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述 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指导思想中明确指出“将排污许可制建设成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中国的排污许可制度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前期探索到付诸实践，已经运行多年，但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管理效果。在国外，排污许可证在环境管理中被广泛采用，是污染控制的核心手段，排污许可证包含了从原料、生产、治理、排放各控制环节，是对污染物产生到排放的全过程控制的综合性管理制度，水污染物排放、气体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噪声、废物产生与利用、交通运输、化学品使用、污染场地管理、自我监测等环节的环境影响都在许可证当中有所体现。企业严格依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管理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控制问题，政府也依据排污许可证对企业进行审查和管理。若想真正建立“一证式”管理模式，将排污许可证管理作为污染源管理的核心环节，亟需从环境管理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排污许可证制度内涵，明晰排污许可证内容设计总体思路，明确排污许可证组成框架及涵盖内容，使企业能够严格依照排污许可证要求管控生产过程中污染物排基于环境管理的排污许可证内容设计放问题，环保执法部门可依据排污许可证对企业进行证后监管，为实现“一证式”管理模式奠定基础。以强化污染源管理为立足点，实施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强化污染源事先许可、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将排污许可证作为政府环境监管的执法依据、企业环境行为的守法文书、公众环保监督的参与平台，提升环境管理水平。 2排污许可证含义和法律规定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规定排污单位许可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方式，以及环境管理要求事项及环境管理遵循原则的制度。新时期，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再度兴起，要改变以往许可证制度的形式主义，发挥排污许可证的管理职能，在实施许可证规范管理的同时，整合和统筹现有管理制度，实现企业自主环境管理和环境行政管理的一证式管理，实现政府环境管理与企业生产紧密结合，实现环境管理数字化与精细化。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实施，实现对企业生产、污染治理、污染监测等环境管理的全过程规范化指导，为污染源管理其他相关制度提供了基础信息和依据，环境统计、排污申报、总量控制、排污收费、清洁生产审核、排污口管理、限期治理等环境管理制度都能够体现在排污许可证当中，对其他管理制度能够达到整合的目的，以许可证统领污染源相关管理工作。因此，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概念重新定义为: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污染物来源、产生、控制、处理、排放全过程管理为核心，规定排污单位法律资格或法律权利，以及环境管理要求事项及环境管理遵循原则的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实施是新《环境保护法》的要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专项法律的规定，制度的实施要遵循行政许可法，在我国的环境保护管理中，具有明晰的法律地位。新《环境保护法》强化了排污许可证制度在环境管理中的地位，第四十五条规定了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载明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第六十三条规定了违反法律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行政拘留。同时，排污许可证制度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表明许可证制度必将成为我国环境管理的核心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排污许可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许可事项，可按照行政许可法要求，对实施机关、实施程序、许可费用、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进行依法实施。 3排污许可证作用及职能 3．1为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企业环境管理存在一些问题，企业凭借基于环境管理设计出的排污许可证可以实现企业生产、污染控制、环保法律法规遵守、协调与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等多方面、全过程、精细化管理，降低企业环境管理技术难度、解决环保技术人员匮乏的难题，实施企业自我管理机制，推动企业环境管理逐步走向标准化，真正使排污许可证成为企业环境管理依据。 3．2排污许可证规范环境行政管理职能 我国环境管理涉及的部门、职能、制度较多，针对污染源的管理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污染源排放达标管理、排放总量管理;污染源环境统计;污染源的监督检查;排污申报登记、排污收费;污染源监测等等。固定污染源环境行政管理主要问题是，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由于各行政管理部门各司其职，造成“数出多门”，数据权威性降低，管理职能不规范;各管理体系“交叉而不衔接”，多头管理，制度协调性差;重审批轻批后管理，环境管理资源的“头重脚轻”;末端排放责罚为主，技术支撑不足等问题。基于“一证式”管理理念，通过整合现有制度，重构管理框架，改变许可证只管理总量控制工作的传统思维，简化环境审批和验收、合并排污申报，理顺环境统计、排污收费、污染设施监管等。从环境管理角度出发，设计完善排污许可证形式内容，使许可证统合环境管理“数出多门、相关数据不统一”的问题，实现“数据统一”;解决各项环境管理“制度交叉、信息不衔接”的问题，作为政府环境监管的执法依据，实现“傻瓜执法”;解决污染源环境管理“档案缺失、不健全”的问题等。基于上述分析，从环境行政管理需求及企业环境管理需要两个方面确定排污许可证记载内容具有现实意义。排污许可证应系统集成固定源的各项管理规范要求，将现有涉及到环境管理部门对固定污染源管理及企业应遵守的相关环保法律和标准通过许可证的形式阐述明确，使管理部门及企业双方都清楚自身应做什么、如何做，实现每个企业的“量身定制”。通过排污许可证内容设计的逐步完善化、规范化，推进固定污染源管理的专业化进程，真正使排污许可证制度发挥实效。 4排污许可证主要内容 按照实现企业全生命周期管控、体现企业生产全过程管控、许可证管理数据可核查、严格企业环境管理节点和管理要求、分行业设计排污许可证的5项基本原则，完善排污许可证内容设置，以解决问题、满足需求。排污许可证首先载明持证单位整体情况，包括:单位名称、地址、法人、组织机构代码、地理位置、所属行业及代码、污染源类别、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种类、厂区平面图等。在此基础上，将水污染物排污许可及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分别独立于许可证中。排污许可证内容包括，持证单位基本情况、许可限值、环境管理要求和记录与报告事项，文章仅以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证为例进行详述。 5排污许可证在企业环保工作中的作用 控制污染排放总量，促进法律法规的完善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调动公众的参与积极性。排污许可证之中对企业污染物的排放量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不同生产规模以及生产类型的企业在排放量上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个企业都需要严格按照该证件中的相关规范保障自身的污染物排放符合相应的要求。各个地区的环境保护部门会对某一个地区的环境容量进行分析，以此来界定该地区之中不同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综合考虑治理方案、地区污染程度、企业的经济效益资源以及当地的地理环境，根据以往企业污染治理的实际情况制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削减指标，并进行不同企业以及经济单位的污染排放量的分配，通过这种形式来积极地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有效地实现环境保护。 6结论与建议 基于环境管理角度设计的排污许可证应融入“一证式”管理理念，系统化的涵盖企业生产全过程行为，体现企业全生命周期管控原则，将以往“申报水平”的排污许可证过渡到“管理水平”，打造专业化、精细化的固定源管理模式。真正使排污许可证成为政府环境监管的“执法依据”、企业环境行为的“守法文书”和“百科全书”、公众环保监督的“参与平台”。配套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绩效考核等相关制度安排;确保以排污许可制度为龙头，实现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的有效整合。排放源的管理是环境管理的根本，许可证制度担负着环境保护核心的管理职能，重塑排污许可证制度体制，理解排污许可证制度的重要地位，有效整合现行环境管理制度，实施一证式管理，代表着新型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的形成。突出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全面监督”、“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管理理念，同时体现了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融入到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之中。作为一项环境保护措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在控制环境污染程度和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的贡献，被人们广泛认可。由于我国排污许可证制度在实际的应用中使用的较晚，所以想要充分得发挥自身的管理作用，必须要与总量控制制度协同使用。我国国土面积巨大，为排污许可证制度的统一实施带来了阻碍，使各省市行政区在制度颁布部门、法律实施等级、相关政策的联系程度、适合的制度设计、确实可操作性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完善以上缺陷，不仅可以使排污许可证制度在我国能够顺利实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预防起到助益作用，为我国国际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经济法律论文:经济法律体系的现状 论文摘要 我国经济法律体系中“经济关系”指的是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关联系的统一整体。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就是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法学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 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2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有二个：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 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笔者以为不然。3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的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4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5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 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论文:论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内容提要：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 法律体系 商法地位 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论文:降价促销与低价倾销经济法律论 我国经济已告别了商品短缺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必然会对过去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盲目重复建设进行自我调整；商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进程中，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必将愈演愈烈。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大多数企业缺乏先进的技术创新机制和成本约束机制，因而，企业的市场竞争手段主要是采取价格竞争的形式。目前，我国工业企业之间，商业企业之间，外贸出口企业之间，旅游企业之间所进行的价格大战就是例证。对此，社会各界反应不一，有的认为价格大战是正当的降价促销，有的认为这是不正当的低价倾销。笔者认为，正确界定降价促销和低价倾销，必须依经济规律、市场规划和法律规范为标准。以求澄清人们的认识混乱，达到保护正当价格竞争、促进优胜劣汰，规范市场价格行为之目的；同时，寻求治理低价倾销的策略。 一、价格竞争的法律依据和经济准则 为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杠杆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 制止不正当竞争， 我国先后于1993年和1997年制定并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迄今为止，这两部法律是规范价格竞争领域的基本法，也是界定合法的降价促销和非法的低价倾销的法律依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的精神，除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适用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并依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公布的定价目录为依据外，绝大多数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制，由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按照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制定。但是，法律又同时规定经营者除了依法降价销售鲜活商品、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商品、季节性商品、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以外，不得出于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的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从事不正当竞争。可见，法律规范给予经营者的价格授权是极其广泛的，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又对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和竞争手段作了必要的法律限制，这就为作为市场主体的经营者提供了有序价格竞争的法律依据和竞争规则。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我国正在实行并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的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但是，现阶段在价格体系还处于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三足鼎立的局面。因此，本文所提及的价格行为和价格竞争仅指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即由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自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所形成的价格。制定价格必然以成本和供求关系为基础，成本分为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生产成本由制造成本和由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构成的期间费用最终构成；而经营成本则应由购进商品的进货成本和由经营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构成的流通费用来最终形成。鉴于各个经营者的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差别悬殊，在确定成本时，只有以生产者和经营者自身的合理的个别成本为考察对象和立论前提，才是公正、公平的，才符合立法精神和市场竞争法则。这是本文的基本观点和立论基础。前一段时间出台的有关行业自律制度是不宜实行的，所谓行业自律实质上是一种全行业的价格卡特尔，其本质是垄断，必然产生垄断的弊端，不利于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相反会保护落后，妨碍优胜劣汰。究其原因，即行业自律价是一种行业最低限价，它依据的是同行业的各企业产品生产成本的平均数。因此，在实践中不仅不宜提倡，而且应果断地抛弃。随着企业不断创新和技术进步，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在同一种或同一类产品上出现价格差异将是必然的。人为的限制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法实施的。 二、降价促销是价格机制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合法手段 据最近国家贸易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目前零售商品中已有90％供大于求，其他商品也不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由于绝大多数的工农业生产资料和工农业消费品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加之建设过程中宏观上仍存在重复建设问题以及社会消费的疲软乏力，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经营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势必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以低于社会平均成本的个别成本来取得利润；或者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不断地创造市场、创造需求。这应是竞争战略的理想选择。然而，我国目前多数企业并不具备这种实力，这是现实。因此，作为低级市场竞争手段的降价促销将长期存在。问题在于“降价促销”必须有一个度，大家知道，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确定，取决于生产经营成本和供求关系。成本又分为社会平均成本、企业个别成本。只要经营者将商品价格降至不低于企业自己的个别成本（即使低于社会平均成本）进行销售即是合法的。这一前提下的价格是无可厚非的。“康佳”、“海信”、“长虹”所进行的彩电价格战当在此列。 笔者认为，降价促销应为经营者出于生存和发展的目的，以不低于自身个别成本的价格向社会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行为，是价格机制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合法手段。尽管价格战必然会造成一些企业的盈利暂时减少，甚至会使少数企业倒闭、破产，政府的所得税收入也会相应减少，但这种降价促销会扩大市场交易规模，增加政府的销售税和营业税收；从长远眼光看，价格战又有利于实现优胜劣汰，有利于提高企业素质和竞争意识，有利于进行国际竞争（海尔公司的实践已证明这一点）；这也符合《价格法》关于“经营者应当努力改进生产经营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合法利润”的立法精神。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市场正处于需求低迷、消费乏力、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合理合法的降价促销不失为一种刺激消费，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良策。 三、低价倾销是危害社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根据我国《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所谓低价倾销是指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在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或者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之外，出于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的目的，而采取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可见，构成低价倾销有两个基本条件，即主观上是以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低价倾销的实质乃是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经营者，为了独占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故意在短时期内将其某种商品或服务以低于其个别成本的价格倾销，以达到其挤垮特定地区、特定商品的经营者，待竞争对手被迫退出市场或者无法与其抗衡后，再提高销售价格，获得垄断利润，以弥补低价倾销时所致损失。其危害后果是扰乱了市场上正常的价格秩序和生产经营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影响了国家税收，流失了国有资产；降价的损失也必将转嫁由消费者承担。因此，低价倾销行为被《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明令禁止。 近几年来，在我国市场上低价倾销的表现五花八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产品多元化或系列化的大企业或者企业集团，选择其中一种产品或系列产品中的某个品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经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或者企业集团，通常采取生产多元化或系列化的发展战略，某种产品或系列产品中某个品种暂时亏本经营，对它也不会伤筋动骨。因此，这类大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往往为了挤垮竞争对手，扩大市场占有率，而采取选择某种产品或系列产品中的某个品种，亏本销售。南方某省曾经爆发过“两椰”之争。两家以生产天然果汁饮料闻名的企业集团，一家是椰树集团，另一家是椰风集团（简称“两椰”），椰子汁和芒果汁分别是“两椰”的拳头产品。1996年1月8日，在马口铁、白糖等生产原料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椰树集团将其生产的椰树牌芒果汁出厂价从每听1.87元大幅度下降到1.40元。椰风集团认为，椰树集团这是以低于成本价格倾销芒果汁。因为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每听芒果汁的利润本来就是几分钱，椰树集团此举的目的是用非主导产品冲击竞争对手的主导产品，以达到挤垮竞争对手，占领市场的目的。 2.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通过价格优惠、折扣、“买一送一”等方式变相降价，使销售价格低于成本，排挤竞争对手。我国家电制造行业重复建设问题十分突出，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加上市场需求增长缓慢，家电产品严重供过于求，市场竞争激烈，生产厂家的价格优惠、折扣、送礼等形式变相降价，已间接构成低价倾销。 3.旅游服务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舍本倾销现象严重。 4.公共汽车客运市场恶性竞争，实力雄厚的客运公司不惜暂时亏本经营，以期挤垮竞争对手。 5.第三产业中的零售业、餐饮业在其经营的众多商品（品种）中，选择若干商品（品种）亏本销售且大打广告，招徕顾客，倾轧竞争对手。 6.同一种商品的代销商、经销商之间为争夺地盘、争夺客户，以低于商品到岸价大打“价格战”，意图整垮竞争对手，垄断特定市场。某市两家商业企业均为经销摩托车的大户，且供货渠道和厂家基本一致。其中的一家商场为争夺客户，垄断市场，在一个时期内，利用旺销季节将其经销的几个抢手品牌摩托车以低于到岸价格向市场抛售，这显然是一种低价倾销的行为。 凡此种种，皆为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必须依法整治，否则，我国的市场经济无法有序、持续、健康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市场上业已存在的、混乱的价格竞争行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于1999年8月3日了《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依该规定，低价倾销行为，依法将受到行政处罚。 四、对策与结论 综上所述，合理合法的降价促销应予以支持，不正当的低价倾销要坚决反对。一方面，政府在严格执行《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同时，还应制定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的相关行政法规、规章，使之与法律配套实施，以加强政府和社会对经营者价格竞争行为的规范和监督，确保市场竞争有序健康地进行。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加强有效的宏观调控，坚决避免和克服盲目重复建设这一顽症。客观地讲，盲目与重复建设所招致的供大于求，是引发低价倾销的主要原因。目前，为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国内需求，创造就业机会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固然是必要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防止出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重复建设问题。再者，要从根本上治理低价倾销问题，关键的出路在于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工作，不断地降低成本，以此来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内需，增加社会购买力。当前困扰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突出问题和难点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企业由于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无法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产品不能适销对路，出现结构性过剩，呈现全面的买方市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竞争力降低、经济效益下降、发展后劲力不足。企业为求生存不断地引发“价格大战”。要使企业真正摆脱困境，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要建立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降低企业的个别成本，不断改进老产品、增加新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以增加有效供给来扩大有效需求。为此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应做好如下几方面： 第一，在政策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有关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和法规，以鼓励和规范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 第二，搞好企业技术创新的体系建设，包括做好企业技术开发机构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多渠道、全方位的资金支持和投入机制，保证重点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改变“普遍下小雨”和“撒芝麻盐”的作法，重点扶持有市场、有效益、有发展前途的产品和企业；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充分利用各类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速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科技带头人和骨干；加强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第三，以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为主力，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优势，做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积蓄力量，逐步推进全部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 笔者认为，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低价倾销问题完全可能也可以得到全面解决，这只是市场经济和特定国情条件的阶段性问题，对此，政府与全社会应有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认识。 经济法律论文:试论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内容提要：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 法律体系 商法地位 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 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 “经济关系” 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 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 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 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 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 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 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 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 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 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 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 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 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 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 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 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 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 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 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论文:经济法法律责任法理学研究 摘要:本文以法理学为视角，首先分析了法理学中法律责任的基本定义，并指出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描述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之上对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进行简单概述。最后，论述经济法法律责任在法理学中的重塑。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责任;法理学;重塑 一、法理学中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与法定义务密不可分，而法定义务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或其它有权机关根据法定程序所颁布实施的强制性规范设定的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当不履行相应义务时就会受到制裁。法理学中对于法律责任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其中主流的几种观点认为，法律责任是义务，其相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而言属于第二义务，概括而来法律责任就是因违反第一义务而招致法律责任的承担。另外，有学者认为法律责任是一种后果，是违反者应当承担的制裁性法律后果。可以说不同的学者对法律责任的界定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法律责任构成要件法理学观点却又相对的一致。当然，法理学中对于法律责任是根据形式逻辑中的推理而来的，形式逻辑中的演绎、归纳推理往往运用三段论形式，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在法律责任的推理过程中，一般将具体确定的法律规范条文作为大前提，以具体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根据大小前提推理出结论即法律责任。虽然它依据系列前提能够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但是由于推理所用的大小前提并不确定，形式逻辑推理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并且形式推理无法对结论作出正当性的解释。另外，法理学对法律责任的描述缺乏创新性，缺乏包容性。目前我国法理学对法律责任的描述，仅仅从部门法，尤其是刑法和民法中的归责理论，认定法律责任就是因为违法行为导致了国家的制裁，从而实现对违法行为的阻止功能。这就忽视了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独特性，从而导致了经济法及经济法法律责任独立性等问题成为经济法学界短时难以解决的难题。 二、经济法法律责任的含义与特征 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主体对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规定的权利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经济法法律责任具有如下特征:由于经济法的经济性，经济法法律责任必然会是经济性的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的经济性能够使得经济法在实施过程中发挥它独有的经济效益，它能够指引人们朝着利益出发的同时趋利避害，实现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例如说，经济法中最为常见的罚款，可以说是在规制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另外，经济法法律责任在强调制裁的同时还有一些奖励性法律后果。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由于违反经济法上的义务，而受经济法制裁;而经济法上的奖励，则是由于积极地履行经济法上的义务，而受到经济法的褒奖。最后，经济法法律责任具有社会性。经济法的许多法律规范都可以看出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相对应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虽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与经济法法律责任不同，它们并非从根本上全部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实施。正是因为经济法主体的违法行为不仅影响到自己和相关第三人的利益，而且还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对其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之有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规定更加严格。 三、经济法法律责任的法理学重塑 目前，我国经济法法律责任难以脱离传统的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的描述，大都是对法理学中法律责任的简单重复。比如说，经济法法律责任是指违法者对其经济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后果;经济法律责任是指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律规范的行为而承担的由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等等。这些关于经济法法律责任的定义基本是对法理学中的“义务论”、“责任论”加上经济法字样的复制。我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无论是从经济体制还是市场变化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的新生经济现象使得经济法法律责任描述过于陈旧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此，我们对经济法法律责任的定义应该根据经济法的特点，从具体的经济法部门法中寻找依据，即应从经济法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和特点中去获得。目前，我国法理学仍然以民商、行政的法律调节机制研究法律责任，然而，如今的法律现状是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相互交叉相互融合，新兴法律层出不穷。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必须对经济法法律责任从经济法自身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首先要关注经济法之于民商、行政法的区别，比如说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对秩序、公平、效益的追求次序;对法律责任中主体的不同;以及责任形式的巨大差异等等。一个体现经济法法律责任独立性的经济法法律责任，应包括经济自律责任制、经济他律责任制、经济诉讼。在经济自律制度中，应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通过其自身制度的运行规范其成员的行为，实现其团体内的秩序与法律秩序相协调。在经济他律责任制中应建立经济决策程序制度，实现经济民主。充分发挥经济仲裁及经济调解的作用，实现经济稳定。应建立和健全经济诉讼制度，使公益诉讼获得诉讼之救济，以实现经济法的权益保护目标。 作者：曹真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经济法律论文: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浅析 摘要:低碳经济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是针对当前气候异常的必要措施。这一模式涉及技术、制度和发展观念等诸多方面，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家干预;法律 低碳经济是针对气候变化提出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同。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①，可以引导、规范、激励和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意义 (一)低碳经济的基本概念 关于低碳经济，许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论述。但总体上无外乎几个特征:第一，发展模式不同以往经济形式，强调低碳，在某种意义讲，就是减少能耗。第二，低碳经济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第三，低碳经济是人类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第四，低碳经济意味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技术创新。因此，所谓低碳经济，就是尽量减少能耗和碳排放的前提下，有效降低各类污染，采取一系列新的技术手段，辅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发展模式。 (二)低碳经济的国家干预理论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效应之结果，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对大气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过渡使用之结果②。从国家干预理论看，低碳经济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资源越来越广泛，而且量能呈现逐步扩大态势。许多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这就导致了社会需求与资源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国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片，根据市场经济理论，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都可以对资源进行配置。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与计划机制相比，市场则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市场调节具有先天性不足，即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第二，负外部性效应的产生。第三，竞争无序与垄断的出现。第四，产生失业问题。第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国家干预的主要方面为市场失灵的矫正。国家干预可以采取两种办法，首先是市场化的方式;其次是非市场化的方式。政府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最权威的组织形式与统治方式。政府拥有强制性手段，它可以使市场从无序到有序。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认为，市场需要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同时调节。所以，政府须为矫正市场失灵做出努力，法律便是实现目的的有效途径。 二、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构成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律，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是克服市场无序的有力保障。政府通过制订相关法律，实现发展模式有据可依，达到更好体现政府职能，使政府运行顺畅，更好调节低碳产业发展。布坎南曾说:“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③ 三、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在比较法上的观察 (一)低碳经济的国际法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建立了长效机制，进而实现控制二氧化碳等气体排放的一部国际性法规。奠定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是目前操作措施有力，全球各国参与普遍程度高的另一部国际条约。 (二)英国的相关立法 英国自2003年在其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率先提出低碳经济概念。2008年颁布的《气候变化法案》是低碳经济立法的结果。 (三)美国和日本的相关法律 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审议《低碳经济法案》，标志着美国将低碳产业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推手正式提上了日程。日本长期重视科技发展，在学界对低碳经济研究由来已久，在美国通过上述法案不久，日本也紧随其后，出台了《推进低碳社会建设基本法案》。这一法案成为了日本低碳行业发展的法律基石。国外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的几点经验:以低碳经济国家战略的确立为先导;以低碳经济基本立法为统领;在法律完善方面，主要以制订新法和修订旧法相结合的办法。 四、全面制订低碳经济相关法律刻不容缓 (一)落实发展低碳经济国际义务的需要 构建一国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国履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客观要求，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保障。国际公约确立起一般国家普遍的室温气体减排义务，该义务只有在各国内部加以落实，即把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法内化为一国的国内法。 (二)低碳经济国家干预行为需要法律规制 低碳经济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建立以“碳权利”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市场规则。第二，确立以竞争为本的低碳经济市场运行机制。因为权力具有异化、扩张而不受控制的欲望;如无法律的预先设定，便会出现失控。良法的关键问题在于公权力的控制④。因此，低碳经济的法制建设势在必行。 五、建立和完善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 制度建设是顶层设计，好的制度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反之则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低碳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合理，便会产生一个美好的低碳社会;反之，便会导致低碳经济及低碳社会建设的停滞与倒退。 (一)理性选择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保障路径 法律是理性统领下的制度体现与规则群，制度系理性派生的制度结构⑤，理性是法律的前提，法律只有符合理性、体现理性，才有其真正的存在的价值，低碳经济之法必须是理性之法，而理性的依据便是法律必须是良法，其特点是:法律是否发展低碳经济之必须，是否客观反映低碳经济发展规律。 (二)合理设计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选择恰当的低碳经济制度保障措施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之举，在合理配置的政策与法律双重作用下，我国低碳经济方能有序推进。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法律系统，由于低碳经济所涉范围广、领域多，其立法将是一个分层次、多结构、跨部门、多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只有通过立法的结构与层次搭配，建构起效力有序的法律阶位关系，确保各相关立法的相互协调、补充，形成有机统一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三)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制度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⑥。法律如果得不到贯彻执行，就只是一纸空文。因此，构建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仅是保障人们免受全球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第一步，但光有这一步，低碳经济相关目标仍然难以实现，构建起低碳经济法律的执行与监督机制、落实低碳经济相关立法措施是充分实现低碳经济相关立法目标的关键。 六、结语 综上所述，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形式是人类选择发展低碳经济的初衷，而低碳经济的“三低”特点，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推行节能减排措施、保护自然环境。我们应吸取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经验，建立健全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推进我国低碳经济的有序发展，确保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石荣广 李照东 侯章生 单位：外交部钓鱼台宾馆管理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家审计署办公厅 经济法律论文: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及构建 摘要低碳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格局大势所趋，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但在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构建方面尚存不足之处，需要对相关问题加以分析和研究，进而推动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创新构建，提升低碳经济发展的质量，确保发展的持续性。 关键词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环保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物质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物质文明的发达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高速增长的所付出的有可能就是环境代价。尤其是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单位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一度成为某些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越发突出，绿色经济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低碳经济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值得各国加以探索和研究。因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来自法律和政策层面的保护和支持，故展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分析和构建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其低碳经济的长效化发展。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低碳经济被学界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有别于现有知识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由低碳产业、技术、发展、生活等系统因素和形态构成的经济体系。低碳经济以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作为基本条件，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是衡量低碳经济的重要指标。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进一步维持生态平衡，提高现有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开发新能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全球低碳经济的核心发展内容集中在创新能源开发和使用技术、减少排放、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等内容上。通过低碳经济构建新的经济发展制度，转变人类经济发展观念具有积极现实意义。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全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其实际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下述几方面：第一，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当前我国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宏观层面加快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高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主要消耗能源为煤炭，我国2013年煤消耗量达到近年来的峰值36亿万吨，虽然在2014年开始我国煤炭消耗量开始下降，但我国每创造100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2至5倍之多，在PM2.5等环境问题困扰下，加快发展低碳经济、降低污染能源消耗量已经成为必然之举，此举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第二，有利于调整我国能源产业结构，我国能源战略长期依托于煤炭有其必然原因，我国可开采使用能源结构为煤多、气少、油缺，因为缺少油气也就使得我国主要消耗能源只能是煤炭为主，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近七成，而我国煤炭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落后。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高能源消耗、重污染排放情况突出。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改善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绿色经济发展环境和氛围，推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第三，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结构不合理情况，结构不合理的现状限制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整体来看我国产业比重依然为1∶5∶4，主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依然是第二产业，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自然容易导致高能源消耗问题。进一步倡导低碳经济有助于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利于服务业做大做强，使我国产业结构处于持续优化调整状态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合创新。第四，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出口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随着各国对于低碳经济的重视，碳排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衡量指标，碳排放税也已经成为现实。为了维护我国固有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力推动低碳经济已经是当务之急。只有注重于国际规则，尽可能满足于国际化规则标准，才能树立起绿色经济意识，引导我国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全面打通国际化发展瓶颈，实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协调同步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足之处分析 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作为基础，低碳经济发展更加需要法律作为保障。低碳经济源于技术创新，源自公众意识创新转变，更加源于政策和法律的不断优化完善。优化完善法律规制有利于维护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助于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发展，引导市场发生结构性转变，提升低碳新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效率。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低碳领域的立法仍较为滞后,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具体而言阶段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足之处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 低碳经济现已明确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但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依然存在不足之处，整体法律体系完成程度不高。造成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并没有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基本发展战略进行明确规定，其二是基本法当中也没有一部专门引导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同时法律法规、规章之间依然存在不协调的问题。可以说，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直接影响着低碳经济的有效推进，导致法律制度对低碳经济所引导的产业结构调整规范作用下降。 （二）能源基本法缺位问题突出 能源开采、使用、管理等问题是关乎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影响低碳经济持续推进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注重于能源领域的立法工作，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包括《电力法》、《煤炭法》等一系列的能源单行法律及各类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现有能源相关法律法规在能源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能源问题的越发突出，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激增，颁布实施一部能够系统综合调整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基本法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该法实施后能够解决现存的能源问题，处理现有能源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该法实施后有利于低碳经济的长效化、持续化推广，有助于规范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从法律层面对新的问题和现象加以调整，利于单行法的制定和完善。 （三）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现行低碳经济相关法律细化程度不够，实际的司法可操作性不强，法律规定多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法条的约束性不强，难以对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查处，同时对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也缺乏必要的作用与价值。 （四）立法效率较低，法律规范存在滞后性 低碳经济概念自2003年被全球主要国家所认同和认可后，在欧盟部分国家开始通过征收碳排放税等方式，强制推行低碳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立法效率尚较低，法律规范方面存在一定滞后性，不能起到科学指导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贸易第一大出口国，低碳经济立法滞后，导致法律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不对称，限制了经济健康发展。 （五）公众低碳经济法律意识不强 法律的价值体现在于其规范和引导上，通过法律的落实和法律体系的构成及应用，可以使公众的法律意识得到不断强化，进而利于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执行和落实。我国当前公众低碳经济相关法律意识不强，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意识，进而也就限制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影响着低碳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构建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情况下，低碳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决定着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对比我国应及时通过有效立法和执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措施如下： （一）立足国情，合理确定低碳经济立法原则 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立法工作的有序科学开展，建立在合理立法原则基础上。立法原则着重突出三个重点。首先是要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依然较为严重。我国人均资源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环境的整体承载能力不足，部分地区和产业领域依旧过分依赖自然资源，能源消耗量大、污染问题突出。据此，我国在低碳立法方面必须充分结合自身国情，对于国外先进经验要取其精华不能简单照搬，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创新和不断优化。其次是要维护自身合法合理权益。在低碳立法方面，我们要充分维护自身核心权益，对发达国家有针对性的法律及政策，积极应用法律手段加以应对，提升我国法律体系的自我保护性，坚持逐步推进。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不能一撮而就，而是要充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国际环境变化，不断对法律体系加以创新和优化完善，使法律的价值作用最大化。 （二）推动低碳领域基本法的制定 总的来看，低碳经济法是实现低碳经济有序发展的基础保障和普遍适用的法律指导规范。在低碳经济法当中需要明确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地位，提出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等领域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同时颁布实施低碳经济法，并使该法成为各项单行法律和法规规章的依据，推动立法的全面展开。 （三）强化在金融、环保、消费等领域立法实践 我国要在金融、环保等领域实现低碳经济的多元化立法，通过完善法律体系额方式不断为低碳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一方面，我国要加快低碳税征收前的调研工作，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设立合理地低碳税征收标准，进而有效维护本国企业实际利益，同时推动社会低碳意识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则是要进一步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对于污染环境、浪费能源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使行政处罚的效能得到体现，建立法律屏障，确保低碳经济得到稳步推进。总的来看，只有切实从多元化入手、从细化科学化着力，才能使低碳经济相关法律体系的实效性和专业性得到保证，使低碳经济能够在一个良好社会秩序和普遍意识环境下发展。 （四）积极引导强化公众意识 低碳经济持续发展，对公众的自身行为和意识要求标准就更高。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引导，进一步引导公众意识的转变，不断强化公众意识，进而使节能环保、低碳经济、绿色产业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内容成为群体普遍意识，并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使低碳经济得到发展和壮大。 作者：徐建智 单位：河南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法律论文: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完善浅析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存环境的保护。对于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既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也是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走向繁荣富强的的必然选择。但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将法律具有的强制性、规范性与引导性作为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建构和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能够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导向与支撑。 关键词:中国经济;低碳经济;法律规制;路径选择 世界范围内的工业革命兴起与发展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已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并威胁到人类的身体健康与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非常重视发展低碳环保经济，大多数国家就发展低碳经济已基本达成共识。我国提出了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目标，并坚定不移地承担履行国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低碳经济法律规制内涵界定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 2005年，在英国召开的“向低碳经济迈进”的高层会议之后，低碳经济概念很快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越发重视本国低碳经济发展问题与履行国际社会责任的问题。所谓“低碳”英文为low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国内外学界对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并未形成共识，尚未给出一个确切而统一的诠释，这充分反映出各国基于自身国情来发展低碳经济的诉求。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低碳经济是有别于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模式，是一种绿色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清洁能源开发和高效利用为重点，以调整产业结构和创新制度设计为契机，保护人类身体健康为目标。 (二)低碳经济的法律特征 从法律层面上剖析低碳经济的特征，主要有:一是广泛性，低碳经济涉及到建筑、消费、环保等多个行业，低碳经济法律调整的内容也日渐增多;二是多元化，低碳经济调整的法律关系是对传统法律关系的一种突破，它是以全球为基准点，包含国家、机构组织、企业、公众等多个层面，主体体现多元化的特征;三是非强制性，我国目前是以政策法和促进法的形式要求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多采用税收、金融、市场等手段引领低碳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缺乏明显的强制性特征;四是强调政府的责任性，市场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与外部性，容易造成市场失灵及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单靠市场的调节作用，可能很难保障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公约、各国政府都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的阐释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发挥规制作用。法律规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反映了法律规范建立到具体权利义务实现的整个动态过程。法律对低碳经济的规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适当性功能、目标性功能与强制性功能等三个方面。通过三个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使低碳经济发展更加符合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将低碳理念转化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指南，并实现环境利益与相关利益之间的公平分配。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低碳经济法律规制，推进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现状 (一)隐含低碳理念的法律规范 中国一直将节约使用能源，加快研发节能环保技术，以环境指标、排放标准等作为国家未来制定发展规划的硬性指标，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政策措施，奖励与惩罚并重，这其中也包含了气候变化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为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要求，我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这些主要单行法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导向与支撑作用，其隐含的低碳理念在相关法律的具体内容上均有所体现。 (二)蕴含低碳理念的政策和规划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及能源危机，为更好的履行国际社会责任及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分别加入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议定书》。从政府颁布的政策措施来看，主要包括:《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十一五”规划纲要》等。在政策措施中，政府会对具体减排任务、能源发展目标、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排放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氨氮排放总量等内容进行说明。通过颁布与实施蕴含低碳理念的政策和规划，政府从加入国际公约与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而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三、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存在的缺陷 (一)低碳经济法律规制体系存在立法空白 在法理学中，制度结构要以体系为基础，要求法律体系与制度结构保持一致性，不能够相互缺乏支撑，互不关联。从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来看，缺少一门专门的全国性、统一的法律，而不是分散在《宪法》、《环境法》等不同的法律领域，涉及的领域过于繁杂，加大了低碳法律制度间的协调难度，不利于互相兼容。此外，针对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仍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存在能源单行法律缺失的现象。 (二)现有低碳经济法律内容的操作性不强 首先，受我国法制建设的传统影响，低碳经济法律具有条文受我国法制建设传统的影响，很多条文没有具体化，而更多体现为粗略化、原则化，虽然有利于应用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有的没有细化的奖励手段和奖励程序，缺乏足够的操作性，难以满足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其次，在低碳经济领域存在政府与企业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的现象，在现有低碳经济法律条文中过于重视政府的权利，而常常忽略了企业或个人的权利。此外，法律法规中相应的硬性数字指标数量过少。 (三)现有低碳经济法律的激励性功能较弱 为了鼓励我国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采取有利于低碳发展的措施，我国政府在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中专门制定了奖励激励政策，但从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仍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体系不完善。现有的激励性政策措施多以政府采购、专向性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为主，多为依靠政府命令手段彼此孤立实施，缺乏有效的整合和联动。第二，措施权威性不够，有关激励性措施的条文常用“具体办法由……制定”结尾，法律条文内容宽泛化，不够具体，立法机构层次较低，使得激励措施的权威性不够。第三，执法缺乏协调性，现有的法律政策缺乏具体的执行内容，多为原则性、政策性的陈述，执法过程中能否协调尚存疑虑，阻碍低碳法律规制建设的发展。 (四)现有低碳法律的监管机制落后 目前，我国低碳法律监管机制方面以形成行政机关监督为主，以社会团体与公众的舆论监督为辅的监督体系，但监督效果仍不能满足预期。一是现有低碳法律政策权力与义务的界定比较模糊，没有明确政府、企业与个人应享有的权力及应承担的义务。二是执法部门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不统一。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对于低碳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对于违背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可以起到惩罚作用，增加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如果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不统一，将使污染企业很难形成稳定惩罚程度预期，导致执法效果及监管有效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三是我国目前还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社会团体与公众在现有低碳法律监管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不能有效保障低碳发展诉权。 四、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合理构建低碳经济法律体系 发展低碳经济，法制必须先行。根据法律效用最大化原则，构建符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的法律体系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首先，要理性选择我国低碳经济制度保障路径。通过合理评估政策与法律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有利性，在政策性措施与法律措施之间进行合理抉择;在需要用法律规制的领域合理选择不同的法律方案;优先确立起我国所承诺的国际公约下的国内法保障机制。其次，酝酿制定低碳经济基本立法，并做到具体化，有针对性，而不是宽泛化与原则化，并作为统领其他相关子法的基本法律依据，并在其中明确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基本原则、权利与义务、运行机制、监管机制等完备的权责体系。再次，梳理并修订现行低碳经济立法。在《低碳经济促进法》的引领下，加强对其他现有涉及低碳经济法律的梳理、修订，完善其相关配套法规与政策措施。最后，制定低碳经济专门领域立法。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经过充分论证，选取重点领域，有重点、分先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能源、消费、交通、财税、贸易、计划、就业专门领域的立法修法，以此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高效率、低成本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二)提高个人低碳领域的法制观念 公众个体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更新公众个体低碳法制观念，有助于个体更加自觉地履行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首先，进一步加强公众个体对低碳经济的认识。政府部门、媒体机构要承担起低碳经济的宣传责任，要对低碳经济的概念、特征、重要性等内容进行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个体树立正确的低碳经济的理念，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促使企业改变自己的营销策略。其次，进一步提高个人低碳领域的法制观念。低碳经济的法制观念作为一种新兴的产物，要想被大众认识并且被接受需要一个过程。要通过宣传、激励等多种措施加强公众对低碳领域法律内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和理解，充分发挥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对公众的正当诉求政府环保执法部门要给予支持，甚至可以适当给予公众作为主体提出诉讼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强化公众监督的作用。再次，进一步约束和引导大众选择低碳消费。不断扩大低碳消费知识教育，提高大众对低碳消费的价值认同和理性认知。完善消费立法，实时出台生态消费税、燃油税等制度，进一步拓展奢侈品与奢侈行为消费税的范围，改变大众的消费习惯，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三)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机制 法律的实施需要明确的执行与监督机制的保障。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机制，使得我国低碳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顺利实施。首先，建立专门的执法和监督机构。为了保证执法、监督行为的公平有效，需要分别设立低碳经济执法和监督机构;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的职责，限定执法主体的范围。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全面考察，切实提高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监督机构与执法机构分离，相互独立，分工明确，监督机构重点对执法队伍的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其次，强化社会组织和公众监督。为了保证低碳经济执法行为的有效进行，必须建立起以行政监督为主体，社会组织及公众监督为辅助的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落实监督措施，强化低碳经济法律政策的落实。再次，拓宽公众参与及投诉制度。要进一步完善立法，授予公民基于保护气候、环境、资源的适格主体地位，完善公众的环境索赔权和诉讼权;保证公民知情权，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立法，明确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容、标准、程序、监督、救济等方面的内容，确保环境信息明确化、制度化。 作者：谢慧 单位：黑河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 经济法律论文:市场经济法律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宪法统帅之下由各个不同的法律部门组成的、调整与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据统计，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约一半以上都是涉及到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法律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稳定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利益目标是多元的，资源的配置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市场主体都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样就会使市场经济的运行交织着各种矛盾、冲突。因此，必然要求通过法律手段从宏观以及微观上对各个主体之间的行为加以协调与规范，通过确立和保护产权、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确立基本的条件。从全球范围来看，除了那些中东的石油国外，人均GDP处于世界一流的国家大多是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国家[1]。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艰辛努力和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与我们党在不同阶段关于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决策紧密相联的。回顾这一体系形成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到1992年。这一阶段是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前逐步开展经济立法的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并不是依靠法律手段，而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等手段来调整。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才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自此之后，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应开展了经济立法工作。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明确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第一个宪法修正案。这个宪法修正案共两条，其内容是：（1）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2）对土地不得出租的规定作了修改，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立法机关推进了经济立法进程，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经济合同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企业破产法（试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尤其需要指出，1986年的民法通则规定了民法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基础法律规则。 第二阶段：从1993年至1997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开始建立的时期。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规律的系统总结。按照我们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些重大决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是党的有关文件中首次提出“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要求，为我国经济立法指明了方向。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宪法第十五条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可以说在宪法上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据宪法规定，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经济立法工作，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构建市场经济的立法体系，出台了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外贸易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广告法、仲裁法、劳动法、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乡镇企业法、律师法等市场经济领域的法律。 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2002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深入发展的时期。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五大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确立这一战略目标，是我们党治国理念的进一步完善，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依据这一战略目标，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第三个宪法修正案。该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定为国家的治国方略，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五大报告还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据“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立法机关在此期间制定了证券法、合同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招标投标法、信托法、政府采购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了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和建立统一市场的需要，我们又修订了对外贸易法和知识产权法等法律，确立了统一、透明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第四阶段：从2002年至现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逐步形成的时期。依据“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立法机关开始着手制订一些在法律体系中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制度（如物权法等），从而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三统一”的法治原则，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六大还提出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举措：一是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二是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三是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这些都为物权法等法律制度的出台，以及在物权法等法律中确立平等保护原则奠定了基础。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第四个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制定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就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指明了方向。2011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在此期间，立法机关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企业破产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反洗钱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电子签名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因为上层建筑必然要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法治发挥的作用很小[2]，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回顾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如果没有一套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我们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此卓越的发展。例如，在物权法刚刚通过不久，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于2008年4月22日联合了《2008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大陆2007年因物权法的颁布，大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并因此将中国大陆列为商业环境改革前10位之一[3]。再如，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秩序能够克服金融危机，保持稳定，很多专家和学者都认为，这和我国已经建立的较为完备的金融法律和金融监管制度不无关系。[4]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建立证券市场，并且能够保持有序的发展，没有出现西方曾经出现过的因股市大崩盘导致的整个经济萧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的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的颁布和实施。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 系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就是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目前，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制度已经制定出来，大体上涵盖了经济生活的主要部分，而且这些法律制度规则相互之间大体上或者总体上做到了和谐一致。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 （一）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 确立市场主体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标志之一。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首先是指市场主体的准入制度，这其实就是要在法律上确立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尤其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应当具备的资格，例如资本、治理结构、名称等。我国市场主体准入制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逐步放开市场准入条件、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迅速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法人制度，充分利用法人的有限责任来激发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逐步废弃了传统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法律制度，打破了所有制的藩篱，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法制的共同要求，采用国际上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的企业组织形式、资本组织形式和责任形式，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商业银行法等，对各类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规范，保障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例如，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过程中，放宽了对公司成立条件的限制，允许设定“一人公司”、全资子公司，进一步降低了公司成立的最低资本要求，允许出资人分期缴纳，出资的方式也更加灵活，这都有利于新办公司，促进经济发展。此外，为了实现资本信用和个人信用的有机结合，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我国民法在传统的自然人、法人之外，明确承认合伙企业等其他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合伙企业法承认了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合伙等新型企业组织形式。二是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企业破产法确立了优胜劣汰机制和陷入困境企业的挽救制度。破产制度是指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以其财产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法律程序。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则，只有通过破产制度才能促使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企业破产法（试行），2006年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该法的特点表现在：第一，扩大了适用范围，将其适用从原有的国有企业扩展到所有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并可以参照适用于企业法人以外组织的破产清算。第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企业破产和重整机制。其不仅完善了破产程序，而且通过建立重整、和解等程序，使资不抵债的企业获得复苏的机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贯彻“早发现、早治疗”的思想，从而建立早期防治企业困境的法律机制。第三，进一步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通过设立破产管理人取代过去的由政府组成清算组对破产企业进行清算的做法，设立债权人会议、对逃避债务的行为进行惩戒等措施，有效的防止了“假破产，真逃债”。 （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法律制度 有关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规范性文件，如合同法、担保法、拍卖法、海商法、票据法、证券法、信托法、招标投标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政府采购法等，这些法律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因为法治对市场的重要作用在于，“约束经纪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5]。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合同法。合同法是直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法律，其提供了市场平等主体在交易中需共同遵守的规则[6]。合同法是直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法律，其提供了市场平等主体在交易中需共同遵守的规则。其他法律则是对某些特殊主体（如政府采购法）、某些特殊标的（如证券法、票据法）或者某些特定交易形式（如拍卖法）等的特别法。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约1171万案件中，仅合同纠纷就已达到3239740件[7]。这些案件大多都需要依靠合同法来解决纠纷。我国合同法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合同法是一部比较先进的法律，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该法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了两大法系的最新成果。例如我们在买卖合同这一章的很多规则都是借鉴了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而订立的。第二，体现了鼓励交易的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市场由无数的交易构成，我们要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归根到底是要鼓励交易。所谓鼓励交易，主要是指合同法应当按照交易的内在需要，鼓励当事人订立合法的合同、努力促成合同的成立并生效、充分保障合同的履行和合同目的的实现。第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同时保护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弱势一方，强调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合同法的目的不是代替当事人订立合同，而只是在当事人不能通过合同对自己的事务作出很好安排的情况下，合同法才为当事人作出安排，如果当事人已经作出很好的安排的话，合同法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当事人依法享有自由决定是否缔约、选择缔约伙伴、确定合同内容、决定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权利。在交易中，消费者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也需要特别的保护，所以合同法同时也强调了对格式条款的限制、对霸王条款的防范。第四，合同法充分贯彻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诚信原则不仅仅体现了许多民法规则的价值，而且法官可以根据这个规则来解释法律、作出判决。尤其是在实践中，诚信原则还体现为具体的行为规则。在市场经济社会，要构建市场经济秩序，必须要讲诚信。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是诚实守信的，那么，即使合同再完美，也不可能得到严守，所以，诚信才是合同能够得到严格履行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合同法特别强调贯彻诚信原则的原因。 （三）确认和保护财产权益的法律制度 该类法律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确认和保护有形财产权益的法律制度。马克思《资本论》讲到，“要使这种物能当作商品来相互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当作是自己的意志存在这种物内的人，来相互发生关系，以致一方必须得他方同意，从而，依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在让渡自己的商品时，占有他方的商品”[8]。这种对物也即有体物享有的权利，即物权。在物权法律制度方面，我国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物权法等重要法律。其中，物权法作为保护财产权最为基本的法律，其确立了我国的物权法律的基本制度。物权法是一部维护国计民生，全面保护人民财产权利的法律。它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遵循平等保护物权的市场法则，强化国有资产保护，贯彻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规范了现实生活中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财产权益的确认和保护上，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物权法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平等保护原则，在法律上宣告公私财产应当同等保护，从而奠定了我国法制的基础。按照平等保护原则，所有的财产都是神圣的，所有的物权都是排他的，所有的物权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第二，物权法完善了征收征用制度。在物权法中，规定了征收征用适用的三个条件，即公共利益、依据法律的权限和程序、依法给予充分补偿；物权法明确了征收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开发商，物权法确认了对城市房屋拆迁的合理补偿原则，以及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合理补偿原则。物权法的规定为新的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制定和实施确立了基本的原则。第三，物权法第一次在法律上确立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明确了业主委员会等的地位，明晰了车库、车位、绿地、道路等的归属规则，确定了物业公司与业主相互之间的关系，解决了长期困扰民众的物业纠纷问题。第四，物权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住宅用地使用权到期后自动续期的规则，从而给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至于住宅建设用地续期后，是否支付土地使用费，该问题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对待，物权法对此未作规定，届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作慎重考虑。确认和保护无形财产权益的法律制度。这主要是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为知识产权提供法律保护。在这一方面，我国法律制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努力实现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在加入了WTO以后，我们根据WTO的规则，全面修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符合了时代的要求。第二，体系较为完备。除了三个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以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等法律中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容，此外，我国还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应当说，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所保护的范围是较为全面的。第三，保护程度较高。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国家，但是就法律规则来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例如我国已经将WTO规则和TRIPs协议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完全引入了我国，可以说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也极大地鼓励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例如，到2006年，我国专利申请总量已突破300万件，数量升为世界第一，而到了2010年我国国际专利增速也达到了世界第一[9]。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鼓励技术创新、增加知识存量、促进经济发展，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科技竞争实际上就是知识产权竞争。尤其是在我国，不缺“中国制造”但缺“中国创造”。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知名品牌，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必须通过推进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四）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市场失灵，垄断、不正当竞争也会损害市场的正常发展，市场的发展也可能会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无序性，如不加以规范，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例如，在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大头娃娃、三鹿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表明一些不法商人为追逐利润，完全置法律和道德而不顾，所以对市场采用放任自由、放松监管，显然是无法保证市场秩序正常发展的。早在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穆勒就提出了应该在市场逻辑之下通过法律干预“安排好‘公共物品’的供给”。[10]如果把放任自流的市场比作一匹脱缰的野马，那么法律对市场规制和监管的作用就是要给野马套上缰绳，但缰绳并不能够替代野马本身[11]。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法方面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预算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一系列经济法律。保障了政府依法间接宏观调控和适度干预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这些法律中，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法是其中最为基本的法律，尤其是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反垄断法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法，是经济法的核心。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被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在德国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日本被认为是“经济法的核心”。应该说，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没有反垄断就没有真正有效的竞争，实行市场经济离不开反垄断法。通过反垄断法对市场的干预，不仅可以制止和减少市场垄断、推动市场竞争，也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创新[12]。我国于2007年通过了反垄断法。我国反垄断法的主要特点：一是法律明确定义了垄断行为，并重点调整三类具体的垄断行为，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二是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了规制。三是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确立了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相结合的制度。四是确立了比较合理的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五是确立了分工明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包括反垄断委员会以及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职权。六是明确了垄断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反对企业以假冒、虚假广告、窃取商业秘密等不正当手段攫取他人竞争优势，其前提条件是市场上有竞争，其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护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可简称公平竞争法，它追求的是公平竞争。反垄断法主要禁止垄断行为，有的国家也称之为限制竞争行为，通过对垄断和限制竞争的规制，使市场保持竞争态势，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竞争者，保证消费者的选择权[13]。反垄断法从而可简称为自由或有效竞争法，其目的是保障企业在市场上自由参与竞争的权利，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社会福利。 社会主义经济法律制度形成的经验和主要特色 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进程来看，其核心经验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形成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科学认识与总结的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社会经济活动，建立并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我国才在短时期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西方国家法治发展历史比较长，但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始终处于缓慢的自发形成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西方国家奉行完全的自由主义，形成了民法的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和责任自负这三大原则。到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作用不断加强，在民法中三大原则开始改变，对意思自治的限制逐渐产生，并且在民法之外的经济法律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而西方的商事法律制度，也是在商事实践过程中，经过数百年，逐渐形成和完善的。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在短时期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讲，我们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一二百年的历程。我们先形成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后才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以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推动而形成的。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立法机关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新课题、新任务，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新诉求，而不断完善立法。例如，在“十一•五”期间，民生立法既是立法机关的重点，保障民生的强化是立法的一个重要亮点，民生立法很大程度体现在我们注重了对私权的保护。比如《物权法》的颁布，就是注重了对老百姓财产权的保护。在立法过程中，也通过民主立法和开门立法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按照改革开放的需要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目标，逐步推进，逐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其形成过程，可见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本土性。这就体现在“社会主义”四个字之上的。应当看到，我国在从“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的转化过程中，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完全照抄照搬国外立法，而是立足于中国的需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的需要，立足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由于我们强调本土性，使立法任务更为艰巨，但是这进一步保障了立法的质量。确保了立法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并能够针对这一需要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保障了实践性、实用性和具体针对性。 2.人民性。人民性首先体现在我国的立法目标和宗旨就是为了反映人民的意愿、实现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立法为民，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立法机关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新课题、新任务，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新诉求，而不断完善立法。 3.完整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制度已经制定出来，这就使得法律在总体上保持了和谐一致。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基本构建了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私权的体系以及相应的保护机制。第四，时代性。一方面，与时俱进不仅仅是党和国家政策基本精神，而且也应当是国家法制发展的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不断发展的，它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即反映和确认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为改革开放的发展留下空间。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时代性，凡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共同成果的、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我国进行市场经济立法时要注意与其必要的衔接。凡是外国市场经济立法的成果和经验，对于该国是比较好的同时也适合我国的情况和需要，应该大胆学习；对于该国是比较好的但并不适合我国的情况和需要，不能简单照搬[14]。第五，开放性。也就是发展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的。尤其是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仍然不断在发生变化，需要立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建设完善。只有注重体系性，才能够使我们的法律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要回顾我国法制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明确今后的任务。这对于加快推进我们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立后，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功德圆满、万事大吉，必须看到，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应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而不断与时俱进。从立法层面来看，首先需要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尽管在民事领域，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民事基本法律，例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等，但因为没有一部民法典，使得立法仍然欠缺体系性，影响了法律的准确适用。制定民法典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法典化实现民法的内容和体系的完善。法典化实质就是体系化。法律体系这个概念本身还没有完全解决每个法律部门内部自身的体系性问题。由于没有民法典，所以从民事立法内部来看，体系化程度仍然不高。例如，许多新的民事法律在颁布之后，都修改了原来的规定，但是也没有具体列出哪些规定被修改，造成在实务中适用的困难。如果有法典，则这一问题将得到解决。法典化就是体系化，正是借助于民法典的制定，可以进一步完善民法自身的内容和体系。第二，在法律适用中有助于资讯集中、方便找法。所谓资讯集中，只要手上有一部民法典，那就可以包含最为基本的裁判规则。第三，统一规则、完善私权保护制度。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制定了一些民事基本法律，但是还有必要制定一部人格权发，针对公民的名誉、肖像、隐私、生命健康、个人信息资料、网络环境下个人人格权等实施全面保护。我们有了一部全面保护老百姓财产权的物权法，有一部保护交易规则的合同法，还有一部全面保护受侵害民事权益的侵权责任法，现在还需要一部全面保护老百姓人格权益的人格权法。法为人而立，非人为法而生。我们制定法律，最终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制定民法典，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努力克服因为市场失灵、个体禀赋差异等引发的社会矛盾，通过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解决社会群体的生老病死等后顾之忧，努力缓解分配不公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谚云：“法律不重诵读而重解释”，“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在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治建设的重心应当从注重立法转向注重解释和适用。 在各种解释中，首要的是立法解释。所谓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依据其立法权对于成文法进行的有权解释。从立法学的角度来看，除法律另有授权外，应当遵从谁制定、谁解释的原则。立法解释在性质上仍然是立法活动的组成部分，立法解释活动是立法权的延伸，是完善和发展法律的方式。就立法解释而言，其主体是立法机关，具体体现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的行为。在立法解释完成以后，立法解释本身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也应当成为法律解释的对象。立法解释具有普遍的拘束力，而且具有与被解释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同等的效力。立法解释具有主动性，在颁布法律之后，立法机关可以根据社会需要主动作出立法解释。何时进行立法解释，针对何种法律规范进行解释，都可以由立法机关自主作出确定。 从我国立法来看，为了适应我国尚处于转型时期的历史需要，立法者采用了“宜粗不宜细”的做法，因而部分法律条文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随着相关条件不断成熟，立法机关也可以主动根据社会需要对其具体内涵作出解释。从实践来看，虽然在民事领域，立法解释运用得较少，但已有的立法解释也发挥了统一法律理解尺度、克服某些规范的模糊性和抽象性的作用。除了要进一步加强立法解释之外，还应当进一步根据时代的需要及时开展法律的修改工作，及时补充和完善相应立法。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我们还应当将重心放在法律的适用上，从法制建设事业来看，立法成就巨大，但法律适用任重道远。例如，食品安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有法不依而不是无法可依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有法必依”的任务更为艰巨和繁重，需要我们进一步保障司法公正、建设法治政府、强化法律监督。在各种法律适用活动中，司法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司法是纷争的最终解决机构，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司法是法治的根本之所在，法律能否真正地发挥功效，主要是通过司法的运作来实现的。德沃金教授有句名言：“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15]，这不仅是判例法传统严守的格言，其对成文法传统具有同样的启示意义。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保障司法公正；此外，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和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学法、懂法、用法的社会风尚，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 作者：王利明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律论文:英美日低碳经济法律模式对中国的启发 低碳经济，顾名思义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尤其二氧化碳这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得到有效控制。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新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改变[1]。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引导。 1中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 我国目前并无相对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规定散见于相关的资源能源立法及环境保护法律之中。 1.1能源法律方面能源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要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节约能源。我国关于能源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上述法律尤其是《节约能源法》对于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功效。 1.2环境保护法律方面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此项法律的公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环境战略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 1.3政策规章方面近些年来，我国相关的政府部门积极制订节能减排的各项规划及实施方案。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我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7年6月，政府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同年9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年7月19日国务院通过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2国外低碳经济法律概况 2.1英国低碳经济法律发展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进入21世纪之后，英国又因低碳经济再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并宣布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到2050年要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为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政府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尤其在低碳经济法律法规制定方面，已经抢占了“全球制高点”。2008年11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为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碳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的国家。2009年4月，英国财政部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各方面。同年7月，英国政府了《英国低碳转型计划》战略白皮书，与该计划同时公布的还有三个配套实施方案：《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和《低碳交通计划》。 2.2美国低碳经济法律发展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也居全球前列。为降低能耗，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政府作出了包括立法在内的多项举措。2005年美国出台了《能源政策法》，这是美国第一部综合性的能源法。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低碳经济法案》，该法案明确了低碳经济将成为美国未来重要的战略选择。2009年2月，美国正式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同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法案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建立“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 2.3日本低碳经济法律发展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结合本国能源匮乏的实际情况，注重与国家能源战略的协同效应，形成了以《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为核心，以《能源政策基本法》、《节约能源法》、《氟利昂回收破坏法》、《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等相关配套法规为内容的一整套较为完整低碳经济法律体系。1979年6月，日本颁布了《能源利用合理化法》（又称《节约能源法》）。1997年4月颁布了《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大力发展风力、太阳能、地热、垃圾发电和燃料电池发电等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2002年6月由日本国会制定的《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正式颁布并实施。综上所述，通过对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低碳经济立法进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世界各国的低碳经济立法模式大致有这样几种：①以防控“气候变化”为主导的法律模式，英国属于此种立法模式；②污染预防型法律模式，以美国为代表；③低碳经济型，以日本为典型。 3国外低碳经济法律模式对中国启示 3.1低碳经济立法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等多重压力。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高碳”特征极其明显，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低碳经济立法不应该采取“一刀切”原则，要考虑既给原有的支柱产业留下生存的空间，又要为新兴的产业营造良好的市场规制秩序[3]。 3.2低碳经济立法要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相契合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建设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必须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既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立法模式，也不能不考虑现有法律体系特点，特立独行，一味创新。应该立足于我国现有的低碳经济立法，改进与现代经济发展体制要求不符的条款，增加“森林碳汇制度”、“绿色碳基金制度”等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及制度。 3.3低碳经济立法要突出政府主导及全民参与作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绝不仅仅依靠少数立法者努力，其中政府主导地位及全民法律意识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是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然而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规模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这得益于日本健全的低碳经济立法体系，更关键的是日本政府在低碳经济领域发挥的主导地位及全国民众节约环保意识的普及。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竞争态势，通过法治手段，继承传统的精华，借鉴国外经验，中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会日益完善，也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愈加重要的功效。 经济法律论文:当前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创优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经验启示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本文在分析了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基础上，论述了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路。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丁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一些发达国家把循环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在立法上加以确认、保护和促进。我国政府也提出，要尽快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因此，对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经验 世界上最早对循环经济进行立法的国家是德国，早在1978年，德国就推m了“蓝色天使”计划，制定了《废物处理法》和《电子产品的拿回制度》。1994年，德国制定了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该法于1998年重新修订。1998年以后．德国政府根据《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又先后制定了《垃圾法》(1999年)、《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1999年)、(2OO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0年)、《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1年)、《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2002年)、《森林繁殖材料法》(2002年)、《再生能源法》(2003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另外，其他欧洲国家也制定或修正了自己的废物管理法，如丹麦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挪威政府于2003年修订了《废电子电机产品管理法》，扩大了有关主体的循环经济责任；瑞典于1994年通过了关于包装、轮胎和废纸的“生产者责任制”法律，并先后制定了关于汽车和电子电器的生产者责任制的法律法规。 其他许多周家也不同程度地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立法，充实了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例如，美国1965年的《固体废弃物处理法》，先后经过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6年的五次修订，完善了包括信息公开、报告、资源再生、再生示范、科技发展、循环标准、经济刺激与使用优先、职业保护、公民诉讼等固体废物循环利用的法律制度。又如，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长期以来，其资源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因此，日本特别重视资源的节约使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节约资源的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从而构建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日本于1991年制定了《回收条例》，1992年制定了《废弃物清除条件修正案》，2000年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是各国循环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主要借助于预防优先原则、循环利用原则、合理处置原则、适当分责原则渗透于循环经济法规范之中。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物的事前控制，体现的是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的实质在于“物尽其用”；合理处置原则要求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物的环境危害；适当分责原则旨在使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法律义务。 1、预防优先原则。在生产、服务、消费中充分利用原料、能源和产品，尽量减少弃用物、副产品的产生，以从源头控制资源环境问题。预防优先原则要求法律规则的设计有助于促进产品体积的小型化、产品质量的轻型化、产品功能的增大化及产品包装的简化，以减少废物的排放。环境法的预防优先原则表明，环境法不仅限于抗拒对环境具有威胁性之危害及排除已产生之损害，而是预先防止其对环境及人类危害的产生；对具体产生的危险立即做出反应不是该原则的主要目的，其首要功能为，在根本无危险出现或有出现可能时预防性地对“人”加以保护或对生态环境加以美化。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循环经济法。现代资源环境问题凸现以前，就存在各种降耗、抑废的理念和实践，不过，其主要着眼于资源和产品的经济效用，而现代法律制度同时也突出环境安全。设备内物质循环、生产少废产品和引导消费少废、少害产品是贯彻预防优先原则的重要途径。预防优先是将危险控制于未来、并创造规划和保存未来世代的环境空间及资源的原则，它是循环经济法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首要依托。 预防优先原则蕴涵有积极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理念。与事后处置相对应，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弃物的事前控制，是一种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初形成时，环境法突出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破坏的恢复；而现代环境法，特别是循环经济法，不仅观念上而且制度上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2、循环利用原则。对于在生产、服务、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废物要尽可能地继续予以使用，直至失去利用价值。“3R”和“4R"原则中的“再利用、再循环、再回收、资源化、无害化、重组化”体现的正是循环利用原则。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要求循环经济法的制度安排应有利于“物尽其用”，特别是能使原料和产品在反复利用中实现功用最大化。 3、合理处置原则。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弃物的环境危害。废弃物的利用优先于处置，但是，当某些废弃物无法进行再利用、再生利用、热回收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弱化、甚至去除其不利影响，或者进一步挖掘其利用价值。合理处置原则是指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应有助于及时、恰当处置废弃物。环境安全兼顾资源效率是废物处置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4、适当分责原则。循环经济法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实现依托于循环经济法的实施，而其有效实施离不开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参与循环经济法实施的主体可分为政府、经营者(包括代表性组织)、公众(包括代表性组织)，但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的法律义务应当合理区分，此即适当分责原则。该原则体现于各国的法律安排中。日本法强调，“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使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使其公平合理地负担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而且，还具体划分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循环经济法既然是各国政府促进本国循环经济法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那么，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就要遵循这一精神，把政府、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为限定于适当的范围，使其互相配合，互不干扰。 三、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对策 1．绿色GDP核算制度。绿色GDP是在传统GDP核算中扣除包括城市大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害、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水污染、铅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失、酸雨损失等。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货币折算在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方法，因而绿色GDP等指标的核算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但仍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在每项经济活动的经济增长数值后面列上该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质量升降、生物多样性增减、资源开采或消耗总量、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防治投资额度等事项。 2．计划、规划和布局制度。一般来说，循环经济发展计划应以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为基础，包括循环经济的发展方针、分期目标、考核目标、计划性对策和重大项目等事项。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各地方要针对区域的环境资源情况和外来资源的实际，对地区产业结构体系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地区内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空间布局，明确循环经济的目标、任务以及要采取的政策措施，确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的名单，保证循环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如对于生态脆弱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在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的前提下，应规划为保护性有限开发的区域；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以把伴生矿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规划为接续产业。 3．有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建立循环经济的综合指导、协调、监督和专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监督管理体制；二是有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市级环境资源保护垂直管理改革的力度，试行大区环境保护和国土资源巡视员制度，提高环境资源监督管理的权威性和效率；三是施行全新的政绩考核标准，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方面的干扰，确保循环经济的模式的实施能落到实处。 4．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为了全面明确消费者、企业和各级政府在循环经济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国际上除了坚持“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养护、破坏者恢复”原则外，还逐渐发展了“消费者最终承担、收益者负担”和电子产品的生产、经销者负责回收等原则。如日本2001年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把义务主体划分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经营者和国民。英国1995年《环境法》规定了国务大臣的条例制定义务、义务者类型、企业回收符合标准的义务、经济代价义务等。一些国际条约甚至明确了成员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对于这些义务与责任机制，我国有必要借鉴、吸收或完善，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超级秘书网 5．市场准入制度和经济激励制度。循环经济离不开市场的推进，但市场的推进必须符合市场规则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条件，主要表现为：投资是否符合一定的数额标准，技术和设备是否符合国家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是否合格，进口的产品是能否再用或再生利用，进口资源是否为有毒固体废弃物等。如美国《固体废物处理法》规定，进行固体废物收集、再生的企业必须取得执照，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我国应不断加强市场准入制度的建设，促进专业化和规模化企业介入循环经济产业，同时维护国内市场的绿色秩序，建立自己的绿色贸易壁垒。 循环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经济激励制度的完善，它可作为对直接管理制度的补充。经济激励制度主要包括税费征收、可交易许可证、押金退款、绿色补贴、价格支持等。如瑞士为了资助塑料瓶的收集、分拣和循环利用，法律规定对每个塑料瓶征税4个生丁，所获资金由专门机构作为基金管理，专项用于支持废弃塑料瓶的回收工作。我国也应该通过征收排污费、生态补偿税、资源使用税等经济激励的方式，提高直接利用原生自然资源的产品的税收标准，使再生产品取得一定的价格优势，拉动循环经济产品的消费；对于电池等难以回收处理的废弃产品，可以通过产品税的方式建立回收处理基金。当然，经济激励制度的使用应注意环境和经济的有效性、管理可行性、成本最小化和措施的可接受性，注意维护环境公平。 经济法律论文:经济法法律定位的研究论文 [摘要]法律责任是法的基本构成要素,权利的行使、实现,义务的履行,纠纷的解决,都要归结为法律责任。所以,和其他部门法一样,法律责任同样也是经济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违反经济法法律规定是一定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起步较晚,几乎是与民商法、行政法同时发展的,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部门法的巨大阻碍和排拒。这样使得经济法责任如何存在备受关注。文章通过对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分析,认为其责任承担方式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责任以及社会责任在内。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现象很难用这三种责任进行规之,或者说有一些规制的手段难以划入以上任何一类之中,比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责任形式———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存在。 [关键词]法律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社会责任 一、我国现行的法律责任体系 (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八大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学界观点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含义大致有法律后果说、应付代价说、强制义务说、义务后果双重说、后果义务措施说等。 在经济法责任的外延上,最为典型的是石少侠教授提出的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区别开来。依这种观点,经济法责任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包含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形式种类之中,除了经济法责任之外,经济法规定的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他们相互之间互不包含,是完全并列的关系。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由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下,经济法责任将民事、行政以及刑事三种责任形式包含在内。 有人从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法责任,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方式.提出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方法包括经济制裁、经济行政制裁以及经济刑事制裁三种。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统一性。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概述 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指在国家干预和调控社会经济过程中因主体违反经济法律、法规而依法应强制承担的否定性、单向性、因果性经济义务。 学界对于经济法律责任的特征也有争论,如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两个特征:1.违法者对损失的利益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2.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主体更多地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法人。有学者认为相互分离性、双重性和社会性是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特征是:1.经济法责任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2.经济法责任的形式具有明显的复合性;3.经济法责任具有直接、显著的社会公益性;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 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特征是:1.经济法责任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具有双重性;2.内容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3.功能因主体不同具有差异性;4.形式具有适用范围的特定性;5.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一种组织(团体)责任。 我认为经济法责任应具有以下特征:1.责任目的的社会整体利益性。经济法律责任的社会整体利益性是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在经济法责任制度上的反映,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犯是经济法责任的第一目的,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客观要求。2.归责原则的公平性。在过错、无过错和公平归责的选择中,经济法选择了以公平归责为重心的归责原则。区别于民法和行政法侧重于过错归责和无过错归责的作法,体现了归责原则的公平性特征。它是经济法追求经济公平的反映。3.政府责任的突出性。政府作为调制主体,是与调制受体相对的一方经济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价值理念要求我们,要重视政府主体在履行调控或规制职能时对个体、群体、集体。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后果,凸显政府责任。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经济法责任以社会整体利益、社会责任为本位,改变了原来法律责任中权利与义务对等,责任与义务对等性。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责任往往是单向义务,不存在对等性。5.责任形式的多样性。基于此,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应该是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责任形式,但仅有这三种形式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新的责任形式存在。 三、社会责任的引入作为法律责任的第四种类型 民事责任是私人之间的纠纷引起的,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一方承担的责任;当行为人的行为引起公权力的主动介入时,产生了刑事责任;而行政责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发挥效用时,才会产生的。不难看出,现有的法律责任体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成形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依然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现象很难用这三种责任进行规之,或者说有一些规制的手段难以划入以上任何一类之中,比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责任形式———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存在。 (一)概念 社会责任的产生是基于填补经济法法律责任承担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经济法主体之一的管理者,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的目的,而对经营者采取的一种限制性责任。它是以公平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对整个社会法律环境有一定的要求,有利于生产经营者的自治程度的提高,并会促进社会的法制进步。它和民事、刑事、行政责任一起,构成了经济法法律责任形式。 具体而言,社会责任的形式包括公示,歧视性待遇。公示是指通过某种方式为大众所知,并且有一定的时间和范围的要求;歧视性待遇是经营者在一定期限内得到的待遇不同于正常企业,比如,贷款利率要提高、某些优惠措施不能继续适用等等。另外,社会责任也给管理者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经营者整改合格后的继续经营,就需要管理者的协助。这也是消费者对于管理者信任的表现,要求管理者自身能力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 (二)效果分析 如果经营者违反经济法相关规定,如采用价格垄断、搭售等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或者采用偷税、漏税手段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管理者一方除了通过民事责任令经营者进行赔偿,通过刑事责任追究主管者刑事责任,通过行政责任对企业进行监管,还可以利用社会责任使得该经营者在合理期间内的失去一定的业务能力,使得企业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因为社会责任有公示性,对于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知情权大有裨益。 引入社会责任对于经营者而言也有有利的一面:首先,有利于加速经营者整改的速度。因为社会责任会影响其正常的业务,比如银行可以据此拒绝提供贷款、或者提高利率等等,只有尽快消除影响才能使企业重新获利;其次,有利于经营者消除之前的不良影响,重新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现在的企业对商誉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商誉受损往往很难补救,如日本的福岛速食水饺公司、南京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都因此破产,因为失去公众的信任之后,即使进行改进,也很难再令公众产生信任。而社会责任是通过法律的公正性,认可其整改后的成果,帮助企业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三)以南京冠生园为例,分析引入社会责任的可行性 2001年,南京冠生园食品厂(以下简称南冠)“以旧馅生产新月饼的事件”在业内外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2004年,曾经叱咤全国食品行业辉煌一时的南京冠生园走完了凄凉破产路。 当“陈馅事件”发生后,南冠被多部门联合查封,缴纳罚款,进行整改之后仍无法摆脱破产的命运,导致这个1918年建立的品牌遭受了空前的信用危机。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品牌企业缺少的国家是否是一个损失?南冠使用不合格原料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定要受到严厉制裁的,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才能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是,失去这样一个企业的代价时候过大?超级秘书网 如果引入社会责任,南冠在整顿的期间内,管理者会告知社会,此时南冠比正常企业低的待遇;整顿结束,管理者进行审查合格后,仍有管理者进行公示,如果管理者能够取得消费者的普遍信任的话,对于南冠的整顿结果,也应该产生信任的态度,南冠是否还会破产,就不那么确定了。如果可以的话,既保存了一个老字号的商誉,又增加了大众消费的信心。 四、结论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引入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一起构成经济法法律责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现在,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其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社会责任的制定部门、制定标准、执行机构、责任方式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希望能有更深入的探讨。 经济法律论文: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分析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立法体系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探讨了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的努力途径,并对我国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和制度提出一些思路。 一、以宪法为核心理念,构建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一个国家的法是由宪法和一系列位阶不同的普通法律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系。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普通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而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普通法律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进行具体化,成为社会实际生活的具体规范。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时,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普通法律的规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公民对环境权、健康权、生命权的理解与要求越来越高。目前,环境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环境权写入《宪法》,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立志于使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如法国政府内阁会议曾于2003年6月25日通过了关于《环境宪章》的宪法草案。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美国第九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被否定或被贬低。”“宪法第九次修正案被认为是包含公众免受不合理的环境质量降级的权利。”从上述不难看出,循环经济所体现的宗旨,在宪法中是有切实的依据的。同时,在制定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普通法律以及除普通法律以外的法的其他形式时,必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二、借鉴国外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环境破坏问题严重的国家。发展循环经济起步较晚、理论研究也较为薄弱。要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模式、构筑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就需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少走弯路。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循序渐进;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一般。我国循环经济立法体系框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第一层面的基本法 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作用极大。客观上需要从全局的高度,制定一部能够统揽全局的、带有基本法性质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明确各级政府及其管理部门发展循环经济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全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和方向,利用政府强制管理的“有形之手”与发挥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的共同作用,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根本上保护和改善环境,是一场经济、环保和社会的重大变革,需要权威的法律手段作为支撑、保护和引导。因此制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法是十分必要的。从这一层面来考虑应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 (二)第二层面的综合性法律 目前,我国现有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许多属于综合性质,不少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制定的。当时的立法目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色彩,以环境污染防治为核心的环境法体系在环境管理机构设置、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重污染防治规范而轻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缺陷,因此对这些法律法规应及时修改,适应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 (三)第三层面的针对各种产品性质制定的具体法律法规属于第三层面的立法问题,如主要工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废包装、废塑料、废玻璃、废旧家电、废旧电子产品、建筑废物、厨房垃圾、废旧汽车及其配件等大宗废物的专业性循环利用问题,既属于企业层次上的问题,又属于区域和全社会层次上的问题,现行的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缺乏系统和综合性的解决机制,要加快制定针对各种产品性质、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法规建设步伐。 三、通过立法,建立约束激励机制 (一)通过科技立法,促进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政府应切实发挥建立循环经济型社会的主导作用,开办各类研发机构。除了发挥政府办的研发机构“国家队”、“主力军”的作用,从事多方面的研发,特别是重点攻关项目的研发,还要鼓励、引导、支持民营机构的研发和企业的研发活动。研发机构的任务,就是从本地实际出发,研究和开发适用有效的可以替代传统做法的资源节约型的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产品,研究和开发使各类废弃物利用更充分、质量更高、附加值更大的新技术、新工艺。 各地政府不仅要为政府办的研发机构提供资金,而且应每年拿出资金,以课题招标的方式扶持民营研发机构和企业的研发活动。要依法保护研发机构成果的知识产权,同时通过科学教育、科学知识普及,进一步传播增进大众对科技的理解和参与,形成一个政府、产业、教育、学术、金融、民间组织及个人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的局面。 (二)建造绿色财政制度 购买性支出政策。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通过实际的绿色购买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例如,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的、通过ISO14000体系认证的、非一次性的、包装简化的、用标准化配件生产的产品。通过改变政府的购买行为,可以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从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财政补贴政策。政府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财政补贴的照顾,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同时,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政府对企业通过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可调动企业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指导整个社会资源向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 许可证制度。政府确定某一地区排污或排污浓度的总体水平,实现污染许可证的发放量等于该总体水平。发放许可证时,可结合企业现有排污情况,成比例缩小允许的污染物排放数量,超标部门给予经济甚至是法律的惩罚。 财政信贷制度。信贷制度是环境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根据循环经济的要求,对不同对象实行不同的信贷制度,即优惠信贷制度或严格信贷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对实施循环型经营的企业给予更加优惠的待遇,鼓励人们朝着循环型发展模式的方向去生产和消费。 完善现有税费制度。政府可以制订出特别的税、费政策。这一方面,国外同样也有先例。此外,如美国的税收减免政策、日本的特别退税政策,以及荷兰利用税法条款来推动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另外,发达国家还普遍采取了其它一些税收政策,如征收生态税、填埋和焚烧税、新鲜材料税。各级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通过实行“绿色税”等措施,利用政策导向和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公民自觉地为建立循环型生态社会进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 利用奖金等多种奖励手段。政府可以设立一些具体的奖励政策和制度,重视和支持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新性、并对企业有实用价值的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工艺、新方法,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来实现对污染的防治。如美国1995年设立的“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英国2000年开始颁发的JerwoodSalters环境奖。日本政府在许多城市设立了资源回收奖励制度,目的是要鼓励市民回收有用资源的积极性。为促使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日本大阪市对回收报纸、硬板纸、旧布等废弃物的社区、学校等集体发放奖金;并在全市设置了80多处牛奶纸盒回收点,以免费购买图书方式鼓励市民回收牛奶纸盒;对回收100只铅罐或600个牛奶罐的市民予以100日元的奖励。泰国曼谷市建立“垃圾银行”,鼓励少年儿童收集垃圾、分类装袋,并交由“垃圾银行”处理。“垃圾银行”每3个月计息一次,以铅笔、书本、袜子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利息,予以奖励。 (三)建立约束机制 政府优先购买资源再生产品。通过干预各级政府的购买行为,促进资源再生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占据优先地位。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有对使用再生材料的产品实行政府优先购买的相关政策或法规。联邦审计人员有权对各联邦机构的再生产品购买进行检查,对未能按规定购买的行为将处以罚金。在河北省的循环经济建设中,我们也不妨效仿这一手段,并通过立法形式加以巩固。 建立“一赔”、“二停”、“三分开”制度。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田为勇认为,要建立“一赔”“、二停”“、三分开”制度“:一赔”就是建立公众的赔偿制度,公众可以直接将污染企业告到法院,用法律手段强制要求排污企业为污染后果赔偿,达到迫使企业整改的目的。“二停”是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一停企业生产,停产整顿排污不合格企业,直到整改完毕;二停项目,治污不达标企业所在地的政府,一段时间内不准上新项目或者改造工程。“三分开”是对新建项目的环境管理实施评价与审查分开、评审与验收分开、审查与监督分开。此提议非常值得推行。 推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在污染问题上,推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要求凡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单位和个人,都要承担治理污染和赔偿损害的责任。通过实施这项原则可以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的责任心,通过必要的压力来推动他们积极探索治理污染的措施,把污染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要遵照谁开发谁保护原则,使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单位和个人都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从而使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两方面统一在相同的行为者身上。 经济法律论文:经济法律体系 内容提要：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 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 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论文:民族地区经济法律保障 在获得了政治上平等地位之后的中国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在经济上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伴随着东部沿海汉族地区在改革开放中日益兴旺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振兴经济、脱贫致富的意愿和要求日趋强烈。少数民族这种意愿和要求在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更完善化的经济条款，为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一、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内容 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确定了能够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体制，规定了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支持。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由国务院按照优待的原则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支持的项目，收入不敷支出的，由上级财政机关补助。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基数由国家机关合理核算或调整，从财政上照顾民族自治地方。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仍然困难较多，全国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民族自治地方很少，大部分民族自治地方都要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这种情况十分不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持的力度。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在全国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上级财政的照顾。”在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预算支出上，国家规定所设的机动资金和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的比例高于一般地区。为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十二条规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上级财政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用于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这些法律条款，从财政制度上保障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加强了国家在投资、金融方面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新内容。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国家根据统一规划和市场需求，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规定在重大项目中国家增加投资比重和政策性银行贷款比重，减少或者免除自治地方的配套资金。在金融方面，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需要，第五十七条规定：国家“综合运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金融扶持力度。”规定金融机构重点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符合产业政策的资源开发项目，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对合理资金的需求。国家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信贷投资。第五十八条还规定：“上级国家机关从财政、金融、人才等方面帮助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组织和鼓励民族自治地方与经济发达地区开展经济技术协作、人才交流和对口支援，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 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加快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法律规定。其中第六十九条规定：“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应当从财政、金融、物资、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帮助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困，实现小康。”关于开发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的利益分配，除了原有规定的在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当地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的条款外，新增加了“国家采取措施，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的规定，以法律保障资源产地的利益，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缩小民族间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各民族强烈的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完善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突出了关于经济体制和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和帮助方面的内容，这是由于我国当前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是少数民族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之后，迫切要求经济社会繁荣兴旺，实现各民族在物质生活上共同富裕这一强烈意愿在法律上的体现。 由于自然地理、历史发展、人文条件的差异，我国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生活在偏僻遥远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干旱地区和高寒山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恶劣，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生活艰难贫苦，与生活在平原、坝区、丘陵地带的汉族相比，物质生活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经过改革开放，东南沿海和其他自然条件较好的区域已经首先富裕起来，少数民族地区虽有发展但仍然比较贫困，与东南沿海和其他汉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差距拉大了。如广西1999年农村小康综合评分，以小康水平为100分，桂东南地区已达89.32分，桂西北只达73.11分，差距为16.21个百分点。这种状况说明，我国各民族在政治上实现了平等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凸现出来，成为新时期主要的民族问题。 纵观当代世界风云，民族问题依然纷繁复杂，民族矛盾尖锐突出，民族动乱此起彼伏，民族战争时有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巴尔干半岛，南斯拉夫的民族纷争愈演愈烈，最后爆发了民族战争，加上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对南斯拉夫狂轰滥炸，使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之后，又遭受了惨重的民族灾难。在眼下的中东，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激烈，巴以冲突时断时续，战火硝烟弥漫约旦河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毁灭于枪炮声中，血雨腥风，生灵涂炭，虽有国际社会多方斡旋，和平进程仍路途漫漫。就是在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民族矛盾和纠纷也复杂多变，许多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当今的世界风云说明，民族问题仍是世界的热点，处理好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福祉。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施行，就是党和国家从法制建设上解决我国新时期民族问题的根本性措施。在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不仅从法律上完善了我国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还特别注重经济问题，进一步完善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从法律上保障我国朝着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使我国少数民族要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强烈意愿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 国家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经济条款、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大机遇。 西部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了高山族、畲族、黎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和锡伯族是东部地区的世居民族外，其余48个少数民族都居住在中西部地区，锡伯族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居住在新疆。就是说，全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族体和少数民族人口都世居西部地区。与此相适应，全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也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中，全国5个自治区全部属于西部；全国30个自治州（盟）中，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属东部，湘西、鄂西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中部靠西的区域，其他的自治州（盟）都在西部地区；全国20个民族自治县（旗）绝大部分也在西部地区。换句话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占了西部的绝大部分国土面积。就是不属于西部的3个自治州，中央也规定其享受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所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大开发，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内陆边疆地区的大开发。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将在西部大开发中得到全面实施，少数民族实现共同富裕的意愿将在西部大开发中变成现实。 实施西部大开发，将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处偏僻，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缺乏发展进步的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的重中之重，就是逐步完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修公路、铁路，建设电网、通讯、广播电视等。如广西继南昆铁路通车、西南出海大通道贯通之后，在西部大开发的进军号角声中，仅次于三峡的龙滩电站上马，百色水电枢纽工程动工，贯穿大石山区的河池水任至高宁高等级公路兴修。这一切都将为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打下牢靠的物质基础。 实施西部大开发，将使西部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得到开发，形成能带动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如广西在西部大开发中，经过产业结构调整，丰富的水电资源正进一步得到开发，名列全国前茅的有色金属产业也在进一步发展，包括蔗糖、饮料、水果、蔬菜、药材、香料等种类的亚热带植物资源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山区的各种土特产品将发展成为诸多特色产业，就是雄伟秀丽的山川河湖、浓郁多姿的民族风情，也正在成为发展旅游产业的宝贵资源。随着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变成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梦想将变成现实。 实施西部大开发，还将使民族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教育、科技事业得到大的发展，不断提高各民族的素质，为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繁荣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出优秀的劳动者和各类人才。 总之，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将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科学发达，山川秀美。这样，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就会变成现实，各民族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繁荣的意愿就一定能实现。 经济法律论文:市场经济法律机制 目前，人们从纯经济学角度关心和讨论市场经济的热情与日俱增。然则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它的法律表现形式究竟是什么，却很少引起普通的重视和足够的注意。本文拟就这个间题略陈管见，敬祈方家正谬。 (一)关于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 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赖法律的确认和保障，这是“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的必然。因为交易制度是经济过程的中心制度，按照市场共同规则的要求，用一定法律形式将它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恰恰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性要求。换句话说，完善市场机制和实现经济关系法律化相伴而行，互为条件和依归，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质的规定性。 历史告诉我们，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选择民法准则作为反映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律表现形式，用它来“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的过程。②罗马法是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可堪称为古代社会经济关系法律化最完备的表现形式.到了近代，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英国、德国和法国在确认和反映各自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时，情形就大不一样。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小资产阶级的和封建的社会的利益，简单地通过审判实践的办法来贬低罗马法，或者把它的内容注入旧的封建法权形式之中，使之适合其普通法发展的需要;在德国，资产阶级依靠法学家的满口道德说教的帮助，把罗马法改造成为一种适应德国社会状况的法典，即卑鄙握凝的普鲁士国家法;惟独在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以后依罗马法为兰本，把新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翻译成司法语言，创造了《拿破仑法典》这样一部典型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这就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曾经描绘过的三个国家实现经济关系法律化的三种情况③。在这里，法律化表现的好坏之别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们的目标趋同.都要寻求新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的途径。 在我国情况不同，商品经济发展史作出的这种法律选择几乎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长时期内，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否认经济关系法律化的客观必然.直到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才认识到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提出我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而着手民事立法工作。但由于摆脱不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所“特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这种传沉观念的束缚，虽则《民法通则令也作为确认和表现商品经济的法律形式问世，实际上反映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要求是很不充分的。只是在党的十四大从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当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侄桔以后，人们才跳出商品经济形式姓“资”姓“社”的认识误区，毫不犹豫地接受法治经济的现实，承认经济关系法律化既是历史的轨迹，也是现代化商品经济共同规则的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不同于原来的计划经济，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还会出现摩擦现象，这就使经济关系法律化的客观进程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反映在法律机制上，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作用媒介也是市场，组织经济方式靠的是法律规范和竞争行为，而计划经济以国家行政权力为运行基础，主要媒介作用是计划，经济组织的方式则是行政命令和统制行为.因此，在权利义务关系与行政服从关系、法律机制与权力机制、竞争行为与统制行为之间不可避免发生矛盾和摩擦，使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过程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况。 第一，改革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关系日益形成互补或补足结构，且具有主动性和互动性的特点，由此决定法律所要调整的利益结构不是单一的和被动的，而是一个复杂的互动作用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运用平衡、补偿、分散和淡化等利益机制原则，以法律手段为中介，把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建立新的改革目标模式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按照法律化要求必须有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法律调整跟上。但在两种经济体制、运行机制换轨过程中，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方式将继续转变，市场调节功能在不同领域的差异将日趋明显，旧体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和范围还会发生，这就决定了围绕资源配耸和产业结构、利益结构必将出现许多向题，影响经济关系对法律形式的选择。经验证明.靠行政办法解决原来结构失衡、机制不顺、体制缺陷等问题是行不通的，而必须依靠法制，努力寻求保持市场机制与法律机制内在统一的途径，才能加快市场体制有序建立。 第三，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是靠改革开放、政策演变和理论突破而逐渐形成的，但对于民法是市场经济法律表现形式的机制这一点都考虑不多，社会普通流行的是“经济行政法”的观点，对商品经济的民法观却知之者甚少。实际情况是，市场发育过程中提出的许多法律问题，市场运行机制与法律表现形式之间出挽的许多矛盾，无一不促使我铂去寻求经济关系法律化的正常途径.这就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按照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要求重新端正我们的宣传重点、研究方向和立法思想，重新发现并立即恢复民法的威信。 第四，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化的必然结果，在本质上同商品经济没有差别，作为相互联系的概念和经济形式，它们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同一种经济类型罢了。商品经济强调为交换而生产，本质要求是产品必须按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平均生产要素的消耗进行交换;而市场经济强调的是用市场机制来配资源，核心内容是市场主体高度分散和自主，生产要素组合和利益资源分配都取决于竞争性的社会供求运动。但重要的是，都是“法制”经济，都要求用法律形式全面规范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则，以及全面规范政府的行为。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秩序，实质上又是市场法律秩序，其内在要求和组成部分就包含了“法治”，所以，实现经济关系法律化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它涉及现成法律形式和创制新规范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此法与彼法、国内民法传统与国外传统民法等等一系列的关系和问题，如果没有领导观念与领导行为、依法而治与法治目标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我们的努力就不会奏效，即使取得不少经济立法成果也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 经济关系法律化是法治经济的本质特征，这一点已开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起点和归宿，就是完善市场法律机制，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的宏观法律调控体系.基于这种共识，我们至少应该明确当前几项要求:①经济运动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充分运用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坚决实行企业破产制度，按照优胜劣汰、效益原则实现资溉的优化配里，进而由此探索怎样建立宏观经济法律调控体制的立法步骤，②加快政府转变职能的步伐，按照所有制现代化的要求理顺产权关系，还权与企业，激励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自动走向市场，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⑧针对市场流通客体日益增多、市场内容日益丰富多样、民事法律行为不断获得新的突破等情况，加快培育由市场组织体系、调控保障体系、法规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构筑起来的统一市场体系，并建立与深化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适应的法律保障体系，④确立民法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法、关系法、行为法和程序法和应有地位，对市场法律体系中民法与其它部门法律机制的关系做出理论和实践的界定，既保障民法机制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又补足市场经济法律调整的组织法和管理法，充分发挥其他法律机制的配合作用。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间题，就在于经济关系法律化不但要求建立和完善市场法律机制，而且也为研究和解决市场法律机制创造了有利时机和良好条件。 (二)市场法律机制的现状 现在，改革的目标模式已经明确，但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市场法律规则很不健全，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经济秩序巫需进入有序状态。主要表现是民法机制与市场、市场经济的法资源需要极不相适应，经济行政法立法发展很快但却缺乏科学性，政府的经济行为和法律行为过于行政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残缺不全，宏观经济的法律调控体制尚未最终形成，围绕民法机制考察，这方面间题很突出。 一、民法机制陈旧落后 民法是流通领域的法律制度。民法在流通领域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平等自由、等价有价为保护手段，以确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主体地位和人身保护，确认商品者的静态物权和动态债权为核心内容，通过反映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各种交换关系，保障民事经济活动主体的公平竞争，指导经济体制的改革，达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目的。这种功能发挥得好坏，又主要取决于民法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它们完善程度相适应的状况。 我国《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而党的十三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前后在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间题上新的重大理论突破，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作用大大增强所引起的许多新情况新间题，是为它所始料不及的。换言之，我国民法受市场发展过程中行政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较大，有悖于经济关系法律化的一般要求，整个机制是陈旧落后的。 l、我国市场是在“大计划、小市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主要依靠政府放松统制和运用行政力量组织推动这样两种方式、两条路子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同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发展的程度并无明显的必然联系。这就决定了我国市场法律机制(民法)一开始就具有两大弱点和特点，一是计划性很强致使市场体系被肢解，民法的作用只能是局部的;二是民法规范的单行机制多于总体机制，难以适应市场体系的需要，充其量也只能发挥局部的功能效应. 2、整个市场体系中各类不同市场的发育情况极不协调，尤其要素市场的发育远远滞后于各类商品市场，致使经济运动中不协调、低效率的状况也无法改变。因此，民法机制不可能配套发展，它在市场运行机制中的总体功能自然无从谈起。 3、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调节功能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差别很大，《民法通则》取代不了应有统一的和正常的民法机制的作用。统一的民法机制要求普遍适用民法准则，正常的民法机制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相联系，但市场又是垄断的和分割的，市场价格不放在首位，商品、资金、原材料和人员也不能跨地区流通，这就必然导致民法作用范围大大缩小并带有许多的随意性，民事活动中总是强制性规范多于任意性规范，而对体现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要约与承诺程度却毫无反映。 4、鉴于前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虽出现较大的波动，以政府或部门的支持和干预为背景的各种贸易战和封锁割据十分严重，这种条块行政分割现象不仅人为地分割了市场发展的合理区域性效应，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民法功能的发挥。 此外，市场经济一是开放的，市场经济法律机制也应该是开放的、甚至是国际化的，近几年来、商品经济发展给市场运行带来许多的法律间题，诸如经纪行为与、居间行为有什么区别，经纪人应有何种法律地位，怎样确定物权总体概念和界定各种具体物权，怎样实现产权制度现代化和国有资产的专职管理，如何对待不同物品所有权的风险转移，进一步设定权利的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规定默示条款的有效期限，以及如何建立市场的中介组织和自律组织等等，民法中概无反映，同世界经济运行的法律机制不相衔接。这也是一种封闭，说明我们经济立法的思维方式与指导方针更加落后于市场发育的过程，如果不大胆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陈旧落后的民法机制便无法改变，市场法律机制就不能现代化、国际化。 二、经济法与民法严重错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启动了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同步发展的客观进程。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改革与法制不可分割的客观必然性，同经济法制建设本身的内在适应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即表现为改革迫切要求对变化了的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甚至要求许多改革措施直接采取经济立法的形式出台，而改革的开创性质又难免导致发展中经济关系具有暂时的不确定性，传统观念也认为法只能是对稳定社会关系的反映，这就给经济关系法律化和经济立法进程增加了难度和障碍。可是“时不待我”，法制建设要为自己开辟道路，陈旧落后的民法机制又不可能提供现成的东西，于是经济法(经济行政法)应运勃兴。在现行立法中一开始就以占总数比重三分之一以上的速度递增着，这种立法步伐愈是加快，经济行政法规的数量就愈加明显地淹没民事法律规范，以致在整个经济法律体系中经济行政法与民法之间的错位现象便愈来愈突出。因此，民法作为市场经济选择的法律机制，它应有的核心地位被动摇了，本来面目被扭曲了，市场经济的宏观法律调控体制也就无从建立和健全起来。 我国经济立法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可以说是不可避免、不足为怪的。从历史上看，在古代诸法全体、重利轻民的条件下就存在大量行政经济法规，古往今来不乏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经验，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时期内搞的又是产品经济，所以在管理经济、调整经济关系方面始终是行政意志起主导作用，人们也已习惯并乐于用经济行政法的手段管理经济。从现实生活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遇到的新情况新向题层出不穷，客观上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要求比任何时候都迫切，而当时商品经济理论的重新认识刚刚被提了出来，民法虽已缓慢起步但有“私法”之嫌而发展艰难，刚刚恢复“合法”地位的商品经济也不允许自己作出法律选择，既为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所决定，又为前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计划管理的法制模式所束搏，经济行政法自然是先于民法而获得空前发展。从立法思想看，加强经济立法以保障建设和改革的夕}嘟秩序，不论巩固改革的成果还是体现改革的措施都需要以经济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突出加强经济行政法的地位与作用也极其自然。鉴于这几方面的原因，我国经济立法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即受计划体制的制约，民事立法的紧迫性被遏制，而经济立法的计划性极强，立法进程缺乏总体目标设计，专门立法欠合理有效的调控，经济法制建设的不平衡性突出;立法思想和指导思想未能及时适应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发生相应变革，没有把握民法这个纲，没有理顺市场整体法律机制中各个部门法的关系，使得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表现出非科学性.我国经济立法的这几个特点影响整个经济法制建设，不但阻碍了市场经济宏观法律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限制了经济法自身的建设。 三、行政法过多地进人民法领域 行政法与民法同属于国家的基本法，虽然两种法律手段的质的规定性不同，即各自的调整对象不同，当事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处理纠纷的程序不同，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相同，但它们都要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内容也都涉及权利义务问题，并且行政调整的社会关系中也有不少含有经济的因索，在这些方面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很早以前，行政法只是被当作私法(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公职人员和其他公民接受同一个法律管辖，享受同样的法律待遇，直到19世纪才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出现，进入20世纪后才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在我国，从重视行政法制建设开始即带有“行政至上”的色彩，具体表现是行政干预突出，行政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行政因素渗入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政府行为大量进入本来仅适 用民法规范的领域。由于行政权广泛而富于强制性，行政法和民法、经济法相互交叉，这种现象就日益增多.在前几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政府依靠行政措施解决市场疲软，清欠“三角债”，强化市场管理规则，保护严重亏损企业，解决资源配置和限制要素市场等等做法，无，不体现行政法进入民法领域的倾向。这种用行政隶属关系取代本来具有民法特征的相互协调关系，用行政规范取代适用民法、经济法规范的做法，既模糊了法律部门的界限，也把行政法自身发展引向了不确定的地步。在国外，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民法危机”或“行政法危机”，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了建立和完善市场法律机制，我们必须在行政法方面处理好两层关系。一是区别于经济法，应把立法的主要任务放在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上，从调整单纯的行政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出发，重点解决怎样用行政法手段确立行政的方式、方法和原则，以及制定依法管理经济的行政组织程序问题;二则不以国家权力随意介入民法调整的领域，用行政干预来限制民法机制的作用，影响经济法制领域各种法律关系的正常格局。只有民法和经济法、行政法在整个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体系中各就各位，在立法、执法各个环节做到有机配合和相互协合，才能共同对国家经济生活起到调整器的作用。 (三)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机制的思路 如前所述，“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实现经济关系的法律化，但我国现有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陈旧落后，承担这种法律化载体和形式的条件还远不其备。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体制，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大致说来发达国家一般采取民商法调整体制，个别国家也有实行部门经济法(经济行政法)调整体制的，但对我们都没有直接实践意义的借鉴价值.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不能采用与原来计划体制相联系的经济行政法调控机制，且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又以公有制为塞础，所以采用发达国家调整经济关系的民商法体制也不完全适合国情，何况我国经济立法坚持民商合一的方针，这就更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模式。摆在我们面前唯一正确的选择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国情需要和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来确立我们完善市场法律调整的思路，切实解决好现代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的间题。据此，我以为必须重视下列几个间题.一、称皿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 首先，市场经济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法律作调节器，为自身的发展保驾护航，这同我们喜欢或者愿意用何种法律体制为它服务是不同的。前者是尊重市场经济的质的规定性，以市场经济固有法资源需要为前提，而后者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关系，以兴趣和爱好为出发点。正确的态度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要求是经济运行要以市场为基础，高度分散并自主的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竞争性供求运动来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和利益的分配，用市场机制来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方式。市场经济关系派生出来的这种法需要，以及它通过具体法律表现出来规范要求和行为模式，才真正构成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的客观依据。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史已反复证明，民法(民法和商法)作为市场的法律机制是商品关系的最佳选择。历史选择了罗马法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反映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法律形式，进入近代后又选择了《法国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完备法律机制。从“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到“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历史绵延两干余载，商品经济形式一直在发展着，但它自罗马法开始所选择的民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变，除了这种法律形式更加完备外，迄今各国法律都没有对它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虽然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但同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方法是相同的，因而离不开历史借鉴，选择民法作为市场、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是毫无疑义的.我们没有商法，但商法实际上主要是调整企业的组织与活动的那部分民法，而我们现有的经济行政法也恰恰部分地起到了传统商法的作用，所以建立民法为主的法律调整体制符合历史选择和现实的需要。 第三，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走向愈来愈清晰，今后市场组织体系必将是种类完备、布局合理和多层次的，市场调控保障必将是灵活有效和稳定可靠的，市场制度和法规体系必将是有利干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也必将是健全有效和分工明确的。因此，我们建立和完善市场法律调整体制的思路也必须是统一的和开放的，而不应是分割的和垄断的。这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行政至上”以及“以行代民”、“以行代商”的观念，实现立法思想向现代商品经济法律观的转变。必须看到，市场的法律机制与市场统一体系的发展走向一致，是经济关系法律化的定势。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市场经济应该选择的法律机制，是一个以民法机制为核心为主体的，同时又有经济法担配合，辅以必要的行政法，并以其他法律为适当保障手段的完整的经济关系的调控体制。这样的法律体制，能反映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克服以往选择法律模式过多地强调行政意志因素的弊端，避免凭主观爱好确定某种现成法律模式去规范市场规则和行为的做法。 二、加快完善民法机制的客观进程 我国商品经济形式正日益获得充分表现，市场主体类型日见其多，市场客体瞬息生变，市场内容(交换形式)愈加丰富，市场范围继续扩大，市场价格日趋放开，利用外资的步伐大大加快，参与国际市场已见明显成效，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在逐步形成。这种变化了的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经济关系，要求我们比以往更加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也为民事立法坚实了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民法的内容，扩开了民法的调整范围。因此，加快民事立法的客观进程迫在眉捷，已成为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调控体制的中心环节。突出需要的是: l、健全整体民法机制。为改变我国民法长期陈旧落后的面貌，必须从多方面作出实际努力，把局部机制变为整体机制。首先，应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避免国家权力随意进入民法领域，用行政手段取代民事法律手段的现象，防止继续发生“民法危机’，。其次，应从立法思想上理顺民法与其他经济立法、行政立法的关系，将经济立法重心转移到主要调整横向经济关系上来，以确立民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体制中的正常地位，恢复被人为地缩小和限制了的民法应有的作用范围。第三，应把握住民法体系的精髓是民事法律关系，积极创造民法获得独立发展的良好环境，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关系引起的各种民法向题及时作出调整。经过这些努力，保证民法整体机制的功能效应得以充分发挥一方面，将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形式的商品关系纳入民法调整范围，使其不得违反市场的共同准则，也就是民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体现我国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联系的本质特征，积极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恰当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手段，确保国家将民事活动管理纳入有序的法律状态。 2、完善民事法律制度。 (1)健全以法人制度为核心的民事主体制度。民事主体反映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在法律上的地位和资格，具有广泛性和平等性的特点。当前突出的间题是，多数国有企业以及仍然沿用国有企业管理办法的城市集体企业，还不能真正做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同“四自”要求距离很远.为改变现状，应积极创造贯彻《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外部环境，关键是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还权与企业，让企业自主自愿地走向市场而不是被“推向”市场。不这样，企业的法人地位就名不副实’，以企业法人制度为核心的民事主体制度就难以健全。 (2)建立我国的物权制度。物权法的实质在于确认生产资料与人的结合是社含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基本条件，反映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人对财产(物)的占有关系，因此是国家用来维护和巩固财产关系的一种重要法律形式，也是传统民法的一项重要民事法律制度。我国立法思想过分强调“物权”概念的阶级属性，强调它反映人与人之间对物的占有和阶级关系，不承认它是一个法律范畴，把承担揭示物权阶级内容的任务的民法等与民法规范本身等同起来，拒绝制定物权法律规范，以致《民法通则落只规定了所有权以及与所有权相关的其他财产权，而不规定要建立包括所有权在内的物权法制度。其实，民法调整复杂的经济关系不仅保护所有权，还要保护其他各种形式的物权。物权和债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两类财产关系，反映在民法中二著相联系又柑比较而存在，从来不可偏废取舍。改革中新的物校形式增多，扩大开放后适用范围愈来愈广，它们无一不与市场经济联系密切，且多数是在商品流转中依法移转所有权权能而发生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权的特征。但它们不同干所有权，这就需要物权概念加以概括，突出其各自的特点，以期同债权和其他民事权利区别开来。所以，建立包括所有权在内的统一物权法制度既为完善民法制度所绝对必需，又是适应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需要。 (3)统一我国合同制度。经济意义上的合同，原本是民事合同。我国为调整经济合同关系而制定的《经济合同法》将合同分为经济合同和民事合同两类，将统一的合同制割裂，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造成不应有的混乱。《经济合同法》以合同主体是否为法人当作划分两类合同的做法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因为合同主体只对合同关系的某个方面和个别特征有一定影响，但不能改变合同关系的本质属性.《经济合同法》把“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当作合同关系要素之一同样欠当，因为半lJ断某个具体合同是否有“经济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哪理解，靠含义极广的“经济”概念是无法推导出其特定含义的。《经济合同法》把“执行计划”作为区分两类合同的观点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是旧经济体制的产物，况且计划合同存在的前提与一般商品交换的前提无异，说到底还是民事合同的一种，我们必须摒弃“经济合同”的提法，彻底修改《经济合同法》，制定一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待民法典出台后将其列为相应篇章，成为我国完整民法体系一个组成部分。 (4)完善民法借贷制度.我国借贷关系的迅速变化，正推动着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在内的余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借贷资金和企业行为，是各种融资机构相互竞争、各种融资形式并存联系的市场，在我国更是政府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市场运行机制的市场.就其性质和特点而言，它是一般商品市场的主要后果.离开它就不会有活跃的市场经济。在我国，调整金融市场关系的专门民事法律规范迄今是个空白，巫需制定包括借贷主体法、借贷关系法和证券交易法等等在内的，能全面反映金融借贷关系要求的，体现市场法制宏观调控职能的、高层次和新型的民法借贷制度。 3、抓紧制定民法典。制定一部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是使我国民法既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要求，又符合国际市场通行准则唯一正确的决策。这样，我国经济立法才能“纲举目张”，推动经济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国家政治安定.社会经济条件极好，经济立法也已积累一定经验.民法学研究同样取得不少成果，还有国外民法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应该说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初步具备的。尤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立法思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明晰。新的民法典应是我国民族特色与全球意识的科学性和兼容性的统一，立法步骤适当超前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 三、协调健全和完善其他配套法律机制 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一样，完筱市场法律机制也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市场法律机制的整体功能仅仅靠民法是难以发挥的，必须要有许多法律部门的分工协作和密切配合;它离不开宪法的导向、刑法的保护和解决讼争纠纷的程序模式，更要有经济行政等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加弧经济法、行政法的宏观管理调控作用，始终是市场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首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纵向经济关系，它突出体现了我们国家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职能。我国经济法的数量居其他部门立法之首，但还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从长远看，今后应立足自身特定调整对象，把握纵向与横向关系的差别，重点是完善管理主体、管理对象和管理制度方面的立法，防止简单套用民法制度，造成经济法与民法错位，影响自身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理论建树。 其次，要正确区分行政法与民法、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按照政府转变职能和加强政府法制的要求，逐步健全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增加有关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行政行为法律化、行政活动程序化和依法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使行政立法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与经济行政立法相比，行政立法所占比重要小，但行政法进入民法领域的现象突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行政法调整对象中的纯行政因素的管理关系应变为服务关系，进而加强经济组织法(含行政监督法)和行政行为立法，以期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体制，并约束行政行为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搞好廉政建设。 第三，适应我国劳动关系的新变革，劳动立法应由单纯的管理型模式转向协商与管理相结合的关系模式，逐步使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走向合同化和标准化.当前迫切需要完善劳动工资机制，建立职工待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统一职工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劳动纪律和劳动时间等方面的法律调整，抓紧制定工资法、工时法、劳动保护法、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和社会保障法等。 经济法律论文:新农村发展经济法律保障探讨论文 为深入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践“三个代表”，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积极开展为“三农服务”，xx县司法局从3月1日开始，发动百名司法干警、法律服务人员，组成“送法入户”小组，深入到43个村，近万户农户家庭，开展“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经过为期一个月扎实工作，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的法律意识大为增强，实现了由尚未涉法—初步涉法—积极学法的转变，现大多数农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广大农民、村基层干部的法制观念普遍提高。 （一） 适应农村特点，贴近农民生活，在活动形式上求新。 一是多种宣传方式交叉使用。我们采取了标语、横幅、墙报、电台现场直播，家庭法律咨询、村民代表、村干部座谈会、法律讲座等多种手段，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广泛发动宣传，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 二是实行“三个结合”，围绕一个“送”字，借助一个“谈”字，着力一个“引”字。针对农村村民居住分散，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各自为阵”、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送法入户”小组人员按照“便民、近民、利民”的方针登门到户宣讲，一个月下来，他们走遍了43个村、215个自然村，为近万户农民送去一本“乡土普法教材”（农民学法一百问），每深入一户农家，与农民朋友坐下来谈心交心，以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和掌握当前农民增收创效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过去、现在有无涉法问题，如何解决；对农村弱势群体，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援助；对目前法制建设和“四五”普法教育方面有何想法和建议。在一问一答中，引导农民学习了与农民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第一，涉及农民费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第二，涉及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第三，涉及农民之间交流的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通过与农民朋友零距离的调查走访、交流，搭准了农村干部群众需求的脉搏，找到了普法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普法“空对空”、农民不想学、用不上、效果差的问题，使“四五”普法工作更具生命力。 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广大农民法律素质、民主与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我县农村涌现出爷孙同学、母子互教，夫妻竞学的喜人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主与法治建设，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活动本身。 1、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心贴近了。以往，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搞“法律政策封锁”，实行愚民政策，怕农民懂法，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减负、税费）的政策法律，加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我县通过送法下乡活动，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法律政策亲手送到农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钱，还登门到户宣讲，使农村干部知法、懂法、依法办事，使农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无形中拉近了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距离。 2、深化了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农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础。以前，各村均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议事只讲个“理”。自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对照法律读本进行修改、完善，现在村民议事先要看看是否合法。东屏镇搞卧龙水库开发，涉及征地拆迁农户300多户，该村农民通过学习《土地法》，能够按照法律程序，与镇政府办理了拆迁补偿公证协议，并根据《土地法》有关规定领取了征地拆迁补偿费，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发生一起重大矛盾和纠纷。 3、提高了广大农民的依法维权意识。通过“送法入户”活动，使广大农民进一步增强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石湫镇明觉村村民张某与薛某因相邻权发生纠纷，张某将薛某一家三口打伤，要求张某赔偿，张某不同意，薛某准备召集家族人员几十人采取报复行动，向张某讨回公道。在“送法进农户”活动中，通过宣传教育，使薛某知法、懂法，并打消了这一念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纠纷。 4、增强了基层干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村里遇到重大的事情，都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 5、有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把法律交给农民，农民掌握了法律，将之变成生产力，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变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强大武器。“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共为全县近万户农民送去了法律读本，开展了10多场法制讲座，采用了以案释法方式向村民讲解了有关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财产权利等方面的法制案例，村民们深受启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高。现在，农村中赌博、打架斗殴等违法现象大幅度减少，遵纪守法“文明户、光荣户”在提升，涌现出各种经济类型的专业户、重点户等一大批新型农民。 （二） 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农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也暴露出农村普法存在的难点：1、一些农民自身的思想惰性、事事求稳不求革新，宁愿吃亏只求平安的处世态度，2、一些基层执法者素质不高，执法违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现象突出，对农民理解法律精神和内容形成错误引导，使农民对法律功能和法律价值形成错误评价。从而导致农民法制观念淡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农村，农民发展经济更需要法律作保障，农民呼唤法律进农家。当前有必要把“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向我县各镇、村、各部门全面推行，趁热打铁，巩固前阶段取得的成效，整合全县司法、行政、执法等部门的力量，形成覆盖全县农村的普法活动网络，并结合我县农村工作、生活实际，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该项活动有序进行和顺利开展提高保障能力。 一、建立领导机制。“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是我县一项社会性系统过程，必须按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开展工作，做到领导到位、制定措施、精心组织、严格检查，依法积极推行。 二、建立目标责任制。有了目标才有了工作方向，“送法下乡”活动的全面推行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必须建立科学的目标体系，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责任书的各项指标要科学量化，明确考核办法，将考核结果与单位、个人的经济利益、政治荣誉挂钩。 三、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法制局、普法机构的作用，搞好规划，拟定措施，建立检查、考评制度。由人大、法制局、司法局牵头组织检查，定期或不定期对各村、各单位的送法入户工作进行检查或抽查。科学地评价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不断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文明监狱狱政管理标准论文 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现代化的监管改造设施和健全的狱政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改造的社会主义监狱。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以良好的狱内监管秩序和改造环境及有效的狱政管理活动来保障。 一、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具体内涵 标准化是近代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和现代化生产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并且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美国人泰勒在1911 年提出了以标准化为基础的科学管理方法（亦称“泰勒制”），其主要内容是：工人利用标准条件，根据操作标准进行标准作业，完成按标准时间计算出来的生产定额，超额者奖励，完不成定额者受罚。“泰勒制”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效率和企业管理水平。当前国际经济领域流行一种说法：“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当前，标准化建设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标准化建设从工业领域向农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行政管理系统等领域拓展。 把标准化管理理念引入到监狱管理领域是一次重大尝试。推行监狱管理标准化，就是要依据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将监狱各项管理工作制订量化考核标准，建立和完善监狱管理工作的指标体系和标准化体系，把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融于实际工作流程中，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从而实现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监狱管理标准化必须体现以下特征： 1、科学性。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既是监狱法治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又是衡量监狱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参数。因此，在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中的各项标准，要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把能促进监狱管理、提高改造质量和强化监狱职能的最佳方案纳入标准中去，并随着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提高，使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始终保持科学性和先进性。 2、导向性。确立标准是监狱管理标准化的起点。标准一旦确立，就对监狱管理活动所指向的预期效果具有导向、激励和评价作用。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既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又是今后一个时期新的目标和要求，它通过总结过去的实践，设计未来的目标，科学地确定总体标准，分层次、分等级地确定各科室、各专业、各职位的分项标准，并以纵横交错的网络方式连结和协调总标准与分标准之间的功能，构成一个彼此协调、相互支持的标准系统和标准网络矩阵，引导监狱每个职位角色将注意力集中于实现标准上，使监狱的工作秩序、改造质量、管理效能和社会效益始于标准、终于标准。 3、实践性。在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全过程中，贯彻标准、实践标准是关键。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实践性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制定、颁布的标准必须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标准化的效果只有标准实施以后才能获得，没有付诸实践的标准只能是一纸空文。三是标准的准确性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才能不断完善标准和迅速建构标准化体系。如果实践标准的环节中断了，标准的循环发展过程也就中止了。 4、协同性。监狱各执法岗位彼此间纵横交错，构成监狱的动态工作系统。其协同性主要体现为: 一是制定和实施标准既要考虑和兼顾到各部门、各岗位的特点，又要从整体出发，建立起相互依赖和支持、整体联动和制约的群体标准化体系；二是监狱各部门和岗位的分项标准，都是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的组织部分，必须服务于总标准；三是要做好监狱各部门和职业角色之间的协调工作，合理地分解和量化分项标准，使所有人的活动都在期望的规范之中，实现管理标准化活动的同步化、和谐化与整体化。 5、权变性。在实施标准的过程中，随着主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监狱工作者要不断追踪标准，及时修正标准，使标准在反馈调控中日渐规范和科学。监狱各项标准只有通过不断的制定、颁布、实施、反复修订、再实施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最终形成真正科学严谨的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 二、 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的关系 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就是要通过强化监狱一切工作的法律、法规、工作制度或公认标准管理，在管理效果上实现监狱设施完善、装备先进、法制健全、执法公正、管理文明、改造手段科学、队伍素质过硬、物质保障有力。其基本要求是：监狱的各项工作依法依规制定建立相应的标准，严格按照标准管理。从哲学层面分析和考量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二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 1、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管理正规化是通过监狱各项工作的标准化运作体现和反映出来。离开了管理标准化建设，监狱管理正规化将成为空中楼阁；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的显现，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的。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升级在每个具体执法环节和执法管理流程的具体显现。 2、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切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管理标准化是从微观的角度，以监狱管理各个环节为着眼点，以推进监狱狱政管理、生产劳动、教育改造、生活卫生等各项工作标准化为着力点，通过制定岗位标准和工作标准，促进监狱各项具体管理环节的标准化进程。管理正规化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于监狱管理的整个领域，强调全盘考虑，从宏观的角度探索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 3、管理标准化 与管理正规化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量变，而管理正规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质变。管理标准化是管理正规化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是实现监狱正规化的有效途径。监狱管理正规化是旗帜，是方向，是管理标准化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达到一定程度实现质的飞跃就是实现管理工作正规化。监狱管理正规化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管理标准化的量变过程来逐步实现。 三、推进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具体途径 1、科学设置岗位是前提和基础。要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工作岗位设置标准化是前提和基础。换言之，要把警力资源配置从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才资源开发管理转化，做到人尽其才。要对监狱内部人力资源的获取、整合、激励、使用与增减进行统一管理，从执法管理岗位设置、岗位人员资格、工作内容、职责与权限、检查与考核等方面制定严格标准，特别是要量化工作内容，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考核和奖罚，以实现人力资源最大化。同时，要对专业技术岗位的层级、比例、结构、程序等问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科学设置，逐步建立与职务岗位相对应的岗位薪酬制度，完善警察津贴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警察的工作积极性。 2、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关键。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监狱管理标准建设的关键因素。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在监狱警察招录中，要结合警察队伍的现状，分析队伍结构的现实优势、潜在优势和存在不足，根据实际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需要，确定招录警察的学历、专业和技能。二是加大分类培训力度，完善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模式。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结合岗位需要和警察个体状况，建立警察个别培训教育档案，建立一套系统性、针对性、吸引力和强制性兼容的知识更新和技能培训制度，将“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归口管理、分级实施”的培训工作体制贯彻到位；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广泛开展业务知识和实用技能培训，着重培养警察的履职能力，实现警察队伍整体专业素质的跨越。三是建立健全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成长机制。建立健全警察岗位考核制度，将岗位考核成绩与年度评优、津贴发放、职务晋升挂钩；建立专业技术人才的正常晋升机制，建立专业人才库，逐步形成鼓励成才、促进成才的长效工作机制。 3、建立健全监狱制度体系是重点。所谓现代监狱制度，是指具有中国特色，以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与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相适应、相协调、相一致的科学文明公正法治的制度体系。监狱制度是一项政治制度，但同时它又是一项技术制度，体现的是矫正技术。健全完善监狱制度体系，能规范监狱日常执法行为，提供业务指引，使监狱警察日常执法行为在制度的允许框架内进行，树立法律的权威。一是建立监狱各执法环节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明确监狱每个执法岗位的工作标准，岗位职责、责任划分，使警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二是加强执法流程衔接制度建设。建立部门间和部门内部工作流程对接制度，建立单个执法环节的标准化结算制度和零违规操作目标责任制，确保执法链条的每一环都不存在违规操作、随意变更和变通的问题。三是加强执法流程监督制度建设。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保障机制，监狱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将会是一纸空文。因此，加强业务监督、层级监督、纪律监督和警务监督等各种形式监督的制度建设，建立全方位、动态的监督体系，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确保执法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从而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4、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是手段。监狱每个执法环节标准化是整个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的组成元素。要实现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就是要通过对现有工作流程的梳理和工作流程网络信息化，实现工作条理的规范性及增加现有相关工作流程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管理体制。一是流程的汇总与补遗。采用较适合宏观层面的完备性检查法和较适合微观细节层面的逻辑性分析法，对每个流程进行检查、分析，发现流程不全、尚需要补充细化的，要及时与业务部门联系，回溯补遗。二是流程的对接与整合。梳理工作应从内而外进行，先在每个部门内部进行流程的对接，之后再处理各部门间流程对接的相关工作。从业务流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分为串行流程和并行流程两类。串行流程的特点是一个工作节点连接的对象是唯一的。以减刑假释程序为例，从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监狱长办公会决定、人民法院裁定的过程，就是一个串行流程。而并行流程的特点是所面对的节点对象是多个，例如，生产现场执法管理环节的参与人员不是一个人，任务分配面向的流程就是一个并行流程。当然，执法管理工作流程可能不是完全串行或完全并行，有时会产生某个阶段是串行而另一个阶段是并行的混合情况。因此，在流程对接工作中，较多地会涉及两类流程节点间的处理，即串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和并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实现执法管理环节与另一执法管理环节“无缝对接”。三是流程的监控和查询。每个工作流程结束后将自动归档，经过授权的相关人员及操作人员可以检索和察看已经发生的工作流程。所有工作流程的发起者将在整个流程的流转过程中随时看到流程进程的位置，并且还可以看到所有已经完成操作的角色和他们的动作，也就是说流程发起者可以对整个流程的处理过程作以监控，实现工作流程的透明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现代化论文:民初法学教育和法制现代化 近代新式法学教育自清末兴盛后,到民初仍沿着强大的惯性在运行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所不同的则是将法政学堂改称为法政专门学校。这一时期新式法学教育潮流的激荡起伏、奔腾分衍,不仅表现了民初社会政治法律发展对教育变革的急切呼唤,而且也折射出志士仁人对法制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是近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下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对我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民初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民初,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转变。在辛亥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既继承和发展了清末学制的合理部分,又批判和改进了它的不合理部分。经过此后逐步深化的教育改革,1922 年诞生的新学制———壬戌学制, “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1]由于民初学制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先天不足导致理工类生源奇缺,文科类却因政体变革的特殊需要形成法政专业的一枝独秀。其发展之迅猛,与清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唯法政专门教育。尝静验之,戚邻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2]黄炎培的这番话生动地描绘了民初法学教育遍地开花、盛况空前的局面。据统计,1916 年8 月至1917 年7 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65 所,其中法政科就高达32 所,占49. 2 %.[3]与此同时,为适应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法学高等教育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中,高等学堂被改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4]为宗旨。其中,法政专门学校得到了充实,分为法律、政治、经济3 科。但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初法学教育的兴旺仅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其教学质量却相当糟糕。当时各地法政专门学校承清末旧制,多于本科、预科之外办有别科,还有不设本科而专设别科者。从民初教育部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法政学校泛滥的程度相当严重。例如广东省的法政专门学校“多办别科,有本科者殊少;且学生程度亦参差不齐,非严加甄别,恐不免冒滥之弊。”[5]民初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与其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定相违背,严重制约了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针对民初法学教育貌似繁荣实则混乱的办学局面,1913 年10 月,教育部下令法政专门学校应注重本科及预科,不得再招别科新生,该年11 月,又通知各省请各省长官将办理不良的私立法校裁汰。1914 年9 月,教育部又责令各省将严格考核公立、私立法政学校。在政府的严令限制下,民初法政教育“遂若怒潮之骤落。其他专门教育机关,亦多由凌杂而纳于正规。”[6]1916 年,法科专校已降至学校总数的42. 1 % ,学生数降至55. 7 %.[7]尽管如此,法政学校的数量仍高居各种专门教育之首。 民初法学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一枝独秀不是偶然的,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原因: 1. 民初政治法律制度的革新迫切需要新型法律人才。民国肇建,百端更新。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后,迫切需要对在职官员进行法律培训,使各级政府人员更新旧有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和文化素质,从而征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新知识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在订定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法律的高潮中,更迫切需要从西方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理论依据,急需大量的法律专门人才。可以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是民初法学教育兴盛的根本原因。 2. 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推动。民初法政专门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之人才”, [8]但由于法政学子入仕做官具有相当的优势,众多学子受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淫浸,出于功利考虑,竞相投身其中。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学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9]民初北京政府鉴于“改革以来,举国法政学子,不务他业,仍趋重仕宦一途,至于自治事业,咸以为艰苦,不肯担任”的现状,提出“法政教育亟应偏重造就自治人才,而并严其入宦之途”的整顿方针。[10]显然,民初法学教育兴盛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3. 法学的学科特点,为其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民国肇始,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若兴办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现有师资、校舍和实验仪器设备根本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而开办法政专门学校则不然,所需经费较少,不需多少仪器设备,校舍可因陋就简。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法政学校与理工类学校不同,其主要靠 教师之口授和私室之研究,每班人数略多也无妨。 加之,在自清末兴起的留日热潮中,大部分留学生进入的是法政类学校,其中一部分已学成回国,此时比较容易凑齐办学所必需的师资队伍。这些都为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兴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上所述,由传统律学教育向现代法学教育的转化,是民初社会转型的本质要求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潮流。同清末相比,虽然民国时期无论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制度、教育规模、学科标准、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但法学教育仍过度膨胀,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此外,民初法学教育的大发展,虽与近代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总趋势相符,但也折射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失去作用。中国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必将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的转型过程,其对民初法制现代化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二、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推进 从总体考察,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正在兴起中的法制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这是它的积极方面,也是它的主流。这主要体现在: 1. 民初法学教育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并培养了一大批新型法制人才。民国建立伊始,孙中山就明确指出:“现值政体改更,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11]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和量多质不高的问题,但也有部分法校办得卓有成效,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近代法律知识的人才。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骤然勃兴,对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生长,促进了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末新式“学校的种种办法与其课程,自然是移植的而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西方文化的逐渐认识,社会组织的逐渐变更却都植基于那时;又因为西政的公共特点为民权之伸张,当时倡议者为现行政制的限制而不能明白提倡民权,但民权的知识,却由政法讲义与新闻事实中传入中国,革命之宣传亦因而易为民众承受,革命进行亦无形受其助长。所以西政教育积极方面最大的影响,第一是西洋文化之吸收,第二是中华民国之建立。”[12]而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原以癸卯学制为蓝本,自然民初新式法学教育也继承和发展了对西方法文化传播的传统。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对中国社会法律知识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民初法学教育促进了法制建设,推动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清末,以日本学制为楷模而订立的癸卯学制,已在法律形式上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民初法学教育则进一步深化了从清末开始的法学教育改革,批判和改造了它的不合理性,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合理性,充实和发展了清末法学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在西法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洋法学对民初法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民国仅仅继承了大清帝国为数有限的法律文献,而又无法读懂西洋法律书籍,这便很自然地转而求诸日本人大多以汉字写的西洋法律着作??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例??学校所用教材的70 %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13]由此,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加快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律制度的建设和西方法的移植。 3. 民初新式法学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立法,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现代化。民初政策的制定者和法学教育工作者继承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传统,大力引进西方法学教育制度,推动了教育立法。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14]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3 年1 月,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15]法科又细分为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三门,并详细拟定了各学科的学习科目。自此,大学学科门类有了比较完整明确的划分,课程设置的规定也大体适应甚至个别超前于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针对私立法校办学质量的低劣,1913 年11 月,教育部又为此专门颁发了《1913 年11 月22 日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办讲习所》,[16]进一步调控法学教育的规模,整顿法学教育秩序,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 民初法学教育立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适应了民初社会生活及其主体的利益需要。在新式法学教育立法的带动下,民初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涉及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的一批教育法规,从而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法律体系。其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对民初资本主义教育起到了确立、规范和积极推进的作用,为民国教育法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民初法学教育的勃兴及其立法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育转型的必然,是西方教育立法影响的结果,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历史演进现代化。可以说,民初法学教育及其立法活动,总体上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大趋势和教育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三、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生机。但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偏差,存在着种种弊端,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民初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造成教育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质量下降。民初法政专门学校数量居于专门学校首位,大约占专门学校的一半,其结果是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郭沫若回忆说,辛亥年间“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17] 据统计,1912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9 633人,而法政科学生为30 808人,占77. 7 %;1914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1 346人,法政科学生为23 007人,占73. 3 %;到1920 年,法政学校学生占全国专科学校学生之总比例,仍达62 %以上。[18]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使此时教育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法政学生相对过剩而其他门类毕业生相对紧缺。 民初法学教育发展在规模失控的同时,其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民初不少法政专门学校,尤其是一些设在地方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并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它们的创办多由利益驱动, “借学渔利者,方利用之以诈取人财。有名无实之法校,先后纷至。”[19]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泛滥的程度已相当严重,其教学质量自然毫无保证,结果使法政人才培养陷入到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2. 民初法学教育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致使仕途拥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的腐败。由于清末民初勃兴的新式法学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法学教育,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而在创办新式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只好照搬照抄西方法学教育模式。以民初学制为例,壬子—癸卯学制效仿德国,壬戌学制则承袭美国。人们满以为新式法学教育制度引进后,就能造就满足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法制人才,但历史的发展却告诉人们,西洋教育不能整体照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民初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建立新式教育后,其实际状况是:“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 ,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现。”[20] 民初刻意追求的新教育精神,受到了科举陋习的侵蚀。就民初新式法学教育而言,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人才”,但此时学生受“学而优则仕”的引导, “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亟亟乎力图“以一纸文凭,为升官发财”铺路。[21]因而民初“专门法政教育,纯一官吏之养成所也??萃而为官吏则见多,分而任地方自治之事则异常少见也”,[22]使得地方自治人才缺乏,地方自治事业难以推进。 为克服青年学生热衷仕途之弊端,民初规定对于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不得与以预高等文官考试及充当律师之资格”,[23]欲以此堵住法政学子进入仕途的通道,但收获甚微。据梁启超估计,民国初年全国“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24]其中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是求官大军中的主力之一。 为求得一官半职以遂心愿,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四处奔走,钻营请托。1914 年,北京举办知事考试期间,学习“政治法律者流咸集于各馆,长班颇为利市,考员亦复打起精神到处探询何人可得试官。”[25]大批法政学生跻身仕途,腐蚀败坏了社会政治,“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计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 综上可见,民初新式法学教育在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拖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后腿。这充分表明,民初法学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现代化论文:医院培养技术带头人,促进现代化建设交流材料 加强技术带头人培养促进医院基本现代化 近几年来，我们结合创建基本现代化医院，认真对照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市新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的意见，在县委人才工作领导组的指导下，我们切实抓好对培养对象的培养管理和考核，不断提高我院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了医院基本现代化进程。具体做法如下： 一、健全规章制度，形成管理体系。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重视了规章制度的健全，着力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培养管理体系。我们坚持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每一批培养对象首先与他们签订三年目标责任书，切实增强这些高级人才的目标责任意识；坚持档案管理制度，经常与培养对象联系，全面掌握他们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及其取得的业务成果和考核、奖惩情况，并做到将他们的有关情况及时存入其个人档案；坚持定期报告制度和领导与专家联系点制度。院领导与4名“××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建立了联系，经常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科研经费、科研设施等各种困难，使他们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充沛的精力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 二、重视宣传工作，营造双尊氛围。为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热情，我们着力加大优秀知识分子的宣传力度，认真组织实施了高级人才典型事迹宣传活动。全院高级人才，得到不同形式的宣传表彰，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都得到宣传报道，院部进一步加强与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单位的合作，明确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由他们派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同时利用《医苑之窗》特聘通讯员，组成宣传小组，配合做好宣传工作。通过这次活动，总结宣传了这些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的奋斗业绩，展示了他们在社会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投身于科研的工作热情。 三、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理论水平。我们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提高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为了切实提高学术、技术带头人的政治业务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组织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组织各类拔尖人才，包括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学习政治理论，进行了知识经济、医院经营创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知识讲座。通过培训，大家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促进找材料到文秘站网网上服务最好的文秘资料站点了观念转变。选送部分培养对象到外地参加业务进修、学习。与此同时，还组织培养对象报名参加与南大联合举办的研究生课程班，以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和业务水平。 四、落实上级政策，搞好优质服务。为加强对学科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和管理，尽量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促使其尽快提高学术技术水平，根据市、县两级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管理办法规定，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知识分子办实事、做好事，积极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财政确保津贴的发放，确保科技项目资助经费的到位。另一方面还坚持每年为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五、逐一对照标准，认真实施考核。自收到海委人才办20__5号组织“关于做好我县20__年以来确定的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工作的通知”后，召集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相关培养对象，专门开了会议，并要求各考核期满的培养对象，围绕《××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作双向目标责任书》履行情况，就政治思想表现、学术技术水平、主要工作成果实绩等方面进行总结。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培养对象的总结进行逐一对照评比，经过认真考核，4人在考核期内都能按照自己所定的目标，积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现代化论文:加强军队人才素质教育走现代化之路学习心得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军队的人才建设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军队各级党委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各类人才在军队建设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任何一级领导都懂得，事业的传承靠的是一批接着一批的人才群体。这些年来，我军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步伐，人才队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仍然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如相当一部分的中高级干部的科技文化素质、战略素质与信息化战争形态不相适应，特别是一方面急需的人才十分缺乏、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人才不断流失的现象同时存在，说明了在人才管理机制上亟待调整改革。 一、用系统的军事教育培养人，在教育的竞争中发现人才 最近几年，随着社会事业的进步、征兵制度和军官来源的调整改革，初级军官的科学文化基础状况已得到很大改观。但是，军事教育的整体情况并不乐观，中级和高级军事教育存在着短期行为与互不关联的状况，应当进行必要调整，形成与社会教育相衔接、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军事教育体系，使不同层次的军官都具有坚实的军事基础素质。无论是指挥军官的三级培训，还是技术军官的两级培训，都应既与军队基本结构相符合，又与人才成长规律相适应。 在基础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与刻苦精神，这是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在应用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将知识与实践结合的能力，也可以看做是接受社会知识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素质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在高层次教育（如战略）中的情况决定了人才发展的最大或最后空间，或者说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与军事舞台上所能表现的最活跃、最精彩的结果。所以，在各个层次的学习情况是衡量人才质量的第一个指标，学习成绩或学习能力不好的人，不能成为培养的重点。 在初级教育的改革中，重点是解决科学文化、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的扎实程度和系统性。在进入军官队伍的门槛后已经解决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军事教育主要应解决好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由于初级教育是打基础的阶段，所以在教育中的目标不宜定得过高，只有少量的淘汰或决定其仅能从事初级职务即可，给更多的人以平等发展的机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军事基础教育时间短，培训效果达不到部队官兵的期望值，形成了新任军官以自身的弱势状态起步，不仅使一些很有潜力的人从此丧失了进步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即使是以后发展成才的人，也始终存在基础知识薄弱和技能不扎实的问题。 因为能够进入中级教育的人已是经过逐级筛选的优秀的初级军官，培训的对象和目标一是担任师团级指挥员或中层管理人员，二是产生一批将来能够担当重任的精英，所以在中级教育中，重点是扩大学员的知识面，不仅要学习新的军事与科技知识，还要学习战略知识，提高思维层次，具备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能力。对这一层次的人在普遍解决军事硕士学位的基础上，鼓励其争取博士学位或社会学学位。在全方位的考察检验中，一批综合素质极佳的人才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军队建设的中坚骨干，也是可以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力量。对这一批人要冠以荣誉或称号，作为在今后的任职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并优先培养使用的依据之一，也是选拔担当重任者的必备条件。我们现在中级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培训的性质与种类不稳定，时间太短，所学的内容有限，学习和任职使用脱节，在一个军官成长进步的过程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高级教育是进入重要领导岗位的最后一道门槛，应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进行系统扎实的战略学习，时间不少于一年，学习成绩的优劣决定他们是否具备晋升的资格，这样就可以保证我军的高级军官都能够用本文//新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履行新的职务，在战略层次的工作得心应手。二是用多次短期轮训的方式集中研究重大的国际、国内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达到统一思想、集思广益、找出对策、减少失误的目的。 二、用丰富的工作经历锻炼人，在多种岗位的能力积累中选拔人才 最近几年，军委总部积极推行干部交流使用，这项措施在锻炼干部、提高军官素质以及加强风气建设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干部交流能够更加完善、更加持久地坚持下去，主要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形成规范的干部交流制度，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干部交流实行了几年的时间，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完全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规范干部工作。这个制度要明确，交流的对象不仅是提升的人，也包括平职调整的人；交流的时机为任职二三年之间、并不得高于三年；交流的层次要降低，交流的范围要扩大，其中排职在团、连职在师、营职在军、团职在军区、师在全军交流。通过交流不仅开阔干部的眼界、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消除经营小圈子的不正之风。二是建立单位人员结构标准。无论是机关还是部队，现在综合性、合成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对每一个单位的人员各种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各个单位根据年龄、专业和来源等理想的结构标准决定人员的进与出，不仅能够保持良性循环，还与培养人的工作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三是将任职经历作为一个干部的可视化能力与晋升的资格。作为任何一级指挥员，都应该要求其具有下一级或下两级岗位和机关的任职经历，这样就提高了胜任的概率，也明确了干部成长进步的导向。一个单一经历的人难免存在能力的缺失，要胜任新的职务总需要一个补课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造成工作的损失，把人才的进步放在工作成本的增大或不必要的付出上是不明智的做法。为了保持工作（或战斗力）效益的稳定或将损失尽可能减到最低，其主要措施就是丰富军官的任职经历。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的是使每一个主官都是多种任职经历，并且把任职经历作为晋升的重要条件。 三、用完善的考评机制检验人，优先提拔使用在各方面都得到优异结论的人才 现在有很多干部怕交流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权威的干部考核制度。一个人年度工作的状况、在一个岗位的业绩只是在小范围内知晓，而且与提拔使用、个人进步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换一个单位则可能荡然无存，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因此，干部制度完善的重点内容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这个机制应能够对干部一年中各个方面的情况（其中主要是能力和业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评价的结论来自多种途径，其中上一级主官评价以及下一级的综合评价应占主要份额；要能够将几年的情况综合成岗位的任职结论，这个结论能够在同等级别、资历的群体中进行比较并产生优秀分子。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对每一个人的评价结论都由众多人的意见集中后形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可以遏制将干部的命运过多地集于主官手中而滋生腐败的情况。每一个人都具有评价其他人 的权利，实现了优秀人才在群众的监督和培养中产生，实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实行计算机管理，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偏差，增加公信度。这是一个减少领导决策负担而又没有降低领导权威与责任的机制，能够让领导干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主要工作上，无需为用错人而担忧。 四、通过重要的事务看本质，确保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才让党和人民放心 在干部队伍中，爱学习、勤奋工作、待人诚恳、有熟练的专业技能的人很多，但是，如何在平凡的好人群中，选拔出真正的优秀者确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看似众多的人群，从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事业型、职业型和利益型三种。其中事业型的人，其特征是具有远大的、明确的目标，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有在任何条件下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是我们选拔人才的主要对象。职业型的人，稳定和平常的心态为主要特征，是一个为数较多的群体，既可以通过教育把其中一部分人引导为事业型人才，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一些暂时的困难和不顺而走向滑坡甚至堕落，所以这些人应当是主要的教育对象，也是优秀人才的储备队伍。利益型的人，没有理想和志愿，明确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无论利益的大小都会不择手段地摄取，因此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对各种私利的贪婪性，以及手段的隐蔽性、多样性、欺骗性。对于这种人，各级领导和机关应予以注意，不能让其进入关键岗位，不能给其更多的权力。 区分这三种并不困难，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是两种。一是根据对工作、对事业的态度来判定，通过在作战、抢险救灾、职务变动、生活环境变化中的表现，是主动还是被动、是乐观还悲观、是有所作为还是仓促应付，基本上可以做到一目了然。二是看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对待个人利益的态度、个人财富的占有程度与支配的方法途径。这些问题看似凡人小事或个人隐私，但却反映了一个人的本质，留心一下不难掌握，完全有可能列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条件。 选拔优秀人才必须抓住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求实的作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一定是经过多种环境选拔、锻炼和考验的干部，一定是让党和人民放心的、让广大官兵尊敬的精英分子。 五、建立让优秀的人才优先得到提拔任用的机制 为了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必须采用把学历及成绩，经历及业绩（立功受奖）、年度综合考评的结果（历年累计）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基础条件，再与新的单位人员结构要求和岗位任职标准结合起来产生人选的方法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做到科学公正，降低用人失误，还可以对军官个人的成长进步起到明确的导向作用，对避免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和预防腐败也是治本的硬措施。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在干部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机制一经建立，不仅可以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军队建设的发展，而且对其他方面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大大增加，是杜绝不正之风的利器；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落实，提高党建工作的活力；把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多地用在作战能力的提高上；对军官成长进步的导向作用最为明显，每一个人进入军官队伍后既可依此为自己设计出一条明确而又理想的发展之路，同时又可预见到几种可能的人生结局，因此成为对官兵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是军队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也是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论文:探析公司现代化经营体制的构建 证券公司是服务于证券交易活动双方的组织,当前我国已经建立的很多大型的证券公司、商务大楼,这些对于证券行业乃至金融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促进作用。在沿用早期经营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传统模式的不足之处。因而,构建“现代化”经营模式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一、传统证券经营的成果 早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社会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而证券作为新兴金融行业的代表,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虽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也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价值。早期证券经营的成就包括: 1.效益增长。与银行相比,尽管证券公司出现较晚,且在社会群众的意识中较为陌生。但经过5-10年的经营改革,“证券”开始被人们所熟悉,大量的投资者开始加入到证券投资行业[1]。证券交易活动的广泛开展,为金融行业效益增收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2.持续经营。国家为了保证证券行业的长期经营,制定了许多有助于证券公司发展的法律,其中最为着名的则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证券法》,该法律的颁布为改革开发之后的证券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了证券公司经营至今的一个关键的法律保证。 3.扩大就业。在证券公司经营的同时,其必须要招纳相关的人才致力于公司内部建设。公司“人才引进”计划实施之后,相对增加了社会就业人数,为那些经济专业人员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从现在看来,公司在聘用人才之后给自身带来的利益是相当可观的。 4.跨国经营。这里提高的跨国经营实际上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想象,这主要还是由于早期我国的证券公司依旧持续着“封闭”状态。在为数不多的世界经济交流活动中,证券公司开始认识到走跨国道路的意义。虽然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在理论上的构想为现代证券跨国打下了基础。 二、现念发现的问题 长时间的摸索、尝试之后,我国对于金融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回顾早期的证券公司经营方法,笔者发现了传统证券模式中的诸多不足之处,这对于未来高层次的经营战略创建是很不利的。 1.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是现代金融行业提出的新概念,其旨在强调把“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产业联合起来经营,实现业务、交易、经营上的往来,让所有的金融机构实现一体化经营。很显然,这种混业模式在传统的证券公司经营中几乎没有实施。 2.市场范围。改革开放之前的证券公司只重视于本国内的证券经营,对于进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未能正式考虑。世界是一个相互融合的“大市场”,每个国家之间需要加强证券交易往来,彼此之间才能发现经营优势。从现代市场理念看,传统证券公司没有做到“世界市场共融”。 3.分配制度。对于分配工作主要是指证券投资者们的收益分配,早期证券存在两方面的分配问题。首先,分配方式混乱,这使得证券公司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证券投资群体减少;其次,分配利益失衡,证券公司私自操作收益,收益分配达不到投资者预期。 4.资金收支。当筹集到一定的资金之后,证券公司不能对资金科学管理,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所有的资金都集中于证券这一个行业后,对于其它行业的收支会带来影响。且证券公司管理意识上的疏忽,造成公司内部资金没有充分利用,影响到了正常的经营计划。 三、构建先进的证券模式 经济全球化必将带动世界金融的一体化经营,针对这一未来发展趋势,证券公司必须要顺应时展潮流。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经济的机构之一,其应当从我国的金融行业为出发点,对当前的经营模式不断优化调整,创建出先进的证券模式来满足经济需要。 1.国际经营。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等诸多经济学理念的提出,足以证明世界各项经济都在走一体化模式,这也决定了我国证券公司必须要坚持“国际经营理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跨国经营指日可待。 2.产业升级。证券虽是金融业的分支,但当期发展壮大到特定程度后则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因此,证券公司应该做好产业升级准备,对内部经营结构不断调整,在人员、体制、管理上改进变动。 3.遵守原则。“原则”是证券公司经营中必须压坚守的,没有了原则整个经济行为就缺少了稳定性。公司在参与证券交易活动时,应该把“公正、守法、规范”等当做重要宗旨,所有经营活动以此为准。 4.管理体制。对于证券公司日常经营涉及到的各项问题加以管理,不仅可以严格控制经营活动,还能保证经营效率的提高。如:财务管理可降低成本,业务管理可增大收益等,都是管理中需要注意的。 早期的证券经营模式已经适应不了当前需要,“现代化经营”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为了满足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适应全世界金融体系的变动,证券公司必须要从早期经营模式中吸取经营,创建符合现代化需要的新模式。 现代化论文: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对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文章论述了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取向，不能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目标相混同；改革要兼顾机构改革与政治职能两个方面，使二者协同发展；目前改革的难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动，行政体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适度，改革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多阻力。对此，文章提出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对策，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进行。 【关 键 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决。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 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 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政变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 Kaufman:"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29 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 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 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发展展望与对策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主体，它包括价值观念现代化、思维方式现代化、心理结构现代化、行为方式现代化等。妇女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的现代化过程离不开妇女的发展。 妇女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妇女作为一个由性别分层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进行自我超越，追求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妇女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即妇女自我意识的高度觉醒，与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尊严、人格与价值，平等地参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务，发挥自己的潜力与才能，但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妇女发展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相对于男性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尤其是“男尊女卑”思想依然比较严重，阻碍着妇女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发展的追求，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现实生活中还得不到真正实现。一些发达国家的妇女发展道路也警示我们，现代化并不一定带来妇女的发展与进步。如在美国，妇女追求自身的独立自主和人生价值，年轻时就离开父母独立学习、谋生，婚后许多人仍承担社会职务。但这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她们中许多人牺牲家庭与生育换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中独身者迅速增加，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结果导致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而在日本，女性从学校毕业后暂时就业工作，结婚后便退职回家，专事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结果导致妇女自我价值被埋没，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这两种极端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也是不可取的。此外，目前有关衡量现代化的主要评价指标中，还没有一项能够准确地反映作为性别分层的妇女群体发展水平的。而一项未曾考虑性别因素的战略，往往会带来片面的发展和新的社会不公。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妇女发展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彻底解决。但是任何强调客观，甚至消极等待、观望、无所作为的思想也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必须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行动扎实推进妇女的发展。 一、要真正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各级党和政府是现代化目标、任务、政策的决策者。决策者的认识、行为和认同度直接影响着性别意识在决策中的位置和作用。决策者在制定法律、公共政策、方案和项目时，只有把男女平等作为参照值，充分考虑发展过程中将会对男女两性特别是对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造成的影响，才能使妇女的发展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应抓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将妇女发展内容列入现代化目标和现代化衡量标准之中。一要将妇女发展规划与现代化总目标以及各级有关现代化发展的子规划、公共政策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之中，加强性别统计、性别分析，以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二要将妇女工作真正纳入政府的职能之中，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实质性的妇女工作部门，更有效地承担起促进妇女发展的职责，改变目前各级政府虽然设有妇女工作机构（协调组织）而实际工作仍由不具备行政效力的群众团体——妇联来承担的状况。三要继续建立完善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坚持打击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为妇女平等参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四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法律的、行政的、宣传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消除“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影响，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五要关注和有效地解决妇女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如占妇女人口70的农村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权益保障问题，确保妇女参与国家和地方各级决策管理机构、平等地行使权力问题，妇女潜在的人才资源向显性的人才资源的转化问题，消除色情服务业滋长问题等等。 二、广大妇女要更自觉地参与现代化建设，以素质、作为求发展。妇女只有不断提高素质，积极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作出贡献，才能使自身发展获得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而未来的社会以知识为本，以能力为本，将为妇女创造更多更好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机遇。广大妇女要树立起自我意识、成就意识、成才意识、竞争意识，不仅仅把参与社会作为解决自身生存的问题，而且要把参与社会作为人生不断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善于自我设计，在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的基础上，有志于向更高层次迈进，努力做到在思想观念上不断更新，在志向目标上不断追求，在知识能力上不断充实提高，使自身发展获得持续的内在动力。 三、各级妇联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承担起推进妇女发展的神圣使命。要紧紧围绕“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职能，在四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要通过参政议政等渠道，更有效地推进男女平等国策和性别意识进入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各项决策之中，从根本上为妇女发展创造条件。二要进一步密切与各界妇女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加强对策研究，为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三要进一步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唤起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引导帮助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高素质，实现自我超越，发挥“半边天”作用。四要适应现代化需求，加强妇联的自身建设。以改革、创新、务实的精神，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妇联干部队伍，努力探索和改进新时期妇联的思维模式、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妇联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 现代化论文:我国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分析 [内容摘要] 我国宪法的现代化应当基于两个维度：一是针对原有宪法存在的问题，一是尊重宪法的普适性价值。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二是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人权 民主 价值 形式主义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宪政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 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 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 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 “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 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 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 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 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 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 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 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宪政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1、对人权保障作为宪法价值的一般考察 （1）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其经典表述是：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自近代以来，宪法在西方世界一直是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概念。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为我们建立起一套关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学说。同时，为实现人权保障价值，他们还绞尽脑汁设计出以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制方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特别是1791年获得批准的“权利法案”，使这套价值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制方案在北美洲率先实证化。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 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人权价值成为宪法存在的前提，法国革命者们情绪化地高喊：“无宪法，毋宁死！” 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都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作为宪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1946年、1958年两部宪法序言虽未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但都确认了1789年《人权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至此，“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美、法两国宪法极具示范效应，以人权价值迅速获得了普遍认同。到上个世纪，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 人权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170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 （2）近代以来中国接受宪法的直接动机是富国强兵，人权保障未成为宪法的核心诉求。 在中国，宪法是舶来品，对宪法的接受不是基于价值认同，而是别有原因。面对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先是在器物上感到不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举办洋务。及至中日甲午一战，洋务运动破产，人们才痛切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不止于器物，更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 “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 于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立宪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共识。1904年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 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 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也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清末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接受”宪法，其实都是将宪法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来看待的， 保障人权未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哈耶克曾追问：“难道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政府顺利且有效地运转，而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难道宪法仅仅在于富国强兵或者国家稳定，而不问国家的目的？ 不过，1949年后的几部宪法在形式上似乎更关心人权，但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前面提到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哲学。几部宪法在价值上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始终没有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的主要目标仍然不是保障人权，每一次修宪都发生在国家重大政策、方针发生变化之后，每一次对宪法的修正都不过是为新的政策、方针提供“合法性”。第二，即使宪法文本中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或者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得特别完善、全面，但由于未规定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制度，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常常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到实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规定并将这部分内容放在显著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第三，强调国家或民族的集体权利如发展 文秘站: 2、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彻底贯彻，仍然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一目标意味着：（1）要确立人权保障价值相对于秩序、效率等其他价值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人权保障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在人权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优先保障人权，不能在秩序、效率等的名义下损害乃至牺牲人权价值。（2）要将这一价值贯穿整个法律体系，保障人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精神。这就是说，不仅是宪法，而且其他法律规范体系也都要以人权保障为其价值目标。（3）价值是制度和规范的灵魂，但价值不会自动实现，它必须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即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及其保障制度）并通过制度与规范的执行来实现。这要求人权保障制度如宪法诉愿、违宪审查等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4）为避免绝对化的理解，我们还必须明确：强调人权保障价值对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人权价值是绝对的。相反，“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限制是允许的，但限制本身应受到严格限制。”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以下两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是平等的要求。即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为保证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权利而产生的限制是可以容忍。二是紧急状态的要求。国家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瘟疫及严重的社会动乱如战争等紧急状态下，为防止因紧急状态的发生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可依法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一定范围、 一定限度的限制乃至剥夺。但这种限制或剥夺，其范围和程度必须事先严格限定，而且还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底线。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公民权利是不得克减：人的生命权，不得施用酷刑，不得使用奴隶，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不得把追究溯及既往的行为定为犯罪，人格权受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等。当然，还必须明确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侵害时必要的救济手段和途径。 在这一底线之下，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其他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廓清宪法的民主价值，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与民主的法律化。 1、代议制成为实现民主的根本形式。 在十八世纪的英美世界，民主是“表示由人民治理的政府”，即“它不只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而且实际管理政府的权力也在人民手里。” 这种理解在当时被称为简单民主或纯粹民主制，也即后来所谓直接民主。美国制宪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看好甚至反对民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民主理解为直接民主。 根据卢梭的教导，由于规模等难题，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 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们还存在另外一个担忧：多数决定原则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 古希腊时期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民主”的名义对人权的践踏与忽视，都是“多数的暴政”的显例。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宪法中通篇找不到“民主”的字眼。但是，美国的宪法确实是对民主的确认！不过，这种民主即美国早期称为“共和”的代议制度，而非直接民主。代议制度被认为是“用少数来取代多数”，最早来源于英国。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相信，在下院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建立起制度的保障。他们将“民主制”（即代议制）一词与君主制和贵族制合在一起使用，都作为其混合政府或者平衡政体的一个核心部分。 2、宪法对民主的确认。 现代宪法理论认为，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各国宪法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认了民主： （1） 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确认。“人民主权”原则是民主的精髓， 它已经成为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1958年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 我国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规定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2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2）规定代议民主的制度构成和程序。民主在本质上是一套程序。程序对于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法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确保代表或议员不会偏离选举人的意志行使权力，使他们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民主是一种多数决策的过程，在决策前并不存在预设的实体结果，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结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接受了形成这个决策的程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程序决定了实体。在这方面，我国的宪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宪法规范的内容重实体而轻程序。宪法对民主的程序规定篇幅很少，残缺不全。 二、宪法中未确定正当程序原则。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 （3）规定对代议民主的制约和补救。从各国宪法来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创制、复决权。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定条件下公民享有直接立法权，以克服或纠正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甚至违背民意的现象。二是规定全民公决。这是通过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某一重大问题的制度，它通过公民以主权者的身份直接行使的决断权。三是规定对代表或议员的监督与罢免。我国宪法未规定公民享有创制、复决权，也未规定全民公决制度。对代表的监督与罢免的规定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民主应当成为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因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于是“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 笔者对所谓“历史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但仍然非常赞同福山的初步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民主原本具有手段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但人们逐渐发现，民主早已超越了其手段或技术的意义，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对人权的程序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比实体保障更为根本，人权的实体保障最终通过程序保障来实现。民主本身也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 从民主的价值出发，我国宪法现代化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民主化。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付诸实施的活动。 权力是政治的基本要素，政治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用。因此，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所有公共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所有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反映人民的意愿。 （2）民主政治法律化。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或者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规范。这要求宪法对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运行要作出完备的规定。民主可分为人治民主即以人治方法实行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即以法治方法实行的民主。法治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用法律来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并按照“服从法律的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的精神与要求来制定法律；法律至上；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限制；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实施。 法治民主所蕴涵的正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3）建立以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我国目前而言，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尽快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二、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一）形式合理性优先：宪政的法律之维 理性在启蒙运动以来被用以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启蒙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宗教的猛烈批判，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过程，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走向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他对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的分析工具。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来衡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从根本上不具有可精确计算的属性，因为用以判断实质合理与否的价值是无限多的，不仅仅有来自于政治上、伦理上和习俗上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就是在那些信奉同一种政治和伦理学说的人们中间，也不大可能有两个人的价值标准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一致。 可见，实质合理性意味存在着一套主观的、价值的标准。学界虽然承认存在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但终究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甚至探究这种确定标准的手段也难以获得。追求实质合理性的道路充满崎岖，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追求难有实质意义上的结果。从法律的方面看，强调“实质合理性优先”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的正义理想，但它在 司法领域的贯彻，将导致个案正义优先于普遍正义，法外的标准优先于法律的标准， “直接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实践也总是难以摆脱人治、专断、反复无常或神秘主义等非理性力量的控制。” 诉诸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导向一种人治的司法模式。 而“法治主义强调形式合理性优先”。 法律的形式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的要求。 韦伯在其关于法律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法律的形式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他赋予法律的形式理性以相对独立的地位。D·M.特鲁伯克将韦伯的法律形式理性解释为：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体现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逻辑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 韦伯还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形式理性的意义：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它把法律过程看作是和平解决利益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让利益斗争受固定的、信守不渝的“游戏规则”的约束。 形式合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指用理性化的法律来判定是非曲直”。 因此，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它要求宪法必须成为法律，而不能是政治宣言、道德原则，这已经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要求，宪法的内容尽可能采取法律的外在形式，即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跟其他法律一样，能以特有的“法律”的方式或依实施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予以实施。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就是宪法采行法律的形式，宪法的形式合理化即是宪法逐渐采行法律形式的过程。 那种认为宪法主要用以确认个人尊严、基本权利与自由等价值，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的主张，体现的是一种对宪法的“实质合理性”理解，它将宪法所追求的目标确定为“实质合理性”。这意味着，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优先考虑实质合理性。我们承认，宪法的确对人权等最根本的、最重要价值目标给予了正式确认。但是，宪法也是法律，因此在制（修）宪的过程中，也同法律一样，“应当最大限度地将实质合理性转化为形式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把实质合理性由个别存在物转化为普遍存在物，由分散无序的状态转化为理性可以把握和预计的固定形式”；在宪法的实施中，也须“借助于而不是绕开形式合理性去实现实质合理性”。 因此，宪法也不例外，其生命也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 强调宪法的形式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实质合理性的否定或排斥，它仅仅表明：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相对于实质合理性而言，具有优先性。即：（1）宪法的实质合理性通过形式合理性予以实现。（2）在宪法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以形式合理性所确立的标准来最终判定实质合理性。（3）宪法的所有内容尽量实现形式的合理化。“在所有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 因此，宪法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必然意味着宪法形式主义的兴起。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都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目标。这体现在：（1）宪法详细而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却没有规定保障的具体制度和途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侵害，却无法有效的救济。（2）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种类，甚至也规定了行使的程序，但却未规定违宪审查制度，面对大量存在的违宪行为，宪法却无能为力。（3）宪法中过多地规定政策、方针及其他非规范性内容，一些本来是规范性的内容却又未具体规定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宪法至今仍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其价值诉求的。因此，我国宪法的发展必然有一个形式合理化的过程。宪法的形式合理化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程序正义优先：宪法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指人的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其次，存在一个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的实践理性即意在探寻法律的正义在实践中确定的判定标准。那么，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根据什么方式来确定“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行为的结果，一是根据行为的过程。如果借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正义概念，那么，就前者而言，可以理解为实体的正义，它“意味着只要结果正确，无论过程、方法或程序怎样都无所谓”； 后者可理解为程序的正义，它意味着“无论处理个案的过程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这一过程都应当受到某些实体正义之外的其他正义原则的指引和限制”, 也即是说，要考虑程序自身的存在理由，或者说是要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 问题是，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这才是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关键。宪法的实践理性要求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中获得一套客观的、确定的标准，是依实体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抑或依程序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取实体正义优先还是程序正义优先？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罗尔斯以分蛋糕的比喻为例将程序的正义分为三种：一是完善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什么是公平的分配有一个独立的标准，一个脱离随后要进行的程序来确定并先于它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可能的。” 由于标准不在程序之中，要探究这一标准是困难的，因此，罗尔斯警告说，“完善的程序正义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罕见的。” 实践中，我们并非要真正的、绝对的达到平均分配蛋糕，而只需确定由动手切蛋糕的人最后领取自己的一份，即可认为它符合正义。可以认为，只要设计的程序被认为是正义的，其结果也被认为是正义的（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并非这个结果就真的是正义的）。二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 刑事审判被罗尔斯分类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某被告是否真正犯罪存在着绝对的标准，但除了万能的上帝，人类并不掌握任何时候都能满足绝对标准的认识手段，实际中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就与分蛋糕并无多少区别。 也就是说，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情况下，仍然是以程序是否正义来判定结果是否正义的。三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它“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只要程序正义，其结果就一定正义。 从理论上讲，在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三种分类中，程序的地位是略有差异的。但在实践中，结局都是一样的：实体的正义最终都由程序来保证，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或者，在二者冲突时，程序正义应当优先于实体正义。 关于正义的理论适用于法律的领域，产生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及其关系的问题，在确定以什么标准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时，出现了实体法中心观和程序法中心观两种对立的主张。前者认为，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是前提，程序法仅仅是“助法”或“附带性规范”，即“程序仅仅是以判决的方式产生出其结果的机械性过程或就是这个机械本身。” 程序法中心观则认为，程序法并不是助法，而是实体内容形成作用的法的重要领域。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现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 程序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体法是通过程序法来确定的，即所谓“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针对我国目前在宪法实体规定方面已趋完善，程序的阙如使实体规范不能有效实现而成具文的现状，笔者曾撰文指出，“与其让完备先进的实体规定留在纸上，还不如先完善程序，使实体规范完全得到实现。同时，优先发展程序，并不否定实体规范的适时发展，只是强调在现阶段宪政建设的侧重点是发展程序。” 在该文中，笔者讲的是一个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即宪政建设的先后次序、以何者为重点的问题。这与本章中笔者提出的宪法程序正义优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已了然于胸。 宪法程序正义优先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的意蕴。其基本含义是：第一，宪 法内容的程序化。它要求，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化为一种程序性规范，或者说，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通过程序规范体现出来。宪法的实体价值隐藏于程序之中。这意味着从立宪、修宪到宪法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程序，意味着国家权力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不同机关的权力均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并严格按照预设程序运转，意味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第二，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一方面使宪法程序尽可能合理、科学、完善；另一方面，赋予宪法程序以独立的地位，以及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冲突时优先考虑程序正义的合法性。 （三）当前我国宪法形式化的主要内容 本章所讲宪法形式化，既包括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也包括宪法的程序正义优先所导向的程序化倾向。实现宪法形式化的一个前提，是存在一套以宪法形式主义为目标的、完整的、内部协调的概念、范畴体系，一套能对当前绝大多数宪法现象做出自洽性解释的、完备的宪法理论。针对我国宪法的实际，当前关键是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宪法文本的形式合理化。（1）制定一部可包容香港、澳门及未来台湾等与大陆实行不同制度的统一的宪法典。（2）重订宪法序言。应减少序言中对历史、政策等的叙述性说明。（3）宪法内容的规范化。最大限度地使宪法中的内容都成为宪法规范，尽可能使宪法条文中规范结构完整。（4）减少宪法中的政策性、道德性等非规范性规定。 2、建立、健全四大宪法制度。（1）健全宪法解释制度。（2）建立违宪审查制度。（3）建立宪法诉讼制度。（4）健全宪法效力保障制度。 现代化论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 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和主线。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提出明确要求，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创新，在政策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高度自觉和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坚定决心。当前，我们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以改革精神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逐步实现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坚决遏制腐败蔓延。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 方向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政治性、政策性都非常强。只有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有针对性地设计时间表、路线图，才能实现改革成本最小化、成果最大化。 紧扣“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就是第一次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统筹考虑、系统谋划，体现了当前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既是“五位一体”改革的重要组成，也是重要保障。各项改革要顺利推进，都离不开风清气正的改革环境，都需要全程加强反腐败工作。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措施，本身就是源头治腐的重要举措。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不能单兵突进，必须与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同步谋划、同频推进，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紧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中央纪委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定位作了进一步明确，就是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全面履行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从浙江的实践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通过调整机关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等举措，收紧了拳头，突出了主业。当前，要把这一要求贯穿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始终，通过改革推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进一步强化执纪监督职责，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紧扣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目标。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效果如何，干部群众能否满意，关键是要看腐败蔓延势头有没有得到遏制。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必须着眼于这一形势，全面破除不利于坚决查办案件的体制弊端，弥补权力监督制约不力的制度缺陷，使惩治更加有力、预防更加有效，以腐败遏制度、群众认可度、社会信心度等实际成效检验改革成果、取信广大群众。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 总书记在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目前反腐败体制机制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就要在这些紧要处发力，通过“小切口”解决“大问题”。 强化党委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些新要求针对性强，关键是抓好落实。建立党委领导班子定期研究、带头检查责任制落实情况，以及党委每年向上级纪委报告责任制落实情况等制度，以加强对党委主体责任的动态考评。近年来，浙江省坚持推行“三书两报告”制度，通过给党委、政府领导发送责任分工报告书、落实任务建议书，给牵头部门发送责任分工函告书，党委常委会听取党政领导专题报告，纪委听取牵头部门情况汇报等，强化了党委的主体责任和主体意识。同时，要制定责任追究办法，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重大违纪违法行为，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也要追究领导责任，增强责任制的刚性约束。建立健全启动程序，注重从信访举报、案件检查、执法监察、巡视等工作中发现问题，确保责任追究及时、准确。 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这项决策符合党章精神，切合实践需要。当前，关键是要研究制定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指导性意见，进一步明确双重领导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特别是在查办腐败案件和下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等方面，亟须出台更加细化、明确的操作办法，使上级纪委加强领导有章可循、下级纪委接受领导有据可依。 强化派驻机构的监督职能。派驻机构是各级纪委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好这支队伍作用，等于增加了一个纪委的力量。党和国家机关领域广、部门多，全面派驻很难一步到位。要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一个派驻一个，逐步实现“全覆盖”。此外，要在纪检监察机关设立专门机构，强化统一指导和协调，防止派出机关内设部门多头下达任务，解决派驻机构疲于应付、工作难以深入的问题。 强化巡视制度的监督作用。当前，巡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坚决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新要求，全面推进巡视工作制度创新。从近几年浙江省巡视实践看，注重拓面延伸、加快节奏、发现问题，巡视监督作用不断彰显，实现了机关、地方和企业的“全覆盖”。在巡视重点上，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放松，适时开展专项巡视和重点巡视，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在结果运用上，要加强问题分类处置，建立快查快办机制，对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快速启动、立巡立查。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路径 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先例可循。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规律，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使各项改革措施逐步落实、逐见成效。 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从现在算起，只有短短7年，时间紧、任务重。要统筹谋划、倒排时间，尽快出台更加细化、量化的“一揽子”改革进度表，抓好责任分解和任务分工。要结合实际，在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研究制定一系列能落地、能管用的举措，注重制度设计的细节。要把监督检查贯穿始终，充分运用专项督查、重点抽查等多种形式，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对不及时推进、不按规定改革的，要限期整改、倒查责任、传导压力。 坚持试点先行、循序渐进。改革既要谋变，也要求稳。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涉及权力、利益再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要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做到“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对于推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等新部署的任务，以及推进新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等工作，可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开；对于完善派驻工作机制、改进巡视监督制度等已有实践基础的改革措施，要抓好经验总结和顶层设计，迅速启动、加快推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坚持群众路线、鼓励创新。改革是开创性事业，力量在于群众，办法来自基层。从浙江省反腐倡廉实践看，正是基层和群众在建设村务监督委员会、防止利益冲突、防控廉政风险等方面的创新创造，提升了治理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对于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探索中的新招、实招、硬招，要及时发现、认真提炼、积极推广；对于改革探索中的一些失误和不足，不搞求全责备，积极加以引导，不断改进完善，更大限度地释放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 现代化论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促进对策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内涵 特点 制约因素 对策 摘要:基于学界对农业现代化基本内涵的不同观点,提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概念的认识。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同于世界各国的个性特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及途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关系着中国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更加富裕型小康社会的实现,而且关系着中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说“三农”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大局。因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途径。在党和政府日益关注“三农”问题的同时,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农学等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中农业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世纪中期我国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来,学者们围绕着农业现代化的科学界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长时期的讨论,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转变论。人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出发,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世界范畴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它作为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传统的生产部门转变为现代的产业部门的过程。 第二、过程论。学者们认为农业现代化不是农业领域一个方面、一个过程的现代化,而是全方位、全过程的现代化。包括生产过程的现代化、流通与消费过程的现代化及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 第三、制度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于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而引发的组织制度、管理方法的变革与创新。 第四、可持续发展论。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完整涵义是用现代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能保持和提高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 我们认为,对农业现代化的界定,不能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来界定。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应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所应有的“共性”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个性”上去把握。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依据国际公认的现代农业的标准来定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我国农业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生态资源及劳动力条件等因素,走自己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科技、农业管理、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组织的社会化、农业生态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 在分析、界定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的同时,学术界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位学者的观点表述上虽有差异,但通过疏理后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研究视角的差异。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来审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认为:从世界上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来看,农业现代化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为代表,他们主要走从现代机械技术起步到现代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道路;二是以日本、荷兰、比利时等国为代表,主要走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起步到现代机械技术的发展道路;三是以法、德、英等国为代表,走机械技术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同步发展道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能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的实现为主要特征的道路。而应根据中国特定的条件,走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现代生物技术与现代机械技术、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机械化、半机械化与手工劳动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5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至少应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工程化等三个显着特点。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农业、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 把农业现代化看作是一种过程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应从其所具有的动态性、区域性、世界性和时代性、整体性上去分析。因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性较强的概念,只有阶段性目标而没有终极目标,即在不同时期应当选择不同的阶段目标以及在不同的国民经济水平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同时农业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同一区域的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有很大差异。但强调这一点,并不能否认我国农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要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因而也应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分析农业现代化,依国际标准来确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种手段的学者们则从农业现代化的构成要素上来分析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认为: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生产技术科学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决定因素;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上学者们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特征的表述,都有可取之处,如同我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一样,对其特征的描述 也可以是多角度的。我国农业现代化应避免重复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但也要避免“一刀切”走灵活多样的发展道路。从整体上看至少应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把现代生物科技与机械技术结合起来,寻求传统的精耕农作技术和现代化农业在保持生态良性循环下的有机结合;第二,农业现代化必将与农业的商品化、产业化、集约化相伴随;第三,就全国而言,农业必将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第四,把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与城乡差别、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村工业化与乡村城市化以及农民的现代化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它与国家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的调整、城乡关系的调整、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密不可分。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虽有长足进步,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有学者参照国内外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建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并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比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具体描述。10也有的学者从区域农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做了实证研究。11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学术界在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上的差异(2001年前后,国内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有数十种之多,白人朴在《关于衡量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的探讨》中有详细论述,原文刊载在《实验研究》2001年第2期),学者们大都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无论在速度、规模、结构、效益、程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都有较大差距。这一客观事实,使人们日益关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制约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从农业生产要素的层面来探讨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未能向现代农业转型,劳动者(高素质)、土地、科技、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欠缺、要素市场发育迟缓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没有高素质的、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懂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的新型劳动者,中国农业要实现代化是不可能的。12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支撑。资金短缺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如何建立一个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与资金保障体系事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土地市场化与农地使用权流转一直是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关注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目前中国农业经济、农业产业化水平、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等问题,而且关系到农民的利益。 其二,从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层面来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起着很大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就曾断言: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制度的变革。学者们对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历史及制度效益进行了历史考察。18对农业制度变迁的内涵、特点及制约当前农业经济制度创新的深层障碍,如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供给、分配制度、不清晰的产权制度、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与风险分摊制度等,展开了充分研究。19 在对农业制度变迁进行审视的同时,还有学者们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国家公共政策的取向等方面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20 21 其三,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目前实际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滞后的城市化是导致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是通过制度变迁、制度效率的改善来影响其他各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和效率来实现的,其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同其他投入一起共同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对其他要素投入起保证、激励、阻滞或诱导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制约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主要有: 1.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农业机制尚不健全。尽管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严格地说,目前市场农业的发育还很不成熟,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尚不健全,要素流转和生产安排仍有盲目性。(1)农户没有真正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户在投资决策上还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2)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尚未根本改革的户籍制度妨碍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使以劳动力为典型代表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始终滞后。(3)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服务体系在多数地区还不健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所需的信息、技术、资金、物资、加工、销售等社会服务体系明显滞后。 2.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未能建立与健全有效的土地流转与集中机制,使土地难以在很大范围内流转与合理配置,妨碍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3.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没有形成,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产潜力下降、农业公益福利事业的投入也严重滞后于城市水平,使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福利事业体系发育不足。 4.不清晰的农村产权制度为侵害农民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按照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属农村社区公有。在这种规定之下,农村集体资产性质模糊不清、资产所有权代表不明确,诱使各行为主体、尤其是拥有垄断行政权利的基层政府和部门对农民利益的侵害成为可能。 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措施 如何化解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从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对策、建议。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1.土地制度改革,实现规模经营。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可行性的思路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除土地投资的制度风险,克服农民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实现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有利于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适度集中。 2.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业就业在社会就业中所占比重的降低,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3.加强农业市场体系和产业化组织建设,进一步协调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为此,国家要积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流通、科技开发的各种专业性服务机构;大力发展农业市场组织,对农业生产和流通环节,提供技术、资金、信息、经营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市场咨询和服务,使农村经济和市场经济接轨;消除各种自然的以及人为的经济和行政的市场阻隔障碍,使农村经济发展纳入统一的市场经济轨道。 4.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其转化和应用步伐。其一是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在鼓励社会多元化投入的同时,应大 力提高政府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支持力度;其二,加大对农业科技的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其三、把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体系转向社会化,逐步形成以企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各种产业化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5.大力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开发力度,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他们成为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现代商品生产者。 6.实现城乡统筹,消除二元经济阻隔,在加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7.不断深化改革,消除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31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解决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在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的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不能随意改变其制度内核。 第二,坚持农地集体所有,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目前土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要在明确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增强生产要素重组的灵活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通过规范流转行为、明确利益关系,鼓励农业的规模经营与生产的专业化。 第三,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提高农业的组织化、集约化水平,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坚持多样化,不搞一刀切。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农业制度创新形式的选择与推进,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不要强行移植,也不能靠行政推动,必须坚持多样化发展。 8.结合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来推进农业现代化。 9.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来论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这主要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方面来阐述。 现代化论文:中国物流现代化及其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物流是进行生产和建设的物质前提，是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客观基础，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 一、中国物流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就与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19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9％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每年增长7．4％。物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逐步改革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分配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突破了在国有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真正的商品的束缚，培育和发展了生产资料市场，改变了物资流通格局。 第二，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物流”概念，借鉴其理论和方法，从大流通的视角，不仅把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和流通加工等物流环节作为一个系统，而且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流通、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视为一个整体，从而有利于货畅其流，提高效益。 第三，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增加了物流设施。中国交通运输的主力是铁路，其营业里程从1978年的4．86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5．46万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从1978年的 10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9700公里。公路从1978年的89．02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115．7万公里。1996年又新增公路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增加11 17公里，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里程达2141公里。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1978年的83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 17200公里。远洋运输的国家的主力船队——中远集团船队于1996年已发展到1700余万载重吨位的能力。民用航空运输仅机场建设从1980年至1995年共投人475亿元，1955年底全国拥有137个机场，其中4个可容纳波音747-sl个可容纳波音737。包装已经形成包括包装材料。包装制品、包装机械。包装装境印刷等门类齐全的新兴产业。在装袭搬运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叉车、托盘以及其他机械等等。 第四，通过国内研制、生产和从国外引进，提高了物流技术水平。如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装产业已研制和开发数千项新产品，基本上适应国内资源特点并符合国际包装的发展方向，大大提高了包装水平和质量，不仅在出口商品中基本扭转了“一等商品、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现象；而且也明显改变了重大产品由于包装不善造成的损失，如改变了水泥包装，每年大约节省水泥土500—600万吨；改进了化肥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l亿多元；改进了平板玻璃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100多万重箱。与此相联系，推行了物流标准化，而集装单元标准化是其基础，已经从单一商品的标准化逐步走向商品系统整体的综合标准化，也就是从货物分类编码、计量单位。包装方式、装卸设备。运输工具、库存条件。安全要求等等，逐步实行统一化、系列化、通用化，并与国际物流接轨。 第五，在物流管理方面，1991年初国家体改委和前物资部在无锡进行以配送为突破口的物资流通制综合改革试点，近几年又进行了制试点，并推选连锁经营。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700家连锁公司，1万多个门店，钢材与汽车销售的金额已超过250亿元。由于采用了这些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促进了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六，在物流信息方面，从流通企业到管理部门，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从八十年代末以来，较多地采用微机，各物流部门已初步形成覆盖面广、横向纵向相结合的信息网络。 总之，物流的发展保证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流通部门的一些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很多国有生产资料流通企业转换机制较慢，管理不力，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有的出现亏损，近两年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三是物流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例如准高速、高速列车今年才起步，由铁道部部主持的时速200公里及其以上高速列车综合试验至1999年年初才成功。四是物流系统中的“瓶颈”制约未完成克服，交通运输尤其是铁道运输仍然比较薄弱。五是对减少环境污染重视不够，如包装材料在生产和使用中，回收利用不够，造成污染，尤其是塑料包装制品造成白色污染比较突出等等。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流现代化的内容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幅员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技术落后，人均资源较少。经过48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有些部门的总量指标在世界上已位居前列。 落后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与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并存，以大量的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为基础的落后科学技术与少量的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并存，广大的经济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与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发达地区并存。因此，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时间上的长期性。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实现现代化一般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如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起步，至七十年代基本完成。但据中国国情，具有巨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急于求成。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于1964年12月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而实际起步则是1978 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完成大约要到21世纪中叶。包括在四个现代化之内的物流现代化，显然也要到那时才能全面完成。 （二）地区间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经济比较发达，改革开放以来，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省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开放了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了经济开放区等等，现代化进程很快，大约到2012年，可以基本实现物流现代化，正如所指出的：“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使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至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特别是沿边地区还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都很大，可以加快开发，但完全实现物流现代化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三）技术上的多元化。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也由于各种货物具有不同特性并对物流有不同的要求等原因，在技术上应兼容必要的手工劳动、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和高技术自动化，形成多元结构。 （四）宏观上的调控性。物流现代化不仅需与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协调，而且需要在地区协调。同时，各物流环节之间也需要协调，从而涉及到国家的总体规划、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的同时，必须有国家的指导和扶持，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基于上述，中国物流现代化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一）物流设施现代化。现代物流设施，是物资空间转移和在一定时间内必要停留的载体，时至今日，在数量上仍然不足，例如还有相当大的地区不通铁路，又如港口泊位不足和有的泊位装卸效率低，仍有压船压货的现象等等。可见要建立一个综合的高效的现代化物流系统和网络，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二）物流技术现代化。与物流设施现代化紧密相联，必须使物流技术高度化。仅就铁路运输而言，蒸汽机车占有较大的比重，时速较慢；电气化铁路1960年才从四川铁路宝成线上出现，至今也不过1万公里左右；准高速列车1999年4月1日已经起步，要在各中心城市之间建成高速、超高速铁路网尚需较长的时间；此外，需要建高速公路网，建立高效能的机场和港口，发展集装箱运输，建立立体仓库，利用改造废矿井作为地下仓库等等。 （三）物流信息系统现代化。信息在当代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建立中国信息高速路的同时要着力建设物流信息系统。 （四）物流管理现代化。物流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都应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型的两个转变过程中，应建立现代财务、成本、质量管理和科学决策制度；继续发展、配送连锁经营等新的物流方式和经营方式，发展集约型的配送制，推行佣金制，推进连锁经营的规模化、规范化；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工程、最低库存（Just－in－time inventory）甚至零库存等新的管理方法。 三、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12亿多人口，经济规模大，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在市场。仅就直接以物流为基础的商品市场而言，1996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614亿元，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为35700亿元，外贸进口总额为1388亿美元。到21世纪初，中国将向世界提供将近7000亿美元的市场。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临进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 首先，促进中国与接壤的周边国家的合作和开发。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促进澜沧江一循公河流域各国的合作开发。1996年8月底在中国昆明市举行的澜沧江一循公河区域经济合作第6届部长级会议上，一致赞同以泛亚铁路和中泰铁路为核心的东亚铁路网建设计划。也就是计划修建以新加坡为起点，经吉隆坡。曼谷、金边、胡志明市和河内抵达尾明的泛亚铁路，并计划修建支线通到仰光和万象，预计 2000年完工；同时计划修建以昆明为起点，经祥云。思茅、景洪、琅勃拉邦、万象、廊开抵达曼谷的中泰铁路，也将于2000年竣工；这就将中国铁路网和中南半岛铁路网联接起来。显然，这不仅将大大促进该流域的合作开发，而且将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2、拆进图门江地区的合作开发。1995年 12月6日，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五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了关于开发图门江地区的三项协定，即五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图门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谅解备忘录》以及中。朝、俄三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地区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积极支持这几个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物流现代化将有利于推动这一项目的实现。3、促进沿亚欧大陆桥有关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俄罗斯及中亚各国与中国存在着资源互补、资本互补、技术互补、产品互补、人力资源互补、经验互补。地缘互补、基础设施互补等八种互补性，中国物流现代化无疑将推动沿亚欧大陆桥各国的合作开发。 其次，促进中国与太平洋诸岛国以及太平洋彼岸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随着中国海运和航空的发展和现代化，有利于在平等互利、相互开放、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上述各国的经济合作与贸易交流。尤为主要者有两个国家：一为与日本的经济技术合作。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两千年的友好交往，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日益加强。二是与美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这种合作虽然在总体上得到不断改善和发展，但常受美方的重大干扰。今后只要对方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流现代化，中美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不断扩大。 此外，应当指出，香港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信息中心， 1997年 7月三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对加强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促进亚太地区 的国际贸易 各种物流设施是外贸商品的载体，物流现代化将大大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1996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2899亿美元，比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了13倍，平均每年递增 15．79o。在外贸总值中，对亚太地区的进出口值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美国、日本、香港地区是名列前茅的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进出口总值的快速增长，将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人活力，同时也影响国际市场行情，仅就中国的某些进口产品而言，如合成树脂（聚乙烯、聚丙烯等）、纸浆、谷物、大豆和棉花等的进口，由于数量较大，就曾经直接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上涨或停止下跌。预计在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无疑将对亚太各国经济发展将提供新的推动力。 （三）促进亚太地区投资的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物流现代化可以大大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截止1996年8月底止，中国批准的外资项目超过了28000个，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中国吸引外资最近已连续三年在世界上占二位，这一势头，正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亚太地区各国进行投资，也将日益增加。 物流设施中的交通运输部分，同时也可以运送旅客，其现代化可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 1996年中国的国际旅游创汇达102亿美元，与1978年2．63亿美元相比较，增长了37．8倍，18年来平均每年递增22％以上；国内旅游收人为1638亿元人民币，中国旅游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外，中国人出境旅游也与日俱增，其中多数是往亚太地区，尤其是往东南亚各国，可见也将促进亚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行政类论文:关于酒类行政执法的调查 酒类行政执法是开展酒类流通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商务行政执法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酒类行政执法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眾的饮酒健康和生命安全，对维护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及保证酒类生產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著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市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水涨船高，各类宾馆酒店、夜总会、KTV、酒吧和夜市异军突起，市一跃成為名符其实的饮料酒消费大市。加强酒类行政执法，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為此，市商务局酒管办历经几届人的努力，克服机构调整、人员异动、经费短缺，执法环境不佳等因素的影响，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為指引，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產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及商务部2005第25号令《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和《省酒类流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坚持依法依规，严查快处的原则，有效打击制贩卖假酒和倒酒扰市的违法违规行為，為规范我市区域内的酒类流通秩序，促进酒类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国家利益，保护酒类生產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酒类流通现状 目前我市拥有合法酒类生產企业6家，分别分布在我市的区和县境内，其中年產量在30吨以上200吨以下的生產企业有3家，年產量在200吨以上的生產企业3家。另有已登记备案的酒类批发企业183家，零售企业2680家。根据年市酒管办收集的监测数据显示，年我市共消费白酒5620千升，黄酒2870千升，啤酒28468千升，红酒7950千升，累计共消费饮料酒44908千升。进口酒类由于营运成本较高，申请备案登记资料要求严格且市场需求不大，个别经销商虽有兼营行為，但均不愿主动向市酒管办提出许可登记和备案申请，业务往来基本都没有开具酒类随附单，故无法纳入监测统计。由于我市酒类生產企业基本属于中小型传统企业，生產能力低，品牌知名度不高，故我市目前酒类消费仍以外地品牌酒為主导。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流通的国產白酒品种数量有200余种，啤酒种类达到20余种，红酒品种多达40余种以上，价格高、中、低档齐全，其质量也是优劣参半，鱼龙混杂。虽然自开展酒类执法工作以来，市场较以往更规范，制贩卖假酒的行為得到了有效扼制，但由于我市推行酒类执法工作起步较晚，执法经验不足及执法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导致酒类行政执法工作推进速度慢，执法力度不强，执法影响不广，酒类行政执法工作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二、酒类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一）酒管执法力量薄弱，执法经费短缺是导致执法不到位的直接原因。据统计，目前我市拥有合法酒类生產企业共6家，登记备案的酒类批发企业有183家，酒类零售企业2680户。而事实上，6家生產企业除索卡黄酒办理了生產经营许可证外，其余5家都没有办理酒类生產经营许可证，应登未登的酒类批发企业也远远不止183家，酒类零售企业更是多达3260户以上。而目前我市全部酒管人员（含执法人员）不过73人。个别县（市、区）的酒管部门还属于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经费短缺，酒管从业人员收入低微，相对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来说，商务酒管执法人员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受人员和经费短缺的影响，对偏远乡镇的酒类流通监管执法显得力不从心，鞭长莫及。 （二）执法主体不明，职能部门协调不畅是导致酒类执法难到位的根本原由。酒类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商务局酒管办，但打击假冒偽劣却归属于市工商局，质量检测又是技术监督局的职责。商务部门对无证经营和没有开具酒类流通随附单的酒类只能就地扣押，不能没收，这无疑削弱了酒类执法的权威。对于涉嫌假冒或者造假的酒类必须依靠工商和质监局的配合，才能执法到位，遇上暴力抗法，除了报警外没有其他有效的行政手段，而事实上是，目前我市部门之间各自為阵，互不协调，仅凭商务酒管部门单打独斗，面对宠大的酒类流通市场，明显势单力薄，事倍功半。 （三）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发动不到位是导致酒类执法不力的重要因素。我市酒管执法正面临著群眾不知晓、经营户不理解、不配合的困惑。从我省其他市州酒类执法现状来看，政府重视是关键。我省、、等地市，当地政府在参照《国家食品安全法》和《省酒类流通管理条例》的基础上都出台了符合本地区实际的酒类行政执法条例，并且充分利用本地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等新闻媒介资源，大力宣传酒类执法，广而告之，不仅让全市老百姓知道酒管执法是政府行為，同时也给当地的酒管执法部门找到了执法的依据。在培养酒类经营户增强持证经营、守法经营意识同时也从根本上起到了震慑制贩卖假酒违法犯罪的作用。 三、加强酒类行政执法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宣传、扩大影响，定期开展打击假冒偽劣酒类违法行為的专项行动。结合打击经销假冒偽劣酒类商品违法行為行动，大力宣传酒类执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良好的形象对外展示酒管执法队伍，以“12312”商务举报投诉服务中心為平台，向酒类消费者和酒类经营者宣传酒类流通领域的法律法规知识，定期举办酒类流通法律法规培训，同时全方位与有关媒体合作，利用平面媒体、网络平台和全市各项专题活动，加大宣传力度，為开展酒类行政执法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政府支持，建章立制，為酒类执法提供执法依据。参照我省、、等地市的做法，在严格遵循《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產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及商务部2005第25号令《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和《省酒类流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按照《省行政程序规定》和《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参照市直相关行政执法单位的经验和文本，制定《市酒类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市委、市政府两办名义发文实施，并在政府网站予以公布，从而使我市酒管执法做到有据可查，有法可依。 （三）职能部门应相互协调配合，建立行政执法联动机制。酒类管理和行政执法涉及部门多，只有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才能形成战斗力，将案件执法到位。遵循法律法规关于执法职责划分的规定，与公安、卫生、工商、质监等部门密切配合并建立跨部门的信息通报、联合调查、案件移送等工作机制；建立联席联审会议制度，成立专项整治工作小组，组织开展联合执法；加强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监察等部门和单位的联系，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努力提升商务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扩大商务综合行政法的影响。 （四）建立酒类行业协会，用行业标准促行业自律。我市是酒类消费和流通的大市，仅凭酒管执法人员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尽快成立酒类行业协会，运用行业标准去促进行业自律，从而杜绝或减少制贩卖假酒及倒酒乱市行為的发生，真正保护酒类生產企业和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五）提高酒类批发准入门槛。现行酒类批发准入规定对批发企业拥有资金要求不高，一般一个品牌或者其中的某个系列就能申办批发许可证，按照现行的酒类流通管理制度，批发许可证有效期為三年，期间不年审。事实上有些企业因為经营不善或资金周转问题而被迫提前中止经营，此时容易出现许可证转让或者租借等情况，由于联系人、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变更，导致出现监管盲区。提高酒类批发准入门槛，鼓励企业发展多种经营，既有利于酒管部门加强对酒类流通企业和酒类流通市场的监管力度，又有利于扶持酒类批发企业做大做强，形成產业。 （六）定期举办酒类从业人员的资格培训，做到持证上岗。目前我市酒类从业人员多达18000余人，应定期组织对酒类从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并发给培训证书。通过培训，增进从业人员知法、守法经营的自觉性和辨别真偽酒类的能力。规定所有酒类经营企业的从业人员未经培训，不予核发酒类批发许可证或者零售许可证。宾馆酒店，KTV酒吧、夜市等场所的酒类推销人员，未经培训，不予聘用。培训所需经费应由财政列入年初预算并建立专门帐户，做到专款专用。 （七）严格落实酒类随附单和建立进销台帐溯源制度。对所有从事酒类批发、酒类零售店实行酒类随附单及销售台帐制度，加大对超市、宾馆酒店、酒吧及KTV、夜市等终端消费场所的监督和检查。让流向市场的每瓶酒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明，让消费终端的每瓶酒都做到有据可查。同时重点加大对国產名优名酒和进口红酒的监督检查。 行政类论文:德美行政诉讼种类之对比与借鉴 摘要：从法国国家参事院的建立算起，行政诉讼制度存在已经有200多年历史。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类型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本文对德美行政诉讼类型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有所借鉴。 关键词：行政诉讼类型；类型化；比较与借鉴 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是20世纪以来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总趋势。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因国而异，但一般来说，不外乎考虑以下因素：诉讼人的请求、当事人的诉讼资格、法院的判决权限及诉讼程序。本文中笔者着重考察和分析了德国和美国的行政诉讼类型，通过介绍、比较和分析两国行政诉讼类型的优劣所在，以期对于我国下一步修改行政诉讼法，确立行政诉讼的类型有一定的借鉴效应。 一、德国行政诉讼类型 诉讼类型的划分是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按照权威的观点，基本诉讼类型是形成之诉、给付之诉和确认之诉。各种诉讼类型之间又有一定的交叉，因此，期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对于同一事件，当事人可以出于不同的考虑方式提出数个类型的诉讼，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1．确认之诉，是指确认公法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诉讼类型。《行政法院法》采取简便的二分法：即一般确认之诉；继续的确认之诉，又称为事后的确认之诉。 2．给付之诉是原告方要求被告方提供特定的“给付”即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诉讼，此种类型既适用于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也适用于行政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其中，典型的是的职责之诉，即公民提出要求行政机关做出原先拒绝或者没有做出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履行法定义务的诉讼，又被称为义务之诉。 3．形成之诉，是成立、变更或者消灭某种法律状态的事实，是一种开放的、不确定的诉讼类型，既适用于行政行为，也适用于其他行政活动形式。形成之诉可以分为诉讼上的形成之诉和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包括以下类型：变更之诉、强制执行之诉又称为反强制执行之诉、重新进行之诉、机关诉讼、撤销之诉。 德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对于诉讼类型的规定从三个方面体现：（1）在《行政法院法》中有明示或者默示的规定。（2）由《行政法院法》指示使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形成。（3）法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认可特别的诉讼类型。不过后两种模式也可认为是在《行政法院法》规定的基本模式下的衍生产物。 二、美国的行政诉讼类型 美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类型，由于强调三权分立以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因而和行政诉讼相似的制度在美国被称为司法审查。根据联邦司法审查的方法，美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可以分为： 1．法定的审查。法定的审查是指法律对于行政机关的某项活动直接规定的审查，一般规定在机关的组织法中，法定的审查具体又有两种方式：一是特定的法定审查。二是普遍的法定审查。最典型的是霍布斯法。 2．非法定的审查。一切行政行为未明白禁止审查时，都可受到司法审查，这种法律所未明白规定的司法审查称为非法定审查。联邦法院的非法定审查主要有8种：侵权行为赔偿之诉、制止状、确认判决、提审状、禁止状、追问权力状、人身保护状、执行状。 3．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是一种间接审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提起诉讼，而是在当事人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行政机关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判执行的时候，当事人主张行政决定违法作为抗辩的理由，否认行政决定具有执行力量，法院在裁判以前，必须解决两个问题：（1）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成立。（2）当事人是否违反行政决定，或者是否没有执行行政决定。因此，执行诉讼的裁判也是法院取得司法审查权力的方法。 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可以发生在两种情况：（1）法律对行政决定完全没有规定执行的方法。（2）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执行措施，但是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力。 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联邦行政机关的一切重要决定，几乎都有成文法的司法审查形式。在成文法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没有规定司法审查时，只要法律形式没有明白禁止司法审查，法院都假定可以审查。这时，法院根据法院具有的一般管辖权限进行司法审查。当事人对法律的规定不服，能够根据宪法主张司法审查，只限于行政机关的决定涉及到宪法问题的时候。 当事人根据宪法主张司法审查的权利出现在两种情况：（1）行政机关侵犯当事人的宪法的实体权利，如侵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2）侵犯宪法保障的程序权利，如剥夺当事人的自由和财产而没有按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两种情况，如果受害人没有其他的司法审查权利，或者这种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时，可以根据宪法权利申请司法审查。 三、两国行政诉讼类型的比较 对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定两国有很大的不同，德国代表着典型的大陆法系传统，美国则沿袭英美法系的格式。虽然两国行政诉讼类型存在诸多差异，但是行政诉讼制度又有某些普适的原则。 1．相同之处 （1）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都遵循着相同的目的或是价值基础。不论在德国还是在美国，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种最可信赖的司法最终救济手段，保护相对人的权利和自由。二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公共利益，维护行政法治及行政法律秩序。 （2）都注意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在美国有私人检察总长理论，认为国会为了维护公益，可以授权检察总长对行政机关的行为申请司法审查，国会也有权以法律指定其他的当事人作为私人检察总长主张公共利益。在德国协会之诉和民众之诉，协会之诉指协会因其成员或他人的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民众之诉指原告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 （3）行政诉讼类型化标准的多样性。在德国有传统的分类方法，根据原告诉讼请求的目的，将行政诉讼分为基本的3个类型。也有是根据诉的标的将诉分类为针对行政行为、事实行为和法律以下的法规三大类别。此外，还可以根据诉的提出系针对国家权力的消极防御还是积极要求，以及系针对不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正在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或将来才会出现的行政活动而对其进行分类。在美国由于英美国家没有公私法的划分，它的行政诉讼类型主要是根据法院取得司法审查方式也将行政诉讼分为4种类型。美的两国的行政诉讼类型是多样化的。 2．不同之处 （1）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标准不同。德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主要是行政诉讼的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诉讼目的，是从实体的角度进行的划分。而美国则是通过程序上的标准不同来划分行政诉讼的。 （2）行政诉讼类型宽窄不同。在美国存在着执行诉讼，在相对人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或不履行行政义务时，行政机关原则上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手段，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相对人如不履行法院的命令，法院将以藐视法庭罪处以罚金或拘禁。美国执行诉讼的基础在于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特点，为有效地控制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把这种对公民权益极易造成损害的强制执行权交由法院行使，而强制执行的发动权属于行政机关。而在德国则没有此类诉讼，若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机关的决定，德国的行政机关可以自己强制执行，无须向法院提起诉讼。 （3）两国的行政诉讼类型体现了他们对私益和公益保护的侧重点不同。在美国，制止状、人身保护状、禁止状及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体现对私人权益的保护，都以突出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而在德国，撤销之诉和变更之诉则是体现对行政法治、行政法律秩序的维护之上，体现对公共利益的高度重视。 四、中国对于两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借鉴 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的类型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非类型化使得在行政诉讼的司法实务中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诉讼效率低下，司法资源浪费。行政争议相对于民事纠纷来讲，其性质较为复杂。例如“行政争议有外部争议和内部争议之分，行政争议还有直接争议和间接争议之分。因为行政争议的性质如此复杂，法院在处理行政争议的时候。应当针对不同性质的争议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显然，现行的规定降低了行政争议的效率，不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 2．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的不完善。在中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的模式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类型，其结果是使得公民的起诉范围过于狭窄，公民只有在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才能提出行政诉讼。使得那些被抽象行政行为损害合法权益的公民投诉无门，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我国行政诉讼体系的设置不科学。我国没有明确的行政诉讼类型，这使得法院在定位某一具体行政诉讼时通常采用结合《行政诉讼法》第5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的种类的方法，而将行政诉讼的定性分别对应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履行判决、确认判决等，分为撤消诉讼、变更诉讼、履行诉讼、确认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这几种类型。从逻辑关系来看，这种由判决方式倒推诉讼类型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做法，从而破坏了整个行政诉讼体系的科学性。 4．不利于我国法治社会建立。在法律上明确行政诉讼的类型，可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自身的建设，促进宪政制度的建立，使对国家的管理建立在一个理性的规则之上，我国这种行政诉讼非类型化的模式有可能阻碍国家法治社会的发展和宪政制度的建立。 借鉴诉讼制度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验，行政诉讼类型化已经是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大势所趋。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于类型化一直没有规定，但是学者们已经开始对诉讼的类型化有了不同的设想。例如薛刚凌教授在其《行政诉权研究》一书中，以法院行政判决权的大小为标准，将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的类型分为撤销诉讼、变更诉讼、履行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四种类型。马怀德教授则认为，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我国的判决形式，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变更诉讼、赔偿诉讼、履行诉讼等五种类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逐步实现，这些构想将变成更为适应现实律条。 行政类论文:行政诉讼类型化分析论文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概念探析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除了诉权,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构想 我国应当在充分汲取域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周密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具体如下。 1.立法模式的选择 因为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对诉讼类型的多少以及是否具有可扩展性有直接的影响。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看，尽管“默示主义”更能赋予法院较大的诉讼种类形成空间，使民众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多。但基于诉讼类型明确化和程序规则定型化的考虑，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明定主义”，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应当是开放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我们应当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确立基本诉讼类型之后，在基本类型下又划分出一些亚类型，并没定某些特殊的诉讼类型，或承认法定诉讼种类之外的其他“无名诉讼类型”。 2.类型构造的基本标准 对概念进行划分时，必须按照分类的规则来进行，即划分时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并且各子项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只有建立在科学、明确的标准基础上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价值。鉴于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诉权的有效保障，因而类型区分的标准也应当着眼于当事人对其诉权的具体行使，亦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只有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请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显现，审判权才能真正受到诉权的约束。综观各国行政法治的实践，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核心标准业已成为城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重要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其本身应具有高度的涵盖性，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最基本的标准。本文由收集整理。 3.我国应确立的行政诉讼类型 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应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这三类诉讼几乎涵盖了当事人起诉的所有情形，因此应作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最重要的基本类型。在基本类型下根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客观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撤销诉讼可以再分为原行政行为撤销之诉和行政复议行为撤销之诉；行政给付之诉可以分为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其中课予义务之诉又包括纯粹行政不作为之诉和行政拒绝作为之诉两种子类型。现在学界探讨比较多的行政诉讼形式，如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这些诉讼类型充其量也只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争议的属性发生某些变化而已。诉讼请求无非是撤销、变更车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其仍需借助于“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四、结语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在我国大陆的兴起，既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的自觉行动。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构造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非类型化的诉讼格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察。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科学、统一而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化划分标准，设计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所迫切需要的诉讼类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诉讼类型化的研究也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完整、严谨务实的诉讼类型体系必将载入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典！ 行政类论文:我国区域行政类型分析论文 (1)中央直辖市区域与普通省制区域行政。它们基本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解放区不断推向全国,军管会逐步过渡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而形成其基本蓝图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实施,与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相匹配,建立并推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加强行政权力的集中统一,于是,在中央之下,逐级建立了省一县一区一乡四层级行政体系。此后一个历史阶段,地方行政建制趋于基本稳定,某些具体环节的变化并未从实质上引起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地方行政建制有了新的调整和发展趋势,行政层级以省(直辖市)——地市(区)——县——乡为主体框架,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相继进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区域序列,地方行政格局出现局部变动。不仅如此,中央实施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需要的行政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与措施,精减机构,简政放权,地方随之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促进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中央与地方间权力重新配置,利益共享或分享。但是,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实际上只能在一定范围、部分权限内进行,中央政府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和国家政治与行政体系中的某些权限诸如外交、国防等是排它而不可划分的。中央向地方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放权让利,使得特区与非特区、沿海与内地等行政区域间政治、经济差异性增多,存在着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而且地方主义、宏观调控不力,政治监督机制不健全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不容忽视的比重,影响中央的权威,政府组织与管理社会的效率及政府行政能力,制约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区域整合。由于市场经济尚在发育和成长中,中央与地方关系仍具有较大的变动空间和潜力,蕴含着政治发展新的内容和走势。 (2)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就是在国家所辖领土的地区内,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地方自治,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以实现其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它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赋予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及其所居地区更多的自治权和自主权,保证了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并为逐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提供了政治条件和现实可能性。 民族自治区域的自治机关具有双重性质,首先它是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与普通省制区域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同质的;其次,它又是民族自治区域的一级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享有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治权。在县级以下的少数民族自治乡是基层行政区域,因地小人少,则不具备有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的、宪法规定的全部自治权的条件,不能制定自治条例。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其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的规模应当同它的行政地位相适应。 在民族区域自治区中,西藏自治区具有一定典型意义。西藏近代社会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政教合一,西藏人民在官家、僧侣、贵族三大领主统治之下,几无人权可言。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协议》规定了西藏各民族的基本人权,是西藏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社会从封建农奴制社会逐步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其区域行政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自治机关民族化。自治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藏族工作人员,而且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行政时,一般使用藏语文,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付诸区域行政,坚持“两个离不开”,克服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促进了民族间相互尊重和团结,共同繁荣和发展。在实践中为从西藏具体实际出发,开辟了一条民族进步及其政治发展的渠道。(3)特别行政制区域行政同样是区域自治却高于民族区域自治程度的“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域,已纳入中国当代区域行政范畴和政治发展轨道。特别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它所享有的各种自治权以及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中央人民政府新赋予的,只是由国家在法律上确认原有的而已,其政治不是“完全自治”,却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就是比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区域的自治权力还要广泛得多。 香港回归中国后,依据《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政制以“行政主导”为一大特色,行政长官实际上具有双重法律地位。一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另一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是香港的最高地方长官,并负有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之责,他不同于过去的香港总督,也有别于普通省制、中央直辖市、民族区域自治等行政区域的行政首长。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香港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悖,即政治从根本上不发展。香港主权回归后,中国对其恢复行使主权和治权、港人当家做主人,区域行政既消除了原来的殖民地因素和一些明显属落后、不合理的方面,又吸收其中与现代人类相吻合的积极进步的内容。这在香港发展史上是个历史性的转折和飞跃。对于香港、澳门,中国是恢复行使主权,而台湾问题则是国家和平统一的问题。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后,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可保留军队;台湾当局和有关各方以及台湾人民的利益都将得到切实保障。特别行政在香港的运行和在澳门、台湾的现实可能性,是要长期影响中国当代政治发展内容和基本走势的。 行政类论文:建设局综合类行政执法工作汇报 一、开展工作情况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建立健全领导和办事机构，按时对实施情况进行自查和总结，并按要求报送执法情况。我局成立了××县建设局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并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充实，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二)结合实际，稳步推进 根据我局所开展的行政审批(服务)项目目录，将法定执法职权职责的依据明确到法律规范的具体条款，并将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纳入执法目录，将执法责任职责落实、细化到具体领导和内设机构、执法人员。并以文件形式印发局属各部门执行，在××县建设局网站、××县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和建设局橱窗内向全社会公开。我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德芳亲自抓行政执法工作，对我局的行政执法工作负总责，并将目标责任层层分解落实。 (三)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资格合法。所有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依法使用执法证。未出现无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现象。 (四)实行行政许可公示，制定了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依法实施行政许可。我局全年行政许可未出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案例，许可程序均合法，手续不完善。 (五)强化队伍建设。本年度末未出现1名执法人员违纪、领导违纪事件。 (六)结合部门工作实际积极开展执法培训。今年我局法制员参加了县政府法制办举办的行政执法培训，同时派出执法人员参加了《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城乡规划法》、《安全生产法》、《云南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动态管理》、《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房屋安全鉴定、恢复重建技术培训、物业管理培训等。 (七)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未出现内容、程序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八)规范执法案件卷宗宗材料管理。 (九)抓好部门法的宣传、培训。我局今年抓好了《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城乡规划法》、《安全生产法》、《云南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动态管理》、《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部门法的宣传、培训。 (十)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今年行政执法工作中，未出现不作为和依法该立案而未立案的、超时限办案办事的、违反法定程序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依据错误的、越权执法或滥用职权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申请未予以或未按时限予以行政许可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法律文书不符合规定的、重大行政行为未备案的十大行为。 (十一)按时办理人大建议、批评和意见，按时办理人大交办并要求反馈结果的重要信访案件，及时办理市长、县长热线电话交办的事项，及时组织和参与调处社会矛盾。 二、存在问题 1、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 2、群众对执法不理解，抵触情绪大。 三、下步工作打算 1、加强执法培训，加大执法力度; 2、完善执法程序，依法行政; 3、加大各项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法制意识。 行政类论文:行政诉讼类型分析论文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概念探析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除了诉权,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构想 我国应当在充分汲取域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周密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具体如下。 1.立法模式的选择 因为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对诉讼类型的多少以及是否具有可扩展性有直接的影响。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看，尽管“默示主义”更能赋予法院较大的诉讼种类形成空间，使民众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多。但基于诉讼类型明确化和程序规则定型化的考虑，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明定主义”，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应当是开放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我们应当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确立基本诉讼类型之后，在基本类型下又划分出一些亚类型，并没定某些特殊的诉讼类型，或承认法定诉讼种类之外的其他“无名诉讼类型”。2.类型构造的基本标准 对概念进行划分时，必须按照分类的规则来进行，即划分时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并且各子项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只有建立在科学、明确的标准基础上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价值。鉴于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诉权的有效保障，因而类型区分的标准也应当着眼于当事人对其诉权的具体行使，亦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只有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请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显现，审判权才能真正受到诉权的约束。综观各国行政法治的实践，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核心标准业已成为城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重要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其本身应具有高度的涵盖性，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最基本的标准。 3.我国应确立的行政诉讼类型 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应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这三类诉讼几乎涵盖了当事人起诉的所有情形，因此应作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最重要的基本类型。在基本类型下根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客观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撤销诉讼可以再分为原行政行为撤销之诉和行政复议行为撤销之诉；行政给付之诉可以分为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其中课予义务之诉又包括纯粹行政不作为之诉和行政拒绝作为之诉两种子类型。现在学界探讨比较多的行政诉讼形式，如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这些诉讼类型充其量也只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争议的属性发生某些变化而已。诉讼请求无非是撤销、变更车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其仍需借助于“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四、结语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在我国大陆的兴起，既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的自觉行动。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构造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非类型化的诉讼格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察。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科学、统一而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化划分标准，设计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所迫切需要的诉讼类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诉讼类型化的研究也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完整、严谨务实的诉讼类型体系必将载入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典！ 行政类论文:行政执法类职位考生申论写作技巧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关于申论考试的内容与往年相比有较大的变动。最为显著的就是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分设为两类试卷——一类试卷是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一类试卷是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考试大纲进一步指出，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申论考试主要测查报考者的阅读理解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其中的“贯彻执行能力”特别引人注目：在笔试中如何考查考生的贯彻执行能力呢？针对此，华图教研中心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天甲老师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解读，希望能对广大考生备考有所帮助。 关于“贯彻执行能力”，考试大纲解释道：“能够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和组织意图，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及时有效地完成任务。”根据考试大纲的解释，华图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天甲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把握所谓的“贯彻执行能力”。 申论材料往往涉及一个或者两个社会现象或者社会问题，同时，给定材料中也会包含一些解决该社会问题的具体措施。因此，华图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天甲认为，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很可能会要求考生针对材料中提到的某一项具体措施提出（写出）具体的执行方案或者实施方案。考生在写出具体的执行方案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和组织意图。实施方案的关键在于把握好相关部门出台这项措施的背景、目的与意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和组织意图。对此，考生可以通过阅读材料来了解出台这项措施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其次，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所谓的依法行政原则，简单来说包括六个方面：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在申论考试当中，考生除了要固守原来提对策的基本原则——可操作、合常理之外，还需要特别体现我们具有“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的意识与素质。我们的主体要合法，我们的措施要合法、我们的程序要合法以及我们的执行措施要高效便民，而不能低效扰民。 再次，根据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考生仔细阅读材料，充分体会材料设定的“场景”存在哪些“客观实际情况”。针对这些客观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灵活变通地制定相应的执行方案。 最后，及时有效地完成任务。这项要求与前文提到的“高效便民”之“高效”重合，此不赘述。 专家认为，制作一份执行方案或者实施方案基本上也属于对策措施题的一种，因此要贯彻对策题的作答原则——可操作、合常理。同时，李老师提醒各位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注意对“贯彻执行能力”这一要求的思考。 行政类论文:行政诉讼类型化比较论文 摘要：行政诉讼类型化是二十世纪以来各国行政诉讼发展的共同趋向之一。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有助于公民诉权的切实维护和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因此是一国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核心新问题。文章通过对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界定，借鉴国外和我国太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分类标准，以及对其类型异同的分析，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构建的一些想法。 一、有关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界定 根据太湾学者蔡志方先生的界定，所谓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意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行政诉讼请求救济且法院仅在法定的裁判方法范围内裁判的诉讼形态。"私以为，蔡先生的表述恰当的反映了类型化的主旨，基本上能够揭示类型化的实质，可以为大陆学界所沿用。鉴于行政诉讼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因而行政诉讼类型化相比较民事诉讼类型化而言，自然具有其非凡的一面。但是，行政诉讼究竟脱胎于民事诉讼，因而两者之间仍存在许多关联，尤其是民事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和结果，对行政诉讼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来，各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简约化即体现出其和民事诉讼的渊源。对行政诉讼类型和受案范围、诉讼请求、判决类型、诉讼模式等概念的区分，则有助于提升我国行政诉讼法学探究的范畴意识，在范畴提炼乃至体系化的基础上，重构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体系。私以为，应当尽快结束对受案范围的"聚焦"，将探究重点转向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比较上。 二、有关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的划分 （一）法国 法国没有有关行政诉讼类型的法律规定，但学术界的讨论比较激烈，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摘要：第一种是以法官判决案件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完全管辖之诉、撤销之诉、解释、审查行政决定的意义和合法性之诉以及处罚之诉；第二种新的分类方法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客观之诉和主观之诉。传统分类方法的优点在于标准的明确性和易于执行，而新的分类方法存在于不能穷尽行政诉讼类型、标准较模糊而不易把握等缺点。因此，传统分类一直是法国实务界的主要依据。 （二）日本 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将行政诉讼划分为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机关诉讼，而抗告诉讼又分为撤销诉讼，无效确认诉讼、不作为的违法确认和无名抗告诉讼。在日本，抗告诉讼具有重要的地位，大多数的行政案件都是通过其解决的。日本的这一划分包含着两个层次摘要：第一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划分为抗告诉讼和其他三种诉讼；第二是主要以行政判决的内容为依据将抗告诉讼分为四类。 （三）英国 英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和令状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主要依据诉讼程序的性质，划分为普通救济诉讼和非凡救济诉讼。普通救济诉讼是一种私法救济，完全是以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分为禁制令之诉、宣告令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而非凡救济诉讼是一种公法救济，强调依法行政和法律秩序的维护；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分为人身保护装之诉、调卷令之诉、禁止令之诉和强制令之诉。 （四）美国 美国没有典型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制度。她的司法审查就类似于行政诉讼制度。按照诉讼的性质和功能，美国的行政诉讼划分为个人救济诉讼、纳税人诉讼（或监督诉讼）、执行诉讼、和程序诉讼四类。美国的司法审查实现了比行政诉讼更为广泛的功能。 （五）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三条摘要："前所称之行政诉讼，指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第七条规定了提前行政诉讼时可以合并请求损害赔偿；第九条规定了公益诉讼；第十条规定了选举罢免争议诉讼。现台湾学界主要讨论行政诉讼类型的诉讼要件、各诉讼类型之间的关系、原告对类型的选取、行政诉讼类型和行政行为的关系、对一种诉讼类型的具体探究等。可见，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类型理论探究较深入，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比较以上几个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摘要：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诉讼类型有逐渐扩大的趋向；第二摘要：在分类标注上，划分标注呈现多样化。这一方面表明了标准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行政诉讼类型的具体划分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如诉讼价值取向、法律传统、原有的法律体系以及包括宪政在内的政治制度等。英美法系主要从程序角度考虑划分标准，而大陆法系主要从实体角度考虑，这和两大法系的法律传统和大陆体系是一致的。 三、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构建设想 针对我国行政权历来膨胀且极为强大，及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目前状况，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应侧重保障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权的合法行使。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的，行政诉讼的类型就应当规定的全面。 （一）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属于形成诉讼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法院以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方法，原则上溯及既往地消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使原告因该具体行政行为被侵害的权利得以恢复。提起撤销诉讼的条件，主要是因撤销之诉的诉讼标的违法，导致侵害原告之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在公益诉讼时侵害的是公共利益，这和原告的诉权或适格有关。因而法院在对这类行政案件进行审理时，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审查，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 （二）课以义务诉讼 课以义务的诉讼目的是原告向被告行政主体依法提出的申请，被行政主体违法拒绝或不予答复，使其权利收到损害，因此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行政主体做出原告依法请求的具体行政行为。课以义务之诉，主要适用于干涉行政领域。 （三）给付诉讼 给付诉讼的目的是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被告履行金钱或财产的给付义务，假如行政主体再次拒绝，则可予以强制执行。提起条件是行政主体应当履行金钱或财产的给付义务而没有履行，其形式可能是安置、补助、抚恤、优待、救灾扶贫等，由于该诉讼标的未履行或未做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四）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的目的在于借助法院的"确认判决"，确认具有争议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相对于其他积极的诉讼种类，确认诉讼仅具有补充性质，即只有在其他诉讼种类不得提起时，才可提起确认诉讼，因此具有补偿性、从属性、次要性和后备性。 （五）公益诉讼 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应当是某法律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使公众的公共利益收到损害。有关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例如由谁来提起公益诉讼、对于哪些情况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应如何审理及判决等等。目前，呼声较高的是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由检察院作为提起公诉的主体。 （六）当事人诉讼 当事人诉讼是行政诉讼的一种非凡类型，他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导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从而引发民事当事人之间或者和行政机关之间的争议，法院审理此类争议的活动称之为当事人诉讼。 结语 借鉴诉讼制度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验，行政诉讼类型化有了不同的设想。例如马怀德教授认为，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我国的判决形式，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赔偿诉讼、履行诉讼等五种类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逐步实现，这些构想将变为更为适应现实的律条。 行政类论文:行政处罚种类分析论文 行政处罚的种类分析和论文关键词行政执法；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 论文摘要对行政执法实践中的3个问题，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3种处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种类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为行政执法尺度的确定和执法工作实践提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共7项，前6项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常用的处罚种类，而第7项只是笼统地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法学上规结出行政处罚种类共四大类，即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自由罚。申诫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行为违法，教育行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其他种类处罚的特点在于对违法行为者实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誉、信誉等方面的惩戒，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实体权利的剥夺或者限制，因此申诫罚更能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财产罚是指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剥夺其原有财产的行政处罚。这种处罚的特点是对违法的相对人在经济上给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财产罚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指对非法收入应采取没收措施，而罚款是处罚违法相对人的合法收入，这是罚款与没收的主要区别。行为罚（能力罚）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权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制裁措施。这里所说的行为主要是指经行政机关批准同意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和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就意味着违法。如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自由罚（人身罚）是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自由罚的实施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对人在短时期内将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常用处罚种类外，许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下面将就这些规定是否行政处罚进行探讨。 1责令改正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许多学者们和执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法》中没有规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强制，而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它是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书面文书送达的，并且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要求相对人必须执行的。《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6种基本行政处罚种类外，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0章法律责任第6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①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包装的。②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③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④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⑤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这些规定中的“责令改正”是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呢？笔者认为如果由行政处罚机关没对行政相对人下达处罚决定之前，单独口头或者以文书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就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起要求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纠正其违法行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义；如果单行法条款中规定了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以行政处罚决定形式书面下达的，那就是行政处罚。地方法规中规定的“责令改正”是不是行政处罚呢？如《江苏省种子条例》第6章法律责任第42条规定，违法本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理《江苏省种子条例》只是地方法规，只能规定6种基本的处罚种类，但是该条例的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行政处罚法》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该条例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种子法》第61条第3项作出的具体规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或者罚则中规定类似于责令改正的，应一并如上理解。2通报批评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对于通报批评，在法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不是行政处罚的一种，而是一种机关内部指出错误的方法，不具有处罚性，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是一种行政处罚，一旦作出将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名誉、信誉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通报批评用于单位内部上级处理违纪的下级，或者党和行政机关内部监察部门或者纪委处理违反纪律的人，这时只是一种行政处分，不是行政处罚。当行政机关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使用通报批评时，是否是行政处罚呢？按照《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第（7）项规定，先看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第43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这条规定中包含警告，也就是行政处罚的一种，笔者认为，单独对违法行政相对人以书面形式通报批评时，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行政机关利用责权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一种警示，利用其声誉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将通报批评写入行政处罚决定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书面通报批评的，就是行政处罚。因此，通常有人把通报批评同警告一起，作为申诫罚的2种最重要的形式。其实，警告通常仅限于直接告知违法行为人，而通报批评告知的范围较广泛，不仅限于告知行为人自己，还包括告知与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3罚金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有的人将罚金和罚款混淆，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写了“处以罚金××元”之类的文字，这是错误的。罚款，属于财产罚，是指行政机关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从而依法损害或者剥夺行政相对人某些财产权的一种处罚。罚款就是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财产权的剥夺，不管行为人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只要违反了法律、法规，危害了行政管理秩序，就可以依法予以罚款。在行政处罚中只能是罚款，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而没有犯罪的行政相对人实施金钱的处罚，而罚金是对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个人或者组织的一种刑事处罚，是刑罚中的一种附加刑，是由人民法院实施和执行。另外，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与司法上排除妨碍诉讼行为的强制措施的罚款也不同，后者是针对在诉讼程序中实施了妨碍诉讼活动的违法行为人进行的，由人民法院决定与实施。 行政类论文:行政性垄断概念分类论文 这些年来，行政性垄断一直是经济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讨论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关于行政性垄断的见解仍然是众说纷纭。 一、行政性垄断的概念分类 许多学者认为，行政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共同构成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而行政性垄断对竞争的危害远甚于经济性垄断。因此，反行政性垄断是反垄断法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行政性垄断（又称行政垄断）是指中央政府所属的各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各管理部门以及被上述政府和政府管理部门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违法行为。 行政性垄断可分为两大类，即地区垄断（又称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又称行业垄断）。所谓地区垄断是指某一地区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保护本地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或者本地企业参与外地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地区垄断多由地方政府以命令、文件和通知等方式作出。对地区垄断即地区封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地区垄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制。 所谓部门垄断是指政府所属部门为保护本部门的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其他部门企业参与本部门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没有规定，以致于个别学者认为没有将部门垄断单列的必要。事实上，部门垄断与地区垄断虽然也有些微的交叉、渗透，但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 二、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及成因 具体来说，行政性垄断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第二，损害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和消费者的利益；第三，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第四，阻碍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的形式；第五，破坏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阻碍其进一步深化；第六，培养、扶植并保护经济性垄断。至于行政性垄断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根本原因；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趋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规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法律意识的淡薄等也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现状以及完善行政垄断规制立法的若干思考 我国现有规制行政性垄断的法律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7条和第30条把行政性垄断行为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十分简略的规定。除此以外，国务院还先后颁布了一些行政法规。 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现状看，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法律文件效力层次大多较低，欠缺应有的权威性；二是对行政性垄断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太轻，且欠缺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三是反行政性垄断的主要机构设置不当，使得反行政垄断执法举步维艰。 笔者认为，要有效制止行政性垄断，应创建以下几项新制度和新机制：第一，应在充分总结本土经验基础上博采众长，制定包括反行政性垄断在内的统一的反垄断法典，并在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全过程中，建立能够充分发挥专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作用的相应机制；第二，建立严格的行政性垄断法律责任制度，并使其落到实处；第三，设立高度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具有准司法机构性质的反垄断主管机构，并赋予其对行政性垄断禁令的权力；第四，赋予反垄断主管机构针对行政性垄断在特定的条件下提起诉讼的权利，包括建立民事公诉制度；第五，在未来的反垄断法典中，应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行政类论文:税务行政处罚种类论文 税务行政处罚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反税收征收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依法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由税务机关依法对其实施一定制裁的措施。行政处罚是一种行政机关主动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名誉或其他权益限制或剥夺，或者科以新的义务，体现了强烈的制裁性质，因此国家专门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 一、税务行政处罚管理现状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有七种：(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和（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施规定的处罚种类。考虑到其他法律法规具体调整的需要，因此《行政处罚法》在规范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种类时在第八条特别作了一条附加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这实际上是在行政处罚的种类上开了一个口子，按此规定在《行政处罚法》颁布前其他生效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还可以继续适用，而且以后出台的法律、法规还可以补充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六款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包括：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其中停止出口退税权的处罚设定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在二00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六条才予以明确为一种行政处罚，这才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种类设定权限的规定。 正确划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有利于规范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因为税务行政处罚是对管理相对人违反了税收管理秩序后，税务机关给相对人一定制裁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可诉讼行为，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作出，否则税务机关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因此应当正确界定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和“税务机关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七款规定）。 然而，在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出台前，对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规定还不规范和完善，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及税收征管工作规程等规章规定，确定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少，与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实际不相适应，一些税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规程规定，在管理中已经采取的有效管理措施在法律上没有充足的依据，特别是涉及到损害到纳税人利益的措施，如果不在法律上予以明确，不利于日常税收管理。因此，应当根据税收征管的发展情况，将原有规章、规程规定的有效管理措施上升为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应当有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 其中责令限期改正从实质来看，它基本近似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警告，无论是就其作用还是性质而言，几乎与警告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和停止出口退税权是《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中已明确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在原《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已明确规定的处罚措施，《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将其作为单独的复议情形，未作为税务行政处罚。而全国税务人员执法资格统一考试用书《税收执法基础知识》第57页认为“其他法律法规还规定有关机关可以依法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可以采取驱逐出境、限制进境或出境、限期出境的行政处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其它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其出境。”从该种措施的性质和手段看，应该属于税务机关依法提请，而由有权机关协助执行的一种税务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因此应当将阻止处境作为一种税务行政处罚。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后在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了“经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的处罚措施，这与阻止出境措施的执行主体相似，都是由税务机关依法提请，由有权机关依法执行的一种处罚措施。吊销营业执照是《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的一种处罚措施，阻止出境按照其性质也属于其他法律规定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只是执行机关的特殊性。根据税收法律规定，执行该两项法律规定的处罚措施的原因是相对人违反税收征管秩序，税务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处理后，才能提请相关机关执行，在提请之前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调查取证、审理告知无效后，再由税务机关提请相关机关执行，只是最终执行的结果由相关部门执行。这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税务罚款的措施相似。因此该两项措施应当是税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执行主体的税务行政处罚。这与我国现行的执法体制有关，是由于我国税务机关执法范围和权限的有限性决定的。管理相对人对该处罚措施可以依法申请上一级税务机关复议，也可以提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税务机关为被告或与具体执行机关为共同被告，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当全部由税务机关负责。因此对这两项税务行政处罚措施的程序、法律责任应当进一步规范和明确。 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是税务机关早已使用的一种管理措施，基层主管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违章情况采取了停票或缴销发票等不同方式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国家税务总局也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发票控管办法。然而长期以来从税收立法到税务机关实际操作中没有将停止供应发票作为一种处罚措施，《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只将这一措施作为一种税务机关不作为的行政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务管理不断的规范和税收征管措施的日益强化，发票作为经济往来的重要凭据，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明确经济责任的主要的原始凭证，纳税人交易活动的重要凭证。对发票的控管成为税务机关控税管理的有效手段。作为发票管理的主管机关，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停止或缴销发票后，势必影响到纳税人的正常经营活动。纳税人正常取得和使用发票以保证其经营秩序的运行无疑是纳税人的一种权益，在税务征管活动中税务机关应当充分尊重纳税人的权益，然而在新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前，税务机关对发票的停售和缴销随意性较大，影响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发票控管措施提出诉讼。税务机关在诉讼中法律依据不足。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后在第七十二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从立法的角度给税务机关的收缴发票予以认可。税务机关收缴和停止发售发票，是对纳税人使用发票权利的制裁，符合行政处罚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税务机关在采取收缴和停止发票处罚措施时应当按照税务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管理。 三、规范税务行政处罚措施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税收征管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因此七种税务行政处罚措施中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应当由县级税务机关作出。 然而在《税收征管规程》中，对警告和罚款外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得不具体，在基层税务机关执行中很不规范。急需完善现存的税收征管规程中税务行政处罚程序，当相对人违反税收管理秩序，需要给予税务行政处罚时，除警告和罚款外，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处理，例如对欠缴税款的出境前，需要阻止出境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将欠缴税款情况及催缴文书报县级税务机关审理，县级税务机关将欠税情况及文书审理后向当事人下达《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然后在当事人陈述申辩后制作阻止出境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交当事人，并制作《阻出境通知书》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交进出境管理机关执行，当事人在收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不服的，可以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请行政诉讼。 因此，现行税收征管规程中关于税务行政处罚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对除警告、罚款外的税务行政处罚程序需要的税务文书应当尽早制定，以便于税务管理程序的规范化、合理化。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突破辽西北”战略中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研究 摘 要：辽西北地区包括阜新、朝阳、铁岭三个市，多年来由于地理位置及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致使该区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健全环保法律制度体系，加强环保法律执法力度、改善环保法运行环境等是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推进该地区经济转型和生态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突破辽西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一、“突破辽西北”战略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地位分析 2015年2月3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入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的意见》出台并再次强调，“十三五”期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着力实现绿色发展是突破辽西北战略的重点任务之一。 在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过程中，要正视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是突破辽西北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 二、辽西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 辽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再加上该区域农业经济的粗放经营导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水资源浪费等生态破坏加剧，资源环境承载力极其脆弱。脆弱的生态环境极大地制约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辽西北地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在立法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其对农业环境保护的规定缺乏，使得许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难以开展。 2、在执法层面，执法手段和措施单一。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统分结合的分层管理体制效率低下，且极易导致各执法部门互相推诿和争权夺利现象产生。农业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都可以行使行政执法权，加之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违法失职现象，使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陷入一个异常混乱和尴尬的局面。 3、在运营环境上，相关制度协调性较差。许多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虽已建立，但制度之间的配套性和协调性较差。在有关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如土壤污染防治、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等。 4、在法律归责上，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禁止性规定与法律责任规定不协调，法律责任规定相对较为宽泛不够严苛，使得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既不足以震慑违法的当事人，也不能发挥应有的警示作用。 5、在法律监督上，相关部门认识，行政管理手段单一，过分偏于经济处罚，缺乏对于建立长远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的重视，致使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严重威胁当地农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完善辽西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建议 辽西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使得改善该区域农业生态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完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才能更好的发展辽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1、制定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 面对辽西北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的困境，应制定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规范对于农业生态环境管理;通过对现行环保法的修订，完善对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项规定。 2、强化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力度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1]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建立垂直管理体制，以求增强管理和执法效率，避免部门间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的发生。通过赋予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较多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权，来增强其执法和管理权威;此外，应严厉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严格执法，对危害农业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大行政和司法打击力度，加强执法和司法保护。 3、明确农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无法可依”的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农业环境保护法必须对污染和破坏农业生态环境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规定，加大处罚力度，完善相关处罚指标体系，从重从严处理相关违法行为，保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有序运行开展。 4、采用统一监督管理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制 信息不公开、不对称是妨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根源。要不断完善农业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立法，积极构建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公开法律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才能使得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公众的参与下得到有效监督。 结语 “突破辽西北”战略有利于提升全省经济整体实力，促进区域发展，也践行国家政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十足的动力。（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辽西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一、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现状 近年来，虽然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生态环境现状仍然让人堪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工业污染程度较重，而且对本地区环境的污染还有继续加重的趋势。其次，城市生活污染问题日益显著，大量现代工业消费品垃圾处理困难。再次，农村环境污染继续加重。农村地区生活中产生废物如污水和垃圾均没有消灭办法及相关设施。畜牧养殖工艺落后，动物粪污尚无处理办法。部分农村地下水源以及土壤受到污染，威胁当地居民以及农副产品的安全。最后，生态环境破坏未得到控制。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土地沙化继续扩张。自然湿地大面积萎缩，生态功能减弱。矿产资源“杀鸡取卵”式的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水资源过量开发，地下水超采严重，水污染已相当严重。 二、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从生态环境角度看，辽宁西北部地区地处科尔沁沙地东南边缘，气候为半干旱季风型大陆气候。该地区热量资源充足，水资源严重匮乏，气候条件较差。目前辽西北地区沙尘频起、干旱时发，但据历史记载，辽西北地区曾经是一个森林茂密的地方，山于战争、人口增多、乱砍滥伐、放牧和无度开垦，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山林退化、水土大量流失。①辽西北地区是指辽宁省阜新、朝阳和铁岭三个城市，长期以来该地区工业发展速度较落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较低，“三农”问题较明显，生态环境较差，与辽宁中部及沿海地区相比，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社会发展差距日益突出，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大。由于不合理的开垦草地造成该地区土地沙化严重，植被覆盖率低并质量较差，对于沙漠化屏蔽功能较弱。城市中矿产资源濒临枯竭，使得城市工业发展资源缺失，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工业污染严重，8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于工业产业。并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高能耗、重污染产业仍是该地区的支柱产业。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工业垃圾处理率低于各城市平均水平。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就是集全省之力共同促进三市快速发展，也是辽宁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主要是深入挖掘和全力释放辽西北地区的发展潜力，通过推进经济转型和生态建设，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② 三、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不足 首先，关于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观念较为落后，我国现有立法的观念有先污染后治理，重治理轻监控等问题。其次虽然我国对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体来说不成体系，现有的法律也较为单一，仍需不断完善，构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再次对于矿产资源的开发缺乏严格的资质审查，虽然现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但是制度对于综合的指标和对环境长期的影响尚未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最后，对于矿区生态环境破环后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没有法律责任的追究和国家强制力实施很难让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对违法者产生威慑力。破坏环境的违法者应该对自己的破坏行为承担强制性法律后果，并由国家强制力保护实施。 四、完善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一）树立矿区环境“一条龙”监管立法观念 对于环境治理的各国立法都存在环保治标不治本的问题，重视污染的防治而轻视环境的保护，同时忽略在整个过程中监管的立法思路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所以针对辽西北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中存在的先污染后治理轻污染缺乏监管的现象，应该树立全程监管的立法观念，将矿区环境污染治理落实到资源开发利用的每一个阶段中去。 （二）提高矿区环境监督检查制度的执行力度 基于矿区环境“一条龙”监管立法观念，继而设个专门的监督部门，全程监督管理矿山企业遵守各项规定的情况，并要求有关部门在破坏行为产生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其次，此部门须对矿产企业的生态环境恢复的进度进行检查监督。 （三）完善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的治理功能 矿产项目成本较高、进行时间长、不可抗力多，而且，矿业的不合理生产往往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破坏。为有效降低采矿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应使复垦政策与立法须条理清晰，细节明确，增加可操作性。其次，应当建立矿山复垦基金会，负责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及相关辅助工作。 （四）制定矿产开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矿产开采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指在开采实施前对该行为对开采区域附近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将负面环境影响降到最低的预防措施。设立专门监督矿产开采的环境影响评价部门，开采方须向提供减少环境污染相关数据，并由该部门进行评审，这将成为矿产开采方申请矿山开采的重要指标。 （五）制定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制度 对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进行明确的规定，首先此标准是对矿区污染情况的评估和法律责任的追究有据可依，其次作为衡量矿区开采造成污染后是否积极进行恢复工作的标准。我国其它方面的生态环境标准较矿区的生态环境恢复标准还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应针对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制定相应的规定。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应迅速着手制定有辽西北特色的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作者单位：1.沈阳师范大学；2.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我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对策分析 摘 要：近年来，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增进环保、崇尚绿色、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旅游理念和发展模式在我国蓬勃兴起。但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大，伴随而来是生态旅游景区生态环境的日益破坏。针对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环境保护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法律解决方案对我国生态旅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高校科研立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以广西为例”（项目编号LX2014462）项目资助。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已不满足经济高速所带的物质享受，开始追求以满足精神需求为目的的“生态化”生活方式。于是，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时尚。生态旅游是人类社会认识自然，重新审视人类自身行为的一种必然选择。它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是一种人类保护环境、陶冶情操的高尚的社会经济活动。在人类环保意识日益提高的今天，生态旅游市场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前景广阔。但是，人们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给大自然带来了各种生态破坏。因此，如何解决生态旅游市场的壮大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广西拥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的游客，但其在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将以广西为例，立足于法律视角，对生态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找到一条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广西生态旅游面临的生态环境困境 1.1 广西生态旅游资源现状 广西壮族自治区处于祖国西南边陲，西临五彩云南，北临湘黔，东临粤港澳琼，南接东南亚，是我国大西南重要的出海通道，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从“十一”五开始，广西旅游业正式迈入旅游强省建设阶段，初步形成了以桂林山水和百色大石围天坑群等喀斯特地貌景观为代表的自然风光，以北海银滩、钦州三娘湾和防城港金滩为代表的滨海情韵，以大新德天跨国大瀑布和凭祥友谊关为代表的中越边关揽胜，以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为代表的民俗风情以及以兴安灵渠、宁明花山壁画、刘三姐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风采和以“邓小平足迹之旅”、“长征之旅”和“抗战文化”为主题的红色旅游等广西旅游的六大特色。2013年8月1日，广西已评定国家A级旅游的景区共计191家（3家5A，91家4A，76家3A，21家2A）。①2014年，全区新增A级旅游景区42家， 7个生态旅游示范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区位优势令广西成为最令游客向往的地方之一。 2006年11月，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努力建设旅游强省，使旅游业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的口号，2014年全年实现接待国内游客2.86亿人次，同比增长17.7%；国内旅游收入2495亿元，同比增长27.2%，入境过夜游客421万人次，同比增长7.5%，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7.3亿美元，同比增长11.7%，旅游总人数2.9亿人次，同比增长17.4%，旅游总收入2602亿元，同比增长26.5%。真正实现了旅游强省的目标。 1.2 广西生态旅游活动中的环境问题 在生态旅游建设中，人们长期认为发展旅游不会造成生态破坏，极力主张大力开发，一些自然风景区被“开发”后变得“满目疮痍”。广西生态旅游发展中也遇到许多环境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内源性的破坏，一类是外源性破坏。以桂林市为例，内源性环境问题主要是不合理旅游开发造成的自然景观的破坏，比如：市内景区，由于风景点周边建筑密度过大，造成对敏感区域的景观破坏；漓江景区、兴坪码头体量过大的建筑物，冠岩景区的滑道影响整体景观；阳朔田园景区，开发景点类型与整体环境不协调，如遇龙河附近的寺庙，破坏整体景观环境；龙胜矮岭温泉区，宾馆建设过度，造成景区景观杂乱；资江景区，由于没有详规指导的开发活动，对自然景观造成严重的破坏；荔浦丰鱼岩景区，溶洞开发活动过度，如恐龙乐园，对洞内自然环境的破坏；龙胜龙脊梯田景区，修建公路、村民建旅馆，公路修筑、旅馆选址不当可能会导致山体滑坡；喀斯特溶洞，溶洞灯光设计、布置和使用不当，对钟乳石的破坏。外源性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游客的旅游行为造成的环境破坏。比如在桂林、阳朔等主要景区，由于流动人口的激增导致排污量增多，造成水污染、固体垃圾增多；在漓江、资江、遇龙河景区，由于大量水上娱乐项目造成水体污染；在龙胜龙脊梯田，大量的游客造成自然保护区内土壤板结、植被遭到破坏；在各景区由于车辆增多，造成大气污染严重，交通事故频发；在龙脊梯田、资源八角寨景区，由于游客增多，造成薪材林用量激增导致森林遭到砍伐等。 2 生态旅游环境问题的法律原因分析 2.1 生态旅游法律体系建设滞后 广西生态旅游目前正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发展也就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许多法律问题。从生态旅游法律渊源上来看，在法律层面，我国目前尚无一部专门的生态旅游法律，生态旅游的发展缺乏制度保障；在国务院和各部委制定法规规章层面，各种生态旅游法规规章都很不完备，带有明显的暂时性、应急性特征。在地方立法上，如广西，首先，2008年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条例》，但生态旅游建设也是近两年的事情，地方性法规也已明显滞后；其次，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及具有可操行的实施细则，使该条例缺乏可操作性。由于法制建设滞后，生态旅游发展找不到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依据。 2.2 生态旅游管理无序 首先，管理组织机构设置不科学。广西生态旅游管理体制主要依据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条例》，当然也包括了《自然保护区条例》、《文物保护法》、《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及一些列污染防治法等等。各主管部门依据管理权限及利益的不同，出台的规范条例导致生态旅游管理机构分工不明确，各自为政。其次，管理职能定位不清。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三级行政管理并存的模式，造成了行政分割、体制不顺的格局。一个景区的管理，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导致生态旅游管理的主体混乱，影响到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经营以及保护。还有些景区处于多个行政区域管辖范围，这些景区不仅要按照部门分别管理，而且还要按照行政区划由各地政府领导，而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各地政府疯狂进行开发利用，以期在开发中占的先机。 2.3 生态旅游监督机制失效 生态旅游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缺陷，无法实现预期监督目的。旅游业法律监督主要对象应该是旅游主管部门及其公职人员，而在广西生态旅游法律实践中，被监督的对象往往是生态旅游的开发者、经营者及消费者，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则很少受到监督，这与设置法律监督的目的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一方面是由于监督主体在面对强大的国家行政权力时，存在畏难情绪。另一方面是旅游主管部门或者领导干部权利意识严重，对监督部门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采取不配合，避重就轻。从而是法律监督功能弱化。 2.4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不足 生态旅游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新兴旅游模式，这就要求人们普遍具有良好的环保理念，自觉的环保意识。但纵观广西生态旅游的实践，生态旅游环境保护工作大都停留在表面，比如不得随意丢弃垃圾，不得随意刻划等等。生态旅游景区很多环境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就是游客和景区当地社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目前我国还没有环境教育法律法规，广西生态旅游环境教育也还停留在表面教育、悬挂环境保护标语等口号式传统环境教育模式上，很难为广西生态旅游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基础。 2.5 社区参与力度不够 景区社区居民是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开发者与游客相比，社区居民熟悉当地情况，因此生态旅游的发展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旅游景区大都位于偏远地区，当地经济落后，生态旅游开发不仅有助于拓展社区居民的经济来源，而且也有利于增强其环保意识，还有利于当地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交流，实现生态旅游地生态、经济及社会效益“三赢”。但现实是在广西甚至是我国其他地方都存在着对社区参与的忽视，社区居民在生态旅游项目的论证、立项过程中没有话语权，仅仅是被动的参与到生态旅游活动中去，不利于生态旅游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3 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3.1 加强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设 在完善立法上，应综合考虑生态旅游的经济效益、生态旅游资源整体价值，树立可持续利用理念制定生态旅游法及实施细则，明确生态旅游资源所有权、生态旅游管理权与开发利用权，从而规范生态旅游发展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以取代政出多门的法规和规章。在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时，在立足于我国实际的基础上应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生态旅游立法的成功经验，如旅游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生态旅游认证制度、生态旅游规划制度等等，不断健全促进我国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改变我国生态旅游法治建设滞后的情形，推进我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治化。 3.2 明确生态旅游管理机构 为了有效的对生态旅游区进行管理，应在生态旅游区设置权限统一的管理机构，以便于处理景区各类管理事务，建立完备的生态环境质量管理体系。在生态旅游法制建设中应明确生态旅游主管部门的权限划分，以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同时，生态旅游主管部门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认真履行职责，以保护生态旅游区生态环境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目标，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管理队伍的建设上，要挑选那些懂法律、懂管理、懂旅游的有高度责任心的人充实到管理上来，并且要对管理队伍进行必要的经常性的培训，以提高其履职能力。 3.3 完善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监督机制 我国宪法赋予了我国公民具有的监督权，人民有权监督相关国家机关实施的各项生态旅游活动，有权监督旅游参与者公平公正地运用法律。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作为生态旅游景观所有权行使的代表，国务院旅游主管部门及地方各级旅游主管部门作为生态旅游资源的主管部门，国务院及各级人民政府有权对其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各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其职权范围和管理的需要，可以设置专门的派出机构到各生态旅游区进行日常事务的监管，各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其派出机构的管理活动也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当然，通过国家机关的内部监督对生态旅游环境保护工作是不够的，还需要充分发动农林业、环境保护部门以及一些民间环保团体的监督作用，对生态旅游行政机关的工作进行广泛的监督，防止公权力滥用。将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统一起来，同时强化各种监督力量之间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生态旅游法律监督的整体效能。 3.4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在生态旅游宣传教育上，教育对象应该具有广泛性。但重点加强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及管理人员开张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使其认识到景区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宣传教育的方式可以多样化，一是可以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教育，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发挥少数民族民俗的作用，利用少数民族地区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比如各少数民族的民歌、歌圩等。二是还可通过在生态保护区的展厅、标识牌及导游引导对游客进行环境教育。 3.5 建立有效的社区参与保障机制 由于传统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不考虑景区当地社区的利益，在生态旅游活动中，一旦出现生态旅游开发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时，社区就缺乏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因此，在生态旅游开发中，应保障社区在生态旅游区开发建设中的利益诉求，保障其合理合法的利益，提高其参与生态旅游区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社区居民也应该提高自身维权意识。生态旅游区大多处于边远山区，经济落后，居民大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很难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就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引导社区群众参与到生态旅游活动中去，并对当地的教育给予积极扶持，对社区群众进行相应的环境保护教育，提高社区居民整体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保障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突破辽西北战略实施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分析 摘要：“矿产资源是指经过地质成矿作用，埋藏于地下或出露于地表，并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矿物或有用元素的集合体，矿产资源属于非可再生资源，其储量是有限的。同时矿产资源也是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相当重要的环境要素，在维系生态系统这一有机体的平衡及可持续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问题进行探究。 关键词：辽西北；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矿区生态环境恢复 1.辽西北地区矿产资源概况 辽西北地区涵盖阜新市、铁岭市、朝阳市这三座城市，是辽宁省区域经济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一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区位条件和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制约，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巨大。但此地区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其概况如下： 朝阳市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分布也较为广泛，同时开发潜力很大等特点。目前，境内已发现有益矿藏五十三种，产地五百七十余处，已探明储量占全省的百分之七十，其中锰储产量在东北各城市中位居第一位，钼产量在全国排名第二位，此城市黄金产出量在全国总产量中占很大比重；膨润土、大理石等总量大、质地好，具有非常好的开发前景。 铁岭市矿产资源丰饶有煤炭、白粘土、硅灰石、灰石、花岗岩石、大理石、锌、铁、铜、金等各类矿产共二十九种，开发利用已有二十多种。其中，煤炭储量二十二亿吨，占辽宁省储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作为全国八大煤炭基地之一是国家特大型煤炭企业铁法煤业集团，年生产能力达一千五百万吨万吨。 阜新市这座城市盛产煤、玛瑙、石灰石、膨润土、玄武岩、金、铁、硅砂、萤石、沸石、地热、风力等四十多种资源。其中，萤石、沸石、硅砂储量居全省首位。阜新作为各种玛瑙制品的生产基地，玛瑙产量与销量占中国的二分之一，被誉为“中国玛瑙之都”。而且阜新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煤炭开采历史，并建有亚洲地区最大的露天煤矿――海州露天煤矿。 2.矿区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原因 首先是由于矿产行业本就是属于高污染的行业，只要对资源进行开采就需要占用大面积的土地，不但破坏地表环境同时也会破坏地下环境。由于煤矿资源的采取必然会产生采空区域就可能引起地面塌陷，引发矿震或滑坡等灾害。并且在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废物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同时由于很多企业的开采技术较为落后，设备陈旧导致在开采中的废物尚无污染处理工艺。其次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为追求经济的利益不惜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造成自然生态失衡，资源极度浪费，矿区生态环境问题也越发严重。最后由于对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尚不健全，现有的相关法律只是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提出原则性的规定，或者相关规定单一不具体，没有对具体的监管措施和惩罚措施进行详细的成体系的规定，使得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相关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不能得到具体的法律制裁。 3.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第一，矿产开采开发体系缺失 辽西北地区矿产资源探矿权和采矿权行政授予面过大；以及探矿权人取得探矿权资历要求低、项目资金要求低等问题，圈占地盘、囤积居奇、投机牟利现象较为多见；采矿权人掠夺式、低效率和高污染式的开发资源方式，损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既破坏了资源，又大大的污染了环境。 第二，开采企业资质低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辽西北地区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大多数的开采企业规模较小，超大、大、中型矿产企业较少，个体企业占多数等情况。小型或者个体企业多存在开采设备落后造成多浪费，多污染等问题。 4.完善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1）树立矿区环境“一条龙”监管立法观念 对于环境治理的各国立法都存在环保治标不治本的问题，重视污染的处理而轻视污染的预防，同时忽略在整个过程中进行监管的立法思路都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所以针对辽西北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中存在的先污染后治理轻污染缺乏监管的现象，应该树立全程监管的立法观念，将矿区环境污染治理落实到资源开发利用的每一个阶段中去。 （2）提高矿区生态环境监管执行力度 基于矿区环境“一条龙”监管立法观念，继而设个专门的矿区环境污染监督部门，全程监督管理矿山企业遵守环境保护各项规定的情况，并要求有关部门在破坏行为产生时及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其次，此部门须对矿产企业的生态环境恢复的程度随时进行检查监督。 （3）完善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的治理功能 矿产项目成本较高、进行时间长、不可抗力多，而且，矿业的不合理生产往往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为了减少开采矿产资源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应使复垦政策与立法须条理清晰，细节明确，增加可操作性。其次，应当建立矿山环境恢复基金会，负责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及相关辅助工作。 （4）制定矿产开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矿产开采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指在开采实施前对该行为对开采区域附近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将负面环境影响降到最低的预防措施。设立专门监督矿产开采的环境影响评价部门，开采方须向提供减少环境污染相关数据，并由该部门进行评审，这将成为矿产开采方申请矿山开采的重要指标。 （5）制定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制度 对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进行明确的规定，首先此标准是对矿区污染情况的评估和法律责任的追究有据可依，其次作为衡量矿区开采造成污染后是否积极进行恢复工作的标准。我国其它方面的生态环境标准较矿区的生态环境恢复标准还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应针对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制定相应的规定。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应迅速着手制定有辽西北特色的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作者单位：1.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2.沈阳师范大学；3.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我国新农村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与此同时，新农村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暴露无遗。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同时也到，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由此可见，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引起了重视，中央和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寻找对策来解决现有的新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一、新农村建设环境问题表现 新农村建设的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环境污染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将只论述农业遗留物带来的污染和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这两种污染也体现了新农村建设中两个较为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一个是农村原有的农业活动所带来的污染源；另一个则是城乡一体化导致的产业转移活动而带来的污染源。 （一）农业遗留物带来的污染 农业遗留物包括农作物秸秆、农膜等，这些农业遗留物的不完全处理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我国的地膜、棚膜使用量和覆盖量均居世界首位。地膜适用多年后，会使土壤中残膜增加，影响未来耕种，并造成土地污染、视觉污染等。 （二）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 我国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基本同步。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则导致了城市向农村的产业转移，大量乡镇、村办工业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对农村水质的影响最大。部分工业用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使得农民的饮用水和灌溉用水都受到了直接地影响。除了水质，产业转移的活动也直接影响到了农村的空气质量。一些重工业工厂的驻扎，导致农村工业烟囱林立，这严重地危害了农村的空气质量。 这些由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问题，不仅使得农村的环境遭到了破坏，更使农民的生命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二、新农村环境污染产生的法律原因 （一）立法不足 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已经颁行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仍然不足。例如，我国在环境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着偏向，在农业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尤为突出，使得农业环保工作难以做到“有法可依”。 我国于1989年正式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并于同年实施。至此以来，可以说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环境保护立法越来越完善。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仍然存在一些真空地带。如涉及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范屈指可数，而且零星地分散在不同法律之中。如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八章，共七个条文涉及农业环境保护问题；又如2004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中，仅第38条、第39条等提到了土地开发的生态保护问题。 除了立法存在空白，立法层次较低、没有统一立法也是一个较大的问题。如2007年颁布的《农药安全使用规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各省人大常委会也出台了相关的环境保护条例。从中不难看出，关于农村环境保护的立法并非由全国人大制定，且规定松散，没有形成一个从预防到治理再到责任承担和问责机制的完整体系，这也给新农村的环境保护带来了难度。 除此以外，关于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多为口号性、宣誓性的条文，这也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66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督促有关单位进行治理，防治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给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造成损失的，有关责任者应当依法赔偿。”诸如此类的规定可操作性差、针对性不强，也使得农村环境保护的立法显得薄弱。 （二）执法不力 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相继出台，但是新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恶化，相关部门也应该为其执法不力承担责任。 现阶段的政绩考核机制，导致了部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成果，而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直接放任不管。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如江苏省环保厅在2011年公布了10起重点环境违法案件，而在通报中，这些企业要么被关停整改、处以罚款了事，要么企业负责人停职检查，公开检讨，无一例进入司法程序追究。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此种做法放任了有关企业的污染行为。在新农村建设中，众多大型企业转移到农村也就意味着污染源转移到了农村。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不作为使得农村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 （三）司法缺陷 上文所述，在环境污染的相关事件中，最终进入司法管辖的例子少之又少。