学是密不可分的,创造性作为一种激进而又融合的能量贯穿渗透于科技和艺术设计之间,给这锅美羹加入了很多新的滋味。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们可以看出:创新,作为科技发展的核心部分,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自主创新,同样作用于我们的艺术设计中!二者的根基一样,本质上也是相同的。从欧洲文艺复兴的发展便不难看出,科学作为基础的技术发展产生了各种思潮,同时为设计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创新思想一直跟随在二者之间,从未变离。创造能力作为一种人类所独有的能力,发展了科技和设计的同时,缩小了其间的差异性,与此同时也推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1、设计中创造性作用的反应 科学与设计不同,从一个创造出来的设计产物,我们可以探索到当时设计师的思维活动。科学的开始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探索,科学的论证实验,得出的数据只能说明一个结果,并为下一步确定一个方向或者只是另一条道路的开始。科学不同于艺术创作的感性,它将自己的思想隐藏在非人性化的科学语言之中。当阐述一种理论或假设的时候,如一些高新纳米材料或微生物,其语言不是用来描述事实,而是用来表达意象。对于一些超出人的肉眼所能看到的世界下面,科学家们只能用想象出来的意象来说明事情的合理性,以此解释并打动别人。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创造性的开发和训练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无疑已经成为了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在我们无法直接跨进的区域里面,不管是微米世界还是几千亿光年的宇宙世界,人们总是首先作理论假设,再利用已知的数据对假设的结果进行证明,用来支持这种论证,之后从论证出发,进而论及一些新的现象。艺术设计中创造性作用的体现就更不难想象了,其运用的广泛性涉及各类作品的创作。从欧洲最古老的洞穴壁画便可以看出,这些图画反映的是最古老人们的创造想象力,一些带有神秘巫术思想的神秘壁画,是将人的思想从可见事物之上,再加之以联想、假设,可以说这是古老的平面设计。在艺术接受无限创造性的作用下,古今观赏者进行艺术接受的过程中,人们臆想中的世界也加以不断延伸。现代的艺术设计师同样将创造发挥到极致,并用在各类作品的创作之中,以便于人们的使用。不管在造物的过程中,还是艺术品的创造之中,创造力一直紧紧跟随在我们的生产过程中,自古及今,概莫能外。 2、创新推动了科学与设计的融合 一方面,在科学与设计的结合中,创新能力不断激发出人们的创造热情,加快了新生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另一方面,创造力与二者之间的联系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契合作用。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促使人们适应世界,改造世界,让许多设计变得更加人性化,更便于为人所用。创造能力将科学与设计结合起来,并归纳总结,每前进一步都是人们的创造力前进发展的结果,分析逐渐加深,概念逐步清晰,新产品也多种多样。设计中的科学,科学中的设计,也使世界的层次多变复杂,世界中有世界。相信创造力的不断增强,在科技与艺术设计的完美结合之后,会产生更多新的领域和新的创造发展。后面所提到的分子美食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事实体现。 科学精神影响下多样的艺术设计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艺术设计或科学范畴,在食品、服饰、医学等方面也都有着同样的具体体现。科学的进步,给设计以更多更新的表现形式。以不可思议的分子美食来说,1988年第一次正式提出分子美食学,利用科学技术将食物中的成分优化、分解,并进行烹调,事实证明,分子美食已经被人们接受并投入到实践应用之中。分子美食是一项科研活动。不是由厨师实行而是由科学家完成的,是欧洲烹饪的一个艺术流派(这是百度搜索给分子美食的解释),这是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的产物。科学技术的融入,将厨房变成一个实验室,增加了食物本身的口感之余,还给人以出乎寻常的视觉享受。艺术的情感性加之科学的知识性,二者的完美结合,与李政道先生的解释不谋而合,艺术与科学所具有的普遍性原理和意义的相同性也再一次得到了新的证明。新的设计在不断追求功能性与美观的过程中,高科技成就自然而然地促成了二者的成熟,成为了二者有机结合的润滑剂和加速剂。在设计过程中展示现代科技的美感表达,并以艺术设计展示现代科技之美,同时用科学技术丰富完善高科技美感设计。在科技的发展中,人们也冲破了二维空间的束缚,三维、四维、五维的产品都相继诞生,并逐步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运用。这些高科技手段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设计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就像某商城的广告词:电脑越变越薄,鞋底越变越厚,围巾变屋里戴的,丝袜变冬天穿的,手机变成看的,书变成收藏的。科技要我们这样变,使这种变成为了可能。科技将美带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把工业化环境中的技术带到了普通家庭之中,将其工业化的精密技术结构带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将公共环境带到了私人的私密空间之中。这种转换赋予了设计以新的意义。当然,设计也反过来给工业性增添了艺术美的色彩,使得机械生硬无感情的工业化产品出现简洁化、结构化、科技化、艺术化的设计特点,展示出一种现代技术之美。 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不断地交融,中西方设计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小,设计这种综合多样的性质表现更加突出。科技联系着设计,科技的创造方式制约影响着设计领域的发展。世界要进步,设计要发展,就必须结合高新科技、高信息化技术。从世界艺术设计史发展历程来看,中外各国任何时期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二者是水乳交融的。这种关系也必将一直跟随着多元化进程设计发展的道路变化。设计在中国的发展,还需要正确看待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拥有四大发明的灿烂历史告诉我们科技的重要性。汉代张衡的地动仪是现今最早且能准确得知地震地点的仪器,它既是一件科学应用于实践的产物,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体现了科学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八条龙口含龙珠,下方各有一只蟾蜍与之对应,外部造型独特,威武无限,其巧妙神奇的构思和内部精妙的结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改革开放后,各种文化思潮蜂拥而至,对现代艺术当然也有着不小的冲击,在不断地影响艺术领域的同时,我国科技也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前进。在国际化的世界大环境之下,要想在国际上被普遍接受,就需要着重突显出本民族的个性特征,与世界设计水平接轨,并有所突破与超越。因此设计师们也开始更多考虑如何借鉴和利用好本民族的宝贵文化传统与资源,用科技武装自己,用民族的精神充实自己,并借鉴世界现代设计提高自己。 以独具特色的设计显示自己的个性特征、民族特征。与此同时,要特别注意,整个现代设计在关于科技与艺术的关系上,现阶段设计艺术观念落后于科学的观念,特别是中国的现阶段,出现了不对称的比例关系。运用好科学技术的同时,设计本身的思想性特质,功能性、观念性及艺术性才是其灵魂的真正价值,任何”新技术”也终究会成为“旧技术”。我们不仅仅要把握好设计的美观性、实用性,还需要注意到设计作品的本质特征。如何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怎样做到科学合理为设计所用,将科学和艺术完美结合,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更多紧跟时代潮流并真正成为经典实现永恒的新设计是当今设计师们需要关注的话题。 作者:孟文怡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科学技术与建筑艺术的联系综述 1功能主义与芝加哥学派 19世纪欧美各国相继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在探索建筑如何适应时代需要的问题上,美国走出了尝试性的第一步,代表性的思潮是功能主义的出现。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过后,城市重建十分迫切,新的城市建设必须满足芝加哥作为美国中部经济和交通枢纽的城市地位。城市发展对于密集的工业区和高层办公楼的迫切需要,伴之钢筋混凝土和金属框架结构技术的成熟,推动了芝加哥的建筑师对于高层建筑形式的探索。芝加哥学派最重要建筑师之一沙利文在其著作《高层办公楼的美学考虑》中提出的“形式追随功能”的口号成为功能主义建筑发展的起点(图4)。沙利文的学生赖特进一步从功能的角度发展了住宅平面的自由形式,放弃了从装饰出发的设计手法,引领了功能主义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但是,芝加哥学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建筑的功能与形式、技术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因此这种方法并未普及到其它类型的建筑领域。 2功能主义与包豪斯 1923年,包豪斯在魏玛举办了一次重要的展览会,格罗皮乌斯发表了新的宣言,明确提出了“艺术与技术,新的统一”的口号,实现了包豪斯的转向:从手工艺时代走向了机械的、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时代。1926年,格罗皮乌斯为功能主义给出清晰的定义:“通过对于形式、技术和经济性的系统化理论及实践研究,包豪斯寻找到建筑由内而外的形式,它是建筑内部功能和自身‘性质’的产物,我所说的‘性质’指的是建筑的形式源自于用现代化的材料通过现代的生产和建造方法来实现。我们把这种设计方法称之为功能主义的设计方法”[1]。包豪斯校舍(图5)就是其理论的实践,格罗皮乌斯还通过一系列住宅设计实践,彻底解决了功能与形式、技术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使之成为推动现代建筑向前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包豪斯的探索,功能主义成为现代建筑的主流,并造就出一大批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功能主义也随之达到第二个高峰。 3从美学高度理解建筑技术 自从钢框架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技术成熟以来,建筑的构件间相互剥离,突出承重与非承重、结构与非结构的区别日趋明显。从法古斯工厂、包豪斯校舍到萨伏伊别墅,建筑都被精简成基本要素———柱子、梁、屋顶,并暴露在建筑的表皮之外。正如密斯所言:“当技术实现了它的真正使命,它就升华为艺术”[2]。从这一点来说功能主义者是自觉地将理性主义的方法纳入建筑创作中,并且察觉到理性主义在工业化条件下的高效性和与现代艺术结合的可能性。密斯设计的高层建筑形式在美国乃至世界普及,正如他所提倡的“用混凝土框架、钢和玻璃建造皮与骨的建筑”[3],西格拉姆大厦(图6)便是这一时期密斯的代表作。他所推崇的钢和玻璃的结构理性主义的背后是以高效的工业化生产和装配为依托的,现代建筑已不必再有像中世纪的教堂那样漫长的建造周期。在高技建筑中,结构功能的优化通过建造的快捷来体现,突出表现为标准化构件与装配式施工;装配的概念可以小到一个螺栓,大到一个整体房间单元。同密斯推崇钢结构一样,柯布西埃把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应用推到极至。在昌迪加尔法院(图7)设计中,他对钢筋混凝土预制与装配进行研究与应用,不但实现了其标准化、产业化的高效性目的,同时也达到了这种理性活动所产生的特殊的美学效果。 建筑的发展对科学技术产生新的要求 社会的进步及科技的发展使建筑不断进化,进而不断为之增添新的内涵,由单纯谋生的住所,进化为文化的载体、精神的场所,由此使建筑拥有了艺术性的内涵。然而,无论是对人们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还是对文化艺术的形式表达,最终都要落实为一定的材料及物质技术形式,技术是建筑的原始出发点,也始终是建筑的实现手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建筑也随之发展,而建筑的发展又绝对不是被动地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它还不时提出要发展自己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促进科技研究的深入发展,从而能动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革新,这便是建筑艺术和科学技术的辩证共生关系。图8蓬皮杜艺术中心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由于有要求,又有可能,于是各种新的建筑类型如航空港、超级市场也就出现了,建筑设计的领域也大大扩展。面对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许多将要出现的新事物令人拭目以待。很多建筑师抓住了这一点,把这种科技的艺术展示当作一种强有力的创作表现手段。他们的作品不仅产生了独具一格的风采,有些甚至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标志。由于受到机械主义的影响,这些建筑师在设计中往往自觉的运用技术进行表现,其作品中往往夸大技术的作用,认为技术是在解决一切问题中的绝对权威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图8)的创作正是这样,该建筑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在建筑的外观上,没有常见的墙体与开窗的处理,只有暴露的钢结构框架与鲜艳的设备管道,建筑的形象与内部结构之间的联系不复存在,外显的结构和设备元素成为最具表现力的主题,构件之间的精密连接与组合表达了对技术逻辑的尊重,将建筑的尺度感转化为不同结构组件的尺寸,通过空间流线的组织,使一切展现得自然而亲切。 技术表现主义的持续发展 许多热衷于技术表现的当代建筑师也开始将其目光转向技术表现与自然环境的结合。在技术表现中,建筑师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崭新课题是如何运用现代高技术去实现建筑与自然的融合。在这个领域,欧美国家处于领先的位置,涌现出一批擅长运用结构技术的建筑师,他们针对所在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根植于自然的、极具技术表现倾向的建筑。许多优秀的工程实例为我们展现了结构技术表现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方式与手段。这其中主要有两种方式:尊重保护自然和融于自然。尊重保护自然是从形态的角度出发,在建筑的布局、空间组合以及外观形态上注意保护周围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生态价值和景观价值较高的自然环境,使建筑以一种谦虚的态度面对大自然,技术的运用过程中尽量减轻自然环境中的人工痕迹,甚至牺牲自我表现的机会,最大限度地维持自然环境的原始风貌。建筑的美表现为人造之美,是人工的产物,有着自身的内涵和法则。自然与人工是矛盾的统一,而将建筑有机地与自然环境融成一体,在整体上达到美的升华,则是建筑艺术所追求的目的。建筑师通过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可以将建筑与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有机融合,使建筑师的艺术构想得以成为现实。将特定自然环境的意义诉诸于建筑的形象,这种符号学的方法能够赋予建筑某种自然的属性,从而在视觉效果上与环境取得和谐一致。现代结构技术的发展与新型建材的应用使建筑师能够较好地解决建筑的几何性与自然地理形态非几何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在建筑创造中表达出对自然环境的亲和力。 结语 建筑至今仍在科学与艺术中摇摆不定,这并非是件坏事,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思索才会形成如此众多的风格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各式建筑。建筑不是单纯的形体或内部功能,其物质性以及使用功能、精神功能贯穿在建筑过程中,我们既是创造建筑的主体又是建筑的服务对象。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必须考虑人的因素。技术本身便与人及社会息息相关,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将人的因素放在技术的中心位置,只有把技术功能的内涵加以扩展,直至覆盖心理范畴,才能真正使建筑成其为人的建筑;只有运用适宜的技术,保护和保持地域特色,建筑才是有生命力的并且可持续发展。 作者:孙艳晨许剑峰李冰单位: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山东科技大学土木建筑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谈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化与艺术化 摘要:钢琴音乐教学本身就是一门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形成科学的思维与理念,善于利用音乐的科学原理展开音乐教学。重视钢琴教学的艺术性,突破技艺为主的观念。因此,本文将主要从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形势以及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化与艺术化简要分析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提升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关键词: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科学化;艺术化 在高校钢琴音乐教学时,要学会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与科学的钢琴音乐学科原理结合开展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抓住钢琴音乐的本质,利用科学、理性更具专业性的教学方法教学。更新教学观念,重视学生艺术观念的培养,创新艺术化教学思维。同时,教师要重视自身艺术修养的提升,把握钢琴音乐中的理性与生命,灵性与悟性,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地挖掘学生的音乐潜力。最终促进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质量提高,教学水平提升。 一、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形势 我国的高校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设了钢琴音乐教育,并逐渐形成了科学的体系,已经培养出了很多技能性人才,但是钢琴演奏的技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钢琴音乐教学更加科学化与艺术化。所以,在在钢琴音乐教学时,教师要不断地创新教学方法,追求模仿的准确性,使得演奏作品的准确性与可信性提升。同时,钢琴音乐是一门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形式,在高校钢琴音乐教学时越来越强调教学的艺术性,逐渐摆脱演奏技巧为上的理念。 二、高校钢琴音乐教学中的科学化和艺术化 (一)高校钢琴音乐教学中科学化 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迅速发展,高校钢琴音乐在教学过程中也渗入科学性的原则,强调科学实践。但是,就目前的高校钢琴音乐教学而言,更多注重理性形式,以娱人为主要宗旨。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化,主要是形成科学化的理念,在教学使钢琴演奏与力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相符。在制定教学内容时,可以相应的制定相应的考核钢琴技术水平等级的曲目。从而使得钢琴音乐教学的理念与理念更加符合规范性,最终促进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化。在进行钢琴音乐教学时要遵循科学性原则,钢琴演奏方法要与重力学原理相符合。在钢琴触键时要遵循杠杆的基本原理。在演奏时,在力的传导作用下,对指尖、手腕和小臂的重量进行有效的控制,心理学的呼吸控制方法,进一步控制演奏练习时的速度,演奏联系过程中还要控制演奏时的张力、音色以及音响变化等。在钢琴演奏过程中遵循科学化理念有利于促进提升演奏的效果,将曲子剖解成几段,展开慢速或者快速的演奏练习,分层地攻破技术上的难点问题,在逐步地掌握难点问题以后,最后完整地联系曲目,利用分解合成的钢琴练习方法有利于实现教学的规范性。在钢琴演奏发展的过程中促进钢琴演奏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二)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艺术化 钢琴音乐强调艺术性,在进行钢琴音乐教学时要遵循“艺术为上”的原则。在钢琴演奏音乐教学时实现艺术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有音乐教学经历了长期的艺术实践才能有效的实现教学的艺术化。艺术教学需要教师学习音乐的相关知识并进行适当地补充,形成对钢琴音乐的理性认知,形成情感体验。在钢琴音乐演奏时实现艺术化,主要是通过音乐来实现的,演奏者要掌握高超的演奏技能,在演奏时有效地控制声音的强度,具备张弛的理念。根据自身的理解将作品中的旋律与情感演奏出来。高校音乐教学虽然培养了很多技术娴熟的演奏者,但是缺少艺术化的音乐动感,没有给赋予作品生命力,使得音乐的情感更具有流动性,在演奏过程中没有将自身的情感、想象融入到钢琴演奏中,最终实现演奏的艺术性。因此,为实现钢琴演奏教学的艺术性,教师在教学时要更加重视钢琴演奏的艺术性,摆脱“重技轻艺”的观念。在教学时,不断地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使学生的潜力得到充分地发挥,一步步突破技术上的难点问题。在钢琴音乐教学时,教师要重视学生的灵性与悟性,他娱与自娱、理性与生命之间的关系。灵性是一种天赋,但是悟性可以后天的不断学习而得到,因此,教师在音乐教学时要突出强调学生悟性的提高。他娱是通过演奏娱乐他人,是教师对学生的硬性规定,而自娱是学生在钢琴演奏时自我娱乐,是对自己的一种欣赏和自我肯定。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尽情的开展自娱行为,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演奏,爱上钢琴演奏。理性有理由增加钢琴音乐情感体验的可信性,强调对音乐技巧的理解,但是生命主要强调演奏者在演奏的过程中的内在体现,让学生达到一种自然放松的生命状态,在展开钢琴音乐教学时,突出强调人的生命价值,为实现钢琴音乐教学的艺术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总之,实现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化与艺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高校音乐教师在后期的教学实践中,要不断地更新思想,转变观念,掌握钢琴音乐教学的基本原理,促进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化与艺术化。 作者:朱翼宇 单位:三亚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 一、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的关系 新的科学技术将人类不断带入新的时代,然而艺术则不断使这个时代变得更加丰富。科学与艺术作为人类生活的物质与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固然也成为当今研究者研讨的热点了。设计艺术是两大要素的对立统一,即功能合理性所依托的科学技术和审美所依托的艺术。无论哪一种设计风格或设计产品,它的最终服务对象和使用者都是人,人的需求一端连着科学技术解决实用性的问题而另一端则连着艺术创造解决审美问题,综合起来就是设计艺术。科学技术与艺术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并以实践为纽带相互影响,并肩发展。科学技术是设计的基础,而设计是科学技术实现为人类服务目标的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设计水平。科学技术的进步造就了设计的大环境,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背景、环境状况的种种改变,都会影响着设计师的选用材料、设计风格、设计方法。随着方法、材料、工具的改变与变化,科学技术对设计活动产生着直接影响。 二、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的交织展 2.1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的交织 技术与艺术自古以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与设计都是联系紧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设计是“艺术化的造物行为”,它与科学技术一样,都需要创新,这样制作出的物品才能够满足使用者的心理与使用需求。如西汉长信宫灯:宫灯灯体为鎏金,双手执灯静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由头部、右臂、身躯、灯罩、灯盘、灯座6个部分分别铸造组成,头部和右臂可以组装拆卸,便于对灯具进行清洗。宫灯部分的灯盘分上下两部分,刻有阴阳家的铭文,可以转动以调整灯光的方向,镶嵌于灯盘沟槽上的弧形瓦状铜板可以调整出光口开口的大小来控制灯的亮度。右手与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宫女铜像体内中空,其中空的右臂沉积于宫女体内,不会大量散逸到周围环境中,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可以说长信宫灯非常符合现代人体工学和以人为本的概念,在环保功能与光学照明方面的设计运用。20世纪以来,科技文明的进步,使得科学与技术、艺术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提高了。21世纪后现代艺术设计要求设计师要更科学、更理性的去创造与认识一切,这样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成为设计师设计创造的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所以说现代艺术设计与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比如现代一个不懂计算机技术的设计师很难展开他的设计活动,或者说不用计算机的辅助,会在速度以及效果图上落后于其他熟练操作各种辅助软件的设计师。又比如即使是在传统绘画方面,也面临着在新材料、新工艺的出现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作为一个现代的艺术工作者,既要有返璞归真的思想也要有勇于创新的勇气,不能单一的去追求某个方面,否则就会走进思维的死胡同。 2.2科学技术推动艺术设计的发展 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生活与生存需求,与设计的目的几乎相同,同样都是为人而设计。设计艺术需要借助科学技术创造更新、奇、异的效果。科学技术同样也离不开艺术,因为他需要艺术的外壳来包装自己、推广自己、以最快的方式得到大众的认可。所有的艺术都离不开日益更新的科学技术,有了新技术的血液注入,传统的艺术形式才能够得到继承的同时被完善和发展,从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但是由于活动的种类与规模的不断拓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大面积自然的过度开发。所以人类开始重新思考正确的发展模式,通过创新新能源或改进原有能源技术从根本上进行治理,提高现有能源的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等。在七十年代,格鲁斯在德国首先提高了再生循环处理设计思想,这种设计思想就是生态设计,也称为绿色设计或生命周期设计,这是一种新的设计观念,是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中,进而帮助设计决策方向。如今,人们开始进入“数字化”的时代。从前的二维设计状态不断地受到三维四维设计的冲击,设计师在不断探求新的领域,而受众也在不断尝试接受新的设计状态。由于技术的支持,艺术家的思维也延续到其他领域中去寻找突破的灵感。所以说“数字化”时代的科学技术为艺术设计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的造型基础,现代艺术设计也逐渐由传统设计方向向“数字化”方向转变。 三、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设计的媒介变得更加宽广了,新的科学技术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设计师将灵感转换成现实。反过来艺术设计帮助各种新的科学技术被人们快速接受,同时,艺术设计的灵感通常是超前的,那么超前的创造性思维会推动科技的更快速地发展。所以科学技术与艺术设计两者之间是互相推动,共同发展的。 作者:姚晓晗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艺术与科学论文:探索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 1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的交织与发展 1.1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的交织 技术与艺术自古以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与设计都是联系紧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设计是“艺术化的造物行为”,它与科学技术一样,都需要创新,这样制作出的物品才能够满足使用者的心理与使用需求。如西汉长信宫灯:宫灯灯体为鎏金,双手执灯静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由头部、右臂、身躯、灯罩、灯盘、灯座6个部分分别铸造组成,头部和右臂可以组装拆卸,便于对灯具进行清洗。宫灯部分的灯盘分上下两部分,刻有阴阳家的铭文,可以转动以调整灯光的方向,镶嵌于灯盘沟槽上的弧形瓦状铜板可以调整出光口开口的大小来控制灯的亮度。右手与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宫女铜像体内中空,其中空的右臂沉积于宫女体内,不会大量散逸到周围环境中,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可以说长信宫灯非常符合现代人体工学和以人为本的概念,在环保功能与光学照明方面的设计运用。20世纪以来,科技文明的进步,使得科学与技术、艺术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提高了。21世纪后现代艺术设计要求设计师要更科学、更理性的去创造与认识一切,这样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成为设计师设计创造的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所以说现代艺术设计与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比如现代一个不懂计算机技术的设计师很难展开他的设计活动,或者说不用计算机的辅助,会在速度以及效果图上落后于其他熟练操作各种辅助软件的设计师。又比如即使是在传统绘画方面,也面临着在新材料、新工艺的出现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作为一个现代的艺术工作者,既要有返璞归真的思想也要有勇于创新的勇气,不能单一的去追求某个方面,否则就会走进思维的死胡同。 1.2科学技术推动艺术设计的发展 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生活与生存需求,与设计的目的几乎相同,同样都是为人而设计。设计艺术需要借助科学技术创造更新、奇、异的效果。科学技术同样也离不开艺术,因为他需要艺术的外壳来包装自己、推广自己、以最快的方式得到大众的认可。所有的艺术都离不开日益更新的科学技术,有了新技术的血液注入,传统的艺术形式才能够得到继承的同时被完善和发展,从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但是由于活动的种类与规模的不断拓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大面积自然的过度开发。所以人类开始重新思考正确的发展模式,通过创新新能源或改进原有能源技术从根本上进行治理,提高现有能源的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等。在七十年代,格鲁斯在德国首先提高了再生循环处理设计思想,这种设计思想就是生态设计,也称为绿色设计或生命周期设计,这是一种新的设计观念,是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中,进而帮助设计决策方向。如今,人们开始进入“数字化”的时代。从前的二维设计状态不断地受到三维四维设计的冲击,设计师在不断探求新的领域,而受众也在不断尝试接受新的设计状态。由于技术的支持,艺术家的思维也延续到其他领域中去寻找突破的灵感。所以说“数字化”时代的科学技术为艺术设计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的造型基础,现代艺术设计也逐渐由传统设计方向向“数字化”方向转变。 2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设计的媒介变得更加宽广了,新的科学技术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设计师将灵感转换成现实。反过来艺术设计帮助各种新的科学技术被人们快速接受,同时,艺术设计的灵感通常是超前的,那么超前的创造性思维会推动科技的更快速地发展。所以科学技术与艺术设计两者之间是互相推动,共同发展的。 作者:姚晓晗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艺术与科学论文: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探索 摘要:长期以来,艺术与科学一直被视为两种不同甚至于相互排斥的文化.但这不是事实.检视人类文化发展史,艺术与科学不仅不是分离与排斥的,相反,二者还存在着自然的接合性.从艺术对科学的影响这个视阈而论,无论是科学家的科学思维还是科学信念都含有艺术和审美的元素,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的发生、发展以及成果都离不开艺术的熏染,艺术创造了科学,科学具有艺术的气质. 关键词:艺术与科学;心智游戏;科学信念;精神动力 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是不是毫无关系的两种文化现象、两种对立的人类精神活动?我们认为,“分离”乃至于“对立”说是缺乏根据的.据我们对人类文化史的考察,可以认为,科学与艺术不仅不是分离与对立的,而且还具有高度关联性. 1科学的发生源于艺术灵感 什么是科学?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M•W•瓦托夫斯基在《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一书中这样写道:科学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就如它也是一种知识体系一样.它的特性可以描绘为一种探究的过程,一种对真理的探索.[1]17客观地说,瓦托夫斯基的这种科学观还是比较传统、比较朴实的观念,但即便如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理解科学活动的本质特征:科学不仅是对世界奥秘的探索,也是对人类智力能量的探险,或者说是人类更高级的精神游戏.“世界的探索”也好,“智力的探险”也好,它们的意义也许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仅是为了获得真理,或者为了达到什么道德和社会的目的,它们本身就自成目的,即给人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或者说给人一种幸福感.从人类学的视角,也可以把科学理解为人类为了存在的幸福而展开的一种以探索世界奥秘为内容的智力游戏.把科学活动这样一种“神圣”的事业诠释为一种“智力游戏”,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科学的轻薄.相反,倒觉得“游戏”观念恰好揭示了科学活动之所以为科学、之所以为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的本质特征.物理学家狄拉克曾经这样说过:“将它(指物理学,也就是科学)描述成一种游戏,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这种说法是很恰当的.”[2]95化学家卢瑟福在回答别人说他总是处在事业的波峰之上时也这么说:“我自己创造了这个波,难道不是么?”[2]94“自己创造”“有趣的游戏”,即他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他沉迷于其中自由游戏,从中体验到了精神的快意.也正因为如同游戏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忘我地工作,科学家才能取得科学上的伟大创见和发现.所以说,很多心智一般的二流的科学家能够做出一流的工作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无我”的游戏心态.如果从人类认知行为本身而观,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本来就并非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人类这个高级灵长类动物的大脑里,根本不存在属于“科学的”和“艺术的”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识结构.作为在高度复杂的环境中进化适应而获得的大脑,自然法则和宇宙结构的特征以及早期人类与环境交互所形成的认知特性已经在这一种系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烙印.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在人类大脑中是以混沌样态存在的.曾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神经学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探讨了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分离的原理[3]53.如果按照我们上面的解释,科学研究的目的并非都是为了获得真理或某种道德、经济、社会的等实效性目的,它本身就是生命或人生的乐趣,那么,科学与艺术便结下不解之缘,或者说在科学世界的建构中,艺术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精神动力学作用. 2科学的探索过程蕴含着艺术品质 人与世界打交道,认识这个世界,最朴素地说,有三种目的:一是纯粹智力游戏的乐趣;二是为这个事物所惊异、所吸引;三是认识世界的规律,使其为我所用.就一般的科学活动而言,出于纯粹智力游戏的当然也有,但不普遍.第三种目的者较多,但大体上属于应用科学.还有一部分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属于第二种情况,即被世界的存在现象所惊异,于是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智力投入探索其奥秘.海德格尔曾说:惊异是哲思的开始.其实,不止是哲学,人类所有的形上之思都是源于对所思之物的惊异.惊异是人类一切精神探险活动重要的心理动力学.关于人类形而上学活动产生的这一起因,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作出了朴素的阐释.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辰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4]5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理探索”并非专指哲学活动,而是人类的一切形而上学活动,当然包括纯粹科学活动在内.不过,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并不仅像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是因为其神秘而令人不解,还在于这个世界具有一种艺术或美的特征;或者说,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一个“艺术的世界”.他们为这个世界的艺术特性和美感所惊异、所感动、所诱引,于是形成了对其探索的心理动力.所谓“艺术是令人产生惊异之物”或者说“美是令人惊异的东西”,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特别对于物理宇宙现象,如天文学、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等的宏观研究,科学探索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宇宙的艺术品质和美感所激发起来的.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印度天体物理学家S•钱德拉赛卡在谈到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时所持的艺术游戏或审美游戏心理时曾这样说过:他在解释他所说的“适当”的含义时指出,这就是一种艺术或美的标准.[2]14说得直白一些,科学家的工作宗旨就是力求使他所认知的客体成为具有艺术或美的事物,也即艺术之美蕴含于科学的探索过程中.也许有人认为S•钱德拉赛卡的观点只是他个人物理学研究的体会,而不具有科学家群体的普遍性.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再看看另几位大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彭加勒这样说道:正因为简单和深远两者都是美的,所以我们特别刻意于寻求简单和深远的事实,我们醉心于探求恒星的巨大轨道;我们热衷于用显微镜寻觅极为细小的东西,我们欢欣于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中寻觅过去的痕迹,都是由于这些活动给我们带来了欢乐.[2]68-69彭加勒表述得十分清楚.科学家之所以沉醉于纯粹的理论思维中,就在于他体验到这种活动是一种艺术游戏,也就是说,他的认知行为类似于一种艺术和美的意象加工,他和它们是在游戏.也正是由于这种“艺术游戏”,使科学家的认知活动超越了“主-客”对峙或者功利主义的框架,而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忘我”恰恰是科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这也正如迈克尔晚年在回答有人问他为什么花这么多年时间去测量光速这个问题时所说的那样:“它太有趣了!”不是“有用”而是“有趣”.“有趣”正是艺术游戏的心态.我们发现,科学史上那些取得重大科学发现的科学家,其科学活动中,“有趣”起了重要作用[2]28.数学家G•N•华生证明印度数学家拉马努扬留下的几百个恒等式,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当他回忆他当时的研究过程时这样说道:研究拉马努扬的工作和由此提出的问题,不仅使我想起拉梅在读埃尔米特关于模函数的文章时的评述:“令人惊心动魄.”而我无法用一句话说明我的感受,像下面的公式……给我心灵的震撼,恰如我走进美第奇教堂的圣器室,见到米开朗琪罗放在G•美第奇和G•美第奇墓上的名作“昼”“夜”“晨”和“暮”所引起的震撼一样.这两种感受是无法区分的.[2]70正是拉马努扬留下的恒等式的和谐、匀称以及音乐般的节奏等艺术美感吸引了华生,使他沉醉其中而忘记一切,最后终于证明了这些恒等式.确实,正如高长江所说,没有艺术与审美的感受,没有游戏的趣味,科学家不顾一切地思辨某种事物,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匪夷所思的心智与行为![5]71我们再来看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发现量子力学时的心理感受:……在短短的几天内,我明白了在原子物理学中,只有用可观测量才能准确取代玻尔-索末菲的量子条件……通过原子现象的外表,我看到了异常美丽的内部结构;当想到大自然如此慷慨地将珍贵的数学结构展示在我眼前时,我几乎陶醉了.我太兴奋了,以致不能入睡.天刚蒙蒙亮,我就来到这个岛的南端,以前我一直向往着在这里爬上一块突出于大海之中的岩石.我现在没有任何困难就攀登上去了,开始等待着太阳的升起.[2]62在这段文字中,海森堡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家科学发现的心灵体验:能量守恒原理的“异常美丽”的内部结构强烈地吸引着他,它被“陶醉”其中.在科学家那里,科学活动的过程不是与枯燥的数学公式或数字打交道,而是像艺术游戏、审美体验一样的激情与想象投入.“是事物的艺术和美让人感到震撼,感到兴奋”,这几乎成为许多大科学家对自己科学活动动力的认同.用现象学的语言来表述,也就是研究对象所显像出来的艺术美感,成为科学家科学发现之旅的内驱力[6]172. 3科学的成果彰显艺术美感 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现科学的真理,这几乎是所有科学活动的终极诉求.不过,对于科学家而言,这个“真理”并非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由抽象的命题、冷冰冰的逻辑理论或枯燥的公式构成的,它应当是一件艺术品,具有美的属性,比如凝练、匀称、和谐、简妙等.用科学家经常使用的譬喻来说,它应当像音乐、像诗歌、像绘画一样具有美感.没有艺术特质,没有美感,这个真理就不会为自己所认可,为人们所接受,甚至怀疑它的合理性.正如保罗•狄拉克所说的:“让方程式优美,比让方程式符合实验更重要……因为差异可能是由于未能适当地考虑一些小问题造成的,而这些小问题将会随着理论的发展得到澄清.在我看来,假如一个人在进行研究工作时着眼于让他的方程式优美,假如他真有正常的洞察力,那么他就肯定会获得进步.”[5]241在这段话中,狄拉克向我们表白了一个科学家之所以诉求科学理论审美个性的原因,科学理论如果不具备艺术或美的品性,真理性也会受到怀疑,只有具有艺术或审美洞察力,科学研究事业才能进步.也正因此,科学真理,科学发现的成果,无论是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化学反应式还是宇宙空间模型,都应体现出艺术的意蕴.对于这一点,曾为牛顿和贝多芬等写过优美传记的沙利文给予了肯定.他说:由于科学理论的首要宗旨是发现自然中的和谐,所以我们能够一眼看出这些理论必定具有美学上的价值.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大小,事实就在于它的美学价值.因为,给原本是混乱的东西带来多少和谐,是衡量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手段之一.[2]69由于科学家的智力探险活动所要追寻的是一个艺术的世界,因而,他的研究活动就不仅仅是与毫无生气的人工符号打交道,而且也是一种艺术知觉活动,其研究结果也应当是一个艺术或美的作品的创造.也正由于科学发现的这一艺术维度,形成了科学界对于一种科学理论和一个科学真理的评价标尺:艺术和美的尺度.缺乏美感或没有艺术性的理论虽不能说是一种坏理论,但绝不可能是完美的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学术典就是:“单个陈述或者整体理论的表达方式,亦即美感与简单性.”[7]159也正像保罗•狄拉克在谈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以受到科学界的接受与认同时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使物理学家们这样乐于接受这一理论的呢?那就是它伟大的数学美,尽管它违背了简单性的原则.”[2]159甚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形:当科学家面对自己提出的若干科学理论或模型而要做出最终评价标准时,通常选择的是美的而不一定是真的.弗里曼•戴森曾引用魏尔的话总结自己的研究工作说:“我的工作总是尽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挑选一个时,我通常是选择美.”[2]75戴森在介绍魏尔的引力规范理论的确定时这样描述道:魏尔曾经承认这个理论作为一个引力理论是不真的;但它显示出来的艺术气质和美感又使他不愿放弃它,于是为了美的缘故,魏尔没有抛弃这个理论.多年以后,当规范不变性应用于量子动力学时,魏尔的直觉被证明完全是正确的.这类例子在科学史上很多,如雅可比的《动力学讲义》、玻尔兹曼的《气体理论讲义》、索末菲的《原子结构和光谱》、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原理》等,既可说是科学著作,也可说是艺术作品.对科学研究活动的最终成果即科学真理(定理、模型、理论)选择的艺术或审美标尺,也许还不宜仅仅从美与真的内在关联性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尽管对一些科学家而言确出于此种心智计算.美的现象是否就一定导向真的结果,或者科学的东西只要是美的就可能为真,也许在科学认知上我们永远也言说不清,至少在现在,人类科学史还没有验证这个事实(魏尔的引力规范理论由美而为真具有偶然性).它也仅仅是一种信念,就像著名天体物理学家A•S•爱丁顿所说的信念一样[8]227.它也许并不为真,但它作为一种信念,却激活了科学家发现精神远游的动力.“美的一定会是真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使得许多科学家在进行最终理论抉择时选择了艺术或美的形式.科学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世界,就是把人类心灵深处最渴望的东西、人类存在的意义最丰富的世界创造出来,以供灵魂的遨游和托命.S•钱德拉赛卡曾这样说过:科学就是通过个人努力,来检验所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天体世界还是生命世界,是数字世界还是量子世界)是否合适、和谐,或者说“形式”“连贯性”,如果它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科学家就通过进一步的探索使它们达到这个境界;或者像戴维•多伊奇所说的那样,通过在虚拟环境中的计算游戏,使得“宇宙的终结”这种“丑恶”的现象消除掉,而创造一个“永恒”的世界、和谐的世界.正是由于科学家对于真、善、美的理想世界的追求,才使得他们所创造的科学世界不仅符合真的标准,也符合美的理念;不仅是一个逻辑世界,也是一个艺术世界. 作者:张赢予 艺术与科学论文:景观设计艺术与科学因素的融合发展 摘要:在进行景观设计过程中,不仅要融入一定的艺术要素,同时还需要运用各种的材料以及技术。要想确保景观设计获得成功,必须将艺术和科学进行有机的融合。艺术是景观设计的灵魂,科学是景观设计的动力,景观设计中艺术与科学因素的融合是必然,景观设计未来也必定向着以人为本、和自然和谐共存、个性化以及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景观设计;艺术;科学;融合 科学是通过具体语言对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客观规律加以概括,而艺术则是通过形象语言形式来表现我们对于世界的感悟,两者均是为了揭示世界上不同事物的内在规律。不过,他们之间却有着差异的特质。科学揭示的是事物所存在的客观规律,而艺术揭示的是情感世界中的一些规律。景观设计涉及内容主要是对土地和其上方的物体进行规划,使我们获得更加安全、舒适、宜居、健康环境的艺术与科学。目前,景观设计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也更加重视景观设计中的精神文化,确保景观具有较强的经济性以及实用性。现代景观所面向的对象是广大人们群众。而以往的园林景观,主要是针对个别贵族所建设的。和以往的园林景观设计比较,现代景观设计会更多的受制于城市规划以及建筑材料影响。因此,要求我们在进行景观设计过程中,应当更加善于对艺术与科学进行合理的利用,通过对有限土地资源的利用,设计出更加美观与舒适的园林景观。 一、艺术是景观设计的灵魂 在人文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艺术文明作为重要的主体,其与自然文明相辅相成,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无论是从我国的敦煌壁画以及兵马俑,还是从国外的金字塔等,均能够证明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艺术的发展是与之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艺术作为人类文化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内容,其和政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宗教的发展以及种族的发展等均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不单单是对形式美原则加以运用,更重要的是景观设计过程属于涵盖非常复杂艺术因素的一个设计过程。通过对艺术的运用,能够确保景观设计更加具有内涵,能够让景观拥有更为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环境和空间属于客观世界存在的事物,并且拥有极强的可塑性。在对环境以及空间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效果是好还是坏,最重要的是要看设计者对于“神韵”的把握与运用,而“神韵”却需要经由一些“视觉符号”才能传递至欣赏者。经过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步将不同类别的建筑符号体系化,同时也将不同建筑符号赋予了各自的内涵。例如,爱尼尔柱头代表的是欧式风格建筑,斗拱重檐代表的是中式风格建筑,劵拱门则是代表伊斯兰风格建筑。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如果能够科学、合理的应用这些视觉符号,便能够将观赏者内心的情感唤醒。由于人们对事物产生一定美感是受到心灵的影响,而通过符号的运用则能够引发美好感觉。并且,各种符号在经过不同的组合以及架构以后,同样也能够呈现更为丰富的内涵。艺术所拥有的包容性没有边界,其除了包含有和建筑艺术存在一定关联性的符号以外,同时还包含有和我们生活存在关联性的各种事物以及理念等。在进行景观设计中,最为重要的是设计人员对于景观内涵理解,然后再采用和景观存在一定联系的艺术元素加以重新创造。例如,在设计吉隆坡机场的过程中,设计师将环境以及建筑物更加紧密的融合于一体,展示出了“绿色文化”的设计理念。其将机场的选址设计在森林之中,不管是在候机厅位置还是在外部,均保留有之前的森林,在室内又专门设计出了瀑布、溪流等森林元素,还把森林之中的流水声、鸟叫声等采用一定的技术融入其中。通过这一设计我们能够得出,艺术因素之中的文化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在景观设计过程中能否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要看设计者有没有正确理解了艺术因素的包容性,是否将艺术因素加以合理的应用。因此,我们说艺术是景观设计的灵魂。 二、科学是景观设计的动力 艺术是景观设计的灵魂,不过,景观设计的灵魂需要依附于客观世界所存在的事物之上,而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视觉效果、触觉效果以及听觉效果等,需要借助于相应的材料以及技术才能表现出来。采用怎样的工艺以及材料,才可以更加适宜的展示出景观所拥有的灵魂?在景观设计所采用方法方面,主要体现在科学因素之中。文化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工作平台才能展示出来,其中技术便是工作平台。要是我们将艺术因素看成是人们心理方面的享受以及精神方面的愉悦,则科学因素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理方面的享受以及功能方面的便利。所以,科学因素是景观设计不断前进的动力。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不仅涉及到自然科学,同时还涉及到社会科学。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向前发展,让景观设计工作拥有了更为全新的工具以及材料,同时,还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以及发展,使得设计的理念不断革新。 三、景观设计中艺术与科学因素的融合是必然 我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一般所采取的方式包含有科学方式以及艺术方式,两者具有差异性的特点,不过,在思维方面以及创作方面,两者之间却可以相互渗透,使得科学和技术之间融合拥有了非常好的基础。科学和艺术两者的出发点相同,均是为了能够寻找到真理,保证社会文明不断的发展与进步。两者之间在本源方面同样也相同,均是来自我们的实践活动。景观设计属于交叉性的学科,不仅涉及自然学科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涉及社会学科方面的内容。景观设计不是仅仅针对环境表面加以美化处理,其涵盖了结构、功能以及造型等不同方面的设计内容。要想确保不同方面内容能够得到更加科学的安排,要用到非常多的自然科学方面知识与理论,例如,工程学理论、力学理论以及数学理论等。进行造型设计过程中,我们同样要重视艺术的追求。所以,成功的景观设计必然要涉及到自然科学方面知识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知识。不然,景观设计也仅仅能够达到装饰的效果。科学属于重要的资源,而我们若是想享受到科学这一资源,应当应用一定的载体,便是设计。设计也是一种艺术的延伸形式。在景观设计中,涉及有非常多的内容,属于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形式。科学和艺术之间互补的趋势其实属于一种客观存在,通过对多学科发展的有效利用,能够进一步的拓宽艺术创作途径与手段。 四、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 1.以人为本的发展趋势 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其更加的强调人所拥有的主体地位。不管是对于景观进行规划的过程中,还是在对景观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均应当站在人的角度去思考,以更加符合人们在生理方面以及心理方面的需求。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设计的经济性,不过,也不可一味的讲经济。目前,景观设计要求不仅能够有效的解决人们在功能方面的需求,同时还应当有效解决人们在心理方面的需求。进行景观的设计过程中,第一,应当为人们营造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要确保景观设计中的通风设计、采暖设计以及照明设计等均能够达到人们在功能方面的要求,并且,也要考虑卫生以及安全的因素。当这些全部达到要求后,还应当达到我们在心理上的要求,这也是开展景观设计工作中极为困难的一项工作。进行造型设计过程中,应当多采用曲线造型,要重视层次感,并且应当确保空间更加适宜人体的尺度,避免设计不合理的大体积空间。通过这样的设计,才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让人拥有更为深刻与美好的印象,确保给人们提供一个更加舒适以及优美的环境。 2.和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趋势 自然是我们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自然中的地形、地貌以及植被等,均是景观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要素。更加尊重自然,确保自然和人工环境能够和谐的共存,会更加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发展。现阶段,城市之中到处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在这些建筑物之间引入一定的自然景观,能够确保城市中的生态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可以极大的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更加应当重视和自然和谐共存理念的应用,要追求一种人和自然的融合,不断强化景观设计中自然要素的运用,使得我们周围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保证我们能够融入自然之中,能够达到和自然共生存的目标。现阶段,因为受到了资源短缺以及能源不足问题的影响,加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导致了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所以,在进行景观设计过程中,应当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始终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中,通过和自然和谐共存的景观设计,为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3.个性化发展趋势 在对景观进行设计时,需要突出一定的形象特征。不同的地域以及城市,都有自身的历史以及文化,同时还拥有不同的气候条件,人们的生活习俗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差异。因此,在进行园林设计的过程中,应当将这种个性化加以展示。尤其是在我们迈入了信息化时代以后,由于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与快速,不同地域以及城市之间的差异性逐渐减小,但是人们在生活中却越来越重视个性化的需求。景观园林设计能够充分的反映出一个城市所拥有的风采以及特征,展示出了城市中居民的精神面貌,也会彰显一个城市的整体实力。所以,景观设计是对于城市最为集中以及整体的概括,也充分体现出了城市拥有的个性。 4.系统化发展趋势 景观设计属于一项非常具有系统性的工程,其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仅包含有社会形态方面内容、地理环境方面内容,还包含有人文精神方面内容以及历史文化方面内容等。之前进行景观设计时,仅仅依靠设计人员直接以及主观性加以设计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景观设计的要求,面对如此复杂以庞大的设计对象,要是不采用系统的设计方法,便无法更加快速以及整体的对设计加以把握,更会影响到设计的质量以及水平。系统论最为重要特征便是整个系统所拥有的功能,要较每一个构成系统因素的功能总和大。所以,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也只有建立起了科学的系统,才可以更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采用系统化的设计手段,可以在总体上对设计对象本质特征加以把握,确保进行设计过程中拥有更为可靠的参考与依据。所以,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要借助于系统性的方法,同时,这也是未来景观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五、结语虽然艺术和科学属于我们认识以及了解世界过程中所采用的两种不同方式,不过,两者在最终的目标方面却可以保持一致,两者均是为了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思维方面以及创作方面,两者之间却可以相互渗透,使得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融合拥有了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应当将艺术和科学进一步的进行融合,确保我们生活的环境空间能够更加充满活力,为景观设计开创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作者:蒋良艳 单位: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艺术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高校行政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引言 事实上管理只是为了将一些分散的部分组合起来,这样可以在需要发挥其功能的时候更好的发挥出来,可是很多人认为管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实际上管理是一门艺术,在管理这门艺术的前提是要有科学的管理方法,这样才能够在制度不完善的地方找到方法去弥补。 一、高校行政管理改革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强化“以德行政” “三个代表”是我党的立党之本,也是行政之道,现如今在我国高校当中行政管理主要应该依据道德来进行管理和实践。作为高校的行政管理部门首先就一定要做到以德行政,这样无论是对于教师还是对于学生都是公平的。在教育学生和培训教师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循我国教师的职业道德操守,育人先育德,只有拥有好的品质,才配得上好的学识。除此之外还应该充分的发挥共产党员的先进作用,以先进带动广泛性,从而通过广泛性进一步的推动先进性。 (二)高校行政管理改革与创新要有利于营造和谐高校 和谐高校与和谐社会之间实际上是整体与部门的关系,和谐高校在社会当中是一个小的整体,这个小的整体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现在的社会上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这种差距会从根本上带给一些学生自卑的感觉,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学生会感到自卑,而一些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学生则会感到非常的自大,这种差距的形成越来越明显,产生的影响也将越来越严重。所以校方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就应当肩负起自己的职责和任务,一定要从科学的角度去进行管理,从而进一步的推进高校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 二、管理的科学性与管理的艺术性的内涵 管理的科学性指的是管理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学习不仅仅是指书本上的学习,还可以是通过网络上的学习,现在的科技是非常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在任何一个企业当中都能涉及到,有关部门可以通过书本、电脑、电视等载体去进行学习管理的方式,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实践活动当中去进行管理的学习,也就是边干边学。在学习管理经验的过程当中学习别人的管理经验非常重要,总结自己的管理经验更加重要。管理的科学性指的是管理能否采取正确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然而管理的艺术性往往指的是管理的人格魅力和管理的灵感,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管理方式,管理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能够掌握正确的技巧就会巧妙的进行行政管理。 三、管理的科学性是管理的艺术性的前提与基础 笔者认为科学的管理制度是管理好事物的前提,管理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学问,要想将高校的行政管理制度进行巧妙的管理,完善的管理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在现实当中,无论是任何的一门企业还是一个部门,要想将自己的员工管理好,完善的管理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在制度管理制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管理制度能否带给所要管理的人们一些激励和启发,没有激励的管理制度是失败的,对于不同的人群一定要有着不同的管理制度。本文当中主要针对的是一些高校的学生,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可以采取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管理制度,在设计管理制度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们的意见,因为具有民主的管理建议更容易让人们接受,管理起来也更容易。只有制定出科学的管理方式,才能够将管理这一学科转变为具有艺术特色。 四、管理的艺术性是管理的科学性的补充与提高 与管理的科学性相比,管理的艺术更难理解一些,管理制度很多时候会被人认为是一种契约或是一种固定的规章制度,但是总而言之这种管理制度是具有局限性的,不能够应对生活和学习当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例如在现如今的高校当中很多时候对于学生的规章制度有很多,这些制度的规范必定会出现一些不足之处。在制度规定的不完善的地方就需要具有艺术性的管理方式,可以这样说,管理艺术就是对管理制度的一种补充,更是对管理制度的一种完善。在这个社会当中无论是任何的一种法律法规还是规章制度,必将会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和漏洞,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关部门的管理者就需要利用具有艺术手段的管理方式去违和的处理,所以只有制度没有规定到的地方,才需要管理者的创新与灵感。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简单的介绍了一些我国现如今高校行政管理制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与内在联系,让人们在管理制度当中拥有激励自身奋斗的目标,人都是理性的,都知道趋利避害,在制度与及时既定的情况下,一定要学会懂得选择。管理是一门科学性的学科,也是一种具有艺术色彩的学问。 作者:李旭东 单位:西京学院网络数据与安全部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浅谈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摘要 建构主义自产生以来,引起教育界对儿童教育的大讨论,其所倡导的知识是学生主动建构的结果,重视学生的原有经验、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帮助者和指导者,强调学生在有意义的情境中协作交流等观点赢得了教育界的普遍认可。本文即从以上观点出发来探讨建构主义对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几点启示,及教师应如何依据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有效艺术教育。 关键词 建构主义 学前儿童 艺术教育 建构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认知理论,被教育界广泛接受,并逐渐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建构主义强调儿童的学习以理解为特点,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主动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强调儿童的学习以解决问题为宗旨,在开发问题解决策略的同时,获得学科知识和技能;强调对话的师生观,教师应注重学生自己对各种现象的理解,倾听他们的看法,洞察他们想法由来,并以此为依据丰富或调整自己的理解,强调师生之间的协作关系和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对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为培养幼儿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促进幼儿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提供了理论支撑。 1 建构主义知识观对学前艺术教育的启示 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是主体对客观世界做出的主观解释,即主体根据自身经验对客观世界进行主动建构,因此知识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个体之外,即知识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主观理解的。学生对知识的获得只有通过主动建构才能完成。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学前儿童进行艺术教育时避免将有关知识当作真理灌输给幼儿,要积极关注幼儿的经验背景以及认知发展水平。在评价幼儿作品时,要尊重幼儿的主观理解,积极引导幼儿对所学知识进行思考。例如在一堂美术课上,教师请幼儿为花朵涂色,有的幼儿根据教师展示的花朵的颜色来给自己的涂色,然而有一个幼儿却很特别,他没有按照教师所展示的样式进行涂色,而是积极思考,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来操作。他的花朵仅用两种颜色:红色和黑色,这时教师并没有对幼儿进行批评,而是请幼儿说说为什么花朵是黑色的呢?幼儿说:“黑色的花朵是男的,红色的是女的。”在幼儿自己的经验世界中有男人也有女人,基于这个经验背景,他对花朵的理解也是有男有女,并且花朵中的男女性格特征也和人一样是有区别的,雄花如男人勇敢大气,用黑色来表现,雌花如女人娇艳美丽,用红色来表现,正如男人要保护女人一样,黑花也始终伴随在红花身边担当护花使者。这个小男孩对花的性别特点的主动建构,对他在自己的性别角色的认知建构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所以在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过程中教师首先要了解幼儿如此表现的原因,并要尊重幼儿对客观世界做出的主观解释,根据幼儿的积极理解进行正确的启发引导,从而帮助幼儿不断丰富他们的经验世界,调节或重构原有的认知结构,在此基础上引导幼儿对知识体系进行主动再建构。 2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对学前艺术教育的启示 建构主义者认为,学生并不是空着脑袋进教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构主义者强调学生的原有经验,一方面对新信息的理解是通过运用已有的经验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超越所提供的信息而达成的;另一方面已有经验也因着新信息而被丰富或改正达到重新建构。因此,在对幼儿进行艺术教育时,不能无视幼儿已有的经验,而是要把幼儿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和生长点,引导幼儿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例如在《会讲故事的乐器》这个大班音乐活动中,教师为幼儿提供双响筒、锣鼓、铃鼓、手铃、木鱼、三角铁等各种乐器,请小朋友先自主探索各种乐器的发音方法以及它们的不同声音,为了使幼儿更容易了解乐器的发音及不同点,教师积极调动幼儿的生活经验,请幼儿在听到乐器发音后积极联想与生活中的哪些声音相似,使乐器的声音与生活中幼儿熟悉的声音进行有意义的联系。在此过程中,教师引导幼儿使用打击乐器以不同的节奏、力度、速度等表现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并启发幼儿运用这些声音来创编故事。 因此,在对幼儿进行艺术教育时,要求教师关注了解幼儿的已有经验,并积极调动幼儿的已有经验来帮助幼儿主动地学习,创设能够唤醒他们已有的经验的环境,准备充足的材料,创设宽松的氛围,提供自由探索、交流、分享的机会,实现幼儿对知识体系的主动建构。 3 建构主义的教学观对学前艺术教育的启示 建构主义的教学观强调教学不是通过教师向学生单向传递知识就可以完成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借助于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同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教学材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建构主义者提出了教学过程必须要具备的四个基本要素:教学情境、协作共享、对话交流和意义建构,并把情境创设看成是教学设计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强调在教学设计中要重视有利于学生建构意义的情境的创设、问题的设计,以此使学生建构起能灵活迁移应用的知识经验。协作发生在教学过程的始终,这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建构主义者认为协作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为知识建构创设一个广泛的教学群体,成员在讨论与交流中共享彼此的思维与智慧,共同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对话交流是协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环节,是达到意义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建构主义强调教师要放权给学生小组,并保证每个学生都有与他人交流对话、自由表达的机会,从而共享每个成员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意义建构是指学生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教学有效地把握了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完成新知识的有效迁移,并能对新知识达到较深刻的理解,建立起关于当前所学内容的认知结构,形成自己理解客观事物的独特视角。这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最终目标。 因此,在对学前儿童进行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把握教学情境、协作共享、对话交流以及意义建构这四个基本要素,做好充足准备,为幼儿准备有利于他们进行意义建构的材料,创设能够唤醒他们已有经验激发他们积极探索的情境,鼓励幼儿间的合作,引导幼儿资源共享,促进幼儿对话交流,鼓励幼儿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最终帮助幼儿对教学内容进行主动的建构。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论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摘 要]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教育,必须有助于将来具有创新实践能力的新型人才的成长。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八五”期间进行了儿童实施艺术综合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探索从审美艺术教育入手,推进儿童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为审美创造型人格的构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学前儿童 艺术教育 审美心理 课程实施 一、审美及审美艺术的教育价值 我们引进相关学科的理论,对审美艺术领域的基本理论、审美艺术活动的价值、审美艺术教育的性质和功能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艺术教育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价值表现在: 1.为完满型人格的塑造打基础。这是因为艺术审美连着情感是心灵的活动,而心灵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它可以自由驰骋,可以把眼前和未来、有限和无限、理智和情感、物质和精神加以协调和沟通。审美艺术中所培养的对外部世界的整体反映能力是造就完满人格的基础训练。如果能在教育中坚持艺术与体、智、德教育相结合,使教育中的“社会性”、“科学性”和“审美性”相结合,使儿童的行为不但为了实用,而且可以拉开距离欣赏,使行为不但接受“善”和“真”的被动控制,而且获得“美”的自动调节,就能为完美人格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2.有助于全脑功能的开发。据研究,任何一种艺术活动都是大脑两半球协同作用的结果。在艺术教育中,坚持艺术形象布局的审美特征和具有细腻丰富的情感内容相结合,坚持直觉整体的信息加工和理性领悟相结合,使左右脑不同的工作方式和艺术作品中不同的结构要素相互作用,将有助于促进以右脑功能为主的全脑功能的开发。 3.有助于一般智慧和创造力的发展。艺术活动中所发展起来的直觉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对逻辑思维起互补作用。 4.有助于发展儿童的艺术兴趣和艺术天赋,使童年获得更多的欢乐。同时,儿童知觉过程的整体性、直觉性、记忆的具体形象性、思维想象的独特性、情感的易感染性和弥散性等心理特点都使得他们特别喜欢艺术活动。但是,艺术智慧的发展不同于一般智慧的发展,它并不一定随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缺乏恰当的教育,早期的艺术潜能会随着儿童逻辑思维的发展、认识世界方式和学习任务的改变而削弱和消失,因此,成人在儿童2~12岁之间这一艺术潜能发展的黄金时期向儿童进行良好的艺术教育,是顺应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可以使脑的潜能不失时机地得到发展。 二、学前儿童审美心理的发展特点及其培育方法 本研究综合了在美术心理、音乐心理和文学心理等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的实践,发现1岁以内的婴儿就能对外界事物的某些审美特征产生知觉选择,如鲜艳的色彩、动听的旋律、有节奏的儿歌都会引起婴儿的定向,这是审美心理发展的基础,也是进行审美艺术教育的基础。儿童审美心理与非审美心理一样都包括知、情、意三个系统,它是审美及艺术欣赏和创造的心理基础。有关审美和艺术心理的研究成果表明,审美主体的知、情、意系统与审美艺术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起关键作用的心理功能有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审美理解、审美想象和审美意志(创造行为),它们贯穿于审美欣赏和审美创造的全过程。然而,审美心理活动和非审美心理活动在目的、方式、结果等方面都是既有相似又有区别的,反应了两种不同的反映世界的方式。在科学工作中,感知、想象、理解、发现、思考客体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客观事物本来的面貌及其发展规律,为解释、利用、改造、创新提供依据,应该是求实、求真的。 审美活动中对客观的反映是情感的、想象的、变形的,甚至是虚幻的。以月亮这一实体为例,科学家告诉我们它是围绕地球转的不发光的星体,月亮光是太阳照在月球表面的反射光,夜晚月朗星稀是因为无云等。而审美时,则把月亮当作审美对象,当作寄托感情和想象的对象,所以就会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是故乡明”的思乡之情融入客体之中,就会有“嫦娥奔月”虚幻想象。这都是审美主体的感受、想象、移情所至。因此,审美过程是主体对客体的形象、色彩、音响、韵律、节奏、流动感、和谐、秩序等情感表现性感知,感受到生命的运动,产生激情和想象,情绪情感能在映象中得到体现。如果我们把审美的结果当作科学的认识,必然会陷入荒唐。我们参考有关资料和研究经验,归纳出以下培育方法,成为指导我们实践的依据。 1.积累非审美的认识经验、实用经验、社会交往经验和情绪经验,丰富现实性表象,为感知的定向(在对象中有熟悉的成分更能引起注意)、为理解和想象的进行、为情感的产生提供丰富的源泉。 2.师生共同创设审美艺术化的环境。可以选择贴近生活的题材进行艺术创作,用创作成品布置环境,也可以把生活常规提升为艺术的表达方式。 3.系统地开展以艺术品为媒介、以审美欣赏为核心的实现多元价值的艺术欣赏和艺术创造活动,将自外向内的艺术再加工和自内向外的艺术创作实践有机结合,改变过去重内容轻形式、重模仿轻创造、重制作轻欣赏的倾向,使审美心理的各个方面从对立走向统一互补。为此,我们在组织艺术欣赏时,有两点区别于现在的艺术教育:(1)把渗透在其他事物中或艺术中的形式审美特征──对称、均衡、重复变化、对立统一等加以突出,使其与儿童的意识层面相互作用,从而提高儿童对形式审美特征的直觉敏感性和迁移应用的有意性。(2)把蕴含在艺术形象中的社会情感模式加以突出,使主客体的情感交流从潜意识层面发展到意识层面,将作品的情感基调或人物的内部情感作为儿童识别、观赏、匹配、表现和重新建构的对象,并在观赏、表现、重建中,使儿童的主体情感获得更丰富的体验。 4.教师的人格特征和美学修养。在审美艺术教育中,首先,教师必须是一个人格完满或追求人格完满的人,在知、情、意心理系统和真、善、美的外部行为方面比较和谐或不断追求和谐完善的人,是一个善于发现美、创造美或努力使自己成长具有丰富“美感的人”。其次,教师在音乐、美术、文学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素养。她不必具有多方面的表现技能,但她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知识,有广泛的艺术欣赏的兴趣、欣赏能力、选择能力和感情表现能力,有及时将美介绍给儿童的热情。再次,教师必须热爱儿童,了解儿童,乐观开朗,勤奋工作;能够乐此不疲地引导幼儿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在近似于玩耍的艺术活动中引导儿童健康、和谐、活泼、愉快地发展。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甘肃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目标刍议 [摘要] 我省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特别是幼儿园的艺术教育,在培养目标的确定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亟需改进和完善。由于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独特性,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目标不可能像中小学艺术课程那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它更多的是培养幼儿全面的素质和健全的审美心理。 [关键词] 甘肃学前儿童 艺术教育 目标 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并使其在思想、情感、行为等方面发生变化的过程。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是人类社会进步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活动,也是儿童发展的需要,它是以艺术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陶行知曾说:“人人都说小孩小,其实人小心不小。”寓意学前儿童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学前儿童是如何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呢?对于成人来说,最简单的表达方式莫过于语言了,但学前儿童还不具备成人所具有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学前儿童手舞足蹈、涂涂画画和摆摆弄弄,学前儿童正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艺术便成了学前儿童表达自己内心情感世界的一种符号。《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求学前儿童通过感受他们周围事物的美来发现大自然的美,进而用他们对艺术的独特表现方式展现周围事物中的美,从而实现对艺术的审美体验。由此可见,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目标的确定直接关系着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成败。 目前,我省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方式主要有:整体性的幼儿园艺术教育和分散式的家庭艺术教育两种形式,其中主要以整体性的幼儿园艺术教育为主。近几年来,我省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甘肃省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精神,开始有计划地推动学前艺术教育“示范性幼儿园”建设。在城乡各类幼儿园中建立和扶持一些办学方向端正、办园行为规范、管理上层次、教育质量好,并具有良好社会信誉的幼儿园作为示范性幼儿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省教育厅组织专家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甘肃省示范性幼儿园评估标准》为依据,经教育厅研究决定,对兰州城关区保育院等18所各项办园指标基本达到标准的幼儿园,命名为“甘肃省示范性幼儿园”。此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我省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发展,体现了省政府对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重视。尽管如此,由于我省地处西北边陲,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就整体而言学前儿童教育相对滞后,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发展更加滞后,主要表现为管理体制很不完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特别是幼儿园的艺术教育,在培养目标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亟需改进和完善。依据国内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先进经验,我省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目标应从四个方面改进。 一、以提高素质为目标,充分发挥音乐艺术的综合效应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幼儿艺术教育中多学科地综合是幼儿艺术教育的关键。传统的幼儿艺术教育重视艺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忽视创造潜能的开发;重视艺术活动的结果,忽视审美能力的培养;重视单科教学,忽视艺术活动形式之间以及与其他领域的有机整合。毋庸置疑,社会对未来人才的要求不仅仅是学到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具有较高的道德文化素质、较强的专业素质、健康的心理和强健的体魄,同时具备适应新的环境的能力,同时还能在新环境中不断学习、创新和自我发展。我省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培养目标要改变过去偏重技艺的传授内容,要从幼儿的家庭生活和兴趣出发,将那些贴近幼儿生活,幼儿熟悉并喜欢的事物通过游戏的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吸引幼儿的兴趣和注意力,从而激发学前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促进他们身心和谐发展,从而整体提高幼儿的综合素质。 当代著名的德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奥尔夫认为:儿童在学习音乐时,将音乐活动和舞蹈动作、形体语言紧密结合在一起“以身体奏乐,并把音乐移植于躯体之中”,加深幼儿对音乐知识的体验,进而增进其情感。这种将音乐教学与情感体验整合的方法,无疑给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内容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参考。音乐本身就是综合性的艺术,它融知识性、趣味性、情景性和审美性于一体,培养幼儿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我省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应将音乐的综合效应和艺术教学活动的策略有机结合并起来,使学前儿童对音乐的认知、体验、情感、行为、能力的培养统一在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学前儿童的音乐兴趣和音乐潜能,为以后的学习兴趣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以师生平等对话为基础,充分体现对幼儿人格的尊重 在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内容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师生平等对话法。只有积极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幼儿才会“随心所欲”,他们的艺术火花才会源源不断地涌出。虽然幼儿是脆弱的、敏感的,然而又是有人格尊严的。教师言行举止中表露的轻视,甚至不经意的一句话就会扼杀幼儿艺术的萌芽。所以学前儿童的艺术教育要特别注意倾听来自幼儿的声音,而且要听懂,这不仅是对他们幼小心灵的倾听,而且也是对他们人格的尊重。实践证明,教师在与学前儿童的相处中,自始至终以朋友的身份与幼儿平等对话,幼儿就没有了思想上的压力,他们身心就会完全放松、完全自由,整个气氛和环境中就没有了可供参考的现成答案,空中唯一飘荡的是师生不断奔流而出的艺术灵感。 我省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培养目标和方法要充分尊重幼儿的想法和做法,在幼儿教师动情的参与和热情的鼓励下,培养幼儿的艺术兴趣,提高幼儿的综合素质。其实,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是非专业的艺术教育,它的目标不是培养小画家、小演奏家、小舞蹈家、小演员,也不是为了少数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而存在,而是为了培养所有幼儿对艺术的兴趣,通过艺术活动萌发幼儿初步感受美和表现美的情趣,通过艺术活动使幼儿的认知、情感、智力、创造力得到健康发展。因此,幼儿教师和家长只有以平等的身份在温馨和谐的环境中与幼儿“对话”,才能真正地了解幼儿的内心世界,激发他们的艺术兴趣。 三、以社会生活情景为前提,适宜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 奥尔夫认为:“教育应该顺应幼儿本性”。这种从幼儿本性和主体性出发,鼓励幼儿积极地自我表现和努力创造的理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内容只有贴近幼儿的生活,反映幼儿的需求,才能培养幼儿对艺术和生活的感知能力和观察能力。幼儿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聆听,逐步感受生活和周围环境中与艺术表现相关的要素,才能更全面和更深刻地领略艺术、生活和大自然中的美,才能增强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例如,在活动中利用电视广告词,“牙好,胃口好,吃饭喷喷香!”“今年过节不收礼呀,收礼就收脑白金呀,脑白金!”等,让幼儿进行有关广告设计的音乐教育,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和创编广告,使艺术活动更加生动活泼、轻松愉快。 学前儿童也是一个全方位不断发展的个体,他具有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权利。幼儿的生活环境是整体的,因此,幼儿的发展具有整体性,具有全面发展的潜能。艺术教育的任务就是促进这些潜能的充分发展,并使幼儿获得全面的、和谐的发展。据此,我省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内容应适宜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积极促进幼儿健康的心理过程和健全的审美心理、使幼儿全面、和谐地发展,发挥他们的潜能。 四、以游戏的方法为主,组织和安排教学活动 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是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游戏的内容最易引起幼儿的学习兴趣,对幼儿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把游戏引到艺术教学中,开展艺术游戏活动,有利于激发幼儿的艺术兴趣,培养幼儿的艺术情感,幼儿在艺术游戏活动中能够自由自在地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想法。游戏能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并培养幼儿对美的敏感性;此外,幼儿通过艺术游戏的活动,可以培养他们的审美表现和审美创造能力。 用游戏的方式进行艺术教育是一种融生活理想、生活情趣于一体的教学娱乐活动,在游戏中学习艺术是激发幼儿艺术兴趣的重要方法之一。如在教幼儿画“龟兔赛跑”画时,先让幼儿听故事,然后带他们去饲养室观察兔子、乌龟,回到教室后再让幼儿戴上头饰玩“龟兔赛跑”的游戏,然后再让幼儿动手画。由于前者的铺垫,幼儿的画面显得真实、生动,幼儿在绘画时心理轻松、感觉不到任何压力,使幼儿在游戏中探索,在探索中发现,充分调动了幼儿的各种感官,发挥了幼儿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综上所述,由于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独特性,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目标不可能像中小学艺术课程那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它更多的应是培养幼儿全面的素质和健全的审美心理。依据培养目标在内容的编排上要适宜学前儿童身心发展水平,既是贴近幼儿生活的,又是幼儿力所能及的,以此达到培养学前儿童审美情趣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其实,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大量的、幼儿所熟悉的审美教育资源,如春天的小草、秋天的落叶、雄伟险峻的山川、秀美柔和的江海湖泊、精致典雅的园林田野等,都是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内容,让幼儿去寻找“自然界中的歌声、绘画、舞蹈”,学会用艺术的眼光观察自然,认识自然界中的各种艺术要素,使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培养目标尽可能地同幼儿生活和社会现实相联系,让他们把美的体验和真实情感融入艺术活动之中,从中体味到现实生活的美好。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及其课程设置艺术的认识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社会教育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提出,然而,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究竟指什么?它和相关教育概念及相关课程领域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澄清与阐释,而理论的不清晰常常会带来实践的混乱。辨析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及其课程地位等问题,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实践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定义及其内涵分析 (一)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定义的认识 对于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定义,有的学者将之表述为: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主要是指对幼儿进行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行为等方面的教育,具体来说是指帮助幼儿正确地认识自己、他人和社会(社会环境、社会活动、社会规范、社会文化),形成积极的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掌握与同伴、成人交往以及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以使幼儿能有效地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教育。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幼儿社会教育是教育者按照社会的价值取向,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向幼儿施加多方面教育影响,使其逐渐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 根据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基本事实与价值的把握,我们认为无论是学科意义的学前儿童社会教育,还是课程领域意义的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其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儿童的完整发展。从课程实践角度出发,我们尝试将“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定义为: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事务及其相关的人文社会知识为基本内容,以社会及人类文明的积极价值为引导,在尊重儿童生活,遵循儿童社会性发展规律与特点的基础上,由教育者通过创设有教育意义的环境和活动等多种途径,陶冶儿童性灵,最终实现培育具有良好社会理解力、社会情感、品德与行动能力的完整、健康儿童之目的的教育过程。 (二)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内涵分析的认识 学前儿童的教育者主要是幼儿园教师,他们是幼儿社会教育的主导力量。虽然家长也十分重要,但在学校教育中家长是教育的合作对象,而不是主要行动者。教育的依据是社会及人类文明的积极价值与儿童社会性发展规律,前者是外在根据,后者是内在根据,学前儿童发展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强调社会及人类文明的积极价值,是从文化与社会发展这一角度来理解教育的作用的,即教育应当是引导社会发展的活动,应当倡导积极的文化价值,自觉引导孩子批判与反思消极的社会文化价值。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并不以掌握系统的人文社会生活知识为目的,而以丰富儿童心灵、发展儿童社会性、培育儿童良好品德与社会行动能力为目的,其中心灵的丰富是在对生活的丰富体验中获得的,良好的社会理解力、品德与行动能力是在与社会环境积极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可见,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内容应是基于儿童生活事物的人文社会知识,具有启蒙性、基础性与具体性等特点。儿童社会理解力、社会情感、品德与社会行动能力的发展都是以此为前提的。儿童性灵作为一种精神潜质,从根本上来说是纯真的,也是充满活力的。《说文》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这种本初的充满活力的善性是一切道德才能的基础。幼儿教育就是要保护和滋养这种本初的善性,使儿童的成长始终有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品德与社会理解力和行动能力相关,是社会理解力与行动能力的方向和灵魂,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应帮助孩子养成有品德的性灵、有品德的理解力以及有品德的行动,一切都要以道德和善为原则。 二、社会教育在学前儿童整体发展中的课程地位 在幼儿科学教育中,我们不仅要让儿童学会科学地认识与探究客观世界,还要认识到人类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对客观世界所承载的责任;幼儿语言教育也不仅仅只是教会孩子正确与流利的表达,还要教孩子学会表达真诚与善意;幼儿艺术教育也不仅仅是让孩子学会欣赏与创造美,还要让孩子体验与领会人性之美。 将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课程领域提出,既具有研究上的意义,也具有实践上的意义。从理论上看,有助于研究者理清社会领域教育的特点与规律,帮助教育者形成更科学与恰当的教育意识;从实践上看,课程领域的相对区分有助于教育者根据不同发展领域的特点对幼儿进行针对性教育,帮助教育者更好地关照发展的细节,但这种领域区分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领域有整体联系的区分,因而在课程实施中,教育者需要建立一种整体教育的观念。 三、如何摆正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与相关课程领域的关系 作为课程领域的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是在综合与变革以前的幼儿园社会常识教育与幼儿德育基础上出现的一个新的课程领域。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学科,而是一个学习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儿童主要学习的是如何协调自我、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习得与人和环境互动应有的知识、能力、态度与行为技能等。这一课程领域主要关注的是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包括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行为技能以及道德品质的发展,最终帮助儿童形成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与善待世界的基本态度。 (一)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与健康教育关系的认识 健康是所有幼儿园课程体系都需要关注的领域,它包括身体的健康、情绪与心理的健康以及道德的健康。其中幼儿情绪与心理及道德健康也是社会领域关注的问题。当孩子有良好的师生与同伴关系时,他就能获得安定与愉快的情绪,并形成安全感与信赖感,这是良好社会情感形成的基础。同时,体育活动有助于培养幼儿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和主动、乐观、合作的态度。可见社会教育与健康教育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但社会教育在关注儿童情绪与心理健康时,更注重它的社会发展性。社会教育的责任是倡导先进的文化价值观与态度行为,这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健康。 (二)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与语言教育关系的认识 语言是儿童进行社会化的重要工具,通过语言,儿童才能与人沟通。但从社会教育的目的看,幼儿园教育不能止步于教会孩子说话,还要教会孩子善于倾听,并说礼貌的话、温暖的话、善良的话、优美的话。当孩子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时,他们感受到的不只是语言的丰富和优美,还有作品中人物的丰富心灵,让孩子从作品中体会到善与恶的争战、美与丑的较量。另一方面,如果语言教育没有了美与善的灵魂,就会成为抽象的没有生命的符号教育。在这种教育下,孩子可能会很流利地说有益人、温暖人的话,但也可以很流利地说伤害人的话,这全看教育者如何引导他们在利人利己的立场上运用语言。可见,语言在塑造儿童的社会性品格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与科学教育关系的认识 引导孩子探索与认识是科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但我们探索与认识世界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世界,还要学会更好地保护世界。科学的技术如果没有仁慈之心的支持,也有可能变成伤害人类自身的利剑。如我们有了更多征服自然的方法,带来的是环境的日益恶化。为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引导孩子学会认识与探索世界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孩子有一颗仁慈之心,让他们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学会爱护动植物,关心周围环境,珍惜自然资源,形成初步的环保意识。 (四)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与艺术教育关系的认识 艺术对性灵的陶冶具有特别的作用,艺术教育的价值也正在于它能够展示生命的美,畅想生命的自由,弘扬生命的价值,维护生命的尊严和张扬生命的个性。它的目的是要培养能够运用艺术语言表达丰富美好的情感和进行心灵交流的健康个体。当孩子学会用画笔或是音乐表达出他内心美好的体会和感动时,艺术就产生了。同样,当感受到美与善时,他就已经接受了社会教育。由此,教育要尽可能用艺术化的方式让孩子体会到各种美与善。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现状及对策 摘要:因为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导致农村的学前儿童教育呈现一个直线增长的趋势,学前儿童教育不仅可以培养个人发展,同样是一个家庭和谐幸福的基础,艺术教育正是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主要针对于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分析。从意识层面上的问题、农村师资力量薄弱、家长支持性不足这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现状;策略 引言: 近几年,因为农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诸多农民对教育意识有所增加,致使农村学前儿童教育快速发展。但因当前农村学前教育的场所条件比较差、设施不够完善、教师教育水平不高等问题的存在,对儿童的学前教育有着极大阻碍。本文主要阐述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探究问题来提出优化对策,从而提升农村学前教学水平。 1意识层面上的问题 1.1认识较模糊:在当前,有很多幼儿园为了招收更多的学生,打着艺术教育头衔来进行宣传,但其实际并未对艺术教育有全面的认知。例如有诸多幼儿园大力宣传在幼儿时需要加大孩子对色彩的认知,从而奠定绘画的功底,有诸多家长想要自己的孩子能有一技之长,便将其送到幼儿园中,但诸多幼儿园并未对绘画有一个准确的认知,只是单单分配部分教师到绘画课堂中培训几天。无论是哪种教育都有属于自己的萌芽阶段,而在这个萌芽阶段对学前儿童进行合理教育,会激发儿童一些潜在的天分,而学前儿童的艺术教育务必要满足当地实际发展需求以及经济基础。1.2力求精英化,追求贵族化:因为我国国民整体水平不是特别高,致使诸多人们产生只有贵族人才可以进行艺术教学,学习艺术的费用是昂贵的,所以诸多人们给艺术带上了贵族化的头衔;也因为社会竞争压力的日益加大,人们迫于无奈,把学习艺术作为生存的一种技能,农村父母都有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但诸多父母认为学习艺术是需要花费大力资金的,就会出现犹豫的态度。对艺术扣上昂贵的帽子,这种想法的存在是对艺术的曲解,真正的学前艺术教育是不分区域、不限资金的。对于诸多农村地区出现艺术贵族化的思想是存在误区的,生长环境的不同、经济条件的差异是会影响艺术教育的方法以及选材,但并不会影响大众化、平民化的理念。基于风景画为例子,农村幼儿园可以运用农村独特的风景来作为绘画的背景,此种方法不单单不影响大众化的效果,还突出了农村独特风味。总之,农村学前儿童的教师需要充分运用农村独特的素材来进行艺术教育,通过合理有效的结合农村周边的环境,来构建出多元化的学前艺术教育。 2农村师资队伍的薄弱化 在农村艺术教师的师资分布极不均匀,在城市中艺术教师的师资极为雄厚,而乡村却是恰恰相反。根据对农村与城市中的幼儿园实际调查,会发现农村的幼儿园中教师的年龄大概在20~32岁之间,而城市中幼儿园的教师年龄大约在25~38之间,在农村幼儿园中幼师这个职位流动率比较大;而在城市中的幼师大多数是专科以上学历,而农村大部分是高中;在城市中给幼师的工作待遇比较好,而农村的幼师工资比较低。这是造成城乡师资差异的主要因素。所以,我国政需要加大对农村幼师的工资待遇,通过政策倾斜的方式来吸引大学生到农村来就业;另外,在学校中也要适当的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二者共同作用,来实现城乡师资的平衡发展,进而促进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水平。 3家长支持性不足 对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认知存在不同,城市与农村的家长对其态度是不同的,一些80后的家长与90后的家长的育儿观念都有所不同,但在艺术教育方面是极为支持的,城市与农村的家长对儿童艺术教育的态度应该是相差不多的。但因为在农村的孩子诸多是留守儿童,都是由爷爷奶奶或是姥姥姥爷来照看,他们对于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态度是有很大不同的。众多0后、90后的家长对儿童进行早期的艺术教育是非常支持的,认为其存在的价值是要比金钱投资要高的,而爷爷奶奶们则对其没有一个充分了解,致使其出现进行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是无关紧要的。对于此种现象的发生,可以运用三点策略:一是农村幼儿园需要加大对家长的沟通力度,对其进行在教育,从而提高其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价值的认知;二是政府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进而为诸多年轻父母提供一个就业岗位;三是,开展宣传活动,呼吁父母多留给孩子一些时间,培养孩子的学习方向。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因为城市与乡村的教学条件的不同、师资队伍的差异化以及家长的支出力度不足等因素,致使城乡幼儿之间的艺术教育水平存在极大差异。因此诸多农村家长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养,来提高对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认知,农村中的幼儿园需要向城市中的幼儿园进行学习,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实力,来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政府存在的价值,科学合理的应用政策倾斜,来使农村学前艺术教育得到长足发展。 作者:高菁莲 单位:民勤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城乡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 一、现象与分析 1.城乡学前儿童家长都认识到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但让孩子真正接受艺术教育的比例不同。调查结果显示:城市有90%以上的家长认为孩子应该从小培养艺术素养;在农村只有40%的家长认识到了培养孩子艺术素养的重要性。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农村的家长大部分不在家乡,孩子都由祖辈带着。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村的孩子大部分上学放学都是由爷爷奶奶接送。当我们将问卷发放到他们手中,有的老人看不清甚至不会写字。这样的隔代家庭,祖辈只希望孩子健康成长,不学坏就好,在应付生活的同时根本没有精力去照顾到孩子的教育需要。即使部分家庭思想比较进步,知道要抓好孩子的教育,但是经济状况和老人的精力都不允许。每月家庭的生活费和学费都由父母寄钱回来支付。在勉强照顾了全家人生活的情况下,也就没有经济能力去给孩子进行艺术教育了。 2.城乡儿童接受艺术教育培训的人数比例不同。城市有一半以上(50.32%)的适龄幼儿进行过艺术教育,在农村这个比例只有26.32%。并且城市儿童参加艺术教育的种类比农村多,场所选择余地大。而农村儿童进行艺术教育的场所主要在幼儿园。农村幼儿进行艺术教育的机会大大少于城市儿童。调查问卷第十题的结果显示,即使家长愿意让孩子在课外接受一些艺术教育的课程,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农村有些孩子的艺术熏陶就是在家看看电视,或者节日的时候,镇上进行的文艺汇演和过年的时候周围的庙会。这样的艺术教育质量怎么样先撇开不谈,单就艺术形式来讲,十分的单一,内容以娱乐为主,不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且容易导致儿童近视。 3.城乡家长对于孩子艺术教育的质量满意度普遍不高,均为50%左右。经过走访部分家长发现,满意度不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市场上培训机构鱼龙混杂,部分机构鱼目混珠,老师水平参差不齐。部分老师专业水平有待提高,而专业素养较高的老师不熟悉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或不愿意接受学龄前儿童,这也是儿童无法接受艺术教育的原因之一。其次,家长对幼儿艺术教育认识不够,不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急于求成导致对结果满意度不够。 4.跟预期结果不同的是城市与农村的家长对于孩子进行艺术教育未来的期望具有相同之处。原以为家长会更注重孩子学业的发展,进行艺术教育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如增加孩子未来的就业机会,对考学的帮助等等)。但调查结果显示,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主要放在儿童心理发展、人格的健全发展方面。多数家长希望孩子能够艺术与学业兼顾,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从这点可以看出,现在的家长观念较以往已经有所转变,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跟国家一直提倡素质教育有关。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都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国家从他们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提倡素质教育,尽管素质教育的实施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素质教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5.城市儿童进行艺术教育多,压力大,而农村儿童进行艺术教育机会少,人数少,培训少。部分城市的学龄前儿童,一周要参加3-4次培训班,名目繁多。这些孩子每天都需要花几个小时练习各种技能。大大的占据了他们的课余时间,让本该快乐的童年变得繁忙,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几乎所有的家长(包括那些给孩子报了好多培训班的家长),都一致认为应该解放孩子天性,给孩子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的背景下,家长的行为与所持的态度大相径庭。而农村儿童因为经济,环境,家庭观念等各方面的原因造成他们没有合适的机会去接触艺术,接触美感教育。这体现了我国教育资源的不公。 6.城乡儿童未进行艺术教育的原因不尽相同。大部分家长未让幼儿进行艺术教育的原因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农村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进行艺术教育的比例略高于城市,这表明农村的生活水平正在逐步提高,家长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是为什么家长会觉得没有合适的机会让孩子接触艺术教育呢?我们走访了一些专业的艺术方面的老师。发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相当一部分老师都不太愿意从事幼儿艺术方面的教育。一方面,幼儿尚未成熟,对于艺术中的各种术语理解不到位,手的精细动作也尚未发展完成。这两项障碍对于艺术老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让孩子理解艺术相关概念并学会应用?没有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和经验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另一方面,教授幼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时间长,短期内很难看到收益。不利于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 7.城乡学前艺术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非常单一。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培训机构,学前艺术教育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音乐和美术两大类。音乐包含唱歌和舞蹈,美术包含绘画和手工。在生活中,艺术的形式非常多样,可以说无处不在。主要可以分为音乐、绘画、舞蹈、文学、雕塑、建筑、戏剧与电影八大类。这样多的艺术形式,体现在幼儿园中就只剩下了音乐和美术。并且,在走访过程中发现,目前的幼儿园艺术教育组织形式也非常的单一。以我们在咸阳市某幼儿园旁听的一节音乐课为例。老师要求幼儿学会一首歌,分为读歌词,跟唱,合唱,领唱几个步骤,只要求幼儿会唱这首歌,对艺术鉴赏方面基本没有涉及。同样,我们旁听了几节幼儿园的美术课。老师提前画好一张画,给幼儿贴在黑板上,老师简单讲解一下画的步骤,对不好画的地方做适当提醒后,幼儿开始自己画。画的像的,就是画的好。有了自己的创意老师也会夸奖,但是之后会遭到全班同学的模仿。还有少数老师,对于孩子的天马行空的创意无法接受,甚至嘲笑他,这样的做法会抹杀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打击孩子的自信心,作为幼儿教师,是要坚决抵制的。 二、引发的思考中国古有孔子云 1.社会方面。如今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得以迅速发展。调查结果表明,从物质基础上来讲,农村的经济状况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农村家长的育儿理念也在逐步发生着变化。但是,跟经济的发展比较起来,观念的转变相对较慢。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幼教领域来看,政府和学前教育机构应该努力向家长宣传更多的正确的学前艺术教育的理念,大力发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各种宣传,努力扶持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艺术教育的平衡发展,达到农村学前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2.家庭方面。家长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教育态度,对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有初步的了解,充分认识到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接受孩子的不足,了解孩子的爱好和特长,不能只要自己觉得好的都往孩子身上加。其次,行动和观念要有一致性。教育最怕说一套做一套,这样不仅阻碍孩子的发展,还会对孩子起到不好的带头作用。要将观念落实到行动上,言行一致,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孩子的发展。同时,家长应本着对孩子负责,对自己负责的原则,尽可能的为孩子创造教育机会,配合教师和教育机构,共同为孩子的未来打好基础。 3.幼儿教师方面。教师不仅仅要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更重要的是要严格按照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去教育幼儿,为幼儿美好的未来打下基础。教师应该将学前的艺术教育课程重心转移到如何培养孩子的兴趣上来,而不只是专业艺术技能的培养。幼儿期是培养儿童各种感知觉的关键期,只有抓住关键期的教育,尤其是乐感,色彩感知能力的教育,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将各方面的感知能力培养好了,如何欣赏美和创造美也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要求教师要有足够高的职业素养,不仅仅将教育当做自己赚钱的工具或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手段。只有教师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艺术教育机会少的问题。 作者:陈碧溪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方法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长们越来越注重对孩子的教育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音乐、美术、舞蹈等是儿童艺术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过各种艺术教育活动,让学前儿童初步感受美,体会艺术美的情趣,而培养孩子对艺术活动的兴趣及爱好应是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重点。这就需要艺术教育者掌握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科学方法,这也是学前儿童艺术启蒙教育的关键所在。本文将就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方法进行分析与探究。 一、要树立正确的艺术教育目标 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以及艺术教育的规律来制定艺术教育目标,这是教师在进行艺术教学活动时应遵循的原则,也是艺术教育成功的关键所在。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要想健康发展,必须采取更贴近孩子特点的方法,在观念上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幼儿的艺术教育主要应以提高孩子的艺术素质培养孩子的艺术修养为目标,培养孩子的艺术审美体验,而不应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为目的。家长与艺术教师应以孩子的兴趣为出发点,针对这一成长阶段儿童的心理及性格特点来进行艺术门类的选择,培养孩子对艺术的学习兴趣,让孩子做他们喜欢做的事,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发挥孩子天性与创造力。 二、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意义 学前儿童的艺术教育旨在延续和发展人类的文化艺术而实施的教育的最初环节。学前儿童的艺术教育是通过教育方法与手段,根据儿童的自然成长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保证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的前提下,达到或实现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价值,培养儿童的审美情趣,道德情操,认知能力,意志品质及创造性。其意义具体表现在: 1.顺应儿童,促进发展,注重过程,激发影响,为学前儿童提高自我表达及交流的工具,在学习中让儿童自由流露,充分表达,得到艺术熏陶。 2.引导儿童以自己的眼光去感受世界,感受艺术,发展学前儿童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并通过加工改造,融入想象,大胆的去创新与创造。 3.培养学前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艺术教育,引导儿童大胆去想象,并在此基础上加工床在,理解审美意象,用语言或肢体去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树立审美观点,丰富审美感情,发展对美的感受和理解能力。 4.艺术教育具有发展智能,培养创造力与审美情趣的作用,促进学前儿童身心智力全面发展与健康和谐成长,培养儿童创造意识及形象思维的能力。 5.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活动,其对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有间接的影响与延续作用。通过学前儿童的艺术教育和学前儿童艺术作品与艺术创造去影响社会整个的文化氛围,改变生活和生存环境,发展和延续艺术文化,为社会艺术文化的发展储备人才。 三、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1.家长与教师的功利心 当前的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多数情况下,家长都是认为社会竞争压力大,让孩子多学一项技能,将来在社会上能有立足之地。而某些教师,特别是一些艺术培训机构,在进行艺术培训教育时不是在培养孩子的艺术兴趣,而是让孩子不断的考级或参加各种比赛,以赢得在社会上的声誉,以便更好地招生。在这种功利心的驱使下,孩子很难在艺术领域有长足的发展,学前儿童的艺术教育应强调孩子在艺术活动中的主动性,强调儿童艺术教育对孩子自身的影响及作用,家长和教师过分关注孩子学习的结果,而忽略了孩子在艺术学习中的审美情感及体验的获得。 2.内容选择存在问题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内容最终决定了其教育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因此选择艺术教育内容是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当前许多儿童艺术教育机构的教育缺少艺术欣赏以及各领域综合的艺术教育活动。艺术欣赏活动贯穿于艺术教育活动始终是体现审美目标主要的内容,在传统的儿童艺术教育中,艺术欣赏环节十分薄弱,由于缺乏欣赏材料,缺乏必要的欣赏理论指导,所以在这一方面儿童艺术教育止步不前。 四、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方法 为了实现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目标,解决目前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如下艺术教育方法。 1.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任何一门学科或艺术要想学好,必须是兴趣作用的结果,对学前儿童进行艺术的培养与熏陶也应该先激发其学习的兴趣,只有这样孩子才可能自主的去学习,才可能有长远的发展。所以,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要避免急功近利。慢慢去观察或想办法激发孩子的兴趣所在。如给孩子听音乐,看舞蹈,让孩子自主去模仿,或者给孩子买画笔,让孩子去自由的绘画,教师或家长再适当的去引导,帮助孩子去认真体会。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能以按照成人的想法或模式去限制及否定孩子的创造或发挥,而是应凭借经验与敏感性的去捕捉孩子的闪光点再进行适当的启发与鼓励,这种艺术萌芽会在儿童的头脑中留下愉快的记忆,再以此为起点,有计划地循序渐进的启发与开导,不断的进行深入教育,并为孩子提供一定的物质材料,创造有利于学习的环境等等,不断的加强与稳固儿童对艺术的学习兴趣,促进其进一步地发展。 2.教学上要循序渐进 艺术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应首先掌握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拔苗助长,艺术教育的过程在学前儿童身上的体现应是循序渐进的。因此,按照儿童的接受能力,艺术教育应该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逐步的过度,教育上的循序渐进让孩子有一个缓冲的过程,不至于让孩子望而却步,知难而退。与此同时,教育者还要根据学前儿童不会抽闲思维,难于集中精神这一特点,多采取直观演示法教学,不要单纯的讲解,让孩子跟着做或看着做,比教师的讲解更容易让孩子接受。 3.多一些欣赏性教学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很多艺术教学在内容上常常缺少艺术欣赏这一环节,教学都是采取教师教,学生跟着做,这种教学模式。没有给孩子独立思考、自我发挥、自我创造的空间与条件。所以,在艺术教学中,特别在艺术启蒙教育阶段,教师应多创造条件,给孩子上一些艺术欣赏课,让孩子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感觉,他们对艺术的领悟不应是成人强加的,而应该是在学习过程中通过鉴赏与欣赏自己的不断领悟。 4.多种教学法的运用 在艺术常规教学中,艺术教育者为了好教学,或急于求成,他们的教学方法往往按部就班传统老套。对于学龄前儿童,这种死板的教学方式虽然在短期内能取得一定的教学效果,但很难有长足的发展,长此以往孩子也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所以,教育者应改变思维,大胆创新,根据孩子这一成长阶段的身心特点,采取多种多样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多一些表扬与鼓励,让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不断地发展和提高。总之,学龄前儿童是艺术启蒙及培养其艺术修养与兴趣的关键时期,对这一阶段儿童艺术教育的方法进行分析与研究,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关键的。要想培养孩子对艺术的兴趣,从而进一步在艺术领域有所造诣,需要艺术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不断的探讨,不断地总结经验,为培养优秀艺术人才的后备军而不断地努力。 作者:刘彦 单位:青岛市技师学院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 一、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阐释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名词,它集各种艺术类别于一体具有综合性、艺术性、创造性。目前我国学前教育范围里的艺术教育通常包括了音乐、美术、舞蹈等科目来实现的的。幼儿艺术教育的本质是通过艺术教育活动,使幼儿获得审美体验,进而激发幼儿热爱艺术,更重要的是使幼儿在进行艺术教育的过程中获得生命的体验和人格的成长。但现实的幼儿园艺术教育却与违背了艺术教育的本质,反而出现了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思想内容的说教,其教学方式单一、注重模仿忽视创造、缺乏学科的综合迁移、忽视儿童个体差异和过分专业化等一系列问题。学前儿童的艺术教育是幼儿艺术教育的启蒙,所以我们强调学前儿童的艺术教育一定是有趣的、生动的、发展的。同时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是关于审美的一种普及性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目的是把幼儿培养成一个具有艺术素养的欣赏者,而不是具有专业素质的歌唱家、画家、舞蹈家等。我们期望学前儿童的艺术教育不只是艺术知识与技能的简单传输,而更多的是以陶冶幼儿的情感和生命教育为情感目的,培养幼儿综合运用音乐、美术、舞蹈等各类艺术的综合能力,进而提高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幼儿的生活质量。 二、咸阳周边农村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问题与策略 目前,就咸阳市农村地区来看,农村学前艺术教育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意识层面上的问题 1、认识较模糊,功利化思想严重。目前很多幼儿园为了招生,打着艺术教育的招牌,但却对艺术教育的认识模糊不清。以当下流行的奥尔夫音乐为例,功利化思想驱使很多幼儿园盲目跟风,从中国人倾向“洋货”的心理入手,盲目引进外来东西,以此吸引家长的眼球,提高招生率。但实际上,很多幼儿园对奥尔夫音乐并不是很熟悉,认识并不深入,只是派种子教师外出培训了几天而已。任何一种教育,它都有它萌芽、成长的环境,评价教育最根本的是是否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是否能促进受教育者的发展。咸阳地区的儿童艺术教育只有结合实际,减少功利化思想,深入研究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用教育质量来创教育口碑,提高招生率。 2、力求精英化,追求贵族化。由于中国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的落后,认为只有贵族人才进行艺术教育,其费用是昂贵的,因此很多人给艺术冠上了贵族化的帽子;也由于社会的竞争越来越大,人们迫于压力,将艺术的学习当做今后生存的一项技能,因此出现了学艺术就要做艺术的精英这样的思想。这些都是对艺术的曲解,对学前艺术教育的曲解,真正的学前艺术教育是大众化的、平民化的。对于咸阳农村地区出现的艺术教育贵族化思想问题,笔者强调经济条件不同,生长的环境不同,这些只会影响艺术教育的实施方式和材料的选取,但其平民化、大众化的理念是不会动摇的。以风景画为例,咸阳市的幼儿园则可以咸阳湖的风景为资料,而咸阳周边的农村则可以田野、乡村为风景资料,这样一来,不仅做到了大众化的效果,更突出了当地的特色。总之,幼儿教师要结合实际,多开发资源,多利用周边环境,创设丰富多彩的学前艺术教育。 (二)农村师资力量薄弱 笔者进过调查与分析,并结合自身的所见所闻,发现咸阳地区的艺术教师的师资分布很不均衡,城市师资雄厚,乡村师资薄弱。调查显示:城市的幼师年龄一般都在25-35岁之间,而乡村的幼师年龄大约在18-30岁之间;城市幼师的岗位流动较小,乡村的幼师岗位流动大;城市幼师的学历一般都是大专本科居多,乡村幼师的学历一般都是高中、大专,甚至是家庭主妇;城市幼师的工资较高,乡村教师工资较低。造成城乡师资差异的很重要的因素是城市优越的待遇和便利的生活基础设施。因此,政府应努力提高乡村幼师的工资待遇,利用政策倾斜来吸引大学生来乡村就业;同时学校也要对大学生进行走进乡村的思想教育,二者齐头并进,实现城乡师资平衡,共同发展壮大。 (三)家长支持性不足 对于儿童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城乡家长的态度也是不一致的。一般情况下,80后、90后家长的育儿观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开放的,城乡家长对儿童艺术教育的态度应该是大致相同的。但是由于咸阳周边的很多农村的孩子是留守儿童,都是有爷爷奶奶照看,因此对于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80后、90后的年轻家长认为对儿童进行早期的艺术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他们鼓励孩子学习艺术。而年龄较大的爷爷奶奶们则认为对孩子进行艺术教育是没必要的,只有文化知识的学习才是必要的。对于出现的乡村爷爷奶奶们落后的学前艺术教育观,我们提出以下策略:第一,政府要大力发展乡村经济,为广大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第二,大力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如留一个人陪孩子等主题,呼吁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至少留一个人陪孩子;第三,农村幼儿园要定期与家长沟通,对家长进行再教育。 (四)幼儿艺术能力较弱 幼儿的艺术能力是什么?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培养儿童艺术能力是指,通过对艺术工具和材料的掌握、操作和控制与创造,使幼儿的眼脑手口相互协调、充分发展,最大限度地发展与艺术实践活动相关的一般能力,如观察、记忆、思维、想象、表现、创造等方面的能力。笔者通过实地观察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和六一儿童节孩子们的表现,发现城乡学前儿童的艺术能力存在很大差异且农村儿童的艺术能力远远落后于城市幼儿。在音乐方面,歌唱活动城乡幼儿差别不大,但在对乐器的掌握上,农村孩子落后于城市孩子;在舞蹈方面,城市孩子表现的更专业些,农村孩子表现的随意一些;在美术方面,城市孩子的美术教学更系统,孩子的作品更成熟些,农村孩子的美术教学不系统,表现的作品比较生活化。笔者对以上问题进行逻辑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由于城乡师资的差异,教学环境的不同,家长支持力度的不同等因素最终导致城乡幼儿艺术能力的差异。所以广大农村家长要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做好家园公育的相关配合工作;农村幼儿园应积极向城市幼儿园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教学实力;同时政府应最大限度的发挥其职能,利用政策倾斜,使农村学前艺术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 作者:梁晶库晶晶王钊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课程教学问题与对策 【摘 要】本文针对目前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课程内容的优化、课程教学方法的创新、课程实践途径的拓宽以及课程评价体系的完善等方面提出教学对策,以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艺术教育活动的实践能力。 【关键词】学前儿童 艺术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教学改革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是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该课程以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学前卫生学等专业理论课程以及声乐、舞蹈、美术等艺术课程为基础,为幼儿园教育见实习、毕业设计等教育实践奠定基础,对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目前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尚存在诸多问题,不利于学生艺术教育活动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此,本文试针对问题提出对策,以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培养学生艺术教育活动的实践能力。 一、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内容割裂零碎。在教学内容上,由于各类型的活动缺少整合和领域渗透,因而学生在设计和组织活动时出现内容零碎和割裂的问题,缺少对幼儿经验的整合。同时,教学的实施仅仅关注引导学生设计和实施歌唱、韵律、打击乐、音乐欣赏、绘画、手工、美术欣赏等集体教学活动,忽视了对学前儿童游戏和一日生活中其他环节的艺术指导,导致学生只会在集体的艺术教学活动中把握幼儿艺术发展,极少关注在游戏和一日生活中其他环节去引导幼儿艺术发展。 (二)教学方法陈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以理论讲授为主,缺少实践环节,教学的重难点仅仅落在知识层面而非行为能力层面上,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主动性不足,缺乏对理论的深入理解与运用,在实践中难以设计和组织高质量的艺术活动。 (三)课程实践途径单一。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课程实践环节少,且少有的课程实践主要安排在课内完成,形式单一。课程实践途径单一导致学生可以用于实践的时间和机会较少,课堂上所学习的理论不能很好地在实践中运用,不利于实践能力的提高。 (四)教学评价不科学。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课程的考核一般采用期末考查的方式进行,课程的最终成绩以期末考查成绩为主,平时成绩占比非常低。在评价内容上,主要考查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很难真实全面地反映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及实际教学水平。在评价主体上,以教师评价为主,学生对教师评价指标的内容、具体操作步骤和结果较少有发言权,往往处于被动状态。这种重结果轻过程的考核方式导致学生丧失学习热情,出现松散懒惰的现象。 二、对策研究 (一)优化教学内容。为了避免课程内容割裂零碎问题,首先开展幼儿园教师岗位需求调查,分析幼儿教师的工作过程。同时,邀请幼儿园教师参与研讨,并结合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反馈,摒弃传统的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课程“章节”式的学科内容体系,以真实职业活动为课程内容主线,最终将课程内容整合为设计实施歌唱活动、设计实施韵律活动、设计实施打击乐活动、设计实施音乐欣赏活动、设计实施绘画活动、设计实施手工活动、设计实施美术欣赏活动、设计实施艺术综合活动等8个学习模块(包含14项学习任务)。《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教育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注重综合性、趣味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在教学内容上,可增加设计实施艺术综合活动,结合当前幼儿园现行使用的教材,引导学生了解幼儿园课程统整的特点,重点理解艺术与其他领域统整的综合活动特点及统整原理,并且能够根据艺术综合活动的原理设计实施艺术综合活动。此外,在各学习模块中渗透区域游戏。如音乐区、美术区的设计与指导以及生活中如何引导幼儿感受与欣赏美,表现与创造美。在教育活动设计中,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职业成长规律安排学习任务,坚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原则,使学生设计和实施艺术活动的能力在一个个学习任务的完成中不断提高。如设计实施歌唱活动,第一次任务是教师指定优秀的歌唱活动教案,学生进行模拟教学,第二次任务提高难度,指定年龄班、题材,设计教案并模拟组织教学活动,第三次任务可再次提高难度,学生自选年龄班和题材,根据幼儿的年龄和素材特点设计教案并实施活动。 (二)创新教学方法。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以“任务驱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课程实施中,构建 “任务驱动式”的教学模式,每项任务由资讯、决策、计划、实施、检查与评估等五个阶段组成。在下一个任务的资讯阶段,会对上一个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反馈,并提出更高的任务要求。以设计实施歌唱教学活动为例:(1)资讯阶段,教师布置任务,借助具体的案例引导学生分析研讨,归纳总结相关原理,教师适时进行讲解。(2)决策阶段,学生小组合作进行集体讨论,分析教师布置的任务。(3)计划阶段,组内成员进行分工,明_自己在本次任务中的角色,经过多次研讨制定出活动方案。(4)实施阶段,学生根据自己的活动设计、制作教具,进行组内试教,组内成员都参与试教,每次试教结束后其他成员提出建议。(5)检查与评估阶段,教师随机抽取一人进行模拟教学,活动结束后进行自评,接着进行小组互评,其他小组对该活动进行评价,指出活动实施过程中的亮点和不足之处,最后教师进行进一步梳理总结、帮助学生提升经验,为下一任务的学习奠定基础。 2.以“案例教学”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为了让学生融入真实的教育情景,提高学生设计和组织幼儿园艺术活动的能力,在教学中,教师精选幼儿园艺术活动教案、教学活动录像作为教学素材,通过案例分析,帮助学生形象地理解幼儿园艺术活动设计的要求和教学实施的要点。同时,引导学生迁移所学的知识与理论,有针对性地分析和解决活动设计、教学实施的亮点及存在问题,避免以往教学中学与用相脱节的弊端,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以“情景模拟”培养学生的“教师角色”意识。情景模拟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创设相应的情景,并让学生扮演情景角色,模拟情景过程,让学生在高度仿真的情景中获取知识和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课堂上以教师的“身份”进行演示、模拟组织片段教学或在实训室中模拟组织完整的艺术教育活动。通过情景模拟,培养学生“教师角色”意识,锻炼教态、语言、提问、教育机智、活动组织以及与幼儿沟通等能力,帮助学生“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 (三)拓宽课程实践途径。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校内实训――模拟教学。校内的仿真实训室模拟幼儿园真实的教学环境,配备幼儿桌椅、移动黑板、钢琴等设施设备。在学习课程之初安排学生开展校内实训:教师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以组为单位完成艺术活动方案设计、制作教具、组内试教,最后每组选取一人扮演幼儿教师模拟组织活动。为了避免“表演式”的试教,由非本组成员扮演幼儿。在模拟的幼儿园教学情景中进行实践,有助于提升其艺术教育活动的组织能力。 2.校外实训――实景演练。充分利用学生到幼儿园教育见实习的机会开展实训,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在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指导下,及时发现并纠正不足,迅速提高艺术活动设计和实施能力。教师在学生见实习前布置实践任务,如以见实习小组为单位,推选1人担任主教,其他作为助教,共同组织实施活动。第一,活动实施前,小组成员共同分析本班幼儿能力及经验,研究教学内容的特点,结合课堂所学,商议教学目标,细化教学过程,写出详细教案。第二,请指导老师(幼儿园或本校均可)审阅教案、提出建议,组长提前约请幼儿园指导老师到场观看活动实施并给予指导。第三,活动实施时,全组同学全程参与,分工协作,注意观察和记录活动实施的情况,用摄录设备记录整个活动过程,便于实习结束后在课堂上进行活动研讨与交流。第四,活动实施后,组长提前约请幼儿园指导老师与全组同学共同评议活动,记录整理小组同学对活动的反思和指导老师对活动的评议。第五,将教案、反思、评议于见实习结束交给任课老师批阅,教师选取典型的活动案例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观摩研讨,并做进一步的指导。 3.以赛促改――举办教学技能大赛。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可选拔学生参加全区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学校和系部每年会组织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大赛,比赛内容包括教学设计、说课和模拟上课三个部分。比赛分班级选拔赛、系级初赛和决赛、校级决赛几个阶段进行,系级决赛和校级决赛邀请广西优质园园长作为点评嘉宾,对学生的参赛表现进行全面点评。学生通过参赛,能直观了解自身优点与不足,通过观摩他人比赛能找到差距,进一步激发课程学习兴趣,提高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 (四)完善课程评价体系。课程评价在课程实施中发挥激励导向和质量监控的作用,应体现评价内容、主体和方法的多元化,既要关注结果,更要关注过程。为有效提高学生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及时反馈学生学习中出现的问题,本课程在组织开展评价的过程中,改变过去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考核方式,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将考核工作贯穿于整个课程学习的始终。 本课程每个学习模块都有相应的任务,在每个任务完成后会给学生评定成绩,本门课程的最K成绩取各任务成绩总和的平均分。在评价内容上更加全面、丰富,除考查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外,还强调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学习态度和团队合作能力的考核。在评价主体上,由原先单一的教师评价变为学生自评、小组互评、实习指导老师评价与主讲教师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使考核更加公正客观,促进学生增强课程学习的主动性。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模拟教学提问的观察报告 【摘 要】在幼儿园集中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提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关系到幼儿听课的效率,还关系到能否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根据对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中学生模拟教学的观察,发现学生的提问水平较差,在今后的模拟教学中应加强学生对所提问题的关注,提升其提问水平。 【P键词】模拟教学;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提问 教师提问是幼儿园集中教学活动的核心,是指教师依据特定的活动目标,根据相关的活动内容,设置一定的疑问情境进行教学问答的一种活动组织形式。模拟课堂教学是现在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中常用的一种教学实践方式,通过模拟课堂,学生能够锻炼自身的教学能力,但在模拟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关注更多的是过程的设计,忽略了提问的艺术。在模拟幼儿园教学活动时,教师应在学生的提问方面进行引导。 一、观察结果及分析 笔者对学前教育专业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中7个小组的5次课堂模拟教学进行了非参与式观察,采用了等级评定、频率计数的观察记录方法。 (一)模拟幼儿园教学中学生提问的数量。通过观察发现,学生在模拟教学时提问数量较多,每次活动至少提问20次,最高时达40次左右,说明提问是常用的引导幼儿思考的方式,而在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也确实广泛采用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 (二)模拟幼儿园教学中学生提问的水平。通过观察统计,在模拟教学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大部分停留在知识(回忆)水平上,只有12.5%的问题是需要幼儿理解的,5%的问题是属于应用水平,而分析水平、综合水平、评价水平方面的问题少之又少,一共才占7.5%。所以,在模拟教学中,低水平的提问和高水平的提问分布极其不平衡,学生提问水平还是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 (三)在模拟教学中学生回答问题的方式。通过观察数据得知,在回答问题的方式中,齐答和个别回答分别占37.5%和60%,而通过讨论后汇报和自由回答的方式非常少,分别占1.6%和0.9%。 在学生模拟幼儿园教学中,多采用个别回答和集体齐答的方式请幼儿回答问题,但是齐答只适合于答案明确又唯一的简单答案,长期大量使用这种回答方式,会导致幼儿思维肤浅化、表面化。而个别回答无法照顾到每一位幼儿,导致一部分幼儿得不到关注,自尊心、自信心受挫,从而导致这部分幼儿在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学生通常认为,用自由回答和讨论后汇报这两种方式不利于幼儿常规的培养和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所以一般不会采用,这也体现了在模拟幼儿园教学中学生对提问的高度控制。 (四)在模拟教学中学生的回应方式。观察统计表明,在模拟教学中,学生回应的方式主要是简单肯定、表扬赞赏、习惯性重述,而简单否定和自己代答这些应答方式运用较少,而运用诱导追问、鼓励质疑的方式也相对较少。“好”“很棒”“真棒”这样简单又单调的词语出现频率较高,这样的回应方式几乎没有实际意义,表面上是夸奖,但是当幼儿听了太多这样没有针对性表面化的回应时,会失去学习的积极性。 二、思考及建议 (一)在设计教案时,要引导学生精心设计好问题。要注重问题的目的性,要想好不同层次的问题,发问要由浅入深,注重问题的质量,减少不必要的无意义的提问,能够紧扣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二)要把握好提问的难度和时机。问题既不能过于简单也不能过于复杂。如果问题过于简单,不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问题太复杂,会使幼儿失去学习的兴趣。所以在模拟课堂教学中,把握好问题的难度是很重要的。这需要学生在设计教案时认真思考如何设置问题。另外,提问的时机也很重要,应注意引发幼儿的兴趣,只有在幼儿有困惑、有兴趣的时候才是最佳提问时机。 (三)在回应方式上要有指导性的评价。在模拟教学中,学生最大的问题是回应方式单调,所以应引导学生在回应方式上多做努力。回应的语言应该具有针对性,并能够引发幼儿进一步思考,或者进一步激发幼儿的兴趣。 (四)关注课堂边缘“幼儿”。在模拟教学中,学生一般倾向于请举手的幼儿回答问题,这不利于不举手或很少举手的幼儿的发展,所以应引导学生去关注那些从不举手或很少举手的幼儿,有意识地锻炼他们在集体面前发言的勇气,积极鼓励他们举手提问或回答问题,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浅谈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与心理健康 摘 要:艺术教育,是当今幼儿园活动课程五大领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学前儿童进行全面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文章重点分析了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与其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认为艺术教育在对幼儿的心理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艺术教育与健康教育相辅相成,为幼儿健全人格的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心理健康 1 艺术教育与情绪情感 要重新审视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与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实质联系,我们首先需要深刻了解什么是艺术教育,什么是心理健康。 1.1 艺术教育与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是以艺术品为媒介和主要手段进行的教育活动,其范围包括艺术知识教育、艺术技能教育和艺术审美教育。一般认为,艺术教育可分为普通艺术教育和专业艺术教育两大类。普通艺术教育其目的是通过艺术审美途径来提高受教育者的艺术修养和总体素质,这一类就是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学校的非艺术专业的艺术教育。而专业艺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各类艺术专门人才来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是以审美为核心的艺术启蒙教育,其实质主要是完成艺术教育中的艺术审美、创美任务。作为幼儿园的艺术教育,应该为幼儿创设和营造一个美好的音乐环境,将生动活泼的形式帮助幼儿建立起快乐的桥梁,给幼儿带来愉快与美的感受。 1.2 情绪情感与幼儿心理健康 情绪和情感是与人的特定的主观愿望和需要相联系的,历史上曾将他们统称为感情。情绪主要是指一种感情过程,即个体的需要与环境情境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如开心的时候人会喜形于色、愤怒的时候会横眉怒向。情绪存在着较大的情境性、短暂性,应激性,它会随着具体情境的改变而改变,也会随着特定需要的不同满足程度而发生变化。而情感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往往被用来描述某些稳定的或者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感情,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对故乡的思念之情等等。 情绪、情感是影响幼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幼儿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情绪积极向上,具有良好的情绪和情感状态。在生活中,幼儿也会遭受着各种外在的压力,难免会产生一些不良情绪,这些情绪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人际交往,而且如果这些不良情绪得不到释放和合理疏导,时间一长,幼儿就会出现性格或者行为上的问题,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发展。 2 学前艺术教育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联系 2.1 音乐教育与学前儿童心理发展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在幼儿教育成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音乐用来表达人内心情感,是声音的表现艺术。在学前阶段,儿童能够通过音乐作品带来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来发展自身的情感,儿童在学习音乐时,通过感知音乐作品的美,产生情感共鸣,从而获得美的感受。同时,积极乐观,活泼健康的儿童音乐作品,可以凭其生动的艺术形象,启发幼儿的想象,激发他们的情感。让幼儿在愉快轻松的音乐氛围中成长,潜移默化中发掘幼儿的潜能,促进幼儿积极情感的发展,塑造幼儿活泼健康的个性,从而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2.2 舞蹈律动与学前儿童心理发展 幼儿时期是一个人的身体发育黄金时期,幼儿通过参加活泼生动的舞蹈活动,节奏鲜明的舞蹈律动活动,不仅可以增长其体力,同时可以促进其他生理机能发育,比如关节的灵活性、腿部肌肉的发育等。同时,在舞蹈教学中,教师亲切的目光,伴随着轻快的音乐,柔和、清晰简单的语言,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幼儿能在这在充满活力、优美的舞姿的启发、引导下受到感染,幼儿的性格情操得到陶冶,通过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培养幼儿热情、开朗、大方、活泼的性格特征。 2.3 美术活动与学前儿童心理发展 美术被称为“视觉艺术”,美术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塑造出一定的艺术形象来反映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作用于人发视觉感受,引起人大情绪律动,给人以美的享受,陶冶人的情操。” 3 ~ 6岁幼儿在美术活动中,能用多感官去感知审美对象,通过大脑去思考、理解、再现、加工、想象审美对象,表达自己对审美对象的认识和情感。 艺术教育的真正魅力不在于表面的艺术表现形式,而在于从深处唤醒和激发了人与生俱来的潜在的潜能。现今的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忽视教育与人发展的实质联系,重新审视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与幼儿心理发展的实质联系,有利于帮助我们重新树立有利于幼儿发展的教育价值取向,更好地促进幼儿发展。 3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应树立的价值取向 3.1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必须顺应时展,走向综合化,发挥幼儿主体性作用 幼儿园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幼儿,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又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辅相成,全面和谐发展的观点提示我们,儿童音乐教育活动应该是集创造、表演、欣赏及唱歌、舞蹈、奏乐为一体的,任何单一形式的唱歌、诵读、舞蹈是不存在的。我们要从塑造幼儿完美人格角度出发,将学前教育艺术课程教学内容的综合化、教学手段综合化,把幼儿的认知、情感、行为、能力的培养统一在一个过程中,用艺术教育趣味性、情景性和游戏性充分调动幼儿学习的主体性,使幼儿享受到美感,受到陶冶,具有审美素质,进而建构幼儿健全的人格,最终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3.2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必须以尊重幼儿为基础,课程、内容及方法的构建应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 第一,学前艺术教育必须以尊重幼儿为前提,这样才能在实施过程中对幼儿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奥尔夫认为,“教育应该顺应儿童本性”、“儿童是音乐活动的源头,一切音乐活动均产生于儿童的内在需要”,“我追求的是通过要学生自己奏乐,即通过即兴演奏并设计自己的音乐,以达到学习的主动性”。为此我们要从幼儿出发,尊重幼儿的主体性,幼儿是一个全方位不断发展的人,幼儿本身都具有身心发展的潜能,教育的任务就是激发这些潜能,使幼儿获得全面和谐的发展。第二,我们要多去研究和了解学前儿童。多去了解和研究幼儿的差异性,我们的教育要面向每个学前儿童,教师不仅要研究和了解幼儿兴趣和需要的差异性,我们的家长也应该多了解自己孩子的兴趣与不同阶段的需要,不能将兴趣爱好等强加在幼儿身上。了解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提出与他们相匹配的期望与要求,设置艺术教育的“最近发展区”,使艺术教育课程更加合理、内容更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摒弃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僵硬过激做法,更好地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浅谈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摘 要: 建构主义在当下儿童教育中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建构主义比较注重学生的主动性,注重以学生为教学主体,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起到引导作用,重视学生在教学情境中的协作能力。新课改以后的教学目标正与建构主义相吻合,因此在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践行建构主义理念十分有利于儿童发展。 关键词: 建构主义 学前儿童 艺术教育 建构主义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教育界的认可,并最终走进课堂实现建构主义的作用。建构主义理论经常将学生的理解程度作为教学的第一要义,认为教育是儿童将自身特点与周围事物相结合逐渐形成的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从而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同时,儿童进行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在对问题进行研究时,不断获取新知识与技能。除此之外,建构主义还认为,教师与学生之间要进行良好的交流,教师要多注意观察学生的表现,多倾听学生的心声,以此发现自身不足并及时改正,教师与学生之间要多进行互动。 一、建构主义对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知识观的启发 建构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学习主体对客观世界进行解释的过程,要通过自身实践才能实现主动构建,由此可见,知识并不是一个独立个体,而是要经过人的主观理解才能形成的[1]。因此,学生要获得知识,就要通过自身实践才能实现主观构建。当这一理论应用到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教师要避免将知识当做固定的真理直接教给幼儿,而要结合幼儿实际情况进行知识的讲解,让幼儿在实践中自己探索。在对幼儿作品进行评价时,要客观看待问题,尊重幼儿的想法,采用合理方式对幼儿进行引导与思考。如在幼儿美术教学中,教师让幼儿画太阳和花朵,并为太阳和花朵添上颜色,大部分幼儿都将太阳涂上了红色,花朵则是五颜六色的,而有一个幼儿却没有这样做,他将太阳涂上了金色,花朵则都是白色的,老师看到很好奇,问他为什么涂上这两种颜色呢?幼儿回答说:“我看到的太阳大部分时间就是金色的,花朵是白色的,因为我喜欢白色,就像教室的墙一样,白白的很好看。”这就是一种不同的看法,幼儿的想法是最真实的,没有任何杂念的,就如同幼儿所画的白花一样纯洁。 所以,学前教师要尊重幼儿的想法,并给机会让幼儿进行解释,不要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决定幼儿的创作,更不要一味对幼儿的作品进行否定,使幼儿的想法固定在一定模式中。要积极进行引导,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二、建构主义对学前艺术教育学习观的启发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生进入教室以前脑中并不是一无所有的,他们已经在实际生活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建构主义认为学生进行新知识学习一方面是对已有知识进行超越,另一方面就是已有知识在新知识的影响下可以形成新的理论观点。因此,在学前艺术教育中,要考虑幼儿已有的经验,并将这些已有知识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促进幼儿新知识的形成[2]。如在幼儿乐器认识与使用上,教师要先问一问小朋友都认识哪些乐器,然后将准备好的乐器拿出来,如木鱼、锣、鼓等,让幼儿先研究使用,看看怎样才能使这些乐器发出声音。为了让幼儿更清晰地分析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生活进行联想,看看这些声音都与日常生活中的哪些声音相仿,以此增强幼儿对声音的感知能力,并根据声音编制一些小故事,加深幼儿对声音的印象。 由此可以看出,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教师要对幼儿的生活及已有知识进行足够的了解,并根据幼儿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在教学中对教学材料要准备充分,创造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 三、建构主义对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教学观的启发 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教师对学生来说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播者,而且要教会学生借助一定外力(教师、家长或同学等),使用一定教学辅助材料完成知识构建的一种教学方式。建构主义者认为教学实践中一定要具备四种要素,即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协作、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形成意义构建[3]。在这四种要素中,将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作为教学最关键的工作,建构主义认为,教学情境的创设包括情境设计与问题设计,这两种设计对学生灵活应用知识有重大的影响作用。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协作,是贯穿教学始终的,也是建构主义诸多核心概念的一部分,建构主义认为进行协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不仅能形成一个广泛的知识教学群体,而且可以让成员彼此之间进行交流,共同实现教学目标。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交流,也是基于协作产生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意义建构。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建构主义始终将学生作为教学主体,要求在教学中实现学生话语权的平等。意义建构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事物之间的规律与内在联系,然后形成新的理论知识。 因此,在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要注重对四种要素的掌握,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教学中按步骤逐渐展开,不要乱了手脚。要注重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在交流中不断了解幼儿的想法,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 四、结语 建构主义对于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强调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及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使幼儿的潜能得到开发,而且使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提升,增强幼儿的自信心。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工学结合理念下高专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摘要】将工学结合的理念运用于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教学,可从课程框架的设计、教材内容的重组、考核方式的改革等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工学结合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课程改革 自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以来,我国各高等职业院校以工学结合培养模式为基础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实践,“工学结合”成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这是高等职业教育理念的重大变革。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作为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一门专业必修课,对提高学生的实践教育教学能力起着重要作用。将工学结合的模式融入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改革,符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特点,有利于学生岗位职业能力的培养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一、高专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一)目标定位不清楚 高职高专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学生掌握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的设计和实施能力,反思我们使用过的相关教材,总感觉存在着培养目标定位不清的问题,这个问题导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方法分不出层次:大专是本科的“压缩版”,中职是大专的“压缩版”。课程内容过于“理论化”,忽视教育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又把教育技能狭隘地理解为艺术技能,而真正在教育实践中需要用的、用得着的教育知识和能力反而被弱化。 (二)学生学习特点未把握 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入学时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文化课基础差,底子薄,而在音乐、美术方面的技能基础几乎为零,入学后学生不仅要学文化课,还要训练学习歌唱、乐理、舞蹈、绘画等方面的基本功,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一般开设在大二上学期,学生学习这门课程必备的音乐、美术方面的技能课未完全开设完,学起来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创新精神少,模仿能力强;逻辑思维差,形象思维能力强;不擅深入思考,喜欢动手操作。可见,教师不仅仅要传授知识,还面临着打基础、提兴趣、教方法、培养能力的多重任务。 二、课程教学改革可带来的成效 与传统授课方式相比,将工学结合的理念运用于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教学,将收到诸多成效,学生在学习态度、教学活动设计和组织能力、合作能力、自学能力等方面都能取得明显进步,具体表现为: (一)促进学生课堂表现的积极性 每个任务的资讯阶段大多是在课堂上进行,资讯阶段一开始就让学生明确自己的任务,给出本次任务的合格标准,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便有了明确的目标,表现得更加专注、积极。甚至有的学生向先上课的班级打听上课内容和任务要求,提前查阅资料做好准备。 (二)活动设计组织能力增强,专业技能得到锻炼 采用学习情境和任务驱动的方式,大大增加了学生实际参与教学活动设计和组织的机会,在每个任务的检查评估环节,要求每个任务更换不同的学生轮流担任试教或表演任务,同时教师和其他同学点评,给出改进建议,并要求在下一个任务中改进提高,这样一个螺旋式循环的过程,让每位学生都有了实践锻炼的机会,语言表达能力、表现力、组织能力等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三)具备团队精神,合作能力提高 任务的完成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任务的成绩也以“班级”的形式展现,上课时每个“班级”座位集中在一起,前面摆放学生自己制作的班牌……如果说这些只是从“形式”上体现团队合作的话,那么学生的任务记录能真实地体现他们团队合作的实际行动,“班级”成员之间的合作将经历一个由最初不团结到开始分工到最后默契合作的逐渐磨合的过程,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都将得到提升。 三、高专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与设计 (一)明晰本门课程的核心职业能力 要将工学结合的理念运用于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教学当中,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前提是要先根据工作岗位的任务明确本门课程的目标,即要先对“幼儿园教师”进行岗位任务分析,再进一步分析本门课程上了之后能够实现学生哪一项或哪几项核心职业能力,最后进一步分解核心职业能力。具体到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的核心职业能力的分析见图1: (二)重构课程结构框架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包括音乐和美术两个领域,音乐领域一般有歌唱、韵律、打击乐、音乐欣赏等内容,美术领域包含绘画、手工和美术欣赏三大方面内容。当前幼儿园实际所用教材多以整合课程为主,根据本门课程特点和幼儿园实际,可将本门课程分解为三个学习领域和八个学习情境,领域和学习情境之间是并列关系。进一步设计若干个子学习情境,子学习情境的设计从简单到复杂,难度逐渐增大。每一个子学习情境都包含资讯、计划、实施、检查和评价这样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资讯指学生查阅相关资料、教师讲解或学生自学有关知识点,计划指学生根据学习情景中的任务进行内容的选择、教案的设计等,实施包括材料的准备和制作、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检查是教师检查学生任务的完成情况,一般多包含在实施中,评价包括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团队互评。课程结构设计框架见图2: (三)根据培养目标和教学重点重组教材,设计子学习情境和教学内容 核心职业能力的培养需要具体实施在教学当中。如表1所示,每一个学习情境都设有具体的子学习情境和相应的教学载体,子学习情境的创设从易到难,尽可能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幼儿园教师从新手教师到成熟型教师进而成长为专家型教师的职业成长规律,所用教学载体多为现行幼儿园实际使用教材中的内容和本门课程中较为经典的素材。对于学生的能力要求分解渗透在学习子情境中,其中最基本的能力(如教案设计)在各子情境中重复训练并不断提高,同时又渐进地增加新的能力要求(比如说课、反思),欲做到以基本能力为主线,有重复有变化有提高,满足不同能力水平学生的学习要求。 (四)以能力考查为主,重新确定考核模式 课程的考核模式对课程的学习起着直接的导向作用,教师怎么考学生就会怎么学。长期以来,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的考核是采用期末考查的方式进行,考查内容不外乎写教案、试教、评课和一些理论的开卷测试,不管内容怎么变,都是老师在考学生,考核最终以学习结果为主,属于单一的教师评价。当然这些考查是必要的,但是存在一定不足,比如有些学生平时上课不认真,考查时准备一下就能考出好成绩;有些学生由于表现力差,平时学得很认真,却不能得到理想分数;大部分学生没有或只有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课程结构重组必然要求改变考核方法。子情境中学生需要完成各种任务,这些任务通常由团队合作完成,其中大部分过程需要学生利用课后时间自觉完成,相应的考核方式应由教师管理为主改为学生自我管理与教师管理相结合;由以前的考核学生学习个体变成个体考核和团队考核相结合;由传统的考核最终学习结果转变为考核学习过程为主;考核形式由单一的教师评价改革为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团队互评相结合,秉承激励为主的原则,采取动态的形成性考核,主要考查学生的职业能力、方法能力、合作能力和态度。以过程为对象的形成性考核能有效克服环境、运气、个人喜好、学生个体差异等因素对考查的干扰,使考核更客观、公正,并能及时反馈给学生,使学生有机会改进、提高。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课程的成果形式主要有纸质材料、课堂模拟教学、过程分析评价、作品展示等,纸质材料以教师评价为主,课堂模拟教学采用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点评的方式,过程分析评价以学生自评和小组互评为主,作品展示以学生互评和教师评价为主。整门课程创设一个大的学习情境――幼儿园,主讲教师是园长,各小组分别是不同的班级。每个子情境任务的完成过程要有任务记录,记录内容包括任务内容、小组成员分工、完成任务的过程、遇到的困难、解决方法、回顾反思或心得体会等。子情境任务的得分由三个部分组成:任务展示(试教、表演或展览)得分、纸制资料(任务记录或教案)得分和课堂表现(考勤、问题发现与回答等)得分。课程结束不进行统一的期末考试,所有子情境任务的平均分为本门课程的最终得分,以团队分数的形式展现,团队分数即为团队成员的个人得分。同时评选出“优秀班级”予以奖励。 (责编 赵聃)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浅议艺术教育与学前儿童的发展 《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儿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阶段”,幼儿教育担负着培养现代化的,全面发展的未来建设者、创造者的任务,幼儿教育必须面向未来。随着幼教理论的不断发展,证明了幼儿教育对幼儿完美人生建构的奠基作用,也就是说幼儿教育以促进幼儿体、智、德、美全面素质和谐发展宗旨,为整体素质教育打好基础为最终目标。而艺术教育又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教育的培养影响着幼儿全面发展进程。针对如何提高教师对艺术教育目的的认识、重视开展优质量的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促进幼儿全面发展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几点做法和看法,与同行共勉。 一、树立正确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意识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充分肯定了“艺术”在幼儿园实施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提出艺术领域要丰富幼儿的情感,培养初步的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和能力。以前我们对幼儿进行艺术教育的目标意识单一、模糊,设置的艺术课题、艺术教育活动流于教授表面性的东西,现在我们通过网络学习,“纲要”的学习,对《纲要》精神有了进一步的领悟,在对幼儿进行艺术教育必须充分利用其教学内容的灵活性,遵循艺术教育的规律而制定发展目标。幼儿进行艺术教育的本义是:萌发幼儿欣赏美、表现美、体现美的情趣,让幼儿在早期教育中受到艺术的熏陶。教师应明确艺术教育的目的,成为幼儿园开展艺术教育的关键。如让幼儿通过活动真正认识到幼儿园可爱的地方,从而产生热爱幼儿园的思想感情,克服对新环境的陌生感,为幼儿今后在园的生活学习打下基础。整个活动既有音乐知识的了解,又发展了动作技能,又从视觉中欣赏到幼儿园的美,更在快乐的音乐活动中又体验了幼儿园生活的愉快,丰富了幼儿的感情。所以教师对艺术课程教育的目标意识正确、全面,才能充分发挥艺术教育的功能。 二、开展多样的教育途径和教学尝试 (1)幼儿应是艺术活动的主体。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如果幼儿总是被动地接受成人的知识灌输和技能训练,则不利于幼儿潜能的发挥,影响创造力和表现力的发展。目前国内大多数艺术教育 教的是“技术”,而非“艺术”。“技术”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提升,但“艺术”只有靠长期用心感受。我们可以教给孩子美术的技法,但对美的感知是不能教给的,只能进行引导和影响。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教师正确发挥指导作用,开启幼儿自己的感官让幼儿处在主动、积极的活动状态中。在一些活动中可让幼儿自由选择表现的形式,由幼儿自己决定用什么材料,与谁做伙伴。教师在不同的阶段应用不同的培养方法、启发孩子的独特性,并开放地接纳孩子个性化“艺术符号”的表现,从旁对幼儿提出指导性建议,或在技能方面给予帮助,对幼儿的活动过程所表现出的活跃思维,丰富想象,创造性表现等表示肯定和鼓励,敏锐地去意会他们背后的精神寓意。 (2)幼儿艺术素质的培养主要是运用专门的艺术教育活动,侧重幼儿学习掌握有关艺术知识技能,培养幼儿的艺术欣赏情趣。在幼儿一日生活、学习各环节有机地把音乐、色彩带进去。为幼儿创设丰富的视听环境,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根据幼儿的认知水平布置不同的主题的、具有教育性、知识性、艺术性、形象性发展性的内容,让孩子们在日常观察中受到教育和熏陶。 (3)幼儿艺术教育以游戏为主导活动。《纲要》的第三部分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第五条规定:教育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注重综合性、趣味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因此,幼儿园的艺术教育应以游戏为主导活动。幼儿期是人的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阶段。没有学习的任务和升学的压力,他们可以自由尽情地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情,他们可以乐此不疲的像做游戏一样地从事艺术活动,追求过程的快乐。幼儿的游戏具有审美、创美的许多特点。反过来,幼儿的艺术活动又充满着游戏性,因为儿童还不能把艺术活动当作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地审美和创美活动,他们只是满足活动的需要,为了自己喜欢才去做的。艺术活动和游戏一样,有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过程,令幼儿高兴。在活动的过程中得到快乐,感受快乐,继而分享快乐!正如心理学家弗莱德罗所说的:“那些对于成人来说是认真的、常常是艰苦的工作――培养自己的脑和眼,使之成为艺术家意志的绝对温顺与可靠的仆从――对于幼儿来说却是纯粹的快乐。幼儿以无穷的乐趣去重复每一种新的工作、新的本领与新的花样。” (4)艺术教学指导中,家长与教师的情绪表现,是调动幼儿积极参与学习,理解作品情感的催化剂。家长与教师对作品表示喜爱之情,并把作品的情感融入自己的指导中,感情溢于言表,一举手,一投足,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语都传递着作品的情感,这样就能唤起幼儿情感的共呜,激起幼儿投入。在作品和成人的相互作用中,幼儿逐渐产生对结果的兴趣,逐渐产生审美、创美的意识,对艺术的兴趣也就更加深厚。 (5)运用多种感官,帮助幼儿理解作品的要求。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从认知开始的,感识是认知的开端。幼儿受身心发展的制约,感知觉在认知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儿童的感知觉是在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只有在“看”中才能学会看,在“听”中才能学会听,在摆弄物体中学会触摸物体的特性。教师在艺术教育过程中,注意引导幼儿充分运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感知色彩、声响等的意蕴,调动想象、思维、动作、语言的参与,反馈感受程度,促进理解。 三、幼儿全面发展艺术教育为健康型人格的塑造打基础 心理学范畴的“个性”,又称“人格”。它是指一个人全部心理活动的总和。包括个性倾向,个性心理特征,自我意识,心理过程,心理状态五个方面。其中个性倾向和个性心理特征属于狭意的个性的范畴。个性倾向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等等。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气质、性格、能力等。这些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出人的心理的个别差异。伦理学范畴的人格是指人的品德和尊严。哲学美学范畴的人格则是对个体人的全部本质、属性和丰富性的高度综合。其发展是有层次的,即经过两次超从“自然的人”到“社会的人”再到“审美的人”。当个体行为都以实用功利为目的时,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不可能总是和谐的。所以培养下一代具有与社会、自然和自我和谐的“健康型”人格幼儿,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个人对生命的愉悦和创造价值的实现。艺术教育在“健康型”人格的培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艺术教育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在于栽培少数的艺术家,而应着重“全民美育”的实施,以促进全民精神面的提升。学前期是人格塑造的奠基时期,也是接受艺术启蒙教育的最佳期。只要我们在艺术教育中坚持形式美和内容美的高度统一,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相结合,直觉感觉和理性领悟相结合,在与其他教育关系的处理方面,坚持艺术与体、智、德、美相结合,艺术氛围与道德氛围一致,使幼儿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为健康型人格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论文: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的“人本性” 摘 要: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存在许多误区如功利化的技能训练,本文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概述谈起,分析了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应有的“人本性”,并针对人本主义在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的指导意义做出了阐释。 关键词: 人本主义 艺术教育 学前教育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反对心理学思潮中的两股主流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应运而生的,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人本主义运动中提出的观点并没有体系化,但是人本主义理论仍然有其鲜明的特征——以人为本。关注体验本身和其对个人的意义,强调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品质,如创造性、自我实现,从根本上关心和重视个体的尊严、价值和内在潜能。人本主义心理学还强调人的心理是由知、情、意三种过程构成的功能统一体,主张以整体人作为出发点理解和解释人的行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重视个人素养的提升,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也就成了一个热点。艺术是让儿童感受美、发现美和创造美的重要方式,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儿童还可以抒发情绪情感,产生人与人,人与物的良好互动,激发其想象力、创造力。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艺术教育作为幼儿教育五大领域的组成部分之一,连这些年的实践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儿童在艺术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的“人本性”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的“人本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目的中蕴含着“人本性”。成人艺术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知识和技能的获取,而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目的则在于儿童的发展,注重艺术的教育功能,主张艺术能力是儿童自然发展的结果,强调通过艺术促进儿童的发展。《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艺术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应充分发挥艺术的情感教育功能,促进幼儿健全人格的形成。要避免仅仅重视表现技能或艺术活动的结果,而忽视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态度的倾向。[1]而人本主义的主要观点即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发展,强调完整人的培养。可见,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目的中蕴含着人本主义的理念,有其“人本性”。第二,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过程中蕴含着“人本性”。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过程是让儿童参与到创造性的艺术活动中,并注重这个过程中儿童个人的体验和感受。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创造性”,另一个是“体验”。人本主义主张重视人类的独特性,例如选择性,创造性等。而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也强调对儿童创造性的激发和保护。人本主义主张重视“体验着”的个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研究人的时候首先要关注人的体验,其次是理论解释和对外显行为的观察。而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也强调儿童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从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过程来说,它与人本主义又不谋而合。 二、人本主义对于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指导意义 (一)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创造性潜力的保护 人本主义重视人的创造性,认为创造性人皆有之,或者说创造性潜能人皆有之;创造性没有等级、好坏之分,学生发明一种新游戏同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一样都是创造性的活动。艺术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在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活动中,可以充分地调动儿童的创造动机,激发儿童的创造力。首先,教师应该无条件地接受每个儿童的个人价值,相信每个儿童都有其独特的创造性,只有儿童感受到了这种态度,他们才会成为他们自己,不伪装粉饰,释放真实的自己,不循规蹈矩,以新的、自我的方式发现自己,进而向创造性迈进。其次,教师应该提供一个没有过多外部评价的环境。罗杰斯有一个基本观点,即“当我们停止从我们自己的评价着眼点去对其他人作出评价时,我们就在发展创造性”。他认为:“评价总是一种威胁,总是会使人产生—种提防,这就会拒绝某些经验,就会迎合他人的要求,无疑这些东西对创造性是十分有害的。相反,如果没有依赖于外部标准而作出的评价,那么,我们自身就能对我们的经验更加敞开,就能认识到我自己的好恶、活动材料的性质以及我对它们更加敏锐的反应。我开始能认识到自身的评价点。因此我正在迈向创造性。”[2]但是罗杰斯又指出,停止评价别人并不是连对这个人作出反应都不允许了。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毫无拘束地对他人“反应”(reaction)。保护儿童的创造性潜能是引导儿童表现出内心的想法,而不是放任儿童。因此,在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应该淡化评价的意识,但并不意味不需要教师的引导,教师可以通过一种平等地“反应”回应儿童的艺术表现。如“我喜欢这边这些颜色,但是我不喜欢那边。” (二)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完整人格的培养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的“教育理想”是培养完整的人,实际上是指“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灵力量融汇一体的人”,情知合一的人,能从事自发的活动,并对这些活动负责的人,能理智地选择和自定方向的人。因此,在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应大力加强人文教育。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应该遵循学前儿童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儿童完整的人格发展和培养。具体来说,首先教师应该在教育活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的情操,做到身教重于言教。其次,应在艺术教育活动实践中要穿插人文教育,具体来说包括儿童对社会、儿童对自然、儿童对他人、儿童对自己的基本态度。同时,通过参与艺术教育活动,培养互助、合作及容忍,倾听别人意见的态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如在一次以“人类的好伙伴——狗”为主题的艺术活动中,通过观看以狗为主题的动画片、电影,以及多种多样狗的图片,欣赏以狗为主题的绘本,聆听狗叫等。让儿童对狗有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让儿童亲身感受到狗是人类的好朋友。随后组织儿童用唱、舞、画、表演等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交流,再现情境,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他们需要学会合作、互助。在这个活动中,充分给予了儿童人文精神的熏陶,不仅触发了儿童爱护动物之心,而且促进了儿童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三)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鼓励儿童内在天性的表达 在大多数人本主义理论的观点中,人类的内在天性包括基本需要、情绪,以及中性或积极善良的能力。马斯洛的理论认为儿童具有积极向上的、善良的内在天性,我们应该鼓励它们的释放和表达,而不是压制它们。因此,引导儿童发展的目标就是鼓励儿童内在天性的表达,而艺术则是儿童释放自我,表达自我的重要形式。艺术活动有利于幼儿积极情感的发展和自我的释放。学前儿童的艺术活动,享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儿童的绘画可以随心所欲,自由涂鸦;儿童的跳舞可以联声起舞,边唱边跳;学前儿童的故事可以发挥想象,自编自讲。因此,儿童在艺术活动中,能够充分表现他们自然、真诚、积极、向上的原始情感和情绪。具体来说,对于学前儿童,特别是早期的学前儿童要给予他们一个宽松的心理环境,提供给他们多样的材料,让他们在自由涂鸦中用无序的线条、缤纷的色彩满足自己需要,在随意哼唱中表达自己的天性,抒发自己的情绪。 人本主义以“真诚”、“接纳”、“理解”为核心,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儿童学会自由和自我实现,要为儿童的发展提供空间,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儿童选择的自由和权利,让儿童学会自由是一个不断体现潜能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和谐氛围中不断发挥潜能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变化和提高的。说明教育不仅要考查儿童现已具备并表现出来的能力,更要注重通过教育过程中的各种活动培养、开发处于萌芽状态的能力。虽然人本主义的观点存在某些局限性,比如过分地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选择,但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对我们开展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活动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谈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 【摘要】艺术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农村中小学是开展美术教育的主阵地。艺术教育是一种实践性、参与性、感染性很强的教育活动,艺术教育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但就目前的现状来看,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仍然是整个学校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与对策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这里地处黄土高原,经济条件较差,是国定贫困县。今年暑假,因为抗洪抢险,所以学校都没有放假,我有机会,深入到学校就我所关心的中小学艺术学科的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 我先后调查了延长县小学、延长县七里村小学、延长县黑家堡中学等 10所学校,走访教师86人,走访家长、学生366人。通过调查我了解到以下信息。 一、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 1、学校领导普遍认为艺术教育是中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小学艺术教育仍是整个学校教育最薄弱的环节,确实有待加强。 2、学生绝大多数喜欢艺术学科及其相关活动。有97%的孩子喜欢画画、唱歌,并喜欢与此相关的剪纸、捏泥巴、书法等活动,也理所当然地喜欢上了艺术学科。 3、教师观念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 实施素质教育,要求艺术学科与其他所有学科地位平等。但事实上农村中小学的好多艺术课,被看成是副课,本身排的课时就少,还常常被挤占,用来辅导语文、数学、英语等所谓的主课。 4、艺术专业教师缺乏、专业素质较差。 (1)农村中小学,70%以上的美术教师都是由其他学科的任课教师兼任,这部分师资的素质良莠不齐,还有一部分是快要退休的老教师凑合。 (2)目前,高等师范艺术院校毕业生,约有70%的不愿意到农村及贫困地区工作,另有20%的学生不愿意到中小学去任教,直接影响了这些学校艺术教育人才队伍壮大的渠道。 5、家长对艺术教育认识不足。 家长们对“孩子升学”方面的功利性要求远远高于艺术教育方面的要求,家长们普遍认为,只有学好了语数外等考试科目,才能的好成绩,才能进入好学校,将来考上好的学,好找工作,至于美术学科,无关紧要。 二、改变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对策 1、转变观念正确认识艺术教育。 (1)通过家长会向广大家长宣传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另外,为了让宣传更贴近人心,还可以在家长中聘请一部分素质较高的人担任学校的义务宣传员,让他们站在家长的角度,把自己的实际经验、切身感受向其他的家长“现场说法”。 (2)充分利用社会和家长在艺术方面的教育资源。把身边默默无闻的民间艺术引入课堂,让他们参与艺术教育的监督、管理与指导等工作,使他们成为学校艺术教育的中坚力量。 2、营造美术教育的良好环境。 (1)投资到位,保证时间。由于艺术学科的特殊性,要求学校在美术教学方面的投入要有一定程度的倾斜,必须保证教学所用各项设备落实。 (2)学校要积极落实艺术兴趣小组,按时开展活动,积极吸引孩子参加,不断培养孩子的兴趣 ,培养他们的专长,成为他们的技能。 (3)对于好的苗子,学校要积极推荐给专业部门,专业学校,专门的活动中心等加大培养力度,多给孩子成才的机会。 3、全面提升美术专业教师的素质。 (1)培养艺术教师的敬业精神。作为一名美术教师,首先要热爱孩子,热爱教育事业,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把它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追求。 (2)努力提高艺术教师的专业素质。首先是提高自身在艺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如:基本功;其次是提高自身在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理论修养,加强教学实践方面的研究,多掌握一些儿童(少年)在美术学习中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再是努力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尤其是审美修养。 (3)学校为艺术教师搭建成长的平台。 学校要经常了解每位艺术教师的工作状况、思想动态,尽可能多地为教师创造学习的机会、提高的机会、展示的机会,让他们在艺术教育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从而真正做到把自己的生命与艺术教育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4、加强硬件设施建设。 农村中小学设施普遍简陋,没有专门的艺术教室,更谈不上艺术器材的配置。教育行政部门应从每年的教育费附加中拔出一定的经费,给农村中小学校逐步建立各种功能室,配置音、美教学器材,让学校的音、美器材配备上规模、上档次,以便顺利地实施新教材的艺术教育,也可以和城市学校联系,将其不用的一些器具进行维修使用。 5、加强艺术教学研究。 (1)开展艺术教学研究活动。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战场,也是提高学生艺术修养的主阵地。学校要定期组织艺术术教师进行集体备课,相互取长补短;组内人员要相互听课、评课,交流教学心得,撰写反思笔记;还可请其他学科教师深入美术教学课堂,从不同的角度对艺术教学提出合理化的 建议。 (2)加强课题研究。加强专题研究,可以提高学术水平,提升专任教师和学校形象。 (3)把艺术教学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以前的艺术学科,在课程整体设计上过于强调学科本位,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学生的生活经验,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鼓励教师把美术教学从狭窄的教室转移到美丽的大自然、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树立“课堂小天地,天地大课堂”的宏大的艺术教学观,让学生从身边、从生活经验中寻找艺术教学内容,强调艺术知识和技能在帮助学生美化生活方面的作用,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领悟艺术的独特价值。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析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状况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美育的最重要内容和最主要途径,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虽取得一定的可喜成绩,但艺术教育的发展也令人担忧。 关键词: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教育也必须发生深刻的变革。作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美育的最重要内容和最主要途径,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在中小学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教育教师;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课外、校外艺术活动;编写具有一定质量的、适合地方特色的中小学艺术教材等,中小学艺术教育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今后如何发展,艺术教育的路在哪里?也引起所有艺术教育者的认真思考。 目前,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对艺术教育的认识不科学、不全面, 常把艺术技能的掌握作为教育的主要重点,忽视审美修养的培养;其次,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对待艺术教育的重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真正投入去做的较少,多为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做表面化的工作。并且中小学里专业的艺术师资较缺乏,部分学校多数存在由略懂唱歌、画画的非专业教师来任职艺术课程的教学,这样必然导致艺术课程教学水平不高,开课没有质量的保障;再次,在中小学中艺术课程开课率较低,在个别地方的学校中仍然存在为了学校的升学率,艺术课程为数理化等主要升学考试课程让路的教学情况。在此,作为艺术教育者,我们必须清楚认识:普通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是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艺术审美修养的基础素质教育,而不是针对少数学生,提高他们的艺术技能技巧的职业培训教育。随着素质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素质教育实践的向前推进,以往许多违背素质教育思想的艺术教育观念和行为都必须引起我们艺术教育者应该积极思考并更新我们的艺术教育观念。 1明确艺术教育并非培养艺术尖子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面向全体学生是普通教育的本质属性与要求,也是素质教育的本质属性与要求。普通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以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艺术审美修养为主要目的素质教育。目前我国学校教育的主旋律是中小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作为应试教育“受害者”的艺术教育,理应成为这项“转轨工程”的排头兵。然而,被认为最能促进艺术教育工作的一项得力措施――艺术特长生在升学考试中能获得加分的褒奖,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应试教育之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普通中小学艺术教育面向个别尖子生培养的错误做法。艺术教育一旦与升学考试搅在一起,那么,我们交给学生的将极有可能不是艺术本身,而是如何应付艺术考试的方法。我们且不谈这样的艺术教育因此会冷落了多少同样有权利并渴望享受艺术教育的学生,单看那些“从中受益”的艺术骄子,他们接受的是真正的艺术教育吗?恐怕他们接受的只不过是一种与艺术教育的理想背道而驰的艺术技能技艺训的练罢了。死记硬背和机械运用所掌握的枯燥乏味的理性知识和技能技巧,而不是通过赏心悦目的教学过程,来培养出学生对艺术的兴趣爱好和提高学生的艺术表现和欣赏水平。因此,对于中小学的艺术教育者必须明确艺术教育的本质,注重全体学生的艺术兴趣和审美欣赏能力的培养。 2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以此发挥辅德、益智功能 我们今天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和作用,是有现实背景和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们总习惯于从德和智的角度去规范艺术教育目的,去评判艺术教育的成败,去争取艺术教育的地位,而忽视了艺术教育最本质、最独特的审美功能。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并不是否定艺术教育的德、益智功能,恰恰相反,艺术教育的辅德、益智功能的发挥必须是通过审美这一中介环节才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艺术教育只有使自身真正成为审美教育,并在审美育人功能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其辅德、益智功能。也就是说,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所具有的辅德、益智功能是艺术教育审美功能发挥的必然产物。这些功能的实现方式是隐性的、潜移默化的,而非显性的、立竿见影的。因此,中小学的艺术教育如果只片面追求德育、智育等方面作用,那么不仅艺术教育的审美育人功能不能实现,而且其他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也不可能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强调艺术教育功能的审美功能,同样是在强调发挥艺术教育的辅德、益智功能。 3明确艺术教育本质,强调课堂教学的学生的参与性 在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中,很多教师往往在不经意中把艺术课上成了缺乏艺术性的纯知识传授的技能训练课,把学生无形中当成了没有少年儿童特点的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使艺术知识技能教学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并不是反对向中小学生施行必要的、基本的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但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来说,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应比学习知识技能更为重要。只有在学生对艺术有了兴趣的时候,知识技能的教学才可能获得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把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作为艺术教学的最主要任务和目标来加以强调,同时兼顾一定艺术知识技能的传授,才可能真正实现我们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价值。 此外,针对艺术的教学特殊性,传统的“听讲”式知识教学模式,以及专业艺术教育的模仿式技能训练模式,远远不能体现出艺术教育的本色。在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浪潮中,我们提出中小学艺术教育必须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艺术教学就可能是名不副实的。教学中学生的主动参与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学生主动参与的程度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只有教师遵循艺术的规律和学生的身心的发展规律进行教育设计,使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才有可能启发和诱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艺术教学活动中,真正体验到艺术教育的魅力,创造出具有个性的艺术作品。 总之,中小学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的艺术教育,提高和完善艺术教育水平是我们每个艺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关注的问题。艺术教育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在中小学教育中应该使其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只有遵循艺术教育所特有的艺术审美规律,确保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独立地位,才可能真正发挥艺术教育所特有的审美育人功能。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缺失及其对策 【摘要】当前,许多农村学校至今仍把守着应试教育这根“缠身令”,以提高升学率为唯一追求,并以此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师的工作成绩。加之农村学生从小就受一种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脱离农村的“传统”教育。家里家外、校里校外,形成统一“思路”。尤其到了中学,只要是高考范围之外的课程,一律不去“浪费”时间。基于这一思想,音、美等艺术教育自然成为可有可无的“小三门”,被视为正常教学的附属品。尽管教育主管部门通过采取种种措施,诸如举办中小学文艺汇演、中学生教师艺术展演、中小学书画展等,藉此推动中小学生艺术教育。但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校临时抱佛脚,敷衍应付,有的甚至借口不参加。由此造成农村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缺失,使素质教育仍然难以步入正常轨道,无法在农村中小学全面实施。 【关键词】艺术教育;农村中小学;缺失;对策 1艺术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艺术教育是培养少年儿童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所不可缺少的美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他是以艺术为媒介培养人的艺术能力与艺术境界的系统教育活动,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也是艺术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艺术教育主要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学科的教学工作。通过在学校实施艺术教育,可以让学生的心灵产生长远的、深刻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使学生的人格趋向完美。著名教育家赞可夫说:“艺术不仅作用于学生情感,而且影响到他的理智。”因此艺术有助于培养人的道德和信念,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健康发展和人格心智的完善。 2造成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缺失的原因 2.1认识不够,艺术教育在农村遭受学校与学生家长忽视。 当前,不少学校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校仍然把音乐课、美术课等艺术课看成是可开可不开的“杂课”。即使在课程表上体现了规定的音乐课时量和美术课时量,但在执行中,有的被敷衍了事,成了唱歌课、图画课,有的被语、数等主课占用,更有的干脆让学生自习。安排在课表中的音乐课、美术课形同虚设。自然,农村中小学艺术课的任课教师,也只能是一个“杂课教师”,在课时安排上多于“主课教师”,在工作量却少于“主课教师”;每年的年终推优工作中,“杂课教师”自然靠边站。个别学校甚至取消了音乐课、美术课。 而农村学生家长的思想封闭,观念陈旧,文化素质低,知识面窄。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他们只关心孩子语数等“主课”的学业,认为自己的子女既不是歌唱家的“料”,也不是画家的“料”。音乐和美术,孩子学与不学,教师教与不教,没有多大关系,以至轻视甚至阻碍孩子学习音乐和美术。对于学校的一些相关的艺术活动,家长也不支持,有的甚至阻碍。在这双重因素的直接影响下,使学生无法接受应有的艺术教育。 2.2专业师资严重匮乏。 目前,在农村中小学教师中,艺术课教师从正规师范院校毕业,受过艺术专业化、系统化教育和培训的教师少之又少,大部分农村中小学教师对音乐、美术等艺术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因此,在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出现严重不足,音乐课美术课完全由语、数等“主课”教师兼教,而且现有的任课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态度、学识水平、业务能力等方面与艺术教学的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同时,受到中国多年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小学艺术教育不受重视,艺术课看作“副科”,没有建立艺术教育的评价、测试体系,以致于教师的教学无压力,无动力,应付了事。 2.3艺术教学设备短缺。 目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学设备的配置,虽然在“普九”、“普图”、“普实”的工作中得到了改善,但有的学校管理不善,使用不当,导致艺术教学设备损毁、流失的现象较为严重,不能保证教学的正常开展。有些学校的艺术课因为没有设备,无从开展。 2.4对艺术教育管理机制不全:当前,农村中小学没有建立长期有效的艺术教育师资培训机制,使从事艺术教育的专任课教师成长滞后,岗位胜任率低。虽然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每年举办艺术培训,但在农村中小学校选派的教师不固定,有的学校由教师自选,有的每年更换一名教师,致使教师艺术培训成为纯粹为教师增加每年必须的集中培训积分,而流于形式。同时农村中小学校存在艺术教育课的课时量与“主课”课时量不同等现象,艺术教师每上一节课只有0.8课时量,与所谓的“主课”(语文和数学)相比每节课按1.2课时相比相距0.4的课时量。在课时量的计算上忽视艺术教育,无法体现艺术教育的真正价值,同时学校在年终推优工作中理直气壮地把“杂课”(艺术课)教师拒之门外,严重挫伤艺术专业教师的积极性。此外,农村中小学没有建立健全艺术教育课程的相关科研机制,所以使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 3应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缺失应采取的对策 3.1加强艺术专业教师队伍的选用和师资培训。学校要重视对艺术教师和特长教师的选用和培训,采用脱产专职培训和自学成才、业余进修、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加强艺术教育的师资力量。一方面,可以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面试,从中小学中选拔一些思想政治素质好,并具备一定音美知识的年轻教师到师范院校进行专业学习培训,充实艺术教学力量;另一方面,对边远地区、人员较紧张的学校采用假期集中培训。聘请一些有水平的艺术教育专家授课,使教师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较系统、较实用的专业知识。“艺术不能容忍说教,审美不能依靠灌输”,只有艺术教师的专业水平提高了,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艺术水平。同时合理配置专业艺术教师上岗,在每次的教师人事录用中要安排一定数量艺术专业名额,有针对性加强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3.2加强农村中小学校艺术教学硬件建设。器材的配置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顺利实施艺术教育的物质基础。在巩固“普九”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学校的硬件建设,利用有限的教育资金,购置各类音乐、美术教学器材,使学校的艺术教育器材配备上规模、上档次。特别是农村学校,要努力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因地制宜,积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购置艺术教育设备;同时尽量依靠自力更生和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条件,自制部分教学用具和器材。如简易的画夹、画架、画板等,鼓励学生自带或自购一些民间乐器,如二胡、笛子等。另外,应妥善保管各种教学用具和器材,避免损毁和流失。 3.3开齐、开足、开好艺术课。 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开齐、开足、开好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不能像以前那样把艺术类课程当成是可有可无的“杂课”,也不能走走形式每周上一节不专业的“游戏课”,不能只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目标,而应重视学习过程的获得强调对学习过程的体验,更注重情感价值观的培养,因为这些因素都是使学生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老师“教”和学生“学”应该互动起来。“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也应该被“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所代替,因此艺术教育的教学形式应更灵活。