这其中有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执法问题，但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司法制度的相关缺陷。 首先，新农村环境污染问题顾名思义是发生在新农村，而这些新农村的基层司法建设显然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村民诉之无门使得他们得不到司法救济。 其次，环境污染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妥。环境污染案件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倒置却又仅仅局限于“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从这个规定来看，由于双方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排污方证明自己排放合法比受害人证明排放非法要来的简单的多。 最后，环境污染案件的诉讼成本较高。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往往遍布多户村民，甚至遍及整个村庄，因此环境污染的危害大、诉讼标的额较高，这也就导致了诉讼成本过高的问题。且受害者可能需要预先支付损害评估费等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对他们来说也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三、新农村环境污染的解决思路 上文提及了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环境污染问题的若干原因，从这些原因着手，新农村环境污染的解决思路可有以下几种： （一）完善相关立法 上文提及，关于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存在规定松散、不成体系等众多问题，因此应制定统一、完善的法律来保护农村的环境。并应构建完善的问责机制，做到“有法可依”。 我国现行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仍有许多不足，法律法规之间相互矛盾、抵触的情形也不鲜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文将受到环境污染并提起诉讼的主体限于“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这显然是不妥的，因此也就有了近期兰州水污染事件公民诉讼无门现象的出现。法院以居民不是“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为由，拒绝受理这起影响重大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不可否认的是，一般农村环境污染事件影响的都是一个地区内的农民，因此有关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诉讼可参照国外群体诉讼的模式，由一定数量的公民组成共同原告提起诉讼，而不必拘泥于“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的框架。 同时，鉴于我国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层次较低，全国人大也应考虑统一立法。全国人大统一立法既提高了立法层次，加强了法律的影响力，同时也统一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法律冲突的出现。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立法还存在条款内容实践性差的问题，针对这一点，立法者应该着重修改相关条文的内容，尤其是应做好对责任性条款的具体化。有关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有些欠妥。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如日本的法律规定，对于公害案件，受害者部不掌握证明因果关系的资料，证明因果关系的导读盖然性有困难。针对这些受害人证明困难的情况，通过提高加害人的注意义务、预见义务的导入、因果关系的事实推定来降低原告的举证义务。日本法官在遇到这一系列公害案件时，对于举证困难的案件，一般由法官采取心证，适用经验原则，从而完成案件事实因果关系的推定。我国立法也可借鉴他国立法的成功经验，着重提高办案法官的素质，并从保护弱者的角度来分配此种案件的分配责任，如规定由加害者承担证明责任，则应提高其证明标准。 （二）构建完整执法体系 有了相对完善的立法，在做到“有法可依”的基础上，仍需相关部门依法执法。 第一，分配各部门的执法内容十分重要。以水污染防治保护为例，现阶段我国的水资源保护体现出“九龙治水”的现象，即有九个部门共同进行水资源的管理保护工作。由此可见，当一个地区的水资源受到污染时，各部门之间容易产生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情况，不利于该污染问题的及时有效解决。有此问题可以窥见出，不只是水资源，农村环境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治理部门。前文所述，农村环境保护与政府绩效考核挂钩，而为避免这个制度带来的弊端，新成立的环境治理部门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应贯彻数据公开的原则，将该农村地区的环境治理数据公之于众，受公民监督。 第二，在明确了农村环境治理的执法主体后，也应落实地方环境质量问责制。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如前所述，江苏省环保厅在2011年公布了10起重点环境违法案件中，大多数违法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在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第五章规定了违反环境保护法的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其中对于地方环境主管部门所应承担的相应责任的规定却少之又少。地方环境主管部门是监督各公民、组织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主体，但其行为也应当受到公民、有关组织的监督。笔者认为，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与其辖区内的环境污染主体形成连带责任机制。当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时，应当向污染主体追责，也应当向该部门追责。这样做可以有效的防止环境污染问题发生时的“地方保护主义”，使环境主管部门的权力受到限制。 （三）减少诉讼障碍 除了立法、执法上的问题，农村环境保护中的司法问题也不容小觑。因篇幅有限，本文将主要论述其中的司法障碍的消除思路。 第一，对于一些农村环境污染诉讼，可以有条件地减免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受理的财产案件按诉讼标的的比例分段累计缴纳。但是，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动辄影响几十户农民，其提出的损害赔偿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若固守按标的比例分段缴纳的观念，农民将会承担一笔庞大的诉讼费用，这显然不能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这种环境公益诉讼，法院应当有条件地减免诉讼费用，如根据农村村民的平均收入、该地区的贫困等级等多方面考量，最终确定该案件的诉讼费用。 第二，政府可以对从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律师给予补贴。农村环境污染的案件常常发生在偏远地区，律师办理案件容易遇到交通不便、农民无法交纳足额律师费用等问题。为了使农民的权益得到真正的保障，政府部门应当给予律师补贴，提高律师办理这类案件的热情。 第三，政府部门应当在农村开展普法活动。农村农民一般文化程度较低，法律知识也比较欠缺。政府开展普法活动可以告知农民的基本权利，让他们明白他们有权利维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也能够促使他们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实施机制研究 【摘 要】伴随着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日益严重。乡镇企业的污水和废气、生活垃圾等污染源都成为了制约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危害百姓健康，制约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严重阻碍。而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是在1989年制定的，时代背景的变迁，对目前日益严峻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暴露出种种的不足。为此，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完善我国保护环境方面的法律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合作，实现政府为主导，公众积极参与的有效局面。 【关键词】农村环境；法律；研究 一、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 农村环境问题区别于城市环境问题，其污染源不仅仅有工业污染，而且还涉及到生活污染和农业污染，并且不合理的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呈现出面广点多的特点。具体来说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养殖业污染面广且量大。农村的畜禽养殖由于生活理念和技术条件的原因，大多呈无序状况，大量的牲畜粪便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排放掉了，不仅造成空气质量下降，而且造成水质出现了富营养化污染和有机污染。 （二）农业生产造成土壤污染日益严重。我国是农业大国，土地资源有限，为了解决供给问题就要不断的提高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产量。因此，化肥、农药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首先是化肥的用量过大导致土壤富氧化，耕地质量下降。同时，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农作物上药物残留，而且一些农药成分不溶于水，在食用时难以彻底清除，从而严重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三）农村水源污染严重。在2006年的一份环境公报中指出，农村每年约生产超过2500万吨生活污水。而与此同时农村缺乏基本的污水处理系统，大多污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沟渠或者地面，常年累月的积淀最终导致饮用水受到影响。目前，农村饮用水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社会经济发展的严峻问题。 （四）乡镇企业生产污染问题严重。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转移了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乡镇企业也在同样消耗着农村的自然资源，牺牲着生态环境。其粗放式、低技术、轻环保的经营方式使一些农村地区污水横流、烟尘漫天，这些未达标的污染物严重影响了厂区周围村里的身体健康，致使一些严重地区出现癌症村。 二、农村环境保护法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地区的环保意识淡薄。农村很多人都意识到了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治理环境是政府的责任，自己需要做的是挣钱养家。一些乡镇企业更是追求高利润，无视环保法律的存在。因此，农村地区缺乏对环保法律的认知，更没有严格遵守环保法律的意识。 （二）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不健全。目前我国缺乏一部详细、明确、适用性强的法律来规范农村环境，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对于农村地区的一些规范过于泛泛甚至出现空白，导致一些执法者难以依据法律法规对一些破坏农村环境的行为进行处罚。 （三）基层执法人员力量薄弱。目前很多地区都存在着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行为，这些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的直接原因是环保部门没有严格履行自身的职能。但是，一些地区的基层执法人员缺乏，不能有效的对监督地区进行管理。执法频率低，往往导致企业和环保部门“捉迷藏”，当执法人员到来时打开环保设备，但检查结束后却照常生产，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四）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往往涉及到很多个区县，甚至是省市之间的利益问题。一些地区为了追求GDP，提高政绩和财政收入等利益，对本地企业的污染问题视而不见，甚至是充当这些企业的保护伞， 三、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法机制建设策略 （一）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加快推动农村环保保护法律法规的标准化合规范化，针对实际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制定有效的法律依据。尽快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并对农村环境的监测方法、评价标准进行修订，真正做到农村环境保护在法律上得到有力的支持，有法可依。 （二）整合农村环保执法力量。首先要对现有的农村环保执法部门进行明确的分工，协调各管理体制，将农村环境管理责任目标化，并且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从根本上避免各部门在环境问题上相对推诿。提高联合执法力度，健全基层单位的环境机构，提高基层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 （三）开展多种渠道促进公众参与。（1）要广泛征求公众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意见，了解百姓的合理诉求，使大家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的讨论中；（2）加强农民的自我管理意识，提升广大群众对环保执法的支持力度，积极的提供有关信息；（3）加强农村的普法教育，提高农民对农村环境保护法的意识，使其意识到农村生活环境对自身生活的重要性，进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且建立多种形式宣传活动，强化基础干部和民众的集体观念，使其认识到环境靠大家，必须每个人都要积极参与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中。 （四）加强科技支持，发展无公害农业。控制农业污染的恶化必须大力支持发展生态农业，充分发挥我国各部门之间的技术优势，依托高校、科研单位积极开展实地调研，针对相应情况开展生态农业建设。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对畜禽粪便、秸秆等合理回收利用。如以畜禽粪便为原料加工有机肥料，尽量降低化肥对土壤的负面影响。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摘 要：农村的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的农村环保工作起步较晚，在新农村进程中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如果任由其发展，不但会影响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而且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本文以可持续发展为独特视角，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我国农村环境的保护应当注重环境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应当把农村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从而探究切合我国农村发展的法律制度安排。 关键词：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1 农村环境可持续发展概况 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其发展理念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在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层面上也有着明显的进展和成绩。在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层次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自1994年我国政府颁布《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来，农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农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广泛的领域，涉及面非常广，而且内容复杂、系统庞大，村镇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1]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农村环境立法，就要对现行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进行更新和完善，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2 农村环境可持续发展法律对策 2.1 公众参与，树立新型农村环境保护法治理念 在传统的政府主导的环境管理理念里，社会公众参与不足，这种管理理念带有极强的行政集权色彩，更多的突出长官意志，易于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权利的被漠视，不利于我国农村环境法治建设。环境治理理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提出来的，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2]治理是建立在社会各经济法主体互动合作，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这是一种把公众参与发挥到极限的模式。有利于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与制约，有利于全面地培育农村城镇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有利于推进农村环境保护的法治化程度。因而，转变旧有的环境管理理念，积极引导依法治理理念，对于推行农村环境保护善法善治具有积极的意义。 2.2 解决农村环境立法对策 2.2.1 填补农村环境立法空白 第一，弥补现有农村环保法原则性强、不易操作的缺陷，逐步制定和完善有关农村化肥、农药、农膜污染防治，规模化养殖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处理以及小城镇开发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建立相配套的农村环境单行法律规范；第二，抓紧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等滞后领域的立法，抓紧制定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补偿和公共环保工程设旅布拌服务等方面法规，通过法律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2.2.2完善新农村环境规划法 贯彻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编制小城镇环境规划，关键在于完善农村区域规划法、国土整治法、村镇规划法等，推进生态新农村环境管理进程，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建设部联合的《城乡规划法》为指导，推动各地做好新农村环境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各地应根据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乡镇工业污染防治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垃圾禁烧与综合利用规划、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规划，并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和完善有关规划。 2.3解决农村环境执法对策 2.3.1明确环境执法依据 明确环境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消除法律、法规相互之间的冲突，同时理顺环境执法体制、消除监管体制障碍，对环保部门和其他监管部门的权限分工、监管方式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可以保证环保部门有效地实现统一监管，避免因职责不清而影响执法效力。 2.3.2完善环境执法程序 要实行执法责任制，坚持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的责任制，责任落实到部门、岗位和人员，形成强有力的齐抓共管执法程序机制；同时要充实、完善农村环境执法的各项程序规范，如行政处罚程序法律规范、环保审批和验收程序规范、排污费征收工作程序规范等，使农村环境执法程序规范化、制度化，提高执法质量，减少执法的随意性和人为性。 2.3.3落实地方环境质量问责制 严格落实地方行政领导环境质量问责制，加强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的环境法制教育，在具体操作上实行目标管理，对完不成任务者，年终不能评先进，不能提干，对严重失职的降级、撤职，减少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使环保部门敢于执法，同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主要领导干部离任环境保护审计制度、环境责任追究制度，绿色GDP考核制度等，使地方行政领导环境质量问责得到严格执行。 2.3.4强化农村环境执法力量 首先，建立一支素质高的环境执法队伍，是目前农村地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环境执法要求执法人员必须具备法律、经济、环境科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其次，执法不能离开执法装备，环境执法对装备的依赖性很大，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必须配备先进的交通工具、执法通讯工具以及调查取证所需要的专业工具，在农村地区，交通、通讯等条件受地域限制，远不如城市畅通，环境执法更需要先进的技术设备，因此，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到新农村环境保护建设当中。 2.4加强农村环境司法 做好环境司法解释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司法解释到目前为止仅有6部，远远不能适应环境司法实践的需要，在目前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均不利于环境司法工作进行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应充分针对环境司法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运用司法解释权，加强环境司法解释工作，以解决农村环境司法工作中出现的尴尬，比如上文所述，行政诉讼能否支持行政相对人对不服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赔偿责任和金额的处理决定而提起环境行政诉讼的问题，在环境民事诉讼中的环境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结论作为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都应该利用环境司法解释予以解决。 2.5加强农村环保法律监督 2.5.1加强内部法律监督 加强内部法律监督即加强上级环境行政机关对其下级环境机关以及环境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监督，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开展经常性的环境执法检查活动，严肃查处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以权代法、以罚代法等违法违纪行为，对于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要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把环境行政执法的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廉政工作制度、便民措施、举报电话等，向社会公布，将执法活动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要实行环境执法质量考核评议，对经考核评议不合格的单位，要限期整改，对于考核评议不合格的执法人员，要限期调离执法岗位或者实行末位淘汰、进行离岗培训；要建立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对执法过错行为给予责任追究。 2.5.2加强外部法律监督 由于农村地区环境意识水平低，加强国家机关以外的社会环保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农村环境的监督就显得尤其重要，具体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加强社会组织监督，其中环保组织就是最重要的监督力量之一，为这些组织提供有力的资金扶助和政策支持，以鼓励它们更好的为农村环境法制建设服务；二是要加强舆论监督，通过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对环境违法行为予以纸漏、曝光，形成社会舆论，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达到环境法律监督的效果；三是加强农民自身的监督作用，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在农村环境法治建设中同样应发挥其主体作用。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从西方生态主义视角探析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摘 要 生态主义是一种在发达国家新兴的以生态为中心的政治运动与思想理论。本文通过对西方生态主义的各种流派及其观点的深入比较研究，在分析评述的基础上，提出发展中的中国应正视生态环境进，进一步为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完善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生态主义 政治运动 生态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 一、西方生态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科技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空气提高，它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对自然界的平衡生态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类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核战争威胁等负面现象越来越忧虑，由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发起了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宗旨的生态运动，其后来与政治运动相结合，逐渐成为一种区别与其他派系的理论体系。 生态主义产生以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针对社会现象的批判。第二阶段主要针对人类社会的思想进行批判。第三阶段回归到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 生态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类自然观造成的，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任何个体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换取的经济发展最终将使人类走向灭亡。 二、西方生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环保法律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方生态主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西方生态主义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1）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资本家竭尽一切手段获取剩余价值，这些手段不可避免的污染了环境，加重了自然界负担，生态主义认为现阶段的生态危机正是由于人们对待自然的特殊资本主义造成的。 （2）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态资源，借此转嫁生态危机，加剧了全球生态破坏。 现阶段，经济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优势，在发展中国家投建高污染企业，进行垃圾废物排放，以生态殖民主义的形式向世界扩张，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从根本上推动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完善 从各国运用司法手段保护生态环境的经验来看，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条规定为公民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形式行使控告权利提供了空间。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这条规定为刑事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的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现阶段，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已经具备，我国应从诉讼管辖、举证责任、诉讼主体等方面推动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完善。其一，在诉讼主体方面，将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扩展到公民，以全民监督的形式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二，在举证责任方面，在认定侵权的归责原则上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分配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被告在因果关系、免责事由上负有举证责任。在行政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负有证明行政机关不作为的举证责任。其三，在诉讼管辖方面，由于民事、行政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理论及实践问题较多，疑难复杂程度较大，因此该类一审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在地域管辖方面，可由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跨省市行政区域的河流污染案件，可由高级法院指定某中级法院或海事法院集中管辖。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用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期，借鉴西方生态主义的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建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对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维护生态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论违反《环境保护法》的法律责任 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不履行环境义务，要根据不同情况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环境民事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因此，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只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必须有危害环境的行为存在；其二，必须有环境损害的事实存在；其三，危害环境的行为与环境损害的事实有因果关系。环境行政责任分为环境行政管理主体的行政责任和环境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责任。行为人违反环境保护法，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或者破坏，构成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环境刑事责任。从《环境保护法》的具体规定来看，以下法律责任值得注意。 1.违反《环境保护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①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②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的。③不按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的。④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和设备的。⑤将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使用的。 2.建没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投人生产或者使用的，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罚款。 3.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重新安装使用，并处罚款。 4.对违反《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情节较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政府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5.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除依照国家规定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这里规定的罚款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责令停业、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决定；责令中央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停业、关闭，须报国务院批准。 6.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7.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责任。 8.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 另外，我国《刑法》第338、第339和第408条是关于环境保护法律责任的内容。 其中，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339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许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用作原料，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原料利用为名，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的，依照本法第152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408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行为，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年出台了《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包括： （1）致使公私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 （2）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10亩以上，其他土地2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3）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5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2500株以上的。： “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包括： （1）致使1人以上死亡、3人以上重伤、10人以上轻伤，或者1人以上重伤并且5人以上轻伤的； （2）致使传染病发生、流行或者人员中毒达到《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Ⅲ级情形，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3）其他致使“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情形。 “后果特别严重”情形包括： （1）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2）致使水源污染、人员疏散转移达到《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突发环境事件分级Ⅱ级以上情形的； （3）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1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30亩以上，其他土地6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4）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15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7500株以上的； （5）致使3人以上死亡、10人以上重伤、30人以上轻伤，或者3人以上重伤并10人以上轻伤的； （6）致使传染病发生、流行达到《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Ⅱ级以上情形的； （7）其他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雾霾天气与健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的思考 摘 要 进入2013年以来，中央气象台陆续霾黄色预警，雾霾天气多次“光临”中国大部分城市，随着连续雾霾天气的出现，公众逐渐从关注保护自身身体健康，转变为反思如何用法律手段来治理空气污染，思考现今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是否足以解决出现的问题。笔者从社会热点雾霾天气出发思考现今中国的环境保护法体系，提出了我国环境保护在立法、执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借鉴英国等国家的相关法律，提出了解决当前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 雾霾 环境保护法 清洁空气法 立法 2013年1月13日北京了第一个“霾”橙色预警，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灰色的阴沉之中，不管是天安门还是长城都完全消失在视野之中，无法辨识，只有独有的“北京咳”不断响起，提醒你身在何处。事实上，不仅仅是北京，整个华北都陷入一片雾霾之中。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之殇，清楚明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富起来的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处理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方面的漏洞到底在哪？ 2012年8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环境保护法》修正草案。草案调整了原环保法的篇章结构，突出强调了政府责任、监督（政府对排污单位的监督、公众对政府排污单位的监督、上级政府机关对下级政府机关的监督、人大监督）及法律责任（重点补充了依法追究相关行政机关及其责任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此外草案完善了环境质量标准制度、环境质量监测制度、环境保护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行政区环境污染防治制度等等。草案从整体上看来无疑是很大的进步，然而它能在现实中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迫在眉睫的雾霾天气吗？环境污染的防治仅仅靠环境保护法的立法就足够了吗？从人们对雾霾天气等环境问题的直观感受上，不言自明。 一、中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漏洞 （一）从环境保护的立法体系上来看，不够细化、不够专门化。 虽然《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都涉及到空气问题，但从很多侧面可以窥见，至少现有法律不能称之为有效的清洁空气法律体系。 两百年前，英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而首都伦敦也被冠名“雾都”。1952年12月，伦敦发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含有多种有毒气体和固体颗粒的厚重雾霾笼罩伦敦长达5天造成多达12000人因为空气污染而丧生，史称“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这成为了英国人大规模保护环境净化空气的开端，并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政府颁布的关于控制大气污染的法令还有《公共卫生法》、《放射性物质法》、《汽车使用条例》和《能源法》等。法律虽不是一朝一夕完善，但全面系统而又有强硬措施的特征明显。这一系列法律，不仅细化到对每种废气排放进行严格约束，并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对标准不达标地区进行严惩，甚至在《环境法》中要求制定治理污染的全国战略。上述各种法令、通告的颁布，对控制伦敦的大气污染和保护城市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污染预防、监管和追责每一个环节的法律及其配套制度仍然存在不足。 《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责任，但却对环保不作为缺乏细化的问责办法，此次雾霾，虽然来源地区可以大致判断，但并无可能追责到具体决策部门；《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排放标准都有，但行政控制的因素明显，无法避免地方为GDP而按照自己的空气评价标准。 （三）在环境污染执法方面，执法的力度、开放性、民主性不够。 执法往往受制于各种复杂的利益制约从而偏离法律的规定，而一般公民又很难参与进来，难以有效调动社会力量。英美的《清洁空气法》就非常细致，执行得非常严格，并特别强调公众参与，公众可以对侵害自己权益的环境污染行为提起诉讼。虽然新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大气污染因其受害群体不特定、损害后果不明显，很难提起公益诉讼。 （四）全国上下的污染治理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部分地区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仍坚持“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观念。有些地区在污染治理取得一些成效后就放松了监督和治理，最关键的是，国家整体及地方没有很好地把全民作为污染治理的践行者，没有全面宣传空气污染对个人影响及每一位居民如何从自身做起改善空气质量。英国在改善伦敦的空气状况方面不仅有政府的努力，英国各大高校、环保组织与媒体也在形成合力，全民都是治理空气污染的践行者。今年1月16日，伦敦国王学院、伦敦盖伊医院与伦敦圣托马斯医院联合组建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基金会将联合主办一个有关“如何降低空气污染对个人影响”的研讨会，专门探讨的是伦敦市每一位居民如何从自身做起改善空气质量。为了让伦敦居民对城市空气质量有进一步了解，伦敦国王学院于2010年3月12日在多个手机操作系统平台上推出了一款名为“伦敦空气”的手机软件，每小时向用户免费推送伦敦空气质量，该软件数据基于的是设于大伦敦地区100个观察站的数据。一名用户在评论中写道：“数据的上下起伏都在督促我过更环保的生活”。环保不再是对短时间重度污染的反应，而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如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迫在眉睫的空气污染问题 （一）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的立法体系。 《环境保护法》作为基本法不动摇，在《环境法》中制定治理污染的全国战略，并且细化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尽早制定出专门针对大气污染的《清洁空气法》。 （二）提高立法的质量和内部关系，完善污染预防、监管和追责每一个环节的法律及其配套制度。 治理污染光靠人们的自律是完全不够的，更要靠法律点强硬手段；交通污染不亚于工业污染，因此治理也不应该仅仅限于工业企业，个人也要包含在内；空气污染监控必不可少，学习欧共体和英国，政府制订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空气质量标准，对于不达标的城市征收巨额罚款，并且对达不到标准的地区，政府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在规定期限内达标；严格划分各部门的责任，规范问责办法。 （三）加大执法的力度、开放性、民主性。 国家应给环保部门放权，加大环境污染执法力度，充实相关的执法人员和经费，保障执法人员严格依法行政，避免依口谕、手谕、会议精神执法的现象，各部门的执法应该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形成良性的协同；增加执法透明度和开放性，调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与参与。学习美国将维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公共利益的诉权广泛地赋予政府、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包含公民个人，学习法德规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明确规定公民的知情权。 （四）从根本上转变污染治理观念。 不再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完全抛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坚持环境污染的监督与治理；加强社会各方的合作，全面普及环保知识，让环保理念渗透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环保的真正践行者。 告别雾都，伦敦没有捷径，我国依旧没有，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是污染治理的保障，强硬有效的执法手段是污染治理的关键，60年后伦敦已从当年的“雾都”变为国际花园城市，成为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典范，我国也一定可以。 （作者：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关于私营企业环境保护法律问题探究 摘 要：私营企业所创造的财富也为我国的经济提供了有力补充。但是在私营企业高速发展生产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生态环境污染的问题也不断凸显。本文探讨了私营企业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意识以及环境保护法针对私营企业体现出的不足，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和私营企业应该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的社会责任，并在建立健全环境立法的同时探讨私营企业应如何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法规 关键词：私营企业；环境保护；法律不足建议 一、私营企业的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尤其在近20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企业发展追求什么目标呢？私营企业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达到自身的高速发展呢？答案当然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有的企业都希望在低投入的前提下获得高收益。这样的原始想法会导致一些企业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减少投入，他们中的很多人想到了减少环境方面的投入。认为外部环境的破坏对自己企业来说影响不大，环境污染是企业外的事情，脏污排放出企业便万事大吉了。这样一来治污设备变成了摆设，有的企业仅仅在检查人员来检查时打开设备做做样子。 以独山县为例： 1995年独山县被确立为国家贫困县。但是当地矿产资源却异常丰富。三利公司便是在这样一个县城靠冶炼金属而立足的公司，它依靠地域矿藏优势渐渐发展成为当地私营企业中的佼佼者。 但正是这样一个“优秀的私营企业”，给当地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略的环境问题。 二、环境侵权问题及我国环境保护法存在的缺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对于已经发生的环境侵权行为应当立即停止该侵权行为，妨碍他人行使民事权利的应排除这种行为。有权利要求环境侵害的一方赔偿损失。 但是，我们很难去界定环境污染，尤其是在环境污染初期的时候，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不会拿起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顶多会抱怨一下污染的严重。况且我们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对这些污染的某些界定不够明确。一些私营企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明目张胆的污染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认为没人会拿起法律武器要求赔偿。这样的私营企业根本认识不到环保的责任与义务，是环境的严重威胁者。 以刑法为例，我们来探讨一下现行法律的欠缺使得私营企业对环境造成的侵权行为。刑法的宗旨是对人身或财产权的保护。同时它也对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作出规定，但是刑法保护是针对对人类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以及动植物资源。这样一来强调了经济价值的同时就使得一些问题出现疏漏。导致刑法对侵害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比如说：我国的刑法，可能会因为经济价值不高树木物种而不够定罪量刑条件，有些私营企业扩地建厂，砍伐的就是这样的树木，此时环境破坏已经形成，却无法量刑。这样一来就失去了环境保护的意义。 三、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建议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每一个负责任的个体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私营企业也不例外，生产违规造成环境的破坏更加严重，因为环境的污染之后再治理相当困难，一朝破坏，要花费十倍百倍的投入去弥补，有时还收效甚微。所以它们理应为其行为负责。 环境保护离不开环境标准的建立，建立一种高效率的评价标准尤为重要。这里的环境标准不仅仅是简单的规范，而是更加量化、细化的标准。环境标准在我国的环境法体系中，是一项主要的技术基础。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6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该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这一规定在我国环境立法中通称为“三同时”制度。 在环境保护方面，特别是资源高效率利用方面，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些经济鼓励政策。在经济刺激和限制制度的基础上，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对有优势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加以适当的鼓励。 四、环境保护应提升到社会责任的高度 （一）社会责任提出及其并未完全建立起来 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些我国的私营企业也在竞争中发展壮大。私营企业具体怎么做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只有具有良好企业形象，得到社会高度认可的企业才具有持久的竞争力。为此，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即企业责任就是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要对员工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尤其对社会资源环境负责。[3] （二）政府应该对私营企业进行良好的管理和监督 怎样使得私营企业在生产的同时将环保问题真正的重视呢？私营企业经营者自身的道德良知需要不断建立。怎样建立这种认识？我认为此时政府法制规范的引导约束很重要。政府应当灌输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者要定期检查，同时将检查结果公示，评出典型优秀和不合格排污的企业，用实例来规范环保排污不合格的企业。而且，要让企业知道并且理解经济利益绝不能高于环境保护。 （三）舆论导向及一些必要的法律规范约束 同时，在舆论导向上，应当扩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可以通过电视新闻、报刊、杂志、互联网等扩大环保意识宣传，提出污染环境企业的处罚措施，甚至可以公开批评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的行为。引导社会关注和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积极评价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营造一种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 综上所述：环境保护靠你我共同努力，私营企业的环境保护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能使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私营企业的依法经营才能为整个国家法制建设增添活力。（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谈怎样完善我国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旅游业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状况，但是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对我国资源与环境造成的伤害也是不可弥补的，现在针对我国旅游资源环境保护的法律还不是十分完善，所以应该尽快加以完善，以便保护我国的资源环境。 关键词：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 人们要想旅游，所选择的一定是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地方，但是人们的旅游往往给环境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对旅游资源过度的开发和浪费，还有部分没有素质的旅游者的破坏，导致了我国现在旅游资源的紧张，但是现在我国针对旅游资源的环境保护法律没有健全，从这一点上来讲是非常不利于我国环境保护的，所以对于完善我国旅游资源的环境保护政策迫在眉睫，笔者就针对怎样完善我国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做相关阐述。 一、我国现如今旅游资源的现状 随着我国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旅游业呈现非常好的发展态势，但是由于在旅游的过程中，自然资源与环境会遭到比较大的伤害，所以现在我国倡导的是将旅游产业当做无烟工业进行，这一点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旅游行业给地方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所以通常情况下，地方都会极力支持旅游业的开发与扩展，但是有些时候地方进行了多度的开发和利用，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旅游行业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仍有少部分人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一点，仍然对自然资源毫无顾忌别的破坏，而现如今的法律针对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政策不健全，导致了自然资源仍处在一种被动的破坏之中，所以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理发，逐渐的完善相关的法规，不让破坏者有可乘之机。 二、完善我国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意见 1.确立生态保护的相关地位。一直以来，我国都坚持生态保护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样才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良好措施，一般情况下，旅游者在游玩，观赏自然景观的同时，应该树立一种保护这种珍惜资源的理念，这种理念的形成需要有关部门进行贯穿和引导，在进行观赏的时候，有关部门应该适度的提醒游玩者要对社会，经济和文化负责，并树立相关标语，这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体现，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像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学习，通过相关的保护制度和生态评估和审计来对自然生态景观的观赏进行界限的限定，有一些珍惜的自然景观在接受游客游览的时候要注意建立保护措施，为生态旅游在条文和实际行动上提供有力的保障。 2.生态旅游的认证制度。目前，在纽约已经有一项关于生态旅游的认证制度，并且逐步向全世界推行，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没有相关的草案，所以基于这一点应该尽快建立关于生态旅游的认证制度，在国际影响力的作用下合理的对生态资源进行保护。 3.生态旅游的评估体系。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的生态旅游一直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相关的管理者也一直在被高额的利润所牵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思考，也没有基于我国现在的旅游资源现状进行出发，有关的管理者应该基于我国现在生态旅游对环境的影响上出发，对于一些在生态旅游上对环境进行破坏的行为，对其追究法律责任，这有落实到这一点上，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对资源环境的破坏。 4.生态旅游的审计标准。要想更好的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就应该制定切实有效的生态旅游审计标准，只有通过标准的制定才可以很好的控制这种局面，在进行制定审计标准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然后再考虑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环境的保护。 5.关于我国资源环境的旅游开发。近些年来，由于过度的旅游开发，导致了我国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所以要想切实有效的保护环境和生态首先应该制约旅游资源的乱开发状况，并且确定立法。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的时候应该注意几点，首先应该有资源开发许可证，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开发与保护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如果想要进行合理的开发，就应该从源头抓起，在进行开发的时候，首先应该具有被开发许可证，并且有开发的担保制度，也就是说想要开发一片资源旅游的地点，首先应该具有保护它的能力，否则就是破坏，在进行开发的过程中，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现象，相关部门应该起到严格的监管作用，来规范相关的行为。针对旅游资源的开发还有一点就是开发使用的担保制度，这也是对旅游资源开发的一种制约，首先，如果没有能力的人员要想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不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就会对自身造成巨大的风险，所以从这一角度上讲，对资源旅游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6.健全法律的救济机制。如果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会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冲击，所以救济机制的建立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点需要三方面的监管，首先就是国家办的监管，国家在监管上起到的是主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和支撑。第二方面就是开发者的保护，既然进行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就一定要对自己的事情负责，所做的工作一定要具体。第三方面就是人们的监管，从实际上讲，人民的监管力度是很大的，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起到公民应尽的义务。 总结：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立法，完善机制，才能更好的保护资源和环境。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问题研究 摘要 在资源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矿产资源无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但矿业是高污染行业，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矿产资源持续大规模的勘探开采，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矿山环境问题，矿山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其影响已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矿山生态环境制度建设至关重要。文章首先介绍了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机制的现行制度框架，在此框架的基础上，对我国矿山环境状况恶化的现实进行了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剖析了目前我国针对矿山环境问题的意识、立法执法、资金技术的现实状况。接下来，对我国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机制进行了宏观构建。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对我国的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机制进行构建。首先是调整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第二，完善矿山环境保护机制；第三，建立矿山企业自身环保机制。 关键词 矿山；环境问题；制度 不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都是资源主导型，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矿产资源的开采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是破坏。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矿产品出口也已经面临进口国增加关税的挑战，其理由是矿产品成本构成不全，主要是不包括环境成本，可以说，矿山环境问题不仅危害到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也已成为制约我国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保护生态环境，防止矿山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矿业活动中贯彻“谁开采，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指导思想，强化矿业主体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治理义务，完善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1 我国现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框架 我国现行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1.1 矿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度 矿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是指根据国家或各地区的环境保护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环境资源的保护活动的目标和行动进行的总体安排。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综合平衡，发挥规划的指导作用和宏观调控作用，强化环境资源管理，推动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促进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国土资源部于1999年10月12日颁布的《矿产资源规划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为使开发环保并重，提高利用率，必须编制矿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矿区开发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矿区开发利用的“三废”处理、矿区土地复垦与土地保护利用、矿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及矿区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进行统筹规划并保障实施。 1.2 “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是指对环境资源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其环境资源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法律制度。“三同时”制度，是我国环境资源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国独创的一项重要的环境资源法律制度，是贯彻“预防为主”原则、防止新污染和生态破坏产生的有效措施，是加强建设项目的环境资源管理的有效手段。我国在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水土保持法》中规定，开办矿山企业必须遵循水土保持方案“三同时”制度，这样对保证建设项目建成后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减轻周围环境资源破坏，对于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黄德林等：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问题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5期1.3 土地复垦制度 土地复垦，是指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我国在矿区环境保护中十分重视土地复垦，特别是保护耕地。我国人大常委会于1996年修订的《矿产资源法》，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2004年两次修订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以及早期的国务院在1988年颁布的《土地复垦规定》都对此制度有规定。其中《矿产资源法》规定，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矿山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者其他利用措施。《土地管理法》规定，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坏，用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复垦；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缴纳土地复垦费。复垦的土地应当优先用于农业。根据《土地复垦规定》，土地复垦是指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此外，《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以及《黄金矿区砂金生产土地复垦规定》中也都规定了“谁破坏、谁复垦”、“谁复垦、谁受益”的土地复垦原则，并对不履行或者不按照规定要求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企业和个人，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 1.4 污染物集中处置制度 污染物集中处置制度是我国近年来矿区环境保护领域提出的一项新的管理制度，它既可以降低排污单位处理污染物的成本，促进处理污染物向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提高污染物处理技术，也可以加强政府管理部门对污染源的监控效力。我国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土保持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对固体废弃物实行集中定点处置，矿业权在设立前须明确解决相关的废物填埋方案与处置场所。除此之外，我国现行的矿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还包括基本农田保护、重大事故紧急处理、限期治理、经济赔偿等制度。 1.5 污染防治制度 我国环境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9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规定，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标准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矿山企业排放污染物是在开采期间而不是生态恢复期间，但是，废渣尾砂堆放和土地污染等问题对生态恢复影响巨大，因此，在考虑矿区生态恢复时仍应溯及污染防治管理。此外，我国在《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都对矿山企业污水达标排放进行了明确限制。对超标排放罚款，达标排放征收排污费，严禁有毒废水排放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2 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矿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不够健全 主要表现在： （1）长期以来，我国缺乏系统性的矿山环境管理法律法规。在国家层面的立法上，矿产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只对矿山环境保护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缺少具体的管理制度和规章。也就意味着，在法律规制中缺乏切实有效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很多场合，环境保护法被人们称为“软法”，原因是其法律规定内容太原则化而难以实施，大多只有号召式的规定。并且，大部分资源环境法律仅是针对某一种或几种资源要素立法，这种点源性的规定适用范围狭窄，功能单一，不能全面有效地控制环境污染和破坏，对单个环境要素的保护绝对化，缺乏对整体生态环境效益的保护；但是，矿业环境污染却是全方位，面源性的。 （2）矿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中还未建立起严格的环境准入机制。我国矿区环境保护在环境准入机制方面虽然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通过），但是由于这部法律缺少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上的不足，故而没有做到严格的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导致了矿区环境准入机制的不完善。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是“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政策、法规、规划、计划中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深入的分析预测和科学评价，是采取预防措施或者其他补救措施，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环境影响评价法》在立法思想上就缺乏对宏观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而仅对矿山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则不能阻止矿区环境破坏的发生。但矿区周边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生态破坏的范围仍在扩大，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究其原因，就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只关注评价和控制一两个项目的“点”上的环境问题，而没有对影响全局的“面”上的环境问题做出评价和控制。 （3）矿区环境保护中缺乏有力度的法律制度。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第7条和第三章都有广义的有关矿区环境保护的内容，但缺乏操作性，其各种环保要求大多只有号召性的规定，对不履行义务者，并没有规定有效的制裁手段，最多属于“软法性”规范。《环境保护法》的“软法性”特征使法规难以具有实效性，法规太原则化而难以实现。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以污染控制为重点，以污染环节控制和“排放控制”为基本内容，依然是以末端控制为主，不注重源头控制，功能单一，适用范围过窄，不能全面有效地控制污染和生态破坏。特别是对于矿区环境这一十分繁杂的环境领域，并没有设立相应明确而又十分有力度的条款，却等同于一般的污染进行规定，这是很难奏效的。矿区环境污染是全方位、面源性的，故而要在矿产资源开发的同时，重视矿区整体生态环境的保护。总的说来，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形成过程采取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途径，对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都极为不利。 （4）矿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条款分散，缺乏有机联系。我国现行的矿区环境保护法律中，各种制度散见于不同的法律中，例如:《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等十余部法律法规中都有相应的规定，但是不能形成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不利于环境保护法律的落实，而且其内容也存在不完整、不配套、不规范问题，可操作性较差。此外，由多个法律法规构成的矿区环境保护法律，必然存在多个执法主体，多个部门管理，职责交叉，造成彼此间推诿扯皮，法律责任不清，对执法责任追究制和违法处罚责任追究制的监管责任不到位。 2.2 “末端治理”收效甚微 矿产资源的开发会给采矿主带来经济收益，因此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就会与团体的关系密切，使人们趋之若鹜；而矿产资源的环境价值因其具有间接性、长期性、隐晦性及社会性等特征，往往被人们忽视或熟视无睹。因此，我国矿山环境治理多为“末端治理”，重开发利用，轻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虽然环境保护法规制定了各项损失补偿费制度，但“先破坏，后补偿”往往会使补偿落空。其结果只能是，采矿主将开采煤炭资源所获取的经济效益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而将开采煤炭资源所导致的对环境的破坏留给了社会和子孙后代。 2.3 技术投入与资金支持不足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地质灾害治理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目前缺少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所必需的技术投入和支持，矿山地质环境预测滞后并缺少生态环境恢复手段。矿山企业往往重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因而在生产技术设计中考虑环保不足，同时防治环境污染科研技术投入较少，使得防治环境污染的设备和技术较落后，治理赶不上污染。在个体企业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环境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环保投入能力。我国目前人均GDP约800美元，这是总体上制约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恢复的重要因素。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投入，而目前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强，不少矿山企业负担重、经济效益不好，使得矿区生态环境恢复工作困难重重。 3 对完善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若干建议 完善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机制，首先要对矿山生态环境恢复的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加强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立法；建立并完善环境听证制度，通过论证、辩论等形式保障环境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控制环境权力的滥用，避免因环境权力的滥用或环境机关的不作为而给环境相对人带来不公正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一整套矿山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并注重制度的实施效果和可操作性。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项成本很高的活动，并且往往牵涉较大的公共利益，因此能否保障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的顺利进行，也至关重要，因此应以制度的形式保障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的资金来源，并督促矿山企业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担负起其应尽的社会责任。针对目前我国矿山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建立我国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机制，主要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构建： 3.1 调整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3.1.1 加强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立法 立法是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社会规范的活动。立法是加强环境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没有环境立法，就没有环保法体系，环境司法就无从谈起。因此，完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是加强矿山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 根据1979年制定《环境保护法（试行）》立法文献记载，当时立法的初步设想就是“将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可见，在《环境保护法（试行）》立法之初，我国就拟将该法定位于国家基本法，从《环境保护法》立法思想的沿革与发展看，通过修改将其上升为高位阶的国家基本法的时机己经成熟。但遗憾的是，1989年《环境保护法》修改草案在征求意见和讨论中依然逐步偏离了这一指导思想，使其既没有在最终通过时成为国家基本法，影响其权威性；又没有在内容上对环境与资源保护作出全方位的调整。因此根据我国环境法体系的现状重新对《环境保护法》的功能予以定位，将其作为国家基本法予以颁布施行，以实现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的原初立法设想，从而从法律效力上解决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与《环境保护法》不相协调的问题，从宏观上指导现实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开发活动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无论从立法实质和立法程序上都应全面提升《环境保护法》为国家基本法。 3.1.2 确立并完善环境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原是环境行政程序法中的核心制度之一，有人在比喻行政听证时曾经指出如果一部行政程序法不规定听证制度的话，就不足以称之为行政程序法。可见听证制度在行政程序法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听证制度在环境行政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此时应称其为环境听证制度。 我国首次对听证做出规定的是全国人大于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该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随后在200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和2003年8月通过的《行政许可法》中发展了这种制度。本人认为，我国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也应当确立环境听证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实行环境听证制度通过论证、辩论等形式既保障了环境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控制、限制了环境权力的滥用，避免了因环境权力的滥用或环境机关的不作为而给环境相对人带来不公正的影响。同时这也是对公众参与原则的具体化和程序化的具体体现。其次，环境听证制度可以使环境决定以充分、全面的信息为基础而做出，保证其最终决定的正确性。再次，环境听证制度可以减少环境机关自行调查的时间、降低成本，提高环境决策的效率。 3.2 完善矿山环境保护机制 3.2.1 明确矿业权属制度 良好的产权制度是矿业健康发展的源泉，也是矿业环境保护的基础。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制度不完善，尚未建立起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机制。国内外经验表明，良好的产权制度明确了矿业权主体，明晰了权利与责任的归属，不仅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更重要的是界定各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损益，确立了资源补偿和环境治理的机制，减少了矿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外部性，使原来由社会或公众承担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成本内部化，促进矿山企业提高治理污染和恢复环境的意识和能力，将环境治理费由纳入企业的成本会计核算，改变从前由企业享受收益而由社会承担损失的不良后果。所以，良好的产权不仅有利于资源的综合利用，还能有效遏制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 3.2.2 完善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 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是一项专门针对矿山环境恢复治理而设计的制度，许多矿业大国都在其矿业法中对此项制度进行了规定，我国部分地区，如云南、广东、宁夏、黑龙江、山东等地，也在试验性地实施这一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果。要使我国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更加完善和健全，笔者认为应明确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明确保证金的收取依据。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通过的《担保法》规定，债务人将一定数额的金钱交付债权人作保证金，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以保证金抵偿，当债务人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应将保证金如数退还。所以，一旦矿山企业没有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没有恢复治理或者恢复治理不达标，就可以启动矿山企业缴纳的保证金来开展矿山环境的恢复治理工作。如果矿山企业较好地完成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那么缴纳的保证金将在规定的时限内连本带息全部返还给矿山企业。土地复垦是指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主要适用于因从事开采矿产资源、烧制砖瓦、燃煤发电等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土地破坏的企业和个人。根据《土地复垦规定》，由于矿产资源开采、烧制砖瓦、燃煤发电等生产建设过程中造成的土地破坏，依据“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需要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出资进行土地复垦。 其次，确定保证金的收缴标准。目前国内外收缴标准的确定大致有2种:①根据矿区面积来确定，操作比较简便，但对于不同的矿种对矿山环境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这一点考虑不够充分。②根据矿种来确定，体现了不同矿种开采造成的环境破坏程度不同，但是在矿种复杂而保证金制度又刚刚建立的情况下，具体操作难度很大。鉴于以上情况和我国矿山现状，我国的保证金收缴标准可按以下方式确定：保证金收缴总额=采矿许可证登记面积×单位面积缴纳标准×影响系数。其中，影响系数根据矿种、矿产资源开采方式和矿山的地质、地貌、水文、植被等情况来确定。 最后，选择保证金的收取方式。保证金的收取一般有一次性收取和分期收取2种。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建议对采矿许可证有效期短的小型矿山，采用一次性收取保证金的方式，因为这类矿山需缴纳的保证金数额不大，采矿权人负担起来难度不大，也可以促使采矿权人积极开展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同时减少矿山开采过程中弃矿现象的发生。对于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长的大型矿山来讲，需要缴纳的保证金数额巨大，一次性缴纳比较困难，可采用分期缴纳的方式。 3.2.3 健全矿山环境许可证制度 目前我国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审批过程中，有关主管部门向勘探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颁发的探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从环境法上对环境保护许可证的分类上来讲，这种许可证属于防止环境破坏的许可证，是以保护自然资源为主要目的的许可证，而就污染物排放这一方面，仍采取的是排污收费的制度，即并没有对矿山企业勘探、开采过程中产生、排放的污染物进行事先要求其申报排污量，根据环境容量确定该单位的排污量并发给许可证的监管内容。当然，这也是由排污许可证制度目前尚未在全国各地区、行业推广普及实施的现状造成的。 3.3 建立矿山企业自身环保机制 改善矿业环保，应从每个矿山企业做起，应当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环境目标评估程序和决策模式，鼓励企业对自身环保行为进行评价和反思，督促企业本着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对矿山环境进行治理和整治。在这一方面，我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矿山企业的做法，建立“矿业公司环境管理系统”，由矿山企业管理层对矿山环境管理作出全面的承诺，并把对矿山环境管理的承诺综合到组织战略和日常规划及运作中。矿山环境管理系统适用于任何大、中、小型矿山企业，从矿区勘探阶段、矿山建设可行性阶段、规划阶段、开发运作阶段直至矿山闭坑后整个矿山开发全过程的环境监督管理，都纳入企业自身的“环境管理系统”中。依法加强我国矿山环境保护管理，采用矿山环境管理系统，必将使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佳统一。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外空资源利用与外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摘要 外空具有重要资源价值，各国开发和利用太空资源的活动已经对外空环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国际间通过签订国际条约等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些太空法律，但在外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外空环境保护方面的直接规定却不系统。为了实现人类对太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对外空环境的保护，在太空资源和环境立法方面应该订立保护外空资源与环境的专门性国际条约、实行外空活动 “准入制度”、建立外空天体资源的国际开发制度。 关键词 外空资源；太空环境；外空环境保护 从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至今，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愈来愈快。在科技的进步推动我们走向地球之外，构建地球人的第二家园的同时，人们应当意识到，其行为已经给外空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而且，随着各种先进的空间技术不断将人类送往更遥远更广阔的外层空间，外空资源与环境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潜在威胁。因此，完善保护外空资源与环境的法律体系，为将来人类有序地开发外空、利用外空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应当引起科学界和国际环境资源法学界等的重视。 1 外空资源开发利用及引发的环境问题 如果说人类探索外空的活动始于美、苏“冷战”初期，其最初目的主要是军事竞争和国力比赛，那么随着对外空探测、勘探的加强，以及地球可利用资源的剧减，各国逐渐意识到外空的资源价值。我们可以把外空资源分为以下两大类： (1)具有实体形态的矿藏。主要是指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体上蕴含的，为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和其他矿物质。相对于地球上现有的资源来说，它们或是储量非常大，有助于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或是属于稀缺而又急需的资源。 目前，科学研究已经知道，月球和其他行星上，存在着大量铁、硅等资源。科学家对从月球上采回的样品分析结果表明，月球表面的尘埃里含有大约4万亿t铁、55种矿物，其中6种是地球上从未发现的矿物。另据发现，月球表面还存在有储量为100万t的氦-3物质，氦-3是核聚变反应堆的理想原料。如果用氦-3取代核聚变中的氘，不仅能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还可以大大减少核污染。专家称，仅数十吨氦-3核聚变所产生的能量，就可以满足全球21世纪所需要的全部电能。现在氦-3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已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密切关注。 小行星和彗星上的资源。金属型小行星上有丰富的铁、镍、铜等金属，有的还有金、铂等贵金属和珍贵的稀土元素。彗星上有丰富的水冰。这些资源和月球上的资源可用于建设航天港和太空城，也可供地球上使用。 (2)无具体形态的“位置和条件”资源。在外层空间中，无论是在远离天体的飘浮状态下，还是靠近其他天体时，同一物体由于所处位置已不受或微受地球的作用，其表现的状态与在地球引力直接作用下是不一样的。而这种状态，正是人类在地球上所难以甚至无法得到的。这种特殊的“位置”和“条件”，也是人类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太空中的“位置和条件”资源之一是空间高远位置资源。 外空的微重力也是一种宝贵资源，利用这种资源可以进行地面上难以实施的科学实验、新材料加工和药物制取等。 高真空环境和强宇宙辐射是另一种“位置和条件”资源 。40年来的空间研究向世界证明，外空资源是发展研究新材料、新工艺、新的微生物制品的理想场所。 此外，如果太空旅游观光真的成为一种普遍的需要的话，那么，太空空间便成了“旅游”资源。 徐祥民等：外空资源利用与外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年 第4期外空所具有的资源价值吸引人们开发和利用太空资源，而人类的这种利用和开发活动与地上的生产活动一样，也会对周围施加某种影响。到目前为止，外空活动还处在利用外层空间，从外空索取人类所需物质的阶段。虽然还没有大规模开发月球、火星等天体资源，但此类太空活动不可避免地会给太空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人类外空活动对外空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空间碎片。空间碎片是太空垃圾的一种，是人类空间活动的产物，包括完成任务的火箭箭体和卫星本体、火箭的喷射物、在执行航天任务过程中的抛弃物、空间物体之间的碰撞产生的碎块等，是空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四十多年来，人类进行的空间发射超过4 000次，送入空间并曾经被跟踪观测的物体超过26 000个，大约还有三分之一也就是8 000多个仍遗留在空间沿轨道飞行。目前可被地面观测设备观测并测定其轨道的空间物体超过9 000个，其中只有6%是仍在工作的航天器，其余为空间碎片。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空间碎片将不断增加。这种碎片在太空滞留的时间相当漫长，而碎片之间相互碰撞或爆炸还会产生新的、体积更小的空间碎片。据估计目前太空中散布的直径大于1cm的空间碎片数量超过11万个，大于1mm的空间碎片超过3 500万个。 空间碎片的存在对航天器和航天活动会产生严重影响，对载人航天器的潜在危害最大。①极小的空间碎片由于数量多，能严重改变航天器的表面性能。②稍大的空间碎片会损坏航天器表面材料，造成撞击坑，对表面器件造成损伤。③高速撞击的空间碎片会使自身及被撞击的航天器表面材料气化为等离子体云，最终会形成航天器故障。④大的空间碎片高速与航天器碰撞时，将巨大的动能传递给航天器，会使航天器的姿态改变，甚至改变航天器的运行轨道。⑤空间碎片的能量足够大时，有可能穿透航天器表面，打坏航天器内部的控制系统或有效载荷。⑥空间碎片撞击可以使航天器表面强度降低，甚至出现裂纹，高压容器的舱壁受损，引起爆炸。⑦大的空间碎片撞击航天器桁架结构时，可能将整个结构打散。另外，空间碎片再入大气层时，会对地面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以核能为动力的航天器陨落时，放射性物质的扩散会对环境造成化学和放射性污染。 (2)外空核污染。现在的航天器一般都使用核能。航天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核泄漏会对太空造成核污染。这种情况不仅会污染外空空间或天体的环境，也会对地球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另外，美国和前苏联等核能大国，曾试图将地球核废料运送到外空进行处理，以避免因无法在地球上有效处理而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如果实施这样的处理，被“处理”的核废料将严重威胁太空环境。在外空特殊的空间条件下，物质的活性与在地球上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核物质对环境的污染可能比在地球表面更严重。 (3)外空生物污染。目前，人类正在积极地利用外空高真空、微重力、光辐射和重粒子辐射较强等资源进行一系列的生物实验，培养新的生物物种。同时也在月球、火星等其他天体上寻找生命迹象。但是，这些试验有可能造成地球――太空之间的双向污染。地球的生物在外空的条件下有可能会产生变异，培养出的新的微生物，如真菌、细菌、病毒等重返地球可能会使人类健康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假使在外空天体上发现的微生物带回地球进行研究，或不经意间通过宇航员或航天器沾染上有害生命物质，处理不当也会污染地球的生物圈。 除以上已经被科学界广泛证实的污染外，还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高空化学污染等等。这些情况说明，人类的太空活动已经给太空环境造成了污染，而且还将带来新的甚至更大规模的污染。 2 外空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现行法律 国际上关于外层空间的管理和立法的工作始于联合国成立后。1958年12月23日，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由18个成员组成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是就本年度联合国在外空活动领域的作用作纪录，并向次年的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第一份报告是关于人造卫星所造成损害的责任问题。联合国大会在上述报告的基础上，通过了1721（XVI）号决议，就各国的外空活动提出了两个指导性原则：一是确定外层空间和天体适用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二是外层空间和天体供所有国家自由探索和利用，任何国家不得据为己有。 1966年，在当时美苏两国外空军备竞赛的背景下，两国分别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订立《外空条约》的建议，并同时提出“自由探索月球和天体，不得提出主权要求，科学考察自由，相互合作，防止环境污染”等原则。 自1963年12月13日联合国通过《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起，国际上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关于外层空间的国际条约。 这些关于外层空间的立法为外空资源和环境的管理提供了最初的法律依据。它们确认外空资源为全人类所共有，各国都可以对其自由勘测、利用和开发；对于外空环境全人类都有保护其不受破坏的义务。这些法律文件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有关外空的条约、决议和协定中涉及外空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条款 (1)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简称《外空条约》）。该公约分原则性条款和具体条款两部分，其中原则性条款第一条规定了人类在外空的共同利益，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资源与环境关系到全人类，各国间应予以合作，并必须照顾到他国利益。第三条将探索和利用外空及其他天体上资源与环境的活动归于国际法的框架下加以约束。 条约具体条款中的第四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诺不在环地球轨道和外空空间、天体上放置核武器装置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条在客观上具有防止外空核污染的作用。 第九条是保护外空环境的具体规定。“各缔约国对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进行的研究和探索，应避免使他们受到有害污染以及将地球外物质带入而使地球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并应在必要时为此目的采取适当措施”。该条款不仅要保护外空本身不受污染，而且要保护地球不受外来物资污染。不过，该条款并未明确“有害污染”的标准；“地球外物质”的说法考虑了避免从太空携带微生物物质污染地球的问题，却没有注意到太空活动可能引发的化学、光学等“不利变化”等。此外，该条款后部分规定的各国间主动磋商以及单方面提出磋商制度用了“应进行”和“可请求”等软性措辞，不具有足够的强制性，也没有进一步阐明磋商结果是否应该经过全体缔约国一致同意，或者实行一票否决制。 (2)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简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明确禁止缔约各国在大气层和各自管辖以外的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爆炸或其他任何核爆炸，以免给人类及其环境造成放射性污染。虽然该条约提出了“外层空间”的问题，但其基本出发点还是地球，偏重于保护地球本身的环境，而不是防止对“外空”本身的核污染。 (3)1979年《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简称《月球协定》）。《月球协定》于1979年12月15日通过，到1984年才正式生效。该协定可以称得上是《太空条约》的补充。它对保护外层空间的资源和环境有较明确的规定。 《月球协定》第一条宣布，“本协定内关于月球的条款也适用于太阳系内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体”。这一规定把对外空天体资源和环境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月球之外。这为保护后来外空科技发展能够达到的更远天体，如火星、木星奠定了法律基础。第三条第三款中关于禁止在月球（或其他天体）轨道上放置核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规定，对外空空间、天体和地球的环境安全都有重要意义。 《月球协定》对外空天体资源的归属有以下原则：月球资源为全人类共有；和平开发和利用并为人类一切国家谋福；缔约国公平分享资源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及对探索做出贡献的国家给与特殊照顾。对保护月球（也包括太阳系内的其他天体）的资源与环境做了如下规定：缔约国在外空天体的活动有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国际公众和科学界的义务；有义务防止对天体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缔约国有承担活动带来的国际责任的义务；对采集到的资源标本应当共享或合作；避免“各种情况”引起天体现有平衡遭到破坏。 《月球协定》第四条有“充分注意今世与后代人类的利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以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规定。这一规定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非常可惜的是，这样一个对外空资源和环境保护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的国际法律文件，参加的国家却屈指可数，使它在太空环境保护方面的规范作用大受限制。 (4)1972年生效的《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简称《责任公约》）。该公约对空间物体给地球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的损害规定了赔偿责任。《责任公约》关注的主要是从外空对地球上的利益造成损害的责任内，以及飞行器损坏的责任，而对有关空间物体对空间环境的危害及其造成的损失缺少实质性规定。 此外，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在外空利用核动力源的原则决议》从航空器动力源的角度强调了避免外层空间的放射性污染的重要性。 2.2 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有积极作用的原则性规定 从1963年《外空宣言》到1967年《外空条约》形成的外层空间法框架确立了指导各国探索和利用外空的活动的十一条原则，其中五条在外空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它们是： (1)共同利益原则――在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时，应为所有国家、全人类谋福利和利益。 (2)自由探索和利用原则――所有国家应在平等、非歧视的基础上，自由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并可自由进入天体的一切区域。 (3)不得据为己有原则――各国不得通过主权要求、占领等任何措施，将外层空间以及包括月球在内的其他天体据为己有，也不许对所能到达的区域主张排他性权利。 (4)保护环境原则――各国在从事探索外层空间及天体的研究活动时，应避免使其遭受有害污染，避免因地球以外的物质使地球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并应为此采取措施。 (5)国际合作与互助原则――国家间应相互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以促进利用和探索外空的活动，妥善照顾他国有关利益，不能对其活动造成潜在的有害干预。 3 完善外空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法的构想 人类空间探索的已有成果显示，人类似乎是整个宇宙中仅有的高等生命。这样的科学结论主张了人们把人类当成宇宙的主宰者的观念。这种观念引导外空活动向以地球为中心的实用性的方向发展。从追求人类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科技活动都无可厚非。但人类的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急功近利、先破坏再保护的发展模式对地球资源与环境危害是巨大的和难以弥补的。为了避免人类在外空空间、月球、火星上重蹈覆辙，我们似乎应该换一个出发点――“站在外空看外空”。外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应树立空间整体（地球只是一部分、人类也只是其中生命的一种）的概念，应体现空间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为了实现人类对太空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在太空资源和环境立法方面应该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 订立保护外空资源与环境的专门性国际条约 外空法作为国际法的一部分产生40多年来，通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指导人类和平探索、开发与利用外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人类走向外空的最终目标是自由遨游太空，开辟人类生存与繁衍的新空间。追寻这样的目标，国际间应当把合理利用外空资源，保护外层空间及天体的环境免遭破坏作为制订有关国际条约的目的。但是，就目前的外空法来说，对保护“资源”与“环境”的规定都比较笼统，或只是多多少少“体现”这一目的。现有的国际条约已不能满足保护外空和环境，实现对外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需要。为解决这个问题，国际间应单独制订全面的、系统的保护外空资源与环境的国际条约。新条约应突出以下几方面： (1)明确有关概念。现有各条约中有关保护外空资源与环境的条款中，许多概念的规定都不明确，对一些制度也无具体规定。如何种变化才是对外空的“不利变化”，“有害污染”中的“有害”的标准是什么，怎样判断外空是否受到污染，等等，都需要明确。 (2)制止外空的一切武器试验。和平开发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而外空武器试验会给外空带来化学污染、核辐射污染，在太空留下难以清除的空间碎片，影响人类对太空的和平利用。新的条约应当将反核武器试验作为重点加以规定。 (3)充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责任公约》调整的范围主要是各国所属飞行器相互碰撞的损害责任赔偿，以及坠落飞行器对一国的损害赔偿。新的条约应当加强对外空及本身环境污染的调整力度。对一国外空活动进行观察评估，即使没有直接地排放有害污物，或者并无过错的行为引起的外空空间或天体环境平衡的改变，也应当负有无过错责任。比如承担额外的空间碎片打捞、恢复空间环境原状等义务。 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外空资源与环境的“软法”，如联合国历次会议确立的原则、宣言、决议等，凡被实践证明符合科学要求的，有利于保护太空环境和合理利用太空资源的，应在新的条约中具体化为条约内容，以增强其规范性，提高其法律约束力。 3.2 实行外空活动 “准入制度” 以往先进的外空科技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手中，太空活动也主要是为了实现有关国家的国家利益或国内利益。从保护太空环境的目的出发，遵循实现全人类和平利用太空的总的原则，建议建立太空活动准入制度。基本设想如下： (1)成立一个在联合国外空委员会领导下的外空环境影响评估专家组。根据外空由全人类共同开发的原则，该组成员应由联合国各成员国选派的外空科技专家经过选举产生。其工作职能是发现危害外空环境的各种诱因，收集整理各国外空活动情况。研究人类各种空间活动对外空已知的或潜在的危害。制定有关空间碎片、核污染、化学污染、生物污染等国际技术标准，以衡量各国外空活动的危害程度。 (2)各国在实施外空活动前，应当将活动时间、航天器的种类、航天器使用的燃料、空间活动要进行的科研项目、航天器回收处理的办法等情况制定详细的报告，提交给外空环境影响评估专家组。由该机构根据国际认可的技术标准进行审核、评价，对该国此项空间活动对空间环境是否具有危害性、属何种危害类型、危害程度如何、有无相应的防治措施等技术性问题做出评价。 (3)外空环境影响评估专家组将评价结论以及被评价的太空活动是否可以进行的建议提交给外空委员会，由外空委员会召集各成员国进行讨论和磋商，决定是否许可有关国家实施拟议中的太空活动。 “准入制度”虽对各国的空间活动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并不违背国际公认的“探索、开发和利用外空自由”原则。因为各国在依据有关国际条约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被有关条约加给了和平利用外空、保护外空环境的义务。各国不能因自己享有的“探索、开发和利用”的自由而不履行“和平利用外空、保护外空环境”的义务。而准入制度则是要求有关各国履行上述义务的一种约束。 3.3 建立外空天体资源的国际开发制度 外层空间条约体系中，直接涉及外空天体上资源的是《月球协定》。但是，条约中并没有规定资源开发制度，国际上也没有其他被普遍采纳的建议。为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借鉴国际海底区域的平行开发制度，建立外空天体资源国际开发制度。 早在《月球协定》1984年生效时，国际上曾经根据协定的规定提出建立国际开发制度，但是俄、美等少数发达国家对第11条关于“月球及其自然资源是人类共同财产”的规定持反对态度，甚至以此作为拒绝加入协定的理由。国际间的这种不一致多少反映了一些国家对太空资源的“私有”的愿望。然而，私有将导致资源争夺和开发的无序， 对保护太空环境和太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是不利的。与其将来为争夺月球等天体上的资源进行无序的太空竞赛，引起这一领域新的纠纷，不如及早建立外空天体资源的国际开发制度。 建立太空资源国际开发制度可成立专门的“外空资源管理局”或赋予“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以外空资源管理的职能。国际“外空资源管理局”对各国的外空活动进行组织和控制，尤其是对外空天体的资源进行管理。管理局成员为外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其机关主要有大会、理事会和秘书处。大会是管理局的权利机关，由全体会员国组成，主要职责是制订政策及讨论重要的管理问题。理事会由成员国中的若干国家采用选举或轮值的方式产生，有一定的任职期限。它是管理局的执行机关，有权依公约、协定以及大会的决议制订具体的规则，讨论和议决经常性事务。秘书处的秘书长由选举产生，秘书处和秘书长向大会和理事会负责，并执行两级决议，行使与开发有关的监督、协调等具体职能。 在外空天体上进行资源开采作业的国家，应当首先向外空资源管理局提交开采计划书，内容包括资源的种类、资源区的面积、作业方式、加工和运输方法等。管理局经过一定程序，对该计划书作全面的审核评议，划出该资源的一半（资源价值的一半或资源面积的一半）为该国的独立收益区，开采成果归本国享有，对另一半的资源开采后分配给管理局其他成员国享有。 国际上对外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动机、目的和技术水平、国内政策有极大差别，其中更含有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以此可以预见，需要国际社会的长期合作协商并逐步达成共识，才能使这项国际制度发展完善。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黑龙江省煤炭城市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煤矿资源开发活动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然而，随着黑龙江省煤炭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矿产资源消耗量的逐年增加，矿区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严峻。通过对黑龙江省煤炭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分析研究，探讨了煤炭城市存在土地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生态系统受到破坏问题成因。同时指出，由于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体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因此改善法律方面的制度设计和监管机制，是改善黑龙江省煤炭城市生态环境的有效调控措施、 关键词：煤炭城市 环境保护 环境污染 环境保护法 一、黑龙江省煤炭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及问题 1 土地及植被破坏。在煤炭开采和煤炭城市建设过程中开发利用资源必然占用和破坏土地，采煤挖掘地表、废渣堆放，地面塌陷、矿区修路及建设厂房等破坏和占用土地。在对土地破坏的同时，也破坏7地表的植被。形成村庄被迫搬迁，大量农田塌陷咸水塘或沼泽地，形成大片采煤塌陷区，耕地不断减少，造成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而植被覆盖率的减少又改变了地表径流和地表的糙度，使土壤抗蚀指数降低，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和干化。同时也给煤炭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安全威胁。 目前，七台河矿区从1958年开发，在50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市下沉2.5m-6.5m；鸡西矿区经过80多年开采，已形成地表采煤沉陷区193平方公里；鹤岗矿区有63.73平方公里的沉陷区，其中最深的地方下沉了30m，在地面上造成6米多的裂缝，而且现在仍在以每年1.3米的速度下沉。另外，经调查统计，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4大煤城有工矿点2735个，各类矿区占地面积26692，46hm，水土流失面积高达22688.59hm，其中采矿场6266.88m，弃土石渣场14967 84hm，尾矿库坝271.05hm，厂区1075.28hm，道路107.54hm，年均排弃总量1961.97万吨，年均水土流失量392.38万吨，而且仍呈上升趋势。 2 资源的浪费及水资源的短缺。据统计，全国有711％的煤炭城市缺水，其中40％属严重缺水。黑龙江省水资源不够丰富，人均占有水量2093立方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鹤岗市为例，人均水量拥有量为1880立方米，分别比全国和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14.5％和8.6％，而鸡西市是贫水区，市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省的1/4，而且时空分布不均，工业和居民生活用水得不到保证，地下水严重超采，在黑龙江省，一些煤炭城市由于管理及工艺不完善，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矿井水、洗煤水和矸石淋溶水等未经完善净化就被直接排放，对周围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另一方面，大量的地下水资源因煤系地层破坏而渗漏矿井并被排出，这些矿井水被净化利用的不足20％，对矿区周边环境又造成了新的污染，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估计，黑龙江省煤矿每年产生的各种废污水约占全省总废污水量的25％左右。同时地下水位的严重下降，也使区域内的作物大面积减产，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下降，严重危害农业生产。 3 大气污染严重。煤矿开采、煤炭炼焦、煤炭运输过程中的粉尘排放以及煤炭燃烧所导致的大气污染，每年都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烟尘等有害气体。在黑龙江省鹤岗市，2004年煤炭业废水排放量占全市废水排放总量的84％，烟尘排放量占全市烟尘排放总量的80％，煤矸石产生量占全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85％。据鸡西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调查和监测，2002―2006年的5年间，全市重点煤炭工业污染源共向大气中排入烟尘为14876吨，二氧化氮为74288吨，二氧化硫为53398吨，一氧化碳为5725吨。这些大气污染物在空气中飘游，既能形成酸雾污染，又能吸附致癌的碳氢化合物等有害物质，形成严重的“二次污染”，对人体、动植物及建筑物造成很大的危害。目前，鸡西市大气污染物标准指数(PSI)在100-120之间，表明大气污染浓度已达警戒水平。同时鸡西市每年生产550万吨煤矸石和粉煤灰，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而且因长期的风吹雨淋，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尘埃和污水，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4 生态绿地系统的简化与缺乏。为了满足城市景观、环境及释氧功能的需求，城市的生态绿地系统应是一种协调而复杂的生态系统。然而中国大部分煤炭城市，尤其是像黑龙江省这样的北方城市却普遍存在树种选择单一、忽视垂直绿化及市区防护与隔离林带薄弱等问题。如鸡西市城市人均绿地面积为4.8m/人，远低于国家标准(7～11m/人)，与联合国标准(50～60m/人)相差更远；花费昂贵资金买回大量进口草种却由于草坪的管理困难和生态功能有限而未达到预期效果；城市树种单一，虫害防御能力差；林密铁路从市中心区穿越，但却缺乏防护与隔离林带，整个城市即将面临“绿色贫困”的境地。 二、黑龙江省煤炭城市区域环保法实施存在的问题 1 环境保护法理论陈旧及体系不完善。我国环境立法始于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它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法制阶段，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建立的开始。此后，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现行《环境保护法》。这是我国环境立法一个阶段，其对健全我国环境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发挥7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法制定、修订的速度明显加快，一批新的法律法规陆续颁布实施，原有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也得到了修订。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已经形成一个以《宪法》为根据，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以单行环境保护法律为主题，以环境保护行政法规、规章、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中适用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为补充，并与我国缔结和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相协调的法律体系。但由于《环境保护法》过于原则和滞后，国家不得不在环境政策、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层面进行了众多调整和革新，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如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在层次较低的法律法规中被确立；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已在其他法律法规中被修改。单行法随意突破、违背基本法且各单行法间互不协调给环境保护法制带来了深刻危机。 2 关于煤炭城市区域环保法律规定过于笼统、权责不明确。我国煤炭城市区域环保法律体系中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多，具体可操作性规范少。环保法律条文过于笼统化，口号化，对 违法责任规定不明，甚至对执法主体的权责分工都不明确，不仅导致守法主体有法不依，并且致使各行业主管部门在执法中互相推诿扯皮。他们最终执行的是从部门利益出发根据法律条文精神所做的大量解释性的规章、文件而非法律本身。而各主管部门对法律解释形成的规章、文件又多从本部门、本行业利益出发，不能正确体现法律的本义，甚至故意歪曲法律的本义，最终导致法的目标不能充分落实。 3 煤炭城市区域环保法律制度空白点较多，立法层次较低。一方面，缺乏针对煤炭城市区域环境问题的专门性法律，虽然对煤矸石、粉尘，土地塌陷、资源浪费等问题都有相应法律予以规范，但多属部门及地方规章，层次过低，引不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也缺乏技术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明显缺乏环保行政专门立法，致使环保行政执法存在较多问题。具体法律制度中，尤其是资源开采法律制度中环保规定太笼统。空白点较多。如井下废气的排放无强制性排放标准、井下环境保护问题无具体和明确的法律规制等。很多具体执法标准和依据从法律中难以查找，只能借助于行业主管部门的规章、文件解释来执行，环保基本法、污染防治法、煤炭法等法律并未充分发挥作用。 三、黑龙江省煤炭城市区域环保法实施的对策 1 增加环境押金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国家确定和收取环境押金，煤矸石、粉尘排放，土地塌陷、地下水污染等行为必须出具押金，从而使矿山环境得到治理。生态补偿制度是指对由于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进行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矿区资源生态补偿机制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以利于其生态环境的恢复。 2 增设环保目标责任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1)国家倡导正确的政绩观。将辖区内环境质量的优劣纳入行政主管领导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2)在明确各级政府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职责的基础上，相应增设各级政府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法律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创建环保模范活动，树立典型，推动环保和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的协调发展；(3)在行政责任方面只规定原则、程序与方法，不规定具体处罚措施，以统合指导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行政处罚规定；完善环境行政处罚的种类，增设暂扣、没收、行政拘留等种类，以提高环保行政执法的效率。各级政府主管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由于行政立法失误、决策失误、执法不当造成或者间接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导致辖区或者相邻地区环境质量下降的，应追究其相应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3 明确规定公众参与制度。公众参与制度是指公众及其代表根据国家环保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和义务通过一定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参与环境保护的过程，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制度。公众参与包括预案参与、过程参与、行为参与以及末端参与。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环境保护法》却没有规定公众参与的条款。因而建议增设公众参与条款。

大气污染论文:大气污染物对大鼠肺炎性细胞因子影响 【关键词】 ,大气污染物；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因子 摘要： 目的 研究大气污染物对大鼠肺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探讨大气污染对呼吸系统炎性损伤的机制。方法 48只Wistar大鼠，体重200～240g，随机分为实验组(1d组、7d组和30d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分别进行可吸入颗粒物(PM10)染尘，SO2、NO2和CO染毒。PM10染尘采用气管注入法，灌注1ml含15mg PM10生理盐水混悬液；染毒采用静态吸入SO2、NO2、CO空气混合气，浓度分别为15，12，400mg/m3,每天吸入2h，分别吸入1，7及30d；对照组大鼠气管注入1ml生理盐水并吸入正常空气。分别于染毒后1，7，30d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观察灌洗液中白细胞总数及其分类；采用ELISA法测定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结果 实验组大鼠BALF中，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明显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1d组大鼠BALF中，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8(IL8)及白细胞介素10(IL10)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各炎性细胞因子间有较好的相关性。结论 大气污染物可引起大鼠肺促炎细胞因子与抗炎细胞因子表达失衡，造成肺组织的炎性损伤。 关键词： 大气污染物；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因子 Effects of air pollutants on pulmonary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rats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air pollutants on pulmonary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rats,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air pollution on inflammatory injury of respiratory system.Methods Fourty-eight Wistar rats (200～240g)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s (1d,7d,and 30d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The tested rats were respectively exposed to PM10 of 15mg in 1ml saline by intratracheal instillation,and then were exposed to mixed gases of SO2,NO2,and CO (15,12,and 400mg/m3 respectively) by static inhalation 2h per day for 1d,7d and 30d respectively.One ml saline was instilled and general air was inhaled by rats of the control group.Results The counts of white blood cell (WBC) and the percentages of neutrophil (Neu) in treated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or P＜001).The levels of TNFα，IL6,IL8,and IL10 in rats of oneda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re wer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cytokines.Conclusion Air pollutants can induce the imbalance on the expression of proand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result in inflammatory injury of respiratory system. Key words： air pollutants;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s (BALF);cytokines 大气污染直接作用的靶器官是呼吸系统，长期反复接触会使人体免疫力低下，引起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慢性疾病。目前有关大气污染对机体呼吸系统炎性损伤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本文通过制备大气污染的动物模型，从大气污染对大鼠呼吸道微生态、氧化损伤及病理学改变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4〕。本文通过测定大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8(IL8)及白细胞介素4(IL4)、白细胞介素10(IL10)的水平，进一步探讨大气污染对大鼠呼吸系统炎性损伤的作用机制。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可吸入颗粒物(PM10)制备 (1)样品采集：冬季采暖季节，选择煤烟、交通及生活污染区为采样点，用日本产低流量(20～30L/min)粉尘采样器和称重的55mm玻璃纤维滤膜，每天连续采样24h，连续采集30d;滤膜干燥后称重计算采尘量，含尘滤膜在-20℃下保存。(2)PM10悬浮液制备：将各采样点滤膜同时用一定量的生理盐水超声震荡洗脱20min，吸去滤膜水分，干燥后称重，计算生理盐水中粉尘量，定容后使其粉尘浓度为15g/L。 112 标准混合气制备 高于染毒浓度12倍的SO2、NO2、CO的空气标准混合气由具有国家标准物质资质认证的大连特种气体产业公司提供。染毒时将标准混合气减压，以流量计控制流速，稀释12倍后分别放入染毒柜内。 113 实验动物及分组 48只健康Wistar大鼠，体重200～240g，雌雄各半(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随机分为3个实验组(1，7，30d组)和对照组，每组12只。 12 方法 121 染尘及染毒 (1)染尘：乙醚麻醉下气管注入染尘，实验组大鼠注入1ml含15mg PM10的生理盐水混悬液，对照组大鼠注入1ml生理盐水。(2)染毒：采用体积为60L染毒柜，每柜放入2只大鼠。实验组大鼠静态吸入浓度分别为15，12，400mg/m3的SO2、NO2、CO的空气混合气。每天吸入2h，各组分别吸入1，7及30d；对照组吸入正常空气。PM10、SO2、NO2及CO浓度均相当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日标准的100倍。 122 采集大鼠样品 于染毒结束后次日处死大鼠，对照组大鼠分3批处死。乙醚麻醉下腹主动脉取血，分离血清；用37℃生理盐水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BAL)，每次2ml，洗3次，合并BALF，3000r/min离心10min。血清及BALF上清液置于-80℃低温冰箱保存。 123 检测指标及方法 BALF沉淀中白细胞(WBC)总数及分类［巨噬细胞(AM)、淋巴细胞(Lym)、中性粒细胞(Neu)］，采用常规计数及瑞氏染色法。BALF中TNFα、IL6、IL8、IL4及IL10水平采用双抗夹心ELISA法测定(美国R D公司及晶美公司)；用CLINIBIO128型酶标仪(奥地利公司)测量吸光度(A)值。 13 统计分析 应用SPSS100软件拟合最佳的曲线回归方程，求出样品中各细胞因子浓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白细胞总数及分类(表1) 实验组大鼠BALF中WBC数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尤以1d组明显(P＜001)；7及30d组WBC数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下降，与1d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1 BALF中白细胞总数及分类（略） 注：与对照组比较，a P＜005,b P＜001;与1d组比较，c P＜005,d P＜001 22 促炎细胞因子水平(表2) 染毒1d组大鼠BALF中IL6、IL8及TNFα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7及30d组水平下降，与1d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各因子中IL6表达水平最高，其次为TNFα。 表2 BALF中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的比较（略） 注：与对照组比较，a P＜005,b P＜001;与1d组比较，c P＜005,d P＜001 23 抗炎细胞因子水平(表3) 实验组大鼠BALF中IL10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尤以1d组明显；7及30d组水平有所下降，与对照组及1d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IL10表达水平高于IL4。 表3 BALF中抗炎细胞因子水平的比较（略） 注：与对照组比较，a P＜005,b P＜001;与1d组比较，d P＜001 24 炎性损伤指标的相关分析 简单相关分析结果显示，10对炎性损伤指标均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相关系数(r)为0397～0785，均P＜005；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只有简单相关程度较高的前5对指标呈中等程度正相关(r=04552～06460)。 3 讨论 炎性细胞因子(Inflammatory cytokines,ICKs)是由各种免疫细胞和组织细胞分泌，具有调节炎性细胞功能及行为、影响炎性反应及转归的细胞活性物质，根据其对炎症反应的不同影响，可分为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2类〔5〕。本文结果显示，实验组大鼠BALF中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均高于对照组，尤以1d组明显，提示大气污染物已引起大鼠呼吸系统明显的炎症反应。7及30d组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有所回落，但与对照组和1d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炎症正处于消退期，其结果反映了炎症生理过程的变化，与刘春涛等〔6〕报道的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1d组大鼠BALF中IL6、IL8、TNFα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TNFα与IL6(r=06217)及IL8与IL6(r=04552)分别呈中等程度正相关。说明在炎症早期IL6、IL8及TNFα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TNFα可能启动了IL6、IL8等细胞因子群，使其合成、分泌增多，诱导多形核白细胞(PMN)在肺组织聚集、粘附、并释放IL6和IL8等炎性介质〔7〕；而IL6可激活中性粒细胞、延迟吞噬细胞对衰老和丧失功能的中性粒细胞的吞噬，从而加剧了炎症介质的产生；IL8可诱导PMN趋化至炎症部位，脱颗粒，产生超氧离子，造成肺组织损伤〔8〕。本研究结果显示，IL4变化不明显，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促炎细胞因子(TNFα和IL6)和抗炎细胞因子(IL4和IL10)的变化趋势不平行，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种局部失衡状态的炎症反应可能是造成组织炎性损伤的一个重要原因。本研究结果表明，大气混合污染物可诱导大鼠肺组织IL6、IL8、TNFα、IL4及IL10的释放，导致肺组织的炎性损伤。促炎因子中以IL6和TNFα表达水平较高，且与抗炎因子IL4及IL10呈较好的相关性；抗炎因子IL10表达水平高于IL4，因此，TNFα、IL6和IL10可作为大气污染所致肺早期炎症的敏感指标。 大气污染论文:石家庄市大气污染原因分析及政府行为对策 摘要：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回首二十世纪，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但是，传统模式下的生产力的提高在驱动经济增长和为企业带来的利润的同时，却使我们的地球家园变得千疮百孔，不堪重负。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了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够成危害的发展”。 关键词：石家庄市 大气污染 原因分析 政府行为对策 一、概述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回首二十世纪，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但是，传统模式下的生产力的提高在驱动经济增长和为企业带来的利润的同时，却使我们的地球家园变得千疮百孔，不堪重负。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了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够成危害的发展”。这个定义鲜明的表达了两个基本观点： 人类要发展，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发展； 发展要有限度，他不应危及后代人的发展。 石家庄市我国华北地区新型的一座现代化工业城市，是河北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总面积15848平方千米，总人口845万。其交通发达，京广、石太、石德铁路和京深、石港、石太高速公路交汇于此。近年来，石家庄市工业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是他一跃成为全国著名的环境污染大市。而其中，尤以大气污染最为突出：尤其是在风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尘土满天飞舞，纵横肆虐，有些区域垃圾泛滥成灾。 二、 石家庄大气污染现状及原因分析 1.1 石家庄大气污染现状 近年来，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河北省环境监测总站4月11日队本周空气质量检测表明，石家庄的首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PM10）。由于它们直径很小，且夹杂着细菌，可以被人体吸入体内，引起疾病。同时，由于它们很轻，不宜沉降，总是漂浮在空中，阳光照射在这些微尘上，被吸收或散射，致使天空显得灰蒙蒙的，能见度明显下降。扬尘污染也比较严重，特别是雨后就更显得直观，汽车挡风玻璃上全是泥水，就连眼镜片上也满是泥水。由于少数地区垃圾处理不善，成堆的垃圾在地面上腐烂，随风一锤，一股恶臭扑鼻而来，让人倍觉恶心。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也使大气污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给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严重的不便。 1.2 石家庄大气污染原因分析 1.2.1 地形和气候因素是影响石家庄市大气质量的基本原因 石家庄位于河北省中南部，西依太行山脉，东、南、北均为辽阔的华北大平原。而与此同时，石家庄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具有冬季寒冷少雪，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朗凉爽等特征。这些特定的地理和气候因素，是石家庄的大气污染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东南风的作用，石家庄上空的可吸入颗粒物和其他污染物质随风西移，当遇太行山脉的阻挡后，又转向东移，返回原地。而与此类似，当刮西北风的时候，由于太行山脉这一巨大的屏障，使西北风被拦截在山西境内，一些污染物质也无法被刮走，而只能继续停留在石家庄的上空。 1.2.2 城市建设是影响石家庄大气质量的重要原因 石家庄气体状态大气污染源调查表 根据对主要大气污染的分类统计分析，其主要来源可概括为三大方面：（1）燃料燃烧（2）工业生产过程（3）交通运输等。根据统计资料，以上三方面产生的大气污染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0%、20%和10%。在直接燃料的燃烧中，燃烧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数量约占燃料燃烧排放总量的96%，其中燃煤排放的烟尘、SO2、NOX和CO的数量占燃料燃烧排放比例分别为99%、93%、81%和97%。各种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排放量虽仅占大气污染总排放量的1/5左右，但由于排放点比较集中。浓度较高，所以对工矿区或局部的大气污染较为严重。机动车等流动源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街道，如裕华路、中山路等，可能造成CO、NOX和HC的严重污染。 （一）燃料燃烧。在石家庄，天然气在居民的生活中还没有普及，煤仍然是人们的首选燃料。而在燃煤市场上，高硫煤仍占主导地位。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人们不可能放弃廉价的高硫煤而去购买环保型的低硫煤。这就造成SO2的大量排放。同时，由于石家庄地处华北，冬季寒冷，需要供暖，而一些单位为了省钱，实行自给自足的供暖制度，这就增加了煤的燃烧量，使大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二）工业生产过程。近些年来，石家庄纺织工业发展迅速，是我国棉纺织工业基地之一，化学工业也是重点发展部门，有规模较大的华北制药厂和石家庄化肥厂，煤炭工业亦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性质的工矿企业即使石家庄的重点发展部门，也是污染最为严重的企业。而且这些工矿企业大多数集中在市区，如具有相当规模的华北制药厂和石家庄化肥厂等。此外，还有一些粉末冶金厂、印染厂也是石家庄大气污染的主力军。 （三）交通运输。近些年来，石家庄经济发展迅速，交通运输也随之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私人轿车的数量急遽增多。但是，交通运输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汽车的尾气中含有大量的CO,对人体的危害极大，特别是一些柴油大货车和冒烟车辆，排放的尾气中夹杂着大量的可吸入颗粒物，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因素。据中国科学院王玮博士介绍，一辆柴油车排放的尾气中，夹杂的可吸入颗粒物，几乎是100辆汽油差夹带的总和，是更严重的污染源。而石家庄却允许柴油车进城，促使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急剧上升。 （四）市政建设。石家庄的马路普遍存在道路斜坡问题，即马路两侧的人行板道明显高于路面而且与路面垂直，呈“凹”字型。致使马路上的灰尘不能吹走，而且越积越多，这也是因发扬陈天气的直接原因。据资料统计，城区扬尘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占总量的40%左右，人们却对裸露地面，建筑工地，拆迁工地以及砂石料场造成的扬尘姑息迁就，始终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根本加以治理。此外，工业废水中的化学成分也极容易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气体。 （五）工业布局。石家庄的一些工矿企业大多数集中在城区的东北部，还有一些分布在市区的不同区域。这些工矿企业的分散性是整个城区的大气污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六）绿化。石家庄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绿化还没有跟上工业发展的步伐。只有政府、一些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内部绿化已基本达标，而整个城区的绿化却远远达不到要求。南二环只是近两年来才栽了几批树，其他地方也还是光秃秃的。 1.2.3 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存在不完整性（例如：垄断实力的存在，生产要素缺乏流动性，巨大外部型的存在，缺乏知识和信息等）导致市场经济作用被削弱的现象。也就是使市场经济不能实现其理论上的好处的情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说，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因素。外部性是指个人或一个经济单位所承受的收益和成本是另外的个人和经济单位行为的直接结果，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的情况。如一个化肥厂对大气造成污染但老百姓去被迫承受大气污染所造成的损害。由此可见，市场失灵也导致了大气污染。 1.2.4 政府政策失灵。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政府决策失灵同样会产生环境问题。例如：河北省政府打算把石家庄建设成为闻名全国“药都”，而制药厂是污染极为严重的企业，这个政策导向势必会对石家庄的大气污染造成不良的影响。 1.2.5 全民对环境的认识不够 目前，人们对环境保护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如对环境问题的潜伏性、长期性、紧迫性和艰难性认识不足，对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不理解，由于市民认识上的不足和思想上的不重视，导致他们行为上的不够积极，不够配合。如在石市东南部的尖岭村，本身道路坑洼不平，尘土飞扬，再加上村民自身素质不高，垃圾随处可见。特别是每逢集市过后，更是满地狼藉，叫村民和过路人苦不堪言。 三 政府行为对策 在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经济发展靠市场，环境保护靠政府”的说法已被广为接受。环境资源配置的失灵，要求政府加大环境保护行政监督力度，采取有效的行政、经济、法律、教育等手段，发挥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入世后，我们的环境管理方式将会受到冲击，因此，必须更新观念，提高认识，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 1、完善政府机构职能，使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求几乎所以政策领域的变革，改变过去各个部门封闭的、分割地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环境政策的做法，把环境保护与其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结合起来，这样做既有利于环境本身，又可以提高其他政策的效能，这就要求石家庄市政府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其绩效分布如顶图： 政府要依照此体系，完善机构设置。实行环境质量行政领导负责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对政府及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环保法规的各项具体行为进行界定。对违反环保法律、法规或贯彻不力导致辖区环境质量下降的部门、机关给予相应处分，使领导的“乌纱帽”和其所负责的区域环保是否达标挂上钩。此外，还要给环保部门下放实权，权责明确，才能贯彻有力。 2、搞好监督调查工作，统一布局，分类管理。治理环境污染，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实现全面规划，合理布局。 2.1 政府环保部门应切实做好环境的监测调查工作。近日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针对日益严重的室内环境污染监督检疫站。今后，对于类似的机构要进一步完善，以加强对空气污染原的监控；实施城市空气质量周报或日报预报，使社会有关各方及时了解可能出现的空气污染情况。使一些污染物排放较大的单位和对空气污染物敏感的人群能预做准备。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并可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环境质量信息。同时，政府可以投资兴建以监控、信息、检测等三大系统为核心的环境指挥中心，配备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车，加强环境监理标准化建设。 2.2 立足现有规律、规章和制度，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规，加强环境执法监督。为使环境保护工作根深蒂固的开展起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环境法律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可制定一系列相应政策法规完善这一体系（注意既要有综合性法规，又要对各方面进行明确规定，而且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修改。）在此基础上实行环境执法监督，以国家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为依据，围绕国家环保工作重心，结合石家庄环保工作重点，运用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和石家庄市政府授予的行政管理权限，以石家庄市环保局为主体，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对一切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经济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动。 3、针对石家庄市大气污染的几个主要方面原因采取相应防治措施，强化管理。 3.1 政府应利用经济手段来治理工矿企业。企业是各种污染物的主要产生者和排放者，这就要求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以削减排污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使企业改变观念，拚弃环境保护部经济的成见，树立起重视环境更益于经济的观念。宣传和执行“污染者付费、利用这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对破坏环境和随意排放污染物或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单位，按照污染种类，数量和程度进行罚款或征收排污费；对排放污染物损坏群众健康或造成财产损失的排污单位，责令向受害者赔偿损失；对利用废弃物生产的产品给以减免税收或其他经济上的优惠；实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予以征税收费等制度。 3.2 制定严格的标准，控制扬尘和废气污染。关闭不合格的砂石料场，对于建筑工地拆迁工地要求工程承包商在工地周围加高护屏，并在四周的临时交通道路上铺盖沥青；对一些非回镇土要随时运出市区。要求运货车加盖遮篷，以免建筑材料散落街头。各公司要采用现代化的电子过滤塔等先进设备来净化含油脂灰及有害的二氧化硫的废气。化工厂应利用管道将生产过剩中产生的废煤气及其他含有臭味的气体，经过管道输送到煤站燃烧，变成无害的碳酸气体和水蒸气，然后经过高大的烟囱排向高空。制药厂应建立有害气体的回收循环装置，利用回收利用可制成石膏。对工厂和服务性行业制定和执行新的氮氧化合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量标准和燃料的质量鉴定标准。除此之外，政府应加快无燃煤区的建设，将石家庄市中心区（和平路、体育大街、槐南路和仓安路；维明街围和区域）基本建成无燃煤区，并逐步将整个市区建成无燃煤区。同时，政府应下令，对一些具备集中供热条件的单位，必须集中供热。 3.3 利用行政手段削减机动车污染。政府应执行严格的地方规章制度，禁止销售未达国家尾气排放标准的汽车，淘汰尾气超标车；安装电喷和三元催化装置；加快机动车燃料改造， 使用天然及电力等清洁能源；同时，可以开设电车等无污染车辆。对一些新增公共汽车要购置以天然气为燃料的清洁型车型，建设天然气加油站。禁止拖拉机、机动三轮车及非市区牌号的摩托车进入市区。 3.4 政府应严格规划解决石家庄的道路斜坡问题。一方面，在新建道路工程中，尽量避免道路斜坡问题。同时，对一些已形成道路斜坡问题的主干道，政府可以责令有关部门用花坛取代栅栏，并在道路两侧种上树，以达到防止尘沙和净化空气的双重功效。另一方面，可以增设洒水车的数量，用洒水车把一些处理过的污水洒在马路上，一日几次。 3.5 调整工业布局实现工业布局园区化。政府要加大力度，逐步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在城区实施“优二兴三”的产业政策，把工业重心移向开发区，发展工业园区，严格执行产业发展导向政策和“三同时”规定。限制一些敏感区域兴办有污染的工业项目，对一些重污染企业要实行搬迁、停产、转产或限期整改等政策。扩大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规模。 4. 对城市交通和公共设施警醒合理的规划管理。 4.1 政府要加大投入。 4.1.1 增加对公共设施的投入。政府可对一些公共设施增加资金投入，如在一些公园、广场兴建喷泉、消防水池等。在适当的地点开设无车区和商业步行街，以减少汽车的流动量。 4.1.2 政府应增加资金投入来治理城市垃圾。政府可以投资在一个小区设置几个垃圾投放点，每天定时投放垃圾，同时政府可以投资开发垃圾产业。当然，出路垃圾也必须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政府可以让企业在生产时就考虑到为减少垃圾创造条件，如减少包装，或改一次性包装为重复使用的包装。对一些自然无法分解的垃圾，可以进行焚烧，但一定要严格限制焚烧厂的粉尘和废气排放，烟囱要价高，而且要安装废气过滤装置，把排入大气的有毒物质减少到最低限度。 4.2 加强城市绿化工作，建立城市立体绿化体系。在石家庄范围内大规模植树种草，在搞好垂直绿化的基础上，实行立体绿化。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使内绿化已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许多新建住宅和办公楼都有很多污染物质，其中有些会释放有害气体或尘粒污染空气，它们包括许多种燃料、木材、建材、办公设备、家具、地毯及化工清洗剂等。另外，植物、宠物或房间空调系统也会带有细菌，这些细菌会破坏室内的空气质量。立体绿化就是事室内、地面、楼顶、墙体形成一个立体的绿化网，以阻止细菌霉菌的生长。此外，化学制品应受到限制，如油漆燃料及杀虫剂等。 5. 广泛利用宣传、教育等手段提高公民的素质和环保意识。环境保护关系到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保护环境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进一步提高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广泛普及和宣传环境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切实增强市民的环保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其保护环境的自觉性。（1）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把环境保护法律知识作为干部职工培训的重要内容，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各级政府应把环保业绩作为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让各级政府把环保提上日程。（2）大中小学要积极开展环境教育。（3）建立公众才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4）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应当及时报道和表彰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先进典型，公开揭发和批评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对严重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的个人予以曝光，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5）各级政府可以在居民小区设置宣传栏，宣传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充分调动群众的自觉性。 6.大力发展环保科技，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 6.1 积极发展科技兴环保企业。我国已经加入WTO，国内所有企业都要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考验，那种仅凭人力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去打开国际市场的办法是缺乏远见的，以民众的低收入额为代价的竞争，其出发点就不对，其可持续性等更值得怀疑。大量增强企业的科技内涵才是做根本的出路。面对环保领域企业数量小多、规模小的特性，大力发展科技型环保企业更是当务之急。政府应加强对环保企业科技化的支持和政策引导。（1）在财政税收政策上向企业的科技开发行为倾斜,如果通过相应的监督监察机制确证企业投资与技术开发,那么这种投资的税收可以减免；如果经过相应的论证,企业投资与某项技术研究可以促进整个地区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那么可以取得政府的优惠贷款甚至贴息贷款。(2)在环境领域，面向环保企业设立技术研发课题,并有配套的资金保障。(3)选择有规模、有丰富实践经验、具有技术研究基础的环保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有的放矢发挥最佳作用。 6.2 鼓励支持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方面的科技研究和科技发明并力求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果。 6.3 加强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联系与合作。 引进国外投资,弥补资金短缺的现状；积极开展与其他地区和国家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与应用新形式的环保理念与技术；聘请国内外知名环境专家参与我市环境整治开发治理工作规划的制定等等。 大气污染论文:气体吸附分离技术与大气污染防治 摘要：本文简要叙述了人类工业化带来的气态污染物如硝酸尾气、黄磷尾气等中NOx、SOx、P、As、PH3、CO等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的危害及防治措施，结合作者单位在吸附分离领域已经开展的一些实验研究，探讨了吸附分离技术在治理气体污染物中应用的前景及可行性。 关键词：气体吸附分离技术 大气污染防治 1 前言 随着人类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向自己赖以生成的环境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在不断地增多，“保卫地球、保护我们生成的环境”不再仅仅是一句危言耸听的口号，而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能否生存的刻不容缓的大事。人类需要发展但更需要保护环境，如何保护好我们的环境是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目前，工业生产给环境带来的主要污染物为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废渣(即工业“三废”)，其中工厂每天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废气对人类的健康威胁极大,尽可能将污染物排放量降低到最低限度是非常必要的。 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和人类健康威胁较大且绝对排放量较大的废气主要包括： （1）含NOx、SO2、P、As、PH3、CO、HF、C2HCl3、C2H3Cl3等污染物的有毒气体； （2）其它气体，开展关于减少这类有害废气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结合著者在这一领域已经开展的研究，讨论了用现代吸附分离技术净化这类气体的意义及工业开发的可行性。 2 吸附分离技术治理废气技术基础及过程 （1）气体吸附分离技术基础 气体吸附分离技术是近年发展较快的一项新技术, 按照再生方式的差异常分为变压吸附法和变温吸附法两类：（1）变压吸附(英文名称Pressure Swing Adsorption,简称为PSA)法提纯或分离单元是根据恒定温度下混合气体中不同组份在吸附剂上吸附容量或吸附速率的差异以及不同压力下组分在吸附剂上的吸附容量的差异而实现的，由于采用了压力涨落的循环操作，强吸附组份在低分压下脱附，吸附剂得以再生；吸附剂的使用寿命一般为十年以上，所以PSA过程基本是无原料消耗过程；（2）变温吸附法（英文名称 Temperature Swing Adsorption,简称为TSA）或变温变压吸附法（简称为PTSA）是根据待分离组份在不同温度下的吸附容量差异实现分离，由于采用温度涨落的循环操作，低温下的被吸附的强吸附组份在高温下得以脱附，吸附剂得以再生，冷却后可再次于低温下吸附强吸附组份。确定是否采用吸附法分离的主要依据为待分离组分之间的吸附等温线，图1为待分离组分A（污染物）、B（非污染物）的在温度为t1或t2的吸附等温线所示： 对于污染排放物A如果与非污染组份B吸附容量差别较大，则可考虑PSA技术（当然，有时动态吸附容量也是确定分离的一个依据，但在污染治理中很少涉及）；对于常温（t1）下强吸附组份A不能良好解吸的分离，可考虑采用TSA或PTSA技术。 吸附分离技术采用的吸附剂通常为活性炭、硅胶、氧化铝等常规吸附剂或在吸附剂上附载不同贵金属的专用吸附剂，或者是开发不同孔径、不同微孔容积的专用吸附剂。 （2）吸附工艺过程循环的实现 PSA、TSA或PTSA 过程的连续运行通常是通过多个吸附器依靠阀门切换实现的，当某些塔在吸附时，其它的吸附器则处于再生等步骤；吸附饱和后的吸附剂需要再生时，其它已再生好的吸附器开始进入吸附步骤，如此实现循环操作。下图为西南化工研究院实验开发成功的TSA净化并回收硝酸尾气中NOx的流程示意图。 3 工业废气来源及治理研究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为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所占空气总污染物的比例在不断增加、对人类自身健康的危害在不断增大。目前，排放空气污染物最多的工业部门有:石油与化学工业、冶金工业、电力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等等，下面就工业排放的主要有害气体污染物NOx、SO2、P、CO、卤代烃、挥发性有机物（简称为VOC）等的吸附分离治理前景和可行性简要分析如下： （1）硝酸生产尾气、烟道气、石灰窑气等各种工业废气中的NOx 硝酸生产过程中要排放大量的硝酸尾气，其中含有NOx。NOx不仅对人类、生物有剧毒，而且导致光化学烟雾的生成，其危害极大。我国现有硝酸生产工厂50多家，硝酸尾气中NOx的浓度一般为500~5000 ppm，每年排入大气的NOx（以NO2计）约为6万吨。如果能回收这些NOx，不仅控制了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可以增产硝酸，降低生产成本。 目前西南化工研究院已开展了硝酸尾气的吸附法回收治理工业性试验研究工作，实验证明了这种方法有相当的优越性。研究表明，净化气中NOx浓度可控制在低于0.02%，对应尾气中NOx浓度从0.04%到0.8%，回收气中NOx浓度变化范围可从0.8%至5%，可以返回系统生产硝酸。 对石灰窑气等废气中氮氧化物的脱除技术，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已开发成功，并申报国家专利。对烟道气中氮氧化物的脱除，根据烟道气组成采用TSA法与其他化学技术处理法可有效控制氮氧化物的排放量。 （2）黄磷尾气净化和从黄磷尾气中提纯一氧化碳 我国每年生产黄磷40万吨，生产过程中每生产一吨黄磷会产生2500Nm3尾气，每年产生的尾气量达10亿Nm3，其主要成份为一氧化碳（约85%~90%），CO是一种易燃易爆有毒的气体，尾气中含有的P、S、As、F等及其化合物的有毒组分未经处理排放到大气中也将严重污染环境；同时CO又是一种重要的碳一化工原料，尾气中含有的P、S、As等易使催化剂中毒，所以有效处理黄磷尾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外在净化黄磷尾气和开发黄磷尾气领域已开展了较多工作，其中西南化工研究院开展了尾气处理的动态吸附研究实验，取得了可循环操作的TSA净化流程，并结合自己的CO提纯专有技术，已转让一套采用吸附法从黄磷尾气净化并提纯CO的工业装置。 （3）二氧化硫的控制 硫氧化物主要是二氧化硫,它是大气中数量最大、分布最广、影响最严重的环境污染物之一，目前控制的主要方法有：高烟囱稀释法、采用低硫燃料、排放废气脱硫等，近年在采用干法（吸附剂吸附法）、湿法脱硫技术领域开展了较多研究，工业化应用已很成熟。 吸附法脱除废气中的SO2又分为物理吸附法和化学吸附法，物理吸附时被选择性吸收的SO2可通过升温或降压解吸出来，化学吸附时吸附剂同时起催化作用，被吸附的SO2被废气中的氧氧化成SO3，后者在与水生成硫酸。目前，国内关于采用吸附法净化SO2的报道多为实验研究报告。 （4）含三氯乙烯、三氯乙烷等卤代烃的排放废气净化 含卤代烃的废气净化目前较为成熟的技术是溶剂吸收或吸附法处理，如：（1）彩色显象管生产线清洗阴罩时挥发的三氯乙烷气体刺激人体粘膜，长期接触能使运动神经系统受损，无论从环境保护还是降低生产成本来看都必须回收利用。航天总公司四院四十二所成功开发了应用活性炭纤维回收三氯乙烷，避免了环境污染，使用效果良好。（2）在工业上应用很广的三氯乙烯，是对人体和环境都有较大危害的有毒污染物，含三氯乙烯工业废气排放前必须脱除其中超标含量的TCE，应用吸附法可有效控制排放尾气中三氯乙烯含量并回收其中的三氯乙烯，西南化工研究院在这方面开展了较多实验研究，并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 （5）含高沸点有机物的尾气净化 目前，采用吸附法净化、回收排放尾气中的有机组份的工业应用是比较成功的，采用的通常流程为TSA或PTSA流程，既可有效脱除有机污染物又可回收有用组份。根据大量实验研究，西南化工研究院在已开发的多套PSA装置的预处理装置中，成功地采用TSA、PTSA技术很好地解决含高沸点有机物的尾气净化，如苯、萘等的脱除。 （6）排放气中一氧化碳的脱除 CO是一种易燃易爆有毒的气体，未经处理排放到大气中将严重污染环境，所以严格控制排放气中CO含量是非常有意义。目前，国内北京大学开发的13X分子筛载体的Cu（I）吸附剂、南京化工大学开发的稀土复合铜（I）吸附剂都是很好的CO吸附剂。实验表明，采用PSA或TSA技术脱除CO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排放气中的CO可控制在1ppm以内。 （7）含氟排放废气的净化 含氟(主要为HF和SiF4)废气数量虽然不如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大，但其毒性较大，对人体的危害比SO2大20倍，因此工业生产排放气必须控制含氟化合物的排放量。目前，HF回收通常生产冰晶石，尽管从理论上可采用吸附法结合其他化学法处理含氟废气，但目前国内应用PTSA回收含氟排放废气的工业装置尚未见报道。 （8）从富含甲烷气源中浓缩、回收甲烷 矿井瓦斯是在采煤过程中产生的，瓦斯气中含有25~45％的甲烷及其它一些组份，其热值仅2500kcal/m3左右，难以利用，通常排入大气，以致污染环境。我国每年约有30亿m3瓦斯放空。因此有效利用矿井瓦斯已成为一个热门课题。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开始采用PSA技术从矿井瓦斯中浓缩甲烷的实验研究，可以把甲烷浓度从20%提高到50~95％，浓缩后的富甲烷气热值明显提高，可以作为优质燃料和化工原料。 （9）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 近年来，由于CO2排放量增加（每年以二氧化碳形式放入大气中的碳约为50亿吨），大气中二氧化碳已从工业污染时代的270ppm上升到近500ppm，大量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积聚引发全球的温室效应已经引起了人类的重视。从含CO2浓度较高的排放废气中回收CO2既解决了环境问题，又回收了有用组份，减少了资源浪费。从富含二氧化碳的工业废气中回收二氧化碳这些工业废气主要有：石灰窑气（含二氧化碳28%~38%）、制氨和制氢装置副产气（含二氧化碳28%~99%）、烟道废气（含二氧化碳10%~18%）及脱碳再生气等。通过提纯，产品二氧化碳的纯度可达99.5~99.99%，指标均可达到或超过二氧化碳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GB1917－80）。 （10）PSA富氧处理城市垃圾废气 随着城市化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每天产生的垃圾量激剧增加，目前主要采用空气燃烧的方式人类的生活垃圾，每天通过燃烧垃圾产生的大量含VOC有毒废气给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如采用PSA技术从空气富集氧气（氧纯度可达到93％）替代空气处理城市垃圾，则大大降低了有毒废气的排放量。 结束语 随着对吸附分离研究机理的不断深入，结合其他化工处理技术，吸附分离技术必将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大气污染论文:大气污染环境监测及对策 1大气环境监测存在的问题 1.1大气环境监测机制不健全 虽然我国一直在强调可持续发展，但仍有一些地方在处理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时，一味的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而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错误理念的指导，该理念以消耗资源和大气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这种狭隘的发展理念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为此，地方政府应该摈弃这种狭隘的发展理念，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找到经济发展和大气环境监测保护的平衡点，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 1.2大气环境监测因子和数据不全面 AQI是空气质量指数的简称，它是用来检测空气质量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大中城市的AQI只是一个平均值，并不能实时反映污染情况，从而使得大气状况监测存在偏差。这也是为什么当气象条件发生变化时，短时间内AQI指数和大众感受会存在出入。为了改善数据滞后和偏差的现状，大中城市应逐步改进监测采样，引进云计算网络，进行全天候不间断采样监测，实现监测的半自动化和数据预报。 2大气环境监测技术的改进 2.1云计算平台的空气质量监测预警系统 在空气质量监测预警系统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现在是信息时代，在进行空气质量监测预警系统构建时引进云计算平台无疑是符合时展要求的。这种空气质量监测预警系统有两个显著的优势：一方面大额资金筹集问题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测量准确度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之所以具备以上两点优势是因为该系统通过科学运算对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及时准确地对当前大气环境现状做出反映，保障了污染源的控制和科学环境规划。该系统通过对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在改善城市天气、交通、产业结构等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一系统中，其系统框架如图1所示。 2.2预警监测系统的构建及流程空气质量 云监控平台的构建需准备好颗粒物监测设备、因子采集设备和视频摄像终端设备。具体的流程是首先利用GPRS无线传输对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和终端摄像得来的原始数据进行传输，接着云计算服务器接收和处理数据，然后利用云平台强大的功能软件对数据进行存储和计算。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对每个点的污染状况有一个了解，利用Web服务器对视频进行处理，对数据进行分析并予以公布。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网页和移动媒体终端的作用，因为它们能够及时得到各个监测点的空气质量和监控视频，减轻了相关部门的工作负担。同时，由于云计算网络具有开放性，使得空气质量云监测预警平台能向环保执法部门发送实时消息和影音资料成为可能，从而为大气环境破坏提供了有效证据。 3大气环境监测对策 之所以对大气污染进行监测是为了及时掌握大气污染程度，从而在此基础上对大气进行治理。这就要求我们要注意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平台进行技术改进，力求做到多点监测，实时分析，确保所得到的空气质量数据的准确性。与此同时，大气环境监测不能仅仅停留在空气状况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做好预警工作，从源头上对大气进行治理。 3.1加大大气环境监管力度 扬尘作为城市大气污染的主力军，对其进行综合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务必要加大对企业料场和建筑扬尘污染治理工作力度，做好区域内企业和建筑工地扬尘政治管理工作。与此同时，随着机动车使用量的增加，机动车尾气的防治工作也应提到日程上来。相关部门要加强机动车管理力度，务必要严格规范排放标准，以国四作为排放标准，从源头对污染排放进行控制。烟囱排放的废气作为农村大气污染首要污染源，它的治理工作也不容忽视。为此，要加大对以天然气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的推广力度，力争实现农村无小烟囱的目标。至于工业方面的大气污染监管则需做到严格监控水泥、水电、石化等子产业的废气和颗粒物的排放，优化工业结构，对于不达标的企业予以警告、惩处，务必使企业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动企业采用新技术来改善排放现状，实现废物循环利用、建筑节能等要求。 3.2引进先进的大气监测方法 大气环境监测离不开有效的监测方法，文章主要介绍两种监测方法。一种是利用电化学免疫传感器进行监测。该监测方法凭借其高度的灵敏性，能快速的对物质做出监测，符合现场监测的要求。较之常见的免疫分析仪器，它能以最低的资金投入实现仪器化。另一种是以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环境监测系统为基础的在线监测方法。该方法的运作流程是首先通过传感器来测量与监测所需的参数，接着借助网络媒介传至控制中心，从而完成监测的任务。监测任务的完成需借助公共有线电话网、移动电话网等辅助设备。该方法广泛应用于危险区域及大范围监测区域，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它的局限性，成本大且数据采集的精确性较小。在具体运用时，工作人员应该充分考虑到它的局限性，做好大气环境监测工作。 3.3加大环保理念宣传力度 一方面，要重视对政府工作人员环保理念的宣传工作。让他们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建立保护环境的相关制度和规范，不可雷声大、雨点小，不可使制度和现实脱节，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采取内部激励政策，从全方位角度出发。采取多样化的监督机制，实行自我、相互监督，且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更重要的是在处理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时，切忌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务必明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宗旨，在可持续发展理念额指导下做好大气环境监测、治理工作是这一宗旨生动的体现。另一方面，要做好对民众进行环保理念的宣传工作。让他们树立环保意识，不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通过不间断的环保意识的渗透，民众会慢慢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环境息息相关，不再做有损环境的事，从而实现了环保教育的目标。综上这些宣传理念的落实是大气环境监测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地球作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正在遭受着大气污染的袭击。忘了多久没有看见晴朗的天空、明亮的夜空。每天我们都在浑浊的大气环境下小心翼翼地生活着。雾霾，一个现今的热点词汇，很多年前并不知它为何物。以上种种足以说明我们的生存环境由于大气污染而变得越发恶劣。并不是危言耸听，长此以往，地球将不堪重负。为此，环保部门应该做好大气污染的监测工作，加大大气环境监管力度、引进先进的大气监测办法、加大环保理念宣传力度。民众应将环保理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共同致力于建设绿色美好家园。 作者：陈志强 单位：博罗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大气污染论文: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处理研究 1大气污染的特征分析 治理大气污染不仅需要有完善的污染处理措施，还要有相应的污染预防措施，才能有效的进行污染治理。但由于大气污染范围广、污染物多、大气污染中污染源控制较困难，治理和预防的措施不完善以及治理的力度不够导致了大气污染治理过程的困难。 2大气污染的形成原因 2．1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单薄 大自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环境，而大自然中很多资源的破坏都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要想恢复之前的大气质量要比从一开始就采取预防措施进行防护付出的代价要多得多。但如今这种观念并没有被大多数的部门或人们所接受，大多数人所考虑的只是短期的经济效益，而不从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制定具体的措施。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的建设以及工业的发展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人们在生活过程中也对大气造成了污染，包括汽车尾气的排放以及烟花爆竹的燃放。 2．2我国经济发展的限制我国经济正在飞速的发展，经济发展有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的发展，而工业污染仍然是现在大气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现在已逐渐的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要寻求改变，但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过程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仍然会对大气的污染造成严重影响何况仍有较多的城市以及企业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2．3大气污染处理措施的不完善 我国环保部门对大气污染的治理计划及措施不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也不完善，这就导致了治理工作难以发挥应有的功效。环保部门对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执行力度不够，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不能及时的进行严厉的治理，导致了较多的污染严重企业不能有效的执行相关环境保护的政策。环保部门对环境的监测以及及时的抽查治理工作不完善，不能有效的将大气污染扼杀在摇篮之中。此外，我国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投入不足，这就导致了工业发展过程中对废物废气的处理设施不到位，无法顺利开展清洁生产。 3大气污染的处理措施 3．1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政策 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落后于环境治理的需求，应当根据我国的《空气质量标准》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我国的基本国情针对各种问题出台合适的法律法规并监督实施。要改变对大气污染治理的传统观点，我国的各项环境标准要向世界接轨，各项标准要力争具有全面化、科学化的特点。 3．2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 影响城市中环境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居民生产生活中的废气排放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要加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城市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保护环境就是保护自己生存的家园。环保部门要组织相关的宣传教育、知识普及以及学习培训，进而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提高居民的自律意识，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 3．3加大环境保护投入资金 大气污染的预防治理过程决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意识以及企业的相关措施，需要国家左豪整体的防治计划并严格实施，加大废物废气处理设施的配套。同时，加大资金投入积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适当改善经济组织架构，对落后的企业、设备等要坚决进行淘汰，积极发展可持续发展性产业并积极寻求清洁环保能源，减少对大气的破坏。优化市政建设，加强城市基础建设管理，减少汽尾气排放并积极建设并绿化城市，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逐步改善大气环境。 3．4环保部门做好大气监测控制工作 对于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不能只是在污染发生后再寻求治理措施，而要积极的寻求防止措施。环保部门加强对大气中各项只是的监测，发现问题后及时进行防治与治理，将会最大程度上减少大气污染并最大程度上降低治理所付出的代价。 4结束语 根据以上大气污染的特征、原因及治理措施的分析可以看到，大气污染不仅影响了我国城市的发展，还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加大大气污染的治理投入与力度，积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寻求新能源，加强城市的绿化工作，我们才能有效的治理大气污染，提高空气质量。 作者：周媛邢德山谷建功单位：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大气污染论文:都市大气污染的产生及防控 本文作者：白海梅作者单位：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环保局监测站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平稳，由于有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净增长迅速。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我国城市化进程向前飞速推进，然而环境问题，确实城市化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点。 1我国城市大气污染构成因素 所谓大气污染，就是指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或自然界向大气排出各种污染物，其含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使大气质量发生恶化，使人们的工作、生活、健康、设备财产以及生态环境等遭受恶劣影响和破坏的现象。城市作为我国经济命脉中的核心节点，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并展开了众多经济行为，而这些经济行为和人口，直接对城市环境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危害。从污染成分角度看，空气中的颗粒物，以及硫化物和碳化物是目前我国城市大气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主要污染成分。我国超过一半城市的颗粒污染物浓度超过二级标准，对于硫化物的排放状况而言，虽然随着最近几年相应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目前对于硫化物的排放已经开始呈现出逐年减少的态势，但是由于多年来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追求以及对环境关注程度的低下，因此在大气环境中积累的氧化硫总量仍然不可忽视。最后，碳化物作为化石类燃料消耗的直接排放物，作为温室效应的主要疑犯之一，其排放总量同样不能忽视。碳排放量的增加，一方面是工业发展的后果，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陡然增多的汽车导致。 从目前我国城市发展的状况看，由于每个城市都采取了不同的发展路线，因此在大气污染方面也各有不同，但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普遍存在的污染源，只有明确了污染源，才能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1.1工业发展 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由工业的发展而带动，对于我国工业的发展状况而言，是逐渐从城市成长起来，并且在壮大的过程中向城市边缘迁移。最开始的工矿企业，通常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并且在当时我国城市发展尚不很发达的前提之下，大多都建在了城市中心位置。这些早期的工矿企业，给城市污染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是我国城市早期发展导致大气环境问题的主要污染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工业开始向城市边缘以及农村迁移，这种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污染，但是对于更大范围内的环境仍然有着很大压力，而这种压力即便处于绿色科技的影响之下也难以消除。 1.2车辆激增 车辆是城市大气环境污染的另一个主要诱因。对于我国而言，车辆的占有率远不如发达国家，而随着经济发展，车辆的占有率毕竟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而车辆排放的废物目前已经成为了城市大气污染的一个主要因素。目前我国对于车辆上路的管制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 1.3燃烧释放 化石性燃料的燃烧，直接回给大气带来污染，从颗粒污染物一直到硫化物和碳化物，都会有一定量的排放。对于化石燃料的然绕，主要指城市生活使用的相应煤炭和石油产品，其中包括饮食需要的燃烧活动以及取暖需要的燃烧活动两个方面。 2改善城市环境问题对策 通过上文中针对于城市大气污染主要影响因素的讨论，可以大概确定出普遍存在于我国城市环境中的主要大气污染源头。在进行治理的时候，可以针对上述问题采取相应举措。具体而言，可以采取的着手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2.1规范工业以及交通发展 工业的发展，不仅仅对于大气环境会产生威胁，对于水体、土壤等都会产生威胁。针对工业的这种危险特征，首先要规范工业发展的整体状态。对于目前已经出台的众多环境保护条例，必须落实到位，在落实的过程中实现多层面的互相监督，确保奖惩制度的有效性。对于车辆的陡然增加，鉴于其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宜采取强制措施，但是应当深入考察车辆对于环境的影响状况。对于排放不达标的车辆，应当采取必要的惩罚措施，除了一些进行调节的经济手段以外，相应的强制性限制措施也是必须的。 2.2大力发展绿色科技 目前各个行业的绿色科技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绿色环保科技作为对环境的一种重要拯救手段，必须受到行业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以及支持。在对目前环境问题进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技术研发。具体工作中，可以在政府的支持性框架作用下，推动科技研发的资金环境形成，确保技术研发的自发性以及健康发展。此外，还应当拓展视野，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出发对绿色科技进行新的审视。在对其进行支持发展的基础上，也将相应的绿色技术视为一件产品，将其推向国际市场，切实产生经济效益，形成资金的良心循环。 2.3加强城市绿化 城市环境不断恶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过度的城市化导致植被大面积破坏，热岛效应以及其他环境问题也会随之出现。有鉴于此，应当在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控制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恢复植被，平衡城市生态环境。树木和植被不但对于城市美观至关重要，对于空气的净化作用也不能忽视。在开展城市绿化的过程中，应当首先注意植被功能的选取，而非美观。虽然城市植被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城市景观，但是就目前环境的严峻形势来看，其功能性同样意义重大。 3结论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环境构成，工业和为数众多的居民都存在于这个相对局促的空间内，因此环境问题就更需要重视。在实际的工作中，只有各个方面的通力合作与共同重视，才有可能对环境治理产生良好的效果。 大气污染论文:环保生物技术治理大气污染的思考 摘要：近几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口密度的增大以及机动车数量的增多，给我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自然生态资源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大气污染问题，文章对环保生物技术治理大气污染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环保生物技术；大气污染；思考 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使用环保生物技术能够改变废弃物原本的分子结构，从而降低了垃圾废物对于环境的污染，同时还可以进行废物再利用，节约了能源，由此可以看出，使用生物技术治理环境问题，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现状 我国从20世界70年代开始，就一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先后两次修订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也相继建立了很多污染源的排放制度，初步完成了我国空气质量的检测以及酸雨度的检测。排污的许可证制度和大气污染排放量的控制等方面也得到了相应的完善，但是，时代在发展和进步，新时期必然有新要求，雾霾的出现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很多的困扰，解决雾霾问题，又成了新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经济建设和大气污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大气污染的治理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并且，大气污染的环境监督系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大气污染管理制度体系，但是很多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依然是十分严重的，污染防治政策还有待于完善，投资渠道的组成也比较单一，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总体来说，大气污染的治理程度不是十分理想。 二、环保生物技术的优势和前景 （一）技术优势 它的优势主要在于能够阻止和预防生态环境的恶化，在人类的日常生生活中，利用环保生物技术在获取自己需要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也能为日然资源提供了一个自行恢复的空间，是实现日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其它的化学及物理治理技术相比，环保生物技术具有很明显的优势特点。首先，环保生物技术是利用微生物作为环境污染治理的核心内容，和以往的物理治理方法不同，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效率要高于传统的化学和物理反应，它能够快速的处理污染物的分子结构，同时处理产物和副产物，转变为对人体没有危害的二氧化氮、甲烷、水分、二氧化碳等物质，同物化处理方式相比，环保生物技术在处理污染的效率方面和安全性上具有很突出的优势，能够科学有效的处理垃圾污染物，实现变废为宝，治理污染的效率更加高，同时价格低廉，成本较低。环保生物技术基于催化酶反应，酶是一种具有高活性的蛋白质，能够在常压常温下快速进行翠花反应，同传统的物理化学反应相比，它反应的条件更加的温和，在常温下就能发生高效率的反应工作，从而降低了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节约了能源，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节省了投资规模。 （二）环保生物技术发展前景 利用环保生物技术，进行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够更加稳定的获取处理产物，不会再造成二次污染和毒害，如果将环保生物技术进行工业化的应用，就能很好的解决污染的多次转移的问题，提高了环境污染物的再利用价值，有利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恢复能力和环境的自净能力。环保生物技术记性环境污染治理，处理污染物的效率高，处理成本低，需要的能耗又比较小，降低了应用和推广的门槛，特别是在初级的环境大气污染中，被应用的十分广泛，世界各地都在进行探索和研究，环保生物技术自身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中，很多新的处理工艺和技术的不断被发掘，例如：好氧技术结合气体污染治理技术、厌氧技术、自动化生物处理系统。无公害的生产工艺等，都将进一步对大气污染进行有效的治理，也降低了治理的技术难度，从而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三、环保生物技术在大气污染中的应用 （一）生物过滤技术 环保生物技术利用微生物进行废气的处理，在适当的条件下，运用固体载体对气体进行吸收，微生物的作用在于可以分解废气，发挥强大的除臭功能。为了保证其过滤的效果，在废弃的过滤过程中，一定要满足它的生命活动有机的营养物质和所需的条件，因此，在进行废气分解的过程中，要及时的补充有机成分，同时，为微生物的生存提供良好的、有力的环境，从而保证微生物的活性，促进其生长和繁殖。现阶段，微生物在进行废气分解过程中，要控制好环境温度、含氧量以及湿度等。在过滤废气的填料阶段，要选择固体的承载介质，为各种各样的微生物提供有力的生长空间，填料时，需要较大的面积，保证能够容纳下更多的微生物同时又减少占地空间，结构要均匀，不能有异味，要具有超强的吸水性，方便填料时的营养搭配和保养。 （二）生物膜治理技术 生物膜处理技术，在液体和气体扩散中把废气中的污染物质进行转换，转变气体为液体。在处理过程中，也使得污染物的化学成分发生改变，把液体污染物转移到填料的表面，表面的生物膜又开始进行污染物的氧化过程，在消耗污染物的过程中，也获取了自身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一些污染物用于微生物的污染代谢，另外的一些转变成其他的处理工艺。 （三）生物检测技术的强化 环保生物技术发展的十分迅速，它的功能和用途也就越来越广泛和全面，不仅能够对废气进行处理，还能对大气污染进行检测，提供了更便捷、更全面、更灵敏的检测服务，能够对污染源进行分析，进而更进一步探索大气污染的物质转化规律。环境污染借助神物监测系统，实现了环境污染的连续性监测，能够很好的预测和判断环境污染的程度，更好地协助大气污染治理人员开展治理工作。 （四）结合其他的新技术 跨领域的技术合作优势越发明显，环保生物科技与其他新技术的结合，对环保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能够更加有效的提高环境治理技术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投入，对于生物数学模拟的研究，也是一项很重要的突破，通过光、电、声等技术的结合，可以更好的处理有毒有害污染物，从而更加有效的落实大气污染工作。 三、总结 社会的发展，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很严重的影响，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治理大气污染迫在眉睫。环保生物科技的运用，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难题，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气污染，对环境的改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作者：张勇 单位：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 大气污染论文:城市交通大气污染难题的制度困境 摘要：城市交通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领域，是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着力点。虽然我国已出台多项政策法规控制城市交通大气污染，但城市大气污染状况仍然严峻。考察了我国城市交通大气污染现状；从政府环境责任、大气污染立法、经济激励机制及城市交通结构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导致我国城市交通大气污染严重的制度性原因；建议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城市交通大气污染难题：强化政府在城市交通大气污染防治中的环境责任，完善大气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健全排污权交易等节能减排的经济激励机制以及打造城市绿色出行系统。 关键词：城市交通；大气污染防治法；节能减排；排污权交易 1导言 当前，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有效的节能减排途径。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行业，交通部门在全球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交通能源消费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19%，并占全球与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按照目前的趋势，2030年交通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长近50%，到2050年将超过80%[1]。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以及小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攀升，城市交通所引发的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引导城市交通节能减排之路，是我国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面对当前城市交通大气污染的严峻形势，深入探究其背后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出相应的制度完善建议势在必行。 2我国城市交通大气污染现状考察 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以减少污染物排放给大气环境带来的破坏，但应当指出，我国的大气环境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4年，京津冀区域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年均浓度为9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2.3%，仅张家口市达标，其他12个城市均超标；PM10年均浓度为15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2.7%，13个城市均超标；SO2年均浓度为5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4.6%，有4个城市超标[2]。交通运输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其发展必然伴随着高污染和高能耗，城市环境问题的恶化与城市交通尾气污染之间密不可分，特别是机动车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噪音与扬尘已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显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16个；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在城市大气污染中所占比例已高达60%。2013年，我国74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平均超标天数比例超过50%，而道路交通污染正是城市空气污染的一大来源，如北京2012年机动车排放的CO、NOx、HC、PM2.5分别占污染总量的86%、58%、38%和31%，机动车排放已然成为影响北京空气质量的最重要因素[3]。城市交通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巨大贡献在我国机动车保有量逐年攀升的背景下表现得尤为突出。环保部《2013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显示，2012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4612.1万吨，比2011年增加0.1%，其中氮氧化物（NOX）640.0万吨，碳氢化合物（HC）438.2万吨，一氧化碳（CO）3471.7万吨，颗粒物（PM）62.2万吨；我国已连续四年世界机动车产销量排名第一，机动车污染已经成为造成灰霾、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构成了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机动车污染防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4]。综上，作为大气污染主要来源的城市交通，已然成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和节能减排战略的攻坚地带。 3现行城市交通大气污染制度的问题诊断 3.1政府环境责任制度不健全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宏观责任主体，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各项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肩负重要职责。政府环境责任制度是否健全不仅考验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更关系到公众健康和安全，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在各项政策法规不断出台的背景下，我国城市交通大气污染的形势仍然严峻，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完善的政府环境管理责任制度。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各项政策法规的切实贯彻和落实需要以完备的政府环境责任机制为依托。缺少对政府环境责任的清晰认定，欠缺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制度保障和刚性约束机制，容易导致制度的空间传导机制不畅，使制度的约束作用遭到抑制和弱化[5]。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虽然对政府环境责任较此前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但政府环境责任虚化的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如总则中的第六条、第八条分别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财政投入”，但对于政府如未履行上述职责时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仍然缺乏具体的实质性规定，难以对政府形成有效的责任监督。此外，环境保护因素未能在政府的宏观决策中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问题最突出的体现就是长期以来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宏观政策层面的环境影响评价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建设项目和规划对环境的影响多为是直接和局部性的，但是国家的重大经济、技术和产业政策以及重大立法则会对环境则具有间接的和全局性的影响，一旦宏观决策失误，将会对环境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其危害结果在短时期内更难于处理，所以对宏观层面的政策、立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现行《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的环评对象主要限于建设项目和规划，没有将政策（包括立法）纳入环评范围。政府在制定汽车产业及城市交通的相关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政策实施可能对大气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容易造成政策本身与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目标的错位，从而影响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2城市交通大气污染的相关立法存在缺陷 我国目前尚无有关交通大气污染防治的专门立法，城市交通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立法散见于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涉及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第一层级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构成的有关环境污染防治的综合性环境保护立法和有关交通工具使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第二层级是规范排污费征收使用规则的行政法规；第三层级是与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图1）。《环保法》是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该法从环境监管、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我国环境保护做出基础性的规定。由于城市交通领域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是大气污染，因此《大气污染防治法》成为交通领域环境污染防治的主要法律。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和第二十一条分别规定了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的职能分工以及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增加了对大气污染行为“按日计罚”的规定，并设专节规定了机动车船等污染防治，为我国交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2003年颁布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是指导大气领域排污费征收使用的重要规则。此外，国家环境保护部作为我国环境保护的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机动车污染治理制定和颁布了多项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这些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在一定时期内对城市交通大气污染的控制发挥了一定作用。总体上看，我国当前城市交通大气污染相关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立法层级偏低，对大气污染物排放防治缺少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定。从立法层级来看，我国目前并没有治理交通大气污染排放的专门法，相关规定散见于三个层级的立法中，这些立法的整体层级偏低，不能为大气污染控制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也无法为各地方根据本地区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提供有效指引。从立法内容来看，在法律一级，《环保法》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立法，其内容多为基础性和原则性规定，很难对每一具体领域的污染防治进行细化规定，而本应承担起这一使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虽然对机动车船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但在内容上侧重从技术角度规范机动车船的检验、检测以及召回问题，对于低碳出行、控制燃油机动车保有量等问题的规定仍停留在口号倡导层面，缺少可操作性的约束机制，不利于环保执法活动的开展。另外，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虽然规定国家将推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但由于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难以发挥对排污权交易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所针对的污染物类型单一。《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规定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重点是针SO2进行总量控制，目的在于有效控制酸雨，从该法所处的立法背景来看，这样的规定是符合当时大气环境治理的需要的。然而，我国当前空气污染已经开始从“煤烟型”转向“复合型”，传统的SO2和总悬浮颗粒物（TSP）等一次污染物的增长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控制，而对于二次生成的臭氧及大气颗粒物的控制逐渐成为重点，尤其是大气颗粒物污染非常严重，并呈现出多污染源叠加的复合型污染特征；其中机动车尾气中的颗粒物占大气颗粒物的5%～20%，随着机动车保有量持续猛增，这一比例仍将不断增加[6]。同时，机动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也是大气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因此，现有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针对的污染物类型具有明显的单一性缺陷，难以将城市交通活动中（特别是机动车）产生的污染物类型涵盖其内。 3.3缺少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工具 环境保护领域的经济激励机制主要指一系列旨在调节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引导企业和公众选择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行为和消费方式的政策工具，其实体内容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制度安排。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益重视，各类经济激励工具被运用到环境治理领域，总体上看，经济激励类环境政策工具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此类政策工具的引入确实对生态环境的改良和优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7]。但是，在城市交通大气污染领域，相关经济激励机制或者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未能有效地引导经济主体做出符合低碳经济理念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机动车废气排放缺少明确的排污费征收标准。虽然《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确立了对机动车等移动污染源征收排污费的制度，但是在2003年颁布的《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第三条却规定“对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计征废气排污费。对机动车、飞机、船舶等流动污染源暂不征收废气排污费”。这就导致对机动车这类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没有具体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可以遵循，排污收费这一重要的经济激励政策工具由于立法之间未能有效衔接，而在交通排污领域出现了法律适用上的空白。第二，车辆购置税、使用税的计税标准未能充分体现节能减排要求。我国目前与机动车相关的税费主要集中在机动车的生产以及进出口环节，而对于机动车消费环节征收的税费种类较少，主要是车辆购置税和使用税。这些税种不仅征收金额较小，而且在计税标准的设计上没有体现出节能减排的环保要求。例如，我国目前购置税实行从价定率的办法计算应纳税额，虽然新能源汽车对环境的影响更小，但由于其价格比传统燃油汽车高，导致其购置税也相对较高，从长远来看不利于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此外，这种单纯的从价定率的计税办法没有体现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问题，因而无法限制汽车能源使用所带来的负外部性[8]。第三，排污权交易市场未能有效建立，严重抑制了排污权交易制度作用的发挥。排污权交易是在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的前提下产生的，具体表现为为了实现特定区域的环境治理目标，由政府以颁发许可证的形式授予排污者环境容量使用权，由于存在污染治理成本的差异，排污者之间就出现了转让富余的环境容量使用权进行的行为[9]。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已先后在几十个大中型城市建立排污权交易试点，虽然在有些试点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总体上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当前，我国排污权交易仍主要集中在单一试点区域之内，然而考虑到大气污染的动态性特征，单一试点内部的排污权交易只能改善局部地区的排污情况，无法有效降低更大地域范围内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使得环境容量作为商品资源的价值仅仅体现在试点区域，没有体现出环境好的区域对其他区域外部辐射效应[10]。 3.4城市交通出行结构未充分体现绿色低碳导向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城市交通方式以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为主，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城市化进程速度明显加快，加之城市机动化水平的飞速提高，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逐步形成现在以机动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交通出行方式。我国城市公交出行在整个交通出行结构中所占比例与国外城市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居民公共交通（地铁和公共汽车）比例接近30%，而巴黎为61.5%，东京则达到79.6%。据测算，公交出行比例每提高1%，城市交通用能下降1%。目前，我国城市公交系统的发展虽已提速，但仍赶不上城市交通的需求发展速度[11]。作为主要慢速交通方式工具的自行车，虽然在当前交通出行模式下仍占据一定比例，但是自行车交通的优点和潜力非但未能充分凸显，反而在实践中带来了更多的交通拥堵问题，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规范自行车交通合理发展的政策严重缺位[12]。“绿色交通”的概念是1994年由加拿大学者ChrisBradshaw首先提出的，这一交通理念致力于发展多元化的交通体系，以减少交通拥挤、降低大气污染、节省交通运输成本、促进社会可持续、公平发展为主要目标[13]。可见，从内容上看，绿色交通实际上是低碳经济理念在交通出行领域的体现。发展绿色交通作为低碳经济的一部分，与城市的低碳发展规划关系十分密切。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发展城市绿色交通需要在城市、区域和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中加以考量，而不能仅仅依靠交通运输部门的自身努力[14]。从我国当前城市交通规划现状来看，目前我国仅仅是把绿色交通视为交通领域的重点发展目标之一，但仍缺少具体的引领城市低碳出行、绿色出行的配套措施，绿色交通理念尚未在城市交通规划布局中得到体现。 4城市交通大气污染困境突围的制度设计 4.1强化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环境责任 强化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环境责任，首先要建立地方政府负责人问责机制。建议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进一步明确对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主管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违法、失职行为的问责要求，将大气环境状况和节能减排目标的完成情况纳入地方政府年度考核中，设计具体的量化指标体系、责任内容、实施方案，对不合格者严格实行问责制，力图转变传统环境保护立法中重视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管制、忽视对政府环境监管责任的监督的立法导向。另外，应积极推定《环境影响评价法》的修订工作，引入政策环境评价制度。相对于项目环评和规划环评，政策环评具有更高层面的意义。美国作为首先创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国家，其评价对象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具体的建设项目和规划，也包括立法提案、政府法律草案等宏观政策活动。新《环保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经济、技术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政策环境评价的法律地位，同时也为《环境影响评价法》修改中补充政策环评的规定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在我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将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类政策和立法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范围内。 4.2加强控制城市交通大气污染的立法建设 一方面，细化《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城市交通污染物排放的控制要求。建议《大气污染防治法》重点在以下领域加以调整：明确在城市交通规划中的交通污染排放物的控制目标，以及对包括机动车在内的各类污染源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以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制定要求，并规定进行费用效益分析和公众健康影响评估[15]；制订具体的燃油机动车保有量控制要求；扩大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涉及的污染物类型，将碳氧化物、颗粒物以及氮氧化物等机动车尾气排放产生的重要污染物纳入其中。另一方面，建议国务院出台《城市交通污染管理条例》，为交通领域包括大气污染在内的治污执法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前已述及，我国现有规制城市交通污染的立法并不健全，建议国务院在有关上位法的基础上，针对城市交通污染问题，出台专门的《城市交通污染管理条例》，对城市交通带来的各类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的防治加以细化规定。在条例中，应当明确将“发展低碳交通、促进节能减排”作为各级政府制定城市交通规划的指导思想；强调将城市交通规划纳入城市节能减排总体规划；要求对与城市交通发展有关的政策及立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将城市交通节能减排指标纳入政府环境绩效考核体系，并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和奖惩制度。 4.3健全节能减排的税费政策及经济激励机制 经济激励政策工具将环境管理行为直接与“成本–效益”相连，利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税费、财政等经济激励手段，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成对经济主体的利益驱动。当前，我国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城市交通大气污染的经济激励机制。首先，明确规定对机动车废气排放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建议在《排污费征收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对机动车等城市交通流动污染源的废气排放征收排污费，并制定具体的排污费计征标准。其次，改革车辆购置税、使用税的计税标准。建议对车辆购置税、使用税改为按照能耗和碳氧化物排放量征税，使新能源汽车在汽车市场上形成价格优势，通过经济刺激手段引导企业和公众向低碳化的绿色生产和公众消费方式转化。最后，进一步健全排污权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良性运转需要以完善的市场机制的作为前提和支撑。政府应当出台立法，重点对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制度、碳排放权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形成规则、政府对碳排放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以及碳排放交易信息的交流平台等问题加以规定，从而对碳排放权的合法流转提供法律保障。 4.4积极打造城市绿色出行系统 “城市绿色出行”是指可代替小汽车出行，能够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降低交通大气污染，并且能够为不同社会阶层群体所接受的出行方式[16]。城市绿色出行系统是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促进节能减排、改善大气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城市绿色出行系统的构筑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扮演组织者、引导者的角色，加大对公众有关绿色出行的宣传教育力度，使公众充分感受到绿色出行对于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引导公众形成绿色出行理念。具体而言，我国应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打造城市绿色出行系统。首先，立足我国现实国情，优化自行车及步行交通。构建合理、高效的自行车通行管理体制，以进一步发挥自行车交通的节能减排潜力。同时，大力倡导步行方式，合理规划城市步行街道系统。其次，构建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政府应当倡导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并将这一理念融入城市整体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对符合节能减排要求的新型公共交通工具的生产、消费提供更大力度的政策和资金扶持；逐步优化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偿机制和财政补贴政策；努力提高公共交通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升公共交通的运营效率和水平。最后，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扶持力度。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的研发资金投入，积极打造由政府牵头、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参与研发的产学研平台，出台有利于新能源汽车生产、销售和维修的鼓励政策，大力推进各类电动汽车充电站、天然气加气站的配套设施建设，为新能源汽车的广泛推广创造条件[17]。 5结语 城市交通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建立低碳型的城市交通模式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延伸，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履行国际减排义务的客观要求，也是交通运输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重点分析了影响城市交通大气污染治理的制度性因素，从强化政府环境责任、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立法、建立有效的节能减排经济激励机制、打造城市绿色出行系统等方面提出破解城市交通大气污染困境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城市交通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作者：刘秋妹 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大气污染论文: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教学改革 一、教学进度控制的原则 (1)动态控制原则:即目标控制的中间控制原则，在每次的上课之前都要仔细的校对教学进度表，比较实际的教学进度和计划的教学进度是否一致，如果滞后的话，要找到滞后的原因和调整的办法。如果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前提下，进度提前，则可以将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纳入课程内容，给学生呈现科学前沿的东西，让学生随时掌握有关专业科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 (2)系统原则:现代管理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开放的技术系统，各个系统之间项目联系紧密，具体到实际中要求教学必须循序、系统、连贯地进行。比如燃料燃烧与大气污染、大气污染扩散和颗粒污染物控制技术3章之间，既有理论知识的讲解，又有实际工程中的应用，属于本书中相对联系比较紧密的章节，在各章的讲述中要前后连贯、由浅入深、由理论到实际的应用要系统的进行讲解，要注意各章节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能各章之间自成体系。同时在教学进度中要注意各章节之间学时的合理分配。 (3)封闭循环原则:现代管理学认为，任何管理对象都是一个特定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都是首尾相连、环环相扣的，要保证内部各要素、各环节之间的畅通，就必须在各要素之间必须形成连续的封闭回路。在对学校任何一项工作或工作组织系统的管理中，管理手段必须互相补充、互相制约，形成一个连续的封闭的回路，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封闭原则是管理反馈原理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教学过程中实行封闭原则可以从下面两方面着手:①依据教学目标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努力减少教学过程中偏离教学目标的倾向，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进行封闭，使教学结果沿着预计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对影响教学效果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使其降至最低点;②在对教学进行系统的分析中寻找可以反馈控制的主导线加以封闭。例如: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不佳，封闭的办法是自我反省。老师要找出教学过程中重点没强调、难点没详细讲解的地方;同时学生要检查老师要求的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是否都做到了，老师讲的知识点是否都熟练掌握了。在各个不同的进度周期内，使用封闭原则确保达到既定的教学效果。 (4)信息原则:即建立课程信息门户，课程信息门户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为教学工作增值的重要的管理工具，是当前在教学工作领域中信息化的重要标志。课程信息门户是在对课程全学期过程中的教学过程的所有参与各方产生的信息和知识进行集中管理的基础上，为课程参与各方在互联网平台上提供一个获取个性化课程信息的单一入口，从而为教学的各参与方提供一个高效率的信息交流和共同讨论的环境。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摸索着建立了为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的信息处理而专门建立的课程专用门户网站。 (5)弹性原则:为了及时适应各种可能发生的变化，教学进度必须要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有效的实行动态控制，弹性进度分为整体弹性和局部弹性。弹性原则指的是在时间分配图上留有空缺。适当的空缺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富有弹性地实施进度计划，并不断地调整好自己的课程进度。这主要是因为工科教学过程中和实际中的案例结合比较紧密，一些大气污染造成的社会突发问题的分析都可能会导致教学学时的局部弹性的调整。有时候视每届学生掌握程度的不同使用整体弹性的办法增加或者减少某些章节内容的授课时间。但课时安排的弹性的区间不能超出整体课程进度所允许的时间。 (6)网络计划技术原则:网络计划方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的倡导下开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试点应用的技术管理方法，经过1/2个世纪的实践应用，网络计划技术管理原则被广泛的应用于工业、农业、国防等部门，但目前在教学中的应用还很少。网络计划技术的优化是在满足现有教学大纲和培养计划的条件下，按教学目标，在学期初编制出本学期的教学进度的网络时标图，寻求较好的授课方案，在学期中对课程中教学进度偏离网络时标图时，及时调整制定出可供实施的网络计划的过程，优化的教学目标，通过网络计划优化，可以做到用最小学时消耗取得最大的教学效果。 当今新培养计划下制定的大纲对进度控制的要求越来越高，课程能否按学时完成常常关系到学期的正常教学工作是否完成，教课学时也就常常成为衡量学生是否修完给定课程的重要指标，但另一方面，为了扩充学生的学术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有些学时又必须做必要的调整，通过对课时的合理调整来寻求最佳的必要课时时间，因此必须建立科学的课程进度的监控体系。单一原则有时候可以解决教学进度过程中的问题，但教学进度的问题是动态的、复杂的进度体系，多个原则的联合应用是处理教学进度过程中常见问题的方法。 二、课程的进度控制措施 (1)落实课程大纲给定的进度计划。落实于组织好课程进度计划主要工作有:编制每月的进度计划、进行教学任务的提前告知，每章节开始之前都要告诉学生大概的学时，让学生做好必要的课前预习，每次结课都要告诉学生下次课的授课内容，以便于学生合理安排课后的复习和课前的预习，每次对学生的作业都要进行认真的批改和简单的讲评，以保证教学进度实施的同时，保证既定的教学质量。做好日常的进度记录，做好教学进度的控制统计表格。 (2)构建三级教学计划进度控制制度。进行三级计划进度控制制度建设时，全部的相关人员，如主管教学的负责人、教研室主任、课程负责人、任课教师等等，都要进行明确的进度控制制度的构建，设置课程负责人为专职的计划员，对整个课程进度的控制做好提前的预测和安排。 (3)做好课程进度控制的编制工作。在进行课程进度控制计划的编制工作时候，首先要根据每章节的实际情况，列出完成课时的所有学时。然后从最耗学时最难讲解的章节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把每一个具体内容分配到具体的课时里面，最后收集并进行学时估计值的输入，从而明确各个章节的具体课时安排。 三、小结 课程的学时和进度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每个给定教学任务课时的安排与进度的快慢、提前或滞后有直接的关系。一般来说，累计课时安排是与课程进度成正比。但是单纯地观察课时安排的多少并不能对进度控制趋势、进度状态做出完全准确有效的估计。进度超前、滞后或者课时的添加、节余都会影响教学效果。因此要真正有效地控制课时安排，必须控制课程进度。几年来，通过运用进度控制的方法指导大气污染工程教学，学生评教结果显示，学生的课程满意程度由原来的96．1%提高的98．8%。我们会在往后的工作中逐步完善进度控制的一些方法和措施，以期为学生的能力的培养做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高辉 许春莺 单位：洛阳理工学院环境工程与化学系 阳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大气污染论文:控制大气污染化工技术研究 1大气污染对于环境的影响 温室效应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其形成原因与大气污染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大气污染物是引起温室效应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温室效应给全球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北极冰川正在迅速的消融，引起海平面的上升，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国土被淹没的威胁。温室效应还引起了诸如“厄尔尼诺现象”等环境现象，虽然没有直接对环境造成破坏，但是其具有潜在的危害，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巨大威胁。除此之外，酸雨、臭氧层空洞以及雾霾等环境现象也都是由于大气污染所导致的。酸雨会对植被造成破坏，使绿色植物死亡。臭氧层空洞减弱了对太阳紫外线的阻挡，人类接受到强紫外线的直接照射，会对皮肤造成伤害，严重者会导致皮肤癌。而近年来日益严重的雾霾问题，空气中有害的粉尘颗粒以及PM2.5会对人体的呼吸道造成伤害。这都是由于大气污染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大气污染的治理迫在眉睫，需要得到全民的重视，共同投入到大气污染方式的环保大军当中[1]。 2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 2.1工业污染物排放 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大部分都是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工业生产，尤其是化工领域，容易产生污染物。工业废气的排放直接导致了空气的污染，工业燃煤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由于长期以来工业企业都主抓生产，以盈利作为发展目标，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不足，对于污染物都是直接进行排放，缺乏一定的环保措施。长此以往，就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大量的工业废气未经过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空气当中，形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2]。 2.2能源的燃烧 冬季取暖要燃烧煤，煤炭的集中性的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正是引起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另外，当前的燃煤质量存在缺陷，燃烧时除了会产生二氧化碳之外，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以及硫化物等污染性气体，这些气体都是直接排放到空气当中，另外，机动车的燃油会产生尾气，尾气当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有害气体和粉尘颗粒，同样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3大气污染的防治技术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应对。大气污染的防治要从多方面入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包括改善能源结构，控制机动车尾气加强工业的污染物排放管理，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任意进行污染物排放的行为进行严惩。加强生态建设，有效的改善环境，这些都是大气污染治理的有效办法。但是为了使这些办法行之有效，就要从防控大气污染的化学技术入手，来加强大气污染的治理。 3.1烟气脱硫 烟气脱硫主要针对于能源的燃烧。烟气脱硫根据脱硫剂的区别主要分为干法、湿法和半干法三种。干法脱硫主要应用活性炭、活性氧化锰作为脱硫剂，利用催化氧化、催化还原的方式来进行脱硫；湿法脱硫则是应用双碱法、氨法等方法将当中的硫化物气体除去；半干法兼用干法脱硫与湿法脱硫的技术特点，将湿态的脱硫剂在干态环境下进行脱硫，是效率较高的一种烟气脱硫办法，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3]。 3.2机动车尾气处理技术 由于机动车尾气所产生的污染是当前对严重的污染源之一，对于机动车尾气的净化就变得尤为重要。机动车尾气处理技术办法有很多，但是应用最广泛的有效净化办法是对尾气当中NOx、CO以及HC进行催化氧化消除。机动车尾气当中HC以及CO的产生，主要原因是燃油组分的影响。燃油燃烧，形成的烟气仍然有未完全燃烧的组分，这是导致污染物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尾气排放系统当中安装高效催化转化器，并向尾气当中输送O2。在催化剂作用下，对HC以及CO气体进行氧化，生成水和CO2，该办法能够有效消除尾气当中有害的气体[4]。当前，在防治大气污染化工技术开始着力于脱硫脱硝一体化的研究。脱硫脱硝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实现在脱硫的同时，并能够对氮氧化合物进行消除。 4结语 大气污染的有效防止，能够有效的改善严峻的环境形势，缓解环境危机。深刻认识到大气污染对于环境的危害，并有效掌握大气污染的产生原因。强化环保意识，从个人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对环境保护工作出一份力。以防治大气污染化工技术研究为依托，对工业污染气体和生活污染气体进行全面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共建美好家园，使未来的环境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古仪方 黄韬 单位：长安大学 大气污染论文:行政法视角下大气污染防治研究 一、我国大气污染现状 (一)我国大气质量现状 最新的2014年的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61个按新标准进行监测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中，145个城市空气质量不同程度超标，占90．1%。从各污染物指标看，SO2年均浓度为3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14．6%;NO2年均浓度38微克/立方米，总体持平;PM10年均浓度10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3．7%;PM2．5年均浓度62微克/立方米。①从达标城市比例看，SO2年均浓度达标城市比例为88．2%，同比上升3．1%;NO2年均浓度达标率为62．7%，同比上升5．6%;PM10年均浓度达标率为21．7%，同比上升2．4%;PM2．5年均浓度达标率为11．2%由此可见，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但环境污染严峻的现状仍未根本改变。②我国城市大气污染还具有总悬浮颗粒物(TSP)和可吸入颗粒物含量高、煤烟型污染占主要地位、北方比南方严重、冬季严重于夏季、产煤区重于非产煤区、部分城市污染转型等特点。③ (二)我国大气污染控制现状 我国大气污染控制工作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很大发展。1973年开始，我国开展了以工业点源治理为主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上世纪80年代国家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我国将大气污染防治从点源治理进入了综合防治阶段;上个世纪90年代至2000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始从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转变，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向区域污染控制转变;进入21世纪，大气污染控制全面进入了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新时期。 二、行政法视角下大气污染防治之立法层面 (一)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及其背景 1987年我国第一部《大气污染防治法》颁布，之后1995以及2000年两次修改，在整个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施行过程中，其对整个期间的大气污染的防治尤其是煤烟型大气污染的治理起到了卓著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大气污染的种类也日益增加，我国的大气污染已经由煤烟型转变为复杂型，为了对雾霾的有效治理，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空气质量，2015年8月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应运而生。 (二)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的几大方面 1．明确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障公民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该法通篇围绕大气质量改善目标这个主线展开的，明确提及“大气环境质量”达36次之多，接近全部条文的1/3，体现了环境质量要与老百姓切身感受相符的立法思路，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全面转向以质量改善为核心提供了法律保障。2．提出联防联控，避免各自为战，各行业各区域共同控制。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章的最新规定，大气污染重点区域内的相关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共同协商配合，定期召开联系会议共同进行规划，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责任，由国务院环保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监督督促。设立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专章，规定了由国家建立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协调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规划、统一标准，明确协同控制目标。3．明确责任主体，强化对政府的职责要求，取消了公安、交通、铁道、雨夜管理部门的职责要求。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进一步明确了政府的职责要求，从中央来说，国务院环保部门对地方政府部门的环保部门起到指导、监督的作用，未达标城市政府应当编制限期达标规划、上级环保部门对未完成任务的下级政府负责人实行约谈和区域限批等一系列制度措施;从地方来说，地方政府实行区域负责制，地方政府对辖区大气环境质量负责。4．新增防治标准和限期达标规划，加强标准控制。新法专门对大气污染的防治标准以及限期达标计划进行了规定，详细的规定了标准的制定、公布、修订的条件及要求，另外明确了限期达标规划的执行、公示、备案、修订的要求，使得大气污染防治的标准落到实处和细节，使得大气污染的防治有法可依，有标准可依。5．坚持源头控制治理雾霾。明确了污染的类型及源头，确立了具体的控污方向及措施。另外，新增了大量的篇幅和章节重点强调对工业污染、机动车船、扬尘以及农业和其他污染的防治，确立了具体的标准和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6．加大处罚力度及责任强度。新发规定了大量的具体的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措施，并有相应的处罚责任，细化了相关处罚措施，明确了各种行为的处罚单位，确立了责任主体，实行处罚上不封顶的政策，使得大气污染的防治真正的具有操作性和可实施性。7．充分体现了行政公开与公众参与。秉承了新《环保法》强化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立法思路，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更加强调了群众对于企业关于大气污染防治责任的监督检举，新法中涉及到信息公开就达11处之多，使得大气污染防治为民、利民，真正使得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障公民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得以有力实现。总体来说，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强化了政府责任，理顺了防治思路，实行精细管理，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提高了违法成本，督促了企业责任承担，使得完善法律衔接，上下达成统一。 三、行政法视角下大气污染防治之实践层面 (一)欧美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机制的构建 欧洲国家曾是工业革命之重镇，也因此引发了严重的大气污染，但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欧洲的大气污染治理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欧洲的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主要可分为立法保障、制定战略和计划、分阶段治理这三个具体步骤。④1．立法保障大气污染治理1956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首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空气法》，在立法上严格限定了以烟煤为主的污染物排放。美国于1963年和1967年先后通过了《清洁空气法》和《空气质量法》，并于1971年颁布《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6种污染物进行管制。法国于2010年颁布空气质量法令，对PM2．5和PM10值浓度上限进行限定2．大气污染防治的战略和计划英国于1997年开始实施《国家空气质量战略》，逐步形成了英国空气质量政策的基本战略框架。法国于2011年出台“颗粒减排计划”，旨在减少可吸入颗粒物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和对环境的污染。2013年又出台“空气质量紧急计划”，又增加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3．分阶段、跨区域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大气污染治理具有长期性和跨区域的特点，英国政府的国家空气质量战略经历了烟煤治理、机动车尾气治理以及PM2．5检测这三个阶段。美国南加州于1977年成立了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SCAQMD)，统一负责南加州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欧洲多个国家在1979年签署了长距离跨国界空气污染条约(LRTAP)。2001年，欧盟通过了国家排放限额指令，限定了各成员国在2010年几种重要空气污染物排放的限额。至今，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了包括总量控制、许可证管理、环境标准体系、环境监测、煤炭总量控制、预警及应急管理等制度的完善的大气污染防治体制。⑤国外大气污染治理的成功经验，概括起来莫过于“政府下定决心，寻找科学方法”。只有保障充足的政府投入，广泛吸纳社会资源，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科学办法才能解决具体问题。 (二)兰州大气污染治理模式 兰州曾是全球十大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近几年，兰州市通过不断探索和努力，摘掉了大气污染的“黑帽子”，创造了兰州大气污染治理新模式。国家环保部将“兰州模式”作为治污经验在全国推广供其他城市借鉴。在2013年的全国环保局长会议上，兰州市长袁占亭介绍了“兰州模式”治理经验。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1)省市联动，建立区域统筹、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2)规划先行，科学治污;(3)减煤为主，全面治理;(4)工业减排，疏堵结合;(5)五位一体，除尘抑尘;(6)限车控车，发展多样化公共交通;(7)鼓励全民参与;(8)铁腕治霾，督查问效;(9)立法先行，依法治污;(10)生态增容，治本之策。⑥大气污染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积极承担责任，坚持立法先行，做到治污工作有法可依，以强硬的态度厉行政策措施;贯彻铁腕治霾，切实执行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完成建设节约资源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须要完成的阶段性目标。 四、行政法视角下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制度的建议与完善 (一)坚持立法先行 大气污染防治必须要坚持立法先行，逐步完善大气污染防治制度建构与法律体系，发挥立法主导作用，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在依法治国战略的指导下，贯彻实行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加强地方立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地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条例和实施细则以解决区域和地方的大气污染的具体问题。 (二)完善大气污染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同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第五十八条也对环境公益诉讼做出了具体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对环境污染、破坏生态以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见，大气污染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是必然趋势，在立法中应当完善大气污染公益诉讼制度，加强大气污染监督，拓宽受害者的救济渠道。 (三)铁腕治理，厉行执法 我国近年大气污染治理成功的案例很少，其中最典型的的成功案例莫过于“兰州模式”。究其根本，在于能够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方针及具体的法律制度。近年来的努力使得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取得了较多的的制度以及理论成果，而大气污染防治成功的关键就是各个地区从具体问题出发，严格落实法律法律以及各项制度，治理工程的领导人、带头人必须坚定决心，以人为本，联系群众，以谨慎的态度厉行各项措施。 作者：吴月月 董亚男 查戎 单位：东南大学 大气污染论文:大气污染化学反应论文 1试验方法 1．1采样时间与地点 2012年3月—2013年2月连续1a监测青岛市大气中的VOCs，采样地点位于崂山区金家岭。该点临近崂山区主干道，周围主要是高、中层建筑，属于商业和居民混合区，东北侧距离约800m有山体环绕，西侧约150m是1个小型加油站。 1．2监测仪器 利用在线气相色谱仪观测大气中VOCs，仪器为法国CHROMATE－SUD公司提供的AirmoVOC分析系统，包括A11000型AirmoVOCC2－C6和A21022型AirmoVOCC6－C122台分析仪，由2组采样系统和2组分离色谱柱系统组成。其中C2－C6分析仪用于监测含碳个数在2～6之间的低沸点组分;C6－C12分析仪用于监测含碳个数在6～12之间的高沸点组分。检测器均采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能确保分析的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仪器校准采取内部校准与外部校准相结合的原则，内部校准物质为正丁烷(体积分数60×10－9)、正己烷(体积分数20．5×10－9)、苯(体积分数32．5×10－9)，系统每天自动启动1次内部校准程序。外部校准采用56种VOCs的标准气体，每种物质的体积分数在110×10－9～120×10－9之间，至少每月校准1次。 2结果与讨论 2．1VOCs浓度水平及组成 对青岛市大气中50种VOCs组分进行定量分析，其中包括烷烃29种、烯烃7种、芳香烃14种。观测期间，该市大气总VOCs体积分数(小时值)变化范围为0．5×10－9～230．4×10－9，全年均值为9．2×10－9，其中烷烃所占比例最高，为66．7%，芳香烃和烯烃所占比例为21．0%和12．3%。表1为青岛市VOCs部分优势物种的体积分数与国内外城市的比较结果。由表1可见，青岛市大气中的VOCs浓度较其他城市低，其中丙烷、正丁烷、异丁烷、异戊烷、丙烯、甲苯等组分的浓度均低于其他城市，而苯的浓度高于北京、中国香港、里尔。顺－2－丁烯、反－2－丁烯和异戊二烯的浓度水平与其他城市相当，乙苯的浓度水平与北京、达拉斯近似。 2．2VOCs不同组分的变化特征 2．2．1季节变化特征 图1为不同季节VOCs各组分比较。由图1可见，总VOCs浓度夏、秋季高于春、冬季，与天津市规律相似［1］，与宁波市［4］相反。各月VOCs浓度水平相差较大，9月最高，4、5月最低。夏、秋季植物生长茂盛，释放出大量萜烯类化合物，是大气中VOCs的重要天然源。人为源方面，夏、秋季气温高，低沸点的VOCs挥发加剧，增加了来自加油站、汽车油箱直接挥发的有机物［14］。此外，夏、秋季正值青岛旅游高峰，《2012年青岛市统计公报》表明，当年共接待游客5717．5万人次，若按45座的旅游巴士计算，则至少有127万辆机动车出入该市，尾气排放大幅升高，户外烧烤兴起也有较大贡献。烷烃在各季节占总VOCs的比例均为最高，其次为芳香烃和烯烃，3者比例范围分别为56．8%～71．2%、16．4%～31．9%和10．1%～15．0%。烷烃和烯烃在夏、秋季的浓度明显高于春、冬季，可能与夏、秋季溶剂挥发加剧、机动车尾气排放增多、植被释放增多等因素有关;芳香烃秋、冬季浓度较春、夏季高，可能受工业源、机动车源的综合影响。 2．2．2日变化特征 图2(a)(b)(c)(d)为夏季与冬季不同VOCs组分的日变化趋势。由图2可见，烷烃、烯烃在夏季与冬季的日变化均呈现“两峰一谷”特征，与交通早、晚高峰对应。早晨7:00前后出现峰值，之后随着大气边界层抬升和太阳辐射加强，污染物被稀释且部分经光化学反应被转化，浓度迅速降低，至14:00前后降到最低值，傍晚随着大气边界层降低和交通晚高峰到来，浓度又迅速升高并在18:00前后达到峰值。与北京市的研究结论［3，14］类似，烷烃、烯烃的日变化规律与交通早、晚高峰有明显对应关系，主要与机动车尾气排放增加有关。芳香烃的日变化规律与烷烃、烯烃不同，夏季日变化趋势较平缓，且白天高夜间低，可能受化工企业排放和溶剂挥发等影响;冬季日变化在上午和夜间有较明显的峰值，除人为源排放外，气象条件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夜间大气边界层降低，污染物聚集，易形成浓度峰值。 2．2．3周末效应 由于不同时期交通活动、工业生产存在差异，大气污染物在工作日(周一—周五)和非工作日(周六—周日)通常表现出不同污染特征。选取2012年8月—9月间的6个星期对VOCs各组分、氮氧化物进行周末效应分析，见图3。可以看出，总VOCs在工作日的平均浓度高于非工作日17．2%，其中烷烃、烯烃、芳香烃在工作日的平均浓度分别高于非工作日11．9%、30．7%、17．4%，各组分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周末效应，可能与工作日机动车源、工业源等活动增加有关。氮氧化物在工作日的平均浓度较非工作日高60．0%，表现出显著的周末效应，由于氮氧化物主要来源于机动车尾气，进一步证实了机动车源对工作日的重要贡献。 2．3VOCs物种间的相关性及来源分析 将大气寿命近似的VOCs物种作相关性分析，由于相同的物理混合、光化学去除过程会引起相同的浓度变化，则两者在大气中的浓度比值等于其在排放源中的比例，由此可以大致判断其主要来源［8］。表2为青岛市VOCs优势物种相关性分析。由表2可知，反－2－丁烯与顺－2－丁烯的相关性较高，且比值为1．23，与北京隧道实验的结果［15］接近，可推断这2种烯烃主要来自机动车尾气。苯、甲苯、乙苯相关系数在0．6～0．9之间，说明其排放源类似。甲苯/苯的比值(T/B值)可用来评价机动车尾气对苯系物的贡献，一般认为T/B值接近2．0表示机动车尾气贡献显著［3］，T/B值偏离2．0越远说明受机动车影响越小，而受溶剂挥发、工业源等影响越大。研究表明中国香港机动车贡献显著(T/B值为2．27)［16］，而珠三角工业区则主要受工业源影响(T/B值为4．8)［17］。青岛市T/B值为0．56，远小于2．0，说明溶剂挥发、工业源影响较大。烷烃物种与苯系物的相关性较低、污染来源不同，一般认为烷烃来自机动车排放、汽油挥发或燃料泄漏等过程。表2中丙烷和正丁烷、异丁烷的相关系数均在0．60以上，且与乙烯(燃烧过程产物)、异戊烷(汽油主要组分)相关性较低，由于丙烷是液化石油气(LPG)主要成分［15］，可判定这3个物种主要来自以LPG为燃料的车辆排放。 2．4化学反应活性 臭氧为二次污染物，是复杂光化学反应的产物，并且受气象因素的影响。通常用OH自由基消耗速率(LOH)估算初始过氧自由基(RO2)的生成速率，该反应是臭氧形成过程的决定步骤［18］，因此可通过LOH值大致比较不同组分对臭氧生成的贡献。研究得出，夏、冬季青岛市VOCs组分中烯烃浓度虽然只占10．1%～15．0%，但其臭氧生成贡献最高，占总VOCs的68．1%～77．7%;烷烃虽占VOCs总浓度的大部分比例，但由于其化学反应活性较低，夏季的臭氧生成贡献为15．1%，冬季仅为11．6%;芳香烃对臭氧生成贡献在夏季为7．2%，冬季增加至20．3%。青岛市大气VOCs组分中烯烃的臭氧生成贡献远高于烷烃和芳香烃，这与广州地区的研究结果相似［6］，而上海和深圳地区则主要以芳香烃最高［5，8］。分析夏、冬季臭氧生成贡献较高的VOCs物种可得，夏季前5位贡献较高的物种(按照LOH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反－2－丁烯(0．50s－1)、顺－2－丁烯(0．44s－1)、1，3－丁二烯(0．38s－1)、异戊二烯(0．38s－1)、异丁烯(0．30s－1)，均为烯烃化合物，且LOH值均在0．30s－1以上;冬季前5位贡献较高的物种依次为1，3－丁二烯(0．52s－1)、异戊二烯(0．41s－1)、顺－2－丁烯(0．23s－1)、乙烯(0．15s－1)、乙苯(0．15s－1)，除1，3－丁二烯、异戊二烯的LOH值超出0．30s－1外，其余物种LOH值均较低。 3结论 (1)青岛市大气中VOCs浓度处于较低水平，烷烃占比最高，60%以上，其次为芳香烃和烯烃。(2)夏、秋季VOCs的浓度高于春、冬季，1a中9月浓度最高，4、5月最低;VOCs日变化呈“两峰一谷”的变化规律，主要与交通早晚高峰对应。(3)VOCs各组分均表现出周末效应，说明机动车源和工业源的重要影响，对优势物种的相关性分析进一步证明两者是主要来源。(4)青岛市大气中的VOCs对臭氧生成有重要贡献，且烯烃的臭氧生成贡献远高于烷烃和芳香烃，由于VOCs来源于机动车尾气、溶剂挥发、化学工业等，因此控制这些排放源将有效削减臭氧生成的前体物，降低臭氧浓度，改善市区环境空气质量。 作者：薛莲 王静 冯静 刘世朋 单位：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青岛市城阳区环境监测站 大气污染论文:大气污染量分配研讨 本文作者：崔 锡 训 单位：鞍山市污水处理管理中心 引言 实施总量分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科学、更合理的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以确保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大气污染物总量分配是指在某一定划定的控制区域内，为了达到一定的环境质量目标，采用一定的方法对该区域内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实行总量控制限制，并将其分配到污染源的一种控制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方法。本文采用了质量目标总量控制进行SO2和烟（粉）尘的总量分配，克服了以往管理目标总量控制存在的无法使总量分配与环境质量结合、分配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等问题。质量目标总量分配的优点在于充分考虑了区域内各功能区的大气环境质量限值、气象条件、大气环境容量和自然界的扩散净化能力，同时考虑了每一个污染源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等因素，在对污染源进行优化控制的基础上确定出每个污染源应分配的污染物量，从而使未超标地区能够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环境容量，对于已超标地区的污染源提出了合理的削减方法，使区域环境质量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的要求，以达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分配方法及原理 1.1采用的模型本文采用的多源模式法主要是将ADMS－城市大气扩散模型和TCA大气总量控制计算软件联合使用来进行总量分配的方法。 1.1.1ADMS-城市大气扩散模型ADMS-城市模型是大气扩散模型系统(ADMS)系列中的最复杂的一个系统。它运行于PC之上，模拟城市区域来自工业，民用和道路交通的污染源产生的污染物在大气中的扩散。在研究中使用了经过验证的ADMS-城市模型、按照不同的污染源分类方式模拟现状和各组污染源产生的污染物浓度。 1.1.2TCA大气总量控制软件TCA大气总量控制计算软件是由宁波环科院开发并经国家环保总局鉴定通过的总量控制分配软件。在研究中，为了体现“浓度贡献大，削减量大”的原则，我们采用浓度贡献加权法用于总量最优化削减分配的计算。1.2基础资料1.2.1确定总量控制区域研究区域分为鞍山建成区和鞍山市区2个层次：鞍山市建成区即鞍山市的铁东区、铁西区、立山区，总面积为133.2km2，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区域；鞍山市区即在建成区的基础上并涵盖了周边部分千山区的面积，这部分区的污染源相对集中。研究区域共378km2。 1.2.2选择浓度控制点浓度控制点的选择直接决定总量分配的结果，从而影响削减计算的结果。因而选择合适的控点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控点的选择原则是：a)最大浓度点；b)保护目标或关心点；c)监测点和常规监测点；d)便于模型验证和建立扩散模型。根据上述原则，本次研究采用的是鞍山市区的5个空气自动监测点，分别是：深沟寺子站、中心站子站、太平子站、铁西子站、开发区子站。 1.2.3控制区网格化为满足编制排放清单和ADMS-城市大气扩散模型计算的需要，将鞍山市区网格化，建立了网格坐标系，并且转化为经纬度。根据模型计算需要，以东经122°21′53″，北纬41°4′0″处为原点坐标，将鞍山城市控制区划分为1000m×1000m的网格，用于污染物的统计和污染源坐标的定位。 1.2.4空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污染源排放清单是进行环境空气相关研究的基础，它提供了本地总量控制区域内污染源的排放状况。另外，还需要研究区域内的气象参数和控制点位的监测资料等内容。 2多源模式法分配结果 多源模式法进行总量分配的主要过程是：选取5个例行监测点作为控制点，用ADMS－城市大气扩模型对我市市区各个污染源逐一进行模拟，计算其对市区的浓度贡献，并计算出各个污染源浓度的浓度传递系数，然后将上述参数代入TCA大气总量控制软件，计算出分配后的各个污染源的允许排放量，汇总后即可得到市区污染源的允许排放量。 2.1SO2和烟（粉）尘允许排放总量利用多源模式方法，对鞍山市区污染源的SO2和烟（粉）尘的允许排放量进行了计算和汇总，见表1。由表看出，在实现污染物年均值达标的情况下，市区SO2允许排放总量为57925t/年，与现状排放量相比需要削减21168t/年，总体削减比例为26.76％；烟（粉）尘允许排放总量为77434t/年，与现状排放量相比需要削减36674t/年，总体削减比例为32.14％。从各功能区来看，SO2和烟（粉）尘均需削减。对SO2而言，三类区的削减比例略高于二类区；对烟（粉）尘而言，三类区的削减比例高于二类区近31个百分点。 2.2不同类型污染源分配结果不同类型源的分配主要按照锅炉、炉窑、工艺和无组织四大类进行分配。茶炉大灶和平房面源由于规模较小且变化较大未进行分配，但其浓度贡献在进行分配时已考虑。 2.2.1SO2总量分配结果根据多源模式法计算的不同类型污染源SO2总量分配结果见表2。其中无组织排放源不包括茶炉大灶和平房面源。上表列出了二类区、三类区中锅炉、炉窑、工艺和无组织四大类污染源的总量分配和削减情况。二类区中，削减量最大的是锅炉，削减量为4425t/年，削减比例为24.61％。锅炉主要集中在热电新材、二热电以及热力总公司和鞍钢房产物业公司等企业。三类区中，削减量最大的是窑炉，削减量为9933t/年，削减比例为30.79%；其次是锅炉，削减量为4040t/年。锅炉主要集中在鞍钢发电厂，炉窑主要集中在鞍钢烧结厂等企业。综合二类区和三类区来看，窑炉是首要削减的污染源，共需削减SO212377t/年，削减比例为30.07％；其次是锅炉共需削减SO28465t/年，削减比例为23.08％。 2.2.2烟（粉）尘总量分配结果根据多源模式法计算的不同类型污染源烟（粉）尘总量分配结果见表3。其中无组织排放源不包括茶炉大灶和平房面源。二类区中，削减量最大的是锅炉，削减量为1172t/年，削减比例为7.50％。锅炉主要集中在热电新材、二热电以及热力总公司和鞍钢房产物业公司等企业。三类区中，削减量最大的是无组织排放源，削减量33148t/年，削减比例为80%；其次是炉窑，削减量为520t/年。无组织主要集中在炼铁厂，炉窑主要集中在鞍钢炼铁和化工总厂等企业。综合二类区和三类区来看，无组织排放是首要削减的污染源，共需削减烟（粉）尘33148t/年，削减比例为80％；其次是锅炉共需削减烟（粉）尘1548t/年，削减比例为5.59％；窑炉和工艺排放源分别需削减757t/年、1222t/年。 3削减前后市区及各子站达标情况 在多源模式法分配SO2和烟（粉）尘允许总量过程中，用ADMS－城市模型模拟了市区及各子站污染情况，见表4。总量分配削减后市区SO2和PM10浓度分别为58.76μg/m3和99.74μg/m3，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浓度削减率分别为24.37％和14.52％。各子站中，铁西子站污染最重，仍然超过二级标准。 4结语 多源模式法是在满足环境质量目标值的约束条件下，根据污染源对地面环境质量浓度的贡献率进行分配，它在计算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气象、地形地理、环境质量影响和污染排放现状等因素，给出了各污染源之间相对公平的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表明各污染源对于城市空气污染达到环境目标值应该负担的削减责任，削减的往往是对大气环境污染严重的低架源和面源，甚至不允许它们存在（即削减率100％），而对排放量大高架源的削减率较小。由于该方法的削减量相对较小而又能实现环境质量达标，是目前鞍山市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和发放污染源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的主要依据，这个结果由环保主管部门掌握和实施。但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候需要结合A-P值法的结果使用，如对于采用多源模式法中由于远离市区而削减量为0的污染源可参考A-P值法进行总量控制和分配。

农业问题论文:农业科技园现存问题思索 四川省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现状 农业科技园区是农业科技成果引进、吸收、创新和集成开发的重要基地和窗口,有力地促进了先进实用技术的应用。以苍溪县农业科技园区为例,野聚土防水、少耕免耕、机械进园、高位嫁接、平行拉蔓、自动微喷、种养循环冶等猕猴桃技术推广面积不断扩大,由原来的20hm2扩大到133.33hm2,还辐射带动广元市元坝区采用聚土防水新模式发展猕猴桃66.67hm2。农业科技园区展示了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和产业化,真正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带动当地和周边的农业产业发展,极大地提升农业产业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如广安市以观塘镇为核心建成面积达346.67hm2的广安市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区设施农业基地,辐射带动近400km2的现代农业发展,惠及12个乡镇近30万农民群众,2010年农民人均增收3738元。 存在的问题 由于在建设园区时没有进行整体规划,且多数园区从方案论证到规划设计时间仓促,未能做好规划准备[5-6],无地方特色,有些园区选择的产业根本就不适合当地种植;部分园区只重观赏价值轻实用价值,从美学的角度考虑的多,偏重观光休闲功能,造成科技园区在后期使用中的诸多不便;甚至有的地方为了迎合某些主要领导的意图,在园区内大量引进野高、精、尖冶的设施,片面追求展示现代农业技术和先进设施,而不是真正地从发展角度出发、以科技发展农业为目标,仅成了政府的野形象工程冶[2-3]。调查表明,农业科技园区数量最多的地区为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成都片区,该区面积占全省10.93%,但是却建设了33个农业科技园区,在全省园区总数中的比例较大,达到35.48%;农业科技园区数量较多的地区为川东片区和川南片区,川东片区和川南片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居全省总经济发展程度的中等水平,二者园区的建设密度也相差不大;农业科技园区数量最少的地区为攀西片区和川西北片区,这2个片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落后于其他几个地区,尤其是川西北片区,其占地面积非常大,约占全省面积的1/2,但是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时间晚,较落后,截至目前仅有4个省级园区。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的目的就是起到示范带动的作用,为农民做榜样,帮助农民一起发家致富,促进新的科学技术在农村得以推广和应用。但是,目前部分园区的建设是以政府投资为主,造成政府主观意识太强,对园区的建设方面干预太多,不能引进最佳的科学技术,往往导致经济效益较低,或是过分贪大求洋,脱离实际,使其示范容易但是推广困难,老百姓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受益甚少,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科技对农业园区的建设至关重要,只有将科技融入到农业园区的建设中去才能建设出好的农业科技园区[1]。但是部分园区在建设期间科技支持力度过大,但是在运行时缺乏创新意识和自主研究精神,导致一些最新的科学技术还未能掌握,不能创造出具有高市场竞争力的、高效益的技术品牌,同时由于园区的科技水平不能得到提高,又制约了自身特色产业的发展。另外,园区技术推广扩散方式单一,基层农技服务体系没有与科技示范基地有机结合在一起,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较低、未经过专业的培训,导致其在指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力不从心,不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4]。 发展对策 在园区建设期间,要聘请专家对园区的水平布局、垂直布局、功能定位、主导产品及优势产业进行科学的规划和充分的论证,避免市际、县际之间的规划雷同重复;在园区运行期间,可采用专家大院、科技特派员的方式引进人才,针对产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科研活动,注重加强对基层农技人员的培训,培养一支专业的技术队伍;同时建立创新人才激励机制,使科技人员特别是高素质科技人才心甘情愿扎根园区,把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成为符合我国新阶段农业发展要求的现代农业新型技术创新体系、示范推广体系和产业开发体系[5]。按照结构合理、优势突出、层次分明、分工协作的原则,在四川省建设一个资源配置合理、区域分工明确、优势特色互补的农业科技园大网络,做到区有综合性示范园区,县有高标准示范园区,乡有特色示范园区。形成野核心区要示范区要辐射区冶梯度推进的技术传播途径。在充分发挥发达地区数量多、标准高、规模大的农业科技园区带动作用的同时,高度重视偏远地区园区数量少、档次低、规模小的问题,这些地区更应加快园区建设,努力实现全省满覆盖。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机制,是农业科技园区运行机制的核心。农业科技园区要建立健全企业或业主准入机制,严格把关入主园区的企业和业主,同时园区应遵循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冶的原则,逐步建立野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冶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导向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的企业经营机制,保障园区持续稳定发展[4-11]。 结语 笔者认真总结了四川省农业科技园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其发展的对策建议,其目的是在四川省农业科技园建设的进程中能够减少错误,促使其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农业问题论文:农业生产的环境成本问题 摘要:农业环境成本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控制对环境的损害而付出的代价以及最终给环境造成的实际损失。由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最初的环境成本特指企业的环境成本,主要是指工业企业。随着农业生产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的目光已经由工业领域扩大到农业领域,研究农业生产的环境成本问题。 1 农业环境成本的内容 农业环境成本与企业环境成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顾问专家工作组第15次会议文件《环境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立场公告》:“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的措施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由此可见,企业环境成本是企业内部成本核算的一个方面,是企业的实际成本支出,属于会计范畴;农业环境成本不仅包括预防性的成本支出,更重要的是分析农业生产行为实际对环境造成损害,是整个社会共同承担的环境代价,属于公共环境经济问题。农业环境成本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农业生产本身所产生的环境成本,间接成本是指上游与下游产业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如化肥、农药的生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因使用原料的特殊性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如皮革加工、秸秆造纸等。根据不同的生产部门,农业环境成本还可以分为种植业环境成本、畜牧业环境成本、水产业环境成本等。本文所分析的农业环境成本是指种植业部门的直接环境成本,包括动植物资源成本、土壤资源成本、水资源成本、大气污染成本、生命健康成本等。 2 农业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核算环境成本的方法很多,如预防费用法、恢复费用法、生产率变动法、机会成本法、间接替代法、市场价值法、人力资本法等。不同的环境成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核算。 2. 1 动植物资源成本核算 动植物资源的减少,其造成的损失是无价的,同样,各种动植物资源的恢复和保护也蕴藏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核算动植物资源的环境成本可以采用恢复费用法和维护成本法。 恢复成本取决于恢复的面积和单位面积恢复的费用,恢复费用的具体费用包括土地费用、劳动力费用、动植物资源引进培育费用和相关的技术费用等。其中动植物资源的引进培育费用是关键,对植物的稀有程度越高,费用就越大,一般常见的资源引进,费用很低,甚至不需要具体的费用。恢复成本既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但保护成本是长期的,同样道理,动植物资源的稀有程度越高,保护的费用就越高,常见的动植物资源只需保证其生产空间,一般不需要额外的保护费用。相反,如果需要对野生动植物生长进行控制,费用另当别论。 2. 2 土壤资源成本核算 土壤资源成本的核算方法常用的有两种,一是恢复费用法,即将土壤的自然生产能力恢复到一定水平的费用;二是生产率变动法,选择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年份,核算由于土壤自然肥力不同或变动而引起生产率变动所产生的净收益差异(E)。 式中,P为产品价格;Q为产量;C为单位成本;i为产品种类。 使用恢复费用法计算土壤资源成本,关键在于选择恢复土壤自然生产能力的方法和要求达到的技术指标。如果采用休耕的方法,其成本就是正常耕种的净收益,如果采用种植绿肥等方法,在以上基础上,其成本还应该包括种植绿肥或其他方法所产生的净费用。 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干扰,采用生产率变动法很难直接测定由土壤肥力下降所引起的单位面积净收益的变化。土壤肥力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大量施用化肥造成的,因此可以通过单独测量化肥的超正常施用量,判定土壤资源的环境成本。首先是确定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单位面积净产值最大时化肥的最小施用量,然后计算化肥实际施用量与最小施用量之间的差额和相应的价值,最后将差价扣除因减少化肥施用而采取的其他环保手段的费用,就是使用化肥而产生的土壤资源成本。 如果替代费用超过减少化肥施用节省的成本,就会出现替代不经济,所以替代品的经济性和环保性同等重要。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核算农药投入对土壤所造成的环境成本。事实上,无论化肥和农药的投入量如何减少,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土壤造成一定的损害,关键是把这种损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一是可以由土壤自身进行修复,二是可以通过其他比较经济的技术手段实现修复。 2. 3 水资源成本核算 水资源环境成本有三项内容,核算也分三个方面。 核算水资源的浪费成本,关键在于确定水资源的价格、节水灌溉的用水标准以及相应所增加的灌溉设备费用,如果价格较低,水资源的浪费就是经济的。提高水价,水资源的环境成本就会由外部成本转化为内部成本,节水灌溉的经济性就会增强。 2. 3. 2 地质灾害损失的核算 在我国北部平原地区,农业灌溉用水主要来自于浅层地下水。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目前在山东、河南、河北等19个省区共形成了59个漏斗区。并引发了比较严重的地质灾害,如地陷、裂缝等,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地质灾害损失的核算,一是通过调查统计计算已经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是预测灾害发生的概率和将来可能造成的损失。 2. 3. 3 水污染环境成本的核算 农业生产对水资源造成的污染主要来自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因此水污染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与土壤资源的环境成本核算方法类似。二者的差别在于水的流动性较强,水资源的污染会进一步对动植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由此造成的二次污染和损害的核算,可以分别参考动植物资源的环境成本核算和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 2. 4 大气污染环境成本核算 2. 4. 1 温室效应的成本核算 农业生产的温室效应损失=温室效应造成的净损失×农业生产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 农业生产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农业生产N[,2]O排放量占N[,2]O总排放量的比例×N[,2]O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 2. 4. 2 秸秆燃烧的环境成本核算 首先确定秸秆燃烧所造成的损失项目,如交通事故、高速公路关闭、飞机停飞、火灾等,其次统计和计算相关项目的实际经济损失,最后将这些损失合计就是秸秆燃烧的环境成本。其中涉及生命与健康方面的损失,核算方法参见关于生命与健康成本的核算。 2. 5 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 在生产中与农药的接触对人体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可以致病、致残甚至致亡,相应发生的医疗费、误工费,以及由于劳动能力的部分或全部损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属于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的内容。与农业生产不相关的行为,如服药自杀所造成的损失不是环境成本核算的内容,精神损失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且难以衡量,也不在核算的范围。通常使用人力资本法核算生命与健康成本。 人力资本法也叫工资损失法,它是通过市场价格和工资多少来确定个人对社会的潜在贡献,并以此来估算生态环境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损益。 进一步计算疾病成本和劳动能力丧失成本: 式中,R[,j]为农药对伤残的负责系数;Y[,0]为期望寿命(参考“WHO推荐的标准期望寿命表”);Y[,j]为第j人的实际年龄;E[,j]为劳动能力损失系数(死亡者系数为1,伤残者根据伤残轻重确定,具体可参照GBD伤残等级分类);W[,y]为年人均收入;D[,j]为年陪护费用。 3 农业环境成本的控制 3. 1 维护土地的多样性 目前,农村土地耕地化现象非常严重,不仅边边角角都被利用,就是原来的河道、林地、草滩甚至坟地也被开垦变成了耕地。土地的过度利用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一是使许多动植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农作物一统天下,不利于生物间的竞争与进化;二是土地耕地化使水土流失问题更趋严重,农作物的耕种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在春播与秋播期间,地面没有任何植被覆盖;三是提高了旱灾与涝灾的成灾率,因为大量的水塘、沟渠甚至河道都被平整开垦为耕地,排涝蓄水以及灌溉的能力大大减弱。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在保护耕地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农村土地的多样性,林地、草地甚至荒地也要得到一定的保护,对池塘、河道、沟渠进行全面规划,禁止耕地对其侵占。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应该主要依靠技术与资金投入,而不是耕地面积的无限制扩张。 3. 2 科学施肥,减少无机肥施用量 全面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避免化肥的盲目使用。发展复合肥、生物有机肥,压缩无机肥的施用量。生物有机肥技术是以畜禽粪便为原料,以秸秆、豆粕等有机废弃物为辅料,配以多功能发酵菌种剂,通过连续池式好氧发酵,使之在5~7天内除臭、腐熟、脱水,最终成为高效活性生物有机肥。有机肥内含有多种有益微生物,能不断释放出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和多种植物生长刺激素。肥中除含有氮、磷、钾三大元素外,还附有含钙、镁、硫、硅、锰、锌、硼等中量和微量元素。能增加土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壤保肥、保水、保温能力,减少病虫害,改善作物品质。施用有机肥料的土地比施用传统化肥的土地一般增产10%以上。现在,生物有机肥的生产技术比较成熟,市场供不应求,发展生物有机肥,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3. 3 发展生物农药和物理捕虫技术 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资源开发的农药,包括植物农药、微生物农药和抗生素等,生物农药具有对人畜的毒性较小不污染环境以及病虫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由于技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生物农药在我国的推广和利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许多生物农药的有效成分为活体微生物,其产品制剂化技术要求高,而我国生物制剂的剂型及其工艺水平落后,致使活体微生物农药的制剂化成为生物农药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要加强技术攻关,使生物农药产业不断取代化学农药,成为农药的主体。同时,应重视物理捕虫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如使用灯光、振频等物理方法诱虫、杀虫。根据昆虫趋光的天性,在其成蛾期间,在田间布置具有诱虫和杀虫功能的频振杀虫灯,杀虫效果不亚于使用农药,并且没有污染,还可以大大节约成本。山东龙口市在果树和蔬菜生产中推广频振式杀虫灯技术,全市目前已应用频振式杀虫灯3000多盏,控制果蔬面积6000多hm[2],每年可减少农药使用150t,节约成本上百万元。 3. 4 推广与普及节水灌溉 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业用水将短缺600亿~700亿m[3],推广和普及节水灌溉势在必行。截止到2002年,全国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只有2000万hm[2],约占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36%。其中防渗渠灌溉的面积1000万hm[2],管道输水灌溉面积150多万hm[2],喷灌面积230万hm[2],微灌面积30万hm[2]。节水效果越好的方式,其应用面积越小。发展节水灌溉,一要解决技术问题,开发和推广适合不同地区使用的节水灌溉设备与技术,在华北平原地区,应推广和普及管道输水灌溉技术,在城市郊区,发展喷灌和滴灌技术等。二要解决制度问题,建立农业用水的市场机制,有偿用水,利用价格杠杆,使农民自觉使用各种节水设备。 3. 5 全面建设农村生态文明 农业环境成本的控制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农村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府应适时引导,通过示范、教育,推广和普及生态文明的知识,同时通过支持具体生态项目的建设,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维护土地利用的多样性,利用有机物的投入发展农业。禁止秸秆燃烧,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加强面源污染的防治,改善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发展小沼气工程,实现循环经济。 农业问题论文:基层农业发展银行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随着金融体制、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发行进入了职能调整的关键时期，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日益多样化，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还将面临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现结合目前基层农发行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加强基层行思想政治工作作些探讨。 一、存在问题 目前，粮棉收购资金已由过去的封闭管理转变为以防范信贷风险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三项改革”的进程在加快，经营管理的压力在进一步加大，给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从目前基层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来看，与改革和发展的形势还不够适应，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雪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认识不足。为了适应农发行职能调整的需要，上级行加大了改革力度，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必然要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部分员工将会产生一些消极悲观情绪。同时，随着上级行加大了业务经营考核的力度，特别是加大了对人均有效资产及人均利润的考核，一个行经营指标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本单位的效益和职工收入的多少，而且还关系到农发行的生存和发展，这就必然迫使基层行的领导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业务经营上，把完成上级行下达的经营指标看作是硬指标，而把思想政治工作看成是一些没有量化和定性的软指标，没有找准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存在重业务经营而轻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有的领导干部埋头业务工作，对干部职工的思想动态不注意调查研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性没有足够的认识。 二、雪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在不断加大。在当前改革和发展进程中，部分干部职工对有些问题的思想认识还比较模糊，并存在一些不良的倾向。一是有的同志缺乏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职业道德观念，对农发行的办行宗旨和职能调整的认识存在偏差，信心不足。二是有的同志安于现状，不能正确对待当前收购资金风险管理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松劲、畏难和厌战情绪，在学习和工作上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进取心不强，缺少危机感和以行为家的主人翁责任感。三是有的同志缺乏艰苦奋斗，勤俭办行的思想和作风，存在盲目攀比倾向，这就加大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而目前的党、团、工会组织中部分干部职工缺乏思想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效果不够理想。 三、雪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目前基层农发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方式方法上还停留在比较粗浅的层次上，在思想教育上存在表面化、形式化现象，在内容上比较单一，方法上比较陈旧，缺乏创新意识和超前意识，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系统性不够，实效性不强，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好思想政治工作对业务工作的服务和保证作用。 二、对策思考 随着农发行职能调整及改革与发展步伐的加快，干部职工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将明显增加，给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必须要在发扬思想政治工作好传统的同时，不断地改进方式方法，通过把握好情、理、法、行、活五个关节点，以增强思想政治工你的凝聚力、说服力、约束力和感染力，不断提高实效性。 一、情：以人为本，“感情投资”，增强凝聚力。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只有具备了这种感情，才能在具体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处理问题公平、公正的态度，帮助职工及时解决问题的态度。“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感情作为联系人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纽带，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要建立干部职工之间的感情，就需要领导者对群众进行“感情投资”，这种投资是激发群众工作积极性的催化剂，领导者要想得到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首先就应该懂得怎样理解、尊重和信任群众，关心、爱护和支持群众。俗话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只有耕耘，才有收获，很难想象，一个对职工冷漠无情的领导者，却能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情感是在与干部职工的交流中产生的，是在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关心下属切身利益的具体行动中产生的。因此，处于农发行职能调整及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基层行的领导，应该增强主动性，多深入基层，多深入一线，多和下属交流，尊重他们的人格，了解他们对农发行前途的想法，倾听他们对改革的建议，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并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二、理：晓之以理，以理服人，增强说服力。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应当动之以情，更需要晓之以理。大的道理要讲清楚，小的道理也要说明白。凡事都离不开一个“理”字，职工最服的是理，而不是权；职工最怕的是理，而不是官。目前，凡是涉及到“三项改革”及行内的一些重大事项，都可以通过行务公开的形式，把其中的道理对职工讲清楚，说明白，这样思想就容易统一，改革方案就能够得到顺利实施，工作的开展才能顺畅。反之，如果在出台改革方案时，没有倾听职工的建议，草率行事，硬性推进，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强迫命令；对待不同意见不是以礼相待，而是强词夺理，压制报复；对干部职工提出的要求和反映的问题，不是晓之以理，而是虚假应付，敷衍了事。这样下去的结果是领导威信的降低，干群关系的淡薄，使本来很好解决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化，本应避免的矛盾也会出现，最终导致工作难于开展，改革难以推进。因此，基层行领导在做下属工作时，尤其是在做犯了错误的职工工作时，一定要注重情理结合，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寓情于理，相得益彰。情与理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将道理与情感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情理交融，情通理达，才能顺利地化解矛盾。 三、法：依法行政，按章办事，增强约束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目前虽然还没有出台针对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法律，但是，要管好用好政策性资金，必须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必须按封闭管理和风险管理的规章制度办事。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要正确处理好情与法的关系，这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中常常遇到的问题，如：当行内的干部职工违规违纪时，为了教育本人，警示别人，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是必要的。但是，在给予处分的同时，还应分析一下该同志违纪的原因，在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前提下，还要尽可能地帮助其解决困难或化解矛盾，达到既维护纪律，又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不能循私情，更不能以情代法，在这方面应该 注意三点。一是不能因与已有私情而姑息迁就。行领导在处理问题时要公开、公正，方可服人，树立威信，特别是要注意跳出个人感情的小圈子。二是不能因违纪有因而感情用事。在处理问题时要注意事物的两个方面，既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又要维护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执法，以达到教育人的目的。三是不因与已有私情而妄加施法。对待那些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执行规章制度要公正，不能假公济私，打击报复，这是领导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忌。所以说，依法行政不仅体现着领导者的水平，更是领导者的责任。如果既能做法律制度的执行者，又能做法律制度的遵守者，学法懂法，按章办事，公道正派，不仅可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而且最终可以赢得干部职工的信任。 四、行：以身作则，落实行动，增强感染力。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情与理都要以实际行动为基础。行动是无声的思想政治工作，光有说教，没有行动，就不能取信于干部职工。实际行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目前农发行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行领导要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牢记“两个务必”，轻车简出，勤俭节约，清正廉洁。 五、活：灵活多样，生动活泼，提高实效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农发行干部职工的思想比较活跃，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从内容到形式，从观念到方法上都要不断进行新的探索，特别重要的是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动载体，把理论性、可操作性和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切忌简单生硬，在突破传统的说教和高压模式上下功夫。一是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充实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团结和协作。二是通过开展演讲比赛、智力竞赛、辩论赛等形式把农发行的改革和业务经营贯穿进去，增强他们的参与意识。三是通过组织外出参观学习，以及先进工作者外出旅游等活动，与规范化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一方面拓展其知识面，一方面增强他们做好规范化管理工作、实现业务经营目标的信心和决心。四是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把文化业务知识的学习与爱岗敬业教育结合起来，在提高干部职工的文化和业务素质的同时，增强其热爱本职工作的意识，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农业问题论文:农业法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关键词】农业法概念调整对象基本属性基本特征基本原则 农业法学已成为一门法学学科。本文主要对农业法调整对象、基本属性和基本特征以及基本原则若干理论问题作一深入研究。 一、农业法的概念 农业法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农业法，是指调整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不仅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民（或农户）等农业法主体从事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而且也是国家领导、组织、协调和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强有力工具。 狭义的农业法，是指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__年12月28日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农业法》不仅是指导和统帅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而且也是制定各项具体农业法律的直接法律依据。据统计，1979年以来，我国已制定和颁布了《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防洪法》、《防沙治沙法》、《森林法》、《渔业法》、《草原法》、《种子法》、《动物防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环境保护法》、《乡镇企业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税条例》等20多部农业法律、50多部农业行政法规以及农业部制定的460多部部门规章，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颁布了许多农业地方性法规和农业地方性规章，可以说农业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本文研究的农业法是指广义的农业法。 二、农业法的调整对象 传统大陆法学理论是按照法（即指法律规范的总称）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指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来划分法律部门的。法律部门划分的最基本的标志，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调整同一类性质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结合成一组，即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理论在划分、规范法律部门方面起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至今我们仍然应主要坚持以社会关系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基本标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代市民社会，平权的民事关系与非平权的管理关系以及隶属性的行政关系日益交融、难以分辩；同一类性质社会关系已成为一个具有多元化、立体化和复杂化特征和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呈现出一个法律部门不一定就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来调整，即一个法律部门也可能调整有着内在统一联系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或一种社会关系也可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部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调整。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它已成为一个具有多元化、立体化和复杂化特点与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同时，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的特点之决定，目前一个法律部门无法调整全部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而应由目前的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从不同角度、不同手段、不同方法进行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综合性调整。 笔者认为，农业法的调整对象应是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这个词是农业法概念中起决定性的重要词语，含义是：农业法不是调整所有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也不是调整非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而只是调整特定或重要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即部分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它是有一定范围的。我国农业法调整对象的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它包括以下四类： 1．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它指的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或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之间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财产关系。所谓财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如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土地租赁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关系、农业社会化服务关系、农业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和转让关系、乡镇企业联营和合伙关系、农业技术开发和转让与咨询和服务关系等等。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具有民事关系的特点：(1)民事关系为横向方面社会关系；(2)民事关系中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3)自愿、公平、互利、协商达成这类关系；(4)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一般应是对等的，即等价有偿的；（5）当事人可以相对自由地处分自己的权益。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1)这类民事关系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形成的；(2)这类民事关系的当事人中至少一方为农业法主体；(3)这类民事关系只包括财产关系，具有一定经济内容的民事关系，不包括人身关系，民法中的民事关系包括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4)这类民事关系主要由农业民事法律规范加以保护。 2．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它是指农业行政主体（职能行政主体与授权行政主体）在依法行使农业行政职权时，与相对主体（行政相对人）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农业行政主体产生行政职权有两种方式：一是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农业法》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统一负责，组织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做好发展农业和为发展农业服务的各项工作。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的为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作”；又如《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等等。二是行政授权。如村民委员会在某些行政管理方面，因法律法规授权而成为行政主体，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有的是一个行政主体依法把自己行政职权的部分或全部赋予给另一个组织，从而使后一个组织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通过核发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兽药制剂许可证、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植物检疫证书、兽医卫生合格证、畜禽产品检疫证明、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等形成这类关系，还可以通过进口饲料许可、农药登记许可等发生这类关系；等等。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具有行政关系的特点：（1）在行政关系中，必须有一方是行政主体；（2）行政关系具有隶属性，即纵向的命令与服从；（3）当事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不能自由处分；（4）行政主体必须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真正做到“依法行政”；（5）行政主体享有优益权，并有处理行政争议的权力。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1）在农业行政法律关系中，必须有一方是农业行政主体；（2）这类行政关系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形成的；（3）农业行政主体依行政职权在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发生的这类行政关系，即农业行政经济关系或具有一定经济内容的行政关系，不涉及政治、公安、民政、军事、外交等领域的行政关系；(4)这类行政关系主要由农业行政法律规范加以保护。 3．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管理关系。它是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在实施国家管理农业经济职权时发生的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等组织和农民在组织、管理、调控、监督中产生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内部的纵向方面社会关系。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管理关系包括四类：第一类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管理关系，它是国家对农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农业生产流通直接有关的部门进行集中统一组织、指挥、协调和管理的关系。第二类国家机关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第三类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内部的经济管理关系。第四类农业经济监督检查关系，这主要是指国家通过财政、银行、审计、统计、会计、海关、税务、物价、工商行政管理等依照农业经济法律、法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进行监督检查而形成的关系等。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管理关系具有经济管理关系的特点：(1)这类经济管理关系，为纵向方面社会关系；（2）这类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对称经济关系；(3)这类经济管理关系，具有指挥和服从、领导和被领导的隶属性质，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地位是非平权的；（4）这类经济管理关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5）这类经济管理关系中，经济职权不可随意转让、放弃和抛弃，即行使经济职权，对于国家经济管理机关来说，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管理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1）这类经济管理关系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形成的；(2)这类经济管理关系的当事人中至少一方为农业法主体；（3）这类经济管理关系是国家领导、组织、协调和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采用的重要形式；（4）这类经济管理关系主要由农业经济法律规范加以保护。 4．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其他经济关系。如农业环境保护关系,农村劳动关系,农村社会保障关系等。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其他经济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1）这类其他经济关系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形成的；(2)这类其他经济关系的当事人中至少一方为农业法主体；（3）这类其他经济关系主要由其他农业法律规范加以保护。 三、农业法的基本属性 农业法以调整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为对象，而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也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显然，农业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这三个法律部门联系最为密切。 （一）农业法的民法属性 民法是指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民法的内容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格权、亲属、继承六大部分。民法其性质：为权利法，为私法，为实 体法，为平等者的法律，为人法（即规制人的行为），任意性规范为主。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包括：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农业法调整对象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之具体类型之一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也属于民法调整对象的一部分，如农业法中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已成为民法中物权之重要内容；又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关于承包合同违约责任”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再如农业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与转让应遵循民法中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等等。随着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越来越多，理所当然这类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受民法调整，必须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农业法中的民事法律规范充分体现民法属性 （二）农业法的行政法属性 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权力的授予、行使以及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对其后果予以补救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法其目的在于保障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中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有关行政主体的法律规范；有关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有关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有关行政违法和行政责任的法律规范；有关行政救济的法律规范。行政法既调整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又规范公安、民政、军事、外交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两条。国家法律赋予农业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享有行政职权；农业行政管理机关行政职权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实施的是行政行为。显然，农业行政管理机关在行政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时，必须依据行政法原理和行政法律规范，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对此，《农业法》第87条第2款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规划、指导、管理、协调、监督、服务职责，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可见，农业行政管理机关依行政职权在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发生的各种行政关系，从行政的角度来看是具有一定经济内容的行政关系；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具有行政因素的经济关系。但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都具有行政隶属性质，一方下达指令、命令，一方必须服从，遵照执行。显然，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应属行政法调整内容之一，必须遵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才能使农业行政管理机关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因此，农业法中的行政法律规范充分体现行政法属性 （三）农业法的经济法属性 经济法是调整以社会整体利益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监督、经济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目前，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已得到法学界和其他理论界以及社会实践的共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原则；经济组织本体利益和充分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实行经济治理权和经济自治权相结合的原则；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原则；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原则；不得滥用经济权利的原则。经济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竞争法、产品质量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计划法、统计法、产业政策法、计量和标准化法、银行法、价格法、自然资源法、财政法、会计法、审计法、税法、合作社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国家投资法、国家采购法、产业结构调节法、对外贸易管理法等等。农业法主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管理关系，目前，国家颁布的农业法律中，主要是农业经济管理法律，如《土地管理法》、《森林法》、《渔业法》、《草原法》、《动物防疫法》、《水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农业税条例》等。因此，农业法中的经济管理法律规范充分体现经济法属性 四、农业法的特征 1．农业法其管理手段特征。农业法作为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种手段，与其他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手段相比较，有它自身的特片，即具有以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那些共有的特征。概括地说，农业法在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时的主要特征是：（1）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具有高度的权威和普遍的约束力；（2）以明确的、具体的而又稳定的法律规范形式，规定了人们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3）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贯彻实施；（4）能建立和维护稳定和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以保证其他各项管理手段的正常运转而发挥各自的作用。 2．农业法其法律属性特征。即农业法其法律属性兼有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的多元性。农业法以调整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为对象，在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中，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由民法调整，民法属私法领域；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关系由行政法调整，行政法属公法领域；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管理关系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属社会法领域。从涉及经济关系中的调整对象上看，私法的调整对象为平权性质的平等经济关系；公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性质的不平等经济关系；社会法的调整对象是管理性质的不对称经济关系。显然，农业法其法律属性具有多元性。 3．农业法其调整原则特征。即农业法其调整原则的多元性。从涉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的上述三元法律结构来看，公法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主要坚持“依法行政”原则；私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意思自治”为其原则；社会法调整表面平等、实质不平等的不对称关系，为矫正不对称关系的内在利益失衡，“倾斜保护”原则应运而生。 4．农业法其调整方法特征。即农业法其调整方法上的多元性。私法主要依靠任意性规范进行调整；公法主要依靠强制性规范进行调整；社会法以强制性与任意性规范的结合为特点。 5．农业法其调整目的特征。即农业法其调整目的的多性。私法主要调整目的是保护“私人利益”；公法主要调整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社会法主要调整目的是保护“社会整体利益”。 从上述农业法的特征来看，农业法调整对象的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的多元化、复杂化，应由多个法律部门共同调整，因此，农业法学是一门法学学科。 五、农业法基本原则 （一）农业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所谓农业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农村法制建设之中的总的指导思想和为农业法所确认或体现的根本法律准则。这一概念蕴涵下列要义：其一、农业法基本原则对整个农村法制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它既是农业立法的原则，又是执行法律、进行法制治理和处理法制问题的根本准绳，即它是包括农业的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在内的整个农业法制活动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法律准则；其二，农业法基本原则本身具有规范作用，任何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以及其它农业法主体在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司法机关和仲裁机关在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纠纷中，农村经济管理机关在监督、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 的活动中，都必须以农业法基本原则为根本依据，严格遵守，否则，即构成对农业法律法规的违反，应追究法律责任。 （二）确立农业法基本原则的依据 确立我国农业法基本原则的依据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是确立农业法基本原则的重要理论依据；(2)宪法规定的经济制度是确立农业法基本原则的根本法律依据；(3)农业基本政策是确立农业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政策依据；(4)《农业法》颁布实施为确立农业法基本原则指明了基本方向；(5)农村改革和实践的成功经验是确立农业法基本原则的现实客观依据。 （三）农业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1．确立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首要地位与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实行保护的原则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母体产业。但是，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不意味着其基础本身是天然牢固的。恰恰相反，农业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典型的风险型产业、天生的弱质产业：(1)农业的自然风险无时不在；(2)农业的市场风险也很大；(3)农村政策风险经常出现；(4)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大、共享性和见效慢的特点；(5)农业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6)农业生产的调整周期长且生产有刚性；(7)农业生产分散性，特别是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小、现代化水平低、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都较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8)农民的无组织性，使得农业和农民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9)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工农业发展速度比例不协调、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以及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障碍。农业的上述特性的综合作用的直接结果，正如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的那样：“农业无论在产品市场的竞争中，还是在经济资源的竞争中，常常处于软弱和不利的地位。因此，农业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是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也指出：“经济建设，必须始终把农业真正摆在首位，切不可农业状况一有好转，就忽视和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 2．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原则 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一种法制经济或法治经济，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资格需要由法律来确立；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由法律规范来界定；市场运行的规则需要靠法律来构筑；市场竞争的公平开展需要由法律来保障；市场主体的财产权需要由法律来维护；市场主体之间的各种农业和农村经济纠纷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需要由法律定分止争；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靠法律来建构。因此，国家除制定《农业法》外，还需要尽快制定配套健全的农业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行必严，违法必究”。否则，没有法律的引导、规范和制约，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有序运行，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无法律环境的切实保证。 3．调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发展商品经济积极性与尊重他们生产经营自主权和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原则 实践已反复证明，农业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把调动亿万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作为制订一切农村经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来自经营自主权和物质利益两个方面，而农民的物质利益又是同生产经营自主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不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也就是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同样，不保护和承认农民的合法财产权，也就是削弱农民的自主权，其结果必须会挫伤和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使广大农民从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和工作中得到实惠”。这也是对农村法制建设的具体要求。同时，在现阶段，尊重和保护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经营自主权和物质利益也尤为重要，《农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财产及其他合法财产不受侵犯”。 4．遵守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保护农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原则 农业生命的对象是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是经济再生产过程同自然再生产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是农业生产区别于工业和其他生产部门的根本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这一根本特点，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农业生产的根本特点表明，它要求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时，不仅需要遵守经济规律，而且同时必须遵守自然规律。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同时，农业是一种资源型产业，它对农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比工业要大得多，珍惜和合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大力提高资源利用率，搞好资源保护，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 5．坚持从农业、农村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发展农业的原则 我国农业，除具有一般的季节性、地域性、分散性、周期性、连续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外，还有我国自身的一切特点，诸如人多耕地和林地少，农业资源分布不均匀且地域差异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业技术装备水平较低，农民的文化落后、技术缺乏，农业生产能力还处在不高、不稳、不平衡状态，自然灾害频繁且抗灾能力还不强等。上述这些特点，要求在发展我国农业时，必须从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条件各不相同，农林牧渔业各有特点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分类指导发展农业的原则来制定农业法律法规，来解决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注意防止一刀切，脱离实际，照搬照套。正如彭真同志所说：“是法律服从实际情况，还是实际情况服从法律？谁是母亲、谁是儿子？实际产生法律，实际是母亲，法律、法理是儿子”。同时，在加强中央统一立法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地方立法之作用，并实行中央与地方立法的合理分工，上下结合，法制统一，加强农业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切实指导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6．转变政府职能与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原则 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也必须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努力推进和尽早实现上述农业两个根本性转变，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对农业实行宏观调控，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科学化与现代化管理。根据国家对农业确定的“引导、支持、保护、调控”基本方针，必须转变政府职能与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具体表现在：(1)从微观的直接管理转向宏观的间接管理；(2)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转向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手段；(3)从生产的计划管理转向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管理与服务；(4)从主要指导农林牧渔业转向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综合管理；(5)从依政策行政转向依法行政；(6)从只重行政执法转向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并重。 7．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则 农业经济活动是一个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周而复始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同时，又是一个 对投入、资源、环境和科技高度依赖的社会经济部门。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业的商品化、产业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某些环节特别是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农产品的储运、加工、销售等成为影响和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显然，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不仅要依靠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亿万农民以及农业部门的努力，而且必须依靠全国人民和社会各行各业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因此，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应成为我国农业法又一项基本原则。 农业问题论文:农业依法行政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目前农业依法行政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在实践中有何新举措和新经验 依法行政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也是政府正确履行职责的基本准则。作为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实施依法行政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的自觉性。认真履行职责，坚持服务“三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作出贡献，把依法行政落实到农业行政行为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严肃认真对待，增强规范行风、整顿执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紧迫感。要认真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并切实加以解决。 一、当前农业依法行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当前，农业依法行政的工作离服务“三农”的高标准、严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在行风建设上，一些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不够健全。行政行为的规范性还不够、透明度还不高；服务“三农”的意识还不强。作为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多年养成的习惯是有请必到、上门服务，甚至是给基层说好话。却不懂得用当代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去指导和监督，工作方式局限于“达标”、“认定”，却没有用统揽全局的工作意识。 2、在农业行政执法工作上，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一方面，农业执法人员如何利用掌握和利用相关法律、法规，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一定的困难和差距。一些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或者是处罚过轻，依法行政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有的单位只停留在宣传、文件等表面形式或无关痛痒的执法检查上，执法人员执法行为不太规范，也直接影响到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 3、在队伍建上，农业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宣传力度不够大。一方面，行政执法人员缺乏系统全面的法律、法规知识，有的工作人员思想保守，认为农业部门社会地位不高，依法行政难以开展，工作有畏难情绪，导致了执法的力度不大。另一方面，社会上许多人只知道有《民法》、《刑法》，却对农业法律法规了解不够，不少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工作人员及广大群众普遍认为，农业依法行政是“弱职部门”，制约力不强，执法力度不大，不象公安、工商、技监等“强职部门”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对农业执法人员的队伍建设不重视，依法行政的舆论宣传氛围不浓，支持的力度不够大。 4、在经费保障上，缺少专项执法经费。农业执法经费严重不足，是制约农业依法行政的重要瓶颈因素之一。经费不足，导致收支混乱，乱收费、乱罚款现象时有发生，并屡禁不止，使依法行政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5、在廉政建设上，执法乱收费和执法人员管理不严现象屡禁不止。执法不公，多头多层执法、违规执法等奢侈浪费、违法违纪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尽管发生在少数单位、少数人身上，但产生的影响是恶劣的，危害是极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部门的整体形象，影响了行业战斗力，影响了农业、农村经济和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 6、在监督机制上，不够健全。农业依法行政的监督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内部的执法监督和人大、政府、司法、法制、监察等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和人民群众对农业行政人员执法工作的监督。目前，由于思想认识、领导精力、人力、财力等原因，也存在执法监督不到位的情况。特别是档案部门的执法人员都是兼职的，职责不清，也制约了档案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产生的原因 引起农业依法行政的困难和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行政执法主体的少数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重视程度不够、执法人员的法制意识不强以及行政执法理论研究的薄弱等，是其主观上的原因；法律规范相互之间存在的矛盾、执法体制不顺、执法人员素质偏低、执法程序不完善、法制宣传不够深入以及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不完善和不到位等，则是其客观原因。 此外，行政执法主体属于行政机关的比例不高、部分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活动不够正常，执法手段不够、检测设备不足、办案条件太差，执法中取证难、处罚决定难以实施等，都是农业依法行政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三、加强农业依法行政的建议与对策 （一）加强依法行政的法制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不断加强，法律制度日臻完善，农业工作要做到依法行政就必须牢固树立宪法意识、法律意识，认真学习掌握法律法规。 一要结合开展普法教育，加强法律知识的教育和培训，使各级农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掌握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熟悉地方法规，提高法律素质，增强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二要严格执行法律，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各级农业部门和工作人员都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要认真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严格行政责任。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 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三要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重要法律以及相关配套法规、规章。规范执法程序，纠正本位主义和地方及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消除执法中的腐败现象。 四要搞好行政复议，加强行政监督。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重要监督制度。各级农业管理部门都要认真实施行政复议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开展行政复议工作，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和专项监督，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要严格追究不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者的法律责任。坚决查处纠正对行政复议申请该受理的不受理，该作决定的不作决定，以及“官官相护”等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确保法律和政令畅通。 五要加强农业行政立法，完善法制体系。农业行政立法是法制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法律、法规规定的进一步具体化和补充。要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严格遵循法制统一原则，完善立法程序，提高行政立法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程度。 （二）转变农业依法行政的管理职能 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按照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职能转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改进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一要加快职能转变。积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行政管理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要善于运用法律、经济手段管理社会，推动发展。要进一步调整机构设置，理顺职能分工，逐步实现职能、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 二要建立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把政务信息公开经常化，增强行政决策与行政管理的透明度，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凡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大计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及其办理结果，都要以适当方式公开，广泛征询群众的意见。 三要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坚持标本兼治，注重治本，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加大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四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强自身建设。要把提高农业行政人员的素质作为首要任务，通过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展牢记“两个务必”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教育，增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要教育工作人员，以对人民群众极端的热忱，对党和国家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职责。要多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为民谋利。要严格依法行政，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管理经济和社会，切实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原则。 （三）狠抓依法行政各项保障措施的落实 在新形势下加强依法行政问题，农业系统各部门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农业系统摊子大、行业多，直接面对市场主体，特别是面对千家万户的广大农民群众。我们的一言一行不仅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对社会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在农业依法行政中，要规范“四个行为，执行九项规定”，形成“敬业为农、优质服务、文明执法、廉洁高效”的农业行风。 我们要重点加强四个方面的行为规范： 一要规范执法行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做到热情、周到、公平、公正执法。特别是涉及到依法罚款、取消营业资格、销毁市场禁入物品等行政措施的，要秉公办事，讲清道理，文明执法，不得态度蛮横、简单生硬。对有明确办理时限的审批，要及时办理，不准无故拖延。要切实履行职责，防止滥作为和不作为的现象发生。 二要规范服务行为。本着方便用户、服务群众的原则，结合各自工作特点，积极开展政策咨询、法律援助、信息服务、技术指导。应积极选择适当的载体，广泛开展科技下乡、技术培训、电话热线和网络服务等活动。在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宣传、示范、引导的办法，做到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行收费的服务项目。凡涉及面向农民收费的服务项目，如病虫防治、发放资料等，都要与农民协商，签订责权利都十分明确的合同，保证服务质量。 三要规范政策行为。在制定和贯彻农业政策时，要贴近农业，心系农民，时时刻刻把农民欢迎不欢迎、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作为验证工作成效的尺度，时时刻刻把广大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认真贯彻执行土地承包法，不得随意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严格执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不违规出台加重农民负担的项目，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农民负担反弹；对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扶持农业、搞活农产品流通等各项政策，都要带头执行，督办落实。 四要规范办事行为。凡直接为市场主体特别是为农民群众提供管理和服务的事项，尤其是涉及行政审批和收费行为的事项，都要按有关规定办理。对项目的设立依据、审批程序、审批条件、审批时限、收费标准、审批纪律、监督电话等，都要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公布，提高办事透明度，实行公开办事。 农业执法是农业系统的重要职责，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工作。反对腐败、廉洁从政是执政党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必然要求，是巩固执政地位的客观需要，是服务“三农”的前提条件。农业系统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履行农业行政执法职能，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农业系统在行政执法中必须做到“四个不准”，在反腐倡廉中必须坚持“五个严禁”。 “四个不准”是： 一是不准多头多层执法。按照《农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要健全行政执法队伍，推行综合执法，严格执法层级管辖，突出解决好多层执法的问题。农业执法，以县级农业部门属地管辖为主。 二是不准无证人员参与执法。所有执法人员都要实行岗前培训、竞争上岗、亮证执法，接受群众监督。凡不持证、亮证执法的，一律视为违规执法。 三是不准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农资产品。严格农资生产经营主体资格审查，把好市场准入关。凡未经审定登记以及检验不合格的农资产品都不准 销售。尤其是农业系统生产经营的农资产品，一定要做到来源清楚、质量合格、标识规范、价格合理。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给农民造成损失的，要依法赔偿，并追究单位及当事人责任。 四是不准以执法为名乱收费、乱罚款。所有农业行政机关和执法机构一律不得下达执法创收任务。执法收费要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不得擅自增加项目、提高标准，更不得不执法也收费。违反规定的，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吊销执法证件，清出执法队伍。 “五个严禁”是： 一是严禁以权谋私。在行使行政审批权和分配使用财政资金过程中，严禁搞权钱交易，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利益。 二是严禁奢侈浪费。严禁超标准配备小汽车和用公款互相宴请、大吃大喝以及支付高消费娱乐活动。 三是严禁收受“红包”。严禁收受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 四是严禁转移、截留、挤占、挪用农业项目资金。对弄虚作假骗取项目资金、不按项目要求执行的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 五是严禁公款旅游。严禁以开会、考察、招商、研讨、培训等名义变相公费旅游。严格控制出国（境）团组，非经济贸易行为的一律不得组团出国。精减会议和文件，各类会议一律不准赠送礼品和纪念品。 规范行风、整顿执法、反腐倡廉，是农业系统事关全局的大事、要事。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规范“四个行为”，严格执行“四不准”、“五严禁”的规定。要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要求，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看好自己的门，确保本单位、本部门不出现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案件。要通过加强规范行风、整顿执法和反腐倡廉工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和农业系统自身建设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农业问题论文:农业灌溉问题与对策探讨 1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大幅减少 威海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修建了羊亭、张村、崂山、斥山等一大批国家级高效节水示范工程,到2010年统计高效节水面积为8.27万hm2。然而,近期普查威海市现存的高效节水面积仅为3.45万hm2,减少了近1/2。通过调查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园区的建立(如羊亭工业园区的建立),工程管理机制的缺乏,工程年久失修,水源发生变化,不具备灌溉条件等原因,导致了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大幅减少。其中:工程老化减少面积近5020hm2;工程报废减少面积1.97万hm2;5年以上未灌溉的面积有1.74万hm2;工程占地及其他原因有6113.33hm2。 2管理体制不健全,难以保证工程长效运转 以前的农田水利设施都是集中建设、集体管理,重建设、轻管理,建管脱节现象严重,管理体制不健全,导致灌区配套设施老化、破坏,高效节水面积大幅度缩水。水利工程只运行不维修,或者只是简单维修,致使其老化损坏严重,效益衰减。目前高效、协调的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尚未健全,部门利益、地区利益、群众利益对于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的建立制约较大。农田水利工程在管理上存在工程产权不明、维修经费难以落实、管理人员能力薄弱、部门职责不明和管理职能不到位等问题。基层管理机构不完善,管理服务人员素质不高,文化层次和专业技术水平较低,管理和服务职能不到位。 3发展对策 3.1建立新型节水机制,推进灌区节水改造 根据现阶段威海市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争取资金,以搞好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以及末级渠系改造工程为重点,把解决水资源短缺放在全局战略性位置,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兼顾生态环境建设,构筑起以大中型灌区为主、各种小型灌区为辅的水资源开发体系,积极推行节约用水,合理开发地下水,加大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及环境整治力度,以实现全市农业水利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建立新型的农业节水机制,努力搞好灌区节水改造工程的运行管理。尤其是灌区末级渠系作为农业水利设施发挥重要效益的关键环节,是灌区的终端网络,如果被堵塞或者被破坏,一方面导致农田无水可灌,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家投入巨额资金进行项目改造的一种浪费。如文登市完成对米山、南圈、姚家庄3座水库灌区配套与改造1846.7hm2。通过灌区的配套改造和节水改造工程的实施,达到了节约灌溉用水,增加、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的效果,确保了农业生产用水和增产增收。 3.2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高效节水工程战略 目前,威海市的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为3.45万hm2,其中低压管灌节水面积3.36万hm2,微灌节水面积586.67hm2,喷灌节水面积261.33hm2。通过对末级渠道和节水灌溉工程的建设:一是改善灌溉条件,疏通了渠道,灌溉用水的问题得到了较好地解决;二是提高用水效率,项目区内输水速度、灌水效率、灌溉保证率明显提高;三是提高农民的节水意识,渠系硬化,协会合作,缩短了灌溉时间,不仅改变了以前小型灌区上游农田用水无节制、下游农田无水可灌的情况,而且有效提高了灌溉水利用率。如2011年度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完成后,文登市项目区年增产值977.2万元,年节地31.33hm2,省工5.66万个,年节能28.3万kW?h;乳山市项目区新增供水能力450万m3,恢复和新增灌溉面积1866.67hm2,改善灌溉面积666.67hm2,年新增节水能力286万m3、粮食生产能力750万kg、经济作物产值500万元;荣成市项目区年新增供水能力586万m3,恢复和新增灌溉面积2824hm2,改善灌溉面积180hm2,年新增经济作物产值254万元、节水能力309万m3。 3.3兴修小型拦蓄工程,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威海市地处胶东半岛,市内丘陵密布,河网纵横,市内没有大江大河,但中小河流密布,仅50km2以上河流就有34条,塘坝3393座,这些都蕴含着丰富的水资源,而且时空分布较广,有利于水资源的梯级开发和合理利用。因此,应通过合理地修建小泵站,增加灌溉面积,提高中低产田的效益。同时,加快小塘坝的除险加固速度,适时进行灌溉配套,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3.4推行土地集约化经营,创建新型节水灌溉模式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土地集约化符合我国当代农业发展的方向,特别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政策资金向专业大户倾斜,对专业大户等进行政策资金的补贴,更为土地集约化的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保证粮食安全,解放更多的劳动力,使机械化、专业化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扶持专业大户,大力推行土地集约化经营。通过土地集约化经营,农民对于实施节水灌溉的意愿将会增加,新型的机械化节水型灌溉方式将得以推广,水利设施的维护及管理也会自觉得到重视,经过这种需求与建设的互动,不仅解决了农业节水灌溉方式推广中存在的问题,也解决了只建不管、维修困难的现状。既延长了工程的使用寿命,提高了灌溉水利用系数,也确保了农业的增产增收。 4结语 威海市农业灌溉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要提高农业灌溉用水系数,保障农业增产增收,确保粮食安全,以及在进行农业高效改造的同时保证工程长期高效发挥效益,还必须在新的条件下,结合威海市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农业灌溉的新模式,为保证农业灌溉、粮食高产稳产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农业问题论文:县农业行政执法存在问题和对策 摘要：结合农业行政执法实践，分析了我县农业行政执法目前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建立执法人员系统培训制度，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保障体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建立健全制度，加强执法监督，促进农业投入品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等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农业行政执法，存在问题，对策 __是农业县，农业的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农业行政执法工作,有效地促进和实现依法治农、依法兴农、执法护农,对促进农业生产,有效遏制坑农害农现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助农增收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行政执法工作存在诸多难点。 1农业行政执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立法不具体、不明确、含糊、笼统，法律责任不清，执行中不好操作 农业行政执法涵盖的法律法规多，当前我国农业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备，对法律责任规定得过于笼统，对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公司和从事零售的小散户违法行为在处罚条款上一视同仁，从而造成可操作性不强，县级农业行政执法过程中对零售小散户的处罚难以执行到位。 1.2农业行政执法机构的主体不合法，硬件设施落后 我县农业行政执法主体——《__县农业局执法大队》是农业局下属事业单位，属事业性质，股级建制，人员工资实行全额拨款，但是，农业行政执法没有独立的专项经费，没有专门执法车辆，办公设施差，调查取证手段落后，导致执法手段落后，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和实施处罚困难。缺乏相应的配套和保障，以致于影响了执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1.3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执法人员身份不合法、待遇差，工作积极性不高 根据工作需要, 我县农业（种植业）行政执法人员均从农业局内部进行调整,调整后农业执法大队共6人，其中大学生2人,大专生 2人,中专生2人;副主任科员1人，中级职称者2人,初级职称者2人，工人编制1人;5人持有委托执法证，平均年龄48岁。没有一个毕业于政法专业，绝大多数是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技术人员，属事业编制，对农业相关法律、法规系统学习时间较少，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知识及相关的执法技能，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存在执法人员不善执法和不敢执法的现象。同时，执法人员没有相应的岗位津贴，长期从事行政执法工作而编制为事业性质，执法人员在职称评定上由于没有从事技术工作而受到影响，从而影响了工资标准，这些因素影响着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1.4管理相对人多而杂，相对人及农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农业行政执法相对人涵盖面广，重点是农业投入品经营业主，相对人面广量大，经营人员多而杂，仅仅种植业投入品种子、农药、化肥经营业主全县分别有二百多户，经营人员也相当复杂，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一些不懂农业生产、缺乏农资经营常识的人相继融入了经营农资的行列，有的人因利益驱动故意违法，有的法律意识淡薄，因不懂法而违法，这些都给农业执法工作带来了许多难处。在市场检查过程中，管理相对人受到处罚时，往往以不懂法、不知法为由，推卸责任，逃避处罚，干扰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也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差，往往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不知或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由于农业相关法律法规部分处罚条款对农业投入品零售小散户的适用性较差，我县农业行政执法机构及执法人员主体不合法，造成执法底气不足，执法机构硬件设施落后，必须的执法工具不到位，执法队伍素质不高，执法人员待遇差，没有解决后顾之忧，加之管理相对人多而杂，管理相对人和农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导致我县农业行政执法存在执法难，难执法的问题。 2解决农业行政执法工作中问题的对策 2.1加强法制建设，提高法律法规可操作性 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时，建议立法机关能考虑到各个层面的可操作性，在处罚力度上既要对从事生产、经营的大公司有威慑作用，也要对零售小散户违法行为有惩戒作用，利于基层农业行政执法工作中对违法行为能够执行到位，否则，无法执行的惩罚条款就等于是一纸空文。 2.2完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 政府必须为农业综合执法提供保障，依法组建农业综合执法队伍，明确其行政机构性质，为推行综合执法、稳定队伍和保证农业综合执法公正性奠定基础。扎实搞好执法队伍建设，挑选办事精干、工作大胆、为人公正、已取得专业执法许可、长期从事执法工作、熟悉法律知识、专业素质高的优秀人员从事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并明确执法人员行政工作身份，解决执法人员后顾之忧。 2.3建立执法人员系统培训制度 介于农业行政执法人员多数来自于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技术人员，未经过系统的法律法规学习，应建立执法人员系统培训制度，把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纳入日常管理的范围，加强对所有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 ，定期安排执法人员参加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确保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亮证执法，规范执法，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造就一支政治合格、业务精通、作风过硬、公正廉洁的农业执法队伍。2.4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保障体系 农业综合执法工作面临“三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案件错综复杂，执法办案费用必不可少。农业综合执法市场检查、专项整治、现场勘测等工作所需办案经费、办公用品、交通工具、通讯设备、摄像器材等应立入财政预算，保证工作经费和执法办案经费，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保障体系。 2.5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特别是管理相对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法制宣传教育要建立一些长期有效的制度，坚持对管理相对人实行定期不定期的法律法规培训和技术培训。使普及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制度化。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标语、印发资料等多种宣传形式加强农业法律法规宣传，推动全社会依法治农氛围的形成。 2.6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执法行为 通过制度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行政执法公开制度、重大案件审批、查处、备案制度、执法过错和错案追究制度。做到制度到位，责任到人。依靠制度，强化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做到主体合法、依据合法、行为合法、程序合法。 2.7加强执法监督，确保依法行政 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一是加强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明确执法机构领导干部及执法人员的责任。二是建立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向全社会公布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投诉电话，接受管理相对人的监督，接受人大的监督检查，接受司法机关和社会舆论监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纠正本位主义和地方及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消除执法中的腐败现象。 2.8突出重点，强化源头监管，促进农业投入品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 抓住重要的农时季节，对重点市场、重点品种、重点经营户进行拉网式执法检查；还要对市场进行不定期突击检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要立即予以制止，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严厉查处坑农害农事件。通过集中执法、专项整治、明查暗访、接受举报等途径，及时掌握违法案件线索，发现一起，严厉查处一起。通过重大案件的查处，有力地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保护农民利益。 农业问题论文:户户通平台构建及农业科技信息传播问题思考 论文关键词:户户通平台;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电话;互联网 论文摘要:科技信息户户通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户户通平台)是以电话网、互联网、广电网、专家网和组织网五网融合为基础,以电话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计算机、电视机、收音机、农信机为载体,以农村科技服务组织、农业科学数据库和专家团队为支撑的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它以需求为目标、市场为导向,运用计算机技术、通信网络技术、现代管理技术对涉农政务、实用技术、社科知识、市场信息等科技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主要通过电话等应用终端曲线上网,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高质量的科技传播与咨询服务。 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仍然面临着“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农业科技资源分散、条块分割严重,重复建设、封闭运行突出,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形成,信息瓶颈、梗阻现象相当普遍,涉农企业、合作组织、农民群众急需的科技经济信息无法及时获取和。以需求为目标、市场为导向,整合各类涉农科技资源构建的简便、快捷、经济、实用的户户通平台,其优势体现在:有利于提高各级政府、涉农组织联动解决“三农”问题的协作能力,较好地解决农业科技服务与农村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和其他生产力要素充分结合.较好地解决了如何提高农村电话电视普及应用率问题;有利于科技信息在农村的适时传播和广泛应用,较好地解决农业科技信息最后一公里问题。 1平台构建及科技传播过程 1.1平台系统体系 户户通平台主要以电话网、互联网和广电网为载体,通过语音、视频和网站提供信息的查询、、技术支持与协作,解决农业科技信息进村入户问题,其总体构架包括科技信息需求终端、科技信息处理平台、科技信息资源系统和科技资源协作网络等。 科技信息需求终端指户户通平台的受众对象或目标人群,主要包括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涉农企业、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等终端用户。科技信息处理平台指系统具备的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管理功能,包括数据库、用户、权限、角色管理和信息匹配等。科技信息资源系统指市级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系统,主要结合农村需求统一设计数据标准和人机界面,组织信息搜集、分析和加工。科技资源协作网络指农业与科技管理部门、委托机构、相关单位及专家网络。 1.2技术功能和传播过程 (1)技术路线。为了保证户户通平台低成木、高效率地运行,程序设计采用浏览器/服务器模式。运用智能体技术,通过专用服务器和特定软件实施电话网与互联网的有效连接,如利用系统语音合成软件使动态文字信息转换成电话可以识别的语音信息;利用系统上传下载软件使户户通信息数据库和互联网的相关信息互联互动;利用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使动态信息静态化、静态信息号码化、复杂信息简单化;利用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使用户(电话)拨号进人户户通系统平台,查询互联网上的科技信息或把自己的信息到互联网上(称为电话曲线上网或电话间接上网)。在现有科技信息网络平台的基础上,建立户户通信息平台(外网)和工作平台(内网),使用统一热线电话号码或借助农村远程教育网,通过人工(或自动)接受与处理,构架用户与互联网之间的桥梁,通过各级专家团队的协作联动,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2)平台功能。户户通平台主要具有信息、资源共享、快速查询、用户接人、文字语音转换、远程培训、协作互动、服务管理、系统维护等功能。信息平台(外网)主要用于公众信息和用户供需信息的。工作平台(内网)作为科技服务资源库和科技系统网络调度平台,存放当地技术、人才、市场信息,以备加工、和应用。 (3)咨询流程。当用户通过电话或机顶盒电视咨询问题时,可根据户户通系统提示按键进人户户通信息数据库获取和科技信息。当咨询者认为信息数据库无法满足自己需求时,可根据系统提示进人户户通人工服务平台,工作人员将利用信息平台进行答复处理。如果用户提出的问题咨询服务中心坐席专家不能实时处理,则提交调度服务中心或市县互动服务平台,由相关专家借助三方通话予以解答,对于技术性比较强或必须现场处理的问题,调度服务中心将根据情况就近指派专家随户户通现场服务直通车实地解决。 (4)管理模式。户户通平台运行的成败取决于管理模式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前期以政府投人为主,逐渐转为市场化运作模式。以市场为主的管理模式需在实施过程中逐步探讨。当前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依托、农业和科技部门为主体、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管理模式。可以组建户户通调度服务中心、咨询服务中心、农业专家团队和科技协作组织。 2户户通平台的运作实践 蹼阳市在媒体宣传、热线咨询、网络传播、实地指导、教育培训和示范开发“六位一体”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基础上,结合多年开通17S(要技术)科技服务热线(160S17S, 1688S17S专家咨询和语音信箱相结合)的成功实践,2004年投资15万元引进神农智能电话查询系统,开发建成了科技信息户户通综合服务平台,2005年蹼阳市科技信息户户通工程建设项目列人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2007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其具体做法包括:①开发建设了户户通综合服务平台,该服务平台是一个集信息查询、信息、 信息管理和呼叫联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信息服务系统,由“五个一”构成,即一个户户通网管系统、一个户户通网站()、一条户户通热线9600175)、一支强大的专家团队和一组电话应用终端。②开发建设了科技信息专家数据库,作为科技信息的主要来源和平台建设的核心。③引进开发了虚拟电子邮件系统,可以支持农户利用电话接收、发送“电子邮件”。④开发建设了农业科技短信平台,可以为用户提供农业技术、市场预测、市场行情、供求信息、务工信息和农家乐等点对点服务。⑤开发了科技信息供需甄别系统软件,可以把复杂信息简单化,解决农民甄别真假信息能力较弱的问题。⑥组建了一批综合性机动化的专家团队,利用户户通热线、现场服务直通车保证用户咨询问题的及时准确解答。⑦编制了户户通平台应用指南,解决了农民如何利用电话间接访问互联网的问题。⑧签订了符合市场规则的双赢合作协议,保证了户户通平台的持续运行和健康发展。⑨建立了市县乡三级高效协作体制,具备了组织开展联动协作服务能力。⑩建立了多媒体宣传推介机制,实现了农民、专家、媒体和户户通平台的良性互动。 由于户户通网络的科技信息丰富实用,专家服务权威热情,每天都有不少农民拔打户户通热线(9600175)来咨询各类科技信息。近年来,户户通平台咨询人数呈现出急剧增长趋势,有时一天超过50人次。 3户户通平台的成效分析和问题思考3.1应用成果 科学研究和运作实践表明:户户通平台运用于农业科技信息传播,主要可以取得以下三方面成果:①冲破传统农技推广观念和体制束缚,形成大农业、大科技联动工作格局,通过建立上下联动、协调运作机制,可以逐步实现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六化”,即服务组织网络化、服务管理规范化、服务机构市场化、服务手段信息化、服务利益共赢化和服务能力持续化;②遵循专业化市场化原则,符合现代农业科技传播的发展规律。平台的维护运行、信息的采集更新、团队的服务活动等都需要专业人才和资金支持,长期的运行必然要走专业化、市场化之路;③实行低成本启动运作,拓展户户通网络发展空间,既不收取信息服务费,也不收取技术服务费,甚至连专家现场技术服务的交通费都不收取,农民获取和科技经济信息的成本非常低、热情非常高,户户通平台在广大农村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 3.2优势特点 案例实践、社会调查和数学统计表明:户户通平台传播农业科技信息既科学实用又快捷节省,主要优势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投资量小、覆盖面大。所有电话普及的乡村用户只要有一部电话,记住户户通热线电话号码,就可以通过平台查询、信息。②内容丰富、实用性强。传播内容涵盖涉农政务、市场供求、农业科技、工业科技、卫生科技和大众科技等农村科技信息,农民用普通电话即可间接上网交流。③人机结合,异地同步。系统自动应答、昼夜服务,可以通过专家体系异地同步地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服务。④解决困难,节省花费。用户不用电脑、不用宽带,不付信息费,不付专家费,可以大量节省获取和科技信息的成本。 3.3存在的问题 户户通平台的协作机制不够完善,人机互动效应需要进一步强化,专家信息库的先进性和本地化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系统应用查询方法需要进一步改进,运行成本需要进一步降低,应用终端需要进一步拓展,媒体宣传需要进一步扩大。 3.4户户通平台的发展思考 (1)从户户通平台传播农村科技信息的过程看,应该运用现代科技传播理论,构建高效农业科技信息传播体系,较好地做到以下三方面的结合:①网络平台的规划建设和协作体系的建立完善相结合。例如,在建成市级户户通综合服务平台、规划建设县区乡镇户户通信息服务平台的同时,建立市、县、乡三级科技资源协作系统,做到电话曲线上网和专家实时服务的有机结合。②传统的科技传播经验和市场化运行机制相结合。例如,在吸取现场指导和技物结合等传统农技推广经验的同时,进一步引进市场经营理念,用电信运营商的电话资费分成弥补户户通平台维护和运行经费的不足,可以避免重建轻管或有建无管现象的发生。③科技信息传播方法的实用性和科技信息传播内容的先进性相结合。例如,户户通平台上网查询科技信息的方法简便易行、快捷节省,具有经过专家团队甄别、符合农村需求的科技经济信息数据库,能够奠定户户通平台的应用基础。 (2)从户户通平台传播农村科技信息的内容看,应该以农村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先进实用的科技信息数据库。不仅要解决好把科学知识和技术信息传播给一般社会公众的问题,还要解决好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搜索和甄别问题。科技传播的信息量和复杂度急剧增加,科技传播过程的不确定因素也日益剧增。户户通平台在选择相关信息时,要忽略不相关或者不先进、不实用、不准确、不科学的信息方面。另外,要充分发挥科技专家团队的作用,尽量减少农民选择应用科技信息时的盲目性,增强科技传播、信息传递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并使传播内容更加适应传播体制,传播方法更加适应农民需求。 (3)从户户通平台传播农村科技信息的效果看,应该更加符合中国农村科技传播的现实,既要解决或弥补当前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要解决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技术信息棚架,以及农民急需的各种经济信息、技术服务无从获取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信息化指日可待,农民科技经济信息需求与日俱增,农村通讯事业长足发展,户户通平台的应用前景自然会更加广阔。 (4)户户通平台作为现代科学传播理论和农业科技传播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运用农村信息化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范例,对转变中国农村传统生产经营观念、变革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制,以及推动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传播事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5)户户通平台不仅适用于农村社区科技信息的传播与交流,也适用于城市社区科技信息的传播与交流。不仅适用于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信息传播与交流,也适用于商业流通领域市场经济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可组织科研力量进行相关技术开发,使户户通平台在现代信息传播和交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6)户户通平台作为新生事物,既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有其生长发育和成熟的过程。在各级 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由科技或农业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共同推动户户通工程建设。户户通平台传播的内容要丰富实用,传播的方法要科学完善,传播的体制要不断改革,传播的机制要不断创新,切实增强农业、科技共同体与政府、媒体和受众之间的互联互动。 农业问题论文:简论寿光市生态农业旅游发展问题调查分析和对策 一、寿光市生态农业旅游发展基本现状 近年来,寿光市旅游业的发展紧紧围绕“突出农业生态特色,做大做强旅游产业”的总体思路,以做大做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为目标,打响了“魅力菜乡,生态寿光”旅游品牌,走出了一条高科技、生态型、乡村化的旅游发展新路子。目前,已逐步发展成为集品种技术研发推广、农业观光旅游、会议展览举办等综合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园区,是寿光市乃至山东省蔬菜产业对外展示交流的重要窗口。 二、寿光市生态农业旅游发展问题的资料来源及说明 本次调研活动包括到寿光市乡镇(洛城街办)走访调查,对蔬菜高科技示范园负责人、相关管理部门、农户进行了深度访谈。 (一)以下为数据分析结果 基本情况调查: 绝大多数农户对新农村建认比较了解,对新农村建设充满信心,但是对生态农业旅游产业不是很了解,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分析,能加大农户对生态农业旅游产业的了解。 (二)新农村建设与生态农业旅游发展产业发展前和发展后,农村的各方面也有很多的变化,大多数农民认为: 新农村建设后与生态农业旅游产业发展之后,农村的生产发展总体情况是有待进一步提升;主要生产力发展方向是农村生产规模扩大,更加生态化,技术化。但是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希望有关部门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大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产业。 三、寿光市生态农业旅游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生态农业旅游是现代旅游产品中一项颇具开发潜力的产品。目前,在传统观光旅游降温的情况下,人们纷纷选择生态农业旅游作为产品开发的新热点。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地区对于生态农业旅游资源的开发一哄而上,竟相模仿,又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规划,使得开发带来的负效应甚至超过了其带来的积极影响。 存在的问题: 1.产品类型单一,缺乏鲜明特色,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不强近年来,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改善,需求急剧增长,这为生态农业游客提供了广阔的客源市场。生态农业旅游优良的生态环境、独特的风格、低廉的价格对游客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但是,经营者竞争意识淡薄,忽视对生态农业旅游产品内涵的挖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多数产品以观光层次为主,游客选择范围小;在内容与形式上重复开发和模仿建设倾向明显,缺少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 2.行业管理力度不够目前,生态农业旅游通常各自为阵,经营者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和协调发展观念,而旅游行业管理机构还没有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农业旅游管理体制。 3.农民素质的影响。提高农产品质量,只能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而农民是科技文化知识拥有量最少的群体。调查显示,在转移劳动力中,男性高于女性,文化素质较高者居多,而留下来的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将会出现文化素质下降,女性比重上升的现象,这势必会成为影响寿光生态农业加速发展的重要障碍。 4.龙头企业小规模的多,大规模少。目前来看,全市批发市场、金玉米公司、海惠集团、金正食品公司等几家龙头企业规模较大外,总体上规模偏小,水平偏低,带动优势不明显,与建设新农村新形势的需要还有差距。还有一些企业缺乏自主创新,依赖性强,存在盲目跟风的问题,产品销售渠道不畅,经营风险比较大。 四、提出对策 第一:制定合理的生态农业旅游景点,增加产品类型多样化,发挥特色优势,增加知识性、趣味性,增加游客选择范围,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农业旅游,要根据当地的旅游实际,规划农业旅游,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综合规划,包括客流量和旅游方向规划。 第二:增加行业管理能力,增加行业之间的联系,促进旅游一体化建设,发挥寿光市生态农业旅游的优势作用,增强政府等有关部门对寿光市生态农业旅游的管理。同时在增强行业管理的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 第三:提高农民的素质。加强科技文化培训教育,增强农民的劳动技能。一是打破传统的培训模式,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培训机制,如推行培训教师进村、媒体资源进村、人才培养进村等形式开展培训。二要充分发挥电视、广播、网络等宣传媒介的作用,向农民宣传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以及市场竞争的成功案例。 第四:加强政府对小企业的引导,加强企业与农民的联系。同时企业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避免盲目跟风的问题,增加产品销售渠道不,减少经营风险等,充分发挥企业对生态农业旅游的引导作用。 农业问题论文:目前农业依法行政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在实践中有何新举措和新经验 依法行政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也是政府正确履行职责的基本准则。作为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实施依法行政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的自觉性。认真履行职责，坚持服务“三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作出贡献，把依法行政落实到农业行政行为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严肃认真对待，增强规范行风、整顿执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紧迫感。要认真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并切实加以解决。 一、当前农业依法行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当前，农业依法行政的工作离服务“三农”的高标准、严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在行风建设上，一些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不够健全。行政行为的规范性还不够、透明度还不高；服务“三农”的意识还不强。作为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多年养成的习惯是有请必到、上门服务，甚至是给基层说好话。却不懂得用当代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去指导和监督，工作方式局限于“达标”、“认定”，却没有用统揽全局的工作意识。 2、在农业行政执法工作上，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一方面，农业执法人员如何利用掌握和利用相关法律、法规，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一定的困难和差距。一些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或者是处罚过轻，依法行政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有的单位只停留在宣传、文件等表面形式或无关痛痒的执法检查上，执法人员执法行为不太规范，也直接影响到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 3、在队伍建上，农业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宣传力度不够大。一方面，行政执法人员缺乏系统全面的法律、法规知识，有的工作人员思想保守，认为农业部门社会地位不高，依法行政难以开展，工作有畏难情绪，导致了执法的力度不大。另一方面，社会上许多人只知道有《民法》、《刑法》，却对农业法律法规了解不够，不少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工作人员及广大群众普遍认为，农业依法行政是“弱职部门”，制约力不强，执法力度不大，不象公安、工商、技监等“强职部门”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对农业执法人员的队伍建设不重视，依法行政的舆论宣传氛围不浓，支持的力度不够大。 4、在经费保障上，缺少专项执法经费。农业执法经费严重不足，是制约农业依法行政的重要瓶颈因素之一。经费不足，导致收支混乱，乱收费、乱罚款现象时有发生，并屡禁不止，使依法行政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5、在廉政建设上，执法乱收费和执法人员管理不严现象屡禁不止。执法不公，多头多层执法、违规执法等奢侈浪费、违法违纪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尽管发生在少数单位、少数人身上，但产生的影响是恶劣的，危害是极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部门的整体形象，影响了行业战斗力，影响了农业、农村经济和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 6、在监督机制上，不够健全。农业依法行政的监督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内部的执法监督和人大、政府、司法、法制、监察等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和人民群众对农业行政人员执法工作的监督。目前，由于思想认识、领导精力、人力、财力等原因，也存在执法监督不到位的情况。特别是档案部门的执法人员都是兼职的，职责不清，也制约了档案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产生的原因 引起农业依法行政的困难和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行政执法主体的少数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重视程度不够、执法人员的法制意识不强以及行政执法理论研究的薄弱等，是其主观上的原因；法律规范相互之间存在的矛盾、执法体制不顺、执法人员素质偏低、执法程序不完善、法制宣传不够深入以及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不完善和不到位等，则是其客观原因。此外，行政执法主体属于行政机关的比例不高、部分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活动不够正常，执法手段不够、检测设备不足、办案条件太差，执法中取证难、处罚决定难以实施等，都是农业依法行政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三、加强农业依法行政的建议与对策 （一）加强依法行政的法制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不断加强，法律制度日臻完善，农业工作要做到依法行政就必须牢固树立宪法意识、法律意识，认真学习掌握法律法规。 一要结合开展普法教育，加强法律知识的教育和培训，使各级农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掌握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熟悉地方法规，提高法律素质，增强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二要严格执行法律，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各级农业部门和工作人员都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要认真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严格行政责任。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三要全面贯彻实施 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重要法律以及相关配套法规、规章。规范执法程序，纠正本位主义和地方及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消除执法中的腐败现象。 四要搞好行政复议，加强行政监督。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重要监督制度。各级农业管理部门都要认真实施行政复议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开展行政复议工作，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和专项监督，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要严格追究不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者的法律责任。坚决查处纠正对行政复议申请该受理的不受理，该作决定的不作决定，以及“官官相护”等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确保法律和政令畅通。 五要加强农业行政立法，完善法制体系。农业行政立法是法制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法律、法规规定的进一步具体化和补充。要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严格遵循法制统一原则，完善立法程序，提高行政立法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程度。 （二）转变农业依法行政的管理职能 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按照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职能转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改进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一要加快职能转变。积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行政管理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要善于运用法律、经济手段管理社会，推动发展。要进一步调整机构设置，理顺职能分工，逐步实现职能、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 二要建立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把政务信息公开经常化，增强行政决策与行政管理的透明度，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凡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大计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及其办理结果，都要以适当方式公开，广泛征询群众的意见。 三要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坚持标本兼治，注重治本，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加大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四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强自身建设。要把提高农业行政人员的素质作为首要任务，通过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展牢记“两个务必”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教育，增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要教育工作人员，以对人民群众极端的热忱，对党和国家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职责。要多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为民谋利。要严格依法行政，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管理经济和社会，切实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原则。 （三）狠抓依法行政各项保障措施的落实 在新形势下加强依法行政问题，农业系统各部门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农业系统摊子大、行业多，直接面对市场主体，特别是面对千家万户的广大农民群众。我们的一言一行不仅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对社会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在农业依法行政中，要规范“四个行为，执行九项规定”，形成“敬业为农、优质服务、文明执法、廉洁高效”的农业行风。 我们要重点加强四个方面的行为规范：　一要规范执法行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做到热情、周到、公平、公正执法。特别是涉及到依法罚款、取消营业资格、销毁市场禁入物品等行政措施的，要秉公办事，讲清道理，文明执法，不得态度蛮横、简单生硬。对有明确办理时限的审批，要及时办理，不准无故拖延。要切实履行职责，防止滥作为和不作为的现象发生。 二要规范服务行为。本着方便用户、服务群众的原则，结合各自工作特点，积极开展政策咨询、法律援助、信息服务、技术指导。应积极选择适当的载体，广泛开展科技下乡、技术培训、电话热线和网络服务等活动。在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宣传、示范、引导的办法，做到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行收费的服务项目。凡涉及面向农民收费的服务项目，如病虫防治、发放资料等，都要与农民协商，签订责权利都十分明确的合同，保证服务质量。 三要规范政策行为。在制定和贯彻农业政策时，要贴近农业，心系农民，时时刻刻把农民欢迎不欢迎、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作为验证工作成效的尺度，时时刻刻把广大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认真贯彻执行土地承包法，不得随意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严格执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不违规出台加重农民负担的项目，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农民负担反弹；对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扶持农业、搞活农产品流通等各项政策，都要带头执行，督办落实。 四要规范办事行为。凡直接为市场主体特别是为农民群众提供管理和服务的事项，尤其是涉及行政审批和收费行为的事项，都要按有关规定办理。对项目的设立依据、审批程序、审批条件、审批时限、收费标准、审批纪律、监督电话等，都要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公布，提高办事透明度，实行公开办事。农业执法是农业系统的重要职责，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工作。反对腐败、廉洁从政是执政党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必然要求，是巩固执政地位的客观需要，是服务“三农”的前提条件。农业系统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履行农业行政执法职能，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农业系统在行政执法中必须做到“四个不准”，在反腐倡廉中必须坚持“五个严禁”。 “四个不准”是： 一是不准多头多层执法。按照《农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要健全行政执法队伍，推行综合执法，严格执法层级管辖，突出解决好多层执法的问题。农业执法，以县级农业部门属地管辖为主。 二是不准无证人员参与执法。所有执法人员都要实行岗前培训、竞争上岗、亮证执法，接受群众监督。凡不持证、亮证执法的，一律视为违规执法。 三是不准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农资产品。严格农资生产经营主体资格审查，把好市场准入关。凡未经审定登记以及检验不合格的农资产品都不准销售。尤其是农业系统生产经营的农资产品，一定要做到来源清楚、质量合格、标识规范、价格合理。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给农民造成损失的，要依法赔偿，并追究单位及当事人责任。 四是不准以执法为名乱收费、乱罚款。所有农业行政机关和执法机构一律不得下达执法创收任务。执法收费要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不得擅自增加项目、提高标准，更不得不执法也收费。违反规定的，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吊销执 法证件，清出执法队伍。 “五个严禁”是： 一是严禁以权谋私。在行使行政审批权和分配使用财政资金过程中，严禁搞权钱交易，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利益。 二是严禁奢侈浪费。严禁超标准配备小汽车和用公款互相宴请、大吃大喝以及支付高消费娱乐活动。 三是严禁收受“红包”。严禁收受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 四是严禁转移、截留、挤占、挪用农业项目资金。对弄虚作假骗取项目资金、不按项目要求执行的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 五是严禁公款旅游。严禁以开会、考察、招商、研讨、培训等名义变相公费旅游。严格控制出国（境）团组，非经济贸易行为的一律不得组团出国。精减会议和文件，各类会议一律不准赠送礼品和纪念品。规范行风、整顿执法、反腐倡廉，是农业系统事关全局的大事、要事。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规范“四个行为”，严格执行“四不准”、“五严禁”的规定。要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要求，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看好自己的门，确保本单位、本部门不出现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案件。要通过加强规范行风、整顿执法和反腐倡廉工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和农业系统自身建设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教育法论文: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暗示教育法 ［摘 要］ 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的放矢地运用暗示、让学生 自我暗示、用环境来暗示、用人格来暗示能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暗示教学 一、暗示教育法的基本内涵 暗示教育法是指在无对抗条件下，通过语言、行动等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影响 ，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自愿接受暗示者即教育者的某一观点、意见或按暗示的一定方式进行活 动。暗示教育法要求受暗示者在接受现成信息时无需要逻辑论证，并以无批判的接受为基础 。在许多情况下，暗示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引导方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暗示，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主要靠提示、引导，而不是靠论证来影响学生的态度和行为。 社会教育行为学理论指出：人们，尤其是受教育者，有一种倾向，即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思 维的自主地位，不愿意受到别人的干涉、控制，而当对象如学生觉察到外界是有意要说服自 己时，往往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准备，甚至警觉起来，从而对外界的引导如教师的讲授进行挑 剔或产生逆反心理；而当对象没有感觉到外界要有意说服自己时，则容易接受影响[1 ]。比如，无意中听到的话往往更能促使其形成或改变一定的态度。 同时心理学研究发现，个体心理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当一个人认识到了某种事物的存在时， 尽管这样的认识没有充分依据，甚至只是一种被主观肯定了的假设时，也倾向于对此事物作 出反映，尤其当我们是在无对抗的自然的条件下产生这种认识，且当这种认识又与心理定向 相符时，其心理反应就更为明显。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成语，如“望梅止渴"、“杯弓蛇影"、 “草木皆兵"等都表现了暗示的作用。 美国教育家卡耐基认为：不论意见观点多么中肯正确，被别人强迫接受的，总不如自己想出 的可靠——所以，懂得这层道理后，硬要别人接受你的观点，将是很不聪明的做法。最好的 方 法，就是给他一点暗示，由他自己去思考或作结论。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他从来没 有教给别人要干什么，他只不过是像一个思想的接生婆一样，帮助人们产生正确的思想。在 引导教育活动中，当引导者或教育者提出材料而不作出结论时，就是希望对象或受教育者自 己 作出结论，这种教育方法称之为苏格拉底的“产婆术"。 在中国教育史上，暗示教育法 早就为许多教育家所运用。孔子就是一位善用暗示的高手。孔子教育弟子做人，很多时候并 不是直接进行说教，而是或用打比方或言他物，巧妙地暗示弟子做人的原则。《论语》中有 多处这样的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2］（P56)”；“或问礻 二、 暗示教育法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特殊意义 大学生正值17～20岁，在这个年龄段，他们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占据主导地位，思想活跃， 反应敏捷，智力发展达到高峰，主体意识明显增强，他们善于独立思考，也更乐于自我选择 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暗示的作用往往比直接说理或指示的作用更加显著。教育者如果仍 然停留在不厌其烦的理论说教之中，其教育教学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不断随着教育对象的变化作出内容和方法的调整。大学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与中学要求不同，中学政治课以教授学生的知识点为基本任务，其政治教育的功能 基本上靠灌输来实现，教学方法就必然以肯定型为主，即告诉学生“是什么”的问题，可 以 使其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以培育思想、通过理性的选择产生 的认同感为主要任务，所以大学阶段在重述中学某些理论观点时，应重点告诉他们“为什么 ”的 问题。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只从正面的角度来进行论述作出结论，而要使思想 政治理论课能够深入到学生思想的深处。这就决定了在教学中，必须发挥大学生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使他们在兴趣的驱使下，在教师的疏导中，通过自己认真的思索而形成正确的观点 ，进而转化为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学在讲授知识点的时候，大多是以一种观点、一个思路为 基本的方法，这既是应试教育的需要，也是灌输政治理念的需要。在大学阶段，这种办法显 然是不合适的，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应在基本的立场、观点不变的前提下，有选择地 介绍一些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让学生在开放的视野中获得大量的信息，然后通过比较、分析 得出正确结论，以坚定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基于此，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就 不应该官腔十足地板着面孔训斥人，拿“大道理"压服人，用“大帽子"吓唬人，强迫学生接 受 你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而应该和风细雨、循循善诱、适时暗示、潜移默化，依靠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内在的逻辑力量去感化学生，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大学生心理、生理特点以及大学思想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特点和要求,仅靠喋喋不休的理 论说 教，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而恰如其分的暗示与引导却经常能收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功 效。 作为一种教学实际中常用的引导方法，暗示主要是采取直接或间接的语言提示，使学生明白 一定的内涵，并感到有关结论是自己认识到的。暗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明晰的说理相对应的 一种教育教学方法，但暗示并非完全排斥思想的明晰，相反是在学生具备明晰的认知的基础 上适时地转换说理的施教方法。说理教育不是单纯呈现理论概念和专有名词，也不是为了证 明某一理论的正确性而控制性地呈现片面信息，它要求教育者最充分地呈现相关信息和知识 ，在一个开放、真实的背景下，帮助教育对象理顺逻辑、明白道理、提升情感。此外，在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中，除了口头语言暗示外，行为（身体语言）也可以作为暗示的符 号，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行为，其暗示的作用更为突出。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 中，可以由施授人的语言和行为制造一定教学情境来施授。行为学家早就注意到，在肮脏的 环境里提示人们注意清洁、保持秩序总不见效，相反在严肃、整洁的环境中，人们自然而然 地要自我检点，有谁好意思往红地毯上吐痰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教学行为，使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反复地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在学生的自我教育行为训练中，达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 作为教育引导方法之一，暗示也有其局限性。如：由于暗示常常采取含蓄、间接的方式，一 般不付诸压力，因而容易使对象误解或者忽略。此外，暗示也只涉及简单的态度和行为，而 对复杂的深刻的需要系统论证的道理则可能无法触及；同时，由于暗示的作用总是带有随机 性，因而教育对象的态度形成和改变，很难深入到同化和内化阶段。 三、暗示教育法的具体实施 1．针对学生的思想特点，有的放矢地运用暗示 思想政治教育最忌讳的是无的放矢。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就要在充分把握教学 目 的和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的情况下，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恰当地运用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 。 首先，要熟练掌握教学内容。如果教学引导涉及的内容比较简单，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没 有必要“画蛇添足"，学生完全可以自己作出结论，提炼观点。当然，为了强调某种结论 和 观点，也可适当地阐述和延伸，给予恰当的点拨。如一些“大众口号"式的政治观点和结论 ， 就没有必要大论特论，不厌其烦，此时，适当暗示即可。但是如果讲课涉及的内容较多，其 论据和论证较为复杂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要明确地亮出结论和观点，然后再去详细论 述，这样就比学生自己去做效果要好得多。 其次，要了解学生认知心理特征。如果学生具有所期望的思维水平和知识能力，或对问题有 相当熟悉程度，则可考虑含蓄地暗示，让他们自己做出结论，得出观点，反之则采取直陈结 论的观点。如：笔者在讲“道德及其历史发展"一节时，对有的课堂采取的直陈结论的讲法 ，因为 根据课前调查，他们对道德的理性认识并不深，但后来笔者为另一课堂的学生讲这一节时， 我采取的是暗示的方法，收到了较好效果。 再次，要把握学生思维热点。一般理论课、知识课和技能课的教学，都是在学生对于这些课 的教学内容基本“不知"、“不会"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生是一张白纸 ，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接受心理一般来说比较单纯，直接影响塑造意图的因素主要是一个没 有求知欲的问题，全靠教师来讲解和描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则不同，该课程所讲授的许多 内容都不是学生在课前一无所知的，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思想品德、法律修养方面受 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渠道的教育和影响。这种教育和影响既包括积极方面，也包 括消极方面，都会在学生头脑中积淀下来，形成各种各样具有先入为主的“意识框架"， 并 且这种"意识框架"的强弱也因人而异。因此需要教师事先掌握学生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讲述的立场、观点与学生原有的态度差距过大，又不是原则性 的问题，则可考虑使用含蓄、间接的暗示方式；如果差距不大则应明确说出结论，以免学生 因为同化评定效应而感觉不到两者的差距，进而影响教学效果。所谓同化评定效应指的是， 人们会把和自己的态度相距较近的立场、观点，视为相距更近的观点。试图引导学生改变一 定态 度时，一般说来，教师所持的立场、观点，总是与学生对象原有的态度存在着一定差距，否 则，就谈不上教师的引导了。问题在于，这种差距如何把握引导才更为顺利有效。 2．通过行为训练，让学生自我暗示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还可以经常组织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各种知识竞赛、演讲比赛 、课堂讨论、辩论、课堂作业、课堂提问，以及学生自己上讲台讲课等等。笔者在讲授“增 强法 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前，先在课堂上就“法律和生活的关系"进行讨论，学生结合身边 的事畅所欲言，事后他们谈体会：不讨论还不大清楚，讨论后才知道，在当今社 会不学法还真 不行。通过这些教学形式的不断变化，在学生不知不觉、不断进行的积极的自我暗示中，思 想政治课教学的核心内容得到了巩固，深深地在学生的头脑中扎下根来。 3．营造好的教学情境，用环境来暗示 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很善于在课堂内外营造一种气氛，充分利用情境的暗示作用去引 导和教育学生。比如，他们善于利用当地的各种革命历史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以及各种 文化教学手段。在这些特定的情境暗示之中，学生受到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其教育的作用， 往往胜过千言万语。如果时间、场合以及学生兴趣、动机等都不适合于含蓄、间接暗示的方 式，教师就应该直接、明确地亮明结论和观点，反之亦然。如，在当今社会，一些人荣辱不 分， 甚至荣辱颠倒，所以我们在讲荣辱观的时候，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直陈正 确的观点和结论，引导学生的思想走上正确的轨道。此时的沉默、模棱两可，或者哪怕就是 暗示都会起到消极的作用，留下遗憾。 4．提升教师修养，用人格来暗示 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方面，行为的暗示往往比语言更为有效。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 也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笔者曾在大学生中调查：“ 什么时候你的心灵受到强烈震动？"学生的答案有“到建筑工地实习、老师和我们同睡一个 窝 棚地铺时，我们心灵受到了强烈震动"，“当老教授带病坚持上课在讲台上昏倒时，我的心 灵 受到了强烈震动"。由此可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仅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深 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注重在教学和日常行为中，以榜样的力量与 行动楷模去影响感化学生，不仅做“思想的巨人"，而且还要做“行动的巨人"，要通过强有 力的 行为暗示去教育和引导学生。作为教学引导者的教师，如果在学生的心目中确实具有权 威性的可信性，直截了当地、不容置疑地提出结论和观点，效果往往会更好。对于学生不太 熟悉或者刚上讲台的年轻教师，则应考虑使用系统的逻辑论据和论证，在讲解中让学生自己 明确应有的结论和观点。 正确运用暗示还要避免暗示带来的消极影响。暗示的作用是两方面的，既有积极作用，也有 消极的作用，其性质主要受提示方向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暗示可能带来 的消极影响。有时候提示者的主观愿望并非如此，然而提示本身却造成接受者产生错觉，作 出与暗示相反的反应。无论暗示者是有意或无意地发出某种信息，作为对象的学生总是有着 自己的见解并把它们视为某种提示，从而作出带倾向性的相应反应。当我们评价某一事物并 从正面提出一定的立场、观点时，也会有意无意地产生暗示作用。因为，评价本身就肯定了 某类事物和现象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当有关的立场、观点不能充分说服对象时，就会起 到消极的暗示作用，将对象引导到事物和现象的消极方面，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有 的教师在课堂上过多地介绍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理论流派，不厌其详，又过多地暴露社会主 义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腐败现象，缺乏分析地述说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繁荣、如何富裕，而对 此的批判和抨击又不全面深刻、充分有力，这就可能使学生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 义制度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产生怀疑，所以，作为引导者的教师一方面应有目的地发出积极的 暗示，另一方面也应避免引导本身所产生的消极暗示，尽管这种暗示并不是作为教育引导者 的教师的初衷。在教学中注重暗示原则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直陈”原则的重要性，暗 示与直陈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教育法论文:浅谈美国职业教育法规的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法规，启示 论文摘要：本文回顾了美国职业教育法规的发展历程，探讨了美国职业教育法规在政府资金投入、立法程序方面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发展的启示。 美国的教育法规体系庞大，种类繁多，到2008年已超过154个，内容涉及：葡渤甫经费等各面。 一、美国职业教育法规的发展历程 以下几个阶段可清晰了解美国职业教育法制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一)萌芽阶段(殖民时期和整个18世纪) 美国最早的职业教育为殖民地时期的学徒制，沿用英国的《工匠·徒弟法》及《济贫法》，可视为职业教育法制化的萌芽。 (二)确立阶段(内战后——1960年代) 1．1862年的《莫雷尔法案》——奠定了职业教育立法基础 该法案规定，按各州在国会中参议院和众议院人数的多少分配给各州不同数量的国有土地，各卅l在5年内至少建立一所“讲授与农业和机械工业有关的知识”的赠地学院莫雷尔法案》可以看作是第一个高等职业教育法。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联邦政府通过资金资助职业教育的原则，奠定了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基础，刺激了各州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加速了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 2．1917年的《史密斯法案》——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形成 该法案把职业教育划分成农、工、商、家政等专业，把传统中学改为兼具就业和升学目的的综合中学，确立了美国的双元教育体系，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分流。它奠定了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立法的基础，加大了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州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干预的力度。这段时期较有影响的职教法规还有1940~(国防职业教育法》，规定拨出1亿美元用于举办军事工业方面的职业技术培讥1945年《退伍军人就业法》，规定由政府贷款使退伍军人安家立业并得到在职训练，在政府资助教育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1946年的《乔治·巴顿法》、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都扩大了职业教育的范围，增加了拨款额度。拓宽了美国职业教育的领域，强调职业教育的全民化，使大量资金不断流入综合中学、社区学院和其它职业教育机构。 (三)迅速发展阶段(1960年代——1980年代) 1960年代大体形成了由中等职业教育、高中后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构成的职业教育体系。 1．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社会化 《职业教育法》将补助的范围扩大到高中毕业生、在职训练人士、残障人士等，取消科目的限制。使其变成面向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教育。它冲破了传统职业教育观念的束缚，强调职业教育目标的多元化，有力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2．1974年的《生计教育法》——生计教育与生计发展 生计教育是一种主张以职业和劳动为中心的教育。其倡导者马兰提倡以职业教育为中心，将这种教育贯彻到中小学、甚至高等教育中去。 (四)改革完善阶段(1980年代以来) 1．1984年的柏金斯法案——开启美国的全民职业教育之门此法案扩大了政府拨款补助的对象，将职业教育扩大到具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之功能，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平等性。 2．职业教育动向 1990年代以后，美国职业教育“分散、低效、落后”的状况招致激烈抨击，为改变这一现状，国会通过《柏金斯职业应用技术教育法》，提出职业教育要面向全体人群，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整合。1993年颁布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规定成立“国家技能标准委员会”，推动职业技能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应用，建立评估和证书制度。1994年通过了《学校——工作机会法》，这是为美国高中以上学生提供的就业训练法案，宗旨是学生能顺利向“工作世界”过渡。2005年对《柏金斯职业教育法修正案(1998)》进行了修改与补充，颁布《柏金斯生计和职业技术促进法》，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整合，工商企业与教育机构密切合作。 二、美国职业教育法规对我国的启示 从对美国职业教育立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职业教育立法的曲折性和超前性。现在我国正在加大力的贯彻《职业教育法》，总结美国职业教育立法的经验教训可以仅我国在职业教育方面少走弯路，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一)政府对立法资金投入的差别 美国职业教育的每次立法必有政府的资金投入。财政的支持极大地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反过来职业教育的极大发展又促进了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财政与职教形成了良性互动。依法保障职业教育的资金支持是美同职业教育成功的重要保证。美国联邦政府每次职业教育立法都有相应的教育项目资助资金。如1994年《学校工作机会法案》颁布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在1995年、1996年、1997年投入到“技术准备计划”的资金分别是1．08亿美元、1亿美元、1亿美元。在《学校工作计划》中的投入分别是2．45亿美元、3．50亿美元、4亿美元。而我国《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的来源缺乏政府针对性的资金投入，经费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也规定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办职业教育、规定了职业教育应产教结合。尽管中央财政2006~已向职业教育投入23亿元专项资金，到2010年，中央财政将总共投入140亿元到职业教育的各项重点中去。但是在立法中缺乏政府相应的针对性的资金投入，效力并不显著。因此，加强职业教育立法中政府对资金投入的规定与相应的保障措施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二)立法体系与程序的差别 美国的教育立法程序是自下而上的过程，而我国是自上而下的过程。美国高度重视法案的制定程序，一般是：提出议案、权力机关审议讨论、通过草案、公布法律。教育法规在制定的过程中比较注意立法技术，要求严格。一般是行业协会、游说集团、选民、政府机构通过州长办公室向议员提出某方面的立法建议。根据这些建议，议员向议会提出立法议案，草案起草后，分送议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同时连同草案制定的必要性，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情况在政府网站上公布，征求公众的意见。立法时要通过听证会，经过对提案人的咨询，明确该立法的受益人，然后才确定是否作为议案。立法的过程中，立法权由联邦宪法授予各州直接控制，因而州层次的教育法数量众多，规定具体，而且法律效力大，执行过程要求严格，通过行政和司法部门推动教育法律的实施，对违反行为严加制裁。我国的教育立法程序与之不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草案)》的拟订为例，国家教委从1989年开始着手研究、起草职业教育法。在起草过程中，总结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经验，并借鉴国外发展职业教育好的做法，经过多次征求意见，进行专题调查。送审稿报送国务院后，国务院法制局又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查研究，会同国家教委对送审稿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草案)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在职业教育的立法方面可以适当参考美国立法程序的做法，广泛收集职业学校、地方职业教育部门的意见，作详细的分析与考证。并提供充分辩论机会，这样才能使立法更为完整。 教育法论文: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概念、意义和结构 【论文关键词】依法治教　教师教育法律素质 教育法律知识 教育法律意识 教育法律行为 【论文摘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已成为当今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依法治教工作的推广和实施、教师队伍的教育法律素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提高教师队伍的教育法律素质，培育法治精神是依法治教的基础工程。笔者将教师的教育法律素质分为：教育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为提高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迅速发展，公民法律意识逐步觉醒。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社会的教育已逐渐成为在法制轨道上运行的教育。“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已成为当今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治教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绝大多数的教师有较强的教育法律素质。没有这一条件，依法治教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一个法律素质水准不高的民族绝不可能建成一个良好的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同理，依法治教工作的推广和实施，教师队伍的教育法律素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研究经历了从关注教师素质结构研究到教师法律素质结构研究，再从教师法律素质研究到关注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研究的过程。这一研究历程体现了人们对教师素质认识不断深化，解构与建构交互作用的过程。教师教育法律素质实际上是法律素质在教师行业中的具体体现，教师法律素质的特殊性是由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它不仅强调教师一般的法律素质，更加关注的是教师的职业法律素质。教师教育法律索质是指教师经过学习和培训所获得的关于教师职业法律法规知识、能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相应思想观念、态度、意识等，它由教育法律法规知识、教育法律意识和教育法律的行为能力等方面构成。 法律素质的核心和关键是法律意识，而法律意识的首要内容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指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行成一种风气，风行即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教师的法治精神是推动教育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译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习惯，现行教育管理中人治的现象仍较为普遍，如果再不强化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教师队伍的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依法治教就难以实现。因此提高教师队伍的教育法律素质，培育法治精神是依法治教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依法治教的奠基石。 对于教育活动基本的伦理规范地遵守，在我国，长期以来主要通过《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来约束教师的行为。而对于这些规范与教师个体及专业团体本身“德一福”一致的关系缺乏起码的确认。《规范》中更多的是教师的义务，而“教师专业生活和基本权利更需要有专业的道德规范给予保障。以确保教师在行使专业权利时免受非专业人士非理性指责与侵犯。”随着教育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出台，不仅是对教师，更是对全社会的人对于教育领域的伦理规范地遵守，提供了基本的要求和底线。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提高，不仅在于他们能够按法律的规定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履行自己的义务；更在于能够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享受幸福人生。 为准确把握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内容，确立合理的概念维度，笔者以法律素质的理论抽象性、内容涵盖性、形式稳定性为坐标，将教师的教育法律素质分为三个层次的内容：教育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又在每一个层次中确定了不同的层次结构。 一、教育法律知识 知法是教师守法、用法和护法的前提条件。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同理，以法治教意味着教育正进入法律调节领域，是用法律管理、规范教育活动或教育行为，解决教育领域的矛盾和纠纷，更多的是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中国二十多年的教育法治建设里程表明，依法治教需要执法公仆，更需要护法、守法的广大教师这要求广大教师首先要知法、懂法，在此基础一L人们才能真正运用法律武器，参与教育教学管理和实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教育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规范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包括人们对法律的评价、态度、关注和期待，换句话说，法律意识就是法律知识在人们心中的内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精神力量，公民法律意识的社会作用是巨大的。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是法制建设内在的精神支撑，是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法治建设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在依法治教的历程中，教育法律规范的贯彻程度和效果依赖于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意识，良好的教育法律意识是教师自觉、自愿守法的内在基础。完善教育法制是实行以法治教的前提。但依法治教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教育法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良好的教育法律意识能推动教师自觉守法。教师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教师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同时，良好的法律意识能驱动教师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据此，又可将教师的教育法律意识分解为法律态度、法律评价、法律关注和法律期待四个层次。法律态度是指教师在教育法律认知的基础上对教育法律所持有的情感，它是教师对法律直观的体验感受。法律评价是指教师依据某种理性的标准，对教育法律的好与坏所做的价值判断，它是教师对教育法律的理性评价。法律关注是指教师对当前的焦点教育法律问题和热点教育法律问题注意留心的程度，它反映了教师主观上参与法制建设的程度。法律期待是指教师对教育法律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的期盼和希望，它反映了教师对未来教育法制建设走向和趋势的期望。 三、教育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一切合法行为。在以法律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在受到法律约束的同时，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不管是法律制约功能，还是法律的保护功能，都存在一个如何最有效地实现法律规则的问题。任何法律不过是一定行为规则而已，规则是法律的存在形式，行为是法律的调整对象。离开了法律行为，法律的意义就无法确定。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认为：“我们一直花费很多时间研究法律规则及其结构，以制定和执行规则。但需要强调指出，法律系统并非仅指规则及其结构。在任何法律系统中，决定性的因素是行为，规则不过是一堆词句，结构也不过是被遗忘的缺乏生命的空架子。除非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被称之为法律行为的问题上，否则就无法理解任何法律系统，包括我们自己的法律系统在内。”法律仅是纸上的规定，要转化为社会的现实，必须依赖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法律调整的手段。没有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法律行为，法律就会毫无实际意义；没有作为法律调整手段的法律行为，法律就无法贯彻实施，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意义。 根据法律行为的表现形式，还可将法律行为分解为守法行为、用法行为和护法行为。守法行为是教师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教师的守法行为是教育法律体系实现的社会基础和基本依据。一个正常的社会，法律遵守行为总是法律实施的主要方面，法律只有在被普遍遵守的前提下，才可能对少数违法者给予有效的制裁，只有法律遵守行为普遍化了，法律规定才可能由机械的律条转化为生动的现实。用法行为是教师依法行使权力的行为。现代法制的基本精神是以权利本位，一个守法的公民不仅要履行法律义务，更要懂得如何行使和主张自己的权力。护法行为是指教师与违法犯罪做斗争的行为，违法犯罪不仅侵犯了他人的利益，更破坏了国家的法律秩序。因此，与教育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斗争是每一个教师的责任。 毫无疑问，实现依法治教的目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教师与其他主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教师作为依法治教的主体之一，只有从教育、制度、评价和惩戒等方面做起，不断提高他们的教育法律素质，教师的教育法律素质才可能真正有一个大的历史改变，依法治教的春天才会真正早日实现。 教育法论文:浅析《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法　立法目的　评价　回归 论文摘要：《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12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快速、长足的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呈现出若干新特点。相对静态的立法未能同步适应甚至制约了职业教育的继续推进和深化。试图对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提出修改建议。 一、立法目的的内涵及研究意义 按照《新华词典》的解释，目的是“人们想要达到的境地和希望实现的结果。”对于目的的规划和确定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的特有活动，是思维的产物。“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用蜂蜡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人之于其它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脱离了或有意识地试图脱离行为的盲目性。在进行某项工作之前，人们总会在头脑中预先勾勒出一个理想结果。进而选择自己的行为模式。立法活动也是如此，甚至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最重要的规范，法律的制定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并并非是对法条的无序堆砌。此时，明确的立法目的能够让立法者透过纷乱繁杂的法律现象，把握法律的本质，使得法律在宏观框架上结构楔榫；微观表述上主旨分明。当立法者在进行职业教育立法时。自然也会对其运行所达到的目标有一个要求或预期。明确的目的性使各个相对独立的法条由一个隐含的主线串连起来，形成互不冲突、协调一致的整体。 立法目的是立法者结合自身需要，通过对法律固有属性的认知、判断和选择，从而形成的以观念形态表达的一种预期结果，即法律制度设置和运行所产生的理想结果。“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目的论是法律制度的本源性理论，是对该部法律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如果把一部法律凝练为一句话，没有什么立法目的更加传神、更加精恰了。因此，职业教育法立法目的的确定，必将深刻影响着整部法律的面貌以及实际运行的效果，而含混而不明确的立法目的则势必导致法律文本的松散和缺乏指向。 二、现行立法目的的表述及其评价 鉴于立法目的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我国在成文法结构安排上往往于法律文本的开篇就开宗明义地阐明本法的立法目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条：“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教育法和劳动法，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条：“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共高等教育法》第一条：“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法，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 如果将三部法律的目的条款相比较，会发现职业教育法与后两部法律虽然在具体表述上不完全一致，但实质上均着眼于“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从表面上看，将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教育类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似乎并无明显的不妥之处，作为教育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势必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必要手段，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一定位却使得职业教育法丧失了自身独立的个性表达。 首先，职业教育法的目的应当定位于别化的特有目的。各项教育法律、法规之间是一种相互分工、相互协作的关系，并共同服务于教育法体系“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体系目的。这种情况就像在一个蚂蚁种群中，存在着雌蚁、雄蚁、工蚁和兵蚁这些不同种类的划分，它们都有着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各自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目的。有的负责繁衍后代，有的负责觅食和建造巢穴，有的负责抵御外来侵害。如果不加区分地把不同种类蚂蚁的目的都看作是维持种群的存在和繁荣，就混淆了它们的角色和存在价值，无法真正判断它们各自特有的行动目的。职业教育法作为教育法律体系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体系中扮演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角色，有着自身独立的目的。对其加以盲目提升和混同，必将使得整部法律的构建缺乏指向而使得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大大折扣。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为首要目的一样，就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来而言，其目的也是个别化的，应当强调其个性，“没有必要专门阐述部门法所共有的根本任务。” 其次，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应当定位于直接目的。正如一所学校购买教学设备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水平，如果一定要把该行为的目的看作提高人类整体文化素质抑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之类的，就不免有些过于牵强了。这并不是说立法目的就是功利而短视的。应当看到，目的是主体的目的，这种内在性的特点决定了立法者对某项制度设计、运行的预期和设想，带有较为浓厚的主观色彩和直接的需要表达。立法者在合理范围和尺度内，能动的选择和有目的性的设计，意图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的当务之急。因此，职业教育法立法目的不能仅仅成为教育法律、法规普适性规律的重复表达，大而化之地把“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本法目的，对立法和理论研究均无裨益，理应围绕和突出“职业教育”这一主题，发掘职业教育法的固有属性和基本功能。并直接、明确地表达出来。 三、职业教育法立法目的的理性回归 法律文本的表达并非始终同立法者的心态完美契合。目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产物，是以观念形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目的不可能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的思维本身就是变化的、渐进的。目的在最初形成时可能是含糊的甚至有所偏差的，但这没有关系，人类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之所以能够完成从猿到人的进化，并逐渐对身边的世界进行合理改造，正是因为人类能够不断地，能动地修正自己行为的目的，使之日趋理性。同样，立法者理念的重大调整也会相应地引起立法目的的变化。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不能拘泥于法条的实然表述，而是应到探寻其应然状态。 如前文所述，应当从职业教育实践性、应用性、针对性的特点人手，结合受教育者和实践层面的需要，发掘职业教育法个别化的直接目的，进而生成结构严谨、意旨鲜明的法律文本。对此，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旨在针对不断变化的劳动环境，通过规范的教育过程传授 符合要求的、进行职业活动必须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职业行动能力)。它还应使获得必要的职业经验成为可能。”在这一立法目的指导下，德国为了加强职业教育的实践性，采用“双重职业训练制”，学生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部分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增强应用性和针对性，一大批职业教育学校建在著名的大企业周围，以便更好地与企业合作。利用企业的优势，按照企业的要求，培养高技术人才。“如德国伊斯勒高等技术学院周围是奔驰、HEG等大企业，曼海姆高等技术学院紧邻德国三大化工企业之一的BASF公司”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在国家的重视下得以高速发展，职业院校招生规模从2002年的不到400万人快速增至810万人，然而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很多矛盾和弊端开始凸显出来，例如青年教师比例较大。缺乏教学经验和相关行业领域从业经历：例如，教学投入不足，教学和实践相脱节，无法满足行业需要等。为了防止职业教育停留在粗犷式的低水平发展模式，可持续地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我国职业教育法立法目的表述上同样应当脚踏实地、切中实质。以促进劳动者职业技能和实际应用能力为目标，以就业和市场为导向。 四、立法目的重构对“教”与“学”的导向作用 (一)严格教师任职资格，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我国职业教育法对于教师任职资格只字未提，这也是现行立法的一大缺陷。教师是教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因素，教育的社会职能必须通过教师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教师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教育的实际水平和效果。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处于高速发展中，然而教师队伍无论在数量和水平上都与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明显不相适应。职业教育要想提高质量、加快发展，解决师资建设迫在眉睫。 纵观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对教师素质和任职资格均作出了严格要求。除了学历上有一定要求外，还特别强调实践经验。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第三节——教育机构与教育人员的资质，对教师任职的专业方向和从业时间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德国的高职师范学院毕业生不能直接任教。必须先参加国家组织的第一次职业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者获得实习教师的身份，进入政府开办的教师实习学院进行两年的实习。两年中，三分之一时间在实习学院接受更高层次的师范教育。完成两年实习、教学和师范理论学习后，他们才可以参加国家组织的第二次职业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者才可能获得正式岗位资格证书。因此，我国在推进职业教育进程中，亦应重视教师之一主体因素，建立行之有效的遴选和培训机制。 (二)在学习过程中突出实践性 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并非培养理论性和研究型人才，而是为社会输送具有很强动手能力的人才。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将所学技能迅速应用于工作中，是职业教育追求的目标。有鉴于此，西方发达国家的高职学校都特别重视提高实践教学内容的比重，把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动手能力作为教学的中心环节， 首先，在教学活动中，应当提高实践环节比例，将其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手段。这不但能够实时检验理论的掌握情况，还切实增强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我国职业教育由于投入不足，实践教学所需仪器、设备和材料等往往不能到位，导致实践课时不能落实，理论讲授比例过大，学生缺乏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而这一情况在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较为薄弱的西部则显得尤为突出。长此以往，势必使得职业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应密切联系相关企业。世界银行国际咨询专家万·亚当斯指出“强调企业、行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确保学校所提供的技能是行业所需要的技能。我们需要让学校承担起学生就业的责任来，使学校的运行更加着眼于市场本身。”企业可以给学生提供完整、真实的实践过程，这是学校的模拟、实验等教学手段不可比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密切联系用人企业，可以及时了解生产领域的新技术、新动向，使得教学活动与市场需求相同步。 教育法论文: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暗示教育法 ［摘 要］ 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的放矢地运用暗示、让学生 自我暗示、用环境来暗示、用人格来暗示能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暗示教学 一、暗示教育法的基本内涵 暗示教育法是指在无对抗条件下，通过语言、行动等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影响 ，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自愿接受暗示者即教育者的某一观点、意见或按暗示的一定方式进行活 动。暗示教育法要求受暗示者在接受现成信息时无需要逻辑论证，并以无批判的接受为基础 。在许多情况下，暗示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引导方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暗示，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主要靠提示、引导，而不是靠论证来影响学生的态度和行为。 社会教育行为学理论指出：人们，尤其是受教育者，有一种倾向，即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思 维的自主地位，不愿意受到别人的干涉、控制，而当对象如学生觉察到外界是有意要说服自 己时，往往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准备，甚至警觉起来，从而对外界的引导如教师的讲授进行挑 剔或产生逆反心理；而当对象没有感觉到外界要有意说服自己时，则容易接受影响[1 ]。比如，无意中听到的话往往更能促使其形成或改变一定的态度。 同时心理学研究发现，个体心理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当一个人认识到了某种事物的存在时， 尽管这样的认识没有充分依据，甚至只是一种被主观肯定了的假设时，也倾向于对此事物作 出反映，尤其当我们是在无对抗的自然的条件下产生这种认识，且当这种认识又与心理定向 相符时，其心理反应就更为明显。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成语，如“望梅止渴"、“杯弓蛇影"、 “草木皆兵"等都表现了暗示的作用。 美国教育家卡耐基认为：不论意见观点多么中肯正确，被别人强迫接受的，总不如自己想出 的可靠——所以，懂得这层道理后，硬要别人接受你的观点，将是很不聪明的做法。最好的 方 法，就是给他一点暗示，由他自己去思考或作结论。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他从来没 有教给别人要干什么，他只不过是像一个思想的接生婆一样，帮助人们产生正确的思想。在 引导教育活动中，当引导者或教育者提出材料而不作出结论时，就是希望对象或受教育者自 己 作出结论，这种教育方法称之为苏格拉底的“产婆术"。 在中国教育史上，暗示教育法 早就为许多教育家所运用。孔子就是一位善用暗示的高手。孔子教育弟子做人，很多时候并 不是直接进行说教，而是或用打比方或言他物，巧妙地暗示弟子做人的原则。《论语》中有 多处这样的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2］（P56)”；“或问礻 二、 暗示教育法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特殊意义 大学生正值17～20岁，在这个年龄段，他们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占据主导地位，思想活跃， 反应敏捷，智力发展达到高峰，主体意识明显增强，他们善于独立思考，也更乐于自我选择 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暗示的作用往往比直接说理或指示的作用更加显著。教育者如果仍 然停留在不厌其烦的理论说教之中，其教育教学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不断随着教育对象的变化作出内容和方法的调整。大学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与中学要求不同，中学政治课以教授学生的知识点为基本任务，其政治教育的功能 基本上靠灌输来实现，教学方法就必然以肯定型为主，即告诉学生“是什么”的问题，可 以 使其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以培育思想、通过理性的选择产生 的认同感为主要任务，所以大学阶段在重述中学某些理论观点时，应重点告诉他们“为什么 ”的 问题。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只从正面的角度来进行论述作出结论，而要使思想 政治理论课能够深入到学生思想的深处。这就决定了在教学中，必须发挥大学生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使他们在兴趣的驱使下，在教师的疏导中，通过自己认真的思索而形成正确的观点 ，进而转化为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学在讲授知识点的时候，大多是以一种观点、一个思路为 基本的方法，这既是应试教育的需要，也是灌输政治理念的需要。在大学阶段，这种办法显 然是不合适的，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应在基本的立场、观点不变的前提下，有选择地 介绍一些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让学生在开放的视野中获得大量的信息，然后通过比较、分析 得出正确结论，以坚定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基于此，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就 不应该官腔十足地板着面孔训斥人，拿“大道理"压服人，用“大帽子"吓唬人，强迫学生接 受 你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而应该和风细雨、循循善诱、适时暗示、潜移默化，依靠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内在的逻辑力量去感化学生，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大学生心理、生理特点以及大学思想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特点和要求,仅靠喋喋不休的理 论说 教，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而恰如其分的暗示与引导却经常能收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功 效。 作为一种教学实际中常用的引导方法，暗示主要是采取直接或间接的语言提示，使学生明白 一定的内涵，并感到有关结论是自己认识到的。暗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明晰的说理相对应的 一种教育教学方法，但暗示并非完全排斥思想的明晰，相反是在学生具备明晰的认知的基础 上适时地转换说理的施教方法。说理教育不是单纯呈现理论概念和专有名词，也不是为了证 明某一理论的正确性而控制性地呈现片面信息，它要求教育者最充分地呈现相关信息和知识 ，在一个开放、真实的背景下，帮助教育对象理顺逻辑、明白道理、提升情感。此外，在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中，除了口头语言暗示外，行为（身体语言）也可以作为暗示的符 号，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行为，其暗示的作用更为突出。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 中，可以由施授人的语言和行为制造一定教学情境来施授。行为学家早就注意到，在肮脏的 环境里提示人们注意清洁、保持秩序总不见效，相反在严肃、整洁的环境中，人们自然而然 地要自我检点，有谁好意思往红地毯上吐痰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教学行为，使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反复地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在学生的自我教育行为训练中，达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 作为教育引导方法之一，暗示也有其局限性。如：由于暗示常常采取含蓄、间接的方式，一 般不付诸压力，因而容易使对象误解或者忽略。此外，暗示也只涉及简单的态度和行为，而 对复杂的深刻的需要系统论证的道理则可能无法触及；同时，由于暗示的作用总是带有随机 性，因而教育对象的态度形成和改变，很难深入到同化和内化阶段。 三、暗示教育法的具体实施 1．针对学生的思想特点，有的放矢地运用暗示 思想政治教育最忌讳的是无的放矢。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就要在充分把握教学 目 的和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的情况下，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恰当地运用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 。 首先，要熟练掌握教学内容。如果教学引导涉及的内容比较简单，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没 有必要“画蛇添足"，学生完全可以自己作出结论，提炼观点。当然，为了强调某种结论 和 观点，也可适当地阐述和延伸，给予恰当的点拨。如一些“大众口号"式的政治观点和结论 ， 就没有必要大论特论，不厌其烦，此时，适当暗示即可。但是如果讲课涉及的内容较多，其 论据和论证较为复杂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要明确地亮出结论和观点，然后再去详细论 述，这样就比学生自己去做效果要好得多。 其次，要了解学生认知心理特征。如果学生具有所期望的思维水平和知识能力，或对问题有 相当熟悉程度，则可考虑含蓄地暗示，让他们自己做出结论，得出观点，反之则采取直陈结 论的观点。如：笔者在讲“道德及其历史发展"一节时，对有的课堂采取的直陈结论的讲法 ，因为 根据课前调查，他们对道德的理性认识并不深，但后来笔者为另一课堂的学生讲这一节时， 我采取的是暗示的方法，收到了较好效果。 再次，要把握学生思维热点。一般理论课、知识课和技能课的教学，都是在学生对于这些课 的教学内容基本“不知"、“不会"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生是一张白纸 ，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接受心理一般来说比较单纯，直接影响塑造意图的因素主要是一个没 有求知欲的问题，全靠教师来讲解和描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则不同，该课程所讲授的许多 内容都不是学生在课前一无所知的，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思想品德、法律修养方面受 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渠道的教育和影响。这种教育和影响既包括积极方面，也包 括消极方面，都会在学生头脑中积淀下来，形成各种各样具有先入为主的“意识框架"， 并 且这种"意识框架"的强弱也因人而异。因此需要教师事先掌握学生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讲述的立场、观点与学生原有的态度差距过大，又不是原则性 的问题，则可考虑使用含蓄、间接的暗示方式；如果差距不大则应明确说出结论，以免学生 因为同化评定效应而感觉不到两者的差距，进而影响教学效果。所谓同化评定效应指的是， 人们会把和自己的态度相距较近的立场、观点，视为相距更近的观点。试图引导学生改变一 定态 度时，一般说来，教师所持的立场、观点，总是与学生对象原有的态度存在着一定差距，否 则，就谈不上教师的引导了。问题在于，这种差距如何把握引导才更为顺利有效。 2．通过行为训练，让学生自我暗示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还可以经常组织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各种知识竞赛、演讲比赛 、课堂讨论、辩论、课堂作业、课堂提问，以及学生自己上讲台讲课等等。笔者在讲授“增 强法 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前，先在课堂上就“法律和生活的关系"进行讨论，学生结合身边 的事畅所欲言，事后他们谈体会：不讨论还不大清楚，讨论后才知道，在当今社 会不学法还真 不行。通过这些教学形式的不断变化，在学生不知不觉、不断进行的积极的自我暗示中，思 想政治课教学的核心内容得到了巩固，深深地在学生的头脑中扎下根来。 3．营造好的教学情境，用环境来暗示 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很善于在课堂内外营造一种气氛，充分利用情境的暗示作用去引 导和教育学生。比如，他们善于利用当地的各种革命历史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以及各种 文化教学手段。在这些特定的情境暗示之中，学生受到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其教育的作用， 往往胜过千言万语。如果时间、场合以及学生兴趣、动机等都不适合于含蓄、间接暗示的方 式，教师就应该直接、明确地亮明结论和观点，反之亦然。如，在当今社会，一些人荣辱不 分， 甚至荣辱颠倒，所以我们在讲荣辱观的时候，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直陈正 确的观点和结论，引导学生的思想走上正确的轨道。此时的沉默、模棱两可，或者哪怕就是 暗示都会起到消极的作用，留下遗憾。 4．提升教师修养，用人格来暗示 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方面，行为的暗示往往比语言更为有效。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 也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笔者曾在大学生中调查：“ 什么时候你的心灵受到强烈震动？"学生的答案有“到建筑工地实习、老师和我们同睡一个 窝 棚地铺时，我们心灵受到了强烈震动"，“当老教授带病坚持上课在讲台上昏倒时，我的心 灵 受到了强烈震动"。由此可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仅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深 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注重在教学和日常行为中，以榜样的力量与 行动楷模去影响感化学生，不仅做“思想的巨人"，而且还要做“行动的巨人"，要通过强有 力的 行为暗示去教育和引导学生。作为教学引导者的教师，如果在学生的心目中确实具有权 威性的可信性，直截了当地、不容置疑地提出结论和观点，效果往往会更好。对于学生不太 熟悉或者刚上讲台的年轻教师，则应考虑使用系统的逻辑论据和论证，在讲解中让学生自己 明确应有的结论和观点。 正确运用暗示还要避免暗示带来的消极影响。暗示的作用是两方面的，既有积极作用，也有 消极的作用，其性质主要受提示方向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暗示可能带来 的消极影响。有时候提示者的主观愿望并非如此，然而提示本身却造成接受者产生错觉，作 出与暗示相反的反应。无论暗示者是有意或无意地发出某种信息，作为对象的学生总是有着 自己的见解并把它们视为某种提示，从而作出带倾向性的相应反应。当我们评价某一事物并 从正面提出一定的立场、观点时，也会有意无意地产生暗示作用。因为，评价本身就肯定了 某类事物和现象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当有关的立场、观点不能充分说服对象时，就会起 到消极的暗示作用，将对象引导到事物和现象的消极方面，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有 的教师在课堂上过多地介绍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理论流派，不厌其详，又过多地暴露社会主 义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腐败现象，缺乏分析地述说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繁荣、如何富裕，而对 此的批判和抨击又不全面深刻、充分有力，这就可能使学生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 义制度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产生怀疑，所以，作为引导者的教师一方面应有目的地发出积极的 暗示，另一方面也应避免引导本身所产生的消极暗示，尽管这种暗示并不是作为教育引导者 的教师的初衷。在教学中注重暗示原则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直陈”原则的重要性，暗 示与直陈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教育法论文:协调式教育法视角下护理管理论文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本院八个病区的临床护士共68人，年龄在20～46岁，其中，近两年新进护士8人，本科学历18人，大专学历39人，中专学历11人，身心均健康，自愿积极配合医院及科室的工作管理。医院结合临床加强护理管理，护理部采取“协调式教育法”，实行“院科两级负责制”，两年间通过这种教育和管理模式，本院的护理工作成效显著。 1.2结果 实施“协调式教育法”后：（1）2012年本院患者的满意度测评平均93.2%，2013年上升为98.6%。（2）2012年～2013年全院无一例护理不良事件发生，各项护理指标均达标，全年护理质量取得了平均得分 99.5分的好成绩。 2协调式教育的方法和过程 2.1岗前培训重思想素质教育，核心制度的学习，强化个人专业理论和操作技能，为临床工作打好基础 岗前培训是新护士成长的良好开端,是培养新护士实际工作能力、促进职业道德形成的重要过程。对本院的新护士由护理部统一进行为期一周的岗前培训，重视护士的爱岗敬业教育，使他们了解医院的发展经历，树立主人翁意识，加强护士的职业道德、礼仪、心理素质、人文素质教育，使他们牢固树立以“患者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服务理念，并加强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学习，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为今后做好临床护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使新护士能胜任临床护理工作，我们给予专题岗前培训讲座，具体课程安排共6天：第1天医院概况、医院护理管理现状（教授2学时）；第2天护理法律法规、护理核心制度（教授2学时）；第3天护患沟通技巧和护士礼仪培训、护理安全及医院感染培训（教授2学时）；第4天护理文书的书写标准和要求、抗肿瘤药物知识、肿瘤健康宣教（教授3学时）；第5天常用护理操作技术、护理应急预案、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教授3学时）；第6天护士职业暴露、化疗防护常识（教授2学时），授课均采用放映幻灯片的方式进行专题讲解。 2.2改变传统观念，连续教育，树立职业形象 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注重培养医护人员自身技术水平，而忽略了职业素质修养、人文素质和礼仪规范的教育，造成医护人员缺乏与患者接触的亲和力。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已从单纯的生物医学领域向心理、社会领域转变，医护人员的形象、言谈举止，对患者尤其是肿瘤患者的身心健康可以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影响治疗和护理效果。因此，新护士进入工作科室，要尽快熟悉所在科室的环境、设施和布置，物品及药品的放置，逐渐认识并熟悉同事，成为科室中的一员，与他们和睦相处，团结友善，工作上互帮互助，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延续岗前培训的学习内容，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临床，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周到的职业礼仪，因人而异地做好患者身心护理，改善护患关系，减少医护患纠纷的发生。良好的护士形象，可以提升服务对象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度”，拉近护患距离，便于在临床上有效地护理各种类型的肿瘤患者，促进临床管理，提高患者满意度。 2.3方便临床护理管理，掌握科室护理制度，给予协调教育，落实护理标准 为了方便管理，教育护士熟悉肿瘤科护理常规，临床护理“日程序、周计划、月目标”制度的内容，护士各班次的职责等，给临床工作提供指引和目标，使护理工作有条不紊，便于护士长的管理。护士长根据相应的制度每天进行巡查，发现哪项工作有纰漏或失误，及时找当事人，给予弥补或更正；每天对各班次的工作进行核查，每周组织全科进行医嘱单、护理单、体温单、特护单、床头牌等的核对，发现问题给予客观真实的记录，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严重者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护士长根据各项护理标准，总结工作中出现不足的原因，查找根源，提出整改措施，对护士进行协调式教育，并强化训练，加强学习和记忆，每月对近期工作中出现的薄弱知识点，科内新开展的工作内容，组织全科护士进行考试，考试成绩记录在科内个人技术档案内，作为年终个人评先树优的依据。 2.4夯实护理技能，加强医护患合作，因患者而异，采用科学的沟通技巧和护理，实行人性化服务等教育方式，规避风险 2.4.1沟通技巧的教育 肿瘤科患者的性格、心理特点有：①内向型：不善于表达，对医护人员工作不满意，会寻找机会表达意见，比如：患者满意度测评时，得分较低，使工作人员难预测，比较难沟通；②外向型：脾气暴躁易怒，不容易控制情绪，偶尔对医护人员不满，会反应强烈，影响护患关系，甚至造成纠纷。所以，护理肿瘤患者难度较大，需要护士使用良好的沟通技能，包括：语言沟通、肢体沟通、表情沟通、文字沟通等，加强人文关怀，如：使用患者接受的称谓；患者疼痛时给予抚摸分散注意力；播放患者喜爱的音乐或提供爱好的书籍，诱导其潜意识的转移，忘却疼痛。根据患者不同的性格特点，因人而异地实施护理。 2.4.2强化肿瘤专科技能训练与考核 肿瘤患者中有药物过敏史的、肥胖而外周静脉不明显的、接受过多次化疗或长期输液造成静脉穿刺困难的、伴有心脑血管及免疫等疾病的患者,容易发生静脉化疗风险。作为肿瘤科护士要提高静脉穿刺技术，苦练基本功，提高穿刺成功率，减少患者痛苦；在穿刺前仔细选择要注射的静脉，确保穿刺成功率，要考虑先从远端静脉开始，保护静脉的合理使用，便于长期静脉输液治疗，还要考虑输液顺畅，输液期间不会发生化疗药物局部渗漏；规避化疗风险，减轻患者痛苦；熟悉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化疗药物外渗的处理，输液过程中仔细观察局部和全身反应；在化疗前使用巧妙的沟通和告知，不同的患者使用不同的告知方法，如：文化层次高，性格开明，知道病情的患者，可以告知化疗的目的、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化疗期间的配合方法和主要事项；对于性格内向，恐惧癌症，不知道病情的患者，可对其隐瞒化疗药物的作用，简单告知化疗期间的配合方法和注意事项；化疗中严格按照医嘱执行，如发现医嘱有疑问，及时和医生联系，发现患者病情有什么变化，及时向医生反映病情，给予妥善处理，日常工作中加强医护患之间的相互信任，团结与协作，将一些隐患消灭在萌芽中，为患者的康复创造有利条件。经过练习后，护理部对护士进行肿瘤专科技能考核，平均成绩由以前的86.2分上升至现在的91分以上。 2.5科学的管理流程，及时沟通教育 本院每年组织全院的中层领导到上级优秀的知名医院参观学习，学习他们的先进管理方法、先进技术，开拓思想、拓宽思路，勇于管理、善于管理的精髓，把学到的先进技术传授给全院专业技术人员；本院还每年派技术骨干到北京、上海、济南等专业对口医院进修，进修回来人员，不仅个人的专业技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还在本院举行的每周业务讲座时，介绍上级医院的先进技术，前端的治疗、护理理论知识，达到提高全院整体专业技术水平的作用。在医务科、护理部的督导下，科护士长利用交接班时，观察各班次的工作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包括：病房的整洁性，各班次治疗、护理是否完善、危重患者的观察治疗及护理是否到位，医护的协调性工作是否严密；对于做得不到位者，晨会时给予指出，或采用问答的方式强化管理，使当事人明白错误，加强记忆，预防其他人员再犯同样的错误；利用晨间护理，加强病房管理，使房间内整齐化一，与患者交流，方便进一步观察病情，了解其对治疗护理的意见，及时地给予解决，并与主管医生、责任护士反馈信息，及时给予工作改进；护理部每周组织全院护士长，了解各病区出现的普遍问题，包括：护理管理、心理护理、影响护理质量的因素，临床护理缺陷和护理隐患等，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护理部每月到各病区进行护理业务查房，改进工作思路，提高护理技能、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完善患者的护理；并进行患者满意度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及时反馈给各病区护士长，进一步加强工作改进，对于问题护士，进行批评教育；护理部根据各病区临床护理中出现的薄弱问题，肿瘤治疗护理的发展，知识的更新需要，每周组织全院护士进行业务讲座两次，每季度组织全院护士进行讲座知识考试，专业技术操作考核各一次，总结成绩，改正不足，督促学习。形成“管理-工作的预见性-工作督导-协调教育-学习-改进工作方法”的科学管理流程。 3小结 用科学的管理，使每月工作有目标，每周工作有计划，每天工作有程序，使各项工作有“章”可依，有标准可查，有制度来约束，做到层层“把关”，逐级管理，形成科学的管理流程。更使工作从检查后整改，转变为预防在先，工作中监管，减少了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增加了患者的安全感和信赖感，管理者适时给予教育，使教育融入到护理管理中，临床应用协调式护理教育，使护士的形象标准化，服务人性化，工作认真化，医护合作化，教育和管理一体化，全院上下一盘棋。护士的工作由以往的被动变为主动，工作积极热情，追求工作质量的完美，成为护士的主观行为，形成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用教育强化管理，用管理促进教育，用过硬的护理技能，服务于患者，受到患者广泛好评，同行们的一致认可。化疗科还被泰安市卫生局授予“优质服务示范岗”的光荣称号。 作者：庞金萍 单位：山东省泰安市肿瘤防治院 教育法论文:自我教育法在思政工作中的应用 一、载体设计上突出“活”，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灵活性 孤岛采油厂位于黄河尾闾的山东省东营市，是中国石化第一产量大厂。近年来，孤岛采油厂在深入学庆油田和其他企业经验的同时，大力开展创新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线宣讲团”“故事汇”“主题队日”等员工自我教育的方式方法，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适应形势发展和企业管理的需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80、90后员工充实到一线，孤岛采油厂员工队伍结构日益呈现出年轻化特点，思想行为上的自主意识和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明显增强。针对这一变化，孤岛采油厂将“一线宣讲团”等自我教育方法进行集成整合，形成更加规范的“班组舆情疏导员”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形式、时间、地点上更加灵活多样。孤岛采油厂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阵地建在班组，从每个一线班组中选拔2～3名威信高、人缘好、素质过硬、沟通能力强的员工担任舆情疏导员，针对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中的空当和盲点，及时抓空当、找盲点进行“补位”，随时随地开展形势任务宣讲，进行员工思想分析、舆情引导和心理疏导，使一线员工真正成为自我教育的主体。与专职政工人员、基层干部相比，“班组舆情疏导员”本身就是员工队伍中的一员，与员工距离更近、关系更紧、交流更深，对于一些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和诉求更容易及时发现、处理和上报。而在形势任务教育和方针政策宣贯等方面，“班组舆情疏导员”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宣讲方式也更容易获得员工们的认同和信服。“大道理化作小家常，身边人说身边事，员工讲给员工听”的方式效果明显优于照本宣科和强硬灌输。 二、作用发挥上突出“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孤岛采油厂加强“班组舆情疏导员”的培训和管理，不断提升他们的心理学应用、人际沟通技巧、形势政策解读等综合素质能力，确保他们能够找准切入点，把握着力点，抓好落脚点，确保自我教育法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一是当好思想上的“稳压器”。班组舆情疏导员改变以往“一刀切”“一锅煮”“我说你听”的宣教方式，从员工的内心需求和矛盾产生的心理根源入手，因人而异、因人施策，实施“望、闻、问、切”思想疏导四步法。“望”即细心观察、全面了解，关注员工细微的情绪变化，掌握工作、生活状况和突发变动等情况，为每名员工建立《思想动态分析档案》，以便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闻”即耐心倾听、缓释情绪，以朋友的身份引导员工敞开心扉倾诉苦恼和牢骚，缓解心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问”即真心分享、交谈引导，在“串门”“拉呱”“聊天”过程中“说事拉理”、真诚沟通，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引导员工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切”即精心分析、对症下药，结合员工性格特点和日常表现，准确判断问题原因，精心制订应对措施，并跟踪疏导效果、总结疏导经验，记入《思想动态分析档案》，随时把准员工思想脉搏。 二是当好行为上的“方向标”。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对于一线员工而言，身边的榜样往往比“纸上”“墙上”“电视上”的标杆典型更具有感染力。为促进班组舆情疏导员发挥表率示范作用，各基层队、站以“标准上高一档、管理上严一格、作风上紧一扣”为导向，对班组舆情疏导员队伍进行严格管理，实行“任期制”“考评制”和“淘汰制”，半年为一个任期，每月通过干部评价、员工评议、业绩评定相结合的方式，对每名班组舆情疏导员作风、形象、能力、素质、作用发挥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核，月度成绩累加得出任期总评分，对前三名进行表彰奖励和经验推广，淘汰末三名，由支委会重新选设。 三是当好生活上的“贴心人”。在新的形势下，一线员工面对来自企业、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职业生涯发展、孩子上学就业、家庭经济状况等问题很容易造成员工心理负担，引起思想波动。针对这些问题，各基层队、站发动干部员工建立“爱心基金”，通过“爱心信用卡”的形式，为班组舆情疏导员设置一定的经济权限，针对身边员工的“难言之隐”“难释之惑”“难解之困”，必要情况下可先使用“爱心信用卡”提取资金解决问题，再上报队部审批，确保第一时间帮助员工解决困难。此外，各三级单位还开通了“绿色直通车”，针对特殊员工、困难家庭的实际状况，班组舆情疏导员可将情况汇总后，通过队干部上报三级单位党委，确认后进行特殊帮扶或捐款救助，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 孤岛采油厂通过选设“班组舆情疏导员”，加强自我教育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实践应用，充分激发了干部员工以油为业的使命感、以厂为荣的自豪感、以队为家的责任感，为孤岛采油厂科学和谐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本文作者：周宗延 单位：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 教育法论文:国外高等教育法人化和市场化改革综述 一、印尼高等教育法人化和市场化的演进 1.早期相关改革政策法规的出台 尽管印尼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但高等教育自治改革从未停止过。早在1996年的第3个高等教育长期发展战略时期（1996-2005年）一揽子高教政策改革就已经开始实施，并明确提出改革的第一阶段应达到：1）通过富有活力的模式来应对剧烈的外部环境变化；2）把提高教育质量和学科关联性作为高等教育发展参照的根本依据；3）提升社会的应变能力和促进社会的公平［2］。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印尼教育加速了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的自治能力。同时，印尼政府希望重点大学通过自治能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培养高质量的毕业生方面被寄予厚望。1999年6月，印尼政府针对高等教育了两条重要的法令（61号令和62号令），61号令涉及对高等教育机构管理的调整，62号令明确提出要把公立大学转变为一个合法实体，即法人。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确定了以“质量、自治、责任、认证和评价”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的5个主题，它被誉为印尼高等教育管理“新的范式”。 2.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从中央集权逐步走向高校自治 相比东南亚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印尼的高校正不断地朝着更大范围的自治方向发展。为了实现“新的范式”，政府挑选了一些著名的公立高校作为改革试点。从2000年至2005年间，大学自治运动改革尽管存在大量的问题但还是取得了重大突破。改革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组织机构调整和民主化的发展。在新的管理结构中，大学不再直接向教育部负责，而是向一个董事会负责，董事会代表着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其中的代表有来自政府、参议院学术委员会、学术团体（包括教师和学生）和社会的相关人士。2001年底，万隆技术学院新校长成为第一个不是政府任命而是由董事会选出的印尼公立大学的校长，2002年3月、8月、9月加扎马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和万隆农业研究所的负责人都分别由它们的董事会选出，任期5年。通过体制的改革，大学和政府之间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变，尽管教育部的手中对大学仍有较大的权力，但高等教育机构的改制毕竟已迈出实质的一步。 3.实行有条件特许入学的学费自律政策 印尼政府实行公立高等学校改制为国有化法人大学法令，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对公立高等学校的资助。该法令被认为是政府在减轻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责任，因而受到人们普遍的批评。在印尼，人们对高水平的高等教育认可度特别高，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更偏爱公立高校，从中也可以看出公立高校的质量高于私立高校。仅占全国高校总数3.11%的公立高等院校，却有63.70%的高中毕业生申请入学；在2007年，只有27.49%的学生被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公立高等院校只能满足31.97%的学生高等教育需求［1］。这些数据显示，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选择公立大学是一个奢求。因此，公立大学的入学更具严格和竞争性。对于改制为法人化的大多数公立大学来说，学生学费的支付比私立大学高得多。迫于自身经济的压力，法人化的大学诉诸一个确定的百分比入学定额给来自于高收入家庭子女。如在2004年颁布国有法人化大学政策之后，其中一个法人化大学试点单位———万隆技术学院，每年只接受来自政府提供的20%的业务费，其余部分的资金来自研究开发项目（45.5%）和学生的学费（8.3%），这就使得万隆技术学院盘算着如何弥补它的近27%的经费缺口。如同其他法人化大学一样，一个解决方法就是采用给那些没有通过国家入学考试，但能够支付高学费的学生以入学的机会。在万隆技术学院的一个物理技术程系，有10个指标就以每个225万印尼盾的费用提供［1］。学费自律政策印证了高等教育把有形和无形的资本私有化，从而使高等教育产品和机会彻底商品化了。 二、印尼高等教育改革特点 1.实行国有高等教育机构法人化 1999年6月，印尼政府正式开始运作国民教育多元化政策，其中就包括把4所印尼古老而享有胜名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私立化［3］，即把万隆技术学院、印度印西亚大学、加札马达大学和万隆农业研究院等转制为国有法人化，之后其他公立大学也不断加入到这个名单内，其中包括泗水技术学院。但高等教育机构国有法人化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反响，其中有关市场化和法人化的争论点是：1）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是否公正；2）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显减少；3）是否过度商业化。来自社会上大多数批评及反对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机构法人化增加了低收入家庭孩子进入高等教育的经济负担。 2.高等教育经费由政府主导走向来源的多元化 在向法人化实体转变的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大学经费的改革。公立大学经费根本性改变必须经过目前的国家预算法和相关规则的详细审视，不能随意更改。直到今天，来自中央政府的经费被投放在特定的项目（即专款专用）以及常规预算（DIK）和发展预算（DIP），怎么取得和使用都是有相当严格的条款规定。在未来的发展中，政府更多的只是充当一个资金的机构角色，并基于毕业生的总数而不是学生的入学人数去构建一个资金使用体制。除了政府经费外，大学还可通过其他途径，如通过咨询和与企业的合作等获得收益。例如1990年，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开始执行本科教学质量、本科教育发展和研究生科研教育等几个计划，通过竞争性方式（如项目招标等）给高等教育机构拨款，旨在促使其提高办学效益，同时也要求高校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传统上，政府不对私立高等学校拨款，但近些年来，印尼国家教育部普通教育委员会也开始探索如何对私立高等学校进行投资，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公、私立高等学校在同一平台上竞争高等教育经费，进一步淡化公、私立高等学校的边界［4］。与先前完全由政府资助的大学不同，国有法人化的高等院校要为自己寻求资金谋求发展，不过大多数资金主要来自学生和他们家庭提供的学费。 3.关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2008年12月17日，印尼政府宣布扩大教育私立化的范围。同时政府也意识国有法人化法实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又试图通过教育法来进行规制。教育法特别提出提高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率，条例规定：“教育机构应筛选出不低于新生的20%的人数，这些人具有高的学术潜能但支付不起学费。”此外，根据对高等教育的承诺，政府加强了对公立大学的资助力度，其中资助金额占它们运作经费的50%。如万隆工学院，国家50%的资助将基本满足国有法人化大学的需求，从而避免大学因财政的压力去寻求其他的资金来源。最后，教育法特别强调所有教育机构都是非营利的运行机构，学生的学费不能超过大学的1/3的开销。尽管教育法关注到对法人化法的主要批评，但与法人化法一样，教育法又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批评，这些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先前提到的3个主要话题（即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不公平，政府减少了对教育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促使公立大学过度商业化），并认为还忽视了3个潜在的问题，即如何解决教育不公平的需要、强调学术标准的需要及追求高等教育价值的需要。#p#分页标题#e# 4.构建质量保障机制 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印尼的高等教育构建了认证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名牌大学相继引进内部认证，其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内部认证实际上是由政府授权高等教育教授委员会对公立和私人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评估和评审，始于1994年。1996年，印尼教育部成立了国家鉴定委员会，主要任务是通过同行专家组的评估，实行质量鉴定，确保高等教育向公众负责。到2000年，委员会只对公立和私立学校中的少量专业进行鉴定，并向公众公布鉴定结论［5］。内部认证的相关规定2001年前所有研究方案由高等学校自愿参照执行，之后通过委员会对高等学校强制执行。通过认证，本科课程分为4个层次，从A（满意）到D（不满意），研究生课程计划分为3个层次：U（优），B（良好）和T（一般）［6］。此外，教授委员会还在2008年初开始试点实行质量认证制度，它是基于国家教育法及政府对高等教育有关规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唯一的国家层面上的认证，类似于我国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质量评估。 三、高等教育法人化和市场化举步维艰 批评人士认为政府应对公共教育负责，贫困的人群正遭受新的教育体制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应抛弃法人化大学法，重新厘定教育体制，摒弃教育法定机构法草案等。 1.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不平等的批评 第一个批评是关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一步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的潜在假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接受高等教育应该是一种社会福利。新修定的教育法特别关注贫穷家庭的学生入学率，并提出专门划出20%的高校升学指标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但据世界银行1995年的数据表明，大多数印尼家庭不可能支付得起高等教育的学费。相比较2001年，2007年的接受高等教育学生总体数下降了12%，这就意味着要求大学把20%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低收入阶层是不现实的，大多数高校也声称和承认更多的学生不属于这个类别。换句话说，强制地把20%的高招指标分配给低收入家庭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有更多的障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很难进入这些大学，更主要是他们很难获得教育贷款和奖学金。有关研究也揭示学生的学业成就深受他们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 2.对高等教育学术价值不断弱化的批评 第二个批评是关于高等教育的学术价值问题。印尼公立大学正逐步提供较好的教育质量，可是，比较2001年和2007年高等教育学生数，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显示出16%的下降，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学生数只下降10%。常春藤联合会的印尼高等教育机构属于法人化大学，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质量标准已经下降了，特别是在学生入学公平和标准问题上。印尼教育部有关领导人曾在教育部网站上发表了相关文章，强调法规的一些利益问题，其中提到给高等教育机构一个合法的机会，即给低分数的学生提供机会取代高质量的另一个学生，只要他能支付得起特别的入学费用。这种观点显然不是以高等教育在维持公平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起引领作用作考量。因此，转型期的大学需要以办学理念、人力资源、公共事业性质等作为杠杆进行综合调整。 3.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监管不足的批评 第三个批评是针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来说的。大多数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是通过宗教团体而建立的，也有一些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是为某一少数民族社区和政治团体需要服务而建成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带有私立性。它们的管理更具有自治性，经营更倾向于商业化，如明灯希望报大学（UPH）是一所私立大学，1994年为力宝集团（印尼一个强大的联合大企业）所建，2008年该大学被环球亚洲杂志宣称，在第一次印尼大学排行榜上，作为最好的私立大学仅略排于印尼大学之后。印尼大学是印尼最有声望的大学之一，这个排名不久引起了争议，认为是为了做广告，以扩大其影响。类似情况不一而足，层出不穷，政府也很难监管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四、结语 印尼是世界上一个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尽管其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反对的声音，这些反对的呼声既是被无情的改革计划引起，也有被其他因素（如贫穷等）所促动，但政府还是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改革。 首先，印尼的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改革的预期目的是要达到“自治、质量、入学和平”等，特别在自治方面，改革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放权和把更多的自治权还给高等教育机构。其次，加强了高校质量监控。印尼政府对高校质量改革进行了规划，一是提出高等教育要和学生自身的需求相联系，把学生培养成富有理智的、具有责任的公民，并有助于民族的竞争力；二是重新设计和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并把它作为培养高层次人员的孵化器，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社会的需要；三是建立有助于民主的、文明的、广泛的、对公众负责的高等教育体制；四是提出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参与（包括地方政府）的具有包容性的改革计划，从战略高度上把对高等教育新的投资和周期性的预算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入学和平等的改革旨在建立一个对所有公民提供有各种机会的、完美无缺的教育体系，鼓励并促使有能力的个体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为今后工作生活作准备。 但在现实中，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信心仍然不足。反对政府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实质上是人们担心该政策将阻止大量贫困人群子女进入高等教育的一种表达方式，实际上也是如此。基于教育的“历史的义务”，反对人士要求政府在公共教育中承担应有的责任，认为假如政府让高等教育成为市场的机器，民众特别是穷人承担高等教育的负担将是前所未有的。但实际上，政府并没有经济能力为追求公平、高水平的教学和教育质量买单。因此，印尼的高等教育改革仍处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 本文作者：张灵 陆瑞旗 单位：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法论文:国防教育法律机制优化思考 以《国防教育法》为例，该法对国防教育制度进行了相对较为全面的规定，包括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的保障、法律责任、附则等六个方面的内容。此外，不同地区的国防教育法规也各具特色。例如重庆市国防教育条例在规定国防教育内容时，注重结合重庆抗战历史、红岩革命事迹等对公民进行国防教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防教育条例中规定教材要分为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两种语言不同的国防教育教材;吉林省国防教育条例规定边境地区应当开展以边境稳定和国家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防教育活动。 我国现有国防教育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军民融合的大时代背景下，以《国防教育法》为指针，加快修订、完善、健全地方性法规制度，已经成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当前日益紧迫的任务。虽然近几年重现了颁布或者修订国防教育法规规章的高潮，注重通过立法引导国防教育的正规有序开展，但是现行的国防教育法律制度也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国防教育法律体系不够完整科学。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了《国防教育法》，但作为国防教育领域龙头法律的《国防教育法》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时修改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律资源之间脱节的现象:《国防教育法》的规定过于笼统，理论层面不易掌握，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地方性法规不能很好地落实国防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要么照抄《国防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要么照抄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防教育条例。因此，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断层，没有形成上下连贯、位阶分明的法律体系。国防教育组织领导体制不够完善。 根据《国防教育法》规定，由国务院领导全国的国防教育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协同国务院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地方政府领导地方的国防教育工作，驻地军事机关协助和支持人民政府开展国防教育。但在实践中中央的国防教育工作由总政群众工作办公室来实施，地方的国防教育工作由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来具体组织实施。根据我国宪政体制安排，国防教育的主体包括政府和军事机关。但是在两个主体中，其权力如何划分，具体的国防教育行政执法究竟以哪个主体为主，法律的规定则不是很清楚。国防教育经费保障制度规定不够到位。《国防教育法》规定国防教育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但并未明确规定国防教育经费占财政收入的具体比例或者数额，各地对国防教育的经费投入参差不齐，经费保障制度也没有具体规定到经费如何拨付、何时拨付、如何使用等具体问题。在法律对国防教育经费的具体比例或数额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的地区在经费拨付上比较随意。在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经费是开展国防教育最重要的物质保障，如果经费得不到保障，很难保证国防教育的顺利开展，更达不到预期效果。 完善我国国防教育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现代战争更加强调国与国之间整体实力的较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推进国防教育体制的改革、整合国防教育法律资源，已经成为加快国防教育法律资源改革的不二选择。完善国防教育法律资源体系，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国防教育发展提供有利保障。鉴于《国防教育法》与地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防教育条例存在衔接不力、重复抄袭现象，有必要由国务院出台一部《国防教育条例》，对国防教育的实施标准进行统一，详细具体地落实《国防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补充《全民国防教育大纲》没有规定的问题，如法律责任问题。在经费保障方面，根据《国防教育条例》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最低经费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具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经费标准，最低不能低于国家统一的最低经费标准，并且经费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逐年增加。国务院设立专门的检查监督机构，对经费落实情况、活动开展情况、实际效果等各方面进行检查，违者依法进行惩处。完善国防教育机构设置，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的体制保障机制。完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就是要把由解放军总部机关和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等军事机关代行的国防行政职能剥离出来，把权力交给政府部门，使政府部门统一行使国防教育职能，真正实现以政府为主体、军事机关配合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 为了加强对国防教育的统一领导，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各级国防教育领导机构的设置和职责，理顺军地在开展国防教育中的工作关系，使“军队的归军队”、“政府的归政府”，有利于强化人民政府国防教育机构对办事机构的领导，彻底解决国防教育工作人员的编制、待遇问题。健全国防教育专项经费保障机制，为国防教育提供经费保障。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对国防教育的投入，是国防教育发展的物质保证。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都是筹措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在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上，开辟其他资金来源，确立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机制。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从实际需要出发，利用投资、信贷、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作用，为国防教育提供经费支持。其次，要提倡和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投资，适当进行表彰奖励。再次，要设立专门国防教育拨款委员会和教育基金会，保障国防教育经费的持续供给。通过以上几项措施，拓宽经费保障渠道，使国防教育经费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还要加强国防教育经费的管理，对于推进国防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作者：王丽娜 单位：西安政治学院学员十七队学员） 教育法论文:计算机项目教育法实践体会 本文作者：罗彩君 单位：陕西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其内容应该是学生感兴趣的和熟悉的，并且能够基本涵盖计算机基础课程的绝大部分知识点。在选择项目时要有一定的广度、难度和深度，与实际应用结合紧密，既不能过于简单使学生失去兴趣，也不能难度太大让学生丧失信心。通过项目任务的设计，解决学生身边一些实际问题，能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学生充分创造和发展的空间，使学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思维得到发展，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 项目教学的实践。在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过程中，以项目为导向，以任务为驱动，课程中的Word、Excel、PowerPoint和Internet等章节都以一个具体项目进行教学，每个项目又分解为若干个子任务，相关的知识点融于任务中，通过完成任务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操作。①Word2003文字处理软件项目实践。主要通过一个具体项目———上海世博会简介，介绍Word文档的编辑、排版、页面设置及打印等操作。项目为上海世博会的一个宣传介绍文档，以图文表格混排的方式，介绍了上海世博会的基本情况，并对其进行宣传，整个项目分解为5个任务。任务一：建立上海世博会相关的文档。建立文档，输入世博会简介的基本文字内容，保存文档。任务二：编辑上海世博会文档的内容。设置文档标题格式、字符格式和段落格式，为文档设置项目符号和编号等。任务三：为上海世博会文档插入图形和图片。为文档添加世博会会徽、世博会宣传海报、世博会吉祥物等图片，制作自定义图形等。任务四：为上海世博会文档制作相关的表格。添加上海世博会各阶段票价等信息的表格，并对表格进行排版、美化。任务五：打印输出上海世博会文档。设置文档的页眉和页脚、页码，对文档进行预览并打印文档等。通过完成各项任务，熟悉Word2003的工作环境和基本操作，并能在实际应用中编辑和美化Word文档。②Excel2003电子表格处理软件项目实践。主要通过一个具体项目———金浩公司职工工资分析，介绍Excel电子表格的制作、数据处理及数据分析等操作。 项目主要分析金浩公司职工工资的构成、职工工资的收入情况，整个项目分解为5个任务。任务一：工资表的建立。建立工资表的结构，输入工资表的相关数据，保存工资表。任务二：工资表的编辑及美化。设置工资表标题格式、工资表单元格的对齐方式，为工资表添加边框和底纹，设置工资表的条件格式，建立个人所得税表并输入相关数据。任务三：工资表的数据处理。计算职工的个人所得税、应发工资和实发工资，筛选出符合条件的职工记录，汇总各个部门的应发工资、实发工资。任务四：工资表的图表分析。分析职工的工资收入情况。任务五：工资表的输出。设置工资表的页面格式、打印工资表。通过完成各项任务，熟悉Excel2003的工作环境和基本操作，并能将电子表格应用于实际工作中。③PowerPoint2003演示文稿软件项目实践。主要通过一个具体项目———制作兵马俑景点宣传册，介绍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创建、美化、打包及放映等操作。项目主要介绍了秦始皇兵马俑旅游景点的相关信息。通过制作兵马俑景点宣传册，可使更多的人了解秦始皇兵马俑，整个项目分解为5个任务。 任务一：建立兵马俑景点宣传册演示文稿。建立演示文稿，编辑演示文稿，保存演示文稿。任务二：设计兵马俑景点宣传册的外观。插入幻灯片，设置幻灯片母版，设置幻灯片的版式、模板和背景。任务三：编辑兵马俑景点宣传册的内容。插入图片、艺术字、自选图形、文本框、表格，编辑文本框和表格，设置插入对象的格式。任务四：设置兵马俑景点宣传册的动态效果。设置幻灯片的切换方式；设置幻灯片内部对象的动画效果；设置图形、文本、图片等对象的超链接。任务五：放映兵马俑景点宣传册。设置演示文稿的放映方式，放映演示文稿。通过完成各项任务，熟悉PowerPoint2003的工作环境和基本操作，并能掌握演示文稿的制作过程和放映方式。④In-ternet的应用项目实践。主要通过一个具体项目———网上订书活动，介绍Internet的基础知识、InternetExplorer浏览器的使用、电子邮件的使用、网上订书的流程等。项目以网上订购“办公自动化”相关的图书为例，介绍了网上订书的流程，整个项目分解为3个任务。任务一：搜索并收藏“办公自动化”相关的书籍信息。打开“当当网”主页，并将该主页设置为InternetExplorer浏览器默认的主页，搜索并收藏“办公自动化”相关的书籍信息。任务二：确定需订购的书籍，提交订单并进行信息确认。 打开收藏的“办公自动化教程”网页，订购名称为《办公自动化教程（新世纪高职高专课程与实训系列教材）》的图书，确认用户相关信息。任务三：查看已订书籍的订单信息。登录“当当网”网站，查看“我的订单”信息。通过完成各项任务，熟悉Internet的基础知识、InternetExplorer浏览器的使用，以及网上订书的流程。项目教学法在实际教学中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该教学方法有机的将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结合起来，不但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了项目要求的理论知识，而且能够灵活的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增强了学生的操作技能。在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中，采用项目教学法，既发挥了教师的指导作用又充分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受到了学生的肯定和欢迎，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教育法论文:有机化学兴趣教育法思考 本文作者：常飞 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建筑学院 讲好绪论，正确引导 绪论是整个有机化学教学的简介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内容中的正式章节[2]。讲好绪论部分，阐明有机化学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使学生真正发挥主观能动性，力求积极主动地学好后续章节。在这一部分，教师介绍了有机化学的发展简史，有机化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发展前景，并概括了有机化学的教学特点、重点和学科学习方法，希望学生对所学科目加强了解的同时明确学习的目的。教师特意阐述了有机化学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工程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虽然涉及较浅，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学生去思考学习有机化学的必要性。通过11种农药“喂养”的豆角、可爆炸的西瓜，到富含有机物的工业废水排放，以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充斥室内外环境等生动的例子，学生开始意识到媒体报道的各种环境污染和有机化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机化学是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基础。 改进教学环节，促进教学互动和教学相长 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学生课前不预习，课后不复习，作业也是应付了事；刚开始上课时学生精力比较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慢慢地就开始左顾右盼，交头接耳，甚至伏案呼呼大睡；有些学生则抱着课外书读得津津有味。针对这些情况，教师对教学环节作了如下改进：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在相应章节适当增加了一些名人轶事、有趣的实验介绍和教师的部分实验室经历等，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绪论部分讲述德国化学家韦勒因一时疏漏而失去了发现化学元素钒的机会，教育学生工作学习中不能疏忽和粗心大意；卤代烃章节中简述了化学家格利雅“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鼓励学生好好珍惜时间，不要虚度年华；旋光异构部分提到了帕金森症的治疗药“左旋多巴”和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第一次用镊子分开左旋和右旋晶体；芳香烃苄基氧化过程中，介绍实验室曾经滴加浓硫酸过快，反应物冲出瓶口，把一个学生吓得发誓以后再不做有机试验的经历等。 通过插播类似“小广告”，可以让学生耳目一新，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在学到书本知识之余，也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知识面，了解了一些试验技巧。加强教学互动和教学相长。中国“90后”大学生勇于展现自我，自信张扬，逆反心理较强[3]。他们要求教师的授课角色顺应时展，从“教育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服务者”。因此，要真正做到教学互动和教学相长，就需要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创造良好的互动平台。课前和课间，教师都留下一些时间和单个学生交流学习情况。和学生一对一地交流，会让学生感觉被关注，更容易接受一些建议。在课堂上，教师也努力改变“满堂灌”的做法，讲解时会经常询问学生的理解情况，鼓励他们随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或困惑。课后欢迎学生就有机化学课程进行交流探讨。这些行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老师高高在上、学生俯首帖耳的课堂模式。 “90后”大学生远远不满足自己只是受教者的身份，他们很喜欢尝试受教和参教两种角色。有机化学不可避免涉及到化学方程式、电子结构、分子构型等抽象概念。仅仅依赖书本上的枯燥文字和简单图片，学生难以真正把握知识的内涵与本质，而电子课件可以作为有效的补充。教师号召学生与自己一起进行课件插件制作。事实证明，学生具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创造力，他们画的结构式、机理示意图效果出众。而在参与过程中，学生们对一些抽象概念也加强了理解，学习兴趣大增。此外，教师也注意到这些电子课件虽然比起板书更形象直观，可以快速传递教学信息，提高课堂效率。但也同时可能造成授课速度过快，学生无法跟上进度等问题。而采取课件和板书相结合的方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注重复习梳理 有机化学表面上知识点众多，反应繁杂，机理各异，但万变不离其宗，几乎所有的有机化学内容都能归结到化合物结构和性质上。对于初学者来说，如果不了解这点，就容易死记书本上散落的知识点，难以构建有效的知识体系，即所谓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对交叉知识点反复提及和前后印证，如在绪论部分已经把有机化学中几种反应类型讲解清楚，课程以后涉及每个反应都会自动归类到基本反应类型中。又如介绍完SN和E反应后，每次遇到一种底物，都会要求学生预测在不同条件下的反应产物，以期学生能熟练掌握；每次课和每章节都进行复习梳理，这样有助于学生把本堂课和本章内容有效组织起来，整理成知识单元；而全部内容学完之后的总复习则有助于学生把知识单元联系起来，形成知识网络系统。事实证明，采取上面一系列措施之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有了明显提高，课堂教学氛围和教学效果有了很大改善。这不仅对本科目学生学习起到积极作用，也能影响到学生对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态度。通过教学实践，我深深体会到：教师要加强专业知识积累，注重与学生的交流沟通，以满腔的热情享受教学过程。 教育法论文:远程教育法应用分析 本文作者：汪跃平 单位：东佛山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副主任，广东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远程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包含多个运行层次和复杂组织构架的系统工程。在实现我国经济、文化等实力迈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人才、教育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电大远程教育以其服务全民的办学宗旨、30多年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办学实践、“天网地网结合、三级平台互动”的一流现代远程教学网络体系、遍及城乡和运作有序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系统等特色成就显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国家决定依托电视大学建设开放大学。让远程开放教育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在开放大学里更加彻底的运用，凸显开放大学的开放性、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充分普及性。远程教育之所以在各国的终身教育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在于它可以促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科教兴国起决定意义的是是人才培养。许多国家的教育实践证明：远程教育可以实现大规模培养人才的梦想，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可以减少学习时间和成本，消除人们在学习时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要大面积地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以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就必须发展远程教育。特别是大量的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依赖于远程开放教育这种教学模式。 远程教育法对终身教育的意义 制定远程教育法，对规范我国远程教育体制，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保障我国终身教育可持续发展，为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和谐的法制环境，规范整合教育资源和秩序，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远程开放教育法的颁布可以完善终身教育法律体系，促进终身教育健康有序发展。为了切实保障我国终身教育可持续健康有序发展，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和谐的法制环境，我国应该尽快启动远程开放教育进行的立法事宜。远程开放教育法作为保障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形式，在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方面有着巨大的意义。关于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我国已经颁布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但是作为规范我国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类型——远程开放教育方面的法律却至今仍是空白,这样的教育法律体系是不完善的，因此,从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来看,远程教育法的制定应是迫切之事。远程开放教育法有助于规范教育秩序，提高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中国加入WTO十余年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国外的教育业纷纷抢滩我国文化市场，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急剧攀升，仅在2011年度，我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已达到33.97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19.32%。国外文化来势汹汹，纷纷在我国抢生源，其实是对我国文化的渗透，但由于我国教育立法的不完善，使得这种教育秩序无法得到有力规范，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安全。因此一定要完善教育立法。远程教育这种新的教育形式完全打破国际时空限制，在招生、组织教学等方面更是灵活，因而更容易成为外国教育渗透的新的触角。一定要尽快制定远程教育法，鼓励和扶持远程教育对外扩张，促进本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我国的远程教育近几年来发展非常迅速，可以用遍地开花来形容，因而难免出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因而规范远程教育秩序，完善远程教育体制，对完构建完备的终身教育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至今为止尚无系统规范远程教育的法规，如远程教育机构的准入条件、远程教育机构的认定机构、远程教育的发展目标、保障机制等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极大地制约了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健康发展，亟待完善。 远程教育法的内容——以建立和完善学分银行制度为重点 关于远程教育法的内容，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进行过研究，认为远程教育法应在远程教育机构的资质、教师准入制度、课程体系、师生权利、法律责任等方面有所规整。在立法形式上可以以单行法的形式，并提出了立法体例。认为具体在体例结构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篇：总则—远程教育机构资质——教师的准入——课程设计——师生权利——法律责任。但是随着对远程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入，认为远程教育立法应该重点突出建立和完善学分银行制度。学分银行制度是来自国外的新鲜事物，它是指学生通过在学校学习或培训获得相应课程的学分，将之存入自己的学分管理账户中，就如同将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中，通过累计最终达到满足某一专业毕业要求的学分从而获得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一种学分管理方式。学分转换互认即在某一学校获得的学分根据一定标准转换成另一学校的相应学分，该校对此转换予以认可。这种学分银行制度和学分互认制度对成年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最终获得大学学位证书完成高等教育非常有促进作用，因为它恰好符合成人学习的特点，满足成人学习的需要，因此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全民学习型社会目标的过程中，这种学习方式大有用武之地。它最终将打通学历与非学历、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之间的沟通壁垒,实现各类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利用,使终身教育真正步入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但是，为了实现学分银行制度和学分互认制度，光有几个学校实施肯定会出现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位阶高的规范性文件来规范和保障，《远程开放教育法》（由全国人大颁布）的出台就更显得迫在眉睫！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规范学分银行制度和学分转换互认制度： 教育部牵头，整合各种教育形式。法律应规定由教育部牵头，将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职工大学、夜大学、自学考试、网络教育以及各种培训教育机构等各种成人教育机构整合，统一纳入开放大学体系，首先可以以会员的形式必须加入。规定办学机制的开放，学生有权将每学完一门课程的学分累积起来，待其达到一定学历层次或培训的学分后，获得相应得学历证书或结业。各会员学校之间的课程学分可以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转换标准进行转换，各会员学校必须互相承认。对拒不按此执行的学校，远程教育法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设立全国性的学分认证机构和地区性认证机构。我国学历教育之间的学分互认制度虽然还不完善，但是已经有免修免考制度，比如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对自学考试、其他高校的课程学分予以承认并实行免修免考，国际间的高校互认通过政府间的协议也逐步扩大。但是社区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之间的互认与转换基本是空白，通过“学分银行”在社区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之间架起立交桥，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首先需要一个权威的学分认证和转换机构。在美国，美国的高校包括远程教育机构进行学分转换的前提是通过区域认证协会的认证或全国性认证组织的认证，如果没有通过以上机构的认证，该校的学生在转学时，一般学分不会得到另一高校的认可。美国有6个地区性认证机构，它们是按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中部地区、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西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设置的单位认证机构，这6个地区的大学和学院按照地区归属组成了6个联合会。全国性认证机构共有11个，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对全国职业和专门职业院校（vocationalandprofessionalinsti-tution）实施认证的机构；另一类是负责对全国信仰院校（faithbas-edinstitution）进行认证的机构。#p#分页标题#e# 美国的大学一般承认经过美国六大权威地区性认证机构和全国性认证机构认证的学分．如果学生需要对这六个机构认证的学分进行转换，大学的招生管理办公室或者先前学习评价中心将对六大权威地区性认证机构认证的学分进行评估。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作法，设立全国性的学分认证机构和地区性认证机构，但是认证机构应由政府主导设立，根据“依托电视大学办开放大学”的宗旨，国家应该立法规定我国的学分评估和认证机构，明确规定依托国家开放大学（中央电大）成立“国家学分银行学分认证中心”，由国家开放大学在全国授权数个地方电大建立地区性的学分认证机构。国家“学分银行”学分认证中心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对地区性的认证机构进行授权和监督、制定标准化框架课程、制定学分评估认证和转换的规则和程序、培训认证人员、对认证纠纷进行最后复议等。地区性认证机构具体负责包括社区教育机构在内的所有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学分认证。学生根据这些权威机构认证的学分，向欲就读的大学申请学分转换，将权威机构认证的标准学分最终转换为就读大学的有效学分。 规定学分认证和转换规则和程序。在建立开放大学的学分银行制度中，明确并细化学分银行的存分机制、贷分机制、兑分机制等。学分银行如同真正的银行一样，也有存、贷、兑等功能，只不过他的标的是学分而非货币。通过明确此一系列机制，使学分银行制度和学分转换互认制度更具操作性。为了使社区教育等非学历学习成果能公平、公正地转化为学历教育学分，首先学分银行必须将这些学习实践或成果“记录在案”，其次必须制定学分认证和转换规则和程序。该规则和程序标准至少应该包含以下方面：非学历成果在学分银行账户中记录的的形式。非学历成果在学分银行账户中记录的的形式是否体现为学分？如果以学分形式体现，则一开始就应由认证机构来认证，而这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因而非学历成果在学分银行账户中的形式应以其最原始的形态体现，即以培训资格证书、课程成绩、实践经历和时间等形式记录在案；非学历成果承认的条件：学分认证的启动程序应该是源于学生的申请，学生向认证机构缴纳申请费，提交申请书，向认证机构提交包括学习成果原件和社区教育机构的证明原件等在内的档案包，必要时组织专家评委对学生能力进行面试考察；非学历成果转换的条件：非学历成果转换条件应包含以下因素：成果与标准化课程框架的对接；证书或课程和实践所转换的对应专业和学分数量的确定；与大专、本科等各层次对接和转换的标准和条件等。由于社区非学历教育主要侧重于专业技能的培训，因此在转换抵免学历教育学分时，应倾向于抵免专业课和综合实践课的学分。这与学历教育之间的学分转换不同，学历教育之间转换学分对专业课折抵较慎重和严格。通过在远程教育法中建立和完善学分银行制度，使我国的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之间的鸿沟和障碍得以彻底消除，从而打破高等教育结果之间的不平等，是我国的终身教育可持续发展，最终“学分银行”为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我国教育四通八达的立交桥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技术支持，也必将为国家开放大学的建设作出贡献。 教育法论文:农村教育法律体系创建 作者：何红英 单位：西南大学育才学院 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主张“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4］；美国社会学家罗尔斯也提出，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该使这种不平等既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又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所有人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5］。由此，笔者认为，不平等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决定了我们有必要用法治的形式对其进行调适。所以，我们用“教育公平”来表达对教育法治首要价值的追求更为妥当。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推进教育公平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促进城乡教育公平是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方向，教育公平的关键是受教育机会的公平，重点在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农村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以法治促公平”，即以“依法治教”来促进教育的公平。法是最优良的统治者。西方社会法学家庞德提出，法的功能在于调节、调和与调解各种错杂和冲突的利益，以便使各种利益中大部分或我们文化中最重要的利益得到满足，而使其他的利益最少的牺牲［6］。因此，法治或许是实现公平最有效的秩序模式。中国目前还处于向法治转变的进程中，法治建设主要还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其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治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和思考，取决于国家对近期行动计划与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果［7］。在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历程中，农村教育的环境与状况会因时因域而有所变动，农村法治始终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因此，在农村教育法治建设中，唯有将国情与域况、全国法制统一与地方自治立法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重庆农村教育法治的现状 （一）重庆农村教育法治进展与成效重庆市把教育作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第一要素，将农村教育改革作为全市教育城乡统筹发展的重中之重。2006年，重庆在全国率先偿还18亿教育欠债，主城九区“普九”欠款的，市政府财政承担20％，区县承担80％，走在了新义务教育法的前面［8］。2006年11月，中共重庆市委二届十次全委会在《关于构建和谐重庆的决定》中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确立了“到2020年时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教育中心”这一发展目标。2008年秋季，重庆全面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惠及全市360万中、小学生。2008年7月是重庆农村教育发展的转折点，教育部与重庆签订了建设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合作协议，重庆自此成为西部地区实行统筹城乡教育的一块“试验田”，全市人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37年上升到2008年的8．6年［9］。到2010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的比例由1996年的56．16％提高到90％，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7年的8％上升到30％，进入了大众化阶段［10］。在农村教育方面，一方面，重庆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解决已颇见成效，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学校已达到623所，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近259万人入学，投入230亿元建设包括农村寄宿制项目、农村远程教育在内的教育重大项目［11］；另一方面，重庆通过城乡学校“百校牵手”、“捆绑发展”、“对口帮扶”等一系列举措，推进了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2011年5月1日，适应《义务教育法》修改的《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将对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中的教育事业发挥重要的影响。 （二）重庆农村教育法律保障的不足重庆在统筹城乡教育“试验田”期间，基本解决了农民子女上学难、农村学生辍学率高以及义务教育完成率低的问题，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工作成效显著，在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等教育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就重庆农村教育的长足发展而言，尚缺乏立法的充分保障，现有的制度尚不能完全解决农村教育的法治保障问题。1．重庆农村教育法律保障的制度供给不足俄罗斯曾严格试行各级政府分担对各级教育经费保障责任的举措，但主要因缺乏必要的国家收入分配机制而以失败告终，后续改革也因欠缺预算机制综合改革经验而陷入具体学校和各级教育拨款的两难之中［12］。我国农村教育经费问题往往体现在拨款之前的财政预算环节和拨款之后的利益分配环节，经费投入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难题。在依法治教的全过程中，依法行政是关键，执法监督是行政保障，权利救济是司法保障，他们与教育立法同步运行或者后续支持，都无法取代教育立法环节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有法必依”的大前提应该是“有法可依”，重庆农村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立法体系的完善。在立法上，重庆地方性教育立法面临诸多困境。首先，地方没有一部针对农村教育的专门法规，目前的制度都是普适于城市与农村的概括性规定，“不同情况相同对待”的立法模式难以保证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据调查资料显示，农村人口对农村教育单独立法的需求比较迫切，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对农村教育单独立法的要求更为强烈。他们认为，需要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农村教育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13］。其次，政策性“意见”、“决定”、“通知”、“方案”的数量与权威远胜于单薄的法律性“办法”，政治的威望远胜于法治的权威。在我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深深地烙上了国家的政治标签。台湾公法学者陈新民认为，指导方针树立了国家的价值观，导引立法方向，其政治和道德作用大于法律意义［14］。重庆农村教育的大政方针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有待于提升到法治的高度，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指导思想或者具体规定。第三，立法层次较低，配套机制不全。比如：《重庆市学生申诉办法》在性质上属于地方性政府规章，在位阶上处于规范性行政立法的最底层，效力略高于地方政府制定的临时性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该办法流于空泛，在貌似完备的授权性与义务性法律规定的背后，缺乏监督、制衡的长效机制，缺乏程序性规范对实体性规范的保障。2．重庆农村教育的内涵不足在城乡比较的视野下，从国内经费投入看，农村小学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75％，但教育经费投入仅占48％，初中教育经费投入农村仅占29％，生均教育经费，城镇是农村的两倍多。从师资队伍看，农村高一个学历层次的教师，比城市低30个百分点，教师学历不合格率高达70％之多［15］。由此可见，农村教育不仅输在了路上，更输在了起跑线上。重庆农村存在地域性极强的特殊人群，即“留守子女”，与因无钱支付学费的辍学儿童、街道乞食的流浪儿童一起构成了三大农村教育弱势群体。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条件继续完成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学习，据教育综合指数估算方法，在过去的10年里，教育对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7．045％，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0．54％［16］。因此，民办教育、职业教育等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但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等尚无法构成对农村发展的有效支撑。重庆的农村教育结构体系主要由三大块构成，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笔者认为，其中包含继续教育在内的成人教育领域的复杂程度高、不确定性强，又缺少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短时间内很难转化为立法规定。重庆多数农村地区教育结构单一，普通中小学教育发展较快，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对薄弱。2010年7月，重庆市决定把所有就读职业学校的农村学生自动转为城市居民，今后10年力争使200万农村学生变身“市民”，新增就业岗位将优先接纳重庆职校毕业生。但是，农村职业教育状况仍不容乐观，全市农村常住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仅为7．3％，职业学校的数量也由2006年的183所减少到2007年的153所，减少了16个百分点，恰恰与农村经济的加速发展背道而驰［17］。重庆农村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比例较低，很多地方的农村职业教育处于近乎瘫痪的状态。#p#分页标题#e# 促进农村教育法律保障的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的完善 （一）促进农村教育地方立法的总体思路立法是一个多元利益群体相互博弈和妥协后做出的制度安排，旨在使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能够享有畅通的利益表达。在农村教育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完善和强化地方立法仍是必然的选择。首先，立法体系的完善要经历一个从“政策文件”到“法律文本”、从“统筹法”到“专门法”的渐进与转变。二战后，日本经历了自《学制》《教育令》《学校令》《教育基本法》到《终生学习振兴法》的演变，实现了向教育民主化立法时期的转变。每一次教育改革的浪潮涌过，都会留下清晰的教育立法的浪迹。笔者认为，日本历次教改的成功经验中最值得借鉴的一点是：改革之后能够及时地将改革成果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稳健改革的步伐、强化改革的功效。其次，重庆农村教育立法面临着两大课题：第一，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农村教育法治，其中首先要确定的是农村教育法规调整对象的范围；第二，我们应该如何建立农村教育法治，其中首先最该解决的是农村教育立法目的与程序性问题。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的法治基础与美国相去甚远，但是，美国在教育立法技术方面的有些做法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确保立法程序透明度，提高公众参与度。可以规定听证会为教育立法的前置程序，确保立法依据的充分与立法内容的科学。 （二）构建促进农村教育法律保障的全国立法重庆地方教育立法已见雏形，但是由于其地方性立法的适用范围仅仅（也只能）限于重庆，因此，如果不能对城乡教育群体进行区别对待、特别保护，也就不可能真正突破重庆城乡教育中的二元结构。笔者认为，在国家层面可制定专门法，如《农村教育基本法》，对农村的特殊情况、特殊问题加以明确和规范。第一，从立法目的看，《农村教育基本法》应当是农村受教育人群权益的保护法，特别针对农村教育的薄弱环节给予农村一定的教育优惠和激励政策，将农村教育中最普遍的现实问题写入法律文本，针对性远胜于全面性，重在发挥法律规范对行为的指引作用；第二，从执法主体看，一定要立足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实情，找到“执法权威”与“便民服务”的最佳切合点，善用“软行政”、“柔性行政”等执法方式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 （三）地方和全国促进农村教育法律保障的立法重点高等教育不是农村教育的长项，农村教育应该回归“实用化”的本质，注重智力成果向劳动生产力的有效转化，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1．革新农村教育内容，调整农村教育结构笔者认为，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培养优秀人才；二是引进优秀人才；三是留住优秀人才。具体如下：第一，做好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共同发展，前后衔接。同时，重视农村中高等学历文化教育，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第二，加强农村高中、甚至专业性大学的建设工作，加强城乡间的校际合作，提高农村师资待遇，引进外来人力资源；第三，通过政策性立法，给予大学生村官一定的优惠待遇，为农村建设提供充足的年轻力量。2．加强职业教育立法，增设职业培训机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应与农业密切相关，其功能在于为农村经济以及农业的发展提供实用型人才，使农村学生既能打下科学文化的基本功底，又能掌握生产经营的各种技能，从而达成既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又向广大农村培养新人的双向教育目标。2009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要重点支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的要求。重庆已经依托职业院校新建了5个农民工培训集团，在移民区县新建或配套改建15个移民就业培训基地。但是，重庆市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人次、实用技术培训人次以及库区移民培训人次并未明显提升，政策扶持的同时尚未将职业培训事宜提到教育立法的日程上来。目前，我国有关职业教育的规范性文件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而当务之急在于建立职业教育培训的立法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在农村教育法律保障中职业教育尤为重要，应通过地方性立法和全国性立法设立农村职业技术培训机构，提升职业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同时颁发相应的职业及等级认证，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学历的认同。 教育法论文:电教项目教育法应用 在电子教学课程中，一般都是电工电子、机电类专业技术课，这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很多院校都是电工维修或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学习，真正涉及到的电子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却很少，这就制约了学生们以后的技能发展。这就需要项目教学法应用其中，在电路的研究中，需要学生们根据实际问题设计电路图，在电路的研究和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更增强了学生对电路的理解认识与技术方面的熟练，也便于达到真正的应用目的，学生在学习中也会觉得理论知识比以前更好更容易理解了。在电子教学中项目教学法的应用需要以下的实施过程： 项目选题的确立。每个学生的兴趣是不同的，他们要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适合他们的项目研究，在选题时很关键的，因为一个好的开头才会有好的结果。随着我国的电子事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熟练操作的技术人员和检验、设计人才。但很多电子专业的学生在就业方面很困难，原因是虽然他们对那些电子方面的课程理论知识很熟练，却缺少了很多的实践经验，不能够熟练电子技术的方法，所以要根据学生们的个人兴趣，给出一个实际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电子方面的项目，让他们自主地选择研究哪个方面，从而提高他们的自主创造能力。 分组制定任务和计划，自主学习。在我们确定项目题目后，全班同学就应该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来分组进行研究讨论了，并且每组选择一个小组长来起带头、领导、负责和监督的任务，给每位同学都分配任务。老师可以和学生们讨论一下，然后制定出我们研究的方向、目标和任务，研究什么样功能的电路。都确立下来后，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制定工作计划，由老师审核和批准后，按电路的每一项工作步骤和程序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在这些都需要，我们对电路的先有初步认识，准备好需要的工具，例如电阻、电线、仪表器、万能表等，我们可以根据电学方面的资料，把那些理论知识借鉴过来并准备应用到我们的实践过程中去。 项目计划的实施。在项目实施的计划中，老师起指导的作用，应用电子方面的知识，在学生面前做好示范，关注学生们自主实施项目的过程。学生们自己设计连接电路，设计电路的走向，确定板的大小，钻孔、焊接、调试等，最终形成了一个产品，就是电路板。又或者我们要掌握布线工艺、元器件选择、电路设计、调试检测等，我们要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巧结合起来，分工实施，然后再融合在一起，我们设计的直流稳压电源的项目就能很好的完成。在这当中，我们不仅可以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了实践中去，还锻炼了我们的互相协调帮助能力和综合处理能力，我们互相讨论和分析，然后把每个人的建议应用到一起，再加上老师的指导意见，我们的项目研究就很好的完成了。这是学生们互相探讨、互相研究、互相帮助的一个过程，也是项目教学法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 项目完成后的检查与评估。当我们把所有的实践都完成后，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做个全面的检查，看看是否存在短路等的现象，最后就把我们的成果交给老师，让老师给我们做个评价。应该先由学生们做个自我评价，来谈谈他们在操作电子技术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心得，再由老师对每组项目研究的检查评价与评分。最后师生共同讨论，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进，哪些学生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新技巧应该鼓励并借鉴过去，遇到问题如何很快的找到解决办法，通过老师对学生们的项目对比过后，找出造成评价结果不同的差异原因，从而更好地促进了学生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 项目教学法在应用时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项目教学法的效果很明显，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例如教师的工作量太大，需要较高全面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教材的不合适，电子技术研究的教材不能太过于理论深奥，这样不利于学生们的自主学习，如果学生们对书本的知识理解不多，而且理论再脱离实践的话，这给项目教学会带来困难，所以在教材上要浅显易懂、重点明确，图文并茂，理论联系实际多一些，适宜项目教学的教材；学生素质不一样，文化基础普遍不是很好，在自主学习和项目完成任务的过程带来困难；项目教学的核心是最终完成一项任务，所以对实验实习的设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结论 总之，在项目教学的过程中，是一个人人参与的自主创造的实践活动，它注重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在完成项目中所做的那些过程。尤其是在电子教学中，需要的是学生们在理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完成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熟练技能，创造新的技巧和方法的过程，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最重要的是能够培养我们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互相协作的能力。 教育法论文:技校电工形象教育法运用 本文作者：宋体忠 单位：南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抓住特征，生动形象，理论联系实际，寓教于乐 笔者发现，学生之所以对电学知识的学习兴趣不浓，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教学远离了生活实际。作为教师，要设法营造一种情景，善于用形象直观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密切联系起来，并形成理性的比较分析，这就是形象教学法的主旨。例如，电工学课中在讲到“安全电压”概念时，指出安全电压是指加在人体上在一定时间内不致造成伤害的电压，国家标准通常说的安全电压是指一般环境条件下36伏以下的电压；“安全特低电压”是24V；而在潮湿、高温、有导电尘埃等特殊环境下人体的电阻会急剧下降，此时规定加在人体上的电压不应超过12V，即“绝对安全电压”为12V。课堂教学中，学生普遍反映没见过这些电压等级的应用实物，笔者就启发学生观察身边的实物，如学校实习工厂车床、铣床、磨床等设备照明灯电压就是36V；而设备维修工常用的手提行灯的电压则是24V，这是因为手提行灯由使用者直接接触，不能完全杜绝在使用中由于各种原因与带电部分触碰，因此必须使用“安全特低电压”保证使用者安全；我们常用的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只有5V，就是12V以下的“绝对安全电压”。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抓住教学对象的特征，挖掘相关形象体，找到合理的比喻对象，将它们相互联系，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使复杂问题简单化。笔者在讲电工基础中的电容器、电容量时，为了说明电容量是电容器储存电荷的能力，就拿起教室里的一个水桶作例子，圆柱形水桶的底面积S是桶内水的体积SH与水位高度H的比值，即S=SH／H，而电容量C是电容器极板上所带电荷Q与两极间电势差U的比值，即C=Q／U。比较两式可得出对应关系：电量Q相当于水的体积SH，电压U相当于水位高度H，而电容量C就相当于桶的底面积S。在水位一样的情况下，底面积大的水桶储水多。同理，一样的电压，电容量大的电容器储存的电荷多，所以电容量是电容器储存电荷的能力而不是储存电荷的多少。此例使抽象的理论与生活中的实物挂上了钩，学生们因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之，教学中将知识点与生活实物相结合，拓展了学生的想象空间和思维能力，启发学生观察生活，使学生愉快学习，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总结规律，深入浅出，张弛有度，科学施教 技校生源基础较差，学生理解力和控制力有限，再加上技校教材多以科学性和逻辑性为主，学生没有兴趣，使得学生上课“开小差”现象尤为突出。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在认真分析基础上，把专业课内容大体分为A、B、C三类，A类是实用性强且浅显易懂的理论或技能；B类是抽象的概念、深奥的原理；C类是烦琐的推导、枯燥的叙述。针对以上分类，笔者制定了“A类熟练掌握，B类重点突破，C类简要了解”的教学思路。例如在讲解电工基础课自感现象的应用时，同学们对日光灯工作原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笔者就把它列为A类内容，直接把学生带入实验室，只进行一些简单的讲解再提出安全要求，就让学生按照电路图独立组装日光灯，结果学生通过短短的90分钟，就把日光灯的原理和组装要领搞得清清楚楚。再如，在讲解如何利用左手定则判断载流直导体在磁场中的受力方向以及利用右手定则判断直导体做切割磁力线运动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时，同学们普遍茫然失措。笔者发现这部分内容冗长，不便于记忆，便把它列为B类内容，讲课时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夸张的动作，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并归纳成口诀。这样一来，大部分同学对各类知识的掌握就做到了心中有数，克服了畏惧心理，调动了思维积极性，学习效率大大提高。 排除干扰、因势利导，课堂教学重实效 教育心理学把人的注意力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两种，有意注意是指有自觉目的，需做一定意志上努力的注意；而无意注意是指自然发生的，不需任何意志上努力的注意。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历来是令老师头疼的问题。课堂教学中学生主要靠有意注意来获取知识，而学生上课注意力分散往往是由于外界刺激引起的无意注意造成的。教师应当善于认清两种注意的本质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机动地处理教与学双方出现的各种矛盾，从而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这也是形象教学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发现学生“开小差”时，教师可以突然停止讲课；教师讲课时声音要有高低、快慢的变化；教师采用故事性谈话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都可以变“无意”为“有意”。一次，笔者在讲电子技术基础PN结的形成时，正好是上午第4节课，教室外食堂里飘来炒菜的香味，学生们顿时窃窃私语、心神不宁。笔者灵机一动提出一个问题：同学们为什么能闻到炒菜的香味？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是因为食堂里炒菜产生的“香味分子”扩散到教室里。笔者及时总结：香味的扩散是由于食堂和教室“香味分子”的浓度差，而PN结也正是P区和N区多数载流子浓度差引起的扩散运动形成的。学生们的注意力一下被拉回到课本上来，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教师应在平时注意培养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因势利导地维持课堂纪律，时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听课情绪，努力延长注意力保持时间。事实证明，形象教学法在技工院校教学中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必不可少。技校教师应全面掌握形象教学法要领，活学活用、举一反三，从而有力地推动技工院校教学任务的完成和各项教学改革的全面开展。

资源环境论文:论我国环境资源利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我国一些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有时是以高消耗和环境的退化为代价的,在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建立起一整套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和机制,利用国家、市场、技术创新和公众相结合的力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资源 经济机制 可持续发展 近些年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加快,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大量消耗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作为代价的,资源短缺和环境质量退化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日益呈现。能否保证具有良好的环境资源成为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环境现状及问题 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增加日益严重,农村环境形势严峻,地方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环境问题引发的贸易争端日益上升,温室气体减排面临困难压力。 (一)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2006我国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588.8万吨。全国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以2005年GDP总量计算,中国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高达5470-12760亿元;在11个特大城市中每年因大气粉尘造成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达50万,40万人患慢性支气管炎。 (二)水污染突出。2006年全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量为537亿吨,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于中度污染,四类以下水质占60%以上。目前全国90%以上的城市水域受到污染,有7亿人在饮用大肠杆菌含量超标的水,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仅达42%。 (三)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呈持续增长势头。目前我国城市人均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440公斤。2002年全国660个建制市产生生产垃圾1.36亿吨,集中处理率为54%, 2004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1941万吨,其中有3000吨的危险废弃物未经任何处置排入环境。 (四)农村环境形势极端严峻。目前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土壤污染日趋严重,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平均每公顷施肥量400多公斤,高于发达国家认定的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我国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有机磷农药中70%是高毒和高残留品种,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力产生的工业污染迅速蔓延,污染灌溉面积占全国灌溉面积的10%。 (五)海洋环境总体污染严重。2006年我国近海岸约25%的海域水质处于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状态。其中近海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平均为11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近岸海域总面积55%。 (六)室内空气污染,地面臭氧、汞污染等。随着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住房装修和家具使用超标原材料,室内污染引起的城市居民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臭氧产生的烟雾降低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减少农作物产量,影响森林面积增长。中国的近地面臭氧浓度居亚洲国家之首。中国作为燃煤大国,汞的排放占了世界相当的份额,环境污染恶化导致地氟病、砷中毒、克山病和农药有机污染物对生殖能力的危害等等。 二、建立完善的体制和机制,实现我国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一)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行政管理体制,提高环境管理执政能力 1.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环境统一综合治理体系。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部,通过增加预算和人员编制来加强中央政府环境执政能力,使其能充分履行在制定法规、执法、分析、监测和专业培训等方面的职责。 2.调整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省以下治理直管体制,使国家环保总局与省级环保局建立直接行政负责关系,强化各级地方政府环境执政能力。 3.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必要时可采用一票否决制。针对污染损害,加强民事处罚力度,并对严重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二)建立适宜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改革现有价格体系,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反映环境外部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使参与市场的经济行为人自发地将环境成本内部化。 2.完善和进一步改进财税体制,形成财税对节能减排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出台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的新税种减少并停止对资源和环境有严重负面影响的财政补贴,强化对节能减排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建立财政贴息对提高资源利用率,推行循环经济,实现清洁生产。 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调节相关利益方在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并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以鼓励环境保护的行为。 4.严格节能减排的微观管理机制,为中国的企业引进环境健康和安全方面的生产标准,提高排污费标准,开展排污权交易。 (三)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建立环境后督察和后评估机制 1.鼓励地方、社区和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界参与公开听证,福利诉讼以及其它自愿性的活动。 2.国家应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机会方面进行宣传和教育。 3.改善公众对有关污染物排放及其造成后果方面的环境信息的获取,以便使他们能以更有意义的方式进行参与。 4.涉及环境保护和开发的重大项目申报应提前 公告,为公众更好地参与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 (四)推动可替代的再生性能源研究,提高资源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技术 1.突破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技术瓶颈制约,把能源、环境、农业、信息和生物等领域的重大适宜技术开发放在优先地位,重点组织开发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以及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术等,不断提高单位资源消耗产出水平,从源头上缓解资源约束矛盾和环境的巨大压力。 2.加快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地热能、海洋能等,促进能源供给结构的多元化、逐步改变依赖石化燃料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 3.积极建立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信息系统和技术咨询服务体系,及时向社会有关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技术、管理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开展信息咨询、技术推广、宣传培训等。 (五)加强农村地区的环境管理 1.优先保证饮用水安全,重点改善公共卫生条件。 2.立足资源化和循环利用,提高废物的综合利用效率和效益。例如,开发并推广沼气池,在条件合适的地区推广太阳能和其它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3.高度重视农村资源污染。探索低成本治理方式和技术。 4.研究和探索能够吸收和固定碳的农业耕作方式,以获得社会环境和全球化利益。 资源环境论文:论利用经济手段加强自然资源开发的环境管理 摘要 我国传统的自然资源开发模式，由于采取自然资源无价、原材料低价的做法，使原材料价格不能反映自然资源开发的完全成本，从而不仅影响了自然资源开发企业的自身发展，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低效率利用和浪费，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自然资源开发环境管理中的经济手段，是以自然环境资源价值理论为基础，采用征收税费、押金、拨款和创造市场等方法，将自然资源开发的外部不经济性内化到开发话动中，通过市场和价格机制促使企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的区别是它注重效率。我国目前采用的经济手段主要是：税务、资源产业管理、土地管理和环境保护等部门征收的税费，但存在着关系不清、缺少依据、作用不强、手段单调和挪用严重等问题，影响了其效果。笔者通过对经济手段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提出了如下建议：加强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与价格研究，核定主要自然资源的基准价值量；建立我国自然资源开发的资源税费和生态环境税费体系；制定自然资源开发项目费用—效益分析规范；取消补贴，提高原材料价格；实行自然资源开发权拍卖制度，建立开发权交易市场；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基金。 关键词： 自然资源，环境管理，经济手段 从产业划分角度看，自然资源开发是第一产业。根据所开发的自然资源的性质不同，可将其划分为两类：一是利用生物资源的农业类开发，即传统的农、林、牧、渔业；另一是利用非生物资源的工业类开发，即采掘业。由于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自然资源又是作为自然物的入以及整个生命系统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不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环境保护考虑，研究自然资源开发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对我国自然资源开发模式的反思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技术落后的大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积聚财富的主要方式只能是大量开发自然资源，我国经济仍只能是资源开发型的经济。在实行资源开发型经济发展模式时，我国采取压低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做法，以刺激加工工业即第二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如在七十年代，按当时汇率计算，国内原油价格仅相当于国际油价的26.4％，目前也只达到国际油价的77％(严绪朝等，1994)。这种做法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从长远看，则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1.1 影响了自然资源开发企业的自身发展 产品低价造成自然资源开发企业长期低利、微利，甚至亏损，自身积累不足，难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制约了自然资源开发企业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粮价低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农业基础投人不足，已严重动摇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再如，石油工业全行业到1991年底，累计负债余额达691亿，资本负债率达到75％(严绪朝等，1994)；国有重点煤矿1993年产煤4.6亿吨，亏损高达50多亿元，平均每吨原煤亏损达1087元(据王森浩1994年文推算)。 1.2 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低效中利用和浪费 产品低价除了造成自然资源开发技术的落后外，还迫使企业在利益驱动下，乱采滥挖，采富弃贫，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破坏自然资源，造成严重浪费。如1990年，我国原煤产量10亿多吨，竟消耗掉40多亿吨煤炭储量，回收率仅为25％；有的小煤窑采1吨煤竟丢掉8.9吨，回采率仅为10％(王和，1994)。另据对1800多个重要生产矿山的调查，70％的有用组分得到综合开发利用的矿山仅占2％；有用组分有半数得到综合开发利用的矿山只占15％；而75％的矿山其有用组分的回收率均在25％以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土规划和地区经济司等，1992)。 原材料低价在刺激加工工业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使企业不注重提高利用效率，在资源利用上处于高投入低产出的状态，以巨大的自然资源消耗维持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目前，我国单位能源所创造的工业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法国的10.61％，前西德的9.09％，日本的7.56％，即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较低的，仅相当于印度的50％(世界资源研究所等，1993)。 1.3 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目前、我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上流失的危害，水土流失面积达15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6％，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其养分损失至少折商品肥4000万吨，直接经济损失上百亿元，其他如沙化、盐渍化损失也达100亿元，草原退化面积接近1亿公顷，并仍以每年100多万公顷的速率在退化(曲格平，1989)。 森林覆盖率仅为13.9％，人均林地面积不足0.12公顷，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5％，并且每年以2-3％即230-345万公顷的速度减少，我国3万余种植物中有4、5千种正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有的濒临灭绝(国家环境保护局，1987)。 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晋陕蒙接壤地区是我国的重要能源基地，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86.5％，土壤侵蚀模数高达1-3万吨/年，年向黄河输沙量近4亿吨左右，占向黄河输沙量的1/4。神府、东胜矿区废土废渣堆积总量达6800多万吨，其中有60％直接倾倒于河流，有的地方河道淤积，造成泄洪困难，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据测算，该矿区年环境成本为3819.6万元，平均每生产1吨原 煤的环境成本为1.05元(西安煤炭设计院，1990)。我国正在实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变，与这一新的经济体制相适应，改革自然资源的开发 模式，利用经济手段加强环境管理，减少资源开发的外部不经济性，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 运用经济手段进行环境管理的基本理论(蒋庭松等，1991，1991，1993) 2.1 环境管理经济手段的理论基础：自然环境资源价值论 我国长期实行原材料低价的资源开发政策，除了由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外，还因为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错误，这就是片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自然资源是天然存在的，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没有价值和价格。 其实，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指出：“作为要素加人生产但不需要代价的自然要素，不论在生产中起什么作用，都不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加人生产的……但是如果在发展的进程中，必需提供的产品比利用这种自然力所能生产出来的还要多，也就是说，如果必须在不利用这种自然力的情况下，或者说在人或人的劳动的协助下生产出这个追加产品，那末一个新的追加的要素就会加入到资本中[1]。”这说明，马克思认为，自然力没有价值存在一个界限，一旦超过这个界限，人类就要为此追加劳动，自然力也就具有价值。这是因为，自然环境资源的再生产过程，首先是自然再生产过程，在一定限度内，自然环境资源可以自然地更新、再生、恢复和增殖；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强化，其自然再生产已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必须付出劳动，这就使它具有社会再生产的性质。因而，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即为在其自然再生产能力之上，人类为维护、恢复、增殖自然环境资源所应付出的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由此可见，商品的价值是再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考察自然环境资源价值，应从生产以及再生产自然资源所“必需的”劳动而不是“实际付出的”劳动角度进行，才不会因为人类的历史失误而低估了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 自然环境资源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包括两类，第一类是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后，为改善生态环境状况而进行的劳动，如治理污染、治抄保水、植树造林等，这类劳动可以称为直接劳动；第二类是在某项自然资源开发行为发生前预见到其将对生产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为保护生态环境，改变该项行为本身所付出的劳动、或伴随该行为发生的同时而附加的劳动等，如开发替代品、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消耗等，这类劳动可以称为间接劳动。 2.2 环境管理经济手段的作用机制：外部不经济性的内化 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自然资源开发产品价格应当等于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外部成本(MEC)与边际使用者成本(MUC)之和．MPC是自然资源开发的边际成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成本；MEC是在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损失；MUC是由于现在开发自然资源而放弃的其未来效益和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自然资源开发的环境管理经济手段是通过各种方法，使这些成本能反映在原材料的价格中，从而通过市场和价格机制使资源开发活动循着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发展的道路进行。 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收税和收费。这是经济手段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政府通过征收税费而使环境成本和资源价值直接反映在产品价格中，也就是将外部不经济性直接内化到资源开发生产过程中，从而刺激开发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由于存在市场竞争机制，若开发者使用了超过社会所必要的、平均的自然资源消耗量，或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程度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则其付出的税费(即反映在产品价格中的MEC和MUC)也就高，其个别劳动时间就会超过社会劳动时间，则在其将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时，其利润就会低于社会平均利润；反之，若其自然资源消耗量、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则会获得超额利润，这就刺激企业不断降低成本以追求更多的利润，而当大多数开发者的MEC和MUC都下降时，整个社会的MEC和MUC也会相应下降。 押金制度。政府要求自然资源开发者在开发前交出一定数额的押金，当开发者按照一定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予以恢复和补偿，如植树造林、复垦等以后，再将其返还，否则予以没收。这实际是通过押金迫使开发者从事前述第二类自然环境资源再生产劳动，这样该类再生产劳动也会反映在开发者的产品价格中，再通过竞争机制使其不断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使用。 政府拨款。政府对经济上不能盈利的环境保护项目进行拨款补助，从而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这实际是由政府从事自然环境资源的第一类社会再生产活动。 创造市场。上述手段都是与价格有关的措施,而创造市场则是直接为环境商品创造一个市场，使其在市场上直接交换，最典型的创造市场是许可证交易。这一类经济手段也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自然资源的开发权和生态环境的使用权向经济效率最高和环境效益最好的开发者配置。 2.3 环境管理经济手段的优点：效率 由于开发者之间存在着知识、技术水平、装备条件等的差异，每个开发者有着不同的边际成本，存在着不同的最佳自然资源开发水平和最佳环境污染水平。在采用行政手段进行环境管理时，往往会因“一刀切”而使开发者的资源开发量和污染水平高于或低于最佳水平，造成浪费，影响了效率；而经济手段则通过市场机制使各种资源在不同开发者之间得到合理配置，使每个开发者的资源开发量和污染水平均达到最佳水平，由个体最优从而实现总体最优，提高了环境保护工作的效率。 3. 我国自然资源开发环境管理的现行经济手段及其评价 我国目前实行的经济手段主要是征收税费，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税务部门征收的资源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中华人民共国资源税条例(草案)》规定了石油、煤炭、盐等9个资源税税目。 资源产业管理部门的收费。如地质矿产部门征收的矿产资源费；水产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规定征收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建设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征收的地下水资源费；林业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收的林地补偿费、伐除林木补偿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等。 土地管理部门征收的土地复垦保证金。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征收的排污资。 某些地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试行征收的生态环境补偿费。 如福建省对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征收环境补偿费；江苏省对集体矿山和个体采矿业征收矿产资源费和整治基金；广西壮族自治区对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选矿征收排污费；山西、内蒙古、湖北、陕西、新疆等省、自治区也制定了对自然资源开发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的有关政策，准备付诸实施。 上述各种经济手段对于遏制自然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筹集环境保护资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政出多门，缺少协调。如上所述，各个部门与自然资源开发有关的收费名目繁多，有的相互之间重复，有的缺乏法律依据，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这就削弱了国家作为自然环境资源所有者代表实现其价值的权威性，影响了这一手段的效果。 缺少科学依据，激励作用不强。没有根据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以及开发活动的损失为基础制定收费费率，标准偏低，从而难以刺激开发者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手段单调。如上所述，运用的经济手段绝大部分为征收税费这一种，而其他经济手段则运用甚少。 资金挪用严重。既然收取的费用是自然环境资源价值的体现，是自然资源产品成本的一部分，那么，为了维护自然环境资源的再生产，这些费用必须再投入到自然环境资源的恢复、保护与增殖项目中去，但被挪作它用的现象却时有发生。挪用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也是最普遍、最不被人注意的形式是，根据管辖权限收费，安排使用。这就造成位于一地的开发者向在另一地的管辖者交费，这样，当地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就不能得到补偿，这部分价值实际是被挪到别处使用了。 4. 关于我国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自然资源开发环境管理的建议 4.1 加强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与价格研究 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与价格研究，是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自然环境资源开发的环境管理的基础，税费及押金标准的制定，以及对交易市场的监督，都需要以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为依据。我国各级土地管理局组织力量，评定了城镇土地的基准价格，作为土地交易、调控土地市场的依据。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做法，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对我国主要自然资源的基准价值量进行评估，为管理和决策服务。 4.2 理顺各种收费的关系，建立我国自然资源开发的资源税费和生态环境税费体系根据自然资源开发产品的价格构成，从环境保护角度看，经济手段所要影响的主要是MEC和MUC两个部分。MEC部分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环境污染损失，通过排污费收取；一部分是生态破坏损失，通过拟议中的生态环境补偿费收取，这便构成了自然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税费体系，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征收。MUC部分，以及部分属于MPC的公共部分，则构成了自然资源开发的资源税费体系，可由资源产业管理部门负责征收。建议根据这样的体系构想，对现有收费进行清理,保证两个体系之间、以及每个体系内部各项收费之间的关系明晰,并通过法律文件加以明确。4.3 强调费用—效益分析在自然资源开发项目评价中的地位 建议尽快制定和完善自然资源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规范，应对自然资源的价值、开发活动的效益及其生态环境破坏损失作全面估算，并进行比较，为项目决策提供依据，为项目成立后所要征收的资源税费和生态环境税费的确定提供依据。 4.4 取消补贴、提高原材料价格 经济手段的核心就是使自然资源开发产品即原材料的价格，反映开发过程的完全成本，因此，应当取消对资源开发的财政补贴，放松对原材料价格的政府控制，使价格能够对资源开发者和利用者产生调节和刺激作用。也不必担心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导致通货膨胀，分析表明，真正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引起的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幅度较小，其最大弹性系数在0.6左右，即原料价格上涨1％，总体物价水平最多上涨0.6％；而且前面的分析表明，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最终是能够导致成本下降，从而使物价水平下降的。 4.5 综合运用多种经济手段 在征收自然资源开发的资源税费和生态环境税费的同时，应注意运用其他经济手段，特别是为环境保护创造市场，如实行资源开发权拍卖和交易。对一些缺乏税费征收标准或难以专门制定标准的开发项目，可在对资源进行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对开发权进行招标拍卖，将拍卖所得资金作为生态环境的恢复费用；并逐步建立开发权的交易市场。 4.6 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基金 将征收的部分税费集中起来，成立自然资源保护专项基金，资助自然资源的恢复与保护，替代资源的开发，以及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等工作，促进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象经营普通商品一样经营自然环境资源这一特殊商品，使其不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还能进行扩大再生产。 资源环境论文:我国资源环境科学可持续发展战略 1.资源与环境科学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我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快速发展,根据我国在恢复经济发展阶段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是我国的三步走的发展时期,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段时期内我国的总体经济目标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了完成这个经济发展目标,有关部门要协调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处理好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而这种观念也是我国政府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精髓,关键是要协调和平衡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不以牺牲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为代价追求短期的发展结果,而是要从社会和自然的角度出发,寻求发展中的平衡和共生共荣。人类社会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同时也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种情况下人类要结合实际情况,在保证不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平衡的情况下,寻求更加科学的发展道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能源危机,我国也不例外,最突出的表现为我国的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储备量已经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化工和矿物工业生产的需要,而作为人民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水资源,也呈现出短缺的趋势。此外,由此引发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表现为自然灾害频发,土地质量下降等。这些现象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很大程度上阻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我国由于各种环境问题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当于总体国民经济的增长量的百分之八左右,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尤其是作为占我国工业生产比重较大的化石能源与矿产工业,其每年因资源问题导致的经济损失占我国经济产值的百分之十七,不难看出,解决了环境和能源问题,将很大程度上促进和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 由此可见,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我们要想搞好经济建设,就必须协调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要在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寻求更加科学可行的经济发展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危害,并且能够利用自然环境来有效维护经济发展的成果,使我国经济发展走入更加理想的轨道,更快的实现我国的三期发展目标,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跻身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之列。 2.我国资源与环境科学发展的现状 我国有关专家和学者在资源与环境科学方面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基于我国自身的环境资源的特点和形势,全国的资源和环境科学的研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色,下面笔者将进行详细阐述: 2.1研究队伍的专业性和丰富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源和环境科学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支学科门类齐全、经验丰富的研究队伍和教学队伍。这其中不仅包括各大高校的专业领域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还包括各种中青年骨干,可谓是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创新型人才。此外,我国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也相对完善和丰富,不仅包括包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测绘、地理、水文等专业知识,还包括、生态、空间、大气、海洋和环境科新工程等新兴学科。就我国目前的院校设置情况来看,在这些从事资源和和环境研究的单位中,已经有二十八所院校开设了资源与环境学院,其中有资格和能力招收本科、硕士、博士的学校也突破了十五所,这无不显示着我国的资源和环境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的发展状况正朝着更规范和系统的方向前进。 2.2我国具有许多世界上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 自古以来我国就被喻为资源大国,并且由于我国地理位置和面积的特殊性,使得我国的环境和资源的跨度较大,也造就了我国的独特资源结构,使得我国的各种资源和能源在世界整体自然环境中起着较大的影响和作用。最常见的如对全球环境有着重要影响的青藏高原;大面积的黄土高原和岩溶地区;面积广大的内陆干旱荒漠;活跃的大陆内部地震;绵长的海岸线和宽阔的大陆架及其典型的边缘海盆;濒太平洋成矿带;时代较完整的地层剖面和丰富的古生物化石;独特的东亚季风气候特征及其从热带到寒温带、从湿润到干旱区等多样的生态系统;等等。 2.3研究工作有着雄厚的区域观测能力与调查工作基础的依托 我国从事资源和环境方面专门管理部门众多,象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环保总局、测绘局、中国气象局、中国地震局、中科院和高等院校,这些部门和单位有着长期、雄厚的观测与调查能力和工作基础,这对作为应用基础性的资源与环境科学不仅提供了获取数据的保证,也成为发展这一科学的重要力量。尽管我国在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基础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明显的,主要表现在针对重大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较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交叉研究不够,年轻、高层次的综合型学术带头人亟待增加;资料数据和仪器设备的共享缺乏保证等。 3.我国资源与环境科学可持续发展战略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与环境领域的科学研究正跨入全球化、系统化、定量化的新时代,其研究方式和研究重点都在发生重大的改变。笔者经过认真分析和总结,认为其主要发展趋势有以下几种表现: 3.1整体观、系统观的研究思路得到加强 资源与环境领域的科学研究正在跨越以往各类资源之间以及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界限,开始把资源与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不仅研究其自然属性,而且加强对其社会属性的研究;重视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特别是重视选择典型区域进行深入连续地观测,揭示人类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政治化等过程对地球表层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机理,并在高精度观测数据基础上,引入复杂性科学方法论建立动力学模型,为可持续性的资源开发与环境改善工程提供可靠依据。 3.2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和专项计划的组织方式成为主流 以往对单一资源或环境问题的单一机构、单一学科研究方式被针对单一或综合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联合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跨学科、多部门研究方式所替代;并且无论在国际科学界还是在各国国家研究组织中,对重大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基础研究往往是通过设立专门的研究计划来完成。 3.3研究的突破越来越依赖于长期连续观测资料的积累与分析 重大研究计划往往有大型观测计划相配合。全球和国家尺度有关地球环境资源变化的长期观测、监测与信息网络正在形成,包括地球观测系统(EOS)、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00S)、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全球数字地震台网等一系列全球性巨型观测系统;还有众多地区性和国家性大型观测系统;并且集地球空间信息存储、处理、传输和分析为一体的“数字地球”即将出现。 综上所述,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对资源和环境科学的研究,只有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才能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而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是我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的新的发展策略,上文中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对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诸多不足,还望批评指正。 资源环境论文:从物权法到环境资源法 鱼虾苗放流大海是传统法律解释不了的事件。这使得环境资源法浮出水面来。反映了人与物的关系从所有、利用和限制到所有、利用、限制、保护和涵养的变化历程。从物权法到环境资源法反映了人与物关系的变化和人类的反思。物权法不是万能的,而环境资源法也不是万能的。在私法中过多地加入环境资源法的内容,会搞得物权法不伦不类;反之,过分强调公权力在环境资源法中的作用也同样会使得环境资源法的目的难以达到。要正确认识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对于环境改善的作用。 关键词 物权,环境资源法,放流增殖 据报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捕捞船只的增加,捕捞新技术的应用,海洋环境的恶化,莱州湾渔业资源日渐减少,经济鱼类在渤海基本形不成鱼汛,产量越来越低,已严惩威胁到全市的渔业水产和沿海渔民的生存和发展。面对严峻形势,莱州市从1994年开始利用人工育苗技术对日本车虾、海蜇进行增殖放流,收到明显成效。据了解,这样的放流,莱州市每年都要进行。[1]类似的放流在广东也每年进行。[2] 深圳市农林渔业局和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工作人员在深圳东部海岸大鹏湾海域举行粤港联合增殖放流行动,将600万尾对虾苗、10万尾红鳍笛鲷鱼苗、1000万粒扇贝和30吨花蛤苗放流到大海中。粤港两地渔业主管部门希望这次大规模的放流行动,能缓解渔业资源日益衰退的危机。[3] 在物权法上,很难解释象鱼虾苗放流这样的行为。其是民事行为吗?其是民事法律行为吗?其行为的物权法律性质为何? 第一,增殖放流这不是抛弃。抛弃是弃之不要,而放流的目的是为了增殖,恢复生态,提高渔业产量;第二、增殖放流不是养殖。养殖是养殖人在固定的可控制的水域里进行的生产活动,而人工放流不是可以控制的,一旦放流,任其生长繁衍,自由流动;第三,增殖放流不是遗失。遗失是非处于本人的意思而脱离占有,而这些鱼苗虾苗是人们故意放入大海的;四、增殖放流不是埋藏。埋藏是认为地将一物隐藏于另一物,而以上的放流增殖显然不是。这是一种新型的人与物的关系,这是传统物权法无法解释的问题,这是人与物关系的新发展,是一种对自然资源进行涵养的关系。 人与物的传统关系及法律反应 人是大自然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人的力量强大表现在:(1)人是有组织的动物。一个人力量单薄不可为的,在强大的组织面前,任何庞大的物也会土崩瓦解;人类组织了公司、政府、社团等等组织,这些组织的力量之庞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所不及的;(2)人是有智慧的动物。人可以做出许多发明创造,高度组织加上高度创造,人可以在地球上上至太空,下达地下;足迹便两极,身影现深海;遇山炸山,遇水搭桥;截大江,钻山洞;平天堑,填鸿沟;天空中庞大的铁飞机轰鸣飞行,空气中无线电波乱窜。人的力量可谓大矣!是故,在庞大的人力面前,鱼虾捕捞殆尽,山野鸟兽无踪……从前不能为之的今日可以为之:例如对电磁波的利用;从前人类获取的能力较弱,今天则能力较强:比如捕杀鲸鱼,可以动用现代武器,捕捞规模巨大;从前人类反作用于自然界的效果较小,今天则效果巨大:比如修建大坝、大江截流,建设核反应堆等;从前物的利用中污染较小,今天则污染严重:海水受到油污和大陆排放水的污染,天空则有大气污染、二氧化碳过度排放产生温室效应等等。 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利用能力增大,物的形态状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起初,人类利用的物为自然物,如牛、羊,而现在物的形态也是今非昔比变化莫测。比如小到看不见之微生物,大到万吨巨轮、摩天大楼、千里石油管线;长久者有黄金、土地,短暂者有性质易变之化合物;有自然者如牛、羊,但也有制造者如汽车、机器。利用方式也有重大差别。有自然利用者如用牛耕地,也有组合才能利用者如电灯和电源、汽车与汽油。 随着人类对自然反作用力加大,自然的面貌打上了人类活动的深深印记。大山穿洞大江截流;森林砍伐,青山变秃山;掘地三尺,深地里钻石被开采、石油被吸出;波涛万顷之中建立石油钻井平台;烂泥滩上树起钢筋混凝土大厦。按照现代社会的速度,人类的组织能力加上强大的科技能力,长城恐怕不到一个月就能建成。 人类社会之初,总认为大自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财富。肆意向大自然索取。结果大自然不但资源耗费殆尽,而且引起了气候变化。台风暴雨、山体滑坡、赤潮等等,无不是大自然对人类行为的一种惩罚性的回应。 反映在法律之中,初始阶段,人类仅仅在物权法之中,对于过分索取的行为加以限制。例如,法国基于三种理由对所有权加以限制,其中分别是根据所有物的性质加以限制;根据滥用权利禁止的原则加以限制;根据法定的理由加以限制。例如,《法国森林法》L.311-1条第1款规定:“如无特别的行政授权,任何个人不得行使拔除或开发其树木的权利,或行使终止其土地用于森林业目的的权利。”[4]根据“所有权承担义务”这一新时代的立法精神,德国法院从1987年以来的几个案件中对不动产所有权创立了“情势限制性”(Situationsgebundheit)理论,或者称之为不动产所有权的“情势义务”理论。该理论的基本含义是:每一块不动产都和它的位置、状况、地理环境、风景、大自然等因素、也就是它的“情势”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不动产所有权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情势,必须遵守因情势限制性而产生的社会性义务,并只能在其特定情势下从土地取得收益和为处分。一个理智的人总会根据其不动产的位置与公共福利的关系作出如何正确地行使其权力的判断。该理论强调不动产所有权的享有和行使必须服从于社会的平等和公众的利益。[5]中国传统法律中也有对于鱼网的密度进行的限制。但是,总的来说,当时的法律主旨仍然在保护所有和利用的阶段。对于自然界的万物,人类总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许多物进入不了物权法调整的视野之中。例如海洋是共用物;水是共用物等等。[6] 人类对限制人对物的过分利用的法律(限制所有权、限制所有权的取得方式等)仅仅开始在传统法律中修修补补地进行。当时,在人与物的利用关系中,物权法居于核心的地位。 人与物的现代关系及法律反应 但是现代阶段,人类已经意识到危机的存在,人开始对人与物的关系的反思,并且随之发生了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2005年日本世博会结束以后,所有最坚固的钢架或最漂亮的展馆都将无一例外被拆得片甲不留,甚至因建设而被移动的土石、树木也将在展后的一年中被原样移栽回去。从展馆上使用的可解体再利用的钢铁构架、废纸再制成的馆墙外壁与孟买麻材料制成的内部结构,到为展览提供的风力发电机,整个展馆建筑在拆除后都会再次 销售和利用,废弃物为零。[7] 这样,人和物关系的就从第一个历史时期过度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即从人对物的所有、利用和限制时期到所有、利用、限制、保护和涵养时期。在法律的反应上,从仅仅是在物权法刑法中进行支离破碎的规定,从私权救济和私权限制的角度保护环境到产生新的法律门类——环境资源法。 所有+利用+限制(民法、刑法等传统法) 所有+利用+限制+保护+涵养(环境资源法、城市规划法等现代法) 在人与物的关系发展史上,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都居于重要地位。环境资源法与物权法相比有许多共同点,都是调整人与物的关系;从对所有权的限制和相邻权的保护来看,环境法在内容和功能上与物权法的承继关系。但是环境法是物权法所不能为的情况下产生的,就象劳动法和劳动契约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侵权法、产品质量法和民法买卖法的关系一样,前者的产生都是由于后者的功能不足以完成现代社会的需要。 但是,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物权法的核心仍然是“所有+利用”;而环境资源法的核心是“保护+涵养”。两者的区别主要可以概括为: 1、物权法为传统法,而环境资源法为新兴法。物权的产生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环境资源法更多地是工业社会以后环境状况严重恶化以后产生的。 2、物权法为微观法,而环境资源法为宏观法。物权强调的是一个一个的民事主体的利益,关心的是“相邻通风采光”、“逾界自落果实所有权归属”、“典物维护修缮”等这样个体的、特定化的物的问题,而较少关注诸如“地壳”、“生物圈”、“生物多样性”、“大气质量”等这样宏观的问题;[8]而环境资源法较多地关注这样的宏观问题。 3、物权法为私法,而环境资源法为公法。物权法关注的私权利;而环境资源法关注的是公权力为主;两者出发点不同。一个人受到邻地工厂噪音影响睡不着觉,可能对于国家、社会、大自然都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是,对于这个个体的私权利来说却是天大的事。 4、物权法为个体效益法;而环境资源法为社会效益、自然效益法。物权法要关注个体追求财富的愿望,以及保护合法财富,保护财富的安全流转;环境资源法更多关注社会和自然的效益。 5、物权法为个体权利和全体义务;环境资源法为全体权利全体义务。[9] 要正确认识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的关系 物权法不可能包罗万象,物权法的生存空间要受到限制,但是不能否认物权法的重要性。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两者都要强调。环境法是约束力,而物权法是扩张力。物权主体作为私权主体,尽可能想扩大自己的权利。例如捕鱼的时候,肯定想提高鱼的产量,于是,如果没有约束力,捕鱼者利用炸鱼、毒鱼、电鱼、强光照射鱼等无所不用其极。 环境法的约束力 物权法的扩张力 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中,是必须强调物权法的扩张力;同时要强调环境法的约束力。一方面要鼓励保护人们去追求财富、创造财富、利用财富;同时要防止为了追求财富破坏环境和破坏人类生存空间的现象。环境法的约束力要起作用。在法国现代社会,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的限制越来越多。尤其是针对不动产权利的行使(危险或有害健康的工业）。 资源环境论文:对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探究 “大自然是一个严密的系统,任何种类的生物都与其他生物以及整个生态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破坏这种联系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将导致一系列的破坏,甚至会使整个生态系统处于混乱状态1”。雷切尔·卡森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中,便试图唤起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觉醒。同样的,欧洲哲人海德格尔也在黑森林中发出找不到家园的哀叹。然而,绝大多数人的观念,仍然对于环境问题忽视不理。当阿尔.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谈论到全球变暖问题的严重性时,以几近无奈的语气自嘲道,“即使这样直白的数据,还是会有不少人认为,我在夸夸其谈,恐吓人们。而其中也不乏知识渊博的科学家们”。环境问题,确实已需人类关注。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总体分析 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比较直观地反映它们的关系,笔者建构一个简单的框架图,说明各系统之间的初始关系。 人口、资源、 环境既相互依存、 又相互矛盾、相互制约,成为一个大系统、一个整体,整个大系统又由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构成。丰富优化作用而这三者都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人口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境则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人口、资源、环境,只要有一方出现非良性现象,就会破坏发展的基础,从而造成环境恶化和混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圈。因而,要可持续发展,需要彼此之间的协调配合,对每一方面都需进行调整优化。 二、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个别具体分析 1、人口 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是当前世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当今许多科学家认为,全球人口对于环境的压力已经达到了自然界所能承载能力的极限。比如印度2011年普查人口所得数量已超过12亿,年增长率为17.6%,这相对于仅十来年前的5.6亿人口,已夸张惊人。有限的国土面积几乎已经在超负荷运作中,压力骤增。这样的危机背景下,人口对于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是不容小视的。 因此,对于人口数量的调控,田雪原教授提出“全方位适度人口论”,笔者认为十分合理。他将其定义为:相对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人口数量是适当的,质量是稳步提高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即能够促进人口与其他发展因素协调发展的人口2。可以说,适宜的人口增长率和规模、优良的人口素质、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备人口条件。 2、资源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有价值的物质,即为资源。资源可以分为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可分为再生性资源、非再生性资源以及恒定性资源三种。对于土地、森林等再生性资源,可以重复使用,通过人工修整、营造使之再生;但若再生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需要,便会产生资源短缺。亦即,我们索取资源的数量和速度要有一定的限度,即不能超过资源本身或其替代品的再生或更替速度。另外,对于非再生性资源,使用数量有限,用去的量失而不能复得。那么,做一个简单的加法,可再生资源的短缺加上非再生资源的不可再生,总体来说,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处于稀缺状态的,而可持续发展则是无可选择的必须建立在稀缺自然资源基础之上。(对于社会资源利用,取决于不同国家发展国情,此处在所不论。) 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在当今社会,都处于稀缺状态。而同时,人的需求却有无限性。从而,形成了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这里不得不提到田雪原教授提出的“加权效应”。联合国的一项统计表明,1960—1985年世界人口由30亿增加到48亿,增长60%;同期世界能源消耗增长130%,倍加于人口增长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人均能源消耗增长45%的“加权效应”所致。因此,不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资源终将难以为继。 3、环境 在《寂静的春天》开篇,卡森便描绘了一个美国小镇遭受DDT污染的可怕情景。她意图通过这个描写来竟是人们不断增强的环境危机。卡森认为,“与核战争灭绝人类的可能性一样,人类整个生存环境的污染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一百多年前,恩格斯也曾经发出忠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环境无疑关乎着人类的生死存亡,而若是其恶化,后果不堪设想。 世界卫生组织于199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环境因素占全球疾病总负担的23%,换言之,全球23%的疾病起因可以归咎于环境原因。 “工业化20世纪的世纪病”哮喘病,每年可导致400万人死亡,并且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3。无数事例证明着,环境的恶化,可以说是人类所无法承受的灾难。近些年的非典、急性肠炎、疯牛病、核辐射等等,无不与环境恶化相关联。 由此看来,环境影响着人类的健康生活,进而影响着人口的繁殖增长,并宏观的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三、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构想 1、控制人口数量,完善人口结构调整。 对于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控制措施主要采用优生优育的宏观举措,同时也能为人口质量奠定良好的自然和物质基础。对于我国这类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口数量膨胀、人口素质较低的情况,宜从教育现状出发,不断完善教育体制改革,并同时贯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而对于有些发达国家,人口较少、人均素质较高的情况,宜鼓励生育,同时控制外来人口数量,建立完善人口结构。 2、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并重。 对于资源的合理保护,首先要分析造成资源环境恶化的有关因素,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开发的双向发展。对于不同类别的资源,采取不同措施应对。如恒定资源类,只需控制其使用不污染环境即可。而对于可再生性和非可再生性资源,尤其是非可再生性资源,应限制开发,最小限度使用,发挥最大利用效益。 3、结合不同国家国情,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不论对于哪一个国家,都是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笔者前已论述,当人口、资源、环境符合良心循环圈时,便可达到最佳发展状态。把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想协调而建成一个自组织系统,需要尽量减少彼此的摩擦和矛盾,降低由此带来的损失和代价。可建立相应评估体系等,研究诸如资源环境的最佳人口承载力问题、经济适度人口问题等,以谋求可持续发展。 结语 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内在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对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开发需要控制人口数量,完善人口结构调整入手 ,实现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并重,从而推进发展,以达到可持续的状态。 资源环境论文:对我国水资源现状及水环境保护现状评析 一、我国水资源现状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水资源分布不均。近年来我国连续遭受严重干旱,旱灾发生的频率和影响范围扩大,持续时间和遭受的损失都在不断增加。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一半多的城市缺水,其中一部分城市严重缺水,与此同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缺水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我国水资源人均量低。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是我国人口众多,若按人均水资源量计算,人均占有量只有25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在世界排第110位。 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平衡。我国水资源分布同人口、耕地分布极不协调,地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不相匹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36.5%,其水资源量占全国的81%;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3.5%,其水资源量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9%。 年内年际分配不匀,旱涝灾害频繁。大部分地区年内连续四个月降水量占全年的70%以上,连续丰水或连续枯水年较为常见。水涝以及旱灾,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我国水污染情况 我国水资源污染严重、用水效率低下。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水利部门报告显示,我国七大水系、湖泊、水库、部分地区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在所评价的5万多公里河段中,受污染的河道占42%,其中污染极为严重的河道占12%。全国七大水系的水质继续恶化。现代水利工程,如防洪、发电、航运、灌溉、养殖供水等在发挥一种或多种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工程所在地、上下游、河口乃至整个流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可能造成一定范围内水资源破坏,水污染的来源主要有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 工业污染:工业水污染主要来自制造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以及采矿业等等。工厂污水治理不达标。而在一些城市和农村水域周围的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如酿酒、制革、印染等,治理不到位,废水流入江河,造成水污染。 农业废水。除了农产品加工这一间接水污染行业外,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等农业生产活动对水环境也产生重要影响。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肥料和农药的大量使用是水污染的重要来源。大量廉价低质的肥料的使用。容易溶解而被冲入水中造成污染。近年来,杀虫剂的使用范围也在扩大,造成水的污染。牲畜饲养场的粪便直接排入饲养场附近水中,造成水污染。生活污水。尽管工业废水的排放量近年来逐年下降,而生活污水的总量却在增加。大量的有机物进入水中,势必导致水体中溶解氧急剧下降,因而影响水质,严重的使水发臭,鱼类大量死亡。 三、水污染治理办法 为加强水资源保护,防止对水资源的破坏、浪费和严重污染,应有适当的对策。 1增加水资源收费范围,提高收费价格只有施行较高的水资源价格,高额的水污染排污费,就会有效地促使企业采取措施,采用先进的节水技术和生产工艺,研究污水的治理和重复利用,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的环境效益双统一。在生活用水中,人们会养成重复利用的习惯。 2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重复利用率 我国水资源利用率不足50%,重复利用率为20%左右,低效的水资源利用,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和严重浪费局面。 3加强对地下水资源破坏的处罚力度 地下生产作业对地下水资源有重大的污染和破坏行为,对这种污染和破坏行为,应收取地下水资源费、水资源补偿费、排污费,并严格要求较高的水利用率,采取有效措施和技术,减轻地下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严禁超量抽排地下水资源,违者予以重罚。 4废水利用 为纠正以往把废水当作废物的错误观念,应该把废水称作污水比较妥当,借以提高人们对污水也是资源的认识,提高污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如用洗脸水浇花,拖地,冲厕所等。有些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没有充分重视节水问题,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节水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宣传教育力度不够,公众节水意识不强,浪费水资源的现象普遍存在,还没有形成全社会节水的良好风气。 四、我国目前水资源利用成就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水利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国家启动“引黄工程”、“南水北调”等水资源利用课题,目的是解决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水利事业取得了跨越性进展。 1有效地减轻了洪涝干旱等灾害的损失 近年来,我国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尤其是北方地区连续干旱。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取得防汛抗旱的全面胜利。 2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建成了一大批事关国计民生和发展大局的水利基础设施,以大江大河堤防为重点的防洪工程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3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得到加强 对全国31个省主要河流、湖泊、水库的水域进行了水功能区划。依法加强取水许可、水功能区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 五、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供需矛盾日益加剧 首先是农业干旱缺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气候的变化,中国农业,特别是北方地区农业干旱缺水状况加重。近年来农田干旱,水库干旱见底现象频发。农田受旱面积增加,干旱缺水成为影响农业发展和 粮食安全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村边远地区发生饮水困难,饮用水不符合卫生标准。 其次是城市缺水。中国城市缺水现象始于70年代,以后逐年扩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缺水愈来愈严重。 2用水效率不高 目前,全国农业灌溉年用水量约3800亿立方米,占全国总用水量近70%。全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大多只有0.3~0.4左右。发达国家早在40~50年代就开始采用节水灌溉,现在,很多国家实现了输水渠道防渗化、管道化,大田喷灌、滴灌化,灌溉科学化、自动化,灌溉水的利用系数达到0.7~0.8。 其次,工业用水浪费也十分严重。目前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约80亿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10~20倍;我国水的重复利用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75~85%。 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浪费也十分严重。据统计,全国多数城市自来水管网仅跑、冒、滴、漏损失率为15~20%。 3水环境恶化 污水的40%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库,城市地表水,城市地下含水层受到污染。由于部分地区地下水开采量超过补给量,全国已出现地下水超采区,并引发了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一系列生态问题。 4水资源缺乏合理配置 华北地区水资源开发程度已经很高,缺水对生态环境已造成了影响。目前黄河断流日益严重,却每年调出90亿立方米水量接济淮河与海河,因此,对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布局,区域间的水资源的调配要依靠包括调水工程在内的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 综合上述,中国水资源总量并不丰富,地区分布不均,年内分配集中,北方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已经超过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全国范围内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制约因素。 资源环境论文:国内人才资源管理环境 在推进人才工作的过程中,人力资源概念被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在“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中,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成为政府工作的战略目标。政府机构改革中,“劳动局”普遍被“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名称所代替,其背后除了机构职能的调整之外,更体现了政府将“人力资源”的理念贯彻于实践的决心。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而言,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企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一个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其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国外的人力资源管理经典教材大都提到环境因素对管理的重要性。从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而言,环境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指文化、机构框架、运行制度等关涉组织自身的因素,外部因素则主要是指组织外部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组织所在地的社会环境、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因素。组织外部环境对于其人力资源管理往往产生重要影响。包括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具体标准的制定、管理成本的控制、管理战略调整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对人力资源管理外部环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语境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必须考虑中国的社会现实,孙立平教授提出的“断裂社会”理论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十分具有解释力。 一、断裂社会理论“断裂社会” 这个概念主要是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呈现的新特征和新挑战。断裂社会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在地区之间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第三,表现在文化遗迹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在一个断裂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相互理解的程度。 ”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合理欲求得以浮出水面,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合理诉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实践中,农民工、失业群体与在转型过程中掌握知识、资源的群体之间利益满足的程度显然不可相提并论。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日益凸显的问题背后存在一套不平等的动力机制,该机制的核心就是我国社会的权利低水平的均衡,“无论是对于穷人还是对于富人、无论是对于资方还是对于劳方,目前我们制度化的权利保护程度都比较低”。 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 劳动争议仲裁,是指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解决劳动争议,依法居中公断的执法行为,包括对劳动争议进行调解,依法审理并做出裁决的一系列活动。通常也简称为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制度具有不可或缺性。这主要表现在化解劳务纠纷的制度运作过程中。我国劳动纠纷解决机制常被成为“一调一裁两审制”,即主要有调节、仲裁、法院二审判决,实际运作过程中还包括协商制。然而,劳动争议方如果想通过法院判决实现自己的权利,必须首先通过劳动仲裁机构的仲裁,即所谓的“程序前置”原则。 三、劳动仲裁制度与人力资源管理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讲,“人力资源管理具有一种本质性的作用,即可以提高公司的根本水平”。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来自企业,但是并没有局限于此,一些国家相继提出了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宏观层面的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仅要求效率,同时更多地需要关注人力资本的公平配置和再生。然而,不论企业还是政府,其人力资源管理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在断裂社会的视角下考察人力资源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劳动仲裁制度关涉政府、企业和劳动者,涵盖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主客体,因而以之为载体为我们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研究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便利。从宏观视角来看,断裂社会中不同的阶层间存在较深的裂痕。断裂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一部分人被甩到主流社会结构之外,这部分人往往被称之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中部分成员即使其中部分成员能够回到社会结构中去,但是在低水平的社会权利均衡体制下,这部分人力资源的效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而社会权利的较高均衡水平建设的路径就是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尤其要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劳动仲裁制度作为一种利益表达机制和矛盾化解机制正与这种路径需要相契合。首先,这有利于信息反馈。劳动仲裁机构一般从属于政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因而,仲裁中所体现的问题可以较为方便的得以反馈。其次,有利于增加政府的回应性。劳动纠纷现之于政府部门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同时,有研究指出劳动仲裁的案例今年来由显着增加的趋势,仲裁部门工作强度大。然而在政府机构精简潮流中,仲裁部门的人员编制难以扩展,其压力不得不通过政府传到机制上传至决策部门,促使其调整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断裂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不平等必然会带来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不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普遍的“仇官”、“仇富”心态正说明了这一点。从微观层面上看,企业组织尤其是大量雇佣农民工的企业无力阻止这种社会情绪的滋长和蔓延。企业管理中十分强调员工的满足感和认同感,而这正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断裂社会理论指出,社会权利的高水平均衡是解决社会不公的路径。这同样适用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企业劳资双方的权利均衡能够防止资方权利膨胀给员工工作满意度、认同感所造成的潜在威胁,同时能给员工提供心理上的安全保障。集体谈判理论指出,劳资双方权利的均衡能产生使资方关注经营问题、调整发展战略等外部效应。西方发达国家的集体谈判制度相对比较成熟,劳工组织、平等就业法等为劳资双方的权利均衡提供了制度支撑。而我国尚未建成较为完善的劳工权益保护体系,只有一些零散的劳工权利保护制度。劳动仲裁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它不是一种权利主动保护机制,而是一种被动申诉机制。因此,它的作用在于为劳工维护权利提供制度激励。虽然这是一种保障性的激励,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个人的不安全感,从而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相契合。然而,每一项制度背后都承载着相应的价值,而且往往是多重价值。前已述及,劳动仲裁的程序前置问题与行政化已经引起学者们对该制度的质疑。程序前置的规则势必增加仲裁机构的 压力,亦有违仲裁请求方的自由选择权,过高诉讼化的结果导致行政资源的浪费。过度的行政化则可能一定程度上有碍于仲裁的公平公正,难以体现其“中立的裁判者”的价值。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不仅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价值相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制度本身的合法性。 四、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外部环境分析 (一)可能机遇 1.政府的战略支持。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我国人才管理和战略规划工作也不断推进,人才问题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在推进人才工作的过程中,人力资源概念被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在“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中,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成为政府工作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政府机构改革中,“劳动局”普遍被“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名称所代替,其背后除了机构职能的调整之外,更体现了政府将“人力资源”的理念贯彻于实践的决心。政府的支持除了能够推广人力资源理念,同时有助于人力资源管理行业的发展,包括高校人力资源专业建设以及社会人力资源培训、挖掘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2.有限的制度资源。从上文对劳动仲裁制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该制度对规范人力资源管理所发挥的正面价值。而且除了劳动仲裁之外,还有调解、法院二审判决等制度能够在化解劳动纠纷时发挥作用。劳资纠纷处理只是人力资源管理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管理过程中的其他环节也有相关的制度规范。如《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对劳动者权益的规定,《劳动合同法》对招聘、录用的规定,各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用人单位的制约等等。人力资源管理的多个环节基本都形成了相对规范的法律制度,劳资双方的利益都能够在制度的框架内得以保护。 (二)现实挑战 1.紧张的劳资关系。断裂社会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使得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不规范的市场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引起了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时有发生。包括劳动仲裁制度在内的既有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渠道功能,缓解这种社会压力。但是在纠纷产生之前缺少一种有效防止劳动纠纷产生的社会机制。劳动者方面由于缺少健全的组织,其利益往往不能得以凝聚,这大大加强了有关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频发的劳动纠纷则大大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 2.制度不完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既有制度的缺陷。通过对劳动仲裁制度的分析,我们看到该制度在价值和功能上与人力资源管理多处相契合。然而,仲裁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缺陷却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积极价值产生“中和”效果,该制度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一个对于劳资双方不具有权威性的劳动仲裁很可能成为其向法院申诉的障碍,不管是从政府还是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来看,都必然造成管理成本增加和效率的低下。与仲裁制度并行的还有调解、审批等方式,但是实践中调解制度的作用难以发挥,有限的制度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次是制度缺位。断裂社会中公平成为人民普遍要求,我国相关法律虽然体现了该原则,但是并没有赋予其足够的价值高度。人力资源管理的外部环境对其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分析表明,中国语境下的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空前的机遇,也存在一些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社会紧张、制度缺憾等制约因素仍不时现于管理过程,阻碍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无论是从“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宏观角度出发,还是从提高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角度来看,外部环境都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公共部门应充分利用既有制度资源,同时进一步扫除制约性因素,以营造“亲人力资源”的环境;而微观的组织一方面必须在制度的轨道内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另一方面也应积极表达自己的诉求,以促进建设有利的外部环境。 资源环境论文:论资源与环境法课程在资源环境专业中开设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资源环境 资源与环境法 课程 论文摘要:目前,资源与环境法课程已经在资源环境类专业中开设,这门课程虽说是法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但是对于资源环境类专业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开设资源与环境课有利于丰富教学授课形式,有利于学生了解常识,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法制教育,有利于完善资环类专业的科学体系,有利于大学生参与保护环境的实践活动等等。 一、引言 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世界人口的迅速膨胀,全球的环境急剧恶化,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比如:土地的退化,水资源的缺乏,大气污染,温室效应等……中国作为全球的一个发展大国,更是面临这样的环境问题,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了367万平方千米,并且还在增加。荒漠化也在迅速扩展,每年由于酸雨的破坏造成50亿美元的损失,并且殃及其他相邻的国家。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每年由于水、气的污染,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这还仅仅只是间接损失。若是更为详细全面的考虑,直接经济损失2-3倍,甚至10倍。环境问题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国民尤为关注。为此,我们国家将保护环境制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资源与环境法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一种边缘学科,也是交叉学科。其内容涵盖了伦理,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知识,所以在高校中开设资源与环境法是很有必要且具有意义的。 二、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的作用 (一)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有利于帮助大学生了解环境法常识 资源环境法中有许多基本的常识问题,人们通过资源环境法了解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自觉加入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了解了这方面的常识,详细分析我国目前的环境问题如此恶劣,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 意义。 (二)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有助于强化学生的环境法制教育 开设资源与环境课有助于强化学生的法制教育。环境问题如此的严重,进行保护和管理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法律手段用其强制性,权威性等特征,成为主要手段。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更容易的约束其破坏行为,在高校开展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三)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有助于完善资源环境类专业的学科体系 开设资源与环境课有助于完善资环类专业的科学体系,资环类专业课程开设多方面学科,而资源与环境法内容与其密切相关。如环境管理制度制定,农用保护,总体规划等解决环境问题,涉及了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要加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的相关知识学习……要想保护环境,纯粹的自然学科知识远远不够,因为它涉及到了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方面。所以,社会科学的知识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以及资源与环境法教育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改变,法律意识,知识水平等能力的提高等重要作用。资源与环境法应该作为高校的一门必修课开设,去增强大学生的保护环境的意识。 (四)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有利于大学生参与保护环境的实践活动 人类要可持续发展下去,必须推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大学生扮演着主要角色,通过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树立大学生价值观、环境观、伦理观。积极开展资源与环境法,有助于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推进素质教育。而如今,许多高校正在扩招,校园就得增设面积,校园就得规划,其中包括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通过多方面的措施,引导大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比如说,爱护花草树木,垃圾分类投放,尽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和塑料袋,节约用水,用电等等。在实践过程中养成保护环境的日常行为习惯。 (五)开设资源与环境法有助于优化校园环境,创建“绿色大学” “绿色大学”的创建,需要我们每个人自觉的保护环境,保护我的的校园。在环境幽雅,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校园环境下我们能够更好的学习知识。古语曾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创建好的校园环境,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和谐价值观有机的结合,也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可以只让创建“绿色大学”只注重形式,要付出实际行动,让校园成为学生们发展的良好平台。 总之,在高校中开设资源与环境课程非常有必要。在资源与环境法课中,有些比较抽象的理论,所以可以采用非富多彩的方式授课,寓教于乐。大学生代表着祖国的希望,进一步加强校园环境的改善,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在我们加大立法执法和宣传力度的同时,在高校的教学过程中,加入提高大学生的环保意识,改善客观生态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 资源环境论文:美国的农业生产和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1 美国中西部农业开发概要 在美国开发中西部进程中,有两个大规模集中开发的时期:一是1860-1890年,这一时期开发西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皮货贸易、土地投机以及奴隶主庄园的扩张。二是1930-1970年,在大规模开发时期内,美国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中、西部开发的法律和政策,极大地加快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发的速度。 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西部农业开发者,除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土地开发政策外,还陆续颁发了《沙漠土地法》、《鼓励西部植树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确了只要在西部地区植树、种草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垦和农业的发展。从1836年到1985年,美国中西部新开垦的耕地面积为2.45亿英亩,相当于原有耕地面积(1.6亿英亩)的1.53倍。随着耕地的增加,粮食产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061.3万t,增加到1989年的1亿9120万t,增加了约17倍;小麦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389.5万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万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3.3万t,增加到1989年的5244万t,增加了224倍。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主要畜产品的平均年产量:1961~1965年期间,肉类335.28万t,牛奶1139.9万t,鸡蛋78.4万t。到了1989年,肉类(不含鸡肉)、牛奶、鸡蛋的平均年产量,分别增加到1818.9万t、6543.2万t、397.4万t,分别比1961~1965年期间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规模的垦荒活动,在中、西部开发初期,一些农场主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农牧业利润,对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使该地区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生态失去平衡。 2 农业生产与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在美国,由于农业的开发而引起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生态系统失衡,等等。 下面讨论在美国由于农业开发引起的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4个方面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 2.1土壤侵蚀 美国联邦农业部的最新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引起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土壤侵蚀面积达6900万英亩,约占耕地总面积3亿4500万英亩的20%。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长期不断地种植较单一的农作物的耕地,即不实行轮作、不实行休耕的农地,机械化大农场。此外,美国政府以往的农产品价格扶持政策、增加农户收入的各项优惠政策,导致农户以垦荒的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农产品产量,维持较高水平的收入。 由于对土地、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由于受风和水的侵蚀,美国全国的农地每年土壤流失量高达27亿-31亿t;造成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面积达1亿1800万英亩。 2.2一些主要农业生产地区水资源枯竭 根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统计资料:1949年美国可灌溉耕地面积为2500万英亩,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了5000万英亩,稍后减少到了现在的4500万英亩,其中包括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1200万英亩可灌溉耕地和1340万英亩地下水位下降的耕地,分布在北部平原、南部平原、丘陵地区、太平洋沿岸的17个州;例如,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的溪谷地区,地下水位的降低,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另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1980-1984年,有1400万英亩的可灌溉耕地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5.0英尺。 2.3盐害 美国西部的干旱地区,是“灌溉农业区”,引起盐害的危险性极高。在这里不但有钠盐,还有钙盐、镁盐等各种盐类。加利福尼亚州受盐害最严重,加州的中部及南部帝国峡谷等主要农业区,降水极少,在那里若不进行灌溉,进行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那里灌溉用水的水源是:地下水、圣礼河水、科罗拉多河水。因为科罗拉多河水含盐,加州中部、南部地区的土壤也含盐,所以,用含盐的水灌溉农田导致了耕地表面盐分过度积累,农作物因受盐害而枯死,耕地也逐渐变成了荒漠。现在,对此采取的对策是:用自动撒水器撒大量的水来希释盐分,使盐分流入地下。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时间一长,地下水盐分含量增高,当盐分含量高的地下水位上升到农作物的根系部位时,就会导致农作物枯死;或用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灌溉农田使农作物枯死。为解决这些问题,也曾采用抽水机抽取地下水的方法,来降低地下水位。但是,盐分较高的水,向何处排放?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例如,为降低地下水位,曾将盐分较高的地下水排放到Gustafson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发生了水鸟和水生植物受害事件,如水生动、植物生长畸形,以水生动物为食的水鸟因吃了这里的畸形动物也生长畸形,水鸟不下蛋,或生了蛋也孵不出小鸟。由于发生了这类事件,排水处于被禁止状态。如果在今后的10年中,这里仍禁止排放地下水,随着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位的上升,将有100万英亩的耕作,因盐害而充耕,变为荒漠。到目前为止,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的排放问题仍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2.4水质污染 由于农业开发、生产活动而引起的水质污染,是众多损害大而且涉及范围广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之一。水质污染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地表土流失,这些流失的地表土沉积在湖底或河底,恶化有关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此外,美国的农民为扩大耕作面积,将湿地转化为农田,也使那里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就农业生产而言,大量使用氮和磷随地表水流失到河流及湖泊中,使河水及湖水产生富营养化问题,给动植物的生存带来负面影响;杀虫剂会使水生动、植物产生畸形,乃至死亡。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资料显示:在美国,流入河流湖泊地表水的水质污染物约有50%来自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由土壤侵蚀、水土流失造成的。其中有50%-70%为氮和磷,主要来源于耕地上的化肥与围栏育肥方式所聚集的家畜粪便。水质污染不仅使地表水质恶化,而且对地下水资源的水质也有重大影响。如果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化学物质一旦污染了地下水,就会污染整个地下水水脉。地下水质污染,危及着农业生产地区人口总数的97%,占美国总人口50%的居民健康。因为,这些居民要饮用地下水,所以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3 美国的农业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面对农业生产、开发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注重与农业生产、开发相关的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耕地、水等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法规和长期计划,特别是联邦政府1985年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大规模地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到1990 年共将1亿1800万英亩的农地纳入,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1农业立法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美国联邦政府于1985年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主要内容是:①为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出口,政府对农民支付农产品出口补助金;②为减少农产品库存积压,扩大农户对农产品市场的选择权(交易条件、方式等);③通过实施农地保护计划(CRP),贯彻对农地进行保护的方针。此外,该法还包含了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条款、草地保护、沼泽地保护等条款,制定这些条款的目标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保护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实现该目标,政府制定了长期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即与该法相辅相成。 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再次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目标是:通过实施农地、水等资源的保护及水质改善、湿地的生态环境系统保护、食品安全性保障对策,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保证向消费者供给“绿色”的农产品。为实现上述目标,在农业法中还增添了关于“持续农业”和推行新的耕作方法的条款。 修订后的《农业法》,沿袭了食品安全保障法的方针,增加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该法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市场理论的应用;提高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农地、水资源)。该法由9项条款组成,有关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款是第2项和第7项。 3.2农地保护计划 就其内容来看,可以说是荒漠化防治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农业生产给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在容易发生荒漠化的地区,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及休耕(如种植以改良土壤为目的的豆科植物等),即在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监督下,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行为期10年的休耕或永久性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同时,作为补偿,由联邦农业部每年向该计划的参加者(农户),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助金(按每英亩一定的单价乘以退耕、休耕地面积的方法计算,并被称为地租,下同):联邦农业部退耕还草或退耕还林的农民支付树木和草的种植费用总额一半的补助金(一次性的补助)。 农地保护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农地土壤侵蚀量,防止荒漠化蔓延。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五个较具体的目的:①通过农地保护计划的实施,长期保持美国农业的食品及天然纤维的生产能力;②减少由农业生产而产生的环境污染物质的数量;③改善水资源质量;④保护野生动、植物;⑤通过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方法,抑制农产品生产过剩,通过总量控制来保证农户增加收入(稳定和提高农产品价格)。 根据联邦政府统计,1989年联邦农业部对大约6300万英亩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达8亿t;到1990年,联邦农业部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1亿1800万英亩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 在美国,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阻力。例如,是参加会减少收入的农地保护计划(CRP)、还是维持以前那种较大耕作面积的农业生产活动之间进行选择时,农民更偏好后者。 在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区域内,如果农户不参加农地保护计划,则取消该农户享受政府扶持及参加联邦农业部“农产品计划”的资格。 到了1996年,最初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耕地(休耕、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已经过了10年的保护期,也就是说已经失去了向农业部领取地租的资格,一部分休耕的农地可以从新进行农作物种植了。但是,拥有这些耕地的主人,必须严格遵守1985年及1990年修改后的农业法中有关农地保护的条款来耕作。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同农业部的“农产品计划”说“再见”了。那些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的农地,则永久地退出农作物的生产。 3.3防止水质污染对策 1987年美国颁布并实施的《水质法》、《水质净化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各地方(州)政府有义务每年向联邦政府报告关于缓解农业水源水质污染问题的对策及成果。1988年美国联邦农业部公布了“土壤、水资源保护全国计划”及“区域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并通过该计划的落实,管理着全国22个区域性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的实施。现在看来,全国各地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上述各项法律和计划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4耕作方法的资源、环境保护对策 3.4.1 可持续农业 所谓“可持续农业”,一般是指“能够持续地利用资源进行农业再生产或能够进行资源的再利用,把农药、化学废料的投入量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在实现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农产品(食品)的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收益性的耕作方式及其农业管理体系。” 实现可持续农业的手段是:①改革现行的农业种植、养殖体系中不利于农地、水等资源保护的部分;②采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方式;③促进家畜粪尿等农家有机肥料及豆科植物等绿肥的利用;④实施保护农地、水资源的保护性耕作方式;⑤采用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复合经营模式。 通过上述手段来防止土壤侵蚀、荒漠化蔓延、水资源水质污染的目的,并且在保护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生产,提供安全的(卫生的)农产品。 3.4.2关于“保护性耕作方法” 集约型持续单作经营方式农业,容易发生土壤侵蚀,导致农药使用量的不断增加、水质污染。 土壤中的有机物,可以提高土壤的孔隙率,增进水的渗透性,促进微生物的活动,提高土壤的肥力。但是,采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法,会使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下降,从而导致土壤的保水能力下降,容易发生土壤的侵蚀,造成农地的荒漠化。 在明确了集约型持续单作经营方式及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的弊端之后,有针对性的导入“保护性耕作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内容是:利用农作物秸秆、根茎叶等剩余物覆盖地表,或将秸秆粉碎后还田;在坡地上修建保持水土的水平梯田;尽可能地减少农地的耕翻次数,提倡免耕法等。 资源环境论文:深化环境资源法学研究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这两个体现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历史文件，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和体制保障，也对环境资源法制建设和环境资源法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环境资源法的历史使命 自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尝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能源危机的苦果，而酿成这种苦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没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干了许多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蠢事。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盲目推行毁林毁草开荒、围湖围海造田和打虎灭雀等征服大自然的运动，在“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意志论的支配下，搞什么“开荒开到山顶，种田种到湖底”和“大炼钢铁”，结果造成了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近几十年来，尽管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措施，退田还林还草，治沙治水治山，但由于欠账过多、积重难返、治理污染艰难和恢复生态缓慢，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恶化的趋势。实践和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谁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自然生态失衡即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只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不断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前提和影响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理想目标。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确定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人与自然的作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马克思在《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自然关系总和的统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3]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人类整个进步”及“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更”，即他心目中所追求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内容，理解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4] 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这两个方面。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和和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于1987年4月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著名报告，同年秋天由联合国第42届大会审议并接受。该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5]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现在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6]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中心、以环境为基础的发展，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观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环境系统维持最和谐的关系，认为只有当人与人、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时，可持续发展才能变成现实。《我们共同的未来》在其第二章“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结论中指出：“从广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7] 李瑞环同志认为：“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在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必须调整发展的模式，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8]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9]他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中国环境保护的领导者和见证人，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在香港城市大学发表演讲时将当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称为绿色革命，强调这种绿色变革“是一种从物质生产方式到政治、法律及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转变，是一种‘大转变’，需要采取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的‘大战略’”：“从政治、法律和道德上看，要把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自然的生态系统的爱护纳入到政治、法律和道德体系中，把生命和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与‘人’一样公正、公平对待的‘主体’，同自然平等相处，崇尚简朴的生活和有节制的物质消费，人类的需求不能超越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10]2002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报告》，该报告强调，中国将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发展经济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科技和体制创新为突破口，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 、资源、环境的持续发展。2003年10月，同志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和谐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发展。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共同任务。 目前，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生活和重要目标；各有关行业都在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努力，各有关学科正在努力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理论指导。环境资源法是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法律保障，应该在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环境资源法学工作者应该为调整人与自然关系这一伟大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因此，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伟大时代和实践对环境资源法提出的要求。 二、环境资源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它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正确处理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环境资源法十分有效。环境资源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是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基本标志，也是环境资源法具有综合性、科学技术性和公益性的基础。环境资源法既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调整和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法的共性，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环境资源法的特性。从具体的环境资源法律关系看，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关系、目的与手段关系；从总体上看，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资源法这一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的基本原因、发展的决定因素、长期存在的根本目的，是环境资源法的主导方面、本质方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是为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需要，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途径和手段。 所谓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是指作为主体的环境资源法律影响、改变、协调（包括建立、产生、确认、赋与、作用、控制、改进、改善、消灭等）特定对象（包括人、人的行为、状态、关系、事项、工作和秩序等）的活动。在这里，主体是环境资源法。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包括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所谓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环境资源法通过其制定和实施，影响、改变、协调（包括建立、产生、确认、赋与、作用、控制、改进、改善、消灭等）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律调整是从法的运作方面描述法的实现、法在生活中如何起作用的一个范畴。 环境资源法律之所以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原因或理由是因为环境资源法律是人们的环境行为的行为规则。行为科学认为，行为是指人在环境的作用下有目的的活动，是人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和表现。法律中的人是由人的一系列行为构成的，人等于他自己的一连串行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11]行为是法律世界中最经常、最普遍、最常见的东西，是贯穿法律运行过程的一个最具活跃性、能动性的驱动器和关键因素；法之产生、存在的初始动因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化；行为是法律控制的直接对象，是法实现其价值功能的立足点；行为是法的根本内容──权利的载体。法律规范作为人的行为规范或行为规则，其主要功能和作用是规范人的行为，即法律规范规定人应该如何行动，包括禁止什么行为、限制什么行为和鼓励什么行为。所谓人的环境行为（环境资源行为的简称），是指作用或影响环境资源的各种人的行为或活动的简称，主要指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的各种活动或行为。显然，环境资源法律中的人的法律行为都与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和结果（包括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发生联系。人们的行为既可以作用于人也可以作用于物（包括自然、环境、资源，下同）；作用于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包括形成、维持和改变等，下同）人与人的关系，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除了直接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外，还可能间接影响人与物的关系；作用于物的行为可以影响人与物的关系，直接作用于物的行为除了直接影响人与物的关系外，还可能间接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在制定、改进并实施环境资源法的前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因而通过制定、改进并实施环境资源法既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能调整与此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 环境资源法律之所以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于法律的作用和功能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可以为人调整的关系这一基本性质。环境资源法律之所以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由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决定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演变是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动力，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演变到一定程度，无论当时的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是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会要求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的调整范围是与日俱进的、也是可变的，在某个时期的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不愿意或不能够调整的关系或对象，在另一个时期可能成为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愿意或能够调整的关系或对象。随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危机的恶化，环境保护事业的发达，以及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发展，当今所有的环境资源法律或法规，都毫无例外地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部良好的环境资源法律就是一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网，就是一幅反映、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蓝图。另外，法律具有调整、保护、教育、指引和评价功能，法律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法的作用或功能。随着法律的发展和演变，法律的目的、任务、作用和功能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法律具有越来越广泛的任务、作用和功能。环境资源法的作用和功能之一，就是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就是协调或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学与整个环境科学一样，都认为人可以协调或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或调整的方式、途径或工具、手段可以多种多样，而法律只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资源法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又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还因为在环境资源工作或环境保护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你无我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存、互容、密不可分的关系，即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人为活动都可能同时产生这两种关系。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建立健全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12] 恩格斯在批判那种“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主义历史观时指出：“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13]“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14]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断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15]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工具和方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法律手段、行政 手段、经济手段、科学技术手段和宣传教育手段等。当代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调整（包括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主要表现为人类随意污染、破坏、浪费、掠夺自然环境资源）调整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主要表现为尊重、热爱、保护、改善、合理利用、可持续开发利用自然环境资源）。环境资源法学主要研究通过法律手段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即法律调整机制。 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机制，是指由环境资源法律调整主体、调整对象、调整行为（包括调整方法和调整过程）结合起来的整个系统的内部结构、内在联系和运作方式的统一，主要指环境资源法律对其调整对象实施影响、实现其调整功能的运作机理和运作方式。环境资源法律调整机制包括环境资源法律调整方法、调整对象、调整要素和调整过程等内容。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方法是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调整机制是各种调整方法的集合或整合，是对各种调整方法运作的动态反映、系统控制。 随着当代环境资源法学的兴起，环境资源法正在形成其富有特色的调整方法和调整机制（简称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机制）。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狭义上仅指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所特有的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即生态化调整机制。广义上是指环境资源法律部门所采用的各种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包括其他法律或法律部门所采用的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以及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所特有的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 环境资源法律部门是指调整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各种法律渊源的总和。环境资源法律部门包括环境资源专门法或专门法律规范，以及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有关的其他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简称环境资源法专门法）是环境资源法这一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主体部分。环境资源专门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是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专门机制、主要机制、核心机制。与环境资源专门法相比较而言，其他法律或法律部门则处于次要地位，他们有关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规范数量较少、较分散、较单一。研究阐明并建立健全环境资源法的特有的调整方法和调整机制即生态化调整方法和调整机制，是环境资源法学理论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化”是原苏联学者创用的一个词，原意是将生态学原则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之中，用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根据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环境资源法调整机制特别是生态化调整机制，是区别于传统法律调整机制的、具有特色的、环境资源法所特有的调整机制。它是对传统法律目的、法律价值、法律调整方法、法律关系、法律主体、法律客体、法律原则和法律责任的绿化或生态化。它以环境正义、环境公平、环境民主、环境效益、环境安全和生态秩序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以明确主体人和客体自然之间的法定关系、赋予人和非人物种的特定法律地位为特色途径，主要采用环境治理（environmental governance）方式（强调政府行政组织、营利性企业组织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协调和结合，提倡环境民主和公众参与），达到保护人和保护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和可持发展经济、社会，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目的。生态化调整机制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根据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而由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新创立的调整方法和机制；二是根据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以及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需要，而由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将其他法律部门的传统调整方法和机制予以绿化或生态化（指用生态观点、环境观点进行改造、完善），而新创立的调整方法和机制。运用生态化方法，目前环境资源法已经形成一整套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或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具体来讲主要是：环境资源调查（监测、监视、勘查、普查、抽查等）机制，包括环境资源调查、监测、监视、勘查、普查、抽查等制度；环境资源信息显示（报告、统计、公告、牌示等）机制，包括环境资源信息收集、统计、报告、公告等制度；环境资源问题预防机制（包括环境影响评价、规划、功能分区和预警），包括环境资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环境资源功能分区和其他预防预警等制度；环境资源行为机制（对环境资源行为的禁止、许可、行政要求、行为规范等），包括对环境资源行为的禁止、许可、行政要求等制度；环境资源整治、补救机制，包括环境资源治理、恢复、补救、补偿制度；环境资源行为激励和责任追究机制，包括各种激励制度、奖励制度、惩罚制度以及追究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环境资源刑事责任的法律司法监督、环境资源公众参与制度等。 各国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实践证明，环境资源法不仅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可以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环境资源工作和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出发，研究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是当代环境资源法学的主要任务。为此，必须打破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不能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陈旧观点。人文社会科学应该与自然环境这一基础相协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是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通过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恩格斯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16] 站在综合自然和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高度，马克思指出了今后科学发展的趋势，即：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资源环境论文:国外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晚近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出于法治、权力制约及保护环境资源和公民环境资源权益的目的，一些国家从实际损害的适用范围、环境资源行政司法审查的范围、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起诉权、环保及其他社会团体的起诉权、当代人代表后代人的起诉权五个方面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限制。为了与WTO法律框架中环境保护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其他规则接轨，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在结合自己国情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弥补环境资源立法的缺陷，放宽对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限制。 关 键 词：起诉权；实际损害；司法审查；利害关系人；环境团体；后代人 用司法审判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现代各国法治的成功经验，一般说来，司法审查的范围越大，原告的资格范围就越宽，相应地，该国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政起诉权就可以得到越完备的保护。由于环境资源损害具有广泛性、积累性、持久性和恢复的困难性等特点，许多国家出于法治、权力制约及保护环境资源和公民环境资源权益的目的，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环境资源行政诉讼起诉权的限制。 一、国外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晚近发展 （一）延展实际损害的适用范围 传统的环境资源行政诉讼判例法和成文法把受到实际的损害规定为原告行使起诉权的前提。20世纪中期以来，在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和日益高涨的环保运动的压力下，环境资源行政损害认定的条件在一些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放宽，实际损害延展到了经济损失、人身伤害以外的其他损失领域。 在判例法方面，以美国为例，把实际的损害加以扩展的典型案例是美国诉反对管理机关程序的学生案（简称SCRAP案）。在该案中，5名法学院的学生联名对联邦州际商业委员会起诉，反对该委员会批准铁路部门征收2.5%的附加运费的决定。他们认为，增加运费可能使得一些可以利用但经济价值不大的资源（如小树枝）不能从资源产地运出去，导致浪费，而整个社会的资源需求量却没有减少，从而会引起伐木、采矿活动和垃圾的增加。这项决定不仅会危害他们享用华盛顿山区自然环境的利益，还会危及国家的环境资源质量。最高法院认为原告受到了“特定和可察觉的损害”，且应把这种损害纳入实际损害之列。从而确认了原告的起诉权。[1]在这个判例的影响下，美国的法院现在可以因原告受到“美学上的损失”、“可能的损害”或“特定和可察觉的损害”等所谓的实际损害而确认其行政起诉权。[2] 在制定法方面，一些国家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和各单行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不同程度地突破了传统的实际损害规定的限制。比如美国《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第1369条第2款第1项规定：“对局长的这些行为的复审，可以由任何有利害关系的人向直接受该行为影响的此人定居地……提出申请。”“影响”的措辞就说明经济损失、人身伤害以外的其他损害或影响均可以成为法院确认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理由。瑞士把对公共环境的损害纳入到了民事和行政责任的领域，公民和社会团体可以基于自己对公共环境所享有的某些权益受到实质性或某些非实质性的影响享有行政起诉权。[3]为了保护集体的经济和环境利益，其权益受影响或者法律规定的公司、协会或者组织享有原告资格。[4] （二）承认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 传统的环境资源行政诉讼法一般均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某一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即行政行为的直接当事人、受害人或实际受影响人。[5]这一限制起诉权的规定难以满足现代环境资源行政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因为，在环境资源行政行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不敢或不愿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法院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则可以不予受理；而一些受到行政行为间接侵害的人由于缺乏诉讼法上的起诉资格依据而难以起诉。这种规定既不利于法院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也不利于公共环境资源的保护。因此有必要把环境资源行政行为的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纳入原告的范围。 日本、美国、印度和一些欧盟国家都对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起诉权作了规定。在日本，“民众诉讼”与“机关诉讼”的原告可以是法律特别规定的以“选举人资格”及其他“与自己无法律上的利益的资格”提起诉讼的人。[6]美国的《清洁空气法》和《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等环境资源法律基于环境的公共性授权任何公民对任何违反环境资源法规的人或其他法律实体提起公民诉讼。[7]这种诉讼包括司法审查之诉。在印度，任何受到行政部门和市政当局的一个政府机构侵害的人，可以依法寻求适当的法院以公民诉讼的形式要求予以救济。当然，前提是一个正当、有效的 通知。以前，资格问题经常被提出，但是现在印度最高法院反复地确认了受侵害的个人甚至未直接受侵害的个人的资格。例如，在M.C.梅塔诉印度联邦案件（1988）中，原告并非是直接受害方，而只是一个从事恒河清除业和保护泰娅陵的富有公益精神的个人。[8]在比利时，法院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从判例法中间接地找到可以授予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行政起诉权的依据，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可以因此获得向法院请求命令状的权利。[9]在希腊，基于环境的公共性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行政起诉权的标准已由直接的、个人的和现时的法律权益受影响延展到了间接的、公共的和将来的权益受到损害或妨害的领域。[10]在芬兰，在有关土地使用和开采的公益环境诉讼中，该市镇拥有土地的居民均可根据市镇法的有关规定对违法行为提起诉讼，无需注明直接的利害关系。[4] （三）授予环保及其他社会团体以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 行政团体诉讼是行政“集体诉讼”的一种，按照传统的理论，行政团体诉讼的原告都应是受害者，只要团体中含有非受害者，则这个团体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环境资源行政诉讼。美国最早确立环境资源团体诉讼原则的判例是塞尔拉俱乐部诉莫顿案。在该案中，原告塞尔拉俱乐部以塞尔拉？内华达山脉自然环境保护者的名义和环保团体的身份，对联邦内政部长莫顿起诉，要求撤销内政部国家森林局的一项关于批准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在塞尔拉？内华达山脉修建一个投资3500万美元的大型娱乐场的计划。法院最后因原告的诉状中没有指出其任何成员的利益因该项工程受损而判定原告缺乏起诉权。按照法院的观点，环保或其他团体以保护公共环境利益的名义起诉是不够的，它必须提出自己或其成员在美学、自然保护、经济、娱乐等方面的利益受到或可能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损害，才能获得起诉权并作为原告出庭。[2]通常各种环境资源保护团体通过吸收某些对环境要素有权益的人加入，在这些人的环境资源权益受到侵害时，该团体即可获得类似于环保集团诉讼的起诉权。这种方法广泛地为各种环境资源保护团体或特殊利益集团用作保护环境资源、制止某些不合理行政决定的重要手段。后来，《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走得更远，它们规定，任何法律实体（当然包括环保及其他性质的社会团体）都可以向法院提起公民诉讼，向法院申请强制令、命令状或撤消环境资源行政行为。[1]如果该环保及其他性质的团体想要提起行政损害赔偿诉讼，它必须依照普通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证明它的成员有受到损害的事实。在一些欧盟国家，制定法和判例法授予社会团体环境行政起诉权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如在瑞士，地方团体可以因其或其成员属于或邻近受影响区就可以根据妨害法规则获得环境行政起诉权。[3]在丹麦，社会团体起诉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其或其成员的环境利益受到明显的和实质性的损害，但是1994年的丹麦绿色和平组织诉交通部的行政诉讼案突破了这一标准。在该案中，交通部和丹麦绿色和平组织对一项桥梁的环境影响评价发生争论，由于丹麦绿色和平组织在环境影响事件中没有受到直接的、实质性的妨害或损害，它也没有被授权代表其成员的利益起诉的权利，因此它无权起诉。但是法院在分析丹麦绿色和平组织的构成和使命之后根据《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最后还是授予其起诉的资格。 比起个人的干预力量，环境资源行政团体诉讼的力量雄厚，态度一般比较强硬，有能力与行政机关周旋，并且可以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法院与政治家往往非常重视，不敢怠慢。[1]因而在国外环境资源行政诉讼中被广泛采用。 （四）确认当代人保护后代人合理环境资源福利需求的行政诉讼起诉权 从伦理学的角度上讲，后代人有在未来的环境资源中生存的权利。因此从法律上提倡和保护这种伦理性权利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基于此，一些国家的宪法和环境基本法在立法目的之中对保证后代人合理的环境资源福利要求进行了宣告，比如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50条规定：“在伊斯兰共和国里，保护当代人和我们子孙后代在其中生活的环境是公民的义务。”再如《匈牙利人类环境保护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的身体健康，不断改善这一代人和后代人的生活条件。”那么当代人的下一代及下几代正当的环境资源需求因为当代的环境资源行政行为一定或可能受到侵害时，当代人是否有权提起环境资源行政诉讼呢？各国的成文法律一般没有明文规定，有必要加以解决。 按照传统的法理学观点，后代人由于没有出生，因此只能成为环境伦理学意义上和后世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主体，而不能成为当代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主体。一些国家的立法在代际公平原则的指引下已经突破了这一点，开始在当代法的意义上承认并保护后代人的环境权益。[12]如1993年，菲律宾的45名儿童由他们监护人的代表安东尼奥为诉讼代表人，代表他们这一代及其下一代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菲律宾政府环境管理部门所签发的木材许可证合同超出了森林的采伐能力，要求政府停止大规模地出租森林（尤其是原始森林）采伐权的活动。菲律宾最高法院申明当代人和后代人都享有生态平衡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承认这45名儿童作为自己和后代人的代表有对政府提起诉讼要求保护自己及子孙后代环境的权利。戴维德法官在向法院提出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发现没有任何困难判决他们能够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同代人以及后代提起诉讼。就生态平衡和健康的环境而言，他们代表后代提起诉讼的资格建立在几代人共同责任的基础上。”由于法院在裁决承认后代人属于该案利害关系人的基础上授予了孩子们诉讼权，政府被迫下达行政命令取消了65个出租森林的合同项目。[13]这个判例虽然发生在菲律宾，但对其他国家的政府来说，其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在美国等国，由于后代人是当代人生命的延续，因此凡是对后代人合理的环境资源福利需求造成或可能造成实质性或非实质性损害的行政行为，当代人可以基于对自身的损害或对“遗腹子”的损害等理由提起公民诉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起诉权与菲律宾森林案中起诉权的性质不同，它属于直接而非代表性的起诉权。 （五）扩大环境资源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范围 日本的环境资源行政诉讼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是取消诉讼，它包括取消处分诉讼和取消裁决诉讼，是指原告请求取消行政机关的处分及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行为的诉讼。其二是确认无效诉讼，即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行政机关处分或裁决的有无及其有无法律效力的诉讼。其三是不作为的违法确认诉讼，是指当事人依法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而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时间内没有做 出答复或未给申请人的利益予以保护，当事人向法院请求确认该行为违法的诉讼。其四是民众诉讼，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有资格的民众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纠正国家或公共团体机关不合法行为的诉讼。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还出现了一些以现行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作为诉讼对象的“制度诉讼”案例。[6]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抽象行政行为也可以直接或间接侵害相对人的利益，如果受害人得不到司法救济，可能会放任行政权力的滥用。 在环境资源危机面前，美国加强了法院对法律授权行政机关自行决定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比如美国在《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里确立了“公民诉讼”制度）。司法审查诉讼的受案范围既包括政府机关的大多数具体行政行为，还包括一些抽象的行政行为，有时甚至涉及环境资源行政规章的制定行为。其中法院对抽象性环境资源行政决策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著名案例为“公民保护欧弗顿公园公司诉沃尔普”，该案涉及到的争端源于运输部长决定使用联邦高速公路基金兴建一条横穿欧弗顿公园的州际高速公路的问题。有关法令规定，如果能选择另一条“审慎可行的”路线，将禁止运输部长批准使用联邦基金建设穿越公共公园的公路。原告指控，运输部长违背了这一指令，要求法院撤消运输部长的命令，最高法院在《行政诉讼法》第701条中找到了该案可受司法复审的答案，从而裁决原告有权要求就此问题进行司法复审。法院在此案中确立了“严格审查”的原则，“严格审查”原则的基本含义有三点：其一，实体法上的审查，即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超出法律法令的授权；其二是程序法上的审查，即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行政程序法；其三，审查行政机关的决定是否合理。对环境资源行政规章提起司法审查诉讼，较为典型的案例是塞尔拉俱乐部诉洛克修斯案，在该案中，原告塞尔拉俱乐部指控被告联邦环保局局长洛克修斯，认为被告在审批州的《清洁空气法》实施计划的规章中没有就防止州的实施计划对防止清洁空气地区的空气质量下降做出规定。法院赞同原告的观点，并对被告了强制令。美国在1977年修订《清洁空气法》时吸收了这个判决。[2] 奥地利宪法禁止行政机关与非行政机构的重合。因此普通法院不具有对行政机构做出的决定进行复审的审判权。在环境资源事务方面，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执行环境资源法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司法作用。行政法院有复审环境资源行政决定的审判权。另一方面，宪法法院拥有对行政机构颁布的环境资源法规、规章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复审权。[8] 二、我国关于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法律规定及其缺陷 （一）环境资源损害的法律界定及其缺陷 《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意味着原告必须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直接利害关系”是指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14] “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意味着原告必须是被侵害的实体性权利的享有者，且这种权利必须被原告“专属性”或“排他性”地享有。[7]而许多环境因素，如清洁的大气、洁净的海水在传统民法意义上属于“共用”或“公有”的“财产”，河流属于国家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没有专属享用权。因此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告不能对导致污染和破坏公共环境资源的非处罚性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这种立法状况对保护公共环境资源及公民合法的环境资源权益是不利的。按照特别法或特别规定优先于普通法或普通规定的原理，有必要在专门的环境资源立法中对《行政诉讼法》的局限性加以突破。《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控告”除了包含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之外，还包括向有关的国家机关告发一般违法与严重违法的事实或嫌疑人，要求依法处理的行为，[15]但是对于向哪一国家机关告发、采用何种控告方式等问题则没有进一步明确，因此不具可操作性，有必要由单行的环境资源立法加以解决。基于此，新修正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就明确地对环境资源行政控告权进行了阐述。如《水污染防治法》第5条规定：“因水污染危害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致害者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按照该规定，如果环境行政机关的非职权行为造成了环境损失或危险，侵犯了他人的环境权益及与环境权益相关的其他权益，环境资源危害的诉讼救济权只能通过要求排除危害或/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诉讼方式来行使；如果环境资源损失或危险是由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那么环境资源危害的诉讼救济权只能通过要求排除危害或/和赔偿损失的行政诉讼方式来行使。[16]但是，这一规定没有明确界定“损失”二字的含义。从法理上讲，“损失”不仅包括实质性的损失，还包括视觉和精神感受等非实质性的损失。那么人民法院能否受理非实质性损害的环境资源行政诉讼案件呢？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和专门的环境资源立法都没有做出规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非实质性损害的参照标准以及公民、单位在视觉、精神感觉等方面的忍受限度等问题。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人民法院一般不会受理这类案件。 （二）社会团体以及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法律规定及其缺陷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第10条规定：“……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如果社会团体和与环境资源行政行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的作用仅局限于检举和揭发环境资源违法行为，那么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受害者基于外在的行政压力或经济原因不敢或不能提起环境资源行政诉讼，且环境资源行政管理机关及有关的职权机关也没有纠正该违法行为时，危害或可能危害环境资源的行政行为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法律对抗。这难以满足现代环境资源保护和公众参与的内在需要，因此有必要加强社会团体和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在环境资源行政诉讼中的作用。我国已经有社会团体支持民事起诉的法律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和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对于社会团体支持行政起诉以及环境资源团体能否代表其成员提起环境资源行政诉讼的问题，我国的法律则没有涉及。 （三）当代人保护后代人合理环境资源福利需求的起诉权规定及其缺陷 后代人是当代人事业、利益和血脉的继承者和延续者，是潜在的法律主体，其正当的环境资源福利需求也必须得到保障。而当代人及由当代人组成的当代政府和权力机关基于认识的局限性和利益追求的盲目性经常在自觉不自觉地破坏后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为了抑制可能危及后代人生态安全的当代行为，有必要为保护后代人的合理环境资源福利需求设立一定的诉讼机制。而在诉讼机制中，起诉权的确立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却处于空白状态。 （四）环境资源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范围的法律规定及其缺陷 《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2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 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这种把抽象性行政行为完全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的立法规定已经难以满足WTO的司法审查规则和我国依法治国的需要。[17]在市场化和与WTO接轨的进程中，地方行政机关为了本地或某些单位或个人的利益，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侵犯国内外单位、个人环境资源权益和与环境资源权益相关的其他权益的现象将不可能杜绝，国外的受害者和外国政府因为中国行政机关的推委得不到救济而把中国中央政府推上WTO 争端解决机构被诉席的现象也将很普遍。[18]因此，有必要扩充环境资源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范围，以适应充分、有效和及时地保护国内外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法理，行政处理的结果具有强制执行力，这种强制力不以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因此行政处理属于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16]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土地权属和水权权属的行政处理不服的人和单位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属于行政诉讼。但是1991年6月30日国家环境保护局在《关于环保部门能否就污染赔偿处理决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的复函》中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环保部门所作的处理决定不服，既不履行又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环保部门不能向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应明确告知当事人就原污染赔偿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全国人大法工委在1992年1月31日给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第2款的答复中进一步指出：“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因环境污染损害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所作的处理，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这是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能以做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可以看出，在我国环境污染的行政处理不属于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事项。[19]我们暂且不论以上解释的合法性问题，就出于部门利益而缩小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做法而言，它是与法理是格格不入的。 另外，我国的一些环境行政法把行政复议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必要前置程序，甚至把行政复议结果规定为终局性和非可诉的处理结果，这种“穷尽行政救济”和排除司法救济的作法限制了当事人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行使，已经不适应于现代司法的专业化和陪审员聘请的专家化发展趋势，难以与WTO的司法审查规则接轨。 三、国外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晚近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从小的方面讲属于环境救济权的范畴，从大的方面讲属于环境权的范畴。和环境权一样，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从国际层面上讲也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特点，一般性指一些具体的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制度的创设、选择和实施在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一般性是由环境法和环境权的公益性以及司法制度的部分竞合性决定的。[20]特殊性指一些具体的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制度的创设、选择和实施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特殊性是由环境权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司法制度和自然环境基础决定的。对于具有一般性特征的国外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制度，如能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制度兼容，只要它们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WTO规则的接轨，那么就可以借鉴和引进。对于具有特殊性特征的国外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制度，中国在借鉴和参考前必须慎重，必须对其兼容性进行充分的分析。对于我们迫切需要借鉴和参考但目前不能兼容的国外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我们要充分地利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与WTO接轨的契机积极创造条件使其适合我国的国情。 从国外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发展的五个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出，延展实际损害的适用范围、承认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授予环保及其他社会团体以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确认当代人代表后代人的环境资源行政诉讼起诉权都体现在市场经济国家，且其内容都不涉及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问题，与我国的经济体制、环境保护和环境法发展的现状和内在要求基本需要一致，可以直接借鉴和参考。对于国外扩大环境资源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范围的发展趋势，它涉及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问题，但对我国来说，扩大环境资源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在社会主义轨道上进行的，是符合WTO所属各协议的司法审查要求的，因此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值得借鉴和参考的。既然国外环境行政起诉权的上述五个发展趋势均可以为我国借鉴和参考，那么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本文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发展要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为指导思想 近代环境侵权法之所以把环境侵权损害的范围从传统的财产权、人身权、劳动权、休息权扩大至环境本身，是因为环境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环境的稀缺性日益明显，[21]如果漠视环境本身的价值，放任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人类暴露与环境之中的财产权、人身权、劳动权、休息权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连锁性地侵害，因此传统的侵权法肯定和保护环境的价值是人类自身的财产权、人身权、劳动权、休息权能够得到可持续地发展和保护的直接要求，同时这种保护客观上也间接地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得到可持续地保护。另外，对于后代人，无论从伦理还是法律的角度讲，他们的各种环境资源福利需求都应得到当代人的尊重和保护。[12]一些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判例之所以肯定当代人保护后代人合理环境资源需求的行政起诉权，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后代人也能够在丰富多样和优美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二）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发展要以充分、全面地保护各法律主体的环境权为根本目的 发展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合理地限制环境行政权，使环境公权之间以及环境公权与环境私权之间达成一定的平衡，[10]但是，限制环境行政权并非发展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根本目标，发展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根本目的在于全方位地保护各法律主体的环境权。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是由主权或权力在民的思想决定的。[22]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规定决定了国家必须在财力和其他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充分地保护公民各项法律化了的环境权利。由于传统的法律对新兴的公民环境权的保护不力，许多学者认为需要把理论性很强的环境权分解为“绿化”了的人身权、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等传统性权利是非常必要的。[23] （三）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发展要以加强司法和公众对环境行政权的监督或干预为手段 极端的权力必然导致极端的专制和腐败，属于公权范畴的环境行政行为，如果只局限于自我监督和部门内的监督（如行政复议监督），那么部门腐败是难以杜绝的，公民的环境权益也是难以得到充分和完备的保护的。只有用另一种权力来监督和制约环境行政权力，才能促使环境行政权力的平衡和妥善行使，营造相对公平的行政执法环境。[24]经验表明，司法是制约环境行政权力的有效手段，因此在政治和其他基本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加强环境行政权的司法监督是必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按照行政诉讼法的原理，除了扩大人民法院环境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还要授予环境行政管理相对人乃至环境行政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受影响人以行政起诉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对环境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由浅入深，由个案监督积累为经常化或准经常 化监督的效果。也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真正保护环境法律主体合法环境权益的目的。 四、发展我国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立法应采取的措施 我国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立法缺陷严格地限定了市场主体、公众和社会团体对危害环境资源的行政行为进行干预的范围，既不利于环境资源民主原则的全面贯彻，防止非科学性行政抽象行为的蔓延，也不利于区域性和流域性环境的保护以及当代人和后代人合法环境资源权益的平衡保护。国外市场经济国家一些成熟的环境行政起诉权制度因为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一定的共同性被纳入到WTO的环境保护规则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投资、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之中，[17]因此，为了使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及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投资、贸易、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与WTO的规则及WTO各成员国国内的相关法律制度接轨和兼容，我们应该参考以上启示有步骤地发展我国的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是非常必要的。 （一）延展环境资源损害的范围 环境资源损害的内容应从目前的环境要素的损害、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损害和人身伤害延展至视觉、精神感觉等方面的非实质性损害。 （二）扩大社会团体以及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案件范围 环境资源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合法环境资源权益因环境资源行政行为受到非实质性的损害时，授予他们以行政起诉权；环境资源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成员的合法环境资源权益因环境资源行政行为受到实质性或非实质性的损害时，承认该社会团体代表其成员起诉的权利；在排除环境妨害或消除环境危险的诉讼中，建立社会团体和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民众支持环境资源行政诉讼的制度，在条件成熟时，还应确认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行政案件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团体和公众提起环境资源行政诉讼的权利。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团体和民众对政府的环境资源行为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法律上的对抗与制衡。 （三）授予当代人保护后代人合理环境资源福利需求的行政起诉权 依照我国的法律规定，法律主体必须已经出生或存在，由于后代人目前没有出生，因此现时的立法不可能承认他们的起诉权。但是基于保护后代人环境福利需求的必要性，可以借鉴“保留遗腹子的继承份额”的思想，把后代人环境资源福利需求的损害和当代人法律权益的缺损联系起来，确认当代人的直接起诉权。如经过法理学的突破和立法改革，法律能够在将来承认当代人代表后代人的起诉权，那么就必须解决代表主体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各级人大可以设立后代人权益保护委员会，但是依照我国法律，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大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没有必要再享有行政起诉权。有的学者认为应该让各级政府机构来代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又是区域或流域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始作俑者”。因此学者们倾向于由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环境资源保护组织或当地的民众直接代表后代人提起环境资源行政诉讼。 （四）逐步放宽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 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除了《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概括列举和第12条的排除列举之外，应结合实际和WTO的司法审查要求以及我国在加入WTO前所做的承诺尽量扩大环境资源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把行政机关制定、的部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也列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另外，把环境污染的行政处理纳入提起行政诉讼的事项。如果环境资源行政机关不愿卷进环境资源民事纠纷之中，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法律，缩小环境资源行政处理的适用范围。当前，我国的各项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正面临WTO规则的检验，我国应利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立、改、废的机会，把行政复议规定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非终局性的任意前置程序，取消或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作法。 五、结 语 深入地研究国外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晚近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和克服我国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立法的不足。只有逐步地完善我国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立法，才能使我国的环境资源的纠纷处理法律制度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才能使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和环境资源法的公平、民主原则在环境资源行政诉讼领域真正得到落实。 资源环境论文:试论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建设 摘要 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还处于“综合防治”阶段，没能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符合生态规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的调整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现有的法律法规亟待修改和完善。环境管理上则偏重于微观管理工作，体制上“块块”管理，没有站在社会经济发展转变的角度，开展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和引导行业发展。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也不能仅仅单独对资源环境加以保护的问题去考虑，应当综合衡量环境与发展、科技进步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生态系统 ，制订一系列具有指导性的、原则性的环境战略、法律政策。基于这种情况，本文从我国环境与资源的现状出发，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制建设。全文着重论述我国环境立法的修订与机构设置，以使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制体系畅通。 关键词: 环境 资源 保护 法制 引 言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环境保护工作，我们不可以否认的事实是:尽管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确立了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体系和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是，环境问题产生的速度仍然远远大于环境问题解决的速度。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经历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在这数十年急剧恶化，中国大众深刻体会到“千山鸟已绝，深溪不见蓑笠翁”的环境现实。为什么会这样？现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究竟有那些不足之处？“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目的二元论在实践中是否可以做到协调和平衡？如何实现《“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相较2005年环境统计结果减少10%和“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左右的约束性指标 。虽然2007年这两项指标 首次实现年度双下降，但任重道远，环境与资源保护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突发性的破坏大事件时有发生，这和我国的环境状况相关联，有一定的必然性。如何理解并坚持同志提出的“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论断？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以损害环境与资源为代价。本文试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具体分析。 一、我国环境与资源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环境一直在默默承受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工业污染、洋垃圾的流入和处理、水污染、空气污染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福建屏南环境污染索赔大案”、“松花江水流域污染”、“太湖蓝澡”、“塔斯曼海轮污染案” 等一系列危害环境的典型事件。 （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1，大气污染状况。伴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猛发展，空气污染日趋严重。由于我国以煤为主要能源，大气污染物中烟尘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大部分来源于燃煤，使得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严重的大气污染。2006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588.8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78.4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807.5万吨。全国酸雨发生频率在5%以上的区域占国土面积的32.6%，酸雨发生频率在25%以上区域占国土面积的15.4%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因此，控制煤烟型大气污染是我国大气污染的重中之重。同时，2006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4985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汽车1399万辆），城市机动车排放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以北京市治理大气污染为例，北京市各级政府大力加强城乡绿化、植树造林，采取各种措施防沙治沙，并率先在全国实施国iv排放标准(相当于欧iv标准)，使得北京“蓝天”纪录不断刷新，空气质量也得到了改善。这是北京市投入大量资金、付出了不懈努力的结果。北京市政府对大气的治理工作可说是一个榜样。然而，相较于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其它城市却很难复制它的治理模式。大气污染治理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以小的代价取得合适的效果。 2，水体污染状况。我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在国家环境监测网监测的745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i-iii类，iv、v类，劣v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0%、32%和28%。主要污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和氨氮。七大水系中，珠江、长江水质良好，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太湖、滇池为劣v类水质，巢湖为v类水质。2006年，27个国家监控重点湖（库）中，满足ⅱ类水质的湖（库）2个（占7%），ⅲ类水质的湖（库）6个（占22%），ⅳ类水质的湖（库）1个（占4%），ⅴ类水质的湖（库）5个（占19%），劣ⅴ类水质的湖（库）13个（占48%）。其中，巢湖水质为ⅴ类，太湖和滇池为劣ⅴ类，主要污染指标为总氮和总磷 。再以北京市2008年1月大中型水库水质状况 为例，作为饮用水源地－官厅水库水质为ⅳ类;而北京市2008年1月河流水质状况，除潮白河水系大多在ⅱ类外，其它水系基本上处于无水、劣v2类状态 。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形势仍然严峻，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 3，其它污染状况。2006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15.20亿吨，比上年增加13.1%。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1303万吨，比上年减少21.3%。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为9.26亿吨。2006年，全国近岸大部分海域水质良好，局部海域污染依然严重；远海海域水质良好。全国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比例为67.7%，比上年上升0.5个百分点；三类海水为8.0%，下降0.9个百分点；四类、劣四类海水为24.3%，上升0.4个百分点。全国海域共发生赤潮93次，较上年约增加13%，累计面积约19840平方公里 。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 （二）自然资源减少失衡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致使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在世界平均值以下: 水资源为1/4(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但人均占有量2 200立方米，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森林资源为1/10, 耕地资源为1/5 (为美国的1/10), 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为世界人均的1/2。加之资源的分布不平衡，气候、地形条件的限制，以及多年来开发利用不尽合理、科学，造成资源的巨大损失和浪费.联合国《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中国作为世界受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正处于十字路口，目前的路是“危险之路 ”。 （三）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保护和改善生活、生态环境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目标在实践中相冲突，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1，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源的不可持续性消耗。（1）我国工业“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资源型）特点显著，且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很快，如2007年上半年，钢材出口量增长97.7％，钢坯增长40.9％ 。由于出口产品中相当大部分是的“两高一资”型产品，如轻工、纺织、冶金、钢铁、机械等行业的产品，都消耗了大量能源，其旺盛的国际需求，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2）产业政策的不合理。《2007年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类第十三篇明确要加快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而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中，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篇第十九条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2，3，4，5）款也明确了加快汽车制造业发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大力发展作为消费主义驱动器的汽车工业，是否可行，有待讨论。而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5697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146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14.3%，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3534万辆，增长20.8%。预计2010年中国汽车数量可达到7167万辆 。若达到美国百人拥有汽车55辆比例，中国还将拥有七亿辆汽车。这相当于现在全球汽车总量，是中国的环境与资源无法承受的。（3）产品过度包装，回收利用少。由于没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引发的资源浪费现象涉及普通生活方方面面。一盒巨大的保健食品礼盒，只有中间位置摆放着几个小巧的瓶状物；一盒大红袍茶叶，包装得更为繁琐，除了外层的手拎袋和雕花木盒，还有内层的两个独立的小木盒以及盒内包衬的黄色绸缎、造型精美的密封罐，最后才是装在塑料包装袋内的茶叶……。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每年产生垃圾近500万吨，包装物含量就占22%。而中国包装联合会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包装产品生产总值为4100亿元，其中占70 %、价值2800多亿元的包装物被一次性使用即耗费，而这其中的三分之一就是因过度包装造成的 。而回收利用方面未能建立起了一套分类回收系统，大部分废物没有被回收利用直接排放到环境中，潜在危害很大。2007年8月26日，首次提交审议的国家性法规《循环经济法(草案)》针对过度包装仅做出了原则性确定。 2，节能环保新产品的缓慢发展。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关系民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我国常规能源资源仅占世界总量的10.7%，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水平 。2004年，中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2001年以来，中国石油消费高速增长。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07年我国共进口原油1.63亿吨，同比前年增长12.4%；进口成品油3380万吨，以此数据计算，我国石油依存度已近50% 。在能源供应拉响警报的同时，各个城市的“亮化”工程毫无顾虑的美化着夜空。节能灯具、太阳能电池、风能、地热资源、小型水电、生物质能能源的开发和使用进展缓慢，缺乏政府大力支持。而在国外，日本采取了“绿色税制”和补助金政策，对混合动力汽车有高达6万元的补贴；美国也实行一些税收返还政策，计划2006年1月1日到2010年12月31日，给予混合动力车和先进柴油车最高达3400万美金的补贴、补贴价减免 。 在欧洲，4000万人正从风电场获得生活用电 。 3，沿海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可能同时面对的污染大迁移。随着出口壁垒加剧、人民币升值、能源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自身推进产业升级需要，把那些一般性加工制造业转移扩散出去向成本更低的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珠三角地区企业很现实的选择。事实上，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沿海地区约有1万多家企业到西部投资创业，投资总规模达3000多亿元。中西部地区，现阶段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污染相对较小 。其生态环境却更加碎弱，一旦破坏更加不易恢复。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需要引导 。产业转移不应该把过剩的、污染的、落后的设备转移到中西部去，而是一种产业升级的转移。中西部不能重复拷贝东部，重复引进，重复20多年前东部沿海对外资“饥不择食”的情况。而作为西进企业也要把握转移契机，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企业自身的整合升级。 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现状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相关规定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是指由国家制定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改善环境的各种法律规范所组成的相互联系、互相补充、内部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 。 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主要包括下列几个组成部分：1，宪法关于保护环境资源的规定。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与其他公害”；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2，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1989年12月26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环境法的目的和任务是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与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3，环境资源单行法规。目前，我国已经颁布单行法律法规主要有《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环境标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及其实施细则、《自然保护区条例》、《城市规划法》等。4, 其他部门法中关于保护环境资源的法律规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3条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规定；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侵权的规定；第124条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规定；此外，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也是我国环境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6条明确规定，我国缔结或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同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除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外，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二）我国环境职能管理机构缺位 环境管理是在环境保护的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对环境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国家建立和强化了环境管理专门机构—1998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环境管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环境管理，主要是指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污染的行为，例如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标准，实施各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控制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所谓广义的环境管理，是指运用经济、法律、技术、行政、教育等手段，限制人类损害环境质量的活动，通过全面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协调，达到既要发展经济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又不超出环境的容许极限。广义的环境管理的核心就是实施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因此，广义的环境管理是政府在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 按环境管理的范围可划分：（1）资源部门管理，各部委在职能范围内的规划和管理。如国土资源部对土地的规划和用途的监督，水利部对水资源的管理，林业部对森林资源管理等。（2）区域环境管理，它主要是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目标与环境目标，进行环境影响预测，制定区域环境规划等，包括整个国土的环境管理、经济协作区和省、自治区的环境管理，城市环境管理，以及水域环境管理等。例如，海河管理委员会、准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委员会。（3）成立部一级专门职能机构，将国家分散的环保职权集中起来。新成立的“环境部”是我国中央环境管理部门;省、市级政府建立了地方环境保护专门机构，工业较集中的县一般也设立了专门机构或由有关部门兼任。在较大的工矿企业里，设有环保科、室或专职人员。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环境管理部门虽有设置，但具体管理不到位。如：（1）部门分工缺乏合作。我国对“电子垃圾”的管理实行的是分级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涉及的部门有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环保总局等多个部门。主管部门是不明确的，多个部门皆有职责，而实际后果可能是都可以管都不去管。管理体制的不顺畅致使我国对“电子垃圾”的进口、回收利用处于无人管理的真空地带，洋垃圾危害不容小视。此外，主管部门角色错位，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以致监管不力不公，甚至以行政手段干预环境执法。（2）经济手段调节作用没有引起主管部门的足够重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延伸责任（epr） ”制度是关于责任分配的主要制度。各国立法将传统的生产者责任扩展到产品的全部生命周期，包括达到使用寿命后的处理。这种制度可有力地促进生产者在设计产品时考虑其环保性能和可循环利用性或可再商品性。日本2000年颁布的《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规定制造商和进口商负责自己生产和进口产品的回收、处理；荷兰把rohs及weee指令转化为《电器及电子设备废料规定》 。而我国《循环经济法》去年才通过审议。（3）主管部门监管缺位对环境违法问题不作为，仅仅靠当事者的管理和监督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第三者的再监督参与，结合国家审计署的职能，施行环境审计。 （三）立法中的不完善 自《环境保护法》1989年修改至今近20年。面对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是覆盖领域不全，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立法空白，如缺少土壤污染、生物安全、遗传资源保护、核安全等。而据报道，中国的入侵物种占世界危害性入侵物种的50% 。在《环评法（草案）》第四条曾规定，“制定对环境有显著影响的区域开发、产业发展、自然资源开发的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即将一定类型的政策列入环评范围。这本来可以成为我国纳入政策法律环评的契机，但最终被以“缺乏可操作性、缺乏经验、立法条件尚不成熟”等理由而在正式立法中删除 。由于法规、政策的实施作用范围广，影响深远一旦有误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2，环境法律配套滞后，不易操作、原则性规定多，影响了法律的贯彻执行。在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却没有明确参与范围。大项目或污染重的项目，各级政府可以重视把关，中、小型建设项目却不在“评价”之列。而这些中、小项目不可能都建在园区，有些甚至紧挨居民区，却没有明确标准规定公众参与范围，使基层环保部门难以操作。3，许多新的制度与理念未能体现。排污权交易都没能在法律中规定。4，对当前环境问题针对性不强，缺少一部专门约束政府行为的环境法律。如地方保护问题等。 5,环境法律法规中的处罚力度弱，缺乏强制手段，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的规定，江苏罚款的数额极其有限，最低的仅在1万元以下，而江苏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最高只可决定20万元以下的罚款，超过20万元的，必须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如此处罚力度，对于大的项目犹隔鞋搔痒，客观上甚至有鼓励违法之嫌。 （四）行政上的局限性 我国环境保护法是以政府行政管理为主，公众监督、公众参与为辅的“行政法”、“政策法” 。环境保护法主要内容是确立国家环境基本政策、原则、制度、责任以及与其他相关法律在适用上的关系。然而政府不履行环境责任以及履行环境责任不到位，公众监督和参与制度则更是少之又少。以致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成为我国现行环境保护制度的积弊所在，出现了以下一系列的问题： 1，环境职能部门的不独立性。环境保护部门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而经济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追求目标，双方差异导致冲突发生。如2005年水利部环保局信息权之争 。环境保护部门在人事、财政、社会保障体制上无法独立于地方政府，而各级政府却有足够的冲动去提高gdp速度，确保经济发展，缓解财政压力，往往难以对环境问题采取强硬措施。使得在环境问题刻不容缓的境地下，环境行政部门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冷衙门。履行环保职责的权力能力明显不足。以致罚款多少，环保部门竟要和违法企业去商量的地步 。 2，环保部门的权限设置不尽合理，处罚力度太小。例如，限期治理作为我国防治污染的一项重要措施，其限期治理的决定权赋予县级地方人民政府行使。环保部门只可以提出限期治理意见，而地方政府则可能为了某种利益而行政不作为，其结果是放纵违法行为并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污染或破坏。在法律明确限期治理范围和条件下，既然违法排污企业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限期治理条件，就应当直接通过法律赋予环保部门决定限期治理的权限；而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却没有明确参与范围。2005年全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环评风暴”的结局是一共30个违法开工项目全部接受了行政罚款，但具体数额不等。江苏7个3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火电项目均收到“罚单”，最高的罚款10万元，最低的则为5万元 。尽管“环评风暴”来得轰轰烈烈，但我们不竟要问，对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威慑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执法困局是近年来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根源。 3，环境职能部门的垂直管理与区域化合作体制。由于环境具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跨行政区域性特征，所以对环境要求实行更加系统型管理及决策，设立高级别的协调和决策机构。我国环境资源被行政区划分割，由不同的主体行使管理决策权，加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不同，缺乏对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平衡和限制，最终导致环境破坏严重。环境行政管理体制设置只重视行政区划机构而忽视生态区域机构的弊端暴露无遗。现有的一些综合治理机构，如太湖流域的综合治理委员、淮河治理委员会、黄河治理委员会等只不过是协调通报监测机构。根本无法监管，也不可能综合治理。作为监督者，要想实现有效的环境执法，环保部门就应该实行垂直管理 。从区域环境资源保护的高度，统一管理环境保护工作。当今国际区域合作的经验值得借鉴，如欧盟、美洲国家组织、2003年11月中欧环境部长级政策对话机制正式启动等。英商6000万欧元购买宝钢600万吨co2减排量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 三、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建设 社会快速发展与污染加剧、自然资源减少相伴随，现有法律没有很好的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国务院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提出，环境保护要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在法律、财税、金融、信贷等公共管理和服务领域普遍地建立起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才更能有力和规范，才更能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同时，环保部门的各项监管措施才更能有效得到落实并产生强有力的作用。从法制建设的角度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 （一）加快现有法律体系的完善与顺畅 我国已基本形成的环境体系偏重于污染后的治理，未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落到实处。法律上虽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许可证等一些预防性制度，但这些制度本身的规定都不十分完善，缺乏必要的配套法规，并且也有浓厚的末端控制痕迹。如，“污染者负担”原则中对“污染者”的界定就是强调直接排污者，实际也是强调“末端控制”,将环境保护责任施加于“末端”,施加于污染物的处理、处置,不利于“清洁生产”战略的展开,难以把污染控制延伸到对原料、技术、工艺等生产环节。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状况，当务之急应着眼于： 1，在现行《宪法》中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基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是紧密联系的，他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得到体现。1982年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就指出：“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了给予其他有机体这样的承认，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有赖于自然系统的功能维持不坠，以保持能源和养料的供应。” 2、重新审视《环境保护法》。我国环境保护法制定已达20多年之久，经过几十年的施行，已与当今环境防治要求不相符合，应尽早修改。（1）立法目的二元化，即既要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后一目的占据了优势。有鉴于此，应明确环境保护法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建议以“人与自然和谐”替换原第1条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2） 确立有效的政府环境责任制度体系 ，建立细化、可操作的责任追究机制。（3）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保证环境政务公开，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4）建立有效的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扩大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范围。（5）赋予公众环境诉权，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6）加大处罚力度，赋予环保部门行政强制权 (限期、限产、停排、查封、扣押、没收)，提高法定罚款上限（最高为100万元 ）。 3，加强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地位和其它单行法规的修订。（1）环境影响评价法是从源头防治污染的关键，却势单力薄，收效甚微，环评范围狭窄。而放眼国外，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美一些国家开始将该制度扩展到战略层次。80 年代末，战略环评开始为全球广泛接受，作用于战略实施全过程（政策、计划、规划、项目），新的环评体系逐渐形成。如今，美国政府已经编制了好几百部“战略环境影响报告” 。而在我国如影视拍摄、自然保护区及名胜古迹的参观游览活动等，在目前都尚未纳入。不过，在地方法规中曾有一次不错的尝试。如2006 年 5 月，黄山市依据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黄山风景区管理条例》规定，在黄山境内景区拍影视剧必须先进行环境评估和论证，否则将被禁止拍摄。（2）环评法规定的法律责任承担存在不足，客观上有鼓励建设单位违法之嫌。（3）部分单行法规急需修订。如《水土保持法》1991颁布、《矿产资源法》1996年修正、《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颁布，都早已不能适应现今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趋势。 4，环境经济政策。人的环境利益分为经济、资源、生态、精神四大类 ，环境与资源的使用是有价值的，应当实行有偿使用。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21 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在决策中把环境与发展综合起来（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decision-making）。因此，环境保护中的经济措施更为必要。具体要重视以下几方面：（1）调整税收政策。对“两高一资”产业高税收，对环保产品给予税收优惠，调整现阶段过低的资源税。（2）资本市场的调节。通过在金融信贷领域建立环境标准提高准入门槛，可以有效地限制高耗能、重污染行业无序发展和盲目扩张。此前，环保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推出的绿色信贷政策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3）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将环境外部的不经济性内部化，优化环境容量资源配置。（4）贸易政策调整。改变我国单纯追求数量增长，忽视资源约束和环境容量的发展模式，平衡好进出口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利益关系。（5）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变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认识误区，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考虑、综合决策。 （二）支持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与公共利益紧密相连，是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出现而产生于罗马法当中，公益诉讼的实质含义是，“原告代表社会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而起诉” 。 目下中国，以环境权为基础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限制较多，缺乏相关配套制度。例如以个人提起的带有公益色彩的案件一般难以得到受理或被驳回起诉。如2001年10月17日，东南大学法律系施建辉、顾大松两位教师以观景台的建设破坏了“其享受自然景观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为由向南京市中院起诉市规划局，要求其撤销对紫荆山观景台的规划许可，法院未予受理。 环境权的概念一般解释为：公民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有关国际文件中，关于环境权有不同的具体表达方式。《斯德哥尔摩宣言》（1972）规定：“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人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1982）规定：“人人都应当有机会按照本国法律个别地或集体地参加拟订与其环境直接有关的决定；遇到此种环境受损或退化时应有办法诉请补救”。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人类处于普遍受到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应该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气成果的生活权利。在我国关于环境权法律中的依据有：《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将环境保护确认为一项国家职责；《宪法》第二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公民可以广泛参与国家的环境管理。《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水污染防治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水环境，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这些公民环境参与权的规定，不仅是确定了环境权的具体内容和行使方式，而且为保障环境权的具体程序规定等制定提供了依据。 在确立环境权基础上，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有了依据。公益诉讼的产生打破了原有原告需与损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规定，很是契合环境污染广泛性特点。对当下中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 ：（1）推动环境保护法治观念的宣传。中国有息讼、厌诉的传统，致使法治观念淡漠，司法体制不健全、行政权力过于集中，有纠纷找关系的盛行。通过公益诉讼这种近似团体、集体诉讼的方式，由于其自身具有广泛性的，可以最大限度的宣传环境保护理念。（2）公益诉讼可以限制公权力的行使，制约政府不履行环境责任以及履行环境责任不到位 。（3）公益诉讼有利于预防利益损害、纠纷产生。例如，环境公益诉讼的提出，早于实际损害的发生，一条河流的污染可以影响人们的人身健康，但是，如在实际人身受到侵权发生之前可以通过公益诉讼提取救济，就能充分保护利益避免不应有的损害。据权威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98年以来，环境纠纷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递增，光是2006年仅投诉到环保部门的环境纠纷就达40多万件 。 如果相关部门不严格执行环评法，造成大范围污染和生态系统破坏，公民或组织可以通过环境公益诉讼来对抗造成生态破坏的私人以及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对抗渎职的政府部门，从而鼓励和激发公众参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积极性，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三）倡导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可以有效地制约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确保政府公正，合理地行使行政权力。公众参与要求政府机关在做出有关环境的决定之前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并予以适当的考虑。公众的不同意见可以帮助决策机关及早发现问题，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增加政府环境决策和管理的公开性、透明度，使政府的环境决策与管理更加符合民意和反映实际情况；同时公众也将能充分了解政府环境决策的理由和依据，使普通民众的意愿能够得到充分表达，从而能够认同有关行政机关的环境决策，减少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使有关决策得到顺利实施。公众参与的方式是多样的，当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间环保组织ngo（非政府组织）成为政府和社会的桥梁。据介绍，我国目前民间环保组织已有2700多家，近年来这些组织日趋活跃，成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纽带。2004年，北京地球村等民间环保组织发起了“26摄氏度空调行动”，倡议企业参与节能行动，该行动影响范围逐年扩大；2007年深圳出台了《民间生态公约》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周建指出，民间环保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环保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然而在环境教育宣传方面，缺乏具体的法规对ngo给予支持。根据环保总局宣教司就环保宣传制定的两次行动纲要(《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年—2010年)和（《2001年—2005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要求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教育体系时，却把环境ngo排除在外，没有条款涉及到对环境ngo工作的认同和支持。同时，ngo也面临着身分的尴尬，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不能依法进行登记。而在国外一些国家却赋予了环境ngo的行政参与权。如泰国宪法第56条规定，对于那些有可能会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计划，实施前，须经由环境ngo、高等环境教育机关的代表等构成的独立机关审议;德国对满足一定条件的环境ngo给与自然保护领域的参加权认定(主要包括意见表明权、专门家鉴定书的阅览权)，如果权力遭侵害可提起诉讼 。与国外相比较，我国环保ngo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倘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2，新闻媒体对环境的深度关注，使得破坏环境的行为赤裸裸的曝露在公从的视野下，为我们所熟知的有影响环境事件中都有媒体的身影。不久前围绕厦门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px项目 之争。最终市政府不仅邀请200名市民代表，面对面征询意见，且遵照了大多数的意见砍掉了巨大的环境隐患，让公众体察了政府对民意的重视。但若是没有媒体的广泛参与，很有可能我们只能在某一次重大环境问题反思中才能知晓px项目。 3，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倡导公众参与环保。减少和拒绝一些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消费行为。如减少和拒绝一次性用品(筷子、杯子、纸巾、袋子)的消费;节约用水、用电、用油; 反对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引导自愿环境管制措施。在企业认证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014000认证，欧洲的emas(生态管理和审核计划)认证等；在产品的生态认证方面种类较多，如德国的“蓝色大使”(blue angel)、北欧的“天鹅标志”(nordic swan)、美国的“绿色印章”(u.s.green seal)等;有的国家还有多个生态标签计划，如瑞典最常见的标签有nvironment choice和nordic swan。 公众参与对环境决策的形成具有重大益处。而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并未真正建立，为使其在环境保护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应当：1，通过立法，确定公众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环境行政管理决策的范围，明确细节。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缺少明确的法律程序来保证公众参与的有效措施。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不能只有专家、官员、少数开发商参与，因为他们往往有可能因私利达到妥协，公众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2，建立完善听证制度，把公众听证作为决策过程的必要环节。让各方的意愿和利益得以表达，以使环境决策趋于合理。如圆明园铺膜听证会，是公众参与环保的有益尝试。3，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完善政府政务公开制度及环境状况公告制度，确立法定的环境与资源监测情况报告制度。调查表明，环境信息公开的指数全国最好的大概能达到60多分，但是全国还有上百个城市得分为零，包括污染非常严重的辽宁、吉林等地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在2008年内的施行，将有望扭转这种糊涂账境况。 结 语 环境法的基础是人的利益需求的多样性和环境满足人类多种需求的能力，环境问题发产生的本质原因是人类在追求和实现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利益要求时单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环境生态利益所导致的。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环境事件，表明公众基本生存权、健康权日益普遍受到侵害，突出了中国环境法制度体系的缺失和弊端，迫切需要修改现行法律体系，完善法制建设。唯有如此，才可确保每个人享有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活情趣的权利。 资源环境论文:协调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对策研究 摘要：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资源型城市终将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如何协调好资源型城市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内容。文章以鄂尔多斯市为例，分析了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影响，并制定了协调两者关系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城市化；生态环境；资源型；协调发展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尽管国际学术界对城市化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由于各个学科关注重点和理解的差异，迄今为止，关于城市化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解释。不同的学科依据各自的角度对城市化涵义进行界定，尽管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研究者普遍认为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从城市化的内涵可以看出，城市化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资源型城市（包括资源型地区）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如果缺乏统筹规划，同时面临资源衰减，那么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将会积累许多矛盾和问题，如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和贫困人口较多、接续替代产业发展乏力、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维护社会稳定压力较大等。 生态环境指人类环境中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最直接相关的那类环境。是自然界中各种生态因子和人类活动的复合生态系统，遵循整体、协同、循环、自生的生态规律，也受技术、体制、文化等社会关系的支配。具有调节、净化等功能。 一、鄂尔多斯市城市发展概况 （一）自然地理概况 鄂尔多斯市总面积86752平方公里，总人口162.5万，其中蒙古族18.3万人，下辖七旗一区，毗邻晋陕宁，南临古长城，西、北、东三面为黄河环绕，与包头市、呼和浩特市隔河相望，属“呼包鄂”金三角地区。东部临近环渤海经济圈，西部沟通我国西北，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前沿和东中西结合部，在国家西部大开发中具有承东启西的战略作用。 （二）资源概况 1.煤炭和天然气储量巨大 煤炭是鄂尔多斯市能源矿产中的最大优势。鄂尔多斯市煤炭的储量大、分布广、埋藏浅、易开采，以高发热量、高挥发性、高灰熔点、低灰、低硫、低磷的“三高三低”闻名于世。鄂尔多斯市也是我国主要的天然气资源集中区，目前鄂尔多斯市盆地内已探明天然气储量12337.44亿立方米，是我国第一个探明地质储量超过万亿立方米的大气区。 2.无机化工资源品种齐全、建材资源遍布全境 鄂尔多斯市的无机化工资源品种齐全，蕴藏丰富。主要有天然碱、芒硝、食盐、硫磺、泥炭等，还有伴生物钾盐、镁盐、磷矿等，开发潜力和市场前景广阔。 建材资源是鄂尔多斯市境内的又一大优势资源。资源遍布全市，主要有石膏、石灰岩、石英砂岩、石英岩、黄土、花岗岩、大理石等。 3.水资源相对缺乏 鄂尔多斯市是我国相对少雨和水资源贫乏的地区，年降水除少量补给地下水、水库和内陆湖泊外，由于植被覆盖不好，水土保持差，大部分通过黄河水系汇入大海。鄂尔多斯市水资源总量为29. 6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13. 1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为21. 0亿立方米，人均和地均占有水资源量均低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 （三）生态状况 鄂尔多斯市属内蒙古高原的鄂尔多斯高原，是全国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重点地区之一。全市48%的面积为沙漠化土地，东部为丘陵山区，干旱少雨、沟壑纵横、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但矿藏丰富；西部为高原区，属典型的荒漠草原；中南部为沙漠区，库布其沙漠居北，毛乌素沙漠位南，是国家“三北”防护林的主要地段；北部及南部边缘为平原区，属黄河、无定河冲积平原，是鄂尔多斯市的粮、油、糖、果基地。鄂尔多斯市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量少且集中，风大沙多，年蒸发量为降雨量的十倍以上，全年8级以上大风日数有40多天，十年九旱，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 （四）城市建设状况 鄂尔多斯市建成区面积250.21平方公里，道路面积5034.94万平方米，供热面积7189.30 万平方米。全市燃气普及率达78.13%，污水处理率达93.2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3.69%。全市建成区绿地率达36.48%，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0.5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29.05平方米。 （五）经济发展概况 “十一五”期间，鄂尔多斯市实现了资 开发的跨越式发展，主要经济指标进入我国地级市前列，2012年鄂尔多斯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656.8亿元，比2011年增长13.0%。2012年全市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820.0亿元，同比增长3.0%。 二、生态环境对鄂尔多斯市城市化的影响分析 （一）促进作用 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保证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优质的空气和水资源，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投资，提高城市竞争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文化素养的人口，加速城市化进程，同时增强农民进城的意愿，促进城乡一体化；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提高城市形象和知名度，增强对周边地区的集聚效益和辐射能力。 （二）约束效应 恶化的生态环境会降低城市的生存发展能力，水资源缺乏会使生产和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严重会增加改善环境的成本，土地资源被破坏会抑制城市空间拓展，从而减慢城市化进程；恶化的生态环境难以吸引投资和人才的进入，缺乏城市竞争力，从而降低城市发展速度；恶化的生态环境降低了人居环境质量，危害了人体健康，城市居民会选择迁出，这样就造成人才流失，阻碍了城市化进程；恶化的生态环境破坏城市的形象，降低城市吸引力，不利于城市软实力的增强。 鄂尔多斯市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干旱并且沙漠化严重。而且，鄂尔多斯市处于能源工业发展初期，发展模式仍以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和粗放经营为特征。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效应，重开发轻保护的发展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影响了鄂尔多斯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进程。 　三、鄂尔多斯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对策研究 （一）走生态城市化发展道路，创建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建设的目的就在于预防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城市病”，解决城市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矛盾，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做到城市可持续发展，使得子孙后代能够有一个永续利用和安居乐业的生态环境。对于鄂尔多斯市而言，“生态城市”是目前最理想的选择。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脆弱、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城市环境基础差，科技水平、经济实力和人口素质与发达地区有一定差距，走生态城市化发展道路，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尤其是领导决策层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二要加强城市生态立法。建立适应生态城市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法律化、制度化是保障其战略、政策顺利实施的有效途径。三要建立生态城市化发展的管理机构。在政府领导下，设立跨部门的、综合的生态城市建设决策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城市生态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四要重视生态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生态城市化发展必须重视增加科技投入，研制开发生态技术、生态工艺，推广生态产业，保证发展过程低污染或无污染，低消耗高产出，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逐步走上清洁生产、绿色消费之路。 （二）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创建节约型城市 目前鄂尔多斯市的城市化发展，资源浪费严重、耕地占用过快、资源能源供求矛盾突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加剧，面对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诸多不协调问题，鄂尔多斯市应该吸取先行城市城市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坚持走一条“高密度、高效率、节约型、理性增长”的道路，构建节约型城市。在制定鄂尔多斯市城市化发展战略目标时，应该注重城市化的内在质量，把速度和质量统一起来。要把城市化发展与城市经济实力、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结合起来，使得人均gdp、人均居民收入和人均财政收入能够同步增长，居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多方面内容的水平得到提高，整个城市充满创造力。 实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需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原材料，大力推行节约型增长方式，构建节约型产业结构，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走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建设节约型城市。同时，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节能、降耗、减污产业，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创建环境友好型城市 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社 会良性、互动关系。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标志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 鄂尔多斯市将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是必然选择。一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力度，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政策，进一步完善公益林和草原生态奖补制度，全面建立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落实“三区”发展规划，推进生态自然恢复区建设，转移农村牧区人口15万人。实施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国家生态治理项目，建设好中心城区百万亩生态圈、企业碳汇林、乌审旗“一河三园”等地方重点生态工程。大力发展林沙产业，实现沙漠增绿、资源增值、群众增收。二要提升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点上开发、面上保护，进一步规范资源开发秩序，加强矿区环境综合治理，加大地质灾害整治和复垦绿化力度，积极化解矿区矛盾，推进和谐矿区建设，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强化节能节水节地节材意识，坚持低碳发展理念，加大城乡环境整治力度，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体系。 结论 城市化实质上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空间扩张和生活水平提高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在区域发展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人口集中，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环境作为城市支撑的基础面临着退化。城市化通过人口集聚、经济发展、能耗增加和交通扩张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生态环境的保护又通过限制人口、排斥资本和干预政策对城市发展产生约束。但是，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两者的关系是可以协调的，高速发展中的鄂尔多斯市，作为资源型城市，未来还会面临资源枯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协调好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任务十分艰巨。 资源环境论文:浅谈网络环境下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的思考 【摘　要】 网络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开发及利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络环境下，加强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是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的基础，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是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的保障。 【关键词】 网络环境 地方文献 资源建设 地方文献资源是反映特定区域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历史与现状的知识宝库。它是某一地域内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的群体活动方式的历史纪录,是地方文化的积淀，是了解和研究某一特定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文化历史现状的主要情报来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地方文献数量与日俱增，内容丰富，其含义也在进一步延伸。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地方文献除了包含以纸质为载体的传统文献外，光盘版、电子版、网络版的地方文献日益增多，各地的信息化工程纷纷启动，地方网站、信息港、电子港、地方论坛等层出不穷，网上的地方信息资源以几何级数在增长。这些网上信息资源地方文献特色鲜明，个性突出，但是收集整理的难度较大，为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既提供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 一、网络环境对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的影响 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环境，使文献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给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带来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加了地方文献的内涵与外延 在网络环境下的今天，地方文献数量与日俱增,内容广泛丰富,其含义也在进一步延伸。其形式和内涵同过去相比，已有很大区别。现在，地方文献不仅在当地出版发行，也在国内其它省份甚至在国外出版发行，突破了"地方出版物"这种传统概念。地方文献不仅有了方志、专著、期刊、族谱、地图等不同类型，也有了科技告、专利文献、学位论文等新成员；载体不仅有印刷型的书籍，也有了缩微品、录音、录像、机读磁带等品种。更大量的地方文献不是以书籍的形式出现，而是发表于各种各样的杂志上，散见于各种会议文件中，甚至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商品性宣传品里，用更快速度、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向社会传播。因此，文献的揭示已不能再停留在书刊表面，必须深入到书刊的篇章或知识单元里，去对文献进行多层次开发，把文献加工成有效信息，广、快、精、准地向读者提供多层次服务。 2、扩展了地方文献的载体形式。 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声像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盘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文献的载体日益丰富，如音像、光盘、多媒体等等。这些新载体对地方文献收集、整理及开发利用将产生重大影响。 3、加深了地方文献征集、整序手段的复杂化。 在网络环境下,文献采访征集加工处理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发生了变化,地方文献的征集不但依靠传统方式来获取,而且要通过网上搜索、电视转录等形式,去广泛地获取地方文献资料。而网上信息资源杂乱、无序，更新速度快。因此，网络下载的地方文献信息必须进行综合处理,深度加工和重组,使大量随机无序的信息资源转化成有序的、便于利用的知识。在网络、电视资源采集时,都必须使用高科技手段,要求工作人员有较高的科技素质和掌握高科技的能力,要求完善硬件设备环境。 4、宽泛了地方文献的工作内容 网络环境下，文献信息储存与传递的新系统和新载体将极大地丰富地方文献工作的内容,并将彻底改变"书本位"信息环境下形成的重视静态文献资料,忽视动态信息的思维定势,地方文献工作将围绕多种载体文献做文章,面对新的技术环境,地方文献工作内容将愈来愈丰富多彩。评价地方文献资料的质量标准也不只限于馆藏实体地方文献数量、结构和利用率,还要看在网络环境下,获取地方文献信息的能力。 5、拓宽了获取地方文献资源的途径 传统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获取的途径主要有:订购、征集、复制、交换、接收、呈缴、索取、捐赠等,而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化方式成为一种方便快捷的信息获取手段,图书馆既可以通过internet下载地方网站的相关信息,还可以利用数据库光盘、录音资料、传真、电话、email等多种途径获取地方文献信息资源 二、地方文献的收集是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的基础 在网络环境下，地方文献的收集在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中仍将处于首要地位。在地方文献的收集中，网络带来的不仅是征集空间的扩大和征集手段的改变，也使得地方信息更丰富，也更见于不同载体不同文种文献中。为此，在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中应加强以下信息资源的收集:电视节目中地方信息的采集；实物资源的采集，包括地区物产实物，古建筑、石刻、匾额、名人手稿、信札、历史照片等特种资料；网上地方文献的收集， 包括网络数据资源，电子出版物资源、虚拟图书馆资源及地方网站和一些专业网站的信息资源；报刊地方文献资源的收集； 地方老照片的收集。 三、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是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的保障 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是通过数字化、网络化将传统媒体文献转换成数字文献，以实现检索自动化，全面提升地方文献的信息服务力。 1、建立地方文献目录数据库。地方文献目录数据库是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基础建设。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首先要将各种不同来源、不同内容、不同著述形式、存于不同介质的原始数据以相应的电子记录组织成联机目录数据库，这是促进地方文献资源共享的第一步。在建库过程中应采取以下相应措施：（1）目录数据应统一规则、统一原则、统一协调；（2）成立cnmarc格式维护咨询小组，指导marc格式的执行、修订、补充工作；（3）尽快建立各种规范文档，促进书目规范控制在全国实施；（4）成立数据库建设专家委员会，指导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5）进一步开发各种专题数据库，发挥各馆资源优势，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2、建立地方文献专题全文数据库。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地方文献不仅以书籍形式出现，更多的是隐含在某些文献的知识单元中。分散在各种各样的刊物上，散见于各种会议文件之中，甚至出现在各式商业宣传品里，地方文献和其他文献一样，力求以更快的速度和醒目的方式向社会传播。因此，除了地方文献目录数据库外，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地方文献资源中利用率高、有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的地方文献，在不出现或解决了著作权问题的前提下，转化为数字化的可检索的数据，建成地方文献专题全文数据库，传输上因特网，为网络用户直接提供所需的全文信息。 3、建立地方文献多媒体数据库。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非书资料数字化成为可能，利用计算机新技术，通过对音频、视频、图像、文字等媒体资料进行数字化转换、编辑、压缩等技术处理，把馆藏地方文献中的各种声像资料转换成电脑可识别的数字化资料，储存在电脑网络服务器上，实现录音、录像资料的网上视听阅览，建成地方文献多媒体数据库。 4、筛选网上地方文献，建立网络地方文献专题全文数据库。在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优势，享受资源共享，丰富数据库。 网络信息资源内容丰富，所收录的资料全面系统，网络信息中有不少是经过筛选加工的二三次文献，包含了前人的劳动，是较成熟的信息，这对于自建数据库可免去大量的重复劳动；另外，对网络一次文献中的全文数据和图片资料等等，也可直接编排利用，不需再用手工录入或扫描，节约了宝贵的时间和资金。利用网络信息建库，应根据特色数据库的搜集方向，选择一批有参考价值的网站和信息源，定期浏览，并根据需要设立相关主题词、关键词，从中检索、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此外，由于网上信息更新很快，新网站不断涌现，可借助搜索引擎或网络机器人自动搜索，密切关注，以便发现最新信息。 资源环境论文:GIS在资源环境领域中的应用 摘 要：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和资源环境的特点，阐述了地理信息系统在林业、农业、及土地资源领域中的应用，并对gis在资源领域的发展趋势做了简要论述。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环境 1 引言 地理信息系统(gis) 是一种兼容存储、管理、分析、显示与应用地理信息的计算机系统,是分析和处理海量地理数据的通用技术。gis 以其强大的空间数据管理系统、形象直观的应用界面、强大的空间分析能力等特点,能为现实地理空间上的物质和能量运动规律的研究提供方便、准确的管理和空间分析手段。因此, gis 与环境科学的结合运用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gis 与环境科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所具有的相似性和互补性,使二者的结合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预期在环境管理、环境监测、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工程及环境地球化学等领域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2 gis在农业中的应用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gis技术就被应用于农业领域，从国土资源决策管理、农业资源信息、区域农业规划、粮食流通管理与粮食生产辅助决策到农业生产潜力研究、农作物估产研究、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农用土地适宜性评价、农业生态环境监测、基于gps和gis的精细农业信息处理系统研究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些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随着gis理论的产生发展以及方法和技术的成熟，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也逐步深入。从技术角度看，gis在我国农业资源与环境领域中的应用进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作为农业资源调查的工具，建立了农业资源地理数据库，实现空间数据库的浏览、检索等，利用gis绘制农业资源分布图和产生正规的报表。 (2)作为农业资源分析的工具，gis技术已不限于制图和空间数据库的简单查询，而是以图形及数据的重新处理等分析工作为特征，用于各种目标的分析和重新导出新的信息，产生专题地图和进行地图数据的叠加分析等。 (3)作为农业生产管理的工具，主要是建立了各种模型和拟订各种决策方案，直接用于农业生产。 (4)作为农业管理的辅助决策工具，利用了gis的模型功能和空间动态分析以及预测能力，并与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及其它的现代技术（如rs和gps）有机结合，便于我国农业生产的管理和辅助决策。 3 gis在林业中的应用 林业生产领域的管理决策人员面对着各种数据，如林地使用状况、植被分布特征、立地条件、社会经济等许多因子的数据，这些数据既有空间数据又有属性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并及时找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借用传统方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利用gis方法却轻松自如。 社会经济在迅速发展，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需要随时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掌握资源动态变化，及时做出决策就显得异常的重要。常规的森林资源监测，从资源清查到数据整理成册，最后制定经营方案，需要的时间长，造成经营方案和现实情况不相符。这种滞后现象势必出现管理方案的不合理，甚致无法接受。利用gis就可以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及时掌握森林资源及有关因子的空间时序的变化特征，从而对症下药。 林业gis就是将林业生产管理的方式和特点溶入gis之中，形成一套为林业生产管理服务的信息管理系统。以减少林业信息处理的劳动强度，节省经费开支，提高管理效率。 gis在林业上的应用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 (1)作为森林调查的工具：主要特点是建立地理信息库，利用gis绘制森林分布图及产生正规报表。gis的应用主要限于制图和简单查询。 (2)作为资源分析的工具：已不再限于制图和简单查询，而是以图形及数据的重新处理等分析工作为特征，用于各种目标的分析和推导出新的信息。 (3)作为森林经营管理的工具：主要在于建立各种模型和拟定经营方案等，直接用于决策过程。 三个阶段反映了林业工作者对gis认识的逐步深入。 目前gis在林业上的应用主要有： （1）环境与森林灾害监测与管理方面中的应用，包括：林火、病虫害、荒漠化等管理，如在防火管理中，其主要内容有：林火信息管理、林火扑救指挥和时实监测、林火的预测预报、林火设施的布局分析等。 （2）在森林调查方面的应用，包括：森林资源清查和数据管理，这是gis最初应用于林业的主要方面、制定森林经营决策方案、林业制图。 （3）森林资源分析和评价方面，包括：林业土地利用变化监测与管理、用于分析林分、树种、林种、蓄积等因子的空间分布、森林资源动态管理、林权。 （4）森林结构调整方面，包括：林种结构调整、龄组结构调整。 （5）森林经营方面，包括：采伐、抚育间伐、造林规划、速生丰产林、基地培育、封山育林等。 （6）野生动物植物监测与管理。 1993～1997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援助的“中国森林资源调查技术现代化”项目顺利执行。以全国林业监测站点数据和遥感数据为主要信息源，进行全国林地生态类型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在空间上和时间序列上完整、系统的反映林地区域不同的生态系统特点、林种、群落特征及其林（树）龄。 4 gis在土地资源中的应用 gis技术最初在土地资源开发与管理上的应用主要是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城镇地籍调查图件和属性数据的存储、查询等管理工作等，基本上没有数据的空间分析及其它决策功能。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在土地科学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了土地评价工作（土地的适宜性或多宜性评价、土地的生产潜力评价、土地持续利用评价、城市地价评估、耕地地价评价等），土地利用规划（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多目标规划），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现状分类与制图，以及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动态监测。 5 结论与展望 gis在资源环境领域的应用方兴未艾，从技术、地理信息、经济社会的需求等方面分析，在该领域有以下趋势： 结合国家信息化推进工作，以电子政务相关工程为基础，推动gis在资源环境管理中的推广应用。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及企业的重要任务，gis在以资源、能力、生产、资金等空间综合配置、优化组合为目的的信息化建设中，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结合相应的应用工程，推动gis的发展。用往专业化方向发展，功能由通用管理功能转向资源评估、监督、跟踪分析等专业功能方向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各方面的矛盾及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诸多的关联性，分析这些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建议，需要功能更专业化的gis软件系统支持。 资源环境论文:网络环境下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现状及发展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科技系统、教育系统、公共图书馆系统三大群体的文献信息服务共建共享以及电子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现状，阐述了我国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正在开展的工作以及今后应该开展的工作。 关键词：文献信息资源共建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环境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资源已上升为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信息资源的共享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愿望。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是现代文献服务的基础，也是文献服务工作者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随着文献资源种类的增加和价格的增长，人们对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期望越来越迫切。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借助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而建设的文献资源共享系统已具有相当规模。网络环境下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正逐渐成为决策领导机关、图书情报部门及社会大众的共识，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将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 1．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现状 1)自1998年4月，国家成立了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管理委员会以来，在国家层面上，以科技系统、教育系统、公共图书馆系统三大群体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开始了实施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近年来，这些群体文献信息服务机陶在各自的系统内已将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工作开展得很有声色。如在科技系统，科技部等部委组织推进的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程技术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中国农业科学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图书馆组成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建设项目，其网络服务系统就是按照“统一采购、规范加工、联合上网、资源共享”的原则，采集、收藏和开发理、工、农、医各学科领域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的科技文献服务系统。该系统目前有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外文会议论文数据库、外文科技图书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文会议论文数据库和中文学位论文数据库已在网上开通。 其他科技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网络有，国防科技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的中国工程技术信息网( cetin)，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建设的国家数字图书馆，拥有30多个中心馆的全国医学图书馆资源共享网络。 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网络有，由国家计委批准教育部组织建设的以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为依托的网上信息资源共享系统一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共建共享数据库。该网络系统由1个全国管理中心、4个全国文献信息中心、7个地区文献信息中心和61所“211工程”立项高校图书馆组成。作为中国大专院校的信息保障体系，它不仅为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的研究营造了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信息网络环境，同时还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 公共图书馆系统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网络有，由文化部规划兴建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信息网络工程，以及由国家图书馆等124家图书情报单位发起并成立的全国图书馆信息咨询协作网。这些网络系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国家图书馆与各省、市、县图书馆连接起来，将丰富的信息资源转变为数字化信息，以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共享。 2)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也卓有成效地开展。如以江苏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为龙头，从1996年起开始建设的“江苏省科技信息网”，到2000年底已经联通了全省13市64县及10多个科研院所中心，还建成了一系列具有江苏特色的数据库资源。1999年12月，浙江图书馆与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科技情报研究所共同签定信息资源共享协议，同时，三单位还将进行联合编目，网络互联。上海于2000年建成了由公共、科研、高校、情报四大系统65家的图书情报机构组成的“上海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 3)电子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及共享有了很大发展。近些年，电子文献的出版力度远远超过书本文献的增长幅度，电子文献的出版物大有取代书本文献之势。如重庆维普公司开发出版的“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1989 - 1999年收录有期刊7000种，2000年后收录有1.2万余种期刊的题录、摘要信息，学科范围覆盖理、工、农、医以及社会科学各专业，已成为国内检索中文科技期刊的重要工具。由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和光盘国家中心共同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收录有5721种国内核心和有专业特色的期刊全文，到2000年底累计全文文章总量已达500篇，题录1000万余条。内容覆盖理工、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学、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它的数据库网络版有9大专辑，126个数据库，网上数据每日更新，是目前中文期刊收录量最多的一个全文数据库。镜像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除清华大学的“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外，还有维普公司的“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公司的“万方数据库系统”、书生公司的“书生之家”和超星公司的“超星图书馆”。目前，国内许多重点高校的图书馆电子文献的订购经费已超过总文献经费的300/0之多，电子网络文献的迅速发展已经给全民提供了更加便捷文献信息资源的途径。 2．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发展动态 2.1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从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发展形势来看，我国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网络正以不同系统、不同地区的形式全面推进，已形成了计算机网络大环境，共享网络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由于文献信息资源共享需要强大的支撑保障，加强各种类型文献信息资源数据库的开发建设仍然是今后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地区性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如江苏、上海、浙江、深圳、广州等已开始以各自的联合或协作方式，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整体化建设原则，建设公共、科技、高校的图书文献馆之间互联互动的地区性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他省、市、自治区的地区性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有的正开始起步，有的还正处于酝酿之中，在这些地区，每年至少要召开一次有关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议题的会议，讨论本地区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发展，以积极地推进本地区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发展。 2.2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目前，随着各种各样的文献信息资源数据库系统的建成以及因特网上免费文献信息资源的出现，国内各图书情报单位正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情况积极参与加入各种共享网络、知名网络服务系统，以及利用因特网上免费文献信息资源，构建符合本地区特点的文献信息资源网络服务体系，使各种文献信息资源得到广泛利用。文献信息资源联合订购也是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一种方式。今后凡价格高、利用率高、知名度高的重要文献信息资源仍应采取集团采购，这样既可以节约经费，又可以节省精力提高效益。 3．网络环境下资源共享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完善 网络环境下，网络安全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凸显了其复杂性。用户在进行资源共享的时候，总是希望自身的权益能得到切实的保障。图书馆在提供资源共享的时候，必须满足用户的这种需求。因此，国家必须制定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使得在资源共享的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图书馆立法是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图书馆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图书馆法律都比较完善。我国图书馆在资源共享的建设的同时，也在逐渐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目前，资源共享方面的法律法规大致包括以下层次：科技进步法、信息资源共享法、政府信息公开法；行政管理法规、国家与地方颁布的信息资源共享条例；共享管理的具体方法、共享管理建设规范、服务监督与评价办法、科学数据汇交方法等。随着国家对资源共享建设的重视，国家层面上的资源共建的规章制度也必将更加完善。另外，对资源共享的组织管理机制，资金投入机制，以及解决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兼容等方面问题的制度建设也会更加健全。并且为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管理等配套措施，提高服务质量水平，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体系，营造有利于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的制度环境。这样，就可以确保资源共享的稳定发展。 资源环境论文:浅论云计算环境下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安全策略研究 论文关键词：云计算 图书馆信息资源　信息安全 论文摘要：云计算将使数字图书馆在软件环境、硬件存储、应用平台与服务方式等方面发生深刻变革，同时也会使信息资源面临很多安全问题。在云计算应用过程中应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行业标准，保证信息资源的安全存储，实现信息资源的保密性与完整性、严格划分操作权限、加强用户访问控制，以保障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安全。 云计算是google提出的全新的互联网应用模式，是分布式处理、并行处理和网格计算等计算机科学概念在互联网上的实现。而随着web2．0技术的发展，数字图书馆也更多地采用了web2．0的理念和技术，用于改善自身服务，扩展高端复杂网络应用，向图书馆2．0迈进。因此，采用云计算的模式作为数字图书馆的底层架构，在软件环境、应用平台、数据共享等方面能够极大地改善图书馆的服务，是目前最具性价比、最可靠、扩展性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处于早期应用阶段的云计算若想在图书馆大有作为，尚有很多不够成熟和有待商榷的地方，其中信息资源的安全问题尤显重要，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云计算将会带来的安全风险，以便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 1云计算的功能特性 云计算是指基于互联网的超级计算模式，即把存储于个人电脑、移动电话和其他设备上的大量信息和处理器资源集中在一起协同工作，其基本原理是通过使计算分布在大量的分布式计算机上，而非本地计算机或远程服务器中。真正的云计算环境应该具有六个关键的特性：一是云计算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作为一个使用者，一旦用户连接到云中，那里存放的任何东西，包括文件、消息、图片、应用等都将变成用户的。二是云计算是以任务为中心的。用户只需关注自己需要做什么和应用程序如何完成任务，使用哪一个应用程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三是云计算是强大的。云中数百或数千台电脑连接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的计算能力是远非一台单独的台式机所能比拟的。四是云计算是易于访问的。由于数据存储在云里，用户可以从多个库中即时地检索更多的信息。与使用台式机不同，用户不再受到单一数据源的限制。五是云计算是智能的。随着各种数据都被存储到云中的计算机上，为了更智能地访问这些信息，数据挖掘和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六是云计算是可编程的。大量需要利用云计算的任务都必须是自动化的。 2云计算给数字图书馆带来的变革 2．1便利的软件服务 云计算环境下，数字图书馆将不必购买本地安装形式的自动化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以及各种类型的操作系统及开发软件，所使用的软件都是以网络服务的形式由云服务商直接提供。sales force、googleapps和zohooffice等都是迄今为止这类服务较为著名的公司。 2．2超大规模的计算和存储服务 基于云计算的数字图书馆以云计算服务器为核心，动态部署虚拟的硬件提供存储和计算能力，并通过web云接入，为复杂网络应用提供可能，实现“无处不在”的访问。对于图书馆而言，无论是自建的还是购买的信息资源，将来都可以存放于“云”上，而不再需要“镜像”于本地，其存储和管理都由“云”来完成，从而克服目前图书馆服务器访问限制的瓶颈。 2．3方便的平台服务 平台服务为图书馆根据自身业务创建各自的应用软件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数字图书馆用户可以使用中间商的设备来开发自己的程序并通过互联网和其服务器传到用户手中。目前主要的平台服务包括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gae)企业应用软件引擎和salesforce的网络应用软件平台force．com等。 2．4全方位的网络扩展服务 云计算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作为一种服务中介，至少在技术上能够将分布式存储的数据库和一站式的检索界面结合起来，进行信息资源的整合、组织、关联、导航甚至可视化服务，实现不同“云”之间的互操作。同时图书馆可通过即时通讯或开放多种web2．0的服务方式为读者提供定制服务、在线帮助等全方位的用户交互服务，以更为人性化的方式拉近用户与数字图书馆的距离。 3云计算环境下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安全问题 虽然云计算能够对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带来深刻变革，但是所有的信息资源都高高挂在“云端”而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无论是对于云服务提供商，还是使用云服务的图书馆，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安全风险。对提供商来说，如何保证用户存储在云中的数据的安全?对图书馆来说，如何才能相信提供商能保证云中数据的安全?这些都是云计算应用急需解决的问题。 3．1云服务提供商需要提供的安全保障 3．1．1如何保证用户信息资源的安全性与可用性?虽然“云”从技术上使用了数据多副本容错、计算节点同构可互换等措施来保障服务的高可靠性，但从相关报道披露的2008年10个最糟糕的web2．0网络故障事件来看，其中有多项与云计算应用有关，例如亚马逊s3服务的中断、googleapps(在线办公应用软件)的中断服务、gmail邮箱爆发全球性故障，微软的云计算平台azure停止运行约22小时服务等。这些故障事件让那些还处在“云雾”中的多数业内人士和用户对于云计算的安全性和可用性再度产生了忧虑和怀疑。 3．1．2如何为用户提供标准、规范、风险共担的服务?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亚马逊的云服务合同，就会发现很多条款是不合理的。比如第7．2条款中规定：我们对于任何未经授权的访问或使用、破坏、删除、销毁或弄丢任何你的内容或应用的程序不负有责任。在该合同中，服务提供商并不承诺对任何数据泄密事件以及被破坏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或义务。可见，由于目前缺乏云计算架构的安全模型和标准，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有可能规避大部分安全风险，而将风险转嫁给用户。 3．1．3如何得到用户的信任?信任问题是云计算发展过程中的大障碍。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金海认为，云计算要普及很不容易。他提到，人们会信赖地把自己的钱放到银行里，因为银行是国有的。“银行背后有政府的法律保证，但云计算运营厂商数据中心的数据安全却没有任何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在制度上的保证，因此用户不敢把数据放进运营商的数据中心里。” 3．2云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信息安全需求 3．2．1数据资源的安全存储。图书馆对云计算最大的担心在于数据资源的安全性，无论是书目数据、读者数据、流通数据还是电子书刊、特色馆藏数据库等数据，一旦丢失，后果将不堪设想。云计算环境下本馆的数据、程序都不在本馆机器上，如何保证数据的意外丢失、毁损、非法收集、处理、利用?怎么保证明天这个“云”还存在?明天还能正常访问本馆数据?数据能否绝对安全将成为最基本的要求。 3．2．2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图书馆时代的知识产权问题在云时代不仅依然存在，并且还有新变化。图书馆购买云计算服务后，将自己的数据交给云，由云计算企业托管这些数据。从理论上讲，用户应该完全拥有被托管数据的知识产权。但是在现实中，云计算企业深知“数据核心”原理，因而他们会千方百计利用这些数据，并以数据整合、数据挖掘、知识服务的名义使用户数据利用合法化。近年来，oclc利用worldcat中集成的馆藏数据，开发出了一些新产品，如每季的大学与研究图书馆推荐书目等，这些产品知识产权的界定将成为新的问题。 3．2．3数据保密需求。图书馆的读者、借阅、财经等数据交给云计算服务商后，具有保密控制权的并不是图书馆，而是云计算服务商，而在云计算环境下要求保密的这类信息随着信息服务的多元化，将有可能出现在整个信息服务的收集、传输、处理、利用、存储和传播的各个环节，这将严重威胁各图书馆的信息安全。虽然每一家云计算提供商都强调使用加密技术来保护用户数据，但也仅仅是指数据在网络上是加密传输的，数据在处理、存储和传播时的保护仍然没有解决。 3．2．4用户权限管理。用户权限即合法用户可以进行的具体操作。用户登录到云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之后，可进行的操作有浏览、检索、下载、创建、更新(修改和删除)等等。但不是每个用户都可以进行所有的操作，不同的用户将具有不用的权限。在云环境下，图书馆数据的创建、更新及整合等事宜，仍将由图书馆负责，比如每年进行的大量读者数据的更新，馆藏书目数据的维护，以及随时需要提交的馆藏信息、订购信息等等。这样就要求云计算环境能够对普通用户、图书馆管理者和云计算服务商进行合理的权限划分与管理以保障数据安全。 3．2．5访问控制管理。访问控制的目的是保证各图书馆信息资源不被非法访问和使用。云计算环境对于黑客极具吸引力，因为云本身不但集中存储了各种资源，对于恶意软件的隐藏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再加上云环境的高度复杂性，不可避免地会给黑客留下一些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寻找云环境内的安全漏洞，来窃取用户资料或破坏所存储的信息包括图书馆的各种数据，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手段予以防范。 4云计算环境下的图书馆信息安全策略 针对上述云计算的安全风险及数字图书馆的安全需求，图书馆在云计算的应用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安全策略。 4．1相关标准及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完善 在云计算应用过程中，图书馆界应该组织对于应用云计算所需的标准和相关协议的研究，形成行业的应用规范。同时，由于信息安全和保密问题，更多的是政策层面的问题，云计算企业的管理政策、企业信誉、甚至国家政策，都可能对云计算信息资源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需要整个产业链中的各利益相关者(包括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磨合、谈判和研究，以促成相关管理章程或政策法规制度的出台，从而对知识产权保护、责任追究及各方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4．2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安全存储与管理 云计算环境下为了保证图书馆数据的万无一失，对于服务商和图书馆来说，都应该采取更为安全有效的技术手段。一方面，作为服务商应采用目前最为先进的虚拟化海量存储技术来管理和存储数据资源。虚拟化海量存储技术是采用数据副本的方式进行容错，它不需要冗余设备，通过对每个虚拟盘创建多个副本来提高数据可用性和访问性能，更适于在云环境下的海量存储网络系统中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图书馆而言，各馆也应自行对馆藏各种数据资源进行及时、全面的备份并长期、可靠地保存。 4．3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保密性与完整性实现 云计算环境下为了保证“云”中的信息资源在存储和传输过程中不被非法下载或恶意篡改，应加快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其核心内容公钥基础设施pki的应用。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是提供公钥加密和数字签名服务的系统或平台，由公开密钥密码技术、数字证书、证书发放机构(ca)和关于公开密钥的安全策略等基本成分共同组成。pki的建设和应用，使云环境下的图书馆可以在各种网络应用中方便地使用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从而保证了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为图书馆营造起一个安全的网络运行环境。 4．4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操作权限管理 云计算环境下的图书馆可以根据用户信息需求的不同，将用户从低到高划分为若干个层级，并严格控制用户对资源的访问权限。目前较为成熟的权限管理与控制技术是特权管理基础设施pmi(privilege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它是基于属性证书(ac)的授权管理平台，它以pki体系为基础，向所有用户提供与应用相关的授权服务，能够在用户请求服务时进行权限验证，成为用户和服务提供者间的安全通信基础。图书馆通过pmi进行授权管理，使普通用户登录进入“云”后只能根据事先指派的角色进行数据查询；而承担图书馆数据维护工作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则能够按照该管理员的角色分派相应的操作权限，完成具体的数据维护工作。 4．5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用户访问控制 云计算环境下的用户身份认证对于数据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认证的授权用户才能访问云中的相应的信息资源。由于云计算环境的异构性、动态性、跨组织性等特点，不可能要求用户在使用每一个云资源之前都要进行身份认证，因此云环境下的图书馆可采用单点登录的统一身份认证方式，被授权的图书馆用户只需主动地进行一次身份认证，随后便可以访问其他被授权的资源。通过单点登录的统一身份认证与pmi权限控制技术，能够根据不同用户的层级对应地设置不同的资源层级访问权限，二者形成匹配性，从而严格控制用户对资源的访问，以有效地保证数据与服务安全。 5结束语 云计算模式的出现，给互联网环境下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中心作用的发挥带来了机遇。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具有动态的、自适应的系统组成能力与集成机制，能实现分布式数字图书馆服务的虚拟化，能实现更大程度的资源共享与协作。当然，目前云计算的应用还处在探索阶段，相信随着图书馆界对云计算技术的关注以及安全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浅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人类在经过漫长的奋斗历程后,在改造自然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与此同时,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构成了现实威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因此,环境保护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任务。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只有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保护生态环境,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保证。 关键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1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可持续发展既是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含二个重要的内涵:一是需要,指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将基本需要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二是限制,指人类的发展和需要应以地球上资源的承受能力为限度,通过人类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活动,对发展进行协调与限制,要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限制,以求与自然环境容量相适应。没有限制的发展,便不能持续。生态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经济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手段,社会持续发展是可持续的最终目标。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倡导可持续发展模式更是迫在眉急的。当今世界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可持续发展概念是在人类深刻认识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能力基础上提出的。它是源于环境保护的。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必须与自然协调才能持续生存。不适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地球环境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竞相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维持较高消费水平的需要。工业生产虽然增长了几十倍,但却出现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贫困加剧和各国发展失衡的社会矛盾。可见经济要持续发展,社会能够和谐发展,保护好环境是关键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不但涉及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发展就是高消耗,高增长的消费经济模式,不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造成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应用到作为有机整体的人与自然环境系统。满足人类需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要求人类在尽量减少资源消耗的基础上,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做到少投入多产出,促进可再生资源的增长,使系统内部在相互协调的情况下,物质能量的转化率达到最佳效果,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要求人们在消费时,尽可能地多利用少排放,以减少自然的负荷,使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保持良好状态,成为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2环境功能和环境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周围环境而孤立地进行。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趁着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环境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或阻延的作用体现了生产力不断提高和自然资源不断开发,社会与其周围环境的联系便日益加深。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开发利用的对象。主要功能有:(1)提供人类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从事生产的物质、能源的源泉,也是各种生物基本重要条件。人类从自然地理环境中开采煤、石油、天然气等,利用土地资源生产谷物,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因而环境资源的多寡、优劣决定着经济活动的规模和速度。当人类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自然供给的能力时,便难以维系和持续发展。(2)消纳和同化人类活动产生的产品,同时也会有一些一时未能被利用的副产品排入环境,成为废物。而人类新陈代谢和消费活动,也产生各种废弃物归还给周围自然环境。当废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时,环境质量会下降。(3)满足人类生存的精神享受。环境不仅能为人类提供物质资源,而且还能满足人们对舒适的要求。清洁的空气和水是农业生产必需的要素,也是人们健康,愉快的生活需求。优美舒适的环境,使人们心情轻松、精神愉快,有利于提高人体素质,更有效地工作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面对诸多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加强环境保护。环境问题是指任何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结构和状态的变化,产生的原因包括人为、自然两方面。其实质是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间的矛盾。 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主要包括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两大类。(1)原生环境问题地叫第一环境问题,是由自然环境自身变化引起的,没有人为因素或很少有人为因素参与。这一类环境问题是自然诱发的,是经过较长时间自然蕴蓄过程之后才发生的,或者主要是受自然力的操纵,且人已失去控制能力情况下发生的,并使人类社会遭受一定的损害。这类环境问题包括地震、火山活动、滑坡、泥石流、台风、洪水、干旱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昼做到预防减少损害。(2)次生环境问题是人类活动作用于周围环境引起的环境问题,也称第二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不合理利用资源所引起的环境衰退和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①环境破坏,环境破坏又称生态破坏。主要指人类的社会活动引起的生态退化及由此而衍生的有关环境效应,它们导致了环境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环境破坏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违背了自然生态规律,急功近利,盲目开发自然资源所引起的。因过度砍伐引起的森林覆盖率锐减,因过度放牧引起草原退化,因滥肆捕杀引起许多动物物种濒临灭绝,盲目占地造成耕地面积减少因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地下水过度开采造成地下水漏斗,地面下沉,因其他不合理开发利用,造成地质结构破坏,地貌景观破坏等。②环境污染与干扰,环境污染指有害物质或因子进入环境,并在环境中扩散、迁移、转化,使环境系统的结构性与功能发生变化,对人类或其他生物的正常生存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现象。主要是指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等。这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环境干扰指的是人类活动所排出的能量进入环境,达到一定程度产生对人类不良的影响。 环境危机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不安与广泛关注,是因为环境危机不仅影响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也威协后代人的生存。这必须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它不仅重视增长数量,而且要求发送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是以保护自然为基础,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减少生态破坏,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作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力之内。是以消除贫困,改善和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为目的,要与社会进步相适应。虽然未来人对幸福的理解也许会与我们有所不同,但作为人,他们的某些基本需要(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健康而稳定的生态系统)必须首先得到满足。因此,在分配地球上的有限资源时,我们必须要用代际主义的原则来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我们不仅要给后人留下一套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成熟的经济发展模式,还要给他们留下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生态环境。 3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一种文明如果把掠夺和征服自然视为自己的价值实现,那么,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是必不可免的;人为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不是源于科学技术提供资源的速度慢于人类消费资源的速度。与以往的历史相比,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技术无疑是最先进的,但是,环境危机正是在我们拥有如此空前的技术力量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环境危机不能通过单纯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承认技术手段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局限性,并不是要否认 科学技术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局限性,并不是要不论科学技术在保护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是要求我们突破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放在文明转型和价值重铸的大背景中来加以思考。承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并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美丽和稳定。无论以全球范围,还是以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类文明都发展到了保护生态环境阶段。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保证。要实现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我们要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以及当代人之间关系。要真正解决环境问题,首先必须改变当前人类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发展不能仅局限于经济发展,不能把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割裂开来,更不应对立起来。发展应是社会、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或为人类环境保护工作的转折点,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环境污染问题。从全球来看生态环境破坏此环境污染更严重。冲破了就环境的狭隘观点,把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协调人类与环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才能从整体上解决环境问题。当代人之间能否公平地分配环境保护的成本与利益能否建立一套鼓励人们的环保行为的制度安排,这直接决定着人与自然和谐这一目标的实现;如果当代人之间尚且不能实现某种最低限度的公正,那么,我们就很难指望他们会真正关心遥远后代的利益,因此,当代的集体努力与人人选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我们共同的未来》把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这是由于使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这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贫困是对这种权利的剥夺,它使人作为的价值得不到实现。同时,贫困与破坏环境往往是互为因果的。因此,消除贫困,减少贫富差距是实现代内平等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综上所述,要达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保护好环境。 人有权利利用自然,通过改变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但这种权利必须以不改变自然界的基本秩序为限度;人又有义务尊重自然的存在事实,保持自然规律的稳定性,在开发自然的同时向自然提供相应的补偿。当然,如此确定权利和义务的范围,是以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存在着和谐为前提的,可持续发展针对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在这个事实中,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必须相应调整。在达到新的和谐之前,人对自然的开发方式,开发深度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人在改变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的同时,应当更多地向自然提供补偿,以恢复其正常状态。使人与环境协调发展,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完善 摘要：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的未来共同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一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虽然在环境资源方面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但尚未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因此，修改我国《宪法》《环境保护法》及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并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保护法》《环境污染税法》《环境保护投资法》和《环境与资源教育法》，已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环境与资源 立法完善 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与我国的环境资源立法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1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预示着人类环境时代的开始。此次会议最重大的意义是产生了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相近的思想。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成熟。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共同发展的战略，得到了与会各国政府的赞同。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我国于1992年8月制定了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10大对策，明确提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94年3月，我国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调以下简称《白皮书》，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杜会发展过程中得以实施。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注重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79年我国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基本方针。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此外，由全国人大通过和修改通过了许多环境保护的专门法律以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源管理的法律，其中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农业法》《文物保护法》等；由国务院制定并公布或经国务院批准而由有关主管部门公布了大批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单项法规，其中包括为了执行环境与资源基本法和法律而制定的实施细则或条例以及对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领域、新问题所制定的单项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森林法实施细则》《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由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颁布了600多项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另外，我国还制定了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基础标准、样品标准和方法标准，基本上建立了环境标准的法律体系。到1995年底，我国颁布了364项各类国家环境标准。 为了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维护国家的环境权益，承担应尽的环境保护义务，我国缔结和参加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南太平洋无核区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东南亚及太平洋区植物保护协定》等几十项国际条约、公约、协定。 虽然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和以我国缔结参加的有关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协定为辅的较为完备的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主体为了达到个人的经济利益，往往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加之我国环境和资源的立法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就使我国的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面临严重的挑战。 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我国环填与资源存在的若干问题 在20世纪里，世界环境污染公害事故和公害病显著增加。30～60年生了马斯河谷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俟病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米糠油事件、疼痛病事件、美国洛杉矾光化学烟雾事件等“旧八大公害事件”；80年代又发生了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墨西哥液化气爆炸事件、印度搏帕尔农药泄漏事件、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瑞士巴塞尔赞多兹化学公司莱茵河污染事故、全球大气污染和非洲大灾荒等“ 新八大公害事件”。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严重威胁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7个方面：“三废”物质污染、噪音污染、水资源污染、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核污染。 我国在环境污染的防治和资源保护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还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我国生态环境存在恶化现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的同时，生态环境却在恶化：大气污染居高不下：水资源持续短缺，水质污染明显加重；土地退化与耕地占用严重；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加剧，草原退化、沙化面积不断扩展；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污染事件不断增多。…突出的现象是：水土流失的危害已经扩大到全国耕地面积的1／3，500多条主要河流和几乎所有的湖泊受污染面积达82％以上；全国城市的居民正呼吸着总悬浮微粒日平均值比国际标准高出10倍以上的污浊空气；而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下游，一年中有200天可以被改称为”母亲沙滩“。1998年夏季长江全流域持续两个月的水灾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也与生态环境遭破坏有很大关系。《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九五“计划期间，我国将重点解决”三河“（淮河、海河和辽河）、三湖”（太湖、巢湖和滇池）／两区“（酸雨污染区、SO2控制区）的污染控制问题。这也反映了上述”三河“／三湖”／两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到了非”重点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二）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不足 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是环境投资总量小，历史欠帐太多。“八五”期间，国家环保投入1102亿元，按1990年的价格计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0.69%，没有达到“八五”计划规定的0.85%的目标，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目前总的环境投资缺口大约为2500多亿元，而现在的投资额仅占需要投资额的6.3％。发达国家的环境投资通常要占到GNP的1.5O%以上。例如，美国每年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在800亿美元以上，日本在700亿美元以上，美国每年用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治理的费用超过了1500亿美元，据一项对80年代中期情况的研究表明，我国因环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82亿元，部分自然生态环境遭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500亿元，两项合计达882亿元，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5.64%，而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料的统计，美国等发达国家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为3～5％。可见我国的环境污染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 我国现行的环保投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建立的。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适应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需要，现行的环保投资体制存在着一个如何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相配套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环保投资体制的改革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体制的改革。1984年初，国家规定了环境保护的8条资金渠道，这标志着我国环保投资体制改革的开始；1986年，国家又进行了环保补助资金“拨改贷”的试点；1988年，国务院了《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同时又试点建立环境保护投资公司。从目前现状来看，这些环境投资体制改革和试点涉及的范围有限，改革的力度也不够，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环保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 （三）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存在的问题 1.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尚未成为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 现行《宪法》虽然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以及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原则，但不足的是没有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指导思想。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有关环境保护、防治污染和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然而，我国制定的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10大对策和《白皮书》以及《纲要》，都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这就说明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的法律和环境与资源的政策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 另外，在我国80年代制定的单项自然资源法中，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的立法目的，对自然资源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缺乏具体的规定，致使这些自然资源的法律难以适应生态的环境保护的需要。 2.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于1992年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环境与资源立法相当一部分是1992年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这些带有计划经济特征的法律规定已明显地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下，必须强化环境资源保护在政府决策中的份量，增加环保投入，为环境资源计划管理提供现实办法。现行法律确立的以行政区划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已造成了污染范围的扩大、跨区域及跨流域的污染情况严重而得不到有效遏制，以城市为主的污染正逐渐向农村蔓延。 目前执行的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只是对超过浓度标准排放污染物者征收排污费，这种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以资源分配、无偿使用力主要特征的产品经济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排污者只要不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就可以无偿使用环境纳污能力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另外，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中的环境保护投资条款与市场经济下环境事权分配和国民经济融资体制不尽符合，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3.我国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之间也不统一 我国环境法与资源法之间存在不统一的现象。例如，《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局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统管全国或地方的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和污染防治控制工作；然而在各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中只规定了各自然资源专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却未规定环保主管部门的权限。这种立法倾向显然是把环保主管部门排除在自然资源保护管理部门之外，明显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相冲突，从而造成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不清。再如，根据《标准化法》的规定，国家制定的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对违反者要处以罚款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现行环境法只要求超标排污者缴纳排污费即可，并不认为超标排污系违法行为。这就直接违反了《标准化法》的规定，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协调，还有，我国虽然已制定了各种环境区域的环境噪声标准，但并未将其列入《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水污染防治法》将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权划给各级政府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这些做法的结果使得大量的相关法规散见于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实质上是法出多门，重规章而不重法，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结构上的一个缺陷。 4.我国缺乏一部自然资源的基本法-《自然资源法》 我国从80年代以来颁布了几部自然资源的法律，其中包括《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这些法律比较单 一和分散，不能满足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而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综合性的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以广泛、全面地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5.我国还缺乏环境与资源教育的立法 三、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完善 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现有的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必须进行修改和完善，以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一）修改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合编的《保护地球-持续生存战略》明确提出，各国应通过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宣言和盟约，使各国对可持续生存的道德准则作出承诺，并应将可持续生存原则纳入各国的宪法和立法之中；所有国家应保护人权、子孙后代利益及地球生产率和多样性的环境法综合体系；应对现行的法律和行政的控制进行审查，改进其弱点；到本世纪末，所有地方都应完成对国家法律的审查，目的是重新制定法律，适应持续生存的需要。因此，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应根据以上的精神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和完善。 1.修改现行《宪法》 我国现行《宪法》还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条款，应在适当的时候加以修改，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因为，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基础，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体现。 2.修改《环境保护法》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由于制定的时间较早，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应加以修改和补充-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作为指导思想并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以适应保护环境与资源的需要。另外，《环境保护法》中还存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以致在某些方面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法律措施，其结构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实施法的内容，其内容已经溢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范围；《环境保护法》突出的问题就是对自然生态和资源保护的原则性规定大少，以致于该法呈现出浓厚的污染防治法的色彩。这些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给予特别注意。 3.修改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 在修改我国现行的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时，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修改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贯彻到修改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过程的始终。二是在环境与资源的立法中，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对环境与资源进行管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环境与资源的管理也要引人市场机制，更多地依靠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国家应制定有利于环境的产业政策，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减少环境污染，建立并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要按照“排污费高于污染治理成本”的原则，提高现行排污收费标准，促使排污单位积极治理污染。三是对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领域、新问题进行立法，四是加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国际上环境与资源立法的经验，引进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先进的手段、技术，使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的内容与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的内容相一致。 （二）进一步加强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立法 1.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保护法》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目前，我国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自然资源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目的；《自然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自然资源的管理主体及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补救；自然资源的保护；不当利用自然资源的责任；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有偿利用及收费制度；自然资源税；保护自然资源的教育以及违反《自然资源保护法》的法律责任等。 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目的是实现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满足社会经济文化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能满足下一代的合理需要。《自然资源保护法》应修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然资源无偿使用的做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经济手段的法律化来管理自然资源，做到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开发保护同时进行。 2.加强国家对环境资源投资的宏观调控，制定《环境污染税法》《环境保护投资法》 据预测1995～2000年我国在环保方面的，急投资需求将达4000亿元。根据联合国预测，2000～2025；年全世界用于环境方面的投资。如果保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可以大体上减缓环境恶化；如果上升到2％，可以便环境恶化得到初步控制；如果上升到5％左右，可以完全控制住环境恶化；如果上升到8～10％，方可实现环境的良性循环。而在我国财政中，环保的投资份额偏小、，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必须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制定有关的产业政策，并且利用财政觎收等手段作为产业政策实现的手段，加强环境保护投资的宏观调控。 要实现我国跨世纪的环保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须运用税收手段对排污者课征环境保护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根本之策。当前，急需制定《环境污染税法》。根据我国实际，该法应对以下污染进行征税：（1）水污染税，即对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为依据进行征税；（2）二氧化硫税，即以企业排放硫的数量作为课税依据；（3）燃料税，即以燃料产品的销售数量为证税依据；（4）垃圾税，即对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进行征税。 《环境保护投资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制定环境保护投资发展目标和中长期发展现戈（和战略。其中包括制定全国和各地区、行业的环境投资发展战略，环保投资的总体规模、投资方向；环保投资筹集（包括政府财政预算）；排污费收入；发行中长期环境债券或股票；适当利用外资，采用BOT投资方式，解决环保基础施建设资金；建立环保基金；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的优惠贷款和援助；环保投资资金及基金的管理和投资效益管理；环境保护投资，总量和结构；环保投资的信息系统；违反《环境保护投资法》的法律责任等。 3.制定《环境与资源教育法调略》。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区域划分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论文关键词:行政区域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阐述了行政区域的内涵,分析了行政区域划分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即:在全国范围内,环境保护部门实行人、财、物的纵向管理,地方政府配合工作的机构体系。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各国政府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把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之一。环境立法体系逐步完善,环境治理的投入逐年增加,使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整体状况有所好转。但从局部分析,特别是跨流域、跨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环境污染状况不容乐观。有些地方经过多年的治理,耗资巨大,污染情况反而更加严峻。纠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域体系划分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分析了行政区域对环境质量的综合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1　区域划分概况 我国的区域划分模式为: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区、旗)、乡(镇、街道)、村等。在我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既有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法规的义务,又有相对独立制定地方法规、条令的权利。因此,在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法规的时候,由于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条件、工作基础不同,必然在落实的深度、广度方面有所差异。另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制定各自的地方法规时,由于各地政府部门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深浅不同,重视程度不同,环境质量现状不同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意识的存在,相互比较难免存在较大差异。到市(地、州、盟)级行政区,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对环境的损坏程度不同,致使环境保护工作在同一省内不同地区也有较大的差异。 由于我国的行政区域本身和一些机构具有相对权威性,容易形成为了各自的利益、政绩、权力而各自为政,我行我素。在对待环境保护工作的态度上,地方长官完全可能为了自己局部的利益而牺牲全局利益,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理由,以保证职工就业为借口,忽视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工作,拒绝关、停污染企业。或者转嫁环境污染影响,以牺牲相邻区域环境质量为代价来繁荣本地经济与市场。国家投巨资治理的多个流域,效果不佳,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根源就在于地方保护主义。而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存在,则因为区域划分各自为政的结果。 2　行政区域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2. 1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差异导致环境污染 由于人为地划分行政区域,导致各个区域内地理位置、工业基础、环境资源、能源、交通设施、公众素质等发展经济的基础要素严重的不平衡,造成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不平衡。在国内,有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更有需要振兴的东北地区和需要崛起的中部地区及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在同一区域内经济发展程度都有很大差异,广东的深圳与其相距百公里山区相比,经济发展状况、居民收入等两极分化极大。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差异给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明显的影响。发达地区由于基础好,优势多,经济发展大多采取可持续发展的、集约型发展模式,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比较到位。而欠发达地区由于资金的缺乏,技术设备落后,为了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大多采取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为了当地经济加速发展,不顾冒环境污染的风险,引进被东部地区淘汰的、污染环境严重的工业项目,其结果只能是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来追求表面的经济繁荣数字,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2. 2　区域建设小而全导致环境污染 由于行政区域划分等原因,形成了我国各个行政区域内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这种工业体系很容易和环境因素形成冲突,一些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在欠发达地区遍地开花,尤其是一些乡镇“五小”企业,与国家大型企业争能源、争原材料、争市场。由于“五小”企业生产工艺落后,污染排放严重超标,环境治理形势严峻。这种对内封闭、对外排斥的工业格局,大大地限制了各种信息、技术、生产要素的相互交流与沟通,严重地制约着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 3　行政管理水平的差异导致环境污染 由于行政区域划分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各个区域内部只追求辖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各自为政,区域内的行政领导只追求任期内的增长速度,看重局部和眼前的利益,尽量减少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导致本应由区域内部支付的环境保护运行成本转嫁到周边地区或下游区域,从而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现状。有些领导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无视环境影响评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环境法规制度的存在,使得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得以违规建设,使当地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严峻。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有些地区为了保护辖区内的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事件时有发生。 2. 4　环境保护意识的差异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 由于区域内相对封闭,环境信息不对称,环境保护意识上的差异,加上人为的误导,使我国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务的积极性不高。走过场,追求形式化,应付的成分多,追求实效的少。因为环境信息透明度不高,公众的知情权没有得到满足,在具体的建设项目造成环境污染时,公众与建设方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使公众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信任。 3　消除影响的措施 真正理顺行政区域管理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倡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充分发挥行政区域的协调、管理作用,打破分割,树立大环境区域的概念,才能有效地减少或消除区域分割产生的环境问题。 3. 1　各行政区域内环境保护部门实行纵向管理 为了克服行政区划带来的弊端,环境保护工作应当在全国实行纵向管理结构,统一步调,一致行动,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在行政分割的体制下,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例如:地方行政领导主抓的项目,即使有污染,下属环境保护部门也很难制止。如果环境保护部门由中央直属,实行纵向管理,情况会好转。在上马新建项目时,环境影响评价会真正起作用。 3. 2　按环境资源分布合理布置环保机构 一般的流域跨越多个省、市、区、县,各地环境保护部门要想统一行动,治理污染,难度大,相互协调困难,工作效率低。某条河流多年治理不好,区域划分造成的障碍不可忽视。如果设立专门的流域环境保护机构(其人事任免权、财政拨款渠道、人员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完全与地方政府脱离,由上级环境保护部门直接管理),专门协调管理该流域的环境保护事宜,有专人、专款、专门机构负责抓专项工作,各地方政府部门协助、配合,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将会效果显著。总量控制措施也会得到有效的落实。 对区域政府领导班子的政绩考核除了经济发展指标外,还要综合考核资源生产效率、环境质量状况等内容。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要教育干部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从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开展工作。环境保护的考核方式应充分注意到群众的反映和相邻区域、特别是下游地区的反映。对于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创造的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是不宜提倡的。 3. 3　尽快建立环境税收机制 通过税收机制,促进当地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建立税率、税种合理的环境税征收制度,改环境保护、环境污染收费为收税。由于税法的严肃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可以适当地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不良影响。环境税收直接加大了污染行业、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其在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使环保产品、绿色产品有了与其竞争的公平环境,促进了环保企业的发展。 实行税收资金部分返还企业,以资助企业治理环境污染制度。既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资金压力,又可以调动企业搞好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对于生产工艺落后、设备老化、环境污染严重、治理无望的“五小”企业,在环境税收的重压下,关、停、并、转则势在必行。 3. 4　强化行业协会、学会的作用 充分发挥各种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团体的作用,提倡行业自律,保护环境,淡化行政区域界线。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学术交流、科技攻关、技术咨询、人才培养等活动,鼓励大家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善待环境,抵制污染。由行业协会出面组织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各种活动,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提高大家的参与意识,追求实效,不走过场。在全社会创造一种自觉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生活氛围。 4　结论 环境保护工作应淡化行政区域的概念,坚持按环境资源分布特征设立环境保护机构、环境保护实行垂直管理的原则,贯彻执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提高领导者环境保护意识,树立大局观念,加强环境执法力度。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税收体系构建 论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环境税收制度　排污收费制度　环境保护税 论文摘要：随着传统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现象日益普遍,而税收政策是优越于其他经济手段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许多发达国家都相继开征了环境保护税,而我国还停留在排污收费制度上,相关的环境税收制度还不健全。为此,本文分析现行环境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从改革现行税制和开征环境保护税两方面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环境税收体系的思路。 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彻底改变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将环境保护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环境税收体系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现行环境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税。现行资源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定位不合理。对自然资源征税,可分为一般资源税和级差资源税两种。我国资源税定位于调节级差为主,这样的定位不利于将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与环境保护无关,达不到遏制资源浪费的目的;(2)征收范围小。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只限于矿产品和盐,而具有重大生态环境价值的大部分非矿产资源——水、森林、草原、滩涂等却长期处于税收调节之外。这不仅导致了过度消耗和严重浪费,而且使后续产品的比价极不合理;(3)单位税额设计不合理。过低的资源税单位税额既违背了价值规律,又造成了资源的盲目过度开采;而且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与开采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无关;(4)计税依据不合理。现行资源税对资源的销售数量或使用数量征税,而对已经开采而未销售或使用的不征税,直接导致了资源的无序开采,造成大量资源的积压和浪费。 (二)流转税。现行增值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低税率问题。为了增值税的税收优惠而对煤气、石油液化气、农膜、农药等产品实行的低税率,不利于环境的保护;(2)税负问题。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原材料成本低,增值部分所占比重较高,税负较重;且从民间和小规模纳税人收购的废旧物资,进项税额均不能抵扣,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3)优惠政策不到位。当前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只集中在生产电力、水泥、新型墙体材料方面,还有很多循环经济的链条及相应产品没有涉及。 现行消费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征税范围太窄。一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或者导致环境资源严重浪费的消费品仍没有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氟利昂、化肥、一次性塑料袋、一次性餐盒以及煤炭等;(2)有些税率太低。过低的税率只能对市场发出要限制使用的信号,而不能起到规范引导消费行为的作用;(3)优惠政策不到位。消费税中对使用新型能源或者可再生能源的车辆的优惠政策不到位,难以达到激励使用新型能源的目的。 (三)其他税 1、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依附于“三税”,税基极不稳定,收入规模占税收总量比例较低,难以筹集城建维护所需的资金。另外,城建税只对缴纳“三税”的内资企业和个人征收,造成内外资企业的税负不公,同时也造成一些污染产业在我国的集聚。 2、车船税。车船税的设计本身不具有循环经济方面的意义。机动车船按辆或载重吨位征收,对由于性能、油耗和尾气排放量的不同对环境损害程度的差异等因素不予考虑,对能源的消耗量和废气的排放量关联程度较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与车辆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没有关系。 3、土地税。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仅限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而且税率较低。由于农村土地不征税,不少城内企业纷纷迁往农村,大量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耕地占用税的征收范围也较窄,税率也较低。 (四)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征环保税,实施了二十多年的排污收费制度虽然提高了治理污染的能力,加强了环保系统的能力建设,但还存在很多的缺陷。 1、立法层次低,征管不到位。排污收费没有被纳入税法体系中,立法层次低,权威性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较多困难,征收乏力,随意性很大。另外,排污收费缺乏有效地监督,收费用途不明确。 2、征收范围小。排污收费主要针对污水、废气、固废、噪声和放射性废物等五大类。像生活垃圾、污水、工业废弃物等没有纳入征收范围。而且主要针对部分企事业单位,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只部分实行,居民生活污染物排放基本未实行。 3、征收标准低。从理论上讲,收费标准不能低于治理污染的成本,否则,污染单位宁肯交排污费也不愿花资金治理污染。而我国目前的排污收费标准,远远低于排污单位污染排放治理设施的运行成本。此外,由于费率的调整很少或多年才调整一次,通货膨胀降低了排污费的真实水平。 4、收费依据不合理。排污收费制度主要根据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收费,没有考虑污染物的排放量,且仅对污染体浓度最高的一种污染物收费。这种收费减弱了企业在标准下进行污染削减和污染控制技术创新的动力,也导致了对污染排放浓度稀释或污染物替代,结果环境污染更严重。 二、改革现行环境税收制度 (一)资源税。在合理定位资源税普遍征收性质的同时,做到以下几点:(1)扩大征税范围。基于我国自然资源短缺、利用率低等现象,资源税应起到全面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因而,应将资源税的征税对象扩大到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资源;(2)调整计税依据。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可由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调整为开采数量或生产数量,这样可以防止资源的无效开采和使用浪费;(3)适当提高单位税额。尤其对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和稀缺的资源应该课以重税,适当拉大级距;(4)改变计征方法。根据资源的不同特点,可以考虑实行从量定额、从价定率和复合计税三种计征方法。如对铁、煤、石油等非再生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实行复合计税办法,即先在开采或生产环节从量计征,以后在销售环节再从价计征。 (二)流转税 1、增值税。首先,对农药、煤气、农膜等对环境危害较大的产品按17%的基本税率征税。为了保证农民的利益,可以运用财政补贴等手段;其次,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凡列入《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的产品都实行13%的低税率,并按照资源循环利用的程度给予一定时期的减免税优惠。同时,放宽废旧物资进项税额抵扣条件,以实现循环经济的税收优势。 2、消费税。首先,扩大征收范围。对资源消耗量大且无法再回收利用的和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如一次性塑料袋、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煤炭、电池等;其次,适当提高一些应税消费品的税率,达到减少消费的目的;再次,对符合一定节能标准的产品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征优惠,以鼓励消费。 此外,通过调整部分进出口税收政策,对国内资源的出口和严重污染环境或预期污染环境又难以治理的产品进口进行有效的防治,充分发挥绿色关税的壁垒作用。 (三)其他税 1、城市维护建设税。开征独立的城建税,改变其附加税的性质,并适度提高市区以外地方的税率。另外,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及个人也征收城建税。 2、车船税。车船税应加入保护环境的因素。对不同能源消耗量或排气量的机动车船规定不同的征税额度,实行差别征收。并对使用新型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车船给予税收优惠。 3、土地税。扩大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到农村,并大幅度提高相应税率,以充分体现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扩大耕地占用税征收范围,把占用湿地的行为纳入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 三、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 排污收费制度无论是从立法层面、执行层面,还是作用效果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基本思路如下: (一)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选择应该具有普遍性,凡是现在或预期对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或产品都应该纳入其中。具体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分阶段、分步骤地对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征税。废气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和碳税,废水主要包括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业废水及其他有害液体排放物,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工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物。 (二)纳税人。根据国际惯例,凡是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的单位和个人都有缴纳环保税的义务。但是在税收实践中,考虑征收效率、控制税源等因素,纳税人可定为从事应税排污行为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对行政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可暂不征收。 (三)税基。税基可以选择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在排放量难以确定时,可以根据生产能力及实际产量等指标测算出排放量。这样主要考虑与排污收费制度衔接,有利于平稳过渡。另外,体现了“谁污染、谁付费”原则,有利于企业自主选择合适的治污方式,引进治污设备。 (四)税率。税率是税制设计的关键。首先,税率不能太低,应该高于现行排污收费的水平;其次,税率要有弹性,区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企业和不同污染程度;最后,考虑到废弃物排放的特点以及税制的简化和便利,应实行定额税率。 (五)征收管理。首先,按属地原则确定税收管辖权,并确定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其次,在征管模式上,明确税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的职责分工和协调配合;最后,在征收方法上,可选用自行申报法、源泉扣缴法和定额征收法等方法。 总之,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构建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以各个相关税种为辅的环境税收体系。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完善 摘要：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的未来共同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一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虽然在环境资源方面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但尚未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因此，修改我国《宪法》《环境保护法》及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并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保护法》《环境污染税法》《环境保护投资法》和《环境与资源教育法》，已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环境与资源 立法完善 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与我国的环境资源立法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1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预示着人类环境时代的开始。此次会议最重大的意义是产生了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相近的思想。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成熟。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共同发展的战略，得到了与会各国政府的赞同。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我国于1992年8月制定了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10大对策，明确提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94年3月，我国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调以下简称《白皮书》，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杜会发展过程中得以实施。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注重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79年我国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基本方针。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此外，由全国人大通过和修改通过了许多环境保护的专门法律以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源管理的法律，其中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农业法》《文物保护法》等；由国务院制定并公布或经国务院批准而由有关主管部门公布了大批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单项法规，其中包括为了执行环境与资源基本法和法律而制定的实施细则或条例以及对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领域、新问题所制定的单项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森林法实施细则》《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由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颁布了600多项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另外，我国还制定了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基础标准、样品标准和方法标准，基本上建立了环境标准的法律体系。到1995年底，我国颁布了364项各类国家环境标准。 为了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维护国家的环境权益，承担应尽的环境保护义务，我国缔结和参加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南太平洋无核区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东南亚及太平洋区植物保护协定》等几十项国际条约、公约、协定。 虽然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和以我国缔结参加的有关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协定为辅的较为完备的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主体为了达到个人的经济利益，往往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加之我国环境和资源的立法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就使我国的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面临严重的挑战。 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我国环填与资源存在的若干问题 在20世纪里，世界环境污染公害事故和公害病显著增加。30～60年生了马斯河谷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俟病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米糠油事件、疼痛病事件、美国洛杉矾光化学烟雾事件等“旧八大公害事件”；80年代又发生了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墨西哥液化气爆炸事件、印度搏帕尔农药泄漏事件、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瑞士巴塞尔赞多兹化学公司莱茵河污染事故、全球大气污染和非洲大灾荒等“新八大公害事件”。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严重威胁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7个方面：“三废”物质污染、噪音污染、水资源污染、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核污染。 我国在环境污染的防治和资源保护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还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我国生态环境存在恶化现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的同时，生态环境却在恶化：大气污染居高不下：水资源持续短缺，水质污染明显加重；土地退化与耕地占用严重；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加剧，草原退化、沙化面积不断扩展；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污染事件不断增多。…突出的现象是：水土流失的危害已经扩大到全国耕地面积的1／3，500多条主要河流和几乎所有的湖泊受污染面积达82％以上；全国城市的居民正呼吸着总悬浮微粒日平均值比国际标准高出10倍以上的污浊空气；而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下游，一年中有200天可以被改称为“母亲沙滩”。1998年夏季长江全流域持续两个月的水灾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也与生态环境遭破坏有很大关系。《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九五”计划期间，我国将重点解决“三河”（淮河、海河和辽河）、三湖”（太湖、巢湖和滇池）／两区”（酸雨污染区、SO2控制区）的污染控制问题。这也反映了上述“三河”／三湖”／两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到了非“重点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二）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不足 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是环境投资总量小，历史欠帐太多。“八五”期间，国家环保投入1102亿元，按1990年的价格计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0.69%，没有达到“八五”计划规定的0.85%的目标，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目前总的环境投资缺口大约为2500多亿元，而现在的投资额仅占需要投资额的6.3％。发达国家的环境投资通常要占到GNP的1.5O%以上。例如，美国每年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在800亿美元以上，日本在700亿美元以上，美国每年用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治理的费用超过了1500亿美元，据一项对80年代中期情况的研究表明，我国因环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82亿元，部分自然生态环境遭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500亿元，两项合计达882亿元，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5.64%，而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料的统计，美国等发达国家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为3～5％。可见我国的环境污染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 我国现行的环保投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建立的。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适应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需要，现行的环保投资体制存在着一个如何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相配套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环保投资体制的改革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体制的改革。1984年初，国家规定了环境保护的8条资金渠道，这标志着我国环保投资体制改革的开始；1986年，国家又进行了环保补助资金“拨改贷”的试点；1988年，国务院了《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同时又试点建立环境保护投资公司。从目前现状来看，这些环境投资体制改革和试点涉及的范围有限，改革的力度也不够，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环保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 （三）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存在的问题 1.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尚未成为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 现行《宪法》虽然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以及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原则，但不足的是没有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指导思想。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有关环境保护、防治污染和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然而，我国制定的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10大对策和《白皮书》以及《纲要》，都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这就说明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的法律和环境与资源的政策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 另外，在我国80年代制定的单项自然资源法中，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的立法目的，对自然资源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缺乏具体的规定，致使这些自然资源的法律难以适应生态的环境保护的需要。 2．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于1992年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环境与资源立法相当一部分是1992年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这些带有计划经济特征的法律规定已明显地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下，必须强化环境资源保护在政府决策中的份量，增加环保投入，为环境资源计划管理提供现实办法。现行法律确立的以行政区划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已造成了污染范围的扩大、跨区域及跨流域的污染情况严重而得不到有效遏制，以城市为主的污染正逐渐向农村蔓延。 目前执行的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只是对超过浓度标准排放污染物者征收排污费，这种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以资源分配、无偿使用力主要特征的产品经济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排污者只要不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就可以无偿使用环境纳污能力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另外，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中的环境保护投资条款与市场经济下环境事权分配和国民经济融资体制不尽符合，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3．我国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之间也不统一 我国环境法与资源法之间存在不统一的现象。例如，《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局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统管全国或地方的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和污染防治控制工作；然而在各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中只规定了各自然资源专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却未规定环保主管部门的权限。这种立法倾向显然是把环保主管部门排除在自然资源保护管理部门之外，明显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相冲突，从而造成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不清。再如，根据《标准化法》的规定，国家制定的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对违反者要处以罚款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现行环境法只要求超标排污者缴纳排污费即可，并不认为超标排污系违法行为。这就直接违反了《标准化法》的规定，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协调，还有，我国虽然已制定了各种环境区域的环境噪声标准，但并未将其列入《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水污染防治法》将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权划给各级政府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这些做法的结果使得大量的相关法规散见于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实质上是法出多门，重规章而不重法，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结构上的一个缺陷。 4．我国缺乏一部自然资源的基本法——《自然资源法》 我国从80年代以来颁布了几部自然资源的法律，其中包括《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这些法律比较单一和分散，不能满足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而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综合性的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以广泛、全面地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5．我国还缺乏环境与资源教育的立法 三、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完善 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现有的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必须进行修改和完善，以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一）修改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合编的《保护地球——持续生存战略》明确提出，各国应通过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宣言和盟约，使各国对可持续生存的道德准则作出承诺，并应将可持续生存原则纳入各国的宪法和立法之中；所有国家应保护人权、子孙后代利益及地球生产率和多样性的环境法综合体系；应对现行的法律和行政的控制进行审查，改进其弱点；到本世纪末，所有地方都应完成对国家法律的审查，目的是重新制定法律，适应持续生存的需要。因此，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应根据以上的精神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和完善。 1．修改现行《宪法》 我国现行《宪法》还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条款，应在适当的时候加以修改，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因为，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基础，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体现。 2.修改《环境保护法》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由于制定的时间较早，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应加以修改和补充——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作为指导思想并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以适应保护环境与资源的需要。另外，《环境保护法》中还存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以致在某些方面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法律措施，其结构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实施法的内容，其内容已经溢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范围；《环境保护法》突出的问题就是对自然生态和资源保护的原则性规定大少，以致于该法呈现出浓厚的污染防治法的色彩。这些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给予特别注意。 3．修改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 在修改我国现行的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时，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修改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贯彻到修改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过程的始终。二是在环境与资源的立法中，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对环境与资源进行管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环境与资源的管理也要引人市场机制，更多地依靠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国家应制定有利于环境的产业政策，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减少环境污染，建立并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要按照“排污费高于污染治理成本”的原则，提高现行排污收费标准，促使排污单位积极治理污染。三是对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领域、新问题进行立法，四是加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国际上环境与资源立法的经验，引进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先进的手段、技术，使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的内容与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的内容相一致。 （二）进一步加强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立法 1．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保护法》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目前，我国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自然资源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目的；《自然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自然资源的管理主体及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补救；自然资源的保护；不当利用自然资源的责任；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有偿利用及收费制度；自然资源税；保护自然资源的教育以及违反《自然资源保护法》的法律责任等。 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目的是实现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满足社会经济文化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能满足下一代的合理需要。《自然资源保护法》应修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然资源无偿使用的做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经济手段的法律化来管理自然资源，做到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开发保护同时进行。 2.加强国家对环境资源投资的宏观调控，制定《环境污染税法》《环境保护投资法》 据预测1995～2000年我国在环保方面的，急投资需求将达4000亿元。根据联合国预测，2000～2025；年全世界用于环境方面的投资。如果保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可以大体上减缓环境恶化；如果上升到2％，可以便环境恶化得到初步控制；如果上升到5％左右，可以完全控制住环境恶化；如果上升到8～10％，方可实现环境的良性循环。而在我国财政中，环保的投资份额偏小、，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必须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制定有关的产业政策，并且利用财政觎收等手段作为产业政策实现的手段，加强环境保护投资的宏观调控。 要实现我国跨世纪的环保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须运用税收手段对排污者课征环境保护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根本之策。当前，急需制定《环境污染税法》。根据我国实际，该法应对以下污染进行征税：（1）水污染税，即对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为依据进行征税；（2）二氧化硫税，即以企业排放硫的数量作为课税依据；（3）燃料税，即以燃料产品的销售数量为证税依据；（4）垃圾税，即对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进行征税。 《环境保护投资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制定环境保护投资发展目标和中长期发展现戈（和战略。其中包括制定全国和各地区、行业的环境投资发展战略，环保投资的总体规模、投资方向；环保投资筹集（包括政府财政预算）；排污费收入；发行中长期环境债券或股票；适当利用外资，采用BOT投资方式，解决环保基础施建设资金；建立环保基金；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的优惠贷款和援助；环保投资资金及基金的管理和投资效益管理；环境保护投资，总量和结构；环保投资的信息系统；违反《环境保护投资法》的法律责任等。 3．制定《环境与资源教育法调略》。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政策 一、可持续发展与外部性问题 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市场制度为依托的发展。市场制度的有效性无疑已被近代 的经济奇迹所证明了。然而，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人们逐渐发现，经济赖以发展的资源在逐渐耗竭，人类与其它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在不断恶化，这些都不能不和以市场制度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那么，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市场出了什么错呢？ 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经济主体，他们可能是个体农民，也可能是乡镇企业，也可能是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他们之间在进行交易，通过多次的交易，逐渐形成了多个市场的均衡价格。在任何一对交易者看来，他们达成的价格，恰恰落在自己的需求函数（或供给函数）曲线上。由于卖者的产品是用多种要素生产出来的，其中一些要素需要向别人购买，所以该产品的成本也是由交易决定的。经济学证明，在没有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是有效率的。所谓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或两个人的交易所带来的成本或收益，对第二个或第三个人的成本或收益产生直接影响。或者说，一个人并没有承担或获得他自己行为所引起的所有成本或收益。在社会层次上看，所谓外部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境，即因为成本和收益不能在个人或组织间恰当地分配，以至人们宁肯放弃他们本来应该获得的利益（盛洪，1996）。 导致外部性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产权制度。比如，在一条河边上的造纸厂的产权有明确的归属，但这条河没有明确的归属；或者有名义上的归属，如归集体或国家，但产权的行使效率较低。当造纸厂将污水排入这条后，河里的鱼就无法生存。由于没有人拥有这条河（或不关心这条河），所以没有人因为鱼的损失而向造纸厂索赔。因此，造纸厂将不承担污染河导致的经济成本（这里暂时不考虑环境成本）。但河里没有了鱼，实实在在地就是社会的损失。因此，造纸厂的“个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它的成本曲线比真实成本向右下角移动了（如图1所示）。这导致造纸厂的均衡价格低于“真实价格”，而产量却高于“真实产量”。在极端情况下，从社会角度看，建立这个造纸厂也许是得不尝失。因为它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增量”（即比按真实成本生产多获得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大约是BEE’C所包括的面积），几乎就是它给社会带来的损失（也大约等于BEE’C所包括的面积，即因污染而无法生存的鱼的市场价值）；况且由于成本低估导致资源过多地进入造纸业，使得社会失去了将这些资源配置到其它更有效的用途时所获得的利益。 一条河没有明确的归属，可能是由于制度的或观念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在我国，前一种原因还是大量存在。因为我们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还刚刚开始，人们还不习惯将一条河想象为私人所有。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河不是在乡村中的小河，可以在技术上由某些个人所有，而是很大的河，如长江，有上游、中游、下游，拥有一整条河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分段拥有又不能互相不受影响。很大的湖，如太湖，滇池，等等，更进一步，海洋，以至说到极端，整个大气层，整个地球，就更不可能由私人拥有了。因此环境的不可分性，是外部性、从而是市场价格体系失灵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使是人们知道破坏环境的现时成本，也还是无法摆脱外部性问题。因为对环境的损害，从时间上看，往往不是均衡的。在相当长时间内，环境被损害的程度的增长是缓慢的，但当超过一定的阀值后，损害程度就会迅速增长，但这时再补救已为时晚矣。所谓为时晚矣，是指对环境和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有时具有不可逆性，或至少具有不对称性。不可逆，即是指不可恢复；如某种物种一旦灭绝，就不复存在；或一旦臭氧层的漏洞大过一程度，就永远无法修复。不对称，即是指很难恢复；如一旦将森林砍伐殆尽，虽然可以重新种植，却要经历很长时间、付出很大代价；又如由于过度捕捞，我国沿海的黄鱼曾一度绝迹，经过很多年以后才重新恢复过来。但是由于在达到临界点之前，人们不会将即将到来的供给的突然减少计算到与他人的讨价还价中，因而在市场中，没有一种价格信息会提醒人们节约使用该种资源。这是信息在时间上的不均匀导致的外部性问题。而这种时间上不均匀的信息，又会因为人们在空间上的分散，更不容易在灾难发生前知道。人们一般不会把以后的成本算在目前的账上，但一旦按以前的成本进行交易，就必然会将对环境或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推过阀值。 再退一步，即使所有的人都真切地知道他们的行为将给环境带来的损害程度，也仍然无法阻止外部性问题的发生。这主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这里讲的人既可以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又可以是不同时期的人。在同一时期的人中，任何个人或集团若要考虑环境或资源问题而自觉地约束自己，将环境成本或资源成本加到自己的生产成本中去，他或它将会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败北。因为那些没有考虑环境和资源的企业将会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优势。人们不得不破坏环境，不得不加快耗竭不可再生资源，不得不毁灭自然物种。即使在一些国家内部制定了保护环境与资源的法律，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很类似于上述的行为。美国人不会因为石油将要耗竭而减少对石油的消费，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们节约了石油，也许只是给中国人多使石油创造了条件。在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还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将一些局部性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出口”到它国。由于有些穷国有较低的环境标准，一些富国通过进口或投资，使穷国生产更多的污染严重和消耗资源较多的产品，同时享受较便宜的（没有计算环境和资源成本的）产品。在不同代的人之间，由于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耗竭一般需要较长的、跨越世代的时间，又由于后代人既不能与当代人谈判，也不能抗议他们的所为，当代人就有可能将环境和资源的成本转嫁给后代人。而市场价格，以及代表对时间看法的市场利率，恰恰是由当代人对未来的看法形成的。就生物资源（如树木）而言，当代的价格低于保证树木生长的长期均衡价格，而市场利率则高于树木的自然生长率。这必然导致即使是私人所有者也会砍伐树木的结果。 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即保护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合理使用生物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的问题，就可以归结为外部性问题。而一旦存在着外部性问题，市场价格体系就会失灵。在这种囚徒困境中，政府管制和政策也许是众多可能的选择之一。 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原则 既然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到外部性问题，而外部性就意味着市场制度的失灵，政府作为一种天生克服外部性问题的制度安排，就可以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关于政府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是，当社会中有关产权的保护和承认的制度不能通过个人之间的谈判建立起来时，政府就作为一种有暴力后盾的第三方加入进来，从而克服了在产权制度形成方面的囚徒困境。如果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人，他们可能通过长期的互动形成对对方产权的尊重，但如果这个社会的人很多，如有N个人，要达到他们彼此都互相尊重产权，就相当困难了。一旦有一个人不愿就尊重别人的产权作出承诺，甚至任意侵犯别人的利益，这整个社会的产权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在这时，政府的强制性的对产权的保护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在上一节讨论时说到，外部性与产权制度的不完善相关，因而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首先应该是政府对产权制度的改进。在人类历史中，产权制度也是不断进步的，从而不断地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例如，对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保护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实现的。当知识产权确立以后，有关知识生产的外部性得到克服，从而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在今天我们讨论克服破坏环境和耗竭资源的问题时，首先也应该依赖于对产权制度的改进。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刚刚告别计划经济，产权制度还很不成熟，所以还有通过改进产权制度解决环境问题的大量空间。例如，在一些乡村中的较小的河流的污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河流没有明确的归属，或者名义上归集体所有，但“集体”没有有效行使产权的机制，河流被岸边的造纸厂污染了。在这时，如果将河流的所有权个人化，或者将河流在一定时间内的收益权拍卖给个人，就会给这条河带来一个人。拥有这条河的产权的个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排污的造纸厂谈判或抗争，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来阻止污染的排放。在我国，已经有一些地方这样做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将森林树木的产权个人化，也会改进我国森林资源的保护状态。因为一旦树木的产权由个人或组织拥有，产权拥有者就会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去安排树木的砍伐和种值。当树木的自然生长率高于市场利率时，拥有者就会根据树木的市场现货价格与净现值之比，有计划地砍伐树木。在这时，木材的生产成本必然高于当树木没有明确归属时的成本，从而会部分解决砍伐森林的问题。 当然应该看到，产权制度的改进也是有边界的。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还无法将大环境分割开来、并且个人化。所以产权制度的改进还无法将环境成本纳入到个人成本中去。例如上述的森林产权个人化，虽然将砍伐生物资源的机会成本算入了个人成本，却还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由个人拥有森林，个人成本仍然会低于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森林的砍伐就会超过考虑环境成本时的均衡水平。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来补救。这个政策就是征税。即对砍伐的树木征收税赋，而对活木的买卖不征收税赋。其结果是，出售一定体积的活木比同等体积的木材要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是因为，对木材价格的需求具有弹性，当砍伐税加到木材交易中去的时候，价格会上升，需求者会因价格上升而减少其需求，这等同于木材产权拥有者支付一部分砍伐税。而进行活木交易则无需交纳砍伐税，从而价格会比木材交易为低。由于没有砍伐税，卖者可以获得较出售木材为高的收益，而买者则可以买到较木材便宜的活木。这就鼓励较多地进行活木的交易，而较少地进行木材的交易。当出售木材比出售活木收入更少时，砍伐树木所获得的市场现值就会较低，用价格计算的树木的自然生长率就会较高，就更有可能高于市场利率。当活木生长的预期收益率超过市场利率时，树木拥有者就更不愿意砍伐树木了。由于可以出售活木，森林拥有者就有一个变现的市场，也不会因为急于变现而砍伐森林。 说明：当政府不征木材砍伐税时，森林所有者的成本曲线为S,木材的均衡价格为P0，均衡砍伐量为Q0；而征砍伐税后，相当于成本曲线则为S’均衡价格上升为P1，而均衡砍伐量则减少到Q1；其中消费者承担的砍伐税为面积 P1 E’E’’ P0，森林所有者承担的砍伐税则为面积P0E’’HG,如A图所示。对于活木交易，政府不征任何税赋，但考虑到购买者未来仍以获取木材为主要目的，因此未来仍要交纳砍伐税，所以需求曲线移至D’；而出售者已经免去此次交易的税赋，则均衡价格应为P2，而均衡交易量则为Q2；显然比木材的均衡交易量为多。 只要政府对环境的价值有一个恰当的估价，征收环境税的办法就可以部分地避免信息在时间上分布的不均匀问题。无论是砍伐还是捕捞，都不会出现过度问题。这个恰当的估价，就是要通过相应的征税，使价格上升到使资源供给或环境水平保持在长期均衡的水平上。所谓长期均衡，是指资源存量不会减少，并且生长的速度与消耗的速度基本一致；也是指环境水平不会降低，对环境的损耗的速度与环境的自我修复的速度基本一致。这需要对生物资源和环境的长期成本，尤其对环境破坏的临界点有一个有远见的估计。 上面的讨论同时意味着，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存在着一个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能收税，也才能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交易双方。然而，当我们涉及全球问题时，这一条件不存在了。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世界上有二百多个国家，类似于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不是不能就环境问题达成一致，但谈判成本会很高。在谈判者较少时，如只有两个国家谈判，涉及两个国家的局部环境时，谈判容易成功；但如果世界所有国家都参加谈判，讨论有关全球环境问题时，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在这时，就要依赖于一种起作用的世界政治结构。在其中，“大国”就要发挥作用。一方面，“大国”有保护全球环境的动机，因为它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较高，它的利益更接近于全球利益；另一方面，“大国”有维持达成的环境秩序的实力。看来，中国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大国”了。她既可以在双边谈判中抑制以邻为壑的行为，更应该在全球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从投票制度今天的效率来看，我们恐怕不能指望，可以通过一个所有国家都同意的涉及全球问题的方案，如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方案。如果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哲学行事，也许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人的基本行为规则和文化取向就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如果人们更为关注后代的幸福，重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以及其它物种作为人类的共生物的延续，人们就会提高对未来的评价，从而降低市场利率。因为市场的自然利率是由人们对未来的判断形成的。当市场利率降低后，生物资源、环境资源的自然生长率和自然修复率就会相对较高，就会引导人们减少对这些资源的耗用。更一般地，如果人类社会都能够接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即使没有一个全球政府，也会在全球问题上采取互相合作、而不是以邻为壑的行为，从而为最终解决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奠定基础。 三、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手段 尽管政府是以强制性为特征的，但不意味着政府只是强制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来达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政府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政府的行为改变几个经济变量，从而改变经济当事人的成本收益计算，最后使他们自动地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事情来。强制只是政府的最后手段，而不是全部手段。如果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与政府对着干，钻政策的空子，政府政策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政府随时随刻都要提防别人，政府政策的成本就会太高，以至不可能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持政策。因此，选择正确的政策手段，使政策“惠而不费”，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环节。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提到要通过改进产权制度，来达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在我国的具体情境中，产权制度的改进需要许多政策上的艺术。例如，在我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将一条河“私有化”显然是较难被接受的。因此，所谓产权制度的改革，还要在现有产权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比如遵循我国农业的土地承包制度，将小河在一个时期的使用权承包给个人或组织，都可以起到“改进产权制度”的作用。因为正如许多文献已经指出的那样，产权是可以分割的。使用权也是一种产权。只要拥有这种产权的时间足够长，就会激励人们去捍卫自己的利益，从而能够去与（比如）造纸厂去谈判或抗衡。利用一些人去与另一些人抗衡，最后达到保护环境的均衡，就会不成比例地放大政府政策的作用，以较小的政策投入获得较大的结果。 类似的设想，就是成立一个“拥有”局部环境的公司。例如，成立一个“太湖环境公司”。当然，这是一家由政府特许的公司。它可以在最初由政府出一部分资金牵头建立，以后也可以通过股权转让，改变资本结构，甚至（不一定非得）成为一家私人企业，更好的形式应该是变为一家上市公司，受到公众和传媒的关注。这家公司的业务，就是太湖可能产生的利益。粗略想来，应该包括在太湖中捕鱼捞虾、养殖水产，水上旅游，以及沿岸的旅游、渡假和一些房地产。它的最大利益，就是保证太湖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优美，合理地利用生物资源。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它就会主动地与太湖边上的那些排放污水的厂家去交涉，责令它们停止排污。在争执不下时，就可以借助于政府以及传媒的力量。这样，太湖就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它会日夜监视岸边的动静，而不会象现在那样，中央政府的检查组一走，工厂照样排污。它的存在，将使政府实现政策的成本大大降低。实际上，这家公司是在经营环境。它可以根本不去捕鱼或盖房，它只需要第一改善环境，第二控制对生物资源的捕捞量。它所做的事情，一方面是为改善环境而与排污者做斗争，一方面是根据长期均衡价格计算的最佳捕捞量，拍卖在太湖的捕鱼的特许权，出售或出租水面或沿岸地面。只要太湖的环境变好，水质改善，太湖的环境价值就会变为商业价值。这样，利用人们的逐利动机，通过政府政策的作用，就可以使人们努力地去改善环境，而无需政府再与排污企业进行“猫捉老鼠”的游戏。 上面通过改进产权制度以达到治理污染的目的，其实质是将外部性内部化，将公共物品“改变为”私人物品。实际上，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重要区别，即可否排他地占有或消费，可以转换为是否可以单个地向消费者收费。有些看来不可排他地消费的物品，经过巧妙地设计，可以单个地、或近乎单个地向消费者收费，从而“变为”私人物品。例如看电视。播放电视节目的电磁波在空中传播，任何人有一台电视接收机都可以看电视，电视台很难辨别是谁、在什么地方接收了电视节目，以及接收了多少；即电视节目似乎是无法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然而，当电视台将一部分播放电视节目的时间卖给一些厂家，这些厂家利用这些时间播放广告，当消费者在看电视节目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广告，而看广告一方面要占用消费者的时间，另一方面又能起到促销商品的作用，就等同于消费者为看电视付了费。他付费的多少，一般与他看电视的时间长短、以及电视节目的优劣成正比。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例如，科斯教授曾经提到过，原来人们普遍认为灯塔是公共物品，但他后来发现，在英国早期，灯塔多是私人拥有的。原来人们解决了灯塔收费问题，即在船只经过灯塔后到达的港口收费。因为经过特定灯塔的船只一定是要抵达附近特定的港口的（科斯，1994，第215-239 实际上，无论是改进产权制度，还是发现收费方式，都是通过改变人们的成本和收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目标。当上述办法都无法解决问题时，最后就要用政府的看家本领，即征税了。实际上，征税的核心思想，也是要通过改变成本和收益，改变人们的行为，使之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努力。例如，对于利用我国很稀缺的自然资源生产的产品，可以调低或者免除进口同类产品的关税，使进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从而压低国内厂家的收益，迫使它们收缩规模以至停产。当然，进口国应该是该种资源丰裕的国家。这种政策，相当于将过剩的自然资源输出到资源贫瘠的国家。具体的例子，比如造纸业。当然，征税要注意不同物品的价格弹性。当某种资源弹性过小时，征税所导致的价格上涨不会引起消费量的显著下降，同时消耗资源的企业也不会减少收入，因为由于价格弹性很小，税收负担几乎全部转嫁给了消费者。因此，采用征税的方法，要选择在那些价格弹性较大的产品或资源物品领域使用。 另一个经常使用的操作手段，就是数量控制。这包括对获取资源的数量（如砍伐树木或捕捞鱼虾）直接控制，也包括对进入某一行业的企业数量的限制。如果能够测算出来保证生物资源持续生长的最佳捕捞量或最佳砍伐量，按照这个数量进行拍卖，可以使价格从短期均衡价格上升为长期均衡价格，从而改变供给者与消费者的行为。如果企业的生产能力是基本不变和稳定的，也可以采取拍卖经营特许权的方式，控制进入的企业数量。这样可以直接避免具有拥挤性质的问题。 总之，只有不仅有政策目标和政策原则，而且有成本较低、切实可行的政策手段时，才能实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在这方面，不断地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政策手段，将是走向可持续发展新世纪的重要一环。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试论环境审计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一、环境审计的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理论 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在带给人类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基础，经济系统是环境系统的保障。人类在经济生活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应不超过两种界限：（1）从自然界取出的各种“资源”，不能超过自然生态的再生能力；（2）排放入环境的废弃物不能超过生态系统自身的分解能力，即环境的自净能力。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使人类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方面协调动作，形成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这一词语一经提出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并成为大众媒介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目前得到广泛认同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公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谈到的发展概念。报告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概念鲜明地表达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要发展；二是发展要有限度，不能危及后代生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并结合自身情况，理解、运用这一概念。1996年3月，同志在中央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曾指出：“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包括：（1）持续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并不否定经济增长，而是追求持续增长。要达到具有可持续意义的经济增长，必须审计使用能源和原料的方式，力求减少损失、杜绝浪费并尽量不让废物进入环境，从而减少单位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压力。（2）公平性原则。可持续发展一是要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好生活的愿望。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本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利用资源的权利。 （3）整体性原则。即为了实现持续发展，必须采取全球联合行动，建立巩固的国际秩序和合作关系。（4）发展性原则。即可持续发展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同社会进步相适应。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一方面能提供人类控制和管理环境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为环境审计提出范围和重点方向，为建立环境审计的目标和审计依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何以最少的环境代价实现经济起飞，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开展环境审计是贯彻落实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战略措施。 二、国内外环境审计的发展状况 环境审计是指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系统以及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使之积极、有效，并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审计活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的一些企业出于管理上的需要，自发地制定了一些审计计划，评价本企业的环境问题。这些审计计划虽然独立性很强，且尚未形成统一的方法，但从那时起，环境审计作为一种新的审计门类在实践中飞速发展起来。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于1995年在开罗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审计会议上就把环境审计列为主要议题。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1996年12月在美国召开的“全球论坛”，也把环境审计作为迎接21世纪挑战必须开拓的审计领域。今天，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许多企业都建立了正式的审计计划，为高层管理当局提供企业遵循政府和行为制定的各种标准的信息。到目前为止，开展环境审计的国家已超过20个，开展环境审计的项目已达1000多个，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环境审计的发展。 我国于1983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立最高审计机关-国家审计署，二十年来逐渐拓宽了环境审计的工作范围，包括工业、农业、渔业、林业对环境影响的评价，还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有关领域，如绿色食品和清洁卫生等。我国的环境审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与发达国家环境审计工作相比，仍存在一些差距。中国审计协会把环境审计作为1997年的重点研究课题，我国政府已清楚地认识到环境审计是实现生态经济模式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 三、环境审计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环境审计是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一条明确了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是审计的主要目的之一。当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可持续发展。国家审计机关作为宏观调控的组成部分和高层次的经济监督系统，有必要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中发挥作用， 通过环境审计加强环境保护，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环境审计的开展是完善环境管理系统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法律、法规，全国环境行政管理体系基本形成，但作为一个完整的环境管理系统EMS，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都必须设有相应的检查监督制度，环境审计就是对EMS其他组成部分（管理机构、政策制度、环境规划、环境报告等）的“连续监控”过程。把环境审计纳入整个国家环境管理体系是实现生态经济的保证。 （3）环境审计的开展能确保政府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合理地利用资源，以最小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 并在改善人类社会经济福利的同时，又不损害将来必须依靠的生态系统。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求政府和企业必须对环境实施管理，这已成为政府和企业不可推卸的一项社会责任。通过环境审计，可对政府、企业履行环境管理责任的情况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鉴证。政府和企业也需要通过环境审计解除自己的环境责任，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 （4）环境审计的开展有利于现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当前，面临国际经济领域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要求，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经贸中，利用其经济实力和环保技术优势，以环保标准和环境标志为由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品挡在门外，这是对我国企业的生存提出的挑战。有远见的企业管理部门越来越重视环境报告、环境会计和环境审计的作用，通过环境审计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控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措施，防范和控制来自环境的风险。 （5）环境审计的开展有利于监督评价企业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真实性。通过审计监督，评价企业在实现社会既定的具体目标方面做出的贡献和效率及企业对资源利用的组合是否恰当。企业做出的报告只有在提交给独立第三者审计后，才能证明其公证性、合法性和公允性。 （6）环境审计的开展有利于监督评价社会投资的可行性。社会投资在加速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以不断破坏环境为沉重代价，环境审计对社会投资的可行性监督，可通过其职能的发挥，量化投资项目的各项指标，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依据。 （7）环境审计的开展有利于监督评价社会相关成本的效益性。生产活动是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过程，也是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即消耗过程，环境审计既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又能保证生产的不断增长和持续发展。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关于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 《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是中国工程院向国务院提供的一个咨询项目，于2001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后启动。中国工程院组织了有关学科的35位院士、近300位院外专家和西北6省、自治区的130多位有关领导、专家参加，组成了项目综合组和9个课题组。一年多来，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组织大量人员进行了多层次的现场考察，在反复研讨的基础上，形成了项目综合报告。 一、西北地区的现状和问题 （一）自然环境格局。 本项目研究范围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6省、自治区范围内的内陆河流域（包括新疆的国际河流）和黄河流域，报告中统称为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土地总面积345万平方公里，根据自然环境的不同，可划分为三大片：贺兰山以西的内陆干旱区（简称内陆干旱区）；贺兰山以东的半干旱草原区（简称半干旱草原区）；半干旱和半湿润区的黄河流域（简称黄河流域区）。 （二）社会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有巨大发展，从总体上说，为全面实现小康奠定了初步基础。当前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二是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 （三）水资源概况。 1.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多年平均为1635亿立方米，仅占全国总量的5.84。 2.人均水资源量。2000年西北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781立方米，为全国当年人均水资源量的80.5。其中：宁夏黄河流域217立方米，陕西渭河流域326立方米，青海湟水河流域618立方米，甘肃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流域761立方米，均大大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成为严重缺水的地区。 3.用水量和耗水量。2000年全区总用水量817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占89.3。扣除工农业和生活用水的回归水量后，2000年全区净耗水总量547亿立方米，耗水率（耗水量与用水量之比）为62.8。 4.用水效率。虽然西北地区水资源紧缺，但却存在着人均用水量高、农田灌溉用水定额高、单位GDP用水量高的问题。农田平均每亩实灌定额617立方米，比全国平均高40；万元GDP用水1736立方米，比全国平均高1.85倍。 5.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用水量与水资源总量之比）。目前全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平均为20，西北地区为53.3。其中甘肃的河西走廊各河、新疆的塔里木河和天山北坡各河都超过70，有的甚至超过100。 （四）生态环境的主要危机——土地荒漠化。 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出现种种问题，如干旱缺水、河湖干涸、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等。研究认为，生态环境的主要危机综合表现为土地荒漠化。 1.土地荒漠化的界定。《第二次全国荒漠化监测》公布的数据表明，1999年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267.4万平方公里，其中在本项目研究范围的约218.3万平方公里。 研究认为，为了有针对性地指导实际工作，应着重研究在现代气候条件下，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使原有耕地、草地、林地退化的情况。在西北地区，应主要研究在干旱化的气候背景条件下，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和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两种原因引起而又有条件治理的荒漠化土地，据此粗略估计，本区荒漠化土地总面积在60万平方公里左右。 2.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引起的土地荒漠化。(1)在内陆干旱区，由于河流上中游用水过多，造成下游河湖干涸，荒漠扩大。(2)在沙漠边缘地区，由于超采地下水，植被枯萎，造成土地沙化。(3)在大中型灌区，由于灌溉不当，地下水位上升，造成土壤次生盐碱化。 3.由于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引起的土地荒漠化。(1)草原牧区由于严重超载过牧，造成大面积退化甚至沙化。(2)在农牧交错区，由于滥垦、滥牧、滥樵、滥采，造成大面积土地退化甚至沙化。(3)在农区，由于不合理的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造成一些地方的土地退化甚至沙化。(4)在有些山区，由于滥伐滥垦，造成林地的退化。(5)在黄土高原区，由于边治理、边破坏，土壤侵蚀总面积仍有所增加。 4.土地荒漠化是沙尘暴加重的重要原因。沙尘暴是一种自然现象，从自然规律的角度看，沙尘暴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但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破坏了一些地方的地表覆盖，助长或促进了沙尘暴的发生和发展。 沙尘暴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我国沙尘暴高发区的下垫面除地质历史形成的因素外，都属于土地荒漠化的范围。因此，西北地区荒漠化土地的扩大是我国近年来沙尘暴强度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要立足于全面保护沙尘暴源地的生态环境，大力防治西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不能寄希望于一些局部性的应急措施。 （五）城镇工矿区的生态环境危机——水环境污染。 据2002年资料，西北地区的污染情况可分为严重污染、中度污染和尚未明显污染3种类型。严重污染地区和中度污染地区相加，其人口已占总人口的79.1，其中渭河流域已成为全国污染最严重区域之一。内陆河流域没有排污入海的出路，黄河流域的排污不但危害当地，而且威胁黄河中下游的水环境安全。 二、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方针 （一）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人类占用了过多的自然资源。20世纪以来，人口从大约1400万增至接近1亿人。在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下。为了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不得不依靠破坏性地掠夺自然资源（包括污染自然资源），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方针的现实可行性。 生态环境的人口容量是相对的。在生产力提高、资源消耗逐步减少的条件下，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可以扩大环境的人口容量。西北地区的问题在于，在人口增加和经济规模增长的过程中，生产力水平没有相应提高，生产方式仍限于传统、粗放的外延型，特别是没有抓住水资源这个制约因素，相应地提高用水效率。只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方针在西北地区是现实可行的。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方针的主要内容。 必须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要统筹全局，合理安排生态环境建设。二要坚决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经济与社会。三要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相应地合理配置水资源。同时，还需实施适当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三、合理安排生态环境建设 （一）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背景。 西北地区的干旱化趋势和地理环境的格局，是在2000多万年前，由于青藏高原的逐步隆起而形成的。 在西北地区，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活动开始于2000多年前。经过秦汉、隋唐和清代3个鼎盛时期，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在“屯垦戍边”和“移民实边”的政策下，大力推进农耕文化，使贺兰山以东自然条件适宜于牧业的草原、草地，发展成为今天农区、牧区和农牧交错区的格局。在气候自然波动的背景下，不合理的农垦破坏了草原、草地的植被。黄土高原在变牧区为农区的过程中，天然植被也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日益加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生态环境更加严峻。在贺兰山以西的内陆河流域，一些地区在河流中游修建平原水库，基本控制了河流的径流，虽然发展了灌溉，但平原水库建成之日，往往就是下游断流之时。在牧区生产发展中，片面追求牧畜头数的增长，使草原超载退化。在传统的农牧交错区和牧区，进一步大规模地开荒种地，使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 （二）生态环境建设的内涵和基本目标。 1.生态环境建设的内涵。生态环境建设的含义很广泛，可理解为一切旨在保护、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行动的总称。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是要限制或取消那些引起生态系统退化的各种干扰，充分利用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达到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在西北地区，首先要防止对现有生态环境的继续破坏，并尽可能恢复重建已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达到适应当地自然条件并能保持相对稳定和良性发展的程度。 如果不顺应自然规律，仅凭人们的主观愿望，去建设一个不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人为的新的生态大系统，则往往事与愿违，不仅收不到预期效果，而且不能持久延续，系统将最终崩溃。当然，对于一个人工绿洲、一个城镇、或一个小地区来说，可以建设一个有别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新的子系统，但是这些人工子系统的建设必须以不破坏天然生态大系统的整体性为原则。当前对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认识，仍存在一些误区。其中较普遍的误解是，简单地以为生态环境建设就是绿化造林，增加森林覆盖率。调查中看到，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一些不适合种树的地方，也都在费尽心力地植树造林，年年植树不见树，或多年后仍是一片小老头树，有的地方为了植树造林而超采地下水，“绿了一条线，黄了一大片”。这种简单化的认识和做法，都应予以改正和防止。 2.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目标。防止荒漠化土地的继续扩大，下大力气治理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荒漠化土地，以及不属于荒漠化范围内的退化土地，同时防治水环境的污染。 3.生态环境建设的分区。根据生态类型组合特点与治理目标，将西北地区划分为8个生态环境建设区。(1)干旱荒漠—绿洲生态环境建设区。(2)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建设区。(3)长城沿线—阴山山麓生态环境建设区。即农牧交错带。(4)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区。(5)黄河沿岸平原生态环境建设区。(6)渭河平原生态环境建设区。(7)青藏高原黄河河源区。(8)山地生态环境建设区。 （三）合理的植被建设布局。 西北地区各生态环境建设区的天然植被类型由温带半湿润向极干旱地区推移，依次为森林、草原和荒漠。本区内森林分布不多，主要在黄土高原的土石山区、内陆盆地周围的高山以及河流两侧的冲积地带上，具有巨大的水源涵养及防止土地荒漠化的作用，非常珍贵，天然林保护工程非常必要。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的干旱和半干旱区，应明确规定以灌、草为主（干旱区以灌为主，半干旱区以草为主）的植被建设方向，并应充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四）天然河湖的保护与恢复。 内陆河流的下游，延伸到沙漠的腹地。河流两岸由地下水支持的天然绿洲，以及河流终端的湖泊、湿地和周边植被，都起着分隔和限制沙漠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考虑到现实的水资源情况，在坚决保持现有河湖格局的基础上，应尽可能地增加入湖水量，将20世纪60年代以后消失和萎缩的湖泊，加以不同程度地恢复，从而恢复河流的原有长度，并恢复河湖水质。具体建议： (1)准噶尔盆地：使西端的艾比湖水面恢复到接近原有水面，中部的玛纳斯河延伸到玛纳斯湖，要坚决制止地下水的超采。(2)塔里木盆地：适当恢复塔里木河终端台特玛湖的水面。(3)河西走廊：适当恢复黑河终端东居延海的水面；使疏勒河目前的终端西大湖不再萎缩，下游的地下水位不再下降；争取适当恢复石羊河终端的青土湖。(4)柴达木盆地：保持目前的河湖格局不再萎缩。(5)青海湖：争取湖水位逐渐稳定。(6)渭河：逐步解决中、下游河道的严重污染和淤积问题。(7)黄河干流：尽快解决两岸城市、工矿和农牧业的污染问题。(8)保护绿洲、草原和沙漠（地）内尚存的湿地。 （五）防污减灾对策。 1.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1)工业排污量大。(2)城市污水处理率低。(3)农业面源污染比重高。 2.制定适合当地特点的水污染防治技术经济政策。(1)加强节约用水。(2)推行清洁生产。(3)实施污水处理后回用。(4)采用适合当地特点的废水处理工艺与技术。(5)制定适合各地特点的水污染防治控制指标。(6)实行“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等经济政策。(7)重视工业废水处理回用技术的开发和成套设备的制造供应。 四、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经济与社会 （一）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经济与社会的基本途径。 ——根据提高总体用水效率的需要，逐步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城镇化。 ——在建设现代农业、控制并逐步压缩农业用水的目标下，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现代农业体系。 ——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及科学技术水平，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城镇和乡村。 （二）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现代农业体系。 1.西北地区农牧业的主要问题是低投入、低产出、高资源消耗。西北地区占有全国18的耕地，19的水资源，仅生产了全国8.8的粮食，6.7的肉类。全区拥有草地26.3亿亩，占全国的64，而牧业产值仅占全国的7.5。 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农牧业与水土资源之间结构性错位：全区农牧业结构中，种植业占70左右，畜牧业比重仅为28.5左右。这种产业结构与本地区水资源贫乏而草地资源丰富的资源结构严重错位。在种植业内部，高耗水的粮食作物比例偏大；粮食作物结构中，夏粮面积偏大。牧区和农区相互分隔，不能形成区域优势互补的农牧空间布局。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农牧业的低投入：灌区老化，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平均仅为0.3～0.4，水资源粮食生产效率0.58公斤／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4。草地年均亩投入只有2～3分钱，目前草地生产力比20世纪50年代下降了1/3～1/2。 2.建设现代农业体系的近期目标。转变增长方式，高效、节约、可持续利用水土资源。在农业用水不增加并逐步减少、耕地和灌溉面积总体上不增加、草原生态环境逐步恢复改善的条件下，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畜牧业和加工业比重，使农牧业总产值逐步增长，农牧民生活逐步提高，贫困地区逐步脱贫致富。 3.建设现代农业体系的基本途径。建立面向市场与资源双重约束的现代农业体系：改变单一性的生产结构为农牧加（工）复合结构；改变农区与牧区分隔为农区与牧区协作；发展现代节水灌溉农业和现代旱作农业；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和基本草牧场；退耕休牧，变广种薄收为少种精种多收，变过牧超载为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未来30年内，要求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0.15～0.2，旱作水分生产效率提高0.1～0.2公斤／毫米·亩，草地干物质生产水平提高到180公斤／亩。 （三）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工矿业。 应坚决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本区工业的主要基础是能源、矿产和农牧产品加工，应避免发展用水量大的产业。 1.能源工业的水预测和今后对策。石油、天然气是西北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其2000年产值占本区工业总产值的23.78，在未来的20年中还将有较大发展。预测石油石化和煤炭企业至2015年的用水量为9.3亿立方米，应确保其需要。 石油石化企业要进一步做好水源建设，推行节水减污的清洁生产技术。煤矿开采和生态环境应协调发展，国家应鼓励企业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和污水处理回用。 2.矿产开发的用水预测和对策。在全国已探明储量的157种矿产资源中，西北有37种超过全国储量的一半。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不仅对西北开发而且对全国都有重要战略价值，应使矿产开发成为本区的又一支柱产业。2010年的矿业用水量将增至12.5亿立方米，数量相对不大，但需加强污染防治。 钢铁工业是本区废水排放量最多的工业行业之一，有色金属工业也需加强污染防治，很多小金矿和小黄金生产企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对不能改造者，应坚决关闭取缔。 （四）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城镇体系。 1.城镇化发展及用水增长趋势。人口增长如不加以控制，2030年可能达到1.3亿人；如果做好各方面工作，有望控制在1.2亿人之内。预测城镇化率2010年将接近40，2030年将超过50，仍低于全国水平。城市用水的总需求量到2030年将增长近一倍，约需70亿立方米。 2.城镇水务设施建设。当前的问题是城市水务基础设施不足，供水系统不完善，污水处理严重滞后。2010年和2030年的城市污水排放量估计将分别达到40亿立方米和50亿立方米左右。 3.制定符合当地特点的城镇化规划。城镇发展要严格遵循与自然条件相协调的原则，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条件的可能；要顺自然、依水源、靠全局、有重点、重质量，因地制宜地做好区域城镇体系规划。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半个世纪的建设，西北地区已形成“四带一环”的城镇格局。“四带”是指4条主要以省会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西宁—兰州—渭河流域城市带、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城市带、武威—张掖—酒泉河西走廊城市带和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麓城市带。一环”是指沿塔里木盆地边缘分布的城市环带。这种基本格局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也不应有大的改变。城市和城市带的发展规模不能超过当地水资源供应的可能。今后在开发工矿资源时，可考虑将生产基地与生活基地分开进行布局，或预先考虑替代产业。对已建的少数条件十分窘迫的工矿城镇，应及时加以调整。 五、合理配置水资源 （一）气候与水资源的变化趋势与展望。 1.近年来气候与水资源的变化趋势。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气候也趋于变暖，但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波动性。降水量变化有更大的区域性差异，共变化趋势不如温度明显。近50年来西北各地降水量的变化，呈现东降西升的趋势，其分界线大致在河西走廊东部。黄河流域径流量减少的幅度比降水量大。内陆河流域径流量有所增加，估计是由于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冰川融水有所增加。 2.对未来气候与水资源的展望。对未来50年西北地区气温的变化趋势，各方面专家都估计为变暖。对降水量的预测，各方面意见有很大不同。对于90年代以来，新疆等地降水量增多的现象，是属于西北全区由暖干型气候向暖湿转型，还是属于西北西部局部地区的转型；是属于长期的时间上的变化趋势，还是仅属于年际的、10年的波动；有各种不同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转为“暖湿型”气候，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西北地区干旱气候区的基本状况。 从战略角度考虑，应立足于“向最好方向争取，从最坏可能准备”，尽可能使今后工作处于主动地位。在目前河流径流量较大的新疆地区，应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加大修复生态环境的力度，同时防止盲目加大社会经济的用水规模；在河西走廊东部的黑河和石羊河流域以及广大的黄河流域，是目前生态危机最严重的地区，必须立足于可能的不利情况，加强工作，决不可存侥幸心理。 在宣传报道西北地区气候转型问题时，要注意到增加降水的数量有限，原来的自然面貌并未根本改变，防止给人以盲目乐观的错觉。 （二）水资源配置的要求。 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的总要求是：在保证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合理用水时，必须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留有适当余地。为此，不但要统筹兼顾河流的上中下游，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复杂转化，以及地下水的可持续利用。 本区3大片不同的自然环境，在生态环境用水、社会经济用水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三方面的关系上，有各自不同特点，需要分别加以分析并规定水资源配置的具体要求。 1.内陆干旱区。水资源配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保证河流下游生态环境的耗水，使下游的生态环境和上中游的社会经济系统合理分享水资源。研究后认为：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耗水以各占50为宜。 按社会经济平均耗水率为用水量的70折算，今后内陆河流按用水量的最高开发利用率应不超过70。根据2000年的实际资料，除新疆的国际河流额尔齐斯河、伊犁河，以及柴达木盆地的无人区河流外，其他河流的开发利用率都已接近或超过70。因此，贺兰山以西内陆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用水总量应基本控制在现有规模，不再增加。超过规定限额所挤占的生态环境耗水，或通过从外流域调水补足，或坚决加以压缩，一定要保证生态环境的耗水不低于水资源总量的50。 社会经济用水的内部配置：农田灌溉用水应大力节约并逐步压缩。城镇和工矿发展必须增加的用水量除少数地区由外流域适当调水外，大部地区原则上由农业用水有偿转移，并提高水的回收利用率。 2.半干旱草原区。水资源配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防止因地下水超采而影响草原的天然植被。 本区绝大部分属于半干旱区，天然降水形成的土壤水和地下水，可以维持草原的天然植被，但不能形成可集中开发的地表或地下径流。因此，只可在一些降水量超过400毫米及个别有引水条件和地下水丰富的地方，适当建设人工饲料基地，少量用于发展社会经济。 如果没有可靠的地质勘探资料，证明确有可以再生的地下水资源，不能盲目大规模抽取地下水进行社会经济建设或植树造林。 3.黄河流域区。水资源配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缓解干旱年份的水资源危机。 近年来黄河流域特别是兰州以下一些支流的径流量大幅度减少，不仅影响到这些支流下游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用水，也影响到黄河的出境水量。20世纪90年代，黄河出境的平均年水量（以三门峡入库水量表示），已从50～70年代的413亿立方米降至225亿立方米，其中1997年以来直到2002年，黄河出境的年水量都小于200亿立方米，严重威胁到黄河下游的社会经济用水和河道的冲沙用水。分析减少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流域降水量减少，河流径流量减少的幅度远超过降水量的减少幅度，上中游社会经济用水量增加。 因此，西北地区黄河流域水资源要合理配置。生态环境建设要合理安排，主要应依靠天然降水恢复植被。西北地区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建设也应强调高效节水防污。为了缓解黄河水资源的危机，从长远看，还需要通过西线南水北调，适当补充水量。西线南水北调可能的调水量约为150～170亿立方米／年。 （三）西北地区的水利工程布局。 1.对现有水利工程的评价。经过50多年来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努力，基本建成了开发利用西北地区水资源的工程系统，支持了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认识上的局限，没有把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以致西北地区的水利工程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粗放；二是水资源开发的过度。 2.近期的水利工程布局原则。近期的水利工程应以对现有和在建工程进行调整、更新、改造和配套为主，新建工程也应以地方的中小型工程为主，辅以少数的大型工程。对现有和拟建的调蓄水库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处理。成效显著的要巩固，有安全问题的要除险加固；一些不利于下游生态和蒸发损耗很大的平原水库，要调整功能，有的应予报废或以山区水库替代；三门峡水库在小浪底建成后应调整功能，尽可能降低渭河入黄河口的潼关水位，为渭河整治创造条件；对拟建的大型水库，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在慎重考虑生态影响和经济效益评价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兴建，何时兴建。 3.近期有条件开工的重大工程项目。(1)陕西的渭河综合治理工程。(2)新疆的北坡水资源开发工程和塔里木河综合治理工程。(3)青海的引大济湟工程。(4)甘肃的河西走廊综合治理工程和陇中引洮工程，其中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应尽早立项。(5)宁夏的扬黄扶贫工程和青铜峡灌区更新改造工程。(6)内蒙古草原区综合治理水利工程和河套灌区更新改造工程。(7)陕蒙地区黄河多沙粗沙区的水土保持工程。 4.在中、远期考虑实施的重大工程项目。(1)西线南水北调工程。(2)新疆从天山北坡调水工程。(3)黄河黑山峡水利枢纽和大柳树灌区工程。(4)黄河中游水利枢纽和两岸灌区工程。 六、10项战略对策 （一）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在水资源最为紧张的新疆天山北坡、甘肃河西走廊的石羊河以及陕西的渭河，目前都还没有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统一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全面综合规划，对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量、质并重，城、乡兼管，地表水和地下水统一管理，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而不是单纯地开发和修建水利工程。为此，需要调整现有的水利投资机制，满足为合理配置水资源所需的资金，改正现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二）干旱区和半干旱区的植被建设以封育为主，退耕休牧还草。 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的地区，应明确规定以灌、草为主的植被建设方向，并充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要修订和完善有关地方在执行退耕还林政策中一些不符合客观规律和当地实际情况的做法。 退耕还林和退耕休牧还草的成败关键是：在退耕还林和退耕休牧还草后，能否真正建成替代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条件。应打破部门界限，统一规划，让一些条件不好的退耕地恢复天然植被；与此同时，在条件较好的土地上，集中使用农、林、水等各方面的资金，综合建设基本农田、饲料基地或经济林果基地。 退耕休牧还草必须与围栏、轮牧、小水利、人工草场等措施相结合。还必须加大投入，发展畜牧业，才能巩固退耕休牧的成果。 如不能满足以上条件，则需考虑适当外迁人口，实行生态移民，使人口与环境容量相适应。 （三）防沙治沙的重点是防治原有耕地、草地、林地的沙化。 沙漠在地球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地球上各种生态系统相互支持和制约，组成了全球的大生态系统。人类与沙漠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人与沙漠和谐共存，既要避免“沙进人退”，也不要盲目地“向沙漠进军”。相当多的地方，总结多年来防沙治沙的正反面实践经验是：“人进沙进，人退沙退”。 人类利用一些外来水源，可以在沙漠周边建设一些人工绿洲，但从总体上说，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沙漠或“征服”沙漠。防沙治沙应定位于防治原有耕地、草地、林地的沙化。 （四）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对农牧业的资金投入。 西北地区的水土资源主要为农牧业所消耗，过度的不合理的水土资源开发，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最主要的是将低投入、低产出、高资源消耗的传统农业转换到高投入、高产出、低资源消耗的现代农业的轨道，从破坏生态环境的源头上解决问题，加强农牧业的基础建设。 （五）因地制宜地保证粮食供需平衡。 就西北地区来说，要求各地粮食自给存在两方面的实际问题：一方面，粮食在某种意义上是水资源的载体，在西北地区，按较先进的用水定额，1公斤粮食一般需水1吨（目前的平均水平是1吨水产粮0.58公斤）。另一方面，西北一些产粮区由于区位劣势，在全国卖粮难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卖粮更难。 建议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强求陕西、甘肃、青海等省粮食自给和西北地区粮食自给。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调剂解决问题。只要保持土地的生产能力，粮食（包括饲料）供应不致有很大风险。 为确保安全，可考虑将黄河规划中的宁夏大柳树灌区，作为未来的粮食战略储备区，如有需要，可在南水北调西线建成的基础上建设。 （六）发展工矿业，推进城镇化。 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意义，是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提高水和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这是西北地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发展工矿业中，要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城镇化的发展中，要防止脱离当地情况，盲目攀比城市化率的倾向。 （七）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坚决防治污染。 防治污染是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关键在于各级领导真正地提高认识，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加强对新建项目的管理，杜绝对污染项目的保护，并加大对污染防治资金的投入，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规。 对已经受到污染的水环境，应坚决及时地进行治理，以免将来付出更高的代价。 （八）实施少生快富的人口政策，消除贫困。 为了保证生态环境建设的成功，必须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调整人口布局，最终消除贫困现象。主要措施包括：制定“少生快富”的有关政策，在少数民族中推行计划生育。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贫困地区尽快普及九年制教育。鼓励和支持西北地区以各种方式，输出劳力、引进人才。将宁夏西海固等一些全国最贫困的地区列为“十五”扶贫攻坚项目，加大综合措施的力度。在规划的自然保护区和一些没有发展前景的地方，实施生态移民。培育地方财政实力，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开发资金渠道。 （九）抓紧前期工作，建设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警惕黄河水资源的危机，抓紧准备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建议在2010年前完成包括生态环境评估的工程前期工作和开工准备，2015年争取第一期工程通水，2030年前后完成二、三期工程。 （十）建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部门协调机制。 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综合各有关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农、林、水和城建、环保、扶贫等部门，要统一规划，通力合作，使国家和社会的投入，发挥最大的效益。建议国家进一步完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部门协调机制，有关省和自治区也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协调机制。 结束语 西北地区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在今后的大开发中，如何在保护和重建生态环境的条件下，使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对于西北地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经过对各方面问题研究后认为，只要坚决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方针，坚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经济与社会，并合理安排生态环境建设，是可以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提出了10项战略措施，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这需要在社会经济建设中更新观念，调整结构，提高水平；也需要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端正认识，调整规划，完善政策。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西北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在今后10年内必将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大西北，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伟大贡献。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政策 一、可持续发展与外部性问题 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市场制度为依托的发展。市场制度的有效性无疑已被近代 的经济奇迹所证明了。然而，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人们逐渐发现，经济赖以发展的资源在逐渐耗竭，人类与其它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在不断恶化，这些都不能不和以市场制度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那么，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市场出了什么错呢？ 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经济主体，他们可能是个体农民，也可能是乡镇企业，也可能是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他们之间在进行交易，通过多次的交易，逐渐形成了多个市场的均衡价格。在任何一对交易者看来，他们达成的价格，恰恰落在自己的需求函数（或供给函数）曲线上。由于卖者的产品是用多种要素生产出来的，其中一些要素需要向别人购买，所以该产品的成本也是由交易决定的。经济学证明，在没有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是有效率的。所谓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或两个人的交易所带来的成本或收益，对第二个或第三个人的成本或收益产生直接影响。或者说，一个人并没有承担或获得他自己行为所引起的所有成本或收益。在社会层次上看，所谓外部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境，即因为成本和收益不能在个人或组织间恰当地分配，以至人们宁肯放弃他们本来应该获得的利益（盛洪，1996）。 导致外部性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产权制度。比如，在一条河边上的造纸厂的产权有明确的归属，但这条河没有明确的归属；或者有名义上的归属，如归集体或国家，但产权的行使效率较低。当造纸厂将污水排入这条后，河里的鱼就无法生存。由于没有人拥有这条河（或不关心这条河），所以没有人因为鱼的损失而向造纸厂索赔。因此，造纸厂将不承担污染河导致的经济成本（这里暂时不考虑环境成本）。但河里没有了鱼，实实在在地就是社会的损失。因此，造纸厂的“个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它的成本曲线比真实成本向右下角移动了（如图1所示）。这导致造纸厂的均衡价格低于“真实价格”，而产量却高于“真实产量”。在极端情况下，从社会角度看，建立这个造纸厂也许是得不尝失。因为它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增量”（即比按真实成本生产多获得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大约是BEE’C所包括的面积），几乎就是它给社会带来的损失（也大约等于BEE’C所包括的面积，即因污染而无法生存的鱼的市场价值）；况且由于成本低估导致资源过多地进入造纸业，使得社会失去了将这些资源配置到其它更有效的用途时所获得的利益。 一条河没有明确的归属，可能是由于制度的或观念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在我国，前一种原因还是大量存在。因为我们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还刚刚开始，人们还不习惯将一条河想象为私人所有。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河不是在乡村中的小河，可以在技术上由某些个人所有，而是很大的河，如长江，有上游、中游、下游，拥有一整条河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分段拥有又不能互相不受影响。很大的湖，如太湖，滇池，等等，更进一步，海洋，以至说到极端，整个大气层，整个地球，就更不可能由私人拥有了。因此环境的不可分性，是外部性、从而是市场价格体系失灵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使是人们知道破坏环境的现时成本，也还是无法摆脱外部性问题。因为对环境的损害，从时间上看，往往不是均衡的。在相当长时间内，环境被损害的程度的增长是缓慢的，但当超过一定的阀值后，损害程度就会迅速增长，但这时再补救已为时晚矣。所谓为时晚矣，是指对环境和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有时具有不可逆性，或至少具有不对称性。不可逆，即是指不可恢复；如某种物种一旦灭绝，就不复存在；或一旦臭氧层的漏洞大过一程度，就永远无法修复。不对称，即是指很难恢复；如一旦将森林砍伐殆尽，虽然可以重新种植，却要经历很长时间、付出很大代价；又如由于过度捕捞，我国沿海的黄鱼曾一度绝迹，经过很多年以后才重新恢复过来。但是由于在达到临界点之前，人们不会将即将到来的供给的突然减少计算到与他人的讨价还价中，因而在市场中，没有一种价格信息会提醒人们节约使用该种资源。这是信息在时间上的不均匀导致的外部性问题。而这种时间上不均匀的信息，又会因为人们在空间上的分散，更不容易在灾难发生前知道。人们一般不会把以后的成本算在目前的账上，但一旦按以前的成本进行交易，就必然会将对环境或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推过阀值。 再退一步，即使所有的人都真切地知道他们的行为将给环境带来的损害程度，也仍然无法阻止外部性问题的发生。这主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这里讲的人既可以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又可以是不同时期的人。在同一时期的人中，任何个人或集团若要考虑环境或资源问题而自觉地约束自己，将环境成本或资源成本加到自己的生产成本中去，他或它将会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败北。因为那些没有考虑环境和资源的企业将会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优势。人们不得不破坏环境，不得不加快耗竭不可再生资源，不得不毁灭自然物种。即使在一些国家内部制定了保护环境与资源的法律，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很类似于上述的行为。美国人不会因为石油将要耗竭而减少对石油的消费，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们节约了石油，也许只是给中国人多使石油创造了条件。在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还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将一些局部性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出口”到它国。由于有些穷国有较低的环境标准，一些富国通过进口或投资，使穷国生产更多的污染严重和消耗资源较多的产品，同时享受较便宜的（没有计算环境和资源成本的）产品。在不同代的人之间，由于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耗竭一般需要较长的、跨越世代的时间，又由于后代人既不能与当代人谈判，也不能抗议他们的所为，当代人就有可能将环境和资源的成本转嫁给后代人。而市场价格，以及代表对时间看法的市场利率，恰恰是由当代人对未来的看法形成的。就生物资源（如树木）而言，当代的价格低于保证树木生长的长期均衡价格，而市场利率则高于树木的自然生长率。这必然导致即使是私人所有者也会砍伐树木的结果。 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即保护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合理使用生物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的问题，就可以归结为外部性问题。而一旦存在着外部性问题，市场价格体系就会失灵。在这种囚徒困境中，政府管制和政策也许是众多可能的选择之一。 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原则 既然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到外部性问题，而外部性就意味着市场制度的失灵，政府作为一种天生克服外部性问题的制度安排，就可以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关于政府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是，当社会中有关产权的保护和承认的制度不能通过个人之间的谈判建立起来时，政府就作为一种有暴力后盾的第三方加入进来，从而克服了在产权制度形成方面的囚徒困境。如果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人，他们可能通过长期的互动形成对对方产权的尊重，但如果这个社会的人很多，如有N个人，要达到他们彼此都互相尊重产权，就相当困难了。一旦有一个人不愿就尊重别人的产权作出承诺，甚至任意侵犯别人的利益，这整个社会的产权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在这时，政府的强制性的对产权的保护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在上一节讨论时说到，外部性与产权制度的不完善相关，因而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首先应该是政府对产权制度的改进。在人类历史中，产权制度也是不断进步的，从而不断地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例如，对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保护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实现的。当知识产权确立以后，有关知识生产的外部性得到克服，从而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在今天我们讨论克服破坏环境和耗竭资源的问题时，首先也应该依赖于对产权制度的改进。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刚刚告别计划经济，产权制度还很不成熟，所以还有通过改进产权制度解决环境问题的大量空间。例如，在一些乡村中的较小的河流的污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河流没有明确的归属，或者名义上归集体所有，但“集体”没有有效行使产权的机制，河流被岸边的造纸厂污染了。在这时，如果将河流的所有权个人化，或者将河流在一定时间内的收益权拍卖给个人，就会给这条河带来一个人。拥有这条河的产权的个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排污的造纸厂谈判或抗争，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来阻止污染的排放。在我国，已经有一些地方这样做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将森林树木的产权个人化，也会改进我国森林资源的保护状态。因为一旦树木的产权由个人或组织拥有，产权拥有者就会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去安排树木的砍伐和种值。当树木的自然生长率高于市场利率时，拥有者就会根据树木的市场现货价格与净现值之比，有计划地砍伐树木。在这时，木材的生产成本必然高于当树木没有明确归属时的成本，从而会部分解决砍伐森林的问题。 当然应该看到，产权制度的改进也是有边界的。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还无法将大环境分割开来、并且个人化。所以产权制度的改进还无法将环境成本纳入到个人成本中去。例如上述的森林产权个人化，虽然将砍伐生物资源的机会成本算入了个人成本，却还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由个人拥有森林，个人成本仍然会低于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森林的砍伐就会超过考虑环境成本时的均衡水平。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来补救。这个政策就是征税。即对砍伐的树木征收税赋，而对活木的买卖不征收税赋。其结果是，出售一定体积的活木比同等体积的木材要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是因为，对木材价格的需求具有弹性，当砍伐税加到木材交易中去的时候，价格会上升，需求者会因价格上升而减少其需求，这等同于木材产权拥有者支付一部分砍伐税。而进行活木交易则无需交纳砍伐税，从而价格会比木材交易为低。由于没有砍伐税，卖者可以获得较出售木材为高的收益，而买者则可以买到较木材便宜的活木。这就鼓励较多地进行活木的交易，而较少地进行木材的交易。当出售木材比出售活木收入更少时，砍伐树木所获得的市场现值就会较低，用价格计算的树木的自然生长率就会较高，就更有可能高于市场利率。当活木生长的预期收益率超过市场利率时，树木拥有者就更不愿意砍伐树木了。由于可以出售活木，森林拥有者就有一个变现的市场，也不会因为急于变现而砍伐森林。 说明：当政府不征木材砍伐税时，森林所有者的成本曲线为S,木材的均衡价格为P0，均衡砍伐量为Q0；而征砍伐税后，相当于成本曲线则为S’均衡价格上升为P1，而均衡砍伐量则减少到Q1；其中消费者承担的砍伐税为面积 P1 E’E’’ P0，森林所有者承担的砍伐税则为面积P0E’’HG,如A图所示。对于活木交易，政府不征任何税赋，但考虑到购买者未来仍以获取木材为主要目的，因此未来仍要交纳砍伐税，所以需求曲线移至D’；而出售者已经免去此次交易的税赋，则均衡价格应为P2，而均衡交易量则为Q2；显然比木材的均衡交易量为多。 只要政府对环境的价值有一个恰当的估价，征收环境税的办法就可以部分地避免信息在时间上分布的不均匀问题。无论是砍伐还是捕捞，都不会出现过度问题。这个恰当的估价，就是要通过相应的征税，使价格上升到使资源供给或环境水平保持在长期均衡的水平上。所谓长期均衡，是指资源存量不会减少，并且生长的速度与消耗的速度基本一致；也是指环境水平不会降低，对环境的损耗的速度与环境的自我修复的速度基本一致。这需要对生物资源和环境的长期成本，尤其对环境破坏的临界点有一个有远见的估计。 上面的讨论同时意味着，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存在着一个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能收税，也才能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交易双方。然而，当我们涉及全球问题时，这一条件不存在了。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世界上有二百多个国家，类似于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不是不能就环境问题达成一致，但谈判成本会很高。在谈判者较少时，如只有两个国家谈判，涉及两个国家的局部环境时，谈判容易成功；但如果世界所有国家都参加谈判，讨论有关全球环境问题时，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在这时，就要依赖于一种起作用的世界政治结构。在其中，“大国”就要发挥作用。一方面，“大国”有保护全球环境的动机，因为它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较高，它的利益更接近于全球利益；另一方面，“大国”有维持达成的环境秩序的实力。看来，中国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大国”了。她既可以在双边谈判中抑制以邻为壑的行为，更应该在全球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从投票制度今天的效率来看，我们恐怕不能指望，可以通过一个所有国家都同意的涉及全球问题的方案，如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方案。如果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哲学行事，也许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人的基本行为规则和文化取向就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如果人们更为关注后代的幸福，重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以及其它物种作为人类的共生物的延续，人们就会提高对未来的评价，从而降低市场利率。因为市场的自然利率是由人们对未来的判断形成的。当市场利率降低后，生物资源、环境资源的自然生长率和自然修复率就会相对较高，就会引导人们减少对这些资源的耗用。更一般地，如果人类社会都能够接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即使没有一个全球政府，也会在全球问题上采取互相合作、而不是以邻为壑的行为，从而为最终解决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奠定基础。 三、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手段 尽管政府是以强制性为特征的，但不意味着政府只是强制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来达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政府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政府的行为改变几个经济变量，从而改变经济当事人的成本收益计算，最后使他们自动地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事情来。强制只是政府的最后手段，而不是全部手段。如果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与政府对着干，钻政策的空子，政府政策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政府随时随刻都要提防别人，政府政策的成本就会太高，以至不可能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持政策。因此，选择正确的政策手段，使政策“惠而不费”，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环节。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提到要通过改进产权制度，来达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在我国的具体情境中，产权制度的改进需要许多政策上的艺术。例如，在我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将一条河“私有化”显然是较难被接受的。因此，所谓产权制度的改革，还要在现有产权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比如遵循我国农业的土地承包制度，将小河在一个时期的使用权承包给个人或组织，都可以起到“改进产权制度”的作用。因为正如许多文献已经指出的那样，产权是可以分割的。使用权也是一种产权。只要拥有这种产权的时间足够长，就会激励人们去捍卫自己的利益，从而能够去与（比如）造纸厂去谈判或抗衡。利用一些人去与另一些人抗衡，最后达到保护环境的均衡，就会不成比例地放大政府政策的作用，以较小的政策投入获得较大的结果。 类似的设想，就是成立一个“拥有”局部环境的公司。例如，成立一个“太湖环境公司”。当然，这是一家由政府特许的公司。它可以在最初由政府出一部分资金牵头建立，以后也可以通过股权转让，改变资本结构，甚至（不一定非得）成为一家私人企业，更好的形式应该是变为一家上市公司，受到公众和传媒的关注。这家公司的业务，就是太湖可能产生的利益。粗略想来，应该包括在太湖中捕鱼捞虾、养殖水产，水上旅游，以及沿岸的旅游、渡假和一些房地产。它的最大利益，就是保证太湖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优美，合理地利用生物资源。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它就会主动地与太湖边上的那些排放污水的厂家去交涉，责令它们停止排污。在争执不下时，就可以借助于政府以及传媒的力量。这样，太湖就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它会日夜监视岸边的动静，而不会象现在那样，中央政府的检查组一走，工厂照样排污。它的存在，将使政府实现政策的成本大大降低。实际上，这家公司是在经营环境。它可以根本不去捕鱼或盖房，它只需要第一改善环境，第二控制对生物资源的捕捞量。它所做的事情，一方面是为改善环境而与排污者做斗争，一方面是根据长期均衡价格计算的最佳捕捞量，拍卖在太湖的捕鱼的特许权，出售或出租水面或沿岸地面。只要太湖的环境变好，水质改善，太湖的环境价值就会变为商业价值。这样，利用人们的逐利动机，通过政府政策的作用，就可以使人们努力地去改善环境，而无需政府再与排污企业进行“猫捉老鼠”的游戏。 上面通过改进产权制度以达到治理污染的目的，其实质是将外部性内部化，将公共物品“改变为”私人物品。实际上，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重要区别，即可否排他地占有或消费，可以转换为是否可以单个地向消费者收费。有些看来不可排他地消费的物品，经过巧妙地设计，可以单个地、或近乎单个地向消费者收费，从而“变为”私人物品。例如看电视。播放电视节目的电磁波在空中传播，任何人有一台电视接收机都可以看电视，电视台很难辨别是谁、在什么地方接收了电视节目，以及接收了多少；即电视节目似乎是无法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然而，当电视台将一部分播放电视节目的时间卖给一些厂家，这些厂家利用这些时间播放广告，当消费者在看电视节目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广告，而看广告一方面要占用消费者的时间，另一方面又能起到促销商品的作用，就等同于消费者为看电视付了费。他付费的多少，一般与他看电视的时间长短、以及电视节目的优劣成正比。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例如，科斯教授曾经提到过，原来人们普遍认为灯塔是公共物品，但他后来发现，在英国早期，灯塔多是私人拥有的。原来人们解决了灯塔收费问题，即在船只经过灯塔后到达的港口收费。因为经过特定灯塔的船只一定是要抵达附近特定的港口的（科斯，1994，第215-239 实际上，无论是改进产权制度，还是发现收费方式，都是通过改变人们的成本和收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目标。当上述办法都无法解决问题时，最后就要用政府的看家本领，即征税了。实际上，征税的核心思想，也是要通过改变成本和收益，改变人们的行为，使之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努力。例如，对于利用我国很稀缺的自然资源生产的产品，可以调低或者免除进口同类产品的关税，使进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从而压低国内厂家的收益，迫使它们收缩规模以至停产。当然，进口国应该是该种资源丰裕的国家。这种政策，相当于将过剩的自然资源输出到资源贫瘠的国家。具体的例子，比如造纸业。当然，征税要注意不同物品的价格弹性。当某种资源弹性过小时，征税所导致的价格上涨不会引起消费量的显著下降，同时消耗资源的企业也不会减少收入，因为由于价格弹性很小，税收负担几乎全部转嫁给了消费者。因此，采用征税的方法，要选择在那些价格弹性较大的产品或资源物品领域使用。 另一个经常使用的操作手段，就是数量控制。这包括对获取资源的数量（如砍伐树木或捕捞鱼虾）直接控制，也包括对进入某一行业的企业数量的限制。如果能够测算出来保证生物资源持续生长的最佳捕捞量或最佳砍伐量，按照这个数量进行拍卖，可以使价格从短期均衡价格上升为长期均衡价格，从而改变供给者与消费者的行为。如果企业的生产能力是基本不变和稳定的，也可以采取拍卖经营特许权的方式，控制进入的企业数量。这样可以直接避免具有拥挤性质的问题。 总之，只有不仅有政策目标和政策原则，而且有成本较低、切实可行的政策手段时，才能实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在这方面，不断地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政策手段，将是走向可持续发展新世纪的重要一环。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湛江市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分析了湛江市的水资源和水环境状况，结合水资源和水环境现状及相应问题，从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工业体系，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农业体系，水资源统一规划管理、水资源合理配置、节水与污水治理、多水源联合调度、建立水权制度和海水利用等方面提出了水资源和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水资源 水环境 产业结构 节水防污 可持续发展 湛江市是广东省西部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广东省水资源供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地区之一。 湛江市历史上水旱灾害发生频繁，尤以旱灾最为严重。据雷州府和遂溪县志记载，最大旱灾发生在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湛江市出现“赤地千里，饿死者万计”的悲惨现象。以后的300多年也旱灾频繁。新中国成立后，曾有30多年发生春旱，其中大旱4次，最为严重的是1955年。建国以来，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得以迅速发展。湛江市境内先后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改变了其干旱面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近年来，随着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城市化率的提高，人口的增长，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态建设的开展，各行各业对水的需求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工农业争水、城乡争水的矛盾日趋突出，水环境日益恶化。据有关部门预测[1]，湛江市2010年需水总量将达9.77～13.18×108m3，其中工业需水量达4.84～7.83×108m3，农业需水量达3.08～3.18×108m3，城镇与农村生活需水量达1.85～2.17×108m3；2020年需水总量将达10.49～21.70×108m3，其中工业需水量达7.68～15.81×108m3，农业需水量达1.39～3.12×108m3，城镇与农村生活需水量达1.42～2.77×108m3。不认真解决好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将制约湛江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1 水资源和水环境现状 1.1 水资源量及特点 1.1.1 水资源总量 湛江市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488mm，多年平均径流为665.6mm，按我国年降雨，年径流等要素综合分带表划分，属多水带，局部地区为丰水带。湛江市水资源分为本地水资源和过境水资源两大部分，本地水资源分为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过境水资源主要来自于东北部的鉴江和西北部的九州江。本地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83.01×108m3（其中地下水资源量为39.30×108m3），多年平均过境径流量为85.85×108m3，合计为168.86×108m3。按2000年统计人口计，人均本地水资源量为1196m3/人，加上过境水资源量，则人均水资源量为2433m3/人。 1.1.2 水资源特点 从表面看，湛江市人均水资源量并不算少，远高于国际公认的500m3/人的“极度缺水”标准，但可利用水资源量少。因为境内河流大多短浅而且独流入海，过境水资源量主要集中在汛期，大部分以洪水方式出现，加上现有水利工程调蓄水资源的能力低，每年有70～80%的水资源白白流入南海，难于得到利用。水资源最大的特点是：虽地处南方湿润地区，濒临南海，但“工程性缺水”十分严重；加上水资源时空上分布不均，水资源有相当多一部分分布在偏僻、人口少，自然条件差的边远山区；而自然条件较好、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湛江市周边地区水资源量有限。 1.2 水环境现状及特征 1.2.1 地表水水质 九州江是湛江市重要的供水水源地，近年来随着用水量、排污量不断增加，部分水体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九州江主要污染物为CODMn和BOD5。其中干流合江、排里断面水质枯、丰水期符合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Ⅱ类水标准；龙湾、安铺断面水质丰水期符合Ⅱ类水标准，枯水期符合Ⅲ类水标准；营仔断面水质枯水期符合Ⅱ类水标准，丰水期符合Ⅲ类水标准。其余支流中，廉江河水质较差，枯、丰水期均为劣于Ⅳ类水；沙铲河丰水期符合Ⅲ类水标准，枯水期均为劣于Ⅳ类水。湛江市内的南桥河和南柳河水质劣于Ⅳ类水。由于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引起河水中的SO42-、氰化物、砷、酚、镉、铬等有害、有毒化学成分及有机质“三氮”、细菌、病菌等的含量增高，河水浑浊，鱼虾绝迹。赤坎水库是湛江市赤坎区主要供水水源地，近年来，由于水库受周围工业及生活污水的污染，库水中细菌和大肠杆菌超标10多倍，硝酸根逐年增加，水质逐年不断恶化。 1.2.2 地下水水质 浅层地下水埋深浅，水质极易受到周围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特别是市区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废物都是其潜在的污染源。湛江市区化工厂一带浅层地下水中硫酸根含量高达246mg/L，出现硫酸型。大量超采中、深层地下水，从而引起承压水区域水位不断下降和降落漏斗形成、扩大。中层承压水湛江市部分地区中心的降落漏斗2.0m线漏斗面积大于485km2，中心观测孔水位下降20.0m；深层承压水湛江市部分地区降落漏斗10.0m线范围面积达294km2，中心观测孔水位下降16.72m；市内的霞山、赤坎地区已出现地面沉陷、地裂缝发展，环境地质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1.2.3 污染特征 湛江市境内地形属平台阶地及低丘陵带，以台地、丘陵、平原为主，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为基岩隔水边界，其余三面环海，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补给、排泄自成体系。其自然地理特征形成湛江市水系独特的污染特征，主要是：①形成以氨氮为主要影响因素的有机污染类型。②因地势北高南低，形成自上而下的水污染物的积累和运移。③形成汛期水污染最严重的季节变化特征。④形成地表水污染导致浅层地下水污染和近岸海域污染。⑤污染源由点源污染物排放为主逐步转为以非点源污染物排放为主。 2 影响水资源和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2.1 水资源统一管理滞后 对水资源实施统一管理，是国家《水法》所规定。湛江市水资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①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宏观控制，只强调水资源要满足工农业发展的需求，而不注意经济发展、产业布局要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②比较重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对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量、质并重，城、乡兼管，重视节约与保护，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不够。③水利投资机制不健全，出现一些不合理现象，如：建成了各种供水的主体工程，但因无力配套而不能发挥效益甚至极大地浪费水资源；有钱建成工程，却无钱管理运行；新建工程可以得到大的投资，但更新改造现有工程却无法得到资金。④在水资源调度和管理中，未按工农业、城市生活不同要求供水，基本上是多水多用，少水少用，一年用完，不留或少留后备，使水库仅仅起到年调节和不完全年调节的作用，未能发挥应有的调节性能。⑤多龙管水，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权属不清、利益冲突，难于协调，导致各自为政，造成水资源管理的混乱，无法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利用。 2.2 缺乏控制性调蓄工程 湛江市境内缺少控制性调蓄工程，大型水库仅3座，总库容14.364×108m3。由于水库规模小，对水量的调蓄能力低，抵御干旱能力低，加上水资源在时空上分布不均，造成春季严重缺水，工农业、养殖业和城乡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目前仍是以控制能力很低的引、提水工程为主要供水手段，供水保证率低。有些水库未达设计要求，如：境内最大的鹤地水库安全至今尚未过关，水库长期低水位运行；另一大型水库（长青水库）亦未达设计标准；24座中型水库中有12座未达设计标准；小一型水库106座中有94座未达设计标准；小二型水库322座中有290座未达设计标准。引水、提水工程也由于施工质量差，渗漏大，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水工程普遍存在的未达设计标准，放水设施质量差，有渗漏等问题使其应有的效益未能充分发挥。 2.3 水资源利用率低 农业低产出、高资源消耗的深层次原因是农业的低投入。在农区，仍然沿袭传统的掠夺式利用资源和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引水、提水工程等输配水系统老化失修，配套程度低，田间灌水技术落后，大部分地区仍沿用粗放管理模式，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较低，一般在0.4～0.7[2]。因此，提高半岛工业、农业和城市用水效率不仅是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的要求，也是社会经济与水资源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2.4 水环境污染加剧 由于人们对生态环境、水环境关注保护不够，使生态环境、水环境不断恶化。湛江市水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和全国情况基本相同，也是来自工业废水、城市污水和农村面源污染。 2.4.1 工业排污量大 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湛江市已形成机械、化工、造船、汽车制造、电子、食品、制糖、制盐、纺织、建材、橡胶制品、炼油、卷烟和家用电器等门类齐全，结构轻型的工业体系。其中主要排污行业为化工、纺织、冶炼、火力发电、橡胶制品等。据统计资料显示，湛江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占全部废水量的40%左右，COD排放量占全部排放量的60%左右，重金属排放量占全部废水量的75%～80%，是湛江市水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产业结构造成的污染是湛江市工业污染的主要特征。 2.4.2 城市污水处理率低 湛江市污水处理设施严重滞后，废水处理达标率低。湛江市辖区内各县（市）至今没有一座正在运行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废水都呈自由排放状态，废水大部分未经处理排放入河或渗坑向地下自由渗透，相当一部分污水还直接用于浇灌农田或城市绿地，造成二次污染。 2.4.3 农业面源污染比重高 据调查，污染源由点源污染物排放为主逐步转为以非点源污染物排放为主。九州江、鉴江、南渡河和湛江市区的北桥河、南桥河流域农业面源氨氮贡献率达65%～70%。 3 水资源和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3.1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水资源是半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制约因素。半岛的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考虑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的人口容量。1999年湛江市各县（市）产业结构见表1。从表中可见，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大。所以，应根据提高总体用水效益的需要，规划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逐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将目前以农业为主的结构尽快调整为农林牧渔结合的合理结构。 3.2 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工业体系 半岛应和全国一样，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根据半岛的特点，应避免发展用水量大的产业。半岛工业的基础是能源、矿产和农牧渔产品加工。石化企业要进一步做好水源建设，推行节水减污的清洁生产技术，将污源从源头削减，并加强污水处理关键技术的应用和工艺设备的技术改造，加强节水工作，促进石化生产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对耗水量很大的有关技术，应进一步论证其合理使用范围。通过加大资金、技术和智力的投入，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生产增长方式，使资源高耗型的工业向资源节约型的现代工业转变。 3.3 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农业体系 半岛地区的水土资源主要为农业特别是粮食和挂果种植业占用消耗，因此，推动半岛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是：要用高投入、高产出、资源低消耗型的现代农业逐步取代低投入、低产出、资源高消耗型的传统粗放型农业，大力加强农牧渔业的基础建设。除常规田间节水技术，渠道防渗技术外，应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喷滴灌等高效节水工程建设，特别对水资源缺少地区，除常规地面灌溉外，应逐步实施以管道灌溉为重点的高效节水技术。在农业用水不增加并逐步减少、耕地和灌溉面积总体不增加、农林区面源污染减少，生态环境逐步恢复改善的条件下，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林果业、海洋渔业、养殖业和加工业比重，优化产业结构，将目前以农为主的结构尽快调整为农林牧渔结合的合理结构，使资源高耗型的农业向资源节约替代型的现代农业转变。 3.4 水资源统一规划管理 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尽快进行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全面规划。面对日益严峻的缺水危机，水资源全面规划应成为湛江市发展计划和其它各种经济规划的基础。湛江市境内河流开发治理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尽快编制湛江市境内各主要河流，特别是跨省、地区河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以流域管理为前提，建立、健全和完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通过提高流域管理机构的能力来提高流域管理水平。对跨省区、地区的河流要强化流域的水资源统一管理，在流域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区域水资源管理的作用。对规划的水源工程进行前期工作已刻不容缓，特别是对规划的水源工程范围内的建设和水源保护应按水源工程规划进行布局，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浪费和环境问题。 3.5 水资源合理配置 湛江市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社会资本、科学技术、人文资源的基础之上。在提高湛江市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水资源合理配置的核心就是在分析湛江市水资源特点、开发、利用、保护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寻求有效的水资源配置效率。湛江市水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具有显著特点，西北部河流以及大、中型水库集水流域的本地径流水资源量相对较少但水质较好；过境水资源量和潮流量丰富但水质较差。东部湛江市周边地区以工业和城镇生活用水为主，其余地区基本上以农业、养殖业用水为主。从水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出发，应根据城市工业、农业、生活和环境用水等用户对水量、水质的不同要求，按照来水的特点，选择地表水或地下水、本地水或过境水、海水或污水回用；通过水库和主干渠道、鉴江口挡潮蓄淡工程、湛江市堵海蓄淡工程等，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3.6 节水与污水治理 新水源工程的兴建有一个实施的过程，湛江市水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全面节约用水是解决湛江市水资源供需矛盾的一项长期、重要的对策，节约用水不仅可缓解水资源短缺，也是减轻水污染的根本措施。除常规田间节水技术，渠道防渗技术外，应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工程建设，特别对水资源缺少地区，应逐步实施以管道灌溉为重点的高效节水技术。从长远看，工业和城市用水将逐年增加并成为用水大户，所以工业节水也是关键。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工业结构体系，使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加强污水治理工程建设，实现污水资源化，控制工业污水及废料排放量。城市生活用水应全部经过一级处理，以提高水的利用率。对难于治理的污染源采取停、转、并等措施。 3.7 建立水权制度 产权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意义上的产权，是指通过法律、法规得到国家保护的，排他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的总和。水权主要涉及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建立水权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或可利用量；分析水资源的需求结构；水权分配与转让。目前湛江市的水市场仍然是初级的，主要表现在：①多龙管水，政出多门，水资源所有权无形旁落；②水资源使用权无序取得；③水权的非市场转让；④跨省河流的水资源和水权不明导致不合理使用和严重的水利纠纷。应结合湛江市的实际，建立、健全和完善水资源管理法规，研究制定有关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建立水权制度。通过建立水市场或准市场，实现水权交易或有偿转让，最终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3]。 3.9 海水利用 海水利用是解决湛江市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战略措施之一，具有广阔前景。湛江市三面环海，海水利用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化工厂可用海水作为工业冷却水，有条件的地区可修建挡潮蓄淡或堵海蓄淡工程，利用丰富的海水资源。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区域划分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论文关键词:行政区域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阐述了行政区域的内涵,分析了行政区域划分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即:在全国范围内,环境保护部门实行人、财、物的纵向管理,地方政府配合工作的机构体系。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各国政府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把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之一。环境立法体系逐步完善,环境治理的投入逐年增加,使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整体状况有所好转。但从局部分析,特别是跨流域、跨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环境污染状况不容乐观。有些地方经过多年的治理,耗资巨大,污染情况反而更加严峻。纠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域体系划分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分析了行政区域对环境质量的综合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1　区域划分概况 我国的区域划分模式为: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区、旗)、乡(镇、街道)、村等。在我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既有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法规的义务,又有相对独立制定地方法规、条令的权利。因此,在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法规的时候,由于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条件、工作基础不同,必然在落实的深度、广度方面有所差异。另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制定各自的地方法规时,由于各地政府部门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深浅不同,重视程度不同,环境质量现状不同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意识的存在,相互比较难免存在较大差异。到市(地、州、盟)级行政区,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对环境的损坏程度不同,致使环境保护工作在同一省内不同地区也有较大的差异。 由于我国的行政区域本身和一些机构具有相对权威性,容易形成为了各自的利益、政绩、权力而各自为政,我行我素。在对待环境保护工作的态度上,地方长官完全可能为了自己局部的利益而牺牲全局利益,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理由,以保证职工就业为借口,忽视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工作,拒绝关、停污染企业。或者转嫁环境污染影响,以牺牲相邻区域环境质量为代价来繁荣本地经济与市场。国家投巨资治理的多个流域,效果不佳,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根源就在于地方保护主义。而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存在,则因为区域划分各自为政的结果。 2　行政区域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2. 1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差异导致环境污染 由于人为地划分行政区域,导致各个区域内地理位置、工业基础、环境资源、能源、交通设施、公众素质等发展经济的基础要素严重的不平衡,造成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不平衡。在国内,有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更有需要振兴的东北地区和需要崛起的中部地区及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在同一区域内经济发展程度都有很大差异,广东的深圳与其相距百公里山区相比,经济发展状况、居民收入等两极分化极大。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差异给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明显的影响。发达地区由于基础好,优势多,经济发展大多采取可持续发展的、集约型发展模式,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比较到位。而欠发达地区由于资金的缺乏,技术设备落后,为了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大多采取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为了当地经济加速发展,不顾冒环境污染的风险,引进被东部地区淘汰的、污染环境严重的工业项目,其结果只能是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来追求表面的经济繁荣数字,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2. 2　区域建设小而全导致环境污染 由于行政区域划分等原因,形成了我国各个行政区域内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这种工业体系很容易和环境因素形成冲突,一些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在欠发达地区遍地开花,尤其是一些乡镇“五小”企业,与国家大型企业争能源、争原材料、争市场。由于“五小”企业生产工艺落后,污染排放严重超标,环境治理形势严峻。这种对内封闭、对外排斥的工业格局,大大地限制了各种信息、技术、生产要素的相互交流与沟通,严重地制约着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 3　行政管理水平的差异导致环境污染 由于行政区域划分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各个区域内部只追求辖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各自为政,区域内的行政领导只追求任期内的增长速度,看重局部和眼前的利益,尽量减少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导致本应由区域内部支付的环境保护运行成本转嫁到周边地区或下游区域,从而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现状。有些领导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无视环境影响评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环境法规制度的存在,使得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得以违规建设,使当地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严峻。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有些地区为了保护辖区内的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事件时有发生。 2. 4　环境保护意识的差异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 由于区域内相对封闭,环境信息不对称,环境保护意识上的差异,加上人为的误导,使我国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务的积极性不高。走过场,追求形式化,应付的成分多,追求实效的少。因为环境信息透明度不高,公众的知情权没有得到满足,在具体的建设项目造成环境污染时,公众与建设方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使公众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信任。 3　消除影响的措施 真正理顺行政区域管理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倡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充分发挥行政区域的协调、管理作用,打破分割,树立大环境区域的概念,才能有效地减少或消除区域分割产生的环境问题。 3. 1　各行政区域内环境保护部门实行纵向管理 为了克服行政区划带来的弊端,环境保护工作应当在全国实行纵向管理结构,统一步调,一致行动,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在行政分割的体制下,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例如:地方行政领导主抓的项目,即使有污染,下属环境保护部门也很难制止。如果环境保护部门由中央直属,实行纵向管理,情况会好转。在上马新建项目时,环境影响评价会真正起作用。 3. 2　按环境资源分布合理布置环保机构 一般的流域跨越多个省、市、区、县,各地环境保护部门要想统一行动,治理污染,难度大,相互协调困难,工作效率低。某条河流多年治理不好,区域划分造成的障碍不可忽视。如果设立专门的流域环境保护机构(其人事任免权、财政拨款渠道、人员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完全与地方政府脱离,由上级环境保护部门直接管理),专门协调管理该流域的环境保护事宜,有专人、专款、专门机构负责抓专项工作,各地方政府部门协助、配合,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将会效果显著。总量控制措施也会得到有效的落实。 对区域政府领导班子的政绩考核除了经济发展指标外,还要综合考核资源生产效率、环境质量状况等内容。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要教育干部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从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开展工作。环境保护的考核方式应充分注意到群众的反映和相邻区域、特别是下游地区的反映。对于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创造的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是不宜提倡的。 3. 3　尽快建立环境税收机制 通过税收机制,促进当地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建立税率、税种合理的环境税征收制度,改环境保护、环境污染收费为收税。由于税法的严肃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可以适当地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不良影响。环境税收直接加大了污染行业、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其在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使环保产品、绿色产品有了与其竞争的公平环境,促进了环保企业的发展。 实行税收资金部分返还企业,以资助企业治理环境污染制度。既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资金压力,又可以调动企业搞好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对于生产工艺落后、设备老化、环境污染严重、治理无望的“五小”企业,在环境税收的重压下,关、停、并、转则势在必行。 3. 4　强化行业协会、学会的作用 充分发挥各种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团体的作用,提倡行业自律,保护环境,淡化行政区域界线。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学术交流、科技攻关、技术咨询、人才培养等活动,鼓励大家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善待环境,抵制污染。由行业协会出面组织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各种活动,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提高大家的参与意识,追求实效,不走过场。在全社会创造一种自觉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生活氛围。 4　结论 环境保护工作应淡化行政区域的概念,坚持按环境资源分布特征设立环境保护机构、环境保护实行垂直管理的原则,贯彻执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提高领导者环境保护意识,树立大局观念,加强环境执法力度。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略析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环境成本控制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战略的提出要求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的有效保护。国际标准组织（ISO）已于90年代颁布了ISO14000系列的环境管理国际标准，欧美一些国家的企业也开始公布一些环境成本的信息报告，国际贸易出现了“绿色贸易壁垒”的端倪。企业的行为已受到诸多方面的约束，环境成本已成为企业经营成本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企业加强环境成本控制的紧迫性将越来越强。本文试就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环境成本控制的现状分析 （一）传统会计下成本概念的局限性 成本的经济实质是价值耗费与补偿的有机统一体。而传统会计所依赖的成本观念，属于狭义的成本概念，不包括环境成本，只核算了微观的经济成本，却忽略了对宏观社会成本的考核，即成本中只包含直接消耗的生产要素（料、工、费），而对企业耗损的资源和环境费用则没有考虑在内。由此，使得企业收益产生虚增，而且间接地鼓励了企业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为代价谋取当前的经济利益。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对自然资源消耗的成本补偿要求的。目前我国对环境成本计量的做法也很简单，只考虑了如绿化费、环境污染罚款等项目，在实际发生时直接计入期间费用或营业外支出，或在金额较大时作为待摊费用处理，这种做法固然操作简便，但也有其内在的缺陷，其严重后果表现在： 1．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隐蔽性，直接影响了企业财务成果的真实披露。目前多数企业只在环境成本实际发生时才将其列作费用，而对潜在的成本忽略不计，使得当期收入与费用配比不合理，生产成本小于真实成本，虚增了当期利润，增加了税负。 2．缺乏规范的成本确认和计量方法，导致成本的可比性差。由于目前国家并没有环境成本核算的相应准则或制度，各个企业的实务处理也不同，企业缺乏横向比较的基础。 3．模糊了成本发生的动因，不利于企业挖掘潜力，降低成本。由于企业把环境支出费用计入期间费用，不利于企业管理当局对成本发生的前因后果进行分析，从而使得企业对环境支出的控制不力，导致成本上升。 4．环境保护意识差，企业很少主动考虑环境成本，大多企业在受到处罚时，才不得不控制环境成本。如在产品出口受到限制时，才想到要控制环境成本，往往给企业造成较大损失。 5．短期利益行为的驱使，影响了环境成本的控制。由于目前对企业业绩的评价，没有单独关于环境成本控制的考核指标，企业当然不愿意因环境成本的增加，而影响其业绩。 （二）环境成本的特点 环境成本指企业为保护环境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改善设备的支出、日常环保费用及开发环保产品措施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等。其特点可概括为： 1．环境支出的不可预知性。环境支出不像其他成本项目（如直接材料）那样均衡地发生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它往往具有突发性或一次性，如违反环境法规受到的罚款而导致的支出、环保设施的投资等。 2．环境支出的隐蔽性。当期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可能并不明显，但这并不表明企业不负担任何环境成本。因为企业对环境的破坏终究要付出这样或那样的代价，并且代价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3．环境支出的连续性。在环境会计中，要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成本进行核算，产品成本不仅包括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环境支出费用，而且包括产品开发、销售直至淘汰整个产品生命过程的环境支出费用。 4．环境支出的不断增长性。由于人们对环保的日益重视，作为主要污染者的企业对此承担的责任日益加大，因而环境支出也日益增加。而且随着政府环境立法对企业约束力的增强，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标准越来越高，使得企业的环境支出费用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环境成本控制的要求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给了一个确切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它满足当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1992年6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表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制定了《21世纪议程》，提出了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7条原则，号召各国政府和人民开辟合作的层面，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使人类社会在21世纪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自1992年以来，我国还颁布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关的政策、方案和计划。如《中国环保与发展十大对策》和《中国21世纪议程》等等。这些法律、条例不仅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行为有约束和规范作用，而且在某些条文中，已明确了对环境成本的内在化要求。如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强调“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 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估量各经济主体的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作为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计量、反映和控制职能的会计理应对环境方面的支出、收益进行反映和控制。从90年代起，在西方的会计理论界，越来越多的会计学家把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会计，企业加强环境成本控制的紧迫性将越来越强。然而，我国目前还未出现较好的环境成本控制体系，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对企业环境成本进行控制，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环境成本控制的战略思考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不仅要考虑人类劳动的补偿，而且要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充分考虑自然界各种物资资源的消耗和补偿。 （一）政府方面 1．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制度，加强执法力度。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大多数企业目前是不可能自觉为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增加支出的。 2．加强环境保护的普及性教育，增强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降低环境治理的成本，提高环境预防的投入。 3．加大对环境成本控制考核的力度。目前企业有关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对环境成本相关指标的考核并不突出，致使很多企业为了其短期利益，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应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加入考核指标，这样就会使国家对企业的评价是在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下进行的，也会更加全面、客观。 4．利用价格手段，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给出明确的价格信号，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对于资源的使用应坚持有偿使用原则。对有限资源的无偿使用，无疑将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应利用价格手段，冲破狭义成本的束缚，在商品的成本中加入资源成本，使商品的价值得到客观的反映，充分发挥价格应有的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作用。 （二）企业方面 1．开拓思路，运用价值链分析方法，制定环境治理的整体战略规划。价值链分析将企业视为互相联系的活动的集合体，考虑产品生产和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环境成本，通过分析各项活动的成本，使成本和与其相关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价值链分析包括：（1）内部价值链分析。就是不仅要注意生产过程，而且要关注生产之前和之后的作业，以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最终达到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2）外部价值链分析。即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分析。供应商不仅生产着企业用于价值链的一种产品或服务，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影响着企业，如供应商发货频繁可以降低企业的库存需求。顾客也有其价值链，如那些订货量少、事先不确定的顾客的成本比那些订货量大，事先确定的顾客的成本要高。 2．在企业发展战略中，制定企业中长期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从生产规模、技术和工艺的选择上严格按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进行；从产品的选材、生产以及销售上尽量回避、减少扩大环境负荷而追加的成本；选择环境负荷低的替代材料；对各种污染处理系统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尽量控制污染处理系统的建造、营运成本。 3．加强对企业各生产环节影响环境的因子进行跟踪监测。特别应对企业排出的废弃物进行质量监测和把关，尽量做到达标排放，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故、损失或罚款成本。 4．采取多种渠道控制环境治理成本。这是环境成本控制的关键部分，包括环保设施运转、环境项目运行、环境污染控制措施和环保事务的管理。企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等，如果处理得当，可以变废为宝，降低企业成本，增加效率；反之则会提高处理成本。另外，还应注意通过环境区域治理，采用集中排污治理的方式来降低区域内各个企业的环境成本支出。 5．利用信息管理系统来进行成本控制。在信息时代，控制成本的思路和方法应建立在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一套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控制成本将一筹莫展。企业要建立起以电子计算机和国际互联网为中心的高效信息管理系统，为进行环境成本控制提供基础。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关于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 《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是中国工程院向国务院提供的一个咨询项目，于2001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后启动。中国工程院组织了有关学科的35位院士、近300位院外专家和西北6省、自治区的130多位有关领导、专家参加，组成了项目综合组和9个课题组。一年多来，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组织大量人员进行了多层次的现场考察，在反复研讨的基础上，形成了项目综合报告。 一、西北地区的现状和问题 （一）自然环境格局。 本项目研究范围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6省、自治区范围内的内陆河流域（包括新疆的国际河流）和黄河流域，报告中统称为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土地总面积345万平方公里，根据自然环境的不同，可划分为三大片：贺兰山以西的内陆干旱区（简称内陆干旱区）；贺兰山以东的半干旱草原区（简称半干旱草原区）；半干旱和半湿润区的黄河流域（简称黄河流域区）。 （二）社会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有巨大发展，从总体上说，为全面实现小康奠定了初步基础。当前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二是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 （三）水资源概况。 1.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多年平均为1635亿立方米，仅占全国总量的5.84。 2.人均水资源量。2000年西北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781立方米，为全国当年人均水资源量的80.5。其中：宁夏黄河流域217立方米，陕西渭河流域326立方米，青海湟水河流域618立方米，甘肃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流域761立方米，均大大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成为严重缺水的地区。 3.用水量和耗水量。2000年全区总用水量817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占89.3。扣除工农业和生活用水的回归水量后，2000年全区净耗水总量547亿立方米，耗水率（耗水量与用水量之比）为62.8。 4.用水效率。虽然西北地区水资源紧缺，但却存在着人均用水量高、农田灌溉用水定额高、单位GDP用水量高的问题。农田平均每亩实灌定额617立方米，比全国平均高40；万元GDP用水1736立方米，比全国平均高1.85倍。 5.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用水量与水资源总量之比）。目前全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平均为20，西北地区为53.3。其中甘肃的河西走廊各河、新疆的塔里木河和天山北坡各河都超过70，有的甚至超过100。 （四）生态环境的主要危机——土地荒漠化。 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出现种种问题，如干旱缺水、河湖干涸、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等。研究认为，生态环境的主要危机综合表现为土地荒漠化。 1.土地荒漠化的界定。《第二次全国荒漠化监测》公布的数据表明，1999年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267.4万平方公里，其中在本项目研究范围的约218.3万平方公里。 研究认为，为了有针对性地指导实际工作，应着重研究在现代气候条件下，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使原有耕地、草地、林地退化的情况。在西北地区，应主要研究在干旱化的气候背景条件下，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和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两种原因引起而又有条件治理的荒漠化土地，据此粗略估计，本区荒漠化土地总面积在60万平方公里左右。 2.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引起的土地荒漠化。(1)在内陆干旱区，由于河流上中游用水过多，造成下游河湖干涸，荒漠扩大。(2)在沙漠边缘地区，由于超采地下水，植被枯萎，造成土地沙化。(3)在大中型灌区，由于灌溉不当，地下水位上升，造成土壤次生盐碱化。 3.由于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引起的土地荒漠化。(1)草原牧区由于严重超载过牧，造成大面积退化甚至沙化。(2)在农牧交错区，由于滥垦、滥牧、滥樵、滥采，造成大面积土地退化甚至沙化。(3)在农区，由于不合理的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造成一些地方的土地退化甚至沙化。(4)在有些山区，由于滥伐滥垦，造成林地的退化。(5)在黄土高原区，由于边治理、边破坏，土壤侵蚀总面积仍有所增加。 4.土地荒漠化是沙尘暴加重的重要原因。沙尘暴是一种自然现象，从自然规律的角度看，沙尘暴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但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破坏了一些地方的地表覆盖，助长或促进了沙尘暴的发生和发展。 沙尘暴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我国沙尘暴高发区的下垫面除地质历史形成的因素外，都属于土地荒漠化的范围。因此，西北地区荒漠化土地的扩大是我国近年来沙尘暴强度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要立足于全面保护沙尘暴源地的生态环境，大力防治西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不能寄希望于一些局部性的应急措施。 （五）城镇工矿区的生态环境危机——水环境污染。 据2002年资料，西北地区的污染情况可分为严重污染、中度污染和尚未明显污染3种类型。严重污染地区和中度污染地区相加，其人口已占总人口的79.1，其中渭河流域已成为全国污染最严重区域之一。内陆河流域没有排污入海的出路，黄河流域的排污不但危害当地，而且威胁黄河中下游的水环境安全。 二、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方针 （一）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人类占用了过多的自然资源。20世纪以来，人口从大约1400万增至接近1亿人。在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下。为了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不得不依靠破坏性地掠夺自然资源（包括污染自然资源），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方针的现实可行性。 生态环境的人口容量是相对的。在生产力提高、资源消耗逐步减少的条件下，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可以扩大环境的人口容量。西北地区的问题在于，在人口增加和经济规模增长的过程中，生产力水平没有相应提高，生产方式仍限于传统、粗放的外延型，特别是没有抓住水资源这个制约因素，相应地提高用水效率。只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方针在西北地区是现实可行的。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方针的主要内容。 必须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要统筹全局，合理安排生态环境建设。二要坚决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经济与社会。三要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相应地合理配置水资源。同时，还需实施适当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三、合理安排生态环境建设 （一）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背景。 西北地区的干旱化趋势和地理环境的格局，是在2000多万年前，由于青藏高原的逐步隆起而形成的。 在西北地区，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活动开始于2000多年前。经过秦汉、隋唐和清代3个鼎盛时期，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在“屯垦戍边”和“移民实边”的政策下，大力推进农耕文化，使贺兰山以东自然条件适宜于牧业的草原、草地，发展成为今天农区、牧区和农牧交错区的格局。在气候自然波动的背景下，不合理的农垦破坏了草原、草地的植被。黄土高原在变牧区为农区的过程中，天然植被也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日益加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生态环境更加严峻。在贺兰山以西的内陆河流域，一些地区在河流中游修建平原水库，基本控制了河流的径流，虽然发展了灌溉，但平原水库建成之日，往往就是下游断流之时。在牧区生产发展中，片面追求牧畜头数的增长，使草原超载退化。在传统的农牧交错区和牧区，进一步大规模地开荒种地，使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 （二）生态环境建设的内涵和基本目标。 1.生态环境建设的内涵。生态环境建设的含义很广泛，可理解为一切旨在保护、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行动的总称。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是要限制或取消那些引起生态系统退化的各种干扰，充分利用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达到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在西北地区，首先要防止对现有生态环境的继续破坏，并尽可能恢复重建已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达到适应当地自然条件并能保持相对稳定和良性发展的程度。 如果不顺应自然规律，仅凭人们的主观愿望，去建设一个不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人为的新的生态大系统，则往往事与愿违，不仅收不到预期效果，而且不能持久延续，系统将最终崩溃。当然，对于一个人工绿洲、一个城镇、或一个小地区来说，可以建设一个有别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新的子系统，但是这些人工子系统的建设必须以不破坏天然生态大系统的整体性为原则。当前对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认识，仍存在一些误区。其中较普遍的误解是，简单地以为生态环境建设就是绿化造林，增加森林覆盖率。调查中看到，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一些不适合种树的地方，也都在费尽心力地植树造林，年年植树不见树，或多年后仍是一片小老头树，有的地方为了植树造林而超采地下水，“绿了一条线，黄了一大片”。这种简单化的认识和做法，都应予以改正和防止。 2.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目标。防止荒漠化土地的继续扩大，下大力气治理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荒漠化土地，以及不属于荒漠化范围内的退化土地，同时防治水环境的污染。 3.生态环境建设的分区。根据生态类型组合特点与治理目标，将西北地区划分为8个生态环境建设区。(1)干旱荒漠—绿洲生态环境建设区。(2)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建设区。(3)长城沿线—阴山山麓生态环境建设区。即农牧交错带。(4)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区。(5)黄河沿岸平原生态环境建设区。(6)渭河平原生态环境建设区。(7)青藏高原黄河河源区。(8)山地生态环境建设区。 （三）合理的植被建设布局。 西北地区各生态环境建设区的天然植被类型由温带半湿润向极干旱地区推移，依次为森林、草原和荒漠。本区内森林分布不多，主要在黄土高原的土石山区、内陆盆地周围的高山以及河流两侧的冲积地带上，具有巨大的水源涵养及防止土地荒漠化的作用，非常珍贵，天然林保护工程非常必要。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的干旱和半干旱区，应明确规定以灌、草为主（干旱区以灌为主，半干旱区以草为主）的植被建设方向，并应充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四）天然河湖的保护与恢复。 内陆河流的下游，延伸到沙漠的腹地。河流两岸由地下水支持的天然绿洲，以及河流终端的湖泊、湿地和周边植被，都起着分隔和限制沙漠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考虑到现实的水资源情况，在坚决保持现有河湖格局的基础上，应尽可能地增加入湖水量，将20世纪60年代以后消失和萎缩的湖泊，加以不同程度地恢复，从而恢复河流的原有长度，并恢复河湖水质。具体建议： (1)准噶尔盆地：使西端的艾比湖水面恢复到接近原有水面，中部的玛纳斯河延伸到玛纳斯湖，要坚决制止地下水的超采。(2)塔里木盆地：适当恢复塔里木河终端台特玛湖的水面。(3)河西走廊：适当恢复黑河终端东居延海的水面；使疏勒河目前的终端西大湖不再萎缩，下游的地下水位不再下降；争取适当恢复石羊河终端的青土湖。(4)柴达木盆地：保持目前的河湖格局不再萎缩。(5)青海湖：争取湖水位逐渐稳定。(6)渭河：逐步解决中、下游河道的严重污染和淤积问题。(7)黄河干流：尽快解决两岸城市、工矿和农牧业的污染问题。(8)保护绿洲、草原和沙漠（地）内尚存的湿地。 （五）防污减灾对策。 1.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1)工业排污量大。(2)城市污水处理率低。(3)农业面源污染比重高。 2.制定适合当地特点的水污染防治技术经济政策。(1)加强节约用水。(2)推行清洁生产。(3)实施污水处理后回用。(4)采用适合当地特点的废水处理工艺与技术。(5)制定适合各地特点的水污染防治控制指标。(6)实行“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等经济政策。(7)重视工业废水处理回用技术的开发和成套设备的制造供应。 四、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经济与社会 （一）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经济与社会的基本途径。 ——根据提高总体用水效率的需要，逐步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城镇化。 ——在建设现代农业、控制并逐步压缩农业用水的目标下，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现代农业体系。 ——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及科学技术水平，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城镇和乡村。 （二）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现代农业体系。 1.西北地区农牧业的主要问题是低投入、低产出、高资源消耗。西北地区占有全国18的耕地，19的水资源，仅生产了全国8.8的粮食，6.7的肉类。全区拥有草地26.3亿亩，占全国的64，而牧业产值仅占全国的7.5。 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农牧业与水土资源之间结构性错位：全区农牧业结构中，种植业占70左右，畜牧业比重仅为28.5左右。这种产业结构与本地区水资源贫乏而草地资源丰富的资源结构严重错位。在种植业内部，高耗水的粮食作物比例偏大；粮食作物结构中，夏粮面积偏大。牧区和农区相互分隔，不能形成区域优势互补的农牧空间布局。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农牧业的低投入：灌区老化，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平均仅为0.3～0.4，水资源粮食生产效率0.58公斤／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4。草地年均亩投入只有2～3分钱，目前草地生产力比20世纪50年代下降了1/3～1/2。 2.建设现代农业体系的近期目标。转变增长方式，高效、节约、可持续利用水土资源。在农业用水不增加并逐步减少、耕地和灌溉面积总体上不增加、草原生态环境逐步恢复改善的条件下，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畜牧业和加工业比重，使农牧业总产值逐步增长，农牧民生活逐步提高，贫困地区逐步脱贫致富。 3.建设现代农业体系的基本途径。建立面向市场与资源双重约束的现代农业体系：改变单一性的生产结构为农牧加（工）复合结构；改变农区与牧区分隔为农区与牧区协作；发展现代节水灌溉农业和现代旱作农业；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和基本草牧场；退耕休牧，变广种薄收为少种精种多收，变过牧超载为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未来30年内，要求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0.15～0.2，旱作水分生产效率提高0.1～0.2公斤／毫米·亩，草地干物质生产水平提高到180公斤／亩。 （三）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工矿业。 应坚决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本区工业的主要基础是能源、矿产和农牧产品加工，应避免发展用水量大的产业。 1.能源工业的水预测和今后对策。石油、天然气是西北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其2000年产值占本区工业总产值的23.78，在未来的20年中还将有较大发展。预测石油石化和煤炭企业至2015年的用水量为9.3亿立方米，应确保其需要。 石油石化企业要进一步做好水源建设，推行节水减污的清洁生产技术。煤矿开采和生态环境应协调发展，国家应鼓励企业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和污水处理回用。 2.矿产开发的用水预测和对策。在全国已探明储量的157种矿产资源中，西北有37种超过全国储量的一半。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不仅对西北开发而且对全国都有重要战略价值，应使矿产开发成为本区的又一支柱产业。2010年的矿业用水量将增至12.5亿立方米，数量相对不大，但需加强污染防治。 钢铁工业是本区废水排放量最多的工业行业之一，有色金属工业也需加强污染防治，很多小金矿和小黄金生产企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对不能改造者，应坚决关闭取缔。 （四）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城镇体系。 1.城镇化发展及用水增长趋势。人口增长如不加以控制，2030年可能达到1.3亿人；如果做好各方面工作，有望控制在1.2亿人之内。预测城镇化率2010年将接近40，2030年将超过50，仍低于全国水平。城市用水的总需求量到2030年将增长近一倍，约需70亿立方米。 2.城镇水务设施建设。当前的问题是城市水务基础设施不足，供水系统不完善，污水处理严重滞后。2010年和2030年的城市污水排放量估计将分别达到40亿立方米和50亿立方米左右。 3.制定符合当地特点的城镇化规划。城镇发展要严格遵循与自然条件相协调的原则，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条件的可能；要顺自然、依水源、靠全局、有重点、重质量，因地制宜地做好区域城镇体系规划。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半个世纪的建设，西北地区已形成“四带一环”的城镇格局。“四带”是指4条主要以省会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西宁—兰州—渭河流域城市带、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城市带、武威—张掖—酒泉河西走廊城市带和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麓城市带。一环”是指沿塔里木盆地边缘分布的城市环带。这种基本格局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也不应有大的改变。城市和城市带的发展规模不能超过当地水资源供应的可能。今后在开发工矿资源时，可考虑将生产基地与生活基地分开进行布局，或预先考虑替代产业。对已建的少数条件十分窘迫的工矿城镇，应及时加以调整。 五、合理配置水资源 （一）气候与水资源的变化趋势与展望。 1.近年来气候与水资源的变化趋势。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气候也趋于变暖，但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波动性。降水量变化有更大的区域性差异，共变化趋势不如温度明显。近50年来西北各地降水量的变化，呈现东降西升的趋势，其分界线大致在河西走廊东部。黄河流域径流量减少的幅度比降水量大。内陆河流域径流量有所增加，估计是由于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冰川融水有所增加。 2.对未来气候与水资源的展望。对未来50年西北地区气温的变化趋势，各方面专家都估计为变暖。对降水量的预测，各方面意见有很大不同。对于90年代以来，新疆等地降水量增多的现象，是属于西北全区由暖干型气候向暖湿转型，还是属于西北西部局部地区的转型；是属于长期的时间上的变化趋势，还是仅属于年际的、10年的波动；有各种不同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转为“暖湿型”气候，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西北地区干旱气候区的基本状况。 从战略角度考虑，应立足于“向最好方向争取，从最坏可能准备”，尽可能使今后工作处于主动地位。在目前河流径流量较大的新疆地区，应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加大修复生态环境的力度，同时防止盲目加大社会经济的用水规模；在河西走廊东部的黑河和石羊河流域以及广大的黄河流域，是目前生态危机最严重的地区，必须立足于可能的不利情况，加强工作，决不可存侥幸心理。 在宣传报道西北地区气候转型问题时，要注意到增加降水的数量有限，原来的自然面貌并未根本改变，防止给人以盲目乐观的错觉。 （二）水资源配置的要求。 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的总要求是：在保证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合理用水时，必须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留有适当余地。为此，不但要统筹兼顾河流的上中下游，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复杂转化，以及地下水的可持续利用。 本区3大片不同的自然环境，在生态环境用水、社会经济用水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三方面的关系上，有各自不同特点，需要分别加以分析并规定水资源配置的具体要求。 1.内陆干旱区。水资源配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保证河流下游生态环境的耗水，使下游的生态环境和上中游的社会经济系统合理分享水资源。研究后认为：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耗水以各占50为宜。 按社会经济平均耗水率为用水量的70折算，今后内陆河流按用水量的最高开发利用率应不超过70。根据2000年的实际资料，除新疆的国际河流额尔齐斯河、伊犁河，以及柴达木盆地的无人区河流外，其他河流的开发利用率都已接近或超过70。因此，贺兰山以西内陆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用水总量应基本控制在现有规模，不再增加。超过规定限额所挤占的生态环境耗水，或通过从外流域调水补足，或坚决加以压缩，一定要保证生态环境的耗水不低于水资源总量的50。 社会经济用水的内部配置：农田灌溉用水应大力节约并逐步压缩。城镇和工矿发展必须增加的用水量除少数地区由外流域适当调水外，大部地区原则上由农业用水有偿转移，并提高水的回收利用率。 2.半干旱草原区。水资源配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防止因地下水超采而影响草原的天然植被。 本区绝大部分属于半干旱区，天然降水形成的土壤水和地下水，可以维持草原的天然植被，但不能形成可集中开发的地表或地下径流。因此，只可在一些降水量超过400毫米及个别有引水条件和地下水丰富的地方，适当建设人工饲料基地，少量用于发展社会经济。 如果没有可靠的地质勘探资料，证明确有可以再生的地下水资源，不能盲目大规模抽取地下水进行社会经济建设或植树造林。 3.黄河流域区。水资源配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缓解干旱年份的水资源危机。 近年来黄河流域特别是兰州以下一些支流的径流量大幅度减少，不仅影响到这些支流下游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用水，也影响到黄河的出境水量。20世纪90年代，黄河出境的平均年水量（以三门峡入库水量表示），已从50～70年代的413亿立方米降至225亿立方米，其中1997年以来直到2002年，黄河出境的年水量都小于200亿立方米，严重威胁到黄河下游的社会经济用水和河道的冲沙用水。分析减少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流域降水量减少，河流径流量减少的幅度远超过降水量的减少幅度，上中游社会经济用水量增加。 因此，西北地区黄河流域水资源要合理配置。生态环境建设要合理安排，主要应依靠天然降水恢复植被。西北地区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建设也应强调高效节水防污。为了缓解黄河水资源的危机，从长远看，还需要通过西线南水北调，适当补充水量。西线南水北调可能的调水量约为150～170亿立方米／年。 （三）西北地区的水利工程布局。 1.对现有水利工程的评价。经过50多年来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努力，基本建成了开发利用西北地区水资源的工程系统，支持了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认识上的局限，没有把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以致西北地区的水利工程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粗放；二是水资源开发的过度。 2.近期的水利工程布局原则。近期的水利工程应以对现有和在建工程进行调整、更新、改造和配套为主，新建工程也应以地方的中小型工程为主，辅以少数的大型工程。对现有和拟建的调蓄水库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处理。成效显著的要巩固，有安全问题的要除险加固；一些不利于下游生态和蒸发损耗很大的平原水库，要调整功能，有的应予报废或以山区水库替代；三门峡水库在小浪底建成后应调整功能，尽可能降低渭河入黄河口的潼关水位，为渭河整治创造条件；对拟建的大型水库，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在慎重考虑生态影响和经济效益评价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兴建，何时兴建。 3.近期有条件开工的重大工程项目。(1)陕西的渭河综合治理工程。(2)新疆的北坡水资源开发工程和塔里木河综合治理工程。(3)青海的引大济湟工程。(4)甘肃的河西走廊综合治理工程和陇中引洮工程，其中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应尽早立项。(5)宁夏的扬黄扶贫工程和青铜峡灌区更新改造工程。(6)内蒙古草原区综合治理水利工程和河套灌区更新改造工程。(7)陕蒙地区黄河多沙粗沙区的水土保持工程。 4.在中、远期考虑实施的重大工程项目。(1)西线南水北调工程。(2)新疆从天山北坡调水工程。(3)黄河黑山峡水利枢纽和大柳树灌区工程。(4)黄河中游水利枢纽和两岸灌区工程。 六、10项战略对策 （一）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在水资源最为紧张的新疆天山北坡、甘肃河西走廊的石羊河以及陕西的渭河，目前都还没有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统一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全面综合规划，对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量、质并重，城、乡兼管，地表水和地下水统一管理，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而不是单纯地开发和修建水利工程。为此，需要调整现有的水利投资机制，满足为合理配置水资源所需的资金，改正现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二）干旱区和半干旱区的植被建设以封育为主，退耕休牧还草。 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的地区，应明确规定以灌、草为主的植被建设方向，并充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要修订和完善有关地方在执行退耕还林政策中一些不符合客观规律和当地实际情况的做法。 退耕还林和退耕休牧还草的成败关键是：在退耕还林和退耕休牧还草后，能否真正建成替代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条件。应打破部门界限，统一规划，让一些条件不好的退耕地恢复天然植被；与此同时，在条件较好的土地上，集中使用农、林、水等各方面的资金，综合建设基本农田、饲料基地或经济林果基地。 退耕休牧还草必须与围栏、轮牧、小水利、人工草场等措施相结合。还必须加大投入，发展畜牧业，才能巩固退耕休牧的成果。 如不能满足以上条件，则需考虑适当外迁人口，实行生态移民，使人口与环境容量相适应。 （三）防沙治沙的重点是防治原有耕地、草地、林地的沙化。 沙漠在地球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地球上各种生态系统相互支持和制约，组成了全球的大生态系统。人类与沙漠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人与沙漠和谐共存，既要避免“沙进人退”，也不要盲目地“向沙漠进军”。相当多的地方，总结多年来防沙治沙的正反面实践经验是：“人进沙进，人退沙退”。 人类利用一些外来水源，可以在沙漠周边建设一些人工绿洲，但从总体上说，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沙漠或“征服”沙漠。防沙治沙应定位于防治原有耕地、草地、林地的沙化。 （四）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对农牧业的资金投入。 西北地区的水土资源主要为农牧业所消耗，过度的不合理的水土资源开发，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最主要的是将低投入、低产出、高资源消耗的传统农业转换到高投入、高产出、低资源消耗的现代农业的轨道，从破坏生态环境的源头上解决问题，加强农牧业的基础建设。 （五）因地制宜地保证粮食供需平衡。 就西北地区来说，要求各地粮食自给存在两方面的实际问题：一方面，粮食在某种意义上是水资源的载体，在西北地区，按较先进的用水定额，1公斤粮食一般需水1吨（目前的平均水平是1吨水产粮0.58公斤）。另一方面，西北一些产粮区由于区位劣势，在全国卖粮难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卖粮更难。 建议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强求陕西、甘肃、青海等省粮食自给和西北地区粮食自给。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调剂解决问题。只要保持土地的生产能力，粮食（包括饲料）供应不致有很大风险。 为确保安全，可考虑将黄河规划中的宁夏大柳树灌区，作为未来的粮食战略储备区，如有需要，可在南水北调西线建成的基础上建设。 （六）发展工矿业，推进城镇化。 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意义，是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提高水和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这是西北地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发展工矿业中，要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城镇化的发展中，要防止脱离当地情况，盲目攀比城市化率的倾向。 （七）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坚决防治污染。 防治污染是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关键在于各级领导真正地提高认识，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加强对新建项目的管理，杜绝对污染项目的保护，并加大对污染防治资金的投入，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规。 对已经受到污染的水环境，应坚决及时地进行治理，以免将来付出更高的代价。 （八）实施少生快富的人口政策，消除贫困。 为了保证生态环境建设的成功，必须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调整人口布局，最终消除贫困现象。主要措施包括：制定“少生快富”的有关政策，在少数民族中推行计划生育。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贫困地区尽快普及九年制教育。鼓励和支持西北地区以各种方式，输出劳力、引进人才。将宁夏西海固等一些全国最贫困的地区列为“十五”扶贫攻坚项目，加大综合措施的力度。在规划的自然保护区和一些没有发展前景的地方，实施生态移民。培育地方财政实力，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开发资金渠道。 （九）抓紧前期工作，建设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警惕黄河水资源的危机，抓紧准备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建议在2010年前完成包括生态环境评估的工程前期工作和开工准备，2015年争取第一期工程通水，2030年前后完成二、三期工程。 （十）建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部门协调机制。 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综合各有关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农、林、水和城建、环保、扶贫等部门，要统一规划，通力合作，使国家和社会的投入，发挥最大的效益。建议国家进一步完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部门协调机制，有关省和自治区也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协调机制。 结束语 西北地区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在今后的大开发中，如何在保护和重建生态环境的条件下，使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对于西北地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经过对各方面问题研究后认为，只要坚决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方针，坚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经济与社会，并合理安排生态环境建设，是可以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提出了10项战略措施，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这需要在社会经济建设中更新观念，调整结构，提高水平；也需要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端正认识，调整规划，完善政策。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西北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在今后10年内必将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大西北，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伟大贡献。 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税收体系构建 论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环境税收制度　排污收费制度　环境保护税 论文摘要：随着传统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现象日益普遍,而税收政策是优越于其他经济手段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许多发达国家都相继开征了环境保护税,而我国还停留在排污收费制度上,相关的环境税收制度还不健全。为此,本文分析现行环境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从改革现行税制和开征环境保护税两方面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环境税收体系的思路。 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彻底改变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将环境保护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环境税收体系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现行环境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税。现行资源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定位不合理。对自然资源征税,可分为一般资源税和级差资源税两种。我国资源税定位于调节级差为主,这样的定位不利于将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与环境保护无关,达不到遏制资源浪费的目的;(2)征收范围小。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只限于矿产品和盐,而具有重大生态环境价值的大部分非矿产资源——水、森林、草原、滩涂等却长期处于税收调节之外。这不仅导致了过度消耗和严重浪费,而且使后续产品的比价极不合理;(3)单位税额设计不合理。过低的资源税单位税额既违背了价值规律,又造成了资源的盲目过度开采;而且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与开采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无关;(4)计税依据不合理。现行资源税对资源的销售数量或使用数量征税,而对已经开采而未销售或使用的不征税,直接导致了资源的无序开采,造成大量资源的积压和浪费。 (二)流转税。现行增值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低税率问题。为了增值税的税收优惠而对煤气、石油液化气、农膜、农药等产品实行的低税率,不利于环境的保护;(2)税负问题。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原材料成本低,增值部分所占比重较高,税负较重;且从民间和小规模纳税人收购的废旧物资,进项税额均不能抵扣,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3)优惠政策不到位。当前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只集中在生产电力、水泥、新型墙体材料方面,还有很多循环经济的链条及相应产品没有涉及。 现行消费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征税范围太窄。一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或者导致环境资源严重浪费的消费品仍没有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氟利昂、化肥、一次性塑料袋、一次性餐盒以及煤炭等;(2)有些税率太低。过低的税率只能对市场发出要限制使用的信号,而不能起到规范引导消费行为的作用;(3)优惠政策不到位。消费税中对使用新型能源或者可再生能源的车辆的优惠政策不到位,难以达到激励使用新型能源的目的。 (三)其他税 1、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依附于“三税”,税基极不稳定,收入规模占税收总量比例较低,难以筹集城建维护所需的资金。另外,城建税只对缴纳“三税”的内资企业和个人征收,造成内外资企业的税负不公,同时也造成一些污染产业在我国的集聚。 2、车船税。车船税的设计本身不具有循环经济方面的意义。机动车船按辆或载重吨位征收,对由于性能、油耗和尾气排放量的不同对环境损害程度的差异等因素不予考虑,对能源的消耗量和废气的排放量关联程度较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与车辆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没有关系。 3、土地税。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仅限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而且税率较低。由于农村土地不征税,不少城内企业纷纷迁往农村,大量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耕地占用税的征收范围也较窄,税率也较低。 (四)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征环保税,实施了二十多年的排污收费制度虽然提高了治理污染的能力,加强了环保系统的能力建设,但还存在很多的缺陷。 1、立法层次低,征管不到位。排污收费没有被纳入税法体系中,立法层次低,权威性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较多困难,征收乏力,随意性很大。另外,排污收费缺乏有效地监督,收费用途不明确。 2、征收范围小。排污收费主要针对污水、废气、固废、噪声和放射性废物等五大类。像生活垃圾、污水、工业废弃物等没有纳入征收范围。而且主要针对部分企事业单位,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只部分实行,居民生活污染物排放基本未实行。 3、征收标准低。从理论上讲,收费标准不能低于治理污染的成本,否则,污染单位宁肯交排污费也不愿花资金治理污染。而我国目前的排污收费标准,远远低于排污单位污染排放治理设施的运行成本。此外,由于费率的调整很少或多年才调整一次,通货膨胀降低了排污费的真实水平。 4、收费依据不合理。排污收费制度主要根据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收费,没有考虑污染物的排放量,且仅对污染体浓度最高的一种污染物收费。这种收费减弱了企业在标准下进行污染削减和污染控制技术创新的动力,也导致了对污染排放浓度稀释或污染物替代,结果环境污染更严重。 二、改革现行环境税收制度 (一)资源税。在合理定位资源税普遍征收性质的同时,做到以下几点:(1)扩大征税范围。基于我国自然资源短缺、利用率低等现象,资源税应起到全面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因而,应将资源税的征税对象扩大到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资源;(2)调整计税依据。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可由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调整为开采数量或生产数量,这样可以防止资源的无效开采和使用浪费;(3)适当提高单位税额。尤其对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和稀缺的资源应该课以重税,适当拉大级距;(4)改变计征方法。根据资源的不同特点,可以考虑实行从量定额、从价定率和复合计税三种计征方法。如对铁、煤、石油等非再生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实行复合计税办法,即先在开采或生产环节从量计征,以后在销售环节再从价计征。 (二)流转税 1、增值税。首先,对农药、煤气、农膜等对环境危害较大的产品按17%的基本税率征税。为了保证农民的利益,可以运用财政补贴等手段;其次,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凡列入《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的产品都实行13%的低税率,并按照资源循环利用的程度给予一定时期的减免税优惠。同时,放宽废旧物资进项税额抵扣条件,以实现循环经济的税收优势。 2、消费税。首先,扩大征收范围。对资源消耗量大且无法再回收利用的和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如一次性塑料袋、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煤炭、电池等;其次,适当提高一些应税消费品的税率,达到减少消费的目的;再次,对符合一定节能标准的产品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征优惠,以鼓励消费。 此外,通过调整部分进出口税收政策,对国内资源的出口和严重污染环境或预期污染环境又难以治理的产品进口进行有效的防治,充分发挥绿色关税的壁垒作用。 (三)其他税 1、城市维护建设税。开征独立的城建税,改变其附加税的性质,并适度提高市区以外地方的税率。另外,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及个人也征收城建税。 2、车船税。车船税应加入保护环境的因素。对不同能源消耗量或排气量的机动车船规定不同的征税额度,实行差别征收。并对使用新型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车船给予税收优惠。 3、土地税。扩大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到农村,并大幅度提高相应税率,以充分体现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扩大耕地占用税征收范围,把占用湿地的行为纳入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 三、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 排污收费制度无论是从立法层面、执行层面,还是作用效果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基本思路如下: (一)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选择应该具有普遍性,凡是现在或预期对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或产品都应该纳入其中。具体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分阶段、分步骤地对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征税。废气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和碳税,废水主要包括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业废水及其他有害液体排放物,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工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物。 (二)纳税人。根据国际惯例,凡是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的单位和个人都有缴纳环保税的义务。但是在税收实践中,考虑征收效率、控制税源等因素,纳税人可定为从事应税排污行为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对行政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可暂不征收。 (三)税基。税基可以选择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在排放量难以确定时,可以根据生产能力及实际产量等指标测算出排放量。这样主要考虑与排污收费制度衔接,有利于平稳过渡。另外,体现了“谁污染、谁付费”原则,有利于企业自主选择合适的治污方式,引进治污设备。 (四)税率。税率是税制设计的关键。首先,税率不能太低,应该高于现行排污收费的水平;其次,税率要有弹性,区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企业和不同污染程度;最后,考虑到废弃物排放的特点以及税制的简化和便利,应实行定额税率。 (五)征收管理。首先,按属地原则确定税收管辖权,并确定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其次,在征管模式上,明确税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的职责分工和协调配合;最后,在征收方法上,可选用自行申报法、源泉扣缴法和定额征收法等方法。 总之,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构建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以各个相关税种为辅的环境税收体系。