要大力加强多媒体电化教学手段在艺术课中的运用,使教学内容更形象、更直观,如精心绘制板报,设计图案、书签,精心制作投影胶片等。要积极开展艺术课教研活动,创设机会,让学校艺术教师相互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3.4要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开展艺术教育:当前我国各地农村一直以来都延续着本地方丰富的文化资源,学校教育应该合理利用地方的民间艺术资源,把富有地方特色民间艺术融入到学校教育。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合理聘请民间艺人到学校传授民间艺术,这让不仅可以丰富学校艺术教育内容,同时可以让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得到有效传承。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农村学校的艺术教育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为了更好的适应教学的改革,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仍需继续加快农村艺术教育的改革步伐,为农村艺术教育开创一个更好的局面。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论中小学艺术教育传承地方优秀文化的途径 [摘 要]全文从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小学艺术教育传承地方文化艺术的三种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不仅能够有效地将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优秀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传递下去,而且能使民族文化精神得到传承。 [关键词]艺术教育 传承 地方优秀文化 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中小学开展创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活动的通知》指出:“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把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纳入艺术课程课堂教学和课外艺术活动中,努力建设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要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开发利用当地社会文化艺术资源,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和传统艺术项目”。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学校艺术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除了为学生提供审美体验,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开发创造性发展潜能,提升创造力;关注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文化资源,拓展艺术视野,提高整体素质,促进人际交往、情感沟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承担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地方文化艺术既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又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把它们继承和延续下去,对于保存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潮汕文化是以现在的潮州、汕头、揭阳和汕尾四市为主,由讲潮州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种属于汉文化的地域性亚文化。1、以“开放融合。兼取互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其突出特征。潮汕地区民间艺术源远流长,如花似锦,驰名中外。其中潮剧、潮州音乐、潮绣、木雕闻名遐迩,潮汕民间的花灯、嵌瓷、香包、泥塑、剪纸、首饰等,都富有地方特色,驰名中处,成为民间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和时节应用品。汕头市澄海区有着浓厚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氛围和数量众多的地方艺术门类。近年来,澄海区中小学在利用潮汕地方艺术资源拓展艺术教育渠道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自1999年12月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市)”后,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成绩斐然。2、2010年澄海区教育局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澄海实验学校和莲下中心小学2012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特色学校,澄海实验学校小学2011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另有四所学校被广东省教育厅确定为广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澄海区各中小学在如何通过有效途径传承地方优秀文化艺术资源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在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使用的教材应适合中小学生的年龄和心智状况,如果在校本教材中融入他们熟悉的地方文化资源无疑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澄海区中小学艺术课校本教材的编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澄海位于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的韩江入海口,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置县,后几经易制,2003年成为澄海区,隶汕头市,现有面积402.5平方公里,人口75万(2008年)。在澄海民间,保存了大量具有浓厚潮汕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主要有:潮剧、潮州大锣鼓、丝弦乐,潮汕童谣、方言歌、版画,剪纸、纱丁、抽纱、嵌瓷、灯谜、香包艺术等,还有极具澄海地方特色的西门的蜈蚣舞、永新的鳌鱼舞、隆都的西头鹅舞等动物舞蹈。这些地方民俗文化、民俗风情的艺术门类,富有强劲的生命力,为澄海学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近年来,澄海中小学通过对潮汕民间艺术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归类,根据学校自身办学特色引进了大量民间艺术教育资源,并经过教学实践形成了众多的教学案例,成为地方、校本教材建设的雏形。如澄海实验学校的《少儿潮剧演唱基础训练》、《潮剧欣赏基础》、《潮语语音与合唱训练》、《潮汕动物舞蹈欣赏及训练》等音乐课校本教材,《潮汕儿童版画教程》等美术类校本教材,《硬笔书法》、《书法楷书训练》等书法艺术校本教材。又如建阳小学,通过对众多教学案例的整理、提炼,编写了《艺术教育校本教材资源包》,内容涵盖《潮汕童谣歌》、《潮汕民俗歌》、《潮汕锣鼓》、《潮剧行当》,《潮剧欣赏》等。再如华侨小学的《木刻版画教材》等。 在教学中运地方艺术教材,可使学生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把一些有较高艺术性的以民族民间艺术为素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和经过改编的民族民间艺术作品介绍给学生,可使学生认识到民族民间艺术是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艺术的情感,增强学生维护、发扬光大民族民间艺术的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意识会对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乡土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通过学习乡土艺术教材,可加深学生对家乡的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对培养学生热爱家乡与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辐射作用。 二、 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教师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艺术知识和技能、认识艺术世界的过程。澄海区的艺术教师们会在音乐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强介绍潮乐、潮剧、潮曲的特色和技巧,师生有时还会进行即兴表演。例如,树础小学的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先选择《天乌乌》、《桃花过渡》这样一些有吸引力的歌曲、短剧,让学生欣赏,然后利用《客鸟声客客》、《新编桃花过渡》等地方音乐素材进行示唱、演奏、表演等形式进行教学。在美术课上,他们会介绍澄海作为“版画之乡”的文化历史,使教学内容具有地方性和实践性,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在教学方式上,他们根据教材的基本内容,进行“经典引导”与“乡土渗透”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把现行国家教材与乡土教材进行高度整合的成功之路:例如,澄海区建阳小学在音乐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现行教材与乡土教材融合的大胆尝试,他们以现行教材作为教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师生们把从周边社区采集来的音乐素材引进课堂,并对曲调节奏、歌词进行规范,对内容、形式进行修改、整合,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师生的创造力,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他们共整理出校本教材8个资源包;莲下中心小学的古筝队在各种比赛中以演奏潮筝曲而大获成功,这得力于该校音乐教师对古筝的创造性教学,他们既遵循古筝演奏的一般规律,又改进了潮筝演奏技艺,编配新的潮筝曲;实验学校教师则安排了一定数量和一定课时的潮州音乐教学,课余时间则加强潮乐的集体训练;莱芜中学把当地工艺美术引进了美术的课堂教学,如丝网版画、羊毛编织、民间玩具等地方工艺美术,均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至为关键,他们的艺术素养直接关系到文化传承的效果。澄海区现有中小学艺术科教师大多受过系统、规范的高等艺术教育,又主要来自潮汕地区,自幼受潮汕文化熏陶,对利用潮汕文化资源进行艺术教学有着天然的优势。近些年来,澄海区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作用,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潮剧、澄海灯谜,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蜈蚣舞等为主要传承项目,重点突出蜈蚣舞、潮州大锣鼓、澄海版画的传承,为此加强了对中小学艺术科教师的地方艺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把一批本地民间艺人、艺术家被请进校园,为全区中小学艺术科教师举办潮汕地区音乐、曲艺、美术工艺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讲座。 学校艺术教育将地方传统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后将有助于学生具体生动地感受家乡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变迁,增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大力推进地方艺术进课堂,营造校本艺术教学的浓厚气息,在家乡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体验生活、升华情感,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这才是教育之根本所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让优秀的地方艺术内容走进课堂确实不失为对民间艺术传承和保护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 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 课外艺术活动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适当地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澄海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昌明,民间艺术活动非常活跃。民间艺人队伍庞大,业余艺术团体遍布城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业余剧社(团)最多时全县达到60多个,大量新旧剧目上演。澄海还享有全国“民族民间艺术(版画)之乡”、“民族民间艺术(灯谜)之乡”的美誉,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 在澄海这样一块具有浓厚地方艺术氛围的土地上,中小学生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澄海区中小学校组建了大量业余课外兴趣小组,每所学校至少有5个以上的兴趣组活动,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这些课外艺术活动既符合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十分符合当地农村学校的艺术教学现状。例如,澄海区教育局自2003年来,坚持每年举行学生潮剧演唱比赛,参赛选手众多,为潮剧事业的发展挖掘了一批批新苗;华侨小学课外艺术活动以版画见长,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学生版画作品集《大师的画》、《太阳花》,美术作品集《心灵的画》,五十多件学生作品发表于各级刊物或收集于画册;建阳小学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形成了鲜明的“引进潮汕音乐教育,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办学特色,潮汕民间艺术在该校开展活跃,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涌现出一批潮艺爱好者,他们多次参加当地重大节日晚会,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建设贡献了力量;澄海实验小学以“传承潮汕地区优秀文化艺术”为课题,积极探索自制的具有潮州音乐特色韵味的“竖吹竹笛”进入课堂,将澄海动物舞蹈和潮州锣鼓引入课堂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该校自编地方舞蹈、自创潮语童声合唱节目、鼓励学生创作反映澄海地域特色的美术作品,连续四届参加国、省、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取得了两个全国一等奖,四个省一等奖的佳绩;莲下中心小学将潮汕儿童版画和书法引入课堂和课外兴趣小组,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在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一举取得了一个全国一等奖,五个全省一等奖的佳绩。 一直以来,许多散落于群众中的传统优秀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由于受地方方言的局限,使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兴趣越来越少,许多民间优秀艺术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更有一些民间音乐己经到了“人走歌息,人去艺绝”的程度。澄海区传承优秀地方艺术从中小学抓起,笔者认为,此举善莫大焉,值得提倡。地方艺术是当地文化土壤中的一枝奇葩,优秀艺术的传承是文化传承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民族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地域的标志,积极将地方优秀文化艺术引入学校课外兴趣活动,是让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得到传承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澄海区中小学将地方文化艺术资源纳入到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中,通过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从而使学校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在途径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链条。艺术不仅能够把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保存下来,传递下去,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爱家乡、爱故土的健康情感,同时引领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促进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当然,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认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喜欢,感兴趣,才有传承弘扬的可能。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家庭要发挥引导作用,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家人在与孩子的言谈交流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一点一滴讲给孩子听,教给孩子学,引导青少年认识传统文化,这对青少年的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学校应当发挥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诸如聘请民间知名艺人,在课外或课内担任艺术辅导员,开设民族民俗文化知识讲座或课程等,这是地方优秀传统艺术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关键。教育、文化等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发挥职能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建设文化公益设施如博物馆、文化馆、书画院、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联合社区、村居加强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基地建设,创造一个展示认识传统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这是地方优秀艺术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保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地域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地方艺术往往比较质朴,因此,我们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人文素养,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既能走进地方艺术的殿堂,又能摆脱它的局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中的优秀成果更好地为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服务。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谈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特征 【摘 要】目前我国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存在着一种“异化特征”。就是说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主体认识的模糊性等原因,艺术教育往往易于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既没有突出艺术的特点,有没有突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以至于它从实质上讲已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此笔者以论述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现象,还原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功能,从而更加清醒认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与目的,不断推动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大力发展。 【关键词】美育;艺术教育;专业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美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校教育中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从而也越来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教育部相继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等纲领性文件,它们的颁布与实施长期有效地促进了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艺术教育是美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形式和有效途径。同时它更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全面提升国民艺术素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加强艺术教育是时代的呼唤,是建设与实现创新性国家的有效途径,是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渠道,党和国家将此提升到关系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新世纪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是卓识而又远见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法规建设、行政管理、教学活动、教师队伍、设备器材、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艺术教育的基础差,底子薄,学校艺术教育目前还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在此发展中有必然的主观认识不清和客观条件制约等要素阻碍着当代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步伐,要尽快改变这个状况,为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的需求,发现和解决制约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问题乃推动我国美育事业发展之根本,繁荣艺术教育之核心,但只有在对客体充分认识的基础才能实践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所以主体对客体认识偏差予以正确定位乃艺术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和根本前提。 目前我国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存在着一种“异化特征”。就是说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主体认识的模糊性等原因,艺术教育往往易于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既没有突出艺术的特点,有没有突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以至于它从实质上讲已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此笔者以论述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现象,还原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功能,从而更加清醒认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与目的,不断推动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蓬勃发展。 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内容,中小学艺术教育应该是一种普通的、普及的基本的艺术素养教育。可现代中小学艺术教育从总体上来看,脱离了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特点,一味模仿专业艺术教育的教学模式,专业化倾向十分严重,在笔者走访的沈阳市几所重点小学与中学的过程中,这一突出的倾向越加明显,重点表现在把艺术教育的重点放在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上,有的甚至把艺术教学等同于艺术知识技能教学,把对艺术知识技能的掌握当做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直接目标,往往使艺术教学过程变成纯粹的艺术知识技能传授和训练过程,学生缺少参与艺术活动,缺少艺术体验并获得审美愉悦的机会。 著名的美国艺术教育家加登纳在对中美艺术教育进行比较时指出:“中国艺术教育的重点,偏重技巧训练,目的是培养个人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能力和造型艺术中的审美观念,技巧训练被视为是个性和发自性的基础和起点。而在美国教育中,更强调让儿童本能地反应,强调儿童有独特的作品。技巧训练被认为晚些为好,最好是在儿童愿望更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概念时自然进行。因此,在美国,技巧训练实在实现独创概念以后,而在中国,独创概念只在培养技巧之后才可能出现。出于这种概念,中国的艺术教育多为严格的模仿。另外一位美国音乐家雷默在对中国音乐教育实地3个月的考察后指出”在中小学里,音乐教育遇到一个主要问题是学生对技巧的掌握超过了他们对文化课的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无例外的集中在技巧训练上,并视方法论为最高准则。学生们的知识结构目标越窄,他们的专长就越受到限制,教学方法也越得不到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从幼儿园到音乐学院,中国的音乐教育几乎全部靠死记硬背、联系、模仿、重复一步一步地形成起来。“中国孩子很少表现出独立性,他们没有自立的概念,没有想到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们在音乐上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但无疑地,我感到痛心的是他们失去太多,代价太大;他们的兴趣受到压抑,而这本可使他们成为更有趣的人。 笔者在某中学与音乐教师交谈时,该音乐老师指出:多少年来,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音乐是一种技艺课,它是通过教育形式传播音乐知识、技能技巧的,所以音乐可以只被看做是技能技巧课。音乐教学方法也以‘教音乐’为宗旨,教师的目标往往停留在‘帮助学生顺利地学会教材规定的内容’上,教师的注意力必然集中于唱歌、识谱、乐理、欣赏、器乐中技能技巧的传授和训练。”他认为,虽然音乐的艺术是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技巧才能表现的,但关键首先要使人有表达音乐的情感和欲望。特别是要让孩子们愿意学、乐意学、有感才有爱,有感才有智。要不然,再简单的音乐技能训练,也只能成为机械的操作,呆板的重复。 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专业化倾向大多存在于城市的中小学之间,这也主要表现在教师的功利性上,为了追求某一奖项,凸显自我的教学成绩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导致艺术教育被简单的异化为艺术知识技能课程,,根据艺术教育的目标和社会功能分析,中小学在实践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将艺术知识技能教学和艺术活动充分相依结合,在艺术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兴趣与爱好,在兴趣中去完成艺术知识的传授,而不是单一的言传身教,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与学生兴趣二者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两者缺一不可。 以上所述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认识偏差与观念落差一直是艺术教育研究者老生常谈的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或许与中国沿袭的几千年的教育体制与艺术教育研究滞后息息相关,而现代艺术教育发展的几十年里,它不但没有得到澄清与正确的定位,反而越演越烈,导致中小学艺术教育一直处于被动与发展缓慢的局面,这不得不使艺术教育工作者深思。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 【摘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农村,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虽有明显提高,但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针对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探索,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对策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党的教育方针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德智体教育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普遍认可,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相比之下,学校艺术教育因其自身特性和社会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中小学,尤其是西部农村中小学中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这一现状严重偏离教育方针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笔者结合长期学校工作实践,就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谈几点意见,以期抛砖引玉。共同为基础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 概括来讲,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如下: 1 应试教育地位稳固,艺术教育持续萎缩 虽然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但至今仍然缺乏一种科学的、可行的教育效果评价机制。考试仍是得心应手的评价手段,而无论是小学毕业的知识检测,初中毕业的“三合一”考试,还是高考,音乐、美术都不是考试科目。在择校热的今天谁愿意把精力和时间耗费在非考试科目的训练上,学生不会,家长也不让。在这一指挥棒的影响下,学校也只能结合实际,把教育的重心放在文化课的教学上。艺术方面有潜能和兴趣的学生,就只能参加一些兴趣小组活动,替学校应付上级检查了。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规范的专业引领,有艺术潜质的学生看不到自己艺术方面发展的前景,久而久之其艺术潜能也就泯然众人矣。缺乏艺术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是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2 专业艺术教师严重匮乏,学校艺术教育举步维艰 长期以来,专业艺术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尤其是农村中小学这方面更是一人难求。一个24个教学班的镇办初中长期没有音乐教师,校长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未果,学校只能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安排部分有个人音乐爱好的教师兼代音乐课,给学生教唱一些歌曲,以便使学校不至于过分沉寂。这种无奈之举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教师中能唱会教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因此,农村中小学把课表上的音乐、美术课上成自习课就不足为怪了。前些年,分配到农村中小学的艺术类教师基本上都是中等师范学校音乐、美术班毕业的学生。师范停招后基本上截断了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来源,至于从艺术类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本来就少,要想分配到农村中小学任教,可能性非常小。 3 艺术教育高投入,农村学生吃不消 虽然国家实行“两免一补”政策,确保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因贫困而辍学,但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人们用于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仍显不足。艺术类教育的学习成本较高,一般家庭很难支撑。在物质保障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学生的艺术发展只能在较低层次下徘徊,很难有大的突破。 针对以上问题,就如何加强和改进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工作谈几点意见。首先,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全面发展的人才观,深入推行素质教育。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开创学校工作的新局面。深刻认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培养好,发展好学生的艺术潜能。坚持开展符合学生年龄特点,认知特点的艺术教育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陶冶学生性情,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激发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感情。努力探索艺术教育科学评价机制,促使艺术教育健康发展。 其次,改革艺术类学校招生制度,使有艺术素养的学生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从小学开始建立有艺术潜能学生档案,记录其专业发展经历。初中毕业考试前艺术学校进行选拔性考试,毕业文化课考试结束后,在专业合格的情况下优先录取这一类学生进入高中或专业艺术学校学习。在保证文化课学习质量的同时重点加强对其艺术专业的培养。高中毕业时在文化课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填报艺术类院校志愿的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保证对其进行艺术培养的连续性。同时,加大对艺术类学校的资金投放力度,保证其正常教学训练活动的顺利进行。职业中专学校增设艺术类专业,提高师资水平改善办学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培养基本艺术人才的需要,为当地教育、文化艺术事业的长足发展培养优秀人才。 最后,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得力措施确保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编制到位,人员到位。保证一批优秀的艺术教师下得来,留得住。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师聘任管理办法,提高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福利待遇,为教师自身成长和专业发展搭建平台,吸引更多的优秀师资投身的农村教育这一广阔天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教育,这一民生之本也将在改革的浪潮中回归本源,完成时代担负。相信,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中,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一定会有色彩斑斓的明天。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思考 摘 要: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之间经济条件、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差异性较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事业尤显滞后甚至处在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面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实,农村孩子的全面素质培养很是令人担忧。本文将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一些问题作简要的探讨,以引起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 思考。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 艺术教育 思考 目前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环境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农村中小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农村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我国素质教育提升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重视度不足 我国国家教育部明确提出中小学教育应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然而很多农村中小学的地方领导和学校领导并不了解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了解艺术知识和技能与社会生活、工作的密切关系,不了解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高度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下,艺术是新世纪我国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不可缺少的素养。认识不到艺术教育是美育和素质教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更认识不到艺术教育是对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培养最具成效的学科之一,一味的以提高升学率为惟一目标,并以此作为学校和教师唯一的工作成绩。虽然国家一再要求加强艺术教育的投入,但很多农村中小学却将艺术课变成了副课、杂课、调剂课、可有可无课。 (二)师资严重缺乏 在我国基础教育新课改的背景下,城市中小学的艺术教师比例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有相当大部分的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是空白的。目前,在新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师资力量中,仍有一定数量的民办教师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农村中小学,特别是一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办学条件差,教师待遇低,很难吸引专业艺术教师到农村长期任教,这也是导致农村学校艺术师资匮乏的重要原因。一些专业艺术院校的毕业生,由于前期学习艺术的投入比较大,不愿意去偏远的农村中小学去任教,即使去的艺术专业教师,也不能安心工作,缺乏工作积极性。艺术教师从农村偏远学校流向乡镇中心学校、农村中心学校流向市区学校、初级中学流向高级中学、规模较小高中流向规模大高中、规模较大高中流向省市重点高中的教师流失现象不可避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也因此缺乏后备之源。 (三)师资的艺术素质不高 素质教育对从事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教师来讲,要求是提高了,然而目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专业素质与教学水平离当前的形势发展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不能适应农村艺术教育发展的要求。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并不是艺术专业的毕业生,而是来源于民办转公办、招工招干和其他学科教师兼职等,他们没有接受过艺术专业化、系统化的教育和培训,对音乐、美术等艺术专业知识缺乏系统了解。教学观念、教学态度、学识水平、业务能力等方面也必然与艺术教学的实际需要都存在较大差距。 二、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思考 (一)提高认识,政策落实到底 教育部制定的《艺术教育发展规划》中提到:“针对我国广大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严重匮乏、艺术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将推广音乐、美术主辅修教学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探索培养复合型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新模式、新途径。资金短缺是制约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严重影响了艺术师资的引进。提高教师待遇,提高农村学校艺术教师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等各种待遇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重要举措。因此,加大资金投入是解决农村艺术教育师资短缺问题的关键和内在动因。 (二)加强师资建设 加强音乐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新农村中小学音乐艺术教育质量的重要问题。首先,有效合理地利用现有师资,要充分发挥现有师资的长处,为这部分师资力量作用的发挥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面对专业艺术教师不足的情况,学校可以用优厚的待遇引进专业的艺术教师,也可以加大对兼职教师的专业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的艺术素质。 (三)提升师资素质,创造多元化艺术教育条件 首先,通过加强现有师资的艺术专业培训力度,提升师资的艺术水平。同时,开发当地的艺术资源,聘请当地民间艺人或有专长的退休职工担任学校的艺术教师,支援学校艺术教育。也可聘请乡镇文化站人员、县级艺术团体的专业工作者担任学校的艺术指导。再者,与周边的高校建立顶岗支教、实习基地等联系,一方面可提高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专业水准,还可以接受专业院校艺术毕业生面对面的指导和交流。 总之,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全面普及、提高与发展,对中国整体艺术素质的提升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建设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我们共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呼唤中小学艺术教育回归 当前的社会状况整体浮躁,人们的功利性较强,反映到艺术教育上就是急功近利,一部分人片面强调艺术功能,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艺术无用,这两种意识的碰撞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存在状态。表现在学校艺术教育领域,或是只注重技能的掌握,或是使艺术课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事实上,艺术不仅仅是美的简单再现,它是一个有情有理,完整的人性学习的一部分。在21世纪激烈的竞争中,在公利与名欲抹杀人的理性与情感,个体的人不断趋同的时候,提倡艺术教育更具有时代意义。 只有高度重视艺术教育的作用,使其在中小学得到全面普及,在实践中创新,才能使我们中小学学生的潜能得到开发,个性也得到充分发挥,综合素质才能全面提升,为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培养完美人格打下坚实基础。所以说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艺术教育是中小学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教育。美育又称审美教育,美感教育,是借助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培养人正确的审美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提高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的教育。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察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从这一定意义上来说,美育既是通向人类历史文化的最大纵深,又关联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它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对话的桥梁。美育的加强与否,也就不仅关系着一个民族的兴衰,亦关系着人类社会的生存质量。 1.美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国家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了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美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美育可以建构人的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人的艺术欣赏和艺术创造能力,它的最终目的是造就完美的个性的人。 我国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美育的作用在于传情,具有以情动人的特点,在“传情的过程中使欣赏者的品德,情操得以陶冶和净化”。因此,美育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教会学生唱歌、跳舞、画画,更重要的是通过健康高尚的美的内容和生动愉悦的教育形式作用于学生的心灵,生动形象的扩大和加深学生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潜移默化的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准,陶冶高尚的情操,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所以,作为美育的艺术教育必须体现美育的本质,促进学生个人修养与情操的提高,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意志品质,丰富学生的性情与情趣,最终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没有艺术教育,美育是空泛的,没有基础的;没有美育,艺术教育是不彻底的,没有结果的——因为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只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一些具体的艺术技能和知识,而是通过艺术教育搭建一座桥梁,使学生从有限的自我通向无限世界,从而完善学生的人格修养、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 艺术教育所承担的任务就是“知其为美,更要知其所以为美”,通过了解、学习,培养审美情趣,提高艺术品味,并且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对美的创造力。 2.回归美育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方向。艺术教育本质上是审美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是陶冶学生情操、进行美育的重要形式,也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现实生活中,艺术教育的这些作用已经越来越淡薄,艺术教育本身也越来越被异化为一种另类的教育形式,甚至呈现出“成人化”、“庸俗化”的倾向。在一些家长的眼中,艺术教育也俨然成了培养小明星的捷径。是艺术本身,还是功利诱惑,令家长们不遗余力地让本该享受快乐童年的孩子在周末背起小提琴或者画架去参加学习班?从那些热衷于拉着自己的儿女参加各类电视表演节目和选秀节目的家长们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答案,功利诱惑已经成了让孩子参加各类艺术学习班风潮的现实动因。重视比赛、考级,忽视对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是当前学校艺术教育功利化的又一特点。 这种背离育人宗旨的状况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教育部“16号令”指出:“中小学艺术教育活动要以育人为宗旨,坚持先进文化导向,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特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帮助学生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才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方向。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小学艺术教育不是艺术专业教育,也不是培养少数艺术特长学生的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是一种面对全体学生普遍的、普及的、基本的艺术素养教育,艺术教育的教育目标在于提高中小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素质,它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小学艺术教育以育人为宗旨,坚持先进文化导向,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教育特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那种成人化、专业化、只注重培养少数特长学生的做法,不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真谛。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试论中小学艺术教育中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摘 要:当代学校艺术教育的理念,在着眼于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同时,需要充分依托地域文化资源,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能为学校美术教学、设计教学提供借鉴,为审美教育提供素材,同时在丰富课内外教学,促进学科间的融合,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美术教育;地域文化;开发与利用 地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见证了各个地域的历史,而且还直接反映出该地域的民俗内涵和民间审美意识,成为乡土文化的重要标志。 一、在小学美术教育中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意义 地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大同于文化地理学。所谓地域文化资源,是指师生和学校所处的某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域内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科技人文等方面的反映群众文化心理并且带有积极教育意义的系列内容。首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具有民间美术特质的地域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形式,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结晶,从洪荒时代的石器、陶器,到现代的民间绘画、民间工艺美术,地域美术的传承与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对的传承性,它不仅具有群族文化本体根性揭示价值,而且它又再现了各个地域的族群文化的艺术价值。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地域美术是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地域美术体现了人文学科的特征。其次,从应用的角度讲,地域美术造型变化万千,异彩纷呈。它来源于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也来源于民间艺术家们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通过艺术课堂的引入与应用,不仅有利于引领和强化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同时也可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而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地域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形式,肩负着美术教育现代化的神圣使命。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科技手段和信息传播方式,使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表现在少年儿童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表现出的冷淡与漠视,另一方面,在当前以倡导多元文化倾向为主流的环境下,少年儿童对以娱乐性、刺激性和商业性为特征的外国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趋之若骛,而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敬而远之,甚至于视而不见。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难以传承,而且也加剧了小学生对民族和国家感情的衰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挖掘和剖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遗存,以中国各地区的地域文化为依托,在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富有针对性地开展以实践为主导的美术教育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切实将其拓展为可利用的文化教育资源,是当前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方法与途径 针对地域文化资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各地的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系统地分析、整合、把握与运用。在中小学教学过程中,地域文化资源在发挥其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中的资源优势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以中原地区的文化资源为例,从我们现行的中国美术教材中很难找到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材料,如河南地域的豫剧艺术、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商丘地区虞城县的“泥人李”、河南民权的画虎村、河南省虞城县的木兰文化等文化资源。这些既有传统文化资源,又体现了新时代的典型的地域文化,以美术学科为例,这种丰富而悠久的美术资源,在中国美术史上既没有应有的陈述,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有效保护。中国地域美术文化的传统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分析、探究、梳理与传承,中国地域美术文化的价值还需努力发扬和彰显。在当代社会普遍提倡全球化、接轨论的当下,积极探讨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探索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对于构建中国族群本土美术核心的价值,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更新教育观念,积极整合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不同的地区体现着不同的风格与特征。以美术学科为例,研究地域美术,需要我们依据地域特色的不同,通过不同的美术中心区的筹建,依托分析、探讨、整合、继承和发扬等必要环节,切实构建中华美术的多地域研究体系。而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依靠各地的高校师资力量,整合地域文化资源,建立起各有美术特色的、具有较强地域性、专题性的美术文化中心区,不仅可以引领当地的美术文化建设,还可以积极有效地引领全国美术的良性竞争化发展。而在中小学中,通过体现着地域美术资源的相关课程的开设,将会对中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有着不无裨益的作用。 (二)加大科研力度,积极研究和传承地域文化 各地相关教育机构,应充分依托当地文化资源,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根据地域文化资源情况,组织相关专家、当地师范院校教师,配备相关经费,形成一个集行政领导、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能力为一体的科研小组。 以专家团队为中心的科研团队,通过具有品牌效应的活动的设计与打造,将相关教师散兵游勇式的研究队伍有效集结起来,逐步形成一个集探索、研究与最终应用为一体的涵盖专家队伍、师范教师和一线教师等不同梯队层次的科研团队,切实营造人人重研究、人人重实践的良好氛围。 品牌活动的打造,不仅可以加强彼此间的互相交流,建立一种“参与式”和“互动式”的交流机制,而且还可以将相关的研究成果对相关地区的美术专业教师分阶段轮训。科研团队的学术成果,不能只保持在理论研究的层次上,而应将相关的课题研究真正化为有可操作性的实践环节上来。这需要以专题的形式,将当地的相关资源加以整合、梳理,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字,充分运用本地文化资源,使学术理论充分应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报请有关部门,将最新的学术成果以地域文化教材的形式,作为全国统编教材的配套教材进行有益补充。 (三)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切实建立地方艺术课程资源数据库 在以往的日常教学活动中,艺术学科的教师教学活动,大多数依靠教师个人力量来解决教学实践环节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在开发课例、编写乡土教材的同时,要逐步以图书、课件和媒体等多种形式,建立地方性艺术课程资源管理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立,可以通过网络公共平台,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针对体现着地域文化资源特点的优秀课件或是理论探索文字,将一线教师的个人成果整合在网络资源管理库中,使广大艺术教师之间,利用更大的资源空间,以更加平等、合作的方式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而对于各个地域的历年有关研究课题,需要及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梳理、整合与公布,此举不仅可以促进美术资源共享,拓宽校内外课程资源及其研究成果的分享渠道,同时也可以提高地域文化资源的使用率,并有利于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四)通过文体活动,彰显地域文化的魅力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中艺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把乡土美术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切实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功能,利用阅览室、宣传板报,通过学生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切实发挥地域文化资源在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中的价值。充分利用资源,开展以彰显地域文化资源为主题的活动,如“家乡美书画展”、汇演以“家乡美”为主题的艺术节目等活动形式,将有利于全面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审美素质。把艺术课堂移动到大自然中,组织学生到本地风景区文化场所去观光游览。在活动中,向学生介绍有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以及历代文人墨客写下的诗篇,引导学生从景色中领略文学描写之美,感染学生进行创作。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中小学校艺术教育有了较快发展,而艺术教师队伍严重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艺术教育仍然是学校教育中的薄弱环节,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的通知》指出:中小学校艺术教育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生动丰富的艺术教育活动之中,通过艺术教育让学生接受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滋养,培养深厚的民族情感,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基础。在中小学大力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是新时期艺术学科教育教学的一种革新要求,而对于地域文化的探索与弘扬,在中小学的教学中,也将有助于加强和推进对中国历史形态地域文化的全面系统研究,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模式和艺术课程体系,为审美教育提供素材,丰富课内外教学,促进学科间的融合,并能给我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河北省城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 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方式,也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它对于丰富中小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中小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知道,现如今,河北省城乡教育失衡现状依然严重,城乡艺术教育失衡现状更是突出。为了更好地平衡发展城乡艺术教育事业,摸清艺术教育发展现状,我们不是对发展较慢的农村进行调查,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对发展较好的城市进行调查,以期通过调查发现城市中小学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逐步完善城市中小学艺术教育体系,然后对农村的中小学艺术教育起到广泛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一、中小学艺术教育概念、含义及本课题指标选择 (一) 中小学艺术教育概念及含义 中小学艺术教育是通过教师引导中小学生参与音乐、美术、戏剧、舞蹈以及影视、书法、篆刻等艺术形式的心得性学习,促进学生的心智、情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艺术实践素养、艺术审美能力、艺术生活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基础教育。它是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感情世界的最简捷的途径,它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促进人的个性化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所谓中小学艺术教育,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学校层面的整体性艺术教育,二是宏观层面的整体性艺术教育体系。 从学校层面来说,学校艺术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全面育人,推进学校的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的文化艺术环境,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艺术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技能技巧性的应用型教育,它是一种追求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弘扬人文精神,使人的生命经艺术的熏陶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教育。 就国家和区域教育的宏观层面来说,中小学艺术教育是一个系统的整体,而不仅仅单指学校艺术教育一个方面,而是包括了四个方面的艺术教育: 第一,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的艺术教育,这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主体。 第二,以培养艺术特长生为目标的艺术特色学校、艺术特色班教育。 第三,社会艺术教育。它是我国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补充。 第四,以培养培训中小学和幼儿园艺术教师为基本任务的高等、中等艺术院校教育,即艺术教师教育。这是艺术教育的源头。 (二)本课题指标的选择 本课题重点对第一个方面即学校层面的艺术教育进行研究。主要指标为:课程门类设置、艺术课时数量安排、艺术教学效果、艺术师资的专职化程度、学生对艺术教育认识理解程度等。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课题也涉及到了中小学生学习艺术技能的渠道选择问题,这对于宏观层面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研究有着积极地参考意义。 二、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本课题以石家庄市、保定市为城市代表,分别随机抽取高中、初中、小学各5所,每所学校随机抽取学生10名发放调查问卷,当面答卷,当面收取,由于部分学生不愿意配合答卷,为了保证随机性和科学性,所以这部分问卷采取了由学生回答问题,调查员代为答题的方式。整个调查共发出问卷300份,收回问卷300份,回收率、有效率均为100%。数据统计分析采用了分类统计、图表统计、定量分析等方法。 三、城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 调查统计数据和整理分析的结果显示城市中小学的艺术教育现状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1.艺术课时总数达标率低。2002年7月教育部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规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艺术类课程占总课时的9―11%;初中阶段艺术类课程开课不低于艺术课程总课时数的20%;普通高中按《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的规定,保证艺术类必修课程的6个学分(相当于108课时)。对照此要求,调查结果除小学阶段情况稍好外,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都很不理想。两个城市十所小学中有7所学校的艺术课课时数符合教育部要求,十所初中只有1所基本符合教育部要求,十所高中也只有1所符合教育部要求。符合要求的7所小学艺术课时达到了每周4节,按每学期19周计算,艺术课时总数为912节,占总课时数的百分比达到了13.3%。不符合要求的3所学校的艺术课时为每周2节,艺术课时总数为456节,占总课时数的百分比为6.7%;而十所初中都是只有初一、初二设艺术课程,其中9所学校课时数在152节左右,艺术课仅占总课时数的4.4%,1所学校艺术课时数为304节,占总课时数的8.9%;高中阶段的艺术课时总数绝大部分只有76学时,只有1所学校达到了228学时。 阶段 学校 类型 两类学校各占调查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阶段艺术课时总数 阶段总课时数 艺术课时数占总课时数的百分比 教育部要求标准 小学 符合要求的学校7 70% 912 6840 13.3% 9% 不符合要求的学校3 30% 456 6840 6.7% 初中 基本符合要求的学校1 10% 304 3420 8.9% 9% 不符合要求的学校9 90% 152 3420 4.4% 高中 符合要求的学校1 10% 228 3420 6.7% 108学时 不符合要求的学校9 90% 76 3420 2.2% 2.艺术课程类型陈旧且偏少。两个城市的10所小学中有7所小学开设艺术课程为多年来的传统艺术课程―美术和音乐,另外3所小学开设3门艺术课程,在2门传统课程基础上增加了舞蹈或棋类。10所初中则全部为美术、音乐两门课程。10所高中情况也不乐观,其中9所开设艺术课程与初中一样,一所学校有所创新,没有像绝大多数学校一样开设传统艺术课程,而是开设了“播音主持”课,但且不说此课程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艺术课程(因为研究人员认为此课程的实用意义大于它的艺术熏陶意义),就算作是艺术课程,高中三年只有一门艺术课程,似乎种类上有些太单调了。 3.课外艺术活动偏少。课外艺术活动是艺术课程的实践和延伸,同时,也是艺术课程课时数量的有益补充。它对于活跃校园气氛,愉悦学生身心,增强集体凝聚力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调查结果看,各阶段学校的课外艺术活动偏少。10所小学中,只有1所小学的学生认为本校经常搞课外艺术活动,8所小学偶尔搞课外艺术活动,1所小学的学生认为本校从来没有搞过课外艺术活动。初中阶段情况更糟,6所学校偶尔搞课外艺术活动,4所学校学生认为所在学校从来没有搞过课外艺术活动。我们统计结果之前的预料是:高中阶段的情况将比初中还糟,因为各学校忙于强调升学率,更顾不上搞课外艺术活动。但出乎意料的是:高中阶段竟有2所学校经常搞课外艺术活动,只有3所学校从来没搞过,5所偶尔搞。 从整个调查数据看,经常搞课外艺术活动的学校只占总调查数量的10%,显然,这个数字太少了。 4.学生对于所在学校的艺术课程安排满意率低。学生满意率是衡量课程安排科学与否的重要参考条件。调查统计数据显示:300名被调查对象中对所在学校艺术课程安排不满意的有179名,满意的有121名,总满意率占40.3%,不满意率占59.7%。但分阶段的数据则显示小学阶段满意率稍高,100名学生中,不满意的有41名,满意的有59名,满意率占到了59%。高中阶段,满意率最低,100名学生中有70名不满意,满意率只占30%。结合分阶段的艺术总课时数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课时数量达标率越高学生满意率越高,反之,课时数量达标率越低学生满意率越低。为使数据更具说服力,我们对学生不满意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调查。68%的不满意者认为,课时太少是主要原因,45%的不满意者认为,课程种类太少导致了自己的不满意。可见,有13%的不满意者认为二者都是自己不满意的原因。 (二)取得的成绩 1.艺术的普及程度和学生对艺术的认可程度较高。在300名被调查者中,表明自己喜欢艺术课的学生有280名,占总数的93.3%,这占了参加调查总人数的绝大多数;认为自己有艺术特长的学生数为152名,占总数的50.7%,这个数字超过了半数,应该说这是个不小的成绩。此外,在统计中我们还发现一个规律:按高中、初中、小学这个顺序排列,“喜欢艺术课”和“有艺术特长”的学生数都是按顺序排列的。这说明,近年来我们的艺术教育是不断进步的。 2.艺术课时保证情况较好。在30所学校中,“能保证艺术课时,从来不挤占”的有4所学校,占总数的13.3%;“还可以,偶尔挤占”的有24所学校,占总数的80%;“不能保证,经常挤占”的学校只有2所,占总数的6.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各学校在保证艺术课时工作中,已做了大量努力且取得了明显成效。 3.艺术师资专职化程度较高。在30所学校中,艺术师资构成情况“全部为专职教师”的数量为24所,占总数的80%;“部分为兼职”的数量为5所,占总数的16.7%;“全部为兼职(外聘)”的只有一所,占总量的3.3%。这说明,绝大多数学校重视艺术师资建设,在艺术师资专职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4.学生对于中小学校艺术教育作用的认识比较到位。在对于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作用认识方面,300名学生中,有228名学生认为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作用是“提高学生艺术修养,为美育打基础”,这占总数的76%;选择“为完成教育管理部门课时课程规定而凑课,没什么大作用”的有64名,占总数的21.3%;选择“让学生学习某种或几种艺术技能”的只有8人,占总数的2.7%。这表明,大多数学生能够正确认识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校课程教育中所起的作用,这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定位、发展、改革、创新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艺术技能教育方面,社会力量占主导地位 在学习艺术技能的选择方面,通过调查发现:学生认可的最好方式基本全部为社会方式。其中选择“上社会艺术培训班”的人数占总量的66%;选择“找私人教师”的占30.9%;而选择“在学校学习”的仅占3.1%。这表明,学生和家长广泛认可的学习艺术技能的方式是社会方式。因为,学生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就是家长的认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社会力量已经占据了艺术技能教育的霸主地位。 三、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建议 (一)正确认识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作用,合理定位学校艺术教育。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作用,社会上的认识大致分以下几种:技能论、无用论、熏陶论。从本调查的结果看,学生普遍认可熏陶论,大多数学生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很重视,并没贬低到“无用”的程度,学生和家长有期盼;不过,没有那么高的期盼,还没到奉若“技能”的程度。基于此,请教育主管部门、中小学校要因地制宜,正确评价艺术教育的作用,为艺术教育课程合理定位。明确中小学艺术教育要以育人为宗旨,坚持先进的文化导向,把艺术课程教学、校内校外艺术教育活动、学校文化艺术环境建设这三个方面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实现学校艺术教育的科学发展。在教育教学领域里,要把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全面素质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帮助学生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提升精神品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并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收集艺术教育信息,不断完善艺术教育体系,使学校艺术教育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不要让它承载过多的职能,更不要让它流于形式。 (二)适应社会发展形势,改革艺术课程,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拓宽艺术教学门类。社会在发展,生活水平在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这是不可逆转的大形势,在这种形式下,作为肩负“普及文化艺术知识,提高人们艺术欣赏水平”奠基重任的中小学校自然应该首当其冲,走在社会的前列。我们传统的艺术门类有很多,新兴的艺术门类也越来越应接不暇,音乐、美术两门传统课程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学生对于艺术知识的渴求。文化艺术传统是我们的根基,继承传统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深挖传统内涵、发扬光大传统艺术,开拓创新才是发展的不竭动力。所以,我们必须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拓宽艺术教学门类。但学年总课时有限,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合理安排上尽量多的艺术门类和艺术课时,这是个需要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增加课时数量,严格按照教育部要求安排艺术课时。我们分析统计结果发现:按照教育部要求安排艺术课时的学校,学生对于学校艺术教学现状的满意率普遍高于艺术课时量低于教育部要求的学校。教育部的规定是教育专家根据我国的国情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前提下做出的,应该说,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它对于中小学的艺术教学不但有指导性还有强制性。中小学校应该转变应试教育的指导思想,切实遵循素质教育的规律,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设置艺术课程、安排艺术课时量。 (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增加课外艺术活动数量,增强学生艺术参与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明确了艺术教育在中小学中的定位,我们还应该为艺术教育确立一个合理的目标,这个目标不能遥不可及也不能唾手可得,应该设定在一个努力就能够着,不努力肯定够不着的水平上。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达到既定的艺术教育目标,中小学校不能继续延续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应大胆改革,开拓创新,努力拓宽艺术教育渠道,增加课外艺术活动的种类和数量,用艺术魅力和管理魅力吸引学生的艺术参与度,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我们建议不妨尝试阶段授课、专题授课、以活动带教学等多种灵活方式。 (五)规范社会艺术教育机构,加大对社会艺术教育的监管力度。通过调查可知,社会力量在艺术技能教育领域已经成为主导力量,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这个现实,社会艺术教育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和专业艺术教育这个夹缝中不但能够生存,还能发展到如此壮大的程度,这必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该说,这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现之一。但是由于这个市场是一个自发的市场,从产生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那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准入标准、规范标准和检验标准。虽然发展壮大,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只能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如果任其畸形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它会沉重地倒下。如今社会上的无照办学办班、无序收费、偷税漏税、坑骗学生家长等不良现象的日益增多正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有关部门应该切实行动起来,大力规范社会艺术教育机构,加大对社会艺术教育的监管力度,使社会艺术教育真正成为中小学艺术教育和专业艺术教育的有益补充。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谈林区小学艺术教育的认识与思考 摘 要:文章介绍了山间林区民间美术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其问题的方法即加强师资培训和在学校开设林区民间美术课程,把山区民间美术资源引进美术课堂的策略,林区民间美术的课堂教学承栽着传承和发展的重任,山村民间美术进入课堂教学具有时代意义。 关键词:山间林区;美术资源;引进课堂 艺术教育受到全国城乡的普遍重视;艺术教育对于开发学生的身心潜能,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促进教育的转轨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也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而面广量大的山村林区小学,由于受办学条件的制约,艺术教育不容乐观,如何正视现实,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山村林区小学艺术教育水平,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因地制宜,逐步完善艺教设备 器材设备是开展艺术教育的物质保证;山村小学,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办学经费紧缺,艺教设备简陋,应当注意开源节流,千方百计筹措经费,使资金投入向艺教方面倾斜。要根据办学实际,因地制宜,土法上马,不贪多求洋,注意发掘民间艺术资源,使艺教器材设备积少成多,逐步完善。 二、就地取材,不断提高艺教师资水平 教师素质与教育质量是呈正相关的;由于艺术教育相对滞后,目前乡镇中小学配备了专职艺术教师,下属村小学还是存在兼职教师;这些兼职教师大多未受过艺术专业学习和培训,难以实施教材内容,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因此,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已刻不容缓。学校要就地取材,充分发挥艺术教师的一技之长,大力支持他们参加旗市举办的进修和培训;并充分发挥示范校的辅导作用,以专职教师为骨干,采取“兵教兵”的方法,利用艺术讲座、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对兼职教师进行培训,加大教研力度,促使他们基本过关;平时做到“请进来和走出去”,让教师们在学中干,在干中学,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艺术素养,提高专业水平。 三、着力课内,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课堂是艺术教育的主阵地;搞好艺术教育首先必须按照课程规划,开齐上足艺术课,而后把着力点放到课堂教学上。开设艺术课的目的并不只是教学生掌握某项绘画的技能技法,而是要达到大纲规定的“启迪智慧,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的目的。由此可见,课堂教学应从枯燥单调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转到认识美、理解美和创造美的活动上来。要求教师倾注全力上好每节课,变单调为丰富多彩,变刻板为生动活动,变机械为愉快灵活。将艺术教育的形象性、趣味性和愉悦性贯穿于整个课堂,避免把艺术课上成单一的“唱歌课”和“图画课”。还要根据需要认真筛选,适当地补充乡土教材,并经常让学生走出课堂,实行开放式教学。 四、着眼课外,积极开展课外艺术活动 与课堂教学相比,课外艺术活动更具开放性和实践性,更加灵活多样化,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愿报名参加,是“我要学”而不是“要我学”。开展课外活动要加强组织管理,根据学校的传统、师资和设备情况,确定活动的方式方法。一要搞好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以艺术教育实践为主体组建课外兴趣小组,书法小组,舞蹈小组,绘画小组等;二要开展好群众性的艺术活动,结合传统节日,举行节庆汇演或举办艺术作品展览等;尽力办好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搞好大型的艺术活动。农村、山村是艺术教育的广阔天地,美丽的大自然和沸腾的社会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让学生走出校门、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陶冶他们的性情,培养他们的悟性和灵气,健全和完美他们的人格。 总之,新课改下的美术教学方式是多元化、多样化的,作为山村林区美术教师,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确立新的“教育观”;教师还要做到了解学生,只有了解学生心理,要了解学生的思维特点,正确的引导,才能培养其兴趣,提高创作能力。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认知事物有密切的联系,美术教育是学生身体发展水平,知觉能力,情感态度和生活经验的自然产物;美术是学生认知世界过程中的一种表现,教师要在课堂上引导好学生,激发其学习的兴趣。我认为我们只有根据农村林区小学的实际情况,从自身出发,转变观念,转变教学方法,有效的利用教学工具,了解学生,不增加他们的负担,因地制宜,发挥农村资源优势,组织好课堂教学,优化作业评价,让学生充满自信,培养他们的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于教学,充满兴趣地上好每一堂美术课,使山村林区小学美术课更加多姿多彩。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析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状况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美育的最重要内容和最主要途径,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虽取得一定的可喜成绩,但艺术教育的发展也令人担忧。 关键词: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教育也必须发生深刻的变革。作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美育的最重要内容和最主要途径,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在中小学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教育教师;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课外、校外艺术活动;编写具有一定质量的、适合地方特色的中小学艺术教材等,中小学艺术教育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今后如何发展,艺术教育的路在哪里?也引起所有艺术教育者的认真思考。 目前,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对艺术教育的认识不科学、不全面, 常把艺术技能的掌握作为教育的主要重点,忽视审美修养的培养;其次,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对待艺术教育的重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真正投入去做的较少,多为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做表面化的工作。并且中小学里专业的艺术师资较缺乏,部分学校多数存在由略懂唱歌、画画的非专业教师来任职艺术课程的教学,这样必然导致艺术课程教学水平不高,开课没有质量的保障;再次,在中小学中艺术课程开课率较低,在个别地方的学校中仍然存在为了学校的升学率,艺术课程为数理化等主要升学考试课程让路的教学情况。在此,作为艺术教育者,我们必须清楚认识:普通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是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艺术审美修养的基础素质教育,而不是针对少数学生,提高他们的艺术技能技巧的职业培训教育。随着素质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素质教育实践的向前推进,以往许多违背素质教育思想的艺术教育观念和行为都必须引起我们艺术教育者应该积极思考并更新我们的艺术教育观念。 1明确艺术教育并非培养艺术尖子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面向全体学生是普通教育的本质属性与要求,也是素质教育的本质属性与要求。普通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以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艺术审美修养为主要目的素质教育。目前我国学校教育的主旋律是中小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作为应试教育“受害者”的艺术教育,理应成为这项“转轨工程”的排头兵。然而,被认为最能促进艺术教育工作的一项得力措施――艺术特长生在升学考试中能获得加分的褒奖,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应试教育之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普通中小学艺术教育面向个别尖子生培养的错误做法。艺术教育一旦与升学考试搅在一起,那么,我们交给学生的将极有可能不是艺术本身,而是如何应付艺术考试的方法。我们且不谈这样的艺术教育因此会冷落了多少同样有权利并渴望享受艺术教育的学生,单看那些“从中受益”的艺术骄子,他们接受的是真正的艺术教育吗?恐怕他们接受的只不过是一种与艺术教育的理想背道而驰的艺术技能技艺训的练罢了。死记硬背和机械运用所掌握的枯燥乏味的理性知识和技能技巧,而不是通过赏心悦目的教学过程,来培养出学生对艺术的兴趣爱好和提高学生的艺术表现和欣赏水平。因此,对于中小学的艺术教育者必须明确艺术教育的本质,注重全体学生的艺术兴趣和审美欣赏能力的培养。 2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以此发挥辅德、益智功能 我们今天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和作用,是有现实背景和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们总习惯于从德和智的角度去规范艺术教育目的,去评判艺术教育的成败,去争取艺术教育的地位,而忽视了艺术教育最本质、最独特的审美功能。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并不是否定艺术教育的德、益智功能,恰恰相反,艺术教育的辅德、益智功能的发挥必须是通过审美这一中介环节才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艺术教育只有使自身真正成为审美教育,并在审美育人功能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其辅德、益智功能。也就是说,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所具有的辅德、益智功能是艺术教育审美功能发挥的必然产物。这些功能的实现方式是隐性的、潜移默化的,而非显性的、立竿见影的。因此,中小学的艺术教育如果只片面追求德育、智育等方面作用,那么不仅艺术教育的审美育人功能不能实现,而且其他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也不可能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强调艺术教育功能的审美功能,同样是在强调发挥艺术教育的辅德、益智功能。 3明确艺术教育本质,强调课堂教学的学生的参与性 在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中,很多教师往往在不经意中把艺术课上成了缺乏艺术性的纯知识传授的技能训练课,把学生无形中当成了没有少年儿童特点的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使艺术知识技能教学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并不是反对向中小学生施行必要的、基本的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但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来说,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应比学习知识技能更为重要。只有在学生对艺术有了兴趣的时候,知识技能的教学才可能获得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把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作为艺术教学的最主要任务和目标来加以强调,同时兼顾一定艺术知识技能的传授,才可能真正实现我们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价值。 此外,针对艺术的教学特殊性,传统的“听讲”式知识教学模式,以及专业艺术教育的模仿式技能训练模式,远远不能体现出艺术教育的本色。在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浪潮中,我们提出中小学艺术教育必须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艺术教学就可能是名不副实的。教学中学生的主动参与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学生主动参与的程度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只有教师遵循艺术的规律和学生的身心的发展规律进行教育设计,使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才有可能启发和诱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艺术教学活动中,真正体验到艺术教育的魅力,创造出具有个性的艺术作品。 总之,中小学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的艺术教育,提高和完善艺术教育水平是我们每个艺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关注的问题。艺术教育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在中小学教育中应该使其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只有遵循艺术教育所特有的艺术审美规律,确保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独立地位,才可能真正发挥艺术教育所特有的审美育人功能。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小学艺术教育课堂刍议 摘 要:“应试教育”左右着教师的脚步,根深蒂固的“主科副科”观念支配着教师的选择,很不幸的是音乐、艺术课被贴上“副科”的标签,也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课,除了学生呼唤这些课之外,其他的人却常常忘记它们的存在。可以说音乐艺术只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思想上的不重视,这是农村小学艺术课程真正实施最根本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小学;艺术教育 新课程改革的春风,吹开了农村小学曾经紧闭的门口,语文、数学课不再独霸课堂,英语课、音乐课、艺术课、体育课也走进了学生的世界。可是除了英语课有“升学”这把保护伞开展得如火如荼之外,其余的课要不是学生追着问:老师,什么时候上音乐啊?老师,什么时候上美术啊?这些课都几乎被忘记了。原因何在?课表是赫然写着的音乐课、艺术课却经常堂而皇之地被语文课、数学课取代。可以说音乐艺术只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思想上的不重视,这是农村小学艺术课程真正实施最根本的问题。 如何改变这种现象,我有了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一、观念更新,保持长久 所有从事教育事业的工作者一定要观念更新,认识并理解艺术教育对学生的功效作用。这主要还得依靠上级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倡导,只有这样,才会上行下效,才会真正地把艺术教育提高到一个合适的高度,从应试教育的误区中走出来,让学校充满生机,还原学生五彩斑斓的世界。与此同时,要加大对艺术教育的管理力度,并且制订一套合理合情的评价制度和依据,以此为要求,调动艺术教师的积极性,让他们变压力为动力,精心设计每节课,开发教材,提炼精髓,勇于创造,真正地焕发出艺术课堂应有的魅力,让学生的世界更加精彩。 二、创造条件,提高师资 既然农村小学的大部分艺术类教师的专业水平差,兼职的教师多,那学校就应该创造条件,让教师走出去,多听听课,多参加业务方面的培训,充分挖掘教材,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素材,充分结合本地的文化特点,让学生常闻常见,学起来更有兴致。这样教师的业务素质提高了,艺术新教材也挖掘出来了,艺术课堂就真的“艺术”起来了。 三、创造条件,改善配置 既然农村经济差,一些音乐器材艺术画具什么的没有那么多的钱来购买,那就先从最基础、最必需的来买起,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音乐艺术的课正常进行。另外农村小学有它独特的资源优势,大自然赋予了我们神奇的礼物,一花一草,一砖一木,都是我们观察的对象;鸟唱虫鸣,叶动花开,都是我们倾听的天籁。充分利用农村特点,化劣势为优势,这才是我们令人骄傲的地方,这才是我们要探索的方向。 四、健全考评机制,给艺术教师一颗定心丸 为了能保证提高艺术课堂教学质量,上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健全对艺术教师的评价机制。学校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开齐、开足、开好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学校更应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艺术课堂评价标准,将艺术课的教学完成情况纳入教师的各种考核,鼓励和督促教师搞好艺术的教育教学工作,对艺术教育工作优秀的教师,学校及时进行表彰,并在评优、职称评聘等方面要优先评聘。从而让每位教师真正对艺术教育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艺术类课程当成是可有可无的“杂课”“副课”,也不能走马灯似的胡乱上,想到哪儿说哪儿,走到哪儿算哪儿,心理上不重视,知识上不专业,从而演成了“游戏课”。 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艺术课堂教学就会真正落实了。学生纯真的笑脸才会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作者单位 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土厚小学)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谈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作用 摘要:艺术教育既是素质教育的内容,又是素质教育实施的重要手段。也是学校实施美育的最重要的内容和途径。小学艺术教育主要包括美术、音乐、舞蹈等学科的教学工作,其目的是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的发展和人格心智的全面完善。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广,越来越多的家长重视孩子的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可以满足学生对审美的需要、塑造审美意识,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和学生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艺术教育 重要作用 一、艺术教育具有陶冶情操的魅力 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所反映的事物,通常是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使生活的原形更加生动、典型化,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和灵魂。如:女画家周思聪的中国画《人民和总理》,表现了敬爱的总理赴地震灾区看望人民群众的感人场面,歌颂了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的真实情景;中国油画家罗中立的《父亲》表现了典型的中国农村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民父亲形象;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奔马》反映了不屈不挠、奔腾昂扬的民族气节;西班牙立体派画家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揭露了侵略战争的罪恶和丑行,这些作品深刻揭示了社会的本质,给人们提供了美与丑、善与恶的标准,从而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使人们提高了思想认识,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波兰钢琴大师肖邦的爱国乐章之所以让侵略者胆颤心惊,也正是艺术这一不可抗拒的力量有着震撼心灵的作用,它催人奋进、使人向善,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 二、艺术教育具有增强审美意识的魅力 通过优秀的艺术作品鉴赏,如:欣赏璀璨、辉煌的中国瓷器和丝绸织锦艺术,往往使人赞叹不已、荡气回肠,凭添无限的民族自豪之情和振奋之志,激发学生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审美的追求和创作热情。每当我们聆听欢快、悦耳、充满生机的乐曲《蓝色的多瑙河》,还是放声歌唱一曲尽情的心声,或是观看、参与盛装的节日舞蹈,在对这些美好事物的亲身感受中,可以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不但激发了学生对文艺活动的爱好和兴趣,还提高了学生的心理素质以及心理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尤其是舞蹈和艺术体操等表演活动,可以锻炼和加强学生身体健美的谐调性,从而使学生身心得到健康发展,造就乐观豁达的性格,使他们更加热爱生活。 三、艺术教育具有启迪智慧的魅力 教育实践中,使学生懂得敏锐的用眼去观察事物,用耳去感受事物,用心体会事物的能力,它是由形象思维的训练上升到逻辑思维的过程。孔子最爱观赏壮丽的江河和雄伟的高山。每到名山大川,必留连忘返。有一次弟子问他:“老师,你为什么总爱在大江大河前一动不动地站立半天,而毫不劳累,好象总也看不够,我们怎么看一会儿就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呢?”孔子回答说:“对于我来说,这大江大河是最受看的东西,你看这滔滔江水日夜奔腾,每时每刻都在变换着自己的神态和面容,此时之水已经不是彼时之水,从这水中我看到了变动不居的“道”。这水以自己的躯体滋养两岸的植物、牲畜和人类,自己总在付出,却从不要求任何回报,所以最有德;这水虽然不时遭遇险恶的高山和深谷,却从不畏惧,总是一路高歌,勇敢面对,所以最勇敢;这水,每当填满深谷和浅坑,就变得像一面平平的镜子,所以最公平;这水,纵然千回百折,却始终指向东方,从不三心二意,所以最忠实;这水,总避高就低,遇到障碍便绕行,所以最智慧。正是由于以上理由,所以君子每见大水,必留连忘返”。可见,艺术和艺术教育的作用,就是把每个人的眼睛和耳朵的潜能唤醒、点燃、开发、发展。就像孔子那样,从一种景色中看到更多的东西和意味,也就是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使我们的认识能力、理解能力和创造能力等综合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起到启迪智慧,提高和发展创新思维的作用。平时经常有人说:“给我一双慧眼吧!为什么你看到了,我怎么没看到?你想到了,我怎么没想到呢?”其实:这就是观察能力和感知能力是否上升到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现在看将来的问题,感性上升到理性的智慧发展是否具有创新思维的问题。学生在感受艺术美的时候,得到美的启迪和享受。从而激发学生创造美,开拓新事物的美好愿望。无论是美术、音乐还是舞蹈、戏剧等艺术,都是通过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再现社会生活的现实图景。这种认识是富于理想和创造激情的,可以更容易记忆到人的脑海中去,而且会显的更加深入和持久。这种激情和创造力,可以促进学生智力的全面发展。 四、艺术教育具有创新学生思维的魅力 人的思维分为逻辑思维(科学思维)和形象思维(艺术思维)两大类,二者不可分割。如果只重视其中的一种,就是不健全、不全面的思维,它可能制约一个人素质的全面提高。对这一点有深刻认识的首先不是艺术家,而是科学家。形象思维中又以创造性思维最为重要,而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最佳途径。创造性思维是众多因素综合效应的结果,它是一种不受已有知识的局限,也不受传统观念束缚,不依常规,寻求变异,将知识不断引向深入的高级思维活动,在创造思维中发散思维起着开拓信息的作用,所以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指导学生从多角度、多侧面地灵活思考,开创独创性的思维活动,尽管有时有的想法不一定好,但从多种发散想法中才能择优,才更可能创新。 五、艺术教育具有培养学生合作意识的魅力 艺术课程在注重激发学生个性的发展的同时,还要强调学生间的合作。比如:在音乐和歌舞表演等艺术活动中就要求学生具有强烈的合作意识。否则,就不能充分发挥群体的创造智慧,感受集体力量的激情和震撼。在这些艺术活动中,教师应当让学生懂得,合作就象一首美妙的乐曲中每一个音符都相互关连、密不可分,只有音符间密切合作,才能奏出完美的乐曲。社会生活中,故然需要体现个人价值的意义,但社会团体的进步和发展更多的是建立在团结协作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才,既是要有个性的,同时还应该是具备合作意识、团结协作精神的综合性人才,这也是现代人必备的行为素质。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也谈在小学艺术教育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摘 要:兴趣是学习艺术最好的老师。培养学生对艺术教育的兴趣,是艺术教育走向广大学生的捷径之道。可以使艺术教育事业人才辈出、蒸蒸日上。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艺术、不同的要求、不同类型的学生,激发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开展有声有色的教育,让学生在快乐中受到艺术的熏陶,在灿烂的阳关下茁壮成长。 关键词:小学;艺术教育;学习兴趣 艺术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之一。艺术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个教育事业中,艺术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教育运用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生活美、韵律美等培养受教育者正确的审美观念和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它在提高人的素质方面有着其它学科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习兴趣是兴趣的一种,是推动学生探求知识并带有积极情绪色彩的一种个性倾向性。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就会产生自发吸取知识养料的要求,这时繁重的学习对他们来说,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享受了,他们就会在知识的王国中自动地觅取珍宝而乐此不疲。所以兴趣是所有学科教学的生命力,教育家和心理学家也一致认为,学生在兴趣盎然的状态下学习,观察力敏锐,记忆力增强、想象力丰富,会兴致勃勃,心情愉快地去学习,表现出个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巩固学生学习动机、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培养小学生对艺术教育的兴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要了解学生的爱好和初步兴趣,因人定趣 小学生有很强的好奇心,什么都想看看,什么都想学学。有的爱好乐器、舞蹈,有的爱好书法、绘画,有的爱好雕塑、剪纸等。教师要注意掌握和根据学生不同的爱好和兴趣,指导学生选择好的艺术教育内容。 艺术教育是培养个性化人才的,不能苛求全面发展。实行艺术教育方法个别化。所谓个别化,就是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注重因材施教,在全面了解学生个性特征基础上,充分开发他们的潜能。 对于艺术基础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要求的艺术教育辅导。还可以按学生兴趣爱好进行个别指导。教师在教学中注意创设多种条件,设置多种情景,发展学生的爱好、特长。例如,在编织课上,有刺绣、贴花、缝花;在美术课上,有贴画、写生画、剪贴画等等,教师不规定范围,只是根据学生兴趣爱好进行个别指导。 2、教学活动要灵活多样,以乐激趣 艺术活动自身的趣味就吸引了学生对它的兴趣,教师在艺术教育中,应根据小学生见异思迁,兴趣易变的特点,注意紧密结合学习内容,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增加学习过程的趣味性。 例如:可以举办一次艺术文化节。 按艺术美的要求精心布置教室内外,在窗上和墙上贴上学生自己画的彩色画、习字和照片,挂着学生自己制作的工艺装饰物,走廊上栽培学生自己的花卉,为学生提供一个艺术美的快乐学习环境。 3、适时引导想象发挥,激发兴趣 一个好的艺术内容能给人以持久的想象美。我们应不失时机的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任思想随意翱翔,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创作性与积极性。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对艺术的深化。自然而然的就激发了学生对艺术的喜爱和兴趣。 4、合理组织游戏竞赛,提高兴趣 进行各种类型的艺术竞赛活动,有利于发掘学生艺术才能,调动学生参与竞争的积极性和提高学生对艺术的兴趣。可以利用“元旦”“六一”等节假日举办歌舞联欢会、画展、表演等活动。把艺术课外活动作为学生实施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 也可以每天下午空一个多小时文娱体育活动时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歌咏、舞蹈、剪纸、绘画、乐器演唱、合唱等课外活动。 二、培养学生的对艺术教育的兴趣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对艺术的兴趣有差异性 教师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学生思想状况,心理、生理特点,个性差异以及家庭社会的影响,采取不同的艺术教育手段,有的放矢地进行兴趣培养。 2、学生对艺术的兴趣有层次性 对于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类型的学生,培养兴趣的层次应有所不同。低年级培养他们初步的感官美、音律美的兴趣。高年级则培养学生创造美、发现美的兴趣。 3、学生对艺术的兴趣有选择性 好的兴趣能激发一个人的所有能量,可以高效、优秀的创造或发现艺术美,而不恰当的方式往往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如校园流行日本卡通卡片,学生到处收集,书包、课本到处粘贴,如果学校下令严禁,一方面学生心理不满意,另一方面效果也不一定好。有的学生喜欢音乐,有的学生喜欢美术,我们不提倡学生面面俱到,学生只要对所喜欢的艺术感兴趣就可以了。 4、学生对艺术的兴趣有典型性 我们要及时发现学生中间的艺术人才,树立一个典型,立一个好的榜样。形成一个艺术光环。以榜样引起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处在艺术的光环和典型人才的旁边,自然会对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艺术最好的老师。培养学生对艺术教育的兴趣,是艺术教育走向广大学生的捷径之道。可以使艺术教育事业人才辈出、蒸蒸日上。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艺术、不同的要求、不同类型的学生,激发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开展有声有色的教育,让学生在快乐中受到艺术的熏陶,在灿烂的阳关下茁壮成长。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缺失及其对策 【摘要】当前,许多农村学校至今仍把守着应试教育这根“缠身令”,以提高升学率为唯一追求,并以此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师的工作成绩。加之农村学生从小就受一种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脱离农村的“传统”教育。家里家外、校里校外,形成统一“思路”。尤其到了中学,只要是高考范围之外的课程,一律不去“浪费”时间。基于这一思想,音、美等艺术教育自然成为可有可无的“小三门”,被视为正常教学的附属品。尽管教育主管部门通过采取种种措施,诸如举办中小学文艺汇演、中学生教师艺术展演、中小学书画展等,藉此推动中小学生艺术教育。但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校临时抱佛脚,敷衍应付,有的甚至借口不参加。由此造成农村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缺失,使素质教育仍然难以步入正常轨道,无法在农村中小学全面实施。 【关键词】艺术教育;农村中小学;缺失;对策 1艺术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艺术教育是培养少年儿童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所不可缺少的美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他是以艺术为媒介培养人的艺术能力与艺术境界的系统教育活动,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也是艺术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艺术教育主要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学科的教学工作。通过在学校实施艺术教育,可以让学生的心灵产生长远的、深刻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使学生的人格趋向完美。著名教育家赞可夫说:“艺术不仅作用于学生情感,而且影响到他的理智。”因此艺术有助于培养人的道德和信念,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健康发展和人格心智的完善。 2造成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缺失的原因 2.1认识不够,艺术教育在农村遭受学校与学生家长忽视。 当前,不少学校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校仍然把音乐课、美术课等艺术课看成是可开可不开的“杂课”。即使在课程表上体现了规定的音乐课时量和美术课时量,但在执行中,有的被敷衍了事,成了唱歌课、图画课,有的被语、数等主课占用,更有的干脆让学生自习。安排在课表中的音乐课、美术课形同虚设。自然,农村中小学艺术课的任课教师,也只能是一个“杂课教师”,在课时安排上多于“主课教师”,在工作量却少于“主课教师”;每年的年终推优工作中,“杂课教师”自然靠边站。个别学校甚至取消了音乐课、美术课。 而农村学生家长的思想封闭,观念陈旧,文化素质低,知识面窄。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他们只关心孩子语数等“主课”的学业,认为自己的子女既不是歌唱家的“料”,也不是画家的“料”。音乐和美术,孩子学与不学,教师教与不教,没有多大关系,以至轻视甚至阻碍孩子学习音乐和美术。对于学校的一些相关的艺术活动,家长也不支持,有的甚至阻碍。在这双重因素的直接影响下,使学生无法接受应有的艺术教育。 2.2专业师资严重匮乏。 目前,在农村中小学教师中,艺术课教师从正规师范院校毕业,受过艺术专业化、系统化教育和培训的教师少之又少,大部分农村中小学教师对音乐、美术等艺术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因此,在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出现严重不足,音乐课美术课完全由语、数等“主课”教师兼教,而且现有的任课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态度、学识水平、业务能力等方面与艺术教学的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同时,受到中国多年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小学艺术教育不受重视,艺术课看作“副科”,没有建立艺术教育的评价、测试体系,以致于教师的教学无压力,无动力,应付了事。 2.3艺术教学设备短缺。 目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学设备的配置,虽然在“普九”、“普图”、“普实”的工作中得到了改善,但有的学校管理不善,使用不当,导致艺术教学设备损毁、流失的现象较为严重,不能保证教学的正常开展。有些学校的艺术课因为没有设备,无从开展。 2.4对艺术教育管理机制不全:当前,农村中小学没有建立长期有效的艺术教育师资培训机制,使从事艺术教育的专任课教师成长滞后,岗位胜任率低。虽然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每年举办艺术培训,但在农村中小学校选派的教师不固定,有的学校由教师自选,有的每年更换一名教师,致使教师艺术培训成为纯粹为教师增加每年必须的集中培训积分,而流于形式。同时农村中小学校存在艺术教育课的课时量与“主课”课时量不同等现象,艺术教师每上一节课只有0.8课时量,与所谓的“主课”(语文和数学)相比每节课按1.2课时相比相距0.4的课时量。在课时量的计算上忽视艺术教育,无法体现艺术教育的真正价值,同时学校在年终推优工作中理直气壮地把“杂课”(艺术课)教师拒之门外,严重挫伤艺术专业教师的积极性。此外,农村中小学没有建立健全艺术教育课程的相关科研机制,所以使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 3应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缺失应采取的对策 3.1加强艺术专业教师队伍的选用和师资培训。学校要重视对艺术教师和特长教师的选用和培训,采用脱产专职培训和自学成才、业余进修、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加强艺术教育的师资力量。一方面,可以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面试,从中小学中选拔一些思想政治素质好,并具备一定音美知识的年轻教师到师范院校进行专业学习培训,充实艺术教学力量;另一方面,对边远地区、人员较紧张的学校采用假期集中培训。聘请一些有水平的艺术教育专家授课,使教师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较系统、较实用的专业知识。“艺术不能容忍说教,审美不能依靠灌输”,只有艺术教师的专业水平提高了,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艺术水平。同时合理配置专业艺术教师上岗,在每次的教师人事录用中要安排一定数量艺术专业名额,有针对性加强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3.2加强农村中小学校艺术教学硬件建设。器材的配置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顺利实施艺术教育的物质基础。在巩固“普九”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学校的硬件建设,利用有限的教育资金,购置各类音乐、美术教学器材,使学校的艺术教育器材配备上规模、上档次。特别是农村学校,要努力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因地制宜,积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购置艺术教育设备;同时尽量依靠自力更生和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条件,自制部分教学用具和器材。如简易的画夹、画架、画板等,鼓励学生自带或自购一些民间乐器,如二胡、笛子等。另外,应妥善保管各种教学用具和器材,避免损毁和流失。 3.3开齐、开足、开好艺术课。 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开齐、开足、开好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不能像以前那样把艺术类课程当成是可有可无的“杂课”,也不能走走形式每周上一节不专业的“游戏课”,不能只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目标,而应重视学习过程的获得强调对学习过程的体验,更注重情感价值观的培养,因为这些因素都是使学生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老师“教”和学生“学”应该互动起来。“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也应该被“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所代替,因此艺术教育的教学形式应更灵活。要大力加强多媒体电化教学手段在艺术课中的运用,使教学内容更形象、更直观,如精心绘制板报,设计图案、书签,精心制作投影胶片等。要积极开展艺术课教研活动,创设机会,让学校艺术教师相互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3.4要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开展艺术教育:当前我国各地农村一直以来都延续着本地方丰富的文化资源,学校教育应该合理利用地方的民间艺术资源,把富有地方特色民间艺术融入到学校教育。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合理聘请民间艺人到学校传授民间艺术,这让不仅可以丰富学校艺术教育内容,同时可以让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得到有效传承。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农村学校的艺术教育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为了更好的适应教学的改革,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仍需继续加快农村艺术教育的改革步伐,为农村艺术教育开创一个更好的局面。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小学艺术教育论文 美育就是审美教育,它不仅能培养人的情趣、陶冶情操,培养正确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而且还能影响人的思想感情、聪明才智和精神面貌。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学科教学是实施美育的主渠道,教学中如果缺少了美育,课堂活动将会变得苦燥乏味,大大打地影响了教学效果,美育在课堂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教育艺术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遵循教育规律,以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创造性地组织教学,将知识与审美融合起来,使学生在愉悦中进行学习。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讲究教育艺术,就是增强学生的美感体验,进行审美性学习。 教师的人格美对学生也是一种不同于说教的灌输,正如陶先生说的“教师的生活是艺术生活”。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师爱是师德的核心,是教师教书育人积极性的源泉。教师应对学生慈爱关心,平等相待,循循善诱。热爱学生的教师一定是教书育人的表率,一定能把爱生情感渗透到教学中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教学形式要多样化,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认知水平因材施教,更主要的是教师要以情感人,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给全体学生以热爱、信任和恰切的期待 。 课堂教学中知识教学与艺术教育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认知的发展与情感的发展共同构成个性的和谐,同时,智与美又是互相渗透、互相连结的,智的本身有很多内容可以构成审美的对象,而美育确有一种对智育的催化作用,以美启真,以情感人。因此艺术教育与小学学科整合,能激发学生的审美情感,使学生通过对审美对象的观赏,情不自禁地参与学习,主动热情地投入审美创造,并感到乐在其中。这样,学生的兴趣和情感支撑着毅力,激化为认知,从而产生更好的学习效果。 课前教师努力挖拙教材的审美因素,课堂中采用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努力使社会美、艺术美的因素充分展示,从而使教学内容成为真善美的统一体,使学生通过学习获得真的、美的观念和获得美感享受熔为一炉。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实现以美辅德、以美益智、以美健体,使学生在审美性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 小学教材中蕴涵着丰富的美育因素,我们把艺术教育与小学教学整合, 不仅能极大地丰富美育的内涵,拓宽美育实施的途径,并能获得很好的美育效果。艺术教学与小学学科整合,可以以美启智,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以美育德,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以美健身,提高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促进学生主动、全面发展。通过审美实践,培养和提高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学习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毫无疑问,学生是这种特殊认识活动的主体,把艺术教育融入教学,教学过程就是充满美感的过程,它使学生处于一种极其自由和谐状态而达到教学效果,在自由和谐的气氛中,每一种能力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主体产生轻松愉快的感觉,从根本上保证主体活力得到空前的激发。 创造性是教育艺术的精髓。实践证明,教育方法如果缺乏创造性,必然流于僵化、枯燥。“教育有法,教无定法。”关键在于创造,把艺术教育融于小学教学,能改变传统的僵死方法,代之以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形式。教师创造性地教,必然会指导学生创造性地学,让学生体验到自身力量的价值和兴趣,学生就会迸发出创造的火花。 教师多鼓励,多与他们相处,师生的心理距离才会越近。别林斯基说:“爱是教育的工具和媒介,对孩子的信任是教育成功的保障。”当学生对老师不是敬而远之,而是喜而近之时,学生就敢于在课堂上大胆开口,各抒已见,畅所欲言,跃跃欲说,教学活动更能溶于学生的生活。教师的人格美是一缕缕春风滋润着学生的心田,吹开了他们智慧的花朵。 美的东西总是让人赏心悦目,爱美、求美是儿童的基本心理。让学生在学习中欣赏美、享受美,于不知不觉中受到美的熏陶,也是小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除了挖掘情意的因素外,还应努力挖拙教材中的审美因素,推行愉乐教育,变苦学为乐学。愉乐教育又称快乐教育,它针对小学生年龄小,注意力不易集中、意志力较为薄弱的特点,通过创设愉快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学习对学生已不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是成为了一种美的享受,一种自身的精神需要。 教师应有一颗爱美之心和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能够敏锐、准确地发掘、提炼教学内容之美。 著名艺术家罗丹说,“美到处都有,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小学教材的独特优势是实施愉乐教育的有利条件。一般来讲,小学生初接触课本,比较新奇,好奇心特别强,求知欲望很高。因此,教学中针对学生的这一心理,充分发挥这一时期的优势,制造悬念,层层推进,激发学生美的感受,使他们形成正确、高尚的艺术审美观。对此,我们做了很多探索,有的设计出精美、实用的课件,使教学内容化抽象为具体,由静态变为动态;有的设计出新奇的实验,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有的把音乐、美术手段引进课堂,创设出引人入胜的教学情景……学生长期耳濡目染教学的美,必然会引起其对美的热爱与追求。这种由教学美感所引起的积极的情感体验,将在他们心中形成美的沉淀,从而对其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 教学时教师要使学生在美的享受中,展开美的想象,受到美的教育,进行美的创造,因此,教师应努力提高审美修养,善于把学科知识中的审美因素、教师的人格光彩和审美化的教学氛围三者动态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综合效益,取得最好的教育效果。 艺术教育与小学学科整合反映了这一教学的客观规律,它不仅是学科教学的应有之意,也是美育自身的发展方向和教育创新的需要。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论中小学艺术教育传承地方优秀文化的途径 [摘 要]全文从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小学艺术教育传承地方文化艺术的三种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不仅能够有效地将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优秀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传递下去,而且能使民族文化精神得到传承。 [关键词]艺术教育 传承 地方优秀文化 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中小学开展创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活动的通知》指出:“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把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纳入艺术课程课堂教学和课外艺术活动中,努力建设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要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开发利用当地社会文化艺术资源,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和传统艺术项目”。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学校艺术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除了为学生提供审美体验,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开发创造性发展潜能,提升创造力;关注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文化资源,拓展艺术视野,提高整体素质,促进人际交往、情感沟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承担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地方文化艺术既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又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把它们继承和延续下去,对于保存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潮汕文化是以现在的潮州、汕头、揭阳和汕尾四市为主,由讲潮州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种属于汉文化的地域性亚文化。1、以“开放融合。兼取互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其突出特征。潮汕地区民间艺术源远流长,如花似锦,驰名中外。其中潮剧、潮州音乐、潮绣、木雕闻名遐迩,潮汕民间的花灯、嵌瓷、香包、泥塑、剪纸、首饰等,都富有地方特色,驰名中处,成为民间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和时节应用品。汕头市澄海区有着浓厚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氛围和数量众多的地方艺术门类。近年来,澄海区中小学在利用潮汕地方艺术资源拓展艺术教育渠道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自1999年12月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市)”后,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成绩斐然。2、2010年澄海区教育局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澄海实验学校和莲下中心小学2012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特色学校,澄海实验学校小学2011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另有四所学校被广东省教育厅确定为广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澄海区各中小学在如何通过有效途径传承地方优秀文化艺术资源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在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使用的教材应适合中小学生的年龄和心智状况,如果在校本教材中融入他们熟悉的地方文化资源无疑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澄海区中小学艺术课校本教材的编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澄海位于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的韩江入海口,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置县,后几经易制,2003年成为澄海区,隶汕头市,现有面积402.5平方公里,人口75万(2008年)。在澄海民间,保存了大量具有浓厚潮汕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主要有:潮剧、潮州大锣鼓、丝弦乐,潮汕童谣、方言歌、版画,剪纸、纱丁、抽纱、嵌瓷、灯谜、香包艺术等,还有极具澄海地方特色的西门的蜈蚣舞、永新的鳌鱼舞、隆都的西头鹅舞等动物舞蹈。这些地方民俗文化、民俗风情的艺术门类,富有强劲的生命力,为澄海学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近年来,澄海中小学通过对潮汕民间艺术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归类,根据学校自身办学特色引进了大量民间艺术教育资源,并经过教学实践形成了众多的教学案例,成为地方、校本教材建设的雏形。如澄海实验学校的《少儿潮剧演唱基础训练》、《潮剧欣赏基础》、《潮语语音与合唱训练》、《潮汕动物舞蹈欣赏及训练》等音乐课校本教材,《潮汕儿童版画教程》等美术类校本教材,《硬笔书法》、《书法楷书训练》等书法艺术校本教材。又如建阳小学,通过对众多教学案例的整理、提炼,编写了《艺术教育校本教材资源包》,内容涵盖《潮汕童谣歌》、《潮汕民俗歌》、《潮汕锣鼓》、《潮剧行当》,《潮剧欣赏》等。再如华侨小学的《木刻版画教材》等。 在教学中运地方艺术教材,可使学生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把一些有较高艺术性的以民族民间艺术为素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和经过改编的民族民间艺术作品介绍给学生,可使学生认识到民族民间艺术是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艺术的情感,增强学生维护、发扬光大民族民间艺术的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意识会对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乡土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通过学习乡土艺术教材,可加深学生对家乡的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对培养学生热爱家乡与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辐射作用。 二、 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教师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艺术知识和技能、认识艺术世界的过程。澄海区的艺术教师们会在音乐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强介绍潮乐、潮剧、潮曲的特色和技巧,师生有时还会进行即兴表演。例如,树础小学的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先选择《天乌乌》、《桃花过渡》这样一些有吸引力的歌曲、短剧,让学生欣赏,然后利用《客鸟声客客》、《新编桃花过渡》等地方音乐素材进行示唱、演奏、表演等形式进行教学。在美术课上,他们会介绍澄海作为“版画之乡”的文化历史,使教学内容具有地方性和实践性,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在教学方式上,他们根据教材的基本内容,进行“经典引导”与“乡土渗透”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把现行国家教材与乡土教材进行高度整合的成功之路:例如,澄海区建阳小学在音乐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现行教材与乡土教材融合的大胆尝试,他们以现行教材作为教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师生们把从周边社区采集来的音乐素材引进课堂,并对曲调节奏、歌词进行规范,对内容、形式进行修改、整合,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师生的创造力,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他们共整理出校本教材8个资源包;莲下中心小学的古筝队在各种比赛中以演奏潮筝曲而大获成功,这得力于该校音乐教师对古筝的创造性教学,他们既遵循古筝演奏的一般规律,又改进了潮筝演奏技艺,编配新的潮筝曲;实验学校教师则安排了一定数量和一定课时的潮州音乐教学,课余时间则加强潮乐的集体训练;莱芜中学把当地工艺美术引进了美术的课堂教学,如丝网版画、羊毛编织、民间玩具等地方工艺美术,均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至为关键,他们的艺术素养直接关系到文化传承的效果。澄海区现有中小学艺术科教师大多受过系统、规范的高等艺术教育,又主要来自潮汕地区,自幼受潮汕文化熏陶,对利用潮汕文化资源进行艺术教学有着天然的优势。近些年来,澄海区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作用,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潮剧、澄海灯谜,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蜈蚣舞等为主要传承项目,重点突出蜈蚣舞、潮州大锣鼓、澄海版画的传承,为此加强了对中小学艺术科教师的地方艺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把一批本地民间艺人、艺术家被请进校园,为全区中小学艺术科教师举办潮汕地区音乐、曲艺、美术工艺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讲座。 学校艺术教育将地方传统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后将有助于学生具体生动地感受家乡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变迁,增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大力推进地方艺术进课堂,营造校本艺术教学的浓厚气息,在家乡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体验生活、升华情感,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这才是教育之根本所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让优秀的地方艺术内容走进课堂确实不失为对民间艺术传承和保护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 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 课外艺术活动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适当地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澄海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昌明,民间艺术活动非常活跃。民间艺人队伍庞大,业余艺术团体遍布城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业余剧社(团)最多时全县达到60多个,大量新旧剧目上演。澄海还享有全国“民族民间艺术(版画)之乡”、“民族民间艺术(灯谜)之乡”的美誉,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 在澄海这样一块具有浓厚地方艺术氛围的土地上,中小学生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澄海区中小学校组建了大量业余课外兴趣小组,每所学校至少有5个以上的兴趣组活动,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这些课外艺术活动既符合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十分符合当地农村学校的艺术教学现状。例如,澄海区教育局自2003年来,坚持每年举行学生潮剧演唱比赛,参赛选手众多,为潮剧事业的发展挖掘了一批批新苗;华侨小学课外艺术活动以版画见长,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学生版画作品集《大师的画》、《太阳花》,美术作品集《心灵的画》,五十多件学生作品发表于各级刊物或收集于画册;建阳小学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形成了鲜明的“引进潮汕音乐教育,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办学特色,潮汕民间艺术在该校开展活跃,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涌现出一批潮艺爱好者,他们多次参加当地重大节日晚会,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建设贡献了力量;澄海实验小学以“传承潮汕地区优秀文化艺术”为课题,积极探索自制的具有潮州音乐特色韵味的“竖吹竹笛”进入课堂,将澄海动物舞蹈和潮州锣鼓引入课堂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该校自编地方舞蹈、自创潮语童声合唱节目、鼓励学生创作反映澄海地域特色的美术作品,连续四届参加国、省、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取得了两个全国一等奖,四个省一等奖的佳绩;莲下中心小学将潮汕儿童版画和书法引入课堂和课外兴趣小组,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在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一举取得了一个全国一等奖,五个全省一等奖的佳绩。 一直以来,许多散落于群众中的传统优秀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由于受地方方言的局限,使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兴趣越来越少,许多民间优秀艺术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更有一些民间音乐己经到了“人走歌息,人去艺绝”的程度。澄海区传承优秀地方艺术从中小学抓起,笔者认为,此举善莫大焉,值得提倡。地方艺术是当地文化土壤中的一枝奇葩,优秀艺术的传承是文化传承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民族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地域的标志,积极将地方优秀文化艺术引入学校课外兴趣活动,是让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得到传承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澄海区中小学将地方文化艺术资源纳入到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中,通过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从而使学校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在途径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链条。艺术不仅能够把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保存下来,传递下去,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爱家乡、爱故土的健康情感,同时引领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促进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当然,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认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喜欢,感兴趣,才有传承弘扬的可能。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家庭要发挥引导作用,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家人在与孩子的言谈交流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一点一滴讲给孩子听,教给孩子学,引导青少年认识传统文化,这对青少年的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学校应当发挥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诸如聘请民间知名艺人,在课外或课内担任艺术辅导员,开设民族民俗文化知识讲座或课程等,这是地方优秀传统艺术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关键。教育、文化等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发挥职能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建设文化公益设施如博物馆、文化馆、书画院、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联合社区、村居加强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基地建设,创造一个展示认识传统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这是地方优秀艺术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保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地域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地方艺术往往比较质朴,因此,我们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人文素养,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既能走进地方艺术的殿堂,又能摆脱它的局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中的优秀成果更好地为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服务。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如何抓好农村小学艺术教育 一、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现状 1、观念作祟,艺术教育地位不佳 一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受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认为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课程仅是“调味品”,是减缓和释放学生文化课学习压力的减压阀、润滑剂,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二是广大艺术教育教师,受“技艺不精”、“课程歧视”、“学生不感兴趣”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自身先行退却,对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失去兴趣、热情和耐心;三是部分学生家长求子女成才心切,认为学习音乐、美术等课会影响孩子学习、升学,更有甚者,认为学习艺术的人轻浮,或会带来身体上损坏等。凡此种种观念,良莠不齐,从各个方面和层面冲击着艺术教育在学校素质教育中的应有地位,严重制约着艺术教育的全面发展。 作为农村一般乡村学校,在艺术教育上都起步较晚。由于传统的“应试教育”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于社会、家长、学校的心目中,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对艺术教育的认识。学校对艺术教育无相应的统一的评价标准。只注重了对学科教学的评价。 2、学校未按课程标准编排艺术教育课 农村小学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没有很好地把握课程标准,并严格地按课程标准编排艺术教育课。在有意或无意上,始终都交织着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的矛盾,由于艺术教育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课时数较少,总份量小,相对于学科课程来说,它属于从属、辅助、被支配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艺术教育课仍算不上一门独立的、完整的“课程”,在目前对教师或学校没有很好的评价机制的时候,只能以学生成绩(分数)来衡量教师或学校的得与失,在此迫使下,随意把艺术教育课程当作学科课程的点缀或附属物。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实质上仍把艺术教育课程定位于过去的课外活动、第二课堂的层次上。但显而易见的是,艺术教育课程与这二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既然艺术教育课程被正式纳入了课程体系,但同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在地位上、价值上不应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分,它们各有侧重地作用于学生发展的不同方面,实现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3、师资匮乏,艺术教育成果不显 教育振兴的希望在教师。由于当前“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的实际现状,导致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像我们镇小学,近150名教师年龄在40岁以上的有130人,30岁以下的教师无一人。而40岁以上的教师大都是民办教师转正而来,或八十、九十年代的顶岗人员。没有受过正规的系统性艺术教育,教师本人艺术知识贫乏虽有上好艺术课的决心,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有效地高质量地开展艺术课教学。而30岁以上的几位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师,艺术课能力较强,能真正担任好艺术课教学,但他们虽然多才多艺,但长期担任学校行政领导,导致他们有心上好艺术课,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4、投入不足,艺术教育保障乏力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课程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比一些文化课更需要动手操作和实践。而实践的客体则通常是价值不菲的易耗品或是高精密器材。近些年,农村中小学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而偏废了艺术教育软硬件的开发和投入,使得学校艺术教育缺乏应用的物质保障。大部分农村中小学通过长期的添置积累,虽已有了一些从事艺术教育必须的简单器材设施,但与教育之需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由于缺乏必要的教学用具和场地设施,艺术教育课程中的有些内容就无法正常给学生教授,使艺术教育课程的魅力失色不少。 二、解决办法 农村小学的学校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应加强学习,提高对艺术教育的认识,加强对艺术教育的领导、管理。要抓好此项工作,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必须认识到艺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艺术教育与学科课程相比,虽然所占的比例小,但它却是绝对不能少的。否则,单一的学科课程会使学生的学习与现实严重脱节,不利于学科知识在实践中获得运用、验证和创新机会,而最为根本的,则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所提示的活动是人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方式这一人的本质属性,从而也就违反了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般规律。 2、加大对社会的宣传力度 众多事实证明,传统的“应试教育”也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了。积极开展艺术教育活动不仅不影响学科课程,反而能促进受教育者整体素质的提高与进步,有效地改变手脑脱节、高分低能的状况。学校应加大对实施素质教育的宣传力度,加大对开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的宣传力度,让社会、家长理解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一起关心学校的艺术教育,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形成学校、社会、以及家庭的教育网络,使学生得到全面素质的提高。 3、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应真正认识艺术课对民族对社会对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作用。 (1)高度重视艺术课教学,不但从时间上保证,还应让艺术课教师真正上好每一堂艺术课。在考评考核艺术课教师时充分考虑艺术教师的劳动特点和劳动成果。制定一套符合艺术课教育教学规律的考试考核章程,充分鼓励艺术课教师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上好每一节艺术课。 (2)在暂时艺术课教师缺乏的情况下,不图表面形式,宁可少一点也要保证质量,让每一个班级每周真正开设一节高质量的艺术课。(3)建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每年招聘一些艺术类人才进学校,即使每年乡镇分配一个艺术教师也能起到带头示范作用。(4)实施“走教”老师,让有艺术才能的教师到各个学校巡回走教艺术类课程。(5)针对当前社会上一些开办假期艺术班的现象借调一些校外艺术人才到学校上好艺术课,否则假期取消他们办班的资格。 4、巧抓艺术教育的硬件投入 (1)、学校可采取"滚动式投入"资金的方法。在学校各项经费开支中,最大程度的压缩其它方面的开支,实行经费开支为重点改革项目服务的配套思路,每年加大艺术教育的开支比例。这种如同滚雪球一般的投入方式,既有利于学校的整体投入的发展,又会使艺术教育的硬件渐渐配备起来。 (2)、争取社会信任,通过向社会、向上级主管领导汇报阶段性的艺术教育成果,以一流的业绩、辉煌的成果赢得领导的信任,用满意的效应、信任的效应争取社会各界、上级领导增加对学校专项资金的投入。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谈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特征 【摘 要】目前我国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存在着一种“异化特征”。就是说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主体认识的模糊性等原因,艺术教育往往易于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既没有突出艺术的特点,有没有突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以至于它从实质上讲已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此笔者以论述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现象,还原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功能,从而更加清醒认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与目的,不断推动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大力发展。 【关键词】美育;艺术教育;专业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美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校教育中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从而也越来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教育部相继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等纲领性文件,它们的颁布与实施长期有效地促进了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艺术教育是美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形式和有效途径。同时它更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全面提升国民艺术素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加强艺术教育是时代的呼唤,是建设与实现创新性国家的有效途径,是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渠道,党和国家将此提升到关系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新世纪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是卓识而又远见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法规建设、行政管理、教学活动、教师队伍、设备器材、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艺术教育的基础差,底子薄,学校艺术教育目前还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在此发展中有必然的主观认识不清和客观条件制约等要素阻碍着当代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步伐,要尽快改变这个状况,为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的需求,发现和解决制约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问题乃推动我国美育事业发展之根本,繁荣艺术教育之核心,但只有在对客体充分认识的基础才能实践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所以主体对客体认识偏差予以正确定位乃艺术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和根本前提。 目前我国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存在着一种“异化特征”。就是说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主体认识的模糊性等原因,艺术教育往往易于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既没有突出艺术的特点,有没有突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以至于它从实质上讲已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此笔者以论述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现象,还原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功能,从而更加清醒认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与目的,不断推动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蓬勃发展。 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内容,中小学艺术教育应该是一种普通的、普及的基本的艺术素养教育。可现代中小学艺术教育从总体上来看,脱离了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特点,一味模仿专业艺术教育的教学模式,专业化倾向十分严重,在笔者走访的沈阳市几所重点小学与中学的过程中,这一突出的倾向越加明显,重点表现在把艺术教育的重点放在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上,有的甚至把艺术教学等同于艺术知识技能教学,把对艺术知识技能的掌握当做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直接目标,往往使艺术教学过程变成纯粹的艺术知识技能传授和训练过程,学生缺少参与艺术活动,缺少艺术体验并获得审美愉悦的机会。 著名的美国艺术教育家加登纳在对中美艺术教育进行比较时指出:“中国艺术教育的重点,偏重技巧训练,目的是培养个人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能力和造型艺术中的审美观念,技巧训练被视为是个性和发自性的基础和起点。而在美国教育中,更强调让儿童本能地反应,强调儿童有独特的作品。技巧训练被认为晚些为好,最好是在儿童愿望更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概念时自然进行。因此,在美国,技巧训练实在实现独创概念以后,而在中国,独创概念只在培养技巧之后才可能出现。出于这种概念,中国的艺术教育多为严格的模仿。另外一位美国音乐家雷默在对中国音乐教育实地3个月的考察后指出”在中小学里,音乐教育遇到一个主要问题是学生对技巧的掌握超过了他们对文化课的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无例外的集中在技巧训练上,并视方法论为最高准则。学生们的知识结构目标越窄,他们的专长就越受到限制,教学方法也越得不到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从幼儿园到音乐学院,中国的音乐教育几乎全部靠死记硬背、联系、模仿、重复一步一步地形成起来。“中国孩子很少表现出独立性,他们没有自立的概念,没有想到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们在音乐上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但无疑地,我感到痛心的是他们失去太多,代价太大;他们的兴趣受到压抑,而这本可使他们成为更有趣的人。 笔者在某中学与音乐教师交谈时,该音乐老师指出:多少年来,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音乐是一种技艺课,它是通过教育形式传播音乐知识、技能技巧的,所以音乐可以只被看做是技能技巧课。音乐教学方法也以‘教音乐’为宗旨,教师的目标往往停留在‘帮助学生顺利地学会教材规定的内容’上,教师的注意力必然集中于唱歌、识谱、乐理、欣赏、器乐中技能技巧的传授和训练。”他认为,虽然音乐的艺术是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技巧才能表现的,但关键首先要使人有表达音乐的情感和欲望。特别是要让孩子们愿意学、乐意学、有感才有爱,有感才有智。要不然,再简单的音乐技能训练,也只能成为机械的操作,呆板的重复。 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专业化倾向大多存在于城市的中小学之间,这也主要表现在教师的功利性上,为了追求某一奖项,凸显自我的教学成绩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导致艺术教育被简单的异化为艺术知识技能课程,,根据艺术教育的目标和社会功能分析,中小学在实践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将艺术知识技能教学和艺术活动充分相依结合,在艺术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兴趣与爱好,在兴趣中去完成艺术知识的传授,而不是单一的言传身教,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与学生兴趣二者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两者缺一不可。 以上所述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认识偏差与观念落差一直是艺术教育研究者老生常谈的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或许与中国沿袭的几千年的教育体制与艺术教育研究滞后息息相关,而现代艺术教育发展的几十年里,它不但没有得到澄清与正确的定位,反而越演越烈,导致中小学艺术教育一直处于被动与发展缓慢的局面,这不得不使艺术教育工作者深思。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转变贫困山区的农村小学艺术教育之我见 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教学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贫困地区受条件和师资水平的制约,学生审美素质一直以来得不到提升。要重视艺术教育就应从改变教育观念开始。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小学因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艺术教育非常薄弱,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往往得不到重视,这给贫困山区学生的全面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农村艺术教育得不到普及和发展,学生的艺术素质就得不到提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成为一句空话。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指出:我国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业务的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各育全面发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道德水准、陶冶高尚的情操、促进智力和身心健康发展的有力手段。艺术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他学科教育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为此,要分析现实存在的情况,才能找到对策。 1.贫困山区的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现状 (1)对艺术教育的认识不够。贫困山区的不少学校老师对艺术教育重视不够,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音乐、体育、美术、写字、综合实践等为主的艺术课是可上可不上的“杂课”,随便对待,简单应付;有的学校虽然开设了艺术课,但形同虚设,随意性较强,经常被主课占用;有的干脆让学生自习,交代纪律或者布置语文、数学作业后老师就出外溜达了:个别的学校甚至取消了这些艺术课安排的课时量,课程表上清一色的枯燥、单调的语文和数学字样,一学年也没有上过一节艺术课,使学生不能接受应有的艺术教育,学生的特长得不到发挥和引导,造成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缺乏艺术知识和技能,学生的艺术素养比较低,学生也没有兴趣学好文化学科的知识。 (2)专业专职师资队伍严重不足。目前,在贫困山区农村的小学教师中,四十周岁以下的大都是从正规的师范院校毕业来任教的,四十周岁以上的教师部分是民办教师转正的,受过艺术专业化、系统化教育和培训的教师少之又少。就这少的有艺术特长的教师又利用关系“飞”向了城关小学,因此很多被安排上艺术课的教师都是半路出家,对音乐、美术、舞蹈、书法等专业知识了解甚少;有的学校艺术课教学基本上是由非艺术学科老师兼任。由于教师水平有限,严重制约了小学艺术课程教学的发展,使得艺术教育发展不平衡。从一定意义上讲,教师的质量决定着学生的质量,教师的水平决定着学生的水平。贫困山区农村小学没有一支合格的专业专职的师资队伍,又怎能实现艺术教育的提高和普及呢?艺术课程师资力量严重缺乏是造成现状的原因之一。 (3)条件制约,教学设备短缺。学校对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甚少,造成艺术教学设备简陋、配置不足,而已有的设备也没有很好地去利用和发挥,没有形成气候和规模;有的学校能有电子琴、画夹、颜料等教学用具就不错了,更不用说能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有的学校对设备管理不善、使用不当,不能保证其艺术教育教学的正常开展,更谈不上开展艺术实践活动,因此严重阻碍农村艺术教育前进的步伐。 (4)对教师考核制度不科学不合理,忽视了艺术教育的考核,分值严重失衡。综观学校对教师的量化考核细则,都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这严重挫伤了教师的艺术教育教学积极性,特长得不到充分发挥,导致艺术教育没有时间去开展。学校对教师的业绩考核只有教师的德、能、勤、绩的考核,而没有对教师所辅导学生的艺术教育成果的考核,或者说前者的考核分值远远超过后者的分值,比例失调。要完善各项考核制度,合理考核各项成绩,使得两者齐头并进,才能一举两得。 (5)教师的配备存在空缺,学校大多数只有语、数两种专业的教师,一名教师包揽了语文(或数学)音乐、美术、体育、思品、综合实践等所有学科的课程教学,学生学什么全看教师本人的兴趣。这就造成音乐课都是流行歌曲的教唱课;美术课是教师在黑板上示范,学生在下面临摹;体育课则是集合整队跑步,或者是“一个哨子一堂课”,教学内容单调\形式单一。 总之,对艺术教育的作用缺少正确的、本质上的认识,导致了学校在工作安排上,艺术教育没有地位、没有时间、没有规划、没有专职教师,没有资金投入,真是到了要啥子没有啥子的地步。 2.关于加强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的几点建议 (1)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真正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制定素质教育考核评价体系,教师转变教育观念,牢记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领导。 (2)学校应在制定的《岗位责任制条例》中,设立艺术教育教师工作量补贴和岗位津贴,并建立奖励制度,旨在鼓励教师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 (3)选用和培训师资是首要任务。学校要重视音、体、美教师和特长教师的选用与培训,采用脱产专职培训和自学成才、业余进修和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加强艺术教育的师资力量。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大政策力度,吸引更多的艺术教师到贫困地区的小学任教,也可采用对口支援的方式,选派城镇学校较为专业的艺术教师去支教,以缓解师资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4)加强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政府相关部门在下拨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经费时,尽可能明确分类,专款专用,为农村义务教育配置图书、音乐和美术器材。这些器材的配置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顺利实施艺术教育的物质基础。 (5)开齐、开足、开好艺术课。学校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开齐、开足、开好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不能像以前那样把艺术类课程当成是可有可无的“杂课”,也不能只走走形式每周上一节不专业的“游戏课”,不能只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目标,而应重视学习过程的获得,强调对学习过程的体验;注重情感价值观的培养,因为这些因素都是使学生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6)建立健全艺术教育的评价、测试体系,每月或每期对艺术教育进行一次汇演,组织考核组对艺术教育成果进行考评,所得成绩作为教师的重要业绩之一。 总之,应进一步明确学校艺术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学生,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这一指导思想;进一步深化艺术教育的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 【摘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农村,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虽有明显提高,但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针对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探索,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对策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党的教育方针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德智体教育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普遍认可,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相比之下,学校艺术教育因其自身特性和社会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中小学,尤其是西部农村中小学中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这一现状严重偏离教育方针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笔者结合长期学校工作实践,就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谈几点意见,以期抛砖引玉。共同为基础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 概括来讲,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如下: 1 应试教育地位稳固,艺术教育持续萎缩 虽然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但至今仍然缺乏一种科学的、可行的教育效果评价机制。考试仍是得心应手的评价手段,而无论是小学毕业的知识检测,初中毕业的“三合一”考试,还是高考,音乐、美术都不是考试科目。在择校热的今天谁愿意把精力和时间耗费在非考试科目的训练上,学生不会,家长也不让。在这一指挥棒的影响下,学校也只能结合实际,把教育的重心放在文化课的教学上。艺术方面有潜能和兴趣的学生,就只能参加一些兴趣小组活动,替学校应付上级检查了。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规范的专业引领,有艺术潜质的学生看不到自己艺术方面发展的前景,久而久之其艺术潜能也就泯然众人矣。缺乏艺术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是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2 专业艺术教师严重匮乏,学校艺术教育举步维艰 长期以来,专业艺术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尤其是农村中小学这方面更是一人难求。一个24个教学班的镇办初中长期没有音乐教师,校长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未果,学校只能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安排部分有个人音乐爱好的教师兼代音乐课,给学生教唱一些歌曲,以便使学校不至于过分沉寂。这种无奈之举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教师中能唱会教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因此,农村中小学把课表上的音乐、美术课上成自习课就不足为怪了。前些年,分配到农村中小学的艺术类教师基本上都是中等师范学校音乐、美术班毕业的学生。师范停招后基本上截断了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来源,至于从艺术类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本来就少,要想分配到农村中小学任教,可能性非常小。 3 艺术教育高投入,农村学生吃不消 虽然国家实行“两免一补”政策,确保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因贫困而辍学,但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人们用于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仍显不足。艺术类教育的学习成本较高,一般家庭很难支撑。在物质保障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学生的艺术发展只能在较低层次下徘徊,很难有大的突破。 针对以上问题,就如何加强和改进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工作谈几点意见。首先,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全面发展的人才观,深入推行素质教育。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开创学校工作的新局面。深刻认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培养好,发展好学生的艺术潜能。坚持开展符合学生年龄特点,认知特点的艺术教育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陶冶学生性情,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激发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感情。努力探索艺术教育科学评价机制,促使艺术教育健康发展。 其次,改革艺术类学校招生制度,使有艺术素养的学生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从小学开始建立有艺术潜能学生档案,记录其专业发展经历。初中毕业考试前艺术学校进行选拔性考试,毕业文化课考试结束后,在专业合格的情况下优先录取这一类学生进入高中或专业艺术学校学习。在保证文化课学习质量的同时重点加强对其艺术专业的培养。高中毕业时在文化课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填报艺术类院校志愿的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保证对其进行艺术培养的连续性。同时,加大对艺术类学校的资金投放力度,保证其正常教学训练活动的顺利进行。职业中专学校增设艺术类专业,提高师资水平改善办学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培养基本艺术人才的需要,为当地教育、文化艺术事业的长足发展培养优秀人才。 最后,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得力措施确保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编制到位,人员到位。保证一批优秀的艺术教师下得来,留得住。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师聘任管理办法,提高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福利待遇,为教师自身成长和专业发展搭建平台,吸引更多的优秀师资投身的农村教育这一广阔天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教育,这一民生之本也将在改革的浪潮中回归本源,完成时代担负。相信,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中,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一定会有色彩斑斓的明天。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深化课程建设,构建小学艺术教育大课堂 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对于提高学生审美修养、发展形象思维等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学艺术教育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课程地位不够凸显,课程评价不够全面,课程实施不够深入。要改变艺术课程的这“三不够”,必须深化课程建设,改革课程评价方式,拓宽课程实施的途径,以建设课内外融通、校内外一体的艺术教育“大课堂”,让学生在这个艺术“大课堂”里鉴赏艺术成果、学习艺术技能、塑造和谐人格、提升艺术素养。 一、落实国家课程计划,以“实”为先 我校为确保国家课程计划的有效落实,严格按照《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所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艺术类课程占总课时的9%-11%”这一要求的上限执行,在全校各个年段开齐开足艺术课程,并建立课程实施管理体系,确保艺术课程在时间上得以落实。同时,学校还努力实现所有音乐、美术教师全员专任,并将艺术教师的学研以制度的形式予以落实,打造出以“读书分享”“学进交流”“名师引领”“新秀竞技”“专题研修”五个模块为主的艺术教师“制度化学研”模式,确保艺术课程在教学质量上得以落实。 二、改革课程评价方式,以“效”为本 1. 评价指标转向多维 评价指标的确立解决的是“评什么”的问题。我们将美术课程的评价指标确立为“学习态度及习惯”“欣赏评述”“造型表现”“设计应用”“综合探索”“完成作业”“参加第二课堂”和“获奖情况”这八个一级指标,我们还将音乐课程评价指标确立为“学习态度及习惯”“音乐知识”“音乐欣赏”“音乐表现”“音乐创造”“乐器演奏”“参加第二课堂”和“获奖情况”这八个一级指标。同时,我们还根据一级指标细化出若干个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并制定相对应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 2. 评价形式走向多样 评价形式解决的是“怎么评”的问题。近年来,我校在艺术课程评价形式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音乐学科采取音乐欣赏考核、音乐创造考核以及器乐演奏考核三种方式。音乐欣赏考核包括:音乐知识“我最广”,根据出示的内容,说出音符、音名等常见符号;音乐欣赏“我能说”,根据录音说曲名、感受等。音乐创造考核包括即兴节奏短句或旋律并表演。器乐演奏考核,即我是小小“音乐家”,根据不同年段要求,进行现场器乐演奏。学生在评价的过程中认识了自我,锻炼了胆量,体验了成功。该评价方式也得到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的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并在全市进行推广。 3. 评价主体指向多元 评价主体解决的是“谁来评”的问题。传统的课程评价的实施主体是教师,过于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只有让学生自己、同伴以及家长参与课程评价的全过程,充分体现出评价主体的多元性,才能有效避免评价中的主观性、集中性与片面性。例如,我校在实施艺术课程评价的过程中,借助日常评价软件和评价手册等工具,将师评、家长评、自评、同伴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学生同伴互评,促进了互相合作、互相学习;学生自评,促进了学生认识自我、反思自我;家长评,增强了家长的教育意识和对孩子的关注程度。 4. 评价时机面向全程 评价时机解决的是“何时评”的问题。艺术课程评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艺术素养的发展。然而,学生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促进学生的发展同样要经历一个过程。我们采取了日常评价、阶段评价、学期总评相结合的方式。日常评价注重评价的生成性、即时性、差异性,以每一节课为载体组织与实施,针对学生每节课所表现出的学习态度及习惯、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等评价指标在课堂上即时评价并作记录。阶段评价根据各艺术课程实际教学进度进行。学期总评,评价指标为各学科指标体系中的全部指标,采取科组命题检测和学校命题抽测相结合。 在实施不同评价的同时,依托相关工具进行记录。如日常评价和阶段评价结果记录于日常评价软件,学期总评结果则记录于评价手册上。评价软件连接学校校园网,教师、家长、学生等评价主体随时可根据账号上网查阅;评价手册采取活页装订,便于分学期、学科拆取及汇总。每本评价手册,既是学生各艺术课程的评价记录,也是一份特殊的成长档案袋。 三、拓宽课程实施途径,以“活”为径 1. 艺术活动课程化 随着艺术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开展校园艺术节是不少学校较为通用的做法。然而,这些艺术节基本按照“先比赛、后展演”的模式进行,存在着“重成果展示、轻教育过程”的弊端。近年来,我校积极探索“艺术活动课程化”的新路子,全面开展“大榕树”艺术节活动。为了发挥艺术节的课程功能,学校将艺术节的书法、绘画、工艺、歌唱、舞蹈、器乐、综艺等各个项目分别开发了相关的校本课程,完善制定了相关的课程实施方案,并以班级为单位,以课堂教学为核心,以课外活动为载体开展实施。同时,学校还结合各项校本课程制定相关的比赛或考级制度,与学校艺术节的各项比赛与展演活动形成有效衔接,真正使艺术活动常态化、课程化。 2. 社会资源整合化 我校地处城区万寿路,与少年宫相邻,少年宫有着专业的艺术教师队伍和一流的艺术教学设施。学校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与少年宫及学生家长协商,委托少年宫开展艺术教育。学校利用每天下午第二课堂时间,每学期输送近500人参加少年宫拉丁舞、幼儿舞、综艺舞、中国舞、少儿舞、芭蕾舞、街舞、爵士舞、钢琴、电子琴、小提琴、葫芦丝、竹笛、古筝、二胡、架子鼓、吉他、萨克斯、长笛、声乐、小小涂鸦坊、七巧板创意坊、小豌豆版画室、大眼睛动漫工作室、趣味水墨坊、硬(软)笔书法等班级学习,使学生在少年宫充分地享受到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 3. 社团建设规范化 近年来,我校投入大量资金,先后建成了版画室、舞蹈室、音乐室、油画室等近20个社团活动室,并组建了相对应的学生艺术活动社团。在社团活动建设方面,学校采取“五有一结合”的措施:有教学计划、有专任教师、有管理制度、有评价措施,与学校艺术节各项活动有机结合。学生在各种社团生动活泼的艺术学习中,感受美的熏陶,享受成功的喜悦,获得精神世界的提升。 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小学艺术教育实践探索 近年来由于双高普九的推广,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农村学校的艺术教育还较为薄弱,为什么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我们很有必要对农村艺术教育现状进行进一步的了解,针对农村孩子的特点,从农村的现有条件出发,摸索规律,走出困境,找到一些切实有效的方法。事实上,对于学生进行艺术教育并不以培养艺术家为目的,它是对学生进行心理、思想情操和人格的教育。这些艺术活动而产生的影响将对他们的终身产生积极的作用。那么,作为各方面条件有限的农村小学,怎样才能开展好艺术教育呢?为此,笔者结合本校艺术教育实践,做以下探讨。 一、当前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现状 主观认识不足,艺术教育被忽视。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不少农村中小学仍然把音乐、美术课为主的艺术课看成是可开可不开的“杂课”。即使在课程表上体现了规定的音乐课时量和美术课时量,但在执行中,有的被敷衍了事,成了唱歌课、图画课,音乐课大多是教教流行歌曲,美术课大多是让学生随便画画,这样的学校还算是比较重视艺术教育的。有的被语、数等“主课”占用,更有的干脆让学生自习,导致艺术课程形同虚设,使学生不能接受应有的艺术教育。 当前艺术教育课程实际开课不足及质量低下现状的主要原因。 (一)社会及学校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社会及学校视艺术课为副课,认为只要学好了语文、数学等主课,考上大学就有希望。于是视音乐、美术为可有可无的摆设课程!这是导致艺术课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 (二)艺术专业师资匮乏,教师本身重视不够 农村学校艺术教育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师资队伍短缺,业务素质较低。目前,在农村中小学教师中,从正规师范院校毕业,受过艺术专业化、系统化教育和培训的教师极少,而且大部分教师年龄相对老化,观念陈旧,对音乐、美术等艺术专业知识知之甚少,难以胜任本职工作。在农村缺编学校,艺术教育师资更显不足,而且现有的任课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态度、学识水平、业务能力等方面与艺术教学的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样必然会导致艺术课教学质量不高。 (三)家长支持不够 在农村,学生家长的思想封闭,观念陈旧,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他们只关心孩子语文、数学的学习成绩,认为自己的子女既不是歌唱家的“料”,也不是画家的“料”,对于音乐和美术,孩子学与不学,教师教与不教,没有多大关系,以至轻视甚至阻碍孩子学习音乐和美术。 (四)是艺术教学设备严重短缺、艺术环境缺少 近年来,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学设备的配置虽然得到了改善,但仍然不能跟上现代艺术教育发展之需要,不能充分保证艺术教学的正常开展。个别学校甚至既没有师资,又没有设备,艺术教学无从谈起。新课标力求以人的发展为本,充分考虑学生发展的需要,在继承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充分体现社会的进步以及多元,突出现代意识和中国特色。不可否认教材的指导思想很好,编者用心良苦,总想用有限的纸张向学生展现一个超越时空的无限丰富多彩的艺术长廊。可实际上,农村中小学生一直生活在农村,孤陋寡闻,几乎没有谁去参加过艺术兴趣班,几乎没有谁现场去参观过书画展、欣赏过现场艺术表演,学生的生活中缺少艺术环境的熏陶,直接影响到艺术教学的有效实施。 二、推进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途径基本策略探索 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全面改革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的落后局面,提高艺术教育质量,促进其它教育的和谐发展。学校艺术教育正常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在各级领导带领下广大师生勇于创新、充分发挥艺术教师创造才能的结晶。 (一)健全组织管理,严把教学关 农村小学应有专人负责艺术教育工作,衔接上下级管理层,使工作落到实处,健全组织管理能使艺术教育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能使艺术教育工作有计划、有针对性,使其健康稳定的发展。 (1)高度重视艺术课教学,不但从时间上保证,还应让艺术课教师真正上好每一堂艺术课。在考评考核艺术课教师时充分考虑艺术教师的劳动特点和劳动成果。制定一套符合艺术课教育教学规律的考试考核章程,充分鼓励艺术课教师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上好每一节艺术课。 (2)在暂时艺术课教师缺乏的情况下,不图表面形式,宁可少一点也要保证质量,让每一个班级每周真正开设一节高质量的艺术课。3、开齐、开足、开好艺术课。各校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计划开齐、开足音乐、美术等艺术类课程,并经常检查督导,以保证音、美等艺术课教学落到实处。 (二)转变思想,明确认识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学校、家长对素质教育、艺术教育缺乏认识,导致对学生的评价只是看考了多少分,排多少名。因此,学生、家长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语、数、英这些统考科目上。因此开展艺术教育首先必须转变思想,正确认识艺术课的重要性。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艺术教育已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要抓住契机,将艺术课程提高到与其他课程平等的地位,最基本的要将各类艺术课程开足开齐,严禁其它课程挤压,占用艺术课的时间,同时通过组织学习,讨论新课改理念及有关艺术教育文件,使教师和学生充分认识到艺术的重要性,艺术的美,艺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培养高雅的气质,提高生活素质,从而认识到艺术的魅力。并通过家访、家长会的机会,向学生家长宣传有关艺术教育的方针、政策、计划等,使他们能真正接受并欢迎和支持艺术教育,从而获取家长对艺术教育的认可。 (三)加强硬件建设,提升艺术教师素质 音乐、美术器材的配置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 也是顺利实施艺术教育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些必要的物质条件,学生才能直观、形象地感受艺术之美。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学校的硬件建设,利用有限的教育资金,购置各类音、美教学器材,使学校的音、美器材配备上规模、上档次。学校应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高艺术教师的专业素质,农村小学艺术教育师资配备不够,专职教师稀少,大部分都是由语、数教师兼任,专业能力有限,因此,必须加大艺术教师培训力度。深入开展艺术课的教研活动,通过观摩名师示范课,学习最新艺术知识技能,深刻反思,撰写艺术教育教学论文,不断总结艺术学科教学经验,提升艺术教学质量。 (四)拓展艺术教育时空,营造良好艺术氛围 一是针对学生的个性特长组织各类兴趣小组,经常性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相应基础、特长和爱好自觉自愿地参加各类活动小组。二是充分利用学校内部和外部环境所蕴含的艺术功能,如黑板报、手抄小报、校园环境等,使学校的一屋一草一木都发挥出艺术教育的功能。三是革新教学方法,融合各类艺术,研究和构建生动活泼、乐趣盎然的课堂,教学时注重创设艺术氛围,通过实物和优秀作品,利用现代教育手段(网络、多媒体等)教学活动组织学生欣赏影视艺术,欣赏国家、省、市、县各类艺术活动及比赛,激发了学生对艺术的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总之,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的不足,在各方面还是逊色于城市小学。为了更好的适应教学的改革,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使农村小学艺术教育得以改观,我们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不断探索,走一条适合农村教育小学的艺术教育之路,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乘课程改革之东风,农村小学的艺术教育一定会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开创一个更好的局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现状分析 一、“口头诗学”式的美学渗透史诗 以声音为媒,创作、传递与接受在同一场域。一场史诗的演述中,歌手在全身心投入的演唱(或讲述)中,有着特定的仪式背景。歌手往往处在与神灵相通,与他界无相隔的状态,因而,歌手的演述引导听众超越现实种种局限。民间文学讲授者——教师的讲述,若能对史诗歌手演述的精髓进行新的演绎,怎不会把同学们带进美妙的民间文学殿堂呢?以史诗的演述为例,民间文学课堂的口头演述的再演绎就有了明确的活蓝本。史诗通常在人生重大仪式中演述。北方的英雄史诗常在生老病死等人生重要仪式上演唱,《格萨尔》在藏族的人生礼仪习俗中演唱——新生儿降生的时候,吟唱史诗中格萨尔王从天国降生人间的段落;丧礼上则吟唱格萨尔王功德圆满、重升天界的段落。蒙古卫拉特人举行婚礼时,请江格尔奇演唱《洪古尔的婚礼之部》,求家庭幸福和睦。南方的史诗演唱同样与人生仪式紧密相连。海南乐东等地的黎族当孩子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以“摇篮曲”的形式给孩子哼唱民族史诗《褪祷跑》。广西巴马等地壮族男方到女方家接亲的那个晚上,男方接亲的人要在女方家唱《布洛陀》中的“造婚姻”、“造风俗”、“造礼仪”等内容,从而显示男方这一家的人懂历史,懂古训,有知识,有教养,让女方家放心。广西巴马壮族在六旬以上、德高望重的老人死后,要举行较大的丧葬仪式,在仪式上要吟唱全篇史诗《布洛陀》送魂。 由上可见,在人生礼仪中吟唱民族史诗,除了有某种呼唤祖灵的功能以外,更多的是在一个人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传授民族历史和民族传统,培养民族的认同意识。这些活动场合大部分庄重肃穆,一部分也渗入比较轻松活泼的气氛,显示了一种从实用到渐带娱乐性质的倾向。民间文学教学与史诗讲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有了一个全新演绎的契机。笔者以彝族的史诗演述为蓝本,对照讲述《民间文学概论》的“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民间文学概念”,“民间文学的价值”、“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等内容,笔者就以庄谐并用的演述方式,精炼与个性化的语言,民间文学音像的运用,把灵魂深处的深层热爱忘情地融进民间文学的讲述,从而把同学带进了一个如同史诗演述的境地。在课堂里,不是单一的知识讲授,而是对民间文学的欣赏、投入,把激情投进其中以后,再以理性的眼光讲述其中的知识点,让同学们能够在一种忘情的情境中,认识到民间文学的“瑰宝”特质。为何课堂的知识讲授与史诗的讲述存在着类似的美学特质呢?我们以史诗的演述的主要因素与民间文学课堂的若干要素作一个对比,可看出民间文学演绎史诗演述之美的可能性:史诗演述与课堂讲述的比照,可知,课堂讲述与史诗演述有一些不同点,史诗演述背景是重大民俗事件,讲堂的讲授背景是高校的人文素养培养。史诗的演述以唱为主,而课堂以口述为主。但两者也存在着诸多相同点,最大的一致性是以声音传递为基本要素。课堂以口头讲述为主不用赘言,史诗的演述同样以口98头传递为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Tedlock)所说:“口头诗歌始于声音,口头诗学则回到声音。”因而,强调语言的生动性与现场效果;此外,两者同样以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为理想;同样需要讲述者全方位的素养;强调讲述者与接受者因时因地而产生的“神来之笔”的瞬间心灵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的教学对讲授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讲堂讲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在一种心灵感应、发自灵魂深处之热爱的状态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激发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培养文化多样性观念,增加人文素养,提高文化创造力。具体到教学过程而言,这不仅要求讲授者有民间文学的知识,还要有热情与灵魂的投入;讲授者不仅要准备教案,还要化知识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口头语言;不仅要把知识点讲授清楚,还要把民间文学的多元文化精神传递给学生。笔者以史诗演述的观念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取得了较好的美学渗透效果。在神话的讲授过程中,把流行歌曲的激情与神话的激情作对比,让学生耳目一新;对民间谜语的讲授过程中,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知识储备,师生互动,本人能迅速地猜出学生出的谜语,让师生的角色互换,达到了口头传递的另一种效果;让学生看民间小戏等视频,起到了增加讲述情景的作用,辅之以自己的深入体会与情感归依,加强课堂沟通的感染力。 二、美学渗透与学术性的交融 民间文学讲授不能脱离民间文学的学术性。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学术性要求不一样,后者侧重培养思辨力与创造力,前者侧重于民间文学情怀及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民间教学要让学生领略其“本真之美”,民间文学之美不因为即兴的感受而消失,而是从心底追求它,把它当成自己知识与信仰的一部分。这需要讲述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今的大学生大多沉迷于流行文化,容易被流行文化所蒙蔽,把流行与主流,把流行与唯一选择划上等号。讲授者以学术的理性,让学生认识文化多样性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大学生素质提升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性。民间文学教学运用恰当的思辨性讲述必不可少。以福柯的话语权来分析种种流行话语、政治话语对民间文化的遮蔽,让学生认识民间文学本真之特质:不管你说不说它,它就在那里。民间文学,如广西的史诗与民歌,因为流行文化的冲击而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冷落,但它的文化多样性价值,以及对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却永远不会消失。因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旅游的兴起以及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回归等学术增长点,可以让大学生感悟民间文学的永恒魅力的实质。另外,民间文学因其作为对象,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也可以此激发学生对它的热爱。如对谚语、俗语的学习,从一般的认识角度,它只是一种的民间文学体裁。但由于民间文学的多重学科价值,因而它也具有了独特的认识功能。民间文学既浓缩了人类情感的真善美,也是社会情感的缩影,从中可以提炼出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起到了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的作用,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而,谚语等民间文学又具有原材料的价值。如有的学者以民间文学中的谚语为例,阐述中国社会的“气”,并将之归结为“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对民间文学至真至善的认识,可进一步促进学生对美的情感认同。当今社会很多美学理念(特别是后现代的审美追求)往往因为走得太远而偏离了人之初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口头文学可为当代社会注入新的血液,对于人性的偏差是有力的补救。民间文学可以为大文学注入力量。笔者以大文学观的文学人类学理念,指出“于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提出对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的‘中国文学’学科,做批判性的反思,质疑其西化的现代性范式的普世合法性,揭示其遮蔽、割裂本土文学特性和丰富性的负面作用,并针对性地提出‘活态文学’等三组具有还原性的认识策略,打破随着西学东渐而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建构出的学科本位主义,倡导一种着眼于‘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论说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文学人类学的新理念阐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对于提升学生的认识,起到了理性带动情感、求真带动求美之效。笔者讲授中既参考教材的知识点,也跳出教材的框框,查阅相关内容的最新学术成果,选取可深入浅出的、适宜于本科教学的学术视角与同学共分享,以期达开拓视野,打开思路,促进情感提升与认识能力的提高。 三、美学渗透与本土文化自觉 民间文学的教学,除了培养人文素质,还担负着文化自觉的责任。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最终归结为文化的竞争。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之一,其根源不在于因为开放而带来的西式文化的影响,而在于吸纳新的文化时,随便屏弃民族文化。人文学科应担负起加强民族文化自觉的责任。“‘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文化自觉由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现在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作为民间文学讲授者,最有可能把这一主张审美化地传递给学生。其原因有二:第一,文化人类学与民间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人类学家在考察文化模式,总结文化演变规律时,通常从较为封闭的传统文化中提取材料,因而,传统文化就成了文化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民间文学恰恰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于审美化与知识化的内容,因而,民间文学本身是民族文化自觉的最好对象,亦即是对自身文化“自知之明”的最好对象。第二,在提倡文化自觉时,文化人类学也强调体验、调查为手段,论证“自知之明”的重要性。由于口头传统文学的审美性特质,它以真挚的情感内容与精炼的审美形式让学生认识地方知识、民族文化,从而积累成民族文化自觉。笔者的讲述对象主要来自广西,因而,要激励他们的文化自觉,首先要让他们体验家乡的民间文学,进而关注广西的、全国的民间文学。笔者在讲授中,注入了自己个人的情感,以家乡对自己的熏陶为例,从而从热爱家乡,进而热爱广西,更进一步热爱全国的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化,达到了文化自觉的意识。笔者在讲授中,也引导学生从家乡的民间文学出发,进而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当然,笔者在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时,也充分让学生明辨本土文化与广西文化、全中国文化甚至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到“自知之明”与“他知之明”相结合。以广西本土神话为例,阐明各地的盘古神话与广西总体盘古神话的关系,再明晰它与中国盘古神话的关系,进而了解它与世界上其它创世神话的关系,就可能让学生做到文化的自明,从而避免对西方《圣经》创世神话的片面认识,对自己文化因子的漠视与缺失。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就史诗与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的关联性,作了初步的探索。讲述民间文学应关注、挖掘其能为大学生接受的学术增长点,在美学渗透中,引发思考,提高思辨能力;在传授口头文学传统中培养文化自觉意识。若更多同行投入到对民间文学教学的探索,定能促进学科教学水平的提高。 作者:林安宁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论文 一、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它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企业岗位所需要的能力培养上,这有别于大学本科教育侧重于对学生的知识培养和科研培养。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在根据各自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课程设置时,大多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把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作为课程目标的基本要素;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行业标准接轨;强调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并重等等。不难发现,高等职业院校把学生技能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其在进行课程体系的开发与设置时更多的将重心倾向于专业课程,而对于基础性的公共课程却重视不够。这些无疑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学生毕业后进人企业时能快速地融人工作岗位,胜任自己承担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学生其他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却无法得到加强。民间文学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样。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通过大学语文、文学鉴赏等课程中民间文学的学习和鉴赏,不仅可以了解我国古代想象丰富的神话传说(例如女蜗造人、后界射日、夸父追日等),还可以领略许多情意缠绵的爱情故事(例如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不仅可以学习寓意深刻的童话寓言(例如愚公移山的故事),还可以感悟慷慨悲壮的爱国篇章(例如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故事,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等等。这些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加丰富,同时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帮助学生把专业知识学得更扎实、更牢固。 二、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本雅明说过:民间文学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对于民间文学,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罢了。从我们唯呀学语开始,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就给我们讲述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吟唱一些熟知的民间歌谣,这些都是民间文学的组成要素。民间文学除了充当我们的启蒙教科书之外,它还是我们人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本指导书,对我们的人生起着指引的作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等中渗透着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对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俗话说:要学做事,先学做人。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要培育出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健全的人格无疑是保障。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们可以充分利用民间文学中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素材,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帮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人格。例如,大禹治水的故事讲述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人。不仅展现了古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勇气和才智,更体现了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恰恰是现在许多企业对青年从业者的一种期望。另外,民间文学中许多关于爱情的经典故事,对青年学生尤其是女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审美意义。例如,中国四大古典爱情故事,即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既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又给我们传达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这样的爱情观,对于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大学期间学习与恋爱的关系有很多的指导作用。同时,民间文学的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曾经说过:“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换气他对祖国的爱。’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任何作品也替代不了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作为基础课程教学的大学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富含思想的文学载体,在课堂上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培养与熏陶。例如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主义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质朴、勇敢、坚强的高尚品格,时至今日对现代的青年学生仍然有启发教育意义。 三、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所谓的职业能力是指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所具备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它既包括了胜任某一职业的必备能力(任职资格),同时也包括进人职场之后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管理能力。作为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组织教学、管理学生、参透教材、研习教法等多种与教育教学相关的综合能力。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熟练的职业能力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是为自己谋取到更好的二次就业的机会。例如,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与本科生相比,高职高专的学生大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文化基础差,人学成绩普遍偏低,有些甚至是刚刚上专科线投档线的学生,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件让人头痛的事情。而通过民间文学的教学,如神话传说中的超凡脱俗的想象,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这有利于学生的写作水平的提高。另外,许多的民间文学作品语言质朴清新,且使用较为丰富简练的口语,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大有卑益的。 四、总结 总而言之,民间文学无论是在知识传授,还是在道德塑造;无论是在礼俗伴生,还是在娱乐休闲方面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钟敬文教授曾这样说过:“民间文学所能给予人们教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这种自发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不但在民族非正统教育起着经常的和巨大的作用,它在我们新时代的教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的一部分。”因此,高职职业院校可开设相关课程,利用民间文学教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学生启迪智慧、净化心灵,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综合素质全面的高技能型专业人才。 作者:陆时红刘娟单位: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非遗保护理念与民间文学教学 (一)民间文学教学理念的拓展 1.从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到民间文学作为非遗课程——课程属性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我们一般把民间文学归为民间文化或民俗的一部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后,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之一。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国进行文化应对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促生新的文化现实,是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是经济转型的强大支撑,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政府、学者和广大的民众争相参与的全民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把民间文学作为文化知识传授的教学理念,而积极采用民间文学作为遗产的教学理念。具体来说,民间文学作为非遗的教学理念改革,主要包括教师身份理念的改革、学生角色理念的改革。 2.从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到民间文学保护的组织者——教学主体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民间文学教师往往作为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在为学生宣讲民间文学的知识和民间文学文本,而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师不仅仅是文化的宣讲者,更是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上,教师要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传承者,在传授民间文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民间文学传承的主体即学生参与到民间文学各种活动中来,最终实现民间文学在传承中保护的效果。 