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中学生法制教育的内涵、问题与对策 摘 要：目前，虽然学校、家庭、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但应试教育的影子仍然挥之不去，升学率还是家长、社会以至学校自身对教育成果的评判标准。因此，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加强中学生法制教育。充分l挥学校法制教育的主体作用；重视家庭法制教育的基础作用；大力发挥社会力量，拓宽法制教育渠道；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 关键词：中学生；法制教育；学校；家庭；社会 中学生正是长身体、长知识，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步形成的时期。由于他们开始进入或者正处于青春期，生理上的迅速变化，心理上的烦恼使得这个时期的个体集众多矛盾于一身，因此，这个特殊的年龄阶段又被人们称为“危险期”。在他们人生的这个关键时期，如果得不到正确的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往往就会走上歧途，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一些中学生违法犯罪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部分中学生的法制观念不强，折射出我们对中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方面的缺失。从这个层面上说，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对中学生的法制教育迫在眉睫。 一、中学生法制教育的内涵 所谓中学生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向教育对象（中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法律理论的教育，培养其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提高法律素质的活动。具体的说，法制教育的含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法制教育是宣传法律知识、培养法制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的基本途径。其次，法制教育是为国家造就大量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必要途径。第三，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学生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途径。中学生法制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广大青少年学生成为具有现代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者和合格公民。 二、中学生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不断强调在青少年中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法制教育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初中生法制教育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学生法律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培养中小学生的爱国意识、公民意识、守法意识、权利义务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养成尊重宪法、维护法律的习惯，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树立依法治国和公平正义的理念，提高分辨是非和守法用法的能力，引导他们做知法守法的合格公民”。但在对我校123名学生的调研中，约8.5%的学生仍然认为法律与自己无关，约23.0%的学生认为和自己关系不大，在平时生活中运用较少。因此，总体来说，在现有教育模式下，学生的法律素养还需进一步提高。 （二）法制教育形式有所突破，但有效性不高 相较于过去传统理论灌输教育，现在法制教育形式明显增多，课堂的教学、法制辅导员的专题讲座、法制宣传片的播放、以及各种各样的法制教育活动的开展都较过去有所增加，但是，有效性还有待提高。在对我校学生调研中，约4.4%的学生对所列的法律非常了解。形式虽然增多，但是形式化现象比较严重。法制教育不同于语文、数学等课程。目前，由于我国初中法制教育主要依托思想品德课，因此没有一个独立的课程标准，也没有专门的教材，开展还是主要依托于思想品德课、历史、地理等学科。虽然教育部门年年在强调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不可避免的，在实际进展过程中，形式化的现象依然存在。教条主义、功利主义还继续抹杀教育的实际功能，直接影响了法制教育的有效性。 （三）法制教育常态化，但缺乏规范性 虽然思想品德课中涉及到了一些法律知识的内容，思想品德课也在中考范围之列，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制教育也逐渐进入常态化，但是还不够规范。比如评价方式。既然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常规教育，却缺少一套合理的、独立的评价机制，怎样去评估学生的法律素养，怎样对学生的法律观念进行摸底了解，经过一定学时的教育，学生的法律知识有怎样的进步，很多学校领导、教师还是无法做出科学的界定，甚至直接忽视了对学生法律素质的评价，这不仅仅是学校领导、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要思考的问题。 （四）城乡法制教育存在不平衡性 城乡教育的不平衡性一直是困扰教育公平的一个难题。这是由区位因素、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不得不承认，通过实地调研，笔者对这种不平衡性得到了更深刻的体会。最为典型的是父母对法制教育的态度上，调研中农村学校有70.2%的学生家长没有与孩子谈起过法律方面的问题，城市却有61.3%的家长会给孩子讨论法律知识。 此外，不平衡性还表现在教育条件与教学效果的不平衡上，城市中学法制教育条件优于农村中学，无论是学校的硬件或软件设施，城市中学都具有优势，法制教育资源相对来说也比农村中学丰富，这直接导致了教学效果的不平衡。 三、加强初中生法制教育的有效措施 （一）充分发挥学校法制教育的主体作用 学校教育是学生学习成长的主要阵地，是加强初中生法制教育的重要环节，。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其主体作用发挥的程度直接影响着法制教育的成效。 （二）重视家庭法制教育的基础作用 家长的法律意识情况影响着法制教育的成效，家庭在学生的法制教育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初中生的法制教育不能仅仅依靠学校的努力，动员家庭的参与，才能巩固法制教育的实效。 （三）大力发挥社会力量，拓宽法制教育渠道 社会因素的影响对学生的教育有着能动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效的促进教育的发展。因此，学校教育要有效利用社会力量，积极拓展法制教育的渠道，形成合力，提高法制教育的有效性。 （四）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 内因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使初中生法制教育收到实效，必须激发学生自我学习的动力，调动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 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以学校为核心构建中学生法制教育体系 摘要：对中学生开展法制教育是学校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家庭和社会的关键职责，想要充分提高法制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丰富学生的法律知识，强化学生的法制意识，一定要以学校为核心，构建科学的教育体系。本文主要针对以学校为核心构建中学生法制教育体系进行分析和阐述，希望给予我国教育行业以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法制教育；中学生；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近些年，我国中学生犯罪的比例不断增加，这与我国缺乏法制教育具有直接关系，因此，加强法制教育具有紧迫性和时代性。在对学生开展法制教育的过程中，学校是前沿阵地，具有核心地位，但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样重要，只有三者共同开展合作，才能有效提高法制教育的质量。因此，我国一定要充分重视法制教育，并且构建以学校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并且遵守法律，规范自身行为，进而减少犯罪行为的出现，为构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 一、强化学校法制教育 （一）提高思政课堂教学质量 思政课堂教学是开展法制教育的关键渠道，因此，学校一定要充分重视思政教育，在遵循中学生特点的前提下，创新教学手段和方式，有效激发学生兴趣，强化学生的法制思想，传授法律知识。首先，在思政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的渗透相关的法制内容，由于法律知识相对枯燥和乏味，对学生的积极性和热情带来一定影响，因此，教师要为学生创设教学情景，通过模拟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在课堂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辩论，在尊重学生课堂主体地位以及个性的同时，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其次，教师要在课后作业中渗透法律知识，并且适当的选择法制内容，例如让学生观看一些法制节目，并且写下认识和随想，法制节目包含了大量的法律知识，可以让学生将实际生活与理论知识充分结合，进而将知识转变为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 （二）加强法制实践教学 当前，我国学校开展法制教学主要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严重缺乏实践教学，生活与知识脱节，没有起到相应的教学效果，因此，学校一定要加强法制实践教学，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观念、思想、素质以及能力。法制实践教学主要分为校外实践以及校内实践，首先，在校内实践中，学校要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开展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例如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开展主题班会、手抄报、黑板报等，强化学生的法律知识，同时，学校也要充分利用校园广播以及宣传标语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组织学生观看文艺节目或者知识竞赛，建立网络法律园地以及法律专项基金，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其次，学校要针对一些具有人格障碍以及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针对教育，设置咨询室，开展针对性辅导，组织教师编写图文并茂以及通俗易懂的读本；最后，在校外实践中，学校要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局进行深入合作，利用上述机构的教学资源，针对学生特点开展相关的宣传活动，例如组学生参观法院的庭审，参观公安局等活动，起到良好的教育和宣传作用。 二、发挥家庭法制教育 （一）家长要提高法制观念 家庭教育是学生的第一课堂，因此，家长的法律观念以及知识水平对子女具有重要影响，要求家长在平时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家长还可以参与法制知识讲座，或者经验交流活动，更新教育观念，充分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和成长规律，并且学会相信孩子、尊重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渗透法制教育，积极阅读有关心理学和教育学有关的书籍，通过科学手段提高法制教育的质量。 （二）转变教育观念 每个家长都有 望子成龙的心态，但是传统的教育模式束缚了家长的教育观念，忽视学生的发展规律以及个性特点，导致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因此，家长一定要充分重视学生的个性，关注孩子的成长和心理，如果发现学生出现心理和思想问题，要及时给予纠正，通过交流规范孩子的行为和习惯。家长要传授给孩子相关法律知识，引导孩子利用法律解决交往、学习以及生活中遇见的问题，在生活中，家长要成为孩子的典范，在潜移默化中开展法制教育。 三、利用社会法制教育 （一）设立法制校长 学校要充分重视法制教育，并且加强与社会相关部门的合作与交流，由司法工作人员担任学校的法制校长。由于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一线长期工作，具有十分丰富的法律经验和知识，并且长期与青少年犯罪进行接触，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具有深层的认识和理解，因此，由司法人员担任法制校长，可以利用其真实经历和实践知识对学生开展法制教育，让教育更加具有震慑力和说服力。学校在选拨校长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以及理论知识的司法人员，同时还要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并且具有相关教育经验。我国教育部门要对法制校长开展相关的培训，帮助其掌握相关的教育方法和经验。同时，司法机构要完善对法制校长的考核和评价机制，避免出现敷衍了事的情况，对一些没有履行教育职责的人员给予处罚和处分，让法制校长真正发挥作用。 （二）净化法制环境 学校要与相关机构和部门共同建设法制环境，学生的主要生活环境包括街道环境和城市环境，因此，学校要与公安机构、社区以及居委会等机构，共同举办法制知识宣传工作，为学生创设科学的法律氛围，与社区举办文艺演出、才艺展示等文艺活动，并且组织学生深入到社区中，参与各种公益慈善活动等，进而起到法制教育的目的和作用。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在中学生法制教育方面依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想要提高法制教育的质量，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以及学校教育需要密切合作，以学校为核心开展教育，发挥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作用，进而提高中学生的法律意识，完善法律知识体系，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进而成为一名合格 的社会公民。 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中学生法制教育的现状及其措施探讨 摘要：在初中阶段，对学生开展法制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其是素质教育的关键组成环节，也是一种具有较强实践性和操作性的教育形式。本文主要针对中学生法制教育的现状以及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希望给予我国教育行业以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中学生；法制教育；现状；措施；分析 当前，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学生接触社会的渠道也更加多样化，而网络的盛行，也对学生的价值观以及综合素质带来巨大影响。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改革，学校和家长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更加关注，而法制教育则是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学校作为法制教育的前沿阵地，要通过科学而系统的教育，让学生守法、懂法以及知法，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以法律为导向规范自身行为，进而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 一、当前我国中学生法制教育的现状 （一）法律意识 当前，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生承担着沉重的高考压力，而由于法制教育不在考试范围内，家长和学校都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法制教学课经常被英语、语文以及数学等学科霸占，对法制教育的效果和质量带来严重影响，导致学生法制意识淡薄、法律知识缺失。由于学生缺乏法律意识，致使学校暴力、斗殴打架事件频繁发生，甚至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二）学校教育 学校是对学生开展法制教育的关键阵地，但是受到价值观和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学校没有认识到法制教育的关键性，首先，缺乏科学而系统的教学体系，我国尚没有针对中学生特点的法制教材，而在教学既不系统也不全面，谈不上科学性和教育性；其次，我国缺乏科学的考核机制，对于法制教育之类的非考试科目没有给予正确的评价；最后，由于学校教师的对法制教育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教学手段以及教学方式不科学，教学乏味而枯燥，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 （三）社会环境 当前，一些负面思想在我国社会中蔓延，对中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学生的不良嗜好增加 第二，学生容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第三，拜金主义在中学生群体中盛行；第四，出现诚信危机。 二、提高中学生法制教育质量的相关措施 （一）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 我国学校要充分借鉴西方国家在法制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虽然其教育体系与我国基本国情不符合，但是可以通过借鉴进行改良，进而提高我国中学生法制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例如美国，其具有十分成熟的法律体系，在法制教育方面也比较成功，美国并不是采用灌输式或者填鸭式教学，而是引导学生进行实践，通过实践将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渗透到教育中。同时，美国的中学也积极与社区合作，为学生提供相关的实践活动，比如参观监狱、审判、做义工等，并且邀请法律人士举办讲座，以更加主动的方式让学生充分体验法律的威篮土α俊 我国学校要从美国的法制教育中吸取经验，采取趣味教育、实践教育等形式，摒弃以往的灌注式教学，将社会与教育充分结合，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例如旁听审判、做义工、参观监狱、举办案例辩论赛以及知识竞赛等活动，将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充分结合，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二）学校要起到主导作用 学校是开展法制教育的关键阵地，因此，一定要起到主导作用，首先，学校要给予法制教育充分的重视，将其纳入到课程体系中，并且开展教学评价，提高学生和教师的重视程度，进而强化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其次，教师要主动转变教学观念，运用科学的、符合时展的教学方式，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开展法制教学，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和思维；再次，学校要进一步完善校纪校规，对一些违纪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进而帮助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最后，学校要注重协调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积极构建家庭、社会、学校的三位一体教学体系。 （三）有关部门要给予重视 法制教育需要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因此，有关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积极协助学校对学生开展法制教育，组织相关教育团队，针对学生特点开展有效教育，例如举办法律讲座以及讲堂等，通过宣传栏、展板或者微信等渠道，将法律案件展示给学生，配置专门的教育人员，帮助学生有效解决生活中遇见的各种法律问题。 （四）改善社会风气 法制教育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支持，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深入，一些西方思潮不断涌入，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一些腐朽思想在社会中蔓延，面对不良而复杂的社会风气，有关部门和公众一定要采取科学措施，不断改善和优化社会风气，为法制教育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首先，要彻底铲除社会中弥漫的赌博风气，通过志愿者、民警以及社区的宣传，组织赌博受害者现身说法，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赌博的危害，进而改善社会中的赌博风气；其次，学校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馆、道德观以及价值观，教师要起到模范作用，在教育中弘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播社会正能量；最后，合理利用网络，当前，随着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学生接触社会的重要渠道，虽然网络能丰富学生的知识，但是其中一些负面元素也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学生一定要加强对网络的教育和管理力度，严谨学生在上课期间去网吧聊天、打游戏，对计算机教室进行严格管理、设置防火墙，并且与文化部门开展积极合作，对学校附近网吧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和整治。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中学阶段开展法制教育，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与成长具有积极意义和作用，因此，家庭、学校以及社会要给予法制教育以充分的重视，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开设专业课、改善社会风气等方式，提高法制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培养学生成为一名具有较强法制观念的社会公民。 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中学生法制教育的路径探索 摘要：对中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应然要求。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中学生知法、守法，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最有效途径。但是，当前中学生法制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完善中学生法制教育就必须优化素质教育理论，把法律素质作为重要的素质教育内容：完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加强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建立科学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中学生法制教育　必要性　存在问题　实现路径 对中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应然要求，在培育法律意识和预防与减少违法犯罪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曾作过科学的论断：“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也要进行这个教育。”但在实践中如何对中学生进行法制教育还存在一些误区，笔者将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中学生法制教育的必要性 中学生和其他青少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使他们成长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栋梁之才，更要使他们成为有法律意识、良好的守法习惯的好公民。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化进程正在提速。相应地对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法律知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青少年今后要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就必须接受各方面的成为合格公民的准备，而如何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是法制教育的重点内容。公民法律意识的养成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同时，我国法治建设对公民提出了遵纪守法的要求，要求青少年学生从中学会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同样，公民的守法习惯的培养也离不开道德说教。因此，对中学生进行法制启蒙教育就是根本途径之一。开展法制教育，使中学生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实现我国法治化的基础性工程。 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中学生知法、守法，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最有效途径。中学生自身的心理和生理特殊性决定我们必须加强法制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中不良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有一定比率的上升，引发了法制教育危机。中学生可塑性极强，如果不抓住时机加以引导，而放任自流，必然导致社会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未成年人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犯罪作案成员的比例逐年增长，在九十年代一个时期以来曾经高达73％。同时，犯罪趋于低龄化，在校学生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的比例大有增长之势。因此，有效地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因此，只有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利用学校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响，使青少年学生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才能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这也是现代学校对建设法治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尽的法律责任。 二、当前中学生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是否具备法律素质，有无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衡量个体社会化程度的基本标准。法制教育应当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强化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提高现代学校法制教育的实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中学生法制教育现状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法治化进程。 (一)把法律素质排除在素质教育内容之外，重视不够，法制教育流于形式化。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然而。一直以来在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法律素质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既没有明确提出“法律素质”概念。又没有对法律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培养受教育者法律素质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应然层面讲，学校是中学生法制教育的主阵地，但在学校教育中，应试教育的压力和教学大纲缺失，虽有对素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但与其他课程相比，法制教育仍然得不到相应的重视。因此，法制教育形式化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二)法制教育理念落后，形式简单，教育方法缺乏多样化。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因此，法制教育应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知法”这一层次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近年来。大多数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法制教育，增设了法制课程，但教育仅局限于课堂教学，且教学方法简单，缺乏直观的教育，法制教育没取得好的效果。 (三)标准不一，教学内容缺乏规范化。中学没有成套、正式、统一的法制教材。没有确定统一的法制课时，即使是有安排上法制课，在时间安排上也往往视情况而定。 (四)没有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育质量差。目前绝大多数学校的法制课教师基本上由其他教师兼任。缺少必要的法学理论、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仅靠课本照本宣科，解答不了学生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教学质量大打折扣。而聘请的法制副校长或兼职法律教师，又因受课程安排和时间、精力的制约，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三、优化中学生法制教育的实现路径 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理所当然地要为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因此，中学教育必须把法制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并优化中学生法制教育的各种措施。我们认为，优化中学生法制教育有如下实现路径： (一)优化素质教育理论，把法律素质作为重要的素质教育内容。素质教育应该是“全面发展教育”的进一步诠释和具体化，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培养和发展所有学生的各种素质。因此，素质教育不但应包括学生的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还应包含法律素质。为此，我们应加强法律素质方面的理论研究，明确法律素质在中学生综合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法律素质的基本内含、层次和形成规律。 (二)完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法制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一样。具有自身的认知规律和结构体系，没有相应的课程就难有法制教育实效。因此。针对中学生的实际情况，司法、教育等部门应编写出统一标准、通俗易懂的法制课教材。学校应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法制教育课程体系。让法制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当中，使法制教育在学年编制、课时分配、学周安排和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加以明确。这不仅是法制教育地位使然，而且是课程现代化的一个客观要求。 (三)加强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建立科学的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校法制教育教学水平的根本保证是有具有丰富法律知识、良好的法律思维的高水平的法律教师。即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同时。努力研究法制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提高法制教育实效。中学生法制教育的重心不在于知识的灌输和概念的掌握，而在于在愉快中使学生养成较强的法治意识和良好的守法的习惯。为此，在认真完成正规法制教育课程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还需要努力探寻其他富有实效的途径和方法。我们通过对多所中中学校法制教育的调查和思考，认为法制教育活动应该可以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效的，除了正规课程教学外，还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制教育。如播放法制教育电视片、电影和专题广播，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组织有奖征文，组织模拟法庭，开办法制宣传园地。印发普法小册子，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参观监狱，请政法干警讲法制课等。 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中学生法制教育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摘要】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中学作为塑造青少年素质的主要阵地，其教育效果是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各个中学加强对中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对于发展青少年的全面素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学生；法制教育；必要性；现状；对策 法制教育就是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知识教育学生，以　增强他们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　使他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懂得与自己生活有关的法律，　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行为习惯。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十分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和教育。 一、　加强对中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必要性 面向新世纪，我们的教育必须要实现由当前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全面转变，以适应社会对新时期青少年的要求，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作为新世纪的青少年，我们不光要有广博的知识和健康的体魄，更要有着极强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在生活中自觉做到做到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和护法。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祖国和人民合格的接班人。然而，近些来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青少年的违法犯罪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未成年人的犯罪现象已越来越突出。 在国家大力加强法制教育的同时，青少年犯罪却呈大幅上升趋势，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思考。我们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必然是与现阶段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复杂程度加深，给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青少年由于其年龄小、自控能力弱、缺乏社会经验，容易受一些消极东西的影响而走向犯罪的道路。此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青少年不认真学法，法制观念不强和法律素质低下。各类中等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塑造青少年素质的主要阵地，造成这样的问题，我们中学法制教育也责无旁贷。 二、现阶段中学生法制教育的现状 （一）法制教育的观念相对淡薄 对中学生实施法制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各级各类中等学校，因此，学校应该将法制教育纳入到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然而在现阶段的中学教育中，受制于客观环境应试教育升学率的影响，很多学校在教学计划中都将文化课作为教学的重点，而对旨在提高中学生法律素质的法律政治课安排很少，甚至没有。一些学校领导更是轻视国家对法制教育的推广，认为在学校大力进行法制教育是无用之举。 （二）法制教育的内容相当枯燥 我们说，在国家大力进行法制教育的大坏境下，近年来一些学校也都不同程度地开设了政治法律课进行法制教育课。但是学校的教学内容相当枯燥，知识粗略地介绍一下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知识枯燥乏味，缺少联系中学生的实际案例来设置教学内容，因此就对教育中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缺乏吸引力。 （三）法制教育的方式过于单一 法制教育的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须结合中学生的不同特点开展灵活多样的形式。现阶段，部分学校在开展法制教育中，就是采取单一的课堂教学形式，对教学内容也只是照本宣科的传授，缺乏联系实际来讲述。此外，法制教育只限于理论讲述，缺少有针对性的实践活动，这就很难让学生讲书本上学习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活的实践中。 三、加强中学生法制教育的对策分析 （一）把法制教育纳入到德育的范畴。 在传统上，我们所认为的德育一般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等一系列对教育对象进行的思想方面的教育改造，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德育所包括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外延逐步扩大，逐渐形成了“大德育”。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德育既包括对人的思想品德进行的教育，还包括对人的心理健康、法制观念、权利意识所进行的教育。对于将法制教育奶如这一体系中，曾经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认为会削弱法制教育的效果，然而实践证明，这样做不但没有削弱法制教育，反而提高了它的地位。如果在实践中学校能够真正将德育工作放在首位，将法制教育落在实处，学校的法制教育必将大有起色。 （二）构筑法制教育的课程框架。 任何一项教育，都需要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法制教育也不例外。它与其他的教育一样，都有其自身独有的发展规律和结构系统，都需要建立相关的全面丰富的课程体系。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系统的法制教育课程系统，使广大中学生能够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接受到法制教育。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学校将法制教育纳入到学校的课程大纲系统中，编撰了相关的法律方面的教材，并安排了相关课程，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法制教育。这样做的结果是法制教育逐步得到了学校的重视，地位得到了提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此，未来法制教育也必须作为学校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 （三）将法制教育渗透进各学科。 尽管很多学校已经将法制教育纳入到学校的课程大纲系统中，编撰了相关的法律方面的教材，安排了相关课程，对学生进行了相应的法制教育。这样做的结果是法制教育逐步得到了学校的重视，地位得到了提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仅仅依靠单独的法制教育的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取得的教育效果会大打折扣、受到局限。因此，学校除了要加强专门法律课程的进行，还要特别关注法制教育渗透进其他学科的问题，如恶化使法制教育打破单学科的界限，实现向其他学科的扩展和渗透，就是我们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 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关于中学生法制教育的思考 摘 要 强化素质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治本之策。学校与家庭双方建立互动联系，学校教育要与社会大环境相适应。学校、家庭和社会要三结合才能真正有效地对青少年、特别是“留守儿童”进行关心和教育。 关键词 中学生 法制教育 目前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其中13――18岁少年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而且犯罪年龄呈下降趋势。青少年在13――18岁这个年龄时期正处于人格重建和心理极易扭曲的高危时期，心理扭曲如果得不到及时矫治，就会产生心理障碍，形成各种程度的心理疾病，极易导致青少年犯罪。导致学生违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家庭教育的不当，中学教育的错位，社会环境的恶化等。因此，这是社会、学校、家庭一个相互配合、相互补进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形成一道道防线。 一、学校教育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1.强化素质教育，淡化应试教育，提高中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这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治本之策。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片面的追求升学率，只注重对学生智育的开发，忽视了对学生的德育的培养，其直接后果造成了学生两极分化的严重现象。一方面产生了高分低能而又没有理想的群体；另一方面人为地产生了大量的“双差生”。 “双差生”属于被歧视、被排斥、被放弃的群体，这些学生往往是青少年犯罪的基础，他们在学校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关怀，在家得不到父母的好感，他们从学校分流后如果得不到正确引导，在社会上找不到正确的位置，很容易误入歧途，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2.增设法制课程，开展法制教育，使他们树立法制观念，这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关键措施。近几年来，我校每年都聘请了法制副校长，增设法制课程，把法制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效果不错。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组织编写了《李市中学德育读本》，将预防青少年犯罪作为日常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读本》中案例的选取要从中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出发，对不同年龄的未成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教育，使未成年人增强法制观念，树立遵纪守法纪和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每学年组织学生举办一次法制板报评比、一次法制论文比赛，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3.学校也应聘任从事法制教育和心理咨询的专职教师。法律是一种专业性、技术性、规范性很强的专业，而且现实生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这就需要从事法制教育的教师必须具有相关的法律知识，能正确地理解法律条文本身的含义，能熟练地运用法律规范去解决现实生活中学生遇到的有关问题。同时，在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时，能灵活地把课本上的法律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中学生的行为密切联系。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了解到什么行为违法，什么行为犯罪，违法犯罪的后果和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而达到法制教育目的。对学校的一批“双差”生，我们应该请具有专业水平的心理咨询教育者多进行心理矫正与辅导，让他们真正理解到父母及老师们对他们教育的良苦用心，让他们感受到还有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在关心着他们，不至于走向错误的人生轨道。这样才能真正把学校的德育工作落到实处。 二、学校与家庭双方建立互动联系 1.当好监护人，巩固第一道防线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知道，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家庭教育的实施者和管理者，是孩子首要模仿的对象。家长的思想观念、言行和文化素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目前，很多青少年犯罪与家庭教育脱节有关。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家庭成员的生活工作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特别是目前我国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的父母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当众多的社会角色发生冲突时，特别是家庭成员受工作生活压力过大时，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就会弱化，走上两个极端：有的家长对孩子放纵，过分溺爱；有的家长对孩子漠不关心，或者采取一些哄骗、物质刺激、棍棒教育等不正确的方法，导致孩子不健全的人格。甚至有很多父母认为对孩子的教育是学校的事。其实不论社会分工如何细化，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地位是不可改变的，也是不可替代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父母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的直接责任人、第一责任人。 2.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急需学校与家庭双方建立互动联系。对于学校，应当积极主动地承担组织和指导家庭教育的责任，把素质教育的目的、思想以及科学教育孩子的基本知识介绍给家长。在对未成年人进行预防犯罪教育时，应当将计划的内容告知学生的家长，使未成年人的父母根据学校计划，针对具体的情况进行教育。同时作为学校尤其是班主任应与学生家长建立经常性的对话互动联系，定期的从家长那里了解学生在家中的所思、所想、所为，通过家庭信息反馈，与学校学生的行为进行比较，制订相应的对策。通过家庭与学校的紧密配合，可以正确及时地了解学生的动态变化，对那些品行不正、性格怪异孤僻、行为异常的学生采取具体的监控、矫正措施。只有通过学校与家庭结合、支持、依靠、互补互进，才能有效的预防青少年犯罪。 总之，在教育改革中，要立足于校内，着眼于家庭和社会，力求实现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的三结合。学校必须改变这种疏远于社会的封闭的教育体系。要努力拓宽思路，增强社会实践的机能，争取得到社会组织和学生家长的支持配合，形成“三结合”的德育教育网络，提高育人效果。 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中学生法制教育初探 前不久，我的一个9岁的侄子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和6位同学一起到郊外玩耍，在玩耍的过程中，突然有四个男孩子把他们拦住，向他们勒索要钱。其中最大的男孩可能12岁左右，手中还拿着双节铁棍，威胁侄子和他的几位同学说，不拿钱就不准他们走。面对比他们大，而且手中还拿着武器的对方，侄子和他的同学并没有妥协，而是齐心协力，积极想办法对付。首先，他们捡起身边的石块或砖块，造成一种我们并不怕的气势，使得那四位男孩不敢轻易上前搜身。其次他们充分利用同学中的通讯设备――手机，马上报110，等待警察的救援。对方见侄子他们报了110，其中最小的一个男孩（9岁左右）大概是害怕了吧，马上就跑到就近的一个茶楼上去了。第三，在等待110救援的过程中，侄子他们并没有闲着，仍在积极想办法，又马上给家长打了电话。很快，其中一个家长就赶到了出事地点。对方见侄子方有家长来，一个个逃之夭夭了。 当侄子把这个故事将给我听的时候，我心里特别复杂，既为侄子和他同学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团结、积极动脑感到欣慰，同时，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又为另外四个孩子的作为感到悲哀，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教育的失败，教育的悲哀。9岁―12岁，应该说这还是一个纯真的年龄，而那四个孩子，却已经做出了与他们年龄完全不符的事情。长此以往，我们都可以预见这几个孩子的未来，那将是不可言喻的悲剧。由此，我想作为我们中学教育工作者，更应该担负起对孩子们法制教育的责任，力争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的成长。 首先，学校领导和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对中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1999年3月，“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正式写进现行宪法，法制教育作为实现这一治国方略的重要途径而被吸纳到学校教育当中，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内容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从网上我们可以了解到，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犯罪作案成员的比例逐年增长，在九十年代以来曾经高达73%。他们以“财”“色”“霸”为作案目的，以暴力型、故意型、团伙型为主要方式，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同时，犯罪趋于低龄化，在校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比例大有增长之势。 其次，学校法制教育，应做到形式多样 “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同时又指明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 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知法”这一层次上，而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教育工作者应把传统学校德育中的法律知识教学转变为法律素质养成。 中学生由于年龄的关系，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仅限于层面，对法律深层的理解有一定的难度。为了让中学生易于接受国家法律知识，我们教育工作者就应该在学校还没有专门的法律书籍的前提下，尽量把法律教育做到内容浅显化，形式多样化： 1、 讲有关中学生的法律小故事。中学生也喜欢听故事，采用这样的形式，可以寓教于乐。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教材的相关内容，或者是发生在身边的与法律相关的真事，采用讲故事的方法讲给学生听，学生兴趣浓厚，在印象深刻的故事情节中，潜移默化地就了解了一些法律知识。 2、 演法律小品。学校可以利用班队活动，通过表演法律小品，学生在亲身的实践中，既了解了法律知识，又培养了多方面的能力，同时又可以愉悦身心。 3、 看少年犯罪影视作品。被搬上屏幕的少年犯罪案例，更具有形象性、直观性、可比性。让学生观看这些作品，他们会在声情并茂的故事情节中触动心灵，在心灵的震撼中了解法律，从而在生活中运用法律。 4、 专题讲座。学校聘请专门的法律工作者进行专题讲座，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让学生在发人深省的案例中学到法律知识，明辨是非。 5、充分利用家庭教育这块阵地。家长是孩子的最亲密的老师，而且也是孩子接触最多的人。教师要经常和家长联系，同时可通过家长会适时向家长宣传与学生相关的法律知识，要求家长经常关注孩子的动向，时常向孩子敲警钟，发现问题及时教育，尽量避免问题严重化。 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中学生法制教育浅探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就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步形成的时期，我们必须通过法制教育，使他们认识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不断规范言行，不侵权、不违法，不做法盲。 一、中学生违法犯罪现状及原因分析 1.违法犯罪现状。（1）犯罪数量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2）犯罪年龄渐趋低龄。在受到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当中已满 14岁不满16岁的人数逐渐增多。（3）犯罪形式结伙作案。模仿影视片中的黑社会组织，成立帮派或团伙。一些中学生由于过早辍 学，无所事事，浪迹公共场所，三五成群，拉帮结伙，违法犯罪活动。（4）犯罪动机突发单纯性。由于中学生社会经验少，考虑问题比较简单，犯罪动机单纯，很少有预谋，突发性犯罪比较多。 2.违法犯罪原因。原因有多方面，如：（1）家庭教育缺失或不当。表现在父母为家庭经济而操劳奔波，忽视了“家庭是第一个课堂”、“父母是第一位老师” 的作用，传统道德教育被弱化，缺乏思想沟通，容易造成“代沟”；离异单亲家庭对儿女造成心理伤害；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不尊重孩子的人格，造成孩子的心理畸形；溺爱孩子，对孩子的要求“百顺百依”， 重视孩子的物质需求， 忽视孩子的思想道德教养，助长了孩子的任性、自私、奢侈不良品德。“问题家庭出问题少年”，确实不无道理。（2） 学校方面由于受应试教育的牵制，重智育轻德育，忽视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意志品质、个性心理的教育，忽视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教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少数成绩好的学生身上，放松了对多数学生的教育，部分学习差的学生无心向学，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教师教育方式不当， 如体罚、变相体罚， 处事不公正，容易产生“问题学生”； 校园缺乏人文气息，死气沉沉，等等。（3） 社会不良环境的负面影响。如社会上的赌博、腐败等现象，网络、影视、书刊的暴力色情等精神鸦片的毒害。（4）由自身因素造成。中学生涉世不深，辨别能力差，往往不分好坏，盲目地模仿；一些中学生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差；不思学业，没有刻苦学习的毅力；一些中学生好逸恶劳、无事生非，心理幼稚，缺乏法制观念，等等，一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刺激，就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 二、加强法制教育的思考 法制教育是中学生通过学法、知法、形成法制观念的过程。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种行为规范，同时让学生明白法律通过规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来规范公民的行为，通过解决纠纷和制裁违法犯罪，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学生违法犯罪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自身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出淤泥而不染” 正是充分说明自身主观原因（法律意识）所起的决定作用。如何提高中学生的法律意识呢？我认为在课堂有效教育中，法制教育要与行为规范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多方面联系起来进行教育。 1.把法制教育与行为规范教育紧密联系起来 教育中学生首先要从遵守《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做起。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是中学生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要求，是法律在中学生身上的最基本要求的体现。教师要非常重视中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习惯是一种无意识心理的反应，依靠习惯的力量来调节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一个重要特点。个体的习惯一旦形成，就能自发地支配着人的言行举止。教育学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要从身边小事做起，用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 逐步树立法治意识、法制意识，用法约束自己的行为，培养遵纪守法的习惯。不良行为在某些中学生身上出现，例如说谎、说脏话、辱骂他人、小偷小摸、打架斗殴、损坏公共财产、索要他人财物、赌博、进入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营业场所、懒惰、不尊重老师和家长、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爱慕虚荣、早恋等， 教师要以反面事例来唤醒学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要让学生明白，平时那些不易让人察觉的恶习久而久之就有可能引你走向犯罪的深渊，任何违法犯罪都是从违纪违规开始的，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演化过程。因此要“一日三省吾身”，反思自己，时刻注意日常生活细节，杜绝不良行为，远离违法犯罪。 2.把法制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紧密联系起来 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内心深处经常会出现各种矛盾的情感体验：喜悦与烦恼、开朗与沉默、社交与孤独、大胆与怯懦等，心理结构不成熟、不稳定，社会阅历浅，对问题认识直观、肤浅、偏面、易受感染性。心理学家称青春期是人生的“危险期”。 中学生违法犯罪有不少是由心理问题引起的，贪图享受、不思进取、不劳而获的不良心理，逞强好胜心理，从众心理，嫉妒心理，报仇和反社会心理，缺乏关爱失落心理，等等，都有可能引起违法犯罪。教师要对中学生进行青春期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咨询，通过课堂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利用体育手段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等形式，让学生从多角度、多场合接受心理健康教育。 要倾注“师爱”，融洽师生关系。心理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传承，需要在良好的心理认同的基础上进行。“心理认同”则容易入耳、入脑、入心，形成“共振”效应。因此教师要努力做到和风细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打开他们心灵的窗户，及时发现学生的不良心理，进行心理疏导，消除心理冲突，培养学生的心理挫折能力，帮助学生顺利度过青春期，培养他们良好的个性心理、健康的道德情操及自我调节能力，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此外，要把法制教育渗入到心理健康教育中，举一些中学生由心理问题引发的违法犯罪案例，来证明：一个心灵扭曲、人格不健合的人容易导致违法犯罪。 以上途径能帮助学生顺利度过青春期，培养良好的个性心理、健康的道德情操及自我调节能力，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3.把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紧密联系起来 “法制”是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道德” 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服务于道德，道德教育是法制教育的基础。因此，中学生的法制教育应落实“德育为首”原则，改进德育方法，增强德育实效，突破法制教育的框架，与中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密切联系起来：（1）礼仪教育，使学生讲礼貌、懂礼节；（2）行为规范教育，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3）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教育，树立和强化正确的价值观；（4）健康教育，使学生成为身心健康的人；（5）安全教育，提高学生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6）感恩教育，使学生学会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他人，感恩社会，知恩图报；（7）社会公德教育，增强文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8）环境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环境道德意识和保护环境技能，培养他们具有正确的道德认识、高尚的道德情感、坚强的道德意志和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7） 法制教育：针对学生认识能力和意志力不足的特点，以法律常识为主要教育载体，从认识不良行为的危害入手，使学生增强守法观念，对学生进行法律价值和法律信仰的理念教育，着重培养学生自觉守法、护法和维权意识。目标是使中学生树立自尊、自律、自强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和侵害。 心理健康教育能使学生形成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性格。坚强的意志是产生坚强法制意志的基础，而良好的性格应包括对法律的态度和法制化的行为方式。道德教育就是与法制教育相辅相成。因此，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道德教育三者应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因此，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提高法制意识，保障其健康成长，使其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四有”新人，成为我国21世纪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力军，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加强中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思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然而,中学生犯罪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从浙江中学生徐力弑母案件到朔州市中学生李亚胜杀害老师案,再到福建五少年杀死同学勒索案、吉林省17名学生组成3个抢劫犯罪团伙案,这些都暴露出学校在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方面存在缺陷。加强中学生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应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一、加强中学生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众所周知,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但其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观念、自控能力都不强,很容易在外界不良诱惑的影响下产生冲动情绪,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正确的认识,往往不计后果,甚至会误入歧途。当前,中学生违法犯罪的现状让人不容乐观。 二、当前中学生法制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社会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主要表现:一是没有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各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尽管国家设立的有综治办、“关工委”、“未委会”等与青少年学生有关的部门,在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但在实际运作中各职能部门缺乏共同的支持配合,法制教育工作落实不到位,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各职能部门职责不明,缺乏统一协调的主管部门,无法各司其职,导致对一些青少年,特别是社会闲散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制教育出现空白。 2.教育部门对中学生法制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够。一是学校法制教育仍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多数学校“重智育,轻德育”,片面追求升学率。二是中小学缺少法学专业教师。大多数学校的法制课教师是由思想品德或政治课的教师兼任,个别学校是由班主任或校长兼任。三是校园文化单调,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方式、方法简单,生硬灌输,学生难以接受,教育效果不明显。四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脱节,学校与家长缺乏稳固的联络渠道,部分学校不重视家访工作,根本就不知道学生课外究竟在做些什么。 三、加强中学生法制教育、预防减少违法犯罪的具体措施 (一)以社会教育为主格局,优化学习环境 要形成有利于中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风气,认真贯彻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中学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各主管部门要统一协调,加大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治理力度。共青团、“关工委”、工会、街道、社区居委会等团体组织要向中学生伸出热情的双手,多层次、全方位地做好中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使中学生在温暖的集体中接受教育和锻炼,茁壮成长,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二)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培养合格学生 学校是中学生学习的重要场所。要积极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育观,提高教育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1.加强法制教育必须同落实普法工作相结合。按照国家的“五五”普法规划,以教材为载体,把法制教育纳入课堂,主要学习与中学生有关的法律法规,如《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 2.开展内容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如组织播放法制教育电视片、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组织模拟法庭演练、制作图文并茂的黑板报等。另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宣传栏等媒体,对好人好事、助人为乐的典型事例进行大力宣扬,弘扬正气,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3.学校法制教育必须同中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学校既要关心品学兼优的尖子生,又要关爱落后学生。在具体工作中必须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学校的法制教育必须长期化、制度化。二是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三是有计划地对中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开通心理咨询热线帮助中学生解决青春期的心理问题,使其增强心理素质,用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来拒绝各种不良诱惑。 (三)以家庭教育为主渠道,养成良好习惯 “子不教,父之过”,要开设家长学校,努力提高家长素质,不断改进家庭教育方式。家庭要创造健康向上的生活环境,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引导子女把旺盛精力投入到有益的学习或者体育活动中去。俗话说“身正为范”,家长要注重言传身教,当好孩子的表率,认真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与学校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关注子女的成长。 同志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作为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中学生失足犯罪,我们感到心痛,这也警示我们要抓好中学生法制教育,减少违法犯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班主任加强中学生法制教育长效机制 近年来，初中学生的违法犯罪率不断上升，新闻媒体上报道的一些未成年人包括初中生参与的抢劫、盗窃、敲诈勒索和群殴、寻衅滋事等暴力型及性犯罪等案件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绝大多数案犯不良道德行为严重，法律知识缺乏，法制观念淡薄。教师的主要任务不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面对当前教育所面临的新形势，怎样让我们的教育走进学生的内心，避免我们的学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是新时期班主任所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一、做好问题学生的预防工作 青春期的初中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期，可塑性强。因此，这一阶段，也是对初中生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预防教育的有利时期。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班级，肯定都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学生，就是我们常说的“后进生”，他们虽然为数不多，但也不容忽视。后进生的转化一直是教师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重点、难点。怎样才能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我认为，转化后进生的最好方法是学会用爱心感化他们，使他们从后进的阴影中走出来。我们要真正公平地爱学生，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把每一个学生尤其是后进生真正当成逐步走向成熟、走向自觉的学习主体。问题学生缺少自信，缺少关爱，现实的学校教育中常被冷落，因此，班主任应该多关爱他们，肯定其每一个优点和进步，让他们感受到班集体的关心和温暖，然后引导他们反思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教育，让问题学生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做一些擅长的事情，多肯定表扬、激励他们，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比如很多问题学生比较好动，那么让他们在运动会上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在为班级争光的同时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也促进他们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班主任要把爱心渗透到教育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教育应该是温馨的、洋溢着浓浓的爱意的，班主任要把自己融进学生之中，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让学生感受爱、接受爱、学会爱、乐于爱，使后进生在爱的氛围中接受教育，并得到感化。要把初中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教育初中生要遵守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时刻注意日常生活细节，杜绝不良行为，远离违法犯罪。教育学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只有做好问题学生的预防工作，才能有效减少和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二、丰富班级文化生活，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我们的素质教育不仅要教给初中生文化、知识和技能，而且也应该教育我们的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防止他们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班主任要设法丰富班级文化生活，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围绕法制教育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各类法律知识竞赛、法律问题专题讲座、法制辩论会、法制演讲比赛、参观访问法制教育基地等，让学生了解社会，感受现实生活，增长见识，增强抵抗违法犯罪行为的能力；让学生观看法制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结合自己的日常学习生活实际，通过写周记、写小论文、写心得体会等，加深自身的思想认识，促进初中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开展相关主题的道德教育活动：如胡总书记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教育，让初中生知荣辱、树新风；感恩教育，使初中学生学会感恩，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公民道德教育，教育学生做社会的合格公民。通过家长会、家访、成立家长委员会等活动教育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要教育家长学会与孩子交流沟通，了解孩子内心，了解他们内心存在的问题和困惑，从而消除初中生成长过程中的不良因素，防止他们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把法制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紧密联系起来 班主任是一个班级的组织者、管理者，又是班级学生身心健康的维护者，因此，班级心理健康教育也是班主任工作的内容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不良的思想观念对初中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剧烈的冲击。由于初中生心理发展的不成熟性，使得许多学生的内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带来了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使我们的学生走上违法犯罪之路。这就要求我们班主任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以此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强对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班主任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掌握了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相关技能后，可以利用班主任自身工作的优势，把心理健康教育有机地融入到班主任日常教育工作中去，使班主任工作更具实效性和科学性。班主任可以把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通过一些未成年人由于心理健康问题而走上违法犯罪的具体案例，来教育学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学会自我调节控制自己的行为，有问题及时与老师及家长沟通，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当然，班主任也要加强与心理健康教育老师的合作，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如青春期辅导、业余生活的指导、人际关系辅导等。特别是要针对青春期出现的各种问题加强相应的辅导，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正确认识早恋问题等，来帮助初中学生顺利适应青春期的成长，预防相关不良行为和问题的产生。由于班主任相对于其他教师来说，与学生相处的时间更多，也更容易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班主任可以把法制宣传资料变成心理辅导的素材，并挖掘日常生活中的法制教育资源如把生活中的一些真实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例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素材，引导学生用心体会，引以为戒。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只有从学生内在心理的角度去分析，去寻找预防的对策，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总之，预防初中生违法犯罪，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而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对于学校教育而言，作为学校班级日常教育管理的主要工作者，班主任必须肩负起这一重任。在教育方式上，法制教育也不能单纯依靠法律知识的灌输，班主任应该结合班级文化建设内容，结合学生的心理实际，密切关注问题学生各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初中生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工作，以此来促进法制教育的开展。 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 一、中学生法制教育存在问题 加强中学生法制教育，提高学校法制教育的实效，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构建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现状与建设法治化国家的基本要求不相适应，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问题。首先，学校对思想品德课重视不够，法制教育落实不力。在很多校长包括一线教师眼中，思想品德课不是传统意义的主课，并且现在又是开卷考试，所以产生思想品德课谁都可以上，造成师资水平不稳定而且参差不齐。其中很多教师可能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法律，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教学方法便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导致很多教师上课只能照本宣科，进行填鸭式教学，缺乏案例教学和课堂的灵活性，使思想品德课成了纯粹的知识讲授课，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可想而知，由此可见，通过思想品德课加强学生法制教育成为一句空话。其次，法制教育仅仅局限于校园和课堂之内。由于对法制课的重视程度和经费等原因，现在的法制教育仅仅局限在了校园之中和课堂之内，很少有学校能把学生带出去参加社会实践，造成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脱节，不利于增强未成年人法制观念的有效形成。面对新的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法制教育工作，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学生法律素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二、加强中学生法制教育的策略和办法 学校加强法制教育，有充分的资源和人力保障，而且对学生从小进行法律知识渗透和行为能力培养，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大有裨益。实践中，我主要通过课堂教学、主题教育和社会实践等策略开展学生法制教育，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探索，逐步形成了适应自身特点、促进学生发展的法制教育策略和模式。 （一）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立足于法律知识的蓄养和渗透 现行的思想品德课教材中有许多法律的内容，如《宪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内容齐全，案例充足，思想品德课就自然成为法制教育的主阵地。而传统的说教式的教学学生普遍不感兴趣，甚至十分反感，学生积极性不高。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兴趣，使学生系统掌握法律理论知识，提高遵纪守法的意识，就成为思想政治课教师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首先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实践中，我采用“案例教学法”，设计“模拟法庭”，观看“今日说法”、“道德观察”等电视节目，这样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如，在讲“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一课时，作为公民应该对祖国的安全负有什么责任，应该怎样维护祖国的荣誉和利益？初中生认识有些模糊。为此我选择了“圣火维纳斯———金晶（用身体保护奥运圣火的残疾女孩）”事迹作为案例，在导入过程中，用多媒体播放一段视频，大大强化了视觉效果，调动了学生情感因素，激发起学生爱国主义热情。同时，设计讨论话题：“金晶事迹表现了一个公民哪些神圣义务”“你应怎样向金晶学习”等，引导学生展开讨论，通过对案例材料的讨论，既能使学生明白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公民崇高的义务，又可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又如，在讲述“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一节时，我将课堂设计成“模拟法庭”，选举营业员、商场保安员、营业部经理、记者、消协负责人、仲裁机关负责人、法庭审判长、书记员等各一名。通过模拟训练将教材中“为什么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享有哪些权利？当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等问题迎刃而解了，教学效果比较好。这样在学生模拟的基础上，明白了作为消费者应该享有的权益，同时应该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与课外活动相结合，着眼于学生法制意识的培育 除了课堂教学之外，我比较重视课外的法制教育，每逢组织重大活动，或外出参观活动，都要向学生进行集中教育，要求学生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课外的教育和课堂教学相互补充，使学生能经常性地处在一种宣传法制的氛围之中。在这基础上，每学期我们都应聘请一些专家或专职工作人员给学生开讲座、作报告。如聘请市法院的法官作法制教育专题讲座，请交警同志作交通法规专题报告等等。他们的报告有许多实际的案例，不但内容丰富，警示性强，而且可行性、说服力也较强，这样能给学生较强的震撼力，对学生今后的人生道路有较大的帮助。同时，我又认为将法制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我自己利用学校闲置房间设计了一个心理咨询室，既当思想教育老师又当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室创办起来以后，每天都有同学前来与老师谈心，有时用书信形式进行交流。我在与学生交流时，经常向他们传授关于法律法规的知识。特别是有些学生有违法的想法或行为，我就借助法律知识对他们进行疏导。由于这样的教育活动是在与个别学生交流中进行，对症下药，比较容易为学生所接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一对一的心灵交流中，老师将法律知识悄悄地渗透到学生心中，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与主题教育相结合，根植于法制教育氛围营造和能力提升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对学生法制教育氛围营造和能力提升常抓不懈。思想品德课、校班会课、升旗仪式等，都被当做法制教育不可或缺的阵地，使学生自始至终都处于法制教育的氛围之中。除了经常性的教育之外，我还充分利用节日、活动日、教育日等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如三月的“安全教育月”，“青少年维权专题行动月”；八月的“国防教育专题月”；九月的“行为规范养成教育巩固月”；十二月的“国家宪法日”、“法制宣传教育月”等。每学期放假前夕，都要对学生进行社会治安方面的法制教育，防止部分学生受社会不良风气的诱惑或影响，极力避免5+2=0不良效果的出现。初中阶段是青少年生理、心理上不断发生变化，独立意识、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加强学生的法制教育，促使学生懂法、守法、用法，帮助青少年顺利度过“危险期”，并为其今后的成长打下基础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当然，对中学生的法制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老师的义务，它是一项艰苦的系统工程，需要家长、社会各界紧密配合，只有全社会都重视法制教育，那么中学生以及所有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就指日可待，推进依法治国和构建法治社会的目标才会真正实现。 作者:段德明 单位:河南省济源市北海中学 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初中学生法制教育论文 1法制教育在初中思想品德课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在教学中，法制教育的目标不够明确 就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而言，初中在法制教育的方面更注重的是学生在高考的考试中的应试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学生的素质教育要求也随之提高标准，对教材的改革与对法制教育内容模块的增加，也是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结果。但是，在现实的初中思想品德课中，由于老师自身的教学经验不足，对法制教育的理解不够深刻，总会出现片面的高唱法制教学的目标。还由于政治教师只是一味地考虑到应试的需要，对法制教育这个模块的认识不够深层次，对中学生的受教就不够深入，就不能完整地将法制教育目标予以明确传播。初中教育中，法制教育的目标不够明确，许多教师传授给学生的法制教育知识也只是局限于其需要应试的部分知识，这样会使得学生不能理解其真正的内涵而断章取义。 1.2教师自身法律素养有待提升且教学观念相对落后 教师资源是一个学校教学实力的重要指标，教师自身的素质优劣，决定其教学的观念是否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并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层面不同。在教师的教学观念中，尽管其意识到法制教育在教学中的作用，但是，对学生的传授过程中，总会受到自身素质的局限。就目前而言，我国绝大多数中学，在对政治老师的选用上都没有经过专业的法律课程培训和法律专业背景的限制。由于这种门槛过低的低标准要求，使得法制教育无法在初中的思想品德课程中得以切实有效的执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会发现许多政治教师所传授的法制内容都会存在一定的疑惑和问题，还有一些教师不愿意对学生扩展其法律本身的知识教育，导致学生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其真正的意义。 1.3法制教育的教学方式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虽然，各个学校都在响应“依法治国”的号召，尤其是学校对学生在法律知识上的普及程度。由于初中在教学方式上的陈旧，使得其不能够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不能够完善法制建设。根据调查显示，多数学校都是通过书本对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与讲解，而现在的社会是处于不断发展前进的，书本上的法律知识不一定能跟得上时展的潮流，会产生一定的滞后性。并且通过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够调动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认知的积极性，一味地生拉硬套不利于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吸收。学生在明确了课本上的法律知识之后，只是停留在应试的记忆阶段，并没有深层次地理解。 1.4教材内容不够完善 在我国，政治教材的内容不够充裕，只是向学生传授部分法律知识，教材中的法律知识体系弱化，知识点的罗列不够明确。其理论与实践不能够搭配，不能够帮助学生对其进行合理化的理解，不能与自身的生活经历相联系。这些方面的问题，都使其不能够很好地将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能推进社会整体的法制建设。 2对法制教育在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 2.1提升政治教师的自身素养和教学观念 要想提高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的法制教育，首先就要提升政治教师的法律素养，只有教师的政治素养提高了，才能够对学生在法制教育方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政治教师教学素养不仅体现在教学上，还体现在其对课程的深度挖掘上，对学生在学习方法上的知道，能够用最短的时间，让学生能够对法律知识得以最好的理解与吸收。提高教师自身的法律素养，能够对学校的师资队伍进行规模性的扩建。这就需要其在选用政治老师的过程中，选择具有专业法律性的人才，或者，学校对自己的老师进行专业的法律知识培养，使其能够在法律专业有一定的建树，能够使初中的思想品德课在思想意识领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2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良，使其行之有效 教学方法，是对教学任务的一种完成手段，能够推动教学目标的实现。传统的教学方法，只是机械地让学生进行书面的记忆，不能够调动学生对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但是，通过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改进，就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动力，比如：在课堂上和学生们做互动游戏，模拟法庭等。 2.3将法制教育的内容丰富化，完善法制教育 由于我国在政治教材中的内容比较单一，许多时事政治无法及时载入教材内，就会造成学生与社会脱轨的现象。其内容的单一性，也会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丰富政治教材中对法制教育的内容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政治教材内容的科学化，是对现阶段学生的心里特点而来的，能够将其内容与学生的接受能力相结合，并且丰富化、多样化，以便于学生能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与认知，从而帮助其记忆。 2.4坚持以学生为建设发展的根本，对教学进行科学评价 在初中的教育中，学生是其教学与培养的主体，一切的教育发展与改革都要围绕着学生，不能脱离学生的实际需求而凭空臆造。要针对实际情况，对其加以具体的分析，进行科学地课程设置与内容的挖掘，保证学生在受教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着眼于实践当中去，科学合理地对教学体制做一评价，提升教师的自身素质，转换教学方法的使用，灵活运用教学的方式，选用适当的教学形式，调动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在法制方面提高学生的整体法律意识，推动法制的建设进程。 3结语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的逐年增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通过对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法制教育的建设，帮助公民对法律意识的树立，推动社会法制的建设。 作者:艾春祥单位:四川省崇州市西江学校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从兰州狠抓大气污染治理看保护宁夏自然风光的极端重要性 摘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宁夏近年来大气环境质量急剧下降，令人堪忧。文章总结兰州市狠抓大气污染治理的做法及成效，借鉴其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经验，继而提出宁夏环境保护的极端重要性。 关键词：大气污染治理；经验；启示 一、引言 兰州市曾是全国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被称为无法治理的“世界性难题”，一度成为城市开放发展的制约瓶颈。2012年以来，兰州市按照“冬治燃煤春治沙，狠抓减排强管控”的思路，以“摘掉‘黑帽子’，还老百姓一片蓝天和清新空气”为目标，取得明显成效。兰州的大气污染治理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必须引起宁夏各级组织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高度重视。尤其，近年宁夏环境质量屡次出现雾霾预警信号，要保住塞上江南之名，务必警觉起来，上下联动，采取措施。 二、兰州狠抓大气污染治理的做法及成效 为从根本上改善兰州地区大气环境质量，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工业、燃煤、机动车尾气、二次扬尘和生态增容减污五个专项治理方案，包括淘汰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企业、启动工业污染企业“出城入园”搬迁、实现燃煤锅炉“煤改气”、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细管细分“十类土壤扬尘”、沙尘天气实行提前预警、主动应急。 兰州市最为突出的做法便是实行网格划分，建立网格污染源档案，对污染源实行“定人、定位、定责”领导包抓式管理，做到“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全覆盖”监管，同时将网格化管理与数字化监控结合起来，使网格管理信息化，便于调度、指挥和监督。网格管理执行之后一方面成立综合执法组，采取不定期突击检查方式，跟踪督办重点工作；一方面成立督查考核组，督查部门及时发现问题并敦促整改，对工作不力的人和事进行效能责问。 经过长期探索和努力，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兰州市现已退出全国十大污染城市行列，其防治大气污染的效果得到广大市民的首肯，也引来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学习者。 三、对宁夏保护“塞上江南”自然风光的启示 宁夏素有“塞上江南”之称，2008年又被中国权威地理杂志《中国国家地理》评为十大“新天府”之一。这里气候宜人，一直以来以良好的自然环境赢得了世人的赞誉，这也是宁夏赖以发展的优势和基础。但近年隆冬季节连续出现的雾霾天气，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石嘴山老工业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高耗能发展，致使环境污染加重，如果我们不能把保护环境作为重大战略选项，必将成为宁夏今后发展的绊脚石、拦路虎。 （一）摒弃传统思维，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重视环境治理是各级党委政府常抓的大事，国务院总理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向世人宣示：中国不愿意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回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宁夏利用当地资源，形成以煤炭、电力、化工、冶金、机械等为主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体系，这对生态环境脆弱的宁夏来说，无疑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直面现实，宁夏再不能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要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新路，将生态文明的理念、目标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实现自然、人口、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让“塞上江南”名副其实。 （二）加强环境保护立法，巩固环境治理成果 近年来，自治区针对工业化进程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不断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自2006年以来先后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污染物排放管理条例》等相继施行，为大气污染防治奠定了法制基础。但其环境空气质量在总体向好的同时，出现了局地和结构性逆转的状况，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如宁东基地的空气污染绝不能小视，今年市区冬季取暖季粉尘、雾霾连续加重，环境质量屡次报响警示信号灯。对此，银川市要借鉴兰州市坚决果断取缔燃煤锅炉的做法，不留死角，尽快拆除所有中小型燃煤锅炉，确保环境空气质量。 （三）加大环境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关系着每个人的健康，也是百姓幸福指数的基点。倘若环境污染的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民生幸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加强环境保护、防治空气污染要打全民参与的“群体战”，除了对症下药持久治理，更需全社会携起手来共同维护。为此，要整合政府、社会、民间组织、大众传媒资源，动员和发挥公众的力量，提高公众参与水平。探索环保教育的多途径宣传，让环保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工厂，让热爱环保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文明，进一步提高全民环境保护意识，激发参与环境保护责任感，形成全社会关注环保、支持环保、参与环保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塞上江南”、“新天府”的亮丽名片继续保持下去，代代相传。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环保投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摘 要：随着经济的不断等我发展，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环境污染的增加，主要的体现在大气方面各种的规定的指标的不合格以及各种污染物的增加。治理大气污染是刻不容缓的，本文主要讨论了环保投资的概念以及对大气的治理效率，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 关键词：环保投资；效率；治理效率；影响因素 一、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需要环境的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多，大气的污染就是对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的重要的代价，并且，这种代价是不可逆的。随着可持续发展以及环保的逐渐的被重视，大气的空气质量已经成为地球村的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近年来，环保投资的出现，对大气进行一系列的治理但是治理的效率却并没有人们原来想的那样显著，下面让我们主要的分析一下： 二、什么是环保投资 首先，我们先讲解一下环保的概念，环保，主要是针对如今越来越严重的各种污染，保证人们生活的环境的健康与和谐，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环境的基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各种产品以及在生活中所享受的各种服务都是需要或多或少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所以，对已经发生的环境的损害在生活中要合理的注意保护。这些具体的保护手段包括各种方面，比如说行政方面，法律方面，道德方面，还有通过人们的合理宣传。而环保投资，基本的概念就是利用一系列的资金以及手段，这些手段包括上述所包括的类型。这就是环保投资的概念。 三、我国目前环保投资的现状 1、企业的审计体系不健全 随着企业的不断的发展，企业的审计的职能也在不断的扩大，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监督的保证与力度是这项工作的主要当然内容，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管理者的要求也从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从而进一步的发展到对企业的各项财务信息的反应。对产物信息的反应是为了为管理者提供可以进行决策的信息。这一职能由于直接决定着管理者的决策，对企业的未来的走向具有重大的影响，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由于企业内部审计单位的不健全，正规的审计的流程应该是进行一项业务或者工程的事前审计，事中审计以及事后审计，但是，很多的企业真正进行的却只有这三项的期中一项或者两项。事前审计是这些企业往往容易忽略的重要的一步。根据一些可靠的事实的反映，很多的企业的内部的审计制度是不健全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只进行事后的审计工作。 2、内部规章不完善 企业内部规章的概念是与国家统一的法律法规相对来说的，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是由所在的企业的专门制定相关的准则与制度的部门专门的制定的。因为是只限于企业内部通用，许多的员工，甚至管理者，从思想上就很轻视这项制度，所以，企业的规章与准则在企业内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发展，并且，企业内部所指定的规章有很多的方面并没有设及，并不是很完善，这种企业内部的规章与制度的不平衡与不完善与执行能力差，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力度与广度。 3、企业对审计的相关机构的设置不合理 这里对审计的内部不健全的讲述并不是针对企业的审计的制度不完善或者审计人员对企业具体的事项进行的具体的管理的流程。这里主要是指的企业的高层的管理者对待审计部门的态度，很多的企业并不是将审计的部门比较独立的看做是一个机构，而是将它与企业内部所拥有的其他的相关的部门进行合并，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简历专门负责审计的部门，这不仅仅妨碍了企业的审计的部门发挥具体的职能，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审计工作的某些方面的不完善，很大的一部分是由于企业的管理者不重视企业的内部的审计，不能做到建立相关的审计的部门、相关的审计部门的独立、以及相关的审计的具体的工作人员的独立。 四、建立层次分析法为基础的审计制度提高环保投资效率 1、什么是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简单的来说就是将一个问题根据解决问题的程序的重要性的不同，把一个问题按照这样的重要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起来，然后集中地按照顺序去解决问题，直到问题得到解决。层次分析法层次的由来就是需要对问题进行上述的分层。 下面，我们来重点的解析一下层次分析的办法的优点，层次分析法主要的分层的依据是事物的不同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的评价指标并不只是简单的根据领导者的意愿，而是根据一定的数据的计算，得出某个事件是否重要的结论，并且分析两个事件之间的相互的影响，由于计算拥有具体的规则并且是由计算机来完成的，所以，可以很广泛的应用到具体的使用的过程，并且只需要人们简单的操作计算系统就可以实现。 2、企业内部如何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环保投资 想要在企业内部成功的运用层次分析法来进行企业的环保的投资，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指定一个适合企业目标。我国现如今推行的政策是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所以，指定目标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企业的财政的问题，比较重要的是，还要切实的考虑与研究企业所制定的项目对整个社会有没有好的影响，企业评价具体的投资的目标的效率问题不能单单的局限于对企业的经济与回报率的探究，具体的环保投资对于社会整个大环境的影响是否可以达到企业预先所设想的目标非常的重要。企业进行投资的时候应该对具体的投资会对环境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评析。具备了以上的条件，然后再确保企业所制定的具体的投资的目标的实现。在企业针对不同的投资事项进行具体的分层整理的时候，企业的每个事项的重要程度就会很轻易的得到体现，相关的审计部门的执行人员就可以根据企业具体的指定的层次对企业进行至上而下的排查与事前，事中与事后的预算与决算。这样，既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大审计的效力又可以很好的促进事项的执行成度。 五、结束语 通过本篇文章的探讨与研究，我们初步的了解了环保投资的概念以及环保投资在我国目前的发展的现状，环保投资是我国目前需要重点发展以及持续的进行投资的，虽然，现在我国的环保投资由于时间的发展问题以及各种因素的制约，发展还不够完善，但是，随着各种措施以及国家的支持与关注，相信我们的治理大气的效率会大大的增加。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基于保定大气污染治理的环境审计工作研究 摘要：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逐步落实和“大保定”发展新纪元的开启，为了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京津保地区展现全新形象，保定市对大气污染防治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进行治理。文章从保定市大气污染的治理入手，深入分析了保定环境审计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环境审计工作创新方面提出强化环境审计宣传、完善环境质量量化考核制度、建立环境审计组织体系、成立环境审计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学习省内外环境审计经验等措施，努力创出一条适合保定市情、改善京津冀环境的环境审计工作之路。 关键词：保定；大气污染；治理；环境审计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逐步落实，“大保定”发展新纪元开启。为了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京津保地区联动发展中展现全新形象，保定市对大气污染防治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此进行治理。这些政策措施是否得到了贯彻落实？是否真正发挥了“惠民生”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环境审计工作来监督检查。保定市长在2016年两会期间表示：保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治理空气污染，力争用3～5年退出全国空气污染城市后十位。“十三五”期间，保定市将重点实施“无燃煤区”等十大防治大气污染工程，从根本上改变雾霾天气频发的现状。这些工作都需要环境审计工作的跟踪落实。环境审计工作研究对保定大气环境得以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保定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审计状况 保定作为京津保“金三角”大格局中的重要一员，现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节点。面对特殊的区位和协同发展的重大机遇，保定选择了一条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走绿色生态的发展之路。保定在落实中央和河北关于环境治理政策的基础上，2015年4月，保定市启动大气污染防治三年（2015-2017年）攻坚行动，重点开展集中供热、扬尘污染控制等“十大攻坚行动”。为尽快扭转大气环境连续重污染的被动局面，2016年2月保定在强化现行治理措施的基础上，在全市开展了“十查行动”，严管严查，严处严治，市县联动，防治大气污染。 针对以上大气污染治理措施，保定开展的与环境相关的审计主要是政府管理的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调查等合规性审计， 即主要监督企业的经济活动是否遵守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而对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其他有关部门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对政府颁布的环境政策等进行的审计监督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由于保定仍存在环境污染治理资金缺口较大、部分排污企业游离于环境保护部门有效监管之外等问题，环境治理收效不佳。总体来说， 保定环境审计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环境审计对环境管理应有的制约和促进作用还不明显。 二、保定环境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公众对环境审计的认识不足 社会媒体缺乏对环境审计工作的宣传和关注，公众对环境审计工作的认识不足，缺乏良好的社会环保氛围。由于对环境审计的意义认识不够，导致企业没有对内部环境审计引起重视，许多企业对赖以存在的环境社会责任感不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缺乏深刻认识，企业内部环境审计落实迟缓，极大地阻碍了环境审计的完善和发展。 （二）环境审计主体独立操作性有限 目前我国审计主体中国家政府审计具有很强的的独立操作性，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所审计部门的真实情况，但由于审计机构的领导人都是同级政府的组成人员，受到上一级审计机构的领导，极易受到人际关系和行政干预等外界的影响，环境审计的客观公正性受限。内部审计由于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独立操作性很难保证。社会组织审计理论上独立操作性较强，但由于经济利益等因素影响，若要从根本上始终保证客观公正实难做到。 （三）环境审计人员技术薄弱 随着“互联网+”在环境审计中的应用推广，环境审计人员需要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检查全部的总分类账和数据库，充分挖掘数据价值，通过检测被审计单位业务发展和风险变化的趋势，及时捕捉并揭示潜在风险，防范于未然。目前，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风险防范等计算机在环境审计中的运用以及计算机辅助环境审计软件的开发进展，有待进一步完善提高。 （四）环境审计人力资源短缺 环境审计工作是一个专业性和综合性较强的工作，它要求审计人员不但要通晓会计知识，而且还要懂得环保、工程、管理、经济、统计、计算机、法学、数学、化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环境审计的实施对审计人员的技术性、专业性和综合性要求很高。目前，大多数环境审计人员是来自会计学或者经济管理专业的非审计学专业的人才，缺乏与环境管理相关的业务经验以及必要的设备、技术和手段。环境审计人力资源数量少、年轻人员比例偏低、高学历人员明显不足，专业胜任能力亟待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环境审计的进一步发展。 三、保定环境审计工作的模式创新 （一）强化环境审计宣传，提高公众环境审计的意识和监督能力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观念决定行动。针对保定市大气污染现状，政府首先要从观念和意识上抓起，调动社会各界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环境审计的意识和监督能力，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危机感，培养企业和公民的环保理念，推动市民形成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自觉意识；其次必须依法及时通报或公布环境审计结果，真正赋予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形成良好社会氛围；最后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推动和促进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注重环境审计，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审计监督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并纳入法制教育计划。 政府积极倡导公众购买环保产品，开展环保社区、环保学校、环保家庭创建活动，引导公众参与讨论环境问题，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在全市形成政府倡导和公众参与的“人人自觉参与、共创绿色家园”的良好环保氛围，达到环境审计适应环境保护工作和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 （二）评估保定区域环境容量，完善环境质量量化考核制度 深入调查、科学论证，合理评估保定区域环境容量，京津保作为一个整体，以区域环境容量为基础，环境质量达标为目标，确定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把污染物排放总量分解到辖区内各级政府并落实到所有重点排污单位。将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削减完成情况纳入环境审计，作为各级领导班子环境保护量化考核指标，成为领导干部奖惩、升迁的主要依据。 严格规范企业准入，完善环境质量量化考核制度，明确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责任，加大对党政领导干部履行国土开发、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资源科技创新等方面职责的评价比重，加大对资源环境保护责任的追究力度，将生态考核纳入经济责任审计考核指标。建立领导离任“生态审计”，实行领导干部环境责任终身制。将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等列为各级政府党政“一把手”的离任审计内容，消除领导干部急功近利的思想，控制其目光短浅的行为，强化干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务实的政绩观；增强其做好生态建设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真正使推动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成为党政领导干部自发、自觉的政治责任。坚持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排放标准、实行严格的治理措施和考核机制，促使京津保在环境审计和环境治理方面取得创新。 （三）建立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实施的环境审计工作组织体系 发挥三大主体审计组织的基本职能，政府审计通过与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合作，建立由政府环境审计、环境审计社会组织和内部环境审计共同实施的环境审计工作组织体系，各司其职，泾渭分明，在各个方面发挥不同作用，强化环境绩效审计。 环境绩效审计具有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对污染的治理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的功效。对政府和企业开展合规性和绩效性审计，对企业内部按产品生命周期，即从产品原料的获取、产品制造与生产过程、产品使用过程、产品销售与服务过程、废弃淘汰产品的回收、重复及处理过程开展内部环境审计，促进企业内部环境审计发展，使企业充分了解内部环境审计带来的利益，使企业认识到在付出内部环境审计成本的同时也扩大了企业收益，就能使企业对内部环境审计的被动执行转变为自愿主动实施，从而有效预防环境法律风险，促进企业内部环境审计的发展和完善，促使企业的运作符合政府的环境标准。建立跟踪审计制度，通过对以前的审计发现和审计建议的处理措施，可以提醒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改进措施，发现需要进一步采取跟踪审计措施的重要事项，帮助审计部门制定审计计划，巩固环境审计成果。对环保工程项目、资源环境管理政策措施要全面进行跟踪审计和审计调查，保证建设项目得到顺利实施，资源环保工作措施得到落实，促进有关部门和单位改进、完善措施和制度。 （四）成立环境审计人才培养机构，联合驻保高校开设环境审计专业，研讨环境审计工作创新 保定环境审计要发展，人才是关键，环境审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决定了环境审计的职能是否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应协调相关部门，利用区域教育资源优势，联合驻保高等院校开设环境审计专业，成立环境审计专门人才培养机构，成立保定环境审计研究机构，针对保定市情培养环境审计人才。联合保定驻保高校研究环境审计的培养方向和工作措施，重视对现有审计人员进行环境、工程等相关知识的培训，鼓励他们取得注册环境审计师资格，完善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增强环境审计能力和素质，建立经常性的继续教育培训制度，真正使环境审计成为一门技术，形成一种职业，推动保定环境审计工作的开展和完善。 （五）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原则，学习和借鉴省内外环境审计工作经验 加强与省内外环境审计工作开展成熟地方的联系和合作，学习和借鉴省内外环境审计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方法，聘请省内外环境工程技术专家“请进来”指导，安排专家“走出去”学习环境审计的经验和方法，借鉴省内外的先进环境审计技术，减少重复研究工作，进一步直接提高环境审计的研究和实践水平，促进保定环境审计工作的完善和发展。利用现有的环境审计技术，结合保定市情，研究具有保定特色的环境审计工作模式并迅速应用到环境审计实践中，进一步推动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要提高环境审计的水平。 推进环境审计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和迫切性。保定环境审计工作必须依托区域协同的帮扶，才能走出环境保护与发展困境，借“一带一路”契机，疏解过剩产能，扶持清洁能源产业，使京津保生态环境保护获得长期稳定的政策、资金、民众资源支持。通过开展资源环境审计，发挥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保定才能走出一条具有自身区位特色的环境审计之路。 （作者单位：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对燃煤锅炉大气污染治理对策的几点探讨 摘 要：燃煤锅炉是造成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只有对燃煤锅炉的大气污染问题加强治理，进而改善我国的大气质量，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文章对燃煤锅炉大气污染治理对策进行了几点探讨，希望对相关工作能够有所帮助。 关键词：燃煤锅炉；大气污染；治理对策 1 概述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也取得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进步，但同时也造成了对煤炭等资源的消耗量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燃煤的大量消耗也带来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目前，我国的酸雨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多个城市也被雾霭问题所困扰，而这些都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因素。在这种背景形势下，对燃煤大气污染问题加强治理变得至关重要。文章以燃煤锅炉的大气污染问题为例，探讨了具体的治理对策，希望对相关工作能够有所借鉴。 2 燃煤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改变，都会对其他环节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因燃煤而引起的大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其所引起的各种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也不可忽视，我们必须就燃煤对大气环境的污染问题加强研究。 2.1 大气环境污染 众所周知，煤炭燃烧会生产众多的污染物，如CO2、SO2等有害气体以及一些颗粒和粉尘污染物，而这些污染物的排放正是造成大气环境下降的主要原因。现阶段，我国虽然加强了在新能源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工作，国家也大力投建了很多大型的水电站和核电站，但煤炭在能源消耗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却依然没有改变。此外，煤炭燃烧排放的SO2在空气中还会形成酸雨，而酸雨则会对陆地自然环境带来比较严重的危害。最后，煤炭燃烧排放的CO2还会导致温室效应加剧，而温室效应又会造成极地温度升高和冰川融化，进而也会给海洋气候造成严重影响。总之，锅炉煤炭的燃烧对环境的污染破坏不仅局限在大气环境这一个层面，而是会牵连到整个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由此带来的损害十分巨大。 2.2 雾霭影响 近年来，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许多城市都遭受着雾霭的严重困扰，而且这些雾霭的发生强度和频率还在进一步加强，这一方面给城市居民的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还会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若想解决雾霭影响，就必须加强对大气环境的治理工作，而燃煤锅炉作为大气污染的重要源头之一，更是治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3 燃煤锅炉大气污染治理对策 3.1 对燃煤锅炉进行脱硫改造 在实际工作中，企业或单位应在不妨碍自己日常生产工作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除尘等设备，对锅炉实施脱硫改造以降低燃煤大气污染（如图1所示）。现实中，考虑到脱硫原理和方法比较多，如湿法、半湿法、干法等，所以在具体选用时也应以企业或单位的实际情况为依据。以湿法脱离改造为例，可以在现有锅炉的除尘后烟道上安装脱硫装置，利用碱性金属盐溶液来对SO2进行吸收，然后再通过石灰等物质对吸收了的SO2溶液进行再生操作，最后将再生的SO2吸收液进行循环利用，最终吸收液中所具有的SO2就会以石膏以及亚硫酸钙的形式被析出来。 3.2 对燃煤锅炉大气污染实行治理责任制 对于环境污染问题而言，应该实行治理责任制，严格落实“谁管理谁负责，谁污染谁治理”的制度。与此同时，政府的相关部门还应充分认知到自己职责的重要性，掌握好对相关责任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管力度，对于已造成的污染也要敦促甚至是强制责任方加强治理，以确保治理后的大气质量满足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对于那些拥有燃煤锅炉的单位与企业，更需要切实承担起大气污染的治理责任，在日常生产管理中就应通过技术和设备引进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3.3 寻找能够代替煤炭的新型能源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能源主要是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等，我国虽然煤炭资源储量丰富，更同时身兼着煤炭的生产大国，但我国同时也是一个煤炭资源的消耗大国，每年自产的煤炭资源数量仍然难以解决我国的煤紧张问题，这不仅会给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增加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还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在这种背景形式下，我们有必要寻找能够代替煤炭的新型能源。现实中，寻找新能源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加强对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如加强对风能、核能、地热能以及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应用工作。 3.4 综合治理燃煤锅炉大气污染 对于燃煤锅炉而言，应该从源头上就加强对燃料质量的控制，优选那些燃烧过程中较少产生SO2和烟尘等污染物的清洁燃料；其次，要加强对煤炭的洁净利用，可以通过洗选、加工、成型、气化、液化等方式来提高燃料的清洁程度，避免锅炉直接将高污染型的煤炭作为燃料使用；另外，对容量较小又存在严重污染问题的锅炉进行淘汰，优选那些应用了洁净燃烧技术和烟气脱硫技术的新型锅炉；再次，对于一些当前使用中的大型燃煤锅炉，要积极进行脱硫改造；最后，高校以及相关的科研单位应该与企业在大气污染的防治方面加强合作和交流，通过技术合作开发具有较高节能效益和低污染特性的新型燃煤锅炉来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和进步。 4 结束语 总之，燃煤锅炉是造成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只有对燃煤锅炉的大气污染问题加强治理，进而改善我国的大气质量，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绿色植物在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与建议 摘 要：随着大气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经济而有效的治理措施备受广泛关注。本文针对我国的煤烟型城市论述了绿色植物在治理大气污染物质粉尘和二氧化硫中的应用，并在绿色植物应用中提出绿化建议，为解决大气污染治理问题提供有效的参考。 关键词：城市；绿色植物；大气污染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不合理能源结构的设置，导致大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特点是煤烟型[1]。大部分地区，粉尘浓度和二氧化硫的浓度严重超标，对人身体健康和农副产品的质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防治和治理大气污染，还人类一个健康环境，不仅是提高和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的需要，也是维持社会经济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求，因此，寻求一个经济而有效的方法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植物净化大气被受广泛推崇。植物净化主要是通过植物的茎和叶表面的气孔吸收并转化大气中的污染物质，或者通过植物根系的协同作用，去除从大气中沉降进去土壤和水体的污染物质[2]。该方法不仅能吸收有害气体、净化空气，还能改善城市环境、美化城市面容，具有经济、环保、生态效应多重优势。本文主要就煤烟型城市，对大气污染物粉尘和二氧化硫的治理方面的植物应用进行论述，并对植物绿化提出建议，为解决大气污染治理问题提供有效的参考。 1.绿色植物在城市中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1.1绿色植物在去除大气中粉尘污染方面的应用 粉尘是城市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我国大部分城市粉尘浓度出现超标现象，沙尘暴、雾霾天气屡见不鲜。同时，粉尘上还可粘附其他污染物质，产生多重危害。绿色植物滞尘主要是利用植物叶片的特性和其本身的润湿性，当含尘气流经过树冠时，较大直径的粉尘被树叶阻挡而降落[3]。由于绿色植物对尘的吸附和滞留，使得空气中粉尘减少，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陈玮[4]等人的研究表明，植物的滞尘能力与植物的叶面积、叶面粗糙度、树冠结构、枝叶密度及叶片倾角有关。一般而言，叶片较多、叶面积较大、表面粗糙、枝叶茂密、叶片倾角较小的植物，滞尘能力较强。滞尘能力较强的植物有臭椿、白杨、石楠、银杏、麻栎、海桐、珊瑚树、朴树、白榆、凤凰木、广玉兰、榉树、刺槐、榕树、冬青、构骨、皂荚、樟树、厚皮香、V树、悬铃木、女贞、槐树、青钢栎、柳树、夹竹桃等。 1.2绿色植物在去除大气中二氧化硫污染方面的应用 二氧化硫污染也是城市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之一，它严重危害人的身体健康，也制约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利用绿色植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硫的方法不但有美化环境的作用，还能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吸收、转化，具有生态效应和环保效应的双重作用，被受广泛关注。符气浩[5]等人发现，城市中绿色植物分布多的区域SO2浓度低。此研究表明，绿色植物具有去除大气中二氧化硫的能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绿色植物对SO2都有很强的去除能力。李一川[6]等人发现，叶片中含硫高的绿色植物，其吸收、转化SO2的能力强，净化大气中SO2的能力亦强，反之亦然。对大气中SO2吸收能力较强的植物主要有女贞、构树、棕榈、沙枣、樟树、垂柳、臭椿、梧桐、国槐、广玉兰等。 2.植物绿化的建议 2.1选择适合的绿色植物 针对南北方不同的气候特点，选择不同的植物，以至于让植物在自己适应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充分发挥其去除污染物质的优势。对于不同城市及城市不同的区域，其粉尘和二氧化硫的含量不同。对于粉尘含量高的区域，如道路的两侧，枢纽地区等，应以滞尘能力较强的植物为主，如臭椿、白杨等，对于二氧化硫含量高的区域，如燃煤地区、工厂附近等，应以去除二氧化硫能力较高的植物为主，如女贞、构树、棕榈等。应考虑大气污染的特征，因地制宜选择植物，尤其是选择适应能力强、生长旺盛的植物。 2.2乔灌草本相结合植物配置形式 不同植物，滞留粉尘和去除二氧化硫的能力不同，应选择多种植物进行搭配，避免植物单一。另外，针对乔木、灌木、草本不同高度的植物去除污染的能力也不同，应建立多层次的植物空间体系，增加绿色植物用量，在垂直空间形成乔灌草本相结合植物配置形式，不仅美观，亮化城市，而且更有效地发挥生态环保效益，进行多重防治，起到更好的去除污染物质的作用。 2.3合理规划，均匀绿化 近年，各城市绿化项目逐渐增多，各种公园陆续建设，城市绿化也有所提高，但存在绿地规划不合理，绿化不均匀的现象，只是单纯的为了提高绿化率而进行绿化，并未考虑城市绿化的均匀性，如，有的城市只重视公园的绿化建设，却忽略了道路两旁的绿化，甚至有的部位几乎没有种植植物或长势极差，有些立交桥下，竟被作为停车场或被商贩占据，导致环境极差，不但起不到环境的正面效应，反而负面效应明显。因此，植物绿化应合理规划布局，重视街道边角，实现城市全面、均匀、不留死角的绿化形式。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美国大气污染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摘要】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洛杉矶烟雾事件是当时大气污染的代表性问题。美国政府分别采取了大气污染警报分级、油品升级、行政措施，经过几十年的环境治理，臭氧的最高浓度水平降低到20世纪50年代的1/3以下，为我国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光化学烟雾；大气污染警报 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洛杉矶烟雾事件是当时大气污染的代表性问题。当时人们认为导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主要因素是化工厂排放的废气，此后政府关停了市内主要的化工厂，并且禁止居民在市内焚烧垃圾。但这些措施并未改变当地日益严重的雾霾天气。20世纪40年代洛杉矶就拥有二百五十多万辆汽车，每天消耗一千多吨汽油并排放大量的汽车尾气。 治理经验： 为了减少光化学烟雾污染，美国重点研究改善燃料和改进汽车设备结构，并且开始试制无公害汽车和发展高效交通系统，例如采用液化天然气、氢气和无铅汽油来代替有铅汽油作为汽车燃料，是减少汽车尾气污染的有效措施。1970年开始研究无铅汽油的技术经济问题，并制定了改善油品质量的时间表。当时美国还提出了研究无公害汽车的远期规划，如电子汽车、电动汽车和蒸汽汽车等。电动汽车方面，这些都是减少汽车尾气和防止光化学烟雾污染城市大气的重要措施。此后政府有针对地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建议居民减少使用汽车出行，规定在汽车上安装催化转化器以解决汽油不完全燃烧的问题，鼓励开发使用甲醇和天然气替代汽油等。这些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治理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洛杉矶大气污染控制区相继制定了100多个大气污染控制规则和条例。洛杉矶地区设有大气污染物监测站十处。1953年起通过报纸、广播每天向市民烟雾预报。内容有烟雾能否发生，若能发生程度如何，发生时植物是否会受到损害，大气能见度等。当烟雾污染恶化时，则发生警报，按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臭氧的浓度规定了三级警报制度，警报制度规定如下表。 除上述预警措施外，美国的《空气污染控制法》颁行于1955年，但早在1881年，芝加哥和辛辛那提市就开始了进行保护空气质量的立法尝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反复修订，最终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国的清洁空气法。仅在联邦政府层次上，就经历了1955年的《空气污染控制法》、1963年的《清洁空气法》、1967年的《空气质量控制法》、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以及后来的1977年修正案、1990年修正案等多次修正。 另外，为治理洛杉矶地区发生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加州建立了控制该区域空气污染的政府实体机构――南海岸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区，通过该管理区将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提高到城市群治理的层面上。根据职责，该机构有权进行立法、执法、监管、处罚，并通过强制执行手段和监控、技术改进、宣传教育等相结合的方式协调开展工作。该管理区通过制定推行空气质量管理计划，并借助排污许可、检查、监测、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方式实现减排目标，保障了南海岸的空气质量达标。一系列的措施很快看到了成效，洛杉矶作为当时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臭氧的最高浓度水平降低到20世纪50年代的1/3以下，而此时的机动车数量却是当年的4倍多。 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的法律体系 严格立法确定的环保标准，对美国治理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起到了积极作用。美国从1955年的《空气污染控制法》到1963年的《清洁空气法》、1967年的《空气质量控制法》等，再到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以及1977年修正案、1990年修正案等，通过多次规范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大气保护法律体系。 （2）能源结构改变 从美国能源结构的演变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煤炭占美国一次能源总量的近80%，后来石油天然气的占比不断增加，与煤炭一起构成美国的主要能源物质。近几年来随着美国页岩气改革的发展，天然气在美国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煤炭及石油占比开始出现下降，与此同时，新能源占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核能在美国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相对稳定，核电占美国总发电量的比例保持在20%左右。在2010年美国的消费结构中，石油消耗占37%，天然气占25%，煤炭占21%，而2010年中国石油消耗占能源消耗总量的17.6%，天然气占4.0%，煤炭占70.5%。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以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哦，导致我国严重雾霾天气出现是情理之中。 （3）汽车尾气治理 美国政府有针对地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建议居民减少使用汽车出行、规定在汽车上安装催化转化器以解决汽油不完全燃烧的问题，鼓励开发使用甲醇和天然气替代汽油等。从洛杉矶的经验来看，炼油设施的改进和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的发明很好地治理了汽车尾气，进而使当地的大气污染得到了治理。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如今的技术十分成熟，不存在技术瓶颈，因此技术问题不是阻碍我国油品升级的关键，其关键是技术升级带来的成本有谁来承担。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模式的转型分析 摘 要：近年来，京津冀地区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已成为该区域的焦点话题，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环境治理被认为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突破口，而大气污染协同防治处在率先发展的位置，文章试图从环境保护治理模式进行分析，为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转型分析 大气污染治理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优先领域，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和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工作初见成效 1.1 组织领导坚强有力 北京市政府设立环境保护督查处，承担对全市环境保护方面的督查任务，专项督查大气污染防治落实情况。天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150余次做出批示，着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河北省与各市签订目标责任状，进一步强化考核机制，各级都成立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1.2 区域联防联控取得积极进展 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框架下，逐步形成了跨部门、跨省区联防联控联治工作机制。京津冀与中石油、中石化、神华集团分别签订“煤改气”保供、散煤清洁化治理协议。北京已与天津、河北廊坊和保定等城市就重污染预警会商及应急联动开展协调，在可能发生大范围空气重污染时及时通报预警信息，会商预测结果。北京APEC会议期间，京津冀启动应急预案，加强会商和信息共享，保障了“APEC”蓝。此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信息共享平台也即将上线。 1.3 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研究不断深入 京津冀先后开展了污染源解析工作，并公布解析结果。在PM2.5来源中，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石家庄市占比前两位的分别是：机动车（31.1%）和燃煤（22.4%）、扬尘（30%）和燃煤（27%）、燃煤（28.5%）和工业生产（25.2%）。这些解析结果为精准发力、有效治污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形势仍较严峻 2.1 区域联控联防联测机制建设有待进一步推进 京津冀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有待完善，区域排放标准尚未统一，机动车环保监管协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天津自2014年7月起将二氧化硫等4种污染物排污收费平均提高9倍。如果周边区域不实行相应政策，既不利于企业公平竞争，又会导致一些企业继续观望，不愿加大环保投入。北京、天津已全面供应国五标准汽柴油，而河北2014年年底才开始供应国四标准车用汽油。 2.2 兼顾治污与发展有一定难度 2014年河北省化解产能过剩、治理大气污染影响全年经济增长约1.75个百分点、影响工业增速约3个百分点。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影响大气污染及其他环境治理的持续投入，巩固提高治污成果压力较大。 2.3 煤炭清洁利用政策相对滞后 当前，随着煤炭清洁技术的发展，燃煤发电可以达到甚至超过燃气发电排放标准。应根据我国“多煤、少气、贫油”的资源禀赋以及煤、气发电成本，研究制定支持清洁煤发电等煤炭清洁利用的相关政策，这也有利于缓解当前各地供气不足问题。此外，对煤变油、煤变气，鉴于全球范围内尚无成熟、完善的经验，且煤变气污水成分极其复杂，治理难度非常大，应进一步论证其可行性。 2.4 分散用煤污染日益严重 分散用煤占比偏高（约占50%），排放量大，且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到空气中，其污染是集中发电的20倍，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目前各地主要做法是通过财政补贴更换先进炉具及使用洁净型煤替代，但成本高、执行难，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保定800万农村人口的农村炉具和型煤补贴就需要70多亿元。 3 协同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建议 3.1 加强京津冀区域大气联控联防联测协同机制建设 一是联控方面，建立由环保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区域联控机制，定期会商，各地具体负责。同时，继续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促进各地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核实性”原则，认真修编应急预案，并建立完善综合大气污染决策指挥系统。二是联防方面，重视城市规划与建设，优化空间布局，适时从大气动力学、大气化学等有关气象学的角度研究风道规律，并及时运用到区域产业布局和城市建设规划之中。重点研究和解决保定等空气质量相对较差城市大气污染问题。三是联测方面，利用科技手段加强联网联控，充分发挥各地联测技术比较先进的优势，对重点区域和重点排放企业进行重点监控，任务分解要明确，责任对象要具体。此外，要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 3.2 大力推广清洁煤发电和清洁煤燃烧技术 立足我国“多煤、少气、贫油”的资源禀赋以及目前燃煤发电可以达到甚至超过燃气发电排放标准的现状，引导、鼓励和支持企业应用先进技术进行升级改造；对改造后达到燃气排放标准的燃煤机组和锅炉的煤炭消耗量给予折算核减，纳入区域减煤指标，视同完成改燃任务；对相关燃煤电厂给予上网电价支持，使京津冀大型电厂实现全面清洁排放并在供热方面全部运用清洁煤燃烧技术。 3.3 切实推进气、电代煤工程解决散煤燃烧问题 一是在加大天然气供给力度的同时，将更多的天然气、焦炉煤气用于中小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减少其直接用煤数量。二是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广集中式电采暖。特别是在张北地区等清洁能源较为丰富的地方要更加重视以电代煤。一方面要加强统筹、兼顾城乡，新建与改造并举，提升清洁供暖立体化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要为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建设推广集中式电采暖营造良好的氛围，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财政补贴负担的基础上保障企业合理收益，简化项目审批程序，优化项目投融资环境。 3.4 重视尾气排放污染，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交通 一是解析尾气中PM2.5组成及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二是加快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进程，尽早解决断头路问题。三是加大交通堵点治理力度，提高公共交通效能，加大城市圈地铁密度，使公共交通真正便民、快捷。四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交通工具。要从发展电动汽车是将我国建设成为汽车强国的战略高度出发，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发展电动汽车产业，为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创造良好环境。加快充电桩建设，推动公务用车、公共汽车、出租车、城市物流车、工具车、港口机械等的电气化、清洁化。鼓励天津等具有汽车工业基础、电池技术领先的地区，在产业布局及发展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为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积累有益经验。五是尽快在京津冀区域率先共同开展区域机动车超标排放联合执法。 3.5 完善监管法规并提高执法能力 依照新《环境保护法》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强化环境监管和环保行政执法的精神要求，进一步加快环保队伍建设，充实各级环保队伍力量和提高执法装备水平。同时，统一规范环境监察执法人员着装，提高环保执法的权威性和庄重性。要进一步加大对环保执法资金投入力度。 3.6 推动形成全民环保共识 一是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环保共识。二是切实落实新《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加大环保法律法规和环保知识的宣传，倡导节约、绿色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让节能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大气污染治理在环境评价中的作用分析 [摘 要]大气环境污染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我国污染防控的重点，大气污染由城市向农村地区扩展，不断加大了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大气环境保护形势十分严峻。基于对大气污染治理在环境评价中的作用分析，对大气污染治理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研究，分析其现状以及不足之处。 [关键词]大气污染治理 环境评价 作用 近年来，雾霾天气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环境热点问题，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我国部分地区酸雨、灰霾、等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对人体的危害也在逐渐显现出来。由此可见，当务之急就是做好大气污染治理的工作，其在环境评价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一、 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 如今实行的减排政策不重视大气质量管理，更重视控制一次污染物减排数量 1. 总量控制无法顾及到质量管理 从目前看来，大气污染的控制政策基本上是围绕着污染物总量控制展开的，大气污染控制的管理目标设定为污染物减排量，并不是以大气环境质量为主的排放量控制，污染物排放量不会按照大气环境中污染物浓度的标准来进行推算和管理。 2. 大气污染物额减排不重视协同减排 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大气污染控制的重点主要是二氧化硫、烟尘、粉尘等一次污染物。就拿燃煤电力行业来说，其主要对环境政策的作用对象都是二氧化硫，而燃煤电厂同时也是氮氧化物、细颗粒物、汞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来源，在“十二五”期间，国家才开始逐渐治理氮氧化物等其他的大气污染物，在前一阶段的大气污染治理中，并没有重视协同减排。 （二） 大气污染相关的排放评价体系还有待完善，空气环境标准有待提高 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太低 我国在1982年颁布并实施了首个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经过三次修订之后，在1996年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直持续使用到现在，这些标准在特定的时期中，发挥出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2. 大气污染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 在1996年颁布的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沿用到现在，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污染排放标准体系，其中包括了综合与行业两类、国家与地方两级排放标准。可是，现有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还是运用了在粉尘污染时期的大气环境评价思路，这样很难应对新型复合空气污染情况。 （三） 大气污染治理的法规不健全，执法和监管的力度不强 1. 大气污染防治法还有待完善 虽然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法规上的建设有着不错的成绩，但是一些相关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还不完备。 2. 大气环境监管力度有待提升 从一方面看，地方政府缺少了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的约束和动力，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因为各地环境监测机构受到了经费和条件的限制，无法开展对大气污染源的经常性监督监测，也就导致了环保部门对污染源的日常监督管理变得更弱。 （四）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能力有待提高，环境空气信息公开有待改进 1.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能力有待提高 大气环境监测、统计基础薄弱，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指标不全，大部分城市没有进行臭氧、细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的监测，数据质量控制薄弱，从而导致无法全面反映出当前大气污染的情况。挥发性有机物、扬尘等没有被纳入环境统计管理体系，底数不清，现有的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还有待完善。在《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确定的一百十三个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当中，一些城市的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的子站数并没有达到计划的要求，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离要求还很远。 2. 城市空气环境信息公开有待改进 从目前看来，城市空气质量公开工作已经无法满足公众对空气质量的知情诉求。 二、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现状及不足 （一） 大气环境模式体系还不完善 大气环境模式体系还不完善的主要表现就是空气质量模式体系不完善、相关理论及方法学研究之后，缺少风险评价模式、人体健康评价模式等各方面的导则模式，从而使得无法满足日渐复杂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需求。我国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还是以粉尘污染时期的大气环境评价思路为主，已经很难以客观反映新型复合空气污染类型，尤其是细粒子污染的情况，对大气污染控制与温室气体减排、臭氧层保护的研究还有所欠缺。 （二）新型污染物相关研究基础较薄弱 在我国的评价标准体系中包含了两大类：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目前为止，我国环境标准中规定了PM2.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的限值，可是还缺少了PM2.5前体物挥发性有机物的环境质量标准，在排放标准当中，缺少了对PM2.5前体物挥发性有机物、硫化氢、苯系物等污染物的排放限值，从而导致很难对建设项目的污染物排放进行最直接的控制。早在1982年就制定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之后1996年和2000年进行了修订，但是没有包含PM2.5指标，所以现行各种环评技术导则和监测规范中都没有对PM2.5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提出要求，就目前，我国针对PM2.5的研究工作也局限于各科研院所以及高校当中，应用性研究比较少。 三、 大气环境评价研究展望 目前为止，我国大多数的省份依旧处于二氧化硫排放的上升阶段，经济结构的重型化趋势给大气环境质量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应该增加前瞻性和宏观性，强化对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大气环境影响的预测及评价，对可能导致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和大气污染物人体健康风险进行分析和识别。 （一）开展战略性大气环境评价 大气环境问题的区域性特征日渐凸显，这种特征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显现出了压缩性的特征。应该加强对大空间尺度和长时间尺度下大气环境污染源的识别，对重点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局地特征污染物的大气环境影响进行预测评估，对区域当中长期典型大气环境问题的生成与区域大气环境及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划分大气污染重点区域提供依据，有利于协调解决区域和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问题。 （二）加强对城市化进程的大气环境影响的关注 城市化发展提升了热岛强度和范围，城市区域风速减小，小风面积增大，也就导致了城区中大气污染物的累积，大气污染更加严重。最近几年来，机动车排放污染物已经成为了我国大气污染主要的来源之一，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显现出来煤烟型和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的特点，加大了大气污染质量的难度。 （三）重视大气污染物输送机制的研究 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气污染也开始呈现出了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因为大气污染有着向外部扩散的特性，单个城市已经很难彻底解决空气质量的问题。经过研究发现，周边地区污染源的中远距离输送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是不可以被忽视的，外源输入极有可能让区域大气污染变得更加严重。在目前平原的条件下，扩散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对城市的研究也有不错的成果，可是还有很多工矿企业和城市都建在河谷、丘陵、海陆交界等比较复杂的地形当中，由此看出，为了能够解决这些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加强对复杂地形上大气扩散规律的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四、 结语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气污染问题开始显现出来，这对人体健康有着极大的危害，所以大气污染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大气污染质量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是一个长期又艰巨的过程，可能需要20年或是更长的时间。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研究述评 摘要：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是破解环境保护难题的有效途径。本文首先对公众参与的概念界定进行学术梳理。其次就国内外在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研究方面主要涉及的领域进行述评，指出了我国在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应该借鉴和学习的成功经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积极运用。 关键词：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 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既是有效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日益尖锐矛盾的根本途径，也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由之路。只有公众真正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到大气污染治理中，向这场输不起的关系全人类生死存亡的战争宣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公众参与含义的不同阐述 目前，学术界对公众参与的概念，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1969年，美国学者谢里・安斯坦（Sherry Arnstein）认为公众参与是权力再分配，提出了公众参与阶梯理论，他把公众参与从低到高分为八个阶梯：操纵、治疗、告知、咨询、展示、合作、权力转移、公民控制，为公众参与成为可操作的技术奠定了基础。 在国内，学术界对公众参与概念的界定也存在差异。俞可平认为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这是非常广义的概念，认同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如贾西津认为：“公民参与在经典意义上主要是指公民通过政治制度内的渠道，试图影响政府的活动，特别是与投票相关的一系列行为”。而注重公众参与和其它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学者，如蔡定剑认为：“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民主制度，它是公众通过直接以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互动的方式决定公共事务的过程。公众参与所强调的是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双向沟通和协商对话。遵循‘公开、互动、包容性、尊重民意’等基本原则”。潘岳认为它指的是群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权利。刘红梅等认为公众参与具有共同利益和兴趣的社会群体对政府设计公共利益事务的决策的介入，或者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活动。黄德林认为公众参与的本质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民主权利。显然，公众参与社会各种公共事务的政策制定、决策实施以及结果反馈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国外对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研究述评 据史料记载，1837年2月伦敦爆发了最早的有毒烟雾事件，随后发生的世界环境污染八大公害事件中就有五件（比利时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多诺拉事件、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是大气污染事件，可见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巨大危害；特别是9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加速恶化使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外在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研究方面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对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法律保障方面 在发达国家，完善的法律机制为保障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与监督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在英国，公民参与国家环境决策是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表现之一。如1985年《地方政府法》和1990年《城镇和乡村规划法》规定公众有咨询和参与的法定权利，在民事诉讼中个人起诉违背环境法的行为已成为可能；1992年颁布《环境信息条例》规定，除了某些例外，任何寻求环境信息的个人都有从任何公共机构获得环境信息的权利。工党执政后，公众参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加拿大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取得较好成就，也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如1999年修订《环境保护法》中体现了个人参与节能减排的渠道和形式，即是说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公众监督、举报的权利，公众有权监督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文件从草案提议到最终通过的全过程。与此同时，德国在2002年颁布《节省能源法案》、2005年推行的《电器设备法案》等法律法规中均对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情方面 在英国使环境法得以有效实施的一个关键因素由环保主义者和环保团体所采用的非法律和法律战略。如NGO在参与大气污染治理中表现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宣传和普及相关知识。二是通过咨询服务解决实际的环境问题。三是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监督。学者A.B.Bishop认为就公众参与方法而言，在双向沟通、公共接触程度、处理特定利益的能力等性质上有强弱之别，在告知教育、解决问题、意见反馈、评价与建立共识等目的也又不同，针对具体计划的性质作出最有效的安排选择。1964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美国公众参与大气治污的环保运动推向了高潮。 3.公众参与环境评价方面 1951年，美国学者哈根・斯密特博士提出了光化学烟雾的理论，为公众参与环境评价奠定了理论基础。美国对公众参与的程序和规则有一套较完备的做法。如通过新闻媒介或张贴广告，让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公布公众听证会的时间和地点，请公众按时参加等。美国公众不仅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且在环境影响评价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参与其中。同时采用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在生态和环境价值评估中的广泛应用，已成为一种评价环境较常用的工具。 4.公众参与大气治污的宣传教育方面 发达国家以经济利益为动力，通过大力宣传教育，让公众认识到资源的重要到，提高公众对资源稀缺的敬畏，引导公众自觉参与到节能减排的队伍中。如美国比较注重培训与推广，再加上节能减排方面的鼓励政策，大大提高了公民的节能意识，从而养成公民节能的良好习惯；通过开展技能技术培训教育推广，对使用节能的家庭给予财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普及节能运动。日本成立了节能活动推进协会，协会举办节能减排讲座，以提高公众参与节能减排的意识和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5.用排污补偿政策来解决大气污染方面 美国联邦环保局创立的补偿政策是美国最早投入运行的排污权交易形式之一，要求新建或改建的污染源必须要安装最严格的污染控制设施，同时还必须提供附近污染源的有信用的减排量作为补偿，有效减少区域污染总排放量。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这种方法得到欧洲其它国家的认同和应用。1997年全球气候变化会议形成的“京都议定书”，确定了38个国家和欧盟的温室气体削减量。2005年1月1日起欧盟也开始执行大气排污权交易制度。 近几年来学者们研究的内容更加深入，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样，研究的范围也更加广泛，逐步形成了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清洁生产理论在我国得到了较好借鉴和实践，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三、国内对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研究述评 我国对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方面主要涉及的研究领域有以下几个： 1.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学术梳理 1974年兰州西固地区发生了中国的第一起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我国大气环境保护的开拓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唐孝炎带领其团队和甘肃省环境保护研究所对该事件开展了课题研究。1981年―1983年，中国环科院、北京大学、甘肃省环保研究所等单位联合进行了《西固地区光化学烟雾污染规律及综合防治》研究，提出了具体合理化建议：“兰州钢铁厂、兰州焦化厂陆续搬走，燃煤取暖也逐渐变成燃烧天然气，而新建的工业区更慎重选址，避开了不利污染物扩散的地形。”1986年，南京大学气象系教材《大气环境质量评价》（讲义）明确把兰州西固与美国洛杉矶、日本东京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并列比较和区别。2005年，黄美元和徐华英编写的《大气环境学》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大气污染的种类、源、扩散和输送、物理和化学过程、危害、管理和治理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吴开亚和王玲杰则应用资产价值法估算出2002年巢湖流域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为4.3亿元，约占当年GDP的0.84%。今年2月28日，前央视记者柴静拍摄的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通过网络播映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些案例都充分体现了学者、名人以公众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大气污染治理的实践行动中，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2.公众参与环保的主体性研究 刘红梅、王克强等认为“没有任何组织或者团体可以比利益相关者本身更关注和了解相关环境，与环境有关的公众是环境价值主体中不可缺少甚至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田良认为承认和重视公众的环境价值主体和环境影响评价、决策与监督的主体地位，尊重其价值选择，是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其次，公众参与的不可替代性，在一定意义上讲，公众的评价主体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也有专家提出“空气污染预报应成为防治城市空气污染的一项重要措施，空气污染预报要像天气预报一样每天在新闻媒体上”，接受公众监督。 3.公众参与大气治污的角度研究 唐孝炎认为“周边的污染会迁移”、“没有一个城市可以独善其身，必须采取联合的行动。”代伟，李克国认为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公众参与度低的因素，提出转变观念、完善机制、加强教育、支持环保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黄岩和吴克昌从政府回应的角度来研究公众参与，他们认为听证制度是一种公众事前监督和政府事前回应，而相应的市长热线是一种事后监督模式。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增加群众的参与效用、降低参与成本，才能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4.公众参与环保的法律、制度保障研究 一方面，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揭发各种违反环境法规的行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3年发出《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实行公示》，使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程序化、制度化。2003年9月1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首次对公众参与做出了明确规定，保障了公众的合法环境权益。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五个坚持原则之一。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已经有了法律的保障。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环保的我国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主要通过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以及座谈会等形式，但对于普通公民来说直接参与的机会较少。如张洁就指出“没有公众参与的具体规定和具体的实施程序，且未明确公众在环境影响评价活动中应有的地位，对公民的环境权、知情权、监督权等权利的规定具有狭隘性和不明确性。”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从制度上保障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问题也将会逐步落实和细化，正如环保部长陈吉宁所说：“加强和完善环境监测体系建设，重点要攻克大气、水体、土壤污染防治，着力健全立法执法、政府履职尽责、改革环境治理、完善社会共治和强化市场机制五大制度”。 因此，综上所述，进一步增强公众参与环保意识，畅通与公众沟通渠道，健全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法规制度，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到节能减排的实践活动中，对完善生态环保治理体系、改善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现状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河北大气污染治理资金的筹措模式探讨 摘 要 随着空气污染的日趋严峻，大气污染治理成为各级政府的关键工作，并逐渐被提高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污染治理是一项投资大、收效慢的工作，因此对于治理资金的需求非常巨大。本文试图通过建立政府协同、企业和个人参与、社会融资等多渠道的大气污染治理资金模式的探讨，为该项工作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以便更好地、可持续的开展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关键词 大气污染 治理 资金 筹措 近年来，河北的石家庄、邢台、衡水等一些城市频繁的登上国家级媒体，不过，曝光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快速等好事，而是因为雾霾严重，登上了雾霾的“黑榜”。2013至2014年，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中，河北省均占有6至7个席位。而随着不断地曝光，污染的治理工作逐渐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同时也引起了广大的企业、个人的关注。 综合分析河北省大污染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燃煤污染物排放：目前河北省支柱产业，主要集中在钢铁、电力、建材等方面，而这些产业对于燃煤的需求是大量的，煤炭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成分SO2、NO2等，因此造成大气污染严重。第二、机动车尾气排放对空气的污染：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办公用车等车辆数量逐年上升，而燃油尾气中污染物排放对大气污染的作用也不可小看。第三、城市扬尘的影响：随着近些年国家基建投资的投入，以及城镇化进程和城市改扩建的需要，施工场地及建筑材料堆场等越来越多，在建筑运输及施工场地垃圾处理、材料堆放等环节产生大量的城市扬尘，从而影响空气质量。 为了改善河北的空气质量，近年来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治理，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扬尘治理、调整结构促进转型升级等措施，以期达到改进控制质量、治理大气污染的目的。 大气污染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2013年末，财政部表示中央财政已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2014年，中央财政又安排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100亿，比2013年的50亿又翻一倍。在中央财政资金带动下，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投资资金进行大气污染治理。然而，大气污染治理牵涉层面广、涉及产业及企业众多，投入资金大，因此，污染治理资金的投入成为直接影响治理效果的关键因素。 综合近年大气污染治理资金的来源和模式，参考河北省污染原因及牵涉的企业类型，在河北省的大气污染治理资金筹措方面，可以采取多渠道并重、企业参与、奖补结合、奖罚并济的多举措资金筹集模式，以缓解大气污染治理资金困局。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积极争取并合理运用各级财政资金 （一）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 “京津冀一体化”布局，正在积极拟定过程中，三地一体治理大气污染已经刻不容缓。要在河北建设北京后花园、水土涵养地、环北京绿化带等等环境治理目标，以及未来的三地经济布局等等，都离不开河北的大力支持。从前面的污染原因分析中看出，河北经济转型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而这项举措的实施不是短时间、小资金就能解决的，因此，河北省要利用中央财政大力支持的有利条件，积极推进重污染企业尽快转型，获取中央财政的最大支持。 （二）加大河北自身财政投资力度 毕竟环境污染治理最直接的受益者是河北人民自己，也是决定河北省自身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河北省应根据自身的产业结构情况，以及未来污染治理的目标和进度，安排足够的财政资金投入治理工作之中，以保证各项工作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争取北京市、天津市的财政资金支持 河北省环京津，北京、天津被河北省环绕，从而河北省大气污染治理的效果直接影响着北京、天津的空气质量和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因此只有这三个地方政府联动，联合治理，才能在空气质量提升、污染控制、产业转型等多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在根本上改善空气质量。因此在污染治理上不能严格的划分彼此，应该在资金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投入，以保证治理效果。 二、合理运用金融机构贷款 财政资金需要按照每年的预算情况进行安排，而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却刻不容缓，因此，各级政府在利用好财政资金的同时，还应该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安排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投入到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当中。由政府主导，由金融机构向污染治理项目或污染治理企业提供专项贷款，在贷款条件、期限、利率等方面给予优惠，从而保证治理资金的充足和及时。政府及贷款企业在未来用财政预算资金或企业治理转型后的盈利资金以及政府环境补贴等资金进行偿还。 三、大气污染涉及的企业及个人资金投入 （一）污染企业治理资金的投入 污染企业是大气污染治理的源头，这些企业要么按照规定直接取缔，要么按照行业规划转型生产，要么对现有的条件进行提高，自行处理污染。这些都要求企业投入污染治理资金，而这些资金投入是保证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我国对企业的管理中有要求企业留存发展资金的要求，因此企业需要动用这部分资金，甚至其他资金，投入到具体的污染治理当中，从而保证企业的存续和发展。 （二）个人资金的投入 空气是每个人生命延续的必备条件，而好的空气质量可以让我们健康生活。因此大气污染治理是关系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的好事，因此要每个人都投入到污染治理工作之中。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也是大气污染的制造者，比如我们驾驶的汽车产生的尾气、一日三餐过程中使用燃气、燃煤产生的排放物和油烟等。针对这些情况，政府可以采用适当的方式向个人征收大气污染治理费用，并将该部分费用专项用于空气质量的提高。比如：对机动车征收大气污染治理费。河北省可以尝试针对不同的机动车辆分标准征收大气污染治理费用。按照环保车辆、小排量、大排量、重型车等不同的环保标准，对相应种类的机动车征收不同标准的大气污染治理费用，并将这些征收上来的费用专项用于大气污染的治理。 四、建立企业大气污染治理投入奖罚制度 对于企业投入的污染治理资金，在治理完成并达标后，政府主管部门要建立长期监控机制。在监控过程中，政府对于投入资金治理并严格执行治理后标准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治理效果进行监控和评估，并按照执行情况建立相应的奖罚制度：严格执行并长期坚持的，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资金逐年进行奖励，以补偿企业前期治理中的资金投入，以达到鼓励和支持的目的；对于蒙混过关、虚假治理的企业，要进行重罚，并将罚没资金用于专项治理工作，直至取缔该企业。只有这样奖罚分明，才能充分调动企业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巩固治理效果，并保持治理的长效性。 通过上述各级资金的调动以及企业、个人及金融机构资金的参与，可以达到多渠道筹措污染治理资金的目的，为大气污染治工作提供有力的资金保证，从而使治理工作得以及时、快速的开展，并长期坚持下去！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大气污染治理中政府责任研究 【摘 要】近年来，大气污染问题频频发生，严重的大气污染不仅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对公众的正常生活也产生很大威胁，政府作为治理大气污染的主要实施主体，应当承担最主要的治理责任，但现实治理活动中，由于对政府责任的规定不明确，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影响、执法力度的不足，导致政府履职效果不明显，很难应对区域性、长期性的大气污染问题，文章从政府责任出发，剖析我国政府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国政府履行治理大气污染责任的建议。 【关键词】大气污染治理；地方政府：政府责任 一、大气污染治理现状 大气污染具有跨区域、流动性、复杂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治理大气污染是一项复杂的、反复的环境治理过程。我国政府面对严重的大气污染也采取了各项措施，从法律层面到调整产业结构都作出积极的应对反应。 《大气污染防治法》自1987年9月颁布实施以来，在控制我国大气污染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又分别于1995年、2000年、2006年对该法做出了3次修改，2014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又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共七章66条，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主要的法律制度、防治燃烧产生的大气污染、防治机动车船排放污染以及防治废气、尘和恶臭污染的主要措施、法律责任等均做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 大气污染治理虽在某个区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全国来看，大气污染呈现了继续恶化的趋势，探究其原因很有必要。 二、政府责任 政府是大气污染治理的主体，也是中心，治理行为应当由政府指导、牵引，政府责任是否履行到位，是治理大气污染的关键所在。治理大气污染需要不同层级政府的合作，大气污染的跨行政边界既要求横向的同级政府的合作，也有纵向的不同层级政府的协作，我国长期实行的行政区划体制，将各个行政区域分割开来，导致属地管理模式深深影响各地政府处理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当治理大气污染危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时，政府就会选择不作为，不履行治理责任，政府不作为的结果就是逼着企业继续污染环境，而得不到任何处罚。 三、地方政府在履职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不完善 地方政府的法律条文过于宽泛化，纵观我国制定的法律，其间不难看到相关部门、相关责任人的字眼，没有针对性，出现问题找不到责任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制定法律更多是强调是政府的权力，很少规定政府的责任，对行政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追究明确，但对政府的责任缺少问责。大气污染治理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对政府责任立法不明确会导致地方政府消极的治理态度，造成治理效果不明显。 （二）监督力度不足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大气污染行政程序法去约束相关的行政机关和行政行为，大气污染的治理中存在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导致权利的滥用，就使治理大气污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监督力度不足会大大削弱治理的成效。 （三）利益机制不完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公民还是政府，利益是处理问题首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人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绝大部分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远大于治理大气污染，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治理大气污染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利益，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认定为理性的经济人，经济人是以利益为目的的，因此地方政府会采取各种地方保护主义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的这种自立性是普遍存在的。 四、完善政府履行治理责任的建议 （一）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 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立法过程中，要明确政府的具体治理责任，尽量避开有关部门、相关责任这些模糊的内容，例如，政府对治理工作的不作为行为相关部门严肃处理，正确分配政府责任，大气污染传播没有墙壁，对于区域大气污染，地方政府的责任也不能像那样三六九等的被分开，而是处于同呼吸、共命运的状态。加强对法律的执法力度，做到执法必严。 （二）加大政府治理信息的公开力度 公民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前提是政府将信息公布于众，很多公共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现在，公众对空气质量的诉求比较普遍，因此他们更加关注政府对此做出的反应，公民只有清楚的知道大气污染治理的具体进程，才能更好的配合政府工作，积极参与到治理大气污染工作中。 （三）树立绿色政绩观 我国特有的官员晋升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只注重GDP，而不顾环境污染，但经济的发展与环境息息相关，因此，要改变现在的唯GDP为尊的想法，要把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结合在一起。对官员的晋升不仅要考察GDP，还要考察大气污染的治理成效。 （四）向多中心治理转变 政府虽然是治理大气污染的主体，但由于政府能力的有限，内部监督的限制，很难达到治理的目标，还需要企业、公民的共同参与。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转变治理思路，积极引导企业、公民参与治理工作，使治理工作从单一的政府治理向多中心治理转变。 五、结语 通过建立科学的立法体系、加大政府治理信息的公开力度、树立绿色政绩观和向多中心治理转变等措施，加强政府在治理大气污染过程的责任，是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目标的重中之重，也是我国地方政府亟待要提高的能力。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大气污染治理中政府责任研究 【摘 要】近年来，大气污染问题频频发生，严重的大气污染不仅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对公众的正常生活也产生很大威胁，政府作为治理大气污染的主要实施主体，应当承担最主要的治理责任，但现实治理活动中，由于对政府责任的规定不明确，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影响、执法力度的不足，导致政府履职效果不明显，很难应对区域性、长期性的大气污染问题，文章从政府责任出发，剖析我国政府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国政府履行治理大气污染责任的建议。 【关键词】大气污染治理；地方政府：政府责任 一、大气污染治理现状 大气污染具有跨区域、流动性、复杂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治理大气污染是一项复杂的、反复的环境治理过程。我国政府面对严重的大气污染也采取了各项措施，从法律层面到调整产业结构都作出积极的应对反应。 《大气污染防治法》自1987年9月颁布实施以来，在控制我国大气污染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又分别于1995年、2000年、2006年对该法做出了3次修改，2014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又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共七章66条，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主要的法律制度、防治燃烧产生的大气污染、防治机动车船排放污染以及防治废气、尘和恶臭污染的主要措施、法律责任等均做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 大气污染治理虽在某个区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全国来看，大气污染呈现了继续恶化的趋势，探究其原因很有必要。 二、政府责任 政府是大气污染治理的主体，也是中心，治理行为应当由政府指导、牵引，政府责任是否履行到位，是治理大气污染的关键所在。治理大气污染需要不同层级政府的合作，大气污染的跨行政边界既要求横向的同级政府的合作，也有纵向的不同层级政府的协作，我国长期实行的行政区划体制，将各个行政区域分割开来，导致属地管理模式深深影响各地政府处理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当治理大气污染危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时，政府就会选择不作为，不履行治理责任，政府不作为的结果就是逼着企业继续污染环境，而得不到任何处罚。 三、地方政府在履职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不完善 地方政府的法律条文过于宽泛化，纵观我国制定的法律，其间不难看到相关部门、相关责任人的字眼，没有针对性，出现问题找不到责任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制定法律更多是强调是政府的权力，很少规定政府的责任，对行政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追究明确，但对政府的责任缺少问责。大气污染治理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对政府责任立法不明确会导致地方政府消极的治理态度，造成治理效果不明显。 （二）监督力度不足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大气污染行政程序法去约束相关的行政机关和行政行为，大气污染的治理中存在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导致权利的滥用，就使治理大气污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监督力度不足会大大削弱治理的成效。 （三）利益机制不完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公民还是政府，利益是处理问题首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人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绝大部分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远大于治理大气污染，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治理大气污染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利益，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认定为理性的经济人，经济人是以利益为目的的，因此地方政府会采取各种地方保护主义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的这种自立性是普遍存在的。 四、完善政府履行治理责任的建议 （一）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 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立法过程中，要明确政府的具体治理责任，尽量避开有关部门、相关责任这些模糊的内容，例如，政府对治理工作的不作为行为相关部门严肃处理，正确分配政府责任，大气污染传播没有墙壁，对于区域大气污染，地方政府的责任也不能像那样三六九等的被分开，而是处于同呼吸、共命运的状态。加强对法律的执法力度，做到执法必严。 （二）加大政府治理信息的公开力度 公民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前提是政府将信息公布于众，很多公共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现在，公众对空气质量的诉求比较普遍，因此他们更加关注政府对此做出的反应，公民只有清楚的知道大气污染治理的具体进程，才能更好的配合政府工作，积极参与到治理大气污染工作中。 （三）树立绿色政绩观 我国特有的官员晋升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只注重GDP，而不顾环境污染，但经济的发展与环境息息相关，因此，要改变现在的唯GDP为尊的想法，要把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结合在一起。对官员的晋升不仅要考察GDP，还要考察大气污染的治理成效。 （四）向多中心治理转变 政府虽然是治理大气污染的主体，但由于政府能力的有限，内部监督的限制，很难达到治理的目标，还需要企业、公民的共同参与。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转变治理思路，积极引导企业、公民参与治理工作，使治理工作从单一的政府治理向多中心治理转变。 五、结语 通过建立科学的立法体系、加大政府治理信息的公开力度、树立绿色政绩观和向多中心治理转变等措施，加强政府在治理大气污染过程的责任，是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目标的重中之重，也是我国地方政府亟待要提高的能力。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制度软化、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 摘要 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传统研究并未对政府、公众行为和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重视。文章构建了一个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论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省际格局变化不大，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次，全国、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即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引致的制度软化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公众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效率下降，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最后，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容易忽视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条件分位上具有“波特拐点”特征；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效应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但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技术进步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显著；外商投资能通过技术外溢、严格的规制标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但目前这种正向影响只存在于东部地区。故需要将环境质量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地方政府的政治考评体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传统产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等。 关键词 制度软化；公众认同；大气污染治理效率；SuperSBM模型；分位数回归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且呈现出区域性、复合型等新特点。以京津冀为代表的我国东中部地区连续经历多次重度大气污染事件，各项指标均严重超过二级标准，空气质量恶化给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随着大气环境质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愈发明显，涵盖环境规制在内的政府制度与污染排放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1-2]。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意愿和动机执行环境规制等正式制度来提升环境绩效？特别是在中国特色政府治理模式下，经济上的财政分权和政治上的晋升激励引发地方政府激烈竞争，地方政府是否还会关注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治理？一方面，环境联邦主义认为财政分权监管环境会产生“竞次”现象，地方政府无暇顾及长远、全局利益而选择放松环境管制标准，导致环境质量下降[3-4]。另一方面，晋升锦标赛是中国官员重要的激励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晋升博弈的存在会导致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从而引致地方官员对环境、教育及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忽视。也就是说，中国式分权和经济增长的绩效考核体制引致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互攀式竞争[5]，虽然能促进经济增长却使得地方政府具有了非完全执行中央环境政策的动机，使得相关制度出现“软化”现象，导致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偏好不断下降，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李斌、彭星[6]847-855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府治理模式下制度软约束对技术进步和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软化会使政府放松碳减排规制，是工业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就环境治理中颇为重要的大气污染治理而言，由于地方强势政府引致的制度软化[7]44，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势必不足，对大气污染规制的力度会进一步放松，从而使大气污染治理流于形式。一些学者研究在地方政府竞争条件下，正式制度的软化是否可以通过非正式约束来弥补。Qian Roland[8]的研究强调通过引入“激励相容”机制，推动 “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决策与居民意愿达成一致，由此体现公众意愿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彭星等[9]分析了文化非正式制度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认为文化非正式制度有利于经济的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地方政府行为、文化非正式制度对环境问题的影响，但针对大气环境问题的研究却十分稀缺。首先，尽管一些文献对政府制度、公众价值观以及环境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并没有深入探究政府行为、公众行为与环境治理之间的互动机理，因而无法提出严密的研究假设；其次，学者们对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问题的研究多停留于对策探讨层面，尽管有不少学者对我国区域或行业的环境效率进行测算[10]，但鲜有文献针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研究；最后，在对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环境治理的有关经验研究中，学者们多数采用均值回归法，不能有效解决因变量的条件分布问题，而准确描述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化范围及条件分布的影响能使我们得到更加精确的结论[11]。基于此，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以下三方面的拓展：第一，构建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之间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第二，采用SuperSBM方法测度在规模报酬可变下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妥善解决传统效率测度中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性问题；第三，建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核心假说进行检验，弥补相关经验研究的空白与不足。 1 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说 借鉴李斌、彭星[6]的研究思想，假设有三类经济行为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S个同质的社会公众。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及晋升起主导作用，但中央政府本身并不参与博弈。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充分的控制力与决策权。假设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察主要有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等指标，但由于短期内中央政府不能察知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改善所做的努力，因而只能以地方GDP作为对地方官员考察的主要手段，引发地方政府之间的晋升锦标赛。社会公众的效用水平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取决于参与大气污染治理而产生的满足感。设定全社会减少大气污染排放的总数量为D=Dv+Dz，其中政府进行大气污染治理减少的排放数量为Dv，公众出于社会认同而减少大气污染排放数量为Dz。 首先，考虑地方政府的大气污染治理行为。假设地方政府可支配的投资总量为1，且地方政府只存在经济增长和大气污染治理两个目标，其分别将份额1-λ用于经济增长和份额λ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由此构建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式（1）。 在财政分权的晋升激励模式下，地方政府认为用于经济增长的投资收益δ12是可以预期的，而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δ22收益则是不可预期的，甚至在极端条件下，大气污染治理投资的不确定性趋于无穷大即δ22∞，此时，地方政府会将所有的投资用于经济增长，而用于治理大气污染的投资趋于零，见式（8）。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参与激烈地竞争博弈，且大气污染治理收益的不确定性是明显的，则保证经济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而放弃大气污染治理将是优选。而中央政府由于在短期内无法察觉与评估地方政府的大气污染治理成效，故只好选择默认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制度软化。在制度软化下，地方政府将各类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忽视甚至放弃对大气污染的治理。 λ=limδ22∞（κα2β2δ12+β-αβ2）κ（α2β2δ12+δ22）0（8） 如果假设地方政府自身不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投资的收益，而是将其要求获得的污染治理投资收益以大气污染规制的形式转移给当地企业，由企业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设定大气污染规制ER=ER（λ/β），且ER′ 0，即地方政府以期获得越高的大气污染治理收益，其对企业施加的规制力度就越强。当企业面临地方政府严苛的大气污染规制时，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支出增加，污染物排放减少。但由于制度软化的存在，造成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量λ不断下降，由于ER′ 0，则ER不断减小。因此，制度软化使得地方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漠不关心，从而放松环境规制标准以发展本地企业。结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研究的核心假说1。 假说1：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展开激烈地晋升锦标赛，且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短期内不可察知，由此产生制度软化。制度软化使得地方政府具有非完全执行中央政府加强大气污染治理的动机，同时制度软化使得地方政府放松大气污染规制标准，从而使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制度软化将使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下降。 其次，我们分析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影响，并假设社会公众的劳动供给及收入水平为外生变量，得到同质社会公众的效用函数为（9）。 假说2：社会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认同感越强，其参与感就越强，愿意付出的努力就越多。即公众认同有利于减少大气污染排放，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由于制度软化造成的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供给的不足，提高大气污染治理的效率。 2 基于SuperSBM模型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 2.1 指标与数据 SuperSBM是在SBM模型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模型允许效率值大于或等于1，既克服了传统包络分析的缺陷，又进一步解决了有效单元之间的排序及差别比较问题。本文利用SuperSBM模型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投入和产出指标，以准确反映大气污染治理的特征。本文选取废气治理设施数作为大气污染治理固定资产投入的表征指标，该指标间接反映了历年大气污染治理投资在当年发挥作用的固定资产存量；选取废气治理运行费用作为大气污染治理中人力物力投入的指标，该指标包括人员工资以及治理废气的相关费用，能够反映出大气污染治理中流动要素的投入情况。同时，大气污染治理效果直接体现为大气污染物的去除量，因此，选择二氧化硫去除量、烟尘去除量、粉尘去除量三个指标作为该系统的产出要素。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及完整性，数据样本为2002-2011年中国30个省级单位（不含西藏、港澳台）。相关统计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各省市有关统计年鉴。 2.2 测度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的边际成本递增现象，故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基于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我国各省份2002-2011年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值，在此基础上绘制效率均值图1。 根据图1，从省际维度来看，2002-2011年，各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海南、江西、吉林等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相对较高，而川渝、北京、天津等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相对较低。从大气污染治理的区域维度来看，中部地区平均治理效率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后。究其原因在于：就东部而言，伴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资源、能源消耗量巨大，大气污染物排放集中，排放量巨大的一次污染物在城市间输送、转化、叠加、耦合，大气环境形势进一步恶化。而且，东部地区虽然对大气污染治理投入了较多的资金与设备，但由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目标很难协调统一，导致对大气污染治理资金与设备的使用效率较低；就中部区域而言，“十一五”以来，中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保持稳定的上升态势。由于各省市不断加强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与设备投入，在中央鼓励和地方联控下，纷纷转变传统产业发展模式，探寻清洁化、绿色化增长道路，使得大气污染物排放减少。同时，中部地区大气污染物相对单一，以工业废气排放为主，去除和治理较易，因此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了显著提升；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低下主要与地方政府的投入不足有关，但甘肃、内蒙古、贵州等省份由于近年来重视经济结构转型，推进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3 制度软约束、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影响研究 3.1 分位数回归模型设定 分位数回归是一种基于因变量y的条件分布来拟合自变量x的线性函数回归法，是对OLS均值回归的拓展。运用分位数回归，我们能更好地考察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制度软化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基于此，本文建立的实证模型如（13）。 3.2 数据与变量 根据本文实证研究采用的面板分位数模型，选取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2-2011年的样本数据进行经验估计，西藏由于数据资料缺失严重，故未纳入样本范畴。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涉及到的主要变量有： （1）大气污染治理效率（zlxl）。采用前文SuperSBM估算出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值作为分位数回归的被解释变量。 （2）制度软化（sys）。在实际研究中，由于无法直接获得制度软化的数据，故需要寻找合适的变量综合反映各省市的制度软化现象。根据本文的数理推导，由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激烈地晋升博弈，导致在大气污染治理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制度软化。基于此，本文选择地方政府强势程度的综合指标作为制度软化的变量，即地方政府越强势，越有可能产生制度软化[7]。鉴于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政府强势问题时已广泛运用《中国市场化指数》[12]，且市场化是形成地方政府“竞次”的重要原因之一，故本文使用该指数中“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减少商品地方保护”、“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五大指数衡量地方政府的强势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平均增幅法将原始数据进行扩展，并构建反向指标与制度软化直接挂钩，最终通过熵权法将五大指数合并为一个综合指数。 （3）公众认同（gzrt）。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参与行动，即如果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参与动机越强，履行的监督职能越多，说明公众认同感越强。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环境污染来信数中大气污染问题的来信，以及环境污染来访人次中大气污染问题的来访人次两个指标作为衡量公众认同的变量，同样采用熵权法构建公众认同的综合指标。 （4）控制变量。jsjl代表晋升激励，采用GDP增长率作为变量；rz代表环境规制，选择各省份废气治理投资额作为变量；inr代表产业升级，关于产业升级的测度，构建产业结构升级综合系数：inr=y1・1+y2・2+y3・3，1≤inr≤3，该指数分别体现一、二、三产业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系数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优化；js代表技术进步，采用各省市R D研发经费来衡量；ws代表外商投资，采用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变量。 3.3 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本文的核心假说，根据分位数回归模型（13），在0.01-0.99之间设置9个主要分位点，得到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不同分位上，制度软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同时，采用bootstrap重复抽样技术，在每个分位进行回归时均进行100次重复抽样，增强估计、推断效能。由此，得到全样本、东中西部分位数回归结果，见表1、表2。 表1显示，就全国而言，制度软化的分位数系数呈负向显著，且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9个分位点上，系数绝对值呈上升趋势，说明制度软化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存在稳定的负向冲击。这与研究假说1相符，即在财政分权模式下，地方强势政府之间进行激烈地晋升博弈，对中央政府大气污染治理目标具有非完全执行动机，对大气污染治理持消极态度，通过放松大气污染管制和“向底线赛跑”效应引致制度软化，从而既无法高效利用治污资源，又难以采取严格规制标准减少污染排放，进而降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公众认同系数值在分位点上正向显著，且具有“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可见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强烈参与感，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反馈效应，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起到正向推动。同时，我们关注到公众认同的系数绝对值比制度软化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关注引起的治理效率提升能够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治理效率下降，即二者相互作用的“净效益”为正，验证了研究假说2。同时，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特别是以下几点： ①晋升激励（jsjl）系数值均不显著，进一步说明在我国垂直型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热衷于“为增长而竞争”，诸如大气污染治理等项目的投资大且见效较慢，难以实现与GDP的有效对接，因而被地方长期忽视。②环境规制（rz）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分位点上由正转负，一方面说明政府对大气污染的规制能够刺激出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有效的减排；另一方面，在条件分布的后期环境规制的影响为负，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资金、设备的投入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形成了不少大气污染治理的形象工程。③产业升级（inr）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并不显著，说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效应并不明显，④技术进步（js）的系数值表现为负向冲击，并在第6个分位上转为正向冲击。说明政府、企业对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刚开始可能产生一定的成本开支，但到后期这种成本的损失将会被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治理效率的提升所弥补。⑤外商投资（ws）系数总体而言也呈现出由负向正的演变过程。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往往放松环境规制的标准，更多地从事“肮脏行业”的生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引资质量的不断提升，先进外资企业在地方所推行的国际环保标准能够促进环保技术的发展，产生污染“晕轮效应”，从而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 在全样本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探讨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层面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从表2分位数系数来看，东部地区核心变量sys、gzrt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不支持研究假说，中部和西部地区分位数回归结果支持研究假说。东部地区与假说相反的根源在于，东部沿海省市是我国经济驱动的先行力量，财政分权体制发挥的积极作用要大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同时，中央对地方尤其是对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考核指标逐渐纳入了环境绩效等因素，因而东部执行中央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具有更强烈的动机，在多种因素综合之下，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一定的提升。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财政实力明显落后，因而追逐经济效益而产生的晋升锦标赛更为激烈，制度软化引致的大气污染治理供给下降问题更为突出，中部和西部地区普遍存在排斥执行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动机，从而使得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下降。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社会公众对大气污染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是较高的，但由于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气污染治理存在固有难题，加之新问题叠加，治理效果长期以来并不显著，因而社会公众的参与大都表现为“事后反馈”，决策的主体依然是地方强势政府，故不能对大气污染治理起到有效地促进。中西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问题相对单一，治理难度相对较低，因而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能够较快地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治理行动，在政府目标和社会目标达成有效统一时，就能够较快地增加治理投入和落实治理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软化的负面影响，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 4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如下： （1）总体而言，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现出不同的省际变化格局，中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后。其中，京津冀、上海等省市治理效率较低，而海南、江西、吉林等省市在大气污染治理中表现不俗。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东部地区应当更加重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资金和设备的使用效率。同时，东部各省份之间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联防联控机制，建立区域统一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产业准入标准及污染监控网络等方式，形成联防联控合力。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基础设施、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投入，推广及普及大气污染治理的关键、适用技术和成果，实现生产和产出过程的清洁化与绿色化。 （2）就全国而言，财政分权及晋升博弈下的地方强势政府具有非完全执行中央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动机从而引致制度软化，制度软化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表现为一种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治理效率下降。分地域而言，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以上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规避制度软化以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首先，改革与完善地方政府的政治晋升考评体系，由较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变成更具综合性的指标体系，特别需要将环境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到考评范畴，而作为绿色发展重要指标之一的大气环境指标更应当在政府考核奖惩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份额。其次，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无法保障地方政府在晋升博弈之下有余力提供事关民生的大气污染治理公共服务。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形成规范化、透明化管理，同时精简财政级次，构建一个具有自律机制的能有效运行的基层财政体制。第三，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行动。公众认同的树立，可从自身做起，培养正确、环保的生活消费模式，同时充分发挥监督职能，联合社会媒体积极宣传与披露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成绩与不足，形成公众对政府、企业履行职能的多向反馈机制。第四，对东部地区而言，应当注重利用现代的科技与管理手段，努力提升大气污染治理各项资源的使用效率。针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固有难题，要妥善解决好产业转移过程中承接地污染“回流”问题。要在充分尊重公众意愿的基础上，切实履行大气污染治理职能。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特别是中部的能源资源大省，尽管政府治理投入的增加带来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晋升锦标赛之下的制度软化问题，因此要通过政府考核模式和财政分权体制的改革以进一步减少制度软化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政府对绿色环保项目给予更多的支持。 （3）基于各控制变量影响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应当进一步提高政府环境规制的强度，刺激企业在治污技术和生产技术中实现创新，还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发展的实际，制定差异化的，合理的、动态的环境规制标准。东部地区应当更多地利用市场化激励与规制手段，采用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等形式，更好地诱导企业主动承担污染减排责任。中西部应当注意行业发展的实际，制定不同的行业规制标准。第二，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传统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传统产业在现代服务业的助推下通过管理、技术、生产方法、产出目标等方面创新与升级，能有效促进污染排放的减少并实现生产与产出的高效化、清洁化、绿色化，进而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第三，加强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研发的投入，并注重引资质量的提升。要进一步增强我国大气污染治理自主研发技术能力，引导和鼓励政府与私人资本共同进入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领域。同时吸收和借鉴国外企业在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的先进技术成果、管理经验、环保标准，并加以内化吸收，形成对我国大气环境保护的有利力量。对于中西部而言，要特别注重提升引资质量，避免“污染型”项目的引进，更多地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和效仿国外先进的污染治理措施，以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效率。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地方政府联盟 区域大气污染的治理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合作联盟。文章运用非线性规划模型求得合作收益，利用合怍博弈Shapley值法进行分配，基于风险的角度对Shapley值法分配方案进行改进，提出加强绿色善治，促进合作网络化、平衡觉合关系，发挥合作网络的激励作用、进行适合区域性的政策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加强区域合作网络联盟、建立资源共享机制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合作博弈；Shapley值法；区域大气污染；地方政府联盟 在土地城市化快速拓展、城市发展过于依赖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空气污染问题频发，其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已成为舆论焦点，环境治理迫在眉睫。 大气污染具有跨地区污染的特征，而且环境产权不明确；同时，当行政区划界限只起到政治权力的空问投影和分割标志的作用时，这条假象分割线却阻隔着跨区域环境治理。为此，在环境属地管理模式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实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模式，大力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在这一政策要求下，2014年6月江西省正式出台《昌九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规划2013-2017》，作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昌九一体化的保障，由于环境是公共产品，对其保护的主要责任在于政府，探索如何加强地方政府的合作网络治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运用战略联盟博弈分析地方政府之问的环境合作网络治理，实现合作共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在污染物消减费用函数研究方面，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局Dasgupta S，Wang H，Wheeler D采用污染物联合削减费用函数――简单同定弹性模型针对中国327家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进行了研究。 在运用合作博弈理论研究污染治理方面.Halkos建立欧洲酸雨静态博弈模型，Dinar等采用Shapley值法进行合作治理费用分配研究，赖苹等建立了流域污染治理成本分摊，赵来军、曹伟建立了流域各地区污染物最优削减量模型，薛俭等利用Shapley值法S02去除成本公平分配等，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Shapley值法仅仅按贡献分配合作利益，而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应该考虑风险和投资来综合分配合作利益。 因此，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建立污染物消减成本函数优化模型，求得合作利益；其次，运用合作博弈Shapley值法设计合作利益分配方案；再次，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设计利益分配方案对合作博弈Shapley值法的改进；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二、南昌、九江、宜春区域大气污染物去除成本优化模型 （一）模型建立 根据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局Susmita Dasgup-to、曹东、郑志侠、薛俭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第k个城市的S02去除成本Ck可表达为S02年排放量W。与年去除量Pk的函数： 其中，入1、入2、入3为常量。 依照《中国环境年鉴》、《江西省环境年报》和《江西统计年鉴》关于大气污染的指标，某大气污染物的去除成本一般由废气治理投资、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行成本等直接成本构成，而环境损害成本和转移成本（污染物转移去除的成本）等间接成本没算入内。 由于环境损害成本难以精确计算，统计年鉴仅记载污染物治理项目投资及其设备运行费用，则假设各地区排放的污染物在本地区环境容量内，从而不考虑各城市的环境损害成本。再者，由于大气污染物漂移性，则各自的转移去除成本视为零，则有昌九宜区域总去除成本目标函数为： 其中，Vk指某市直接治理成本，V总指三地区的总成本。 省政府作出污染物总量分配时可能是在这一假定前提进行的：各城市的环境容量可视为省政府当年分配的污染物排放定额的一定倍数，则有： 其中，Pk0是某市k的S02年工业产生量，Pkf是省政府规定S02排放的某市k年排放分配量。 从统计年鉴看，各市工业废气设施处理能力一般有一定限域；一定存在最大废气处理能力和最小废气处理能力。这是由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则假定昌九宜的年最大废气处理能力为当年工业污染物产生量的βk倍，年最小废气处理能力为年工业污染物产生量的βk倍，则有： 借鉴美国“大泡泡”环境政策，我国“十一五”期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印发《二氧化硫总量分配指导意见》就有类似规定。遵照这一规定，三市污染物排放量之和不超过省级政府的分配额总量，就视为三市环境达标。按照省政府规定，各市的废气排放量之和应小于或等于省政府所分配的定额之和，则有： 所以，要达到省政府的分配要求，至少要满足： 由此可得，以（2）式为目标函数，（3）～（6）式为约束条件的优化模型，并且采用非线性规划软件可求得各市的S02最优去除量 （二）模型求解 因为“十一五”期间国家下达到省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相对不变（2010年江西省S02排放分配总量为57万吨），因此，变量W可视为常量。则有式（1）的对数简化形式： 其中，θ1、θ2为参数，k=l、2、3，代表南昌、九汀、宜春三地区。 下文结合2001-2011年《江西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的统计数据，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求出2010年各市S02的去除成本函数及相关检验（见表1）： 南昌市S02去除成本函数为： 几江市S02去除成本函数为： 宜春市S02去除成本函数为： 借鉴浙江省排污权交易的经验、薛俭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取αk=1.3，βk=0.4，k=0.9，其他数据取三地市2010年的有关统计数据，并假设省政府按年排放量比例分配给三市的工业S02排放量（分别为37079吨、80869吨、104959吨），则有： 用Matlab6.5软件求得非线性规划的解，即各地市的最优去除量（见表2），由此可见，三市在合作治理污染物之下治理成本节约41361.59万元。 三、合作收益的分配方案设计 由上可知，合作收益的分配就是污染物治理节约成本的分配。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以公正、公平来推动效率的提高。同时，地方政府领导因竞争也会考虑“政治晋升”市场的风险：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样依赖于这种市场风险大小的考量。因此，设计科学、公平的分配方案是三市进行合作的关键所在。 （一）基于Shapley值的合作收益分配设计 一般地，夏普里值公理有： 公理1：对称性。它是指博弈的夏普里值与博弈方的排列次序无关，或者说各博弈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公理2：有效性。是指全体博弈方的夏普里值之和分割完相应联盟的价值，即特征函数。 公理3：可加性。两个独立的博弈方合并时，合并博弈的夏普里值是两个独立夏普利值之和。 如果满足夏普里值的这三个公理，则Shapley法就可求出合作博弈的唯一解： 其中，ψk是博弈方k的Shapley值，指博弈方k从联盟中分配到的利益；n是联盟博弈的总人数：m=|S|为联盟S的规模，即S包含的博弈方数量；v（S）表示联盟S的利益；v（S＼{k}表示联盟中没有k参加时的利益；v（S）-v（S＼{k}代表博弈方k参与或不参与联盟对联盟S特征函数值的影响，即对联盟的贡献；（n-m）！（m-l）！/n！表示博弈方k以随机方式参与联盟S的概率。 利用公式（8）对治理节约成本41361.59万元进行分配设计，方案如下（具体见表3）： 南昌市可得合作收益（ψ1=3088.49+4150.7+755.07=7994.26（万元）；同理，九江市合作收益（ψ2=3088.49+6516.07+5485.79=15090.35（万元）；宜春市合作收益ψ3=4150.7+6516.07+7610.22=18276.98（万元）。 （二）基于风险的利益分配改进 上述Shapley值分配法是建立在合作方承担的风险均等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合作方承担的风险是不相等的。对风险不同的考量，合作方会决定是否合作或者多大程度上的合作。 地方政府行政领导的晋升竞争在一定程度遵循GDP锦标赛规则，并且根据周黎安、徐现祥等、郭志仪学者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双重特征：他们一方面是“经济参与人”：另一方面是“政治参与人”，地方经济增长与晋升、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有很大的相关性。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在考虑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时候必定以某种风险系数来权衡合作利益的分配。 再者，结合统计年鉴上的相关指标，与环境污染相关的“政治晋升”市场风险主要包括经济增长风险（R1）、污染治理投资风险（R2）（包括治理设施投资风险R21、治理运行投资风险R22与人力资本投资R23）、治理技术风险（R3）（包括技术相关性R31、复杂性R32与成熟度R33）、治理合作风险（R4）（信任风险R4，、沟通风险R42信息质量风险R43、道德风险R44）、制度风险（R5）等。其中只有污染治理投资风险、治理技术风险不一样，其他的对各合作方来讲都是一样的。并且污染治理投资增大相对会增加经济增长的风险，进而影响晋升风险。 根据戴建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Shap-ley值法求得的合作收益分配改进公式为： 其中，ψ（I）表示总的合作收益； ψ（i）表示各合作方实际分得的收益； Rj表示各合作方实际承担的风险： n为合作方数量，l/n表示风险均等化： 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求得南昌市、九江市、宜春市实际承担的风险为R（1）=0.24，R（2）=0.4，R（3）=0.36，则南昌、九江、宜春实际分得的合作收益分别为： ψ（1）'=7994.26+41361.59*（0.24-1/3）=4133.84（万元） ψ（2）'=15090.35+41361.59*（0.4-1/3）=17847.79（万元） ψ（3）'=18276.98+41361.59*（0.36-1/3）=19379.96（万元） 四、结论与建议 区域合作网络治理是当前我国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新趋势。通过规划优化模型的实证，证实了区域污染治理成本差异以及治理效益的存在，表明南昌、九江、宜春三市确实能实现环境治理成本的节约，进而说明存在形成合作网络的激励要素；同时综合以基于Shapley值的按贡献的分配和基于风险的分配方案，使得分配的策略更具客观性，为合作网络提供了科学的利益分配依据以及策略选择和制度选择，从而让合作方更易于接受，合作网络运行更顺畅。鉴于我国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实际，为了充分发挥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地方政府合作网络联盟的作用和实效，完善区域大气污染网络化治理机制，作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绿色善治，促进区域大气污染网络化治理。绿色善治不仅要多方合作参与法治，而且要平衡区域发展权，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而合作利益分配机制是网络化治理的基础。作为区域大气污染网络化治理的先导，地方政府合作网络联盟以合作利益的合理分配为支撑条件，才能实现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具体地讲，由于污染去除量大的地方政府必定支付更多的治理成本，所以采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区域污染治理基金等措施，按照区域间的“受益者支付/补偿”原则，通过成本一收益的平衡财政，促进地方政府进行区域环境合作网络化。 第二，寻求区域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平衡点，充分发挥区域间合作网络治理的激励要素作用。因此，鉴于当前我同处于大气环境污染的重要阶段，引进一种新的竞争机制，把进人大气污染合作网络的地方官员晋升与大气污染治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内在合作激励，使得职务晋升与环境保护、经济增长达到综合平衡。也就是说，以绿色GDP引领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增强合作网络“环境竞次”效应的消解作用，统一地方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区域生产、生活、生态的共赢。 第三，进行适合区域性的政策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加强区域大气污染合作网络联盟。一方面，在“各个区域独立的管理已经不能解决问题，通过区域间的非正式合作与协商解决也被证明是无效的”的情况下，大气污染治理需要特殊的合作网络治理方式，需要正式制度的保障，比如共同监管制度、信息透明共享制度等，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减少执行或监督成本；另一方面，要把环保部以及区域内各个地方政府的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和民众代表组合起来，建立区域合作网络组织，形成网络治理中心，从而降低合作网络成员间的信息沟通成本、协商或分配成本等。 第四，建立区域大气污染合作网络治理的资源共享机制。资源共享是合作网络的前提。除了物质资源共享之外，首先要实现信息共建共享，增强政府之间的协同合作；其次是实现人才和技术的共享，形成学习机制，增强环境污染治理能力。 大气污染治理论文:论财政投资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大气污染也很严重，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措治污所需的资金，其中，财政资金的环保投资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财政环保投资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关键词：大气污染治理；财政支出；环保 一、引言 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都是粗放型经济增长。这种经济的跨越式增长模式一方面使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家的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可是另一方面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由于一些炼钢、煤炭、水泥等重工业的发展以及私家车数量的快速膨胀，煤炭的燃烧等原因，造成了该地区的大气污染尤其是雾霾非常严重。当地政府和国家筹措了大量资金用于雾霾的治理，总体上来说，我国用于大气污染的治理投资与现实的治污需求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多渠道增加环保投资，特别是需要加大财政环保投入。私人部门的环境保护投资，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率，往往取决于政府环保投入的水平和力度。政府的环保投入也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意义。在环境保护资金市场上，政府的环境保护投入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一是强制作用，通过足够的政府投入，建立环境监管能力，保证各类主体履行环保投入的职责；二是引导作用，通过政府的环保投入，创造有利条件，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环保领域；三是平衡作用，平衡区域间的差异，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环保投资，重点在于平衡区域差异。 二、财政治理大气污染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财政治污资金投入总量不足，所占比重不高 近年来，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总量不断增长，但是环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依然较低，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客观上不能满足大气治理污染巨额资金的需要。资金问题已经成为环境治理的主要瓶颈。 2.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结构不够合理 据统计京津冀的大气污染治理投资并没有充分有效地用到环境保护最需要支持的领域，这就造成该地区治理大气污染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我国环保投资主要包括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 环保投资三部分。从近年来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投资结构的变化情况来看，城市基础设施增长率最高，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增长带动了整个环保投资的增长，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年均增长率最低，而且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波动较大，工业污染源和新建项目“三同时”投资均出现过负增长。 3.地方财政投入少，存在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 首先，大气污染的治理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风险大、回收期长的项目。这就使得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面临着投入很多但回报很少，不能立竿见影的取得收益。本来地方财政的在满足本地经济建设的前提下就捉襟见肘，环保的巨额投入更加使地方财政雪上加霜，经常出现赤字，入不敷出，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出现了较严重的债务危机。这就一方面造成地方政府无暇顾及地方财政环保投资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财源，不愿意砍掉重污染项目，不愿意产业调整，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污染企业的保护伞，从而加剧了地方的环境污染程度。 4.治理大气污染重过程，轻结果 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还存在使用不当，治污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本来治污资金的数量投入就不够，这无疑更使大气污染治理的效果事倍功半。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缺乏治污投资有效的约束机制和监督制度，因为诸多原因，把本该用于治理污染的资金挪作他用，即便用于污染的治理，也将治污资金的绝大部分用在治污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上，而不是用在排污设施方面。其二，财政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也大多存在浪费现象。如财政每年拿出大量的资金用于植树造林以净化空气，但是很多地方植树往往是“管种不管活”，只重过程，不管结果，，从而造成“年年造林不见林”，资金浪费十分严重。 三、完善环境保护公共财政政策的总体思路与建议 要想从根本上治理大气污染，改变治污资金数量不足的状况，必须加大治污资金的财政投资力度，完善相关的财政支付制度，使环境保护切实顺利推进。 1.建立健全确保大气污染治理财政支出的制度 大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环境，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影响环境，所以我们要确保污染治理的财政支出中，污染治理的财政资金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要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目前的预算体制难以保证财政环保支出预算执行的监督，造成了财政环保支出缺乏必要的保证，经常被挪用，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财政环保投资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缺乏固定的经费支持，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保证和监督约束。所以我们要建立长期稳定的环保经费增长机制。 2.建立环保专项资金 建立环保专项资金，环保专项资金的建立可以保证专款专用，专门用于大气污染的治理，对于加强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专项资金注重节能绿色环保和可再生资源的技术开发，从根源上杜绝大气污染物的产生，控制污染源，做好重点污染的防治，做好区域性污染的防治，做好新技术、新工艺的的开发。 3.提高大气污染治理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根据国际经验，当治理大气污染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l.5%时，就可以有效的控制大气污染恶化的趋势；当治理污染投资的比例达到国民生产总值2%―3%时，环境质量就会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要逐渐增加治污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改变过去环保范围过宽，眉毛胡子一把抓，重点不突出的局面，投资的重点放到大气污染的治理上来，打攻坚战，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大气质量得到提高。

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这都需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往往以完善基础设施为基本动力，而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周期长、回报慢，依靠传统的金融支持方式难以胜任，需要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来加以推进;另一方面，加强海上丝绸之路的金融支持可以盘活国内资源，促进金融产品创新和激活金融机构发展活力，优化国内金融体系，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竞争力的重要路径。由此可见，强化金融支持不仅可以有效地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还可以助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的现状、问题，并提出进一步优化和强化的策略和建议。 一、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成果显著 金融支持指的是政府部门通过调整银行信贷规模和贷款利率的高低，为一些部门配置超过市场竞争均衡水平的信贷资金并且给予金融租金补贴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从现实来看，金融支持已经超越了单纯依靠银行信贷的模式，金融支持包含所有的金融资源(国有、民营及国外金融资源等)对某一部门、单位、组织或者项目的支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并实施以后，对其金融支持力度呈现明显的强化趋势。 (一)地方政府及金融机构积极响应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后，不少地方政府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参与城市的地方政府，纷纷提出相应的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的战略规划。例如，2014年9月，广东省政协在第十一届七次常委会上提出设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基金的构想。国家将东盟地区的合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广东省政府大力发展泛珠合作来推动东盟的发展，使得泛珠合作提升为国家战略。福州市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政府希望将其努力打造成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心城市，福州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合作设立海上丝绸之路基金，大力支持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厦门市是我国第一批开放口岸，后来成为经济特区，现在又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关键节点，在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后，厦门市通过整合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资源，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项目融资额共计684亿元，涉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资金不但重点用于支持海上丝绸之路项目落户厦门，而且支持企业走出去，重点投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2018年6月16日，在三亚海棠湾亚太金融小镇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总部基地研讨会，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总部基地的正式成立。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总部基地的成立将会为后续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战略的系统化、合理化和模式多样化提供更多的顶层设计方案，打造立体化的金融支持模式，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良性发展。总体来看，在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后，重要连接和枢纽的城市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方案，希望借此机会抓住发展机遇，带动地方经济建设，做大做强海上丝绸之路利益蛋糕。 (二)非银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金融支持不只局限于地方政府或者银行机构，还吸引更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基金适合偏好长期投资的投资者，国内由于产能过剩导致很多资金没有合适的投资领域，像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这类的机构投资者，对投资回报要求不高，又偏好长期投资，均适合投资海上丝绸之路基金。近些年，我国互联网金融经历蓬勃发展和“妖魔化”的冰火两重天，最近互联网金融仍在不断调试、修正和完善中。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可以催生跨境的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多种形式，有利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同时，互联网金融主要服务于长尾客户，如果参与建设期较长、回报率较低的海上丝绸之路项目，从理论来看与其发展战略并不匹配，因此，未来互联网金融能否更好地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建设中，还有待进一步的金融创新。 (三)国际合作坚实有效 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积极展开同沿线国家的合作，取得一系列成果。2018年年初，中国港湾公司宣布投入10亿美元建设位于科伦坡港口城的未来国际金融中心。2018年1月，巴基斯坦允许人民币用于该国的贸易和投资业务中［4］。对于东南亚地区的沿线国家来说，尽管有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的利率偏高于日元，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元，人民币和日元的利率差会成为该地区企业用人民币融资的障碍，但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国外合作范围将会越来越广泛，合作内容也会越来越具体，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实施后，中国积极参与相关项目的建设和各种形式的金融合作。截至2017年，由我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对“丝路基金”投资高达40亿美元，为“一带一路”参与国提供项目贷款17亿美元。2016年，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各种新型金融机构、全新的金融机制正在实现不断的无缝对接，而且各有侧重、互相衔接，形成富有层次、具有一定规模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金融合作与支持网络。总体来看，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得到我国政府及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广泛响应，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金融支持层面仍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 二、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存在问题及挑战 尽管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取得一些成果，并且在稳步推进，但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关乎一项工程或者一项任务的战略指引和规划，金融支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核心推动力，应在战略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具体化金融支持政策。然而，我国政府还没有出台比较详细的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方面的战略性规划。由于缺乏金融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引导，缺乏一个整体的战略规划和透明的信息共享平台，导致各个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的局面。金融支持的实施细则没有及时出台还导致金融创新被传统政策排斥，进一步影响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目标的实现。再有就是海上丝绸之路重点在于发展海洋经济，而发展海洋经济需要依赖金融支持［5］，例如，海洋信托资金的支持。在这方面相比较发达国家，无论是金融支持的模式、产品性质及应用范围等我国都比较落后，如何从顶层加以引导和规划，例如，如何通过立法、制度设计、配套工程来解决这些落后的问题，目前来看，这部分内容涉及的也比较少。 (二)缺乏信息共享平台与竞争合作协调机制 尽管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参与城市的地方政府都提出相应的金融支持方案，但从目前来看，还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每个参与城市或者地方政府都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来分得一杯羹，但尚未建立有效的信息平台和竞争合作协调机制，导致利益的蛋糕没有做大。由于没有一个公开的、高级别的协调机制及信息共享平台，导致我国相关监管和实施部门没有形成金融支持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合力。例如，外交部、商务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三个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信息无法充分共享，导致金融支持工作无法整体规划、协调合作。由于没有一个公开的、高级别的协调机制及信息共享平台，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及相关的金融机构各自为战，竞争大于合作。例如，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去协调中方同海外金融机构和政府等各方的竞争与合作，避免中资金融机构之间在海外出现恶性竞争局面。信息共享平台的缺失，不利于有效整合相应的金融资源，致使重复投资和过度的项目开发，使资金成本控制和项目收益的目标难以完成，使我国的经济风险、投资风险上升。由于没有一个公开的、高级别的协调机制及信息共享平台，不利于将海上丝绸之路所覆盖的城市、参与城市及其他省区的资源进行整合。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也缺乏效率和质量，不利于监管部门出台统一的对接境外金融业务标准。例如，如何解决跨境金融业务与当前国内金融监管体系不匹配的问题［6］。这包括外国投资如何获得担保，以及如何管理抵押贷款等问题。特别是如何监管国内贷款的境外担保，如何更好地利用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优势选择离岸金融服务模式，都是各类金融机构和投资企业特别关注的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和协调机制的构建来加以解决。无论从横向和还是纵向来看，协调机制及信息共享平台的缺失确实对于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战略的系统性形成和高效运作产生不少负面的影响。 (三)金融产品创新度不够操作性不强 任何一个战略的金融支持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目前针对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供给的金融产品依然带有强烈的陈旧特征。即将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些金融产品，稍微加以改动或者简单修补后就应用到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上，导致这些金融产品缺乏实用价值，投机性强，潜藏风险大。例如，国内外银行业务经营管理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完善国内银行业监管对接国外银行业监管。再比如，金融机构如何通过产品创新为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提供资金支持，股权投资引导基金能否延伸到海外，都是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由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法律制度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国内推出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支持模式大多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而水土不服最容易导致隐性的风险集体爆发，导致投资风险，这无疑对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效果产生挑战。 (四)风险控制意识薄弱 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不仅意味着机遇，还意味着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金融支持过程中酝酿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内生性的投资性风险，主要指由于决策失误、机会判断失当等造成的风险;二是基于外生性的东道国政治风险、竞争性风险及法律风险等。风险的发生往往意味着投资项目的失败，最终导致金融产品无法盈利，从而影响金融支持活动的开展。在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急于抓住战略发展机遇而容易产生急功冒进的思想，不顾风险加快对外投资步伐，忽略了风险控制的重要性。风险控制意识薄弱是当前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相关活动开展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外生性风险的识别和防范需要建立在深入地调研、分析及风险预警基础上，盲目或者过于冒险地推进金融支持项目，缺乏经常性、系统性的识别和预警，导致蕴藏的风险无法被识别和有效防范。总体来看，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来自多个层面，牵涉各个方面的利益，不仅涉及国内，还涉及沿线诸多国家，如何应对挑战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三、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模式创新的策略和路径 金融支持海上丝绸之路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活力，在新时代坐标下，要积极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金融创新力度，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健康发展。 (一)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及战略布局 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就是针对已有的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政策，按照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进行系统性的设计。从战略全局针对金融支持制订详细的顶层设计和操作方案，细化金融支持的战略目标、内容、范围、原则、支持条件、创新领域及保障内容。未来的顶层设计应该在总的战略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尤其要注重操作方案的制订。1．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的顶层设计应充分结合中国发展海洋经济的具体背景，把中国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纳入到海上丝绸之路当中来［7］。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有序推进，优化海洋经济发展内容。通过目前已经取得海洋经济发展成果，反哺海上丝绸之路倡议。2．应注重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和发达地区城市及内陆城市的链接，以金融资源整合带动其他如人力资源、原材料、基建产品、商品货物等资源的整合。要充分重视和利用互联网技术，从操作层面来看，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大数据信息技术、云计算等对于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信息港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要构建涵盖全国范围的金融支持协调平台。基于全国范围成立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专项工作平台，针对相关金融支持工作开展相应的指导、设计、经验提供及信息共享。金融支持协调平台由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发改委、财政部等监管部门牵头，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为主力，以其他城市为辅，组建一个全国性的金融协调平台，通过平台相关信息，协调金融合作模式，以避免重复性金融支持行为和不良竞争情况出现。要基于国际合作视角进行战略布局。2018年三亚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总部基地的成立，意味着金融国际战略合作层次的升级。未来要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金融项目合作，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成立开发性国际金融服务机构。通过积极布局，为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条件。要基于国内进行布局和优化，例如，整合国内的海上丝绸之路基金，探索设立海上丝绸之路开发银行等。在此基础上，着力国际合作视角，大力开展同沿线国家的跨境金融合作。3．针对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的具体形式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引导。具体的形式既属于操作层面，也属于战略顶层层面。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的进程中，有些金融支持模式属于已有的，可以复制或者稍加修改、变化就可以直接应用。有些模式却是属于新的，国内没有的或者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的新模式，针对这些模式要从创新角度从顶层设计加以鼓励、引导与规划。 (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信息共享和竞争合作机制对于优化国内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支持效率具有重要意义。1．构建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的信息共享平台。平台建设首先要明确信息共享平台的功能和目标，平台负责人要明确具体职责，中央政府、有关监管部门和职能部门积极组织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投资企业、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参与平台建设，就信息共享达成共识，还要明确平台运营模式、业务流程及风险规避协作机制。2．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建立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的风险信息共享机制。可以在整合发达地区金融中心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性的金融支持风险信息共享中心。针对具体的金融支持项目，沿线国家按照制定的风险分担制度有义务向金融机构提供及时、真实的信息，以有效规避投资风险。具体案例可以纳入风险信息共享系统，为后续金融支持项目提供有益的经验。3．未来应在国外建立区域性信息平台中心。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金融支持机构的设立将不仅局限于国内，而且很多建设项目大多需要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因此，为了实时地共享信息、提高信息的及时性、可靠性及应变力，必须建立能够有效地对接国内信息平台的国外区域性信息平台。这类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可以由主要的金融参与机构发起，然后将所有的参与企业纳入进来，通过国外区域性的信息共享平台，可以更好地对接国内信息平台，实现信息的及时共享，提升信息共享水平和金融支持效率，弱化金融支持风险。 (三)加强政策支持和金融支持模式创新 1．大力支持金融产品创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大部分投资项目都是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具有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回报率低的特点，为这些项目融资的渠道相对单一，使建设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因此，需要鼓励金融创新，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融资渠道和更好的融资环境。一方面，政府应该提高符合标准的建设企业的信用额度，允许他们以更方便的方式筹集资金。同时，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创新抵押方式为建设企业提供资金，国家还要在充分掌握监管资金去向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境外资产变现，以保证公司资金的流动性。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设立专门针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建设的经营部门，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专业咨询和投资服务，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2．要重视发挥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的作用。银行是实现资源融通、资源整合、风险管理及政策宣传的重要平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大多商业信用体系不完善、财政收入低、汇率稳定率低、金融系统性风险高，因此，强化金融支持必须首先重视银行的作用，尤其是国有银行的作用。例如，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这些在国外已经根植多年的银行机构，它们不但有丰富的国外金融经营与合作的经验，而且对国外一些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情况、风土人情、文化习俗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要在重视银行作用的基础上，基于海上丝绸之路创新银行金融产品的类型，实现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匹配，通过与当地政府、企业的共同合作，优化金融支持效率和质量。3．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层次体系。建立层次丰富、结构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助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应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特点建立专门型的投融资平台，为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企业提供适合其特点的投融资工具和渠道。例如，专项的债券、信托工具、融资租赁保理产品等，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赴海外上市，积极融资，优化资本结构配置。4．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创新信托基金支持模式。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每个合作项目的推进都包含较高的风险，因此对于金融支持提出较高要求。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信托基金在推动海洋经济建设和海洋合作项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着“借鉴、吸收、利用”的原则，本文建议，应积极创新信托基金模式，强化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从国际范围内看，海洋信托基金主要有公益性和商业性两种基金类型。例如，美国的海洋信托基金(IWF)就属于公益性的，而德国的航运KG基金就属于商业性质的。无论是公益性质或者商业性质，发达国家的海洋信托基金运作模式都已经相对成熟，本文认为我国应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大力推动公益性质的海洋信托基金，积极发展商业性质的海洋产业信托基金。公益性质的海洋信托基金主要借鉴美国IWF，以政府主导，相关金融机构出资发起;商业性质的产业信托基金则可以允许多种形式的资本进入，通过构建风险共担的形式实现基金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 (四)充分整合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 基于已有的金融支持模式，通过顶层设计和操作方案的细化，建立相应的跨省、跨区域的合作机制。减少不当竞争和重复性的投融资活动，将已有的资源合理配置、集中应用，释放投资潜力。重视民营经济的作用，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助力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地方政府版的海上丝绸之路基金及各种金融支持模式的不断更新为民营资本参与金融支持提供了战略机遇，例如，可以鼓励民营资本入股专项基金，推动民营企业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鼓励民营资本联手国有资本建立共同基金，为民营资本参与海外开发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积极利用互联网金融线上优势，打造“互联网金融+”的供应链金融，通过互联网金融的模式创新助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1．积极拓展和利用国外资源。加强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充分利用与沿线国家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加强同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适时建立金融中心。例如，我国最近加强了同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的合作，通过企业合作的方式建立金融合作中心，这对于未来更好地为建设企业融资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加强同发达国家的合作，利用发达国家的投资经验和雄厚资金助力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2018年10月27日，中国和日本达成总体规模180亿美元的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框架和协议，该框架和合作协议本着发挥各自技术、人才、管理模式优势的宗旨，合作范围涵盖了多个领域和多个行业，树立了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第三方国家开展合作的榜样。该协议包含金融合作领域，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瑞穗金融集团的《业务合作协定》(含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国工商银行和瑞穗金融集团的《有关中日企业开发第三方市场的金融合作协定》，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和瑞穗金融集团的《第三方市场三方合作协定》等，这些合作协议可以很好地应用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金融支持上。未来我们还可以加强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从而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资金及技术助力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战略。2．积极寻求新的合作对象。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运用各种资源。未来我国应通过不断深化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利用多边合作框架和机制(例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首脑会议、APEC等)，积极寻求同其他国家的合作，通过优势资源互补、信息共享、利益均沾等拓展合作对象范围，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金融支持注入新的活力。 (五)构建风险控制与防范机制 风险控制与防范是完善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的重要内容。1．建立全国性的风险提示和预警平台。前文提到建立全国性或者区域性的信息共享平台，以更好地整合资源和优化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支持的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风险提示和预警平台。在信息共享平台的基础上，针对已有的金融支持模式、产品类型、投资对象国经济政治状况、项目性质与盈利前景、已有的案例，运用专业的评价工具进行信息整合，然后利用风险提示和预警平台进行披露和公开，以达到防范和控制风险的目的。2．地方政府要积极引导企业投资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参与企业的投资行为必须符合国家的战略，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政策时应充分理解政策内容，弄懂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战略内涵，仔细研究政府工作报告、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使企业的投资行为合理化。在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上，地方政府应该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制定总体规划，并要求当地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配合政府的发展计划。3．建立风险规避机制。企业的投资行为要与国家战略规划相结合，提高企业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匹配度，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国内保险公司也要积极发展新型保险，为国内走出去的投资企业提供各类保险，降低投资风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要防范“水土不服”的风险，要熟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法律制度，尊重员工的宗教信仰、文化差异和风俗习惯，通过诚信守法经营，妥善处理好同东道国的关系。企业要根据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需求，制定详细的投资规划，同时加强与东道国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媒体机构的联系，时刻关注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避免因为市场之外的投资风险导致投资失败。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壮举，金融支持是加快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建设的核心动力，对于有效地整合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实现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目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法论文:论新旧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论文摘要 本文就中国新旧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变化展开系统系剖,以找到其中的不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针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背景,展开有关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积极探讨,这是日常对于法制的要求,也是一种必然发展的趋势,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积极进行刑事诉讼法系统的分析,找到运行中的漏洞,展开有效的监督、执法,从而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国家的法制建设等。 论文关键词 新旧刑事诉讼法 被害人合法权益 方案设计 具体措施 一个国家脱离了严格的法制系统,必然就不能得到长久的发展,这就需要做好日常的法制工作的事情,在具体环节中,综合利用各种措施,进行积极的法制改革,以维护被害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政治运行的稳定性,有利于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促进国家发展的稳定环境。 一、关于新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背景 近年来,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系统取得了一系列完善,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不足,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剖析,找到其中运行的不足。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法制建设取得了一系列进步,经济、政治与法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尤其是这几年来的政治建设的展开,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驱动力,在此过程中,民主法制化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党的十五大会议开展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确定了依法治国的优良战略,它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大力发展,有利于完善中国仍然存在漏洞的政治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理念取得了巨大的改变,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健全。在此其中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在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中,重点强调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强化了对国家权利的监督,有利于国家行政执法部门的建立健全,有利于国家经济政治建设的广阔深化。在这一过程中,被害人的相关权益有所提升,有利于保证中国公民的合法利益、合法权利,这是新经济形势下,公民权利与国家机关的平衡和谐。 自从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政治建设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改革,逐渐得到深化,并且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完善,中国公民的意识也得到一系列提升,公民本身更加注重以及明确自身的合法权益。新型的政治建立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觉醒,有利于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这一条件下,改革的成果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则性,另一方面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为政治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避免了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社会动荡,秩序紊乱问题,也解决了政治改革,没有强大物质做保证的问题。有利于整个国家机器的合理有序运行,有利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进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少数国家的推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对国家日常的经济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防止国外势力的政治意识渗透,我们要积极进行相关刑事诉讼法的改革,以确保中国刑事诉讼法系统的建立健全,有利于保证中国公民的人权,以避免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保证国家机器的合理运转。这与国家进一步推动刑事诉讼法改革是分不开的,需要我们进行大力推动,以保证国家的政治形象,避免被其他国家利用人权借口进行攻击,也避免其他国家意识文化的渗透,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明确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进行具体系统的改革。 二、关于新旧刑诉法变化的分析 目前,刑事诉讼法,有利于针对目前的国际形势,国内实情,给出正确的解决方式,有利于中国刑事诉讼法系统的建立健全,有利于保证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形成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良性监督,有利于维护国家司法的公正性,有利于打击社会违法犯罪活动,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秩序,有利于国家政治建设的顺利开展,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的改善深化,有利于公民良好法治意识的养成,有利于国家司法行政体制的建立健全,有利于解决中国在政治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具体指导,具体解决,以确保国家政治建设的稳定推动,促进中国司法建设的日益深化。 中国新刑事诉讼法的改革,进一步保障了人民的合法权利,有利于保证人权,有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在以前的旧刑事诉讼法中,由于有些规定的不明确,不能很好的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不利于中国的司法政治体制的深化完善。在旧的诉讼法中,被害人与检察院的关系没有做到完善的和谐性,有时候不利于对被害人的权益实现,在一些情况下相当于公民的合法权益被剥夺。在新刑事诉讼法之后,被害人的权益维护问题得到了一些改善,有利于被害人直接参与相应的诉讼程序中,有利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在此过程中,有利于被害人与国家司法行政体制的和谐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被害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协调,有利于国家政治建设的平稳运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法制建设的有效结合,共同发展。新刑事诉讼法的建立健全有利于保证中国司法政治体制的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政治的顺利开展,有利于中国公民权利权益的实现。 通过新旧诉讼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国家司法体制建设的日益完善,中国公民权利范围的日益提升,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中国法制社会的建立健全,更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政治实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以应对国外不良意识形态的侵蚀。 三、关于被害人合法权益在法律规定上的缺陷分析 在日常司法行政建设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密切, 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对权利关系,是同一刑事诉讼中的对象、主体。在实际法制建设中,新刑事诉讼法,不能对两者的权利权益关系给出一个系统的公平性,也就是相对公平性,这不利于保证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比如在新刑事诉讼法法中,缺少对被害人委托诉讼人权限的具体规定,不能合理的进行权利划分,也就不能形成良好的司法环境,不利于形成相对平等的诉讼权利与公平性的诉讼地位。国家司法机构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完善,促进辩护人权利系统的完善,以有利于建立健全中国的司法行政建设,有利于中国各个诉讼阶段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保证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诉讼人的权利范围没有给出具体的划分,导致人的权限不明确,不能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案件中,确保该确保的权利,避免该避免的问题。这些东西对于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需要国家行政司法部门给予相关重视,以确保中国政治建设的蓬勃发展,以实现现阶段中国刑事诉讼系统的建立健全,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案件中,关于被害人的上诉问题,总是遇到一些麻烦,新刑事诉讼法中也缺乏了相应对于被害人上诉权利的详细规定,只是给出一些大体的方案。这对中国司法机构保证被害人的权益水平是很不利的,不利于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不利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国家司法体制,健全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体制关于人权权益的保护更加完善健全。 在实际诉讼案件中,一些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依然根据以前相关诉讼法的规定,将被害人的范围限制在一个小范围里,不利于中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完善,不利于中国政治建设的建立健全。由于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不能对被害人范围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这就不能避免在实际生活中,被害人相关权益保障的缺乏,不利于打击目前社会中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利于保证国家政治建设的稳定进行,不能很好实现目前国家对于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就不能适应目前国家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不能保障中国政治建设的平稳运行。针对目前新型犯罪的日益增多,对于日常增长的法人犯罪率,我们需要积极的进行刑事诉讼法体系的建立健全,稳定社会政治秩序,以促进中国政治建设的顺利运行。针对具体情况,扩宽被害人的应用范围,以满足当前形势犯罪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扩大被害人的适用范围,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提升,有利于被害人日常政治权益的维护。 四、关于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经济体制建设的发展,中国各种性质的犯罪形势与以往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注重的是国家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的维护,违法犯罪分子的危害性。国家公诉机关取代被害人的相关权利,一定程度上,不能让被害人渗入到司法体系中,不利于被害人具体权益的保证,不利于被人害权益系统的延伸完善。在以前的体系下,被害人起到的作用是辅助国家公诉机关进行办案,并且其缺乏必要的灵活性,限制了被害人相关权利的发挥。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了相对提升,具有一定的控制权与灵活性,有利于实现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在实践中,硬性的刑事法律调整所产生的结果有时候与社会所期望达到的结果有所差别。对被害人而言,伤害既已造成,这时候理性的做法应该是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经济利益用以弥补人身和财产损失,精神利益则是通过惩罚犯罪人使被害人或是被害人家属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对犯罪人而言,在自由和经济损失之间,自由总是显得更加可贵一些,大多数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愿意选择刑事和解的。刑事和解不仅有利益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更能保正刑事被害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通常来说,有些刑事案件可以避免,但是由于犯罪人与被害人当时的情绪冲动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双方矛盾的恶化,在导致刑事案件之后,双方可能出现后悔的举动,甚至有些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是亲戚、朋友、远亲等的关系,新刑事诉讼法法中的冲突双方的和解设定,有利于缓和双方矛盾,改善双方的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利于保证国家政治法制建设,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的降低被害人的损失。有利于调动犯罪人与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的能动作用,有利于双方的沟通交流,有利于双方关系的缓和,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矛盾,促进社会环境的和谐。 五、关于新刑诉法对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分析 纵观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每个时期的政治建设特点都是不同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别害人的权益根本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人权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刑事诉讼程序的主动者是国家中央集权机构,而被动者只是被害人,这段时期是没有人权,缺乏基础人权保证的社会。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国家刑事诉讼法制体系的建立健全,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日益的改善,其在国家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有利于中国被害人权利的保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在此过程中,相关人们的权益得到了维护,中国人权保证日益得到了维护。 刑事诉讼法论文:略谈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保护 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现代各国对刑事犯罪的追诉，有的采取国家追诉主义，即检察官公诉垄断主义，有的采取国家追诉和私人追诉相结合，但是不管采取何种方式，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正是把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为修改重点之一，进一步强化了对被害人的法律保护。被害人内容上的修改是新刑诉法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本文试就现行刑诉法与新刑诉法中被害人的不同规定加以比较分析，以此透视一下二者在立法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方面的变化趋势。 一、关于被害人法律规定上的变化 （一）法条数量上的变化 现行刑诉法涉及被害人的条文有10条，其中将“被害人”一词直接用于规定的仅有8条；而新刑诉法关于被害人的条文有20条，其中涉及被害人一词的规定就达17条。新刑诉法较现行刑诉法改动了110处，其中补充、修改有关被害人的规定占改动问题的七分之一。刑诉法修改决定对被害人的原有规定之所以大幅度地增补，旨在平衡打击与保护的关系，增强被害人的控诉功能。同时力图通过被害人诉讼保护这一窗口，体现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程度。 （二）被害人诉讼地位上的变化 现行刑诉法第五十八条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参与人之列，其诉讼地位与证人相似，不同于证人之处是被害人享有一定的申请权或申诉权。现行刑诉法中的被害人不属于诉讼当事人，一般不直接参与诉讼，只是由于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侵害，才与刑事诉讼发生联系，其参与刑事诉讼是被动的，其在诉讼活动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被害人诉讼权利受诉讼地位的制约，其诉讼权利的行使主要依靠并通过司法机关对犯罪追诉行为的实施而达到自身合法权益保护之目的。改现行刑诉法第五十八条为新刑诉法第八十二条，将“被害人”修改为“诉讼当事人”。被害人由诉讼参与人变为当事人，这一规定上的变化使其由被动变为主地，势必将形成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等且独立的诉讼地位，这将大大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刑事诉讼的程序，为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提供更多的契机。 （三）被害人诉讼权利上的变化 现行刑诉法中的被害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其诉讼地位有近似于当事人之处，执行一定的控诉职能，有一定的独立请求权，但不是当事人，有证人的作用，而不是证人。现行刑诉法中的被害人实质上是介于证人和当事人之间的一种诉讼参与人，是具有一定独立请求权的特殊证人。其诉讼权利主要有：①控告犯罪和请求赔偿经济损失。控告后如果不立案，有权申请复议；②对人民检察院免诉和不起诉决定有申诉权；③可以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证人、被告人发问，有权参加法庭辩论；④在自己的诉讼权利受到非法限制或剥夺时，有权提出控告；⑤委托人依法参加诉讼。新刑诉法则对被害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①控告权。对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列出专款加以规定；②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③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者案件处理发表意见权；④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⑤直接起诉权；⑥参加法庭审理权；⑦申请提出抗诉权；⑧对生效裁判的申请权。此外，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还被明确赋予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 现行刑诉法中被害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其诉讼权利带有较大的局限性，权利范围相对狭窄。被害人权利的局限性在现行刑诉法中最显著的表现有三：第一，诉讼权利的行使往往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相对滞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决定其不能直接参加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权利也只有在诉讼中的部分阶段体现出来，而且一般要在司法机关作出某种诉讼行为之后，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譬如，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申诉权，要在人民检察院作出免诉或不起诉决定之后才能行使。第二，某些诉讼权利的法律依据有限。被害人的委托权现行刑诉法中没有规定，根据律师暂行条例和司法实践，被害人在起诉后，开庭前可以委托律师或近亲属担任其诉讼人参加法庭审理，其委托权的行使仅限于法庭审理阶段。第三，诉讼权利范围窄小。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局限于控告权、申请复议权和申诉权等一些补救性权利。窄小有限的权利范围直接束缚、抑制了被害人控诉职能的发挥。鉴于现行刑诉法中被害人规定的种种局限性，新刑诉法首先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规定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之一，明确赋予被害人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并将委托诉讼权扩及整个诉讼阶段；其次，对被害人在诉讼全过程中的诉讼权利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主要体现是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被害人的控告权、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参加法庭审理权和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等原有权限的适用规定；另一方面增设了被害人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案件处理发表意见权、直接起诉权和申请提出抗诉权等新权项的规定。新刑诉法完善并扩展被害人的诉讼权限、丰富其权项内容，有利于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诉讼的广度和深度，强化了被害人作为公民个人的法律保护，充分体现了新刑诉法既注重依法惩治犯罪，又注重保证诉讼民主，维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 （四）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关系上的变化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告状无门”的问题反映强烈。有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害后，投诉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不上案，甚至不被受理；有的立案了，对被告人却该逮捕的不逮捕，该起诉的不起诉；法院判案，也存在着重罪轻判，该判不判等问题。究其原因，不可否认这背后常有“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祟；但也不能忽视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缺少外部力量的有效制约，尤其是缺乏被害人一方的制约。 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提高和权利的扩展必然对公检法行使职权产生制约，从而使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现行刑诉法实施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诉讼行为在不同诉讼阶段分别受到三机关不同程度的制约。其诉讼行为以三机关的主诉讼行为为前提而存在，属于辅助性、附属性或补充性的行为。纵观我国公诉案件追诉活动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我国现行的刑事追诉形式是国家追诉。公检法机关在国家追诉活动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被害人成为附属。诉讼中的公检法与被害人存在着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被害人无法约束影响公检法的诉讼行为，其投诉难、告状难的问题在所难免。造成此问题的症结是现行刑诉法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规定明显匮乏，关于被害人对公检法机关诉讼行为的反制约缺少规范。笔者 认为，立法界修改现行刑诉法时可能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在新刑诉法里建立了一套新制度，增补了三项重要规定：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被害人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检察机关不立案、不追究的，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其中对不立案提出异议权、申请提出抗诉权的规定是被害人通过合法手段间接制约、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诉讼行为的立法规范。直接起诉权是三项规定中反制约特色最突出的一项，这一规定表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若不服或不满公安、检察机关阶段性的追诉结果（结论），可以直接起诉（自诉）。直接起诉权的行使，可以使公诉案件转化为自诉案件，使国家追诉转化为个人追诉（自诉）。这实际上扩大了自诉的范围，有利于解决“告状难”的问题，使被害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积极性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和监督，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可以预测，新刑诉法实施后，公诉案件的刑事追诉将构成以国家追诉为主要形式，个人追诉为补充形式的双轨追诉机制。为依法惩治犯罪，行使国家追诉权的公检法机关与拥有自诉权的被害人双方在诉讼中将形成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新型关系。 二、关于被害人规定上的不足及立法建议 被告人与被害人，本是犯罪行为中相对的双方，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被害人应享有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同或相对的权利，然而，新刑诉法中双方的某些诉讼权利既不相同，也不对等，被害人的权利规定明显存在两点缺陷：其一，新刑诉法缺乏被害人委托诉讼人权限方面的规定。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其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推而及至，其委托诉讼人也应与辩护人享有对等的诉讼权利，具有同等的诉讼地位。新刑诉法关于辩护人的权利规定得系统、完善、具体且贯穿于不同诉讼阶段，便于操作。相比而言，关于被害人委托诉讼人的规定仅见于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此条规定也仅仅是列举了诉讼人的范围，没有述及诉讼人的权限。被害人的诉讼人与辩护人在权限规范上的不对等、不均衡，无疑是新刑诉法的疏漏之处。其二，新刑诉法缺少被害人上诉权的规定。对于应不应该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势必产生两大弊端，一是导致上诉案件数量大大增加，不利于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二是将使上诉不加刑原则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能够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被害人上诉的案件中，上诉的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的关系也难于处理。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弊大于利。另一种意见认为，注重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现行刑诉法在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规定得很不够。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依法行使检察权，不是被害人的代表，对于被害人请求抗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并不一定会提出抗诉，因此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上述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笔者则认为，尽管上诉权的适用中可能会出现诸多棘手的问题，但上诉权是被害人的一项固有必要的诉讼权利，不可取消或剥夺。取消上诉权，就会破坏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这与人权保障的全面性要求不相适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还可减少刑事终审裁判后的申诉现象。权衡利弊，为了既避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产生的弊端，又加强对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笔者建议对被害人的上诉权可限制有条件的适用。即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裁定不服，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决定不抗诉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此外，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范围，现行刑诉法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适用对象包括自然人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对这一解释，《刑诉法》修正案既未修改补充，又未出台新规定，致使被害人的适用对象依旧狭窄、套用，不能适应当前犯罪斗争形势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法人犯罪和其他新型犯罪日趋增多，犯罪中经济损失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方往往是法人和国家。法人、国家能否成为被害人？若将法人、国家界定为被害人，其诉讼权利由谁行使？笔者认为，扩大被害人的适用范围势在必行。建议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细则》中重新界定被害人的内涵，划定被害人的范围，将被害人的适用对象扩及到法人和国家，适应当前惩治各类犯罪的需要。同时还应明确规定：若被害人是法人的，其法定代表人可依法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若被害人是国家的，在国家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不法侵害，受到一定程度损失的情况下，从立法上应根据具体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来具体确定被害人。即确定有职责代表国家保护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社会关系，依法有义务维护国家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利益不受侵害的国家职能机关或主管机关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由其具体承担国家作为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诉讼中在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情况下，若其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的决定，只要其有证据证明其所维护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国家利益遭受了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不法侵害，可代表国家作为被害人行使自诉权，以维护国家的合法权益，挽回国家的经济损失。 为顺应世界潮流和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在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方面突出被害人的立法保护，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应制定专门的法律，采取下列措施对被害人的权益予以切实保障。首先，扩大被害人适用对象的范围；其次，对被害人的控告权在情况紧急时的相应保护措施；第三，对不立案决定、不起诉决定的申请复议权，司法机关应慎重对待，在规定期限内，将不立案的原因和复议结果及时告知被害人；第四，赋予被害人对未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有限的上诉权；第五，确立被害人在参加庭审活动中与被告人同等的诉讼权利；第六，扩大对被害人法定赔偿损失的范围，确立被害人先行对被告人财产进行预防扣押的申请权；最后，确立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诉讼法论文:分析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研究 论文摘要 近几年来,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不只是在内容上的拓展,在研究方法上是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却没有被拿来研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就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现在的困境以及解决的办法来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论文关键词 刑法 刑事诉讼法 协调统一 在我国法律的实践过程中发现,行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协调的问题,二者互动不明显,无论是在法制观念上还是在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中,二者的关系都是分离、割裂甚至是断层。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因为犯罪联系到一起,他们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都受到刑法政策的知道,在我国法律历史上是并存的,所以,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的认识,对于树立形式一体化的观念和整体立法是非常重要的。 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 (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本质上是因为犯罪而联系在一起的 犯罪时人和人之间因为利益的冲突而发生恶变,从而产生了犯罪,犯罪这一行为不仅仅是侵犯了当事人的利益,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秩序,为了消除犯罪这种不理性的行为,国家就一定要对这种犯罪行为进行规范,所以,刑法以及保证刑法能够顺利实施的一系列诉讼法就产生了。 格兰威尔·威廉斯在《刑法教科书》中是这一命名犯罪的:“犯罪是一种可以引起刑事诉讼并导致刑罚的违法行为。”因为犯罪的联系,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更加密切,没有刑事诉讼这一程序,案件就没有办法展开认定,犯罪的不到打击,刑事纠纷也不能解决,刑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刑事诉讼是刑法两个最近被要素——犯罪和刑罚之间一个连接,是一个过程。 反过来说,刑事诉讼法也是离不开刑法的,刑法是对保护对象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如果一旦没有了刑法,那么定罪量刑就没有了标准,诉讼过程也会无的放矢,刑事诉讼法也没有了实际的意义,对于国家惩处犯罪来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的共同的功能就是处理犯罪引发的刑事纠纷,真是因为这样,才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联系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是一样的 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刑法和心事诉讼法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书本上的字里行间,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次和理念上的默契,在价值取向上具有相同的特点,“正义所关注的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正义的体现,是刑法的最终的追求,而这一追求靠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 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遇到的困境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我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我国的基本的法律,同时他们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二者互相配合,和谐发扎。但是在我国的法制实践中,二者的关系还石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对二者的关系认识理解上存在误差 在认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的方面,存在着两种极端的认识,一是在我国法律的发展史上,都是延续着“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古老观念,刑事诉讼法的地位没有得到体现,而是作为刑法的附属品与其他的法律合并存在,这种情况延续到现在社会。二是随着法律程序法基础理论的发展,尤其是程序正义理论的导入,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被很多学术研究者逐步的认识了解,并且去提升它的地位,在学术界开始引起一番实体与程序那个重要的争论。 (二)对于刑事立法来说,没有考虑协调统一的特点 对于国家来说,立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在立法的程序中,一定要保证规范和严密,并且要考虑到其他的法律,保证协调统一,但是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时间不能同步,这就造成了刑事诉讼法在处理犯罪问题时候的不协调。 (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收到形势政策的指导影响 形势政策值得是一些能够代表国家权利的公共机构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围绕着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一些有力的措施,还有对这些策略和措施鞥够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国家在形势政策的指导下创立设置了刑罚,刑事诉讼的中心任务就是对刑事责任进行落实,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形势政策的最终决定意义才得以体现。 在刑事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刑事的政策,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刑事政策的一个载体,刑事政策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制定的一个依据和标准,刑事政策的精神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出来,刑事政策可以说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灵魂和核心。 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实现良好关系发展的方法 (一)在观念上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联系起来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要解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当前的这种不密切的关系现状,首先就要从观念上改变认识,重新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定位,这是能够正确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处理好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在对待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上,对任何一方面的重视或者是疏忽都是片面的,过度的对程序独立价值的强调,牺牲了实体的价值,这种方法只是架空了刑事实体法,并且让刑事程序的本身失去了存在了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实体法的支持和指导,程序的推进是盲目且没有目的性的,在实体法的立法过程中冒然将动态的诉讼过程切断,留着一些看着很美好的刑法的制度,最后却没有一点实用价值。 所以,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进行理论性的研究,都应该将刑事一体化的观念摆在前头,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联系起来思考问题,将原先的重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区别,却忽略二者之间的联系将他们分开对待的陈旧思想,从根本观念上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等一些不科学的观念,对二者的关系要理性的对待和认识,真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二者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一观念竖立起来。 (二)在立法的时候注意立法的整体性 在立法的层面正确处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能够保证二者的互相呼应和配合是非常重要的,要想在立法的过程中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二者衔接的自然通常,就要将它们密切联系,看成是一个整体,这样才能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在系统配合的上才能做到完美。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施和废止也应该做到时间的统一,在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时候,要宠妃考虑刑法相对应的问题,同样的,在制定刑法的时候也要将刑事诉讼法的问题考虑进去,将二者的实体法规范完美结合,对他们进行探讨和沟通的时候也要保证是同时进行的,保证二者在立法方面的协调统一和互动。除了注意立法时候的协调统一,在二者法律的内容规定上和技术方面也应该做到协调,心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内容中,要注意协调,多推敲文字记述的处理,对二部法律内容上出现的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要尽量避免,努力做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互相交流和共同发展。 (三)在刑事立法之前,应该做好前期准备 在刑事立法之前,预测工作是不能避免的,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系统的工程,所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自身的特点应该和当前社会发展、经济形式等各方面相结合,制定者不仅要有远见,还要有良好的预测性,能够提出立法的方向、趋势和立法的重点,喂将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能够创建一个良好的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在学科研究方面也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联系 由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的,他们都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的对象及领域,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被放在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因为这种划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更加疏远,各自发展,没有互动也没有联系,对于二者的发展和沟通是非常不利的,导致很多刑法的研究者都忽略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的研究,学习刑法的只研究刑法,学习刑事诉讼法的只研究刑事诉讼法,将它们越拉越远,二者的研究者对彼此的领域有的只是简单的涉及,却做不到像研究本学科一样精通,这种后果就是研究者们在研究法律上各自为政,思想停留在一定的地步不会前进,这种思维模式,造成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想交叉研究的缺乏,就造成了对很多问题的研究都只是表面性的,做不到深入的研究。 所以,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研究领域,就要做到知识的相互联系和使用,对研究二者的学者要进行知识的普及和联系,鼓励他们多将二者联系起来,从研究的领域解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遇到的瓶颈问题,这样不仅能够确定立法的严密和准确性,保证二者之间的亲密联系和和谐统一,更重要的能够促进我国立法的准确稳定的进行,更好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服务,创建一个和谐统一的安定社会。 刑事诉讼法论文:仅凭同案被告人揭发不能定罪───兼谈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 陈某与曾某因合伙经营事务发生纠纷，于92年8月30日下午，纠集甲、乙、丙、丁四人，言明去“教训”曾某。随后，五人于当晚二十时许，驱车赶至曾某居住的工棚。陈某留在车上，甲等四人下车后，用拳脚和携带的凶器将曾打伤，致曾头部、躯干部多处受伤，倒地不起。作案后，陈某担心被围攻，立即率领甲等四人乘车逃离现场。后曾某因肝脏破裂，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陈某回到住处后，害怕曾某伤情严重，产生严重后果，随又连夜返回现场查看情况。当晚，陈某和丙、丁三人被公安人员抓获，甲、乙二人闻风潜逃。2001年11月12日，甲荒车毓踩嗽弊セ窈笠扑凸榘浮I笪适保⒍《私曳⒓锥质凳┥撕υ承形猓？其余被告人和现场证人均未证实甲实施了伤害行为。甲自己亦只供认到了现场，但未曾动手参与殴打曾某。 审理本案中，对被告人陈某系主犯，认定其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没有疑义。但对甲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甲事先明知是去“教训”曾某，并相随数人一同前去现场，同案其他俩被告人丙、丁均检举揭发甲分别在工棚内和工棚外参与殴打被害人，是本案实行犯之一： 第二，甲拒不承认有动手直接伤害曾某的情节，只有丙、丁这两个同案被告人检举揭发，而其他同案被告人陈某（主犯）、乙和证人均未证实甲动手打人，仅凭丙、丁的口供，不能认定甲动手参与殴打被害人。即，甲不是实行犯，而是帮助犯。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就是七种证据之一，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常常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举报案外人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攀供”，其具有多大的证明力，其可采信和可信性如何，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切忌追求“内心确信真实”，满足于“高度盖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又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并提出了证据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反映了法律对口供慎之又慎的态度。 上述运用证据的原则和证明标准，都要求我们在对口供进行审查判断时，要审查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是否受到外界干扰影响？如引诱、逼迫、威胁、暗示等，逼供和串供等情况是否存在？还有这些口供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前后一致，对同一事实情况是否一致，有无矛盾之处？要审查其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能否一致，相互印证。 我们知道，口供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最清楚，可能是案件最真实、最全面、最具体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由于案件的处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责有直接利害关系，出于各种动机，他们会作出虚假的供述和辩解或虚假的检举揭发。一方面是证据的一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具有辩护的性质，是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口供的真实成份与虚假成份并存，有时也可能全部是虚假的成份。口供自身的这种特点，也要求我们对其从形成过程、内容、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的关联程序来查证。本案五被告人在共同实施伤害曾某行为中，究竞甲是否有罪？在作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处于什么犯罪地位？而甲及其辩护人认为本人确未动手，亦无证人证实，仅凭丙、丁二被告人的“攀供”，不能认定其有罪，应作出无罪的推定。下面按照前述审查口供的要求作一下分析：首先丙、丁的口供从来源、形成过程上看，没有证据反映出存在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或存在串供；从口供的内容上看，丙、丁二人在涉及实施暴力时，均对自己的行为轻描淡写，且相互推诿。在具体细节上亦不完全一致。如丙说甲在工棚内动手打人，丁说甲在工棚外动了手。可见，对甲动手打人这一点虽然是一致的，但时间、地点不能吻合；从动机上看，不能排除丙、丁二人无推卸罪责，逃避处罚的可能性。恰恰相反，证人林某证实，在实施殴打行为的人当中只看清楚丙、丁两人实施殴打行为，且动用了凶器，这俩人是“主攻手”。心理学告诉我们愈是罪行严重，愈会在对其追究责任时将罪过推得一干二净，本能使然。从平素表现看，丙、丁二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且有前科，作案当天才来到包工头陈某的工地，并非同甲乙二人一起打工劳动。故丙、丁二被告人“攀供”的真实性质更加值得怀疑；从与案内其他证据的联系来看，丙、丁的口供无法得到印证。因为，再无其他证据证明甲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那么，丙（或丁）的口供只能用丁（或丙）的口供来印证，但这又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用真实性值得怀疑的事实去证明另一个事实的真实性。这也正是“先入为主”在逻辑上的矛盾表现之一。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丙、丁的口供不能查证属实。 （2）再换一个角度来分析。把被告人供述、辩解理解为仅指甲本人的口供，那么，丙、丁的口供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同样可以发现，由于丙、丁二被告人受其诉讼地位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影响，不能排除其没有隐瞒事实真象，编造谎言，蒙混过关的动机，也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在重要细节上陈述并不完全一致，其证言亦不能证明甲动手殴打被害人。而且，由于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口供，因其相互检举揭发与对其本人的定罪处罚有相当的利害关系，即使甲、丙、丁三被告人口供相互一致，也即甲作出了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如绝对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的可能性，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未翻供，细节基本一致，分别指认的现场情况相互吻合，符合情理，且无不良动机等等，才能谨慎地以口供作为定案的根据。特别是在涉毒、贿赂等具有证据种类单一化特征案件的审理中，尤需严把此关。 （3）甲虽不能认定为与丙、丁是同一犯罪地位的实行犯，但其仍然是有罪的，不能因未直接动手打人即可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甲从主犯陈某的工地随同其他被告人出发时，即已明知此行前去打架，是去“教训”曾某，而且是结伙行凶。甲未以任何言辞或行为表明自己是搭乘顺车外出办事或纯粹看热闹，其余被告人亦无这样的认识。这说明，在主观上，甲的个人认识和意志与其他同案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认识和意志已经联结成他们共同的认识和犯罪意志，那就是──“教训”曾某。客观上，甲自己也承认进入作案现场。从工棚内的挑衅、撕打到工棚外的暴力行为，整个过程均能较为详细地描述出来，这一事实已查实。即使其本人确未曾直接动手打人，但其冷眼相观，即不劝阻，又不制止，在客观上一方面助长了实施殴打行为者（即实行犯丙、丁等）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其更加有恃无恐，恃无忌惮，使犯罪行为升级化。另一方面也使被害人及其身边的人产生畏惧心理，不敢反抗。甲的这种冷漠态度和“坐收渔利”的行为并没有切断自己先前伙同他人乘车前来打人的预备行为与共同犯罪的联系，从而丧失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原因力作用。在这种特定的场景 中，甲的不作为实际上对犯罪的完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道德的底线，超出了道德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受刑法的调整。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替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站脚助威等均属于对实行犯的精神性帮助，其与物质性帮助一样，同样也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是帮助犯。而帮助犯只有在及时制止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并且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中止，显然，被告人甲的不作为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4）虽然，对被告人甲动手参殴的事实不能认定，即甲不是实行犯，但对其站脚助威的行为则完全可以认定，即甲是帮助犯。而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可以作为主犯量刑，对本案而言，个别实行犯的实行过限要由全体实行犯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帮助犯只能作为从犯来量刑，不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后者在刑罚幅度上要轻于前者。因此，这样处理也符合“疑罪从无，疑罪从宽”的原则精神。 （5）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46条中的“被告人”应包括共同犯罪中的同案其他被告人，笔者认为可以。关于被告人口供，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层意思：承认犯罪或指控的事实，叫供述；说明自己罪轻、无罪，是辩解；还有对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则为检举揭发（本文仅指对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供述纯粹是针对自身行为，而检举揭发则是矛头指向别人，所述事实皆由他人所为。以本案为例（仅指甲是否动手这一事实展开讨论），甲与丙、丁的口供可分为几种情况： 1、甲不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丙、丁却检举揭发之； 2、甲不承认犯罪，丙、丁亦未检举揭发其犯罪事实； 3、甲供认自己的罪行，丙、丁亦有相同的口供印证； 4、甲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丙、丁的口供不能与其相互吻合。 5、甲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丙、丁亦交待了各自的犯罪事实。 对了第1种情形，前面已论证了它的不可信性，在此不再讨论。第4种情形属传统意义上的“只有被告人供述”，对其如何处理，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即不能认定甲动手参殴；第3种情况，表面上看甲、丙、丁三人口供都能一致，相互吻合，似乎可以定案了。但实际上，丙、丁亦处于被告人地位，受其复杂的心理动机（如报复、陷害他人、相互推诿、蒙混过关、出于私情包揽罪行等）影响，对其口供真实性的怀疑是相当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符合一般经验法则。因此，如果除被告人口供外其他种类的证据一点也没有，绝对不能轻易定案，除非满足所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至于第2种情形，则属典型的“没有被告人供述”，此时就要靠其他证据来认定，只要确实充分亦可认定甲动了手。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是1、3两种情况。审判人员往往为在审限内结案或不使罪犯逃避惩罚，勉强以丙、丁二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来认定甲动手打被害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且在审查被告人供述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时，将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放在同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同等证据地位上来印证待证事实，这是一个误区。被告人的口供笼统地讲既包括甲的供述、也包括丙、丁的检举揭发。但仔细研究， 刑事诉讼法第46条中的“只有被告人供述”，仅指甲（或丙、丁等）承认自己犯罪或有被指控的事实存在，即“供述”：“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则指甲（或丙、丁等）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的辩解，甚至对他人罪行的检举揭发。这里不能将“供述”扩大解释为“口供”。因此，把这一点搞清楚，“被告人”的范围有多大则不言自明了。现在反过来再看第5种情形，就可以发现甲、丙、丁三被告人所供认的罪行均关乎自身，亦未相互纠缠，是清一色的“被告人供述”，此时如无其他证据，他们的供述无法得到查证属实，当然不能认定甲动手打人这一情节。可见，无论是被告人的供述，还是辩解和攀供，它们都处于同一的证据地位，具有相同的特性，尽管出自数个被告人之口，但对其互证力不应期望过高，即“不轻信口供”，一般情况下，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被害人死亡未留下任何陈述，即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更不能轻易用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证其罪。而要把着力点应放在口供外的其他证据补强上，放在调查研究上，要“淡化”口供。这既是口供自身特征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人权，杜绝刑讯逼供，促使司法人员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侦察水平的大势所趋。立法者的本意也正在于此。 刑事诉讼法论文:浅论对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反思 论文摘要 技术侦查侦查措施的使用无不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因而从适用对象、批准权限,以及每一措施的适用方式和期限,都要按照法律规定严格进行,坚决杜绝违反程序使用、越权使用和滥用。故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存在已久的技术侦查措施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势在必行的一步。 论文关键词 新刑事诉讼法 技术侦查措施 进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于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一方面,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刑事犯罪的攀升与犯罪手段的智能化、技术化,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现实。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不仅侦查观念要更新,而且侦查模式、技术手段更要更新;另外,在侦查行为方面,由于不规范导致的冤假错案也时有发生,收集证据中的违法乱纪现象,滥用侦查权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侦查权运行的现状急须加强制约和监督。针对以上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侦查程序方面作了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批准,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的交付;明确规定采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适用。 一、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法律上规定,是对权力限制的必要体现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刑事诉讼活动其主要特征之一在于国家公权力的参与,故需加强对公权力制约,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是处于打击惩罚犯罪的合理需要。由于公权力带有天然的扩张性,所以必须对其严加控制防范,以防其成为脱缰之野马。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自然具备了公法的属性,即应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有效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因公权力滥用给被追诉人造成损害。“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便绝对地腐败”,应把权力制约为修法的重中之重,这是实现其保障人权目的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刑事诉讼法才是一部“民权法”而非“治民法”。在刑事诉讼法中,事关重要的首为侦查权。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双刃剑”,既关系到犯罪的控制又关涉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应当缜密设计,以防止权力滥用给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侵害。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其中之一亮点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把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从现实中的“幕后”推至立法的“台前”,修正案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交由相关机关执行、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以及期限等相关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来进一步增强技术侦查的外部制约因素,从而减少技术侦查行为恣意的可能。 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了相关原则 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其中之一亮点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从第一百四十八条到第一百五十二条不难看出,条文本身对技术侦查措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 首先,“重罪”原则。“重罪”原则指所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要与侦查机关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相适应。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去讨论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的投出要与收入成正比,起码不至于失衡,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如果对轻微的刑事案件而采取与之不相符的或者说投入成本大的技术侦查措施,那就必然会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不符合侦查成本效益分析原则;因为它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性比传统侦查行为的侵犯性更为严重。在此次的刑事修正案中,首先规定的就是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案件的性质,明确规定公安机关采取措施的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检察院的为“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同时修正案也通过以上条文明确除此之外无其他例外情况。 其次,人权保障原则。从保障人权角度讲,由于技术侦查措施所主动介入的事件(活动)性质有时会尚未确定(即是否犯罪事件),此时所采取的侦查措施是建立于“假想犯罪”之上的,于是它也就可能会对公民的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人权造成侵犯。从保障人权角度分析第一百五十条,其对公民的基本权益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也做出了保障。在采取措施时,应注重保障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在进行俗称“卧底侦查”的时候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于此同时也规定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对期限的延长也做了相对的规定。 再次,侦查程序法定。程序法定原则对于诉讼法的重要性不言而明,而现代刑事诉讼中同时亦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重要作用,刑事程序法定包括立法和司法两层含义:一是立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程序应当由法律事先明确规定;二是司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的刑事程序来进行。刑事程序法定,是由刑事诉讼涉及利益的重大性决定的。刑事诉讼的过程,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过程,而刑罚权包含着国家以强制力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等最重要的人权。因此,程序的确定性、公平性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程序(法)即无实体(法)”。这一法律格言,在刑事领域体现得最为彻底。为此,由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事先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刑事诉讼活动,保证刑事诉讼的有序性和公正性,就显得尤其必要。此次的刑诉法修正案的出台,规范了技术侦查一章。在此前技术侦查的主体、对象、程序、监督、 救济和结果使用等方面在刑事诉讼法中均没有明确规定;以及技术侦查其本身的特性决定,在其没有程序规定时必然会导致滥用或者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此次修正案从规定有权决定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执行主体、执行种类、期限、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等方面都做了相关的规定,完善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 三、对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了规定,完善侦查机关侦查措施,屏蔽法外手段的需要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出台前,各种技术侦查措施和秘密侦查措施都在法外存在,而且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从权力法定的原则看,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时使用法外的侦查手段又是缺乏法律基础的。由于是法外手段,必然会缺乏监督,权力缺乏限制;于此同时,基于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手段的自身特性加之其法外性,导致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由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存在许多不同的技术侦查措施,如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录像、进行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在我国,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三类:技术类侦查措施(电子侦听、电话窃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象、邮件检查等);诱惑类侦查措施(如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从而不难看出,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第151条肯定以上三大类的技术侦查措施。此条文明确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即明确了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以及“对涉及给付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即明确了诱惑类侦查措施。 四、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证据合法性。 在法律上,我国相关法律已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做了一定的规定,如《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公安部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3条第2款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移送案件时,只移送诉讼卷,侦查卷由公安机关存档备查。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需要作为证据公开使用时,按照规定采取相应的处理。由于上述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加之规定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导致的结果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事实上无直接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的反侦查能力却在提高,增加侦查取证的难度,尤其在“一对一”案件、无被害人案件中,取证难度不断加大,制约了侦查工作的打击犯罪效果。尽管我国在实践中,技术侦查工作取得了许多经验,实践工作中对提高科技含量热情很高,但是法律对此却没有积极回应。我国技术侦查多是以“隐形法”规制。 然而,在此次新修正案中明确规定采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适用。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修正案此规定为侦查机关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所获得、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弥补了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案件侦查难,取证难的不足。 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存在的问题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从1997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它总结了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施行16年的经验，又吸收了国外刑事诉讼发展的新成果，在内容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体现了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统一。《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总体执行情况良好，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主要的有： 一、认识观念问题 一是实体和程序的关系问题。《刑事诉讼法》是一部程序法，和作为实体法的《刑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已经成为制约新刑诉法正确实施的一大障碍。一些办案人员认为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不考虑方法、程序。对刑诉法程序的完善反而认为是“束缚了手脚”、“影响了打击犯罪”，因而违反程序、省略程序甚至规避程序进行办案。侦查机关开始摆脱新刑法刚出台时的担心，仍然存在刑讯逼供现象，在新刑诉法实施后，有的警察甚至还因刑讯逼供致人死亡而被判刑。有的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只是“走过场”，“先定后审”现象仍然存在，律师辩护依然是“你辩你的，我辩我的”。为了达到“直接开庭、当庭宣判”的效果，只得进行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开庭。名为控辩式庭审，法官往往不自觉地又和检察官一起追诉犯罪，控审职能不分，难以达到控辩式庭审的要求。 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从古到今，对一些行为认定为犯罪的实体标准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对由谁认定、如何认定等程序问题上却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也是司法文明进步的表现。司法实践中，被上诉或再审改判的案件毕竟是少数，但群众有意见的案件却不少，程序总是是一个重要原因。粗暴执法、办案拖拉、司法人员和利害关系人私下频繁接触，怎能不引起群众的不满？ 二是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问题。刑诉法的修改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保护人权的精神，如比如第一次在法律上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行确定有罪”的原则，取消了收容审查和免予起诉制度，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案犯在交付审判前都称为“犯罪嫌疑人”，等等。从实施情况来看，“宁错勿纵”、“有诉必罚”的观念仍然很有市场。特别表现在宣告无罪的案件中，有的法院规定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不必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但对宣告无罪的案件却非常慎重，一定得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害怕被指责为“放纵犯罪”。尤其是对因证据不足而被指控无罪的，不仅观念上难以接受，实际操作上更是谨小慎微。也正是由于忽视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律师介入诉讼才举步维艰。不仅会见在押被告人有许多条条框框，在实际开庭辩护中，也往往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得到彻底的保障。监视居住被曲解为到指点地点进行居住，由于监视居住可长达六个月，使之形同收容审查。 违反程序也是违法。只有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才能适应依法治国的需要，真正发挥刑诉法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中的作用。 二、司法解释问题 由于《刑事诉讼法》比较抽象，适当的法律解释是必需的。但自新刑诉法实施以来，出现了多头制定司法解释的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刑诉法实施规定就达1159条，是刑诉法本身条文的5. 15倍。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为342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实施细则》为414条，公安部的《程序规定》为355条，以上三部门及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部委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48条。由于实施细则制定主体繁多，内容上不协调，有的已超越刑诉法本身的内容。由于刑事诉讼从侦查、起诉到审判本身是连贯的过程，但法律解释上的不一致影响了司法过程的互相衔接。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时，“保证人保证与保证金保证对同一被告人不能同时使用”，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实施细则（试行）》则规定“必要时，也可以责令犯罪嫌疑人同时提出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不仅如此，地方立法还与中央立法不协调。如刑诉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检察院许可也可会见。但广东公安厅却明文规定要由检察机关批准会见文书才准予会见，律师也不例外。可见，各自为政的解释有损于法律的统一和尊严，造成办案程序的混乱。 三、审判方式改革问题 修订后的刑诉法，顺应刑事诉讼发展的科学规律，提出变革审判方式。审判方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控辩式”庭审，让公诉人和辩护人就犯罪是否成立进行辩论，法官居中裁判而不是和公诉人一起审问被告。所有定案的证据，应当在法庭上经过当庭举证、质证、认证。但在实施新刑诉法进行审判方式改革中也遇到不少问题： 一是检察机关的地位问题。控辩式诉讼要求控、辩、审三权分离，检察官和辩护方在法律地位上平等，亨有同等的诉讼权利，法官居中裁判。但是检察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诉讼的一方，又是法律监督者，造成控辩双方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官更多 地要考虑控方的观点和主张。控辩双方地位在开庭礼仪上也很能说明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25条规定“审判人员入庭时，请全体起立”，就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强烈不满，最终无法实行。 二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独立行使审判权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不仅包括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权，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涉，也包括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新刑诉法实施后，法院行使审判权受到其他机关干涉的情况有所好转，这也是全社会法制意识提高的结果。但在法院内部却并不能完全做到独立行使审判权，表现在先定后审和请示报核两个问题上。在案件开庭前，法官就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在合议庭内部先进行讨论，预先确定判决刑期，这就是先定后审。先定后审与新刑诉法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使开庭流于形式。不仅如此，有部分法院对审理中遇到的疑难复杂案件，动胤打报告向上级法院请示，而有关法院也乐于解答，以为是帮助下级法院解决实际问题。从请示报核的动机上看，业务水平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上诉后被上级法院改判而被追究错案责任。请示报核的存在，违背了二审终审制原则。因为经请示后判决的案件，实际上是二审并为一审，便当事人的上诉权得不到保护。 三是证人作证问题。按照控辩式庭审的要求，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质证、认证。根据举证责任的要求，证人应当由举证方负责保证出庭。但新刑诉法规定证人由法院通知，并且绝大部分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据某法院统计，该院审理的刑事公诉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只有5％左右。证人作证难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刑诉法上没有规定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的后果，也没有对证人的具体保护措施。另一方面，是由法院、检察院还是律师负责通知证人出庭，各方认识不一。第三，证人本身法律意识不高，害怕打击报复、得罪人，存在传统上不愿涉讼的心理，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证人不出庭作证，当事人就只能对书面证言发表承认或否认的意见，无法对证人进行询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质证。 四、司法机关的配合问题 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实现刑诉法的目的。新刑诉法施行一年多来，虽然总体上配合得不错，但在某些方面也衔接得不好，主要表现在二方面： 一是赃款赃物移送问题。新刑诉法专门增加了一条关于赃款赃物移送的规定，但比较原则。在实际执行中，有的司法机关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不移送赃款赃物。因为有的地方财政对赃款赃物采取提成的办法，即使不提成，执法机关也可凭入库赃款数额为筹码要求多拨办案经费。而且在六部委的《规定》中，一方面讲“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依法移送”，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得以未移送赃款赃物为由，拒绝受理案件”。如果公诉机关不移送作为证据使用的赃款赃物，（事实上赃款赃物肯定是案件证据，且是否是赃款赃物只有通过审判程序才能确定），法院则处于两难境地，既不能退回侦查，也不能轻易作出罪名不成立的判决。赃款赃物不能依法移送，还很容易产生司法腐败。 二是卷宗材料移送问题。新刑诉法对庭审结束后检察院是否向人民法院移送案卷材料无明文规定，而“两高”司法解释又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检察院在庭审后3日内将其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且移送的证据材料必须是原件。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证据只移送复印件，且不移交内部材料。另一方面，对移送的卷宗材料中，如发现在庭审中未被指控的犯罪，按控辩式庭审的要求，法院不能处理。但如果不处理，是否会导致放纵犯罪？ 五、财产刑执行问题 新《刑法》实施后，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适用范围扩大，相关条文从20条增加到139条。但新刑诉法关于财产刑执行的规定仅2个条文，即使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也仅有2个条文，造成司法实践中产生一系列问题。如被羁押的犯罪分子，是由其本人缴纳还是应由其亲属代为缴纳？应在判决生效时缴纳还是刑满释放后缴纳？对未成年人应否适用罚金？如果适用应由谁缴纳？对死刑犯的罚金或没收财产如何执行？如何区分犯罪分子个人财产及其家庭财产？罚金刑由刑庭执行还是由执行庭执行？诸如此类问题，由于法无明文规定，各地做法不一，使刑事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受到影响。 这些问题立法机关应当加强研究，完善立法。司法机关应严格依法办事，不断规范程序，以更好地发挥刑诉法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中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论文:分析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缺陷与完善建议 一、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存在的缺陷分析 (一)该条依然把“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作为辩护人的责任,却又未指明这一责任是针对谁应付的责任和性质,易使公安司法机关依然误认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责任还由辩护人承担;一旦辩护人未尽到这一责任,公安司法机关完全可能据此作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刑事裁决。 (二)该条虽然规定了辩护人上述责任,却没有规定,辩护人未尽其责,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难以保证辩护人怀着满腔热情,积极主动、自觉地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努力“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相反,他可能根本不“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因为即使如此,辩护人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这样,就很可能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三)该条规定与刑法的规定不完全相符合。根据我国1997年刑法有关规定,当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有如下几种:①单纯有罪宣告,减轻处罚;②作有罪宣告,从轻处罚;③作有罪宣告,减轻处罚;④免除其刑事责任等。例如,1997年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就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等等。“根据法律”的要求,辩护人有权也应当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提出其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职责。然而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却没有规定辩护人要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这一职责,这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该享有的“从轻处罚”的合法权益落空! (四)依然重视实体辩护,没有规定辩护人有权也有义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刑事办案机关及其办案人员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的职责,只是笼统地规定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这可能导致辩护人本来想提出,却不愿或不敢提出抑或根本就不提出此类辩护意见,因而不能确保辩护人去积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五)把原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中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改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本意很好,强化、扩大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的内容和范围———使之从笼统的“合法权益”具体到“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但是,却依然把其作为辩护人应实施的行为内容及其结果本身”,而不是作为其“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刑事办案机关及其办案人员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所追求的结果和希望实现的目标,未免强辩护人之难。因为,这一结果是否得以实现,不完全取决于辩护人是否提出了这些材料和意见,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裁判方是否公正司法,听取和采纳辩护人所提出的正确材料和意见。即使辩护人提出了上述正确的材料和意见,如果裁判方也完全可能置之不理,作出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的裁决。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不考虑辩护人的个人能力及其主观努力程度,一律要求辩护人完全做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显而易见,这是勉为其难!另外,本条也未限定辩护人的责任的时空范围和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合法权益”所指,有可能使人们误认为,只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论其是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案件相关联,辩护人都有责任加以维护。 二、对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再修改的建议 笔者以为,为确保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科学化,协调其与刑法的关系,促使辩护人更好地尽力履行自己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职责,消除不良影响和后果,有必要对其进一步修改。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明确规定辩护人的职责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而不是仅仅笼统地规定“辩护人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以便从根本上排除“公安司法机关和其他人错误认为辩护人应当向它们履行这一职责”的理念和可能性,从而防止和消除公安司法机关以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为据,以辩护人未向它们履行该职责为由,作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裁判。 (二)在本条尾部,增加责任规定,即增加“辩护人不履行该职责,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内容。“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同理,“没有责任的义务或职责,不是义务或职责。”一个人的义务或职责,只有在其得以全面正确地履行的时候,才能真正表明其真实的存在;当其没有被全面正确的履行,义务人就必须依法承担因此带来的不良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义务人或承担此职责之人积极主动、尽心尽力全面正确地履行自己的应尽的义务或职责。一个人不全面正确履行义务或职责,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应尽义务或者职责的得以全面正确履行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 作为辩护人,也不例外。因为,一方面,既然辩护人具有这一义务或职责,当他未全面正确地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这一义务或职责时,毫无疑问,也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辩护人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促使辩护人积极主动、自觉全面正确地履行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尽的义务或职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树立辩护人敢于承担责任的优良形象,建立起人们(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辩护人的信任度或依赖感,以便人们愿意更多地寻求获得辩护人的法律服务,从而为辩护人拓展法律服务市场创造条件。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辩护人的这一法律责任,还有待法律进一步完善。 (三)与刑法相协调,增加“根据事实和法律,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或者“从轻承担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的内容。因为,一是,“从轻处罚”与罪轻还是存在明显的不同。前者是量刑问题,既可以是轻罪引起的“从轻处罚”,也可是因为存在“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而作出的;而罪轻既包括罪质方面的轻即轻罪,也包括罪量方面的轻,具体有两点:①某一犯罪存在不同的量刑幅度的犯罪时,指其中的轻刑幅度的该犯罪;②指某一犯罪的同一刑罚幅度内的轻刑所对应的犯罪情形。二是基于此,这是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任务,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的需要。 2012年3月14日新刑事诉讼法第一条中规定: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其中,查明犯罪事实“是指查明谁实施了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过程,以及其他与他定罪量刑有关的情况。” 而这有赖于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明犯罪事实(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证据,也仰仗于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忠职守,积极提出能够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正确应用法律”,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将法律应用到已经查明的具体案件事实时,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非罪的界限,做到定罪准确,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做到量刑适当。” 为了实现上述刑事诉讼法目的和任务,规定辩护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存在从轻处罚的情形,一经查证,这无疑有助于公安司法机关依法从轻处罚。“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仅仅指通过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的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包括依法处罚犯罪人,做到罪形相适应,罪当其刑刑应其罪,不过分剥夺、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当辩护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且经查证属实,被公安司法机关采纳,贯彻、体现和实现了公安司法机关对犯作出相应的“从轻处罚”的裁判,这无疑是切实“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精神和宗旨。 不仅如此,新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都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材料和意见”其中,“根据事实,是指辩护人根据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情况,包括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一切事实情况。其中,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的从轻处罚的情节在内;“根据法律是指根据与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案件有关的所有的法律、法规等法律规范,理所当然包括刑法在内。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具有刑法所规定的“从轻处罚”情节时,辩护人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以便公安司法机关采纳,并对他(它)们作出从轻处罚的裁判。 (四)增加“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公安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的内容,真正强化程序辩护,维护程序公正,从而真正实现刑事辩护的维护实体公正与程序统一的维护司法公正职能。 (五)在“维护……权益”之前加个“以”字;在“其他”与“合法权益”之间增加“与案件相关的”限定词。笔者之所以建议作如此修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把“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设定为目的,使之与“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的行为区分开来,增强后者的目的性,表明辩护人实施这一行为是为实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服务的,而不是盲目的;二是明确后者作为目的,有可能实现———若能实现则最好,也有可能不实现。如果辩护人全心全意,竭尽所能,做到了“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承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旨在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但是由于辩护人所无力、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公安司法机关徇私枉法,对其材料和意见断然拒绝采纳,依然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极为不利的裁判,不能苛责于辩护人。因为“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不能命令人们实施不可能的行为,也不能禁止人们实施不可避的行为。” “即使是善良的事项,但如果不可能,法律也不强求。”这是法律正义的要求和体现,也体现了法律对辩护人的公平。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将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再次修改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心尽责,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承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其因公安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辩护人不履行该责任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乃至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侦查中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其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很不完善,现有的收集规则零散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学术界对此问题也较少涉及。笔者力图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反思探寻更为合理的规则。 一、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立法现状及反思 我国现代证据立法吸取了大陆法系证据立法的有益成分,在诉讼法内以专章对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作了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也有专门规定。然而,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法律规定却不甚完善,存在立法缺陷。 (一)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该规则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诱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该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该《规定》第九章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与刑事诉讼法相适应,《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以上为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 (二)反思 1、法律本身的缺陷——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强。 一项完整和独立的刑事程序性规则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实体性规则指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什么诉讼行为的规则;实施性规则指规定如何实现实体性规则的内容的规则。同样,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也分为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解释》第61条、《规则》第140、160、265条、《规定》第51条属于实体性规则,其余规定属于实施性规则。目前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其缺陷具体表现在: 刑事诉讼法论文:谈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批捕条件、羁押审查、诉讼程序、审问方式、辩护制度等诸多方面都提出新规定，也对基层检察院行使公诉、批捕、法律监督、反贪污贿赂、反侵权渎职等职能做出了新要求。牵一发而动全身，新法律产生了连锁反应，对基层检察的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制度与机制建设都提出了新挑战。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呢？我简要谈几点看法。 一加强学习培训，提高基层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行意识。 针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可以从四个方面重点开展培训：首先，重点培训新法律条文。组织法律专家、业务骨干等开展新法条文学习活动，全面把握新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与规定，特别突出修改部分的内容，指导干警全面掌握法律条款。可开展新法专题考试活动，可开展新法知识竞赛活动，可开展新法适用理论研讨活动，引导干警加强自学，积累新法规知识，把握尺度，学会依新法办事。其次，重点培训新法精神。以培训方式指导干警把握新法规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图，明确新法对于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的重要意义，增强基层检察队伍的执行意识。可开展“我与新法关系”的大讨论、大辩论活动，重点明确新法给基层检察员、各科室、各岗位带来的新任务、新责任，引导检察队伍转变旧思维，树立新观念，自觉执行新法律。三可开展模拟演练活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客观上给检察工作增加了难度。可充分预见执行新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突发情况、高难度审讯情况、媒体炒作等，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开展应对各种情况的模拟训练活动，提升攻坚能力。四可强化职业操守与职业形象培训。新法对文明执法提出更高要求，比如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无疑增加了检察工作的透明度，这就需要强化对干警职业操守与职业形象教育，以便展示检察队伍依法办案、公正执法、专业能力强的整体形象。 二主动对接新法规，改进检察业务管理制度。 按照新法规依法行使检察机关各项工作职责，必须突出建章立制，规范业务管理。一要全面梳理检察业务流程，建立健全程序性制度。对照新法精神和具体内容，全面梳理检察业务流程，该简化的简化，该增加工作的程序的增加工作程序，确保执法程序合法、规范。比如，过去的审查逮捕工作程序相对简单，主要采取“构罪即捕”、“一押到底”的作法；新法要求“确有必要逮捕方可逮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可结合这一转变，建立健全有关“必要逮捕”的条件性规定和捕后羁押的审查规定，明确什么条件进入审查，审查的程序是什么等，适当增加执法程序与工作环节，落实新法的规定。二要全面梳理业务制度，补充改进业务管理制度。有些不符合新法的制度，该废除的要废除，需补充的要补充，该新建的要新建。要特别注意完善业务部门管理制度，视情增加部门的新职责；比如审查起诉工作要从单纯的指控犯罪向同时承担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和收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转变，相关职责要增加；要特别注意完善岗位职责制，将落实新法各条款的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防止出现走老路、违规执法现象。比如，针对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时间和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时间的相关规定，可建立相关岗位职责和部门管理制度，落实好相关执法环节在时间上的规定。当然，亦可针对“案情特别重大、复杂，拘留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的时间才可以从14日延长至17日”这一规定，明确什么情况属于“案情特别重大、复杂”，建立相关执法标准。三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创新业务制度。新法的实施必然会使检察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包括检察队伍、法律监督对象及罪犯嫌疑人都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在实践中中要及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细化工作流程和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三适应新法律环境，完善基层检察工作机制。 为了适应新法律环境，还需要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一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健全新的考核制度和评价体系，把各部门、各岗位落实新法的情况作为重点考核事项，除联合其他执法工作进行综合考核外，还可以针对新法的执行开展专项考核，高度关注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工作策略。二是完善组织机构机制。新法给一些部门一些岗位增加了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基层检察机关原有的组织机构不一定适应新的工作形势，可适当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人员岗位，给相关部门充实人员，人员配置上向业务一线适当倾斜。三要完善物质保障和科技保障机制。新法的实施给侦破、取证、调查、审问等环节增大难度，加大了某些部门的的执法成本，因此亦应强化物质保障机制建设，在资金、设备、办案交通工具等方面予以保障；结合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从传统的人力密集向信息密集、技术密集转变，以及审问办案过程对现场录像的要求，坚持科技强检，适当引进运行效率高、投资成本的信息技术新设备，加强技术保障。 总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基层检察工作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和新挑战，关键要需要基层检察班子转变思想，提升观念，以制度建设、机制建设、队伍建设为抓手提高业务及队伍管理水平，积极适应新法律营造的新环境，促进检察工作再上新水平。（编辑：圆圆） 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草案完善的基本方向以人权保障为重心 2011年8月,期待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颁布并面向公众征询意见,通过认真学习,笔者认为,《修正案(草案)》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步:如完善辩护制度、明确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对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进程意义重大。与此同时,《修正案(草案)》在控制犯罪方面也加大了力度,如增加了技术侦查及特别程序的规定,赋予司法机关较为笼统宽泛的决定权,这也极有可能对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造成损害。 基于对《修正案(草案)》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与担忧,笔者认为,《修正案(草案)》的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强化人权保障,凸显立法目的“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贝卡利亚语),那么,刑事诉讼法则可以被看作被告人的大宪章。”刑事诉讼的本质决定了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是其永恒的主题。一方面,刑事诉讼中的强弱对比关系决定了人权保障的必要性。在公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犯罪表现为公民个人与国家、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对抗,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追诉,被追诉人的弱势地位十分明显,其个体的基本权利极有可能遭受国家公权力滥用的侵害。 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要保证控辩对抗能够平等理性地进行,就必须特别关注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即通过立法确认、赋予被追诉人权利,使之有能力与公权力相抗衡。正如德沃金所言:“在大多数社会里,给予老人、儿童和残疾人以明确的法律保护。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群体的成员自我保护的能力较弱,而不是由于这些人对社会更有道德价值。与此相类似,给予个人的更多的权利保护,是因为面临政府滥用权力的时候,个人是脆弱的。权利理论强调个人权利,因为需要特殊保护的是个人而不是社会。”另一方面,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考察,被追诉人的权利实为社会上每个公民应有的个人权利。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即是对每一个公民的人权保障,故必须认真对待权利,在立法上构建科学完善的权利保障体系。 刑事诉讼法论文:诱惑侦查初探——刑事诉讼法理角度的思考 [内容摘要] 诱惑侦查，是犯罪侦查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但对其合法性存在争议。本文针对实践中两类诱惑侦查的特征和法律性质，从法理角度划清了诱惑侦查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着重剖析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违法性危害及法律后果。 [关键词] 诱惑侦查 犯意诱发型 提供机会型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日益复杂化，出现了一些无被害人的犯罪，如贩毒、行贿、组织、伪造货币等。由于其具有隐蔽性和组织性，给侦查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于是产生了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诱惑侦查，就是被实践证明为查获此类犯罪的行之有效措施之一。 所谓“诱惑侦查”，或称“诱饵侦查”，是指侦查人员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而又没有足够证据时，亲自或者使用民间侦查合作者创造情境，诱使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然后当场将其抓获进行证据收集。这种侦查手段的优势在于，由于事先设置了诱饵，整个犯罪过程都在侦查机关的严密监控下，犯罪嫌疑人很难毁证、匿赃、逃脱，也难以翻供翻证，所以案子破得干脆利落，富有效率，因此对于侦破一些较难获取证据的案件是极其有效的。因此，诱惑侦查即使在法制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刑事侦查中也并不少见；在我国，由于打击犯罪的需要，诱惑侦查在各种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也越来越受到青睐。然而，对此法律上并无相应规制，因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 一、诱惑侦查的基本类型 诱惑侦查的一般做法是，警察或警察雇用的原犯罪集团的成员，扮作犯罪者，根据已掌握的线索接触嫌疑犯，伪装要卖、宿娼或行贿，而在对方同意并开始交易时立即将嫌疑人逮捕。引蛇出洞，诱以利益，后发制人——从侦查技巧上分析，这无疑侦破疑难案件的成功方案。然而，如果某人并不吸毒或以戒毒，但扮成贩子的警察却一再向他推销或者怂恿贩毒，使他决定试一试。如果因此而将这个人逮捕，则我们显然会感到这是不公平的。那么，我们如何从法律角度来判断这种诱惑侦查是不公平或者违法呢？ 其实，归纳实践中采用的诱惑侦查，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我们称之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主要特征是，被诱惑者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的，他只是被侦查者认为是嫌疑人；而诱惑者采取了“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致使被诱惑者在强烈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方法在美国曾经广为采用，并为法律所允许，直到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实际上是在“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构成非法搜查。[1]对于圈套(entrapment)的确切定义尽管仍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它应包含这样一种情形，即“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innocent person)心里植入(implant)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他们受到追诉。”[2]所以美国的所谓“警察圈套”（police entrapment）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例如，在某重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侦查人员化装成刑事被告人的亲友，向审理该案的法官行贿，并一再表示无论事成与否决不声张，保证没人知道等，待法官经不住反复劝诱而收下贿赂时，再以贿赂罪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在这类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无异在诱使或者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所以应当属于非法的侦查行为。现实中许多国家也是对“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是持否定态度的。 第二种类型是，诱惑者为已具备犯意的被诱惑者提供机会，我们称之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特征是，被诱惑者本来已产生了犯罪意图，甚至已有犯罪行为，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特定条件和机会，相对来说，侦查机关的行为是被动的、消极的，往往是守株待兔地等待犯罪人现身或犯罪团伙暴露，所以并不存在诱发无罪者犯罪的倾向。例如，警方得知有一抢劫团伙欲在某银行运钞途中行动，遂把作了记号的大量现金用运钞车招摇过市运往银行，暗中布下严密的控制，待犯罪分子全面行动之时将其一网打尽。在这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是其早已产生的犯罪意图，警察的行为只是提供了其实施犯罪的有利场合与环境，目的是获取证据，擒获隐蔽的罪犯。由于避免了引诱清白者犯罪的弊端，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均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持肯定态度的。 二、诱惑侦查的实践区分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在理论上较易界定，但在实践中如何区分二者的界限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 首先，从诱惑侦查的作用对象来看，有无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和充分怀疑理由是区分“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先决性条件。笔者把这称之为“目标明确性原则”。如果侦查机关事先掌握了大量的线索，确定某人（也许是潜在的）有犯罪嫌疑，说明侦查机关的行为并非随意性，诱发犯意的危险性就降低了；反之，毫无根据地把某人确定为诱惑对象，就可能面临侵犯一个根本没有犯罪意图的清白者的声誉。 其次，从被诱惑者的主观方面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的被诱惑者应当具有明显的犯罪意图（正在进行犯罪准备活动或正准备继续犯罪），这可以称为“犯罪倾向性原则”。当然，被诱惑者主观上有无犯意是较难判断的，但是主观犯意也会在不经意间通过外部行为暴露出来，例如在言语中流露出明确的犯罪预谋和计划，事先已作好进行犯罪的准备活动，或者有迹象表明其正在秘密从事犯罪。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在初步的侦查中掌握一定的证据材料，根据线索确定犯意是否已经产生。要注意避免一种思维定势，即把有过犯罪前科或者类似劣迹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具有犯意，而应当具体的犯罪案件中具体分析，否则很容易走入“天生犯人”或“犯人无法矫正”的犯罪论误区。如果犯罪意图在诱惑前已经产生，即犯意是犯罪嫌疑人“自发性产生”而非经诱惑者“植入”的，受到诱惑后“一拍即合”，从而自觉实施犯罪行为的，我们就不能认为是“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 再次，从侦查者的行为强度来看，诱惑程度是否超过合理限度，是决定诱惑侦查属于何种类型的客观标准，此乃“行为适度性原则”。例如女警察假扮“女护士”对存在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诱惑侦查，如果该“女护士”身着性感暴露，并且用身体或语言进行挑逗引诱，致使被诱惑者受到巨大刺激而犯罪，则该诱惑侦查可以说超越了“提供机会”的限度。行为是否适度，可以以一般侦查行为的强度，普通人承受诱惑的能力等作为参照进行判断。 当然，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如此详尽的规定，所以上述分类和判断标准只是从学理上进行研究得出的，但这并不妨碍暂且抛开法条的局限，就诱惑侦查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思考，并为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三、诱惑侦查的违法界线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下结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而且考虑到目前与贩毒、行贿、组织 、伪造货币等犯罪斗争的严峻形势，应允许其使用；“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则基本上是违法的。所以在此主要讨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违法性及其法律后果问题。 笔者认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在侦查活动中虽然对侦破特殊案件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从法律价值层面分析，它却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危险： 第一，“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侵犯了公民的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人格自律权。首先，从公民权利角度说，公民作为有理性的人，应被视为对自己行为的利益后果有着认识的，只要不触犯法律，他可以在社会容许的范围内依靠自律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排斥公共权力的任意干涉，所以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不能毫无根据地对无罪的公民采取侦查手段。人格自律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许多国家被规定为宪法权利（例如日本宪法第13条就明确规定了人格自律权），尽管在我国宪法中并无反映，但并不能因此无视其存在而任意侵犯；其次，从人性的弱点来说，不能否认人有七情六欲，有贪心，易受诱惑，甚至有犯罪的冲动，但只要不明确地表现为特定的犯罪意图，只要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并未造成任何妨碍，我们应允许任何人通过自律改正，如果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使其实施本来不会实施的犯罪，则无异于引诱清白的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就大了。 第二，“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突破了打击犯罪的底线，有陷人于罪的嫌疑。诚然，诱惑侦查手段的采用是为了侦破难以取证的案件，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则又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国家只能打击和抑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这是国家行为的基本界限，也是任何公民行为基本界限。”[4]而在“犯意诱发型”的侦查中，政府充当了诱人犯罪的角色，无异于设置圈套，陷人入罪，显然背离了其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职，违背了诱惑侦查的初衷。这种情形如果用中国一句古谚来反讽，倒是颇耐人寻味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第三，“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由于不要求掌握犯罪嫌疑人具有犯意的一定线索和证据，容易被侦查机关滥用，特别是受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过分扩大犯罪的打击面。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多的往往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和上级部门的影响，如在一定时间破不了案显然会有一种“不利益”的后果，这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不择手段，为求破案率而不顾侦查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甚至侦查机关知法犯法的事情也时有耳闻。这就误导了侦查活动的基本方向。 第四，从根本上说，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精神，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消极影响。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5] 四、违法诱惑侦查的后果 既然“犯意诱发型” 诱惑侦查是违法的，那么这种侦查活动将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日本诉讼法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1）有的学者主张对通过违法的诱惑侦查获得的证据，应该适用违法收集证据排除规则；[6]（2）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违法的原因是程序不公正，应以违反正当程序为依据驳回公诉；[7]（3）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违法时，因为缺乏国家处罚的资格，所以应予免诉。[8] 应该说，诱惑侦查的违法性问题并非单纯地属于非法收集证据的问题，而是超越了证据可采性的更大问题，所以第一种观点未免有失偏颇。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的区别是，驳回公诉的判决在日本是形式判决，不适用一事不再理，而免诉判决属于形式判决还是属于实体判决在日本虽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它是发生一事不再理效力的。所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田口守一教授认为，如果诱惑侦查违反程序的程度已经到了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程度的话，可以通过一事不再理效力的免诉中止程序。[9] 在我国对诱惑侦查的研究中，实际上也存在诱惑侦查违法时的法律后果问题，但学者论及较少。而实务部门呢，一般是不加区分诱惑侦查的类型而采纳其获得的证据的；也有少数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用诱惑侦查手段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以“诱发犯罪”为由不予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虽然，公安机关使用诱惑侦查方法侦破案件在法律上没有直接的依据，但是检察机关的这种做法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我国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只是在理论界，有人分析后指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应该不予采纳。[10]然而，这对于明确违法性的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说依然是不全面的。 笔者认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基于本文前述的种种危害，权衡利弊，应当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禁用，以免过分倾重打击犯罪而侵犯了基本的人权，因此，对于通过“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相应地就必须在刑事诉讼中排除；如果属重大违法（如引诱清白的人犯罪，陷无辜者入圈套）且达到了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的程度，就应当不予受理（我国并未真正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视违法情节的轻重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对于“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由于其并不违法，考虑到打击犯罪的需要，可以采用，并可根据其收集的证据定罪处刑；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在量刑时应适当从轻处罚。 刑事诉讼法论文: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与被告人之人权保护 一、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概述 在中国近代化以前，中国的刑事诉讼以发展了近2000年，但这种刑事诉讼只能归类于纠问式刑事诉讼，其文明与民主成分含量极少。因此，到了现代，这种纠问式诉讼制度就毫不犹豫地被抛弃了。而一部科学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刑事诉讼法典，应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结合起来，并贯穿于各个程序，各个制度之中，成为人权保障的有力屏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除了通过打击犯罪以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以外，主要指：（1）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等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行使；（2）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惩罚；（3）保证有罪的人得到公正的惩罚。以上三点，第一点是从诉讼过程中说的，第二第三点是从结局上说的，只有诉讼参与人权利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保障，才能使诉讼结果的人权保障得到实现。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十分重要的，世界上任何民主的刑事诉讼法，都着重规定了旨在保障人权的各种原则、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是如此，它不仅规定了“保障无罪的人有受刑事追究”的任务，而且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规定了辩护权、诉讼参与人权利及其保障，规定了其他一系列保障人权的原则、制度和程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理念和制度保障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仅从被害人和被告人角度上阐述一二。 二、 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补充健全了我国人权保障制度 （一）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 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8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另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被害人、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和委托人。”从中可看出，被害人是处于一种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证人，而是执行控诉职能的独立诉讼参与人与类似诉讼地位的有机统一。这就使得刑事被害人诉权难以实行，严重地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鉴于以往立法的不足，并借鉴外国立法经验，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的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当事人”指被害人、自诉人、被告人……。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突破了刑事被害人不能成为刑事当事人的禁域，开创了刑事被害人能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刑事诉讼的先例，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法律保护有了重大发展。 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害人指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并在诉讼中执行控告职能的主体。首先，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害人，对犯罪的全过程有较为清楚的了解，能准确地提供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分子的特征，对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一般来说被害人不仅可以完整地，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被告人的犯罪情况，还能有力地揭露犯罪真相，反驳被告人的无理辩解，对于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查明犯罪分子的全部犯罪事实、核实证据都有重要作用。其次，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欲望，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上受到法律上的谴责、惩罚的要求。刑事诉讼的进行，在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处于待定状态的同时，也使被害人的上述欲望和要求处于待确定状态，这是赋予他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理论基础。再次，被害人基于实现使被告人受到合法的报应这一要求，具有积极主动地参与诉讼过程、影响裁判结局的愿望。只有满足被害人的这种愿望，使其作为拥有较广泛诉讼权利的当事人，诉讼活动的进行才能对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等各方面的权益作出适当、合适的平衡。因而，确立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对于查清犯罪事实，正确定罪量刑、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的要求。 但是，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与被告人居于大致相同的诉讼地位，但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民事诉讼，在检察机关作为追诉机关已成为被告人的强大对手的情况下，被害人如果再拥有与其完全相同的诉讼权利，那么被告人事实上将同时面对两方面的指控，其诉讼地位将处于十分不利的状态，因此，为维护控、辩双方的地位平衡，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也作出了一些限制，使其不至于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原告人。 （二）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身份的权利 1、 申请回避的权利 诉讼法第28条中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在肯定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后，理所当然地享有了申请回避的权利，这一立法意图的转变，正是新刑事诉讼法保护人权最显著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第一，法律规定回避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徇私舞弊或偏袒一方，保证对案件作出公正处理；第二，被害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等等。 2、 赋予被害人委托律师诉讼的权利 委托律师代为一定的刑事诉讼行为，是被害人借助律师的法律知识、诉讼技巧， 实现自己诉讼权利，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1979年刑事诉讼法，只赋予了被告人委托的权利，没有规定被害人有该权利。在新的刑事诉讼法第40条中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自诉、附带民事诉法的当事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人。”这从立法上是一个小的转变，但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角度出发，它起到了到关重要的作用，更有利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和保障。 3、 刑事被害人申诉权，起诉权的确定 赋予被害人的对公安机关不予侦查决定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以及对检察 机关决定不起诉不服而提出申诉或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的权利，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保护刑事被害人诉权的又一新发展，它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已开始以被告人权利保障为主逐步转向寻求被告人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平衡，从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新刑事诉讼法第88条、第145条规定了被害人对于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及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的决定不服时，规定了法律保护措施。根据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时，可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如不立案理由不成立时，检察机关应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被害人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应将审查结果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对维持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后，检察机关应将有关材料移送法院。这些规定对于消除司法不公，加强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犯罪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4、 刑事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赋予 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第一审的判决后，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赋予刑事被害人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权利，改变了以往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对裁判结果只能被动接受，完全无能为力的状况，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体现和具体化。 三、 被告人享有更多人权保护，这是刑事诉讼立法不断完善，走向法治化人权保障正轨的标志 （一） 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区分具有深刻意义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对涉嫌犯罪而受到刑事追究的人的两种称谓。公诉案 件，受到刑事追诉者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前，称为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后，则称为被告人，作此区分，具有深刻的实质意义。 首先，根据诉讼法的一般理论，提起正式的控诉是确定被告人的前提。控诉是 指依法拥有起诉权的部门或个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正式的控告，要求追究某人刑事责任的法律行为。它是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器。而在检察机关正式提起控诉以前，受刑事追诉者之所以参与诉讼活动，是因为他涉嫌犯罪并受到起诉，而不是因为他受到控诉，他只是犯罪嫌疑人，而不具备刑事被告人的身份。所以作此区分，符合包括不告不理原则在内的一系列诉讼原理。 其次，将犯罪嫌疑人确定为被告人需具备法定的条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 机关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审查案件是否具备起诉的条件。其中确定据以证明受追诉者有罪的证据是否已达到提起公诉所要求的证明程度，是实体审查一个重要方面。受追诉者能否被正式确定为被告人，也要视审查起诉的结果而定。在程序上，如果条件具备了起诉的条件，检察机关应正式提起公诉，制作起起诉书，犯罪嫌疑人随之被确立为被告人，因此作此区分，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实际进程，也与他在诉讼中地位的变化相适应。 再次，将受到刑事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统一称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诉讼 公正、民主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两种称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标志着受刑事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不是罪犯，这从法律上排除了他的罪犯身份，赋予他诉讼主体的身份，这是彻底废止有罪推定防止主观臆断所必须的，也是诉讼民主、文明、公正的重要标志。 （二） 无罪推定原则的确定，是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最大突破 无罪推定是在废除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 事诉讼基本原则，它与罪刑法定原则共同构成了现代刑事法律制度，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人在法院依法确定有罪之前，一律被推定为法律上无罪。这一原则包含着一系列法律规则：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一律由起诉方承担，这一责任是不可转移的；检察官证明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就不能推翻无罪推定，原来的无罪推定也就会转移为无罪的判定；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或责任，而享有辩护的权利，在其罪行得不到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在维护司法公正，保障被追诉者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保障任何人免受不公正的追究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以往的刑事立法，通过“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导致很多的案 子无法作出确切结论，实事求是原则在处理疑罪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当案件事实因各种原因而无法查清时，按照该原则就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于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便成趋势。 新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 定有罪。”这条明确了无罪推定原则，成了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最显著之处。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我们不能称被告人为罪犯，但也不是说他没有罪或者假定他无罪，即“宣告一个人无罪并不等于他事实无罪，只能说明我们不能证明他有罪，只要不能证明他有罪，就得宣告他无罪。”②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这一规定的设定是重要的，并且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赋予被告人各种权利，让其享有人权内容的保护。 为了贯彻这一原则，新的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首先，废除了 免除起诉制度，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后不得作出有罪但免于起诉的决定，将原免于起诉的部分对象纳入不起诉的范围，防止分割法院定罪权，防止因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造成人民检察院滥用定罪权侵犯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其次，明确由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公诉人在法庭调查中有义务提出证据，对被告人有罪承担证明责任，并应使这一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被追诉者则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另外，刑事诉讼法摒弃过去长期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与“宁枉勿纵”“有罪推定”观念相联系的疑罪从有、从轻原则，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 （三） 被告人的权利 1、 被告人不受不必要羁押的权利 依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1）逮捕人犯的条件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拘留的条件是：罪该逮捕，有新刑事诉讼法第61条的7种紧急情况之一；逮捕的程序是：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或人民法院的决定。（2）被拘留者对逾期的拘留有向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要求释放的权利。这些都是在合法程序下进行的，是对被告人人权保护的有力表现。 2、 接受迅速、公正和公开审判的权利 根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和二审公诉案件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到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特殊情形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一个月（新刑事诉讼法第168条，第196条）。（2）为了保证公正的审判，被告人有权申请回避。（3）除涉及未成年人、国家机密、个人隐私以外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新事诉讼法第152条），且所有案件的宣判必须公开。这些规定合理、及时地保护了被告人的权益。 3、 被告人有辩护权和辩护依赖权 根据规定：（1）被告人有权自行辩护或委托辩护人辩护。（2）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副本时，应当告知他有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权利；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的，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原因或其他原因未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等等一些应该说被告人在法院有罪判决之前，有充分的权利为自己辩护，解除或减轻自己的责任。 4、 对不公正判决的上诉权及申诉权 根据规定：（1）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新刑事诉讼法第180条）。（2）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新刑事诉讼法第190条）。（3）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新刑事诉讼法第203条）。 四、 刑事诉讼立法实践中有关人权保障的不足和改进建议 （一）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关于证人了庭作证方面，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比例相当高，原因有：第一，对证人安全缺乏具体的保护措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上述规定侧重与事后对伤害证人的行为实施惩罚，但由于对证人事前和事中的预防性保护制度尚未确定，还缺乏有组织的保护运行机制；第二，缺乏对证人的财产权保护。证人因出庭作证，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对此，刑诉法中未作规定；第三，对拒绝作证缺乏有力的制裁措施，证人作证本是一项法律义务，如不履行这一义务，就应当加以适当的制裁。刑诉法未作相应规定是一漏洞。此制度对于保护被害人、被告人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④证人的作证能使被告人得到公平的对待，从而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为了让证人能出庭作证必须从制度上入手，来确定证人作证保障机制：第一，确立证人对控辩双方的平等作证义务，现行法律规定不利于控辩双方的抗衡；第二，完善证人作证的保护制度，应加强对证人人身安全保护，进行事前、事中保护，并建立补偿制度，保护证人的财产权利；第三，健全拒绝作证的制裁制度，可采取强制性措施，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作证的证人，司法机关可以强制传唤，甚至可以考虑采取一定的罚款或拘留措施，并且严重的，可判其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二）关于逮捕羁押的运用 根据刑事诉讼法对逮捕运用条件及程序的严格限制，逮捕羁押对于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逃跑具有一定意义，其运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只有当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严重到足以阻碍诉讼的进行时，才应逮捕羁押。然而，据统计，我国各级人民检察中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基本上被羁押，受到羁押而最终未被处于刑罚的比例相当高。这说明在现实中，滥用逮捕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有的不必要逮捕的，公检法机关为图省事，一抓了之，将导致官僚主义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公。审判中，已被羁押而未有证据证明有罪的被告人未被处于刑罚，但人身自由事实上被剥夺了一定时期，而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并未对些做出规定，实在是立法的一大缺陷。 为此，为了更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应更加严格的控制逮捕的程序， 不得滥用逮捕权，同时在立法上确立对此类情况进行国家赔偿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 （三） 关于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的基本含义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 的信息。这一制度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 求指控方将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辩护一方，展示的具体方式是允许其阅览、 复制；同时，在法定特殊情况下，法庭也可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 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意义最主要是保护辩护权利，保证被告人，犯罪嫌 疑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事审判实行由控辩方举证的庭审方式的情况下，实行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方式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这使得律师较多依赖于侦控方所收集的证据，这就使庭前查阅证据具有更大的作用。但现实中律师的阅卷受到很大的障碍，需要完善：首先，应明确规定控方向辩方开示证据的范围，原则上应全部开示；其次，应明确规定辩方向控方开示的证据的种类和范围，如被告人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等；再次，确立违反证据开示制度的制裁措施，包括程序性制裁和实体性制裁等。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法治化的向前推进，公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人权的法律保障正逐步走向完善、成熟。我国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便是一例，它特别强调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刑事诉讼主体的人权保护，并逐步健全。另外，人权保障制度深深渗透刑事诉讼法的方方面面，使人权保障在刑事法方面得到有力体现。 刑事诉讼法论文:透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上的变化 论文摘要：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着眼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进行了较大的变化。在法条数量上，涉及被害人的由原来的10条增加到20条，直接用于规定的由原来的8条增加到17条，注重平衡了打击与保护的关系，增强了被害人的控诉功能。在诉讼地位上，被害人由先前的诉讼参与人变成了当事人，获得了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等且独立的诉讼地位，为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在诉讼权利上，明确赋予被害人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并将委托诉讼权扩及整个诉讼阶段。在与公检法机关关系上，增补了三项重要规定，扩大了自诉的范围，有利于解决“告状难”的问题，也增强了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公诉案件的刑事追诉构成了以国家追诉为主要形式，个人追诉为补充形式的双轨追诉机制。公检法机关与被害人双方在诉讼中将形成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新型关系。新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不足之处：一是对被害人的上诉权及其委托人权限没有明确规定；二是对被害人范围界定上，仍未将法人、国家界定为被害人，致使被害人的适用对象依旧狭窄；三是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保护上，如何使被害人实现其诉讼权利、防止再度被害及精神损害赔偿与《民法通则》不协调的状况等方面有待于继续完善。 关键词：被害人 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害人指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并在诉讼中执行控告职能的主体。现代各国对刑事犯罪的追诉，有的采取国家追诉主义，即检察官公诉垄断主义，有的采取国家追诉和私人追诉相结合，但是不管采取何种方式，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正是把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为修改重点之一，进一步强化了对被害人的法律保护。对被害人内容上的修改是新刑诉法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现试就79年刑诉法与新刑诉法中对被害人的不同规定加以比较分析，以此透视二者在立法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方面的变化趋势。 一、关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在法律规定上的变化 （一）法条数量上的变化 79年刑诉法涉及被害人的条文有10条，其中将“被害人”一词直接用于规定的仅有8条；而新刑诉法关于被害人的条文有20条，其中涉及被害人一词的规定就达17条。新刑诉法较79年刑诉法改动了110处，其中补充、修改有关被害人的规定占改动问题的七分之一。刑诉法修改决定对被害人的原有规定之所以大幅度地增补，旨在平衡打击与保护的关系，增强被害人的控诉功能。同时，力图通过被害人诉讼保护这一窗口，体现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程度。 （二）被害人诉讼地位上的变化 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8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另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被害人、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和委托人。”从中可看出，被害人是处于一种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证人，而是执行控诉职能的独立诉讼参与人与类似诉讼地位的有机统一。这就使得刑事被害人诉权难以实行，严重地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如果被害人对审判结果不服,认为判决过轻或不公,但由于其不是独立的当事人,只能通过请求检察院来实现愿望,如果检察院不接受请求,则对被害人明显不公.有鉴于以往立法的不足，并借鉴外国立法经验，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为当事人的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当事人”指被害人、自诉人、被告人……。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突破了刑事被害人不能成为刑事当事人的禁域，开创了刑事被害人能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刑事诉讼的先例，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法律保护有了重大发展。 79年刑诉法第五十八条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参与人之列，其诉讼地位与证人相似，不同于证人之处是被害人享有一定的申请权或申诉权。其中的被害人不属于诉讼当事人，一般不直接参与诉讼，只是由于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侵害，才与刑事诉讼发生联系，其参与刑事诉讼是被动的，其在诉讼活动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被害人诉讼权利受诉讼地位的制约，其诉讼权利的行使主要依靠并通过司法机关对犯罪追诉行为的实施而达到自身合法权益保护之目的。而事实上，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害人，对犯罪的全过程有较为清楚的了解，能准确地提供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分子的特征，对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一般来说被害人不仅可以完整地，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被告人的犯罪情况，还能有力地揭露犯罪真相，反驳被告人的无理辩解，对于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查明犯罪分子的全部犯罪事实、核实证据都有重要作用。其次，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权利，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人受到法律上的谴责、惩罚的要求。刑事诉讼的进行，在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处于待定状态的同时，也使被害人的上述权利和要求处于待确定状态，这是赋予他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理论基础。再次，被害人基于实现使被告人受到合法的制裁这一要求，具有积极主动地参与诉讼过程、影响裁判结局的愿望。只有满足被害人的这种愿望，使其作为拥有较广泛诉讼权利的当事人，诉讼活动的进行才能对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等各方面的权益作出适当、合适的平衡。因而，确立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对于查清犯罪事实，正确定罪量刑、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的要求。 改79年刑诉法第五十八条为新刑诉法第八十二条，将“被害人”修改为“诉讼当事人”。被害人由诉讼参与人变为当事人，这一规定上的变化使其由被动变为主动，势必将形成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等且独立的诉讼地位，这将大大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刑事诉讼的程序，为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提供更多的契机。 （三）被害人诉讼权利上的变化 79年刑诉法中的被害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其诉讼地位有近似于当事人之处，执行一定的控诉职能，有一定的独立请求权，但不是当事人，有证人的作用，而不是证人。被害人实质上是介于证人和当事人之间的一种诉讼参与人，是具有一定独立请求权的特殊证人。其诉讼权利主要有：①控告犯罪和请求赔偿经济损失。控告后如果不立案，有权申请复议；②对人民检察院免诉和不起诉决定有申诉权；③可以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证人、被告人发问，有权参加法庭辩论；④在自己的诉讼权利受到非法限制或剥夺时，有权提出控告；⑤委托人依法参加诉讼。新刑诉法则对被害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①控告权。对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列出专款加以规定；②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③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者案件处理发表意见权；④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⑤直接起诉权；⑥参加法庭审理权；⑦申请提出抗诉权；⑧对生效裁判的申请权。此外，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还被明确赋予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 79年刑诉法中被害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其诉讼权利带有较大的局限性，权利范围相对狭窄。被害人权利的局限性最显著的表现有三：第一，诉讼权利的行使往往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相对滞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决定其不能直接参加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权利也只有在诉讼中的部分阶段体现出来，而且一般要在司法机关作出某种诉讼行为之后，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譬如，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申诉权，要在人民检察院作出免诉或不起诉决定之后才能行使。第二，某些诉讼权利的法律依据有限。被害人的委托权在79年刑诉法中没有规定，根据律师暂行条例和司法实践，被害人在起诉后，开庭前可以委托律师或近亲属担任其诉讼人参加法庭审理，其委托权的行使仅限于法庭审理阶段。第三，诉讼权利范围窄小。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局限于控告权、申请复议权和申诉权等一些补救性权利。窄小有限的权利范围直接束缚、抑制了被害人控诉职能的发挥。鉴于现行刑诉法中被害人规定的种种局限性，新刑诉法首先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规定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之一，明确赋予被害人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并将委托诉讼权扩及整个诉讼阶段；其次，对被害人在诉讼全过程中的诉讼权利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主要体现是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被害人的控告权、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参加法庭审理权和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等原有权限的适用规定；另一方面增设了被害人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案件处理发表意见权、直接起诉权和申请提出抗诉权等新权项的规定。新刑诉法完善并扩展被害人的诉讼权限、丰富其权项内容，有利于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诉讼的广度和深度，强化了被害人作为公民个人的法律保护，充分体现了新刑诉法既注重依法惩治犯罪，又注重保证诉讼民主，维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 （四）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关系上的变化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告状无门”的问题反映强烈。有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害后，投诉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不上案，甚至不被受理；有的立案了，对被告人却该逮捕的不逮捕，该起诉的不起诉；法院判案，也存在着重罪轻判，该判不判等问题。究其原因，不可否认这背后常有“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祟；但也不能忽视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缺少外部力量的有效制约，尤其是缺乏被害人一方的制约。 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提高和权利的扩展必然对公检法行使职权产生制约，从而使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79年刑诉法实施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诉讼行为在不同诉讼阶段分别受到三机关不同程度的制约。其诉讼行为以三机关的主诉讼行为为前提而存在，属于辅助性、附属性或补充性的行为。纵观我国以往公诉案件追诉活动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我国一贯的刑事追诉形式是国家追诉。公检法机关在国家追诉活动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被害人成为附属。诉讼中的公检法与被害人存在着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被害人无法约束影响公检法的诉讼行为，其投诉难、告状难的问题在所难免。造成此问题的症结是79年刑诉法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规定明显匮乏，关于被害人对公检法机关诉讼行为的反制约缺少规范。立法界修改刑诉法时可能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在新刑诉法里建立了一套新制度，增补了三项重要规定：第一项是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第二项是被害人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检察机关不立案、不追究的，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第三项是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其中对不立案提出异议权、申请提出抗诉权的规定是被害人通过合法手段间接制约、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诉讼行为的立法规范。直接起诉权是三项规定中反制约特色最突出的一项，这一规定表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若不服或不满公安、检察机关阶段性的追诉结果（结论），可以直接起诉（自诉）。直接起诉权的行使，可以使公诉案件转化为自诉案件，使国家追诉转化为个人追诉（自诉）。这实际上扩大了自诉的范围，有利于解决“告状难”的问题，使被害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积极性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和监督，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新刑诉法实施后，公诉案件的刑事追诉构成了以国家追诉为主要形式，个人追诉为补充形式的双轨追诉机制。为依法惩治犯罪，行使国家追诉权的公检法机关与拥有自诉权的被害人双方在诉讼中将形成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新型关系。 二、关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在法律规定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其变化趋势 （一）新刑诉法中关于被害人的权利规定存在的缺陷 被告人与被害人，本是犯罪行为中相对的双方，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被害人应享有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同或相对的权利，然而，新刑诉法中双方的某些诉讼权利既不相同，也不对等，被害人的权利规定明显存在两点缺陷：其一，新刑诉法缺乏被害人委托诉讼人权限方面的规定。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其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推而及至，其委托诉讼人也应与辩护人享有对等的诉讼权利，具有同等的诉讼地位。新刑诉法关于辩护人的权利规定得系统、完善、具体且贯穿于不同诉讼阶段，便于操作。相比而言，关于被害人委托诉讼人的规定仅见于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此条规定也仅仅是列举了诉讼人的范围，没有述及诉讼人的权限。被害人的诉讼人与辩护人在权限规范上的不对等、不均衡，无疑是新刑诉法的疏漏之处。其二，新刑诉法缺少被害人上诉权的规定。对于应不应该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势必产生两大弊端，一是导致上诉案件数量大大增加，不利于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二是将使上诉不加刑原则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能够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被害人上诉的案件中，上诉的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的关系也难于处理。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弊大于利。另一种意见认为，注重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和趋势。79年刑诉法在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规定得很不够。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依法行使检察权，不是被害人的代表，对于被害人请求抗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并不一定会提出抗诉，因此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上述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但第二种意见更具说服力一些。尽管上诉权的适用中可能会出现诸多棘手的问题，但上诉权是被害人的一项固有必要的诉讼权利，不可取消或剥夺。取消上诉权，就会破坏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这与人权保障的全面性要求不相适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还可减少刑事终审裁判后的申诉现象。权衡利弊，为了既避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产生的弊端，又能加强对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对被害人上诉权的适用可以有条件的加以限制。即，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裁定不服，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决定不抗诉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范围的重新界定势在必行 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范围，在79年刑诉法中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适用对象包括自然人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对这一解释，《刑诉法》修正案既未修改补充，又未出台新规定，致使被害人的适用对象依旧狭窄，不能适应当前刑事犯罪斗争形势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法人犯罪和其他新型犯罪日趋增多，犯罪中经济损失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方往往是法人和国家。法人、国家能否成为被害人？若将法人、国家界定为被害人，其诉讼权利由谁行使？因此，适当扩大被害人的适用范围已势在必行。建议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细则》中有必要重新界定被害人的内涵，划定被害人的范围，将被害人的适用对象扩及到法人和国家，适应当前惩治各类犯罪的需要。同时还应明确规定：若被害人是法人的，其法定代表人可依法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若被害人是国家的，在国家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不法侵害，受到一定程度损失的情况下，从立法上应根据具体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来具体确定被害人。即确定有职责代表国家保护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社会关系，依法有义务维护国家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利益不受侵害的国家职能机关或主管机关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由其具体承担国家作为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诉讼中在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情况下，若其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的决定，只要其有证据证明其所维护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国家利益遭受了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不法侵害，可代表国家作为被害人行使自诉权，以维护国家的合法权益，挽回国家的经济损失。 （三）促进诉讼制度民主化，突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保护 为顺应世界潮流和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在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方面突出被害人的立法保护，我国全国人大应制定专门的法律，采取下列措施对被害人的权益予以切实保障。首先，扩大被害人适用对象的范围；其次，为被害人实现其诉讼权利提供物质保障。例如：被害人因经济困难无力参加诉讼应如何救济、被害人缺乏起码的诉讼常识应如何提供帮助等等；第三，加强对被害人的整体保护，防止被害人再度被害。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害人因人身受到威胁而不敢参加诉讼，有的隐私案件的被害人在诉讼中因人格、名誉受到毁坏而苦不堪言。因此，国家立法应在整个法律过程中加强对被害人的整体保护，必要时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防止对被害人的威胁和报复行为；第四，扩大对被害人法定赔偿损失的范围，将精神损害列入法定赔偿的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和刑法第36条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赔偿范围仅限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对于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失，被害人不得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我国《民法通则》中已将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这就在我国立法上形成了一个极不协调的状况。因此，刑诉法的规定应尽快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协调，将精神损害赔偿合法化，消除就同一问题两部法律的规定相冲突的现象及由此导致的弊端；第五，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在实践中，由犯罪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伤残以及惨重的经济损失，往往会因犯罪人无力赔偿致使被害人承受无限期的被害延续。为了避免被害人痛苦的无限延续，应由国家对不能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的被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这样，可以使被害人的心理得到平衡，提高被害人及其他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犯罪人的负罪感，唤起其良知从而有利于矫正犯罪。 总之，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的变化及其权利的赋予，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使其拥有完整的诉讼权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利于刑事被害人充分行使法律赋予其的各项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进行依法保护的最突出表现。这些变化对于消除司法不公，加强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犯罪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建设的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将会更加完善。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及对策 摘要：由于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施行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它在推行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良好健康发展，我们亟待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便推进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策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问题，我国实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政策是一种顺应当前环境形势的明智选择，而且这一制度的推行也促使我国企业严格要求自己，控制自己，同时还满足了其他利益者的要求。但是，目前我国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所以，为了推动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顺利推行，我们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问题的各种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其意义 环境会计信息是企业环境行为和环境工作及其财务影响的信息。环境会计信息的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按照不同的形式，环境会计信息分有定性与定量，也有货币、实物和技术指标表示的信息之分。环境会计工作的最终成果是进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这也是揭示环境资源利用和污染治理情况的有效手段，是治理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企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企业履行环境保护义务 首先，企业负有有效利用环境资源的责任，企业应通过改善生产工艺，优化技术，更新设备等方式达到最优化利用环境资源的目的；其次，企业负有污染治理的责任，企业在追求经济发展，提升企业价值的同时，也应对企业的污染进行有效治理，企业应注重污染治理技术的不断改进，同时也应该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再次，企业负有保护环境的责任，企业在做好本企业的污染治理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宣传环境保护，积极参加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益活动；最后，企业负有向公众报告环境信息的责任，企业应及时向社会公众报告企业环境资源利用的信息，以便相关部门及时有效地对企业的业绩进行评估。 （二）有利于反映环境会计核算的客观性 会计信息的核算必须要经过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四项程序。环境信息的核算也应经过这四项程序。首先，环境信息需经确认其属于会计要素的一种才可以计入会计信息系统；其次，环境信息应当以确定的货币价值计量；再次，根据一定的分类标准计入会计信息系统；最后，经过一定的会计分析，然后对外公布。 （三）有利于弘扬绿色发展的理念 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有利于引起企业的重视，促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发展和企业价值的同时也追求绿色发展。环境会计信息是揭示企业生产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和治理污染的一种手段，企业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投资，维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就会切实地履行起企业应肩负的环境保护责任。 （四）有利于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 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给相关的信息使用者提供了一种了解企业环境信息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方便快捷地获得有关企业在资源使用和环境治理方面较真实的信息，从而使相关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目前，由于我国环境会计理论体系还不成熟，相关的环境会计法律还不完善，所以，我国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实行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是导致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办法》等法律法规中的很少一些章节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有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很多空白，这就会使一些企业“钻空子”，以一些要求低，内容少，规定不明的法律条文为依据进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正是由于这一制度缺陷，致使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一套完善的规范体系，从而导致在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问题。 （二）审计监督体系的不健全 目前，我国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审计监督体系还很不健全。没有良好的监督体系，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实施就会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些企业会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而不完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从而导致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降低。现阶段，我国的审计监督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监督体系，不能够强有力地保证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各个环节的合法性与合规性，而且，目前我国一些企业没有认识到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我国审计监督体系还不健全。而且，由于监督力度不到位，一些企业就会在绿色发展和经济发展两者中选择后者，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换取经济价值。 （三）环境会计研究不深入 目前，我国环境会计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变得越来越重要。环境会计作为连接会计学和经济学的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却没有受到来自社会公众应有的重视。相比较于国外而言，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施的时间还很短，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刻理解环境会计的内涵，而且对环境会计与会计学、经济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另外，关于环境会计如何在实践中应用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对环境会计的研究不深入，理解不深刻，必然会在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 （四）执法力度不强 我国在环保法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我国环境会计的顺利发展，但是，由于一些地方的执法力度不够，而且还存在保护和包庇的现象，以致于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实施还存在一些障碍。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环境会计发展时间短，缺乏经验，这就导致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这也是限制我国环境会计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改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 针对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种解决对策。 （一）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为了降低企业利用法律漏洞的可能性，提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我国政府应制定出更为具体的法律法规，明确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各方面应遵循的规定。同时，相关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应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使企业容易理解和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使环境会计信息在制度的保护下做到真实有效的披露。 （二）健全审计监督体系 建立一套健全、完善的审计监督体系有利于环境会计信息完整有效的披露，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一些企业做出有损信息披露有效性的行为。由于国外的环境会计发展的时间比较久，具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的审计监督体系，不断促进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合规化、合法化发展。 （三）深入对环境会计的研究 为使环境会计良好健康发展，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只有从深层次上理解环境会计，我们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应用它。在对环境会计进行深入研究时，我们需要摆脱只对其自身进行研究的狭隘做法，我们应该将其与会计学和经济学联系起来研究，这样我们才能深刻理解环境会计的重要性。另外，我们应该明白，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说说而已，我们还应该制定一些可行的措施，从行动上对环境会计进行研究。只有深入理解环境会计，我们才可以推动其更好的发展。 （四）加强执法力度 目前，我国关于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已经很完善了，但是环境会计这方面的执行力度不够，我们需要加强环保的执法力度。一方面，我们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使他们加强对环保方面的执法力度，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借助经济手段减少企业污染物的排放，从而达到环保的目的。为了环境会计更好的发展，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大执法力度，严格要求企业，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总之，为了应对企业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环境会计是一种必然选择。环境会计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在深入研究了环境会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环境会计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同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作者：耿超丽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盈余管理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摘要：一个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多由企业管理层的社会责任认识与态度等决定，盈余管理主体是管理者。分析盈余管理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以期指导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盈余管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 我国证券市场加速向国际化进发展，备受西方重视的盈余管理问题引入我国[1]。以盈余管理视角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研究，体现一定实际意义：为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提供指导，促使信息更加合理与规范，产生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形成了良好的披露效应。便于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压缩盈余管理空间，使披露的信息更加透明，构建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观，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等。首先，分析盈余管理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一、盈余管理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信息不对称，为其提供条件 分析盈余管理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首先要对盈余管理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可能性件做出分析。缺少这一前提条件时，盈余管理是不会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构成影响的。该前提条件是，企业管理者与会计信息使用者所把握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信息不对称性为企业管理层操纵盈余创造了良好条件，奠定了环境会计信息选择性披露的坚实基础，也让盈余管理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变成可能。 二、盈余管理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财务报告，为其提供平台 在对盈余管理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上，环境会计信息对盈余管理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信息不对称为盈余管理创造了条件，财务报告是不可缺少的途径。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多出自政府补贴与管理费用科目，这些科目均为正常损益类会计科目。盈余管理利用政府补贴与管理费用等对盈余进行操控，所以，企业通过非正常损益类科目管理盈余管理时，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构成影响。可认为，财务报告搭建了盈余管理与环境会计信息的平台。总之，企业管理层主要担负盈余管理的职责，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管理层为谋求利益，对盈余管理实施操控，接着针对性地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均衡了盈余管理正面信息与反面信息。 三、盈余管理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目的同一性，为其提供动机 盈余管理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具有相同的企业管理层。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审视，企业管理层担负向外界外部利益相关者信息的责任。考虑到自身利益，管理层针对性地披露企业会计信息；以社会视角审视，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参与者，企业管理层担负着向社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责任；以委托视角看，企业管理层接受投资者委托，负责公司经营与管理工作，需要向投资者阐明受托责任情况，定期汇报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等；盈余管理，企业管理结合自身利益，针对性地选取会计政策、方法等。盈余管理是为了资本市场动机与税收动机等。在企业看来，盈余管理起到一定正面作用；对盈余做出适当调整，为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使企业产生良好的形象与声誉等。盈余管理会产生负面影响，当负面信息被债权人、股东等发现，会有损企业信誉。股东与债权人可能提前解除借款合同，相关政府监管部也会对其进行干预与惩戒。为消除这种负面影响，产生积极效应，要求企业主动将环境会计信息公布出去。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有助于打造企业爱护家园的形象，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企业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担负着保护环境的责任；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使得利益相关者更愿意与企业开展合作，企业获得的融资也会更多。披露企业更多的环境会计信息，塑造企业爱护自然环境的良好形象，有助于避免盈余管理对企业造成的危机与个人危机。盈余管理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具有统一性的目的，使盈余管理具备了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动机。 四、对策与建议 第一，健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法规。对我国上市公司，要想提升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务必构建起健全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如此，促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有所改善。相比西方国家对环境会计的研究，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缺少完善的环境准则制度，有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规章制度较少，并不详细，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少可以依赖依据。所以，要想改善这一情况，必须做到下述几点：（1）构完善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法律法规，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提供指导依据。（2）我国缺少明确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及统一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所以，在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式上，应明确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达到规范化，这点很重要。确保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较高水平，将部分环境项目适当添加至企业披露报表中，要求企业把与环境有关的说明备注到报表中。建立与之有关的法律与法规，当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有所明确后，让企业管理者树立良好的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意识，为具体工作的执行提供法律依据。（3）编制相关的审计制度与监管制度，强化对此审计与监管[2]。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为塑造企业良好形象，有针对性地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使环境会计信息真实性与客观性得到降低。所以，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法规制定时，一定要强化企业的环境审计，在监管方面，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较为完善。如在企业环境信息方面，一定要有第三方审计提供支持，确保环境审计报告的客观性与独立性。政府、社会与独立第三方对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共同监督，使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有所改善，保持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较好的水平。第二，规范盈余管理，提升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随意使用盈余管理，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会计信息真实性，而且也会对环境会计信息的客观性造成影响。所以，一定要优化盈余管理，使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所改善。以盈余管理进行审视，提出以下建议，以此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完善。首先，完善会计规范体系，压缩盈余管理操纵范围。会计规范体系用来对会计主体进行规范。会计规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会计主体对会计政策与方法的选择。盈余管理，企业为了一些私利，有意识地对会计政策与方法做出选择。企业管理层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实施盈余管理，在会计政策与方法选择时，均不会超过会计规范范围。所以，会计规范体系的健全，无疑对盈余管理的操纵程度与范围有所限制，可使盈余管理情况得到改善。在开展具体实践过程中，吸收国外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逐步修正并健全会计规范体系，使盈余管理情况有所改善，产生较高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其次，强化盈余管理外部监督。我国证券市场尚不成熟，对上市公司，要求注册会计事务所与证券监管部要强化对其的监督，避免管理层出现盈余管理。证券监管部强化监督企业会计信息，针对随意使用盈余管理行为的，要加大惩罚力度。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也要对这种行为进行披露，部分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环境会计的真实性。对此，要给出非标准审计意见，可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状况进行正确决策与评价。再次，强化盈余管理内部监管。（1）加强独立董事职能。提高独立董事会所占比重，要求独立懂事大力度监管管理层，独立董事与股东担负起对经营管理者的监管职责，对企业管理者环境会计信息公布情况较好的，给予鼓励，使企业管理者正确认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2）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管理层以操控盈余的形式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构成影响，主要在于，内部控制并不完善。只有使环境内部控制制度严格化，实时监管企业环境内部控制落实情况，树立企业管理人员高度的环境责任意识。强化内部会计控制，对环境会计披露开展定期审查与监督工作，如此，将盈余管理控制在合理范围，维持环境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3）加大员工参与公司内部治理的力度，在公司内部治理改善方面，鼓励员工提建议，使员工主动融入公司结果治理改善工作中。第三，强化对社会公众的环保教育与宣传。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完善方面，一定要强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会计人员的环保教育，在公众层面，也要强化环保教育与宣传，让整个社会对环境保护形成认识。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企业多在环保补贴与设施方面有所体现，还停留在传统会计理念认识层面，也就是对企业财务与盈利数值的反映。为在社会范围内提高环境保护意识，需要做到下述两点：一方面，政府重视、关注环境保护，表扬较好履行环保职责的企业，对企业隐瞒环境污染信息的行为，要加大惩戒力度，对企业积极披露环境污染信息的，提供帮助，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指导。另一方面，政府强化对环保的宣传与教育，从整体上树立强烈的环保意识，使所有社会成员切实认识环保的重要性，人人担负起环境保护的意识。第四，强化管理人员与会计人员的环保教育与培训。环境会计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为此，要求会计人员在开展计量与核算环境会计信息工作前，需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所以，使环境信息披露情况得到改善，将会计人员组织起来，开展环境会计方面的培训，让环境会计人员形成高度认识，具备较强的会计实践操作能力。此外，对企业管理层，开展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对会计人员，要强化教育与培训工作。环境会计信息由企业管理层进行披露，要求管理人员具备良好环境保护意识，对管理层实施引导，对环境会计信息做出披露。管理人员与会计人员的环保教育得到强化时，将从整体上产生较高质量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五、结语 盈余管理根本上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3]。针对环境会计的研究，会计学者做出了许多研究，研究内容集中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等。以盈余视角进行审视，有关盈余管理与环境会计披露关系并不多见。在盈余管理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上，开展了尝试性探究。 作者：李晓艳 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意愿探索 摘要：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企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揭示环境污染的治理情况和环境资源的利用情况，是当前治理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公众、投资者、企业管理者及国家进行决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信息。文章对我国环境信息披露进行了动因分析和现状分析，同时通过对当地企业的调查研究，针对目前贵州省企业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和措施，以促进和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关键词：企业；环境会计；政府 贵州省作为资源大省和旅游大省，旅游业和工业是其主要的发展行业。然而近年来，水土流失、生态破坏、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加快，是其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为国民经济主要部分的非上市公司不但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最主要责任者，其自身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因此，必须了解目前贵州省内非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意愿和影响因素，针对其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在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早上中国。Lev-entis（2004）对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环境管理会计信息进行了研究，将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环境管理会计信息分为公司环境信息、社会责任信息和财务信息，而Agca nder（2007）将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环境管理会计信息划分为战略性信息、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LeaneWard（2008）对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的模式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公司更倾向于选择网站来披露环境管理会计信息，年报中披露的环境管理会计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十分有限。C.M.Tam（2012）研究认为，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国外学者认为环境会计信息的揭示内容包括：会计和财务方面的信息、环境诉讼方面的信息、环境污染方面的信息、其他方面的信息；其认为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受公司规模、公司绩效、行业类型和公司负债程度的影响。与国外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相比,我国还处十初级阶段,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行为缺乏明确的指引,并缺乏刚性要求。孟凡利（1999）提出了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魏素艳和肖淑芳（2002）研究了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之后的学者主要研究披露环境管理会计信息对于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张俊瑞（2008）研究认为，上市公司社会环境意识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关注有所增强，受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压力，大型企业和盈利能力较好的企业更倾向于自愿披露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此外，由于缺乏强制性披露规范，企业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状况不理想。 二、理论研究及必要性分析 1.理论分析对于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非常多，本文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效益理论来对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研究。（1）可持续发展理论。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范围非常广泛，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只企业的发展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从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方面来考虑，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决定了企业必须进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可持续发展理论是进行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的根源，也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进行了界定，同时也是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目标。（2）效益理论。效益理论是指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社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平台和资源，同时也是企业产品的消费者，企业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正是为了实现这三种效益的统一。2.必要性分析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企业消耗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消费品，在获取利益的同时对社会环境予以关注，既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为了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们需求的多元化和市场商品多样化，企业为满足社会需求，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既是社会公众和政府的要求，也是企业实现自身发展的要求。众所周之，非上市公司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非上市公司是否愿意披露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是否愿意接受社会的监督、管理是值得研究的。贵州矿产资源丰富，是著名的矿产资源大省，环境保护对于贵州省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贵州省的非上市公司是否愿意披露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将以贵州省非上市公司为例，对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意愿进行研究。 三、我国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目前，对于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的企业是部分特定的主体，并且大多数企业只需向政府及环保部门进行报告，对于环境的修复支出及相关成本的记录也不完善。此外，社会公众对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并不了解，而且对企业在环境方面的支出并不关心。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方面，国家的政策法规在其披露内容方面的规定较少，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有选择性的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在披露方式上，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是体现在会计报表附注。我国企业进行环境风信息披露的公司主要是上市公司，且主要是以会计报表附注的形式披露。国内对于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意愿主要以上市公司为对象进行研究，对构成国民经济主体的非上市公司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大部分文章仅集中在关于披露内容与披露方式的理论探讨上,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以及非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意愿研究的文章非常少。 四、问卷调查结果 以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上市公司为调查对象，了解贵州省非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意愿。通过对这些公司的在职员工的调查研究，用以说明贵州省非上市公司在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影响因素和意愿。1.企业对于相关环境支出的项目及是否单独立账。62.4%的非上市公司设立排污支出，57.3%的企业设立按现行法规要求对原有设备的改造支出，51.9%的企业设立信投资项目的环保设施支出，47.8%的企业设立临时性或突发性环保支出，43.3%的企业设立因违反环境法规而被处的罚款，40.4%的企业设立绿化支出。贵州省部分非上市公司对环境支出进行计量，对其或有账项设置科目，公司对于环境会计的计量有一定的意识，但不全面。2.企业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看法。73.9%的非上市公司认为企业有必要披露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方面的会计信息，71.0%认为企业有必要披露企业环境治理政策方面的信息，66.6%认为企业有必要披露废弃物利用情况的信息，70.7%认为企业有必要披露污染排放和治理情况的信息，53.5%认为企业有必要披露环境投资方面的信息，38.9%认为企业有必要披露环境收入方面的信息，12.1%认为没有披露环境信息的必要。贵州省大部分非上市公司认为需要披露环境管理会计信息，但是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内容并没有一致的意见。此外，还有少数公司认为企业没有必要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可能是基于对贵州省内环境质量较好，并没有对生产、生活产生影响的原因，所以其意识不强烈。3.企业认为披露环境信息的原因。27.1%的非上市公司认为是迫于政府监管部门的要求，35.4%的非上市公司为树立良好的环保工作形象，12.4%的非上市公司迫于公众或环保组织的压力，33.8%的非上市公司认为企业应当自觉披露环境信息。贵州省内非上市公司对于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的原因没有产生一致的意见，原因不明朗。4.环境对企业的影响。78.7%的非上市公司职工认为环境治理可改善职工的工作环境，86.3%认为可改善企业的形象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61.8%认为可减少企业的排污费支出，51.3%认为环境治理会提高企业的成本费用支出，32.8%认为认为环境治理的经济效益较小，主要是社会效益。贵州省内大部分非上市公司能够意识到环境对于企业的影响，但仍然有部分公司认为环境不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了解的是环境管理对于企业来说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1）认为我国实施环境会计的前提。33.8%的非上市公司认为是政府的强制命令，49.7%认为需要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环保教育，30.9%认为应该加大对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5.7%认为是其他。贵州省非上市公司对于实施环境管理会计的前提较为清楚。据调查研究可知，贵州省非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意愿较强，整体披露情况一般，对于部分环境会计信息单独设立账户，但是其信息披露的动力不足。 五、政策建议 1.加强政府监管职能，健全环境管理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对于环境管理力度大的企业采取奖励措施。贵州省作为资源大省，也是空气的自然净化器，保护省内的自然环境刻不容缓。作为公司主体的非上市公司，在贵州省内的生产活动对于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在部分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往往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进行披露或者披露不全面，甚至不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政府部门应健全会计制度，强制企业披露部分与环境相关的重要信息，同时将环境会计纳入会计准则，使企业有法可依，有制可循。2.提高管理层环境管理意识，强调环境对于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在采取强制措施的同时，应同样强调环境对于企业的影响。贵州省作为资源大省和旅游大省，大部分企业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当地的资源，此外，也应注意自身的生活环境。因此，政府应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意识到环境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自觉保护环境。3.加大环境宣传力度，让民众意识到环境对于自身生产、生活的影响，从而在消费上支持实施环境保护的企业。企业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民众的消费，民众的支持会使得企业的经营业绩更好，反之，则会使得企业的经营业绩下滑。民众作为消费的主体，更应关注当地企业对本地环境的影响，在创造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应注意环境保护。 作者：廖莎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化工医药类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探究 摘要：本文以淄博东大化工为例，综合分析我国化工医药产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总体现状，发现了诸如“环境会计不规范”、“披露信息不完整”、“主动披露意愿低”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环保意识”、“加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审计监管”等改进建议，为环保部门实施专项督导和化工医药类企业改进自身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指导。 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化工医药产业 一、引言 众所周知，“经济高速发展”与“环境治理保护”二者的关系并非二律背反式的矛盾冲突，只不过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以往在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环境资源往往采取掠夺式的发掘利用，不可避免地严重影响到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最终又反向制约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北京日益加重的沙尘暴和2017年新年前华北地区持续半月之久的雾霾，再一次为我们敲响警钟：环境保护与治理已迫在眉睫，“重发展轻环境”、“先发展后治理”的认识谬误和有害实践，必须尽早予以摒弃和修正，否则将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既然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们生存与发展中不得不面对和重视的课题，那么就必须善于在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寻求平衡点，变“环境换取增长”为“环境优化增长”，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本文结合环境会计理论研究，选取淄博东大化工为案例分析对象，发现化工医药产业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办法和对策，力求从方法论上帮助化工医药类企业全面完整地做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二、化工医药产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及必要性分析 （一）化工医药类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概述 环境会计又被称作“绿色会计”和“环境保护会计”，最早的环境会计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会计学、环境学和经济学的综合产物。环境会计作为应用性学科，可以反映和控制企业与环境相关的各类经济活动，督促污染企业主动进行有效治理，并自觉对外进行披露。我国于1989年颁布施行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全国人大修订通过最新的环保法并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新环保法的颁布和实施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需求，兼顾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问题，为我国的生态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政策规范和法律约束，也对企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出了要求。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而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无疑是形形色色的高污染企业，其中化工医药类企业就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也是本文选取化工医药类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化工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医药作为化工的下游产业在区域GDP贡献方面的作用也举足轻重。以淄博市为例，该市2015年化工医药类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达到4965.2亿元，是该地级市税收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化工医药产业可以细分为很多类别，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污染、强腐蚀和强毒性，从原材料采集、生产加工到储存运输甚至是污染物处理的每个环节，都存在对环境产生污染的可能性。各级政府对于这些高污染企业的环保治理必须立足于从源头抓起，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对其与环境相关的财会信息进行严格督查监管，督促这些企业如实完整地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加大环保专项投入。 环境会计对外信息披露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众多化工医药类企业所选择的披露方法也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本文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从我国A股市场262家化工企业和188家医药企业中选取40家，对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进行抽样统计分析，其中包括泰山石油、神马股份、上海莱士、恒瑞医药等龙头企业。通过抽样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化工医药产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规模以上化工医药企业均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迫于政府监管和社会舆论压力，加之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近十余年来，包括化工医药产业在内的所有重工业污染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至2009年，规模以上化工医药类企业已全部做到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二是披露方式上存在瑕疵。从表2可见，在披露方式方面，“董事会报告”和“财务报表附注”是绝大多数化工医药类企业在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的首选，直接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则很少。表明大多数企业并未单独设立环境会计信息科目，更谈不上单独核算，只是将其融汇贯穿于其他相应会计科目的明细之中，科学性和直观性不够，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也有待提高。三是披露内容尚不够完整全面。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多涉及已发生的环保投入（比如排污费和绿化费等），以及变废为宝、节能降耗的额外收益，以体现自身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对于能够反映当下和未来潜在的可能危害自然环境的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往往被多数企业所忽略或绕过。 （二）化工医药类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分析 （1）法律法规的客观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了企业的环保责任，从立法高度督促企业树立环保意识，在共享环境保护红利的同时，对自身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企业环境会计体系应运而生，监管部门要求企业环境会计要如实反映企业在环保方面所产生的成本费用，真实记录企业在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方面所衍生的经济效益，并及时、完整地对外进行披露。 （2）有助于提升企业自身的形象和声誉。无论所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内容是正面抑或负面，只要企业致力于完善环境会计体系机制，坚持真实对外披露环境污染所产生的相应成本，以及环境保护所衍生的相应收益，自然会在信息使用者和广大民众心目中树立起有良知、负责任企业的形象，进而影响社会舆论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3）有利于企业的永续发展。在新经济和移动互联迅猛发展的当下，只追求自身眼前利益最大化而不能承担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企业，是难以负重行远、做大做强的。环境污染的日益加重已经唤醒了民众的环保意识，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已超过以往任何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下，企业只有重视环境会计披露，勇于承担起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才能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获取并不断扩大市场份额，获得永续科学发展的不竭原动力。 三、淄博东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案例分析 （一）公司简介 淄博东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化工）长期致力于离子交换树脂的研发和生产，年产量3万吨规模，为行业内国内重点骨干企业。目前已开发生产强酸、弱酸、强碱、弱碱和螯合、吸附树脂等九大系列百余个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电力、冶金、化工、医药、制糖等行业领域，产品获得中石化、国家电力等系统的入网许可证，畅销全国并出口欧美日和东南亚地区。从东大化工的产品结构不难看出，该企业为典型的化工企业，且在离子交换树脂生产的两个主要工序（聚苯乙烯磺化和转型）中会产生大量含酸废水废气，另外1台75t/h、2台35t/h和1台15t/h生产锅炉会产生烟气污染物排放。因此，按照环保法规定和政府环保部门要求，东大化工必须定期对外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科学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生产经营的关系，立足防范杜绝乱排乱放，为缓解淄博乃至鲁中地区的环境压力贡献力量。 （二）公司环保机构运作情况 东大化工专门设有环保处，由一名分管副总兼任处长，现有专职环保工作人员7名，其中环保专业本科毕业生4名。主要职责是起草制订公司环保管理条例，组织、指导、协调公司涉及环境治理的各项事务，对口联络省及市区政府环保部门，监督公司各部门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配合其他部门组织员工进行环保培训，负责公司环保设备的日常巡查维护，定期向公司财务部门提供环境会计一手资料和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多年来还无偿为淄博市张店区环保局“东部化工区环保监测站”提供半层楼的办公场地，环保处与之相邻办公，变被动接受监管为主动参与环保治理，成为该市首家勇于在监管部门眼皮底下治理环境问题的化工污染企业。 （三）污染物处理情况 （1）废水处理。自建了含有两套污水处理设施的污水处理站，1号设施设计处理含酸以外工艺废水和办公生活废水，处理规模260立方/d；2号设施专门处理含酸废水，处理规模260立方/d。 （2）废气处理。1台75t/h锅炉采用两电场静电除尘器和布袋除尘器，外加半干法炉外脱硫和低氮燃烧法（SDA）进行除尘脱硫处理；2台35t/h锅炉采用三电场静电除尘器和布袋除尘器，外加半干法炉外脱硫和低氮燃烧法（SDA）进行除尘脱硫处理；1台15t/h锅炉采用多管旋风除尘器除尘后送75t/h锅炉合并脱硫。 （3）固体废物储存。东大化工共建有5个钢筋水泥防渗漏全封闭固体危险废物储存场，总面积800㎡；另建有燃料棚、灰仓、脱硫渣仓、炉渣棚等一般固体废物暂存场地若干；此外，内部还预设了总容量3000立方的3座三级防控应急事故水池。 （四）环保投入情况 如表3所示，东大化工近三年的排污费、水资源费、绿化费、环保罚款和环保设备购置费，这些明显属于环保投入的费用均未单独列入环境会计科目，其他间接涉及环保的人工费、电费、维修费和资产减值更是合并列入了制造费用科目。反映出东大化工在逐步加大环保力度的同时，环境会计体系建设尚有待加强，对外披露方式也有待改进。 （五）年报摘要分析 东大化工的年度报告一般于次年3月初披露。本文只能摘录分析其2015年年报涉及环境会计信息的部分（包括重要事项、财务报表等），综合得出如下分析结果： （1）列入议程，摆上位置，企业高层高度重视环保问题。随着环境污染公众事件的增多，政府环保部门对于污染企业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呼声越来越高，东大化工作为典型的化工污染企业，面临的社会舆论压力可想而知。在此背景下，东大化工高层在年报中披露风险与价值时，特别将环境保护摆上关键位置，表现出应有的环保意识和决心。 （2）改善工艺，创新技术，最大程度降低环境污染。从东大化工2014年经营情况回顾中可以看出，公司着力于工艺改善和技术创新，力求通过研发绿色环保的新产品，达到节能减排、降低污染危害的美好愿景。 （3）调整战略，把握机遇，以转型升级提升环保成效。从东大化工企业发展战略和未来趋势描述中可以看出，公司已将战略性化工新材料作为未来转型升级的目标重点，在光学级聚合物材料用树脂、改性环氧树脂和丙烯酸树脂等方面都将加大研发投资力度，决心以企业产品升级转型推动解决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问题。 （4）直面问题，勇于担当，确立绿色发展长远目标。从东大化工年报中还可以看出，公司对于已经发生和潜在的环境风险都采取了勇于面对担当的态度，不回避、不遮掩，让信息使用者和潜在投资者都能一目了然，全面掌握企业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和环保压力，有利于他们行使舆论监督权力和做出相关投资决策。对于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东大化工立足“绿色化工”发展愿景，表现出较强的敬畏自然、尊重环境的环保意识。综合上述，东大化工在环保治理方面还是有所成效，基本做到了机构组织有保障，环保投入有保证，污染物处理有措施，未来规划有目标。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也作了积极探索，能够将自身的环境问题和风险在年报中如实反映，并在未来发展趋势展望中给予环境问题较多笔墨，制订出了可行性较强的环保规划和蓝图。应当引起公司决策层注意的是，年报“三大件”资产负债、现金流量和利润中并未专门单列环境会计科目，相关环保费用开支都融合归类到了其他子科目，有的甚至界限不清，使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显得还不够专业具体。 四、案例揭示问题及改进对策建议 （一）化工医药类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主要问题分析 （1）环境会计信息对外披露意愿低、主动性差。从对东大化工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案例分析不难看出，信息披露的主体是化工医药类企业公司，而该类企业的特点往往是规模体量较大、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很大，相较其他类别企业而言环保投入挤占压缩利润空间的几率也更大。然而当下环境污染源来自各个方面，既有工业污染，也有生活污染和汽车尾气排放，既来自化工医药企业，也来自其他类别企业。因此，化工医药类企业普遍认为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环境恶化的现状和趋势，出于保护未来经济利益和规避环境风险的考虑，往往主动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意愿都不高，多为迫于法规和监管压力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导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较差的根本原因之一。另外，部分化工医药类企业面对环境问题存在侥幸心理，自以为应付好环保部门的例行检查即可、不发生社会关注度高的环境污染事故就好，对待环保事务能应付就应付，能规避就规避，喜欢避繁就简、能省则省，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显然没有得到高层应有的重视，自然缺乏应有的专业规范性。 （2）披露内容不全面、不具体。环保法是国家层面的立法，虽对企业的环保责任进行了规范，但不可能具体到为某类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作出详细要求；证监会虽然要求上市公司中的化工医药企业必须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但又很难提出类似会计准则般的规范细则；而我国环境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的相对滞后，也让绝大多数化工医药类企业的财会人员缺乏必要的环境会计业务知识和技能，更遑论对外披露方法和技巧。以上原因综合作用下，造成了企业在选择采集环境会计信息时主观随意性很强，报喜不报忧，乐于体现自身的成就和对环境的正面建设作用，不愿真实反映自身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危害，有的甚至玩弄数字游戏虚增环保投入费用，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此外，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关联性不强，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和效果，常常将非报告期内的环保投入挪移添加，而对于报告期内发生的环保罚没则作隐形处理，笼统地归入营业外支出等其他科目，甚至干脆不对外披露。总之，化工医药类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不全面、不具体、不充分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3）披露信息定量性不强、科目划分凌乱、可用性差。调研中还发现，化工医药类企业在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时，选择文字描述型的不定量性信息多于数字直观型的定量性信息。例如，将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生产活动，放在“重要事项”中连同领导批示一起作文字描述披露；在“董事会报告”和“财务报表附注”这两处被最多化工医药类企业选择用来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地方（见表2），对涉及环境事宜的解释说明也多采用文字描述，鲜见具体数字比对。信息定量性不强、笼统模糊必然造成可用性差的后果，让信息使用者难以作出纵向和横向比较，影响判断和决策效率。此外，即使有的企业作出了环境会计定量性信息披露，但在科目划分上不够规范科学，都没有单独形成报告和单列种类，而是将环境会计信息视作普通财会信息，归于二级子科目下记录了事。比如，废水处理设备、绿化设备等都笼统归类于固定资产，专门从事污染物处理工作员工的薪酬都归于整个工资支出等，都未单列科目或者清晰界定，势必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效果。 （4）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不科学、不标准。目前国外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规范的固定模式，理论研究也处在逐步成熟的过程中，起步更晚的国内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和方法就更不成型，理论界和实务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企业作为披露主体选择披露模式的自由度和随意性很大，加之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化工医药行业自律组织在这方面都没有作硬性规定和要求，企业出于逐利避害的本能对环境问题多采取逃避态度，使得各个企业在年报中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所选取的模式更加不统一、不标准，横向比较无坐标，纵向比较无关联，致使信息披露效果不佳。在披露形式方面，企业选择的披露载体也是千差万别，让信息使用者一头雾水，降低了信息使用的便捷度。此外，在披露内容、格式、科目设置、在年报中位置等也没有一定之规，常常出现内容重叠、格式杂乱、表达模糊等问题，使整个化工医药产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显得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二）改进对策和建议 （1）政府层面。改进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首先需要政府强力推动。政府部门负责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法监督，因而也是改善化工医药类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最有力的引导者和监督者。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范化工医药类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模式、方式和方法，让化工医药类企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要强化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和实施督导，对于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不守规矩的企业，要依法整治查处，加大它们的违法违规成本，维护增加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威慑力。第二，定期出台指导文件和规范指南。对于法律难以穷尽的地方，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及时出台政府文件和规范指南进行引导约束。在文件和指南的起草酝酿阶段，要充分发挥化工医药行业协会的作用，利用他们了解行业现状、熟悉工艺技术、摸透企业心理的优势，更多地征求他们对文件、指南的意见建议，邀请他们参与到起草和讨论工作中来，确保指导文件和规范指南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第三，完善细化会计准则。环境会计毕竟是会计的一个细分门类和专项分支，必须遵循会计准则的统一规则。因此，改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首先要完善会计准则，尽快为环境会计及其信息披露制定统一规范的准则。具体到化工医药产业会计信息披露，则需要政府部门紧紧围绕化工医药企业的行业特点，制定合理实用的专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准则。第四，营造良好的环保社会氛围。环境保护与治理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政府有责任督促新闻机构加大环保宣传力度，让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反过来督促企业改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在移动互联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要注重网络舆情动向的把控和引导，借助热点公众事件处理和突发事件应对，巧妙地将环保宣传工作寓于其中，使社会各界都成为环保工作的志愿者、践行者和监督人。 （2）企业层面。化工医药类企业既是大量污染物的制造源头，也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在调整环境会计信息、控制应计项目和完善改进信息披露模式方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根源性作用，必须顺应潮流在政府的监管之下作出如下改变：第一，将环保理念寓于企业文化之中。环保理念是先进企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于环境污染较重的化工医药类企业而言，更应该在自身企业文化构建中积极植入环保元素，以此凝聚包括自己员工在内的社会人心。要善于利用例会和各类教育培训等平台和机会，把环保理念作为永恒主题进行宣讲灌输。要把环保作为各类奖励和职位晋级的硬性条件，让环保与每位员工的切身利益挂钩，确保企业文化和环保体系的正向融合、同步发展。第二，建立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审计制度。强化内部审计，在财务预决算审计、公司领导离任审计等各类审计中，设立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专项，真正给危害环境的经济行为戴上紧箍咒；成立环境会计部门，可以内设于财务部门，也可以单列于董事会下，从组织机构方面保证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改进实施；借助第三方审计，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报告时，必须要有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评价内容。第三，强化专业培训。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也是决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要强化现有财会人员的教育培训，完善其知识结构，确保他们知晓掌握环境会计和信息披露方面的新理论和新法规。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真正把精通环境会计理论和富有实务经验的专门人才吸引到企业中来，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新形势的要求和需要。 作者：周海娟 单位：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海峡两岸造纸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摘要】随着科学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对于环保的需求日益增大，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热点。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群体，应该自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自20世纪90年代起，大陆和台湾地区同时引进了“环境会计”这一概念，两岸环保部门也都致力于各自环境会计披露体系的建立。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与大陆相比，台湾已逐渐形成一套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信息披露质量较高，披露内容更加丰富。以造纸业这一高污染行业为研究对象，对比两岸造纸业近三年的披露现状，探究造成两岸此种差异的原因并提出建议，试图为大陆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提供借鉴。 【关键词】两岸；造纸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一、引言 2014年11月，APEC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北京空气清新、质量优良，城区被久违的蓝天所拥抱，交通顺畅。在APEC会议上，主席表达了对环境的深切关注：“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能够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人们渴望留住绿水蓝天，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对于环保的需求都日益增大。近年来，国家对于环境保护愈加重视。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这次修订中，政府和企业进一步明确了二者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及责任，不仅如此，此次修订取消了原有50万元的处罚上限，代以倍数类的惩罚标准。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群体，政府要求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不仅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良好展示，也成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重要途径。在大陆，环境会计这一概念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在科学发展理念的引领和推动下，环保部门也相继出台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等一系列文件用以指导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但是总体来说，大陆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上尚未形成规范的体系，披露内容具有随意性，多数企业只披露对自己有利的环境信息且披露内容多以文字形式呈现，缺少量化信息。台湾的环境会计同样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构建出一套企业环境会计的体系，企业披露行为更加自主，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较为丰富，因此，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台湾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本文选取高污染行业中的造纸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近三年两岸造纸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对比两岸的披露法规、披露内容及披露形式，试图探究造成两岸此种差异的原因并提出建议以求为大陆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两岸造纸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比较 （一）披露法规比较 海峡两岸上市公司都存在环境信息的强制性披露，而强制性主要来自于证监会等管理部门的法律法规约束。早在1997年，中国证监会就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一号——招股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其中就已经提及企业在招股说明书中应当披露企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情况。随后，相关部门又陆续出台了《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规定》《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等文件。此时的台湾，也深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台湾于1997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和企业环境会计制度关系密切的规定，涉及水污染防治、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环境影响评估等。为方便比较两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笔者选取两岸较典型的环境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并整理汇总。目前，两岸在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上，均采用强制披露与鼓励披露相结合的做法。 两岸都在积极推动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披露更多的相关信息。但是从的文件内容来看，大陆更多是起到了宏观引导的作用，虽然大陆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年报中披露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并描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但是对披露信息的具体内容、质量并没有进行规定。从台湾的相关规定中，不难发现，其在指引台湾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规定更为详细，比如《产业环境会计指引草案》《上市公司编制与申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作业办法》中，不仅规定了企业需要披露的具体内容，还根据行业的不同，具体规范了各行业的企业在披露时的做法。不仅如此，在2000年时台湾就已经开始着手建立系统的产业环境会计制度。为了推广这一环境会计制度并保证其实施，台湾制定了一个三年计划并在随后的几年中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及标准。到2007年，台湾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环境会计制度，明确了环境会计制度的架构和内容、环境信息的分类项目和常用的环境会计科目、环境成本的计算标准、环境信息披露要求等内容。可见，台湾的相关披露规定对其环境会计制度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披露方式比较 大陆企业多在企业年报、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有些企业也会出具单独的环境报告书或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选择性披露，在披露方式上台湾与大陆大致相同。为了方便统计比较，笔者选择两岸造纸业的上市公司，其中大陆企业23家，台湾企业7家，收集其年报、招股说明书、董事会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整理了两岸造纸业近三年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式。大陆的披露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向好趋势，但是仍旧会有企业不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而信息披露在台湾得到了很好的普及，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台湾环境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比如台湾在规范其董事会年报格式时，就要求在企业营运概况中披露环保支出资讯，这样具体的规范做法是台湾高披露比例的关键。从独立报告的披露比例来说，2014年时台湾披露情况较好，但总体来说两岸的披露状况相差不大，甚至在2013年时台湾低于大陆的披露比例，因此仅从是否采取独立报告形式披露并不能很清晰展示两岸披露方式的差异。 环境成本分为投资额及费用额，将二者加以区分披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披露企业的环境成本意识。此外，是否采取物量效果和经济效果相结合的方式披露，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披露的质量。环境会计是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采用多种计量手段和属性，对企业的环境活动和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所作的反映和控制。但是环境活动不同于大部分企业活动，并不是所有环境活动都能直接以货币形式计量。对货币计量反映不出来的，主要集中在环境负荷消减量等数值，可以使用物量来进行计量，称之为物量效果；对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使用货币计量，称之为经济效果。不难发现两岸在环境会计披露方式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台湾企业在披露时更为注重区分环境投入和环境费用，多数企业也能采用物量效果和经济效果相结合的披露方式，在披露方式上相对更为成熟。而大陆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已能更自主地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但是还亟须在披露方式上有所创新。 （三）披露内容比较 环境会计信息分为定量及定性信息两类，定性信息包含了与环境披露相关的规章制度及环保理念等文字性描述信息，而定性信息则应当涉及更多财务信息，例如环境收益、环境成本、环境资产及负债。目前，随着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但是披露内容却未形成规范，披露较为随意，且大多数企业披露内容为定性信息，较少披露定量信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高。笔者根据造纸业上市公司近三年的披露内容，将多数企业披露的常见内容整理。大陆企业的披露内容中，既有定量的信息，也有定性的信息，但是定量信息，如环保投资、环保成本、污水处理量等披露较少，大多数企业虽然也会披露废水、废气、固废的处理情况，但仅限于定性的说明，披露信息并不具有可观性、可比性。在大陆，多数企业会披露节能减排行为和一些公益活动，这是企业愿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表现。但是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局限于当前是远远不够的，企业还应放眼未来，为社会节约资源、创造资源。企业的环境披露内容不仅应包括目前的污染治理状况，还应涉及未来可能面对的环境风险，以及企业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废弃物的排放。 大陆企业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仍有所欠缺，这点可以从“环保目标”及“废弃物回收利用”的披露情况中得出。台湾在披露内容方面做得就较为出色。披露内容丰富，且披露信息多为定量数据。不仅如此，在台湾当局的新政策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并形成自己的一套披露体系。为了方便比较，笔者也将台湾造纸业上市公司近三年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进行了整理。台湾企业的披露内容较为规范，例如董事会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都会有较规范的披露格式，因此企业的披露信息不仅丰富，且多为定量信息，可比性较强。此外，由于对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RI）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企业将GRI作为披露规范，这也使得台湾的披露质量呈现较高的状态。难能可贵的是，台湾企业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不仅局限于披露能源消耗、三废的排放及处理，也十分重视对未来环境的保护。不同企业会采取不同的方法再生能源，例如育苗育林、废弃物回收利用，企业在重视环境现状的同时，也试图对未来环境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因此总体看来，台湾企业的披露内容丰富，多披露定量数据，环境成本及环境投入区分披露且对未来环境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披露质量较高。 三、两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差异原因解析 （一）政府推动 在上文披露法规比较时，就可以看出，两岸相关部门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环境会计信息制度建立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大陆十分重视环境的保护，也要求企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总体来说政府扮演着宏观引导的作用，在监督企业披露信息的同时提供技术支持，但是并没有对披露内容及格式作出详细的规定，这也导致披露质量良莠不齐。而台湾相关部门在指导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时，更多地从微观层面出发，于1995年成立了“台湾永续发展委员会”，并制定相关指引、计划帮助规范企业披露内容，使得从环境信息的分类，到环境会计科目的设立，再到环境成本、环境效益等的计量都有据可循，政府在台湾环境会计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二）民间组织推动 企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受到的外部压力，外部压力分为法律法规等直接压力以及社会舆论等间接压力。其中，企业的自主环境披露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团体及媒体的压力。在台湾环境会计制度的建立中，民间组织这类社会团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97年5月，台湾成立了企业永续发展协会，此后，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诞生。台湾的民间组织不仅会披露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及社会责任报告，还能辅导企业ISO体系的升级，帮助企业编制环境报告书。如2003年成立的民间组织“台湾环境管理会计协会”，是目前世界上四家环境管理会计协会之一，其成立宗旨就是“推动企业环境财务信息的规划及建立，辅导企业披露完整的环境财务信息并环境报告书及永续报告书，进而推动环境财务信息之第三者认证制度。同时透过企业、政府与本协会的努力，对产业环境财务的推动及发展有所帮助”[8]。而大陆也有着许多的民间环保机构，如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中华环保联合会等，但是多数民间机构都依附于政府而存在，由于依附性较强，这些民间组织只能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起督促作用，无法灵活地给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也无法像台湾民间机构一样促进企业环境会计制度的建设。 （三）学术界推动 1992年，葛家澍教授在《会计之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的文章，这成为了大陆学术界环境会计研究的开端。之后，百花争艳，学术界各位学者开始从宏观、微观，从学术层面、企业层面、社会层面等各个角度展开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大陆环境会计方面的研究成果。随后，中国会计学会还成立了“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这也成为了大陆环境会计研究的强力支柱。但是相比较台湾，台湾学术界则不仅限于提供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还致力于台湾企业环境会计制度的建设推动。这其中较为出色的要数台湾交通大学，2003年，台湾交通大学成立环境管理会计研究室，沈华荣教授着手研究了环境会计在台湾的推行及台湾企业环境会计制度的建立等。此外，台湾的高校十分重视与外界的合作，且研究成果更注重实际应用意义，通过研究环境会计制度建立及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企业的意义而使企业能更快接受“环境会计”这一概念，也激发企业自主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积极性。 四、对大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 （一）完善环境披露法律法规，形成规范披露体系 台湾与大陆同时引进环境会计，但是目前台湾环境会计制度已基本形成，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部门的积极引导。我国企业众多，政府在宣传环境会计时具有更大的难度，但是深知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深知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一直致力于环境信息披露的推动。但是政府的推动作用可以从宏观引导深入到微观的指引，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详细规范披露内容、披露方式，制定披露细则指引，设置分类环境项目及环境会计科目，提供物量效果和经济效果的不同计量方法，从源头上加紧大陆企业环境会计制度的建设。 （二）发挥民间组织作用，提供披露技术支持 由于大陆民间组织多数依附于政府组织，因此迄今为止民间组织并未很好地发挥其作用。政府可以将民间组织作为与企业沟通的桥梁，一方面，赋予民间组织监督披露的权力，一方面允许民间组织提供技术支持，详细指导企业如何编制环境会计报表，并帮助完成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环境报告书的出具。 （三）重视学术实务研究，加强学界企业交流 学术界的研究，除了丰富其理论意义，更应注重其实务意义。目前大陆学术界还未有参与法律法规制定的机会，但是在未来，可以尝试让学术界参与环境会计制度的建设。目前随着MBA及EMBA的发展，学术界有更多的机会与企业沟通交流，这将是企业环境会计制度建立的一个契机。一方面，学术界了解企业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及其原因，在制定相关法规指引时更有方向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学术界也可帮助加深企业环境保护意识，让企业了解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社会及企业自身的意义，消除企业在披露方面的疑虑。 作者：徐光华；钱冰莹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摘要： 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能满足企业、政府、国家等相关者的利益需求，还能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本文在分析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基础上，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企业活动与自然生态状况之间的联系受到广泛关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已成为促使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目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方式主要有社会责任报告、量身定做的环境报告、年度报告等。然而，因为政策不统一，揭示的信息实用性不强，无法让利益相关者据此作出科学客观的决策。因此，研究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具有重要意义。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概述 环境会计是在传统会计学基础上，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对企业环境活动和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所做的核算与监督。传统会计核算包含了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但以前的核算仅着眼于企业的盈利性质，却忽略了它是对环境具有重大责任的社会性组织，未从企业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研究。环境信息包括环境资产、负债、成本、绩效报告。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没有被普遍认同的形式，主要为环境报告书、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年度报告中的董事会报告或财务报表附注等。 二、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不完善我国现阶段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制度和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环境问题的要求不全面，约束力不大，导致企业与企业之间、行业之间披露的质量相差很大。披露内容上存在企业对当年环境信息不披露或披露很少且不具体状况。例如，三废治理情况及支出、排污权、环保投资等都是较重要的环境信息，但大部分企业只对排污费做了具体的数据披露，其他则不披露或简单披露。披露形式上，有些企业采用量身定做的环境报告或可持续报告，有些企业借助社会责任报告、年报等，而有些企业则只在年报的董事会报告和财务报表附注中简单披露几个数据。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的披露都缺少统一的规范。有些企业年与年之间披露的情况有所不同，直接导致了环境会计信息从纵向和横向上都缺乏一定的可比性。 2.披露内容不完整不够明晰以环境成本为例，环保设备的折旧费、维持费、厂区绿化费、环境管理部门的费用等都是较重要的成本支出项目。大部分企业只对厂区绿化费、环保设备折旧费有所披露，对其他重要的环境成本支出项目予以披露的很少。有些企业披露的内容不够详细，只是一带而过。披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环境信息的定性描述，定量披露情况很少。例如，就节能减排而言，大部分企业会在环境信息中提到公司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一直在改进节能减排技术，收效不错。但真正将节能减排的收效以表格或单纯数据形式加以披露的较少。从所调查的60家上市公司看，比例不超过50%。有些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较简单，字数非常少。总体说来，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可概括为：定量信息定性化，定性信息简单化。这对利益相关者来说，所得到的信息不太实用，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对信息使用者帮助较小，失去了披露的意义。 3.环境信息反映的负面问题较少调查研究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企业在年报或环境报告中披露过环境污染影响情况等负面环境信息，一般只在报告中简单说明报告期内无污染事件发生。但却不敢保证完全没有出现过环境污染事件。信息使用者较关注企业对环境的影响状况，而所披露的内容只是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无任何影响的普通信息，几乎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对利益相关者来说可谓“报喜不报忧”，对信息使用者造成很大误导，使信息使用者无法了解现状和预测公司未来发展前景，让信息使用者无法做出准确客观的决策。 4.行业之间的信息披露有较大差距从已有研究来看，各行业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侧重点都不一样。有些行业倾向用环境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全面详细披露环境信息，而有些行业由于污染小或节省资源等，只在社会责任报告或年报中简单披露。由于行业特点不一样，企业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也有很大差距。从所调查的60家上市公司看，化工业和造纸业这两个对环境污染较大的行业在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节能减排和环保新技术等方面披露的企业比例较大，而医药行业在资源税这个项目上披露比例较其他行业高，钢铁行业则在企业环境制度、是否通过ISO环境体系认证等非货币计量的项目上披露比例较高。除本次调查研究的几个行业外，其他行业也各有侧重，差距略大。 三、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问题原因 1.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没有统一规范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法律法规，政府尚未制定出具有权威代表性法则。环境信息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环境问题的发生有多重因素，每个企业的经营特点不一样，导致环境会计信息本身具有一定特殊性。这就要求有相关的法规及规范进行约束。目前无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形式还是内容，各企业只能按自身行业特点和对环境信息的主观认识披露，具有一定主观性。我国对环境会计的研究较晚，落后于欧美国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不像传统的会计核算披露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财务报表框定好形式与内容，短时间内要让环境会计信息像传统会计核算那样有统一的报表形式缺少法律依据。 2.政府宣传不够，公司社会责任感不强国家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宣传还不到位，再加上缺少严格的法律约束，导致企业未认识到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由于更重视的是目前的利益，忽视了环境信息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的积极性不高，对一些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不够，较担心披露出环境污染事件会影响自身形象和声誉，投资者会改投其他公司，影响公司的发展。另外，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缺少基本认识，国家鼓励政策力度不够大，致使企业没有披露积极性，使得环境保护成本偏高。 3.国家宏观管理力度不够各行各业有其自身特色，生产经营模式不尽相同，难以管理，导致我国政府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宏观管理力度不够，短时间内难以出台一针见血的法律政策，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相关的法律约束力。政府和管理当局对企业的监督力度不大，管理部门对这一内容并没有作出统一规定和硬性要求。企业在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时缺乏积极主动性，不愿意将其最真实的环境信息公之于众，而是有选择性披露。 4.社会公众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监督不到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社会公众的利益考虑，是为了让社会公众对企业经营引起的环境问题有所了解，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实时监督能较大程度改善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使企业积极完善这方面工作。然而我国对环境法律宣传不是很到位，社会公众意识不够强，对环境信息披露起不到监督作用或监督力度不够，导致企业工作做得不到位。 四、解决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对策 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使信息披露规范化我国在环境会计领域缺少规范，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无法放在同一层次比较。要使信息披露可比，政府首先要制定环境会计披露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使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形式和内容一致。其次要完善我国环境会计核算体系，让上市公司有据可依，全面具体地反映环境会计活动。同时，应将环境会计涉及的内容编入相关法律法规，使环境会计像传统会计一样有专门的报表格式进行披露。 2.加强环境会计人才的培养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部分会计学者开始研究环境信息与会计的相关问题。我国环境会计信息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相关理论还不是很成熟，相关人才比较稀缺。我国可在高校多设立相关专业和课程，多培养环境会计人才。环境会计是一门新兴科目，具有新颖性和复杂性。国家通过定期对相关人才进行专业考核，敦促环境会计人才不断进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还要鼓励企业进行定期培训，让环境人才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 3.加强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宣传力度，提高企业责任感环境保护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利用新闻媒体、宣传教育等方式，加强对环境会计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让公众了解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知识，增强这方面意识。企业的生产活动会给环境带来影响，甚至造成严重污染。为防患于未然，政府要敦促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自觉主动披露。鼓励他们在内部设置专门负责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部门，负责企业与环境有关的问题，让企业认识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优化企业的经营管理结构，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加强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监督环境会计信息的自愿披露能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缺陷。事实上，在环境信息问题上全部依靠企业的自愿披露是不现实的。过去的案例充分说明，只有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相结合才是最适当的。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在环境保护与信息披露上都有较高的思想觉悟，有些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想法，对有些环境问题不披露或少披露，以致造成环境信息披露不完整或实用性较低等问题，难以对信息使用者有太大帮助。所以，政府与环境管理部门的监督作用就显得极其重要。综上所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时代进步的产物。我国经济增速、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常态”下，更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动摇。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既要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更要吸取西方国家经验，走出一条适合并有利于中国环境保护的道路。 作者：吴震 单位：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摘要： 文章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两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本文对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所帮助。 关键词： 生态文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1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概念 环境会计，实质上是绿色会计的别称，是用货币为主要单位来记录各类环境污染、防治及其开发的成本费用，并对保护环境形成的效益进行计量和报告，综合评估环境绩效和环境行为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新兴学科。对经过确认的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公开的过程，被称作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了解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帮助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2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互关系 2.1开展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企业既是环境资源的消耗主体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角。相关专家和学者对环境污染物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环境的污染物大约有80%是由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的。既然企业是我国环境污染主要制造者，那么企业必须为治理污染负主要责任。为了把我国建设的更加美丽，为了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走生态文明之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出一份力，及时披露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 2.2加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手段之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手段。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是为了向内部和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正确的会计信息，帮助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为实现这个目标，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要求企业进行环境会计核算时必须全面客观、真实可靠。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它既可以监督企业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又可以监督企业是否做到了良好的环境保护，它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环境管理手段，被称为环境污染控制的第三次革命浪潮。通过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情况，可以知晓企业环境资源的利用情况和治理环境污染的情况，也可以有助于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整个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 3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3.1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准则缺乏相比西方来说，中国对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环境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保护环境的法律10多部，相关法规20多部，约束了企业的污染的一些行为，对环境保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国颁布的这些法律法规基本上没有提及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梁杰与刘金彬等研究发现，中国至今仍无专门的《环境会计准则》或《环境会计指南》。杜婕也指出：“尽管有些企业已经将环境会计的应用开始逐步推行，然而现在环境会计的成本费用核算以及基本理论仍然存在许多分歧和争议，更没有将环境会计写入到相关法律法规中，这让企业在真正建立环境会计体系中无法可依。”因为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使大多数企业从不主动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即使披露了一些信息，也不能取信于社会公众，影响了披露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3.2缺乏环境会计信息监督为了确保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客观真实性，需要专门的监督机构独立审计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情况。由于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定相应的环境会计准则，并且与此相对应的环境审计准则也未出台。因此，我国审计机构缺乏对环境审计监督的有效武器—环境会计准则及环境审计准则，致使环境审计无章可循，寸步难行。卢少青(2013)选取46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经研究发现选取的公司审计报告中都没有提及有关环境方面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更没有相关部门或机构出具企业环境信息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从而导致了企业披露虚假环境会计信息的可能性，进而不能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形成有效监督，信息使用者也无法据此做出合理的决策。 3.3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范围狭窄，信息价值低由于我国缺乏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政府监管薄弱，惩罚力度不够，导致企业不能够主动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秦声(2010)对1581家上市公司搜集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从分析数据可看出进行有关环境方面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的只有517家，披露所占比重32.7%。并且，这些企业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出现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只披露一些政府的环保奖励、企业的环保支出、企业的环保投资等环境受益的信息，享受的环保税收优惠政策、国家拨付的专项治理资金等；而对企业环境污染形成的诉讼，违反环保规定而给予的罚款等不好的环境会计信息则不加以反映。企业在披露环境信息时披露内容经常流于形式，披露的内容太简单、范围太过窄，不能客观反映环境绩效，环境会计信息价值较低，不利于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在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情况。 4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主要对策 4.1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会计准则为了使企业能够真实、可靠的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正确反映企业污染及能源消耗等问题，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制定相关的环境会计准则，比如可以借鉴日本的《环境会计准则》、《环境会计指南》等，对象由大型企业扩展到中小型企业。我国也可以完善现有的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和会计方面的法律法规，把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的相关要求充实到现有环境法律法规中，在《会计法》和《企业会计准则》中新增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内容，将环境会计信息纳入《信息公开条例》中。在《环境会计准则》中明确强制环境会计披露的内容、方式、时间等相关要素，明确环境审计的范围及程序。 4.2实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第三方审计为了使企业所出具的环境信息报告、所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更加真实，注册会计师应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审计更合适。因为政府部门人员对环境会计缺乏相关的认识和了解，不能很好地做到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有效监督和管理，而注册会计师专业知识丰富，客观性强，他们可以依托第三方会计监管机构披露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注册会计师可以审计企业披露的独立的环境报告，并可以通过企业环境绩效报告来判断企业的环境资产、负债、收益和支出等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对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的质量作出相应评价，进而为企业内部和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支持。 4.3制定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措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由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环保局等部门进行监管。监管部门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加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一）建立环境信息数据库。监管部门可以联合工商管理部门为企业建立环境信息数据库，及时公布重污染行业及其污染企业的名字，来提高环境会计信息的透明度。（二）监管时要奖惩结合。我国可以借鉴英、日两国的做法，分别设立“环境报告奖”、“环境报告书奖”。对能够主动、全面、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给予降低排污费、税收优惠、环保项目补助等优惠。同时，对于未能披露规定的环境信息或者披露虚假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应进行严惩，可以根据轻重程度，给予警告、罚款、行政处罚、停业整顿、强制关闭等惩罚措施。提高政府监管，将激励与惩罚相结合，希望能够提高企业的环境披露质量，改善我国企业低质量信息披露现状。 总之，本文希望能够通过国家制定和完善环境会计准则、加强第三方监督和增强国家监管等措施，使企业主动、真实、全面的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使企业利益相关者了解更多企业能源消耗与企业环境污染等客观信息，促使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环境效益，进而保障整个社会保持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 作者：苗玲娟 宋俊儒 刘康伟 单位：临沂大学物流学院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摘要: 环境会计对加强环境管理有着重要的保护作用，由于环境资源越来越受重视，环境会计的发展也随之受到重视。近年来,环境问题一次次地被推到风口浪尖,这些发展现状引起了人类的思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上市公司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上市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对环境的依赖，因此企业对环境污染更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可以反映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环境事项,有利于促进企业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转变,增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感,更好的完善企业形象。在环境会计披露的企业中上市公司是信息披露的主体,因此本文将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文章首先，通过对环境会计以及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相关理论的介绍让大家对环境会计有进一步的了解；其次，以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揭露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发展模式 一、环境会计的相关信息 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人们生活的环境却受到严重的污染，并且环境污染正逐渐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人们对环境保护也越来越重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兴职业，环境会计。他能够使外界更加清晰的了解企业持续发展的状况，环境会计对企业发展中信息的披露，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了环境会计的披露信息，加强了外界对企业的了解，无论是企业对环境的保护还是破坏，我们都更加一目了然。相关部门应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对环境污染者应加大处罚力度，迫使企业放弃高耗能的生产方式。反之企业在环境保护中所付出的努力,在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中也会展现,这是提升企业形象的最佳时机,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支持。对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都有推动作用。现如今的环境保护是关乎民族未来命运的，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模式,对推动社会公众以及相关部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二、我国环境会计存在的问题 环境污染的现象日益恶化,人们越来越关注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而企业也开始重视自身环保形象,这就需要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帮助。但目前我国的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内容零散；毫无规律可循；信息质量偏低等等。具体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很多信息的披露过于敷衍，披露内容过于简单,有些上市公司所提到的信息仅仅在年报中简单的提及环境问题,这些根本算不上会计信息，对于环境会计的实质并没有反映。还有在企业信息披露中，很少对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方面的信息进行披露，对企业因环境污染而受到处罚的信息更是极少披露。其次，由于没有健全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披露的方式不固定、形式不规范。在进行信息披露时，环保部门只注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于披露信息、时间等没有明确要求，这些都造成了各个上市公司在面对披露环境信息时的随意性。造成各个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存在差异，无法形成上市公司之间的比较。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要在年度报告结束后的3-4个月才对外公告，这造成了披露信息有明显的滞后性，时效性不强。最后，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披露环境信息时,会出现连续性不强的问题，例如：一些上市公司在开始披露时对投入的环保设备信息进行介绍,但是对该设备的后续的问题并不提及，使得会计信息失去了该有的连续性意义。 三、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从我国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来看，目前没有形成广泛的环保意识。绝大多数的企业在开展环境报告都是基于政府管理机构强制性管理的结果。这表明企业自身对环境会计的认识不够，而且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使得企业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对于环境会计视而不见。而投资者对这方面的信息也并不关心,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与否并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决定，对此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急需完善。我国的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这将是一个漫长且艰巨的任务，想要更好的完成这项任务，政府应该担任起一定的主导作用，而相关的管理部门、人民群众、企业自身都应该相互配合。面向未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迫切的需要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实现。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影响环境效益当然对社会效益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我国开展环境会计之前许多发达国家已有前车之鉴，对于他们的成功经验，我们要结合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借鉴，既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也不能等污染出现才治理。在以后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中,我们要加强对环境会计的专业理论研究,建立健全完善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让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有据可依，提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未来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需要理论体系的建立健全,并细化各项细节制度等等，因为只有理论研究全面形成统一的体系,才有可能会在实践中发挥它的真正作用。 作者：马冬妮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会计学院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摘要： 本文主要抽取属于制造业的10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影响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各显著因素进行研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得出可靠结论，发现重污染企业与规模较大的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更高，并据此得出结论，望能对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提供参考。 关键词：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造业上市公司；影响因素 1引言 我国大部分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有意忽视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逐步向社会推广的大趋势下，实现绿色生产是目前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将有效地把企业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情况及企业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情况传达给社会各界，从而对企业形成监督作用，达到治理严峻环境问题的目的。目前，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如何？有哪些因素影响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从哪些方面入手可以提高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数量与质量？本文以我国制造业500强中的10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收集的数据真实可靠且具有时效性；收集范围从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拓宽到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来源更为广泛，数据更具客观性；笔者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找到影响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据此为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供参考。 2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有过一系列的相关研究。Orlitzky和Benjamin(200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负债程度与其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汤亚莉(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董事会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蒙立元、李苗苗、张雅陶(2010)将我国制造业中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会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产生重要影响。谭庆美，徐华敏(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董事会独立性，以及企业所有权结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具有正向影响，而盈利能力则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具有负向影响。 3实证研究 3.1研究假设 3.1.1制造业上市公司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制造业企业规模越大，所雇佣的人力资源、消耗的资源也会相应增加，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会越大。公司为了维持自身良好的形象，获取公众的信赖，争取更为长久的发展，企业势必会更加重视环境披露这部分内容。 3.1.2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持股比例代表着股东的表决权。如果一个公司的股权过于集中，这就意味着公司决策权实际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企业的行为更多地体现了大股东的利益，忽视了小股东的利益，则大股东可能更倾向于控制信息披露情况。 3.1.3制造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设立的目的是监督公司管理层。一个公司如果设有足够的独立董事，可以认为这个公司在这方面监督力度有力；如果独立董事比例过低，则极有可能造成监督力度不够导致信息披露不充分。 3.1.4制造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企业盈利能力表现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的收益水平。当企业盈利能力高，获取的收益高时，会有额外的资本投身于环境改善，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也会更主动。 3.1.5制造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财务风险增大时，利益相关者都迫切需要知道公司更多的信息，企业也会更有动力披露相关信息以获取信任。 3.1.6制造业上市公司控股性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国有控股公司相对于普通企业来说，会获得社会更多的关注，经营目标也更多地与中小投资者相一致，因此也会更多地重视相关信息(包括环境信息)，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也会相应更高。 3.1.7企业类型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成正相关关系就企业所处的行业而言，可分为重污染和非重污染两类。重污染企业受到政府的关注和约束，且其造成的污染切实关系到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因而其对于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也将更多。 3.2研究设计 3.2.1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本文从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推出的2015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名单中随机选取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为降低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剔除掉以下两类公司：(1)发行B股和S股的，因为B股、S股与A股的发行存在较大差异；(2)ST与PT类，此类公司财务方面存在异常波动。为保证研究结果的时效性，最终确定以1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本文的样本公司数据来源于各上市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网等网站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 3.2.2研究变量根据本文研究目的，本文所确定的被解释变量是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根据国际通用标准，以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数(EnvironmentalAccountingDisclosureIndex)来反映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变量符号为EDI。由于我国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尚未作出统一规定，本文分析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并以此为根据归纳出相关条目包括公司年度资源消耗总量“、三废”治理情况、绿化费、排污费及置弃费用、资源税与资源补偿费、环保诉讼罚款、赔偿与奖励、环保拨款、补贴与税收优惠、公司环保方针目标及成效、公司面临的环境风险、公司环保技术开发情况。评分体系为无相关描述的记0分，定性或定量描述的记1分，定性并定量描述的记2分。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选取7个解释变量——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代表公司规模(LOGA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代表股权集中度(CR)，独立董事比例(IND)，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代表盈利能力(NCGR)，资产负债率(DAR)，是否国有控股代表控股性(NSH)，是否重污染代表企业类型(W)，是则记为1，不是则记为0。 3.3实证分析 3.3.1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分析经统计，2012～2014年度内对环境会计信息各评分指标进行披露的样本公司数目如下：公司年度资源消耗总量各年为28、28、26“；三废”治理情况各年为62、67、69；绿化费、排污费及置弃费用各年为49、53、52；资源税与资源补偿费各年为26、27、39；环保诉讼罚款、赔偿与奖励各年为29、42、40；环保拨款、补贴与税收优惠各年为52、66、57；公司环保方针目标及成效各年为77、85、85；公司面临的环境风险各年为71、75、79；公司环保技术开发情况各年为69、79、8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企业自身对环境保护有一定的意识，也能做出一定的实际行动，有些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得非常全面，但是，有的企业仅仅只对其中的某个或者某几个方面进行了略微的描述，甚至不披露。 3.3.2相关系数检验为了避免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相关性而对模型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先对各自变量之间做相关性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自变量之间最大的相关性系数为0.385121，从统计学上分析相关系数达到0.5以上可能会引起回归方程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故自变量间可以不考虑相关性。 3.3.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考虑到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察因素可能与误差项相关而导致内生性的问题，建立如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的检验统计量为0.880557，伴随概率为0.9897，远大于0.05，因此接受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则参数估计和检验的结果为：=0.262723+0.039595L0GAT+0.183031W+；SE=(0.098817)、(0.010905)、(0.183031)；t=(2.658682)、(3.630928)、(0.036726)，R2=0.1495;F=7.3310;n=100。根据对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的观察可以看出：R2为0.149，拟合优度并不算大。但是，本文认为这与100个样本公司之间的差异以及时间序列数据(跨度仅为3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本文有理由说明该模型对样本拟合较好。公司规模(LOGAT)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对应的伴随概率值为0.0083，因此认为公司规模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为正向且显著；从股权集中度(CR)、独立董事比例(IND)、公司净资产收益率(NCGR)、资产负债率(DAR)、控股性(NSH)对应的伴随概率值分析可认为这5个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无显著影响；企业类型(W)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对应的伴随概率值为0.0000，因此认为企业类型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为正向且相当显著。 4研究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结论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不论各公司披露的内容详实与否，就样本数据显示情况来看，2012～2014年度的披露比例较高且逐年上升，说明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意识已有所提高；其次，规模较大的企业与重污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较高，因其消耗的资源更多，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更大，造成的污染切实关系到居民的生活环境，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约束。公司为了维持良好的形象，获取公众的信赖，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与更为长久的发展，会更加重视环境会计信息这一部分内容的披露。最后，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独立董事比例并不存在显著关系这一结果，本文推测可能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不够完善有关。独立董事目前主要是由上市公司自主选派，存在由内部人提名的问题。另外，独立董事多为兼职，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相关信息做出清晰判断，从而导致决策仓促。 4.2研究建议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通过立法途径加强惩治力度，促使企业积极执行环保措施，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由个体行为向社会行为过渡，提升全社会的环境质量；其次，规范披露方式，独立报告披露的量化信息更多，定性信息的描述也更全面，信息质量远高于其他方式，本文建议对重污染企业应当采取独立报告形式，将环境信息披露放在重要位置单独列出；最后，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我国独立董事目前仍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我国的独立董事委员会虽已成立，但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建议完善独立董事委员会的技术准则体系与道德准则体系，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专业素质，加强其社会群体意识和独立意识，发挥职能，降低企业信息保留程度，提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 作者：谢宇 胡双 朱思晓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思考 摘要： 外部、内部及中间利益相关者群体或组织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证分析表明，企业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求极大地影响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水平。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群体，如政府、债务人、顾客针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程度对管理层意图施加强大的影响；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群体，如股东和职工对公司诉诸额外压力以披露企业环境会计信息；作为企业中间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环境保护组织与会计师事务所，明显地影响企业环境披露的管理决策。 关键词： 利益相关者；预期；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环境披露研究已解释了大量股东群体或组织提议企业加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这些研究表明企业需要履行社会责任并有义务满足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展现社会责任的一个途径[1]。然而，目前为止，大多数文献仅仅讨论了个别利益相关者群体与环境披露的关联以及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预期。本文试图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来测量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分析政府、债权人、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股东与职工的影响，进而阐明多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本文还提出两个中间利益相关者群体：环境保护组织与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也有可能关注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目前利益相关者理论尚存在明显的争议：公司需要通过确保生存并持续盈利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抑或面对利益相关者的负面抵抗[2]。如果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理论结合，会发现每个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形成或隐或显的契约关系[3]。据此定义，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向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拥有法定的要求权，企业必须评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以期达到战略目标。据此，企业应与利益相关者保持合作对话关系[4]。鉴于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加以及企业社会责任需求的扩大，企业不再局限于关注满足股东需求，企业也需要考虑关于环境改善活动和环境状况等其他问题。最后，企业应向利益相关者披露充分的环境会计信息以保证其行为合法并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做决策。本文坚持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受经理层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驱动。信息供给应该满足信息需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经济利益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信号[5]。而如果利益相关者经济利益增加了环境会计信息的价值，那么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需求就会增加，管理层将可能致力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会计信息以提升其感知环境的合法性。 二、文献综述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Freeman等使用利益相关者理论解释了公司的具体行为，关注于利益相关者如何通过利益竞争和责任认知被组织管理[6]。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投入了“赌注”从而承担了“风险”，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股东与经理相互作用共同创造价值，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相互作用形成互惠关系，利益相关者提供重要的资源，或者为企业做贡献，同时企业要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经理主要负责安排企业的活动，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需求冲突。DonaldsonandPreston表明，除满足股东和债权人的显性需求，公司不应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隐性需求[7]。利益相关者可通过信息传递或对外表达从而影响公司业务，以表明他们的意图和态度。当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施加影响，企业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调整行动缓和利益冲突。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企业应对利益相关者的方法，构成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交流的手段。企业在战略规划时，需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否则将面临丧失利益相关者支持的风险。因为利益相关者特别关注企业的环境策略、投入和态度，他们期望看到企业在没有破坏环境的前提下的经济利润和经济状况。 （二）社会政治理论与环境信息披露社会政治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理论、法律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是指人类活动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其中，社会、政治与经济相互交织。社会的不同群体相互合作以分享资源，他们又相互竞争以获取各自的利益，合作与竞争的结果是社会稳定。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当企业的价值表达与社会规范相悖，那么他的合法性将受到潜在或实质性的威胁[8]。社会契约的结合力是利益相关者允许或否定企业经营的权利，企业的合法性被外部组织人员控制，因此，企业通常试图实现某种战略来改变利益相关者的观念或转移他们对某一问题的注意力达到改变他们对企业的业绩预期[9]。换句话讲，当公司感受到社会或公众的压力时，就会采取系列行动来缓解压力以获得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这些行动包括公布年度报告和决策活动以更好地为公众所知。未来，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将超越严格的环境规范和法规，减轻企业源于利益相关者的压力[10]。弗里曼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代替法律法规对企业的影响[11]。在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环境问题突出的公司，管理层改善环境策略或社会行为，可以降低政府的干预。对管理层而言，隐藏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背后的动机可能是避免减少未来的投资机会。企业采用更积极主动的环保策略说明企业认识到利益相关者的感知。Ullman认为，企业使用环境信息披露工具来保持与利益相关者的友好关系，由此说明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反馈利益相关者的需要的渠道[12]。 （三）利益相关者背景下的环境信息披露大量的研究指出，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影响企业的社会策略和环境披露策略。研究强调社会和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受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需求的影响。罗伯特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测试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管理层的社会责任披露决策的影响，发现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企业的战略态度、经济效益与公司的社会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性。Hossain等研究公司的具体特征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贡献，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财务杠杆以及国外上市地位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有积极的正相关性[13]。HalmeandHuse探讨了环境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变量、行业变量、国家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行业变量是解释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14]。不同行业的公司中，传统的高污染企业，比同行低污染的企业更重视环境信息披露。如果企业是跨国经营，则企业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水平各有差异。Cormier通过评估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策略反映出经理层对利益相关者的态度[15]。他发现，环境管理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存在关联，管理者通过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来维护其社会合法性。另外，规模大、负债少、所有权分散的公司更可能进行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规模呈正相关性。上述结果和理论论证了企业需要履行社会责任和满足多个利益相关者需求。通过接受社会责任，阐释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并付诸行动，通过披露环境信息展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本文旨在通过对比企业对三类利益相关者，即外部、内部和中间利益相关者的反应，来分析企业如何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阐明促使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动机。 三、研究假设 （一）外部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1.政府基于合法性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管理层必须与不同的群体交流达到合法性。在外部利益相关者群体中，政府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政府机构可以对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进行处罚甚至责令关闭。Walden进行了一项关于年度报告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调查，调查发现在1989年阿拉斯加游轮泄露事件以后，源于事件影响和公共政策压力，阿拉斯加的环境信息披露明显增加[16]。Deegan等同样发现因违反环境法规受惩的企业倾向于披露更多积极的环境信息[17]。很明显，当企业的形象遭受负面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树立更多的正面形象，同样有助于向利益相关者证明企业履行了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将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以提升合法认同度[18]。政治成本假说认为，由于大公司的知名度较高，其一举一动都受到公众的关注，更容易受政府干预[19]。考虑到政治成本，公司越大，政治敏感性越强，越有可能披露环境信息。因此，大公司肩负更多的来源于社会和环境组织的负担（如社会舆论的压力、社会责任、环境要求等）。在这样的压力下，大公司可以增加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与加强政府沟通并取得合法性的手段。2.债权人高财务杠杆的公司能看到债权人对公司政策的影响，因为债权人能收回贷款或阻止企业进一步的信用扩张。因此，管理层更愿意披露关于企业社会活动的信息来满足债权人。企业的财务杠杆越高，债权人的影响越大，企业对环境需求的反应越迅速。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当企业的活动产生了负面的环境影响，企业将会面临处罚或罚款，其结果也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因此，债权人高度关注企业的活动。他们呼吁更多的企业诚信，要求企业充分披露以保证他们揭露最新的情况并防范机会主义行为。否则，债权人会寻找新的东家，甚至收回贷款。3.供应商和顾客把供应链看作一个整体，当企业的年度报告披露了环境信息，信息的目标观众是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然而，环境信息同样为客户和供应商服务。客户在做出采购决策之前，企业形象和声誉自然是一个决定性因素。Park使用广告费用作为替代变量代表客户关系强度。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良好客户关系的企业更加积极披露在环境保护上的投入并提供高质量的披露内容[20]。公司形象和声誉已经成为关键因素，鼓励顾客再次购买。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重要的资源，作为回报，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需求。因此，在整个供应链上，当企业不能满足供应商的需求，后者将会寻找其他更可靠的合作者，甚至报复不当行为（如暂停供应）。这些结果都会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当企业的存货周转率较高，它将会主动满足供应商的要求以免发生供给短缺并失去销售机会。为避免企业声誉受到负面的环境绩效的影响，供应商需要看到更多透明的环境信息，使自己在新的企业环境中调整战略。4.竞争者竞争产生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企业之间。因此，当谋划战略时，多数企业会考虑他们所属的行业及行业中的竞争水平。企业的竞争环境真实地存在，由于较高的行业退出率，企业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确保在行业中的地位。Gale认为拥有较高市场份额的公司可能施加重大影响控制市场[21]。这一观点表明企业将更多地被外部世界关注，为保持优势，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包括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上述文献和关于外部利益相关者集团的推论阐明了企业提高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背后动机和可能性。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H1：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期望和需求正相关。 （二）内部利益相关者与环境信息披露1.股东Keim认为，内部利益相关者构成分散的所有权结构，对企业相关活动的透明度提出更多元化的需求[22]。尤其是企业的社会活动，极大地得到股东的关注。当股权分散，必须加强监控，企业将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由于股票多样化，股东会更加关注企业的社会活动和环境行为，从而促使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也表明，企业往往披露更多的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另外，公司股权结构越集中，披露的信息越少，节约的披露成本越多。2.员工随着环保意识的普遍提升，员工开始关注到企业的环境绩效。企业员工认识到消极的环境策略会导致负面的环境绩效，带来处罚或破坏企业形象，甚至损害职工的权益。员工尤其关注企业对待环境策略的态度，因为职工的权益与企业前景密切相关。大公司的员工通常组织工会或某些特殊的公司机构（例如，一个专职部门负责处理环境相关事务）来确保他们的意见为企业管理层接纳。在内部员工的压力下，企业积极实施环境策略和履行社会责任。因此，员工数量越大，对环境政策的影响越大。员工可能需要更高透明度的环境信息以免损害其权益。基于上述文献和关于内部利益相关者集团的推论，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H2：环境披露与内部利益相关者期望和需求相关。 （三）中间利益相关者1.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意识的上升促成环保组织的产生，环保组织自愿执行日常的环境保护任务、协助政府监管污染源并加以改进。环保组织动员组织力量，对企业施加压力，这些企业呈现出很多不良的环境行为，迫切需要一个更为有效的环保生产工艺，环保组织推动企业披露有关环境影响的产品信息。Deegan采访了一些环保组织、挑选一些最受关注的行业，测试他们的敏感性。结果发现在环保组织的压力下，环境敏感度较高的企业经理层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这些敏感企业比其他企业受到环保组织更严格的监管。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造纸工业，往往比其他产业更加敏感，环境披露信息更加充分。2.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的监管作用影响信息披露的质量。现有的研究表明，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比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更卓越的质量保证，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影响信息的可信度和可靠度。为维护其知名声誉和避免诉讼，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往往要求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当一家公司由一家具备实力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分析人员就容易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确认为更好。会计师事务所实力越强，顾客和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度越高。基于上述文献和关于中间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推论，本文得出第三个假设。H3：环境信息披露与中间利益相关者预期和监管呈正相关性。 四、变量设置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设置在研究中，影响企业财务报告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共有变量9个，与上述的假设相对应。控制变量为盈利能力。相关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二）模型构建为检验前述假设，本文采取打分技术测量法，采用内容分析，通过信息披露的“数量”变化来推断“质量”变化，以确定环境信息披露的程度。这一研究使用Wiseman的分类法和分项法来识别年报中环境信息披露程度。在具体实践和预测过程中遇到困难，对原方法做适当的修改调整，从而设计出记分板，在记分板上的环境信息分为四大类：经济因素、诉讼、降低污染、环境管理，如表2所示。对年报披露内容分析的分数，我们给定每一块的货币性或定量性的披露赋值2分，定性披露1分，指定的项目不予披露的不得分。因此，环境披露的总分数范围是0到24分。除了总披露水平，也分别对自愿性披露和非自愿性披露构成情况打分。企业披露的法律、法规指定的项目属于非自愿披露，其余的披露内容属于自愿披露。 （三）样本选择近年来，中国环保部启动中国上市环境责任评价活动，调查对象是深沪上市公司，而相关评分模板则是依据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本文选用201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的636家企业解释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决定因素。通过收集以上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分析报告附注中环境信息披露情况，相关资料来源于巨潮咨询网和国泰安数据库。 （四）环境信息披露打分表2列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打分评估情况。在打分测度时，环境披露内容由四个方面12个项目组成，包括自愿性披露水平。结果显示鲜有企业披露有关环境治理设备和设施的财务资源。关于环境诉讼内容，研究发现仅有几家公司披露有关环境惩罚的信息。这一结果可能是源于对于未决诉讼的裁定较为困难，也揭露了这些企业试图隐藏相关信息规避公共监督。至于其他信息，属于环境管理范畴，在很大程度上被有效披露。然而，主要采取的是非量化的披露方式。从而可得出这样的推断：公司更倾向于解释环境政策，例如，我们生产过程中不产生任何形式的污染，我们将继续投资、改善和执行回收以实现环保理念等。对于总的披露分数，本文分别列示了非自愿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分数。自愿性披露分数明显偏低，这一事实与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环境报告分析结果不谋而合，也从侧面验证了我们的数据是有效的。除了自愿性披露不足，强制性披露信息同样不充分，主要源于缺乏有效监管和相关部门未能履行监管职责。总的来看，强制性披露的平均分数高于自愿性披露分数的事实反映出管理层对环境披露的消极态度。隐藏在这一态度背后的原因是企业总是将环境信息视为机密，因此不愿公之于众；或者信息公开产生的成本大于带来的收益。 （五）描述性统计表3提供了本文使用的先决变量（外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强制性披露有4项指标，自愿性披露有6项指标。样本公司最高披露得分是14，最低得分是0，平均得分是3.487，表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不尽如意。自愿性披露的平均值为1.456分，而强制性披露的平均值是3.452分。会计师事务所的平均分为0.801，即超过三分之二的样本公司被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表4中列示了外生变量之间的联系。环境披露与惩罚正相关（r=0.1），与公司规模正相关（r=0.39），与市场份额正相关（r=0.32），与员工数量正相关（r=0.32），与大股东利益负相关（r=-0.1）。 （六）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解释了等式1中利益相关者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见表5）。关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自变量的系数表明环境违规行为与三类环境信息披露有重大关系（0.125，P 0.072；0.081，P 0.018；0.100，P 0.004；总体披露，强制性披露，自愿性披露）。这一结果与法律理论一致，或者说，接受惩罚的企业回避环境惩罚相关的负面消息而倾向于披露积极的环境信息。企业规模与三类环境披露具有强正相关（0.340，P 0.001；0.247，P 0.001；0.387，P 0.001；总体披露，强制性披露，自愿性披露）。大企业肩负较高的政治成本，更依赖于政治及社会支持，更加为政府及消费者所关注，因此，大企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财务杠杠与总体披露和强制性披露呈强正相关性（0.062，P 0.046，整体披露；0.076，P 0.031，强制性披露）。结果表明当企业面临较高的财务风险时，债权人会要求企业提供更多的环境信息以确保了解企业最新的发展及相关的经济决策。此外，广告费与三类披露形式具有强正相关性（0.132，P 0.001；0.057，P 0.063；0.207，P 0.001；总体披露，强制性披露，自愿性披露）。企业的广告支出能提升市场关注度、提高环境披露水平，以达到塑造良好企业形象的目的。关于内部利益相关者群体，大股东及主要股东与总体披露水平及强制性披露水平呈负相关性（-0.086，P 0.025，总体性披露；-0.187，P 0.003，强制性披露）。这类企业了解股东的需求，必须提供企业经营信息，特别是最受关注的社会和环境活动信息，因此，它们将尽可能地披露较好的环境信息。很明显，企业员工的数量与三类披露水平呈正相关性，企业员工会要求企业提供环境业绩信息，员工人数越多，环境披露水平越高。关于中间利益相关者群体，很明显，环境敏感的企业与总体披露和强制性披露呈正相关（0.142，P 0.001，总体披露；0.121，P 0.001，强制性披露）。由于环境敏感的企业对社会环境影响更大，环保组织更加关注这类企业。因此，它们将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然而，这一变量与自愿性环境披露水平并没有强相关性，主要在于罚款和环境惩罚及未来的环境支出属于强制性披露水平，也是环保组织所关注的内容。被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与自愿性披露强相关（0.081，P 0.008，整体性披露；0.037，P 0.006，自愿性披露）。这类企业的非自愿性披露程度较低，可能是因为这类披露本身是强制性的，并且相关企业的实际内容的确很少。尽管中间利益相关者不直接受益于企业，由它们充当监督角色，能确保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不受损害。 五、研究结论及不足 持续发展是企业的终极目标，但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企业能切实地认识到他们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提集中于如何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而后依靠利润缴纳税金履行相关的社会责任。然而，当今的社会责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不仅要求企业为股东谋求最大利益，更要求企业努力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诉求。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可以看成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群体有效沟通的方式之一。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更加关注大公司和受过环境惩罚的企业。在政府检查之下，这类企业披露较多的环境信息以确保其合法性。此外，市场占有份额较大的企业重视企业的环境绩效，主动向社会公众披露环境信息。员工数量大的企业和股权结构分散的企业的员工和股东十分关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另外，中间利益相关者极大地影响企业的环境披露的管理决策。然而，被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与强制性披露没有强相关，原因在于这一方式本身是刚性的，相关企业实际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本身就很少。财务杠杆、大股东、环境敏感性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没有明显的关系，是因为管理层在制定有关环境管理策略时考虑到其他的方面，如成本效益原则、谨慎性原则等，因此这些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无法影响某些企业的自愿性披露。企业披露透明的环境会计信息能够满足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创造经济附加值，提高企业形象，从而获得持续健康发展。本文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研究样本采用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2014年主板公司，涵盖数量为636家，环境会计信息统计来源于企业财务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零散，缺乏系统性；某些变量（如监管机制）与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程度相关，但缺乏可量化指标，限制了定量研究的全面性。后续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探索研究策略，扩大研究样本，结合中国环保部组织的上市环境责任评价活动，依据国际标准和国内实践评价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状况。 作者：卢秋声 干胜道 单位：四川大学 商学院 会计与财务研究所 湖北民族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重污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分析 一、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一）环境信息披露法律法规不健全。眼下，多数的企业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进行披露环境信息的，这就造成环境会计相关的准则对其披露质量有了直接的影响。由于我国在企业环境会计的信息方面所做的研究起步较晚，最重要的是突出在关于重污染的企业方面。虽然目前我国对企业的环境会计应该披露的信息给出了相应的规定文件，但由于对企业在强制性方面的规定比较少，同时也没有正式的规定信息披露的内容及形式，所以就导致了企业在进行相关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时有很大的随意性。 （二）缺乏环境会计披露的会计准则。目前，企业大多是通过自愿的原则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的。大部分的企业在披露有关的环境会计信息时只是略有出现或根本没有。就算在招股说明书中出现，到后期也会回避其对环境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根本不会兑现当初所做的承诺。尽管政府的环保部门已经了一些获得了一些成果的关于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的法规和制度，但其主要针对的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而对于重污染的企业政府部门还没有做出相关规定。 （三）缺乏对环境会计信息的第三方审计。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不单单是企业自身的事情，还应该加强利益无关者对其的审计工作。自我国执行单独的执行审计准则以来，就开始对规范我国的注册会计师的执业以及其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就促使我国的审计标准更制度化与完善化。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在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方面披露的审计时，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细则对其进行规范；按照现有的审计体系来看，也没有对企业环境会计的审计业务进行全面的规定。因此，就很难保证位于第三方的审计在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审计的质量了，同时也导致了第三方审计整体的职业能力的降低。 二、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一）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所占比重较小。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都没有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占的比重较少。这是因为，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考虑企业的管理者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比较弱，他们以提升企业的经济利益为工作重点，从而忽视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没有对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有关的、规范的披露。从外部因素方面考虑：一是相关的利益者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比较少，这样的话就削弱了企业自主地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想法和动力；二是我国关于强制性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法规比较少，而且政府的有关部门其监管也不到位，以致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不作为。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不完整。上文提到过，虽然我国有一部分的企业进行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但是其内容不够完整，不能满足信息需求者的使用。这是因为，一是在关于信息披露的企业中，其中大部分、在其年度财务报告中的附注部分进行了相关说明，但也仅仅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几乎没有设置相应的会计科目；二是企业出于利益考虑，在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时只会披露对自己有利的，对自己不利的或有损公司形象的均隐瞒不报；三是在企业的年度报表中对关于环境会计信息连续披露的部分比较少，致使信息需求者不能进行相关的分析。 （三）财务人员综合素质偏低。现阶段，我国企业财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与知识结构还较低，特别是有些企业的财务人员是来自于财会方面的相关的专业或自学的，他们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知识掌握不足。而环境会计是一门涉及了众多学科的综合学科，其信息披露要求企业财务人员必须有多元化的、专业的知识结构和高质量的素质。这些制约了企业关于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同时也制约了环境会计在我国的发展。 三、我国重污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完善对策 （一）提升企业和公众的环保意识。要提升公众和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应从企业和公众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做好对于企业的环境会计的宣传工作。加强企业的环保意识，使其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能够自觉的进行环境保护和自觉地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二是要做好对于公众的环境教育工作。积极地开展环保教育，使其了解污染行为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影响，提醒公众重视企业的环境效益，以增大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动力。 （二）规范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要想规范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与形式，可以通过以下两点来进行：第一，为了实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披露信息的可比性，要统一披露信息的计量方式，加强对企业披露信息的内容进行强制规定。同时，进一步地促使企业有正确的披露意识，使企业运用定性披露与定量披露相结合的方式，客观、公正、完整的披露其环境会计信息；第二，要使企业关于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形式规范化。要以我国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学习西方的两种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流披露形式：一是独立的环境会计报告；二是补充的环境会计报告。要对不同的企业、相同的企业不同的污染程度分别规定其披露的模式。 （三）注重企业环境会计人才培养。当前，我国要充分地做好环境会计人才的相关培养工作开设与环境相关的专业培训，要让企业现有的财务人员充分了解关于环境保护的专业知识，努力提高财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为环境信息的披露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除此之外，企业在以后的招聘人才中要特别注意招聘一些环保与会计方面的复合人才，改变企业现有的财务人员单一的知识结构的现状，加快我国环境会计的发展步伐。 （四）加强有关部门的监督作用。应该加强第三方对于企业环境工作的审计，来保证企业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除此之外，我国的有关部门，例如环保局、财政部等，应该联合对重污染的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以及他们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进行综合的评定，对于违规的或不达标的企业要进行严格的处理、惩罚，树立环境会计的严厉性和严肃性。 作者：刘宇洋 单位：西京学院会计学院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日益加剧，目前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在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指导下，引导企业推行绿色生产，让消费者多消费绿色商品，将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而这必然需要企业主体具有内在和外在的压力和动机去处理绿色生产和环境保护的社会成本问题，需要有相对完善的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督促企业尽快将环境支出和收益科学纳入其核算体系，并确保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全面性、真实性和实用性。 一、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内容不全面、不真实，缺乏主动性企业的生产与经营，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企业在法律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我国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相关的会计制度、法律制度的建设步伐相对滞后，所以企业在平时往往缺乏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积极性，即便是已经向社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也常常存在不全面、不真实的情况。有的企业甚至为了自身的社会形象，存在扩大自身环保费用支出与社会贡献的嫌疑；而对于对企业不利的环境会计信息，则会很少披露或者不披露，能够自愿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也是非常少，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良好氛围。 (二)缺乏有效的会计审计和监督由于我国当前在很多方面对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还没有严格、细致的规定，所以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常常缺乏有效的会计审计和外部监督，导致很多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徒有其表，未能促使企业更好的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一方面，由于我国一些地方财政部门人员对企业环境会计审计监督的业务还不是很熟悉，缺乏高素质的会计审计人才，所以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全面性难以进行有效的甄别；另一方面，企业的内部监督缺乏自主性和自觉性，外部监督体系还么有完全建立，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违约成本比较低，这就为企业的徇私舞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例如，有的会计事务所在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审计时，审计重点多是集中在企业财务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完整，会计处理方法是否得当，会计业务流程是否规范等，而对于环境会计信息的审计则是相对忽视，所以难以发挥出应有的监督引导作用。 (三)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不完善由于我国关于企业环境会计方面的相关研究相对滞后，在社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过程中，对于环境污染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关注也非常少。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政府和会计界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重视程度和研究程度的不断深入，我国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但是关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的建设却是相对滞后，很多政策规定和制度标准过于笼统，使得企业在披露信息时存在很大的自由度和弹性，也就很难确保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水平。 (四)财会人员的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在会计学体系中，环境会计是由会计学、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等相关学科融合发展而来，所以属于会计学中的一个新分支。由于环境会计在我国的起步晚，发展时间短，所以现代有的财会人员对环境会计方面的知识掌握很少，难以胜任环境会计岗位的需要。对于现有的环境会计人才的培养来说，很多高校还没有专门开设环境会计的相关课程，学生主动学习环境会计知识的欲望不高，所以环境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都处于较低层次，很难完全满足当前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现实需求。 二、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有效完善对策 (一)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增强企业环境会计披露质量针对当前我国企业环境会计披露不主动、不积极、不真实、不全面等各方面的问题，政府部分要加强关于环境会计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定期组织企业管理者和财务人员接受环境保护和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学习，增强企业的绿色生产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从而让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更加具有自觉性。同时，政府等主管部门要加强环境监管，密切关注企业对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督促企业及时全面、真实的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对于瞒报、虚报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要予以行政警告和经济处罚，增强企业的违规成本，从而让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更具真实性和全面性。 (二)加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审计与监督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有效披露，除了要增强企业的自觉行为外，还需要构建有效的外部监督体系，逐渐建立起单位内部监督、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督体系。首先，企业自身要增强环境会计信息主动披露的意识，通过会计手段对自身的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及时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应用，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进行会计核算和规范化的会计信息披露。其次，政府部门的监督，要充分发挥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及环保部门依法的监督与执法职能，加强执法部门之间的联动与合作，政府财政部门可以重点执法和检查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环保部门则是重点执法和检查企业的日常生产行为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再次。对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社会监督而言，则是要重点发挥社会公众监督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尤其是在审计监督方面，要进一步拓展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业务范围，把环境会计信息的审计纳入到审计职责范围之内，扩大对企业会计信息审计的范围。 (三)完善环境会计法律法规与披露制度要想有效改善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现状，需要加强环境会计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及相关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这是企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参考标准，也是执法部门的执法依据。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会计法》以及相关配套法律，增加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以及违法行为处罚的内容，从而使我国的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如企业的哪些环境会计信息要进行强制性的披露，哪些环境会计信息可以进行自愿性的披露，都应当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充实、完善《企业会计准则》等制度规范，逐渐增加环境会计披露方面的相关内容，从而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工作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 (四)重视环境会计人才的培养基于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现实需要，我国需要加大环境会计人才的培养力度，积极贴近社会发展之需，解决我国高素质环境会计专业人才短缺的当务之急。对此，我们要首先发挥高校在环境会计人才培养上的优势，这是因为高校的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更有保障，高校可以先在财经类专业开设企业环境会计方面的课程，从环境会计基础知识、基本内容讲起，结合我国环境会计理论的发展对教学内容进行不断的完善，逐步探索有效的人才培养途径。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发挥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导向作用，在考试内容上增加环境会计方面的内容，这样可以督促学生提前接触和学习环境会计知识方面的内容，为将来从事企业环境会计工作奠定良好的职业基础。此外，对于在职会计人员而言，则可以通过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等形式，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 三、结语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绿色生产代表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增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有助于企业赢得社会声誉和竞争力。因此，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全面、真实的披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现状出发，不断完善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相关的会计法律制度，重视审计检查与监督工作，加强对企业的宣传和引导，加快企业环境会计人才的培养，进而实现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不断改善。 作者：王雪婷 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铜业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策略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层出不穷，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形势日益严峻。相对铜业企业这种会产生一定污染的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环境责任，也需要通过转变发展思路，多措并举，促发展升级，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探索出一条企业发展升级之路。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为铜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更好的保证，更是企业生存发展的要求。 一、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的环境会计研究比我国要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比蒙斯发表《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马林发表的《污染的会计问题》为代表的论文，揭开了环境会计研究的序幕。后来的几十年里，会计研究的学者们在此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环境会计成本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的成就，但在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的内容和格式等方面仍存在争议，环境会计信息系统和环境会计信息报告体系还不够完善，更没有形成一定的准则。近年国内的学者也在环境会计与信息披露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林小华(2005)通过研究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案例，认为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至少应该包含环境政策、环境目标、环境治理、污染物的排放等方面的内容。李迎春(2009)从企业规模和环境污染度两方面来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分析讨论。刘海英（2010）认为企业自愿进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受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行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环境活动的媒体曝光度、环境游说团体的关注度等因素影响。张素蓉、孙海军(2012)分析了国内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提出了钢铁企业的环境绩效的评价方法，并从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角度设计了相关指标，对四家钢铁集团进行了环境绩效评价。 二、铜业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一)铜业企业环境意识淡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自觉性不高目前，除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企业，中国还没有相关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企业必须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企业只有一小部分的上市公司，且所占比例较小。铜业企业管理者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意识非常淡薄，披露信息的自觉性不强，很多铜业企业管理者，只重视企业的损益情况，忽视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对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且环境保护在经济方面所产生的收益有时候可能大大小于企业发生的支出，所以很多企业就不愿意对相关的环境信息进行披露，没有做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优化，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对环境信息的披露不全面，且倾向于有利信息当前铜业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主要反映的是历史性信息，如过去对环境治理进行的投资、排污费、资源利用、绿化费、税收减免等信息，并且大部分是文字性说明，很少有财务数据的分析，缺少关于环境活动情况的定量信息描述。而对于企业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环境信息及可能对企业未来产生一定财务影响的不确定性信息，尤其是负面的环境信息披露较少，如环保投资、环境活动奖罚、环境诉讼等事项；对于重大的环境投资项目没有相应的成本效益分析，对于环境活动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缺少必要的解释说明，导致信息使用者无法借助已披露的环境信息全面了解企业的现状和对未来进行预测。且出于对企业的环境保护形象的考虑，企业普遍倾向于披露有利于自身的信息，这违背了信息披露的客观性原则。 （三）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随意性较大，缺乏连续性、可比性和有用性环境信息披露规则的缺少和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公司进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方式存在相同的问题———随意性大，公司差不多是根据自己的偏好自行选择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方式：有的采取报表附注形式，有的采取董事会报告形式，环境信息分散在会议记录，附注财务报表及董事会报告，上市公告书，招股说明书，缺乏固定的、标准化的形式。由于环境信息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企业不能进行连续性的披露。因为这一点，信息披露缺乏可比性和实用性。 （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且可操作性差由于环境会计核算对象的复杂化、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核算内容不易界定及环境资产和负债难于计量等原因，我国环境会计发展进程相当缓慢，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亦是障碍重重。目前，针对我国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环保总局对公司的规定也过于笼统，没有可操作性，仍未形成具备可操作性的会计准则，不能满足实务工作的要求。 （五）铜业企业缺乏环境会计专业人才由于环境会计包含环境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这些学科相互交叉、互相关联，在具体操作中要用到多门学科的原理、方法和手段。而传统会计学专业培养目标为基本掌握经济管理知识，熟练掌握财务和会计技能，熟悉生产经营知识。但环境会计的专业要求更高，面对环境会计问题，无论是处理环境问题的财务影响还是环境绩效问题，绝大多数的会计因缺少环境会计专业知识结构，无法达到环境会计的要求，从而阻碍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发展。 三、铜业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对策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铜业企业的环境意识应该继续增加环境保护宣传，加强对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训，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促使企业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环境，提高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自愿性。另外，政府可以通过运用行政资源，通过采取教育推动、宣传倡导推动，提高公众的自我环保意识，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形成企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外部压力。 （二）完善有关环境会计的法律建设，促进铜业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为了保证铜业企业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我国必须加强相关法律建设。首先，政府应该鼓励自愿性信息披露，并对公司信息披露要求的最低水平做出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规定；其次，制定相关的环境会计准则及制度，明确环境项目的确认、计量、核算与披露方法，规范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使环境会计具有统一性与实际可操作性，保证环境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再次，将我国的《会计法》与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的各项环保法律和各省市制定的环保法规、条例相结合，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确定环境会计的法律地位，使政府和企业都更加明确自身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责任，明确企业环境会计和报告方面的要求，统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标准，提高实际可操作性和可比性。 （三）提高企业内部会计人员的素质，增强环境保护意识环境会计涉及会计学、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知识，需要会计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转变观念，更新知识，具有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能力。通过学校和后续教育，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使其能胜任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并履行职责。其次，在会计学科领域中增设环境会计方向，在会计专业课程中设置环境会计专业课程，加强环境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最后，注重对会计人员的思想教育，规范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提高他们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作者：项育民 单位：江西铜业集团铜材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论文:高污染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如今，高污染已成为了我国的代名词。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是2013年频繁席卷中国的大范围、高强度的雾霾。这些情况的出现，对我国的高污染企业提出了新的考验，若继续采用传统会计方式，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发展协调，从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抬上了高污染企业的桌面，必须实施严格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同时，我国严峻的环境问题，进一步表明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和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的必要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媒介，将其在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有关环境方面的支出及相关收益定期向社会公众用第三方利益群体进行公布。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环境会计工作的最终成果，也是环境会计核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是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以促进市场公平，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发展协调。 一、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我国上市公司是实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点管理对象。中国相对于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其他欧美国家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起步较晚。至今，中国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方面依旧处于初级阶段，处于探索模式，实践经验不足。反观美国、日本及其他欧洲国家在控制环境污染方面已经发挥了相当的作用。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界主要在环境会计的确认、计量方法及构架核算体系方面进行集中研究。但仍然没有具体的相关规定来明确如何确认、计量和报告环境成本以及环境效益。我国现行的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主要是从处理排污费的要求和鼓励加强污染防治两个方面来对上市公司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管制。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方式有年度财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董事会报告、单独的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方式。披露内容大多以定性描述为主，定量描述十分罕见。上市公司披露内容主要包括国家政策影响、相关环保投资、ISO环境认证、节能减排、环保拨款与补贴、税收减免等。反观欧美发达国家，政府、企业与民众都十分重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政府制定了较为全面的环境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这些法律法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作了专门规定，对企业各方面的经济活动进行约束。同样也制定了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相对应的环境会计准则，这提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普遍性，也提高了可比性和可操作性。主要的披露形式是单独的环境报告，采用以定量形式为主、定性描述为辅的方式且自愿披露。环境信息披露内容主要是环境政策、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三个方面的内容。只要与环境负债和环境成本相关的特定会计政策都会进行披露，还将环境投资和环境费用分别做了列示，在研究、再利用、环境保护管理等方面作了一定的描述，定量地披露与环境有关的可能债务。一些公司还将政府对实施环境保护措施而给予的鼓励予以披露。 总之，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属于法规披露项目，尤其大规模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需要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有助于企业管理者更好地了解企业，制定出合理决策的同时也满足信息需求者的需要。 二、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结合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来看，能明显看出两国在环境会计相关法律法规、环境会计相关会计准则、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形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国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所在，也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不完善，监管力度弱虽然近几年我国开始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在企业环保方面先后颁布了各种法律法规，例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等。但这些法律法规并不具有完全的强制性，使得这些环保法律法规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漏洞。环境监管力度薄弱导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透明性差。 （二）我国企业、群体和公众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视度和了解度，关注度差我国目前的原则是结合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国有上市公司及重度污染的企业是强制性披露环境信息的主体，而其他类型的公司则有自主选择权，这就导致了披露水平和方式差异较大。即使是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也没有在财务报表中单独设置环境会计科目进行核算，只有极少数企业的主要的经营业务目标和社会责任是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出具独立环境报告。我国企业、公众对环境方面的重视、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并且披露缺乏主动性、自觉性。 （三）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单一，有局限性，价值含量低一般披露内容大多以定性描述为主，定量描述十分罕见，缺少数据支持，并且缺乏完整性数据，以历史财务信息为主，难以反映现实环境问题对企业经营现况和未来发展的影响，对外部信息使用者制定有效决策作用有限。大多数公司披露环境信息时，对公司总体的环保方针政策和节能减排的内容进行集中描述，而较少披露涉及货币计量的项目和环境负债、环境成本及环境效益等方面的环境信息。企业有选择地披露对企业有利的信息，而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不利信息一笔带过甚至不予披露。这些不完整的环境信息质量水平低，有用性很差。 （四）没有统一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形式，缺乏可比性一方面，环境会计仍处于探索模式，实践经验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对环境会计准则及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性文件，也没有制定统一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标准，使其与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相协调，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可操作性和可靠性差。大部分公司采用董事会报告和财务报表附注作为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形式，少数公司采用社会责任报告形式披露。仅个别大型企业会出具独立环境报告，反映环境信息。环境信息披露形式是各企业自主选择，即使是同行的企业所出具的环境报告也是不具可比性的。 三、完善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和建议 （一）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并大力发展环境会计的相关理论我国政府应当出台环境会计的相应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加强对环境会计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假设、核算等方面内容。健全环境会计法律体系，制订更具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进行强制规范，有效监管，制定统一的信息计量口径，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的可比性。同时，规范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形式，实现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有效监督。 （二）加强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与激励制度和公众群体的环保意识对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实施激励机制，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主动性，保证信息的真实有用和可靠，从而，加强相关人员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进行财经法规培训的同时加强遵法守规教育，以此来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同时起到减少对环境法律法规实施成本和促进环境信息披露发展的作用。 （三）培养环境会计专业型人才我国应学习发达国家人才管理方式，根据环境会计的要求，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使其掌握环境会计综合性知识体系，能应对环境会计实务的能力。具体实现方法是：将各财经类高校现有的会计专业下新设环境会计课程，使其成为会计必修课程，同时对现有在岗会计人员进行后续教育，掌握环境会计学的相关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 （四）加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强制约束力和环境监管力度首先，立法机关应该制定有关环境会计和相应标准更全面的法律法规及相对应的准则，以提高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强制约束力。其次，各环保局应充分发挥其对于上市企业的监督作用，提高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的可信度。最后，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建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审查制度，使其真实、正确、可靠。具体实现方式：第一，可以通过会计师事务所，扩展注册会计师的相关职能，使注册会计师可以对企业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评价。第二，可以以政府部门设立的社会环境监管机构为主，并聘请会计人员参加，实现监管。 （五）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监管企业应树立有关环境保护的企业文化，企业环境文化可以起到引导、凝聚、激励和规范、约束作用，对企业持续长期发展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同时针对企业环境问题制定保护规章，建立独立的环境管理部门，加强企业环保的执行、审核和监督作用。在企业的高层建立相关董事和委员会，强化企业高层的监督权提高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与约束力度。 作者：董丁丁 单位：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环境管理论文:中国环境管理会计的新模式探析 摘要：如今的会计实践强调利润，与传统思想相悖。中国的企业大多乐于追求短期利润，以长期的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和谐关系作为代价。因此，建立一个新的中国环境管理会计模式已经迫在眉睫。我国对环境管理会计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本文试图对环境管理会计提出一个新的实践方法，中国企业应充分学习及利用新环境下的环境管理会计。 关键词：环境管理会计 新模式 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纳入广泛的学科中，会计领域中派生出一个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精神的新型分支――环境管理会计。 环境成本信息对产品的成本和一些重要的决策都会产生影响，比如产品定价、预算控制等。中国高速成长的经济发展已经对环境构成了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层出不穷，发达国家已经对环境管理会计做了深入的研究，目前在我国对此领域的的研究尚有欠缺。由于国家的体制框架不同，我国如何结合自身情况有效借鉴西方的环境管理会计模式，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文应用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对中国的环境管理会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它研究了中国企业对环境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程度，内外部体系对这些应用的影响以及评价这些应用的有效性。笔者首先通过文献回顾了解发达国家环境管理会计现状，然后对中国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大致的了解，进而提出相关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最后对中国环境管理会计的模式进行讨论并提出结论。 一、文献综述 传统的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无法对企业的产品、生产线和服务的环境成本进行核算，这就导致无法测算真正的环境影响，也会使得管理者们做出错误的决策进而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西方国家的许多企业曾对环境管理会计进行改进，用来进行企业核算和分析环境成本信息。Gale利用h境管理会计对加拿大的一家造纸厂进行了“正确”的环境成本分析，并发现这部分成本至少是原先传统模式下报告的两倍；2001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了“环境管理会计流程和准则”，本报告提出了环境管理会计的概念以及在企业层面实施阶段的一些指导方针；佛罗斯特和威尔姆斯赫斯特发现环境管理会计可以改善管理效率，降低成本以及评估企业活动的可持续性；法拉利等人调查了澳大利亚的企业，发现环境管理会计与流程创新有着正相关的关系；斯卡沃内调查了阿根廷的企业，发现环境管理会计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清洁生产的实施方案中。以上这些研究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现状，但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相关的研究。 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已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目前中国饱受环境污染和环境条件恶化的后果，众多城市被披露受到严重的污染。环境污染的问题不仅影响着国人的身体健康也不断加重中国整体的社会成本，同时对社会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 国家领导人也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并以此作为中国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目标。我国政府已经修订并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支持和谐发展，我国应自上而下地推行节能减排，并对此设立问责制度。政府也在大力推进清洁生产的项目，例如绿色设计和新工艺的技术，旨在降解、回收和再生产工业产品。 在企业部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公开披露他们可持续发展的成果，具体详见图1。 中国政府官员对环境愈加关注，愿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越来越多，这就使得环境管理会计成为一种满足这种需求的新兴工具，帮助他们把会计信息同环境成果相互联系起来。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调查问卷法、半结构化电话访谈法进行分析和研究。调查问卷法主要应用于对环境管理会计使用数据的核算分析，半结构化电话访谈法是调查问卷法的补充方法，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环境管理会计在一些企业内的应用。 （一）调查问卷法 调查问卷的数据来源于香港大学于2014年7月对参加其研究生项目的高级管理者和会计总监的一次调查研究，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现阶段环境管理会计在中国企业中的应用成果。整个调查问卷共发出了100份，收到了70份，其中只有63份的数据可用，回收率是63%。 1.地理分布 受访者的公司总部分布于以下中国的城市，见图2。 2.行业分布 受访者公司所属行业分类见图3（本文使用的行业分类与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相一致）。 3.中国企业环境管理活动的决定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具有极高的环境保护意识。74.1%的受访者表明他们的公司获得了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66.5%的受访者表明他们单独设有环境保护部门来处理环境问题。 笔者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1至7，其中1代表最低有效影响）来研究这些受访者公司环境管理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详见表1。 上述结果表明：政府、企业管理者、客户和ISO14000的执行在企业实践阶段的环境管理活动中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平均值全部接近或大于5），此结果进一步表明中国企业利用环境管理的战略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进而吸引客户。 4.环境管理会计的应用 仅27.6%的受访者表明他们的公司已经意识到环境的成本。然而在这些受访者中，只有一半认识到浪费原料成本在环境成本中占比最大，具体详见图4。 在对这些环境成本进行的处理上，58%和31%的受访者的公司把这部分成本记作一般成本费用按比例摊在产品成本上，仅有11%的受访者公司会核算环境成本到个别产品上，具体详见图5。 环境预算是环境管理会计中最受企业欢迎的项目，见图6。 （二）访谈法 通过对四家企业进行深入的半结构化电话访谈，更加深入地了解到环境管理会计在一些企业内的应用成果，同时加强了调查问卷取得数据的准确性（具体详见表2）。 例1：公司甲 公司甲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此公司使用环保染色材料，并且在生产的污水流放到污水处理厂之前，采用集中化过滤系统先行处理污水。电话访谈的受访者是该家公司的财务总监，他强调公司取得了ISO14002的认证，公司的环保问题也是海外市场顾客最关心的问题。此公司将环境成本作为企业的一般成本费用，为环境成本预留一部分年度预算。 例2：公司乙 公司乙是一家制鞋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已经成立了70多年。公司乙于1999年取得了ISO9001的认证，于2011年取得了ISO14001的认证。该受访者说环境成本只占总生产成本中的一小部分，其中对污水的处理成本占比重最大。公司乙也为污水处理做了年度的预算规划，并表示客户是影响公司环境管理战略的决定因素。 例3：公司丙 公司丙是一家专门制作钢管、排水管及配件的上市公司。公司获得了不同的管理认证，包括ISO9001、ISO14001、HACCP等。受访者提到钢铁行业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例如粉尘、烟雾和污水。公司投资了大量的资源进行污染物的处理工作。因为不需要单独列报环境成本，所以该公司把环境成本列为公司的一般成本费用。 例4：公司丁 公司丁成立于1987年，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子公司，目前雇员4000余名，每年可以生产超过5万吨的棉纺织品。“和谐发展”是该公司的企业使命。公司也获得了多项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表示这些认证对海外市场而言意义重大。受访者也表示粉尘和噪音污染对工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该公司需要安装一系列设备来减少粉尘和噪声污染。 四、结论 笔者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和谐发展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他们并不能准确地核算出环境成本。如果中国政府可以大力宣传环境管理会计，并且给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安排更多的相关培训，那么环境管理会计在中国会越来越流行，环境成本也能得到很好的核算。西方模式的管理影响现代中国的管理实践，但是西方生产消费的行为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为了推进西方环境管理会计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应该将之与传统的中国思想融合，建立一种东方式的环境管理会计模式，“东方化环境管理会计”模式既包含了传统中国的易经智慧又包含了西方化环境管理会计的工具，这种模式可以被广大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所接受。 “中国环境管理会计的新模式”包含逐步提高战略价值的四个阶段，其大致的概括见表3。 笔者的研究表明许多的样本企业还处于“审视自身”的阶段，他们只是认识到环境管理计的必要性但是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只有环境管理会计被更多的中国企业所实践，我们才能进入到最终的“和谐发展”阶段。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环境管理论文: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公众参与研究 摘要:环境作为人类公共财产的属性越来越被公众认同。环境污染和破坏直接影响公众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决策的正确与否,环境质量的好坏,公众都有最直接的感受,最能提供公正评价,公众对环境保护最有知情权和监督权。然而,环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决非政府或企业力量可以全面解决,一切落实、剖析都需要公众的支持和参与。 关键词:环境管理;公众参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1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必要性研究 1.1 环保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环境问题比较严重。相对而言,国家财力和环境保护专业队伍力量有限,没有公众的积极参与,环境状况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善。随着环保事业的发展,政府必须重新定位自身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的职能将进一步规范和收缩,其职能重点将体现在制订政策、加强监督、严格执法。而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责任将由社会和污染者承担,这就要求公众行动起来去承担应有的责任。 1.2 降低政府管理环境的成本。众所周知,我国还是一个经济尚不够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有限,对环保的投入相对不足。一些发达国家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大都占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上,而在我国尚不到1%。环保投入不足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而这种状况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这就要求我们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用最经济的办法保护好环境。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因为公众参与能够降低政府管理环境的成本,如:①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使环境政策更加符合民意、民情,使环境政策在实施中遇到的阻力减少,自然降低了实施成本;②公众参与是一种非货币的资本,有了公众的积极参与,一些问题不花钱也可以得到解决,比如公共卫生、白色污染、垃圾分类等问题;③公众参与分担了政府的跟踪、检查等监督职能,把污染损失围堵于源头上,使这些工作更有成效而成本降低。[1] 2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具体的方式 2.1 积极参加环境建设,努力净化、绿化、美化环境。 2.2 坚持做好本职工作中的环境保护,为环境保护尽职尽责。 2.3 参与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的监督,支持环境执法,促进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 2.4 参与对环境执行部门的监督,促使其严格执法,保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的贯彻落实,杜绝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和以权谋私。 2.5 2003年9月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是近十年来除《环境保护法》外,我国环境立法最为重要的法律。该法的颁布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有效法律,是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防止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利器。所以,笔者认为对公众进环保普法教育,是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关键环节。[2] 3中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主要机制研究 3.1 中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政治机制。在当前,中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政治机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公众可以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派等政治途径参与到国家环境立法和管理的活动中去。公众还可以通过各级政协委员和派参与环境管理。政协委员都享有建议权、视察权、报告权,他们非常关心环境保护,经常开展对环境问题的调查和监督工作,接受公众对有关环境方面的询问、要求、批评、建议和申诉,并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转交有关政府环境部门进行处理。[3] 3.2 中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社会机制。中国政府和环境界目前最为重视的是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社会机制。首先,我国加强了环境教育、宣传和培训,在每年的“地球日”、“植树节”、“六.五环境日”开展声势浩大的全民宣传活动,对提高公众环境意识起了巨大的作用。其次,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等舆论工具宣传环境知识,开辟环境专栏节目,为公众提供参与环境管理的必要讲坛。第三,通过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介入环境管理,积极开展环境宣传和执法监督活动。[4] 3.3 中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具体实施。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的环保团体相继出现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3月,中国第一个草根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新疆成立,两年后“新疆地球村”也成立起来。此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10多个环保革根组织。这些草根组织正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新疆地球村通过提高公民环境意识和加强公众参与,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其关注的领域有:可持续消费的理论与实践;绿色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生态修复与保护;青少年的环境教育与交流。2000年地球村联合其它5家草根环保团体,建立了“中国环保团体网络”,改变了过去那种各个组织独立和分散地工作、彼此很少有联系的局面,为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创造了可能性。 4结语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做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借鉴发达国家在环保方面的先进经验与技术,从而构建适合本国的环境管理框架是完全必要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环保热情日益高涨,正是推进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大好时机。只要给公众以参与的诚意,提供畅通的参与渠道,公众定会以相当的热情参与我国的环境保护治理工作。 中国环境管理论文:中国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现状与应对 由上可知，我国水产养殖业的面积规模和产量规模都很大，对水环境的影响巨大，而客观的水产养殖业水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因而，无论基于水产养殖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还是基于我国水产养殖业规模和地位及其对水环境的重要影响，都要求加强和改善其水环境管理。 二、我国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现状 从管理主体来看，我国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体系主要由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水产养殖户自身管理以及水产品消费者与养殖场周边居民的监督管理组成。从1986年《渔业法》实施以来，我国水产养殖业及其管理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一）行政管理层面 我国水环境行政管理实施的是统一监督管理和部门分工监督管理相结合的体制。环保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渔政渔港监督部门等分部门则根据各自职责和分工对管辖范围内环境要素进行监督管理。具体到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行政管理，由各级环保部门、水利部门、渔业农业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共同管理，呈现出“多龙治水”的局面。 在调研中，我们注意到现行水产养殖业水环境行政管理存在如下问题：第一，环保部门的职权和职责是履行环境保护，进行行政执法监督管理，但实际情况是，各级地方环保局的管理关系全部在地方，受制于地方领导，所以当经济与环境发生矛盾和冲突时，环境保护往往还是为经济发展让路。对于短期内没有引起明显环境问题和民众纠纷的渔业水环境问题，环保部门采取的是“民不报，官不究”的态度。第二，我国对水产养殖业实行的是多头管理，水产养殖证件、水产苗种是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水产养殖水环境由环保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渔药、水产饲料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水产品质量则由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经贸、环保、卫生、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管理，这就造成了各部门之间责权交叉多，分工不明确，往往出现“谁都该管”而“谁都不管”的现象，导致监督和执法力度效果不佳。第三，许多渔业资源具有跨行政区的性质，因而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就涉及跨行政区的管理问题。按照《渔业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跨行政区域的江河、湖泊等水域的渔业，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在实际运行中，不同行政区从自身需要出发来决定开发利用和管理跨行政区的水环境，缺乏良好的协调机制。因此，跨行政区的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中各行政区的管理重叠和冲突的现象以及局部有利而整体有害决策等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 （二）法律法规层面 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渔业法律体系结构从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政策、法律解释、涉外法等多个层面逐步建立起来。但是我国现行的渔业法律体系中，与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为中央级别的，如《渔业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89）、《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渔业船舶登记章程》、《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兽药管理条例》、《水产原、良种审定办法》、《水产苗种管理办法》、《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远洋渔业管理规定》等。这些法律中多是关于渔业的一般性规定，单行法规尚不完善，因而造成了相关法律的实际操作性差。 其次，养殖业、捕捞业以及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是相关法律的根本目的和重点，与水产养殖水环境有关的法规几乎空白。《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和《无公害食品、淡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等关于水质标准的要求和出发点都是主要基于渔业产业本身的发展，而不是水产养殖业水环境对水生态系统的影响。即使有的法规如《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对水产养殖用水水质作出了相关规定，并要求养殖场或池塘进排水系统分开，其主旨仍然是服务于渔业的经济发展。再者，在现行水产养殖业水体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中，国家综合污水排放标准和行业污水排放标准――《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1-2007）、《海水池塘水排放要求》（SC/T9103-2007）相对完整，但地方标准明显滞后，亟须健全和完善，仅有少数地方政府如浙江出台了地方标准《水产养殖废水排放要求》（DB33/ 453-2006）。 （三）养殖场主自我管理层面 为了保证水产品质量和保护水环境，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针对水产养殖户的水产过程出台了相关管理规范。早在2002年，福建省就制定了水产养殖场用药记录管理制度，规定药物使用须由技术人员具体操作或在其指导下进行，并做好用药记录，用药后应妥善处理排放药液废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颁发实施了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管理规范，对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的水源水、池塘水、养殖排放水、生活污水等作了明确规定。养殖标准化和工厂化养殖为养殖户提高了管理效率，不仅改善了养殖设施设备，提高了生产能力和水产效率，而且改善了养殖水体生态环境，增加了水质调控能力，促进了水产养殖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但是在散户的水产养殖过程中，养殖场主对生产行为的水环境后果是不重视的，关于水环境的管理是混乱的。笔者在浙江、山东、湖南等地以实地访谈、调查问卷形式了解到，不执行《养殖用药记录》，使用禁用渔药、消毒物，超量使用渔药，不经无害处理直接排放养殖水等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大多数散户没有水环境保护的意识，对于水产养殖业的水环境管理更是没有概念。 （四）水产消费者与养殖水体周边居民监督层面 随着食品安全社会关注度的提高，水产消费者对于水产品质量和养殖水环境也越来越关心。从2012年开始，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开通了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服务信息系统，实时记录和，水产养殖场、养殖环境、养殖投入品、生产过程管理、水产品质量抽检等环节中关系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动态信息，以便消费者监督水产养殖的生产与环境管理。在广东、浙江等省份的基层养殖地区，各村选派一名村干部担任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员，经过培训后负责监督和指导本辖区水产养殖场的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生产管理，每月向镇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汇总报告各水产养殖场的基本信息和质量安全管理情况。 当然，水产消费者和质量安全监督员都主要是从水产品质量的角度理解和对待水产养殖水环境的。真正从生态环境角度关心水产养殖水环境的群体是另一利益相关者――养殖场周边的居民。养殖场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养殖水环境的直接影响。但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大多周边居民对于水产养殖废水排放造成的环境后果感到无可奈何。一方面是由于周边居民碍于与养殖户的本地熟人情面，对不明显的环境后果选择隐忍姑息；另一方面，促使周边居民对水产养殖废水排放问题行使监督和维权权利时，一般都到了废水、有毒物质排放长期积累、环境后果比较严重的阶段。 三、国际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问题和不足，反映了与我国水产养殖业地位不匹配的水环境管理现状。纵观全球，我们发现挪威、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方面走在世界先列，他们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设立专门管理机构，理顺管理体制 作为世界上最早（于1946年）成立渔业部的国家，挪威各区域内渔政及水产企业质量与环境管理的所有事务都由渔业管理机构派驻的检查官员负责，而不按养殖、捕捞、资源环保分工来设置机构。邵桂兰、刘景景、邵兴东：《透过挪威经验看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与政府规制》，《中国渔业经济》，2006年第5期。这样的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能避免政府部门间相互协调所产生的内耗。类似地，日本设有一个我国所没有的专门机构――由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专业人上组成的、经过严格的步骤选举产生的渔业调整委员会。徐海龙、王海龙、乔秀亭：《中日渔业法律法规及管理对比分析》，《现代渔业信息》，2011年第9期。这个机构负责管理日本渔业相关的包含水环境管理的所有事务。反观我国，省级及以下行政区域中，水产养殖业隶属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辖，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又归农业部门管辖，水环境由环境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共管。对此，笔者建议改革水产养殖业管理体制，整合行政资源，在环保部门中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管理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主体机构。这个主体管理机构由环保部垂直管理到省市区环保厅局，进而垂直管理到地市级环保局；地市环保局再派出县区级环保局。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人员三至五年进行轮换，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加大环保执法监管力度，防止各种保护主义对企业污染的包庇袒护，防止各类腐败的孳生和蔓延。 （二）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 在现有《环境保护法》、《渔业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基础上完善我国水产养殖业法律体系，尤其是地方法律法规、地方标准和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出台。在我国现行渔业法律体系中，关于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专门法律法规还是空白，亟需加紧立法和制定相应实施办法。在这方面，美国在针对水产养殖及其环境管理的立法过程中广泛吸取各部门和各种知识背景的人员尤其是生态学家的参与，这一做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水产养殖业过程中，对渔药的监管制度是需要特别重视的。美国水产养殖用药严格遵守联邦政府和州的法令法规、条例和指南等管理规定。水产养殖排放的杀虫剂和其他潜在污染物必须由国家污染物排放清除系统许可才能使用。而在挪威则根本没有渔药店，养殖户在市场上购买不到药品。当鱼病发生时，养殖户必须经由专业兽医开处方才能获得渔药。这些渔药管理规定使得渔药管理更简单有效，减少渔药对水环境的影响。这一经验体现的预警原则应当在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立法得以体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上述民众监督只能发生在环境后果发生且严重化、明显化之后。 （三）发挥养殖户主体作用，调动渔业协同管理机能 水产养殖户既是水环境管理的客体，又是水环境管理的主体。作为水环境管理客体，养殖户要遵循法律法规，受政府和相关制度的制约。作为水环境管理的主体，养殖户应当主动承担起管理养殖场、维护水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养殖户主体作用的有效途径是在水产养殖中应用HACCP体系（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这一体系就是要在亲体、幼苗、养成、销售整个过程中对包括养殖场的周围环境、养殖水质、苗种、饲料、水产药物等环节进行全方位的监控，针对各个重要的环节进行危害分析，并加以控制，确保养殖产品的健康安全性。目前，英国、澳大利亚、挪威、爱尔兰、加拿大、美国等国家，HACCP体系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水产养殖的过程中，养殖户按照HACCP的要求进行养殖和生产活动，不仅提高了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而且可以促使养殖者在养殖过程中注意水环境的管理，保护水生态环境。 在水产养殖业的水环境管理方面，养殖户组织所发挥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也十分重要。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系统完善的渔业协会，每个养殖企业和养殖户都是协会的会员。这些协会以非政府组织的性质与政府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协助政府提高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效益，在质量控制、发展水产养殖、行业自律、水环境管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这种协会是一种“自我控制式”的管理系统，能促进养殖户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激励养殖户自发地参与到可持续发展的养殖活动中去。Kwang Nam Lee， J.M.Gates， Jungsam Le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Korean Fisheries Management. Ocean Coastal Management， 2006（49）.因此，笔者建议，借鉴各国已有经验，鼓励水产养殖户采用HACCP体系进行自我质量和水环境管理，并发挥养殖户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协调政府共同管理水环境。 （四）提高水产养殖户和相关民众的环保意识 只有从事水产养殖业人员和相关民众（消费者和养殖场周边居民）的环保意识得到了提高，才能真正实现政府对养殖户的监督和养殖户之间的监督，从根源上解决水产养殖业过程中的水环境问题，促进我国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政府广泛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免费对水产养殖者进行水环境保护知识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养殖户的环保意识。 现阶段，政府相对重视面向养殖户举办相关的水产和环保知识培训班，推广水产健康养殖技术和生态系统修复技术。但笔者建议，政府应该同时重视向养殖户和相关民众提供生态科学知识与环境伦理意识的教育。这样的措施不是局限于就水产养殖业水环境问题来谈水环境问题，而立足于建设公民社会的高度来思考水环境问题。赋予与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利益相关者相应的话语权，设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建立参与机制。同时，加强水环境的科学知识与道德意识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公众的参与能力。这样，完善的水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之后，公民才能有效监督，降低公共监管成本且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政策的落实度，避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孔祥智、郑风田、崔海兴：《太湖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页。 在全国范围内，水产养殖每年近3亿m3的养殖废水排放，加剧了江河湖库的富营养化和污染程度。这既制约了我国水产养殖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也加大了我国水环境和水资源的压力。面对严峻的水环境形势，全面治理水产养殖行业的水环境，不仅需要利用科学技术，还需要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管理模式。只有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水产养殖行业水环境的保护和改良，实现行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中国环境管理论文:中国城市环境管理中生活垃圾的处理现状与改革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城市环境中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改革，期待能对我国城市环境中的垃圾处理现状及改革提供有效的借鉴和科学的参考。 【关键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改革 我国城市环境管理中的生活垃圾指城市居住的人口在开展日常生活时，产生的固体废物与法律法规规定视为垃圾的固体废物。我国垃圾基础设施的建设、处理、运行及监督是由城市的环卫部门管理，垃圾收集及处理的环境管理则由环卫部门及下属垃圾收集处理单位具体管理，收集处理费由政府管理。 一、城市环境管理中的生活垃圾构成及污染现状分析 我国城市环境管理中的垃圾清运量及产量的不断增加，生活垃圾构成也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有机物和可燃物明显增多，垃圾的可利用及可回收价值增大。我国城市环境管理中生活垃圾的处理场数量及相应的规模无法满足城市垃圾处理增长的速度，一些垃圾露天集中堆放，造成严重的环境危害，污染事故日趋严重，表现如下：一是对大气造成污染。城市生活垃圾及其他固体形式的废物在经过相应的运输和处理时，若缺乏必要的防护手段及净化措施，则会产生细末及粉尘四处扬散；堆放或者填埋的生活垃圾则渗入土壤挥发出有害气体，严重污染大气；二是对水体造成污染，城市生活垃圾如果直接排放到河流或是湖泊等活的水体，或露天堆放的垃圾经过雨水冲刷后渗入水体中，都会造成水体溶解进有害成分，污染水质及水中生物；三是对土壤造成污染。生活垃圾滤出液中的有害物质在渗入到土壤中时，会改变土壤结构及相应土质，对土壤微生物活动造成影响，妨碍植物生长。有害成分经土壤吸附后在土壤不断积累，污染土地甚至不能耕种；四是对人体造成污染。人以大气、水和土壤为基础生活，这些环境中造成的污染直接摄入人体，使人发病。 二、城市环境管理中的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 为了完成我国城市环境管理中的生活垃圾处理的无害化、规模化及调度资源化的发展目标，我国针对处理生活垃圾的方法进行了多种尝试。目前在我国发展成熟且比较常用的城市环境管理的生活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焚烧法、堆肥法及填埋法三种。 表1：焚烧法、堆肥法及填埋法的优缺点比较 三、城市环境管理中的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城市生活垃圾的污染及处理工作，并且相继颁布了部分政策法规用于防治垃圾污染和处理问题的严重化，并取得了突出的效果。但是因为治理时间短，所以生活垃圾处理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主要表现如下： 1、管理制度不畅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由建设部牵头，不同城市的城建环卫部门直接管理垃圾的收集、清运及处理等工作，但垃圾处理活动的管理和监督也是由这些机构负责，造成政企不分，体制不顺，管理制度无法有效执行。部分城市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无法正确落实，即束缚了垃圾处理管理的发展，又影响了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的正常运行。 2、尚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城市生活垃圾越来越多，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就要求政府必须加大生活垃圾处理的资金投入，以确保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而传统的生活垃圾治理的公益化带给各级政府财政极大的压力，为确保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可以健康发展，针对垃圾处理开始收费的相关政策在2002年出台，但却一直没有科学合理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出台，造成公众和企业大部分未能意识到垃圾处理问题的严重性，使得收费如同虚设。 3、生活垃圾不分类收集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城市生活垃圾还是选取了不分类收集的方式，有机垃圾和其他垃圾混合收集，导致垃圾的含水率过高、发热量过低。这种不分类的垃圾如果填埋处理，则会加大渗滤液的用量，造成二次污染；如果焚烧处理，则必须添入助燃剂方可满足处理要求，导致运行成本大幅度。另外，城市生活垃圾中的塑料、橡胶等若焚烧处理，还会释放有毒、有害气体污染大气。 4、公众环境意识低 目前，我国已出台的《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针对防治生活垃圾污染给予明确的规定。但因为未能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所以执行比较困难。要想处理好生活垃圾，必须从公众的整体考虑来提升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目前我国公众环境意识极低，乱扔垃圾，人为破坏环卫基础设施的行为屡有发生，无法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也加大了垃圾处理环境管理工作的难度。 四、提升我国城市环境管理中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的有效对策 1、改革环境卫生管理体制、加快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发展 根据我国环境管理和生活垃圾处理必须产业化、市场化及制化发展的要求，我国必须尽快针对环境卫生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提升城市环卫主管部门的管理权限，出台可操作性强、规定明确细致的环境管理和生活垃圾处理改革方案，落实政府职能，使得政企分开，确保社会公众与城市环境的双重效益。开放生活垃圾处理的建设和营市场，建立并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健全垃圾处理竞争机制。 2、建立并健全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根据谁污染谁负费的原则，全面开始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在目前环卫体制改革没有完成的条件下，各地可选取供水、污水及垃圾处理费统一征收，或水电及燃气费等联合征收，来增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用的收缴效率，减少收费成本。并逐步提高垃圾处理的收费标准，以增加生活垃圾处理企业的利润空间，并起到提升公众环保意识的作用。 3、实行垃圾分类收集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提高回收率，便于垃圾的最终处理]。我国可参照发达国家的垃圾分类收集及处理的成功经验，先行在经济发达城市试点后再行推广，逐步实现垃圾分类收集的统一化。要做到，一是提倡居民分类收集；二是公众场合设有垃圾分类收集器，便于不同垃圾分类收集；三是制定垃圾分类处理的废品回收及奖罚制度，确保垃圾分类收集的健康发展。 4、提高公众环境卫生意识 公众环境卫生意识的提升是我国城市环境管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的关键因素，要广泛开展环保宣传活动，引导公众树立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提倡节能、节水、绿色及环保的生活及消费方式。 结束语 我国城市环境管理中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即是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我国各级政府必须重视垃圾处理的法制化、规模化及产业化建设，针对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促进我国早日实现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和环境管理的最优化。 中国环境管理论文: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生社团建设与专业实践有机融合的探索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的逐步加快， 严峻的就业形势使高校学生面临就业的难题。如何才能通过学校的努力加强学生的专业素养， 提高学生的竞争力就成了当前高校一个重要而又急切的课题。学生社团是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发组成的学生组织，是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载体，在繁荣校园文化、丰富课余生活、活跃校园气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逐渐引起重视。然而随着学生社团的不断发展， 其作用领域也不断得到拓展， 笔者在实践中探索了以增强学生专业兴趣为目标， 实现学生社团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 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应用能力为目的的综合实施方案--构架学生社团与专业实践的桥梁， 使兴趣爱好、学生社团、专业实践三者相互循环促进的具体解决途径 关键词： 兴趣爱好 学生社团 专业实践 一、在高校学生社团中构建专业实践的重要意义 学生社团是高校学生自发建立的并具有特定目标和一定程度活动规范的非正式群体。学生社团活动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实践能力培养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高校社团中构建专业实践新平台，是课堂教育的补充和延伸，能够实现课内与课外的衔接，大学生在社团活动中开展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实践活动，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促进大学生成才、就业等方面起着不可代替的功能。 二、我院学生社团建设与专业实践活动的有机融合 我院紧紧围绕环保专业这一主旋律，围绕学校环保教育教学及课外学生活动，以学校环保为载体---以"校友会·自然之家环保行动网络"为平台---以各社团为主要抓手---以活动彰显了特色---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为主线--锻炼活动中的潜能发挥--巩固对环保理论的再认识--取得成绩--获社会、学校、学生、家长共赢，实现了学生社团建设与专业实践活动的有机融合。 （一）推进社团活动与专业实践融合，必须以打造高职特色文化、培养优秀技能人才为目标和归宿。1、把握主旋律，以学院环境保护融合为重点。学院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进行学生管理，大力扶植学生社团，注重环保特色与学生社团对接，融合和体现了环境保护的元素和精髓。2、着眼新要求，以学科专业社团融合为抓手。学生专业特色社团以专业指导实践活动，以实践培养专业素养，学生通过在实践中加入专业的思考和研究，为实际问题开辟解决之道，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并举。课堂的知识在这里得到了一定应用与转化，达到了学科与专业社团的融合。3、抓住薄弱点，以学科专业思想工作融合为基础找准兴奋点。学生专业特色社团与相关专业教师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其活动已经成为专业教育的第二课堂，许多专业教师在指导学生开展社团活动的过程中，自觉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合到活动中，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价值观进行正确的引导。4、探索新模式，以"三个社团模块"、"三个社团平台"为亮点。自然之家下设12个协会， 3个小组，构成了环境规划、污染治理、环境法为主要内容的三个社团模块，以专业宣教、职业训练、专业娱教为主要活动方式的三个社团平台。 （二）学生社团活动与专业实践融合，在内涵提升上推进"五化"。即力求实现团队理念特色化、团队个性化、社团管理人本化、社团实践多样化、社团活动主题化，达到以紧抓组织建设，强化团队意识，以优质人文环境育人的目标。一是实现团队理念特色化。即牢固树立凸显环境特色的全程教育理念。二是实现团队个性化。1、理念有个性，自然之家12个协会、四个小组在自然之家整体团队理念的基本框架内，依据各协会、小组的特点，都确立了自己性质、宗旨、章程、发展理念，制定了《个性化发展方案》。2、管理个性化，为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和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形成个性化的管理模式与指导模式，我们把社团骨干作为学生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我系对学生干部的选拔、培养、考核和管理之中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内部培训和实战工作。3、文化设计个性化，一协会一风貌、一协会一特色成为现实。四是特色项目、特色活动有个性，体现生本发展。三是实现社团管理人本化。自然之家关注学生的需要，尊重和欣赏学生，充分考虑社团队员的感受，了解队员的想法，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学生感受到自己在"自然之家环保行动网络"中的重要性和成就感。四是实现实践多样化。如汤河水样调研、小学环境教育、协助本专业律师（教师）进行案件的处理、调研起草EMCC生态足迹报告等。五是活动主题化。他们一起策划、研究、实施、总结每次活动，在专职教师的指导下，自然之家已成为我院的一张名片。 三、我院学生社团建设取得的成果 "自然之家环保行动网络"活动范围"立足秦皇岛、辐射河北、影响全国"。在秦皇岛我们进小学、进大学、进工厂、进农村宣传环境保护知识；组织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资助"生态足迹 "高校推广活动；为秦皇岛市卢龙县蛤泊乡闫深港村、青龙县隔河头乡大森店村分别做生态环境规划，连续三年关注秦皇岛的母亲河"大汤河"水质及植物种类变化并形成调研报告。 在河北省及全国，队员们利用假期深入学校、工厂、社区进行环境保护宣传。如：组织了"青藏绿色可持续发展系列活动"，与西藏大学的学生共同进行了"西藏可持续发展绿色行"交流暨主题报告会等；与燕赵环保网进行长期合作，成功举办2011年河北省燕赵环保网高校六·五环境日的启动、大学生环保创意大赛、相亲相爱汤河行等活动；随着"自然之家环保行动网络"影响力的增大，连续三年被邀请参加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河北环保NGO交流会、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中心、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环境保护协会学生社团活动，与环保组织进行经验交流。 2011-2012年，自然之家获得国家、省、环境保护行业协会所颁发的荣誉达17项，获得"河北省最具活力社团奖"、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环保社团"之一，多项活动被中央电视台、河北电视台、秦皇岛电视台新闻频道、长城网 河北频道进行宣传报导。 中国环境管理论文:完善银行风险环境管理体系 中国银监会最近了《绿色信贷指引》，旨在进一步推动银行界实施环境风险管理及支持中国产业界的调整。该指引进一步细化了银监会对银行的要求，并反映出企业环境管理在获取贷款方面更为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银监会早在2007年已经开始推动绿色信贷。为了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当年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三部门联合提出一项全新的信贷政策《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该意见要求银行开始把客户的环境管理纳入贷款审批、发放和监督管理中，特别强调客户的合规行为以及减少对限制和淘汰类新建项目的信贷支持。从2007年到2011年，银监会又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说明和扩大绿色信贷范围及实施要求，主要目标是鼓励商业银行将环保信息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防范可能的信贷风险。 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此次新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更强调银行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及体系的完善。该指引对银行的组织管理、政策制度、流程管理、内控管制与信息披露以及监督、检查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意味着，首先，银行需要制定绿色信贷战略，并有董事会或理事会负责确定的战略、审批高级管理层提出的目标及绿色信贷报告。事实上，董事会及理事会参与绿色信贷的决策很重要，因为绿色信贷是银行风险管理的一部分，涉及银行与哪些行业、企业合作，并相应承担何种风险的意愿。 战略固然重要，但许多银行还必须在政策层面做提升。在中国，较大规模的银行几乎都已将绿色信贷的理念纳入投资政策中，并以国内的环境法规或执行标准为参考。实际上，银行最大的风险来自过标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即使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估或者环保局相关许可，并不代表其项目不会遇到地方居民的反对或者企业能持续开展良好的环境管理，从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或担保风险。因此，银行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环境及社会风险评估标准，对信贷企业进行动态评估。该评估不能只限于“通过／不通过”的考评，而是应做风险分类。例如赤道原则建议将风险分类为高、中、低，按照风险程度进行评估及贷后监督管理。尽管评估标准会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必须反映出银行自身对于风险的可接受范围。 最后，银行必须考虑到整个绿色信贷及环境风险管理的流程。虽然许多银行已制定了投资政策，但仍可能缺乏操作规章等具体执行流程规范，来明确审批及发放贷款过程中，各部门承担的相应责任。在此情况下，银行很难确保对政策的实施会有统一的标准。另外，银行可能没有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况之下必须在合同中要求客户提升环境或社会管理效率以及如何去监督客户对于合同的遵守情况。 新的绿色信贷指引是一个支持银行制度及体系建设更趋完善的非常好的政策，虽然其主要强调风险管理，但是可持续的金融也会为银行带来巨大的机遇。同时，银行海外投资更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全球经济必须做出产业结构及生产消费模式的调整，其中涉及的上万亿美元新投资及交易都需要银行的支持。中国银监会适时出台该新指引，正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中国的银行去评估自身现有绿色信贷政策，利于健全管理体系，管控环境风险，提升国内国际的发展竞争力。 中国环境管理论文: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新模式 近年来，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国环保科技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环保科技整体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对新型环境问题探究不深，污染减排的科技贡献有待提高，整装成套环境实用技术仍然十分缺乏，新兴环保产业培育机制亟待完善。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 加快实现环境管理战略转型 做好新时期环保工作，必须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最新要求上来，始终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管理思路，建立与经济社会和环境形势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管理模式。 从环境管理的目标导向来看，环境管理通常有三种模式：一是以环境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的环境管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美、日、西欧等发达国家以及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采取这种模式。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公众环境意识空前觉醒，环境保护运动风起云涌，政府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控制环境污染，其标志是实施严格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措施。二是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导向的环境管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部分发达国家基本采取这种模式。这些国家经二三十年的努力，基本解决了常规污染问题，环保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全球环境问题。这一模式的标志是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环境质量目标“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三是以环境风险防控为目标导向的环境管理。进入新世纪后，发达国家环境质量管理不断深化，开始更加关注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以风险预警、预测和应对为主要标志的管理模式逐渐形成。 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轨迹来看，这三种模式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和管理水平。以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体现了人类面对矛盾所采取的治标之策，正如急症病人首先要治病一样，环境管理基本上处于被动应对态势。以环境质量为目标导向体现了人类实现协调发展的治本之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环境管理由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以风险防控为目标导向体现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环境问题可防可控，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三种模式代表环境管理的不同发展阶段，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密切联系，不能截然分开，在一段时间里，可能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 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公众环境意识和监督管理能力等因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环境管理模式选择的多维性，在一定时期内，一种、两种甚至三种模式并存将是常态。但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环境管理基本属于以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的模式。近期，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PM2.5问题昭示我们，环境管理的最终成效还是要体现在环境质量改善上，环境管理只有以环境质量为目标导向，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表明我国环境管理开始由以环境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向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导向转变，扣响了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的“发令枪”。 第一，环境管理转型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需要。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目前，我国每年能源消耗量占全球19.5％，石油消费量一半多依靠进口，煤炭消费量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和，高能耗产生了仅占世界8.6％的GDP，却留下了许多受污染的城市、全世界1/3的垃圾和频繁发生的“血铅”事件。“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如果继续沿用拼资源、拼消耗的发展模式，我国经济将难以持续，出现“增长的极限”并非危言耸听。必须在进一步强化污染控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污染控制与质量改善兼顾的中国环境管理新模式，以环境质量管理“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社会的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第二，环境管理转型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内在要求。经济发展关系人们的生活水平，环境状况决定人们的生存条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在解决温饱以后，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吃上安全的食品、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追求。基本的环境质量、不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各级政府应当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我们坚持环保为民，必须认真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实现环境管理从污染控制为主转向污染控制与质量改善兼顾，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宜居安康的迫切愿望。 第三，环境管理转型是缓解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必然选择。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发达国家一两百年间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当前，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压力还在加大。我们必须坚持源头防控、标本兼治，紧紧抓住影响环境质量的关键污染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控制措施，才能事半功倍，从根本上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建立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并不意味着不再考虑污染减排和总量控制，而是要采取更严格的污染控制措施，控污减排的目的性更加明确，要求更加刚性。 加快环境管理的战略转型必须坚持科技先行 今后一段时期，环境管理工作亟待突破的重中之重，就是在进一步强化污染控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新模式。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技术革新，总会引领环境保护意识、管理思路与污染治理水平的跨越发展。加快环境管理的战略转型必须坚持科技先行。 一要通过科技手段创新管理理念。认识是行动的先导，科学探索是发现规律的必由之路，只有理念创新才能推动管理转型。要继续深化对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让江河湖泊等重要生态系统休养生息、建设生态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化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对自然生态环境演替、污染综合防治和生态环境管理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污染控制、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防控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夯实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 二要深入研究适合国情的环境质量管理模式。要按照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战略思想，深入研究分类分区管理的战略、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经济、技术、行政手段。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问题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以环境质量目标为核心，建立与之相配套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全面高效的污染防治体系、健全的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完善的环境保护法规政策和科技标准体系、完备的环境管理和执法监督体系、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要进一步强化环境质量标准的导向作用，以环境质量标准倒推规划目标，依据规划目标科学确定重点任务，根据任务需求合理配置管理资源。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环境效益，走出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 三要大力夯实环境质量管理的科学基础。环境质量改善是环境保护的永恒主题，也是环保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环境管理、改善环境质量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当前，环境管理正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从控制局地污染向区域联防联控转变，从控制一次污染物向控制二次污染物转变，从单独控制个别污染物向多污染物协同控制转变。与之相适应，要积极组织力量开展研究，掌握环境问题产生、发展的规律，明确各类排放源和相互作用情况，提出改善环境质量优先控制的污染物清单、控制领域，并研究相应的对策措施。通过环境健康调查和研究，探索建立以人体健康为导向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接地气”是做好环保工作的基本方法，要认真做好环境监测与信息公开，向社会及时准确地环境质量状况，争取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逐步形成环境风险信息研判和环境质量动态预报能力。 四要进一步提高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综合能力。环境问题无国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等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体。当前世界各国的竞争已经从传统的经济、技术、军事等领域延伸到环境领域。发达国家利用环境问题不断翻新贸易壁垒和保护措施。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博弈的新焦点，我国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排放量已居世界前列，发达国家要求我国减排的压力不断加大。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不可能通过跨国扩散、转移污染行业等途径减轻环境压力。要积极适应世界科技和产业调整变革，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开展环保技术引进、研发和推广，努力抢占环境技术制高点，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赢得主动。 着力完善环保科技标准体系 科技在环境保护事业发展中具有引领和支撑的重大作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加快完善环境科技创新、环保标准规范、环境技术管理、环保产业培育和科技支撑保障等体系，为探索环保新道路提供强大坚实的科技支撑。 第一，以环保标准为抓手，不断提高环境监管水平。要加快完善以环境质量标准为核心，以污染物排放和控制标准、环境监测和环境管理技术规范为重要内容的环境标准体系，不断提高标准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适用性。要加强标准的基础研究，科学确定环境基准，并根据标准工作的需求部署科研任务，充分发挥重大科研成果对标准制修订的支撑作用。要加强环境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通过标准实施带动技术进步和环保产业发展。要加大环境标准宣传培训力度，形成环境管理人员和企业管理者学标准、用标准、守标准的良好风气。要加强环保标准的考核评估，让标准真正成为指南针、紧箍咒和百宝箱。 第二，以环境服务业为重点，大力培育节能环保产业。要进一步强化环境规划的引领作用和政策标准体系的强制作用，引导环保产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通过加大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将培育的潜在市场最大程度地释放为现实市场。推进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社会化运营，以大力发展环境咨询服务和综合环境服务为重点，全面提高产业化水平，促进环保产业的结构升级与优化。把大力发展环境服务业作为环保产业升级转型的突破口，这既是现实的又是长远的战略部署。环保产业成熟的标志是环境服务业比重的增加。近期可选择一些积极性比较高的地方，在土壤、河流、生态修复等方面进行合同环境服务试点。 第三，以重点科研项目为依托，突破环境质量改善关键技术。要以实现减排任务和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突出抓好重点科研项目，高度重视科研成果的集成与产出，突破一批关键技术，掌握环境污染演变与生态退化机理和调控机制，全面提升科技支撑水平。水专项是环保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按照国务院重大专项实施推进会和水专项实施推进大会有关部署和要求，按照“一湖一策”、“一河一策”思路，举国动员，协同创新，聚焦重点流域，确保“十二五”“减负修复”目标实现。在继续推进环保公益性项目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区域大气污染控制、土壤污染防治、环境基准等重大环境科技专项的立项。 第四，以环境技术管理为支撑，不断提高污染防治科技水平。污染减排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减排正处于关键时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容不得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和麻痹。环境技术是污染防治的基础，也是环境管理和监督执法的重要手段和措施。要大力实施科技减排工程，向科技要减排潜力，通过科学研究、技术研发、标准规范等手段，不断提高污染减排的科技含量。一批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工程技术规范和最佳可行技术指南，大力推进减排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选取重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开展减排技术创新试点。建立污染防治技术动态更新系统，定期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发展趋势的环境技术发展报告。不断完善环境技术评价制度，研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措施，不断提高产业化规模。 第五，积极倡导清洁生产与绿色消费，提高全过程环境管理技术水平。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立足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建立起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的污染防控体系。要加快建立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加强清洁生产的技术指导，促进环境污染的全过程控制。完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体系。建立可持续消费节能减排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积极开展评估试点。进一步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加大政府在服务领域的绿色采购力度。积极推动新闻出版、教育、医疗、零售业等重点领域的可持续消费。鼓励使用环境标志、环保认证和绿色印刷产品，大力倡导可持续消费理念，提升公众可持续消费意识。 中国环境管理论文:建立中国企业环境管理体系的策略研究 摘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的不断推进要求企业从传统的管理模式中解脱出来，建立新型的完整的企业环境管理体系。本文在回顾了国内外有关企业环境管理体系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环境管理学理论知识，通过对我国目前企业环境管理的现状、我国在企业环境管理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当前国际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提出我国企业如何建立以ISO14000为核心且符合中国企业实际情况的企业环境管理体系。 一、国外主要环境管理体系 企业环境管理体系是指在企业内部建立的与企业其他管理体系相结合的用以系统管理其全部环境事物的管理系统。传统的企业管理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获得最大产出为目标，长期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引下，给自然、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灾难，反过来人类也自食其果，导致物种灭绝、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环境管理体系有以下几种: 1、国际商会的《可持续发展商务宪章》 1991年，国际商会（ICC）了《可持续发展商务宪章》，提出了环境管理的16项原则，号召全世界的工商企业按照这些原则进行环境管理，改善企业行为。这16项原则的基本内容是：（1）公司优先事项；（2）一体化管理；（3）改进进程；（4）员工教育；（5）先期评定；（6）产品与服务；（7）对顾客的忠告；（8）设施与运行；（9）研究；（10）预防方法；（11）承包方和供方；（12）应急准备；（13）技术流通；（14）社会贡献；（15）对关注的的开放性；（16）遵循情况和通报。 上述原则为后来的环境管理国际标准在指导思想和内容框架方面奠定了基础，该宪章内容比较简单，不够全面，仅仅从环境管理单方面进行要求，很难使企业环境管理取得重大效益。 2、英国的BS7750环境管理体系规范 英国于1992年了BS7750：1992《环境管理体系规范》，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 BS7750是关于环境管理体系的规范，用以保证和证实组织对其所声明的环境方针和目标的遵守，还对环境管理体系的实施提供了指导。其指导思想是：使任何组织能通过建立有效的环境管理体系，取得良好的环境行为。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有效运行是组织接受环境审核和取得环境认可的基础。环境管理体系规范遵循与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相同的管理体系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环境方针；组织与人员；环境效果，包括关于环境效果的信息交流，评价与登记，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要求与登记；环境目标与指标；环境管理活动方案；环境管理手册与文件；作业控制；环境管理记录；环境管理审核；环境管理评审。 BS7750《环境管理体系规范》是欧洲环境管理与环境审核规定的蓝本。该规范比国际商会的《可持续发展商务宪章》更全面具体，增添了环境方针、目标、指标，环境审核等内容。 3、欧洲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管理审核规定 1993年6月欧洲共同理事会通过《关于工业企业自愿参与环境管理和环境审核联合体系的规定》（EMAS），并定于1995年4月开始实施。 EMAS的内容包括环境管理和环境审核两部分。其要点包括以下几方面：环境方针；环境初审；环境计划；文件化的环境管理体系，包括编制环境管理手册和其他环境管理体系文件；环境审核；环境声明；环境注册；持续改进。 EMAS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环境管理体系文件化、公布环境声明，进行环境注册，持续改进等给企业环境管理更科学严谨，也给企业带来了挑战。EMAS的公布和实施，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工业企业的环境管理，增强了这些企业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给进入欧洲市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4、ISO14000系列标准 ISO14000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从1993年开始制定的一系列企业环境管理国际标准的总称，是一个国际性、系列化的环境管理标准，是ISO即ISO9000后的又一壮举，包括环境管理体系(EMS)、环境行为评价(EPE)、生命周期评估(LCA)、环境管理(EM)、产品标准中的环境因素(EAPS)等7个系列，涉及环境管理体系、环境审核、环境标志、生命周期评估等国际环境管理领域内的许多焦点问题，旨在指导各类组织正确的环境行为。ISO14000的基本思想是：企业应认识自己在环境管理方面在的问题，建立符合标准的EMS，由独立第三方审核。 二、中国企业环境管理的现状 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消极的环境管理行为，不重视或忽视环境问题，宁愿缴纳排污费和罚款也不治理污染；二类是不自觉的环境管理行为，在政府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及消费者对绿色产品越来越多的需要的双重作用下，企业为提高竞争能力，会努力变革传统的粗放型生产经营方式，节能降耗，生产绿色产品；三类是积极的环境管理行为，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加强环境管理。我国大多数企业处于消极的环境管理向不自觉的环境管理过渡阶段，也有一部分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已经采取了积极的环境管理。总体来说，在政府和公众的环境行为作用下，我国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有明显的改善，但也存在有一些问题。 1、观念方面：企业环保意识、环境责任感较差，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而把环境治理当成政府和社会责任，或将满足环保法规作为环保的唯一目标，认为只有三废排放不达标才是环境问题，因此对环境管理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2、体制方面：第一、许多企业没有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没有规范的环境管理制度，更谈不上国际化的标准管理体系；第二、环境审核认证有效性不强，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国标、行标和有关技术规范等还不够健全，环境审核认证的范围不易确定，容易导致审核认证过程中出现一些漏洞，出现审核认证机构违规认证、非法认证现象；第三、企业实行环境管理体系时机构需要调整，环境责任需要重分。目前很多企业机构调整时未能理顺环境责任。 3、技术方面：企业对ISO14000系列标准及相关技术还缺乏了解；我国目前环保配套服务措施与ISOl4000标准要求有一定差距；缺少清洁生产工艺的开发和研究，对生命周期评价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目前尚处在学习和探索之中，缺乏实际运作示范，容易采取照搬措施。 4、资金方面：由于企业规模小、经济效益低、政府扶持力度小、资金不足，使企业只能着眼于解决亏损问题而顾不上环保问题；或把环保投入看作是一种额外而没有收益的投资，致使环保资金不能到位等等。 三、建立中国企业环境管理体系的策略建议 ISO14000系列标准已得到国际的认可，具有先进性、科学性，中国企业应面向国际，积极实施ISO14000规定，建立良好的环境管理体系，以便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取得“绿色通行证”。以下是笔者对中国企业建立合理的环境管理体系提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构建企业绿色文化。企业应结合国家、企业的未来和目标，顺应全球性的绿色潮流确定企业的文化模式。构建企业绿色文化是企业的长期行为，企业管理者应增强环保意识和环境责任感，向全体员工不断灌输企业的环境价值观。 二、结合自身实际，综合考虑，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由于企业的规模、性质、地区不同，环境敏感点不同以及员工文化素质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而且ISO14000没有绝对量的设置，因此一定要根据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建立适合本企业特点、切实可行的环境管理体系，不可照搬其他企业的环境方针、目标、指标和环境管理方案。 中国环境管理论文:浅论低碳经济时代中国企业的环境管理转型 [摘要] 低碳经济对中国企业的公众形象和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此，中国企业需要从内涵、外延和投入产出视角认识低碳经济时代环境管理的新要求，形成低碳经济时代下环境管理的新理念，全面构建覆盖全经营过程的环境经营新体系，以培育低碳经济时代的绿色优势。 [关键词] 低碳经济 中国企业 环境管理 1 前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过量排放温室气体产生了严重的温室效应问题，温室效应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后果给人类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专门委员会（IPCC），先后进行了4次气候变化问题评估，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90%以上的证据证明气候在发生变化，气候变化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如果人类社会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未来几十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会持续增加，全球气候将进一步变暖，全球气候系统在21世纪的变化将比20世纪变化更为剧烈。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探讨中国企业进行环境管理转型必要性出发，分析低碳经济时代对中国企业环境管理的新要求，并提出中国企业进行环境管理转型的策略，以期为中国企业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要求，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理论借鉴。 2 低碳经济时代中国企业进行环境管理转型的必要性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夕，中国向世界做出了负责任的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碳排放已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国家发改委正在对单位GDP碳排放指标进行测算，并将陆续出台相应的统计、监测、考核办法。中国企业特别是高碳产业都无法绕过碳减排这一难关。如果碳税、碳关税不久以后付诸实施，按每吨二氧化碳征收20元碳税计算，仅以钢铁行业为例，全国6亿吨粗钢，碳排放量约为12亿吨，征收碳税将高达240亿元。2008年，欧盟已经在酝酿对进口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每吨二氧化碳征收17欧元，虽然当前尚未实施，但无疑是大势所趋。未来一旦实施，将有更多的国家跟进，对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的碳税政策，都将对中国企业带来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影响到企业的公众形象。社会对企业承担公共责任的期望在不断提高，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通过对环境及其他社会问题采取行动，并成功地宣传这些活动来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提升企业的良好形象，才有机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二是关系到企业的战略调整。环境变化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行业格局，将促成新产品或新市场策略的诞生，导致企业技术创新路线、企业经营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对环保的关切度使监管变得更加严格。企业对环保问题处理不当将给企业造成不良的短期财务影响和长期声誉影响。因此，中国企业的资源化、生态化、低碳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3 低碳经济时代对中国企业环境管理的新要求 在低碳经济时代下进行环境管理与传统的环境管理有着根本的不同。与传统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管理的内容相比，低碳经济时代下的环境管理既有实践上的传承，也有理念上的升华；既有内涵上的丰富，也有外延上的拓展。 从内涵上看，传统环境管理是通过对生产现场污染物进行管理以符合环境法规的被动的、功能性的、事后的处理方式，而低碳经济时代的环境管理超越了单纯的符合法规，通过对环境的可持续性有所贡献的主动的、战略性、事前出击的方式。 从外延上看，传统环境管理往往被视为生产过程中的一环，而低碳经济时代下的环境管理则是将环保意识贯穿于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包括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包装、运输、营销、消费以及废弃物回收等直接或间接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全过程。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上看，传统环境管理是以末端治理为主，因此实现环境保护要通过增加消耗型成本才能达到国家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而低碳经济时代下的环境管理不仅仅是纯投入，而是将环境保护融入经营全过程来完成价值的创造和增值，把“消耗型投入”转变为“盈利型产出”。 4 低碳经济时代下中国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策略 低碳经济时代的来临，对中国企业而言是挑战与机遇共存，中国企业只有实现从“被动承担社会责任”到“主动抓住环境机会”的转换，才能够提升国际竞争力，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 总的来看，中国企业应积极适应资源日趋紧张和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的变化，培育低碳经济时代下环境管理的新理念，全面构建覆盖全经营过程的环境经营新体系，培育低碳经济时代的绿色优势。具体来看，中国企业可从以下五方面进行环境管理：（1）加强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通过研究国际国内环境经济政策，开拓思路，策划绿色新产业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2）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努力开发并积极采用实用的环境友好工艺技术及装备。对节能环保的项目要优先策划、优先审查，对节能环保的投资要优先落实。（3）做好生产过程中的节能、减排工作，对节能减排指标进行层层分解，从理念塑造、制度完善等方面保证各项节能减排措施按计划实施。（4）建设绿色供应链，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将环境生态意识融入供应链管理之中，促使供应链企业合理利用资源，减少对环境的危害。修改、完善采购标准和采购流程，与下游企业密切合作，制定环境友好产品的开发计划和绿色服务的构建标准，并强化执行。（5）加强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低碳技术研发领域的合作，积极参与国内外环保组织的技术研究，策划和组织前沿性、储备性重要环境技术、方法和产品的研究。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经济法论文:循环经济法制建设浅议 论文摘要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我国有关的循环经济立法存在许多疏漏,应予以完善。应确立循环经济法预防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分担责任原则和“3R”原则;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发挥政府公众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循环经济 法制建设 经济增长模式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障。如果说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制约,那么循环经济的发展就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强化循环经济法制建设,涉及每一个公民的衣食住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必要途径,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步伐加快,依法治国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追求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给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拟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的现状入手,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循环经济的涵义 1970年,A.克尼斯等人基于生态系统的危机,即物质代谢结构的崩溃而撰文提出了“物质循环分析论”,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应当包括资源、能源的投入生产加工分配流通最终消费排放废弃物的全过程,这是首次在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经济循环与物质循环相适应的思想。 以物质循环分析论为基础,物质循环全过程管理理念逐渐形成,即对物质从生产直至废弃各个阶段实施全过程管理的过程,除了回收、再生循环和再商品化外,还必须促进和管理全社会的物质循环,体现了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二、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现状及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台十余部环境保护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资源法》、《水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土保持法》等。在《清洁生产促进法》中首次提到“循环经济”,这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历程中是一次尝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规定了国家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的防治的内容,该法中的这项规定充分体现了实施减量化的基本理念,为固体废物的处理提出了法律依据。而《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循环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的法律构架,但是我国并没有相关的行政法规对循环经济做出规定,只以有《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退耕还林》细则中有所规定。 下面从我国法律体系方面具体分析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有许多领域法律没有涉及,而在一些领域又存在规定上的重叠,给执法者带来许多麻烦,同时也不利于普及法律知识,例如我国环境保护法并没有对循环经济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污染物存在跨行业的特性,对于这些特殊的物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 第二,立法过度集中在工业领域而忽视农业方面的立法,第三产业更是少之又少,同时工业立法因缺少相应配套措施也变得举步维艰,可反映出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没有在立法上给一、三产业相应的重视。 第三,环境立法存在的效力较低的固有问题,常常流于表面形式,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提倡和口号比较多,没有规定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可能性较小。 第四,建设主体规定的并不明确,法律只规定政府部门的公开信息义务,对于企业及其他主体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具体执行不畅。 第五,对生产责任延伸方面没有相关的监管保障,在发展循环经济的下,建立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责任主体上规定了生产者不仅对本企业的产品负责,企业有对产品进行回收和清除的责任,看似完备的制度设计其实缺乏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政府的执行监督文件。 三、我国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对策 (一)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确立循环经济法律原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使国家、企业时刻保持正确的方向,明确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更加注重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同时强调清洁生产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废物合理排放的重要性。 1.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针对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环境破坏提出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亟待寻求合适途径解决。环境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及各种生物的生存环境的安全,不利于实现人类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源头上分析、解决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落实预防原则的根本,特别要注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针对汽车尾气和燃放烟花爆竹、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也要格外关注,通过制定限制排放量等具体的措施,运用相关的奖惩机制,鼓励公民和企业为保护环境做出一份贡献,同时更是造福人类和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是实现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广泛凝聚群众智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低碳循环经济领域只依靠政府力量力量是单薄的,效果是不显着的,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办法指示,并在企业许可、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提高公民对参与低碳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欧洲国家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滞后性,使欧洲各国在上世界中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问题。欧盟各国在经济政治地理文化等方面存在各种相似,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各国协同合作,特别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要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通过公益广告、志愿者讲解等 宣传模式形成良好的氛围。 3.“3R”原则 3R原则即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的简称,是面对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总量急剧减少,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矛盾突出的现状应坚决贯彻的原则。我国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同时资源的利用率相对低下,能耗太高,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由此产生的环境与资源问题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瓶颈。再利用即面对资源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为解决资源短缺与资源不能满足人类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问题而提出的。要实现再利用,首先要政府加大科技投入,研发开采资源和利用资源的先进设备,同时要求不断提高各类社会主体节约资源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再循环,是与资源的再利用一脉相承的原则,通过对剩余资源和废物的再利用延长产业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既能克服废物排放的难题,又可以增加经济总量,是一种一举两得的措施。减量化,是指通过减少排放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通过企业清洁生产,特别注意生产流程的低碳化和无污染,减少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 4.分担责任原则 循环经济责任原则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对环境应尽的义务以及破坏环境承担的社会责任。严格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使环境保护落到实处,如政府主要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企业要更加注重清洁生产和减少排放;公民培养从小处着手,从点滴做起的意识,要按照有关规定对生活垃圾进行排放,坚持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模式。通过各方努力,使环境保护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条不紊地推进。循环经济责任原则就是更加明确了各个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以及管理过程中的责任,使国家、政府、企业和公民共同配合,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通过确立政府、企业和公民在资源综合利用、废料回收再利用、清洁生产、生态保护、绿色消费等方面的权利、义务,最大限度地实现环境资源分配方面的公平与正义,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二)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对策 我国循环经济起步较晚,发展比较缓慢,本身缺乏经验可循,并且面临技术、人员、管理、资金等诸多难题。因此,在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有较大空间可待提高。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随着经济发展,法律往往显示出其滞后性和保守性,必须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策,将保护环境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实处,使百姓和社会享受到循环经济的好处,比如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入保护环境的具体规定,作为约束竞争主体的一项准则,同时,其它法律中也要更加明确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垃圾处理和废物利用等具体环节缺乏具体规定,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问题,因此要从法律的角度给予充分的重视。 其次,政府要加强监管。加强与我国民间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的合作,建立专门机构监管各类主体义务履行情况,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要求拒绝承担义务或者未按要求安排生产生活的人员承担责任,对有效控制排放的主体给予物质奖励或者精神奖励,同时发挥国家宣传部门的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转变发展模式必须依靠坚实的社会基础,必须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迫感,增强群众绿色生活的意识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再次,进一步建立废物控制管理制度。在日本,由于消费者数量庞大、分散,不利于统一管理,而生产者则不然,生产的产品废物的责任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完全具有可操作性。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策略。现阶段我国各大生产行业还存在于生产链中技术落后的情况,因而产生的废物量超出法律规范要求的比例。《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对企业生产、已有约束性条款,但由于引进减排技术、再生利用废物的代价远高于废物产生的成本。因此,大多中小型生产企业多选用落后的经营模式,依然延用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违背了国家发展节能型经济的宗旨,极大阻碍了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经济进程。所以,在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中需要进一步建立废物控制管理制度,加强对废物产生量的控制。可以建立抑制废物产生制度,以预防为原则建立循环经济基本的法律制度,健全我国废物产生标准,建立从事废物处理工作的行业和产品的规范标准。鼓励更多科技人才投身到环保新兴技术的研发中。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探析 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我们应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收入分配改革 垄断性国有企业 财政税收 经济法作为一个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法部门,其核心是社会本位,这来源于经济法对实质正义、社会效率、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的追求。因此,基于经济法的目的、价值观念、理念和特性,它理应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初次分配排除垄断和再次分配促进公平方面,发挥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业政策法和财税法的系统作用,本文也着意从这一方面来展开。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曾对分配和生产的关系做过这样的经典论述,“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豍.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的实现首先需要所有制问题的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会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消失。但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现实状况不同,居民收入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据北师大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李实课题组测算认为,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0的水平。而按照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基尼系数等级线,0.40是警戒线,0.50是危机线,0.60是动乱线,这说明我国已经濒临危机线甚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危机线竖.由此可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原本是来自网络工程学的一种说法,英文原文是top—downdesign,它是说在进行一个大系统的建设前,要从顶层开始,由上到下的进行设计豏.因此根据此理论,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以怎样的理念和原则来指引和设计合理、有效地收入分配改革实践。 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否合理关系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成败。基于经济法的视角,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们认为对待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如何有效落实我们的分配制度 落实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劳动报酬;二是财产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一)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劳动报酬即工资仍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1)近几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运作,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是无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的,还要靠工会等社会自治团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经济法主体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劳动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NGO等自治组织成为协调政府与企业、个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培育工会等自治组织时,应避免“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诉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所在,对于保障底层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体现。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气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决策。但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是很不乐观的,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尤其是在拆迁、征地和征用公民财产的过程中,要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加值权利不受侵害;(2)进一步明晰产权,使之能够在抵押、转让、出租等交易流动中广泛运用,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动产方面;(3)在动产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验的是居民的理财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机构的努力,拓宽居民金融理财渠道,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同时加强对交易行为的规范,确保居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犯。 四、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性国企高收入群体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缩影豑.据国家统计局5月3日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因此,收入分配 领域的国企改革对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战略性的全局意义。但是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笼统的一刀切,我们主要应是针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分配进行改革,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而且单纯采取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减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应坚持扩大体制内竞争和“结构性减薪”并举的总体策略。具体如下: (1)通过扩大体制内竞争来改革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法和反垄断法的作用。首先通过产业政策立法,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中来,尤其是在我们的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性行业。让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私营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使其职工工资增长,更有利于市场竞争化程度的提高,使国有企业面对充分的竞争而焕发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次,加强反垄断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实施,使垄断性国有企业向着政企分开的现代化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尽最大限度减少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并存的现状,以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竞争水平。(2)主张对国企职工采取“结构性减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职业和特定岗位的人群实行减薪。首先在国有企业职工群体中,收入较高的是国企管理人员,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人员多由行政指派,没有在其任命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这些高管的工资与企业绩效关联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对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严格规范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原则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坚持市场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定价者豓,并把管理因素对于企业的贡献作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对于国企职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对于国企非正式职工,退休、下岗职工而言,要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水平。 五、财政税收改革 如果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基础,那么在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则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关键所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对于再分配领域来说,则是经济法特别是财税法发挥其作用的最好舞台。财税法范围较广,以下着力从预算法和税法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们再分配领域的改革。 (一)预算法与再分配预算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是对政府收支活动的控制。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有的地方增长率甚至已经超过了15%,大大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这些钱,如何让政府把钱花的更合理,则需要预算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使我们的国家预算更好地服务于收入分配改革,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1)促使合理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长上,使社会发展惠及人民大众。(2)减少行政权对预算权的干预。按照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大行使预算审批权,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但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尤为严重,尤其是在各级地方。因此必须切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缚下合理分配财政支出。 (二)税法与再分配根据社会契约论,税是公民从国家获得的利益的对价,黑格尔也曾说过税是个人对国家作出的牺牲。从其本质来看,税收是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二次分配,理应对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发挥应有的作用。税法与再分配应着力处理好两点:(1)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即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减轻一部分群体和税种的税负水平。尤其是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要合理制定个税起征点,实行综合所得制,即对收入总额实行累进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财产的不公,因此要开征财产税,即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财产数量或价值额为征税对象的类税,包括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许多学者也做过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应尽快做出回应,出台相关法律,我们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有助于解决社会成员发展不公的问题。 六、结语 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法制的规范,随着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经济法必将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收入分配改革保驾护航。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角度下国家职能的运营 一、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治原则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通过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同传统的国家统制职能必须由不同的职能机关诸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监督机关分别行使、实现一样,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作为因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国家职能,由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中国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作为部级事业单位,对金融资本市场进行独立监督、调控。不过,政府是法律授权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最重要的载体,政府依法行使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是国家通过法律授予其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具体表现,而且不再是行政式的管理,更多表现为一种监管、一种积极的引导。国家以法律授权的方式选择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是因为政府具有比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更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政府机关设置健全,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各种职能部门、机构能够有效地执行复杂的任务;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履盖面广、多层级的网络框架,对国民经济运行形成及时、有效的管理。同时,国家法律的执行素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对现实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并不符合立法和司法的性质,因此,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政府实现是一种必然选择。 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来源于法律授权,这意味着政府实现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根据法律授权对市场经济运行生成的各种问题作出准确的回应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其经济调节的职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定位和角色的转换,这是因为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使得政府习惯于以权力干预市场运行,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由此可能导致政府在实现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存在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而且政府内设机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效率不高等问题也严重制约市场机制效能的发挥,妨碍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国家对市场的经济调节职能只能是法律的执行者,这种定位决定了政府必须完成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角色转换。 法治原则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准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中的法治既区别于人治,也区别于法制。英国法学家洛克认为法治就是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法治的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因此,法治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同样,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机制,法的规定是社会管理的根据和手段,法的实现是社会管理的目标和要求。人治的本质是“贤人政治”,即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略、方式,具有随意专横的性质,政以言兴,也以言废,人治以权力为核心,轻视法律。法制虽然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泛指国家法律的体系、体制与架构的整体,法制既可能是约束权力的法治之下的法制,也可能是为权力控制的人治之下的法制,但法治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任何人均必须遵守法律、服从法律;而且法治约束权力,尤其是对公共权力或者国家权力的约束,一切权力都必须服从法律,在法律之内活动。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是因应市场经济而生的新型国家职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既反对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又需要权力纠正市场机制的外部性缺陷,需要政府运用权力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对权力的两面性决定了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须严格依法处理市场问题。 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有所作为。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是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因素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自行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机统一的系统,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以及竞争机制构成,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唯利性和滞后性特点,由于市场本身存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以及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充分等市场障碍或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成为市场机制不可克服的矛盾。 市场机制的内生性缺陷会直接导致资源配置失调、供求失衡、分配不均以及市场垄断等问题,进而扭曲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因此,微观领域的无序竞争和宏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需要国家调节机制,即运用公权力,由“政府约束和指导”市场,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和规制、监管微观市场主体行为,限制“经济力量的自由运用”。 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限制 政府调节或干预市场必须依法办事,这是法治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最根本的任务是制度供给,通过制定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和市场运行法律规则,确立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达成公开、公正、平等、有序、自由的竞争秩序。政府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来源于法律授权,其行使也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 (一)政府经济调节的理念限制 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共同构成市场经济整体,微观经济涉及市场参加者及其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则以国民经济运行为对象,表现为经济总量关系,主要是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重要指标。宏观经济由不同的微观经济组成,微观经济运行受宏观经济指导。无论是宏观经济领域还是微观经济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都会因市场固有的缺陷导致运行偏差,解决和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问题、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则是政府经济调节职能的根本任务。从理论上看,政府依法调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分别采用“规制”和“调控”的不同思路和理念。 规制即规范、制约,是规定、制度的动态表现。简言之,规制就是以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这是一个具体化、范畴化、目的化的动作概念。微观规制就是政府依法对参与市场运行的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干预。对于微观市场而言,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和规范,才能克服不同市场主体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多元利益与市场秩序的冲突,才能建立一个统一行为规则、统一评判标准的平等、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的市场。因此,政府对微观市场采用“规制”的干预理念是对微观市场结构、特征理性分析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弥补和治理市场机制缺陷,规范和矫正市场活动、净化市场环境、确保市场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行。微观规制通过对市场主体准入、退出、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持的规范,实现政府与市场运行的最直接的接触。 调控即调节、控制,是一种综合化、系统化和间接化的行为方式。宏观调控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对宏观经济运行所为的经济总量调节和控制。政府对宏观经济领域采用调控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宏观经济利益主体多元而复杂、对象广泛全面而又不确定、内容抽象而又不断变动等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国家作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安全的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高度责任心,也体现了政府在驾驭市场全局性问题上的独特优势和能力。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依据法律和政策,运用计划 、财政、货币和产业等调节工具,平衡经济波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政府对市场调节采取不同的“规制”和“调控”理念,在根本上是由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所存在的质的差异性决定的。政府为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在微观经济领域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禁止或强制要求市场主体行为,因此,规制是国家强权力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对清除市场机制的“毒瘤”、“赘肉”具有“速效”、“强硬”的功能,留给市场主体选择的余地较小;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却只能以间接的倡导、鼓励和利益诱导等方式,引导和促进各种利益主体的市场主体行为,达成实现整体经济战略、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目的,调控的特质决定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柔性属性。 (二)政府经济调节的权力限制 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在于市场需要,但政府干预同样面临失灵的危险。古典政治学家从政府的本质出发普遍认为政府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人们通过一定的契约关系建立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并认为政府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因此,政府是社会性的,没有自己的利益。但现代经济学家从“经济人”概念出发,把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看待,认为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政府的基本属性。不仅构成政府的官员有自己的私利,而且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自利性弱化了政府的自我控制能力,政府在自利性驱使下的非理性行为最终导致产生政府失灵的危险。这是因为政府权力不仅仅是一种能量,而且也是一种动量,富有扩张性、侵略性和进犯性。 政府依法获得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由此政府也承担了法律设定的积极作为和有效作为的义务。与权力是一种强势的政治资源截然相反,义务是一种负荷、一种负担,义务的先天特质具有劳务性、公务性和服务性,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压力。权力与义务的各自特质决定了政府的选择偏好。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政府及其公职人员面对权力与义务的选择,最优的理性行为是努力实现自身公共权力的最大化,同时尽力将其依法承担的公共义务最小化,即尽可能逃避或推卸公共义务。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与义务的不同偏好决定了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然存在缺位、越位或错位的现象①,“法律、习惯、传统、道德教育这些设计出来和演化形成以限制或控制这些短期私利的做法”。 为克服政府失灵,防止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肆意干预市场或者怠于履行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职责,必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权与微观规制权的法律限制。从经济法实践看,授权本身即构成政府权力的法律限制,因为在法治时代政府活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基础,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政府均不得作为。经济法在授权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行使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的同时,也明确设定政府的法律义务,明确政府权力行使的条件、程序和方式、方法。以《价格法》为例,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大多属于常规性规制,但《价格法》第30条至第32条对政府非常规的市场价格干预设置了相应的条件,即当重要商品或服务价格显着上涨或者有可能显着上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务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或者部分区域内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全面冻结价格的措施;在据以实行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情形消除后,应当及时解除干预措施、紧急措施。《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职责、认定标准、调查程序、调查措施、法律责任进行了严格的法律限制。 (三)政府经济调节的手段限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把最具权威性的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放在同一层次,这种观念对法治社会、法治理念的构建具有相当的消极影响。行政手段是政府行政权的产物,具有“人治”属性。行政手段是政府采取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调节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垂直性的法律特征。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实质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国家经济统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行为①,“在人治类型秩序中,由于倚重个别精英的聪明才智或超凡能力,致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于不确定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个别领袖的判断与偏好”。由于行政手段来源于行政决策的指令,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实施,而行政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容易出现失误和偏差,导致政府行政干预手段的滥用和干预市场的负效应。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消极行政到积极行政的演变,行政权力的扩张一方面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使得市场获得政府公共权威的协调和保护,但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不合理增长和被滥用又使得个体利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政府行政干预与市场主体自由权利呈现冲突状态,单纯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是一种无节制、危险的干预活动,必须把这种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的规定性使政府干预合法化、程序化、责任化,才能杜绝行政手段的随意性和无制约性。 经济手段的抽象性必须转换为法律制度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往往运用经济手段,即从经济体系中找出某些关键的经济变量作为杠杆,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加以影响,只有那些具有杠杆性质能对国民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变量才能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手段,如财政、货币或者产业的经济变量调整手段不仅操作性强,而且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它要求国家运用经济杠杆干预市场必须谨慎,慎重使用经济手段。为防止政府在推行经济手段干预市场出现决策冲动和混沌,有效发挥经济手段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也必须使经济政策的内容、手段法律化,使经济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律手段贯彻、落实经济政策的思路和理念。 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法律手段中的法律责任的归宿是任何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所无法仿效的,法律责任对主体行为的制约和威慑也是其他手段所无法实现的。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关系国计民生,影响社会全局,必须通过责任的追究才能达到慎行的目的。人的责任心与法律责任成正比,法律责任越重,人的责任心越强,法律责任越轻,人的责任心越弱,没有法律责任就没有人的责任心。为了杜绝政府干预经济中草率、主观、不负责任的现象,也为了昭示市场规则的严肃性,必须追求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法律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不是国家的任意行为,而是依法治理市场的法律行为,通过法律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法律化是西方市场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转轨型国家职能的实现方式也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单一的行政干预转向行政、经济和法律并用,且逐步迈向以法律调控为中心的轨道。 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命题出发,国家调节经济的途径应该是法律手段,政府必须依法采取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措施,严格遵循法律设定的程序调节市场运行,克服或消除市场运行过程中遇到的特定障碍,不应当存在法律手段以外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撑和约束,即容易造成权力对市场的侵凌或任意干预,显然有违于法治经济的精神。因此,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无论是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还是法律手段,最终必须采用法律形式。 当前政府调节市场的手段除应将经济手段纳入法律范畴外,还应尽可能降低行政手段使用的频度和 幅度,以提高市场治理法治化水平。同时,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政策也必须付诸立法,形成确立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措施的具体法律制度,确定负责实现政策目标的政府机构以及通过这些机构实施法律的责任,以达成政府贯彻实施经济政策时对市场的干预适度、合法和接受法律约束的目标。 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实践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受市场体制影响呈现不同的运行模式。从历史角度看,经济调节职能孕育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因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以法律手段规范市场运行是其最直接、最原始的功能,而依法运用货币、财政以及产业政策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结构则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衍生的经济调节职能的重要内容。 美国政府经济调节的职能始于对垄断的排除。1890年《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即谢尔曼法①就是美国立法机关基于企业组织扩张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和民间运动强烈的利益需求所作的回应,它确认“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用以限制州与州之间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是严重犯罪”。1914年的《布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授权联邦政府贸易委员会根据谢尔曼法及其配套法律,禁止或限制垄断市场、操纵价格等排斥、妨碍竞争行为,达成市场健康运行的立法目标,实现国家“对私法的传统领域进行干预和渗透”的经济调节职能。罗斯福新政则针对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萧条、产业结构失衡、贫富悬殊加剧等社会经济问题,于1935年至1939年间颁布了大量旨在调整经济总量平衡、保持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法律,其中《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律授权联邦政府运用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强化市场干预。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一揽子经济刺激法》、《住房和经济恢复法》、《金融救援法》、《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抵押贷款改革法案》以及《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等,强化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授权联邦政府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介入、干预市场活动,恢复和刺激美国社会经济活力。德国对经济活动统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经济立法,以“国家干涉主义”为思想基础,德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扶持其卡特尔组织,只要不滥用其地位,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得以自由发展,即使是190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未对卡特尔组织予以规制。1914年8月,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参议院有权在战时“防止经济损害所必需的措施”。1919年颁布《钾经济法》、《煤炭经济法》和《卡特尔规章法》,这些法律强化了煤炭、钾等重要资源型企业的社会化力度,政府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供应实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的颁布,标志着德国政府对卡特尔组织滥用经济权力的态度从扶持向削弱的转变。二战后,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以反对市场垄断、促进公平竞争、稳定经济发展、均衡社会发展为目标,以《德意志联邦基本法》②为基础,确认国家有义务对经济过程带来的不利于社会的结果进行干预,由此建立了现代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制度,包括《反对限制竞争法》、《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损害赔偿责任法》、《缺陷产品责任法》等。这些法律要求德国政府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从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依法调节市场,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 日本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在二战前仿效德国,具有强烈的经济统制色彩。针对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日本政府从资金、价格、金融等方面制定了门类繁多的宏观调控法,如制定《制造事业法》以保护重工业、化工业发展;制定《出口补偿法》等各种扶助和鼓励出口的法律,扶持和振兴日本工业,尤且是日本中小企业。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日本颁行了大量的促进卡特尔发展的法律,如《出口组合法》、《重要产业统制法》、《重要出口产业组合法》等,同时颁行《银行法》,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金数额,挤压小银行,引导和促进金融资本的集中和规模化。应当指出的是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调节立法虽然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与真正意义上的体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立法尚有相当的差距。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进程催生了国家适度干预市场而不是统制经济的法律。从市场竞争机制的培育出发,日本于1947年颁布《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即《禁止垄断法》,强行解散各种特殊公司、垄断集团,同时,推行产业合理化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合理化发展,这些法律包括《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煤炭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等。①这些法律在实践中依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反复修改而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历史使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实施效果。 上述市场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表明:不同国家的经济调节机制决定于其不同的市场机制,美国注重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政府原则上并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对市场的干预和调节局限于市场失灵,目标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德日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国家权力的强行介入,侧重于积极地整合经济资源、规划和管制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和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对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却具有共同的特质,即“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法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政府既不能逾越法律授权的范畴、途径和方式,也不能怠弃法律确认的职责和义务,市场机制的需求是国家干预的前提,市场缺陷的克服是国家调节的目标。我国确立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法律实践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由微观规制到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 与市场发达的美、德、日诸国以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契入点建立国家经济调节机制不同,我国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蜕变过程中边除旧边立新的基础上培育、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因此,构建多元而独立的市场主体是我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首要任务,“先规则后市场”则成为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确立的独特路径。为满足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市场主体立法必须赋予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摈弃计划经济条件下主体的所有制身份色彩,减少和消除国家和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强权与市场管理者身份的冲突,同时,用法律形式固化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门槛要求,这表现在立法上一方面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为基础,逐步健全集体所有企业、私营企业法律制度,赋予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以独立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颁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相应的法律环境和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建立,《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制定和实施宣告了以企业所有制性质立法的实践不复存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为市场机制确立法律基础。 法对政府实现经济调节 职能的限制是在授予政府市场监管权和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所采取的限权措施。与发达市场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经历一个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对于一个后发市场,我国也没有选择市场国家先市场后规范的发展路径,而是选择了一个边发展边规范、先规则后市场的发展方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的法律支持,国家颁行了一系列旨在确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保障市场机制健康运行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以《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审计法》授权政府依法成立产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管理局、物价局等各种部门机构,负责监管微观市场运行中的产品质量、竞争秩序、市场价格,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以《反垄断法》授权政府设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垄断协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以及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实施监管;以《土地法》、《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城市规划法》授权国土资源局、房地产管理局对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供给、开发、经营进行监督管理。针对金融业技术性和金融市场高风险的特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证券法》、《保险法》授权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中央银行统一指导下分别实施对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机构在性质上属事业单位的非政府组织,这意味着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在金融领域的剔除,政府“万能”的角色定位被扭转,政府规制市场行为的方式、手段、范围、程序均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宏观调控法律机制涵盖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以及区域经济协调法。宏观调控的本质在于稳定经济均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宏观调控立法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分配与平衡为中心,以国家财政、预算、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政策法律化为基本手段。1994年的《预算法》确立了一级政府一级预算、中央和地方分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保持收支平衡的法律原则,授权政府有权编制预算和预算执行,《预算法》授权国家及各级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实施监督管理,审查和撤销同级政府编制的预算报告。1995年颁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有权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权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资本市场稳定。 以《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等法律、法规为中心的税收法律体系为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奠定了物质基础。相对于较为发达的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与区域经济协调法则显得相当滞后。产业调节法是以财税、金融为手段确立的产业倾斜、产业扶持法律制度,产业调节除《中小企业促进法》、《科技进步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外,基本上还停留于政策层面,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区域协调发展法作为新兴的综合性的法律调节方式,政策色彩更为浓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3年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与2006年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基础,国务院制定和实施了以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区域扶持为内容的各种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 宏观调控立法滞后既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法治原则的精神。一方面,宏观调控政策化倾向导致立法进程缓慢、立法层级偏低、法律呈结构性偏差,如计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增长法、产业合理化促进法等缺失使得宏观调控行为过于随意、过于原则,对市场机制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约束,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不统一、不协调和不连续,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各种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措施,因缺乏明确界定的法律标准,各资源型城市为申报资源枯竭型城市不断“跑部进京”。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法律化、系统化需要国家尽快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需要一个基本法来统一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协调不同的调控手段之间的分工、衔接、交叉、配合和矛盾的处理,需要确立一个系统的具体规则和明确的法律责任标准,以满足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 经济法论文:分析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论文摘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灵魂和建构经济法体系的依据,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本文主要论述经济法的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基本原则 社会整体利益 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释义 “原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rinciPium,译为“起源、基础、准则,”按汉语的词义是指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所下定义:所谓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体现发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周作翔教授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精神、指导思想,是具有综合性、本源性和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周旺生教授认为,法律原则,就是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原则,是法的原则体系的上位阶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一切经济法规中,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始终起指导、规范、引导作用的总括性原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诸多经济法原则中更具根本性的经济法原则,它最为充分地展现着经济法主要价值并最为集中地承载着经济法的核心理念,它是经济法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基准,是经济法体系内具有最强普适性的原则,是经济立法的基础,是执行经济法律法规,进行经济管理、处理经济关系的依据,对经济立法、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所有的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行为都以它为基础展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二、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现状和确立标准 (一)我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我国经济法学已有20余年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法的研究也欣欣向荣,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但是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却是各成一家,没有定论。而一个学科基本原则的确立对于促进本学科的繁荣发展有重大作用,比如,民法确立了“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原则,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行政法确立了“实体性和程序性方面的”原则,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却没有统一的基本原则,确实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1)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原则;(2)违法行为法定原则;(3)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 第二,潘静成和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平衡协调原则;(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3)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第三,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原则为:“注重社会总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 第四,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资源优化配置原则;(2)国家适度干预原则;(3)社会本位原则;(4)经济民主原则;(5)经济公平原则;(6)经济效益原则;(7)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五,张守文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调制法定原则;(2)调制适度原则;(3)调制绩效原则。” 第六,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社会本位原则;(2)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二)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笔者认为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如下标准: 1.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经济法基本原则能够统领整个经济法,是经济法基本精神、基本价值的高度抽象,是价值观念和法律规则的汇合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总是带有滞后性,因此可以弥补经济法律法规的不足,解决经济法法规法发展滞后的问题。 2.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质的特定。不同社会关系的特质决定了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特有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是经法所特有的,像“违法行为法定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可以认为是所有法律部门都应具备的原则,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着更多是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立场、原则,也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3.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是社会法,它是在社会化条件下,国家基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对经济进行干预、协调、参与等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根本准则,以维护、实现、发展好是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出经济法社会本位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高度抽象性、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以上三点是判断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有力标准。 三、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17、18世纪以保障个人自然权利为本位的古典自然法哲学思潮向重视社会利益为特征的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的转变,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盛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于该时期——即近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多元社会。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限制追求和对他人、社会利益的漠视导致产生垄断,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导致市场失败,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对市场进行积极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形成了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于一体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迫切需要既尊重市场调节,又体现国家干预。 “我们考虑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它在确定自己的调整对象的时候,都应当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本位思想,正是这种本位思想构成了一个法 律部门区别另一个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志。”经济法正是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社会整体利益所追求的是一个个社会的实体,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所谓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社会之中全部合法利益的有机统一。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相加,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通过对不同利益的对比特别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通过对当前发展的合理调节与限制,保存和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使得个体利益能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个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强调人的理性,认为在个人理性的指导下,整个人类社会最终会形成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经济法的理念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平衡下调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中国经济法天然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己任,其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为其使命。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根本原则,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其他基本法律原则是为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服务的,同时社会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也是消除其他各种原则之间冲突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保障社会主要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最本质体现、最基础内容。 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的确立,是由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决定的,明确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共利益,为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的实施起到根本的指导作用。 (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指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强调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相互不能取代。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不同于“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并重”表明同样重视,同等看待,缺一不可,其强调不分主次,彼此之间不能取代:“兼顾”指的是同时照顾(两方面以上),描述的是有所选择地对另一种、另一些事物或情况加以关注,其更多地体现的是主观意识。显而易见,“并重”比“兼顾”更能突出重要性。 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方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要以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效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来源于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有效率,难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一定要把公平与效率统一并重地看。在当今社会,我们只有把“蛋糕”尽可能地做大,并且把“蛋糕”公平合理的分配,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安心、放心和舒心。 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率,而且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不会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是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政府和市场积极的发挥作用。公平更多的要政府主导,效率要市场主导,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折射,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只有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协调并用时,才能使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市场能调节、能调节好的,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和领域下,则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旨在提高效率,政府重在促进公平,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能使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更加科学,发挥的作用更加合理。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故要不遗余力的提高效率;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即必须要确保公平。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经济法,其价值要体现为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则需要经济法具有特定的功能和作用,这样才能解决相关问题。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能更好的指导经济法律实践。该原则的确立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能够指导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的实施,具有现实操作性;而且纠正了以往过分强调公平而忽略效率或者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使公平与效率原则更好地指导实践,更好地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提高,更好地促进经济平衡协调发展。 经济法论文: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分析 摘 要: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制。而就业歧视问题也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其形成机理与经济法的基本机理具有相通之处。因此,运用经济法这一解决机制来解决就业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关键词:就业歧视;经济法;政府管制;解决机制 一、就业歧视与经济法解决机制 1.就业歧视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所谓就业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或劳动关系建立后,对招聘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求职者或雇员基于某些与个人工作能力或工作岗位无关的因素,而不能给予其平等的就业机会或在工资、晋升、培训、岗位安排、解雇或劳动条件与保护、社会保险与福利等方面不能提供平等待遇,从而取消或损害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或雇员的平等待遇权的现象。在就业过程中,就业歧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 ①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是各种歧视中历史最长、最突出的问题。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中都公开注明要求应聘者“须为男性”或“男性优先”。在条件相当甚至更优秀的情况下,女性经常仅仅因为性别问题而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 ②年龄歧视。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将35岁作为一个界限,“35岁以下”屡见不鲜地出现在大量招聘广告的限制性条件中。年龄在40岁、50岁上下的求职者更是就业困难,形成了中国特有的“40、50”现象。 ③健康歧视。残疾人就业受到各种歧视自不必说,一些病毒携带人群也受到歧视。如“乙肝歧视”问题,已在全国一亿多乙肝病毒携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根据《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规定,乙肝病毒携带者除不能献血及从事直接入口的食品和保育员工作外,可以照常工作。 ④户口歧视。有的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本地户口。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也推波助澜,公然违背国家政策,干预本辖区内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利,要求用人单位优先录用本地人,如广州市人事局于2003年底通知,要求用人单位优先解决广州生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⑤其他歧视。如学历歧视,用人单位人才高消费现象十分突出,许多用人单位不顾客观需求片面追求高学历;地域歧视,河南人的形象近年来被大肆破坏,许多用人单位明确规定不招收河南人,还有的用人单位拒招东北人;相貌歧视,有些用人单位在挑选求职者时,优先录用相貌好的而不是能力强的;身高歧视,不少单位都对身高有限制规定,如有的用人单位规定男性不低于一米七,女性不低于一米六等;姓氏歧视,有的用人单位拒绝录用姓“裴”的,理由是“裴”和“赔”同音,不吉利等等。 2.经济法解决机制的概念及其特征 经济法解决机制是指将就业歧视问题交由市场和政府共同解决,市场基于效率至上的原则,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用工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来引导雇主做出是否采取歧视的行动。但市场调节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主要体现在:某些歧视问题市场无法调节;抑或虽然能够调节,但会由于对效率价值的过分追求而牺牲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公权的介入。政府基于正义原则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但政府管制也存在不足,不是管了应该交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正义的过分彰显而牺牲了效率价值,这些不足同样需要市场的及时调节。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就是在“市场调节政府管制”这样的双向运行中对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有效的调整并达到预期效果。它具有以下特征: ①市场调节性。市场调节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机制,其理论假设前提是相关市场的主体都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贯穿于市场主体对自身行为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在自由平等的竞争中基于经济理性做出合理决策。如果自身行为通过市场调节带来的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结果,那么该主体就会积极从事此行为,这就是理性;相反,如果市场调节带来的是高成本低收益的结果,该主体就会排斥和放弃此行为,这同样也是基于理性的结果。 ②政府管制性。由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对于歧视问题的解决能够起到重要的弥补作用。具体而言,这种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能够针对歧视行为给被歧视者带来的无效率问题进行有效的管制和救济,通过对实施歧视行为者赋予法律责任等强制性手段,促使其将外部性内在化以避免歧视,同时也使被歧视者获得相应的补偿。换句话说,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以起到惩罚歧视者和救济被歧视者的双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具有国家强制性的保障。第二,对于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加以改变的歧视心理偏好,可以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强有力干预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国家公权力的管制对于人们的歧视心理偏好能够起到强制性的改变作用。第三,由于市场调节手段重视效率至上,往往 忽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而体现国家意志的公权干预较市场调节手段在彰显公平正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③综合运行性。经济法解决机制所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经济运行的系统中使市场和国家机制各行其是,各尽所长,在相互配合的基础上相得益彰。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是一对矛盾体,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经济法在市场和国家这对矛盾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并力图找到两者的最佳契合点,即实现两者的和谐,兼顾市场和政府的共同发展,在两者的动态运行过程中共同作用于就业歧视的治理行动中。 二、经济法解决机制是解决就业歧视的理想路径 就业歧视问题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其形成机理与经济法的基本机理具有相通之处。具体表现如下: 1.就业歧视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 应当肯定的是,市场作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方式和力量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从事歧视行为可能会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益的不利后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市场主体(用工主体)会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不得不放弃歧视行为。然而,将市场作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手段也有着其天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①市场对被歧视者的无效率是无能为力的。市场主体是否会采取歧视行为完全取决于歧视是否给其带来高收益,当歧视行为产生正效率,主体必将会采取歧视行为,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歧视现象便是有力的说明,可见歧视有时对于歧视者来说的确是有效率的,当然也有无效率的时候。但是对于被歧视者来说,那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没有人会乐衷于遭受歧视,并以此为快乐。然而,对于被歧视者的无效率,市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这种无效率状态将会更加恶化。 ②歧视心理偏好是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加以改变的。由于我国是一个深受古代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国家,一些传统文化观念和意识根深蒂固,如男尊女卑、城乡差异、等级森严等。这些不合理的传统文化观念内含着一种歧视走向,而且随着时间的长期积累会演化成一种歧视文化和心理,这种歧视文化和心理偏好也不是通过简单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就能够加以改变的,即使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在分析某一歧视行为的成本收益所付出的信息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2],这一点也足以使我们对市场调节手段产生很大的困惑,从而导致人们对市场调节手段的质疑和排斥。 ③市场调节无法对抗不合理的政策导向。我国政府出于特定时期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和制度,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或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有许多限制措施,而很多地方政府也为了从本地区利益出发,制定一些限制农村和外来劳动力的土政策,人为地制造城乡差别和就业歧视,这些都非市场所能解决。 ④单纯的市场调节无法兼顾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市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对效率的考虑,通过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来引导市场主体基于效率考量做出理性决策,但并不能考虑到对于公平正义这一人类永恒的情感和诉求的尊重。片面追求高效率,有可能会忽略对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基本价值的兼顾,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 2.就业歧视体现了政府管制缺陷 尽管政府管制作为弥补市场调节本身不完善的必要手段,但公权介入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手段并非都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和任务,毕竟政府管制也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政府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呈现出无效率性。有些歧视是有效率的,如果采取政府管制直接加以禁止反而体现出一种无效率性,这时,我们称之为合理歧视。比如用工主体限制或拒绝雇佣年老的劳动力,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管制一概予以禁止,因为雇主之所以要限制雇佣年老工人,并不是说他们比年轻工人效率低,而是因为判断和具体评估工人的工作效率孰高孰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要想清楚地做出具体评估,恐怕所需信息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管制一概予以禁止,否则必将遭受“非效率性”的责难。 ②体现政府管制的法律实施会使被歧视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以起到惩罚歧视者和救济被歧视者的双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规定有对歧视者进行惩罚内容的法律一旦实施,就会迫使理性的雇主将法律规定的不利后果最小化,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被歧视者利益受损,比如法律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别歧视行为,那么雇主就会积极地在那些需要雇用妇女的岗位上采取以资本投入替代劳动投入等应对法律规定的行动,从而就会减少被雇用者的就业机会,最终受损的还是被歧视者;同时,反歧视法对雇主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成本会以提高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3],最终导致消费者公共福利受损。 ③政府管制在微观层面上可能会降低企业效率。有的国家为了规制就业歧视,政府要求企业必须雇用一定数量或比例的特殊人群,一般都是弱势人群(如残疾人、妇女、年老失业人员等)。但是这种政策完全不考虑企业的效率和成本负担,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并降低企业效率,因为这类照顾人群未必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而且这一做法也无异于任意地剥夺了本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而获得此工作岗位的其他不受特殊保护的人群的就业机会,有违公平之嫌。 ④政府管制如不加以有效控制就会浪费社会资源。公权力管制需要成本付出,管制成本一般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成本及大量机会成本,其中,立法、执法、司法成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反就业歧视专门法律法规,并由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机构执行以及国家司法机关就歧视问题进行法律适用、案件审理等活动所需社会资源的投入,其成本是巨大的;机会成本是指采用政府限定的措施会导致本来其他也许更为有效的措施不能采用的损失,如果对政府管制不加以有效限制,其付出的机会成本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应当值得注意,那就是当政府滥用公权时可能会带来社会成本的损失。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就业歧视问题凸显出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而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正是伴随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它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制。因此,运用经济法这一解决机制来解决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案,经济法解决机制将成为解决歧视问题的理想路径选择。 三、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的具体构想 1. 运用经济法“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双向运行机制,建立就业歧视标准的双重审查机制 将就业歧视问题交由市场与政府共同解决的经济法解决机制,是在“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双向运行中实现对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有效调整的新型制度。笔者认为,在确立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时,这种双向性应当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方面要注重市场调节的效率标准,另一方面又要兼顾政府管制的公平标准,两者缺一不可。效率标准主要是从市场用工主体在录 用雇工时的内在需要角度出发,即用工主体的用工条件是否基于岗位和工种的需要,当被雇佣者不符合岗位与工种的内在需要时,对于雇主来说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公平标准主要是从政府管制的出发点入手,国家应通过法律在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来实现其公平正义价值。就业歧视从本质上说是用工主体滥用用工权而损害劳动者的就业权,当就业权与用工自主权发生冲突时,政府应扮演“利益衡量者”的角色,本着优先、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原则,协调好双方的利益冲突,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法解决机制在确立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时,就应当坚持内在需要标准与社会公共利益标准相结合的双向标准,两者缺一不可。 2. 契合经济法的现实主体制度设计,建立反就业歧视的专门社会团体组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与利益的日益分化,各多元化阶层与主体正不断被组合为各利益群体,整合为经济规模、认知能力差异巨大的弱势与强势群体[4]。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具有“后现代法”特征的经济法自然要关注被边缘化、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平衡其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而作为一种矫正机制,经济法要以法律制度设计上的不平等矫正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形式不平等达到实质平等,给予弱势群体以特殊的关怀。因此,在传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强调个人利益的市场主体之外,还应当关注介于两者之间,作为过渡带和平衡带的社会团体[5]。相应地,经济法主体制度设计则需要突破传统主体的两分法,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团体确认为一种新型的、第三类经济法主体。 鉴于经济法解决机制“市场与政府”间的双向互动性,笔者建议我国应当专设一个介于市场与政府间的社会中间组织,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向社会市场用工主体宣扬公平就业政策,劝诫雇主摒弃歧视性雇佣措施;另一方面可以代表劳动者争取权益,一旦与用工主体调解不成,可以代表劳动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我国的国情,可以单独设立“劳动者公平就业保护协会”,赋予其以下职能:向各机关团体或民众提供有关就业歧视的咨询服务;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就业市场秩序的监督与检查;就有关劳动者公平就业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查询,提出建议;对于求职者或受雇人提出的就业歧视申诉案件进行协商、调解;运用歧视标准的双重审查机制对就业歧视的认定或消除歧视提出建议;就损害劳动者公平就业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劳动者提起诉讼,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协助各企事业单位或有法人资格的雇主或社会团体订立公平的就业政策。同时,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对劳动者公平就业保护协会履行职能应当予以支持。 3. 强化经济法的司法解决机制功能,建立符合经济法诉讼程序要求的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 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之法,它以社会本位为基本价值取向,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宗旨,无论是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还是在管理市场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市场规制法律关系,都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一旦这些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当事人之间产生经济法冲突和经济法纠纷,社会经济秩序和经济公益必将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传统法律理论认为,维护社会公益乃国家之职责,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理应由国家适用公权力追究其责任,公民私人无权亦无需介入;法院被认为是处理个人利益之间的纠纷,而不是管理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行政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干预,起诉资格的限制正是用以阻止法院过分介入行政机关的事务。相应地,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诉讼法体系立足于维护个人私益,对于公民个人间的私益纠纷可以通过法院适用司法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对于遭受损害或有损害之虞的社会公益之维护,因对公民个人无直接利害关系,法院大门是紧闭着的。因此,对传统诉讼法理论加以突破,畅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渠道,建立能够吸收公众参与社会经济公益维护的经济公益诉讼机制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基于对经济法本质所达成的共识,涉及社会经济公益与国家干预则构成经济公益诉讼的本质特征,经济公益诉讼与经济法的内涵特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公益诉讼是对传统(民事、行政)诉讼法进行理念性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是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法[6]。 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行政管理的单一运行机制,它通过劳动行政主管机关行使劳动力市场公平就业秩序的监督管理职能,排斥公民参与,严重忽视了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这种单轨运行机制使我国的就业歧视问题呈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当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致使公平就业秩序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如我国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问题等),法律应当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公平就业秩序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称其为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7]。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既是蕴涵市场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反歧视双向联动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法诉讼程序在反歧视领域的具体体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反歧视公益诉讼中,法律有必要在就业歧视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公平就业秩序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经济法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 【内容提要】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现了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本文试从宏观角度，对经济全球化所涉的国际经济法的对象、国家主权、非政府行为主体、国际经济法的实体规定和执行机制等几个问题作一初步的讨论和分析。 【摘 要 题】特别推荐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间的关系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无疑，国家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当然仍是最重要的主体。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下，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和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经济全球化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不过，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主体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经济全球化导致单个国家无法单独对某些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借助于国际性组织协调管理，这样，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WTO的作用日益突出起来。 然而，国际经济组织所涉事务越广泛，对国家政策的约束越大，成员国在调整这些经济事务上的自主权就会越受限制或被削弱。例如，WTO规则是国际社会成员协调意志的产物，这种协调必然导致在某些领域国家主权行使的某种限制。这样，WTO与其成员方间、WTO各成员集团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解决和处理好这一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国家主权问题，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主权绝对化和主权淡化。主权绝对化的观点过于强调主权绝对性一面，把主权概念推之极端，认为主权不能限制，不能让渡，否则就是对主权的侵害。这种观点现在显得已经过时。 相对而言，淡化主权的观点在西方正在流行起来。有些西方学者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主张淡化主权。实际上，大国的主权和利益从来不会被忽视、被淡化。被淡化的只是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所谓淡化主权的观点往往被用作让弱小国家服从大国意志的理论根据。因此，对这种观点需要特别予以注意和警惕。 诚然，经济全球化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对某些事务协调一致，这就必须赋予WTO这类国际性组织以一定的管辖权。当国际组织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行使权力并形成国际共同规则后，成员方有义务遵守和实施，其在相关领域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限制。这种限制是自愿的、必要的，它有助于维护国家认可的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防止个别国家滥用权力，损害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整体的利益。 国际经济组织的管辖权与成员国主权间并不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原则上说，国际组织不应该损害成员国的主权，而应该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成员国之所以愿意将某些事项的管制权交由国际组织来协调，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超出一国的界限，客观上需要国际协调管理；同时这种权力是由成员方共同行使的，这种共同行使是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体现。 然而，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不同，其在国际组织的实际发言权和影响也不同。就拿WTO来说，WTO某些协议虽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但其现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决策程序可以说主要反映的是西方大国的意志和利益。将一些形式上平等的规则平等地适用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成员方，所产生的是实质上的不平等。乌拉圭回合就三个新议题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从总体上看，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对发达国家则更为有利。 要使国际组织既能有效地行使其职能，又不妨碍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保证有关国际组织在成员国赋予的权限内活动。对于WTO来说，它是一个贸易组织，所处理的应限于贸易或与贸易直接有关的问题。但目前发达国家却想极力扩大其职能范围，并试图将一些片面反映发达国家标准和利益的不平等的规则纳入WTO的体系。如果采取“一揽子”协议的通过方式，那么弱小国家在这些事项中的自主权实际上就被剥夺，主权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对哪些问题应列入WTO的新议题，是一个事关国家主权的大问题。 其次，应将规则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实现公平互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要使国际性规则得到尊重和统一实施，同时也应赋予有关国家根据本国情况适时调整其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在本国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有寻求适当救济的权利。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使国际社会各成员的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都能得到发展，在制定规则时就不能“一刀切”。对于WTO来说，应特别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其有制定和调整本国经济政策的更多的自主权。虽然说现行WTO的协议对发展中国家已采取了某些特殊的待遇，但从总体看来，还是很不够的。 再次，应改进和完善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使其能反映和照顾到国际社会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在WTO等国际经济组织中，大国的意志和利益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弱小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仍被忽视，决策体制还不民主，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体制无疑对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都具有损害。 三、经济全球化与非政府行为主体 经济全球化正在逐步消除国界的影响，世界已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在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利益也是多元化的，因此，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代表各种利益的行为主体也就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近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在考察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后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国家主权的弱化以及其他经济行为者的作用的加强。主权弱化之说自然不当，但除主权国家外的非政府行为主体的作用和影响的确是加强了。 1.非政府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国际平面上协商和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于是，代表着国际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为使这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能反映其利益和愿望，就在国际社会上作为“压力集团”来发挥其影响。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例如，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这就使得与其相联系的民间利益群体或集团，如工会、消费者组织、环境组织等，也不得不在国际上积极进行活动，以便能有效地对跨国公司的活动施加影响或予以限制。 在国际上，人们现在将由非政府组织(NGO)及其它非国家行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称之为“国际市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与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对应或相区别。“国际市民社会”不具有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那样的权力和能力，但是，它们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对国际立法和国际法的执行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在国际环境领域，许多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一些环境条约的协商和起草；世界银行在世行项目方面开始注重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协调；在经合组织关于《多边投 资协议》的谈判以及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所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国际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运作中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同时也是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主体的转变，并认为这是国际法律程序和制度的民主化，有助于促进国际立法的民主化和透明度，改善国际治理。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法律上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非政府组织能否成为国际法主体？目前国际上许多学者的看法是，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但除少数组织外（如国际红十字会），它们一般不是国际法主体。然而，也有些学者主张，某些非政府组织也可以被看作是部分国际法主体。其理由是，这些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例如工会和雇主组织就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参与者）；赋予其有关国际权利和义务，既有助于促进国际立法和决策的民主化，也有助于对其行为予以规范。 无疑，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的动向是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虽然其绝大部分目前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但它们在国际上作为一种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力量和行为主体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许多国际组织现均注重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例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5条就规定，总理事会可就与涉及WTO有关事项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协商和合作作出安排。随着实践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将会逐渐提高。 2.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它们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全球化中还在不断增长。因此，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重要的行为主体。 由于跨国公司是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的产物，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是不是国际法主体的问题，仍然颇有争议。传统国际法只承认国家和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体，个人（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和义务不直接受国际法支配。 然而，在现行的法律结构下，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单个国家的法律已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管理；而传统国际法又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它不能直接适用于跨国公司。这就可能使得关于跨国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存在着某种真空状态。这种状态无论是对国际社会还是对跨国公司来说都存在问题。一方面，跨国公司需要国际社会保护其权利，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跨国公司对其跨国经营行为负责任。 于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出了“全球公司公民”的概念。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公民”既包括责任，也包括权利。在“公司公民”前加上“全球”，强调的是跨国公司在构成其“社会”的全球竞技场所中的权利和责任必须一致。跨国公司并不只是其经营所在国的合法公民，也是“全球公民”。公司这一概念是在符合东道国法律规范的意义上使用的，并不详细说明其使用的标准是全球性的还是国别的。作为“全球公司公民”，跨国公司拥有有关国家和国际管制框架授予的权利，又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虽然“全球公司公民”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概念，但至少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跨国公司权利和责任一致性问题的关注。 另外，不少学者认为，个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例如，从实体上看，个人根据某些条约可享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同时，现行的国际法对个人和公司也规定了义务，违反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从程序上看，个人和公司有权在某些特定的国际法庭提起诉讼。因此，个人和公司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或国际法上的特殊主体或部分主体。有人认为，跨国公司依据国际法承担责任是必要的、可能的、不可避免的。 对于上述非政府行为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应注意从动态的角度、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主体是多元化的，既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这样的国际法主体，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这样的非政府行为主体。虽然一般来说这些非政府行为主体目前还不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但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其法律地位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经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某些非政府行为主体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成为由国际法赋予权利和设定义务的主体。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实体规范 （一）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关系变化 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是广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它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公法也包括私法。但以前的国际法规范所涉领域有限，其影响和地位也不是很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WTO体制的建立，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的关系也发生了某种变化。 1.一些原先纯属国内管辖和控制的经济活动，现也已同时置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之下。以前，国际法很少涉及和调整各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因此人们在谈到国际法在某个经济案件的适用时，经常发现没有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但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WTO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已十分广泛，甚至已涉及到成员方的国内经济生活。因此，许多原先纯属国内控制的经济活动现须受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管辖。 2.WTO的规则和要求已使调整相关经济活动的国际法规则与国内法规则基本一体化或趋同化。WTO的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它要求成员方的国内法与WTO的规则保持一致。一方面，国家对经济实行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如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逐步在协调一致，成员方的国内法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另一方面，在民商事法律规范方面，有关的国内法规范与国际法规范也日趋同一。例如，商业秘密是否是知识产权问题，以前在理论上和各国实践上都不一致，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明确将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从而使这一问题不再存有争议。因此，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间的相互联系更为密切。 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WTO体制的发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的地位显得突出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以前国际多边条约对贸易、投资、金融交易规制较少，例如，GATT以前主要调整货物贸易问题，没有涉及到投资、服务贸易、金融交易等领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主要调整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关系，不涉及金融服务贸易问题；关于投资方面甚至没有一部实体法的公约。因此，调整这些经济交易主要是依靠国内法规范。然而，WTO体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WTO规则已广泛涉及到贸易、投资、金融等交易领域，并对各成员方具有约束力。这样一来，WTO及其规则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有时甚至处于主导地位。 （二）国际经济法各部门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经济全球化与自由化也导致各种经济交易、经济活动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影响已为国际社会所认识；金融服务已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与非贸易问题的联系，如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与环境等，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相应地，调整某一经济活动的措施也可能对其他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WTO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相互联系，并已经将其触角从贸易拓展到金融、投资、知识产权等其他重要经济领域。 1.贸易与投资措施 贸易与投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向国外市场提供货物和服务的主要方法以及组织国际生产方面的一项主要因素，正在日益影响着世界贸易的规模、方向和构成。因此，投资措施对贸易具有重要影响。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对某些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予以规范。这一协议既有利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同时对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贸易措施也会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各种影响。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市场准入限制；市场准入发展优惠；出口鼓励措施；出口限制措施。这些贸易措施对贸易流动具有直接的、第一层次的影响，同时，它们对随后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第二层次的影响。通过改变与特定国家或地区相关的贸易环境，这些措施有 助于形成具有某种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影响潜在投资者的决策进程。因此，与没有政府干预而由市场力量引导的情况相比，这些“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可以改变外国直接投资的分布形式。而外国投资的变化对未来有关的贸易流向又具有重要的第三层次的影响。因此，对与投资有关的某些贸易措施，国际社会也应规范与协调。 2.金融服务、服务贸易与投资 金融服务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各国管制最严的行业之一。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将金融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作出了规定。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要在东道国提供服务，通常就必须在该国设立机构或营业场所，这就涉及到投资问题，特别是市场准入和国际待遇等问题。因此投资法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就具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维护金融稳定就不能放弃金融监管。金融的审慎监管无疑是保证金融自由化稳健发展的重要措施。这样，金融服务自由化必须处理好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显然，服务贸易、投资、金融问题在这里相互融合在一起，调整服务贸易、投资、金融的政策和措施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贸易与环境 贸易与环境问题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WTO已将其作为下一轮谈判的重要议程之一。 贸易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贸易自由化虽可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和资源的过度开发，给环境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过分强调环境保护又会限制或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有时环境问题也可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 因此，在WTO体制内如何处理好可持续发展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无疑是个新的课题。而贸易与环境问题既涉及到多边贸易体制和各国贸易法的有关制度和规定，也涉及到多边环境协定和各国环境法的有关规则，需要我们将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此外，关于贸易与其他非贸易措施的联系还可能包括贸易与竞争问题、贸易与劳工问题、贸易与人权问题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国际经济法的新领域。 五、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执行机制 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以前被称之为“软法”，因为它们往往仅是宣示一些有关的原则和规则，在国际层面上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在经济上更为相互依赖，这就必然要求国际上具有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机制来保证有关规则的实施。否则，经济全球化就会受到阻碍。在此情况下，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应运而生。这一机制使WTO的多边贸易规则能有效地得以实施，并大大改善了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软法”形象。 （一）WTO规则的实施方式 从实施的角度看，与以前的国际法不同，WTO规则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实施规则。《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其协议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WTO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方以统一、公正、合适的方式实施其规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有关争议时，也是强调各成员方的国内法律措施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若与WTO规则相抵触，成员方就必须修改其国内法或采取WTO规则允许的其他救济措施，美国为了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也于1995年和1996年对其专利法进行了修改。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际法优先的原则。 至于WTO规则在成员方境内以何种方式适用，则取决于成员方各自的法律规定。各国在实践上对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做法不尽一致。我国学者一般认为，WTO规则在国内没有直接效力，它们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转化成国内法，才能在国内适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国内法可以背离WTO规则或不受WTO规则的约束。毋庸置疑，成员方可以基于本国利益，积极地或消极地通过国内法实施WTO的规则。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成员方的国内法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若因成员方采取了某些违反WTO规则的国内法措施而产生争议，就必须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议。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强制力。这主要是因为其争端解决机构具有强制管辖权，勿需当事方同意，即可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经争端解决机构同意后，胜诉成员方可以采取相应的交叉报复措施，这种措施具有较大的威慑作用，使那些其国内措施违反WTO规则的成员方不仅面临着国际社会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还可能因其措施不具有合法性而受到经济制裁，使其经济利益受到影响。实践证明，这一机制在解决成员方的纠纷、保证WTO规则的实施方面，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WTO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争议范围十分广泛。因为WTO所涉的领域已不单限于货物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金融服务等都属于WTO协议所调整的范围。特别是，许多原来缺乏强制实施措施的一些国际经济条约，也已被纳入WTO体制内，从而取得了强制执行的效力。例如，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方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与广播组织公约》和《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公约》等都纳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样一来，由这些协议产生的争端也就可以提交到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已审理了多起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争端。 随着WTO今后涉及的范围日趋广泛，WTO争端解决机制将在调整国际经济各领域的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WTO新回合的谈判若就所涉新议题达成协议，如就贸易与环境问题达成协议，有关争端也会提交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这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能因为纳入WTO体制而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无疑是国际经济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它在实践中也还必须不断地完善。 首先，机制在解决争端中，如何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个需要予以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直接发生争端的情况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讨价还价力量对比上处于弱势，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予以特别考虑。另外，发达国家间的争端解决，也可能对作为第三方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保护。 其次，在裁决的执行方面，也仍然会产生争议。尽管争端解决机构采取了“反向一致”的程序，从而使机构的裁决能比较顺利地得以通过，但这并不等于裁决就能顺利地得以执行。有的成员方可能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手法，变个花样，仍旧采取与以前的违法措施实质上相同的措施，使得争端的实际解决会况日持久。也有的成员方可能宁愿选择接受报复而不愿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 再次，如何保证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案件中尊重国家主权，不越权，以及不将自己的管辖权延伸至其他领域，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WTO成员国的措施是否与WTO的规则相冲突，是一个涉及到成员国主权的敏感问题，涉及到WTO体制与成员方的权力分配和平衡的问题。争端解决机制赋予专家组审查成员方国内法律和政策的权力，若争端解决机构处理不慎，就可能损害成员方的主权。 此外，还有些学者提出，在采用协商方式解决争议方面，在透明度方面，在司法化方面，争端解决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这些意见无疑也是值得考虑的。 经济法论文:会计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改革的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经济法对赋予社会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对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此,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培养高素质的经济型、复合型会计人才为教学目标。然而,我国当前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教学内容缺乏、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会计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人才的培养都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为了不断优化会计学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就必须深化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在教学中夯实基础知识,以满足学生在日后考证、就业和职称提升的需要。 一、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 经济法课程本身是一门实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然而,当前很多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存在很多误区。首先,传统的教学方法过分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老师是教学的中心和主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这种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老师忽略了给予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独立意思表示的机会,忽视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容易让学生把经济法看成是一门枯燥无老师在法律法规的介绍中引入的很多案例比较陈旧,要么是与最新修改的法律法规不符,缺乏针对性,要么是与当前的经济形势不符,缺乏时效性。最后,老师在教学工具的应用上缺乏创新性。很多教师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有效地把教授、板书、多媒体、以及互联网有机的结合,教学方式单一。 (二)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会计学是一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而经济法是会计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当前,经济法教学内容普片缺乏针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学章节缺乏针对性。目前,经济法还没有集中于一部法典型的规范性文件中,而是散见于大量经济法规之中。经济法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法和商法中,民法主要包括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合同法,商法主要包括合伙企业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和票据法,除此之外,还有经济法相关法律制度。所以,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法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广。然而,在有限的课时下,老师不可能把所有章节都面面俱到,需要选择性地讲解,因此,老师在章节的选择上可能参差不齐,随意性较大,特别是对会计学专业缺乏针对性。第二,章节里的内容缺乏针对性。经济法每一章的内容都有一个特点,即内容多、杂、细。学生在初学时很难全面的掌握所有知识点,更难理清知识之间的联系。结果很多学生对章节的内容的认识什么都想学,但就是不知道学什么;什么都学了,但什么都没有学到。经济法教学缺乏针对性和目的性对学生现在的学习、以后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第三,学生在学习经济法时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体现出不足,尤其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无法把经济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现实结合起来,无法活学活用。 (三)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学生期末考试评定成绩的方式是期末考试卷面成绩(70%)和平时成绩(30%)组成,经济法也不例外。这套成绩评定方法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的积极性都会产生很多弊端。由于很多学生对经济法的学习方法都存在着误区,认为经济法只是一些法律条文,只要把它记住就可以了。然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比达到了70%,导致很多学生为了考及格,就在考前临时抱佛脚,通过死记硬背记住相关的法律条文,而对其内含根本没有理解到,更别谈运用法律条文来分析现实经济主体的法律纠纷。虽然平时成绩占比30%,但很多老师是仅依据学生的出勤情况来决定平时成绩,而忽略了学生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讨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导致很多学生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只要老师点名到了,平时成绩就有了,至于在课堂上能不能学到知识,很多学生并不在乎。所以,在当前这套成绩评定体系下,对学生学习经济法的积极性和培养学生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大的伤害。 (四)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 经济法是经济学和法学两大学科的交叉学科。由于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与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故在教学中就很难两全其美。从事法学研究的老师因会计学专业知识的欠缺,很难把法融入到实际的经济问题中去分析;而从事会计学研究的老师因为法学知识的欠缺,在经济法的讲授中可能会出现法理知识不足、法学知识深度不够等问题,让学生对经济法的认识缺乏深度。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因为教师专业知识的欠缺而影响到了教学效果。 二、会计学经济法教学的改革思路 (一)采用多种形式的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又称为个案研究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和研究具体案例,掌握分析问题的原理,进行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这一教学方法通过案例向学生展示生活中真实的情景,让其针对案例进行认知、思考、分析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将原本抽象的理论、概念,具体化、形象化,且提高学生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口头表达等素质。[1]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第一,选择的案例要贴切。老师在选择案例时需要结合某个章节,或者某一个知识点的含义需要来选择,案例要具有代表性、针对性和启发性,能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第二,选择的案例要新颖。老师可以从分利用互联网、电视等途径,选择当前的热点、重点、经典案例,这样既能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当前热点问题,又能大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第三,案例分析要注重讨论和总结。在讨论过程中,老师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做出意思表示、相互辩讨。同时,让学生明白,在课堂上讨论结果不是最主要的、讨论过程才是最宝贵的,不要怕出错,错了通过讨论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然后予以纠正,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充分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和主导地位。老师要要求学生围绕讨论的主题,不能偏离主题;当学生发现分歧或讨论结束,老师需要对上述讨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根据相关法律得出正确结论,以实现预期的案例讨论教学效果。 (二)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相融合 在新常态下,社会更需要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在现有实践教学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会计专业而言,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就需要老师在经济法教学中中,既要夯实基础知识,又要注重资格证书考试(会计从业资格证、助理会计师、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等)。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融合并不意味着经济法教学是以通过资格证书考试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满足社会需求的会计专业人才为目标,以资格证书考试为风向标,注重拓展学生的经济法律知识面,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资格证书考试从某个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会计学专业人才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学生参加各类资格证书考试既能检验自己的实际水平,以便为自己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和目标,同时也为将来职业的发展和职称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三)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 改变过去重考试,轻平时训练的现状。很多学校学生的期评成绩来源于平时成绩(30%)和期末考试(7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仍占绝大部分,很多学生忽视平时的训练,仅通过期末考前的复习也能通过考试,为此,应积极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首先加强考试改革。通过应经计算机考试系统,实现考试无纸化和试卷差异化,改变过去期末考试学生同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局面,降低考试作弊的概率。其次,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降低期末考试在期评考试中的比例,提高平时上课的表现和出勤率所占的比例,比如采用期评成绩=期末考试(50%)+上课表现(30%)+出勤(20%)。把平时学生上课的表现成绩引入到期末考试成绩中,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试卷题目设计改革。降低单纯记忆性的试题比例,增加案例分析的试题比例;减低客观题的比例,增加主观题的比例。把期末考试试题与相关资格证书考试试题看齐,经济法把期末考试办成为检验学生实际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考试。 (四)提高教师专业知识 要提高会计学专业经济法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提高老师的相关专业知识。无论是会计学专业的老师,还是法学专业的老师,要上好经济法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素养。法学专业的老师需要学习会计、税法、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以及票据等相关专业知识,同时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时刻训练自己把法学知识融入到经济问题中,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实际教学中能结合相关法学知识分析当前经济热点,提高教学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计学专业的老师也需要不断自学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民法和商法,以提高自身的法律理论功底。同时,时刻关注经济法的修改,以便把最新的法律法规融入到经济问题中,促进学生对经济专业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科研和教学相结合。通过申报经济法相关的教研课题,深入研究经济法研究,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法、准确教学定位、增强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结语 总之,培育“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是21世纪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为了培育这类人才是一个系统化、长期化的过程,需要我们教学工作者在一线的教学工作中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经济法论文: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论文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学课程教学的特点 与研究型高校的专业法学教育相比,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 1.经济法课程集法学、经济、技术等知识于一体,课程内容繁多,课时通常为32-48学时左右,在有限的课时内要讲清楚庞杂的内容,比较困难。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大纲,选择适合该专业学生需要的相关经济法知识; 2.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生主要是二本和三本的学生,学生在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方面比较缺乏,在教学中常常显得比较被动,如何让学生能够对课程产生学习的兴趣,如何组织教学中师生互动是教师在设计教学时需要重要考虑的因素; 3.经济法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学生的法学基础能力相对薄弱,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需要普及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等基本法学概念。要满足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应用”、“实务”等要求,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中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方式。 二、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在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实践运用 案例教学法,一般认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187年创造的,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判例教学。案例教学法以真实的案例为教材,教师采用苏格拉底问答法,一步步引导学生从矛盾中发现案例中蕴含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原则。我国于2世纪8年代开始运用于经济、管理等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教学。案例教学的适用性价值一直体现在对学生分析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等诸多能力的培养上,在教学实践的一线一直得到师生的欢迎。案例分析法和经济法课程的有机结合,是提高经济法教学效果常用而且有效的方法。笔者在这些年讲授经济法课程的过程中,一直在运用案例教学法,获得了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但仍处于不断摸索和提高的阶段,仍面临诸多困惑。 (一)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基本模式和经验 我国是以制定法为主要特点,判例法尚未取得法定地位,所以在实施案例教学上存在和普通法系国家不同的地方。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笔者认为应坚持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通过一些简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来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和信息化手段,选择和搜集经典经济法案例,采用视频、图片等多种方式演示案例,主要采用课堂问答、分组讨论以及模拟法庭等方式来设计课堂教学和实践环节,探索适合应用型本科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教学方式。在进行案例教学过程中,针对应用型高校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等诸方面的特点,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需要把握的因素: 1.选择合适的案例。 合适的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关键因素,案例应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相适应,所以应选择内容相对简单、具有新颖性、典型性同时兼具一定趣味性的案例。在取材上,可以引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比如《经济与法》节目中的一些案例来自于现实生活,学生会比较感兴趣,容易激发其学习热情。选取的案例应是近期发生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学生能够对所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基本的把握和理解。 2.课前准备工作需充分。 主讲教师应在课前将下次课程主要讲授的案例内容发给学生,让学生先查阅相关资料,可以要求学生按分组以PPT形式来准备课堂发言。师生之间有诸如QQ群之类的交流平台,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查询资料的途径和方法的技术指导。 3.课堂讨论中需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 课堂中教师可以采用分组讨论以及模拟法庭等方式来灵活开展案例教学。在课堂讨论中,老师要起到理性主持人的作用,要启发学生的思维,能积极调动学生的热情,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讨论中去。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适当的、及时的评价与分析,结合案例将理论知识点讲授清楚,从而使学生全面深刻地领会到该案例中所涉及的知识点。 4.案例讨论后的总结需条理清楚。 教师在总结案例时,要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案例与所涉及的法学原理、法律条文融合起来,使学生能够通过案例分析来掌握经济法课程中的基本基本概念和理论,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目前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实践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案例教学法在英美法系国家占主导地位,我国和英美法系国家在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目的上都存在差异,我们的学生在习惯了“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后很难适应开放式的案例讨论这种教学形式。因此,案例教学法在实践中还是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课前准备过程难以控制。案例教学需要学生进行比较好的课前资料搜集和准备工作,这些有赖于学校的教学资源是否丰富,学生课后搜集资料的条件和实施是否完善,同时,还取决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其次,课堂中学生习惯被动接受知识信息,缺乏主动提问和探讨的积极性。案例讨论无法热烈和深入。再次,由于学校教学管理方面的限制,过程考核给老师增加很多工作量且操作难度较大,很多教师还是习惯于采用笔试作为最终的考核方式。因此,有些老师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说明这种讲授形式,并没有真正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优势作用。 三、创新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的几点思考 (一)改变传统授课模式,与学生进行“对话式教学”,注重学生的信息反馈 要实现“对话式教学”,对教师和 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极好的课堂管理、语言组织能力,同时,教师要用充满激情的语言将学生的脑细胞充分地调动起来。开展对话式教学,笔者认为教师可以将课程内容分为几个主题或模块,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次课程分为导入、形成和巩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由小组在讨论的基础上再做小组总结发言。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反应,在总体上把握课程的节奏。比如,理论性强的内容,比如经济法总论,教师讲授的时间应多些;实践性强的内容,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学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把握,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来作准备和阐述。课后,教师可以通过访谈或调查问卷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的反馈意见,从而不断修正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期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二)案例选择动态化,构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 社会经济生活瞬息万变,不断产生新问题、新情况,经济法律法规作为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也应适应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为着眼于应用,经济法课程的案例教学应始终保持对经济法理论前沿、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与行业需求乃至社会热点的及时响应,所以要对案例进行时时更新,教师要具有对经济法学前沿知识的敏感性,对身边发生的法律事件保持关注,从而将最新的案例设计到课程教学中去,构建起主动适用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 (三)课程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和过程化,规范实践教学环节的评分标准 要开展互动式教学,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对教师来讲,对教师的考核应重点体现在其教学质量上。应用型本科高校是教学型高校,应该立足于自身定位,以教育的“产品”质量,即学生的质量而非论文的质量去评价教师。以此为标杆,制定相应的制度以引导教师研究教学,使得对教学质量的追求成为教师们的内在动力。对学生来讲,要提高课堂表现在课程考核中所占的分值和比重,应对课堂讨论认真参与的同学给予一定的奖励。评价模式的过程化与多元化,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四、结语 要实现评价模式的过程化与多元化,就有必要规范实践教学环节的评分标准。实践教学的评分不像笔试成绩那样容易获得,并且实践教学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需要教师长时间对学生的关注,通过听取课堂讨论、批改学生的案例分析报告以及观摩学生模拟法庭的表现等诸多形式而获得,因此,教师有必要设计一系列相对规范的评分标准。比如,小组讨论占课程分值,模拟法庭实践如何打分等,在制定评分标准时,如何体现公平公正是教师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经济法论文:论信息失灵与经济法 摘要： 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错误是信息失灵主要表现，它们对市场效率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因此需要由各种制度对其加以克服，在诸多制度中，经济法具有独特的优势。经济法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使市场信息充分、对称、准确，从而提升市场效率。 一、计划、市场、信息与决策 市场体制是一种决策分散化的体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决策主体；而计划体制则是一种决策高度集中的体制，在该体制中，中央政府是最主要的决策主体，其他主体几乎没有决策权。[1]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都是特定决策的结果。只有确保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才有可能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而这首先有赖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的充分、准确及均匀分布。如果信息失灵，即决策所依赖的信息不足、不对称[2]及错误，则将导致投资、交易等决策在质上产生偏差甚至错误，在量上则会大大减少，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信息流动是有差异的，计划体制的信息是纵向流动的，而市场体制的信息流动是横向的。信息流动的差异导致了两种制度的不同效率。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私人信息[3]的正确使用问题。计划体制不承认私人信息，因此对事实上存在的私人信息也就不予以尊重，从而导致了信息的错误及计划的失败；而市场体制作为一种分权的体制正是适应了“每个市场主体都拥有垄断性的私人信息”这一现象，保障了私人信息拥有者作出决策的权利，从而导致了相对较高的效率。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和市场体制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使他们的计划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4]就确保私人信息被利用的充分性而言，市场体制肯定要强于计划体制。 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都存在着信息失灵的现象，但两者存在着质的差异。计划体制的信息失灵主要在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即不可能存在一个如超级电脑般精英政府对所有信息进行收集并作出正确处理。运用计划和命令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机构存在着一种“致命的自负”，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危险的知识自负上的。[5]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在中央决策型体制中直接导致了决策者过重的信息负担，面对众多的信息，决策者会无所适从。在前苏联，能源研究和发展委员会的关于增殖反应堆对环境的影响的报告长达5000页，共10卷。对任何一个决策者来说，纸张的总量常常多于他所能消化的数量。[6]计划体制的失败主要在于信息失灵，这种失灵是不可能被很好地克服的，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毕竟有限，完全理性的神是不存在的。但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1985年仍认为，当发展计划所需的大量信息的收集、调整、分类和分析在全国范围内出了问题时，解决的办法或许是在于改进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工具，而不在于放弃计划本身。[7] 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体制具有信息上的优势，这首先缘于每个主体都是独立的，都拥有私人信息并具有决策权，这种分散的决策体系使更多的私人信息可以得到有效运用。“配置资源的权力以可以变化的方式分散在许多能够实际决定这些资源用途的人手里才能使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利用。”[8]但市场体制中的信息同样也会存在失灵的现象，这种信息失灵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9]与计划体制中的信息失灵不同，这种失灵直接导致了市场对制度的需求，且不同的失灵形式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形式和内容。经济法当然是克服市场信息失灵的一种重要制度。 信息不充分是指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在量上不足。导致信息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信息的公共产品性使信息只有很弱的排它性。“信息的生产成本高，而再生产的成本却极低，信息常常遭受惨重的失败。”[10]这里所说的再生产成本低就是指信息的弱排它性，这种弱排它性一方面使信息提供者的收费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很容易使各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产生“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无私人主体愿意提供信息。此外，信息作为一种无形产品其价值是不确定的，而信息的稀缺性又是价值的源泉，要确定信息的价值又必须对信息予以公开，而这又会降低信息的稀缺性，也就是说，“不可能在不损害其稀缺性的情况下精确地确定其效用，因此其价值，就象稀缺性一样，不可能完全确定。”[11]信息的这一特性提高了信息产品的风险性，使以信息为投资对象的投资者对其望而却步。第二，信息收集、处理存在成本，并且存在着边际成本递增的现象。斯蒂格勒认为，信息成本是从一无所知变为无所不知的成本，极少有交易者能负担得起这一全过程。信息成本的存在使充分信息成为一种理想状态，决策者也只须寻求决策所需的最佳信息量而无须去追求一种完美状态，即决策者在信息收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时停止信息收集才是理性的，此时的信息是一种收益最大化的信息。但对决策主体而言，最佳信息量的获取也是有难度的，由于信息成本直接构成了投资成本、交易成本、立法成本、执法成本、监督成本等，这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和受制于资源代价的公权主体而言，会不得不在信息与效率之间作出权衡。[12]第三，信息收集、处理者的信息能力有限。[13]信息能力的有限直接导致了信息的不充分，其中，有部分不充分是可以通过改变信息主体而得到克服的，有部分是不可能得到克服的。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交易主体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被称为信息优势主体，另一方则被称为信息劣势主体。信息优势主体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地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获得不法利益而使劣势主体受到损害。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由于分工的不同，信息在初始状态就不对称。如关于某件产品的质量问题，生产者必然要比购买者了解得更多。第二，由于信息优势是成功欺诈或获得其它非法利益的前提，所以最大化自身利益者往往会维持其信息优势地位或人为制造信息优势。 信息不准确是指信息在质上与客观事实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直接导致决策主体决策的失误。信息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信息在被收集、传递及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如计算错误、分析方法错误等。第二，出于某种目的，如为了获得某种资格或非法利益，而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制度虚假信息主体有可能是市场主体，如股市中庄家制造虚假信息使股价异常波动；也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因为各级地方官员是向上级负责的，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制约，他们“总是把那些对其仕途有利的信息禀报上级，即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考虑‘来自下面的压力’，”[14]从而导致信息扭曲。人为制造虚假信息的主体还有可能是中央政府，如在前苏联，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经济信息经常被扭曲。根据前苏联经济学家N.西梅勒夫和V.波波夫的报告：“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30年中，统计数字被篡改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连普通的数字也未能幸免。”[15] 信息失灵会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降低市场的运行效率，因此需要以经济法为主体的制度进行干预，以使市场的信息充分、准确且在各主体之间分布均匀，从而提升市场效率。[16] 二、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消极影响及制度克服 （一）信息失灵导致市场低效率 1.信息失灵增加交易费用 在纯粹市场机制中，如果没有其它制度的支撑，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增加信息劣势主体的防御成本，增加其信息收集成本。由于市场主体都作为经济人[17]而存在，每个人都力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交易者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所占有的关于交易对方的最大信息，除此之外，交易者在交易时很难了解交易对方是否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为了防止自身受害，只能在与对方交易时加强防范，从而增加支出；同时如果不借助于其它制度的支持，诚实信用的交易者也很难证明自己在与他人进行交易时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如果要证明自己不会损害他人或自己的产品质量很好，其证明成本也很高，这都会影响市场效率的提升。如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叫Chamber繁荣的商业区中约有60个放贷者，每个放贷者都建立起了一个由可信的客户组成的紧密圈子，他们很少会向圈外人放贷，因为甄别新客户的成本很高。在接受新客户之前，放贷者通常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在交付贷款以前，放贷者通常与借款人在其它方面进行一笔劳务或商品的交易，时间至少长达两个季节；此外放贷还通过走访借款人所在的村庄、与他的邻居和过去的商业伙伴交谈等办法，对借款人进行广泛的了解，以确定其可靠性和品质。如果放贷者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长期等待以后决定向借款人放贷（拒绝率约为50%），他通常首先从一笔试验性的小额贷款开始，只有在试验性的贷款偿还后，放贷者才能增加他对借款人的信任，才能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贷款。20世纪80年代初对Chamber放贷活动的调查表明，年利率平均为79%，但这一很高的平均数也包含着很大的差异：利率从18%（仍然高于12%的银行利率）到200%不等。许多利息被用来弥补非正规市场上信息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高成本。调查者的结论是：利率与放贷者放贷资金的平均成本大致相同。这意味着他们的利润接近零。[18]该实例中，在信息不对称即放贷人不知借款人是否会按时归还本金和利息的情形下，放贷人承受了过高的验证成本，过度而合理的防御行为使放贷人还承受了巨额的防御成本，同时也导致了这种自发金融市场的高利率。 2.信息失灵导致市场萎缩甚至消亡 （1）由信息失灵而产生的关系交易导致市场被割裂 在没有制度支持的情形下，信息失灵会产生关系交易，即人格化交易，因为这是确保交易安全、降低信息成本、减少交易所需信息量的有效途径。这种交易在自然经济中相当普遍，但与市场体制的要求不相一致。关系交易的弊端在于交易范围很窄，使市场被人为分割，虽然关系内主体间的交易成本很低，但与关系外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却很高，支撑交易的信息量也要求很大。如在尼日利亚北部扎里亚附近4 个穆斯林村庄中，400户人家结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群体，群体成员对有关各自的需要、活动和境况的信息了如指掌，几乎所有的借贷都发生在群体内部，借贷没有书面契约，完全凭借信任，每20笔借款中只有1笔拖欠，但与村庄外的借贷关系几乎没有发生。[19]在市场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人格化交易很容易成为克服信息失灵的首要选择，但它是反市场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2）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会导致市场消亡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最早是保险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指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投保人知道自己的风险特征，而保险人则不知情，因而不能对不同风险类型的投保人进行区分，从而不能对不同风险的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而只能收取以风险的平均概率为基础的保险费。在这样的收费体制下，高风险的投保人具有更多的保险激励，而低风险的投保人则更倾向于退出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因此萎缩。1970年阿克洛夫（Akerlof）在《旧货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的论文中以旧车市场为例对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把逆向选择概念一般化。在旧车交易中，买卖双方关于旧车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买方因此以旧车市场上车的平均质量为基础出价，这会使质量高的旧车卖主退出市场，从而降低市场上旧车的平均质量，买方了解此信息后，又会降低出价，从而使质量稍好的旧车卖方退出市场，因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旧车市场消亡。[20]逆向选择问题在旧货交易市场、失业保险、汽车责任保险、医疗保险尤其是老人医疗保险等领域中普遍存在，如果没有有效制度对其的支持，这些交易将不可能长久存在。 3.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直接导致市场的低效率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最早也是保险学中的一个概念，指投保人投保后，对其保险标的的注意程度会降低，从而增大了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经济学家对这个概念一般化以后，主要指委托人对人没法进行有效监督，人因此可以为所欲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21]道德风险导致市场低效率是相当明显的，如在团队生产中，因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无法被低成本地观测到，偷懒行为的部分结果会由团队中的其他人承担，从而激励更多的偷懒行为。如在动物租借合同中，出租方对动物是否被正常使用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承租方因此可以过度使用动物畜力，损害出租方的利益而最大化自身利益。这是以动物作为畜力的租借合同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原因，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因此导致物不能尽其用。又如在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由于经营者处于信息优势，投资者对经营者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经营者因此可以欺骗投资者，获取不法利益。[22] 4.信息失灵导致决策不当或失误 就市场主体的单方决策而言，信息失灵导致决策不当或失误。决策者在信息不充分的前提下作出的决策往往因缺乏事实基础而失误；在信息不充分的态势下，信息劣势者也往往会主动作出损害自身利益的决策；决策者基于错误信息而作出的决策必然是错误的。 （二）信息失灵的制度克服 如果没有充分、准确及对称的信息，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都不能有效地运转。计划体制中的信息失灵导致了计划的失败；而市场体制中的信息失灵则导致了各种替代性制度的产生。这不仅已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也经历了制度实践的考验。在经济学中，信息既应被看作是对交易的一种支持，也应被看作是一种交易的对象。市场体制下克服信息失灵的制度构建应在此两方面同时展开。布瓦索认为，制度代表一种长期的集体投资，旨在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23]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是指出，企业是对市场制度的部分替代，这种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包括信息费用在内的交易费用；[24]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有节约信息费用的作用；[25]科斯洛夫斯基认为，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把囚徒困境转变为一种自信的游戏；[26]斯密德认为，消费者节省信息成本的一种方法是有权期望物品只有在满足一定标准要求后才可以出售。……采用一些公共的集体计划来减少不确定性是可能的。如欧洲的现代化计划。[27]施蒂格勒认为，经济组织的某些形式或许可以用它是消除质量不确定性的方式来解释。可以把百货商店看作是一个谋求商品的高质量以及确保商品的高质量的组织。[28]还有 学者认为，恰当的制度能在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引导个人决策者，并能帮助我们减少对信息的需要。[29]此外，在现实中出现的保证、担保、品牌、连锁店、著名商标和广告等私人制度也能降低信息成本；某些中介机构的存在克服了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了交易；某些强制性保险制度克服了逆向选择问题；对人的利益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道德风险问题；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增强了市场主体的理性，降低了市场主体的信息成本等。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长短不一，有的与市场一样长久，有的在最近才出现；有的属于私法；有的则属于公法；有的在市场内部产生；有的则依赖于第三者；有的属于正式制度，有的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在众多制度中，最有成效的是公权介入后而产生的制度，这种制度属于经济法范畴，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 三、信息失灵的经济法克服 个人理性要能起作用的话，是以获得和交易有关的信息为先决条件的。[30]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进行交易的价格体现所有和交易有关的买卖双方的信息的情况下，交易才能最优化，市场就能达致高效率。但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与买卖有关的信息不可能全部体现在价格中，价格制度因此也不可能构成经济制度的全部，所以只有构建非价格制度，进行信息制度的创新，克服信息失灵，市场的高效率才有可能。这种解决市场信息问题的非价格制度的欠缺意味着市场常常是萎缩的，不是发展的，因为人们没有那种进入交易的强烈愿望，所以政府应该作为一种干预主体介入市场对信息失灵问题进行干预。政府[31]克服信息失灵的主要依据有四，第一，政府拥有垄断性的强制力，因此可以强制性地赋予私的主体的说明义务，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运用其强制力让私的主体说真话，说其该说的话。而私的主体自身是不可能强制性要求对方作出说明，因为各私人主体之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第二，政府作为超越于私人主体之上的公共组织，其综合信息收集能力及处理能力要强于私的主体。此处并非指政府的信息能力绝对要强于市场主体的信息能力，事实上两者的信息能力是各有所长，市场主体拥有私人信息，政府不可能拥有，但政府的独特地位导致其综合信息能力要强于市场主体。第三，政府具有组织优势，可以更有效地降低信息成本。第四，政府权威的存在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公信力，政府因此对其所提供的信息只须承担较轻的自我证实责任，自我证实的成本也很低。[32]政府提供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三，第一，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市场主体说明的义务；第二，直接收集、处理信息并向社会无偿提供；第三，进行制度创新，以直接避开信息失灵问题，即在该制度下，根本不存在信息失灵问题。以下对政府运用经济法的制度形式克服市场信息不足、不对称以及信息错误等缺陷进行深入探究。 （一）信息不足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关于市场总体信息量不足问题的克服，有多种路径选择，主要有二，第一，信息由政府直接予以提供，指导性计划是主要信息载体；第二，政府公权力介入私人主体对信息的生产及交易领域，以促进部分信息由私人主体予以提供，减轻政府的信息提供责任。[33] 1.政府直接提供信息 第三者直接提供信息并由市场主体无偿使用可以克服市场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的搭便车现象，[34]这个第三者非政府莫属。因为政府有以税收为方式的财富汲取能力，这种能力是政府所特有的；政府还是一种非营利性的组织，不象企业那样时时进行利润的核算，这使政府无偿提供信息成为可能。但政府提供的信息是否必然有效？这需要我们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即政府理性是否必然要强于私人理性？政府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增强私人理性？如果政府理性低于私人理性，则由政府提供信息成为不可能，也没有私人主体会去相信并采用政府提供的信息。我们认为，政府理性和私人理性在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强度，在私人信息领域，私人理性要强于政府理性；在非私人信息领域，[35]政府理性有可能要强于私人理性。在政府理性要强于私人理性之处，私人理性可以借助于政府理性而得到增强，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得到克服。这是政府理性的主要功能，也是相关制度的主要作用。“培育制度的必要性源于人性的某些固有特质，如在信息吸纳、评价信息和保留知识上的有限能力。”[36]正是人性的这些特质使经济法的功能得到凸显。 由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克服市场信息不足的主要法律载体是计划法。[37]计划法并不是以指令性计划直接配置资源的法律形式，而是以指导性计划优化市场主体决策的法律形式。指导性计划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增加市场主体的有效信息拥有量，弥补市场不能提供充分信息的缺陷，又能降低市场主体所需承担的信息成本，从而激励其作出生产、交易等各种决策。指导性计划既能增强市场主体的理性，又能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由此对市场交易形成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发展。“指导性计划实质上是一个过程，籍此，许多决策者能够互相交流有关市场条件的预期以及各自计划的信息，使他们的计划和市场预期一致起来。”[38] 2.对信息的私人生产及交易的公力支持 前已所述，在市场体制中，信息既是一种对交易的支持物，也是一种交易的对象。信息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物而被交易，是因为信息具有的内在价值和其稀缺性，交易信息能够给信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带来效益。但信息的弱排它性使其他主体产生搭便车的心态和行为，因而使信息生产者很难获利，从而影响其对信息的生产。这使公力对信息生产和交易的支持成为必要，这种支持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我国目前尚未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该法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减少信息的正外部性，确保信息生产者获得应该获得的利益，从而激励更多、更优的信息提供。因为信息的弱排它性不仅会使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增加，还会使信息主体不敢进行交易，从而不能实现其投资的目的，急需获取信息的主体则没有拥有最佳信息量而不能使其决策最优化。政府运用公权对信息产权进行直接保护，一方面可以降低信息主体对其所拥有信息的排它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信息主体对其所拥有信息的安全感，从而促进信息交易，增加信息产出。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并不是指所有信息都具有同等强度的特性，相对于非公共产品，信息的排它性确实很弱，但不同信息的排它强度是有差异的，有的信息产品的排它性较强，有的信息产品的排它性较弱；随着经济情势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公共产品特性也会变迁，有的信息产品由于有高科技的支持而发展出一种廉价的收费方式，从而使其公共产品的特性变弱甚至消失，这使某些信息由私人提供并实行有偿使用成为可能，而政府的公力支持则使这种可能性进一步的增强。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由私人提供，对于具有纯粹公共产品特性的信息还是应该由政府予以提供；此外，对在政府公力支持下由私人主体生产和交易的信息，如果政府的支持成本过高，则政府应该放弃这种支持，由政府自身直接提供相关信息。《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对信息生产的制度支持和对信息交易的制度支持两个部分，其中，对生产的制度支持是通过降低信息生产的难度、增加原始信息获取的途径和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组织支持等方式实现的。对交易的制度支持是通过确保交易的安全性、降低交易的成本、降低对交易的利益获取比例以及加强对非法获取、使用和披露信息的主体的惩处等方式实现的。 （二）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目前信息不对称的情形相当严重，也相当普遍。在美国， 人们断定每五位住院病人中可能有一人根本不必呆在医院，而医生比任何人都清楚哪个病人需要住院，哪个病人可以提前一天回家，哪些检查是不必要的，而病人自己则很难知情，其利益因此受到损害。[39]在我国，各行各业都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因此而产生了较多的消极影响。如出租车行业中 司机的不合理绕道问题；医疗行业中的不合理用药问题；经营者对不安全、不卫生的消费品的销售问题；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犯问题等，都缘于信息不对称。[40]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主要有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和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有三种方式，其一，让信息优势者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其二，激励其他知情者说真话；其三，由政府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从而使信息分布均匀。信息不对称的间接克服也有两种方式，其一，避开信息问题进行制度创新，在该制度下，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其二，创新一种非价格机制，作为对价格信号的补充。 1.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 （1）强制性赋予信息优势者说明的义务 《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政府进行强制性信息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在我国及发达国家的《证券法》中，信息披露制度相当完善，必须披露信息的范围、信息披露的程序以及信息披露的准确、及时、充分性的确保等都作了专门的规定，[41]应该说这是一种设计相当良好的制度，应该切实予以实施。只有进行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才会有投资的安全感，才会进行投资，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研究成果表明，会计制度健全的国家，经济增长也更快，因为健全的会计制度不仅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还能降低信息制造主体和信息需求主体之间的不对称程度。一项研究估计，如在90年代，把阿根廷的会计标准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将能使该国的GDP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4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赋予了经营者的强制说明义务，该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但与《证券法》中系统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区别，该法关于经营者说明义务的条款仅此一条，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该法第19条第1款有两部分组成，即“经营者应当说明真实信息”与“经营者不得虚假宣传”，前者是命令性的规范，是一种强制性说明的义务，后者是禁止性的规范，两者之间是并列的，并不存在层递关系。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并没有对违反强制说明义务设置相应的责任，而只在该法的第50条第5项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设置了几种法律责任，这说明该法第19条第1款的重点在于禁止虚假宣传，而不在于赋予经营者强制性说明义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在于确立经营者的自我说明义务，许多消费者只有经由经营者的说明才能对商品或服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虽然第19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询问，应当作出直接、明确的答复，但在很多情形下，消费者根本没有能力就商品或服务的问题向经营者询问，因为问题的提出也是以对商品或服务的一定程度的了解为基础的，如果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不了解，也不太可能提出适当的问题使经营者回答，所以问题的关键首先不在于消费者的提问，也不在于禁止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而在于经营者就商品或服务的自我陈述，在于在法律上直接赋予经营者的强制性说明义务。所以法律的修正应该增加设置第19条第1款关于强制性说明义务的法律责任，并且对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也应当加以明确。因为在该条款的规定中，“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是一个范围相当广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概念，在实践中，经营者究竟必须说明什么？这是一个相当不好操作的难题。首先我们可以确定说明义务的限度，如涉及到经营者商业秘密的事实，则不应在说明之列，如果必须说明，应同时规定对方的保密义务。其次应该明确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在立法技术上，可以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如经营者应该对商品的名称、规格、质量、产地、性能、用途、有效期限、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其它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43]向消费者作出准确、充分、及时的说明。 （2）激励其他主体说明真相 让其他主体说明真相需要有制度的激励，如果没有制度确保对该主体进行以物质为主要方式的激励，则让他们说出真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经济领域，每个主体首先作为经济人而存在，最大化利益是其主要目的，如果在说出真相之后，没有任何直接可获取的利益，则社会上绝大部分主体都不会作出这种选择，何况说出真相还会使其承受不利后果。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上确实存在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而不计报酬的举报者，但这毕竟只是少数，这些少数人所掌握的信息也是少数，尚不足以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克服。所以政府应该进行制度创新，设立悬赏举报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多的信息，还能获得在其它制度下所不能获得的信息，这种制度在我国目前应该普遍地建立。以食品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消费者在进行食品消费时，很难知道所消费的食品是否卫生，不可能知道所吃的菜是否有过多的农药残留，不可能知道做菜的油是否是潲水油，不可能知道作为原料的肉是否是病猪肉，……甚至不可能知道经营者的厨房是否符合卫生标准等。这方面的信息对消费者而是至关重要的，但消费者一般不能获得这种信息，因为获取这种信息对消费者而言成本过高，过高的成本使消费者获取这种信息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对经营者而言，采用不卫生的原料、按照不确保卫生的程序进行食品生产，其自身承担消极后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食品卫生监督部门由于受制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经营者时时刻刻进行监督，也就是说，该部门不可能获取所有经营者在所有时刻的不法行为信息，因此对其进行处罚就丧失信息前提；而这种不卫生的食品被消费者消费后，并不一定立即使消费者致病，甚至消费者不一定会有感觉；而在不卫生生产的成本过低的情形下，食品经营者进行不卫生生产的可能性就极大。[44]在这种食品卫生监督部门和消费者都不能获取充分信息的情形下，政府应该改变思路，考虑选择另外的方式获取信息。在食品的不卫生生产过程中，总有人会知晓不卫生生产的情况，政府应该设法让这些人说出真相，而悬赏举报制度是让这些知情者说出真相的最佳的途径。这种制度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因为利益激励是一种最强的激励方式；此外，政府的利益激励还可能打破不法人员之间的利益联盟，因为这种利益联盟的稳固性本身就不强，利益激励可以改变各利益联盟主体的利益构成，从而促使其中之一者说出真相。事实上，悬赏举报制度是政府花钱买信息的一种制度，相对于其它信息获取渠道而言，这是一种低代价的、有效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45]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的立法中，我国已经开始注重举报制度的引进和建立，如2000年修正的《产品质量法》第1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向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对检举人保密，并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 规定给予奖励。这是我国立法中至今为止规定的最为完整的悬赏举报制度。国务院在最近颁布的《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中第（八）项规定，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制度。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通畅的渠道，认真受理群众和企业的举报、投诉，制定并完善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46]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第3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行为，有权检举。但没有关于奖励的规定。我国目前有关举报的制度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之中，各自规定不一，也不成体系，某些法律对举报的规定很不完善，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所以我国应该制定《举报法》，详细规定对举报者的保密制度、奖金来源及发放制度、对打击报复的处罚制度、举报信息的使用制度等，以使举报者在举报时既有安全感，又能及时、足额获得奖励，还能使举报信息尽可能地得到充分运用。 除了建立悬赏举报制度以促使其他知情者说明真相外，经营者之间的有效竞争也能促进信息披露。竞争如何促进信息披露？如何降低信息成本？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竞争对信息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因竞争而导致企业利益的直接减少有可能使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而非法获利以增加利润；而竞争的存在则也有可能使企业不敢制造虚假信息，因为竞争对方是最佳的打假能手；此外，竞争的存在还会减少企业的私人信息，增加市场的公共信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如我国邮政部门在为提高邮资而上报的材料中称，全球600万邮政职工为60亿人服务，而我国60万邮政职工要为12亿人服务，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因此提高邮资势在必行。但事实上全球邮政每年完成的信函总量达4030亿件左右，而我国邮政处理信函的总量却仅为70亿件左右，其劳动生产率不足世界平均值的17%.[47]若我国邮政行业存在竞争，则其劳动生产力低下的事实肯定会成为一个公开的信息，邮政部门在为提价而上报的材料中肯定不会再作上述比较。经济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反垄断法》维护了竞争，确保了竞争的有效性，从而增加了市场中的公开信息总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性。 （3）政府或其它机构直接对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 在信息严重不对称之处，政府提供有关信息能够直接减少外部性。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很复杂，如产权不能明确界定、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极端追求等。信息不对称是外部性的私法克服的障碍之一，因为外部性的制造者与受害者之间就外部性的事实的信息不对称有可能直接妨碍受害者向外部性制造者提出赔偿要求，从而也不可能使整个社会作出进一步的反应。政府提供相关信息能够使民众了解外部性存在的情况及严重程度，从而使民众作出反应成为可能。以环境污染的控制为例，世界银行的一个工作组最近研究了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菲律宾的股票市场对环境状况报道的反应。这四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拥有实施环保的记录，但是，在企业的良好环保状况得到当局认可的消息公开报道后，该企业的股票价格平均上升了20%，当公民抱怨污染的消息公布后，企业的股票价格下降了4-15%.[48]印度尼西亚利用克服污染企业与被污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方式较为成功地控制了污染。该国的环境影响管理局开发出一项“污染控制、评估和环境评级计划（PROPER）”该计划从工厂中获得关于污染的数据，对其环保状况进行评级，并将环境评级情况向社会公布，通过金融市场对污染企业造成影响，因为金融市场会对企业的环保评级作出反应，利用公众的压力来迫使污染企业执行环保法规。由于受环境污染的人们参与计划之中，因而它在企业与有关方面之间达致了力量的平衡。[49]实践证明，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政府向公众提供有关环境状况的可靠信息，是解决相关环境问题的最佳路径之一。这种信息直接增加了反对环境污染的主体数量，增强了环保的力量。 政府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不仅可以降低信息劣势者的信息成本，还能向信息劣势者提供其自身不能获得的信息。《产品质量法》第2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定期其监督抽查的产品的质量状况公告。这种信息是消费者个人很难获得的，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获得这种信息向社会公布后，能增加消费者的信息拥有量，从而促使消费者作出合理的消费选择。消费者的消费知识有限，如对免熨衬衫是否可达到免熨效果，消费者一般不知道，往往要进行消费以后才能知情，但对免熨衬衫中含有甲醛并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事实肯定不知，在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委托有关部门对免熨衬衫进行抽查后，得出结论，绝大部分免熨衬衫含有甲醛，而免熨衬衫的免熨效果则几乎没有。这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最好的信息。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在近一年内向社会公布餐具洗涤剂、白酒、农药、电池、微波炉、西服、强化奶粉、啤酒等近百种产品的抽查结果，在公告中详细列出了每种商品的合格品种和不合格品种，并说明了不合格的原因。[50]这有利于消费者作出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克服信息的不对称，除了首先要确保信息准确性，更重要的是确保信息公开的普遍性，如果准确信息的公开度不大，则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贡献也不会大。我国目前政府在提供这类信息时，公开的方式仅限于电视、报纸及专门的公告等，从形式上看，似乎公开度已经很大，但实质上，由于信息劣势主体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些主体接受这些信息往往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相当部分人是得不到这种信息的。如含有PPA的药品被禁售之时，各种媒介都了这一消息，但在某些偏远农村地区，康泰克这种药还在销售，一些人也还在服用。所以，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越严重的领域和区域，就越需要政府直接提供信息，政府提供信息除了须承受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成本外，还须承受信息的公开成本，由于受制于资源限制，[51]政府不可能克服所有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领域，进行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还应把有限资源用于在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区域，专门用于信息的公开。 2.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创新 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从表面上看并不着眼于信息本身，但它或者在实质上能降低各主体对信息的需求，或者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从而促进原来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易。强制性保险就是一种绕过信息不对称而克服逆向选择的制度，这种制度对信息的要求几乎为零；利益激励制度也能降低信息劣势主体对信息的需求量；中介性机构的出现使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机构得到了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府的工作；而非价格机制的发展使信息劣势主体信息获取可以多元化，有些非价格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被高度浓缩的的信息，因此有利于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1）强制性保险等[53] 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一些没有被 私人开发的保险市场，如养老保险、失业和残疾保险等，都应有政府的正式保险计划。[54]为什么存在没有被私人开发的保险市场？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在保险领域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最终导致私人保险市场的消亡。对此，由政府进行强制性保险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经济学家的论证也认为，当市场失灵严重到私人保险不能提供足够的保险项目，就很可能需要由社会保险，即由政府提供的强制性保险来发挥作用。[55]我们认为，强制性保险等制度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是相当可行的。它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制度。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根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这种制度对信息的需求量很低。以强制性失业保险为例，所有劳动者都必须投保，这对劳动者而言是一个不能选择的强制性行为，这使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丧失了行为基础，政府在接受投保时也无需去辨认该主体是否更容易失业，信息不对称由此得到克服。 （2）利益激励制度 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利益激励是最佳的克服路径选择。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存在着相当的矛盾，奴隶主要得到奴隶更多的劳动产品，而奴隶则想得到更多的闲暇。就奴隶的劳动质量而言，奴隶主处于信息劣势，奴隶因而可以怠工、偷懒，为此奴隶主可以做出两种制度安排以促进奴隶劳动：（1）强迫奴隶劳动，不劳动则不供给食物或严刑处罚。这种制度的执行，奴隶主要花费资源监督奴隶劳动的整个过程，这会导致巨额监督费用，并且劳动过程的某些阶段根本没法监督；奴隶主还要承受对违规奴隶处罚的成本。（2）对劳动产品与奴隶实行分成制。这种制度的执行奴隶主只需监督奴隶的劳动产品，而不需监督劳动过程，因此不存在监督费用问题，而且分成制使奴隶有更大的劳动动力，无论从产品质量还是数量来说，这种制度都要优于强迫劳动制。[56]强迫劳动制并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反而加重了奴隶主的监督责任，使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趋严重；而分成制通过利益激励使奴隶能够进行自我约束，这种约束降低了奴隶的监督责任，因而减少了奴隶主对奴隶劳动质量和数量的信息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的不对称。在现代企业中，用利益激励去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是相当必要的。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赋予最有信息优势的人，以使这些人不滥用信息优势。向国有企业委派稽查特派员对企业进行稽查并不是一种最优的制度，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也在于克服信息的不对称，但这种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思路存在一定问题，它是从信息劣势方着手以获取更多信息，这不仅不能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克服，反而产生其它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克服应该主要从信息优势方着手，给予其一定利益，以使其与信息劣势者的利益大体相一致，从而减少信息劣势者的信息需求。 （3）中介机构 市场体制中的中介组织的功能和作用相当值得研究。这种组织也能克服信息的不对称。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就能使上市公司股东了解公司的具体情况。经济学家发现，因为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旧货市场如果没有非市场制度的支撑，是不可能存在的。目前这种市场能够较普遍地存在是因为得到了一些非市场制度的支持，如专门检测旧货质量并出具报告的机构出具真实的报告，一方面可以免除旧货卖方的质量证明责任，可以降低总体的质量证明成本，还可以使买方确信产品的质量状况，从而促成交易的进行。但中介机构在发挥其克服信息不对称功能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其提供的信息的公信力如何，如果中介机构普遍存在信任危机，市场主体对其所提供的信息根本不予信任，则信息不对称也无法得到克服。所以如何确保市场主体对中介机构的信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理论上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使中介机构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由于不追求处自身利益，非营利性组织容易被市场主体所接受，但不追求自身利益的特性同时会使非营利性机构处于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的局面，这会影响市场主体对该机构的认同。第二，强化营利性中介机构的行为责任。《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等都对一些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我们认为，因为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行事，并且面向社会大众，所以其违法行为的消极影响会相对更大些，故应该对其配置相对较严厉的法律责任；并且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也应强调严厉，因为若对其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会引发民众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危机，从而影响整个行业；此外，应该尽可能使这些中介机构负无限责任，各投资主体之间负连带责任，从而约束并促进其提供正确、有效信息。第三，在民众对不同层级的政府的信任程度不同的情形下，尽可能提升中介机构的成立审批部门和监督管理部门的层级，使更多民众能够更信任该中介机构。如《产品质量法》第19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在这规定中，把审批部门设在省一级，一方面是为了提高门槛，以确保检测质量；另一方面则为了增强民众对该机构的认同，提高对由该机构提供信息的信任度。 （4）非价格机制 “在信息不完全可得的情况下，聪明的人类总会在市场上找到一些非价格的东西来补充价格机制。我们对这些非价格机制的依赖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为购买信息而进行的投资。”[57]非价格机制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只不过不是一种价格信息。非价格机制所内含的信息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以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为例，内部管理科学、产品质量过硬的企业通过质量体系认证以后，在与其他主体进行交易时，可以不进行既费时又费力的自我质量说明，而交易对方也可以减少进一步的信息收集行为，从而既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又可以促进交易快速进行，还可以降低交易对方的防御行为。这种机制是克服信息不对称、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消极影响的最佳制度。康佳集团在全国彩电行业首家获得ISO9001质量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国际和国家双重认证。这一信息极有利于康佳集团的彩电销售。90年代初在杭州营运的中巴车车身上写着大大的“国营”两个字，这是在个体私营者多次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形下出现的。国营两个字有深刻的信息内涵。它意味着经营者不损人利己，意味着不过度追求利润。这个重要信息能免除消费者被宰的忧虑，从而促成交易。产品质量免检制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此外，交易者的良好声誉也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一种非价格机制。“商誉这个词意味着质量的持久性，而信誉是有价格（或罚金）的，因为它使搜寻变得经济。”[58]企业的良好声誉能够减少其在与金融机构、消费者进行交易时的信息提供量，还能降低双方之间的合作成本总量，如《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企业的良好资信对银行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自我证明责任，另一方面减少了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企业不提供担保而得到贷款直接减少了其借贷成本。 3.信息错误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经济法在禁止错误信息、促进正确信息的提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对错误信息的直接禁止 经济法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规定。如《会计法》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禁止；《广告法》对虚假广告和不当比较广告禁止；《证券法》对错误信息的禁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欺诈行为的禁止；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及第21条对假冒行为的禁止，第9条及24条对虚假宣传的禁止等。这些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市场中的错误信息，另一方面也直接促使了各主体提供真实信息。 （2）政府直接提供正确信息 对市场中有较大影响的虚假信息，政府应该通过提供真实信息的方式直接予以克服。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有说明的义务。政 府的这种说明义务主要来源于两点：第一，在市场中存在较多错误信息的情况下，政府是最佳的僻谣主体，其他主体都没有足够的公信力进行僻谣。第二，与单个的市场主体相比，由政府直接做这个工作可以节约更多的辨认、筛选、处理错误信息并予以公示的成本。 （3）禁止价格扭曲及对扭曲价格的矫正 “当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可以自由发挥作用时，价格衡量稀缺的程度。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价格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因为它们传递着关键性的经济信息。”[59]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是信息的主要载体。价格是一种高度浓缩的信息，它虽然只表现为一个数字，但它所内含的信息量很大，市场主体主要依据这种信号做出决策。市场的良性运行有赖于价格信号的正确性。但价格很容易被人为扭曲，成为一种错误的信号，从而影响微观的效率和宏观的有序。经济法对价格扭曲的禁止及对扭曲价格的矫正主要体现在《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中。《价格法》第7条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第14条第2项规定了禁止低价倾销，第3项规定了禁止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行为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确保价格能够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确保价格信号的正确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规定，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这个禁止性规定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因奖金太高而使价格扭曲。《商业银行法》第31条与38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和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存款和贷款利率；第75条对擅自提高或降低存款或贷款利率的行为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主要在于确保利率这个价格信号的正确性。 4.经济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 信息成本过高并不是市场体制中信息失灵的直接表现，但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信息错误往往导致市场主体自身承受巨额信息成本。经济法在克服信息失灵的过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主体的信息成本，从而直接增加市场主体的利益，在总体上提升市场效率。经济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主要有三，第一，通过政府提供信息公共产品降低市场主体的私人信息成本。第二，通过制度降低对信息的需求量，减少市场主体对信息的搜索行为，从而降低信息成本。第三，通过赋予信息优势主体强制性信息公开制度，减少信息劣势主体的信息成本。