3.从民间文化的接受者到民间文学的传承者——教学对象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作为学习文化知识的接受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观众或听众。这种教学客体化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民间文学的活态化传承,几乎使民间文学丧失了巨大的很有潜力的优秀的民间文学传承群体。从广义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并不是某个个体,而应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层次: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一般传承者。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作为民间文学一般传承者或重要传承者参与民间文学活动,并在活动中享受民间文学的情感道德熏陶和艺术感染。郑土有先生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一文中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如何使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活态’的生命形式得以继续传承,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通常的做法是对少数掌握技艺的传承人进行保护,但本文认为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虽然当代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儿童,但作为整个未来社会的文化精英群体,如果能在民间文学学习过程中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习得民间文学遗产资源,将为未来社会的民间文学传承和保护,甚至为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积累巨大的能量和资源。 (二)民间文学教学内容的拓展 1.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模式到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往往是围绕民间文学教材讲授整个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从民间文学概述即民间文学的概念、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和研究方法等逐一进行介绍开始,再到民间文学的类型即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史诗、民间俗语的讲述,最后,阐述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与民俗学的关系,与人类学的关系,与社会学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课本知识”。如果仅仅讲解这些书面的知识,那么教师课堂教学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费孝通先生“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费孝通先生)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应该以更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作为民间文学的教学内容。“民俗学、民间文学教材不是学生唯一的学习资料,教师要把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用可用的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如博物馆、科技馆、科研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师生可利用的资源,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讲座、讨论和见习、实习等途径来扩大教学内容的‘广度’。师生可利用相关的文化网站、公共数据库等网络资源的信息共享来进行收集资料和学习,教师要向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网站,指导学生学习。”如“中国民间文学网”、“中国民俗学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网站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料,如中国民间文学网设有“解梦故事”、“民间故事”、“传奇故事”、“越剧”、“黄梅戏”等栏目以及相关民间文学、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网站的链接,这样的网站和博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便捷接近民间文学的空间。 2.从传统民间文学文本阅读到民间文学活态表演情境观察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直侧重书面知识的传授,而非遗保护活态传承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应该突出民间文学田野语境中的活态的表演方面的教学内容。平面的民间文学知识在学生平时的阅读中完全可以掌握,而在民间文学课堂上尽量让学生领略到鲜活的、立体的活态表演,毕竟很多民间文学作品都是立体活态的表演形式存在,对活态表演教学内容的添加不仅有利于增加学生学习民间文学的积极性,更能让学生在田野语境中了解民间文学作品的原貌、领略民间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和鲜活魅力。如讲到《格萨尔王传》时,可以带领学生到演唱现场去感受《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了解藏区民众对《格萨尔王传》的情结。 3.从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到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的应用已有的民间文学教材,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万建中著的《民间文学引论》等,可以满足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了解基础知识的需要,但这种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已经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活态教学内容的需要,建立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就显得很有必要。好在现在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正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数据库就可以运用于民间文学的教学实践。 (三)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拓展 1.从单纯的文本话语分析到语境中田野调查的拓展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往往以对民间文学的话语分析为主要手段,当然,这是民间文学课程学习所必须的环节,但田野调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主要的工作方法和前提条件,必须引起民间文学教学者的注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授田野调查方法无疑就是授学生以“渔”。“田野调查有助于学生感性体验与真正理解民间文学的概念与范畴;了解民间文学的传承环境,认识民间文学的特征与功能;体会民间文学的价值、意义及民间文学课程的重要性。当然,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培养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意义更是毋容置疑。”因此,积极地组织学生走向民间文学的情景语境的田野,把课堂教学和田野调查有机结合起来,一定会让同学们在调查过程中感知到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民间文学的无穷魅力。 2.从民间文学知识的学习到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般把学习和掌握民间文学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很明显,把民间文学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文献知识,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部分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是活态的文化,而且是需要现代民众不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习得”本为语言学术语,是指在日常交际环境中通过自然的运用第一语言能力而逐步地、下意识地发展这种能力。民间文学的习得传承即是在潜移默化的情景语境中无意识地获得民间文学文化知识,进行民间文学的传承。民间文学知识性学习往往理解记忆为主要手段,而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则以参与表演或参与体验为主要手段,如民间故事教学部分,可以请民间故事的传承人来讲课或者带领同学们直接参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表演活动。“民俗文化视频观摩、故事会、讲座、歌舞与戏剧表演等都是深受学生欢迎的形式。” 3.从单向讲授到多向参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方式往往是教师单向输出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即在整个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以观众或听众的身份学习理论知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性、传承性理念启示我们,必须注重作为民间文学主要传承群体的大学生改变以往观众或听众的身份,而成为整个民间文学的演员或传承者。这当然需要民间文学教师的积极倡导和有效的组织。如在神话教学中,可以要求每一个学生先从家长那里学习到至少一个神话故事,然后再讲给同学们听,在这一教学环节中,学生、家长、教师等都实际参与了民间文学的传承。使大学民间文学的课堂影响到更多的人,从而扩大民间文学的传承范围。当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出发,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也面临着种种目前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现实困境,比如学生的成绩如何客观地评定、田野调查或参与民间文学活动的经费如何解决以及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安全问题、如何与量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对接等。这些都是目前民间文学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借鉴非遗保护理念,放弃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尝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民间文学教学工作一定会突破目前的困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王凤娟单位:复旦大学池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的心得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笔者在讲授民间文学课程时,会适当地增加一些再生态或新生态的例子。比如说,当讲到民间歌谣这章时,我发现一些教材中所列举的歌谣的例子离现实较远。像华中师范大学版的《民间文学教程》中的时政歌谣,就有载于晋代《抱朴子》中的一首“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还有载于《明季北略》中的一首明代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3]121。这些例子固然也能说明歌谣的特点,但由于距离现实太远,所以会使学生感到隔膜。所以,当讲到这些歌谣时,我除了讲课本上的歌谣以外,还特地增加了一些能体现我们当代时代特色的歌谣,即再生态的民间文学作品。这样,与学生一起分享当代歌谣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和感触,体会其中所传递的民间智慧和创造力,就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体会时政歌谣针砭时弊的特征和情歌质朴纯真的情感。这些新生态作品中有讽刺权力机构中的腐败者的时政歌谣,如“握着上司的手,点头哈腰不松手;握着纪检的手,浑身上下都发抖;握着财务的手,拉起就往餐厅走”“一心想上,两眼望钱。三餐公费,四处游骗。五毒俱全,六亲不认。欺上瞒下,八面玲珑。九居要职,十足贪官”。还有贴近大学生情感生活的直白且直率的情歌,如“妹妹妹妹你真美丽,温柔美貌你数第一。真想说一声我爱你,却一直没有好时机。情人节是否能约你,爱情的玫瑰在等你”。这类歌谣由于它产生和流传于当代学子的社会生活中,所以就能激发起学生们的极大的学习兴趣。 再如在讲到民间说唱中的“相声”这一内容时,我会将相声发展史上的朱绍文、李德锡、张寿臣、侯宝林直到现在的郭德纲等都向学生作一番介绍。郭德纲的相声是将传统相声在有大众传媒造势的情景下转变成一种被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成功范例,是再生态民间文学的典型例子。很多学生都很喜欢郭德纲的相声。在了解到学生的兴趣点之后,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鉴赏了郭德纲的代表作——《不让播的相声》。通过这种鉴赏,一方面进一步向学生讲解相声艺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借助民俗学中关于表演的理论,借助对相声中的语境、观众和表演等层面的分析,让学生思考郭德纲走红背后的大众文化的语境。 在教学方法上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生活,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钟敬文先生曾说:“民俗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它如果不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持联系,那它早就被民众淘汰了。”[4]同样,对作为民俗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如果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将它与当下的大众文化相结合,并赋予其以新鲜的时代气息,那么就必不能充分激活学习主体学习的主动性,必不能使主体(学生)与客体(课程内容)相融合。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往往会设法通过讨论或辩论等形式来引导学生使之关注当下生活,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例如在讲解民间传说时,笔者就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探讨了传说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在千百年的发展与演变中,梁祝传说以鼓词、歌谣、戏曲、音乐等多种形式广泛地流传于民间。随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目前已被不断地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以此为题材的动画片、电影或电视层出不穷,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我国台湾合拍的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关注。那么,民间素材的文学作品被大众文化再加以利用,其中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曾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过讨论。学生们积极踊跃,众说纷纭。有学生说是利大,因为民间文学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学生说是弊大,因为种种改编与保持民间文学的原生态性是相违背的。对于这些各不相同的看法,我并没有马上做出结论,而是给学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机会,并且针对大众传媒对民间文学的利用,开展了一系列的以“现代传媒的介入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为主题的课堂讨论。比如讨论这样的问题:“黄梅戏被加到了通俗歌曲里面,皮影戏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大家认为这样的改编对于民间文学在现代的传播和传承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此,学生们虽然也兴趣盎然,但讨论的结果还是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之进行了总结,告诉学生,这是文艺理论中备受关注并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即民间文学的当代应用研究问题。一方面,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学的改编也不能滥改。之后,不少学生反映,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因为它能引导他们关注现实生活,能启发他们独立思考,能使他们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共享和共进,对他们进一步深造和习作论文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再如在讲解河南坠子《偷石榴》时,笔者也在学生中组织了一场辩论,论题是:河南坠子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保护是否还能走向辉煌。对此,正方学生持肯定观点,他们从河南坠子的起源及其艺术魅力以及政策保证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反方学生持否定观点,理由是河南坠子所演唱的内容老套,和时代脱节,因而必将被新的艺术形式所代替。同时,由于缺乏继承者,河南坠子还会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其实,这也是很多传统艺术形式目前面临的一个带共性的问题。通过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使学生形成了一种主动探究的意识,也促使他们试图对民间文学的出路作进一步的思考,即能使学生用其所学知识深入而辩证地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就做到了学以致用。 在教学手段上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如今,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这些影响力超越了纸质传媒的电子媒介的话语权在不断地膨胀,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至审美方式。这正如加拿大媒介学巨擘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5]这对于民间文学的教学而言,就是要充分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要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比如,在讲解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集体性时,如果教师只以文献典籍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等书面材料为例证对之加以论述,学生对之可能就会难以有较深入的理解。如果能借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通过从网上下载的青海民歌花儿等来进行教学,就能生动地再现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出来的生活场景,就能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在讲解史诗这章时,由于学生对史诗这种结构庞大、格调庄严的鸿篇巨制缺乏认识,所以仅用黑板加书本的教学方式就很难向他们展现出这种口头史诗的鲜活性。因此,笔者在授课时就借用了电视上对“当代荷马”——居素普玛玛依老人的报道及史诗艺人的表演录像,从而就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迷人魅力。至于讲解谚语、谜语,可以借用经典影视作品《红楼梦》和《走西口》等的例子;讲解民间故事,可以延伸至影视作品对“巧女故事”的化用等[6];讲解民间小戏,可以综艺节目中火热的东北二人转为例。总之,立体地呈现出民俗语境中的民间文学,越来越成为高校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在这一领域,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显示了它的强大的优势,正确而恰当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结语 评论家雷达在论及大众文学时曾说过:“面对大众文学的浪潮,面对种种阅读分化的现象,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知固守传统纯文学的立场,眼见传统文学被边缘化,备感痛惜,认为传统文学的中心价值受到威胁,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滑坡甚至丧失、堕落,却看不到大众文化中新力量的蓬勃向上。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更高一些,应从时展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从全民文化素质和国家软实力提高的角度,从艺术走向千家万户的角度,从文学再也不是少数精英们的专利的角度,来看今天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为合理。”这段话用于我们审视和探索大众文化视阈下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对我们不无启发。以前,笔者总是痛心在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学的发展举步维艰,民间文学教学的处境同样艰难。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将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对立起来的一种看法。因此,如果我们能换个思路,那么大众文化对我们的民间文学教学的改革就不但不是负能量,而且还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张敏单位:河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简述民间文学情境探讨 论文摘要: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关注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以及主体性,但忽视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借鉴西方最新理论成果,构建民间文学的生活理论,重视情境和表演之于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论文关键词:范式;生活属性;情境;表演;民间文学批评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乳交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乳交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乳房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第三.民间文学的生态环境走向虚拟化.身体几乎被悬置。民间文学原本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具有现场性和原生态性.如今却脱离了生活世界.被各种媒介所再现或表现.使民间文学艺术又增加了某种表演性.从而具有了双重的表演性.因此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历史情境有利有弊.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人类生活走向虚拟等荒诞处境的真实征候所以有学者曾经著文强烈呼吁重视史前艺术研究的思想在此凸现其重要价值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问题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给董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民间文学都是民众所需要的.后者总会或多或少拥有传统的毖础。前者至少能帮民众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 另外.在当今社会步入“技术世界”、信息时代之际,在民众与精英、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口头语言与大众传播媒介、迷信与理性、落后与现代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冲突交织中.民间文学类型的消长、内容题材的更替、传播途径的变化.都是值得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者关注的新问题这些建构民众审美认知方式的民间文学将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论文 一、加深对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影响的认识 自古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出现。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前,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形式,诸如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已经出现。这些体裁类型的作品已经为作家文学的产生做好了内容、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准备。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后,民间文学又为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民间文学成为作家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屈原、李白、刘禹锡、鲁迅、郭沫若等。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也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或吸取其题材内容,或受其创作风格、创作方法的影响,或吸取其语言养分,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荷马、维吉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普希金、克雷洛夫、拉封丹、高尔基、泰戈尔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荷马的两大史诗,就是盲诗人荷马根据流传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有关歌颂特洛伊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一些神话、传说、歌谣进行整理、修订和改编而成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只能算是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但是,从荷马对作品形成的贡献来看,他把众多的神话、歌谣、传说进行搜集整理,最后按照一定的主题安排情节,剪裁结构,对作品的最终定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荷马的两大史诗也可以说是一部作家文学作品。在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 (一)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的影响 纵观欧美各国的文学创作,不少作家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创作出传世佳作。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希腊神话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让•拉封丹的寓言、克雷洛夫的寓言、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高尔基的《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素材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有一些民间文学的题材,历经不少作家的引用、整理、再创作,推陈出新,使民间文学的题材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西方文学中,像唐璜、浮士德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经作家之手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往往会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诗剧《浮士德》是歌德以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部杰作,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六十年之久。作品取材于德国16世纪的民间传说。浮士德是当时一个跑江湖的魔法师,懂得炼金术、星相术、占卜等。他死后,在德国流传许多关于他的传说。1570年开始就已经有人记载这些传说。1587年,德国出版了故事书《约翰•浮士德的一生》,叙述浮士德与魔鬼订立盟约,漫游世界,满足各种欲望,享受各种人间欢乐,最后惨死魔鬼之手的故事。浮士德的形象表现了宗教改革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要求,深受人们欢迎。文艺复兴以来,不断有人用这一传说作为创作题材。歌德在少年时期就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木偶戏和故事书。上大学时,有了创作《浮士德》的想法。1773年开始构思,几经中断,几经提笔,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年,贯穿于歌德的全部写作生涯。《浮士德》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共分两部。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以主人公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索真理的一生。诗剧通过浮士德的一生探索,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思想探索的历程,也通过他的一生总结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成就了歌德的不朽巨作《浮士德》。在欧洲文学中,唐璜也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原本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好色鬼、登徒子、纨绔子弟、浪荡儿。法国的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都以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作为蓝本,创作出独特的艺术典型。在莫里哀的喜剧《唐璜》(又名《石宴》)中,唐璜是一个贪淫好色的贵族,引诱不少名门闺秀,还要诱骗救了他性命的两个农民的未婚妻。他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寡廉鲜耻,作者借这一人物反映了17世纪法国贵族的经济开始衰落和他们的道德沦丧。拜伦未完成的优秀长篇叙事诗《唐璜》同样也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唐璜的故事,被歌德誉为“一部天才无穷的作品”。长诗通过西班牙贵族青年唐璜曲折离奇的冒险故事,展示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在诗中,唐璜已经不是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花花公子形象,而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积极上进、奋发有为的青年。作者赞美了纯洁的爱情和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气概,抨击统治者的专横、御用文人的无行和商业资本的猖獗,广泛评论了欧洲的社会现象。情节惊险动人,富有吸引力,充满了异国情调。唐璜与少妇的恋情、海上漂流、与少女海甸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海盗劫掠的刀光剑影……离奇惊险,引人入胜。在艺术上也表现得多姿多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在艺术形式上的影响 在外国文学中,很多作家学习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中吸取养分,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例如,在借鉴民间文学的结构形式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十日谈》就是模仿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框型结构创作而成的。《一千零一夜》又译作《天方夜谭》,是一部流传甚广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它以浓郁的东方情调和瑰丽的传奇色彩受到人们的喜爱,是世界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据阿拉伯原文版统计,全书共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又包含若干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群。这部民间故事集以宰相女儿山鲁佐德给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作为发端,把大大小小不同主题、不同背景、不相关联的故事组织在一个框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十日谈》的开端写10个青年男女,为逃避黑死病在乡下住了十几天,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共讲了100个故事(祈祷日不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主题。很显然,《十日谈》在结构上效仿了《一千零一夜》,使用框形方式,由一个故事串联出另外一个故事,每十个故事形成一组,由一定的主题来统领。该作品开欧洲近代小说之先河,为不少作家所效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乔叟也从《十日谈》的框形结构得到启发,写成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说这也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一千零一夜》学习和模仿的连锁效应。在学习民间文学的创作方法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就运用了民间文学中奇特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在神话、传说、故事这一类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巨人往往就是一种自然力或超自然力的象征,幻想、想象、夸张等都是民间文学惯用的手法。高尔基就曾经指出:“在故事里,人们坐着‘飞毯’在空中飞行,穿着‘千里鞋’走路,用死水和活水向死人洗一下,就会使他复活,一夜之间会把宫殿建好。”[3]《巨人传》中讲到巨人国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从母亲的耳朵里出生后,每天喝一万七千多头牛的奶,穿一万七千多米布做的长袍。体形高大,体魄强健,能文能武,智慧超群。长大游学巴黎,把象征天主教信仰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取做马铃以为笑乐。为了反击侵略,他随手拔起千年大树作兵器,放一泡马尿淹没无数敌人。作者借助巨人形象,歌颂了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反宗教禁欲主义,勇于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爱情,具有乐观开朗、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三)在语言上的影响 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在创作时,都有意识地运用民族民间的语言,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提倡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用到很多的意大利的俗语、俚语、谚语。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语言,为各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语言宝藏。法国的拉伯雷在《巨人传》中也大量使用了成语、谚语、格言、俚语、俏皮话、双关语等民间语汇,使其作品词汇生动丰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知识也在不断地更新,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利用较短的时间获取更多的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困惑。在各种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充斥市场的今天,如何使我们的传统教学发挥更大的潜力,加强学科之间、课程之间的合作,整合资源,探索学科之间的渗透性、互补性教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渗透性教学,让学生不仅认识到外国文学中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深刻领会到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摇篮。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孕育了各自的作家文学。可以说,在民间文学的沃土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都开出了灿烂之花、结下了丰厚的硕果。在教学中,利用民间文学知识对外国文学的作家、作品进行鉴赏和评析,加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可以使两门课程都能够学有所长,相得益彰。 作者:刘丽琼 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儿童文学论文 一、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 导读,顾名思义就是指导阅读,其源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提出的语文导读教学法:“‘导’,指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引导、辅导、因势利导;‘读’,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实践。‘导’和‘读’的结合,勾画出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幅‘师生互动’的图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滔滔讲授,学生默默聆听’这种单向的‘授—受’格局”[4]。本文所说的导读并非教学方法,而是一种体裁样式,即写于作品后面,指导读者有目的地阅读文章的一段文字,也叫“作品提示”或“阅读提示”、“作品评析”。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不但多与原始人的文学相似,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和荒唐的思想”[5]。因此,实践理念下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整合的第一步就是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对于导读的写作,钦州学院的做法有三:第一,导作品主题。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一样,内容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赞赏与追求,导读作品主题时,应抓住这一点进行分析。如钦州民间童话《金沙奇源》,讲述看牛仔六哥与谭财主丫环三妹遇仙发财,被谭财主陷害的故事。故事主题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处罚。在写导读时要注意从儿童心理出发,抓住童话的幻想特征,说明六哥与三妹如何遇仙,如何得到金银,又如何被财主陷害,财主如何受到处罚,分析过程中要突出六哥与三妹的善良与勤劳、财主的贪婪与丑陋。通过分析主题,引导儿童做一个善良、勤劳的人。第二,导人物形象。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大都没有具体名字,但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突出,在写导读时应注意把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描摹出来。如《傻姑爷》,讲述一个傻姑爷娶了个聪明的老婆,一次岳父过生日,夫妻俩回去拜寿,路上老婆说什么,傻姑爷也跟着说什么。到了岳父家里,大家都想看傻姑爷的笑话。厨子有意看傻姑爷出洋相,给他舀了碗没苡米、没鸡蛋的糖水,也没有给他勺子。傻姑爷把途中跟着老婆学的三句话说出来,居然误打误撞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在写导读时,要对表现傻姑爷傻样的句子进行分析,通过他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第三,导语语言特色。民间文学的语言质朴、生动、简练,易于理解,叙事结构与方式与儿童文学非常相似,在写导读时要把作品的这些语言特点找出来。如钦州儿歌《倒卷珠帘》:“年三十晚月光光,贼上屋顶偷粪缸。盲婆看见惊失魂,聋公听到吓出汗。哑仔大声喊捉贼,跛佬快快走出屋。一抓抓到贼头发,一看原来系和尚”,写导读时应说明这是一首颠倒歌,用了较多的叠词,如“月光光”、“快快”、“一抓抓”等,儿童念这首颠倒歌,不仅接受了一定的思维训练,而且体会到“胡言乱语”的谐趣。从学生所写的导读看,基本都能根据以上步骤来写,但也有“偏题”现象,把导读写成读后感,究其原因就是语言表述上不是“导”,而是“感”,教师要注意引导。 二、把民间文学改编为儿童文学 民间文学属于原生态文学,表现的生活面极为广阔,囊括了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道德、习俗、宗教信仰和生产劳动等方面的内容。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这种包容性使民间文学往往良莠交织,精华和糟粕并存。面对这种情况,钦州学院的做法是:首先对改编的民间文学进行筛选。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认为:“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小儿童的教材,应当主要以原型和母题为主要内容和永恒不变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神话、童话、传奇、民间故事等原始文学题材中”[6]。因此,改编民间文学,要从儿童的培养教育与审美需求出发,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符合道德感化、智力开发、美育感染等要求,体裁上可选择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钦州民间文学有些也属于糟粕,如《好人死得早》、《懒人福》、《驼背娶亲》等,改编时要舍弃。其次,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作为口传文学,民间文学大多描述故事轮廓,由于集体创作、世代传承的特点,很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增加了讲述者的创造而横添了枝叶,使民间文学作品情节杂乱无序,甚至故事杂糅。因此,改编时要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对只有简约故事轮廓的民间文学作品,应从故事讲述的需要出发,按情节发展的规律展开合理想象,进行情节和细节的补充和丰富,变概括的故事梗概为具体而有变化的故事情节。而对情节繁芜的作品,则应删繁就简,以故事的完整性、变化性和丰富性为核心,大胆剔除与故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旁枝末节,从而变芜杂为明晰,使情节具体生动。如钦州幻想故事《鞋沓鱼的嘴为何歪》,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小白鱼骗鲸鱼的过程,而主要角色鞋沓鱼嘴变歪的过程只用几句话就讲述完毕,与题意相差甚远,改编时删减小白鱼骗鲸鱼的情节,增加鞋沓鱼嘴变歪的情节,突出主要情节。第三,规范语言。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主要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口语化的表述中不自觉地注入了方言或习惯语,印上了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对于儿童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语言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语言的运用。因此,对民间文学的改编,必须规范语言,要注意对话语方式的运用,消除方言,以文学口语为故事的叙事手段;对句式结构的安排,要多用短句、简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或复杂句式;对语汇词汇的使用,要多用实词、浅词,少用虚词、深词,不用生僻词。如改编钦州生活故事《三太公请客》,这是一则吝啬鬼的故事,有太多的方言俗语,改编时要注意把方言改为普通口语,如把俗语“赖账是乌龟野仔”改为“赖账就是王八蛋”,方言“得”改为“行”或“可以”,“为内”改为“好友”,“东看看,西瞄瞄”改为“东看西看”,“头壳”改为“脑袋”,等等。在叙述方式上,把文中过多的对话改为叙述性语言,突出主要情节。 三、在儿童文学课堂开展感受 民间文学魅力的专题活动德国教育大师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和人格。”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学前与小教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的幼儿园、小学教师,地方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依赖于他们。地方文化的很多内容都体现于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性,因此,把民间文学内化到儿童文学课程中便成为两者的最佳结合。所谓“知识内化就是把教材中的外部知识经过学生的认知活动重新组合转变成其内部的知识,也就是使教材新知识与学生主体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建立内在联系,形成其新的认知结构”[7]。 (一)角色扮演 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它是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行为和责任的集中体现,反映个体与自己、周围人群和客观事物之间发生作用时独特和一贯的行为方式”[8]。角色扮演的教学模式是心理学家谢夫倡导的一种以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模式。概括地说,就是让学生表演问题情境,然后讨论表演,借此引导学生共同探讨情感、态度、价值、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并且形成处理这些情境的恰当方法。民间文学作品以角色表演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内容情节的记忆与理解。但并非所有的民间文学都适合表演,只有那些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突出的民间文学才适合表演,因为“圆滑的故事性,具体的行动性,人物性格的明确性。并且使事件具体的展开,把原因、结果交待清楚,然后加上简洁一贯的架构,动听的音乐和富有韵律感的台词,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9]。在进行角色扮演时,钦州学院的做法体现如下:第一,创设情境。创设情境是角色扮演的起点,也是表演取得成功的保证。创设情境最重要的就是情境介绍,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最一个简要介绍,人物的动作、神态要符合故事的发展。第二,分配角色任务。要根据学生的参与热情、表演能力进行挑选“演员”,不能敷衍了事,因为表演效果会影响接下来的分析与讨论。第三,确定表演框架。确定人选后,学生形成“演员”小组进行讨论,筹划表演内容,确定角色的台词,教师要动员其他同学帮助他们准备表演所需的场景、道具等。第四,训练“观众”。在角色扮演中让不参加表演的学生进入状态,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要引导与培训他们与“演员”互动,并布置一些观察性的问题,如角色表演是否真实?情节发展是否合理?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等等。只有大家都进入情境,才能营造出一种活跃的气氛,获得真实的体验。第五,进行角色扮演。这是表演的核心环节,“演员”按照计划进行表演,教师在观看的过程中切忌苛求完美。由于心情的紧张或产生新的想法,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发生忘词或改台词的现象实属正常,教师应给适当鼓励。第六,组织学生进行评议。由于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不一,学生对角色的行为取向有差异,教师要分析表演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深入挖掘表演的内涵,将评价集中在角色所作的决定上。 (二)游戏活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游戏是儿童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儿童在游戏中反映着周围的现实生活,通过游戏体验着周围人们的劳动、生活和道德面貌,同时也理解、体验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游戏是实现儿童与周围现实联系的特殊形式、特殊活动”[10]。游戏具有灵活性、积极情感、非精确性、内部机动性等特点[11],在儿童文学课堂上以游戏形式感知民间文学,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使学习者主动探求知识。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不仅体验到民间文学的魅力,而且有重拾童年时光的感觉,身心得到娱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钦州学院归纳出民间文学设计形式的两大原则:第一,娱乐性与认知性相结合。给游戏者带来情感的娱悦是游戏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目的本身,对民间文学的认知才是游戏的目的。只有将民间文学转化为游戏内容,才能让学生在获得游戏体验的同时也获得对民间文学的认知。如钦州儿歌《打叉叉》:“打叉叉,卖咸虾。咸虾臭,留俾阿侬送宴昼”,进行游戏时教师在前面进行操作示范,学生跟随教师一起游戏,游戏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则儿歌反映钦州的哪些生活习俗?体现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边游戏边思考,学生很容易了解这首儿歌的文化内涵。第二,自由选择和全面参与相结合。“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那里终结”[12]。有自由选择的情感是游戏的心理学基础,因此,是否参与游戏应根据学生的意愿来决定。但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指定的游戏中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但在一些团队游戏中,则要求全体学生参与。如要让学生了解钦州文学中的传说人物,如刘永福、冯子材、冯敏昌等,设置为“你说我猜”的游戏,第一环节可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来决定游戏者。开始游戏时,“说”者只能说与人物有关的事迹,但不能点出他的姓名,“猜”者根据所说的事来判断。第二环节则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按自愿组合原则组成几个团队,团队成员排成纵队,主持人把写有人名的卡片给纵队的最后一位成员看,要求他用动作把所猜的人名告诉相邻的队员,相邻的队员再把他的理解示范给下一位队员,最后由第一位队员猜。误解与错解使这个游戏妙趣横生,使学生轻松学会描述人物就是要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来显示谜底的方法。 (三)举办故事会 中山大学教授高小康认为“人是讲故事的动物”[13],故事不仅对儿童,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都有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价值。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就认为,我们用逻辑和抽象的规则来认识物理的世界,用故事来认识人文的世界。讲故事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是古已有之。对于儿童来说,喜爱故事、热衷于了解故事情节是其阅读的天性。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之前,儿童就是凭借着对故事的直觉与喜爱,从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选择具有浓郁故事性的作品作为自己的读物。因此,举办民间文学的专题故事会,不仅是学生未来工作的需求,也是学生了解民间文学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讲好民间文学里的故事呢?钦州学院的做法如下:第一,整理加工,规范文稿。民间文学诞生之初并不是为了娱乐或教育儿童,而是为了在神秘的自然力量之前,建立人际间的公众纽带。但其内容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赞赏,与儿童文学培养目标一致,且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思维与语言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民间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很多方言俚语夹杂其中,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因此,在讲述中应注意把这些方言俚语变为简单易懂的口语,如钦州民间故事中的“重耷耷”改为“沉甸甸”,“一轮火”改为“一古脑儿”,“五泪耙沙”改为“眼鼻嘴都流出泪水”,等等。第二,语音造形,塑造形象。所谓语音造形就是通过讲故事者富有角色感的声音来塑造角色的性格,这就要求讲述者通过情节揣摩角色,做到同一句话不同的角色有不同讲述,使听众闻声知人。如《想成龙的扁蟹》这个故事,讲述了扁蟹跳龙门的过程,有扁蟹、红鲤、海龟三个角色。刚开始扁蟹对跳龙门抱以极大的热情,声音应急促、高昂,充满激情。红鲤对跳龙门不感兴趣,只顾着去找朋友,声音应急燥、不耐烦。海龟跳龙门五百次都没过,对龙门已失去兴趣,声音应低沉、无耐,有沧桑之感。在叙述性语言与角色语言之间要注意“变口”,如扁蟹第一次没跳过龙门,却摔得浑身发疼,正在大口喘气的时候,看到一条鲤鱼从远远的地方飞快地游过来,然后哧溜一声,向龙门飞去。这给扁蟹极大的启示:“我真笨,怎么没想到要助跑呢?这样一跃就过了嘛。”在讲述这段的时候要注意“变口”:叙述语言要平实自然,扁蟹的语言则要显示出懊恼之感,不能混淆。第三,讲演结合。讲故事时为了生动形象,要有姿态、动作、表情等辅助,才能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一般来说,讲故事都是站姿,除了故事情节的弯腰、侧身外,脚步也要适当移动,如向左或向右移动45度来表现人物对话。动作要掌握用上区(肩以上)表示积极情感,中区(肩至腰)表示中性情感,下区(腰以下)表示消极情感。眼神和面部要表情根据情节与角色变换而变化。如《三个滑贼》有三个角色:比油滑、滑过油、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者以自然姿态站立,当讲述到三个贼对话时,以自然站立姿态表演比油滑,向左与向右移动45度表演滑过油与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到比油滑与滑过油吊箱子上来时要以半蹲之态,咬紧牙关往上拉绳子。箱子拉上来后要把两人决定独吞的神情表现出来,可通过眼神与手势表现两人的决定。最后,跌落油缸不沾油把比油滑与滑过油吓跑后的得意之态要夸张地表演。这样,通过姿态、动作与神情把这个故事展现出来。总之,实践理念下把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课程整合起来,可以使民间文学的传承更为深远,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与接受,儿童文学的实践性特征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作者:黎爱群 单位:钦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教育培养思路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情感教学分析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 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 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旅游文化下的民间文学 一、唱哈的借用 京族的歌曲曲调繁多,有海歌、小调、舞歌、祭祀歌等,共30多种。据京族哈妹苏海珍介绍,在哈节的仪式上,哈妹以京语歌唱,唱词包罗万象,有向神灵为京族百姓祈福的,如《向神求财又求子》、《人人都平安长寿》、《敬神乐鼓》、《出入亭门迎五福》、《村民年年求富贵》等;有颂扬美好姻缘的,如《谁送姻缘到村来》、《真正姻缘难解散》等;有感念父兄恩情的,如《父母育儿情意重》、《父辈栽树儿乘凉》、《父母话儿记在心》、《同结日月义同天》等;有关于中国历史人物的唱词,如《一统山河刘伯温》;有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如《美好生活全靠党》、《美好生活人追求》;有关于哈节的唱词,如《一年一度庆哈节》、《建设雄伟新哈亭》、《哈节回家来助兴》、《哈节祝词》等;有关于智慧锦囊的唱词,如《有益寄语牢记心》、《不靠天地靠自己》、《让后代人永铭记》、《积善奉善》等。哈妹苏海珍认为唱哈不仅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京族,更能让京族的民族文化艺术传播得更远。 二、文化语境中广西京族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不是纯文学,其与人们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法拉格所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心朋友,人民向他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②透过民间文学,可以寻找到京族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和历史故事。 (一)服饰文化 京族的服饰沿袭了越南京族传统服饰的特色。1945年的《防城县志》中记载:“安南(即现在的越南)人的服饰,男衫长过膝,窄袖袒胸,腰间束带;女衫长不遮臀,裤阔……”③京族民间文学《米碎姐和糠妹》中,后母虐待米碎姐,母亲化鸟护女,天子在哈亭选美,米碎姐正是穿着鸟儿提供的绸衣和花鞋赶到哈亭和天子对歌。故事中的绸衣正是京族的传统服饰。目前,京族人的服饰已和汉族日趋相同,只有在参加节日庆典时才着传统服饰,即奥黛(AoDai)。京族的服饰透露出浓浓的异国风情,在哈节时,京族人往往着盛装前往海边迎神,令人驻足观望。 (二)歌舞文化 京族人民在哈节时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从迎神到祭神、乡饮,再到送神,“哈妹”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祭神中,需要由六个或者八个“哈妹”进香,并跳进香舞,还要齐唱《神灵灵》。之后跳天灯,即哈妹需在头顶上放置一个倒置的大碗,碗上叠碟,碟上点上三支蜡烛。向神明敬灯时,她们需要不停地前后走动,按逆时针方向绕圈,左右换位。这时,亦需要唱起敬灯歌。乡饮和“听哈”是哈节的重头戏。歌曲的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汉文古典诗词、哲理佳话和爱情故事、道德观念,以颂扬海神和祖先,祈求人畜兴旺,对族人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在送神中,“哈妹”则跳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花棍舞”,舞者两手各持一根花棍,频频将花棍转动于身体的上下前后,向东南西北各舞一次。“花棍舞”的动作繁多,或以两棍相互敲击,或不断转动花棍。哈节中多种多样的歌舞仪式不仅让外族人大开眼界,了解京族的民族文化,而且对京族民族歌谣和舞蹈的传承大有裨益。 (三)海洋文化 京族长期临海而居,以打鱼、养殖和加工渔业为业,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京族的民间故事中,有关很多大海里的海神和动植物神化的故事,如动植物的故事和寓言有《海龙王开大会》和《海白鳝和长颈鹤》、《山揽探海》等;反映世态人情的动物故事《白牛鱼的故事》、《鲎的故事》;京族三岛来历的传说和寓言故事有《三岛传说》、《日月分道》;海神传说如《镇海大王》和《珠子降龙》等;关于京族传统乐器———独弦琴的众多传说中,有其中一个传说是独弦琴是龙宫传来的宝物。除了民间故事外,京族有很多的歌谣与大海有关,如《出海歌》、《摇船曲》、《问明月》、《思乡情》、《海上钱银取不尽》等;甚至于京族的儿歌中也有很多题材是与大海有关的,如《螺儿甜》、《七月思》;京族亦有很多谚语与大海有关,常见的如“近山知鸟性,近海识鱼情”、“潮退不留鱼,光阴不等人“等。 (四)崇拜文化 京族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受到越南京族人的影响和汉族人的影响。京族人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并相信神灵的存在,因此在京族人的崇拜信仰中,道教、佛教和巫教交错,其中以道教为主。京族民间信仰的主体为:祖先、镇海大王、海公、海婆(围红公主、围珠公主、水晶公主、海底公主)和龙皇天子、水口大王、观音、伏波将军。从中可见,海神崇拜在京族民间信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与京族临海而居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有关。其中,镇海大王被京族人尊崇为众神之首,京族人将其牌位放置在哈亭的中央,哈节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将镇海大王从海边迎回哈亭供京族人祭拜。此外,京族在外出打鱼前,总要祭拜镇海大王,祈求出海平安,鱼虾满仓。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结语 在哈节中,京族民间文学经过改编,结合独弦琴和唱哈曲调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众人面前。从对京族本地人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在参与调查的200人中,知道十个以上京族民间文学的有156人,通过学校教育的占了21%,祖辈的口耳相传的占了56%,参与京族民间活动的占了29%,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占了总数的40%。在200人中,参加过哈节的有178人,周末看电视台娱乐节目的有186人。在对前往京族地区旅游游客的调查中,调查人数为100人,其中对民间故事略为了解的为56人,了解的渠道是导游的讲述和通过参加哈节;参加哈节的人数为93人,参加哈节却不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语音障碍所导致的。在上述的两种调查中,90%的人知道“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等节目。无疑,随着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口耳朵相传的传统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学保护和传承工作阻力很大,但旅游活动对于人们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京族民间文学中所传递的民间文化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认识京族。虽然,目前针对京族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还不多,但是哈节确实能让游客接触到部分京族民间文学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间文学传承的空间,成为传播京族民间文学的新媒介。 作者:莫明星 李兴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京族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综述 一、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与青岛影视产业 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5.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选取代表性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开发 青岛民间文学是国家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7年青岛市公布的青岛市第一批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青岛民间文学占据5项,它们是崂山民间故事、秃尾巴老李的传说、胶州民歌、琅琊台的传说、徐福的传说。在青岛市第二批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有7项。它们是胡峄阳传说、田横民间故事、灵山老母的传说、金口民间故事、大珠山传说、大泽山民间故事、徐福传说。其中徐福传说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面对如此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资源,可以选取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动漫改编,如著名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崂山民间故事系列。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崂山民间故事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和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1981年由虞哲光导演改编的木偶动画《崂山道士》曾经风靡一时,成为经典。随着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崂山民间故事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崂山民间故事的影视产业开发也随之受到业界瞩目。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打造的3D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作为山东省首部动画电影和3D动画电影,该剧将成为“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的开篇之作。主创人员“计划通过市场化的运作,以每两到三年一部的节奏,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打造出五到六部‘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5]除了备受瞩目的崂山民间故事之外,在青岛民间故事中还有很多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很高的民间故事。比如在青岛即墨地区流传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些良好的民间故事资源完全可以为青岛影视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艺术灵感。因此,影视制作者从资源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当中选取一二,进行精心改编研发,都可以开发出一部不俗的影视动漫作品。比如人龙恋故事,之前早有香港电视剧作品《人龙传说》,该剧讲述了凡间男子与龙女的爱情故事。而这种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可谓数不胜数。除了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文学当中,还有很多神奇婚姻故事,如人鱼恋、人狐恋、人花恋,以及人与海螺、刺猬、小羊等之间的神奇婚姻,这些神奇婚姻故事大都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比较适合改编成现代影视作品,当然在改编过程中需要将现代创新意识注入到这些相对古老的民间故事当中,以期得到现代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作者:宫爱玲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问题研究 [摘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方式,国际上、国内的许多学者都有过一定的讨论。本文试图在分析、借鉴国际及其他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方式进行一些探讨,以飨读者。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 保护方式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其来源地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集体创作的,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修改、加工、完善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知识的宝库、生活的教科书,是认识历史、研究科学的宝贵资料。国家利益、来源地群体的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等都决定了法律对其保护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应采取哪种保护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一、外国司法实践以及学界提出的保护方式 在曾经立法、已经立法和准备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中,对于应该通过什么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才比较合适,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议,尽管在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国际条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随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问题探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著作权法并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形式。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的《示范条款》和起草的《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都已经体现出这种倾向,即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类似于著作权但又独立于著作权之外的一种智力成果的保护。1997年在曼谷召开的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国际会议,也明确提出著作权并不能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充分的保护,应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特别立法。在澳大利亚,由于未经授权的土著原始艺术品复制品的出现,引发了对版权是否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恰当机制的考察,为此而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于1981年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澳大利亚的版权法没有提供适当的保护,依据1968年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在原创性、权利归属、固定和保护期限方面存在着障碍,仅仅对版权法进行修改无法取得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说版权法被认为在原则上是不适用的。著名的版权法专家米哈伊・菲彻尔也指出:著作权法似乎不是保护民间文艺的合适的方式。国内外的许多其他学者也纷纷表示,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体系之中,不但会破坏现有著作权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且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也不充分。 基于上述疑问,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其他可能方式。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我国学者张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自身的一些特点使之有别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适合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与其打破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如为民间文学艺术“量体裁衣”,在知识产权领域采取特别立法加以保护。 邻接权保护方式。韦之学者认为,应将整个民族作为一个传播者来对待。郑成思先生也曾建议,在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中借鉴国际上提供的以邻接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验。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保护方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顾问、瑞士音乐作品著作权协会前总干事乌里奇・乌腾哈根博士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合适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对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实施或曾经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有:保加利亚、前苏联、西班牙、法国、匈牙利、葡萄牙等。其中利用这一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有智利、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等国。例如,玻利维亚的1992年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可以以任何形式和任何方法自由使用,但使用者应向国家支付使用费,用于促进和传播本国的文化产品。 那么,究竟哪种方式才比较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呢?这还得从各种方式的性质、优缺点谈起。 二、对各种主要保护方式之评析 (一)版权保护方式 版权保护方式也就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出通过版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1 版权保护的客体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同 第一,版权法是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对其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其作者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作品,与版权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范围是一致的,显然属于版权法保护的范畴。 第二,版权所保护的客体的表现形式、使用方式、防止歪曲及其他侵害、权利限制等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似,如:民歌、民乐、民间曲艺、民间戏剧与音乐作品,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诗歌与口述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有相同的地方,如复制、发行、改编、表演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也要给予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保护等。所有这些特点,使得通过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会有太多的障碍。 第三,版权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使得版权不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质,它不妨碍他人利用现成作品思想进行再创作,也允许独立创造内容相同、功能一致的作品。同时,在取得版权保护的形式方面,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即可,而不管作品本身价值的高低、作者创作水平的高低、思想观点是否新颖等。版权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会断绝任何创作之路。 2 版权是现在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知识产权制度 国际版权保护制度是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为支柱构造的。他们的核心内容是国民待遇原则,即作者在起源国以外的缔约国应享有与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国民所享有的同等的权利。至2003年7月止,这两个公约的成员国分别为151个、98个。由于有这两个公约,可以使作者的著作权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都受到保护。这样广泛的一个保护体系是知识产权法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因此,如果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可以使得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快地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中获益,这正是版权的最大吸引力所在。 3 世界上已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几乎都是采用版权法来保护 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例如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以及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班吉协定》,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因此,如采用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也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在世 界范围内早日实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 但是,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版权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中突。如:在保护期方面,版权所保护的客体都有一定的保护期,保护期届满则作品自动进入公有领域。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由于其不断地处于创作之中,其资源价值实现预期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等,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可利用性处于自然延续状态之中,相关主题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会被异地利用,属于未知数。因此,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应该是没有期限的。如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些特有的特点做出一些特别的规定。 (二)单独立法保护方式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是指在版权法之外专门制定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不能不算是一种比版权保护方式更为理想的方式。就版权保护方式与单独立法保护方式相比较而言,前者比较保守,后者则更为激进。这是因为前者由于局限于传统的框框、体系,能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作一些特殊规定的余地总的说来是比较有限的,不能像单独立法保护方式那样完全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出发作全面而细致的规定。因而说到底,理想的保护来自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但实践证明,理想的并不一定是现实的。 1 制度的选择隐含着社会成本问题。一种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贯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每个国家都在理论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矛盾中选择自己的出路。美国在决定对计算机程序进行法律保护时,最终没有走上部分法学家们为其设计的专门立法道路,毅然采用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程序,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 新技术的进步,会不断地创造新的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成就,也会使得原来不需要保护的智力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现在需要立法保护,就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样。若对每一种需要保护的客体都单独立法保护。就会使法律体系变得杂乱无章,庞大无比。从而不便执行和管理,这与立法保护的初衷相悖。 3 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都采用了版权保护方式。因此,我国的立法者在考虑国内利益时,不得不兼顾国际因素。因为科学和经济的一体化要求法律尤其是与科技、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知识产权应当尽可能地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以利于知识产品在国际范围内的有效流转。 (三)邻接权保护方式 邻接权保护方式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者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 诚然,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通过相关民族或部落的各种“仪式”上的“表演”加以实现和正常利用的。为此,有关保护表演者权利的邻接权规范就有可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保护至多只能是一种“间接保护”,因为它只能为少数特定的人提供保护,而不可能保护一个民族或部落的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来源地人们的利益:而邻接权保护的主体则只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者,而且可能获得主张这种保护的大多又都是发达国家的表演者、唱片制作者与广播组织等,因而无法实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真正目的。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罗马公约》的价值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为那些向国外传播其文化遗产的人提供了保护。 笔者认为,邻接权保护方式不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理由: 1 邻接权游离于两大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之外 《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都不包括邻接权,如果采用邻接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不能很快地从现在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获益。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可以比照现有的两个邻接权公约――《罗马公约》、《录音制品公约》缔结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另一专门公约,但是要在短期内缔结这样一个新的公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制定一项国际文件确实有现实意义,那么眼下它也只能是一项建议而已。 2 邻接权所具有的特点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与权利内容复杂的版权相比。邻接权的权利内容简单得多,只有复制权、禁止权等几种。即使在禁止权方面,邻接权也不能完全满足以法律禁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合理使用的需要,因为它们不能防止对那些未被表演、广播或录制在录音制品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复制等。 其次,邻接权中除了表演者享有一定的精神权利外,其余的都不享有精神权利,这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相违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要保护,除了使其来源地群体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则在于防止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商家为了更多地获取利润,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而随意地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加以“改造”、“渲染”与歪曲,从而割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联系,伤害其来源地群体的尊严、感情。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来源地群体来说,其精神权利比经济权利要重要得多。 最后,邻接权的保护期总的来说比版权的保护期还要短。就版权保护方式而言,已经有许多学者因为其保护期短的问题而提出版权保护方式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方式,更何况保护期更短的邻接权保护方式。笔者认为,这是对邻接权保护方式最好的反驳。何况从广义上讲,邻接权实际仍属于版权的范畴。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有什么理由舍弃更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方式而取邻接权保护方式呢? (四)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亦即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制度。所谓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就是使用某些保护期已过的作品或者原先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仍然要向著作权管理机关或者作者权利保障组织支付使用费。 公有作品有偿使用制度被誉为是具有最大社会文化意义的制度上的内涵和具有高级的法律上和概念上的形式,在政治制度很不同的国家中均有实施。这种情况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但是,笔者认为,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同样不适宜用来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主要理由如下。 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属于公有领域的作品 每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都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在一定的地域,一定范围的人们中流传、发展。如《刘三姐》在改编成戏剧、电影以前。只在广西的罗城、宜山、柳州一带的壮族群众中流传。篇幅浩瀚,拥有一百万行、一千多万字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公开出版之前也只是在藏族和蒙古族群众中流传。这种封闭性的民族内部的传播,其实质 是作者在使用自己的作品。因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区别于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向社会公开,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后即属于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 澳大利亚的版权法和外观设计法规中没有涉及任何形式的民间文学或民间音乐或任何形式的民间艺术。卡马尔・普里文博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土著人的作品没有被排除在保护之外,但也未被给予任何专门的保护。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这类作品不包含在“公有领域”中的一般作品之内。 可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不属于保护期已过的作品,也不属于原先就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自然也就不属于公有领域作品的范畴。 2 采用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不利于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这一制度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关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因此,如采用这一制度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在理念上人们难以接受,容易造成与其他作品的使用相混淆,不利于人们树立知识产权的观念,亦会阻碍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而且立法机关也必须就征收、管理费用的机构及所得费用的分配使用等作出详细的规定。这一立法工作将是非常耗时、耗力、耗财的。 其次,这一制度将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从已经实施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的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所收取的费用基本上由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这样,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地的群体来说,著作权的丧失、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等,必将大大地打击他们传承、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积极性,从而严重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这一现象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初衷不符。 三、我国应采取的基本保护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版权保护方式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法律保护,其他几种保护方式都是不适合的。 (一)版权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 前面已详细论述的版权保护方式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其为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我国的立法者们应该果断地采取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可以很快地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立法者们做得可毫不含糊。在决定立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时,美国的立法者历经犹豫的痛苦后选中版权法也主要是因为版权是最为发达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将计算机软件纳入其中,就可以使它一跃而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虽然美国现在也开始感到这件旧衣裳有所不适了,但由于版权所固有的优点,在找到可以替代版权的更好的制度之前,美国至今仍然初衷未改。美国的立法选择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参考借鉴。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保护决定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方式 前面已经提到,无论是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还是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我国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容易与世界接轨,也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 1 从国际形势来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试图通过国际条约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67年,在修改《伯尔尼公约》的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上,与会者们为民间文艺的著作权的国际保护做出了努力。结果是,《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1967)和巴黎文本(1971)的第15条第4款中都包括了如下条文:“甲对于作品未曾发表,作者身份未详,但却有足够理由推定该作者系本联盟成员国国民的情况,该成员国可自行以立法指定代表作者的主管当局,以便在各成员国中保护及行使作者的权利。按本款作出上述指定的本联盟成员国,须以书面声明通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详细开列被指定的当局的全部情况。总干事须立即将声明送达所有其他成员国。”根据修订会议的意图,《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条规定意味着有可能对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进行保护。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对《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款规定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个规定并不能说明《伯尔尼公约》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笔者赞成肯定的说法。因为从《伯尔尼公约》1967年、1971年这两次修订来看,修订的动力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要求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公约的第15条第4款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修订的。因此将此款规定解释得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保护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毫无关系,于情于理都是不合适的。 2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通过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基本一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二是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六条已明文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表明我国已决定采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只是具体的实行办法要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已。自从著作权法颁布以来,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在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已经着手起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已有的著作权保护的规定和经验,无疑会给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带来很多方便。如果又改用其他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且不说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是否适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就该项工作从头做起,也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民间文学论文: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 摘 要:“安顺地戏”案被誉为“中国非物质遗产第一案”而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源于电影《千里走单骑》本身,更多的是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反思。该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存在一定问题,并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扬。从“安顺地戏”案中可以看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作品”存在差异,这使得对其的法律保护陷入了困境。因此,应当从国内外法律保护现状出发,探寻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法律保护方式,从而有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和发扬。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安顺地戏”案 2011年9月14日,“安顺地戏”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这个当选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纠纷案以败诉告终。在“安顺地戏”案中,主要争议的焦点有:第一,“安顺地戏”是否属于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作品”。第二,“安顺地戏”和作者的关系又是如何。第三,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主体资格适格。对于这些争议的焦点,法院却多采取了一种回避和矛盾的态度。 从“安顺地戏”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传统的“作品”在特征上存在诸多分歧,然二者却采取相同的法律保护方式,这就使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陷入了困境,而这种困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弘扬和发展。 一、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法律保护困境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主体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对作品的作者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者”范围是明确的,即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如同其他私权一样。 反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却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少数民族或者一定范围内地区的人经过传承所创造出来的,因而其浓厚的地方或者民族特色,这种传承的过程无法由个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独立完成,它需要世代相传的特定群体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再创造而得到发展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进而很难确定其权利主体,即如“安顺地戏”案中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很难认定。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独具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 我国《著作权法》当中的“作品”一经作者创作即可产生,其创作周期较短,作品形式明确。 相较之该种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兴盛的过程,其创作而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衍生作品不断改造和更新,从而不断地丰富,因而具有延续性。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某个地区或者民族中的不同的人创造出来的,其形式并不拘泥于一般的作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根据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征求修改稿)的第2条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有形的表达形式,如建筑形式、民间艺术片等;语言的表达形式,如谚语、传说、诗词等;活动的表达形式,如礼仪、舞蹈、杂技、技艺等;音乐表达形式,如民歌、民族乐器等。”可以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也是得益于其延续性和形式多样性。然而,亦是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种特性的存在,导致很难界定什么作品以及作品的哪一种形态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保护的对象,即产生了“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思想剧是否具有权利客体资格的疑问。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别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 民间文学艺术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的合集。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著作权》所保护的更多的是民间文学衍生作品而不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安顺地戏”案,也出现了不少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侵权的案件,例如《刘三姐》署名权纠纷案、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等等。这些案件的作者权益虽然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著作权的保护并非是针对民间文学作品本身,而是针对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该类案件的解决,并不能认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护。 (四)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过度 我国《著作权法》最大限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任何人未经许可使用该作品将构成侵权。在2007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第3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权利包括复制权、销售权、展览权、公开表演权、播放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摄制权;除另有规定外,以上述方式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者经编改、翻译、汇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取得授权并支付报酬。”这一规定是出于对著作权人私益的包装,但是非常不利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再发展和创作。我国的法律忽视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延续性,只注重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和发展。 二、国内外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现状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国外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国家和组织意识到其与《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差异,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通过分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一般作品的特殊之处来摆脱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立法困境。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本版权法》,专门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条款,其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划归到“其他形式”。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集政府专家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国内法示范条款》,该示范条款没有使用著作权领域的“作品”概念,而使用了“表现形式”。1971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公约成员国关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的需要,在修订文本中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无具体作者”处理。修订本中第15条第四款规定:“各成员国在书面通知了伯尔尼联盟总干事的前提下,可以给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而又确信属于本公约成员国作品的那一部分作品提供法律保护。”国际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和公约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我国的立法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最早出现在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上,该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保留了这一条款。随后,国家版权局在其他部委的支持下,于1996年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第一稿,2002年又起草了第二稿。2007年,国家版权局在北京召开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立法工作会议,会议就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已经纳入日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3月,在国家版权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与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以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代替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保护办法取代著作权保护办法。这在一定程度预示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将成为知识产权体系当中一个独立的调整对象并通过特殊的法律予以保护。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完善 鉴于上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笔者建议,应当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客体,针对其特点进行专门的规定,同时,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设立专门法律制度,在仿照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的同时,突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性、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等特征。 第一,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应当承认其群体性的存在,不排斥“群体”作为权利主体。我国可以仿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的《示范条款》中的规定,在“主管部门”和“有关居民团体”二者中选择,作为有权授权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 第二,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范围。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围的界定一般都较为抽象,具有很大的弹性,然而这种界定缺乏其合理性。这一方面不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认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法律有针对性地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保护,因而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科学的定义方法。立法机关应尽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也可以防止出现法律遗漏。 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应不受限制。我国法律对著作权客体的保护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于一般的作品而言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对其保护期间的设置不该一概而论,笔者认为,保护期限不受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其继承和发展。 第四,以鼓励创作、维护创作主体权益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立法保护的核心原则。在制定相应法律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基本价值的追求,我们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方面是为了创作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鼓励创作,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发展和再弘扬,用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来继承我国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的精髓。 “安顺地戏”案虽然败诉,但对探寻如何通过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却具有极强的意义,它反映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机关完善立法予以改善。不过,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立法不能一蹴而就,法律规定更不可能一次齐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也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会越发完善,进而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和繁荣。
文学欣赏论文:表象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论文 关键词:表象 文学创作 文学欣赏 作用 论文摘要:表象有其独特的特点,具象性、概括性、可塑性、间接获得性。因其独特的特点,创作者根据文学创作 规律 把现实世界里丰富多彩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塑造出丰满、形象各异的文学形象。表象的存在也是读者欣赏的基础,在文学欣赏中,读者只有借助于头脑中固有的表象,才能将文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奇异美妙的世界还原成一个形象生动的审美世界。表象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表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文学创作和欣赏就其过程而言,都是综合了多种因素,诸如作家读者的生活、经验、学识、兴趣、感知、理解等,都是各种因素经过复杂融合的过程。我们无法把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的要素进行单一、细化、明晰的分割,形成 科学 定理、公式一样的内容。但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仍然需要从不同细小的点出发,来认识它们在文学创作和欣赏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好地促进或完成文学的创作和欣赏。 什么是表象?表象是保持在记忆中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即当感知过的事物不在面前时在脑中再现出来的形象。表象与感知种类一致,可分为视觉表象、听觉表象、运动觉表象等。表象有具象的表象和抽象的表象,它不仅是一个或几个画面,一个或几个形象,还可以是一段故事,一段情节、一种体会、感触甚至可以是一种意境、一种寄托、一种憧憬。表象具有五种形态。第一,个别表象,即是某一个具体、个别的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在大脑留下的印记,它具有定性的特点。第二,概括表象,它是指记忆中某一类事物的形象。它比第一种带有概括性,带有类的特点。第三,回忆表象,是指头脑中重新浮现出的过去生活经验的积淀,如,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头脑里可以呈现出小时候玩伴的形象、自己以前住过的房间的布局及各种用品的模样等等。它是再生的表象。第四,想象的表象,是指大脑中未曾记忆过的凭借联想和想象创造出来的内心表象。例如,日本的富土山,即使是没有登过它的人,也能在头脑中浮现出一座巍峨的雪山。第五,不同感官感觉知觉的表象,即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和通感所获得的不同的表象。 文学创作不像其它科学创造发明,是直接对物质实体的加工、改造,那么,文学创作的对象是何物,我们从直接来源上看,就是表象(当然是源于对生活感知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表象就是文学创作的基源,没有表象,文学创作就无以为托,缺少了加工的原料。当然,如此说,也不是有了表象就有了文学创作。表象不仅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源,它也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金开诚就说过“从量上说,文学创作的自觉表象运动贯穿于全过程,无所不在,因此它在整个创作的心理活动中占有巨大的比重。但更重要的是从质上说,自觉表象运动本身就是反映客观事物、进行 艺术 构思、结出艺术成果的主要手段。rr (1]101文学创作不是一毗而就,它是个过程,这里试从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和文学欣赏来分析表象在创作和欣赏中的基源和手段作用。 在文学创作的发生阶段,首先是材料(信息)储备,无论作家的材料是来源于自身的直接感知,还是源于间接的文字阅读,他们都终将转化成一种记忆表象,作为材料存储在作家的头脑中,黑格尔说过,艺术家需要“通过常在注意的听觉和视觉,把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的图形印人心灵里”,川形成创作的基础。普希金娜的相貌表象存储在托尔斯泰的脑中,几十年后,作家依此创造了安娜的相貌;凡尔纳在书刊中获得的信息表象,成就了他的一百多部(篇)幻想小说。 作家头脑中储存的表象数量不可计数,不是每个都转化成了作品,这就要经过艺术发现阶段,也可以说成是,作家对表象的意义的一种发现,周敦颐在莲花身上看出了君子的本色。有了这些,在一定的动机下就可以使作家投人文学创作中,在这个过程中,表象有时可以成为创作的诱因、动机。巴金一次夜里醒来,看到黑暗中湿流流的闪着微光的抹布,在这一表象的触动下(创作时离开了具体事物存留的就是表象了),开始了小说《抹布》的创作。 具备了上述内容后,文学创作进人了构思阶段,开始形成创作的内在意象。“意象对于任何物象的再现,本质上都是主体对记忆痕迹的再现”,〔’〕所以说,构思阶段就是对表象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就是各式各样的自觉表象运动,主要是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这常被说成是运用想象(对已有表象加工、改造,创造新形象的心理活动)创造新形象的过程。创作中将形成的形象都非作家头脑中储存的表象,它已注人了情感、思维的改造。关于构思中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许多作家和理论家都结合实际的 艺术 经验做过生动的描述。歌德在讲他对《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女主人公夏绿蒂形象塑造时,就说得极为明确:“我写东西时,我便想起,一个美术家有机会从许多美女中撷取精华,集成一个维纳斯女神的像,是多么宠幸的事。我因不自揣,也模仿这种故智,把许多美女们的容姿和特性合在一炉而冶之,铸成那主人公夏绿蒂;不过主要的美点,都是从极爱的人那)l撷采来的。好诊索的读者因此可以发现出与种种女性的相似之点,而在闺秀们中,也有人关心到自己也许是个中的人物。 . y ) so这是构思中表象自觉运动(分解和综合)的很好诊释。构思过程中,无论是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还是表象的深化、异化,都是创作构思 中对表象的加工,正是因对表象的创造,才有了文学形象的胚胎。 内在的构思要借助语言文字外化于笔端,才算完成了作家角度的文学创作。“语言的斟酌是始终联系着作者的表象运动的”,f}lu2 贾岛在创作“僧 敲月下门”一句时,对“敲”的选择到底是“推” 或“敲”,他总在做手势,这不难想象他脑子里正 在进行相应的表象活动。还有,作家根据情感进行 创作,一定要把情感加以客观化,使它成为一种意 象。“他自己对于这个情感一定要变成一个站在客位的观赏者,然后才可以得到形式的完美。.. }a)作 家需要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复思考,所描绘形象是否贴切、真实传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这一过程是必要有表象的参与。还有文学创作中的各种创作手法,如比喻、象征就是各种各样的表象联想。 从狭义上可以说,文学创作就是积累表象—加工表象—创造新表象的过程。 二、表象在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按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家完成创作并不等于真正完成了作品,作品需要读者的阅读、欣赏,才算真正的完成了。表象在创作中是创作的基源、手段,并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在文学欣赏中表象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文学作品的阅读不同于其它 科学 、 哲学 著作的阅读,文学以形象性为主,为更好地欣赏作品,同样需要借助于表象。这里表象的作用可以作为一种更好阅读、体味的手段使用吧。例如,读一首唐诗,大概只要几十秒,可如果人们真的只用这短暂的时间去读,那就决不能算作欣赏艺术。“只有对诗句进行反复的吟咏和玩味,才能由本身并不具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引起相应的的表象、联想,从而产生丰富的形象感,并领略其中的意境或理趣。a [1)373表象可以加深你对作品意韵的体味,并形成深刻持久的阅读记忆。 表象有其独特的特点,具象性、概括性、可塑性、间接获得性。因具象性,创作者通过感知觉的注意,把现实世界里丰富多彩的图形印人心里,使文学形象的创作有了资源;因表象概括性,使表象具有个和类的特性,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切实符合文学创作 规律 (个别中见出一般)的内容;表象存储在头脑不是一层不变,可以对它进行加工,这样就使表象成了构思艺术形象的最理想而适当的材料;因表象的间接获得性,使经历有限的创作者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表象储存,这在文学创作中是很有意义的。 表象的存在是作家创作和读者欣赏的原动力,而情感是写作和欣赏活动的决定因素,一颗麻木不仁的心灵是不会有抒发和阅读的渴望的。表象的独特意义在于它既具有概括性又具有形象性,既有可储存性又有可塑性,在文学欣赏中,读者只有借助于他头脑中固有的表象,才能将文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奇异美妙的世界还原成一个形象生动的审美世界。总之,表象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学欣赏论文:英语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问题分析 一、英语文学欣赏对英语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英语文学欣赏课程能使学生形象地感知语言的逻辑性,在文学故事的叙述线索中反复揣摩人物的性格,在人物交谈中找出语言背后的知识信息。通过英文语境的植入,无形中就提高了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必要的语感。乌申斯基提出的“兴趣学习论”就充分说明了培养学习兴趣的重要性。英语文学欣赏有原著书籍、影视作品等内容,都是通过英语语境的引入,将英语文字转换为形象的故事情节,烘托学生学习英语的氛围,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长期兴趣。现代多媒体技术将英语文学名著以影视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得文学欣赏方式多元化,使英语学习具有了形象化氛围,通过标准的美式或英式发音,训练或纠正学生的英文发音,避免了在课堂教学中受到的汉语语境影响。英语文学欣赏从内容到形式上都突破了传统英语教学在环境与方式上的局限性,从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英语学习上的瓶颈。另外,英语文学欣赏通过培养学生对语言艺术的兴趣,促使学生长期保持英语文学欣赏的习惯,从一定程度上积累英语成语、俚语以及国外民俗等知识信息。学生在考试或英语交流的过程中,往往因吻合度高的情景再现,立刻回顾与使用对应的正宗英语表达。尤其是在英文写作上,“触景生情”的英文句式应用将切实提高英文写作表达,随着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而不断优化英语教学的实际效果。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英语文学作品是不同时期西方社会发展的文学表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英语文学作品对时代的反馈,为读者描述的西方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有利于学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积累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知识。对于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通过文学作品激发想象力除了有助于英文写作之外,其文学素养也会随之提高。因为英语文学作品总是一段时期社会历史的综合反映,通过高超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描述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的社会背景与人文风情,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道德潜意识。而跨文化背景的历史文化知识熏陶,会使学生在文学素养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英文的学习兴趣。另外,典型人物当中的优秀代表也很容易成为大学生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对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树立也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 (三)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文学作品是集合了历史、民俗风情与语言的艺术表达成果,受汉语环境影响的英语学习,需要营造英语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纯英文氛围,以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良好语感。同时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跨文化交融,能够使英语教学通过知识性内容的传授,拓宽学生的眼界,学生既学习了英语的表达,更获得了了解国外文化的途径,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英语文学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的来说,英语文学作为外国语言与艺术的结合,传递了异国的历史和文化。一是通过纯粹英语环境与氛围的营造,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语感,从而提高学生英语表达应用能力。二是学生通过欣赏英语文学,领略中外文化差异,逐渐加大学生英语知识的积累,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调动学习英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高英语学习的效率。三是英语文学欣赏课程融汇多种文化,可以提高学生对不同语言文化的理解能力,帮助学生突破英语学习的瓶颈。 二、英语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相结合应注意的问题 英语文学对英语教学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而结合方式的多样化及其效果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将英语文学作品的优美句式放在英文句式学习中,通过英文句式的分解与组合,了解文学作品句式的结构,欣赏文学句式的特殊用法,可以加深学生对英文句式的理解与应用。第二,可以将英语文学段落植入英文阅读理解之中,通过对文学经典桥段的阅读与分析,了解其文学架构手法,为英文写作提供框架思路。第三,可以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整体性阅读,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欣赏文学艺术的价值。换言之,通过英语文学的句式、段落与文学整体的解构,在英语教学之中融入不同层次的英语文学内容,提高英语学习的文学艺术性。但应该注意的是,英语文学欣赏融入英语教学需要一定的步骤,逐渐渗透在英语教学中,保证学生学习的有效性。 (一)控制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的节奏 语言学习本身是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英语文学对于英语学习来说,是在规范性学习过程中通过营造英语语境、交融国内外文化以及英语语言内容的综合推进,实现英语教学中的词汇、句式等英语学习内容的传授。如果一开始就将英语文学欣赏作为全部的英语教学内容,将大段大段晦涩难懂的内容提供给学生学习,不仅提高了英语教学的难度,也降低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降低了英语教学的效率。一般而言,文学欣赏在教材中有具体的进度安排,要遵循教材内容的设计,使文学作品不脱离教学目的。所以,应该注意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的节奏,如在学生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将文学欣赏有计划地融入英语教学之中,通过教学过程让学生熟悉某部文学著作,并在一定阶段对著作进行全面解析,通过逐步推进学习,实现文学与教学的整体结合。 (二)教学方式与手段的多样化 文学欣赏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通过书籍的阅读直接感受英语语言的魅力,也可以通过影视作品对文学名著的形象化再造为英语学习营造出纯粹的英语语境,还可以通过对文学作品经典桥段的戏剧化表演,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产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而在日常教学中,要将文学作品内容呈现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成为必需。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呈现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引发学生思考。同时,通过文学内容进行语言训练,既改变了纯粹的死记硬背式教学的单调性,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场景的结合,文学是提炼自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缩短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使学生在理解作品过程中增强人文意识,更便于学生通过语言学习嫁接艺术与生活。 (三)注重发挥教师的教学能动性与创造性 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既是对传统教学内容与模式的挑战,也是突破教学瓶颈的途径。对于教师而言,不仅仅是要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文学作品的知识性引入,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能动性,自身也要注意培养对英语文学的理解力,通过加深对文学内容的理解,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点拨,提高教学效果。而教学模式的改良往往需要教师能动性地创造,在熟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的应用,丰富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相长。 三、结语 结合语言学习的渐进性及英语教学模式的多样化,探索英语文学欣赏融入教学过程应当注意的细节问题,以增强学生英语学习的效果与应用能力。显然,英语文学欣赏的引入,对于教学来说,是将文学与艺术引入了语言学习,极大地提高了语言学习的趣味性,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当然,文学欣赏也有一个理解的过程,词汇、句式与语篇结构需要渐进式地引导学习,学生才能逐渐领悟文学艺术的美感,从整体上把握英语文学的价值。实践中,英语文学主要通过语境训练提高学生口语表达的应用能力,而且在无形之中形成的语感能够帮助学生对英语文章进行有效地理解与分析,因此,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学习英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作者:宋相瑜 单位: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文学欣赏论文: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教学革新 一.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教学现状及症结 1.内容脱节 高职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然而,现在的教学内容与职业脱节,与社会生活脱离,课堂教学内容的设计缺乏针对性,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个性特点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课上教师只是就文本本身进行鉴赏探究,缺少与学生专业特点相关的研究性课题,也缺少吸引学生关注兴趣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热点话题。为此,学生出现了厌学心理,课堂教学效果低下。 2.教法单调 文学欣赏课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教法单一,缺乏灵活性、丰富性与自由性。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知识灌输为主,学生处于被动状态,课堂缺乏交流、讨论与合作。整个教学过程处于知识输出的单向状态,漠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特点。学生的创新思维、交流合作能力、自主探究能力被抹杀,不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二.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改变文学欣赏教学的现状,提高教学效果,应把文学欣赏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置于同等地位,让学生意识到人文学科的学习与专业课的学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学习文学欣赏课,有助于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启迪心灵、提升文化品位、提高审美能力,受益终身。 1.编写校本教材 由于新教材的空缺,从2012年开始,课程组成员在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专业特点的基础上,寻找文学欣赏课程与学前教育专业的最佳对接点,进行校本教材的研发,2013年7月课题组编著的《文学鉴赏与解读》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教材在编写时侧重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以人文精神为主线,以古今中外名家名篇为素材,按主题划分单元,在每个主题单元中形成以作品鉴赏为基础,以鉴赏理论知识为指导,以自主阅读为拓展,以实践活动为提升,以书目推荐为指南,五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凸显课程特色的课程模式。教材将亲情、友情、爱情、生命、理想、人生等诸多人文主题囊括其中,注重对学生人文素养和生命意识的陶养。在篇目的选择上,还将专业元素融入其中,增加了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张秋生的《妈妈睡了》、金波的《在我和你之间》、齐默尔的《小丑的眼泪》等篇,为学生今后的自我学习与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改变教学方法 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往往与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组织形式相联系。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转变观念,改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本着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职业素质和能力,激活学生的生命活力和创造才能的原则,来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如“项目教学法”、“任务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等,把能力目标“溶解”在学生自我探究、合作学习的过程里。如开学初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主选取成员共同感兴趣的课内外经典幼儿戏剧作品进行合作探究学习,并制作PPT课件,利用课前10分钟,开展读书汇报会。此次活动既拓展了学生的阅读空间又优化了课堂教学内容。同时,利用第二课堂,引导学生自编、自排、自演经典幼儿戏剧,如《寒号鸟》、《葡萄仙子》、《白雪公主》、《丑小鸭》等,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 3.改变教学手段 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互联网以其特异文化,让高校大学生在虚拟世界中无缝式交流,共同分享各种文化,在没有制约机制和无评价指向的网络浪潮中接触并熟悉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可以说,互联网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观念。为此,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拓展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将“时代的活水”引入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接受和处理信息。教师可以在网上建立QQ群、微博、博客等平台,将课上教学课件、教学素材、视频资料等内容进行资源共享。 4.注重实践活动 在文学欣赏教学中,教师一方面可以发挥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名著,在经典阅读中与文学大师对话,感受别样人生、别样生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完善人格、提升能力,如在“至爱亲情”单元中,开展“诗意年华•感恩你我”的诗歌朗诵会;在“以爱之名”单元中,开展“爱的思辨•温暖如棉”的辩论赛;在“感悟生命”单元中,开展“生如夏花•死如秋叶”的演讲比赛;在“理想信念”单元中,开展“青春旋律•有你相伴”的幼儿故事创编活动;在“人性之光”单元中,开展“放飞梦想•演绎你我”的幼儿戏剧编演活动。在多元化的活动体验中,学生更加自信、乐学,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得到提升。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由于文学欣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所以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应博览群书、加强交流,广泛涉猎各种人文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与文化视野。正如布鲁纳所说“:教师不仅是传播者,而且是模范,看不到语文的妙处及其威力的老师,就不见得会促使别人感到这门学科的内在刺激力。”同时,教师还应具有跨学科的素质与能力,能根据职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职业岗位需求充实自我,这样在教学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用“跨界”的方式思考、解决问题。 作者:伊彩霞单位: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高职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文学欣赏课程是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随着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深入,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方式已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应不断转变教育观念,积极研究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现状,注重加强学生素质能力的培养,切实提高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文学欣赏;教学方式;转变;思考 文学欣赏课程肩负着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它在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判断能力,尤其是道德情操熏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更加全面,作为当代高职学生,无论学习何种专业,都必须加强语言文学欣赏这方面的修养。众所周知,高职院校学生在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三张“通行证”:一是学科性的;二是职业性的;三是证明个人事业心、责任心和开拓能力的,而第三张“通行证”就是要求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重视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从而促使其全面可持续的发展。2006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规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当前,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应对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变革,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联系现实生活,培养学生文学欣赏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一、传统文学欣赏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越来越受到各高职院校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达到开设文学欣赏课程的真正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传统,教材缺少时代气息 文学欣赏多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课本版本缺乏变化。近几年,虽然文学欣赏也不断涌现新书,但是课程教学内容传统,教材没有时代感,所选文本和当下的生活联系甚少,实用性不强,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材内容也不太适合高职院校学生使用,内容程度深浅不一或前后缺乏内在逻辑层次,不利于学生学习。而且,多年来,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始终按照一个大纲、一本教材进行教学,无论什么专业、什么职业岗位,一律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课时、统一的考试,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诚然,当前各高职院校普遍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存在随意减少课时的现象,有些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仅安排12周24课时,如此有限的课时学生是很难学到东西的,素质教育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二)教学方式单一,能力训练缺失 文学欣赏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教师的授课多以大班教学,方式比较固定规范,多数以经典导读为主,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学生课上课下的参与程度很低,这种教学方式单一,枯燥乏味,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教师整节课讲,学生不停地记,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学得费劲,学生是被动地灌输,授课教师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学习需求和兴趣节点,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反而会使学生失去学习乐趣,不愿意投入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 二、对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必须顺应时展,和当代教育模式接轨,和高职的实际相契合,改变单纯的理论教学现状,联系生活,接近地气,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充分体现高职职业教育理念。 (一)教学内容兼顾经典与流行 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高职学生不喜欢阅读文学欣赏课本,但却津津有味地看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作为教师应多了解当前学生的关注点,主动了解他们所喜欢的文学作品,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等是无法与课本中的经典作品相比较的,但是学生喜欢阅读,这些作品也是当前流行的,学生看得乐此不疲,教师不应熟视无睹,应调查了解,想办法引导学生。如通过经典传统和当下流行相对比的方法,和学生共同讨论,让学生逐步感悟到经典的魅力和永恒,比如《红楼梦》和《甄嬛传》的对比赏析等,多方面、多层次地为学生学习文学欣赏提供便利。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藏书资源,引导学生多读书,在广泛接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增加或融入现当代作品赏析,让学生了解现在,感悟当代风貌。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只有和当前相结合,与时俱进,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爱学并且学好,高职文学欣赏的教学才能有新的突破。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 一是联系实际重视能力培养。文学欣赏课程普遍存在重传授、轻实践的现象,这样反而无法展现文学本身的美,学生也会心怀厌倦。诚然,文学欣赏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理解,但是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远远不够,应打破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改变一味的照本宣科,教师可以少讲,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进行自我展示,展示的过程中,教师不间断地适时加以引导和点拨。另外,还应将文学欣赏的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互联网等新兴方式,为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将文学欣赏与实践活动相联,结合实际,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感悟能力。二是多使用任务驱动教学方式。传统的知识理论授课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兴趣,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转变为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布置和完成任务的探究式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要求学生运用生动形象的模拟,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教学中教师是主持人和组织者,学生拥有学习的主动权,学生在自主协作任务完成的过程中,理解分析,发现感受,更能体会学习文学欣赏的成功和快乐。如赏析外国作品《玩偶之家》,教师可以在班级布置任务,以表演的形式再现原著,放手让学生自己分组,阅读讨论,分析排演,师生共同参与,教学互动,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口头表达能力。三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已经在教学中普遍使用,文学欣赏教学可以充分合理地加以运用,通过影视动画,将文字、图片、声音和图像综合直观地展现出来,带给学生多彩的视觉听觉体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赏析白居易的《长恨歌》,教师分析诗文,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可以在上课时插播一段精选的影视剧《杨贵妃》的相关情节,通过视觉让学生有切实感受,如临其境,有感性理解才能进行美的赏析。 (三)作业形式应多样化 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课时普遍较少,大多集中在20个学时左右,而且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文学欣赏课程的作业只有靠课余时间完成。为了使学生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作业布置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写作阅读心得、读书体会,可以让学生收集资料,编撰欣赏专刊等,可以组织学生演绎经典作品,独立或小组集体完成,可以采取自评或相互评定的方式,最后再由教师点评。作业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满足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促使学生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文学欣赏作业。 (四)考试内容和方法应更新 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考核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书面测试和平时成绩比例为6:4,考试方式主要是通过一次笔试,一张试卷完成,单一刻板,这种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今高职素质教育的需要,必须进行改变。应建立灵活多样的过程性评价体系,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考试内容上要减少理论知识测试的比例,加大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查比例,增加学生平时写作练习、作品表演时的表现评分及其在相关竞赛中的得奖情况。考试方法上可以采用笔试和口试结合的方式,这既顺应时展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人之成才,重在素质。文学欣赏课程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作用很大,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晋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语文教学中电影文学的欣赏方法 摘要:影视艺术是当今主流艺术形式,而电影文学是影视艺术的前身与基础。普通文学作品,多数只能通过对文字的阅读来欣赏文学的魅力,即“独乐;电影文学作品则可以在阅读文本后“众乐”———共同观看同一部电影。欣赏电影文学会对学生的创造能力、分析能力有所提高,对生活的感悟与情感的理解也会更敏锐。 关键词:电影文学;语文教学;故事;欣赏方法 一、电影文学 (一)电影文学的概念 电影文学是区别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的新的文学样式,主要指电影剧本,还包括影片中的解说词、歌词等。 (二)电影文学与其他文学的差异 (1)作品容量不同电影文学多数是以剧本的形式存在的,剧本则是为故事而生。可以理解为电影文学的主要任务是讲故事,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讲述故事。故事和诗歌散文不同,有其固有的架构,必须包含人物塑造、情节推进、故事高潮、故事结尾。相比普通文学形式,电影文学讲求故事性,想要有好故事,就不能用“堆砌”的形式创作,不该有的部分一定要舍去。例如史书作品与改编电影文学作品的区别:前者讲求更全更细的记录,后者讲求改编出有艺术价值的故事。突出故事那就必须要突出主要人物,列出一至两条主线,所以电影文学的容量比其他文学形式小。电影文学的容量精简使得读者、观影者可以在短时间内体验到到一个故事完整的情节推进、跌宕起伏。由于电影文学的写作形式,作者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让观者看到什么,做到烘托中心、突出主题的作用。(2)人物塑造普通文学形式,以抒情、悟感为主,电影文学以突出人物来推动情节。人物塑造是电影文学必不可缺的,不论是交待背景、推动情节、提出主题都能在人物形象中体现,所以人物塑造上十分重要。作为一个好故事它需要丰富的剧情、个性化的人物性格、和曲折的冲突感。只有把人物性格和形象塑造得很复杂很立体,才能对读者有具有吸引力。 (三)电影文学的特点 电影剧本运用文字来创造艺术形象,以此反映社会生活。作者本身的艺术品味、人生观念、认知态度就是一种艺术作品,通过剧本的方式创作并记录下来。和其他文学作品不同的是,电影文学创作完成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新艺术形式的开端,通过电影文学能创作出影视艺术,用视听的方式让阅读者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作品体验。运用独特的视野去欣赏文学,当文学阅读和影视欣赏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为语文教学改革的推进提供了一个支撑点。审美是影视艺术和文学作品教学的共通追求,将电影片段巧妙的引入语文教学,可以使两者很好的融合,在学生的学习兴趣、理解深度上都会有很好的提升。 二、语文教学与电影文学 “由于电影画面含有各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延伸,因此我倒是更应该将电影语言同诗的语言相比”①人教版语文必修四的“梳理探究”栏目中设置了“影视文化这一章节”。其中设有对影视艺术的历史、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介绍。设有写影评、朗诵对白和分角色表演等实践要求。依据现有的情况,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语文教学发展中,影视艺术的学习会越来越重要,而电影文学则是文学艺术与影视艺术的交叉点。通过对两门艺术的观析、审美来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分析能力、审美高度。 (一)对故事的背景预习 故事的背景蕴含极大地信息量,让学生在学习电影文学前进行故事背景的预习,对学生在学习中的分析能力、联想能力、记忆程度都会有所提高。影视作品既是艺术又是文学,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首先要有剧本,而剧本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小学语文中好多课文就是根据影视作品节选或改编的,观看这些电视电影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还能增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能力。所以对背景有了了解,会对人物塑造、人物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人物是故事的灵魂,对人物理解得越深、对故事的艺术性体验得越强。 (二)电影文学阅读与排演 阅读和排演两者表面上看没有多大联系,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教学要求的目标上都是指向———利用影视艺术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在观影中受到教育、教学中需要系统地、有针对性地、有明确目的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因此电影文学的阅读是使学生在文字上对影视艺术的欣赏,而排演是使学生在实践上对影视艺术进行体验。两者看似没有联系,但没有阅读打基础,排演无法顺利进行,而没有排演的电影文学阅读,似乎少了一些趣味与深度。 (三)写作与创作 电影文学结合观影可以在学习后布置影评写作,及时的感悟写作,有利于加深教学效果。让学生即欣赏又写作,将学生和作品之间的联系拉近一步。“如果学生只停留在视觉阶段而不能深入下去,不能让学生领悟其中的艺术魅力并感受理解最终养成审美判断的能力,即使把它组合到教学过程中,那也只能算是一种“花边语文”而己。”② 三、结语 电影文学在语文教学中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不仅能从文字上学习,更能通过影视欣赏达到综合学习的目的。电影文学的欣赏方法包括背景预习、阅读与排演、影评写作与故事创作等,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才能达到提升审美、训练综合艺术感知力的目的。所以电影文学的鉴赏是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作者:杨翠平 文学欣赏论文:国内影视艺术的文学欣赏透析 然而两者又存在着很多差别,首先他们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所采取的塑造手段是不相同的,文学作品通过作家的语言文字来进行人物性格和生活现实的塑造,而影视艺术则是通过导演和剧组的通力协作,用直观的画面和语言来对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进行呈现。当然在进行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两者各有侧重,也各有自己的观点。文学以语言文字的形式来进行形象塑造,而影视艺术的作品则以空间和画面的形式来进行形象塑造。语言文字的特性决定了文学作品中只能是使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进行思维的想象,所以文学作品具有个人主观的推断性,在读者的心目中语言文字所塑造的个人形象是什么样的,在读者的思维空间中就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形象。而在影视艺术中是没有作者主观推断性的人物形象的,导演和演员们用直观的方式来进行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具体的人物形象。另外影视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在使用现代媒体的广告效应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迅速及时的传播,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大面积的传播,让大多数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接受影视的文化特性。而文学作品却存在着不一样的地方,由于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限制,不能够和影视艺术相比,文学作品需要通过印刷、销售等方式进行传播,在时间的限制上面就出现了间隙,进而慢于影视艺术的传播。影视与文学在时间推进上彼此相似,文学才有可能反过来学习影视的表现手法。由于文学与影视同有时间艺术的美学特征,所以它们将继续在互相影响中并肩而行。 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待影视艺术 现代社会生活脚步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对于影视艺术的期待值在上升,人们往往很难从文学作品中吸收和构建自己的文学欣赏,但是影视艺术的发展却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文学的色彩。很多时候影视艺术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艺术,人们可以通过电影院进行文学的熏陶和文学传播。将影视艺术大众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高雅的文学进行广泛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人们通过自己的欣赏,对于其中的电影艺术进行思考和评述,达到文学性的欣赏。从影视艺术的规律和特点来看,将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进行影视艺术的创作、改编是影视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编剧和导演对影视题材和文学名著进行选取的过程就是影视艺术创作和发展的过程。文学与影视创作通常是影视艺术将过去的文学作品经过改编而搬到银幕上来,同时也是我国电影创作的重要来源。我国在长达5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可读性,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红楼梦》,这些经典名著为影视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文学欣赏的基础。当受众通过这些电影的传播,可以从中找到文学欣赏的动力,这样不仅仅让影视的受众增多,而且也起到令文学作品家喻户晓的作用,同时文学转化为影视的过程使影视艺术的受众人数增多,这样可以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提升人们的文学欣赏水平。在影视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待影视艺术的传播过程,是影视艺术传播的重要使命,文学作品搬到银幕上的过程就是文学欣赏大众化的过程。通过对影视艺术的欣赏提高影视艺术的欣赏能力,受众感觉自己在欣赏大众化、娱乐化的影视艺术作品的同时,其实就是利用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进行电影的观赏。影视艺术是一门集文学、现实生活、理想化的想象于一体的文艺形式,它传达给受众的是生活的艺术和精神领域的上层建筑,而受众应该本着去欣赏文学作品的角度进行影视艺术的欣赏,这样才能够将电影艺术上升到精神需求的高层次发展,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电影艺术的述评,也是对于影视艺术欣赏的一个新的角度。总之在电影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抛除了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将会使原本活生生的影视艺术空洞化,不能达到原有的传播艺术、提升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手段。每一次对文学作品的改编,都是在运用创造性思维挖掘文学作品背后深刻的内涵,使广大观众对其进行一次新的心灵感悟及审美享受。 影视艺术应该在文学的视野中成长 文学对于影视作品的滋养是多方面的,从诗歌那里借鉴了含蓄生动的比喻;从散文那里领略了清淡的风韵;从戏剧那里学到了紧凑顺畅的整体结构和戏剧矛盾冲突的设置;从小说那里懂得应该注意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我国的影视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带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较多,如在文学经典著作中的王熙凤出场和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手法在一些影视作品中被广泛借鉴,成就了中国影视艺术的民族风格。从这些角度来看影视艺术是来源于文学的,文学为影视艺术的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和完善。从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对于历史典故、历史事件等的重大历史活动都有文学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丰富多彩而又透穿古今的,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学创作的艺术形式上都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国影视艺术的发展的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节选都可以完成一部影视艺术的创作。文学作品通过对影视艺术的思想内涵的渗透、故事和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多方面的滋养,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用的完美题材。影视艺术的发展是来源于文学作品的,就应该从文学视阈中发掘创作的源泉,影视艺术的生命与文学基础是高度紧密联系和不可分割的,离开了文学性的支撑,电影只会变成空洞的想象,而不能够高雅地进行传播,人们对于影视的需求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欣赏,而是对于故事情节后的人性的思考和哲理的阐述,这才是影视艺术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国的文学作品通过历史经典故事和优美的文字来描述故事情节,透过文学作品把人们共同价值的存在内炼提升达到传播的目的。文学的心灵诉求、理性思索、人性关怀精神,提高了影视作品的艺术品位和思想的丰富性及深刻性。影视艺术的发展需要在文学的视野中成长和发展。结语我国影视艺术的发展在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着不时的改善和发展,同时透过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影视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对于提升影视艺术的创作和完善,让影视艺术能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共有的价值观念,这样才能够使影视艺术长青不老。影视艺术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直观或迅速地通过感官传达着咨询、情感、刺激,使人们能通过视觉、听觉去感受图像画面传导的信息。从受众出发,利用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待影视艺术的发展,使影视艺术创作更加贴近文学作品,让影视艺术不仅能够在场面上打动观众,更能从故事情节和蕴涵的哲理中打动观众,这样的影视艺术才是人们所追求的影视艺术,透过文学作品在影视艺术中的渗透和发展,让受众在文学欣赏的角度来完成对于影视艺术的欣赏,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影视艺术更加贴近生活、并能在受众的心中占据一定的位置。 作者:范振坤 单位: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文化艺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深究文学欣赏课教学形式革新 艺术家萧乾说“文字好像是支票,银行却是读者的经验库。”文学欣赏课本应该调动学生使用自己“银行”的经验去兑现隐藏于“文字”这张“支票”中蕴含的艺术审美价值。但是,传统的文学课程模式多是围绕作品背景、主题归纳与艺术手法等进行探析,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故此,本文拟从文学欣赏的性质与课程构成要素入手,结合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对课程教学模式变革进行新的探讨,以期对提高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效果有所裨益。 一、文学欣赏课程的目标特征 朱光潜《谈美书简》说:“文学欣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认识活动,是通过对欣赏对象的感受、体验与想象,通过感性形象来认识社会生活。它以把握形象为起点,而又自始至终离不开形象。”指出了文学欣赏的基本性质是一种“认识活动”,主要是途径“通过对欣赏对象的感受、体验与想象,通过感性形象来认识社会生活。”欧阳友权等主编的《文学原理》认为“文学欣赏是读者透过语言符号去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审美意识,从而获得情感愉悦和精神满足的一种特殊心理活动。”认为文学欣赏的性质是“一种特殊心理活动,”其过程主要是“读者透过语言符号去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审美意识”。王先霈、王耀辉主编的《文学欣赏导引》说“文学欣赏实际上是一种读者以自身修养为基础进行的主体实践活动。”“主体实践活动”强调了文学欣赏的个体行为方面。 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文学欣赏的性质是读者个体对具体文学作品的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阅读、理解与欣赏能力,它绝对不是一种出于娱乐目的而进行的文字消遣或观赏,而是需要付出相当努力去理解的“主体实践活动”。 毫无疑问,文学欣赏课程就是教授文学欣赏的一门课,课程的目标一般在于培养欣赏的兴趣与能力。这可从教材的说明中得到印证,如《文学作品欣赏教程》前言说:“本书一方面全面地介绍了中外文学作品的全貌,使大学生对人类的文学作品有一个整体而直观的印象;另一方面又通过作品欣赏实例分析,因势利导地发现和培养学生文学欣赏的兴趣和能力。”该教材强调了课程目标“全面地”介绍“中外文学作品”与发现和培养“兴趣和能力”。《文学基础理论与作品赏析》前言说:“本书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为出发点,旨在通过对有关文学欣赏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具体作品的赏析,培养学生审美,提高文学艺术修养水平。”不难发现,“培养学生审美,提高文学艺术修养水平”成为其主要追求。这二者不仅重视理论,而且强调要培养文学审美。《文学欣赏与创作》在绪论中说:“希望读者通过本书有关作品的欣赏,能够提高文学修养,获得精神享受。”其目标似乎更在于文学修养与接受效果,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基于以上认识,遵照文学欣赏的性质与教学目标,我们对传统的课程教学进行了变革,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注重文学欣赏“主体实践活动”规律与实践性的课程教学模式。 二、文学欣赏课程的构成要素 传统的文学欣赏论主张“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但是“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篇”)。正是由于“知音难”的文学欣赏现实,才需要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与指导。 理论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认为进行艺术鉴赏涉及到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四个要素,他用这四个要素建立了一个坐标图式,认为作品居于坐标中间,说“运用这个分析图式,可以把阐释艺术品本质与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镜与灯》认为鉴赏涉及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四个方面,通俗一点就是指作家、作品、读者、现实这几个要素,在这四个要素中,作品即欣赏对象成为核心。 当然,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主要是针对个体文学欣赏而言。但是,文学欣赏课也必须同样面对“作品”这个文学欣赏的形式与内容共同体。然而,由于课程教学的构成要素与特殊性,它显然与个体欣赏的“主体实践”有所不同。文学课程教学模式中的教师、学生构成了欣赏的双主体,或者说文学欣赏课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欣赏活动,它更承载了教学目的或学习要求等诸多具体实践要素。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教材作品、学生构成了文学欣赏课程的关键要素,如何设置这三个要素,则是课程教学模式必须解决的问题。 教师,在文学欣赏课程中不再仅是一个个体欣赏者,他必须将自己的文学欣赏经验、理论、文本等内容与他的学生分享,并且成为课堂的主导,即他既要自己欣赏文学作品也要担负引导、指导学生共同欣赏所学习的文学作品,进而启发、推动学生去赏析其他推荐或学生自选的文本。《文学欣赏导引》认为进行文学欣赏一般需要三方面的基本能力与素养,即“首先是艺术感受力”、“另一种基本能力即艺术推想力”与“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知识储备”。其中,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是需要通过课堂教学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习来获得与提高。因此,教师在课程教学构成中要发挥引导作用。 学生,已经不再是知识的接受者,根据文学欣赏课程的实际,他们已经成为文学欣赏的参与者,在教师引导下参与欣赏并得到“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锻炼,能够初步进行文本欣赏,努力实现“通过语言的阅读,准确把握这个语言组合体(文学文本)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文本语言符号的提示下,调动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去感知文本形象,展开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去进行形象的再造,从而尽可能完整、清晰地将作品形象、意境‘复现’在自己的意识屏幕上,并对文本意义、意味做出解读。”学生成为课程实现的终极目标。 文本,是指课程教学使用的文学作品,它不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却是文学欣赏教学活动的主要构成,也是教师与学生进行学习或欣赏的共同对象媒介物,在课程教学中充当了一个赏析样品,一个教学案例。因为文学文本“是由语言符号按照一定‘规则’组成的结构性的能指系统,”它需要教师和学习者一起完成对其“能指”意义的解读。如此,这个充当了案例的“文本”,对于教学双方,对于课程教学的效果,对于教学模式的设置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教师、学生、文本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主要构成要素,只有恰当地发挥各自的课程教学功能,才能够实现课程教学目标,而教学模式的设置,则是合理调配这三个要素的关键所在。 三、教学模式的变革与确立 传统的文学欣赏教学一般是教师代替学生进行文学欣赏,就文学作品进行所谓主题、结构、手法等方面的分析,课程互动一般就是提问与回答问题。其教学模式表现为单一而固定的课时内容、平淡而乏味的教学过程、照本宣科式的授课方法等,这些都必须在文学欣赏课程教学中进行变革。 根据文学欣赏课程教学的实际,我们将课程定位于文学欣赏与创作并重,设置了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将教学、学生、文本三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集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为一体的教学模式。三位一体的中心是赏析文本,它是欣赏课程模式的关键要素。 据此,我们首先在文本选择上采取了师生选择互助模式,即教师与学生围绕教材内容共同就赏析文本进行选择,重点是选择具有新颖与“可写的”(需要积极思考去进行创造性解读)文本,如郁达夫《水样的春愁》、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苇岸《大地上的事情》、林耀德《宠物K》、琦君《髻》、闻一多《发现》、徐志摩《偶然》、郑愁予《错误》、顾城《一代人》与《远和近》、舒婷《惠安女子》、朱定《关连长》、汪曾祺《受戒》、陈启佑《永远的蝴蝶》、郭美玲《有毒物品》、秦俑《我的网恋手记》、毕飞宇《相爱的日子》、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东西《不要问我》、金庸《倚天屠龙记》、都梁《亮剑》等文学作品与《大闹天宫》、《黄飞鸿》、《大话西游》、《霸王别姬》、《十七岁的单车》、《围城》、《情深深雨蒙蒙》、《中国式离婚》等影视作品。教学内容的新颖,使得学习者耳目一新,也增强了学习兴趣。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侧重文本赏析互动的模式。2010级以后的新生大多数是“90后”,他们是伴随游戏、影视等媒介长大的一代人,对于声像等媒介与手机信息等具有更独特的认知需求。因此,我们申请了中国数字大学城个人空间,以教师个人空间为平台,让学生进行注册并登陆教师个人空间,参与课堂赏析活动,发挥欣赏实践的主体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针对学生开设的文学欣赏课程,其欣赏过程中必须让学生依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参与赏析。正如艺术家萧乾所说“文字好像是支票,银行却是读者的经验库。‘善读’的艺术即在如何把握着支票的全部价值,并能在自己的银行里兑了现。”让学生利用手机通过中国数字大学城个人空间参与文本赏析互动,以自我的“经验库”兑现“文字”这个特殊“支票”艺术的“价值”,如此才会形成“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欣赏个性。 第三,为拓展课程空间,我们变革了课程作业与成果展示模式,建立了课后文本创作促进模式。课程教学的延伸可以拓展学习空间,为便于教学与学习,课程建设了专门的课程网站,除常规的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案课件等项目外,在网站上还开设了课程电子媒介栏目,包括网络周报与电子月刊,既可以将学生优秀作业刊载出来作为创作成果,由学生自己进行选稿、组稿、编辑、上网,还提供大量的供学生选择的欣赏文本、课程网站链接、讨论争鸣信息等资料。这样不仅促进了学生的文学欣赏延展,而且也激发了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情。因为,文学欣赏并非欣赏者的最终目标,由欣赏感悟到写作表达才可使欣赏活动获得延伸与升华。 从传统教学转变为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目的在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重的是学生主体文学能力的培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制定的《职业核心能力培训测评标准》指出:从事职业者应具备的七种能力,包括与人交流、信息处理、数字应用、与人合作、解决问题、自我学习和创新。其实,文学欣赏与创作课程教学模式的变革,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等能力水平,而且对于促进“自我学习和创新”意识的提升,也具有积极作用。 文学欣赏论文:高中英语文学欣赏课教学实践 【摘要】英语是高中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除了基本的词汇、语法等知识外,还有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阅读教学。当前高中英语都引入优秀文学作品作为阅读教学的补充,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和提高学科素养。对此本文则从科学选择文学作品、采用合理教学方法以及引导学生理解共情等分析高中英语文学欣赏课教学策略,望给予英语教师提供教学参考。 【关键词】高中英语;文学欣赏;教学;实践 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阅读相对于以往也逐渐呈现快餐化和碎片化等特点,高中学生也受到影响。对于英语课程而言,其教学主要集中于词汇、语法以及写作中,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忽视语言的社会文化、认知和生物属性。如果教师仅仅将英语作为工具,那么无法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开展文学赏析课对养成深刻语言教育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选择文学作品增强学科核心素养 一般高中英语选择的文学作品基本上优秀名著,牛津高二英语教材中就针对文学作品设置单独的教学板块,其中包括电影《哈利波特》、狄更斯《远大前程》、歌剧《图兰朵》、彭斯的诗作《红红的玫瑰》,其他教材版本中还收录了马克吐温《百万英镑》、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莫泊桑《项链》等。如果仅仅借助教材课文根本无法提高学生文学欣赏能力,教师可在学生课外阅读和选修课中并结合学生特点选择相对合理的文学材料。选用课外阅读作品的原则为根据循序渐进的规律和由浅至深的特点学习语言,教师就可根据学生实际英语能力选择和学认知水平相符以及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文学名著,如词汇量在2000~3000的简易英语读物和英汉对照读物。英语文学阅读应放弃传统阅读教学中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逐渐向提高人的素养方向发展。主要因为文学欣赏课的核心为人物特征、故事情节以及优美语言等,往往围绕人物、故事、语言等文学元素的阅读教学和学生现实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影响学生现实生长,促使学生不断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并在此过程中提高生活质量。文学阅读和其他阅读相比有一定的自主性,理解作品方面也十分个性化,可以说这种自主阅读过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语言运用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思维能力,提升学科素养。 二、采用合理教学方式提高学生鉴赏能力 高中英语文学欣赏教学也分为多种途径:首先阅读方式;对于短篇文学作品,英语教师应保证学生有充足时间阅读,可以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方运用20~30min时间阅读作品,或者可以将作品布置成家庭作业。当学生阅读完毕后可要求学生运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作品大致含义,一方面能增强学生口语能力,另一方面能增强英语水平。中长篇文学作品可先让学生在英语课堂中概括文章内容,之后再补充相关课文阅读文章作为补充。以《远大前程》一课为例,教师在让学生在教学中概括小说主题和内容,同时安排学生在学校的阅览室中阅读理解小说的简写本。其中小组拼图阅读也是较好的阅读途径,即将阅读作品分为2~4部分,小组学生先自行阅读一部分,之后和小组成员展开交流,最后整体理解作品。虽然这种阅读无法和学生自主阅读方式相比,但在感悟作品方面却更加透彻,对于时间紧和任务繁重的高中学生而言十分有用。其次课堂讨论;理解作品是高中文学欣赏课的重点之一,教师在课堂上可让学生根据阅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疑问,基于学生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讨论。尤其对于复杂的阅读问题,可先尝试分组后再让学生解答,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在文学欣赏课中普遍倡导学生从审美角度学习文学作品,例如让学生找出文学作品中描写景物和刻画人物以及表达情感的段落,进一步引导学生赏析作品语言。还可让学生运用画画方式刻画作品中关键人物和场面,促使学生深刻理解作者刻画的人物特点,最终达到品味作品情感目的。 三、引导学生理解共情培养学生文化意识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当前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之一为文化意识,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倡导具有文学视野的英语教育。因为文化和人类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在英语教学中泛指所学语言国家的传统风俗、风土人情、历史地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文学艺术以及生活方式等。对于文学作品阅读而言,此类学习是构建在异域文化基础上,作品中涵盖作者所在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也说明作者所处时代等隐藏信息。长时间有规律地阅读文学作品对学生而言都有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因为有的文化具有隐性特征,例如宗教信仰、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只能在文化语境中理解其内涵。有了隐性文化,自然然而也会有显性文化,例如生活方式、节庆活动、历史文化等。《简爱》是反映维多利亚时代生活作品,那个时期是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阶段,作品中大量刻画当时环境下寄宿制学校的生活以及女性作为家庭教师的爱情观。除了《简爱》,这个时代也出现过如《大卫*科普菲尔》、《呼啸山庄》等,只能通过英语教师的指导和启发展示其中的隐性文化,学生才能从整体角度理解工业革命时期的文学特征和社会面貌,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四、结语 总之,文学作品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是不可多得的课程资源,更是学生十分感兴趣的教学内容。英语教师应充分结合学生学习英语心理特征以及文学作品材料,科学指导学生选择和自身英语情况相符的作品,促使学生大量输入阅读信息后运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作品梗概,从而建构属于自身的文本理解体系,进一步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文学素质。 作者:李素香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中学 文学欣赏论文:文学欣赏对提高青年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性 《回族文学》2017年第2期 摘要:通过欣赏、品味文学,青年人可以在各方面能够有所提高,特别是对综合素质的重要影响上。通过品读文学,青年人可以在与作者的无形交流中增加自身的文学素养,对于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都有正确指引作用;在品味文学中,他们可以陶冶自己的情操,宣泄自己生活中的压力,心灵上得到极大的安慰;学习感人事迹,获得正能量,感悟生活,感悟文学带给他们的积极力量;也可以获得荣誉感,丰富自己的生活,修炼自己的品行,利处很多。 关键词:文学欣赏;青年人;综合素质;重要作用 品味文学,无论古今中外的,在欣赏中青年人均可以读有所思,读有所悟,在品读中可以去深深体味作者在写作文章时的时代背景、时代感情以及作者内心深处流漏出的辛酸苦辣。这些对于青年人来说,益处无疑是巨大的,文学作者把自己一生的阅历,所学等汇编成文学供其欣赏,虽然纸上得来终觉浅,但是这些文学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文学基础,对于他们的学习乃至生活成长很有好处,有利于他们培养自身的人格、为人处世的方法,稳定他们的品性,对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指引,同样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心胸得到了开阔,很有益处。 一、感悟生活、明事理 在欣赏文学时,可以较好的了解文学反映某个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还可以了解某个时期的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可以了解许多现今社会没有的文化内涵,通过欣赏文学的内涵,可以令自己对生活有所感悟,学习到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在欣赏中成长与进步。有句名言这样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古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欣赏他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历史的兴替,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人物中,去反思自己,好明白自己的得失,然后加以改进。不如《史记》,写了很多的人物传记,有许许多多的王侯将相,他们的成长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只要我们善于“吾日三省吾身”,发扬自身优点改掉自身缺点,这些对于我们的成长益处是颇大的。欣赏《诗经》,可以了解学习的很多方法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教育我们学习应该经常的去温习去回味,好可以稳固的掌握知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教育我们对待朋友应该真诚,应该欢迎朋友的到来,好好招待,为人处世道理不言而表。读《二十四史》,青年人可以清楚的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细细品味他们兴衰的缘由,其中很多道理可以用到他们自己身上,比如有些王朝帝王贪婪好色导致王朝腐败最后失败,教育我们应该勤奋自洁,时刻与贪婪好色保持好距离;为何会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源于帝王勤政爱民,这在我们成长中应该时刻谨记,对待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应该坦诚相待,互相交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够明事理,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三字经》、《读“三言”,长见识,明事理》等很多教育我们明事理的文学作品,只要我们熟读几次,明白其中道理,对于我们的成长好处是一生相伴的,值得我们去品味,去深思。 二、满足精神需求、愉悦身心 品读文学作品,这其中的乐趣太多,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李白旷达诗句:“大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我们心中压力巨大时,读到这样的旷达的文字,青年人会感悟到生活乐趣其实是固定的,只要我们身心开阔一些,很多压力只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为惧,然后微微一笑,身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游离在外的青年们,每逢佳节不在家乡思念家乡时,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像千百年来专门是为他们所写一样,读到这样的文字,游子们心理上会得到许多安慰,精神需求的到满足,身心的到愉悦。文学欣赏给人以情绪的激动和感觉的快适,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和愉悦。常年工作在大城市,工作圧力巨大,周末去野外散心,这时候一本《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体验到陶渊明先生当时田园生活是何等的潇洒,然后青年人心中的工作压力会慢慢得到释放,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好景物,精神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心情愉悦了起来,社会上又多了些笑容少了很多愁眉苦脸。在文学的欣赏中,青年人不断感悟人生,感悟生活,一个个文字是对他们精神的极大迎合,心情在文字品读中得到释放,变得无比愉悦,文学对他们的作用是利处极大。 三、培养坚强意志 欣赏古典文学,体会名言警句,用于青年人生活学习中,好处随处可见。“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它教育青年人应该放弃常立志应该立长志,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外国著名文学作品《老人与海》,年龄虽大,处境岁危险,仍然在与大鱼的搏斗中战胜了自己战胜了对手,坚强的意志对于青年人来说非常重要,必须时刻的加以保持加以自固。青年人只要记住这许许多多名言警句,用于生活学习中,何愁不在人生道路上绽放色彩,何愁得不到成功。 四、结论 好好地欣赏文学作品,在与作者无形交流中,去感悟生活,明事理,培养自身坚强意志,身心总会得到极大安慰,精神总会得到满足,时刻三省吾身,总结自身不足,青年人会有很大收获,成长中会少很多挫折,道路会更加通畅。 作者:王子琦 单位: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文学欣赏论文:汉语言文字对文学欣赏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历史发展离不开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与壮大也离不开中国这个重要背景,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呼应、不可分离的关系。汉语言文字内含汉字和汉语两个重要分支,整个语言文字系统是我国文学欣赏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前提。汉语言文字是专属于我国的一种特殊语言和文字形式。 一、汉语言文字的特性 (一)汉语言文字独特的艺术美感汉语是从单音节发展起来的,这就使汉语文字在遣词造句方面极易获得音乐性的抑扬顿挫的节奏与韵律,而且通过排比对仗产生视觉上的平衡对称和整齐的形态美。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其他文字所难以做到的。 (二)汉语言文字的独特思想性汉语言文字和其他语言存在不同之处:汉语言文字以其丰富的字义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字义延伸广阔。“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可以按字面意思理解作者的思想表达,也可以理解为做了某些好事,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也得到了升华。 二、中国文学欣赏与汉语言文字之间的联系 汉语言文字与中国文学欣赏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人和社会的关系。人是社会的基本元素,有人的存在才会有社会,社会才能发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才能让文字不断的丰富。汉语言文字能够组织成优美的文章,诸多美文又组成了中国文学欣赏。汉语言文字的存在让中国文学欣赏有了存在的基础及发展的源泉。由此而言,汉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欣赏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起进步。 三、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字的影响 (一)使中国文学欣赏成为世界文学欣赏的“奇葩”汉语言文字无论是语言分支还是文字分支都是属于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种语言系统。且由于汉语言文字无论是在读音上还是在拼写上,抑或是在结构上都与世界上其他语言有着天壤之别。由于汉语言文字本身具有这种特殊的性质,所以以汉语言文字存在为发展根本前提和条件的中国文学欣赏得以产生后,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语言构成的文学欣赏,从而也就成为世界文学欣赏上的“奇葩”。总之,汉语言文字为我国文学欣赏的绚烂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为中国文学欣赏艺术魅力的展现创造良好基础汉语言文字在经过古今上下几千年的发展和完善后,每一个词语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这些语言通过各种类型组成的方式,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辞藻。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从这些有限的词语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限的意境,这些特性是世界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比拟的。中国文学欣赏的这种拥有无限美妙意境和艺术魅力的形成正是源于中国汉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若没有这种一个字可以看到一个世界的语言文字,那么也就无所谓中国文学欣赏令人无法不景仰的艺术魅力之存在了。 (三)促进中国文学欣赏实现质的飞跃在经过古今上下几千年的不断更新和完善后,汉语言文字越来越精炼,形成了很多词汇极少却内涵无限大的词语。比如“牵一发而动全身”“厚积薄发”等。这些词语在中国文学欣赏和使用上,使得文学欣赏内容更具深意,意象更加鲜明突出,且更多时候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又令人回味无穷的意味。 (四)推动中国文学欣赏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发展汉语言文字在经过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洗礼后,不可避免会在不自觉中彰显着中国的韵味,即便在西方语言介入后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得到了极大的进步,甚至是西方语言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科学化道路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语言文字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处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社会背景下,只有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下,中国语言文字才能够真正发展。而反过来,只有在中国语言文字不断成熟和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文学欣赏才能够依靠更加成熟的文字实现自身的飞跃。可以说,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欣赏是一体的,文字是文学欣赏产生的前提,而文学欣赏又是诠释和发展文字的重要媒介,只有两者相辅相依,才能够推动中国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发展。 总之,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文字之一,是华夏五千年文明所沉淀来的一种特有的语言文字。它以其独特的音形字义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文学欣赏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作者:李技 单位: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文学欣赏课程肩负着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它在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判断能力,尤其是道德情操熏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更加全面,作为当代高职学生,无论学习何种专业,都必须加强语言文学欣赏这方面的修养。众所周知,高职院校学生在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三张“通行证”:一是学科性的;二是职业性的;三是证明个人事业心、责任心和开拓能力的,而第三张“通行证”就是要求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重视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从而促使其全面可持续的发展。2006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规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当前,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应对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变革,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联系现实生活,培养学生文学欣赏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一、传统文学欣赏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越来越受到各高职院校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达到开设文学欣赏课程的真正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传统,教材缺少时代气息文学欣赏多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课本版本缺乏变化。近几年,虽然文学欣赏也不断涌现新书,但是课程教学内容传统,教材没有时代感,所选文本和当下的生活联系甚少,实用性不强,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材内容也不太适合高职院校学生使用,内容程度深浅不一或前后缺乏内在逻辑层次,不利于学生学习。而且,多年来,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始终按照一个大纲、一本教材进行教学,无论什么专业、什么职业岗位,一律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课时、统一的考试,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诚然,当前各高职院校普遍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存在随意减少课时的现象,有些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仅安排12周24课时,如此有限的课时学生是很难学到东西的,素质教育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二)教学方式单一,能力训练缺失文学欣赏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教师的授课多以大班教学,方式比较固定规范,多数以经典导读为主,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学生课上课下的参与程度很低,这种教学方式单一,枯燥乏味,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教师整节课讲,学生不停地记,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学得费劲,学生是被动地灌输,授课教师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学习需求和兴趣节点,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反而会使学生失去学习乐趣,不愿意投入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 二、对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必须顺应时展,和当代教育模式接轨,和高职的实际相契合,改变单纯的理论教学现状,联系生活,接近地气,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充分体现高职职业教育理念。 (一)教学内容兼顾经典与流行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高职学生不喜欢阅读文学欣赏课本,但却津津有味地看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作为教师应多了解当前学生的关注点,主动了解他们所喜欢的文学作品,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等是无法与课本中的经典作品相比较的,但是学生喜欢阅读,这些作品也是当前流行的,学生看得乐此不疲,教师不应熟视无睹,应调查了解,想办法引导学生。如通过经典传统和当下流行相对比的方法,和学生共同讨论,让学生逐步感悟到经典的魅力和永恒,比如《红楼梦》和《甄嬛传》的对比赏析等,多方面、多层次地为学生学习文学欣赏提供便利。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藏书资源,引导学生多读书,在广泛接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增加或融入现当代作品赏析,让学生了解现在,感悟当代风貌。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只有和当前相结合,与时俱进,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爱学并且学好,高职文学欣赏的教学才能有新的突破。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一是联系实际重视能力培养。文学欣赏课程普遍存在重传授、轻实践的现象,这样反而无法展现文学本身的美,学生也会心怀厌倦。诚然,文学欣赏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理解,但是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远远不够,应打破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改变一味的照本宣科,教师可以少讲,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进行自我展示,展示的过程中,教师不间断地适时加以引导和点拨。另外,还应将文学欣赏的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互联网等新兴方式,为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将文学欣赏与实践活动相联,结合实际,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感悟能力。二是多使用任务驱动教学方式。传统的知识理论授课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兴趣,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转变为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布置和完成任务的探究式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要求学生运用生动形象的模拟,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教学中教师是主持人和组织者,学生拥有学习的主动权,学生在自主协作任务完成的过程中,理解分析,发现感受,更能体会学习文学欣赏的成功和快乐。如赏析外国作品《玩偶之家》,教师可以在班级布置任务,以表演的形式再现原著,放手让学生自己分组,阅读讨论,分析排演,师生共同参与,教学互动,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口头表达能力。三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已经在教学中普遍使用,文学欣赏教学可以充分合理地加以运用,通过影视动画,将文字、图片、声音和图像综合直观地展现出来,带给学生多彩的视觉听觉体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赏析白居易的《长恨歌》,教师分析诗文,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可以在上课时插播一段精选的影视剧《杨贵妃》的相关情节,通过视觉让学生有切实感受,如临其境,有感性理解才能进行美的赏析。 (三)作业形式应多样化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课时普遍较少,大多集中在20个学时左右,而且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文学欣赏课程的作业只有靠课余时间完成。为了使学生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作业布置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写作阅读心得、读书体会,可以让学生收集资料,编撰欣赏专刊等,可以组织学生演绎经典作品,独立或小组集体完成,可以采取自评或相互评定的方式,最后再由教师点评。作业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满足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促使学生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文学欣赏作业。 (四)考试内容和方法应更新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考核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书面测试和平时成绩比例为6:4,考试方式主要是通过一次笔试,一张试卷完成,单一刻板,这种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今高职素质教育的需要,必须进行改变。应建立灵活多样的过程性评价体系,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考试内容上要减少理论知识测试的比例,加大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查比例,增加学生平时写作练习、作品表演时的表现评分及其在相关竞赛中的得奖情况。考试方法上可以采用笔试和口试结合的方式,这既顺应时展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人之成才,重在素质。文学欣赏课程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作用很大,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晋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路径分析 关键词: 民间文学 艺术 ;权利主体;著作权;保护 内容提要: 民间文学艺术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然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 法律 保护犹如法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的构建是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最大障碍。为此,我们应在保存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明确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宗旨,完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充分保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传承活动可持续 发展 。同时,确立 科学 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权利流转制度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民间文学艺术被誉为人类 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是进行文学及科学技术创新的源泉。我国存在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然而,现实生活中对民间文艺作品存在一些不当使用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的采风者也疯狂地掠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例如,“木兰从军”是其一,确立科学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的目的在于相对准确地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管理、贸易及侵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比较流行的评估知识产权价值的方法有三种。其一,成本法。成本法主要是指依据开发一项知识产权所花费的成本或者是重置一项知识产权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种方法不反映从资产的所有和使用中带来的 经济 利益,相反,它只反映资产的最小价值。申言之,成本法给与知识产权所能够带来的市场收益关注不够,即它未能反映资产潜在的收益。故成本法经常适用于技术使用的萌芽期或者没有适用市场或没有获得收益的资产。其二,市场法。市场法是指无形资产通过比较在相似的市场环境下,相似资产的近期销售或其他交易方式的差别而进行的价值评估。这种方法如果在一个活跃的市场环境中是最适宜的。但大多数无形资产的交易不够频繁,无法建立以市场为评估基础并可与其他资产比较的价值评估。由于缺乏充分竞争的知识产权市场,所以无法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其三,收益法。收益法是根据知识产权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来进行估价的。这种方法应用最广,因为使用收益法进行价值评估所必需的信息通常相对精确并且很容易获取。根据收益法,一项资产的价值是指给资产所有者带来的未来经济收益的现有价值。这种方法要求对由于知识产权而产生的未来收益流的预测,对未来收益流期限的估价预测,以及对收益流相关风险评估。虽然收益法由于包含多项评估,看起来没有成本法精确,但是评估需要的信息可以被精确地开发和确定。这种方法额外的好处是它具有通过参数调整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特别情形下价值评估各种因素的重要性。[15] 由此可见,成本法和市场法都有较大的局限,成本法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的资产,市场法则依赖于较为充分的信息披露,而收益法的应用范围更广,更为适合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16] 自然 也适合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相对于专利权和商标权而言较为复杂。专利权和商标权一般涉及两种贸易形式,一是整体转让,二是许可使用,所以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评估一般只涉及专利权和商标权整体价值评估或者许可使用权价值评估。而民间文学艺术权利的内容和交易形式都要丰富的多,它涉及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的问题。以财产权为例。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既可以进行著作财产权整体转让或许可使用,也可以选择财产权当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转让或许可使用。如果将每一项权利(或者与其他权利一起)的转让或许可使用作为一种交易形式,按照数学中排列组合的 计算 方法,著作财产权一共可以呈现中的交易形式将令人惊奇,这是商标权与专利权所无法比拟的。而每一种交易形式都涉及评估问题。由于著作权中不同权利的赢利模式不同,在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时,应根据不同的赢利特点进行计算。 其二,引进集体管理制度。民间文学艺术集体管理制度,是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制度。民间文艺集体管理制度是实施版权法的重要手段。 网络 数字技术的 发展 引起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的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巨大变化,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其权利不能控制或难以控制的情形。多数情况下,权利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网络侵权事实的存在,即使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出于讼累及诉讼成本的考虑,也很难逐一去主张权利。采用集体管理组织的形式无疑可以弥补以上的不足。可以说,如果没有集体管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有一半以上将会落空。 从性质上讲,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种民事权利管理制度,是信托的一种具体形式,[18]即权利人将自己作品的版权一并转让给集体管理组织。采取信托方式的最大优越性在于,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授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所管理的权利;同时,集体管理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人进行包括诉讼、仲裁在内的 法律 交涉,这对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及其传承人的正当权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的法定制度表面上似乎与集体管理制度相冲突。其实,法定制度所要解决的是权利主体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问题,集体管理制度则是权利的具体行使方式问题,两者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二者结合起来,能相得益彰,充分保障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权利的实现。 结 语 当前,我国学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存在“综合保护模式与单一保护模式”、“直接保护模式与间接保护模式”、“著作权保护模式与特别权利保护模式”及“现行著作权模式和经有限修改的著作权模式”[19]等理论分歧,争议的焦点则集中在“特殊权利保护”与“著作权保护”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上。