此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经济法通过克服信息失灵降低信息成本的同时，也直接降低了市场主体的自我防御成本，从而提升了市场主体的获利水平。 经济法论文:国家失灵与经济法 摘　要：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是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文章首先探讨了国家失灵的定义、表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看法，认为经济法的概念中不应包括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经济法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克服国家失灵，经济法的功能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的法律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并认为严格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经济法。 关键词：市场失灵；经济法；国家失灵；行政法 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与经济法的关系，目前经济法学界研究得比较深入，基本上已有定论。由于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导致了垄断、外部性（主要指负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信息偏在、巨额交易费用、经济周期、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形式出现，市场的自由、放任发展合理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在资源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市场失灵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从而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市场不能自动纠正自身的失灵，只能借助外力来克服，从而引致了国家力量的介入及相应的制度需求；国家干预及相应的制度供给，促成了现代经济法的诞生。“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这是我国经济法学界近乎一致的观点。”[1]但国家失灵（governmentfailure学界有时翻译为“政府失灵”。下文还要论及政府失灵与国家失灵的区别。）与经济法有怎样的关系，学界的意见却并不一致。[2] 一、国家失灵的概念剖析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市场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市场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相对于市场失灵，所谓的国家失灵是指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国家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导致其配置资源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学者针对市场失灵的概念，提出所谓的“非市场失灵”（non-marketfailure）概念，指“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认为非市场因素不仅仅指政治、政府、行政等“正式规则”的内容，还包括文化、习俗、宗教、传统等“非正式规则”的内容。[3]但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一般仅指市场和国家两种，其他的非市场因素并不被直接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所谓的非市场失灵，也主要是指国家失灵。 这里需要对“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作一区分。大家一般是把二者放在等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但相对于这两个概念，有学者对“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4]这种观点认为，不管“政府干预”论的理由是什么，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推动或限制，主要是通过国家的立法进行的。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它们的贯彻和执行不能因为政府的更迭而受到损害。因此，这种干预是国家的干预，而不是政府的干预。该观点还认为，政府不是贯彻执行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的惟一机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为了避免政府决策错误，有些经济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组织来承担的，例如关于稳定货币的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作出的。借鉴这一区分理由，便合理地推导出有必要区分“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本文切入论述的基点便是“国家失灵”，而非“政府失灵”。但政府作为国家的人，政府失灵也必然体现为国家失灵，而且国家失灵又大多表现为政府失灵，因此，本文也多是从政府失灵这一国家失灵的常态和典型入手展开论述的。 二、国家失灵的内容表现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5]这种国家作用的不到位、越位或错位，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具体说来，国家失灵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6] 1.政治决策失误。政治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的特点。市场决策以个人作为决策主体，以私人物品为对象，并通过完全竞争的经济市场来实现。政治决策则以集体作为决策主体，以公共物品为对象，并通过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场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产生，只是各个利益集团间或政策受益方和受损方之间博弈的结果。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也证明，经过各种政治决策方式得到的，所谓科学的、最能体现尽可能多人意志的政策目标，其实只是受投票规则、投票程序操纵的政治产物。政治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和障碍，使得国家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决策。 2.国家过度增长。“政府部门的普遍增长这一重大的发展变化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7]首先，国家赋税和政府支出急剧增长。19世纪初叶，欧洲国家的赋税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8%-10%；今天，却已吞噬了国民收入的30%-50%.其次，政府机构急剧膨胀。这不仅表现在政府机构数量的急剧增加，而且表现在政府机构中供职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再次，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日趋扩大。政府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活动与家庭活动置于各级政府的监护之下，这种转移导致了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从而损害了企业与消费者利益。 3.国家机构低效率。国家机构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缺乏竞争，它们倾向于预算规模的不必要扩张，增加工作人员，提高薪金和办公费用，造成大量的浪费。同时，国家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国家官员的目标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规模的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势必导致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另外，作为监督者的政治家和公民，完全可能受到被监督的国家官员的操纵。监督的失效导致国家机构的低效率状态更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克服。 4.分配不公正。市场活动引致了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而意在克服市场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干预，其自身也可能产生权力集中与收入上的分配不公正。国家机构及其官员从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中得到额外的利益，会给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一种负向激励，从而降低社会 劳动的效率。查尔斯·沃尔夫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干预，都是由一部分人将手中的权力强加到其他人的头上，并且这种权力总是有意地并不可避免地被交给一些人，而不给予另外一些人。这种权力的再分配给滥用职权获取灰色或非法利益提供了机会，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三、国家失灵的原因溯源 1.国家的经济人属性。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产生以后，社会关系和秩序变得复杂和充满矛盾。因此就需要有一种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一旦产生，便拥有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不断地从社会中猎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并逐渐予以固化，从而渐渐异化为社会的对立面。在这一“经济人”动机的作用下，便会出现国家失灵。 2.国家的有限理性。国家逐渐作为独立于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它也不是万能的，它具有“经济人”一样的弱点，它也要面临着决策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丢失、决策成本过大、决策者智慧不足、决策者利益约束等方面条件的制约，[8]并不能找到准确地干预市场的“度”，许多政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3.国家的官僚主义属性。首先，国家官僚追求国家机构规模的最大化。按照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力和酬金经常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其次，国家官僚的行为不受产权的约束。由于国家预算是公共所有的，因此政府预算可出现赤字，其额度也可以通过国家立法追加税收来提高。第三，国家官员的行为不受利润的支配，他们的收益仅与最大化预算正相关。 4.国家的垄断性。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围。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被供应的产品，缺少一个可靠的参照系和反馈机制来检查国家机构的运行状况，从而不具有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来影响国家。同时，由于监督机构的信息多仰赖于被监督机构来提供，监督者完全有可能受到被监督者的蒙骗和操纵。 四、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联分析 从以上关于国家失灵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国家失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由它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以后便具有的客观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人们只能力求减少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却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国家失灵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在这一前提下，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经济法的概念与国家失灵。经济法的概念是进行经济法学习和研究以及学科体系构建的平台。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是以先验的、主观的经济法概念去演绎所谓的经济法现象呢，还是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客观社会现象，从中归纳出经济法的概念，然后再去演绎各种经济法现象呢？在这方面，笔者同意“经济法研究中的语境论进路”观点。[9]该观点认为，法部门（包括作为传统法律部门的民商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与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经济法）的观点和实践皆与特定的语境相关，经济法则是经济的集中和垄断（市场失灵）、现实主义法学思潮、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社会本位）、规范主义的方法论等特定语境的产物。依现在学界的通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首先在美国出现了解决市场失灵的法律机制，德国则把“经济法”这一词汇引入了立法，继而促成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兴起。“英美法系的国家至今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谢尔曼法在美国被划为商法。”[4]（P697）但大陆法系法学家为了研究的方便，同时也是研究深入的结果，结合德国经济法的实践及其产生的语境，统一将这种克服市场失灵的法律规范称为经济法。这是由客观的社会现实存在归纳出经济法的定义，即经济法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由国家对特定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之后，经济法的概念才逐渐传播到东方，如日本、中国等国家，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包括“法治国”的理念，何尝不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许多学者也承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的，为矫正市场失灵而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规制，这样的法才是经济法。”[10] 当然，这里又牵涉到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问题。依据上述对经济法概念追本溯源的考察，应该说，严格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存在经济法的；或者说，可能有“舶来品”的经济法概念，但是不存在经济法现象。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市场，当然也不会发生市场失灵，这时所谓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这时也存在经济法），“与其称为经济法，不如称其为经济行政法。”[10]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市场化取向改革，这时涉及到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市场失灵现象也才逐渐浮现，此时市场和国家的关系才进入了经济法调整和研究的视野，这时才可以说，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需要由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对经济法的制度需求。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11]使这一语境下的经济法及其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能因为经济法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而改变经济法概念的质的规定性，这样的话，就是颠倒逻辑顺序，等于先定义一个经济法的概念，将克服所谓国家失灵的任务纳入进来，然后得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经济法，甚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经济法的结论，这样可真是匪夷所思了。 2.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并无直接的联系。现代经济法概念的诞生表明，经济法最初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需要，克服国家失灵的任务并不应该由经济法来承担，相反，产生经济法的最初动机是需要国家的干预，经济法正是对在国家克服市场失灵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政府失效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恰恰是经济法实施所必然产生的一种负效应。也有学者提出经济法的本质与功能在于国家（政府）为解决市场失效而对经济运行进行矫正或调整，市场失效的特征及其对矫正或调整手段的要求，决定了经济法不可能在解决市场失效的同时，又解决政府失效的问题。[12]当然，关于政府失灵问题，有文章认为，国家规制的底线应是政府失灵，正如经济法的运用应“以民法对市场失灵彻底克服上的力不从心为前提”[13]一样，笔者认为这倒是一种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较好定位。 3.经济法的功能与国家失灵。结合上述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则不属于经济法的调整任务。正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法中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的底线是国家失灵，而国家失灵的法治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 有文章探讨了经济法是授权于国家还是制约国家之权，认为虽然经济法授权于国家规制市场经济，但同时国家又只能在经济法范围内对市场经济进行规制，而不得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国家必须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平等地遵循经济法。也就是说，经济法对国家而言是一面“双刃剑”。与此相似，有学者曾形象地说，法律本来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笔者认为，砍的这一刀便决定了矛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要这一刀砍的位置是经过周密的调查论证，是科学的、合理的，那么，这一刀就成了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分割和界定，双方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定分止争”。因此，国家 干预的权力在经济法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则既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赋予，又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限制。经济法通过科学、合理地界定国家干预权力的边界，达到更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的目的。国家相应机关依法行使其干预权力，可以避免国家失灵的出现，但这并不表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里包含有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它只是努力避免或减少出现国家失灵而矣。 而关于国家失灵克服的法律制度选择问题，则应是“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而不是经济法的任务。”依本文的观点，国家失灵不仅仅包括政府失灵，还应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失灵。行政法主要克服政府失灵，而且政府失灵是国家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也正是一般意义上，大家总把政府失灵等同于国家失灵的原因。现代意义上三权分立或者相对区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国家政体模式的出现，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诞生的，这时才出现了单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这时国家失灵便也可以通过这些机关表现出来，但它们并不是国家失灵的典型表现形态。这些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原来的行政机关里分离和独立出来的，从表面来看，好像国家机构增长了，本身便是一种国家失灵的表现，实际上其本意是要克服政府失灵，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不致对市民社会和公民权利造成不可控制的损害，但谁又能预料到这本身便构成了国家失灵了呢？ 这些政府以外国家机关的失灵可以依靠宪法性法律制度安排来加以解决，如相应的国家机关组织法、相应的程序法等，由它们来对这些国家机关的权力边界和机构组织运行程序加以界定，以克服其失灵。政府失灵则是早已存在并为人们所意识到的现象。人们由于害怕行政权力的过于强大和不可预期对自己造成损害，很早便设计出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来对行政关系进行规范，从而使国家行政行为被纳入法律制度规范的范围，使国家不能再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这一法律制度便是行政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存在不同的功能取向。行政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是界定行政机关具有的权力，第二是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条件，包括行政程序，第三是对不法行政行为的救济。[14]无论行政法作用的保权说、控权说还是折衷说，[15]行政法都通过自己对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规制，力求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决策失误，接受公民的依法监督，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严格限定政府的规模，规范政府机构的权限，从而来克服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危害。这不是经济法可以安排和解决的。 经济法论文:从市场失灵看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所谓机制，依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实质就是系统本身渗透在各个组成部分中并协调各个部分使之按一定方式运行的一种自动调节、变应的功能”（注：孙培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问题研究》，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实际上就是指经济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整并形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它主要包括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作用方式及作用结果等。我们知道，经济法是商品经济社会中，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学者将经济法定义为：“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无独有偶，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定义，如日本学者江上勋认为，“经济法是以自由经济为基础，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无力解决的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法规”，法国学者德让认为，“经济法是以给予公共权力机关能够对经济采取积极行动为目的的法律规则的总称”（注：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正是经济法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影响，或者说决定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以及表现形式。 但从经济法在我国近二十年的表现来看，虽较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由于经济现实的原因，经济法在我国多以政策法为表现形式，因而出现了对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不甚清晰，对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偏离或抛开经济法应有的价值，并造成经济法作用范围随意确定，作用方式随意改变，以致出现经济法的作用结果与经济法的应然目的相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探讨了经济法的作用机制，探讨了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等几个理论问题，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经济法的作用机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 1、 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市场调节实质上意味着市场主体要求自由发展，而国家干预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介入。在资本主义早期，主张谋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认为在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引导下，既能够实现其自身利益，也可促进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如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理论家，就强烈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工商业的一般事务进行干预，认为国家干预会造成减低利益的结果（注：〔英〕埃克里·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4～152页。）。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发生于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市场自发调节功能不可克服的缺陷显露，国家干预经济的存在就成为必然选择，并且这种国家干预也确实给西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实际效果。但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出现，“国家干预”理论又受到了排斥。于是一些学者（包括法学学者）又认为，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必须同时作用于经济领域，实行“双轨制”。依此理论似乎既解决了经济问题，又解决了经济法问题，但是到了70年代以后，国家干预同市场机制之间的冲突又开始显现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的作用明显，而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二者的调节方向又有可能发生冲突，致使国家干预调节效用递减或市场机制功能受到阻碍。不仅如此，由于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存在序列差，即前者是横向的、瞬息变化的，后者是纵向的、相对稳定的，加之“市场对自由、平等和权利总是积极要求的，正象人对权利的态度是积极的一样。相反，市场对权力的介入和干预却总是本能的表现出消极态度，甚至是排斥，这又恰如人对义务的态度”（注：孙笑侠《宽容的干预与中立的法律》，《法学》1993年第7期。）等等原因， 致使现实生活中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矛盾的出现。如在我国，经济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就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如何界定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范围及调节、干预的程度，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就表现为如何进行经济立法及经济立法的内容。 2、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传统法理认为公平与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的价值目标，一些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的论著，又将效益视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视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以解决效益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等，但公平、正义与效益二者在经济法中如何体现及在现实中如何操作，也是经济法难以解决同时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律效益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投资与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之间的比例；二是指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与立法所确定的预期目标的差别。具体到经济法中又体现为两种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公平指的是最大化缩小个体之间的差距，在经济法中主要表现为竞争环境、经济收益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而属社会效益的范畴。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社会，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只能是市场主体自己，他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便希望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斥外力的干涉，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国家干预“或多或少地侵害了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从而影响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增加”（注：转引自顾培东《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只是由于市场主体的自身条件不同， 其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必有差异，要达到或体现公平，又需外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干涉，从这一意义上即国家权力对竞争环境及竞争结果的干预，同时，公共管理职能又要求国家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社会效益，因而又出现了对市场主体的自由经济活动也进行干预等，即出现了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等问题。这似乎又追索到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又表现为经济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虽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着互补性，效益与公平也具有统一性，但在经济法的具体规范中却难以体现，如针对某一特定的地区、部门或某一特定的市场主体，如何解决其效益及与其它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问题，即经济法“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注：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即既实现公平又促进效益， 却是很难确定的。 3、管理与服务的矛盾， 这里是指国家对市场管理和对市场服务的矛盾。管理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市场调节功能的介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调节功能的改变，服务指的是国家权力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这一矛盾体现在经济法中就是如何确定国家权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因为，管理要求国家权力处于主导地位，而服务又要求国家权力处于辅助地位。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调节的任何偏差，所带来的结果都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的巨大衰退。如果经济法把国家权力定位于次要、辅助地位，即国家仅仅充当“勤劳的守夜人”角色，此举虽有利于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使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但同时，市场机制愈完善，又愈容易使市场的自身缺陷显露出来，愈难以保证供求总量和结构总量的均衡，此时，国家权力反将成为市场失灵的“帮凶”。“企图回到纯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国家缩减到仅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胄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度的职能，实际上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注：〔英〕艾伦《法律与秩序》，转引自孙笑侠《法理学》。）。反之，如果一味强调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又会导致市场调节功能的弱化，甚至使市场调节功能受阻，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实施结果，已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示例。因而，经济法如何解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即在确立国家权力的地位的同时，又能使其最大化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无疑也是经济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4、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孰轻孰重的矛盾。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一般皆以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经济法尤为突出。但同时，在经济法作用于现实经济的过程中，却又经常出现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的冲突。 所谓经济手段是指国家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从物质利益的原则出发，运用经济杠杆组织调节和影响社会经济的活动，其核心是通过经济利益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而行政手段则是依靠行政组织按照行政方式来管理经济的方法，其核心是通过一种带强制性的、命令性的方法来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经济手段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改变经济状况、实现经济目标；行政手段虽能弥补经济手段的不足，但不适当地扩大行政方法，强化行政手段又易导致脱离经济规律。虽然经济法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是双管齐下平等适用，还是有轻有重，区别对待？以及如何区别对待等等，也是经济法所面临的又一难题。 二、市场失灵与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前述经济法所面临的诸种矛盾，究其原因，关键在经济法的作用机制由于理论上模糊不清，以致在经济立法、执法的过程中，多为应急措施或短期行为，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所致。我们知道，法律的出现系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经济法也是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因国家自觉干预经济、弥补市场缺陷和矫正市场失灵而产生。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经济领域推崇市场机制，崇尚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反对国家干预，认为“政府唯一的合法职能是使由私人契约创设的义务得到履行”，因而，无论在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还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实践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都十分有限，只是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市场机制调控经济的运行过程主要是通过供求关系、价格信号和自由竞争等一系列环节来实现资源的配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运行机制却在不断变形，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也日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市场机制调控经济是通过自由竞争来实现的，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垄断，使市场机制失去了调控功能。垄断使市场主体无法实现自由竞争，价格指示器的显示功能在垄断条件下明显地减弱了，即通过价格的调节解决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也无法实现；第二，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也决定了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平等、迅速、完全地获得市场信息）、价格信号的时滞性（价格信号的显示过程不是迅速的并具有波动性），导致了经济运行紊乱、社会资源浪费、宏观经济效益降低等；第三，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外部负效应，即市场主体生产所带来的社会负效益，如环境污染问题。并出现市场主体不愿从事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产业，造成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不合理，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无人提供等问题；第四，市场机制的调节无力解决社会产品分配不公及社会保障问题。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垄断的出现，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市场仍然不是万能的。国家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弥补和矫正市场的这些缺陷，即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经济法也正是基于此而产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尚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但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自觉干预社会经济，完成了国家从自发、零散干预经济到自觉、系统干预的转变，并使现代经济法日趋成熟起来。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改变这种局面，经济立法及其内容又逐渐出现了同时体现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成分，经济法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然目的也日益被公众认同，并将经济法中国家干预成分定位于有限、适当干预，以期与市场机制保持一致。所以，我们说是市场失灵决定了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即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作用方式等均以市场机制为中心，主要在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与不足，消除市场失灵，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与不足，导致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并促成了经济法的产生。正是经济法的这一产生条件，决定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及作用方式。 1、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 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协调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促进社会进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总的来说应是协调与发展。 第一，经济法追求法的一般价值取向-公平与效益。传统法理一直将公平正义视为法的基本价值，“无论在中文、西文中，用以表示法的词都有平、正、直的含义”，“平即平等与平衡”，“正即正当与公正”，“直即正直或公道”（注：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所以，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公平正义是任何一个社会及其成员所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这也是良法应有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在体现公平正义的同时，还应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效益作为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已为众多法学学者所接受的原因。法律制度正逐渐受制于公平正义与效益的二重评价，经济法更是如此。 第二，经济法服从于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干预调节并 不是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为了恢复、纠正和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从经济法内容可以看出，国家规范市场主体、反对并限制垄断、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建立竞争秩序规则、进行宏观调控等，都是为了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并非完全抛开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市场调节的目标与任务，首先是为了恢复市场的功能，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如反对并限制垄断、建立公平的竞争秩序规则等；其次是纠正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建立、健全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体现经济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再次是弥补市场功能的缺陷，如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进行宏观调控等。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主要以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作为自己的存在目的和作用限度。必要的有限的国家干预措施必须遵守“与市场一致”的原则，这也是经济法作用机制走出两难困境的途径。而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就是如何有效地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就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经济法作用机制的目标-协调与发展。“经济法不外是适用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换句话说，经济法也就是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经济法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 协调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因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机制下，由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供求总量及供求结构失衡、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公害、缺乏社会保障等，国家干预或说经济法就是通过规范市场主体、市场规则、保持总量及结构平衡、消除或减少社会公害、建立和健全社会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保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为自由市场竞争创造和保持所需的制度条件，使市场机制更具效力；二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安定，协调社会平衡。由于社会经济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就是运用国家干预，在协调的基础上，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2、经济法的作用范围 这里所说的经济法的作用范围主要是指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工具，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缺陷和不足的范围，即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它不仅体现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更展示了国家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体现的协调与发展的价值要求。 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概括而言有以下四类：一是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对市场运行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予以调节、完善。因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不仅将导致垄断的形成，阻碍和削弱竞争、导致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脱离产品价值的垄断价格、产生垄断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还将因垄断技术而阻碍技术进步，从而损害垄断企业与消费者的权益，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就是通过经济立法，通过市场竞争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二是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干预，即改变或创造经济运行条件，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和优先地位进行重新分配。国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计划、投资等手段，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进行调节，实现总量与结构平衡。三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市场主体都是在最大化的追求经济效益，同时由于经济规律的左右，任何产品或服务供求关系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大量的生产者和社会资源总是集中于利润较高的行业和部门，其结果往往又造成利润较低的基础行业衰退，尤其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更是如此。这也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因。四是国家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实施社会保障。“‘看不见的手’可能惊人地有效率，但它同时也带来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注：〔美〕萨缪尔森《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十四版，第555页。）， 为在市场机制的分配基础上尽量做到社会公正，保证社会安定，减少人们的生命、生活风险负担，国家必须干预市场调节的社会产品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 3、经济法的作用方式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其作用方式主要是指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即国家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缺陷与不足的方式。从上述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经济法作用的范围）可知，国家除直接参与有限的经济过程外，主要在于对市场的管理、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所以经济法的作用方式也必须为其特定的作用范围服务。 从现代经济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力度不同，经济法作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如最早的现代意义的经济法-1890年美国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纯粹是禁止性规定， 而一战后的经济法则出现许多授权性规定。 进入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作用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于凯恩斯理论所导致的成熟的现代经济法过份强调国家干预，随着二战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功能的恢复，导致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出现了矛盾，因而体现经济法作用方式的国家干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法由于产生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九十年代后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传统的制度模式和法律意识作用，致使我国的经济法作用方式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往往出现通常所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经济法从法律形式上看，应属公法范畴，但其作用的领域却又是私法作用的领域，出现所谓的私法公法化。由于公法的作用方式是强制命令式，这又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利的。所以经济法的作用方式不能单靠公法的作用方式；但同时，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又不可能完全采用私法方式，所以在经济领域就出现了公法化的私法作用方式。国家干预经济虽往往以国家直接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式进行，但其重点却是弥补和矫正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这也就定了经济法作用方式的重点应是如何使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有效地结合，共同调控经济的运行，促进社会的发展。 经济法既然是上述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的结合，其作用方式自然也就是公法作用方式与私法作用方式的结合，具体说来就是协调、平衡。 陶广峰 杨仕兵 经济法论文:发展与创新：经济法的方法、路径与视域 摘　要：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自生自发，群体互动，历经数载的艰辛探索，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推动下，现在已经是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特别是一批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中青年学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文章从研究方法、分析路径、审视视域三方面入手，对我国中青年学者在经济法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进行了梳理与评介。笔者期望通过此种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综合研究，能对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潜深拓新有所助益。 经济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法律部门，也是我国法学领域中逐渐长成的一个新兴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为经济法理论框架的建构、主流学说的确立、经济法思想的传播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奠定了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在经济法的学科研究阵营中，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敢于创新、敢于尝试、敢于实证，为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添上了一笔笔浓墨重彩。我作为老一点的经济法学研究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因此觉得很有必要对我国中青年学者在经济法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与评介。这既是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一种赞赏，也是对经济法不断拓新研究领域与研究进路的一种倡导。 需要说明的是，囿于资料的限制，难免挂一漏万，事实上，对我国经济法理论做出过贡献的中青年学者远远不止我在文章所提到名字，今后我将继续关注我国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理论的研究成果，以便从中吸收养料。 一、方法维度：推陈与出新 法学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基本性能、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的思维方式、工具、规则和程序的总称。法学的发展与法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法学研究方法本身就是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法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法学方法的每次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了法律理论的突破和变革，而法学理论的突破和变革，往往又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1]（P8）我国经济法学界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这里所谓的‘新’既包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又包括历史上曾有过但我们没有使用或者没有很好使用过的，或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创造性使用的研究方法或者思维模式。”[1]（P8）我国中青年学者研究经济法的方法，可以说是法哲学方法、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社会学法学方法和法律史、法学史方法交相辉映。因此，对中青年学者的一些研究方法进行检视和评价，有利于促进经济法理论的繁荣。当然在对他们的方法论进行讨论的时候，并不仅局限于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分析，而是要将运用该方法所取得的一些理论成果一并纳入讨论范围，以研究方法带出理论成果，以理论成果佐证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毕竟只是手段，而理论的发展、创新才是目的，并且二者实际上也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一）法哲学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法律哲学始终是与某种一般哲学有联系的，但往往以后者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2]（P10）事实上法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移植哲学方法中的价值分析法，其运用价值判断来评价经济法律现象，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怎样满足人的需要，探索经济法的价值。中青年学者在研究经济法理论中广泛采用了法哲学的研究方法。 程信和从经济法基本范畴的角度研究经济法的基本理论，认为每个成熟的学科都有特有的范畴，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细胞，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并且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景。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宏观平衡和微观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3]此外，其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法的发展观经历了从“促进经济发展”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再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经济法的效益观是追求社会整体效益，且必须反映环境效益；经济法的公平观在内容上除包括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外，在时间跨度上应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经济法的安全观还必须把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纳入其中考量。[4]在这里，我更看中把经济法的全部作用归纳为发展、分配和安全的理论，应当说这种揭示抓住了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目标。 张守文针对经济法理论中行为理论的薄弱现状，从经济法主体、主体的权力和权利，以及其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提供了“调制行为”这一重要范畴，以区别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从而进一步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制度。张守文将经济法主体分为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而且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主体的法律责任具有双重性（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和社会性。他认为，所谓调制行为，就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规制行为，即在宏观上通过调节来控制，在微观上通过规范来制约，从而在总体上通过协调来制衡。调制行为在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和经济法制建设中占核心地位。[5] 单飞跃从经济法的研究路径、经济法与法治运行的协调性、经济法与法治发展的路向一致性等方面的整合角度出发，从法治理念层面指出经济法的“法治理念”为4个方面：（1）自由理念，即市场竞争自由，经济政策民主；（2）公平理念，即规则公平、信息公平、分配公平；（3）发展理念，即持续发展理念、公平发展理念、快速发展理念；（4）安全理念，即宏观经济安全与发展安全。并进而说明了经济法不是异法治范畴，而是与法治共生共融的科学体系。另外单飞跃还从哲学的角度对经济法的价值范畴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经济法的目的与宗旨，决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原则，揭示了经济法的存在意义。他从4个方面论述了经济法的价值范畴： （1）存在价值———商品经济的普遍性，经济法是以商品关系为生存基础的法，是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规范。 （2）法权价值———权力的规制，即经济法是对私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行双重限制的限权法。 （3）资源价值———发展公平。发展公平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受益公平、地区公平、产业公平。 （4）社会价值———经济安全。即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提供保障。[6] 此外，邱本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式论证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认为它们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原则、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析。[7]（P254～310）王全兴认为研究框架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经济法的研究框架包括经济与法律互动框架、经济法规体系框架、主体———行为———责任框架，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复合法益主体框架、当事人———相 关人框架、当代人———后代人框架、比较框架以及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8]（P38～65）。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主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是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效益，不只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而自由和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自始就将公法与私法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天然要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9]（P152～159）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10]程宝山对民法和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前者着眼于增加个别交易的效率，后者强调社会总体效益；前者强调机会公平，后者强调结果公平。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主导法，两法的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谐和性和互补性。[11]而卢炯星则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宏观经济法”的概念，认为宏观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为确保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宏观性、总体性。 （2）主体一方必定是国家及其授权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3）各主体经济权利义务之间具有相对不对称性。 （4）具有变动性。[12] 尽管法哲学的研究方法非常传统，但中青年学者却能从多角度、多维度运用此种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基本概念等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进一步巩固了经济法的地位。由此可见，法哲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运用法哲学方法去研究经济法的同时，也应当研究经济法对法哲学的理论贡献。有学者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13]这是我们在采用法哲学研究方法时应当予以重视的地方。 （二）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 经济分析法是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它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的思想是效益，即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经济分析法学已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正如庞德所指出的，“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14]其研究方式对我国中青年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吕忠梅、刘大洪运用经济学的成本与效益理论、供给与需求理论、均衡理论对经济法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性”，包括节约、效益和经济手段三个方面的含义。节约即节约交易成本、资源消耗和权利配置的费用；效益指用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经济手段是指非民事、刑事、行政手段。作者认为由于市场失灵，国家就必须调控干预经济的运行，为了保障经济运行的效益，经济法就必须存在，经济法的独立存在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国家的干预是有范围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就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界限，即当交易成本不大时，仅有民商法即可，只有当交易成本过巨时，经济法才有干预的必要，这就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对“适当干预的原则”作了较为深层的解读。同时作者还主张从另一层面剖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深入地考察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政策及其趋势和未来走向，并由此得出结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当是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据此经济法主要是由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规范两部分组成。[15] 朱崇实在《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再思考》一文中，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因为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存在外部不经济效果，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实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公共物品只能由国家提供，因此经济法也调整国家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在完成公共收入和支出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国家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并且会开办某些国有企业经营以及供给某些公共产品，因此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最后市场机制会产生收入与消费中的极大不平等。要消除或降低这种不平等，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依靠国家来实现整个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所以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社会公平的维护者，在实施二次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至此可完整的表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周林彬认为经济法律的经济根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交换社会化理论。各个经济根源的内容虽有所侧重，但实质内容都与“合作”有关，因此“合作”是经济法的基本经济根源。以此为研究进路，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性质及其边界这一困扰民商法和经济学界的所谓“调整对象”的问题，则可以从“博弈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答案。作者认为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以平等人之间的同意（合作博弈）为基础的，区别仅在于民商法在市场主体之间小范围的两人谈判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而经济法则在主体之间的两人以上谈判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因此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边界就位于市场主体两个私人交易或两人以上的公众交易之间，由于两人以上涉及公众的利益，所以经济法所反映的公众利益（表现为国家利益），也是一种公法利益。[16] 王继军主张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应当采用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个涉及利益结构调整问题，在现实中，利益结构的调整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律条文的，利益变动的力量有时可以超出法律的框架，所以，以追求稳定性为目标的法律来规范不断变化的利益结构，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就需要在法律领域内引入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也许在某些法律领域如刑法涉及的犯罪问题，为了“除恶务尽”，我们不去计较执法的利弊得失，但是其他的法律特别是经济法我们必须谨慎评估其经济后果和利益得失，这样的评估能使我们了解社会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社会成本以及经济法律法规 是否真正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把这个观点继续延伸，实际就是一个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在实践中被忽略了。 陈乃新在探讨经济法的本质时，从增量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法能够最有效的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为只有经济法才能调整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剩余（增量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其中，企业法和竞争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部分，前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微观领域的初次调整，后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宏观领域的再调整，两法共同规范增量利益的生产和分配。他认为，在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竞争中，调整存量利益关系的民商法已不宜作为现代法治模式的主导，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经济法。[17]此外基于经济学上剩余权的基础，他还提出了一种新的适合经济法的“法权原则”。其认为，在社会化生产之前的古代社会，存在的是“个人所有权绝对”与“国家行政权绝对”的旧法权原则，它们局限分别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而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产生的经济法，则以其“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来缓和剩余权冲突，这就是为在剩余权冲突的两部分人之间调剂利益分配并保障无限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成为现实提供制度保证。[18] 应飞虎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对我曾经提出过的“需要干预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他的探讨，我并不在意他对我的观点所作的符合我的本意的合理性的说明，我更在意的是他提出了高于我的一些认识，这是我为之感到欣慰的。他认为“需要干预论”的特殊价值就在于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作者认为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的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并且“需要干预论”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作者进而指出“需要干预论”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性行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9]此外，其还从信息视角对经济法功能进行诠释，认为市场体制中的信息会存在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在分析了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危害性之后，其提出了经济法克服信息失灵的具体制度设计，从而为我们认识经济法的功能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路径。[20] 此外，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体现。其中“经济生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它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干预”指的是国家之权利依法律对经济生活的干预。[21]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西方国家对“政府失败”的反省之下，经济法正在形成一对新的矛盾性格，即规制“市场失灵”和匡正“政府失败”。因此，“国家调节（政府干预）”和“匡正政府失败”都是经济法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2]有的学者从交易角度考察社会关系可有效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即经济法调整的是因长期交易而形成的有机经济组织内各角色与组织的协调关系及各角色相互之间协调关系。其特征是以直接调整角色与组织的关系而间接地达到角色之间关系的调整，且以后一种关系调整为终极目标。[23] 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法的意义是明显的，首先，它运用了经济学的价值观念或者效益观念去评判现行的经济法，从而摆脱了传统的就法论法的论证方法；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经济学和经济法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有助于克服法律与经济两张皮现象；第三，它对经济法的实证性经济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优势，它使经济法学者的思维更加准确，研究也更具科学性。但是，我也要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时往往将效益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然而法的价值是多元的，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将法的价值目标置于经济法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去进行考量。此外，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依据我国的数据资料，如果在分析时不是运用经过调查、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实证分析的效果就会打些折扣。有学者指出一些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中所引的数据和图像有欠准确。[8]（P30）这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研究时必须加以注意。 （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 法社会学是指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学。它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中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24]（P107）就方法论层面而言，我国中青年学者借鉴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属性、主体、本土资源、法本位等基础理论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史际春在对经济法的研究中注重和强调社会的实证分析，对社会实践始终保持着关怀，在其《经济法总论》一书中许多论据直接引自近年各种传媒报道的热点经济问题以及党和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政策文件，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汽车销售的地方封锁、分税制改革、电信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诸多方面。他注意发现同类事例所反映的规律性的要求和问题，从现象入手解释经济法制度的内在根据，把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呼声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25]他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经济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端之深层原因，是社会化与私有制的不兼容性；推而广之于任何性质的社会，包括我国今日之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其产生和存续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经济的社会化同社会各别主体的利益和意志之间存在的矛盾”[9]（P76）。另外他并不主张把调整对象作为论证经济法独立的标准，而是提出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9]（P132）在我看来，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解决社会公众普遍希望解决的问题，无疑应是我国经济立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王全兴对传统的“政府———市场”二元研究框架进行了反思，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对立，他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来发生联系，并且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它既履行了政府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来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采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元框架的范式，并提出以社会学中的自治组织论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社会中间层主体资格确认、保障和规制等等。[26]另外面对全球化的思潮，王全兴认为经济法的诸多理念和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加上中国经济法有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发展历程，因此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应更倚重本土资源。[8]（P32）而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之中。[27]关注本土资源的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将经济法置身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大环境之中，[28]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对社会法性质进行研究时，王全兴认为社会法中的“社会”应当秉承德国学者齐美尔、法国学者杜尔凯姆所主张的唯实论，而摈弃美国学者吉登斯、法国学者G·塔尔德所主张的唯名论，并对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属于广义的社会法。[8]（P32）在这里，我很看中在“政府———市场”的二元结构中引入社会中间层这一经济法主体，这正好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将原先由政府行使的某些职能剥离出来让位给那些社会自治组织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相契合。 郑少华也认为对经济的研究应采用三元框架范式，不同的是他认为社会结构是“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他认为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人们依据“社会契约论”将权利让渡给国家的结果。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各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于是产生二次“社会契约”的缔结，即从国家和个人手中再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社团。这就是三元社会结构产生的理论基础———“动态的社会契约”。与之相对应法律也应当是“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郑少华认为经济法的本位是“社会本位”，经济法的调节机制是社会调节，经济法的规制范围是经济团体社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共干预与公众参与，经济法规范的特征是“强制性”与“任意性”，“禁止性”与“倡导性”相结合，经济法的调整模式是社会基准、团体契约、个人契约，经济法的法律关系具有社会公共性，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社会责任，经济法的程序法是以团体诉论与公众诉讼为中心展开的。至此，从以上十方面把握，可以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行政法较好的划分开来，而确证其作为社会法的本质。[29] 鲁篱在对经济法重要主体———行业协会进行研究时，也较为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它将行业协会置于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语境之下进行了考察和审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对行业协会加以分析，借助汤姆·R·伯恩斯的理论认为所谓的普适性法律的终极意义上不过是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反映，那么其便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借助韦伯关于习俗、惯例的分析认为应关注规则是否具备对成员的外部约束力以及是否具有专门的强制班子；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根据制定机关位阶的高低就当然地否弃集团规则和习惯等效力的做法和思想进行了否定。[30]作者将规章制定权作为自治权的其他权能的基础进行了重点剖析，通过对“制定法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行业协会规章及制定法互动关系的考察，创造性地得出一个结论：即行业协会规章与制定法强调性规定相冲突并不当然无效。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行业协会规章与司法审查的关系及标准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应当充分肯定行业协会自治权的合理性，承认并尊重行业协会的监管权，非法律惩罚权和争端解决权，原则上行政机关不得介入，而司法审查也必须充分谨慎和合理。作者对行业协会自治所勾勒的制度框架和其所得出的结论是对传统行业协会自治模式的全面解构和颠覆，对认识行业规章等民间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拓展了经济法对社会生活中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另外有学者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回应性”角度研究，其理论的意义体现为经济法理论须立足本土资源，与时代同步，重跨学科研究。[31]有学者从利益群体的视角中分析了经济法的社会性，认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种既非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又非经济活动中被管理的微观单位的社会实体（即作为各利益群体之代表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经济法应当将其纳入主体范围，并赋予相应的权益和义务。[32]还有学者依据社会学研究成果，从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团体对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的重要性和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途径和方式。其指出，社会团体的使命在于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在此意义上，社会团体凸现了其重要性和作为经济法特殊主体制度、特别调控机制的价值。[33] 在肯定上述学者以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当对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不足有所认识。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从研究方法和理论重心看，社会学法学注重法的作用和效果，强调法所要促进的社会目的。”[24]（P107）然而中青年学者在研究中似乎更多的只是引入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学说，而对具体的社会学法学研究方式，如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却很少涉入。这说明了在研究手法上还存在着某些不成熟。此外，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是实证定义哲学，这种哲学的理念往往对价值不甚关注，这也是我们采用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的地方。 （四）法律史、法学史研究方法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个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34]历史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法的研究当中，主要有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 法律史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对经济法的思想与制度轨迹进行考察，从中发现和总结经济法现象的基本规律，使经济法的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考察基础之上。我国中青年学者认识到：“应该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以便对中国经济法学说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主要研究课题和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35]邱本在《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将经济法学说分为4个阶段加以研究，分别是1979～1982年、1983～1986年、1986～1992年、1992年至今。他对每个阶段的经济法学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最后总结为：经济法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之法；经济法目前仍处于自我证成、自我巩固、自我完善时期，应当夯实基础；经济法必须强调实用性，加强具体制度的研究；经济法、民法、行政法是市场经济的“三驾马车”；经济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需要人们的理解和关怀；经济法研究需要求新求探求真精神；经济法的研究应当在原有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创新。[36]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肖江平把经济法学史的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最后诞生了可称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法学学术史的专著。他从学术史角度，“展开中国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揭示脉络、评判得失、发掘积淀、提升规范，以此梳理学科基础语词、范畴、现象、原理的源流，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学科的发展和成熟。”他史论结合，在对各种学说的分析基础上强调了共识： （1）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共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中，国家或政府总是或者常常是一方主体；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家“施加影响于”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国家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施加影响于经济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 （2）经济法价值的共识：公平、效益、经济民主、经济秩序、社会利益。 （3）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共识：社会整体效率原则；经济公平与公正原则；经济协调行为法定原则。 另外作者还将“特质”概念引入经济法的研究，认为它是一种接近本质的属性，其抽象程度高于特征但低于本质。经济法的深层特质是其协调性和现代性，经济法的浅层特质至少包括其经济性、政策性、规制性和综合性。从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经济法的个性加深认识。[37] 用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展开研究，无疑对总结经济法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挖掘经济法的学术陈积，认识经济法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还缺少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从理论根源的角度拓宽拓深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夯实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综合以上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学者们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往往并不拘泥于某一种方法，相反他们很注意各种方法的综合使用，例如张守文在论证经济法现代性这一重要特征时，就综合运用了时间维度、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38]本文对上述4种较重要的研究方式单独予以分析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另外除上述研究方法外，中青年学者采用的还有：系统科学应用研究方法，[39]进化论研究方法，[40]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和合作主义方法论，制度法理学中分析实证与社会实证相结合的实证分析主义进路，从经济法分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经济法一般理论的研究方法等等，[41]由此可见，经济法研究方法丰富多彩，推陈出新。 从法学研究层面对方法问题进行再思考，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层次，我们有法哲学和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式①。在第三层次我们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式。但在第二层次，中青年学者虽然都较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却很少人涉猎语言分析法学方法。②新分析法学运动20世纪下半叶兴起后在英美等国家表现出特别的张力，并且还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这种研究方法受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很大，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就是对语言的批判，[42]在中国，有的研究其他部门法的中青年学者已自觉地在运用此种方法，[43]经济法学的文章要真正摆脱不被认为是经济学文章的尴尬境地，就必须完成从经济学语境到经济法语境的转换，这就必须加强语言分析法学方法的研究。可见虽然经济法研究方法呈多样化状态，但并不完整，仍需中青年学者的拓展。 二、路径向度：国家与市场 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依何种进路对之进行本质界定，达至揭示其内在质的规定性之目的，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难题。多向度的认识视角，可以开启事物分析的诸多路径。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正是市场与国家博弈的均衡解。经济法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国家和市场有着本然的亲缘关系。经济法的研究者们正是通过把握这对矛盾统一体，围绕国家与市场之关联，建构经济法的理论平台。历经数年理论研究的自生自发，群体互动，中青年学者将经济法的理论考察置于国家与市场这一基础平台之上。就经济法的认识路径，抽象出以下5种主要认知范式。 （一）经济法：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干预之法 市场的作用巨大而不可抗拒，然而，很多情形下，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却呈现出低效运行的非理想状态。市场并非完美无缺。反之，市场失灵却呈常态，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由于公共物品缺位、外部性、垄断等市场缺陷的存在，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空间，然而，政府亦非万能，有限理性加之经济人特质，政府极易陷入干预失灵的泥潭。正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双重困境，蕴涵了作为国家干预经济基本法律形式的经济法的逻辑基点。许多学者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二元结构入手，对经济法进行了系统的剖析。 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维度，张守文认为经济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充分发育，自由竞争导致的垄断普遍出现）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产生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防止市场失灵而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划，这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通过立法加以确定，即产生了经济法。于是，他认为战时经济统治法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或者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国家所制定和探讨的所谓“经济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44]因此，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假设，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难免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如何克服国家在调控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失灵，也即如何做到“调制适度”是经济法发展的重心议题。[5] 吕忠梅以市场经济为起点，借助“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两个基本假设，采用法学和经济学的基本方法，选取政府行为为主要视角，围绕经济法之一般与中国经济法之特征这一基本主线，对经济法理论进行了分析。其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1）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物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2）市场竞争的失灵；（3）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4）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方面表明，市场并非是万能的，它在建立及维护竞争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公共物品、保护经济和生态平衡方面是无效的；市场经济在自身的运行中，存在着增长与波动的矛盾。这些都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及其他调控手段来加以引导。现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有失灵存在。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此，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并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能以保证具体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的忠实贯彻。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但由于上述原因，它也会带来巨大的成果。市场失灵是政府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市场失灵的治愈的确需要政府行为，但是，政府行为在克服市场失灵时，同样存在导入和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为此，必须深入研究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把握政府干预经济的“度”，而这正是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15] 陈云良认为，民法无法防止市场负面作用的发生，无法防止市场失灵、市场垄断、市场失衡，经济法正是适用市场这样一种需要———弥补民法的不足与缺陷———而产生的，所以，从经济法的产生机制来看，经济法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使命。从反面来看，虽然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自由竞争的充分发挥，需要有政府之手灵巧的点拨，即使强调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但是政府权力又极易膨胀和扩张，一不留神，就会滑过界限侵蚀市场，侵害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产生政府失灵现象。政府之“恶”容易引起市场之痛，破坏市场效率。所以，经济法不仅要赋予政府一定干预市场的权力，保障市场的“长治久安”，防止市场失灵，但同时又要防止政府越界、政府干预失灵，反过来又要规范、限制政府的干预。市场为了保护自己，反过来要干预政府。所以，为了保护市场免受政府侵害，保护自由竞争秩序，经济法要规范和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45] 应飞虎 认为，市场缺陷产生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产生干预需求，干预需求产生干预供给。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则是经济法。政府作为市场的干预主体除了追求公共利益以外，应该没有自己的特有的偏好。但现实中的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并不是强相关的，政府并不过多地实现公共利益，而可能过度地关注自身偏好。政府自身虽然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存在，但由于组成政府的自然人是经济人，他们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政府也摆脱不了经济人的特性（只不过由于制度的约束，这种特性没有市场中的经济人那么明显），政府失灵由此而产生。政府失灵论说明为了克服市场缺陷，政府是必然的干预主体，但不是最优的干预主体。换言之，政府存在着自身的能力边界，不能克服所有的市场缺陷，在某种情形下，反而会使问题更复杂、更棘手。应基于需要干预论，指出需要干预基于市场干预需求导入国家干预供给，力图寻求两者的均衡并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确立了良性的双向互动制衡关系，国家基于对市场的尊重而对市场进行干预，市场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对国家进行干预。所以，就内含了均衡干预、有效干预、经济民主、对干预者进行干预及树立经济法应有权威的基本理念和价值。[19] 应当说，双重失灵的分析视角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肇端于19世纪末的经济法，正是伴随国家对社会经济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部门。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强力支持，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却又使得干预论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制度规范化的结果，经济法在调整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过程中，一方面克服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定，遏制政府失灵。依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路径解析经济法，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否同为经济法存在的依据，目前学界尚有分歧。有的学者指出，克服政府失效只能由行政法和宪法来完成，经济法对于政府失效的关注仅表现在制度设计上。可见，要完善经济法理论大厦，有必要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进一步深入探究。我认为不妨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即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民法或行政法能不能调整，如果用它们去调整会产生什么法理学上的困境，然后考察经济法能不能调整，不能调整为什么，可以调整它又有什么样的优势，这样或许能够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经济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辩证统一之 法源于对国家主义盛行的回应，20世纪末以来，全球出现了一股市民社会思潮。相应地，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也迈入新的阶段。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界，也兴起了一股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热，一些理论著述相继出现。我国法学界对之逐渐引起了重视，亦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出现一些学者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框架中，进行经济法理论研究。 单飞跃认为，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孕育的法治成果，其超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孤立自我与严格分野，在市场———国家———社会三者的互补、互动、互长关系结构中演绎、丰富和诠释着自由、平等、公平、安全、发展等基本法治理念，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法律动力。经济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辩证法。传统理论框架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当进行严格分野，并且以宪法作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划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洛克式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政治国家”架构与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架构，所表达的是市民社会绝对化与政治国家绝对化两种极端主张。社会发展的实践及理论研究说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都存在着天然的缺陷与失灵，市民社会孕育的市场能保障机会平等，但结果不一定公平；政治国家孕育的政府能保障前提公平，但结果不一定富有效率。因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逐渐由一种彼此相克的状态向彼此相依状态转化，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寻求一种调和理念。经济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联动的法律辩证法。[46]（P149）市场与国家的利弊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其互相弥补、互相促进的需要也是客观的，法律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问题上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树立“楚河汉界”将二者分割开来，对二者之间深层次的矛盾与交叉视而不见，坐而不管，而应对其基本矛盾运动进行调和。经济法为了约束市场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过度膨胀，将以下两点作为自身立足点：一是基于民商关系的非经济合理性与非社会合理性而实施的对私人权利的限制。二是基于国家在经济力资源、经济政策资源分配与再分析关系中的主导性与优越性而实施的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其目的在于保障资源分配的规范有序与合理，并防止对私人权利的随意侵犯。经济法整合了市场与国家的矛盾运动，使之具有趋同性、同向性，经济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达至“双赢”的法律路径。经济法基于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基本特征的深刻认识，捕捉到二者互补、互动、互长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不断发展、普遍联系的辩证立场，对二者的良性互动做出了法律回应。[46]（P217） 吕忠梅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是经济法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视角，市民社会的内在缺陷，是国家借助政府经济行为进行干预的内在理由和依据，因此，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而市民社会自身性质和特点又限定了政府干预的限度与范围，在此意义上，经济法又可称为“干预政府之法”。合理安排市场化的限度与政府经济行为的边界是经济法的重心。[47] 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观念的拓展，致使源于亚里士多德城邦意义的市民社会范畴，演进为与政治国家抗衡对立的事物。经过众多理论大师们的扩展，使人们习惯于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立起来。认识到传统二元对立模式掩盖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造就的一面，理论界已出现了抛开体制内外的分野，在传统框架外寻求一种利益整合的解释。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历史已经明证，其自身的自然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天堂的福祉。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正是市民社会自身的失效，导致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介入。国家公共猛兽的性格，却又要求对其强大权力必须予以限定。实际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不是天然的敌人，二者是可以共存共生的。从法律的视角来分析，能够连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正是公私性质兼容的经济法。国家与市场的和谐互动，正是其关怀目标。在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我很赞同史际春、陈月琴所作的这样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经济法“她像一位和平的天使，一只手握着崇尚自由却柔弱哀怨的市民社会，另一只手握住强悍却孤立的政治国家，让它们和平共处，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48]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辩证统一这一思径取向审视经济法，应该继续深入下去，这无论是对于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拓深，还是对于目前受到我国学界青睐的市民社会理论进一步的深刻认识，都将大有裨益。 （三）经济法：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关联耦合之法 19世纪末，传统上以市场调节为绝对主导、排斥宏观调控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受到了垄断性经济现实的严峻挑战。市场机制自身的顽疾，要求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体制因此得到了确立。与之伴生的是，法律体系也发生了相应变迁，协调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可以说，正是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催生的产物。从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是经济法研究的又一视角。 徐孟洲认为，经济法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的产物。他借用物理学上的耦合概念，将两种社会现象通过某种条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客观事物，称为耦合。并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磁场”）下，通过民主法治途径促进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互结合、共同作用于社会生活，亦是一种耦合现象。基于市场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市场主体利益多元化格局、市场竞争自由发展导致垄断的严酷现实以及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等因素，作为社会现象中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耦合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由于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耦合，使得具有社会性与管理性内在结合性质的经济关系得以产生。这种经济关系超 越了私法调整的原则，又具有公法调整对象类似的某些特点，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公私利益协调兼顾与融合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是具有这种社会性与管理性相融合的经济关系。同时，他认为同一种社会关系可以由不同的法律形式来调整，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调整对象部分交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正常现象。经济法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产物，经济法以具有社会性和管理性相融合的性质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因此，经济法的体系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大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市场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计量法和标准化法；后者主要包括财政预算法、税法、金融法、产业结构规制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法、对外经济贸易法。他还指出，调整市场经济的法是根据经济关系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传统市场经济排斥宏观调控，否认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种经济条件和思想理念下，是不会产生经济法的。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与私有化之间矛盾的激化，以致要求现代国家介入市民社会与经济生活。特别是20世纪初国家干预的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中得到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现象的客观存在，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为之服务。反映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要求的、以促进和稳定二者耦合为主要调整任务的经济法，正是这种新的法律形式。[49] 张守文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民商法无力解决的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破坏市场机制的现象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外部性等问题，因而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规制经济的职能，以减少交易费用，防止“市场失灵”，保障社会公益。为此，国家就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这种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必须要求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体现，以弥补民商法调整之不足，由此便使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应运而生，此即经济法。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是统一的、互补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的营利与群体（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就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应该是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领域。经济法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即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形成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的二元结构，而且这两种经济关系具有统一性、互补性。以调整对象的二元结构为基础，经济法的体系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44] 纯粹市场本质上是无法持久存在和运作的，绝对完全的市场经济即使在西方也不曾出现过。现代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在促进发展中相互作用。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非自恰性，决定政府需以宏观调控加以协助。转型时期，我国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再整合，经济失调、失业、贫富差距迅速加大等现象都将导致社会的动荡，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特定时期更是凸现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有别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政府宏观调控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以间接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动态均衡。以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思路来认识经济法，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究的方法，我们也期待着今后这方面更多理论成果的出现。 （四）经济法：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均衡协调之法 竞争是商品生产经营为争夺消费者以实现自己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活动方式。或者说，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为了在市场活动中取得有利的产销条件而进行的相互争斗。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有商品经济的地方，就存在着竞争，商品经济愈发展，竞争也愈激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调节结构安排，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核心。竞争作为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下，其作用都是二元的，即正当的竞争可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正当的竞争会阻碍甚至破坏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很重视运用法律力量调整市场竞争关系。 邱本以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为基点，分析了经济法产生的各种基础和对象，构建了经济法的体系，确定了经济法的地位，提出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并明确了经济法的原则与宗旨。他认为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在由个人所组成的私人领域和由国家所支配的公共领域之间所存在的一个中介领域，最根本的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如果再集中一点说，就是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经济基础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思维到辩证思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从政府主治到市场主治，都说明了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是任何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问题，这一问题是经济法所应表明和记载的基本经济关系。与经济法相应的社会正义理论是既要求国家干预，又限制国家干预，经济法是这种正义理论的规则化。由于要求国家干预和限制国家干预核心又在于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因此，经济法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思想的规则化。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出发，他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垄断性、盲目性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新质的社会关系，由于它具有垄断性，就需要政府进行反对以促进市场自由竞；由于它具有盲目性，就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以促进市场有序发展。他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依据，建构于经济法体系，总括地说就是由调整反对市场经济垄断性的市场竞争法和克服市场盲目性的宏观调控法所构成。前者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后者主要包括计划法、财政法、金融法、产业政策法、外贸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关系密切，市场竞争法必须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宏观调控法必须以市场竞争法为依归。他认为，自由、竞争和秩序是经济法的三大基本范畴，经济法的所有制度、原则和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释。由经济法的基础决定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两个：一是市场竞争原则；二是宏观调控原则，这两项原则有所分工，各有侧重，但两者又是密切相关、内在统一的。依据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他认为经济法的权利（力）主要是自由竞争权和宏观调控权所构成。[7] 竞争之于促进经济效率作用的理论分析，已有大量文献详细阐释，在此无需过多说明。与其他可行替代安排的制度相比较，竞争具有效率意义上的优越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近代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鼓励自由竞争的制度，其结果是带来经济的持续繁荣。现代经济学理论已从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走向有效竞争理论。完全竞争的不可实现以及过度竞争对市场自身的危害，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由竞争也存在适度的问题。自由竞争是在秩序规约下的自由竞争，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自由竞争市场，国家通过法律规范，对自由市场进行秩序调整，以求市场自由竞争适度、社会公平正义、经济繁荣发展，经济法正是这一协调功能的承担者。 （五）经济法：私法与公法互动交融之法 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私法分类以来，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就成为许多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分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法学界遵循公法和私法是资产阶级法学家为了掩盖法律的阶级性而作的划分这样一种认识，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私法的划分。即使有这种主张声音，也未引起更多的共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人们才提出在我国仍然需要区分公法和私法的主张，并且认为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我国经济法学界，也引入了公、私法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具有综合性特征，经济法综合性首先体现在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之综合。经济法或以行政、刑事等“公”的手段，去调整企业、 合同、价格、利润、利率等“私”的关系；或者将平等对立、协商较量、等价有偿、恢复补偿等“私”的手段，引入有政府和公权力加入、为公共利益考量之“公”的关系。[9]（P64） 徐孟洲认为，在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条件下，出现了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现象，经济法既不是传统的公法，也不是传统的私法，而是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第三法域。 单飞跃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对峙，直接导致了私法与公法分立的二元法律结构。私法固守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公法则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联动，对法律制度架构产生了巨大冲击，传统公法与私法界分明确的二元法律结构日益模糊。由于市场需要微观平衡以及市场与国家之间需要宏观平衡，因此国家便通过立法形式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经济法这一第三法域现象。[50] 周林彬认为，商法和经济法独立的共同法律根源之一，是法律社会化趋势下的公法与私法的兼容。其中，一方面，私法兼容公法根源于绝对的私法自治和私权优先导致的传统私法因强调私人利益的保护，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和不公平结果等“市场失败”现象的发生。于是针对传统民法疏于或无力对社会正义的保护和不正当竞争的矫正这类“私法失败”现象，运用公法规范限制私法自治，维护社会公益。另一方面，公法兼容私法根源于绝对的公法和公权优先导致的传统公法强调国家利益的保护，加剧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和官僚主义、权钱交易等“政府失败”现象的发生。于是针对传统行政法疏于或无力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和行政垄断这类“公法失败”的现象，运用私法规范限制公法优先，维护市场主体利益。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是从传统民法、商法和行政法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兼容公法、私法因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21世纪法律发展方向的重要法律部门。[51] 公法和私法是法律规范的基本划分，但是，在现代法社会中，又确实存在公、私权利互相渗透和互相作用这一法律事实，因而，相应地也就存在着一种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一种法律规范，或者用这些规范所构成的独立法域。将经济法归为私法，显然不恰当，因为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的许多方面所体现的恰恰是对私权关系的适度干预；将经济法归于公法，似乎也值得商榷，因为，经济法所体现的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公权对私权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其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完全用于公法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也倾向于经济法应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既不同于作为私法的民法所调整的完全体现“私法自治”的关系，也不同于作为公法的行政法调整的完全体现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因此，将那些既有公益成分又具有私法成分的经济法绝对地划分为公法或私法范畴，都是不恰当的。那么，公、私法兼容的法域就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了。把经济法归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一种法律部门，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够避免在“干预”与“自治”这两个目标中走向极端。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如何保障交易公平——从功能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 摘要：合同法是规范交易的基本法，但不足以保障交易机会配置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抑强扶弱等手段保障交易公平，从而促进交易。从交易促进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可以较好地构建市场规制法的内部结构，从而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法子系统。 关键词：交易公平 纵观经济法学史，对市场规制法的研究很少从交易的视角展开。由此而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二：第一，市场规制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阐释，其与合同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区分第二，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对市场规制法进行研究，因此归属于市场规制法的各项法律似乎独立存在，其内在的关联却没有得到认识。这就阻碍了对经济法的深入研究，使目前对经济法较多问题的认识只停留在表层上，同时在研究路径上使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相割裂，更给人一种经济法杂乱无章的感觉。本文从功能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如何在民法的基础上促进公平交易，并基于这一功能研究市场规制法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各法律之间的关联。 一、交易公平的障碍分析 交易公平是指交易机会配置的公平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时时会发生，但交易公平并不会随之而来。有诸多因素会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如交易双方地位、信息拥有量、讨价还价能力、财产拥有量等的差异都会破坏交易公平的实现，成为公平交易实现的障碍。就其关联而言，地位障碍是从交易主体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信息障碍是从交易标的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资源障碍则是从交易标的和交易纠纷处理能力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 （一）地位障碍 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会直接导致交易的不公平。因为这种差异往往使处于弱势地位者在交易决策时不敢讨价还价，从而使其自身利益不能在交易中得到体现。如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公权机关与私人主体之间，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②均因地位差异而使弱势方（奴隶、私人主体、劳动者）的利益受损。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既可能是事实上形成的，也可能是法律造成的，因此需要研究法律如何减少这种差异，对要消除的差异如何运用法律的力量进行消除。 （二）信息障碍 对交易双方而言，交易是一种决策，而决策需要充分、有效信息的支持，如果信息有错误或不足，决策往往也会错误或不当，从而导致交易的不公平。换言之，信息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的讨价还价能力，而能力弱者的利益在交易中往往会受到损害。实践中，影响交易公平的信息障碍主要有二：第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信息侵害信息劣势者的利益，而信息劣势一方则因为信息拥有量不足而无奈受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分工的普遍化，信息不对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法律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相当必要和迫切。第二，交易一方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动机，如果没有良好法律的抑制，则交易双方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也会普遍化，以通过这种虚假信息骗取交易对方的利益。 （三）资源障碍 从广义上说，上述地位障碍和信息障碍都属于资源障碍，但此处所说的资源仅指交易双方拥有的财产。财产拥有量的差异导致不公平交易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财产拥有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交易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因而进一步影响到其交易决策。进言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产拥有量小的主体所做出的交易决策要劣于财产拥有量大的主体做出的决策。第二，在信息充分的情形下，不公平交易往往在交易者之间产生纠纷，而纠纷的解决也需要耗费资源，所以财产拥有量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解决交易纠纷意愿的强弱和能力的大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之下，当交易双方财产拥有量差异很大时，财产拥有量小的交易者在解决交易纠纷时会处于相对更为不利的地位，而这会导致后续的、更多的不公平交易。 由于众多障碍因素的存在，公平交易并不是某一个部门法所能实现的，而需要借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作用来实现交易公平。具体言之，公平交易的实现既需要作为交易基本法的合同法，又需要作为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既需要直接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又需要优化交易环境的法律。 二、合同法规范公平交易的不足 合同法是有关交易的基本法，但作为一种私法，其对公平交易的贡献主要在于确认形式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这里的“平等主体”和“法律地位平等”是一种典型的对形式公平的确认。形式公平是“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在合同法中的具体化。它排斥了人在法律地位上的绝对差异。然而，在一个等级森严的身分社会，法律地位差异的现象相当普遍，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交易范围的缩小以及交易公平的丧失。法律确认形式公平，就意味着取消身分限制，使身分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同时，这种形式公平也使任何人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强制。这就是合同法对交易公平的贡献。但这种形式公平并没有彻底解决人类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对事实上存在的不公平问题通过法律宣称公平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形式公平只是公平交易的前提，没有形式公平，根本不可能有交易公平可言，但只有形式公平也并不表明一定会有交易公平。虽然法律可以宣称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但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往往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是合同法很难甚至不能改变的。虽然《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事实上，只依据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很难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因为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往往使其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出现不公平。正由于合同立法只重视形式公平而不考虑实质不公平的现实，故其实现公平交易的能力十分有限。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交易资格与交易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交易资格是一个法律问题，合同法上的形式公平只是使尽可能多的主体都拥有交易资格，亦即只解决交易资格问题；而交易能力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不同的交易能力导致在交易中做出不同的交易决策，从而使交易主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程度也会不同。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差异越大，交易不公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般而言，交易能力的改变主要通过对强者的抑制或对弱者的扶助等方式实现，但这是作为私法的合同法力所不及的，不能要求《合同法》必须在确认形式公平的基础上创造各种实质公平，实质公平环境的创建应该是经济法的功 能。但《合同法》可以对因实质不平等而导致交易不公平的这种结果设定相应的矫正制度，如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第54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这种制度确实有助于促进实现交易的公平，但这种公平的实现是事后的，是一种对已然的不公平交易的事后解决。如果进行经济分析就会发现，相对于经济法构建交易前公平交易环境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并且其对不公平交易的减少或消除是间接的，其功能也不在于对不公平交易的预防。因此，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不应该成为应对实质不公平的惟一制度。对由实质不公平导致不公平交易的问题，更应该考虑一种事前的预防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不公平交易的数量会大大减少。 《合同法》作为现代法对实质公平所给予的应有关注，还突出地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上，即将以往仅以判例、学说、习惯为依据的附随义务，在《合同法》中予以明确肯定，使之转化为法定义务。如“总则”中第42条关于缔约责任的规定，第43条关于先合同义务中保密义务的规定，第60条关于合同履行中的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的规定，第92条关于后合同义务的规定：“分则”中也有许多条款，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分别对若干种合同的重要附随义务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对于附随义务的形态变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助于交易中实质公平的实现。但是，合同法的私法本质决定了其对实质公平的追求仍存在局限。这主要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并未改变其在合同当事人义务体系中的附随地位，并且其内容在《合同法》中仍不够明确和具体；法定化的附随义务仅有违约责任制度一般保障，《合同法》并未给予特别保障。因此，不能期望仅靠《合同法》将附随义务法定化就能达到理想的实质公平目标。③ 三、经济法对公平交易的贡献及市场规制法的内在结构 合同法直接规范交易，经济法则并不直接规范交易，而旨在促进交易，其在交易公平促进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交易前公平的构造。作为公平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其体系中的市场规制法。它构造公平交易环境的主要路径有二：第一，禁止人为制造不公平交易环境的行为，如对制造虚假信息行为的禁止。这种禁止性的工作必须由经济法完成，作为私法的合同法由于缺乏公权的支持和法律责任形式的不足往往不能胜任。第二，抑强扶弱以在一定程度内实现实质公平，如对垄断力量的抑制和对信息劣势者直接提供交易信息等。需要指出的是，《合同法》中存在两处类似抑强扶弱的条款。《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该条款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事实上剥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缔约权，这主要是为了排除出现过多的不公平交易现象。在这种权利剥夺的背后更主要的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是对弱者的扶助。《合同法》第39-41条对有关格式合同做了详尽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些规定采取了与一般合同法完全不同的一边倒的做法，使格式合同提供方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同时也给予了格式合同接受方更多的利益。与市场规制法中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制度一样，这种类似抑强扶弱的规定的功能之一也在于促进交易的公平，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法和经济法在功能上的衔接，但其中还是有区别的，《合同法》中的制度仅限于对交易一方的权利限制，没有涉及公权的成分。鉴于《合同法》不可能运用公权进行大范围的限权，所以大规模的抑强扶弱工作还是需要由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来完成。 一般而言，市场规制法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构成。这些法律看似互相独立、互不关联或关联度不强，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环环相扣，互为补充，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特有功能”，④存在着极强的关联度。虽然每部法律自身可能有多种功能，但它们共有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功能却不容忽视。正是这个功能才使这些法律具有了共性，使其自身能归属于市场规制法子系统中，同时也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法律体系。 （一）竞争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竞争的标的是交易机会。对经营者而言，交易机会是一种利益，而丧失交易机会最终会破产。交易机会的获得有正当和不正当两种途径。一般而言，不正当获得交易机会的途径有三：第一，虚假信息；第二，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强制性力量；第三，非法利益的给予。对虚假信息的禁止和对强制性力量滥用的禁止就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11种反竞争行为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其中除了5种属于垄断行为外，有6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假冒（第5条）、回扣（第8条）、虚假宣传（第9条）、不当有奖销售（第13条）、贬低竞争对手（第14条）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第10条）。除侵犯商业秘密和回扣问题外，其余4种行为都与虚假信息有关。虽然制造这种虚假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排斥竞争者，但对竞争者的排斥是通过不当获取交易机会而实现的，而这种交易机会的获得又是通过虚假或不当信息的散布而实现的，因此交易的不公平也就在所难免。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禁止了这种信息，在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同时，也促进了公平交易。如该法第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1）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4）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这些假冒行为制造了虚假的市场信号，使交易对方做出错误的交易决策，从而使其自身利益受损。而法律对假冒行为的禁止就可清除市场上人为制造的虚假信号，从而保障潜在的交易主体能够做出正确的交易决策，促进市场交易的公平进行。 至于反垄断法促进交易的公平则更加明显。因为垄断的存在形成了市场中的强势力量，导致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不平等，而力量均衡是公平交易的最重要保证，没有力量的均衡，就不可能有公平的交易。反垄断法就是一种使交易各方力量相对均衡的制度。通过对垄断者的权利限制甚至对 垄断主体的拆解来抑制强者，这种抑制的过程就是实现实质公平的过程。反垄断法由此促进交易机会的公平配置和交易进程及结果的公平，实现力量相对均衡。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种弱者保护法，其对弱者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对强者的权利限制和义务赋予以及对弱者的服务而实现的，它是合同法的补充法。合同法讲求的是形式公平，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体现实质公平，这与劳动法中劳动合同制度对劳动者的保护具有同样的性质，但体现了更强的公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所有规定直接构成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条款，这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交易成本，增强了消费者对正当利益的预期，既保障了消费者的交易安全，又提升了消费者的交易利益。这种安全保障和利益提升的功能是合同法所不能实现的，也是合同法所不必追求的。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中，消费者处于明显的劣势，主要表现有二：第一，消费者信息上的劣势。就特定商品而言，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处于信息上的劣势。这种信息不对称不可能通过众多消费者自身的信息收集而克服，因为消费者在收集信息时面临着三大困境：其一，消费者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不能收集到充分的信息；其二，收集信息的边际成本的递增导致了消费者不愿收集充分的信息；其三，经营者的信息垄断行为增加了消费者收集有效、充分信息的难度。所以，政府的干预成为必要，这种干预主要是通过对经营者私权的限制而实现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二，消费者经济实力上的劣势。一般而言，经营者比消费者有着更大的经济实力得到法律专业人员服务，在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纠纷解决等问题上明显处于优势。而消费者个人则往往对合同法知识了解不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出现显失公平的合同在所难免；在纠纷解决时，消费者会面临着举证上的困难，又往往缺乏专业法律服务，所以可能产生对其不利的判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际上是消费者的免费法律顾问，这并不在于消费者能够轻易地看懂条款并予以应用，而在于降低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职责。这是政府向所有消费者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具有强制性，无条件地成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的组成部分。它实质上是对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根据合同法而签订的合同的一种强制性修正，是对根据私法而签订的合同的一种直接的公权干预。这种干预降低了消费者为实现交易的公平而需做的努力程度，从而促进了交易的公平。 （三）产品质量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产品质量法促进交易公平的功能也主要是通过提供交易信息而实现的。因为交易必然涉及对交易对象的质量认定，这对买方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交易公平也就很难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中的绝大部分制度都为买方认定产品质量提供了信息依据。如《产品质量法》第二章包括第13条的质量标准制度、第14条的企业质量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第15条的质量抽检制度以及第三章的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等都可以反映特定产品的质量信息。以质量抽检制度为例，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把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排斥出市场，从而可排斥不公平交易。对特定的交易者而言，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降低了买方在交易过程中对产品的质量认定责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会因此而降低，交易的公平因此可顺利实现。 （四）广告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广告是一种吸引交易者的信息，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广告法促进公平交易正是通过禁止虚假广告以保障提供正确信息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该法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这一规定为中心展开的。第二章“广告准则”中的诸多制度以列举的形式规定广告主体在广告活动中应该提供的正确信息；第三章“广告活动”中还对制作、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和责任方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排除市场中错误的或具有误导性的广告信息，从而使接受广告信息的主体不因虚假信息而受害。 （五）价格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第1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其中“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保障交易的公平。实践中，交易不公平往往是通过不合理定价实现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又常常处于波动之中，因此当交易者在不拥有充分信息时，往往可能会主动接受不合理的定价，从而使交易不公平。《价格法》中的定价规则和价格准则排斥了交易中的诸如产生暴利的不合理价格，也使交易价格有了一个相对更公平的标准，⑤从而可促进交易的公平展开。 （六）招标投标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机会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分配，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交易机会也不可能自动实现公平配置，而合同法对公平配置交易机会无能为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运用公权力强制性规定了必须进行招标投标的项目，并规定了详尽的招标投标程序。该法的有效实施能够排斥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交易机会的现象，从而实现交易机会的公平分配。与此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也具有公平配置交易机会的功能。 经济法论文:任务驱动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中的作用 一、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主要包括任务设计、任务分析、任务完成、任务交流、任务点评等几个环节。 (一)任务设计 “任务驱动”教学法首先要做的是根据教学目的设计课堂学习任务———即任务设计。所设计任务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决定课堂教学的效果。在这一环节,需注意两点:(1)任务设计要生活化,案例要有针对性和典型性。设计的任务或案例可以是教师从生活中或实际工作中寻找的,也可以是学生的亲身经历。这样既能让学生感到实用,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如在《合同法》中合同的订立这一内容,可设计如下任务:同学们去时装屋买衣服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分析哪是要约?哪是承诺?如果你跟老板发生纠纷,如何根据合同订立的过程来解决纠纷?(2)任务设计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设计的任务应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技能水平等情况,不能太难、也不能太易,要做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否则学生会失去成就感和兴趣感。 (二)任务分析 教师应结合提出的工作任务,引导学生逐步进行分析,使学生从分析中明确完成此项任务需要掌握哪些理论知识、需要补充的有哪些、需要搜集哪一类资料、从何处获取有关的信息资料。学生接受任务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任务分析。由于多个学习小组知识积累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问题,教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及时跟进和指导。如在《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合同的拟定”一节,教师首先将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法律条文和一些已经解决的判例等资料发给学生,学生据此对任务认真分析,并不断提出问题,教师再根据学生的情况引导学生查阅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起引导作用。通过任务分析督促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交流,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三)任务完成 学生通过任务分析已掌握解决问题的相关资料,并在对任务进行判断、分析、自主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路。这时,教师让学生按小组尝试用现有的知识资源解决问题,自主完成工作任务。虽然学生在任务分析时已对相关知识有所理解,但是把握得深度还不够,特别是有些法律条文,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准确把握并活学活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要对学生感到缺乏的知识进行详细地讲解,学生需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哪些基本技能,教师就讲解哪些基本知识和技能。讲解中应紧紧围绕任务进行,以必需、够用为度,使学生能完成任务为限。 (四)任务交流 为了达到知识互补及相互学习的目的,任务完成后小组之间要进行成果的交流。这个环节要注意趁热打铁,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和活学活用的能力。在完成任务后及时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以巩固所学知识。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或媒体上的热点案例为任务,让同学们一起讨论解决,如“打折商品不保证质量”、“在节日促销中一些比较隐蔽的霸王条款”和“影院禁止自带饮料入场”等案例。对这些案例,让学生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仅会巩固知识,还会激发学习热情。 (五)任务点评 为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让学生感觉到每次课都有收获,教师针对任务完成过程的知识要点、技能要点及学生整体情况进行有效的学习评价和归纳,即任务点评。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学生每完成一个任务,教师需对其完成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时刻关注学生是否完成了对新知识的理解、掌握。另外,可设置各种奖励措施,使学生始终保持学习的兴奋点,逐步提升学生自信心,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能力。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的效果 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充分结合高职生学习的特点,改变了以往学生听、教师讲的教学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它真正做到了由“听”到“做”的改变,赋予了学生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使课堂教学充满了活力,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学生为了能完成任务,要思考,要动手,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其次,它真正做到了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改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主动查询相关知识和资料,并用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任务交流中,学生自由演绎、自由发挥,有效地释放了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最后,它真正做到了“个体”向“团队”的转变。传统教学中,有些学生只是闷在墙角。而在任务驱动教学中,为了完成任务,每一个学生都积极行动,一起分享成果,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既是知识内化为能力的过程,也是协同合作精神培养的过程,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增进了师生的交流,可谓一举多得。 三、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学生在十几年的学习过程中一直是教师讲、学生听,久而久之,有些学生产生一些惰性,不愿动手动脑。但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每一个学生要有学习的自主性,所以事前一定要跟学生进行交流。否则,如果没有学生的积极配合,教学就很难进行。在整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要始终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紧紧以学生为中心。如任务设计要综合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设计的任务要难易适中;任务点评时要及时对学生的良好表现加以肯定,对完成情况不好的应耐心帮他们找出问题及改进方法。任务的完成要由团队完成,需特别注意加强对个别学生的辅导。任务是按学习小组来完成的,若个别学生在小组中不承担或不积极承担任务,必将会影响组内其他成员的学习积极性。教师需要加强对这些个别学生的辅导,促使他们尽快融入到学习中去,培养其团队协作能力。为使任务驱动教学法发挥最好的效果,需适当改革评价方式。传统评价考核方式一般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占40%,通常由考勤、课堂表现及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期末考试成绩占60%。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后,可以考虑适当改变评价考核方式:一是将 平时成绩比例可以改为60%,二是需要将学生执行任务的能力和表现,及时纳入考核范围。 经济法论文: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内容提要】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即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一是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即经济法具体调整哪些对象。解答好上述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法学界对此问题的长期论争。 【关 键 词】调整对象/独立的调整对象/具体的调整对象 一、引言 自从法学界提出“经济法”这一命题后，论争与质疑就一直伴随着经济法的整个发展历程。这些论争最为根本的分歧集中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上，笔者将之归结为两个主要问题：其一，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其二，经济法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对象。从逻辑上看，第一个命题解决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第二个命题解决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两个问题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可以说如果能够很好地解答这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关于经济法理论的长期论争。然而我们又深信，这一定是两个十分难以澄清的“理论死结”，否则也不会令如此之多睿智的学者们感到困惑。以下文字是我们对上述两个问题予以解答的尝试。 二、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 根据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将以往观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否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下称“否定说”）；另一类是承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下称“肯定说”）。否定说认为经济法不具备特有的调整对象，人们所谓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其实都是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所以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基本部门法。人们熟悉的较为典型的否定说有以下几种：1.综合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分属于其他各部门法的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概念（注：王家福：《综合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2.学科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规律的法律学科（注：佟柔：《学科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7页。）；3.经济行政法论。即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全部或部分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对于这一部分的经济关系，或归行政法调整，或在行政法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分支，即“经济行政法”。（注：梁慧星等：《经济行政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94页。） 作为对否定说的回应，我国部分经济法学者对独立调整对象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主要有：1.纵横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2.密切联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第二个时期是1992年以后，主要有：1.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特定经济关系。（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4.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因国家调节而引起的，以国家（其代表者）为一方主体的社会关系。（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5.社会公共性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独立性问题多持肯定态度，但80年代的观点有“大经济法”之嫌，而且对“独立性”的关键问题，比如与行政法的分野，基本上不作回答，故难以令人信服。92年以后的观点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在这些论著中基本上都有经济法与行政法、民商法等部门法关系的专门论述。然而，这些论述往往有意无意地避开调整对象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多从目的、任务、价值等侧面论述它们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些论述不无道理，但是一旦涉及独立调整对象问题就难免陷于尴尬，只能以两者之间多有“交叉”、“密切联系”等模糊理由说明。尽管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独立性的论证作了不懈的努力，却仍无法为其他学者特别是行政法学者所完全接受。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分歧？我们略加考察可知，持否定说的多为非经济法学者，而经济法学界则多数持肯定说，从表面联系上看，学术争论蒙上了浓重的门户之见的阴影。我们同样是经济法的研习者，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物的整体独立性受到质疑的话，那么来自于外部的意见往往具备一定的价值，旁观者的思路尽管粗线条，却往往是清晰的。经济法学者多年苦苦思索，总是无法摆脱论争，是否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思路会存在问题？当然其他法学家多年“围剿”经济法，却无法遏止其发展壮大，是否也应该意识到，这一事物的独立存在应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分歧刺激我们去探索，去寻找一下论争的症结所在。 （二）论争的症结 传统法理学的一般观点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同时还应适当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而所谓法律调整的对象，也就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 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同一法律部门。（注：孙国华主编：《法理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调整同质社会关系即可构成法律部门，那么经济法学界不是说得很清楚：经济法调整国家管理（调节、协调、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不就是同一类社会关系吗？为什么还会有论争？民商法、行政法都可以抽象自己调整的社会关系，为什么经济法不可以呢？难道仅仅是由于这些社会关系有重叠而前两者历史较长就不允许后者独立存在吗？道理显然不这么简单。所谓调整对象就是社会关系，那么什么叫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一个极大的范畴，是十分复杂、交叉与多层次的，以社会关系作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是非常空泛、开放与不确定的，因为这个“标准”本身还需要标准来划分。法理学界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除了调整对象外，还要适当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并举出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即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就是因为它是以刑罚制裁的方式对这多方面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注：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表面上看，这些理由很能说得通，实际上一推敲，就知道这其实也是很模糊的一种理论。首先，这两个标准之间关系是什么，是缺一不可，还是居一即可？其次，刑法真的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吗？如果我们把它的调整对象表述为“国家用刑罚制裁的手段惩罚犯罪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不可以吗？这就是一类统一的调整对象（实际上它的调整对象也是应该这样表述的）。国内法理学说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答案，为了澄清这些疑问，我们不妨追本溯源地研究一下这一理论的来源地——前苏联法学界的观点。前苏联法学界曾对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进行过长期的论战，1936年M·A·阿尔扎诺夫率先提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注：《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第1页。）此说很快为人们所接受。不久勃拉图西提出，法律调整的方法也应当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尽管有人反对，但这一理论最终也被人们所实际采用。到了1956年，前苏联法学界的观点达成一致，即“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和法律调整的方法相结合或者统一起来，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或依据。”（注：《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第1页。）无疑，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个标准应该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及的，由于“调整对象”这一“标准”是虚拟和空泛的，而“调整方法”标准却是清晰、实在的，把这两个标准“统一”“结合”之后，第一个标准不知不觉地被第二个标准所吸收和异化，从而令“调整对象说”反而依附于“调整方法说”，最后这一理论被引申为“要形成一个法律部门，此种社会关系的质的特性必须达到需要特种法律调整方法的程度”（注：【前苏联】C·C·列克谢耶夫：《苏维埃法律体系的一般理论问题》，转引自拉普捷夫《经济法理论问题》。）。至此，所谓的“双标准说”沦为实质上的“调整方法单标准说”。否定说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具备独立调整对象，实际上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经济法无独立的调整方法。 显然，若是顺着这一理论的逻辑进行推演，经济法是不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的（因为其没有独立的调整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回应，不少经济法学者曾花费笔墨论证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弹性的”、“间接的”、“经济性的”、“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补充性的”、“宏观性的”等等，从而区别于行政手段的“刚性”、“直接性”、“非经济性”、“命令性”云云。笔者认为这种辩解在法理上难有支持。从法律的层面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法律实践还尚未催生出不同于这三类方法的其他调整方法。再说，对行政法学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行政法学界早已提出，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变迁后，行政手段已不再只是“刚性”、“命令与服从”了，“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注：王克稳：《行政法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65～73页。）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讲，论证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方法是徒劳的。然而如果完全接受这一划分方法，就会导致一种结果，即“经济法本身连带婚姻家庭法、劳动法等成为法的部门都会成问题了。这样实体法就只有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这三个部门了。”（注：史际春：《在改革开放和经济法治建设中产生发展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期，第199～205页。）这显然是一种现代社会法律实践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但确实又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法理学界也意识到实践对理论的抵牾，所以在提出这一划分标准之后，又在具体列举法律部门时列出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自然资源和环境法、刑法、诉讼法以及军事法、国际法等多种法律部门（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108页。），从而呈现以外延否定和修正内涵的理论局面，这一矛盾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理论界理论上的停滞不前与实践上的务实倾向，以及两者脱节之后不求甚解的心理。鉴于此，我们认为，所谓经济法有否独立调整对象问题的论争实际上早已被异化，沦为一场理论上论证经济法有否独立调整方法与实践中概括经济法现象的共性这两者各执一端的“游戏”，论争失去统一的焦点。若从传统理论出发进行逻辑推演，否定说无疑大占上风，若从现实出发进行归纳概括，肯定说当更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两派争论各扯一张皮，难怪多年争执不休，却无法统一意见，这就是论争的真正症结所在。显然要解决这一症结，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固守传统理论，同时阉割现实以令其适应传统的理论容器；另一条是尊重现实需要，但要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和修正，以令其适应现实生活的张力。两条路，走哪一条？笔者认为，学术一旦脱离实践，割袭现实，只满足于自我的理论抽象，满足于坐而论道，其生命力无疑将是脆弱的。毫无疑问，我们选择第二条路——尊重现实，改造传统理论。 （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既然依据“调整对象暨调整方法说”划分法律部门无法适应现代法律实践的需要，那么应该以什么理论来取而代之呢？实际上早在前苏联时期就有过这方面的努力。1947年拉伊赫尔对只按一种标准来确定法的体系和划分法律部门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可以用基本法律部门的规范来构成综合法律部门。B·φ·麦舍拉也认为，可以根据法律制裁形式（即调整方法）的性质，把法分为民法、刑法、行政法这三个基本部门法，其他各种实体法如土地法、 财政法、劳动法、集体农庄法、海洋法等都是综合法律部门。（注：【前苏联】勃拉图西：《苏维埃部门法：概念、对象、方法》，《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这与我国否定说的“综合经济法说”一脉相承。但与后者直接否认经济法为独立法部门略为不同的是，前者认为综合法律部门是低一层次的法律部门。“综合法律部门说”观察到现代社会立法中传统行政法、民法、刑法、程序法等调整手段有机联系、综合使用的现实，从而对单一的调整方法划分法提出挑战，具有十分可取的思想价值。不过这一理论没有说明综合法律部门的最终地位，反而以此论证这些法部门没有独特调整对象（只不过取之于各基本部门法）和调整方法，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从而落入传统理论的俗套，继而引发“基本”法律部门对“综合法律部门”的歧视，结果又是论争不休。受这一理论的启发，最近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对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进行改造，“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而且“既然是法律部门，当然也就是独立的部门，不独立又何以能成为部门”。（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4页。）显然，该观点摒弃了传统法部门划分理论，提出以社会活动领域为主的法律部门划分法，令人耳目一新，在某种程度上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过该学说对“客观论”的改造似乎过于彻底，以致于把“调整对象说”也随“调整方法说”一并抛弃。笔者认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妨碍对其合理成分的继承，法律调整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鲁滨逊在荒岛上有活动，有行为，但不需要法律（规则），一旦多了个星期五，就需要一定的规则来调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的生命力就植根于社会关系，这是法学发展史上最基本和最为成功的理论抽象之一，不可（目前也没有理由）轻易抛弃。我们至今定义法律部门，无一例外地采用“某某法是调整某某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所谓的“社会活动领域”实质上与“调整对象”一样都是一种空泛待定的“标准”，两者并无实质性区别。事实上前述观点也认为，部门法下定义应为“为了某某目的而规范某类活动，调整在此类活动中形成之各种社会关系的法”（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总的来看仍属于“调整对象说”。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法律部门中规定使用各种法律调整方法进行综合调整早已是大量存在的现实。现代社会的立法实践是：立法者为了达到对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往往在同一法律中将民事、行政、刑事等各种调整方法根据需要进行有机结合，综合使用。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增加对这一问题的直观理解。比如现代海军的编成。虽然海、陆、空三军分立依旧存在，但是在现代海军中早已突破纯粹的巨舰大炮概念，出现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等原分属空军、陆军概念的编制，混合了海陆空三种力量形式，理由只有一个：适应现代战争需要。而它们为什么要叫海军而不叫别的，是因为它们统一于一个共性：通过海上作战平台向指定作战区域投送军事力量。从未听说过有空军或陆军愤愤不平而试图肢解海军的先例，因为这些力量已经形成有机结合的统一体，不可分割。否则军令不一，势必为其协同作战演练制造障碍，从而极大地降低其作战效能。回过头来，法律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 我们的观点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仍是“调整对象说”，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调整对象”不再是受“调整方法”异化的调整对象，应予以还原。但正如前文所述的，“调整对象”是一种空泛、未定的“标准”，还需要其他条件进行结合使用。现在这一“其他条件”不再是“调整方法”，那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根据现实需要，抽象其共性。也就是说，划分法律部门不再有万能的标准，而应根据法律实践的客观需要结合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对调整社会生活中某一类具备一定共性的社会关系的同质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形成一个法律部门。这样，是否形成一个法律部门就取决于两点：第一，这些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具备某种“共性”；第二，将这些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并上升到法律部门的高度来研究是必要的。这又需要我们考察：一、实践中这类法律规范的存在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二、将这些规范综合为法律部门具备理论上的价值，即能更好地认识和总结规律，并更好地指导实践。显然，不是任何具备所谓共性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占山为王，自立门户”，自称为一独立法律部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是渐进的，是长期法律实践选择的结果，因而也是历史的、具备客观必然性的。现有的几个法律部门，无一不是这样产生的。以新兴法律部门军事法为例。“在过去，这一法律部门的有些法律规范归属于宪法法律部门，如兵役法；有些归属于刑法法律部门，如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条例等等。但由于军事管理与国防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强，这一领域的法律规范将独立成为一个法律部门”（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8页），“军事法作为单列的一个法律部门，主要考虑到我国立法的传统，军事与民事的相对分离以及设有专门的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的现实而作的处理”。（注：乔克裕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回到经济法命题上，我们同样知道，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具备以上诸条件的。首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备“共性”的，这个共性就是“国家管理（调节、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其次，具备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已经达到十分庞大的规模，任何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这为大家所熟知，在此不一一列举）；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经济调控职能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把国家管理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规范进行归纳、抽象、总结和整合，有利于提高对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认识。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他们立足于法学领域，但又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具有较强的宏观把握能力与微观参与能力。我们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这就是一种复合，是行政法、民法、刑法等基本知识乃至于法学和经济学知识在国家管理经济这一共性上的复合，实践证明这一种知识结构是十分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的，经济法独立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理论价值，对于指导和推动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济法又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综上所述，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仍是“独立的调整对象”，只是这一“独立”并不意味着“绝对专有”，而应理解为一种“共性”。至于这一共性是什么，为什么独立，则应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沉淀进行抽象。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把社会关系理解为一张薄饼，用一种方法进行平面式的瓜分；法律部门的划分应是立体式的，其标准是多元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划分”的提法本身是不够准确的，在现代法律实践条件下，与其称为“划分法律部门”，不如称之为“构建法律部门”。“划分”容易导致平面式的理解，从而划地为牢，这种提法只适用于历史上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关系简单的时代，在当今社会连带关系大量产生，多元主体多元利益交叉整合的时代里，法律学的思维也应是立体、多维与开放式的。相比起“划分”提法的割裂、封闭与边缘清晰，“构建”提法的联系、开放与边缘模糊显然更能体现和适应现实的需要，而“构建”的核心就 是我们所讲的“共性”，即所谓的“独立的调整对象”。 （四）“经济行政法论”辨析 鉴于近年来，经济行政法论在法学界较为流行，故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辨析，藉此加深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问题的认识。 既然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可以构成一个部门法，那么具备“行政管理”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不也可以构成行政法吗？而经济法作为其一部分即“经济行政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表面上可以讲得通，但不能为我们所赞同。理由有三： 第一，该学说忽略了一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中除了两个标准外，还辅有几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均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考虑各法律部门之间法律规范的规模和数量之间保持大体上的均衡，不能使某些法律部门的内容（即规范）特别多，而有些法律部门的内容特别少”。（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经济法就曾有过所谓“大经济法”的时代，其实根据我们的理论，把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本身并无不可。但是由于违反了均衡原则，其调整对象过泛，抽象困难，从而导致理论混乱，最终缩小至“国家管理经济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范围内。到了这一层次，经济法学者才有空暇去探求现代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精髓，才能对经济法的独特的价值目标和原则有较为系统和正确的认识，经济法终于变得越来越真实。同样地，如果按经济行政法论所持观点，行政法将会扩张到极其庞大的规模，从而使行政法这一部门法的划分丧失意义，从研究角度来讲，也是行政法学者力所不逮的，实际上行政法学者的研究领域从来就没有这么大过，基本上还是固守于自己的“本土”，就算是持“经济行政法论”的学者也只是在“耕作自留地”的间歇，目光所及，从理论上论证了一下经济法是他们的“飞地”而已，得到理论满足后则继续耕作其自留地，并未（实际上也不可能）实行“有效管辖”，这种学术上的“圈地运动”是非理性与非建设性的，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笔者认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家勃纳德·施瓦茨所说的，“行政法的要害是程序法，而非实体法”；“在美国行政法要回答的问题是：1.行政机关可以被赋予什么权力？2.这些权力有什么限度？3.用什么方法把行政机关限制在这个限度之内？”（注：【美】勃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行政法应着重以程序法为核心展开研究，其精髓在于控权，在于维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力量平衡，在国家职能极大膨胀的时代里，这已经是一件十分复杂、精细与重要的任务了。作为一个部门法概念的行政法应进行特别定义，不能将行政法等同于行政性法律规范的总和。当前行政法学界将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注：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似乎过于宽泛。能否最终锁定在行政组织法与行政救济法的领域里？美国行政法学家古德诺认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行政救济。”（注：【美】古德诺：《比较行政法》，转引自应松年等《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是可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部门法在“构建”之后还应与其他法律进行“整合”，作较为科学合理的分类。可以说，法律部门的内涵与外延在历史进程中是相对与变动的，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处于不断的异化与还原运动中的，当这一运动超越了一定的度，就可能成为不同质的法部门的研究对象，从而需要重新界定与整合，以令法部门体系的构建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发展需要，这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的。 第二，经济行政法不能不适应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关于这点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述及。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客观地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就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以行政法视野研究经济法，恐怕只能为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与手段提供理论垫脚石。从这一点来讲，肢解经济法，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是极为不明智的，是一种倒退。 第三，尽管行政法也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即认为行政法除了调整传统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外，还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关系，但是经济法除了行政法规范外，还拥有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如果前者（民事法律规范）还可以勉强纳入“大行政法”的话，后者（刑事法律规范）由于其异质的调整方法，却是行政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包容的，仅从这点来看，经济行政法论就无法自圆其说。某种程度上还不如综合经济法论来得实用与科学。 至此我们对本文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算是作了回答。经济法独立的调整对象问题实质上也是经济法独立法部门的问题，只有解决了经济法的外在独立性问题，我们才能着手进行内部的体系构建，从而回答本文的第二个问题。 三、经济法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对象 （一）观点的评述 在前文所列的经济法诸学说中，关于经济法具体调整对象的划分是各不相同的。80年代的“大经济法”时代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涵括了纵向、横向、内部性三大关系，由于其恰当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经济现实而风靡一时。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提出与建立，国家经济职能逐步还原与回归，以上观点逐步丧失了实践土壤而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反思，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重新进行了界定，提出了表述各异的观点，在摆脱了大经济法阴影之后的这些经济法学说，其观点基本是相近或相容的，故不宜用“论争”形容之，本小节仅以“观点的评述”为题。 关于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较为流行的学说有以下几种： 1.经济协调关系说。该说将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分为：(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管理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4)社会保障关系。（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页。） 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具体有：(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包括国家对经济组织的调控及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关系；(2)市场调控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具体分为：(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关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社会公共性说。具体包括：(1)市场管理关系；(2)宏观经济管理关系；(3)对外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2页。） 5.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具体包括：(1)市场规制关系；(2)国家投资经营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6.国家管理经济领域说。此说直接以具体调整对象的罗列式为经济法下定义，具体包括：(1)经济管理关系；(2)维护公平竞争关系；(3)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关系。（注：史际春等：《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0页。） 7.来自经济行政法论的观点。具体分为：(1)宏观调控法 ；(2)市场管理法；(3)国土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法。（注：王克稳：《行政法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65～73页。） 还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由于大同小异，此处不一一列举。就内部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以上诸观点均较为成熟和稳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的需要。当然也各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此择要评述之。比如有的学说认为，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应纳入经济法调整范围，理由是“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关系，不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其中包括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如果硬要民法调整，就会造成民法的调整对象的混乱”。（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实际上这是对民法定义作了过于直观式与字面式的理解，只抓住民法的“平等”的外壳。其实企业（包括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是与自然人并列的市场主体，民法中对自然人的主体资格有具体规定（比如准治产人、禁治产人等），对法人等组织也有一般条款规定，这些都属主体构造法，只不过公司等企业组织是人为拟制的产物，远较自然人复杂，因此自然人只需几个条文即可规定，而企业却需要整部甚至多部法律进行专门规范而已，但这仍难逃主体构造法的范畴，应为民法之特别法。民法的上述定义主要说明主体之间的关系，至于如何构造主体，则在定义中略去，由此引发误解。其实民法中多有条文规范各种内部关系，既无“平等”，又无“之间”，若逐条套用定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再如有观点将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环境与资源保护关系一并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笔者认为，这些法规范中除了经济法的同质内容外，还有许多与经济法异质的内容，对这些法律规范的归类应持慎重而有所区分的态度，对此本文随后将会述及。 （二）本文的观点 划分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范围应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态度进行。从某一种意义上讲，经济生活只有宏观和微观两大领域，这点从经济学的分类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时往往也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予以解说。可以说，宏观调控领域与微观管理领域是具备极大弹性的两个领域，其他所有领域都是从这两大领域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从逻辑上讲也是可以还原与归位的。然而我们肯定不会只满足于对经济法作如此的二分法，事实上诸学说中哪怕最简练的划分法都不只是二分法。那么具体要把哪些领域独立出来呢？这要视社会经济生活现实与发展的需要，在这一层面上，理论要服从于实践。据此，我们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作如下具体区分： 1.宏观调控关系 这是经济法毋庸置疑的一类调整对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当经济运行到一定复杂与发达的程度，“市场之手”的缺陷就会暴露，其个体利益取向的单一与短视会令经济陷入资源配置无序化与严重浪费的泥淖，社会迫切需要另一种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对此进行规制与引导。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竞争的无国界，各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在全力推动经济增长。发达国家需要创新，发展中国家需更升级与跟踪，工业化的号角还在耳边萦绕，信息时代接踵而至，任凭经济的自然发展与演变显然是远远不能适应这一趋势的，从而需要国家之手的全面干预与促进，我们把这种国家引导和促进经济产生的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 2.微观规制关系 有竞争，就会有垄断，就会有不正当竞争，这是市场的辩证法。放任无形之手的恶果应由国家之手予以修正，在这一领域中，国家的干预往往直接针对个案。同时由于垄断组织势力强大，不正当竞争普遍猖獗，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法律多以强行性规范为主。对于这一领域的社会关系，我们称之为“微观规制关系”。 3.国有参与关系 国有参与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社会投资比例再分配的一系列活动。从这点来看，国家参与关系显然是从宏观调控关系中分化出来的，我们之所以把它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基于国有参与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类关系之间的共性——通过国家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实现宏观经济目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国有参与往往集中在高风险、高投入、基础性行业以及一些公用企业领域里，在中国国有参与的外延却要大很多。这些应放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大背景下进行恰当的梳理和整合。顺便提及的是，以往人们常常用“裁判员”来形容现代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定位，以此区别于“运动员”时代的国家职能。立足于国有参与这一领域，我们认为，其实“裁判员”还不足以准确形容现代国家的角色，现代国家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更接近于“主持人”的角色，根据需要调动气氛（宏观调控），维持会场秩序（微观规制），必要时还须赤膊上阵，临时客串（国有参与）。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当国家从事远景规划之类的活动时，不只是主持人，恐怕还要“制作”、“导演”一身兼了。 4.对外管制关系 对外管制属经济法的特别领域，其共性在于“涉外因素”。把它列为经济法的一类调整对象是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对矛盾范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假设中的制度前提，其实国家绝对主权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大的制度前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提出，经济学应分为“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而后者又可以分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或“万民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他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假定“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满足国家利益”。（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2页。）李斯特据此提出“国家干预”的理论，其要义正与我们所讲的经济法如出一辙。笔者认为，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条件下，无原则无计划地开放国内经济是危险与被动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必须掌握一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主动权，才能化弊为利，发展自己。从制度规范看，国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般采取与国内迥异的管理方法，手段往往十分强硬，故称为“对外管制”，这是经济制度的一块“特区”，有必要单列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这一划分对可能长期处于经济劣势而需要实施一定对外管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更具意义。对于站在WTO门槛上的中国，如何更加娴熟与巧妙地运用国家对外管制的权力，为我国经济的全面现代化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是我国经济法学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5.市场监管关系 时下论著中，鲜有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笼统归于宏观调控领域，其实宏观调控主要应定位在国家运用价格杠杆、财政杠杆、利率杠杆以及结构调整杠杆等对国民经济实施整体的、间接的影响和导向。这些措施需要作用于具体市场上，而市场是富于噪音的，反应是滞后的，甚至要经历破坏性的运动过程来作出正确选择，因此保证国家经济意图的正确贯彻和顺利实施需要国家对市场继续予以关注，并不断作出调整，确保市场对宏观调控要素作出适当而又积极的反应，这一过程即可称为市场监管，市场监管中的微观因素令宏观调控难以将其完全涵盖。 第二，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列入微观规制领域，笔者认为微观规制主要应定位在竞争法的范畴，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它的调整是被动的、个别的、滞后的，手段是强制的，规则是稳定的，而市场监管除了市场秩序的维持外，主要配合 宏观调控，保证其落到实处，它的特性应该是积极的、灵敏的、主被动结合的、事前预防与事后处理相统一的，手段是综合、有弹性的、规则是灵活的。这些特征正是承袭于宏观调控领域。可见市场监管中的宏观因素又令其特立独行于微观规制关系之外。 第三，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研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以金融市场监管为例。现代虚拟经济的发达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高流动性、高泡沫性、高投机性与高风险性，在投机家的恶意炒作等内外部条件作用下，金融市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被极度放大。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仍令人触目惊心。对金融市场实施有效监管在许多国家都被当作首要经济课题予以研究解决。经济学家吴晓求认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将从产业经济向金融经济过渡，而金融市场监管将成为现代国家的首要经济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而又崇尚自由的美国，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和细度也是有增无减，由美联储主席亲自监管的经济数据就高达上万个，在我国这一极度缺乏市场意识的经济土壤上培育各类市场，自然更需要国家的理性监管。虽然市场监管本应分属于宏观和微观两个领域，是两者的结合，但鉴于现实课题的挑战，无论把它归属于宏观调控领域还是微观规制领域都不足于很好地表彰其独有的内在特性与极端重要性，故予以单列研究，这又必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以上五类调整对象是有主从之分的，其中宏观调控居核心与灵魂地位，其他关系服从于宏观调控。实际上在国家管理经济中，任何一个领域都或多或少会受到宏观调控因素的渗透与影响，国家即使进入微观层面，也是“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即使是强制性的反垄断领域，也常常要受到宏观政策的异化，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在肢解微软的同时，却促使波音合并麦道。“宏观性”、“整体性”正是经济法的精髓。经济法应以宏观调控法为统率，以微观规制法、国有参与法以及对外管制法为主体，以市场监管法为保障，从而形成经济法的有机统一。同时我们还认为，这一体系应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因为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的社会关系如社会保障关系、劳动关系、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关系等某种意义上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同质的。比如社会保障关系属于国民经济再分配领域，众所周知，生产、分配、消费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配直接影响消费，消费则驱动生产。所以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并不利于我们更加全面与准确地考察国民经济运行与规范的效能。对于这些社会关系不妨将其视为广义上（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区别于前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注：顾功耘主编：《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5页。） （三）经济法的定义 论述清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定义经济法自然就十分简单。笔者认为，经济法应是调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定义表明，经济法是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其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是国家，另一方是各种市场主体。但还需搞清一个问题：在具体的经济法中，往往会有许多条文并不是规范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的。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该法中固然有许多国家规制不法经营者的内容，但也不乏调整发生在经营者与经营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规范，如生搬硬套经济法的定义，显然无法作出圆满解释，若将这些关系从经济法中剥离，无疑将是现行法律体系的灾难，因为这种调整不同主体关系的法律规范并存于同一部法律中的现象在任何一个法部门中都比比皆是，如何剥离得了？当然因此抛弃调整对象说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认为在上述经济法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以作第二层面的表述：经济法是以经济法律规范为核心或主体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机总和。不妨把这称为经济法的外延式（具体）定义，而把前面称为经济法的内涵式（抽象）定义。当然，这样一来所谓“定义”的含义也得到一定的拓展。这一做法是适应现实生活的，因此也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只能永远纠缠于无意义的思辩不得解脱，从而在理论虚无与脱离实践的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四、结语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也许是法学史上最富于争议的命题之一。其实这一争议的实质是普遍性的，其他法律部门同样存在，之所以把经济法推到前台予以聚集，也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需要争议，因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同时学术也需要理智，因为学者是社会良知的载体。曾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说过：科学的批判使明智的理论家努力消除自己的虚妄理论，让它们代替自己去死亡，而信徒则随他自己的虚妄而死亡。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不是它的终结。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刻，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面对经济法新课题的挑战。

管理行政论文:浅析影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原因及对策 【论文摘要】城市管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难度大、矛盾多，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日益迫切；城市管理的职能和范围的不断扩大，最大限度地调动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是城管执法机关履行职责、维护城市环境的明亮、整洁、有序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城管执法队伍正规化建设，推动城管事业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城管执法队伍，就必须充分调动起广大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当前城管执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一名在城管工作最基层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常遇到一些实际问题，现结合几年来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中的实践，对当前影响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原因作简要分析，并就对策作初步探讨。 【关键词】城管执法 积极性 原因 建议 第一章 当前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表现 （一）不良心理表现 作为城市管理主力军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在保障良好的市容环境秩序的同时，由于职责多、任务重、标准高、要求严、影响大等诸多压力，使得部分城管执法队员们产生了一些心理问题，工作积极性不高。有如： 1、特权心理。认为城市管理就是简单的处罚，自己头顶国徽，身穿制服，就可以为所欲为，处罚随意性大。在执法时追求结果，忽视与执法对象和群众的沟通，缺少执法艺术，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甚至出现暴力执法的现象。 2、自卑心理。由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基础建设相对落后，办公条件、通讯设施、车辆装备等均与其他执法部门有较大的差距。而且由于城市管理的自身特点，造成了管理松了群众不满意领导要批评，管理严了群众不理解社会不支持，同时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也多是对城管工作的负面报道，更主要的是作为一支行政执法队伍，在人员编制方面许多试点城市的城管行政执法队员未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要求编入公务员序列而仅仅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相对其他执法部门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城管执法部门的执法地位并不为社会所认同，由此导致部分执法队员不同程度的产生了自卑心理。 3．厌烦心理。由于城市管理工作反复性较大，经常是反复清、清反复，使队员容易产生厌烦情绪。时间一长，就会对工作丧失信心，缺乏兴趣，不认真履行职责，对违章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有甚之，暴力抗法事件的频繁发生，不但给执法人员造成了身体伤害，也使得大部分执法人员在出勤前，就背上了极大的心理负担。 4. 矛盾心理。当前城管工作的执法对象很多是下岗、无业人员以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其困境往往能赢得很多群众包括城管执法队员的同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城管队员不可避免地产生既要对他们屡教不改的违法现象坚决取缔，又由于看到其生活艰辛而产生同情的矛盾心理。 如果忽略执法队员存在的这些不良心理状态，不对其加强引导，势必会造成执法队伍思想松懈、作风倦怠、行为放任，从而使得城管执法工作难以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敬业精神退化，政治信念淡化，缺乏岗位意识和干劲。 一是精神状态差，不思进取。对政治理论学习兴趣不大，对城管执法业务知识缺乏钻劲，满足于学校灌输的知识，满足于实践的直接经验，学习新知识少，钻研法律少，从实践到认识的理性思索少；二是价值观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城管执法队伍带来勃勃生机，同时也使一些执法人员滋长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等思想，以致执法人员，横向比福利，纵向比职级，怕吃苦，怕吃亏，追逐名利，谋求享受；三是服务意识低。“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三）综合素质不高。 近几年，各级城管执法机关都很重视学历教育，鼓励执法人员参加自修、函授大专、本科等学习。城管执法队伍的学历层次上升了，但在这些学历文凭中，“水货”多，含“金”量少，执法人员的工作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许多城管执法队员不能将工作中的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此也不能写作出水平较高的调研性文章更好的为上级领导出谋划策。 （四）违法违纪问题突出。 一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徇私舞弊，对违法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开绿灯；二是执法犯法，办“人情”案，只重视实体法，不重证据、不遵循法律程序；三是“三乱”现象屡禁不止。 第二章 当前影响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原因 （一）人员编制落实不到位，执法力量不足。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__]63号)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__]17号)文件的规定，“作为试点城市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应当作为本级政府的一个行政机关，不得作为政府一个部门内设机构或者下设机构。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要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采取考试、考核等办法从有关部门和社会条例条件的人员中择优录用。”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脱节情况。如笔者所处的宁波市来说，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通过笔试、面试、考查、公示等一系列复杂的考核程序，并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式军式训练和严格的执法证考试，最终取得上岗条件和执法资格。但由于编制问题，目前宁波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仍未能按照《关于在浙江省宁波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国法函[20__]135号)文件中所规定的享受公务员待遇，而只是参照公务员管理。此种情况不仅仅是宁波市个例，作为试点城市的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这种执法人员编制落实不到位的现象。担负着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重任的执法队员们由于不编制问题未能妥善解决，时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作为政府的执法 人员却不属于公务员，社会地位与执法效力可想而知。同时由于根本的编制问题没有严格落实，导致执法队员的其他福利、待遇、工资、奖金只能与事业单位相同，由此严重影响了城管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另一方面，长期超负荷运转为队伍建设埋下诸多隐患。目前，城管工作十分繁重，工作一个接一个，保障任务一项接一项，从各种检查到各类专项整治，队员们几乎天天在加班。这样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一是给队员造成很大的身心伤害，二是队员的工作积极性也会日益低落，三是队员每天疲于奔命，忙于应付，几乎没有培训学习的时间，其素质的提高自然也难落实。管理的职责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标准越来越高，明显的感到力不从心，虽然我们非常重视日常长效管理，也希望通过认真、细致、踏实的工作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因管理职责较多，执法依据不明确，人手有限，有时也只能靠突击整治、疲于应付来处理工作，而广大群众也对城市管理的这种工作方法和表现也产生本能的反感，容易使本属人民内部矛盾激化，造成冲突。 近几年来，各地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管理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前“只重建设，不重管理”的观念已经大有改变，自1997年全国各地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来，城管执法的职能越来越多，城市管理工作也越来越繁重，现有的执法力量与繁重城管执法工作的矛盾日益突出，增加的执法力量与城管执法机关所面临的艰巨任务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现在，城管执法人员加班加点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执法人员只能靠自己的身体去拼，用自己的健康去搏。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长期超负荷大能量的运转往往会造成执法人员心理负担过重、精神压力过大，就也是工作不积极的原因之一。 （二）管理、保障体制不顺。 城管执法保障体制不完善，这也是产生暴力抗法的主要因素。在城管执法队伍中配备公安干警，形成公安协同配合机制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实践证明它对加大城管执法力度、减少暴力抗法和妨碍公务有很大的作用，但就目前全市城管系统而言还没有形成该项机制，这就给城管执法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宁波作为寸土寸金的沿海开放城市，外来人口众多，各种利益矛盾十分突出，因而在城管执法中暴力抗法时有发生，城管队员因缺乏应有的手段和保障，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况，经常受到伤害。长此以往，一方面会降低城管执法队伍在社会上的威望，另一方面也大大挫伤了队员的工作积极性。 现行的城管领导体制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各级城管执法机关接受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上级城管执法机关的业务指导。在这种领导体制下，城管执法机关的业务工作、人事管理和经费保障都受地方党委政府管理，容易出现许多弊端。地方领导运用权力，以言代法，以情代法，阻扰城管执法机关正常执法，或指派城管执法机关参与一些非执法类活动，浪费执法资源。以致于对于城管的职责和定位，别人搞不清，自己吃不准。可见，管理体制不畅、职能设定不清，也会影响城管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三）经费保障不力。 经费保障问题一直是制约城管执法机关可持续发展的老大难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城管执法工作任务日益加重，经费不足问题愈加突出。现行城管执法经费供给体制实行的是“以块管理，分级负担”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由于地方财政困难等原因，不愿负担或无力负担，严重影响了城管执法工作的发展。客观地讲，城管也是一种职业，执法人员从现实生活和理性考虑出发，也要以谋取工资待遇来解决生活来源，保障家庭收入。进入市场经济时期，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坚持提倡奉献精神，但是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精神补偿也要跟上。可想而知，经费严重不足的后果必然导致城管执法工作被动，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降低。 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市财政每年按规定给每位在编执法人员一定补贴，不足部分及其他费用（如办案取证、通讯、交通装备等费用）全部由各区和街道自行解决。这样一来，加大了各区和街道的经济负担，从而引起一定的矛盾。同时，有关文件所确定的津贴、目标管理奖等数额与执法人员的工作强度明显不符，队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同程度受挫。 （四）友邻单位及社会支持不够。 城管执法的综合性遭遇执法环境孤立性的尴尬。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上级的业务指导、友邻单位的相互配合。然而行政综合执法机关是特定历史环境和条件下的“独生子”，执法环境是相对孤立的，没有统一的执法模式，全国80多个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甚至连执法的范围、权限、标准也不尽一致，其他友邻单位的配合力度不够，群众参与度不够，致使在很多情况下城管执法部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执法重心下移后双重管理的规范性尚需探索。宁波市实行市、区、街道办三级管理的模式，尤其是区与街道办这一级实行双重管理，目前两级管到什么程度，如何做到双赢互动还没有形成规范性，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有些街道办事处与执法中队关系处得好，有些就不尽人意，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矛盾。一些一线执法队员常常“几头受气”、“吃力不讨好”，致使心理状态非常糟糕，直接影响到工作成效。 部分媒体的宣传也较为片面，社会的发展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部分媒体片面宣传执法人员应该文明执法，应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对于群众阻碍公务是违法的，是要受处罚的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威摄力。甚至有些媒体一味追求新闻效应，在一些事情尚未证实的情况下即行报道，给城管工作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现实中，城管执法工作也缺乏群众的理解支持，城管执法威信度下降，直接削弱了执法人员的自豪感。很多违章者（包括居民）对城市管理法规了解甚少。他们认为：无证设摊也是规规矩矩地做生意，不偷不抢，干嘛非要取缔？城管执法工作管理的对象大多为社会低收入阶层，城管队员在对这些对象采取强制措施时，因群众有同情弱者的心理，自然要遭到种种非议和阻拦。再加上改革开放势必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他们缺乏对城管法规的了解，把对政府的不满都发泄到城管人员身上。而作为当事人的摊主，为了维持自己甚至一家人的生计，城管扣押其经营工具就是“端掉其饭碗”，矛盾不可谓不激烈。几乎每一个基层执法人员在执勤的时候都会遇到的：当事人不积极地配合执法工作、人们的漠视、嘲讽、抱怨、谴责，甚至发生暴力抗法。在我们城管执法人员认真工作后，听不到群众的一声“谢谢”，我们的付出得不到认同、社会上得不到支持。 （五）政绩判定失当。 内部激励机制和用人机制不完善。一些城管部门没有把执法人员的业绩与利益直接挂钩。奖勤罚懒不兑现，奖优罚劣得不到体现。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是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调动和激发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在干部的任用上，未能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以及“公开公平竞争”的用人原则，未能做到能上能下、优胜劣汰，摆脱不了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甚至是人情风、关系网的困扰，由于没有任人唯贤，不是以德才和政绩取人，不同程度地挫伤了城管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六）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这些年来，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相继建立了一批城管法规，但至今为止我国仍没有一部关于城市管理的全国性法典，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导致当前城市管理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不少涉及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内容过于原则化，有很多缺乏可操作性和强制性。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市民反映强烈的随地吐痰、随地便溺、乱扔垃圾以及机动车辆在人行道路上停放等行为。虽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处罚办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当事人拒不接受处罚的情况非常多，城管部门也因缺乏相应的后续强制措施，最终不了了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精神也就无法得到保障。 第三章 调动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主人翁意识。 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这是调动和激发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内在动力。各级城管执法机关要对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及执法队伍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在全体城管执法人员中开展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执法人员公仆意识、执法为民意识和忠诚意识，使每个执法人员自觉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讲政治的高度进行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并实现九个转变，即是：由以管人者自居向为民服务的转变；由行政约束向自我约束的转变；由工作被动服从向自觉尽力的转变；由无过便是功向无功便是过的转变；由无为也有位向有为才有位的转变；由干多错多，缩手缩脚干工作向敢闯敢做的转变；由因循守旧向开拓创新干大事业的转变；由“ 要我干”向“我要干”的转变；由“要我忠诚”向“我要忠诚”的转变。 在定期的政治业务学习以外，同时要针对队员各个时段情绪波动而进行单独的思想教育工作。有如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聘请专家对城管队员进行心理咨询和医疗，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并且通过思想交流工作，及时掌握队员的性格特点和情绪波动，消除队员的疑虑和担忧，强化队员的责任意识，培养队员从事城管工作的光荣感和使命感，使队伍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为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二）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 一起小小的违章能涉及城管、规划、公安、工商、环保等方面，因而部门协作到们显得尤为重要。城管执法机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更要注重与各有关业务部门的联系，经常互通信息增进感情，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双管齐下或多管齐下，才能卓有成效地把城市管理好。相关部门配合协助，树立“大城管”意识。有些现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几次整治就能管好的。城管是一盘大棋，不是城管执法局一家的努力就行的。例如超出门墙占道经营，本身店铺经营面积小，里面放不下几张桌子，如果不出店经营，根本无法维持生存，而在核发营业执照时就没有这方面的前置条件；例如人行道违章停车当事人处理率不高的问题，城管部门因没有象交警部门一样的后续制约措施而无可奈何；又如涉及到环保、规划等方面的一些案件，需要相关部门相当大的配合力度方能较好解决问题。这些都需要政府出面予以协调，进一步建立各部门长期联动机制方能有效解决。再比如“牛皮癣”的问题，光靠城管单兵作战力量太薄弱，除了必要的发动群众参与，明确城市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场所的所有者、管理者的市容环卫责任，做到群防群治外，一方面城管部门要取得通讯部门的配合和支持，暂停这些通讯工具的使用；另一方面更要取得公安、卫生等部门的配合，加大对假文凭、假证件和非法行医的打击力度从源头上对“牛皮癣”进行遏制和打击。 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发动群众。到位的宣传对城管工作来说必不可少，它能减少工作中的直接矛盾冲突，提高居民的整体素质，增强居民的自我约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共建共管的氛围，有利于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树立新城管、新形象；除了城管战线自身要加强宣传外，还要充分发挥舆论在城市管理中正面导向作用，多加强城市管理的正面宣传，让人民群众关心城管人、城管事，理解城管人、城管事，彻底正确展现城管在群众中的形象。对市民进行城管相关法规的教育，使其深入人心，提高经营者的守法经营意识，教育广大市民不要以自身利益、个人好恶为评判标准,而应当从维护公共秩序和城市管理的角度,从代表城市形象的高度“换位思考问题”。在重点难点路段要与沿街店主多沟通多交流，这样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强制取缔时能保证减少群众阻力。 （三）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激发队伍活力。 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干部竞争上岗和轮岗交流，不断完善城管执法队伍的长效管理机制。执法人员的等级评定要与经济利益、政治待遇、末位调整等队伍管理措施挂钩，并建立完善与之配套的教育培训机制、治队机制、监督制约机制、执法保障机制等，真正发挥队伍管理长效机制的整体作用。同时，要以机构改革为契机，不断加大城管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尽力挖掘优秀干部的潜力，调动工作积极性，改革过去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僵化体制，充分显示“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 全面推行竞争上岗、轮岗交流、双向选聘、任职资格考试、末位调整、分离培训等工作，离岗培训后仍不合格者，坚决予以辞退，彻底打破城管执法机关“铁饭碗”，激发队伍活力。 （四） 切实解决城管执法人员编制问题，提高队伍的保障力。 执法人员编制问题是解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员工作积极性的重中之重，各试点城市只有严格按照(国办发[20__]6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的规定，切实将城管执法人员编入公务员序列才能正确的摆正城管执法人员的位置，从而全面激发城管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各级政府更应当加大对城市管理的投入，笔者建议市、区每年能划拨专项城市管理执法资金，并能与有关城市管理职责相联系，确保基层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能正常有序开展，因为无论是环境的改造还是管理的深入，都需要相应的经费保障；同时要提高执法队员待遇，解决城管执法人员的后顾之忧，也需要经费的投入，在目前的体制下，每个街道还存在着城管协管员，这些协管员在日常工作中和执法队员一样工作，有的甚至更辛苦，他们大多是街道聘用的临时工，无养老、医疗保险，工资福利待遇低，也影响了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人的基本后顾之忧，才能更好的促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开展。 各级城管执法机关必须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的经济情况，对执法人员的工资、装备、办案等所需经费综合考虑，制定相应最低保障标准，并适当逐年递增，同时要充分考虑城管执法机关的特殊性和执法人员工作强度、压力，切实体现“从优对待”原则；要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和规定，确 保执法人员的基本工资、补助、岗位津贴等应享受的政策性经费按时足额发放；要落实年休假制度，确保执法人员得到一定的时间的休息；要建立执法人员定期体检制度，确保执法人员每年体检一次；要关心执法人员的生活环境，千方百计为执法人员解除后顾之忧，切实解决执法人员的住房和家属、子女就业等问题。 （五）营造良好的执法氛围，维护城管执法权威性。 首先，各级城管执法机关要在执法工作中培养、选拔身边的典型，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示范作用，营造浓厚的学习先进典型氛围，从而充分激发每一位执法人员崇尚先进、争当先进、超越先进的意识，激发执法人员从事城管执法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产生强烈的爱业、敬业、乐业意识，满腔热情地积极投入到城管执法工作中。其次，城管执法工作与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开展执法工作前后，应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积极与当地政府及新闻媒体进行沟通与协调，做到既依法办事，又合情合理。第三，要注意抓住管理中的重点、难点和广大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执法工作，注重加强舆论宣传，谋求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树立城管执法的权威性和增强城管执法人员的优越感。 对于暴力抗法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其他试点城市设立“委屈奖”，对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耐心细致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受到群众攻击时，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同时加大对“钉子户”的打击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抓几个典型，刹一刹歪风。这样，既弘扬了正气又解决了城管队员的后顾之忧。此外，可建立健全公安配合协同机制，向上级公安机关力陈其必要性和现实性，建立城管公安特勤支队，有效维护城管执法的严肃性。 （六）尽快为“城市管理”专门立法。 依法行政是城市管理的必由之路，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做好城市管理工作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证。要实现有效的城市管理，必须建立健全完备的城市管理法律体系，还需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对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以保持其先进性和适度的超前性。 明确理顺城市管理的职能范围，完善制约机制，使执法权限与执法责任相匹配，考核对象与相应的职权相结合，加强行政执法力量，并把执法人员的管理权下放到街道，与其相应的责任相适应，同时要加强对这支执法队伍的业务水平和政治水平的教育和培训，提高执法者的素质，促进文明执法，公正执法，提高执法水平。 第四章 结 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转换改革的进行，在城市管理体制方面的综合执法机制势必长期进行下去。作为一种新的行政执法形式，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繁荣与发展，社会的安定与进步。作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的行政执法队员更是队伍建设的解决因素。笔者通过近几年在执法第一线的实践，从六个方面分析了目前影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积极性的原因，并结合实际由浅及深地提出提升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具体方法，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最大限度地调动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全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城管执法队伍，推动城管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管理行政论文:深入先进性教育 促进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济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2003年8月成立的，党委下设1个党总支、3个党支部，共有党员67名。2004年8月中旬至11月底，他们按照省、市委的要求，立足机关实际，以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为切入点，勇于创新，大胆实践，扎实开展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提高认识，找准问题，高起点开展教育活动。执法局是新成立的单位，干部职工都是经过层层选拔进入的，其中党员占到了80%，整体素质比较高。但是也存在发展意识不强、服务水平不高，特别是随着城市建设规模扩大和管理范围的扩展，亟待提高执法水平等问题。他们接到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工作任务后，感觉到这既是市委对他们的高度信任和鞭策，又是对党委驾驭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严重考验，任务光荣、责任重大。对此，党委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认真学习省、市委精神，分析形势，统一思想认识，认为试点工作是解决问题、加快发展的一次难得机遇，是提高党员素质、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的良好契机，明确提出，把教育活动作为党委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要求、高质量完成，确保教育活动取得实效。为此，他们成立了由局党委书记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从组织人事、机关党委、纪检监察等处室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开展这项活动。为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他们印制了《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摸底调查表》，从"本单位存在的问题、本单位党员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何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有何意见和建议"四个方面，在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中进行摸底调查，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摸清了局党委、基层支部和党员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到了努力方向，进一步理清了开展教育活动的思路。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把教育活动的内容、目标要求细化分解，具体到每一天，落实到每个人。 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突出主题，抓住四个环节，高标准搞好学习培训。执法局围绕深化党员干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理解这一主题，抓住四个关键环节，强化学习培训，保证了学习的内容、人员、时间"三落实"。一是搞好思想动员。通过召开党员大会、座谈会、开设专题宣传栏等形式，对教育活动进行广泛宣传，激发了广大党员参加学习教育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主动性。二是突出三个学习专题。他们把整个学习培训阶段分成三个专题，每个专题都明确了学习重点。第一个专题重点学习市里编发的学习资料，加深对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四中全会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解领会；第二个专题重点学习《党章》、党的两个条例，明确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标准，掌握党员基本义务、权利和党内纪律规定。第三个专题重点学习城管执法的有关知识，提高党员的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三是严格学习纪律。他们根据机关人员比较容易组织的特点，规定每周二、周五下午和周六全天为以支部为单位进行集中学习的时间，其他时间由党员自学。并建立了严格的请销假、补课制度，制定了专门的考勤登记表，把每个缺课人员的缺课时间、原因、补课安排和责任人记载清楚，切实作到不漏学一人、不漏学一课。党员参学率达100%，集中学习时间达到50学时。四是创新学习形式。改变过去一人念、大家听的模式，坚持边学边议，边学边实践。在集中学习的前半时进行集中辅导、交流和观看录像，大会交流时采取点名的方式发言，领导带头；后半时进行自学或撰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每周进行一次读书笔记评选，把优秀的读书笔记在宣传栏上交流；学习阶段结束前，召开了全局党员学习经验交流大会，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邀请市委党校的专家教授做专题报告；组织全体党员赴西柏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重温"两个务必"和入党誓词，提高党员对先进性的时代内涵和如何保持党员先进性的认识。积极开展"执法为民、党员争先"主题活动，组织党员到街头、景点等公共场所宣传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帮助特困户、残疾人解决生活实际困难，在实践中深化学习的效果。 在搞好学习，提高党员素质的基础上，局党委下发了《关于开展"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要求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讨论的通知》，引导全体党员列举"自己心目中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启发每位党员按照党章规定，结合单位、个人思想工作实际，认真思考，从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树立发展意识、坚持党的组织原则、严守党的政治纪律、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加强道德修养等方面，动脑动手列举出自己心目中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通过党员答卷、小组讨论、支部汇总、制定标准、征求意见、党委研究六个步骤，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反复讨论，制定出了符合机关实际的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8条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14条。 三、坚持标准，严格程序，高质量组织开展分析评议。一是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查找问题。组织局机关和督查大队党员，深入到建筑施工工地、有关厂矿企业、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家中，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发放《征求意见书》300余份、《致经营业户的一封信》900余封。重点到违章占道经营的贫困残疾人家中走访，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经过归纳梳理，征求到关注弱势群体、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党员素质、树立良好形象、提高执法水平等5大类189条意见和建议。局党委召开会议对这些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初步提出改进意见；属于党员个人的问题如实反馈。在此基础上，引导党员对照先进性标准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查找存在问题，剖析思想根源，写出了2000字以上的党性分析总结。二是深入开展谈心活动，做到思想见面。开展谈心活动，让党员面对面地征求意见，相互沟通思想，是查找自身问题有效措施。为此，局领导班子带头，找全体中层干部和部分党员谈心；要求各支部成员与全体党员谈心；一般党员谈心面要在支部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注意引导党员到平时对自己有意见的党员群众家里谈心交流，借此沟通思想，化解矛盾，增强了谈心效果。全局67名党员相互谈心545人次。谈心结束后，根据谈心情况，进一步修改党性分析总结。普通党员的党性分析由所属党支部把关，党支部书记的党性分析由局党委把关，局党委成员的党性分析报市委督导组把关。对问题查找不准不全的、根源挖得不深不透、下步努力方向不明确的，要求重新进行修改，使党性分析总结真正触及了思想和灵魂。三是开展民主评议，给党员划档定位。他们严格按照市试点办规定的程序规范操作，精心组织好评议工作。评议前，把每个党员的党费交纳情况、参加党内活动情况、模范作用发挥情况、工作情况在机关全体党员职工中进行了通报，使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以支部为单位召开大会，采取一人说、大家评的形式，从领导开始逐人评议，最后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每位党员进行综合评价。评议过程中，注意吸收一定数量的群众参加，确保评议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经过评议，共评出优秀党员13名，占党员总数的19.4%，合格党员54名，占党员总数的80.6%。四是召开民主生活会，展开思想交锋。他们把民主生活会作为帮助党员进一步查找问题，深化认识，促进整改的重要环节，切实组织好。会议召开前，按照市试点办"三个不能开"的要求，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对5名同志的会议发言材料提出了修改意见。会议中，采取"一人谈、大家帮、逐人进行"的形式，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一针见血、触及问题、促人警醒。会后，各支部对民主生活会情况进行了公示，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 四、抓整改，建制度，在促进教育活动见实效上下功夫。"解决问题、促进工作"是教育活动的根本落脚点。在教育活动中，执法局把整改贯穿始终，坚持边学边改、边评边改、边整边改，在确保教育活动见实效上狠下功夫。一是抓好党组织和党员突出问题的整改。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局党委针对大家提出的"关心同志、关心一线执法队员不够；与同志们谈心交流、沟通思想不够"等问题，建立了党委成员周六恳谈日制度，规定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上午为局党委成员谈心日。各党支部针对理论学习抓得不紧、活动开展不够活跃的问题，建立了定期政治理论学习等制度。党员针对自己在思想、工作、作风、宗旨观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出了切合实际的整改措施。他们还开展了党员个人整改措施观摩活动，集中半天的时间，将每位党员的整改措施进行书面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二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向社会公布了城管执法的三项承诺和五项禁令，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坚决制止粗暴执法行为。制定了《济南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建设三年纲要》，明确了今后三年城管执法建设的总体规划，力争在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方面有一个大的提高，跨入全省、全国行政执法的先进行列。三是建立党员队伍教育管理的常抓不懈机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的意见》，规定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员大会，每半年上一次党课，每周五下午为党员学习活动时间。对每个党员进行定岗定责，由党员填写《党员定岗定责工作量化表》，支部定期进行考核，作为党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督查大队第二党支部还制定了《党支部建设目标管理工作细则》，进一步规范了组织生活、密切联系群众、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 通过试点工作，他们体会到搞好教育活动，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集中力量、全心全意抓教育。从局党委到普通党员都积极行动起来，全员参与，使各级党组织"活"起来，党员"动"起来，齐心协力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二是要加强沟通、思想见面。在教育活动的每个阶段和关键环节都要召开一定形式的动员会和思想见面会，与党员群众及时沟通，打消思想顾虑，激发党员参加活动的内在动力。在党性分析、民主评议和民主生活会等环节中，要深入挖掘思想根源，真正触及灵魂，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三是要贴近党员思想、机关特点和工作实际，把工作做到实处，使教育活动深入人心，融于实践，增强针对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 管理行政论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构建 ［摘要］ 城市管理是新时代的产物，体制相对不是很健全，加之城市管理对象复杂、多变，使得城市管理行政体制在实施过程中问题诸多。目前，我国各种体制都在进行改革，城市管理行政体制也是改革范围之一，如何改革、强化城市管理的行政执法力度，构建有效的城市管理行政体制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探讨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的革新提供创新依据，并指导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实践，实现我国城市的善治。 ［关键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对策分析 0引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渐城市化的新时代，城市是社会环境的中心地带。城市的发展需要城市管理来支撑，行政执法则是城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我国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管理的对象复杂且多元化，加大了城市管理的执法难度。因此，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要进行革新，也就是行政执法体制的创新。创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可以解决现行我国城市管理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城市环境和执法队伍之间的冲突，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发展，为人民大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城市生活。因此，需要改革现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力求在行政执法方面有新的突破，构建新型的城市管理行政体制，促进城市管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1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1．1行政执法管理对公民的参与不够重视 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多数执法机关并没有足够重视当地公民的参与。公民是城市发展的主体，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公民参与没有得到认可，公民参与管理城市的规章制度也没有得到执法机关的认同，一定程度上照旧是行政执法机构自行实施管理，导致人民大众对执法机构的不满，心生怨气，进而削弱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会给城市发展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1．2执法分力与执法不力 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属于城市综合行政部门，因此，有一部分权利是从其他的行政机关分过来的，涉及一些权利分权的问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管理的范围广，但是法律并没有对各个部分之间的权利做具体、详细的划分，导致在行政执法上出现各部门对处罚的认识的偏差，部门之间配合不默契，工作不积极，遇事就相互推托的现象，从而影响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在公民中的形象，也导致了执法机关办事效率低。 1．3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 城市发展很快，但在城市的一些繁华地带，经常出现小商贩占道的现象，他们经常成为城管管理的对象。在我国经常会出现商贩和城管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的状况。商贩处于弱势，而城管处于强势，因此城管在一个城市中是名声最不好、最不招人民大众喜欢的公务员，没有之一。商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也越发的频繁，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集体性暴力抗法和集体性暴力执法的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城市的发展，对老百姓的生活也极为不利。 2完善和革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 2．1重视公民参与城市管理执法 一个城市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城市管理也是为公民的利益做后盾，城市管理执法离不开公民的参与。相关的行政机关应该足够重视公民参与城市管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是一种与公民互动的行为。老百姓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居住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对城市各方面的建设、改进、管理也是最了解的人。因此，当地城市管理综合部门应大力鼓励我国公民参与城市管理，这既能体现我国民主、尊重人民大众的理念，还有利于增强公民与城管之间的交流，提高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注重公民的参与是一个地区的政府能真正做到体恤百姓，为百姓服务，为百姓谋利的职能。城市管理加入众多的民主、公平、公正的执政执法元素，才能更好地提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综合能力。让更多的公民有“城市是我家，保护城市靠大家”的公众意识，公民自主参与“家庭”的建设、环境的保护，能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就能实现我国城市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2．2集中执法权利 在传统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系中，由于法律没有给出具体而详细的权利分布界定和划分，往往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发生。因此，相关的行政执法机构应重视权利分布的情况，明确规定执法权力集中于某一个部门。如凡涉及城管监察组织行使的行政处罚权，除了城管以外的部门不可再参与此事的管理处罚，城管监察组织承担了处罚违法行为之后，不能再对这种处罚专门设立处罚机构，就是要维护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权利的唯一性。构建城管管理行政执法的新体制，一方面避免混乱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能保证城管在执法过程中的公正性，有利于城管机关的发展。 2．3加强城管教育与公民教育 目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暴力抗法和暴力执法。因此要优先解决这个问题，这影响着我国城市和谐发展的未来。在城市管理中，有关部门应该对城管进行教育，让城管多体恤百姓，能温和执行的就采取温和执行的方法，城管的目的是为广大公民谋福利，小商贩也是我国公民重要的一员。同时，城管还可以设立专门地带，在不影响公众生活的情况下，按程序让商贩在专门地带进行买卖。当然，应对小商贩进行思想教育，让他们明白城管的工作宗旨，行政执法是城管的工作之需要，小商贩还应提升自己的素质，在买卖的过程中不影响城市生活的发展，不遗留垃圾影响市容。可以与城管进行协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发生。因此，加强城管和小商贩公民的教育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是尤其重要的，不仅能推动新的行政执法体制的产生，还能促进我国城市健康和谐的发展。 3结语 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经历一个漫长而喜悦的改革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体制不断成熟的过程。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是行政执法体制革新过程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一个长期的改革过程。构建新型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有利于转变传统行政执法管理中不合理的执法过程，加强行政执法管理合作性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城市综合效益，同时促进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理念和方式更加的人性化、科学化、规范化，提高人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等等。同时，相关工作人员要探索出符合新时代城市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促进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的不断创新。 作者：袁礼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管理行政论文:高校管理行政管理论文 一、研究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的必要性 (一)为提高我国高校行政管理水平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之首。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有增无减，对高校的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高校的行政管理水平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高校要提高教学质量，除了需要建立高素质的教师人才队伍，加强校内教学设施建设外，还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制度，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一些高校的行政管理水平不高，管理制度不完善，学生要完成一个手续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要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必须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组织气氛决定了组织的发展。对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的组织气氛维度进行研究，有利于管理者了解高校行政管理组织的内部组织特点，从而为制定具体措施来改变和影响组织气氛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二)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研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止2014年7月9日，我国的高等学校共计2542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246所(包括民办普通高校444所)，增长率为2．18%，比2013年下降了0．63%;民办普通高校444所，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19．77%，呈逐年增加趋势。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校数量非常大，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研究的结果具有非常高的实用性。另外，从2014年的我国高校数据来看，未来民办普通高校的数量还会不断增加，在高等学校的比重也会逐渐上升。民办普通高校的加入推动了教育市场的改革，加大了公办高校的竞争压力。公办和民办高校要增加自身的竞争力就要重视行政管理，建立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 二、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的研究 (一)研究思路 首先，将国内外的组织气氛维度的学说进行比较整合，选择其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气氛维度因素。其次，根据选择的气氛维度因素制作调查问卷的题目。考虑到调查的深度，此次调查的维度因素控制在5个左右，调查问卷的总题目数控制在40道左右。再者，选择合适的样本高校，向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发放调查问卷。最后，回收问卷进行统计，分析调查结果得出结论。 (二)研究方案 1．组织气氛维度因素选择。根据对国内外的学说研究中的因素进行对比，发现领导支持、领导方式、士气、激励、冲突、绩效、人际关系、管理制度、控制过程九个因素的出现频率比较高。本文选择这九个因素来进行研究。然而，根据研究思路，需要缩减到5个因素，因此要对这九个因素进行研究。从性质来分析，冲突属于人际关系中的范畴，而领导支持其实是领导方式中的一部分。从因果关系分析，士气是激励的结果，绩效是激励的出发点，因此冲突可以归入人际关系当中，领导支持可以归入领导方式中，而士气、绩效都可以归入激励的研究范围。经过合并后，九个因素可以缩减成领导方式、激励、人际关系、管理制度和控制过程五个因素。 2．调查问卷阶段。首先，根据选择的五个维度因素，制定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设置为40道，平均每个维度因素8道题目。其次，考虑到群体组织气氛维度在一定区域内的稳定性，调查对象要选择同一个区域内的高校来进行，对象数量尽量比较多。最后，在进行问卷调查时，从各高校中的行政管理群体中随机选择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向调查对象发出调查问卷，记录问卷的发出数量。回收问卷后清算问卷数量，清除不合格的问卷。在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结果。 三、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研究结论的应用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五个维度因素，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一个区域内的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的组织气氛维度进行研究。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本区域内的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的组织气氛维度对组织气氛的影响力排比分别是:控制过程＞领导方式＞人际关系＞管理制度＞激励。 (二)研究结论应用 根据研究的结论，对高校行政管理提出以下的建议:一是高校行政管理中要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制度，严格遵守管理制度。虽然管理制度在五个因素的影响力排行的位置比较靠后，但是控制过程因素在排行中位于第一的位置，而完善的管理制度是控制过程的前提。控制过程因素要求高校行政管理具有明确的管理制度，严格依照管理制度进行管理，最终实现管理过程民主化。首先，要制定完善的高校管理制度，制定过程要民主公正。完善的高校管理制度是实现民主管理的前提。制定高校管理制度的方式要民主，制度对各部门的职责规定要明确，工作分配要做到公平公正。其次，要严格依照制度进行管理活动。严格按照制度进行管理活动有利于减少管理过程中的失误，加强管理部门对高校行政活动的监督，避免出现互相推脱的局面，提高高校行政活动的效率。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要遵守高校行政管理制度的规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高校各级领导要坚持依照有关规定行使管理权限，实现科学管理。最后，要加强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监督力度。因此，控制过程因素要求高校行政管理要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严格履行程序，加强行政管理监督力度，实现民主管理。二是高校的领导要注意领导艺术，使领导方式要更加科学化和人性化。在研究的五个因素中，高校领导的领导方式对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的影响仅次于过程控制，因此，要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高校各级领导必须重视自己的领导方式的科学性与人性化。首先，高校的领导要深入基层，了解行政工作人员的实际需求。只有了解行政人员的生活需求，才能实现决策科学化和人性化。其次，高校各级领导要加强与基层人员的联系，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感情基础。领导与工作人员的感情基础越强，领导决策推行的阻力就会越小，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会越高。最后，高校各级领导要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领导者素养的层级水准，关系到管理的效果。领导者要采纳适宜特性的领导艺术，在平日之内的管理强调基层人员的主体作用，做到以人为本，尊重基层人员的权益，关心基层工作人员的生活。在高校行政工作的日常管理中，不应当是单向领导的特性，而是经由互通及协商，获取各方管理意见，预留足量的选择空间而做出的。 作者：温小丹 单位：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行政论文: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设定研究 摘要： 行政处罚的设定是行政立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行政机关行使社会管理职能行使处罚权的法律依据。行政处罚几乎涉及到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因此地方性法规在设定行政处罚时，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合理性与适当性，就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两部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立法为背景，以当前地方性法规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的设定现状为出发点，分析其中的问题，并对完善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的设定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地方性法规；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立法 一、引言 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权中的一项重要的权力，也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一项有效的行政手段。近年来对行政处罚力度的不合理暴露出地方在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立法中违反上位法规定的问题，行政处罚的设置是否合理合法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造成重要影响。为了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下面就以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四地为例对其城市管理的行政处罚的具体条例进行分析。 二、地方性法规对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设定的实证分析 1.城市大气污染方面。《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8条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并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限期治理的决定权限和违反限期治理要求的行政处罚由国务院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主要是财产罚即罚款并规定其最低额为一万元最高额为十万元而且没有加重处罚规定的情节。 1.1法律规定：对大气排放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行为罚：责令限期治理财产罚；财产罚：罚款，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1.2北京；一是排放不符合国家或本市大气污染物排放和控制标准二是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排放总量指标。行为罚：责令限期治理；责令停业关闭，查封设施。财产罚：罚款，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1.3上海：一是未持有排放许可证而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是有排放许可证，但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超过核定排放总量指标。行为罚：责令限制生产或停产整治；责令停业关闭。财产罚：罚款，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1.4天津：一是未持有排放许可证或无临时排放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二是有排放许可证，但排放量超过核定排放量；三是有临时排放许可证，但经限期整改排放量仍超过核定标准。行为罚：责令停止排放污染物；吊销许可证，责令限期治理；责令停业关闭财产罚：罚款，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1.5河北：被处罚的对象主要是已经取得了持排污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未按许可证的具体规定排放污染物。行为罚：责令限期整改财产罚：罚款，五千元至五万元。《防治法》只规定了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这一种处罚情形。针对《防治法》规定的处罚情节四地的行政处罚均在其范围之内而对于加重处罚的情节却不尽相同，在加重处罚的情节即污染排放超过总指标的，北京处五万到五十万的罚款并可责令停业关闭查封排污设施，上海、天津也规定了责令停业关闭的行为罚但处罚数额还在一万到十万之间，在无证排污方面方面天津罚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下，而上海却在五万以上五十万以下；河北的行为主体更细化是单位、个体经营者，因此规定的罚款数额也更小，在五万元以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四地行政处罚的行为罚和财产罚的设定都符合法律规定，对于情节严重这一处罚情节，四地都做了不同的处罚规定，这些规定的合法性还有待进探讨。 2.城市市容环境方面。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管理条例》第37条规定，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罚款。行政处罚的种类主要是行为罚责令整改或拆除和财产罚罚款。但对罚款数额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这就给了地方立法机构在罚款数额上一定的裁量权。 2.1法规规定：针对的是不符合容貌标准、环卫标准的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行为罚：责令限期改造或拆除；责令强制拆除财产罚：罚款，未具体规定。 2.2北京：规定较为具体，主要涉及在临街的建筑物擅自增加各种装饰物，在建筑物顶部或其周围堆放物品；及街道两旁和主要地区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设置应符合市容和环卫标准，并应当保持干净整洁。行为罚：责令限期改造整治；责令强制拆除。财产罚：罚款，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2.3上海：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及公路两侧以及其他公共场搭建影响城市整体形象，城市环境卫生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行为罚：责令限期改造整治。财产罚：罚款，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2.4天津：可主要概括为违反城市容貌标准的；若对道路两旁和风景地区之内的建筑物进行重装、改建的，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并且改建的建筑物及构筑物应符合城市容貌标准。行为罚：责令限期改正。财产罚：罚款，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2.5河北：对于违反规定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上张贴宣传品的单位及个人，应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的期限和地点张贴，期满后及时撤除.行为罚：责令限期改正.财产罚：罚款，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法规规定了行为罚责令限期改造，但对罚款数额没有规定。四地均设有责令限期改正的行为罚，在财产罚的罚款数额上就有一定的差别。北京、上海、河北三个地区的罚款数额就相对较低，最低罚款数额只有五十最高也只有五百，罚款数额最高的则是天津为五千。在上位法未规定行政处罚的数额时，地方性法规应如何设置其罚款数额，首先应合法其次应合理。因此北京、上海、河北三地罚款数额的设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天津的设置是否提高了罚款数额应进一步研究。 三、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立法权行使的改进建议 在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的设定等方面，地方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法创设、越权立法的问题，其中以法扩权、借法设罚的现象较为严重。因此需要对地方行政处罚的立法权进一步规制。法律、行政法规对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规定的较为原则时，地方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某种违法行为规定了罚款的具体数额，地方立法不能增加或减少，即使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也不能修改。法律、行政法规对某种行为并未设定罚款的，地方立法不能擅自设定罚款处罚。对于违法行为较轻，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可以依情况不设定罚款。对严重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幅度范围内增设加重罚款的情节，但也应有具体的罚款数额幅度。 作者:崔亚楠 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管理行政论文:道路运输管理行政程序论文 摘要：行政程序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过程中所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以及时限的总和。根据道路运输管理法规、规章中的行政程序，阐述了行政程序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道路运输管理；行政程序 我国目前的道路运输管理体制中，县级以上地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包括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其日常的执法活动必须按照行政法及道路运输有关法规、规章中的行政程序进行。 所谓行政程序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过程中所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以及时限的总和，即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空间与时间表现形式。 在我国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法律文化传统一向不重视程序法规范的作用。目前的现状是行政权力膨涨，运用混乱、控制不力，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同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要求能有高效率的行政权力行使。 基于此，行政程序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行使，防止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行政权力的侵害；二是使行政决定具有确定性、合法性，维护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 例如，《行政处罚法》第一条就表明了立法目的是“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道路运输条例》第一条规定“保护道路运输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规定》第一条规定“保护道路运输经营者、旅客、货主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为体现上述精神，道路运输行政法规及规章设立了一系列具体的程序来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略述如下。 1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 行政处罚种类繁多，它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影响很大，因此需要对这种权力的行使规定一个正式而严格的程序以保障相对人的切身利益。然而，其中一些较轻的处罚如警告、小额罚款等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甚小，而正式、严格的行政程序一般手续繁琐、费用较高，国家所付出的较之当事人受到保护的利益更大。《交通行政处罚规定》第十条规定了道路运输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即：“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第十五条规定“交通管理部门必须对案件情况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即为道路运输行政处罚的普通程序。两种程序的不同在于普通程序有着严格的调查、质证、抗辩、决定、送达等规定，而简易程序较为简便，可以“当场”作出决定。 2听证程序 其目的在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重大利益，因为听证能扩大相对人的行政参与权，收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便于行政决策切实可行，通过为当事人提供辩论、陈述自己观点的机会以避免行政机关片面地作出行政决定。 《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确定了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在普通程序基础上，对“交通管理部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规定行政许可的听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交通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交通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它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许可事项”〔第二十条〕；“交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冲突的，实施机关在作出交通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力”。 听证程序的核心是抗辩，即当事人可以对于自己不利的证据提出异议并要求指控方加以证明，同时可以提出利于自己的证据。当事人通过这种参与、介入对行政行为的事实和理由加以论证，防止了行政专横和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保持了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平衡。 3申辩和质证程序 《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执法人员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这些规定，一方面可以使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注意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促使依法行政；二是允许当事人申辩、质证，可以澄清事实、避免失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三是可以促进法治观念的形成。当事人在申辩质证过程中，可以增强维护主体权利的意识，受到生动的法制教育，有利于法治观念的培养。 4职能分离程序 (1)办案与决定处罚相分离。在普通程序中，规定由执法人员调查或检查、收集证据，而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罚决定，重大复杂的违法行为导致的行政处罚还应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在听证程序中，要求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 (2)罚款决定的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相分离。作出罚款决定的机关不得自行收缴罚款，由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的银行交纳罚款。同时罚款必须全部上交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私分截留。 5说明理由程序 《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讲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的理由和依据告知当事人”。第二十条“交通管理部门…告知给予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实施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的，…说明理由…” 理由，是行政决定作出者对法律、政策和自由裁量权所持的观点的解释说明，也就是对行政决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政策适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认识。行政机关如果不对这种理由作出说明，就会使得行政权力行使趋于草率、专横，当事人往往也无法明了其理由及行政机关所执行的法律政策的意义，不利于法律和政策的顺利实施。因此说明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有助于限制自由裁量权力的恣意行使、促进合理、谨慎行政，有助于行政处罚决定的可靠性、稳定性，对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也有助益能成立。 6资讯公开程序 资讯公开是现代行政程序的重要制度之一，指有关行政主体活动的情况和资料，凡是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保密的范围，都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组织均可依法查阅或复制。资讯公开制度是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的体现，可以增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加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调动公民参与行政的积极性。此外，也便于公民对行政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和《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都确立了公开原则，规定对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的结果必须公布，后者还规定了进行公示的方式。 7通知程序 通知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或其他管理活动时，将应该让公民了解的事项通过一定的途径告知。通知的对象不仅指利害关系人，有时也针对一般公众。听证程序中规定，行政机关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道路运输管理行政程序，如时效、回避等，在此不一一详述。就前者，《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调查、送达、听证等法定期限；关于后者，明确规定了在听证程序中“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管理行政论文:浅析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问题 摘 要：新型农村社区不仅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着力点，更是创新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平台，旨在打破具有行政依附性的传统农村治理体制，为农民自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提供制度保障。探讨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表现，分析了导致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原因，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去行政化的对策。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新型农村社区正是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出现的，它相对于传统村落拥有更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更民主的管理方式，相对于城市社区它是以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支撑起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自治管理单元。然而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新型农村社区的自治管理仍存在明显的行政依附现象，影响了社区自治管理中公民主体作用的发挥。 一、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表现形式 （一）自治管理工作重形式、轻实质 可以说，“现有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是在保持政治与行政控制的前提下，形成一种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假象，用基层自治的表象掩饰了基层社区中政治与行政管理实质，对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模式极为不利。”[1]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在价值理念和工作原则上，赋予了社区居民自主决策的权力，是对农民自我能力的一种肯定，也是农民自治能力提升的一种体现。但是在社区实际建设和管理中，多年形成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力剥夺了农民的这种权利，农民往往成为公共决策的被动接受者，计划的被动执行者，尤其在新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征地补偿、社区规划等与农民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事务，农民更是缺乏合法有效的参与途径。“在这种传统管理模式中，管理者和农民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甚至有些情况下演变为对立和冲突，导致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无法执行。”[2] （二）社区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之间传统隶属化关系没有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曾明确规定基层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因此，在新型农村社区中，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的社区居委会与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之间也应该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现实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传承了传统农村自治体制中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街道办事处实际上主管着新型农村社区自治单位的大部分公共事务，社区居委会也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完成政府安排的任务上。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公民的公民意识不断加强，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农民迫切要求建设更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而行政化色彩较浓的社区自治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积极性。 （三）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现象增多 邓小平指出“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3]新型农村社区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制度化的产物，社区在兴建过程中常因征地拆迁、评估分房、资金补贴等因素的影响，与农民群众产生利益纠纷。同时新型农村社人员流动性大，公民异质性增强，公民的价值观发展日益多元化、利益诉求也增多，这就需要新型农村社区建立起民主的自治管理体制。但目前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中，一些公民因参与渠道不足和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的影响，常采用非制度化或非法的参与形式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例如因征地拆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和因自治选举导致的暴力事件等。2009年辽宁省北镇市赵营子村村民李东辉在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后，因“有贿选行为”遭到举报后未能成功担任村干部，一怒之下他将举报人一家5口全部残忍杀害。非制度化或非法的参与形式的存在是在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模式下，政府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缺乏民主协商，群众基础不足、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导致了一些公民的非理性化的参与方式。 二、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原因 （一）国家行政管理的过多干预 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像西方国家社区的形成那样是经过长期自然地形成，更多的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最大保障和后盾。一般来讲基层群众自治是对基层政府行政权利的消解，层政府为保持对基层社区绝对的控制，促进行政任务在基层社区的顺利推行，常决定和干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相关事务，“往往将自己的权力渗透到最基层的社区，使基层的自治管理行政化，基层社区组织的权力也经常变为地方行政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4]所以在社区管理中基层政权组织一般把村民自治组织看作下属机构，直接对其发号施令，形成一种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基而社区管理者因忙于应付基层政府的任务安排，挤压了社区自治管理的空间，影响了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行为效度，压抑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社区管理严重依赖于政府行政部门。 （二）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一方面，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关系不明确。基层政府把社区居委会当作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社区管理者的选任、财政拨付等重要事项均由乡基层政府控制，基层政府常以操纵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影响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社区居委会对此只能是“忍气吞声，任劳任怨”；另一方面，社区党支部与社区居委会关系不协调。《村民自治委员会组织法》只明确了党组织领导的核心地位和基本职责，却没明确具体的操作方式和方法，导致有的社区党支部过多地干预社区公民自治。“有的社区支部书记把党的领导简单理解为社区支部的领导，甚至是支部书记的个人领导，而有的社区居委会产生后，认为自己是社区多数公民选举出来的，有群众基础，腰杆子硬，因此，不把党支部放在眼里，重大事情不向党支部请示报告。”[5] （三）自治管理资源的匮乏限制了自治管理能力的发展 社区资源是指能够服务社区管理的人、财、物、技术的各种要素，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出发点，我国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普遍存在资源匮乏的问题。首先是物质资源的匮乏。马克思曾说“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6]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只能从其外部获取资源以实现治理。但政府部门对社区管理财政的投入相对甚微，社区系统和外界进行资金、物品、信息等交流的时候经常处于被动的状态。其次是人力资源的匮乏。目前新型农村社区管理者多是传统村落原班人马，大多数参与社区管理工作的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缺乏社区管理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们所具有的管理知识多与时代脱节，缺乏运用科学管理方法和能力，难以满足社区对高质量专业管理的需求。所有这些又进一步增加了社区自治理管理对政府的行政依附。 三、改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措施 （一）加强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干部队伍建设 “十二五”规划中针对社区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出要“完善优秀人才服务社区激励机制，推进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职业化。”[7]在新型农村社区基层选举中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以“三个代表”思想和改革创新精神，选拔思想好、作风正、有创新意识和市场头脑的中青年人才，按照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进行岗前培训，实践能力培训。全面启动新型农村社区干部现代化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带头人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能力。切实促进实施乡村精英参与社区管理，因为乡村精英对本社区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资源、农业特色等情况熟悉，可以制定出因地制宜、切合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策略。通过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中干部人才的更新，从内部提升社区自治管理的执行力度，能有效防止对政策的行政依附。 （二）改革两委及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在上下关系的结构上消除行政化 基层党组织对于农村社会管理实施主要的领导和监督作用，在新型农村社区内部通过基层党支部参与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基层党组织主要监督和规范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民主规范执行，通过建立社区党组织实施居民自治民主选举，同时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促进社区发展。基层政府部门应以支持者、协助者和监督者的角色，通过行政管理方式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完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公共服务设施，为促进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公民有效参与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和文化氛围，而不是直接对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中的公共事务进行操纵。同时，新型农村社区的管理权力由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共同支配，事关社区的重大决策需由社区居民代表大会行使决策权，在权利上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自主决定社区的公共事务提供更大的运行空间。 （三）调动开发内外资源，提升社区自治管理水平 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水平的提升，首先需要建立起由政府主导，社会各类组织、普通公民多元参与新型管理体制。同时注重新型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重构，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中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相同的价值取向和信仰而形成的人际及组织关系网络[8]，是强化公民社区归属感，促进公民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其次，逐步完善社区财务制度。就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新型农村社区财务来看，政府拨款仍是社区财力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这种主流的财务模式很难维持社区长足发展的需要，经费不足问题严重，这种情况不仅导致社区工作的开展步履维艰，同时也加重了社区对政府的依赖。社区管理者需主动寻求外界的财务支持主体，同时加强社区内部成员的财务管理，保障社区管理经费来源多元化，通过内外协调来保障社区管理的独立性、自主性。 管理行政论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1996年国务院在《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中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认真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结合本地方实际提出调整行政处罚权的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城市管理综行政执法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初步解决了职能交叉、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缺位等问题，与此同时，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与行政相对人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因此探寻能够提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水平的策略和途经，对构建和谐美好的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执法队伍 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暴力冲突现象存在 近年来，网络上频频曝光城管执法人员暴力执法的恶性事件，让这支队伍似乎体现出越来越多“污名化”的“负面特征”。汕头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圣华说：“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城管和摊贩无形中成了猫和老鼠的关系。”对城管来说，维护城市秩序、形象是职责所在；对摊贩而言，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每天和城管上演“躲猫猫”的游戏，为的只是寻求一个生存空间。由于缺少相应的行政强制力和行政执法保证，城管从一开始就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不使用暴力，则执法几乎没有效果，但使用暴力则要遭到谴责”。近年来有些城市管理者也在不断改善执法方式，但各地不时曝出放大的城管暴力执法事件，都让这些传递出的善意衰减。[1]城管暴力执法引发城管与小贩之间频发冲突，影响社会稳定，也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毁坏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二）执法队伍人素质参差不齐、协管员流动性大 由于城市管理业务工作的量大人少，工作很难铺开，许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聘用了部分没有编制的协管人员，来帮助开展日常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这部分人与正式城管队员相比较，往往呈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偏低和收入偏少等特点，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实群众工作技巧，对突发事件处理无所适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管执法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往往给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带来被动局面，也不能适应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日益复杂的执法考验。 （三）执法规范化水平有待提高 执法人员行政处罚过程中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难以体现公正公平。在当前经济社会金钱至上，金钱大于法的错误思想引导下，部分违反规定的当事人，走歪门邪道想方设法，花钱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部分领导凭主观意志办事，相信“人治大于法治”在执法人员办案过程中打招呼、递条子，干扰行政执法；加上执法人员个人判断和其他外界因素的加入， 容易造成行政处罚权的滥用，处理问题随意性很大，反复无常，不同情况相同处理，相同情况不同对待，产生不良后果，执法过程没有做到公正、公平，更加激发社会矛盾。 （四）长效管理机制不健全 从总体上看，由于缺乏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城市管理工作仍处在依靠“运动式”、“突击式”、“集中式”整治，长效化、常态化、长期化的举措不足，使得整个城市管理工作始终在低水平、低层次徘徊，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城市管理的现状是：整治―回潮―再整治―再回潮，一直是嘉兴市城市管理没有走出的怪圈。 （五）城管执法监督不到位 一方面，城管体制上存在先天性不足，我国城管机构在设置上被描述为“中央无部委、省里无省局”，纯粹属“地方部队”，只为地方利益服务，缺少上级对口主管机关，用群众的话说就是“只有公公，没有婆婆”，规范行政存在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对城管执法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2]社会舆论、媒体的监督也更多地关注一些社会热点，负面影响较大的问题，也没有起到正面积极的效果。群众监督在实践中所能发挥的成效和作用显得比较有限，因此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缺少监督约束，造成了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随意性。 二、完善城管行政执法工作的途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完善，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新定位、新课题、新要求。只有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才能适应日渐复杂的形势，才能迎接新的挑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健全城管法律法规 正如《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必须有相关的法定授权或者合法授权，委托赋予其行政处罚权”，城管行政执法部门的主体资格需要法律明确赋予，因此迫切需要全国人大进行专门立法，在赋予城管行政执法部门主体资格的同时也对城市管理部门的执法范围进行明确和细化，明确城管行政执法的职责范围和程序，[3]“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在实体合法的基础上重视程序，才能保证行政执法行为本身的公正、合理，才能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只有权责清晰，才能依法行政，只有消除了法律依据在理论上的困惑，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才能得到进一步认可和推广。 （二）转变执法理念 基层执法人员应当深刻理解和领会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宗旨意识，明确执法工作的目标和端正态度，转变传统的执法观念，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文明执法和严格执法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人权观念，自觉尊重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执法过程中本着“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工作宗旨，以满足人的需求、体现人性化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的为执法对象着想，变“严格执法”为“理性、文明执法”。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执法过程中更注重从源头控制和末端警示来解决问题，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多体现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思想，才能得以和谐执法。城市治理这项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时刻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发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强化人员业务素质和操作能力 城管是一个与群众密切相关的行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要特别注重自身素质和修养的提高，加强专业知识和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根据城管执法工作岗位不同，分类提出要求，根据干部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可将学习内容分为公共部分和专业部分两类；实行考试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安排工作、调整岗位的一个依据。基层执法人员在实践中，要注重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做到心中有法，处处行法，在执法过程中既要重视实体行为，也要注重执法程序，在日常执法工作中运动法律思维解决各种执法难题。 （四）城市管理需要发挥公众参与的 没有其他社会成员（包括机构和个人）的参与和配合，上百万人口的现代都市，仅靠数百人、数千人的城管执法队伍实在无法管理好。应该将公众参与引入城管执法工作中，鼓励公众参与，增进政府、社会、居民三者之间的沟通理解，把城市管理由单纯靠政府转变为全体市民的共同参与，把政府的强制性变为市民的自觉性。在城市管理中建立沿街商户共建机制，与商户签订共建共管协议书，充分调动沿街商户的积极性，开展城市管理知识普及宣传，与群众一起齐抓共管，共同治理城市问题。 管理行政论文: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理论基础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生活不仅带给人们更多的实惠和便利，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交通拥挤、居住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因此，如何有效地治理城市，已经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各级政府专门成立城市部门，负责解决城市和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颁布的《行政处罚法》中，明确提出城市行政执法应当以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为依据进行执法。然而，在城市综合执法过程中，存在着执法机构职责不清、执法行为不规范、执法程序违法等等诸多问题。因此，立足于城市综合执法的实践，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研究我国城市综合执法法律规范建设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建议和对策，能够对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城市；行政执法；理论基础 引言：城市涉及市容环境卫生、城市园林绿化、公安交通、市政、城市规划、工商行政以及法律、法规授权进行的其他方面的城市管理，其目的在于维护城市的正常秩序，保障市民良好的生活环境，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建立和谐的城市家园。从城市管理的内容来看，它与市民的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是城市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所以，系统地研究与城市行政执法相关的理论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和推进行政执法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1、我国城市行政执法的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1.1执法主体地位与职责不明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可以由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但是，只有公安机关能够行使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城管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的行政主体，被赋予了庞大的行政权力。在2000年和2002年，根据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分别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0]63号）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文件明确要求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不得作为政府一个部门内设机构或下设机构，而应当作为本级政府的一个行政机关。然而，在事实上，城管部门直接由地方政府管辖，这样很容易成为完全附属于地方政府的工具。 1.2行政执法部门监督机制不完善 目前，行政执法部门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工作中往往容易让人钻空子。从内部来看，对于城管监督的设计忽视了人的利益，未从“经济人”出发。引人市场经济之后，“经济人”逐利行为难免在城管执法活动中存在，城管执法人员寻租行为的出现自然而然。现行的内部监督制度没有对于城管执法活动进行完整监督的制度，仅仅是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当前所有的监督均未从“经济人”角度出发制定标准，使得执法趋利化，“钓鱼执法”“经济执法”“选择性执法”等现象层出不穷。 从外部来看，外部监督机构分工不清。外部监督体系的设计主要表现在监督的“交叉带”和“空白带”两个方面，每个部门表面上严抓严打，但时效性差。在城管执法过程方面的监督仅仅局限于上级法制部门监管，其他部门“无人问津”，有损群众权益。 1.3城市执法工作的理念滞后 城市执法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对各职能部门的执法权限模糊，往往将许多不属于自己职能的事件纳人自身范围，尤其当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清查活动时，各地城市执法人员往往四处遍布，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歧视现象，造成越权执法和不遵守法定程序现象时有发生，不仅给百姓心目中留下不良印象，而且极易产生冲突，甚至导致暴力抗法现象。 2、公共利益优先的依法治国理念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的核心则是行政执法。所以，理清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也就明确了行政执法的理论基础。治国理念总是建立在既有的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传统哲学及其反映的民族精神对于治国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们不需要争“物”的和谐，显然是真正的和谐，因为这种和谐满足了每个人的愿望。权利是用来保障公民利益的，所以当公民利益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权利就成为被动的“看客”。国家依据法治原则，赋予公民权利，确保公民在“争”的过程中尊重并遵守规则，即法律。所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分配者，其管理和执法的公正与否对于公民利益直接产生重大的影响。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作为行政管理者或者行政执法者，从管理和服务公众的度来看，道德层面上应该是高尚的“自愿者”，其承担的职位在剥离“权力”的味道之后，就只剩下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因为从党的先进性及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以得出，行政管理或执法的承担者必须在道德层面具有高尚性，在思想层面具有先进性，将为公众服务作为终极目标是行政执法者理所当然的选择。所以，明确作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法治目标具有基础上的指导意义，因为行政目标必须服从于法治目标，而法治目标决定了行政目标的指向，即对公众的服务性和行政执法者的高尚性、先进性。与其相应的是，行政执法者的选拔和考评以及公共监督制度对于我国的行政执法相关制度的建立将具有指导意义。 3、“市民社会”理论与权利本质 “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就不能带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的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黑格尔认为，在家庭之中，每个人都受家庭伦理的约束，以“爱”为纽带，置身其中。然而，就像人无法摆脱家庭一样，人同样也无法摆脱社会群体，所以人就同时具备了家庭与社会的二重性。与家庭中的关系不同，人不能奢望在社会交往中一定获得在家庭中的“爱”的联系，所以在市民社会中，“人是目的”便成为主要特征。在黑格尔看来，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首先为自己着想，而且其他人则成为实现自己愿望的媒介。但是由于这种思考和行为模式是每个人的特征，所以就具有了普遍性。每个人在满足自己愿望之前总是要满足他人的愿望，从而达到满足自己愿望的目的。 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的界限经常被混淆。在很多情况下将本应该是法律要求的事项表述为道德诉求，将遵守法律和尊重法律混为一谈，常常使人误解遵守法律是一种道德义务。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社会的发展在倡导高尚品格的同时，必须铺设坚实的基底规则，或者底线规则，而这个规则的基本原理是：遵守法律，即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对于每个人来说，遵守法律不是一个道德要求，而是现实的自我利益保护的要求。遵守法律本身并不体现为高尚，而是体现了对自我利益的认知。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的很多事件，都是基于对于守法道德化的误解而产生的。很多执法者不懂执法的根据乃至法律的内在涵义，只知执法，不知违法；同样很多执法相对人的法律意识淡薄，甚至不知法为何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常常会成为暴力事件的旁观者，被冷落到了一边。 结语：城市行政执法作为依法行政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在理论源头上为其执法搭建制度框架，形成究责机制，使行政执法不再是对于“事件”的事后补救，而是在合理的制度设计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谐执法。 管理行政论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在我国由来已久，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又在不同地域富有不同的特色的概念。近年来，城管暴力执法或小贩暴力抗法的事件屡屡进入人们视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一现象极不利于政府形象、社会和谐。因此，如何改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现状、寻求积极有效的对策尤为重要。论文通过对国内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着重理出2013年社会影响较大城管执法案件，进而从执法队伍自身、执法对象和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度分析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执法人员的选拔机制、优化执法环境、完善社会保障、探索执法方式方面探求积极有效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城市管理；暴力冲突；执法队伍；执法环境 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相关研究的综述 对于“城市管理”内涵的界定，张民省、王淑梅（2004）认为：城市管理是以发挥城市经济、社会、环境整体效益为特征的、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为主要对象的综合管理。高梅生（2007）认为城市管理是一个内涵丰富、涵盖范围广的大系统，是人们对城市发展和人居环境所进行的控制和治理活动的总称，其目的在于满足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它是政府部门的职责之一、也是一门专项科学。王琳、费蓬煜（2012）则强调城市管理与城市化之间的重要关系，认为城市管理贯穿于城市发展整个环节，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与城市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并指出城市管理需要完整配套的法律法规来保证保证城市规范有序运行，而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不配套、不健全是目前执法问题层出不穷源头，且城市管理中监察职能与管理职能未分离是影响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的关键性因素。陈玉和、孙作人（2006）等学者运用“系统动力学”在分析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具有自组织耗散结构的高阶次、多变量、多回路、强非线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法律地位不稳固、管理体制不统一、职能界定不清等客观原因。吴军飞（2006）从深化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角度出发，阐明了建立科学的综合执法体制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内部各部门科学、有效的运作，降低执法工作的“缺位”、“越位” 及推诿扯皮等不良现状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大都是从城市管理法律缺失、监督机制不完善，针对全国还没有出台一部针对城市管理和执法的独立法律文书，绝大部分城市的城市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借法执法行为来探讨，缺少了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现状可改善的现实性指导意义，法律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对于目前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困境应多从现实可行性角度分析，探讨从现实层面可积极改善执法现状。 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执法队伍自身素质较低 从我国频频发生的城管执法人员与被执法对象的暴力冲突事件中，不难发现城管人员的组成往往鱼龙混杂。依据我国现行的人事制度，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公务人员；二是非国家公务人员。由具体调查得知，非国家公务人员在城市管理执法人员构成中占据相当一部分比重，而这部分人员往往是由临时工、雇佣工组成的非正式的执法人员。这个现状直接导致了在工作表现方面和国家公务人员几乎无区别的非国家公务人员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执法不当的隐患问题。城市管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执法工作涉及的知识面宽广，对执法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较高，而部分执法人员文化水平偏低，政治观念薄弱，对方针政策理解的不到位，则直接导致了执行不力的状况发生，所以执法队伍自身素质建设急需加强。 （二）执法对象流动性强 就我国目前的执法现状而言，城管的执法相对人大部分是外来务工者、下岗工人、失业群体，以及鳏寡孤独、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这部分人往往知识文化有限，谋生能力相对较弱。当他们面临城管人员的执法活动时，往往采取躲避的措施来对抗执法。久而久之，执法人员与屡劝不改的执法相对人的矛盾冲突升级，可恰恰对于这些群体来说，在城市各个街角流动摆摊经营是维持生活的全部，在没有合适的出路选择之前往往不会轻易放弃已有的基础，所以他们顽强“抵抗”，一旦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往往容易以暴制暴，情绪偏激，致使矛盾不断升级。 （三）执法社会环境差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的加快，大量的外来人员不断向城市进军，使得城市人口剧增，各种社会矛盾激增，城市管理日趋复杂。一方面，流动摊贩往往无孔不入与执法人员长期打“游击战”，这给执法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并且对执法人员的工作耐性要求很高。长期一来，执法人员采取暴力行为执法的概率就上升了。另一方面，部分市民的意识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管理工作没有正确的认识。当执法人员在按正常程序执法时，碰到执法对象胡搅蛮缠或是老婆孩子齐上阵的可除模样时，围观的市民往往会倾向于看上去比较弱势的一方，继而是舆论的批评与指责，使得城市管理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 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对策研究 （一）强化化执法人员的选拔机制 针对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参差不齐的现状，必须要优化执法人员的选拔机制。首先，要加强执法人员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培训，尤其是加强执法人员的道德、法律的方面培训，使得执法人员在对方针政策的解读上更趋正确性，在政策的执行上更趋合理性，这样才能有效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再次，在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的录用中，需采取合理的聘任机制。可采取统一考试或者模拟实际工作环境的方式进行考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及时解聘，以保证执法队伍的素质。最后，对在执法工作者屡次出现不文明执法的工作人员，应严格进行教育，给以严厉的措施，例如罚款、待岗甚至下岗的处罚政策。 （二）优化执法环境 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应树立“为民执法”的正确理念，在执法过程中严格保证公正执法，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并加大执法工作的宣传力度，寻得市民的理解，在市民中重塑良好形象。例如可借鉴北京市城市管理局的做法，在市里各大电视台、广播、报纸等传播媒介中设立城管专栏，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提高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提高群众的参与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管理的难度。再者，对于违法、犯罪行为应加大打击力度，对有团伙、有预谋的暴力抗法、严重干扰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以切实保障城管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执法对象大多是生活在底层没有社会保障的困难群体，如果政策能提供他们能过上基本生活的保障，冲突将大大减少。例如，可以仿效上海的模式，划一片指定区域允许流动商贩经营，而不是一味的驱赶他们。正如俗话说的“关了一扇门，需开一扇窗”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四）探索新型城管执法方式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正在进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这虽然有集中、统一行使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权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决策与监督并列”不能有效监督的问题。在执法活动中，执法人员和执法相对人往往是“水火不相容”，但以暴力方式解决并不是执法者的本意，这样只会更加剧矛盾升级。本文认为有必要探索一种第三方监督执法的模式，第三方是独立于执法人员和执法相对人的平等群体，一方面更好的约束执法人员管控好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对执法相对人的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解决，留下更多的社会隐患。 管理行政论文:改变高校管理行政化、企业化倾向 有关部门对北京的11所市属院校、7所部属院校以及上海和西部地区的9所高校进行的调查发现，高校教师是一个活力和热情不足、教学和科研积极性比较低落的群体。 办好大学，有效地激发教师作为教学科研主体的积极性，实现高校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的功能，必须遵行管理大学、激励教师的一般性、普遍性规律，改进高校管理的制度模式和决策程序，改变当前的行政化、企业化倾向，让教师更广泛地参与学校决策，提高学校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为此建议： 1.教师作为教学科研主体的地位应得到应有的尊重，使其权利、收入和待遇不低于甚至在某些方面高于行政人员。只有当教师发自内心地感受到教学、科研是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另一个群体强加给自己的任务，并且自己能够根据科学规律和管理规律自主地支配教学和科研过程时，他们的积极性才能真正高涨起来。 2.建立公立高校校长的资格证书制度。对中层行政职务应进行岗位资格考试。高校管理应以科学的管理理论为基础，校长和党委书记应是高等学校管理专家，而不仅仅是某一学科的专家或行政官员。 3.学校的教学、科研事务应该以教授委员会为主进行决策。包括专业和课程设置、专业职务设置和聘任教师招聘和录用、专业人员考核、校内各类科研项目的设定和评审、学术奖项的设定和评选等，均应根据教授委员会的意见做出决定。 4.教职工代表大会应参与学校重大行政事项的决策。包括校内的干部制度、资金使用、工资制度、福利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凡关涉教师切身利益的事项都应由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王晓龙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顾问） 管理行政论文:城市规划管理行政服务标准化问题刍议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城乡规划建设逐步健全完善，人民的依法行政意识进一步增强，对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阐述了行政服务标准化工作的积极作用，对城市规划管理和行政审批工作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城市规划；规划管理；行政服务；标准化 城市规划决定城市的空间结构和整体布局，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和未来，科学有效的行政服务工作是保证城市获得更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重要保证。近年来，我市从实际出发，遵循合法、合理、效能、责任和监督的原则，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规划管理上，不断优化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配置，合理调整城市布局，完善城市功能，积极提供高效快捷服务，城市规划管理效能得到进一步深化。但在近几年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城乡规划法规体系不够具体完善、规划审批与技术审查还没有完全分离、“建字口”部门联动机制还未真正形成、建设单位或中介机构诚信执行力不够等等，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大规划管理法制化建设力度，健全完善行政服务标准化体系，不断提升规划审批和服务标准化工作效能，使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确保城市空间和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一、要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切实增强做好行政服务标准化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动。要做好城市规划管理和行政服务工作，首先要端正态度，摆正位置，时刻牢记职责和使命，正确认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牢固树立“人民公仆”和“服务员”的思想，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规划管理法律法规和服务标准体系，不断规范行政审批和执法行为，为城市规划管理和行政服务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要进一步完善规划管理信息的公开和公众参与程序，不断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持续性。要坚持以民为本的方针，按照“能减则减、能放则放、能快则快、能优则优”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减少审批环节，积极构建便捷通畅的规划审批服务通道。要加强窗口人员配置和对窗口审批工作的授权，逐步建立起“一站式”审批办证的服务平台，不断提高窗口现场办结率。每一名窗口工作人员都要主动作为，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对重点项目和民生工程要积极开展“贴身服务制”、“绿色通道制”，努力落实“项目代办制”，真正把服务的意识、便民的理念体现在审批标准和流程的制定上，把“方便让给公众”的宗旨落实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以主动高效的积极姿态为社会、为企业、为群众提供快捷、便利的规划服务。 二、要统一规范，建立体系，为做好行政服务标准化工作提供依据和保障。服务标准化的精神在于“统一”，标准化之下的所有行政行为都应遵循统一的规范、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要求，以保证整个审批服务过程流畅、顺利进行。一是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城市规划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要通过调研分析，本着以企业和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原则，采取走访群众、现场察看、问卷调查、电话回访、客户评价等多种形式，了解体察民情，倾听群众呼声，切实掌握公众群体对规划审批工作的需要和期望。在此基础上，广泛收集或借鉴先进市区规划管理和行政服务工作的经验和做法，系统分析本市区本部门标准化的运行体系及运行特点，积极探索广泛适用性又有鲜明特色的服务标准化工作路子，认真研究编制适合本市区规划管理和行政审批工作要求的标准化体系。二是注重实际，科学编制。规划审批过程中因建设主体、用地位置和性质、建设规模等内容不同，导致审批工作存在复杂、多样、不固定性，也增加了规划审批服务工作的难度。鉴于规划审批的特殊性，编制规划服务标准化法规文件，就不能流于形式，而要实用，操作性要强。必须要进一步加大“一书两证”审批规范力度，健全完善规划服务标准化体系，要切实让报建单位非常清晰，技术指标规定多少就多少，申请方案符合标准就批掉，不符合标准就不批。对每项工作、每个环节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做不到位怎么办等，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性规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克服行政审批工作的随意性，不断增强行政审批效能。三是优化创新，改进完善。标准化体系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持续改进”，只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地完善行政服务标准化体系，才能增强行政机关对社会环境、对公众群众的适应性和公信力。为此，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优化业务流程，修订规划审批标准体系。如，解决规划审批与技术审查分离的问题。突出抓好专业审图中介机构等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扶持工作，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将原本由政府包揽的图纸审查全面推向市场，改由具备法定资质的专业审图中介机构依照国家规范进行审查，规划部门只根据专业中介机构的审查结果，签发格式化的审批意见书。另外，“建字口”项目涉及的部门多，应建立联合审批运作机制，在方案图纸的审定上，可由建管、消防、规划、气象等单位进行联合审图，实行“牵头受理、报送相关、信息共享、资料互认、联合勘察、会议协调、超时追责”，确保建设单位只要跑一个地方就能解决相关问题。 三、要加强学习，注重实践，不断提高规划管理和行政服务本领。学习是提升能力、改进工作、提高效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规划工作者必须要不停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拓宽知识视野，改善知识结构，全面提升能力素质，不断增强为公众、为社会服务的本领。一是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规划管理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是一项全局性、复杂的系统工程。规划服务标准化对窗口和执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有时间和质量限制，还有相应的服务标准和具体事项。要出色地完成规划审批、规划服务和规划监督等任务，就要加强规划服务标准化体系知识的学习，既要熟悉规划审批法规政策，又要清楚掌握行政服务标准化的相关知识，知道规划审批流程、标准和要求是什么，每项工作内容、每个工作环节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真正达到“时时处处学习标准化、人人事事实践标准化”效果，从而有效避免走弯路、出差错。二是加强业务技能的学习。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行政审批和服务质量的好坏。要维护好城市公共利益和规划法规的严肃性，就要熟悉掌握规划业务中涉及到的相关指标和技术规定，如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退后道路红线、公共设施配套等强制性内容，知道哪些是“钢性的”，坚决不能超；哪些是“高压线”，坚决不能碰；哪些是违反原则的，坚决不能办，切实维护好法律法规的权威，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确保“每一块土地都列入规划，不留下空白；每一个方案都按标准报建，不随意审批；每一个项目都按规划实施，不盲目建设”。三是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城市规划管理是涉及不同利益主题的行为，政府、开发商、投资者、普通市民等与城市的规划管理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求规划管理人员不仅要熟悉规划业务知识，而且社会管理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要过硬。为此，要坚持“技管”结合，进一步加强复合人才的培养。要结合本职岗位和实际工作需要，采取请进来辅导、走出去培训、组织业务轮训、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鼓励干部职工在职进修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渠道的加强规划管理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规划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从而加快办事效率，提高审批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 四、要严格管理，规范行为，不断增强行政服务标准化工作实效。严格、正规的日常管理是确保行政服务标准化体系有效落实的根本保证。一是加强领导，明确职责。要切实加强规划审批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区分各级各类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坚持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规划部门行政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负责本部门行政审批管理的领导和监督；部门分管领导要全程参与，负责把关，并协助解决和指导审批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问题；科室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具体负责标准化工作的整体推进和有效落实。切实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靠前抓、科室负责人具体抓”的的良好机制。二是严格要求，规范行为。行政服务中心是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言行举止代表政府部门的形象。为此，要严格按照行政服务标准化要求，从行为规范、项目办理、硬件环境等具体事项入手，要求每个工作人员一言一行都要严格按照标准执行，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内容都要严格把关，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做到用管理服务标准，用标准规范管理，切实形成“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凡事有人监督，凡事都有结果”的有效机制。三是积极宣传，广泛参与。要加大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支持城乡规划建设工作，保证在规划管理行政审批时，能充分听到有关利益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呼声，不断扩大规划部门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要完善规划信息公开制度，采取多种方式，安排一些公开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的活动或平台，如将办事流程绘制成流程图，在流程图的每一个环节下面标明相应的服务标准，并通过印制宣传手册、报刊或网上等各种有效途径向社会公开，做到规划审批标准化、制度化、法制化、公开化、透明化，让办事群众一目了然，既方便了群众办事，也有利于对服务结果进行评价，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城市规划管理和监督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四是加强监督，严格考核。要加强规划审批工作的监督管理，每一项工作程序都要有计划、有执行、有监督、有反馈，对工作进展到哪个环节，都要有严密的跟踪，对出现的问题要立即进行整改，确保服务质量持续改进。要以网上审批为支撑，以电子监察为保障，建立网上监督运行机制。把规划审批的标准和流程固化到网上行政审批系统，全面实施网上申报、受理和审批办理，做到规划审批“规范、透明、效能、可究”。要积极做好绩效管理和考核工作，不仅注重年终考核结果，更要注重平时服务过程，切实改变“重结果轻过程、重形式轻实绩”的陈旧思想，不断提高绩效考核的客观真实性和公平性。 管理行政论文:分析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是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管罚不明、执法强制力弱、执法成效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城市发展。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探究其原因，进而提出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 问题及对策 原因分析 1.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 1.1管罚不明确 城市管理的内容几乎涵盖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如环保、工商、交通、规划、绿化等，这就要求城管必须行使全面化管理的职能。但是，现阶段执法局集中实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职能，其他的行政部门的职责或多或少的被削减，并不进行日常事务管理，这就相应的增加了执法局的日常工作量，而城市管理多而杂的工作，必定会影响到执法效果。如在城市流动摊位和店外店管理中，一般情况下，要求市容和工商齐抓共管，但是，在行政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谁许可，谁管理”，也就是说，这些小商贩仅仅服从于工商管理，而对市容单位却不具有依从性，因此，在工商管理不执行的情况下，小商贩的违规经营行为很难得到遏制。 1.2执法强制力弱 执法强制力是保障执法效能的关键条件，但是，在执法工作中，并没有相应的强制手段作保证，这就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行政相对人不配合执法、机动车乱放、垃圾乱倒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城市市容、市政。由于强制性保障的缺失，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往往不具有强制性，其只有管理而并没有执法的权力，若进行过渡管理，则会出现一些暴力抗法和暴力执法的行为，进而会造成一些不良社会影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管后期管理。 1.3执法方式单一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城市和谐发展。在人们思想观念开放化的今天，城市管理的方式也应发生多元化的改变，尤其在构建人文城市的环境下，城市管理的方式应当适应于人们的要求，坚持人本管理的原则。但是，现实中，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方式相当单一，仅仅停留在“罚款”管理上，这就不免会使人产生抵触心理；而尤甚的是，一些执法人员将自己的职责和权力定位不清，在面对抵抗管理的行为时，会以暴制暴，这就有悖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原则，从而起不到城市管理的目的。 1.4执法成效低下 执法成效低下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行政执法是为了促进城市发展，维护人民利益，但是，由于一些主客观的原因，造成此目标很难实现。其一，城市管理的范围较广，且内容较多，这就增加了行政执法的难度，影响了执法成效。其二，在执法过程中，一些执法人员受到被管理者的言语威胁，甚至是行为威胁，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安全保障制度或是措施，使得人多城管无法正常行使自身职能，不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这就影响了执法工作成效。 2.问题原因分析 2.1权责定位模糊 执法局的职能范围虽然有一定扩大，但是，从只能效果来看，仍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其关键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定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权责。其一，权职不对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工作范围虽然广泛，但是国家并没有出台专门性的法律法规规定城管执法范围，城市管理工作只是根据地方政府的文件行使部分职能，这就相对降低了执法管理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管工作的权力。其二，责任没理清。在相关性法规缺失的情况下，管罚范围、管罚力度并没有全面规定下来，执法局在具备行政执法权力的同时，也将相应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而面对繁杂的日常管理工作，执法者很难明确自己的实际管理责任。 2.2执法法制不健全 现阶段我国缺乏专门而独立的城管法律体系，有关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性较强，缺乏统一性，如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区利益出发，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而受地域保护观念的影响，其中的一些法规与中央制定的法律具有一定冲突性；很多地区仅仅依靠地方性的法规作为执法依据，而没有国家正式法律的支持；一些法律仍旧停留在十几年前，如很多地方仍旧采用1992 年颁布的《城市绿化条例》进行绿化管理，这就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要求不适应，进而影响了执法效能的发挥。 2.3执法模式滞后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定要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模式与现代经济相适应，但是，很多地方仍旧坚持传统的管理模式，从而造成执法效力不高。其主要体现在：管理停留在“见面管理”上，信息滞后，管理被动；政府管理缺位，权责不明，多头管理；管理粗放，常利用运动式、突击式管理；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造成事发后推诿责任。 2.4执法人员素质较低 执法的实施的过程，归根结底是执法人员发挥其职能的过程，这就需要执法人员具备强硬的城市管理专业技能，但是，现阶段仍存在违规执法、暴力执法的行为，这集中反映出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较低，其主要体现在：执法专业性缺失，在执法过程中，仅仅认识到自己要执法，而并没有认识到如何执法；执法人员的职业素质较低，一些城管利用制度漏洞，采用“走后门”的方式进入城管队伍，还有一些城管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经受不住经济诱惑，往往出现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暴力执法等行为。 3.解决问题的途径 3.1健全城管法制，理清权责 法律法规是实现执法的最权威的保证，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建立健全相关性的法规，以明确城管局的权责范围以及规范城管的行为。其一，健全法制。制定规范城市综合执法的法律，统一全国各地现行的相关规范，实行集中行政处罚权，健全地方法规，将综合执法纳入各行业法律法规之中，为城市管理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制定统一的《城市管理法》，明确执法组织的权责、地位、人员编制、组织管理等，从法律上为综合执法提供保证。其二，明确主体。城市管理的主体有具有城市管理权限的行政机关和社会群体，因此，在城市管理中，要以立法的方式，确定该行政机关的权责，并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将学校、企业、媒体等社会各方因素吸引到城市管理之中，以有效促进城市和谐发展。 3.2更新执法方式，坚持人本管理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城管要改变原来单一的执法方式，从服务民众的角度出发，全面更新观念，转变行为，切实做到服务于城市发展和人民利益。其一，加强沟通。在执法过程中，要以教育和沟通方式为主，向被管理者宣传城市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知识，在提升意识的基础上，实现民众与城管的协作，创建一个和谐的执法环境，禁止采用强制性的暴力执法行为。其二，设置场所。针对一些无照经营的游商，在适当的地方设置专卖区、解禁区，并规范其经营，这既能实现管理之目的，又保护了民众利益。 3.3加强执法监督，提升执法效力 一方面，加强内部监督，设置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对执法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根据执法人员的行为表现给予不同层次的奖励或是惩罚，以有效规范执法者行为。另一方面，充分运用网络公共平台、信箱等，调动社会群体参与到执法监督中，并公示典型现象，以此实现城市管理的有效性。 3.4提升人员素质，强化执法专业性 一支高素质的城管队伍是实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效能的关键因素，一方面，要加强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建设。通过教育、培训、学习等方式，促使执法人员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管理技能、法律法规；实行竞争上岗制，展开公开竞争、择优录用，以此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心理和素质建设，增强城管的责任心，使城管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增强执法人员的正义感和抗压能力，保证公正执法、严格执法。 4.结语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是构建和谐城市的重要保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城管行政执法工作必须改变传统的执法模式，树立人本管理的观念，提升执法人员素质，采用多样性的执法手段来实现执法效能；同时，相关部分要建立健全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强化监督，以提升城管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强制力，规范执法人员的行为，进而促进城市和谐发展，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江苏 溧阳 213399） 管理行政论文:高校学生管理行政立法的定位与完善 摘 要 当前高校在学生管理中与学生间的法律纠纷日趋增多，其原因是高校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学生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纠纷的解决方式未护明确，即高校学生管理在行政法上的定位不清，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归宿则是进一步完善高校学生管理的行政立法。 关键词 高校 学生管理 行政立法 广义的高校管理应为高校对国有财产、师生员工的全面管理；而狭义的高校管理是指高校对学生管理，即学生管理。所谓学生管理，“是指对学生入学到毕业在校阶段的管理，是对高等学校学生学习、生活、行为的规范。”本文仅从狭义角度探讨高校学生管理在行政法上的定位。高校是复杂的事业单位，其组织内部具有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多样的特点。既有学校与教师间的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也有教师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既有民事法律关系，也有行政法律关系。这就必然地导致了高校管理的复杂性。总体而言，高校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研究的出发点：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中的问题 众所周知，学校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高等教育更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为己任。为此，高校必然要强化对学生的管理，但这之中也存在着管理方式简单，甚至不依法管理的情形。同时，当前部分高校中学生问题也多，这些都说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管理是势所必然。可现实是，诸多高校，包括很多名牌大学在努力加强学生管理、为学生的成才呕心沥血时，却作为被告被自己的学生“无情”地推向法院的大门。这一巨大反差引起了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的深刻关注，高校成为人们关心和研究的热门话题。 然而，当前对高校的研究，“大量的探讨都集中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扩招及学费的提高等热点问题上。相形之下，对高校的角色定位，职能性质，法律责任的承担等问题却很少有人论及。而这些问题却正是近年来刘燕文这类案件在各地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从远期讲，则有可能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只有完善和加强对高校学生管理的研究，明确高校在学生管理中的法律地位和职能，清晰地把握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等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高校被诉之类问题，才能将高校教育资源发挥到极至。 2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几个问题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2.1高校在学生管理中的职能及法律地位 一般而言，高校的性质为事业法人，属于民事主体。但它又与普通的事业单位有别，在性质上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为它的主要职能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本是一种国家职责，因为各种原因，国家将其交由高校来实施。以管理者的身份，单方行使国家职能，对学生进行成才教育，以期实现国家人才培养目标。这类活动理所当然地带有明显的行政管理色彩。高校在行使这些管理职权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是行政行为。 2.2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高校在对学生实施教育行政管理的时候，是授权组织。顾名思义，授权组织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权时，是行政主体，因此，此时它与学生是一种当然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但是，亦不能因此认定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完全的行政法律关系。在有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却是民事法律关系。明确了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后，应进一步了解高校对学生违反教育法律规范以及高校自订的校纪校规后，对学生的处理决定等问题。依照《教育法》的规定，高校享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利。可见，法律赋予了高校对违纪学生的处分权。 2.3高校学生管理中教育行政纠纷的救济 本文的教育行政纠纷，仅指高校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管理职权时，与学生发生的行政争议。即学生对高校对已作出的纪律处分和其它处理决定不服，而在高校与学生间发生的纠纷。现今教育方面的法律规范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不具体、不全面的。正如前文所言，学校在对学生管理时，是行使法律授予的行政职权，是行政主体。按照行政法理论，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既可申请复议，也可提起行政诉讼。 3完善高校教育行政立法 我国教育方面的立法从总体上说已比较完备，基本形成体系，但是，由于这些法律规范性文件多是多年以前的产物，仍带有较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滞后性日趋明显。所以，修订完善教育行政立法已刻不容缓，并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教育法》第28条将学校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等规定为学校的“权利”。笔者主张，这些“权”都属“行政权”，宜改为使用“权力”二字更准确。并应在此基础上将学校的民事权利和行政权力分门别类予以规定。如此，方能实现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有法可依，学生以高校为被告提起诉讼和法院受理有法可据。 3.2明确高校管理中对违法乱纪的学生所作处理的形式 如对《教育法》第42条第4款，就应在原有法条基础上，进一步具体明确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提出申诉来的期限，向何地、何级、何类具体部门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宜应明定因侵权行为性质不同，可提起民诉或行诉。

教育心得论文:电影焦裕禄观后感-群众路线教育学习心得 领导干部的标竿 --电影《焦裕禄》观后感 焦裕禄，一个影响中国几十年的县委书记，一个共产党人理想的领导干部形象，一个有血、有肉、有想法、有干劲的县委书记，被当代领导人高度提出来，希望全国的领导干部都能以他为榜样，为标竿，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干事以人民为主，全心全意为人民，务实清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电影《焦裕禄》成功之处不仅是很好的刻画了焦裕禄这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个人形象，还传递着这样的一种正能量，那就是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做干部就要做这样的领导干部！电影给我的启示是：焦裕禄是领导干部的标竿，我们要见贤思齐，主动积极靠拢，具备以下几种基本素质： 一是要有强烈的事业心。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改版兰考的面貌，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短短一年多，他走遍了兰考的山山水水，村村队队。当代的党员干部，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干部职责不是享受特权，不是追求安逸，而是要有一颗强烈的干好事业的责任感，领导干部职位的高低，意味着你有多大的平台可以施展聪明才干，意味着你的思想和行为可以影响更多的人，产生更大的效益。而反之，也能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事业观的树立要有对历史负责，对科学负责的精神，不唯书、不唯上、不畏权贵，不畏困难。 二是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工作作风。焦裕禄在兰考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的群众最穷、最苦、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了解群众的疾苦，尊重群众的愿望，想方设法带领群众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因此得到群众高度认同和赞扬。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现在有一些政策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有一些领导、专家不做调查研究，不做科学分析研判，简单的下指示，出文件，造成基层群众不知所措，无所适从，领导干部不是为民，而是扰民。 三是要有严于律己的个人修养。焦裕禄同志不仅在工作中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个人生活中，在家庭成员的教育中，也是严格要求。他的家庭成员没有特权，和群众一起挨饿、受寒。儿子一张电影票都不能免费。这种高度自律，严格自我要求的精神是我们现代领导干部所缺乏的。现在的个别领导干部认为当官就是贪图享受，当官就是有更多的特权，不仅方便自己办事，而且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沾光，可以“鸡犬升天”，最近公开报道的那些贪官腐败程度可见一斑。焦裕禄同志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把生命交给了兰考这片热土，他没有高谈阔论、没有留下什么警世明言，甚至没有像样的政绩工程，但他有一颗火热质朴的心，他心里想的是人民，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兰考那郁郁葱葱成片的泡桐林铭记了他光辉的一生，如今长满了庄稼的昔日的盐碱地证明了他的丰功伟绩，他是人民的儿子!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是全国千千万万领导干部的标竿！（编辑：圆圆） 教育心得论文:党风廉正教育学习心得 在纪委的组织下，观看了省纪委选择近年来省内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拍摄的《党风廉政教育专题片》，深有感触，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只有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两个务必”，践行我公司党委创造性提出的广梅汕“三个代表”廉洁奉公，恪尽职守。为了严于律己，始终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我感到在现在岗位上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以权力为自身谋取一丝一毫的个人利益，做到秉公办事，处理问题对事不对人，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 其次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坚决实行重大事务进行集体决策的原则，如在制定车间用人、分配等关系到全体员工利益的制度时做到车间集体讨论或全体员工大会讨论，不独断专行或个人说了算，要充分发挥集体智慧，走专家论证、员工参与、集体决策的科学管理道路。 再有必须做到以身作则，遵守国家和企业的各项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不违章违纪，凡事亲力亲为，作风踏实，勤学苦干，做到马书记要求的“带领员工干，干给员工看，拿我做示范，风险由我担”，持之以恒地争当先进模范，决不辜负党给予的崇高荣誉和赋予的光荣使命。 总之，我们要居安思危，牢记前车之鉴，时刻警醒自己，力戒骄满，坚决抵制各种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和诱惑，紧紧团结在事业部党政工团周围，与事业部党委保持高度一致，严格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同呼吸、共命运、当强将、做精兵”，为广大员工谋利，为企业发展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党风廉正教育学习心得》 教育心得论文:国有商业银行警示教育心得--案件风险防范对策 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基层机构案件濒发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些案件的发生，不仅给国有商业银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其社会形象带来了不利影响。如何通过剖析案件成因，从源头上防范银行案件的发生，是各级银行机构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通过对《代价》警示教育案例的学习，结合自己在银行多年工作的体会，在案件的防范对策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端正经营理念，促进银行业务稳健、快速发展。以价值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早已明确了的经营指导思想。银行各级经营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要坚决抛弃只求规模、不讲质量、不惜成本抓存款的短期行为，始终把握正确的经营理念。 （二）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管理机制。商业银行应根据银行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和年度综合经营计划，建立和完善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权责利相结合的绩效评价和考核机制。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强化全行员工的风险意识，构筑内部稽核、委派会计主管、业务检查、风险管理、审计监督等多层次的风险抵御防线，形成监督合力。强化和落实各级分支行经营管理责任，推行问责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尤其对案件频发的机构负责人要实行引咎辞职制度。 （三）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团队，加强员工队伍建设。银行机构要把每一位员工都当作主人和价值创造者，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薪酬、晋升等激励办法，为员工搭建稳定的、通畅的发展空间。弘扬企业文化，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进取精神，提升员工对银行的忠诚度和贡献度。同时，经常对员工开展警示教育，定期进行员工排查，及时掌握员工的思想和行为动态，将案件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强化合规经营、合规操作意识，培育合规文化。不断强化经营管理者和员工的合规经营、合规操作意识，做到人人主动合规，事事处处合规，逐步培育和形成良好的合规文化。 警示教育对防范案件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行警示教育，应该注重引导员工思考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等问题，对照案例校正人生坐标，增强自律意识。在教育中陈述反面典型的犯罪过程，则应尽可能避免提及犯罪技巧和躲避检查伎俩，以免被居心叵测之人仿效借鉴。同时，要多挖掘犯罪根源，少展现个性细节。尽管犯罪形形色色，种类多样，但走上违法道路，都有其共性所在。应该从纷繁的犯罪个案中抽象出共性的东西来教育人，在提及违纪犯罪实例时要对内容和具体细节把关。通过对违纪犯罪现象的理性分析，让员工明白一个道理：人的堕落，并非偶然，都有一个不知不觉从小变大的渐进过程，都因循从小恶到大恶，最终走向身败名裂的轨迹，如果不拘小恶，忽微常积，明天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就是你自己，从而让员工真正得到警示。 教育心得论文:廉洁从业专项教育活动学习心得 一、从不同的视角，认识“廉洁从业专项教育活动”的意义 首先，从国有企业反腐倡廉上看。大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都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拥有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担负着对国有资产实施保值增值的重要责任，倘偌他们若用权不当、或用权不公、或以权谋私，都将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切实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廉洁从业教育工作，是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要环节，也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营造阳光、诚信、廉洁的文化氛围的必然要求。本次“廉洁从业专项教育活动”就是一个立足教育为先，预防为重的反腐工作思路，用“专项教育”这一活动形式，来加强企业领导人员对反腐败工作的思想认识，力求做到末雨绸缪、事前防范、警钟长鸣，其意义非常深远。 其次，从专项活动的本质意义上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为我们企业领导者树立了一个廉洁自律的标准、一个执业行为的规范和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红线”。可以说，《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是近年来国家级别的为企业领导人员量身定做的，旨在针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搞好个人廉洁自律，搞好企业反腐倡廉，搞好企业经营管理，努力实现国有资产保质增值的不可多得的一部廉政宣言。 三是从广义上讲。本次“专项教育活动”是为了加强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增强企业领导人员拒腐防变能力，促进企业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实现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加强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实现用制度反腐、用制度治企的一个重大步骤。 四是从具体层面上讲。本次“专项教育活动”是国有企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次集中性的思想动员，是各级领导人员通过认真学习，加深理解，提高思想认识，既做好经营管理工作又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全面落实“一岗双责”的重大的思想重塑和自我激励。 五是从操作层面上看。本次“专项教育活动”对领导班子而言是通过调查研究、查找问题、制订整改方案、解决突出问题、加强制度建设和推动惩防体系构建；对领导人员个人而言，是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对照《若干规定》内容自查自纠20__年以来个人在领导岗位上所从事工作的情况与制度执行情况，以及廉洁从业的情况，并运用学习调研的成果，查找突出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 六是从保护干部的层面上看。开展专项教育活动这一重要举措，符合中央和国资委关于加强国资监管、维护出资人利益的要求，有利于正确把握与落实中央和国资委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部署，有利于切实解决影响和制约企业发展的不廉洁问题，《若干规定》既是对各级领导人员严格的行为约束，也是对各级领导人员真正的关心和爱护。 七是从实现企业发展战略，满足职工愿景上看。廉洁与发展是企业长盛不衰的车之两轮，只有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才能实现企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只有企业得到发展，才能满足职工群众对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求，所以，不论是企业的长远目标，还是职工的主观愿景，都从主客观上向我们每一位企业领导者提出了“净化企业经营环境，提高个人清廉指数的廉洁从业要求”。 二、全面掌握逐章分析，加深对《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的理解 总揽《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共分5章30条，约4200字。本人分析理解如下： 第一章“总则”。规定了制定《若干规定》的目的和依据，明确了适用范围，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 第二章“廉洁从业行为规范”。这一章共八条，是《若干规定》的重头戏。分别有第四条：“维护国家和出资人利益”；第五条：“维护国有企业利益”；第六条：“防止可能侵害公共利益和企业利益行为的发生”；第七条：“规范职务消费行为”；第八条：“加强作风建设”等五个方面共计三十九个不得有的行为，来具体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廉洁从业行为。 同时，在本章中《若干规定》对“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收受不正当利益、利用企业资源谋利、经商办企业、配偶子女从业、离职和退休后从业等重要问题的政策界限作了界定。 第三章“实施与监督”。规定了有关机构的监督责任和述职述廉、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与公开、纪检监察机构监督检查与评估、函询以及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机构的审计、报告备案事项抄报监事会等监督保障制度。 第四章“违规行为的处理”。规定了对违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党纪政纪处分依据，以及警示谈话、调离岗位、降职、免职四种处理措施和相应的经济处罚办法。 第五章“附则”。规定了参照执行的范围、授权解释机构、施行时间等内容。总的来看，《国有企业领[文秘站:]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贯彻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近年来对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要求，体现了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进展，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的实际需要，是一部比较全面的、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量身定做的，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行为的专门法规。 三、20__年来任职及工作情况、制度执行情况和廉洁从业情况。 本人自08年以来，一直在七局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副总经济师、监察部主任的岗位上，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在具体工作上：一是协助纪委书记做好公司反腐倡廉的组织协调。在局党政和局纪委的领导下，每年初我结合上级要求、企业需要与工作实际，提前拟订公司《年度纪检工作要点》、《年度党风廉政教育工作计划》、《年度效能监察工作计划》、《年度保廉合同验收计划》和《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评价办法》等 专业性文件；组织起草或修订《水电七局党风廉政建设任务分解》、《惩防体系年度任务分解》等制度性文件；同时还结合廉政教育的需要不定期编发《水电七局纪检工作简报》等学习性资料。 二是在公司领导和部门同志的支持下，加强了与省国委、省纪委和集团公司的工作联系，加强了与成都、温江、郫县、彭山等县、市检察机关“共建预防职务犯罪机制”的工作往来。这些工作，为公司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在全局范围认真开展好反腐倡廉建设工作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是认真做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廉洁从业专项教育” 等活动。并借“专项活动”的东风，以解放思想讨论为抓手，逐年召开纪检系统“专题研讨会”和“创新动员会”，做到上下齐动，并通过结合学习实践活动的“学习调研、解放思想、分析检查”等几个关键环节的工作，来推动我局纪检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为纪检工作年年上台阶而主动作为，充分发挥了纪检系统每个同志的工作潜能。从目前公司和公司所属各单位的工作实践看，创新意识在纪检系统已深入人心，创新举措受到上级领导的好评。 四是积极深入基层单位做好相关工作。自08年来，我与纪委监察部的其他同志一起，参与了对各二级单位和局管项目部责任制执行情况的年中、年底检查工作；参与了对彭水电站、亭子口电站等部份项目的效能监察与保廉合同的验收工作；参与对小姓电站、四板沟电站等亏损项目的成本管理工作的调研；参与了对局财务部的“债权追讨”；设备部的“设备采购、大修”和安全部的“事故责任追究”等事项的督责履责效能监察，参与了对上述监察项目的监察类文稿如《监察建议书》等的拟订，为纪检监察促进企业经营管理尽到了该尽的职责。 五是认真做好对干部的教育、监督与保护工作。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与几十名新提拔的中层干部进行了廉政谈话；在下基层时与近百名二级单位领导人员、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例行谈话。对有情况反映的干部和思想波动的干部，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正确对待利益得失问题，正确对待群众意见；对因管理失误、合同不慎和安全事故造成经济损失而该受处分的同志，提前做好工作，使处分能及时起到教育作用。与此同时，我和同事们一道，对公司和分局的多起信访事件进行初核与处理，做到了件件有落实。 六是协助局长积极做好7.23泥石流灾害的善后工作。09年7月23日，大渡河长河坝项目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我局三十来位职工（家属）遇难。在局长领导下，我随团赴灾害现场参加了对受害职工家属的抚慰谈判工作与相关事宜的善后工作。所谓善后，就是协助局长做好政策上的调研与把握，使一切救助工作都在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情况下进行；就是认真听取受难家属的呼声，耐心地做好受难家属的心理安抚和经济救助工作；就是针对个别事项与个别人做好特别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情绪渲泄和情绪化解工作。从整个事件的处理结果看，由于局领导对大局把握得当，相关决策有法可依，事件处置总体公平，受灾家属对处理情况没有出现情绪上的反复。 七是夯实基础工作，以一流成绩迎接上级对我局责任制的考核。08和09年，我针对上级对责任制考核发生变化的新情况，加强了对我局全年纪检工作的整体策划，对下级强化了创新体制机制和工作方法的考核权重，在主动为各单位的工作创新出谋划策同时，加强了与各单位、各部门的工作联系，从启发创新到实现创新，直至落实基础性印证资料等都一一做出相应安排。在具体做法上，采用召开专题“创新研讨会”的形式对各单位的工作创新进行研讨与动员；同时对创新的题目进行逐一抓落实，抓出成果；在具体操作上用客观性资料对七局的创新性工作加以印证，如省级杂志发表文章、省级刊物发表经验等佐证性资料，为七局在责任制年底考核中获取高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近三年工作，我作为局纪委监察部的主要工作人员，认真执行了各种规章制度，执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了党的纪律，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工作职责，没有违纪违规事项。 四、廉洁自律情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差距与整改的措施 廉洁自律情况—— 作为局纪委副书记和监察部主任，我个人在廉洁自律方面自我评价如下： 1、我严格遵守了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纪律，在自己的工作中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路线和上级的工作部署与安排，贯彻执行了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没有以权谋私和搞不正之风的行为。 2、我严格按照《党章》，按照《国有企业领导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按照中纪委《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没有腐败行为和不廉洁的行为。在工作中能做到“五坚持、五不准”，同时，能团结同志们一道工作，一起去实现既定的工作目标，去完成上级部署的工作和交办的各类任务。 3、我严格执行了上级的有关规定，没有违纪违规行为，也没有“个人经商办企业”的事项，在工作中做到了不贪不占、不以权谋私、不损公肥私、没有其他不廉洁的情况和不廉洁的行为。 4、我在处理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或事情上，坚持采用机会平均或工作透明或发扬民主的方法予以解决，决不多吃多占，自私自利。在与人相处上我立足于包容、阳光、公允地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做到谋事做事而不谋利谋私。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1、作为纪委副书记，我对在项目部特别是在海外项目部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国家法律法规教育、企业规章制度教育等方面做得不够，具体表现是：党风廉政教育的面不够，教育工作开展不平衡，对监察的作用和对监察知识的普及不够，特别是对海外项目的监管和效能监察，缺少一套具体的可操作方法。 整改措施：一是充分利用海外事业部这一对外窗口，采用借船出海、借鸡下蛋的办法来加强对海外项目的反腐倡廉建设；二是努力借用网络化、信息化的高科技手段来解决在教育上处于点多面广、工作开展不平衡的问题。 2、作为局纪委副书记，我对局党风廉政建设的宣传 教育工作和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他律的教育工作，在方法显得过于单一，除采用中心组学习、业余自学和组织专项知识竞赛之外，缺乏多样性和创造性。 整改措施：一是充分整合宣传、审计、财务、经营、安全等职能部门的教育力量，使单一教育变得尽可能的丰富有趣，寓教于乐；二是发挥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创造多样性的教学模式，提高教育效果。 3、作为监察部主任，我缺乏对全局纪检监察队伍后备人才的培养与选拔，至使包括局监察部在内，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专职纪检人员青黄不接，查案办案人员青黄不接，纪检人才已出现严重短缺的状况。 整改措施：一是着力培养，大胆使用，让新手尽快成为熟手；二是通过采用内培外训的方式和专项人才“传帮”的方式，加快人才的成长过程，变被动为主动。 4、忙于日常事务的应付，至使有些工作没做到位。一是未能有效地服务到基层；二是对二级单位的行政干部和专兼职纪检干部宣传、普及纪检监察知识不够，致使一些非纪检专业干部对纪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些状况，明显不能满足七局日益深化的改革需要和七局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也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格格不如。 整改措施：一是深入基层，加强与基层的工作联系，加强对基层的工作服务，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加强对纪检监察知识的宣传普及力度，在做法上突出纪检监察对生产经营的保驾护航作用，来体现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反腐倡廉的必要性。 5、我对如何进一步创新纪检监察工作，仍处于办法不多，思路不宽，举措乏力，没有营造出一种能不断创新的持续动力机制。 整改措施：针对这一差距不足，我个人有信心，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加强学习，转变观念，提高思想认识，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尽快破解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教育心得论文:教师关于后进生教育的工作心得 植而不修则歪，教而不育则差，育而无方则罔。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总会听见同行们说：“太差了，名副其实的后进生，没治了。”。我的一位老师有着四十年教龄，他曾叹息地说：“后进生是我心中永远的痛”。那么，什么是后进生？后进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培育后进生并使其进步？我们思考的并不多，或者至少不很系统。本文就个人所带的班级后进学生的实例，谈一谈后进，！学生的心理及关爱对策 一、后进生的界定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许多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提出让后进生从我们的笔下消失，这个愿望是良好的，但并不现实。在实际教学中，后进生总是存在的。不提“差生”，就意味着遗弃，意味着不关注。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优生”是我们缔造的话，那么“后进生”的缔造者也不无与我们相关。当然，不同的人，对“后进生”一词的理解不同。我认为“后进生”是指：在生理心理、习惯行为、意识意志、品德理想，等方面不能协调发展或不能局部协调发展的学生，它不是智力低下的专有名词。 二、“后进生”的表现特征 1、身心发展不健全。 2、行为习惯不良，缺乏自尊。 3、缺乏自信心，畏缩不前。 4、意识盲目，意志不坚定，缺乏毅力。 5、缺乏良好的品德修养和远大理想。 当然，每一位后进生都有他不同的特征，也正是这不同特征的不协调，导致他整个素质的不协调，因而他成了我们所谓的“后进生”。诚然，并非所有的优生就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学生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就成了我们教育的神圣职责。 三、关爱“后进生”的策略 1、教师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同志说过：“教师要志存高远，爱国敬业；要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要严谨笃学，与时俱进。”正如上述学生那样，如果我们老师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或者语言讽刺、挖苦、奚落、辱骂，行为上体罚，那么这些学生会何去何存呢？可想而知。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教师关心人的尊严，才能使学生通过学习而受到教育，人们将永远赖以自立的是他的智慧、良心和尊严。” 2、深入了解学生，辩证施教 不是一次谈话、一次考试，或者学生的一个错误，就能全面了解学生的，它是一个边了解边教育的过程。我认为一般要做到以下几点： （1）、从入学组班开始，细心观察、详细记录，了解归类。 （2）、多次与学生及其家长交流，了解其生理心理、行为习惯、意识意志、品德理想的形成和变化。 （3）、多次平等的参与学生活动，不把老师凌驾于学生之上，幽默慈祥。 （4）、要能自我控制情绪，有同情心，公平公正，实事求是。 （5）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提高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做学生的楷模。 （6）要勤字当头、严字把关，工作细、观念新。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学生，辨证施教。 3、从疏导培养学生健全的心理、行为习惯着手 上述学生之所以能形成“差生”行为特征，不同程度都有其习惯和心理因素，为此，我首先从疏导培养其健全的心理、行为习惯着手。如陈文娇同学，当我们第一次谈话没能进行下去后，我并没有生气、着急，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接触她、了解她。通过心理咨询，悄悄话传递等全面了解了该同学，用世界名人的心理变化过程给予她以激励和劝导。平时有意识的给她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增加她成功的经验和与同学友好相处的机会。通过不懈的努力，到了高二时，她慢慢地开朗起来了，学习成绩也有进步。因此，理解、宽容、劝导、激励是治疗心理疾病的良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学习行为习惯的准则。通过近三年的努力，上述同学在心理和行为习惯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观。 4、端正态度，培养学生自主、自尊、自重、自信的意识 一个人赞成什么，喜欢或厌恶什么，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由其态度决定的。而自主、自尊、自重、自信又是建立在一个端正的态度之上的意识行为。努力端正学生的态度，是教育成功的关键。如何彬彬同学，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教以后，在按时到校、课堂纪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但自尊自重意识的培养，则是一个漫长的工作。我首先从反面着手，和他聊天、做qq游戏，故意刺激他的自尊心，叫他难堪。然后再将心比心，正面疏导提出要求，安排演讲赛、辩论会让他参与，这样既发挥了他的特长，又集中了他的注意力，培养了他的自尊自重意识，也受到了同学尊重。他的学习成绩也有较大进步。 5、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远大理想 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与这个人的周围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及其思想品德是分不开的。而学生思想品德的好坏，则是决定其具有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所以要培养学生的远大理想，必须从他的思想品德抓起。魏书生曾说国：“教育要五育并举，德育先行。”思想品德即就是自身素质，就是其生理心理、行为习惯、意识意志、理想的总合。它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说教就能见效的，要寓于整个教育全过程，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 对于后进生的教育探索还很遥远，很艰难。但只要教师心中有个信念，就会让“后进生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的尴尬局面得到改观。我将继续努力。 教育心得论文:少先队辅导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心得 一、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邓小平和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于搞好新时期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讲的经济较快发展，是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的发展，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特别是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更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更不能单纯追求GDP的增长。GDP是全世界通用的重要经济增长指标，具有综合性和简便易行的优点，但也有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结构和质量。不能反映人们实有的福利水平的缺点。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的变化，产品结构的变化和质量的改进，居民生话水的提高，分配状况的改善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仍然是以传统为主；如果产业结构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二元结构明显，城市化和工业化严重不平衡；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相当一部分是伪劣假冒，以坑害消费者利益为代价；如果生产的产品大量积压，缺乏需求；如果生活环境遭到破坏，污染严重，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和健康受损；如果收入和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均，贫困人口没有减少，甚至还在增加，那么，这种经济增长就不会带来真正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结构不合理，经营方式粗放，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收入，扩大投资规模，资源环境的代价太大。为此，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2、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思维理念。它的基本内涵：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发展；三是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列为新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马克思上义的这种本质要求。协调发展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经过不断的探索，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明的认识日益深化，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新范畴。其中，物质文明所体现的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相依存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精神文明所体现的是科学、文化、宗教、艺术、道德、伦理、哲学、经济、政治、法律等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政治文明所体现的是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它是反映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的标志。人类文明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环境永续发展的智慧结品。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概念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生存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是，既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衡量可持续发展主要有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指标，缺一不可。 科学发展观涵盖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人和自然和谐等多种关系。构成了一个新型的综合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对发展思路、发展摸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3、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 1、增强紧迫感、时代感、责任感 首先，要有紧迫感。新的千年、新的世纪令人企盼，令人振奋。经济全球一体化将给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各个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尤其是对生活在新世纪的少年儿童带来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所准备，要有应对的措施。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青少年的发展紧密相联。作为辅导员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客观理性的思考，去探索当代少年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同样，辅导员应有毅力、有勇气以自己的言行，努力 为当代少年儿童的创新和成才服务。 其次，要有时代感。所谓时代感，即每一位辅导员都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时展要求，确立时代精神，并自觉地将这些精神、品质贯彻于工作和活动中，传递到每一个少年儿童身上。当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的时代，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全的智能体魄、强烈的创新欲望和较强的适应能力，就会被时代所淘汰。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而少年儿童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紧跟时代精神前进的。培养一代新人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肩上。如今我们的教育改革明确提出了要从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要从传统教育走向开放的、现代化的教育。我们是在做孩子的工作，更是在做未来的工作，我们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要求，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发展的眼光、前瞻性的思路来做好少先队工作，用自己辛勤的汗水，铸造少先队的时代精神。 其三，要有责任感。责任感就是事业心。对事业的热爱，对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会使一个人对这一事业牵肠挂肚，会想方设法地去做好这一工作。共青团组织把少先队辅导员放在教育、培养少年儿童的重要岗位上，是对少先队辅导门员的信任和期望。少先队辅导员从事的是红领巾事业，红领巾事业被誉为"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气它是希望的事业，未来的事业。几十年来，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尽管工作条件还不尽如人意，但许多辅导员不计名利，不计得失，“愿红领巾与白发齐舞”，默默耕耘在少先队工作的第一线。他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任劳任怨，辛勤工作，勇于创新，为少先队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新世纪少先队工作，更要求辅导员，特别是年轻辅导员成为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这样才能眼光远大，心胸开阔，有所作为。 2、适应发展要求,强化“六个意识” 第一,强化自我充电意识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身处这样一个瞬息万变、一日千里的时代,我们要学习的新知识之多,要研究的新问题、新情况之多,前所未有。作为辅导员要有一种自我充电的意识,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今后的教育是终身教育,21世纪的文盲将不再是不识字,而是不会学习的人。因此,广大辅导员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努力做到:(l)要明确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是成才的前提条件,知识是通向成功与辉煌的路基,不学自知,不闻自晓,古今中外,从未有过。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担负着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历史重任,多么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智慧和知识,我们正处于信息时代,知识在爆炸,空间在缩小,竞争在加剧,又多么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才干与能力。(2)要明确学习必须刻苦。学习是一辈子的事,要活到老学到老。年轻辅导员精力充沛,思路开阔,记忆力强,是学习的最佳时期,要善于利用8小时之外的时间学习。(3)要系统地学习。要博采众长,博学广间,做到学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为行家里手。(4)要善于实践。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学历,而在于知识的运用,学习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学习中注意实践,密切联系实际,边解决问题边学习理论知识,做到学以致用,学有所用。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以往摸石子过河,现在无石子可摸也要过河,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只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辅导员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敢于破常规,敢为人先。 第二,强化科研意识 所谓科研意识指教师对科研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有强烈的科研需求和内在动力。衡量一个教师有无科研意识,主要标志就是看其在教学和工作中是否自觉自愿地主动给自己提出科研任务。 现代教育是建立在现代社会、现代科技和现代文化基础上的新型教育,其运动形式越来越高级和复杂,因而,现代教育必须以科研为先导、为基础。当前少先队工作的开展,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辅导员工作是科学艺术的结晶。工作理论的研究,既是工作的重要内容,又是工作开展的主要依据。作为一名辅导员,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强理论园地的耕耘。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复杂社会,每时每刻,我们和教育对象都被包围在信息的大海中,经验往往会失灵,对问题浅薄的认识、简单的处理也往往会使我们事倍功半或无法应付。在任何一种职业中,理性的思考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面对的是新世纪高运转、高效率的工作,若缺乏一定的理论研究,将成为我们工作的一大障碍。当前,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矿要求教育工作者和少先队辅导员既是教育、教学的行家,又是科研的能手。因此,我们不仅要想科研,而且敢于科研,不怕困难与麻烦,勇于承担课题,努力摆脱传统的经验型的教育和管理模式,不断学习新的教育科学理论和少先队工作艺术,吸取国内外先进的方法,科学地研究我们的工作对象、工作方式、工作规律等,以适应新世纪的要求,把课题做好,取得优良的成果。 第三,强化信息网络意识 当今世界,科技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信息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为了迎接世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挑战,世界各国都把发展信息技术作为新世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努力争抢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以使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保持领先地位。 少先队工作要迎接时代的挑战,开创一个新局面,辅导员必须充分认识少先队信息工作的重要性,强化信息网络意识。除了必须掌握许多基本的知识、理论、方法和技能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学会运用信息技术来开展少先队工作,特别是要充分利用“雏鹰网”加快少先队信息化进程。 第四,强化合作意识 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需要合作的社会。所以，我们更需要倡导一种“全球合作精神”。善于合作,表明一代新人具有把自己的力量融入集体力量和他人力量之中,借助合力而成才的自觉意识。善于合作,还表明一代新人不仅具有自觉的合作意识,而且具有与他人合作的良好方法和途径,以及与人合作的技巧和心理素质。竞争能提供刺激,合作能提供力量,团结能走向联合,乐于竞争、善于合作是一代新人和未来工作方式的一种基本特征。为此,辅导员在工作中要有一种团结互助的合作意识。 第五,强化创新意识 创新是当今社会一个时代性命题,它是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突破,也是人类发展进步必不可少的过程;它是今天知识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趋势。 少年儿童代表着未来,做儿童工作的辅导员必须要有创新精神。要创新,首先要在教育观念上不断创新。对传统的教育内容、对孩子的认识和看法、教育过程中教与学双方的关系、教育途径的拓展等问题上我们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对不对”,要把适应时代要求的一些新观念,如公德意识、创新意识、法律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等通过少先队教育传递给孩子们。其次是要在教育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手[文秘站:]拉手”互助活动、“雏鹰假日小队”是少先队“雏鹰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形势下教育方式方法上的积极创新。“雏鹰杯五自课题”需要辅导员懂得孩子们的心理,会运作科研课题,能够调动少先队员的积极性,它不仅是少先队活动和辅导员工作的创新,而且是传统少先队教育思想的变革。这就需要辅导员有一种不断进取、积极创新的意识和努力实践、总结提高的工作精神。要在实践中紧密结合当代少年儿童实际,适应时代要求,不断丰富“雏鹰奖章”活动、“手拉手”互助活动等主题教育活动的内涵,拓展它的教育性,创新它的活动形式。 第六,强化服务意识 少先队工作的核心就是服务。少先队工作要服务大局、服务素质教育、服务少年儿童。从一定意义上讲,服务涵盖着少先队的一切工作,它旨在通过服务于社会实践来培养和造就“四有”新人。 面向新时代,少先队组织必须努力成为少年儿童真正的朋友,而要想让孩子们真心喜欢少先队组织,辅导员在工作中必须转变观念;(1)明确自己为孩子服务的意识和少先队为孩子服务的指导思想,一切从孩子的实 际出发,一切从孩子的全面发展出发,满腔热忧,全心全意为少年儿童服务;(2)要从根本上转变少先队工作多年来形成的一些痛疾,如形式主义、包办代替、行政命令式领导等,代之以现代社会组织运作及工作的科学方法;(3)要加强对少年儿童实际状况,特别是对他们思想状况的调查研究,努力使少先队组织的活动符合他们的需求,使少先队工作决策、计划、方法真正为孩子所喜欢、所接受。(4)在少先队整体改革中,要研究少年儿童参与队组织建设、队工作决策的份额问题,使少先队有越来越多的事务真正由孩子自己来决定。 教育心得论文:英特尔未来教育学习心得 7月21号，我参加了intel未来教育的培训。刚开始，满心疑惑。后来心中逐渐明朗起来，被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所折服了。现将我的心得总结如下： 一、教材特别课本上技能性的内容很少，课本上几乎全是各种活动的每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学习时，这些问题的解决成了整节课的主旋律。 二、教法特别除了第一节课简短的开场白和本次培训的意义外，剩下的全是教师分配任务，小组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案。任务分工、合作完成任务、交流分享。一天下来，人人喊累，都说比我们讲课还累。想想也是，在课堂上，我们人人都在动，学习是我们自己的事，老师从不做知识的讲解，只是帮助我们督促计划，什么时间分工、什么时间查资料，什么时间交流分享。任务完成了，学习任务也就完成了。知识点也就掌握了。并且做到了不同学生学习不同层面的知识。在相同的时间，学习层面可高可低，完成快的同学可以继续努力，完成挑战性的任务。完成任务时，如有不会的技术性问题，解决方法只有两个：1、请教临近的同学，2、查阅技能手册。交流时，不同层面的作业展示与谈制作心得，可以给他人的学习带来促进与帮助。 三、效果特别通过培训，教学模式的体会颇深，解决了素质教育开展以来的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如：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学习的主体的含义是什么？以往的满堂灌为什么学习成绩提高迟缓？通过本次培训，知识也掌握了不少。一是观看他人的制作心得，知道了许多新颖的东西。二是与他人的交流，了解了一些他人的体会与操作技巧。三是查阅技能手册，学会了不少提高工作效率的知识与技能。 总之，通过这次培训，使我更深的了解到了素质教育的形式与效果，为我今后的教学提供了方向与思路。真感谢这次的intel未来教育。 教育心得论文:加强领导干部普法教育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思考心得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律素质。 一、加强领导干部普法教育的必要性 大家印象中，我们的普法工作似乎总是针对百姓而言的，尤其是针对农民，常常将文化素质和守法素质混为一谈。在各种普法大会上，领导干部多在台上正襟危坐、侃侃而论，老百姓则只有在台下聆听教诲；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常看见一些领导前脚还在台上痛斥腐败，呼唤守法，后脚一出门就被纪检部门采取措施。更加荒唐的是，一些身陷囹圄的领导，痛苦流涕之余，还大大诉说自己犯法的原因是放松了学习、不懂法，这其中，甚至包括了某些省部级高官，譬如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那么，究竟谁更需要普法呢？ 宣传教育局、司法部法制宣传司在新华网举办的“法制宣传教育与和谐社会建设”网上座谈会回答了这一问题。在会上，司法部法制宣传司司长肖义舜表示，领导干部是普法工作的重点对象，第一是领导干部。第二是公务员。第三是青少年。第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第五是农民。领导干部占据普法工作第一位的位置，可以想见当下对领导干部普法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和各种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殊阶段，法治是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手段和重要工具。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管理者、带头人，有很多事情是领导干部作出的决策，有很多决策是领导干部进行执行，所以他们手中的权力很大。要正确履行手中的权力就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要依法办事就必须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律素质。这样来保证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如果他们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不强，即使个人用心良好，也可能在实际工作中损害群众利益，损害公平正义。如果他们违法用权，以权谋私，更会损害法律权威，危害群众利益，激化社会矛盾。因此，抓住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普法教育和依法用权中的突出问题、薄弱环节，加强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已成当务之急。 但知法懂法只是第一层次的普法，更高层次的应当是守法护法。如果领导干部藐视法律，通过个人权力而不是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那就会对周边权力运作走向产生辐射性影响，法治氛围的建构也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已。对领导干部的普法之所以最重要，还在于其行为代表的不只是个人，还有公权力的运行。更大的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监督的缺位，一些领导干部受到的外在约束力主要依靠自身法治素质来形成对依法办事理念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加强对这些公权力掌握者的普法宣传，以降低其违法的几率。 对领导干部的普法，同样是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普法。领导干部知法懂法守法护法，才会尽最大可能让老百姓也同样如此。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里，公民愈是守法护法，公权力掌握者才愈能依法处理事务，公权力才能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有一群知法护法的领导干部群体，公众的知法护法才有保障，建构法治社会才不会成为空谈。否则，权力侵害法治就会成为普遍现象和通用规则，于是在法治的口号下，就可能是“潜规则”横行、法治规则没落，而真正的法治也就遥遥无期了。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剖析 （一）认识偏差。领导干部普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当前，少数领导干部在普法活动中存在认识偏差，还不能彻底将思想观念转化到法治建设上来，嘴上大喊“学法懂法知法守法，在全社会建立崇法氛围，要依法治国、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等口号，但思想上还或多或少残留封建社会“人治”思想。有的领导干部把普法工作看成是软任务，认为其他工作抓好了，看得见，摸得着。普法宣传工作没有硬指标，短期内不见成效，并且难以直接衡量，不用着急。因而把普法宣传工作当作可抓可不抓，可多抓也可少抓的事情看待，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二）方式单一老化。在普法形式上采取以会代训、自主学习或者不定期开展法制讲座、组织参加普法考试等传统方式，这种传统普法方式与实际工作联系不够密切，没有针对领导干部工作的特点（平日公务繁忙、应酬多等），开展有针对性的能激发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动力的有效普法宣传措施，普法只重形式而不求实效。老套的普法方式对应的普法后果便是领导干部学法形式化，学法时间挤不出，学法文章找人，学法考试照着答案抄一抄等，普法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监督不力。主要表现在监督体制不全，监督渠道不畅，监督意识淡薄。国家在领导干部普法方面没有制定专门的法规，监督方面也就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级各地领导干部普法监督部门形形色色，有的专门由各级普法办监督，有的实行人大监督，有的综合组织、人事、宣传等部门进行监督等等。由于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各级各部门在进行普法监督中容易受到各种利益牵制的影响，因此在普法监督方面常常出现下级监督软化、自我监督淡化、同级监督弱化、上级监督虚化等监督着力点悬空现象，也就更加剧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形式化。 三、加强领导干部普法的保障措施 推动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要丰富普法方式，多组织诸如参与 行政复议、旁听案件审理之类的实践教学，多采取典型案例、视频课件等生动教学方式；必须切实解决监督不力的问题，既在立法层面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又要建立刚性的考核机制，运用纪律和组织等手段督促领导干部“真学、善用、坚守”。 （一）立法上保障。在立法层面上有关部门不妨出台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监督奖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从源头上保障对领导干部普法的规范化、程序化，打好领导干部率先尊法维权的牢固基石，树立起全社会崇尚法治、维护法治的良好风尚。同时，健全完善领导干部普法教育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工作机制，着重抓好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分级考试考核制度的落实，积极推行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注重对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能力的考查，把学法用法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和任免、奖励、晋升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领导学法用法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形式上保障。在学法形式上各部门可根据各自工作实际，结合新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聘请专家学者为广大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开设法制专题讲座。还可以依托各级党校开展集中培训，围绕改革发展大局，充分利用党校的有利资源，举办法律知识培训班，增强广大公务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同时安排领导干部通过网络平台查看典型案例、视频课件、法律法规等内容，参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进行职务犯罪案件开庭旁听、参观监狱感受服刑人员生活等具体实践活动，促发领导干部遵法学法守法的自觉性，争做知法懂法依法办事的表率。通过普及法学理论和参与具体法治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 （三）监督上保障。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监督方面不妨建立起刚性机制，逐步建立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把法治内容纳入干部考评体系范畴。年初，各级领导干部根据各自的工作生活实际制定学法用法计划，并上报相关部门，年终开展学法用法述职总结。期间，由人大、组织、人事、宣传、法制教育等部门不定期对领导干部的学法用法和组织培训情况进行跟踪记录或抽查，并将抽查、考核情况记入档案，对法律意识不强、法律素质不高、违法违纪行为屡有发生的人员一律不予提拔；对任前法律考试不合格人员，原则上不予任用；对在学法用法抽查工作中不认真履职人员轻则通报批评，重则调离岗位，从机制上保障学法用法与领导干部任免挂钩。领导干部学法的根本是为了用法，为了真正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落到实处，人大、组织、人事、宣传、法制教育等部门还可以通过设立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力举报箱，由广大干群对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进行监督，力争从根本上预防少数领导干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凌驾于法律之上等群众反映比较强烈、损害法律权威的问题。 今年起，我国将实施“六五普法”规划，以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用法推动普法工作，促进全民法制意识和水平的提高，普法必将结出更多社会和谐的果实。 教育心得论文:少先队辅导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心得 一、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邓小平和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于搞好新时期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讲的经济较快发展，是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的发展，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特别是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更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更不能单纯追求的增长。是全世界通用的重要经济增长指标，具有综合性和简便易行的优点，但也有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结构和质量。不能反映人们实有的福利水平的缺点。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的变化，产品结构的变化和质量的改进，居民生话水的提高，分配状况的改善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仍然是以传统为主；如果产业结构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二元结构明显，城市化和工业化严重不平衡；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相当一部分是伪劣假冒，以坑害消费者利益为代价；如果生产的产品大量积压，缺乏需求；如果生活环境遭到破坏，污染严重，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和健康受损；如果收入和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均，贫困人口没有减少，甚至还在增加，那么，这种经济增长就不会带来真正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结构不合理，经营方式粗放，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收入，扩大投资规模，资源环境的代价太大。为此，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⒉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思维理念。它的基本内涵：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发展；三是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同志在庆祝建党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列为新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马克思上义的这种本质要求。协调发展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经过不断的探索，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明的认识日益深化，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新范畴。其中，物质文明所体现的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相依存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精神文明所体现的是科学、文化、宗教、艺术、道德、伦理、哲学、经济、政治、法律等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政治文明所体现的是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它是反映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的标志。人类文明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环境永续发展的智慧结品。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概念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生存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是，既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衡量可持续发展主要有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指标，缺一不可。 科学发展观涵盖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人和自然和谐等多种关系。构成了一个新型的综合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对发展思路、发展摸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尊重和保障人权。 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 ⒈增强紧迫感、时代感、责任感 首先，要有紧迫感。新的千年、新的世纪令人企盼，令人振奋。经济全球一体化将给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各个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尤其是对生活在新世纪的少年儿童带来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所准备，要有应对的措施。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青少年的发展紧密相联。作为辅导员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客观理性的思考，去探索当代少年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同样，辅导员应有毅力、有勇气以自己的言行，努力为当代少年儿童的创新和成才服务。 其次，要有时代感。所谓时代感，即每一位辅导员都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时展要求，确立时代精神，并自觉地将这些精神、品质贯彻于工作和活动中，传递到每一个少年儿童身上。当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的时代，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全的智能体魄、强烈的创新欲望和较强的适应能力，就会被时代所淘汰。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而少年儿童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紧跟时代精神前进的。培养一代新人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肩上。如今我们的教育改革明确提出了要从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要从传统教育走向开放的、现代化的教育。我们是在做孩子的工作，更是在做未来的工作，我们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要求，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发展的眼光、前瞻性的思路来做好少先队工作，用自己辛勤的汗水，铸造少先队的时代精神。 其三，要有责任感。责任感就是事业心。对事业的热爱，对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会使一个人对这一事业牵肠挂肚，会想方设法地去做好这一工作。共青团组织把少先队辅导员放在教育、培养少年儿童的重要岗位上，是对少先队辅导门员的信任和期望。少先队辅导员从事的是红领巾事业，红领巾事业被誉为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气它是希望的事业，未来的事业。几十年来，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尽管工作条件还不尽如人意，但许多辅导员不计名利，不计得失，“愿红领巾与白发齐舞”，默默耕耘在少先队工作的第一线。他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任劳任怨，辛勤工作，勇于创新，为少先队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新世纪少先队工作，更要求辅导员，特别是年轻辅导员成为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这样才能眼光远大，心胸开阔，有所作为。 ⒉适应发展要求，强化“六个意识” 第一，强化自我充电意识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身处这样一个瞬息万变、一日千里的时代，我们要学习的新知识之多，要研究的新问题、新情况之多，前所未有。作为辅导员要有一种自我充电的意识，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今后的教育是终身教育，世纪的文盲将不再是不识字，而是不会学习的人。因此，广大辅导员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努力做到要明确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是成才的前提条件，知识是通向成功与辉煌的路基，不学自知，不闻自晓，古今中外，从未有过。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担负着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历史重任，多么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智慧和知识，我们正处于信息时代，知识在爆炸，空间在缩小，竞争在加剧，又多么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才干与能力。要明确学习必须刻苦。学习是一辈子的事，要活到老学到老。年轻辅导员精力充沛，思路开阔，记忆力强，是学习的最佳时期，要善于利用小时之外的时间学习。要系统地学习。要博采众长，博学广间，做到学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为行家里手。要善于实践。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学历，而在于知识的运用，学习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学习中注意实践，密切联系实际，边解决问题边学习理论知识，做到学以致用，学有所用。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以往摸石子过河，现在无石子可摸也要过河，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只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辅导员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敢于破常规，敢为人先。 第二，强化科研意识 所谓科研意识指教师对科研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有强烈的科研需求和内在动力。衡量一个教师有无科研意识，主要标志就是看其在教学和工作中是否自觉自愿地主动给自己提出科研任务。 现代教育是建立在现代社会、现代科技和现代文化基础上的新型教育，其运动形式越来越高级和复杂，因而，现代教育必须以科研为先导、为基础。当前少先队工作的开展，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辅导员工作是科学艺术的结晶。工作理论的研究，既是工作的重要内容，又是工作开展的主要依据。作为一名辅导员，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强理论园地的耕耘。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复杂社会，每时每刻，我们和教育对象都被包围在信息的大海中，经验往往会失灵，对问题浅薄的认识、简单的处理也往往会使我们事倍功半或无法应付。在任何一种职业中，理性的思考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面对的是新世纪高运转、高效率的工作，若缺乏一定的理论研究，将成为我们工作的一大障碍。当前，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矿要求教育工作者和少先队辅导员既是教育、教学的行家，又是科研的能手。因此，我们不仅要想科研，而且敢于科研，不怕困难与麻烦，勇于承担课题，努力摆脱传统的经验型的教育和管理模式，不断学习新的教育科学理论和少先队工作艺术，吸取国内外先进的方法，科学地研究我们的工作对象、工作方式、工作规律等，以适应新世纪的要求，把课题做好，取得优良的成果。 第三，强化信息网络意识 当今世界，科技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信息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为了迎接世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挑战，世界各国都把发展信息技术作为新世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努力争抢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以使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保持领先地位。 少先队工作要迎接时代的挑战，开创一个新局面，辅导员必须充分认识少先队信息工作的重要性，强化信息网络意识。除了必须掌握许多基本的知识、理论、方法和技能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学会运用信息技术来开展少先队工作，特别是要充分利用“雏鹰网”加快少先队信息化进程。 第四，强化合作意识 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需要合作的社会。所以，我们更需要倡导一种“全球合作精神”。善于合作，表明一代新人具有把自己的力量融入集体力量和他人力量之中，借助合力而成才的自觉意识。善于合作，还表明一代新人不仅具有自觉的合作意识，而且具有与他人合作的良好方法和途径，以及与人合作的技巧和心理素质。竞争能提供刺激，合作能提供力量，团结能走向联合，乐于竞争、善于合作是一代新人和未来工作方式的一种基本特征。为此，辅导员在工作中要有一种团结互助的合作意识。 第五，强化创新意识 创新是当今社会一个时代性命题，它是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突破，也是人类发展进步必不可少的过程它是今天知识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趋势。 少年儿童代表着未来，做儿童工作的辅导员必须要有创新精神。要创新，首先要在教育观念上不断创新。对传统的教育内容、对孩子的认识和看法、教育过程中教与学双方的关系、教育途径的拓展等问题上我们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对不对”，要把适应时代要求的一些新观念，如公德意识、创新意识、法律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等通过少先队教育传递给孩子们。其次是要在教育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手拉手”互助活动、“雏鹰假日小队”是少先队“雏鹰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形势下教育方式方法上的积极创新。“雏鹰杯五自课题”需要辅导员懂得孩子们的心理，会运作科研课题，能够调动少先队员的积极性，它不仅是少先队活动和辅导员工作的创新，而且是传统少先队教育思想的变革。这就需要辅导员有一种不断进取、积极创新的意识和努力实践、总结提高的工作 精神。要在实践中紧密结合当代少年儿童实际，适应时代要求，不断丰富“雏鹰奖章”活动、“手拉手”互助活动等主题教育活动的内涵，拓展它的教育性，创新它的活动形式。 第六，强化服务意识 少先队工作的核心就是服务。少先队工作要服务大局、服务素质教育、服务少年儿童。从一定意义上讲，服务涵盖着少先队的一切工作，它旨在通过服务于社会实践来培养和造就“四有”新人。 面向新时代，少先队组织必须努力成为少年儿童真正的朋友，而要想让孩子们真心喜欢少先队组织，辅导员在工作中必须转变观念明确自己为孩子服务的意识和少先队为孩子服务的指导思想，一切从孩子的实际出发，一切从孩子的全面发展出发，满腔热忧，全心全意为少年儿童服务要从根本上转变少先队工作多年来形成的一些痛疾，如形式主义、包办代替、行政命令式领导等，代之以现代社会组织运作及工作的科学方法要加强对少年儿童实际状况，特别是对他们思想状况的调查研究，努力使少先队组织的活动符合他们的需求，使少先队工作决策、计划、方法真正为孩子所喜欢、所接受。在少先队整体改革中，要研究少年儿童参与队组织建设、队工作决策的份额问题，使少先队有越来越多的事务真正由孩子自己来决定。 教育心得论文:加强军队人才素质教育走现代化之路学习心得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军队的人才建设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军队各级党委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各类人才在军队建设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任何一级领导都懂得，事业的传承靠的是一批接着一批的人才群体。这些年来，我军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步伐，人才队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仍然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如相当一部分的中高级干部的科技文化素质、战略素质与信息化战争形态不相适应，特别是一方面急需的人才十分缺乏、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人才不断流失的现象同时存在，说明了在人才管理机制上亟待调整改革。 一、用系统的军事教育培养人，在教育的竞争中发现人才 最近几年，随着社会事业的进步、征兵制度和军官来源的调整改革，初级军官的科学文化基础状况已得到很大改观。但是，军事教育的整体情况并不乐观，中级和高级军事教育存在着短期行为与互不关联的状况，应当进行必要调整，形成与社会教育相衔接、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军事教育体系，使不同层次的军官都具有坚实的军事基础素质。无论是指挥军官的三级培训，还是技术军官的两级培训，都应既与军队基本结构相符合，又与人才成长规律相适应。 在基础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与刻苦精神，这是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在应用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将知识与实践结合的能力，也可以看做是接受社会知识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素质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在高层次教育（如战略）中的情况决定了人才发展的最大或最后空间，或者说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与军事舞台上所能表现的最活跃、最精彩的结果。所以，在各个层次的学习情况是衡量人才质量的第一个指标，学习成绩或学习能力不好的人，不能成为培养的重点。 在初级教育的改革中，重点是解决科学文化、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的扎实程度和系统性。在进入军官队伍的门槛后已经解决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军事教育主要应解决好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由于初级教育是打基础的阶段，所以在教育中的目标不宜定得过高，只有少量的淘汰或决定其仅能从事初级职务即可，给更多的人以平等发展的机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军事基础教育时间短，培训效果达不到部队官兵的期望值，形成了新任军官以自身的弱势状态起步，不仅使一些很有潜力的人从此丧失了进步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即使是以后发展成才的人，也始终存在基础知识薄弱和技能不扎实的问题。 因为能够进入中级教育的人已是经过逐级筛选的优秀的初级军官，培训的对象和目标一是担任师团级指挥员或中层管理人员，二是产生一批将来能够担当重任的精英，所以在中级教育中，重点是扩大学员的知识面，不仅要学习新的军事与科技知识，还要学习战略知识，提高思维层次，具备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能力。对这一层次的人在普遍解决军事硕士学位的基础上，鼓励其争取博士学位或社会学学位。在全方位的考察检验中，一批综合素质极佳的人才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军队建设的中坚骨干，也是可以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力量。对这一批人要冠以荣誉或称号，作为在今后的任职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并优先培养使用的依据之一，也是选拔担当重任者的必备条件。我们现在中级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培训的性质与种类不稳定，时间太短，所学的内容有限，学习和任职使用脱节，在一个军官成长进步的过程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高级教育是进入重要领导岗位的最后一道门槛，应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进行系统扎实的战略学习，时间不少于一年，学习成绩的优劣决定他们是否具备晋升的资格，这样就可以保证我军的高级军官都能够用本文//新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履行新的职务，在战略层次的工作得心应手。二是用多次短期轮训的方式集中研究重大的国际、国内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达到统一思想、集思广益、找出对策、减少失误的目的。 二、用丰富的工作经历锻炼人，在多种岗位的能力积累中选拔人才 最近几年，军委总部积极推行干部交流使用，这项措施在锻炼干部、提高军官素质以及加强风气建设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干部交流能够更加完善、更加持久地坚持下去，主要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形成规范的干部交流制度，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干部交流实行了几年的时间，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完全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规范干部工作。这个制度要明确，交流的对象不仅是提升的人，也包括平职调整的人；交流的时机为任职二三年之间、并不得高于三年；交流的层次要降低，交流的范围要扩大，其中排职在团、连职在师、营职在军、团职在军区、师在全军交流。通过交流不仅开阔干部的眼界、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消除经营小圈子的不正之风。二是建立单位人员结构标准。无论是机关还是部队，现在综合性、合成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对每一个单位的人员各种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各个单位根据年龄、专业和来源等理想的结构标准决定人员的进与出，不仅能够保持良性循环，还与培养人的工作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三是将任职经历作为一个干部的可视化能力与晋升的资格。作为任何一级指挥员，都应该要求其具有下一级或下两级岗位和机关的任职经历，这样就提高了胜任的概率，也明确了干部成长进步的导向。一个单一经历的人难免存在能力的缺失，要胜任新的职务总需要一个补课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造成工作的损失，把人才的进步放在工作成本的增大或不必要的付出上是不明智的做法。为了保持工作（或战斗力）效益的稳定或将损失尽可能减到最低，其主要措施就是丰富军官的任职经历。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的是使每一个主官都是多种任职经历，并且把任职经历作为晋升的重要条件。 三、用完善的考评机制检验人，优先提拔使用在各方面都得到优异结论的人才 现在有很多干部怕交流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权威的干部考核制度。一个人年度工作的状况、在一个岗位的业绩只是在小范围内知晓，而且与提拔使用、个人进步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换一个单位则可能荡然无存，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因此，干部制度完善的重点内容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这个机制应能够对干部一年中各个方面的情况（其中主要是能力和业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评价的结论来自多种途径，其中上一级主官评价以及下一级的综合评价应占主要份额；要能够将几年的情况综合成岗位的任职结论，这个结论能够在同等级别、资历的群体中进行比较并产生优秀分子。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对每一个人的评价结论都由众多人的意见集中后形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可以遏制将干部的命运过多地集于主官手中而滋生腐败的情况。每一个人都具有评价其他人 的权利，实现了优秀人才在群众的监督和培养中产生，实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实行计算机管理，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偏差，增加公信度。这是一个减少领导决策负担而又没有降低领导权威与责任的机制，能够让领导干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主要工作上，无需为用错人而担忧。 四、通过重要的事务看本质，确保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才让党和人民放心 在干部队伍中，爱学习、勤奋工作、待人诚恳、有熟练的专业技能的人很多，但是，如何在平凡的好人群中，选拔出真正的优秀者确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看似众多的人群，从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事业型、职业型和利益型三种。其中事业型的人，其特征是具有远大的、明确的目标，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有在任何条件下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是我们选拔人才的主要对象。职业型的人，稳定和平常的心态为主要特征，是一个为数较多的群体，既可以通过教育把其中一部分人引导为事业型人才，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一些暂时的困难和不顺而走向滑坡甚至堕落，所以这些人应当是主要的教育对象，也是优秀人才的储备队伍。利益型的人，没有理想和志愿，明确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无论利益的大小都会不择手段地摄取，因此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对各种私利的贪婪性，以及手段的隐蔽性、多样性、欺骗性。对于这种人，各级领导和机关应予以注意，不能让其进入关键岗位，不能给其更多的权力。 区分这三种并不困难，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是两种。一是根据对工作、对事业的态度来判定，通过在作战、抢险救灾、职务变动、生活环境变化中的表现，是主动还是被动、是乐观还悲观、是有所作为还是仓促应付，基本上可以做到一目了然。二是看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对待个人利益的态度、个人财富的占有程度与支配的方法途径。这些问题看似凡人小事或个人隐私，但却反映了一个人的本质，留心一下不难掌握，完全有可能列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条件。 选拔优秀人才必须抓住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求实的作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一定是经过多种环境选拔、锻炼和考验的干部，一定是让党和人民放心的、让广大官兵尊敬的精英分子。 五、建立让优秀的人才优先得到提拔任用的机制 为了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必须采用把学历及成绩，经历及业绩（立功受奖）、年度综合考评的结果（历年累计）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基础条件，再与新的单位人员结构要求和岗位任职标准结合起来产生人选的方法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做到科学公正，降低用人失误，还可以对军官个人的成长进步起到明确的导向作用，对避免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和预防腐败也是治本的硬措施。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在干部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机制一经建立，不仅可以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军队建设的发展，而且对其他方面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大大增加，是杜绝不正之风的利器；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落实，提高党建工作的活力；把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多地用在作战能力的提高上；对军官成长进步的导向作用最为明显，每一个人进入军官队伍后既可依此为自己设计出一条明确而又理想的发展之路，同时又可预见到几种可能的人生结局，因此成为对官兵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是军队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也是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加强军队人才素质教育走现代化之路学习心得 教育心得论文:职工岗位行为规范集中教育活动学习心得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遗豫常至于亡身。古之如此，现在亦是如此。前不久，在公司举行的一次技术比武中，一位电焊工人自恃技术过硬，但在比赛中被裁判当场判为不及格，单位领导让他回去后认真学习操作规程。究其原因，原来在焊接的时候没戴手套和防护镜，而他却说没事，不会伤害到别人，试想，一个不对自己负责的人，能对他人负责吗？能对企业负责吗？当前徐矿集团公司党政领导本着关爱职工的生命安全，为适应企业的长远发展要求，开展了职工岗位行为规范教育活动，要求每个职工必须学习岗位规范、规范操作的规程，使他们把“规范”二字刻骨铭心，真正把规范操作、安全生产的意识入心、入脑，常打安全预防针，彻底拉紧安全工作这根弦。 从某矿新闻媒体上，我看到，职工岗位行为规范教育这项活动已经深入广大职工的内心。在矿务集团有这样一个普通家庭，母亲多年来含辛茹苦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成人，直至参加工作，其中的辛酸不言而喻，在这样的家庭里，母亲深深知道规范操作的重要性。在母亲的督促和检查下，他们全家人每天一起学习规范上岗材料，有读、有写，互相谈体会，母亲从切身体会教育子女，诉说岗位规范教育的重要性。我看了以后很受感动，也深深感受到此次规范教育活动的重要性，虽然我是在辅助单位工作，但甚至被不论是采煤一线，还是辅助单位都要重视各项规章制度的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犹如煤矿生产的一盏明灯，引领煤矿的安全生产，如果不能牢牢遵守制度，按照规程生产，就无从谈起煤矿的安全。 我是一名教师，虽然远离煤矿生产，但各种血的事实告诫，谁漠视规范，谁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一组组数字，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自己深感责任的重大，一俟不敢马虎，认真学习《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徐矿集团教师岗位行为规范，将各种规范要求烂熟于心，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教学工作，各项校内外教育活动严格按照规定举行，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用自己的言行带动身边的同事，使我们的教师成为一支品牌过硬的品牌队伍！我们共同用爱心、恒心培育矿工子女，让那些在外进行创业的矿工们安心、放心，为徐矿集团的双二百亿宏图贡献自己的力量。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注定肩负着许多责任和义务，你们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幸福，你们的安全就是我们的期盼。为了自己的人生，为了含辛茹苦把我们养育成人的父母，为了需要你们抚育的子女，为了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为了不给亲人留下无尽的痛苦！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规范操作、注重安全！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让我们共同乘着集团公司的学习春风，树立为徐矿双二百亿立功的雄心壮志，在工作中严格按照规范操作，牢牢抓住安全这根弦，为最终实现本质安全化企业，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康，让规范教育与我们同行吧！再创某矿集团新的辉煌！ 教育心得论文:继往开来永葆先进构建和谐促发展——公司先进性教育学习心得 从7月6日开始，响应集团号召，我××公司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的活动。通过系统学习和思考，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一．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我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必须要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落到实际工作中去。身为企业的领导，我认识到企业必须要完善现存的机制体制，采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充分考虑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团结群众，上下一心；不断创新，以求企业持续发展，永葆先进。 二．在实际工作中将党的廉正作风坚持到底 为了保持党员先进性，我们要继续搞好廉正作风建设。有多少优秀的党员干部由于放松警惕，患上“身份麻痹症”而蜕化变质，腐化堕落。身为企业的领导，通过此次学习，我清醒地认识加强领导班子廉正作风建设尤为重要。我们必须要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监督，加强约束机制及制度的建立，对企业大批量资金使用、重大项目建设以及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均本着“三公开”的原则，增加工作透明度，定期向职工大会报告或公示。建立民主信箱等。同时，我本人也会时刻提高警惕性，严于律己，保持党员的纯洁性，充分起到领导的带头作用。 三．党的先进性要通过广大党员的模范行动来体现 党员同志要不断地提高自己政治思想和精神文明的素质，充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广大群众共谋发展。例如，近来在宾馆的维修改造工程中，××同志身为领导，工程总负责人，兢兢业业，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们的广大员工，带动了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说明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何等的重要啊。 当今社会发展甚为迅速，我们理解“三个代表”和党员先进性时都要做到与时俱进。如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WTO将带给××业更多的贸易机会和发展契机。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我公司要继续致力于与国外×公司和管理公司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业务得以进一步发展，再创佳绩，繁荣国家经济。我们企业业态结构复杂，经营项目颇多，各业态要互相合作，在实际工作中充分贯彻党的重要思想，积极保持党员先进性，继续弘扬“信誉第一，高质服务”的经营理念，为企业繁荣共同奋斗！

大学生素质论文:试论当代大学生基本能力与素质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 当代大学生　基本能力　素质　存在问题　培养途径 论文摘 要： 本文从高校团学工作的实际出发,论述了当代大学生在基本能力与素质方面的基本要素、存在的问题及其培养的方法与建议。 知识经济下的社会竞争对人才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当代大学生如何积极地以良好的基本能力与素质积极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与社会竞争，这一命题急需我们认真思考，科学规划，积极引导。一方面大学生在丰富的团学活动中参与锻炼、培养了一些基本能力，了解了一些基本社会知识与事务。另一方面存在着能力不强、素质缺失等问题，要求我们在日常的团学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学生能力锻炼的主体意识，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日常的一些社会事务，在具体活动中提高对社会事务的认识，充分积累一些经验，为今后就业奠定扎实的能力基础，储备丰富的社会经验。 一、大学生的基本能力与素质 一般大学生的基本能力与素质既包括学生自身的专业基本知识、综合素质、思想素养、品德品性，又包括学生在团学活动的锻炼、实践过程中积累的一些对社会的基本认识、经验、处理能力等。大学生基本能力与素质主要有如下几种。 1.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口头言语表达与书面文字表述能力。人际交往的过程就是语言交流、思想沟通和关系协调的过程，与人交往就必然要进行语言的表达与思想、情绪的沟通。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仅帮助我们准确、敏捷、精要和个性地表达我们要传递的一切思想内容，而且有利于别人及时、准确和全面接收我们的各种信息。所以语言流畅准确表达是前提。语言表达应标准、清晰、流畅、准确，语速适当。彼此交流的语言应一致，表达应标准、清晰、流畅、准确，语速适当，这是交流的前提和理解的基础。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我们不仅需要熟练掌握、流畅使用本国语言，而且需要较熟练、流畅地使用一、二门外国语。其次，表达的内容与方式应适当。与同学、朋友、老师、领导、陌生人及上下级之间应根据不同的交流对象、内容选择适当的交流方式（包括交流的表情、语气、语速、辞彩等），才能使得交流顺畅、理解通畅、心情舒畅。所以要具备良好的内在语言能力，就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选择适当的语言表达方式：与同学交谈对学习、社会的不同认识，在论辩中提高思辨能力；与老师交谈以提高认识水平与视野，从中受到启迪；与领导交谈中充分表达自己对问题的不同见解，从容不怯场。通过与人交流，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以外的东西。 2.人际交往能力。当今社会要求人与人之间时刻都在进行着语言、情绪、思想、物质等内容的交流、交往。人际交往沟通能力指的是在一个团体、群体内的与他人和谐相处的能力，是妥善处理不同组织内、外关系的能力，包括与周围信息的交流、吸收、转化、传递的能力，以及正确处理上下关系的能力。它分为个人的表达理解能力、人际融合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三类。（1）表达理解能力意味着一个人是否能够将自己的思想清晰、准确和适时表达出来，准确理解他人传达的信息。（2）人际融合能力则表明一个人能否体验到他人的可信或可亲，它和人的个性相联系，但又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与心灵上的感受。缺乏良好的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就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与摩擦，就不能积极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很难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去正确对待人际交往。（3）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当人际交往过程中出现的隔阂、矛盾、误解或寻求帮助时，通过正确、恰当的表达方式，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实际运用能力。这种能力缺陷是当前大学生，尤其是独生子女学生的中比较常见的问题。 3.理论学习与应用能力。它包括专业知识与理论、政治与哲学等理论。大学生对理论学习及其应用能力不仅能帮助大学生较好地完成基本学习任务、解决学习中出现的基本问题，而且能帮助他们游刃有余地解决毕业求职、工作中出现的大部分问题。比较系统的理论培训可以培养大学生对宇宙、自然、事物的科学认识，学会用规律、原理解释基本现象，分析事物发生的因果，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而专业理论知识使学生在实践层面掌握操作的基本技能技法，运用专业知识解决专业内的一些基本问题，增强专业问题处理的实际处理能力、水平与经验。而这种能力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历练和提升才能形成。 4.分析决策能力。分析决策即是面对错综复杂的事情、局面、情况、现象，能够科学理性地分析，透过表象发现问题的症结、现象的本质或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针对问题之所在，运用规律与事物间的联系作出正确的判断、合理的处置和科学的决策。分析决策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多方面了解情况，冷静分析现象或问题，找出现象的本质、规律与联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二是针对问题的症结，在规律与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决断、合理解决问题。这种能力的缺失易使人优柔寡断、错失良机或判断错误。 5.组织协调能力。组织协调是在分析决策前后为了同一目标而进行的关系协调。分析决策中分析的是问题主因，次因可忽略；决策的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决定性因素，次要矛盾与因素则较少考虑。而在实际应对中，我们必须清晰把握事情的全部细节、种种矛盾与现象，精心组织好各方面的人、事、物，使之最优化配置；及时协调好各方面人、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使之保持持久和谐；及时把握细节的问题、环节的漏洞、操作的细节等，将各方面人、事、物协调到同一目标同一步调，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我们的既定目标与任务得以顺利圆满地完成。 二、大学生能力素质目前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家庭教育的直接影响，教育资源与模式的限制，目前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能力与素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足较多。具体表现如下： 1.语言表达的陌生化。“80后”、“90后”学生在语言表达、人际交往上表现出一种陌生化，即语言表达虽更加标准、流畅，但主体个性上却表现出陌生化，不主动与人交往交流，语言方式上性别错位、中性或模糊化，彼此沟通有心理胆怯、内虚与隔阂。 2.人际交往的情绪化。因个性与独生子女的文化背景制约，大学生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普遍容易情绪化：合则往，不合则散；行则交，不通则闪，从不委曲个性、求全他人。 3.理论学习的边缘化。除了专业技能技法，大学生还须学习一定的专业理论，掌握和运用基本的政治理论。而目前大学生对理论学习普遍表现出一种应付与厌烦，对必修的理论课仅限于完成考试，通常是束之高阁，敬而远之，理论学习边缘化现象十分明显。 4.分析决策的过激化。遇到棘手问题时，大学生往往表现为分析不冷静，处理问题过激化的倾向。青年学生一是不能自己或组织团队多方面了解情况，冷静分析、发现本质与规律，透过现象发现问题的症结；二是对问题的某些症结短时内无法找到解决方法时往往情绪化、简单化甚至过激化，急躁地以事对事、就事论事进行简单处理，这样必然把关系僵化、矛盾激化，不利于问题及时正确地化解。 5.组织协调的无助化。组织协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对人的综合素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考验。人际交往等能力在质与量、强与弱上表现缺失或不平衡，思想不能统一，人不能团结，资源不能最优调配，导致大学生在独立处理时组织协调不到位、无奈无助。 三、大学生能力素质培养的途径 针对上述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在思想上予以高度的重视。因为不解决好会直接影响、制约我们对人才的培养，不利于我们工作的顺利完成与正常运转。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大学生能力素质培养。 第一，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给大学生的基本能力素质的培养提供实践平台、基本操作方法和管理制度的保证，鼓励大学生更多地自主实践与历练，引导其积极面对，独立处理，逐步积累经验。 第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团学活动。新生进校时，应分年级分班级组织开展大学生的基本能力素质的语言表达能力、理论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分析决策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等方面的团学交流、比赛活动。并将其纳入综合素质评比体系，激励大学生明确个人努力方向，有的放矢，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人就其位，位列其责，行见其效，效含其利。同时注意加强活动过程的指导，及时指出问题所在与原因，共同研究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就容易得到进步。 第三，积极总结，建立成功案例，积累经验。为了鼓励大学生在日常学习与实践活动中积极参与锻炼，我们应提供基本平台、必要资源，建立大学生基本能力的多媒体课件，做好资源共享工作。通过几年的实践积累，应分项目整理一些优秀学生的成功案例，将比较规范的基本能力要素与案例予以多媒体化、课件化，这样面对新生就可以进行资源共享，最优化、最大化地使用资源。 大学生素质论文:论创业教育在就业教育中的地位及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就业教育；创业教育；创业素质 论文摘要：创业教育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等方面共同实施。从学校来讲，要改革培养模式，全方位渗透创业教育，要改进就业指导工作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创业教育环境。创业教育是提高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培养创业意识，形成创业生存能力的教育。开展创业教育是大专院校顺应时代潮流，服务社会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至改革开放期间，我国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的就业也就同样是按计划包干。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毕业包分配政策，学生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60分万岁”是流行于那个时代的时髦口号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体制的改革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1989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转变毕业生包分配政策为公费生毕业推荐，自费生毕业自主择业的“双轨制”，极大地推动了就业教育的发展；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深化了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改革制度，克服了“双轨制”，先后在部分高校试行了毕业生全部自主择业；199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全部实行自主择业的“双向选择制”。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就业教育的繁荣。 其实，就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的一切教育形式都属于广义的就业教育，而狭义的就业教育是指对即将毕业的中高等教育毕业生在毕业前夕实施择业方向、就业心理和就业指导教育等，本文所涉及的是狭义的就业教育。 目前，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除了就业政策和就业指导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外，从现实发展来看，扩大就业道路的主要方式应该是自主创业，就业教育的优势地位也正逐步向创业教育过渡。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指出政府责任的同时，明确要求要“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要帮助受教育者培养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通过教育部门的努力，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不同行业创业者，就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繁荣各项事业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单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以实现就业为目标的教育，已不能适应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与终身学习的需要，不能积极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创业教育”就正是顺应改革潮流而诞生的崭新的就业教育理念。 “创业教育”一词最早被提出是在1989年11月于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国际研讨会”上。研讨会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事业心与开拓技能教育”(Enterise Education)，后来便称之为“创业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1991年东京会议报告《通过教育开发创业能力》中指出：“创业教育，从广义上来说，因为用人机构和个人除了要求受雇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外，正越来越重视受雇者的首创、冒险精神、创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和管理技能。”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4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也突出强调了要加强创业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会议指出，为了适应21世纪新的挑战和变革的需求，教育和培训必须加强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因为创业能力是一种核心能力，它对个人在各种工作领域中激发创造力和革新性至关重要。 说到底，创业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培养自我谋职的教育活动，是指充分挖掘学生潜能，以开发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创业综合能力为目标的教育。与传统教育相比，它不是教育学生如何被动地去接受别人的挑选，如何去适应别人，而是为你指出一个方向，开发一种素质，培养一种能力去广阔的天地里遨游和飞翔。也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帮助学生去寻找工作岗位，而是重在教给学生寻找或创造工作岗位的方法，因此，创业教育是增强创业意愿，提高创业能力，促发创业活动的催化剂，也是构建就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从而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驱动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在学校里就开始进行创业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创业培训和教育会在学生的心中播下为事业闯一闯的信心和勇气。如果在校园里大学生就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引导他们把创业作为今后就业的一种途径，并为此尽早做好准备，将更有利于拓展大学生的就业道路。自主创业在大学生就业中所占比重较低，学校创业教育的缺乏也是其中一个较大的原因。在如何引导大学生理性创业的问题上，各高校应尽快完善创业教育体系，为众多的有志于创业的在校大学生提供一个获取创业知识的平台。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广西各高校的创业教育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所有的高校都开设有就业指导课程，然而所有高校都没有正式开设创业培训课程，创业教育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创业协会”几乎承担了传播创业意识的全部重担，而实际上该协会的活动也仅限于开一两场非正规的创业知识讲座而已。因此，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对于创业只是处在想的程度上，而非动手去实践，敢想不敢做的症结所在就相当明了啦12004年，广西才开始举办第一届大学生创业大赛，参赛的也仅仅是广西的几个老牌的本科院校；通过走访有关院校和网络信息查询，广西仅仅有广西大学、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桂林工学院等几所本科院校参加过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并获得过较好的成绩。笔者曾经浏览了广西所有高校的就业网站，其中大多是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素质测评、提供就业政策、公布就业信息等等，创业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 其实，创业教育是大有可为的。笔者所在的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就较为重视创业教育，除举办“校园创业计划竞赛”、“创业沙电”“创业论坛”，成立“创业俱乐部”外，还率先将国际劳工组织SYB培训项目引人大学校园，于2005年6月在校园中开设广西第一个SYB创业培训班，首批26名大学生参加了系统的SYB创业培训，省级教育和劳动部门负责人在开班典礼上对此作了高度的赞扬。虽然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对学生贷款的政策，但在大学校园中进行系统的SYB创业培训，为开辟大学生就业新天地作有益尝试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培养大学生创业素质的一条新路。 作为在就业教育中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创业教育来说，它的基本目标其实也就是适应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趋势，结合我国国情，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创业基本素质和企业家思维的新一代复合型经济与管理人才，教给学生捕捉机会的眼光和组织资源的能力，为学生发展开拓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什么是创业基本素质呢?总体来说，它包含了四个部分： 一、创业意识。它是指创业活动中对人起动力作用的个性倾向，包括创业需要、动机、创业理想、信念、责任感等等。作为新时代的大学毕业生，不仅要树立自我的创业意识，实现自身价值，更要树立为社会服务和创业意识，为国家艰苦创业的伟大理想与坚定信念，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父母、学校和接收单位上，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动机和信念，凡创业成功者莫不如此。 二、创业品质。它指的是创业者的独立性、果断性、坚韧性、创新性等心理品质，是创业者个性人格特点的展示。其实，“创业”对于很多毕业生而言是充满成就感和诱惑力的，但你是否适合走这条路甚或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创业道路，那就与个人的心理品质有关啦。具有自信心、进取心与事业心和敢于创新、探索的精神是成功创业的基本素质。作为一个在物质方面一无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在创业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与挫折，要想获得成功，就要具备艰苦奋斗、敬业爱岗、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以积极乐观、百折不挠的心态去创业。 三、创业知识。包括了创业基本知识、职业发展知识、职业认识、职业向往、职业体验、职业实践、专业知识、经营管理知识、社会发展知识等，虽然它是创业发展的基础，在创业过程中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但却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而获得的。例如可采用创业案例教学，加强对学生“三心五力”的培养(即：进取心、自信心、好奇心、想象力、洞察力、动手能力、搜索信息能力、创造毅力)，使学生更好的学习创业知识。 四、创业能力。在树立了创业信念，具备了果断、坚韧、创新的心理品质，掌握了创业的基本知识后，如何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变成现实，就要有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和预测能力，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科学合理规划未来职业的能力和不断提高生产与经营的能力，独立生存和终身不断学习的能力来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了。而实践教学是创业教育中强化这些能力培养的重要过程，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实践技能和技术水平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在笔者的调查中，有72％的学生认为在创业中遇到实际操作困难的比率比专业知识缺乏更高。因此要将单一的课堂教学活动扩展到学生自学活动、科学研究活动和现场的生产实践中去，以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当然，要培养学生的创业基本素质是离不开课堂的，但决不能拘泥于课堂知识的灌输，而应构建起传统的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环境课程三种基本类型之外的更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创业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即“创业实践活动课程模式”。它由三种形式组成： 一是“课堂+窗口型”，即创业教育不仅在学校的课堂里进行，同时也要通过学校的“窗口”(创业知识窗口和社会观察窗口)进行。具体形态表现为开设选修课、讲座、培训班和各种社会观察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基层单位、工矿企业、工程项目、商务促销、社区服务、结对扶贫、模拟创业等形式围绕科技难点和社会热点等进行观察和调查研究，使教学过程更加贴近社会和生产的实际； 二是“课堂+社会实践型”模式，这种完全实践型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择业与创业并重，专业与创业结合，边学边干，注重学生的创业精神和能力的培养；与企业合作，建立一批社会实践基地，有计划、分阶段地对学生进行实地教学，培养学生的专业实务操作技能；或参与项目开发与研究，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现创造性才能的社会平台； 三是“x+1”模式(x根据专科和本科分别为2或者3)，即大学生在前3(或2)年完成课程学习，最后一年让学生进入预就业状态：或参与导师的科研及技术推广，由教师在教学中将学生的毕业设计和自己的研究课题、实际建设项目结合起来，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应用能力，又可为社会及企事业解决实际问题；或以员工身份进企业、做实习，让学生在准创业的实践中，体验创业的快感、磨练创业的意志、学习创业的知识；甚至可以制订相关政策引导并鼓励学生进行创业的思考与实践，如设立创造发明成果奖，允许学生停学、休学办企业，给予校内企业的政策优惠等。这是创业教育最卓有成效的模式之一，它最能激发学生的潜能，迅速提高创业教育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说过：“创业教育不是用嘴说的，要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体会，学校有责任和社会建立多种联系，创造各种条件，让学生与社会接轨，帮助学生到一些单位去实践体验。”它准确地指出了培养学生创业素质的途径。 我们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大使命，任务重大。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的第七条就明确指出：“为方便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关心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毕业生不再是求职者，首先将成为职业岗位的创造者。”随着创业教育在就业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著和卓有成效，我们相信，培养具有创业素质的学生会成为中国大学就业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 大学生素质论文:谈高校篮球运动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高校　篮球运动　大学生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当今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高素质的人才竞争。素质教育已成为高校教学创新的时代要求，素质教育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综合学科教学的落实。其中体育学科在培养和发展大学生素质教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篮球运动为例，从篮球运动本身的特点的多功能性等不同角度就高校篮球运动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一、前言 21世纪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高素质的人才竞争。培养与造就适合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的合格人才，是党和国家赋予高等学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高校的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 作为教育的科目之一，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不仅仅是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学生身体健康，而且要从全面育人的目标出发，通过体育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高校篮球运动是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也是一项群众基础好、开展范围广、大学生非常喜爱的运动项目，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很大，特别是CUBA联赛和“三人制”篮球赛的蓬勃开展，掀起了篮球运动的热潮。由于篮球运动的魅力和特点，在学校体育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无论从篮球运动的竞技性、健身性、娱乐性、竞争性，还是从全面发展身体素质等方面来看，它都可以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对促进学生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培养全面发展，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优秀人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篮球运动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促进作用 1.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教育学家曾断言，“学会合作是21世纪的生存本领之一，……如果不会合作，知识再多也没有用”。然而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出现了对青少年心力健康成长不利的现象，家长对子女的宠爱和娇惯使不少学生患上了孤立、自私、人性的坏毛病。针对这种情况，体育专家认为，“只有在身体素质教育中加以纠正和防止”。 鼓励他们多参加集体体育项目如篮球、排球、足球等，引导他们克服畏难、惧怕、羞怯、自私等心理障碍和惰性，调动其积极的情绪和行为，培养他们无畏、坚毅的品质和拼搏进取的精神，才能彻底纠正他们个性中的不健康因素。因为这些集体项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行动的协同性。像篮球运动，在比赛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就是团队精神、集体合作和全局观念。每个队员都要不断地传接球、投篮、跑动等，通过集体的密切配合和协调默契来完成一系列动作，最终赢得对方的。同时篮球又输有赢，参加篮球运动，可以使他们认识到，胜利和成功是靠大家团结一致，协同配合来的，困难时应该彼此鼓励，失败时不应相互埋怨，成功时应该大家共同分享。要培养学生的和团队合作能力。 2.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 篮球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竞争性强，对抗非常激烈，它不仅仅是比技能、比智能、比体能和比心理的竞争，而且也是比思想、比作风的竞争。凡比赛都要争取胜利，都包含一定的超越自我的对抗精神，可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而体育比赛对优胜者的奖励，还能给学生带来通过竞争和拼搏获得成功的体验，教育学生不断进取，不断向上，不断追求。牢固树立竞争意识，才能勇敢接受挑战。 3.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今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对于全体中国人，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接受奥林匹克教育的好机会，教育是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内容。《奥林匹克宪章》中讲：“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它将体育运动同文化教育融为一体。奥林匹克所要开创的人生道路，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作用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理。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出色的表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他们的爱国意识。 4.促进学生的身心素质教育 篮球运动的技术动作是由各种各样的跑、跳、投等基本技能所组成，对于促进人体力量、速度、耐力、灵敏等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大学生身体的肌肉、骨骼系统，内脏器官的机能均已发育成熟。篮球运动的教学、训练和比赛，能使学生各个系统得到锻炼，提高体育运动能力，改善内脏器官功能，增强体质和增进健康都有重要的作用。篮球比赛是在紧张激烈的对抗下进行，它要求学生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运用复杂的技术动作、战术配合与对手强烈地争夺。这种磨练可以培养学生良好健康的心态，使学生有较好的心理调节能力，使其学会调节自己心理状态，在比赛中掌握和控制自己的情绪。适应教学、训练和比赛把心理压力通过教学、训练和比赛来化解，保持心理控制的最佳状态，提高心理素质，从而达到素质教育中“体”的目的。 5.促进学生在校适应能力 一是对生理适应能力的促进，增强体质差的大学生对疾病的免疫抵抗能力；二是对心理适应能力的提高与改善，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加强大学生“耐挫能力”减少大学生心理不良导向；三是对学习专业基础知识能力的积极影响，培养大学生的感知能力，促进主动休息，提高学习效率。 三、高校素质教育中如何利用篮球运动开展素质教育 篮球运动作为一项在学校开展广泛、深受学生喜爱的项目，有益于学生身体的成长发育，增强体质，促进健康。在高校教育中，只要我们能够重视引导学生，不断研究篮球运动的特点和其多功能性，使学生在参与篮球运动中培养竞争能力、享受篮球运动的乐趣和培养欣赏能力。通过篮球的教学、训练和比赛，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身心素质、文化素质、美育素质。在21世纪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篮球运动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高校篮球教学应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思想。在平时教学中要强调课堂纪律，教育学生上课不迟到，课间集中听老师讲解要点，强化组织纪律性，平时多给学生讲中国健儿的故事，激励学生在篮球训练时不畏艰苦锻炼身体，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和集体主义的品质观念。 2.高校应高度重视篮球等体育文化的教育。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同时，加大对体育文化的宣传力度，传承体育文化，加强体育场馆的建设，优化体育教育环境，使广大学生能置身与一个自然和谐的体育环境的氛围中，让学生的体育态度得到改善，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动机，将体育作为大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终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为提高大学生在校适应能力发挥其潜在的作用。 3.高校篮球教学应着重培养学生自信心和坚强意志等心理素质。在对学生进行篮球教学中，教师要树立他们“重在参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信念，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起良好的自信心，坚定对自己的理想的执著追求，对工作生活的满腔热情和不怕挫折与失败的毅力，逐步提高他们的意志品质。 大学生素质论文:论大学生就业与大学生道德素质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就业 道德素质 [论文摘要]在探讨大学生就业与大学生道德素质关系的基础上，分析目前大学生道德现状，提出大学生就业不应忽视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进而提出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措施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一、大学生就业与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关系 根据有关部门估计，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将达532万，比2007年增加37万人,创历史新高，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岗位总量的22%。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岗位的有限增长、社会有效需求赶不上毕业生规模增长的问题逐步显现。无疑，引起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如就业政策、制度滞后、就业环境不理想等等，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大学生自身在思想、观念和素质上存在偏差，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形势。从主观方面看，大学生的职业理想、人生价值观，大学生的价值观以及大学生的诚信素质等道德因素也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这些大学生自身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上海青年报》也在报道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招聘时候更加注重道德考核，道德标准已经成为继能力认证后的第二大用人考核标准。而据智联招聘网的相关统计，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把道德标准列入人才考核项目，几乎有半数企业在招聘中都会涉及孝心、诚信问题。许多人力资源经理表示，拔尖的学习成绩固然重要，但他们更看中应聘者的职业道德观。 做好新时期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关系千百万学子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关系高校和社会的稳定，关系科教兴国战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这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更需要高校转变观念，把道德教育提高到与文化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改变高校目前“重知识和技能传授、轻道德和素质教育”的跛行局面，对学生的德育建设，特别是职业道德教育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和改善大学生道德教育，提升就业竞争力。 二、目前的大学生道德状况 就目前而已，大学生的道德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大学生道德行为的自觉及自律意识较弱；道德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功利性趋向；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不协调发展。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有敏锐的感受力，但同时大学生自身的不成熟性又决定其在心理上缺乏调控能力，极易受社会环境的左右而在道德认识上出现偏差，产生思想道德上的困惑；道德标准选择的多元化与道德价值判断的模糊化倾向比较明显；在道德要求和评价方德规范的认识和内化缺乏深度，也影响了在生活中的抗惑力，进而在外界的干扰下就轻而易举就放弃了道德追求，使大学生在道德生活中产生了“知行脱节”的现象。例如，从笔者所做的学生调查结果看，大学生对自身的道德状况评价不高，认为“好”的只有11%，70%的大学生认为一般，19%的大学生认为较差或者很差。85%的大学生对“诚信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道德品质之一”表示认同，但在具体问题上，这一认知却大打折扣。“您对考试作弊的态度”的调查表明，只有46%的大学生表示“痛恨，坚决不作弊”，同时却有26%的大学生认为“考试作弊虽然不对，但有机会自己也会作弊”，更有28%的大学生认为“作弊在大学里是常见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找些潜在的考试作弊者总计达54%。当被问及“当您发现坐在旁边的同学考试作弊，您会怎么办”时，只有5%的大学生会向监考老师揭发或者暗示他在作弊，却有78%的大学生虽然看不惯，但碍于情面不表现出来，或者事不关己，干脆不管不问。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日常小事上的道德认识是模糊甚至错误的，其道德行为与道认知是不符的。学生应该怎样做，愿不愿意怎样做，应不应该负责任等问题时，其认同率达到87%。又例如，愿意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弱、病、残者让座；大学要重视学习、不虚度光阴；考试不作弊、不弄虚作假；但当问到你是否这样做了,是否愿意承担责任时，认同率仅占38%。道德责任认知水平与行为表现不相统一、不协调。 三、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适应市场需求 （一）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在长达五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凸显了民族精神的重要。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并且持续不断的一种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精神动力，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培养民族精神，最核心的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于其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民族苦难斗争历史的教育，抵制不良思想和文化的侵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有利于当代大学生在就业的道路上正视困难，消除消极的心理。 （二）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诚信教育。诚实守信是人类区别于动物而形成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拥有道义上的人格的最重要因素。针对当前大学生就业中出现的“信用危机”，诚信教育成为大学生培养中的重要课题。一是要通过加强道德教育，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在现代社会，诚实守信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素养和美德，是为人处世的立身之本。二是要通过加强法治教育，使大学生深刻理解诚信的法律价值和意义，引导大学生树立“信用至上”的价值观、公平平等的法律意识和信守规则的法治理念。三是要严抓师德和学术诚信制度建设。古语有云：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对学生的影响甚大，为人师者的榜样作用不容低估。高校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行为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的负面效果往往比普通群体的失信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严重破坏。而推行教师学术道德建设，树立诚信为学的典范，对大学生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功效。 （三）加强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首先，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职业理想是指人们对未来的工作部门、工作种类等的向往，如果大学生树立了崇高的职业理想，就能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前途与整个社会的需要和发展联系起来，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其次，教育和引导当代大学生要正确认识、对待和处理好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特别要注意克服脱离社会价值，片面强调自我价值、忽视社会价值的倾向，将二者和谐地统一起来，引导大学生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和远大的抱负，把自己的需要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大学生道德因素的培养不容忽视，要想使培养的学生获得社会的认可，使学生能够顺利进入社会，我们就必须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要想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理想的发展，就必须要十分的注重学生的道德水平培养，广大教师要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中，注意上述各方面工作的实践，提倡德育创新，更好地促进大学生道德因素的发展，为社会造就合格有用之才。 大学生素质论文:论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再思考 [论文关键词]师范院校 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师范院校肩负着为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的重任，其所培养出来的教师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举止，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加强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越来越引起教育界的广泛重视。本文拟从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措施三个方面谈一些认识。 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我国各高校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师范院校肩负着为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的重任，其所培养出来的师范毕业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举止，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旨在让优秀人才经过师范教育成长为优秀教师。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高等师范院校，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加强师范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迫在眉睫。 一、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呼唤 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教育备受关注，而人文教育却受到冷落，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为此，1998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就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教育提出了明确的工作部署和安排。特别是把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采取各种办法整合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以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又具有较高文化科学素养的新型的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第二，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人才全面发展的需要 文化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它注重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尤其要使学生经过大学阶段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和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要通过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结合、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和教育实践活动的磨炼，使学生在个体生命中达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在个体人格中达成理性与情感意志、科学与人文等方面素质的协调发展。 第三，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师范院校大学生特殊角色的需要 师范院校是培养教师的摇篮，是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工作母机。在师范生中实施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合格师资的重要举措。师范院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未来的人民教师，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对促进教育改革、促进国家科技发展创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全民族素质，以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自身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可见，在师范院校实施文化素质教育具有其特殊性，即受教育主体在毕业后，将成为推进青少年文化素质教育的的重要力量，它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与其他院校的大学生。师范院校教育不只是要学生学知识、学技术，而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有知识、有专业、有道德、有理想的教师。在师范院校学生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可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培养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型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目前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师范院校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在整体上看还是好的。由于国家对师范院校给予了较多的优惠政策，加之教师职业拥有的相对稳定性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吸引了大批学生报考师范院校；也因为师范院校大学生的基础素质相对较好，从而使得师范院校的文化素质教育有了基础保证。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由于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在师范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当然，由于师范院校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在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养方面，既存在着社会共性问题，也有其个性特点。其特点和原因具体表现在： 第一，教师职业理想不牢固 虽然许多学生第一志愿报考了师范院校，但这仅仅是从个人生存和将来就业的角度来考虑的，而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再由于现阶段的大多数师范院校在规模上不断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大力开发非师范类专业，这也势必会给师范类专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会影响到高师生的专业稳定，使部分学生缺乏热爱教师生涯和愿意为教师生涯献身的职业道德品质，从而导致“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思想的弱化。 第二，知识结构不完善 许多大学生知识面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基本功不扎实，加之现有的课程结构又缺少更多的文理交叉，因此，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就出现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的不协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不协调。 第三，文化艺术素养不高 多数师范院校培养的是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而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不仅要有较深的专业知识，还应有较高的艺术素养。但是，目前许多高师生却不具备这方面的修养和基本素质，缺乏审美能力，对高雅艺术欣赏不了，艺术品位低。 第四，高师生教师职业基本能力相对薄弱 口语表达技能、书写技能、文字表达技能、教学工作技能、班主任工作技能等是教师必备的技能，但因国家未制定教师从业强制性的技术规范，一些师范院校也未规定较高的技能训练标准；加之受社会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大学生对网络语言的偏好，使部分大学生缺乏从事教师职业的基本能力。 三、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措施 教师工作现已被视为一种专门职业，教师教育具有典型的综合性和应用性特点，加强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已成为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对目前师范院校大学生在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如下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优化课程体系，建立文化素质教育模块 文化素质教育应从改革课程结构人手，改变以往选修课随意、零星的状态，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选修课有计划地纳入师范院校的特色教学中。应根据师范院校学生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建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模块。具体地讲，应将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程的模块确定为：(1)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模块。开设中国传统美德概论、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赏析等。(2)中外艺术模块。开设中外美术简史、中外影视赏析与评论、中外音乐简史与欣赏等。(3)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模块。开设西方思想史、西方文明史和世界优秀文学作品赏析等。(4)形势与政策模块。开设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动态专题等。(5)现代市场经济管理模块。开设市场经济导论、行政法律及民事法律专题、当代管理理论等。文化素质教育系列选修课程，一般每门课程开设30～40学时，面向全校由学生自由选课。在教学管理上，可采取考查、撰写小论文等灵活的方式进行考核，以促进学生积极选课。在保证课程门类的基础上，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使文化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虽然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相对减弱，但师范院校教师文化素养的高低，会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素质，是在专业教学中渗透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前提。师范院校应充分发挥全体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特别是专业教师，应结合专业课教学，寓文化素质教育于知识的传授之中，使之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要自觉地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贯穿于教育始终，充分挖掘和发挥专业课对人才文化素质养成的潜移默化作用，真正做到教书又育人。专业教师本身既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又要有一定的思想境界，以自身思辨的、感情的、道德的、高尚的人格力量去激励学生，影响他们的志趣，启发他们的觉悟，振奋他们的精神，这样才能为人师表。因此，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除了本身的努力外，师范院校应创造条件让教师在文化素质上有所提高。在师范院校教师的选用及培养中，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已成为基本要求。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提高师范院校教师的文化素质，既是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根本基础，也是提高文化品位的根本保障。很多学者认为，文化素质即是人文素质，而很少谈到科学素质。其实，在师范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当中，应该把二者的统一作为教育的核心来对待。 第三，积极开展具有师范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 师范院校肩负着为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的重任，其所培养出来的教师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举止，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校园活动的育人功能越来越引起教育界的广泛重视。师范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应突出师范特色。首先，要多开展对广大学生的师德和职业理想教育，培养一代具有较高素质、爱教、乐教、安心从教的人民教师。其次，要多开展师能的培训和现代教育意识养成的活动，使学生在校园内提前走上课堂，按合格人民教师的标准完善自身。要多开展全校范围的学生教师职业技能大赛、优秀实习生大赛、“三字一话”比赛等活动，从而使学生在活动中提高师能。再次，要多开展提高科技文化含量的校园活动。要定期开展“科技文化艺术节”、“科技发明大赛”和“大学生辩论赛”等活动，着力提高广大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要创立、发展各级各类科研组织，形成交流、学习、示范为一体的学生科技活动的规范运作机制和择优、鼓励为一体的学生科技活动的竞赛机制，引导、开发学生的创造力。最后，要积极开展校园学术活动。要鼓励教师为学生开设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鼓励他们定期参与学生的学术活动，并形成制度。要通过办好“校园学术报告厅”，邀请部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到校讲学，及时报道最新的科研成果动态，以及播放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实况录像等，营造良好的校同学术氛围。 第四，创建校园人文景观，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培育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的人文景观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优美的校园景观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形成积极向上的审美心理。师范院校的校园文化景观建设应体现师范性。师范院校应根据师范教育的特点增设师德园，或一些名人和名师的雕像。此外，还要加强校园的美化、绿化建设，制定符合师范院校特点的校训和行为规范，加强对教室、寝室、实验室、图书馆内外的布置和美化，形成良好、健康向上的育人环境，让师生的情操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美好心灵，陶冶他们的高尚情操。同时还要注意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提高校园周边环境的文化层次，使大学生从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总之，加强师范院校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是全面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全面人才观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体现。 大学生素质论文:关于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论文关键词〕 人文素质；教师主导作用；校园文化 〔论文摘要〕 重视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充分发挥教师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抓好课内教学的主渠道建设，加强社会实践、努力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 一、切实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大力加强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 人文素质教育着重于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教育，但必须与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人文素质教育也是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的基础载体，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如果只有条条，就没有说服力，只有同现实、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真正收到实效。人文素质教育，也总要结合现实的需要来加以阐释，这就必定含有正确的思想政治和道德价值取向，完全离开正确的社会政治价值和道德尺度，来讲所谓的纯粹文化素质教育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和西方大学通识课的主要区别。 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和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这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推进科技自主创新的有效途径。文化是影响科学研究创造性活动的重要因素，是科技人才创造力广泛而持久的内在源泉。科学不可能产生于哲学与文化贫瘠的土壤。任何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离不开相应文化的支撑，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文化底蕴。正如世界级科学家钱学森对总理说的话：“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具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可以说文化艺术是科学创新的催化剂、激活剂，只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才是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 大学作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基地，也具有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引领社会文化，培育和创造时代先进文化的功能。因此大学是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教育最集中的园地，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具有家庭、社会无可比拟的作用。校园内诸多要素，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大学的系统性教育，把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引入体系化的高起点。学生能够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社会学、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等人文社科知识的传授；系统地受到道德、法律、文史哲、科学、文艺和校园人文环境等人文素质的熏陶；系统地得到语言行为方式、人际关系、交往礼仪等人文形态的塑造。使学生人文素质的发展，获得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集知识、素养和形态为一体的高起点。高校的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把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带到学术化的高平台。高校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学术视角、学术氛围、学术生态，学生在大学中接受的人文素质教育，具有极大的学术含量，能够在科学性的意义上，把人文意识、人文精神、人文品格建立在学理的基础上。在认知、价值和审美相统一的学术情景中，探求人文素质的真谛，掌握人文素质的内涵，获得人文素质养成的高势能。大学是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这种创新职能，把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推向现代化的新高度。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学生成长规律，重视人文素质培养和创新能力提高，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充分发挥教师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学生在大学里接受系统化、学术化、价值化的人文素质教育，需要教师设计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通过言教和身教两种手段，使学生喜欢和接受人文教育。使他们对这种教育发生兴趣，找到感觉，从而发挥其主动性和自觉性。要通过深入广泛的思想启迪和生动活泼的教学，使学生从内心产生自觉的人文向往和追求，增强学生对正确的人文价值的兴趣和感觉，从而自觉地在正确和错误、优秀和不良之间进行选择和取舍，使学生在更深的层面上建立起对人文素质的认同和判断力。教师不但要“授业”、“解惑”，而且还要“传道”。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传道”。传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之道，传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之道，传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之道，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之道，传“八荣八耻”之道，传正确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和思想之道。总之不仅要教育学生会做事，更要教育学生会做人，要做好事，先做好人。 人文素质教育不仅需要教师的言传更需要教师的身教，教师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人文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效果。学生的人文素质，不仅从课本中读得，从课堂上听得，而且往往是教师自身的素质带出来的。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做到为人师表。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要治学严谨、教书育人，拥有良好的师德规范。师德是教师整体素质的核心。教师既严格要求学生，又和学生打成一片，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别要尊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精神，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循循善诱，启迪学生的心灵，调动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在发自内心自觉的学习中，对人文素质的培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三、课内教学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渠道 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渠道，课程内容水平的高低，教学方法的好差，都会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优秀精品课程不一定使所有学生都能成为优秀人才，但是优秀人才一定是通过优秀课程的培养成长起来的。高水平的教学内容，反映的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回答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社会问题和人文困惑，体现的是现代人文素质教育的规律。学生通过学习，不仅能够接受优质的人文知识，也能进行深入的人文思考，最终获得切实的人文修养。充满活力的教学方法，教给学生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获取答案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动态性的思考；使学生得到的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促使学生实现的不是知识的堆积，而是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学生通过这样的培养，能够从人文知识向人文素养的内化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四、加强社会实践、积极开展社团活动、努力建设校园文化 课堂教学告诉学生什么是人文素质，而人文素质的实现往往在课堂之外。人文素质是通过人文知识的接受、消化和应用养成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为人文知识的接受、消化和应用，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教育平台和更活的教育方式。 人文素质是通过学生在动脑思考问题和动手解决问题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发光点和增长点而养成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为此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资源，促使学生将专业知识与人文素质、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实践效能相结合，使学生的理想、情操、智慧和能力在潜移默化中熏陶成熟。 校园文化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具有熏陶、滋补的功能。大学精神、办学理念、教学思想、教学观念、党风、政风、教风、学风、校风等在内的校园文化，是学校的精神底蕴、文化内涵和学术品位。校园文化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包含正确价值观、高尚人格准则、强烈的创新精神的校园文化，围绕学校的培养目标，使学生在政治思想过硬，道德品行高尚，专业知识扎实，勇于创新和创业，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上，形成强烈的心灵感应，并逐步变为内在的品质。校园文化对培养学生的爱校敬业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爱校敬业精神，是学生优良人文素质的重要体现，学生只有树立起强烈的爱校精神，才有可能珍重学校声誉，尊重教师的培养，爱护同学的友情，才有可能确立对学校负责，对自己负责，对事业负责，对社会负责，乃至对国家负责的行为责任。校园文化并不教给学生专业知识，但它给学生以风气的熏陶，理念的镌刻和精神的滋补。厚重的大学精神、先进的理念、优良的校风，使学生在理解了学校教育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什么，勤奋学习和艰苦奋斗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意味着什么之后，就会以顽强的精神和意志去迎接挑战，克服困难，不断实现人生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目标。 大学生素质论文:试论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发挥与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 论文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教育职能　大学生　文化素质 论文摘 要：当代大学生在二十一世纪，如何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如何提高文化素质是当今大学生在校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大学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内涵相当丰富，它能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培养大学生个性特长，增强大学生信息意识和能力，这有着巨大的潜在作用，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所谓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意志、道德、修养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它体现在政治、业务、文化等各个方面，一个人素质的铸造和高低决定于多种因素，既取决于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受教育的程度，也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的铸造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这就要求在校的大学生，努力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素质，不但应有丰富的文化和专业知识，还应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事物的分析、综合、归纳的能力，以及在实践中的动手能力等等。并在大学期间加强道德品质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1高校图书馆是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 作为高校来讲，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各方面的素质，主要靠正规的课堂教学和专业知识的培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实践证明，这一渠道显然是不够的，如何把“被动”受教育和“自己”的阅读活动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更加广阔，是学校教育者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就某种意义来讲，学生的：“自己”阅读活动，对于他们综合素质的潜在影响，并不亚于课堂教学收到的效果。学校图书馆是学生进行“自己”阅读活动的主要场所，充分发挥高位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作用，配合课堂教学，“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高校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楷模，图书馆作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2 加强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适应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需要 众所周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作用，从来都是被国家人民群众所重视的，许多学者和名流，都有着切身体验。在这里人的世界观得到塑造，品德得到熔炼，情操得到熏陶，学问得到拓展。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的事业更是与图书馆有着密切的联系，青年时代的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由于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对于他的革命生涯起到了重大作用，无数的事实说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宝库，的确是读者无声的导师。 现代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四种社会职能：即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当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之际，伴随着信息价值，信誉需求的变化，现代图书馆正在向电子图书馆发展，其功能也特从“藏用并蓄，以用为主”向“信息传递”过度。毫无疑问，这一从单一到多元化的进程将更快、更广泛地发挥图书馆的社会职能。 高校图书馆从目前的状况看，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图书馆的那样大的规模和那么多的文献资料、设备和现代化程度，除少数重点大学外，都不算好，相互之间不平衡，特别是新建大学的图书馆，软硬件方面更是严重的滞后，其表现度与国家的期望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影响它的特有教育职能的发挥，虽然如此，但从一定范围来讲，大学图书馆仍然是?科学文化程度，履行情报职能，传播信息的重要阵地，是学校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同样发挥着无声教育的作用。在铸造和提高学生素质方面，体现着自己的价值。 3 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为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服务 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努力为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服务，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工程，既要有阶段性的要求，也要有长远规划，大学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作用的发挥，包括“显性”范畴和“隐性”范畴，图书馆的“显性”范畴表现在它们建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设备的程度、藏书的多少、信息交流的范围、组织机构设立的管理人员的配备等等；图书馆的“隐性”范畴表现在管理人员的水平、规范制度、服务质量、读者的范围、效益的发挥等等。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缺一个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目前，在物质条件欠缺的情况下，为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我们只能从认识的提高和工作上的改进来体现它们的效益。 (1)提高认识。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能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简单说来，关键在于重视与否，主动与否，以及能否采取得力措施，使其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创新，学校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在精神文明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加强对图书馆工作的领导，在经费上予以优化，在发展上予以关注，真正把图书馆看成是体现学校风貌的标志。 (2)良化藏书。人类文化遗产中不仅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不言而喻，图书馆对各种书刊都可以兼收并蓄，但藏收的好坏和质量的高低都直接影响教育职能的发挥与实现，因此，图书馆必须藏收，定期进行剔旧工作，即使一些市场上畅销的书籍，在采购时，也应有所选择。 (3)加强管理。高校图书馆既然是学生精神的“天堂”和“圣殿”，除了有着好的精神“食粮外，还应有优质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态度。各种规章制度都应以方便读者为前提，不合理的限制和不合理的收藏都应取消，通过加强管理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一支事业心较强、熟悉业务、有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过硬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队伍，潜移默化的感染读者，从另一个方面，用光和热照亮学生求知的道路。 (4)积极引导。如何利用图书馆的现有设备和藏收，使其使用率尽可能达到较好的标准，是读者的要求，也是管理人员的职责，在学校图书馆的读者中，特别是学生，面对浩瀚书海，阅读时往往缺乏目的性和系统性，收不到预期的，因此，开展阅读指导活动，将更好地发挥藏收效益，如开设文献检索课，开展咨询服务，就学生阅读选题进行专题解答，吸收学生参与图书馆的采购、文献借阅、工作监督等。这些活动既可以使图书馆成为学生课外学习的主要场所，也可以全面提高他们辨别、阅读、理解、利用文献的能力和技巧，使图书馆的工作行动活泼，富有生气。 (5)着眼未来。当前，社会发展已进入渐进和突变的转型阶段，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并出现质的飞跃。因此，图书馆已不满足于藏收数量的积累和服务方式的现状，其社会性文献交流学、信息经济学、藏收建设等，都要置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再认识。学科理论要增添新的内涵，对这一问题学校图书馆专业人员应勇于实践探索，以便使图书馆事业于二十一世纪，在质的飞跃上有更新的突破，更好地为大学生服务。 总之，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文化素质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良好的图书馆环境在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中能有效地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图书馆应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作用，能使学生熟悉地掌握图书馆的各种知识，更好的利用各种信息资源。 大学生素质论文: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文化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科学教育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指出了当前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即：没有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现有的“知识”加“活动”的模式不够科学合理；没有构建出完整科学的教育体系。然后对如何深入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提出了三点建议，即：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努力达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文化素质培养的空间。 1 当前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1.1没有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 1.1.1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内涵“人文教育是指传授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主，培养人文精神，以发展学生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物我关系的认识和处理能力，并影响学生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为目标的教育。”；“科学教育是指传授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以发展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提高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为目的的教育”。无论是人文教育还是科学教育，都是重在一种精神和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 1.1.2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必要性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重大问题都变得非常复杂且具有综合性，很难依赖单一的学科独立地予以解决。这就需要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具有更为全面的综合素质。 1.2现有的“知识”加“活动”的模式不够科学合理当前，许多高校都认识到了大学生文化素质的不足，于是积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 1.3没有构建出完整科学的教育体系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在某一时段、某一场合单独、孤立进行的，它必须全方位的考虑。因此，在实际工作的开展中，我们还应注意以下两种现象，并努力加以改正。 1.3.1对专业教育比较关注，对结合专业教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较为忽视由于仍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不少理工科教师没能处理好专业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认为这只是人文社科类教师的事情。其实，任何专业课程都不是与文化素质教育不相关或与其构成简单相加关系的孤立系统，而是人类整个文化成果中的组成部分，都能找到与文化素质教育的结合点。华中科技大学在对专业教学中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总结了8种方式，值得借鉴，即：起于知识、启迪精神、渗透美育、行为互动、营造氛围、以悟导悟、以人为本、止于境界。 1.3.2思想政治课教学与文化素质教育关系没有理清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各有其自身的定位，但二者却是相互交融的，其中，文化素质教育是基础。政治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说服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不同政治理论的识别能力。 2 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水平的措施 2.1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努力达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 2.1.1积极设置跨学科、大专业的课程针对专业划分越来越细，专业知识面越来越窄的特点，应考虑拓宽专业课程设置，注重专业交叉，尽可能广泛设置各种新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如管理数学、计算机仿真论等等。通过各学科知识的相互渗透、相互延展，不但能使学生放大视野，拓宽思路，触发灵感，增强创新能力，还能因溶入了人文教育的内容，从而加深学生的理性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2.1.2大力推进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建设结合我国国情和课程设置的政策性、稳定性以及教学计划中课时的有限性等因素来看，选修课应当成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 2.1.2.1按主题、模块对课程进行分类根据我国和国外文化素质教育的经验，一般而言，我们可以确定六大类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即：文学和艺术类课程；哲学、思维方法类课程；自然科学概论类课程；法律类课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历史类课程；大学生心理学类课程。 2.1.2.2推出文化素质教育精品课程一提到精品课程建设，众多高校一般都会把注意力放在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公共基础课程上面，而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极少引起关注。 2.2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从学校的角度讲，就是要将教师的培养和学校素质教育的实施结合起来，将教师的继续教育纳入到学校素质教育整体规划中，将提高教师素养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统筹规划。 2.3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文化素质培养的空间 2.3.1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并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要求、形式内容、方法途径、时间要求、成绩考评、工作量计算、奖励办法、组织领导及有关政策等给予明确规定，真正把社会实践工作落到实处，并随着高校体制改革不断加以修订，使活动贴近高校发展实际，有章可循。 2.3.2将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规划①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要求，高校要进一步加强以教学实践、专业实习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教学，把实践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巩固理论教学实践成果的重要环节，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②组织大学生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形成调研成果。③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科技活动，提高科研素质。 2.3.3加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社会实践基地可以起到聚集人才、优化资源、示范辐射的作用。应本着社会与高校共同建设共同管理,服务社会和服务高校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原则，建设社会实践基地，改变当前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存在的不健全、不固定、实践活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问题。 大学生素质论文:浅析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研究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 高校思想道德建设 高校学生工作 论文摘要：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时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和精髓融入到高校学生工作中进行研究，发现加强学生的荣辱观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提升其使命感、时代感、责任感是非常必要的。研究和梳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注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的衔接，以期促进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推动我国高校德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高校学生工作的科学发展。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民族自立的重要标志。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明历史绵延五千年的产物，从未中断，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尚德、尚德育、尚德风的传统，使道德教育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居于显著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儒学，按照儒家文化，个人是道德的，由道德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也是道德的；不仅个人要服从道德，国家也要服从道德。所以，儒家处事的根本原则就是道德考虑高于并优先于功利考虑。早在孔子之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以"修德 "作为君子的最高追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直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左传· 襄公二卜四年 》) 所以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突出人格尊严，以德性作为人与禽兽区别的根本，"内圣外王"的根本要求也就是要 "有德"。 《大学》 篇更是把"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作为个人的社会与政治理想，而"修身"是基点，也是以德性为先，以求知学文为后的中国儒学传统。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文明成果，包含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个人只要按照修身的原则和方法，自强不息，进德修业，发挥出自身的潜能，就一定会锻造成理想人格。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传统文化，学校教育更应植根于富有底蕴的传统文化之中，以培养出具有民族特质的人才。因此，当代高等教育应坚持把促进社会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校园教育的核心。 通过以上回顾看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和高校德育工作方面，研究的重点无外乎这几个方面：首先，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精髓又有糟粕，当今高校思想道德建设需要汲取优秀的道德资源，积极主动地推动高校德育建设的和谐发展。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思想，成为当前我国德育建设面临的挑战 要使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引领大学生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思想。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对于高校德育工作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 大学生德育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使其在自身内容的建构上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品位和文化精神,以保持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相一致"。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的部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 可以看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和高校德育工作方面，大多数学者研究的重点无外乎这几个方面：首先，都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精髓又有糟粕，当今高校思想道德建设需要汲取优秀的道德资源，积极主动地推动高校德育建设的和谐发展。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思想，成为当前我国德育建设面临的挑战。要使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引领大学生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思想。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诚然，整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使其发挥出应有的育人功能。但是，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与我国当今所弘扬的主旋律相匹配，需要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需要与我国文化建设相统一，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传承，才能更好的开展高校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但是，他们的研究缺少从社会学、心理学、人文学等学科的角度分析当今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更缺乏从这些学科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措施。他们只是浅显的描述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并且大致的甚至是严重的描述了大学生存在的一些负面思想，缺少理论支持，论述显得比较空洞。另外，他们提出的建议也缺少制度的保障，实施起来比较困难。缺乏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单一的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实施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机制，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会比较小，更与学校的初衷相背。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变动,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大学生整体上来看,他们的思想是积极、健康、向上的,绝大多数大学生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地对待个人利益,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但是,西方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其一些负面影响着正在成长的大学生。主要表现在:大学生理想追求淡化,强调个人本位,以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核心;道德观念淡薄,强调个体行为的随意性,对道德、纪律的蔑视却被看作是"有个性";贪图安逸享乐,追求生活的新潮化和高档化,缺乏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精神;诚信缺失等等。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求培养具有深厚学识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能遵守社会运行秩序、明礼诚信、服务于社会的人才。因此,加强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更高境界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感;帮助他们学会关心、学会共处、学会同情;帮助他们树立"诚信"、"公平、正义、宽容"的理念等一系列时代所需要的道德,是21世纪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大趋势。 学者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道德素养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无一例外的都认识到优秀文化对大学生道德素养的培养具有重大的作用。只是，绝大部分只是简要的描述，而没有具体可行的措施。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要改。革课程设计 、增加古典文化经典学习的力度、引导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一些经典的人文科学知识等措施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此外，有些学者从建立规章制度，增强法律制约，建立高校诚信测评机制视角出发，要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树立教育及教育者的诚信形象，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创新诚信教育方法。但是他们无疑都忽视了现今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教育学生的固有模式，一种新的教育理念的实施面临诸多困境，此外，大学生道德素养的提升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只从学校的角度去实施，难度较大，效果较差。 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文化背景。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制定使大学生容易接受的、有制度保障、的和激励机制的措施，充分合理科学的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是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课题。 大学生素质论文:浅论新形势下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路径探究 论文摘要：近年来，大学生安全事件频发，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当前，大学生安全教育面临国际形势复杂变化及国内社会转型的双重挑战，加强新形势下大学生安全教育刻不容缓。安全教育要取得实效，就必须对大学生常见的安全事故进行梳理，探究事件背后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并从社会、学校、家庭及大学生自身寻找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而提出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的路径。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安全素质；综合教育观 近年来，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教育、公安、消防等部门为此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纵观大学生安全事故不难看出，有些事故是难以防范的，但更多的是可以通过人为干预而避免的。为此，笔者对近几年大学生常见的安全事件进行梳理，并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探究大学生安全素质培养的有效路径。 一、大学生常见的安全事故 1.出行安全事故 大学生是个活跃的群体，同时具有一定的经济独立能力和自我生活能力，有相对宽松的时间，具有更多的冒险精神和追梦遐想，这些都促成了大学生的旅游热，如春游、秋游、毕业游、自驾游等。在旅游期间，很多大学生因麻痹大意或缺乏安全常识发生了安全事故，甚至因此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令人扼腕叹息。如2012年4月发生在苏州太湖的快艇事故，3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及1名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溺亡。乘坐快艇的大学生都没有穿救生衣，在某种程度上延迟了救援的黄金时间，这种在旅行中溺水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近几年，户外运动爱好者在野外探险时遇险的新闻并不鲜见，如2011年10名复旦大学学生擅自进入黄山未开发区域探险，在风景区迷路，救援过程动用大量的公安、消防力量，大学生探险合理性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当前，悄然兴起的大学生自驾游应值得关注，或驾驶自家车辆，或租借车辆，这种新的出行方式虽然给大学生带来了新鲜感，但自驾游过程中也潜在诸多危险因素，很多大学生估计不足，也有不少学生为此而丧命。 2.因心理问题引发的伤害事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大学生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等多重压力。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也面临着学习、生活、情感、交际、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极大的挑战。事实上，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已经呈现高发趋势。因心理问题导致的伤害事件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如1991年的卢刚事件、2002年的刘海洋事件、2004年的马加爵事件、2008年的中国政法大学弑师事件、2010年的药家鑫杀人事件等，每一个事件都触动着社会的神经，大学生作为心理危机高发的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值得关注。 3.网络安全事件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13亿，手机网民数达3.56亿。而网民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大学生。网络作为快捷的信息传播媒体，已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色情、暴力、邪教内容的网站泛滥，这些信息对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中的大学生来说，危害相当大。正是由于网络影响的深刻性及广泛性，使得网络安全问题成为大学生安全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利用大学生社会经验缺乏，防范心理弱的特点，借助网络进行诈骗、抢劫等，同时，大学生因网络交友不慎引起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被抢劫、杀害的不在少数；网瘾也是严重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的一大杀手，轻者被休学、退学或直接开除，重者则因此而失去生命，如台湾桃园一名23岁男子，包机连续打了23个小时“魔兽世界”线上游戏后暴毙。大学生的网络安全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4.寝室火灾事件 寝室是大学生业余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大学生非常密集的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各高校都加大了宿舍管理力度，从规章制度、日常管理、防火宣传等诸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收效甚微，违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如乱接电线，熄灯后借用卫生间等公共区域电源；使用劣质插座、台灯；为寻求方便，在床上使用电脑，并长时间在无人的情况下开着电脑下载电影；使用小功率的电热杯等。诸如此现象都隐藏着严重的火灾隐患，如上海商学院一女生宿舍违规使用“热得快”引燃了堆放的杂物，致使4名学生身亡。南京一学生公寓楼某宿舍私拉插座，导致电器短路引发火灾等，一件件鲜活的案例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但悲剧却仍在发生。 二、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分析 不难看到，血的教训并没有阻止一个个悲剧的发生，从理论上讲，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高素质群体和精英群体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和能力，但在现实的具体行为选择上往往出现偏差，面对不规范、冒险的、存在潜在安全隐患的行为，他们却选择了去尝试，选择了去冒险，选择了去违背，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应成为高校重点关注的课题。 1.大学生安全意识淡薄 大学生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安全意识淡薄应该是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源，虽然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安全教育，但教育并没有取得实效，最重要的原因是校园安全文化没有形成，大学生的安全素质没有得到有效培养。当然，安全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当一件事情形成一种习惯性行为的时候，就很难改变，这种习惯性行为有好的习惯，也包括坏的习惯，到了大学这个阶段，往往习惯已经形成，再加上很多时候安全教育并不是贯穿大学教育始终的，往往是出现大学生安全事故就重视，就加强教育，这种运动式的安全教育是很难取得实效的。对于大学生而言，安全意识至关重要，没有安全意识，就没有相应的安全防范，发生安全事件也会在情理之中。 2.学校安全教育不到位 大学生安全工作很容易被忽略，也往往会出现学生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大为重视，日常工作中就逐步淡化的局面，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跟学校的其他工作相比，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孰知，安全素质在所有大学生应具备的素质中居于首位，但现实教育中，学校人才培养更注重的是德智体美劳的教育，这一教育理念也影响了大学生安全教育在学校中的地位。学校安全教育是大学生获取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等安全素养的重要教育主体，很多学校也非常重视，但从实际安全教育落实来看，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内容，安全手册、安全宣传栏等在宣传上到位，但遗憾的是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没有进一步跟踪教育的效果，在我们走访的部分高校中，很多学生将学校发放的安全教育资料束之高阁，对寝室楼内、校园宣传栏等安全教育内容也是视而不见，这种安全教育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安全意识问题、安全素养问题。还有的高校没有开设安全教育课，虽然也有消防演习，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学生没有真正掌握逃生知识；还有很大一部分高校并没有专门的生命教育课程，生命至上的理念没有形成。从目前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来看，还有很大的空间，与形成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工作还不够到位，教育形式上不够灵活，落实的力度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社会负面影响愈加凸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贪污腐败、就业难、看病贵、上学难、房价贵等诸多社会问题对大学生思想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大学生，正值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极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一方面，有些大学生表现的非常浮躁，对社会失去信心，对大学学习失去兴趣，表现出急功近利，注重现实与眼前利益的行为，这极易被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利用，如有的大学生陷进传销的泥潭，有的为了蝇头小利走上犯罪的道路等；另一方面，大学生易于接受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但其社会经验却不足，如对网络负面影响的危害性，大学生应该心知肚明，但总有一部分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流连于色情、暴力等非法网站而走上不归路；还有很多大学生受社会上的“驴友”影响，乐于探险、喜欢自驾游，明知自己不具备探险的经验或物资准备不全，但仍然轻率的去尝试，却往往会为此而丢失性命。 三、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路径 现实告诉我们，大学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这不仅是国家人才的损失，也给其所在的家庭造成终生的痛苦，其危害之大，影响之广，给学校、社会、家庭都敲响了警钟。为此，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的问题。 1.弘扬和建设大学安全文化 古人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在其从事生活、生产实践的一切领域内，为了保障人类身心健康安全并使其能安全、舒适、高效地从事一切活动而创造了安全文化。安全文化就是安全理念、安全意识以及在其指导下的各项行为的总称。大学的安全文化是人类安全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的基础。 弘扬和建设大学安全文化是大学生安全素质提升的前提和基础。 从大学生个人层面上看，安全文化起着塑造大学生安全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纵观各种事故，其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大学生的安全人格没有养成，而安全人格的养成，要依赖大学的安全文化建设，安全人格的塑造就是安全人的塑造，它是人的完善与全面发展的基础部分，是当代大学安全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 从学校层面上看，大学安全文化对大学生的安全教育起着目标、规范、意见和行动整合的作用。大学文化主要传授的是对安全的思维、认识和态度，帮助大学生树立安全的哲理、价值观、行为和道德规范；掌握安全科学的知识、技术、手段和方法；学习现代安全管理办法，建立与当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安全工作机制，宣传安全伦理道德、安全行为科学、安全法制观点，从带有强制性的“要你安全”的方法，变为“我要安全”的行动。 从整个社会层面上看，大学安全文化起着社会整合和社会导进的作用。大学的安全文化建设应融入全民安全文化建设中，整合社会上更多的资源发展大学生安全文化，形成社会上关注大学生安全的舆论氛围，形成合力和正确的工作导向，推动大学社会文化建设，提升大学生安全素质教育水平。 大学安全文化建设是提高大学生安全素质的最根本、最深刻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安全文化建设，以文化教育的手段和途径启发、教育、影响和造就具有安全人格的大学生；在安全文化建设中，通过改变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思维方法，进而规范大学生的行为，树立安全文明的道德风尚，确立正确的安全人生观和安全价值观，达到提高大学生安全素质的目的。诚然，大学生在学校是被教育者，将来他们又会是安全文化的教育者、引导者和传承者，在提高全民安全文化素质中将发挥重要的带动作用。 2.构建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安全教育课程建设是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的重要载体，也是安全教育的必然要求。然而，就目前的安全教育课程建设及进课堂的情况来看，形势并不乐观，很大一部分学校对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对安全教育形势认识不足，导致安全教育课开课不足，有的学校用讲座、参观或演习替代安全教育课，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在当前大学生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势下，高校应构建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形成安全教育进课堂的长效机制。 （1）开设独立的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当前，有的高校已经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等人文素质类课程，但涉及防火、防盗、防诈骗、自救知识等内容的安全教育课程及专门的生命教育课程，多数高校还没有开设，这也是导致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并没有系统的接受过涉及大学生生活安全的教育内容，为此，高校应将安全教育列入学校教学计划，并定为大学的必修课。 （2）组建专业化的安全教育教师队伍。任何一门课程建设都需要一支专业化的教学、研究队伍。安全教育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课程体系，首先，要成立安全教育教研室，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其次，要配备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及丰富工作经验的教师，安全教育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社会上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大学生悄然兴起的“自驾游”等，这些新的问题潜在的安全隐患及应对策略必须经过课堂教育即时传授给学生，这种即时性教育能够大大缓解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还要加强安全教育的研究工作，以研究促进工作的开展，比如安全教育实施后，安全教育效果的评估，大学生安全意识的变化，安全教育的教学方法等等。最后，整合安全教育资源，将所有涉及学生安全的课程、相关部门人员进行整合，构建大学生安全教育体系。将“法律基础”、“心理健康教育”、“思想道德修养”等课程也纳入到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体系。除了担任课程教学的教师，也可吸收辅导员、安保人员等一线工作教师，这样就构建了既有理论教学又有实践教学的大学生安全教育体系。 （3）选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有了专业的组织机构和教师队伍，还应运用专业的教学方法。安全教育不仅仅是安全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安全的重要性、辨别是非的能力及学会突发事件的应对，要达到这一教学要求，必须采取知识传授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案例教学中，除了讲解典型的安全事故案例并进行深入地分析外，还要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引导他们深入的思考，辅助以必要的消防安全展览、交通事故展览等，从安全意识、安全思维、安全技能等多层次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3.注重和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 当前国际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敌对势力利用“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不友善的论调加紧对我国的思想渗透；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社会矛盾冲突凸显。如何教育大学生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 大学生安全教育除了身心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综合安全观教育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畴，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多元文化思潮的交融交锋中，教会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当前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并树立正确的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生存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真正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大学生素质论文:关于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现状调查述评 论文摘要：通过自编的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调查问卷，对8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有较强的公共安全意识、掌握基本的公共安全知识、具备一定的公共安全技能，但是，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有待加强、急救技能比较欠缺。由此，除了课堂讲授以外，“同辈学习”和“网络学习”也是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学习的重要途径；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训练要科学安排训练内容、合理配置校内外的师资；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的培养要坚持“安全第一”、“生命第一”、“预防第一”的原则。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调查 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工作生活安全，包括国防安全、环境安全、社会福利保障和免受犯罪侵害等多个方面。[1]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是大学生为了防范和应对可能危及身心健康和学业生活的社会风险因素，通过教育训练和环境影响而具备的知识、技能、意识的组织结构和质量水平。大学生作为当代的有识青年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公共安全素质水平对于保持教育系统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课题组分别在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青海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南省和辽宁省等8个地区选取16所高校，在每所高校抽取50名在校大学生。本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60份，回收率95%，其中有效问卷756份，有效回收率94.5%，符合科学调查的基本要求。其中，男女分别为342人、412人，2人未注明性别；一、二、三、四年级分别为112人、232人、318人、92人，2人未注明年级。家庭经济状况分布情况：富裕的52人、一般的614人、贫困的86人，4人未注明家庭经济状况。在生源地分布中，来自城市地区的大学生为478人，来自农村地区的大学生为274人，4人未注明生源地。 2.研究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调查大学生的公共安全素质状况。本问卷共有60道题，主要包括公共安全意识、公共安全知识、公共安全技能三个方面内容，每道题按照“赞成”、“不清楚”、“反对”三个选项统计结果。受访者按照自愿的原则完成问卷，完成一份问卷的平均时间大约为15分钟。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大学生有较强的公共安全意识，并体现出“自保”与“利他”并举倾向 大学生对潜在的安全风险有一定的预判意识、防范意识。83%的大学生“能够及时发现生活中潜在的危险”；76%的大学生相信“与10年前相比，我国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更加频繁”。80%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办理了人身意外保险”；75%的大学生“从不相信销售考试答案等野广告”；只有32%的大学生“面对陌生人的求助，会不加考虑地给予帮助”。 大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94%的大学生认为“生命属于自己，还属于家人、朋友和社会”。82%的大学生认为“人很脆弱，平时要处处注意安全”；79%的大学生认为“发生危险时，要最大程度地降低自身损伤”。 大学生在自保的基础上，对他人和社会安全问题体现出责任意识。当个人利益可能受到侵害时，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出现折扣。只有48%的大学生表示“紧急状态下敢于牺牲自己以保护公共利益”；只有38%的大学生“遇人落水时，会奋不顾身地下水救人”。同时，大学生也表现出较强的利他倾向。84%的大学生认为“发现安全隐患时，会及时地提醒周围人”；90%的大学生“非常关注地震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70%的大学生认为“在突发事件中，会优先救治重伤者、老人、儿童”；88%的大学生“会及时与晚归的室友联系，以确定其安全”。 2.大学生掌握基本的公共安全知识，但深度与广度有待加强 大学生掌握一定的生活安全常识，但受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的影响，部分常识缺乏科学依据。81%的大学生“去人员密集场所，常常留意安全通道的位置”；74%的大学生“在网吧上网结束后，会检查所登录过的网站已关闭”；93%的大学生“当储蓄输入密码时，常常用身体或其他物品遮挡”。但是，大学生的安全常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71%的大学生“习惯找个单独的卡册存放银行卡、身份证”，没有做到卡、证分离；36%的大学生认为“豆角、豆浆等食品不会引起中毒”，没有意识到如果烹饪不当，豆制品容易引起中毒。 大学生熟知一些与公共安全相关的法律知识，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掌握的不透彻。86%的大学生认为“在使用互联网时，不允许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92%的大学生认为“消防车赶赴火场的时候，其他车辆和人员必须避让”；81%的大学生认为“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同样给予处罚”；90%的大学生认为“组织集体课外活动，须经学校同意”。但是，还有31%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在学校可以参与宗教活动”；37%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甲类传染病的疑似病人，确诊前不需要隔离治疗”。 大学生对防灾知识有一些了解，但存在着“盲点”。94%的大学生认为“遇险时，可以通过火光、浓烟、反光等信号求救”；79%的大学生认为“在雷雨天应该远离铁塔20米以外”；86%的大学生知道“大雾红色预警信号时，会进行交通管制”；83%的大学生认为“液化气、汽油、甲醇等化学品均可对人造成伤害”。但是，部分大学生的防灾知识还存在着不足。只有46%的大学生确认“防空的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只有44%的大学生知道“122是交通事故报警电话”；还有30%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天然气泄漏时，可在现场拨打电话救援”。 3.大学生具备一定的公共安全技能，但急救技能比较欠缺 多数的大学生能够通过正确的减灾技能降低灾害损失。93%的大学生认为“油锅着火，应该切断火源、盖上锅盖”；89%的大学生认为“高温时，要尽量避免午后的户外活动”；91%的大学生认为“发现宿舍被盗后，应立即向保卫处报告，保护现场”；84%的大学生认为“发现人员燃气中毒时，应立即打开房间门窗”。 当发生灾难时，多数大学生具备正确的逃生技能。92%的大学生认为“火场逃生时，要用湿手巾捂住口鼻，匍匐前行”；88%的学生认为“公交车失火，可用铁锤或鞋跟打碎车窗，疏散逃生”；84%的学生认为“电梯急剧下降时应身体贴紧电梯壁，保持膝盖弯曲”；86%的学生认为“受到海啸威胁，应该有组织地向高地转移”。 遇到身体伤害事件时，大学生的急救能力尚有不足。只有63%的大学生认为“食物中毒时，可用手指刺激咽部催吐”，这与相关调查结论一致。同时，大学生的一些急救措施存在着不当之处。64%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应该“将溺水者朝上置于腿上，按压其腹部将吸入物排出”；50%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当酒精中毒时，应将患者置于稳定性仰卧位”；47%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在扭伤发生的24小时之内，尽量用热水袋热敷”。 三、对策 1.拓宽公共安全知识的传授途径 以往高校常常以课堂讲授、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的学习活动。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高校常常采用“逐层传递式”，即只针对班团干部开设大学生安全教育课，再由班团干部向普通同学传达讲解的教育形式。讲授式在过去的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也将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讲授式注重介绍讲解性的内容，长此以往必然造成一种“满堂灌”的教育模式，非常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因为公共安全知识涉及各行各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具有宽泛性、变化性，教师的讲授很难涵盖公共安全知识的全部内容；另外，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猎奇的心理特点和较强的独立意识。这些因素都促使大学生的公共安全知识学习途径要拓宽。现在的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正从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演进，即从向学生被动传授安全知识模式向学生主动需求安全知识、技能和素养模式转变。 除了教师的讲授，同学间的“同辈学习”和“网络学习”也是重要的公共安全知识学习途径。“同辈学习”是指大学生向学长、同学学习公共安全知识。大学生虽然存在着不同的个性差异，但他们的成长经历、社会活动和人生发展存在着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常常会遇到类似的公共安全问题。因此，大学生间公共安全知识的“共享”是大学生公共安全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网络学习”是指大学生通过公共安全网站等平台，进行公共安全知识的学习。公共安全网站提供了一种轻松自由的学习平台，使大学生可以自我决定学习时间和地点。“同辈学习”和“网络学习”虽然能够发挥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学习的主动性，但却离不开教师必要的指导。例如，大学新生入学时，教师需要将公共安全知识条理化，通过新生接待员“口口相传”进行公共安全知识的教育。[5]各种最新的公共安全知识和信息，只有经过教师的分析、整理和加工，才能通过公共安全网站呈现，作为教学资源。只有教师必要的指导，才能保证“同辈学习”和“网络学习”的导向性与实效性。 2.构建公共安全技能的训练模式 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是指大学生经过训练而获得的面临危机事件时的完善化、自动化的应对行为方式，主要包括减灾技能、逃生技能和急救技能等。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训练可以促进大学生对公共安全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内化过程，可以使学生设身处地、身临其境地感受诸如火灾、地震等安全问题，增强广大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的能力。[6]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训练不是简单地、机械地重复，也不能随机地、片面地展开，而是有目的、有步骤、系统的教育活动。 首先，需要科学安排公共安全技能训练科目。在减灾技能、逃生技能训练的基础上，更要突出急救技能的训练内容。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可以把比较复杂的技能划分为若干简单的、局部的部分，练习、掌握了之后，再过渡到统一、完整的行为。 其次，合理配置公共安全技能训练的师资队伍。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训练不能只依靠辅导员，也不能只依靠保卫部门管理人员、校医院医务人员等校内人员，还要依靠以跨领域的警校合作和校外“安全教育基地”等形式参与的社会力量。 3.突出公共安全意识的培养重点 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是大学生在思想意识中对安全的认识，包括防范意识、生命意识和责任意识等。传授公共安全知识的目的是让大学生知道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公共安全技能训练的目的则是让大学生面对危险时知道该怎么去做，从而使损失最小化；培养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的目的则在于让大学生最大程度的避免伤害。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的培养是以大学生的公共安全知识和公共安全技能为基础，是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的更高层次。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的培养要突出以下三个重点：一是“安全第一”。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各类社会矛盾和风险有所增加，社会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和出现。基于此的危机意识是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培养的首要任务。二是“生命第一”。大学生虽是成年人，但学生身份决定了他们要保证自身健康、全面成长。他们要有自我保护意识，从而产生维护生命安全的自觉行为。他们也要有保护他人的他律意识，学会为他人的人身安全负责。三是“预防第一”。经常查找、发现不安全因素及各种事故隐患，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工作，做到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这是培养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的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法。 四、结论 首先，大学生有较强的防范意识、生命意识和责任意识等公共安全意识；掌握基本的生活安全常识、法律知识和防灾知识等公共安全知识；具备一定的减灾技能、逃生技能等公共安全技能。其次，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有待加强；大学生的急救技能比较欠缺。最后，除了课堂讲授以外，“同辈学习”和“网络学习”也是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学习的重要途径；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训练要科学安排训练内容、合理配置校内外的师资；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的培养要坚持“安全第一”、“生命第一”、“预防第一”等原则。 大学生素质论文:试论新时期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实践探索 论文摘要：坚持育人为本，实施素质教育，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高校的根本培养目标。近年来，许昌学院坚持“一条主线、双向渗透”（即以素质教育为主线，教学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相互渗透）的指导方针，以十大类素质拓展主题活动为渠道，以大学生社团为主要载体，以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培养重点，以“六个一要求”为促进手段，以考评认证为动力杠杆，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 论文关键词：素质拓展；素质教育；大学生 坚持育人为本，实施素质教育，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高校的根本培养目标。近年来，许昌学院把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努力培养学生成人成才作为根本任务，经过坚持不懈的实践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做法。 一、主要渠道——“十大类素质拓展”主题活动 1.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殿堂”活动 宗旨是加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其阵地和形式，一是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二是党委成立一支理论报告团面向全校学生，每年持续开展大型系列专题讲座，同时积极聘请校外的专家学者开展讲座和报告；三是利用党校、团校、各院系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和理论社团等阵地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四是充分发挥校园网、校报、广播、宣传栏等舆论阵地的宣传教育作用，以多种形式构建起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殿堂。 2.以培养思想品质、锻炼思维能力为主旨的“思想列车”活动 宗旨是加强学生的思想观念、思想方法、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的培养锻炼，重在培养他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创造精神，借鉴电视传媒中对话、讲座、论坛、论辩、恳谈等互动交流的形式，针对他们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心理困惑、思想矛盾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互相启发、互相教育，达到锻炼思维能力、提高思想品质的目的。在举行这类活动时，要加强组织和引导，发挥好教师和骨干学生的正面导向作用，使学生们的思维像列车一样沿着正确的轨道驶向远方。 3.以心理健康为内容的“心理驿站”活动 宗旨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疾病的防治，加强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主要开展的工作：一是进行普遍的心理测试，建立心理档案，研究和把握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二是一年一度举行心理健康活动周活动；三是开设心理健康选修课和专题讲座，并利用校报、广播、校园网、宣传栏等阵地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四是开展团体咨询、个别咨询、朋辈咨询；五是组织相关学生社团，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4.以拓宽知识视野为宗旨的“知识公园”活动 目的是发展学生兴趣爱好，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主要形式是大力发展学生社团和各种兴趣小组，把正式课堂之外的广阔时空变成一个求知学习的大公园，如各种读书会、兴趣小组活动、科技创新活动等等，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学习气氛和学术氛围。 5.以锻炼实践技能为目的的“技能擂台”活动 宗旨是加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锻炼的方式力求做到丰富多彩，增强活动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使所有的学生都能找到锻炼才能的舞台，如通过才艺展示、科技创造、演讲、征文、论辩、书画、歌舞、社交、谈判等各种专项技能的比赛等方式推动技能锻炼。 6.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内容的“文化快餐”讲座 宗旨是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和审美素养教育。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设人文教育讲座，像脍炙人口的精美快餐一样，为学生提供精神食粮和审美佳肴，从而不断增强他们的人文底蕴、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 7.以开展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为目的的“实践天地”活动 宗旨是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主要形式：一是利用寒暑假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二是平时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专业实践活动等；三是学生会成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参与学校有关管理工作和教育工作；四是劳动课和勤工助学活动；五是职业设计、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等。通过这些活动或工作，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增强自立自强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 8.以活跃校园生活、提高审美素养为宗旨的“文体乐园”活动 目的是通过平时各种各样的文艺体育活动愉悦学生身心，活跃校园生活，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艺术才能。主要形式：一是一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和体育运动会；二是每周末由各院系轮流承办“快乐周末”综艺活动；三是文体类学生社团平时开展的各种文艺体育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身心素质的提高。 9.以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为目的的“网络世界”活动 宗旨是主动占领网络阵地，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我们开办了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立德网”、“先锋网”和校园文化主题网站“荷花网”，结合青年学生的特点有效开展各种网上交流、网上教育活动，同时加强网络管理，确保网络安全，努力减小其负面作用。 10.以增强师生思想感情相互沟通为目的的“心灵桥梁”活动 宗旨是沟通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思想情感，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做好深入细致的日常性思想工作，化解各种矛盾，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主要形式是通过广泛的谈心、交流、座谈等，建立真诚、和谐、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和健全人格。 二、重要载体——大学生社团 大学生社团是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愿结合成立的群众组织，它有着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有效形式。大力发展学生社团，是有效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的重要手段；加强社团建设，开展社团活动，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措施，有利于促进良好校风的形成和校园文化、大学精神的培育。 许昌学院党委高度重视社团建设，建立健全了各级组织和管理制度，设立了社团文化节，制定了达标升级的考评办法和激励措施，根据考核结果每年评定出注册合格社团、先进社团、优秀社团和明星社团四个层次等级，通过这些措施有力推动了社团建设。目前，全校共有注册学生社团76个，分为思想政治教育类、学术科技类、文化艺术类、身心锻炼类、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类等类型，注册会员12500余人次，社团内部刊物有18种。一些社团已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如发明协会已取得几项发明专利，他们的成绩被《中国知识产权报》在一版作了重点报道，并被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栏目先后两次录制播放了4期专题节目。 三、工作重点——培养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高等教育是学生接受学校系统教育的最后阶段，大学生处在社会化的关键阶段。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全面的知识基础，专业开始定向，职业理想也基本形成。在这个阶段中，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社会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应成为教育教学的重点。要组织和引导广大学生主动参与各种实际技能和社会实践的锻炼，主动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并及早为将来打算从事的职业做准备。特别是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方式，打破陈旧的从众型思维、权威型思维、经验型思维、书本型思维、封闭型思维等思维枷锁，学会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发散思维、质疑思维、互动思维、横向思维、求异思维等创新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把大脑激活，把潜能充分挖掘出来，不断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敢于大胆创造、大胆实践，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能力，做好踏入社会应对挑战的准备。 四、促进手段——“六个一要求” 我们对全体学生提出了“六个一要求”，作为推动素质拓展的重要手段。 1.写好一本素质拓展证书 其实质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参与到“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活动中来，人人有证书，人人有活动，人人证书上有内容、有成绩，把《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作为学生毕业的必要证件，从而引起学生对素质拓展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 2.发展一项兴趣专长 每个学生都要认识自己、把握自己，找到自身的优势，培养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专长，锻炼自己的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个性、有特长、敢创新、能创造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3.参加一个学生社团 大力倡导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号召广大学生根据自身求知练能的成才需求选择参加适合自己的学生社团，从中磨练思想意志，增长知识才干，提高实践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4.献一份爱心 围绕构建和谐自我、构建和谐校园、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目标，对学生深入进行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教育，进行“和谐”教育，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引导广大学生关心社会、关爱人生，学会合群和合作。为此，大力号召青年学生广泛参与面向社会的志愿服务活动，面向校园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面向弱势群体的扶弱救助行动等，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关心集体、奉献爱心。 5.读一本好书 大力倡导读书求知的风气，着力培养大学的学术氛围和良好学风。通过开展主题读书会、热门好书聚焦书友会、研讨会、演讲会、报告会、心得交流会等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互相启发，互相促进，达到一人读书，多人受益的效果。 6.提一条好建议 为强化学生的主人公责任感，鼓励创新精神，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倡导学生主动关注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实施，勤观察、多思考，积极主动地向学校、院部、班级、支部、社团等提出改进和创新工作的意见、建议、信息和好的活动方案，集中广大学生的智慧共同推动大学生素质教育。 五、运行机制——党委科学规划，多部门联动，项目化操作 党委把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作为统揽大学生课外业余学习教育活动的龙头工程切实抓好，2003年校党委印发了《许昌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实施意见》，明确了实施计划的指导思想，结合许昌学院实际，确定了许昌学院实施计划的基本内容和工作举措，成立了由校党委副书记为组长，主抓教学、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为副组长，党委宣传部、团委、学工部、教务处、招生就业处为成员的“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校团委设立办公室暨大学生素质拓展认证中心，各院（部）组建院（部）级的素质拓展领导小组，党政一把手亲自指导本单位的素质拓展工作，建立并完善了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团总支书记、政治辅导员、班主任参加的院（部）级素质拓展认证中心，有效保证素质拓展工作的有序开展。进一步完善了《许昌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实施办法》、《社团管理办法》、《社团成立及活动规程》等相关制度，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有效保证了“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顺利实施。 近年来，校党委又指导团委专门制订了旨在推动工作探索和实施的《关于开展“十大类素质拓展活动品牌创建”活动实施方案》，以品牌创建为抓手，采取项目化操作的方式，以一个年度为周期，校团委从宣传发动、材料申报、评审立项、组织实施、过程考核和总结表彰六个实施步骤逐个把关，各院部按照方向性、实效性、创新性、系统性、长效性的创建标准，申报并经校团委立项组织实施了30余项设计新颖、内容丰富的“品牌创建”活动。各项活动紧紧围绕育人目标和学生成才需求，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一批体现院部工作特色，具有一定代表性、启发性、示范性的优秀特色品牌项目。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三思在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论坛、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赢在大学”创业计划大赛、城市与环境学院的核心竞争力训练营系列活动，等等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活动，有效满足了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需要，有力推动了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有效实施。 多年来，许昌学院坚持开展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做法，受到了广大学生的由衷赞赏和积极拥护，有力促进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锻炼提高。这方面的工作措施和经验，也得到了上级部门和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主办的《高教领导参考》、河南省教育厅主办的《河南教育信息》都曾进行专题报道和推广。 大学生素质论文:关于就业市场化对公安院校大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影响 [论文摘要]在大学生就业实行市场化的新体制下，公安院校毕业生就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办学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在人才培养上应更新观念，大力改革旧有的模式，树立新的以培养学生的政治法律素养、警务技能素养、心理素养、公共关系素养等职业素养为主的培养模式。 [论文关键词]就业市场化；公安院校；职业素养培养 本文所指市场化，是指采用竞争的方式来配置资源。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环节，出现了市场化。这是宏观整体上的情况。站在公安行业的局部来看，公安院校毕业生以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现在由于体制的转变，在就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2004年，公安机关改革了从公安院校毕业生和复转军人中进人的传统方式，开始从地方大学中招收民警。总的趋势是实行市场化。就业市场化这样一个导向会对公安院校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应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现实地摆在了公安教育工作者面前。 一、就业市场化对公安教育的冲击 就业市场化是指就业主体全部进入人才市场，由市场配置人才就业。各类人才均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遵循人才市场的规律。大学生就业市场化不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要求，也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追求。运用市场机制配置人才，是实现人职匹配、人职和谐的最佳途径和有效方式，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原则的最好体现。 我国的公安教育起步晚，发展时问不长，与其他院校的发展相比还很不成熟。2000年后，公安机关用人机制转变，用人单位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学在警校只是人警的一个资历，并非是人警的充分条件。这种情况将长期存在。公安院校毕业生面临失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大增。从公安院校近些年的情况看，就业层次向下延伸也成为就业市场化相应的必然趋势。包括公安部直属本科院校，绝大部分公安院校毕业生都直接下到基层，从基层开始干起。有的地方连择业都成了问题，往届的毕业生连呆两年都分不下去。有的警校被迫暂停招生。充分说明学校作为人才的培养单位，必须与市场需求合拍。由于人事制度改革，凡进必考，不管公安院校毕业生还是非公安院校毕业生，都有资格报考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除能接收公安院校的毕业生外，也可以接收地方院校的毕业生。公安机关有选择进人的权利，学生也有选择单位的权利。可以到沿海找工作，也可以回家乡找工作。公安院校学生就业制度的灵活性增加了，学生得到就业的自由，但同时挑战性也增加了，要承担择不上业的风险。公安院校毕业生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由于行业办学，专业口径狭窄，出了本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对其他行业的适应性问题。从就业情况来看，公安教育与公安人才市场的需求存在着脱节的地方。 二、就业市场化要求公安院校加强警察职业素养的培养 面对就业市场化的现状，公安教育的核心应是培养警察的职业素养。原来的公安教育偏向于学历教育，过于强调通识教育，对公安职业教育的特色强调不够。原先公安教育的理念仅强调政治方向，把公安的职能局限于刀把子，过于强调政治教育，不强调专业教育。所以我们要提倡在公安教育中强调职业化发展的思想，大力培养学生的警察职业素养。有的从警校毕业的学生到了实战岗位，很快就崇信：“传统经验是个宝，技能可有也可少”，重实体，轻程序，破案第一，质量第二，安全意识薄弱。这说明学校在警察职业素养培养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技能战术是人民警察必备并区别于其他国家公务员的独特能力和特殊技能，是公安民警职业能力的重要体现。过去强调专政模式下的法律工具主义，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比较突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公安工作的重心应转移到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中来，转移到服务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上来。我们在公安教育中要加强警察职业素养的培养。面对日益发展的就业市场化形势，要完成好公安机关的三大政治社会责任，公安教育不转变观念，不加强警察职业素养的培养将难以承担警察人才培养的重任。 三、如何加强职业素养的培养 就业市场化要求我们的警察素质教育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需要我们培养出的毕业生具有符合时代要求的警察职业素养，能够基本满足或完全满足公安机关用人的需要。为增加培养针对性，可以将警察职业素养内涵界定为政治法律素养、警务技能素养、心理素养、公共关系素养四个方面，研究其发展路径对症下药。加强学生的警察职业素养培养，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政治法律素养方面。公安院校大学生具备政治法律素养是由公安机关的性质决定的。公安机关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专政机关中不可缺少的部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政治法律素养要求特别高。公安院校一般遵循“政治建警，政治建校”的建校方针，在政治标准、政治修养、政治觉悟等方面比其他普通高等院校要求更多、更高，它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敏锐性，在任何时候思想政治上都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性。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是重要的政法部门，法律素质的高低是衡量公安院校学生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公安院校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是警务技能素养方面。从职业素养培养的过程来看，应明确各个主体的任务。首先，从教学者看，警察职业训练的教官是公安系统内工作娴熟的业务骨干或富有工作经验的警官。他是训练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促进者及工作经验的传递者。其次，从学习者看，既要注重提高他们思考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要强化正确的战术动作与意识，让他们形成符合战术要求的本能反应。另外，从用人单位看，业务单位可及早介入学历教育，凭借院校教学时间比较固定，选材面比较宽等优势，把攀登、狙击、抓捕等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项目引入院校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训练。在学生警务技能培训的内容安排上，要根据不同警种、不同岗位的工作特点和职责要求，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制定可行性强的训练计划，考虑练习强度，遵循适度超前原则。要坚持质量建警，坚持干什么、学什么，贴近实战，战训结合，学以致用，注重实效，从警察执法、执勤必须遵守的程序和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抓起，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教育训练，全面提高公安队伍的执法水平和整体素质。 三是心理素养方面。面对社会压力加大的现实，面对警察需要承受比一般行业更高的心理压力的现实，应加强心理素养的培养。警察健康心理的标准主要是：智力正常，情绪稳定，遇事冷静，意志顽强，性格良好，胸襟宽广。可以结合警察健康心理标准，引导学生进行心理素质训练。可重点训练三个方面：(一)职业心理意识的训练。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启发、疏导等，使学生对警察职业产生客观正确的认识、观念和态度，不断强化其职业自尊感、价值感，形成牢固的职业意识，为将来进入从警生涯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二)职业心理能力训练。职业心理能力指警察在职务活动中需要具备的心理能力，这些能力关系到警察在工作过程中能否能顺利、出色地完成任务和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三)职业心理品质的训练。情绪调控、性格养成、团队精神、交往态度、意志修养等训练都属此范畴。良好的心理品质有助于人民警察活动效率的提高、警民关系的优化以及职业形象的塑造。 四是公共关系素养方面。公共关系素养培养呼应了现代警察工作趋向“社区警务”的要求。社区警务是一种警务理念。这种理念鼓励通过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和建立社区与警察之间的伙伴关系来分析犯罪恐惧感和社会混乱的成因并减少这种恐惧感和改善社会秩序。社区警务要求警察具有较高的公共关系素养。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和警察基本职能的转化，警务管理越来越走向社区化。与社区警务理念相适应的对警员素质要求是：既能独立执法，也能通过良好的公共关系来预防犯罪。在培养过程中需要注重社会学、法律与应用社会心理学知识的培训。让学生掌握与不特定社会阶层和成员沟通的技巧，应把握的法律界限和伴随人际交往的心理活动规律。增加人文教育、警德教育、新闻宣传方法、形象定位等方面的课程，并设计相应的情境训练，以增强学生的相关素质。通过这些培训，使学生逐渐具有从事警察职业所需要的公共关系能力，为承担专家型、服务型、公仆型的警察角色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学生素质论文:论创业教育在就业教育中的地位及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就业教育；创业教育；创业素质 论文摘要：创业教育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等方面共同实施。从学校来讲，要改革培养模式，全方位渗透创业教育，要改进就业指导工作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创业教育环境。创业教育是提高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培养创业意识，形成创业生存能力的教育。开展创业教育是大专院校顺应时代潮流，服务社会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至改革开放期间，我国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的就业也就同样是按计划包干。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毕业包分配政策，学生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60分万岁”是流行于那个时代的时髦口号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体制的改革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1989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转变毕业生包分配政策为公费生毕业推荐，自费生毕业自主择业的“双轨制”，极大地推动了就业教育的发展；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深化了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改革制度，克服了“双轨制”，先后在部分高校试行了毕业生全部自主择业；199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全部实行自主择业的“双向选择制”。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就业教育的繁荣。 其实，就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的一切教育形式都属于广义的就业教育，而狭义的就业教育是指对即将毕业的中高等教育毕业生在毕业前夕实施择业方向、就业心理和就业指导教育等，本文所涉及的是狭义的就业教育。 目前，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除了就业政策和就业指导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外，从现实发展来看，扩大就业道路的主要方式应该是自主创业，就业教育的优势地位也正逐步向创业教育过渡。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指出政府责任的同时，明确要求要“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要帮助受教育者培养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通过教育部门的努力，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不同行业创业者，就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繁荣各项事业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单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以实现就业为目标的教育，已不能适应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与终身学习的需要，不能积极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创业教育”就正是顺应改革潮流而诞生的崭新的就业教育理念。 “创业教育”一词最早被提出是在1989年11月于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国际研讨会”上。研讨会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事业心与开拓技能教育”(Enterise Education)，后来便称之为“创业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1991年东京会议报告《通过教育开发创业能力》中指出：“创业教育，从广义上来说，因为用人机构和个人除了要求受雇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外，正越来越重视受雇者的首创、冒险精神、创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和管理技能。”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4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也突出强调了要加强创业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会议指出，为了适应21世纪新的挑战和变革的需求，教育和培训必须加强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因为创业能力是一种核心能力，它对个人在各种工作领域中激发创造力和革新性至关重要。 说到底，创业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培养自我谋职的教育活动，是指充分挖掘学生潜能，以开发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创业综合能力为目标的教育。与传统教育相比，它不是教育学生如何被动地去接受别人的挑选，如何去适应别人，而是为你指出一个方向，开发一种素质，培养一种能力去广阔的天地里遨游和飞翔。也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帮助学生去寻找工作岗位，而是重在教给学生寻找或创造工作岗位的方法，因此，创业教育是增强创业意愿，提高创业能力，促发创业活动的催化剂，也是构建就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从而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驱动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在学校里就开始进行创业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创业培训和教育会在学生的心中播下为事业闯一闯的信心和勇气。如果在校园里大学生就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引导他们把创业作为今后就业的一种途径，并为此尽早做好准备，将更有利于拓展大学生的就业道路。自主创业在大学生就业中所占比重较低，学校创业教育的缺乏也是其中一个较大的原因。在如何引导大学生理性创业的问题上，各高校应尽快完善创业教育体系，为众多的有志于创业的在校大学生提供一个获取创业知识的平台。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广西各高校的创业教育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所有的高校都开设有就业指导课程，然而所有高校都没有正式开设创业培训课程，创业教育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创业协会”几乎承担了传播创业意识的全部重担，而实际上该协会的活动也仅限于开一两场非正规的创业知识讲座而已。因此，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对于创业只是处在想的程度上，而非动手去实践，敢想不敢做的症结所在就相当明了啦12004年，广西才开始举办第一届大学生创业大赛，参赛的也仅仅是广西的几个老牌的本科院校；通过走访有关院校和网络信息查询，广西仅仅有广西大学、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桂林工学院等几所本科院校参加过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并获得过较好的成绩。笔者曾经浏览了广西所有高校的就业网站，其中大多是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素质测评、提供就业政策、公布就业信息等等，创业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 其实，创业教育是大有可为的。笔者所在的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就较为重视创业教育，除举办“校园创业计划竞赛”、“创业沙电”“创业论坛”，成立“创业俱乐部”外，还率先将国际劳工组织SYB培训项目引人大学校园，于2005年6月在校园中开设广西第一个SYB创业培训班，首批26名大学生参加了系统的SYB创业培训，省级教育和劳动部门负责人在开班典礼上对此作了高度的赞扬。虽然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对学生贷款的政策，但在大学校园中进行系统的SYB创业培训，为开辟大学生就业新天地作有益尝试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培养大学生创业素质的一条新路。 作为在就业教育中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创业教育来说，它的基本目标其实也就是适应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趋势，结合我国国情，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创业基本素质和企业家思维的新一代复合型经济与管理人才，教给学生捕捉机会的眼光和组织资源的能力，为学生发展开拓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什么是创业基本素质呢?总体来说，它包含了四个部分： 一、创业意识。它是指创业活动中对人起动力作用的个性倾向，包括创业需要、动机、创业理想、信念、责任感等等。作为新时代的大学毕业生，不仅要树立自我的创业意识，实现自身价值，更要树立为社会服务和创业意识，为国家艰苦创业的伟大理想与坚定信念，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父母、学校和接收单位上，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动机和信念，凡创业成功者莫不如此。 二、创业品质。它指的是创业者的独立性、果断性、坚韧性、创新性等心理品质，是创业者个性人格特点的展示。其实，“创业”对于很多毕业生而言是充满成就感和诱惑力的，但你是否适合走这条路甚或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创业道路，那就与个人的心理品质有关啦。具有自信心、进取心与事业心和敢于创新、探索的精神是成功创业的基本素质。作为一个在物质方面一无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在创业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与挫折，要想获得成功，就要具备艰苦奋斗、敬业爱岗、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以积极乐观、百折不挠的心态去创业。 三、创业知识。包括了创业基本知识、职业发展知识、职业认识、职业向往、职业体验、职业实践、专业知识、经营管理知识、社会发展知识等，虽然它是创业发展的基础，在创业过程中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但却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而获得的。例如可采用创业案例教学，加强对学生“三心五力”的培养(即：进取心、自信心、好奇心、想象力、洞察力、动手能力、搜索信息能力、创造毅力)，使学生更好的学习创业知识。 四、创业能力。在树立了创业信念，具备了果断、坚韧、创新的心理品质，掌握了创业的基本知识后，如何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变成现实，就要有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和预测能力，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科学合理规划未来职业的能力和不断提高生产与经营的能力，独立生存和终身不断学习的能力来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了。而实践教学是创业教育中强化这些能力培养的重要过程，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实践技能和技术水平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在笔者的调查中，有72％的学生认为在创业中遇到实际操作困难的比率比专业知识缺乏更高。因此要将单一的课堂教学活动扩展到学生自学活动、科学研究活动和现场的生产实践中去，以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当然，要培养学生的创业基本素质是离不开课堂的，但决不能拘泥于课堂知识的灌输，而应构建起传统的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环境课程三种基本类型之外的更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创业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即“创业实践活动课程模式”。它由三种形式组成： 一是“课堂+窗口型”，即创业教育不仅在学校的课堂里进行，同时也要通过学校的“窗口”(创业知识窗口和社会观察窗口)进行。具体形态表现为开设选修课、讲座、培训班和各种社会观察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基层单位、工矿企业、工程项目、商务促销、社区服务、结对扶贫、模拟创业等形式围绕科技难点和社会热点等进行观察和调查研究，使教学过程更加贴近社会和生产的实际； 二是“课堂+社会实践型”模式，这种完全实践型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择业与创业并重，专业与创业结合，边学边干，注重学生的创业精神和能力的培养；与企业合作，建立一批社会实践基地，有计划、分阶段地对学生进行实地教学，培养学生的专业实务操作技能；或参与项目开发与研究，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现创造性才能的社会平台； 三是“x+1”模式(x根据专科和本科分别为2或者3)，即大学生在前3(或2)年完成课程学习，最后一年让学生进入预就业状态：或参与导师的科研及技术推广，由教师在教学中将学生的毕业设计和自己的研究课题、实际建设项目结合起来，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应用能力，又可为社会及企事业解决实际问题；或以员工身份进企业、做实习，让学生在准创业的实践中，体验创业的快感、磨练创业的意志、学习创业的知识；甚至可以制订相关政策引导并鼓励学生进行创业的思考与实践，如设立创造发明成果奖，允许学生停学、休学办企业，给予校内企业的政策优惠等。这是创业教育最卓有成效的模式之一，它最能激发学生的潜能，迅速提高创业教育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说过：“创业教育不是用嘴说的，要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体会，学校有责任和社会建立多种联系，创造各种条件，让学生与社会接轨，帮助学生到一些单位去实践体验。”它准确地指出了培养学生创业素质的途径。 我们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大使命，任务重大。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的第七条就明确指出：“为方便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关心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毕业生不再是求职者，首先将成为职业岗位的创造者。”随着创业教育在就业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著和卓有成效，我们相信，培养具有创业素质的学生会成为中国大学就业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

社会道德论文: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 摘要: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其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事关国家未来。而我们面对的是大学生对社会道德认知不足,社会道德感情缺陷和社会道德意志薄弱等问题显得愈加严重。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能力培养,必须坚持在以人为本,内功培养与外功训练相结合。注重实践三条原则的指导下,着力构建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综合体系,创新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机制,强化社会道德能力养成的实践环节。 关键词:大学生 道德教育 社会道德能力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生活领域中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将随着发生变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交流和交融日益增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将随之转变,以适应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大学生是青少年中的重要群体,是青少年中接受和处理各种信息量最大,思想观念最为活跃的部分,其道德素质的形成和提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其状况如何,对整个民族的影响又尤为深远。通过对培养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研究,进一步揭示青少年社会道德能力形成的规律和培养途径,着重探讨我国当前情况下,高校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以促进学校、家庭、社会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是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 社会道德能力是指道德主体在面临社会道德问题时能够鉴别是非善恶,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并付诸行动的能力,也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社会价值观或原则处理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社会道德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又是人成功地完成社会道德行为所必需的心理特征。社会道德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社会道德认知、道德感情、道德意志等。社会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三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社会道德能力是人的生存能力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特征,就是将外在的知识,包括社会道德知识、社会道德观念通过受教育者的社会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信念,经过社会道德实践再将内在道德信念转化为稳定的社会道德判断能力、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社会道德能力培养以社会道德知识为重点,同时十分注意其他科学知识对社会道德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把社会道德知识与其他科学知识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教育,从而从更高的水平上提高道德素质。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要十分注重社会道德实践,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分辨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培养深厚的道德感情、磨练顽强的道德意志、养成正确的社会道德行为。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过程是一种终身教育过程,是一种呈螺旋式上升的教育与再教育过程,是一种在不断地由社会认知一社会践行一自我反思的循环中从量变到质变的教育过程。 中国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未来各项事业的重要骨干和接班人,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不仅是大学生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社会道德水平的需要,是国家和民族应对社会道德新挑战的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过程应该是一个需要学生理性和思维参与的过程,借助学生自己的智慧作出自主判断和决策的过程。要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必须着力培养他们的社会道德思维能力、社会道德判断推理能力、社会道德决策能力、社会道德选择能力等,从而使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道德思维方式,能够自觉地运用已知去对付未知,处理生活中面临的具体社会道德问题。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面临着科技和社会发展带来的重要挑战。首先是网络文化的挑战,包括信息传播方式转变形成的挑战、教育方式改变的挑战。其次是市场经济的挑战,包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价值观冲突、价值观的困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的调整。再次是知识经济的挑战,包括知识经济对教育主体的影响、对教育客体的影响、对教育介体(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的影响、对教育环体(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影响等。第四是对外开放的挑战,包括道德文化复杂和多元性的挑战、道德文化变动和异化性的挑战、道德文化虚浮与躁动性的挑战、道德文化世俗与实用性的挑战等。只有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培养才可能取得实际的成效。 二、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分析 (一)当前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社会道德认知的不足。这表现为认知上的自我中心观,即在个体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上往往只从自我的立场出发,而不能从他人或社会位置去思考问题或处理问题的认知方式。这是导致不少大学生出现社会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德认知能力的缺乏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问题。2.社会道德感情的缺陷。道德感情既表现为对人的感情,也表现为对有关道德问题产生的道德焦虑。对人感情的淡薄和道德焦虑的缺失致使部份大学生发生较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3.社会道德意志的薄弱。道德意志薄弱也是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大学生中发生的一些非道德行为看,对一些简单的道理他们并非不懂,但却愿意采取对个人较有利、个人感到更舒服、更痛快的方式而作出了放弃遵从道德规范的选择。比如一些学生并非蓄意影响他人的利益,更不愿损害他人的利益,但在个人的愉悦需要和特定环境的作用下,也作出了放弃遵从道德规范的选择。 (二)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缺陷产生的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学校道德教育影响。学校教育以智育为主,与德育分离,突出智育而忽视德育,忽视认知能力的提高;注重知的培养,忽略行的训练。2.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道德失范与讲道德吃亏的现象强烈地刺激着这一代大学生,复杂的道德环境使不少大学生产生了道德困惑,道德信念发生了动摇。某些自身道德素质不高的家长,以其不健康的言行, 在子女道德素质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消极的影响。即使是道德素质较高,但忽视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的条件受到家庭具体情况限制的家庭,对大学生道德能力的提高也会形成不利的影响。3.个人成长特征的影响。今天的大学生,很多都离不开家长的呵护,性格较为脆弱、怀疑、孤独、自我封闭。这种特定的情况很容易引起学生自我意识的混乱,从而引起一系列的道德问题。 中国是一个道德文化非常深厚的国家,在培养道德能力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在继承已有传统方法的同时进行创新,赋予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新的时代内容,才可能取得好的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 当前对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要确立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人不是机械接受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被动客体,而是作为道德活动的创造者和体现者的主体。培育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最根本的,是要确立大学生在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弘扬大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第二,内功培养与外功训练相结合的原则。像其他能力一样,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理知识,同时还必须引导大学生把握用价值原则来解决道德问题的方式。第三,注重实践的原则。必须从道德认知做起,教育大学生以道德意识指导道德实践,使道德实践为道德意识的升华提供丰富的养料,持续不断地将道德实践内化为人的道德意识、把道德意识外化为道德行为。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能力培养,必须着力构建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综合体系,创新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机制,强化社会道德能力养成的实践环节。 (一)构建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综合体系。一是构建有利于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体系。发挥学校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作用,既管课堂内外,又管校园内外,使社会道德教育与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随着社会日益走向信息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的道德教育作用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二是构建有利于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学校教育体系。建立良好的教师和教师,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良好的班集体、师生之间的关系等等,以不断地影响和引领大学生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三是构建有利于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家庭。努力唤醒父母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影响意识,帮助父母掌握道德能力培养的原则和方法,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及良好的家风对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发挥积极作用。 (二)创新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机制。一是要优化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内容,突出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时代性。要把大学生道德能力的培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发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大学生道德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要有一支适应新形势的道德教育工作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除了具备道德教育工作的一般要求之外,还应该有新的观念、新的素质,具有网络的资源意识、技术意识、国际意识、服务意识和方法意识,能够运用新的资源和技术手段开展道德教育。三是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要高度重视校园网络工作,提高对道德教育工作进网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加强校园网站的建设和网络管理,加快网络法规建设、加强网络法制教育、加强网络道德宣传教育,使整个网络活动有章可循、活而不乱、严而不死。建立信息库,努力提高网上宣传教育工作的信息流量,使其内容新鲜丰富、特色鲜明。组织网上专题讲座以使学生相互交流,自我教育,邀请事业有成的教师、教授、校友或海外归来的专家谈自己的经历、体会,用动人的事迹感召青年学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介绍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国外优秀文艺作品,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鉴赏能力。开展融思想性、知识性、娱乐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校园网上文化活动。发挥校园网的媒体整合作用,将校报、闭路电视和户外宣传等媒体通过数字化处理后移植到网上,实现道德教育与多种传媒的有机结合,达到优势互补,增强辐射力和吸引力,形成网上网下联动、全员关注、全程覆盖的立体交叉式的网络道德教育模式。积极开发和研制网络道德教育软件,形成网上道德教育的主阵地。四是实现道德教学的知识教育与提高道德认知能力紧密结合。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应以成才教育为切人点,教育大学生明确成才过程是德、识、才、学、体诸要素全面发展的过程,使大学生充分认识道德品质在人才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五是创建道德认知教育与提高道德意志品质紧密结合的德育教学体制。在道德教育中遵循由浅人深、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注重不失时机地抓住随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事故开展深人浅出的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解决道德问题,形成正确的道德行为,在不断提高道德认知能力的同时,不断提高道德意志品质。 (三)强化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实践环节。道德本身是人的一种实践理性,人在道德认知教育中获得的“道德心灵之花”,不仅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结出客观的道德之果,而且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检验、确证、巩固和完善。社会道德能力教育要十分注重社会道德实践,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分辨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培养深厚的道德感情、磨练顽强的道德意志、养成正确的社会道德行为。要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水平,必须在学校、社会、家庭的道德教育过程中,结合社会实践培养他们的社会道德思维能力、社会道德判断推理能力、社会道德决策能力、社会道德选择能力。强调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实践性,就是要“寓教于做”,在“做”中培养。要使大学生长期置身于一定的生活实践,对文明道德规范反复实践,使他们形成相应的道德品质。通过社会道德实践,使大学生实现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的过程,对道德文明要求由不习惯做到习惯做、由不自觉做(或被迫做)到自觉自愿去做的过程,把外在要求转化为自我约束机制的过程,达到知而行之。要通过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感情、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意志品质、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行为自觉。要重视营造道德实践环境,注重道德行为引导,包括示范式行为引导、律令式行为引导、激励式行为引导。闭要重视创造道德实践机会,强化道德行为训练,把道德行为训练寓于学校公益活动之中、寓于校园文化活动之中、寓于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社会实践把大学与社会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各级主管部门和高校应该有计划地安排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要加强指导,精心组织。要有计划地安排或引导学生走进社区、深人农村、走向社会,参与健康向上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文明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让他们更加广泛和深刻地了解市场经济,认识社会发展,丰富人生成长经历,培养适应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社会道德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摘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三大道德都是对人们最基本的、最低的、最必要的要求,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必然从这些道德基础谈起才有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道德基础 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大重要问题的重中之重。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融洽、有序、稳定、协调、和谐的文明状态。而这种文明状态绝不是杂乱无序的,需要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约束和调节才能实现。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解决好这三个基本层面的道德问题。发挥三大道德在社会建设中的规范、引导、调适、融合、促进作用和精神支撑功能可以提高主体构建和谐关系的道德实践能力,使社会主义法律、政策、制度建设的贯彻和实施效果更佳。那么, 三大道德为什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呢? 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而展开的。根据道德所调整的关系不同, 我们可以把道德分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道德建设恰好能够从精神道德领域解决人际关系和谐问题、社会关系和谐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因此, 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上来分别加以考察。 一、和谐社会的社会公德基础——文明行为促进和谐 社会公德是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在道德上的基本标准。构建和谐的社会,人们必须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总是要遵守一些最简单、最起码的公共秩序,这就是作为和谐基础的社会公德。这种基础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表现出来: 首先,调节在人与人关系层面上的和谐。举止文明、待人接物礼貌大方、和悦的语气、亲切的称呼、诚挚的态度可以营造一种人际和谐的氛围;平等待人、尊重理解他人、帮助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助人为乐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直接体现,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都不能脱离他人的帮助而存在,也不能脱离他人的关心而生活,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依存、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人人都去关心、爱护和帮助他人,可以促进造就社会和谐。 其次,调节在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和谐。爱护公物、遵守公共秩序是构建和谐的主要内容。爱护公物要求公民关心、爱护和保护国家财产,同一切破坏和浪费公共财物的行为作斗争。爱护公物是对社会共同劳动成果的珍惜和爱护,是每个公民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社会的公用设施得到妥善保护并保持良好的状态,是实现公共生活和谐有序进行的基本保证;遵守公共秩序意味着个体对纪律、规章、法规等社会公约的敬畏和遵守,意味着个体自我约束、严以律己、一丝不苟的奉献精神,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合作态度;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公共秩序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了大家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一个人有道德的表现。大家都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我们才能有一个秩序井然、安定文明的和谐社会环境,我们的生活才能正常进行。 第三,调节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的和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安全, 与自然共生共存、协同发展,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不仅仅是指讲究公共卫生、美化个人生活环境等,还包括降低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等广泛内容。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不多,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维护子孙万代的根本利益,推动生态和谐,实现长治久安的社会和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和谐社会的职业道德基础——职业文明促进和谐 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调节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具体说涵盖的是同一职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从业者与服务对象之间、从业者与职业之间、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能否调整好这些关系,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和谐”水平和高度。职业道德随着分工的出现而逐步形成,又随着分工的逐步细致而不断发展。在社会分工愈细和专业化程度愈强的现代化社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职业压力日渐增大,社会风气呈下滑苗头,不文明的职业活动不断增多。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势必对和谐社会建设造成重大影响。 首先,调节在同一职业内部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包括同事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一部门的职业道德规范将人们统一到为了正当利益而和谐劳动的统一目标下,其内部关系就会不断融洽和谐,就会形成这样一种人人努力向上、文明礼让的和谐局面:同事之间团结互助、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既相互竞争又相互鼓励;部门之间顾全大局、相互配合、减少矛盾、避免纠纷;上下级之间相互理解、尊重、沟通、减少内耗、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 其次,调节从业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和谐。主动、热情、耐心、周到的服务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重要规范,是为人民服务这一职业道德核心的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从业者通过自己的职业活动满足社会其他行业和人员需要,同时也从其他行业的职业活动中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每个从业者既是服务者又是被服务者。整个社会各个行业互相联系、密切配合,都努力营造“主动、热情、耐心、周到、文明”的行业风气,就可以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统一和谐整体。 第三,调节从业者与职业、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和谐。所谓“干一行,爱一行”,从业者要忠实地履行职业责任,安心本职工作,恪尽职守,诚实劳动;努力培养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幸福感、荣誉感,培养正确对待各种职业劳动的科学态度。忠于职守、热爱本职既是从业者发挥才智、干出成绩的需要,更是整个社会生活有条不紊、和谐行进的需要。此外,对待其他职业、职业与职业,要坚持“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鄙视体力劳动和服务性职业的职业态度。因为,一个人社会地位、荣誉的高低,并不取决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关键是看他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所做的贡献。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家庭美德基础——文明家庭促进和谐 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它主要包括夫妻关系、长幼关系、邻里关系三个方面。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正确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 首先,男女平等、夫妻和睦是构建文明和谐家庭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建设一个好的家庭,首先要处理好夫妻关系。恩格斯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即是说,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是家庭美德最基本的规范。夫妻双方在共同生活中,要遵循“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原则,培养、巩固和发展夫妻间的爱情,并使这种爱情具有美好的、崇高的道德内涵。为什么夫妻平等相爱具有举足轻重的道德意义呢?因为,男女双方的平等是爱情关系得以保持的前提,同时也是维系家庭关系、社会和谐的基础。作为共同生活伴侣的夫妻,只有在和睦互爱的基础上,才能共同承担好对家庭、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其次,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家庭生活中,父母精心抚养和爱护子女,子女瞻养和尊 敬老人,是家庭和谐的重要表现。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子女也有对父母赡养孝敬的义务。尊敬父母,赡养老人,既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也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古语云:“羊有跪乳之情,鸦有反哺之义”,人岂能无情无义?赡养不仅仅是在物质上供养老人,还要在他们年老体弱时在生活上给予照料,包含着精神生活的内容。当然,父母也要以宽容、豁达的态度对待子女,要接受新观念、新事物,不要用旧的思想观念苛求子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敬老爱幼,全家和睦相处。此外,在家庭生活中,一个成年人不仅/！/要面对父母,还肩负着培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家庭是教育子女的摇篮,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在对子女的教育中,父母的道德、威信对整个家庭关系的和谐融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教育学的理论,身教重于言教,父母以身作则,做出榜样,在道德上做好子女的表率。 第三,邻里团结塑和谐。“远亲不如近邻”,邻居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仅有助于克服困难,还能为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和谐生活环境。一个家庭同左邻右舍的关系,是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缩影。邻里之间坦诚相待、友好往来、礼让为先、交流信息、沟通感情不仅能创造和谐、安宁的生活环境,而且邻里间还会互相影响、教育和感化,有利于营造温馨、稳定的和谐环境。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者密切联系,辩证统一, 共同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社会普遍公认的最基本的三大道德,可以有效确立、强化、养成实践主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律精神和责任意识, 维护和建设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从而引导人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道德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的意义和途径 道德,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和必须去践行的活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道德风气日益败坏,令人堪忧。一些无道德底线的想法和行为让人无法接受,许多人在呼吁、渴望道德社会。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伦理,是人们群众的共同心愿;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强大支柱;对于提高我国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使我国在世界之林位于巅峰之地具有重要意义。 一、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1. 加强道德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的特点,使一些过时的、丑恶的道德观念随之出现,与市场经济相互抵触。这些道德观念使经济不能够平稳运行,阻碍了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的同时,必须加强道德建设,扬长避短,促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2. 加强道德建设有利于对外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依赖于对外开放的程度,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当今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传统道德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多年形成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道德观一旦崩溃,开始追求物质享受,极端自私,甚至丧失人格国格,那么我们的国家将会慢慢沦丧。实行改革开放,就要与他国进行交往联系,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如何积极吸收他国积极向上的文化,同时抵制他国对我国进行‘西化’的政治图谋,这是一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加强道德建设,坚持共产主义道德观,形成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凝聚力,抵御外国意识形态渗透,从而更好地进行对外开放。 3. 加强道德建设有利于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以德治国要求我们党的全体人员的和广大领导干部自身要有高尚的道德,我们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在国家事务中处于领导地位,因此,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职人员要不断提高“治国”能力,其中首要包括的就是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只有道德高尚,为人坦诚正直,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从而达到以德治国的目的。以德治国要求广大人们群众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怀,人民群众既是国家方针策略的承载主体,又是方针策略的推动主体。他们的道德素质越高,就越能理解领导者的以德治国方略,就越能积极响应国家以德治国的号召,而且也会监督领导者为政以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就越高。因此,加强公民道德是以德治国方略实施的有力保证。 二、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影响着经济基础。道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二者相互联系,相互约束,不可或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决定的,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思考。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资本家凭借资本的力量雇佣工人从事商品生产,剥削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内容,也是它的首要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权利的拥有者。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论述过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随着经济的发展,道德观念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们的道德水平也会有所提升。 道德对经济的反作用。道德作为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无形之网,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以自己特有的独特方式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群众的道德水平不提升,就无法使经济更好的发展下去。相反,道德水平的不断提升会推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道德建设的具体途径。 ( 一 ) 以经济为支撑。 道德建设必须以经济为支撑,我们只有积极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为解决国内的其他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公民的觉悟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 ( 二 ) 与时代精神相结合。 在道德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道德传统,更要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大力弘扬新的时代精神,并与其相结合。同志指出,面对新的世纪、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特别需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五种精神。“五种精神”的提出,是我们党一路走来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伟大精神的凝聚和发展,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升华,是当今时代道德特点的深刻洞见。在全国上下宣传和弘扬这五种精神,对于道德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现实意义。 ( 三 ) 以法律制度为保障。 如果说道德教育是用说服和劝导的力量启发人们,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坚定人们的道德意志。那么,法律和制度则是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并逐步将外部的约束和他律内化为人们的自律和内在的道德觉悟。我们只有把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和谐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体现国家和全体人民意志的政治法律制度,才能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适合的制度条件。 ( 四 ) 以道德建设活动为载体。 要大力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创建文明城市要求城市居民的道德素质要在一定的水平上,提高市民道德素质是创建文明城市的重中之重,又是文明城市的外在体现;要创建更多的文明村镇。开展创建文明农户活动,是文明村镇创建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开展文明创建活动行之有效的方法。重视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动员农群众的广泛参与,是有效开展创建文明户活动的基本经验。 深入创建文明行业。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活动,要深入各行各业来感受不同行业的性质,而举行有针对性的的创建活动。尤其服务行业,每时每刻都与消费者接触,不免会有矛盾产生。这时,服务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体现了个人乃到整个企业的道德观念,甚至影响这一行业的道德水准。因此,搞文明行业创建活动,对于道德建设意义深远。 总之,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道德建设是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基础工程;道德建设是使我国不断繁荣强大的伟大事业,但也是一项重大而艰巨、长期而紧迫的任务。 我们应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团结统一、民族和睦相处、经济平稳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道德思想,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努力,实现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革命和任务! 社会道德论文:和谐社会与道德建设 【摘要】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是经济建设的目标,同时又是思想建设的内容,既要有法律的保障,又要有思想道德的维系。社会的和谐,是由构成社会的诸要素的和谐来实现的。人——是社会构成各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而道德是人立足于社会的基本要素。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首要的是人的道德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道德;建设 和谐社会是行为规范的社会。古语云:“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社会规矩是社会行为的准则,所谓“有条”则“不紊”。社会规范有成文与不成文的两大类:法令、条例、规章以及一部分道德,为成文的;风俗习惯以及一部分道德为不成文的。成文的、强制性的规范固然有效,不成文的、非强制性的,靠褒贬来规范的,能净化人的心灵深处,更具有长效的功能。 和谐社会总体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三是人与自身的和谐。其中人与自身的和谐是上述两种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有了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也就成了必然。因此人自身的和谐,即和谐人的建设应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心环节。 一是思想和谐,主要表现在思考问题全面,理性的处理问题,做事以双赢为目的,而不是损人利己。二是品质和谐,其核心是能正确处理利益关系。每一个人都应与别人一样平等的看待自己的利益追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要成为一个和谐人,除自身努力,外部环境也至关重要,人是否是和谐状态,与社会是否具有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密切相关。 一、和谐思维 把和谐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善于以和谐的思维方式观察分析问题,在处理各种关系时,能做到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解决问题时做到统筹兼顾,努力形成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工作氛围。 崇尚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和为贵”是许多人的处世原则。过日子讲“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这都是一种和谐思维的传统体现。自然事物也是各种元素的和谐组合,香甜是五味的和谐,音乐是六律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社会理想,又是一种社会实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自主的人——具备独立自主的人格。作为一个精神个体,他必须是思想独立的,而不是唯命是从,唯上是从,唯权是从。 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校园,必须发扬民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扩大教职工的政治参与度,让教职工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充分发扬民主,相信和依靠教职工,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集聚到学校的发展建设中来。 二、和谐道德 道德水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指一个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平安,更主要的是指人们精神心理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政治和法律的范畴,而且也是道德水准的范畴。从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看,“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哪一项都离不开道德水平的提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相应地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方面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能力建设就更显出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的道德能力,没有全社会成员共同的道德能力,社会和谐无从谈起。道德能力具有导向功能,有助于人们主动适应社会的变化,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价值基础;道德具有激励功能,道德能力作为精神激励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把人们的力量和智慧凝聚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上来,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和支持人们干事业的良好氛围,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和创造潜能,从而为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力量。道德能力具有调节功能,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人际关系。道德能力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功能,它有助于在一些繁杂的道德环境中迅速做出道德评价和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选择,有助于人们主动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从而建立起新型的人际关系。道德能力具有控制功能,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安定有序的和谐局面。全社会的强有力的道德能力,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各方面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个体道德的形成和提高,是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道德本质上讲是自律的,是人内心中对自我的自觉要求,是人的一种实践理性。人们道德水平的提升过程,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也是和谐社会的实现过程。 三、和谐校园 和谐校园的创建,除去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更多的是道德范畴的建设。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依重的就是道德的约束力和领导者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所产生的凝聚力。把教职工个人利益和发展与学校的利益与发展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发展,利益共享的和谐局面,才能形成和谐的校园环境。 和谐校园的创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部分。作为学校的员工,应该为创建和谐校园添砖加瓦。首先,要加强和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增强服务意识,用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来做好本职工作。其次,从自身做起,服从领导,尊重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第三,团结协作,共同发展,建立和谐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以和谐的人,和谐的部门,来共同创建和谐的校园。 综上所述,和谐关系、和谐规范、和谐思维都是和谐道德的内容范畴。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强调的也是道德的约束力,所以,和谐道德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社会道德论文:谈三种社会角色与新闻职业道德建设 摘要:伴随民主社会的全面建设,媒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然而媒体失范现象却愈演愈烈。这既有媒体外部的生态环境因素,也有媒体自身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多重角色冲突导致的因素。本文以西方学者对新闻业的三种社会角色解读为视角,探析新时期我国媒体失范成因及其应对策略。笔者认为行业自律应成为推进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突破口,与此同时,受众伦理规范将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中彰显强大推力。 关键词:新闻职业道德 社会角色 对策 行业自律 我国着名记者范长江在论及新闻工作的机遇和危险时,曾经深有感触地写道:“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像新闻工作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一个稍有能力的记者,在他的旁边,一方面摆着:优越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的虚荣,金钱与无知的享受,温柔美丽的女人,这些力量诱惑他出卖贞操,放弃认识,歪曲真理。另一方面摆着:诽谤、诬蔑、冷眼、贫困、软禁、杀头,这些力量强迫他颠倒是非,出卖灵魂。”伴随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转型和新闻体制改革并进,使得我国的新闻传播面临巨大的挑战。假新闻评选年年有,虚假报道手段年年新。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假新闻,以至有悖于新闻道德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舆论导向,降低了媒介的社会公信力。 无独有偶,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的美国,黄色新闻潮席卷美国新闻界也正值美国社会转型时期,当时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盛行,低级趣味内容和虚假报道充斥媒介,媒体不实报道煽动美西战争,教唆刺杀麦金莱总统——新闻失范及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可谓已发挥至极致。但也正是经历了此次失范到规范的洗礼,美国新闻界才逐步走上以“真实讲述”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新闻专业主义道路,才成就了美国社会较为客观的报道。新闻自律逐渐以专业的职业理念、道德规范和话语实践融合成为新闻职业发展的内驱力。由此反观媒体市场现状,笔者认为,从失范到规范是新闻界在自身发展中必经的阵痛阶段。借鉴西方学者对新闻角色的理解,以自律规范新闻行为,使其内化为新闻业的职业追求或许更为重要。 美国新闻学者对新闻业有三种不同的角色解读:一是作为一种职业的新闻业,它讲求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二是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新闻业,它是与行政、立法和司法相并的第四权力,是维护民主社会的重要保证;三是作为一种商业存在的新闻业,它是以赚取利润为最高追求。三种角色的三种属性使得新闻业一直徘徊在公益和私利的矛盾之中,在“贪欲和理想之间”维系着不可或缺的“张力”。而能够维系这份张力,并能平衡扮演媒体的多重社会角色的莫过于新闻业一直倡导的行业自律。“新闻职业伦理规范是新闻职业主义的中心工具,是新闻职业化的手段。它给予从业者一种职业认同感,这是一种职业发展趋向健康的标志,有助于把零散的个体从业者联合起来。”在新闻报道中意识到伦理问题恰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终极体现,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应该把持的职业操守。 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得新闻报道在传播方式、传播速度、传播范围等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但同时失范的新闻传播行为也不时挑战着伦理极限。比如,泛娱乐节目得宠,色情、暴力文化盛行,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泛滥;虚假新闻与侵权案件不断;歧视现象突出和同情心缺失、恶意炒作等。此类新闻的泛滥犹如生长在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它们寄生于新闻传媒强大的传播能力,在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反倒扭曲人们对现实的了解,引发错误舆论导向,激发群众性事件,使人们的义利观、道德观与主流价值观发生偏离,严重影响社会肌体的健康和谐,也完全违背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追求。导致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的客观影响,既有自我约束的问题,也有既定制度监管不力的体制缺陷。 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中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业三种社会角色认识的偏颇和权重失衡所致。商业、经济因素是利诱新闻从业人员失范的最大诱因之一。二是新时期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都与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缺失有关。三是政治、体制因素(名声、发稿时限等)对稿件真实程度构成巨大挑战。 综上所述,新闻自律应该在我国新闻专业化进程中发挥强大的自我修正功能:首先,作为一种职业追求的新闻业,新闻自律督促新闻从业人员不断提高专业采写技能和人文主义情怀。如对突发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出色的记者应是排除万难,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尽可能详尽地报道事件,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发挥新闻的环境监测功能。例如2008年南方冰冻灾害的报道、“5·12”汶川大地震、2010西南旱情的报道,总体上是客观公正、及时公开,为政府决策提供宝贵的信息支持。这不仅展现出新时期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新闻操作,也反映出新闻业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与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但我们也看到,新闻记者因报道带来的 “次生灾害”,如灾难报道恐怖化、随意化、娱乐化、商业化、媚俗化。在汶川抢救伤者的危急关头,记者为拍照或提问延误救援,有的甚至间接导致伤者死亡……美国新闻学者赫尔顿在其着作《信使的动机——新闻媒介的道德问题》也说道:“如果新闻业一旦丧失道德价值,它即刻就会变成一种对社会无用的东西,就会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上海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曾概括我国灾害报道的观念:“灾害不是新闻, 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类似职业道德责难,如2005年记者蹲守拍厦门路人掉水坑风波、着名摄像师(因内疚自杀辞世)拍非洲小女孩遭秃鹰吞噬照片风波等。此时,从新闻的职业角度看,他们都尽职尽责,第一时间记录险情;但从人性的角度看,几近冷血的现场记录必然受到公众唾弃。正如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会长威廉·桑德斯所说:“你(新闻从业者)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记者。” 其次,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新闻业,新闻自律维护民主社会的运行,督促政府与媒体的合作,并推动合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法律赋予记者的权利多寡也不好简单类比,在此本文不做更多讨论。但随着近些年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日臻完善,周久耕事件、宝马案等一系列民众互动、媒体参与甚至主导的监督事件的圆满解决,既完成了媒体代言民众的监督使命,也彰显出媒体在守护社会良知和提高媒体公信力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再者,作为一种商业企业的新闻业, 新闻自律促使其清楚地划分商业利益和新闻报道的界限,这也是受众应该有所了解的。当受众逐步认识到所谓媒体的“神秘”后,必将会理性地看待新闻作品,诸如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三俗”内容等不良报道的受众市场也将不断减缩。在保证新闻商品质量的同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本无可厚非,可因为经济因素影响到新闻商品本身,从而贬低新闻价值,乃至制造假新闻,影响到的只是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最终为此买单的还是媒体自身。 针对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笔者建议 行业自律应成为推进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突破口,形成强大的外部约束力。虽然传播媒体面临着诸多的伦理困境,但是“传媒应是道德守望者”的观点仍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新闻伦理实际上影响着这个复杂而多元 的行业的各个方面。不仅影响着新闻职业传播者,同时也影响着公共生活的每一个人。”笔者认为,新闻自律的途径很多,杜绝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失范问题,新闻行业自律尤为重要。行业自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业内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遵守和贯彻,另一方面是行业内的行规行约制约自己的行为。且每方面都包含有对行业内成员的监督与保护机能。专业的新闻工作者都是隶属于某一媒体,他们的身份识别、新闻行为(包括采、写、编、评)、新闻作品的最终传播以及作品本身的权威性都来自新闻工作者所归属的媒体,如果行业协会能够对此有严格的自律规范与监督机制,自然能够准确定义新闻从业者的行业操守,并使之内化为其自身的内驱力,因此加强新闻业的行业自律是从根本上实践新闻自律。 以有偿不闻为例,其产生无非以下两种情况:其一,记者个人的有偿不闻,被传媒人视为不道德。其二,新闻单位的有偿不闻则比较复杂,有的被传媒人默认,比如对于那些经济效益很差的专业报刊而言;有的为宣传部门所默许,比如批评报道可能为官方所不悦,官方便安排批评对象与媒介主动沟通;有的则被宣传部门视为不道德,比如非法煤矿老板对新闻单位的贿赂。所以在大声疾呼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同时,更应加强新闻界自身行业自律的规范,报与不报是一回事,负面新闻怎样积极报则是行业自律需要细致落实的。 受众伦理规范应与行业自律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实时共同推进。在新闻伦理的研究中,受众的伦理规范并没有被放在显着的位置。但是受众作为信息的需求者与接收者,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对于外来信息的接触、理解和记忆,即受众需求直接影响新闻传媒提供的信息产品的质量。因此,重视受众的伦理规范,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同样是新闻传播伦理中的重要一环。受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确地、建设性地利用媒介资源进行自我完善,参与社会进步,以及对传媒的辩证的批判能力都应反映在大众传媒的伦理规范和准则当中。 总的说来,受众在接触媒介,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应符合以下三点要求:第一,信息选择动机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第二,信息解释保持客观,切合语境;第三,自觉监督举报不良信息传播。 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同样应承担一定的道义责任。在大众传播中,相对于传播者而言,受众是受传者,是传播对象。但受众并非完全是消极的、被动的,他们对传播的内容往往进行独立思考,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有自身职责、义务和使命,因此他们对实现有道德的大众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闻业最根本的目的是服务大众,因此我们对于大众传媒的研究、开发和使用只有与人类的近期、中期和长期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个人与他人利益、当代与后代利益统一起来,才是合乎道德伦理的,否则就应该受到道德伦理的谴责。贝里斯曾说:“职业道德研究不是自动地让一个人更道德,而是培养伦理问题的敏感性和清晰的思考,提供一些一般的指导原则,有助于一个人在当代社会更好地理解职业的角色和重要性”。这样的新闻界才是公众所期待的,自然也会得到它应有的自由和尊重。学界已大声呼吁,业界也正逐步将这一理念落实到一线新闻活动当中,用更具人文气息的新闻作品赢得更多受众、更多信服。 社会道德论文: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诚信友爱”是构建和谐社会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基本要求，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诚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诚信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进一步发扬光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新型关系。这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人们之间以诚相待，才能处理好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使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急功近利，弄虚作假，言而无信，尔虞我诈；一些地方存在道德冷漠症，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因此，以诚信为重点，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竞争与协作的关系，培育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二，诚信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道德规范。用诚信道德引导和规范经济行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交换关系，要求双方以信用作为守约条件。日益扩展的市场关系逐步构建起彼此相联、互为制约的信用关系链条，维系着市场关系和市场秩序。所以，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同时，市场经济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属性，如果对经济活动缺乏有效的约束和规范，一些人就可能以失信行为来谋不义之财。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失信问题较为严重，加大了企业交易成本，也影响了企业在经贸往来中的信誉。失信行为还从经济生活蔓延到政治、文化及人际关系领域，并滋生了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所以，诚信和失信的道德冲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道德建设的一对矛盾，这一矛盾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市场秩序的状况。加强诚信道德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 第三，诚信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政府的诚信，关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决定着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任务。政府的诚信建设，一是体现在制度的公正性层面；二是表现在政府行为的诚信层面。制度公正是政府公信度的基础。制度不公就会导致社会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引发社会利益分配失衡或利益冲突，并为各种不法行为、失信行为提供孳生的土壤。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处理好“五个统筹”的关系，通过加强制度建设解决分配公正、司法公正、教育公正等群众特别关切的问题，是诚信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但是，符合社会公正的制度，要通过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去维护和实施，其实施的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风，决定着政府的公信度和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不能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缺乏责任意识，致使政策扭曲；有的地方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尖锐地指出：有些关系群众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些政府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不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奢侈浪费的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比较严重。因此，诚信政府建设，关系到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关系到社会诚信道德水平的提升。 第四，诚信道德建设，是保证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精神支撑。诚信道德建设，不仅是道德建设的重点，而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同志指出，和谐社会几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这一深刻阐述，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和谐社会构建方面的具体运用，它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民主法治是政治方面的明确要求，公平正义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价值目标，安定有序是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的任务，充满活力是社会建设多方面努力的综合成果，和谐相处是对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要求。这些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诚信道德的规范、支持和维护。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在公民中普遍地培育起诚信的道德素养，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就不可能协调，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做到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社会生活就不能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从这个意义上说，诚信道德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该如何加强诚信道德建设呢？ 第一，要以诚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培育公民诚信道德人格。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诚信道德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只有人人讲诚信，给他人以信任，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和谐人际关系才能形成。职业道德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以诚为本的经营宗旨和爱岗敬业、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规范，不仅有利于建立企业与消费者的信任关系，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而且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无形资本，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根本。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以诚信道德为重点，调整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形成相互信任、互敬互爱、长幼有序、融洽和谐的关系，从而建立一个稳定社会的微观基础。以诚信为重点的道德建设，最终是要塑造具有诚信道德的公民人格。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首要德行。公民有了诚信这种高尚的道德人格，社会也就有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有了和谐的人际关系。 第二，要加强诚信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密切配合。首先，要加强法制建设，为诚信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诚信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建设，需要法律与道德相互配合，优势互补，使诚信真正成为公民的道德自律。如果缺乏对失信者惩罚的法治体系，或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诚实守信者的利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失信违法的行为可以不受法律的惩处，诚实守信的道德风气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的。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为诚信道德奠定坚实的经济关系基础。诚信道德通过教化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是软约束，它需要市场体系、市场关系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以“制度性”和“规范性”来规范经济活动，从根本上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再次，要把诚信道德建设与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建设诚信社会，要加强社会管理薄弱环节的建设，逐步完善诚信教育与社会管理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长效运行机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有效地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规范人们的行为。总之，诚信既是道德建设，也是法制建设；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程，也是完善经济制度和社会管理的任务。加强诚信建设，需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综合努力。 社会道德论文:关于编辑社会道德内化的理论研究 论文关键词：编辑工作；社会道德；道德内化；心理机制 论文摘要：在编辑工作中，选择社会道德中相对独立的内容和地位，正确地认识社会和自我，并自觉地按照编辑道德要求办事，是编辑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分析编辑社会道德内化的制约因素和固有矛盾，并揭示编辑自我控制的道德心理机制，对提高编辑的自我控制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伦理学是一门科学，是研究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变化及其社会作用的科学。不难看出，编辑伦理学的核心不仅需要研究编辑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主要内容及其道德结构体系，而且还存在着编辑社会道德的内化问题。就编辑工作而言，所谓内化，是指编辑履行和遵守社会道德之要求。如果编辑没有社会文化出版之道德的内化，那么，就很难表现出合乎一定社会文化出版之道德要求和道德行为，也就难以形成编辑所期望的道德品质。编辑社会道德内化不仅受到社会文化环境、道德教育和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编辑个人道德品质形成中的几对矛盾密切相关。从传统习惯来看，编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活动空间，分析编辑社会道德内化的相关理论间题，对提高编辑自我控制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编辑社会道德内化中的制约因素 编辑社会道德的内化过程，就是编辑在实践中必须模范地执行的过程。 在编辑工作中，编辑道德内化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出版文化和整个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根本目的的。社会环境的主要要求有:①弘扬民族文化中的道德精华，选择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优化现存文化体系中的内容和结构;②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阵地，逐步形成普遍的社会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③不断吸收当代文化创造的新成果，形成文化出版的新内容、新特点;④通过文化出版引导读者和引导社会道德发展的方向。这是编辑道德内化应该达到的目标，也是编辑要实现的出版繁荣。 编辑作为社会的一员，其编辑活动是在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其中社会环境对编辑事业的兴旺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所谓社会环境，主要指社会文化、社会地位等。编辑道德内化与社会环境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制约着编辑的工作与生活。例如，在政治上，不同时期的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及相关的方针、政策，对以精神生产为特点的编辑活动自然是一种重要的规范和制约;在思想上，各种文化、思想观念的积淀，各类社会思潮的兴起都会对编辑活动产生公开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在法制社会逐步健全的今天，编辑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必然要受到有关法律的规范和制约。 编辑道德内化是在个体与社会环境的直接接触中把社会道德进行内化。对于内化过程本身来讲，社会环境不是一个直接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编辑社会道德的内化，并对内化过程起积极推动的作用。不良的社会环境则有碍于编辑社会道德的内化，且对内化过程起消极的阻滞作用。 总之，编辑道德内化的社会属性说明了置身于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里的编辑，要谋求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自身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环境，在社会的支持下开展自己的社会活动。如果离开这些现实的东西，编辑道德内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谋求编辑事业的发展也就成了无稽之谈。 2.编辑道德内化与社会道德教育。 在编辑道德内化过程中，社会道德教育仍处在一个特殊的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道德教育，是指为使编辑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自觉履行对社会整体和他人应尽的义务，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编辑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对于编辑来说，社会道德教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的编辑在道德认识、道德行为、道德觉悟等方面仍不成熟，需要通过社会道德教育进行指导和帮助。同时，有的编辑自发行为可能不合乎编辑道德要求，道德选择常常受到社会道德意识的支配，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道德教育从外部灌输进去。一方面，要使编辑道德内化成为个体行为动机的个体道德的需要，必须以社会道德教育为前提。只有通过社会道德教育，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编辑道德的内化。另一方面，社会道德教育可促使编辑道德内化真正进人编辑的心理之中，自觉地按道德要求办事。在对编辑进行道德教育时，应特别重视编辑自我意识发展的新特点，注意调动编辑的积极性和发挥编辑的主动性，努力把社会道德教育与编辑自我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只有这样，社会道德教育才能真正地实现编辑道德的内化目标。 一般说来，编辑接受了一定的社会道德教育，就可能把这种社会道德进行内化。所以说，一定的社会道德教育决定着编辑道德内化的特定内容和发展方向。因此，在对编辑进行社会道德教育时必须注意:①道德教育的内容要有理想性，要有现实性;②道德教育的形式要有可行性，要有多样性;③道德教育方法要有科学性，要有艺术性。 编辑的心理因素对实现编辑社会道德的内化至关重要。对编辑社会道德内化起重要作用的心理因素主要是认识因素、情感因素和意志因素。认识因素是指编辑接触客观事物而在内心产生的感知、记忆、想像和思维活动。情感因素是指编辑对一定事物所持有态度的体验。意志因素是指编辑对一定的目的支配和调节的行为。如果没有人与周围环境的接触，也就没有人的心理，所以人的心理对客观的反映既是积极活动者，也是积极能动者。编辑社会道德内化的全过程是编辑在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实现的。一般来讲，编辑应具备以下心理素质: (1)进取心理。一个优秀的编辑应具有高层次的追求和强烈的进取心。进取心的表现形式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信念、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开拓创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嫉恨时弊的品格。这种心理来源于对振兴祖国、造福于人民的诚挚感情，而这种感情会转化为动力，鞭策和鼓励编辑在思想素质、工作素质和道德素质上不断地进取。有进取心的编辑决不会满足于一般地应付工作，而是在学术和知识上有更高的追求，并具有高度的敏感和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就是编辑设计自己、发展自己的动力，也是编辑走向成为通才的自觉意识。 (2)伯乐心理。编辑人员不仅要有铺路石的精神，而且要具有伯乐心理，要十分珍惜脱颖而出的人才。采用稿件不拘私情，坚持质量第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大胆地为有真才实学的作者鸣锣开道。发现和扶植一个人才，比创造一项发明或一项成果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 (3)自豪心理。自豪心理来源于编辑对自身工作的热爱和对继承人类文化的伟大意义的认识。作者劳动的结晶是通过编辑的劳动才走向社会，辐射智慧的光芒，产生社会效益的。编辑的伟大就在于以其透明的劳动增加作品辐射光芒的亮度和强度，就在于他的劳动造福于子孙万代。编辑在这种自豪心理支配下，会产生坚定的、自觉的编辑意识和行为，排除各种干扰，为发展我国的编辑事业奋斗终身。 二、编辑社会道德内化中的固有矛盾 道德品质的善与恶，从伦理角度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系。在经济行为中，编辑道德品质的确认只有肯定个人自然需求的合理性，才能充分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性。由于编辑在心理、生理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因而在思想与情感上出现波动性，常常使编辑在社会道德内化中出现苦恼和忧虑，存在着固有的矛盾。 1.道德认识的系统性与无完整性。 道德认识是编辑对编辑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感知、理解和接受，并逐渐深化，形成一种比较系统的看法，它是编辑道德品质的心理基础。崇高的道德理想，高尚的道德清操都来源于一种正确的道德认识。道德认识是编辑社会道德内化的第一步。编辑向来被人称为“伯乐”，是令人尊敬的职业。但同时又被人们称为“文稿之官”，朱笔一批，即可定文稿之生死。因此其道德认识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在编辑工作中，对有些编辑道德关系的理解和处理常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观念，如坚持真理、批评同志和保持朋友间的友情哪一个重要等，这说明编辑工作在一般情况下只注重原则，不注重细节是不行的。因此，编辑要加强道德认识，注意总结经验，提高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生活规律的认识。 2.道德情感的持久性与冲动性。 所谓道德情感，即指遇到某种事物之后，总有一种好感和恶感，是由别人或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于自己遵循的道德标准而引起的。如做一件好事，就会感到安慰;如做了坏事，会感到后悔、内疚，甚至痛恨自己，这就是道德情感。编辑的道德情感一般表现在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情感、义务感等，这些都是较为高级、深刻的情感。在高尚理想和高尚道德的支配下，编辑善于用意志力来控制自己的情感，战胜内心情绪和外部困难达到既定的目的，工作效率高，工作主动、热情，出现了为出版事业、为真理而奋斗的道德行为。但有的编辑由于不注重道德情感的调节，时常出现冲动、盲目，不考虑后果的蛮干情绪，特别是在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其危害性就更大。为此，编辑应珍惜道德情感，克服常见的那种心境转变快、变化幅度大、情绪忽高忽低、态度忽冷忽热的现象，逐步自觉养成健康、稳定、持久的道德情感，更好地为我国的出版事业的兴盛竭诚奉献。 3.道德信念的稳定性与动摇性。 道德信念指的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某种道德理想、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的真诚信仰，以及由此而对实现相应道德义务的强烈责任感。在编辑道德品质的构成中，道德信念居于核心地位，可以凭借自己的信念，按照某种道德准则选择行为，评价他人或自己行为的善恶价值。并在某种内心信念的支配下，坚定不移地去履行对社会、对他人应尽的道德义务。一个人要是没有坚定的信念，就会在实现道德义务的过程中显得动力不足。作为编辑，应注意把祟高的理想与个人的道德理想、职业理想、生活理想辩证地统一起来，自觉地用远大的理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用社会主义道德所推崇的完美人格来要求自己，从而逐步形成自己较为稳定的道德信念，以预测出版发展方向、未来状况，走在时间的前面，为读者提供新的更多的精神食粮。 4.道德行为的自觉性与盲目性。 道德行为是指人们在道德规范的调节下，人的一种稳定的行为举止方式，它包含着一种理性的应付问题情境的倾向。由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的复杂性，道德行为常常取决于对他人的评价，凡是能得到奖赏的行为就是可行的行为，反之就是不可行的行为。编辑自觉选择行为常常同模仿性和盲目性行为并存，应引起注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出版业发生了新的变化，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编辑对道德认识、道德行为时常出现脱节或冲突的现象，在行为的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在少数编辑身上认为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是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敌，崇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现代观念和方式，充满着要干大事业的雄心与缺乏艰苦创业精神的矛盾，祟尚创新精神与保守的职业选择的矛盾，现代道德观念与原有道德框架的矛盾。这种道德行为的两重性固然有自身的主观原因，但客观上它是与社会、历史、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克服编辑行为两重性的最好途径是坚持改革，因为改革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革除编辑道德建设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改革能为编辑在思维和行动上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改革能促使编辑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愈来愈趋向一致，使出版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三、编辑自我控制的道德心理机制 为保证编辑工作的正常进行，必须加强对编辑行为的控制。对编辑行为的控制可分为社会控制和自我控制。社会控制是自我控制的前提，自我控制则是对社会控制的实现。只有做到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协调一致，才能达到编辑行为的最有效控制。编辑自我控制有其一定的道德心理机制，其中义务、良心、幸福是编辑最基本的道德心理机制，在编辑社会道德内化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义务是道德的一个范畴，是指个人根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对他人或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它集中反映社会和他人对个人提出的种种道德要求，也反映自己对社会和他人应负的道德责任。由于义务表现个人在道德上如何自觉地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相互关系问题，所以它也表明个人对集体利益的真实态度。实际上，义务内容是由一定的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决定的。在编辑工作中，义务内容是由编辑道德原则和规范所决定的。这种义务是由编辑社会道德在个体身上内化而产生的一种道德责任感。义务作为高度的道德责任，是自己的意志服从具有一定道德价值的任务的内心源泉。道德义务虽具有道德命令的性质，但对履行义务的主体来说，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深刻理解道德的要求，自觉承担在自己职责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内心信念和道德责任感。因此，在编辑道德内化过程中，注重道德义务的修养，不仅使编辑明确自己的道德责任，而且使编辑形成崇高的义务感和强烈的责任心，从而使编辑具有对义务的成熟态度，以提高遵守编辑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自觉性。 良心作为一个道德范畴，是指个人对他人和社会履行义务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也是个人道德意识结构中起自我控制作用的道德心理机制之一。在编辑工作中，如果违背了这些准则和规范，就会受到别人或同行的谴责，个人便会感到良心的不安。良心在编辑道德内化中的作用通常有: (1)良心的谴责会导致不良的心理反映。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如果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则会产生不良的心理反映。引起编辑情绪不佳、心情不愉快的原因，一般被认为是出版现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困难和干扰，这仅仅道出问题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人的情绪变化除了客观因素外，还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人的道德良心直接受认识和态度的影响，严格地说，道德良心并不是单纯由外界的客观事物激起，它经意识的权衡，受意识的操纵和调节。例如，一个编辑利用工作之便，与他人自订不良交易，刊登有害于人心健康的文章或损公利私的广告，他就会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心理感到不安，处于紧张恐惧的心理状态。 (2)道德的败坏影响身体健康。谁都知道，人经常处于担惊受怕的恐惧心理状态，对人的身体影响极大。若情绪不好，则整个身心皆为所扰，以致达到疾病的程度。如果编辑在工作中对来稿不按规章办事，实施不道德行为后，他的行为违背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和良心，就会受到公众的指责和唾弃。人格受到污辱，他的道德良心自觉感到失去了平衡，精神懒惰失常，重者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俗话说:“无私才能无畏”，作为编辑，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才能心胸坦荡。在编辑工作中，良心既是编辑道德内化的结果，又可在编辑道德内化中起重要作用。只有具有健全的良心机制的人，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道德自我控制。而这种健全良心机制的获得，不仅要借助于社会道德教育和自我道德修养，而且还取决于编辑道德内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 幸福是人人向往的境界，是人人追求的理想。尽管同行对幸福有各式各样的理解，但笔者认为，幸福在编辑工作中主要有:把幸福等同于快乐;把幸福理解为完全排斥感觉快乐的精神境界;把幸福理解为受理性宰制的持久快乐。在现实编辑生活中，不同的幸福观往往决定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模式。从理性上看，幸福是以快乐为基础而又高于快乐。 幸福是内心依恋的决乐，是流动而又持久的美好追求。我们无数编辑前辈，在编辑事业中执著追求，无私奉献，创造了许多感人幸福的事例。幸福的生活虽然是决乐的，但快乐并不等于幸福。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把“知足者常乐”奉为正统的幸福观。然而，“被按下丢的葫芦浮起来快”。随着改革开放，传统的幸福观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许多编辑信奉的是另外一种哲学，即“不知足者常乐”，惟有永不知足，不断追求，才是“追求高于占有”的现代幸福观。心理学家早就指出，干不好工作的人休息也不会得到满足。幸福是动态的，是一个永不满足，寻求新目标，以求实现主动的行为过程。 编辑把幸福视为主动的过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生命精神强烈的人来说，必须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真善美的理想人格，应该把幸福看成是一个不断趋向人生完满的未完成式。作为编辑，应把幸福立足于集体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正确把握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的统一，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幸福是创造的结果，只有首先创造，然后才能享受。事实表明，惟有创造才能体现人的本质力量，也惟有创造才能给精神以最高享受。因此，惟有创造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编辑工作是创造性工作，作为编辑，只要把握机遇，干一番事业，幸福终究会降临。 四、结论 1.编辑道德内化不仅与社会环境、社会道德教育密切相关，而且与编辑的心理因素密不可分。可见，社会环境和社会教育对编辑道德内化过程的影响，最终都要通过编辑的心理因素才起决定作用。因此，编辑道德内化是社会环境、社会道德教育和编辑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综合影响的结果。 2.编辑从事出版业务，与文字打交道，由于文化知识的逐步积累，理论性的不断增强，促进了辩证思维的发展。因此，编辑应该以行为动机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而不能仅仅依据行为的外部后果作出判断。当前，编辑必须适应改革形势，更新道德观念，在改革中产生的价值、诚信、义利、时效等方面的新观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3.义务、良心和幸福是编辑自我控制的道德心理机制，是维护编辑事业宏图和保持编辑神圣职业的荣辱、尊严和诚实的重要调节剂。它们有效地维护着编辑所接受的一切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执行。义务、良心和幸福心理机制的发达程度、有效程度和推动力，在出版事业的很多方面可以表明一个编辑社会道德内化过程实现的程度。 社会道德论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大学生； 思想道德建设 论文摘要：变革的时代使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呈现复杂多样性。我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概述了新时期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探索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大学生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着我们党事业的成败，关系着我们民族未来的前途。[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确立，为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新时期，高校必须针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培养更多合格人才。 一、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现状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变革的时代使得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呈现复杂多样性。 (一) 关于信仰理想。目前的大学生大都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亲历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进程，亲身感受到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他们中绝大多数有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学生信仰模糊，对国家发展的走向认识不清。受市场经济的功利思想影响，有些学生理想空乏，在他们看来，理想是空的、信仰是假的、钞票是真的，他们对政治缺乏兴趣，注重自我和眼前利益，对文凭、证件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二） 关于价值取向。在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市场经济时代，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引发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应当承认绝大部分学生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务实又不忘集体、不忘奉献。同时也有一些学生功利意识、自我意识较强，价值取向矛盾，在认识上认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但在实践上奉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既认同奉献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标准，但在现实中又讲求实惠和实际。不少大学生是优秀的学生干部，但在就业时更愿意到大城市大公司，而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少数大学生自私自利，贪图享受，对别人缺乏爱心、对集体缺乏关心、对社会缺乏责任。[2] （三） 关于道德水平。《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以来，各级各类学校加大了对学生的教育力度。多数大学生的道德水平较好，但也有部分学生道德修养的自觉程度不够，对自己的道德水平要求不高。一些大学生看来，传统道德已经过时，良心已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与风采。山盟海誓只是“冲动”，助学贷款仅是“利用”,考试舞弊算作“传统”。大学生贷款并不都是因为贫穷，不主动还款催生“道德银行”；研究生考题、四、六级考题泄露封而不死。据报道，广东农行助学贷款有四分之一多学生逾期不还，不良率高达27%。[3]更有极个别的大学生利用同学、亲戚朋友的同情心及利用网络诈骗、行窃，然后尽情挥霍。一些学生家庭条件优越，在大学里任意挥霍。“一月五百贫困户，千儿八百刚够住，两三千元是扮酷，四千、五千真大户！”这是日前出现在南京某高校里的顺口溜。一些学生家庭贫困但硬性摆阔，不知道父母的血汗钱是怎么挣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攀比心理导致了一些学生人格的扭曲。 综上所述，新时期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复杂多样，大力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甚为迫切。 二、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新时期，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工作。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是认识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很好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4]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武装大学生的头脑，才能确保大学生思想政治方向，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为此，高校要十分重视教学工作的主渠道作用，认真规范教师教育教学行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教师。尤其应对思想政治课教师有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必须紧跟社会发展，把握时代脉搏，切实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如用讨论法、问答法、辩论法、咨询法等，高质量地上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思想政治课，让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学生头脑。高校应高度重视学生工作，切实培养一支思想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把思想政治工作做细做实，积极鼓励和吸收优秀大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党支部，发挥党员作用；营造学习环境，成立学校、学院、系部各级马克思主义研讨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学生自身免疫力，自觉抵制腐朽思想侵蚀。 （二） 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来引导学生。理想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繁荣富强的向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必须与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相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体现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克服困难的强大精神动力。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要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心和信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开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所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发展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发展、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高校要重视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利用多种方式，帮助大学生了解国情、民情，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科学性，使大学生不仅在情感上，更能从世界观的高度，理性地接受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使他们既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又看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5] 使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鼓励他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树立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 （三） 坚持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鼓舞学生。民族精神是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感情的综合反映。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这一统一体中，爱国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它渗透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切领域。团结统一是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处理民族内部各兄弟民族之间、各民族之间关系上的要求，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基本的要求。爱好和平是爱国主义精神内涵的扩展和延伸，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根本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和精髓。这五种精神，共同铸造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同志指出：“这个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6] 所谓时代精神，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崇高精神，它以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为依托，顺乎时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精神的内涵丰富，主要体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务求实效、无私奉献的精神，其中改革创新是核心。因为改革创新是时代的最强音，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灵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新时期，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很好地弘扬这两种精神。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弘扬民族精神不能脱离时代精神，同志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因为如果离开了时代精神，我们就不能及时地从实践中吸纳鲜活的力量，就会失去其时代的价值。 大学生是祖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高校作为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的前沿阵地，肩负着发展先进文化的重任，应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此，高校要开设传统文化课程，举办传统文化知识讲座，利用喜闻乐见、生动感人的影视资料感染学生，充分发挥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教育作用，培育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调动他们自我教育的内在积极性，使其自觉坚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使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心灵深处扎根，形成高尚的爱国主义道德情感；同时，鼓励大学生解放思想、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开拓进取、大胆吸收先进的科学知识，认真组织大学生参加军政训练、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培育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务求实效、无私奉献的高尚的道德品质。 （四） 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来要求学生。道德观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调整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道德建设的核心是荣辱观，荣辱观是人们在依据一定的思想道德标准进行自我评价、社会评价的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关于荣辱观念的总和，是个别的、零散的荣辱观念的理性升华。同志针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变化，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实际，依据我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上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内涵丰富，是对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思想道德规范、法律法规和应该养成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高度概括，它贯穿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为大学生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大学生正处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接触科学文化知识、参与社会实践、社会交往比以前更加广泛，但因生活经验不足，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重大的人生课题面前，存在许多困惑、矛盾和冲突。因此，高校应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抓好学院、系部、后勤工作，健全评价学生行为制度；指导教职工和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荣辱观，教职工以爱岗敬业为荣，以敷衍塞责为耻，学生以勤奋好学、艰苦奋斗为荣，以懒惰作弊、奢侈腐化为耻，进而培育良好的校风、学风，让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下，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逐渐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7]新时期，高校领导和教师应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着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 社会道德论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试析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性在于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中国农民道德开始由封闭、迷信走向了开放、科学，宗教色彩逐步淡化，婚姻家庭道德观转向了现代化。对新一轮亚文化影响下所出现的思想道德水平的下降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对策加以解决。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 ；思想道德建设 一 、 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道德主体性缺失现状 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致使社会主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各种亚文化不断地充斥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行为。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主体性明显增强，其道德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积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不断得以强化；另一方面，消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有所复生。 第一，我国农村道德观念已由保守、迷信向开放、科学的方向发展。 1、消极、迷信、保守等思想不断向积极、科学、开放等思想进行转变。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思想有着较明显的保守与迷信色彩，这与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按市场规则开辟了新的人际交往领域，形成了新思想、新观念，其思想更加积极、开放和科学。当前，农村的封建迷信活动有所减少，不健康的成规陋俗逐步被废除。 2、单一的道德观念开始分化和重组。计划经济中农民的价值取向比较单一，这有利于农民克服自私、狭隘的思想，确立高尚的道德目标。另一方面，这种价值取向却忽视了人们道德思想的层次性，禁锢了农民对正当利益的追求。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转变。传统农民开始分化成从事第一产业的农业农民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准市民群体。与之相适应，原有的单一的农村思想道德观念也出现了分化和重组。一方面，农业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形成了很强的商品意识，特别是那些从事专业化农业生产的农民已具有较强的社会化大生产观念和现代经营理念。另一方面，准市场群体与市场联系较紧密，具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意识、时效观念、创新意识。 3、伦理思想和宗族色彩日趋淡化，家庭婚姻道德逐步现代化。传统农村伦理思想有着相当强的宗族色彩，族长或家长实行专制控制，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在市场经济中，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明显变化，伦理道德日益健康，宗族观念日益淡化。 第二，我国农村道德观念呈现下滑的趋势。 1、精神生活贫乏致使道德水平下降。改革开放后，由于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精神文化生活中来。但是，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却给他们的道德实践带来了十分不良的影响，赌博等不良风气在农村盛行，农民道德水平呈现出下滑的事态。 2、亚文化影响使得部分地区宗教思想死灰复燃。由于多元文化的重叠，主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亚文化不断地充斥了人们的思想，腐朽的思想得到了张扬，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却被扭曲。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逐步瓦解了农村的宗族势力。但是，由于亚文化影响，部分农村的宗族活动又重新盛行起来。这不仅会引发农村宗族矛盾，还会导致农村迷信活动的盛行，不利于新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 3、农村政府部门道德权利腐败现象严重。在经济体制转型的中，由于各种制度不健全，民主法制建设薄弱，以权谋私等权力道德腐败现象在不少农村干部身上时有出现，对社会影响极坏。这不仅是严峻的权力道德问题，而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4、生态伦理观念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严重削弱。在市场经济中，在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农民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却滥砍滥伐、乱捕乱杀、乱排乱放，致使农村生态伦理道德水平下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5、集体主义观念淡化，利己主义思想滋长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集体主义道德观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许多农民在个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置国家集体利益于不顾，甚至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以维护其自身利益。 二农村思想道德水平低下的原因 当前，我国农村思想道德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对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其表现为: (1) 流于口头形式。在政绩考察上注重于表面数字而忽略思想政治工作。还有的地方把精神文明建设错误地理解为经济建设的 “依附”,使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不能并驾齐驱。 (2) 对“两个文明”理解错误。过分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甚至于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有时，地方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与我们所提倡的理想、价值、道德规范大相径庭。 第二、农村思想道德失范。其主要表现为思想道德价值评判出现混乱、标准不一，使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评判无所适从。这是由于：传统的道德体系被打破，顺应时代要求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尚未得到相应的确立；不自觉地把经济建设中的功利性移植到思想建设中，使思想道德建设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社会舆论导向没有形成合力致使道德约束力弱化，腐败现象蔓延。 第三、思想道德教育仍然薄弱。当前，农村思想道德教育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这是由于： 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缺乏连贯性、完整性、系统性； 单一、陈旧的思想道德教育方式，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思想道德教育阵地建设发展缓慢，少数地方停滞不前，甚至萎缩倒退。 三农村思想道德教育的对策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具有不完全同步性。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本身具有滞后性。我们必须正确面对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并予以解决。 首先，我们应从农村的具体实际出发，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削弱亚文化在主流意识文化领域中的消极作用。我们应着眼于现实，应该强化道德教育，把这项工作当作是一个工程来抓。我们必须积极引导农民思想和正确规范农民行为，并把说理教育与实践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次，教育工作者应该切实转变思想教育观念，采取多种教育、多渠道教育。在教育中，不应以教师主动、学生被动的状态去说教，应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平等对话，这样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要对农民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切实帮助农民明理、释疑、解惑。要不断强化集体主义的教育，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还应充分发挥网络文化传播的优势，在一定范围内营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良好环境。 最后，思想道德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在教育中要充分发挥农民思想道德的主体性作用，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创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学习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社会道德论文:试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社会道德结构分析 论文关健词:功利主义　个人本位　人类博大精神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道德是由两个道德层面组成的，即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拙的个人本位和休现人类博大精神关怀的进德层面。二者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对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个人之间在多种选择和竞争的环境中由价格机制引导而自愿进行的契约式产权交换。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它是由所有权、经营权、价值规律、分配制度、企业组织形式、经济法律法规等所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要求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范，有与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要求相互协调的社会道德的参与，来作为评价和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手段。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道德体系中，应该包括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作用并相互制约的两个道德层面，即从属于市场机制的、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的道德层面，和体现人类的博大精神关怀的道德层面。二者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其矛盾运动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发挥具有重大意义。 一、以功利主义原则为荃础的个人本位的道德层面 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的道德层面是市场经济社会道德结构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市场经济社会进取的动力因素，并形成平等和正义的市场交易原则。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产权必须明晰，市场主体之间必须自由交换，自由契约，自我负责，打破各种超经济强制，在法律上建立个人所有权和个人行动自由，在道德上鼓励以个人奋斗进取来争取个人幸福。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封建农奴制解体后，劳动力和劳动产品有了自由出卖权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是对权力—强制型经济的否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在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伴随这个过程，形成了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法律思想。从文艺复兴对感性个人主义的肯定，到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建立，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构筑了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的政治法律体系，提出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契约、三权分立、共和政体等一系列新型政治理念。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家们又构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新秩序，他们从趋乐避苦、自爱自保等感性主义的人性论出发，论证了道德的功利原则、利己原则和博爱原则，认为道德原则同其他一切观念和原则一样，是从经验中获得的，产生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以此为基础提出道德的本质和核心是利己主义，人类的博爱是以合理利己为出发点的。马克思恩格斯评价说:“功利论一开始就带有公益论的性质”利己主义在当时“也是一个大胆公开的进步。 功利主义个人本位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市场竞争机制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打破特权垄断，提供平等机遇，形成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经济不承认特权，要求人们必须自由和自愿，而功利主义只认利益不认特权，简化并摆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树立了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正义观念。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规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由平等、诚实守信本来就源于最初的经济行为，是市场经济交往中多次博弈的结果，在功利主义看来，合理利己便是正义，与商业活动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是相一致的。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为了功利目的而付出劳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完全符合利己主义的正义原则。第三，功利主义注重物质利益原则，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个人幸福，从而为市场经济注入了活力。邓小平同志讲:“不重物质利益，对少数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时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功利主义的个人本位在体现其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1,趋利性。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任何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分化性。财富和贫困的积累会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功利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3、腐化性。财富的膨胀、金钱的积累会导致生活的腐化、道德的败坏，而功利主义所追求的个人幸福是没有道德限定的。4,无序扩张性。功利主义个人本位主张一切以个人的自身利益为中心，在一定条件下会使人们不安守本分，造成劳动的行业秩序和劳动等级秩序的破坏，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以人类博大的精神关怀为核心的道德层面 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体系确保了市场交易公平和正义原则的普遍确立，但功利主义并不能确保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正义的确立，也不能消除市场经济自身的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在打破原来的权力—强制性经济关系，给社会个体带来自由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性中的恶的方面，鼓励了人性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扩张。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就市场机制的经济运作法则而论，既有鼓励进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有不择手段、藏污纳垢的一面。面对残酷的竞争法则，如果没有一种能够对人性进行有效地内在约束的东西，而凭纯功利的追求肆意支配竞争行为，那么，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就会导致纯利欲的冲动，造成信用缺失、交易成本的增大，竟争秩序的混乱合理的分配法则被扭曲成权利和投机的法则，最终导致人性的泯灭、政权的腐化、社会财富的浪费。其次，财富的积累在带给人们享受，赋予人更大自由度的同时，也会使人的欲望恶性膨胀，使人性失去理智的约束，造成物质与精神的错位，社会生活腐化堕落，给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悲剧性的后果。在一个社会生活腐化的社会环境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很难一帆风顺的。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形式的社会道德。以近代西方为例，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时正是以基督教宗教理想为思想渊源的人文学和社会理想异常兴旺发达时期，该时期兴起的几大思想体系和宗教道德文化体系，如世俗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新教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加上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传统天主教会，在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制约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市场经济之所以获得成功，重要原因就是在“挣脱了宗族纽带”之后，“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利用资本主义精神文明较好地实现了对贪欲的抑制。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都是具有高尚的情操，完美的人格，杰出的才华，他们并不重视追求个人利益，但十分重视自己的名誉，视之如生命，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楷模。由此看来，尽管市场机制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需要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交易原则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为其铺平道路，但也离不开体现人类博大精神关怀的社会道德文化的有力支持。市场机制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背景而抽象地存在，历史上，市场机制与西方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最大实践者，在发展中遇到各种艰难和困惑是必然的。因此，应解放思想，树立公平和正义的交易观念，并对本民族的文化创新予以高度的重视，除了以建造“社会主义资本精神”和“工业精神、实业精神”来“重建我国的经济基础”之外，还必须要用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来烘托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匹配了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市场经济，才是健全的市场经济;只有具备崇高的社会道德文化理想的民族，才能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真正体现自由、平等。 社会道德论文:试析个体道德建构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 论文关键词：个体道德　个体道德建构　道德需要　良心和人格 论文摘要：个体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生活中起一定社会作用的个体，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而具备的且指导自身行为的道德准则的总和。个体道德建构就是个人道德上的实现过程，它是通过社会道德在个人身上的道德内化来完成的。个体道德建构的动力是自我实现的道德需要:自我导向和自我调节是个体道德建构的机制;良心和人格是个体道德建构的结果;个体道德建构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目前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很发达的程度，物质财富还没有异常丰富，要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不是一跳而就的事，也同样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到整体最后占领全盘的过程。每个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从而在其道德及其发展上必然表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不可能完全平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立足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夯实基础，以点带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道德建构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 所谓个体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生活中起一定社会作用的个体，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而具备的且指导自身行为的道德准则的总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从社会和个体的层面、角度相对地区分为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社会道德表现为道德的宏观层面，个体道德体现为道德的微观层面。 个体道德建构也就是个人道德上的实现过程，它是通过社会道德在个人身上的道德内化来完成的。通过这种内化，个体确证自我作为道德主体的存在，显示自我的道德个性。个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对社会道德的学习和认同，将其转化为自身内在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进行践履从而形成相应的个体道德素质和道德人格。 一、个体道德建构的动力:自我实现的道德需要 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自然属性表现为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欲望，表现为趋利避害的特征和无限扩张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人类社会贪婪、自私等恶行的根源。社会属性是通过参与社会生活和接受社会教化所获得的。通过社会生活的同化和教化，个体完成从道德客体向道德主体的转化，形成自我道德实现的现实需要，促使个体自觉能动地选择和形成道德观念，进行道德践履，获得社会的认同。个体的生活史，就是一个积极了解、掌握、践履社会道德需求从而实现个人同社会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 道德需要是个体发展、完善、实现自我、高尚利他的精神需求，它表现为坚持某种道德信念、践履某种道德行为的愿望和理想。它引导人们为社会整体利益，为某种正义、祟高的事业和信念，为个人人格的完善与实现而奋斗。一个人没有道德，似乎也能苟且地活着，但理想的生活，追求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生活却一刻也不能离开道德。 个体道德需要一经产生便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道德需要的产生固然要依赖于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但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时并不以个人物质需要的满足为转移。“不为五斗米折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正是道德需要的精神力量之所在。道德需要的产生是个体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对社会文化中道德价值观念的认识和掌握，并通过自身的不断修养而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步树立起了什么是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应该的和不应该的等道德价值和正义的观念，这种观念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支配人的行动。这种应该、不应该的道德价值观念，作为内心的道德命令支配着人们的动机、意向和活动，从而成为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需要的实质是对自我完善理想中道德因素的追求，道德理想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支柱之一。 个体道德需要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内驱力。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道德是对个体道德的整合而完成的，是个体道德践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外显形式。社会道德的良化取决于个体道德的良化，社会道德的败坏根源于个体道德的败坏。社会道德建设必须重视个体道德建构，而个体道德建构首先必须激发个体的道德需要。社会道德规范不能成为人们的道德需要，那么社会道德及其践履就不具有现实性。正如再美妙的艺术不能离开具有审美力的感官，社会道德的光芒也难以照亮死灭了的人的心灵。 近些年来理论界提出了所谓的“道德滑坡论”、“道德代价论”、“市场经济必然论”。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但在对我国现实道德状况的认识上可以说都坚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现阶段的道德水平有所下降且状况堪优。应该说进行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优势，我们有数量巨大的理论、文艺、宣传队伍和组织严密的管理机构，我们的意识形态是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马列主义、思想，干部、群众时刻接受着先进文化思潮的熏陶，但实际效果却难如人意。相反，李洪志几年前炮制一套所谓的法轮大法，披着真、善、忍的外衣宣扬封建迷信，几年间却使几百万人深陷其中，有人甚至到了如醉如痴、可以为他舍生忘死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利用了大多数人都希望作好人的愿望来教化他那一套歪理邪说。如何从激发个体道德需要的新视角出发，开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新方式、新途径，从而实现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又一治国方略是摆在教育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个体道德建构的机制:自我导向和自我调节 个体道德需要为个体道德建构提供内在动力，但个体道德建构还要通过内部的功能机制才能实现。如前所述，个体道德是社会道德内化的产物，同时它又表现为自我导向、自我调节的微观机制。 自我导向就是个体在参与社会群体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角色期待，角色期待代表个体的道德理想。我们知道，任何个体总是处在社会关系之中，总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度过的。个体通过参与群体而参与整个社会生活。个体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必然选择自我的角色期待，这种角色期待既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道德要求具体化的表现。个体正是在实现道德角色的过程中，一方面满足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满足社会群体的需要，将社会所期望的道德要求逐渐融人个体之中，成为指导个体行为的道德准则。 自我调节就是个体对自我导向的“角色期待”(理想中的“我”)和“我”的思想行为(现实中的“我”)的审视和修正。角色期待一旦形成，个体便在观念上把自我一分为二，即理想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个体借助理想中的“我”确立自已在外部世界的方位，现实中的“我”成为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评价和审视的标准和依据。正是这两个参照系的存在使个体能够衡量现实中的“我”是否达到了自我设定的要求，从而不断地监督与鉴定自我思想和行为的成熟性和可行性。并且按照反馈原则不断地对“我”进行认识和辩析，不断地发出信息，帮助和指导“现实中的我”越来越接近预定目标的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个体道德建构的道德内化，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把社会道德要求的信息输人到主体的自我意识系统中去，然后形成自身的微观和宏观参照系并发挥作用的过程，通过不断的自我认识、自我辩析、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帮助指导现实中的“我”去接近理想中的我的要求，不断地唤起自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当现实中的我偏离目标期待的要求时，个体主体便会感到内疚、羞耻，受到良心的谴责，使现实中的“我”改弦更张，朝着既定目标的要求前进，以达到道德上的自我和谐。 个体道德形成过程中的自我导向和自我调节集中表现了个体主体在道德建设中的能动性。从字面上看，道德是道又是德，它既表现为外在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又表现为个体追求自我完善的思想、感情、意志与活动(德)。道德既可以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寻找其根据，又可以从主体—人的方面寻找其机制，这也是道德区别于法律的方面，因为它是自觉能动的，而法律即是纯粹强制性的。 个体在道德建构过程中的能动性要求社会道德教育必须走一条民主化的道路。封建社会把封建礼教作为绝对律令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于它的神圣性，结果是人的个性的日渐萎缩。解放以后几十年，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建立起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体系，这对改变我国人民的道德面貌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在思想道德教育上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探索的方面。内容上忽视了人在道德需求上的层次性，习惯于把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才可能作到的道德标准作为全民族的共同普遍标准提出，这样，全民族基本道德素质并没有普遍养成而高层次的道德建设要求则欲速不达;方式上往往重灌输、规范，轻启发、引导。今天的道德建设不能再走传统的老路，应该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在要求，在坚持道德建设总的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个体在道德建设中的主观能动性，强化道德主体的自我导向、自我调节机制，亦即走一条民主化的道路。 三、个体道德建构的结果:良心和人格 个体在道德需要的驱动下，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对道德取向和道德行为的自我导向和自我调节于是形成道德建构的结果:良心与人格。良心是一种内在的、被人们自觉意识且隐藏于内心深处的道德责任感;人格是个体在良心支配下通过道德实践在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对象性活动中的道德价值实现。前者表现为个体道德建构的内在结果，后者表现为外在结果。 良心是在长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中，社会道德规范在个体心理中经过积淀而形成的，是个体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个体践履道德行为的标准和尺度。良心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道德责任感指导和约束自我的道德行为，同时以此为标准对个体自身和他人的道德行为进行道德价值的评价和评判。当自我行为与良心相一致时，便感到自我道德上的满足和愉悦，反之则感到不安和痛苦;当对他人道德行为进行评判时表现为认同、褒扬或不屑、谴责。良心一旦形成对个体来说，往往会有一种稳定不变的“巩固性”和理所当然的“公理的性质”。 人格这个词在这里是从伦理学层面上来讲的，单纯地指道德人格。它作为个体与他人、与社会对象性活动中的道德价值实现，是通过他人、群体对自我道德行为的道德评价形成的。“孤独个人”无所谓人格，故所谓“修在内而成在外”。道德人格是个体主体道德素质、状况的集中体现，表现为个体独有的品格精神和对一定社会道德方式所持有的惯常立场、态度及行为模式。 很明显，人格是由良心所决定和支配的，因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的道德行为受良心的指引和约束。同时，个体在道德实践中，通过他人、群体、社会对其人格状况的高度评价又成为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而强化其良心使其在更高的层次上完善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良心与人格表现出一致性，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发生。有些人迫于名利及权势等欲望的诱惑，接受过高层次教育和道德条理的熏陶，在他人面前也能表现出高尚的行为和圣洁的人品，但其内心却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和阴谋。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双重人格。因为他们的道德行为不是源自于良心的约束而是来自于名利的导引，人格不是良心真实、直接的反映，而是虚假、扭曲的反映。 四、个体道德建构的意义:杜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 (一)个体道德建构是社会道德转化为现实道德的基础。任何社会道德只有内化为个体道德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实道德。社会道德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每个个体的道德自律程度和由此构成的整体综合效应。社会道德如果不能内化、转化为个体道德，不能成为个体的自觉、自愿的行动，那么社会道德最终只会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 (二)个体道德建构是道德的“理论理性”转化为人的“实践理性’的中介。个体道德建构的根本不只是在于从理论的宏观层面确立和认同某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更重要的在于以科学思想理论为指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好主观世界并转化为自我的自觉行动，使自己成为具有健全道德人格的“道德人”。人格与良心的分离实际上是道德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离。个体道德建构使人们一方面进行道德“理论理性”的武装，另一方面使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追求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从这个意义说，个体道德建构是道德“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转化的中介。 (三)个体道德建构是进行各个层次道德建设的综合基础。 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都可以在个体身上得到综合反映。一个已婚的从业人员，既是社会公德的载体又是职业道德的载体，也是家庭道德的载体，道德个体是各个层次道德的综合体。如果个体道德建设好了，个体在各个层次上表现出来的伦理行为都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客观要求，那么，对整个社会各个层次的道德建设无疑将起到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 (四)个体道德建构对他人和群体具有强烈的道德感染力和影响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总是不断地通过自我的思想和行为对他人及群体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感染。一个人格完美的榜样的力量往往是无穷的。中国历来具有关注人伦、崇向人格的传统。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及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道德圣人”的人格精神影响了几代人。就当前来说，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积极分子要充分利用、发掘他们的思想行为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精神动力价值，还要从生活上了解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困难，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弘扬正气、贬斥邪恶的文化氛围，反过来又对每一位社会个体进行个体道德建构产生强大的外在激励作用。 社会道德论文:由“五爱”到“八荣八耻”——论析“八荣八耻”对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论文关键词：五爱；八荣八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简要分析了建国五十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的变革和发展过程。解读了“八荣八耻”荣辱观的内涵和相互关系，论述了“八荣八耻”荣辱观对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伟大贡献和现实指导作用。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强大的反作用。由“五爱”到“八荣八耻”，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的变革发展过程说明了这一点。建国五十七年来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不断发展和丰富。同时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的逐步发展完善，对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大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精神作用。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发展变革过程的简要回顾，论述了“八荣八耻”荣辱观对道德建设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现实指导作用。 1“八荣八耻”荣辱观是对我国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和继承。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崇尚道德教化的历史。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礼且格。”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梁启超“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历代重道崇德思想对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有重大影响。 建国五十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建国初期的“五爱”公德。建国伊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筹划建国大计时，在总结和继承我国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提出“五爱”公德。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同时在全社会特别是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大力开展和实施“五爱”教育。很明显，这个“五爱”公德既总结继承了中华民族崇尚道德教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根据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对人的基本要求，制定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 (2)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探索，同时对道德建设提出新的要求。1981年2月25日，由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倡议中根据改革开放的实际，对公民的道德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这一道德要求体现了当时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 (3)90年代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新界定。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进行了重新界定，形成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道德是一个涵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道德要求的规范体系，其中，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原则，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这个道德体系比“五讲四美三热爱”从理论上更加完善。一般来说，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阶段道德关系的反映。它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它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份并存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它一经形成，就积极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调整，从而达到维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但是从实践操作看，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只是提出正面的要求，具体操作性并不明确，而的“八荣八耻”荣辱观既肯定和继承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精神，又完善和补充了这一缺陷。 2“八荣八耻”荣辱观对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创新。 同志于2006年3月4日在政协礼堂，看望政协民盟、民进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讲话四十分钟，第一次提出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根据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和我国在战略机遇期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论进行了新的理论创新和概括。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提出了新的道德规范和评判标准，从而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建设理论。 (1)“八荣八耻”荣辱观肯定和包含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精神。同志的讲话，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角度人手，下来他讲了“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大批优秀人才”“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三个问题。在第三个间题中他明确指出:“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接着他论述了“八荣八耻”荣辱观。 在“八荣八耻”中既包含了“五爱”中的“四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同时，又增加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处理人与纪律的准则“遵纪守法”以及进人小康社会后仍然要坚持的作风—“艰苦奋斗”。可见同志在讲话中既肯定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精神实质和基本道德要求。同时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2)“八荣八耻”荣辱观补充完善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综观同志“八荣八耻”荣辱观，她由以下三个有机部分组成: 第一是道德的最高境界。由“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热爱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两点组成。爱国为民是人生的目的，也是行为的目标，是道德的最高层次。 第二是人的素质和人生的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由“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两点组成。科学和劳动是我们为祖国、为人民必备的素质，是带有技能性的素质。和其对应的是学习和工作，是人生的两个轮子，两个支点，只有两个轮子同时同速转动，人生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否则就会偏离方向，或者在原地打转转。 第三是人的行为道德的四个维度:一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二是处理义与利关系的准则:“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三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准则:“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四是处理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准则:“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可见“八荣八耻”荣辱观是以人为本的道德观。三个组成部分，既有人生观，又有价值观;既有道德规范，又有法律规范;既有道德评价，又有道德教育，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形成一个完整的道德准则体系，是对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3)“八荣八耻”荣辱观比过去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只有正面肯定提法相比较旗帜更鲜明、更具操作性，更有警醒内化作用。过去的道德规范都是正面肯定的方式表述，面“八荣八耻”是既肯定又否定，既明确肯定提出八个方面的“为荣”，同时又相对应地提出了八个方面的“为耻”。正如同志所讲，“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这就更能发挥道德规范的警醒、内化作用，在道德实践中更具操作性。这也是在新形势下对道德理论建设的一大贡献和创新。例如“五爱”中的“爱人民”是比较抽象和不可操作的行为规范。而“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这就把宏观要求细化为可具体遵守的准则，服务于人民既要求执政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同时也要求每个公民努力工作，积极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和贡献。 3“八荣八耻”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指导作用。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从一定的经济关系中发生，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关系。 解放初的“五爱公德”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是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和将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五亿人日的吃饭问题是首要任务，同时还要对付国内国际的敌人的颠覆活动，以确保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五爱”公德的提出对团结人民，动员人民投人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十世纪80年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道德规范的提出，是建立在我国年人均GDP达到250美元的基础上，面对改革和建设的繁重任务提出的道德要求，它对化解改革矛盾、调整人与人关系起到了重大的协调作用。 二十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提出是在我国年人均GDP达到500美元的基础上，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面对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大挫折，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势下提出来的。无疑这一道德理论对武装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进人21世纪后，特别是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 3万亿美元，年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的基础上，我国面临战略机遇期，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对人的素质和社会风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同志提出了“八荣八耻”荣辱观，必将产生深刻的现实指导作用。 第一，它是医治人均千元后“振动期”一剂良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证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达到年人均GDP1000美元后，会出现一个“振动期”。在这个振动期各种社会矛盾显露，各种思想激荡。要解决这一问题，人的素质特别是人的道德素质至关重要。 第二，它是我们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必然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这种人才既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同时也需要良好的道德水平和觉悟。“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树立和实施，必然能够提高全国人民的素质，进而端正社会风气，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三，它是新时期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新规范和新标准。目前我国整体社会风气是良好健康的，各条战线涌现出了无数先进人物。但是贪污腐败、愚昧迷信、违法乱纪、黑白颠倒、美丑不分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要发扬正气，革除丑恶邪气，“八荣八耻”荣辱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杆。我们贯彻和坚持这一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必然使我们个人受益，社会进步，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总之，“八荣八耻”荣辱观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必将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快速、和谐地发展，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和实施。 社会道德论文:浅谈以荣辱观为起点构建社会道德体系 论文关键词：荣辱观；道德体系；构建 论文摘要：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要从道德的本义、人的本质特征和现阶段人类社会的特点出发，遵循荣辱观和创新原则、个人与社会相统一原则、道德与法律相沟通原则，通过理论推动、教育落实、法律保障、社会管理强化，社会舆论协助，构建一个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与个人发展又能维护社会相对比较稳定的道德体系。 0引言 道德本身就是为了人类社会持续发展而产生，具有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但是一直以来被统治者作为统治的工具和手段，慢慢失去了其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本来面目，要转变当前德育收效低微的状况就必须构建以荣辱观为起点的体现人的道德的主体性、创新性的社会道德体系。要构建科学的社会道德体系必须从道德的本质、人的特性和荣辱观以及新世纪人类社会的特点去思考。 1道德的本质 道德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范畴。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树立基本的道德体系才能正常运行。道德意识作为社会价值体系，包含着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人的因素，渗透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影响着社会风气，体现着价值取向，标志着文明程度。作为道德价值的起点，任何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都必须建立适合的荣辱观。 道德同时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内心感受。每个人的生命意义都必然的维系着一定的荣辱观。任何社会，道德的存在，除了维护公共秩序外，也是个体发展自我，寻求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是人们认识自我、认识社会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道德观念会发生变化，一部社会变迁史，也是人的心灵变迁史。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转型，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处在社会变迁中的人们的心灵状态、行为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必须切实了解现今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中国人的心灵追求，才能给出正确的道德标准和荣辱评价。 道德构建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每个人在利益面前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树立一定的荣辱观，否则社会秩序将受到破坏，妨碍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和进步。这就是道德的本质。只有明确了道德的本质才能使道德具有创新性，才能赋予道德强大的生命力，才能提高德育的实效性，道德才能成为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2人的特性和荣辱观 人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七情六欲。这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另外人一生下来就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某一个人的出生就意味着新的人与人关系的产生。每个人都由他人获得自己的生命，人出生以后都依赖着自然或他人的劳动成果而生存和发展，每个人也都以自己的特殊方式作用于他人，为他人获得生命，为他人创造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可以说人片刻也不能走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道德规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的规范，通过约束每个不同人的不同行为来达到一定社会的和谐运行。只有在人们真心诚意地接受，并转化为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时，道德的力量才能展现出来。树立一定的荣辱观念，便是在道德主体内心深处，以自律形式出现的规范。人活着总有追求，有一定的道德目的和人生期望，这些价值取向促使人们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荣辱观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人们对荣辱的感受形成动机、意图、目的，通过劝导、褒扬以及自我激励方式促使人去行善，通过羞耻感、罪恶感而阻止人作恶。 3新时代人类社会的特点 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历史，从上世纪起得到迅速发展，在经过近几世纪的积淀之后，新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新的模式开始了新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已不再遥远，文化的东西方隔阂已日渐缩小，强调尊重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突出人的个体的价值，借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 新一代年轻人的道德心理也随着世界工业化进程的迅速加快、生活方式的影响，由整体性的形态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自由人，由于人们在“人我不分”、“人群不分”混沌的整体主义形态中受尽了压抑，当他们超越整体性共存的思想束缚以后，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极力追求绝对自由、民主，认为道德是个人的东西。这种单子式道德模式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成为反人类的根源，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发展。而现在在发展中国家的新一代追求单子式道德比起发达的西方国家更加强烈，据中国广西沿海地区学生学习心理状况调查:85%的学生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学习，为了将来给社会造福的仅占巧%，这就是一个例证，而且这巧%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 光荣是崇高的境界，它一方面在主体的行为和人格中体现着尊严，另一方面，又在人们的心目中唤起巨大的喜悦和敬仰。它使人超越委琐卑微，脱离小我，找到大我。人生要获得光荣、崇高的评价，就必须给自己树立光荣崇高的价值目标。当人们自觉遵循荣辱观念时，道德就不再是一种纯外在的要求，而是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发自内心的生命向往，把外在的义务变为内在的责任，尽义务就成为一种快乐，成为光荣，成为自我实现的方式，成为一种天性的敏感，道德的高度意志自律，体现了自由的本质—在完善自我和完善社会这个最高目的上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每个人，作为道德的主体，在整个一生中都面临着道德完善和人格成长。在人生的转折关头，面对道德的冲突和困惑，荣辱观使每个人在每一道德境遇中进行反思，作出正确选择。生命是否值得过，与主体对于羞耻的理解和体验大有关系。尘世间短暂的快乐，炽烈如焚的利己情感和瞬间生灭的功利欲望，使人难以洞明内心。在道德生活中，虽有规范的确立和理性力量的支持，但在理性和情感、义务与欲求之间，总有许多的心灵冲突。因此，当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履行正确的道德行为，对于个体来说，内心斗争是无可避免的，然而，崇高的道德情怀，也就在此处。没有道德的热情，没有崇高的牺牲精神，道德的尊严无以显示和表达。 4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 一切道德规范的构建都必须从人的特性出发，从人类社会的需要出发，以荣辱观为起点、以有利于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快速发展为原则。现今，人们作为社会的一员，生存于突变的新时代。工业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物质，同时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异，极端个人主义、绝对自由观等，危害着人类的持续发展。这些变异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此，作为人类社会的道德构建必须肩负起维护和促进人类持续发展的重任。 个人主体追求与社会追求相统一是社会道德体系构建的亮点，个人主体追求与社会追求相统一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的整体意志，只有遵守这个原则人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才能持续发展，个人主体的理想追求才能得到实现。 人的道德价值目标和人生价值取向的确立，对人们道德行为的选择具有根本的意义。道德行为绝不是孤立的个人意志的表现，而是与他人意志、社会意志有着本质联系的行为，与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有着本质联系的行为，具有社会意义。如何对待个人利益和他人、社会利益，就成为区分道德行为的基础。公民的道德行为必须依据这一社会准则和荣辱观，体现社会的道德要求。在道德体系构建中，必须将荣辱观贯穿在主体的愿望、动机、情感、意志、信念、理想等因素之中，用光荣或羞耻的评价标准来自我立法，塑造人格。 5社会道德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方法 以荣辱观为起点构建社会道德体系，必须依托道德理论科学研究，不断创新道德观念，废除束缚人类发展的陈旧道德，提出满足人类发展要求的新道德观念，创新道德检验标准。通过学校教育，使人类摆脱陈旧道德的思想束缚，建立新时代道德观念。在这一道德建设渠道上教师要先行，教师要成为社会道德的实践先行者。依靠法律来作为道德的保障，通过社会管理使法律保障得到有效的实施，是道德建设的关键性环节。社会管理不力，世风日下，理论研究成就就成了一纸空文，学校教育的结果就化为乌有。近年来出现的“学校一年功不抵社会一阵风”就是社会管理不善的恶果，社会管理不善将导致道德沦丧、社会无序，在社会管理中尤其是对官吏的管理要从严，治国就是治吏，施德从治吏起。社会舆论是道德约束的重要途径，要认真利用好广播、电视、互联网、出版等宣传媒体建设正确的道德舆论。要加强对影视、刊物、网络等文化产品的管理，要以健康向上的文化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社会道德体系的完善构建会形成一只无形的手，当这只道德之手足够大、足够有力的时候它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诚信、礼让、明智、知耻、节制、廉洁、勤俭等。“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是时展的要求，是社会和谐的呼声。以荣辱观来构建道德体系，抓住了道德建设的本质特征，适应了人的生命发展和人格育成规律，是实现人的全面、和谐、自由发展的必经之路。 社会道德论文:论析构建和谐社会道德体系 论文关键词：构建；道德体系；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需要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要求的合理有效的道德规范体系，本文对如何构建和谐社会道德体系，从道德底线、建立回报机制和提倡高尚道德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述。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同志说:“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 一、明确道德底线，遵守道德底线 要构建和适应谐社会的道德体系必须首先从反对不道德的现象做起，从最低的最基本的道德建设开始才能一步步地构筑起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因此，道德底线纳人了我们的视野，成为构建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的一个基点，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切入点。 道德底线，就是善的最低、最基本的层次。是人们有益于他人与社会的最起码的社会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履行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一个底线，并且我们不能超越这个底线。这个底线是让我们的行为保持着对社会是有利的而不会对社会及其他人产生影响和损失。道德底线对人的行为约束具有最低限度性。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迅速推进，外来思想文化和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大碰撞的时代，不同的价值选择都获得了被尊重的空间。这样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价值折中和多元妥协中模糊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许多主流价值被遮蔽和消解，绝对价值被相对主义所颠斑，墓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被杂乱无章的多元价值所混淆。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定的道德标准来维系。凡事皆有度，如果道德下滑超出了底线，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将因此有可能失去行为标准。 所以构建新的道德体系首要的任务是确立道德底线，确立基本的善恶是非标准，在社会公德领域，职业道德领域，和家庭领域都应该建立起最基本的善恶标准。不能让我们的道德底线一再的下滑。社会舆论不应当对超出道德底线的行为予以姑息纵容，要坚决的予以谴责。这样才能树立社会正气，才能有可能改变目前道德行为大量失范的可能。如果我们整个社会都对一个基本的善恶都不明确，一再的姑息原谅，甚至理解与同情不道德的行为，那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是危险的。 二、建立公平的回报机制 道德的核心是公平，即公正和平等。我们的道德价值取向和道德教育应该承认利己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应该承认道德的核心是公平，一味强调利他和一味强调利己一样，不仅其本身是不公平的，而且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以这两种价值取向所建立起来的两种道德规范都不可能对人与人的关系形成公平而有效的调节。 社会道德乏力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道德建设缺乏相应的社会约束、激励机制的支撑。这种约束、激励机制，既包括精神上的褒与贬，也包括物质利益上的奖与罚。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活动的动机是以物质利益为其根源的，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原动力。我们的道德建设主要是借助于对道德行为的褒与对不道德行为的贬来进行，褒与贬是一种精神形式的奖与罚，而精神形式的奖罚在社会舆论缺乏一致性的情况下其作用是有限的。如果道德的行为不仅不会带来物质利益，相反会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甚至最可宝贵的生命;而不道德的行为不仅不会丧失物质利益，相反可以保住既得的物质利益，甚至可以得到新的物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形式的褒贬就很难起大的作用。只有当道德建设具有相应的社会约束、激励机制的支撑，道德的行为成为合乎利益的选择，而不义之举将导致利益的极大损害时，道德才能对通人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道德赏罚是进行道德控制的基本手段，通过对道德行为的赞扬和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使人们分辨是非善恶。 社会公德建设过程中需要建立和形成社会公德奉献与社会公德回报机制。要真正发挥社会公德的治国作用，就必须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良胜循环的社会公德奉献与回报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障营造出一种扬善抑恶的社会公德环境，改变社会公德义务和社会公德权利相脱离的现象。要使那些认真履行社会公德义务的人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回报，使不尽社会公德义务的人受到谴责和惩处。只有真正建立起扬善抑恶的有力的社会机制，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以德治国，才能真正发挥出其特有的作用。应该奖励公德，惩罚缺德者。在尊重个人个人的基础上建立权利义务制度，建立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 三、提倡高尚的道德 追求道德理想，崇尚高尚的道德人格，是我国优秀的思想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先贤们强调要修养自己的思想品德，培养自己的人格.努力争取达到或接近“至善”的思想境界。另外革命道德传统也具有丰富的内涵，献身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将祖国和人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实现奋斗终生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道德情操。 这些高尚的道德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被好多人看来是可笑的，甚至是虚伪的。但是刚刚发生的汉川大地震有力的证明了奉献和牺牲的高尚道德有着无比巨大的力量。在地震碎然来临的一刹那，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在最危急的时刻被灼烤出最真实的一面:很多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放射出炫目的光芒。不需要罗列具体的事例，他们感天动地的壮举深深的刻在了人们的心中。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是不是动机不纯，因为危难的关头，容不得你去想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公平。在生死面前表现的应该是人最本真的表现。 我们看到这些应该很欣慰，我们伟大民族有这样强的凝聚力.我们的公民有这样高尚的道德品质闪闪发光。 道德是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体现，是协调社会利益的一种公共准则，更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纽带。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合理有效的道德规范体系，建立这样一整套道德规范体系，涉及的方面是很多的，但是明确道德底线，建立回报机制和提倡高尚道德这三个层面是构建和谐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方面。 社会道德论文: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分析 论文关键词：网络社会；道德危机；成因 论文摘要：当前的网络社会面，瞄道德危机，这严重影响了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探求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现试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网络社会运行的现实背景以及网络主体的人性心理三方面，对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进行较为全面、详细的分析。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为人们开辟了一个极大开放和自由驰骋的空间—网络社会，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在当前的网络社会中，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网络病毒、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网上侵犯个人隐私等不道德现象大量出现，严重影响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而且带来了人际情感冷漠、人性异化等问题，可以说，网络社会正面临道德危机。如何实现网络技术和网络道德的协调发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消除网络社会的道德危机，营造一个健康、文明的网络社会，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探求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是解决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基本前提。本文试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网络社会运行的现实背景、网络主体的人性心理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来看 (一)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导致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是现实的，交往面相对狭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以家庭、家族、邻里、亲友以及充分放大了的家庭—国家的方式存在和维系着，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们是在一个“熟人社会”进行交往，交往的对象都是熟识的人。慑于道德他律手段的强大力量，以及长期形成的道德氛围，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既有的道德规范。而在网络社会这一虚拟空间中，网络行为具有了“数字化”或“虚拟化”的特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依赖现实的各种条件，也不再需要真实的身份，通过计算机终端，每个人都成为了一个个符号。人们上网进人网络社会就如同去参加一场假面舞会，“在这个舞会上，我所面对的‘你’和‘你’所面对的‘我’都消失了，我们都成了似曾相识的‘他人’”。在网络社会中，一个“在线交谈”中自称是妙龄少女的网络行动者可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而与之交谈的“英俊少年”可能早已是不惑之人。 而且，一旦进入周围没有熟人的公共社会，那条由熟人的目光、舆论和人际情感筑成的防线便很容易崩溃。即使一些“私德”尚可的人，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也往往表现不出应有的公德。相反，“反正没有人认识我”这种意识，恰恰成为一些人无视公德的最好借口，似乎只要避开了对自己有实质约束力的监督、管理者的目光，干什么都可以。更有甚者，把网络社会视为“道德的真空”，认为“在网络世界里只有能力的高低，没有道德的善恶”。在网上，父子对骂、优秀的学生在网上行骗、语言粗俗等现象屡见不鲜。他们把人之为人的起码的“底线伦理”都抛弃了。 正是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类似于传统“熟人社会”中道德他律的种种“外力”，在网络社会中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导致道德约束力弱化，造成道德危机。 (二)网络社会的开放性结构易引发诸多伦理道德问题 网络社会的结构与现实社会结构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现实社会采用的是一个由下往上机构逐渐减少而权力却逐级集中的纵向的金字塔式结构，每一个基层组织的运行都服从于更高一级的指挥和命令，总体的社会结构必须依赖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机构。而网络社会采用的是离散结构，它是开放的、松散的，不设置一个国际性的中央控制设备或中心，所有的计算机都处于各自的中心地位。应该说，这种结构对于避免网络系统的崩溃，保证网络系统的良好运行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网络社会的这种开放性结构易引发诸多伦理道德问题。主要表现在: 1.网络的开放性使个人隐私保护更加困难。在网络社会，除非人为去封闭，不会有人生活在信息孤岛上，个人的姓名、性别、身体状况、家庭状况、财产状况、社会生活背景等有关个人隐私的各种资料在计算机及网络中都用一连串的符号来表示。计算机网络的开放性与这些符号的通用性的特点构成了对个人隐私保护权的严重挑战。甚至可以说，在一个如此开放的信息网络社会里，真正需要考察、真正难以做到的是:人们如何能够在必要时“封闭”起来，以保守真正属于自己的秘密。 2.网络的开放性使侵犯知识产权更加方便。信息技术和网络的飞跃发展，使信息的复制、传播变得非常简单和便捷。又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网络的资源共享性，人们可以任意下载大量的信息和服务。于是，通过网络非法复制、使用他人的科技成果，侵犯知识产权等不道德行为随之产生。网络的开放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3.开放性使网络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开放性是网络产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开放的网络却随时面临来自网络病毒、网络黑客的安全威胁。从理论上说，网络的安全性与其开放程度成反比，最安全的网络是自我封闭的网络，但这不符合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原则。 4.网络的开放性使道德冲突加剧。互联网是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地发表任何意见。网络的开放性使人们很容易在网上交流，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各家各派的学说在网络上自由碰撞，使网络文化以几何级数的形式发展。在网络中各种各样的道德观相互并存、交互辉映。但网络的开放性也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道德冲突加剧。 二、从网络社会运行的现实背景来看 (一)人们对网络社会的认识存在误区 1.人们对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存在误解。把虚拟混同于虚幻与虚无，因此对网络社会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现实社会，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地把网络社会视为人类的新的生存空间，由此导致了人们对网络社会道德问题的不同态度。有人认为，网络社会是虚拟的、非现实的，也就是说是虚幻的、想象的、不存在的，我们没有必要对网络道德问题大惊小怪。但是网络社会虽然是虚拟的，但并不是虚幻的，它是真真切切的存在，它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可能漠视它。也有人认为，网络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它的虚拟性，因此解决网络道德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关闭网络，这样就一劳永逸了。但是，网络本质上是开放的，开放性是网络的根本特征，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关闭网络意味着消灭网络，我们不可能因噎废食，不能为了网络空间的道德问题而拒绝网络，因为它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2.信息崇拜误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对信息的依赖与日俱增，他们的工作、学习甚至生活都越来越离不开信息，信息己成为现代人新的崇拜对象。网络道德危机的出现就与信息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谁对网络环境的破坏程度越大，人们越容易认为他对信息操纵能力强，水平高，从而推祟他、敬仰他。“信息崇拜”者使网络环境下的一些破坏行为反而成了英雄壮举。美国学者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一书中就曾全面、深人地揭示信息崇拜的负面效应。罗斯扎克在充分肯定计算机技术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提醒人们警惕“信息崇拜”的负效应。他指出“信息被认为与传说中用来纺织皇帝轻薄飘逸的长袍的绸缎具有同样的性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倍受推崇”。“如同所有的崇拜，信息崇拜也有意借助愚忠和盲从。尽管人们并不了解信息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信息，却已经开始相信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周围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成为信仰时代的‘真十字架’:救世主的标志了。 (二)网络法律和制度不健全，网络管理困难 正如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形容的，“我们的法律就仿佛在甲板上吧哒吧哒挣扎的鱼一样。这些垂死挣扎的鱼拼命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网络社会是一个与现实社会不同的新的生存空间，现有的法律和制度在网络社会很难发生效力。网络的非中心化、可匿名性特点，使得一些网民抱着“我是百姓我怕谁”的心态，在网络上尽情地放任自己，肆无忌惮地从事各种网络行为，而直面现实社会的法律和制度无所畏惧。同时，又因为适应网络社会的法律的制定面临许多新的难题，其中涉及到许多法律界定难以进行:一是法律主体难以确定。在网络社会，任何个人、单位、组织都可以以非真实的多个身份上网，“网上”、“网下”相去甚远，难以界定。二是法律责任及其程度难以界定。如，一个人利用网络上的黑客软件，轻松地窃取了有价值的信息，那么提供黑客软件的网站要不要承担责任、该承担多大的责任。三是法律规范难以统一。不同的国家对道德、犯罪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规定，互联网上很难形成通行的国际法规，网络管理也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法度。道德一旦失去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就会显得苍白无力，网络社会的道德危机就有可能越来越严重。 (三)道德评价上存在双重标准 由于对网络社会的认识不足，或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过分崇拜，人们在对待互联网中的言论、行为时，采取了与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评价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网络道德问题的深化。比如在对待黑客与盗贼、电子公告版(BBS)与大字报等问题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社会的黑客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盗贼，他们往往在网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进人网民的电脑(即网民的“家”)，或大肆破坏，或任意盗取信息。但是在对待黑客与盗贼的问题上，人们却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盗贼，人们恨之人骨，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对于黑客，人们却表现出太多的宽容，甚至是敬佩、崇拜。在现实生活中当某人遭受偷窃了，无疑会赢得众多人的同情，但在网络空间，当某公司的计算机系统被黑客闯入攻破时，社会的同情心有时并没有放在被害者身上，反而对黑客的行为报以敬佩。也正因为如此，黑客们乐于公开自己的黑客身份，并公开集会讨论交流。在互联网上，各种有关黑客的专门网站比比皆是，在众多的综合网站的BBS上，有关黑客的讨论也随处可见，以高学历、高智商人群为主的网民可以在此相互学习、交流破解他人计算机系统的方法，并且以自己高超的破解技术为豪。而与此相反的是，盗贼受到社会的唾弃，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超计算机技术的人决不会因自己是盗贼而自豪，更不要说是公开自己的盗贼身份了。 同样，人们对网络空间的BBS、聊天室与现实社会的大字报也持不同的态度和评价标准。BBS,聊天室号称无纸化的大字报，任何人都可以尽情地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比起现实社会中的大字报，BBS、聊天室在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影响程度、广度、方便快捷的程度及隐蔽性均大大超过现实生活中的大字报。有些言论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公开发表，但在互联网上却能发表并能长期地保存下去。由此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BBS、聊天室也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与放纵。并且，许多学校和网站都纷纷开辟出BBS、聊天室。众多的BBS,聊天室构成了网络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人们对网络行为的宽容和放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网络不道德行为的蔓延，既而导致道德危机。 三、从网络主体的人性心理来看 (一)人际交往的“伪装”心理 人际交往是人的基本需要，生活在社会上必须与他人进行交往、交流。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类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而人们在交往中，受许多因素(诸如一个人的喜好、脾气、性格、文化程度、修养水平等)的影响，或多或少地都要对自己进行一些“装扮”，扮成能使他人喜爱的，使他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心态、形象去与他人接触，以使交往顺利进行，于是人际交往就带有了“面具性”。网络化使得人类这种交往的“面具性”通过电子时空的放大而更具戏剧性、伪装性，从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网络道德问题。 (二)侵略和占有心理 现实中的人，同时具有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双重属性，这样在人性心理中就本能地具有侵略性和占有欲，只不过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碍于各种伦理道德规范，以及现实社会中人与人面对面的交往，人们不便过于表露，而且总是不断地对自己进行修养来抑制人性中一些本能的需要和欲望。然而，在虚拟社会中，人们可以“相逢对面不相识”，可以不谋面而进行交流、交往，因而表现得非常自由，人性中那些本能的需要和欲望就显露出来，难以控制。这也正是网上“黑客”猖撅的一个主要原因。电脑“黑客”们利用自己丰富的计算机知识，突破系统设置的安全保护，在未取得授权的情况下擅自闯人别人的计算机系统，以实现自己的侵略欲望和自我满足的占有欲望。 (三)宣泄压抑的心理 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人都有宣泄压抑的心理需要，人只有把压抑在心里的一些需要、一些郁闷的情绪都宣泄出来，才能使人性得到健全的发展，才能使人心情愉悦，身心健康。对任何一个社会人而言，他在现实生活中都可能会遇到挫折，产生不满情绪而感到郁闷。但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不可能随时随地发泄自己的郁闷心情。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全地进行宣泄的场地，人们可以尽情地、自由地、无拘无束地宣泄工作生活中带来的压抑。然而，网络社会的特殊环境很可能使人们更加肆无忌惮、赤裸裸地释放自己而不计任何后果，由此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 此外，还有人们的猎奇心理、好胜心理等都有可能通过电子网络时空的放大而产生一些网络伦理道德间题。 综上所述，造成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而且是复杂的。我们只有在探明原因的基础上，才能对症下药，制定有效的干预手段和防范措施，确保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人类带来福扯。

社会道德论文: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 摘要: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其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事关国家未来。而我们面对的是大学生对社会道德认知不足,社会道德感情缺陷和社会道德意志薄弱等问题显得愈加严重。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能力培养,必须坚持在以人为本,内功培养与外功训练相结合。注重实践三条原则的指导下,着力构建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综合体系,创新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机制,强化社会道德能力养成的实践环节。 关键词:大学生 道德教育 社会道德能力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生活领域中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将随着发生变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交流和交融日益增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将随之转变,以适应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大学生是青少年中的重要群体,是青少年中接受和处理各种信息量最大,思想观念最为活跃的部分,其道德素质的形成和提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其状况如何,对整个民族的影响又尤为深远。通过对培养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研究,进一步揭示青少年社会道德能力形成的规律和培养途径,着重探讨我国当前情况下,高校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以促进学校、家庭、社会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是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 社会道德能力是指道德主体在面临社会道德问题时能够鉴别是非善恶,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并付诸行动的能力,也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社会价值观或原则处理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社会道德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又是人成功地完成社会道德行为所必需的心理特征。社会道德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社会道德认知、道德感情、道德意志等。社会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三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社会道德能力是人的生存能力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特征,就是将外在的知识,包括社会道德知识、社会道德观念通过受教育者的社会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信念,经过社会道德实践再将内在道德信念转化为稳定的社会道德判断能力、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社会道德能力培养以社会道德知识为重点,同时十分注意其他科学知识对社会道德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把社会道德知识与其他科学知识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教育,从而从更高的水平上提高道德素质。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要十分注重社会道德实践,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分辨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培养深厚的道德感情、磨练顽强的道德意志、养成正确的社会道德行为。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过程是一种终身教育过程,是一种呈螺旋式上升的教育与再教育过程,是一种在不断地由社会认知一社会践行一自我反思的循环中从量变到质变的教育过程。 中国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未来各项事业的重要骨干和接班人,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不仅是大学生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社会道德水平的需要,是国家和民族应对社会道德新挑战的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过程应该是一个需要学生理性和思维参与的过程,借助学生自己的智慧作出自主判断和决策的过程。要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必须着力培养他们的社会道德思维能力、社会道德判断推理能力、社会道德决策能力、社会道德选择能力等,从而使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道德思维方式,能够自觉地运用已知去对付未知,处理生活中面临的具体社会道德问题。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面临着科技和社会发展带来的重要挑战。首先是网络文化的挑战,包括信息传播方式转变形成的挑战、教育方式改变的挑战。其次是市场经济的挑战,包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价值观冲突、价值观的困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的调整。再次是知识经济的挑战,包括知识经济对教育主体的影响、对教育客体的影响、对教育介体(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的影响、对教育环体(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影响等。第四是对外开放的挑战,包括道德文化复杂和多元性的挑战、道德文化变动和异化性的挑战、道德文化虚浮与躁动性的挑战、道德文化世俗与实用性的挑战等。只有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培养才可能取得实际的成效。 二、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分析 (一)当前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社会道德认知的不足。这表现为认知上的自我中心观,即在个体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上往往只从自我的立场出发,而不能从他人或社会位置去思考问题或处理问题的认知方式。这是导致不少大学生出现社会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德认知能力的缺乏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问题。2.社会道德感情的缺陷。道德感情既表现为对人的感情,也表现为对有关道德问题产生的道德焦虑。对人感情的淡薄和道德焦虑的缺失致使部份大学生发生较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3.社会道德意志的薄弱。道德意志薄弱也是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大学生中发生的一些非道德行为看,对一些简单的道理他们并非不懂,但却愿意采取对个人较有利、个人感到更舒服、更痛快的方式而作出了放弃遵从道德规范的选择。比如一些学生并非蓄意影响他人的利益,更不愿损害他人的利益,但在个人的愉悦需要和特定环境的作用下,也作出了放弃遵从道德规范的选择。 (二)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缺陷产生的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学校道德教育影响。学校教育以智育为主,与德育分离,突出智育而忽视德育,忽视认知能力的提高;注重知的培养,忽略行的训练。2.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道德失范与讲道德吃亏的现象强烈地刺激着这一代大学生,复杂的道德环境使不少大学生产生了道德困惑,道德信念发生了动摇。某些自身道德素质不高的家长,以其不健康的言行, 在子女道德素质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消极的影响。即使是道德素质较高,但忽视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的条件受到家庭具体情况限制的家庭,对大学生道德能力的提高也会形成不利的影响。3.个人成长特征的影响。今天的大学生,很多都离不开家长的呵护,性格较为脆弱、怀疑、孤独、自我封闭。这种特定的情况很容易引起学生自我意识的混乱,从而引起一系列的道德问题。 中国是一个道德文化非常深厚的国家,在培养道德能力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在继承已有传统方法的同时进行创新,赋予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新的时代内容,才可能取得好的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 当前对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要确立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人不是机械接受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被动客体,而是作为道德活动的创造者和体现者的主体。培育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最根本的,是要确立大学生在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弘扬大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第二,内功培养与外功训练相结合的原则。像其他能力一样,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理知识,同时还必须引导大学生把握用价值原则来解决道德问题的方式。第三,注重实践的原则。必须从道德认知做起,教育大学生以道德意识指导道德实践,使道德实践为道德意识的升华提供丰富的养料,持续不断地将道德实践内化为人的道德意识、把道德意识外化为道德行为。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能力培养,必须着力构建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综合体系,创新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机制,强化社会道德能力养成的实践环节。 (一)构建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综合体系。一是构建有利于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体系。发挥学校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作用,既管课堂内外,又管校园内外,使社会道德教育与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随着社会日益走向信息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的道德教育作用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二是构建有利于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学校教育体系。建立良好的教师和教师,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良好的班集体、师生之间的关系等等,以不断地影响和引领大学生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三是构建有利于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家庭。努力唤醒父母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影响意识,帮助父母掌握道德能力培养的原则和方法,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及良好的家风对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发挥积极作用。 (二)创新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机制。一是要优化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内容,突出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时代性。要把大学生道德能力的培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发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大学生道德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要有一支适应新形势的道德教育工作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除了具备道德教育工作的一般要求之外,还应该有新的观念、新的素质,具有网络的资源意识、技术意识、国际意识、服务意识和方法意识,能够运用新的资源和技术手段开展道德教育。三是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要高度重视校园网络工作,提高对道德教育工作进网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加强校园网站的建设和网络管理,加快网络法规建设、加强网络法制教育、加强网络道德宣传教育,使整个网络活动有章可循、活而不乱、严而不死。建立信息库,努力提高网上宣传教育工作的信息流量,使其内容新鲜丰富、特色鲜明。组织网上专题讲座以使学生相互交流,自我教育,邀请事业有成的教师、教授、校友或海外归来的专家谈自己的经历、体会,用动人的事迹感召青年学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介绍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国外优秀文艺作品,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鉴赏能力。开展融思想性、知识性、娱乐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校园网上文化活动。发挥校园网的媒体整合作用,将校报、闭路电视和户外宣传等媒体通过数字化处理后移植到网上,实现道德教育与多种传媒的有机结合,达到优势互补,增强辐射力和吸引力,形成网上网下联动、全员关注、全程覆盖的立体交叉式的网络道德教育模式。积极开发和研制网络道德教育软件,形成网上道德教育的主阵地。四是实现道德教学的知识教育与提高道德认知能力紧密结合。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应以成才教育为切人点,教育大学生明确成才过程是德、识、才、学、体诸要素全面发展的过程,使大学生充分认识道德品质在人才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五是创建道德认知教育与提高道德意志品质紧密结合的德育教学体制。在道德教育中遵循由浅人深、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注重不失时机地抓住随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事故开展深人浅出的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解决道德问题,形成正确的道德行为,在不断提高道德认知能力的同时,不断提高道德意志品质。 (三)强化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实践环节。道德本身是人的一种实践理性,人在道德认知教育中获得的“道德心灵之花”,不仅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结出客观的道德之果,而且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检验、确证、巩固和完善。社会道德能力教育要十分注重社会道德实践,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分辨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培养深厚的道德感情、磨练顽强的道德意志、养成正确的社会道德行为。要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水平,必须在学校、社会、家庭的道德教育过程中,结合社会实践培养他们的社会道德思维能力、社会道德判断推理能力、社会道德决策能力、社会道德选择能力。强调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实践性,就是要“寓教于做”,在“做”中培养。要使大学生长期置身于一定的生活实践,对文明道德规范反复实践,使他们形成相应的道德品质。通过社会道德实践,使大学生实现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的过程,对道德文明要求由不习惯做到习惯做、由不自觉做(或被迫做)到自觉自愿去做的过程,把外在要求转化为自我约束机制的过程,达到知而行之。要通过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感情、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意志品质、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行为自觉。要重视营造道德实践环境,注重道德行为引导,包括示范式行为引导、律令式行为引导、激励式行为引导。闭要重视创造道德实践机会,强化道德行为训练,把道德行为训练寓于学校公益活动之中、寓于校园文化活动之中、寓于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社会实践把大学与社会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各级主管部门和高校应该有计划地安排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要加强指导,精心组织。要有计划地安排或引导学生走进社区、深人农村、走向社会,参与健康向上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文明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让他们更加广泛和深刻地了解市场经济,认识社会发展,丰富人生成长经历,培养适应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社会道德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摘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三大道德都是对人们最基本的、最低的、最必要的要求,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必然从这些道德基础谈起才有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道德基础 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大重要问题的重中之重。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融洽、有序、稳定、协调、和谐的文明状态。而这种文明状态绝不是杂乱无序的,需要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约束和调节才能实现。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解决好这三个基本层面的道德问题。发挥三大道德在社会建设中的规范、引导、调适、融合、促进作用和精神支撑功能可以提高主体构建和谐关系的道德实践能力,使社会主义法律、政策、制度建设的贯彻和实施效果更佳。那么, 三大道德为什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呢? 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而展开的。根据道德所调整的关系不同, 我们可以把道德分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道德建设恰好能够从精神道德领域解决人际关系和谐问题、社会关系和谐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因此, 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上来分别加以考察。 一、和谐社会的社会公德基础——文明行为促进和谐 社会公德是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在道德上的基本标准。构建和谐的社会,人们必须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总是要遵守一些最简单、最起码的公共秩序,这就是作为和谐基础的社会公德。这种基础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表现出来: 首先,调节在人与人关系层面上的和谐。举止文明、待人接物礼貌大方、和悦的语气、亲切的称呼、诚挚的态度可以营造一种人际和谐的氛围;平等待人、尊重理解他人、帮助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助人为乐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直接体现,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都不能脱离他人的帮助而存在,也不能脱离他人的关心而生活,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依存、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人人都去关心、爱护和帮助他人,可以促进造就社会和谐。 其次,调节在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和谐。爱护公物、遵守公共秩序是构建和谐的主要内容。爱护公物要求公民关心、爱护和保护国家财产,同一切破坏和浪费公共财物的行为作斗争。爱护公物是对社会共同劳动成果的珍惜和爱护,是每个公民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社会的公用设施得到妥善保护并保持良好的状态,是实现公共生活和谐有序进行的基本保证;遵守公共秩序意味着个体对纪律、规章、法规等社会公约的敬畏和遵守,意味着个体自我约束、严以律己、一丝不苟的奉献精神,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合作态度;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公共秩序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了大家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一个人有道德的表现。大家都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我们才能有一个秩序井然、安定文明的和谐社会环境,我们的生活才能正常进行。 第三,调节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的和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安全, 与自然共生共存、协同发展,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不仅仅是指讲究公共卫生、美化个人生活环境等,还包括降低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等广泛内容。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不多,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维护子孙万代的根本利益,推动生态和谐,实现长治久安的社会和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和谐社会的职业道德基础——职业文明促进和谐 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调节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具体说涵盖的是同一职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从业者与服务对象之间、从业者与职业之间、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能否调整好这些关系,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和谐”水平和高度。职业道德随着分工的出现而逐步形成,又随着分工的逐步细致而不断发展。在社会分工愈细和专业化程度愈强的现代化社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职业压力日渐增大,社会风气呈下滑苗头,不文明的职业活动不断增多。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势必对和谐社会建设造成重大影响。 首先,调节在同一职业内部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包括同事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一部门的职业道德规范将人们统一到为了正当利益而和谐劳动的统一目标下,其内部关系就会不断融洽和谐,就会形成这样一种人人努力向上、文明礼让的和谐局面:同事之间团结互助、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既相互竞争又相互鼓励;部门之间顾全大局、相互配合、减少矛盾、避免纠纷;上下级之间相互理解、尊重、沟通、减少内耗、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 其次,调节从业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和谐。主动、热情、耐心、周到的服务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重要规范,是为人民服务这一职业道德核心的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从业者通过自己的职业活动满足社会其他行业和人员需要,同时也从其他行业的职业活动中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每个从业者既是服务者又是被服务者。整个社会各个行业互相联系、密切配合,都努力营造“主动、热情、耐心、周到、文明”的行业风气,就可以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统一和谐整体。 第三,调节从业者与职业、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和谐。所谓“干一行,爱一行”,从业者要忠实地履行职业责任,安心本职工作,恪尽职守,诚实劳动;努力培养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幸福感、荣誉感,培养正确对待各种职业劳动的科学态度。忠于职守、热爱本职既是从业者发挥才智、干出成绩的需要,更是整个社会生活有条不紊、和谐行进的需要。此外,对待其他职业、职业与职业,要坚持“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鄙视体力劳动和服务性职业的职业态度。因为,一个人社会地位、荣誉的高低,并不取决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关键是看他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所做的贡献。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家庭美德基础——文明家庭促进和谐 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它主要包括夫妻关系、长幼关系、邻里关系三个方面。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正确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 首先,男女平等、夫妻和睦是构建文明和谐家庭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建设一个好的家庭,首先要处理好夫妻关系。恩格斯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即是说,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是家庭美德最基本的规范。夫妻双方在共同生活中,要遵循“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原则,培养、巩固和发展夫妻间的爱情,并使这种爱情具有美好的、崇高的道德内涵。为什么夫妻平等相爱具有举足轻重的道德意义呢?因为,男女双方的平等是爱情关系得以保持的前提,同时也是维系家庭关系、社会和谐的基础。作为共同生活伴侣的夫妻,只有在和睦互爱的基础上,才能共同承担好对家庭、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其次,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家庭生活中,父母精心抚养和爱护子女,子女瞻养和尊 敬老人,是家庭和谐的重要表现。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子女也有对父母赡养孝敬的义务。尊敬父母,赡养老人,既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也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古语云:“羊有跪乳之情,鸦有反哺之义”,人岂能无情无义?赡养不仅仅是在物质上供养老人,还要在他们年老体弱时在生活上给予照料,包含着精神生活的内容。当然,父母也要以宽容、豁达的态度对待子女,要接受新观念、新事物,不要用旧的思想观念苛求子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敬老爱幼,全家和睦相处。此外,在家庭生活中,一个成年人不仅/！/要面对父母,还肩负着培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家庭是教育子女的摇篮,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在对子女的教育中,父母的道德、威信对整个家庭关系的和谐融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教育学的理论,身教重于言教,父母以身作则,做出榜样,在道德上做好子女的表率。 第三,邻里团结塑和谐。“远亲不如近邻”,邻居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仅有助于克服困难,还能为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和谐生活环境。一个家庭同左邻右舍的关系,是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缩影。邻里之间坦诚相待、友好往来、礼让为先、交流信息、沟通感情不仅能创造和谐、安宁的生活环境,而且邻里间还会互相影响、教育和感化,有利于营造温馨、稳定的和谐环境。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者密切联系,辩证统一, 共同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社会普遍公认的最基本的三大道德,可以有效确立、强化、养成实践主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律精神和责任意识, 维护和建设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从而引导人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道德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的意义和途径 道德,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和必须去践行的活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道德风气日益败坏,令人堪忧。一些无道德底线的想法和行为让人无法接受,许多人在呼吁、渴望道德社会。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伦理,是人们群众的共同心愿;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强大支柱;对于提高我国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使我国在世界之林位于巅峰之地具有重要意义。 一、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1. 加强道德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的特点,使一些过时的、丑恶的道德观念随之出现,与市场经济相互抵触。这些道德观念使经济不能够平稳运行,阻碍了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的同时,必须加强道德建设,扬长避短,促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2. 加强道德建设有利于对外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依赖于对外开放的程度,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当今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传统道德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多年形成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道德观一旦崩溃,开始追求物质享受,极端自私,甚至丧失人格国格,那么我们的国家将会慢慢沦丧。实行改革开放,就要与他国进行交往联系,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如何积极吸收他国积极向上的文化,同时抵制他国对我国进行‘西化’的政治图谋,这是一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加强道德建设,坚持共产主义道德观,形成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凝聚力,抵御外国意识形态渗透,从而更好地进行对外开放。 3. 加强道德建设有利于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以德治国要求我们党的全体人员的和广大领导干部自身要有高尚的道德,我们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在国家事务中处于领导地位,因此,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职人员要不断提高“治国”能力,其中首要包括的就是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只有道德高尚,为人坦诚正直,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从而达到以德治国的目的。以德治国要求广大人们群众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怀,人民群众既是国家方针策略的承载主体,又是方针策略的推动主体。他们的道德素质越高,就越能理解领导者的以德治国方略,就越能积极响应国家以德治国的号召,而且也会监督领导者为政以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就越高。因此,加强公民道德是以德治国方略实施的有力保证。 二、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影响着经济基础。道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二者相互联系,相互约束,不可或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决定的,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思考。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资本家凭借资本的力量雇佣工人从事商品生产,剥削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内容,也是它的首要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权利的拥有者。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论述过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随着经济的发展,道德观念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们的道德水平也会有所提升。 道德对经济的反作用。道德作为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无形之网,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以自己特有的独特方式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群众的道德水平不提升,就无法使经济更好的发展下去。相反,道德水平的不断提升会推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道德建设的具体途径。 ( 一 ) 以经济为支撑。 道德建设必须以经济为支撑,我们只有积极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为解决国内的其他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公民的觉悟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 ( 二 ) 与时代精神相结合。 在道德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道德传统,更要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大力弘扬新的时代精神,并与其相结合。同志指出,面对新的世纪、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特别需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五种精神。“五种精神”的提出,是我们党一路走来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伟大精神的凝聚和发展,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升华,是当今时代道德特点的深刻洞见。在全国上下宣传和弘扬这五种精神,对于道德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现实意义。 ( 三 ) 以法律制度为保障。 如果说道德教育是用说服和劝导的力量启发人们,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坚定人们的道德意志。那么,法律和制度则是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并逐步将外部的约束和他律内化为人们的自律和内在的道德觉悟。我们只有把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和谐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体现国家和全体人民意志的政治法律制度,才能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适合的制度条件。 ( 四 ) 以道德建设活动为载体。 要大力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创建文明城市要求城市居民的道德素质要在一定的水平上,提高市民道德素质是创建文明城市的重中之重,又是文明城市的外在体现;要创建更多的文明村镇。开展创建文明农户活动,是文明村镇创建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开展文明创建活动行之有效的方法。重视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动员农群众的广泛参与,是有效开展创建文明户活动的基本经验。 深入创建文明行业。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活动,要深入各行各业来感受不同行业的性质,而举行有针对性的的创建活动。尤其服务行业,每时每刻都与消费者接触,不免会有矛盾产生。这时,服务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体现了个人乃到整个企业的道德观念,甚至影响这一行业的道德水准。因此,搞文明行业创建活动,对于道德建设意义深远。 总之,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道德建设是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基础工程;道德建设是使我国不断繁荣强大的伟大事业,但也是一项重大而艰巨、长期而紧迫的任务。 我们应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团结统一、民族和睦相处、经济平稳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道德思想,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努力,实现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革命和任务! 社会道德论文:和谐社会与道德建设 【摘要】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是经济建设的目标,同时又是思想建设的内容,既要有法律的保障,又要有思想道德的维系。社会的和谐,是由构成社会的诸要素的和谐来实现的。人——是社会构成各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而道德是人立足于社会的基本要素。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首要的是人的道德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道德;建设 和谐社会是行为规范的社会。古语云:“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社会规矩是社会行为的准则,所谓“有条”则“不紊”。社会规范有成文与不成文的两大类:法令、条例、规章以及一部分道德,为成文的;风俗习惯以及一部分道德为不成文的。成文的、强制性的规范固然有效,不成文的、非强制性的,靠褒贬来规范的,能净化人的心灵深处,更具有长效的功能。 和谐社会总体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三是人与自身的和谐。其中人与自身的和谐是上述两种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有了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也就成了必然。因此人自身的和谐,即和谐人的建设应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心环节。 一是思想和谐,主要表现在思考问题全面,理性的处理问题,做事以双赢为目的,而不是损人利己。二是品质和谐,其核心是能正确处理利益关系。每一个人都应与别人一样平等的看待自己的利益追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要成为一个和谐人,除自身努力,外部环境也至关重要,人是否是和谐状态,与社会是否具有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密切相关。 一、和谐思维 把和谐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善于以和谐的思维方式观察分析问题,在处理各种关系时,能做到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解决问题时做到统筹兼顾,努力形成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工作氛围。 崇尚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和为贵”是许多人的处世原则。过日子讲“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这都是一种和谐思维的传统体现。自然事物也是各种元素的和谐组合,香甜是五味的和谐,音乐是六律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社会理想,又是一种社会实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自主的人——具备独立自主的人格。作为一个精神个体,他必须是思想独立的,而不是唯命是从,唯上是从,唯权是从。 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校园,必须发扬民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扩大教职工的政治参与度,让教职工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充分发扬民主,相信和依靠教职工,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集聚到学校的发展建设中来。 二、和谐道德 道德水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指一个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平安,更主要的是指人们精神心理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政治和法律的范畴,而且也是道德水准的范畴。从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看,“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哪一项都离不开道德水平的提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相应地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方面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能力建设就更显出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的道德能力,没有全社会成员共同的道德能力,社会和谐无从谈起。道德能力具有导向功能,有助于人们主动适应社会的变化,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价值基础;道德具有激励功能,道德能力作为精神激励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把人们的力量和智慧凝聚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上来,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和支持人们干事业的良好氛围,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和创造潜能,从而为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力量。道德能力具有调节功能,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人际关系。道德能力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功能,它有助于在一些繁杂的道德环境中迅速做出道德评价和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选择,有助于人们主动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从而建立起新型的人际关系。道德能力具有控制功能,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安定有序的和谐局面。全社会的强有力的道德能力,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各方面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个体道德的形成和提高,是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道德本质上讲是自律的,是人内心中对自我的自觉要求,是人的一种实践理性。人们道德水平的提升过程,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也是和谐社会的实现过程。 三、和谐校园 和谐校园的创建,除去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更多的是道德范畴的建设。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依重的就是道德的约束力和领导者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所产生的凝聚力。把教职工个人利益和发展与学校的利益与发展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发展,利益共享的和谐局面,才能形成和谐的校园环境。 和谐校园的创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部分。作为学校的员工,应该为创建和谐校园添砖加瓦。首先,要加强和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增强服务意识,用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来做好本职工作。其次,从自身做起,服从领导,尊重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第三,团结协作,共同发展,建立和谐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以和谐的人,和谐的部门,来共同创建和谐的校园。 综上所述,和谐关系、和谐规范、和谐思维都是和谐道德的内容范畴。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强调的也是道德的约束力,所以,和谐道德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社会道德论文:谈三种社会角色与新闻职业道德建设 摘要:伴随民主社会的全面建设,媒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然而媒体失范现象却愈演愈烈。这既有媒体外部的生态环境因素,也有媒体自身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多重角色冲突导致的因素。本文以西方学者对新闻业的三种社会角色解读为视角,探析新时期我国媒体失范成因及其应对策略。笔者认为行业自律应成为推进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突破口,与此同时,受众伦理规范将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中彰显强大推力。 关键词:新闻职业道德 社会角色 对策 行业自律 我国着名记者范长江在论及新闻工作的机遇和危险时,曾经深有感触地写道:“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像新闻工作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一个稍有能力的记者,在他的旁边,一方面摆着:优越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的虚荣,金钱与无知的享受,温柔美丽的女人,这些力量诱惑他出卖贞操,放弃认识,歪曲真理。另一方面摆着:诽谤、诬蔑、冷眼、贫困、软禁、杀头,这些力量强迫他颠倒是非,出卖灵魂。”伴随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转型和新闻体制改革并进,使得我国的新闻传播面临巨大的挑战。假新闻评选年年有,虚假报道手段年年新。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假新闻,以至有悖于新闻道德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舆论导向,降低了媒介的社会公信力。 无独有偶,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的美国,黄色新闻潮席卷美国新闻界也正值美国社会转型时期,当时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盛行,低级趣味内容和虚假报道充斥媒介,媒体不实报道煽动美西战争,教唆刺杀麦金莱总统——新闻失范及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可谓已发挥至极致。但也正是经历了此次失范到规范的洗礼,美国新闻界才逐步走上以“真实讲述”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新闻专业主义道路,才成就了美国社会较为客观的报道。新闻自律逐渐以专业的职业理念、道德规范和话语实践融合成为新闻职业发展的内驱力。由此反观媒体市场现状,笔者认为,从失范到规范是新闻界在自身发展中必经的阵痛阶段。借鉴西方学者对新闻角色的理解,以自律规范新闻行为,使其内化为新闻业的职业追求或许更为重要。 美国新闻学者对新闻业有三种不同的角色解读:一是作为一种职业的新闻业,它讲求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二是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新闻业,它是与行政、立法和司法相并的第四权力,是维护民主社会的重要保证;三是作为一种商业存在的新闻业,它是以赚取利润为最高追求。三种角色的三种属性使得新闻业一直徘徊在公益和私利的矛盾之中,在“贪欲和理想之间”维系着不可或缺的“张力”。而能够维系这份张力,并能平衡扮演媒体的多重社会角色的莫过于新闻业一直倡导的行业自律。“新闻职业伦理规范是新闻职业主义的中心工具,是新闻职业化的手段。它给予从业者一种职业认同感,这是一种职业发展趋向健康的标志,有助于把零散的个体从业者联合起来。”在新闻报道中意识到伦理问题恰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终极体现,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应该把持的职业操守。 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得新闻报道在传播方式、传播速度、传播范围等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但同时失范的新闻传播行为也不时挑战着伦理极限。比如,泛娱乐节目得宠,色情、暴力文化盛行,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泛滥;虚假新闻与侵权案件不断;歧视现象突出和同情心缺失、恶意炒作等。此类新闻的泛滥犹如生长在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它们寄生于新闻传媒强大的传播能力,在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反倒扭曲人们对现实的了解,引发错误舆论导向,激发群众性事件,使人们的义利观、道德观与主流价值观发生偏离,严重影响社会肌体的健康和谐,也完全违背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追求。导致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的客观影响,既有自我约束的问题,也有既定制度监管不力的体制缺陷。 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中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业三种社会角色认识的偏颇和权重失衡所致。商业、经济因素是利诱新闻从业人员失范的最大诱因之一。二是新时期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都与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缺失有关。三是政治、体制因素(名声、发稿时限等)对稿件真实程度构成巨大挑战。 综上所述,新闻自律应该在我国新闻专业化进程中发挥强大的自我修正功能:首先,作为一种职业追求的新闻业,新闻自律督促新闻从业人员不断提高专业采写技能和人文主义情怀。如对突发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出色的记者应是排除万难,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尽可能详尽地报道事件,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发挥新闻的环境监测功能。例如2008年南方冰冻灾害的报道、“5·12”汶川大地震、2010西南旱情的报道,总体上是客观公正、及时公开,为政府决策提供宝贵的信息支持。这不仅展现出新时期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新闻操作,也反映出新闻业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与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但我们也看到,新闻记者因报道带来的 “次生灾害”,如灾难报道恐怖化、随意化、娱乐化、商业化、媚俗化。在汶川抢救伤者的危急关头,记者为拍照或提问延误救援,有的甚至间接导致伤者死亡……美国新闻学者赫尔顿在其着作《信使的动机——新闻媒介的道德问题》也说道:“如果新闻业一旦丧失道德价值,它即刻就会变成一种对社会无用的东西,就会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上海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曾概括我国灾害报道的观念:“灾害不是新闻, 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类似职业道德责难,如2005年记者蹲守拍厦门路人掉水坑风波、着名摄像师(因内疚自杀辞世)拍非洲小女孩遭秃鹰吞噬照片风波等。此时,从新闻的职业角度看,他们都尽职尽责,第一时间记录险情;但从人性的角度看,几近冷血的现场记录必然受到公众唾弃。正如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会长威廉·桑德斯所说:“你(新闻从业者)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记者。” 其次,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新闻业,新闻自律维护民主社会的运行,督促政府与媒体的合作,并推动合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法律赋予记者的权利多寡也不好简单类比,在此本文不做更多讨论。但随着近些年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日臻完善,周久耕事件、宝马案等一系列民众互动、媒体参与甚至主导的监督事件的圆满解决,既完成了媒体代言民众的监督使命,也彰显出媒体在守护社会良知和提高媒体公信力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再者,作为一种商业企业的新闻业, 新闻自律促使其清楚地划分商业利益和新闻报道的界限,这也是受众应该有所了解的。当受众逐步认识到所谓媒体的“神秘”后,必将会理性地看待新闻作品,诸如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三俗”内容等不良报道的受众市场也将不断减缩。在保证新闻商品质量的同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本无可厚非,可因为经济因素影响到新闻商品本身,从而贬低新闻价值,乃至制造假新闻,影响到的只是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最终为此买单的还是媒体自身。 针对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笔者建议 行业自律应成为推进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突破口,形成强大的外部约束力。虽然传播媒体面临着诸多的伦理困境,但是“传媒应是道德守望者”的观点仍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新闻伦理实际上影响着这个复杂而多元 的行业的各个方面。不仅影响着新闻职业传播者,同时也影响着公共生活的每一个人。”笔者认为,新闻自律的途径很多,杜绝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失范问题,新闻行业自律尤为重要。行业自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业内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遵守和贯彻,另一方面是行业内的行规行约制约自己的行为。且每方面都包含有对行业内成员的监督与保护机能。专业的新闻工作者都是隶属于某一媒体,他们的身份识别、新闻行为(包括采、写、编、评)、新闻作品的最终传播以及作品本身的权威性都来自新闻工作者所归属的媒体,如果行业协会能够对此有严格的自律规范与监督机制,自然能够准确定义新闻从业者的行业操守,并使之内化为其自身的内驱力,因此加强新闻业的行业自律是从根本上实践新闻自律。 以有偿不闻为例,其产生无非以下两种情况:其一,记者个人的有偿不闻,被传媒人视为不道德。其二,新闻单位的有偿不闻则比较复杂,有的被传媒人默认,比如对于那些经济效益很差的专业报刊而言;有的为宣传部门所默许,比如批评报道可能为官方所不悦,官方便安排批评对象与媒介主动沟通;有的则被宣传部门视为不道德,比如非法煤矿老板对新闻单位的贿赂。所以在大声疾呼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同时,更应加强新闻界自身行业自律的规范,报与不报是一回事,负面新闻怎样积极报则是行业自律需要细致落实的。 受众伦理规范应与行业自律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实时共同推进。在新闻伦理的研究中,受众的伦理规范并没有被放在显着的位置。但是受众作为信息的需求者与接收者,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对于外来信息的接触、理解和记忆,即受众需求直接影响新闻传媒提供的信息产品的质量。因此,重视受众的伦理规范,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同样是新闻传播伦理中的重要一环。受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确地、建设性地利用媒介资源进行自我完善,参与社会进步,以及对传媒的辩证的批判能力都应反映在大众传媒的伦理规范和准则当中。 总的说来,受众在接触媒介,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应符合以下三点要求:第一,信息选择动机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第二,信息解释保持客观,切合语境;第三,自觉监督举报不良信息传播。 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同样应承担一定的道义责任。在大众传播中,相对于传播者而言,受众是受传者,是传播对象。但受众并非完全是消极的、被动的,他们对传播的内容往往进行独立思考,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有自身职责、义务和使命,因此他们对实现有道德的大众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闻业最根本的目的是服务大众,因此我们对于大众传媒的研究、开发和使用只有与人类的近期、中期和长期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个人与他人利益、当代与后代利益统一起来,才是合乎道德伦理的,否则就应该受到道德伦理的谴责。贝里斯曾说:“职业道德研究不是自动地让一个人更道德,而是培养伦理问题的敏感性和清晰的思考,提供一些一般的指导原则,有助于一个人在当代社会更好地理解职业的角色和重要性”。这样的新闻界才是公众所期待的,自然也会得到它应有的自由和尊重。学界已大声呼吁,业界也正逐步将这一理念落实到一线新闻活动当中,用更具人文气息的新闻作品赢得更多受众、更多信服。 社会道德论文: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诚信友爱”是构建和谐社会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基本要求，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诚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诚信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进一步发扬光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新型关系。这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人们之间以诚相待，才能处理好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使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急功近利，弄虚作假，言而无信，尔虞我诈；一些地方存在道德冷漠症，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因此，以诚信为重点，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竞争与协作的关系，培育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二，诚信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道德规范。用诚信道德引导和规范经济行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交换关系，要求双方以信用作为守约条件。日益扩展的市场关系逐步构建起彼此相联、互为制约的信用关系链条，维系着市场关系和市场秩序。所以，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同时，市场经济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属性，如果对经济活动缺乏有效的约束和规范，一些人就可能以失信行为来谋不义之财。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失信问题较为严重，加大了企业交易成本，也影响了企业在经贸往来中的信誉。失信行为还从经济生活蔓延到政治、文化及人际关系领域，并滋生了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所以，诚信和失信的道德冲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道德建设的一对矛盾，这一矛盾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市场秩序的状况。加强诚信道德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 第三，诚信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政府的诚信，关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决定着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任务。政府的诚信建设，一是体现在制度的公正性层面；二是表现在政府行为的诚信层面。制度公正是政府公信度的基础。制度不公就会导致社会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引发社会利益分配失衡或利益冲突，并为各种不法行为、失信行为提供孳生的土壤。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处理好“五个统筹”的关系，通过加强制度建设解决分配公正、司法公正、教育公正等群众特别关切的问题，是诚信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但是，符合社会公正的制度，要通过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去维护和实施，其实施的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风，决定着政府的公信度和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不能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缺乏责任意识，致使政策扭曲；有的地方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尖锐地指出：有些关系群众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些政府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不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奢侈浪费的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比较严重。因此，诚信政府建设，关系到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关系到社会诚信道德水平的提升。 第四，诚信道德建设，是保证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精神支撑。诚信道德建设，不仅是道德建设的重点，而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同志指出，和谐社会几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这一深刻阐述，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和谐社会构建方面的具体运用，它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民主法治是政治方面的明确要求，公平正义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价值目标，安定有序是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的任务，充满活力是社会建设多方面努力的综合成果，和谐相处是对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要求。这些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诚信道德的规范、支持和维护。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在公民中普遍地培育起诚信的道德素养，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就不可能协调，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做到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社会生活就不能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从这个意义上说，诚信道德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该如何加强诚信道德建设呢？ 第一，要以诚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培育公民诚信道德人格。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诚信道德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只有人人讲诚信，给他人以信任，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和谐人际关系才能形成。职业道德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以诚为本的经营宗旨和爱岗敬业、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规范，不仅有利于建立企业与消费者的信任关系，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而且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无形资本，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根本。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以诚信道德为重点，调整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形成相互信任、互敬互爱、长幼有序、融洽和谐的关系，从而建立一个稳定社会的微观基础。以诚信为重点的道德建设，最终是要塑造具有诚信道德的公民人格。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首要德行。公民有了诚信这种高尚的道德人格，社会也就有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有了和谐的人际关系。 第二，要加强诚信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密切配合。首先，要加强法制建设，为诚信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诚信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建设，需要法律与道德相互配合，优势互补，使诚信真正成为公民的道德自律。如果缺乏对失信者惩罚的法治体系，或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诚实守信者的利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失信违法的行为可以不受法律的惩处，诚实守信的道德风气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的。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为诚信道德奠定坚实的经济关系基础。诚信道德通过教化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是软约束，它需要市场体系、市场关系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以“制度性”和“规范性”来规范经济活动，从根本上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再次，要把诚信道德建设与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建设诚信社会，要加强社会管理薄弱环节的建设，逐步完善诚信教育与社会管理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长效运行机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有效地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规范人们的行为。总之，诚信既是道德建设，也是法制建设；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程，也是完善经济制度和社会管理的任务。加强诚信建设，需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综合努力。 社会道德论文:关于编辑社会道德内化的理论研究 论文关键词：编辑工作；社会道德；道德内化；心理机制 论文摘要：在编辑工作中，选择社会道德中相对独立的内容和地位，正确地认识社会和自我，并自觉地按照编辑道德要求办事，是编辑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分析编辑社会道德内化的制约因素和固有矛盾，并揭示编辑自我控制的道德心理机制，对提高编辑的自我控制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伦理学是一门科学，是研究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变化及其社会作用的科学。不难看出，编辑伦理学的核心不仅需要研究编辑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主要内容及其道德结构体系，而且还存在着编辑社会道德的内化问题。就编辑工作而言，所谓内化，是指编辑履行和遵守社会道德之要求。如果编辑没有社会文化出版之道德的内化，那么，就很难表现出合乎一定社会文化出版之道德要求和道德行为，也就难以形成编辑所期望的道德品质。编辑社会道德内化不仅受到社会文化环境、道德教育和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编辑个人道德品质形成中的几对矛盾密切相关。从传统习惯来看，编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活动空间，分析编辑社会道德内化的相关理论间题，对提高编辑自我控制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编辑社会道德内化中的制约因素 编辑社会道德的内化过程，就是编辑在实践中必须模范地执行的过程。 在编辑工作中，编辑道德内化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出版文化和整个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根本目的的。社会环境的主要要求有:①弘扬民族文化中的道德精华，选择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优化现存文化体系中的内容和结构;②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阵地，逐步形成普遍的社会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③不断吸收当代文化创造的新成果，形成文化出版的新内容、新特点;④通过文化出版引导读者和引导社会道德发展的方向。这是编辑道德内化应该达到的目标，也是编辑要实现的出版繁荣。 编辑作为社会的一员，其编辑活动是在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其中社会环境对编辑事业的兴旺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所谓社会环境，主要指社会文化、社会地位等。编辑道德内化与社会环境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制约着编辑的工作与生活。例如，在政治上，不同时期的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及相关的方针、政策，对以精神生产为特点的编辑活动自然是一种重要的规范和制约;在思想上，各种文化、思想观念的积淀，各类社会思潮的兴起都会对编辑活动产生公开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在法制社会逐步健全的今天，编辑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必然要受到有关法律的规范和制约。 编辑道德内化是在个体与社会环境的直接接触中把社会道德进行内化。对于内化过程本身来讲，社会环境不是一个直接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编辑社会道德的内化，并对内化过程起积极推动的作用。不良的社会环境则有碍于编辑社会道德的内化，且对内化过程起消极的阻滞作用。 总之，编辑道德内化的社会属性说明了置身于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里的编辑，要谋求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自身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环境，在社会的支持下开展自己的社会活动。如果离开这些现实的东西，编辑道德内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谋求编辑事业的发展也就成了无稽之谈。 2.编辑道德内化与社会道德教育。 在编辑道德内化过程中，社会道德教育仍处在一个特殊的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道德教育，是指为使编辑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自觉履行对社会整体和他人应尽的义务，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编辑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对于编辑来说，社会道德教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的编辑在道德认识、道德行为、道德觉悟等方面仍不成熟，需要通过社会道德教育进行指导和帮助。同时，有的编辑自发行为可能不合乎编辑道德要求，道德选择常常受到社会道德意识的支配，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道德教育从外部灌输进去。一方面，要使编辑道德内化成为个体行为动机的个体道德的需要，必须以社会道德教育为前提。只有通过社会道德教育，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编辑道德的内化。另一方面，社会道德教育可促使编辑道德内化真正进人编辑的心理之中，自觉地按道德要求办事。在对编辑进行道德教育时，应特别重视编辑自我意识发展的新特点，注意调动编辑的积极性和发挥编辑的主动性，努力把社会道德教育与编辑自我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只有这样，社会道德教育才能真正地实现编辑道德的内化目标。 一般说来，编辑接受了一定的社会道德教育，就可能把这种社会道德进行内化。所以说，一定的社会道德教育决定着编辑道德内化的特定内容和发展方向。因此，在对编辑进行社会道德教育时必须注意:①道德教育的内容要有理想性，要有现实性;②道德教育的形式要有可行性，要有多样性;③道德教育方法要有科学性，要有艺术性。 编辑的心理因素对实现编辑社会道德的内化至关重要。对编辑社会道德内化起重要作用的心理因素主要是认识因素、情感因素和意志因素。认识因素是指编辑接触客观事物而在内心产生的感知、记忆、想像和思维活动。情感因素是指编辑对一定事物所持有态度的体验。意志因素是指编辑对一定的目的支配和调节的行为。如果没有人与周围环境的接触，也就没有人的心理，所以人的心理对客观的反映既是积极活动者，也是积极能动者。编辑社会道德内化的全过程是编辑在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实现的。一般来讲，编辑应具备以下心理素质: (1)进取心理。一个优秀的编辑应具有高层次的追求和强烈的进取心。进取心的表现形式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信念、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开拓创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嫉恨时弊的品格。这种心理来源于对振兴祖国、造福于人民的诚挚感情，而这种感情会转化为动力，鞭策和鼓励编辑在思想素质、工作素质和道德素质上不断地进取。有进取心的编辑决不会满足于一般地应付工作，而是在学术和知识上有更高的追求，并具有高度的敏感和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就是编辑设计自己、发展自己的动力，也是编辑走向成为通才的自觉意识。 (2)伯乐心理。编辑人员不仅要有铺路石的精神，而且要具有伯乐心理，要十分珍惜脱颖而出的人才。采用稿件不拘私情，坚持质量第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大胆地为有真才实学的作者鸣锣开道。发现和扶植一个人才，比创造一项发明或一项成果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 (3)自豪心理。自豪心理来源于编辑对自身工作的热爱和对继承人类文化的伟大意义的认识。作者劳动的结晶是通过编辑的劳动才走向社会，辐射智慧的光芒，产生社会效益的。编辑的伟大就在于以其透明的劳动增加作品辐射光芒的亮度和强度，就在于他的劳动造福于子孙万代。编辑在这种自豪心理支配下，会产生坚定的、自觉的编辑意识和行为，排除各种干扰，为发展我国的编辑事业奋斗终身。 二、编辑社会道德内化中的固有矛盾 道德品质的善与恶，从伦理角度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系。在经济行为中，编辑道德品质的确认只有肯定个人自然需求的合理性，才能充分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性。由于编辑在心理、生理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因而在思想与情感上出现波动性，常常使编辑在社会道德内化中出现苦恼和忧虑，存在着固有的矛盾。 1.道德认识的系统性与无完整性。 道德认识是编辑对编辑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感知、理解和接受，并逐渐深化，形成一种比较系统的看法，它是编辑道德品质的心理基础。崇高的道德理想，高尚的道德清操都来源于一种正确的道德认识。道德认识是编辑社会道德内化的第一步。编辑向来被人称为“伯乐”，是令人尊敬的职业。但同时又被人们称为“文稿之官”，朱笔一批，即可定文稿之生死。因此其道德认识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在编辑工作中，对有些编辑道德关系的理解和处理常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观念，如坚持真理、批评同志和保持朋友间的友情哪一个重要等，这说明编辑工作在一般情况下只注重原则，不注重细节是不行的。因此，编辑要加强道德认识，注意总结经验，提高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生活规律的认识。 2.道德情感的持久性与冲动性。 所谓道德情感，即指遇到某种事物之后，总有一种好感和恶感，是由别人或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于自己遵循的道德标准而引起的。如做一件好事，就会感到安慰;如做了坏事，会感到后悔、内疚，甚至痛恨自己，这就是道德情感。编辑的道德情感一般表现在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情感、义务感等，这些都是较为高级、深刻的情感。在高尚理想和高尚道德的支配下，编辑善于用意志力来控制自己的情感，战胜内心情绪和外部困难达到既定的目的，工作效率高，工作主动、热情，出现了为出版事业、为真理而奋斗的道德行为。但有的编辑由于不注重道德情感的调节，时常出现冲动、盲目，不考虑后果的蛮干情绪，特别是在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其危害性就更大。为此，编辑应珍惜道德情感，克服常见的那种心境转变快、变化幅度大、情绪忽高忽低、态度忽冷忽热的现象，逐步自觉养成健康、稳定、持久的道德情感，更好地为我国的出版事业的兴盛竭诚奉献。 3.道德信念的稳定性与动摇性。 道德信念指的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某种道德理想、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的真诚信仰，以及由此而对实现相应道德义务的强烈责任感。在编辑道德品质的构成中，道德信念居于核心地位，可以凭借自己的信念，按照某种道德准则选择行为，评价他人或自己行为的善恶价值。并在某种内心信念的支配下，坚定不移地去履行对社会、对他人应尽的道德义务。一个人要是没有坚定的信念，就会在实现道德义务的过程中显得动力不足。作为编辑，应注意把祟高的理想与个人的道德理想、职业理想、生活理想辩证地统一起来，自觉地用远大的理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用社会主义道德所推崇的完美人格来要求自己，从而逐步形成自己较为稳定的道德信念，以预测出版发展方向、未来状况，走在时间的前面，为读者提供新的更多的精神食粮。 4.道德行为的自觉性与盲目性。 道德行为是指人们在道德规范的调节下，人的一种稳定的行为举止方式，它包含着一种理性的应付问题情境的倾向。由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的复杂性，道德行为常常取决于对他人的评价，凡是能得到奖赏的行为就是可行的行为，反之就是不可行的行为。编辑自觉选择行为常常同模仿性和盲目性行为并存，应引起注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出版业发生了新的变化，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编辑对道德认识、道德行为时常出现脱节或冲突的现象，在行为的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在少数编辑身上认为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是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敌，崇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现代观念和方式，充满着要干大事业的雄心与缺乏艰苦创业精神的矛盾，祟尚创新精神与保守的职业选择的矛盾，现代道德观念与原有道德框架的矛盾。这种道德行为的两重性固然有自身的主观原因，但客观上它是与社会、历史、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克服编辑行为两重性的最好途径是坚持改革，因为改革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革除编辑道德建设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改革能为编辑在思维和行动上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改革能促使编辑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愈来愈趋向一致，使出版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三、编辑自我控制的道德心理机制 为保证编辑工作的正常进行，必须加强对编辑行为的控制。对编辑行为的控制可分为社会控制和自我控制。社会控制是自我控制的前提，自我控制则是对社会控制的实现。只有做到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协调一致，才能达到编辑行为的最有效控制。编辑自我控制有其一定的道德心理机制，其中义务、良心、幸福是编辑最基本的道德心理机制，在编辑社会道德内化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义务是道德的一个范畴，是指个人根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对他人或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它集中反映社会和他人对个人提出的种种道德要求，也反映自己对社会和他人应负的道德责任。由于义务表现个人在道德上如何自觉地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相互关系问题，所以它也表明个人对集体利益的真实态度。实际上，义务内容是由一定的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决定的。在编辑工作中，义务内容是由编辑道德原则和规范所决定的。这种义务是由编辑社会道德在个体身上内化而产生的一种道德责任感。义务作为高度的道德责任，是自己的意志服从具有一定道德价值的任务的内心源泉。道德义务虽具有道德命令的性质，但对履行义务的主体来说，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深刻理解道德的要求，自觉承担在自己职责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内心信念和道德责任感。因此，在编辑道德内化过程中，注重道德义务的修养，不仅使编辑明确自己的道德责任，而且使编辑形成崇高的义务感和强烈的责任心，从而使编辑具有对义务的成熟态度，以提高遵守编辑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自觉性。 良心作为一个道德范畴，是指个人对他人和社会履行义务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也是个人道德意识结构中起自我控制作用的道德心理机制之一。在编辑工作中，如果违背了这些准则和规范，就会受到别人或同行的谴责，个人便会感到良心的不安。良心在编辑道德内化中的作用通常有: (1)良心的谴责会导致不良的心理反映。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如果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则会产生不良的心理反映。引起编辑情绪不佳、心情不愉快的原因，一般被认为是出版现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困难和干扰，这仅仅道出问题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人的情绪变化除了客观因素外，还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人的道德良心直接受认识和态度的影响，严格地说，道德良心并不是单纯由外界的客观事物激起，它经意识的权衡，受意识的操纵和调节。例如，一个编辑利用工作之便，与他人自订不良交易，刊登有害于人心健康的文章或损公利私的广告，他就会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心理感到不安，处于紧张恐惧的心理状态。 (2)道德的败坏影响身体健康。谁都知道，人经常处于担惊受怕的恐惧心理状态，对人的身体影响极大。若情绪不好，则整个身心皆为所扰，以致达到疾病的程度。如果编辑在工作中对来稿不按规章办事，实施不道德行为后，他的行为违背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和良心，就会受到公众的指责和唾弃。人格受到污辱，他的道德良心自觉感到失去了平衡，精神懒惰失常，重者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俗话说:“无私才能无畏”，作为编辑，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才能心胸坦荡。在编辑工作中，良心既是编辑道德内化的结果，又可在编辑道德内化中起重要作用。只有具有健全的良心机制的人，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道德自我控制。而这种健全良心机制的获得，不仅要借助于社会道德教育和自我道德修养，而且还取决于编辑道德内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 幸福是人人向往的境界，是人人追求的理想。尽管同行对幸福有各式各样的理解，但笔者认为，幸福在编辑工作中主要有:把幸福等同于快乐;把幸福理解为完全排斥感觉快乐的精神境界;把幸福理解为受理性宰制的持久快乐。在现实编辑生活中，不同的幸福观往往决定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模式。从理性上看，幸福是以快乐为基础而又高于快乐。 幸福是内心依恋的决乐，是流动而又持久的美好追求。我们无数编辑前辈，在编辑事业中执著追求，无私奉献，创造了许多感人幸福的事例。幸福的生活虽然是决乐的，但快乐并不等于幸福。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把“知足者常乐”奉为正统的幸福观。然而，“被按下丢的葫芦浮起来快”。随着改革开放，传统的幸福观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许多编辑信奉的是另外一种哲学，即“不知足者常乐”，惟有永不知足，不断追求，才是“追求高于占有”的现代幸福观。心理学家早就指出，干不好工作的人休息也不会得到满足。幸福是动态的，是一个永不满足，寻求新目标，以求实现主动的行为过程。 编辑把幸福视为主动的过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生命精神强烈的人来说，必须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真善美的理想人格，应该把幸福看成是一个不断趋向人生完满的未完成式。作为编辑，应把幸福立足于集体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正确把握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的统一，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幸福是创造的结果，只有首先创造，然后才能享受。事实表明，惟有创造才能体现人的本质力量，也惟有创造才能给精神以最高享受。因此，惟有创造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编辑工作是创造性工作，作为编辑，只要把握机遇，干一番事业，幸福终究会降临。 四、结论 1.编辑道德内化不仅与社会环境、社会道德教育密切相关，而且与编辑的心理因素密不可分。可见，社会环境和社会教育对编辑道德内化过程的影响，最终都要通过编辑的心理因素才起决定作用。因此，编辑道德内化是社会环境、社会道德教育和编辑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综合影响的结果。 2.编辑从事出版业务，与文字打交道，由于文化知识的逐步积累，理论性的不断增强，促进了辩证思维的发展。因此，编辑应该以行为动机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而不能仅仅依据行为的外部后果作出判断。当前，编辑必须适应改革形势，更新道德观念，在改革中产生的价值、诚信、义利、时效等方面的新观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3.义务、良心和幸福是编辑自我控制的道德心理机制，是维护编辑事业宏图和保持编辑神圣职业的荣辱、尊严和诚实的重要调节剂。它们有效地维护着编辑所接受的一切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执行。义务、良心和幸福心理机制的发达程度、有效程度和推动力，在出版事业的很多方面可以表明一个编辑社会道德内化过程实现的程度。 社会道德论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大学生； 思想道德建设 论文摘要：变革的时代使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呈现复杂多样性。我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概述了新时期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探索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大学生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着我们党事业的成败，关系着我们民族未来的前途。[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确立，为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新时期，高校必须针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培养更多合格人才。 一、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现状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变革的时代使得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呈现复杂多样性。 (一) 关于信仰理想。目前的大学生大都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亲历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进程，亲身感受到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他们中绝大多数有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学生信仰模糊，对国家发展的走向认识不清。受市场经济的功利思想影响，有些学生理想空乏，在他们看来，理想是空的、信仰是假的、钞票是真的，他们对政治缺乏兴趣，注重自我和眼前利益，对文凭、证件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二） 关于价值取向。在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市场经济时代，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引发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应当承认绝大部分学生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务实又不忘集体、不忘奉献。同时也有一些学生功利意识、自我意识较强，价值取向矛盾，在认识上认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但在实践上奉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既认同奉献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标准，但在现实中又讲求实惠和实际。不少大学生是优秀的学生干部，但在就业时更愿意到大城市大公司，而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少数大学生自私自利，贪图享受，对别人缺乏爱心、对集体缺乏关心、对社会缺乏责任。[2] （三） 关于道德水平。《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以来，各级各类学校加大了对学生的教育力度。多数大学生的道德水平较好，但也有部分学生道德修养的自觉程度不够，对自己的道德水平要求不高。一些大学生看来，传统道德已经过时，良心已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与风采。山盟海誓只是“冲动”，助学贷款仅是“利用”,考试舞弊算作“传统”。大学生贷款并不都是因为贫穷，不主动还款催生“道德银行”；研究生考题、四、六级考题泄露封而不死。据报道，广东农行助学贷款有四分之一多学生逾期不还，不良率高达27%。[3]更有极个别的大学生利用同学、亲戚朋友的同情心及利用网络诈骗、行窃，然后尽情挥霍。一些学生家庭条件优越，在大学里任意挥霍。“一月五百贫困户，千儿八百刚够住，两三千元是扮酷，四千、五千真大户！”这是日前出现在南京某高校里的顺口溜。一些学生家庭贫困但硬性摆阔，不知道父母的血汗钱是怎么挣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攀比心理导致了一些学生人格的扭曲。 综上所述，新时期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复杂多样，大力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甚为迫切。 二、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新时期，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工作。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是认识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很好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4]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武装大学生的头脑，才能确保大学生思想政治方向，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为此，高校要十分重视教学工作的主渠道作用，认真规范教师教育教学行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教师。尤其应对思想政治课教师有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必须紧跟社会发展，把握时代脉搏，切实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如用讨论法、问答法、辩论法、咨询法等，高质量地上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思想政治课，让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学生头脑。高校应高度重视学生工作，切实培养一支思想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把思想政治工作做细做实，积极鼓励和吸收优秀大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党支部，发挥党员作用；营造学习环境，成立学校、学院、系部各级马克思主义研讨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学生自身免疫力，自觉抵制腐朽思想侵蚀。 （二） 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来引导学生。理想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繁荣富强的向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必须与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相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体现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克服困难的强大精神动力。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要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心和信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开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所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发展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发展、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高校要重视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利用多种方式，帮助大学生了解国情、民情，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科学性，使大学生不仅在情感上，更能从世界观的高度，理性地接受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使他们既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又看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5] 使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鼓励他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树立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 （三） 坚持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鼓舞学生。民族精神是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感情的综合反映。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这一统一体中，爱国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它渗透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切领域。团结统一是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处理民族内部各兄弟民族之间、各民族之间关系上的要求，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基本的要求。爱好和平是爱国主义精神内涵的扩展和延伸，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根本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和精髓。这五种精神，共同铸造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同志指出：“这个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6] 所谓时代精神，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崇高精神，它以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为依托，顺乎时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精神的内涵丰富，主要体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务求实效、无私奉献的精神，其中改革创新是核心。因为改革创新是时代的最强音，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灵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新时期，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很好地弘扬这两种精神。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弘扬民族精神不能脱离时代精神，同志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因为如果离开了时代精神，我们就不能及时地从实践中吸纳鲜活的力量，就会失去其时代的价值。 大学生是祖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高校作为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的前沿阵地，肩负着发展先进文化的重任，应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此，高校要开设传统文化课程，举办传统文化知识讲座，利用喜闻乐见、生动感人的影视资料感染学生，充分发挥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教育作用，培育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调动他们自我教育的内在积极性，使其自觉坚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使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心灵深处扎根，形成高尚的爱国主义道德情感；同时，鼓励大学生解放思想、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开拓进取、大胆吸收先进的科学知识，认真组织大学生参加军政训练、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培育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务求实效、无私奉献的高尚的道德品质。 （四） 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来要求学生。道德观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调整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道德建设的核心是荣辱观，荣辱观是人们在依据一定的思想道德标准进行自我评价、社会评价的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关于荣辱观念的总和，是个别的、零散的荣辱观念的理性升华。同志针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变化，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实际，依据我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上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内涵丰富，是对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思想道德规范、法律法规和应该养成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高度概括，它贯穿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为大学生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大学生正处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接触科学文化知识、参与社会实践、社会交往比以前更加广泛，但因生活经验不足，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重大的人生课题面前，存在许多困惑、矛盾和冲突。因此，高校应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抓好学院、系部、后勤工作，健全评价学生行为制度；指导教职工和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荣辱观，教职工以爱岗敬业为荣，以敷衍塞责为耻，学生以勤奋好学、艰苦奋斗为荣，以懒惰作弊、奢侈腐化为耻，进而培育良好的校风、学风，让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下，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逐渐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7]新时期，高校领导和教师应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着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 社会道德论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试析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性在于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中国农民道德开始由封闭、迷信走向了开放、科学，宗教色彩逐步淡化，婚姻家庭道德观转向了现代化。对新一轮亚文化影响下所出现的思想道德水平的下降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对策加以解决。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 ；思想道德建设 一 、 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道德主体性缺失现状 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致使社会主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各种亚文化不断地充斥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行为。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主体性明显增强，其道德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积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不断得以强化；另一方面，消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有所复生。 第一，我国农村道德观念已由保守、迷信向开放、科学的方向发展。 1、消极、迷信、保守等思想不断向积极、科学、开放等思想进行转变。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思想有着较明显的保守与迷信色彩，这与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按市场规则开辟了新的人际交往领域，形成了新思想、新观念，其思想更加积极、开放和科学。当前，农村的封建迷信活动有所减少，不健康的成规陋俗逐步被废除。 2、单一的道德观念开始分化和重组。计划经济中农民的价值取向比较单一，这有利于农民克服自私、狭隘的思想，确立高尚的道德目标。另一方面，这种价值取向却忽视了人们道德思想的层次性，禁锢了农民对正当利益的追求。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转变。传统农民开始分化成从事第一产业的农业农民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准市民群体。与之相适应，原有的单一的农村思想道德观念也出现了分化和重组。一方面，农业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形成了很强的商品意识，特别是那些从事专业化农业生产的农民已具有较强的社会化大生产观念和现代经营理念。另一方面，准市场群体与市场联系较紧密，具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意识、时效观念、创新意识。 3、伦理思想和宗族色彩日趋淡化，家庭婚姻道德逐步现代化。传统农村伦理思想有着相当强的宗族色彩，族长或家长实行专制控制，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在市场经济中，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明显变化，伦理道德日益健康，宗族观念日益淡化。 第二，我国农村道德观念呈现下滑的趋势。 1、精神生活贫乏致使道德水平下降。改革开放后，由于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精神文化生活中来。但是，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却给他们的道德实践带来了十分不良的影响，赌博等不良风气在农村盛行，农民道德水平呈现出下滑的事态。 2、亚文化影响使得部分地区宗教思想死灰复燃。由于多元文化的重叠，主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亚文化不断地充斥了人们的思想，腐朽的思想得到了张扬，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却被扭曲。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逐步瓦解了农村的宗族势力。但是，由于亚文化影响，部分农村的宗族活动又重新盛行起来。这不仅会引发农村宗族矛盾，还会导致农村迷信活动的盛行，不利于新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 3、农村政府部门道德权利腐败现象严重。在经济体制转型的中，由于各种制度不健全，民主法制建设薄弱，以权谋私等权力道德腐败现象在不少农村干部身上时有出现，对社会影响极坏。这不仅是严峻的权力道德问题，而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4、生态伦理观念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严重削弱。在市场经济中，在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农民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却滥砍滥伐、乱捕乱杀、乱排乱放，致使农村生态伦理道德水平下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5、集体主义观念淡化，利己主义思想滋长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集体主义道德观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许多农民在个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置国家集体利益于不顾，甚至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以维护其自身利益。 二农村思想道德水平低下的原因 当前，我国农村思想道德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对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其表现为: (1) 流于口头形式。在政绩考察上注重于表面数字而忽略思想政治工作。还有的地方把精神文明建设错误地理解为经济建设的 “依附”,使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不能并驾齐驱。 (2) 对“两个文明”理解错误。过分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甚至于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有时，地方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与我们所提倡的理想、价值、道德规范大相径庭。 第二、农村思想道德失范。其主要表现为思想道德价值评判出现混乱、标准不一，使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评判无所适从。这是由于：传统的道德体系被打破，顺应时代要求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尚未得到相应的确立；不自觉地把经济建设中的功利性移植到思想建设中，使思想道德建设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社会舆论导向没有形成合力致使道德约束力弱化，腐败现象蔓延。 第三、思想道德教育仍然薄弱。当前，农村思想道德教育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这是由于： 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缺乏连贯性、完整性、系统性； 单一、陈旧的思想道德教育方式，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思想道德教育阵地建设发展缓慢，少数地方停滞不前，甚至萎缩倒退。 三农村思想道德教育的对策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具有不完全同步性。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本身具有滞后性。我们必须正确面对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并予以解决。 首先，我们应从农村的具体实际出发，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削弱亚文化在主流意识文化领域中的消极作用。我们应着眼于现实，应该强化道德教育，把这项工作当作是一个工程来抓。我们必须积极引导农民思想和正确规范农民行为，并把说理教育与实践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次，教育工作者应该切实转变思想教育观念，采取多种教育、多渠道教育。在教育中，不应以教师主动、学生被动的状态去说教，应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平等对话，这样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要对农民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切实帮助农民明理、释疑、解惑。要不断强化集体主义的教育，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还应充分发挥网络文化传播的优势，在一定范围内营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良好环境。 最后，思想道德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在教育中要充分发挥农民思想道德的主体性作用，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创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学习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社会道德论文:试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社会道德结构分析 论文关健词:功利主义　个人本位　人类博大精神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道德是由两个道德层面组成的，即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拙的个人本位和休现人类博大精神关怀的进德层面。二者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对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个人之间在多种选择和竞争的环境中由价格机制引导而自愿进行的契约式产权交换。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它是由所有权、经营权、价值规律、分配制度、企业组织形式、经济法律法规等所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要求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范，有与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要求相互协调的社会道德的参与，来作为评价和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手段。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道德体系中，应该包括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作用并相互制约的两个道德层面，即从属于市场机制的、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的道德层面，和体现人类的博大精神关怀的道德层面。二者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其矛盾运动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发挥具有重大意义。 一、以功利主义原则为荃础的个人本位的道德层面 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的道德层面是市场经济社会道德结构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市场经济社会进取的动力因素，并形成平等和正义的市场交易原则。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产权必须明晰，市场主体之间必须自由交换，自由契约，自我负责，打破各种超经济强制，在法律上建立个人所有权和个人行动自由，在道德上鼓励以个人奋斗进取来争取个人幸福。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封建农奴制解体后，劳动力和劳动产品有了自由出卖权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是对权力—强制型经济的否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在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伴随这个过程，形成了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法律思想。从文艺复兴对感性个人主义的肯定，到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建立，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构筑了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的政治法律体系，提出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契约、三权分立、共和政体等一系列新型政治理念。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家们又构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新秩序，他们从趋乐避苦、自爱自保等感性主义的人性论出发，论证了道德的功利原则、利己原则和博爱原则，认为道德原则同其他一切观念和原则一样，是从经验中获得的，产生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以此为基础提出道德的本质和核心是利己主义，人类的博爱是以合理利己为出发点的。马克思恩格斯评价说:“功利论一开始就带有公益论的性质”利己主义在当时“也是一个大胆公开的进步。 功利主义个人本位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市场竞争机制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打破特权垄断，提供平等机遇，形成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经济不承认特权，要求人们必须自由和自愿，而功利主义只认利益不认特权，简化并摆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树立了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正义观念。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规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由平等、诚实守信本来就源于最初的经济行为，是市场经济交往中多次博弈的结果，在功利主义看来，合理利己便是正义，与商业活动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是相一致的。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为了功利目的而付出劳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完全符合利己主义的正义原则。第三，功利主义注重物质利益原则，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个人幸福，从而为市场经济注入了活力。邓小平同志讲:“不重物质利益，对少数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时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功利主义的个人本位在体现其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1,趋利性。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任何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分化性。财富和贫困的积累会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功利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3、腐化性。财富的膨胀、金钱的积累会导致生活的腐化、道德的败坏，而功利主义所追求的个人幸福是没有道德限定的。4,无序扩张性。功利主义个人本位主张一切以个人的自身利益为中心，在一定条件下会使人们不安守本分，造成劳动的行业秩序和劳动等级秩序的破坏，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以人类博大的精神关怀为核心的道德层面 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体系确保了市场交易公平和正义原则的普遍确立，但功利主义并不能确保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正义的确立，也不能消除市场经济自身的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在打破原来的权力—强制性经济关系，给社会个体带来自由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性中的恶的方面，鼓励了人性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扩张。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就市场机制的经济运作法则而论，既有鼓励进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有不择手段、藏污纳垢的一面。面对残酷的竞争法则，如果没有一种能够对人性进行有效地内在约束的东西，而凭纯功利的追求肆意支配竞争行为，那么，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就会导致纯利欲的冲动，造成信用缺失、交易成本的增大，竟争秩序的混乱合理的分配法则被扭曲成权利和投机的法则，最终导致人性的泯灭、政权的腐化、社会财富的浪费。其次，财富的积累在带给人们享受，赋予人更大自由度的同时，也会使人的欲望恶性膨胀，使人性失去理智的约束，造成物质与精神的错位，社会生活腐化堕落，给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悲剧性的后果。在一个社会生活腐化的社会环境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很难一帆风顺的。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形式的社会道德。以近代西方为例，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时正是以基督教宗教理想为思想渊源的人文学和社会理想异常兴旺发达时期，该时期兴起的几大思想体系和宗教道德文化体系，如世俗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新教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加上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传统天主教会，在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制约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市场经济之所以获得成功，重要原因就是在“挣脱了宗族纽带”之后，“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利用资本主义精神文明较好地实现了对贪欲的抑制。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都是具有高尚的情操，完美的人格，杰出的才华，他们并不重视追求个人利益，但十分重视自己的名誉，视之如生命，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楷模。由此看来，尽管市场机制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需要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交易原则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为其铺平道路，但也离不开体现人类博大精神关怀的社会道德文化的有力支持。市场机制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背景而抽象地存在，历史上，市场机制与西方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最大实践者，在发展中遇到各种艰难和困惑是必然的。因此，应解放思想，树立公平和正义的交易观念，并对本民族的文化创新予以高度的重视，除了以建造“社会主义资本精神”和“工业精神、实业精神”来“重建我国的经济基础”之外，还必须要用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来烘托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匹配了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市场经济，才是健全的市场经济;只有具备崇高的社会道德文化理想的民族，才能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真正体现自由、平等。 社会道德论文:试析个体道德建构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 论文关键词：个体道德　个体道德建构　道德需要　良心和人格 论文摘要：个体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生活中起一定社会作用的个体，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而具备的且指导自身行为的道德准则的总和。个体道德建构就是个人道德上的实现过程，它是通过社会道德在个人身上的道德内化来完成的。个体道德建构的动力是自我实现的道德需要:自我导向和自我调节是个体道德建构的机制;良心和人格是个体道德建构的结果;个体道德建构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目前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很发达的程度，物质财富还没有异常丰富，要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不是一跳而就的事，也同样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到整体最后占领全盘的过程。每个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从而在其道德及其发展上必然表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不可能完全平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立足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夯实基础，以点带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道德建构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 所谓个体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生活中起一定社会作用的个体，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而具备的且指导自身行为的道德准则的总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从社会和个体的层面、角度相对地区分为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社会道德表现为道德的宏观层面，个体道德体现为道德的微观层面。 个体道德建构也就是个人道德上的实现过程，它是通过社会道德在个人身上的道德内化来完成的。通过这种内化，个体确证自我作为道德主体的存在，显示自我的道德个性。个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对社会道德的学习和认同，将其转化为自身内在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进行践履从而形成相应的个体道德素质和道德人格。 一、个体道德建构的动力:自我实现的道德需要 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自然属性表现为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欲望，表现为趋利避害的特征和无限扩张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人类社会贪婪、自私等恶行的根源。社会属性是通过参与社会生活和接受社会教化所获得的。通过社会生活的同化和教化，个体完成从道德客体向道德主体的转化，形成自我道德实现的现实需要，促使个体自觉能动地选择和形成道德观念，进行道德践履，获得社会的认同。个体的生活史，就是一个积极了解、掌握、践履社会道德需求从而实现个人同社会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 道德需要是个体发展、完善、实现自我、高尚利他的精神需求，它表现为坚持某种道德信念、践履某种道德行为的愿望和理想。它引导人们为社会整体利益，为某种正义、祟高的事业和信念，为个人人格的完善与实现而奋斗。一个人没有道德，似乎也能苟且地活着，但理想的生活，追求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生活却一刻也不能离开道德。 个体道德需要一经产生便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道德需要的产生固然要依赖于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但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时并不以个人物质需要的满足为转移。“不为五斗米折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正是道德需要的精神力量之所在。道德需要的产生是个体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对社会文化中道德价值观念的认识和掌握，并通过自身的不断修养而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步树立起了什么是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应该的和不应该的等道德价值和正义的观念，这种观念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支配人的行动。这种应该、不应该的道德价值观念，作为内心的道德命令支配着人们的动机、意向和活动，从而成为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需要的实质是对自我完善理想中道德因素的追求，道德理想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支柱之一。 个体道德需要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内驱力。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道德是对个体道德的整合而完成的，是个体道德践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外显形式。社会道德的良化取决于个体道德的良化，社会道德的败坏根源于个体道德的败坏。社会道德建设必须重视个体道德建构，而个体道德建构首先必须激发个体的道德需要。社会道德规范不能成为人们的道德需要，那么社会道德及其践履就不具有现实性。正如再美妙的艺术不能离开具有审美力的感官，社会道德的光芒也难以照亮死灭了的人的心灵。 近些年来理论界提出了所谓的“道德滑坡论”、“道德代价论”、“市场经济必然论”。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但在对我国现实道德状况的认识上可以说都坚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现阶段的道德水平有所下降且状况堪优。应该说进行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优势，我们有数量巨大的理论、文艺、宣传队伍和组织严密的管理机构，我们的意识形态是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马列主义、思想，干部、群众时刻接受着先进文化思潮的熏陶，但实际效果却难如人意。相反，李洪志几年前炮制一套所谓的法轮大法，披着真、善、忍的外衣宣扬封建迷信，几年间却使几百万人深陷其中，有人甚至到了如醉如痴、可以为他舍生忘死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利用了大多数人都希望作好人的愿望来教化他那一套歪理邪说。如何从激发个体道德需要的新视角出发，开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新方式、新途径，从而实现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又一治国方略是摆在教育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个体道德建构的机制:自我导向和自我调节 个体道德需要为个体道德建构提供内在动力，但个体道德建构还要通过内部的功能机制才能实现。如前所述，个体道德是社会道德内化的产物，同时它又表现为自我导向、自我调节的微观机制。 自我导向就是个体在参与社会群体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角色期待，角色期待代表个体的道德理想。我们知道，任何个体总是处在社会关系之中，总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度过的。个体通过参与群体而参与整个社会生活。个体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必然选择自我的角色期待，这种角色期待既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道德要求具体化的表现。个体正是在实现道德角色的过程中，一方面满足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满足社会群体的需要，将社会所期望的道德要求逐渐融人个体之中，成为指导个体行为的道德准则。 自我调节就是个体对自我导向的“角色期待”(理想中的“我”)和“我”的思想行为(现实中的“我”)的审视和修正。角色期待一旦形成，个体便在观念上把自我一分为二，即理想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个体借助理想中的“我”确立自已在外部世界的方位，现实中的“我”成为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评价和审视的标准和依据。正是这两个参照系的存在使个体能够衡量现实中的“我”是否达到了自我设定的要求，从而不断地监督与鉴定自我思想和行为的成熟性和可行性。并且按照反馈原则不断地对“我”进行认识和辩析，不断地发出信息，帮助和指导“现实中的我”越来越接近预定目标的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个体道德建构的道德内化，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把社会道德要求的信息输人到主体的自我意识系统中去，然后形成自身的微观和宏观参照系并发挥作用的过程，通过不断的自我认识、自我辩析、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帮助指导现实中的“我”去接近理想中的我的要求，不断地唤起自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当现实中的我偏离目标期待的要求时，个体主体便会感到内疚、羞耻，受到良心的谴责，使现实中的“我”改弦更张，朝着既定目标的要求前进，以达到道德上的自我和谐。 个体道德形成过程中的自我导向和自我调节集中表现了个体主体在道德建设中的能动性。从字面上看，道德是道又是德，它既表现为外在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又表现为个体追求自我完善的思想、感情、意志与活动(德)。道德既可以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寻找其根据，又可以从主体—人的方面寻找其机制，这也是道德区别于法律的方面，因为它是自觉能动的，而法律即是纯粹强制性的。 个体在道德建构过程中的能动性要求社会道德教育必须走一条民主化的道路。封建社会把封建礼教作为绝对律令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于它的神圣性，结果是人的个性的日渐萎缩。解放以后几十年，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建立起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体系，这对改变我国人民的道德面貌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在思想道德教育上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探索的方面。内容上忽视了人在道德需求上的层次性，习惯于把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才可能作到的道德标准作为全民族的共同普遍标准提出，这样，全民族基本道德素质并没有普遍养成而高层次的道德建设要求则欲速不达;方式上往往重灌输、规范，轻启发、引导。今天的道德建设不能再走传统的老路，应该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在要求，在坚持道德建设总的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个体在道德建设中的主观能动性，强化道德主体的自我导向、自我调节机制，亦即走一条民主化的道路。 三、个体道德建构的结果:良心和人格 个体在道德需要的驱动下，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对道德取向和道德行为的自我导向和自我调节于是形成道德建构的结果:良心与人格。良心是一种内在的、被人们自觉意识且隐藏于内心深处的道德责任感;人格是个体在良心支配下通过道德实践在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对象性活动中的道德价值实现。前者表现为个体道德建构的内在结果，后者表现为外在结果。 良心是在长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中，社会道德规范在个体心理中经过积淀而形成的，是个体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个体践履道德行为的标准和尺度。良心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道德责任感指导和约束自我的道德行为，同时以此为标准对个体自身和他人的道德行为进行道德价值的评价和评判。当自我行为与良心相一致时，便感到自我道德上的满足和愉悦，反之则感到不安和痛苦;当对他人道德行为进行评判时表现为认同、褒扬或不屑、谴责。良心一旦形成对个体来说，往往会有一种稳定不变的“巩固性”和理所当然的“公理的性质”。 人格这个词在这里是从伦理学层面上来讲的，单纯地指道德人格。它作为个体与他人、与社会对象性活动中的道德价值实现，是通过他人、群体对自我道德行为的道德评价形成的。“孤独个人”无所谓人格，故所谓“修在内而成在外”。道德人格是个体主体道德素质、状况的集中体现，表现为个体独有的品格精神和对一定社会道德方式所持有的惯常立场、态度及行为模式。 很明显，人格是由良心所决定和支配的，因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的道德行为受良心的指引和约束。同时，个体在道德实践中，通过他人、群体、社会对其人格状况的高度评价又成为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而强化其良心使其在更高的层次上完善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良心与人格表现出一致性，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发生。有些人迫于名利及权势等欲望的诱惑，接受过高层次教育和道德条理的熏陶，在他人面前也能表现出高尚的行为和圣洁的人品，但其内心却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和阴谋。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双重人格。因为他们的道德行为不是源自于良心的约束而是来自于名利的导引，人格不是良心真实、直接的反映，而是虚假、扭曲的反映。 四、个体道德建构的意义:杜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 (一)个体道德建构是社会道德转化为现实道德的基础。任何社会道德只有内化为个体道德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实道德。社会道德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每个个体的道德自律程度和由此构成的整体综合效应。社会道德如果不能内化、转化为个体道德，不能成为个体的自觉、自愿的行动，那么社会道德最终只会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 (二)个体道德建构是道德的“理论理性”转化为人的“实践理性’的中介。个体道德建构的根本不只是在于从理论的宏观层面确立和认同某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更重要的在于以科学思想理论为指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好主观世界并转化为自我的自觉行动，使自己成为具有健全道德人格的“道德人”。人格与良心的分离实际上是道德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离。个体道德建构使人们一方面进行道德“理论理性”的武装，另一方面使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追求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从这个意义说，个体道德建构是道德“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转化的中介。 (三)个体道德建构是进行各个层次道德建设的综合基础。 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都可以在个体身上得到综合反映。一个已婚的从业人员，既是社会公德的载体又是职业道德的载体，也是家庭道德的载体，道德个体是各个层次道德的综合体。如果个体道德建设好了，个体在各个层次上表现出来的伦理行为都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客观要求，那么，对整个社会各个层次的道德建设无疑将起到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 (四)个体道德建构对他人和群体具有强烈的道德感染力和影响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总是不断地通过自我的思想和行为对他人及群体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感染。一个人格完美的榜样的力量往往是无穷的。中国历来具有关注人伦、崇向人格的传统。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及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道德圣人”的人格精神影响了几代人。就当前来说，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积极分子要充分利用、发掘他们的思想行为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精神动力价值，还要从生活上了解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困难，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弘扬正气、贬斥邪恶的文化氛围，反过来又对每一位社会个体进行个体道德建构产生强大的外在激励作用。 社会道德论文:由“五爱”到“八荣八耻”——论析“八荣八耻”对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论文关键词：五爱；八荣八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简要分析了建国五十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的变革和发展过程。解读了“八荣八耻”荣辱观的内涵和相互关系，论述了“八荣八耻”荣辱观对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伟大贡献和现实指导作用。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强大的反作用。由“五爱”到“八荣八耻”，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的变革发展过程说明了这一点。建国五十七年来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不断发展和丰富。同时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的逐步发展完善，对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大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精神作用。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发展变革过程的简要回顾，论述了“八荣八耻”荣辱观对道德建设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现实指导作用。 1“八荣八耻”荣辱观是对我国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和继承。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崇尚道德教化的历史。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礼且格。”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梁启超“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历代重道崇德思想对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有重大影响。 建国五十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建国初期的“五爱”公德。建国伊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筹划建国大计时，在总结和继承我国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提出“五爱”公德。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同时在全社会特别是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大力开展和实施“五爱”教育。很明显，这个“五爱”公德既总结继承了中华民族崇尚道德教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根据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对人的基本要求，制定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 (2)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探索，同时对道德建设提出新的要求。1981年2月25日，由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倡议中根据改革开放的实际，对公民的道德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这一道德要求体现了当时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 (3)90年代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新界定。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进行了重新界定，形成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道德是一个涵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道德要求的规范体系，其中，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原则，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这个道德体系比“五讲四美三热爱”从理论上更加完善。一般来说，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阶段道德关系的反映。它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它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份并存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它一经形成，就积极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调整，从而达到维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但是从实践操作看，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只是提出正面的要求，具体操作性并不明确，而的“八荣八耻”荣辱观既肯定和继承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精神，又完善和补充了这一缺陷。 2“八荣八耻”荣辱观对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创新。 同志于2006年3月4日在政协礼堂，看望政协民盟、民进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讲话四十分钟，第一次提出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根据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和我国在战略机遇期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论进行了新的理论创新和概括。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提出了新的道德规范和评判标准，从而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建设理论。 (1)“八荣八耻”荣辱观肯定和包含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精神。同志的讲话，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角度人手，下来他讲了“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大批优秀人才”“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三个问题。在第三个间题中他明确指出:“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接着他论述了“八荣八耻”荣辱观。 在“八荣八耻”中既包含了“五爱”中的“四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同时，又增加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处理人与纪律的准则“遵纪守法”以及进人小康社会后仍然要坚持的作风—“艰苦奋斗”。可见同志在讲话中既肯定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精神实质和基本道德要求。同时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2)“八荣八耻”荣辱观补充完善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综观同志“八荣八耻”荣辱观，她由以下三个有机部分组成: 第一是道德的最高境界。由“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热爱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两点组成。爱国为民是人生的目的，也是行为的目标，是道德的最高层次。 第二是人的素质和人生的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由“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两点组成。科学和劳动是我们为祖国、为人民必备的素质，是带有技能性的素质。和其对应的是学习和工作，是人生的两个轮子，两个支点，只有两个轮子同时同速转动，人生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否则就会偏离方向，或者在原地打转转。 第三是人的行为道德的四个维度:一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二是处理义与利关系的准则:“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三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准则:“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四是处理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准则:“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可见“八荣八耻”荣辱观是以人为本的道德观。三个组成部分，既有人生观，又有价值观;既有道德规范，又有法律规范;既有道德评价，又有道德教育，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形成一个完整的道德准则体系，是对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3)“八荣八耻”荣辱观比过去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只有正面肯定提法相比较旗帜更鲜明、更具操作性，更有警醒内化作用。过去的道德规范都是正面肯定的方式表述，面“八荣八耻”是既肯定又否定，既明确肯定提出八个方面的“为荣”，同时又相对应地提出了八个方面的“为耻”。正如同志所讲，“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这就更能发挥道德规范的警醒、内化作用，在道德实践中更具操作性。这也是在新形势下对道德理论建设的一大贡献和创新。例如“五爱”中的“爱人民”是比较抽象和不可操作的行为规范。而“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这就把宏观要求细化为可具体遵守的准则，服务于人民既要求执政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同时也要求每个公民努力工作，积极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和贡献。 3“八荣八耻”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指导作用。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从一定的经济关系中发生，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关系。 解放初的“五爱公德”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是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和将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五亿人日的吃饭问题是首要任务，同时还要对付国内国际的敌人的颠覆活动，以确保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五爱”公德的提出对团结人民，动员人民投人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十世纪80年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道德规范的提出，是建立在我国年人均GDP达到250美元的基础上，面对改革和建设的繁重任务提出的道德要求，它对化解改革矛盾、调整人与人关系起到了重大的协调作用。 二十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提出是在我国年人均GDP达到500美元的基础上，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面对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大挫折，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势下提出来的。无疑这一道德理论对武装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进人21世纪后，特别是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 3万亿美元，年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的基础上，我国面临战略机遇期，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对人的素质和社会风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同志提出了“八荣八耻”荣辱观，必将产生深刻的现实指导作用。 第一，它是医治人均千元后“振动期”一剂良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证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达到年人均GDP1000美元后，会出现一个“振动期”。在这个振动期各种社会矛盾显露，各种思想激荡。要解决这一问题，人的素质特别是人的道德素质至关重要。 第二，它是我们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必然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这种人才既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同时也需要良好的道德水平和觉悟。“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树立和实施，必然能够提高全国人民的素质，进而端正社会风气，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三，它是新时期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新规范和新标准。目前我国整体社会风气是良好健康的，各条战线涌现出了无数先进人物。但是贪污腐败、愚昧迷信、违法乱纪、黑白颠倒、美丑不分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要发扬正气，革除丑恶邪气，“八荣八耻”荣辱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杆。我们贯彻和坚持这一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必然使我们个人受益，社会进步，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总之，“八荣八耻”荣辱观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必将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快速、和谐地发展，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和实施。 社会道德论文:浅谈以荣辱观为起点构建社会道德体系 论文关键词：荣辱观；道德体系；构建 论文摘要：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要从道德的本义、人的本质特征和现阶段人类社会的特点出发，遵循荣辱观和创新原则、个人与社会相统一原则、道德与法律相沟通原则，通过理论推动、教育落实、法律保障、社会管理强化，社会舆论协助，构建一个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与个人发展又能维护社会相对比较稳定的道德体系。 0引言 道德本身就是为了人类社会持续发展而产生，具有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但是一直以来被统治者作为统治的工具和手段，慢慢失去了其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本来面目，要转变当前德育收效低微的状况就必须构建以荣辱观为起点的体现人的道德的主体性、创新性的社会道德体系。要构建科学的社会道德体系必须从道德的本质、人的特性和荣辱观以及新世纪人类社会的特点去思考。 1道德的本质 道德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范畴。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树立基本的道德体系才能正常运行。道德意识作为社会价值体系，包含着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人的因素，渗透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影响着社会风气，体现着价值取向，标志着文明程度。作为道德价值的起点，任何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都必须建立适合的荣辱观。 道德同时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内心感受。每个人的生命意义都必然的维系着一定的荣辱观。任何社会，道德的存在，除了维护公共秩序外，也是个体发展自我，寻求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是人们认识自我、认识社会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道德观念会发生变化，一部社会变迁史，也是人的心灵变迁史。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转型，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处在社会变迁中的人们的心灵状态、行为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必须切实了解现今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中国人的心灵追求，才能给出正确的道德标准和荣辱评价。 道德构建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每个人在利益面前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树立一定的荣辱观，否则社会秩序将受到破坏，妨碍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和进步。这就是道德的本质。只有明确了道德的本质才能使道德具有创新性，才能赋予道德强大的生命力，才能提高德育的实效性，道德才能成为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2人的特性和荣辱观 人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七情六欲。这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另外人一生下来就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某一个人的出生就意味着新的人与人关系的产生。每个人都由他人获得自己的生命，人出生以后都依赖着自然或他人的劳动成果而生存和发展，每个人也都以自己的特殊方式作用于他人，为他人获得生命，为他人创造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可以说人片刻也不能走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道德规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的规范，通过约束每个不同人的不同行为来达到一定社会的和谐运行。只有在人们真心诚意地接受，并转化为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时，道德的力量才能展现出来。树立一定的荣辱观念，便是在道德主体内心深处，以自律形式出现的规范。人活着总有追求，有一定的道德目的和人生期望，这些价值取向促使人们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荣辱观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人们对荣辱的感受形成动机、意图、目的，通过劝导、褒扬以及自我激励方式促使人去行善，通过羞耻感、罪恶感而阻止人作恶。 3新时代人类社会的特点 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历史，从上世纪起得到迅速发展，在经过近几世纪的积淀之后，新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新的模式开始了新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已不再遥远，文化的东西方隔阂已日渐缩小，强调尊重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突出人的个体的价值，借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 新一代年轻人的道德心理也随着世界工业化进程的迅速加快、生活方式的影响，由整体性的形态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自由人，由于人们在“人我不分”、“人群不分”混沌的整体主义形态中受尽了压抑，当他们超越整体性共存的思想束缚以后，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极力追求绝对自由、民主，认为道德是个人的东西。这种单子式道德模式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成为反人类的根源，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发展。而现在在发展中国家的新一代追求单子式道德比起发达的西方国家更加强烈，据中国广西沿海地区学生学习心理状况调查:85%的学生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学习，为了将来给社会造福的仅占巧%，这就是一个例证，而且这巧%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 光荣是崇高的境界，它一方面在主体的行为和人格中体现着尊严，另一方面，又在人们的心目中唤起巨大的喜悦和敬仰。它使人超越委琐卑微，脱离小我，找到大我。人生要获得光荣、崇高的评价，就必须给自己树立光荣崇高的价值目标。当人们自觉遵循荣辱观念时，道德就不再是一种纯外在的要求，而是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发自内心的生命向往，把外在的义务变为内在的责任，尽义务就成为一种快乐，成为光荣，成为自我实现的方式，成为一种天性的敏感，道德的高度意志自律，体现了自由的本质—在完善自我和完善社会这个最高目的上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每个人，作为道德的主体，在整个一生中都面临着道德完善和人格成长。在人生的转折关头，面对道德的冲突和困惑，荣辱观使每个人在每一道德境遇中进行反思，作出正确选择。生命是否值得过，与主体对于羞耻的理解和体验大有关系。尘世间短暂的快乐，炽烈如焚的利己情感和瞬间生灭的功利欲望，使人难以洞明内心。在道德生活中，虽有规范的确立和理性力量的支持，但在理性和情感、义务与欲求之间，总有许多的心灵冲突。因此，当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履行正确的道德行为，对于个体来说，内心斗争是无可避免的，然而，崇高的道德情怀，也就在此处。没有道德的热情，没有崇高的牺牲精神，道德的尊严无以显示和表达。 4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 一切道德规范的构建都必须从人的特性出发，从人类社会的需要出发，以荣辱观为起点、以有利于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快速发展为原则。现今，人们作为社会的一员，生存于突变的新时代。工业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物质，同时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异，极端个人主义、绝对自由观等，危害着人类的持续发展。这些变异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此，作为人类社会的道德构建必须肩负起维护和促进人类持续发展的重任。 个人主体追求与社会追求相统一是社会道德体系构建的亮点，个人主体追求与社会追求相统一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的整体意志，只有遵守这个原则人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才能持续发展，个人主体的理想追求才能得到实现。 人的道德价值目标和人生价值取向的确立，对人们道德行为的选择具有根本的意义。道德行为绝不是孤立的个人意志的表现，而是与他人意志、社会意志有着本质联系的行为，与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有着本质联系的行为，具有社会意义。如何对待个人利益和他人、社会利益，就成为区分道德行为的基础。公民的道德行为必须依据这一社会准则和荣辱观，体现社会的道德要求。在道德体系构建中，必须将荣辱观贯穿在主体的愿望、动机、情感、意志、信念、理想等因素之中，用光荣或羞耻的评价标准来自我立法，塑造人格。 5社会道德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方法 以荣辱观为起点构建社会道德体系，必须依托道德理论科学研究，不断创新道德观念，废除束缚人类发展的陈旧道德，提出满足人类发展要求的新道德观念，创新道德检验标准。通过学校教育，使人类摆脱陈旧道德的思想束缚，建立新时代道德观念。在这一道德建设渠道上教师要先行，教师要成为社会道德的实践先行者。依靠法律来作为道德的保障，通过社会管理使法律保障得到有效的实施，是道德建设的关键性环节。社会管理不力，世风日下，理论研究成就就成了一纸空文，学校教育的结果就化为乌有。近年来出现的“学校一年功不抵社会一阵风”就是社会管理不善的恶果，社会管理不善将导致道德沦丧、社会无序，在社会管理中尤其是对官吏的管理要从严，治国就是治吏，施德从治吏起。社会舆论是道德约束的重要途径，要认真利用好广播、电视、互联网、出版等宣传媒体建设正确的道德舆论。要加强对影视、刊物、网络等文化产品的管理，要以健康向上的文化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社会道德体系的完善构建会形成一只无形的手，当这只道德之手足够大、足够有力的时候它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诚信、礼让、明智、知耻、节制、廉洁、勤俭等。“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是时展的要求，是社会和谐的呼声。以荣辱观来构建道德体系，抓住了道德建设的本质特征，适应了人的生命发展和人格育成规律，是实现人的全面、和谐、自由发展的必经之路。 社会道德论文:论析构建和谐社会道德体系 论文关键词：构建；道德体系；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需要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要求的合理有效的道德规范体系，本文对如何构建和谐社会道德体系，从道德底线、建立回报机制和提倡高尚道德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述。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同志说:“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 一、明确道德底线，遵守道德底线 要构建和适应谐社会的道德体系必须首先从反对不道德的现象做起，从最低的最基本的道德建设开始才能一步步地构筑起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因此，道德底线纳人了我们的视野，成为构建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的一个基点，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切入点。 道德底线，就是善的最低、最基本的层次。是人们有益于他人与社会的最起码的社会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履行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一个底线，并且我们不能超越这个底线。这个底线是让我们的行为保持着对社会是有利的而不会对社会及其他人产生影响和损失。道德底线对人的行为约束具有最低限度性。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迅速推进，外来思想文化和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大碰撞的时代，不同的价值选择都获得了被尊重的空间。这样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价值折中和多元妥协中模糊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许多主流价值被遮蔽和消解，绝对价值被相对主义所颠斑，墓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被杂乱无章的多元价值所混淆。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定的道德标准来维系。凡事皆有度，如果道德下滑超出了底线，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将因此有可能失去行为标准。 所以构建新的道德体系首要的任务是确立道德底线，确立基本的善恶是非标准，在社会公德领域，职业道德领域，和家庭领域都应该建立起最基本的善恶标准。不能让我们的道德底线一再的下滑。社会舆论不应当对超出道德底线的行为予以姑息纵容，要坚决的予以谴责。这样才能树立社会正气，才能有可能改变目前道德行为大量失范的可能。如果我们整个社会都对一个基本的善恶都不明确，一再的姑息原谅，甚至理解与同情不道德的行为，那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是危险的。 二、建立公平的回报机制 道德的核心是公平，即公正和平等。我们的道德价值取向和道德教育应该承认利己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应该承认道德的核心是公平，一味强调利他和一味强调利己一样，不仅其本身是不公平的，而且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以这两种价值取向所建立起来的两种道德规范都不可能对人与人的关系形成公平而有效的调节。 社会道德乏力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道德建设缺乏相应的社会约束、激励机制的支撑。这种约束、激励机制，既包括精神上的褒与贬，也包括物质利益上的奖与罚。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活动的动机是以物质利益为其根源的，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原动力。我们的道德建设主要是借助于对道德行为的褒与对不道德行为的贬来进行，褒与贬是一种精神形式的奖与罚，而精神形式的奖罚在社会舆论缺乏一致性的情况下其作用是有限的。如果道德的行为不仅不会带来物质利益，相反会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甚至最可宝贵的生命;而不道德的行为不仅不会丧失物质利益，相反可以保住既得的物质利益，甚至可以得到新的物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形式的褒贬就很难起大的作用。只有当道德建设具有相应的社会约束、激励机制的支撑，道德的行为成为合乎利益的选择，而不义之举将导致利益的极大损害时，道德才能对通人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道德赏罚是进行道德控制的基本手段，通过对道德行为的赞扬和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使人们分辨是非善恶。 社会公德建设过程中需要建立和形成社会公德奉献与社会公德回报机制。要真正发挥社会公德的治国作用，就必须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良胜循环的社会公德奉献与回报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障营造出一种扬善抑恶的社会公德环境，改变社会公德义务和社会公德权利相脱离的现象。要使那些认真履行社会公德义务的人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回报，使不尽社会公德义务的人受到谴责和惩处。只有真正建立起扬善抑恶的有力的社会机制，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以德治国，才能真正发挥出其特有的作用。应该奖励公德，惩罚缺德者。在尊重个人个人的基础上建立权利义务制度，建立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 三、提倡高尚的道德 追求道德理想，崇尚高尚的道德人格，是我国优秀的思想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先贤们强调要修养自己的思想品德，培养自己的人格.努力争取达到或接近“至善”的思想境界。另外革命道德传统也具有丰富的内涵，献身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将祖国和人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实现奋斗终生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道德情操。 这些高尚的道德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被好多人看来是可笑的，甚至是虚伪的。但是刚刚发生的汉川大地震有力的证明了奉献和牺牲的高尚道德有着无比巨大的力量。在地震碎然来临的一刹那，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在最危急的时刻被灼烤出最真实的一面:很多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放射出炫目的光芒。不需要罗列具体的事例，他们感天动地的壮举深深的刻在了人们的心中。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是不是动机不纯，因为危难的关头，容不得你去想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公平。在生死面前表现的应该是人最本真的表现。 我们看到这些应该很欣慰，我们伟大民族有这样强的凝聚力.我们的公民有这样高尚的道德品质闪闪发光。 道德是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体现，是协调社会利益的一种公共准则，更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纽带。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合理有效的道德规范体系，建立这样一整套道德规范体系，涉及的方面是很多的，但是明确道德底线，建立回报机制和提倡高尚道德这三个层面是构建和谐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方面。 社会道德论文: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分析 论文关键词：网络社会；道德危机；成因 论文摘要：当前的网络社会面，瞄道德危机，这严重影响了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探求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现试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网络社会运行的现实背景以及网络主体的人性心理三方面，对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进行较为全面、详细的分析。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为人们开辟了一个极大开放和自由驰骋的空间—网络社会，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在当前的网络社会中，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网络病毒、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网上侵犯个人隐私等不道德现象大量出现，严重影响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而且带来了人际情感冷漠、人性异化等问题，可以说，网络社会正面临道德危机。如何实现网络技术和网络道德的协调发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消除网络社会的道德危机，营造一个健康、文明的网络社会，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探求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是解决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基本前提。本文试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网络社会运行的现实背景、网络主体的人性心理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来看 (一)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导致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是现实的，交往面相对狭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以家庭、家族、邻里、亲友以及充分放大了的家庭—国家的方式存在和维系着，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们是在一个“熟人社会”进行交往，交往的对象都是熟识的人。慑于道德他律手段的强大力量，以及长期形成的道德氛围，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既有的道德规范。而在网络社会这一虚拟空间中，网络行为具有了“数字化”或“虚拟化”的特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依赖现实的各种条件，也不再需要真实的身份，通过计算机终端，每个人都成为了一个个符号。人们上网进人网络社会就如同去参加一场假面舞会，“在这个舞会上，我所面对的‘你’和‘你’所面对的‘我’都消失了，我们都成了似曾相识的‘他人’”。在网络社会中，一个“在线交谈”中自称是妙龄少女的网络行动者可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而与之交谈的“英俊少年”可能早已是不惑之人。 而且，一旦进入周围没有熟人的公共社会，那条由熟人的目光、舆论和人际情感筑成的防线便很容易崩溃。即使一些“私德”尚可的人，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也往往表现不出应有的公德。相反，“反正没有人认识我”这种意识，恰恰成为一些人无视公德的最好借口，似乎只要避开了对自己有实质约束力的监督、管理者的目光，干什么都可以。更有甚者，把网络社会视为“道德的真空”，认为“在网络世界里只有能力的高低，没有道德的善恶”。在网上，父子对骂、优秀的学生在网上行骗、语言粗俗等现象屡见不鲜。他们把人之为人的起码的“底线伦理”都抛弃了。 正是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类似于传统“熟人社会”中道德他律的种种“外力”，在网络社会中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导致道德约束力弱化，造成道德危机。 (二)网络社会的开放性结构易引发诸多伦理道德问题 网络社会的结构与现实社会结构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现实社会采用的是一个由下往上机构逐渐减少而权力却逐级集中的纵向的金字塔式结构，每一个基层组织的运行都服从于更高一级的指挥和命令，总体的社会结构必须依赖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机构。而网络社会采用的是离散结构，它是开放的、松散的，不设置一个国际性的中央控制设备或中心，所有的计算机都处于各自的中心地位。应该说，这种结构对于避免网络系统的崩溃，保证网络系统的良好运行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网络社会的这种开放性结构易引发诸多伦理道德问题。主要表现在: 1.网络的开放性使个人隐私保护更加困难。在网络社会，除非人为去封闭，不会有人生活在信息孤岛上，个人的姓名、性别、身体状况、家庭状况、财产状况、社会生活背景等有关个人隐私的各种资料在计算机及网络中都用一连串的符号来表示。计算机网络的开放性与这些符号的通用性的特点构成了对个人隐私保护权的严重挑战。甚至可以说，在一个如此开放的信息网络社会里，真正需要考察、真正难以做到的是:人们如何能够在必要时“封闭”起来，以保守真正属于自己的秘密。 2.网络的开放性使侵犯知识产权更加方便。信息技术和网络的飞跃发展，使信息的复制、传播变得非常简单和便捷。又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网络的资源共享性，人们可以任意下载大量的信息和服务。于是，通过网络非法复制、使用他人的科技成果，侵犯知识产权等不道德行为随之产生。网络的开放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3.开放性使网络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开放性是网络产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开放的网络却随时面临来自网络病毒、网络黑客的安全威胁。从理论上说，网络的安全性与其开放程度成反比，最安全的网络是自我封闭的网络，但这不符合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原则。 4.网络的开放性使道德冲突加剧。互联网是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地发表任何意见。网络的开放性使人们很容易在网上交流，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各家各派的学说在网络上自由碰撞，使网络文化以几何级数的形式发展。在网络中各种各样的道德观相互并存、交互辉映。但网络的开放性也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道德冲突加剧。 二、从网络社会运行的现实背景来看 (一)人们对网络社会的认识存在误区 1.人们对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存在误解。把虚拟混同于虚幻与虚无，因此对网络社会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现实社会，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地把网络社会视为人类的新的生存空间，由此导致了人们对网络社会道德问题的不同态度。有人认为，网络社会是虚拟的、非现实的，也就是说是虚幻的、想象的、不存在的，我们没有必要对网络道德问题大惊小怪。但是网络社会虽然是虚拟的，但并不是虚幻的，它是真真切切的存在，它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可能漠视它。也有人认为，网络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它的虚拟性，因此解决网络道德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关闭网络，这样就一劳永逸了。但是，网络本质上是开放的，开放性是网络的根本特征，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关闭网络意味着消灭网络，我们不可能因噎废食，不能为了网络空间的道德问题而拒绝网络，因为它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2.信息崇拜误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对信息的依赖与日俱增，他们的工作、学习甚至生活都越来越离不开信息，信息己成为现代人新的崇拜对象。网络道德危机的出现就与信息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谁对网络环境的破坏程度越大，人们越容易认为他对信息操纵能力强，水平高，从而推祟他、敬仰他。“信息崇拜”者使网络环境下的一些破坏行为反而成了英雄壮举。美国学者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一书中就曾全面、深人地揭示信息崇拜的负面效应。罗斯扎克在充分肯定计算机技术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提醒人们警惕“信息崇拜”的负效应。他指出“信息被认为与传说中用来纺织皇帝轻薄飘逸的长袍的绸缎具有同样的性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倍受推崇”。“如同所有的崇拜，信息崇拜也有意借助愚忠和盲从。尽管人们并不了解信息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信息，却已经开始相信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周围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成为信仰时代的‘真十字架’:救世主的标志了。 (二)网络法律和制度不健全，网络管理困难 正如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形容的，“我们的法律就仿佛在甲板上吧哒吧哒挣扎的鱼一样。这些垂死挣扎的鱼拼命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网络社会是一个与现实社会不同的新的生存空间，现有的法律和制度在网络社会很难发生效力。网络的非中心化、可匿名性特点，使得一些网民抱着“我是百姓我怕谁”的心态，在网络上尽情地放任自己，肆无忌惮地从事各种网络行为，而直面现实社会的法律和制度无所畏惧。同时，又因为适应网络社会的法律的制定面临许多新的难题，其中涉及到许多法律界定难以进行:一是法律主体难以确定。在网络社会，任何个人、单位、组织都可以以非真实的多个身份上网，“网上”、“网下”相去甚远，难以界定。二是法律责任及其程度难以界定。如，一个人利用网络上的黑客软件，轻松地窃取了有价值的信息，那么提供黑客软件的网站要不要承担责任、该承担多大的责任。三是法律规范难以统一。不同的国家对道德、犯罪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规定，互联网上很难形成通行的国际法规，网络管理也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法度。道德一旦失去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就会显得苍白无力，网络社会的道德危机就有可能越来越严重。 (三)道德评价上存在双重标准 由于对网络社会的认识不足，或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过分崇拜，人们在对待互联网中的言论、行为时，采取了与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评价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网络道德问题的深化。比如在对待黑客与盗贼、电子公告版(BBS)与大字报等问题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社会的黑客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盗贼，他们往往在网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进人网民的电脑(即网民的“家”)，或大肆破坏，或任意盗取信息。但是在对待黑客与盗贼的问题上，人们却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盗贼，人们恨之人骨，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对于黑客，人们却表现出太多的宽容，甚至是敬佩、崇拜。在现实生活中当某人遭受偷窃了，无疑会赢得众多人的同情，但在网络空间，当某公司的计算机系统被黑客闯入攻破时，社会的同情心有时并没有放在被害者身上，反而对黑客的行为报以敬佩。也正因为如此，黑客们乐于公开自己的黑客身份，并公开集会讨论交流。在互联网上，各种有关黑客的专门网站比比皆是，在众多的综合网站的BBS上，有关黑客的讨论也随处可见，以高学历、高智商人群为主的网民可以在此相互学习、交流破解他人计算机系统的方法，并且以自己高超的破解技术为豪。而与此相反的是，盗贼受到社会的唾弃，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超计算机技术的人决不会因自己是盗贼而自豪，更不要说是公开自己的盗贼身份了。 同样，人们对网络空间的BBS、聊天室与现实社会的大字报也持不同的态度和评价标准。BBS,聊天室号称无纸化的大字报，任何人都可以尽情地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比起现实社会中的大字报，BBS、聊天室在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影响程度、广度、方便快捷的程度及隐蔽性均大大超过现实生活中的大字报。有些言论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公开发表，但在互联网上却能发表并能长期地保存下去。由此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BBS、聊天室也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与放纵。并且，许多学校和网站都纷纷开辟出BBS、聊天室。众多的BBS,聊天室构成了网络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人们对网络行为的宽容和放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网络不道德行为的蔓延，既而导致道德危机。 三、从网络主体的人性心理来看 (一)人际交往的“伪装”心理 人际交往是人的基本需要，生活在社会上必须与他人进行交往、交流。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类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而人们在交往中，受许多因素(诸如一个人的喜好、脾气、性格、文化程度、修养水平等)的影响，或多或少地都要对自己进行一些“装扮”，扮成能使他人喜爱的，使他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心态、形象去与他人接触，以使交往顺利进行，于是人际交往就带有了“面具性”。网络化使得人类这种交往的“面具性”通过电子时空的放大而更具戏剧性、伪装性，从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网络道德问题。 (二)侵略和占有心理 现实中的人，同时具有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双重属性，这样在人性心理中就本能地具有侵略性和占有欲，只不过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碍于各种伦理道德规范，以及现实社会中人与人面对面的交往，人们不便过于表露，而且总是不断地对自己进行修养来抑制人性中一些本能的需要和欲望。然而，在虚拟社会中，人们可以“相逢对面不相识”，可以不谋面而进行交流、交往，因而表现得非常自由，人性中那些本能的需要和欲望就显露出来，难以控制。这也正是网上“黑客”猖撅的一个主要原因。电脑“黑客”们利用自己丰富的计算机知识，突破系统设置的安全保护，在未取得授权的情况下擅自闯人别人的计算机系统，以实现自己的侵略欲望和自我满足的占有欲望。 (三)宣泄压抑的心理 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人都有宣泄压抑的心理需要，人只有把压抑在心里的一些需要、一些郁闷的情绪都宣泄出来，才能使人性得到健全的发展，才能使人心情愉悦，身心健康。对任何一个社会人而言，他在现实生活中都可能会遇到挫折，产生不满情绪而感到郁闷。但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不可能随时随地发泄自己的郁闷心情。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全地进行宣泄的场地，人们可以尽情地、自由地、无拘无束地宣泄工作生活中带来的压抑。然而，网络社会的特殊环境很可能使人们更加肆无忌惮、赤裸裸地释放自己而不计任何后果，由此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 此外，还有人们的猎奇心理、好胜心理等都有可能通过电子网络时空的放大而产生一些网络伦理道德间题。 综上所述，造成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而且是复杂的。我们只有在探明原因的基础上，才能对症下药，制定有效的干预手段和防范措施，确保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人类带来福扯。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大学素质论文:论大学图书馆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构建 论文关键词　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　信息素质教育　大学图书馆 论文摘要　从总体构架、用户层次、功能模块、技术支持、资源数据库5个方面介绍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构成及功用，分析其有用性，以解决当前信息素质教育领域存在的数字化程度不高、缺乏合作交流等问题。证明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是大学图书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的理想选择。 新世纪，信息素质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信息素质教育的普及作为其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培养用户在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中评价、选择、利用信息的技巧和能力。国际图书馆协会和学会联合会(IFLA)在最新公布的《国际图联战略计划2006－2009年》中提出：要大力推进阅读、信息素质和终身学习，并将作为融入信息社会的关键。同样，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制定并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要求，至2020年，公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的提高。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高技术司公布的《“十一五”信息化专项规划研究：我国信息化的总体走向》预测信息技术、信息资源的广泛应用将日益受到社会广泛重视，公民的信息素质将普遍提高。 信息时代对信息素质如此关注，必然对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提出更高要求。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将传统知识体系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在融合中发展创新能力，提高大学生信息素质。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可实现个性化、交互式教学，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创造性和自主性，满足社会发展对信息化人才的需求。 大学图书馆建立的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以大学图书馆拥有和存取的各种信息资源为基础，整合大学图书馆的各种信息服务，将学校重点学科的科研资源、精品课程的教学资源集合到一起，针对大学图书馆各类用户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该平台主要建构于大学图书馆的网络服务平台之上，在图书馆网站提供人口链接。