从法理层面来分析,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实行著作权保护;其二是授权立法的问题,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或措施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据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已纳入了国务院立法规划。诚然,即便将来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条例,但民间文学艺术毕竟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存在诸多不同。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客体,它既包含有形资产,又包括无形资产,既包括个人财产利益,也牵涉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还需要理论研究的更加深入和司法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 文学艺术论文:研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法 法律保护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文学艺术论文:从语言的模糊性看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 1. 前言 在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但凡经典美文都不乏模糊性的语言,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在当代翻译界也是众多研究学者热切关注的重点课题。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还是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中,语言的模糊性均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在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多样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会造成翻译者在翻译英语文学艺术作品时,无法将原文的主旨精确地翻译出来。所以,研究语言的模糊性,使翻译者能够采用正确的英语翻译策略来应对因语言的模糊性所引起的歧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模糊性语言的涵义 语言的模糊性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定义语言的模糊性的历史第一人是皮尔斯。皮尔斯认为,当对同一种事物有着几种可能性的理解时,即便讲话者已经进行了十分周密和认真的思考,但是却仍然无法对这个事物的归属性进行确定,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失误是模糊的。实际上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当中,模糊性通常是指不明确性,极易使人产生多种多样想法。虽然语言的模糊性具备着显著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人们长期的使用,因而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自觉,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地使用并不会对交往目的的实现产生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响。所以,语言的模糊性也可以这样定义: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自身所具备的属性,是长时间人类社会使用语言不断积淀所形成的认识方式,而且属于不确定的一种表达方式。 3.模糊性语言的主要类别 作为一种语言本质属性的模糊性语言,其在各种语言形式中极为常见,比如词、短语以及句等等。一般可以把模糊性语言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3.1言外之意所造成的语言模糊 在很多英语文学作品当中,有些英语原文在字面含义以外都有着一定的弦外之音,必须借助于上下文的结合才能这些弦外之音推断出来,这些迫切地要求英语翻译人员必须十分熟悉原语的文化。有些看起来表达十分准确的话语往往也极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造成语言模糊。在人们的日常交际用语中,人们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语言附加言外之意,语言的模糊性便由此产生,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说话者的表达,相反还会使得语言的表达显得更为生动。 3.2模糊性语言的使用造成信息模糊 3.2.1模糊词 几乎所有词性的词基本上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模糊形容词包括“漂亮的”、“清晰的”和“年少的”等;模糊名词包括“早晨”、“将来”等;模糊数词包括“部分”、“好多个”等。从这些模糊词当中,可以看出要想使用模糊词,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参照物。 3.2.2模糊限制语 就模糊限制语而言,其使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模糊限制语往往会与精确的语言结合使用,以便于使得语言的精确性有效地转变为语言的模糊性。模糊限制语与模糊词有着很大的不同,模糊限制语本身的语义较少,对语言情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历史上使用模糊限制语最早的学者是拉可夫,在拉可夫《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一书中,拉可夫把模糊限制语定义为:将事情弄得更不模糊或者更加模糊的词语。比如,he is two years old. he is about two years old. 在这两个句子中,正是因为使用了“about”,使得本来对年龄表述非常精确的语句转化成为了模糊的句子。英语语言中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模糊限制语,比如a little bit, more or less, a kind of等等。所以,翻译者必须对英语语言当中的模糊限制词加以全面地掌握。 4.英语文学作品中模糊性语言分析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形象性。读者是通过头脑中的再造想象来欣赏文学作品的,而这种再造想象正是以模糊性为特征。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大大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和想象空间,也彰显了文学作品的魅力。《王子复仇记》中“to be, or not to be”短短几个单词引起了读者无尽的揣测和解读,或许正是这六个单词如此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学作品中成功运用模糊语言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以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在描写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时,常常借助模糊语言向读者展示人物形象,同时也展现了模糊语言的魅力。例如,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项上金缡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王。 模糊性作为语言的本质属性,可以在语言的不同层面即单词、短语和句子中得以展示。本文拟从单词和短语两个层面来分析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有关模糊句子的翻译策略将会另作论述。其原因之一在于英语句型和句法结构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仅是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很难达到翻译好模糊句子,尤其是复杂的模糊句子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句子的翻译,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到单词和短语这两个基本语言层面的分析上。 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精粹便是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是文化艺术的一大瑰宝,而对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翻译是广大翻译者长期以来的最大心愿。就英国知名小说家萨克雷的作品《名利场》来说,它充分地向人们展示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景象,当前我国已经有许多部小说的翻译版本,但是被翻译学界公认为最好的翻译版本就是杨必所翻译的。因为《名利场》一书中有着非常多的模糊性语言,因此这本书的翻译难以准确地进行把握,而杨必却很好地对此书中的模糊性语言进行了处理。所以,下文我们将结合杨必对《名利场》的翻译对语言的模糊性加以探究。 4.1糊词语的翻译 举例1:guff goes home every saturday, but can not this, because he has 2 black eyes.此句当中的black一词是属于颜色词。在英语翻译中,颜色词所表述含义的界限相对来说较为模糊,因为颜色自身就属于一个整体。所以,不同的民族都会对不同的颜色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所使用的词语也是不同的。原文当中的眼睛因被打而变得“black”,而若翻译为黑色的话,那么就难免有歧义的产生,比如中文当中的眼睛变黑,既可能是由于熬夜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缺乏睡眠所导致的,而被打“黑”,中文中一般用“青”来进行形容,比如中文词语“鼻青脸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非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black coffee表示的是清咖,dark tea表示的是浓茶,green man表示的是新手等等。 4.2模糊语义的翻译 通常很多句子看起来翻译很容易,但是在这些句子中一般会潜藏着一定的言外之意,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翻译称为模糊语义的翻译。比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日行千里”等,这些语句当中的“千”并非指的是我们平常说的一千,而表示的是模糊性的含义,表示的是距离长、多的意思。模糊语句的使用能够使得文学艺术作品更加地富有表现力,对模糊语句进行翻译能够考量出翻译者的实际翻译能力和翻译水平。 5.结束语 总而言之,语言的模糊性虽然对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造成诸多的障碍,但是合理地运用语言的模糊性能够使作品更具特色,并且使读者对作者的意图更为理解。所以,必须结合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及作者意图、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对等情况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以便于使英语文学作品实现其自身的艺术魅力。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多元化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 #183;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 #183;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 #183;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 #183;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影视管理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和文学艺术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正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英国茶文化与英语文学艺术分析 摘要:茶原产于中国,可以说中国是最早形成茶文化的国度。在过去中国对英贸易的过程中,茶叶和瓷器、丝绸一样作为重要的出口货物,逐渐俘获了英国人的心,在英国流行开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形成了自己的茶文化,并因其子民对茶叶的如痴如醉,演变成了西方国度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国家之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带来的影响在英国方方面面都有映射,在英国人的母语文学———英语文学中其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主要从茶进入到英国以及茶文化在英国的形成与衍变进行分析,探讨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茶文化;英语文学;艺术研究 从开始进口茶叶至今,英国人爱茶的形象已经维持了长达400多年,茶也从最开始只属于贵族的奢侈饮料逐步进入寻常家庭,成为英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用属于舶来品的茶,英国人不仅孕育出了独有的红茶文化,还开创了优雅的下午茶,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茶文化。而英语文学作为英语语言及反映英语国家社会风情的集大成者,是进行英国茶文化的研究有效渠道。 1茶叶在英伦土壤的生根 茶叶最早来自中国,在很早之前,除了中国其他国家不出产茶叶,更别说出现茶这个词语,在茶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同时,“茶”也逐渐被引入到印欧语系当中,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外国语言中与茶相关的词汇都是由“茶”的汉语发音或者地方方言发音演化而成,比如英语中茶的单词Tea都是从厦门的方言中演化成英文单词的。虽然英国已经有400多年的饮茶历史,但是具体英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茶叶的,还存在争议。由于英国既不生产茶叶,也没有重视茶叶交易的发展,早期英国人饮用的茶叶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进口的茶叶数量十分有限,加上政府对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征收的税收率高达119%,普通市民没有经济实力承担,因此最开始茶在英国只是流行于其上层社会。其中查理二世的妻子凯萨琳皇后更是因为喜欢喝茶被称为“饮茶皇后”,创造了极富英国特色的英式下午茶。直到1826年,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发现野生茶树,并在茶树种植上取得成功,英国人开始在印度进行茶园种植,将茶叶运回英国本土,市场流通的茶叶增多,茶叶价格下降,茶叶才进入普通人家。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的英国,人们越来越关注饮食等生活质量问题,茶得到进一步推广,茶文化也开始成型完善。 2英国茶文化及其演化 2.1英国茶文化的主要形式 在英国,茶的身影遍布,英国人的一天是从饮茶开始,从饮茶结束的。它主要以以下几种形式出现: 2.1.1Earlymorningtea。即英国早茶,是英国人在早上起床之后进行的饮茶活动。在弥漫着茶香的茶杯中根据个人口味,添加适量的牛奶或者柠檬,借助茶中的咖啡因保持头脑清醒,开始一天的生活。早茶多饮用红茶,精选的红茶多来自阿萨姆等红茶产地,无论是色泽口感还是气味,都相当讲究。2.1.2上午茶。英国人无论是上班与否,都会在上午11点的时候进行小憩,来一杯茶,作为工作生活中间的一种调剂方式。因为上午茶时间并不长,只有20分钟左右,这就决定了它在英国茶中最不讲究,也最简单,少为外人知晓。 2.1.3英伦下午茶。在英国茶中,下午茶是最重要也是最考究的一部分,凭借其丰富的内涵和优雅的形式,承载了英国茶文化的内涵。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英国人都能获得半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英国人会备上三层茶点,配上伯爵茶,大吉岭等传统茶饮,在优美的音乐中度过美好的下午茶时光。如今茶会除了是英国人休闲的重要时光,也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时机。 2.1.4高茶。高茶也叫晚餐茶,在傍晚时分进行,通常是与晚饭一起进行的,虽然经常有人会把高茶与下午茶混在一起,但是比起下午茶,高茶更具平民色彩,配茶的茶点并没有过多的讲究。 2.2英国茶文化的内涵 经过长年累月的渗透,茶在英国逐渐衍生出带有英伦风范的茶文化。无论是将享用茶品的时间固定化,还是对饮茶时的服装进行严格规定,又或者是成套的使用精美茶具,英国人将饮茶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全,甚至连茶点的食用次序都有着细致的讲究,英国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人对优质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 2.2.1从健康角度衍生出的饮品文化。在茶叶刚传入英国本土之际,人们对于茶叶的认知还停留在中国的一种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药草的层次,认为其能促进人体健康,驱除人体的邪气,解除宿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把茶叶当成来自中国的仙草。随着茶叶浸入普通大众的生活,人们对茶叶的研究增多,对其认识也逐步深入,人们渐渐将茶当作一种日常饮品,并创造性的添加糖,柠檬,牛奶等物质,茶已经不再简单的只是一种解渴或者药用的东西,而是经过英国本革后形成的一种既营养又好喝的饮品。 2.2.2从休闲角度衍生出的典雅生活方式。几百年的时间里,茶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茶摆脱过去纯粹的饮食地位,演化成一种融合了饮食,礼仪,休闲等因素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成为英伦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英伦下午茶,随着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他已经不再是过去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的餐饮活动,而变成一种对活动环境要求高,融入英伦古典文化,集合审美与使用与一体的娱乐休闲方式,同时也是民众进行社交会友,交流思想的场所。 2.2.3从艺术角度衍生的茶道文化包含了泡茶技艺和品茶艺术两个方面,而在英国,饮茶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为了生理需求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而是升华到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和中国与日本的茶道不一样,英国赋予了茶道更为开放的内涵,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尊重茶道。 3英国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和中国人爱茶从而颂茶一般,英国茶文化对英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在英语文学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3.1茶文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在茶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之际,茶文化不断形成,在英语语言体系中也开始出现一系列与茶相关的词汇语言。正如前文所说,英语体系原本是没有茶这个单词的,tea是从福建厦门的方言中音译过来的。同时teacup,teacake,teagarden等英语词组相继出现,极大的丰富了英语词汇体系。在英语词汇不断多样的同时,不少与茶相关的俗语也相继出现。比如说“That’snotquitemycupoftea.”直译为“那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甚至还被引入中国,翻译为“那不是我的那杯茶”。 3.2茶文化对具体文学创作的影响 除了英国语言体系中茶文化的身影越来越密集,在英语文学中,不少作家和诗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茶的喜爱。诗人喜欢用诗意的语言来传达对茶的喜爱。济慈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曾用“一点一点地吃着烤面包,在叹息中等待凉茶”的诗句生动的对人们等待喝茶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与他处在同一个时期的大诗人雪莱则用一首长达300多行的诗歌这样写道,“那药师医士抱怨的饮品,而我会不顾劝诫大口痛饮,当时神来临,我们将抛硬币决定为饮茶而死谁第一。”茶事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从不少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于饮茶也从来不会吝于笔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狄更斯在其知名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使用“茶”这个单词多达80次,并通过生动细致的场景描写给读者展示了许多非正式场合的英国茶会是什么样子。而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中,对于主角们用茶的生活场景并不少见,用晚餐后必然会出现一场英伦范茶会。“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挤在桌子周围,贝内特小姐在桌旁沏茶……茶具收走,牌桌摆好知识,太太小姐们都站起身来……”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片段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而法国作家安•莫洛亚笔下的英国诗人拜伦爱茶成狂,在《拜伦传》中,他还详细记录了拜伦爱茶的各种趣事。茶从中土西传,进入英国,渗透进英国人的生活,形成茶文化,并演化成英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影响到英语文学,给英语文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素材,成为著名英语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学著作也成为今人详细研究了解英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4结束语 茶叶漂洋过海从东方进入西方世界,在不断的征服人们味蕾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生活已离不开茶,茶文化已经进入内心深处。即使是在当今繁忙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下,英国人依然没有放弃对茶的痴迷,甚至已经将下午茶发展成英国的一张特有的名片,变成人们眼里英伦风的一部分,不管是英国红茶还是水果茶,又或者是香草茶,都深为众人喜爱。茶里来茶里去,这样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的被英国人重复着,各种名义的茶会让英国人将许多时间都花费在饮茶过程中。这样的生活虽然在英国出现不过几百年,却让英国文学家对茶衍生出浓烈的感情,茶文化更是深深融入到英文文学当中,出现在各种文学著作之中,成为英国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为英语文学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更是展现了茶文化在英国的重要地位。 作者:王新灵 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活动与旅游文化建设探索 一、旅游文化渗透于旅游的全过程 渗透于吃、住、行、游、购、娱等诸多旅游要素之中。文学、艺术,也属于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如小说、散文、诗词、楹联以及戏剧、音乐、电影、绘画、书法等,在旅游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有的功效。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对于促进罗平旅游文化建设,提升罗平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特殊作用。罗平县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支持和关心文学艺术活动,致力扶持、培养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罗平作家、艺术家们创作的文学精品,丰富了罗平旅游的文化含量,提升了罗平旅游文化的品位。与曲靖其它各县市相比,罗平是曲靖文学艺术的高地,已经形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罗平的文学艺术活动十分活跃,文坛盛事不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屡获殊荣。罗平文学既有领军人物,如县文联主席何晓坤,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诗人,著作丰厚,新作不断;也有群体性力量,罗平县文联旗下的文学期刊《多依河》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展示身手的平台,并培养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作家、诗人。罗平本土作家、诗人,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罗平县文联连年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如《罗平文学艺术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十卷本,与旅游文化和地方文化相关联的就有《罗平景区优秀楹联选》、《走进罗平》、《罗平风情录》、《罗平景区景点传说》等4本。近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迤东诗丛》首发,而且召开了研讨会。《迤东诗丛》一共5本:《空杯子》(彭翕霖著)、《行云流水》(马绍稳著)、《叶脉诗丛》(罗光茂著)、《荒芜与安宁》(九光著)、《我看见太阳》(张诚著)。《迤东诗丛》的出版,是近年来罗平诗歌创作成绩的一次集体性展示,也是对罗平文学百家齐放的未来的展望和期许。在罗平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搜集整理方面,尤其是对罗平布依族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扎实推进,成效斐然,《罗平旅游文化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中就有一本《云南布依族文化研究论文选》。近年,《罗平文苑》网站开通;罗平文学艺术馆开馆;云南省文学创作基地、摄影创作基地落户罗平。在影、视、剧等多媒体艺术方面,依托罗平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秀丽山水,先后已有《翠火》、《大学生村官》、《多彩季节》、《千机变》、《翠香》、《纪委书记》等多部电影(电视剧)在罗平拍摄。尤其《布依姑娘》,就是第一部反映罗平本土民族特色的电影。 二、罗平旅游文化,必须要内涵罗平的地方性、民俗性、民族性等因素 也就是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性完美融合,旅游文化才具备独特性和生命力。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罗平的自然景观、风俗人情以及时代社会变迁,起到了旅游开发的部分作用。但是,罗平旅游文化建设,罗平文学艺术,还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旅游文学的研究、整理、开发、创作。中国文学有旅游文学的优秀传统,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游记,有很多就是千古名篇,现当代的很多关于风景名胜的篇什,也已经成为文学经典,旅游文学自古至今,就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个类型,而且非常繁荣、发达。旅游活动产生旅游文学,而旅游文学又深化了旅游文化,促进了旅游发展,旅游文学本身也就具有了旅游资源的属性,对景点具有文化渲染和包装开发作用,对游客的旅游动机是一种强大的驱动。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发展,建设旅游文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即旅游文学成了旅游景观的免费广告,是促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重要载体,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潜在的游客,而且,这种影响完全可能是久远的。从这方面的意义而言,罗平旅游文学才开始起步,是罗平文学艺术的不足之处,也是罗平旅游文化的短板,因而也就大有文章可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大力度塑造排他的、独特的,具有罗平气派的旅游文学。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要定位准确,群策群力,合理规划,集中优势创作资源,罗平旅游文学的空间十分宽广,既然已在路上,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够产生可观的成果,重要的一点是,打造精品,持续发展。积淀深厚的罗平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罗平文学艺术活动,生机勃勃的罗平文学艺术创作,发展中的罗平旅游文学,在推进罗平“文化大县”建设,提升罗平旅游文化内涵,提高罗平旅游的知名度,促进罗平旅游事业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大有可为。 作者:蔡焱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式当代文学性观念分析 (一)将文学性引向消费化、娱乐化 中国式当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性已经逐渐向现实展示一种特有的文学视野,且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引领下与当代生活方式实现统一,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消费文学、网络文学等具有更强的消费性与娱乐性。消费文学与网络文学不但是一种新型文学形式,也可以为人们带来新式文化体验。消费化与娱乐化的文学性体现了文学对于当代生活中新感觉、新品味的追求,同时也适应了现代人构建标新立异式生活的需求,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具有艺术化。另一方面,文学性的消费化不仅是生产形式、生产结果,同样也反映了文化的符号性。消费文化出现后,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文学发生深度连接的桥梁。此外,当代人在理解文学性时,也会受到现实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生活体验中,对文学性的理解也更倾向于消费化、娱乐化。在这样的文学性观念影响下,文学性将可能会逐渐失去统一性、自足性的立场,但同时也使文学性在现实中的研究领域实现了扩大化,审美体验、文学体验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性与情感性,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就为当代文学性观念的重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在体验文学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媒介,互动性体验、多向交流体验或双向交流体验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再加上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也使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非经典化、大众化及个体化,因此文学性可以得到多种体验。在当代文学中,网络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而言,网络文学体验逐渐拉近了文学性与阅读性之间的距离,并进一步解开了文学性神秘的面纱,使文学性逐渐成为文学艺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及文学艺术生命活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与文学市场的不断延伸也逐渐将文学性的东西转变为一种享受性明显的载体,这就可能造成传统式文学性中的精英意识、经典意识被逐渐削弱。当精英意识与经典意识被削弱时,就会对文学性知识的重构带来许多难题。为了避免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性意识被不断弱化,则需要高度警惕当代中国文学中娱乐性文学观念不断蔓延的趋势,以避免因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而造成文学性变为娱乐性,并由此阻止文学彻底沦为一种社会需要的商品,保证文学具有一定的审美性、情感性及符号性。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学性是文学艺术得以存活与发展的根基,深入探讨当代文学所具有的文学性有助于建立起批评及褒奖当代文学艺术的准绳。如中国式当代文学缺乏一定的问题性与批判性,则可能难以产生具有启示性或独创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难以保证当代文学可以在世界文学中独占一席之地。 作者:康小红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典园林的文学艺术研讨 园林的文学形式一般以诗、词、曲、赋、散文等诗文形式,为园林、景区甚至一草一木题名,并撰写丰富多彩的楹联。创作者往往通过园林中的匾额、楹联、题写诗词歌赋等来直接衬托出相应风景的意境,而很多园林也会加入一些与园林相关的文学、绘画、书法、理论等创作,借此更好地表现园林的文学艺术气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会穿插一些以景寓情、以景怡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来增加园林的无形的“意境”及内涵。让游园的人在游览园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园林所包含着的“诗情”,所包含着的“画意”。因此,不仅仅文学是对园林的反映,园林同时也是对文学的表现,文学与园林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园林文学艺术的发展 我国的园林文学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代的《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是最早的园林文学。《诗经》中早有关于“囿”的记载。而在我国关于园林的赋中,必须要提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杜牧的《阿房宫赋》,从水景、石景、植物、动物以及建筑等多个方面表现了当时园林设计的巧妙。还有很多园林的散记,比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唐代白居易的《冷泉亭记》以及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将人、景、物紧紧结合,表达高超的思想境界。例如,在东晋大文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人们向往的人间仙境,对造园艺术和文学发展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 到了元、明、清,中国的园林文学已经发展到了精益求精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很多文人都在自己的剧曲作品中通过写园林写景色来抒发一些咏史、叹世、怀才不遇的情怀[3]。在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曲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通过秋天、西风、瘦马、老树、枯藤描写得萧瑟来呈现出羁旅荒郊的凄凉。 到了明清时候,已经将造园工艺和文学艺术的融合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在很多的文人作品当中都是可以见到,例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园林的布局、园林的题名及园林的诗赋等都融入了特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综上所述,古典园林从构园、造园到题园、咏园,都是与园林文学紧紧相随的,因此,古典园林的发展与园林文学的发展相随相伴的。另外,通过园林中景物的题咏,使得游园的人们不仅欣赏到园林的美景,更能感悟到造园者赋予景物的思想内涵。 文学艺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 (一)成景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独到的匾额、优美的楹联、精湛的书法篆刻。我国古典园林也多是主题园林,多以典故和内涵来突出园林的主题。例如清代初期文学家张岱的园子,取名为“不二斋”。而在古代“,斋”代表园子不大,比较小,而“不二”二字主要是指“可以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法门”之意。另外有一些园子的面积比较小,常常取名为“残粒园”、“寸园”“、半园”“、芥子园”或者“壶中天地”等,也常常暗含主人家淡泊名利、闲情逸致的超脱性情。这些标题往往有画龙点睛的功效,主人家需要很用心才能确定园名。而对于游园的人来说,首先要通晓这其中的意义,才能够很好地欣赏园内的景观,通晓主人的用意。也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回中道出了书画在构园造景中的重要性———“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在我国古典园林中,随着骈文和律诗的发展,楹联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同时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文学艺术形式[4]。古典园林中的楹联丰富多彩,从一字一音一义中反映人们的认识和客观规律,以及一些亘古不变的哲理。一般由古典诗文的对偶以及押韵演化而来的楹联,它在内容上不仅引入了类似诗词曲赋等的长处,而且往往从形式上表现出对仗工整,把散文的气势与韵文的韵律很好地配合在一起。如我们熟识的位于苏州古城的“拙政园”,在它的“雪香云蔚亭”中有一副对联写道“蝉噪林更静,鸟鸣山更幽”。又比如扬州瘦西湖月观中一副楹联为“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再有就是有名的回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使人读起来连绵不绝,柔情尽洒。此外,这些楹联和匾额不仅文字隽永、文书美妙,而且意寓深远、情境含蓄。园主也往往通过文字和书法来点明景点的精华,抒发自己的情怀。而在我国古典的园林中,篆、隶、草、行、楷五大类书体都有,每种书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使得两者相得益彰。 (二)点景 点景往往以最凝练的词或字来点出景点的环境特征、景观境界[5]。古典园林非常重视意境,至今还保留的古典园林不少,比如苏州的“网师园”和扬州的“个园”。网师园一开始是由南宋文人史正志兴建的,到了清代由宋宗元将网师园买下并重建。宋宗元自比为渔人,号网师并以此号来为花园命名。因为网师有“渔隐”的含义,都有归隐的意思,因此园内的格局布置和题名都带有很浓的隐逸情怀。盐商黄应泰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个园,因为黄应泰本人喜欢竹子,借鉴了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意,在个园中种植了很多的竹子。另外,个园的“个”字就是“竹”字的一半,以表现竹子的坚贞不屈。 (三)拓景 拓景点出了园林的主题和景色意境,但是为了增加园林对主人思想感情的表现和寄托,往往需要发挥联想、想象来扩大意境表达的外延。通过借助诗词、散曲、匾额等文学形式来营造中国古典园林的深邃意境,并以此丰富其思想内涵。 总而言之,在营造园林的情境中,以题名、楹联、诗歌、散文等园林文学发挥园林景观的神韵。园林的意境与文学的意境通过园林与文学的相互融合来达到最佳的统一。文学与造园二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此情、此景表达得淋漓尽致。(本文作者:王义兵 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代文学艺术审美研究 一、审美惊奇的文字学考察 拨开历史的风尘迷雾,汉字的象形和会意显示出直逼本相的简洁与明快。《说文解字》解释惊(驚):“驚,马骇也。从马敬声。”所谓“马骇也”,意为马因害怕而受惊鸣叫或狂奔不受控制,也可以聚焦于马受惊而扬蹄欲奔的刹那。无论是鸡犬相斗,还是老虎和熊举起前爪要扑人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动作,①这一时刻画面感极强(莱辛认为,画家表现动作应选择发展顶点前的那一顷刻,这一顷刻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可以让想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另外,汉字符号“驚”本身也浓缩了马腾空而起将欲狂奔的这一极富张力的动作画面,体现了汉字画、形、意相通的特点。《说文》释“奇”为:“奇,異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从大从可,会意。”这里有几点可以注意,其一是“不群之谓”,即不同凡响,奇异超群;其二是“一曰不耦”,此处“奇”与“偶”相对,本意为“奇特、奇异”,无可与之相匹配之物;其三为“从大从可”,可解释为“大可”,现代汉语里称之“非同小可”,本义是奇异、特出之物;最后,“奇”可释为“珍奇”、“稀奇”,言珍贵罕见之物,可训“珍”。 《说文》云:“珍,宝也”;“宝,珍也”,本意指珠玉等宝物,皆指有罕见价值而受到追逐和珍爱。可见,无论哪种说法都透露着“奇”(不凡)超越“常”(一般)的品质,泛指一切奇特、异乎寻常的人或事物。由此,“惊奇”可释作“为奇所惊或因奇而惊”,诉诸审美活动,即是“为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或因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谓之“审美惊奇”,它通常是指主体心理的审美效果而言,是一般美感的极致状态,可称之为“极度美感”。以上是在探究“惊”、“奇”本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可以训“奇”的一些汉字的研究,解读其背后潜伏的共通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何以能引起主体的惊奇美感。研究表明,审美主体能从象征着珍奇、稀有、罕见、奇特、奇异、神奇等特征的非常态事物中获得审美感受。当然,同“珍”(怪)或“奇”(异)之于审美惊奇一样,相近的还有“新”、“变”。两者无论作为名词抑或动词,都有引发主体审美惊奇的潜能。但是,“新”不等于“奇”,“创新”也不等于“创奇”;“变”亦非一定指向“奇”。“新”、“变”提供了惊奇之美产生的可能,它们之于审美惊奇的产生是或然性的而非必然性的。 二、审美惊奇的重要构成因素———至大至刚 对“至大至刚”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构成因素,也不是具有“至大至刚”特点的文本都能带来审美惊奇,因为这和主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但从审美效果角度看,“至大至刚”在引起审美惊奇时最为明显和常见。作为一种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原则,审美惊奇也反映了以古老的诗性智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的深层要求,因此,与“自然”、“雄浑”等范畴一样,贯穿了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并在漫长的迁变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丰富与发展。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也约略可以窥见这一古老审美原则愈发明晰的演变轨迹。对“奇文郁起”的屈原,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又说,“《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辨骚》)因此屈原的《楚辞》为我国古代的审美惊奇观念赋予了奇伟瑰丽的形式美特征。审美惊奇在“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汉赋里有更精彩的表现,仅以枚乘《七发》为例:“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此天下怪异诡观也。”观涛为《七发》中著名的一段,涛形雄奇奔放,雷奔云走、铿锵镗踏,让人目不暇接,魂驰魄荡,冲击力极强;且文字里夹杂着许多难读字体,表现极其奇异、诡谲,具有陌生化特征,延长了理解和感知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审美表现力;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排比的运用,使文章气势不凡,一泻而下,审美主体的直觉能力也得以全面张扬;显示了极为摄人魂魄、动人心弦的心理震颤特点。 一般而言,以“至大至刚”为构成要素的审美惊奇多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遇,这瞬间的震撼与迷狂、灵感与兴象,万千齐发,伴随着生命的狂喜与激荡,如此真实、又如此难以把捉,如此短暂、又如此执拗地盘踞在我们心中,每每想起,总不免让人怦然心动。它是惊心动魄的审美强音,在美感经验的制高点与我们的生命不期而遇。然而,人类的审美感知并不是数学中的某个常数,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审美经验的不断增加而发展变化,文学艺术提供给参与审美活动者的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审美经验里,发现并重新建构新的审美心理图式。审美主体调动已有的审美心理图式,置于当下的审美经验里,过滤掉芜杂、散乱、废旧的信息残留,重新加工、整合,形成新的认知体系和审美心理图式,以全新的姿态向未来时间沉潜,通过反思与重构,为审美惊奇的再次发生创造可能。 三、审美惊奇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审美惊奇理论表现了一定的连续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段话常被用来阐释“诗”与“情”、“志”的关系,即通常所谓“诗言志”和“诗缘情”,也有学者用以把握“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①笔者认为,《毛诗序》的这段文字可谓生动、准确地描述了审美惊奇发生的全过程,并且几乎调动了与审美主体相关的各种要素。其中包括“情”、“志”、“心”等精神因素,还包括了“言”、“手”、“足”等物质因素,在紧张剧烈的心理体验中,尽可能地运用多种载体来呈现审美主体所能经验到的极致美感状态。朱光潜认为:“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②此话洞见甚深。应该注意到,这56个字,以情感为动因和主线展现了一个逐层递进的链条: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诗。“志”在心中不安游走,具有要求实现自我的言说冲动;“情动”是审美活动开始的契机也是终极动因,要求审美活动持续进行;“言”是物质载体,要求符号化的情感表达;“嗟叹”诉诸声音,彰显了“言”的局限性;“永歌”是自然之声向审美之音的提升,开始了美感的具体化;“舞蹈”是肢体的符号语言,借助有节奏的肉身的旋转、跳跃、飞腾,实现了审美活动由“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到“声、乐、舞”一体的完整表达。至此,审美惊奇全面呈现,表现为手舞足蹈的忘情狂欢;此过程付诸文字,“诗”便真正产生。即由“声、乐、舞”转变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交响合鸣,审美惊奇的符号化据此诞生,而此符号化也恰恰见证了审美惊奇的激荡表达。历代有关审美惊奇的论述较多,仅举两例如下:“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公诗,文体多,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方东树《昭昧詹言》)以上两例,或作为创作的艺术理想追求,或作为评鉴的艺术价值标准,都对审美的惊奇效果给予很好的描述与论断。这种极致美感给审美主、客体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是不易企及的审美标准,散发着不同流俗的审美之魅。显然,引文都很好地表达了审美惊奇应有的属性,也显示了审美惊奇理论的连续性。 审美惊奇是审美心理体验的极致状态,这也决定了惊奇美感体验具备审美体验的一般特征,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审美心理效果等有所差别而已。从美和奇异之美或惊奇之美的关系而言,惊奇之美是美的高级形式或极致状态。这说明惊奇之美首先是美的一种,在心理效果上,审美惊奇是一种极度美感,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对惊奇之美的体验,某种程度上可喻为审美的“接着讲”。综上所述,审美惊奇不同于一般审美,无论是思想内容(如立意、题材等)还是表现形式,都对文学艺术文本要求甚高,同时亦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经验密切相关。在审美惊奇中,个体生命暂时摆脱了庸常与烦闷,获得惊奇美感体验的补偿,这使之不断保有对审美惊奇的探求与追问,并在对惊奇的思慕和对庸常的反抗中,体验到审美惊奇而倍觉安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惊奇,也亦因此永恒之思而多姿多彩。主体辗转于永不停息的追问之中,这不但是审美惊奇理论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其所以存在之原因。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对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 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因此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将大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现代社会的需求。文学艺术对于人们情感、道德、智慧、品格、审美等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将文学艺术运用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促进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张赣 单位: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探究 一、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实践 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起端于2003年,2005年承接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个试点项目”为标志,拉开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建设的序幕,已形成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格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 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领导协调、专家咨询、保护研究三方面形成了区、地、县三级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同时,于2008年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在文化厅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当前,除自治区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并新增了7个全额事业编制外,新疆已有90%的地州、县(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截止到2009年底,新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已达557人。 (二)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 首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级文化部门投入本系统人员1896人并吸收社会力量9063人参与,经过三年的全面普查,获得阶段性普查成果3772项,初步掌握了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基本情况。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新疆已形成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世界级3项,国家级70项,自治区级293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13个世居民族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国家级和自治区保护名录。2012年计划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名录项目”,实施分类保护。再者,注重扶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新疆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名(共3批),中央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8000元;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427人(共3批),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3600元。各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登记各民族传承人17483人,给予一定的传承补贴。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和对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的考核机制,贯彻落实权利义务和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各民族优秀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充分调动了他们传承、教习的积极性。最后,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道。以维吾尔木卡姆的保护传承为重点,逐步开拓了五种传承通道。一是坚持原生态传承,统一规划建设10个木卡姆传承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3个,4个在建,实行民间艺人就地传习、教学、展示;二是专业传承,积极支持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做好维吾尔木卡姆的收集、整理、规范、展示等工作;三是文本传承,《十二木卡姆》已有3个版本,《哈密木卡姆》已有2个版本,《吐鲁番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各有一个版本出版,经过深入研究,还将出版更为完整、严谨的木卡姆版本以传之后世;四是教育传承,区内有关大专院校开办维吾尔木卡姆传承班、招收木卡姆专业研究生,编写维吾尔木卡姆的普及型乡土教材,推动其进校园、进课堂;五是多媒体传承,出版有关维吾尔木卡姆的多种图书和音像制品,编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数据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传播 由新疆艺术研究所和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头编撰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新疆卷》“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出版面世,该套志书始于1985年,历时24年,是全面搜集、整理新疆各民族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浩大工程的标志。此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等陆续面世,2012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正式启动。从2006年起每年“文化遗产日”系列展示活动、“新疆民间文化艺术节”、“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首届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全国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依据“十二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拟在新疆13个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街区、村落或特定区域,建立莎车县“维吾尔木卡姆生态保护区”、布尔津县“哈萨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等4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在地整体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和发展。 (五)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1年吾库萨克乡热合曼•阿布都拉传习所———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列为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举办了“2012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成果展”。目前正在落实设立4个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实验区,推进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产业发展、文艺创作繁荣,促进其在民间的保护和活态传承。① 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实践 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给予立法保护始于1985年1月1日文化部颁布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立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目前拥有“新疆美术工艺大师”126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1991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间国家版权局曾于1997年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被列为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同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列入“开展‘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项目,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内容纳入中国民间文艺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形成可操作的中国民间文学数据库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工作措施。我国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国务院先后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并于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体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8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施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法制轨道。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2010年4月19日新疆颁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强传统知识、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促进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发展被列为专项任务,以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成为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新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和新疆地理标志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及政府文件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2011~2015)的工作措施。 三、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司法保护实践 新疆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引发的典型纠纷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积累了有益的司法实践判例。 (一)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纠纷 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之争引发人们的关注最早要追溯到“西部歌王”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版权纠纷,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纠纷。1992年王洛宾在台湾与晏茜茜女士签订协议,将《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十首民歌作为个人的著作财产由台商买断。期间王洛宾指控罗大佑推出的《情歌纪念日》专辑,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和署名权。罗大佑就此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通过学术界、音乐界、文化界和法学界弄清这些“根本是民族遗产的新疆民谣,究竟版权归属什么人”。此事件在音乐界引起一片哗然,在西部也引发了许多关注。1994年《人民音乐》从第6期开始开辟专栏,展开了持续一年针对王洛宾和西部民歌版权的讨论。 (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著作权纠纷 代表案件之一是关于王洛宾多曲民歌权利归属问题出现的多起案件。在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哈力旦•乌甫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涉案歌曲《高高的白杨》经过鉴定与原告《我的花园多美丽》的曲调在音高组织、旋律骨干音及旋法节奏形式、句式结构等主要方面基本相同,在节拍形式、具体的润腔及结构细部有所差别。两首歌曲中曲调的母体均源自同一首维吾尔民歌,只是歌词不同而已,因而无法认定《高高的白杨》是由原告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因此,在王洛宾生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能被确认为侵权作品的情况下,王洛宾应享有《高高的白杨》的著作权。①代表案件之二是万志民诉葛顺中等侵犯著作权案。歌曲《相爱》是原告万志民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整理后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司法实践认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一方面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但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应允许公众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被告进行改编不需经过原告许可,形成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的作品著作权应归有独创性贡献的葛顺中。判决多次提及两首歌曲改编自民间艺术作品,在署名上仍应注明民间艺术作品的来源。② (三)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纠纷 新疆近年来民间文学艺术标示纠纷以“刀郎”之争为最。首先是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诉罗林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受理法院认为:尽管“刀郎”一词具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等含义,但因罗林以艺名方式推出其歌曲作品为公众所认知,“刀郎”一词不仅带有原有含义而且亦兼具“演唱者罗林”的特定署名含义。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与潘晓峰专辑在其包装上标示演唱者时,弱化使用“西域”,突出放大“刀郎”,构成对罗林“刀郎”艺名的使用和演唱者身份的假冒,侵犯了罗林的作品署名权和表演者权。③此后的“刀郎”商标被热注成为酒、刀具和服装类商标,早先被注册为酒类商标的“刀郎”商标行情看涨,据称将以3000万元的底价拍卖。④“刀郎舞之乡”新疆阿瓦提县县委宣传部注册了daolang.cn、“刀郎”等近10个域名。⑤类似的争议还有“木卡姆”注册商标专用权⑥以及“阿凡提”注册商标纠纷案等。⑦ 四、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制约评析 从行政、立法和司法来看,对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行政保护方面,新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框架下,扎实推进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传承体系的建立健全,遗产整理与传播以及生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推进。在立法保护方面,新疆在全国列位于较早开展地方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省区,开辟了我国专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省级地方单项立法的首例,并首创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地方立法保护的初步尝试。在司法保护方面,新疆多起相关案件,既有较为普遍的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权利案件,更有全国首例民间文学艺术纠纷案件,在司法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有益的判例作用。通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现状,可见一条这样分明的脉络:法制层面从国家到地方,《著作权法》第6条勾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路径,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第22条“利用木卡姆艺术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应当依法保护木卡姆艺术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并尊重木卡姆艺术传统样式和特定习俗,不得对其歪曲、滥用”的规定首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尝试。但这两条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法规与之配套,其实际的法制效用是非常有限的。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现有民事法律机制架构实际就是一部国家法律和一个地方条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的法制依据,从《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均是行政法规。行政立法保护与行政政策的保护是互为因果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与立法保护实际是在同一行政法律机制架构下展开运行的。而在司法实践层面,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属异议关乎的都是知识产权制度:除了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的条款之外,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元素在“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未出台之前事实上处于民事法律调整视阈之外,充其量依托极特殊个案判例,①或现有可援引的法条来展开运行,而后者方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本体。由此,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法制层面事实上的不均衡、法制与司法事实上的脱节:行政法律机制丰沛而民事法律机制单薄;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面临大量的民事案件无法可依,现行法律捉襟见肘的局面。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事实上遭到了忽视。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这种状况也正是我国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五、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出路探析 文化的本质使民间文学艺术既是精神智力文化、又是经济文化、也是政治文化,这客观需要将其视为文化人权与主权,也需要将其视为经济产权;民间性使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客观需要将其视为公共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维持族群与其文化间的互力,维持族群与其他文化利用者之间良好互补,客观需要将其视为群体私益。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交织客观决定了保护机制的非单一性出路。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机制是以市场为环境的交易制度保障,以权属的厘清为市场行为的基本前提,遵循市场法则并呈现市场调节的特点。其优势在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注重激励、自发淘汰,形成微观经济体的竞争活力;其劣势在于利益至上、两级分化、宏观失调。民间文学艺术是体现价值创造和精神需要的智力成果,凝结着民族的价值、信仰,传递着民族的历史、知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灵魂,实际上无法也难以以市场价值来衡量其价值。①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位一体权利;其主体二元统一,体现出浓重的公共品格;民间文学艺术的族群人权性要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私权与人权协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意义从族群生存发展需要,扩展到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关系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这与产权机制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行政保护机制高效、统筹、均衡的特点,能对市场机制实行有效互补,方能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利用优势资源后发赶超,增强文化软实力。行政法律机制是借助行政法规与行政政策,将管理者宏观目标通过被管理者贯彻落实。以国家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遵循政府管理法则并显现宏观调控的特点。其优势在于总量控制、调节分化,形成宏观经济环境的健康;其劣势在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指导滞后,导致活力不足。在新疆实地调研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行政法律机制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卓著成效的巨大推手,其效用持久与政策力度成正比,这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投入荷载是严峻考验。行政法律机制外在的善意在极大提升族群文化自尊自信的同时,族群自身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依旧滞后,这种差距使族群总体缺位于主动的文化保护和促进,并引发文化传承内核虚化、文化开发内涵空化。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第一,当前法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仅涉及到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普通传承人、民间文学艺术族群主体的权利搁置,这在实践中已经引发矛盾纠纷,削弱了族群成员个体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二,整理者的权利义务缺乏相应规定导致争端;第三,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新创作对原作品与素材的权利尊重问题;第四,商业性演出以及改编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歪曲、不当使用造成精神伤害问题;第五,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获益有限,主体缺位难以实现对保护利用的有效监督;第六,跨境共有民间文学艺术申报与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缺乏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认定,尚未建立相关群体、个体传承人与再创作者之间合理利益分享机制,尚未设置保障公众使用的权益机制。而这些正是知识产权机制努力的方向。无独有偶,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的相关立法活动,表现了在探索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走向民事法律机制的私法保护与行政法律机制的公法保护二位一体的进路。WIPO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机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WIPO-IGC),其工作主要围绕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等三个主体展开。着手探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推动各国相关立法,继续发挥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主导作用。UNESCO所辖的诸如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了有益探讨,发动了超越WTO体制的“软法”造法活动:一是颁布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二是鼓励各国尽可能利用《知识产权协定》的弹性条款和开放性条款,在协定的“总轮廓之内型塑权利和权力的结构”,“以满足缔约方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政策目标”。②先后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国际社会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行动框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①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私人产权,这即是WIPO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集体文化权利,这即是UNESCO的非知识产权保护模式。WIPO主张的著作权或专有权,都是授权性的保护措施,即是以赋予产权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提供保护。UNESCO在其公约中所提出的“保护”,包括“保存”、“维护”和“加强”等9种方式方法,主要是行政性的保护措施,即是国家从文化主权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两种保护方法分属于民事法律机制和行政法律机制的不同领域。②回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轨迹与现状,也是这种需要和进路的翻版,这与民间文学艺术非实现国际保护不能成就其真正保护不无关联。概观国际、国内保护脉路,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综合保护、全球协调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必经出路。 综上,就一国国内法而言,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应采用二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模式,即公法与私法结合,行政法律制度与民事法律制度结合的保护模式。在立法操作上,由于法律属性的区别,可以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一部行政法律制度统领下,同时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的属性分别建立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民事法律制度。以民事法律制度注入私权动力,以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利益均衡,实现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互补,私权与人权的统一。民间文学艺术综合保护机制在不同阶段的倚重点是有区别的。就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存续是第一要务,法律保护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存续,而不是明晰产权,激励发展。因此法律制度保护的路径,首先是通过政府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存续保护,这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前提基础。其后才是民事法律制度发展保护的逐步介入和深入,最终走向以存在推动发展,以产权激励发展,以发展促进生存,提升综合法律制度保护机制,培育民间文学艺术自身“造血”功能,促进和实现民间文学艺术自主良性发展。应当客观看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寄托于它所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善良的意愿,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间文学艺术会在与生产方式的互动中实现新陈代谢,那些失去依存环境的部分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将会被不断地再创造。 作者:吕睿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工农兵文学艺术奉献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 还是回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作家个人风格的统一问题上来。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工农兵文学作品,赵树理小说的朴实、平易和大西北的泥土味,是他的个人风格,而这又是工农兵群众的平朴、通达、亲切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具体体现;周立波《暴风骤雨》所表现出来的激越、豪爽和幽默感,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然而其中又表现出亲近土地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作风和气派。孙犁《荷花淀》等作品表现出来的沉静、优美、充满诗意的个人风格,也透露出中国民众追求安定、和谐生活的作风和气派;同样,梁斌《红旗谱》的大气磅礴也表现出中国民众的豪情;柳青《创业史》所表现出来的稳健、沉静风格也表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平稳、宽宏的气韵。强调个人风格,这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历代的文论家们都十分注重对作家风格的推崇,并以对作家风格的认识作为他的学术眼光的标识。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古代的文论并不十分强调中国的民族风格。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大一统”[7]42。民族风格本已存在,所以没有必要强调;而西方国家地缘并不那么广阔,国家之间来往频繁,“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以及丹麦、西班牙等国在相当久远的年代,彼此间的文化就开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7]1,因此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突出,由此,也就不可能强调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格。同时由于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之后,就强调个性解放,极为重视个人的权利和特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极为注重表现作家的个人特点。而又由于西方特别重视思维,注重哲学,所以在文学作品中重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的独特感悟和作品的哲学意蕴。相比之下,对于作家个人的风格,并不那么强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工农兵文学这一民族风格和作家个人风格统一的风格式样,都显得非常特别。试问,赵树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有哪一部像是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或者《水浒传》?《水浒传》虽然由其情节、结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平朴是大众化的民族风格,但作品所写的造反者们对宋江的意见既想不通而又照办,唯“好官”、“兄弟”宋江是从,宁愿含冤负屈的思想作风,以及全书所表现出来的含混不清的混沌氛围,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豪爽、通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相违,和《红旗谱》所表现出来的坚韧而奋勇向前的气势大相径庭。而《王贵与李香香》既与李白、杜甫诗歌不同,也与白居易诗不同。白居易的叙事诗如《卖炭翁》,其语言的平易、朴实,固然有大众化的民族风格的成分,但其居高临下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哀怨和愁丝难断的心境,这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追求正义、豁达勇猛的民族气派不同,与《王贵与李香香》所表现出来的虽然屡陷困境却勇往直前的气概有别。与国外相比,应该说,西方无论哪一个作家,其风格都不是大众化的个人风格。所以从世界范围看,工农兵文学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民族化、大众化统一的文学风格式样。 上面所谈的是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不但是从横向(世界)着眼,而且是从纵向(历史)着眼的。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工农兵文学都是非常独特的。作为学术界,不能以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派的眼光来看待它,也不能以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因为它并不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也不是中国古典文学。它就是它,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同于前苏联文学的政治斗争文学。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才使它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独特的艺术贡献。世界文学应该是多元的,既然西方可以有各种“主义”的文学,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独特的政治斗争文学呢?在谈论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时,笔者同时也认为,它存在着好些文学方面的失误,形成了以故事情节诠释公众意识的模式,导致了文学的浅露化和趋同化;对个人独特情感的轻视与漠视,减弱了情感的震撼力和作品的感染力;把思想引导变为行政领导,影响了文学的自由度等等。而这种失误,也是独特的。当今学术界的好些人正是以此为依据,对它作彻底的否定。只看失误,不看贡献,笔者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现代性及分期 当前人们所讨论的关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忽略了其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新时代的背景下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应该立足于现代性的“地面”等客观问题之上,人的现代性生存体验是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现代性指的是人的生存体验感受,而文学现代性的分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成为现代1和现代2两种意识形态。 一、文学的现代性 (一)文学现代性的“地面”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话题已经成为时下我们讨论的热点。无论在论文答辩,还是现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的论文题目当中都涉及了许多关于文学现代性的问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现代性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与此同时现代性通向文学的桥梁在何处。文学史通过语言描述的方式,形象生动而又具体地向我们阐述了现代性的客观意义,这属于思维层面的问题。文学现代性拥有着独特的审视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深入地说,笔者认为,文学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体验,也就是人对于他所生存环境的一种敏锐和特殊的直觉。文学创作来自于生活,是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悟和体验的呈现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桥梁。这里所提及的体验,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思维模式不同,不是我们心理学意义上的思想和心理行为过程,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体验中所产生的包括感受、情感、欲望、想象、幻想和理智的统一结合体,贯穿了整个人的生存直觉思维方式,是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过程。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体验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地面,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性的思想、理念、情感和艺术审美方式和特点。我们在对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能够回避的,首先,要深刻认识到现代性并不仅仅只是精英人物的现代性体验过程,而是属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现代性特征。其次,现代性并不仅仅局限在思想的层面上,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累积,是人类整个生存方式的现代性。 (二)文学现代性的基调 思考文学现代性体验可以为现代性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更加严谨和系统的思维模式和参照系。从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环境来看,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主要指的是由于全球性和地方性共生境遇的演变和生成过程而产生的,也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全球地方性。与它相比较而言,中国古典型体验的最基本特征和内涵是由于中国中心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行为。中国的现代性自始至终都与全球性拥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古典型文学相比较而言,现代性则体现的是在新的全球性世界地图当中探寻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和完成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体验着从自身以及中心边缘的现实世界。 二、文学现代性的类型 文学现代性体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惊羡体验、感愤体验、断零体验。惊羡体验指的是又惊奇又羡慕,与此同时还涉及一个新生的概念的过程,属于未来的新维度,而感愤体验主要充满的是怨恨和愤怒,它是一个主流的思维方式,属于现在维度。断零体验则更加侧重于人们对于过去、现实以及未来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更多的倾向于断裂绝境所产生的感受。首先,惊羡体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王韬。当人们提及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他是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前就已经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1874年他主编了《循环日报》,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创办的最成功的一份中文报纸。王韬是这份报纸的主笔,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散文,梁启超的启超体或者是新文体都是在王韬之后出现的,他的视觉独立、自由,他提出的变革思想激进有力。不久之后他的文章不胫而走,深受欢迎,穿越过清朝政府的边关封锁,受到了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重视,他在大多数文章当中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怎样加强边防,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振兴中华等。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独到的观点,比如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是数千年未有的创举,从“器”的同一走向“道”的大同的体验过程之旅等。其次,感愤体验。这个词来源于梁启超评论黄遵宪的一句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基调是干冷的、悲伤的并伴随着些许的愤怒。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大好河山,衰败的社会文化,有识之士挺身而出。现代文学里尽管有不少是激昂的,然而更多的是低回的声音。黄遵宪在他的大量作品中都记录了自己对当时历史社会变迁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在1885年创作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最后,断零体验。它主要指的是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深刻体验,这其中夹杂的更多的是悲怆和愁苦,这也是在前面两种现代性文学体验过程中我们所感受不到的。零断体验的代表作品当属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在这部作品中,苏曼殊通过对主人公绅士的描述再现了中国现代性的悲惨境遇以及自己所产生的断零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后来鲁迅在《药》《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中都流露出了自己内心的迷茫与焦虑。“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从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中我们更神奇地倾听到了那一句句撕心裂肺的呐喊和呼唤,也可以感受到怨羡情节带来的沉重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失望的感受。这些都注定要在后来的文学中产生深入的变化。 三、文学现代性分期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体验过程并不需要我们从现代性体验理论体系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探索,而是需要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系统的理论寻找出使用的阐释框架的过程。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都一度被称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最佳诠释方式。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分法的观点已经不成立了。长期以来我们几乎已经默认应该把文学分成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形式,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文学三分法,然而它却深受政治思想和时代特点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在建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联系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略20世纪开始前的几十年间的晚清文学在文学现代性发展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至少从1874年王韬开创现代政治评论散文文体的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现代性的变革就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仅仅只用20世纪这个概念进行文学时期划分就不能深刻地体现这一点。除此之外,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史的概念的背后仍然缺少相应的系统性文化概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性体验理念的支撑与辅助作用,从内容上面来看显得过于空洞。因此,如果想要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体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就需要对文学分期提出新的看法和理念。笔者认为,就好像中国文学古典性经历了从先秦时代到清代上千年超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中国文学现代性也包括了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可以说,从晚清时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时期,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文学现代性1期,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将其划分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二个时期,即文学现代性2期。这两个划分了较长历史时间段的时间可以形象具体地展现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全过程,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微妙的转型体验轨迹方式。当然,这里我们所提及的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的划分理念,首先就强调了文学现代性本身的划分特点,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貌特点,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从整体上将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前者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从地球体验的角度来进一步取代天下体验的层面,也就是说从天下之中央模式到地球之一国模式。相对应的,现代中国人在地球上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和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实现大一统,与其他民族和谐友好的生存和相处,以及这种生活价值的系统是怎样构成的,这就是文学现代性1期最重要的讨论议题。黄遵宪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就描述了从内陆到太平洋语境转换过程中诗人在月亮的提示下的情感体验转变过程,这也解释了文学现代性的新内涵和重要特征。在否定和认同的矛盾中希望能够探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位和世界身份地位。 四、结语 文学现代性2期的侧重点则在于动感的全球体验过程,它成功地取代了静态的地球思维体验方式,也就是说从地球的某一个国家到全球的某一个地区的思维体验过程,进而形成了全球地方性的体验之旅。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学创作再也不像文学现代性1期那样过于强调寻求地球化和世界化的思维模式,而是希望在成人存在地球化的基本前提之下寻找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力量,展现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中独特的魅力与个性。这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地方超越性和狭隘的世界性幻觉思维,而是一个从自律和自觉的角度出发去观赏世界性之中的地方性的特点。现代中国人在全球性境遇的过程中究竟怎样才能够更加完美地展示出具有东方魅力的独特个性,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艺术论文:影视动漫产业文学艺术构建 一、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分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也在迅速的发展,转眼间,中国动画片年总产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却发现,中国目前的动漫产业在形式、内容、技法上大都缺乏文学的积淀。面对今天喧嚣的动漫,作为产业前沿的经济价值和大众的关注度是动漫产业发展的基石,但要真正作为具有艺术的作品形式,影视动漫就必须以文化的标准来重新打量它在纵的历史与横的比较中的优劣。然而今天中国的影视动漫,其作品大有泡沫多于内容的意思,大有动漫人缺乏灵魂观照的窘境。回顾中国的影视动漫,曾经经历过辉煌期,比如熟悉的《大闹天宫》、《阿凡提的故事》、《哪吒闹海》等等都是世界动画史上数得着的动画片,(如图1)这些由水墨动画以及民间剪纸、皮影、木偶等作为美术表现的动画片曾经构成了“中国动画学派”,是至今令世界动画人所称道的对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拥有清晰的中国动漫观,我们首先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动漫在文学上的素养其实并不是很好。从宏观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新世界知识体系的衔接有关,即中国动漫同中国的文学、哲学、绘画等一样,遭遇着旧文化不深入、新文化少创造的阶段,我们目前阶段有的恐怕也就是如何拉动经济,而不是文化话语权的优势。从创作者的小环境来讲,我们则可发现中国大量的动漫人对经典文学是不阅读、不熟悉,多从纯粹的绘画和计算机专业出身,专业空间比较狭隘,兴趣上也比较难博采众长。此外,动漫编剧人才的匮乏造成了中国动漫不会讲故事,讲了也不生动、缺乏文学性的原因。所以,要完成一部优秀的影视动漫,只有动漫专业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动漫创作人员具有综合的素质,具有团队协作能力、具有很高的文学功底,具有每个动漫人都是导演的想法。例如当年万籁鸣先生制作《大闹天宫》时曾经说过“我在这部《大闹天宫》中是总导演,你们每个做原画动漫的都是小导演。我出题目你们做文章,来丰富我的想象力”,于是关于每一个人物的相貌特征、表情特征和动作细节被不断地细化、夸张,从而富有了故事性、戏剧性,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导演和原画作者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编剧团队的关系,它对导演和原画作者的要求其实是溢出于美术之外的良好的文学感悟力和想象力。这也说明了动漫是一门交叉学科和交叉艺术,制作人员需要复合型人才和具备团队协作能力的特点。图1中国早期影视动漫作品由此可见,影视动漫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而非愉悦大众的影片,影视动漫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观看人群也逐渐由以往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甚至中老年。当人们习惯于直接去阅读屏幕上出现的东西时,我们对文学内涵和作品真正的内容是否有所冷落;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到底应该呈现出哪种关系才较为合理;影视动漫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能否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主品牌的、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内容。 二、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影视动漫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其合理存在的一面,而存在的同时都会起着双刃剑的作用。影视动漫直白的表现情感和故事发展情况,带来的情感共鸣可能是一时的悲哀或者恐惧或者欢乐,但是时间久了人们便会发觉那种快餐式的文学累积会使情感变得苍白无力。文学的抽象而发人思考,只有真正地把心境投入其中,才能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怀。在观众集体式的欣赏上,影视动漫艺术有时不能把作者的倾向性赋于形象性,不能把大段的议论的文字对冲突双方的或对生活的评价表现出来。影视动漫艺术必须在短时间内用具体的,塑造性的原画主角和各种镜头的转换给观众视听的综合性审美。(如图2)影视动漫比文学拥有更多的群众性,是任何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文学的表现工具是文字,有相对的限制性;影视动漫艺术有无比的精确性和敏锐性,能较好的反应一切复杂的生活现象。对观众直接诉之于形象,使观众得到的是完全逼真的感受。另外,影视动漫艺术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魔力,我们可以看到同代人的生活景象,也可以看见一切动人心弦的历史的重演,因此影视动漫它必须具有震撼力和表现力。图2动漫原画镜头转换诚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影视动漫从艺术手段、表现内容等多方面受到了文学的滋补;反过来,影视动画也在无声无息之间补给了文学,影视动漫的视觉性表现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途径,包括一般电影的表现手法——蒙太奇,也大量于无意之间进入了文学创作。文学,这一艺术领域里的文字王国,面对今天的读图时代,多少有些落寞了。然而,影视业的发展在“挤兑”文学的同时,也为文学添上了新的翅膀,受其滋养,甚或依赖于它提升着自我。所以,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在当今信息时代彼此促进、彼此发展。 三、中国影视动漫作品需要文学性构建 人们看影视动漫作品,有时是怀着一种期待和被感染的心态,但一部影视动漫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性和传承性,是很难打动观众的心灵的。这就需要文学影视动漫的诞生。所谓文学影视动漫,指的是富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是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影视动漫。这标志着此类影视动画更加注重品位、创造力、艺术感和有质地的动漫美学以及其实验性探索。影视动漫应该向艺术电影学习,向更多的文学作品靠拢,使影视动漫编剧接触古今的经典故事和小说,不断锻造好的故事和深厚的内涵,使好玩的故事和有创意的想法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中国动漫的层次差异,这种层次差异指的是“生态观”。坚持生态观对任何环境包括文化构建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回顾中国影视动漫,目前缺乏多彩斑斓以快乐为本的商业动漫佳作,更缺乏独树一帜以创造力为标志的艺术动漫佳作。作为信息时代的前沿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漫在这个时代正是我们文化整体实力的一个呈现,而发展具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也是中国影视动漫的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换言之,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并呼唤我们紧紧跟随,但人性的应对和满足依旧是所有艺术要回答的主题,动漫与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紧密合作与交融,求其在中国动漫产业中的贡献。 四、小结 作为新兴的影视文化艺术,影视动漫不仅综合了声、光、化、电等现代科学技术,也综合了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古老艺术经验,还综合了编、导、演、录、美等不同的创作人员,更不必说它的镜头、景别、蒙太奇等等。在技术层面上,它比较复杂。这是它的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优势,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影视艺术不低于文学,不等同于文学,也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影视动漫必须深入文学,文学所能表达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是影视动漫所能做到的,而电影所表现的光影与声音的互动也是文学所不能及的。中国的影视动漫必须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特点来发展,深入中国文学艺术,掌握中国文学知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文学是影视艺术要吸收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把握文学艺术在中国影视动漫中的作用,是中国影视动漫人设计具有中国特色影视动漫的重要手段。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弱化创建 随着人们对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社会与经济价值的不断了解,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利用越来越广,使用主体也由此获得丰厚的利润。如取材于我国民间文学的美国卡通片《花木兰》在全球票房收入超过5亿美元,改编自非洲祖鲁族民歌的动画片《狮子王》配乐的版权使用费收入在2000万美元左右。然而,这种商业利用却没有给相关利益主体带来利益。花木兰民间故事属于无偿使用,改编狮子王配乐的非洲祖鲁族歌唱家林达只拿到了象征性的1英镑。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说,民间主体也应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获得回报。那么民间主体获得回报的依据是什么?如何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分享利益?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利益分享是我们构建私权体系的基点利益分享的基础是利益平衡原则。任何一种“现代”的科技与文化成果都有其发展的根基,都离不开传统文明的铺垫。 任何创造、创新或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贡献,现代许多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子。民间文化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尤其对那些千百年来未离开故土的民族而言,传统的自然与人文财产仍然在其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发现众多不公平之处。西方国家有些科技文化产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在我们古老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们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反过来,我们要使用在我们文化技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最新成果就要支付高昂费用。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资源也是匮乏的,知识资源的储备和传承也要花费巨大代价,所以应该建构一种机制,让所有参与知识资源创造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共同分享利益,使资源提供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分享。利益分享能激发持有群体的传承动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仅仅靠持有群体的兴趣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回报,很难激励持有群体进行传承,更别说创新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需要对其持有主体的利益予以维护,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权利正当性的论述,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希望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使用过程中,创作、传播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制度限制外来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鼓励外来使用是权利构建的原则对于那些依然根植于其原生境的传统知识而言,鼓励原生境人民充分利用并因此而受益应当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原生境保护显然存在障碍,或者事实表明已经不可能使传统知识得到发扬光大,借助外界力量加以保护,并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来者的使用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民间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外来者的参与。其实,很多当地原住民并不认同本地区、民族的文化,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是被外来世界的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并在外部世界被不断商业化使用并广为传播。如赫哲族民歌经过郭颂的改编,成为人人传唱的乌苏里船歌。江苏六合民歌经过采风者改编成茉莉花,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首歌,不仅在我国广阔大地上传唱,并且通过悉尼奥运会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经过外来世界的改造和使用,民间文化焕发了耀人的光彩。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更离不开外来者的参与。持有主体大多处于经济信息落后的地区,不掌握现代的高新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不掌握现代的营销渠道,很难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不经过现代文明改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长足的经济效益。如贵州蜡染,很多人都喜欢,但不经过现代工艺的处理,不解决褪色问题,很难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对象,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消费量有限。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土家族掉渣饼,一上市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由于缺乏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理念,缺乏对产品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结果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较多的事实表明,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外来世界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源的肆意掠夺,但外来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再创造,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用,其硕果累累已超过原生境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过外来世界使用、改造后的民间文学艺术其生存空间扩展了,而民间文学艺术只有被市场化,持有主体才有可能依据私权益进行利益分享。鼓励外来使用有利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将本民族的发展置入世界发展的大循环圈中,在这种发展状态中,互通有无、分解争端。而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民族民间文化应当是这种交流的促进剂,其执法的措施与程序不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障碍。 民间文学艺术毕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使用成本的增加会给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带来障碍。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也应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对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于利益分享,并非是通过私权,保持本民族地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支配地位,使其流动完全按照本民族设定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限制外来者使用的思路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传统也不符,我们现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需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而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集体权利,实际当中也很难控制文学艺术的流传,反而会给一些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在对民间文学的保护时要考虑到所涉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权利体系构建的的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评估,可能选择促进、容忍或阻止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技术问题,但是该决定具有重要的法律和技术含义。⑤如果一个国家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打算阻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行为,可以以加强管理为目的设置更多的程序,采取广泛而复杂的管理制度,为私权所有者规定更多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应用,则建立的制度必须相对简化,而不应涉及过于沉重的交易费用和官僚化的烦琐手续。我们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间文学艺术流失严重,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保护和利益分享依托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利用,更需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传播和弘扬。所以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应当确立促进和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政策,尽量降低使用者的利用门槛,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方便他们的使用。 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的内容。注重利益分享,鼓励作品的使用是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核心。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权利的构建也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与版权的客体具有契合性,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与作品有很多共同点,可以仿效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去构建: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有权利要求使用者标明创作主体,并禁止他人不正当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配套存在,在于其所属群体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它们与土地、文化遗产和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应享有人身方面的权利。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如民间剪纸的图案、民歌的曲调、民间建筑的风格等等等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情感、思想、信仰、追求等,在使用时应考虑这些民间艺术作品的使用环境。但是现在出现很多有悖于群体习惯和原创目的使用的现象。经过外界的使用后,原先的民间文学艺术往往变得不伦不类,有的与原先使用的环境、意义完全相反,极大地伤害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群体有权禁止其不正当使用。不建议规定修改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作品一般是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同时,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时间、地域、民族民俗生活的变化等因素影响而显现出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应该“与时俱进”,才能实现其价值。 如果由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主体控制作品的修改,不符合使用的现状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在民间流行的,也不存在发表权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主体财产权的内容则应与一般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不具有控制作品传播的权利,但享有获得报酬权。有权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中受益,可以根据后续使用的不同情况、不同程度收取一定的使用费。其财产权可以由集体管理机构代为行使。
影视文学论文:文学艺术影视传播在当前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影视文学论文:西方文学视野下的影视研究 [摘 要] 影视和文学是社会文化传播的两大主要媒介,二者在体现时代背景、表现人物精神存在方面,有着类似的使命。同时我们也看到,多数电影,尤其是优秀影视剧在创作过程中吸纳了文学的很多元素,因此文学与影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文学与影视制作的融合使文艺创作中分离出文学作品影视化和影视制作文学化两个创作方向。本文拟以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为主线,探讨文学作品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希望该研究对文学作品电影化的理论起到补充作用。 [关键词] 西方电影,文学,关系 一、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是文本思维的领域,电影是视听思维的阵地,二者看似互不相关,但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并且一直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我们也发现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影视剧,大多出自文学改编和作家改编。那么,文学具有哪些优势,使得它成为影视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资源?首先,文学对影视的贡献之一在于它的故事性。众所周知,故事性是影视剧的核心。影视剧要用故事的艺术性、情节的严密性,生动鲜明地将故事要素以视听的叙事方式呈现给观众。而文学作品在叙事方面与影视创作有着相通之处。其次,文学对影视创作的贡献在于它为影视剧提供了人物素材。文学作品以或是虚构、或是真实刻画现实主义的人物的形式对人物进行塑造,这与影视剧创作人物形象的诉求一致。影视剧中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通常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过目不忘,久久回味。再有,文学作品的语言对于影视创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文学的语言由描写语言、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组成,影视创作通过镜头和画面来取代文学作品中的描写语言,但是生动并富有特色的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在影视制作中通常会被保留和利用。由此看来,电影源于文学,文学造就电影,甚至一些影视评论者认为“电影是文学的”。 二、西方文学在影片制作中的体现 西方电影的文学源泉来自于西方文学。西方文学有两大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以《圣经》为代表的古犹太文学,两者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刻、全面的影响。 古希腊文学产生于公元前8~5世纪,其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和戏剧。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代诗歌的杰出代表,电影《木马屠城记》就是根据《伊利亚特》改编的反映古代特洛伊战争的经典之作。而取材于神话的悲剧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的顶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更是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电影《玛莲娜》中,一个西西里岛的青春期男孩讲述了一段美丽又残酷的初恋故事。真正优秀的电影总有着丰富的意蕴,不尽的解读空间,《玛莲娜》也不例外。在这个有着纯净风景的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上,在一群活出了人类各种原罪的小镇居民中,沉淀着《圣经》带给电影作品的想象力。众所周知,《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世界各民族尤其是欧洲文学艺术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圣经》的叙述与意象遍布欧洲文学艺术的各个角落,如果没有《圣经》,一部西方文学史要重新编撰。欧美各国几乎所有重要诗人、作家都与《圣经》中的观念和意象紧密相关。而《玛莲娜》的导演托纳托雷正是出自意大利这一有着深厚的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因此,若在《圣经》的观照中来审视这部电影,用来自《圣经》中的原始意象解读这部电影的人物与叙述模式,能使这部名片的内涵得到更清晰的阐释。这一时期的戏剧除悲剧还有喜剧,最优秀的是阿里斯朵芬的《阿卡奈人》等。古罗马文学主要继承希腊文学而逐渐发展起来,在戏剧、史诗、小说、神话、散文、文艺理论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 《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组成,合称《新旧约全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一道形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两大源头。 5世纪,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改变并重绘了欧洲的版图,也给西方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们的无知和野蛮一时间使欧洲的历史倒退了几百年。罗马帝国衰亡,欧洲历史进入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在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教会文学成了正统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主要有宗教文学、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和城市文学。例如,美国电影《埃及艳后》,反映了“奥古斯都”时期的历史:恺撒与埃及艳后之间的浪漫爱情,恺撒的被刺,屋大维对埃及的征服。影片中埃及艳后极具民族特征的美艳、华贵与狮身人面像相映衬的宏大场面,使它成为一部世界经典之作。另外,一部《加勒比海盗》成功地反映出该时代诸多的骑士文学特征。作为电影中两位男主角之一的威廉•特纳因其社会身份的矛盾,在内心深处有成为骑士的愿望。通过威廉的行为分析,可以得知威廉具备骑士的多项特征。具体来说,威廉具备谦逊文雅、英勇正义、保护弱者等骑士应该具备的精神。同时,以这种精神作为指导,威廉的行为也符合骑士行为的准则。从威廉参与的战斗的特征来看,导演有意突出了“骑士比武”这一模式,而电影的主题也和骑士文学关于冒险和考验的主题一脉相承。综上可以发现《加勒比海盗》具有浓厚的骑士文学色彩。这一时期还有《神曲》《罗兰之歌》《贝奥武甫》《亚瑟王之死》《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代表作品。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先河。作为对中世纪黑暗的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的反抗、复兴古典主义、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于十五六世纪在意大利兴起。这一运动的到来标志着欧洲文学继古典文学之后的又一高峰,使西方文化经历了空前的变化。它提倡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使长期被禁锢的人的与生俱来的品质和特性得到解放。解放人、解放思想、以人为中心是文艺复兴的主张。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巨匠众多,成就辉煌。意大利的文学三巨头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等最伟大的代表作家将这一运动推向了最高峰。银幕上的莎剧,光是无声电影时期就有近400部影片,电影进入有声时期后,也有近50部莎剧改编片。1955年美国在电视上播出劳伦斯•奥立弗主演的《理查三世》,一夜之间的观众,就超过了这出戏当年首次演出以来在英国剧院中看过它的观众的总和。据估计,这次观众达6 250万人之多。《罗密欧与朱丽叶》被19次搬上银幕。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三部《奥赛罗》的有声片,两部《哈姆莱特》(再加上一部由英国克里斯托费•普吕默主演的英国电视片),两部《李尔王》。第一部莎士比亚影片是1899年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爵士扮演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一个简短记录,拍摄于伦敦堤岸上。1929年,玛丽•壁克馥和道格拉?斯•范朋克在《驯悍记》中扮演凯瑟丽娜和彼特鲁乔,该片发行了无声和有声两种版本。从莎士比亚的全方位传播不难看出,处于不同的异质文学圈和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的人和群体的社会化,很难设想不需要经过文学传播来进行。 17世纪后期西方文学进入了新古典主义时期。古典主义兴起于法国并取得辉煌成就,产生了伟大的剧作家莫里哀、拉辛;18世纪在英国声势浩大,出现了以蒲柏为首的古典主义派。古典主义继承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精神,在思想方面表现、阐述启蒙运动的影响。并与19世纪浪漫主义喊出了“打倒古典主义”的口号。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的刻板保守的唯理论以及各种思想束缚,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倡作家情感的自由表达、丰富想象力的驰骋、个性主义、平等主义、回归大自然等。浪漫主义起源于德国,是德国狂飙运动、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然后迅速席卷欧洲其他各国,如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并于19世纪30年代进入美国。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是美国浪漫主义的高潮阶段。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在诗歌领域,最伟大的诗人有德国的歌德,英国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美国的惠特曼,等等。小说、童话、散文也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体裁,如小仲马的《茶花女》,赞扬了美好纯真的爱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度;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社会的官僚作风的倾向。根据这几部浪漫主义杰作改编的同名影片是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鲜明体现。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与通识教育研究 一、通识教育的定义 通识教育(liberaleducation)在我国又被称为“一般教育”、“普通教育”,其最早是由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College)的帕卡德(A.S.parkard)教授提出的。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思潮的兴起,通识教育的概念也被再次提起,在张正兴所著的《论大学的素质教育》一书中,通识教育被定义为“大学本科课程中具有共通性、内容具有广度的部分,其包含试图为各学科学生提供一种应当共有的本科技能的有关课程学习。”[1]时代和地域不同,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也不相同。一般而言,通识教育课程是“实现通识教育理念的关键元素,其包含专业教育以外的所有基础教育课程。相比于旨在培养学生在某一专业知识领域技能的专业教育来讲,通识教育课程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内容具有综合性、基础性,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通识选修课是指为进一步提高人才综合素质、拓宽学生知识面为出发点、以实现我国高等院校通识教育为落脚点而开设的课程,各大高校在此类课程设置上通常具有较大自主权。 二、影视文学产生的背景以及内涵 图像时代充斥的今天,影像的功能与魅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而进入了我们日常的真实生活之中。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挡图像时代的发展,电影和电视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影视文学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高等院校的教育不能与时代脱节,否则将给我们的人才培养留下巨大的遗憾。1895年12月28日,“世界电影之父”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标志无声电影的正式诞生,而电视诞生远远落后于电影,于1936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影视文学是伴随着影视媒介出现之后而诞生的新的文学样式。影视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文学不同,远远落后于传统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它是以声音和画面为传播媒介的视觉文学,因此被称为“第五种文学样式”,作为文学脚本既依附于电和影电视剧的创作,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21世纪以后各大高校顺应社会潮流,纷纷开设影视文学课。影视文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其在学界并未有确切定义,我们通常所指的影视文学是一门“以探讨影视媒介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为重点内容的艺术形态”,其包含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再到影视媒介的全部转化过程以及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自身传播属性,具体内容涵盖已完成影视媒介改编的电视剧本、电影剧本、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等一切形式文学作品。简而言之,影视文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文学作品,还包括以影视形式表现出来的作品。由此可知,影视文学教学拥有相对独立的属性,将影视文学课程植入到高校教学中,不仅能够使学生掌握影视艺术的相关理论知识,还能通过观摩、动手操作等掌握文学作品改编、影视作品编导与拍摄、剧本写作、影视后期制作等实践技能。 三、影视文学专业教育与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从总体来看,高校各个院系课程设置分为两部分:通识课和专业课。“通识教育”一次引入中国高等教育以前,我国的理工科院校甚至综合性大学课程体系中都没有开设文学课,只有部分高校开设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让学生初步了解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文学名家名作。而影视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入大学教育体系仅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呈现汹涌澎湃之势。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和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各高校积极开设影视文学课程,高等教育中的影视文学课程,分为影视文学专业课程与影视文学通识课程。影视文学专业授课对象既包括影视专业本科生,还包括学术层级较高的研究生、博士生。而影视文学通识教育的对象则主要为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高职院校学生或本科生。由此可见,影视文学专业课程同影视文学通识课程有着不同的对象和目标。影视文学专业课的主体是文学课程群,其中主干学科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学。影视文学专业课的主要目标是学习中文类基本知识,奠定文学基础,提高文学素养,熟悉我国的文艺、政策,系统地掌握影视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创作技能,有较强的观察、理解、概括生活的能力,有较强的剧本创作能力,及较强的文艺编导能力。从目标角度而言,影视文学通识课“并非要求学生掌握某种专业技能,而是侧重于受教育者相关素养的提升,其同大学生科学素养、艺术素养、文学素养、心理素养、思辨素养的综合素养培养目标相适应”。由此可见,积极开展影视文学通识课程能够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其知识面、提高其艺术鉴赏力,从而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下良好基础。这不仅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培养综合型、能力型人才的关键。 四、影视文学与通识教育的关系 随着全球信息化步伐的逐渐加快,现代社会对于大学生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大学教育不仅要能培养出合格的专业型人才,更要培养出知识广博、有创新思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大学课程设置不应只满足于为学生提供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而应兼顾学生对其他专业知识的了解,以此全面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目前大学教育课程设置过于单一化,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所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设立各学科专业的通识课程来改变以前课程设置的单一性和专门化,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影视文学通选课的设置,不仅让学生获得大量的人文知识,而且有助于学生养成健康的学术价值观念。合格的大学生应该是胸怀人类的有修养的优秀人才。大学教育既要使学生掌握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还应该让他们懂得社会、哲学、文学、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常识。文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文学通识课的学习,使学生对自己所学习的专业、人生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大学影视文学通识课的开设有利于学生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紧密时代的前进步伐,从更高的角度和以开阔的眼界去认识世界。21世纪以来,影视文学课程在各个高校开始普及。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仅限于在重点大学的中文系内部开设,由于政府的推广和重视,九十年代在更多院校的中文系和文科院校开设,全校性的影视文学通识课普及发生于本世纪初。她经历一个从重点院校到一般院校,从中文系到全校,直至近几年尤其是新升格的本科院校和一些重点高职院校也慢慢开始普及。高校影视文学通识课的开设实行“分层教学、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大致分为与影视专业或文学专业相近的教育模式和作为全院公共选修课的影视素质教育模式。为了兼顾不同院校、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水平,教学内容与学生的专业相结合,以实现高质量高效率教学目标。根据不同院校影视文学课程开设的调查结果,总结出影视文学通识课的不同教学模式: (一)文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近年来由于影视艺术尤其是电视剧艺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影视艺术对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管是先锋作家,还是当红网络作家,他们的创作都收到影视艺术这一视觉文化的强大冲击和影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因此,在文学院开设影视文学通识课非常必要,文学院的影视文学通识课可以作为文史课程的一个补充,可以拓宽文学院学生的视野。因为影视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形式,其文学性乃影视艺术之根基,在文学院开设影视文学课,当然得充分重视文学性,着眼于中外文学名著改编影片的观摩与讲解等等,以不同的视角来开拓文学院学生的文学知识,对专业学习也会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艺术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在影视文学的教授中简化影视艺术理论课的说教,重视镜头语言的运用,鼓励学生自己动手用DV拍摄作品,这样通识课的教学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实际,既完成了影视文学作为素质教育课对通识教育的普及,又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使学生学以致用,多方面受益。 (三)工商管理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教授过程中采取灵活的手段,结合专业特点,侧重讲解一些电影和电视营销宣传手段,影视艺术与商业的紧密联系,讲解一些商品如何在影视作品中推销,此外,影视作品中启用一线演员的名人效应,不同的商业产品在影视艺术中的特写镜头,用经典电影作品中易于唤起大众记忆的某些镜头来做宣传,影视作品的成功本身附带丰厚的商业附加值,比如《泰囧》、《港囧》的高票房,引起了泰国和香港旅游的热潮,增加了泰国政府和香港政府的经济收入。同时还适当涉及影视片中植入性广告的运用,电影经典台词对影视广告等等。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产业,其巨大的商业投资当然希望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这也是商业电影备受商家关注的原因。 (四)全院性质的公选课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全院性质的公选课教授对象的学生,来自全校不同年级的不同专业,学生呈现多且分散的特点,教学方式上采用大众化的素质教育模式,教学内容上以名篇赏析为主,作品选择以经典影片与当前大众化的热点影片相结合,艺术片与商业类型片相结合,重视热点作品的观摩与现象的讨论,比如学生感兴趣、网上点击率非常高的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何以笙箫默》、《甄嬛传》、《步步惊心》、《小时代》系列、《杉杉来吃》等等,针对大学生的年龄层次和心理特点,80后、90后的演员或网络红人纷纷“触电“当导演,而且非常成功。 五、结语 总之,影视文学通识课程的开设和普及,将会改善文理各学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弥补学生的知识缺陷,达到全面均衡发展,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这样可以更好地协调大学教育与社会人才需求的供需矛盾。 作者:段惠芳 单位: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作品中的古代文学论文 一、古典名著创作成影视作品 (一)古典名著的改编 提到影视作品中的古典名著,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不仅如此,很多创作团队还争相翻拍四大名著。每年寒暑假四大名著都是各个频道热播的作品,这为青少年尤其是学龄前儿童接触古典名著提供了最好的方式。以“央视版”《西游记》为例,纵观近些年的拍摄情况,它凭借对原著的高忠实度而成为影视传播中的典范成员。但是也有很多作品,为了提高收视率,在思想意识层面与原著大相径庭,有些甚至是歪曲了原著。据初步统计,与原著偏离最大的影视作品中周星驰改编的《西游记》播出率最高,故事情节中所涉及的搞笑、夸张元素已经使原著面目全非。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改变也为《西游记》的认知度进行了普及与推广,这也是古代文学元素在影视作品中的体现。 (二)新旧影视作品 有很多影视作品都尽可能的贴合古典名著原貌,但是由于翻拍的版本和创作团队不同,也都各不相同。影视作品中人物的再现既有利于作品的传播,又限制了作品的再发展。比如“央视版”《红楼梦》,其中演员演绎的角色被广大观众所认可,并深入人心,使得《红楼梦》在现代社会中快速传播。与此同时“央视版”《红楼梦》为其他版本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9年翻拍的《新红楼梦》就受到了这样的质疑,很多人都说《新红楼梦》不如“央视版”《红楼梦》。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会形成自己的主观印象,这样限制了再创作古典名著的影视作品的传播。 二、影视作品中的诗词歌赋 无论是根据古典名著创作的影视作品,还是现在所谓的“穿越剧”、“古装剧”、“宫廷剧”等影视作品中都有诗词歌赋的体现。影视作品取其精华并对诗词歌赋进行传承。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名字就来源于李煜《虞美人》其中的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中也有很多诗词歌赋,比如第十四集中甄嬛把曹操的《短歌行》中的一句改成“明月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终于有枝可依。”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根据明代杨升庵的《临江仙》创作而成的。诗词歌赋在影视作品中能够起到渲染氛围,深化故事情节的作用。《甄嬛传》中的角色安陵容就是凭借一副好嗓子受到皇上的赏识,安陵容唱过一首歌《采莲歌》,剧中当时是盛夏,皇上与众妃嫔在绿水环绕的亭台楼榭中宴饮,微风徐徐,水中的莲叶缓缓摆动,这时安陵容的歌声飘然而至,安陵容戴着面纱站在小船上唱着《采莲歌》,此情此景楚楚动人。诗词歌赋使得影视作品得到了升华,让观众享受到艺术的魅力,使影视作品中散发着浓厚的文化底蕴。诗词歌赋能够形象的揭示人物性格。周开奇先生说:“影视传媒对文学文本以影像符号进行展示,使受众在感受层次上也具有了更大的不同,因为影像展示消除了文本的符号障碍。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本,其形象的间接性也就相应的产生了一定的虚幻性,与人们的真实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距离。影像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能够把人的意念和个人欲望视觉化,将人内在的愿望与想象通过影像完美的展现出来变成视觉影像,满足人的快感达到替代性满足。”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个形象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影视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再现了黛玉才情横溢的一面。她经常会写一些哀伤的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比如第二十六、二十七回,林黛玉夜访怡红院,第二天看到了花飞花落的情景,吟出了一篇《葬花辞》,“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写出了生活环境的险恶;“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写出了未来前景缈茫;“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更写出了她的追求、信念和人格。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林黛玉的灯谜诗谜底是更香,对更香“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的描写,正是对林黛玉个人一生命运的写照。 三、结语 信息化的不断加快,使影视作品的传播有了更好的效果,同时也展现了电子媒介对纸质媒介有一定的影响。影视作品创作时应该注重保留古典文学的原貌,这样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得到较好的继承与发扬。除了影视作品,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体现了古代文学元素。 作者:房庆旭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诠释文学影视中的清官 当前活跃荧屏的历史清官戏到底是穿越时空的人性颂歌,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为封建“人治”婉转低回的搔首弄姿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无法一锤定音的人们纷纷为“清官”的一纸风行寻找原因。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封建帝王宣传、儒家思想……不一而足。可焦急的学者似乎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关于清官的历史2[1]与历史3从来相去甚远。要解释清官历史文学影视的流行却从历史清官如何产生的角度去寻找无异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类似为诗人的全部诗作作传记式或寓言式阐释一样不可靠。我们要寻找的是历史清官文学影视从古至今的建构和流传机制,必须弄清楚他们到底因何而产生,又因何而广受欢迎。 一、英雄原型——清官话语的原始基型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2]历史清官文学影视同样如此。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常常比其蓝本人物更为完美、高大、有力,基本属于该历史人物的“幻象”。近几年荧屏播放过的几部历史清官戏《包青天》、《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代廉吏于成龙》莫不如此。人们因何要创造这些伟大的幻象并乐此不疲呢?本文以为这其实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紧密相关。人们需要英雄,因而创造了自己的英雄。正如伏尔泰认为上帝的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上帝一样。“清官”正是数千年民族文化心理机制建构的结果,是一种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之再生和变奏。“原型”(archétype)来自于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否认弗洛伊德以“力比多”为主要内驱力的个人无意识,认为集体无意识才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集体无意识是比个体无意识更深的沉积层,是一个未知的实体”,以原型为其主要表现形式。 原型的形成过程持续数千年之久,并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某些原型以某种抽象形式形成一个典型的象征。而另一些原型则被表现为人或半人、神乃至幻想出的动物和植物形象,如英雄、救星、智者。集体无意识可以遗传。“这种遗传的事实也表明这样真正令人惊异的现象。有一些神话和主题在整个世界以同样的形式重复着。”[3]为此,荣格极重视神话研究,认为神话的主题都来自于集体无意识,神话的重要作用在于揭示出他们是如何体验世界的。而中国古代神话也正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从神话入手,可轻易找到清官情结的原始基型。太阳运行的日周期和年周期作为对初民思维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然现象,使得世界各民族神话的神多与太阳人格化有关。“原始人对显见事实的客观解释并不那么感兴趣,但他有迫切的需要,或者说在他的无意识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界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当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4]正是在这种外在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心理事件的过程中,对太阳威力的认同成为对太阳神的崇拜,自然界的太阳被置换为人类世界的神或者英雄。我国古代神话同样体现了这一太阳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而此原型正是“清官”作为一种英雄人物的原始基型。我国神话中著名三皇都是远古太阳神崇拜的产物,三皇的称谓正是太阳的别称。“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白虎通•号》)“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伏羲主东方,是春日之象征。“时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阳度极夜。其帝炎帝者,太阳也。”(《白虎通•五行》)神农炎帝和火神祝融都是夏日的人格化表现。而祝融之“祝”与夏日太阳“朱明”之“朱”,“融”与“明”皆一声之转。[5](P.66)三皇其实都是太阳神的变体。 西汉官方大规模礼乐活动“太一礼仪”据学者考证其实也是在祭奠太阳神。“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到明而终。”(《史记•乐书》)仪式进行中的四首歌:春歌《春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分别是对春夏秋冬四季太阳的歌颂。“太一祭仪的本来面目似应追溯到史前时代的太阳神崇拜仪式活动,其本义是借助于人类自身的象征性模拟帮助、促进太阳神的正常运行,确保其应有的光度和热力,从而保证自然过程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6]至此,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属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无疑。而此原型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第一个王朝以光明之日“夏”命名。后世君王早朝,皇宫正殿高悬“正大光明”,莫不出自对光明之神太阳的仿效。 一些神话同样以神或英雄故事体现着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共工和他手下的那群帮凶,在江流里坐了大木筏子,鼓动了大波大浪,前去攻打祝融,大江里各种水族动物,想来就是他的兵马,可是终于敌不过愤怒的火神发出来的炎炎猛火,烧得这些元帅和兵丁一个个焦头烂额。结果,根据善常战胜恶的法则,代表光明的火神胜利了,代表黑暗的水神——那个野心家和侵略者,是失败了。”[7](P.57)显然,属于水族“人面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共工之失败与夏日祝融的胜利从光明战胜黑暗、火战胜水的原型意义上讲是预先注定的。同样,黄帝与蚩尤之战同样具有太阳英雄崇拜的原型意义。“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主东方中原。东方作为日出之处,象征光明,为尊;蚩尤主西,“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西方作为日落之处,象征黑暗,为卑。这场战争无论多么艰难,太阳英雄原型决定了黄帝的胜利和蚩尤的失败。太阳战胜风雨、火神战胜水神,与祝融共工之战同样表现了太阳英雄原型。 总之,伴随着初民的太阳崇拜,中国哲学和文化衍生了一系列光明与黑暗、水与火、东与西、正义与邪恶、阴与阳等二元对立的命题。并依据太阳运动原则确定了这些对立二元的尊卑。而“清官”从原型意义上讲首先表达的正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这种黑暗既不是太阳的东升西落而产生的黑暗,也不再是初民所面对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泛滥、毒蛇猛兽,而是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胡作非为给普通下层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救民于水火的也不再是女娲、后羿、大禹这样一些神或半人半神的英雄,而是爱惜子民、具有超人智慧或无上权力能使百姓沉冤得雪、云开雾散的封建清官。至于为何选择清官而不是别的符号承载英雄原型功能则与太阳神英雄原型在汉民族进入阶级社会后首先被置换变形为帝王英雄原型紧密相关。#p#分页标题#e# 如荣格所言,原型会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太阳神英雄原型逐渐演化成救世主等能救民于水火,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福音的神或英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耶和华,东方穆斯林世界的穆罕默德在功能上莫不如此。而在汉民族文化圈,太阳英雄原型进入阶级社会后很快被帝王取代。如前所述,三皇都是太阳神,但后来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8]成为为族人带来巨大幸福或推动本民族文明进步的统治者。伏羲创造八卦。炎帝既是神农又是神医。他发明农具、遍尝百草,教人日中作市。[7](P.71)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其他神如谷神后稷教民稼穑,都是为人民立下巨大功勋的人物。循此思路,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大都被附会为与其神秘能力或神秘出身有关。“黄帝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夔一足”(《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玄鸟生商”(《诗经•商颂》)。后世帝王多直接以日或日所象征的光明命名,把自己类比为太阳。“古帝王中有太昊、少昊、金天、葛天、祝融诸帝王,此光明崇拜之反映于最高统治阶级之说明。至夏以后,则帝王多以日名……则吾人可自王室之大臣、小臣、史、卜、百官等名姓考之,则以日为名者,竟无一人,则民众不得以日为名甚显。而尤要者,则日既为崇拜之对象,则初民意识中,惟统治阶级能与天通,故可借此以为名,而民众既无上通于天之资格,则不得触犯所崇敬之神物,以渎乱神祗,此为最重要之一理论。”[9]这种置换对中国政治制度、文化心理的影响由此已可见一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作为人世的太阳,其统治之合法性权威和万世师表的能力犹如太阳之于世界万物不容置疑。于是,中国古人见到“金星凌日”的自然现象就担心帝王的社稷安危。文学中常以浮云蔽日喻奸臣蒙蔽君王,用白虹贯日比荆轲刺秦王。 “每一次显著的经验都是涌入到一个旧河床当中来的一次泛滥,这旧河床一直保留到形成无意识的时刻。”太阳(英雄)原型到帝王(英雄)原型的转变是如此隐秘地契合于远古的太阳神崇拜观念,以致古人接受起来自然而不露痕迹。而我们只能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封建伦理纲常中看到太阳——阳——君——父——男之尊贵到月亮——阴——后——母——女卑贱之观念的逐步演化过程。这种源自远古神话的集体无意识在某种意义上着实在社会上发挥着某种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神话的法规作用,“它把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信仰中的宇宙秩序和价值观念用类似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后人尊奉不疑”[5](P.15)。也正是这一法规似的共同价值和信念为英雄原型进一步演变为封建社会的清官奠定了心理基础。我们将会在后文看到清官作为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正是对太阳(英雄)原型和帝王(英雄)原型的双重呼应。 二、清官——英雄原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再生和变奏 封建社会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处于塔尖的帝王虽以日自比,但其温暖和热力所触及的范围却极为有限。但另一方面,生活及社会的种种不公在封建社会人民生活中却是常在的!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也在不断冲击,希望找到新的发泄渠道,缓解现世人生的苦痛,寄托数千年来沉积内心的对光明的渴求,对正义实践的信心和希望。于是,清官作为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应运而生。与帝王的远离民间不同,清官的历史蓝本人物往往与人民有实际接触,并在当时已声名鹊起。“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海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于成龙死后,“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也许正是因为清官的声名及其某些作为与民众心中期待的英雄相吻合,集体无意识驱使下的民众才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关于英雄原型的种种期待穿凿附会于托名清官的各种故事中。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文学与影视中的清官多是具有一定神秘能力的英雄。如同帝王被神秘化为与万物主宰太阳息息相关一样。历史文学与影视中清官作为英雄被神秘化的倾向极为明显。历史上北宋包拯是开封府内铁面无私、法力无边的包青天。元杂剧《盆儿鬼》、《神奴儿》中,包拯可以看见冤魂、勾来旋风。明代《龙图公案》,包拯手中有桃木梆、桃木枷、温凉帽、阴阳盏等神物专断阴司事,可以使冤魂死而复活。可事实上,《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只在宋仁宗嘉元年(1056)十二月到嘉三年六月期间做了一年半的开封府知府。关于其决断冤狱的智慧,宋史只记载了比较普通的“割牛舌案”和“惠民河案”两桩极为平实的案件,全无包公文学影视“日断阳间夜断阴”那般离奇和伟大。明代清官海瑞的出身被解释为怪兽报恩[10],死后被民间塑造成尊神。《岭南杂志》记载明鼎革时,忠介公石坊镌石处,血泪三日乃止,盛赞海公精诚之气与君国息息相关。电视剧《海瑞斗严嵩》夸张地表现明朝第一大奸臣严嵩和第一大清官海瑞之间的斗争。《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把海瑞置身于明朝国内的财政危机、严嵩父子的倒台、乃至抗倭斗争的重要历史背景中加以表现。无形中抬高了海瑞作为一个明朝官吏的历史作用。而从《明史•海瑞传》看来,海瑞一生耿介正直,最大政绩是他在担任两江巡抚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兴修水利和勒令富户退田两件事。吴淞江、白河沿岸都是豪强的土地,所以他以钉子精神修好大堤之后,朝野上下,交口称赞。而他要富户退回兼并老百姓的田地,虽在他的坚持下收到一点成效,但立刻就被江南士绅买通当朝首辅高拱而明升暗降,调离该职,从而人走政息。 清官于成龙诞生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此时英雄原型已在包公崇拜等民间英雄原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对于新生的主人,已无强烈神话化欲望。但仔细观看《一代廉吏于成龙》,为清官寻找神秘先兆的思维依然存在,只是更加隐秘并多以巧合表现。于成龙幼时寄读的寺庙自他离开后就保持其居屋原样,似乎算准他后来的发达。于成龙担任福建按察使期间,请赦免因通海罪而牵连的无辜平民,担任直隶巡抚期间,请减免灾区赋税,赈济灾民。两件都是其前任意欲解决而无法解决的难题,偏于成龙因为有康亲王和康熙的支持而完满解决。《一代廉吏于成龙》为了加强于成龙作为清官英雄的忤逆豪强,为民请命因素,还虚构了斩杀总军李国栋的小舅子张富贵、杀人犯张大鹏和皇帝外甥喀礼几场戏。而从《清史稿》看来,温柔敦厚的于成龙唯一一次与官僚集团内部的冲突来自他做直隶巡抚时弹劾下辖的知县赵履谦。电视剧中于成龙上受知于康熙、康亲王,下有身怀绝技的忠仆朝卿相助,和《包青天》包拯上有宋仁宗支持,下有武功高强的侠客相助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增强清官英雄能力而设。此外,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救民水火常与圣意相符。这种圣君情结清官梦的直接根源正是集体无意识中的太阳英雄原型崇拜。太阳被置换为人间帝王衍生出对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封建皇权政治,英雄的一切作为往往也归功于英明的帝王。古代神话中已见端倪:“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锲俞、凿齿、九婴、大风、封稀、修蛇皆为民害。#p#分页标题#e#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锲俞,断修蛇于洞庭,禽封希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为民除害的英雄后羿不过是秉承尧的旨意,功劳属于尧,尧继而被万民推为天子。鲧、禹治水中,洪水泛滥,鲧为救民窃帝之息壤治水,被帝杀死。帝命令鲧的儿子禹接着治水。治理好后,禹成为英雄。显然,进入阶级社会后英雄行为已然被规定为不仅需利于民,更需是秉承帝的意志!细读清官文学影视,清官的功能和后羿如此相似。清官除暴安良总是秉承帝王的旨意。包公戏中包拯之所以敢于忤逆豪强、能处处伸张正义,多半是凭借圣君宋仁宗的支持。明太祖朱元璋是海瑞信心和力量的主要源泉。于成龙与康熙、康亲王的君臣契合无疑是其各项政治作为成功的重要保证。只不过,与后羿的英雄行为被简单解释为奉君命行事不同。清官出于集体无意识中自觉的帝王英雄崇拜,往往比常人更加忠诚于自己的王朝和君主。海瑞在狱中闻听嘉靖死讯,虽然由于职位过于低下连皇帝面也不曾见过,却痛哭整夜,把吃的饭都吐了出来。海瑞要忠诚于自己的君主,无论是否曾与君主晤面。犹如同时代的女子要忠诚于自己的丈夫,甚至是没过门就死去的丈夫。这种有悖于常理的行为完全出自处于从属地位的臣子对帝王的忠诚和处于卑贱地位的女性对男性的忠贞。而二者都根源于月亮对太阳的追随、阴对阳的遵从。天理与人伦在古代中国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这种由于观察自然而得到的天理在作为社会人伦被规定下来以后,尽管发生了种种的置换变形,但作为一种深入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已完全内化为人的内心要求,执行起来毫不困难了。不仅如此,为迎合封建时代的新需要,清官不仅是大英雄,还因为“圣人以孝治天下”必须成为孝的楷模。只不过,“孝”作为为迎合封建社会时代要求而增加的成分,在“清官”历史文学影视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浓墨重彩处依然在于英雄原型为人民带来光明和福音的功能。 而鉴于时代的特殊性,这一点在英雄原型选择“清官”作为其承载物的同时就注定无法完美。于是,夸大“清官”英雄能力及其忤逆豪强、救民水火、为民请命就成为历史清官文学影视的普遍特征。最后,清官的普遍薄于闺阁实与其远古英雄原型一脉相承。今人常质疑作为一个忠臣孝子和心里装满人民的清官海瑞为何独独装不下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补遗》记载海瑞一生为了有儿子继承香火曾九娶。妻妾中有的被休,有的自杀,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夫妻关系极为紧张。他五岁的小女儿吃了一块男仆人给的饼,就被他一顿呵斥,说这个小女孩只有自己死掉才配得上他这个父亲的名声。小女儿果然绝食七天而饿死。相比官场,清官于闺阁的热情确实太低。包拯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夫妻方面可以想见。于成龙四十多岁外出为官,直到二十余年后死于任上止都不曾带家眷上任。至忠至孝爱民如子的清官们为何独独薄幸闺阁?封建时代的清官话语又因何而在此方面出现集体缺失?答案若从清官英雄的远古原型寻找就昭然若揭了。源于太阳崇拜而产生的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集体无意识在汉民族古代神话中已初见端倪。古代神话的神在性方面的严谨大大不同于希腊神话中爱欲泛滥的众神。众神之王宙斯风流成性,可以变成公牛接近自己喜爱的人间少女欧罗巴。爱神和战神偷情而被自己的丈夫火神用网罩住示众。而汉民族神话的神通常严谨而崇高。神的妻子和家世通常讳莫如深。偶然出现的妻子功能类似后世传宗接代。在神话中,女性常作为母亲而非妻子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下,清官英雄在夫妻人伦方面出现了集体缺失。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清官是对远古英雄原型的呼应,是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主要表达封建社会主流文化对英雄原型的期待和满足。至于《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改已成历史定论的“笃于行谊,薄于闺阁”的历史海瑞形象的诸多情节,如同《一代廉吏于成龙》中因充满高贵的人性之光而备受观众欢迎的于成龙一样,本文以为两者共同体现了英雄原型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迎合时代审美倾向的再次变形。新时代人们期待的清官除了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疾恶如仇之外,还应该是充满人性与温情的热血男儿。这种古代与现想英雄人物性格的双重吻合正是《一代廉吏于成龙》这样的历史清官戏成功的主要原因;更是现代思维如何进入古代英雄原型使之悄悄发生变形,成为新时代英雄原型的典型案例。 三、结语 综上,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承载物,清官源自于远古初民将太阳运行内化为神或英雄命运的神话思维;并在汉民族特有的神话历史化进程中,成为继人间帝王取代太阳神而成为新英雄原型之后的封建社会英雄原型。英雄原型这一从太阳→帝王→清官的变形过程决定了“清官”既传达了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永恒主题,对救民水火、为民请命英雄的执著追求;又承载了诸多今天看来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历史文化因素,其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极为明显。但由于集体无意识的可遗传性和原型依据时代而变化的基本特征,这一深深契合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不可能轻易退出社会文化历史舞台,而是会根据时代的需要发生新的置换变形。历史清官影视在今天的观众心中还能引起强烈的共鸣,为处于改革阵痛中的民众带来心灵的抚慰,提供情感宣泄的渠道因而备受欢迎正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尊重产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民族心理机制,用社会主义下逐步健全的各项制度和人民素质的逐步提高使之潜移默化,自觉变形为符合新时代审美倾向的英雄原型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反之,粗暴地将其从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盖上人治的帽子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毕竟,法制并非万能,最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执行。提高国民素质,消灭封建清官赖以形成的文化心理根源,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在此过程中,影视媒介主动承载人文教育的重要责任,塑造更符合时代要求和审美倾向的社会主义新英雄无疑至关重要。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赏析与古代文学教学探究 摘要:影视赏析作为教学辅助手段,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得以广泛的运用。它增强学生对历史文化的理解,提高文学鉴赏力,培养写作能力和技法,完善人格修养。当然也有弊病,过多依赖影视材料会使课堂本末倒置,流于娱乐休闲,所以,应明确教学目的,控制赏析内容和时间。 关键词:影视赏析;古代文学;教学;审美 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主干课程,从先秦到近代上下几千年,内容量非常大。在教学上主要从文学史和作品选两方面进行。学生们常常为文学史庞大的理论体系,繁多的文学常识,以及不可胜数的作家作品感到力不从心,消化困难。在教学上,也会明显感到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文学鉴赏能力也亟待提高。随着多媒体引入课堂,影视赏析成为了教学的一个有效的辅助手段。 一、增强对历史文化的理解 文学作品并不像空中楼阁般能凭空出现,除了和作者本人的生平遭际、性格气质相关联外,也深受时代的影响。而中国历史悠久,朝代更迭,与今天时间跨度很大。作为95后的大学生们如果对当时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诸方面一无所知的话,根本谈不上对作品的正确理解。而影视赏析能为学生提供更为逼真生动的历史情境。如讲到明初文学,涉及到诗文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宋濂作为开国文臣之首,曾为太子师,但晚年,孙子被朱元璋杀掉,他也险遭杀戮,在流放的途中抑郁而终。刘基诗文俱佳,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为大明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俗语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而后期,他在朱元璋的手下郁郁不得志,最终死因成谜,有说是胡惟庸下毒,有说是朱元璋授意。至于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39岁时,被朱元璋借故腰斩,其诗兼各家之长,但“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 综上,三家命运系于一人———朱元璋。明初诗文三大家的人生命运,是当时文人际遇的缩影。在朱元璋的高压统治下,也难怪明前期文坛萧条。如果在课堂上,仅仅对上述内容作文字讲述,学生们未必能深刻体会当时残酷高压的政治氛围。因此,播放了由胡军、剧雪主演的连续剧《朱元璋》中的一个小片段“刘基之死”,12分钟的播放时间,同学们领略了朱元璋的跋扈刻薄、残忍专横,胡惟庸的刁钻阴狠、狂妄无赖,以及晚年刘基的憔悴无奈、绝望焦灼。课堂上同学们受剧情的感染,对刘伯温的遭际唏嘘不已,愤慨同情。与此同时,引导学生让他们明白,这只是文人的一个代表,当时的政治氛围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明初文苑的荒芜了。再进一步作对比,由刘威、林芳兵主演的《唐明皇》中有李白的片段,李白醉酒入宫,力士脱靴、玄宗调羹、贵妃捧砚。同学们为李白的狂放不羁,高力士的无奈狼狈,玄宗的礼贤下士,杨贵妃的殷勤活泼所感染,笑声不断。那么,将唐玄宗与朱元璋相比较,同学们能深刻理解到一个时代政治氛围对文学的巨大影响。 二、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 根据大纲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是应着力培养的。鉴赏力是理论水平、审美能力和文学创作力相结合的综合能力。古典诗词除文字之美还有音乐美、意境美。在课堂上单纯的文字讲解难免乏味,并且诗词意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影视赏析将精美的画面、悠扬的音乐,动听的歌声相融合,能使诗词意境得以酝酿升华。如赏析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首小词俯仰古今,感慨兴亡,令人读之唱叹不已。历史的轮回,人世的沧桑,又见青山斜阳。个人命运与世事沉浮,在秋月春风里摇摆,在浊酒笑谈中徜徉。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杨慎悲剧性的命运和学富五车的才情。 而后播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片头,该剧正是用这首词作为主题曲。宏阔的江面,波涛滚滚,裹挟着白色的浪花一往无前,一位位历史英雄在江水中呈现又随波逝去。配着昂扬的鼓乐声,低沉浑厚的男中音。画面、配乐、歌声相融合,一下子把那千年以前的峥嵘岁月拉到眼前,课堂上同学们仿佛也沉浸入那动荡澎湃的历史激流中去。这种感性的体验,不是文字、语言所能替代。再如赏析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后主以至情血泪写成绝妙好辞,恨水东逝的愁绝化作横无涯际的江水,愁绪滚滚,不可穷尽。在讲解李煜生平后,播出连续剧《李后主与赵匡胤》的片尾曲,正是由费玉清演唱的这首《虞美人》。哀婉凄美的旋律,演绎着亡国之君的血泪深悲,诚如法国谬塞所言:“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 三、培养写作能力和技法 当前,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写作能力差强人意,分析其原因:一是积累不够;二是没掌握相应的写作技法;三是没有审美标准。在古代文学课堂中除了理论和文字的灌输外,影视赏析能给学生提供更为感性的,立体的,生动的文学素材。如在讲王勃的《滕王阁序》时,播放相关视频。视频首先展示了滕王阁的景致、规模、气魄。再讲解王勃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人物生平,使学生对《滕王阁序》中所寄托的思想和情感有了深入的了解。最后,通过讲解和影视材料的结合,给学生带来一场包涵着景物之美,音乐之美,文字之美的综合的审美体验。学生可从中汲取多种写作素养。关于写作技法方面的培养,很难说教条化的理论,能给学生带来多少启示。影视材料一方面可以给人具体的,感性的触动;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渲染、对比、人物形象塑造、场景安排等更直接地展现在学生的眼前。如在讲《史记》人物塑造时,播放《汉武大帝》中的一个片段。家宴上,窦太后疼爱小儿子梁王刘武,欲让汉景帝立约,兄终弟及。 汉景帝不好当面推脱,说了句“那也没什么不可以”。可这违背了汉朝祖制父子相传,以及汉景帝本人的意愿。窦婴马上出来打圆场,“陛下,喝多了”,一句话给景帝解了围。这样的一个小片段将窦太后的专横和对小儿子偏爱的情感倾向;汉景帝的窘迫无奈和窦婴的机智圆滑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视频,将《史记》文字中的历史人物,鲜活生动地搬到学生眼前。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性格秉性能给学生以具体感性的印象,那么,对司马迁人物刻画的手法,会有更深刻的领略和掌握。学生写作时,常常会为不知自己写的好坏,而产生困扰。究其根源是他们心中没有审美标准。当标准缺失了,无论千言万语,也没有旨归。除了文学理论给出的文字性的标准外,学生似乎很难去具体把握和衡量。那么就从自我感受入手:第一层次是感官的触动;第二层次是情感的触动;第三层次是心灵哲思的触动。有了这样具体的标准就好衡量自己的文字了。 如在对比晏几道、秦观和李煜词。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秦观的“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李煜的“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通过相关视频的展示,三位爱做伤心句的词人,其文字对读者感发的深浅立现。晏几道词意象:落花,微雨,一人,双燕,明月,彩云等整体画面给人是离愁别绪,追思苦忆。秦观词呈现的则是落红遍地、心魂摧抑的绝望。而视频表现李煜词则是风雨暗涛,无边无际。以上三位词人的文字对人的感发触动,明显分为三个层次。学生通过具体感受,能够准确把握文学的审美标准,那么对写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审美中完善人格修养 古代文学作为主干课程,有许多同学希望课堂内容更扎实一些,为将来考研做准备。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但古代文学课堂,不能上成考研培训班的模式,即纯应试类型。古代文学中有大美,应当摒弃功利性,从审美的角度切入,使学生在美的熏陶中,认识到什么是美,如何创造美。而影视赏析能以直观感性的形式传递精神能量,灌输理想信念,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完善自身修养,实现精神境界的提升。如在讲《西游记》,播放了《取经归来》这首歌曲的MV,画面上回顾了唐僧师徒一路西行的艰难坎坷。处处是妖魔鬼怪、风霜雨雪。歌曲相和“一年年含辛茹苦经冬夏,几万里风霜雨雪处处家,取来了真经,回返我华夏……”此时,再联系到同学们的学业,求学何尝不是在取经呢?一路上难免坎坷,但要下定决心坚持不懈、绝不放弃,才能取得成功。 大学阶段是学生迈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期,也是提升人格修养的重要阶段。在讲课之余,向他们讲一些有益身心,修为励志的知识,有时比多讲一个专业考点更有意义。如何摆正求学与健康生活的关系?如何在遇到挫折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提示学生在苦恼忧烦、自暴自弃时,何不向往圣先哲们寻求智慧?如浏览经典对启迪心智很有帮助,如果觉得书籍文本不好理解,就看看电影《了凡四训》,动漫版《心经》、《道德经》、《菜根谭》、《庄子》、《大学》、《中庸》等等,这些影视资料以最生动的形式,最浅显的语言为你讲解人生智慧。如电影《了凡四训》,了凡先生以自己生平亲力亲为的事迹,提出“命由我作,福自己求”[5]的道理。结合儒、道、释三家思想阐释命运的真相,立身向善,慎独立品。如何安身立命,如何积善改过等等。 同学们若能汲取其智慧,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将潜能发挥地淋漓尽致,必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当然,影视赏析在课堂上也有弊端,应加以研判与引导:一是作为教学辅助手段,课堂影视播放,易入喧宾夺主窘境。影视赏析不能取代讲解讨论和思考提问。如果过度依赖影视,会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形,影响对基本知识点的掌握。所以,要严控赏析的内容和时间。二是力戒一味娱乐休闲。学生们经常厌倦课堂理论的灌输,一旦播放影视资料,就会格外高兴,把课堂当电影院忘记了学习的目的。因此,在播放的同时要多加提示讲解,和教学内容相结合。让学生带着问题,有思考地看,有欣赏地看。三是相关影视内容与文学史料经常有相矛盾或有差异的地方,这一点,教学中也要十分注意。可借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学观,甚至人生观、价值观。是是非非,扬清击浊。 作者:梁琳 单位:榆林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剧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发展 摘要: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关键词: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一直以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它可以引发学生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培养学生对文学的鉴赏和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文化水平。但是,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使学生对这门课保持持续的热情,通过实践教学的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把经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适当地运用到教学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内容丰富,基本讲授都是文学史与经典文本的选读为主要教学方式。因此,经典文学名著阅读是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必然的过程。但经典文学名著大部分都篇幅较长,涉及面较广。而学生呢,之前由于的高考的压力,对经典文学的接触比较少;考入大学后,由于就业的压力,忙于应付各种考证,难于集中精力和时间去阅读研究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中国现当代文学授课教师要将课堂组织好自然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了。 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一定要想办法吸引学生,让学生迅速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使之不仅在课堂上学习文学,而且要深入学生的生活,使之爱上文学,自觉地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精神。这是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师面前的难题和身处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各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1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1.1影视文学赏析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普遍是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为教学方式进行单一化教学,其教学方式非常简单,也就是常规的“填鸭式”教学。对此,使用影视文学性赏析能够有效地改善教学方式,改善常规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1.2影视文学赏析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的教学中引入影视剧进行文学赏析,能够促学生以更高的积极性投身于现当代文学学习,并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这一教学活动,还能帮助教师进行教学设计,例如观后感、关于文本与影视剧的区别等等,从而让影视这一资源更加富有教育意义。 1.3正确看待影视文学在教学中的作用利用影视剧只是促进教学,加强学生对文学名著的理解,但观看影视剧毕竟不能代替阅读原著。因此,在教学中,我们看到了影视剧对辅助教学的有益方面,但绝不能舍本逐末。 2利用影视剧促进教学的方法 2.1课堂上放映影视剧: 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课堂上放映整部影片(电影)。首先,要选取那些忠实于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放映影片前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原著,课堂上教师先介绍相关作品的作家及创作背景和时代精神,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要求在看完影片后共同探讨。放映整部影片耗时较长,因此授课时间大致分配3-4学时。这种方式不能经常性地出现在课堂上,一学期出现一次足矣。二是剪接影视剧中部分精彩片段,根据需要在上课时间进行播放。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技术的提倡特别适合这种方式的教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地穿插一些剪辑的精彩视频,有利于调动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培养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热情。这种短片剪辑播放进行教学的方式,占用时间少,学生更能集中注意力,积极性与参与性也更强,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但是,制作电影剪辑时,也必须选择忠实于原著影视作品进行教学。 2.2课外观看影视剧: 这种方式可以由教师课堂上教授相关的文学知识,简单介绍作品背景和主要人物,并留下思考题,要求学生课外时间观看影视剧。可以由班上学生集体组织观看,也可以由学生自行观看。这种方式是观看影视剧不会占用上课时间,又能增加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当然,要提醒学生观看影视剧时,注意影视剧与文本原著的区别,并思考导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编,从而分析和感受不同艺术类别的美学特征。学生观看影视剧后,在下次课时,教师要就上次所留课后思考题进行提问,以便巩固学习,增强学习效果。 3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要遵循的原则 3.1尽量选择忠实于原著的影视剧 我们应该知道,文学作品一直都是影视剧改编的重要素材来源。当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剧对于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必须有个全面的了解。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是有益的。尤其是一些改编比较成功的影视作品,比如电影《骆驼祥子》,电视剧《围城》、《四世同堂》等,对于现代文学创作成果的普及和推动教学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对学生了解作品的大概情节、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甚至激发他们对于原著的阅读兴趣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往往会造成对文学作品的扭曲。现代文学作品中构思精致、富有艺术创新的一面被抹杀,作品严肃深刻的内涵被通俗化甚至庸俗化。 比如曹禺的《雷雨》所用的回溯式结构,是作家的艺术构思中最具特色和艺术性的方面,是为了将三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一起,造成情节的集中紧凑、戏剧冲突的紧张激烈而设置的。而电视剧《雷雨》却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将情节一一展开,这就使原作在艺术构思方面最具匠心的一面被忽视,体现不出作品原有的艺术性。而由老舍《我这一辈子》、张爱玲《金锁记》等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任意添加人物形象,肆意篡改故事情节,不仅使原作的内容所剩无几,而且严重歪曲了其精神内涵,使作品中严肃、悲凉的一面大大冲淡。这是对文学作品的媚俗化改编,甚至可以说是打着改编旗号的重新创作。在选择影视剧进行播放教学时,教师要认真加以甄别。 3.2耐心引导教学的核心以及主体 最终必然会落到学生上,在整个教学活动当中学生也是占据主导地位。在教育观念上,教师应当积极并且耐心的引导学生,不仅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教学当中的地位,还需要改善自己的学习出发点与学习观念,清楚认识到影视剧赏析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更多的是增强大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同时,对文学名著改编程度较大的影视剧对于现代文学作品原汁原味的保留是有害的。尤其是当学生还没有充分阅读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就先接触影视作品,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对理解文学作品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造成误导。对这些现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引起注意,加强引导。对一些改编较为成功的影视作品可以适当推荐给学生,或者进入课堂播放、讨论和学习,而对文学作品被扭曲的方面应予以提醒并及时矫正,要引导学生回到文学原著上来。 3.3精心设计课堂 在课堂中,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充分了解影视剧的内容,并按照教学内容不同巧妙地设计课堂中的影片播放内容以及播放时间,在非特殊情况下,尽可能对电影进行剪辑,对电影当中无意义、繁琐的片段删减掉,将剪辑重点放在与该课堂重点、难点突出的部分。在课堂中,影片播放的时候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过长会导致学生完全沉浸在影片观看当中,而不是赏析中,过短会导致学生无法有效理解影片中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中,既需要保障影片能够激发学生的观影兴趣,还需要保障学生能够完成预计的教学任务。在影片结束之后,教师还能够设计更多的相关活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巩固。 总之,文学名著与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作有很大区别,如文学侧重叙述和描写,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影视剧侧重外部语言和动作,注重观众接受心理,主要以票房收入为目的。但是在教学活动中,只要运用运用得当,正确加以引导,影视剧完全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 (作者单位:长沙医学院)作者:曾葵芬 影视文学论文: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英美文学在促进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共识。但是,对我国大部分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受到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的影响,他们的英美文学知识及其缺乏,且起点低,这些也为英美文学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是,西方影视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则可以有效克服这一缺陷,并帮助这些学生提高人文素质。鉴于此,本文则简单分析了非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多个方面探索了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西方影视;英美文学;应用价值 所谓的英美文学,简单理解就是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对我国一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例如高职高专成人教育的学生,经典的英美文学就像一面镜子,有效的折射出了英语民族的悠久历史,并为他们求知、求善、求美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他们的课程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要的是,通过对英美文学的接触,这些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具体的英美文学教学中仍然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并严重影响着英美文学的教学效果。而随着信息技术和人们信息认知水平的提高,西方影视被广泛运用到了英美文学的教学中,并凭借其信息量大和直观性的优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从而有效的弥补了英美文学教学中的不足。 一、探索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 基于相关院校对人才的培养角度来看,他们希望通过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让学生有效的了解到英美文学的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英美文学不同发展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及其作者,最终实现院校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不仅如此,一些高职高专和成人教育也对此作了具体的要求:开设这种文学课程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即最大程度的调动学生对文学课程的兴趣,并进一步培养他们阅读、理解、欣赏英语文学作品的能力。建立在这些掌握内容的基础之上,从而把握文学批评的方法和与之相关的一些知识。而学生在接触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自身阅读和分析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也会相应的得到提高,并在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和语言能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应试教育下,各种升学政策的影响,学生在中学期间接受的英语教学是不完善的,因为教师教学的重点主要体现在词汇、语法、阅读、写作等方面,学生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被忽略的。因此,学生在接受继续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即他们英语学习的起点低,明显缺乏相关的文学知识积累[1]。 二、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探析 1、有效凸显对英美文学史的介绍 英美文学教学中,文学史是一项很重要的教学内容,它涵盖的内容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英美文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主要作家和这些作家的代表作品、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流派、英美文学作品赏析等,而以上所述的这些都是英美文学学习中最为基础性的内容。但是,传统的以说教为主的英美文学教学方式已经严重打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很多学生就此反映,英美文学发展的背景太过复杂,其中涉及到的作品和作家也太多。经过深入探究,笔者也就此做了一定的思考:发现西方影视具有信息含量大、直观性等特点,可以很好的完善传统英美文学教学方面的不足,从而让学生更为深刻的了解到与英美文学史相关的知识内容。例如出现在英国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威廉.莎士比亚,他在英国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从相关的英国文学简史来看,其中都是利用很大的篇幅和文字来对其进行介绍,介绍的内容不外乎其文学地位、文学创作、作品及其历史意义等。但是,莎翁一生创作了三十七部戏剧,并且都被列为经典,教师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是很难完成这么重要的教学任务的。而此时,一部经典的西方影视作品《莎翁情史》则可以被拿来利用,让学生通过影视欣赏来了解这个伟大的人物。[2]针对影视并非对真实百分百还原的缺陷,教师可以采取片段截取的方式,让学生窥探到莎翁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风貌。如其中关于伦敦剧院的片段,学生可以通过欣赏,对有关伦敦剧院的情况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2、帮助学生明确对一些文学名词的记忆 关于英美文学知识的考察,名词解释是一个重点。但是结合具体的英美文学教学来看,与其相关的文学名词是令学生头痛的一个问题,因为文学名词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多且零碎。不过,在深入探析的基础上,笔者结合相关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发现可以利用西方影视的价值来达到教师在英美文学名词教学方面的目的。因为将西方影视引入到英美文学的课堂教学中,可以有效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既深化了学生对文学名词的理解,又加深了他们对文学名词的记忆。例如美国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文学名词:美国梦。针对美国文学的学习而言,学生如果掌握了这个名词的意义,将对学生进一步理解其他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蕴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这个名词的起源有些复杂,且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太过浓厚,仅仅依靠单纯的记忆无法达到教师的教学目的。[3]对此,教师可以借助西方影视,利用图文声像结合的方式来帮助学生理解这个名词的深层含义。如曾获得过奥斯卡大奖的影视作品《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教师可以将其作为解释“美国梦”的一个最佳选择。从影视的名称就可想到,其对美国梦的阐释可见一斑。其中,贫民窟和百万富翁本就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但影视的主人公利用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千万大奖的美梦,在成为真正的百万富翁的同时也获得了甜美的爱情,这些与“美国梦”的主题是相当切合的。 3、可以被运用到文学理论介绍方面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文学理论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文学理论的学习,学生可以有效的把握文学作品的深层次内涵,深化自身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从而进一步挖掘出作品所要蕴含的思想意义。但是需要是注意的是,文学理论的知识内容比较抽象化,学生理解起来也较为困难,因此成为教师教学中一个难点。[4]结合文学理论教学的特点来看,教师可以利用影视欣赏的方式,化抽象为具体,通过具体的实例来向学生讲解这个内容,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人们所熟知的一部经典影视剧:《上帝也疯狂Ⅱ》,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欣赏经典片段的方式,让学生就“影视中人、动物、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可以采取分组的方式。学生就问题经过一番讨论后,教师要及时的为学生抛出问题:“动物可爱,自然美丽,作为人类的我们,面对这些境况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其中,当学生对此做出肯定回答的时候,教师要抓住时机为学生讲述:从上世纪初开始,受到先进技术的影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创造出了大笔财富。但同时,人类目光短浅,破坏资源,屠杀动物,污染环境,最终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以上的这些内容牵涉到的是与生态批评理论相关的知识。除此之外,影片中也有其他的一些与文学理论相关的内容,例如社会精神生态理论。对此,教师要积极迎合学生的心理,将理论性的内容用实证性别的方式给展现出来,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达到了应有的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的来说,对一些院校,例如高职高专和成人教育中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英美文学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学习内容,并在他们文学素养的提升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有效的引入西方影视的教学方式,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并让他们深刻的体会到寓教于乐的乐趣,在欣赏影视片段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人文素质。另外,精选西方影视作品来辅助英美文学的教学,能最大程度的节约教师的教学时间,并提升英美文学的教学效率。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这种影视教学的方式会进一步被应用到英美文学的教育中,从而帮助教师实现有计划的教学,并在教学效率的提升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 作者:张宏明 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的关系 影视是一门综合艺术,是现代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产品。它将静态的文学语言通过直观、有声的视觉形象表现出来,向人们展示着不同的世界,让人们产生了不同的感受,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作为影视作品的两个重要方面,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会对影视作品的价值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动画影视艺术强化银幕的表现力,能够净化心灵,满足观众视觉与心理的美感,传达了影视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 一、动画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内涵 优秀的动画影视作品能够让观众的视觉与心理产生美感,也能够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动画影视艺术追求意境与情感上的完美结合,最早起源于电影,是在影视作品中为了达到时空结合的艺术功效,影视学家应用时间、空间等各种表现手段强化银幕的表现力,结合虚拟动画形象,满足观众们情感和审美上的需求。目前,由于动画影视艺术能够给观众带来美感与震撼力,动画影视艺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电视中,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一些动画影视作品艺术标准比较低,往往会制造一些高上座率的商业影片,通俗、暴力。为了传达影视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动画影视艺术通过空间营造、表现以及空间再现的方式,不但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还能养眼、养心。进入新时期后,在影视作品中引入了一些斑驳陆离的光电科技,不但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还能从很大程度上提升影视作品的艺术效果。影视文学是为了给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带来直观性的感受,文学剧本通过电视、电影、广播等形式很好地表达了文学思想的内容,是文学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与其他传统文学相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涵义。它比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诗歌等更具有震撼力和影响力,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认同,已经成了现代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影视文学与其他类型的文学都具备传统文学的特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故事情节的塑造、人物的刻画、情感的表达等。另外,影视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表达方式,它结合影视媒介,具备了“读、看、听”的三重功效。同时,影视文学通过鲜明的视觉形象能够将文学形象演绎出来,具有鲜明的影视特征,能够将文学原著中抽象的形象具体化和深刻化,将描述的动作展现出来。 二、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的关系 (一)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 动画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之间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在表现情感以及事件的发展状况上,不像影视作品所呈现的那样,影视文学更能引起观众的思考,比较抽象。而动画影视艺术引起的情感共鸣是一时的,比较直白,如:喜悦、忧伤、快乐、恐惧等。长期下去,会让人变得颓废、慵懒,情感苍白无力。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具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在欣赏影视文学作品的时候,为了能够深刻感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观众必须要将心境投入其中。其次,影视文学不能将文字中对生活的感悟以及评价很好地展现出来,不能将作品中作者的倾向性赋予形象性。而在比较短的时间中,动画影视艺术则能够用各种镜头和具体的人物形象满足观众视听上的审美需求。另外,大部分动画影视作品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因此,为了尊重文学原著,在动画影视作品的创作上,要掌握适度的原则,本着尊重文学的目的。在改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使动画影视艺术作品完全脱离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也不能把文学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不要刻意迎合大众,追求票房数和收视率。艺术文学都是在娱乐服务的同时,服务于人类的。但是,纵观当今影视发展的整体趋势,影视艺术具有了明显的娱乐化趋势,因此,影视艺术作品创作的时候,需要本着尊重文学的原则,才能不导致人类文明的灭亡。 (二)动画影视艺术作品能够为影视文学增添养分 文字是传统文学所借助的工具,因此,在很多方面具有限制性。而和其他文学作品相比,影视文学具有直观性的特征,能够较好地反映复杂的生活现象,因此,影视文学更具有震撼力、影响力和群众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坚持不断的奋斗,改变种种限制,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同时为了宣泄情绪和压抑,人们利用幻想和游戏的心态改变这种限制。否则人们会产生精神危机,甚至导致精神崩溃。而在创作动画影视艺术作品的时候,利用动画影视艺术作品,不但能间接地排解人们的这种限制,还能够为影视文学提供养分。一般情况下,在编排虚幻世界的时候,动画剧作者会获得一定的超越满足感和自我宣泄感。而由于文本的“召唤”,在接受动画作品的时候,观众也会与作家产生同样的人生体验。如:在动画片中,失恋者可以体验到成功爱情的奥妙,弱小者可以体验到战胜对手的酣畅淋漓。由此可见,动画影视作品能够为影视文学的创作提供更多诡异的想象。如:《海底总动员》《熊出没》等动画片中,为了表现了一个神奇的动物,展现一个神奇的植物世界,剧作者像表现人的世界那样,为观众构筑了一个妙趣横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动物、植物会像人一样说话,人们会像小鸟一样飞,不但满足了制作者与观众的游戏天性,也给予了影视文学创作的养分。 三、如何区别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 (一)观众接受方式上的区别 在观众接受方式上,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动画影视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它不等同于文学,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同文学一样,动画影视艺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在动画、声音和光影的互动上,影视艺术作品更具表现力,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其次,在所能表达的广度、深度上,文学作品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如:在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反复地吟味不懂的地方。而欣赏电影的时候,观众会在感受上留有缺口,甚至连思索的时间都没有,不能停顿,不然会影响到观众欣赏整部影片,甚至会使观众无法集中全部精力,动画电影会变得残缺不全。因此,为了避免观众感受上的缺口,影视艺术要依据剧本情节,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将动画人物置于不同的场景中,不但要生动形象,还要有血有肉,不能将人物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不变动。 (二)观赏效果上的不同 什么是文学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符号来描写世界,主要作用于人的想象。什么是动画影视艺术呢?动画影视艺术是以线条和色彩符号描绘世界,主要作用是人的视觉,是视觉艺术。从一定程度上,影视文学具体是指视觉与听觉的感受效果为设计的着眼点,是影视文学中的一部分,应用文学创作的规律构筑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抒发感情,最后才能借助电影和电视等声画媒介呈现在观众面前。影视文学能够集视觉、听觉等多因素于一起,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和影响力,能够给观众直观性的观赏效果,会令观众具有身临其境的感受。由此可见,动画影视艺术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短暂和直观的。而影视文学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持久的,有韵味的。 (三)不同的影响因素 在特定的场景中,动画影视艺术是通过舞台演出来展示艺术美的,动画影视艺术所受的影响因素比较多,如:动画角色、商业利益、剧本、背景场景等因素。将剧本中的内容用动画角色设计与动作设计的理解和感受,通过动作设计与对白等表演手段呈现在观众面前,因此,动画中的角色是影响动画影视艺术的因素。同时,动画影视作品是商业化的成果,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商业利益挂钩。如: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这两个卡通形象是最好的商标。而影视文学文学性比较强,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比较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平时的积累、语言创作能力所决定的。 作者:李亮 单位: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讲师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关系研究 一、影视艺术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艺术就是电影和电视通过时间和空间来展现的一种综合性艺术。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曾说:“在作为电影世界支架的空间——时间复合体(或空间——时间连续)中,只有时间才是电影故事的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构件,空间始终是一种次要的、附属的参考范围。”苏联的瓦斯菲尔德说:“电影艺术作品中的时间——无论是天文学的时间或形象的、蒙太奇的时间——总是在空间里,在一定的纪实性的或假定的环境里实现的,影片的结构便是一个空间——时间的范畴。”从上述两位权威学者论中可以看出,影视艺术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表现,在时间的延续过程中展示画面,构成完整的银屏影像,在空间的表现过程中展开画面形象,让作品在多角度和多方位得到表现,得到平面式和立体式艺术效果。这门艺术主要反应的是电影、电视和网络视频等流动媒体的艺术效果。电视艺术来源于电影艺术的启发和创新,是发展最快,影响最广的新生视觉与听觉的艺术,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和繁荣昌盛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影视文学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文学就是电影文学和电视文学的统称。它们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不断把传统的语言文字、历史记载、传奇故事、小说、舞蹈、歌剧、诗歌、戏剧、散文等进行二度创作和形式创新,并以“声”、“画”形式展现文学内涵。影视文学虽然不及传统的文学形式历史悠久,但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且影视文学是一个迅猛向前发展的新生事物,将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开辟一个崭新的纪元。人类已经离不开这一样个现代化的、富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型文学形式。影视文学与影视艺术一样,它把音乐与雕塑、建筑与舞蹈、戏剧与绘画、风景与人物、视觉形象与听觉体验、有声语言与动态画面构成影视文学的重要素材和创作对象,有机地形成影视文学,并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和综合艺术的展现,来充分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培养人们的审美感知、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的审美意识。 三、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关系 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二者虽然名称不同、含义不同,但是它们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存在着艺术的共性,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是一对姊妹关系。 (一)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的共性 从内容的表现上看,影视文学总是以人为创作对象,人的思想活动为创作主线,把各种关系有机结合,创作出完整而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声、画”形式来感染人们的情绪,这就要求文学剧本的形成需要极强的艺术性。影视艺术亦是如此,必须以人为中心,以情感为链条,通过时间的或者空间的手段来表现和烘托文学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从创作手法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属性进行文学剧本原创作,以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展开等复杂的现代化手段来叙述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生动性和视觉与听觉的愉悦性。从审美角度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塑造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描绘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真挚的思想情感表达,来唤起人们对影视文学和影视艺术的审美情趣,带给人们视觉的赏心悦目,情感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始与终止,剧情的喜怒哀乐等等,都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对美好人性的唤醒与批判。 (二)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姊妹关系 影视文学来源于传统文学的提炼和创造,有效地吸收营养成分,借鉴先进经验和传统的文学精华,并以丰富的现代手段和表现形式以“声像技术”构成影视艺术。原创文学为影视作品提供文化资源和结构素材,链接成生动的银屏剧情,其剧情的展现靠的流媒体(电影和电视等)以时间和空间的延续和展示,综合表现为影视艺术,随着影视艺术的展现与人们的感悟,又会诞生新的影视文学,影视文学又会给影视艺术家们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又会构成新的影视艺术。影视文学是影视艺术的根基和依靠,一切艺术的原创和再创作都来源于文学的创作。脱离开文学的艺术都是空洞和虚无缥缈的,是没有情感和杂乱无章的拼接,也就不能称成其为艺术。影视艺术是对影视文学的渲染、升华和再创造,使影视文学的内涵更具生命力和感染力,达到把以静的文字表达变为生动形象的影视艺术。影视艺术创新文学作品,运用文学的创作手法,推广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影视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题材,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创作内涵和创作手段,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作者:薛雪 单位: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影视文学论文:当代文学影视化语境下影片改编研究 一、文学影视化的再创作 文学影视化最重要的意义是文学作品为影视艺术提供创作素材。文学作品在艺术性上,包括人物形象塑造、故事脉络结构、矛盾冲突营造等,都与影视艺术有共通之处。因此,电影导演、制片方都愿意从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中选择素材,把文学艺术改编转换成影视艺术。正如对故事情节的取舍一样,导演没办法将小说想要表达的故事一一反映在银幕上,且全部照搬也不利于电影主题设计。因此,讨论影视化与文学原著改编就显得非常有意义。《狼图腾》在2004年出版时,受到广泛关注,被评为当年中国文学类畅销书。原著《狼图腾》故事复杂,线索广泛,并带有鲜明的作者立意,导演让•雅克•阿诺在故事中找到与他个人经历相同的情绪,想把这部小说转换为电影语言。在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时,导演对主题、故事、内容、叙事等因素的选择决定一部改编作品的成败。《狼图腾》原著作者思考良多,他讲述北京知青在蒙古草原劳动改造中的经历,通过故事情节,带着读者思考中国历史,思考人与自然,思考人类文明等。阿诺在影片主题中则着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在环境自然主义的主题下,展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在故事情节和结局上,导演对原著的改编也糅合了许多影视艺术及电影市场的要求。影片以主人公在蒙古草原爱上狼、打狼、护狼、养狼、放狼的故事线索为主,以主人公与蒙古老人毕利格阿爸的感情,女主角喀斯迈的爱情线索为辅,为观众呈现狼群突围、围攻黄羊、掏狼崽、狼马大战、飞狼袭击等精彩故事情节和壮阔美丽的草原自然奇观。导演对原著的情节挑选与整合是整部影片改编的一大亮点,在充分尊重原著、展现原著魅力的基础上,发挥影视艺术时空整合的长处,将故事恰到好处地展现给观众。影片拍摄第三场时安排了一场突出蒙古狼的戏份,也是交代主人公对蒙古狼情感发展的情节点——陈阵只身遇狼群。小说中对这一情节的安排是陈阵随毕利格阿爸观察蒙古狼时,对前一次遭遇的回忆,而电影则简化为陈阵放羊后回蒙古包路上偶遇狼群,在剧情上交代了陈阵和杨克每日的工作,为下面回蒙古包与毕利格老人交流做铺垫,突出蒙古狼在陈阵心中的位置。《狼图腾》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对陈阵想养一只狼而抓小狼崽部分的改编。原著中,陈阵在蒙古包向阿爸请教掏狼崽,之后又听巴图讲述他小时候深入狼洞的传奇经历。一心想掏狼窝的陈阵一行被一只母狼引到一个山洞,一番激战后用“二踢脚”将其炸得从另一个洞口逃走,原著中写陈阵的野狗“二郎”穷追不舍,另一只狗黄黄发现真正的狼洞,陈阵冒险孤身往里钻,却只能惊叹那是个“魔鬼洞”,第一次掏狼崽以失败告终。陈阵回家后还被毕利格阿爸毫不客气地训斥一番,后来杨克请来从东北来的东蒙猎手道尔基,凭借丰富的经验帮助陈阵掏到狼崽。原著中,狼崽并不是陈阵本人亲自从洞中拿出来的。面对七只狼崽,陈阵和道尔基各领养一只。而影片则改编为陈阵欣喜地从狼窝掏出两只可爱的狼崽,却被偶然遇见的兰木扎布送上腾格里,陈阵面对两只小狼的尸体绝望到极点,而后又奋不顾身地钻进狼窝,惊喜地抱出最后一只稚嫩的小狼崽。影片这样的改编处理,更好地把握、突出了主人公的情绪,将事件矛盾紧凑地安排在人和狼身上,陈阵面对渴望已久的小狼崽,从得到到失去,复又得到,倍加珍惜,使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影片中主人公和狼的情感。 二、影片还有一处极具代表性的改编——对陈阵养的小狼结局的改编 原著中,渴望自由的小狼一次次反抗让它喉咙的伤越来越重,不愿见到小狼痛苦死去的陈阵忍痛将自己喂养一年的小狼打死,并亲自剥下狼皮筒子,凝视着在空中翻滚的狼皮筒子,陈阵相信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狼图腾。影片对小狼结局的改编处理为喀斯迈在陈阵不在时将小狼放回草原。毕利格阿爸的天葬仪式后,陈阵在大草原上见到了真正成为狼的小狼。导演在一个重要角色情节上做出这样的改编,显然认为这样的处理更符合自己的自然主义观念,因为小狼回归草原后更容易凸显自然狼的狼性。由喀斯迈将小狼放走,既承接上面剧情中小狼咬伤她儿子的情感处理,又为她与陈阵的情感戏做铺垫。电影《狼图腾》,增添了原著没有的爱情戏。作为一部商业片,《狼图腾》似乎没有跳出传统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安排男女主角感情戏来迎合观众对故事的期待。然而,这仅有的感情戏被法国导演诠释得有些突兀。因为女主角戏份并不多,影片中也没有在情节设置上交代陈阵与喀斯迈的感情交流,背景下,两人从相遇、相知、到最后相恋,显得有些勉强,这也是整部戏在对原著改编时考虑欠缺的部分。此外,《狼图腾》这部影片总体在反应草原文化精神的层面上,与原著相比也有所欠缺,整个故事改编后思想性没有原著深刻,失去原著的精髓。但作为一部商业影片,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还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孙乾蕙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汉语言文学论文 一、教学方法的创新要因材施教 影视文学是一门比较特殊的学科,影视作品本身对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影视理论却相对枯燥,这很容易使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时产生态度方面的两面性——即看影视艺术作品积极而听作品理论分析消极。这两方面的矛盾是影响学生深入学习影视文学课程的主要障碍。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如果一味迁就学生的兴趣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同时也不利于学生实际能力的形成。如果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设计。 第一,对于经典影片,尤其是距离现在年代较远的影片,如经典好莱坞电影,新好莱坞电影等要采取先讲后看的方法。如经典好莱坞电影《马耳他之鹰》如果让学生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观看电影,那么多数学生都会对影片的理解产生障碍,进而对影片的观看也会失去兴趣。这种情况下,学生看完影视作品后所获得的信息量一定非常有限。因此,需要在学生观看该影片之前,向学生介绍这部影片的背景、导演、演员以及它的总体风格和故事梗概。与此同时引入黑色电影的概念,并与中国大陆的同样具有黑色电影风格的影片《疯狂的石头》进行比较讲解之后,再让学生去观看影片,就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二,对于一些学生比较好理解的影视作品,如日韩影视作品、印度影视作品、港台影视作品以及中国大陆的经典影视作品,可以采取先看后讲的方式。这类影片的片源比较容易获得,这样可以让学生在课下先观看影视作品,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析、讲解。这类影视作品一般是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但是特点也比较突出。这样我们可以选取几个有特点的片段在课堂上重复播放,以唤起学生的记忆。这样可以有效的节省课堂时间。同时也可以照顾到个别在课下没有看到作品的学生。 第三,对于一些学生们都耳熟能详的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边看边讲的方式,因为这样的作品学生们已经非常了解,在观看的过程中进行必要的解读和分析,不会打断学生观看影片的进度。这样,可以在学生对影视作品比较幼稚理解的基础上,给予专业和理论的指导,使学生看待影视作品的眼光更加专业。 第四,影视艺术发展史部分是影视文学课程教学的难点。首先,影视艺术发展史的内容庞杂时间跨度较大;其次,学生对影视艺术早期的一些作品不感兴趣。要解决这个授课难题,我们需要为影视艺术发展史找到一个基本坐标,如时间和国别。在上课之前,我们挑选好具有不同时代和国别特征的默片、黑白有声片、彩色片、高科技制作影片各一部,并各自截取一个经典片段,让学生逐一观摩,并在每一次观摩后进行背景资料说明并对影片进行具体的分析讲解,由点及面地让学生了解影视史。这样的讲授方式即形象又直观,可以让学生在有限课时的基础之上有效了解影视艺术的发展史。 第五,影视艺术批评理论和影视语言是影视文学课程讲授的重点。这些内容理论性强,与影视作品的鉴赏和影视艺术发展史相比相对较为枯燥。作为专业必选课的影视文学课程中,学生很容易因为其晦涩难懂而放弃对其系统的学习。因此在这一部分的讲授中,可以让学生在经典影视艺术鉴赏后,向学生提问进而引出将要讲解的问题。如在讲解仰视镜头时,可以选取一个影视片段,俯视镜头选取《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全景俯视镜头,让学生去感受,然后表述在观看这个镜头时的感觉。在学生思考后,可以引出,俯视镜头除了能够鸟瞰全貌,表现视野开阔的全景以外,还常常用来表现人物品格的卑下或境遇的悲惨,具有一种阴郁、压抑的感情色彩。然后再让学生自己去回忆曾经看过的影视作品中有哪些镜头是通过俯视的方式来表达感情色彩的。此外还可以为某个理论问题选择一段有代表性片断作为观点的印证。这样的方法不仅增加了抽象理论的形象性,而且也可以让学生在观影的过程中积极地接受理论知识,锻炼他们寻找感受和分析影视艺术作品的切入点。如在讲到开放性构图时,可以拿出日本影片《典子的故事》中典子跑回家的镜头。来向学生说明,一个简单的画面可以反映出很多内容。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在观看影视作品时的发散性思维。 二、培养学生审美能力要提高 标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影视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多个层面的,不仅要培养学生对影视艺术的鉴赏能力和学生的影视批评和影视评论的写作能力,更要要帮助学生扩大知识面,提升综合审美的能力。学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形成看的能力更要学会看的表达——也就是对影视艺术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观片实践、影评写作和阅读相结合来实现。因此在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撰写鉴赏文章和影视评论是实现学生深入了解影视艺术基本规律形成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在这一方面学生存在的问题较多。例如学生在撰写批评或评论文章时切入点基本都是从故事内容入手,分析主题思想受网络影评以及先验或流行观念的影响较大,这样就让学生的影视批评和影视评论更类似于中学时期所写的读后感,缺乏专业理论的诉求。那么我们在指导学生进行影视作品的鉴赏与评论写作时,不仅要注重鉴赏与评论的区分,更要注重理论性和主观性的区分。美国电影教育家沃伦.巴克兰指出:“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学生参照专家的观点摆脱自己幼稚的见解。同时,不进行任何指导就期待他们判断、评价和选取有用的知识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具体境况,在影视评论的写作方面对其进行指导教学。第一,有步骤地规范学生的影视评论写作。首先要教会学生写观摩笔记,即运用已有的专业基础知识选择影片中值得分析的细节,对影片某一特点或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观察。树立以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事实作为分析电影的基础的思想,从而克服先验和流行思路的影响。而且每看一部作品都要写一篇观影笔记,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始写评论文章。其次,鼓励学生研读知名影视批评家的优秀文章。让学生模仿,同时对学生的写作要求逐步提高。第二,为学生提供多元的观影角度。影视艺术作品属于艺术学和大众文化传播领域。其突出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因此研究影视艺术作品势必要涉及诸多学科。写作评论也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进行写作。例如从美学、文本角度、技术角度、电影产业、经济角度、社会文化角度、历史学角度等等。指导学生从多角度去审视影视作品,就可以矫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容易从文本单一的角度去分析影视作品的弊端。 三、总结 以上是在现有的影视文学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总结的一些教学方法。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增强课程知识的延伸性,并与其他课程产生交叉。同时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教学环境和教学培养对象的变化,我们也会不断地会探索出更多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作者:徐颖涛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素材下中西方文学论文 一、影视素材与课本素材之间的差异 电影是艺术表达、传播的最佳媒介,同时电影也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电影依托于生活,作用于生活。影视是生活的真实写照,从远古到当下、从当下至未来,它都能够将其完整而生动的展现出来。影视的题材有很多,人物传记、历史写照、伦理、情感、悬疑等。影视成为文化艺术的一个大熔炉。在文化教学中,影视素材较之课本素材来说,其自身的直观性较为突出。观赏者的感官被全面的调动起来,知识伴随着影片的呈现更加的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学习者将很容易将这些文化消化吸收。除此之外,影视素材更加的具有真实性,学习者在观赏的过程中,其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古老的文明及现代的文化都能清晰的展示在眼前,知识将牢固的印刻在学习者的脑海中。在传统的文化教学活动中,教师大多采用口头讲述的教学方法,结合课本素材,向学生描述具体的事物、环境、发展情节等。一方面,课堂效果的好坏全由教师的口述能力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教学的良好普及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课本素材过于的抽象化,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倘若对课本中作者的用意、主旨掌握的不明确,产生了思想误差,那么这将导致整堂文化教程的内容偏离原有的正确轨道,影响最终的教学质量,使得教学效益大大降低。现阶段,众多意识到课本素材教学的局限性及弊端,便转变了原有的教学方式方法,在文化教学中,融入大量的影视素材,使得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影视素材的运用使得学生对文化知识接受的过程中,不需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础,零基础的文化学习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其学习兴趣,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望被无限的激发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文化教学的难度,学生文化知识的水平在原有基础上将实现实质性的提升。 二、影视素材在中西方文化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观察剧中的人物行为,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在中西方文化教学中借助影视素材进行教学的方法使得学生能够从剧中人物行为中直观充分地了解到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之间的差异。电影的取材源于生活,人物、环境、事件等,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电影中,人物行为中处处凸显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礼仪:尊老爱幼、长幼有序。例如在电影《孔子》中,人物的一言一行无不彰显出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在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人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在美国电影《小鬼当家》中,孩子们可以直呼长辈们的姓名,与父母之间无话不谈,行为举止中透露出与长辈之间的平等、友善。这种无等级界限的长幼关系在中国电影中是不存在的。再例如在电影《儿女一箩筐》中,父亲与子女之间那种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浓浓的情感使得观赏者在欢笑中深刻的感受到美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学生通过观赏类似的影片,从而对异国文化的特征有清楚的了解,在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二)感受影片中的文化氛围,了解异国的文化特征 在众多国内外的经典影片中,观赏者能够通过片中文化氛围的塑造深切的感受到异国的浓烈的文化气息。这一文化元素的穿插在印度电影中最能得以体现。如在《三傻大闹宝莱坞》这一影片中,当剧情或是人物情绪到达高潮的时候,影片中便会穿插印富有印度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等,以此来烘托人物的心理情绪,渲染氛围,感染观赏者。再例如在电影《阿甘正传》中,有描述到剧中人物通过街头演唱来获取报酬的情节。这一情节在西方众多国家的城市生活中并不少见。在东方人看来,这是一种靠自身技艺来获取金钱从而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乞讨行为。西方较之东方国家来说,人们崇尚艺术、热爱艺术的细胞貌似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在西方人眼中,这种行为仅仅是人们热爱艺术、追求艺术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积蓄力量,创作着、演唱者自己喜欢的歌谣,等待音乐梦想放飞的那一刻。教师通过放映类似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区域特色的电影,让学生领悟到异国文化的精彩,正确的理解看待异国人的思维及生活方式,从而为异国文化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 (三)通过观察对比,学习影片中各地域之间的交际文化 在体裁不一、内容不一、形式不一的电影中,其剧情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物的支配。因此学生在电影观赏的过程中,都能够对影片中的交际文化有所了解。学生在观赏影片之前,教师要让学生对本国的交际文化有所了解,引导学生在观赏的过程中,就片中他国的交际文化与本国的交际文化相对比,从而找出致使交际文化差异存在的价值取向。例如在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中,学生可以直观的了解到中国企业中领导与领导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的等级关系,中国商业圈中的人际交往原则与礼仪规范。再例如在影片《阿甘正传》中,主人公阿甘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特殊人物,阿甘成为美国底层小人物的代表。影片通过对人物经历的描写刻画,凸显出美国注重人权、人人平等的治国理念。美国文化尊重特殊个体文化的存在,对个人的努力持有赞同认可的观点。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主人公阿甘非但没有遭受他人的歧视,反而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和喜爱。倘若将阿甘这一人物放在等级思想严重、制度森严的社会背景之下,阿甘的人生境况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学生在对异国的社会价值观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对他国所存在的社会现象便不难理解。“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这一价值观在中国的众多影片中得以体现,举个最浅显的例子,中国人在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通常会强调“我们”,个人仅仅充当集体言论的发表者,这是集体主义的典型表现。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个人主义将凌驾于集体主义之上,“我的看法”、“我认为”、“我觉得”这些言语将个人主义展现的充分而又彻底。 作者:曹媛媛单位:贵州省毕节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一、在叙事对比中提炼差异 文学和影视都属于叙事艺术。文学作品以时间为主线平面叙述,影视作品以空间为主线立体叙述,“文学与影视在叙事上的相通,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和转化,影视在成为独立艺术之后,仍然需要从文学中汲取营养,而文学也借成熟影视艺术的推动,自觉地凸显其电影性和日益丰富自己的叙述手段”。[1]在影视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虽然影视的制作过程比较繁杂,缺一不可,但文学为影视的存在提供文学脚本,即“故事”,没有故事,影视艺术就没有了载体和灵魂。所以,对于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研究影视文学,必须从文学脚本,即研究“故事”开始,而这个“故事”的讲述,无论属于哪个母体,都无一例外地包括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精彩对白等。同样,影视也有助于文学作品的呈现,影视主要由声音和画面构成,在形象上具有直观性。以电影《菊豆》为例,《菊豆》改编自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在原著里,杨金山是个小地主,菊豆是花钱娶来给他生孩子的女人。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注重分析原著和电影的差异性,电影如何呈现了文学性并且超越了原著:第一,场景的构造。在原著中,杨金山只是个家庭富有的小地主,而在《菊豆》中,杨金山是个开染坊的,家里的染池、布匹跳跃着鲜艳的大红色、金黄色、湖蓝色等,营造了一个鲜活的情境,具有情景的暗示性。在菊豆勾引杨天青时,导演特地安排四周的布景全部是大红的布匹,染池亦是鲜艳的红,而菊豆穿着红绣鞋、挽着系红头绳的髻、戴着红兜兜,用鲜艳的红色来暗示人物的心理特征,无声地说明了人物饱满的情欲和渴望背叛的心理效应。因此,教师在讲解的时候,要注重对电影氛围的讲解。在影视时空中,环境即语言,教师可以把原著中相关的文字和电影的段落进行交叉对比,以此说明影视在对文学的呈现和表达上更为直接和鲜明。第二,在人物塑造上。原著中的菊豆是个对生活逆来顺受的人,而在《菊豆》中,菊豆具有强烈的叛逆性,是个善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女性,与此对比的是,倒是杨天青孱弱和委顿的生活状态。由此,电影中的菊豆形象更为饱满,充满着张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细节的挖掘和发现,如在电影中,菊豆主动夹菜给杨天青吃、往杨天青旁边凑、说一些挑逗性的语言等。而在原著中,菊豆显然比较被动,导演对原著的改动,更加丰富了人物性格特征,也使得菊豆的形象在荧幕上大放光彩。这种对比,教师可以发动学生的积极性,采取放映视频片段和组织学生讨论的方法,使学生了解影视和文学艺术的差异性。所以,在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中,这两者互为关联,不可缺少。教师在授课中要提炼两者之间的差异,采用分组讨论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过程中,学生可以发现文学和影视艺术的互为借鉴、互有所长,这对学生学习“影视文学”这门课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二、在课程交叉中回归经典 对于“影视文学”的教学来说,不可回避的是解读经典。这个经典,不仅体现在影视上的经典,还体现在文学叙事上的经典,这就涉及课程交叉的问题。无可否认,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都来源于经典的文学著作,“在中外影视作品中,有将近半数是由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改编而成的,特别是那些伟大的文学巨著,多次被搬上银幕荧屏。可见影视艺术与文学有着血脉相通的亲缘关系,对小说的借鉴使影视艺术创作者们获得了灵感”,[2]比如电视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而电影更多,简直不胜枚举。如何解读这些经典影视作品?笔者认为,回归经典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对于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学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以后,会发现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和这两门课程息息相关,所以,解读经典影视作品,要从细读原著开始,我们以老舍的优秀作品《骆驼祥子》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旧中国。通过祥子三次买车、卖车的经历,宣告了祥子由一个要强的、体面的、朴实的年轻人变成了堕落的、丑陋的、猥琐的个人主义末路鬼。老舍先生用带有京味的白话写这篇小说,语言非常有特色,人物的性格也极其鲜明,表达了对旧社会的控诉,也对祥子的命运提出了思考。1982年,凌子风先生把《骆驼祥子》拍成了电影,电影也同样具有经典性,但由于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的差异性,原著和电影各有特色,如何引导学生客观地看待和分析这部经典作品呢?首先,在电影放映之前,发动学生课下精读《骆驼祥子》原著,然后在课堂上分小组讨论两个问题,其一为:你对《骆驼祥子》中的哪个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是:你对《骆驼祥子》这部作品哪些地方感触最深?其二为:你认为祥子的悲剧成因是什么?之所以让学生讨论这两个问题,不过是给学生一个开放的讨论空间,引导学生对《骆驼祥子》的叙事结构、语言风格、环境描写、人物命运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有这些认识作为基础,学生对电影的观看将会多一层理性的体会。其次,当学生对《骆驼祥子》的原著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以后,再给学生放映电影,引导学生注意电影对时空的处理、对人物类型化的塑造以及人物对白等方面的特征。第三,再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为:比较《骆驼祥子》的原著和电影之间的异同,并说明优劣之处。通过这样的教学程序,学生不但对《骆驼祥子》有了深刻的认知,而且更能清晰地知晓文学叙事和影视叙事之间的不同,如对人物类型化的塑造上:原著中的虎妞“长得像一个大黑塔”,而电影中的虎妞长得并不丑,更没有如此夸张,这无形中损害了观众对虎妞形象的想象性。所以,在对人物的想象方面,模糊性比真实性效果更好,得到这种理性的认知,必须要让学生精读了原著和观看了电影后才会有如此的体会,否则,教师讲得再多都是空谈。不可忽视的是,在教学中,当课程之间出现交叉状况的时候,教师要充分把握这种交叉,把它运用到教学中去,以便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比如:由于电影的特殊性,一般很少过多呈现故事发生的背景和时间,它往往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加以说明,或者通过字幕的方式来交代,这很容易给受众造成遗漏。所以,发动学生提前阅读经典作品,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把握一些叙事上的细节,领略影视不能呈现的内容,如创作主题、创作意图、时代背景、情感活动等。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在编造“故事”中掌握叙事 “故事”是影视艺术的灵魂,任何一部电影,如果没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导演即使再高明,也拍不出优秀的影视作品。所以,让学生学会编“故事”,也是开设“影视文学”课程的目的之一。卡罗•葛齐曾列举过36种戏剧境遇,如机遇、求助、救援、竞争、反叛、复仇、误会等。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有选择地给学生放映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电影,引导学生分析“故事”讲得是否成功、是否精彩,这是学生在学习创作剧本时最基础的也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此,笔者以好莱坞的电影为例,说明如何讲“故事”以及讲“故事”的重要性。好莱坞的电影叙事是全球的风范,在叙事上,好莱坞电影已经被类型化,除了我们熟悉的爱情故事、战争故事之外,如外星人故事、灵异故事、科技故事等都是在好莱坞的电影市场上成熟并且强大起来的。好莱坞的类型化叙事为何屡试不爽,频频获得成功呢?教师在教学中不但要引导学生观看不同母题的电影,而且要对此类型的电影进行叙事上的分析。如爱情电影《美国丽人》,这部电影是全球“麻雀变凤凰”主题的开山之作,它在叙事上的成功体现在何处呢?首先,教师在组织学生观看完这部电影后,发动学生对近些年来类似的影视作品进行回顾,并进行讨论,总结出叙事上的相似性:女主角虽贫穷但不乏善良,狡猾却又可爱,有点算计但又无伤大雅,而男主角通常都是富有、年轻、英俊,然后通过制造一系列的误会和巧合,女主角和男主角相爱了,他们为了爱情克服了很多外在的或者内在的困难,终于幸福地走到了一起。通过分析,学生不难得出结论:这种类型化的叙事是没有多少新意的,甚至在荧屏上几乎泛滥,无论是大陆、台湾或者韩剧,此种类型化的故事比比皆是。但为何《美国丽人》却获得巨大的成功呢?除却开山之作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看到叙事之外的重要因素。《美国丽人》的成功在于提供给受众一个梦境,一个白日梦,这与其说是电影提供的功能,更不如说是叙事提供的梦幻因素。所以,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叙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讲故事。而如何讲好,还要考虑到受众的心理反应和情感机制,如果只是闭门造车,忽略市场和观众,那故事无论怎样精彩也不会获得成功。第三,在教学中,还要善于总结和横向比较,并让学生参与进来,根据自己的观影经验,提出看法,敢于质疑。同样是“麻雀变凤凰”的题材,为何有的影视作品却表现得非常生硬和尴尬呢?所以,讲“故事”还要考虑到语言的当下性、故事场景布置的认同性以及人物设置的复杂性等。因此,基于以上三点,讲“故事”有着多重的要求和束缚,而如何让学生领略到这种要求和束缚,教师只是讲授是获得不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自己动手编“故事”。所以,教师可以给学生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按照剧本的格式,要求学生编“故事”,然后在统一的时间上交,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相互交换作业,然后分组讨论,选出小组认为最精彩好看的故事,并说明这个故事为什么精彩?精彩的原因是什么?通过这个教学活动,学生不但自己写了“故事”,还参与了对别人故事的评价,因此,什么是精彩的“故事”、怎么样才能够写出精彩的故事,学生一目了然、烂熟于胸,在以后观影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样的电影,他们都会对其“故事”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评价。综上所述,“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建立在对影视艺术和文学艺术理解的基础之上,只有对这两个概念有着深刻的认知之后,教师才可以在教学中灵活应变、游刃有余。由于每个教师都具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征,所以,教学方法是多样的、丰富的。因此,笔者以上所论的教学方法不过是自己的教学体验,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还需要逐渐完善和充实,使得“影视文学”的教学更具有当下性和科学性。 作者:徐亮红 单位: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中文学经典改编与影视品牌建设 改编文学经典能促进影视文化产业等发展,但当下的影视改编却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在改编文学经典作品来生产影视文化产品和建构产业品牌时,需要反思和规整的问题是当下改编的影视作品普遍高扬“技术美学”而漠视“人文美学”,崇尚“工具理性”而抑制“人文情性”,经典作品被改编后,成了炫技的表现而缺乏文艺创作应有的较高“艺术追求”和基本“人文关怀”。以2013年年初同期上映的《隋唐演义》和《隋唐英雄》来说,均是以古典名著《隋唐演义》为蓝本而改编成的电视剧。《隋唐演义》曾获得了有“清一代历史演义小说最优秀的一部”之赞誉,是隋唐历史小说中的“集大成”者。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之高评价,关键在于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心系天下苍生的“豪杰义士”,为救民于水深火热而自觉起义,在时代风云激荡中为了正义、尊严和理想而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凸显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和敢爱敢恨的血肉情怀。在小说基础上拍成的两个版本剧作,却问题颇多。其中如浙江永乐影视出品的《隋唐演义》,号称是中国首部完全以电影手法拍摄的电视剧,耗资2.8亿重金打造,借助高科技技术手段强化了一些特效制作,但技术方面的提高并不能掩盖其贫乏的“艺术追求”,炫目耀眼的视觉冲击背后却是思想的空洞与虚无,对于“演义”主旨“游移不定”的把握,使得剧作叙事上前后冲突、故事内容不完整,由于缺乏思想的内在引导让受众难以适从。特别是对残暴杀戮无辜士兵的炫技表演及“鲜血”飞扬的聚焦表现,更是凸显了编剧和导演缺失了基本的“人文关怀”。经常上演的暴力打斗、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情节,也让本就不明确的演“义”精神冲击得支离破碎。其次,当下的“经典翻拍”往往臆测“人性”的共同性,借口探索“人性”的深度而突破“历史性”维度,打着表现“美学性”的旗号实际上做的却是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经典虚无之事。近年来,影视产业中热衷于拍摄“穿越剧”。 “穿越剧”的盛行实质上是一种知识荒诞、历史虚无、缺乏文化禁忌的表现。编剧们看似富有创意,敢于大胆想象,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缺乏信心和爱意,也没有知识考古的勇气和耐力,经常性地窜乱经典、虚构历史、混淆文化,体现出他们既不能深究“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内涵,亦不敢反思之前影视改编的错漏和不足,更无力结合时代新特性借助“改编经典”以反映当下民众的现实诉求。如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与经典的文学《西游记》离得很遥远,与“西游”历史文化也不合节拍。只是借用了一下“西游”的名号和格套来吸引眼球,实际上抹杀了“西游”的人文内涵和历史价值。其他如《赤壁》《楚汉传奇》《画皮》等影视作品同样都有着这些弊病。一味地为《西游•降魔篇》等赢得了较高票房收入叫好,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当下轻历史的功利心态。最后,“同质化”的制作层出不穷,缺乏新生内涵和陌生表现的“个性”创作,实际上是一种伪“个性化”表现,难以获得受众认同。“经典”翻拍,究其根本并没有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剧”。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指出,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就在于它具有“陌生化”的表现形式。近年来,荧屏上所闪耀的电视剧主要类型,如宫斗、抗战、谍战、政治、军事、商战、民生、家庭伦理等题材,是“同质化”的重灾区。当代文学史上如莫言、海岩、刘震云、麦家等作家的经典作品,经常被商家拿来改编为影视作品,“同质化”现象很严重。虽然“类型化”是影视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但“类型化”和“同质化”是有明显区别的,就在于相同类型的题材,必须寻找到不同的创意角度。改编经典文学作品,往往意味着在同一故事题材下进行影像叙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找到不同的叙事风格和个性气质。如果在商业运作逻辑中,将个性创作变成为一种模式化行为,那么“花样翻新”个性表象,实质上是一种“伪个性”。只会让受众感觉消费内容曾经熟悉,并不能让他们因“怀旧”心理而感受到作品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也难以重新激活他们回味经典的热情。 改编文学经典作品,一定程度上应该顾忌和考虑作品本身及改编之后的“艺术性”“人文性”。社会批判理论奠基人霍克海默指出:“今天,叫做流行娱乐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文化与工业所刺激或者操纵”,“对投资在每部影片上的大量资本的快速周转的经济要求,阻碍着对每件艺术品内在逻辑的追求———即艺术作品本身的自律需要”。因此,他认为像电影这样的文化工业“不能同艺术相处,即使它与艺术相处得很好”。霍克海默及众多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家们发现了文化工业和经典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他们的观点比较偏激、激进,他们固执地认为文化工业和经典艺术不相融合。其实,在萧伯纳、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伟大编剧的视域中,包括小说、戏剧等文学经典改编和影视文化产品制作间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完全可以沟通相连。关键在于新创作的作品有“艺术性”“人文性”,同样还是“艺术”生产的延伸,能够破除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能动地服务和满足人的现实需要。影视改编不能为追求利润而简单模仿,不能为让受众购买、消费新产品而追新逐奇、标新立异。改编文学经典作品,还有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艺作品所坚守的“历史的”与“美学的”内在统一标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虽然反对人性论,但并不排斥人性。他既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把握人的社会属性。对人性共同形态的描写,不能仅着眼于自然性,而且应把握其历史性、社会阶级性和伦理、道德、宗教等属性的综合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同样肯定审美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哲学,审美的最高原则是超功利的,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正是基于对工业化生产导致了人的“异化”问题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才强调文艺创作应该肯定和倡导人的独立、尊严、价值和地位。 仲呈祥先生在反思当下影视产业发展时曾指出:“把过去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实践,改换成了用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实践,同样的实质是排斥了审美的方式把握实践。……现在我们陷入了一种文化悖论,一方面我们在呼唤经典、呼唤大师;另一方面经典、大师在身边,我们又不珍视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可见,影视改编坚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统一尺度甚有必要。综上可见,改编文学经典依然是发展影视文化产业和建构品牌的重要路径,在文化产业“倍增”战略视域中反思当下影视改编问题甚有必要。我们要改变当下改编影视作品时普遍高扬“技术美学”而漠视“人文美学”、崇尚“工具理性”而抑制“人文情性”;臆测“人性”的共同性及探索“人性”的深度而突破“历史性”维度等现状,进一步在工业化的影视改编生产中坚守“艺术品格”和“人文精神”,做到“历史的”和“美学的”内在统一。 作者:何世剑 单位: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电影细读问题意识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英美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及策略 实行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及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素质。而电影可以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以及社会背景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现阶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更是为作品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使得枯燥、乏味、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形象。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校的先进设备日趋增多,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接触外国文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不再仅仅是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一些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作品认知的需求,如果单纯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就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和理解英文文学中的深层内涵,有时文学中的这种深层含义是需要学生自己去领会的,此时就需要辅助原版电影加深学生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电影的演示,寻找未知的答案。此外,许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典范,具有代表性,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英美原版电影,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更标准的外国语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大大得到提升。而且在观看原版影片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二)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相关策略 首先,了解原版电影的背景。在观看原版电影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交待影片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然后提出一些和影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观看影片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地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其次,观看原版电影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和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此,学生在观看完影片,对相应英美文学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应多多鼓励学生写读后感悟、体会等,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团体活动,如报告会、心得分享会等,让学生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进行分享和讨论,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欣赏、鉴赏以及分析能力。这才是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利用英美原版电影辅助 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英美原版电影只是学生提升自身文学作品鉴赏以及理解能力的辅助工具,并不能完全地用原版电影将文学作品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通过原版电影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要选取最能代表原著精神的影片,利于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最能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而且无论是影片中的语言还是人物情节都对原著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学生可以在对影片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阅读,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原著有更深的体会。其次,要鼓励学生观看完整的原版电影。一部完整的原版电影能够使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课堂上难以将原版影片进行完整播放,这种片段式的影片不利于学生领悟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此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观看完整影片,并给学生布置一些与影片相关的问题以检测学生的观看和理解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影片的理解力。最后,对影片进行剪辑,实现对比式教学。无论是何种课程的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最有效的就是采用针对式的教学方式,即结合授课的内容,播放与其相关的部分影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如此。对影片进行合理的剪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与授课内容有关,应该包含作品中内容比较丰富、有着较深的文学意义,以及教师难以向学生讲述或者作品中情感难以表述的内容。以此实现文字与影片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一部相同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影片来诠释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剪辑影片实现对比式教学,考察学生对不同影片之间表达情感、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三、结语 虽然原版电影作为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改变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枯燥、乏味感,但是原版电影只是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英美文学原著。因此,原版电影只是催动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在这份热情和兴趣的驱使下,去阅读文学原著,从而对原著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 作者:陶冉冉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理由 (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总而言之,电影应用于高校的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教学环节的互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图像化越来越为广泛的青年群体所接受,通过图像的呈现,可以使高校学生更加明确英美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促进学生在课文中积极寻找电影故事里的精彩片段。 作者:王晓蕊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浅议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的联系 我们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几乎都是根据当代小说改编的。他曾经感叹道“: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可以说,当代文学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没有文学的繁荣,也就没有电影的成功。实际上电影的繁荣寄托于文学的繁荣,文学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素材的基础,这些不仅是导演创作经验谈,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一种经验总结。 我国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文学作品的大量改编。伴随着文学作品的改编,也基于文学和电影的创作者所处的共同历史境遇和社会环境,文学的思潮、观念、风格乃至叙事技巧也自觉不自觉地被纷纷引入,无形中对中国电影进行了重塑。也就是说,大量的经过文学改编的影片的出现,使得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得紧跟民族反思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有趣的是,和中国文学发展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几个阶段的思潮相同步,电影出现了伤痕电影如《神圣的使命》、《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人生》、《芙蓉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寻根电影如《红高粱》、《牧马人》、《黑骏马》、《黄土地》、《边走边唱》等和改革题材的电影如《陈奂生进城》、《人到中年》、《祸起萧墙》、《野山》、《秋菊达官司》等等几个阶段。特别是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拿下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更是莫言文学作品以影视剧的形式第一次受到国际认可。正如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所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也促使中国电影反省:注重文化思维而非市场功利、注重个性自由创造而非统一规格玩弄、注重人性挖掘而非概念主题俯就才是正道!”②莫言的作品不仅仅是在于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莫言在文学中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电影《红高粱》正是有了文学的内质才能走得更远,因此可以说文学永远是一切艺术的呈现。进入新世纪后,迅猛发展的电影高科技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技术时代”“,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影视生产越来越注重和依赖新技术、高科技,并且以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来制造视听奇观征服观众。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开启了电影影像叙事、景观叙事的新纪元。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指环王》、《2012》、《阿凡达》等影片则是靠着叹为观止的视听效果让人如痴如醉。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在产业化、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也不失时机地选择了大片策略。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下了2.5亿的票房奇迹,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序幕,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等中国式大片借鉴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模式,采用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创造出了中国电影的视听奇观。过犹不及,这些“大片”不尊重叙事的逻辑、情节的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造成了很多笑场和漏洞,同时也放弃了从文学中去寻找电影的主题、趣味、美感和人性深度的努力,有意无意地拒绝文学的滋养,不可避免地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因而遭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当下中国电影文学贫血、叙事紊乱、情感苍白,追求大制作、大场面以视听为其主要表征下,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关系当中,中国电影的“文学”创作发展就显得非常必要。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电影环境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当文学不再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以视听文化为其主要表征的电影势必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学习和应对好莱坞的挑战。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艰难但是又必须完成的使命。 中国电影经历一个初级阶段以后,应该有一个更全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文学需要电影,特别是在视觉艺术占主流的今天,文学通过电影进入受众的视野,在文学创作中寻找切合大众心理和情感的题材通过电影表达,也可以将电影的蒙太奇和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运用到文学写作中,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只有中国文学辉煌时代的到来,才有中国电影的辉煌时代到来。电影是综合性艺术,而文学是它最大的综合性因素。这种综合不是一种相加,而是一种化合,是被转化成电影的语言、元素变成电影自身的一部分血肉。这就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样很好,没有必要否认。 作者:廖晓文单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中国当代电影发展与文学的关系 烧着的始终是二堆熊熊的“哑火”。为什么电影界的“奥斯卡”文学界的“诺贝尔”会垂青于同样是亚洲和东方的弹丸之邦日本和贫穷的印度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俺以为艺术不是一门吃饱了就可以出去耍猴的行当;艺术家不能等同于工厂里面熟练的技术工人。艺术作品不能奉行“拿来主义”更不能靠“山寨”;且称之为乞丐文化或是流氓艺术。艺术家必须具备自我批判意识与创造精神此两种品格;即风骨与思想。 电影被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断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整天玩弄着那美女开会俊男扎堆的无聊游戏,此亦为中国影坛的一大特色。所谓电影起码也要能够表达出思想承载着人性吧;但此两点恰是当代中国电影的硬伤与软肋。 最搞笑的是;某些导演竟扬言若给他们几个亿的话也同样能够导出像欧美那样的大片来!呵呵;恐鬼才会相信他们喷出的豪言壮语呢?典型的“猫盖屎”!再来瞻仰一下当代中国的文学界,可能称之为“文字界”更贴切些吧。单看那些整日里打着作家和诗人旗号招摇的人士就多如牛毛给人以“大海”般的感觉。 作家和诗人是多么奢侈的尊称而今却已然沦为了鸡肋。多所谓的作家诗人也不过是一帮垃圾搬运工或叫作专业生产多余文字的机器罢了。他们洋洋洒洒的天书风格实在不是一般人类的审美能够企及或欣赏的了的,则更像是为了满足地球以外的神马鸟儿的口味。 文字其实更像一个接近于我们灵魂的载体,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无眠的孤独的甚至是痛苦的产物。而今一帮“文人骚客”沐浴更衣皆跑龙套似地签名作秀实像极了小丑儿,说白了就一“书贩子”。 今日之文坛流派林立且互捧臭脚。真正的文学大家乃以思想著述立于世且不随波逐流;然此等之流却聊以维生计耳!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和文学相似性艺术 摘要:电影与文学都是人类的一种表意方式,都具有时间形态的艺术特征,因此两者的相似性即为叙事性。当代叙事学研究以及电影改编自文学的普遍现象,均表明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叙事文本的基本范畴包括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因此从两者的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的技巧———修辞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则能清晰地看到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详细表现。 要害词:电影;文学;相似性;文本;叙事性 文学是古老的艺术,电影是当代的艺术,两者的产生相差几千年,而就在两者共存与发展的短暂时间里,却不断地联系、碰撞并发展,两者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水火不容,有时却被人们合二为一,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还没有哪两类艺术的关系像电影与文学那样被人们所争论。本文试图从文本的角度,阐述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及其表现。 一、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一)理论依据。文学和电影的根本差别,是书面文字和视觉影像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把它们分隔为不同的世界。要穿越这看起来似乎是无限的隔阂,最好的方法是把文字和影像两者都看成符号,其目的都在于传达某种意义。在这个角度,文字和影像都是一个更大的表意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广义的“语言”的组成部分。文学和电影都是从自身最理想的起始线出发,一个从画面,一个从言语,它们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完善地表达意义。正是在写作论文文本的意义和人类的理解这个哲学高度上,文学与电影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学观点的普遍性是包容一切的……归根到底,歌德的论断''''万物皆符号''''是对解释学思想最全面的概括。它表明,一切事物都指示出其他事物。”[1]文学与电影最根本的联系在于两者都具有时间艺术塑造形象的特征,即在时间的流动线上展开形象的叙述。小说是时间艺术,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在延续时间中积累组合,在人脑中形成一篇小说的故事形象。电影是诉诸视觉的空间艺术,同时又是时间的艺术,电影的运动性决定了它的时间特征,也就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在延续时间中运动发展,最后构成整个影片的银幕形象。正是在观赏延续时间中展开形象,使得电影在理论上就具备了类似于文学的叙事性质。所不同的是,“文学的叙事是根据主要被看作线性顺序的时间展开的,而电影似乎就是要通过同时性的观念才能完成叙事”。“确实,叙事性是连接小说和电影最结实的中介,文学和视觉语言最具有相互渗透性的倾向”。[2]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一样,都是当代叙事学的重要分支,都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而在一般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中都是既包括文学,也涉及电影,即使在早期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中也包含着对电影理论的研究。自从克里斯蒂安·麦茨把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引入电影理台州学院学报第30卷论研究,并于1964年发表《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之后,电影叙事研究才有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同时,与文学叙事的联系也更紧密了。因为,麦茨的研究表明,“电影与文学的研究自从在内容分析上建立起相同的一致性后,又在表达方式的层面上建立了一致性。易言之,过去电影与文学只是在语言的表达内容(对象、题材、范围……)的研究方面相联系,而现在则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联系起来”。[3](二)事实依据。从诞生之日起,电影即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工厂的大门》、《婴儿的午餐》、《火车到站》等影片,尽管只有一两分钟,尽管不怎么出色,但它们确确实实在讲故事。到1915年美国闻名导演格里菲斯综合运用蒙太奇手法拍出了长达2小时的《一个国家的诞生》,短短的20年时间,电影就具备了讲述复杂故事的能力,并可以与小说相媲美了。电影“大量借鉴了小说和文学这一古老形式。因为正是小说把文学遗产传给了电影,从而使它从中获得了灵感和源泉”。[4]79-80正如这部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杰作是改编自托马斯·狄克逊的小说《同族人》所喻示的,百年电影史说到底是电影与文学(另外还有戏剧)的关系史。这里有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电影事实上日益明显地走上小说的路,并且成绩斐然”。[5]电影史上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而在得奖的电影中,改编自文学的比例就更高。世界上闻名的小说大多数曾被搬上过银幕,有很多还不止一次。怪不得温斯顿说,“电影确实可以和世界文学杰作等量齐观”。[4]48许多闻名作家同时又是有名的电影编剧甚至电影导演。二是“小说对电影这一艺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叙事和讲故事的形式”。[4]81电影从文学尤其是小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通过选材、剪材来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通过人称、线索、结构的安排使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各种叙事技巧和修辞方法的运用,使作品更完美、更精致和更富有表现力,等等。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借鉴和利用,使我们一度分不清彼此,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掀起过一场电影与文学关系的大讨论,甚至出现了“电影就是在银幕上完成的文学”这样一种观点。 二、电影与文学的相似性的详细表现(一)叙事方式。1、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是叙事方式之一。文学中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这些表达方式在电影中也同样存在,除了运用的媒介不同———前者是语言文字,后者是画面影像外,其他方面,包括目的、意义、作用、效果等都很相近。例如“叙述”,常见的叙述有顺叙、倒叙、分叙、插叙、补叙等,电影中也相似。这里举倒叙和分叙各一例。倒叙是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断提到文章或电影的开头来叙述,然后再使文章或电影的叙述回到“顺叙”。这种手法往往可以突出中央,造成悬念,渲染气氛,形成波澜,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避免结构上的平铺直叙。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影片一开始,主人公劳伦斯骑着摩托车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飞驶,前方突然闪现两个骑车人,他躲避不及,飞入路旁树丛中,葬礼之后再顺叙劳伦斯的一生。这里的倒叙手法把主人公的爱冒险和富于人道精神的个性突显出来,同时也有吸引观众的作用。分叙,是指平行地叙述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它可以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晰,有条不紊。影片《侏罗纪公园》中,奈得利破坏公园控制系统、偷窃恐龙胚胎逃跑却被恐龙吃掉,格兰博士与蕾克丝、蒂姆三人在躲避恐龙的追袭,哈蒙特、马尔登和萨特博士则在控制中央竭力修复系统,这三条线索分开叙述,把这些事件的复杂关系叙述得一清二楚。再如议论和抒情。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主要有作者的评论和作品中人物的议论两种。相应的,电影中也主要是这两种,假如是剧中人物的议论,可以由角色直接说,假如是作者的评论,可以借助画外音,也可以借助于画面。如俄罗斯影片《烈日灼身》中,画在巨幅画布上的斯大林画像在微风吹拂下,像水波纹一样起了皱褶,这实际上是电影编导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评价。文学中的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大类,电影也与此相应。电影中的直接抒情往往直接由剧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间接抒情则借助空镜头、音乐和歌曲等手段。2、结构方式。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叙事结构方式上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开头、结尾、过渡、巧合等等。例如“照应”,如《乡音》的前半部,几次借人物之口提到并表现了陶春的腹痛,为后面发现陶春患癌症作了伏笔。所以,后面的情节发展就显得有理有据,也显得自然。《魂断蓝桥》以主人公站在滑铁卢桥上拿着吉祥符回忆开始,又以回忆结束,两端是现在时空,而中间是回忆的内容,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前后内容上的呼应,如影片《死亡诗社》,基丁老师在上课时站到了桌子上,启发学生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事物和思索问题,并让学生轮流站到桌子上领悟一下感触。后来,校方将一起事故的责任推到基丁头上并欲赶他出校门时,学生们不顾教务长的吆喝而一个接一个地站到桌子上对基丁表示支持。再如“省略”,在文学创作时,对现实生活进行概括,在构成情节时略去多余的时间过程,在刻划人物时略去没有价值的部分,这就是省略。它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电影的艺术手法。马尔丹说过,“电影是省略法的艺术”。[6]影片《苔丝》中,苔丝杀亚历克那场戏:苔丝伤心地伏在桌上哭泣,她望着亚历克插在牛肉上的那把刀子,眼里布满了愤怒,接下来的镜头表现苔丝急步从楼上下来,匆匆外出。而公寓治理员布鲁斯太太坐在楼下绣花,不经意中看到天花板渗出的不断扩大的红晕,她好奇地站到桌上伸手去摸,旋即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这个情节因省略的手法而表现得非常含蓄,没有把凶杀的场面展示出来,起到了维护苔丝在观众心目中美好形象的作用。(二)叙事角度。叙事角度是叙事本文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7]叙述人身份的确认,为影片叙述提供一个总体叙事角度,不同的叙述视角,确立起叙事主体与所叙之事的距离、范围和介入程度,从而表达出作者的叙事评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谁是叙述者”,二是“人物视点如何”。“谁是叙述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称。文本中最常见的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蓝、白、红》,影片叙述人身份均是“本文中存在的观众”,即第三人称“他者”———叙述人跟着被叙之事走,因而对故事的评判权还给了观众。影片《城南旧事》,保留了小说的第一人称的自述体风格,整部影片从小英子的视角来表现,因而观众容易认同主人公的感触。文学中第一人称可以直接用“我”“我们”这样的词语表达;影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则通常采用画外音的方式。假如说“人称”是叙事角度的直观表现,那么,“人物的视点”则是叙事角度的内隐方式。文学中的人物视点可以由叙述人直接加以叙述,但电影却不能,它要通过镜头来表现,有时单个镜头不能传达视点关系,需要与前或后一个镜头的配合。如《蓝色篇》中萨布林娜见朱丽的镜头,前一个镜头是萨布林娜面对摄影机的近景,下一个反打镜头是从萨布林娜背后拍摄的双人近景,由此我们才可以确定,这里的人物视点是客观视点,而不是剧中人物视点。另一方面,电影的表达面要比文学复杂,它至少有两个叙事层面:视觉层和听觉层,在视觉层包括了影像、构图、光线、色彩等,在听觉层则有对白、音响、音乐等。正因为如此,法国电影叙事学家弗朗索瓦·若斯特把电影的叙事角度分为视觉角度、听觉角度和所知角度。假如对应这种分法,那么,文学的叙事角度只有所知角度了。因此,叙事角度,包括人称和视点,是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只是电影的叙事角度更加复杂而已。 (三)修辞。叙事话语在文学文本中以言语的方式存在,在电影文本中以影像的方式存在,同样,作为叙事话语技巧主要表现的修辞,在电影和文学中也有着各自相应的手段———电影修辞直接以画面形象为修辞手段,而文学修辞是以语言文字为修辞手段。不过,从修辞所达到的效果来看,两者又有着相通之处,比如运用比喻和象征来表达作者隐含着的思想,运用对比来突出差异,运用反复来表示强调,等等。电影与文学在修辞技巧上有很多的一致性,但不等于所有的文学修辞在电影中都能找到,那些借助词汇特有的语音、语气、语义技巧创立的修辞,如谐音、反问、设问、呼告、仿词、顶真、回文、对偶、移就等等,就不能与电影的修辞建立起对应关系。电影根据自身媒介的特点,则充分运用隐喻、象征、反复、夸张、借代、比较、衬托、示现、拟人、双关等修辞。例如“比喻”。电影是典型的隐喻性艺术。由于直接借助自然物作为表意符号,所以“喻体”与“本体”之间通常呈现为同一关系,而不是比喻这种文学修辞的相似关系。电影中由实物组成的代码和被编码物(实物本身)是无法严格加以区分的,本文中自然意义上的本体,与文化意义上的喻体同时出现。卓别51林的《大独裁者》中,踢气球舞蹈那场戏,大气球做成一个地球仪的样子,是为了喻示出独裁者兴格尔想统治和玩弄整个世界的野心,而这个气球不小心被他踢破,则喻示了他终将失败。意大利影片《天堂影院》中主人公与银行家的女儿相爱了,但由于门第悬殊而注定是一场梦。导演借助栏杆、建筑物、木帘等障碍物将他们隔开,而当他们到野外郊游时,碰到了银行家。此时,银行家在画面中的位置恰好将两个年轻人隔开了,尽管银行家没有说一句话,但画面已经给我们喻示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的含义。再如“象征”。电影中的象征与隐喻非常接近,大体来说,比喻是画面并列或“碰撞”产生的临时的局部的新含义,象征则画面里的事物不断重复出现并稳定地联系着它的文化含义,如影片《蝇王》中的海螺。影片开头,海螺从水里被捞起来,并做成吹号的工具。随着海螺被当作集合的工具和一次次的使用,它在整部影片中就获得了“权力和规范”的象征意义。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封闭的陈家大院在不同的片段里反复出现,于是,它获得了象征意义———封建社会的缩影。影片中的“主题道具”灯笼也成为封建院宅里欢娱、恩宠、荣耀的徽号,灯亮则代表着“幸福”,灯灭则象征着所有的不幸。 电影文学论文:哲学重提电影文学性 摘要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它包括主题意蕴的人文性、情感的幽默性、故事的真挚性、叙事的机巧性等。电影文学性在当代电影理论探讨和电影创作实践两方面正在被冷落和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理论界专注于电影的绘画性而忽略甚至排斥电影的文学性;二是当代电影奇观化的审美风潮影响所致。非常必要,一是强调传承中国传统审美观的重要意义,二是呼吁拯救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文学性品格的下降趋势,提升当代技术主义电影的艺术品格。 关键词电影文学性;技术主义电影;审美价值 一、什么是电影文学性 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如电影要贯穿作者的意图、要塑造人物形象、要再现事物的进程与各种矛盾冲突等。电影文学性是衡量电影艺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关于什么是电影文学性,我国著名电影艺术理论家张骏祥是这样解释的:影片的文学内容包括影片的思想内容、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文学的表现手段。在影片主题思想方面,他既反对直奔主题,同时也提出要防止忽视一部影片的主题思想,指出影片的思想性或哲理性还是以明确为好。关于典型形象的塑造,他认为要通过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这一说法带有时代的烙印,虽然基本明确了电影文学性的内涵,但在电影文学性的具体阐释上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电影文学性应该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表达对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命运的思考。电影的文学性要具备一定的人文性,要有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关怀;在情感表达上要真挚,不虚假造作;在叙事上要圆融连贯,能将一个事件(故事)讲述得既曲折有致又不故弄玄虚。刘锋杰在《文学是简单的》一文中对“故事”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打动人心的人性故事,既是人类的实践产物,又永远都是满足人类审美想象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尽管不同类型的电影其文学性品格有所差异,如受众较多的大众电影更多地考虑电影叙事的机巧性或幽默性,而受众较少的艺术电影偏爱电影的悲悯情怀,但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叙事的内在逻辑性、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性却是任何类型的电影都必须具备的,它也是任何时代处于不同审美文化思潮中的观众不变的、永恒的审美追求。 电影文学性是电影生命力旺盛的重要表征。中外电影史上的电影家都非常重视电影的文学性。经典时期的好莱坞电影艺术家们把向观众奉献一个精彩动人的故事作为他们主要的艺术追求。早期的中国电影理论家和电影导演虽然认为电影是戏剧的一种,但他们同时强调“文学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影戏是居文学上最高的位置的,最具有文学的价值的”。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一文中也认为,影戏非有文学的意味、艺术的价值是不会成功的。早期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和国际资本的强力渗透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取得观众的认可,能同输入国内市场的好莱坞电影一较高下,固然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与郑正秋他们那批早期电影工作者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很少有人提“电影文学性”。电影文学性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和创作中的失意有着复杂原因,但显然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的审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二、电影文学性被边缘化的原因 当代中国理论界对电影文学性的放逐肇始于1980年代那场众多电影理论家都参与讨论的关于“电影的本性”和“电影文学性”的争辩。张骏祥认为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提出电影应该具备文学价值。张骏祥的这一电影观念立刻遭到郑雪莱的反驳。郑雪莱认为电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不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而且对张骏祥所提出的电影的文学价值说表示质疑。他认为,“任何艺术都有思想性、主题思想等问题。任何艺术都有塑造典型形象的任务,而不仅仅限于文学”。“一切文学艺术都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都有塑造形象的任务。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个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在这场争鸣中,郑雪莱对电影作为一种独立艺术的尊重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张骏祥的电影观念确实并未揭示电影的本质。一门艺术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找到了它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性,电影肯定不是传统意义的文学。但是郑雪莱强调电影的美学价值、取消电影的文学价值,这个观念却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电影文学性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电影与文学的有机联系而言的。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同多种艺术形式有着密切联系,同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拍摄电影需要文学剧本,很多电影改编自文学名著。就电影和文学作为两种独立的艺术而言,他们在某些方面也非常接近,比如他们都是时间艺术,都在一定的时间流程中展开故事情节、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我国电影理论界强调电影文学性的理论渊源应该是苏联学者的电影观念,他们认为电影是“具体化了的文学”。弗雷里赫在论述了电影与其他艺术的相似点后,对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电影同文学的相近在于它能通过情节反映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和关系。这一电影观念不同于西方电影的形式追求,更倾向于给观众带来富有生活气息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其次,电影文学性作为一个电影概念被提出来后,得到了很多电影理论家们的认可,电影文学性被认为是衡量一部电影作品质量优劣的重要依据。 在那场沸沸扬扬的辩论中,张骏祥的电影观念受到了质疑,而且连带他对电影文学性的强调都被冷落了。电影的绘画性,即如何用富有深意的镜头语言去表现人物,成了那时电影理论家们和导演们最需要确立的电影新法则。在电影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都被僵硬地束缚在一些机械的条条框框中的时候,在中国电影经历了“”电影的假、大、空后,在电影被极端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后,电影理论家和导演们迫切需要重新为电影“立法”;当无法肯定表达什么是否还是禁忌的时候,如何表达就成了首先需要突破的方面。一些陈旧的电影语汇遭到激烈的批判,一些从西方电影中引进的电影语法迅速被确立为电影语言规则。电影的绘画性,也就是电影的画面造型被推到了电影舞台的中心,成为电影的本性。原来绑在电影这驾马车上的很多不必要的东西被扔下,电影甩掉了附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非电影因素。但遗憾的是,厘清逐渐演变成了对电影同文学有机联系的抛弃甚至蔑视。在以后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电影被演绎成为一种唯画面的视觉艺术,淡化甚至放弃了故事、人物等与画面相匹配的内容。电影的形式语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张扬,与此同时,电影文学性被遮蔽。 在电影中,消费奇观已经成了当代电影审美价值的主导趋势,并且这个趋势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世界各国的电影都开始追逐这个潮流,电影已不再是以故事为主要审美价值的文化形态,而是演变为以场面和视觉奇观为主的重度能指电影。现代人生活的摩天大楼、乘坐的航天飞机、惊险刺激的游乐场等,已经建构了现代人生活中的奇观,从而使消费奇观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奇观是人类文化史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现象,远古先民的宗教仪式、中世纪的圣像崇拜、拉伯雷时代的狂欢节、路易王朝的断头台、大革命时期的庆典,这一切都曾是奇观的场景。可以说世界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奇观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就已经是奇观化的文本,我们就在奇观之中。对奇观的渴望几乎一直是好奇的人类想要摆脱自身平凡生活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电影与奇观的关系最为密切。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与奇观之间的血缘联系。一位早期的中国电影观众在他的《观美国影戏记》中这样描述他的观影感受:“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电影艺术发展至今,对发现一个让观众意想不到的奇观世界的热情始终未减。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说过:“电影唯一的宗旨似乎就是令人眼花缭乱,使人心醉神迷,用美仑美奂的布景引人入胜,以洋洋大观的场面征服人心。”毫无疑问。对奇观的追求一直是电影艺术家们的梦想,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电影中的奇观还只是小打小闹。后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上电视媒体的激烈竞争,电影对奇观性的依赖已经被置于其他任何电影艺术特性都无法比拟、无法望其项背的位置。 电影文学性正是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理解——不恰当地过分强调电影的画面造型,而忽视或蔑视电影的文学性,以及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奇观效应的双重夹击下,在电影理论和实践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 三、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文化传统来看,有必要。相对于强调电影的绘画性这一西方的形式主义传统来说,电影文学性更加关注电影的内容,而对艺术内容的重视向来是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取向。中国自孔子开始就强调尽美尽善,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但如果“文”和“质”发生矛盾时,尤其当“文”成为一种没有内容的外在虚饰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把纯粹的官能享受排除在审美之外,反对沉溺于低级无聊的感官享受。《老子》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无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认为审美本来同感官的愉快分不开,但是无止境地沉溺于声色感官享乐就会使人与审美无缘。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一部针对文学创作中过分追求辞藻的形式主义趋向而写作的文艺理论著作。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刘勰指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就是说,内容是文辞的经线,文辞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畅通的文辞,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随后,他进一步指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一种是“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另外一种是“辞人篇章,为文而造情”,并且总结出了为以后中国人一直信仰推崇的艺术传统,那就是“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欲翳”。意为,写文章运用辞藻,目的是要讲明道理,如果辞藻浮泛诡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会模糊不清,最后必然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感情,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刘勰的这种文、质并重,但又以“述志为本”的内容一形式观对后世中国人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电影审美价值取向上,中国人更关注电影通过形式呈现出来的内蕴。尽管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审美风尚也有全球趋同的态势,不少年轻的中国人在审美观上可能更接近于西方的审美价值观,较能欣赏电影的形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电影内容没有追求。 其次,从当代电影的创作实践来看,忽视电影文学性直接造成了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技术主义电影是指新世纪以来主要依靠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大导演、大宣传来获取票房利润的商业大片。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这些影片是中国技术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他们无疑在电影的奇观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其中的视觉、音响效果代表了目前中国电影技术的最高水准,完全可以同好莱坞大片一较高低。但是与雄伟壮观的奇观相对照的却是渺小可怜的故事和虚假造作的情感,就像是一个打扮前卫的时尚女郎却裹了个小脚。思想暧昧陈旧、人物形象干瘪失真、情节简单粗陋、情感夸张造作,其对文学性的无视甚至蔑视已严重损害了这些电影的艺术质量。 针对观众就《英雄》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作品思想意蕴提出的质疑,张艺谋这么回答:“按照我们以往拍文艺片的习惯,都喜欢找一个文以载道的大主题,于是就找了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重视这个,你们也不要用一个好像多么大的标题来定位,这只是一部电影。”电影不是必须得表达什么思想,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确实有一些中国电影因为忙着思考哲理,而忽略了电影的观赏性。但问题是《英雄》它自个儿憋着劲用着力在解说着“天下和平”,却又没能说周全说动听,就像一只美丽的孔雀它完全可以向观众只展示它最美丽的羽毛,可它偏偏还要炫耀它丑陋的屁股,完了还要责备观众为什么要看它的丑陋的屁股。 作为新世纪的商业大片,如果对它们的电影文学性要求过高显然不切实际,这与它们所追求的商业目标相冲突。因为那些技术主义电影锁定的观众群是那些迫于生存竞争压力日夜煎熬、把在电影中寻求娱乐放松作为欣赏目的的现代中国人,或者是那些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不深的外国观众。从这个层面上说,技术主义电影不可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人文关怀的电影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已经彻底放弃了在电影中进行精神探索和情感释放的审美需求。这就需要寻找到一个与故事相匹配的奇观影像和一个能感动人的故事,并使形式与内容实现完美的结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技术主义电影只追求奇观和场面,而放逐了最起码的叙事的内在逻辑、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和情感表达的真挚。如果技术主义电影的这种轻视电影文学性的状况得不到扭转,尤其当这些电影在电影市场上呼风唤雨,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其他一些电影的存在价值,从而成为一种电影话语霸权的话,这些无视电影文学性的商业电影的危害就更不可忽视了。 综上所述,由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影响,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主导着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主流商业大片,都陷入了一个因为忽视电影文学性而导致的审美价值误区,从而造成电影作品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电影的现状表明:中国电影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亟待加强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和研究。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儿童文学电影改编思考 [摘要]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关键词]儿童文学;电影;改编 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电影发展史上,大量的文学作品都通过改编的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如《乱世佳人》《傲慢与偏见》《面纱》《肖申克的救赎》等著名影片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1]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一、改编策略 电影与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绝非易事。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主要通过直观的影像画面来讲述故事,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小说则依靠文字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所以,将文学改编为电影实质就是将文字语言转换为视听语言的过程。但电影改编并不是简单照搬复原,而是要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这样才能获得成功。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引起了轰动。首先,叙事内容的转换是英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重要手段。电影和儿童文学都是典型的叙事性艺术,以讲述故事作为自己的叙事基础,这种共通的特点为把文学改编成电影提供了可能。删增与改动是电影改编的主要手段,是把文学转化为电影的必经之路。[2]以经典童话故事《灰姑娘》的电影改编为例。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流传久远,很多电影制作者都对这个童话进行过改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迪士尼推出的《仙履奇缘》三部曲,即《仙履奇缘》《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1950年上映的动画影片《仙履奇缘》基本上延续了原著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处境凄惨的灰姑娘在神仙教母的帮助下成功地参加了王子举办的舞会,并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除此之外,影片也保留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如水晶鞋、南瓜车、魔法等,这体现了影片对原著继承的一面。但灰姑娘的故事内容相对简单,无法满足电影74分钟的片长要求,于是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增加猫鼠追逐等情节,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而《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作为续作,它们对灰姑娘的故事则进行了全新的演绎。2002年推出的这部《美梦成真》由三个故事连缀而成,讲述了灰姑娘成为王妃后的生活。身为王妃的灰姑娘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令她感到十分难过。在经历了挣扎与纠结、痛苦与迷茫之后,灰姑娘终于意识到了只有做回自己,这样的生活才会完美。2007年的《时间魔法》讲述了继母利用魔法将灰姑娘打回原形,但坚强的灰姑娘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了邪恶的继母,重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由这三部影片可以看出,它们都以灰姑娘的故事作为叙事基础,同时又根据影片需要进行了改编,将灰姑娘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令人眼前一亮。其次,在改编的过程中对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这是电影改编的另一策略。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它们也通过电影的传播而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在电影史上,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都被改编成电影,如《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精灵鼠小弟》《冰雪奇缘》《驯龙高手》等。这些影片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这大大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在蒂姆•伯顿执导的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导演对女主人公爱丽丝这一形象的刻画可谓用心良苦。这部影片是根据英国童话大师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儿童作品———《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改编而来的。电影通过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展开叙事,讲述了她在仙境的种种遭遇。在爱丽丝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与小说相比大有不同。小说中的爱丽丝还是一个孩子,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幻想,天真活泼;而电影中的爱丽丝是一个19岁的少女,遇到事情有着自己的看法。小说对于爱丽丝形象的刻画较为单薄,没用凸显出人物在经历困难后的心理变化;而电影则通过爱丽丝击败红皇后、解救疯帽子、大战恶龙等情节细腻地表现了爱丽丝内心的波动与选择,由此将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呈现在观众眼前。 二、改编效果 将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目前电影创作的主要手段,是沟通电影与文学的纽带。一般来说,电影与儿童文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的创作规律与特点,这就决定了将儿童文学转换成电影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此,在对文学进行改编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文学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电影作品无论是在叙事节奏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抑或是故事情节方面,都与原著不尽相同。首先,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叙事节奏上更显紧凑。文学与电影毕竟存在着不同:文学作品可以用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来讲述故事,但电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明快的叙事节奏来完成叙事,以此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因此,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与原著相比会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节奏上。儿童文学以儿童作为阅读主体,多以平铺直叙的单线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激烈,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接受水平。[3]但是电影在受众群体的定位上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群体,这影响着电影的改编策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悬念设置是电影改编的主要特征,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根据同名儿童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夏洛的网》在清新自然的镜头语言下,讲述了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电影为了使叙事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于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如删减了夏日、家庭谈话、蟋蟀等章节,增加了老鼠、蜘蛛、乌鸦等动物的戏份。这样的改编策略使得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更加流畅、紧凑,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其次,从文字到电影的改编效果还体现在叙事主题的继承与深化上。在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赞美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是其主要的叙事内容。如《夏洛的网》中对纯真友谊的歌颂、《动物农庄》中对动物反抗精神的赞美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以这些文学作品为蓝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在主题思想上也体现着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儿童文学以通俗易懂为主,这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思想表达深度,给人一种浅显、简单的感觉。因此,电影制作者在进行改编的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深化原著的主旨,以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电影突破了原著的故事情节,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下,讲述了主人公爱丽丝的成长历程。电影延续着小说中爱丽丝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确认这一主题,“我是谁”成为困扰爱丽丝的一个难题。除此之外,影片还深化了电影的主题,将成长的主题融入爱丽丝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这样的处理使电影更耐人回味。从表面上看,爱丽丝在仙境所做的一切是命中注定,因为“预言书”中早有记载。但是,影片着重刻画了爱丽丝在遭遇困难时候的点滴成长轨迹。当她回到现实世界,勇敢地拒绝了豪门公子的求婚时,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人格由此树立。 三、影像表达 在电影发展史上,涌现的许多经典儿童影片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改编为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文学作品也通过改编焕发了新的生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主要借助文字来描绘形象,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作为直观艺术的电影则是通过镜头语言来表情达意。改编成为沟通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转化。从文字到影像,改编电影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首先,根据英美经典儿童文学改编的电影直观地呈现了原著的空间场景。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包括叙事内容的改造、人物形象的重塑、环境场景的选择等。或唯美、或壮观的场景环境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成为刻画人物心理、渲染氛围的重要手段,因此也成为电影改编者关注的重点。2010年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影片《驯龙高手》改编自葛蕾熙达•柯维尔的同名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维京少年希卡普成长为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影片开始就是一场激烈的人龙大战的场面:喷射火焰的凶猛巨龙、四处逃跑的维京居民、英勇奋战的屠龙勇士……整个博克岛陷入一片慌乱之中。电影通过刻画如此激烈的战争场面,凸显了人类与恶龙之间势不两立的生存状态。在村落居民的心中,龙是邪恶、可怕的生物。因此,“格杀勿论”成为每个村民心中的基本信条,但这之中不包括希卡普。少年希卡普也曾想通过屠龙行为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想肩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但当一条受伤的夜煞摆在他眼前时,他犹豫了,最终他选择放走夜煞。在接下来与夜煞的相处中,他渐渐发现龙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影片通过场景的呈现,描绘了一幅人龙和谐相处的感人画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巨龙巢穴的视觉呈现:在雾气缭绕的画面中,成群的龙飞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将捕获的食物投到深渊之中。电影以鬼魅的红色、阴冷的黑色作为主色调来表现空间环境,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其次,改编电影的影像表达还体现在影像风格方面。文学作品是电影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为电影的发展注入活力。改编电影主要通过把大量的文学语言转化为流动、直观的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进而实现两种艺术之间的转换。但是不同的导演因为个人风格的不同,他们拍摄出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在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中自然也不例外。例如,鬼才导演蒂姆•伯顿在拍摄电影时就常常将哥特元素融入其中,这在《剪刀手爱德华》《僵尸新娘》等诸多影片中都有体现。在改编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蒂姆•伯顿同样以他所擅长的哥特手法进行拍摄,展现了导演独特的艺术创造力。[4]掉入兔子洞的爱丽丝来到了仙境,跟随她的脚步观众看到了神秘的古堡、阴森的墓地、恐怖的森林……导演用哥特元素装饰画面,营造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童话世界,令人大饱眼福。而在系列影片《霍比特人》中,彼得•杰克逊则用气势恢宏的场景、如梦如幻的色彩、灵活多变的镜头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魔幻世界。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原本生活在夏尔国,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但是巫师甘道夫的到来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巴金斯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冒险旅程。在路途中,这支探险队不仅看到了隐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王国、可怕的荒蛮之地,还遭到了半兽人军队的围攻、恶龙史矛革的攻击。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主人公巴金斯终于成为一位有担当的霍比特人。作为影像时代下的“宠儿”,电影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为电影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故事素材,成为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电影凭借其强大的视听优势将文学语言转换成直观的画面,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驯龙高手》《动物庄园》《纳尼亚传奇》等经典英美儿童文学的成功改编为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动力,同时也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者:王菲 单位: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 电影 细读 问题意识 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研究 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的源头活水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文学和电影改编,在其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中都呈现出消费时代的属性特征。首先,从创作文本上来看,网络文学积极探索大众文化心理,寻找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倾向于消遣化、娱乐化、青春化的文学风格,丰富的题材类型几乎涵盖了大众的各类选择,在改编成电影剧本时自然迎合了市场的消费需求。如网络人气小说《失恋33天》立足于青春情感题材,在网络上连载时便拥有极高的点击率。在对其进行电影改编时,制片方以“光棍节”爱情治愈系电影为卖点,取得了不凡的票房业绩。网络文学的优势不仅在于其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学题材类型,还在于其拥有海量的故事资源。如网络小说《请你原谅我》讲述了一位罹患癌症的都市女白领叶蓝秋因“公交不让座”而遭到全民网络人肉搜索的故事,后改编为电影《搜索》(陈凯歌执导)。影片中通过人物、事件的逐层推进,展现了一系列如同“蝴蝶效应”般的职场、道德、舆论、人情等社会各方面的变动沉浮。该影片以其新颖独特的故事题材,在国产电影低潮期一路逆势而上,最终获得了电影市场的认可。电影与网络文学结合带来的是资源共享,这种共享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电影剧本资源的匮乏,也可以实现网络文学与电影的市场双赢。其次,从版权营销上来看,网络文学既是电影剧本的源头活水,同时又能降低电影剧本的版权费用。当下的文学网站已进入“全版权营销”时代,各网站通过多媒体、跨行业的营销建立起了“签约—付费阅读—印刷出版—影视—游戏改编”等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模式。网络文学的作者大多只是业余出身,他们的版权费用与专业编剧相比自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虽然随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热潮的兴起,网络的版权费用也在逐年提升,但对于制片方来说,相较于支付给知名编剧的版权费用,购买网络文学的改编版权仍具有较大的资金优势。热门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在版权营销上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这部小说不仅被成功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还改编为话剧,登上剧场舞台。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12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报告》中显示,“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有很大市场空间,表示会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用户比例达79.2%”。因此网络文学的版权经营和多元开发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金矿,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消费文化属性的一大表现。再次,从受众群体上来看,从网络文学的读者到电影市场的观众都是文化产业“参与性消费”的一员。在以往的传统文化模式中,受众群体仅仅是单向的文化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书本和影视文化作品的内容,即使有发表评论的权利,也往往是文学、电影作品完成之后才能参与其中,缺乏能动性而颇显滞后性。当下媒介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文化产业的受众群体可以通过在网络上自由评论和表达的方式参与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甚至可以引导文学/影视作品的生产、策划、推介的走向。具体来说,在传统的文学模式中作者在稿纸上挥洒笔墨,读者抱书本体验情感,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创作—阅读”的单向传输。随着信息开放与共享的网络时代的来临,读者参与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新型的文学模式中,作者与读者形成了“创作—评论—再创作”的交互性传输。在写作前,网络作家首先要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择符合市场需要的题材;在写作中,网络作家可以通过阅读网友的实时评论、与网友互动讨论等多种形式来随时调整创作内容和创作走向;写作完成后,网络作家可以依靠作品的网络人气实现影视改编的文化资本增值。当今的文化市场所谓是“得网民者得天下”,在改编电影之前,热门网络小说已经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聚集了一大批网络读者。当网络文学改编成电影后,这些读者自然会转化为忠实的电影观众。同时,这些读者/观众也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影响电影选角、创作、宣传的走向。在此影响下,电影市场也适时而变,运用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各类新兴方式与受众沟通,积极了解受众的情感需求,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从而达到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目的。因此,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受众群体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身份,而是交互环境中的一员。他们凭借网络的影响力介入创作、参与创作,成为文化创作的重要一环。这种受众的“参与性消费”正是互联网影响力介入文化产业链条的表现,也是媒介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消费文化的重要价值标准。 二、电影市场:网络文学的坚强后盾 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市场上商品数量和种类的极大丰富,使得大众的需求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满足。但同时,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大众的消费欲望也在逐步扩大。“冲动和满足源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被打破了,冲动受到控制并且有意识地指向一个扩大了的满意领域。”在消费文化时代,由于受到这种“需求—生产—再需求—再生产”滚雪球模式的影响,文化产业不可免俗地成为了一种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产物。网络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审美化的消费品,同样属于文化产业化的范畴,它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符合上述“生产—需求”的互动关系。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促进了国产电影的蓬勃发展;反之电影市场的需求,也影响着网络文学的走向。电影改编热使网络文学“潜剧本写作”方式逐步推广。网络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文学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业营销合力的实践行为。由于网络文学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上的写作,生产方式的不同使得网络作家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往往要比传统作家敏锐得多;另外,网络作家要想在丰富多样的网络文学版图中争得一席之地,他的文学生产力必须不断地提升。因此,与传统作家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相比,网络作家更倾向于融入大众、走向民间,主动地采取文化和商业并行的写作策略。电影改编作为网络文学产业链的一环,它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使得网络文学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敏锐的网络作家们很快感受到电影改编的持续热力,开始有意识地将写作朝着电影剧本的方向靠拢,形成了“潜剧本写作”的倾向。在选题上,侧重于电影市场热捧的题材,如青春、玄幻、戏仿等;在情节安排上,更加注重戏剧化的场景效果;主人公形象、语言表达都自觉地采取影视剧本写作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大大增加作品被影视公司青睐的可能性,而且影视公司在购买该作品后,可以不用花费很大精力去再次改编,减少电影制作环节的投入。同时,网络文学网站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编剧公司,开展剧本改编推广工作。所以,无论是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还是“潜剧本写作”与网络文学网站自营的编剧公司,都是消费文化需求下的文学生产与增值过程,是文学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改造提升,也是文学产业化时代网络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电影改编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是指某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服务和质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如网络小说《盗墓笔记》,自2006年在网络连载以后,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读者。2007年小说一经印刷出版便登上了畅销书榜单。随后随着网络小说的继续连载,以《盗墓笔记》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化模式逐步形成。小说不仅改编为漫画、游戏、还改编成话剧、以及与国外影视团队合作的影视剧制作,实现了全版权运营,取得了较高的增值收入。这一案例表明,网络文学要想持续良性发展,还是要依托自身优势,与电脑、手机、电影、电视、剧院、出版界等多媒介合作,走出一条文化产业化道路。在这一点上,“盛大文学”的运营和发展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盛大文学”自称为“全球华语小说梦工厂”,是中国最大的社区驱动型网络文学平台。根据盛大文学网站显示,“2012年,盛大文学在影视等版权开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共计售出版权作品近千余部,艾瑞报告显示,2011年根据网络原创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中,来自于盛大文学的原创作品最多”。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系统化、标准化地进行网络文学创作,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电影改编的生产模式,既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存空间,又适应了大众文化消费的需求,是文化产业化的最好诠释。电影改编还是网络文学走向主流文学,得以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助推力。纵观我国几千年历史,精英文化一直以其严肃的使命感、高雅的审美性牢牢占据着文化界的主流位置;与之相对应的大众文化则一直处于支流甚至是末流。“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大众概念都是精英的对立面,不管其定位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因为只要文化被强化其精神审美的一面,大众就难以摆脱非精神审美的拘牵,而被定位于较低的精神维度。”而在当下的消费时代里,文化早已走下神坛回归民间,成为了“狂欢式”的大众娱乐体验,具有大众化、日常化、娱乐化的审美特征。这种大众文化消解了精英文化较为纯粹的审美范式,瓦解了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从而使文化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以早期的网络文学来看,由于网络文学的写作者一般非专业作家出身,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熏陶和写作训练,因此他们的作品难免出现立意粗俗、语言鄙陋的状况;同时网络文学的消费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学品位低下;再加之网络文学市场的庞杂性,导致管理约束的困难,这几方面的原因共同使得网络文学难以登上大雅之堂。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平起平坐。然而随着近年来网络文学市场的逐步规范,网络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水平的提高,一大批文学性和审美性俱佳的网络文学作品涌现了出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就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后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如《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活着》等,都是由传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然而近几年的国产电影市场,却热衷于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这除了网络文学的高人气之外,与网络文学自觉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如《山楂树之恋》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两部网络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以其清新唯美的审美品格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清风,展现了当下网络文学的较高水准。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也打破了不相往来的格局,出现了主动交流的新局面。唐家三少、当年明月等著名网络作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也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在网络文学的版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为网络文学产业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由此可见,借助消费市场特别是电影市场的强大助推力,网络文学实现了与主流文学的握手,文坛出现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动互补、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无论是主流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应以文学性和审美性为评判标准,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为电影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 三、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展望 “拷贝盘上的世界和印刷文字中个人的梦幻经验有密切的关系电影业自身也把自己的一切成就看成是导源于小说,这一点不无道理。电影的拷贝形态和剧本形态,都完完全全和书籍文化纠缠在一起。”因此,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离不开一个好故事、好剧本。尽管在消费时代,文学也成为一种消费商品,但同时它又不等同于普通的日常消费品。网络文学若想与电影继续“联姻”,就必须自觉提高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注重思想深度的挖掘,关注现实干预生活,构建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只有做到这一点,网络文学才能在影视改编市场占据更多的份额。另一方面,电影在选择网络文学进行改编时,除了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和思想性,也要充分考虑到电影创作的自身规律,选择易于改编的网络文学作品。路易斯•贾内梯在谈电影的文学改编时讲到:“一般认为,如果某个艺术作品在某种艺术形式中的成就较高,改编至另一形式的成绩就往往不如其原著。因此,《傲慢与偏见》虽被改编成电影多次,成就却都有限。而影史的杰作,如《假面》《公民凯恩》,几乎都不能改编成小说。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与电影媒介不同,其内容分别受其形式支配。”因此,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必须做出系统化的分析,如电影的文学性如何,角色的表达能否完全呈现,整部影片是从什么角度来叙述,改编策略是忠于原著的“忠实改编”还是只保留原著意念的“松散改编”,这些都是改编过程中需要考量的问题。综上所述,当下的网络文学为电影改编提供了源头活水,反之电影市场又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助推力量,这是消费时代文化策略与商业策略共赢的结果。只有保持这种可持续、有活力的互动消费模式,才是网络文学与电影发展的长久之计和正确趋势。就此而言,网络文学与电影实现产业化合作,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作者:张书娟 单位:浙江大学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资源融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探索 一、文学与电影相互改编的比较研究 (一)原著文本与改编电影的比较研究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视与舞台艺术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掘改编的规律及美学意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等。我们既要关注新世纪以来具体的电影改编现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编理论的探求,从而更好地指导电影改编实践。 (二)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热映的电影改编成小说这种反向发展的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周杰伦为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撰写的同名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这种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不颠覆受众原有的观影印象,因而创作空间不大。根据电影改编小说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对影像语言的转换上。倘若小说的语言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便难以复原影片所营造的画面感和情绪感,往往沦为品质低劣、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学”。小说《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长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影视改编小说并不容易,“镜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影中许多灵动的情节和细节落在纸上会失掉三分颜色,把具体的画面与声音转化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这样的再创作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较少,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可以把电影改编小说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型创作现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讨电影改编小说的创作原理、叙事特点、改编质量的评价标准等等。 二、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编原著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主题内涵、叙述策略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尤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 (一)非改编原著与电影的比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较电影改编原著之外的文本和电影在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异同。这并非是基于感性认识、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联系,重点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鉴和承继关系,从而实现不同艺术形式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新世纪电影的研究相当的匮乏。苏州大学章颜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中通过比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了文学和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实践性探索,这对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探讨非原著文本与新世纪电影的交流互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比如我们可以对小说《爸爸爸》与电影《杀生》进行比较研究。《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访谈时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结实的创作灵感来源,影片“也有寻求某种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见,影片与这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两者都继承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创作思维,既赞颂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的民族优良品质,又批判了潜藏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国民劣根性。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建构起新世纪电影作品与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先生开创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影响至深的一个思想母题——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在建构健康的国民性,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点。 (二)电影作品蕴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解读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不少导演为了寻找艺术创新的生长点,凭借文学化方式变革传统的电影语言。文学化思维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电影文学化的理解,我们可以不必肤浅地仅从改编的角度去挖掘文学在故事情节、主题内涵、人物性格等方面对电影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拓展性地探讨文学在创作思维、艺术手法等方面对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段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陈晓的《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以侯孝贤、朱天文合作为研究个案》,以长期跨界合作的导演侯孝贤和作家朱天文共有的艺术品味为出发点,总结两者艺术创作上的共性,比如张爱玲式的苍凉意境、故土乡愁情怀、社会边缘化视角、散文化的叙事风格等,进而探讨两者如何实现电影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的成功契合。新世纪以来,文学化的理念思维和表达方式,在贾樟柯、管虎、王小帅等的电影作品中,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引起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如管虎电影作品中包蕴的鲁迅文学精神、寻根文学思潮等等。我们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电影作品深入细致地鉴赏研究,发掘其内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思想、创作母题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叙述策略等文学性元素,从文学、文艺学以及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艺术的阐释功能,同时也可以归纳出新世纪电影文学化的特色及规律,进而为新世纪电影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研究的电影作品的创作时间可由上个世纪拓展至新世纪,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下研究价值。研究的电影作品也可突破本土的局限,放眼全球电影市场,创造性地开掘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世界电影的艺术阐释功能,进而探讨人性、生存困境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话题。 作者:寇嫒丽 单位: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探析 本文作者:王洁辉 单位:平顶山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这种“照搬式”的影视改编路径难以保持生命力和吸引力,而畅销小说的洛阳纸贵让影视创作者看到新的曙光。从《黑暗时代》《亚瑟王》的英雄传奇故事,到《布拉格之恋》的悖论式“眩晕”技法,再到《达•芬奇密码》的详略得当、跌宕起伏,电影改编从畅销小说中汲取灵感又勇于创新,迎来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成功时代。 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选材与详略 畅销小说的改编电影绝大多数是以故事为着眼点的,情节的推动、人物的设定是电影的核心,叙事性的特点使电影中的文学足迹较为明显。电影改编的关键环节集中在背景选材、详略取舍与叙事手法上。第一,文学选材要深厚、广泛,探索尽可能多的观众兴趣点,以便于激发电影创作灵感;第二,不可照搬原著,影视作品的时间有限,无法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因此情节安排要详略得当、去粗取精。 (一)取材广泛,视角集中 小说家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搜索中汲取灵感,对亚瑟王传奇的描写不断推陈出新,留下一部部巨著名篇,《亚瑟王之死》《国王牧歌》《仙后》《荒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亚瑟王国”。这个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不可避免地成为影视创作的取材源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部:1981年《黑暗时代》、1995年《第一骑士》、2001年《阿瓦隆迷雾》以及2004年公映的《亚瑟王》。《黑暗时代》是导演约翰•保曼的成名之作。这部作品较大程度忠于原著,完整的叙述了亚瑟王传奇的基本脉络,从亚瑟的出生、拔剑、称王,到一统天下、王国繁盛,直至背叛、乱伦和死亡。影片中人物众多,墨林、摩甘娜、兰斯洛特、桂尼维尔等都粉墨登场,且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由于叙事全面,情节安排上十分紧凑,圆桌骑士追寻圣杯等经典历险故事大多几笔带过,加之当时电影特效水平的限制,是电影看起来过于拖沓,更像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亚瑟王传奇故事是博大、庞杂的,要把所有的情节融入两个小时的胶片中不切实际。《黑暗时代》做到了取材上的广泛着眼,但没有进行梳理和定位,细节表现不突出,疏于肤浅的叙事,而立意和文化内涵差强人意。 相比之下,杰瑞•查克导演1995年的作品《第一骑士》(又名《剑侠风流》)则截取了亚瑟王传奇的一个侧面,即圆桌骑士中勇士兰斯洛特对亚瑟王的忠诚和对王后桂尼维尔的爱情这个两难的抉择来展开情节。流浪剑客兰斯洛特从歹徒手中救下了出嫁途中的少女,风流剑客与妙龄少女一见钟情,为了陪在桂尼维尔的身边,骑士投在亚瑟王麾下默默守护,在一系列战争和吞并之后,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纵览全片,电影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中世纪浪漫主义创新,雄伟的城堡、碧绿的原野、英俊的骑士,视觉效果极佳。可以说,这部影片取材于亚瑟王传奇,但定位在圆桌骑士的爱情故事中,探讨忠诚于爱的矛盾和抉择,情节紧凑集中、叙事完整,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001年上映的《阿瓦隆迷雾》根据著名魔幻女作家玛莉恩•布托德蕾从女性角度改写的传说改编而成,女性主义足迹十分明显。影片故事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背景设定为古老宗教的没落之时,虔诚的皇后桂尼维尔,野心勃勃的摩高丝,湖夫人薇薇安以及阿瓦隆最后的祭司摩根,在王国没落之时讲述一曲史诗般的传奇,姐弟乱伦、三角关系、父子相残等剧情残酷上演。亚瑟王传奇演化成为宗教斗争的产物,亚瑟王也丧失了领袖的睿智与英勇,沦为周旋于诸多女性之间的牺牲品。当一切复归于沉寂,茫茫原野中传来基督教堂沉郁的钟声,迷雾最终笼罩了阿瓦隆上空。这部影片的视角定位于亚瑟王背后的几个女性人物,以女性的视角展开情节,细腻且平静,没有硝烟四起的战争场面却内里波涛汹涌,可谓取材定位独树一帜。四部影片中最为出名的要数2004年公映的大片《亚瑟王》,它一改《阿瓦隆迷雾》的颓废与无奈,亚瑟王重新恢复了骑士领袖的英勇与果敢。他成功地把互相仇杀的部落统一起来,带领他们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电影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以亚瑟王的统一之路为视角,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情节,战争场面宏伟,骑士、将军刻画英勇伟岸,是一部较为成功的英雄主义战争史诗作品。影视改编在取材时要完整、广泛,但定位视角时要注意取舍与偏颇,应当选取一个核心点展开情节,设定饱满的人物形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电影毕竟与小说不同,它应该是精炼的、集中的。 (二)详略得当,张弛有度 《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一部悬疑小说,一经面市就横扫美国各大畅销书榜,以750万本的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纪录。在叙事话语上,作者采用简洁、紧凑的语言,特充满悬念的设置故事情节,展开叙述。此外,书中大量使用了文字游戏、字谜游戏和密码游戏,把峋山隐修会、达•芬奇、牛顿等特定历史人物和故事重新解读,内容丰富,文化深厚。电影《达•芬奇密码》在进行改编创作时保留了原著的悬疑特质,紧凑情节,选取最贴近“追凶寻宝”主题的边线展开叙述,以时间的直线顺序发展为主导来组织叙事。影片安排详略得当,事态从点到面渐次发展,整个故事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因果式线形结构在影片中发挥到了极致,利用制造悬念、设置圈套等叙述技巧,强调对信息的藏与露、铺垫与照应,极大增强了本文中难以表达的结构叙事张力,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和脉搏。小说的情节特别是解谜过程十分复杂,全部融入电影如处理不当会显得枯燥、晦涩,导演在把握精髓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环节,以紧凑影片节奏。例如,片中删去了兰登与索菲在卢浮宫逃跑前与巡逻警察斗智斗勇的较量情节,还有假装去撒骨灰等,使影片的关注点集中于谜题的发现与破解之间,为主要情节留有余地。又如,出于发行和票房的考虑,影片对宗教问题没有过多的争论和阐述,对达•芬奇的生平、画作《岩间圣母》的描述都没有出现,对圣婚也只是在影片结尾时出现很少的镜头,回避态度十分明显。笔者认为,这种详略得当的选取是十分必要的。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部危机重重的悬疑侦破故事,这也是影片受众范围广泛的基础,过多的宗教描写难免喧宾夺主,使影片流于小众的宗教主题电影。 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 影视创作者要承认和利用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观众难免会将改编电影与原著相对比,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来比照,创作者不要一味地剥离或靠近,而应结合语言性与画面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艺术特性和连接点。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最先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毫无疑问,文学与电影也具有很强的互文性特征,不能割裂开来,特别是在影视改编中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叙事。前者通过文字叙事,而后者借助镜头叙事。两者的艺术元素是相互交织的,文学具有电影的空间视觉性,要通过想象实现;电影具有文学的时间流逝性,要通过活动的视觉画面来表现。 以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电影作品《布拉格之春》为例,两者在叙事上具有共同性,而策略上却各有所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就有叙事者存在,“我”在小说第一句提出“永恒轮回”的哲学命题,旨在为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设置一个规定情境,即关于轻与重的存在编码。而导演考夫曼在长篇的哲学理论中提炼出了电影主题,选择用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长跑为主线,由表及里为观众展现轻与重的哲学命题。与小说的单线叙述不同,影片分为五个阶段展开情节:小镇初遇、感情插曲、布拉格政变、流亡瑞士、回归田园。 或许有人认为,影片《布拉格之恋》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一小部分,但正是这一段影像,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子一样触手可及又凉气袭人,外化了小说深奥的哲学逻辑,使叙事更加通俗、生动。立足于文学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我们能更好地解读影片的文学足迹,创作最佳的剧本,实现更高的电影艺术价值。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现实主义文学之鲁迅与周杨 摘要:毫无疑问,鲁迅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位,不管是文学还是思想都是泰山压顶一般。更加没有疑问的是,周扬对中国所谓“现实主义”文学走向的影响尤其来得波澜壮阔来得“挪经动骨”,本文就周扬与鲁迅对“现实主义”给予一些浅解。 关键词:鲁迅;周扬;现实主义;文学;影响 周扬者,周起应是也,湖南益阳人,生于1908,死于1989。被中共中央树碑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宿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五十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六十年代文艺思想的代言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先驱。” 虽然时间已经跳出了“二十世纪”的范畴,但由于国情特殊,文学又难以彻底剥离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社会因子而单独拎来讨论,现在要肆无忌惮大侃特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为时过早。有“保留”或片面的回眸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总还是必要。而“百年中国文学”这个题目又大得吓人,区区短文只能管中窥豹观其一斑了。 从历史到现在,“现实主义”在文艺思潮中基本都是主流中的主流,贵族中的翘楚,这或许是文化基因使然,或许现实主义对现实中国而言是实太必需了,犹如吃饭与睡觉,但中国所潮流涌动的现实主义大都又必需带个双引号。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汹涌的中国现实主义的文艺大潮里,却又有两大极不和谐又截然对立的支脉在互搏较量。一支是以鲁迅为灵魂的“启蒙的现实主义”,一支是以中国共产党借周杨等为喇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这两股势力都有近现代西方现实主义的壳子,但又各自在前面用不同的词语加以修饰加以限制,都极具中国特色。鲁迅虽然没有直接打出过“启蒙的现实主义”的旗号,但其所做的所写的最主要的发轫点与落脚点不外乎就“启蒙”两字。而周杨等中共的笔杆子虽然在不同时期按其所需飘扬过不尽相同的旗帜,但其精神内核却一以贯之DD“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更是带有双重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有些爱调侃的朋友总喜欢叹口气摆摆无所谓的右手来一句:哎,凡是带“有中国特色”五个大方块字的就没啥多少真的特色了。做了一百几十年的“弱国子民”,连带着还被“自我殖民”,也难怪许多人会萌生此种心态。如果从人类学的大视野来说,任何文艺思潮,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等等都可称为“现实主义”。因为“人”这个载体是现实的,人的一切活动也都是现实存在的。清朝大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开宗明义便是“六经皆史也”,或许也正是这个理。种种主义、思潮、派别都是后来者或自我标榜者为了说话写字便捷些而添加上去而已。 这个现实主义最先引入中国,与中国实际一交融后,虽然批判的精神内核没有断裂,但批判的对象却发生了错位。我们最先用来批判的是集权制的“吃人”社会,以达到破除蒙昧的目的。 鲁迅就是运用这个武器最先觉者之一,也是最得力之人。《狂人日子》、《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都是中国“启蒙的现实主义”之经典力作。鲁迅一生都在批判都在反抗都在启蒙,但他是个清醒的人很早便意识到他的一生所做的只是徒劳的反抗,除了反抗除了真正救几个还未病入膏肓的人之外,他确实是“失败”的一生,徒劳的一生。这一点从以他为灵魂的“现实主义”的命运来看似乎更加明显一些。王实味当年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他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只比少半块。由此可见此时王实味在中共的地位是如此显著特殊。1942年3月他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本是就事论事,以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不平则鸣”而已,离鲁迅式的“偏激”还差十万八千里来着,结果蒙没启到自己却惹来杀身之祸。一句“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便让年仅41岁的王实味残遭砍杀抛尸枯井。建国以后还有胡风事件,胡风可是鲁迅的“嫡系传人”。这案子一牵扯就是几百上千人,这些人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失踪的失踪。至此之后,有谁还敢再表里如一地继承什么鲁迅精神,什么批判精神。鲁迅自己有句名言:伟人一死便都成了傀儡。他自己正应验了这句话,往鲁迅头上挂了好几个“最”好几个“家”,那现象真可谓壮观,举中国之上下除了读毛选就是读鲁迅了。可能有几个人像鲁迅那么在干?马寅初、张志新、加上几个“偷偷摸摸”的顾准之流,恐怕七八亿人挑不出能组成一支足球队的规模。 鲁迅在中国或许只是一个异类,他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或许也无所谓断绝不断绝的。时至今日,研究鲁迅的人多,吃饱饭谈鲁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但继承鲁迅精神,继承他的现实主义的人有多少?痞子王朔说过:鲁迅如果活过来,第一个巴掌是要扇那些“吃鲁迅饭”的家伙,第二个巴掌是要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的。 侃完了鲁迅,接着周扬就可以亮相了。四十年代中期至初,对中国“现实主义”走向的影响,谁能比肩周扬?!周扬确实有才,确实够得上党中央“两根笔杆子”之一(另一位是胡乔木)的称号。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翻译老托的《安娜・卡列宁娜》,到中国今天翻译此书恐怕还没人能够着他的下巴。人各有志,这本来就无可厚非。周扬选择的道路是阐释,不停地阐释,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的文艺理论,并广而宣之。早至三十年代“左翼”,他就是中共文艺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国防文学”的争论让他名声大躁影响广及,从此但凡谈及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便再也绕不过“周扬”两个字。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1937年秋到延安,更是让他如鱼得水,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说来有点黑色幽默,反鲁迅最积极的人居然去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时期的鲁艺可是个了不得的地方,短短几年时间,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新生代主流作家基本都在那里喝过几天墨水。周扬以后能影响整个中国文艺走向的固然是后面政治势力在起主要作用,但“鲁艺校长”这个头衔的功劳也绝对抹煞不了。 1949年之后,胡风被逮了,郭沫若一如既往做他的喇叭,沈从文曹禺老舍“失语”了,巴金一直想喊却也喊不出什么了……举中国文艺界上下就是只有一种声音,那声音想在的脑子里,吐在周扬的嘴里,写在全中国的白纸上,这景象真壮观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除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外,还冒出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总是什么都跟革命绑一块儿就对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等等。当然这些作家作品也“暴露”也“批判”,但他们所要批判暴露的对象只是为他们所要歌颂的立一个对立的靶子而已。春分得意的周扬担任着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等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艺工作领导者,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鲁迅们只是一介草民,怎么敌得过一个位高权重的“尚书房行走”,何况这“尚书房行走”又深得最高领导人信任与褒奖。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的特征 摘要:从文艺学的视角看,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西方文学书写中,依托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背景,在文艺理论的逻辑思辨中形成的。其经由中国本土文学写实精神的培育,于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特征,并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有机整合中稳健前行。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特征 0引言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文学观已有千年之久,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文艺学的理论视野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研究已蔚然成风,但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近代的融汇过程,即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的过程,尚需新的梳理。 1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西学渊源 “现实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哲学里,歌德、席勒时代被用于文艺,之后,经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为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从司汤达以来,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等一批作家,继承启蒙时代的人道精神,在自觉的创作原则中,把笔锋对准社会现实,喷发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这些作家以亲历生活的视角,体察现实生活;以自己所属的时代的主流话语,传达现实体验;把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厚重的写实精神,注入叙事文本;用文学的形式同大众对话,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西方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最终形成还源于特定的哲学观念。康德的主体论哲学,黑格尔以辩证法为支点的探究真理的宏大体系,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作为主体的人的至高地位,都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中对于现实性的理解。这种现实主义文学观,反映在文学理论中,就是主张文学创作要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将现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视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认为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众多的生活现象绝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内在而有机统一的生活现象;既反对只关涉物质界的自然主义观念,也不完全同意旨在哲学思辨中探求精神旨归的所谓现代主义文学观[1]。在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下,在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推进中,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人物、事件、细节、场景如实反映,使人物塑造和环境的描写紧密结合,生动而艺术地绘制了具有现实秩序感的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的图像。 2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学语境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主张,诗可“兴观群怨”;《诗大序》提出“厚人伦,美教化”,《左传》提出“补察其政”,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周敦颐高扬“文以载道”,后世梁启超在文章中多处论及“写实”的话语,都一脉相承地汇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流程。然而,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史实表明,中国古代文论(或称文学批评)中没有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术语,甚至连“主义”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严格来讲,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俄苏、日本现实主义理论的大量传播[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艺工作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空前重视,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学关心民生苦痛、揭露社会时弊、高扬书写精神,造成作家和读者的文学视野更易于向现实倾斜,才促成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本土语境。 3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中、西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交汇中,在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向前发展历程中形成的。 3.1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文学形态的中国化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火如荼的时期,存在着莫泊桑的“行为现实主义”、司汤达的“心理现实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等不同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表现形态。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亦表现为多种从形态。主要表现为:“五四”至40年代,直面和解剖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形态;40至60年代中期,工农兵文学思潮中的现实主义形态;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表现技巧影响的现实主义形态。 3.2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写作精神的中国化在近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传统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遭遇困境,现代的科学理性体系和人文精神正在探索和建立中。现实主义的文学书写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执着地追求科学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精神的整合,寻找现实与理想、平凡与崇高的结合点,公开地运用叙述者进行判断性评论的叙述声音,强化了其所追求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价值取向,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3]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推动文学书写捕捉和描绘处于变动状态的社会心理,以俯视和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密集的社会生活。这使得作品中人物的社会意义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的单一状态,具有了复杂的社会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显现着重大历史进程中人的命运变迁。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写实的笔法,全景式地反映中国社会从1975年至1985年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叙述模式、社会文化的摄入还是对于人的思考都表现出其作为现实主义中国化的确证。 3.3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书写方法的中国化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就是指一个文学流派及其所形成的表现人与现实关系的创作方法,那么西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20年代进入中国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创作。40年代之后,苏联社会主义创作方法成为全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是这并没有阻隔中国文学写作方法的转变。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技巧被大量借鉴运用,文学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呈现出杂语喧哗和多元共生的局面。从单一的创作方法,演变成为关于文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规范,从单纯地关注社会生活演变为关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精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现实描写多样化,即把文学看作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和描摹,是文学家把握生活的一种方式,强调作家要在对象世界中实现自我,而不是表现自我,突出文学介入现实的社会价值。其次表现为人文主义观念影响下的,在社会现实中展示小我的创作方法,即在沉重的、悲凉的社会意识中表达对人的思虑和冷静的态度。因此,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应该是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精神在现代文化进程中融汇而成的。 4结语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范畴。中国传统文学的写实精神为现实主义中国化孕育了丰厚的文化土壤,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经由中国本土化的培植,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日救亡文学到合作化文学、诗歌、“”文学、 “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以追求科学、民主、个性解放的文学精神,密切关注文学与现实的人之间的关系而阔步前行。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十九世纪文学大师的现实主义情结简析 摘要: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和再现,其主要创作手法是再现客观现实,创作原则是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大多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匠,本文选取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四位大师的主要文论观点,分析其中的现实主义主张,并得出时代文学的共性特征。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西方掀起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三股文化潮流,浪漫主义文学在一系列的论证后打败古典主义,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作为一股潜流在涌动着,随着浪漫主义对社会的抽象抗议和对未来的空洞设想越来越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典型地再现社会风貌,深入了解和努力揭示种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社会潮流。 一、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精神 司汤达既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又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虽然持浪漫主义立场,但其理论和创作却是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他的《拉辛与莎士比亚》被视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步纲领性著作。 司汤达在在《红与黑》中说:“一部优秀的作品犹如一面照路的镜子,从中既可以看见天空的蓝色,也可以看见路上的泥塘,然而读者不应该错怪镜子中的泥塘,而应责备路人未能把水排去,以致路途泥泞难行。”在《阿尔芒斯》中的序言中他又写道:“丑恶的人在镜中掠过,这难道是镜子的错误码?”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司汤达主张文艺应像镜子一样,直面人生的美和丑,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尤其是再现现实中的“泥塘”――揭露那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弊端。 二、巴尔扎克对现实主义原则的论述 巴尔扎克继司汤达之后,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高潮,并使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臻于成熟。他的文论主要集中于《 前言》中,广泛涉及了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创作目的、作家理想等根本问题。 巴尔扎克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他认为小说应该成为社会风俗的历史,要描绘众多的人物和场面,要突出典型性的大事件。 巴尔扎克的特色是重视细节的真实,以此来突出对自然的客观摹仿。他说:“如果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它就毫无足取了”,认为细节真实是构成艺术真实的基础。为了给《人间喜剧》提供大量的真实的经济细节,他常到他所熟悉的公证人或者诉讼人办事处去了解情况,搜集资料。 三、福楼拜对客观性原则的强调 福楼拜认为作家应该具有客观的立场,真实地再现生活,他说:“艺术家不应该在作品中露面,就像上帝在世界上一样,到处存在而又到处不见。”为了使创作达到真实的艺术效果,他反对在作品中现实“自我”,提倡让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具体的情节描写和特定的人物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让文学表现出对生活的镜子般的忠诚。他认为主观的东西越少,描写才越真实,他希望作家具有上帝一般的客观性,保持中立、超离、默然的态度。 他主张作家身临其境地去感受故事情节的发展,如他在创作《包法利夫人》时:“当我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时,我口中尝出砒霜味,感到身子中毒,引起两次消化不良,把晚饭全都呕出来。”但他又说:“你可以描写酗酒、爱情、女人或者荣誉,但有一个条件,你自己并未真实地变成醉鬼、情人、丈夫或军人。”福楼拜的“隐性客观说”指出了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区别和联系。 四、列夫・托尔斯泰:文学应典型地再现生活 以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为代表的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百态的精神。托尔斯泰说,如果科学需要准确性和真实性,那么,艺术就需要双倍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托尔斯泰的文论著作《论所谓的艺术》《什么是艺术?》都较为明确地论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典型化理论是托尔斯泰文学理论的重要特色,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托尔斯泰认为,摹仿自然、再现生活不是奴隶式的、消极地照抄,而是要对生活进行选择,然后再进行评判。他指责自然主义作家莫泊桑的小说《温泉》和《俊友》,认为它们没有将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典型化的处理,用颓废的态度反映社会中的丑恶现象。 虽然上述各位作家的现实主义追求各有侧重,但其对于客观现实的重视,对于典型性、普遍性的追求,是他们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主张关注现实社会人生,关注当时的社会百态,以一种“入乎其内”的方式去创作,即,他们要求文学必须反映现实、摹写自然。但是,他们主张作家要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感情作用,通过不同的方式使文本感情充沛,表达社会人民的共同感想。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浅析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摘要: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法国作家司汤达不仅通过文论《拉辛与莎士比亚》阐明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也通过小说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通过总结《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主要观点、分析《红与黑》等小说的情节,本文力图证明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根植于作家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表现的是人类的普遍精神、情感,他的现实主义的受众是“少数幸福的人”。 关键词:司汤达;现实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 对于力图“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抓住其中本质特征,加以典型化”(朱光潜 2004: 108)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而言,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家宣言”(朱光潜 2004: 106)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法国作家司汤达提出了他的现实主义观,而他的小说则体现着他对自己理论的实践。 一、《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现实主义观 《拉辛与莎士比亚》是司汤达在1823年和1825年撰写的反对伪古典主义戏剧,倡导浪漫主义戏剧的论战小册子的合集。由于当时浪漫主义运动方兴未艾,浪漫主义的定义也没有完全固定下来,所以许多现在被认定为现实主义者的作家为了跟自然主义划清界限都自称浪漫主义者。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里讨论的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分第二章《笑》、第三章《浪漫主义》中,司汤达以喜剧的创作为例写到:“尽管证券交易所和政治赋予我一种深刻的严肃性,尽管怀有党派的仇恨,倘若是要我笑,仍然必须在我面前以一种愉快有趣的方式使某些满怀热情的人在走向幸福的道路上失足受骗才行。”(司汤达 1979: 25)在讨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现实事件的关联时,他又表示:“我觉得,作家必须同战士一样勇敢,作家不必总想到新闻记者”,“这种(指戏剧――笔者)的成功不可能是有关政党的事,或者是由于对个人的爱戴……”,“如果有这样一位作家,在马德里、斯图加特、巴黎和维也纳等地,够标准的翻译家都争相翻译他的作品,那么这位作家可以说已经探索到时代精神的趋向了。”(司汤达 1979: 27-28)由此可见,司汤达并不主张将重大的社会现象或者政治事件作为作品的中心,因为它们或者有具体民族社会的背景,或者转瞬即逝,对于本文化圈以外的读者或者后世读者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直接描绘外在社会状况的文学作品,也许一时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但很快就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失去价值,成为一种速朽的文学。 司汤达认为,现实主义的对象应当是人类对世界的反映及人类普遍共通的情感体验,即所谓“时代精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想的是人物的行动是否妥帖,而不在故事的叙述。”(转引自马尔蒂诺 1998: 12)归结起来说,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立足于表现人的精神、情感,而单纯不追求表现社会状况。他笔下的人物境遇固然是他们社会活动的结果,但这种境遇不止存在于作品中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阶段,而是普遍存在、可以被各种文化中的读者理解的;作品中的社会状况及具体事件只是司汤达为了更顺畅地编织情节而对更广泛的背景、更多的事件进行的简化、案例化,它们不会使人物的境遇变得特殊离奇到失去代表性。 二、司汤达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特征 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小说力图打破社会背景或时代的隔阂,表现人物内在的真实。内在的真实指的是完整、包含所有隐秘的人格而非完美(而实际不存在)的人格。“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活动的全部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传奇小说的行动”(李健吾 1997: 8-9)。依照司汤达的传记作者茨威格的话来说:“在他看来,越胆大越好,越隐私就越要拼命加以公开。他特别热衷于提示自己最说不清楚的感受,他要把那些由于羞耻心的作用而潜藏到灵魂深处的东西提示出来。”(茨威格 2000: 92)司汤达的作品犹如强光,让人物及读者心中每一丝隐秘都无处遁形,这一点对于那些不习惯审视自己,只想在阅读时保持自己与书中人物距离的读者是极大的冒犯。 《红与黑》对于连和玛蒂尔德感情纠葛的塑造正能体现司汤达作品的这一艺术特点。作为细致入微的人类心灵解剖员,司汤达把原本可以演绎成郎才女貌故事的材料处理得十分“冷酷”:这对男女与其说是相恋,不如说是自恋。于连追求玛蒂尔德以捍卫自尊;玛蒂尔德与其说是爱上了于连,不如说是爱上了自己特立独行的勇气。司汤达不追求表现优秀品质,而只是把通过自我反思而挖掘到的人类精神及情感世界和盘托出。司汤达刻画于连的虚伪并不是为了让读者谴责他、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正如他设计于连主动选择死亡也不是为了让读者把他当成英雄。一切人物及情节设计都是为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完整性服务的。 司汤达的小说致力于挖掘人类心灵中最真实、最难言说的部分,这使得他的读者也要有勇气拿自己心灵深处的秘密与司汤达笔下人物的精神活动相互印证;同时,读者还要具备能体会、理解他笔下人物复杂情感的敏感性。司汤达将这样的读者称为“the happy few”,他们具有与他不相上下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能力。司汤达把自己的三部小说《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和《红与白》都献给了这批读者,还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献辞中写到“对聪明人无需多言”。 三、结语 茨威格曾如此评价司汤达的艺术成就:“只有对心潮澎湃的内在精神的刻画方面,他的作品才显示着艺术价值和艺术活力。”(茨威格 2000: 147)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是精细且不留情面地探索、描摹人类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这也就是许多西方学者将他的作品归入心理现实主义流派,而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流派或社会现实主义流派的原因。
艺术学类论文:度艺术学理论类专业建设热点与难点调查报告 摘 要:本调查报告力求以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整体发展为主线,着重选取本科教育教学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状况为调查对象,依据调查事实、统计数据和文献检索等资料进行梳理和剖析,主要探讨了以下八方面的问题:一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各层次学位授予点及本科专业方向设置状况;二是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设置状况分析;三是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四是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培养问题分析;五是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六是学术研究面临方向或探讨进路模糊的问题;七是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八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关键词:[HTK]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专业方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位论文;学术研究;边界;发展契机;挑战 引言 2013年伴随着艺术学学科门类的升格,艺术学理论学科遂成为该门类属下的一级学科,其发展有着显著的改观。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其一,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命名,避免了早先与学科门类艺术学同名所带来的混乱和麻烦,使学科定位和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尽管对这一学科命名及学科体系建构至今仍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总体认知上学界还是能够求大同存小异,基本肯定这门学科命名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合理性,从而达成基本共识:艺术学理论学科属于人文学科,其设置遵循的原则,一是传统学科的定位原则,是对各艺术门类进行宏观、整体、综合的研究,旨在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及跨门类艺术的交叉规律,具有观照和解释人类社会所有艺术现象与艺术共性特质的学科特性,其基础研究包括史、论、评三个领域,这和相邻的哲学、文学等学科门类属下的一级学科定位相类似。二是现实原则,即学科定位与发展要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能够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例如,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研究方向的设立,便是关注现代技术的新进展,适应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从而使艺术学理论更具有多学科之间的渗透性,进而扩大其研究的范围。其二,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无论是研究生教育,还是本科教育在本年度里均有较大的发展,主要是硕士学位授予点和本科专业(艺术史论专业)申报的院校增加,使学科的覆盖面大幅度扩大,促进了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对艺术学理论学科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其三,从今年初开始,伴随着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人员人数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学术成果又有明显的增加,期刊数,截止2013年11月中旬统计,本年度约2200篇,论著约50部,教材约30部。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年度发展各项指标来看,有理由证明,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势头不弱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他四个一级学科。当然,在学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时,也存在着新旧问题的交织,面临着学科持续发展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形势下,提出加强和改进学科建设的明确思路,准确把握学科定位,在学科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需要下,不断探究新思路和新举措。本调查报告力求以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整体发展为主线,着重选取本科教育教学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状况为调查对象,依据调查事实、统计数据和文献检索等资料进行梳理和剖析,力求概括本年度学科发展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揭示出艺术学理论的整体状态,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年度咨询报告。 [HS(3][HT5H][JZ(]一、艺术学理论学科各层次学位授予点及本科专业方向设置状况[JZ)][HS)] 截止2013年11月底统计,2013年度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具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20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69个。目前,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义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有50余所(主要是艺术史论、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等大类专业方向)。另据不完全统计,明确以艺术史论或艺术理论方向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有5所,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论(专业方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专业方向)、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方向)、哈尔滨师范大学原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方向)和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系艺术史论专业。这里需要说明,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义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是指依据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允许的专业范围内设立的专业方向。此外,从统计资料来看,本年度全国共有40余所院校的本科专业是以艺术管理或文化产业名目拓展专业方向,计有“艺术管理”、“艺术创意”、“艺术传播”、“艺术商务”、“艺术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如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管理专业、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策划专业、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专业等。此外,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工科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也都设有艺术管理类本科专业方向。 二、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设置状况分析 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情况分析来看,基于设点申请的现实状况,各类先行设点的院校均是以专业方向名义招生,直到教育部于2012年底正式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之后方才开始有大量院校正式申请,这也是形成2013年度艺术院校、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和工科院校集中申报“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热点效应的原因。由于所有申报院校获准招生计划需要等待至2014年初公布,故对于2013年度“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设点,只能根据全国各院校申请联络的信息进行预测,估计院校在30所左右。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就是依托原有的美术史论本科专业或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点、硕士学位点的基础上申请设置本科专业的。综上所述,表明两个特点:一是这些申请院校都十分看重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配套建设,希望完成从本科到硕士至博士学位点的整体建设,以推进学科发展,带动学科建设,进而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二是从目前申请院校来看,还主要是偏向艺术学理论和美术史论或设计史论这几类专业领域,这类专业转弯幅度不大,基本治学思路、研究方法和教学方式有相近之处。相对说来,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等专业,则由于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的差异,导致来自这类院校的申请相对较少。关于艺术管理专业,从现状分析来看,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能是以专业方向的设点形式存在。虽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二级学科拟设有相应的艺术管理或艺术跨学科研究这样的研究方向,但主要是在研究生培养层面,可供本科专业延伸的条件有限,其原因:一是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新《目录》和新《规定》中没有确立为本科专业点,这样就无生长空间;二是管理学属于独立学科,对于艺术领域而言,属于跨界学科,艺术管理只是借力发展,学科生长空间同样有限。因此,这一专业点在本科阶段只能以借力发挥的状态存在。但现实状况是,仅以全国31所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包括解放军艺术学院)为例,均设有艺术管理类专业。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类院校,保守统计其数目也在翻翻之上,这是一个庞大的教育领域。 三、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 人才培养是本科专业学科价值最为显在的标志之一,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以往都是以能否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作为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晴雨表”。这一评价指标的思想根源,究其依据主要是教育部历次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和《规定》所言明的意图,即强调“本科学生能在相关专业领域从事应用开发与管理工作”。这样一来,针对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申报,也引发了对其专业培养方向问题的争论,归纳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本科开设艺术史论专业是改变以往单科专业教育模式,重点加强以综合艺术史论为主的跨门类、跨领域专业教学,着眼于知识拓展及审美素质教育,着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艺术创造能力,以适应全方位及可持续发展的人才需要。另一种意见认为,艺术史论只能是较高层次的教育,基础还是门类艺术史论,如果专业指导思想及课程设置不明确,很可能会影响对人才基础能力的培养,弄得大而空,缺乏专业的精深度,难有适应的社会领域。再一种意见认为,理论与实践对于任何艺术专业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目前艺术史论专业教学中的课程编制,或者说课程结构存在诸多问题,诸如两者难以有机结合,如果没有彻底改变的措施或策略,容易导致学生毕业时理论与实践能力的不足,无法适应社会对艺术学理论综合人才的培养要求。因此,许多院校建议召开全国性本科专业教育教学专题研讨会,就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设点问题,诸如生源、招生方法、教学思想、课程编制、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等关键环节组织论证,制定相应的教学指导标准,力求通过一系列教学改革使之尽快摆脱目前的困境,呈现生机和活力,实现其应有的重要价值。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对待本科生就业认识的误区。如果说考察现行择业去向,能够接纳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学生的机构主要是事业型文化艺术创意及行政管理单位,诸如出版社、报刊社、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或艺术馆及文化宣传部门(高校和研究院所基本不含对本科生的吸纳,故不在列);民营单位则为辅,如画廊、艺术社团或演出公司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无论事业还是民营单位普遍趋于高学历消费,原本较低层次的工作岗位最适合本科生就业,但统统提升为研究生,甚至连硕士生都排斥,要求博士生入职,这种势必造成本科生去向日益狭窄,这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人才结构合理配置使用的问题。那么,从另一角度来认识,将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当作是人文学科(即大文科)一部分来看待,培养目标可以认定是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对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跨门类学科研究进行宏观认识和应用。作为吸纳人才的储备,本科生中的优秀人才明确就是为高一层次学科点输送合格人才,即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点培养高质量的基础人才,如同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长线学科一样,是学术薪火传递不可分割的人才储备。据此,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和特征可以拟定为:本科生应具有较为宽阔的视野、较为扎实的艺术史论知识基础、较为综合的素养和较强的创造意识,能运用中文和一门外语进行文献阅读、资料查询和学术交流,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或创作与策划、管理实践能力,具有运用艺术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可针对某种艺术现象进行批评,可以从艺术跨学科研究中获得较为实用的知识,以服务于艺术和其他社会实践。本专业培养的本科生能够继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深造,或在艺术管理、编辑出版、新闻传播、艺术创作等部门从事策划、管理、编辑、评论、创作等工作。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的招生和培养,是学科建设的基础环节,而且是重要的学科生长链条。当前,艺术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新形象以及国民艺术文化修养方面的作用,具有不可置疑的重要性,而这项工作的推进需要各个层面、各类专业人员的共同协作才能够完成。从艺术教育的角度看,国家在培养从事各门类艺术专业的人才外,同时也需要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对艺术加以认识和阐释的专业人才。如此说来,传统的门类艺术专业对应各个艺术领域,且偏重专才教育,而如今,艺术文化事业的交叉与综合发展,对于具有综合素质的艺术人才的培养就提出了新的需求,这一需求即构成了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培养的根本价值。此外,由于历史原因,艺术学理论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主要是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推进的,因而学科建设的成熟度也主要体现在研究生教育,这就造成了教育教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倒挂。而适度促进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的发展,也能够为该学科业已形成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储备、输送更加对口的人才,使得这一学科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这两个层面上达到相对的平衡。就当前的状况而言,目前已经开展较为纯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方向的院校,在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其中,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在该院下设的艺术学理论系,本科阶段开设的专业主要课程有:艺术导论、艺术史(包括门类艺术史)、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艺术史学、艺术批评。从专业名称及课程设置来看,课程结构比较完整,尤其是在开设课程的思路上,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的初衷较为匹配,即这样的本科阶段教育尝试是有目的地按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理要求进行探索和实验。另外,哈尔滨师范大学原艺术学院从2005年至2012年连续八年开设艺术学本科专业方向,以培养艺术学理论综合素质人才为目标。开设课程有艺术学概论、艺术史专题、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市场管理与策划,以及门类艺术理论的课程,诸如美术史、音乐史以及相关专业理论等。自该院于2008年划分为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以后,逐步改为美术学和音乐学本科专业。加之,在教育部颁布新《目录》和《规定》之前,要求重新申报专业方向,故2013年艺术学专业暂停招生。山东艺术学院也属于国内开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方向较早的院校,该专业方向设立在该院艺术文化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内,名为艺术学专业方向,其本科课程有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以及相关的艺术经济、艺术产业、艺术管理等。培养目标定为,具备较高的艺术理论和策划创意方面的能力,能够在各类文化艺术机构、文化传播系统、文化企业等部门从事文化艺术研究与教学、艺术编辑与批评、艺术项目策划与运作等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相比而言,仍有多所高校开设以艺术学为名义的本科专业,其课程未能形成结构体系,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往往是以门类艺术的相关课程替代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必要基础课程。出现这种专业与专业方向不相配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地说,课程体系的不完备、师资配备的不对口、教材建设的缺失,特别是认识上的局限等,都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本科专业教育无法达到专业设置的根本要求。再从学科定位来说,艺术学理论在一开始已经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艺术,这可以称得上是先天的优势。事实上,美学、文艺学等文科专业也都给艺术予关注,对于艺术本身发展而言,这种关注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研究者及实践者的思路和视野。然而,美学、文艺学等专业的研究,仅从近年来发表的学术成果统计来看,他们关注的视域又大于艺术本身。试想,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已具备学科定位的天然优势下,还不能对艺术进行有效且价值凸显的研究,从而证明其无法取代的学科价值,那未免大大浪费了这样的先天优势。此外,从当下学科发展趋势看,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视域,实际上也在产生着某种转向,即逐渐拓展到更广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当中。这似乎暗示着,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立后,美学及文艺学也在探寻着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学术相互推进、多元学科互渗互融的际遇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能够既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凸显自身在艺术本体问题开展研究的学科价值,又抓住学术大发展的契机,着力明确发展方向,是本学科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 四、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培养问题分析 与本科专业教育相比,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应当说是已有一定的历史积累,且成熟度要强得多,其原因是:一方面研究生培养历史较长,如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随后有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四川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学校相继建立自己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截止到2013年10月底,全国已有69家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开展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其中,具有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单位达到20家,从数量上看远超其他门类艺术学科:音乐与舞蹈学12个,戏剧与影视学15个,美术学13个,设计学12个。至于艺术学理论硕士点,数目也远远超过其他门类艺术学科点。从这一点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丝毫不逊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它四个一级学科。然而,从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来看,不难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点承担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依然存在着杂乱现象。具体来说,许多院校并未按照既定的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美学、艺术管理或艺术跨学科研究等初步拟定的二级学科名目来规划专业方向。可见,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置,在全国范围内还未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规范。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目前尚未明确学科目录和指导标准,从而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例如,某些院校研究生培养不分专业方向,笼统称作艺术学理论学科,结果什么专业方向都往里放,既有美学、文艺学的研究方向,又有大量门类艺术的研究方向,甚至细划到水彩教学和钢琴教育,使得学科点及研究方向成了典型的摆设,挂羊头,卖狗肉。这种状况是需要在今后教育教学工作中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着手加以解决的。同时,更要防止学科建设中抢山头、铺摊子、要指标的现象发生,为了达到招生数量增加的目的,全然不顾该专业的属性和师资条件。如果这样的问题不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加以调整和纠正,那么,艺术学学科门类升格的意义会全被串换、稀释,这对于学科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由此可说,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由于规范缺失造成的诸多混乱,在一定程度上也将直接影响到本科专业的教育教学。况且,在研究生教育中,至今还缺乏对课程结构与课程体系的探究,所谓的核心课程、通识课程以及各类选修课程仍处于缺失状态。至于研究生课程教材建设更是滞后,到目前为止还缺少学界认可的、规范的、通用的基础课程教材,诸如:艺术学导论、艺术哲学、艺术美学、艺术类型学、艺术学方法论、艺术价值论、艺术史学史、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学经典文献选读、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等。更不要说,尚未启动的事关提升学科研究水平专门化教材的编撰工作。此外,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仅从分类学角度来对近年来各个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进行评估的话,学位论文选题与学科立足研究方向的匹配就存在很大的不实。实事求是地说,这里列举的诸种现状问题,的确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同时也引发了其他门类艺术学科,以及外界学科的非议。相对门类艺术学科而言,似乎并非缺乏明确的具体研究对象,而是对象太过庞杂,难以把握,以至于不能深入研究,因而使研究生教育方向显得空洞。归根到底,如果一个学科连内核问题都尚未解决,怎么能使其成为一个学科并且建立学科点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呢?这些质疑理应受到重视。不可否认,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科教育和教学,这也是本调查报告列出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存在问题探讨的目的。由此看来,依据《目录》和《规定》,针对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明确培养方向和学科类课程建设问题的探讨已迫在眉睫,明确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方向,其教育教学必须在课程结构、教材建设和实践教学等方面深化改革,再需要从师资选配上着手启动,这样才能避免研究生教育的种种问题在本科教育教学中的翻版出现,进而促使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教育教学从课程开发、教学理念、学习方式等方面作出调整,呈现一系列崭新的、可行的、切实有效的变化。 五、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研究生培养阶段所存在问题,还首先表现在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始终没有明确的研究指向和学术积累。选题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本身的偏离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当然,造成这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研究生的生源极其缺乏,基本上来自于各门类学科,造成学生将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理论完全等同理解,从而在学位论文选题中表现出极为强烈的门类思维的倾向,这样的状况普遍存在于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过程。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门类艺术理论研究课题仍然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方向的选题,稍好一点的是,研究视角有所转变,但这一点在门类学科的艺术史论研究中已多有体现,仍未构成选题上的实质性突破,更难有选题指向性的创建。其次,就其他人文学科或者理工科转入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生源来说,他们大多对于艺术的理解非常感性,但同时又非常片面,虽然较门类艺术出身的学生而言相对容易建立一种抽象的理解观念,并且能够站在门类学科之上较为整体的来看待艺术,然而,真正当他们开始进行艺术或者艺术学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之时,他们的理解可能依旧会停留在对于“艺术”甚至“美学”等非常感性的层面上,仅仅认为艺术或者艺术学理论可能会和“美”密切相关,甚至理解它们之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等同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对于艺术学理论的认识实际上就会被定位在一种局限与片面的抽象观念之中,从而导致学位论文选题停留在某种感性描述,深入不到艺术本体的研究当中。再次,由于指导教师本身来自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所以在指导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以及研究工作时,不免带有某种观念和认识上的局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帮助研究生对艺术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甚至影响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所谓“艺术一般”观念的形成和建立,更难以形成所谓的学术积累,有的学科点,十年甚至二十年也看不出对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体系脉络及升级研究的课题,从而导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选题的重复乃至偏离。 六、学术研究面临方向或探讨进路模糊的问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科研成果统计,表现在学术论文上,归纳来说有这样几点特征:从综合性大学的学术刊物及学报(社会科学类)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刊物来看,此几类刊物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关注实际上是远远弱于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例如,就《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截止2013年11月出版的期刊统计,并没有刊登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论文。而这样的差距,一方面或许是由于综合类的人文社科类杂志对于艺术学理论类的科研论文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反思,艺术学理论学科科研水平的提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然,也表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领域还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各种文艺或艺术类的专业学术期刊,则又会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科研又有着多个研究方向或是探讨路径:一是从门类艺术切入,进而升华到“艺术一般”的层面,展开对艺术以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二是借助于美学或美学方法论切入艺术的研究;三是从艺术史或者门类艺术史的角度对艺术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从而以“古”观“今”或从“今”观“古”,得出较有价值的理论认识;四是从文化、哲学以及社会学等角度对于艺术进行本体的思考。以上所述的研究方向或探讨路径大致概括了当今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的主体方向,必须承认这些研究,拓宽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路径,但从中我们也应该反思艺术学理论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否只要拓宽研究的路径,以美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视域对艺术进行观照,就意味着从门类理论上升到艺术学理论,从艺术个别抽象为艺术一般?方法的突破是否能够代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全部?艺术本体的探索是否就只能依赖于上述这几种路径?这是一个亟待探讨与追问的问题。 七、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学科随之也从以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提升为现在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在学科建制上确立了自己的栖身之地,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理所当然能够获得极大的进步。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大问题,就是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之后,所面临的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比如说,艺术学理论与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美学,以及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属下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之间形成学科交织,甚至相互研究领域覆盖的关系。又比如说,许多综合性大学,在学科申报过程中也是将美学和文艺学师资加以整合纳入到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来。所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的形成有着多重因素。当然,从学科发展和学科交叉角度来说,艺术学理论与美学以及文艺学共同面对艺术问题进行探究是大有好处的。也就是说,从不同学术观念、不同学术视角和不同治学理路探讨艺术问题,能够使得艺术理论建设更趋完善。然而,也出现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这就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下,学科自身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我们看到,美学、文艺学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都牵涉到了对于艺术诸方面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美学,在20世纪以来的演变过程中已经越来越深入艺术的领域进行考察和探究,逐渐形成了艺术哲学、艺术美学等研究方向,其复杂性原因我们在此不作深究。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作为以艺术为其重要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理论,显得极为尴尬,如何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优势?如何区分出与艺术美学或美学本身研究的差异?如果艺术学理论不能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优势,那么多足鼎立的态势又会让艺术学理论何去何从?我们在统计2013年度学术成果时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将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属存在诸多难度,首先是分类,其次是方向,都有模糊不清的问题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学科都会有一定的本位思想,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归类认定不清,在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会将美学以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统计在内;而在美学领域,艺术学理论以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也会被归入其中。江苏省2013年美学年会征集的论文就是这种状况,其中涉及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题目约占2/3左右。这一点实际上不论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术交流中,还是美学学科的学术交流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而这样的学科胶着态势,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就会产生学科边界模糊的状况。表面上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外延扩大了许多,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从方法上,还是涉足领域,以及学术成果上都趋于多样化。然而,我们却是把较为成熟的美学方法、美学的研究思路或者文艺学的研究思路拿过来为自己所用,甚至由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生”,促使美学、文艺学的从业学者“转向”研究,从而谋求发展空间。艺术学理论学科外延被无限扩大的同时,其学科内涵正渐渐被弱化,导致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从历史上看,学科历史能够追溯到古希腊的美学,以及受苏俄影响在我国发展近百年的文艺学,在研究方法上较之艺术学理论要相对成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站在艺术学理论学科本位上把对于艺术的研究当作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话,那么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内涵在研究方法上的话语权实际上毫无疑问被美学、文艺学或多或少地蚕食了。而照此下去,研究对象上“艺术一般”的明晰,也会因为美学以及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宽泛性而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弱化,这一切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艺术学理论的先天优势或者研究对象上的纯粹性,即研究“艺术一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也会因此而慢慢消解。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发生,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必将遭受严重的威胁。话说回来,我们可以理解原本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立,可以理解为是狭义的“艺术一般”理论研究,即将过去分门别类的艺术研究打通提升,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进行观照,而现在似乎是广义“艺术学”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类似于广义相对论覆盖了狭义相对论,其研究性质发生了改变。在此条件下,我们也看到,全国多所院校申报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点,就是将原有的美学及文艺学学科点经过整合申报。可见,美学及文艺学从业学者向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转向,正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这种转向势必造成学科边界的模糊。举例来说,如果现在要统计全国美学及文艺学学科的研究状况,或是学科点的建设状况,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点会不会被统计在列?反之,如果现在要统计全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状况以及学科点的建设状况,那么,美学及文艺学的学科点是否也在统计之列呢?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如果试图用科研成果来对全国各院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进行排名的话,其结果一定会出现表里不一的尴尬局面。评估排列目的是什么?分类条件是什么?指标如何设立?当然,在此并不是要否认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研究的学术贡献,美学及文艺学之所以能够强势进入艺术研究的领域就已经说明了它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综上所述,艺术学理论学科目前面临的这种复杂状况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为这样的复杂状况实际上已经给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区别对待,那么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势必产生另一种扭曲。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自觉地从艺术(具体门类艺术)中来,形成一般层面的艺术理论,再转入到艺术中去加以实践指导或提升,这样的学术路径,实际上就是为艺术而“生”的学科。而当前如果因为其他学科的强势进入,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外延和内涵发生变化甚至慢慢消解学科设立的初衷,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确实存在着问题。 八、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综合考察艺术学理论学科(包括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在学科定位、人才培养、课程建设诸方面的现实状况来看,其存在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学科演进的历史问题,又有学科现实发展的困境。诚然,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仍然沿着过去的老路走下去,而不加以调整与改进,那么,积累的各种问题将会彻底否定一个学科存在的价值,这不是武断的推论,而是现实的昭示。诚然,任何一个学科的推进,直至成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本报告所指出的问题,只能说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还不够成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科的成长总是要经历从不成熟、不完善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过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当然也不会例外。以下就调查研究问题,从四个方面来探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契机: 1.厘清学理认识带给学科的发展契机诚如上述论及的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定位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他门类艺术学科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界限不清,甚至在某些学者看来,艺术学理论可以直接等同于其他门类艺术的理论,甚至被其他艺术理论所取代。这种观点在很多由门类艺术研究转来的学者中间较有市场,这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真实性遭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种现状及遭受质疑的境遇,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特质,它是融通了各门类艺术,是建立在一般层面上的艺术理论。这种从整体上去把握、研究各门类艺术的思路,使得人们实现了从一个切入点能够“观看”到所有艺术门类的可能性。换言之,“艺术”肯定不等同于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因而需要有一套理论从一般层面去认识它、把握它。但如果因为当前“艺术一般”的研究还不够成熟,还不足以令所有门类艺术研究者,甚至学界信服,就轻易否认这样的一门学问的存在,显然是简单粗暴的。即便是站在门类艺术的角度去思考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的艺术形式,也是不能为艺术“代言”的。或者说,门类艺术之所以能够被理解为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其他,必然有其内在的共性和联系。诸如,这样的问题放在任何一个门类艺术当中来讨论和研究都是不合适的,因为通过某个具体门类艺术的视角来把握其他艺术形式,无疑是管中窥豹,只能见其一斑。然而,被某些学者认为可以被门类艺术取代或消解到各门类艺术中的艺术学理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从学理上说,艺术学理论已然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就形成了这一学科发展的契机。在现实层面,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使得近年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继续发展成为可能。随着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艺术学理论学科内涵和界限问题终将会清晰、明朗起来,可以说这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最为核心的保障。 2.社会需求带来的发展契机如果说从学理上为艺术学理论学科正名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当下的社会需求以及大众艺术文化素质亟待提高的现实,就从实践上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在当前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由此,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包括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繁荣、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健康等目标,成为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强国”的方针和政策,使得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为清晰,这也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此说来,艺术文化的发展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更加凸显。正如本报告在“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一节中提到的,提高全民艺术素养,实际上重点并不在于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门类艺术形式的专业表现技巧的提升,而是在于培养对于艺术审美中感性表现的接受、认知、传达的能力。而要实现这一艺术素质培养目标,既需要门类艺术方面的实践人才和理论人才,同时也需要具有综合性艺术素养的专业人员,甚至艺术领域跨界人才来共同合作完成。当然,艺术学理论学科除了理论研究外,还应有艺术实用人才的培养。诸如艺术与经济、艺术与科技等行之有效的促进社会艺术文化多方发展的艺术综合人才,这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学科博弈带来的发展契机目前,在人文学科中针对“艺术”这一对象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分散在多个子学科领域当中,主要是美学、文艺学、门类艺术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其中,门类艺术学重点研究门类艺术方面的理论,而美学、文艺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则都在进行着艺术一般性规律的研究,只是各自选取的视角有些不同,但也有较多的重叠。在此,限于篇幅我们暂不涉及对美学和文艺学关于艺术理论问题讨论的评述,但美学和文艺学触及到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既成事实,必然会引发各学科间的相互博弈。从现阶段来看,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都对艺术理论有所推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三者甚至不太容易明确区分。如果功利地将研究艺术理论看作是一块“蛋糕”的话,那么,当下各个交织学科实际上就是在分这样的一块蛋糕。事实证明,学科之间的博弈导致不进则退,哪一个学科能够在艺术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展示出自身独特的价值,并且有效地把握艺术本体,甚至指导艺术实践,那么哪一个学科的研究就更容易为学界所接受,从而在博弈中占据上风。而一旦退却,其结果就是逐渐被其他优势学科所蚕食,直至替代。从学科定位来看,艺术学理论学科从一开始已经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艺术,这可以称得上是先天的优势。事实上,美学、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关注并非坏事,对于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言,多种学科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研究者及实践者的思路和视野。然而,较之于美学、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已具备学科定位的天然优势下,还不能对艺术问题进行有效且凸显价值的研究,从而证明其无法取代的学科价值的话,那未免大大浪费了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从当下学科发展趋势看,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视域,实际上也在产生着某种转向,即逐渐拓展到更深广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当中。这似乎暗示着,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立后,美学及文艺学也在探寻着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学术相互推进、多元学科互渗互融的际遇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能够既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凸显自身在艺术本体问题开展研究的学科价值,是该学科需要着力强调和明确的方向;同时又抓住学术大发展的契机,是本学科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4.艺术学科“空白”问题探究带来的发展契机除上述提到的诸多契机外,还可以看到一点,艺术范围内的诸多问题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关注,艺术学理论研究仍然有着多种路径与空间,如艺术伦理学、比较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都是美学与文艺学研究少有涉足的领域,这些研究领域亟需一个学科对此进行专门的探究,只有努力将这些“空白”问题填补续上,艺术研究才能在一个更新的层次上获得发展。越来越多的艺术理论性问题,需要有一个学科去思考和研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又是不断引导人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和把握艺术,从而为艺术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如此看来,以某种纵观艺术全局的观点、方法和路径,来对艺术中一些尚未明确的问题进行统摄研究,是获得新思维、新认识的途径。从这一角度来说,对“空白”问题的探究将成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一个契机。 九、结语 总而言之,就艺术学理论学科定位而言,注重“艺术一般”的理论研究,探讨其本质与特征、功能与系统、审美与鉴赏等学科内涵,是其学科重要的基础所在。 众所周知,艺术门类很多,形式、样式、风格,以及题材、体裁的纷繁差异,决定了它的多样性,并不断地推陈出新。如何针对不同的门类艺术,把握其观念、形态、风格及表现等复杂现象,并作出整体性的观照,区别其个性与共性,将其共性归纳和构建成为完整的体系,解释艺术的性质与特点,艺术的发生与发展,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艺术在文化系统中的定位,以及“艺术一般”的种种问题,使之纳入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轨道,可以说这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任务。 与此同时,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的一级学科,即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共同推动艺术学学科朝着新向度发展的主力军。这也表明,立足于艺术学理论基础和应用实践的贯通研究,为跨门类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当然,也应当看到对于艺术学学科的认识还有许多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推论说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仍处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契机与挑战共存。我们不能因为外界对于现阶段学科范围内暂时存在的种种不足和不完善的质疑而怀疑自身,甚至停下学科建设的推进脚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学理上,以及社会应用方面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生及日渐增强的艺术文化大发展的需求,实际上已经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学科价值的完全彰显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迅速完成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所需要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尤其是学科的基本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实际上都处在机遇与问题同步增长的阶段。 于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价值与发展前景,不必急于用今天的显性成果去证明什么;关键在于夯实学科基础,厘清学科内涵,完善学科建设,并最终以丰硕的成果来证明学科价值。展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必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的艺术教育新思路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是艺术教育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自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决议后,时至今日,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或阐述艺术学升门类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或思考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走向。那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适应、调整与改革,各高校艺术教育部门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艺术教育面临哪些新问题、艺术教育工作者又该如何转变心态等,都需要重新梳理与总结。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已经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紧迫的实践问题,如何使艺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艺术教育工作者亟待思考与践行的课题。在2012年第七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本刊针对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新形势邀请业内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对今后高校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 从专家开始呼吁将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至今已有1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业内学者对艺术学自身的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和学科方向等问题已进行多年的思考,而升门类后艺术教育及艺术学科内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吉象对艺术学升门类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盲目扩招——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学校艺术类专业为了收学费进行扩招,比如某理工大学的二级影视学院,每年招上千名学生,却没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学科带头人,这种情况是必须制止的。目前全国在校艺术类本科生近100万人,约占中国高等教育的十分之一,数量太多,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人考艺术,而且很多人学了艺术之后也没有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 缺乏规范——艺术学升门类后,有5个一级学科,每个学科都需要理顺。一是艺术学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但是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各个学校自行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还比较好,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完全随心所欲,甚至个别学校连一个搞艺术学理论的教师都没有,居然也有这方面的硕士点,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能合格吗?再有,比如戏剧与影视学方面,问题更严重,现在影视热,一些学校便盲目扩招。升门类后,这5个一级学科,都有规范自身的问题。建议教育部组织每个学科的专家进行研究,比如艺术学理论,到底应该开哪些课?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课程设置有哪些?甚至每个一级学科里面有哪些二级学科也没有讨论。另外,还应该对师资进行培训,比如原来没有艺术学理论这一专业,教师是改行去做的,所以应该规范师资。 层次不清——现在艺术教育只是分门类,实际上还应分层次,比如在戏剧影视学里面,应该有少数是培养精英的,第二部分是培养电视台或电影的从业人员,第三个层次是培养技能型的人才。这样分出三个档次,一是精英型,二是一般型,三是大众型。很多学科都涉及这样的问题。艺术教育还是应该培养尖子的,比如像北京电影学院,重点就是培养电影演员。 定位不准——目前艺术教育往往是专业艺术教育,其实还有广义的艺术教育问题,比如现在各个学院都在招艺术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在招生时会加分,这是应该的,但现在搞成了一种新的应试教育,有些家长逼着孩子从小弹钢琴、跳舞、唱歌等,不管孩子喜欢不喜欢,因为以后可以加分,这样艺术特长就成了上大学的另外一块敲门砖,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另外,目前还有一些学校没有真正进行艺术教育,甚至个别学校团委认为艺术教育只是搞活动,认为唱歌、跳舞等就是艺术教育,其实不是,真正的广义艺术教育,是要把艺术当成人们心灵的家园,这就是蔡元培讲过的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宗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家园,是精神的寄托。 吉林艺术学院院长冯伯阳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快速扩张发展的同时,高等艺术教育的办学格局也经历了一场令人始料未及的分化与重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在各种观念的冲击下,在理想的坚守与利益的博弈的同时,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的艺术学科建设,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艺术院校能否尽快实现内涵的拓展及转型发展,抓紧构筑跨门类、跨学科专业和全口径、紧密服务于行业的艺术人才培养体系,重新进行办学定位,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彭吉象教授在其代表作《中国艺术学》中用六个字概括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即道、气、心、舞、悟、和。把艺术的各个门类打通,它们的特点都是相同的。他认为艺术学这个学科,有很多种划分法,第一种划分法,比如艺术学理论,应划分为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这是参考文学的划分法。第二种划分法,是根据艺术概论,一是艺术创作、二是艺术作品、三是艺术鉴赏。第三种划分法,即在艺术学理论中,现在常用的划分不同门类的理论,比如艺术学理论包括音乐理论、美术理论、影视理论、戏剧理论等,把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抽出来进行研究,也是一种方法。第四种划分法,艺术学在西方发达国家,近一二十年来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比如艺术人类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传播学,还有比较艺术学,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比较艺术学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以前在中国搞艺术理论的人非常少,各个艺术院校都重视创作和实践,艺术理论起步较晚。 与彭吉象教授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及专业结构调整相呼应,冯伯阳认为,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在艺术教育使命的感召中,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艺术院校应尽快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他提出以下建议: 突破院校名称对办学内涵拓展的限制 我国目前的专业艺术院校名称多半是在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确定而沿用至今的,其间,伴随着我国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各院校的办学规模都相应地扩大了几倍、十几倍,甚至数十倍,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艺术学科自身的发展已经悄悄地改变着艺术院校的办学内涵,然而,人们将艺术院校的名称与学科专业设置对应的观念,或多或少地限制着艺术院校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一些省份设置的几所综合性艺术院校均已处于超负荷状态,在此情况下,按行政大区设置的单科性艺术院校就更难满足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培养的需求,于是,在艺术人才培养被盲目分流的状态下,专业艺术院校的生源质量受到严重削弱,进而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受到相应的制约和影响。有鉴于此,专业艺术院校理应主动突破院校名称的限制,大力拓展学科专业方向,整合艺术教育资源,在培养多学科高端艺术人才方面承担更多的重任。 突破学科专业设置对院校发展的限制 2011年,当艺术学上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按照新的艺术学学科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艺术院校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 在教育部2012年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除了艺术学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中所包含的29种专业外,在教育学、工学、管理学等门类中的若干专业也可授艺术学学士学位。此外,许多学科门类中的专业都具有与艺术学门类跨界的可能,尽快构建学科门类内部的学科群以及跨学科的学科群,将对艺术人才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突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限制 高等教育的扩招,曾一度使传统艺术教育模式陷入了严峻的困境,一方面体现在艺术教育规律对办学规模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办学规模对人才质量的制约,这几乎成了艺术院校面临的共同难题。近年来,随着各院校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投入的增加,硬件条件虽然有所提升,但人才质量问题仍不容乐观。为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大家共同寻求的改革目标。 自创新型人才观念提出以来,对传统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已产生深刻的影响。创新型人才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我国教育规模达到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时,大家探讨创新型人才培养,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新的精英教育模式,也正是艺术教育在寻求的新的教育理念。 突破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方面的限制 作为公办艺术院校,一方面享受着政府主管部门在财政拨款及公共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优惠,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多年来形成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高校带来的冲击,艺术院校内部现行的人事分配制度已经不断地出现尴尬境况。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高校管理行政化的趋势,近期内仍难以转变,学术的力量、专家的声音还不足以影响和控制学校的决策。 艺术院校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与突破,既有待于国家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渐推进,更需要院校自身的改革与创新,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落实和强化,随着高校自身办学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高等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艺术院校必然会摆脱各种束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 突破单纯追求规模效益发展的限制 时至今日,如果不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招生计划的宏观调控,我国艺术院校的办学规模仍有扩张的空间和可能。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文化市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大众对接受高等艺术教育的渴求是规模扩张的外驱力,而艺术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则是规模扩张的内驱力。然而,艺术院校的转型发展,必定要实现从规模发展向质量发展的转变。这不仅仅是对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回归,更是对未来艺术人才社会需求的理性判断。 “多年来,由于诸多方面的需求及利益所致,‘艺考热’一直持续升温,丰富的艺术生源在支撑艺术类院校规模扩张的同时,也造成了艺术教育虚假繁荣的景象。而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期的逐渐退去,尤其是当人们对接受艺术教育的动机逐渐趋于理性之时,艺术教育必将面临一次新的转型。我们应该看到,艺术生源数量的下降,将为艺术类院校寻求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创造新的机遇。而且,近年来在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呼声日益增强的同时,社会评价大学的视角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特色、学生就业、为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已成为衡量和评价大学办学质量和影响力的基本着眼点。”正如冯伯阳所说,“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要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必然涉及改革。针对教学改革,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雷光耀提出教学中融合的必要性,包括:课程设置的融合,如合理合并一些相近的课程,如公共课程中的和声与曲式、乐理与视唱练耳等。教材的融合,指伴随着课程的融合而新编必要的教材。教学内容的融合,指教师有意识地加强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改变由于过分强调完整性与系统性而造成的课程之间内容割裂的情况。雷光耀认为,无论是一类学科、一个专业或是一门课程,只有在有纵横发展坐标的参照下,才能明确自己的定位,也才能了解自己的发展方向。另外教学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包括教学管理者的前瞻性:政策的制定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教师转变观念,积极参与改革。因为在现行体制机制下,改革若没有广大教师的参与支持,是难以为继的。教师要能在大视野背景下做学问,搞教学。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即此道理。 “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 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各艺术院校及高校艺术院系均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对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也为学校的长远发展不断探索。 重视科研:调整理论与实践杠杆的平衡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执行院长赵炳翔介绍说:“艺术学升门类后,学校召开艺术学科发展和建设研讨会,发现了很多不足,以前我们只重视艺术专业的技能性,而忽视了艺术类专业的理论性与科研方面,这些方面始终是我们的一个软肋,这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梳理一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教师还是轻理论重实践,轻科研重技能,几乎所有艺术专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调整杠杆,包括科研的奖励力度、教师的考核机制以及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都做了调整,我们充分认识到,艺术学科升格门类后,我们应拿到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几个艺术学院资源共享,同时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加大对人才的投资。另外,从长远发展看,学科的整合,把每个学科的薄弱环节找出来,着重去加以弥补、修正,这时我们从本科专业开始梳理,严格按照教育评估的要求去做,至少理清我们还缺少什么,需要怎样去做,把艺术类专业抓实抓好。我们引进相关理论专家,辅导相关技能教师,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做到‘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调整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引进理论专家,促进教师申报科研课题。另外,学院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 赵炳翔认为,通过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全国各高校管理者及教师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艺术教育的发展及未来,了解各高校的发展情况及问题,共同探讨策略,共商发展大计,非常有意义。同时传达了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的一些办学理念: 一是作为一所学校不可能所有学科都很成功,我们的原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1+X”设想,如将准备申报博士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1”,其他学科是“X”,成熟一个,支持一个,学校加大力度支持“1”,鼓励作为其他学科的“X”,这样就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 二是错位竞争,所谓错位,就是要比较同类院校有什么优势,相互取经,取长补短,这样就可以知已知彼,赢得一席之地,这样对学生的就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要看全国重点高校的长处是什么,作为市重点学校我们应该怎样错位,比如培养艺术类的师资,如表演师资,将来那么多高校总会需要教师,从2007年开始我们将表演分为影视戏剧表演和表演师资两个方向,这样就可以融入到师资队伍中去,几年下来,我们的很多学生毕业后进入高校做了教师。 整合资源:将校园文化与民族特色融为一体 湖南文理学院音乐学院院长吴修林介绍了湖南文理学院在教研实践中的一系列作法:一是整合资源,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讲台;二是精心编排,把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品搬上校园文艺舞台;三是策划创意,塑造具有地域特色、时代风采的文艺精品推上国家大奖台;四是服务社会,将校园文化与地方文艺融合为一体,高校师生浓情献演地方大舞台。 “在课程设置上,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课程建设,促使课程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学院的课程设置,强化在公共基础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中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的纳入。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努力形成音乐、艺术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整体课程结构。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其特色体现在多方面:一是指导思想明确。‘挖掘民族传统之艺术,围绕专业教学搞研究,立足学生成才重实践’一直是学院紧紧围绕的目标和动力。二是地方特点鲜明。常德丝弦、汉剧高腔、澧州大鼓等颇具地方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均纳入了课程。” 地方院校结合自身所处地理优势开展特色专业课程及教学研究,并非只是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才开始的,但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艺术教育的本土化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正如湖南理工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柳青所说:“从近年正式刊发的教研论文与教育新闻报道及地方高校专业建设数据可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意识的增强,国内不少地方高校的本土音乐教研意识明显提升,地方高校的音乐教育本土化办学特色日渐鲜明:福建泉州师范学院音乐学本科开设‘南音’方向,并申报成功‘南音’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3),后又创立南音专业,成立南音学院等;评弹走进苏州大学的课堂;九江学院成立青阳腔戏曲艺术中心与青阳腔戏曲艺术教学实践基地;涪陵学院与长江师范学院开展乌江流域民间音乐的研究与教学活动;漳州师范学院成立闽南民俗文化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开展黄梅戏艺术教育,成立黄梅戏艺术学院;昆曲成功地走进中国多所高校;绍兴地方戏曲进入绍兴文理学院的音乐教学课堂等事例说明,不少地方高校在新时期努力履行地方高校音乐教育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校职能的同时,逐渐彰显出了强势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态势与鲜明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的教育特色。蓬勃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教研教育势力,同时引领着地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也将区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统纳入到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生活当中,大幅度强化了地方高校的本土文化特色。” “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今天的高等艺术教育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中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高等艺术教育学科设置的覆盖范围、生源的数量、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可看出高等艺术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如此,艺术院校在办学模式、招生计划、资源配置、管理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高等艺术教育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办学空间有限。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及管理者,如何在自己的领域里以改革的态度与创新的精神,在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更好地实现艺术学学科调整后对人才培养的优势效应,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可否认,艺术教育是提高人的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普及教育,要培养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加强学生的人文精神和提高其艺术修养尤为重要。采访中彭吉象再次重申艺术教育包含两个方面,即专业艺术教育和公共艺术教育,二者同样重要。他说:“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而低水平的艺术教师又影响了学生的胃口,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艺术教育构筑人类精神家园的旨归已经足够明晰,相信通过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通过高等艺术教育自身办学理念的完善,高等教育必将真正实现大学的理想和精神。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中国影视传媒教育发展分析 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影视教育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如何培养新形势下的影视传媒高端人才,需要新的发展思路。回顾中国影视传媒艺术的发展历程,深切感受到坚守精神价值的意义。探究传媒艺术的新时展需要观念正确认知,也需要把握现实状况。 一、影视传媒艺术发展状况分析 毫无疑问,影视传媒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促发了快速发展现状。传媒艺术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构成的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在影响人心、陶冶精神上举足轻重。而围绕传媒艺术的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大规模扩展。按照原有学科门类,传媒艺术长期以来一直置身于文学门类中,分别驻足于文学门类的新闻传播学科和艺术学科中,其生存规则和发展所限也和其所依托一样得失相间。而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过决议,将艺术学独立为国家第13个门类,其中设立5个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成为包容于传媒艺术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既和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也是传媒艺术在新形势下跃升到新的平台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契机。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也伴随着艺术与传播文化的高速扩展,传媒艺术理应顺应时展需要成为一级学科来进一步建设。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传播的力量不亚于物质生存的力量,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和传播价值是衡量国家文化发展平衡与否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和传播力量的发挥顺乎自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所迎来的新的契机,使得传媒艺术教育格局也将发生重要变化。 影视传媒艺术教育因为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而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就艺术而言,是伴随人类精神发展史而存在的重要对象,更是人类情感抒发历史的主要呈现。艺术学是公认的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但作为研究人类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形态规律的学科,从来就存在却并非被格外重视,在阶级纷争和艺术形态至上的年代,艺术只是修身养性和小资娱乐的对象,不登大雅之堂的意识也表现在艺术学不太为学术所认可。但传播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依赖传播而走出象牙塔的艺术,在社会的认可度大大提升,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艺术传播也日渐具有影响,但限于旧有学科划分,其在众多学科中没有得到专业人士预期的高度认可,不断涌现的对于艺术学地位的议论就情有可原了。人们抱怨的只是被轻视的不满、被划归门类的错误、被另类要求的误解等,所以,合理性的学科门类定位的渴望滋生奔涌也是事理所然。如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名分真正确立,接着需要的就不只是理论上成立与否,而是需要观念的进步和自身完善的支持,甚至需要在自立门户时让自身理论基业得到夯实,同时应当在自身独立的精神支柱上论证强化。 首先,随着艺术门类的独立建制,影视和新媒体艺术自身的独立性研究需要加强,确立自身独立身份和自有规律的意识需要强化。其次,有了自主掌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对于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自身差异性与共通性的认识需要更为扎实的理论支持。接着,“传媒艺术”的综合性特征的认知需要梳理,学科包容了戏剧戏曲、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其相互影响使得艺术既有本质如何把握,传播导致变化的异同都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新形势下的传媒教育认知 艺术学升级门类后,艺术传播教育所面对的现实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们所应对的任务也随之而生。 (一)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传媒的单一性教育面临综合性教育设置的问题。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直接带来学科教育影响的就是一级学科的大幅膨胀。此前,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艺术传媒学科。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迅速跃入快车道: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五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424个学科申报点,其中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68个。和传媒相关的一级学科申报超过100个学科,其中报博士点一级学科中的“戏剧影视学”有17个学科,报硕士点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的有89个。显然,过度增长的学科遭遇到共同的问题:如何适应获批后新的学科建设和方向调整,尤其是综合性的人才培养问题。比如,即将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中“戏剧影视学”初拟设定11个专业:表演、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主持艺术、动画、影视摄制等。其中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而研究生培养的二级学科目录初步确定为: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剧影视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编剧、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戏剧影视摄影、戏剧影视音乐与录音、播音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教育。其中也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影视传媒的时代需求不言自明,但综合性的传媒艺术学理建设还需要假以时日来巩固提高。 显然,综合性是时代走向,也是传媒更好发挥时代影响力的内在要求,而影视传媒在成为文化产业的先导定位上,不能不扩大自身的视野,而影视传媒教育的综合性设置变化无论是实际需要还是学科要求,都已经迫在眉睫。 (二)传媒的学术理论阐释需要加深。在综合性明显的趋向中,学科自身、学科与学科交融的机理需要更为合理的理论阐释。在电影与电视、传播与艺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中的各自性状、交织可能都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究。作为技术性强的已有学科,影视传媒学科在自身学科基础认知上一直有游弋和漂浮的成分,在艺术的精神性和传播客观性认识上都需要更为扎实的学理透视。实际上,艺术学科自身整体上也遭遇到门类建立后的理性认识矛盾,我们以往强调艺术门类确立对于艺术学科发展意义重大无可置疑,引起艺术教育界的不断研究也是必要之举。但5个一级学科的现有格局也未必被全部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艺术门类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而影视和戏剧在表现形态上也差异大于归同,但为了学科独立的大归类而聚合的格局基本合理,但回到自身的划分就难免凸显一些矛盾。尤其是戏剧戏曲与影视广播的分立要求明显,却需要合理联系的麻烦不小,而传播特性和影视艺术之间的关系梳理更为迫切。显然归类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将来还将遇到如何考量一级学科的学术含量问题。理论如何梳理,理性如何对待技巧创作、学术理论和传播客观性的关系,正是影视传媒需要正视的问题。 (三)传媒学科教育的质量提升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尽管影视传媒迅猛发展是绝对的好事,但鱼龙混杂和缺乏明确门槛的问题也将凸显出来。不能不说,在此前原艺术学目录下放宽的一级学科点申报,也许在别的学科门类发展中比较自然,因为没有门类升格的新跃进,艺术学科在旧体制下的大膨胀和新规中的一级学科核定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却不能不交织而造就学理和逻辑的难题。传媒艺术也是如此,迅猛发展的需求与扎实学历的支撑之间还有不小的裂痕需要弥补。简言之,艺术学科和传媒学科的质量忧虑相伴而生。专家们一般都认为艺术学科需要发展,但质量跟进十分必要。由于上一轮的学科论证有归于宽泛之嫌,而且是准许在8个原二级学科划分范围中的三级学科方向上进行一级学科申报,要由此来进行归并复杂化的新一级学科在学科门类意义上的对应,其拔苗助长的一些渴望,就容易催生刚刚建立的艺术门类大膨胀的一级学科局面。传媒学科也难以避免。在传媒学科申报者中,一些学科学理基础不好,而学科拼凑现象明显,教学科研带头人学术影响力很弱,队伍的质量也不高。如此这般的学科发展不免影响着影视传媒学科的发展质量。严格新生学科的对应理应成为重要问题。而在审核程序和甄别步骤上,依赖学科评议组的学术判断,与制定有步骤的删选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既有膨胀发展的不利因素,也为真正需要并且也有条件的学科上台阶提供机会。及早规范传媒艺术学科的入道门槛和学科建设规格已经迫在眉睫,实施必要的准入制与质量监督也势在必行。而关键是确立学科在人才艺术质量把握与传媒水准的衡量上,否则,我们一些学科教学基本准则就难以确立,人才质量也必然不能提高。 总之,传媒艺术学科教育在适应时展大局与学理规范要求之间,在传媒的客观规律把握与宣传的意识形态性之间,在理论要求和实践性之间,都有新的探究问题需要细致的质量把控。艺术学升门类后传媒艺术学科获得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意义不可低估,按照艺术传播规律进行学科建设,更多依赖行家来评判、推进发展学科,促进传媒艺术学理更为扎实的深度建设,都具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独立成人”也就意味着更为宽广的心胸和视野。艺术学门类将要开始新的建设,必须从观念上重视学科门类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而不是简单的番号变化,艺术学科性质内容的介定,才是学科为自立门户建设的重要事情。艺术传媒的自身理论基础建设和学科定位将会是下一步重要的工作,我们期望在传媒教育中,中国特色的传媒学科和传媒教育经验将得到确立,独立精神的艺术传媒摒弃随波逐流的屈就市场和娱乐放纵,高扬艺术人文精神的高尚性和传播的客观公正精神,适应新背景下传媒艺术发展规律,造就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三、新形势下综合大学复合型优秀影视高端人才培养构想 我们已经到了重新思考影视人才培养变化的新阶段,而其中电影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的先导性对象,这里着重从适应时代需要的电影高端人才入手来窥视如何培养影视传媒人才,首先要对电影人才基本认识: (一)中国艺术教育包括电影教育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包括观念变化和社会需求现实变化 一般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艺术教育,限于传统局限和艺术教育较为狭隘的局面,几乎等同于艺术技巧教育,艺术教育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为唯一标准,以艺术表演对象和个人技艺突现为设置目标,课程体系基本沿袭苏式表演体系的路子。这是和物质基础条件薄弱相关的培养艺术专才的旧式路径,口耳相传的师徒教育和注重技巧忽略文化的教育成为简单精英教育的伴随物。包括电影教育在内,遵循的是艺术是个人技巧技艺的体现,看家的本领和吃饭的本事都在于技艺高低,于是推崇的就是艺术专一技巧教育。就整体社会形象而言,艺术也是高雅的代名词,专业艺术教育就是培养艺术专才的教育。这导致的是传统艺术教育成为精英艺术表演专才,技巧成为衡量标准,单一专才教育的时代必然性和人才培养必要性都无可置疑,以电影学院为代表的电影教育取得了门类区分、各自掌握专业分工的基本路子。其长处是以技能精到为目标分工合作的电影创作体制,保证了电影的综合性的聚合。但不能不看到其弊端可能是突现了在获得技巧专一的同时,其他关系到人的全面的价值的让位和文化素养的低落。电影人才适应少而精的专才教育也是时代之需,却不是长远之态。 近10年,被时展促发而逐渐醒悟的艺术教育开始观念和体系上的变化,综合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具有人文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在实践中凸显其价值。电影创作从单一性的电影学院分科教育到跨科类的创作(如摄影、美术系毕业生成为导演等),再逐渐扩展到戏剧学院等其他艺术门类人才崛起成为电影创作专才(包括在编剧、导演、表演人才上非电影学院分科培养人员成为电影创作崭露头角角色),综合性人才慢慢地从综合高校的各类学科学生中涌现成为电影创作的新生力量等。而这一新现象在电视台更为明显:越来越多非学电视人员成为创意主体的骨干。于是,时代需要高素养、综合素养艺术人才的趋势日渐明显。艺术教育对人的全面成长的要求,和电影创作需要综合型人才的期望,超越了仅仅是技能教育阶段,而引起大规模的综合性高校影视专业的发展热潮。综合文化进入电影艺术学科教育视野、技巧之外的文化素养的迫切性要求加强、认可培养艺术家需要综合功底的认识扩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艺术专才为唯一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电影教育的多样化开始呈现。 而环顾国外,以电影教育发达的美国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等为代表)成为高端电影人才基地,跨学科人才深造成为美国电影创作主力、综合性大学培养电影出色人物的例子越来越明显,创作人才迭出于综合大学的现实,大大鼓舞了中国电影教育的综合性发展步伐。中国电影学科在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艺术学院发展迅速已经令人惊讶。 与此同时,综合大学的电影专业教育注重研究生层面的高端人才的优势得到展现,博士、硕士点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电影创作的技术型单一人才的景观。以MFA专业硕士人才为目标的电影艺术教育格局开始形成。中国电影教育已经走到专业院校和综合院校并驾齐驱的阶段,但专业分科性占据电影实践主力的长处和发展局限、与综合性人才增多却还不能影响创作大局的现象凸显出来。 (二)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现实分析 综合性大学进入电影人才培养肇始于1993年,当时教育部批复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影视教育专业,这是综合性高校第一次染指电影教育。次年,北京师范大学被教育部批复设立了“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学科,开始招收电影学硕士,后按照学科目录调整自然变成“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学科点。综合性大学的电影学科有别于专业电影学院的培养体系,在北师大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成熟,在2001年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奖。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随后以此电影学博士点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又获得中国第一批为数不多的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高端电影人才培养在研究生不同层面得到发展。 与此同时,专业艺术院校如电影学院也开始在研究生层面招收高端电影人才,开始转变电影创作只要分科性人才的观念,综合性意识逐渐渗入专业艺术学院。而综合大学的电影高端人才培养则驶向快车道。 在这里,重要的是艺术教育观念的变化:包括电影创作不仅仅是分科技术人才培养而需要综合性素养教育,综合院校的电影人才培养自有其时代需要和独特性,专业艺术院校的电影人才也必须在人文综合素养和超越技术技能培养上扩展。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DV影像创作的普及性时代到来,电影的技术创作门槛降低,而创意的文化水准越来越重要。社会需要更多的影视影像创作人才,更多跨专业人才进入影视创作,电影人才期望高端提升的愿望增强,几所重要的首批MFA培养高校的艺术硕士报名人数高涨,更多电影人才培育学校跟进,高端电影人才教育需求增加。 在包括《阿凡达》带来的3D技术的风行和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所引发的创意创造的现实面前,电影创造性思维的价值得到高度重视。随着视觉时代已经到来的现实,综合性电影创造人才的意义更得到广泛认同。中国电影教育迎来了综合性教育与专业性人才相互融合的时代。将专业性提升为综合性创造人才和综合性培养需要拓展跨学科意识,以及专业与综合相互为用的认识,促发电影培养新观念,恰逢其时人才培养意识促发了需要多校整合资源、联合培育电影人才的时代,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研究生学位计划肯定会带来电影高端创作人才涌现的新景观。 (三)如何创设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思考 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需要强化理论观念和技能操作的结合,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人才培养除了前述的最早开设综合性大学电影在职硕士、第一个综合高校电影硕士点、第一个高校电影学博士点以及第一个开设高校电影制作专业(培养出如演员潘粤明、导演宁浩),以及创设至今的大学生电影节为电影多样人才实践打下基础等外,形成对于综合性复合型电影创作人才培养多层次培育的经验。其中,综合性电影人才培育观念的确立第一重要,而培育课程和方式成为实现的保障,理论和创作实践结合的实施要求是促发因素,以师资保证和教师素养提高来支撑也是必要的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获得国家唯一的中国电影史重大攻关项目的资助,周星教授和于丹教授的电影与电视课程分别获得国家精品课程,周星教授还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多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在电影历史与理论、纪录片理论、影视创作实践等方面获得突出成就。 由此,建立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势在必行。并由此提出如下贯彻设想: 在观念认知上:高端电影创作人才的概念,应该是具备综合人文素养又具有扎实的专业电影认知、理论思维观念先进和形象创作能力突出、把握综合性电影创作眼光又有操作动手能力的高端硕士以上人才。对象多样性:应当包括:A.现有艺术专业硕士;B.包括创设艺术专业博士和部分学术硕士在内的电影研究生培养对象;C.连通电影创作专业的5年制电影本科硕士连读培养对象;D.为在职电影行业人员专设的多校专修学位办在内的培养体制。在选拔方式上:A.以专设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指标和招收计划为主,兼顾从联合培养高校入学后电影专业学生中考核选拔结合的全日制人员;B.针对在职人员的选拔结合艺术硕士招生单独进行;C.针对已有成绩的从业人员培训学位班单独考核。在培养方式上:A.多校生源共同招收聚合、分阶段培育和分校综合培育结合;B.各校分别招生、多校交叉授课、集中优势专家讲授课程;C.分别培养小学期聚合交流创作研讨;D.各校分别和共同实践创作机构合作培养。关于毕业标准:毕业阶段多校互请专家答辩考核;创作作品需要校外专家参与评审;课程共同制定规定动作与各校自主设立差异性课程;毕业签章多校认可签署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的四个核心问题 摘要:该文研究认为,当中国的艺术学科独立为门类之后,有四大核心问题是必须尽快着手研究和解决的。即: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艺术教育规划问题、确立学术艺术观念的问题。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独立门类;核心问题;学科建设;学术艺术 中国的艺术学科建设在2011年的春天具有了新的、历史性的起点。因此,如何适应和推动中国的艺术学科之整体、完善的建设与发展,当下有四大方面的问题亟需研究解决。 一、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 从艺术体制批评的视点看,当下中国如何构建确立艺术学科新的体制,是一项首要的工作。构建艺术学科新的制度及其体系,在当下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现实问题。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人用习惯于原有学科制度来看艺术学科的新问题,长期如此是会极大地危害艺术学科的生存与发展的。 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科运行体制势在必行。这从2011年2月和3月国家有关部门相继颁发的学科文件之差异就可以证明。在2011年2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最新通过的将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议案内容中,将“艺术学门类”下设了四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设计艺术学。而在2011年3月由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2011年3月8日起实施)中,艺术学下辖的一级学科不仅变更为五个,而且在名称表述上也有变化,即: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学、1303戏剧影视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因此,涉及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根本问题——艺术学体制问题是当下和最近未来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艺术管理系统的制度问题。在当下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界及其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行政学界等都应该好好研究中国艺术学科的社会地位和管理体系的问题。研究构建中国的艺术新管理体制的方法论是,在辨析原有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以调适和创立的方法予以完善建设之。比如:现有的“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管理模式是否有变化?按照现有学科逻辑,其理应该分出一个名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的新机构。如果从学理逻辑上看,文学应该纳入艺术学范畴,继而,“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就应该变更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如此,涉及艺术学的相关协会、学会等组织机构,以及有关艺术的法律、政策等等都应该有新的调整、构建、补充和完善。诸如中国艺术市场法等法规制度就需要加快建设。2011年4月11日的《参考消息》(13版)就刊文说中国的《美术作品维权“任重道远”》①。 其次,艺术教育系统的制度问题。这是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在学校艺术教育系统,如今,虽然教育部颁发了艺术学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但是,各个一级学科下设哪些二级学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比如:“书法学”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呢?还是三级学科?曾经一段时间,不少从事书法教育的人一直把书法学与美术学并列称谓,并由此认为提升了书法的学科地位。然而,从中国视觉艺术传统看,书画不分家。即,书法艺术是美术学科中的一个子学科,书法学最多与绘画学相并列。再从艺术学科学理看,书法这种形态的视觉艺术内在逻辑地应归属于美术学之中。在非学校艺术教育系统,目前更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比如,美术馆教育问题,在我国目前都是亟需完善的新问题。总之,这些关于艺术教育的现实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再次,艺术传播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传播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涉及艺术意识形态系统、艺术市场等形而下操作系统。艺术博物馆、影剧院、画廊、画院、大学、艺术品拍卖机构、艺术节等等的构建与传播的制度问题,在当下都是应该全面讨论的问题。 最后,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批评关系到艺术创作、艺术历史书写、艺术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问题。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艺术批评不说落后,至少是较为虚弱的状态。比如:艺术展览作品的评审标准问题、影视艺术作品的艺术审查标准问题、大众艺术评价观念引导问题等等。如今,应该趁着艺术学门类独立之机好好梳理性、原创性构建中国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以确保中国艺术学科的健康发展。 二、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 目前,至少有三个现实的理由让笔者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打开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艺术理论著作中关于艺术起源论和艺术批评论等内容多是欠缺中国的艺术学说。二是,2010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里没有收入一篇中国的艺术理论文献。三是,专门论述中国艺术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较少。尤其是缺乏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自己建构的艺术学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重任是要花大力气研究和构建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即,在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如何有效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理是一个很急迫的现实问题。 首先,急需揭示总结出中国人自己完整的艺术学科理论。20世纪以来,如果说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等艺术学科的了解和认识还有盲区和不足的话,那么,中国人对自己的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的认识就更是盲区加误区了;如果说中国近现代以来艺术界有许多的创造贡献,那么,其主要是偏向于艺术作品的创作上。换句话说,当下一个准备去念大学的艺术专业的人,他接触的艺术内容基本上是非中国的艺术文化。比如,在绘画课上,首先是缺乏系统理论的教育,即使有一些零散的所谓艺术理论也是外来的。如,精神分析主义、符号学理论、接受理论、酷儿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等等。在美术史课上,基本不涉及艺术史观和艺术批评学说。即使有,也是人家的而非本土的艺术历史学说和艺术批评理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艺术、形式主义分析、图像学艺术史、社会学艺术史、经济学艺术史、体制批评、价值批评、社会批评、心理批评等等没有一样是中国本土的。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中国艺术学科的发展和厚实不能缺失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审艺学》②,就是在研究总结艺术变迁历史和自己的艺术理解与艺术创作基础上,在期望形成本土艺术理论的理想牵引下完成的。总之一句话,中国的艺术学科应该有自己本土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如果长期没有本土厚实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的一切发展都将会出现贫血征候,那是令人可怕和沮丧的事件。 艺术学:独立学科门类的学域扩张与学理建构 摘 要: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所谓“文学思维”是一个比拟性的词语。就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思维而言,我们通常称为“形象思维”,它以始终伴随着形象、充溢着情感、运演着联想和想象以区别于“抽象思维”。但实际上,形象塑造的材料成为思维运演的材料是“形象思维”更深层的本质特征。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建构的特质,在于其具有极高技术含量的实践性,如何将这种“实践性”上升为“实践理性”,是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核心课题。应当注意到,艺术学近十余年的学域扩张主要是“解牛”之术而非“屠龙”之道的扩张,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的结果。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学科建设,要重新审视和调整艺术作为职业教育的若干关系。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门类;独立;文学;关系;学域扩张;学理建构;学科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这个“学科目录”的颁布顺应了我国艺术界长期的、强烈的诉求,因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艺术界持久的、热烈的反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先生更是称“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史和人才培养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艺术自觉、艺术自信、艺术自强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艺术学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学科门类”。 一、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 据我所知,14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艺术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艺术教育是比较薄弱的。这个薄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普通高校除师范院校外,基本上没有高等艺术教育。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由于定位于为中、小学培养音乐、美术师资,学科界域、学科层次都有所规限;而一些普通高校所设“艺术教研室”,基本上行使着开设美育共同课和课外活动课的职能。 其二,作为独立院校的艺术教育,其主体部分是培养艺术从业者的职业教育。这使得我们的艺术院校理所当然地把技能教育放在比学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这也使得艺术教育在既定的“重道轻术”的教育理念中被“矮化”,特别对某些“早期专业型教育”(即在孩童时期便开始技能训练)的表演艺术更是如此。 其三,艺术教育由于艺术样式本身的多样性,各艺术样式的学理建设“存异”容易“求同”难,因而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需求借助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这已属“哲学”学科门类了)的“他山之石”。这一方面体现出艺术学学理建设对于文学、美学学理的“追随性”,一方面其实还体现出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之间的“排他性”。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在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层次上,艺术学在“学科专业目录”中从属于文学,在当时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有其针对性——针对文学学理在艺术学学理建设以及艺术学学科提升中的积极影响和实践意义。这是我们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今天仍应铭记的一段历史。 二、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 其实,早在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就确定中国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是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大门类。在这个学科分类中,“艺术学”与“文学”是并列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实际上,如果需要一个学科门类统摄并且仅仅统摄“文学”和“艺术学”的话,将原来统摄着“艺术学”的文学改称“文艺学”也未尝不可,只是本身还涵括着“语言学”庞大学科家族的“文学”未必愿意就范。事实上,“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不仅在于其数千年来可考可研的文献积累和有知有识的学理建构,而且在于其作为社会交往工具和思维编程语码的普遍性。 相形之下,在“艺术学”的各艺术样式中,许多久远的艺术形态(特别是表演艺术形态)一部分靠“口传身授”来延续,一部分在只鳞片爪的文献记述中难以复原;而那些依托科技进步出现的新兴艺术业态,一时半会儿似乎还难以为传统人文科学的话语体系所接纳。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艺术作为学科教育的迅速扩张和高速发展,对应的是一个“浅阅读”的读图时代,是一个“娱乐至上”乃至“愚乐至上”的接受境遇。成为独立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在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之时应清醒地认识到,实施着广袤的学域扩张并不意味着实现了伟岸的学理建构。 三、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 艺术界在欢呼“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之时,溢于言表的是自信、自尊和自豪(似乎少了些自觉和自强)。学者们似乎更乐意喋喋不休地去说艺术的发生早于文学的发生,说艺术的内涵丰于文学的内涵,甚至说《周礼·地官》便有“六艺”之说,而《汉书·艺文志》更把“艺”排在“文”之前……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是当下“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主打理由,其不容忽视的理由主要在于学科的学域扩张和学理建构。 顺带说一句,“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并非今天意义上的艺,对它的言说只是比照出今日之“艺”的式微;而“艺文志”作为《汉书》的史述,关注的主要是“经史子集”中“集部”的文字而非“艺术”,《汉书》、《后汉书》另有“礼仪志”、“礼乐志”录述乐舞之类的艺术。 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因为面对“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我们更需要的是超越自尊、自豪的自觉与自强。说到“自觉”,人们必然会想到“艺术学”旗号下各艺术样式的本体研究及学理建构,又必然会提及“文学”统摄时学理框架的借助和学理思维的限制。 事实上,从事艺术学学理建构的学者,由“文学”步入“艺术”领域者为数可观且成就甚丰。正如对于“美学”的研究有“自上而下”(自哲学领域走出)和“自上而上”(自艺术领域步入)之分,对于“艺术学”的研究也可以有文学学理的参照和艺术本体的升华。 艺术学类论文:文化视野中的艺术学门类建构思考 摘 要:艺术是否具有独立价值应当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来认知,艺术学门类的建构同样需要文化视野的认知和阐释。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学门类的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从艺术学一级学科到艺术门类的跨越,不仅是观念形态和等阶意义上的转变,其实还有文化构成的考量。从文化精神发展的角度看,艺术学科升为门类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事,给予艺术文化和艺术教育更为开阔的空间,是需要艺术人珍惜学科发展机遇而不是放纵乃至于泛滥学科扩展,这才是艺术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门类建构;艺术学学科;文化视野;文化认知;文化建设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入经济盘算的快车道似乎心安理得,人们计算文化指标也不可避免地用收益数据来证明,这里隐含了正常的不合理和合理中的不正常,因为,文化艺术另有精神层面的判定标准,是不是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才是艺术的最终判断指标。应当承认,艺术文化建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理所应当,因为从根本上而言艺术文化生存发展需要经济支撑推动。但更为根本的是艺术文化依存于超越物质利益之上自由畅快的跃进,艺术创造力和文化精神品格绝不取决于经济的赐予。所以,量化的增长需要辨析,而内涵的深浅更要澄清。就艺术学科而言,快速膨胀已经是事实,学科疾驰入快车道也不可阻挡,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从原本不过20多所学校,猛然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紧接着,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不到3月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又一次迅速跃入高歌猛进的漩涡中: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5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600个学科申请报点,其中除了设计学170余个申报点外,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71个。按照基本对应标准,大部将得到批准,于是短短时间内,艺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将猛增十倍以上,艺术学科的数量发展春天似乎到来。 但我们需要进行艺术文化视野的得失思考。 在中国文化的建构中,艺术文化始终是核心所在,古代文人的文化标志除了科举就是书籍书写所代表的文化高下,而大众的有文化与否不是琴棋书画就是吟诗作对,能不能赏鉴词曲,会不会沉溺戏曲唱段都是一种判别的标志,孔子的成就包括有关对于六艺的注解和听了韶乐叹赏若干时光、李煜皇帝的误国也因为过于沉溺歌舞升平等等。艺术文化是文化含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延续不衰,一直达到当今创意文化的认可层面——因为创意文化的要害是艺术的观念形态的创造性认定。国家在2010年第一次将创意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几乎就是高峰之态的认识了。 在艺术认知的另外一端,也显然是充满了无关社会经济利益获取的文化推进的热情。艺术学科的增长是和以往所谓关涉无用、休闲之类认识相反的精神认知高涨相关的。这就是如同巴尔扎克所论述的:“帝王统治的人民不过一朝一代而已;艺术家的影响却能绵延整整几个世纪。”①艺术不是短期的效益增长而是世道人心的濡染,所以,在文化的历史观中,艺术不亚于物质财富的意义和艺术创造对于精神的影响作用巨大而深远。 一、文化视野的认知 艺术学门类建立标志着艺术学科发展进入文化建构的新阶段。我们谈论问题的背景已经今非昔比,艺术具有了独立的门类,可以按照艺术文化标准和发展独特性来建设,其认知的视野就不同以往。首先,艺术文化的蕴积其实不在于外在的变化,艺术的积累是渐进性的,大起大落未必是福音,也难免不会混乱,自然,艺术学门类建立绝对是大得——因为在国家文化层面认可和社会文化的认知上,艺术地位猛然上扬有利于站到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但同时,艺术的精神性文化价值却还没有得到同步理解,数量的外在功利需要还影响着艺术文化内涵的发挥。于是,艺术是不是具有独立价值就应当在文化层面来认知。 在人类历史上,艺术的审美精神和价值一直是备受尊崇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②何等崇高的艺术价值认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以学术评价为标准的肯定却一直将艺术学作为边缘而漠视。艺术其实是独立而个性的精神创造对象,但艺术研究和艺术学术的被看轻,和艺术学没有独立门类、以及集中到艺术门类的被忽视的问题上却是事实。奈何如此?个中的历史文化和时代局限造就了缺憾的现状。艺术学一直屈居于文学门类中而缺乏昂首挺胸的气度。艺术与文学原本具有亲密关系自不待言,艺术和文学不仅是兄弟关系,按照艺术学家的认知,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了文学,至少应当说,艺术伴随着人类精神创造就得以出现,从发声而有歌唱、狩猎而有岩画,欢悦就有载歌载舞的肢体舞动开始,艺术已经成为与人类文化创造相互依存的对象。艺术精神是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她的呈现兴旺与否也是文化兴旺几何的标志。 可惜,在艺术学被长期淹没在文学门类的不恰当时期,艺术的明显被忽视伤害了艺术学科的正常发展,只是到了最近这一局面才彻底改变。艺术一直是文学门类中的一个分支,无奈安分守己几十年后终于得以分门别类而独立成人,这无疑是和艺术自身的发展壮大、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和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艺术学门类建立是艺术学科2011年最为值得关注的大事,因为这一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此开始的艺术将以独立身份开始自身的强身健体和布兵排阵的一系列工作。强调这一事件的背景,也不能不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来梭巡——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建设成为衡量国家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迎来新的契机有其应运而生的经济文化必然背景。2011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将艺术学科从原隶属的文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升格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艺术学。从2011年起,占据全国招生人数超过5%大数的艺术学生,将迎来全新的“艺术学学士”,自2012年开始,研究生将按照“艺术学硕士”、“艺术学博士”等艺术门类学位招生。2012年艺术学门类下的艺术各类型学生将按照艺术的课程培养计划实施教育。按照惯例,编号为第13门类的艺术学成为最新的发展学科门类。在2011年5月开始的一级学科大调整中,艺术学科成为最大动态规模的调整门类,也向学术、教育界证明艺术学的重要地位。 放置在文化背景下看待艺术门类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③这当然意味着人类具有文化建设的独有品性,也因为文化才是人类独有存在的精神意义。艺术与人类精神创造的普泛性价值还包含了艺术的个性创造的独一性意义的认同。如果说,在生存意义上,人类是趋同的群体追求,而艺术的意义则是求异的个性追求,那么强调艺术不是经济盘算,也不是群体创作的趋同自有其道理。 艺术学类论文:关于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缘起\争议和一致意见的达成 摘 要:2002年,学者们呼吁将艺术学升级为门类。2009年,这种呼吁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开始组织讨论并草拟升级方案。2010年,升级方案在全国艺术学学科专家之间进一步得到论证,最后于2010年4月达成一致意见。这个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升级;门类;基础艺术学 自2002年起,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于润洋教授为首的许多学者就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来设置。这种呼吁持续了八年,期间,不少院校的学者都加入到这种声音中来。直到2009年下半年,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呼吁才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确定性支持,绝大多数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对这种支持作出了积极响应,并制订了相应的方案。2010年4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调整工作组成员、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在该院召集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院(校)长和专家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绝大部分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新、老成员都出席并做了发言,大家就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基本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 从学科升级动议的提出到国务院学位办对学科升级的实质性支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是一个促进艺术学思考自身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学科对象和学科方向的过程。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1997年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现文学门类下共有四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艺术学目前隶属于文学门类,是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共包含8个二级学科。最初把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下,可以说是与艺术学的学科特征基本吻合的。因为学科是一个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概念,其主要作用还是体现在学术研究以及研究人才的培养上。此外,艺术学与文学相比影响也比较小。但随着艺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在文学门类下就受到了诸多限制。其最大的限制就是被“文学化”,其学科个性也进而受到文学门类学科制度的限制。其次,在近20年的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艺术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显,甚至从广度上已超越了文学。因此,再用文学的学科制度来约束艺术学,就必然会出现不少问题。譬如,对于学科的评价、对于学者的评价、对于学生的评价、对于学术成果的认定等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以语言文字为表达符号的形象,而艺术学所研究的对象则是以图像、声音、动作以及上述因素综合运用的形象。文学形象依靠人的想象在人的脑海中映现出来,而艺术的形象则是通过人的视听感受感觉出来。针对文学形象的研究可以大量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来表述,而针对艺术形象的研究则不仅仅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表述,许多通过田野调查所得到的图像资料、声音资料以及通过文物考古所得来的实物资料、通过艺术展演所得来的形象资料都能显示艺术学的学术成果。文学资料的种类相对单一,其研究过程相对短暂,而艺术学资料种类比文学要更加丰富,其研究过程也相对漫长。由此可见,不能将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艺术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放在同一个标准下用量化的方法来衡量。因此,学者们呼吁提升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当中独立出来、升级为一个单独的门类,这样,既符合时代的要求,又符合学科特征的要求。 但在将艺术学上升为门类的过程中,艺术学自身的问题也同时涌现出来。这个问题源于国务院学位办对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的一级学科数量的限制。因此,原先设在艺术学属下的8个二级学科如何在升级过程中被体现出来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做法有两个:一是删减,二是合并。学科制度是体现学科地位的重要标志,目前许多专业艺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都是根据现有的学科目录来设置的,如果目录变化了,就直接影响到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的设置问题。因此,哪些学科可以被删减、哪些学科可以合并就在艺术学科自身引起了争议。 这场争议首先体现在被删减的学科当中。根据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初步方案,原先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下的、与一级学科艺术学同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率先删减。其次体现在学科合并中,原先各自发展的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被合并起来,成为美术与设计学;音乐学与舞蹈学被合并起来,成为音乐与舞蹈学;而戏剧、戏曲、广播、电视、电影被合并起来成为戏剧戏曲广播影视学。说实话,这种方案也是不得已的方案。但即使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仍与目前的学科设置以及目前艺术院校、艺术院系的设置之间有着诸多矛盾。 二级学科艺术学自1997年设置以来,全国已有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6家培养单位培养博士,61家培养单位培养硕士。如果被删减,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些学生怎么办、如何安置,其次面对的是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等问题。而诸多相近学科的合并则使目前的单科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觉得尴尬,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培养单位没有完整的学科,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学科与别的学科放在一起无法明确学科重心,在学科线路上显得不够清晰。 二级学科艺术学被删减所引起的震动最为明显。那么为何这个学科被删减呢?许多学者认为,每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因此就不需要一个涵盖所有门类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了;第二个原因是国外没有这个学科,中国的学科需要同国际接轨。但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二级学科艺术学最初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之一、东南大学教授张道一先生号召并于1997年在东南大学率先设立的,这个学科的设立得到了当时全国约60位知名学者的支持,其宗旨是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寻找艺术的共同规律、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互相影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二级学科艺术学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虽然门类艺术学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但长期以来,由于各自局限于自身的门类,许多问题都无法看清。至于国外有没有二级学科艺术学(德国、俄罗斯、日本均有),已不是中国该不该设置二级学科艺术学的理由。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特色。如果单纯地认为国外没有,中国就不能有,就会使中国的学术研究失去自信。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学科合理与否,有没有相应的学科可以替代该学科。事实证明,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尽管二级学科艺术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其学科平台、学科成果都说明了设立这个学科的必要性。而在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学科删减与合并的思考其实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的问题。因此,以于润洋教授、仲呈祥教授为首的部分知名学者都表现出假如把这个学科删减之后的焦虑。2010年3月初,他们在北京召集部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专家进一步讨论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方案。这次讨论把二级学科艺术学纳入重新考虑当中。 2010年3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目录调整工作组秘书、中央音乐学院丁凡教授分别给东南大学凌继尧教授和笔者打来电话,征求对学科升级方案的意见,凌继尧教授和笔者都明确反对把二级学科艺术学删减的做法。因此,丁凡教授希望东南大学草拟一个将二级学科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的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相关方案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过,这次重新起草主要是鉴于东南大学的艺术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笔者在征求了多位学者的意见后,起草了两个方案,两个方案在学科名称上都倾向于采用“基础艺术学”的称谓。因为“基础艺术学”表现出对艺术的基本脉络和基本原理进行研究的特点。作为针对所有艺术门类的最基本的脉络和原理进行研究的学科,“基础艺术学”从名称上可明显区别于门类艺术学。为谨慎起见,2010年3月31日,东南大学在北京召集全国十余所院校的二十余位知名学者针对这两个方案进行论证。经过大家论证,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会后,笔者进一步吸收了专家们的意见,修订之后于4月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 2010年4月13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召集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和专家的工作会议上,仲呈祥教授向大家通报了近期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尧学院士协商的结果,提出了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的较为确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包含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共5个一级学科。针对这个方案,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代表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处于学科升级整体目标大局的考虑,大家通过了这个方案。会议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教授牵头对这个方案进一步完善后上报国务院学位办。最后,于润洋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觉得学科合并会有不少问题,但总体上艺术学的学科地位还是提高了,相近学科合并后从原则上不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也不影响各单科院校建设自己的学科。他高兴地表示,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艺术学科升级为门类主要是考虑到维护艺术学科自身的特点。本项工作自2002年就开始努力,今天终于有了希望。艺术学学科升级为门类后将会大大推进艺术学学科的发展,也将会有力推动我国艺术事业的繁荣昌盛。本次会议之后,受丁凡教授叮嘱,笔者参照原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的方案,并征求了张道一教授、凌继尧教授、黄教授、夏燕靖教授、李心峰研究员的意见,对方案作了完善(见附录),于2010年4月1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这个总的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责任编辑:楚小庆) 附录: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方案草拟单位:东南大学 一级学科名称:基础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普通艺术学、宏观艺术学、理论艺术学、艺术学理论) 所属学科门类:艺术学 一、该学科简要概况 基础艺术学旨在打通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构建涵盖各艺术门类的宏观艺术学理论体系。有关该学科的研究自我国的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业已开始,分布于不同的学科当中。有关艺术学问题的研究在美学当中涉猎最多。19世纪末期,鉴于美学研究对象不能涵括所有的艺术现象,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主张把艺术学从美学当中划分出来。1906年,德国学者玛克斯•德索出版了他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并创办《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从而确立了基础艺术学的基本地位。这种主张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响应。我国学者最早于20世纪初致力于该学科的专门研究,代表人物为宗白华、滕固、马采。该学科在原文学学科门类下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与一级学科同名,学科代码为050401,设置于1997年。1998年,东南大学率先设置该学科的博士点。迄今为止,该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有61家单位设置硕士点,6家单位设置博士点,1个国家重点学科,13个省级重点学科,2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约2000余人。 二、该学科培养目标 基础艺术学主要培养研究贯穿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的总体规律的专门人才。与各具体门类艺术学不同的是,本学科培养的人才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发挥作用。 该学科吸收的生源为具有较好艺术理论基础的学生。因此,可根据社会需要,选择条件优厚的学校和应用性较强的方向设置少量本科专业,如艺术管理、艺术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等。该学科的人才培养应着重放在硕士生和博士生层次。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和艺术批评学。 艺术史主要培养研究艺术总体发展历史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原理主要培养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进而研究艺术共通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批评学主要培养针对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流派、艺术家等艺术创作和其他实践现象进行批评的专门人才。 以上方向在硕士生层次可侧重于基础性教学与研究,在博士生层次则需要更深程度的教学与研究。 三、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批评。 艺术史主要研究艺术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历史发展规律,如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形成、艺术的发展规律、艺术的发展过程、艺术的未来前景与走向等。与各门类艺术学研究艺术史有所不同的是,基础艺术学的艺术史研究着眼于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发展脉络。 艺术原理是基础艺术学的基础与核心,针对艺术的各种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和各门类艺术共通规律,以及艺术学自身的发展与建构等进行理论探讨,如艺术的本质与特性、艺术创作规律、艺术作品的构成、艺术接受原理、艺术传播规律、艺术学自身的地位、作用与建构,以及艺术政策、艺术管理、艺术产业、艺术遗产等领域提出的各种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艺术批评学作为“运动中的美学”,主要着眼于艺术在现实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实际进程与发展态势,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思潮进行富有实践性的批评,引导社会的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关乎艺术在现实中的健康发展及在社会中的影响与传播,其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如艺术鉴赏、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风格、艺术影响等。艺术批评一方面针对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普遍现象确立评价标准、适时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将这种评价标准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具体现象有机结合进行批评。 四、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基础艺术学一方面要以门类艺术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成果。基础艺术学从具体的艺术现象出发,主要采取自下而上、横向比较等方法,探究艺术的本质属性、总结艺术的共通规律。同时,基础艺术学还借助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宗教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 基础艺术学下设的三个二级学科的核心课程分别如下: 1、艺术史: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专题、艺术史哲学、艺术史方法论、艺术史学史、艺术思想史、艺术考古学等。 2、艺术原理:艺术学原理、比较艺术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传播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人类学、宗教艺术学、民俗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产业理论研究、艺术政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艺术原理专题等。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学、西方艺术批评学、艺术批评方法论、艺术批评专题等。 五、社会对该学科的中远期需求情况及就业前景 在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艺术现象越来越纷纭多变,社会对于具有综合性素质的艺术研究、管理、教学和创作等方面的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而迫切。单纯的美学人才局限于哲学,单纯的门类艺术学人才局限于各艺术门类自身。因此,在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当中,从总体上了解艺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播等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和熟悉各个艺术门类、懂得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了解艺术的本质属性和共通规律的人才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欢迎。尤其是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文化建设被提升到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地位,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产业、文化艺术管理、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领域,都急需从总体上谙熟艺术基础理论和共同规律的综合性艺术理论人才。该学科人才就业前景普遍看好,可到文化艺术研究、艺术教育、文化艺术管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与管理、报刊杂志图书网络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有关文化艺术的编辑采录等十分广泛的行业、部门就业。 六、该学科的主要支撑二级学科 1、艺术史(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哲学); 2、艺术原理(艺术学基础、比较艺术学、艺术跨学科研究);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史、外国艺术批评史、艺术批评原理); 七、该学科与哪些现行一级学科密切相关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和门类艺术学密切相关。 美学属于哲学范畴,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交叉的内容为对于艺术美感的研究。基础艺术学涉猎美学,但不止于美学。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互为参照,互为借鉴,互相促进。 门类艺术学分别是对各个艺术门类的研究。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的关系为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基础艺术学从门类艺术学中获得经验与实证的基础,门类艺术学从基础艺术学中获得原理与方法论等方面的理论支撑。 此外,基础艺术学与文艺学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叉之处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文艺学主要针对语言艺术进行研究,基础艺术学则针对造型艺术、表演艺术以及与现代媒介相关联的新兴艺术进行研究。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门类艺术学、文艺学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互为补充。 八、新增设一级学科请说明增设的原因和理由 增设基础艺术学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的原因和理由: 1、门类艺术学培养的人才往往以门类为界,拘于一隅、互不往来,无以从宏观上审视艺术、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增设基础艺术学可加强艺术宏观理论的研究,满足社会对于宏观艺术理论人才的基本需求,促进艺术创作的活跃与繁荣。 2、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之间可以建构起一个普遍与特殊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共生共赢的科学合理的艺术学学科结构。 3、门类艺术学无以从整体上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形态之间进行对话,不利于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使艺术在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增设基础艺术学可以弥补此种缺憾。 4、基础艺术学便于从整体观念上使艺术与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关系,增设基础艺术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可对提高国民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的发展前景 艺术学科由文学下的一级学科升为与文学并行的门类,这种层面的学科调整,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一、促进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原来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艺术学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是二级学科,比较而言,戏剧影视学科发展的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发展的空间增大了很多,促进了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对戏剧影视学科目录、人才培养规模与层次,以及课程和院系设置带来新的变化。可以预料,各人才培养单位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主动性和规模会有所增加。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完备、完善,各高校在原有戏剧戏曲史、戏剧戏曲理论、戏剧戏曲美学、戏剧曲艺史论、话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紧密关联的新的学科领地,又新增了比较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戏曲创作、戏曲民俗学、戏曲文化传播等理论研究以及戏剧戏曲表导演等实践类研究方向,丰富了学科建设,实现了学科教育的全面培养。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电影电视学科主要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细化、多样化,并且向纵深挺进,例如中国电影艺术史、外国电影艺术史、非线编辑、摄像与实践、电视新闻与采编、大众传播、电视纪录片、电视剧研究、影视语言、电视频道及栏目研究、录音与剪辑、媒介传播、影视制片管理、照相与实践、摄像与实践、影视策划、电视艺术研究、港台电影研究、广告理论与实务、世界电影美学思潮、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中国电影现状研究、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美国电影研究、网络电视研究等。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与电影电视学科的互动与融合会进一步加强,戏曲电影、戏曲电视会进一步得到重视。有关戏剧戏曲改编成电影电视,有关电影电视改编成戏剧戏曲,这种改编与融合的研究会得到进一步深化、细化。因此,戏剧影视学科内涵会变得丰富,外延也会得到拓展。 二、推动艺术教育发展 戏剧影视教育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会促进戏剧影视教育的发展,也会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中国戏剧影视学科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国家艺术教育政策的力度加大和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多,戏剧影视学科尤其是电影电视学科会进入全新的大发展时期。伴随着各地高校的电影电视专业或电影电视方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电影电视学科在原有的业务教学、理论教学和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更拓展了产业发展、文化研究、数字技术等多个教育领域,以期更好地应对世界电影电视产业化、数字化、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全国数百所高校陆续加入电影电视教育的行列,或者创办专门的电影电视学院,或者将电影电视作为独立学科加入艺术学院的拓展范畴,或者在原有的中文系或文学院范围内将电影电视拓展成为全新的专业方向,形成了高校电影电视学科教育的新潮流。电影电视学科体系在专业内容、人才培养、教育层次等方面多元化建构,形成了专业教育、理论教育和素质教育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因此,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戏剧影视人才。 在国民艺术素养和综合性人才的素质培养方面,戏剧影视教育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电影课程已经纳入了从少儿到大学生等系统化的美育教育范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措施,下发多个文件,对影视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并以附件形式列出百部优秀影片推荐片目,进一步强化中小学和大学影视教育。2004年,电影频道增加了“少儿影院”节目时段,各地也把收看“少儿影院”播出的优秀影片与学校的德育课、艺术教育课等内容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专业艺术教育领域向纵深发展之外,在学科的普及教育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如京剧进中小学课堂、“教育戏剧”概念的推广等,使戏剧戏曲在素质教育和文化环境建设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 戏剧影视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些高校对有关戏剧影视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案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突出了信息社会和传媒经济时代对戏剧影视人才能力的新要求,与产业经济、新媒体和传媒文化有关的课程也成为戏剧影视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等。 在一些影视艺术学院还新近设立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该专业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涵盖了管理学、影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理论和课程,是对影视教育的一个有力补充,符合当下电影电视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也体现了我国影视教育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与产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越来越积极。 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在戏剧影视学科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专业方向涉猎面越来越广、交叉性和文化内涵越来越强、与数字媒体交融逐渐增加的特点。同时,各类型和层级的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各有重点,特色更趋明显。如师范类院校专业方向以培养戏剧影视教育方面的师资为主,专业院校和职技学校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则多随戏剧影视市场上实际人才需求方向转型,更注重编导类、表演类与剪辑类等方向,专业的倾向性、应用性高于对其文化的要求。 当今的戏剧影视教育,基于戏剧影视的专门领域与信息技术,体现了戏剧影视在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即面向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代表了信息科技与文化艺术结合的新方向。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戏剧影视教育注重学生艺术的原创能力、整合能力和策划能力,培养具有新的人文、艺术、科技观念和素质的综合型人才,体现了戏剧影视学科交叉发展和国际化的趋势,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艺术学类论文: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很多理工类院校都陆续成立了艺术学院,开设艺术类相关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艺术与科技专业等。这有一定的办学优势,可将技术性与艺术性紧密结合,在艺术实践教学中更倾向于科学性,有利于开拓创新。然而就理工类院校而言,对艺术这个特殊的行业领域,在没有培养艺术类学生的基础和经验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更具备充满创造能力的艺术人才,是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艺术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的特点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实践教学环节 艺术专业教学是以艺术创作为载体,通过创作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设计理念及设计能力等,没有精湛的艺术技巧就无法表现高妙的艺术境界。因此,在艺术学院专业教学中,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较多,包括上机操作、动手制作以及风景写生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课堂教学中常常也是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相互结合,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艺术学院不仅要重视实验室建设,还要开拓社会实习实践教学基地,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二)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教学方法 理工科专业教学是运用统一的概念、定义、推理及运算方法传播知识,而艺术专业的教学是重视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播已有的观点和技法,更重要的是启发和引导学生求异创新、寻求新的设计理念和创意思路。艺术专业学生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自我意识强烈,注重个性发展,重专业,轻文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发掘学生独特的个性,因材施教,促使学生标新立异,在已有理念和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思考和分析,产生新奇的创意构思。理工类院校要打破传统的学徒式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将艺术的本质规律贯穿于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艺术眼光和批判精神,把培养学生艺术思维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的目标。 二、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特殊性 (一)艺术学院教学的专业属性 一般理工类院校经过多年岁月的磨砺和自身的沉淀,都积累了许多属于自己的规范化和模式化的东西,也形成了行之有效的适合理工科教育的教学管理潜在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衡量艺术学科教育,却有着本质的差异性。对于新开设的艺术类专业,这些理工类院校也不可能很快地改变现有的教学管理观念和模式来适应艺术学科教育的发展,不得不使用非艺术类教学的管理模式。但是,艺术学科教育与理工科教育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甚至在授课地点、授课人数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艺术类专业教学的专业属性被淹没了,没有形成突出的专业特性,并制约了专业的发展。 (二)艺术学院师资配备的特殊性 由于理工类院校往往过于重视教师的学历,招聘要求多为博士学位,但具备博士学位的艺术人才大多偏向理论方向,缺少实际动手操作等应用实践环节的相关能力。学校所设置的艺术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专业)应用性较强,这些高学历教师无法胜任技术性与实践性较强的艺术课程,譬如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合成、材料与施工工艺等。 (三)管理对象的特殊性 从艺术学院教师本身而言,多为专业艺术院校毕业,个性突出、情感丰富,在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等方面和其母校的教学体系和规律是一致的,对理工类院校的很多管理规章和要求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在工作上难免存在抵触情绪,在落实学校下达的有关任务和要求上常常拖拉、工作不严谨。 艺术专业的师生天性及专业性使其个性突出,他们比理工类专业的师生更富情感,工作学习易受情绪影响。艺术专业管理者在教学管理中,不仅要充当管理者、组织者,还要做协调者、服务者等多种角色,努力使教学管理与其它管理之间统筹安排,默契配合,协调一致。 三、理工类院校加强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一些举措(一)根据艺术专业属性改变教学观念,合理安排教学 学校应根据艺术专业的特殊属性,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宜地制定出有助于专业长远发展的教学计划,合理安排教学,不能以理工类专业的教学管理模式来对艺术专业进行单纯的管理。例如,在时间安排和课程设置上不能全部按照理工类专业的形式进行,应以专业教学为主,公共课程或其它教学活动应在适当之时予以补充,甚至单独进行授课,形成以专业教学为主的良性教学秩序。 (二)建立有效的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并切实落到实处 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专业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是艺术学院及专业教师共同来完成的一件大事。首先,应该建立完善的校内实验室,合理进行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其次,建立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学院要根据专业发展方向,利用各种途径联系公司或企业,签订实践教学协议。通过校内和社会双重的实践教学安排,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同时也为学生将来的就业提供有力保障。 ・文化艺术田颖颖,韩帆,朱珠: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三)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 目前,国内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类专业时间较短,教育水平与国外同类大学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需要利用好现有条件,采用多渠道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1.培养在职在岗的教师。根据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选拔优秀骨干教师进行重点培养,带动专业团队形成更好的教学科研氛围,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组织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出国培训学习,充实自身专业素养,力争专业教学与国际发展接轨。2.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吸收国外先进的艺术理念和专业水平。 (四)充分运用激励手段,创建良好氛围 艺术学院的教学活动是一种多样化和灵活性并存的活动,艺术教学的管理工作,在确保制度权威的前提下,要时刻注意遵守艺术规律的弹性原则,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下,创造宽松的教学环境和富有个性的艺术氛围。 良好的教风、学风不仅要靠监督管理,更重要的是靠引导和激励。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对老师,学院要极力创造条件满足其在教学过程的合理需求,引导其将需求与教学目标相结合,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学院将其优秀作品展出和收藏,颁发优秀作品收藏证书,并要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或展览活动,以开阔眼界。 (五)加强自主学习,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创新能力 教学管理人员必须围绕教学这一中心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师的工作需要,保障其最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也要为学生成才服务,为其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教学管理工作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工作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要想成为优秀的教学管理者,必须加强学习,探索新方法,勇于创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综合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理工类院校的艺术学院正处在成长发展阶段,教学管理者必须利用合理的教学管理方式,严肃而灵活地处理好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力争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更要不断探索完善艺术专业教学,提升教学管理水平,提高艺术人才培养的质量。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思考 【内容摘要】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为高等艺术教育在学科建设方面提供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挑战。文章基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自身的特点,从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发展中的现状分析,以及建设中的重点环节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得出以下结论: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首先要发挥和调动自主发展的内动力,构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其次,借力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外动力,充分发挥艺术院校服务于地方的优势,找准自身在高等教育大系统中的学科空间定位,发展优势、特色学科,带动整体发展。 【关键词】综合艺术院校 学科建设 目标定位 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下达按进行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结果的通知》(学位办[2011]51号)的公布,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名正言顺地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同时也为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学科门类的提升并不代表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学科发展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各艺术院校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经过两年多的适应、调整与改革,各综合艺术院校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学科建设在艺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学科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艺术院校的发展水平,还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特色的彰显。如何在新形势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如何在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特质,如何使艺术类院校之间在艺术学升格后把握发展的机遇强强联合,形成合力,“突出重围”已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学科的构架,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作为综合艺术院校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办学定位、学科构架,并尽快地、有效地实现其内涵的发展,在提升本体学科的同时,拓展艺术类跨学科专业和交叉专业,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各艺术院校的重要任务。 一、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 “学科”在英文里的解释具有多种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熏陶等。在《辞海》里解释为:“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针对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是指对同类问题所进行的专门科学研究,从而实现新旧知识的更替,学科活动不断导致某学科内现有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再系统化。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中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内容覆盖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实验室建设、校园文化等各个方面。协调可持续是关键,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协调都会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 学科建设是艺术院校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工作,学科发展水平是高等学校质量和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实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基础,是社会衡量一所大学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学术地位等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它不仅直接体现艺术院校的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更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特点和优势。因此,学科建设始终是高校各项建设工作的核心,是带动学校发展,提高学校教学与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和整体水平的基础。 21世纪高等艺术教育的竞争,其本质就是学科实力和学科水平的竞争。哪一所高校在学科建设中有一批高水平的学科群、高水平的学科研究成果,以及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湮没。 二、综合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中的现状 2011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上,来自五大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所大学校长齐聚清华园。“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外校长热议的一个话题。艺术类高校同样要有这样的眼界与胸怀,能否将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一流的艺术大学是各艺术院校的共同目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发展是长期的、脚踏实地的事业,浮躁、急躁是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一流大学是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的付出艰辛的努力。牛津大学用了800多年的时间才拥有目前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此外,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英国剑桥大学等一批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均是历经数百年时间才建成的。艺术院校要抓住艺术学升门类的机遇,迎接挑战。 艺术学升门类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学科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一是综合艺术院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学科发展不平衡、学科结构不合理、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在学科建设中架构合理的体系结构是重中之重,在近几年的学科建设中,各艺术院校都有不同级别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有的院校还专门成立了学科办,但在发展建设中宏观思考和整体布局,以及发挥重点学科的引领作用是不够的。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学院整体发展与学科发展、学科办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在学科建设中不是只建重点,不关注一般。而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学校可根据本校的优势和实际选择、调整学科方向,注重学科本体的发展,并利用综合性艺术院校的优势,构建各学科之间的联合与协作,优势互补,整体推进。 其二是来自部属艺术院校在资源等领域优势地位的压力和各类非艺术院校无序竞争、盲目扩招的生源与就业压力。首先,由于部属艺术院校先天的优势,在人才资源、学术资源以及国家的经费投入方面的保证,使得地方性院校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显得先天不足,后天乏力。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经费投入,留不住优秀人才,以及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都制约着地方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方面的步伐。其次,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非艺术类院校无序地抢占艺术生源,盲目扩招,使综合艺术院校的招生质量日益下滑,有的非艺术类高校的舞蹈学院在校生近两千人。还有的高校没有舞蹈专业的教师也在招收舞蹈硕士研究生。利益像被放出笼子的恶魔,破坏了大学之间平衡的学科生态环境。当然,没有哪一个高等学校是以规模取胜的。艺术院校之间的实力竞争,从来就不是学生数量的竞争,而是靠培养出优秀学生的质量说话,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只是建立在规模之上。任何一所高校发展的关键是学科建设水平,这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更是保证优质的基础。艺术类高校培养造就高水平的艺术人才并接受社会的选择和检验,唯一标准是学生质量。一所合格的艺术院校,培养出的学生要有学术发展的潜力或者要有社会职场的竞争力,因此建设一流的学科是艺术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保障。 其三是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师资团队领军力量不足压力。由于地方院校的先天不足,从外因看缺少使教师成长为学科专家的土壤与空间,缺少本学科高层次国内外交流的平台。从内因来分析教师比较安于现状,满足于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或在刊物上,缺少对本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卓越追求的精神。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认为:“迄今为止,衡量大学状况最可靠的指标是该校教师队伍的优秀程度。这几乎能决定其余的一切,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能够吸引优秀的学生、基金以及校友和公众的支持,并能赢得国内国际的承认,保持和提高高校声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教师队伍的质量。”此外,教师、学生之间的缺乏纯学术交流和不同观点论战的文化环境,这与全国大的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有关。艺术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没有百家争鸣哪有百花齐放。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说:“芝加哥大学崇尚激烈学术论战是高产诺贝尔奖得主的‘秘诀’,学生和教师团队始终在‘充满挑战性’的氛围中做学术,任何研究成果都必须要经受得起来自多方面的、激烈的论战才能‘站得住’。” 其四是优秀的、有影响的原创艺术成果缺乏。综合艺术院校教师来源――以舞蹈专业为例,主要源自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以及本校优秀的毕业生。相同的教育背景和学缘结构是导致优秀的创作成果缺乏的原因之一。因为相同或相近的学习背景、知识结构、人文环境会导致具有“同质性”的教学群体和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像父子、母女、师徒,学生对教师更多的是言听计从,很难产生彼此间不同思维方式的“撞击”,无法形成创新思维的火花。当学生成为教师后只会延续师父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无法挑战权威、挑战自我,无法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开放的平等交流的空间,更无法产生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成果。 三、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重点环节 (一)准确的学科发展定位,逐步形成结构合理高水平的学科群。学科群是若干个学科间相互渗透,围绕共同领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学科组合,学科间交叉、联合、协作,形成网络状学科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的学科群可以产生学科协同效应,其发展脉络是:学科点──学科系──学科群。综合性艺术院校可以有效地发挥若干个学科系有机结合而形成的跨学科群体,是学术领域的组合。在学科建设中注重学科间的联合协作,以发挥各学科互补的优势。这种联合有两种情况,一是以重点学科为核心,带动其他学科。加强重点,突出特点,带动一般,由若干学科合理搭建组成学科群,这种联合的优点:1.集各学科的专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2.在有限的资源内集中优势力量完成重大科研项目的突破。二是列入学院重点建设的学科本身是联合交叉学科,如艺术院校的音乐学与舞蹈学可以联合协作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美术学和舞蹈学的联合等,这种联合有利于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促进学科之间的科研、教学不断发展。 (二)凸显学科建设中的特色。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坚持各自独有的风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内涵,是存在的价值和水平的体现。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续性,对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效果明显。全国五所综合艺术院校的巨大财富是在百年和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自较稳定的发展方式,并具有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秀的办学特色,并使之有别于其他院校。第一,特色凸显其学科建设中的优势,特色确定着在全国同类艺术院校中的地位与影响。著名的大学一定是具有特色的,但有特色不一定就能成为著名的大学。第二,形成特色的关键是在学科建设上注重特色、重视特色、体现特色;在本学科领域中努力处于知识前沿的方阵之中;在成果的转化中努力为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在专业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产生影响,从而提升学校的知名度。 各综合艺术院校还要充分利用各自所处的地缘优势,利用地域文化特色来加强学科建设,凸显学科优势。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一个空间范围独特的文化类型。所谓独特,就是与众不同,跟其他区域、其他地方的显著区别。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传统性和独特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院校的学科建设中地域文化是十分重要的教育资源,将本地区特有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民族结构、社会条件、人文精神下形成的地域文化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凸显学科特色优势,这是综合艺术院校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 在学科建设中要将地域特色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各项成果上。例如,新疆艺术学院地处素有“歌舞之乡”“丹青之乡”美誉的新疆,在古老西域文化的深厚底蕴衬托下,其对于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成为显著的特色。舞蹈学科根植于丰富多彩的新疆各民族民间舞蹈之沃土,音乐学在古老的十二木卡姆的乐声中徜徉,美术学在中西交融的浓墨重彩中绽放,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氛围成为学科建设的特色,在5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各学科的发展始终将独特的地缘、民族、多元文化优势和艺术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和科研优势,在地域文化的氛围中显现自己的艺术品格。 (三)学科建设的关键是学科队伍建设。正如季羡林所说:“一个大学,人才不是在课堂中教出来的,而是在大师所创造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没有一流的大师,就没有一流的学生。”可见优质的师资队伍对打造优质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首先,学科队伍是学科发展的主体,是学校发展的依靠力量。没有一流的学科队伍,就没有一流的学科,也就无法有一流的大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对学校而言是实力的象征、地位的象征。在艺术院校中大师体现着所在学科的学术思想、学术水平,因为大师的存在,学科发展才得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其次,学科建设中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同教师成长为专家学者的过程相辅相成,学校应该对内搭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为教师的学术研究提供发展平台;对外搭建起一个通往国内外学科领域的桥梁,为教师提供交流、成长的土壤。两者之间互为条件,学科的发展、提升需要专家学者,而专家学者更需要具有优势的学科作为平台体现其学术的价值。 综上所述,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从自主发展的内动力而言,要做到学科定位准确、学科特色凸显、学科结构合理、学科带头人及团队具有良性发展的学术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动力而言,要做到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能够将学科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的有效资源,能够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学科发展领域空间。 学科建设作为高校的基础性建设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方法多种多样。各个学校的学科基础不同,办学条件不同,运筹资源的环境和能力不同,学术底蕴、传统特色不同,因而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寻找适合本校学科发展的最佳途径。在艺术学门类下,每一个艺术院校都有着自己的定位与学科生存空间,在各学校大的学科生态系统中准确有效地拓展自身的学科生态空间,合理科学地定位本校的发展目标,从而有效地推动学科建设进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是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在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格局中可持续良性发展的首要任务。 艺术学类论文:“升门”后的艺术学学科与艺术分类 摘 要: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艺术学从文学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新的学术视野下,艺术学理论建设面临许多新的任务,新的艺术分类理论呼之欲出。本文对当代应用较广泛的几种艺术分类方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再认识,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同时还就新的艺术分类设想的内容、分类原则及其实践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艺术学门类;艺术分类;学科建设 艺术分类是艺术学学科基础建设任务之一。艺术学学科的分类理论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形象化和多元交叉等特点,要实现“多层多角”的分类理想,尚需时日。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①,艺术学由此脱离“文学”学科门类,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升门”后的艺术学,在“调整后”和“学域扩张”②的新的学术视野下,分类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科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艺术分类所面临的基本形势 在艺术范畴中,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绘画、建筑、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已经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电影、电视、动漫等后起形式更是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当下,艺术呈现出总体繁荣的趋势。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各种艺术形式在追求最佳艺术效应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追求艺术手段的综合性和多样化。原本意义上的单个艺术形式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本能而发酵、膨胀和扩张,如:杂技戏剧化,器乐演奏歌舞化,声乐演唱伴舞常态化,戏曲表演话剧化,行为艺术的出现,新媒体的产生等。各艺术形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内涵和外延等方面都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随之产生了新一轮艺术形式的交叉与融合以及新形式的出现。艺术分类自然要直面如此多彩多姿的艺术形态。倘若照旧原封不动地以各艺术形式的名义进行分类组合,必然会遇到诸多新的问题。“升门”后的艺术学,首先需要迅速厘清文学与艺术的学术分界,更要在立足艺术现状,对既有的艺术分类做出新的判断、分析,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 二、既有艺术分类方法分析 一般认为,在艺术学史上,首先提出依据某种原则对艺术形式进行分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艺术是模仿,并根据模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区分了绘画与音乐、悲剧与喜剧、史诗与戏剧等。我国先秦时期的《尚书・虞书・舜典》和汉代《毛诗序》中都涉及到对艺术分类的思考。20世纪以来,出现了真正具有现代形态的艺术分类学研究。 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分类标准形成的,并在当代被广泛应用的艺术分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可分为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时间艺术如音乐、文学;空间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时空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舞蹈。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听觉艺术如音乐;视觉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视听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动态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静态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实用艺术如建筑、工艺,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综合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抒情诗;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叙事文学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艺术、表情艺术等。行为艺术是艺术家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通过某种行为方式展示其文化观念和美学态度的艺术;肢体艺术如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表情艺术如音乐、戏剧等。 从媒介的角度艺术形象可分为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视象如绘画、雕塑等;听象如音乐;心象如文学;视听形象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大体上看,上述分类方法中有些是按照“大艺术”的概念来分类的,譬如:“时间艺术”、“语言艺术”“心象”等类别,已把文学整体性的纳入艺术的范畴。这种大艺术观虽然从其实践的角度出发,但是作为更加精细、缜密的学科理论建设工程,不仅与“升门”后艺术学的独立学科思维相矛盾,也与早已成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学科建设思想不相符。那么,如今做艺术的分类,首先,需要请文学③出局,并要对艺术中的文学元素如戏剧、电影、说唱艺术中的文学内涵做出新的恰切的阐释。再者,“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之分与“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之分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趣,特别是在作为“心象”的文学出局后,两者已别无二致,两相存在则缺乏理论的独特性和实践意义。第三,“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与“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的两种分类方法即使在文学出局之后也还有相类和缺乏自洽之处,也需要再斟酌。当然,既有的几种分类方法在学科建设和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意在立足于新的理论基点,发现和认识过往各种艺术分类方法的历史局限,从而为新的分类设想提供参考。 具体来讲,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划分的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的分类方法所反映的是生活中最常见、应用最普遍的一种时空观,是基于人类生活经验的一种由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所构成并被人们所普遍感知的艺术存在方式。在特定的感知范围内,以这种时空形式解释艺术,把艺术的创作与审美过程置于一个与客观存在相一致的特定的界域来进行,不仅符合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也与人的认知能力相契合,是一种具有共识基础和便于应用的分类方式。然而,又不能不看到,科学体系中的时空观是多样的,是挣脱了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知局限的对宇宙天体及其客观存在的创造性发现。譬如:以霍金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是用十一维空间来解释宇宙的。高维空间不会因为它不被人类所感觉而不复存在,就如我们人类听不到超声波、看不到红外线的客观存在。现代科学认为,宇宙的许多自然之谜如黑洞、超自然力、意志力、时空通道等,以更多空间的理论才有可能存在和解释。看一看时间的“穿越”理论,空间的一维、二维、三维……十一维……二十六维、N维等理论,就不能不说采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为艺术分类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奢侈和粗疏。时空概念更多的应用于超越生活经验的天文物理科学,也适用于几乎所有客观事物,并且是多义的、相对的,其内涵远远大于人类的艺术生活。现代艺术正以开放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科学的、更加多样的时空观。一句话,时空概念不是艺术所独有的,这样的艺术分类不易真正触及艺术的特殊本质。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将艺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的分类方法,与上述的时空分类方法似乎有相应之处――听觉艺术对应时间艺术,视觉艺术对应空间艺术,视听艺术对应时空艺术。所不同的是,以人的视听功能作为艺术分类的依据,能够从人的感官感受出发,体现了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路径和人性特点。尤其是关于“视觉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已使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依赖视觉而呈现的艺术形式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进而在“读图时代”获得了时代认证和现代意义。与之相比,“听觉艺术”显得有些寂寥,其同类较少,并且,作为听觉艺术主体的音乐艺术只能依赖“音乐的耳朵”来感受,又大大减弱了它的接受群体及其影响力。作为分类结构中的一支,听觉艺术的提法虽然明白无误,但是结构性的支撑力还显得薄弱。对于“视听艺术”的框定似乎也有些笼统和松散,致使戏剧、电影、电视等所谓视听艺术形式无需借助其理论,甚至完全抛开视听艺术这个称谓而竟自发展。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这种分类方法是否更偏爱视觉艺术?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将艺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已然显得过于粗疏,因为世间万物无外乎动与静两种运动形式,并且,物质的动态和静态存在方式均具有相对性,这一分类方法对于认识各种艺术形式的艺术特性到底能有多大帮助?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将艺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在去掉“语言艺术”之后,还应该看到,其中“实用艺术”与其他艺术种类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关系。实用艺术确实有着十分广泛的实践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一般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原始艺术都曾是实用艺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越来越追求实用物品的审美性质,致使一部分实用物品最终发展成为纯艺术品。这一变化过程还将继续。再者,从理论上讲,能与实用艺术并列和相对应的,也许只能是非实用艺术或纯艺术,而不是其细类。 表演艺术与综合艺术其实也是有交叉的,尽管类似的分类方法在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一大批原理性著述中均可找到,即使在作为经典释义的工具书《辞海》(1980版)中,也在“艺术”一词的释义中作了类似的表达:“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于表现的手段和方式不同,艺术通常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不难看出这也是一种大艺术观。问题还在于,被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的戏剧,又何尝不是一种表演艺术?但是,无论如何本文仍认为,这是几种分类方法中的一种最为贴近艺术特性的分类方法。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的分类方法也是值得慎思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与其说该方法所列举的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建筑、书法,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电影,不如说以上每一种艺术形式无不渗透着表现与再现的艺术手法。任何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都反映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美学判断。尽管歌剧中含有主要用于叙事的宣叙调和主要用于抒情的咏叹调,舞蹈中有抒情性舞蹈和叙事性舞蹈,绘画有写实和写意、抽象与具象,但是,在操作层面上特别是在综合艺术形式里,表现艺术与再现艺术在同一形式乃至同一作品中的截然分离几乎是不存在的,每每使人难于分辨。表现与再现不过是艺术家艺术审美经验的主观倚重或曰同一形式的不同侧重而已。表现与再现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而将其运用于艺术分类则往往使各艺术形式和作品难分难解,以致不能真正实现其分类意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等的分类方法同样需要首先除去“语言”类。同时,其中的“行为艺术”与“肢体艺术”二者也存在矛盾,因为所有行为艺术都是通过肢体来完成的,有些肢体艺术本身就是典型的行为艺术。 尽管行为艺术不断地僭越艺术学学科规诫并获得新发展,但是它仍然“能够被匡正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对象”,被认为是传统架上艺术形式(绘画、雕塑)的观念化移置或拓扩,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之“行为绘画”(Action Painting)和“无形式艺术”(Art informal)的延伸和变异。④由此,行为艺术被作为艺术分类中的一个大的类别会引起质疑。本文认为,它起码不适于位居艺术类别的第一层级。 该分类方法将行为艺术、肢体艺术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均以“表情”来概括,其做法也同样值得商榷。一般认为,表达情感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一切艺术形式都是表情的,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行为艺术、肢体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也有将表演艺术统称为表情艺术或单纯的将音乐和舞蹈称之为表情艺术,那么,这些基本特征也一定能够从行为艺术和肢体艺术中寻找到。可以说,这种分类方法没能在同一层面上进行。 三、新的分类设想、分类原则及其基本形态 受既有艺术分类研究成果的启迪,本文所要提出的新的分类设想立足当下,是从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并力求对艺术学学科门类进行整体性思考,来寻找和思考各艺术形式间的同一性、关联性和方向性。新的分类设想遵循如下原则: 1.只适于艺术学特性,反映学科内在联系原则;2.顺应与其他学科的外部关系原则; 3.从艺术形式的主体出发,去表象化、综合化,力推原型、元素和基本特征原则;4.力求穷尽类项,规避将不易归类的或具有综合性质的现象归入“综合”类、“假设”类、“其他”类等把问题堆积一隅原则;5.兼顾新形式的归属和未来发展原则。 本文认为,在艺术学范畴里,在艺术学与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电视等具体学科之间,还实际存在着一个中间层级――它集中了某些艺术形式的共通特性,并使各艺术形式相互联系与区别。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即依据艺术呈现方式的介质不同分类,将艺术划分为动作艺术、声音语言艺术⑤、材料艺术、操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 第一,动作艺术。动作艺术是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舞蹈(含戏曲舞蹈)、杂技人体技巧、哑剧等。其主要特征是:1.人的表演的本真性;2.人体技巧的真功夫;3.动作语言体系的特殊性和包容性;4.动作语言的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时代性及个体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一些重要艺术活动中,包括国家艺术学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杂技是被放在戏剧类中进行评审的。这从一个角度充分肯定了杂技与戏剧都是以人的自然身体为媒介的基于身体表现的艺术,以及身体技能对于二者的重要性,也肯定了当代杂技与戏剧在戏剧性、情节化方面的相关性。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做法模糊了杂技与戏剧在主体方面的重要区别――杂技是一种以人体技巧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戏剧则是以声音语言为主、以对话或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从基本属性来看,杂技与舞蹈更为贴近,二者同为动作艺术。 第二,声音语言艺术。声音语言艺术是以人的声音和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话剧、戏曲、曲艺、声乐等。其主要特征是:1.由人的声音创造出的语言和音乐艺术形式;2.多以艺术中的文学元素作为创作的基础。正如曲艺形式被直呼为“说唱”艺术。话剧突出一个语言功能。尽管戏曲以唱、念、做、打著称,但是一般的剧目还是以“戏”甚至以唱念为主。即使是以武生、武净、武丑、武旦、刀马旦唱头牌的戏曲武戏,也还是以戏为主,以武为辅,如:《挑滑车》《伐子都》《长坂坡》等。为此,还出现了专供欣赏武功表演的折子戏,如:《三岔口》《挡马》《杀四门》等。 这里之所以把声乐与器乐分离开,是更加看重声乐和器乐的相对独立性。声乐是由人的发声器官――声带产生振动所产生的音乐效果,而器乐则是由人操作物,使物体发出音响、音律、音频等的音乐效果。二者的发声材料和发声原理明显不同。在艺术实践中,声乐与器乐也常常被分开来应用,凡单纯的人体人声艺术都是声乐的近亲或本是它的归属。例如:声乐训练被作为戏剧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民间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为载歌载舞。器乐学习和训练是另一套功夫,它是人与自身之外的其他器物共为介质的音乐艺术,当属于操作艺术。 第三,操作艺术。操作艺术是指由人操作物、人与物共同完成,乃至以物的某种性能作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艺术形式。即:通过人的技能所产生的物理的艺术呈现。它包括器乐、木偶、皮影、魔术、驯兽等。其基本特征:1.人与物一同进入创作的共时性;2.始终在人的操控之中,使物的某种性能成为审美对象,“驭物为灵”;3.以人的艺术技能为主导,并由此决定艺术品水平的高下;4.离开人的操作其艺术效果便不复存在。操作方式一般有演奏(吹、拉、弹、打),耍弄(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道具),魔变(变魔术),驯化(马戏、驯兽)等。吹、拉、弹、打基本包容了乐器演奏中的所有管乐、弦乐、打击乐器;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变魔术、马戏、驯兽……等,更是呈现出了人操作物的千姿百态和无限可能。 动作艺术中包含了杂技人体技巧。这里的杂技道具节目(如:手技、蹬技、顶技、走钢丝、抖空竹、舞流星等)和魔术、驯兽被作为操作艺术形式,在于着意强调人与物(动物、实物)在艺术呈现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实反映杂技艺术⑥所含纳的“杂”之属性和技术特点。 第四,材料艺术。材料艺术是物化了的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摄影、书法、建筑等。材料艺术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的一种可见形式,是艺术家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完全依托于物、显现于物的艺术。其基本特征:1.依材质、材料性能、形态等特性在材料上形成;2.艺术品是为审美对象,艺术家与艺术品分离。例如:绘画由水墨、水粉、水彩、油彩和宣纸、绢、画布、画笔等材料实现画家的创作。艺术家的审美创造一经凝聚于物,便就此形成一个艺术品实体而凝固不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材料艺术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第五,音像制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是指录音录像艺术形式。即:以镜头形式、录音效果等录制技术呈现的,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各种活动影像、声音效果的摄录、创制及放映与传播的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广播艺术等。其基本特征:1.跨介质⑦;2.技术的作用显著;3.艺术家的现场参与与艺术成品相分离,即“缺席的在场”;⑧4.具有音像记录、合成双重属性;5.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制作;6.机构、团队形式的集体劳动。 音像制作艺术的跨介质性质不同于以往的综合艺术。它不仅是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的集合体,它还汇集了人、物、特定材料和技术设备等共同作用共同参与的艺术创作,突出了技术的特点。它是一种异质性综合媒介系统。 音像制作艺术与物化了的材料艺术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先进技术引导下的成像方式和录音、传输方式,其物质介质本身均具有科技含量。譬如:当前影视技术已经出现了光-电子-数字成像方式,并有最终替代传统的光-化学成像方式和光-电子-模拟成像方式的趋势。由于人的审美需要,音像制作艺术还将继续积极引入高技术手段为之所用。 四、新的分类设想的实践意义 1.自始以来,宏观艺术学与各艺术门类之间缺乏理论打通与拓展,即缺乏对艺术总体的分解、分析,对艺术个体的归纳、综合。构建艺术总体与艺术个体之间的中间层级是艺术学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为新的分类设想提出了学理性、实践性要求。 2.“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⑨等问题是当下艺术学的重要理论关切。新的分类设想具有建设性、创新性意义。 3.新的分类设想既是宏观的又是可以细致入微的,有望成为研究当前纷杂繁复的艺术现象的一个把手,把实践引向深入,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价值。 4.新的分类设想从艺术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企望与既往的分类科学切磋、互补,所产生的科学价值和认识价值也不过是多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唯有――尊重过去,建设未来!
汉语言文学论文:论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的论文 通过对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的探讨,能够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的人文素养和修养,在汉语言文学中渗透审美认识是当前汉语言文学学科的重要提升。本文通过对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与新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进行分析来更加明确汉语言文学的历史使命。对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的探讨,旨在研究新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理由,进而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现代化的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 1.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分析 汉语言文学直接体现着人文精神,在汉语言文学学科中,包含着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其核心就是对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感,汉语言文学重在对语境、语言的认知,它承载着传承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要责任。 对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进行分析,需要引出孔子的善美审美观年,孔子认为,韶乐美善皆尺,武乐独有美,却失味于善。这句话主要是说韶乐丰富多彩,有善有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其充实的思想内容非常符合善的要求。而武乐的艺术形式虽然也是完美的,但是结合武王伐纣建立王朝的历史,它与孔子所向往的上古礼治有所违背,没有充分显示出武乐的善。孔子认为善与美是相互统一,相互协调的,只有二者和谐的融为一体,才能实现完美的艺术形式,在古汉语言文学中,善和美缺一不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孔子的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他主张尽善尽美,其实是他对文学艺术提出的要求,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是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和谐统一。而在他写作文学的过程中,却并不能够真正实现善与美的统一。在古代汉语言文学中,美和善相互分离的现象并不罕见,学者常常重视对其中一方面的突出,而忽略对另一方面的阐述。这种极端的做法主要是由于古代学者对文学艺术思想内容的重视,他们容易忽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例如,墨家的作品、先秦法家的作品、宋学以及晋代的玄言诗等,这些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客观实用性,并不能真正表现出艺术的美感,无法为欣赏者带来愉悦的审美感,使得作品显得枯燥无味。又如南朝的宫体文和骈体文,这类作品往往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而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作者讲究文字的字斟句酌,作品修饰性很强,却并没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最终使得作品华而不实。 2.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分析 不同的文学作品带给读者不同的文学世界,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家对人生的深思与观察也会发生转变,不同的文学时代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景观。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大多是对历史的沉思与深思,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是沉思的审美。在沉思中思索历史,思索人性,沉思历史意识形态。在一九八零年代,从创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对政治拨乱反正与历史的沉思,这是这个时代的共有声音,诗人与作家在反思历史中揭露伤痕,发生拯救思想的呼声。从整体上来看,文学的审美沉思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十年中像一盏灯一样,牵动着有理想,渴望光明的诗人与作家的心灵。 汉语言文学论文: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问题 作为人际交流的重要手段,语言对社会之重要已无可厚非。而作为一门研究、解析语言的专业,语言文学所能起到的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亦是无可估量的。从小时候的呢喃学语再到上学后的“一去二三里”,语言文学好像一直都离我们不远,对于许多报考志愿的学生来说,语言文学也成了最容易接受与掌握的学科之一。由此可见,语言文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广却不具备太强专用性的学科。 一、学习时常遇到的问题 1.学习方式的问题 在学习一篇文章的时候,老师时常会因为一句话而抽丝剥茧,层层剖析。学生在此时亦会学到许多的笔法及用词讲究。而当这些学生有了一定的文学积累之后,再让这些学生去完成一篇几百字的作文的时候,却不难发现这其中掺杂着不少笔的流水账。究其原因,并非是这些学生的笔法不够华丽抑或文字拿捏不够准确,只是因为这些学生无法构架一个完整的故事。此类现象虽然多数出现在中小学生的身上,然积习难改,这类问题在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身上亦有体现。 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在赏析文章时多会于小处过分执着,遇到一难解字眼便要刨根问底,查个分明。然小处虽然明白,于文章整体之立意却少有领略。这样的学生、学者或许能写出一篇很美妙的诗歌或者散文,但却很难写出一部二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来,原因便是他们对于文字的驾驭虽堪称一流,但却不会讲故事。这也是许多文学从业者会遇到“学而无所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2.应用的问题 当毕业之后面走上工作岗位,许多人却发现自己以往学到的东西在这里居然没有一点用处。有些人则会出现学是一套,用时却是另一套的现象。前者是不懂得学以致用,后者是不愿意去用。 前者是学得过于刻板,而文学却又是一门非常抽象化的学科。想要刻板的运用抽象化的知识自然很难。而后者则是寻到了一条属于自己或者适合自己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多数是由他们自己不断摸索出来的。只是这种方法尽管适合自己,却未必是正确的。 笔者无法在这里凭一两句话去改掉这两种人的诟病,但却愿意在写作方面分享一些心得:写文章首先要明确其立意,想清楚这篇文章想要突出什么。然后则是文章的来龙去脉、结尾方式。理清故事的主线、附线,若要写的是一篇小说,则要懂得如何安排故事的高潮。当一切都想清楚,之后,自然能做到下笔如有神。很多大学生由于长期习惯了书写议论文,导致后来无论写什么都会带几分“议论”问道。其实要避免这一积习也很简单,议论文是将主观认为对的观念写出来,在写其他文体的文章时只要尽量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讲述即可。 二、文学市场的低靡 在当今的中国文坛,尽管出了一位莫言,但只凭其一人之力却难去中国文坛的低靡之风。而中国文坛之所以低(文秘站:)靡,原因多为以下几点,第一、当代中国作家讲的故事多数已与现实脱离,再难让读者从中寻找到共鸣。第二、受网络文学的影响,当代年轻人的阅读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老一代作家改弦更张,有些甚至封笔。而新一代作家所书所写又大多只能给人一时的新鲜刺激,却难有什么文学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坛一度低靡的原因之一。 三、自身能力的问题 村上春树曾将人的意识比作地下的两层,他说通常人们写东西只要发掘到地下一层就已足够。但想要深入人心,则要去发掘地下二层的未知世界。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这两层所谓的地下世界。对于许多从事写作的来说,他们也都可以窥探到那地下二层的世界。但很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将在地下二层所看到的东西描写出来。原因有二: 其一、文学功底不扎实。有许多人在写作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明明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情节,或者是一个很好的片段,但却怎么也无法将其描写出来,即使勉强写出来也是词不达意。其原因便是平时的文字积累。文学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只能靠不断地累积。 其二、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故事构架。对此上文已做说明,便不多重复。但仍有一点需要说明,许多人写故事多凭着一道灵感和一股热情,但等灵感用光,热情耗尽,故事却不过刚刚写出一个开头。其主要原因,便是没有事先想好一个完整的故事构架。 结束语: 语言文学其实是一门不是专业的专业,只因为他包罗太广,甚至是其他专业都是都被网络其中。而对于那些无论是从事研究、写作,或者是传媒、教育等其他行业的语言文学学者来说,不将专业当专业看才是最重要的,广博的知识和优秀的人文素质才是里根之本。最后多说一句,虽然文学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但好在也不会做无用功,任何一本书的阅读和任何一段文字的叙述都是一种积累。 汉语言文学论文:激情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授课不可或缺的 摘要: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有:正视现实,调节情绪;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课;教师激情;感染力;培养方法 一、激情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没有激情的讲课淡而无味,无法吸引和征服学生,也就不能使学生信任你、欢迎你、敬佩你。众所周知,热情、真情、激情是演讲的生命,是朗诵能打动人心的法宝。同样,笔者认为,激情也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讲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教师站稳讲台、提升教学力的重要一环。 前不久,时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助理的彭思毛教授在给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师作题为《远程教学与教学管理摭谈》的专题讲座时很有感慨地说:“有的教师教了多年,授课气氛还是那样的沉闷。若教师讲课不能引起学生共鸣,其教学效果必然不佳。因为一切艺术都应倾注情感,讲课一定要激动,要制造高潮,这表明你对所讲的内容很信仰,很有感情,是有感而发,而非无病呻吟。 教师只有动真情,才能引导学生成才。彭教授的这番话启示我们:老师讲课最忌平淡乏味,一定要投入巨大的热情,认真对待,决不可糊弄学生,敷衍塞责,而要把课讲得生气勃勃、引人入胜,不能像一杯白开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味道。 我们在多次的教学检查与督导活动中发现一个极具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大多数汉语言文学教师讲课缺乏激情,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丝毫也得不到触动,更不用说被感染并产生共鸣了。有的老师上课,虽然声音响亮、字正腔圆,内容科学准确、条理明晰、板书规范,但学生却是“一双双冷漠的眼睛,一张张板着的面孔”,总觉得不感人,觉得教师缺少激情,因而也就不能被吸引和感染。须知,教师仅讲得清楚明白还远远不够,讲得动人,讲得绘声绘色,能深深地吸引、打动和影响学生,才是教师追求的目标。 如果教师只会“念教案”或“背教案”,没有轻重缓急、抑扬顿挫,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声音的机械传送,它绝不可能使课堂气氛活跃,使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 闻一多的弟子、着名演讲学家伍大希曾经说过,没有感情是上不好语文课的,因为语文课不像数学课中的x、y、z 不带任何感情,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是极其丰富、复杂的。 情感是人类精神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经验中最亲近的体验。人的情感活动左右着精神世界的全部。美国着名心理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斯认为,情感活动是心理整体机能的基础和动力。“感人心者,莫先乎情。”[“1] 情到理方至,情阻则理难通。”这些至理名言都说明了只有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列宁曾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2]可见,教师的激情对学生的认知学习具有指导作用。 教学语言不同于日常口头语言或广播员的播音语言,它是一种艺术语言,应该具有感染力。教师应当用自己的语言,激情四溢地把课上起来,而不是始终用一种平淡的语调讲下去。 总之,教师讲课特别需要有感情投入,该释放激情时绝不可吝啬。一次精彩的讲授,除了要求内容的科学性之外,讲授的艺术性也是至关重要的。讲授者情绪是否饱满,精神是否振奋,感情是否诚挚、浓烈,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假定有两个教师知识水平和其他素养相当,讲课时一个感情淡薄,而另一个善于动用感情,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精神状态下去上课,效果显然有别。[3] 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则体现得更加明显。激情是诗歌的生命,屈宋陶谢、李杜苏辛,他们诗中的感情因素无须多说。就是散文,传统的名篇中以情动人者也不在少数。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林觉民《绝笔书》 等,披肝沥胆,情见乎词。我们读后,便可看出作者的人格、胸襟及其高洁的灵魂。它们共同的特点就在于,所蕴涵的感情是纯真的、热烈的、美好的。讲课时,教师如果不能再现作品中的感情因子,不能把文学作品中蕴涵的情趣、理趣、象趣、谐趣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使学生感到可恼、可恨、可鄙、可弃、可笑、可怜或啼笑皆非、悲喜交集,学生自然会觉得干瘪、刻板、枯燥、乏味,其教学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讲课如果不激动不过瘾,学生就不被感染不满足。然而激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扎实的思想基础和形象内容的;它是教师抛弃了虚伪、浮夸、做作的感情之后而产生的真情的一种升华和凝练。 1. 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热爱。 (1)激情来自于教师对自己职业的珍爱。教师的激情,源于对真理的热爱,源于对职业的自豪感和工作责任心,源于对工作的执着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爱憎态度。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天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三尺讲台是神圣的,是与真理同行的,是能出成就的,也是来之不易的。如果教师能体会到这些,就会体味到快慰与满足,就会爱岗敬业并倍加珍惜,就会全心全意、满腔热忱地倾注于教学工作。同时,还应热爱生活,否则,生活中懒懒散散的教师,授课时也会松松垮垮;生活中对外界冷漠的教师,授课时也会平平板板、毫无激情。 (2)激情来自于教师对学生的挚爱。须知,学生满腔热情地选择了教师所在的 学校,又不惜交许多学费,目的是希望自己学业有成,成为可用之才,以便将来能报效祖国和人民。如果教师能够设身处地,认识到这一点,就绝不会辜负学生,不会让学生失望,而是千方百计地让学生学到真本领,为学生排忧解难,付出真爱。即使教师生活或工作遇挫或不如意,也不要把情绪带到课堂上,因为学生是无辜的。 2. 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的激情还出自于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的自信。如果教师平常注意主动学习教学理论,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培养实践能力,讲究教学艺术,并且对自己准备的教学内容信心百倍,授课时也就自然能做到激情迸发、绘声绘色、生动抓人。因此,教师在讲课前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调研学生现有的水平、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然后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切合学生实际的教案,并且将教学内容烂熟于心,在教学过程中就能做到脱稿讲述,信心也必然倍增。相反,如果教师准备不充分,上课照本宣科,甚至对自己所要传授给学生的观点都没有把握,那必然闪烁其词、断断续续,也就不可能酣畅淋漓、激情洋溢。 三、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 1.正视现实,调节情绪。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不少学生显露出厌学情绪。这就要求教师正确认清形势,积极组织、开展教学,严明上课纪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求教师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笑对人生。须知,再好的电视或节目看久了观众也会分心,一台晚会所有观众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长久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具备了这种审时度势、笑对人生的平常心态,教师自然能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宽容学生,不至于因学生开小差而大发雷霆、影响情绪。如果教师受学生厌学情绪的影响而导致厌教,上课只是为了勉强完成任务,没精打采,给人一种带病授课的感觉,学生对你的课就更会产生厌倦情绪。这样的课,对师生双方都是一种无奈、一种负担,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师“乐教”与学生“乐学”有机结合的效果了。教师该如何调节情绪呢?方法有很多,例如,暂时回避,学会宣泄,培养幽默感,善于从光明的一面看问题,冥想,练气功,等等。 2.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 平时或课前,同事之间开些玩笑,亦可调节自己的情绪,消除孤独感,优化情绪。同时,运动可以解忧,调节情绪。适度的体育运动,如打打球、跑跑步等,可以使人精力充沛,增强应付现实生活中种种困难的能力,使人忘记不快,消除精神紧张、焦躁烦闷、忧郁沮丧等不良情绪。 避免夫妻争吵、单位矛盾,也可以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与松弛。此外,教师平时还要多读有益的书,不断地充实自己,避免生活空虚。 3.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 教师应站着讲课,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因为坐着讲课,教师巍然不动,四平八稳,激情自然出不来。另外,站姿有利于交流,有利于反馈。大声讲课容易调动教师的情绪,学生也容易感受到教师魅力四射的激情,一节课也就能在师生双方兴奋、收获、欢乐中结束。 4.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灵活调控教学语言的节奏。假如一位老师的讲课,其音速像机器的运转一样,总是一个速度,总是一个节奏,那不仅不利于表情达意,而且还会令听者感到枯燥呆板、索然无味。当讲到热烈、兴奋、激动、愤怒、紧急、呼唤的内容时,速度就需急骤,滔滔汩汩;在讲述情感平静的内容时,速度就需舒缓。根据内容的需要,有时需要声音上的夸张,有时则需要动作上的夸张。有情的地方抓住不放,苍白的地方一带而过;有时几个字、几句话一块儿讲,有时一个字就要拖上好几个拍节;有时抑制住感情如同生活中的耳语,有时又需大声疾呼声撕力竭也在所不惜。有时,在教学中,特别是在汉语言文学课上,需穿插一点口技,比如鸟兽声、马跑声、风声、雨声、摔倒声、枪炮声等。 总之,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当好教师的先决条件。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而要让情感流泻,该笑则笑,该惊则惊……从而拨动学生思想感情的琴弦,课堂就不至于死水一潭。学生激动了,课堂才会生动活泼,老师才会被学生悦纳、欣赏。宁愿教学中有一次失误,也要把课讲得自然,不要为了不出错而把课讲得索然无味。因为教师的情绪与学生是互相流通的,教师情绪高涨,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而一旦学生感到兴奋,受到鼓舞,进入境界,听得入神,教师也会忘情,因为学生听课的状况也会影响教师情绪,双方是互动、交融的。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教师,应重视“激情”的培养与绽放,决不可漫不经心,等闲视之。 汉语言文学论文:对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 论文关键词:语文教育 汉语言文学 对接性 实践能力 多媒体技术 论文摘要:教育制度改革热潮在我国掀起之后,引起了教育观念及教育模式的改变,我国各大院校的语文教育工作也越来越被重视,语文教学在随后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在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上,还存在一定差距。应该看到,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实现对接不仅是提高语文教育水平的发展需求,也是适应新时期,新文化的发展需求。 汉语言文学应该说,它本身就属于语文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但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应试教育模式下的语文教学并没有重点把握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反而更多的是为考试而学习而不是为文学而学习。加上我国语文教育的师资水平整体来说还没有满足新时代汉语言文学的教育要求,因此,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应该实现更多方面的共通和交流,应实现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性教育,这样才能够重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高素质和高质量,也才能更好地弘扬我国的汉语言文学精髓。现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其实不会存在什么不良的冲突,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比如在语文知识的运用上,教学方式或者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运用上,都要进行对接性思考,这样才能够把汉语言文学的一些信息反馈到语文课堂教育中去。另外,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特别是现在教学理念越来越宽容,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正确理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问题。 第一,关于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在实践能力方面的思考。 不管是语文教育还是汉语言文学教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二者都能够对学生的精神面貌或者认识观念等产生一定的影响,都能够丰富人的见识,并重塑自我。汉语言文学和语文教育要实现很好的对接,要能够形成结合性发展模式,首先要实现二者在实践能力方面的对接。汉语言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应该寻找他们的共通点,虽然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在本质上有区别,但是语言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包含汉语言文学教育这个模块的,因此,二者在教学内容或者一些理论指导上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实践方面,应该抓住这些共通的东西,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人才,要积极地探索提高实践能力的方法,挖掘学生的实践能力。另外,对汉语言文学中,诗词歌赋的品读和学习也是要重视的,汉语言文学的实践能力主要体现在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探索和运用方面。而在语文教育中,也要把握汉语言文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方向,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及创作诗词歌赋的能力进行培养。比如开设一些实践性课程就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实践课程相对语文教育来说是比较少的,因此,应该加大汉语言文学教育实践课堂的创设和开展。汉语言文学实践课堂的开展形式可以参考语文教育的实践课程,比如通过开展一些汉语言文学实践讲座,或者让学生做一些相关知识的社会调查等,参考语文教育的一些有效的实践方法,更好地实现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另外,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二者要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样,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才能满足对接要求。 第二,实现多媒体技术或者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对接。 在科技时代,语文课堂教学一般都会运用到计算机信息技术或者是多媒体教程,远程教育也被广泛地运用到语文教育中,各种各样的新型教学形式,教学活动被广泛地开展起来。实现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对接其实就是强调语文教育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些渠道从汉语言文学中收集更多的教学素材,或者更多地借助多媒体或者网络等渠道从汉语言文学中汲取更多的语文教学内容,汉语言文学作品库就像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可以满足语文教学的许多素材收集及发展。另外,现在我国很多中小学或者是大学的语文教育已经基本能够实现多媒体教学,特别是高等院校,在汉语言文学多媒体教学方面,发展的比较完善。但是由于汉语言文学教育涉及到较多的专业性知识,所以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涉及到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内容相对较少,高等教育阶段才会开展这方面的专业课程,这样就导致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断层,即初中等教育阶段断层,而高等教育阶段突然拔高,因此,汉语言文学教育有必要更多地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去。在多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就为将汉语言文学教育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平台,事实上多媒体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语文课堂教学,因此可以探索更多地利用多媒体技术把汉语言文学的知识更多地带入到语文课堂中去,在汉语言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之间,实现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对接,通过多媒体技术架起二者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 第三,更多地实现人文关怀方面的对接。 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不仅仅体现在二者关系的对接,还应该考虑语文,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课堂,与教师或者学生之间的对接。这种对接主要体现在对人文关怀方面的对接。人文关怀一直是现代教育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这两个方面,人文关怀更应该被重视。不管是语文还是汉语言文学,他们都是属于文学化的东西,文学要融入学生的生活或者走进他们的心灵,就需要教师在进行语文或者汉语言文学教育时,更多地对学生进行人文关怀。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可以说,都充满一定的情感意识或者二者都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和丰富人的情感,但是,实现这些功能,不管是汉语言文学教育还是语文教育,都需要增加教师教学中的人文关怀,这主要体现在教师对学生情感的关怀,或者是采用有效的方法来增加教学情趣,活跃课堂氛围等方面,建立学生和课堂的互动,促进学生和老师的交流,沟通。总的来说,人文关怀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品格,另外,人文关怀对促进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发展来说,也是很有利的。 汉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学习方法 汉语言文学学习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谈,沟通是十分必要的,汉语言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每天通过各种方式使用汉语言,掌握汉语言这门基本的课程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汉语言文学的类型繁多,种类丰富,有诗词歌赋,小说,散文等等,针对不同类型的汉语言文学,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这样才能够掌握好汉语言。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与其他语言或者课程是有共通之处的,比如说,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记忆技巧中,在背诵诗词歌赋时,可以采用一些背诵技巧,譬如英语单词的背诵技巧有词义分析,联想记忆法,词缀词根的分类记忆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语单词有许多的后缀,如—tor,或者—er,有这类词缀的单词一般属于名词且,比如work加er后缀变成worker,就从动词变成了名词。类似英语单词这种单词分类,后缀等的记忆方法也可以运用到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汉语言文学的有效学习方法要在学习经验中,多加总结或者套用一些其他科目课程的学习技巧。另外,在学习汉语言中,针对字词的学习可以通过形声字或者句子等来帮助记忆和学习。总的来说,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通过变通来解决的,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要注重技巧和方法,要提高学习效率或者掌握更多的汉语言文学知识就必须要下足功夫,探寻有效的学习方法。 一、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要系统化 汉语言文学主要由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组成,汉语言这门课程的学习强调系统学习,要建立系统的知识结构,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首先要把汉语言的内容,模块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在脑袋中形成一定的知识架构,这样,才能够实现知识的衔接和记忆。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在编排上一般会按照基础到提升部分,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就必须要按照基础——提升,这样的顺序,系统化学习是能够全面地掌握整体知识,系统化学习还讲求对知识的衔接,汉语言文学的基础知识对后面较难的部分是关键的,只有掌握基础知识才能够进一步学习更深的部分,汉语言系统化学习就要求不能够遗漏任何知识模块,否则系统化学习就不完整。汉语言文学的组成成员中,相对比较基础的内容,比如汉字或者词组,要完整地掌握这部分级别较低的组成成员,就像英语学习中,单词是基础一样,没有单词就没有完整的句式和文章。认识到课程的系统性,然后明确学习顺序,知识的结构,学习中才能在脑海中形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蓝图,汉语言系统化学 习就必须对基础知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然后才能够打好基础,以便后续学习中将知识模块串联起来,把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地联系起来。系统化学习还能够方便我们的记忆,很多人在学习语言时,记忆的东西总是成为一个难点,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一些必要的记忆技巧,另外,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性地进行记忆,没有掌握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这样他们要记忆东西就会比较难。只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系统化学习的重要性,并且在学习中把握好系统化学习方法,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汉语言文学。 二、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必须要抓住学习重点 汉语言文学内容丰富,并且理论也很多,要学习好汉语言文学就必须对学习内容进行必要的整理,总结,要把握汉语言文学的重点内容,深入学习。其实,任何科目都是有偏重点的,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也有它的重点,加强对重点的学习,有目的性地学习才能掌握真正有用的东西。汉语言文学中,存在着名词术语较多,知识点多,语言或者句子的表达形式多样的情况,因此,面对这么多的汉语言文学知识,我们不可能全部都啃下来,只能是有针对性地抓出重点来学习,抓重点学习又具体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针对名词术语的学习,这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对汉字,词汇,拼音,语法语音等的重点学习,拼音是汉语言的基础,掌握拼音,我们才能实现语言的沟通,只认得字而不会读是没有用的。抓住重点来说,就首先要掌握这些基本的,也是重点的部分来深入学习。另外,语音学习的话可以通过磁带或者录音等来配合我们的学习,磁带或者课本一般会有配套的磁带,它有很全面,正确的语音教学,可以多利用这些东西来学好汉语言基础。第二,是对句子或句式的分析方法。汉语言文学从词汇到句子再到整片文章,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汉语句子句式的学习也是一个重点。汉语言句式分类很多,有陈述句,感叹句,反问句等等,这些特殊的句式对句子的意思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同样一段文字,加上不用的标点符号意思就可能完全改变,因此,句式学习不仅是汉语言文学学习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只有搞懂每个特殊句式,才能够正确理解文章的意思。要掌握句式的含义,必须要掌握每种句式的结构,遇到具体问题还要进行句式分析,经过分析确定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另外,汉语言文学中,在文言文的学习上,是相对比较难的,文言文的句式其实也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构,面对文言文时,要分清楚每段话的特殊句式或者句子的含义,分析和探究汉语言文学的句子句式,掌握这个重点,这样对能更好地学好汉语言文学。第三,汉语言中,对关联词,连接词的重点掌握。汉语言文学中,句子与句子之间一般都要通过关联词来进行链接,关联词对整片文章的衔接性或者通顺与否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对关联词的意思不明确的话就不能够搞清楚句子的意思,所以,在学习好汉语言文学时,关联词的学习也是一个重点。关联词就像词汇一样是必须花时间去记忆,积累的。在日常沟通中,关联词的运用也是很多的,关联词应该作为汉语言文学学习的一个重点来讲,汉语言的学习重点,总的来说,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还有理论表述方法等等,但是,归结起来就是要对汉语言文学进行重点模块学习,不能够全部接收也不能全部放掉。只有抓住重点,学习效果才会明显,学习效率也才能够提高。 三、多动手,多做练习才能够掌握知识 前面提到的主要的学习方法和学习重点,在上述的基础上,学好汉语言文学还有一点重要要求,就是要动手实践,多做练习。我们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学到再多的理论或者懂得再多的学习技巧,没有动手去实践,没有做配套的练习还是不能够掌握知识的。俗话说,勤能补拙,勤动手,多做练习才能把学到的理论进行实践,才能在做练习过程中发现知识的学习是否有遗漏或者学习重点是否正确等等,学习汉语言就不能离开实效练习。做练习,是我们检验学习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巩固知识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做练习中,我们可以深入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或者研究,也能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因此,在掌握基础知识和理论依据的同时,必须要多做练习才能够平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才能够综合学好汉语言文学。 总的来说,汉语言文学的学习需要全面地、系统化地,并且有重点地进行,有效的学习不仅需要学习技巧,还需要多做习题。掌握有??的学习技巧后,要配合多做练习才能巩固知识,这样才是科学的、有效的学习方式。 汉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教育 在我国现阶段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中,新课程理念首先对教师的教学观念提出了挑战,要求教师从思想根于认识到教育权威性的转变,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播着与教授者, 而是要努力尝试作为学生个体成长与综合素质提升的指导者和助手的角色, 与学生共同经历知识探索与研究的过程。因此,在新课程理念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要有深刻的认识,并立足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切实转变自身所具备的教育思想,树立以“ 育人为本 ”的基本观念 ,适应时展和社会科技整体进步的综合要求, 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一是立足于专业知识的强化,构建扎实的学科基础,提高理学生专业知识水平;二是通过稳固的基础知识,建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框架,同时开展深入浅出的教学创新工作,提高学生对于学科间融会贯通的能力培养。着眼于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创建和谐的教学体系。 我国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现状 传统的学科理论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科知识论,其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职业能力即知识的运用,所以知识的传授要先行,知识要有系统性、完整性,实践课是理论课的演绎和附庸。人才培养方案一般按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含实习)分别安排在前期、中期和后期讲授。在学习过程中,先学枯燥、抽象的理论,然后开展具体的实践,对实践的理论思考在前,作为思考对象的实践在后,这脱离了职业活动的过程。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尤其是对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迫切。传统学科中心化的专业结构设置,将教学内容设计为一系列体系化的理论和知识谱系,教学的组织形式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进行知识讲授,且讲授的知识也就作为考试考查的主要内容……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现象十分 普遍,这样的教育教学模式势必导致培养能坐而论道,不能起而行之的人才。这些现象非常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和就业。 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特点 新课程背景下对于汉语言文学教师的基本要求不同于以往 汉语言文学教学更多得将听、说、读、写作为终极目标,在汉语言文学新课程标准下,汉语言文学教学目标包括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三个维度。汉语言文学教学不仅增加了新的内涵, 而且凸现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团结协作意识,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交流能力。 它不仅体现了教育自身发展的趋势, 更回应了社会发展对人才基本素质的需要。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求当前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发生彻底转变, 就要求汉语言文学教师首先要发生重大转变和完善 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出文学作品中展示的艺术境界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功能,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学作品的这种特质来引导学生发现作品本身美的魅力,产生深切的情感体验,进而逐渐形成审美感受、审美意向与审美品位。所以,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努力引导学生对课文所描绘的美进行鉴赏的同时,还要引导他们注意其外部结构的表现形式和内部结构的情感渗透,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 3、汉语言文学教学重在培养学生有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 言文学教育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 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 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 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 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教学的主要目标,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改变汉语言文学教学现状的措施 1、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课程理念在对汉语言文学教学观念转变的指导中, 不但要求教师积极寻求教学观念的更新,而且要注意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转变。在现代化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 教师要通过精心的设置与合理的安排营造宽松的教学环境, 而且要注意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进而才能实现将课堂转变为学生活动主阵地的教学目标。 2、实践应用能力的强化 强化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3、变换思想练习, 注重培养学生思维的灵 活性新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观念中,不但要对传统教学方式方法进行彻底的革新与完善, 而且要注重对于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强化, 进而实现教学目标的最优化。 在现阶段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练习是课堂活动的基础部分之一,在习题中教师要摈弃传统的观念, 在练习中引导学生不断变换思想,不仅能巩固知识,形成技能,而且能启发思维,培养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结语: 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汉语言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学术载体,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大时代下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理论建设,出发点是为了建立健全学生的道德体系。但随着就业环境的日渐复杂和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大,用人单位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 求量日益增多,这就使得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必须进行一场教学革命,在建立好学生的道德体系和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贯彻汉语言文学的实用价值,着眼于实践能力的培养。 汉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与国际化的分析 摘要:汉语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语言,历经了长期的发展和演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经过了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变革与发展。新时期新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做好汉语言的产业化和国际化是汉语言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就从这一问题出发,进而结合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汉语言 产业化 国际化 发展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提高,实现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做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国际间交流的友好桥梁。而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媒介,其对于国际双方的交流来说意义重大。中国作为语言文字的重要起源国家,语言文化历经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而随着新时期的发展,汉语言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必须大力的开展汉语言文化的传播,扩大其影响的力度,逐渐的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大发展和大交流,进而实现其全面的发展。当然,要做好汉语言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让汉语言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还需要积极的进行探索,进而寻求出有效的方式呵呵途径。下面,笔者就将结合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一、新时期汉语言文学发展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间的交流和沟通也越来越频繁,这不仅仅体现在国际间的经济贸易上,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也是这样。作为重要的交流媒介—语言,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中国来说,汉语言的发展也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发展和变迁,在新的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扩大。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汉语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国家的人民都在积极的学习汉语,开始接触古老的中国文化,感受魅力无穷的汉语言文学,在世界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这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发展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也是汉语言文化走向世界、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因此必须迎接机遇,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大发展。 当然,汉语言文学要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发展需要树立长远的发展目标。结合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就要更加的树立自身的特色,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不断的实现突破和提升。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起国际化的规划,有步骤有层次的实现汉语言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二、对于汉语言文学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探讨和分析 1.树立起产业化发展的理念,不断的实现产业化发展目标。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产业化的发展道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对于这种文化自身的发展以及长期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要实现好的发展就需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传播发展的力度,针对这一问题,产业化地发展模式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要想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那么就要有效的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分析和探究,进而寻求出有效的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划。那么,从当前的汉语言文化发展现状来看,我们就需要依照汉语言文学自身的特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探讨。古汉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汉语言文学最为丰富的素材宝库, 他对于汉语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革,近代的白话文开始兴起,汉语言文学也就开始了一场变革和发展,而现代青少年对于深入学习研究古汉语和国学的耐心正逐步丧失。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应该与汉语支撑并由汉语表达的中国的价值观理念结合在一起,而不应该是由汉语描绘出的其他文化的内容,在这方面需要加强注意。 2.汉语言文学的国际化。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就需要做好全面的规划和详细的分析。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要想实现其国际化的发展,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汉语的国际化,让更大范围内接受汉语。这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让汉语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认可,这对于汉语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语言也是较为重要的一个代表。在这方面汉语言的发展就有了很好的一个发展平台。与此同时,实现汉语言的国际化就要建立汉语言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中国的文化产业有很多重要的组成,但是在发展汉语言国际化的过程中就需要将汉语言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进行国际化。针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在各方面做好准备,尤其是在人力以及物力和财力上,在这几个方面做好支持。最后,汉语言文学要渗透到的是世界各国,不应该急功近利只盯住拥有文化话语权的欧美各国。要实现汉语言的国际化发展就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放眼全球的发展规划,进而建立起汉语言发展的体系。 3.走产业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对于汉语言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必须紧密的和国际化的发展大环境联系起来,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任何淡化了或者是脱离了国际化来谈产业化都是片面的,缺乏客观性的。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国际化与产业化是互相支持和紧密相连的。所以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大发展和产业化路子就要将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还需要加强其自身的影响力,这就需要我们在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的树立品牌意识。对于汉语言的产业化发展来说树立品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也是市场化发展的重要需求。同时,产业化和国际化应该是共同进行的,这一点美国的全球精英教育不可谓不是典范。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与振兴不仅仅只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应该是与中华民族的崛当然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还需要和中国的发展历程紧密的联系起来,实现和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一道走向世界。而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与国际化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支持和后盾,这就需要国家在汉语言的发展上予以支持。我们相信只有多方联手进行准备,汉语言的发展就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更好的发展,最终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 汉语言文学论文:对汉语言文学类就业方向探索 汉语言文学是一个传统专业,在我国的综合性大学以及师范类大学几乎都有此专业,在精英教育的年代,高校设此专业主要是培养研究型人才和语文教师。随着高校扩招,精英教育也随即转为大众教育。社会需要的研究型人才以及语文教师都很有限,如何解决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问题迫在眉睫。为此,笔者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意向及社会需求进行调查,以期分析大众教育时期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向。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意向及社会需求调查 笔者2011年2月21日在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网站()上相关调查问卷,2011年5月25日结束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2份。此次填写调查问卷的同学多为普通高校大一学生,一半以上的学生因为对汉语言文学有浓厚的兴趣而选择该专业。通过调查发现,尽管54.8%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想从事该方面的工作,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情况了解不深,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集中在语文老师、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记者、编辑、文秘、公务员及科学研究等六方面。通过表1可知,此六类方向多为传统的行政及事业单位,大多数学生忽略了汉语言文学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不了解市场的发展对于汉语言文学素质的社会需求情况,从而影响了他们就业意向的选择及判断。为此,笔者对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各年级学生进行了访谈,面对面了解他们对于就业的看法。大多数同学的就业意向基本上追求工作稳定,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以上六个方向中;有部分同学表示想出去在社会上闯一闯,但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很迷茫,不了解市场的企业中有哪些岗位可以让自己学以致用。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查询了一些国内知名的招聘网站,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社会需求情况,以下以51job网站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2011年6月4日,笔者在51job网站上,用“汉语言文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能搜到1584条相关结果,招聘公司涉及教育、软件、网站、科技、传媒、房地产、旅游等各方面,由此可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范围非常广。通过对上述结果进行分类搜索,文案及策划类岗位799条,编辑类岗位512条,文秘类岗位201条,教师类岗位162条,企业文化类岗位111条,前台类岗位27条,其它岗位21条(因有些岗位界限不分明,上述分类数据稍有重复)。由调查可知,传统的就业方向语文教师的社会需求已经比较有限,逐渐趋向于饱和,而文案与策划类岗位随着文化产业的繁荣异军突起,社会需求持续增长。编辑类岗位紧随其后,但大多不是传统的新闻或出版单位,而是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网站编辑存在较大缺口。随后,笔者查阅了汉语言文学各类招聘岗位的具体岗位要求,通过统计、分析及比较,发现尽管每个公司的岗位要求各不相同,但多集中在文字表达能力、办公软件运用能力、思维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团队精神、职业素养等六方面。经过分析整理,各类招聘岗位要求如表2所示。 与此相关,笔者调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对于大学期间必须获得的以下知识及能力重要性的排序:A、出色的讲演能力及一口流利的普通话;B、深厚的写作功底,在各种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C、出色的交际能力,在社团中担任重要职位;D、具有正确的文艺观点、语言文字观点和坚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同学认为B和D的重要性超过了A和C,但多数学生认为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模式较难让自己获得以上ABC三项技能。总之,随着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市场对汉语言文学的需求不断增长,各类相关岗位对于除文学基础知识外的各项汉语言文学素质及个人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升,但是由于普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模式较为陈旧,大多还是以培养语文教师和研究型人才为导向,导致大多数学生不能根据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拓展就业方向,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就业竞争力不强。为缓解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的矛盾,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模式改革势在必行。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方向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及高校人才培养时明确指出:“注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这是党中央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改革方向也恰恰在于从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不仅要注重文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特别是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此许多高校在上个世纪末就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造进行了尝试与探索,大多数的做法还是紧跟市场,在人才培养方式上,设置“师范”、“新闻”、“文秘”等带有职业导向的选修方向并 设置相应的选修课程。这些做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改革仅限于一些选修课程上,基础课及专业课程的设置基本没有变化,因此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岗位能力培养的社会需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性不强,实践动手能力较差。根据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能力需求,为了进一步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人才培养模式应以能力型人才培养为主,强化文学审美能力、文字表达能力、职业技术能力及职业素养的培育。 1、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审美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学知识,更需要良好的文学阅读习惯及文学审美经验。传统的培养模式大都强调文学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教学内容注重文学史知识及文学理论的传授,文学审美实践成为文学知识的演绎和附庸,忽略了学生文学阅读兴趣的培养。事实上,这种培养模式脱离了市场,脱离了职业活动的过程。美国着名教育家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二十章认为“如果实验科学的进步有所表明,那就是除非作为‘做’的产物,否则就没有所谓真正的知识和有效的理解”,因此文学审美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更重要的是知识的运用。笔者认为如果将文学知识的传授与当今流行的网络、影视、游戏、动漫等相结合,更有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如从《功夫熊猫》出发挖掘中国的民族元素,从流行音乐的歌词探讨宋词的流行及主题,从网络游戏《三国》探讨《三国演义》的诸多内容和价值观等。 汉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中的艺术与审美 我们之所以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同当代哲学与美学的转型密切相关。前已说到,从19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20世纪以来,哲学与美学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即由思辨哲学到人生哲学,由对美的本质主义探讨到具体的审美经验研究的转型。诚如李斯特威尔在《近代美学史评述》中所说:“整个近代思想界,不管有多少派别,多少分歧,都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一点也使得近代的思想界鲜明地不同于它在上一个世纪的前驱。这一点就是近代思想界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是从关于存在的最后本性的那种模糊的臆测出发,不是从形而上学的那种脆弱而又争论不休的某些假设出发,不是从任何种类的先天信仰出发,而是从人类实际的美感经验出发的,而美感经验又是从人类对艺术和自然的普遍欣赏中,从艺术家生动的创作活动中,以及从各种美的艺术和实用艺术长期而又变化多端的历史演变中表现出来。”众所周知,审美经验论之发端是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它们以审美经验作为其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以培根、休谟、柏克为其代表,均将审美经验归结为以主体之体验为基础。即使是柏克对审美经验客观性的探求也是立足于人的主体感官的共同性。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作为主观的合目的性,也是一种对于具有共通感的审美快感(经验)之判断。但黑格尔在这一方面却从康德倒退到本质主义的美学探讨。黑格尔之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尼采的酒神精神说,尽管其审美内涵中包含着形而上之内容,但仍是以审美经验为其基础。从20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当代美学流派都立足于审美经验。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可以说是开了将经验与情感表现相联系的当代美学之先河。此后,克莱夫.贝尔的审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更同经验密切相关。而真正打出艺术的审美经验旗帜的则是杜威。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标志着经验派美学逐步走向成熟。但只有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使经验论美学真正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与深刻的内涵。他于1953年出版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论着《审美经验现象学》,提出“艺术即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相互关联”的重要美学观点。此后,经验论美学即渗透于存在论、符号论与阐释学美学等各种新兴美学理论形态之中。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这一点十分切合中国文艺美学遗产。中国古代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和传统,但中国的文艺美学传统同西方传统迥异。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有关美与艺术之本质的思辨性思考,大量的美学遗产都是体悟式的艺术审美经验的阐发。着名的意境说就是对作者情景交融、物人一致之审美经验的阐发。正如王昌龄在《诗格》中所说,所谓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而所谓“妙悟”则是对审美经验的主体艺术想象特性作了深刻描述。陆机在着名的《文赋》中对“妙悟”之艺术想象作了生动的描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朦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侵”。对于审美经验中艺术想象之描述可谓生动具体,绘声绘色。我国古代着名的“趣味”说则着重从审美欣赏的独特视角阐述审美经验。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道:“而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并提出“知其咸酸之外”、“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的基本观点,都是对审美欣赏中经验的深刻体悟。我们认为要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学科应该很好地总结中国传统美学这一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 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哲学——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第五,经验与快感。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快感,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快感、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快感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快感”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推翻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快感的同时,也是强调对快感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理学。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内容,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科学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自然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快感之间的界限一 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评判等等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快感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经济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快感,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发展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着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美学史家鲍桑葵在其《美学史》研究中就采用了历史突破逻辑的方法,使这本美学史在诸多方面颇具创意。由此,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所说的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其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也不能采用思辩的方法,而应采用以审美经验的研究为主,辅之以逻辑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的基本着重点在历史的、当代的文艺的审美经验事实,包括作者自身的审美体验,主要以此为据提炼出理论的观点。当然也要借助当代流行的各种理论的概念和话语,但不为其所束缚,而以审美经验的事实为依据,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充实、发展和突破。我们的另一个主旨还试图将当代的对话理论作为重要的方法维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想采取传统的教化与灌输的方式,而是采取作者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审美经验,经验既具有社会共通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个人感悟性。所以,我们所提供的只是我们的一种感悟。期望以此唤起他人的共鸣,甚至产生一种新的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在这一点上,读者是有着充分的自由度和广阔的空间的。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互动式的科学研究,希图激起读者更大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其探索新问题的兴趣。同时,我们还试图采用心理学的,阐释学的以及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方法的多样性也是我们的探索之一。 我们试图对文艺美学学科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有探索就必然会有失误。因此,我们热诚期望广大学术界的朋友参加到探索的行列之中,给我们以批评与指正。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仅仅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朋友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培养,使之健康成长。我们期待文艺美学这一新兴的正在建构中的学科在大家的呵护下更加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美学园地的一个新的贡献 汉语言文学论文:对汉语言文学就业人才培养分析 一、当今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1.学科定位不准确。近几年来,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化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学院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教育部也对各级高校进行了专业合格评估,但是,我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对汉语言专业依然缺乏准确的定位,不少高校尤其是诸多地方高校仍然抱着传统的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更没有顾及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所以,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 2.课程设置不合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自身的特殊性,除少数继续深造或在中学任教之外,大部分学生不会在相对应的行业领域就业。因此,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只是作为广阔的背景存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直接涉及到。但是,在实际课程设置之时,承接传统的惯性,学校依然将焦点集中在传统专业课上,如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等占据了汉语言文学课的90%以上,专业基础知识也是重复出现在专业课程、基础教学课程、选修课程之中。而一些新兴课程如网络编辑学、现代办公技术、公关礼仪、DV制作等紧跟时代前沿并且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课程,往往没有开设。这种课程设置对于专业的人才培养确实有一定好处,但却限制了学生的视野,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影响了学生的择业能力。这样就形成了现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不能协调的现象。 3.教学手段落后。随着教学设施不断更新,近几年现代化教学设备迅速在高校之中普及,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在大多数高校,普遍采用的是“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受教学内容的影响很少使用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在课堂上很少能形成声文并茂、生趣盎然的教学情境,也难以激发学生的高度热情,不能丰富见闻,更无法培养浓厚的兴趣。由于教学手段的落后,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之中,只有教师一个人在津津乐道,学生只是消极地接受知识,而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他们动脑的思维能力及动手的实践能力受到了严重的禁锢。 4.对学生的评价体系单一。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只注重学生知识的评价,而忽视了学生能力的评价。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考试中也只是重视考察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评价的依据基本上是笔试的成绩。奖学金的评定,优秀学生、预备党员的选取,很大一部分依据学习成绩,而对学生的视野广度、电脑技能、职业规划及交际交往等非专业能力则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 二、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1.学科定位要有层次性。不同类型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来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例如:国家重点文科院校师资雄厚,图书资料齐全,其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全面发展,不仅能从事以后的教学及各行各业文字工作,还应有较强的科研和管理能力,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级汉语专业人才。综合性大学、重点师范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基本定位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从事汉语教学与训练,具有文字编辑和新闻采编能力,同时也应该兼有社会文化工作的指导能力的综合型人才。普通专科院校、高职院校和“专升本”时间不长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将重点转向为农村、社区培养专门人才,培养出既能在艰苦办学条件下担任教学与训练任务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又能够胜任其他行业的专门人才。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划分不同的层次,就可以改变原来“一刀切”的弊端,使学科定位明晰,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2.专业方向要有多向性。当前社会各种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所以,单纯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对本专业的方向设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考虑。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具体要求,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模式进行方向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可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之下分设语文教学与教育管理(即师范类)、涉外高级文秘、文化产业管理、新闻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限选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这样就能使学生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向学习,从而完成从单一性到多向性的转型。 3.课程设置要有科学性。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课程体系的改革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改革的核心。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优化传统专业基础课。当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的专业基础课程,存有繁琐重复之弊,所以,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首先要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强化核心内容。其次要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文学概论和写作学都讲文体学知识,文学史和文学概论都涉及文学思潮,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的,后面的课程不要再重复,使整个专业基础课的结构严密而紧凑。其次,增加专业技能课。刘颖聪先生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考研模块、教育与教学模块、文秘与公关模块、新闻传播模块、社区文化管理模块等五大模块,其中后面三个模块基本就属于专业技能课。专业技能课程的系统设置与强化,是实现培养本专业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基本保证。在现有的课程设计中,我们设置的应用性课程相对来说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根 据社会的需要和专业方向的要求,我们应该相应地增加新兴的课程,如在文秘与公关方向之下,应该开设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培养学生从事企事业、机关文员及秘书的能力。在新闻传播方向之下,应该开设编辑与采访及相应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实践的系列课程,培养学生在文化及新闻领域从业的能力。对外汉语教学方向之下,应该开设教学理论、外国文化及相应的实践课程。这种课程体系的设定能够使我们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的矛盾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平衡,能更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技能培养要有实用性。原来培养的汉语人才往往是只懂得运用语言文字工具、与书本打交道的人。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汉语人才必须要多方面地掌握实用性的技术。如,现代科技日益发展,各种网络、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并成为安身立命的必备技能,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要既能耍笔杆子,又能扛摄像机,还懂得编辑与制作,能够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等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再如,汉语在国际上地位日渐突出,世界各地有众多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对外汉语教师极其紧缺,特别是汉语言文学基础深厚又熟悉一门外语的人才更是倍受青睐,对此,一定要指导有意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熟练掌握英语技能,这无疑比单纯的汉语人才更具有竞争优势。 5.教学环节要有实践性。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作用十分重要,是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具有稳定与广阔就业前景的重要一环。2007年,教育部等十部委就大学生就业政策联合采取五大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广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活动。使一大批高职学校的毕业生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只是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提出的要求,但也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重要参考。在教学环节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室,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注重课内与课外的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比较强,打好扎实的专业功底,将会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原动力,所以对于专业课程,不能采用一律压缩的态度,在引导学生掌握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社团的各类活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培养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效的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也是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老师要积极借用,整合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课外训练平台,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学校与实习基地间的直接通道,扩大实习基地的选择范围。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有关部门学习锻炼,或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相关部分也要专门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和国际交流的机会,要及时各类信息,使学生在第一时间收到公司短期实习或者校内研究助理等招聘信息,从而建立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培养机制。 6.就业指导机制要有明确性。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职业定位模糊,此专业学生对于毕业后就业的意向往往比较模糊。很多同学在大学四年之中,随波逐流没有任何规划,致使毕业找工作之时手忙脚乱。所以,老师要注意此种情况,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分阶段地指导学生制订职业生涯规划,建立有效的就业指导机制。大一是就业教育的萌芽期。在大学一年级时,老师要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大二是就业的储备期。对大二的学生要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则到了就业取向的分化期。在这个年级阶段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者还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橱窗宣传、个别辅导等集中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让准备就业的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7.学生评价机制要有全面性。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之中的学生评价机制,要求对学生做出全面、系统、公正的评价。根据各高校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的要求,在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考核之时,要将传统的命题标准、知识评分标准与能力检测标准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仅对掌握知识的程度进行有效考核,还要对其各个方面的能力做出全面考核。在全面考核过程中,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把精力用在强化动手能力和提高专业技能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秘基础知识》课,教学中采用“与文秘岗位能力要求相结合”的开放式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通过讲授、示范、实习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实现教、学、做一体化。考核方式是:与岗位测评对接,实行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和行业专家总评。具体做法是:在课岗结合的基础上,分为模拟现场、情景设定和书面材料写作、礼仪举止评定等方式,并让学生在评审汇报时当主角。实践证明,知识评分标准与能力检测标准有机结合,能够对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做出全面的评价。 总之,汉语言文学专业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应该从学科定位的层次性、专业方向的多向性、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技能培养的应用性、教学环节的实践性、就业指导机制的明确性及学生评价机制的全面性等入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才能真正实现从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汉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革新 1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的问题剖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目前的本科层次有两种,一种是普招本科,4年学制;一种是专升本,2年学制。层次多,学生来源面广。再加上本科设立时间短、基础较薄弱。于此,专业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课程设置存在问题,专修课课时明显不够,实践课学时较少,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不足;其次,考核制度和形式不规范;再次,学生专业认同感不强,认识的深度不够。同时,学生就业率低,就业水平不高。为此,多次组织本系老师对我国特别是本省的教育现状、社会需求、学生学情等开展较全面的调查。先后走访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并和省外其他着名院校就中文教学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和交流,获得了大量的教改信息和宝贵的教改经验。通过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与比较,使我们基本把握了新建院校中文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科学思考之后,我们选择了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教育理念———全纳教育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改革。构建了“平台+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的“平台”是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素质平台,这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和关键,侧重于基本知识和人文素质;“模块”更多的是侧重于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主要分为3种类型:研究型(考研深造)、教师型(教师职业)、应用型(文书、秘书、记者、编辑)。 2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的课程体系 我们的教学改革旨在吸取“全纳教育”思想理念和执着精神,让不同层次有着不同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为此,我们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修订和调整。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共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等6大类。这里重点阐述后3类课程。 2.1专业拓展课程 是在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职业生涯设计的延续性课程。在专业拓展课程设置上,我们设置了3大模块。(1)考研深造类课程主要从语言和文学两大类别来设置,提供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和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诗经》的文化阐释、唐诗宋词专题、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五四”文学思潮等课程。(2)教师教育类主要设置了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学解读学、经典文学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现代职业礼仪和演讲与口才等课程。在教师教育类课程体系中,不仅要培养普通学校的教师,也努力向特殊教育领域拓展,力求培养全纳型教师。(3)文秘编辑类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等课程。此类课程适合于将来从事文书和公务员等职业的需要。在3大模块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个人需求、职业生涯设计在一个或多个模块中自由选课。这样,学生既有专业发展方向,又有利于专业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2.2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 综合素质课程是拓宽学生知识面,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展现教师研究专长,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讲座型课程。包括人文素质、政治外语、教师教育、科学专题和艺术体育等5个类别,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修。实践教学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而开设的实践性课程。包括基础性实践、专业性实践和综合性实践等3个类别。除了常规性的军训、生产劳动、专业见习、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实践课程外,还结合专业特点,探索活动课程体系。主要实践课程包括文学采风、学年论文、文化资源调查、非线性编辑、报刊排版和文书档案管理等。 3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能混同,有的人把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当成一种方法,这是不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指解决问题的思路、程序和步骤,而现代教学方法体现在“教”与“学”两个主体的互动之中。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根据不同的教学 内容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3.1运用“系统讲授法”,建立学科的知识结构 大学低年级学生开始认识专业的概念,但尚未形成该专业的知识结构。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讲授,使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整体认识。有人认为一开始就实施研究性教学法,提早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实践证明,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一年打基础阶段,运用“认知—同化”学习理论,合理地使用系统讲授法或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便于学生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3.2倡导“指导—探究”性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 虽然第二学年的专业学习仍然是基础课程的学习,但是随着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课程内容逐步深化,教学方法可以逐步由以接受性学习方法为主过渡到以“指导—探究性”学习方法为主。所谓“指导—探究性”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从学习中去主动地探索、发现,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这种课程形态的核心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形成学生的自学能力。但这种教学法决不能忽略教师的作用。教师的指导更多地表现在组织上和服务上,空间由课堂延伸到课外。 3.3尝试“问题中心”教学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到了高年级,主要是一些选修课和应用技能课。这个阶段主要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解决问题的各种活动,建构知识体系,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学生构建起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专业应用能力。但是,这种教学法的实施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学校的教学评价机制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办法需要作适当的调整。 4强化实践环节 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同专业方向的要求,形成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和课外活动一体化的教学实践体系。 4.1适时组织专业见习,使学生体会汉语言文学原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意义 专业见习一般在第2学年进行。主要是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直接参加学校、机关、文化单位的实践活动。应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见习课堂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机关文秘工作、文化产业管理工作。专业见习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增进学生对于工作的理解和感情,增强其事业心,为专业实习奠定基础。专业见习以短期为宜,视情况可多次进行,也可按专题进行组织。 4.2组织“顶岗”专业实习,使部分学生能够实习和就业衔接 高级文秘方向的学生,专业实习拟安排在第4学年的第2学期,时间是一个学期。跟汉语语言文学方向的学生不同,一个单位接收实习生数量不可能很多,实习地点分散,教师指导不方便。从以往实习接受单位的要求来看,他们往往把接受实习和考察用人结合在一起,顶岗实习成了专业实习的特殊方式。它的优点是实习生角色意识增强,因为这种实习是把实践活动与职业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习生的应用能力、现实表现决定了他的去留。它的不足是用人单位的不同要求与专业设计的科学标准有一定的差别。因此,专业实习必须制定统一的要求与考核程序,并与实习单位交流沟通,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完成专业实习的程序并考核及格方可毕业。 4.3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使其成为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载体 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制定相关的激励、扶持政策。鼓励学生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资助少数学生出版学术专着和文学作品。积极发动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和专业建设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竞赛,力争在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实践证明,将这四种途径有机结合,可以全方位地、有效地促进培养目标的实现。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合理配备师资,搭建优秀教师队伍。教师毕业于不同的院校和专业,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不一样。本着发挥每个人长处的原则,安排其在最合适的课程教学岗位之上。除此之外,把眼光放在全院,选聘有专业特长的系外老师担任相应的课程教学。这些教师的加盟,保证了“课程群”教学任务高质量的完成,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办学效率。在提高教师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落实教学质量全过程督导,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之目的。每位教师在接每门课程时要做好以下环节的案头工作:制定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拟订教学实施计划;编写讲稿、教案;期末出试卷、标准答案;写教学小结。在教学过程中,时时接受学院教学专家组的督导,期末每位学生还要给教师打分。同时,严格执行教师互听课制度和青年教师导师制度;制定科学的测评方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科学评价。经过近四年的建设和实践,洛阳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已步入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 汉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探讨 1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核心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 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2.1 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2 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 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2]。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论*文*网] 3 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3.1 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 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 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3.2 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3]。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汉语言文学论文:探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 论文摘要:我国各个高等学校专业设立中,设立最多、设立时间最长,同时又是学校专业组成中必不可少的专业之一便是汉语言文学。它具有众多的优势,例如基础实力雄厚、就业范围较为广泛、社会各个行业对其需求比较稳定,等等。但是,在信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与经济文化也在飞速向前发展,这都在渐渐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教育观念以及人才战略观念,更对传统的人文类专业造成巨大的冲击。 作为历史久远的传统类专业之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早在“五四”时期便已确立其基本内涵,而其专业中的课程系统组成是在20世纪中叶左右,在借鉴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确定的。在时代的限制下,汉语言文学的人才培育方式发展为知识性的,其能力培育仅仅是知识传播下的衍生品,能力本质并不是其目的。如今社会迫切需要专业性能力较强的应用型专业人员对于汉语言文学类专业毕业的学生来说,展现自身能力及才华的主要方式就是写作,这也是社会各界对此类专业毕业生的最基础性的要求。从当今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状况来看,他们的主要工作类型有:语文教育、文化宣传推广、新闻类工作、秘书、行政管理等,这些工作都要求相关从事人员具备较高的写作能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时期要进行语言及文学基础知识的扎实积累,同时还要进行文学气质的培养、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审美观念与创新思想的培育,这都是为毕业生踏上社会赢得欢迎所做的备战工作。所以,要从当前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所要具备的能力培育出发,针对其课程系统与培育方式进行相关的改进以及结构性的调整,整体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以此形成自身特有优势,不仅顺应实际需求,同时也是顺应时势潮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具有的教育特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的职业定位是比较模糊的,它不像建筑工程学、会计学以及医学类专业那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因此难以与应用型直接相提并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的人文类学科,不仅承载展现人文精神风貌的重任,还承载着发扬和提高全民整体语言文化素质的重任。它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外优秀文化及其遗产的学习与传承,其核心内容是关心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即对人类、国家、民族、集体、个人与自身的一种认知和社会责任。因此,其专业教育的特色在于其培育出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人事的相关工作,对专业生人文素质的培育比较重视;教育非直接体现于应用方面,而是从对社会人文观念及精神文明择取的影响上加以体现;不注重直接创造出的、可以进行计算的经济收益,而是注重对无法以数值计算的社会收益的创造,等等。目前,在社会不断进步以及就业形势逐渐严峻的情况下,教育的实用性逐渐成为教育的追求目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来讲,进行适当变革是很有必要的,在坚持传统的同时,积极与社会需要接轨。 二当前汉语言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普修课课程安排,专修课的上课时间明显太少,导致对专业的深度学习出现不足;其次,教育教学方式中存有的问题,实践类课程安排较少,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不强。 考核体制与考核形式方面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研究及掌握不足,但是都能够顺利获得相关学分以及通过最终毕业考核,这其实是对专业考核体制与专业考核形式存在缺陷的一种展现。例如:部分试卷考核的只是一些简单的专业概念,等等。同时,试卷决定课程最终成功的观念使得学生们只关心考试的最终结果,而忽略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 学生对自身所学专业的热爱程度不足的问题。对自身所学专业的认知不足,缺少对优秀文化传承与发扬的光荣感及使命感,同时自身专业素养还有待提升。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可采取的措施 1专业教学借助实用性理念来指导 在《中国大学生》这本杂志中,该专业的就业方向被描述为各类的编辑职务、教师、文案策划工作人员以及文秘等。然而,现实中, 这个领域的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多为新闻出版社、政府工作机关、企业公司以及科研机构,还有部分人从事了新兴的产业,诸如房地产、律师、金融外贸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的就业面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此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往往面临着有关专业的竞争压力,比如像新闻、公共管理、广告、文秘等专业。 2优化课程,增加学生专业知识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量多且杂,包含了诸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等十几门课程,为了使汉语言专业具有更好的竞争力,我们应当从三方面对课程进行优化:(1)课程内容精简化,要随着本领域的发展步伐,将最新的知识体系以及分析方法注入每门课程中。(2)核心内容凸显化,每门课程的结构都必须优化,学科基础的建立应根据此学科当前的发展来确定。(3)课程内容体系突出化,将各课程中的内容进行整合,使交叉重复现象最大限度地消除。 3提高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 为了满足就业的需求,必须提高专业的应用性,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增加其专业应用性。应该在“读”、“写”、“说”这三个领域下功夫,这三方面的技能必须得到强化。此专业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实用性教学工作:现代各种类型问题的写作能力、古今各种问题类型的阅读能力、信息的调研能力、语言的教学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课程体系必须得到良好的设置,教学内容也应丰富化,最好是能够形成某些应用模块来辅助专业课程的教学。只有这样,学生的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才能加强,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个专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人才。 4要始终围绕着目标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 结合开放式的人才教育培养目标,教育教学中后续课程与该课程的衔接工作应得到我们的重视。比如,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都有某些相同的文字,我们应该对此部分知识进行整合梳理,让重复度降到最低。安排课程内容的教学工作,不必追求过深,只要“够用”“必须”即可。要结合本专业的最新动态精选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语言敏感度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关于教学资源的选取问题,学校应根据课程改革以及教学大纲的需求,优化选择各种不同的教材。一方面要选择使用频繁的教材,满足语文教师的各种新需求以及现代教育的新挑战;另一方面要选择足够量的参考教材作为后备资源。这样一来,诸如教学标准的制定、教学大纲的实施、课程体系的确立、教学辅导的夯实、教学资源评价以及数字化工作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我们要借助网络,稳步有序地组织有关的教学辅助资料以及与本课程有关的教材档案体系。 四专业教育要具有创新的理念作为指导 我们进行创新就要做到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创新以及教学思维的创新,各自的具体内容如下。 1教学内容创新要突破专业限制 该专业的毕业生虽然拥有着一个广阔的就业面,然而因为专业针对性不强,其就业工作往往受到其他专业学生的强力冲击。因此,本专业的教学工作不能仅仅考虑文学和语言本身,而应该适当地结合就业现状和学科的发展历史推陈出新,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其实说白了,像广告、公共管理、文秘以及新闻专业,其实就是在汉语言文学这个领域经过创新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在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前提下,我们还应该突破传统的限制,不断改革创新,让汉语言文学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诸如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社区文化管理、公关和文秘、广告文秘等,都可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个应用模块,借助各个模块的学校教育,学生可以获得宝贵的从业能力和动手能力。 2强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极强的文学底蕴,要求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东方文化底蕴,还要有深厚的汉语感情。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能力与自身关于东方文化的亲和力以及自己推陈出新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一方面,教师要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具有极强的意识以及新颖的教育教学思路,他们不仅要潜心实验、乐于探索,还要不断地开拓进取。要一改以往的那种文化传声筒的角色,通过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针对某些社会问题(例如新媒体传播方式、博客等)可以为我所用,将其带到课堂之上供学生思考。另一方面,教师也要培养自己的思维创新能力。他们要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在教学工作中不断地创新,用新观点、新思想不断地激励学生,学生在巨大的感召力之下也会感同身受,进行探索、发现、分析、思考、创新。虽然,根据专业特点,此专业的教师大都不讷于言,然而,他们必须要以实际行动,言行结合,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善于思考的能力。 总之,新课堂不仅饶有趣味充斥着人文气息,而且还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它让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工作做到了最好,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新课堂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了精神栖息的最佳港湾,培育新型思维的一方沃土,更成为师生人生历程的一次洗礼。如今的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还不能实现如此完美的教学目标,但只要我站在了神圣的三尺讲台之上,我就要孜孜不倦、竭我所能地工作。学生是我国的未来,我们在进行中文教学的过程中,更应该贯彻实施上面提到的问题,学生实际掌握的语文知识丰富了,学生的汉语言体系自然就完善了,只要这样,中华文化才能不断地流淌,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地传承和弘扬。 汉语言文学论文:论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 汉语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已经趋向国际化。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视汉语言的教学特别是中学阶段的教学。传统的教学方式已不能满足要求,现代中学汉语言文学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重在尊重、协助与促进 尊重是教育的前提,但协助和促进才是目的。面对自主的语文学习,教师的协助主要表现在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授予必要的基础知识和方法。教师的促进主要表现在切实的引导,把/:请记住我站域名/学生的思维、情感和想象朝“深度”、“广度”和“长度”上引。 2重在积累、互动与熏陶 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的重要交际工具,只有掌握了某种语言的人,才能进入人类社会,拥有人的活动,从这个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语文学习是人成其为人的重要活动。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必要的语言文字和不断地发展语言,因此,丰富和积累语言应该成为我们有意义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由此,在中学语文教学应强化三点: 第一,积累。语文学习应从积累语言开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可从这四个方面去引导学生积累:一是积累语言材料,主要指掌握丰富的词汇、俗语、谚语等;二是积累语言形式,背育一些典型结构的短语和段落,如识记一些好的排比句、顶针句,总分、转折、递进等结构的段落;三是积累语言范例,主要指背育一些优美诗文、小说、戏曲名着的片段等;四是积累语言形象,对名着中的典型人物、典故和意象等做到胸中有数。这样,我们的学生,思维就有了凭借,表达就有了材料。 第二,互动。掌握语言是为了更好的交际,而交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有在互中才能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课堂中,我们要创设情境,让学生在互动中学习语言。 第三,熏陶。汉语言讲究神韵、意象和言外之意,在指导学生掌握这种语言时,不宜用纯理性的分析方法,而重在熏陶,营造各种情境,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并在感悟的过程中渗透理性分析,从而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 3重在拓展、选择与凝结 现代中学生的语文学习内容应该是全息的,一切现实的、虚拟的、心理的世界都可作为语文学习的内容,教材只是这偌大的语文学习空间中的一个小小例子而已。打个比方来说,教材只是学生学习的港湾,而世界才是学生要航行的大海。中学生的语文学习既要建设好港湾,也要从港湾走出去,到生活的海洋中去遨游,在偌大的海洋中探寻自己所要的宝藏。 语文教学的职责就在于打破传统的时空界限,在时间上,融、现在与未来于一炉,“融历史于现在”很好理解,就是把人类历史遗产的精华引入课堂,让学生来学习。而“让未来融入现在”,让学生及时了解最前沿的动态,从而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开一扇扇智慧的窗户。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需处理好几组关系: 第一,的无限性与选择的有限性的关系。在组织语文教学时,我们可获得的信息是全方位的,有现实的,也有虚拟的,但对具体的某次教学来说,其选择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引入教学中,既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择,进行最优化的选择。 第二,问题的复杂性与教学的典型性的关系。语文教学打破时空界限之后,一些必然的,偶然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形成复杂的意义形态。语文教学要正视这种复杂性,不拘泥于“一课一题”,而是尽可能让学生做多方面的探索。但重视问题的复杂性并不等于让学生在复杂的问题中“兜圈子”,使教学成为一团“乱麻”,相反,要透过复杂的问题,抓典型,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克我们学习的主要问题。这就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既有目标又不拘泥于目标,既有主题,又关注到“去中心”的话题,从而构建起具有独特个性的语文教学。 4重在牵引、护航与调控 第一,引导学生对意义进行探寻与创造。语文学习不管形态如何多样,但其价值应定位在对人的关怀和促进人的发展与创造上。如果把每一次语文学习看作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小场景”的话,那么每一次语文学习都贯串着人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与创造。 第二,促进学生对话的生成并调控。语文教学是师生对话的过程,其话题要在对话中不断生成与调控。而过去,我们太注重自己对教学的把握与控制了,把教学当作表演“剧”的舞台,从而步入了僵化、机械化的“死胡同”,难以自拔。其实,某次语文教学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而不是一个必然世界,正如我们的未来世界一样,站在现在的时空里所做出的判断,只能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因此,语文学习与教学是在师生、文本的对话中不断寻找话题而展开的。生成与调控是新语文教学的重要特点。我们要顺应这一特点,把语文教学弄得有声有色。 总之,中学生是我们的未来,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并贯彻实施。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学习和掌握语文知识。中学汉语言学教学办好了,就为以后的专业学习和教学打好了基础。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方能得到弘扬。 汉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一、引言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中文系中最常设的一个专业,也被誉为文科的万能专业,毕业的学生供不应求,可以从事社会人文领域的很多工作。但随着学科门类的增多,专业的细化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才市场开始倾斜。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本身原因是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缺乏应用性的缺陷,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一大问题。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教学内容重纯文学,然而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内容偏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集中的问题。 2.1培养目标不清晰 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一度非常辉煌,学生能够拥有稳定的职业,一度拥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与专业自豪感,近几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失去了过去的专业优势。 再加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很多高校依然抱着传统优势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找准定位,更没有考虑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反差。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并产生强烈的厌学情绪,优势专业成为了劣势专业。 2.2教学内容重纯文学轻社会学 教学内容是对教学计划的具体落实,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步骤。因而教学内容的设置必须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然而,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大多是文学史、文学概论、文学作品等,教学内容脱离了社会,远离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社会学科,影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毕业后与社会格格不入,脱离实际,只会做文字游戏。 教师所教、学生所学,都是闭门造车,对于热点的生活,广阔的实践,基本没有接触。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都陈旧落后,极大地约束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顺应时代和就业的需求,把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到综合应用型现代化人才上。当代社会各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单纯的汉语言文学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定位。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重应用,对专业进行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另外随着现代化媒体技术的发展,熟练运用现代媒体,也是不可或缺的。现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要有过硬的写、说能力,还懂得编辑与制作,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融会贯通,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四、汉语言文学应用型课程体系设置 根据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行厚基础、多方向、因材施教、灵活多样的育人模式,建立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新体系,对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调整。 4.1基础课程 培养学生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教育科研的能力,是一个应用型模块。主要开设语言教育提高系列课程,设置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研究方法、教师发展研究、教师职业技能训练、语文课件制作、语文教学艺术、语文教材篇目研究与教学设计、现代职业礼仪、演讲与口才等课程。 4.2提升课程 主要提升专业理论,训练科研能力,着眼于学生升造。可开设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逻辑学、汉语语法学史、中国语言学史、国外汉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中国当代文学专题、影视艺术欣赏、杂文创作艺术论、外国文学专题等类课程。 4.3应用行文课程 开设应用行文相关的理论、实务、实践系列课程,培养学生从事机关文员工作能力。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 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 五、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建议 5.1全程辅助职业生涯规划 在大学一年级利用新生入学教育契机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对二年级则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这个年级阶段我们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还是企事业单位工作者,或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个别辅导等形式集中资源优势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对准备就业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5.2增加实践环节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除了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各门课程都要围绕这一主旨有重点地训练学生某方面的能力外,最重要的就是强化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实际的工作中得到充分锻炼,增强能力,以适应、胜任未来的工作。 从大三开始分专业方向,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将来的就业意向,在所开设的课程中添加实践内容。将“听、说、读、写”能力训练落实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如公务员、教师方向的,其秘书学、行政管理学、中学语文教学法等课程的教学,设置三分之一的实训课程,主讲教师一边讲理论,一边带学生到实习基地观摩、见习、实习,从而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见习、实习让学生查找理论学生中的不足,在后续的课程学习中加以弥补。 依托实验室优势,强化学生办公、制作等操作实践,培养学生“做”的能力。让学生能够充分的参与到每一个实验中去。进一步强化学生办公技术和制作等方面的动手能力。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作品赏析 《呼啸山庄》,文如其名,充斥着暴风雨怒吼咆哮的声音,这些声音喊出了人物的命运,传递出文章的思想。我国钱青教授曾说:“《呼啸山庄》在英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呼啸山庄》激荡淋漓的力量,更接近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弥尔顿的史诗。”可见,这部小说在国内外文学界的影响力。小说里面全是狂风暴雨下的荒芜原野、孤立突兀的山庄,有超越生死的爱恋,也有疯狂的复仇,扭曲变态的人性分裂……作者灵活地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将这些意象、场景、思想与人物内心刻画得十分传神,彰显了这部小说独有的艺术魅力。 一.作品简介 《呼啸山庄》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待(emily bronte,1818-1848)。《呼啸山庄》讲解的是一个爱情和复仇故事,是一部爱情悲剧。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小时候是一个孤儿,被别人收养长大,但是童年生活悲惨,备受欺凌,就算是他的爱情,也无法守护。后来,备受打击的希思克利夫通过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便成了有钱人,于是他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复仇;仇恨让他变得人性扭曲,变得人将不人。最终,人间真爱感化了他,他放弃了对下一代的继续复仇,而在神经错乱与极度的忧郁中死去,也代表了他人性的复苏。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在人物形象的把握上也十分到位,在希思克利夫的“爱—恨—复仇—醒悟”过程中,表达出最激烈的爱与恨,表达出人类世界中最极致的情感、经历。因此,《呼啸山庄》被誉为英国小说历史上最奇特,最具艺术魅力的一部小说。 二.独具匠心的叙事技巧 《呼啸山庄》的叙事技巧是与众不同、独具匠心的。作者艾米莉并未采取传统平铺直叙式的描述手法;小说没有采取常用的“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描述,而是通过文中不起眼人物洛克伍德和丁耐莉的叙述,采取双重叙事,多视角转换,听者与故事人物的多层次换位的结构,将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引向深入。《呼啸山庄》的这种叙事技巧,被称为是“时空倒错的多角度叙述模式”,极具创造性。 小说的故事从洛克伍德的自叙开始:“1801.i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a visit to my landlord……”。而到了第四章便是由丁耐莉将故事讲解给洛克伍德听的方式进行,直到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三十二章是由洛克伍德再次拜访山庄时开始叙述,“1802.this september i was invited to devastate the moors of a friend in the north, and on my journey to his abode……”最后两章再由丁耐莉叙述,由洛克伍德结尾。文章的结尾采用顺叙描述法,描写了小说的高潮部分,即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在对凯瑟琳的思念,以及对人生的彻悟接受了自己的死亡。最终解开了扣人心弦的悬念,意蕴深长、发人深思。 独特的叙事技巧,勾勒出这部小说的双重框架,且两层叙述之间衔接得十分紧密,环环相扣。洛克伍德和丁耐莉的交流式叙述,让读者感觉更真实、更亲切、更自然。“时空倒错”的叙事模式,让小说情节变得波澜起伏、悬念重重,并从多层次、多角度展出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表达了小说的中心思想。 三.别具一格的象征手法 象征手法是《呼啸山庄》的另一个创新和独特之处。作者艾米莉运用象征的表现手法,把神秘荒凉的原野山庄,狂风暴雨般的自然状况与矛盾复杂的人物内心结合起来,将抽象的思想具体化,用形象的事物象征了抽象的心理世界和思想情感。 小说中,四处都是偏远的山庄、荒凉的原野、枯黄的杂草、幽冷的落日、呼啸的狂风暴雨等意象,用以衬托主人公希思克利夫遭遇的命运,落寞的生活,曲折的爱情以及疯狂的复仇。文中用“枝干扭曲、发育不良”的树来象征了复仇状态中希思克利夫的人性扭曲变形,用阳光象征爱情,用火象、雷鸣电闪象征激情等。尤其是在文中的最后,以“i lingered round them, under that benign sky: watched the moths fluttering among the heath and harebells, listened to the soft wind breathing through the grass, and wondered how any one could ever imagine unquiet slumbers for the sleepers in that quiet earth.”这段话结尾,用温和的天空、起舞的飞蛾、层叠的兰铃丛、呼吸的柔风、平静的大地等意象,勾勒出一副祥和、静谧、温馨的场景,意境优美、意韵深长,更象征了主人公希思克利夫的幡然醒悟,彰显出爱与人性的温暖。 大量的象征手法,使得《呼啸山庄》的细节描述既真实又浪漫,内容丰富,又寓意深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四.结论 《呼啸山庄》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世佳作。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散发强烈的吸附气息,用它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永恒的文学魅力吸引着国内外广大读者。每读一遍《呼啸山庄》,就感觉内心受到一次强烈的撞击与震撼,不得不被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巧妙的语句搭配,新颖的爱情视角,别出心裁的艺术风格……所打动,所折服,所感叹!正如我国学者王佐良、周珏良(2006)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所说,“艺术存在于时间之内而又超乎时间之外。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在时间的长流中不断孽生新的价值。”是的,《呼啸山庄》作为一部极具文学价格的英语文学作品,必将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品读英语文学作品——《呼啸山庄》,不仅可以让我们领略到文学艺术自身的魅力,更能让我国读者感受异国文化,进而提高英语语言的理解、运用等综合能力。 英语文学论文:加勒比英语文学与本土语言意识 加勒比英语文学与本土语言意识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南部,是地处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航海要塞,而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通道就包括了西南面的好望角,它有“西方海上生命线”之称,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并且富含黄金和石油。1488年,迪亚斯首次到达好望角后,从此掀开了南非的殖民统治时代。各殖民国的入侵,使得南非一些本土语言成为记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语言。据统计,南非现在的官方语言就有十一种,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英语。当然,并非只有南非才出现这种情况,在地理位置同样十分特殊的加勒比地区也遭遇了西方语言的入侵以及本土语言的没落。 加勒比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成为各殖民国的争夺焦点,而殖民者的入侵,造成了本土原住民(阿拉瓦克人和加勒布人)几乎被消灭殆尽,使得本土语言一度没落。此外,来自非洲、亚洲(主要是印度)的大批奴隶的迁入,带来了新的语言,从而在该地区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种族、语言、文化。近代,随着一些使用加勒比本土语言的作家的活动,加勒比本土语言又逐渐兴起,并最终立于世界语言之林。那么,加勒比本土语言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又有何积极的作用呢?这正是本文要探索的内容。 一 加勒比英语文学的由来 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是文化内容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对一个民族语言的了解,便可窥见其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文化具有很广的含义,传统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其不断的历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特传统和风格。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着自身的文化体系和文化色彩,因为每种语言的形成都是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这其中有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和社会地理等多方面所形成的,这些构成了语言的一种独特标志,如中国的语言就是带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并且在各种表达方面与西方有着很大不同的一种语言文化,其发展的特征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的一种鲜明的浓缩体。一般而言,语言文化中包含的主要因素就是词汇、语音、语意、语法及语用等层面,这些层面综合体现了一种语言文化的综合面貌。 以语言的词汇来说,不一样的民族的语言中的词汇量、词汇的用法和词汇的特色是带着鲜明的本土特色的,如加勒比的早期词汇中是不会有熊猫这种词汇的,因为很显然,在很久以前,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任何词汇的创造与创造者的早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可见,语言和文化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的,语言的学习过程也有对于国家文化的极大融合,所以加勒比英语文学与其本土语言意识一样,也有着天然的融合过程。 关于加勒比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浙江大学张德明教授是这样描述的:“从全球体系来看,加勒比地区是近代以来两个世界(西方与东方)、两个大陆(旧大陆和新大陆)、三个大洲(欧、非、亚)和四个殖民帝国(英、法、西、荷)激烈冲撞的地区。它是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加勒比英语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比较早的一种文化语言,并对其他语言的发展有着一些密切的影响。正因此,地理位置如此重要的加勒比地区,在新大陆一经发现后,便与南非地区一样成为了欧洲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对象。 文化的侵略从发展的开始,这也是帝国主义为了征服殖民地人民所采用的重要策略。而且,语言就是一种手段。正如西班牙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所说:“语言是帝国最完美的工具。”对于加勒比地区的争夺,欧洲殖民国依旧采用了文化侵略的方式,在这种手段下,作为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英语便出现在了加勒比地区本土原住民口中,并逐渐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于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加勒比英语诞生了。 随着加勒比英语的诞生,也出现了许多加勒比英语作家,这些作家使用标准的英语写作,并认为只有使用了标准的西方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才算得上是文学,才能被西方宗主国的读者所接受。根据一些早期的加勒比英语作家所说,他们的少年时代是在背诵欧洲著名的诗歌散文或者阅读一些名家的长篇小说中度过的。“人们对英国女王的了解比对自己本民族的英雄知道得还要多。”这便是对当时加勒比英语文学形式下的加勒比地区文化现状最好的描述。于是,在这些加勒比英语作家的活动下,形成了早期的加勒比英语文学。 二 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后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现状 当然,上述描述的只是最初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表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加勒比地区后,在当时的加勒比英语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本土语言复苏的倾向。一些作家在其作品中开始展现出一些本土意识,这些作品中同时包含了对宗主国和本国的浓厚感情,例如:雷德凯姆作品中便描述了他对英国的忠诚和对牙买加的爱;而另一些作家开始意识到民族语言不应该是使用其他民族语言来对本民族进行描述,而应该是使用与他们所生存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的语言,v·s·奈保尔以及当代加勒比女诗人格莱斯·尼古拉斯(grace nichols),都在各自的作品里有相关的描述。这种倾向的主要创作表现为,雷德凯姆的创作还混合了英国文学的忠诚和作者本土的大爱情结,这种对于本土文化的尊敬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才能更好地反映出加勒比本土文化的特点,雷德凯姆的英文中还有一种政治归属和情感归属的矛盾,矛盾主要体现了朦胧的本土意识,本土意识中的矛盾性说明了他们的经验和用以描述经验的工具,这之间的断裂形成了一种本土意识无法被强行输入的特征。如奈保尔写的散文中有一句:“有一位老妇人折了花朵给我,我将这朵花朵点缀在衬衫扣眼中,我在回饭店的路上边走边闻着,茉莉花,茉莉花。”在这里,词语和花之间在“我”的心中是脱节的,他们没法同时存在。作者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茉莉花在加勒比英语中没有特定的说法,所以作者觉得非常的生疏,出现了一种特有的鸿沟。 这种倾向的出现使得一些后殖民地作家开始感到困惑,在文学创作中是选择欧洲语言还是本土语言,亦或是选择保持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平衡?沃尔科特的诗句便道出了这些后殖民作家所面临的语言困境。然而,尽管有困惑,但对于民族的热爱还是让他们决定选择本土语言。于是,一些后殖民作家开始探讨如何突破殖民主义语言的束缚,并试图建立他们本土语言的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他们开始关注本土语言,并使用本土语言创作,如克里奥尔语、卡里普索小调、西印度语等。 三 加勒比本土语言复苏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 在殖民主义者撤出后,本土语言意识开始复苏,对于一些后殖民作家来说,尽管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本土语言、开始使用本土语言创作,并且不断改进和发扬本土语言,使得本土语言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一席之地。 克里奥尔语在加勒比本土语言的复苏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起源于18世纪末期,是在加勒比当地的种植园中发展起来的。种植园中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工人,所以情况比较特殊,发展的语言类型非常综合。著名的语言学家大卫·戴比迪认为,“加勒比语言是‘一种对标准英语的个人化的重组’,是一种极富文学潜力的语言,它能够表达其使用者全部的深层次经验。”对于世界文学来说,尽管它是一种方言,但它有着自己的语法、句法和词汇,带给语言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很大的语用资源,对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了多元化,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 20世纪初,许多加勒比地区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运用克里奥尔语,如牙买加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路易斯·班内特(louise bennett),圣·路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这是一次重要的突破,它代表着加勒比本土语言开始复苏。但与此同时,本土语言的复苏也遭遇了一些阻力:一些作家在使用克里奥尔语时表示困惑,如女作家荷洁(merlehodge)在她的作品中这样写到:“我们说克里奥尔,我们需要克里奥尔,没有克里奥尔我们就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深层的思想过程限制在克里奥尔,可我们却轻视克里奥尔。”对于这种困惑,我们将它称为克里奥尔化。 对于克里奥尔化现象,在卡莫·布莱斯维特(kamau brathwait)之前,没有人能够对其做出一个全面而明确的解释。布莱斯维特不仅对克里奥尔化作出了明确的解释,而且将其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联系起来,可以说,他是第一位肯定加勒比地区非标准方言的文化地位的人。布莱斯维特同时也是当代巴巴多斯诗人的代表,他的自传性三部曲《祖先》便是使用加勒比本土语言创作的。 作为加勒比本土语言文学的另外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v·s·奈保尔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闻到”很浓烈的加勒比味道。如《米格尔大街》小说集使用了大量的西印度的口语,而在《蓝色马车》一书中,奈保尔这样写着:“中国的孩子叫我爸爸,我黑得像块炭,我老婆黑得像沥青,可是,中国孩子还是叫我爸爸!哦上帝啊,是谁在我的咖啡里放进了牛奶。”在这里,他使用了一种有着明快节奏的、带有加勒比地区比较粗俗和乡村味的语言,我们把它叫做卡里普索小调。卡里普索小调在加勒比本土语言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这种小调源于古巴的“钢鼓爵士乐”。钢鼓是一种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非洲黑人发明的可奏出两个音程的打击乐器,以其铿锵有力、具有表现力和节奏性而被当地人广泛使用。这种小调一直流行于特立尼达,它的形式诙谐幽默、音韵丰富、表现力强,在奈保尔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使用这种小调来增加小说的戏剧性、幽默感。 从加勒比本土语言到加勒比英语,再到加勒比本土语言,虽然加勒比本土语言一度没落,但它最终战胜了西方语言,立于世界民族语言之林。在此过程中,加勒比本土语言吸收了东西方语言中的精华,发展了自身,使之更加深入人心。加勒比本土语言与西方语言的“战斗”及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对当代全球化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有着深刻的意义。 作为历史产物的加勒比语言传统文化既有进步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对待世界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一贯的文化方针,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吸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放弃一些与社会现状不符合的不良成分,这样才能够将世界语言的精华和文化的精华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我们应该遵循着其是对当时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一种多元记录而且真实再现的角度去看,对于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英语文学和本土英语意识的发展,更要带着文化传承的目光去理解。加勒比种植园传统文化塑造了民族醇厚中和、勤奋勇敢的品格和高尚的人文作风,这一点不仅仅对当地的种植园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小结 从上述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加勒比本土语言在欧洲语言的入侵过程中曾经没落过,加勒比英语文学一度成为当时最主要最盛行的文学形式。然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后殖民作家的努力下,加勒比本土语言最终走上复苏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语言文化中的一员。而加勒比本土语言文化的传承过程,对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阅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 英语文学阅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不仅能为读者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提供了鲜活的文本资料,而且还可以拓宽一个人的灵魂,并给他带来终生的审美愉悦。由此看来将英语文学阅读引入大学英语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当今有些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人却认为文学毫无实用价值,是没有前途的鸡肋。学生们也在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下将有限的时间用于考取各式各样的证书上。文学阅读尤其是英语文学阅读受到冷落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究其原因除了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大学英语教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1. 认识观念问题 长期以来在大学英语学习的课堂上文学被拒之门外,英语文学常常被冠以语言晦涩,生词太多与现代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相比过时落伍格格不入之名。外语界也存在着重科学轻人文,重实用轻素质等的倾向问题。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文学事实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它非但与大众使用的语言不存在迥异不同的问题,它还是一种必要的理想的的语言输入。文学语言是文学家们汲取大众化的语言,经过筛选、加工、提炼而成,并未脱离大众也未发生异化。事实上文学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丰富、多样的语言资源,近乎于现实生活的语言学习场景和文化知识宝典。所以,学语言是学文学的必要准备,学文学是学语言的自然延伸。文学语言输入是一种理想的语言输入,是不该被英语学习者排斥的。 2. 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经调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填鸭式” 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失去了兴趣,并且不能提高其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导致广大学生将学习英语文学视为在做无用功。如今大学英语课的教学模式大都还停留在授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做课后练习、发材料给学生做、核对答案、解疑的程序上。直接把学生不理解的内容传输给他们,没有引导他们去思考,在这种状况下怎能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呢,更何谈培养能力了。即使在分析文学作品中,有些教师还是从中式英语的角度来阅读理解文学作品,仅仅将教学停留在句子翻译及分析句子成分上,而不是对文化背景、写作创新技巧及遣词造句方面作进一步的展开。如此一来,在课堂上英语文学的学习必将是枯燥乏味的。而在这种教学模式下,难怪学生会认为学习英语文学是在做无用功。 3. 师资培养问题 教师在英语文学学习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目前高等院校中,中青年教师大都具有硕士、博士学历,但想要他们得心应手地教好英语文学课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虽然他们经历过众多考试的洗礼,身经百战,但教好英语文学课仅仅掌握一些考试技巧是不够的。此外在大多数院校中,中青年教师也很少有参加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这也在信息与学术水平上大大制约了他们。想让他们真正洒脱地教好英语文学课就需要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素质。一方面教师自身要不断学习提高完善自身素质,另一方面,学校也要尽可能地加大投入,为教师创造进修等学习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在师资问题上做到双赢。 二. 英语文学阅读的重要性 1. 英语文学阅读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这也就说明了学习一定要对所学的知识感兴趣,有兴趣去学习,是学好的根本,英语学习也一样。 激发并保持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是大学英语教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传统的英语教学过程就是一个记单词学语法的过程,久而久之学生极易对英语学习产生厌倦情绪,从而出现:教师上面讲得汗流浃背,学生下面听得昏昏欲睡这一尴尬局面。将英语文学元素引入外语教学中则能有效地改变这一局面。文学是人类文化的高级表现,其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地反映生活,抒发感情,表达思想。杨周翰曾在《诗歌和语感》一文中提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类型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情感、心理、思想,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中各种活动和生活中各种细节,以至大自然各种现象,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文学的表达方式方法也是丰富多彩的,各个作家又有不同的风格,争妍竟丽。”读者可以在文学阅读中体会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放和洒脱,也能身如奇境地感受到那种飘然思不群的浪漫和绮丽。正是这些元素,它们将学生心灵深处的美感引发出来,从而产生共鸣,让他们在文学的熏陶中,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 2. 英语文学阅读有助于提高学生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伍铁平教授在《普通语言学概要》中指出:“在传统的伙伴中,和语言最密切的是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要用语言创作,通过语言鉴定、评论文学作品也必然涉及到它的语言。所以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必须精通它的语言。反之,一种语言的最精彩、最丰富的作用是集中在文学作品里面。文学是使用语言的典范,为学习语言提供最好的榜样,为研究语言提供理想的材料。”通过阅读英语文学作品,学生不仅了解了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及文化常识,文本的词义、意象、情感、意境、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也都在阅读活动中重新建构,具体化了。这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语言知识,有利于对令人费解的长难句的理解。同时阅读英语文学作品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运用阅读技巧的机会,既理解作品中具体的事实,也理解抽象的概念;既理解字面的意思,也理解深层的含义,包括作者的态度,意图;在理解某句,某段的含义的同时也理解了全篇的逻辑关系,并据此进行推理和判断。不知不觉中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实践活动,扩大了词汇量,锻炼了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3. 英语文学阅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大学是一个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人文素养则在各种素养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包括大学生思想素养、文化素养、人格素养、道德素养及大学生为人处世的涵养和做人的境界。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大学英语教学也还存在着一些差强人意的现状。过分强调考试成绩,考取这样那样的证书,疏于思考从而导致道德缺失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乏味的说教中走出来,将人文教育引入课堂,去丰富大学生的生活体验,陶冶大学生的人文情怀。在外语教学中融入英语文学是一条不错的途径。优秀英语文学作品的阅读,评价和赏析,有助于学生在掌握如何正确使用语言的同时造就有思想,有精神,有胸怀,有教养的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同时在不断学习英语文学的过程中,学生还能发现历史、感悟历史,发现社会、感悟社会,发现人生,感悟人生。从而在心灵深处建构起一座人文精神的乐园,来抵御不健康的文化侵袭,在潜移默化中完善整体人格,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提高自身人文素质。 三. 如何将文学阅读融入大学英语教学 以不同形式从不同渠道接触和学习英语,亲身感受和真实体验语言及语言运用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特点之一。因此就要突破教科书的使用,努力开发英语资源,将英语文学阅读引入大学英语教学,使学生更可能多的接触、学习和使用英语。 1. 利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在教师的指导下培养学生阅读的技巧 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更是为了掌握阅读技巧提高阅读水平。因此教师应推荐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供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涉猎广泛,见多识广,胸中自有"丘壑"这样才能在学习中有所收获。但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适当的时候加以指导。例如在阅读中,文章中的许多细枝末节可能会阻碍阅读速度的提高,这时教师就可以结合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从扩大阅读视距入手,对学生加以训练。即在阅读中抓住文章的主题,主要人物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物冲突。其中主题是在阅读过程中必须掌握的,否则将会发生理解的偏差,发生严重错误。这就要求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章中力求叙述什么。第二,如何来理解作品的主题。第三,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什么。此外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是由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构成的。在这两者中主要人物是主体。一篇文学作品的所有情节冲突都是围绕主要人物展开的,所以在欣赏文学作品时要分析主要人物。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冲突包含: 人物本身的内心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赋予了简单的语言以生命。学生只要抓住了这三个方面就抓住了一篇文学作品的中心环节,在此前提下再结合阅读教学中的扫读、跳读、意群阅读、长句短读等阅读技巧,加以不懈练习,必能在阅读速度及水平上获得大幅度提高。 2. 课堂中结合课文内容,适当插入英美文学知识,扩展学生视野 大学英语的阅读教材都是精心编排的,每个单元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如果能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与所教授内容主题相关的的作品并将其引入课堂教学必将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例如在授课中某个单元的主题是围绕文化冲突展开的。如果教师仅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地讲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或这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所产生的竞争和对抗状态等的定义,这将很难激发学生对此主题的学习兴趣,也很难理解文化冲突的真谛。这时教师可适当地在授课中引入一些有关的族裔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往往是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文化的差异性的,分析视角深入独特。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作品就很具有代表性。如《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孩子》、《宠儿》、《爵士乐》和《天堂》等这些作品均以美国的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笔触细腻,人物、语言及故事情节生动,想象力丰富。反映了在白人强势文化压制下美国黑人所处的文化困境,同时对建构美国黑人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坚持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才能使黑人摆脱历史与文化的包袱,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发展。这些作品为学生提供了典型的文化冲突的案例,类似的补充能有利地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化冲突的含义。但在具体的课堂操作中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将英语文学作品引入课堂并不是要将学生培养成学术专才,而是本着“以阅读体验为主,文学知识和文本分析为辅,在学生的阅读实践中实现文学的娱乐和教化功能”这以理念,为学生提供一个清晰的文学世界,提供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拓宽他们的视野。切忌将该课程变为灌输系统的文学理论知识的理论课。 四.结束语 好的文学作品不但能丰富英语课的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还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为学生提供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机会。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学生选择适当的英语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和鉴赏,这不仅对大学英语教学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还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原著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上的优势 英语文学原著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上的优势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应用的教材中多是改编自原文或原著的文章,这类文章旨在列举具体语言特征和用法、控制生词数量和对信息的选择性输入,因此与原文在词汇、句法和语篇方面有着很大差异。国内外很多语言学家和教育研究者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应用原文或原著更有利于学习者对语言的接收和掌握,有利于语感的培养。用阅读原著作为目的语输入的主要渠道可以有效地感受和吸收原汁原味的语言,与此同时还能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增加文化底蕴,这对于语言学习者将来的学习和语言使用都是非常有利的。交际语言教学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研究者认为在各层次的外语教学中应用原著能够向学生展现真实的语境和语言应用的自然状态。输入假设理论(input hypothesis theory)的提出者krashen[1]指出原著更容易理解,因此比改编的简化版具有更大的交际价值。全语言教学法(whole language instruction)的实行者认为应该让语言学习者接触具有丰富背景信息的材料,以便于他们学会使用功能性语言并看到语言的全貌。cummins[2]的认知文学语言能力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坚持应该通过对文学原著的使用让语言出现在有意义的语境中。因此将英语文学原著应用于语言课堂上可以带来诸多益处。 1.英文原著的语言有助于学习者对内容的理解 英文原著不仅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真实丰富的词汇应用的范例,富有创造力的语言结构和真实的情境,而且原著具有的语言特点比改编过的文本更利于学习者理解。连贯理论(theories of cohesion)提出,语言使用的连接技巧越多,那么它的连贯性越强,也就越容易理解。文学原著提供了更多自然语言和合理的语言连接方式,使得文学文本较之含有曲解的信息结构的简写本要更好理解。简写本尽管语言简单,但连贯性受到影响,因此不利于语言学习者理解和掌握。willis[3]在强调应用英文原著的必要性时指出,如果外语学习者所使用的课本里的文章都是理想化的、不真实的文本,那么学习者将处于语言劣势,接收的都是被曲解的语言。有些研究者认为识别和理解诸如连词和其他句际语言应用对于外语学习者的信息处理和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些连接方式对于文本理解的把握十分必要。成功的阅读者能够在只学习了一部分文本后,利用原著中正常的重复来帮助自己重新构建整篇内容。另外,这种自然重复可以帮助学习者理解不熟悉的词语,从而尽量避免由于生词打断对全文的理解。简写本通常是依据可读性公式削减词语和句子的长度、省略句子间的连词来缩短篇幅,这类改变了自然语言重复性的文章使得构建意义的过程更加复杂,因此会比原著更难解读。 研究发现英文原著比简写本包含更多的非正式的动词和小品词,因而原著在展现因果关系时、发展情节和主题方面更胜一筹。此外,原著比简写本应用了更多的非正式连词和否定时间连词,这是由于简写本通常避免使用例如修饰语和逻辑连词等复杂的连接方式来展开和关联情节,而是用像and,or和but这样普通的连词来衔接。连词是文章各部分之间紧密的粘合剂和纽带,如果缺少了这种结合力,文章的思想便很难充分表达、得到加强,并有力地传递给读者。同时,原著使用了更多的逻辑词汇和if条件句。条件句一直被认为是英语中比较复杂的句法,而这些复杂的逻辑词汇是描述假设情境所必需的语言。简写本中较少出现这类用法,因而文章内容较原著更具体,少了几分抽象,但语篇结构受到了限制。johnson[4]在其研究中也发现简写本由于缺少逻辑词汇和连接语,文章的内容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变得更难理解。 文学原著的词汇类型多种多样,尤其体现在词性的复杂性上,例如原著中会应用到比较副词、动名词、感叹词、情态动词、小品词、过去分词、前置限定词、最高级、wh限定词、wh代词和普通代词等。简写本中出现得最多的是名词短语和名词短语修饰成分,所以文章的句型结构比较单一,无法展现语言应用的自然状态。简写本力图用简单结构表达复杂思想,因此每个名词短语都使用了比原著更多的修饰语,每个句子的组成部分都比原著更多,这使句子结构变得很臃肿,本想让语言更容易被接受的目的没能实现,反而更加大了学习者处理信息的负担,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许多研究证明语言学习者对刻意改编的句子的语法的理解力要远远低于对自然应用状态下的关系从句和时间从句的理解力。 2.英文原著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目前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国际化人才,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都愈发凸显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具有高素质的交际能力。教育部新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国际交流需要。”[5]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培养跨文化意识,多接触多了解目的语文化,以期减少因文化不同而出现的交际失误。许多研究者指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要想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必须了解产生、使用这种语言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目的语文化在使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不可或缺。 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名著,既是人类文明史、精神史、审美史、奋进史的形象演绎,又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求诚的生动展示。一部好的文学原著是文化的最好体现,它能使读者较好地逾越语言理解障碍。英语文学原著内涵丰富、语境自然,表达地道灵巧,精句妙语令人回味,为学习者提供了广阔、生动和真实的语料,并常常体现着浓郁的本土文化,这些正是英语学习者急需掌握的精髓。阅读题材各异、内容不同的原著,不但可以学习基础语言知识,而且能了解历史和文化,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同时领略异国风物景象、熟悉风格各异的风土人情。 文学语言是语言应用的最高层次,它比普通词语更能反映时代精神且最富表现力。在英语文学原著中,有许多贴近社会和生活且具有文学色彩的语料词库。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学习者能够加深对英语及英语民族思维方式的理解,提高对英语的领悟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在英语教学中使用文学原著,可以更好地展现语言技能,是发展学习者语言使用意识的一种有效手段。此外,英语文学原著所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特征是一个民族文明的缩影,是帮助学习者获得更多文学和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输入是输出的基础。丰厚的背景知识能全面提高语言学习者的素质,增加有效的输入与输出,为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通过大量阅读原著还可以使他们克服语言僵化,保证交际的得体性、适合性和灵巧性。 3.英文原著有助于增强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与参与性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习活动中主动性的发挥首先有赖于学习者对学习材料产生兴趣,之后他们就能主动投入、积极参与,以良好的心态储备知识、提高能力。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语文学原著可以有效利用学生对陌生作品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来推动语言学习、增强学习主动性,同时强烈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克服阅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如生词、寓意复杂的段落等)。 此外,研读英文原著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提供了交流平台。当对作品的整体立意和一些细节根据教学目的做出评判、阐释、说明和分析时,教师和学生双方就可以共同参与教学活动,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教师鼓励学生开动脑筋,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由于作品与读者之间是未定性关系,读者作为作品接受的能动力量,在生成意义的阅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阅读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参与作品的意义阐释,就不可能实现其价值。正如姚斯[6]提出的,只有阅读才能使文本从死的语言物质材料中挣脱出来,而拥有现实的生命。伊塞尔以“隐在的读者”(即指作者在作品的本义中所设计的读者的作用)的概念表明,作品本身是一个召唤结构,它以其不确定性与意义的空白,使不同的读者对作品作具体研读时获得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读者的阅读过程实质上是对作者虚构作品的解码、具化和再创造。学生在阅读原著时不仅受到语言熏陶,而且能锻炼分析和思考能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促使学生形成并产生自己对文本的释义,并采取多种方式让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如指定学生作专题报告,要求其他学生提问,或阐发自己的不同论点,形成一个以学生为主的研讨场面,使课堂在争论的形式中进行。或者规定每学期学生必须撰写三到四篇小论文,期末一篇学期论文,使学生有机会梳理思考,并对掌握的知识进行自检,实实在在地拓展知识面,提高写作能力,形成创造性思维模式。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原著和某个简写本之间做一些对比阅读,特别是在谋篇布局和遣词用句上做一些推敲琢磨,就可以大大地激发他们对原著的兴趣,使他们开阔视野,从文学遗产中学习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知识,从艺术感染中接受深刻的教育,也有助于他们锤炼语言、增强遣词造句的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英国大百科全书》在阐释“文明和文化”时形象地指出:“用文字建造的宫殿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宫殿更加富丽堂皇;用文字建造的地牢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地牢更加阴森可怖。”文字所拥有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世界文学名著所具有的力量自然更是无与伦比。讲授英语文学原著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取之不尽的语言材料宝库,它可以帮助学生深化知识、加强语感、开阔视野、增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同时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积极投入课堂活动,展开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增强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主要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和德国,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派别,对英语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要表现在小说和戏剧,特别是当今英国剧坛上比较流行的荒诞戏剧。对于存在主义者,他们反对根据人物性格和类型对人及其命运进行描写,他们觉得,人本身就没有先天的本质,只是在一些具体环境中生活,按照其自身的行为创造自我,演绎着其自身的本质。英语存在主义文学主要体现出两个方面的主题思想,一个是体现人生和世界的荒诞体验,即“焦虑感”和“恶心”;一个是体现荒诞环境中人的选择自由。 一 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 存在主义是20世纪在欧美非常流行的文艺思潮,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其在文学史中风靡全球、声势最大,其先驱者是丹麦人索伦·克尔凯戈尔。存在主义在一战后流行于德国,二战后在法国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波及到文学的各个领域,其中,黑色幽默和荒诞派戏剧是存在主义文学发展的结果。存在主义的观点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主张“意识”决定“存在”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他们都主张意识的第一性,否定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都认为那些只有被自己所感觉到的存在才是世界或者事物的本原,才是最真切的存在,并且此存在跟客观现实总是以一种对立的形态出现,其不是一个统一体。比如萨特认为,“存在”即“自我”,任何存在都是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任何存在都是来自主观性,主观性具有第一性,即客观事物都是由主观意识所决定的。 2 重视“个人”的价值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个人的价值极其重要,其高于任何一切的价值。他们认为社会和个人永远都是彼此独立、分离的。人是被遗弃到世界上的,社会和客观事物与人总是对头,它们总是威胁到人的“自我”。比如萨特在《禁闭》的名言:“他人就是(我的)地狱。”总之,存在主义者将被遗弃感、厌恶、失望、孤独、恐惧等看成世界上人的基本感受。对他们来说,人之所以跟动物有区别,主要是由于动物对自己死亡的来临并不知情,也就无所谓恐惧;而人却对自己难免一死甚是了解,从而心存恐惧感。所以,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就是死亡的过程,这便得出了“存在”最终走向“不存在”的悲观主义。 3 对艺术认识作用加以否定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艺术作品并不能对现实事物进行反映,它的作用主要在于其对人心灵冲动的一种揭示,只具有给人感受和“享乐”的能力,让人那些非理性的感觉、感受明确、清晰起来。存在主义者认为,艺术家之所以存在,其主要是为了创造属于其自身的世界,用来表达自身的感受和哲学思想,而不是对现实客观世界进行艺术地再现。因此,存在主义文学一般是对荒谬世界中人们的失望、孤独、恐惧等心理进行描写。 4 认为人生虚无、悲观厌世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永恒的荒谬,是人之所以存在的一种丑恶行为。在世界上,人生本身就虚无飘渺,其活着并没有任何目的,所有的活动对人来说都是徒劳的。存在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丑恶的现实进行了反映,同时也对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进行了宣扬,通过“自由”的名义对悲观厌世、虚无缥缈的人生进行了美化。比如加缪的《局外人》(1942)、萨特的《禁闭》(1943)和《恶心》(1938)等文学作品都是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的一种否定。 5 否定人的先天本质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人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先天性的,他只能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加以存在,必须依靠其单个的个体的行为来创造自我,演绎自我。比如,小说家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提供丰富多样的环境来超越自身所生存的环境,从而选择其要成为的人的个性。所以,人物的典型化特征在存在主义者那里被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 6 认为文学艺术的三位一体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文学艺术创作者都提倡读者、人物、作者的三位一体观。他们认为任何一位作家都不能离开了读者来谈创作,他们的观点都不是先验的,都必须通过读者进行检验,任何作品都必须将人物的活动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和作者共同去探索人物的真面貌。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对英语文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特别对于那些年轻的英语文学作家。 二 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对英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存在主义的观点在英语文学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其主要主题模式有以下五类:寻找自我、荒诞与无意义、死亡、孤独和异化、自由选择和责任。 1 英语文学对“自我”的寻求 根据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任何人的本质都必须靠其自身的选择去进行规定,从而,“我是什么”、“我是谁”等这些问题英语文学中便成为了普遍性的思想主题。比如英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小说:《哈哈》(詹尼·道森,1961)、《身份证》(莱杰尔·丹尼斯,1955)、《每况愈下》(约翰·韦恩、1953)。在《每况愈下》中,伦姆利读完牛津大学之后,在完全感受到其在大学中所学的知识并不能为其生活谋取较好的条件,因而决心去比较“罪、苦、贫”的社会底层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社会底层,他更换了很多工作,如夜总会保镖、走私贩、司机、清洁工等,伦姆利就好像贫富世界中 的边沿人,尽管他的人生态度总是处于一种中立的地位,但是他对其“自我”问题的寻求总得不到答案,社会和自我的冲突并没有得出胜负,他对“我是什么”答案的寻找是徒劳的,没有任何的解答。 2 英语文学中“无意义、荒诞”的韵意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整个世界都是荒诞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人的存在都是一种虚无的、荒谬的。存在主义者的这种观点进而产生了英国荒诞派戏剧文学。因此,在许多英语文学中都体现出“存在的荒诞”等主题思想。根据其意义,荒诞本指音乐中的不和谐音。在文学和哲学中往往是指人跟自身生产环境的背离和脱节,人并不作为世界的主人而存在,也不作为社会的牺牲品而存在,人对于自身之外的世界缺乏了解和理解,他的任何一种行为如喜怒哀乐都不能影响着外部世界的存在性。世界总是以一种陌生的、冷漠的面孔而存在着。对于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文学往往指出,宇宙都是没有目的的偶然的存在,人存在于世界上都是没有任何先天目的的,是无意义的存在。总之,对于存在主义文学来说,其情节、语言、人物等都是极其荒诞的。如英语诗歌作品中“存在即荒诞”的主题思想。如英国著名诗人特德·休斯在1967年创作的《渥德渥》中的第一句就提出了“我是什么?”的问题,在其后,他回答:“我好象/……胡乱地从虚无中/倒下来”“我似乎被赋予了使用这块地方的/自由那么我是什么?”“但是我将叫什么名字我是第一个吗/我有主人吗……”“……它是什么呢根/根根根”。这后面一句,很明显是对海德格尔“被扔进这个世界”思想的一种回应,体现出“人生虚无、悲观厌世”的态度。 3 英语文学中对“死亡”的描写 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从而我们也可以引申出存在主义文学的另外一个主题思想:“死亡”。在存在主义文学中,人生存在于荒诞的世界中,总是充满着偶然性,生命总是那么的短暂,文学家们总以悲观的、消极的观点进行看待,于是,死亡便成了许多文学作品的中心主题。如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在其文学中提倡“学会死亡”的哲学。而在英语当代文学中,这种荒诞的死亡普遍地存在于许多荒诞戏剧中,如品特的“威胁性喜剧”,在他1957年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一间房子》中,罗斯好不容易才能得到一个闭门不出的安全感。可有一天,一位眼睛看不见的黑人突然地闯了进来,并带着其父亲的信,使得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在她丈夫回家之后又莫名地将此黑人给打死,也使得她的眼睛莫名的失明。又如,在其1960年创作的《升降机》中两个长期待于地下室的刺客,他们通过升降机不时地接受从地面传递的命令及食物。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而突然性地,每人都收到了一个“杀死对方”的命令。以上两部英语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人生的可怕性和荒诞性:人对自己的命运不能控制,人的生死难测…… 4 英语文学中“异化、孤独”的体现 异化、孤独是英语文学中存在主义的又一体现,它体现出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异化,如《畸形人》(舍伍德·安德森,1919)、《陌生人》(夏尔·波德莱尔,1864)、《局外人》(阿尔伯特·加缪,1942)等。而这种异化的存在使得人总是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因而,在英语文学中总出现一些以“异化、孤独”为主题的作品。如品特1960年所创作的《看房者》,尽管里面凸显了较少的“威胁性”和较大的安全感,但是其中也体现出了“不交际”所带来的后果。尽管作品中所提及的三个人物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可他们缺乏交流,彼此孤立,各自的言行都不能为其他两个所理解,从而彼此抱怨,生活极不寻常。这部戏剧充分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异化感和人的“孤独”感。 5 英语文学中对“自由选择”的追求 存在主义认为,在荒诞世界里,个人必须勇敢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并通过这种选择创造它的自我本质。因而,在英语当代文学中,涌现出一批“愤怒”的 小说,其主题思想就是倡导“自由的选择”。如《每况愈下》(约翰·韦恩,1953)、《在网下》(艾丽丝·默多克,1954)、《向上爬》(约翰·布莱恩,1957)等等。以上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对政府和权势集团,甚至多数派奉行的规范持反对态度,将它们视为政治、社会的荒谬。最终,他们在“极端的环境”之中,作出了“可怕的自由”的选择,没有上帝为他们指路,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可供他们遵循。 三 结语 综上所述,存在主义对英语文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作品充分体现出了存在主义“意识决定存在”、“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艺术认识作用加以否定”、“人生虚无、悲观厌世”、“否定人的先天本质”、“文学艺术的三位一体”等观点,其主题思想也主要表现在“自我”的寻求、“无意义、荒诞”、“死亡”、“异化、孤独”、“自由选择”等方面。 英语文学论文:关于对英语文学中隐喻的分析 1前言 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隐喻是非常常见的。隐喻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文章所要表述的内容,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本文主要对隐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英语教学中隐喻的功能特点,提出英语中隐喻的主要功能,这对于今后学生掌握英语的表达与认知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隐喻的含义和功能 有学者认为,隐喻可以分为两种,即狭义的隐喻与广义隐喻。第一种指的是人们下意识地用其它的思想内容取代所要表达的抽象、难懂的思想内容;第二种指的是既是一种修辞手法,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在《诗学》中把隐喻看作是把将一个事物的名称用到另外一个事物上,其中,这种转移可以是从属到种,也可以是从种到属,同时也可以是属到属之间的转移。在当今社会,对于隐喻的理解也是多层次的。从表面上来看,隐喻是不明显的比喻,有时人们也称之为暗喻;但是,从功能上分析,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更为复杂、抽象的事物。隐喻既是语言问题又是思维问题;从结构上分析,是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映射。 3隐喻的派别分类 3.1夸美纽斯的“种子”隐喻 在夸美纽斯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种子”隐喻,指的是“神圣的可教性”,是夸美纽斯思想的理论基础。对于“种子”隐喻主要从三方面理解。首先,人是所有造物中最完整、最美好的。其次,他认为“种子”主要包含博学、德行、虔信,只要将这三个“种子”种植在每个人身上,那么人们便会按照道德规律生存下去。他还认为,人类是上天拔掉的树木,其根依然存在,如果上天给这些树木充足的阳光与雨露,那么树木还可以继续生长。其再生的本质是要使人们回到最本真的状态。 3.2洛克的“白板说”隐喻 在洛克时代,有人曾提出了天赋观念,并且受到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洛克却反对此观念,他认为能力是上天赋予给人们的,知识是人们后天获得的。他把人的心灵看作是一块白板,没有任何标记,需要外界事物来加以塑造。经过发展,在白板上印上了痕迹,这便形成了观念,这就是洛克的“白板说”。洛克认为人的能力是上天赋予的,而知识的获得是后天的,因此,后天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儿童来说,天性就像是没有任何标记的白板,对于认知者来说,能够随意涂改与塑造。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是好人,但有些人是坏人,还有些人对社会有用,有些人根本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90%都是由他们的认识所决定的。洛克对于认知作用非常重视,他认为在人成长过程中,认知发挥中巨大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能力的发挥。 3.3柏拉图的“洞穴中的囚徒”隐喻 柏拉图比较善于运用比喻,他的哲学思想与认知理念都可以借助隐喻来表达。他用隐喻来阐明太阳喻、线段喻与洞喻。其中洞喻具有丰厚的哲学意味,这表明了认知的本质与受过认知的本质。 3.4苏格拉底的“产婆术”隐喻 苏格拉底认为经验是激发先验观念的主要手段之一,它能够清理那些过于模糊的观念,进一步获得比较正确的新知识,所以,谈话法是帮助人们巩固所学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后,他的学生继承了他的观点,其教学方法主要分两步,第一,讽刺。在和人们交谈的过程中,探讨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第二,产婆术。此步的作用是待发现人们认知有偏差或者直接否定认知的基础上,从而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认知道路。 4研究隐喻的重要意义 4.1丰富和扩大了隐喻的内容 语言学主要是对认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是,事实上,认真问题和人们的成长与发展又密切的联系。而人的成长主要表现为两点,即外在身体的变化与人们社会身份的改变,除此之外,还表现为对人生阅历的积累与价值的实现。人成长和发展的表达方法有很多种,因此,想要正确把握人在认知过程中的发展与变化,必须借助文字来表达,然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只局限在事物外在的洞察,并不能正确的描述人的内心世界,同时就不会把握其实质。 4.2能够较好的把握语言学的本质 隐喻的出现,显现出了认知活动的意义与人文主义的基本特点。如果将认知隐喻看作是一种语言显现,那么势必会和文化背景存在一定的联系。认知学者面对认知世界,然而,认知世界又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不完全包含在科学世界范围内。认知隐喻是人们对认知理论的表达与理解,充分体现出了语言所具有的生动感与丰厚的文化意蕴,这可以认为是对科学语言的补充。 4.3更加有利于认知理念的研究 隐喻可以看作是语言、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较好的思维方式。对于认知隐喻来说,其主要意义在于对认知的精神性、文化性等的深刻把握与呈现。通过学者对认知隐喻的探讨,使我们充分对认知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这也是对精神世界的进一步探索。通过隐喻,让人们对认知的本真赋予了诱人的魅力。 5结束语 总体来说,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隐喻是非常常见的。隐喻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文章所要表述的内容,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当今社会,对于隐喻的理解也是多层次的。从表面上来看,隐喻是不明显的比喻,有时人们也称之为暗喻;但是,从功能上分析,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更为复杂、抽象的事物。隐喻既是语言问题又是思维问题;从结构上分析,是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映射。本文主要对隐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英语教学中隐喻的功能特点,提出英语中隐喻的主要功能,这对于今后学生掌握英语的表达与认知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语文学论文:从英语文学翻译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欧·亨利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虽然the gift of the magi ①是其广为流传的优秀作品,曾被收录中学课本,但对于这篇小说的翻译版本,一直存在许多的争论。本文从翻译的功能角度阐释对这篇小说众多翻译版本的个人认识,希望读者能透过这篇小说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有新的思考。 翻译标准 对于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我国学者严复最早提出“信、达、雅”的标准——“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翻译的流畅,“雅”即译文的典雅。这一翻译标准至今仍对我国翻译界存在影响。此外,德国著名功能派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莱斯对译文按照功能划分为不同的标准:描述性文本,即报道和说明类文本,应注重客观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表达性文本,即各种文学性文本,应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祈使性文本,主要指各种宣传类文本(广告,宗教和政治宣传等),这类文本翻译应注重宣传和感染效果。依据莱斯的观点,the gift of the magi属于表达性文本,应注重语言表达的形式,即应忠实于作者的情感立场和语言表达风格。 这两个翻译标准理论,将作为本文比较各个译本的主要评判依据。 the gift of the magi作品解读 翻译好一部作品的前提是要了解这个作品。在the gift of the magi这篇小说中,作者讲述了一对小人物的看似很平常的故事,它主要讲述了圣诞节的前一天,住在公寓里的贫穷的德拉想给丈夫吉姆一个惊喜,可是她只有1.87美元,她知道这点钱根本不够买什么好的礼物,于是她把引以自豪的褐色瀑布似的秀发剪下来卖了,换来了20美元。找遍了各家商店,德拉花去21美元,终于买到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这可以配上吉姆的那块金表。而吉姆也想给老婆一个惊喜,他同样卖掉了引以自豪的金表,买了德拉羡慕渴望已久的全套漂亮的梳子作圣诞礼物。夫妇俩为了给彼此准备礼物而费尽周折,礼物最终买回来了,却让人哭笑不得。 翻译好这篇小说,我们首先要体现小说的写作风格,欧亨利在这篇小说中运用了他一贯的幽默语调和简练的语言,选取了一个生活中看似很平常的故事,但故事中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结尾也出乎意料。由于故事情节主要是靠素材体现,故大部分翻译都能保留原作的跌宕起伏;而对语言的整体选择,大部分译文都体现出简单和口语化的特点,对此在本文中也就不再赘述。 翻译中文的化差异 读完这篇文章,许多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标题为什么叫“the gift of the magi”。对于标题的翻译也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大家所熟知的中文标题为“麦琪的礼物”。此外,也有其他的译法,如“东方博士的礼物”、“贤人的礼物”。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的版本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标题的含义。 标题中的the magi②,实为magus③的复数形式,出自《圣经》典故:指东方三贤人,他们在耶稣诞生时给耶稣送去黄金、乳香、没药三件礼物。黄金表示高贵、乳香象征神圣、没药预示耶稣最后要受迫害致死。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都会知道the magi的寓意,即象征智慧和神圣,看到小说的这个题目自然就能领会这种表达法的含义。但是翻译的目标读者,由于固有的文化差异,很多并不熟知这个典故,所以看到这个题目未必能够明白其中隐含的深层意思。读者即便借助注解能明白the magi的意思,但仍然很难产生自然的联想。就象汉语中我们用“说曹操曹操到”这个短句一样,我们汉语的读者一目了然,在其他语言中却似乎无法用一两句解释让读者清楚“曹操”深刻的文化含义。 可能正是基于这个缘故,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标题中包含的寓意,伍蠡甫先生最早将the gift of the magi翻译成“东方博士的礼物”。可以肯定,参照《圣经》中的典故,这样翻译保留了the magi的真实寓意,似乎也符合了“信”的标准,但这样的翻译却又难免让人觉得太直白,失去了小说原有的意境。依照莱斯的翻译标准来看,文学作品重在欣赏和体味文章的感情和语言,而这一翻译很明显丢掉了原文原有的色彩。 后来王永年先生将the magi译为“麦琪”,这显然是音译。此译法难免也有其弊端。首先,译文读者大多不知道典故来源,一眼看到标题“麦琪的礼物”,几乎无一例外的以为“麦琪”是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所以有必要为其加一个注解,加注解后,“麦琪”的含义非常清楚。翻译中遇到这类有典故的文化问题,音译加注解不失为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法之一。它既能保持原作风味,又能促进文化交流,不失为上策。故之后的翻译也大都沿用了“麦琪的礼物”这一翻译方法。 两种译本比较来看,“东方博士的礼物”与“麦琪的礼物”两种译法的不同并不能绝对的区分孰对孰错或是否忠实于原文的问题,只是所达到的效果有差别。如果是对于领悟能力较低的初级读者,译者将the magi译成“东方博士”或者“贤人”既能使读者避免对小说的标题产生误解,又能使读者深刻领会原文the magi的含义。而对于文学爱好者,翻译成“麦琪”,则一方面有助于中国读者自发的去探究更深层的英语典故,有助 于使中国读者接受和熟知西方文化,有利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读者品味欧亨利的写作风格。 几个译本对标题翻译体现了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对于小说整体语言的运用亦存在些许差异。比如对钱币翻译,由于各个国家对钱币的衡量尺度不同,形式也不同,这就造成了“sixty cents ofit was in pennies”翻译的多种多样,“其中六角是铜板”,“其中六毛钱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而且六毛是钢■”,“而且其中的六毛是小硬币凑成的”……这些翻译中大都是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且前两种译法可以看出明显的古代文化。当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样的概念时,或许这是理所当然的办法。而这样译的好处是使中国的读者觉得很亲切,也很容易想象出“零散”和“拼凑”的概念,容易体会出作者所表达的感情色彩。然而,文化交流的问题再一次摆在面前——中国的读者读懂了小说的大概意思,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样花钱的,或者说美国的钱币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本着这一目的,我认为翻译成“六十美分是零钱”或者“六十美分是便士”则能够更好的传达这一概念。 此外,这对小夫妇有两样特别引为豪的东西——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和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④。 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都是旧约圣经中非常富有的人物,拥有各种珍奇宝贝,文中通过与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夸张对比映衬出珍宝在夫妇俩真爱面前黯然失色。对于这一表现手法,各个译本几乎一致的采用了保留原有文化中的人物,而后通过注解使得中文的读者对此有了一定了解。这也恰恰验证了这才是符合翻译的最初目标,也是众多读者需求的。 仅从这几处,我们可以看出翻译中难以避免文化差异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重要的是看读者和翻译目的。如果仅是为了普及这一故事或者为了让读者知道欧亨利的作品,或许“入乡随俗”采用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概念让读者觉得更容易理解;而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还是尽量保留其原有文化,虽然读者最初并不熟知,但看得多了才能真正慢慢了解西方文化。 结 语 翻译的最初目的是文化的传播,而在翻译过程中,难免遇到不同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这就给翻译增加了难度。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更是给翻译家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翻译不仅要考虑文化传递的任务,还要尽量保留其文学价值。而面对不同层次的读者,翻译还应有不同的标准,这样才能使译作最终符合读者所需。 英语文学论文:后现代、后殖民视野中的加拿大英语文学 论文关键词:加拿大英语文学 后现代主义 多元文化 后殖民主义 论文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消解中心”、“边缘化”等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对消解“欧洲中心”、“西方中心”,促使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移向中心,起了推动作用。近年来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的崛起,更是从理论上支持了这种倾向。本文审视了这一背景下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论述它如何继承、借鉴和超越宗主国文学——英国文学和强势文学——美国文学,并发展和繁荣具有鲜明加拿大特点的民族文学;特别关注因长期的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而产生的体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流派的一些优秀作品及其作者,如包沃林、克罗耶奇、小川、翁达杰等。 加拿大文学是在大西洋彼岸欧洲文学的历史性影响和近邻超级大国美国文学的强大影响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是法、英殖民地的加拿大很长一段时期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加拿大作家(这里指加拿大英语作家,下文同——笔者注)所写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往往被视为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或美国文学的一种翻版。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加拿大知识分子就决心改变文学上这种令人沮丧的从属状况,不少作家和评论家从分析、归纳加拿大文学作品中有代表意义的主题入手,着意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到了被称为“加拿大文艺复兴”的六十年代,他们更是孜孜不倦,把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探寻和确定加拿大自己的民族特性视为已任。二十世纪中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加拿大独立百年纪念以来,加拿大人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加拿大文学才真正走向成熟,形成独立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开始作为一支生力军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年中,加拿大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作家队伍空前扩大,新一代的作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家的队伍日渐成熟;文学作品的题材日趋丰富多彩,创作手法也日趋多样化。由约翰·莫斯编著的《加拿大小说读者指南》(一九八七)就列举了诸如道德教育、哲理、社会现象评论、女权主义、老年问题、移民生活、历史、战争、科幻、心理分析、讽刺与幽默、荒诞与恐怖、地域风情等十余类。从创作手法来看,短短二十年中就涌现出一大批实验小说及先锋派小说。以前,诺斯洛普·弗莱几乎是惟一有国际影响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家。但六十年代末以来,一批年青的文学评论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刊物数量激增,新增了如《加拿大小说杂志》、《加拿大作品评论》、《加拿大文学研究》等刊物,促进了作家间的交流切磋和加拿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九十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加拿大文学已进入成熟时期,它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主要表现在:(一)加拿大文学不但已成为加拿大本国中学及大学的独立课程,而且还成了许多外国(包括中国)高等学府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课题乃至独立课程;(二)加拿大不少著名作家不但为本国人民熟知,而且也享誉世界;(三)加拿大的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加拿大英语文学较为突出的是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倾向以及多元文化的特点。 一、加拿大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潮流 加拿大作家的主要写作风格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现实主义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兴起,并代表了一个卓越的文学发展时期;二战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这种更新的文学潮流。加拿大在文学发展方面似乎总是比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慢半拍到一拍[1]。一方面,一些加拿大作家仍在摹仿别人已近尾声的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加拿大人传统的反美情绪使不少人对发源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抱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加拿大文学界仍然出现了一些学者,他们从理论上、创作实践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探讨、实验,写出了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有乔治·包沃林(一九三五—)、罗伯特·克罗耶奇(一九二七—)、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达夫妮·马拉特(一九四二—)等。 乔治·包沃林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关注点是加拿大开拓史。从这一题材入手,他实施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他的文章《画出来的窗户: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几点想法》一直被视为加拿大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辩论中为数不多的有创见的论文之一。小说《燃烧的水》(一九八)被加拿大当代文学评论家琳达·哈钦归于“首先解构英国的社会和文学神话,以重新确定自己作为殖民地的历史”[2]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典型,也是包沃林实践自己后现代主义文学观的最好范例。他在小说的前言中意味深长地称自己的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然而实际上,他是在借历史人物乔治·温哥华的探险来戏仿“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英雄发现和征服世界”这类帝国主义神话。“通过使用戏仿,他们(包沃林等加拿大作家——作者注)还对欧洲和美国文学中典型的神话和形式提出了疑问……”[3]包沃林认为,小说的功用不是描述历史或解释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说:“加拿大惟一的历史就是书写历史。”[4]在此,他不仅暗示了加拿大历史的短暂和平淡,也似乎在间接说明,只有通过小说这面镜子,历史才成为历史。《燃烧的水》这一类小说被琳达·哈钦称为“编史元小说”,“这些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在关注写作、阅读和理解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元小说的倾向,不仅自觉地表露出自身的虚构性,同时也公开地关注阅读和写作历史与小说这种行为(及结果)。”[5]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是罗伯特·克罗耶奇。在加拿大和美国求学与工作的双重经历使他的小说创作也带上了双重性。一方面,他依恋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家乡的西部大草原,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植根于阿尔伯达这块肥沃的土壤中——他所有的小说都以加拿大为主要场景,人物绝大多数也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同时他还勇于借鉴叙述学、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国际文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疆界”。在其“西部草原三部曲”——小说《我的吼叫》(一九六六)、《养种马的人》(一九六七)和《沉沦的印第安人》(一九七三)中大胆尝试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创作手法,运用了文本的互文性、元小说、自我指涉、高度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后现作策略和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美国学者威廉·维·斯巴诺斯一起创办了著名的《疆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探讨和推广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激发了加拿大人对作为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趣。克罗耶奇还被看成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在加拿大最早的表述者或代言人:在与玛格丽特·劳伦斯(一九二六—一九八七)的交谈中他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除非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虚构(小说)造成我们的真实”,这句话因暗示了加拿大的后殖民身份而成为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语录。 包沃林关于“历史即虚构”、“发现即编造”的论点和克罗耶奇“小说使我们真实”的名句显然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传统背道而驰。这两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讲述”故事的重要性。为了重新找到一种独立的、真实可信的叙述声音,克罗耶奇认为,“加拿大(英语)作家必须摧毁那种一直使自己无法听到自己声音的、出于同源的美国语言和英国语言。”[6]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加拿大作家态度更为激烈。如丹尼斯·李(一九三九—)就宣称,只有退回到沉默的状态,拒绝玩以说话为基础的摹仿性游戏,加拿大文学才能最终摆脱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历史阴影,因为采用这种现实主义就意味着采用外国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法。李认为,只有通过倾听空间的“韵律”,加拿大作家才有可能寻找真正能表达自我的方式。他还宣称:“要在一个殖民地不假思索地说话……那就不得不借助反映异国空间的文字。思索意味着陷入沉默,意味着发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却没有文字。”[7]这是对人们的一种提醒:光用美学标准来评判、探讨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够的,我们不应忽视它作为前殖民地身份的政治内涵。“政治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背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同时,还向欧洲/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或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他们中不少人在小说中记载、反映了加拿大作为殖民地的经验、人们对强大邻国文化殖民倾向的恐惧,以及这种经验和恐惧在当代加拿大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就是一例。女主人公对美国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都有一种恐惧感和厌恶感。她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满目都是被“从南方蔓延过来的病毒”毁坏的树木——暗喻美国对北方邻国加拿大的毁灭性影响;一路上,美国的阴影更是随处可见:美国人开办的电力公司为提高水位,破坏湖围,给森林和动物们带来了灭顶之灾;有美国人提出用高价购买主人公的家园,以便“从事一些狩猎或捕鱼的活动”。[9]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侵蚀,包括女主人公的两位旅伴在内的许多加拿大人竞相模仿美国人的生活风格和语言,并以此为荣;到处都是美国游客,“他们的独木舟船头上插着一面满是星星的旗子,……这好像向我们(加拿大人——作者注)显示:我们正在一个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10] 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没有就此驻足,他们认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完全成熟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一阶段,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这可以被看成建立独立自主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想的起点。克罗耶奇宣称:“加拿大文学从维多利亚阶段直接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这个产生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和诺思罗普·弗莱的国家,(对欧洲和美国的主导文化)作出抵抗的方法就是从来没有现代主义化过。”[11]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人并没有跟在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在走自己的路。相对欧美“中心”而言,加拿大处于“边缘”或“外围”的位置。琳达·哈钦指出,“加拿大是一个不喜欢中心的国家,多元文化盛行”,那儿有极强的“反中心意识”和“地域意识”(regionalism);同时,“加拿大文学传统中妇女的声音特别强……她们一直就是文学主流”。[12]因此,加拿大当代文学又呈现出区域性、多元化、女性化等特点。以弗兰克·戴维(一九四—)为代表的一些加拿大学者表达了更为激烈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当已被奉为经典的、代表了等级制度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衰败了,加拿大的区域性文学和边缘/外围文学(如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等)才有可能兴盛繁荣。因此,他们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区域性文学和边缘/外围文学视为利益一致、同步兴盛的发展趋向。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并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运动,它应该是加拿大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含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等政治倾向,它的政治内涵使它有时成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美国、欧洲中心主义”的同义词。 二、双重语境下少数族裔作家的崛起 加拿大是移民国家,种族构成十分丰富。二战以后汹涌的移民潮更使其然。为了保护少数族裔权益、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维护社会稳定,加拿大政府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通过立法,推动形成了以英法双语制为基础、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新格局。这一特色被称为“加拿大马赛克”,它如同一幅多彩拼贴画,其中每个族群都可以保留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它们既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性群体,互为彼在,同时又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共存。 近年来,源于文化研究的反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美国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它也借助多元文化的浪潮迅速传遍全球。有关专家认为,凡受过英、法、葡、西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民族的文学,尤其是在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霸权撤出后所产生的民族文学,都是后殖民文学[13]。作为前法、英殖民地和英联邦的一员,加拿大的文学,特别是始于六十年代末、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及独立文化意识的加拿大文学显然属于此列。与加拿大的后殖民文学一起发展、成长的,是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族裔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添了鲜艳的色彩,也拓宽了加拿大文学创作的表现空间。由于受作家双重或多重种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主题往往具有独特的冲突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冲突性和复杂性往往使后现代手法运用起来显得更为贴切自然。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及语言特色带进加拿大英语文学,也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形式,增加了它的生气与活力。 在加拿大,不仅有被称为“立国民族”的英裔、法裔居民,还有被称为“第一民族”或“原住民族”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等土著居民,更有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移民。与此相同,正在崛起的加拿大优秀少数族裔作家的种族构成也很丰富多彩,他们包括犹太裔作家伦纳德·科恩(一九三四—)、捷克出生的作家约瑟夫·斯克沃雷克基(一九二四—)、乌克兰裔女作家简妮丝·库利克、匈牙利裔作家乔治·乔纳斯(一九三五—)、印度出生的作家洛辛顿·米斯特里(一九五二 —)、斯里兰卡出生的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和日裔女作家乔伊·小川(一九三五—)等等。其中,乔伊·小川和迈克尔·翁达杰的文学创作分别体现了加拿大当代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多元文化与后殖民倾向。 乔伊·小川生于温哥华,是日本移民后裔。尽管她是因诗歌成就成名,但人们普遍将其长篇小说《伯母》(一九八一)及其续集《总有一天》(一九九二)视为她的代表作。她的小说被看作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觉醒并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立法,强行将在温哥华附近沿海地区居住了好几代的日本侨民(约二万余人)撤离西海岸,并剥夺其财产。他们或被关入劳动营、集中营,或被驱赶到内陆地区,或被遣送到废弃的矿区;尚未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日侨中则有不少人被赶回日本。这些远远超出军事必需的种族主义政策造成了大量家庭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争结束后,这一政策仍在继续且变本加厉,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终止。七年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促使人们逐渐觉醒并进行了经过多年的抗争。一九八八年,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向受害者道歉并承诺向社团和个人赔偿经济损失。 二战期间,小川一家作为“敌侨”也被迫从西海岸迁往内陆。《伯母》及续集《总有一天》就是根据她和家人的这一亲身经历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用充满深情的笔调,描写了中根和加藤这两个日本侨民家庭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遭遇,反映了世界大战和种族主义给众多普通人带来的痛苦和创伤,叙述了他们逐步认清痛苦之根源并为在加拿大这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中争取民族认同而进行抗争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伯母》一书既真实感人,但又避免了直接、过分地宣泄怨恨与悲痛,从而显现出一种哀而不怨、隐忍有力的风格。小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一九八二年颁发的书籍奖,也成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日渐觉醒并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中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之一。为此,它被列入“加拿大英语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 少数族裔作家的另一杰出人物迈克尔·翁达杰出生在英属殖民地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十一岁时随母赴英国,在伦敦读小学和中学;十九岁迁往加拿大,受大学教育并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定居加拿大,在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特殊的身世和经历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他认为自己“既是亚洲作家,也是加拿大作家,也可能是二者的混合”。从种族上说,他本人就是多元混合血统的产物,其祖先中既有印度人,也有荷兰人和英国人。 翁达杰是位多产的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诗集、小说、回忆录、文学评传等十数部,还发表过文学评论文章等。这位很有天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早在七十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琳达·哈钦指出:“在文学中,我们对体裁的界限也持同样的怀疑。用克罗耶奇的话讲,‘现代主义文学限定了边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冲破这些界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14]翁达杰正是这样一位“冲破界限”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涉及的范畴主要是诗歌和小说,但他最大限度地对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反叛和颠覆,打破了小说与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阻隔,将诗歌、笔记、传记、医学档案、病史记录、新闻报道等融入小说,尤其重要的是,他颠覆了小说创作的传统套路。在他充满激情和诗意的笔下,虚构与事实、抒情与机智、反讽与幽默、诗歌与小说、新闻与笔记、访谈与想象,等等,完美地融为一体。翁达杰以其杰出的叙事艺术拓展了小说的疆界。他的作品给图书分类带来了麻烦,有些机构只能将他的作品粗略地分为“散文”和“诗歌”两类;不同的研究人员将他的同一部作品分列在 “回忆录”、“小说”、“散文诗”等不同的目录下。他被誉为“风格的熔炉”,也被称为所谓“跨文体”或 “跨文本”写作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还被赞为“兼顾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的诗人小说家”。 翁达杰像小川等加拿大作家一样,也是先以诗歌创作成名。然而,使他跻身于国际知名作家行列的却是小说《英国病人》。《英国病人》也显示了上述“跨文体”创作风格的不少特点,而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英国病人》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地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北部一幢被用作英军临时战地医院的别墅内。小说有四位主要人物:一位是印度锡克族工兵基普·辛格,在英军中任排雷专家,他出生入死为英军排除地雷受了伤,内心却对英国殖民统治深恶痛绝。第二位伤员卡拉瓦乔是英国前殖民地(加拿大)居民,战前曾是行窃高手,战争中任英军谍报员,被敌人折断拇指,失去了谋生能力。第三位是个全身严重烧伤、身份不明的神秘伤员,大家称他为“英国病人”,最后却被证实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沙漠探险家阿尔马希伯爵,他为救被困沙漠的女友而遭遇飞机爆炸、女友丧生、自己负重伤的悲剧。第四位则是照顾这些伤员的护士——二十岁的加拿大姑娘汉娜,她的生父和养父都在建设英国殖民地的劳作中受伤乃至丧生,母亲也死于养父所制造的炸弹的意外爆炸,接二连三地失去亲人使汉娜心灵深受创伤。整部小说就写这四个人物在医院里的生活、交谈、回忆。最后,作者才简单交代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基普战后回印度当了医生,家庭幸福;汉娜回到加拿大,“很可能与另外一个她并不满意的人共同生活”。 《英国病人》被公认是“后殖民小说”的经典。小说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十分明显。基普、卡拉瓦乔和汉娜称阿尔马希为“英国病人”,其实他们三人的身世和经历却都在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英国(殖民主义的)病人”,因为他们多少都受过英国殖民主义的伤害;他们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代新人,是“生于此地却居于彼处的国际混血儿,终身都在为回归或离开故土而奋斗。” 翁达杰本人也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对欧美白人所写的历史著作有意忽视亚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很反感,声称“在那场战争中,印度次大陆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我非常高兴基普·辛格的出现,在他身上有着我的经历。”[15]同时,《英国病人》以其对“历史”的戏仿、对小说创作过程的关注、对“真实”与“虚构” 可疑界线的揭示等,又展现了典型的后现代文学特征。如同在其他作品中那样,翁达杰再一次把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小说的英国版和加拿大版都在封面上使用了一个头缠穆斯林头巾、双手攀沿的男子的照片,这是摄于一九三二年的阿尔马希伯爵。历史性和真实性在这幅照片中带着一丝嘲弄人的形式进入小说(虚构)的世界,令人深思[16]。书中不少情景虽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但事实上它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是这个虚构的故事给人造成了一个非常生动逼真的印象。 翁达杰已荣获无数国际、国内奖项和荣誉,包括四次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奖,《英国病人》(一九九二)是四部获奖作品之一。此外,《英国病人》还获当年的布克奖,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一九九六)。 “后现代”、“后殖民”和“多元文化”成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几个紧密相关的特点。正如琳达·哈钦在为一部多元文化题材的小说集《另外的孤独》所写的序中所说:“加拿大文学是一个由许多条河流汇入的海洋,这些河流中流动着七十来个文化群体的痛苦和欢乐,而这些河流的汇合使所有的水都发生了变化。……我这里引用了“后现代”和“后殖民”两个词,因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为参与了这两种文化现象。”[17] 正是少数族裔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当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为加拿大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永远改变了我们关于‘加拿大文学’构成的观念”。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 内容摘要:英语文学出现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人们思想的发展,从兴起到高潮,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展壮大,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英语文学作家,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广为流传,兴盛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英语文学精彩而又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质上是一种最常见的语言艺术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英语文学作品更是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特点的,当我们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时,自然离不开对其语言艺术的赏析和研究。深入的了解研究语言艺术,有利于我们深刻的了解到语言文学的内涵,正确地对他们进行赏析,并了解到英语文学真正的精华所在。 关键词:英语;文学;语言艺术 在我们日常对于英语的学习中,往往学习的都是英语的读音,单词,句子,语法等内容,却很少会对英语文学进行相应的研究,而对于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更是缺乏了解。但是,对于这些英语读音单词,句子,语法等内容的学习和了解只是学习英语的基础阶段,想要对英语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学习,就离不开对英语文学的深入赏析,而对英语文学进行深入赏析,就必须要了解英语文学中的各种语言艺术。文学是一种高于一般语言的表达形式,而文学的出现,正是代表着一种语言的正在处于不断发展,甚至走向成熟的阶段。文学涉及到的不止只是文字的表达,更是融入了对于作品所处背景的深刻把握和分析。和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笔者结合对于英语文学研究的多年经验,在语言艺术研究方面给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对于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进行研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涉及的方面非常广,他和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习俗特点,地域背景等都具有非常深刻的联系,在研究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时,必须要把这些历史背景,地域特点等结合起来一起进行研究,二是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多种多样,种类繁多,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分类,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而这些语言艺术之间,又往往具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区别和联系。文学作品的语言自然与普通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他们为文学作品而服务,自然要彰显文学作品独特的特点,表达出该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态度,或者体现对伟大人物的赞扬,或者表达对历史发展的批判,又或者表现对爱情的赞歌,又或者抒发自己的伤感和不得志。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语言艺术来体现出来。通过对与语言艺术的特点的划分,笔者从语言艺术的意象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等四个方面对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语言艺术的意向性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们要关注和喜爱,最主要的是他们来源于生活实际,却又能够超越生活。作者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创设出各种虚构的情景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在文学作品中,从来不存在什么可能与不可能,无论在我们看来多么富有戏剧性的情节都可能会发生。作者深知能会对生活中的一点儿细微的小事进行夸张或扩大,从而产生戏剧性的效果,通过利用英语的语言艺术对于背景进行描述,对情感进行渲染,塑造出一个个特点鲜明的角色,把是非黑白分隔得非常明显,把自己的褒贬态度表现的淋漓尽致。文学语言的意向性是文学语言最基本的特征,当然,英语文学也不例外。英语文学,语言艺术的意象性,表现为它是既抽象又具体的,他描述的事物有时虽然存在但是我们却感受不到,或者我们能感受的到,但它却并不真实存在。每一部英语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塑造一个具体的形象鲜明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来反映他自己内心的情感特征或者是整个时代的人所面对的共性问题,或者是情感追求。在我们的理解中认为,意象是一种类比的表达方式。这种语言艺术能够充分的抓住主客体之间的细微联系,能够表现出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区别和联系。以客观实际来打造文学世界,而又以文学世界来反映客观实际。在英语文学中,作者以意像的手法来表达内在,尤其是在英语诗歌文学中。意象派是存在于1909年至1917年间的一个文学流派。在这一时期一些英美诗人发起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运动主要是意像主义运动,它是当时盛行于西方世界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分支。他们宗旨是要求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及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它反对发表议论及感叹。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拨,埃兹拉•庞德便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主题鲜明,含含蓄凝练例如,《在地铁站内》仅两行、14个字,是一首单一意象诗(one-imagepoem)。它是庞德根据在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的印象写成的。诗虽短,但诗人最后落笔定稿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和推敲。初看起来,唯只两行如日本俳句式的诗句,却不知是诗人偶得的印象在主客观之间反复提炼,苦思一年之后,最初三十行加工成了这简短的两行,可以说是字字经典。 二、语言艺术的生动性 语言艺术的生动性具体是指通过作者对语言艺术的运用,给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附与独特的生命特征。一个好的文学作者可以使自己在作品中塑造的形象活跃起来,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堆死板的文字,而是一个可以在脑子中浮现出来的生动的人物,通过对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外貌特点,性格特点的描述。使人们看到这个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能够让人们在阅读他的文学作品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自己参与其中,在和故事中的主人公做着一样的事情的感觉。这便是语言艺术中生动性的最具体的写照。在文学作品中,运用语言艺术的生动性,为使读者产生独特的感觉,有利于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地狱里的科勒》言中,诗坛中最杰出的几位诗人友—伊兹拉•庞德、和华莱士•史蒂文斯、艾略特,试图与他们,特别是艾略特,划清界限。威廉斯倾向于以日常生活题材入诗,坚持实用主义的反理性和反智性倾向。诗歌的形式简洁、节奏口语化、意象生动,并强调视觉效果。威廉斯的名作《一辆红色手推车》。威廉斯的诗歌赋予平凡而朴素的事物以深远的诗意,拓展了诗歌写作题材,并具独特审美意蕴。一直追求为了生动性而生动性。把自己作品的生动性作为最大追求。力求留给作者最好的阅读体验和想象空间。 三、语言艺术的含蓄性 含蓄性,通俗的来讲就是不把话说的特别明白,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在英语文学中,作者要用少量有限的语言去表达出丰富的,无限的内涵。文学作品的作者追求的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来引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和思考,使读者回味无穷。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来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见解,这样往往比那些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把情节背景人物交代的明明白白的文学作品更受到读者的欢迎。例如文艺复兴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但丁,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意大利北部,我们一般认为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但丁,其代表作为《神曲》,他的作品首先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以地方方言而不是作为中世纪欧洲正式文学语言的拉丁文进行创作。他认为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人性最完善的时代,中世纪将人性压制是违背自然的。他虽然对拉丁文学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但用意大利方言写了大量的以十四行诗为形式的抒情诗歌,受到各城市国家统治者的热烈欢迎。他的文章并没有直接写出对于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的批判,而是以含蓄的语言进行表达,这样反而更能使读者感受深刻。 四、语言艺术的情感性 每一篇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为了表达,其作者独特的情感。或者是要表达对于社会的批判,或者是要分享自己的悲伤或欢乐,或者灵动煽情,或者寂寞虚无,通过对世间百态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这些隐藏在作品中的深层次的东西,主要是靠语言艺术的情感性来体现出来的,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文学作品最主要的也是体会它里面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情感,那些情感能够对人们起到激励作用,丰富和强大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于语言艺术的情感性,表现的最深刻的便是英文诗歌作品和荒诞派。例如,托马斯格雷作为荒诞派感伤主义先驱,在他的代表作《乡村教堂内的挽歌》,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怀古伤今的文字,可以使读者从中体会到一种虚无和空洞的情感境界,再有美国作家安德森的《小镇畸人》这篇小说,它从一个精神病人的角度来观察整个小镇,文中语言不区分大小写,对标点符号胡乱的进行省略等现象,都在语言艺术上表现了这个小镇的混乱和无助的情感。此外,马克吐温的The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雪莱的西风颂等,这些诗人的日常生活,虽然都是非常的平淡的,但是他们通过将情感寄托在这些诗歌中,并且使用语言艺术表达出来,通过富有情感的语言来表现出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和情感,非常恰当的诠释了文学艺术情感性的特点。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是使英语文学能够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对于英语文学的研究应该将其语言艺术放在首位进行研究。语言文字是我们表达情感和思想的主要方式,研究语言艺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英语文学的设计和构思,更好的理解作者刻画出的人物形象和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从语言艺术的意向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等四个方面对语言艺术进行深刻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意象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往往相互联系,在英语文学中会一起体现出来,而不是单独存在着的。语言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语言是丰富多彩的,而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则更是这样,丰富的语言艺术对于表现英语文学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非常的重要。学会对于语言艺术的研究分析,在英语文学的研究学习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王雪 单位: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英语教学分析 摘要: 文学不仅是语言文字艺术性的主要体现,还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表新形式。它既可以给予读者在文化和语言领域中的丰富感,使其认识到更多的资料和知识,还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文化修养和审美价值观,为读者带来美好的心境。文学其实可以是人文学科的一枚枝干,所以,文学素质也可以表现为人才素养,在教育事业中应该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新课标的要求下,英语老师应该在英语教学时将英语所学的知识内容、自身的情感态度、语言的能力、英语文化理念以及学习的方法策略等贯穿其中,以达到激发学生英语的思维活跃度和提升学生综合英语水平能力的目的。在这几个方面上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的,当中的英语文化理念就是为了可以让学生体会英语文化的魅力和语言上的美好,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是学生可以更好更快的接受英语,并作英语学习的主人,从而在达到教学目标和宗旨要求的同时,使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得到双重提升。此篇文章就针对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希望可以对英语教学提供帮助。 关键词: 英语文学;英语教学;重要性 引言: 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技能,使其可以全面的掌握并能够灵活的运用,尤其是锻炼学生的听力和口语的表达能力,让学生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可以使自身的文化素养得到提升,用英语来实现交际,进行与不同国家人员的交流,从而为我国的国际交流做出贡献。在如今语言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学生英语语言基础的稳固、学生各项素质的提升以及交际能力的锻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伴着全球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英语文学也随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引起了人们大范围的关注,各大院校也都应该引起对英语教学的关注,积极开展一些英语文学探讨活动,提升学生英语的综合水平,对我国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英语人才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英语文学的概述 英语文学其实与中国文学相类似,只不过就是其各大文学著作的写作文字采用的是英语书写,其作品的主创者不仅是只有英国作家,还可以是美国作家,对于一些美国的文学也可以被列入到英语文学当中,通常情况下,美国的文学作品大多都是依照特定的学科来对其进行处理的。英语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主要都经历了文艺复兴、古代文学、新古典主义文学等历程,其历史悠久而且拥有充足和丰富的文学内涵和价值,当中也不缺乏一些小说或戏剧等内容。 二、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重要性的体现 1.可以激发学生英语的学习乐趣,培养学习兴趣。人们常说: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兴趣来源于乐趣,有了乐趣才可以进一步发展兴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有英语的学习产生了乐趣,使其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快乐,就会愿意去接受,就会对学习产生兴趣,从而可以进一步的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对事物、知识的自主认知。所以,就要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以此来强化对学生兴趣的培养。英语文学的内容丰富,且对英语知识所描述的内容形象、生动,富有凝练和文艺的气息,其可当作学生英语学习的相关资料或课外读物,对学生文学素养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文学语言具有生活性,一方面它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语言通俗易懂,容易让学生感知其自身情感,另一方面其语言又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个性文艺,应将其融入到学生英语的学习当中,让学生体会其中魅力,有助于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吸收和应用。长久以来,人们对于美的事物经常会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而且都会去追求美、感受美,就要求老师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善于向学生展现英语的美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英语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有着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魅力,在英语文学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和MarkTwain的小说等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老师可以向学生讲述其作品中的内容、人物生活背景等,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培养学习兴趣。从而可以让学生自主的投入到英语文学的研读和学习中,进而提升学生英语的综合能力。 2.锻炼学生英语的思考能力和思维方式。在许多的英语文学作品当中,都涵盖了许多的英语句式、短语和词汇等,这就要求学生在对英语文学进行阅读的过程中,要善于对当中的语句词汇等进行相应的总结,对文学中一些优美的句字要适当摘抄。在此阅读和总结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和英语文化的认知与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鉴赏能力和交际能力,使学生得以全面发展,且由于英语学习的持续时间较长,所以仍需学生要不断为之努力,使学生对英语文学及知识的学习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但是因为许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通常很少接触到实际用英语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不能将语言灵活的运用到实践当中,使其得不到良好的锻炼。所以就要加强学生对英语文学以及相关作品的阅读与鉴赏,从而在理解的过程中使其思维可以得到良好的锻炼。 3.有助于提高学生英语的交际能力。语言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交流的工具,还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说一个国家文化的体现还取决于语言,所以说语言的学习也不仅仅是交流方式的学习,更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学习。这就要求老师要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把英美等国家的文化渗透给学生,以此来让学生可以对英语有着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并让其可以充分融入到外国的文化当中感受其中美好,学习其中的文化内涵。文学作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当中对国家的各项习俗、政治等内容也有一定的概述和认知。在语言全球化和时展的今天,语言作为各国间实现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特别是英语,在全球的应用都较为广泛,所以就更要求老师加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学习,对语言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可以通过多媒体、对话等方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英语交流环境,强化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得到加强,努力达到国际交流水平。 4.有利于学生品德素质和文学素养的提升。一方面,语言具有艺术性,很多的英语文学作品其内容丰富多彩、情感鲜明、语言生动形象,有很强的艺术色彩,就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对美的感官和认知,被英语文学语言的魅力所吸引;另一方面,文学具有很强的历史性,记录着一个国家有史以来所发生的各个事件,学生在学习时就会对英语文化有着进一步的了解,对一个国家的文化有着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使学生的身心素质得以提升。此外,对于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英语文学作品,当中大都都囊括了一些对人生的感悟和态度,以及一些深入的人生哲理等,这些都会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受到潜意识的影响,从而使学生在提升自身语言技能的前提下,也使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品德观得到提高。 三、强化学生对英语文学学习的有效措施 将合理的教学与学习文学的有效方法相结合,以此来达到提高学生文学素养、品德教育、口语交际能力的目的。以下就是加强学生英语文学学习的有效方法。 1.强化学生对英语文学作品阅读的完整性。虽然有些英语课本中只是选读了一些文学作品的部分内容,且内容细腻、精化,但是对于作品的本身却有着较为强大的破坏性,使得作品整体情感及主旨等发生变化。所以,老师就应要求学生利用有效的途径去寻找并阅读作品的原文,也可通过观看与原著有关的视频或短剧对文章的整体有大致的了解。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学生的内心有所触动,才能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让学生了解到英语文化的特色,感受其中所表现的情感,学会其中对语言运用的方法,文学的写作手法等,从而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运用写作能力。 2.学会正确评析作品。学生在通读文章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善于引导学生去对文章进行赏析、评定,可以通过开展文学的鉴赏活动等让学生对自己所观看的文学做一个大体的评析,说说其中文章的美在哪,有哪些有特色的地方等,然后让学生间进行相互交流,相互探讨自己对文学的鉴赏观点。老师也应该在学生讨论时适当的所处自己的观点或意见,告知学生评析文章要从那几个方向入手,教学学生评析的方法。在学生对一段内容评析完后,老师应该从文学所描述的细节、注入的情感、表现的手法、情节的安排、人物的个性特征等多方面对其做出具有专业性的评析,让学生学会如何全面具体的去鉴赏一篇文章,从而促进学生脑体思维模式的转动,让学生不拘泥于单向思维,从而使学生的鉴赏能力得到提高,使学生的英语水平得以提高。 3.善于写出自身的观后感。通读文章之后,学生内心会受到强力的冲击,有着对作者情感的理解,对内容的感触,所以就要让学生在读完全片后,写出自己的观后感,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锻炼,还可以加深对文学的理解与吸收,让学生写作感悟双向发展。此外,有许多的文学当中对于语言的使用和表达都极富特色,每个作家运用语言的方式方法也是有所不同,这样学生的大量阅读之后,就会潜意识的收到这些语言的冲击,就会逐渐被感染,积累到大量的语言信息,从而使学生无论是在写作方面,还是在语言的交际方面,都能够很好的运用所学到的知识,从而在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同时也使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得到提高。 总结: 综上所述,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善于讲英语文学渗入到学生英语的学习当中,用其来开展一些英语文学作品鉴赏或交际活动,让学生的思维和英语的运用能力得到锻炼和培养,将语言与国家文化相结合并通过英语文学来展现,使之感受文化的魅力与境界,让学生可以更好的产生对英语的乐趣,从而锻炼其自主学习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口语交际能力。所以,就要求老师要正确的认知英语文学,并利用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把英语文学渗入到教学中去,从而在提高教学效率同时使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作者:孙懿超 单位:皖西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中西文化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研究 [摘要] 所谓翻译,主要是对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转换,让受众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了解不同语言所表达出的含义。在今天,为了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各种翻译活动不可或缺,尤其是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已经成为了当今译者的重要工作,但是英语文学作品必然会受到特定民族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文化、思维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中西在这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时,必然会面临着很多障碍。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进而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恰当地翻译呢?下面笔者将就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 中西文化差异;英语文学作品;翻译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为了对外来的知识进行传播,翻译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不管是在延续民族文化方面,还是促进民族文化的更新发展,翻译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季羡林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华文化就像一条长河,其中的水可能会或多或少,但枯竭的现象却不会出现,这是因为其会被不断注入新的水源,而这种注入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翻译。中英文学作品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是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另一方面,文化个性也不容忽视,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就必须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充分考虑。 一、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对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影响 艺术感染、文化内涵等很多方面在文学作品翻译中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从事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的人来说,除了应当熟练掌握两种不同的语言外,更应当深刻理解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词语的内蕴才能更为显著地体现出来。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具有显著的影响,下面笔者将从地理环境、思维方式、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自古以来农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基础,在地理环境的作用下,耕作方式主要是牛耕,因而汉语文化中,与牛相关的词语非常多。而英国主要是以岛国的方式出现,在古代,耕作工具主要是马。这两种动物在两个国家的传统生产中有着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在语言表达上也有较为清晰的体现。比如,在汉语表达中的“吹牛”,用英语表达就是“talkhorse”,汉语中的“力壮如牛”用英语表达就是“asstrongasahorse”。再者,英语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大多临近海洋,与海洋经常发生联系,因而在英语表达中,与水有关的词汇较多,例如“ableseaman”这样一个短语翻译为汉语意思为“一级水手”,其中,如果进行直译,很明显,“seaman”是海员的意思,但在英语国家中,这个词语是指一个海员具有较高的能力和水平,因而将这个短语翻译为“一级水手”较为恰当。相反,在汉语中会出现很多与山川、湖泊有关的习语,这些习语很难在英语中寻找到恰当的翻译,因而意译就是一种较为适当的办法。 2.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民族长期的发展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会给文学语言交流带来一定的障碍。例如,汉语中的“红茶”和“红糖”在英语中一般被翻译为“blacktea”和“brownsugar”;而“blackcoffee”在进行汉译时,一般翻译成“(不加牛奶和糖的)清咖啡”。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不仅在词汇翻译上具有明显的影响,在句子理解中也有所体现,不充分理解英语国家的思维方式,就很难准确地翻译。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万物合一”,而在西方文化中,人被看做是独立的个体,可以说,中国对意更为注重,而英语则对形更为强调。中国对群体文化的重视以及西方对个人中心的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必然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是非常著名的作品,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就将“Lyceum”这个词翻译为“兰心剧院”,很显然,这是译者在充分考虑中国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翻译,“兰”在中国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充分显示了中国的文化。 3.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在人类的文化中,宗教文化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其主要构成部分是民族的宗教意识和信仰等。在中国,佛教、道教和儒教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这些具体在我国的汉语语言中也有所体现,比如“玉帝”则是从道教文化发展而来,“阎王”则是来源于佛教,除此之外,“临时抱佛脚”“借花献佛”“五体投地”等习语也是从佛教文化中发展而来的,但这些在西方文化中却没有体现。而在西方,《圣经》这一著作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仅是基督教的重要著作,对西方文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载体。上帝在西方人的世界中地位非常重要,不管是表达祝福还是痛苦与愤怒,都可以使用到“god”这样一个词汇。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更是有很多与《圣经》有关的典故,其中,很多典故也发展成为了习语,并得到了广泛运用,比如“Solomon”“Judah’skiss”等等。总之,《圣经》中的典故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使用非常广泛,只有对其有深刻理解,才能够对文学作品进行适当翻译。 二、在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如何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 在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下,要想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恰当翻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下面笔者将进行具体分析。 1.让中西方文化融合及交流得以加强 今天,一体化和全球化正在不断加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正在碰撞与交流中得以共生和融合,文学翻译是不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需要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借鉴西方国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英语文学作品国家的文化习俗和历史背景等各方面加强了解,让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增强。译者所翻译的作品,只有充分结合文化氛围和语境,才能够让文化差异导致的障碍得以消除,给读者呈现出一部兼具内涵与灵魂的文学翻译著作。 2.对文化的适应性给予足够重视 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文化适应性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于文化观念方面的差异,经常会产生很多翻译方面的障碍。进行翻译时,绝不能将文化和语言内容分开考虑,必须将文化适应性作为翻译的重要问题。比如,杨柳作为一种树木种类很常见,一般在春天时焕发生机,因而在中国文化中,其经常被用来形容春光明媚的景象,也因此留下了一些较为优美的诗句;但对于英语国家来说,佩戴杨柳一般是代表对死者的哀悼,例如:“wearthewillow”就表示“服丧戴孝,痛失亲人”这样一种含义,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出发,必然很难理解这样一种含义,这就需要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借助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手段。 3.对翻译策略进行恰当运用 在进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时,针对译入语和源语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如何进行恰当地处理,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具体来说,人们主要提出两种翻译情形:一是主张借助源语为重要导向,进行“异化”翻译;二是主张借助译入语作为主要导向,进行归化翻译,但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策略,在具体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作用也都不容忽视。归化通常是指在进行翻译时,要尽量以译入语为中心进行思考,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尽量对异域风味进行本土化翻译,使得译本符合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尽可能地降低读者阅读的困难。通过归化翻译,能够使得译本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也更为通俗易懂。而异化则是指在翻译时,尽可能地去尊重原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使得译文能够充分体现出异域文化,整个译本与原文能够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是一种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方法。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不管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行归化翻译时,要尽量不改变原文,避免文化失真的情况出现,而进行异化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避免产生一些文化错觉,从而出现理解上的错误。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对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要灵活地进行使用,掌握一定的分寸和尺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归化和异化与意译和直译是不同的,前者已经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是一种策略,而后者只是翻译方法的体现,前者对于后者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就归化策略来说,比如: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有一些短小诗歌的表达,诗歌中往往有比较明显的押韵,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想在翻译中也能够体现出原诗歌的押韵,对于翻译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适当的押韵可以使得整个诗歌更具有可读性,同时也更为生动并且富有音乐感。对于孩子们来说,有节奏感的诗歌能够增强他们阅读的兴趣,也更容易记住其中的内容。但是要想使得翻译具有韵律和节奏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既需要译者有很强的双语素质,同时也要充分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就异化翻译策略来说,主要是指在西方的文化中所孕育产生的一些独具特色的词汇,对于这些词汇进行翻译时,通常很难在汉语中找到适当的词语予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三、小结 总之,对文化起源和发展来说,语言是极其重要的土壤与载体,其中,翻译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构建了桥梁,对双方文化交流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中西文化方面的差异,要想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充分诠释,并且做出准确的翻译,就需要对两种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恰当理解,找到适当的翻译策略。可以说,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在翻译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针对具体情况,对这两种策略进行恰当运用,能够让译文更为准确,也能够适应更多人的需要,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作者:李洁 单位: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语言艺术论文 一、英语文学语言艺术的意象性特征 与普通的语言不同,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一定的使命特征。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为文学作品服务的,文学作品往往会根据作者的思想,构建一个想象中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情境当中,也许能想象到的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出现的,而作者则需要利用一定的英语语言艺术对文学作品里面的情境进行相应的描述。在这种具体的描述过程中,作者利用一定的语言艺术对主人公的情绪进行描写,有时候还需要对主人公的思想进行渲染,通过一定的语言艺术对主人公进行塑造,并且通过一定的语言艺术承担起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或者是寄托作者的哀思,并且给读者分享自己的欢笑。因此,在文学作品的描写当中,英语文学的意象性特征是最明显的特征。纵观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在漫长的19世纪当中,说到意象派的代表人物,最有名的意象派大师就要数庞德了。对于意象派来说,意象描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塑造一种意象,进而对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进行传递,这种思想感情可以是作者的忧思,也可以是作者的喜悦,抑或者是作者的批判。在意象派的诗歌创作当中,意象派诗歌作品主要坚持三个原则:首先是在诗歌创作中的单一的意象原则;其次是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诗歌的用词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简洁的原则;最后,在诗歌创作过程中,需要使诗歌具有音乐感,而不是强烈的韵律感。在这意象派诗歌的三种原则当中,每一个原则都是与语言艺术息息相关的。以庞德的两句诗为例进行分析———人群中出现的鬼影/正如盛开在潮湿漆黑枝丫上的花。在现实的环境当中,诗人描写的显然是火车站当中人来人往的场景,可是到了诗人那里,这么平淡的场景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树枝上盛开的花朵。诗人通过语言艺术将枯燥的场景描写的异常美丽,给生活赋予意象性特征,给我们描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二、英语文学语言的生动性特征 在英语文学作品当中,生动性也是英语文学的语言特征。生动性具体是指作者通过用语言艺术进行描写,使所描写的画面塑造出具有生命性的特征,使所表达的思想以及画面具有灵动性,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描述,使所要描写的场景就像真实的一样,让读者通过作者的描述,具有一种在现场的感觉。在生动性方面的描述中,最著名的文学大家就是英国的狄更斯。狄更斯的作品《雾都孤儿》就很好地展现了狄更斯语言生动性的一面。如在《雾都孤儿》当中,狄更斯通过自己的语言艺术,成功地为读者勾画出了以下几个生动的主人公,在所有的角色塑造当中,最著名的要数有着凄苦悲情色彩的孤儿奥利弗以及心肠善良的梅丽太太,除此之外还有窃贼团伙费金。在《雾都孤儿》的具体描写当中,首先,狄更斯通过对各个角色的穿着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使我们就很容易想象出各个角色的身份特点。除此之外,狄更斯还通过对《雾都孤儿》里面各个角色的语言进行描写,使各个角色的形象更加真实,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主人公,并且通过各个角色的衣着进行描写,可以使读者对当时社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场景进行展示,能够使读者感受到当时社会的风貌,并且通过小说中各个角色的语言,传递出作者对整个社会的基本的思想感情和看法。因此,在英国文学作品当中,作者通过运用一定的语言艺术方法,使文学作品能够真实地再现作者想要描写的社会环境,能够让读者通过作者的文学作品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除此之外,作者在文学作品当中通过刻画一定的人物,当然作者的刻画可以是衣着方面的描写,也可以是故事人物的语言、情感和心灵的描写,使书中的主人公仿佛就在读者面前,让主人公更加生动形象。最后,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一切语言艺术都是为了传递作者的感情,和作者对社会的看法。 三、英语文学语言的情感性艺术特征 对于读者来说,读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了解作者刻画出的画面或者情感,有时读者还会对文学作品中传递的作者的感情进行揣摩,并感受作者想要说出的话。从作者的角度来讲,作者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达一些观点,而在观点的传递过程当中,作者往往是通过对一定的感情表达来进行的,当然,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不尽相同,可以是一种喜悦的感情,也可以是一种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亦或是一种对岁月看淡后的恬然和哲理。总而言之,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在文学作品中,不存在没有感情的枯燥描述,因此,对于英语文学作品来说,情感性是英国文学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在托马斯格雷的《乡村教堂内的挽歌》当中,这位伟大的伤感主义诗人很自然地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对古代的怀念和淡淡的忧伤感,但是诗人所传递的当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追忆,而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不满情绪,作者通过作品传递出了诗人自己的感情。提到英语诗歌当中的情感性艺术特征,就不得不提英国诗人济慈,在济慈的《夜莺颂》当中,诗人通过语言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诗歌当中,很显然,诗人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夜莺歌声的赞美,更多的是传递着诗人对生活中的真善美的追求。因此,在英语文学作品的描写当中,诗人所要表达的感情也许是普通人所无法理解的,因此,诗人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将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 四、结语 总之,在英语文学作品当中,作者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艺术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语言艺术可以是一种意象性的特征,也可以是一种生动性的语言特征,抑或者是一种富有感情的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征都是为作者的感情服务的。 作者:吕程 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英语文学论文:初中英语文学体验阅读教学分析 文学阅读激发兴趣 文学阅读应该是愉悦身心,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看有趣的中文小说一样,经常被剧情深深地吸引住。那么,英文阅读也应该有这样的功效。如果真地能读懂、读透阅读材料,那么英语文学阅读应该是能够舒缓学习压力的。它也应该是有利于学生情感开发的,让学生在阅读中,真正体会到英语之美,诱发出他们诗意的情感,进而对英语产生爱学的情趣。而现在的英语教学多以应试为主,学生的压力大,心理负担重,他们本来可以快乐的学习,但是却被做不完的功课禁锢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实。我们发现学生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们的理智情感没有提升,反而在呈下降趋势。他们的乐趣感和自信心下降得最为严重。文学作品可以传神、达意,又具有哲学、幽默,这些都能让学生进入角色,也能让他们自然地进入学习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运用文学作品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尘封的心灵再次被激活。 体验阅读发展语言 语言并不是教师教会的,而是学生学会的。外界的教并不是我们学会语言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学习语言会有事半功倍之效。而中国学生恰恰就缺少这样的氛围,因此,要想学好英语,就要借助于文学阅读,因为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真实语境能够驱动语言能力的习得。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语文老师也特别强调学生的阅读,只有读得多了,学生才会说、会写。而英语教学也同样如此,读的量越大,接触语境的机会越多,语言重复的几率就越高,看得多了,词汇量就越多,语言能力也会随之增强。通过研究也证明,在阅读过程中,学习者的词汇知识和拼写知识会发生渐进式的增长。而人的记忆也分为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文学阅读是情节记忆,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会有身临其境之感,这种体验有助于他们习得词汇,增强理解能力,并促进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发展。所以说,英语文学体验阅读,是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必然选项。 深入阅读培养创新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阅读是掌握各领域知识的主要渠道。阅读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也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许多合理的想象与推测都是从阅读中获取的。在进行文学阅读教学时,可以设置一些思考题,要求学生书面回答。在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思考题可以分为必答题和选答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合适的题目,他们会更加感兴趣。另外,还可以让学生根据文本内容提出质疑,谈谈自己的观点,进行创意性的表达。这种读、写、想结合的方式,有助于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激发他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培育他们的创新思维,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 自学与他学相结合 文学体验阅读可以让学生将自学与他学相结合,以自学为主。阅读是人自学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会的过程。因为一个人一旦学会了阅读就学会了自学。自学就是要求学生自觉自主地阅读,并尽量学会合理地安排好时间,学会自我管理,每天投入 30 分钟阅读一定量的文学作品,每读完一部小说,就认真地去完成书面作业。他学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阅读。让学生明白阅读任务和目标,知道读什么、读多少,并帮助学生了解小说的背景知识,以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并让他们以积极的情感态度进行阅读活动,在阅读中享受学习的快乐。还可以教会学生进行合理的推理判断,并去思考人物事件,这时不要太在乎句式结构和语法知识,让学生读懂意思即可。 阅读与体验相融合 不论学母语还是学英语,都离不开阅读。阅读是大众化、普适性的学习方式。在阅读中学习语言是一个积累和渐进的过程。但是一定要坚持,如果时间短,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因此,我们的文学体验阅读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切忌浅尝辄止。文学阅读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方式,它能激起学生的热情,也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阅读融入学生的生活,让阅读成为他们学习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思维和语言是不能脱离自身的经验而单独存在的。文学阅读就是用语言去思维,使用语言的阅读是一种自身的体验。这种体验学习是最原始的,也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所必要的。体验学习是让学生亲自去尝试错误,也就是在文学作品的真实问题情境中,尝试错误,并学会去自我纠正,从而产生语言体验。体验学习也是让学生以当事人的角色去求知,把文学阅读作为享受智力的快乐,让知识与情感相融。 乐趣与努力相互促 进阅读的乐趣就是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学阅读的意义,才能够有效地提高英语语言能力,并提高考试的成绩。但是英语阅读也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它需要我们一丝不苟、专心致志,若能顺利渡过艰难时刻,那么苦涩就会变为甘甜,自然地进入乐趣阶段。乐趣与努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难以区分的,只有两者并重,才能在乐学、勤学中大幅度提高英语成绩,并达到成功的理想和目标。综上所述,体验式学习是一种有意义的、充分调动主动性的学习方式,它强调了学生必须参与学习过程,并引导他们主动地参与实践,让他们在问题中分析、评价,让他们在问题中学会思考,在经验中获得知识,并逐渐培养出他们乐学、善学的情趣,提高他们的自主意识和学习能力。而英语属于语言和文学领域,文学体验阅读正顺应了英语的学科特点,它把主动权真正交给了学生,让学生去掌控教学资源,并自主地去驾驭学习过程,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到自己是主人;在阅读中加深记忆和理解,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本文作者:张小芳 单位:江苏省淮安市丁集镇初级中学 英语文学论文:论体验英语学习与英语文学课程的契合 一、体验英语学习理念与CBI英语文学课程的契合 将体验式英语学习理念引入CBI英语文学课堂开展教学,这一构想是建立在学习、借鉴两种理念各自的理论依据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体验英语教学和CBI英语文学教学在学习对象、学习途径以及学习者身份的界定上都实现了有机的契合。 (一)基于内容的学习对象 体验英语学习理念指出,英语学习应该以外语语言系统为目标,以学习内容为基础。认知功能模式的语言观认为,“外语语言系统的发展必须伴随着概念系统的发展,它必须在和概念系统的互动中发展;而概念系统也就是人类认知世界以及人际交流所获得的相关经验知识”(程琪龙2009:74)。割裂语言系统与概念系统,单纯强调语言知识的学习是违背外语学习目标的。首先,以诸如词汇、语法等孤立的语言要素作为外语学习的主要对象,而忽略有意义的语言内容交流,不利于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悖于语言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其次,脱离内容的语言操练不利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机,难以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英语应该成为学习者累积社会知识,进行经验交流的途径,英语学习不应该以单纯语言系统学习为终极目标。外语语言系统的构建需要使用概念内容来激活,让外语自身语言系统与外部世界所构建的概念系统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在体验交流中提升语言能力,概念系统日臻成熟的同时,外语语言系统也逐步形成。CBI教学理念的突出特点是围绕内容实施教学,其理论依据是Krashen(1985)的输入假说。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习得第二语言的必要条件是所输入的目标语言必须是学习者能够理解的,即可理解性输入。“这些陌生的信息与学习者现有的经验知识、对于习得新知识的期待以及学习者仍具缺憾的语言系统发生互动”(Kasper2000:41),为语言习得创造有利的学习环境。“语言是通过内容来习得的,而真实系统的语言教学材料可以为有效的学习或习得语言提供有意义的语境”(常俊跃等2008:27),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学习活动不再是不自然的、无意义的机械操练。由此可见,体验英语学习和CBI语言教学都关注有意义的学习内容,在语言学习对象上二者达成共识,两种理念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二)交互合作的学习途径 Vygotsky(1978)的“文化历史”发展学说也为CBI教学理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Vygotsky(1978:86)的“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简称ZPD)”理论指出,“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习者通过交互合作学习进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众多社会文化理论学者将“最近发展区”理论进一步深化,着眼于针对学习者最近发展区的开发,将学习活动界定为分布式的、互动式的、情境式的以及亲身体验式的。Vygotsky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CBI教学,提倡交互合作型的学习途径,诸如合作学习、学徒学习、体验学习以及研究性学习等。体验外语教学模式是以学习者获得积极心理体验为驱动力和导向特征,以情景、互动、任务/项目、合作学习为主要方法,更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外语教学资源,搭建二语习得的语言生态环境,营造外语学习的人文环境,通过参与、愉悦、共鸣的体验学习机理,获得语言交际能力的新型外语教学模式(刘援2011:59)。在学习途径方面,体验英语学习和CBI语言教学也不谋而合,二者都支持交际语言教学原则,强调教学的重点是过程,重视交际和意义,主张让学习者通过参与有目的交互活动和任务习得语言。 (三)自主完整的学习者 Rogers一向推崇体验学习,他认为体验学习关注学习者的个人需求,“是一种自主的学习,其动机来自学习者内部而不是外部,这种学习的核心是‘意义’,一个重要特点是学习者全心投入,对学习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ogers1983:20,转引自曾徳琪2003:46)。单纯机械性认知教学是毫无意义的,它遏制了学习者的求知欲和主体自由,而体验教学是“让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都参与到学习中来,使学生在认识知识的同时感受和体验知识的内在意蕴,获得精神的丰富和完整生命的成长”(辛继湘2005:66)。CBI英语文学课程区别于传统的文学概论或者文学史课程,它是基于真实文本细读的文学课程,学习者“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王守仁2002:11)。CBI英语文学课程为学习者提供有意义的语言学习环境,架构起依托文学经典进行人文体验的平台,“课堂中的文学使用是一种能使学习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投入的有效方法,它为学习者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反应和情感的绝好的机会”(Lazar1993:3,转引自潘章仙2001:35)。CBI英语文学课程为体验英语学习提供了生动丰富的人文素材,英语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也在体验英语学习模式下实现了有机融合,英语文学课程的学习者在体验学习和内容依托教学理念联合创造的真实/仿真实情境下实现了读者身份的人本回归,彰显了人本主义关怀。 二、基于体验的CBI英语文学课程教学:以英语戏剧课为例 如何在CBI英语文学课堂上贯彻体验英语学习理念,采用具体步骤实施体验教学呢?笔者以本人讲授的英语戏剧课为例,参照Kolb(1984)构建的体验学习圈,结合该课程的特点,将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应用于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反响。 (一)Kolb体验学习圈 Kolb认为学习应该将重点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教学过程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Kolb将体验学习阐释为一个体验循环过程(如图1),亲身体验(concreteexperi-ence)—观察反思(reflectiveobservation)—抽象概括(abstractconceptualization)—行动实验(activeexperimentation)—亲身体验(concreteexperience),如此循环,构建一个自然连贯的学习过程,学习者自动地完成反馈与调整,经历学习过程,在体验中认知。由此可见,体验学习认为“学习应该是由学习者的思维、情感、行为和自我等共同参与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认知过程”(石雷山、王灿明2009:50)。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为学习者创设人性化的学习情境,让学习者体味享受学习过程,真正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 (二)CBI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 严格来讲,戏剧文学不同于诗歌和小说,它不是停留在对于剧本的阅读和赏析上,而是最终要付诸表演与实践。因此,止于剧本阅读赏析的戏剧教学是不完整的,“戏剧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对剧本的分析和欣赏能力,还应向学生介绍一定的舞台表现手法,提高他们的实践和创造能力”(金李俪2000:59)。针对CBI英语戏剧课的特点,借鉴Kolb(1984)体验学习循环模式,笔者构建了文本阅读—赏析反思—表演实践—自主创作的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如图2),学习者循序渐进融入到整个循环体验过程,实现文本与学习者、学习者之间以及教学者与学习者的全方位真实交流。笔者选用该课程的剧目之一———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为例,具体介绍该模式的操作流程。文本阅读是整个体验循环的基础。CBI英语戏剧课程的文本阅读是指对于原著文本的细读。 不可否认,原汁原味的真实戏剧语言材料保障了语言输入的质量,满足内容依托语言教学对于可理解性语言输入的要求;但是由于戏剧文学作品属于特定地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思维创作,因而往往具有较高的阅读难度,甚至让语言学习者望而生畏。为了适当缓解学习者对于原著文本的阅读焦虑,有效激发学习者的阅读兴趣,避免学习者断章取义,笔者基于支架理论(scaffolding)在教学的初始阶段设置了导入性介绍和支架性练习。以萧伯纳的《卖花女》为例,教师首先可以向学生介绍剧名的由来,即Pygmalion的神话故事,学生从小故事着手为进一步接触戏剧文本构建心理预期,从而大大降低阅读难度;除此之外,教师可以采用适当教学手段引导学生主动了解该剧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创作风格等。这样的设计大大缓解了学习者的焦虑情绪,帮助学习者自然步入文本阅读体验,提升了阅读效率和质量,为接下来各个环节的有效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赏析反思是从认知体验向情感体验的第一步跳跃。教学者可以通过赏析反思环节追踪学习者文本阅读效果,教师可以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问答、小组讨论、主题辩论等思辨性课堂活动,引导学习者结合情感体验发表个人观点见解。这一环节的设计让学习活动突破了单纯的认知层面,上升到情感高度。当学习者“既用认知的方式也用情感的方式来进行学习时,有意义的学习才能发生,完整的人格成长才有可能”(辛继湘2005:65)。《卖花女》中的Eliza改头换面之后又为什么会发出“What’stobecomeofme?”的呐喊?Eliza和Higgins对于待人之道有着不同的见解,谁的更为可取呢?卖花女的父亲Alfred关于“MiddleClassMorality”的论断是否值得认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引发学习者个体积极反思的同时,也一度激发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观点交锋,这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更是人格之间的对话。赏析反思环节的设计还原了语言学习者的读者身份,突破了语言认知体验的情感体验,给传统刻板的语言教学课堂赋予了新的意义,彰显了语言教学本该具有的人文教育功能。 表演实践是整个体验循环的核心环节。“表演是一种建设性的行为,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周围世界的判断力”(Vygotsky1978:76,转引自金李俪2000:60)。戏剧文学的特点赋予这一环节极强的可操作性,戏剧表演实践成为英语戏剧课堂的最大亮点,为课堂教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笔者选取了《卖花女》剧目中矛盾冲突较明显的若干片段分配给学生进行小组演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熟悉背诵台词,设计准备道具,进行小组彩排,最后在课堂上汇报演出。各小组的表现令人叹服,学生对于剧本台词语气的拿捏、肢体语言的设计、道具的选用以及舞台效果的统筹等都做得非常到位。实践证明,大多学习者都具有较强的表演能力,他们需要更多的机会。通过表演实践,学习者对于文本的了解更加深刻,对于人物心理的揣摩更加到位、对于剧目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感触更深。另外,该体验环节的益处并不止于剧目学习本身,它也助益于学习者舞台表现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自主创作是对于学习成果的检验和体验学习的升华。通过系统的戏剧课程学习,学习者对于戏剧这种文学创作形式形成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对于抽象的戏剧概念具备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学习者可以通过自主创作活动检验所习得的经验知识,进一步挖掘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潜力。《卖花女》的结尾比较独特,关于各个人物的最终结局并不是以戏剧文本的形式呈现的,这就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陈述版的故事结局进行戏剧创作改编,延续该剧的主体风格特点,最终以英语戏剧文本的形式呈现大结局。教师对于这项自主创作成果可以从两个层面检验:一是书面形式的创作剧本,另外是对于创作剧本的表演实践。教学实践表明,只要给学习者足够的自主空间和创作机会,学习者完全可以充分展示和提升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文本阅读—赏析反思—表演实践—自主创作”四个环节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逐一落实开展,完善了CBI英语戏剧课程的学习体验。体验循环整合了从感知到领悟再到行动的学习过程,涵盖了阅读、听说、写作等多种语言能力训练活动,将语言学习与人文教育合二为一,体验式语言教学的优势显而易见。 三、结语 语言是思考和认知的工具,是文化与思想交流的载体,无论是母语还是二语习得都应该尊重语言所承载的对于个人发展以及社会性互动交际的功能,回避语言之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语言教学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式英语教学和CBI语言教学都是基于内容的语言教学理念,秉承以人为本、交互合作的原则开展教学,二者具备扎实的合作基础。基于体验理念实施CBI英语文学课程教学,将自由和自主释放归还给学习者,能为课堂教学注入活力和意义,真正体现教育的价值。在贯彻体验理念的CBI英语文学课堂上,学习者可以与文学巨擘进行思想的交流,在愉悦的氛围中与师长和同学分享真实的情感体验,依托英语文学课程的平台挖掘自身潜力、全面提升个人修养,在积累人文经验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因此,人文学科的优势得以凸显,教书“育人”的目标得到真正的落实。 本文作者:李莉莉 单位: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浅析英语文学教学之远程教育 英语文学教育的现状问题 (一)教学现状 众所周知,我们过去的教学方式只是老师进行单纯乏味的讲解,学生被灌输思想,然而现在采用的模式和过去的老旧方式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采用的远程教育打破了以往的那种单单凭借老师教的过程,而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更多地注重学生的学习目的,老师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变成了帮助者以及辅助者,而不是以往的那种主导地位。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更加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他们主要依靠媒体等远程方式进行。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是远程进行,辅导老师不能很好地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样就不方便分层次地辅导教学,不能实行有效的监控。 (二)学生方面的现状 由于我们的远程教育针对的学生对象存在很大的差别,不仅仅局限于学校的在校生,还有很多参加工作之后的学生,因此很多时候他们面临各种很大的压力。除此之外,他们的基础也相对地不太好,没有足够的词汇,特别是文学作品相关的各类修饰手法以及文化背景、宗教习俗等没有很好地了解。有部分学生对于远程教育没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因此他们的学习被动,没有计划,盲目进行,而且不能很有效地使用现代的科技软件等。 文学赏析相关课程的学习方法 我国著名的教育学者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只有那些正确引导学生的老师才是好的老师。特别是在当今的远程教育模式下,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就成为当前工作的一大重点以及难点。在我们具体的英语文学工作中,就要认真地将各种类型的学习方法进行有效的综合,注重培养学生自主以及合作的能力。真正的将引导、自主学习以及合理有效的监控,还有各种有效的评价工作做到实处。下面具体就这几点进行简要分析。 (一)要将课程导学工作做到精确合理 下面具体讲讲何为导。所谓导,通俗地说就是合理地引导学生学习,要不断地引导他们认识到我们学习的目的以及各类要求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先进行简单的作品阅读,这样能有效地树立学生的信心,除去他们的恐惧心理。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日常所建的各类成语以及书报等的标题所引用的修辞等文学手法进行讲解,这样学生就能够将复杂的文学和我们简单的生活进行有效的连接。我们可以重点讲解常用的方式,举例进行,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掌握文学。通过对各类文本的阅读,不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自身的表达能力。我们不可以急躁进行,要慢慢地深化,给学生一个接受的过程。对于其中面临的难点,我们一般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对于此过程中学生面对的各种难题,我们要通过网络以及 QQ或者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解答;设立专门的难题辅导专栏等多种形式来有效地为学生排解遇到的各类问题,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学生学习。除了上述的两种方法,我们也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和学习内容相关的网站等,或者是推荐一些由世界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等,这样他们可以将枯燥的知识转化为更加简单有兴趣的学习方式来进行,更好地帮助他们掌握学习文学的方法。 (二)要不断地改良学习方法 只有掌握了合理的学习方法才能更加有效率地进行学习,开展各项活动。因此我们的学员可以通过组成自发的学习小组或者是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等各种方式学习,会有很好的帮助。第一,开展自主化的学习。在当今的开放环境下,学生必须要做到很有效的自我管理以及学习发展并及时进行反馈,只有做好了这些才能确保我们的自主方式的学习能够真正地开展。在具体的导学中,既要做好引导作用,引导他们制订合理的计划,并认真详细地介绍各类教学相关资源的使用方法以及功能等,这样学生就能够自主获得各类相关的信息,对自主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要做到,不断地向学生介绍讲解对我们学习有帮助的各类实用技巧等。像是依据文章的前后文来猜测词义;阅读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很好地掌握文章的结构意图等。我们还可以根据已有的信息来获取文章隐含的意义,这样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以及要表述的深层次内涵。这就要求学生们要认识到自己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更好地帮助他们独立学习,并进行积极的信息反馈等活动。第二,开展多形式的小组学习等。具体开展时,学员可以根据老师的指引,并结合自身的特点,自发组织各类讨论学习小组,对学习的各类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这时每一位学员都可以随意地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学习中面临的各类问题等,大家通过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彼此完善;同时还可以背诵优美的段落,或者分角色扮演,这样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投入到学习的氛围里,最终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能力,对学习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三)要加强对学习过程的监督 远程开放学习有很强的自主性以及随意性,这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时不能连续有效地进行,学习进度以及步伐不能得到保证。因此,依据这种特点,就需要我们的老师进行相关的各类监督以及控制工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第一,对过程的监控。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让学生认真地把如下的工作做好,比如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制订合理的学习计划等。可以按学期或者月份或者一周等的时间来具体地实施文学作品欣赏。每天都要做好相应的记录,定期审核所做计划的合理性,不断调整方案,到学期末可以采取验收对照工作,我们可以将这些工作记录到对学生的评价里去,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在日常的学习中,可以通过不断地解答疑难问题等途径与学生保持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将工作做好。第二,对于进度的掌控。老师在做具体工作时,可以以书本为依托,按文学体裁的不同按月上传各种学习任务以及辅导材料等。这样学生的学习就有层次,更加易于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我们还可以实时地进行在线测评,认真地把握好学生的学习进度问题,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 (四)要认真落实好评价工作 我们在教学中开展的各种类型的评价活动,都是为了更好地激励以及辅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具体评价他们的学习态度以及方法、能力等,只有做好了这项工作,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展开学习。1.学生的自我评价内容。具体的评价包括评价他们的学习计划能否合理完成,能否真正掌握学习内容等;我们要积极地鼓励学生做好日常的记录工作,这样能帮助他们很好地进行反思,通过不断的反思然后制订更合理的计划。总之做到有效地自我测评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就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能力。2.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这类评价的内容也很多样,具体地包括对参加小组的次数以及对待学习的态度、平时的表现、对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等。我们要合理发挥学习小组以及网络等高科技来认真及时地将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展示。以此来更好地让学员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最终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以及热情度,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学习。3.授课老师给出的评价。老师的评价内容相对的具体点。主要包括学生对作业是否及时完成、辅导情况以及其他形式的内容,同时还可以结合学生的自身评价以及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做出最终的合理评价。#p#分页标题#e# 结语 众所周知,老师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技能,不应该强加给学生一些东西,而是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手段让学生本身激发出学习的热情,自主地进行各类型的学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很有效地掌握好知识。当今的英语文学欣赏中引进的远程教学工作就是最好的代表,它充分体现了当代教育教学的特点,通过开展这种新型的教学,学生能够打破以往学习中的被动以及畏惧的心理,对于他们掌握英语文学知识很有帮助。 本文作者:陆东日 单位:广西广播电视大学百色民族分校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文学作品论文: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作品教学方法探讨 一、引言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传统的英语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来看,英语科目设置的目的不仅是提高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还有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作用。英美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引用是一个提高学生兴趣和语言感知能力的新手段。 文学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其蕴含的社会体验,客观真理,文化价值以及艺术魅力为世界人民所认同。将文学作品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内容,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比较注重学生的语言基础,通过对语料不断的重复和模仿来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然而这样的方法过于沉闷,很容易使学生失去兴趣。文学作品的介入,给学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文学作品形式迥异、体裁多样、主题新颖,能使学生在学习应用语言的同时也能提高文学修养。其次,文学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作者以文字的形式反映了客观现实,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感触。学生通过理解和分析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其加深自我理解,完善人生观和世界观。再者,英美文学作品想象丰富,立意深刻,给学生新奇之感,使之更感兴趣。与传统教材比较,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而贴切的语言词汇,复杂而严谨的句子结构,可以拓展学生的语言能力;与此同时,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背景材料,也可以让学生掌握特定语言及其用法。 然而这样的教学素材是否能作为外语教学手段是存在争议的,不少专家认为,文学用语不同于日常用语,学生对文学素材的学习对语言实际应用没有直接好处;其次,文学作品里蕴含着很多中国学生难以理解的文化背景和底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把握向学生展示的尺度;第三,文学语言是复杂独到的,有些作品用语过于晦涩难懂,其不仅使教师备课难度增加,同时复杂的语法结构也使学生如坠云雾。根据2007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大学英语教学性质和目的的定位,大学英语教育需要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在这样的新要求下,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同等重要。杨自检先生也认为,新世纪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除了基础能力过硬,还需要“有较好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学和文学的基本理论修养”(2004)。只有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着才能提供这样的平台。 因此,怎样恰当地使用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教学素材,是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问题。笔者大胆的进行如下的探讨。 二、文学材料的选择 前文论证了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材料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但是面对每周2-4节课时的大学英语课程,英语专业学生尚且不能完成对英美文学的大量阅读;况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要考虑学生英语水平、师资力量、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想要完全地达到理想的教学目标是不大可能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D.Krashen提出了颇有争议的语言输入假说,其认为单纯主张语料输入是不够的,学习者需要“可理解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可理解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而学习者听到或读到的可以理解的语言材料的难度应该稍微高于学习者目前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如果语言材料中仅仅包含学习者已经掌握的知识或者语言材料太难,对语言习得者都没有意义。因此,在文学材料的选择上,笔者认为教师应当尽量选择学生可以接受的语言材料。由于学生理解和课程长度的关系,可以尽量选择具有鲜明作家和时代特色的作品,如培根的随笔语言精湛,分析深刻而独到,风格古朴典雅;蒲柏的“英雄双韵体”工整精炼,富有哲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结构巧妙,词汇丰富;华兹华斯的民谣体抒情短诗清新深刻,优美动人;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出人意料。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构思奇巧,篇幅短小而又兼具独特性,适合课堂分析和讨论。同时可以将一些长篇小说节选作为课外阅读材料。如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 三、教学原则和前提 诚然,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英美文学作品和理论对于高校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教师应该具有渊博的文学知识,不仅要熟悉英美文学,而且要了解中国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中进行系统全面的对比分析。在文学派别众多,文学史系统复杂,授课对象还不是英语专业学生的情况下,教师还应该兼具化繁为简的能力,把复杂的情况简单有序的表达,才能在教学中做到游刃有余,满足非英语专业学生的需求。因此高校英语教师应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且加强教师间互助交流,团结协作,才能较好的驾驭这门课程。定期组织课程讨论或者集体备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对课程中的重点、难点进行切磋交流,从而促进教学效果。 避免讲课从背景知识、作家生平、代表作介绍、写作风格、意义及影响这种固定模式着手。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设置的大学英语课程不是专业英语的英美文学史讲解,而应注重文料本身的分析和深入探讨,使学生摆脱僵化的思维定式,深入理解原文,才能够促使他们认识新鲜词汇和表达方法,并且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独到见解。语言教学课堂不是“教师教,学生听”的课堂,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无法掌握听、说的要领。教师应该使用各种有效手段,如提出问题小组讨论,带着问题阅读等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促进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培根说: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开始,必以疑问告终;如果以疑问开始,则会以肯定告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大胆质疑权威,逐渐使学生摆脱长期依赖于专家观点,不敢发表自己见解的态度。 四、英美文学内容导入教学的策略和方法 1.任务型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模式不是单纯的将任务交给学生去做。根据Willis提出的模式,任务型教学应该包括三个阶段:前任务、任务环以及后任务,此三个阶段分别有不同内容。同时按照从易到难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列举型任务、整理型任务、比较型任务、解决型任务、分享个人经历型任务以及创新型任务 (Willis,1996)。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所面对的非专业学生群体,教师应该精心设置三个阶段的任务,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适当选取有效的任务类型。 实施在具体的教学程序设计上,前任务阶段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对于即将学习的作品进行简要了解,如作品主题特色,作品阅读,列举或整理相关信息等。接下来可以要求学生在自己整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意见,这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分别阐述观点,进行比较或者设计目标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后任务阶段,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朗诵或者表演作品,鼓励他们写短诗或者读后感,或者发表补充性评论。在课堂讲授中,教师应该认识到,布置任务的目标不是让学生得到一个终极答案,而是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主动发现,挖掘兴趣,寻求自己需要的知识。 在任务型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任务是繁重的。这种模式要求教师不再是在讲台上照本宣科,而是开放了一种探究式的课堂,教师不光是任务的“提出者”而不是“安排者”,也是任务过程中的“组织者”而不是“领导者”,更是任务的“陈述者”而不是“总结者”。这对教师的授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时刻机智应对课堂中出现的各种难题。而且这样的课程需要学生积极的参与和表现,教师在发挥其引导和组织作用时很难顾及所有学生,所以课程评价最好采取多元的评价体系,即教师自评的同时兼顾学生小组的自评和互评。只有把任务落实到每个学生,才能有利于学生互相监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观摩型教学法 对大学英语教学而言,观摩型教学法多意味着引入电影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吕丽塔认为,电影不但可以“引导学生从趣味性走到探索严肃文学之路”,而且“在保障教学顺利进行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模式,有助于其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2010)。虽然其发表的内容主要针对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育,但对于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同样有借鉴意义。程序化教学的沉闷让学生对于英语课堂教学不断失去兴趣,而多媒体的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能促进教学效果已经得到了论证。正确合理地使用媒体资源,对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美文学作品中,很多的中长篇小说都有被翻拍的记录,甚至被多次翻拍。在实际教学操作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的和涉及作家做出相应安排。在组织学生观看电影的同时,可以列举其他不同版本的同名电影,以供学生研究讨论。由于每个人对于原着的看法不同,因此,每个版本都会有其自己的特色或者改编,在这样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原着,组织学生对此版本进行分析和讨论。而且由于教学时长的限制,组织学生观赏整部电影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能合理的利用电影素材,课堂上的电影放映很容易就会成为一种娱乐学生的方式。因此播放内容一定要精炼,体现在两点:其一,所选素材必须要与计划中的讲授内容相关,如简奥斯丁的在《傲慢与偏见》中描写的德比郡迷人的风光,教师可以首先播放电影中表现英国田园风光的片段,给予学生视觉上美好的遐想,然后再过度到小说中细致的描写;其二,对所放映内容要根据教学目的设计好相关的问题,让学生边看边思考,或者记录需要讨论的情景在电影中出现的位置。然后再进行讨论和回放。有必要甚至可以要求学生根据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手法,通过论文表达或者集体演绎(如:课堂表演或者学生喜闻乐见的“微电影”)的方法进行再制作。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同时也对其口语能力进行了有关的训练。而学生在观看和制作的过程中也能获得乐趣。 与任务教学一样,教师所处的位置仍然不是课堂的主导者,教师需要通过耐心的分析和细致的安排,才能将电影与文学作品有机结合起来,这同样需要耗费非常大的精力。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时刻注意将“观看”电影与“观摩”电影区分开来,通过适时插入影评或者作品研究,让学生抓住课堂重点,引导学生的兴趣从电影转到阅读上来。 3.其他模式 很多大学会定期组织大学英语竞赛或英语演讲比赛等活动。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此进行深化改革,如举办诗歌朗诵、英语话剧、模仿创作等内容。或定期组织学生排演根据名着改编的英文话剧,选出好的剧目在校内进行巡演。或者针对英语名着原文阅读学习,开展与本校英语专业同学开展互帮互助,同学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帮助模式,英文专业的同学不但能帮助非英语专业的同学解决阅读上的困难,同时能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水平,也可以在非英语专业同学的身上学到本专业外的技能。在这样的教育和学习的模式中,学生才能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感受到语言的魅力所在。并且,在这样的模式下,学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花费了精力去探究和思考,不仅能提高他们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同样也能培养学生集体协作能力和人文素养。 五、结论 英美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不仅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意义重大,同时能够消除我们现今对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误区。第一,英美文学不是英语专业同学的专利。在现今的世界环境下,各个不同专业的同学都需要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大学英语教学中增强英美文学意识,能够满足学生的自身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其次,在语言教学中,我们不能单独强调语言技巧的作用,要清醒地认识到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含义,才能冲破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使学生能参与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而能否好好利用英美文学作品并将其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不仅受到如学生英语水平,教师教学和文学水平以及学校硬件设施等方面的制约,同时选材和使用方法的合理利用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笔者认为,大学英语教师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应该大胆打破陈规,文学作品的取材可以使用经典名着,也可以采用具有独特时代性的作品供学生阅读,要让学生感悟文学,教师应重视学生的参与和理解,通过对作品的研究和欣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使英语课堂成为开启思维、寓教于乐的人文素质课堂 文学作品论文:从古代文学作品看我国体育的发展 文学传播作为大众传媒层面之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也是文学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作为古代传播信息、传承文化、传达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和古文化传承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主要从传播方式、类型、思想以及传播的价值取向几个方面对社会政治文明和道德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作为文学价值的社会中介,它的传播历史沿革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不仅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还会引起新的传播方式的产生,所以说,研究我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目的和方式,对现代大众媒体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古代文学传目的初探 1、直接目的——对情感波澜和心灵世界的言说 自我心灵和情感的表达是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创作得以源源不断创新的直接目的。人的主观情感需求,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体验,文学创作则是要表达自己对这种体验的感受。这种文学方式的表达和传播对后人而言,是一种原创性的表达方式,值得珍视和赞誉。这种传播方式表达的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体验和认识感受,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心理感受和自我情感态度的变化。由此可见,心灵的感受才是创作的核 心因素。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往往都是要寻求心理的满足和愉悦,以引发心灵世界的情感波澜的涌动。 2、现实目的——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和好奇心 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止境的, 在我国古代,人们企图揭示宇宙奥秘,试图以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改革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以建立起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客观需求。比如在我国周代,当神灵让位于君主进入人治社会后,人们便不再相信神是主宰一切的力量。那么,过去的以神灵秩序为主的世界就转变为以人治为主体的社会 。这一点足以说明人类是具有能动性的高级智慧生物, 也说明了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层次时,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变得更加的敏锐和复杂。当信仰缺失时,人们往往会希望重建灵魂的秩序。当权力失衡时,人们也热衷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时,文学创作就充当了人类表达思想的媒介。 3、功利目的——为了获得生存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不仅为了满足精神需要,人们更倾向于寻求生存技能和生活技能,这种功利性的需要进一步促成了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在我国古代,人们的生存技能, 主要集中于用火、采集、狩猎、 种植以及用各种方式抵御外敌的入侵。在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古代,每个生命诞生以后,都必须学习这种生存本领,依靠掌握前辈们所创造和积累的生存经验来保证自身生命的延续和安全。例如: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是源于人们对生命起源的认识。而在生存过程中会遭遇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等,为了预防和弥补这些灾害造成的损失,人们就创造了女娲补天这种类型的神话,也由此带来了冶炼技术的萌芽和发展。 二、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初探 从传播学中的一般传播方式角度来看,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要遵循以下几种传播方式: 1.比乐弦歌 比乐弦歌,顾名思义,就是把当时的诗、词、曲等文学作品配上乐谱,然后通过乐器演奏的方式,再配以人们的吟唱进行传播。这种传播类型的代表作品就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战国时期屈原的《九章》等作品。比乐弦歌的文学传播方式发展到汉代以后,就有了专门的国家机关汉“乐府”。再到后来,就发展出词、杂剧、等专门依靠歌唱来传播的文学,例如宋代柳永的词,语言优美,唱出来委婉动听,深受人们好评。 2.吟 吟,主要有行吟与吟游两种方式。限于当时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水平的落后,先秦时代文学几乎都是靠作者自己进行传播,行吟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例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所用的就是“行吟泽畔”的传播方式。行吟这种传播方式发展到后来,就演化为诗人在游历过程中以文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时,便出现了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即吟游。这种传播方式的代表人物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李白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形成了流传后世的边塞诗派。 3.周游列国和聚徒讲学。 这主要是散文传播所凭借的方式。代表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聚徒讲学的另一个作用在于,拓展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 这些都为后来的文学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4.传抄、印刷、题壁 传抄是印刷的原始方式,印刷出现于宋元,到了明代末年印刷术有了很大进步,印刷的传播方式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文学传播形式。在古代中国,印刷技术尚未出现时,文学作品便通过刻石和碑刻的方式进行,分别以李斯的泰山石刻和苏轼的《题西林壁》代表。 文学作品论文:分析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多以没落家庭的情感伦理为题材,以男女之间的爱恨交织为创作主线,语言风格独特,修辞运用不拘俗套,这些都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审美风格和创作风格。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交织的家庭,虽然她从小就生活在高门巨族中,但是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都已经离异,因而张爱玲过着一种孤独而凄凉的生活,这也导致她的文学作品大都表现出那个年代所独有的悲凉和沧桑感。张爱玲的作品以苍凉的艺术氛围,精湛的语言技巧以及奇巧的修辞运用吸引着广大读者。 关键词:张爱玲;悲剧色彩;语言技巧;艺术特色 张爱玲从小接受着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导致她形成了一种中西杂糅的人格品性和怪异自立的人生态度,她的作品也带有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所特有的苍凉感。张爱玲以其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她的代表作有《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同学少年都不贱》等。纵观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题材方面它们大都取材于沦陷前后的香港和上海,描写的多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婚姻关系;在结构方面它们总体结构都十分独特,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引人入胜,张爱玲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采用倒叙的手法来叙述故事;在写作目的方面它们的内容往往都是揭示那个没落年代的人物生存状态;在语言风格方面,一是古典借用造成陌生化效果,二是追求中西方文化与旧现代小说之间的调和;在艺术手法方面意象的营造新颖以及比喻和对比的巧妙运用都发展到了顶峰。张爱玲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她的作品表现了决绝的生活态度和苍凉的视野,带领读者走进苍凉惨淡的小说世界。其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畸形的时代背景下造就了女性生存的悲剧。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大多数女性角色的人格和心灵都是被扭曲的,都是一些深受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营销的平庸小角色。她用独到的人生领悟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刻画出女人在旧式家庭中的沉浮,既挖掘出来女性在历史中所遭受的文化和精神的扭曲,也指出女性生存的困境和情感心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深陷封建意识的影响,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大多数女性都表现出对生活的困窘和不安,展现出了女性的全部弱点以及生存的困境,其目的在于揭示那个年代背景下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心理。以张爱玲刻画女性悲剧命运的经典之作《金锁记》为例,其中的人物形象曹七巧出生于小户人家,为了攀龙附凤,嫁入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却得不到爱与尊重,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后来曹七巧又把这种不幸转嫁到子女身上,亲手扼杀了他们的幸福。疯狂的欲望使她丧心病狂,丧失了良知和人性。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等人也是女性悲剧形象的代表,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缺乏独立的意识,但是又找不到生活的归宿,没有可以信赖的人,出于对生计的无赖,她们不得不为了谋生费尽心机地为生存而挣扎。张爱玲的作品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展示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病态人生。 二、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张爱玲从不讳言自己身上的小市民色彩,她的文学作品里也没有惊天动地或者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只有一些世俗里的生活细节,她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也都是一些地地道道的俗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俗欲;而不是像电影里面拥有迷人身材和漂亮脸蛋的俊男美女,他们在喧嚣嘈杂的俗世里只求安生立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磨 日子。例如其作品《等》,就描述了一群无聊的男男女女在候诊时的家长里短,她笔下的每个人物形象都长着一副猥琐的嘴脸,尤其是描写那群长相丑陋的男子时,真的是极尽嘲讽之能事。 虽然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小市民,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华丽的人生渴望,她还是渴望大舞台,需要华丽的布景。例如其作品《色·戒》,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王佳芝为了革命,不惜以身犯险去勾引汉奸易先生,可是后来刺杀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她身边的人都开始渐渐地疏离她,她还发现自己爱上易先生。王佳芝原以为易先生也爱上了她,但是讽刺的是最后易先生还是杀了她。本来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王佳芝假戏真做,让自己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张爱玲的内心深处对于华丽的人生舞台还是有着深深的渴望。 三、精准独特的语言风格 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优美的文字表达,新颖别致的比喻,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以及生动传神的人物描写。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色彩语言的独特性。张爱玲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表达手法,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一般都是用黑色代表罪恶,而用白色代表纯洁;用红色代表热情,而用蓝色代表忧郁。然而,张爱玲却是用图案画来表现语言的色彩,她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主观情绪。以《封锁》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这是一段描写女人白色手臂的话,牙膏的白生涩且带有刺鼻气味,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嫌弃。张爱玲通过色彩传递了她的主观论调。二是用颜色来表现象征。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张爱玲用红色和白色象征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红玫瑰代表对情欲的理想追求,是振保的理想;白玫瑰意味着清白无暇,是他的婚姻理想。红与白本来是互斥的,但是张爱玲却认为红的不过是蚊子血,白的也只是饭粒子。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认为女性在爱情和婚姻当中是处于弱势的,不管是情妇还是妻子,在振保的世界里,都只是附属品。 四、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还具有另一特色,那就是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没有冗长的独白,也没有长篇的心理描写,都只是人物形象自然流露出来的心理状态,她过人的洞察能力和高超的描写能力是其他作家无法比拟的。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形象的心理是健全的,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心理畸形,张爱玲的作品体现了她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与人物形象塑造的极致把握。张爱玲在刻画人物心理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可谓出神入化,都能反映出人物心理的变化,并揭示出该心理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赋予了其作品的社会深度。以《同学少年都不贱》中的一个片段为例,“她没作声。提起了芷琪,她始终默无一言,恩娟大概当她犹有余妒——当然是作为朋友来看。火车轰隆轰隆轰隆进站了,这才知道她刚才过虑得可笑。恩娟笑着轻松的搂了她一下,笑容略带讽刺或者开玩笑的意味,上车去了。” 五、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十分擅长运用意象手法,她通过在文学作品中运用意象来表达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悲剧意味。张爱玲笔下的男男女女无论是恋爱还是走向婚姻,都摆脱不了世俗的环境,都是以苍凉和绝望的结局告终。在其文学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意象的继承,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由于受到家庭中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教育的双重影响,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有着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也有着现代西方小说的精髓。其意象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月亮意象 月亮是苍凉寂寞的象征,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曾多次提到“月亮”。比如《金锁记》中的月亮就代表着人物内心的变迁,“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这就代表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张爱玲笔下的“月亮”各色各样,有模糊的、有残缺的、有明亮的、有伤感的、有寒冷的等 ,但是它们唯独缺乏浪漫的,一方面是因为张爱玲想用月亮来象征人物形象的坎坷命运,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她对人生不能圆满的惋惜。张爱玲在其文学作品中创造出了许多月亮形象,特别是蓝月、残月以及圆月意象。蓝色月亮意象象征着绝望、诡异和不祥;残月意象具有暗示人物命运的功能,流露着冷酷忧郁甚至是死亡的气息;而圆月本来是团圆美满的象征,但张爱玲笔下的圆月却不再圆满,而是象征着绝望、恐惧和压迫。 2.镜子意象 镜子在生活中属于易碎品,张爱玲将镜子意象运用到其文学作品当中,是为了说明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很容易粉碎,是靠不住的。《金锁记》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 子……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张爱玲借“镜子”来表现十年光阴流逝和人物事件的变迁,也传达着她的一种苍凉沉重的人生态度。 3.困守及困境意象 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对绣花鞋的描写为例,“……象两只怯怯的未现形的鬼”,绣花鞋一般都绣着成双成对和圆满吉祥的图案,本身象征着喜庆和吉祥,而张爱玲这样的描写却象征了被伤害、被压抑的烟鹂的命运,因而也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性和感染力。 六、比喻与对比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比喻的运用,她的作品也因此而具有独特的美感;除了比喻之外,张爱玲还运用暗示把人物的动作、语言和心理练成一气,营造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一方面张爱玲的比喻运用得很感性化。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万事万物都可以用来比喻,再烂的事物到了她的笔下,都可以是生动形象的比喻,都可以成为她表达爱恨的工具。以《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一个片段为例,“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张爱玲将薇龙的手臂比喻成了往外泼的热牛奶,以来可以增加读者的视觉感受,刻画出乔琪的色欲心;二来又表现出来薇龙的虚荣心。另一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精髓还在于暗示化比喻的运用。《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表面上看是用黄金锁住了爱情,实际上却是锁住了自己。这种暗示化的比喻既可以表达出张爱玲的怜悯之心,还可以唤起读者的同情。 张爱玲的作品外俗而内雅,高明的读者可以透过世俗的外表洞察其内心的苍凉,透过她的语言看到各种意象,感受到她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力量,读懂其文学作品背后所表现的出的艺术魅力。张爱玲是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也是一位精湛的语言艺术家,她创造了中国文学现代史的一个奇迹,她的作品给人一种永久的回味和无尽的启发,读张爱玲的文字总会让读者有所思考、有所启迪并有所收获。 文学作品论文:英美文学作品语义 1、文学作品的特殊性 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文体,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去表达一个现象,而是以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动的语言,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情景,是以作家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反映社会生活的。阅读英文原作既要阅读其内容,而且还要着力体会原作的感情和意境,所以,了解语境、做好语境分析是文学作品课堂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具难度的问题之一。《阿拉比》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第三篇,属于乔伊斯的早期作品。笔者发现在教授这篇文章时,发现学生初略阅读之后,对其作为名篇质疑声一片。但在教师借助语境分析后,学生再次上交的短评有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2、语境补充的重要性 对语境的理解,不同语言学家观点各异。Lewis(1981)认为语境就是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拥有的背景知识,这种背景知识对听话人理解说话人说出的具体一句话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Dijk把语境理解为语言环境,即上下文,发生言语行为时的实际情况,文化,社会和政治。(白解红,2000)。意义受语境的制约,同一个词语,同一个句子用在不同的语境中会体现不同的意义。语境理论有助于我们有效地赏析复杂的文学作品。钱冠连(1997)指出语境是指言语行为赖以表现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他进一步指出,这个环境有语言上下文和非语言性环境两个大部分组成。前者为语言符号内因素,而后者是语言符号外因素,它可以包括语言之外的显性的,可见的现场,如地点,对象,场合,意外出现的人和物(意外符号)等等,也可以是隐性的,不可见的背景,如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历史事件等等。如下图所示:上下文(可见)语言符号内上下语(可听)语境符号显性:地点,对象,场合,意外出现的人和物语言符号外隐性: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历史事件本文所讨论的“语境”都基于此,而不考虑认知是一种语境等看法。 2.1、语言符号内:通过上下文和上下语构建语境利用语言语境补足,就是利用上下文,前后语列信息,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把内部信息的提示线索,扩展成丰富的语用信息。《阿拉比》描写的是一个男孩青春期的爱情幻想曲,他经历了守候、希望到绝望的过程。看上去挺美,最终却是不堪一击。出于青春期的躁动,男孩迷上了曼根的姐姐,喜欢打量着她,Herdressswungasshemovedherbodyandthesoftropeofherhairtossedfromsidetoside.(她的裙子随着身体的移动来回的摇摆着,柔软的发辫也随之左右摆动)。Whenshecameout,myheartleaped.Ikeptherbrownfigurealwaysinmyeye.…Butmybodywaslikeaharpandherwordsandgestureswerelikefingersrunninguponthewires.…(当她出来走到台阶上,我的心就砰砰地跳。我总让她棕褐色的身影保留在我的视线里……但我的身体就像一架竖琴,她的话语和姿势就像在琴弦上拨弄的手指。)而后,男孩终于和曼根姐姐说上了话,女孩告诉他将有一个阿拉比集市,男孩答应去集市给她捎件礼物。周六晚上,男孩终于等到健忘的叔父回到家才拿到一点钱乘火车去阿拉比集市。到了阿拉比,集市已临近打烊,男孩忽然“发觉自己是受虚荣驱动又受虚荣愚弄的可怜虫;我的双眼中燃烧着痛苦和愤怒。”当语句零碎时,学生们的阅读体验远没有经过引导联系上下文,跟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时间推移和感情的加深而来得更强烈真挚。但如果教师的引导就此为止,而无视一个貌似简单的青春萌动背后的故事,那么世界名篇的魅力也会褪色不少。语境符号外的因素不可小觑。 2.2、语言符号外构建语境广义的语境是指社会文化语境,也就是语言形式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形态,它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到价值观念等等。人们一旦接受了熏陶以后便潜移默化,成为某种内在的东西。由此,文学就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浓缩了那个时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有些英语水平相当高深的学者,感到要完全真正地理解作品也并非易事。如果学生不了解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本人的生活背景这个广义语境,赏析无从谈起,兴致也不高。但当教师逐渐构建起爱尔兰当时宗教信仰逐渐世俗化、宗教势力逐渐衰微的现象,普通人在压抑的现实环境中理想幻灭,弥漫在整个爱尔兰的瘫痪气氛,人们的生存困境时,学生从现实世界出发,由自身经历出发,重写一篇《阿拉比》,效果显着提升。 3、结语 借助语境理解英美文学作品一方面赏析了语言本身具有弹性美和意蕴美,另一方面,也开始逐渐窥见巨大文化背景后所蕴藏的广阔天地。这般优秀的作品不胜枚举。对任何一个教师来说,运用和开拓构建语境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它需要我们更广更好地探索并加以利用。 文学作品论文: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的培养分析 论文关键词:文学作品 鉴赏能力 语文教学 论文摘要:文学作品的鉴赏在语文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既能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又能让学生陶冶情操、增长知识,还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对语文教学中怎样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进行分析与探讨。 阅读文学作品包含理解和鉴赏两个层次,理解是指搞懂文学作品的词义、句义、全文大义,鉴赏是指鉴别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语言、写作手法、篇章结构,还要鉴别和欣赏它的思想感情和主题的意义,并能对文章作恰当的评价。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不仅需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还需要学生的配合。本文就要从下面几方面对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培养进行分析。 1 读懂文章,训练语感,增强对文章的理解力 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文学语言有感受力。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由字、词、句、段落组成的,能将文章中的字、词、句读懂是鉴赏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要求。而在课本中选编了大量的文言文与白话文,而学生对于作品理解上难免会有困难。因此,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还需要老师对一些困难的词句进行指导。特别是对于文言文,很多的字和现在的汉语有不同的意思,而且有的词还有多种词义和用法。在这方面,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就要对词句分析透彻,找出一些规律,或者是增加一些趣味性的教学,让学生有更深刻的印象。学生只有将文章中的字、词、句的意思掌握精确,才能运用的熟练,从而进一步加深理解。 除了读懂文章之外,朗读训练也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脑海中会浮现出自己所阅读的文章所描述的情景,这样,就会使得文学作品变得鲜活、立体。多次对文章进行朗读就能更多的去感受作者文章中所描述的意境,从而也能加深对作品思想感情的体会。这样,反复的进行阅读训练,不仅能提高语言感受力,还会因为更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而加强对文章的理解,从而慢慢的提高鉴赏能力。 然而,读文章也不能马马虎虎的去阅读,在朗读文章的时候,不仅要语音准确、语句清晰,还要做到声情并茂。只有在朗读时读出文章的情感,才能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因为,在朗读出文章中的情感时必定是对文中的词句进行了揣摩。而在揣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会对文章的理解更进一层。 朗读与理解文章是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最基本得一步,而要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还需要对文学知识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不断的拓宽。 2 学习文学作品知识 文学作品的鉴赏除了需要对文章进行阅读之外,还需要掌握文学作品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因为在鉴赏文学作品时还包括对主题、材料、语言、等进行鉴赏。在这方面老师可以开展一些活动,将课本上的知识深入生活中,让学生去亲身体验和感受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性。另外,还可以计划一些系统的学习计划和训练,通过学习与训练让学生对文学知识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才能将那些知识记住并进行运用。 学生除了要掌握老师在课堂上所教授的文学知识外,还要自己在课后积累其他的知识。只有多积累知识和材料,才能提高感悟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一些其他的能力。要做到这些可以再课后去扩展阅读量,阅读量增大也能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加强。 3 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对文学作品的作者的了解应该算是积累文学知识的一部分,因为在学习文学作品时必须要掌握一些着名作者的基本情况,那样在要对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章进行鉴赏时才能更容易理解他的文章。但是,在对一篇文章进行鉴赏之前,除了要了解作者的基本情况之外,还要对作者当时的思想和心境进行了解,那样才能更容易了解文章的思想感情。 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者用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意见态度。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风貌;同一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思想与情调;而同一个作者也会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其文学作品也会有不同的感情。所以,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是必备的功课。 4 学习鉴赏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 4.1 着眼整体,鉴赏局部 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都是先确定其中心,从整体出发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构成完整地作品。作品的某一个局部既有它独特的感情,又和其他局部相联系,共同表达主题。因此,在鉴赏局部时不能将其分开来理解,而应该结合文章的主题思想对局部进行理解,再融入到整体的文章中。这样能更全面地体会和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 4.2 根据文章的体裁进行鉴赏 文章有很多不同的体裁,而不同体裁的文章在鉴赏时也要抓住不同的重点进行鉴赏。虽然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的表达主题的方式不同,但是运用的表达手法却大多相同。所以,在鉴赏文章时,只要根据不同的体裁抓住表达主题的方式,然后围绕主题的中心思想对文章运用的表达手法进行分析与鉴赏。下面以小说为例,根据其体裁特征进行鉴赏。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和环境的描写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鉴赏小说之前,要先对小说的写作背景进行了解,然后对小说所描述的环境进行分析,结合文章的中心思想去理解文章中所描述的环境在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与环境的关系。在了解了文章中的环境描述后,就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文中的环境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更加了解文章中心思想的目的。对文学作品的环境了解和分析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理清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特点。在小说的鉴赏中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文章中人物形象的分析能更进一步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而造成的,所以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就能更好地去理解文章。在分析了任务的性格以后,要对文中每一篇文章中的人物的关系进行分析。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能体现故事的曲折与生动,还能更好的塑造人物的形象,体现小说中尖锐的矛盾斗争。总之,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应该要根据不同的文章体裁,抓住文章的要点与中心思想,深刻的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5 总结 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老师必须对文学作品的知识进行讲解并让学生对那些文学知识掌握到位;要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多积累一点课外知识,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力与积累文学知识;还要多鼓励学生朗读文章,帮助学生增强语感与对文章的感受力。鉴赏文学作品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有很好的文学鉴赏力。在对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能有通顺的语言表达能力。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让学生了解文学作品的多种体裁,只有对各种体裁都 了解了才能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当一切都需要积累的知识都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需要将文章的体裁与作者的相关信息、文章的背景等其他方面相结合对文章进行鉴赏。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这一方面的能力提高后在语文的学习时也能更加轻松,还能提高学生的感受力与领悟能力。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阶段。 文学作品论文:分析古代文学作品的特性 1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的分类 总结我国古代的诗词,不难看出这些词中运用的意境大多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情境交融。其中情境交融又包括情中见景、景中藏情、情景并茂等三个类型。情境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2)虚实相生。即作品中有虚有实,描写的景象虚实相结合。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3)韵味无穷。这是意境的最高一个级别,也是意境创造的审美特征。 2意境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1)情景交融 情境交融就是作者的情感和画面和眼前的景物相结合,景象勾起作者的思绪,感染作者的情感,而作者因为自己的思绪又联想到景物,两者结合使得情境交融作者的思维会更上一个层次,勾勒一个独立的意念中的精神世界。具体来说:1)景中藏情。景中藏情的有唐代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这样写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首景中藏情的送别诗,李白送别好朋友孟浩然感情是十分恋恋不舍的留恋之情,诗词的前两句描写出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分别是三月和黄鹤楼,而后两句则是以帆船的远去和浩瀚的长江为背景渲染出作者送别友人时看着帆船越走越远消失在无尽的长江尽头的留恋之情。浩瀚的长江,远去的故人的帆船,远处的天际等相互结合生成一幅意境开阔的送别画面,表达出作者的情思不绝。2)情中见景。情中见景一般都是作者直抒胸臆,表现方式一般是作者因为自身的情感因素而联想到相应的情境,;例如杜秋娘的《金缕衣》中这样写,“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一首诗本来是劝解人珍惜时间的,但是作者利用的花开这折枝的比喻来更好的说明这一问题,使得花开折枝的景象明朗的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更加明了。并且作者把这一情感寓于花身上,是在这样的情感中才想到了利用花的这个比喻,是作者在怀揣这样的情感时在意境中看到了这样的场景。3)情景并茂。情景并茂是作者把写景和抒情混为一体,把自身的情感和景物的景象融为一体,达到一种“景我相融”的意境高度,使得作者直接景物中获得情感上的共通。例如在张继的《枫桥夜泊》中这样的诗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中的景物有“月落”“江枫”“渔火”“寒山寺”“钟声”还有作者听到的“乌啼”等,这些一个个的单独的景物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江南水乡夜桥枫泊”的画面,营造出一种悲伤寂凉的意境,也表达出作者内心的孤寂和凄凉。这首诗中,作者把自身的感情寄托于夜晚窗外的种种景物,使得景物也蒙上了作者悲凉的感情色彩,可以说是情景并茂。清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就已经分出了物我之境,具体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这就是说在情感的表达方面要依赖于主人公的自身的情感,这个时候看到的景物,景物就会带上作者的主观认识事物的思想,而如果在看景物的时候没有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景物和景象也就和作者无关,更不存在感情上的交融。那么如果用“有我之境”观察事物就会直抒胸臆地把作者的情感作用于景物上,也是表达情感的直接方式。而无我之境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含蓄,作者的感情都隐藏在景物中。但是人物感情的表达都和借助与景物分不开,因此情境交融是主要的意境特征。 (2)虚实结合 在文学中进行表达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帮助表达主题,有时候是情境的需要很多时候会用到虚实结合的手法来展现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感情。虚实结合的表现方式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意境的一个主要特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首诗的前两句主要是写实景,即诗人去游园的时候看到了台阶上的苔藓,并且看到了很久没有开的院子小门,觉得这次的游园很扫兴,于是转身要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作者虽然没有进到院子里面去,却在墙外看到了一直跃出墙来的红杏枝,这是作者就产生了联想“院子里的植物一定长得很茂盛,要么怎么这支红杏会隔着墙就生长出来了呢?由此可见虽然我没有看到院子里的茂盛景象,但是通过这一支出墙的红杏的就可以推断墙里面的茂盛景象。”这一种把眼前看到的较为惨淡的景象和作者心中由推测虚构的较为繁华的景象是虚实结合的描写,也表达出作者由一开始的游园失望,后来因为对园中的茂盛景象感到欣喜的一个情感变化过程,这中间有一种意境变化到了另外一种意境,两种意境的变化和作者的自身情感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又如贾岛的《剑客》中这样写,“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一首诗的表面意思是作者用了十年的时间打磨了自己的宝剑,却没有用过一次,今天把这把宝剑拿出来试试,看看谁有不平之事就可以为他打抱不平。这是诗词的表面意思也是作者表述的实景。但是细细读来,作者表达的深层次意思却是自身寒窗苦读十年却没有被重用,如果自己的才华得到了重用和认可,就一定会为百姓做好事为百姓打抱不平。这一层意思作者没有在诗词中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作者通过磨砺宝剑的实在情境联想到了自身的命运,使得文章即使没有提及自己寒窗苦读的经历也会联想到这样的意境。这样,可以让读者意味无穷的同时,也会同情作者的命运,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这就是虚实结合后产生的另外一种完全升华于纯粹写实的情境所带来的震撼的效果。读者在欣赏的时候也只有读懂了作者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思想也才能真正理解这首诗的意思,理解作者的用心良苦。 (3)韵味无穷 韵味是文学作品中意境的审美特征。韵味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是作者想要表达倒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要靠读者的悟性和领会能力来体会作者的感情去向。而在读者领会这种韵味的时候,又会因为读者的认识和阅历的不同而对这种意蕴产生不尽相同的理解。这种韵味是一种咀嚼不尽的回味无穷的美好感觉,作者即使收住了笔锋但是其心理上的感情还在延续,而相对来说读者即使是读完了文字作品,但是这种文字中蕴含的情调还在心间荡漾,难以戛然而止,因此在情感上和思绪上都会绵延不尽。例如《三国演义》首页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4]。《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着名小说,这一开头词中的每一句都是对小说中的一个阶段或是一个整体的概括总结。描写出了《三国演义》故事中的人物的斗争,英雄的成败,世事变迁,有得有失,恢弘的气势等,将这一部恢弘巨制用区区几个字概括的淋漓尽致却又巧妙恰当,让人读起来就能够联想到其中的各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并感受到小说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的吸引力,令人回味无穷,意味犹尽。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意境主要呈现出情景交融、虚实结合、韵味无穷的特征。但是这三个特征在意境表现中又有不同的分工,其中情境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虚实结合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韵味是意境创造的审美特征。这几种特征的恰当结合可以很好地展现出文学作品的生命活力和文学的魅力。 3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特征大体来说是可以划分成几个大类的,这些作品中意境的运用都离不开这几种模式,即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总结出了这几个特征对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 文学作品论文:谈快速把握文学作品主题的技巧方法 高考语文试卷中,文学作品阅读一直都是一道必考题,且分值不断提高,已达到25分!对这样一道重要的阅读题,学生的阅读和答题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要对材料进行认真的筛选、加工和整合,同时需要具备思维、感悟、表达等多方面的能力。那么,学生在答题过程中怎样才能做到思路清晰、胸有成竹、有条不紊呢?怎样才能做到定位准确、方向明确、有的放矢呢?如何才能笔定乾坤、精确答题、有所收获呢? 一、抓题目——我高高在上 我们常说,“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它是明显的;“秧好一半谷,题好一半文”,它居于最上端,实为文章之首,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文章的题目常常先行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或显或隐地暗示了文章的主旨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因此,抓住明显的文题,常可以读题析文,从而快速从总体上把握文章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文章的主旨,透过这双“眼睛”,走进文章灵魂的深处,提高阅读速度和得分率。 例如,2007年安徽卷《乡村的风》。从题目上看,考生可以在第一时间明确本文的写作对象——风,并在此基础上先行一步,从总体上大致把握文章的中心:风是“乡村”的风,而非城市的风。这样一来,“风”便与“乡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考生可以紧接着思考“风”与“乡村”的关系,再联系农村生活生产的实际,可以很容易地考虑到本文的主题极有可能是要表现“风”对“乡村”的重要性,从而把握住作者的写作意图,抓住作品的灵魂,即农村的人、物、事都离不开风,与风息息相关:风给乡村带来生命与活力,给平常之物带来诗意,让我感受到乡村的温情,表达作者对风的喜爱和怀念之情。有了这些认识,再来解答下面的题目就有了主心骨,就能抓住最核心的东西,从而方向明,答题准。 附题目:第一题,“作者为什么说风是乡村的魂”,第三题,“第④段写歪脖子黄栌有什么用意”,第五题,“无形的风在文中被描绘得可见可感。试从修辞手法的角度,从第②段举出一句加以赏析”。 又如:2007年辽宁卷《炉火》。题目“炉火”,能驱散冬日的寒冷,象征着温暖、活力、热情、蓬勃、希望等。抓住了这些,就抓住了文章的灵魂。再解答下面的第五题,就简单、快速、高效得多了。 附题目: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不是“怀旧”?为什么?(答案:不是。文章有怀旧情绪,但并非全文主旨。文章主旨是艺术地揭示了“炉火”带给人的温暖与活力、希望与勇气,表明了作者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二、抓关键句——我鹤立鸡群 除文章题目外,正文中有很多关键句子,抓住这些关键句,有助于简单而快速地抓住文章的主旨。这些关键句从表达方式看,多是议论句和抒情句;从在文章中所处位置看,多是段落或全文开头、结尾和中间的句子。因为作品的主 论文题常常在议论和抒情时便明显地表现出来;开头常总领全文,结尾常总结全文,中间常勾连上下文。抓住这些,对于抓住文章的灵魂、把握整体内容意义重大,作用非凡。同时,这些关键句相对其他句子而言,都是比较明显的,有利于视觉快速捕捉。 例如前面所举《乡村的风》一文,文章一开篇便是一个非常吸引目光的句子:“风是乡村的魂。”此句处于文章开头处,且兼具议论性和抒情性。此句特别重要,可以说,抓住此句,就抓住了全文的灵魂。“灵魂”之重要,人尽皆知。无魂则无生命、无精神、无情感、无生活、无生命的灵动、无生活的幸福。而“风”是“乡村”的魂,非言其对乡村之重要而为何?是为议论。对如此重要之物,非爱之惜之思之念之而何为?是为抒情。“风是乡村的魂”,此句实乃文章的魂。抓住了这一显眼的句子,也就抓住了文章的魂,大大提高了整体把握全文核心内容的效率。 又如:2009年安徽卷《董师傅游湖》。文章结尾处四个字单独成句——“他很快乐”。此句是个总结句。既是作者对主人公的描述,又是对主人公的评价。此句要抓,因为根据写作逻辑,上文必然要通过具体内容说明“他很快乐”的原因。抓住这一明显的句子,就很容易抓住文章的灵魂,从而从整体上把握住文章各局部内容的作用——必是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即表现“董师傅”“很快乐”的原因。此句一抓,勾连各处,如此,岂能方向不明、思维不清、效率不高呢? 附题目:“文末说‘他很快乐’。请举例说明董师傅快乐的缘由。” 三、抓“复现”信息——我一唱三叹 “复现”信息即反复出现的信息,或为词,或为句,或为某一意思。 某一信息反复出现,乃至贯穿全文,当然是明显的,也必然是作者着意强调的,是所涉范围或大或小的内容的核心。抓住它们,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局部内容或全文内容的灵魂作用极大。 如教材中《蜀道难》一文,由道路之艰险,写到行路之艰难,最后结于世事之凶险,核心是一个“难”字,其间包蕴着李白对现实环境深切的体味。而文中出现三次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谓是对这一核心的非常明晰的强调。学生在学习中可以通过反复体会,抓住李白这一名篇的灵魂。又如冰心《谈生命》中“我不敢说未来,也不敢信来生”反复出现,意在强调不要寄希望于未来或来生,那么怎么做?当然是把握今生,善待生命,从而表现主题。 例如2005年全国卷Ⅰ《一日的春光》反复出现“我不信了春天”。之所以“不信了”,是因为作者苦苦等待,春天却迟迟不来;越不信,期待、喜爱之情越强烈。这便抓住了主旨。 附题目:“我不信了春天”,作者为什么反复这样说?这样的写法有什么好处? 2005年全国卷Ⅱ《春天的梦》。“梦”代表着理想和希望。她是灵魂的寄托,又是精神的安慰,也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文中多处将“春天”与“梦”联系在一起,凸现了本文期盼春天、渴望变革、呼唤真情的主旨。 附题目:本文的题目是“春天的梦”,文中又多处将“春天”与“梦”联系在一起,请说说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再如,海明威的《桥边的老人》中,老人反复说着担心他所养的几只动物的话,意在强调老人对生命、生活的热爱,并在此基础上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及反对战争的主题。 《难忘的一课》中“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句话重复了三次,表现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浓浓的爱国之情。 这些反复出现的信息,可谓显而易见的线索,线索把相关内容串联成了一个整体,使文章条理化、简约化。抓住文章的线索,就能把握文章的核心,抓住了核心,就能大大提高理解文章和解答题目的效率。 四、抓前后内容——我手足情深 这种方法,是从前后文间的关系角度着眼的。前文内容和后文内容,无论差别多大,都是有机的整体,总有着某种联系。而有弱种情形是比较明显的:一是前后文内容在某一方面或从某个角度看极为相似,属于“同类”;二是前后文内容紧挨在一起,从表面看却差别很大(前后差别很大,自然也容易吸引目光),属于“异类”。阅读时,学生可以抓住这种明显的“同”或“异”,前后勾连,加以聚合。具体操作方法是:前后文内容属于“同类”的,可以化散为整,即把相同的加以概括;前后文内容属于“异类”的,可以化异为同,即把不同的加以联系。在此基础上,抓住“核”“灵魂”就简单得多了。 例如教材中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前文谈马克思作为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后文谈他作为革命家对人类的贡献,前后勾连,属于“同类”,加以概括,都是谈其对人类的贡献。这其实就是全文核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如,2011年皖北协作区高三联考中的大阅读《转身 》一文中,作者分别写了四个人(年轻人,小女孩,中年乞丐,老年乞丐)的四个“转身”的画面,这四个画面构成了文章的主体,是容易吸引读者注意的。四个画面的诸多共同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与他们都是偶遇;都表现着人性的真善美;都“转身”从“我”视线中消失了。对这四个画面加以聚合概括,能够快速准确地提炼出文章的核心,即美好易逝,抓住眼前,倍加珍惜。这样再来解答文后的第三、四两题,就快速准确多了。 这是勾连前后文,化散为整。 同是《转身》一文,文章第四自然段,前面描写秦岭深处的自然环境(尤其细写小河水),后面则转而写一个小女孩——前写景,后写人,可谓差别很大,容易吸引读者目光。如果学生习惯于将前后文不同内容联系在一起分析则不难发现小河水与小女孩有着共同之处,即都有一种自然纯净之美,作者就是要用小河水的自然纯净之美引出小女孩的自然纯净之美。抓住美,基本上也就抓住了这一层次的灵魂,文后第二题第一问的答案也就自然形成了。 这是勾连前后文,化异为同。 五、抓“常情常理”——我四海皆准 这是根据文章的主要写作对象或题材,联系阅读经验,大胆推断文章主题的一种方法。 作品的写作对象或题材,是很明显的。而某种写作对象或题材,常常表现相对特定的主题这可谓是“常情常理”。因其“常”,故为“显”。抓住这些“常情常理”,有时也能快速把握整体内容,抓住文章的主题。 如上文所举海明威的《桥边的老人》属于战争题材,而这类题材的作品常表现反对战争和揭露战争给百姓带来灾难的主题,联系作者海明威反战思想的知识背景,作品的主题是不难快速抓住的。 又如2006年全国卷Ⅱ《绵绵土》。只看题目,一股“故土”之风便扑面而来。由此可以猜测,文章内容极有可能与“故乡”有关。那么,再进一步猜测出表达作者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的核心主题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上述几种方法实际上是相互联系、互为辅助的,运用时综合考虑,可以对理解作进一步的验证,从而增强分析解答的准确性。 文学作品论文:在中美文学作品中对比“美国梦”与“中国梦” 一、“梦”的含义 自18世纪以来,富有激情、饱含理想的美国人都坚信着,只要经过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也就是说人们依靠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获得成功,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或他人的援助。 “中国梦”的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的“实力特征”; 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 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 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中国梦”超越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美国梦”,以个人成功与人们共同幸福为目标,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追求。早日实现“中国梦”,意义深远。 二、“美国梦”为何破灭 我们首先来探究“美国梦”是如何形成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梦”就是由于对财富的渴求和追逐而产生的。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修·沃肖尔指出:“对金钱的追求,是‘美国梦’中不变的成分”。然而,“恰恰是对财富的过度追逐,使‘美国梦’也在变味,逐步丧失了对世界各地人们的吸引力。”我们可以说早期的美国人还提倡“诚实和勤奋”来致富,可如今则是越来越热衷于寻求“快速致富”。例如,现在美国人最推崇的致富方式是:去拉斯维加斯赌博或买彩票、与大企业打赔偿官司以及参加有奖电视竞赛节目。 通过成功解构“美国梦”的不朽之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我们再来分析,是什么原因使得盖茨比的梦想破灭呢?作者菲茨杰拉德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及“爵士乐时代”的创说人,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笔下的众多人物为人们剖析了以“财富梦”、“出人头地梦”、“爱情梦”为主体的美国梦在逐渐解体和崩溃。以盖茨比为例,不管他怎样开晚会,更换名字和汽车,他还是来自社会下层的人物,不具备有权有势的家庭为他撑腰,他总是受到攻击和排斥。所以,盖茨比的“美国梦”的破灭是必然的,同时盖茨比悲剧也代表着那个时代许许多多年轻人的悲剧,他们对这种“美国梦”追求所费的代价太大。 如果“美国梦”是要坚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它就不可能是个普遍有效的梦,因为没有一个社会空间足以让每个人都成功,“人人成功”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国梦”永远只是“某些人的梦”而非“所有人的梦”,它对某些人来说是美梦,同时对某些人就是噩梦。于是,美国梦的深层含义就是一个粉碎他人梦想而成就自己梦想的自私的梦。 三、“中国梦”如何实现 每个人都有梦,我们同属于一个国家,所以每个人的梦又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贤士顾炎武早就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曾在世界上独占鳌头达一千五百年之久。而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她轰然坍塌。这种苦难呼唤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华民族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奋斗,终于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对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贡献。人民日报文章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文明的进一步演进。中华文明作为几千年连续不断、传承至今的文明现象,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华文明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农耕文明是其主要形态。在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先后跨越了农耕文明时期、工业文明时期,逐步实现了社会变化的质的飞跃,对整个国家以及整个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因此,“中国梦”的实现会使中华文明变得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要求。为实现“中国梦”我们的党和国家人民必须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开创祖国更为光明的复兴前景。 第一、实现“中国梦”坚持立足新起点,不断创造新业绩。现阶段,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以团结奋斗、百敌不催的实际行动,努力把“中国梦”变为现实。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尽管“中国梦”的曙光就在眼前,但要全面实现,仍须经历艰难漫长的追梦之旅。“和而不同,同则不继”,我们既要吸取经验,又要提出新方法、开辟新道路才能不断超越。 第二、实现“中国梦”关键在于实干、实际行动。说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邓小平同志也曾讲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同样道理,不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只能停留在梦之中。只有将行动、实干摆在第一位,才能为“中国梦”变成现实打下坚实基础、提供根本保障。 在影片《中国合伙人》中,孟晓俊的经历就是成功实现“中国梦”经历的缩影,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对美国既有爱又有恨,而他选择在《中国合伙人》中阐释的,是近30多年来中国经历飞跃式的变化之后,主人公们为实现梦想勇敢开辟了新道路,留美学派和中国式奋斗青年一代人的奋斗史。这也是为什么影片最后用民族主义的叙事策略将故事情感高潮设定在为三兄弟齐心协力口若悬河地征服美国人,大长民族志气上。学者冯巍说得很对:“艺术作品当然不是理念的传声筒、不是行动的宣言书,但如果能够为打造人们心中的‘中国梦’,激励人们践行‘中国梦’发挥出更强大的正能量,也是在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同时,应和了这个新时代的期待与召唤。” 总的来说,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梦”,不仅要求我们加强学习,深刻领会中国梦,深入了解中国梦的本质和内涵;认真思考,理清中国梦与个人关系,做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还要脚踏实地,承担起青年人的历史责任,重在行动,不断创新,实现梦想。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学作品论文:文学作品的道德美和艺术美的融合 我们写出来的文章是用于别人品读的, 只要品读就会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发和精神促进。 不管是任何的作品均脱离不开这种过程。 哲学类文章也好,理论性文章也罢。 尤其是文学艺术的作家们创作出来的文学艺术作品, 不仅需要有人来阅读,而且还要达到让人爱看,要吸引人, 甚至令人百读不厌的目的,这是阅读当中的铁律。 那么文学艺术类作品凭借什么优势来吸引人和激发人的兴趣和情感呢? 虽然在品读方面的原因不止一二,最主要的还是依托作品中体现出来的 美, 文学之美美在语言和意境,更深入的去探究它的话,她的美是愉悦心灵的兴奋剂;是激发情感的搅拌机;是审视社会的扫描仪,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艺术之美就会净化人的心智,让人的品德思想不断发生着改变, 最终实现对阅读者思想精神的渗透和教育,体现出强大的励志功能。 笔者就文学作品的艺术之美对人的品格修养的作用在此做一个探讨。 一、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美和道德美 说到美,我们自然会想到很多美的事物和美的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美, 很多人在概念上就会想到文章的艺术性,或叫艺术美方面上来, 有的作者或者评论家会谈起艺术魅力。 而实际上,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美的,不仅仅是我们感知上认知的东西, 其构成因素是很复杂的, 如果我们能够综合看待这种艺术性体现出来的美,笔者认为它至少包括道德美与艺术美两个方面。 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是作家经过认真构思而晚场的作品,读者会在阅读中看到很多故事情节和精彩的细节,对人的塑造更是用大量的故事情节给予展现,而这些故事和人物形象就代表着作者的某种思想、某种观点或某种感情取向,这就是作家的创作作品时的艺术表现。 经过作者认真思索过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并不是生活中故事的记录,也不是作家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实, 而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对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现象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审视之后,经过主题建构。 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的缝缀才完成的整体创造,具有了美学意义的审美功能,正是作家所期待的思想和精神的集中体现。 而这样创作出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美,很显然与单纯的自然美有着本质的区别, 自然美是外在的美,而文学作品所蕴含着的美则是需要阅读者认真品读和思考才能感受到。 当然这种美也不是单纯的艺术创造的美,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最主要的原因是创作建构了生动而鲜活的故事,塑造了人们可以经常见到而又常常被忽视的人物形象,这种想象不仅是让人感到心动的,而且还能够在人物身上感受到真实和虚伪,阳光和阴暗、高尚和卑微等,从文学作品中,阅读者能够体会到好与坏、善与恶,而这些因素是蕴含在作品中的,不是读者随意能够直接看到的。 正因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文学作品是集中了道德美与艺术美的综合体。 二、文学作品的道德美与艺术美的融合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道德美不是在艺术美本身中所包含的那种广义的道德美, 其是属于文学作品特定内容的道德形态。 当然,具有文学道德和艺术之美的文学作品不是指那些普通的作品,具有这样潜质的作品,均体现在优秀的作品当中。 如果我们给予一部作品的评价是“美的作品”, 就是我们阅读它的人对作品岁体现出来的道德美和艺术美的综合评价。 文学作品的道德美和艺术美是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尺, 也是判别文学作品是不是具备这两种美的出发点, 道德美与艺术美是文艺作品的整个内容对读者群体的渗透,其传递了怎样的思想,赋予了什么样的精神,给人以怎样的激励,让人的情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才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 我们应该清楚,并非只有艺术才给人以美感,世界上物质中的一切具有美感因素的事物都能够让人感到美的享受。 花卉是自然界的物质,她能够让人感知到它的美,作为艺术形态常常呈献给人们,让人能够体会到美的愉悦。 实际生活中花卉本身并不是做为艺术品而存在, 它知识作为客观世界中的一种美的物质出现人们的面前。 自然界物质的“花”,他的美来自它的生命,当然与它身上的色彩、形状、线条有很大关系,这种有机组合方式的美感, 是有物质的材料组成的,尽管具有艺术的美,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 而我们所讲的道德则是属于精神状态层面的意识, 道德是属于内核潜质的意识, 人们根本就无法看到它美与不美, 而是要通过感知。 分析、思考、判断才能体会到,其与艺术是有截然的区别。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道德美应包括以下三种因素: 即作家描写的对象(例如人或事件) 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阶级的或政治的倾向以及人的感情、精神的美;也包含着作家在描写这些对象时所持的立场、观点或感情、倾向的美, 还包括这些被描写的对象经过艺术表现以后所呈现出来的形态的美。 三、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与艺术美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描写的对象存在着审美意识,需要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判断,例如,作家描写的英雄人物、爱国人士、正义战争、劳动人民等等,他们身上均在作家的意识中是具有美德人物, 而作家选取的内容本身就是感人的, 再经过作家一番艺术表现以后,作品中人物、事件的美感力量就得到了增强。 在有些作品中,作家描写的对象本身看上去并不美的, 有的由于作家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段的不同,描写对象就呈现出来丑的事物, 如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董卓、 秦桧、 容嬷嬷等;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南霸天、刘文彩、假洋鬼子、等等, 从这些人代表的阶级倾向和内在的品质来说, 他们代表了罪恶和丑陋,对于这样的丑,作家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人物塑造和故事建构的方式揭示他们内心深处的丑道德, 这是作家思想中竭力鞭挞和批判的对象,尽管是体现了他们的丑儿嘴脸,但是就文学作品而言道德美的倾向更加明显。 这就是文学艺术的能力所在。 同时,因为创作者在艺术刻画中,符合生活的真实, 同时也属于具有美感因素的艺术典型, 让读者从反面去欣赏人物的形象,那么这样的人物就具有道德美教育的艺术对象了。 我们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一个作家如果在思想、立场上缺少道德倾向,就会混淆美丑的概念,将富有道德美的人或事塑造成丑的, 将道德品质恶劣的人塑造成美的, 那么作品根本没有道德美的倾向。从艺术表现形式看, 创作者如果对于具有道德美的描写对象在进行艺术描写上表现的不够充分,那些具有道德美的事物就无法让人感到是美的, 相对的那些具有道德丑的人或事件,如果艺术典型化不足,没有完全对他们丑的实质给予揭露, 很自然会影响到作品道德美揭示程度。由此我们看到,一部文学作品中, 让人能够感受到美的不仅仅是艺术美,同时还包括了道德美。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道德美和艺术美是融合在一起的,如果缺失了哪一种美,那么作品是不成功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谈到文学作品的美, 习惯性地联想到艺术美, 忽略了艺术的道德美。 在道德素养的形成中,文学作品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不管是哪位作家,无论是哪部作品,都需要接受伦理和道德的检验。 文学作品论文:神性与人性——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道德主题 论文关键词:莎士比亚 文艺复兴 道德 人文主义 神 论文摘要: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进行考察。以文化为参照,以人为基点,以道德主题嬗变的整理讨论为指归透析文艺复兴“人”的道德 图式。文艺复兴是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 的时代,其成为莎士比亚文学创作 的主要特征。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享受现世节制的自然之爱,同时以上帝之爱消弭邪 恶。莎士比亚文学作品道德主题体现为神性超拔人性 、人文终极的图式。 一、 引 言 瑞士著名史学家、文化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称文艺复兴为“人”的发现时代。之所以被定义为“人”的发现,是因为相对于中世纪人是神的奴仆而言 ,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 的大幅度提升。人的价值不仅在于服从上帝、信仰彼岸世界的安宁幸福,而且在于人本身是世间的上帝,勇于追求此岸世界的美好和谐 。 人文主义(也叫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以此来反对罗马教会所代表的神权的绝对统治。针对教会认为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邪说,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针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人文主义提倡理性,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而有权追求知识,探索未知,了解自然和研究科学;针对封建压迫和封建等级制度,人文主义倡导仁慈、博爱 ,歌颂纯真的友谊和崇高品德,提倡平等和冒险精神。总之,人文主义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欧洲文艺复兴是一个 产生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便是该时期应运而生的巨人。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是莎士比亚文学创作 的主要特征。享受现世节制的 自然之爱,同时 以上帝 之爱的合理性消弭利欲滋生的邪恶,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代表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最高峰。“从来没有比他的剧本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人的 状态了。”莎士比亚的创作已经产生超出描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义和作用,其戏剧可以看成整个人类的缩影。他所具有的包 容性、前 瞻性使其成为文艺复兴的总结性人物,至今为止无人可以比拟。 基督式的上帝之爱守护古希腊式的自然之爱是莎士比亚不变的创作主题,虽然传承了世俗人本传统的文化内质,但是超世俗的理性指引着世俗的情感,这在他早期的诗歌和戏剧创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二、基督爱的力量 莎士比亚早期的诗歌和喜剧多以爱情为描写对象。他热情地讴歌爱情,肯定人自然欲望之合理性以“爱情是天经地义的”来反对禁欲主义,这与前期人文主义相似。不同的是,他笔下 的爱情并非一 味的放纵、疯狂 、粗野,而是奔放又节制 ,激情又不失理智。莎士比亚指出,情欲是贪婪的——你容易变得嫉妒和专制。他主张用人的理性来约束原始欲望不让泛滥的本能毁灭自己。文艺复兴时期人固然冲破了禁欲主义的压制 ,但是却又陷入 自我情欲 冲动的牢笼 ,这是 他较早期人文主义先进成熟的地方这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也有表现 ,是他从始至终 的思想。 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都描写了男女青年冲破封建伦理道德、传统偏见、宗教禁忌以及自私、欺骗等旧思想、旧观念 的束缚,运用个人的智慧、聪明和勇气,大胆地追求自由、纯洁的爱情 。这 当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光辉的敢 作敢为的文艺复兴新女性艺术形象。她们年轻美丽、温柔多情 、乐观 ,敢于而且善于为实现美好理想而斗争到底。如《无 事生非》中的贝特丽思漂亮、聪慧、泼辣,好为人抱不平 ;《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有勇有谋;《辛 白林》中的伊摩琴美丽善 良、爱憎分 明,为了爱情不惜抛弃荣华富贵;《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为情人的死去而殉身等。 莎士 比亚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上升。当时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蒙昧主义思想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观 日益深人人心,人文主义在社会 文化思潮中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开始摆脱 禁欲 主义,追求 自由和恋爱的权利。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执著、勇敢机智地与各种邪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反映出莎士 比亚对封建制度的残酷 黑暗及 对人性禁锢的批判 ,表现了人文主义歌颂 自由爱情 和反封建禁欲束缚的社会人生主张,和新兴 资产阶级希望建立新型社会关系和伦理思想的要求。这为人文主义在英国和欧洲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还有另外一个倾向,即鼓吹“人类之爱”,认 为爱情拥有融化仇恨 的力量。这是因为处于人问“伊甸园”世界中的人们 由于接受人性理智的指引而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并且做到以宽厚和仁爱去消解怨愤。因此,美总能战胜邪恶是早期莎士比亚依据基督式仁慈的自信而产生的乐观。 “爱”是莎士 比亚戏剧的出发点 ,是莎士 比亚人文主义的中心内容 。莎士比亚的喜剧直接歌颂爱,他的悲剧也以爱为出发点,几乎莎剧中一切难题都可以用爱去解释。在这一时期,莎士比亚虽对其爱的理想充满乐观情绪,但他并不回避现实社会中在爱和善的对立面还存在着一股邪恶势力 ,这股势力时时在破坏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 ,莎士比亚的喜剧在歌颂爱的同时又揭露邪恶者。《无事生非》中的唐 ·约翰和波拉契奥 ,专事造谣生事,阴谋破坏;《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贪欲和嫉妒使他丧失人性,竞欲以屠刀置人于死地,并且毫无宽容怜悯之心,成为一个“恶魔”。莎士比亚认为,对于邪恶不仁的现象,应用爱的力量去消弭。他的喜剧证 明,正义可以战胜邪恶,人类之爱一定能普遍实施 ,邪恶者在爱的感召下,有可能弃恶从善,重新做人。《皆大欢喜》中的弗莱德里克、奥列佛篡夺权位 ,残害手足。但弗莱德里克在军队攻打隐居在森林里的公爵途中,经过一位修道士的开导,终于悔过 ,决定放弃非分之位 ,痛改前非。而在奥列佛生命危急之时,他 的弟弟奥兰多不念旧仇,舍身相救,致使奥列佛幡然悔悟,哥俩和好。即使对于顽 固作恶的,莎士比亚也不放弃爱的感化。在莎士比亚看来 ,基督正是爱 和善的化身。因此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扼杀人性的封建社会里发现了人性。 三、英明的理想君主——亨利五世 在莎士 比亚早期历史剧 的典 范《亨利 四世》及《亨利五世》中,社会历史背景被设定为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亨利四世首先凭借老练阴险的政治手腕实现了他勃勃的政治野心,登上了王位的宝座;然后利用他过人 的政治才能平息了大贵族叛乱,使国家安定统一。亨利四世为了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而狡诈、冷酷、奸猾甚至于残暴,这在权 力纷争时代为了国家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却不是莎士比亚所肯定并寄予希望的理性君主。亨利五世的人物形象为人们提供了答案。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及《亨利五世》中精心塑造了亨利五世这个回头浪子式理想君主的形象。剧中的亨利五世要比历史上的亨利五世高大完美得多。他出身皇室贵族,明事理,有胆略,有超人的军事才能,有不凡的政治胸怀,能文能武,是个了不起的帝王将才,作者几乎把能够给予一个理想君主的品德 ,统统集中在他身上。但是,这样一位英明君主,在没登上王位之前,竟 是一个 “自贬身价,结交匪类”“放浪形骸”的浪子,只是在一个“光荣的 日子”到来时 ,他才一反往 常突变成非凡人物。在 即位后他立刻与过去一刀两断,忠心国事,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 ,成为英 国历史上有名 的明君。为什么莎士 比亚要安排这样一个奇异 的转变过程来表现理想中的君主形象?人物史专家和学者们是这样解答的:“作者寄托了一个开明君主、民族英雄的理想。亨利五世改邪归正的转变过程反映出作者改造封建君主的思想。”[2 在《莎士比亚全集》的“前言”里是这样写的 :“《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描写了亨利五世为太子时在下层社会厮混 ,与流氓为伍,即位后改邪归正,成为英明的理想君主。” 又说:“这两个剧本体现了作者的人文 主义思想,认为道德改善可 以产生开明国王 ,进行自上而下改革,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与理想的社会制度。”还有一些类 似的说法,都认为作者塑造亨利五世这个人物 ,是为了说明一条道理:只要君主进行道德改善,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贤 明君主。但是,从作 品的人物纠葛、戏剧冲突、剧情发展的始末来看,亨利五世这个人物所显示出的思想深度已大大超越作者的主观意图 ,他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改善 的君主形象。莎士比亚之所以如此评判是因为他认为以恶制恶的方法是不合理的,只有依据基督式 的上帝博爱才可以消除邪恶,清除污浊,创设人类世界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虽然仁慈与爱这些善 的力量的取胜过程不像早期喜剧中那样轻而易举,但用神圣的爱去化解恶使得作恶者弃恶从善是他自始至终的信念 。 四、活力主义者——福斯塔夫 约翰·福斯塔夫作为莎剧 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 ,不仅历来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喜剧形象,同时浸染着作者的心 ,是莎士比亚精神苦役的具体表现。福斯塔夫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亨利四世》中,他暴露出的丑恶形象是一个拦路抢劫 的山林大盗,是不务正业的浪荡太子的亲密伙伴,这时的他,是一个 目无法纪、胆大妄 为的亡命之徒。他寡廉鲜耻,恣情纵欲,酗酒狎妓;他贪财贪吃,欺诈行贿;他出乖露丑,作恶多端。而在另一出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他充当了主角。这回,他已经是一个奇丑的白头翁,但老不正经的性格仍使他淫气未减,因而人们在此剧中,又见其以一副老色鬼的面貌登台亮相。于是“道德败坏者”“寄生虫”长时间成为扣在他头上的帽冠。然而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戏谑又饱含深情地赐给读者一个这样的福斯塔夫 :坚定忠实的个人 主义和享 乐主义者 ,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强烈的个人实现方式和价值理念。“为 自己活着不是大逆不道”是他的信条。他重视现世,对满足世俗世界里的情欲具有无 以比拟的热情,并从不怀疑当下的幸福作为自由之路的神圣性。由此,他已经从观念到实践都在自觉地尊奉内在的生命。他的宣言是明确的,在人多的地方还更加响亮 :“一个人在自己本分 内忙活可不是罪过。”一种压倒一切的内在性此时正用鲜活的、具体 回归的生命之身来证 明生命这一庄严主题。他礼赞生命,热爱 自己的信仰这一点任何人干涉不了。 然而,值得探究的是 ,这样一个吹、嫖、抢、骗,无恶不作的兵痞 ,本当令人憎厌 ,但相反 ,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并没有把他投入道德 的监狱,甚至还有些喜爱他。他身上真正 的精髓是福斯塔夫式 的昂扬精神。他是个伟大的活力主义者,具有高度的活力 主义,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充满自信的个性上。为了充分地自我表达,他宁愿把世人的毁誉当成是享受并认为那是对他的赞扬。福斯塔夫 的求变意识 已经觉醒,他的机灵秉性使他不再受惑。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 ,提倡重人生,反对崇神性,信科学、讲实际。福斯塔夫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一员,文艺复兴的新风必然也吹拂着他。因此 ,在他 的鲜明个性中,也或多或少地散发着时代的新气息。如他老而不衰,精力充沛,而且有着不知忧愁的乐天性格,这些都和早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乐观进取精神有所类似;他无拘元束、敢做敢为的行径,有着个性解放和冒险主义的因素;他放纵肉欲的人生观和中世纪的禁欲 主义两相对立 ;他毫无信仰的精神状态又和神权主义大相径庭。 五、道德高尚的上帝子民——哈姆雷特 早期 的戏剧反映莎士 比亚理想的“人”,但当他亲眼目睹高贵的仁爱被污浊的邪恶大肆践踏的残酷事实后 ,他曾经创造的美德世界变得虚幻而遥远,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也随之黯淡。这促使其悲剧创作的繁荣。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悲剧《雅典的泰f-I》标志着作者对时代、人生的深入思考,着力塑造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的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 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 。他的悲剧描写了一幕幕仁慈与宽厚遭到蹂躏的惨剧,那是一个失落了上帝的时代。于是他笔下出现了与当初美好世界相反的局面: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整个时代脱榫 ”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是空怀大志,无力 回天。奥赛 罗正直淳朴 ,相信人而又疾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 、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 ,丧失理智 ,幻想以让权分国来证明 自己不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因而经受了一番痛苦磨难 。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 ,性格 中有善和美的一面 ,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 ,沦为“从血腥到血腥”、懊悔无及的罪人。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 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理想的君主只能以魂灵的方式 出现并倾诉悲怨 ,而具有宽仁人性 的哈姆 雷特也在恶人 当道 的宫廷 中挣扎烦恼 ;现实的君主要么像麦克白般被自己的贪欲吞噬天良,沦为政治奴隶 ,要么像李尔王一样丧失理智,居功 自傲 ,流落民间。“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这是恶欲大行其道的生动写照。莎士比亚的人文理想几近破灭。“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这样被赋予高贵理性的“了不起的杰作”,也沦为恶欲冲动的动物性占上风的人。即使是哈姆雷特这种作者心 中理想的、具有神性的上帝的子民,也只能发出世界变成“一堆污浊瘴气的集合 ”的悲叹。道德高尚的哈姆雷特悲痛欲绝,而在果 断杀死继父 ,了却父亲遗愿,尽了身为人子 的责任后,他内心又变得更 加沉重 ,因为 自己成为新 的暴力不公的制造者。惩 罚罪行 的暴力违 背他 内心 的反省和谐。由此可见 ,理性 的呼唤在那个时代精神 的熏蒸下显得微弱苍 白。“重重 的疑虑使我们全变成 了懦夫 ,决心 的炽热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 宗教信仰认为,人在神的面前等于无 。抱有这种信仰的人不为变化的事件所扰,因为变化是上帝 的产物。而 当仆人成为主人 时,他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但同时 ,这骄傲与信心遭到的挫折又引起一种可怕的虚弱感。 正是因为莎士比亚看到了人 自身的堕落与恶欲的放纵并且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 ,他才对博爱这种基督式理性精神的重要意义更加依恋,对世界抱有一线希望。在晚期传奇剧中,和解、宽恕、道德感化成为基本主题 ,悲剧中人的神性在 道义上取得胜利到创作晚期真正变成现实,拯救已经趋恶的人,使其弃恶从善。哈姆雷特认为原本的人是行为上的天神 ,因为是上帝 的造物而分有上帝的神性,有高贵的理性 ,这也是莎士比亚关于“人”的一种理想对人存在意义 的追寻,使得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有共通之处 ,都体现出对人的超验存在意义——超越现世存在的永恒意义的追求。但是,在对超验性的理解上,它们之 间有着本质 的不 同。基督教是神学本体论 ,即先验地设定超验上帝 的存在 ,将人 的自由意志置于上帝的 自由意志之下 ,所 以它 的超验性其实是对人 的自由意志的遏止。而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 的是宇宙本体论,它的超验性来 自于主体的理性作用 ,来 自于苦难的净化和对现世人生的悲剧性体验,体现为人性升华后所达成的精神超越,以及人在对 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所生发的对宇宙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人既是自然欲望的人,又具有趋善本性用理智抑制贪欲 ,用上帝 之爱去感化并战胜邪恶是他的人文图谱,因此他笔下 的人物与基督教的理性型人有着血缘关系,其成就非前期人文主义所能比拟。这也决定了他从世俗关照神圣,主张以神性规约人性。实现人 的超拔,使人成为人间 的上帝是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反思,他自身也成为无人企及的文化巨人。 文学作品论文:文学作品中反讽的言语行为理论阐释——试析《傲慢与偏见》为例 [论文摘要]以《傲慢与偏见》为文本,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反讽言语行为,可以发现,该作品的主旨即为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小说人物所实施的微观反讽言语行为分为五类,均对推动故事发展、刻画人物形象起到重要作用。研究还证明了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与“普通语言”中的反讽言语行为一样,均可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中得到阐释,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 [论文关键词]文学作品;反讽;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Austin)于1962年首次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的功能除了陈述、描写、说明外,还可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之所述,言之所为,以及言之后果。其中,言之所为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通过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s)、祈使、疑问及陈述三种句型来表达命令、请求、疑问及叙事的是直接的言之所为;间接言之所为是指通过实施一个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行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主要依据常识及一般推理能力,评价言语行为则要通过适合条件。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在语言学界引发巨大反响,继而成为语用学的基础核心理论之一。此后,美国语言学家舍尔(Searle)进一步把适合条件归纳为:根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和诚意条件。他还把言语行为放在一组对话交际中分析,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语境因素,并进一步将言语行为分为五个大类: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及宣告类。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外许多学者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研究:玛丽·普兰特(M.Pratt)指出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范代克(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出文学作品中决定整个语篇的宏观言语行为和语篇中单个句子所执行的微观言语行为。我国学者朱小舟认为,“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所进行的交流,即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反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平均每4页就有一例反讽。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修辞技巧上,也隐含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主题表现上。反讽的使用属于间接言之所为,其言外之意是对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海佛凯特(Haverkate)特别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 三、《傲慢与偏见》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为读者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反讽艺术。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讲述青年男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同时,用反讽手法批判了19世纪初英国中上阶层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婚姻观。 作者在小说一开场就通过反讽点明主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作为卷首第一句话,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无疑会影响读者的认知思维,进而博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但随后的一句“这样的单身汉……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又不动声色地推翻了上文的“真理”——不是有钱的单身汉想娶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非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这便将句中“人们”的代表人物班纳特太太的真实心态表露无遗:一心要把五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嫁给有钱人。经过“真理”的陈述及推翻,讽刺意味一目了然,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作者含蓄展现其智慧魅力拍手叫好。在小说结尾,书中的“智者”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等人都受到了现实的嘲讽,而可笑的“愚人”班纳特太太、科林斯先生等却被证明是正确解释了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通过形式多样的反讽抨击了当时英国中上阶层错误的婚姻观,这既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为整个语篇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四、《傲慢与偏见》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文学作品中,微观上的言语行为主要体现在人物对白中,由小说人物执行。反讽作为《傲慢与偏见》中最出彩、最显著的语言艺术手段,在人物对白中贯穿始终。小说人物的反讽言语行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与整部作品的反讽基调相得益彰,令读者回昧无穷。 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反讽也可分为五种类型,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和宣告性反讽。反讽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见于阐述类。 1.阐述性反讽。阐述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报道、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言语到世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念。舍尔指出阐述性言语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话人在不相信命题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发出话语,则该话语就含有言外之意,具有反讽意味。 当班纳特太太得知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搬到了附近,便匆忙将此消息告知丈夫,并敦促他即刻去拜访这个新邻居。班纳特先生不堪其烦,故意气她说:“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 班纳特先生假意赞美妻子的美貌,是希望班纳特太太能依据语境或句子的语义结构从反面领会其言外之意。然而,班纳特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嘲笑,反而信以为真,令读者忍俊不禁。 2.指令性反讽。指令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愿望,命题内容是让听者做某事。它的言之所为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当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语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他会依据关联原则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此种情形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班纳特先生故意不断地提到彬格莱,不明真相的班纳特太太感到厌烦,迁怒于咳嗽的女儿。但是,当她得知丈夫已经拜访了彬格莱,立刻兴奋异常,对丈夫说道:“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 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就是一个指令性反讽。该言语行为并非针对女儿吉蒂,而是对一心只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妻子的嘲讽。 3.承诺性反讽。承诺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意图;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做某事。它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通过许诺,说话人就自觉承担起做某事的义务。如果交际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又主动承担义务,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班纳特太太听说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住了附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急于抢先结识,便试着说服丈夫尽快去拜访他:“……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怎么去。”“你实在过分心思啦。彬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 班纳特先生所说的“写封信给你带去”,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班纳特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班纳特先生的许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毫无诚意的口头许诺,其实是对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寻找有钱婿的挖苦讽刺。 4.表达性反讽。表达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式无适应方向。此类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性的前提。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那傲慢的神情和居高临下的口吻令对方感到反感,以致遭到拒绝。当伊丽莎白以犀利、刻薄的语言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时,达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达西所说的“谢谢你……”就是一例表达性反讽。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达西一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当他决定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丝毫不曾料到会遭拒绝。此刻突遭意料之外的指责和拒绝,达西内心的震惊和沮丧是不难想像的,但他毕竟是有教养的绅士,不便有过激的言行,于是他在房间里飞快地来回走动,并以这缺乏诚意的“感谢”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一反讽言语行为使得这一幕成为小说开篇以来最强烈的冲突。 5.宣告性反讽。宣告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任命、辞职、命名、解雇等。这种言语行为与诚意条件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因而较少出现由于违反诚意条件而实施的反讽言语行为。但是,海佛凯特强调指出“宣告性言语行为如果违反了合适性条件,同样可以表达反讽”。实现宣告不仅需要语言规则,还必须有超语言惯例——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另外一个适合条件就是可接受性,即交际双方都清楚说话人所承诺的行为将给听话人带来益处,所以听话人从内心愿意接受说话人的承诺。如果违反了该条件,话语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的“宣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威胁”。 咖苔琳夫人是一位极度自负、傲慢无礼又尖酸刻薄的贵夫人。为了让外甥达西娶自己的女儿,防止伊丽莎白与他结合,她兴师动众地跑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以此来扼杀他们之间的爱情。咖苔琳夫人对伊丽莎白威胁道:“……不允许(你)这么做。……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会斥责你,轻视你,厌恶你……” 殊不知正是她这次不辞劳苦的奔走为两位默默相恋的青年及时地“穿针引线”,促成了他们的美满结合。这真是对咖苔琳夫人弄巧成拙的极大讽刺。 通过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傲慢与偏见》中最具特色的反讽艺术,既验证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评论的可行性,也使读者更加明确地意识到小说中的反讽言语行为具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在语境中展示人物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关系、动态性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 文学作品论文:浅析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 随着网络的发展,我国的网络原创文学和网络文学网站近几年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电子阅读成为阅读的新形式,但随之而来的诸多侵权问题却成为了网络文学发展中的棘手问题。网络文学产业的规模日益扩大,我们应该进一步重视保护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本文将通过分析与探讨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内涵,归纳总结了网络文学侵权行为,并就网络文学著作权保护的方式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网络文学作品 著作权 著作权保护 2013年7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中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较2012年底增加43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的用户规模比2012年底增长了12.0%。在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拿着智能手机阅读小说的人在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在平时也更倾向于使用电子书阅读,简便可携带的电子书的确方便了我们的阅读,但大量的复制传播,使得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难度系数增大,因此,探究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进一步保护网络文学作品,显得格外重要。 一、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概念与特征 要讨论“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我们首先要讨论“网络文学作品”,根据通说,网络文学作品是以计算机及互联网为媒介而存在和传播的作品。网络文学作品有以下几种主要形态表现:一是使用电脑创作,初次发表于网络的原创文字性作品;二是初次发表在传统载体上而后经数字化编辑上传至网络的原创文学作品;三是利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交互作用制作的超文本、多媒体作品,包括借助某款特定的软件机械生成的“机器之作”。初次发表在传统载体上而后经数字化编辑上传至网络的原创文学作品,虽然因为发表于网络上而具有许多首次发表于网络的原创作品的特征,但是由于其初次发表在纸质载体上因而具有传统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其网络特征只是表面性,本质上仍然是传统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网络文学作品,故而本文所讨论的网络文学作品,是指初次发表于网络的原创文字作品。这类文学作品可以是发表在各大文学网站,也可以是发表在BBS等论坛上可供网友跟帖回复相互互动的作品。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是指著作权人对其创作的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相较于现有的传统文学作品著作权,对于直接以电子形式创作的作品,其著作权包括法定的署名权、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其中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较为重要的一点。与传统著作权相比,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特征更为繁复。一是其著作权归属难以确定。由于网络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作品与媒介之间联系的日益削弱,多层传播导致难以确定源头,传播过程中也会加入传播者自己的删减增补,因而归属更加复杂化。二是著作权的专有性特征大大削弱,网络中传播变的异常简单,一个复制粘贴,一个转发即可传播,那么著作权人根本无法控制他人对其作品的不合理。三是著作权的地域性特点消失。网络传播超越时空,由于网络是跨国界传播,每一个国家的作品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被其他国家的网民取得,网络著作权不似传统的著作权由一定的地域性,因而其保护难度更加增大。 二、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主体与客体 著作权的主体是依法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著作权的人。要保护网络著作权,首先应当明确其主体确定,即著作权的归属。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即著作权采自动获得原则,对于这项原则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因而采用同样的原则。著作权的取得来源于主体的创作行为,但主体的资格、权利内容却是国家法律直接规定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著作权的主体包括中国作者、著作权的继受人和外国人等。而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主体的特殊性在于虚拟的网络环境下,绝大多数的网络文学作品的署名均为网名,即使署名,其真实性也很难确定,因此网络文学作品很难明确著作权的主体。由于难以确定著作权的主体,因而著作权人在主张权利时很难得到确认。著作权的客体,即网络文学著作作品。《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对著作权客体的表述为“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作品,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著作权法》第3条列举了9类作品形式,第5条规定了一些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形式。传统著作权客体有三个特点,一作品是思想或情感的表达,二作品具有独创性,三作品具有可复制性。而网络文学作品的客体是以文字、图片、音像等形式表现的以电子化形式存在的,以互联网为媒介存在的作品。本文所指的网络文学作品是以数字化形式,以网络为载体进行创作、传播的作品。尤其是以文字形式发表在网络的可复制的原创作品,包括发表在大型网络文学网站如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网的作品,包括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的作品。在相当多博客,尤其是个人的博客中,多数记载着有博客作者直接创作的博文作品作,主要表现为文字、照片及其组合,个人的博客创作内容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均为其个人的独创性作品。但不少博客中还包括转载内容,是其他人著作权的客体,因而不属于其著作权客体。有一种观点是个人发表于博客等免费写作平台,由于其免费性,并且也是经过博主个人的注册,相当于放弃著作权,因而可以随意转载。也有人认为,博客等网络服务提供商虽然表面上提供免费的写作和发表平台,但因为博客内容的新颖性和原创性,提升了网站的点击率,网络服务提供商也从中获取了利益,因此,作者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并不能视为放弃著作权。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作者在博客上发表文章不等同于放弃文章著作权,没有明确的声明,不能任意剥夺著作权,根据著作权自动取得的原则,当博文发表到网站上,博主则享有著作权。 三、侵犯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行为 鉴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文学作品的传播非常快捷易行,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更容易遭到侵犯。方便的下载,也造成了方便的盗版,网络文学作品的盗版现象非常的普遍。《2010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指出,全国约有53万家文学盗版网站,每年盗版市场规模约为50亿元。网络文学作品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因而进一步保护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通说而言,网络著作权侵权可分为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无法定免责事由,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行为。《著作权法》第10条明确规定著作权人享受的17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第47-48条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视为侵权。根据《网络著作权解释》(2006)第4条“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该条文意在民法中“共同侵权”可以理解为“间接侵权”。直接侵权的表现形式较为明确,比如未经网络小说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出版其小说,或抄袭剽窃其内容,或发表在网站上供人付费下载,这些都直接侵犯了网络文学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可以归类为直接侵权。总结来说,直接侵权行为,是一种直接非法形式著作权人或邻接权人的权利或妨碍他们行使这一权利的行为,侵权人的行为直接涉及作品。在网络技术时代,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侵权责任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由传统的直接侵权责任向新型的间接侵权责任转变,并以连带责任的形式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独立责任。网络为他人侵权行为负责的规则,是著作权法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民事侵权责任的基本分析原则。间接侵权是指即使行为人并未直接侵犯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但是其帮助、教唆他人侵犯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或与他人侵犯著作权的直接侵权由某种特点的关系。在网络文学著作权的间接侵权中,主要是指网络提供商对第三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提供的帮助与支持,比如提供空间平台,或者进行扩散传播。当然,网络提供商也有直接侵权行为,比如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擅自将其享有著作权的小说发在网上,供人付费下载等。在间接侵权中,美国最高法学在著名的“索尼案”中指出:“版权法中虽然没有这样的明示语言,但并不排除让一些自身没有涉入侵权活动的当事人承担版权侵权责任。承担代位侵权责任,几乎存在于著作权法的所有范围中;而帮助侵权的定义更是一个宽泛的问题,即确认在某些情形中让某人为他人的行为负责是公正的。”因为间接侵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代位侵权与帮助侵权。间接侵权的主体主要是网络服务商,为了更好的使文章更广泛的传播,不局限网络文学的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引入了“避风港”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了免于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在这里笔者就不一一赘述。 文学作品论文:译者主体性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操控” 摘 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译者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尊重和认可,而其体现出的三大特性彰显了在文学翻译中,为了使译入语读者更好地接受、融入到译入语文化中,译者对译作的“操控”满足了译入语文化的需要。葛浩文作为一个拿中文读、用英文写的美国汉学家,在从事莫言作品翻译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基于对中国特有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和精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仅对英语的应用驾轻就熟,且熟知英美文化之道,基本上做到了游刃有余地传情达意——既保存了原作的风貌,又满足了译入语读者的语言和文化需求。囿于篇幅限制,本文选择了葛浩文译的三部莫言作品阐释译者主体性对文学作品的具体“操控”路径。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葛浩文 莫言 文学作品翻译 操控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因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一国的文学作品经过译者的创造性转换,不仅改变了原来的外在形态,也因翻译的文化目的而打上了译入语文化的烙印,从而成为译入语文化中的一分子,融入到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系统中。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它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能动性”是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没有任何规限和制约的。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作用于客体,必然要受到客体的制约和限制,同时能动性发挥还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因此,主体性同时还包含着“受动性”。“受动性”是能动性的内在基础,是主体之所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依据。它既表现为人对客体对象的依赖性,又表现为客体对象对人的制约性。主体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为我性”,即翻译的目的性。任何文化翻译活动都有自己的目的,并且任何译入语方的翻译都面向自身的文学、文化。 茅盾说过:“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而朱光潜在《诗论》中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自然也是翻译艺术的成熟境界。我想,“从心所欲”就是得模糊处不妨模糊,得自由时不妨自由,但是不能超越正确的范围,这就是“不逾矩”。 二、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年出生于美国的长滩,美国著名的翻译家,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翻译作品包括萧红、陈若曦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因而,夏志清教授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说,葛浩文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葛浩文曾经回应别人,为什么自己笔头功夫好却没有从事写作而从事翻译的原因时,回答道:“我喜欢拿中文读,用英文写。我喜欢这其中那种挑战,那种似是而非,那种不确定。我喜欢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甚至两者之间免不了的折中——那股费琢磨劲儿。”他认为,诚如意大利谚语所说,“翻译即背叛”。就是在这种琢磨中,他从事了三十多年英文小说的翻译,而其中有20年的时间是在翻译莫言的作品。 正如莫言2000年3月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中所说:“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我与葛浩文教授1988年便开始了合作,他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一百多封,他打给我的电话更是无法统计,……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他不熟悉的一件东西,而反复磋商……由此可见,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 是葛浩文的英文翻译使莫言的作品为西方人所了解、所认可,然而,也正是因为翻译莫言 作品,葛浩文步向了自己翻译事业的高峰。葛浩文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对翻译它们乐在其中。喜欢的原因各式各样,比如:《酒国》可能是其读过的中国小说中,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作品;《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极富音乐之美…… 德国波昂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直言,葛浩文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起到了两种作用:第一,他是很好的译者,他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而是概括大概的意思。这样,他避免了长篇小说的诸多毛病。因此,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当代世界文学。另外,无论葛浩文去任何地方,都公开推广莫言。 三、译者主体性在葛浩文译莫言作品中的“操控” 1.葛浩文的翻译观 葛浩文在选择作品的时候通常在乎两个条件:一是喜欢,二是适合翻译。在葛浩文的眼里,翻译不应当有什么技巧,也不应当有直译或者意译的理论。他说:“我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而且我是个翻译家,不是作者。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针’,我只能跟着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来翻译那么多部不同的作品。”所以,在一般翻译过程中他会选择一边当读者,一边当译者,以保持对作品的新鲜感,而在一字一句逐步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结合具体的翻译实例,文军教授等对葛浩文的翻译观做了如下四点归纳:(1)对原文和译入语的忠实; (2)翻译即背叛;(3)翻译是重写;(4)跨文化交际活动。他认为翻译是背叛、重写,但忠实始终是葛浩文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而“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则是他对翻译本质的认知,因为翻译的这一特性,使得“背叛”和“重写”成为必要的手段,目的是更为“忠实”地把原文传达给译文读者。 2.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作为母语是英语的美国人葛浩文在翻译选材时,就会对所选文本的内容和文化的可接受度进行遴选,同时,因为受到本国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及对译入语读者需求的满足,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考虑到对文本进行有意识的改动;同时,他非常清楚英语读者喜欢什么,想读什么,然后有效地将这些信息翻译过去,传达给译入语读者。 基于译者的民族性,葛浩文对自己本国的语言和文化相当精通,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加之其教育、文化背景,使他在翻译的时候能尽可能地让译入语读者和源语读者接受到同样的信息,而针对其研究领域,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题材、文体、内容等方面都会有很细致的选择。 3.葛浩文译莫言作品时主体性对文本的“操控” 自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阐述了翻译始终受到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三种因素的操控以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对翻译的影响,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且收获颇丰,但此处的“操控”主要是突出译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材、内容、布局和策略选择中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葛浩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当你翻译文本时,拿走了原来的语言,换成了你自己的。虽然这不是一种强暴,但我始终是夺走了原作并做了一些很糟糕的阐释。这是能让人人都阅读到文本的唯一方法。翻译者一直都在抱歉,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说‘对不起’”。 从1988年至今,葛浩文翻译了莫言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到目前为止,葛浩文共翻译了莫言的九部作品。之所以喜欢译莫言的作品,在葛浩文看来,译者下笔要同时考量作者原意、读者喜好、编辑建议和自己的专业判断,在其中寻求平衡,受到的限制比作家多,而莫言对翻译的态度开放,给译者很大的发挥空间,也就是说,他在翻译莫言的作品中,寻求到了译者和作者的平衡,寻找到了作为译者的拓展空间。 《红高粱家族》(以下简称《红》)的翻译开创了葛浩文中译英翻译旅程的新篇章,是其翻译走向高峰的标志。因为《红》是莫言第一部一译介到美国就进入商业运作流程的小说,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基于译入语读者的需要及潜在市场的考虑,对文本进行了相应的变异,加之译者在读原文之前的固有观念、认知水平以及他不同于汉语的语言背景、政治观念、审美情趣、伦理价值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译者在翻译时对文化的误读。虽然会使得译入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相互包容,丰富译入语文化的题材和各 种技巧,但对源语文化的有效传播和交际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而对《天堂蒜薹之歌》的翻译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轶事,可以充分论证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体现出的译者主体能动性。当时莫言乃是一无名作家,据说一听到有外国人要翻译他的作品,开心得不得了。但葛浩文觉得原文的结尾太过悲观,不合美国人的口味,就和莫言沟通。最终说服莫言修改,使得小说的英文版本呈现出了另一个结尾。 《生死疲劳》可以说是获奖颇丰的一部作品,因为其本身是根据中国民间的传说创作出来的关于世间生死轮回的反复,小说中的聚焦人物共经历了六度轮回,采用了“历史—家族”的叙事模式,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而译者通过调适、置换、改编和对等四种曲径翻译的转述模式将其呈现给译入语读者, 使其更能与译入语文化的意象相匹配,准确、形象且生动地表达源语的言外之意。 因为翻译了诸多的作品,此处只探讨了三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进行分析,阐述了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为了使译作在译入语读者中有更高的可接受度,实现更行之有效的传播与交流体现出的对译作的“操控”。 文学作品本身的特点就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诉诸读者以感情和想象,其鉴赏者侧重于艺术真实和审美创造的判断。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求译者对源语和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均有所了解,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过程、内容、方法及策略进行适当的“操控”,以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需求,实现源语文化的有效沟通和传播。 文学作品论文: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作品教学方法探讨 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作品教学方法探讨 一、引言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传统的英语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来看,英语科目设置的目的不仅是提高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还有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作用。英美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引用是一个提高学生兴趣和语言感知能力的新手段。 文学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其蕴含的社会体验,客观真理,文化价值以及艺术魅力为世界人民所认同。将文学作品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内容,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比较注重学生的语言基础,通过对语料不断的重复和模仿来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然而这样的方法过于沉闷,很容易使学生失去兴趣。文学作品的介入,给学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文学作品形式迥异、体裁多样、主题新颖,能使学生在学习应用语言的同时也能提高文学修养。其次,文学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作者以文字的形式反映了客观现实,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感触。学生通过理解和分析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其加深自我理解,完善人生观和世界观。再者,英美文学作品想象丰富,立意深刻,给学生新奇之感,使之更感兴趣。与传统教材比较,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而贴切的语言词汇,复杂而严谨的句子结构,可以拓展学生的语言能力;与此同时,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背景材料,也可以让学生掌握特定语言及其用法。 然而这样的教学素材是否能作为外语教学手段是存在争议的,不少专家认为,文学用语不同于日常用语,学生对文学素材的学习对语言实际应用没有直接好处;其次,文学作品里蕴含着很多中国学生难以理解的文化背景和底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把握向学生展示的尺度;第三,文学语言是复杂独到的,有些作品用语过于晦涩难懂,其不仅使教师备课难度增加,同时复杂的语法结构也使学生如坠云雾。根据2007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大学英语教学性质和目的的定位,大学英语教育需要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在这样的新要求下,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同等重要。杨自检先生也认为,新世纪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除了基础能力过硬,还需要“有较好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学和文学的基本理论修养”(2004)。只有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著才能提供这样的平台。 因此,怎样恰当地使用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教学素材,是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问题。笔者大胆的进行如下的探讨。 二、文学材料的选择 前文论证了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材料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但是面对每周2-4节课时的大学英语课程,英语专业学生尚且不能完成对英美文学的大量阅读;况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要考虑学生英语水平、师资力量、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想要完全地达到理想的教学目标是不大可能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d.krashen提出了颇有争议的语言输入假说,其认为单纯主张语料输入是不够的,学习者需要“可理解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可理解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而学习者听到或读到的可以理解的语言材料的难度应该稍微高于学习者目前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如果语言材料中仅仅包含学习者已经掌握的知识或者语言材料太难,对语言习得者都没有意义。因此,在文学材料的选择上,笔者认为教师应当尽量选择学生可以接受的语言材料。由于学生理解和课程长度的关系,可以尽量选择具有鲜明作家和时代特色的作品,如培根的随笔语言精湛,分析深刻而独到,风格古朴典雅;蒲柏的“英雄双韵体”工整精炼,富有哲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结构巧妙,词汇丰富;华兹华斯的民谣体抒情短诗清新深刻,优美动人;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出人意料。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构思奇巧,篇幅短小而又兼具独特性,适合课堂分析和讨论。同时可以将一些长篇小说节选作为课外阅读材料。如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 三、教学原则和前提 诚然,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英美文学作品和理论对于高校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教师应该具有渊博的文学知识,不仅要熟悉英美文学,而且要了解中国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中进行系统全面的对比分析。在文学派别众多,文学史系统复杂,授课对象还不是英语专业学生的情况下,教师还应该兼具化繁为简的能力,把复杂的情况简单有序的表达,才能在教学中做到游刃有余,满足非英语专业学生的需求。因此高校英语教师应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且加强教师间互助交流,团结协作,才能较好的驾驭这门课程。定期组织课程讨论或者集体备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对课程中的重点、难点进行切磋交流,从而促进教学效果。 避免讲课从背景知识、作家生平、代表作介绍、写作风格、意 义及影响这种固定模式着手。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设置的大学英语课程不是专业英语的英美文学史讲解,而应注重文料本身的分析和深入探讨,使学生摆脱僵化的思维定式,深入理解原文,才能够促使他们认识新鲜词汇和表达方法,并且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独到见解。语言教学课堂不是“教师教,学生听”的课堂,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无法掌握听、说的要领。教师应该使用各种有效手段,如提出问题小组讨论,带着问题阅读等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促进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培根说: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开始,必以疑问告终;如果以疑问开始,则会以肯定告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大胆质疑权威,逐渐使学生摆脱长期依赖于专家观点,不敢发表自己见解的态度。 四、英美文学内容导入教学的策略和方法 1.任务型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模式不是单纯的将任务交给学生去做。根据willis提出的模式,任务型教学应该包括三个阶段:前任务、任务环以及后任务,此三个阶段分别有不同内容。同时按照从易到难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列举型任务、整理型任务、比较型任务、解决型任务、分享个人经历型任务以及创新型任务(willis,1996)。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所面对的非专业学生群体,教师应该精心设置三个阶段的任务,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适当选取有效的任务类型。 实施在具体的教学程序设计上,前任务阶段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对于即将学习的作品进行简要了解,如作品主题特色,作品阅读,列举或整理相关信息等。接下来可以要求学生在自己整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意见,这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分别阐述观点,进行比较或者设计目标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后任务阶段,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朗诵或者表演作品,鼓励他们写短诗或者读后感,或者发表补充性评论。在课堂讲授中,教师应该认识到,布置任务的目标不是让学生得到一个终极答案,而是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主动发现,挖掘兴趣,寻求自己需要的知识。 在任务型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任务是繁重的。这种模式要求教师不再是在讲台上照本宣科,而是开放了一种探究式的课堂,教师不光是任务的“提出者”而不是“安排者”,也是任务过程中的“组织者”而不是“领导者”,更是任务的“陈述者”而不是“总结者”。这对教师的授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时刻机智应对课堂中出现的各种难题。而且这样的课程需要学生积极的参与和表现,教师在发挥其引导和组织作用时很难顾及所有学生,所以课程评价最好采取多元的评价体系,即教师自评的同时兼顾学生小组的自评和互评。只有把任务落实到每个学生,才能有利于学生互相监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观摩型教学法 对大学英语教学而言,观摩型教学法多意味着引入电影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吕丽塔认为,电影不但可以“引导学生从趣味性走到探索严肃文学之路”,而且“在保障教学顺利进行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模式,有助于其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2010)。虽然其发表的内容主要针对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育,但对于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同样有借鉴意义。程序化教学的沉闷让学生对于英语课堂教学不断失去兴趣,而多媒体的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能促进教学效果已经得到了论证。正确合理地使用媒体资源,对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美文学作品中,很多的中长篇小说都有被翻拍的记录,甚至被多次翻拍。在实际教学操作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的和涉及作家做出相应安排。在组织学生观看电影的同时,可以列举其他不同版本的同名电影,以供学生研究讨论。由于每个人对于原著的看法不同,因此,每个版本都会有其自己的特色或者改编,在这样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原著,组织学生对此版本进行分析和讨论。而且由于教学时长的限制,组织学生观赏整部电影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能合理的利用电影素材,课堂上的电影放映很容 易就会成为一种娱乐学生的方式。因此播放内容一定要精炼,体现在两点:其一,所选素材必须要与计划中的讲授内容相关,如简奥斯丁的在《傲慢与偏见》中描写的德比郡迷人的风光,教师可以首先播放电影中表现英国田园风光的片段,给予学生视觉上美好的遐想,然后再过度到小说中细致的描写;其二,对所放映内容要根据教学目的设计好相关的问题,让学生边看边思考,或者记录需要讨论的情景在电影中出现的位置。然后再进行讨论和回放。有必要甚至可以要求学生根据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手法,通过论文表达或者集体演绎(如:课堂表演或者学生喜闻乐见的“微电影”)的方法进行再制作。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同时也对其口语能力进行了有关的训练。而学生在观看和制作的过程中也能获得乐趣。 与任务教学一样,教师所处的位置仍然不是课堂的主导者,教师需要通过耐心的分析和细致的安排,才能将电影与文学作品有机结合起来,这同样需要耗费非常大的精力。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时刻注意将“观看”电影与“观摩”电影区分开来,通过适时插入影评或者作品研究,让学生抓住课堂重点,引导学生的兴趣从电影转到阅读上来。 3.其他模式 很多大学会定期组织大学英语竞赛或英语演讲比赛等活动。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此进行深化改革,如举办诗歌朗诵、英语话剧、模仿创作等内容。或定期组织学生排演根据名著改编的英文话剧,选出好的剧目在校内进行巡演。或者针对英语名著原文阅读学习,开展与本校英语专业同学开展互帮互助,同学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帮助模式,英文专业的同学不但能帮助非英语专业的同学解决阅读上的困难,同时能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水平,也可以在非英语专业同学的身上学到本专业外的技能。在这样的教育和学习的模式中,学生才能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感受到语言的魅力所在。并且,在这样的模式下,学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花费了精力去探究和思考,不仅能提高他们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同样也能培养学生集体协作能力和人文素养。 五、结论 英美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不仅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意义重大,同时能够消除我们现今对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误区。第一,英美文学不是英语专业同学的专利。在现今的世界环境下,各个不同专业的同学都需要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大学英语教学中增强英美文学意识,能够满足学生的自身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其次,在语言教学中,我们不能单独强调语言技巧的作用,要清醒地认识到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含义,才能冲破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使学生能参与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而能否好好利用英美文学作品并将其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不仅受到如学生英语水平,教师教学和文学水平以及学校硬件设施等方面的制约,同时选材和使用方法的合理利用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笔者认为,大学英语教师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应该大胆打破陈规,文学作品的取材可以使用经典名著,也可以采用具有独特时代性的作品供学生阅读,要让学生感悟文学,教师应重视学生的参与和理解,通过对作品的研究和欣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使英语课堂成为开启思维、寓教于乐的人文素质课堂。 文学作品论文:英美文学作品中典故的翻译技巧与文学魅力 一 引言 众所周知,汉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包含大量内容、形式丰富的典故。这些典故来源广泛:历史故事、市井轶闻、神话传说、文学作品……这些典故被总结成了简介有力的成语、俗语、歇后语,并派生出诸多灵活多变的表达技巧。它们的存在使我们的语言表达更加生动、富有活力,是汉语文学中一抹鲜亮的色彩。而英美文学中,也有着堪与汉语典故相比拟的璀璨的典故文化。 典故用字简洁、意义深远,翻译时既要保证意义不变,又要将其语言魅力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译文读者,难度不可谓不大。正如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所言:“外国文学最难了解和翻译的就是联想意义。”也正因此,许多技巧运用得当、效果传神的翻译作品才具有独立的文学魅力。 二 英美文学中的典故来源 英语的发展历史并不像汉语那样自成体系,从古英语发展到现代英语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英语对其他文化的兼收并蓄的过程。因此,英美文学中的典故来源非常广泛,且丰富多样性。《英语典故的起源与发展》中将英美文学中的典故来源归结为如下几类: 1 《圣经》与宗教文化 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来源以宗教典故最为独特。《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整个西方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英美等国家,《圣经》可谓妇孺皆知,它的身影广泛地投射在英美文学的方方面面。《圣经》长于以人喻义、以事喻理,创造了大量在西方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甚至是脸谱化的形象。例如家喻户晓的奸险小人犹大,偷吃禁果的亚当、夏娃等。 2 历史 同汉语文化与二十四史的紧密结合一样,欧美文化业牢牢地扎根于他们的历史。自古至今,历史的道标标注出了无数著名的历史事件,它们被人们所熟知,并用简洁的词汇表达出来,成为广泛沿用的成语。 以国人较为熟悉的滑铁卢为例,这场战役使本来战神般的拿破仑几乎失去了一切,于是人们将整件事用简单的“滑铁卢”三个字概括,用以形容彻底的惨败。 3 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神话故事源远流长,对英语的表达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英语中有大量的典故取材于此。潘多拉的盒子、伊阿宋的金羊毛,俱是如雷贯耳。 4 童话和寓言故事 童话和寓言在英美文学中的地位十分独特,它是众多英美文学家的启蒙作品,然而其深意又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文学作品。童话和寓言故事取材于人民的生活,又被人们在生活中口耳相传,它的流传度之广泛难以估量,也对英美语言习惯带了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丑小鸭、灰姑娘、龟兔赛跑等故事几乎成为全世界对于某一类事物的通用标签。 5 文学艺术作品 文学作品借用各种源自其他方面的典故,也在同时创造大量新的典故。英美文学中对文学作品典故的引用方式最为灵活,既有用单词指代也有对原文的整段摘录,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化用。在引用与被引用的循环中,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典故被无数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6 日常生活 艺术总是来源于生活的,人们的实际生活是这个社会组成中最丰富多彩也最富生机的一环。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英美文学带来了大量全新的典故。 总之,这些出处各不相同的典故,在被兼收、融合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英美文化的烙印,使之富有不可磨灭的民族色彩。而典故的翻译,则是要在使读者懂得作者所表达的文字内容的同时,感受到这些典故所传达的隐性的、属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 三 英美文学中典故的翻译技巧及其文学魅力 英语和汉语的典故有着诸多相近之处,在其取材来源、表达手法、组织结构等方面均有体现。然而,这些典故同时各自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因各自的历史发展、生活习惯、风俗人情等众多方面根深蒂固的差异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形态。因而翻译时要兼顾其原词含义和表达技巧等方面,力求完整展现作者用典的本意。为此,针对不同类型的典故,常常需要选择不同的翻译技巧,而在这些翻译技巧的转换中,也有着令人折服的文学魅力。 《论典故的翻译技巧》一文中,曾将英文中典故的翻译技巧大致归结为这样几类:套用本土典故、直译、直译加注释、意译。下面,笔者就这几种具体的翻译技巧谈谈不同翻译技巧的运用是如何表现英美文学的文学魅力的。 1 套用本土典故的魅力 《圣经》中曾言“日光之下无新事”,此言对于语言文学同样适用。英美文学中所广泛使用的典故,常常能在汉语言文化中找到相近的例子。典故的直接替代是对英美文学中典故翻译最好的方法,既能保留原意,又方便本土的读者理解,而且能加深认同感。 例如,英语中有个词组:better to reign in a hell than serve in heaven,直译应译为“宁肯在地狱里做统治者,也不在天堂受奴役”,语出自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这句话在英语中已成固定句式,然而这个句型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翻译成中文将破坏读者阅读的趣味性。因此我们在翻译时常常用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代替它: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宁为鸡首,毋为牛后”的典故出自《战国策》,其词义与原句相去不远,而胜在对于本土读者更为亲切熟悉,且本身来源于生活,不含有什么特殊色彩,可以准确地表达相同的含义。因此在翻译时可直接用以替换掉弥尔顿的句子,使译文不失本意却更加朗朗上口,正是信、达、雅魅力之所在。 再如,英文中的burn one’s boats直译为“烧毁船只”。该词语出自历史事件,原意是指古罗马时期,凯撒大军乘船征战,渡河后烧毁船只,用以向士兵表明死战到底的决心。无独有偶,它与中国的历史上的“破釜沉舟”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在翻译时,将这个短语套用“破釜沉舟”来翻译,可以完美地表达它本来的意思,同时以本国的历史唤起本土读者的共鸣,使文学作品的魅力一目了然。 直接套用汉语中的典故是英美文学翻译过程中最有魅力的技巧了,它不但起到了传达作者原意的作用,更是一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方式。通过这样的翻译,我们可以了解到欧美文学中有着大量跟中文相通的词汇,它们或许出处不同、表达方式迥异,但却讲着某些相同的道理。这些富有默契的文化内涵超越了地理和文化的隔阂,描述的是所有人共同有过的念头,放之四海而皆准。而这,也正是文学交流的魅力之所在。 2 直译的魅力 典故包含着大量的信息,它们通常可以侧面反映一个民族的传统和整体人格。直译在保留其原汁原味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译文的表现力。 文化的传播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互相了解彼此的语言与文明。在信息化的现代,英美文学中那些最富有代表性的典故,即便对于足不出国门的本土读者而言,也是耳熟能详了。如伊甸园的禁果、苦命的有情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大侦探福尔摩斯……这些被我们广泛知晓的典故,直译足矣。 典故的直译建立在“被人熟知”的基础上。当这些典故出现在文中时,即便是对英美文学并不太了解的读者,也能心领神会,它不需要解释和注明,却能用最简洁的词汇表达丰富的含义,并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味道,让我们感受到真正原汁原味的英美文学。这正是直译的魅力之所在。 例如,二战时期美国《华盛顿日报》曾有一篇著名的时评,称日本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表明对其野心和威胁的认知。汉语中“狼子野心”“如鲠在喉”等词皆有相似的含义,然而都不能准确地形容出原文那种“巨大而邪恶的威胁近在眼前”的紧迫感,在翻译成中文时,便不妨直译。“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词所包含的深意,读者一望便知。 直译是传达作者思想的最有效翻译方式,也是最能原汁原味地展现英美文学作品独特的气质的翻译方式,不同于移植于本土的典故,它对原文的保留使得作者的行文风格、思想倾向都能完整地传达给译文的读者。 直译对于文化的传播也具有积极作用,英美文学作品译文中直译的典故,间接地向本土读者介绍了大量英美典故的意义和用法,如此读者们也将学着用类似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文化的交流就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例如,现在我们常用的“乌托邦”“伊甸园”等词的普及,皆是得益于英美文学作品的直译。由此,汉语的丰富度也得到了提高。 直译的魅力,尽在于此。也正因如此,直译虽然技巧简单,却被翻译界经久不衰地反复使用。 3 直译加注释的魅力 直译虽有诸多好处,却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并非所有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典故都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耳熟能详,有时直译的文学效果虽佳,却不得不考虑读者的知识背景和接受程度。 而此时,直译加注释的方式就显得必不可少了。直译加注释不仅能保留原文的味道,也为不了解背景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详尽的解释,读者在阅读这类翻译的时候,往往需要仔细阅读注释的内容,了解原文词汇的内涵,进而回到原文中去,再细细体会这个词所表达的深意。其过程虽然不像直译和套用现成典故那样简明,但却平添了几分英美文化背景的氛围,使阅读过程更加富有趣味性。 例如,《圣经》谋杀自己兄弟的罪人该隐,虽为基督教徒所熟知,然而在国内的普及度并不算高。而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复仇女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你是说担心他背叛了你吗?你们可是至亲兄弟。”“是啊,可是那弟弟的名字叫该隐。” 显然没有太好的词语可以将“该隐”一词的内涵准确地表达出来,此时直译加注释就成了最妥善的方式。读者即便没有读过《圣经》,在通过注释了解到典故的原意之后,也不难体会说这话的人对于被兄弟背叛的痛苦和无奈。 直译加注释虽然繁琐,然而却是最直接的传达手段。它能使读者最准确地体会原文的情绪、态度和风格,同时也加深读者对作品文化背景的了解。可以说,直译加注释是最能展现英美文学中典故运用的文学魅力的翻译方式。 4 意译的魅力 如果说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那么意译无疑是其中最“不信”的方式。意译舍弃了典故本身,而只保留了其喻意本身。然而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有些典故很难在本土文化中寻找到贴切的对应物,此时只有意译才能解决这种文化“水土不服”的尴尬。 例如,英语文化中“龙”这个形象与中国传统的龙大相径庭,它常常被描绘成凶恶的喷火蜥蜴的形象,用以形容恐怖的事物。在《哈利·波特》中,曾有人形容穆迪的脾气“like a dragon(像一条龙)”,直译显然是不合适的,而汉语中也没有什么典故可以完美地替代这个形象,那么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将其意译为“他性情暴躁”。 意译是翻译技巧中的万金油,它的技巧性不强,表达效果也较原文大打折扣,然而却能解决英美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时因为文化背景而造成的“排异”现象,为译文读者提供更流畅的阅读体验,同时使译文的语言更加富有张力。这便是意译的魅力之所在。 三 小结 翻译是这样一种再创作过程:它要求译者亲身深入原作者精神世界和外国文化背景,深刻理解作品本身,同时感受一部作品所深深扎根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将它们用本国的语言再现出来。这个过程需要译者对双方文化背景的高度理解,对原文的深入解读,和对本国语言的高超驾驭能力。惟其如此,才能合理运用各种技巧,将文章以最佳的角度呈现给读者。正如台湾学者冯明惠所言:“一个好的翻译是一个文学作品的转生”。 英美文学中的典故代表了不逊于汉语典故的璀璨文明。把典故中包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传达给读者,如同将粮食酿成美酒的过程。对典故的翻译,在技巧运用得当时,常常会成为点睛之笔。对英美文学中的典故的翻译技巧有着其独立的、不可替代的文学魅力,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