平台设置的目的不是将用户培养成图书馆专家，而是让其有效地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提高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成为能自由运用信息的人。在线信息素质教育是大学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回归和体现，可以彰显图书馆的核心价值。 1　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总体构架 笔者设计的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主要包括五大部分：首先是平台的建构基础，即网络，可通过大学图书馆网站提供平台的入口链接；其次是底层的资源数据库，其中包含了课程资源、标准资源、免费学术资源、信息技能培训资源等4种资源类型。技术支持主要采用J2EE技术，设置了前言、选择信息源、检索技巧、获取信息、信息评价和检索规划等6个功能模块，根据用户权限，提供分层次的教学内容。用户层是平台的界面层，用户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身份验证，进入功能模块学习，同时还包括用户个人信息管理和个性化定制等功能。图1为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总体构架： 2　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用户层次设计 大学图书馆开展在线信息素质教育，主要目标群体为学生、教师，也可以用于馆员信息素质的培养。总而言之，该平台的用户群体应该包括学生、教师、馆员、科研人员、校外用户等不同层次。 2.1　本科生 平台主要提供信息素质通识教育，如本科生文献检索课，同时利用FAQ等形式提供信息检索的基础知识和图书馆服务和利用方面的教育；针对本科生以接受专业基础教育为主的学习状态，提供相关课件和教参资料的下载等。 2.2　研究生 考虑到研究生已经涉足较深的专业领域，且需要综合的学科指南和信息素养，平台从学习和科研相结合的角度安排教育内容，提供著名的检索数据库如SCI、EI，评价工具JCR及三大检索工具的使用技巧，如何进行开题查新、科技论文的撰写及投稿指南等内容。同时平台链接学科馆员的参考咨询服务和综合性的培训讲座，使研究生用户能够接受更专业的学科导航服务。 2.3　教师 针对教师用户，平台提供教研支持。教师主要是利用平台接受教学工作的在线培训，如学习利用统一标准制作课件，保持风格统一，这也便于课件资源的整合共享；接受远程教学系统的使用培训，借鉴优秀课程的教学示范，从而改进教学方式，改善教学效果等。 2.4　科研人员 科研人员属于教师和研究生相交的用户群体，既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用户层次进行教学，也可以在教师和研究生教育中提供链接，进行深度的科研能力培养。对于该层次的用户，平台主要从资源查找、获取及研究动态通告等方面开展。既要教会科研人员从何处检索到所需资源，更要告知其如何获得该资源，还可以提供科技查新、代查代检等图书馆服务的链接。对于网络上免费的学术资源，还应该提供链接及服务，其主要目的是全面提高科研人员的信息能力。 2.5　图书馆员 图书馆员既是平台的建立者，又是平台的使用者。馆员可以利用平台接受职业道德培养、图情基础知识学习、图书馆各类资源使用、计算机操作技能培训、各类应用系统培训、拓展及综合知识等方面的教育，维护平台及图书馆的正常运作。 2.6　校外用户 对于校外用户，平台主要提供基本的信息素质教育，进行信息意识、信息道德等基础教育，对图书馆各项服务进行介绍等。 3　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功能模块 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功能模块由前言声明、选择信息源、检索技巧、获取信息、评价信息、检索计划等6大功能模块组成。其中，选择信息源、检索技巧、获取信息、评价信息为核心模块。在具体模块中，又配有测验、小结等形式以增强教育效果。图2为在线信息信息素质教育平台功能模块构成： 3.1　前言声明 该模块主要是对平台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包括信息素质教育概况、平台模块浏览和使用技巧举例等。该模块还提醒用户树立综合使用的观念，善于利用平台的辅助工具，实现辅助学习的效果。 3.2　选择信息源 选择信息源模块主要从资源分布方面，介绍不同信息的获取来源，尤其侧重网络信息资源的分布。该模块以信息的来源作为分类标准，在每一类的介绍中，以列举重要站点的方式，提供更为细致的说明。同时，该模块可提供案例分析和在线测试，便于用户自查。在线测试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情况，依据相关标准规定，将题目分为简单、一般、复杂三个层次，并于其后附有详细解答以及相关知识介绍。最后以总结的形式，概括本部分内容的学习要点。 通过该模块学习，用户可以了解各类型信息源并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掌握图书馆信息源的特性、类型与作用，了解网络信息源的特点，鉴别互联网与图书馆电子资源等。 3.3　检索技巧 该模块给用户一个体验不同的检索工具、选择恰当的关键词、制定合适的检索策略，进行信息检索的机会。主要提供图书馆数据库、搜索引擎、学科信息门户和网络导航等4种用户常用检索工具的介绍。在“试用”中，用户可以利用平台提供的两个实时参照浏览器窗口，进行不同检索工具的使用对比。该模块还介绍利用布尔逻辑语言进行检索式选择，检索策略制定的步骤和方法，提供在线测试，并通过“注意事项”等方式，对检索策略进行总结。 利用该模块，用户可以了解如何根据不同的检索要求，选择合适的检索工具及恰当的检索词，并进行有效地组配；灵活地变换检索策略，以获得相对满意的检索结果；学会主题词检索和关键词检索的方法；学会在网上查找信息；鉴别从搜索引擎获得的信息。 3.4　获取信息 该模块的重点是全文获取，即用户如何通过掌握的文献线索，获取文章全文。首先介绍文献的著录格式和相关标准等知识，便于用户准确识别文献类型和出版信息；其次，教会用户掌握信息资源的查找方法，获知这些文献在图书馆或其它地方是否有收藏，在网络上是否存在，以及如何找到所需文献；此外还介绍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帮助用户获得自己无法取得的文献。 通过该模块的学习，用户可以学会辨别要查找的文献类型，知道在何处可以找到需要的文献，如何查找图书馆的纸本文献及电子资源，如何查找网络资源等。 3.5　评价信息 该模块侧重用户评价选择信息资源方面的培训，使用户学习如何评价信息、正确利用信息以及进行有效信息交流。该模块提供对不同类型资源的评价步骤，如如何评价图书资源、网络资源，如何进行网址分析等，同时还附有在线测试。 学习该模块，用户可了解到信息评价的一般标准；利用这些标准对查找到的信息资源进行评价；学会合理使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正确引用有参考价值的信息、避免侵犯知识产权。 3.6　检索计划 该模块是对前五个模块学习的归纳总结。通过网络检索到合适的信息资源，就必须运用检索技巧，制定合适的检索策略。当然，网络并不是获取信息资源的唯一途径，用户要根据所需信息资源的类型，利用信息资源评价知识，选择值得信任的站点和信息，最终实现提高个人信息素质的目的。 4　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技术实现 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主要是利用J2EE技术，通过J2EE的应用服务器(WebLogic Server)，将用户的请求进行分析，再利用JDBS到资源数据库中调用需要的资源。 J2EE是一整套技术的总称，包括建立应用系统的各个方面，J2EE使用多层的分布式应用模型，分别为客户层、Web层、业务层(EJB层)及企业信息系统层(EIS)，其支撑平台由一整套服务(Services)、应用程序接口(API)和协议构成。这一整套技术的层次划分与笔者设计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构建层次非常吻合，可以实现用户与平台良好交互。 4.1　技术实现流程 平台用户无需专门的客户应用程序，只需安装浏览器即可。平台用户在向服务器端发出请求时，首先是调用JSP页面，由于不同的用户请求的页面不同，可以由WebLogic Server的配置文件来指定。然后，由服务器端的Servlet引擎负责解释执行，调用相应的EJB，通过WebLogic Server最后访问到平台资源库。最后，由Servlet引擎将结果返回给JSP网页，通过HTTP协议将最后结果以HTML的形式返回给用户，以JavaAp－plet方式加载到HTML页面上，通过现有的IE浏览器解释运行即可。在设计后台数据库时，系统采用SQL Server 2000数据库管理软件，通过JDBC访问数据库。硬件平台采用的是DELL服务器，通过WebLogic配置文件将编写好的JSP、Servlets以及各种EJB部署到服务器上，使其与数据库相连。具体实现流程如图3所示。 4.2　实现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几个关键技术 4.2.1　JSP技术与Servlet引擎　JSP是一种动态网页生成技术，用以帮助Web开发人员创建动态网页。JSP页面由HTML代码和嵌入其中的Java代码组成，最终代码以Servlet形式存在并执行。Servlet是一种动态加载的模块，JSP在执行以前先被编译成字节码，字节码由Servlet引擎所管理的Java虚拟机解释执行，所有的JSP文件都转变为Servlet来运行。JSP技术与Servlet引擎协调配合，将用户请求的分析和结果以HTML页面返回给客户端的浏览器。 4.2.2　JDBC技术　JDBC以统一方式对各种各样的数据库进行存取，不需要客户端数据库驱动程序，而是使用网络上的中间服务器，为开发人员隐藏了不同数据库的不同特性。另外，由于JDBC建立在Java基础上，因此还提供了数据库存取的平台独立性。 5　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资源构成设计 信息资源是平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提供各项教育服务的基础。大学图书馆在线信息素质教育资源，以图书馆馆藏资源、免费存取资源、重点学科的科研资源、精品课程的教学资源和图书馆各种服务为基础，其构成可以从资源的类型和资源的格式两方面进行划分。 5.1　信息资源的类型 5.1.1　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主要是指平台提供的一系列培训课程，包括文献检索课程、专题讲座课程、学科专业教学课程、国家精品课程、在线教学课程等内容。平台主要提供各种课程的简介、教学大纲、课件下载、作业测试、教学网站链接、电子教科书等，方便用户进行相关课程的学习，同时也为教师提供可资参考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资源。 5.1.2　标准资源　平台还提供信息素质教育相关标准和规范。有课程设计标准，如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 文献检索与利用 课的意见》；信息资源评价标准，如评价网络资源的标准，包括作者、主办者、日期、网站内容是否被引用等方面；信息素质能力标准，如美国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我国的《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等标准体系；以及知识产权等法规政策等内容。 5.1.3　免费学术资源　平台提供的资源大多是在网络上可以免费获取及使用的。免费学术资源包括开放存取资源、全文数据库资源、学术搜索引擎、学科信息门户等类型。其中OA期刊、学科库资源、机构库资源均属于开放存取资源，可以链接专门从事OA资源注册及收集的组织和学会。同时，学科信息门户中存在大量免费学术资源，如CALIS的重点学科导航库，这对提高用户的信息素质，拓展知识面将大有裨益。平台可以依附图书馆员的信息组织能力，提供免费资源网络导航、免费参考网站、免费检索工具等内容，拓宽用户获得免费信息资源的途径。 5.1.4　信息技能培训资源　信息技能培训资源主要包括信息查找、获取、评价等相关能力和技巧的培训，包括各类型数据库培训资源、文献传递方法、信息检索技巧、信息评价标准、图书馆服务指南等内容。平台将数据库商提供的培训课件和检索指南、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的方法及规范、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及利用指南提供给用户，不仅拓宽资源获取的途径，还方便用户到馆获得直接、便捷的服务。 5.2　信息资源的载体类型 平台利用网络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其资源类型丰富多样。除了传统的文本类型如WORD文档、PPT文档等形式，还包括各种音频、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类型，如Window Media、Quick Time、Flash等，用多媒体的方式演示信息检索步骤，进行案例教学，调动了用户的学习积极性，从而更好实现地信息素质教育的目的。 大学素质论文:浅论新形势下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路径探究 论文摘要：近年来，大学生安全事件频发，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当前，大学生安全教育面临国际形势复杂变化及国内社会转型的双重挑战，加强新形势下大学生安全教育刻不容缓。安全教育要取得实效，就必须对大学生常见的安全事故进行梳理，探究事件背后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并从社会、学校、家庭及大学生自身寻找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而提出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的路径。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安全素质；综合教育观 近年来，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教育、公安、消防等部门为此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纵观大学生安全事故不难看出，有些事故是难以防范的，但更多的是可以通过人为干预而避免的。为此，笔者对近几年大学生常见的安全事件进行梳理，并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探究大学生安全素质培养的有效路径。 一、大学生常见的安全事故 1.出行安全事故 大学生是个活跃的群体，同时具有一定的经济独立能力和自我生活能力，有相对宽松的时间，具有更多的冒险精神和追梦遐想，这些都促成了大学生的旅游热，如春游、秋游、毕业游、自驾游等。在旅游期间，很多大学生因麻痹大意或缺乏安全常识发生了安全事故，甚至因此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令人扼腕叹息。如2012年4月发生在苏州太湖的快艇事故，3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及1名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溺亡。乘坐快艇的大学生都没有穿救生衣，在某种程度上延迟了救援的黄金时间，这种在旅行中溺水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近几年，户外运动爱好者在野外探险时遇险的新闻并不鲜见，如2011年10名复旦大学学生擅自进入黄山未开发区域探险，在风景区迷路，救援过程动用大量的公安、消防力量，大学生探险合理性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当前，悄然兴起的大学生自驾游应值得关注，或驾驶自家车辆，或租借车辆，这种新的出行方式虽然给大学生带来了新鲜感，但自驾游过程中也潜在诸多危险因素，很多大学生估计不足，也有不少学生为此而丧命。 2.因心理问题引发的伤害事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大学生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等多重压力。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也面临着学习、生活、情感、交际、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极大的挑战。事实上，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已经呈现高发趋势。因心理问题导致的伤害事件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如1991年的卢刚事件、2002年的刘海洋事件、2004年的马加爵事件、2008年的中国政法大学弑师事件、2010年的药家鑫杀人事件等，每一个事件都触动着社会的神经，大学生作为心理危机高发的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值得关注。 3.网络安全事件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13亿，手机网民数达3.56亿。而网民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大学生。网络作为快捷的信息传播媒体，已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色情、暴力、邪教内容的网站泛滥，这些信息对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中的大学生来说，危害相当大。正是由于网络影响的深刻性及广泛性，使得网络安全问题成为大学生安全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利用大学生社会经验缺乏，防范心理弱的特点，借助网络进行诈骗、抢劫等，同时，大学生因网络交友不慎引起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被抢劫、杀害的不在少数；网瘾也是严重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的一大杀手，轻者被休学、退学或直接开除，重者则因此而失去生命，如台湾桃园一名23岁男子，包机连续打了23个小时“魔兽世界”线上游戏后暴毙。大学生的网络安全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4.寝室火灾事件 寝室是大学生业余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大学生非常密集的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各高校都加大了宿舍管理力度，从规章制度、日常管理、防火宣传等诸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收效甚微，违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如乱接电线，熄灯后借用卫生间等公共区域电源；使用劣质插座、台灯；为寻求方便，在床上使用电脑，并长时间在无人的情况下开着电脑下载电影；使用小功率的电热杯等。诸如此现象都隐藏着严重的火灾隐患，如上海商学院一女生宿舍违规使用“热得快”引燃了堆放的杂物，致使4名学生身亡。南京一学生公寓楼某宿舍私拉插座，导致电器短路引发火灾等，一件件鲜活的案例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但悲剧却仍在发生。 二、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分析 不难看到，血的教训并没有阻止一个个悲剧的发生，从理论上讲，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高素质群体和精英群体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和能力，但在现实的具体行为选择上往往出现偏差，面对不规范、冒险的、存在潜在安全隐患的行为，他们却选择了去尝试，选择了去冒险，选择了去违背，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应成为高校重点关注的课题。 1.大学生安全意识淡薄 大学生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安全意识淡薄应该是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源，虽然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安全教育，但教育并没有取得实效，最重要的原因是校园安全文化没有形成，大学生的安全素质没有得到有效培养。当然，安全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当一件事情形成一种习惯性行为的时候，就很难改变，这种习惯性行为有好的习惯，也包括坏的习惯，到了大学这个阶段，往往习惯已经形成，再加上很多时候安全教育并不是贯穿大学教育始终的，往往是出现大学生安全事故就重视，就加强教育，这种运动式的安全教育是很难取得实效的。对于大学生而言，安全意识至关重要，没有安全意识，就没有相应的安全防范，发生安全事件也会在情理之中。 2.学校安全教育不到位 大学生安全工作很容易被忽略，也往往会出现学生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大为重视，日常工作中就逐步淡化的局面，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跟学校的其他工作相比，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孰知，安全素质在所有大学生应具备的素质中居于首位，但现实教育中，学校人才培养更注重的是德智体美劳的教育，这一教育理念也影响了大学生安全教育在学校中的地位。学校安全教育是大学生获取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等安全素养的重要教育主体，很多学校也非常重视，但从实际安全教育落实来看，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内容，安全手册、安全宣传栏等在宣传上到位，但遗憾的是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没有进一步跟踪教育的效果，在我们走访的部分高校中，很多学生将学校发放的安全教育资料束之高阁，对寝室楼内、校园宣传栏等安全教育内容也是视而不见，这种安全教育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安全意识问题、安全素养问题。还有的高校没有开设安全教育课，虽然也有消防演习，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学生没有真正掌握逃生知识；还有很大一部分高校并没有专门的生命教育课程，生命至上的理念没有形成。从目前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来看，还有很大的空间，与形成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工作还不够到位，教育形式上不够灵活，落实的力度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社会负面影响愈加凸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贪污腐败、就业难、看病贵、上学难、房价贵等诸多社会问题对大学生思想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大学生，正值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极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一方面，有些大学生表现的非常浮躁，对社会失去信心，对大学学习失去兴趣，表现出急功近利，注重现实与眼前利益的行为，这极易被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利用，如有的大学生陷进传销的泥潭，有的为了蝇头小利走上犯罪的道路等；另一方面，大学生易于接受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但其社会经验却不足，如对网络负面影响的危害性，大学生应该心知肚明，但总有一部分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流连于色情、暴力等非法网站而走上不归路；还有很多大学生受社会上的“驴友”影响，乐于探险、喜欢自驾游，明知自己不具备探险的经验或物资准备不全，但仍然轻率的去尝试，却往往会为此而丢失性命。 三、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路径 现实告诉我们，大学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这不仅是国家人才的损失，也给其所在的家庭造成终生的痛苦，其危害之大，影响之广，给学校、社会、家庭都敲响了警钟。为此，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的问题。 1.弘扬和建设大学安全文化 古人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在其从事生活、生产实践的一切领域内，为了保障人类身心健康安全并使其能安全、舒适、高效地从事一切活动而创造了安全文化。安全文化就是安全理念、安全意识以及在其指导下的各项行为的总称。大学的安全文化是人类安全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的基础。 弘扬和建设大学安全文化是大学生安全素质提升的前提和基础。 从大学生个人层面上看，安全文化起着塑造大学生安全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纵观各种事故，其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大学生的安全人格没有养成，而安全人格的养成，要依赖大学的安全文化建设，安全人格的塑造就是安全人的塑造，它是人的完善与全面发展的基础部分，是当代大学安全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 从学校层面上看，大学安全文化对大学生的安全教育起着目标、规范、意见和行动整合的作用。大学文化主要传授的是对安全的思维、认识和态度，帮助大学生树立安全的哲理、价值观、行为和道德规范；掌握安全科学的知识、技术、手段和方法；学习现代安全管理办法，建立与当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安全工作机制，宣传安全伦理道德、安全行为科学、安全法制观点，从带有强制性的“要你安全”的方法，变为“我要安全”的行动。 从整个社会层面上看，大学安全文化起着社会整合和社会导进的作用。大学的安全文化建设应融入全民安全文化建设中，整合社会上更多的资源发展大学生安全文化，形成社会上关注大学生安全的舆论氛围，形成合力和正确的工作导向，推动大学社会文化建设，提升大学生安全素质教育水平。 大学安全文化建设是提高大学生安全素质的最根本、最深刻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安全文化建设，以文化教育的手段和途径启发、教育、影响和造就具有安全人格的大学生；在安全文化建设中，通过改变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思维方法，进而规范大学生的行为，树立安全文明的道德风尚，确立正确的安全人生观和安全价值观，达到提高大学生安全素质的目的。诚然，大学生在学校是被教育者，将来他们又会是安全文化的教育者、引导者和传承者，在提高全民安全文化素质中将发挥重要的带动作用。 2.构建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安全教育课程建设是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的重要载体，也是安全教育的必然要求。然而，就目前的安全教育课程建设及进课堂的情况来看，形势并不乐观，很大一部分学校对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对安全教育形势认识不足，导致安全教育课开课不足，有的学校用讲座、参观或演习替代安全教育课，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在当前大学生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势下，高校应构建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形成安全教育进课堂的长效机制。 （1）开设独立的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当前，有的高校已经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等人文素质类课程，但涉及防火、防盗、防诈骗、自救知识等内容的安全教育课程及专门的生命教育课程，多数高校还没有开设，这也是导致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并没有系统的接受过涉及大学生生活安全的教育内容，为此，高校应将安全教育列入学校教学计划，并定为大学的必修课。 （2）组建专业化的安全教育教师队伍。任何一门课程建设都需要一支专业化的教学、研究队伍。安全教育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课程体系，首先，要成立安全教育教研室，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其次，要配备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及丰富工作经验的教师，安全教育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社会上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大学生悄然兴起的“自驾游”等，这些新的问题潜在的安全隐患及应对策略必须经过课堂教育即时传授给学生，这种即时性教育能够大大缓解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还要加强安全教育的研究工作，以研究促进工作的开展，比如安全教育实施后，安全教育效果的评估，大学生安全意识的变化，安全教育的教学方法等等。最后，整合安全教育资源，将所有涉及学生安全的课程、相关部门人员进行整合，构建大学生安全教育体系。将“法律基础”、“心理健康教育”、“思想道德修养”等课程也纳入到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体系。除了担任课程教学的教师，也可吸收辅导员、安保人员等一线工作教师，这样就构建了既有理论教学又有实践教学的大学生安全教育体系。 （3）选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有了专业的组织机构和教师队伍，还应运用专业的教学方法。安全教育不仅仅是安全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安全的重要性、辨别是非的能力及学会突发事件的应对，要达到这一教学要求，必须采取知识传授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案例教学中，除了讲解典型的安全事故案例并进行深入地分析外，还要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引导他们深入的思考，辅助以必要的消防安全展览、交通事故展览等，从安全意识、安全思维、安全技能等多层次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3.注重和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 当前国际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敌对势力利用“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不友善的论调加紧对我国的思想渗透；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社会矛盾冲突凸显。如何教育大学生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 大学生安全教育除了身心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综合安全观教育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畴，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多元文化思潮的交融交锋中，教会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当前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并树立正确的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生存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真正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大学素质论文:试析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与学校体育活动重要性的研究 [论文摘要]当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有了显著变化,所以高校在开展素质教育活动中必须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素质教育。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各素质有着紧密联系,因而学校应正确处理好它与各素质之间的关系,摆正体育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体育在素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论文关键词]体育教育 综合素质 社会适应能力 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类社会发展愈加迅速,社会竞争也日趋激烈,社会的发展需要综合素质人才。作为当代大学生,只有在具备了良好专业知识的同时,拥有了全面综合素质以及良好社会适应能力,才可能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找到自身的立足之本。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高校扩招力度的不断加大,大学生就业形势愈加严峻。纵观各种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高校招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待业学生人数也相应上升,2008、2009两年学生就业率甚至不足七成,尤其是在剔除了读研和单位试用人数后。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更是令人担忧。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当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社会的知识储备迅速增长,新的学科不断出现。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用人单位对人才专业化的需求也愈发迫切。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与交叉综合并存,新职业、新岗位不断涌现,各职业所涵盖的知识技能的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每一种职业的内容也不断更新。这所有变化都要求学生在具备良好专业知识的同时,还需拥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不仅需要具有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道德健康,而且还需要具备较强的社交能力、工作能力,能在社会生活中对包括职业角色、家庭角色等人际关系角色转换上进行良好适应。 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普遍存在综合素质不高、社会适应能力差的缺点,这也是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全面提高人才质量,是当前素质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体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强健学生身体,还能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1世纪教育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中提出,21世纪的教育拥有四根支柱,即学会求知( Learning to know)、学会生存(earning to be)、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与人相处(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体育教育正是以其特有的功能和手段贯彻了素质教育的精髓,可以切实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一、体育活动与综合素质的关系 (一)积极的体育活动情感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品德 人的品德是在持续特定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相对稳定且具有自我约束作用的社会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在这其中,既有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这种主要由外因影响的准则,又有思想素质、个性心理素质等自身影响占主导的规范。在积极的情感支配下进行体育活动,既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学生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心理状态,形成高尚的体育道德品质,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树立高尚的责任感,形成关心他人,爱护集体的良好道德观。同时,积极的活动情感能帮助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以及平静的心态。保证学生在乐观稳定、积极向上的情绪下学习生活。 (二)积极的活动情感能够帮助学生发展自身才智 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与最终目标。个人的才智是其智能和才华的综合体现,包含智力素质、科学素质和能力素质三个方面。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知识总量不断增加,社会科技水平迅速发展,对生产者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参与体育活动就是一种个性的展示,因为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过程。谁能想到一个没有积极体育活动情感的人却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因此,通过体育活动强化情感教育,可以促进学生能力素质的提高,从而帮助学生达到活学活用、学以致用的目的。 (三)积极的体育活动情感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全的身体素质 现代社会对学生身体素质健全的评定有了新的标准,健全的身体素质需包括运动机能素质、抵抗疾病素质和心理适应素质。据有关调查表明,当前近30%的学生在生理、心理、人格适应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因此,通过强化学生积极的体育活动情感,可以帮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以此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从而提高学生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完备的健康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强化学生积极的体育活动情感过程,也是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 二、体育活动在提升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上的作用 社会适应能力是指个人为与环境取得和谐的关系而产生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它是个体与各种环境因素连续而不断改变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体育竞技活动当中所具有的种种心理活动,如自我控制、自我超越、自我调节,以及强烈的情绪体验和直接的互动关系,因此,体育活动在促进个体充分发挥自己潜能,主动解决情境中面临的问题,改变环境使之适合自身需要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一)体育活动能促进学生交往,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体育课与其他科目不一样,因为体育课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流合作与活动远远比其他科目多,它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体育运动以及各种体育竞赛中,由于人员之间交往频繁,这不仅增进了友谊、促进了交往,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融入集体、接触社会。体育活动不但能增加人与人之间接触和交往的机会,缩短相互之间的距离,同时还能帮助师生更好地沟通,促进人际交往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体育活动有利于学生体验社会角色 在个体社会化的进程中,游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通过学生在游戏中个体角色的不同扮演,参与者同时体验了各种角色的义务、责任、技能与心理。个体从事体育活动,特别是从事集体性的体育活动,需要个体与他人通力合作,并且以各自不同的角色,达到协调配合的目的,此种经历对于个体体验社会角色,促进个体融入社会,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体育活动,很多时候正是以游戏的方式,使学生学会适应不同的规则、环境,体验不同角色,从而得以继续发展。 (三)体育竞赛有助于培养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和抗挫能力 人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受各种挫折,耐受挫折也是一个个体对自身心理调适的过程,个人只有具备了抵抗挫折的能力后才可能拥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体育比赛具有其鲜明的竞争特征,有竞争就会有胜利和失败,对于失败的一方来说,这种体验就是一种挫折体验锻炼过程。学生在体育竞赛中总会经历这样或那样的失败,这种情景引发的挫折感,对学生是一种心理的磨炼。个体承受挫折并通过自我调整重建信心的过程是一种心理调适的过程,这种自我调节、重建信心的过程就是个体提高自身社会适应能力的过程。 (四)体育活动能促进学生自我控制,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体育课堂中,教师一方面要对学生的行为起控制作用;另一方面,种种教学要求和规范对学生也有具体的掌控要求。学生在课堂中既要通过自我控制服从于教师的组织,还要服从课堂纪律以及相关的行为规范。在整个课堂教学中,控制与自控是同时存在的,教学中控制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服从,学生的自控是对这种要求正面的回应。无论是对教师的要求还是对课堂纪律、行为规范的限制,学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自控能力,就是学生逐步实现自我调整,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与此同时,体育活动中的竞争行为也在不断发生,随着竞争目的、参与者群体大小、参与者年龄性别特点的改变,竞争行为也会有相应改变。学生如果想在竞争中获胜,就要学会遵守规则并与同伴相互配合,通过协调合作来解决问题,养成团队合作的能力。 由此可知,体育活动对于提高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是由体育活动的社会特性所决定的。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体育活动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学校需重视体育教育作用,提升体育教育地位,这也是当前高校教育急需重视的问题。 大学素质论文:关于就业市场化对公安院校大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影响 [论文摘要]在大学生就业实行市场化的新体制下，公安院校毕业生就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办学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在人才培养上应更新观念，大力改革旧有的模式，树立新的以培养学生的政治法律素养、警务技能素养、心理素养、公共关系素养等职业素养为主的培养模式。 [论文关键词]就业市场化；公安院校；职业素养培养 本文所指市场化，是指采用竞争的方式来配置资源。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环节，出现了市场化。这是宏观整体上的情况。站在公安行业的局部来看，公安院校毕业生以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现在由于体制的转变，在就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2004年，公安机关改革了从公安院校毕业生和复转军人中进人的传统方式，开始从地方大学中招收民警。总的趋势是实行市场化。就业市场化这样一个导向会对公安院校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应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现实地摆在了公安教育工作者面前。 一、就业市场化对公安教育的冲击 就业市场化是指就业主体全部进入人才市场，由市场配置人才就业。各类人才均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遵循人才市场的规律。大学生就业市场化不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要求，也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追求。运用市场机制配置人才，是实现人职匹配、人职和谐的最佳途径和有效方式，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原则的最好体现。 我国的公安教育起步晚，发展时问不长，与其他院校的发展相比还很不成熟。2000年后，公安机关用人机制转变，用人单位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学在警校只是人警的一个资历，并非是人警的充分条件。这种情况将长期存在。公安院校毕业生面临失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大增。从公安院校近些年的情况看，就业层次向下延伸也成为就业市场化相应的必然趋势。包括公安部直属本科院校，绝大部分公安院校毕业生都直接下到基层，从基层开始干起。有的地方连择业都成了问题，往届的毕业生连呆两年都分不下去。有的警校被迫暂停招生。充分说明学校作为人才的培养单位，必须与市场需求合拍。由于人事制度改革，凡进必考，不管公安院校毕业生还是非公安院校毕业生，都有资格报考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除能接收公安院校的毕业生外，也可以接收地方院校的毕业生。公安机关有选择进人的权利，学生也有选择单位的权利。可以到沿海找工作，也可以回家乡找工作。公安院校学生就业制度的灵活性增加了，学生得到就业的自由，但同时挑战性也增加了，要承担择不上业的风险。公安院校毕业生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由于行业办学，专业口径狭窄，出了本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对其他行业的适应性问题。从就业情况来看，公安教育与公安人才市场的需求存在着脱节的地方。 二、就业市场化要求公安院校加强警察职业素养的培养 面对就业市场化的现状，公安教育的核心应是培养警察的职业素养。原来的公安教育偏向于学历教育，过于强调通识教育，对公安职业教育的特色强调不够。原先公安教育的理念仅强调政治方向，把公安的职能局限于刀把子，过于强调政治教育，不强调专业教育。所以我们要提倡在公安教育中强调职业化发展的思想，大力培养学生的警察职业素养。有的从警校毕业的学生到了实战岗位，很快就崇信：“传统经验是个宝，技能可有也可少”，重实体，轻程序，破案第一，质量第二，安全意识薄弱。这说明学校在警察职业素养培养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技能战术是人民警察必备并区别于其他国家公务员的独特能力和特殊技能，是公安民警职业能力的重要体现。过去强调专政模式下的法律工具主义，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比较突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公安工作的重心应转移到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中来，转移到服务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上来。我们在公安教育中要加强警察职业素养的培养。面对日益发展的就业市场化形势，要完成好公安机关的三大政治社会责任，公安教育不转变观念，不加强警察职业素养的培养将难以承担警察人才培养的重任。 三、如何加强职业素养的培养 就业市场化要求我们的警察素质教育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需要我们培养出的毕业生具有符合时代要求的警察职业素养，能够基本满足或完全满足公安机关用人的需要。为增加培养针对性，可以将警察职业素养内涵界定为政治法律素养、警务技能素养、心理素养、公共关系素养四个方面，研究其发展路径对症下药。加强学生的警察职业素养培养，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政治法律素养方面。公安院校大学生具备政治法律素养是由公安机关的性质决定的。公安机关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专政机关中不可缺少的部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政治法律素养要求特别高。公安院校一般遵循“政治建警，政治建校”的建校方针，在政治标准、政治修养、政治觉悟等方面比其他普通高等院校要求更多、更高，它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敏锐性，在任何时候思想政治上都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性。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是重要的政法部门，法律素质的高低是衡量公安院校学生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公安院校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是警务技能素养方面。从职业素养培养的过程来看，应明确各个主体的任务。首先，从教学者看，警察职业训练的教官是公安系统内工作娴熟的业务骨干或富有工作经验的警官。他是训练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促进者及工作经验的传递者。其次，从学习者看，既要注重提高他们思考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要强化正确的战术动作与意识，让他们形成符合战术要求的本能反应。另外，从用人单位看，业务单位可及早介入学历教育，凭借院校教学时间比较固定，选材面比较宽等优势，把攀登、狙击、抓捕等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项目引入院校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训练。在学生警务技能培训的内容安排上，要根据不同警种、不同岗位的工作特点和职责要求，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制定可行性强的训练计划，考虑练习强度，遵循适度超前原则。要坚持质量建警，坚持干什么、学什么，贴近实战，战训结合，学以致用，注重实效，从警察执法、执勤必须遵守的程序和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抓起，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教育训练，全面提高公安队伍的执法水平和整体素质。 三是心理素养方面。面对社会压力加大的现实，面对警察需要承受比一般行业更高的心理压力的现实，应加强心理素养的培养。警察健康心理的标准主要是：智力正常，情绪稳定，遇事冷静，意志顽强，性格良好，胸襟宽广。可以结合警察健康心理标准，引导学生进行心理素质训练。可重点训练三个方面：(一)职业心理意识的训练。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启发、疏导等，使学生对警察职业产生客观正确的认识、观念和态度，不断强化其职业自尊感、价值感，形成牢固的职业意识，为将来进入从警生涯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二)职业心理能力训练。职业心理能力指警察在职务活动中需要具备的心理能力，这些能力关系到警察在工作过程中能否能顺利、出色地完成任务和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三)职业心理品质的训练。情绪调控、性格养成、团队精神、交往态度、意志修养等训练都属此范畴。良好的心理品质有助于人民警察活动效率的提高、警民关系的优化以及职业形象的塑造。 四是公共关系素养方面。公共关系素养培养呼应了现代警察工作趋向“社区警务”的要求。社区警务是一种警务理念。这种理念鼓励通过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和建立社区与警察之间的伙伴关系来分析犯罪恐惧感和社会混乱的成因并减少这种恐惧感和改善社会秩序。社区警务要求警察具有较高的公共关系素养。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和警察基本职能的转化，警务管理越来越走向社区化。与社区警务理念相适应的对警员素质要求是：既能独立执法，也能通过良好的公共关系来预防犯罪。在培养过程中需要注重社会学、法律与应用社会心理学知识的培训。让学生掌握与不特定社会阶层和成员沟通的技巧，应把握的法律界限和伴随人际交往的心理活动规律。增加人文教育、警德教育、新闻宣传方法、形象定位等方面的课程，并设计相应的情境训练，以增强学生的相关素质。通过这些培训，使学生逐渐具有从事警察职业所需要的公共关系能力，为承担专家型、服务型、公仆型的警察角色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学素质论文:试析隐形课程下大学音乐素质教育课程的开发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一直是大学教育的重心，音乐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文章从隐性课程开发的角度，分析了隐性课程对于音乐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提出实践中开展音乐素质教育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隐性课程 大学阶段 音乐素质教育 课程体系包括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 显性课程也叫显在课程、正规课程，指的是学校有目的、有计划传授的学科，即课表中有课程规定的一部分教学活动；隐性课程又类同隐蔽课程（hidden curriculum）、潜在课程（laten curriculum）、非正规课程（informal curriculum）、未研究的课程（unstudied curriculum）、未预期的课程（unanticipated curriculum）等，指学生在学校情境中无意识地获得的经验、价值观、理想等意识形态内容和文化影响，也可以说是学校情境中以间接的、内隐的方式呈现的课程。隐性课程具有非预期性、潜在性、多样性、不易觉察性。我国出版的《教育大辞典》对其下的定义是：学校政策及课程计划中未明确规定的、非正式和无意识的学校学习经验，与“显性课程”相对。 一、隐形课程的发生及实施中应把握的要点 两种课程类型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与特点，其中隐性课程的特点主要有：1.影响具有弥散性、普遍性和持久性。2.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3.是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统一。4.是有意识性与无意识性的辩证统一。5.是非预期性与可预期性的统一。6.隐性课程存在于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 基于隐性课程的特点，要求在隐性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注意四点：1.能够广泛地深入学生中间。2.控制一定要是积极向上的活动。3.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保持目标一致。4.具有优化育人环境及氛围的作用。 音乐素质教育是大素质教育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文类课程的重点内容，也是通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作为一种特殊存在，对于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音乐学习的特性彰显隐性课程的需要 （一）德育功能。德育自古以来是音乐素质教育的目的之一，早在孔子时期，就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把审美和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孔子还说“移风易俗，莫过于善”，音乐借助有组织的音响运动，表达思想感情、净化学生的心灵，于潜移默化中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因此，在素质教育中，音乐是塑造学生灵魂的有力手段。数百年来，德育一直是音乐教育的目标之一。音乐使人向往美好的事物，丰富美好的思想。如慷慨激越、催人奋进的《义勇军进行曲》，鼓舞斗志，唤起民众，其铿锵有力的节奏，激励一代代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欣赏优秀的音乐作品，能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心灵，塑造健全的人格，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自豪感，发扬祖国优秀灿烂的文化。 （二）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如今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重要课题，音乐是时空的艺术、想象的艺术，想象恰是创新思维的源泉。科学家贝弗里奇说过，“音乐有助于直觉……在感情上音乐带给的快感，近似于创造思维活动带给人的快感，而适当的音乐能帮助造成适合于创造性思维的情绪。”爱因斯坦甚至说，“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音乐要求同样的思维过程。”音乐能激发人的无穷思维和丰富想象力。学习乐器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手、脑、眼、耳并用，能开发儿童的大脑，使头脑聪慧，形象思维的发展对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以及想象力、创造力有明显提高。长期受到音乐启迪的学生，能在桎梏的思路中解脱出来，重新获得强大的创造力，从而思维敏捷，精力更集中。生理学家认为音乐对促进大脑左右半球均衡发育合理运用，有明显的协调作用。 （三）建立多元文化观。人类社会是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我们应培养学生了解多元文化、尊重多元文化，学会从多元化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问题，建立起国际文化交流的良好沟通。也就是说学生不仅要了解中国文化传统，还要了解外国优秀文化的精髓，在这种双向互动中促进学生们思想和谐向上成长。 三、音乐素质教育中隐形课程开发的条件 音乐教育的任务不是通过课堂教学能够达成的，是需要慢慢深入学生的生活，与其融合，进而形成学生的品德和价值观。因此，关注隐性课程的开发，尤其需要关注音乐素质教育。如何从大学教育中开展起来，笔者认为有以下五点。 （一）校方应当提供良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包括硬件和软件条件，硬件主要是修建美术室、舞蹈室、钢琴室、音乐室等公共设施，为学生提供开展活动的场所；软件主要是建立良好的音乐氛围，鼓励学生们创新和开展活动。 （二）鼓励学生发展音乐社团活动。如创办吉他协会、合唱团、大学生管弦乐队、音乐小报等。这些活动不仅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也容易使学生形成积极、乐观、活泼的性格，带着舒畅的心情投入学习，学习效果更为明显。 （三）定期举办艺术节及大型节日活动。鼓励学生参加艺术节，尤其是自发排演节目。充分利用大型节日或纪念日，通过义演、大型舞蹈助兴等方式把人文的理念和爱国热忱融入进去，加强道德实践，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举办音乐文化讲座。定期或不定期举办音乐素质文化讲座，尤其是名家的讲座。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与众多人文社科专家面对面的机会，聆听名家的声音，引发对社会的思考，感受学校浓厚而独特的“大学”气息。 （五）多渠道提供知识途径。包括:1.丰富的图书馆资料。面对新时代渴求知识和全面发展的校园学子, 图书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校图书馆是学校文献资料的中心，在现代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图书馆也是进行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对于音乐素质教育也尤为重要。因此，图书馆应该保证音乐资料的相对充足。2.校园网上资源。在网络日益发展的今天，校园网页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之一，保证学生能查到所需的知识是校园知识系统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隐性课程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定义，学术界对此也有很多的歧义，根源主要是隐性课程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计划性。沃伦斯将隐性课程的研究归纳为三个层次：1.师生互动、教师结构、教育制度的组织模式等学校教育的结构；2.价值的学习、社会化、阶级结构的维持等作用于学校的进程；3.从课程实施的偶然的、无意识的副产品到包含在教育里的历史的社会的功能中的各种结果的种种“意图性”或“隐蔽性”。这意味着隐性课程的研究从潜移默化变为强调有意图的安排。因此，在实际教学实施中，要把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的大方向衔接起来，进而组成协调的课程体系。 大学素质论文:试论新时期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实践探索 论文摘要：坚持育人为本，实施素质教育，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高校的根本培养目标。近年来，许昌学院坚持“一条主线、双向渗透”（即以素质教育为主线，教学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相互渗透）的指导方针，以十大类素质拓展主题活动为渠道，以大学生社团为主要载体，以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培养重点，以“六个一要求”为促进手段，以考评认证为动力杠杆，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 论文关键词：素质拓展；素质教育；大学生 坚持育人为本，实施素质教育，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高校的根本培养目标。近年来，许昌学院把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努力培养学生成人成才作为根本任务，经过坚持不懈的实践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做法。 一、主要渠道——“十大类素质拓展”主题活动 1.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殿堂”活动 宗旨是加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其阵地和形式，一是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二是党委成立一支理论报告团面向全校学生，每年持续开展大型系列专题讲座，同时积极聘请校外的专家学者开展讲座和报告；三是利用党校、团校、各院系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和理论社团等阵地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四是充分发挥校园网、校报、广播、宣传栏等舆论阵地的宣传教育作用，以多种形式构建起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殿堂。 2.以培养思想品质、锻炼思维能力为主旨的“思想列车”活动 宗旨是加强学生的思想观念、思想方法、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的培养锻炼，重在培养他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创造精神，借鉴电视传媒中对话、讲座、论坛、论辩、恳谈等互动交流的形式，针对他们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心理困惑、思想矛盾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互相启发、互相教育，达到锻炼思维能力、提高思想品质的目的。在举行这类活动时，要加强组织和引导，发挥好教师和骨干学生的正面导向作用，使学生们的思维像列车一样沿着正确的轨道驶向远方。 3.以心理健康为内容的“心理驿站”活动 宗旨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疾病的防治，加强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主要开展的工作：一是进行普遍的心理测试，建立心理档案，研究和把握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二是一年一度举行心理健康活动周活动；三是开设心理健康选修课和专题讲座，并利用校报、广播、校园网、宣传栏等阵地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四是开展团体咨询、个别咨询、朋辈咨询；五是组织相关学生社团，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4.以拓宽知识视野为宗旨的“知识公园”活动 目的是发展学生兴趣爱好，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主要形式是大力发展学生社团和各种兴趣小组，把正式课堂之外的广阔时空变成一个求知学习的大公园，如各种读书会、兴趣小组活动、科技创新活动等等，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学习气氛和学术氛围。 5.以锻炼实践技能为目的的“技能擂台”活动 宗旨是加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锻炼的方式力求做到丰富多彩，增强活动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使所有的学生都能找到锻炼才能的舞台，如通过才艺展示、科技创造、演讲、征文、论辩、书画、歌舞、社交、谈判等各种专项技能的比赛等方式推动技能锻炼。 6.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内容的“文化快餐”讲座 宗旨是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和审美素养教育。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设人文教育讲座，像脍炙人口的精美快餐一样，为学生提供精神食粮和审美佳肴，从而不断增强他们的人文底蕴、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 7.以开展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为目的的“实践天地”活动 宗旨是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主要形式：一是利用寒暑假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二是平时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专业实践活动等；三是学生会成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参与学校有关管理工作和教育工作；四是劳动课和勤工助学活动；五是职业设计、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等。通过这些活动或工作，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增强自立自强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 8.以活跃校园生活、提高审美素养为宗旨的“文体乐园”活动 目的是通过平时各种各样的文艺体育活动愉悦学生身心，活跃校园生活，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艺术才能。主要形式：一是一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和体育运动会；二是每周末由各院系轮流承办“快乐周末”综艺活动；三是文体类学生社团平时开展的各种文艺体育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身心素质的提高。 9.以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为目的的“网络世界”活动 宗旨是主动占领网络阵地，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我们开办了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立德网”、“先锋网”和校园文化主题网站“荷花网”，结合青年学生的特点有效开展各种网上交流、网上教育活动，同时加强网络管理，确保网络安全，努力减小其负面作用。 10.以增强师生思想感情相互沟通为目的的“心灵桥梁”活动 宗旨是沟通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思想情感，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做好深入细致的日常性思想工作，化解各种矛盾，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主要形式是通过广泛的谈心、交流、座谈等，建立真诚、和谐、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和健全人格。 二、重要载体——大学生社团 大学生社团是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愿结合成立的群众组织，它有着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有效形式。大力发展学生社团，是有效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的重要手段；加强社团建设，开展社团活动，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措施，有利于促进良好校风的形成和校园文化、大学精神的培育。 许昌学院党委高度重视社团建设，建立健全了各级组织和管理制度，设立了社团文化节，制定了达标升级的考评办法和激励措施，根据考核结果每年评定出注册合格社团、先进社团、优秀社团和明星社团四个层次等级，通过这些措施有力推动了社团建设。目前，全校共有注册学生社团76个，分为思想政治教育类、学术科技类、文化艺术类、身心锻炼类、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类等类型，注册会员12500余人次，社团内部刊物有18种。一些社团已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如发明协会已取得几项发明专利，他们的成绩被《中国知识产权报》在一版作了重点报道，并被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栏目先后两次录制播放了4期专题节目。 三、工作重点——培养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高等教育是学生接受学校系统教育的最后阶段，大学生处在社会化的关键阶段。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全面的知识基础，专业开始定向，职业理想也基本形成。在这个阶段中，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社会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应成为教育教学的重点。要组织和引导广大学生主动参与各种实际技能和社会实践的锻炼，主动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并及早为将来打算从事的职业做准备。特别是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方式，打破陈旧的从众型思维、权威型思维、经验型思维、书本型思维、封闭型思维等思维枷锁，学会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发散思维、质疑思维、互动思维、横向思维、求异思维等创新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把大脑激活，把潜能充分挖掘出来，不断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敢于大胆创造、大胆实践，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能力，做好踏入社会应对挑战的准备。 四、促进手段——“六个一要求” 我们对全体学生提出了“六个一要求”，作为推动素质拓展的重要手段。 1.写好一本素质拓展证书 其实质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参与到“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活动中来，人人有证书，人人有活动，人人证书上有内容、有成绩，把《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作为学生毕业的必要证件，从而引起学生对素质拓展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 2.发展一项兴趣专长 每个学生都要认识自己、把握自己，找到自身的优势，培养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专长，锻炼自己的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个性、有特长、敢创新、能创造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3.参加一个学生社团 大力倡导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号召广大学生根据自身求知练能的成才需求选择参加适合自己的学生社团，从中磨练思想意志，增长知识才干，提高实践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4.献一份爱心 围绕构建和谐自我、构建和谐校园、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目标，对学生深入进行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教育，进行“和谐”教育，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引导广大学生关心社会、关爱人生，学会合群和合作。为此，大力号召青年学生广泛参与面向社会的志愿服务活动，面向校园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面向弱势群体的扶弱救助行动等，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关心集体、奉献爱心。 5.读一本好书 大力倡导读书求知的风气，着力培养大学的学术氛围和良好学风。通过开展主题读书会、热门好书聚焦书友会、研讨会、演讲会、报告会、心得交流会等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互相启发，互相促进，达到一人读书，多人受益的效果。 6.提一条好建议 为强化学生的主人公责任感，鼓励创新精神，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倡导学生主动关注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实施，勤观察、多思考，积极主动地向学校、院部、班级、支部、社团等提出改进和创新工作的意见、建议、信息和好的活动方案，集中广大学生的智慧共同推动大学生素质教育。 五、运行机制——党委科学规划，多部门联动，项目化操作 党委把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作为统揽大学生课外业余学习教育活动的龙头工程切实抓好，2003年校党委印发了《许昌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实施意见》，明确了实施计划的指导思想，结合许昌学院实际，确定了许昌学院实施计划的基本内容和工作举措，成立了由校党委副书记为组长，主抓教学、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为副组长，党委宣传部、团委、学工部、教务处、招生就业处为成员的“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校团委设立办公室暨大学生素质拓展认证中心，各院（部）组建院（部）级的素质拓展领导小组，党政一把手亲自指导本单位的素质拓展工作，建立并完善了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团总支书记、政治辅导员、班主任参加的院（部）级素质拓展认证中心，有效保证素质拓展工作的有序开展。进一步完善了《许昌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实施办法》、《社团管理办法》、《社团成立及活动规程》等相关制度，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有效保证了“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顺利实施。 近年来，校党委又指导团委专门制订了旨在推动工作探索和实施的《关于开展“十大类素质拓展活动品牌创建”活动实施方案》，以品牌创建为抓手，采取项目化操作的方式，以一个年度为周期，校团委从宣传发动、材料申报、评审立项、组织实施、过程考核和总结表彰六个实施步骤逐个把关，各院部按照方向性、实效性、创新性、系统性、长效性的创建标准，申报并经校团委立项组织实施了30余项设计新颖、内容丰富的“品牌创建”活动。各项活动紧紧围绕育人目标和学生成才需求，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一批体现院部工作特色，具有一定代表性、启发性、示范性的优秀特色品牌项目。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三思在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论坛、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赢在大学”创业计划大赛、城市与环境学院的核心竞争力训练营系列活动，等等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活动，有效满足了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需要，有力推动了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有效实施。 多年来，许昌学院坚持开展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做法，受到了广大学生的由衷赞赏和积极拥护，有力促进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锻炼提高。这方面的工作措施和经验，也得到了上级部门和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主办的《高教领导参考》、河南省教育厅主办的《河南教育信息》都曾进行专题报道和推广。 大学素质论文:浅析合唱艺术对大学生素质培养的价值功能 论文关键词：合唱艺术　大学生　素质培养　价值功能 论文摘要：合唱是集体的声乐表演艺术。通过对音乐美的感受、理解、表现、鉴赏和创造，使其陶冶人的情操，把思想升华到崇高的境界，从而使其具有完美的品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合唱艺术是一种理想的美育载体，是审美教育、情感教育最具操作性的艺术形式。在素质培养中，合唱艺术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团结协作精神、审美情趣、创造力等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应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教育在素质培养方面具体目标各不相同，素质教育内容也有所不同。高等教育属于定向的专门教育阶段，主要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其素质教育有着自身的构成和特点。《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根据高等教育的特点，探讨合唱艺术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作用，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1] 合唱是一门融合旋律美、节奏美、复调美、和声美，高度综合的一门声乐表演艺术。在我国传统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合唱活动是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因为此项活动群众面广，影响力大，吸引性强，是纪律性、组织性和艺术性要求甚高的一项团体活动，对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提升艺术修养，增强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及其调和个性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合唱艺术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灵魂。同志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摆在重要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要说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这一指导思想将贯穿高校素质教育的始终。合唱艺术是一种情感艺术。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合唱是最擅长于抒发情感、最能拨动人心弦的艺术形式。它所有表达的情感，或庄严肃穆，或热烈兴奋、或悲痛激奋，或缠绵细腻，或如泣如诉，都是最直接、最真切、最深刻的。音乐家李斯特在《论柏辽兹与舒曼》中指出，音乐是不借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最纯的感情的火焰；它是从口吸入的空气，它是生命的血管中流淌的血液。这种音乐的特质决定了音乐可以将人的审美情感内化为道德情感。 合唱作为用人声来表现音乐作品的声乐表现形式，在较大型、较完整的合唱作品中，还可以包括除歌剧以外的所有声乐演唱形式。所以，无论是从创作的技巧手段，还是从表现的复杂程度，都可以说是声乐表演中最高级的形式。然而，它又是一种非常便于实施、易于接受、极具魅力的群众性音乐活动。歌唱的乐器就是每个人的噪子，既不需要花钱去购买，又可以“随身携带”；人数可多可少，场地可大可小；又因为合唱是声乐艺术，用人声来表达音乐情感会比乐器更直接、更细腻，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再加上绝大部分合唱都有歌词，所以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如冼星海的一部集中体现着我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着中国民族的情感、意志和力量、幻想与追求的不朽合唱作品《黄河大合唱》，诞生已经近七十年了，但今天仍然激起人们对神州大地锦绣河山、对古老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对残暴的侵略者的无比仇恨，进而使亿万人民保卫祖国、捍卫民族尊严、献身于祖国建设的决心更加牢固。《黄河大合唱》成为一种具有倔强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永恒的、澎湃不息的心声，更能感召、激发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强烈感受到以黄河船夫为代表的中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品性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定的反抗侵略者的英雄气慨和奋斗精神，更能体会到中华的优秀儿女为民族的解放流血奋战的场景；一部《长征组歌》是一支壮丽的革命史诗，是一曲宏大的英雄赞歌，所表现出的长征精神给予我们的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无伴奏合唱《故乡的亲人》，在多声部的合唱中，在领唱及各声部此起彼伏的演唱中，歌者和听众均沉浸在深切地怀念故乡、怀念祖国、怀念亲人的感情中。全场静悄悄地，针掉落地上或一声叹息好似都会干扰这美妙的音乐和怀念的深情；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领唱亲切、柔和，歌颂和向往未来的声音飘在欢跃、和谐、波浪起伏般的各声部和声之上，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运动着的图画；再如描写中华各民族秀丽风光、民俗风情的曲目，如《阿拉木罕》、《牧歌》、《赶圩归来啊哩哩》、《青春舞曲》，等等，都能让学生更加了解祖国山河的壮丽多娇，结出的音乐之花又是如此瑰丽辉煌，从而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大学生在欣赏或演唱这些优秀的合唱作品时，会因激情的旋律、生动的歌词而深深感动，通过体验合唱再次升华跳动的心灵，撞击出音符瑰丽的火花。爱国主义教育寓予合唱艺术这种底蕴丰厚的艺术活动形式之中，把理想信念教育潜移默化地传导给学生，可以完善学生的思想品格。 二、合唱过程体现团结协作精神 在当今多元化的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尤其在中国目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下，合作精神与集体意识显得格外重要。从小处讲合作精神是人们社会工作的需要；而大言之，合作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体现。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使人快乐，更培养了一代新人的合作理念。合唱团是集体的声乐艺术，它要求高度的和谐、统一，追求整体效应。教学中能否抓住“和谐”、“统一”、“整体”这6个字，是挖掘合唱团团结协作功能的关键。“和谐”要求发音要“轻、柔、美、亮、高”，不可发出杂音，因此，就要培养学生高度听从指挥，集中精力；“统一”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各种动作及发音技术等要做到高度统一，才可能使合唱队灵巧而有表现力；“整体”就是要有集体观念，无论是姿势、服装、动作、发音及面部表情都应同集体融为一体。因此，评价一个合唱队的优劣，绝不能只关注一个人或一个声部的突出，而要看合唱队的各声部的整体音色、感情表达、精神状态是否统一平衡。这里强调的是每个合唱队员都要有“声部平衡”这个意识，用耳朵去“听着唱”。自己所在声部强了，就有意识地减弱自己的音量，反之增加音量。在声部平衡的基础上展现合唱整体统一协调的美，如同“打出去”的是一个握紧的拳头，而不是张开的手掌。例如，根据德国作曲家舒曼的钢琴曲改编的无词无伴奏合唱曲《梦幻曲》就极具情感的表现力，需要每位合唱队员始终倾听合唱的整体音响效果，随时调整此声部的音准、力度、音色，在各声部平衡统一的前提下，才能表现出作品的轻、重、刚、柔的自然韵味和含蓄、朦胧的审美意境。此外，很多合唱作品内容本身就能产生集体主义意识。像德国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几乎在两耳失聪的情况下，还创作出了不朽之作《第九交响曲》，也被称为《合唱交响曲》。贝多芬的生活十分艰辛，长期处于贫病交加之中，但他却有着常人所没有的那种博大的胸怀，他希望世界和平、人类和平，他在这部交响乐作品中大胆加入了合唱，开创了交响乐带合唱的历史先河。其中那首气势恢宏的合唱作品《欢乐颂》，真正唱响了人类的和平心声，传达出全人类的集体意志。大量带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合唱作品内容，能给合唱队员以集体主义感受，合唱队员从中也能得到集体主义的情感体验。可见，大学生通过长期的合唱训练，可以逐渐增强合作意识，把“小我”放入团体的“大我”之中，将来步人社会，就能成为一名既有独立精神又有合作意识的新型人才。 三、合唱作品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 高尚的健康的情感是人的精神完美的重要条件和标志。合唱艺术对培养和丰富人的高尚情操具有独特的作用。好的合唱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能使人团结、和谐向上，能净化人的灵魂，陶冶情操，能使表演者心心相印，声声相和。这种感染力内在地作用于人的情感，引起共鸣、激动和联想。她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接受思想道德情操、精神品质和意识观念，从而达到完美崇高的思想境界。合唱艺术不是枯燥乏味的抽象说服，而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来达到意识效果，就象春夜里的细雨在无声无息中滋润着大地万物。例如：学生在演唱《黄河大合唱》时，就会被其雄壮而变化的曲调以及富于情感的词句震撼着心灵，从而感受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位学生在周记上写道：“我仿佛看到黄河一泻千里、浩浩荡荡的雄姿，看到船夫们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形，心情为之震撼，热血为之沸腾，心中掀起了波澜。”在音乐形象上，《保卫黄河》以一种有趣的轮唱形式，使学生体验到一种奇妙的、必须与人合作的、竞赛式的歌曲，那轮唱时此起彼伏的歌声，与音乐形象的结合，表现出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像千军万马势不可挡，像黄河滚滚洪流把侵略者淹没在人民的之中，富有艺术效果，新鲜有趣，学生边听边感受，之后进行模仿，从不得要领到逐渐配合自如，从中领略了轮唱的奇妙，体会了音乐的神奇。[2]而内蒙古民歌《牧歌》以它轻柔、飘逸的四部和声，描绘了一幅蓝天、白云、草原、羊群的动人画卷，纯净优雅的和声，让学生产生无尽的遐想，沉醉于其中，仿佛自己融入到了真实的境界中。此外，学生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及作曲家的生平事迹，也能激发情感体验。因为，每部作品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感。比如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既歌颂了太行山人民筑起铜墙铁壁、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壮观情景，又刻画了太行山上的游击健儿在高山密林深处打击敌人的威武形象，塑造了太行山上抗日军民对胜利满怀信心、朝气蓬勃的形象。在讲解创作背景时，可以让学生了解词作者桂涛声写的《创作札记》：“《在太行山上》1938年写成后，在汉口抗战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上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人唱出，听众大声喝彩，要再唱。此后又传遍全国，太行山上的游击队以它为队歌，老百姓、小孩子都会唱，到处听到‘敌人到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的句子！”学生了解后，马上会涌现一种表现和创作的欲望。而在讲述作曲家冼星海的生平事迹时，可以把他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的话讲给学生听：“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惭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我还要写，写到我最后呼吸停止。”朴实的一段话表现了作曲家对人生执着的追求、坚定的信心和谦虚的态度。这些好的品德都是学生应该学习的。在演唱他的音乐作品时，学生通过体验音乐再次升华跳动的心灵，撞击出一束束音符的火花。这种丰富的情感通过演唱者传达给欣赏者，双方必然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合唱将这种情感和兴趣作为最好的老师，作为审美活动入门的向导。在实施合唱教育中，以各种音乐作品激发学生的兴趣，以美来吸引，从感情人手，以情动人，以美育人。此外，激发学生的情感火花，打开他们的心灵之窗，使之在情绪的进发之中享受美感，发挥陶冶性情的作用。 四、合唱艺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学校教育的宗旨是将有血有肉的“自然的人”塑造成具有创造力和身心健康的“社会的人”。事实证明，自由的创造力是完美人格的重要体现，创新精神是人才的重要标准。李政道先生曾这样分析：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是同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相联系的。对艺术的美学鉴赏和对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随后的感受、升华与情感又是分不开的。试想，没有情感的因素和促进，智慧是不能够开创新的道路的，而没有智慧的情感也是不能够达到完美的意境的。所以，科学和艺术分不开，两者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辨别人才真伪的分水岭。大学生通晓和熟悉艺术，能使其思维更加敏锐，视野更加开阔，并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获得不竭的创造冲动。合唱艺术是激发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主要以多声部的人声演唱和群体配合为特征，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和情感。合唱队员在演唱过程中不仅是表演者，亦是欣赏者。只有当其全身心融人到合唱之中时，才能领略到和声的魅力，得到艺术的陶冶和情感的的升华。所以，为了编制纯美的人声音响世界，合唱队员必须细心体会合唱的作品意境，并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创造出感人的人声艺术。比如，在指挥演唱王立平的《大海啊，故乡》这部作品时，就要启发学生对童年、故乡的回忆和对大海的联想，在演唱过程中用人声力度的变化塑造出一浪推一浪的大海浪涌的形象，用深情的和声背景衬托对阔别的大海故乡恋恋不舍的意境。在这艺术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激发和强化大学生的审美知觉和想象力。艺术惯用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即善于用形象表达概念与哲理，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思维的“扩张性”。它利用联想、想象和直觉等手段，由集中到扩散，不受约束地打通思路，使不同领域的知识、科学自由地相联系，创造出新的理论和事物。合唱艺术的“形象”是非可视性的，更具有模糊可变、广阔伸展的品质，这正好可以弥补抽象思维的不足，打破常规，富于创新。H.G.威尔斯在《历史纲要》中阐述：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的竞赛。人类的教育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需要人类具有更大的创造力，而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与该民族的人才艺术素养是成正比的。可以这样说，合唱艺术正是人类团体性原创精神的表现形式之一。 总之，合唱艺术通过音乐的特性不仅使学生获得听觉上的愉悦，而且能产生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以情感和意志方式表现出来，它直接参与人的生理、心理、文化思想等，对学生良好道德情操的形成、审美体验和审美能力的提高有明显的作用。以合唱这种极富感染力的音乐形式进行审美教育，使学生在自由和谐状态下发展，成为21世纪的高素质人才，其意义不言而喻，它的作用是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代替的。 大学素质论文: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探究 论文关键词：高校校园文化 人文素质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适应社会全面发展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而具有教育导向、开发创造、自我教育功能的高校校园文化在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方面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高校校园文化内涵、总体特征入手，分析校园文化建设在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的功能及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不适应时展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协调发展的思路。 引言 具有教育导向功能、开发创造功能、自我教育功能的高校校园文化是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人文素质的重要环境。网络时代，随着信息的急剧扩散，迅速增大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通俗文化在校园的碰撞，校园文化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因素。如何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功能、更好地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已成为高校的重要课题。 一、高校校园文化内涵及其特征 高校校园文化是指一种群体文化，而这种群体文化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其特征具体表现为：第一，互动性。校园文化是学校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的。这里教师的作用，学校领导的作用，即教师的教授作用是关键。领导者的办学理念、办学意识和行为对师生员工的影响不可低估，对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是巨大的。第二，渗透性。校园文化，象温暖的春风一样，漂散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渗透在教师、学生、员工的观念、言行、举止之中，渗透在他们的教学、科研、读书、做事的态度和情感中。第三，传承性。校风、教风、学风、学术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或数代人自觉不自觉地缔造的，而且代代相传，相沿成习。任何一种校园文化，一经形成之后，必然传承下去，不因时代、社会制度不同而消失，只是会有不同程度的损益。 二、高校校园文化在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的功能 1.约束功能。一切文化对其主体都具有约束支配功能，校园文化也不例外。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制度文化对其主体的约束和精神文化对其主体的行为习惯的规范和支配上，此外还有道德约束和舆论约束等。一方面，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维护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促使学生养成文明的举止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另一方面，学校的独特节日、典礼、仪式等，以学校群体价值观和群体行为规范的方式熏染着学生。 2.校园文化具有导向功能。良好的校园文化，可以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导、情感熏陶、意志磨练和人格塑造，起着环境育人的作用。在校的师生员工在优秀的校园文化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受其熏陶、影响和激励，逐步升华和完善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这正是我们常说的“风以化人”。 3.校园文化具有自我教育功能。校园文化中，学生既是参与者和受教育者，又是创造者和教育者，一旦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融入校园精神文化之中，就会保持其相对稳定性，持久地对大学生产生巨大的作用，并通过学生的自觉行为不断地得到强化。 4.激励功能。校园文化对其载体无时无刻不发挥其影响，特别是对校园文化的主体——学生的影响作用就更大，全面教育的功能表现得最为鲜明、最为突出，校园文化对其主体——在校大学生的影响教育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并且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政治意识、思想观念、道德情操、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心理健康等几个方面。校园文化，作为学校内部的精神环境，引导着人才的塑造。优良的校园文化有一种催人奋进的积极作用。对崇高理想的执著追求，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以激发每个学生高昂的学习热情，并内化为一种自我向上的动力。 三、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在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1.缺乏与校外力量的交流。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参与人员主要是校内人员，包括学生、学工干部以及极少数的专业教师，而缺乏校外人员的参与。校外人员包括是企事业单位以及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实际上也是校园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校园文化活动把目光主要集中在校园内，而极少关注现实社会，与社会脱节，最终导致校园文化成为“空中楼阁”。 2.校园文化建设缺乏系统性与前瞻性。目前，大学校园文化虽然丰富多彩，但主要偏重于娱乐、体育及各种社团活动，这些活动虽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学生的业余生活，近期效果明显，但缺乏长期规划，使校园文化建设缺乏系统性与前瞻性，从而削弱了校园文化的整体育人功能。 3.忽视专业教师的作用。长期以来，大家一谈起校园文化，就认为是学生处、团委、学生会等学生工作机构和学生的事情，与教师没有多少关系。但实际上，校园文化建设离不开教师，教师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教师的人格和文化涵养直接影响所培养学生的质量，他们的整体凝聚力对校园文化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我国高校校园文化的现状看，教师的校园文化生活极为贫乏，一学期难得有两次活动，教师之间的交流也很少，校园文化建设的形式限于名目繁多的各种具体活动，而把教书育人、服务育人和管理育人等潜在的教育活动排斥在外；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中，除学生参与外，主要是学生工作队伍的教师参与，而专业教师与其他行政人员很少参与，与学生的交流也很有限。 4.专业知识所涉不多。在对上海一所财经类院校近一年的调查结果中，校园文化活动内容的比例为：文体活动占30%、青年志愿者活动占18%、社会实践活动占25%、讲座报告占20%、学生其它活动占7%等。调查显示：校园文化活动项目大部分是娱乐项目，与专业知识有关联的活动少，绝大部分学生集中在文娱体育、人文素质、社会服务实践等活动上，即使是学生科技活动，主要是学工队伍的策划，缺乏专业教师的积极参与，所策划的活动专业知识的含量不高，从而导致校园文化建设的简单化和低层次化。 四、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 1.校园文化建设贯彻“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本，即要坚持以育人为根本宗旨。要充分利用高校的人才资源优势，开展多形式、高品位、健康的校园文化活动，不断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教学不能只重视学科专业的系统性，而忽视了人的完整性以及健全人性、人格的培养，要做到教书和育人的有机结合。要从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出发，让学生自己设计适合自己的一些校园文化活动，这些活动要追求小型化、多样化、经常化，充分满足学生不同层次和种类的需要。这样，通过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学生既能增长知识，又能陶冶情操；既能丰富校园生活，又能达到育人的目的，让他们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得到和谐发展。 2.建设高层次的校园文化。如前所述，缘于当前校园文化与专业知识相连甚微及其它方面原因，导致尽管各高校都在积极提倡并加大力度建设，但结果是表面上轰轰烈烈，实质上却收效甚微。加之当前各种传媒的活跃，学生接触信息越来越广泛，活动层次较低的校园活动既起不到导向作用，也不能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现其总体功能。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该超越低层次的以娱乐性为主导的校园文化建设，以科研、学术为中心内容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创建出高层次的校园文化。 3.提高专业教师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校园文化建设要转型，要建设以科研、学术为中心内容的高层次的校园文化，必须做到教师主动指导，学生积极参与，结合专业知识与教师的科研课题，开展富于创新的校园文化活动。在政策上对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专业教师给与支持和鼓励，如可通过减少课时等举措切实吸纳广大专业教师投入到校园文化建设这项需要全员参与的活动中来。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向学术领域演进发展，其结构和内容将发生重大变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专长自由参与活动，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宽加深专业知识，提高学习的兴趣，培养创新精神，促使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学风的形成，又可以促进教学改革，带动科研，为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的保证。 4.顺应时展，建设更加开放的校园文化。“开放”是校园文化的应有之义，当前很多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处于“闭门造车”的局面，而相反地，现代大学教育目标是培养高素质和创新型人才，这种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思维，因此“闭塞”的校园文化建设是不能适应现代教育目标的，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引社会各界力量加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如以往的校友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吸收校友、企业以及政府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推动校园文化与社会的广泛接触，达到校园文化建设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目标。 2l世纪呼唤人才，时代也呼唤素质教育。作为高等院校，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功能，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努力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开展，为我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合格人才。 大学素质论文:浅谈工科大学应重视人文素质教育 论文关键词:工科大学　人文素质 重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就口前部分工科大学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问题，提出在工科大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如何提l高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转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具备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职业变换的频率越来越大，一职多能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社会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逐渐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单向型向综合型人才转变、当今人才市场的竟争主要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竟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员工的知识层次，更取决于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态度等非智力因素、)一个优秀的毕业十不但要具备学术活动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基本人文素质和道德准则。 当前，在工科院校的一部分学生中，除专业知识外，基础文化素质较差。一篇应用文写下来，格式不正确，许多语句不通顺、错字连篇、文体不整、相关知识缺乏，对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古典文学这此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知之甚少，曾有人对某理工科院校某班调查有57%的学生没有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史及优秀道德传统一知半解;少数学生缺乏理想与追求，学习无目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差，在各种挫折面前无能为力，马加爵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在生活中少数学生公众意识差，在课桌、墙壁上乱刻乱问，公众场所大吼大叫，上课迟到、早退、泰然不觉羞愧，甚至在课堂上打手机;在宿舍里唯我独尊，不能与舍友友好相处、)这此现象的存在说明正是由于缺乏丰富的人文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尚的人格追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那么造成工科大学生某此同学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要原因是一些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人文教育，这此中学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只看学习成绩，不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整天理在考卷中、试题里，从而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几乎没有接触，对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更是不闻不问。 第二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学习一好百好，而太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允许孩子接触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限制参与与单纯学业无关的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一些西方的不良习气侵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持正确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发生扭曲。 第一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数量少、学时少，运用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各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13%-25%，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有:美国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创作学、西方传统、外语、历史、艺术史、语言史、文学、音乐、析学、政治科学、观赏艺术等十几个大类,100多门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8门课程，共72学分，占总学分的20%、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文教育环节薄弱，又没有其他方面的硬性措施加以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既成的事实，再去追究中、小学的责任已无意义，但在中、小学中应引起重视，具体在大学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 第一、加大宜传力度，提高教师队伍全面素质，做好正面教育。 作为大学的各级机构人员，首先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做好宜传工作，通过宜传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认识。某综合大学曾推出“微笑服务”，我想我们工科大学也应该推行类似的“文明服务”，在我们的校园创建文明、和谐的环境，让每一位大学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宜传文明行为，表扬好人好事，揭露批评不文明行为，在校园中形成“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的新风尚。 第二、加强第一课堂人文选修课的学习。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深拓宽学生知识面，有选择、有目的地开设系列人文课程，并将文理有机结合，加深文理的相互渗透。同时教师加强个人修养，使课程生动、形象、富于活力，而不要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逆反心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人文选修课是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需要融入自身素质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校团委、学生会及各院(系)会举办一定的文艺体育活动及讲座。然而由于课程压力及其他(诸如漠不关心的态度)原因，参加活动人数总不尽人意，更不用谈质量、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同学们投身于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把同学从宿舍、网吧、影厅、剧院中拉出来，使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内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塑造大学生完美的人格，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 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全社会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人文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缺乏，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失范、理想萎缩、人格有缺陷的未来。如今大学校园里人文教育已经薄弱，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不仅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文理结合，成为适应社会的综合创新的复合人才。 大学素质论文:工科大学实施素质教育的问题探讨 人类已处于世纪之交,全世界都在思索如何紧紧跟上21世纪的历史步伐。无疑,新的世纪将是人类全面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辉煌岁月,而教育将在其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对即将迎来新纪元的中国高等教育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为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也是教育自身发展到今天提出的必然课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至少有五方面的含义:第一,过去推进素质教育主要在中小学,现在延伸到各级各类学校。第二,素质教育从学校行为变为全党全社会行为,变为政府行为。第三,素质教育推进方式从经验交流推广上升到科学化、法制化轨道,不是规范化单一模式,而是用法制保障,形成多样化模式。第四,区域实验变为全国全面推进。第五,从单项改革转入完整系统全方位推进,从教育思想、发展、结构、体系、体制等方面构成一个整体。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对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要求更高、更全面。在要求具有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的同时,更加强调培养的人才具有高度的对社会、对事业的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丰富宽广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开阔的视野;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坚强的意志力,接受挑战和应变能力,学会适应;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康的体格和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以华中理工大学为代表的全国50所素质教育试点院校,侧重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这种方法已不能适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策。本文就高等工科院校如何实施素质教育谈些看法。 一、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 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创新的意义对国家民族如此,对高等教育亦如此。有史以来,无论是科学进展、技术发展、经营管理、军事战略和战术等无不依赖于技术创新。尤其现代的社会,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乃至企业的兴衰,无不取决于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及其创造性的开拓和应用。社会的进步,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无疑是社会成员发挥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结果。我国高等院校在教学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知识传授、技能的训练和能力的培养,但是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也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步骤。21世纪的高等工程教育不能停留在技能训练中低层次上,应该向高层次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上发展。智能是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具有经常性、稳定性等特点,它包括感知、记忆、想象、思维等方面的能力。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开发智能和创造力的核心,因此,教育学生学习和掌握科学方法论,学会思考,是培养和发展创造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实施素质教育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在过去的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薄弱环节。原因是多方面的,加上我们对全面发展的曲解,把全面发展等同于平均发展,用“一刀切”的模式培养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带来不利影响。第二,培养创新的高质量人才,是高科技、知识经济时代的呼唤。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展开,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的优势国家和地区聚集,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在发展上占主导。时代呼唤具有创新性的人才脱颖而出。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生命线。大学如何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如何实现知识的创新以及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存在“两强两弱”特点。所谓“强”,即学生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应试能力也比较强;所谓“两弱”,就是存在着忽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现象。目前我国大学中单一的思维模式训练,是造成大学生缺乏创造力的主要原因,表现是只重视包括演绎、归纳和推理等形式的聚合性思维的培养,忽视了以形象思维为基础的发散性思维训练。在创新活动中,聚合思维与发散思维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缺一不可。对主体个性的忽视也是造成创新障碍的重要因素。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要培养创造思维,就要培养与创新思维有关的个性特征,这主要包括求知欲、独立性、灵活性、观察力、坚韧性等等人格品质。 在知识经济社会,创新能力是对劳动者的根本要求。但长期以来,我国创新教育薄弱,人才的创新意识差,创造力不够。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创新的知识基础。特征是技术上狭窄(专业口径过窄)和狭于技术,缺乏经济管理知识,缺乏人文修养;二是创新思维训练不足。对于理论教学,老师习惯于满堂灌,不采用启发式教学,不鼓励学生的求异思维。在实践教学中,实验内容以验证性实验为主,缺乏设计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从工程设计训练来看,常常把设计理解为翻手册套公式,画工程图,而不是把设计理解成人类创造未来的主动思维和创造行为;三是评价制度陈旧。主要源于封建社会应试教育的影响。因此迫切需要走出应试教育的阴影,建立新的评价制度。 二、重视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和竞争意识 “获得工程师的基础训练”是高等工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工程意识是各类工程师的重要素质之一,过去多有忽视,现在迫切需要加强。 所谓工程意识,是与工程技术密切相关的国情意识、社会意识、法律意识、科学意识、经济意识、质量意识、安全意识、生态环境意识及审美意识的总称。工程意识源于工程实践。培养大学生的工程意识,就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使他们初步接受工程意识的熏陶,运用工程意识的思想和方法处理工程决策、工程实施和工程技术问题。有些院校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案例教学法、环境影响法、参加工程实践和社会实践等,值得总结推广和充实。高等工科院校的教学管理还要逐步完善竞争激励机制,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这是新形势对高等工程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高等工程教育合作和参与的途径,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工程教育不只是高等学校的事,必须有工业和社会的参与,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和工业主管部门要积极通过在方针、政策法规、层次结构和质量评估等方面,发挥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院校内部,“合作和参与”的途径在于提倡多学科、跨学科协同,打破院系界限,改变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互相隔裂的局面。转换教学观念,改革教育方法,提倡启发式教育,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和自主学习精神,努力养成未来工程师的自学能力,善于互相学习,善于协同,鼓励奉献、创新精神。许多中外杰出工程师在科技史和艺术史上是无名英雄。但他们的创新业绩和奉献精神是不可磨灭的。要让学生学习前辈工程师创造未来世界的精神,理解工业创新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担负起振兴中国经济和发展工程技术的光荣责任。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造就一支创新型的教师队伍 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是教师,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学历层次,引导教师开展教育科研至关重要。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同样道理,一个好教师,就有一群好学生。需要唤醒教师的灵魂意识,重塑教师的专业形象。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首先要提高教师学历层次,其次着重培养正确的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教学观。 作为高校教师,不仅要给学生传授知识,还要教学生做人,给学生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这就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科学知识的底蕴和素养。中外科技发展的历史表明,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之所以独具慧眼,作出重大的科学发明与创造,与他们博学多才,有广博的人文知识和兴趣是分不开的。青年教师,尤其是理工科院校的青年教师,也应具有良好的人文科学知识素养,才可能产生独到的科学思想与方法,才能在教学、科研中获得新的启迪,加快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社会科学教师也应具备相应的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业务素质。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科学的教育思想,一种体现时代精神和社会发需要的教育理论体系,一种教育价值取向,一种理想教育模式,要使它落实到学校,体现在学生身上,离不开教师。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素质教育的成败。因此,要从实际出发,做好教师队伍建设规划,深化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加大师资培训力度,优化教师队伍管理,使教师的专业水平、健全人格、综合素质、技术素质与探究意识有效提高。 四、处理好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关系 在提倡素质教育的同时,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的呼声也渐渐抬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提倡素质教育不是废除考试,恰恰相反,而是要改革考试制度中不合理的部分,使它更趋于合理。事实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非完全对立,也有统一的一面。为了通过考试,考生必须认真学习,具备较为扎实的基础知识。高分者一般就比低分者强。高分低能和考试成绩差而素质良好的学生毕竟是极少数。期间,就是抓住建国后17年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废除了高考和大学的考试评估体系,所产生的恶果至今记忆犹新。如果大学生不进行严格的考试,必将导致教育水准的下降。因此,考试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的评估办法,在无法找出更好的办法之前,决不可轻言废止。目前的改革应侧重命题方面,使考试能够更好地检测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如何将素质培养与应试更好地协调统一,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关键在于教育者如何考试和学习者如何应试,以及考试的内容是否能够促使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在命题方面,建立能够充分体现学生创新意识、素质和能力的评估内容,引导师生进行创新型的教与学。应少问是什么,多问为什么、如何理解。清华大学在考试中大量地增加了试卷的主观题,减少客观题,目的正在于鼓励学生大量涉猎参考资料,培养分析综合能力、创新能力。 大学素质论文:浅谈计算机教育与现代大学生能力素质培养研究 论文关键词：计算机教育　现代信息技术　能力素质 论文摘要：现代信息时代，要求当代大学生必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具备充分的信息素质，以及能为时代服务的现代技术能力。当前，如何利用计算机教育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本文着力于现代计算机技术的重要作用，分析计算机教育在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过程中发挥的推动作用，以及如何更好的利用计算机教育培养现代大学生能力素质。 一、计算机教育的重要性 信息时代是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具有特定的时代性标签。计算机教育能够为大学生培养较好的信息素质，提高其综合能力。信息素质是指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和信息源，获取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技能，培养大学生的信息素质也就是培养大学生认识和搜索信息的能力，并且能够及时的进行评估和有效利用。当前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利用计算机教育，培养大学生的计算机能力，提高信息素质，是对传统文化的延伸和拓展，也是对新型文化的创新。培养大学生的能力素质，总的来说是要培养其具有利用计算机获取一切有用的信息并加以利用的能力。包括其对信息的敏感度，对信息的识别和获取，对信息的分析和判断，对信息的评估和利用。是一种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的能力培养，对现代有特点的大学生的能力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计算机教育在大学生能力素质培养中的意义 （一）计算机教育是培养具有创新性大学生的基本途径 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延伸和发展，产生了高度的分化和综合集成效应。但是不管是细化计算机技术核算综合计算机能力都是现代大学生所需要具备的能力素质，都是进行科学创新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创新性的大学生是指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当代大学生，对当前教育的发展和大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创新思维是基础，创新意识是动力，只有在结合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才能较好的培养其综合能力素质。而现代的计算机教育在创新思维的激发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上都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对于大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计算机教育也具有推动作用，在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大学生自身的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重视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不仅仅是通过教师的教授进行知识的获取，而是通过大学生自己一定的自身时间和利用计算机，从而自主的发展探索信息知识，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多功能性和广泛性，进行探索式和发现式的教育方式。所以说，在计算机教育中，能够较好的提升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将其创新思维转变为创新能力，而现代的计算机技术也成为大学生必不可少的基本技能。 （二）计算机技术能够培养具学生的国际化能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的距离越来越短，全球化的趋势加强，国际化成为普遍性的发展状态，所以当前大学生的教育势必要在国际化的趋势下进行创新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培养。国际化教育也成为现代教育的必然发展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起来的实实在在的教育实践，对大学生的能力培养具有突破性的推动。 国际化能力主要是指大学生具有世界的阳光，能够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凭借出色的技术技能和创新知识，获取突破性的发展，树立起成为具有国际化综合能力的新型人才目标。一般来说：国际化人才素质的要求是，要有国际化意识、胸怀，掌握国际一流的先进知识，通晓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具备跨文化操作能力和世界眼光，在视野能力等方面都具有国际化水准。而要达到这些素质的前提条件，必须具备有较强的获取信息的能力。因此，信息素质是大学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必要素质。而信息素质主要是通过现代计算机教育进行培养，通过计算机教育，树立学生的全局观念和自己动手的能力。 （三）计算机教育能够培养现代大学生的科研素质 计算机教育本身建立在一个较高的科研基础上，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而提高利用计算机搜集信息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将来大学生的科研综合素质奠定基础。“据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凯斯学院研究基金会以及日本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一个科研人员在一个研究项目中，用在查找和阅读情报资料的时间要占完成该研究课题时间的50.9%，而计划思考时间占7.7%，实践和研究时间占32.1%，编写研究报告的时间9.3%。由此可见，查找和阅读信息资料的重要性，若不搜集国内外研究进展资料，往往出现重复研究的现象，更谈不上科研效率了。”因此，利用计算机能力是提高大学生科研素质的基础，是培养未来高技术人才的工具。 三、如何利用计算机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 现代大学生，无论是刚进入校园还是即将走出社会，都必须具备一定的计算机能力，这是先进科学时代的基本需求，也是其能力提升的重要表现。大学生要成为某个方面的专业人才，除了需要及时听取教师的知识灌输还需要加强自身对只是的求索，利用计算机或者网络获取自身需要的信息，加以利用，充实自己的学习，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那么，在信息计算时代，如何利用计算机教育来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利用计算机教育培养大学生获取信息和分析信息的能力 信息检索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通过培养学生独立制定的学校策略，并且掌握相应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中按部就班的完成既定任务，对当代重要的信息进行检索和分析。其中开展文献检索课程，加强大学生分析和综合信息的能力是必要的，也是当前信息技能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符合时代的潮流，符合国家教委的文件精神规定。而且开始文献检索课程有利于使学生更方便的了解当前实际，了解各专业的发展情况，从而更好的选择自己发展的方向，培养各种自我分析的能力。在计算机教育课程中，学生能够学会常用的检索工具和参考方法，掌握必要的网络信息技术，获取一定的现代信息。并且，现代大学文献检索的内容需要定位在当前大学生的培养实际上，吧文献检索课程教学与大学生的各阶段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利用大学生较强的接受能力和综合能力，就爱你培养其基本的信息意识，并传授其对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的方式方法。加强培养大学生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接受和利用能力。进而提高综合素质。 （二）充分发挥学计算机教育课程中的数据库作用，进行专门性的信息指导和讲座 如何利用充分的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是每个高校都应当积极思索并采取相应措施的时代性课题。当然，在教育的课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大学校园的充沛的现代设施和丰富的师资力量，以及发挥图书馆的信息积聚中心的作用。 首先，利用图书馆的信息集散中心作用，加强大学生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在现代教育过程中，图书馆作为专门的信息集散地，具备搜集、存储、传播和利用信息的功能，也是现代大学生进行计算机教育的主要培养中心，利用图书馆的电子图书室以及强大的信息库，提高大学生对信息的分析能力。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每年进行新生的分批指导和就教育，树立学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思想理念，并且，使学生能够充分的利用计算机，亲身实践，从实践中获取知识。 其次，加大计算机设备，拓展学生的实践空间。计算机教育本身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和自主要求，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务必要要在一定的动手操作之后，加强能力的培养，强化实践感知。加大技术设备，不仅仅体现在计算机本身，同时还有现代信息库的建立，提高信息服务质量，建立必要的服务信箱，及时了解当前学生的需求，按需分配，加强信息的利用率。 最后，利用优秀的师资力量，进行专门的讲座和培训。强大师资是当前大学生进行计算机教育的根本前提，也是保证其提升能力素质的根本保障。教师本身应当具备一定的素质和较高的技能水平，并能通过一定的培训方式和讲座，使学生能够通过听觉和视觉同时加强技能专业知识的培训，使其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获取相应的知识，提高综合能力素质。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计算机教育是加强大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必经途径，也是培养其综合能力的根本保障，因此，需要不断加强当代大学生的计算机技能，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努力建设成为具有时代需求性的新型人才。 大学素质论文:论自律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长期重视的应试教育正逐步向素质教育转变，一些高等院校也纷纷成立了学生素质教育机构，这无疑对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今后他们走出校门，适应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素质教育中除了有高素质的教师和学生的积极配合外，重视大学生自律是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笔者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自律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般理论及意义 大学生的自律，是指大学生自觉地对生理需要、心理活动、思维活动、行为举止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调节、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多种实际形式规范自己的言行，最终强化主体意识，提高社会化程度的组织行为方式和教育管理途径。大学生自律是客观存在的，一直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表现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由于实际的自律活动常常处于教育者视野之外和难以受到教育者的过程控制，因而容易被教育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那么，自律有何优点，它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怎样?对于自我意识逐渐成熟的大学生来说，一方面，加强自律有利于完善自我，有利于调动和发挥自我潜能、有利于创造和实现自我社会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自律既能培养一种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又能培养一种克己奉公的牺牲精神，这是大学生迎接未来挑战和适应社会需要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自律是一种有效的素质教育形式。在实施素质教育中，既离不开他律，也离不开自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律优于他律之处，在于它避免产生他律中常见的逆反情绪和心理对抗，充分实现了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高度统一，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主体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自律的过程也是一个体现自我尊严和显示自我价值的过程，能够得到他人的肯定和尊重。良好的自律行为植根于人的自信心、进取心、社会责任感和对一般社会规范体系的认同，它有很强的方向性和生命力。所以，搞好大学生自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搞好大学生自律有利于素质的全面提高 (1)大学生自律能较好地解决学校环境卫生问题，从而优化了育人环境。大学生自律参加劳动和管理，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文明卫生意识，有利于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对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大有裨益。例如:原来我校所有学生宿舍、教室公共卫生均是聘请临时工打扫，由于人少清扫面积大，临时工报酬又比较低，卫生清扫的质量始终不高。加之学生又不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致使学生宿舍区的卫生一直成为老大难问题。1995年学校实行了学生公益劳动周制度与学生宿舍卫生监督相结合的办法以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及有效监督和自我教育，使学生宿舍卫生、绿化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个干净、整齐、卫生、文明的教室、宿舍区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学校的育人环境进一步得到优化。 (2)充分发挥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作用，既有利于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利干学生素质的提高。动员大学生参与管理，成立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简称自管会)，把自管会成员分成纪律检查组、卫生组、宣传组、生活服务组。工作中统一协调有分有合，除让学生参加学生宿舍的卫生、作息时间、早操检查以及校园环境卫生的打扫和学生宿舍的天蝇灭蚊、配合校卫生科为学生送大锅药等生活服务的具体的活动外，自管会还进行学生文明卫生宿舍评比活动，宿舍门饰窗花比赛活动，学生宿舍的违纪、违规现象明显减少，一些乱倒剩饭、乱丢馒头等的浪费现象有了明显的改观，学生爱护公物、讲究卫生、助人为乐、文明礼貌等良好校风已逐渐形成，从而促进了学校梢神文明建设。 (3)重视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大学生自我教育、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社会实践是学校联系社会的一条纽带，是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接受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由知到行的必经之路，它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好地掌握国情、了解社会、增长才千，为走上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组织大学生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校内外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及用自己耳闻目睹或亲自参加的活生生的典型事例来促使自我认识、自我教育与自我提高。通过社会实践，把大学生的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三、注意加强对大学生自律的引导 (1)教育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自我意识对自伐发展的巨大能动作用，决定了发展中的大学生不会无视自我，相反，随着其独立意识、自主息识的增强，必然会更为关注自我评价，更为追求自我完善。可见要提高大学生的自律能力，首先就要教育大学生更深入、更准确地认识自己，要对“现实的我”和“理想的我”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找到两者的差跪，并付出努力使“现实的我”向“理想的我”靠拢、在这个过程中，自律获得强大的动力并得以保持正确的方向，所以，正确认识自己尤为重要 (2)培养大学生具有良好的个性品质。自律作为人的一种行为表现，它与人的个性品质相关。在个性品质中，尤以责任心和意志力对自律水平的影响较大。产生自律行为的动机之一是价值判断，也就是对“我应当怎么做”和“我必须如何做”的判断性认识，这与人的责任心有关。但自律过程中又常常伴随着克服惰性、散漫、自由化倾向等人性的弱点，这需要有良好的意志品质。因此，培养锻炼大学生，使之具有社会责任感、工作责任心、勇于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力，是引导大学生加强自律的必要工作，也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3)指导大学生开展自律活动。大学生集体自律活动的广泛开展，反映了大学生对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要求和愿望。具备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既是大学生社团活动对每一个参加者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又是社团活动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对大学生集体自律活动，教育者既不能代办，也不能放任自流，而应当给以适当的组织和正确的引导。但应注意的是，在学生社团组织中不应建立过分严格的隶属关系，应该采取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同时，应指导学生形成一种民主、平等、信任、进取的群体风气，使学生受其感染，于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的自律意识。 (4)重视他律，促进自律。他律与自律相辅相成的。他律最终要有自律的参与才能实现，加强他律无疑给自律提出了要求并创造了条件。在大学生教育管理服务中，必要的约束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学校制定的大学生行为规范、规章制度、奖励措施等，将有力地促进大学生自律。实际上，大学生抑制不良行为的自控力量，与他对不良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的认识，以及这种不良行为被揭露的可能性的判断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将他律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自律，除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外，结合学校实际制定严格的规范和实施严格的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大学素质论文:浅析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研究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 高校思想道德建设 高校学生工作 论文摘要：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时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和精髓融入到高校学生工作中进行研究，发现加强学生的荣辱观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提升其使命感、时代感、责任感是非常必要的。研究和梳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注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的衔接，以期促进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推动我国高校德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高校学生工作的科学发展。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民族自立的重要标志。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明历史绵延五千年的产物，从未中断，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尚德、尚德育、尚德风的传统，使道德教育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居于显著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儒学，按照儒家文化，个人是道德的，由道德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也是道德的；不仅个人要服从道德，国家也要服从道德。所以，儒家处事的根本原则就是道德考虑高于并优先于功利考虑。早在孔子之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以"修德 "作为君子的最高追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直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左传· 襄公二卜四年 》) 所以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突出人格尊严，以德性作为人与禽兽区别的根本，"内圣外王"的根本要求也就是要 "有德"。 《大学》 篇更是把"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作为个人的社会与政治理想，而"修身"是基点，也是以德性为先，以求知学文为后的中国儒学传统。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文明成果，包含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个人只要按照修身的原则和方法，自强不息，进德修业，发挥出自身的潜能，就一定会锻造成理想人格。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传统文化，学校教育更应植根于富有底蕴的传统文化之中，以培养出具有民族特质的人才。因此，当代高等教育应坚持把促进社会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校园教育的核心。 通过以上回顾看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和高校德育工作方面，研究的重点无外乎这几个方面：首先，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精髓又有糟粕，当今高校思想道德建设需要汲取优秀的道德资源，积极主动地推动高校德育建设的和谐发展。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思想，成为当前我国德育建设面临的挑战 要使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引领大学生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思想。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对于高校德育工作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 大学生德育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使其在自身内容的建构上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品位和文化精神,以保持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相一致"。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的部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 可以看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和高校德育工作方面，大多数学者研究的重点无外乎这几个方面：首先，都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精髓又有糟粕，当今高校思想道德建设需要汲取优秀的道德资源，积极主动地推动高校德育建设的和谐发展。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思想，成为当前我国德育建设面临的挑战。要使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引领大学生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思想。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诚然，整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使其发挥出应有的育人功能。但是，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与我国当今所弘扬的主旋律相匹配，需要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需要与我国文化建设相统一，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传承，才能更好的开展高校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但是，他们的研究缺少从社会学、心理学、人文学等学科的角度分析当今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更缺乏从这些学科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措施。他们只是浅显的描述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并且大致的甚至是严重的描述了大学生存在的一些负面思想，缺少理论支持，论述显得比较空洞。另外，他们提出的建议也缺少制度的保障，实施起来比较困难。缺乏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单一的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实施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机制，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会比较小，更与学校的初衷相背。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变动,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大学生整体上来看,他们的思想是积极、健康、向上的,绝大多数大学生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地对待个人利益,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但是,西方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其一些负面影响着正在成长的大学生。主要表现在:大学生理想追求淡化,强调个人本位,以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核心;道德观念淡薄,强调个体行为的随意性,对道德、纪律的蔑视却被看作是"有个性";贪图安逸享乐,追求生活的新潮化和高档化,缺乏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精神;诚信缺失等等。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求培养具有深厚学识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能遵守社会运行秩序、明礼诚信、服务于社会的人才。因此,加强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更高境界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感;帮助他们学会关心、学会共处、学会同情;帮助他们树立"诚信"、"公平、正义、宽容"的理念等一系列时代所需要的道德,是21世纪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大趋势。 学者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道德素养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无一例外的都认识到优秀文化对大学生道德素养的培养具有重大的作用。只是，绝大部分只是简要的描述，而没有具体可行的措施。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要改。革课程设计 、增加古典文化经典学习的力度、引导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一些经典的人文科学知识等措施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此外，有些学者从建立规章制度，增强法律制约，建立高校诚信测评机制视角出发，要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树立教育及教育者的诚信形象，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创新诚信教育方法。但是他们无疑都忽视了现今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教育学生的固有模式，一种新的教育理念的实施面临诸多困境，此外，大学生道德素养的提升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只从学校的角度去实施，难度较大，效果较差。 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文化背景。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制定使大学生容易接受的、有制度保障、的和激励机制的措施，充分合理科学的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是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课题。 大学素质论文: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系列概念辨析 论文摘要：文化素质教育是我国高校正在不断推进的一项教育改革工程，其核心是人文素质教育。十余年来，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受理论贫困、师资欠缺和相关概念理解不清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大学人文素质教育面临着严峻挑战。本文主要就影响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相关系列概念进行辨析，以便更好地推进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群设计与建设。 论文关键词：人文学科 人文教育 博雅教育 通识教育 概念辨析 自1998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教高【1998】2号）文件颁布以来，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究其原因既有指导理论上的贫困，又有学科专业化和社会职业专门化的冲击，还有缺乏一支优秀的人文素质教育教师队伍。此外，对相关概念理解不清，也影响了教育目标的实现。为此，有必要对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课程与课程群、人文课程与通识课程等一系列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以便更准确地进行课程群设计与建设，推进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工作。 一.“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 （一）“人文学科” “人文”一词，在我国古典文献中，较早出现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彖传》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很显然，这里的“人文”是指人伦社会规律。“人文”与“化成天下”联用，凸显了“以文教化”之思想。我们今天之所以特别强调“人文”以及“人文文化”，主要是为了匡正科技文化之局限性而言的。 人文学科（美国叫人文科学）源出于拉丁文humanities，意即人性、教养，在欧洲15世纪就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其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人文学科是指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的人文学科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学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人文学科”的解释：是指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从上述解释可以看出，欧洲的人文学科是包含了一部分社会科学内容的（如法学、经济学），而美国的人文科学则主要是指文、史、哲、艺等学科，法学与经济学则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对于人文学科内容的界定，中国官方与民间学术界也有区别，中国官方习惯称“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很少称“人文学科”或“人文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附属于社会科学之中，这种学科分类法在学理上是有一定问题的。而在民间学术界则比较认同美国的学科分类法，把人类知识体系一分为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习惯称“人文学科”或“人文社会科学”。 （二）自然科学 它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其任务是揭示自然界发生的现象和过程的实质，把握这些现象与过程的规律性，以便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合理而有目的地利用规律开辟各种可能的途径。自近代以来，科学在给人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同步呈现。基于此，反思与规范科技发展，就成为当今一项世界性课题，为达目的，一度被冷落了的人文学科又被重新提出来，并成为了前沿问题。 （三）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比较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语言特征、论据来源和社会职能等五个方面。在研究对象上，人文学科是以人的生存和人与世界的感受价值关系为基本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主要是回答‘人应该怎样’的问题，引导人们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去追求人的美化。它是一种评价性和体验性的学问”。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它主要关注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属性、状态及其运动规律，它是一种工具性的学问。在研究方法上，人文学科主要以想象、直觉、思辨、体验等个体性、独特性、创造性的感觉和表达为基本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受到人的主观情感和人生经验的影响，具有主观性。自然科学则以数学、实验、实证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尽量避免人的主观影响，具有客观性。在语言特征方面，人文学科偏重评价，自然科学偏重描述。在证据来源方面，人文学科主要关心经验中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蕴含“应该怎样去做”的意义；自然科学则主要关心因果关系，强调合理性的逻辑。在社会职能方面，人文学科没有直接的功利性，其主要功能在于发展人性、提升人格。自然科学则通过技术中介去实现效益，有强烈的功利性。 二.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 理想的教育应该是以全部人类文化知识为基础的教育，它包含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两个方面，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教育的一体两面关系。 （一）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文、史、哲、艺等）通过知识传授与环境熏陶的方式，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和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更加强调“全面发展”、“通才教育”与“文雅教育”，是一种区别于专业教育的非专业、整体性优化教育，实质是人性的教育，主要途径是文学文化名著经典的研读，核心教育目标是人文精神与人文素质的养成。 （二）科学教育 科学教育的目的重在培养人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任务在于揭示和把握自然界各种现象及其规律，为人们合理利用这些规律开辟各种可能途径。科学教育的特征是“教学内容学科化”、 “教学方法心理化”、“教育制度职业化”、“教学手段现代化”、“教育目的功利化与唯知识化”。 （三）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比较 在教学理想上：人文教育重人格塑造，培养完人；科学教育重培养科学家。在教育目标上：人文教育重发展素质，追求开发潜能、传递文化与增进和谐；科学教育重知识传授，追求传授科学知识、培养科学能力与养成科学品质。在教育内容上：人文教育内容人文学科化；科学教育内容自然科学化。在教育方法上：人文教育重名著研读、榜样激励、对话讨论与环境陶冶；科学教育重观察、实验与问题探究。在教育手段上，人文教育注重良好人际关系和情感氛围的营造；科学教育注重物质条件的建设。在教育主体上，人文教育要求教师热情、感性、有主见；科学教育要求教师冷静、理性、保持中立。 三.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教育）、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 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等概念是同一层面、意义比较相近的一组教育观念或教育思想，可分别对应于专业教育，并与专业教育一起构成完整的教育。 （一）“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叫“文雅教育”或“自由教育”，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把人分为自由人和奴隶两种，并认为自由人有责任从事博雅学科的实践，应该能够进行逻辑思考、理性阅读和生动演讲，否则，他就不可能是个自由人，如果一个奴隶能够具备自由人的品质，他就可以得到自由。亚里斯多德曾经把博雅教育看成是与职业教育相对立的教育观念，他认为博雅教育为自由而设立，不应当有适应性和职业性，教育目的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培养能够自由地对新的变化的境遇独立做出正确判断的人——绅士。 （二）“全人教育”与“全面和谐发展教育” 1.“全人教育”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依据柏拉图的“和谐就是善”和裴斯泰洛齐的“和谐发展教育”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于20世纪中期在日本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是指培养“完美和谐的人”的教育、“全人格”人的教育或“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全人教育思想由学问、道德、艺术、宗教、身体和生活六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学问求真，道德求善，艺术求美，宗教求“圣”，身体求健，生活求富。这六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全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多方面和谐发展的人，其途径就是实施上述六个方面的教育。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研究通识教育有重要意义。 2.“全面和谐发展教育”是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依据马克思列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结合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于20世纪中期在前苏联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人，其途径就是要坚持德、智、体、美、劳等诸育的协调发展。苏霍姆林斯基把对学生进行“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过程，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由外部教育环境、校内教育结构、师生集体关系三个部分组成。学校、社会、自然、家庭构成外部教育环境，校内教育结构是“三维系统工程”的基础，德、智、体、美、劳等五育的科学实施，是校内教育结构的核心。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要重视大自然的教育，要把利用自然、保护自然、改造自然作为强有力的教育手段。苏霍姆林斯基的关注环境、关注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注重人文知识对人成长的意义，对我们今天推行的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有重要意义，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思想对我国教育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 （三）“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由亚里斯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发展而来，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本土化创新。它主要相对于专业知识教育（special education）而言，是高等教育中人人必须接受的非职业与非专业性的共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保证学生拥有健全的知识结构而采取的措施，其观念是强调文理知识整合和智慧教育，其内容是一种广泛、非专业性、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能力、态度和价值的教育，核心是文理教育，目的是引导学生从狭隘的学科中走出来，为学生将来的学习打下广博而坚实的基础，把学生培养成健全的个人和负责任的公民。开设核心课程、以经典名著研读为中心、小班化教学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最普遍、最基本、最有效的形式。 大学通识教育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两次“通识教育运动”。第一次通识教育运动以耶鲁大学的《1828年耶鲁报告》为标志。报告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有两个，那就是智力开发和知识传授，但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情趣爱好、判断力和想象力，是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共同学科”的学习，对学生从事任何职业都是必需的，职业科目不应该在大学存在；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与重要手段；经典科目的学习，是奠定学生正确情趣的基础，也是从事各项职业的最好准备；博雅教育与职业（专业）教育并不完全对立，但教育必须以博雅教育为先导和基础，反对过早专业化；要求以经典和基础科目来训练学生心智，反对课程杂乱无章。第二次通识教育运动以哈佛大学1945年发表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哈佛红皮书》）报告为标志，显示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理论体系的基本成熟。红皮书认为：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完整而有教养的人；这种人才应该具备“四种能力”，即有效的思考能力、清晰的沟通能力、恰当的判断能力、分辨价值的认知能力；“四种能力”的培养，必须依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领域的全面知识。红皮书还认为，为了应对现代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高度分化现象，以实现彼此沟通与达成社会共识，必须提供一种“共同教育”，这种教育的基础乃在于对西方文明传统和美国历史的共同体认，这种“共同教育”将使大学生毕业后无论涉足哪个行业、哪个领域都能够因为有“共同教育”背景而现实有效沟通。 （四）素质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 1.素质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开展的以面向全体学生（主要是针对中小学学生）、以提升国民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一场教育改革运动。素质教育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回应基础教育领域“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素质教育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知识传授为重点、以升学考试为目的教育模式，重新调整教育思路，重新确立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把教育的重点从以知识为重点转移到以学生全面发展和实现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它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教育改革运动。素质教育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学习，注重为未来生活打好基础，强调自我学习、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知识和能力，努力使学生掌握具有继续学习、继续生存、继续工作的本领。 2.文化素质教育是对应于西方通识教育的概念，是基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和实际，并结合外国经验而进行的本土化创新。它主要发端于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素质教育，如果以官方文件为标志，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始于1998年，比素质教育要晚十多年时间。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不仅涉及课堂教学与课程体系，还涉及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活动。主张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史、哲、艺等人文学科知识的教育，同时也加强对文科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素质教育，其核心是强调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引导大学生学会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 3.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比较 中国内地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与美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实施的通识教育属于同一层面的概念，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其一，就产生的背景来讲，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主要是针对西方高等教育越来越专业化、大学生知识结构越来越专门化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是针对高等教育专业化与职业化、大学生知识结构越来越窄、人文素养不高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其二，就发展历史来讲，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承接古希腊和欧洲的博雅教育传统而来，提出和实施已有了近100年的历史，有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完整成熟的课程体系；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提出与实践，至今不到20年历史，其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三，就概念内涵来看，通识教育比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要窄一些，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都通过完整的课程体系去实现，此外，文化素质教育还强调要进行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是美国通识教育没有强调的。其四，就教育目标和实现途径来看，两者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培养高素质人才和负责任的公民，但达成这一目标的教育内容、途径、方法与手段却不尽相同。 （五）专业教育（special education）。东西方的古代教育都不是专业教育，专业教育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与大机器生产的结果。我国的专业教育主要是学习西方教育的产物，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学习前苏联教育模式以后，我国的教育进一步专业化，为当时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但随着专业教育的发展，其弊端也不断表现出来。由于学科关系的断裂，造成了人才知识结构的不健全，进而影响到人才的心理健康发展，其结果是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大多是有“才”无“人”的半成品，这极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人文教育加以匡正。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比较。关于两者的关系，《红皮书》做了这样的解释：1.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同为人的生活的两个方面，是平起平坐与平分秋色的关系，两者彼此关联，不可分离。通识教育意在培养视野宽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健全、具有综合知识和综合眼光的公民；专业教育则更主要是给人以“本领”，意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技能与能力。2.专业主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离心力，更需要通识教育提供一种协调与平衡的力量。教育的作用应该在于提供广泛的批判意识，使学生成为既掌握某种特定的职业或技艺、同时又掌握作为自由人和公民的普遍技艺的专家。专业教育主要关注与操作活动有关的知识，其作用在于扩增新的知识领域并推动技术的进一步应用。 （六）“课程”与“课程群”、“人文课程”与“通识课程” 1.课程与课程群 课程。现代学者认为，课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课程是指所有学科（教学科目）的总和，或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狭义课程是指一门学科。现代课程类型有很多，如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综合课程、核心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等。 课程群（简称课群）。是为完善同一施教对象的认知结构，而将本专业或跨专业培养方案中若干门在知识、方法与问题等方面有逻辑关系的课程加以整合而成的课程体系。课程群组建有几个基本特性：在组建规模上，是若干门课程，一般不得少于3门、多于6门，少于3门，难以成群，多于6门，则系统过于庞大，协调性差，不利于统筹规划、设计与管理；在课程性质上，是从属于某个学科，也可以是跨学科，彼此具有关联、渗透或互补之关系；在建设目标上，是要优化教育资源，以获得整体教育效果；在建设方法上，要对原有课程进行重新规划、整体设计、创新构建新课程体系；在建设层次上，课程群是与课程（微观层面）和课程体系（宏观层面）相对应的处于中观层面的课程体系。 2.人文课程与通识课程 人文课程是指以发展学生人性、完善学生人格、实现学生人生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如文学、语言学、哲学、美学、艺术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其职能是精神引领、意义探寻和价值实现。人文课程与专业课程都是完整的和谐人教育的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通识课程，也叫通识教育课程。在大学教育中，它是与专业课程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泛指专业课程以外的所有课程。通识性、综合性、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是通识课程的基本特点，但通识性是通识课程的本质属性。通识课程的类型，有显性通识课程与隐性通识课程、必修通识课程与选修通识课程、正式通识课程与非正式通识课程、基础技能类通识课程与核心通识课程之分。正式通识课程又可分为核心通识课程与基础技能类通识课程。核心通识课程是指基础技能类课程以外的那些通识课程，其目的是为了提升人文素质、完善人格、平衡知识结构，培养高素质人才和负责任的公民，核心通识教育是高校通识教育的核心与重点。核心通识课程内容必须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研究四大类的通识课程。 3.人文课程与通识课程比较 人文课程与通识课程是同一类型课程层面的两种不同概念。共同点都是指非专业性与非职业性教育课程。但也有一定的区别：人文课程这一提法主要是在中国，在西方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主要叫通识课程。但随着世界通识教育的发展，为了与西方接轨，我国大多数高校现在都通行通识教育这一提法，其课程也习惯称为通识课程。人文课程的内涵比通识课程的内涵要窄，人文课程内容重点指向人文学科文、史、哲、艺等学科的内容。而通识课程的内容则指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与技术三大领域，既通过核心通识课程，实现大学生“精神成人”，也关注大学生职业发展所需要的普适性技能与能力的培养。 大学素质论文:论应用型大学学生素质养成教育研究 [论文摘要]应用型大学学生普遍存在着道德素质、智能素质较低，心理素质较差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须对学生实施素质养成教育。在素质养成教育中，应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发挥学生骨干的表率作用和教师的行为示范作用，鼓励和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等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素养。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应用型大学；素质养成教育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使高等教育的类型由单一走向多样。一部分高校专门承担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任务，重在对学生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毕业后很快可以胜任基层工作的需要，从而促使应用型大学应运而生。应用型大学如何进行以素质培养为目标的养成教育，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 一、应用型大学学生存在的问题 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应用型大学的学生生源发生了重要变化，有些学生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道德素质水平滞后于智力发展水平。主要表现在学生组织纪律性较差，认为学校的规章制度多余，不能自觉地遵守。如在教学区抽烟、说脏话，在宿舍内打牌、使用违规电器等；尊师重教意识薄弱，上课说话、玩手机，不认真听讲、记笔记，上课随便出入，见到老师不主动问好，课间不主动擦黑板，抄袭作业或者随便应付；遇事急于推卸责任，不管对错，总要找出好多理由替自己辩解；不懂得感恩父母、感恩他人、感恩社会，与父母缺乏交流，不主动帮助他人，认为自己得到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诚信缺失最典型的是考试作弊。这些都说明应用型大学中有部分学生的个人修养和社会公德水平滞后于他们的智力水平。 2．智能素质有待提高，创新能力不强。有些学生既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更没有正确的学习态度。他们对学习没兴趣，学习纪律涣散，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不认真做；他们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学习上缺乏主动Jl生，缺乏刻苦钻研精神，认为课程能及格就行；他们创新能力低，学习不认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差，对学校组织的大学生赛事，多数学生持观望、等待态度，认为知识的创新离自己很遥远。 3．心理素质较差，自立、自强能力较弱，缺乏超越自我的信心。应用型大学部分学生由于无独立生活经历，心理表现不成熟，经受不起挫折，在困难面前彷徨、失落，不能勇敢的面对；缺乏有效地与人沟通的能力，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经常怨天尤人；一遇挫折，就会萎靡不振、丧失斗志，缺乏持之以恒的韧劲，没有勇气正视现实，有些人精神抑郁，个别的甚至走上轻生之路。 二、应用型大学部分学生素质不高的原因 1．源于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在中学阶段，学校普遍追求升学率，把学习成绩的好坏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只片面要求学生的成绩，而不是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从家庭影响看，目前大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所有事情都由父母包办，做事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在调节与他人、集体的关系上，往往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置他人的利益于不顾，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集体观念和团结合作意识淡漠。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较少受到挫折，习惯于家长和老师为他们安排好一切，对自己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却并没有足够的认识，把家庭、学校和社会提供给他们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认为家长就应该供他们生活、上学，学校应该给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宽松舒适的环境，而很少去思考自己作为家庭、学校、社会的一员，应该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做点什么。 2．源于学生自身的原因。一方面，当他们走进大学校门时，高中时期的奋斗目标已成为现实，加之大学的学习方式、学习环境与中学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而课程与高中相比又轻松了很多，一部分学生一下子感觉自由了，解放了，甚至突然感到无所适从，产生了观望、彷徨、无助的心理，于是感觉生活很无聊，找不到努力的方向，学习失去了目标。另一方面，部分学生中学期间学习基础就差，没有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到了大学，课堂信息量大增，由于他们本身接受能力比较弱，再加上自主学习能力差，学习成绩提高不上去，从而影响了自身的发展。 3．学生心理素质脆弱的影响。由于家庭的溺爱，不注意锻炼学生的自理能力，不注重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他们一旦离开了长期依赖的家庭，生活、学习没了目标，加之他们不善于和同学、老师沟通，不会处理各方面遇到的矛盾，遇到困难和挫折就容易产生自卑、焦虑等消极情绪，自我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和调适能力。此外，社会压力较大，学生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自己又无法改变现实，只能消极地对待事物，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就会造成一定的心理问题。 三、应用型大学应抓好对学生的素质养成教育 针对应用型大学学生存在的问题及造成问题的原因，必须对学生实施素质养成教育。素质养成教育是学生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立足人才素质培养目标，结合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教育和管理两个角度出发，通过制定管理措施、强化行为训练等各种手段，引导大学生在思想道德、行为习惯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养成良好的、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为和习惯。素质养成教育是一种长期的、点滴人微的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对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智能素质、心理素质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养成教育会把强制性行为转化为学生的自觉行为，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意义重大。在实施素质养成教育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严格的学生管理是素质养成教育的保障。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管理，是对大学生进行养成教育的重要保证。在大学生入学之初，必须向学生宣讲与校园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管理规定，利用制度制约、纪律监督和相应的奖惩措施对学生产生一种外界约束。管理不仅仅是为了使学校有一个正常的教育秩序、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保证育人工作的正常进行，更重要的是通过管理对学生进行行为训练，以促进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文明道德习惯。有时候学生会有侥幸心理，但学生管理者必须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约束学生的不良行为对学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让他们自觉地遵守各项管理规定。久而久之，便会将这种被动遵守形成一种自觉的习惯。 2．素质养成教育要注重发挥学生骨干的表率和引导作用。大学生良好的素质养成，最终要靠大学生的自觉和自律，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作用。学生骨干多是由思想进步、成绩优秀的学生产生，他们优良的品德和先进的事迹，很容易成为校园生活中同学效仿的榜样，他们往往对身边的同学更具有带动作用。 在对学生骨干的培养方面，对不同年级要分别采取不同的做法。对一年级骨干学生要注重养成意识的培养，要求他们率先垂范，执行学校的规章制度，带头创建优良学风，并抓好每个学期的学生骨干培训。对二年级骨干学生要进行养成意识的强化教育，要求他对学校的学风建设不仅要履行，而且要主动思考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带动更多的同学，达到最好的效果。对三年级骨干学生要进行主动服务的培训，对学校的制度和学风建设的精神，让他们去传达，执行的方式由他们商量并请示后执行；对结果要进行成败分析，总结经验，改进提高。对四年级的骨干学生要提出传帮带的要求，直接将适合于应用型大学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传授给低年级的学生，加强素质养成的宣传和引导作用。久而久之，学生骨干的工作能力得到提升，校园学生的学习和精神风貌会得到改善。 3．素质养成教育必须注重示范教育。大学期间是一个人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定位主要来自于学校、社会和家庭的熏陶。而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教师的学术水平、治学态度、思想品德和言行举止等都对学生发挥着深刻的、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要研究应用型大学学生特点，带头履行制度要求，维护良好的师德形象，课堂上对学生严格要求，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寻求适合应用型大学学生的学习方法进行良好的课堂养成教育，提升学生自主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4．注重鼓励和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科技竞赛活动。应用型大学从内涵上延伸高等职业教育理念，为此要借鉴高职的办学经验，提升培养层次，把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作为核心理。因此要广泛鼓励和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科技竞赛，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在应用专业知识的实践中思考和探索，培养创新思维，学会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四、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素质养成教育的建议 素质养成教育在短期内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但是贵在坚持，必须形成一种长效机制，保证素质养成教育的持续性。 1．成立学生自律组织，在检查学生自律行为的过程中，形成一套学生自己的行之有效的素质养成方法。学生的“日常生活制度”，只靠辅导员或班主任来监督，会让学生产生逆反情绪，使学生感到压迫感。如果让学生自发地成立自律组织，用榜样的力量和自己的方式与同学沟通，学生会比较容易接受，自觉地形成一种习惯。 2．通过组织校园文明知识竞赛、校纪校规知识竞赛、首都公民文明公约等竞赛活动，让学生知晓作为大学生、作为社会人的行为规范。如果只是组织学习文明礼仪知识，学生的印象会不深刻，但是如果组织文明礼仪知识竞赛，学生会逐句逐条的分析，加深记忆，而且竞赛的良好成绩会激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履行文明礼仪，率先表现出大学生良好的文明素质。 3．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展览、聆听道德模范人物先进事迹、组织文明礼仪讲座等活动，让学生在身心熏陶中树立榜样形象，从而在13常生活中自觉践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加强对学生的文明素质教育和励志教育，积极创造条件，使学生有机会参观展览、聆听先进事迹和文明礼仪讲座，勉励其继承发扬模范人物的光荣传统。 4．组织学生广泛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中获得认同，从而获得快乐、获得满足，进而激励他们更好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所承担的责任。社会实践可以形式多样，但是关键要教育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用心去体验，更多的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体验服务他人的快乐，同时感觉自己给别人带来的快乐，从而体验到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满足，进而更好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

教育调查论文:关于灾后教育恢复的实践调查报告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实践中成长成才，今年，我院继续响应省团委和校团委的号召，积极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身为灾区的一份子，也曾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5.12地震，所以借此机会调查我们灾区教育恢复的情况。 目的：体察民情，了解国情，增长才干 形式：深入农村，调查灾区恢复，与家长交谈教育，辅导孩子学习 时间：7月20日--7月27日 地点：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乡村 组织者：学院早期教育学院团总支 参与者：育学院早期教育学院08级 一 调查数据 1.受教育状况 村民中有50%受过初等教育、10%受到过高等教育。现在乡里也只有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如今儿童的上学年龄限制到6岁，但是由于多数家长外出打工，遗留很多的留守儿童，所以孩子很早就开始上学。 二 下乡感悟 1.我看灾区教育 人们在形容农村的教育状况时总是用适龄儿童入学率低、失学率高、教育状况落后等短语一言概之。这就模糊了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甚至误导读者进入边远地区人们不重视教育这一误区。 经过这一段时间与乡亲们的接触，我深深地感到：农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起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越是贫穷地区的人们对教育的渴望越强烈。教育滞后的根源不在于观念的落后而在于经济的落后.特别在灾区这个全国人民都关心的重建上，人们更注重下一代的教育。 “关注灾区教育 让爱无限延伸--为灾区孩子撑起一片晴空”。感受着来自全国人们的关注，人们都在重建自己的家园，所以今年很多人都选择在家，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也是家长最关心的事。 让我们来看一组调查结果,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有80%的家庭的三分之二家庭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绝大部分的家长非常希望孩子能上到大学.我们转过头来想一想，灾区的恢复需要人才，灾区的发展需要人才，国家的明天更需要人才。对于农村来说，判断人们重视教育程度的标准应是他们用于教育的开支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虽然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但也正因为落后，他们比城里人更渴望受到教育、更渴望个个都能考上大学！ 2、灾区教育现状 在这个场镇上，曾经的校园早已在地震中倒塌，现在孩子们都在意排排的板房中进行教学，调查了几个孩子，板房中确实冬冷夏热，但是能有爱心建筑的板房教室，灾区的人们都很感恩。就在这个暑假，建峰中学的校区重建完工了，看着新建起的漂亮的学校，孩子们欢天喜地，家长们更是喜悦云云。在援建青川灾区的浙江杭州市长来参加学校完工大典时，学生纷纷回校欢迎，当地群众也不约而同的热情欢迎市长。当天的突降大雨也丝毫抵挡不住灾区人民的感谢。也是看着灾区教育的逐步恢复，也看看灾区的重建，身为灾区的人们，非常感谢全国人民的关心和支持，相信吧，我们会好起来的灾区会好起来的！ （三） 三下乡的意义 大学生三下乡，有利于了解国情。我们出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成长在邓小平理论不断发展的年代，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单从课堂上是难以得到的．因此我们必须走向社会，深入农村，了解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现状，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才能真正在实践中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深化对改革开放的 大学生三下乡，有利于体察民情。淳厚民情和朴素民风中的情感滋养，难以尽得于书本；贫困母亲脸上的愁容和失学儿童眼中的渴望所激发的力量，难以取之于校园。走出象牙之/:请记住我站域名/塔，融入坚实的土地，贴近农民的心，才会真切感受到耕耘的艰辛，收获的喜悦，才会真正把成长的根深深植入祖国的沃土。 学生三下乡，有利于增长才干。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历来是青年锻炼成长的有效途径。社会实践是知识创新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磨练意志，砥砺品格，把学得的知识用于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提高，才能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实践以充分证明，社会实践促进了我们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从与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了解、交流中受到真切的感染和体验，从无数活生生的典型事例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使思想得到升华，社会责任感增强。在实践中 ，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提高了认识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作为也是灾区的一份子，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充实好自我，为成为有用的人而努力，为灾区的重建而努力，为国家的强大而努力。 教育调查论文:浅析大学生对“职前教育”态度的调查报告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职前教育 态度 论文摘要：笔者通过对数百份调查问卷的分析，了解到大学“职前教育”的现状，试图探究大学“职前教育”概念、大学职前教育存在的意义以及在大学开展“职前教育”模式。 当前，如何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率与就业质量，是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根据国内外成功的经验，能在就业以前接受到全面的大学“职前教育”，不仅可以帮助大学生尽快的找到合适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通过系统的理论以及实践训练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好挖掘职业潜力，确定职业定位，找准职业走向，使得大学生能够学有所长，尽其所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成就最大的伟业”，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今年来，各高校大学纷纷开展了不同形式的“职前教育”，有的学校以系列讲座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开展；有的学校已将就业指导列入教学计划，作为选修课或必选课开设。南京仙林大学城聚集了近10万大学生，专业涉及文、理、工等多学科，多所高校已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职前教育活动。本文作者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职前教育的现状及大学生对职前教育的态度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本次调查共发出1000份问卷，遍及多所院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回收有效问卷占93％。论文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调查结果 1　大学生对职前教育的了解度。大学生对职前教育的了解仍然处在较低水平。从调查来看，2.1％同学对职前教育非常了解并且很清楚职前教育的具体形式与内容，58.51％同学对职前教育一般了解，但不清楚具体内容，35.11％同学对职前教育并不了解，还有4.26％的同学没有听说过职前教育。从调查获得的资料来看，同学们对职前教育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听说过”但对具体职前教育内容等实质性问题却是“一知半解”。可见，对大学生进行普遍的职前教育，培养学生自觉接受与完成职前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学校开展相关的职前教育的频度。有9.57％的院系经常性开展，62.77％院系只在特定的时期针对特定的人开展，27.66％是没有系统的相关课程，并很少开展。 3　大学生职业讯息获得的途径。从调查资料反映的数据信息来看，大学生获得职业讯息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报纸杂。这个比例占到了52.44％；除此之外，通过实践活动获得职业讯息的占到了21.95％；通过参加校外的职前教育培训机构获得职业讯息的占到了17.07％；也有8.54％的学生对职业讯息并没有实地去搜寻过，这个比例占到了8.54％。 4　大学生眼中适合开展职前教育的时间。这里的“职前教育”针对的是大学生，所以作为主体的大学生对“职前教育”开展时间的把握对大学里更有效的开展“职前教育”有着重要作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会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通过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了解到从大二大三就开始之前教育应该是最合适的时间。21.28％的学生主张在大二上即开展职前教育培训：巧合的是，同样是21.28％的同学主张在大二下开展，有25.53％的学生主张开展职前教育活动，支持率最多；除此之外，7.45％的同学主张大一上即大学刚入校即开展职前教育相关课程；8.51％的同学主张大一下开展；11.70％主张在大三下；只有3.19％的同学主张在大四上开展职前教育活动。 5　大学生较倾向的“职前教育”模式。46.81％的学生比较倾向于实践大于理论的模式，32.98％的学生认为需要理论跟实践相持平是最好的，8.51％的同学认为理论要大于实践，11.70％的同学觉得只要有提升，什么方式都可以。 同意建立职前教育网络课堂的人数占到17.25％，希望有专业指导老师定期开展相关课程的占到29.66％，赞成定期举行不同类型的素质拓展活动的占到了20.32％，期望有计划的提供更多实践活动的同学占到了30.72％，而建议实行全程化的就业指导的占到了9.2％。 二、原因分析 针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大学里“职前教育”还是一个新名词，而实施专门的大学“职前教育”的学校更是少之又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笔者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浅薄探究。 1　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自古以来，我国儒学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以及求取功名作为基本的求学准则，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生存能力与实际工作能力。近代中国大学，因为大学生人数较少，就业的顾虑较少。但近年来，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飞速转型，与之相适应的大学教育体制也在慢慢发生变化，逐渐取消了国家安排工作代之的时需要学生自己走出校门，走向市场推销自己，自谋生路。这就要求传统的教育模式顺应社会的发展，为学生更好的走向社会提供更多的机会与锻炼。而现在的大学教育依旧还深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依旧把读书看成是最重要的，而相应的对学生能力方面的锻炼相对而言弱很多。这使得很多大学生走上社会之后很难达到社会对他们的能力要求，成了无用之才。所以，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2　应试教育后期逆反。应试教育体制下出来的不少大学生，往往自进入大学第一天，就开始了与传统的高压式学习模式的对抗，以作为对这些年来受应试教育压迫的反抗。他们开始厌学、逃课，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打算，没有规划，没有设计。作为应试教育出来的一代，他们更多的是学习如何去机械的记背知识，而很少会去灵活应用知识，缺乏自己思索探究的能力。前期应试教育的影响对唤醒大学生“职前教育”意识也是一种无形的阻碍。 3　大学生对身份转化意识薄弱。大学不仅仅是进行更高层次进修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人在一生中重要的转型期；大学里如何发展，如何去挖掘自己意味着四年之后每个人不同的人生路途。但是，进入大学以后很多人由于出现逆反心理，不会去规划自己的路途，并没有意识到身份转化是需要在大学完成的。“大学是一个中介口，在这个中介口中需要不断的磨炼自己以期获得成为社会人的能力，完成完美转型。”大学生对身份转化意识单薄也是产生阻碍大学开展“职前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大学“职前教育”还处在初期的发展阶段。我国现在正处在教育体制改革的阶段，在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换；各个大学也在不同程度的开展创新性教育，而大学“职前教育“作为一个新名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处在改革前言上不被广大同学老师接受有其自身的时间性空间性问题，也是教育改革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小到大，由幼小到成熟的过程。所以说从大学“职前教育”自身来说也是原因之一。 三、建议 笔者认为，“三位一体”的方式比较适合我国当前的大学“职前教育”。所谓“三位一体”是指将网络课堂，理论课程，实践活动三者相结合，共同起作用，均衡发展。 建议学校加快形成一套制度化的大学职前教育体系，应当从大学生一入学就逐步进行“职前教育”，通过形式丰富、引人入胜的网络课堂，对学生进行正确的职业趋向教育；通过进一步的理论学习，挖掘学生的职业潜质；最后，通过各种实践活动逐步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理论学习可以通过博雅课的形式进行，也可以通过选修课程、辅修课程进行开设。学校应该通过跟社会各种机构联合，为学生提供切合实际的实践机会，帮助学生获得经验，提升能力更职业素养。 我国大学职前教育刚处于起步阶段，及时了解大学生对职业教育的态度，对于及时调整教育政策、提高教育效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育调查论文: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心理状况调查与健康教育 作者：黄慎忠 薛荣亮 陈全花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健康教育；患者父母；心理问题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尚未阐明，病情迁延、社会功能受损的精神障碍。多起病于青壮年，病后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的压力和经济负担［1］。患者父母的心理状态可对患者的预后有直接影响，临床上在治疗患者的同时还要对其父母进行健康教育，提高他们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减轻心理紧张程度，减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为了探讨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的心理状况，作者进行了相关调查，并对其发生的心理问题施以相应的健康教育及心理干预，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03年6月～2004年12月在我院住院的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98例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为调查对象。其中父亲53人，母亲45人；年龄40～68a。 1.2 方法 1.2.1 健康教育 采用自编的父母对女儿病情及住院看法调查表对患者父母进行调查，由主管护师或医师直接与患者父母面谈，了解其对患者的态度及存在的心理问题，给予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内容主要为讲解精神分裂症的一般知识，精神药物的有关问题，病情演变过程及治疗方法、时间、预后和病情巩固等问题，同时给予心理支持及感情介入,对农村、文化程度较低、迷信色彩较重的重点干预其求医方式，对城市、文化程度较高的重点干预其自卑心理，对刚刚发病的重点干预其对疾病严重性的认识程度及如何配合医生治疗，包括探视的时间和方式，病情好转程度、出院时间的判定以及出院后如何遵医嘱巩固治疗等，对于发生厌恶情绪的家属尽可能地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健康教育每周1次，每次30～40min。偶尔因特殊情况者电话保持联系。 1.2.2 根据健康教育前面谈情况，将父母对女儿的态度分为3型：（1）客观型：能准确地叙述患者的病情，尽父母职责，配合医生治疗，同情关心患者；（2）动摇型：对患者不采取客观冷静的态度，对疾病作过度的情感反应，对患者过度关心，易受患者情绪的影响，而对医生的正确指导缺乏理解；（3）消极型：对患者态度冷淡，对治疗消极被动，不配合医生治疗，不向医生了解患者病情进展情况。 1.2.3 评定工具 健康教育前和4w末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3］及自编的父母对女儿病情及住院看法调查表对患者父母进行评定。量表填写前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对文化程度较低不能理解题意者，调查者给予解释并征得同意后代为填写。 2 结果 2.1 健康教育前后父母对患者病情及住院看法调查表的评定情况，见表1。表1 健康教育前后父母对女儿病情及住院的看法（略） 2.2 父母对女儿的态度 客观型72例，动摇型23例，消极型3例。 2.3 健康教育前后患者父母的SAS、SDS评分比较，见表2。表2 SAS、SDS评分变化（略） 表2显示，SAS、SDS评定，患者父母健康教育4w末均有极显著性下降（P＜0.01），说明健康教育可显著降低他们的焦虑抑郁情绪。 3.讨论 精神分裂症大多病程迁延，反复发作。大多数的照料工作由患者的家属如配偶、父母、子女等来承担。由于他们缺乏精神疾病的相关知识，常常难以很好地照顾患者，使患者的自杀、服药过量、不按时服药、自行停药等行为时有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康复。此外家属对患者持有的不正确态度，如过度的情感反应、或歧视、看不起、冷淡、排斥、害怕等，也极大地影响了患者回归社会。因此对患者家属的健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4］。 国内外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对精神病患者的复发和预后有重大影响［5，6］。父母作为女儿的监护人，对女儿病情观察、治疗及预后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调查显示，首发女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多数存在明显的焦虑和抑郁。由于他们对精神医学知识的匮乏，认为精神病医院如同监狱一样，患者住院会象囚犯一样被囚禁起来，会遭受挨打、过电等酷刑，加之社会上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和偏见等因素，导致他们对女儿患病感到精神紧张，心理上难以接受，情绪低沉，恐惧担忧，思想压力大，担忧疾病难以治愈，怕病情反复等。还有部分父母认为女儿为中邪，求巫医救治等，结果既浪费了钱财，又贻误了病情。通过健康教育多数患者的父母改正了对精神病错误的看法及偏见,减轻了焦虑抑郁情绪。提示医务工作者在工作中,在作好患者各项治疗的同时，根据各个患者家庭的具体情况开展不同层次的健康教育，加强精神卫生知识宣教，增强患者家属的信心，提高他们的心理应激能力，争取他们的配合，共同促进患者的早日康复。 教育调查论文:关于中学数学史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论文关键词：数学史；渗透；数学史教育；数学素养 论文摘　要：数学史教育对学生数学的学习和数学思想方法的领悟是十分重要的。当前中学数学史教育的主要现状是其内容和方法不能满足学生对数学学习的需要。数学史教育应与日常的数学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引言 数学史是研究数学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历史上的数学成果和影响数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探索前人的数学思想，借以指导数学的进展。并预见数学的未来。我国数学家吴文俊说过：“数学教育和数学史是分不开的。”本课题研究针对“现行教材中的有关数学史知识是否能满足学生的强烈求知欲”、“数学史知识对学生的学习到底有何帮助”、“数学课堂教学中应该如何渗透数学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目的是通过对中学数学史教育现状的调查。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以促进中学数学史教育。 二、调查对象和方法 调查的对象是浙江省平湖市城关中学一(4)、一(6)班，东湖中学二(2)、二(3)班和南市中学三(1)、三(4)班共290位学生。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共发放问卷29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275份，有效率94.83％。 此次调查共分三个步骤进行：(1)首先对问卷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尽量使问卷题目准确地反映调查者的目的，提高问卷的效度。(2)随机选择三所学校的六个班级进行问卷调查。(3)在问卷调查之前对学生做了必要的引导，避免学生出现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保证了答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三、调查结果和分析 1、大部分学生喜欢数学史知识 从调查结果看，只有极少数学生不喜欢数学史；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觉得数学史学习对于他们平时的数学学习是有帮助的：大部分学生认为数学课介绍数学史知识是有必要的。他们希望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结合课堂内容讲一些数学史方面的知识。学生对于数学史知识的获得很依赖教师的讲解，笔者也觉得教师在学生数学史知识的学习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课堂教学是渗透数学史知识的主要阵地，通过数学史知识的介绍，可以引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促使学生有意识地关注数学史知识。 2、目前教材的处理和教学方法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 对问卷“(5)你希望数学史的知识以怎样的形式穿插在数学教材中”、“(7)你最希望得到的是哪方面的数学史知识”、“(4)你认为数学教材中的数学史内容是否丰富”、“(8)你们老师在数学课上是否经常介绍数学史知识”这四道题的调查显示。现行初中数学教材中的数学史内容以旁注阅读材料的形式穿插于其中是为绝大多数学生所接受的。对(4)题，只有6.18％的学生认为是丰富的，对(8)题，只有7.37％的学生认为是经常的。可见数学教材中的数学史内容还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对数学史知识的渴望，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数学史知识做得还很不够。从调查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学生是希望知道数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希望知道数学家的生平事迹，希望了解数学的新发明、新成果。等等。从问卷的第(9)题“写出你知道的若干数学家的名字”中，绝大多数学生写出了陈景润、华罗庚、祖冲之、高斯等数学家的名字，很少有学生写出牛顿、欧拉、莱布尼兹、拉格朗日、费马等国外大数学家的名字。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学生对于数学家的情况了解不多。 四、数学史教育的建议 1、课堂教学是融入数学史知识的主阵地 (1)运用数学史知识进行新课引入 一节新课，好的引入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力，激发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运用数学史知识导入新课。能让学生了解相关知识的来龙去脉。例如在学习等比数列时。可以向学生介绍古代印度国王奖赏国际象棋发明者的故事来引入。这样，学生的学习热情定能高涨，也就有可能进入学习状态。 (2)运用数学史知识作为教学结尾 一堂课的收尾也会令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产生强烈的求知欲。譬如陈景润的老师在讲完整数的性质后这样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这是一颗金光闪耀的明珠，你们谁能把这颗明珠摘到手呢?”正是老师的这番话在陈景润心中播下了哥德巴赫猜想的种子。因此，恰当地运用数学史知识作为教学结尾，能激起学生的学习情感，使其“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3)运用数学史知识介绍数学知识的产生过程。数学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学生了解数学知识产生的背景。应通过生动的史料知识让学生知道数学知识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例如，为了让学生了解函数概念的产生背景。并从中获得深刻的理解。可通过瑞士数学家约翰O柏努利对函数概念进行了扩张，把“由变数X和常数所构成的式子，叫做X的函数”。再后来欧拉将可以“解析表示的量”称为函数。此后又经过了三次扩张，才得到如今中学教材中函数的概念。只有当学生了解函数的多次扩张的发展史，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掌握它。 2、数学史内容的选择 介绍数学史的内容要注意连续性。作为十七世纪数学的三大成就，介绍对数的发明、解析几何的诞生。也就应该介绍微积分的创立。即便是对同一内容的介绍。也应遵循连续性。而且插入的数学史内容应与教材恰当地融合。还有，在课堂中穿插数学史的故事。不一定仅仅局限于数学家。事实上。历史上那些并非是数学家的名人学习和钻研数学的故事对学生、尤其是对那些不喜欢数学的学生来说，同样能产生教育的效果。 3、改变时间观念 介绍数学史我们可以用多种方法，可以详细讲、也可以简略介绍，增加这些内容不会对学生造成很大的负担。只会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灵活性和可读性。我们不一定都在课堂上渗透，可以让学生自己进图书馆或通过网络查找相关资料进行学习而获得。对于重点教学内容(如：对数的发明，函数定义简史，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等)，教师可以利用课前5－10分钟进行介绍。或融入在课堂教学之中。 4、运用数学史开展研究性学习 以数学史为载体开展一些研究性学习活动，可以让学生体会到数学与生活通常是完美、和谐地相结合的。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史知识，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数学史料。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方法，从而产生持久的学习动力。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得的知识，经过自己的思考、探索，更能发现知识的欠缺，从而明确前进的方向。 5、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数学史在课堂上的讲解是很有限的。有时需要结合班会、数学知识竞赛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来加强数学史知识的学习氛围。比如，开设数学角、数学信箱等，征集学生感兴趣的数学史知识予以学习交流。这些活动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和多样性，在课外活动中学生的身心得到放松，获取的知识更能得到切实的效果。而且通过亲自动手收集资料，可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对其它功课的学习都有一定的帮助。 在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知识，力求保证学生掌握基本的数学思想、基础的数学知识和技能。形成对数学比较全面的认识；让学生了解教材中所安排的与学习内容相关的数学发展史和数学家的传记、数学发展趋势和潜力等：充分体会数学发展的历史所蕴含着的丰富的数学思想和方法。这既是发展学生智力和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基础，也是提高学生数学素养的有效手段。 教育调查论文: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和社会需求现状调查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教育专业 社会需求 就业现状 论文摘要：通过对沈阳大学体育教育专业2006、2007届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统计，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了基础教育和社会对体育师资、体育人才的需求情况；针对毕业生的实际情况和社会需求提出了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办出体育专业的特色，适应社会需求等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相应对策。 沈阳大学体育教育专业于1987年开始招收全日制专科生(原沈阳大学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1994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多年来，历经了成人教育一专科教育一本科教育。体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一直以培养中学体育师资为主，确切地说是以培养初中体育教师为主，截至2007年共培养体育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500多人，为沈阳市城乡及周边地区培养了大批中学和部分小学体育教师。据粗略统计，沈阳地区中学70%的体育教师是沈阳大学的毕业生，在其他教育相关单位也有近20%的管理人员从沈阳大学毕业。他们活跃在学校教学和行政管理的舞台上，许多人成为教学精英和业务骨干，为沈阳地区基础教育的体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真正体现了大学教育“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口〕的办学特色。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环境的转变，辽宁省、特别是沈阳地区体育教师队伍自然淘汰率与培养速度之间巨大差异的形成，中学体育教育人才市场日趋饱和，加之2004年师范类毕业生国家不再包分配，本专业就业也不再具有优势，就业前景不容乐观。本文试通过对沈阳大学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和现阶段社会需求情况的调查，力争对沈阳大学体育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现实依据。 一、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现状和社会需求状况调查 1.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现状 根据对沈阳大学2006,2007届体育教育专业169名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和统计，就业走向大体 有如下几个方面: (1)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的毕业生约占5%; (2)进人中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的毕业生约占30%; (3)支援大西北、辽西北，考取公务员的毕业生约占5%; (4)从事专职和兼职健身俱乐部教练工作的毕业生约占20% ; (5 )从事其他相关职业的毕业生约占10% ; (6)灵活就业的毕业生约占30% o 2.社会需求状况分析 (1)国家重视和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有利于拓展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2007年5月7日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建立健全学校体育工作的机制，充分保证学校体育课和学生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青少年体育活动和竞赛，加强体育卫生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全面完善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年体育网络，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锻炼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青少年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康向上的良好风气和全社会珍视健康、重视体育的浓厚氛围。, (z〕因为国家对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重视，我们相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未来就业充满希望。 (2)中小学“新课程标准”的颁行提出了对高素质体育教育人才的需求。中小学体育课设置的要求增加，需要与现代教育发展相适应的、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的体育教育人才。同时，初升高考试、高考都将体育成绩列入升学的条件之一，学校体育工作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的提高需要体育教师的工作来实现，为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未来就业提供了前景。 (3)小学实行小班型教学拓宽了体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空间，小学实行小班型教学，学校体育相对开展较好，也更容易开展，对体育教师也有一定的需求，这都使本专业学生未来就业有一定的空间。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学校定编、用人需要区教委审批等，使毕业生顺利进人学校有一定的难度。 (4)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导致体育人才需求不平衡。由于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现阶段学校对体育人才的需求主要分布在非中心地区及农村，市内的需求主力则主要是民办学校。 (5)学校需求一专多能的人才。据调查，近年相关的教育用人单位在人才考核和教师招聘上主要强调:①对人才综合素质、专项技能的考核;②对人才进行理论考核(包括教育理论，计算机以及有关新课标的知识);③由过去的“说教”改为“说课”(这就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等)。 (6)社会对体育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日趋多元。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国民收人的增加，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积极促进了健身娱乐市场的快速发展。2008奥运会后国家更加重视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全民健身运动更加深人发展，社区体育、休闲体育、户外运动、登山运动等越来越受广大群众喜爱。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而且日趋多元。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健身俱乐部、健身中心等，急需一定数量的具有突出专业技能(健身操、健身舞蹈、器械健身、游泳、小球、武术、散打、贻拳道等)和科学指导能力的专职或兼职健身指导员及社会体育人才，这都为我校体育教育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 二、促进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相一致的对策 1.深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的改革 (1)教学改革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o:。规划、完善本科教学计划、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案，建立较为科学的以必修课为主，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合理安排基础课、专业课的比例，以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宽、适应能力强的专业人才为目标，注重课程结构的合理性研究，将是今后专业建设的重点。 (2)加强教材建设。一方面要抓好主干课程的大纲和教材建设，另一方面进一步确定选修课的数量和范围，界定选修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制定开课计划，同时大力加强选修课教材的建设。 (3)加强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通过充分论证确立5-6所中小学和1--2个区教育局体卫艺科作为我们长期稳定的实践、实习基地，同时逐渐扩大基地范围和数量，确定本专业社会实践挂牌基地。充分利用校内、中小学、社区三级实践基地，从大一开始，有计划安排教育见习、裁判实习、专项训练、教育实习和健身指导员实习等，切实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管理和实施;4]。同时加强教师在校内外对学生实践环节的指导能力。 (4)规范教学文件，建立和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和教学过程的监控体系。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展专业师资力量，确定教师专业研究方向。 2.办出体育教育专业的特色，适应社会需求 体育教育专业无论是从“体育”的角度，还是从“师范”的层面，注定是一个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专业。遵循系统性、先进性、渐进性等原则，构建以培养体育教师应用能力为主线，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支柱，能力培养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应用型体育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基础性，注重实践性，加强实用性，以师范教育为本，培养学科内一专多能的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3.引导和鼓励学生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选择就业、创业之路 (1)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思想教育工作，更新教育观念和就业观念，调整就业心态，帮助学生认清形势，练好内功，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从而提高自身在今后就业中的竞争力，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2)在巩固和提高学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同时，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拓宽学生的视野，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全面锻炼自己，使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得到培养。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创新为内容，以实践为手段的教学思想[[5]。同时，将教育教学实习与就业工作结合起来，与实习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我院毕业生人才培养和就业提供保障。 (3)在对学生进行就业教育的同时，进行自主创业教育，使学生提高创业意识，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使学生既会“求职”又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从被动就业向主动创业转变。 (4)大力支持和引导文化基础较好的同学考研，积极帮助学生联系考研学校，给予咨询和指导，从而拓宽就业渠道。 综上所述，根据沈阳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现状和社会对体育教育人才的需求情况分析，我们需更加重视人才培养的适应性问题，进一步加大力度对课程体系、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增设与现代体育教育观念相一致的课程，调整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必要的课程整合，办出专业特色，适应社会需求。 教育调查论文: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障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在国家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下，关注民生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生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而教育是民生之基，是少数民族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在对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发展现状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是责任政府保障民生的体现，并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论文关键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责任政府；保障民生；对策研究 2007年，十七大报告将民生描绘成“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愿景。2011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总理再次强调“民生理念”：“经济越发展，越要重视加强社会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柏林大学之父费希特认为，“国家使人民皆可凭其工作而生存，则教育是达到此目的不可或缺的制度。”故人民享有受教育权，是保障民生的前提和基础。但众所周知，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民族教育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少数民族公民应该享有的、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的受教育权，远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和充分的实现。本文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下简称恩施州），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法理依据 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它是指公民依法所享有的、由国家通过各种具体措施予以保障的，在各类学校和各种教育机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接受各种技能训练的权利，也即公民享有的接受文化、科学、品德等方面教育训练的权利。中国人民大学秦惠民教授也认为，“现代社会的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依照法律规定，为接受教育而要求国家依法作出一定行为或履行一定义务的权利。”可见，保障公民受教育权是责任政府之义务所在。 “人人皆有受教育之权，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作为宪法和国际法确认和保障的一项基本人权，受教育权属于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范畴，是公民的生活权、政治权、劳动权、工作权及其他一切社会活动权的基础和前提，因而亦是民生之前提和基础。既然受教育权是民生之基，它就意味着国家应该通过积极的作为，采取适当的立法和必要的措施，向所有的公民提供均等的接受教育的条件和机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福利国家的基本理念。即使是在盛行个人主义的18、19世纪，国家也负有法律义务为了每一个人的基本教育而履行积极的服务”。 实际上，我国对公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公民的受教育权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例如，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就在第19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扫除文盲，举办各类学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普通高级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根据条件和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各少数民族专业人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为少数民族牧区和经济困难、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山区，设立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保障就读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办学经费和助学金由当地财政解决，当地财政困难的，上级财政应当给予补助。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民族区域自治法》第71条规定：“国家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投入，并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发展其他教育事业，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可见，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国家的责任与义务，而代表国家履行这些公共职责的是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保障公民受教育权是责任政府担负国家职责和社会公众利益之体现。作为责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要对人民负责，以人民意志为指导行使公共权力，以人民利益为导向作出行政行为，积极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需求，并相应承担政治、行政和法律上的义务。具体到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领域，其本质上并无变化，只是程度有所加深，因为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还涉及到民族平等权、发展权等相关之权利，更能体现民生发展的基本需求。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地处于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汉族人聚居的地区相比，因为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其经济，教育水平普遍较为落后。客观地说，要实现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发展与交流，良好的教育背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纽带。少数民族通过受教育权完善其人格及生存能力，提高其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能力，获得其应有的发展。因此保障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就是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发展权；就是重视改善少数民族民生。因为“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除了将导致民族整体的素质下降这一直接不良后果以外，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对于多元民族文化的借鉴与融合都将产生负面影响。” 教育是一个民族兴旺的标记，责任政府应该以不断改善，提高少数民族为己任，这对于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素质，加快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从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都起着基础性和承继性作用。 但从现代社会法治的角度而言，现有法律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规定过于笼统。不论是少数民族权益保障角度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还是受教育权保障角度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对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涉及往往表现为原则纲领性规定趋同，细节操作性规定缺位。并且自治州、自治县一级的自治条例虽然大多涉及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问题，也存在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际操作性，难以实现切实的保护作用。 所以要将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责任真正落实到政府身上，笔者认为，应该尽快出台专门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之相关法律法规，以立法的形式为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提供明确的法治保障，使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发展，正如有学者认为，“法治在两个维度为责任政府职能的履行发挥了决定作用：一是工具法治，即法治是法律与制度的手段，它将政府责任具体化、固定化和合理化，并作为责任确定与追究的依据；二是政府责任化的职能是国家整体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受到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并在政治法律过程中与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官员发生相互制约的关系，即政府及其官员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活动，一旦违反政治法律制度，或试图突破先存的民主宪政架构，其行政行为就将外部受阻，并被追究相应的政府责任。因此，唯有将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纳入法治的轨道，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将其固化为责任政府之责任，使得政府在作出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行政行为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二、恩施州民族教育工作面临的困境 恩施州位于鄂西南边陲、武陵山区之中，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受恩施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的制约，长期以来形成的办学条件先天不足仍然困扰着恩施基础教育的发展，存在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 1.基建和教育设备经费投入过少，教育设施和教学设备不能满足需求 其一，寄宿制学校建设严重不足。全州境内山高人稀，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因此，办好寄宿制学校是巩固入学率的关键因素。据初步统计，有60%的小学生、90%以上的初中生需要在校住宿。但是目前恩施州小学生寄宿率仅有23.6%，初中生寄宿率82.3%。小学寄宿生宿舍建筑面积生均仅1.93平方米，现有初中寄宿生宿舍建筑面积生均仅2.29平方米，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小学生均居住面积2.4平方米、初中生均居住面积2.7平方米的达标标准相。而且现有大多数寄宿制小学无正规食堂和餐厅，50%的寄宿制初中无餐厅，90%的学生宿舍无洗漱间和卫生间，95%以上的寄宿制学校无活动场所及设施。 其二，教育装备缺乏。最为突出的是初中理化生实验仪器、小学数学、自然仪器配备数量不足，据统计，初中理化生实验仪器达标学校94所，占56.3%，小学数学、自然仪器配备达标学校398所，占35.47%。 其三，教育信息化水平低。全州中小学计算机数量配备严重不足。全州有小学1122所，除去602个教学点外，按每校配备一个30台计算机的微机室，则计算机总需求量是33660台，而目前总共只有5700台，尚差2.8万台；同时，项目学校设备的使用、维修、升级、更新和技术服务所需要的经费没有保障。 其四，是危房改造资金奇缺。据统计，全州中小学校目前仍危房校舍465321平方米。经测算，要消除现有465321平方米危房，共需投资3.49亿元。 2.“普九”债务沉重 由于2005年以前实施义务教育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希望工程等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不落实，截至2007年底，全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欠债25443.73万元，其中省审计厅组织的审计认定数8086万元，其他债务6750.02万元，债务利息4797.84万元。由于学校债务的债权人多为小工程老板和个人借支，以致时常发生校门、教室被锁等情况；有的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后，校长不得不到法院应诉，严重影响学校教学和管理工作。 3.教师结构不合理，队伍素质有待提高 从教师年龄结构上看，全州中小学专任教师共计15486人，其中46岁以上的7274人，占46.89%，严重老化。从学科结构上看，语、数等“大学科”超员，生物、历史、地理等“小学科”人员紧缺。 从素质上看，全州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与实施素质教育、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不相适应。由于各县市教师培训经费不足，教师培训力度不够，培训面窄、受训教师量少，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的知识和技能无法及时更新，部分教师已很难胜任教学工作。 三、建议和对策 （一）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法律法规体系 为解决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有法可依问题，国家立法机关应该加快出台《少数民族教育法》及实施条例的步伐，改变在立法上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在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民族学院党委书记高万能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教育法”，加大力度支持少数民族教育发展，解决民族教育在资金、师资等方面的困难，用完善的法律体系促进民族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笔者认为在此部专门法律条文中，应该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最低比例予以明确，以做到专款专用。 其二，国务院应该制定相应的《少数民族教育条例》，作为指导全国性的民族教育的基本行政法规。《少数民族教育条例》应该对如下内容作出规定规定：“民族教育的地位与性质、民族教育的任务和基本原则、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展民族教育的职责、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教育事务的权力、民族教育的办学形式和办学层次、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招生与就业、民族教育的经费投入体制及比例、法律责任等内容。”从而，把政府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行政行为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明确政府之责任与义务。目前，仅有少数省份颁布了地方少数民族教育条例，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将出台《少数民族教育条例（草案）》，以期促进少数民族教育提升。（草案）规定：在民族地区实施学前一年的免费教育；寄宿制民族中、小学的生均拨款在普通学校经费的基础上上浮30％；绩效工资分配重点向边远、高寒、贫困等条件艰苦地区工作的教师特别是双语教师倾斜；建立省州（市）县（区）分担机制，单独为农村教师核定绩效工资；拓宽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聘）用本地区兼通民汉双语的毕业生；民族教育类课题研究经费在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所占比例不低于总量的1/3等等。笔者认为，云南省的《少数民族教育条例（草案）》，在内容上符合法治社会里，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证的要求，值得国务院在制定统一的《少数民族教育条例》时，据以参考。 （二）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各级政府可以从以下途径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一是落实好现有的教育经费政策，城市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发展费必须执行国务院和省政府规定，依率计征，全额拨付教育使用，政府不得抵顶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二是将代课教师、寄宿制学校后勤人员工资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证；三是加大地方性投入，着力改善办学条件特别是解决教学用房、学生住宿用房以及教学设备不足的问题。四是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通过吸收民间资本甚至境外资本的方式来补足少数民族教育资金缺口。我国《职业教育法》第21条规定：“国家鼓励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在中国境内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教育也可以对民间资本甚至是境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当然，具体的操作方式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一是积极推进农村教师经济适用房建设，解决农村教师住房难，保证教师能安心工作；二是提高教师工资和福利待遇，及时足额发放其工资。落实政策规定而尚未落实的班主任津贴、医疗保险、教学奖等待遇，等同落实公务员享受的地方性津补贴。对农村教师给予额外津贴，改变教师待遇城乡差距大，乡镇教师千方百计进城的局面；三是建立教师补充长效机制，自然减员教师必须当年足额补充到位；结合国家免费师范生制度，破除师范生就业体制的障碍，使师范院校毕业生能顺利进入教育系统；四是建立严格教师奖惩制度和优秀教师定期外出考察、学习培训制度，增强教师的责任心和职业自豪感。推进学历教育、提高教师任职资格。建立教师任职流动机制、激发其竞争意识，强化教师职业道德、提高其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 四、结语 民生问题是一切文明社会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纵观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教育状况，凡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快的地方，一般都是教育发展快的地方，也是人才相对聚集的地方。凡是经济社会落后的地方，一般都是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地方。因此，一个地区的教育程度和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民族地区的繁荣在于发展教育，民族地区的发展在于培养人才。在2011年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稳步提升全民受教育程度。”而要消除东西部教育水平的差距，须通过立法的手段来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在法治的轨道中落实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展民族教育的职责，方能从根本上保障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 教育调查论文:谈新时期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开展和加强党员教育工作，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方面和客观需要。前不久，我们对无锡市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进行了调研。 一、近年来全市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的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非公经济组织蓬勃发展，在活跃城乡经济、满足社会多方面需要、增加就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非公经济组织中从业的党员越来越多，到2006年底已有48738人(其中私营企业主党员2813人)，占全市党员总数的15％。在非公经济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其党员教育工作也从无到有，在探索中前进。 1. 各级日益重视，齐抓共管的氛围正在逐步形成。各地对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日益重视，把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纳入党建工作的总体部署，与党建工作同步研究、同步计划、同步落实、同步考核，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初步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牵头主抓，组织、纪检等部门积极配合、齐抓共管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格局，非公企业的党员教育工作与企业的改革发展“同频共振”的良好局面已经打开。以党教促发展，以发展促党教的双赢格局正在形成。 2. 拓展基层组织，党员教育工作的基础不断加强。加强非公经济党组织建设是开展党员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对此，各地基层党组织把非公经济组织党的组织建设摆上重要位置，按照“非公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延伸到哪里”的方针，切实加强非公经济党建工作。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等形式，努力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目前，我市8.44万个非公企业(不包括个体工商户)中已建党组织22284个。 3. 坚持因地制宜，党员教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加强阵地建设。为加强对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各地从实际出发，因企制宜、因势利导创建新经济组织基层党校、党员活动室等新阵地。特别是各地认真落实《无锡市新经济组织基层党校工作条例》。目前，全市共建有60多家非公经济组织党校，有的放矢地开展党员教育活动。二是内容丰富实用。在教学内容上，坚持管用和实用的原则，注重虚实结合。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党员，宣讲党员应知应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宣讲与受训对象密切相关的方针政策，宣讲和回答党员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在搞好党员思想理论教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对党员进行经济、科技、管理、文化等方面的新知识教育，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党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能力，增强党员的实际工作本领。三是形式灵活多样。在培训时间上，坚持业余为主。一些非公企业党组织针对党员人数少、分散不易集中的状况，本着“小型、业余、分散”的原则，充分利用晨会、工余、班前班后时间，通过分岗位、分班次，划小学习单元开展教育活动。一些地区还选派宣讲组成员送课上门，到非公企业对党员进行集中培训。在教育方式上，一些非公企业依托党员教育阵地，积极探索开放式办学、网络式教育、互动式学习的新路子，把课堂传授、灌输教育与社会实践和典型学习结合起来，根据企业的形势任务，开展各类党员主题教育活动，以及“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我为企业发展献一策”、“让党徽在岗位闪光”等配套实践活动，积极搭建展示党员形象的平台，促使党员增强意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当前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非公经济组织的蓬勃兴起和发展，为党员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领域、新的空间，但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问题。从总体来看，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存在着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首先，从宏观管理方面来看，各地对发展非公经济组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工作做得非常扎实。相比而言，对非公经济组织中党员的教育工作重视不够，没有摆上应有的位置，表现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重经济轻党建的倾向明显。部分同志认识不到位，存在畏难情绪，对非公企业党员教育工作缺乏指导和督促，导致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往往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其次，从非公经济组织本身来看，党员在非公经济组织员工中的比例较小，一些中方老板担心党员教育会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外方老板则害怕党的组织力量会冲击其经营管理权威，把党员教育和企业发展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第三，从非公经济组织党员自身来看，一些党员党的观念淡薄，党员意识弱化，认为已经到非公经济组织工作了，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等等，对党员教育工作的存在错误和片面认识。 2. 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机制不健全。近几年来，各级党组织对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建和党员教育工作进行了不少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存在零、散、乱现象，还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机制。一是党组织组建率相对滞后。有一些企业因种种原因还未建立党组织，党员教育无人过问。二是组织关系隶属不顺。非公经济组织中党员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相分离的情况比较突出。三是党务干部缺乏。非公经济组织中党务干部不少是由业务领导或工会等部门领导兼任。四是企业党组织作用发挥欠佳。一些企业的党务工作者因为兼职的原因，责任意识不强，对党员教育工作不重视，借口业务忙、生产任务紧，很少组织开展党员教育活动。五是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与非公经济组织的实际和党员思想结合不紧密，针对性不强，成效难体现。六是时间难保证。对党员的教育基本上只能放在业余时间进行。有些企业实行三班制，不同班次的党员平时见面都难，导致教育活动难组织。七是经费无保障。一些非公企业党组织缺少必要的经费来源，致使党员教育活动难开展。 3. 党员教育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形成党员教育工作发展的不平衡。尽管一些非公经济组织都建立了党组织，但是党员教育的开展情况及效果却差别甚大。综合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状况：一是组织机构健全，教育活动有序。一些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而成的非公企业，基本上做到班子不动、队伍不散、经费保证、活动正常，党员教育工作做到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有考核。二是只有专职书记，教育活动基本正常。部分非公企业为了减少非生产性人员，党组织往往只设一名专职书记，党群部门合署办公，一人身兼数职。这类企业党组织基本上能按上级党委的要求，开展各种教育活动，但被动的多、应付的多，满足于当“二传手”，因而教育效果不明显。三是兼职书记，业余活动。大多数外资和部分个私企业等非公经济组织都采用这种模式。这类企业党组织利用工间或双休日开展党员教育活动，由于时间紧张，形式单调，内容枯燥，因此对党员的吸引力不强，教育效果一般。四是仅有组织形式，活动不甚正常或流于形式。一些非公企业迫于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建立了党组织，但是仅仅流于形式，几乎不开展任何组织生活和党员教育活动。 三、加强和改进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的对策 1.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党组织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贯彻执行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政治责任感，高度重视党员教育工作，做到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加快发展非公经济，越要理直气壮地抓好党员教育工作，真正把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员教育作为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摆上议事日程，作为落实党要管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切实担负起职责，加强对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的领导和指导。树立不抓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就是失职，抓不好就是不称职的责任意识，真正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领导力量到位，实际工作到位，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非公经济组织开展党员教育工作的思想共识和工作合力。坚持整体部署、分类指导，典型示范、重点突破，着力抓好规模较大、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员教育工作，为整体工作开展提供示范。采取措施，抓好对非公企业业主的教育培养，通过召开会议、宣传报道、上门走访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引导，提高非公企业业主对党员教育工作的认识，加强非公企业业主支持本企业开展党员教育工作的自觉性。 2. 搞好建设，提供保证。一是加强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是开展党员教育工作的基础。按照有利于党组织发挥作用，有利于党员的教育管理和作用发挥，有利于非公经济组织发展的原则，把党组织建立健全起来，不断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力求非公经济组织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建设到哪里，党员教育工作就延伸到哪里。二是理顺隶属关系。坚持便于组织管理，便于发挥作用的原则，采取属地管理、归口管理、挂靠管理等多种形式加强对非公经济组织中党员的管理，真正做到不露空白，不留死角。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党员教育工作规范化。按照党章要求，结合非公企业特点，对党员教育的内容、形式、时间等用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通过建立健全党员轮训制度、党员活动日制度、“”制度、党员思想汇报制度、谈心制度等有利于开展党员教育工作的规章制度，为企业党组织更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逐步使非公企业党员教育工作走上正常化、规范化轨道。四是加强阵地建设。按照《无锡市新经济组织基层党校工作条例》的要求，继续加大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创建基层党校的力度，根据不同类型非公经济组织的特点和党员教育情况，因势利导，探索独立党校、联合党校等多种模式和运作形式，使基层党校真正成为非公经济组织开展党员教育的主阵地，促进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正常、有效开展。 3. 注重创新，讲求实效。一是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促进发展为目标，整体推进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员教育。二是在领导体制上，建立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联系会议制度。加强检查指导，定期分析通报工作开展情况，研究讨论有关问题，部署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方面的主要工作和重大活动，形成相互配合、各负其责、齐心协力抓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工作的格局。三是在教育内容上，根据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思想实际和企业发展实际，选好党员教育内容，把党性教育、形势任务教育与科技知识和技能培训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为企业所需要，为党员所欢迎，为企业业主所理解和支持。四是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采取灌输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课堂教育与岗位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及集中、统一、规范与和小型、分散、业余相结合的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适合企业特点、促进企业发展的各项党员教育活动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增强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五是在教育手段上，根据非公经济组织党员的文化素质、学习工具等情况，运用学习讲座、电化教学、网上学习、自学讨论等各种教育方法，不断增强党员教育活动的吸引力，提高党员教育成效。还可以借鉴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以企业文化为载体，培育和塑造企业精神，注重情感交流，融党员教育工作于企业文化之中。六是在教育途径上，从办实事、解决具体问题入手，融精神激励与物质鼓励为一体，把解决党员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党员教育工作由“虚”变“实”，由“软”变“硬”，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非公经济组织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教育调查论文:浅谈农村家庭教育状况调查与思考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农村家庭教育关系到农村未成年人的未来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农村未成年人成长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本次调查通过深刻分析和客观评价我镇农村家庭教育的现状，并针对当前农村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更合理的途径方法和对策建议，从而将加强农村家庭教育，促进农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转化成为__镇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合格人才的内在推动力。 本次调查对象为全镇居住的居民，调查方式主要是实地考察、深度访谈、召开座谈会、发放问卷等。调查结果：走访了120名农村妇女，发放问卷120份，回收问卷120份，回收率为100%。被调查的120名农村妇女中，已婚妇女90人，未婚22人，离婚或丧偶的8人。年龄结构，20岁以下的8人，21—30岁的22人 ，31—40岁的42 人，41—50岁以上的48人。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的48人，占40% ；初中的66人，占55%；高中（职高、中专、技校）的6人，占5 %；大专的0人，；本科以上的0人。 从调查情况看，__镇农村家庭教育现状主要呈以下特点： 实地调查反映,95%的农村女性家长认为家庭教育对儿童成长很重要,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重视儿童的全面发展都给予一致肯定。71%的农村妇女表明愿意不惜一切投入，培养子女成才。问卷调查中显示，67.61%的农村女性家长重视孩子的学业问题（成绩差、听课困难、学习态度不端正等），重视孩子情绪问题（暴躁易怒、焦虑、抑郁、自卑等）、交际问题（内向冷漠、不善交际、经常与人发生矛盾等）以及行为问题（违反校规等）的比例分别为11.83%、13.80%和6.76%。很多农村家庭父亲和母亲分头负责儿童的生活、学习和教育。而且父母共同管理儿童学习教育比例最高达77.55%，说明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以及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的广泛开展， “为国教子、以德育人” 为主题与核心的“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的家庭教育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所认同，多数家庭民主和谐，父母协力、协商共同承担家庭教育责任。 但实地调查也发现，农村学生家长教育观念落后，对家庭教育的认识严重不足，农村学生家长真正认识到自己对子女教育负有责任，并能较好地担当起这一责任的农村家庭只占15%。85%的农村家庭认为孩子的教育责任在老师、在学校，与己无关，他们只负责从经济上、生活上满足子女的需要，把教育子女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学校，孩子出了问题就怪学校和老师，一味感叹孩子没遇上好老师，甚至指责学校误人子弟。有的家长和监护人甚至认为：“孩子在学校，家长出钱学校管，自己还操什么心？”这种教育理念与思想认识，大大增加了学校对这部分学生教育管理的难度。更有一部分父母或监护人教育理念差，认为“只要吃好喝好就行”，“儿孙自有儿孙福”，认为只要能挣钱，读书也没什么用，不读书照样可以赚钱，大学生不是还找不到工作吗？这些观念势必影响孩子，产生学习无用的情绪；在矫正学生不良行为习惯中，由于学校单方施教，往往收效甚微。 问卷调查中，52.6%和32.3%的农村女性家长选择“私下赞赏”、“公开表扬”方式鼓励儿童的进步。孩子做错事时，61.5%的农村女性家长选择心平气和的方式指出孩子的错误。与孩子沟通交流上，60.5%和30.4%的被调查者觉得自己与儿女的关系非常好或比较好；64.5%的女性家长表示自己能够很好或较好地与孩子沟通；47.94%和47.17%女性家长明确自己的孩子经常或偶尔告诉父母他（她）开心或不开心的事情。走访调查发现，孩子有事瞒着家长时，多数家长采取引导而不是强迫孩子“交待”的方法。孩子与家长意见相悖，一时难以确定对错，45%的家长会采取“冷处理”。孩子有吸烟、喝酒、沉迷网络游戏和上网聊天等不良行为，部分家长能按照问题的性质采取不同的纠正措施。这说明，广大农村家庭教育方法逐渐在改善，但调查也反映，农村家庭教育方式传统简单，不能适应现今社会的发展： 一是教育方式简单粗暴。部分农村家长认为“棍棒下面出孝子”，信奉棍棒教育，觉得孩子是打出来的，父母打孩子天经地义，对孩子动辄打骂、训斥、体罚等。问卷调查显示，在教育孩子做错事情的方式上，有32.41%的被调查者选择教育方式是责骂或打孩子；3.77%的被调查者采取禁止孩子参加喜欢的活动或拿走孩子喜欢的物品等惩罚方式,甚至有2.76%农村家长认为，小孩子都会犯错误，做错就做错了，由他去。被调查的家长中，对孩子采取物质奖励的占8.86%。而且,考试取得名次或完成某件事情，均以物质奖励;直接用金钱奖赏的家长占2.08%。在与小孩之间的沟通问题上，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在父母面前所需要的是服从，根本没有与孩子沟通的意愿。 24.21%的农村女性家长表示沟通的时间很少，6.49%的农村妇女反映自己与孩子双方虽有沟通的想法，但沟通过程中，总是因无法克制的情绪而中断与孩子交谈；有2.91%的农村妇女直接表态自己不知道如何与孩子沟通，或很难与孩子沟通。农村家长缺乏与孩子的交流，缺少对孩子正确的思想教育，长此以往，孩子容易变得胆小、退缩、冷漠，或以攻击和敌意对待他人。 二是疏于对孩子的教育管理。实地调查反映，大部分家长整天忙于农活或打工挣钱，没有更多的精力来教育孩子，更谈不上有闲暇时间与孩子一起玩耍、交流、沟通，基本疏于对孩子的教育管理。有些农村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漠不关心，不管不问，甚至有些家长连孩子的确切年龄和所在年级都不知道。有的家长过分纵容子女，对于子女不正确的言行不管不问，放任自流，管教不严、一味纵容，认为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就是对孩子的爱，特别是留守儿童监护人中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 由此可见，教育方式传统简单，缺乏先进家教理念和科学家教知识，放任自流的教育方式仍是我镇广大农村家庭教育的主要方式，提高广大农村家庭科学育儿的家庭教育水平任重道远。 一方面，农村家长素质普遍偏低。被调查的农村妇女中，小学及以下的48人，占40% ；初中的66人，占55%；高中（ 职高、中专、技校）的6人，占5 %；大专的0人，；本科以上的0人。农村妇女承担社会、家庭“双重角色”，大部分时间被挤占，很少有时间来充实提高自己，有部分小学文化的人渐渐退化到了半文盲的状态。“现在读书真难，孩子的作业拿回家，我根本看不懂”是农村家长普遍存在的现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镇广大农村家长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家长所受的教育少，文化底蕴差，因而无法对子女进行有效的教育和指导。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缺乏教育氛围。目前，由于农村经济相对滞后，大部分农村家庭条件差，家庭收入只能是解决衣食问题，家长们根本无能力投资家庭教育设施建设，为家庭教育提供更好的条件，因此，虽然广大农民的住房及经济条件提高很快，但有书房或书桌的学生并不算很多。同时，农村中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少，农村女性家长农闲时大多用于聊天，或沉迷搓麻将、打扑克，很少看得见书籍，父母亲平时不看书读报的占绝大多数。 教育孩子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家长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品德素质对孩子影响是综合的，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许多农村家长认识不到知识和文化对子女成长的意义，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子女的教育责任、义务，忽视家庭教育。许多家长缺乏家庭教育知识，无法担当起家庭教育的责任，还有一些家长采取粗暴的家庭教育方式，甚至在无意识中对孩子进行错误的教育和导向，直接影响了农村家庭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实施。作为家长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根据自己的条件，扬长避短，加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 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要把农村家庭教育作为重要任务来抓。要认真做好农村家庭教育指导、督查工作，使家庭教育工作管理规范化。 政府应该适当加大对农村家庭教育的投入，设立农村家庭教育基金，应付必要的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确保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正常运行。政府要尽最大可能挖掘农村教育资源，大力创建有益孩子身心的娱乐活动场所。尽最大努力发挥农村的家庭教育功能，使农村家庭教育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家长要想方设法优化家庭教育环境，创设丰富的信息环境来帮助孩子扩大视野，培养其探索的兴趣和习惯以及陶冶情操。家长可以利用电视机为孩子选择合适的节目，指导孩子收看；可以带孩子到具有教育意义的场所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可以为孩子选购有关书籍，订阅报刊杂志，并坚持与孩子一起阅读、欣赏。 农村中小学应注重宣传发动，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学校章程，规划教学内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健全教学管理，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办好家长学校，切实提高农村学生家长整体素质。 学校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将提高家长素质当成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切忌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学校要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制定出提高农村学生家长素质的长远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要根据家长的实际需要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定期组织家长来校学习，提高家长素质和教育素养。家长学校的授课形式应灵活多样，可以采用课堂教学、专题讲座、家庭教育论坛等形式。家庭教育论坛内容既包括知识讲座也包括家长发言、提问，使家长、教师形式互动，在互动中交流经验，提高认识。在实际工作中要将提高家长素质和提高家长实施家庭教育能力紧密结合起来，侧重培养家长掌握现代家庭教育理念，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方法，最终实现提高农村家庭教育质量的目的。 要教育好孩子，首先必须了解孩子，了解孩子的长处，并尽可能的积极的引导。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打击孩子的自信心。避免用专横的态度对孩子进行体罚，让孩子去接触社会生活影响，包括社会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甚至是敌对作用的影响，父母应该指导他们去跟不好的影响进行斗争，从而增强孩子的抵抗力。另一方面，给孩子的自由空间应该是有限的，不能一味地去溺爱孩子，所谓“一切为了孩子”、盲目地去爱自己的子女，结果是害了自己的子女。 家长为孩子提供足够的学习时间，即使在农忙时，也不要浪费孩子的学习时间。使孩子有一个学习的小天地，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其次，要求家长督促孩子完成家庭作业，经常查看孩子的作业。对孩子经常犯的错误进行细致的讲解。在学习之余，家长还可以订阅一些有益智力的书，培养孩子对读书的乐趣，增长孩子的知识面。此外，还可以带着孩子出去走走看看，生动的画面是许多书本上学习不到，也了解不了的，这样，既增进了一家人的感情，也丰富了孩子的视野。这样，形成浓厚的家庭文化教育氛围，帮助孩子形成自觉学习的态度，改变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 教育调查论文:常州电大成人学历教育需求调查报告 摘要:调查现实,成人受到学历方面的压力较大,有较强的进行学历教育的意识,成人学历教育有着比较广阔的市场。但办学单位在信息沟通、学习方法、学习效果以及学员期望提高的能力方面与成人的需要有一定的差距,希望本次调查可以为改进教学提供支持材料。 关键词:成人学历教育 教育需求 调查 1 主要调查结论: 成人教育的主要需求: (1)学历的意识较强。从调查来看, 有70%的受访者感受到学历方面带来的压力。有85%以上的受访者想接受成人教育, 其中已经接受过成人教育的占70%,从职业分类来看, 企业业务人员想要参与学历教育的比例最高, 其次是企业管理人员、个体户。 (2)学历教育的目的以职业升迁和转换工作最显著。在七个备选项目:职业升迁、获得高收入、提高能力、增加知识、职业或工作需要、转换工作、开拓人际交往中,以职业升迁的得分最高,为3.76分,其次为转换工作,为3.04分。从职业分类来看, 管理人员和部分企业业务人员倾向于升迁,商业从业人员和另部分企业业务人员比较倾向于转换工作,而个体户人群因没有这方面的压力,选择提高能力、学习知识的目的为多。 (3)对通过学历教育提高方法能力和职业能力的期望较其他多,分别为3.93和3.83。在这一点上各职业人群的选择较类似, 同时管理人员对提高于社会能力的要求较其他职业人群稍多。 (4)参加成人学历教育的学习的各种阻碍对学习者的影响力表现的比较平均。个人时间不足,精力有限;信息不了解、缺乏相关指导;教育方式不适合;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费用太高这几个栏目的得分均在3.20到3.64之间。其相比较而言,教育方式不适合和信息不了解、缺乏相关指导的影响更为明显。 (6)评价方式上倾向于论文或课程设计、社会调查的分值为3.38和3.24。选择以国家有关资格认证考试的作为评价方式的分值较低,只有1.96。 (7)在影响选择就读学校的因素时,招生学校现场散发的宣传资料和亲朋好友的介绍得分最高,分别为3.56和3.48,招生学校刊登的电视与报考广告得分几乎相同,分别是2.37和2.32。 (8)学历教育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从调查结果看, 已经接受过学历教育的成人对效果评价的平均得分在2.84分,未能达到中值。近60%左右成人认为已接受过的学历教育对自己影响程度“较小”和“非常小”。从职业分类来看, 管理人员认为已有的学历教育对自己影响程度“较大”的较其他人群高。 2 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1)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内容应作相应调整。学历教育历时长,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学习内容的时效性方面就稍显薄弱,课程内容应加强更新。成人在适应的教学方式上倾向于网络学习、课堂典型性案例教学及研讨,表现出来强烈的开放特征。鉴于学历教育成人的学习目的很明确,也很现实;成人的生活较为繁忙,学习时间相对较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灵活性;他们的感知能力、机械记忆能力、想像能力等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下降,但其观察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他们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较强的独立自主性和自我调控力,并且个体差异性较大。这些特点为成人适应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学历教育提供了可性,同时办学机构也应充分考虑到这个特征。 (2)期望的评价方式和效果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被访者倾向于论文或课程设计、社会调查作为学习评价的方式,与目前成人学历教育中以考试形式为主的评价方式有较大差异。鉴于学历教育强烈的目的性,结合国家有关资格认证考试的特点,不适合采用国家有关资格认证考试作为普遍的评价标准,但可以将拥有某些资格认证证书替代相关课程学习,还可以将一些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国家有关资格认证考试的内容相结合,以有利于学员。 从样本总体来看, 认为成人学历教育对自己影响程度“非常大”和“较大”的不足20%。。同时在学习效果方面还应在在提高学员的方法能力、职业能力和社会能力等作出努力。 (3)要帮助成人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减少学习障碍。调查显示, 个人时间不足,精力有限;信息不了解、缺乏相关指导;教育方式不适合;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费用太高这几方面对成人参加学历教育都有一定的限制。特别是教育方式不适合和信息不了解、缺乏相关指导的影响更为明显。针对成人的这些障碍, 应该为其创设有利于学习的宽松环境,特别是在信息传递和学习时间的选择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4)学校应加强市场开拓。进行成人学历教育的学校很多,而学员对各类学校了解不多,从调查中可以了解到招生学校现场散发的宣传资料在被访者选择就读学校时,影响程度达到了3.56分,在中上水平,甚至比亲朋好友的介绍分值还要高,亲朋好友的的推荐成功率高,但推广面窄。另外电视与报刊广告也对被访者有一定的影响。学校可以增加一些市场推广的策略,重点是提高学校知名度,增加社会对学校的了解。 教育调查论文:乌鲁木齐市学校安全教育状况调查报告 摘要:本次调查研究采用的是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乌鲁木齐市学校安全教育的状况进行初步的描述、分析,并提出完善的意见。 关键词:乌鲁木齐 学校安全教育 危机意识 学校的安全教育是公共危机教育在学校这个特殊场合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公共危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可持续性增强的一个源泉。另一个方面,学校也连着千家万户,学校的安全教育状况对社会这个大环境有着很大的影响。为了全面了解新疆地区公共危机教育状况,我们对学校的安全教育状况也进行了问卷调查。 1 资料与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1)男女比例状况。男女总的比例是:男性占41.6%,女性占58.4%。具体如图1: (2)各类学校所占比例情况是:小学占20.6%,初中占26.9%,高中占28.8%,大学占25.7%。具体如图2: (3)地区和民族状况。本次调查涉及乌鲁木齐市七区一县,调查对象中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满族等14个民族。从调查的范围和族别上看,基本能够代表乌鲁木齐市学校中学生对公共危机的认知能力,并反映出学校安全教育的状况。 2.2 学校安全教育状况分析 (1)学校安全教育的总体认知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学生对安全教育的关注度很高。如在“你知道安全教育吗?”的问题中,94.53%的学生都知道安全教育,仅有5.47%的学生不知道。具体如图3: 但是,不同层次的学校又有一定的差别。从调查结果看,小学的安全教育抓的比较好,其次是大学的,初中和高中相对来说稍差一些。具体如下面图4-图7: 在安全意识方面,整体较好。如当被问及“当你看到学校的建筑设施(如:栏杆、体育器材等)损坏并影响他人安全时,你是否报告给老师?”时,有64.88%的学生回答“是”。在“打放学铃,你常采取的方式为”这道题中,64.68%的人选择“能严格遵守上下楼秩序,轻声慢步走下楼梯”,19.31%的学生选择“等同学走完再走”。当被问及“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如宾馆或商场),你会特别留意“安全出口”或者“消防器材”的位置吗?”有66.5%的学生选择“会”。但是,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了“否”“不会”“不知道”。这表明安全意识的教育工作还要加强。 (2)学校安全教育状况 为了能真实的反映学校安全教育状况,我们从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演练情况、安全教育的方式、学校的安全方面的相关预案的宣传等方面设计了七道题目。调查结果显示,学校虽然在安全教育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学校安全教育状况,尤其是具体细节工作状况不容乐观。 表1你们学校有专门进行安全教育的老师吗 表2你们学校每周开几节安全教育课 表3学校和老师是否经常对你进行健康、安全方面的教育 表4你们学校举行过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吗 表5你们学校通过哪些方式进行安全教育活动 (4)安全教育不系统,有些环节薄弱。在学校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教育方面,我们设置了两道题。调查结果显示,这方面的教育力度不够。如对“你们学校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措施、方法)吗?”问题的调查中,选“有”的只占49.9%,而选“没有”和“不知道”的超过50%。在对“你们学校进行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演练吗?”问题的调查中,选“有”的占67.3%,而选“没有”和“不清楚”的占30%多点。 2.3 学生应对公共危机知识的来源途径 调查结果显示,50%以上的小学生的应对公共危机知识的来自广播、电视上和教师的教育;而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学生的应对公共危机知识的来源相对来说较广些,50%以上的来自广播、电视上,报纸或网络上,教师的教育和家长的教育。具体如表6: 表6 目前,你通过哪些渠道获得一些基本安全、自护常识 2.4 学校安全教育效果 调查结果显示,安全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不太理想,还要不断的加强。如在对“当发生火灾、地震或传染病等时,你知道正确的应对措施吗?”问题的调查中,完全知道的仅占22.07%,知道一些的则占到73.87%,不知道的占4.06%。具体到不同层次,又有不同的表现。具体如表7: 表7当发生火灾、地震或传染病等时,你知道正确的应对措施吗 3 问题与思考 本次调查研究主要考察了新疆地区乌鲁木齐市学生的总体认知状况、公共危机意识、常用公共危机知识的掌握情况、公共危机知识得来的途径以及学校在安全教育中的作用等。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疆乌鲁木齐市学校的安全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足。结合调查结果,新疆乌鲁木齐市学校的安全教育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1)政府应加强对学校安全教育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明确政府在学校安全教育中的角色和作用 政府应重视学校的安全教育工作,学校的安全教育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一部分,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学生的健康成长,还关系着应对公共危机能力的提高,更关系到整个社会应对公共危机能力的可持续性。政府应经常对学校的安全教育情况进行评估,并不断根据社会发展情况,针对学校的安全教育工作进行全面的监督、评估和检查,并提出完善意见。

城市建设论文:关于城市建设与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今年初，区第三次党代会确立了用十年时间建成北京新城区的战略目标，在城市发展中首次确立了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并重的原则；八月份在区委、区政府召开的我区第一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上，对__区城市管理工作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实施步骤、保障措施进行了具体部署。区第三次党代会和区第一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区城市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阶段。在加强推进建设北京新城区进程中，进一步加强我区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探讨和研究，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北京新城区战略目标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从重建轻管到建管并重的理性回归，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是一个涉及面极其广泛的领域。本文仅就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的产生背景、相关实践及对应措施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与思考，以期多年来形成的重建轻管、建管失衡的现状，能在体制改革上、机制运作上、实践操作上逐步回归建管并重良性循环、相辅相成的发展轨道。 一、重建轻管到建管并重原则产生的背景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运作模式发端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以来，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事实上走的是一条建管合一的捆绑式发展之路，由于城市经济的需要，城市建设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为了缓解城市建设供需矛盾日趋紧张的状况，城市管理基本上处于依附式或从属于城市管理的次要地位，因此，无论从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的关系上，还是两者的具体实践上，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重视和研究，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有建无管、先建后管、重建轻管的非均衡发展之路，城市管理一直处于若有若无的境地。从具体实践看，城市建设优于城市管理的非均衡发展是显而易见的，所产生的诸多矛盾也是无法回避的。 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的关系问题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而城市管理始终在依附与从属于城市建设的大潮中蹒跚而行，未能形成严格法律意义上的规范体系而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第一个发展阶段出现在完全按计划经济运作的1978年以前，时间跨度达30年之久。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与干扰，这个阶段的城市发展主要集中于大型城市和工业设施基础较好的城市；中小型城市主要是为了缓解市民住房紧张的矛盾，进行的是初始阶段的小规模扩张；由于当时的建设体制尚不完备，这个阶段的城市建设形态上基本上处于一种行政命令式的状态。尽管如此，相对于城市管理而言，这个阶段的城市管理工作，从严格意义上说还未被列入议事日程，处于有建无管的状态。第二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之后到1996年之前，时间跨度近20年。这个时间的明显特征是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的规模扩充时期，从建设体制、运行机制到具体实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从立法的角度讲，逐步出台了城市规划、建设等法律法规，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但从这一阶段的城市建设具体实践看，其发展无论在总体规划上，还是在具体建设上，仍然是处于一种政府主导，市场垄断及企业运作的混合型发展阶段，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城市规划上，缺乏前瞻性。由于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缓和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矛盾，一时间圈地盖房、开办市场，兴建商场等成了这个阶段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其次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城乡结合部地域大量违法建设临时建设呈规模发展之势；加之农村旧城改造，一方面是新村高楼的拔地而起，另一方面是旧村平房的大量富余，因此出租房屋成为一些人的体制外灰色收入，给管理工作增加了新的难度；同时城市建设中综合配套设施功能不完备，一定规模人口区域范围内的小区建设，在满足居民购物，学生上学，休闲娱乐，绿化美化，垃圾处理等基本需求设施上相对滞后，这也从一个侧面增加城市管理工作的成本和管理难度。 上述问题的存在，相对客观反映了城市建设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间，螺旋式上升、曲折中前进、探索中发展的过程，就其总体而言，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1997年我区撤县设区之后，__区的城市建设步入了正规化、目标化、法制化发展轨道。特别是区第三次党代会确立建设北京新城区总体目标以来，未来新城区的功能定位，城市布局、人文指数，环境目标给人以极大的振撼力，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从我区城市建设的三个阶段中，相对于城市建设的城市管理工作，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均明显滞后于城市建设，从其起始开始就处于一种先天不足的境况。1980年之前，城市管理工作长期处于依附和从属的地位，实际是一种有建无管的情况。当时的城市管理，呈三个特点：一是城市管理没有明确的界定，城市管理的概念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所谓城市管理，首先是社会问题，其次是指一些组织群众进行卫生大扫除活动，使城市管理这个大系统的内涵极其空乏，外沿狭小有限。二是没有专职的城市管理人员，城市管理主要是通过开展"群众活动"来实现。三是城市管理没有相应的体制保障，其依附从属的特征明显，这是先天不足的具体表现。1980年之后，城市管理这个概念逐步被纳入视线，但基本上还是处于无序运作，主体不明的阶段，仍未从建管合一的依附从属地位中分离出来。这个阶段的城市管理工作与城市建设相比，仍然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虽然有城市管理工作，但没有明确的城市管理的具体内容；二是虽然有城市管理的相关部门，但是条条管理，职能交叉的较多。往往是出台一个法规，就是成立一支队伍，北京市最多时行政执法队伍达到127支，人数达6万之多。从总数上看，行政执法队伍够庞大的了，但由于各自为战，条条分割，每个条条都覆盖全市，结果每支行政执法队伍的人员都不足，行政执法难以到位，只能依靠突击执法，运动执法维持局面。同时部门之间行政执法职责重复交叉，行政执法效率低下，执法扯皮问题严重，甚至还有的执法部门把执法权当成争取本部门利益的手段，有利则争、无利则推，见易而上、遇难而退，致使行政执法形不成合力，执法效果不明显。三是在执法时间上虽然有要求，但很难形成全方位监察体系机制。由于各职能部门按条条进行分管，力量明显不足，且大部分行政执法单位身兼两职，管罚一体，对一般违法行为，往往是以罚代管，很难形成 宣传教育、规范管理、依法查处的规范管理机制，管理效果以罚款多少来衡量，走的是一条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不良循环之路，形不成长效管理。从1996年《中华人民行政处罚法》的颁布为标志，城市管理工作开始了从由依附从属、建管合一到相辅相成、建管并重的探索性转变。从全国及北京市的情况看，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199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颁布施行，标志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城市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据此，经国务院法制办批准，北京市于1997年在宣武区开展城市管理工作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进而于1998年和20__年先后在城八区和十个远郊区县普及推广。这是北京市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5年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初步解决了城市管理领域中多头执法、交叉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明显提高了行政执法的质量和水平。二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管理权、审批权与监督权、处罚权适当分离的探索，为改革现行行政管理模式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三是通过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为合理配置政府部门的职能，精简行政机构初步探索了一些新路子。四是初步形成了新的行政执法机制，树立了城管队伍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从我区的情况看，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探索建管并重、相辅相成的管理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组建__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为我区城市管理工作进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6月，区委、区政府根据北京市试点工作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率先在远郊区县组建了城管综合执法大队。综合执法大队经过一年多的试运行，从领导体制、管理机制、运行模式、执法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二是20__年9月，经区委、区政府审批并报请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__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正式成立，从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到城管监察大队，这个转变标志着我区的城市管理工作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城管大队成立四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全面打基础，重点建队伍、严格抓管理、树立新形象的工作思路，逐步走出了一条在队伍建设上坚持政治建队、质量建队、制度管队、科技强队的新路子，在城管工作上走出了一条一年打基础、两年抓规范、三年上水平、四年创佳绩的循序渐进的新路子，使我区的城市管理水平得到新的提升，整洁优美、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基本形成。通过几年的实践，城市管理工作有了长足发展，缩小了城市建设快速发展与城市管理相对滞后的差距。三是20__年年初区第三次党代会的召开和8月份区委、区政府召开的__区第一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标志着我区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进入了建管并重、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发展阶段。北京新城区目标的确定，不仅表明我区的城市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按照科学发展要求，城市的发展必须以强有力的城市环境保障为基础，否则，再好的城市建设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城市管理作保障，不仅会严重影响城市功能的发挥，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严重影响我区人与自然、人与经济、人与环境等方面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必须弄清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建国以来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的有建无管、重建轻管的非均衡发展之路到建管并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理性目标的探索实践，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未来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然趋势。 二、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区第三次党代会明确的在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上建管并重的指导原则，为我区未来的城市管理工作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区第一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区的城市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但是建管并重方针的提出，并不等于长期以来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非均衡发展的现状已得到实质性改善，也不等于城市管理已经具备了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基本条件。城市管理相对于城市建设而言，要真正实行建管并重的目标要求，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城市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市管理基础设施历史欠帐较多、投入不足、发展滞后，不仅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工作增加了新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在政府投入、市场融资、私人资本参与上呈逐年上升趋势，使__区的城市建设持续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速发展态势，城市规模已由改革前的不足20平方公里扩大为现在的80多平方公里；相对于城市管理来看其投入一直维持较低循环水平状态，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难以维持，在对城市绿化、市政公用设施、环卫保洁管理资金的投入上也与实际需求缺口较大，基本上处于寅吃卯粮的窘境。 2、城市管理在体制上尚未完全理顺，运行机制不够顺畅，市场化运作还未完全形成。城市建设从改革开放以来，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市场融资、开发建设等关键环节，已经以立法形式予以明确，职能部门主体明确、职责清晰、分工细化、运作有序；而城市管理则相对滞后，至今仍处于改革和完善阶段，尚没有一部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在城市管理这个系统的研究上，目前国内没有一家权威机构专题对这一问题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与研究，城市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则等还没有一个权威定性统一的界定；在城市管理工作的市场化运作上进展缓慢，如环卫保洁、城乡结合部管理、市政道路维护、园林绿化的管护、一定规模居民居住区的生活工作基础设施建设等，还存在一定的管理盲区。 3、城市管理前期管理工作各环节间衔接不畅，整体优势不明显。城市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衔接有序、联系紧密的循环链，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阻塞，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运作不畅，管理效果也会大大折扣。从目前看，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前期管理到位欠缺，还没有形成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监管网络，表现形式为管理主体与责任主体间没有形成有效沟通机制；二是在管理"堵"与"疏"的问题上，"堵"的措施较多、"疏"的功夫乏力。比如一些马路市场经常反弹的问题。以运河左堤花鸟市场为例，建奥体公园前，该处是建材市场，其东侧是花鸟市场，绵延5、6里之远，商摊20__余家；同时受惠于建材市场，东关大桥以东就成了小木匠揽活打工的主要聚集地。兴建奥体公园拆除建材市场时一并将该市场及小木匠聚集地取消。市场是没有了，但市场需求还有，于是又在运河左堤东侧形成了一个非法市场，20__年非典时，这一市场被依法取缔，可没多久又在潮白河堤上冒了出来，今年三月份再次被取缔。这个例子说明，光靠行政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既 要堵、又要疏，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三是各管理环节上衔接不畅，整体优势不明显。管理主体、责任主体、监管主体三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协作机制，如例会机制、信息反馈机制、协调配合机制、联合监察机制等还没有完全形成，实行的是分段式管理，分工非常明确，衔接协调不够，易造成整体系统间衔接环节的不畅。 4、城市管理工作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使一些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处，使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一定程序的影响。如非法小广告问题。城管执法查处非法小广告主要是依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非法行为实施处罚，解决的是市容观瞻的问题；但涉及到一些公开通过小广告制假贩假及黄色反动违法行为，仅用罚款来处理，较之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无疑是不对等的。这个问题怎么查处，又没有具体的规定。这应该说是非法小广告不能彻底根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比如露天烧烤问题。《北京市取缔露天烧烤食品管理办法》规定，对露天烧烤食品行为最高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但实践中缺乏强制措施，加之从事烧烤的大都属于外地来京人员，流动性强，罚单开出后，一会就找不到人影，执行上存在很大难度，因此只有暂扣其烧烤工具了事。再者就是对妨碍执行公务的处理非常棘手，难度很大。建队四年来，已发生大大小小近40起妨碍城管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由于缺乏强制措施和现场取证难度大等因素，致使违法者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客观上给城管执法增加了新的难度。 （二）推进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并重的几点思考 随着首都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和举办一届历史上最出色奥运会两大历史性任务的整体推进和我区建设北京新城区战略的付诸实践及第一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的召开，我区的城市管理工作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城市管理工作作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领域，正在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如何实现城市建设与管理并重的目标要求，进一步建立完善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城市管理工作体制、运行机制、创新管理模式、提升城市管理质量与水平，我认为应重点抓好以下七个方面： 1、逐步加大对城市管理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加强城市管理工作，实现建管并重的目标要求，奠定坚实基础。在资金投入上，重点向市政公用设施、城市环境监控设施、城市园林绿化养护、一定规模居民居住区的配套设施、科学合理的市场布局等方面倾斜。在融资方式上，可采取政府提供优惠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及受益主体及受益人入股等方式，以缓解财政压力，建立和完善资金投入使用监管机制，确保资金投入到位、使用到位、效果明显，确保城市管理硬件建设有个大的提高，为高效能管理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2、按照北京市第五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和我区第一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部署，围绕建设北京新城区总目标，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一是强化街道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综合管理职能，把城市管理重心下移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街道是城市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基础，社区是城市肌体最具活力的细胞，大力推进街道和社区的深入改革，使街道在城市管理中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优势特点和统一领导、综合指挥、全面协调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二是进一步完善城管监察进社区工作，对四个办事处的38个社区已经落实一区一员制度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社区城管协管员制度，加强社区城管工作；同时在街道和社区的统一协调下，整合社区内工商、公安、环卫等相关职能部门的组织资源，形成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协作，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的协调紧密、协作有力、协同攻坚的合力优势；三是进一步完善以"门前三包"为重点，以岗位责任为核心、以监督机制为保障、以奖惩措施为动力的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管理单位、责任单位、监察单位、监督单位四位一体的综合优势，使城市管理在体制上更加顺畅，在运作上更加规范，在衔接上更加有序，在整体效果上更加明显。 3、加快建设高素质城管队伍建设步伐，为推进北京新城区战略提供一流城市环境保障。城管监察大队组建四年来的实践表现，做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关键是要建设一支政治强、作风硬、守纪律、能战斗的高素质城管队伍。从目前看，我们这支队伍是能够胜任城市管理工作的，从发展看，我们这支队伍正处在一个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素质整合提高阶段。具体做到四抓：一是抓政治建队。第一，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第二，强化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队伍建设中方向性、导向性、动力源作用。第三，狠抓勤政廉政建设，进一步树立城管队伍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公仆形象。在加强勤政廉政教育、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内部和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下功夫，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使我们这支队伍永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增强队伍在新形势下抵御各种复杂情况考验的能力。二是抓质量兴队。第一，要逐步建立经常化、正规化的培训体系。第二，建立和完善严进宽出、竞争上岗的淘汰机制。第三，要从制度上鼓励自学成才，建立学习型城管队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通过完善奖惩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大力营造自学成才的良好环境，把学理论、学专业、学相关专业知识纳入素质考察内容；两年内，大专以上文化比率达到百分之百，会熟练讲解法规、会正确运用法规、会制作案件文书、会处置棘手问题的四会一线执法队员比例有一个大的提高。三是抓制度管队。我们将着眼于队伍的长远发展和城管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要求，不断修订完善现有的规章制度，突出制度建设的思想性、规范性、严肃性和可操作性，为建设高素质城管队伍，高标准履行城管工作职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四是抓科技强队。第一在城区主要大街、重点地域建立电子监控设施系统，强化对重点地域全方位、全时段的监控力度；第二建设现代化的指挥中心，并为一线执法队员全部配备便捷畅通的现代化的执法通讯工具，形成全大队组织指挥无障碍调动网络，有效提升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第三是加强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通过努力，到20__年基本实现办公自动化、管理网络化、指挥程控化、监控电子化目标要求。 4、要继续严格依法行政，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一要严在制度上。要加强城市管理法制建设，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城市管理法规体系，要能够基本覆盖目前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同时又要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从规章制度这个源头上堵塞各责任单位之间管理脱节的漏洞，减少扯皮，做到事有人管、职责明确、权责一致。二要严在落实上。法律法规贵在落实，再好的法规不能落实到位也等于一纸空文。城市管理就是对正常有序行为的服务，对违章违法行为的惩处。管理的作用就是遵法、守法、护法，有章必循，有法必依，管理出秩序，管理出成果，管理出效益，管理长正气。要通过严格依法管理，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政府的权威，为城市各项工作健康发展提供保障。三要严在监督上。城市管理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过 程的复杂性。由于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都不同程度、不同环节地存在一些执行中的具体问题，如执法人员的执法素质、部门之间的配合与工作衔接，必须靠强化经常性的督促、检查和考核，切实解决各种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执法不到位、以罚代管和扯皮推诿的具体实施行为，保证管理的落实力度。 5、加强对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理论研究，加强对实施这一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从目前理论和实践看，对城管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笔者认为，需要从法理的角度，认真研究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理论根据，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和误区，有效提升整体执法效绩。由于以往制定的诸多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往往规定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只能由某个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导致一些同志对《行政处罚法》确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这一规定不理解。从法律上讲，在城市管理工作中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严格按《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进行的，这样做都是在现行法律、法规范围内作出的必要调整。因此，在当前城市管理体制不断加大改革力度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城市管理工作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加快立法进程，以法律的形式对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主体地位、执法依据、职责权限等重大问题予以界定。 6、强化城市管理执法中的强制措施，确保城管执法工作规范有序进行，整体绩效显著。目前就执法环境来说，经过几年的宣传教育和执法实践，执法环境有了较大改观。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的调整，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多和大量外地人员的涌入，行政执法难，处罚执行难的问题又有了新的变化。因此对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的强制手段，必须加以重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一是强化对社会的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城市管理是一项群众性、社会性很强的工作，社会成员不仅有依法享有美好城市环境成果的权利，同时也应该有义务参与对城市管理的宣传和监管职责。要大力营造城市社会化管理，群众化参与的良好氛围，让城市管理的根深扎社会，深入人心，为良好执法环境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按照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文件精神，建立和完善公安机关、交通支队协助配合城管监察组织开展城管工作的协调机制，在条件成熟时，可向城管大队派驻公安派出机构，以保证城管工作安全有序进行，整体效果明显。三是加大城管执法工作科技含量的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绩效和城管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 7、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形成全社会参与城市管理的时代风尚。城市管理的对象和服务对象都是人，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的素质，是城市管理的治本之策。文明城市需要文明市民，要建文明城，先育文明人，人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决定其精神状态。要把市民的文明教育，开展群众性的创建文明活动，作为城市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的素质，绝非一朝一夕、短期内就能奏效的，必须坚持持之以恒的方针，重点做好以下几个环节的工作：一是在教育中提高。要建立经常化、制度化的学习、培训制度，有步骤地对全体市民进行深入广泛、长期的文明行为、社会公德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二是在宣传中促进。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的先进事迹，弘扬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激励广大市民向先进看齐，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从我做起，从家庭做起，从身边做起。三是在环境中陶冶。要通过加强城市管理，营造优美的生活环境和文明氛围，使人们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春风化雨，点滴入土，逐步告别不文明行为和习惯。四是在参与中养成。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活动，使人们在参与中逐渐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增强公德意识、责任意识，养成关心市容市貌和城市形象的良好习惯，自觉遵守城市管理法规，自觉参与城市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自觉同不文明行为作斗争。五是在约束中强化。要通过加大各种法规的执法力度，查处不文明行为和违章行为，使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的良好习惯和行为，通过管理和约束得以规范、巩固和强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进步，城市管理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建管并重，管理适度超前的理念会越来越深入人心，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在建设北京新城区的征程中，我区的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一定会像并蒂莲那样，双艳夺目、交相辉映，为我们的共同的家园，增添新的色彩。 城市建设论文:以先进性学习教育推进城市建设与管理服务水平提高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我局按照区委的部署和要求，对全局的学习教育活动进行了周密安排。局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开局关系全程，起步务必扎实。所以，从活动一开始，我们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在手上，务求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目前看，学习动员阶段进展良好，我们在大胆创新学习形式，突出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特点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做法是： 一、创新载体，分类施教，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 这次教育活动的时间长，参加人员覆盖面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活动吸引力，使学习教育卓有成效，其中有大量的文章可做。在这方面，我们结合建设管理局党员队伍现状和工作特点，采取“点、线、面”相结合，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在学习形式和教育载体上突出一个“活”字，相对提高了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抓住“一个点”，以组织好离退休老党员的学习带动全局的学习。离退休老党员大多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年高德劭，虽然工作上不能亲力亲为率先垂范了，但他们较高的政治觉悟、饱满的学习热情依然能够影响在职和年轻的同志们。所以，我们局党委经过讨论认为，老党员们由于居住分散、身体状况较差，组织集中学习有一定难度，是一个“难点”，但如果组织好了，就可以成为一个“闪光点”，一个“带动点”。为此，除对个别确实行动不便的老党员搞好“上门包帮”外，我们想方设法为老党员提供最大程度的方便，为他们制定专门的学习配档表，安排专门的学习时间和学习场所，配发全套教材、书包、读书笔记本和笔，由专人全程进行组织协调。在这样的精心安排之下，离退休老党员们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涨，集中学习时即使雪大路滑，他们也都能全部按时参加，用实际行动为在职党员树立了榜样、做出了表率，有效地带动起了全局党员的学习积极性。 （二）盘活“两条线”，切实解决“工学矛盾突出、思想不稳定”的问题。为确保这次教育活动不留任何“盲点”、“死角”，我们结合实际，努力盘活学习、工作两条线，有效解决工学矛盾，使全局党员学有成效、干有成果。一是盘活学习安排这条线。为不耽误正常工作，我们要求党员干部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尽量将工作任务完成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每天下班后的5点到7点为集中学习时间，没有特殊情况，雷打不动；对于在京参加全国“两会”保卫工作的党员，要求其随身携带学习教材坚持自学，并定期电话汇报学习情况。二是盘活体制调整这条线。当前建设管理局正处于质监上收、城管下放、房管分离，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重新理顺的特殊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教育活动为契机，对全体党员加强党性教育，使党员干棵窃诨票涓铩⑻逯谱鄣墓丶笨蹋岫ǖ承栽颍跎偎枷氩ǘ诰匆担ぬな凳档刈龊帽局肮ぷ鳌?o:gt; （三）铺开“三个面”，有效解决“学习内容单调、形式单一、效果难保证”的问题。海绵吸水多，是因为其吸水面大。学习教育也是如此，只有多渠道、多形式、多内容地展开，才能收到更快更好的效果。为此，我们通过铺开“三个面”加以解决。一是铺开学习面。通过网络建立交流平台，以局域网为依托，制作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网页，开设了多个栏目，大家既可在这里及时了解活动的最新安排，又可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发送上网交流。学习教育期间，平均每个党员上网的心得体会都在5000字以上。二是铺开接触面。为拓宽学习视野，我们注意借鉴外地和其它单位的经验，巧借他们创造出来的学习方法和开展的各种活动方式，来活化我们自己的学习。如有的部门和单位开展的“骨干领学”、请身边的典型宣讲、“把服务送上门”等活动，我们感觉非常符合我们的特点，就马上加以学习利用和安排。三是铺开实践面。我们分批组织有关科室的部分机关干部，一方面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方面赴威海环翠区、蓬莱等地，学习人家的学习教育经验，考察他们在城市建设、管理以及招商引资等方面的先进做法，活化学习形式，加强工学结合，把学习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二、着眼发展，强化服务，努力提高城市建设与管理服务水平 教育活动中，我们结合本职工作，边学边改，边干边改，任何一个方面的整改都突出一个“实”字，着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把是否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做到学习教育和推动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一）提高境界，高点定位，围绕“赶超发展”调整城建工作思路。目前，市区城市管理体制正待理顺之际，为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积极探索适合我区特点的城市管理模式，我们以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为有利契机，局领导班子成员分头深入基层摸情况、搞调研，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讨论研究，对我区今后的城市建设与管理服务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目标，确定了“建设与管理并举，突出管理；发展与服务并重，强化服务”的工作方针，明确了“城市建设赶威海市环翠区、城市管理学青岛市市南区、招商引资学蓬莱”的工作目标，制定了“巡查街区、网格管理、综合执法、责任到人”的城市管理制度。具体 措施中，要确保城管工作横到边、纵到底，争取在3—4年时间内将城区内所有乱搭乱建项目全部拆除，在城郊有效遏制住乱搭乱建势头，切实将我区建设成为一个整洁、规范、安全、有序的文明城区。(二)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打造城市亮点，以高效率的城市建设检验教育活动的效果。先进性教育成果要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从建设局的工作来说，就是要大力加强城市建设，让市民看到城市的新面貌、新气象，看到城市亮点一个个多起来。为此，我们确定今年为“项目建设年”，集中一切力量推进旧城、旧村改造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城市亮点。主要是积极推进华信家园、万华小区、塔山南小区、芝新大厦等重点城建项目的建设，加快搞好滨海广场、小黄山等区片的开发和通伸、白石区片的环境综合整治，狠抓开元新村B区、福泰小区、大小东夼等区片的整体改造，全年力争完成旧城改造40万平方米，旧村改造60万平方米以上。 （三）以办实事、解难题、求实效为落脚点，切实为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边学边改、边学边干中，我们既“眼光放远”，调整思路，又“眼睛向下”，注重脚踏实地地为基层和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服好务。除按区委要求搞好“结穷亲、解民忧、受教育、促发展”活动外，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切实解决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我们把这一社会反映强烈、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解决作为重中之重来对待。针对春节前后农民工投诉比较集中的特点，提前动手，在《烟台晚报》上公布了投诉电话和办公地址，对全区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普查，向农民工发放《告芝罘区建筑施工农民工维权明白书》，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同时，抽调专人负责个案投诉处理工作，实行了工程总承包企业民工工资支付连带责任制。自1月份以来，累计处理投诉案件22起，为100多名建筑工人追讨工资近60万元。二是积极开展建筑施工企业教育培训。为增强我区建筑企业的发展后劲，我们对全区建筑业人才队伍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出台了培训意见，组织90多人参加业务培训班，为企业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为规范企业的施工行为，开展了“把服务送上门”活动，组织人员到基层企业，从法律法规、质量规范、质量隐患预防和处理等方面进行指导，提高区属建筑队伍的整体素质。三是大力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进一步健全了环境卫生监督考核、激励奖惩机制，实行全天候巡回保洁，坚持日督查、月考核。为改变人工清扫效果差、劳动强度大的问题，加大了机械化作业的投入，在部分路段推行了以机械化清扫为主、人工清扫为辅的人、机协调作业。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卫生死角问题，开展了“把干净卫生送上门”活动，协调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脏、乱、差等问题15起，清运垃圾近20吨，大大改善了城市整体形象。 经过这次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阶段的学习，我们全局党员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工作热情、工作干劲有了明显提高，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效果。下一阶段的党性分析、民主评议，是整个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我们将围绕“党员受教育、灵魂受触动、后进被警示、党性得提高”的要求，继续严肃认真地做好每一项工作，确保活动质量，确保全局党员的先进性得到进一步提高，确保全局的各项工作得到进一步推动，以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实绩来检验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效。 城市建设论文:突出“三个重点”推动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市紧紧抓住加快推进城市化这一主题，以抓好乾州新区开发为主线，加大城市建设投入，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城市品味不断提升，城市集聚和辐射功能明显增强。目前，我市城市建成区面积已扩展到18平方公里，城区道路增加到109公里，城区绿化覆盖率达27，人均公共绿地面积5.3平方米，城市化率达56。在城市建设上，我市主要作法是：一、突出规划龙头效应，用新规划推动发展。一是抓规划定位的前瞻性。为有效促进城镇第二、三产业的集聚，打造形成规模发展效应，我市围绕创建“区域经济龙头”、“教育文化中心”和“生态旅游城市”三大主体功能城市目标，多方筹资400多万元，高起点编制完成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和城市绿地系统、乾州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老城区控规、环城森林公园规划、城市道路网竖向控制性规划等，为城市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我市创建成综合型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作出了新的定位。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打造建成中等城市。二是抓规划布局的合理性。在总体规划加以规划的大前提下，我市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的要求，将乾州新区规划为市级行政、经济、商贸中心，重点发展生物制药、绿色食品、新材料工业等高科技产业，并配套规划了中心商务区、南区、仓储区、小庄工业区、乾州古城工业区。新区发展规划的完善，为我市展开产业项目布局搭建了平台，确保了项目建设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协调发展。三是抓规划管理的严肃性。严格控制“四线”，即城市建设红线、生态保护绿线、自然水体保护蓝线、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紫线，坚持把好规划选址关。同时，坚持推行城市规划会审和建设方案专家评审制度，对临街建设项目、重要地段的建设工程、乾州新区新建项目以及规模较大的工程坚决进行规划会审，尽力避免规划审批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规划在指导建起中真正发挥了作用。 二、突出城市扩容提质，用新机制推动发展。为加快城市扩容提质步伐，我市引入了市场运作机制，全方位推进新区开发和老城改造项目的实施。一是抓外引内联，多渠道筹集城市建设资金。我市每年都精心筛选和申报了一批城镇基础设施项目，积极向上争取国家政策性投资。20__年以来，全市先后有城市道路工程、城市垃圾处理、城市污水处理、城市供水二期工程、城市防洪工程等15个基础设施项目挤进了国家、省计划笼子，争取到位政策性资金近4亿元；城市供水管网、国道209我市绕城过境线建设、人民南道复线建设等4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开行贷款；乾州农贸市场迁建、市医院异地扩建等3个项目争取到了日本的援助资金，城市污水处理项目争取到德国政策贷款1000万美元。在吸引外资方面，充分发掘自身潜能，加强银企合作，采取公司化和市场化运作模式，利用新区路网建设沿线土地的升值效应，以土地质押贷款的方式实行滚动开发，先后共从商业银行融资4亿多元用于城市道路工程等项目建设，使城市开发规模得以迅速扩大。与此同时，积极运用市场规则对城市资产进行盘活，将一些公共事业项目推向市场，争取社会投资。先后成功组织了城市出租车经营权竞标拍卖、公交灯箱广告经营权拍卖和城市弱电管线产权出让等一系列城市资产经营活动，累计实现经营收入20__多万元。城市建设走出了以城建城、以城养城、滚动发展的新路。二是抓工作重点，加快推进乾州新区开发。到目前为止，乾州新区建设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多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投入5.5亿元，机关迁建、房地产开发建设等项目投入2.5亿多元。现乾州新区中心区“一纵五横”全长5.5公里的道路工程已竣工，南区“二纵三横”全长9.43公里和东区长10.8公里的道路工程进展顺利。原预计10年时间完成的新区道路工程可望在3年左右基本完工。随着城市道路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的全面铺开，新区房地产开发及工业项目发展来势强劲，现已引进生物制药、绿色食品和新材料工业项目12个，投资总金额超过10亿元，其中正在开工建设的项目有6个。三是抓协调发展，稳步推进老城改造。近年来，已先后投资7500万元，全面实施了人民北路、团结路、武陵路、光明路和新桥路整体改造工程，重新整铺人行道和车行道；采取“民间投资为主，政府投资为辅”的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完成城区12条小街小巷的道路硬化改造工程；投资近200万元，在城区交通主干道及重要路口按国际标准设置了74套交通标志和标牌；投资850万元，完成人民北路、武陵路、团结路、西环路四条主干道沿线的路灯更换。目前，我市老城区的路网改造及亮化工程已完成80，城市的配套设施日益完善，服务功能日益健全。 三、突出城市综合 管理，用新理念推动发展。在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围绕提高城市居住质量和城市品位，强化了城市资源的管理。一是强化国土资源管理。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总量，认真落实耕地“占一补一”制度，大力推进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工作，实现了耕地的“占补平衡”，同时积极推行“以地生财”的融资模式，使土地资源实现有效开发和利用。20__年全市实现土地出让收入1.24亿元，今年1-9月全市实现土地出让收入1.104亿元。二是强化城市交通管理。通过组织交通专项整治和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狠抓了城区车辆的规范停靠和机动车辆的清理整顿，加强了城区人力板车的营运管理，强力维护了城市交通的安全秩序，城区车辆通行能力大为改善。三是强化城市卫生管理。大力推行“门前四包”责任制，对城区主干道实行全天“两清两运两保洁”，城市垃圾做到日产日清。严格建筑渣土运输和城区户外广告设置的管理，有效地控制了渣土污染，进一步规范了户外广告的行为。同时，大力开展创建省级文明、卫生城市活动，城市卫生工作得到巩固提高。四是强化环境综合治理。狠抓以峒河污染治理为重点的饮用水源保护工作，基本杜绝在城区水源保护区内洗澡、饲养家禽、野炊和乱倒垃圾等现象。在巩固大中型燃煤锅炉治理成果的基础上，对城区0.5吨以下的小型燃煤锅炉分行业进行整治，确保城市大气环境质量为Ⅱ级良好以上。同时，狠抓生活噪音的治理，进一步规范了城区采石行为。20__年来，全市共关闭个体采石场38家，拆除石灰窑72座[！]，对城区10余家违章采石业主实行了停业整顿。五是强化城市绿化管理。依托退耕还林、世行贷款造林等工程，狠抓城郊20万亩环城生态圈，以及德夯、镇溪、芙蓉岗、五龙、红枫、西郊、东郊“七个万亩”森林公园的建设，全市森林覆盖率得到提升，现已达到40.2。同时，狠抓城区道路沿线、河流沿岸及其它重点地段的绿化和园林式单位创建活动的开展，城区绿化成效明显。目前，我市共有省、州、市级园林式单位128家，城市建成区绿化面积达262.4公顷。 城市建设论文:学习贯彻党章推进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上新水平 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学习贯彻党章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我们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联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紧密联系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具体实际，紧紧联系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现实需要，认真学习党章，自觉遵守党章，切实贯彻党章，坚决维护党章，努力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今年是全面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大力推进新普陀建设的关键之年，也是我区重大工程集中建设的高峰年。市政建设要以轨道交通、道路排堵保畅和排水系统建设为重点，掀起新一轮市政建设的高潮，努力加快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现代化市政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进程；环境建设将突出公共绿地、景观道路、景观岸线项目建设为重点，努力彰显区域景观特色个性，积极提升环境质量及对外城市形象品位。城市建设和管理面临新的任务、新的挑战，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建设系统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章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履行职责的使命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全面推进我区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政治、组织和生活保证。一、认真学习党章，进一步增强履行城市建管职责的使命感。 学习贯彻党章，首先要解决理想信念问题。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与实践锻炼的结合，要把坚定的理想信念化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行动，当前，尤其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部署，立足本职岗位，创造一流业绩，以实际行动为党和人民事业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在市委八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办好20__年上海世博会，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到20__年城市建设要改造400万平方米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和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400公里即“两个400”的工作目标。同样在区委七届八次全会通过的《中共普陀区关于制定普陀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更进一步明确发未来五年普陀区建设和管理的目标和任务：为实现基本确立与上海现代化国际大城市相匹配的亮丽“西大堂”城市形象的发展目标，必须全面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以轨道交通建设为重点，加快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以生态景观环境建设为重点，加快提升城区整体形象；以实现网格化管理为目标，着力提升城区管理水平。因此建设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通过认真学习党章，进一步增强履行城市建管职责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认真学习党章，要全面理解和把握党章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要深入钻研，为可浅尝辄正，要独立思考，不少人云亦云，要系统连续，不可断章取义；认真学习党章，要结合建设系统工作实际，认真实践，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不断提高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新形势下推进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工作能力，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认真学习党章，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明辨是非，经受住各种考验，矢志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而奋斗，努力完成我区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各项任务，在全面建设新普陀中作出新的贡献。 二、自觉遵守党章，进一步推进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党章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党章是党的最高行为规范，是全体党员性质遵守的基本准则，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行为、组织行为、工作行为以及生活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建设系统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和模范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 一是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做到坚定不移决不含糊，切实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和职责。二是要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要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集体。同时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把严入口、疏通出口、严格中间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干部任用方面要坚持德才兼备和任人唯贤的原则，坚持集体决策，按程序办事，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三是严格遵守党的群众纪律。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心血肉联系，坚决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四是要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要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解决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三、切实贯彻党章，进一步解决好群众关注的在城市建管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要服务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项基作都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建设系 统的各级党组织都要紧紧围绕这个中心，紧紧围绕第一要务，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普陀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努力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设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有道理，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尽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的做好事，争做贯彻党章，践行党章的模范。 当前在我区城市建设和管理要着力推进以下几方面重点工作： 一是要全力以赴推进轨道交通建设“民心”工程。作为20__年上海世博会的配套项目，十一五期间，在我区将有轨道交通7号线、11号线13个站点要建设，13号线建设也将全面启动，从而将进一步加快我区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城区发展环境，全面提升城区功能和形象；同时，在这次7号线、11号线13个站点建设前期动迁工作中共需动迁近2700户居民，从这部分需要动迁的居民目前的居住状况和条件，绝大部分为二级旧里以下房屋和农村老宅基，轨道交通工程建设为他们提供大大改善居住条件的契机，到20__年7号线、11号线建成通车后将大大方便13个站点周边地区和沿线居民的出行，大大改善目前普陀区域内的交通拥堵状况，到那时受益和便利的将是普陀区几十万户家庭和几十万普陀人民。因此建设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全力以赴，全以拼搏，勇于克服前期动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等不利因素，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益，真正把让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建成利国利民“民心工程”。 二是要努力攻坚，争取突破，进一步推进旧城改造，并努力把动迁工作成为动迁居民满意的阳光工程。陈良宇书记最近就推进旧城改造加强动拆迁工作明确提出了“视发展机遇为生命，待动迁居民如亲人”的工作要求，因此建设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一方面要以确保完成轨道交通站点、桃浦楔型绿地等一批重大市政、环境项目的前期动迁任务为契机，进一步带动和推进旧区改造，尤其要攻坚克难，力求突破，加大扫尾基地动迁力度，促进项目尽快开工。另一方面，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阳光动迁政策，严格做到动迁制度“十公开”，严格遵守动迁纪律“六要六不准”规定，做到文明、高效、规范、透明开展动迁工作，真正把动迁工作成为动迁居民满意的阳光工程。 三是要以推进城市管理网格化工作为重点，探索城市管理新模式，努力提升城市管理工作上新水平。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城市管理，提出了“建管并举、重在管理”的工作方针，目前已在卢湾、长宁两区率先试点，并在全市全面推行的网格化管理为“重在管理”探索出一条有效的路子，初步显现出城市管理“变被动为主动、变定性为定量、变分散为系统、变重过程为重结果”等四方面变化。因此建设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推进城市管理网格化工作为抓手，坚持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常态长效城市管理新体制；做到发现及时，处置快速，解决有效，监督有力；坚持条块结合，以街道、社区为基础，建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坚持资源优化整合，着力形成城市管理合力，实现市、区、专业处置部门和网格监督员四级联动的管理模式和信息资源共享系统。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反应强烈影响生产生活的暴露垃圾、道路破损、路面积水、占道无照经营和违章搭建等在城市管理难点和顽症，从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四是要全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进程，努力提升亮丽“西大堂”的城市形象。未来的几年，建设系统要紧紧围绕着全面建设新普陀和亮丽“西大堂”的奋斗目标，以全面推进第三轮环保三个行动计划为抓手，突出公共绿地、景观道路、景观岸线项目建设重点，积极做好“水”、“绿”两大特色文章，即进一步打造苏州河生态景观走廊，进一步完善“环、楔、廓、园”绿地系统，不断整合景观资源，形成景观体系，提高城区生态环境质量，努力提升对外城市形象品位。 四、坚持维护党章，进一步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和重大工程建设“争双优”工作。 党的纪律是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是维护党章权威的可靠手段。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前不久区委七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上海普陀区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生吞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意见》，建设系统各级党组织一是要切实加强对贯彻《实施意见》工作的领导，要把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统筹兼顾、稳步推进、抓紧抓好，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协助党委、党组织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二是要围绕构建惩防体系，进一步建立健全《实施意见》中关于规范有形市政涉及招投标、经营性土地出让、动拆迁管理等有关制度规定，力求实体内容宽严适度、繁简适当、程序简便易行、便于操作，切实管用，从而为维护党章、反腐倡廉中发挥保障作用。 建设系统承担着全区城市建设和管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建设领域又是腐败案件易发、高发领域，进一步推进城市建设和重大工程的“争双优”活动有效预防违纪违法行为发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遏制腐败的一项治本之策。当前进一步做好“争双优”工作也是学习党章、维护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的重要举措和重要体现，对于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于进一步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推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意义和推进保障作用。建设系统各级党组织、纪检组织要深入抓好“争双优”工作的落实、聚焦、突破。抓落实，就是按照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目标，联系建设系统各单位实际，进一步细化、量化“争双优”工作的计划、任务，按照节点抓推进，按照责任抓落实；抓聚焦，就是突出重点，把“争双优”工作重心和重点凝聚到以轨道交通建设动拆迁为重点的重大市政工程建设上来；抓突破，就是勇于探索创新，善于攻坚无难，拓展“争双优”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充分发挥“争双优”工作的效能，要把“争双优”作为提高职工素质，加强队伍建设的重要载体，建设系统的“争双优”工作既要在反腐倡廉上下功夫，更要在培育先进典型和丰富普陀精神、建设精神上有新的贡献。 城市建设论文:发挥日语翻译工作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一、利用语言人才搞活对外开发,推进北方中小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国北方中小城市具有资源数量多,种类全的特点,包括“一油”、“二林”和“四煤”,资源不仅养育了3800万人口,也构成了独特的北方资源性省份。随着资源的不断开采,存在着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与国际国内市场不适应,区域性结构矛盾突出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由于经济的相对闭塞,没有形成良好的招商引资,对于整个城市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制约。除了资源的存在未能充分开发外,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招商引资的大量工作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分析得出北方中小城市经济发展整体存在着“三低两高”问题:居民人均收入低;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城市持续发展水平低;下岗失业率高。这些问题如再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将会成为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阻碍力量的同时,严重影响北方中小城市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因此扩大外商引资,利用有效资源和聘用大量语言人才来搞活对外开发的市场经济,从而使资源型城市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二、利用翻译工作推动城市发展建设 1.体现翻译工作跨文化、跨语言的沟通能力推动外向经济发展 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交流主体不再局限于国家或跨国大公司。地方政府一面推进地方外交,利用我们语言人才的特色,通过正确的翻译机能实现使各种基础设施得以完善;加强同临国家的交流。通过语言人才、语言工具来建立更多的友好城市关系的缔结,扩大商贸的出口,利用齐齐哈尔市乃至中国这种廉价工厂这一极具特色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的投资,带动需求经济的发展和增加,从而实现扩大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在当今国际交流的普及和招商引资贸易的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尤其对于一个地方城市的外向型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语言人才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国际政治、交通运输、通讯、广播、信息、银行、保险、不动产、贸易,旅游等国际社会经济活动领域无疑不和翻译人才服务有关系,翻译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打开门户,扩大对外型经济贸易发展的必然途径和手段。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翻译工作使发展较慢的齐齐哈尔市尽快融入世界发展大潮的过程中,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翻译事业的发展见证了中国发达地区提前尽早的进入了发达国家国际标准的前列。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外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大力需要翻译事业的支持。翻译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是一个地方城市乃至国家得以得到国际广泛关注和认同的最佳手段。翻译事业的发展也是对外宣传齐齐哈尔市的良好机遇。这样可以让齐齐哈尔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以最快的速度展示给国内发达城市以及国际市场,提升齐齐哈尔在东北地区和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加强中外文文化交流,对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发展翻译事业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客观要求。只有一个地方的知名度提高,让很多的投资者了解并注意到这个地方的那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传播。那么提高传播能力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翻译工作所体现的跨文化,跨语言的沟通能力,通过语言的传播,夸大国际知名度,让很多投资者来我们这里投资建厂,建立大量的私营企业和外商企业,让齐齐哈尔的农民能走出贫穷,跳出生活困难的窘境,让齐齐哈尔的优秀文化和优越资源走出县境,跳出县界,走南闯北,让齐齐哈市的生产领域和发展领域扩大,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通过招商引资使我们的城市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实现多面的、外向型的经济,从以前单纯引进资金技术型力争发展为输出资源产品型。现在很多发展落后的中小型城市中存在着语言人才遗失状况,造成跨地方跨国界线办厂或开办贸易公司或者在国际合作中的困难及丧失的机遇,但由于缺乏翻译人员,双方经营意图难以沟通、信息的传递也相对比较缓慢。 2.日语翻译工作在齐齐哈尔市建设中的作用 当今世界各国不仅通过经济实力、科技势力等方面的竞争体现其综合国力的竞争,也从文化势力和民族精神上体现其国家民族特色的竞争。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必须高举自己的文化旗帜,利用翻译工作在世界文化交流竞争中市场实力的独特作用,对外大力宣传自己的精神特色,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这里通过中国的北方城市齐齐哈尔市的对外经济的发展的调查为例,说明日语翻译的重要作用。作为一名语言教育者,加强学科建设,壮大企业翻译研究队伍是我们齐齐哈尔市发展对外开放,扩大招商引资达到外向型经济发展目标的唯一方法。为了促进企业外向型经济和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促进企业产品研究,推广应用及市场开拓,更好地为经济高速发展,促进我市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也是为了使企业翻译研究人才辈出的关键一步。 为了加大国际间的交流,齐齐哈尔市的外事服务中心通过派遣研修生作为有效手段,进行友好城市的交流工作。与宇都宫市早在1984年就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为了促进两市的友好交流,并在齐齐哈尔市 与宇都宫市之间缔结签署了《齐齐哈尔市与宇都宫市友好交流协议》,并约定双方每年定期派遣研修人员进行国际友好交流。随着交流的深入和发展,2004年与日本石川县金泽市签订了相关交流协议,2006年8月与北海道东日本国际交流事业协会共同签订了国际交流派遣协议,2007年8月与北海道札幌南国际事业协同组合签订派遣畜牧业劳务工的派遣协议。此类每一项中日交流的重要活动的成功都体现了翻译工作的重要作用。日语翻译工作在中日两国的相互交流、相互了解、协调工作、交流思想、传递信息以及涉外交际等方面使用两种语言文字或文字的翻译及口译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日语翻译工作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通过齐齐哈尔市外事部及日语人才的国际化进程的努力发展外,提高我们市内部资源的国际化与外部资源的供给化相结合,把所有的力量集中于外事活动和人才陪养上,从而带动齐齐哈尔的外向型经济的跨步式发展。 从地理形势的分析而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位于东北亚中心地带,具有与俄日韩朝蒙五国邻近的区位优势。特别是黑龙江省与日本宇都宫市开展着经贸与学术交流等国际性活动,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通运输便捷。在加上中国与日本北方地区联手建立便捷的水运新航路。通过黑龙江省的交通和口岸优势使大量日资企业进入黑龙江省的重要省市创造便利条件。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与日本宇都宫市在经贸往来、科技合作、人才交流及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中国有关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支持资源开采型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等政策的实施,日本企业也开始关注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及改造出现的商机,日资北上,日企北移成为日本对中国东北投资的一个新态势。截至2006年,日本在黑龙江省的直接投资项目已达170多个;黑龙江省合同利用日资累计近6亿美元,实际利用日资累计超过3亿元。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黑龙江省通过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等多种渠道,还加强了同政府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三、培养翻译人才,发挥语言交流的优势 随着这种国际交流和商贸关系的开展,大量的外语人才尤为重要。对于地处与日本北方地区邻近的优先位置,加上齐齐哈尔市与日本宇都宫市为友好伙伴城市,通过日本宇都宫市为引入窗口,扩大日本各个地区来齐齐哈尔市投资建立外资企业带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已迫在眉睫。但是,如何才能达到理想的国际交流和商贸关系带动齐齐哈尔市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呢?除了上述所阐述到的地理的优越性,交通的便捷性和现有国际合作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通过大量优秀的日语人才,发挥其语言交流的优势将中国的现有机遇和机会告诉我们的邻国日本。通过他们的大量考察和投资及交流来解决我们现有齐齐哈尔市存在着“三低两高”问题。 齐齐哈尔市应通过培养大量日语人才,运用贸易促进手段引进大量日资企业,通过我们硬件的配备带入齐齐哈尔进入新时期新改革的里程中,通过日本企业的大量投资,通过日语人才所发挥的强力作用来振兴老工业基地。所以日语翻译在此时此刻改革的道路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国际合作,在引资和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的压力,所以对高级日语翻译的需求量在日本企业中将会急剧并持续增加,齐齐哈尔市只有加大日资企业的进入才能搞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运用日语人才的翻译事业战略,即在生产,经营与管理中运用和学习外国先进的策略与手段,运用日语人才是日本企业在中日两国文化中直接获取与保持市场竞争的最大优势,谋求最佳经济效益的法宝。 四、结语 总而言之,翻译事业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直接因素和基本条件,也是一个城市乃至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自古以来,国际交流是推动国家和城市发展的必要源动力,通过翻译事业达到有效文化传播的目的,得到广大知名度,寻求更广阔的搞活经济的道路。所以,翻译事业的发展是带动我们齐齐哈尔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大我们的文化宣传从而招引大量外资企业的投资机会,通过翻译人员的有效传播利用上我们齐齐哈尔市的有效资源在翻译人员的协助下,力争尽早打开各个国家的国外市场,为齐齐哈尔市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城市建设论文:关于漯河市城市建设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探讨 源汇区建设和环境保护局柳海摘要：城市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我们栖身生存的家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迅猛发展，同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城市建设捷报频传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的问题。本文从漯河市的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等方面出发，指出了城市建设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及看法。 关键词：漯河市城市建设土地利用 河南省地处中原，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的城市土地密集区。该区域土地和人口分别占全省土地总面积和总人口的35.3和40.3。20__年，该区域GDP和财政收入分别占全省的53.9和48.7。为此，河南省将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漯河市地处中原城市群的尖端，其区位和经济等因素对整个城市群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而，研究漯河市的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漯河市建市18年来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城市建设的步伐还在不断加快。但目前随着城市发展的加快以及人口的急剧膨胀，用地紧张，城市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急待研究解决，以推动城市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1.漯河市概况 漯河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偏南，豫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东部边缘，豫中中小城市群的中心。该市东西长约76千米，南北宽约65千米，总面积为2693平方千米，总体地势是西高东低，北距省会郑州128公里。沙颖河、汾阳河和洪汝河水系横贯全境，其中沙、澧河在市区交汇后的沙河属淮河较大支流。漯河市是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省辖市，辖舞阳县、郾城县、临颖县和源汇区，是河南省中部中小城市群的中心，1989年经省政府批准为河南省内陆开放城市。经过18年的建设和发展，漯河市已经成为以食品加工为特色的中小城市。 2.存在的问题 2.1用地过多重视平面扩张，轻内部挖潜 “重平面扩张，轻内部挖潜”这是我国城市发展上易犯的共性错误。平面扩张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要注意内部挖潜。平面的过度扩张，直接导致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大量的耕地被占用，使人地矛盾更加突出；二是忽视了旧城区的改造开发，存量土地难以盘活。在同一城市，形成了现代与落后相对应的一面：城区外围新楼房林立，基础设施配套齐全，而内部旧城区却建筑密度大，街道狭窄，房屋年久失修，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当然，这种现象对漯河市来讲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观，但该市的东大街、大新街等局部地区仍不乏有此类现象，旧城改造的力度仍需加大。 2.2人口压力巨大，土地后备资源不足 土地资源不足虽是我国当前资源状况的共同特点，但它在平原地区却更为突出和严峻。20__年底，漯河市人口248万人，总面积2693平方千米，耕地面积167千公顷，平均人口密度906人／平方千米，高于河南省东部平原30％，约相当于河南省人口密度的1.8倍，全国人口密度的7倍；人均耕地0.067公顷。全市未利用土地266.67公顷，仅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1.8％，实质上，此类土地是耕地中用于耕作活动的田坎，并非严格意义上可以再开发利用的空闲荒地。因此，漯河市土地开发利用率远高于河南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属于基本上“无地可开”的高强度开发地区。 2.3现代化进程加速，建没用地需求与农业用地保护矛盾尖锐 城市化任务艰巨，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旺盛。交通绿地等基础建设项目升级扩建用地迅速增加，不仅直接占用农业用地，而且拉动建材市场，造成砖瓦窑、挖沙不断增加，又毁坏耕地。最新的一轮规划调查显示，全市城镇建设用量48.53公顷，占全部土地面积的10.36，而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约46.67万人，占全部人口的19.04％，远低于河南省和全国城市化平均水平(30％)。全市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53％，三产结构比为24：53：23，即基本上处于工业化加速上升阶段，农业比重较大，服务行业有待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任重道远。这势必带来各项建设用地需求的大量增长，对农用地保护，特别是城镇周边耕地保护产生巨大压力。 2.4功能布局较混乱，空间结构不当 布局混杂必然造成相互功能的干扰，从而影响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也给居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漯河市目前共有公园绿地24个，其中9个位于内环以内，为绿地总面积的30％，然而却要供全市市区总人口的80％的市民享用。另外中心城区工业布局也极不合理，工厂与居民区混杂分布.据统计，在中心城区7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约集中了全市45％的工厂．日前仍有20％的工业用地与居民住宅交错分布。由于工厂零星分布，缺乏集聚效应．并且又占据市中心的黄金地段，不能充分利用城市土地的级差效益，导致了土地的低效率使用。由此而生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使人居环境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上。 2.5农村人口外移，“空心村”现象明显 农村居民点是几百年来农民长期自然会聚修建而成的固定居所。历史上，一般也都有没有经过系统规划。因而形成了居民点内宅院布局散乱，沟、塘、坑或空闲地穿插分布，而且面积形状差异显著。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农民的居住要求提升，使老村外部边缘或沿干道新批宅院、新建住房增多原有宅院废弃闲置。大部分村庄逐步形成了“中心闲散地、边缘新房子”的“空心村”景象。个别村庄甚至整体拆迁新建，形成“村外村”。据漯河市三县调查，空心村整理可新增加有效土地面积2200多公顷。这是漯河市土地整理巨大的潜力，也是今后平原区新增有效土地利用面积的重要来源。 3.经验与举措 3.1科学规划城市，合理利用土地 必须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科学确定城市各项建设用地的供给总量，大力挖掘城市土地经济供给的潜力。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是实现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龙头。在编制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时，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体现供给能力对需求的制约和引导，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指导思想，合理确定各项用地规模，发挥城市的全局控制性作用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一经批准，城市内其它专业规划必须无条件服从和执行，其用地规模和布局不得突破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规定的各项用地控制指标。在规划布局上，近期行为要与远期目标相结合。在规划中要把近期项目用地纳入远期规划当中，严格控制年度用地计划。要注重土地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坚决制止不按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乱占滥用土地的违法行为。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要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同时，实施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3.2加快旧城改造，挖掘城市土地潜力 老城区往往基础设施欠缺较多，与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步伐不相适应，容易被人们所忽视。1990年以来，漯河市积极加快旧城改造步伐，不仅使城市凝聚力和辐射力得到加强，而且避免了城市建设再铺新摊子，节约了大量土地。放开市场，多方筹资，加快旧城改造步伐。一是全面放开建设市场，不分所有制性质和地域界限，凡遵守建设市场管理规定的，均可参与房地产开发业务和承揽建设任务。二是对重点开发地块和建设工程实行公开招标，平等竞争。三是积极招商引资，采取外引内联、独资或合资等形式推动旧城改造，加快房地产开发。四是按照“谁受益，谁投资，谁建设，谁拆迁”的原则，鼓励、支持单位参与旧城改造。 3.3以人为本，提高居民整体素质 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经济能够促进科技的发展，科技进步反过来又能加快经济的发展，无论经济与科技的发展都又离不开人才。能否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评价城市现代化的准则。因此，以人为本是推进漯河市城市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以人为本，必须要舍得在人的教育上花力气，努力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广大市民为投身漯河市城市建设的知识水平、工作积极性，以及维护好环境好秩序的自觉性。 3.4采取措施，提高城市竞争力 要提高城市竞争力：一是要塑造重点产业的竞争优势。就我市来讲，当前能够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仍是食品产业，因此，应采取倾斜政策，扶持其更快发展，保持并提升双汇、南街、奥的利等明牌企业，名牌产品在国际、国内的市场占有位置，从而带动整个食品行业的更快发展。二是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根据我市的情况，更多是具有劳动力和农副产品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要充分地应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要应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来积极地着力塑造、吸引、积累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不断提升其比较优势。三是应大力推进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我市的信息化进程，塑造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工作环境。四是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学习和交流不断实现创新。要重视与国内外地区间的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市的知名度，促进我市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7]。 3.5积极鼓励投资与消费，努力扩大需求 一是认真抓好市里已出台的各项鼓励投资与消费，扩大需求的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二是加强城市管理，加大城市经营力度，让更多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多元化，做到谁投资、谁受益。三是利用漯河的区位优势，吸引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型工商企业，来漯建立批发市场及直销、连锁商店，使我市不仅是一般工业品与农业副产品集散地，也要成为高档工业品与优质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扩大城市的带动及辐射能力。四是落实社会保障方面的各项政策，增加就业岗位，搞好税费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购买能力。五是加大小城镇建设力度，搞活农村市场，活跃农村经济，提高县域经济占全市CDP的比重。六是努力增加经济总量，提高城市品位，进一步提高我市在郑州以南、武汉以北城市群中的中心地位。增强吸引力，建设新漯河，实现新跨越，打造新形象。 4.结论 本文在了解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土地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我国一些城市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方面的经验，分析了当前漯河市城市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改善漯河市城市建设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建议，对漯河市城市建设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城市土地的经济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城市建设论文: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创新型城市建设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做出的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建设创新型城市是其必经之途。国务院明确提出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0年是我国的 自主创新能力显着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着增强,这也同样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发展目标。而创新型城市的建立一方面有赖于知识或技术的创新,另~方面更离不开制度特别是法治的促进和保障,法治所蕴涵的 自由、权利、秩序为创新型城市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理念支持。 一、 法治的内涵 法治是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概念。历史上最早揭示法治含义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到:“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 良好的法律。”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不同的思想家、法学家对“法治”概念长期无休止的争论,对法治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为此,1959年在印度召开了“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了《德里宣言》,这个宣言集中了各国法学家对于“法治”的一般看法 ,权威地总结了三条原则:一是根据“法治”原则 ,立法机关的职能就在于创设和维护得以使每个人保持 “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二是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够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三是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必不可少的条件。 “弘扬法治精神”是十七大报告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一个新提法,这是继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又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命题。“法治精神”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中所普遍尊崇的法律至上、公平正义、保障人权、权力制约、社会和谐等价值追求的总和,它的内涵十分丰富。所谓“法治”,是指一种治理国家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是指导和调整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现代意义理念层面的法治主要是指一种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和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涵,包括了以下几方面: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和十五大的依法治国、十七大的法治精神,从实质上来看是一致的、有机统一的。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理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弘扬法治精神,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体现了法治的时代感——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 二、法治在构建创新型城市中的作用 法治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齐努力,到 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通过建设创新型城市一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达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经之途、当然选择。国家的创新需要法治来保障,城市的创新也必须依靠法治。法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根本保障,法治保障创新环境、创新制度。 (一)法治为构建创新型城市提供法律环境 法治的价值在于:自由、权利、秩序。把自由、权利、秩序等作为现代法治的基础价值,实行法治、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这样中国的法治道路就有了理性的价值导向,从而在理念层次对法治精神进行了合理选择与恰当定位。 首先,自由的创新产生的源泉。从法学角度来看 ,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在于保障自由。“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通常被看作是可以包括多种价值的综合体,但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则是在于保障“自由”。法律必须体现自由、保障自由。只有这样使“个别公民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从而达到国家、法律与个人之间的真正统一,可以说,没有 自由,法律仅仅是一种限制性规则,无法真正体现出法律表征人的价值 ,维护人的尊严上的意义,从而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在社会生活中也就得不到实现,得不到实现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价值从创新的角度来看,自由是社会生命力、创造力的源泉。在全社会形成发扬不同思想,宽容不同意见,鼓励不同见解的氛围,有利于创新苗子的出现。这两个角度是有交叉的,创新中的自由必须依靠法律给予明确,法律以明确的规定告诉人们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权利,鼓励人们开展科技创新;同时法律以加大激励的做法切实为人们提供条件。 其次,法治保障创新的权利。创新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困难的工作,需要人们通过长时间的持之以恒,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创新成果的产生十分不易,但创新成果却很容易被侵犯。因此,以法律的形式确认 、保护创新成果就十分重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必须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肯定创新权利、保护创新权益,刺激创 新 ,促进创新 ,优化创新的资源和环境。知识产权从法律上确认创新成果的所有权,保护发明人的创新利益,使得发明人可以收回自己在创新的投入 ,获得应得的回报,从而激励个人和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使技术创新进入良性循环。 最后,法治提供创新的秩序。秩序是人们正常生活的基本要求。创新需要在安定有序的环境中进行。动荡不安、秩序混乱、社会矛盾激烈,人们忙于基本生活的维持,根本无瑕去从事创新活动。法治是维护社会民主政治安定团结、社会生活有条不紊的有效保障。通过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来调整社会关系,整合社会资源,营造创新氛围,提供进行创新的规则,保护创新的机制。同时,法治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法律制度鼓励发明创造,制裁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创新活动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法治为构建创新型城市架构制度安排 第一,立法方面:在法治状态下,完备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为人们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则。 良好的立法为人们严格依法办事创造了条件,为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提供制度化的根据。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宪法、知识产权和科技法、其他配套法律法规 (如合同法、公司法、税法)等多层次的法律体系。首先 ,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第 47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 ,给以鼓励和帮助。”其次,在鼓励科技创新方面的发挥主要作用的法律一知识产权法、科技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如:《专利法》、《商标法》、《着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以及相关一系列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并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积极履行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2007年 12月修订的科技进步法,以激励 自主创新为主线,在明确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责任和科技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整合科技资源制度、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均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制度安排。最后,我国已经初步建立健全了其他配套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等,门类齐全并注意适时更新,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执法方面:法治政府的建立对于鼓励创新、保障创新,促进并保障创新成果的合理使用和推广,增强科技创新活力。 法治作为一个与人治相对应的概念,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通过法律遏制政府权力。2004年国务 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简称《法治政府纲要》),大力推行建设法治政府。政府必须在法律的控制下运行,这也就是法治政府与非法治政府的区别所在。法治政府就是按照法治的原则运作的政府,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 、政府的运行和政府的行为都来自法律的授权和接受法律的规范制约。法治政府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 自身的权力 自觉地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以防止权力被滥用。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出发点和前提就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它要求各级政府和和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明确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在各个专业行政管理领域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提高行政执法的法制化水平。法治政府的建立,对于科技创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法治政府能够很好的整合社会资源为创新活动创造条件,通过政策引导、法律实施等具体执法活动,保障创新经费的投入,为创新成果的转化提供配套条件。同时,法治政府在科技创新中更强调传统职能的转变,要转变成民主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防止国家权力对经济、科技的不当干预,充分发挥服务职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市场活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第三,司法方面:法治通过促进司法制度改革、推进司法功能转化、建立高素质司法队伍为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城市建设论文:论洛阳生态园林城市建设 摘要从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的要求、建立适应生态城市发展的规划建设管理体系,以及生态规划和园林植物配置的多样性出发,着重从城市园林的生态管理建设,尤其是搞好植保工作和自我保护园林绿地等方面,阐述了如何建设生态城市,构建和谐洛阳,创造更加适宜人们居住和创业的良好环境,以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关键词生态园林城市;构建;河南洛阳 洛阳市是我国着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地处黄河中游的南岸,东傍嵩岳,西依秦岭,南有伊阕耸立,北有邙山屏障,中有伊、洛、瀍、涧4条河流贯穿其中,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为增强洛阳市经济综合实力,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求,势必要求改善生存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而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要求发展和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用来维持环境的生态平衡。园林绿化是城市生态的主体,是我国城市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直接关系到城市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绿色植物是21世纪城市的生命,人们对被污染城市人工环境的厌恶及重返大自然怀抱的渴望,必须靠发展城市生态园林来解决。 洛阳市市委、市政府始终把 “以悠久历史文化为依托,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现代化气息浓郁和适宜人类居住的山水园林生态城市”作为城市建设的目标,动员全市居民广泛参与,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城市品位。 1建设生态城市的要求 所谓生态城市是按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一个生态城市应拥有优美的生态环境、高效的投资创业环境和良好的人居环境[1]。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发展任何产业都必须以不破坏生态平衡为前提,所有的原材料和能源得到最合理、相对最高效率的利用,善待自然、保护环境成为社会公德和人民的自觉行为准则;到处是绿荫草地、青山绿水的城市景观,人的行为与大自然有机结合,相互协调。 要建设生态城市,就必/，！/须打造优美的生态环境,园林绿化是改善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举措。要营造生态城市的绿色景观,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园林绿地的覆盖率,同时丰富城市的园林景观,加大植树种草的力度。宏观层次上城市大环境绿化景观要精选树种,多种树,种好树,大力开展全民植树造林活动;中观层次上要大尺度开发道路绿化景观,对洛南新区道路绿化,东、西出入口绿化,老城区道路绿化带的改造都统一规划设计,突出各绿化带的主导树(花草)种和特色景观,营造色彩丰富和季节变化明显的复层混交林结构;微观层次上社区园林景观要强化精品意识,着重丰富园林绿化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在公园和街头绿地中,营造“一园一特色,一路一景观,一街一景点”的绿化新格局,在这3个层次上建立起来的风景园林绿地系统不仅可以优化本系统在当地的生态防护、基础设施配套等功能,而且可以满足人对自然的需求,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系,体现出文化休憩、景观形象的功能以及自然属情、审美情趣和精神文化内涵等。 2建立适应生态城市发展的规划建设管理体系 绿化规划是龙头,是创建园林城市的先导,是园林绿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依据。为了避免绿化建设的随意性、盲目性,洛阳市园林局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先制定了《1991~2000年洛阳市园林绿化发展规划》,随后下发了《洛阳市大环境绿化规划》。1995年5月,洛阳市园林局又制定了《1994~2010年洛阳市园林绿化系统规划》。近几年,又先后完成了《王城公园总体规划及景区规划》《龙门东山风景区详细规划》《洛浦公园总体规划及景区规划》《城市出入口绿化规划》。 编制生态城市建设规划以指导城市建设,使各项城市活动逐步纳入生态城市建设的轨道,并在规划指导下做到有效、有序地完善和提升现行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结构,改善城市的生态服务功能,提高城市各系统再生能力,促进现行的城市结构、城市功能、城市管理和城市运营向生态城市全面转变。建立强有力的生态城市建设协调机制,强化政府机构在政策导向、规划执行和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探索建立统一、高效、有序、协调的生态规划建设体制和综合管理机制。 3生态规划和园林植物配置的多样性 科学合理的规划是城市生态园林建设的基础。传统城市规划设计往往是把绿地系统作为附属规划,其所关注的内容仅仅是城市产业的结构布局,导致园林绿化只能在不适于搞建筑的破碎空间中见缝插绿,绿地的布局往往缺乏生态指标的研究,至于绿地的功能、生产单位对绿地的要求,则都是在城市物质形体建设完成后才考虑到的,其结果往往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也破坏了城市人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而建成后的城市环境无论如何也不会考虑到现代人居住对生态绿地的合理要求,因此现代的城市规划设计必须以保护自然景观资源为基础,有景观规划师参与,从整体出发对整个规划区进行综合分析,使其景观结构、格局、自然特征和城市建设相适应,从而达到绿地系统的整体优化利用。 近年来,洛阳市坚持政府组织、群众参与、统一规划、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的原则,实行严格的城市绿化管理制度,科学安排绿化布局,合理划定,切实保证绿化用地,做到片、线、点结合,通过调整和优化城市的用地结构,充分利用原有的人文和自然条件,扩大绿地比例,不断增加绿化面积,恢复生态功能和植物多样性。 园林植物配置就是将园林植物材料进行科学的、艺术的组合,以满足园林各种功能和审美的要求,创造出生机盎然的园林境域。“多样性导致稳定性”是一个最基本的生态原理。园林绿地结构越复杂,生物种类越多,园林绿地系统越稳定,植物群落的相对稳定是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上,生态园林本身就意味着生物多样性。植物是生态园林的主体和基础,单调的植物种类建立起来的园林失去人类的维护是不稳定的;增加单位面积上的绿量,提高群落的生产力和生态效益,需要复层绿化,这一点没有植物的多样性是无法办到的;同时,应优先选用当地植树种类,以保证园林植物的成活率。 丰富城市景观也需要植物的多样性,再优美、再好看的植物和景观,如果一味地复制也会单调乏味。同样,城市环境状况的多样性,也需要植物的多样性。城市的环境状况复杂多样,夏季城市温度高,需要种植耐热的植物; 工厂有污染,需要种植抗污染的植物;缺水的城市需要种植耐旱的植物;盐碱地需要种植耐盐碱的植物;墙体和立交桥绿化需要种植丰富的爬藤植物。总之,要做到适地适树,才能保证植物的多样性。 4加强城市绿化建设,提高城市品位 园林绿化是城市生态的主体,对于调节气候、防风降尘、减少噪音、保护物种多样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园林绿化是城市的形象工程,也是一种生产力,一座美丽的园林城市,公园绿地就像一颗颗明珠,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最贴近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具有实用性,也最能反映城市绿化的功能性。洛阳市城市绿化建设紧紧围绕创建生态园林城市这个目标,全面启动生态城市建设,突出抓好洛河两岸城市生态景观带建设,发挥洛河在洛阳市建设生态城市的独特优势。洛浦公园的景观形象已经得到市民和外地游客的称赞,生态优势突显,要继续完善提高,抓好植物的调整、更新和补植,增强丰富的植物群落,进行湿地保护,建设“情人岛”,进一步提高文化品位,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5城市园林的生态管理 5.1搞好植保工作,逐步放弃化学农药的使用,利用生物和生物农药防治病虫害 古代森林中,昆虫和植物是食物链的关系,保持着一种生态平衡,一般达不到危害的程度,这得益于生物的多样性和物种之间的相互制约。城市的园林植物种类相对比较单一,如果没有农药的保护,植物将彻底毁于病虫害。但近几十年,使用大量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造成环境污染、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以及杀伤有益生物,逐渐引起了对病虫害生物防治的重视。目前生物防治已成为综合防治当中的重要内容。生物防治有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平衡的作用。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生物防治法主要包括:①微生物的利用。②鸟类、益虫等的利用。③生物农药的利用。生物农药就是利用昆虫的生育原理防治害虫和利用昆虫激素防治害虫的一种方法。通过保护和增加城市中天敌、鸟类、周氏啮小蜂、线虫、苏云金杆菌等,实际上也是增加生物的多样性,从而达到防治的效果。生态园林需要植物的多样性,还需要动物和微生物的多样性,需要鸟类、蛇、青蛙、昆虫、微生物等这些天敌,缺乏生物多样性,会导致病虫害的猖獗繁殖,给园林植物带来毁灭性的危害。 5.2自觉保护城市园林绿地 为了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护园林绿化成果。一是加强宣传,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宣传生态园林的意义,不断教育市民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和文明行为,倡导人们爱护绿地、保护绿化成果;同时保护鸟类和益虫,培养市民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自觉地保护环境;二是开展各种活动来保护绿化成果,如开展“大树认养”、“爱绿护绿”、“老年林”等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增加广大市民爱绿护绿的自觉性;三是制订一些保护城市绿化和环境的条例和规章,以约束人们的行为,逐渐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绿地的社会氛围,营建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城市环境;四是加强绿化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行园林绿化法律法规。 从传统园林发展到生态园林是我国园林发展的总趋势,它要求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环境保护学、行为科学、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大环境绿地规划,逐步实现园林建设在城市中到城市融于园林中的过渡。从指导思想上,应将园林环境效益放在园林综合效益的首位,以植物造景为主,进行大面积普通绿化,保护与发展自然风景区,大力发展城市外围生态园林绿地。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园林城市是城市发展的理性选择。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持之以恒地做好工作,创造更加适宜人们居住和创业的良好环境,以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机遇和挑战,洛阳市应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学习和吸收各国和各地区的先进经验,以期进一步加快洛阳市生态园林建设,从而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人与环境论文:人与自然环境和谐性 摘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运用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相互联结的原理。由于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与自然从统一走向对立，由此造成了生态危机。因此，要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正视自然的价值，理解自然，改变我们的发展观，逐步完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制度，构建美好的生态文化，从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途径 马克思曾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环境通常是由人来改变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人的革命实践的特征：即人改变环境和环境改变人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那么，应该如何实现这二者的一致呢？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与其他自然存在物所不同的是，人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也把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受到自然界的本质——自然规律——的设定，也就是说人化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化。步入现代文明进程中，由于人类自身认识的发展和制造工具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树立的是单纯肯定人的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启蒙运动尤其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将自然世界看作供人任意改造、利用的资源或工具。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变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世界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互不以来的实体。斯宾诺莎反对这种对立说，但他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这之后，康德、黑格尔等人试图努力改变这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但他们却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 人类的理性之光渐渐揭开了自然的神秘面纱，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就是“世界祛魅”的过程。在工具——目的的理性主义的导向下，步入现代化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是“现代性的危机”。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一致性发生了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人们为了占有由人与自然关系生化出来的财富，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这使人处于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巨大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渺小无助、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人类面临的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支配下，人类奉行的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结果是人类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努力，由此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生态环境发生着某种联系，因此我们要从多层次多角度方面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在工业文明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旧的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肆意开发自然资源。正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与人亲和、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 （2）构建和谐的生态精神文化。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 ①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指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环境的自觉而清醒的感悟和认识。是人对所处于环境和自身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能动反应。人与自然和谐，要求人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要求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随时从环境的角度，从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思考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②能够直接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莫过于教育。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教育是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核心，以解决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有效参与能力、普及环境保护知识与技能、培养环境保护人才为任务，以教育为手段而展开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过程。 （3）要积极培育生态文化。具体要加强绿色文明宣传教育，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提倡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绿色生态标志的推广和管理，倡导绿色消费；要推进绿色城镇建设，发展绿色交通；要通过创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生态示范区等活动，增强公众环境意识，倡导生态文明。 人与环境论文:利用有限资源协调人与环境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生态城市的内涵、生态城市慨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巾提出的、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紧缺，循环经济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生态城市建立的条件和步骤，并提出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理论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具体原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提出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它的思路是改变传统经济中“资源一一产品一消费一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模式为“资源一产品～消费一再生资源”的自然生态模式．其理想境界是追求污染的“零排放”，最基本的精卒叶I足清洁生产。总之．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早利用循环经济的国家是德国．亚洲搞得最好的国家是日本，而我国的循环经济娌沦是从2003年起才进入了实践推进阶段。 1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慨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巾提出的。是代表一定地域空问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服的城市类型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具体的说，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巾，分享公平承载系统份额的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问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一个城市不管多么贫穷或富有，只要能高效利用资源，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城市拥有充沛的活力，这个城市就处予健康状态，即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因此，根据现代化进程生态城市可以被分为工业型生态城市、人文型生态城市。 1．2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和谐、发展持续的社会一自然一经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类居住区，而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其实也就是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五大条件：第～，生态保护战略。就是把整个生态城市建立成为田园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理想城市、健康城市、无污染城市、绿色城市和风景城市的综合体。第二，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包括污染净化处理设备、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服务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第三，居民的生活标准。作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完善的资源利用体系、舒适清洁的环境、齐全的区域生态格局、良好的城市生态基础、可恢复的生态系统。第四，文化历史的保护。就是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文生态文明体系，把古老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第五，将自然融入城市在发展高效增长的城市经济体系巾，优化投入产出的生产系统，布置合理的经济产业格局，发展绿色产业体系，不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破坏环境。 1．3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 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人们都认为生态城市不同于以往“绿色城市”、“健康城市”，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却大多偏重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没有以循环经济模式来估量生态城市的系统，即包含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文、肖费等各方面的设置。要建立好一座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其应遵循的原则和步骤是，首先减少进入生产和肖费体系的物质消耗量}其次，通过精良的售后服务等手段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服务时间；最后，通过工业净化等人为或自然净化的手段来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后再次循环利用。经过循环经济的实施，就可以将工业废料或半成品用于农业，把净化后的城市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把种养的动植物作为工业原料、消费产品，从而将工业、农业、消费连接成为大的循环圈。 2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 2．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2．1．1发展生态农业。耍积极开发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业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减少农业的白色污染，还原土地原始状态，形成了生态大农业的良性循环。 2．1．2发展生态工业。工业发展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在产业方向上，关、停、并、转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新上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实行集中布点或将其放在非城区的下风方向，避免空气污染物对城市的排放，保持城市使用清洁能源，恒久保持清洁生产，以符合国家的需求 2．1．3发展生态旅游业。良好的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以红色旅游闻名于世的南昌，不仅制定了南昌一吉安一井冈山线、赣州一瑞金一于都～会昌一长汀一上杭一古田线、井冈山一永新一茶陵一株洲线和黄山一婺源一上饶一弋阳一武夷山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而且在泰井等高速公路种植了四季常绿的易活植物，树立了一系列井冈山斗争题材的雕塑，让游客们感受到“历史红、山林好”的特色，是典型的文化生态之路。转贴于2．1．4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2002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社会公布了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行动方案》，在方案中规定，今后中国的城市垃圾将进行填埋处理，并把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发电。未来5年内，中国将建30家垃圾气体回收填埋场，计划到2015年，建~_3oo家这样的垃圾处理场，年处理垃圾l亿吨。利用垃圾等废弃物发电不仅无污染而且能解决大部分城市的供电不足，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较好运用。 作为被国家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贵阳市分批启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体系等6大类254个项目，总投资达479亿元。可见，未来的产业结构将是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为主体的大循环体系 2．2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优美、宜人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标志，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鼓励个人、企业和城市建设者们提高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应加大立法步伐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对个人，应赋予原先“谁污染，谁付费”条例新的内容，提高个人污染的罚款力度；对企业作到优惠政策引导，从价格、税收、资金、水电等方面优惠那些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城市建设者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鼓励节约用水，为此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如涉及到筹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铺设相应的管网项目，应尽量参考国际惯例将厂、网分开，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部进入市场，而污水管网投资则仍主要由政府承担。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并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 2．3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 绿色消费应包括绿色产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其不仅应涵盖生产过程，还应和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息息相关。要树立绿色?肖费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加大罚款力度和强制实施ISO14000等措施；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道德”、“意识”方面的宣传和社会舆论来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必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带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特别畅销。 2．4推行住宅生态化 进入21世纪后，购房和装修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生态住宅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也随着房地产热和经济发展渐入人心。生态住宅是应符合以下三大主题的住宅，即以人为本，呵护健康舒适；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协调与融合，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居住的环境作为生态住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系统化、生态化、经济化和人性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在建设部的《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的征求稿意见中，对能源、燃气的优化、室内外公用场所等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2．5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据统计，美国20世纪90年代，用于环保投资的额就占工业总产值的12；英国电力公司计划耗用70亿美元的防治费用以达到欧共体SO排放指标；我国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2830亿元。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所产生的费用和效益必然是各大中型企业考虑的问题，所以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应增加补充考虑绿色资产、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绿色利润等诸多问题，特别在编制会计报表中，应重点突出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充分披露绿色会计信息。在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还应客观揭示企业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环境污染的程度及所造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罚款等情况。 总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将有助于人类利用有限的资源，有利于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保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前进的目标。 人与环境论文:人与自然环境 一、仙圃寨风雨圣者信仰圈的形成及其发展 1.仙圃寨建寨的历史原因及概况 明朝中后期，战争迭起，社会动荡，山贼海盗趁机作乱，侵害村民；[1](P65)同时，村落械斗之风甚盛，大村吞食小村，同宗欺负异姓的现象不时发生。有些村落为了增强力量、确保自身安全，联合友好村落，组成会乡进行械斗。这种会乡械斗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危害也更严重。村民为了有效抵御山贼海盗的侵犯和敌村的进攻，就在乡的周围筑起围墙，从而形成一个寨堡。仙圃寨的形成就属于这种情况。仙圃寨最初是由辜厝、田头黄、厂头吴、赖厝、廖厝、上官路、南埔黄、黄厝巷、张厝巷、陈厝巷10个村组成的。明朝末期，黄厝巷、张厝巷、陈厝巷和横陇，辜厝和仙乐，赖厝、廖厝和仙都，厂头吴和古楼林、下陇之间互有矛盾，吵架械斗时常爆发，于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这10个村结成联盟，建立仙圃寨。“仙圃寨与东莆金石市接界，距城三十五公里。”（注：参见清代吴道róng＠①所纂《（光绪）海阳县志》（卷三）之《舆地略二》，1900年版，第25页。）它长约2公里，宽约1公里，北邻龙下村，东邻仙乐村，南面宏安，西面仙都，地势开阔，寨内除赖厝的西厝属于海阳县东莆都外，其余各村都属于海阳县上莆都。 2.仙圃寨信仰风雨圣者及组织巡游会的缘由 仙圃寨建寨的确切时间无从考察。但据寨中老人说，建寨是由“戊辰八贤”之一的辜朝荐（注：辜朝荐：字端敬，号在公，海阳县上莆都仙圃寨人，崇祯元年进士，永历二十二年病逝。《金石镇志》（卷2），1978年版，第245页。）主持的。（注：笔者调查材料。报告人：翁和坤，男，翁厝村人，71岁，退休教师，高中文化。调查时间：2001年12月11日。）可知建寨时间应在明末清初。而仙圃寨信仰风雨圣者是至清嘉庆三年(1798)才开始的。据记载： “盖仙圃寨所祀风雨圣者，原于浮洋斗文。清仁宗嘉庆三年(1798)，吾寨干旱，乡绅自斗文恭请圣者金印、香火设坛求雨而得甘霖。回銮之期，神示驻驾仙圃，民以寨中诸神裁定，示警大路顶黄林谢庄合建之娘宫前殿，故设庙刻金身奉之。后有鉴于各地会乡之风甚盛，为增全寨团结，共御外侮，便遵斗文村旧例，每年正月二十二日为神游期，并拈阄以定灯首，主全年神事。至于神游所行之路，则由神降乩于黄厝巷乌门一位十余岁童子之身，由其前导而确立之。灯首则由嘉庆六年(1801)始轮排。”（注：仙圃圣庙石刻《潮州仙圃寨风雨圣者史略》。该碑存于风雨圣者庙内，1993年立，宽116厘米，长232厘米。） 那么，风雨圣者究系何方神圣，为何仙圃寨要以它为主祭神并组织规模浩大的巡游会呢？陈景熙在《孙雨仙信仰研究》一文中已作概述：风雨圣者姓孙名道者，南宋人，生于揭阳孙畔村北厝，小时候就能预知风雨。13岁时，他在开元寺看到官民设坛求雨，于是登坛代之，雨果然大至。第二年，他在宝峰山上牧牛时忽然不见，人们认为他是钻入巨樟中遁仙而去，于是伐樟刻像建庙奉拜，皇帝也封其为“风雨圣者”。[2](P237)由于风雨圣者很灵验，又是皇帝亲自册封的，因此信仰它的人很多。每逢大旱之年，不少乡村从拥有“雨仙真像”的浮洋斗文恭请雨仙金印、香火设坛求雨，立庙祭拜。 仙圃寨内各村历来都是以农业为主。在古时水利灌溉系统不发达、人力对自然的改造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大，特别是在旱魔的威胁下，人们只能仰仗神力，祈求神明的帮助。仙圃寨的雨仙信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建立起来的。至于把风雨圣者作为全寨的主祭神并组织隆重的巡游会，则是适应“增全寨团结，共御外侮”的需要。当时，仙圃寨各村都有自己的信仰神，但要把寨内别村的神作为自己的主祭神，村民也不愿意。于是，新诞生的风雨圣者信仰及其巡游会适应形势的需要被全寨村民共同接受了。这个以风雨圣者为中心的超村际的祭祀圈，经历了两百余年复杂纷繁的内外部社区整合，直至今日还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地域组织，这也可以看出民间信仰超凡的凝聚力了。 3.翁厝加入风雨圣者祭祀圈的始末 在调查中，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尽管翁厝也祭祀风雨圣者，有一段时间在行政上也归属仙圃寨，但在仙圃寨村民的意识中，翁厝却不属于仙圃寨，“老爷”无份；而翁厝也有自知之明，寨中“大闹热”（即风雨圣者巡游日）时，其他村祠堂前挂的绣匾写的是“合寨平安”，惟有翁厝写的是“合乡平安”。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翁厝虽也祭祀风雨圣者，其寨内成员的身份却得不到承认，陷入妾身未明的尴尬境地呢？这还得从翁厝信仰风雨圣者的始末说起。 翁厝在古时与仙圃寨并不在一个“都”里，它当时属于海阳县东莆都。古时翁厝是属于下九社的。这个社由陈厝陇、翁厝、李厝、卢厝、董厝、王厝、吴厝、曾厝、谢厝九个村组成。和其他会乡一样，下九社也通过信仰仪式增强凝聚力，他们所信仰的神是陈尧佐王公。但是，下九社在清末就解散了。卢厝在村落械斗中被东凤陈氏所灭；李厝则因盗贼袭击，村民奔逃而散；王厝、吴厝、曾厝等村则迁移的迁移，绝丁的绝丁；到最后只剩下陈厝陇和翁厝，于是它们分别接管了这些村的王公，把他们作为本村的地方神。陈厝陇和翁厝还是继续联合游神，直到1921年发生了一件不大却足以改变现状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陈厝陇和翁厝联合游神，游完“安路”（神所经过的特定路线）后，两支队伍在村交界处分手。当时盛行着一种“掷石头”的习俗，即两村的村民拿石头互掷对方，据说这样做会使自己的霉运飞向对方，从而使自己兴旺发达。这种习俗使得每年都或多或少有人受伤，但因受伤的是平民百姓，习俗还是得以继续盛行。1921年游神中，翁厝一名10余岁的孩子被石头掷伤，翁厝才决定不联合游神。为何一名小小年纪的孩子的受伤可以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习俗呢？原来，这名孩子的伯父是县长，（注：翁梓光，20世纪20年代初曾任大埔县长。）家族中还有达官贵人，这个显赫的家族对其生活地方的社会生活，权力分配，冲突解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0多年后，这名孩子荣任仙圃寨乡长。（注：笔者调查材料。报告人：翁克庶，男，翁厝村人，91岁，退休干部，大学文化。调查时间：2001年12月16日。） 下九社散了，翁厝需要重新寻找盟友。翁厝之所以选择仙圃寨，是因为翁厝与仙圃寨不仅地理位置紧邻，而且在信仰、社会生活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翁厝还属于下九社时，因为风雨圣者巡游时恰好要经过翁厝，因此，有些村民已有祭祀风雨圣者的习俗。下九社散后，翁厝为了寻求安全保障，就加入了仙圃寨；又因为风雨圣者在寨内诸神中的地位最高，翁厝也就入寨随俗，把它作为全村的主祭神，而原来供奉的王公反而降到次要位置。 对于风雨圣者为何要经过翁厝，这里补充说明一下。仙圃寨10个村有9个村都完全属于上莆都，只有赖厝比较特别，以村南厝和西厝的水沟为界，分属上莆都和东莆都。当时，在确定寨墙时，负责人考虑到不同“都”之间如果围起来可能会发生税收等纠纷，因此没有把属于东莆都的西厝围在寨墙内，（注：笔者调查材料。报告人：廖镇汉，男，廖厝村人，71岁，高中文化，风雨圣者庙理事人员。调查时间：2001年12月23日。）但作为赖厝的领土，它又确实属于仙圃寨，风雨圣者巡游时还是要经过其地。而赖厝西北与翁厝接壤，东南紧靠廖厝，东北隔一小溪与厂头吴相望。这样，巡游队伍无论是从赖厝到厂头吴，还是从厂头吴到赖厝，都必须经过翁厝，这就为翁厝加入仙圃寨创造了客观条件。 翁厝加入仙圃寨，参加祭拜风雨圣者时，10个村的风雨圣者灯首已经确定。风雨圣者理事会经过商量，认为翁厝与赖厝在地理位置上是邻村，决定让翁厝与赖厝一起担“灯脚”（潮州音译，即组织巡游会之首席），所以人们总是说：“翁倚赖”（指翁厝依靠赖厝）。而人口比赖厝多，经济比其发达的翁厝人认为自己虽然没有“灯脚”名分，一样可以把祭祀活动办得热热闹闹，根本不需要借助赖厝“灯脚”的名义虚张声势，因此不愿意接受“翁倚赖”这种说法；而寨内人一方面认为风雨圣者翁厝无份，另一方面又认为翁厝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尽管翁厝是后来加入的，仙圃寨还是最终确定了风雨圣者信仰和祭祀的地域范围，即11个村共同信仰和祭祀风雨圣者。 4.风雨圣者巡游会 风雨圣者巡游日即本地人俗称的“大闹热”。每逢“大闹热”到来，全寨彩旗飘飘，锣鼓阵阵，爆竹震天，人潮涌至，到处一派升平欢乐的气氛。在“大闹热”的一系列活动中，最能体现风雨圣者对全寨的影响的首推风雨圣者巡游会。风雨圣者巡游会开始于嘉庆六年(1801)，第一个组织巡游会的是陈厝巷，其次分别是黄厝巷、上官路、赖厝、廖厝、田头黄、张厝巷、辜厝、厂头吴，最后是南埔黄。每村十年轮流一次。风雨圣者的巡游路线是逆时针方向（见图1）。灯首和巡游路线是通过拈阄和神降乩确定的，这表明仙圃寨各村尽管有强弱大小之分，但在风雨圣者面前一律平等。这种平等性还体现在圣驾的停留时间上。在确定圣驾的停留时间时，曾有人主张在大村的时间应比较长，但最后经过一番争议，还是决定在每村的停留时间都为15分钟。当然，当届组织巡游会的村落也有一些特权，这些特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优先祭祀权。祭祀风雨圣者一般在正月二十二日圣驾巡游本村时，村民才将祭品集中拿到祠堂前祭祀，惟有“灯脚”村的村民可先祭祀。(2)请剧团。剧团是指由真人现场表演的潮剧团，而非道具戏。自有风雨圣者巡游会，只有“灯脚”村才有权请剧团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约定。这条约定是否是为了防止“灯脚”村的风头被别村超过，已经不得而知了。也因这个规定，未获“灯脚”资格的翁厝村就成了全寨中惟一在“大闹热”中没有请过剧团的村落。(3)组织锣鼓标队进行表演。锣鼓标队是由标旗队、锣鼓班、英歌舞队等组成的，一般在正月二十二日上午八、九点风雨圣者巡游后举行。近几年，锣鼓标队在正月初二到镇政府及镇内其他村政府那里去拜年，正月初三则游行寨内各村。代表仙圃寨地区保护神信仰的锣鼓标队到寨外其他村游行，这是其他神明信仰所少见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风雨圣者信仰的影响有多大。 翁厝村虽然不能享受上面三种特权，但也有其他村落所没有的特权。这就是：无论轮到哪村担“灯脚”，其巡游队伍经过翁厝，都会在村口把神轿交给翁厝人，让他们抬到祠堂供人祭拜，而经过其他村时，却不曾有这样的事。为什么翁厝人有这样的特权？原来，“在乡村社会中，神明往往起着地域分类的作用。”[3](P163)神明在巡游时，足迹是不能踏进其信仰范围之外的其他地方的，否则会被视为侵犯了他人的领土，从而引起乡村间的矛盾和冲突。在翁厝不属于仙圃寨时，为了确保翁厝人不捣乱，仙圃寨决定，在翁厝村口让翁厝人抬神轿护送“老爷”过境；翁厝人认为这样做能使“老爷”保佑自己，也就乐意去做。后来，虽然翁厝也加入风雨圣者祭祀圈，这一做法却保留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翁厝未能获得担“灯脚”资格的遗憾。 由于不能承担“灯脚”角色，翁厝一直不被视为仙圃寨的一员，但翁厝也并非没有机会获得这一资格。据寨里老人讲，1940年，南埔黄曾提出把“灯脚份”让给翁厝，因为南埔黄一直人丁不济，只有20几户人家。每次轮到它担“灯脚”，辜厝、田头黄、黄厝巷都得鼎力相助，尽管如此，南埔黄人还是感到组织巡游会确实力不从心，因此想放弃“灯脚份”。当时翁厝也同意。但南埔黄一名富有的华侨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有损村的体面。这名华侨刚做生意时，曾在风雨圣者面前许过愿：如果能赚到钱，就分一半给神。后来他果然生意兴旺，他认为现在是兑现诺言的时候，于是他提出组织巡游会的费用由他负责，再请辜厝、田头黄、黄厝巷帮助出人出力。因此让“灯脚”没有成交。后来华侨生意衰败，无力再承担这种费用，又提出让“灯脚”，但时过境迁，翁厝却不要了。 二、风雨圣者以外的其他信仰 人类学者冈田谦指出，“共同奉祭某一位主祭神的居民的居住地域为一个祭祀圈。这个地域范围随着主祭神影响力的大小而有不同，它可小至某一村落中的一个‘角头’，大可包括整个村落，甚至无数的村落，形成一个超标际的祭祀圈；在另一方面，祭祀圈的范围是相互重叠的。”[4](P177)在仙圃寨，除了以风雨圣者作为文化标志确定这一地域外，在这个社区内还以其他地方神为标志，形成地域层次较低的祭祀圈。 1.以龙尾圣爷为中心的祭祀圈 廖厝、翁厝、赖厝、厂头吴以龙尾爷为社主组成仪象社。龙尾爷的祭祀仪式较简单，没有组织巡游会，只是在农历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分别由厂头吴、赖厝、廖厝、翁厝迎它到本村祠堂祭祀，并于当晚在本村游神。龙尾爷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不如风雨圣者。它的兴起主要是四村联络感情、抵抗外侮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大械斗的现象不再时常发生，龙尾爷的这一作用已经减弱了，因此近年来它的香火不如过去旺盛了。这说明民间信仰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密切的联系。 厂头吴、赖厝、廖厝和翁厝作为一个祭祀圈，还创办了维正学堂。据《金石镇志》记载，维正学堂是廖厝侨胞廖正兴先生和汕头商会会长赖礼园先生合资于1894年兴建的一所完全小学，其校舍和教学设备曾为“三阳”（海阳、潮阳、揭阳三县）之冠，从而解决了当时仙圃寨各村高小学生的入学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4村在仙圃寨的地位，也反映了作为一个祭祀圈在教育文化上的联系。 2.以三山国王为中心的祭祀圈 除了以龙尾爷为中心的仪象社，三巷也以三山国王为中心组成祭祀圈。三巷的始祖都是先迁居赤石宫，后才迁至现村址的。他们的村落创建史和以三山国王为中心组成祭祀圈是否有因果人类的理性之光渐渐揭开了自然的神秘面纱，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就是“世界祛魅”的过程。在工具——目的的理性主义的导向下，步入现代化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是“现代性的危机”。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一致性发生了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人们为了占有由人与自然关系生化出来的财富，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这使人处于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巨大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渺小无助、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人类面临的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支配下，人类奉行的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结果是人类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努力，由此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生态环境发生着某种联系，因此我们要从多层次多角度方面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在工业文明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旧的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肆意开发自然资源。正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与人亲和、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 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 （2）构建和谐的生态精神文化。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 ①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指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环境的自觉而清醒的感悟和认识。是人对所处于环境和自身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能动反应。人与自然和谐，要求人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要求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随时从环境的角度，从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思考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②能够直接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莫过于教育。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教育是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核心，以解决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有效参与能力、普及环境保护知识与技能、培养环境保护人才为任务，以教育为手段而展开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过程。 （3）要积极培育生态文化。具体要加强绿色文明宣传教育，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提倡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绿色生态标志的推广和管理，倡导绿色消费；要推进绿色城镇建设，发展绿色交通；要通过创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生态示范区等活动，增强公众环境意识，倡导生态文明。 人与环境论文:人与环境关系探析 摘 要：人与环境的关系一直都是哲学家们构建自身理论体系基础的首要问题，从孟德斯鸠、爱尔维修再到黑格尔都十分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并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况对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都具有各自时代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构建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将实践引入人与环境关系之中，十分深刻的分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人与环境关系进行考察探究可以进一步明晰当下我们对待环境的应有态度，促进社会进步发展。 关键词：人与环境；关系；社会 无论是古代先哲还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离不_对人与环境问题的探索。对于环境的考察首先需要厘清环境是在何种意义上讲的，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自在自然环境和人化自然环境。自在自然就是完全没有人的参与的，仅通过自然界的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人化自然就是人进入自然环境中，通过不断寻找自然规律，对自然环境加以改变后的自然环境。 一、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历史认识 （一）十八世纪早期唯物主义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有益探索 对人和环境关系的探索自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已经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思考，他们在认真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决定论”，他们对环境的认识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的政治法律环境，代表人物孟德斯鸠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对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孟德斯鸠的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能解释复杂的社会生活，最终归于宿命论。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爱尔维修提出环境和教育对人的性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他认为社会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人们的道德风尚，而他所指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环境，政治法律又是由人制定的，从而得出了“意见支配环境”的结论。爱尔维修这一观点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一方面认为环境决定人，政治和法律环境决定人们的道德风尚，另一方面又认为是人的理性制定出了法律，于是他将这一切归因于天才人物的理性，正是天才人物的理性才能够制定出政治法律制度从而改变人的意见，进而起到改变社会环境的作用，他的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爱尔维修对人与环境问题的混乱关键在于他始终停留于对人的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这一系列上层建筑的分析上，而没有深入探索决定这些上层建筑的决定因素在哪里；其次，他只认识到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本身就是一种消极的反映论，他只看到了环境对人的制约却忽视了人的创造性、主观能动性，他根本看不到环境是通过人的实践而不断变化的。 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都试图在人与环境的问题上寻找正确的方向，最终却都归于失败，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只看到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却忽视了人的伟大力量、忽视了人具有的主观能动性，没有看到自然环境正是由人来不断改变的。 （二）十九世纪学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与环境关系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们承认政治法律制度与人的道德风尚之间的关系，但并不认为是人的意见决定政治法律制度，于是对政治法律制度得以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探索，由此推出是新工具的发明导致新产业形成和发展，而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财产关系的变化，政治法律制度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一变化。但是，他们在解释是什么引起了新工具的发明时，却无法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找到合理因素，便又将这一切归结为天才人物的智慧，再一次回到“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的老路上了。他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较之于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更加深入，但是由于没能跳出思维的局限，回到现实中去考察，最终还是未能找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探讨没有简单地停留在上层建筑，而是开始注意到财产关系等经济基础的作用。 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在法国动荡的大革命历史中看到了阶级斗争对人和环境关系的影响，巨大的阶级斗争继改变了政治法律制度，也对人的意见有所影响，他们也认识到财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阶级斗争。但是当分析到引起财产变化的原因时，他们又会将这归因于人的天性的“恶”所引起的“征服”。他们同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试图深入分析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产生变化的根源，却依旧无法摆脱唯心史观的视角，因此仍然无法找到其根源。 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认为环境不起决定性作用，是客观的、被动的，而人是积极的、主动的，他认为人在环境面前不是消极的观察者，而是积极的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观环境，从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于是他提出了“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他显出那环境可以使他得到满足，对他不能保持任何独立自在的力量。”①黑格尔的人化环境的思想打破了之前人物对环境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由谁决定的谁的二元论，将实践的观点引入说明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并不是被动地依赖于自然，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 二、马克思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 马克思在探索人与环境关系时，对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的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他对环境问题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对环境具有依赖性的观点，但他也认识到虽然这种依赖性存在，但并不能过度看重这种依赖性或者将这种依赖性绝对化。法国唯物主义者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过分看重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他在手稿中论述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自、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②人是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是相对于自然而存在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人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人又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自然界，两者是相对而言的，而人的行动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的，不按规律办事，只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始从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角度考察，同样对法国学者的“教育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马克思提出环境和教育确实对人有影响，但是环境和教育本身也是在变化的，而它们的变化正是人造成的。他指出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不能仅仅简单化为是谁决定谁的机械决定论，而将实践引入其中，认为人与环境是在实践这个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的过程。《提纲》中指出实践作为中介，连接着人与环境两者之间的改变，在人通过实践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当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也不可避免得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实践角度出发，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将人与环境关系的考察放在了具体的社会历史中，马克思把人、自然界、社会存在、社会基本矛盾、人与环境关系都放在社会历史中去研究，这样社会历史性就成为解释全部哲学问题的原则。他还指出“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③，我们丝毫不能忽视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继承性。 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人与环境问题的探讨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不仅指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它们的关系看成是人决定环境还是环境决定人，而应辩证看待，并且他敏锐得发现，是实践作为中间环节连接着人与环境。在提出实践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考察，要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而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 三、对我国正确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1.更加关注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的作用 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都是以人的本质作为基础的，人是具有共性的、特殊性的、个性的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马克思看到了人作为一“类”所具有的共同性质，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发现人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又把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放到历史中研究，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是马克思对人的全面的认识。在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深刻阐释了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在处理人c环境的关系中，关注“人”的重要性。 2.以实践为基础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谁决定谁的问题，即便如此，当今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将之看成简单的机械决定论，这是因为我们都忽视了实践这一媒介在人与环境关系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用实践解决社会性问题。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革命的历史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可以创造历史的活动，在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问题上，这需要全国各族人民通力合作，每个人都能够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解决包括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就全国而言，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会影响到我国各方面的发展。资源短缺、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采取措施保护，不进行和平的调节，会酿成惨重的后果，最后伤害的反倒是我们自己。所以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政策与行动并行，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到同一片蓝天。 3.注重人与环境关系的社会历史性 马克思特别强调必须把人与环境的关系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考察。看待我国人与环境的关系也不能忽视我们所处的阶段和现状，我国正处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迫切发展经济，而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从而导致了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影响了我们迫切需要快速发展经济计划，而且已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如果不加以解决，后果将更加严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对环境问题更应该加强关注，尽快解决。为此，我国提出了一些列保护环境和解决资源的法律法规，并提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都显示了国家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 （二）实践意义 马克思人与环境关系思想有利于人们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对增强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当今社会，人们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人们忽视了自然界有自身修复和平衡发展的规律，当自然无法平复自身时，就开始展开对人类报复。所以，我们在自然面前不能随心所欲，而应该注重人对自然的受动性，以保护自然就是珍爱我们自己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 1.为建设美丽中国指明方向 马克思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刻分析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人在自然面前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美丽中国建设注重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关系到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环境对个体的制约作用，我们不仅要优化自然环境，同时还要注重社会环境的优化，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需要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高，生态环境的保护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优化，社会大环境的优化同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高是相互促进的。自然界的青山绿水是人们最宝贵的财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不是喊口号，而是应该让人们真正了解自然、认识自然与人的密切关系，把保护生态环境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使人们发自内心愿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只有当人们真正理解自然环境的问题实际就是人的问题时，人和自然的关系才能和谐。我们不能走西方社会发展的老路，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2.为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指南 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首先，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在正确的生态观念指导下才能更好的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其次，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社会是密切联系的，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优化。教育环境对国民的影响最为直接，要优化教育环境，重视对在校学生生态道德教育，还要利用线上线下两条途径加大生态道德的宣传力度，提升国民生态道德意识；第三，政府要加强环境立法，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同时也要重视做好农村退耕还林的相关补贴工作，使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的价值观念。个人、企业、政府为改善人与环境关系共同努力，使之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这是符合和谐社会建设内涵的，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决定了人与环境关系的走向，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在开发自然资源时要时刻坚持底线思维，不能竭泽而渔，以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开发自然资源，重视环境保护，只有在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 人与环境论文:大学生工作价值观、个人与环境适配度对职业生涯定向影响的研究 摘 要： 本文叙述了前人对大学生工作价值观、个人与环境适配度对职业生涯定向影响的研究，初步编制了职业生涯定向等三个量表，并对量表的信度效度进行了验证。 关键词： 工作价值观 个人与环境适配度 职业生涯定向 大学生 大学生的职业生涯定向的不确定性对频繁离职呈正相关，势必造成组织资源的浪费，影响企业的持续发展。职业生涯定向，有相当多研究者做过许多研究，而纵使形容方式不同，有些研究者称之为生涯锚、生涯决策等，但定义上目前不论系国内、国外的学者皆为大同小异。职业生涯定向是自我所知觉的天赋、动机及价值观，是需求、态度、价值观及才能的结合，引领着个体稳固并整合其生涯（Crites，1969；Schein，1978；Delong，1982）。 一、工作价值观、个人与环境适配度对职业生涯定向的影响 工作价值观是影响个人对职务选择与生涯规划的主要因素（Super，1984），不同价值观的员工会有不同的生涯导向（Watts，1992）。Super认为工作价值观是个人所追求的与工作有关之目标，亦即个人的内在所需求的及在从事活动时所追的工作特质或属性。Super更进一步指出，工作价值观是影响个人的职业选择与生涯规划的主要因素。Judge和Bretz以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发现当待遇合理时，组织的工作价值观会影响个人的工作抉择，个人会选择与自己价值观较相近的公司。台湾学者以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在众多位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中显示，不论是目的性工作价值观或工具性工作价值观，皆与生涯定向具有正向的相关（萧维钦，1998；刘锦勋，2002；许雅岚，2008），台湾与大陆企业大学生员工的情况是否一致，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个人与环境适配度是Dawis，Rene V所提出工作适应理论（Theory of Work Adjustment）作为理论基础 （George，1992），指良好的工作应该保持自身工作特质与工作环境的一致。Moss于1970年代初期发现个人大多是依据心理向度知觉环境，而其中一项即说明环境提供给个人成长并发展自我的程度，会随环境的性质而有所改变，像是工作自主性、升迁及自我发展等（黄光国，杨国枢，1979）。Schein研究结果指出当人们能选择与生涯定向相符的工作环境，部门主管管理模式与员工是否相契合反映在员工工作表现上，当员工认同主管所传递讯息自然对于工作充满信心；反之，主管所传递讯息不符员工期望，自然对于工作无像向心及冲劲。因此，大学生对于工作环境的看法是否如上述所述，对于职业生涯定向的影响又为何？ 二、研究量表的编制 （一）职业生涯定向量表的编制 许多学者编制测量职业生涯定向量表，尤其颇多是以尚在学中或即将毕业之学生为施测对象。Osipow等以测量受试者的生涯决策情形所使用的“生涯决策量表 （Career Decisional Scale.CDS） ”，广泛用于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职业生涯定向评量与诊断，其以多元的观点分析可能造成个体职业生涯定向不确定的原因，包括缺乏组织和信心、外在环境阻碍、双趋冲突、内在心理冲突等四方面（Osipow Carney，Winer，Yanico Koschier，1976）。台湾学者张仁家（1994）修订该量表，发展出对象为工业类技职高中及大专生的《职业学校工业类科学生生涯决策行为调查问卷》，此量表共有33题，评量“生涯决策确定程度”与“职业生涯定向不确定原因”两大构面。 Jones和Chenery发展“职业决策量表 （Vocational Decision Scale；VDS）”，使用多重类别的概念评量职业生涯定向状态，包括“职业生涯定向程度”、“对职业生涯定向的满意程度”和“生涯未定向原因”。林清文依据该量表的多向度理论，发展出《大学生生涯发展研究问卷》，分为生涯确定与不确定源两大构面，生涯确定状态分为生涯确定程度和生涯满意程度，生涯不确定源分为犹豫习性、觉察不足、志趣不合、生涯决策焦虑、认识不足和信心不足等六部分。杨淑珍参考Jones和Chenery的职业生涯定向状态模式编制《生涯因素量表》，评量大学生职业生涯定向程度、对目前职业生涯定向状态的安适感及未定向原因的类型。此量表在台湾地区公私立大学，以分层丛集取样方式，抽取603名大学生进行预试，样本来源客观公正，且正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5；构念效度的内部相关是以常模样本的数据分析，其定向量表与安适量表的相关为0.67（p （二）工作价值观量表的编制 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编制工作价值观的衡量工具。Super（1970）发展“工作价值观清单（Work Values Inventory，WVI）”主要用来衡量个人希望在工作中实现的目标，其将工作价值观分为三个群组、十五个项目，包括内部报酬价值、外部报酬价值、外部附带价值（Dose，1997；王丛桂，2003）。王丛桂根据Rokeach，加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价值观，发展出“工作价值观量表”，其将工作价值观分为工作目的价值和工作手段价值，并于1995年修订后将前者代表个人在工作中所追寻的目的状态，包括：内在酬偿、外在酬偿、集体利益、平安和谐和照顾家庭五个因素；而后者则代表个人对工作有关的行为方式，包括：忠信、能力与理性、谦和宽容、安分守成、正义与自律、务实取向六个因素。李燕萍、侯@方运用扎根理论，通过搜集分析不同群体对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的评论，建立了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结构体系，构建了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工作偏好―工作行为”理论模型，诠释了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通过工作偏好的中介效应对工作行为影响的过程。结果表明，自我情感、物质环境、人际关系、革新特征四因素共同构建了新生代员工的工作价值观结构；受工作价值观的影响，新生代员工有清晰的个体工作偏好，其工作偏好的满足与否又导致他们职场中积极在职行为或消极离职行为的表现。窦运来、黄希庭通过编制《中国企业R D人员工作价值观问卷》（R D-WVQ），对冶金、汽车、化工、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五个行业的企业R D人员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企业R D人员工作价值观包含生存、关系、发展和组织支持四个因素，R D-WVQ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相关研究的工具。林碧榆整合国内外学者对于工作价值观衡量，以国小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将工作价值观分为六大构面，相关构面资以整理。 由上述学者提出的衡量可了解，员工对于工作价值观的认知就是要符合个人对工作的期望，此期望工作是否满足、工作环境是否舒适、工作是否可促进自我成长、同事间的关系、企业所支付薪资是否足够生活及这个工作可否增进大众良好观感。在经历工作体验及工作周遭事物的影响，本身工作价值观就此产生。纺织企业大学生员工工作内容和一线工人、研发人员都有一定区别，他们更多的是现场管理或是技术性支持、解决的角色，其工作价值观与一线工人、研发人员是否一致值得讨论，本研究参考上述研究针对工作价值观的六大构面分别为：成就感、安全感、自我成长、人际关系、物质报酬和利他六大面向进行测量。 （三）个人与环境适配度量表的编制 黄光国、杨国枢发展出可以用来测量组织的工作环境量表，分为四个因素：制度的公平性、个人的发展、人际关系不良、工作条件不良。黄光国根据上表，修改增订而发展出“工作环境知觉量表”，分为十四个因素测量工作环境知觉，包括：工作要求、工作环境、工作主动性、担负责任、领导授权、冒险创新、开放气氛、团体认同感、关怀员工福祉、沟通协调、人际和谐、奖酬公平性、制度明确性、制度合理性。创造力工作环境认知量表 （KEYS：Assessing the Climate for Creativity），为所发展针对组织内部环境，用来评估组织的创意气候，发掘组织促进或组碍创造力因素的评量工具，包括五大构面：创造力的鼓励、自主性或自由度、资源、压力、组织障碍（Amabile Conti Coon，1996）。 学者总结了个人与环境适配包含了四种概念：个人与工作适配（person-job fit）、个人与组织适配（person- organization fit）、个人与群体适配（person-group fit）、个人与主管适配（subordinate- supervisor fit）等（Bretz，Rynes Gerhart，1993； Holland，1973）。庄瑷嘉指出，个人工作适配是在知识、技能、能力、兴趣、工作性质、人格上作比较。Van Vianen以四种目标测量个人与组织的目标取向：奖酬、工作压力、努力程度及竞赛性。个人与群体适配，团队组成一直是研究工作群体的主题之一，且被许多团队效能模型视为主要的因子，而其中存在所谓异质与同质的争论（Campion，Medsker Higgs，1993）。持异质性看法的学者认为若团队由不同能力与经验的成员组成则团队效能较高；而同构型看法之学者则相信当成员在价值观、目标一致程度愈高则工作结果也愈佳。个人工作适配与个人主管适配，已经被验证出离职意愿和离职有显著相关（庄瑷嘉，林惠彦，2005）。上司与员工间互动模式影响员工对于工作判断的看法。曹雁、吴英策在研究同时纳入个人工作适配、个人组织适配、个人群体适配及个人主管适配四种适配的概念，分析其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以提出较完整的适配架构，帮助组织在运用不同的策略时，决定该遴选或指派何种员工。纺织企业里的组织是团队的象征，组织对大学生员工的影响体现在群体感受中，个人对于所属的团队须有一致性及相同性的看法。所以本研究将个人与组织适配度及个人与群体适配度合并为一个构面作为衡量；而以个人与工作适配度、个人与主管适配度、个人与组织（群体）适配度，作为本研究衡量。 三、量表验证 （一）职业生涯定向的测量 本研究以SPSS统计软件进行因素分析及Cronbach’α系数信度分析，检验各研究变项是否会因为研究样本的差异而导致因素分类改变与因子下题项分类的变动，以及施测量表的信度是否内部一致性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职业生涯定向是单一构面，未进行因素分析，直接验证信度。本构面共7题，经实际对职业生涯定向量表进行信度估计，分析结果发现，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值为0.557，显示出本构面的内部一致性不佳，进一步分析项已删除的 Cronbach’s Alpha 值发现，第一题、第二题表现不佳（a1=0.654，a2=0.753），表明第一、二题与其他题的共同性较差。删除上述两个题目后重新信度分析，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值为0.890，如表1所示，符合Nunnally建议的Cronbach’s α值应大于0.7以上，显示出本构面之内部一致性颇佳。 （二）工作价值观的测量 本量表共18题，6个构面，经实际对量表进行信度估计，分析结果发现，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值为0.886，显示出本构面的内部一致性颇佳，进一步分析项已删除的 Cronbach’s Alpha 值发现，第七题表现不佳（b7=0.896），表明该题与其他题的共同性较差。删除上述题目后重新信度分析，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值为0.896，各构面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以上，显示出本量表各构面之内部一致性颇佳。 （三）个人与环境适配度的衡量 本量表共18题，3个构面，经实际对量表进行信度估计，分析结果发现，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值为0.920，显示出本构面的内部一致性颇佳，进一步分析项已删除的 Cronbach’s Alpha 值发现，第一、二题表现不佳（c1=0.925，c2=0.922），表明该题与其他题的共同性较差。删除上述题目后重新信度分析，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值为0.929，各构面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以上，显示出本量表各构面之内部一致性颇佳。 四、结语 本文叙述了前人对大学生工作价值观、个人与环境适配度对职业生涯定向影响的研究，初步编制了职业生涯定向等三个量表，并对量表的信度效度进行验证。本研究以SPSS统计软件进行因素分析及Cronbach’α系数信度分析，职业生涯定向构面共5题Cronbach’s α值为0.890，构面之内部一致性颇佳。工作价值观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值为0.896，各构面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以上，显示出本量表各构面之内部一致性颇佳。个人与环境适配度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值为0.929，各构面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以上，显示出本量表各构面之内部一致性颇佳。量表的验证及本土化将为下一步进行大学生工作价值观、个人与环境适配度对职业生涯定向影响的实证研究及模型构建提供帮助。 人与环境论文: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润泽学生生命 环境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通过感官可以感知到的以显性形式表达出来的学校表层文化，包括学校的建筑设计、空间布局规划、校园景观、文化设施、网络宣传平台等。因此，当我们步入一所学校时，我们目之所接、耳之所闻到的一切，几乎都是学校环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每天生活在校园中，与学校的一方一寸、一草一木进行互动与对话，在人与环境的不断互动中，学校环境文化成为重要的育人资源，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学生，他们在学校的生命质量与学校整体环境设计息息相关，学校的环境建设必须要充分彰显育人价值。 “创建学校的环境文化，归根结底是为了让学校各种环境因素发挥出教育作用，并在此过程中彰显本校的文化特色，让学校成员通过有本校特色的方式实现自主成长。”基于这样的本质意义与目的，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构建优质的学校环境文化。 立足学校办学理念，系统建构环境文化 学校环境文化建设，一个基本要求是既能在不失整体和谐与美的体验的基础上彰显学校文化特色，又能充分整合各种资源发挥最大的教育价值。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以恰切的设计理念为指导来整体设计、系统建构。那么，学校环境文化设计的理念依据从何而来？我认为，应该从学校的核心办学理念与定位中来，因为一所学校的核心办学理念决定着这所学校办学的基本价值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而且，一所学校的核心办学理念通常是充分考虑了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学校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学校所处区域的特色与文化、学生的特色与需求等因素综合确立的。学校环境文化整体规划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些，才能体现其应有之义。 在当前北京市基础教育办学实践中，多数学校能基于已经确立的核心价值观、育人目标、学校发展目标等整体规划学校的建筑、空间布局、校园景观和文化设施、校园网络等，从而构建和谐优质的环境文化。很多新建学校在学校建设伊始便参与设计，与建筑设计师充分沟通，将办学理念渗透于学校设计之中，使学校整体的建筑风格与空间打造都能充分彰显学校自身的文化特色，从而更好地实现师生与环境的有机互动，真正实现润泽学生生命成长。如最近被网络赞誉为“北京魔法学院”的“3.0版本学校”中关村三小。而没有机会参与学校设计的绝大多数学校，都能在现有学校空间的基础上，基于学校办学理念与定位，重新对学校进行布局规划与装饰设计，使其更具自身文化特色。例如，史家胡同小学将地面与地下空间打通使用，综合开发，建成全国第一个地下体育馆和立体运动场，大幅度拓展了学校的空间使用率。在这样的系统规划下，学校整体建筑风格、楼宇的颜色搭配、楼宇的命名、楼道与班级的装饰等都与学校整体办学风格相契合，学校自身的环境风格得以形成。同时，学校的核心价值观、校训都作为学校的文化景观进行展示，这使学校的核心办学理念得到很好的表达。 坚持核心素养培育，打造学校空间课程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基于学校文化特色规划学校课程、构建具有校本特色的课程体系，已经成为我国中小学内涵发展与品质提升的核心路径。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校长开始意识到，课程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接触到的所有人、事、物都有可能成为课程的一部分，都能发挥其特有的育人价值。因此，学校环境作为学生每天浸润其中的场，必然应该成为课程的一部分，让学生的生命在环境的浸润中得以成长。 从北京市中小学办学实践来看，很多学校在进行课程规划时，都能充分开发与运用现有空间，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使学校的建筑空间本身成为一种重要的隐性课程。具体的措施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对学校环境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功能分区，充分利用校园中的公共开放空间，将公共空间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域，以不同的主题为学生提供专题性课程资源。例如，北京工商大学附属小学以体验为主题，建构了十大体验实践区，即：种植体验区、阅读体验区、艺术体验区、科学梦想体验区、生活技能体验区、运动体验区、传统文化体验区、自主发展体验区、童年游戏体验区和职业生涯体验区。通过这十大生命体验区的建设，学校将环境文化建设融于学生体验场中。 第二，将学校建筑空间进行综合开发与整体布局，使学校空间的教育功能得到充分彰显，凝聚更为丰富的课程内涵。在传统的学校布局与建设中，学校每一个空间都具有明显的区域划分，空间所承载的教育功能体现出较强的单一性，教室就是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地方，操场就是学生运动的地方，图书馆则只是承担藏书与阅览的功能。随着现代教育理念的渗透，大家逐渐意识到学校建筑空间的功能绝非单一的而应该是多元丰富的。以学校育人目标为指引，充分挖掘学校每一个空间的综合功能，使其蕴含更为丰富的课程价值，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育人功能。例如，石景山区高井中学学生在地理课学习地图相关知识时，教师以亲自绘制校园的平面地图作为学生的学习素材，让学生在切身体验中掌握地图知识、感受地理学习的魅力，这就拓展了校园作为学校空间的课程意义。再如，很多学校致力于开发阅读课程，而阅读课程的开设场地不在教室而在学校图书馆，将图书馆变成了一项重要的课程资源。 第三，学校的建筑与装饰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意义，让学生在进入环境时，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我国传统的学校环境建设中，建筑统一规范，“名人名言”是学校墙壁装饰的标配，这些都使学校的建筑只是“房子”，而能呈现出的教育意义微乎其微。在近些年的学校文化建设中，“让学校的一砖一瓦都能说话”成为了校长的一个基本信念，学校建筑与装饰的教育意义受到极大重视。例如，石景山区古城第二小学在两栋教学楼中间的空地上绘制出带有各种标志的马路标识线，作为一种隐性课程，引导学生学习相关交通知识。 第四，构建与学校文化气质相吻合的特有文化景观，学生在文化景观旁驻足时可以获取相关的知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融入相关资源，另外，也可以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充分利用相关资源，让学生在实践学习中有所收获。例如，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在校园内构建了彼此抵达、知识之门、我们的家园、鸣鼓论道、桐荫乐园、竹林小憩、水木之夏、人文科学、丁香书苑、春华秋实、福寿之园、凝固的风景十二大文化景观，成为学生丰富的课程资源。 总之，在学校育人目标的指引下，学校的环境文化建设应该致力于打造更为丰富的空间课程，服务于学生的核心素养形成。 基于学生特点与需求，形成学校环境视觉特色 学校是学生生活学习的地方，是他们发展成长的关键场域。学校环境文化的规划与设计需要以学生为中心，考虑到学生的身心特征，基于他们的审美习惯与发展需求，形成学校环境的视觉特色。 从学校整体色调的选择上看，不同阶段的学生在审美上存在较大差异，幼儿园小朋友更喜欢丰富多彩的颜色，因此，幼儿园的整体色调更适合色彩斑斓的风格。小学生对色彩的偏好不像幼儿园小朋友那样丰富多彩，也不及中学生那样稳重大气，因此，小学校园在选择整体色彩时，以一到两种清丽活泼的颜色作为主色调更为适宜。而中学校园整体色调则应该凸显出一种稳重和大气，才能更好地彰显中学生的特点。例如，西城区培新小学的主教学楼采用了学生喜爱的三种颜色――绿色、橙色和蓝色。绿色代表低年级学生，犹如嫩芽，慢慢舒展、长大；橙色代表中年级学生，在培新校园逐渐成熟，无论知识、能力，都有所收获；蓝色代表高年级学生，学生的翅膀逐渐硬朗，也快要离开母校，祝愿他们的未来能在蓝天展翅高飞。这样的色彩选择与规划为学生提供了更为舒适的心理环境。 从学校设施与装饰设计上，需要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与兴趣点，真正切合学生的需求。例如，学校墙壁上张贴的宣传作品、名人字画等都应该考虑学生的视觉高度，使学生在平视的角度下就能与墙壁上的作品产生充分的视觉沟通。再如，教室内的空间布局也应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需求，让学生在舒适的体验中学习。 综上所述，基于学校文化的视角，立足学生生命成长的核心需求，整体构建学校环境，合理配置各项资源，使学校的建筑空间兼具美学价值与育人功能，是未来学校环境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人与环境论文:通识课“人与环境”课程体系的设计与构建 摘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培养目标。针对通识课“人与环境”课程体系的设计与构建，文章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仅为通识课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人与环境;通识课程;教学模式 大学生素质教育是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如何更好地实施通识教育，使学生在自然、社会和人文等领域掌握人类发展历程中积累的基本知识和价值，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认识、分析自然和社会现象并进行批判思维的能力，是新形势下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紧迫课题，也是“人与环境”课程体系的设置依据。“人与环境”是以通识课的形式，针对高校非环境类专业学生开设生态环境课程，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本门课还担负有普及环境教育、提高全民族环保意识的重任。本文针对“人与环境”课程体系的设计与构建谈几点体会，与同行探讨。 一、教学内容的设计 教学内容是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应该获得的思想、观点，以及良好行为习惯形成的总和[1]。我们根据通识课的特点及当代大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遵循科学性、基础性、发展性、可接受性、时代性及多功能性等教学内容选定标准，在“人与环境”课程的教学内中设置了“环境学基础”、“全球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环境与健康”及“环境与产业”等主要章节。但由于全校通识课的推广时间短、数量有限，很多学生是出于“学分”要求，“被迫”选择了本门课程，因此学习热情不高。为了确保教学效果，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我们对授课内容进行了适当补充。 1.引入环境热点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必须经常关注专业网站，获取最新知识，掌握国际上专业动态，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应该把一些对学生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有用的网站及时推荐给学生，并指导学生上网查寻相关资料，以增加信息量和扩大知识面。如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新兴科技的蓬勃发展给环境带来的潜在冲击及社会伦理争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规范》新增加的空气污染指标，PM2.5（可吸入颗粒物）的危害及检测等。这样学生就能了解本学科当前发展的趋势、研究的热点及争论的问题，也能认识到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都是可以用本课程的原理来解释的。 2.补充课外阅读。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到课堂内学不到的知识，读书对道德情操、人格品质、精神境界的形成与提高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课外阅读更是提高学生素质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2]。因此，我们推荐了《寂静的春天》、《瓦尔登湖》、《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同的未来》、《失窃的未来》、《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亲历可可西里10年》等十余部在环境领域较有影响的经典著作。要求学生从中选择一部阅读，并提交一份1500字以上的读书报告。这种方法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又能学习到一些课本里学不到的知识。 3.引入史实和事例。在“人与环境”课程中，涉及到许多史实和事例，这些史实和事例往往更具说服力和震撼力，也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解除疑惑。例如，在讲述“地圈与人类文明”部分时，以“美苏尔文明的衰落”警示过度浇灌可使土壤盐碱化，造成粮食减产，最终导致文明衰落;通过“复活节岛之谜”启示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这些史实和事例不仅使学生开阔了视野，也增强了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使他们更加关注环境问题[3]。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 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的基本手段，它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成败、学生智力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我们依据教学目标、教材内容特点及学生实际特点，对本门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以下探索： 1.运用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人与环境”是面对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课。学生专业、背景各不相同，除了理工科学生与人文艺术类学生的差异外，还存在中国学生与留学生的差异。因此，授课内容既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对于一些先修课程可能学过的，或比较容易理解的内容，以课堂提问的方式来完成;对于一些需要一定专业基础的或较难理解的内容，则通过翻转课堂式教学（Flipped Class Model）模式实现教学目标。例如，在讲大气污染物NO时，我们预先提出问题：什么是温室效应？引起温室效应的气体有哪些？NO对人体有哪些危害？……同时提供资料，启发学生思路，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得出结论。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学习，而且还能学习到很多课外相关知识。如NO可引起变性血红蛋白的形成，影响中枢神经系统;NO还能作用于平滑肌细胞，造成血管和组织舒张;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穆雷德教授（Ferid. Murad）也是因为发现了硝酸甘油（Nitroglycerin）能经由精氨酸（Arginine）反应途径产生气体分子NO的作用机制，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等。 2.组织课堂专题讨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但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让学生在宽松愉快的氛围下对所学知识产生兴趣，主动接纳知识。为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我们在课堂上精心安排了几次课堂讨论。例如，观看环保影片Home，进行全球环境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学习和讨论。此外，每年的3月22日及6月5日，分别进行“世界水日”及“世界环境日”主题讨论。通过课堂讨论，极大限度地活跃了学生的学习气氛。通过相互交流意见还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口头表达能力。 3.开展实践教学。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与统一，用理论分析实际，用实际验证理论，使学生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理解和掌握知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理论联系实际是保证所学知识与其来源――社会实践不致脱节，使学生掌握的知识能够运用或回到实践中去。因此，在我们的课程体系中，每学期安排6个学时的“校园环境”素质拓展活动，其目的是倡导绿色校园，从我做起;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内容包括：团队组建及展示（队名、队徽及行动口号）、素质拓展（校园环境实地调查）及活动总结（调查汇报）。此外，还组织学生参加校内绿色科技及校外的清洁生产参观学习活动，参观后每人提交一份不少于500字的参观心得。通过社会实践学生就能认识到所学知识在现阶段或未来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三、建立多元化考核方式 考试是督促学生系统总结所学课程的重要手段，也是教师取得教学反馈信息的主要方法。大部分学校学生的学习成绩都以期中、期末笔试考核为依据进行评定。这种单一、片面的评价模式，既无法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又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因此，为了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学习成绩，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1.考试内容的改革。考试内容的改革是因材施教，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开展创新教育的重要手段。传统的考试内容都是教师围绕着教学大纲中“重点”出题，学生始终处于“背知识”的被动状态。为了促进学生的自觉学习，全面考查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我们扩大命题范围，考试内容不仅涵盖课堂所学知识，同时兼顾当前的环境热点问题和学科前沿动态，想取得高分数的学生只有阅读更多的文献，学习更多的知识。 2.考试方式的改革。为督促学生自主学习，我们缩小了期末考试在整个成绩评定中的权重，而且采用“口试”的方式。口试题目事先公布，学生通过选题、查阅资料、制作PPT、答辩等环节取得“口试”成绩。这些试题大多是近年所发生的环境问题，其内容不在教师授课内容中，也没有“标准”答案。这种考试方式不仅可引导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同时还可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表达能力。 3.成绩评定模式的改革。根据学生的学习态度、表达能力、合作能力等制定出严格的评分标准给以量化，与学期末口试成绩一起按比例进行综合评定。其中平时成绩占20%（考勤10%、课堂小测验10%）、环境实践占35%（环境调查15%、环境提案10%、参观感想10）、读书报告占15%、期末考试占30%，期末考试为口试。这种成绩评定模式既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学习成绩，又有利于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高。 四、结语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如何解决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现代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为了普及环境教育，提高大学生环保意识，我院开设了面对全校学生的通识课程“人与环境”。几年来，我们通过对“人与环境”课程体系的设计与构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教学内容的丰富与更新、教学手段的强化，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而且增强了学生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使他们更加关注环境问题。 人与环境论文:人与环境课程的研讨式教学探索与实践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正确认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简述了人与环境基本关系，然后分析了《人与环境》课程的重要性，最后重点探讨了《人与环境》课程的教学探索。 关键词：人与环境；研讨式教学；探索；实践 一、人与环境的关系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手段日益发达，规模空前扩大，这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不适当的开发利用却使自然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正确的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才能更好的保护环境，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编写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以小说的形式预言农药对人类环境的危害。在书中，蕾切尔详尽细致地讲述了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的广泛使用，给环境所造成的巨大的、难以逆转的危害，并向人类提出警示，使人们明白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这本书强烈震撼了广大社会民众，呼吁人们要重新端正对自然的态度，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人和环境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是人类发展的根基。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从环境中吸取营养物质，并将其活动产物排放到环境中，同时环境要具有容纳并消除活动产物的能力，因此人类离开特定的环境则无法生存和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排放出的废气、废水、废物，输送到环境中，造成环境污染、土地沙化、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1]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人和环境的辩证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努力寻求和解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到环境利益，以求得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人与环境》课程的重要性 当前，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在“十一五”期间，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采取严格有力的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切实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2]。随着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环境及其相关专业，涉及水资源处理与供给、排水工程、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与处置、噪声控制工程、环境影响评估等，帮助学生从专业技术层面了解和认识环境问题。对于环境专业的学生而言，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能够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环境问题；对于非环境专业的学生，缺乏专业的途径来认识当下的环境问题。作为一门选修课程，《人与环境》课程的设置不仅面向环境专业学生，更是以非环境专业学生为授课对象，从本专业的角度，向他们普及环境方面的相关知识，介绍当前热点环境问题的由来、发展现状、相关的政策措施以及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等，有助于他们更加深入的认识环境问题。然而，由于这部分学生并没有专业基础知识，如何能够将其自身的专业知识与课程联系起来，保证教学的效果和质量，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近三年的教学中，我们对《人与环境》课程的教学活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 三、《人与环境》课程的教学探究 1.优选教学内容。由于客观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人类特有的改造和利用环境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和环境呈现着极其复杂的关系。《人与环境》这门课程重点探讨人与环境间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问题，除了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点的掌握之外，更应该重视对当下热点环境问题的关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淡水资源危机、全球变暖与温室效应、固体废弃物处理、电磁辐射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变化与温室效应、海洋污染、臭氧层空洞、土壤荒漠化、化学污染等成为目前较为严重的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本课程的内容基于以上热点问题，展开教学，向学生全面介绍相关问题的现状、形成原因、目前的应对措施以及我国乃至全世界对该问题的长远计划，使得学生更加具体、形象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 2.重视教育相长。作为一门选修课，选修《人与环境》课程的学生来自同专业。近三年来，选修本课程的学生来自医学、土木建筑学、统计学、会计学、护理专业等不同专业，这些学生本身并不具备环境方面的相关知识体系，如何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专业特点，将教与学有机联系起来，并且互为补充，实现教育相长是我们教师要考虑的问题。考虑到这门课程涉及内容广泛性，并且课时有限，我们认为构建一个开放的、研讨式的课程体系更能够使学生充分融入课堂，更好的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自主性的发挥有利于知识点的理解和贯通。开课时，在简单介绍当前环境方面的热点问题后，由学生自由选择感兴趣的方向，进行统计后，在后续的课堂上按照选定的内容做专题介绍。同时为进一步增加课堂互动性，可安排学生自助选题，在课后查阅文献，制作幻灯片，并进行讲解，其他同学可以围绕这一主题深入提问和探究。每个专题由2～3名学生介绍其查阅的相关进展，每次上课用1/4多的时间，用于学生PPT讲演。一方面在PPT制作过程中，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发现疑问，培养其逻辑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在讲解和提问的过程中，也锻炼了其口头表达和快速反应能力，为日后的论文答辩乃至工作应聘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两年多的探究，这种人人参加的课程建设和授课方法，已得到学生的遍及认可和喜欢，并且环绕课程主题进行深入的交流，拓宽了课程内容，起到十分积极而正面的效果。 3.改进考核方法。目前教学考核方式主要是试卷考试，考察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但是单纯知识点的考核并不能满足《人与环境》课程设置的目的。《人与环境》课程更是要考察学生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并且结合对学生科学论文写作素质的要求，因此在考试的过程中，减轻常识点的考核比重，用综述性论文取而代之。比如要求学生以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为论题，查阅文献资料，阐述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目前的现状、解决的办法，尤其要求学生充分结合自己的学科特点，提出专业性的建议和意见。课程论文形式参照《环境科学与工程》论文的要求，包括题目、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给学生提供充分的科学探究的机会，能够有效的培养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通过对问题的描述、发展现状和解决办法的概括和凝练，极大的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语言组织等能力，为他们终生学习和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4.授课内容的多元化。鉴于人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并且环境问题是多方面交叉作用的结果，因此要理解和解决环境问题必然需要多学科交融。目前许多高等院校都设有环境及其相关专业，且师资力量充足，引入的相关老师研究方向涉及生态学、生物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毒理学、安全工程等多个学科，可以根据教学内容不同，设置各个专题，由一位老师牵头，各个老师根据自己从事的研究方向选择专题进行授课，学生不仅可以掌握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更能够了解和熟悉各个专业最新的研究内容和前沿动态，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并为其将来的职业选择提供多元化思路。 5.调查与专题探究相互合作。课堂讲解、专题论述等方式可以帮助学生在知识水平层面加深对人与环境关系的了解，如果能够使学生亲身体会到人与环境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则能够极大的激发他们对环境类专业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安排课后环境保护调查项目，比如以校园及周边区域为调查对象，调研相关的污染状况，了解污染来源，对周边动植物环境的影响，并对此状况提出自己的建议或意见；通过造访周边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污染处理终端，与相关工作人员交流，切身了解城市垃圾的现状、处理方式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或是选择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选题，如校园试验废水、教学楼粉笔粉尘、食堂里的一次性塑料袋、宿舍里的废物和废水等，调查这些垃圾产生的原因、相应的处理方式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等。通过实地调查活动，一方面能够拓宽课堂教学内容、添补实习教育的空白，另一方面能够有效的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课程中来。调查过程中，学生通过对实地考察，培养其敏锐的观察力；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调研，分工协作，有助于其团队合作能力发发展；同时还需要与相关的工作人员或是其他同学、老师交流，可以锻炼其沟通的能力。这一系列的体验，不仅使学生体会环境与自身密不可分的关系，将环境保护的理念深入心中，更是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其将来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结束语 在《人与环境》专题课程教学过程中，我们通过总结与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对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不断的进行探索，逐步形成了开放式的教学体系，真正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有限的教学资源和时间得到充分的利用。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切身认识到人与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并在实际行动中以身作则贯彻环保理念，同时通过课堂讲演以及课程论文的训练，显著提高学生的研究兴趣和科研素养。 人与环境论文:加大我国环境保护力度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摘 要]环境、资源、健康被公认为是可持续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环境保护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而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生态系统遭受到破坏，环境不能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因此，要及时发现这些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研究其对策，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环境保护 和谐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影响，我国的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大自然开始了无情的报复行动，这是我们对大自然破坏得到的惩罚。“十五”期间提出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这是我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要求和指导方针，必须要认真贯彻执行，为我国防治污染、保护生态、实现环境根本好转做出贡献。 一、环境保护的基本概念 环境保护，是指人类针对目前的环境污染情况，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以调整人类生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此外，环境保护也是人类自主探索与合理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的过程，以减少资源利用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创造更为合适的生态环境。我们应对已被污染的自然环境进行综合治理，通过各种手段或渠道加以改造与恢复已污染的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与人类的生活、社会发展等密切相关，其不仅能有效改善人类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还能推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助于促进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势在必行 1、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十五”环境保护计划指标没有全部实现。二氧化硫排放量相比增加，化学需氧量未完成削减的控制目标；重点流域和区域的治理任务只完成计划目标的一半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染严重；一些大中城市灰霾天数有所增加，酸雨污染程度没有减轻。全国水力侵蚀面积扩大，沙化土地增加，天然草原退化严重；许多河流的水生态功能严重失调；生物多样性减少，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一些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退化。农村环境问题突出，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危险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污染持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显现。我国已进入污染事故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 2、加强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未来15年我国人口将继续增加，经济总量将再翻两番，资源、能源消耗持续增长，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必须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坚持执政为民、提高执政能力的实际行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加强环境保护，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实现更快更好地发展；有利于带动环保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加就业；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和道德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人均寿命；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为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环境保护工作，痛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 三、加强环境保护的对策措施 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环境保护工作，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完善监督体制，建立长效机制，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 1、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 一是要抓紧制订有关土壤污染、化学物质污染、生态保护、遗传资源、生物安全、臭氧层保护、核安全、循环经济、环境损害赔偿和环境监测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修改并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做出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的规定，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二是要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对不执行环境影响评价、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不正常运转治理设施、超标排污、不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在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开发建设和开展旅游或者违规采矿造成生态破坏等违法行为，予以重点查处。 三是要加大对各类工业开发区的环境监管力度，对达不到环境质量要求的，要限期整改。 四是要完善对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机制，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 2、健全环境管理体制，完善环境监管制度 一是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加大国家对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情况的监察力度，强化中央政府协调解决跨省界环境问题的能力，督促检查突出的环境问题。 二是要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组织落实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任务，监督下一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环保工作落实情况，查处重点单位环境违法行为。 3、建立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增加环保资金投入 一是要加大政府环境保护投资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环境保护投入列入本级财政支出的重点内容并逐年增加，加大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保试点示范和环保监管能力建设的资金投入，要严格执行国家定员定额标准，确保环保行政管理、监察、监测、信息、宣教等行政和事业经费支出。 二是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城乡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有关工作的投入，完善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鼓励各类所有制经济积极参与污染治理设施投资和运营，支持有条件，具备专业化经营管理的环保企业发行债券、股票上市等，也可以借助体育彩票、福利彩票等融资方式，广泛募集社会资金投资建设污染治理设施。 四、总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是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居民得以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文明的象征。而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们不再满足于温饱，开始追求更优质的生活条件。但是，为了更加满足人们的需求，很多的自然资源和动物资源被无情的破坏了，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人类自身。大自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只有在优质的环境中健康生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快乐，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一点点小事做起，共同来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园。 人与环境论文:人与公共艺术环境设计 摘要：公共艺术的作用就是通过艺术与文化在规划设计、环境建筑、园林景观中所起的作用，提高整体环境尤其是城市环境的层次，营造出历史与艺术的和谐氛围。而公共艺术总体设计的作用就是制定公共艺术围绕公共环境艺术设计，公共设施与环境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 ，城市公共艺术，大学生公共艺术， 公共管理等艺术成为一个整体，使公共环境艺术设计表现出更好的人文气息。这也是值得艺术设计学习者很好的研究和学习的主题。 关键词：公共艺术；环境设计；人与环境 近年来，环境艺术中的各个侧重点设计不断的发展，并且衍生出不仅仅是建筑，室内环境设计，还包括室内外园林、景观、城市雕塑、城市公共环境等一系列新学科。这其中公共艺术，公共环境艺术的蓬勃发展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同时，也在与其他人相遇中自由交流，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中建构着公共的人文精神。 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于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 公共环境艺术最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公共艺术从产生时期就与城市结缘，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 一、艺术具有开放性、民主性和参与性三个特征 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诞生在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与治理，一些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场地从美术馆挪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以雕塑为主要代表的室外艺术大量出现，公共艺术一词也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倡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直接赞助公共艺术则把这种艺术活动推向了高潮。 二、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 城市的片面发展必然引发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人们对艺术化回归的渴望。进入21世纪的城市，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向有文化积累的城市转移，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三、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环境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 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带有更多的群体而非个体、社会而非个人、共享而非占有的非功利色彩。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四、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和象征 在我国，公共环境艺术是一个新概念。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城市公共领域的不断增多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密切关联。可以说，公共艺术理念在我国城市的不断深入和其文化价值的突显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我国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随之迅速加大。公共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商业社会的特征相吻合，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艺术，以充斥于各公共空间的各种广告为标志；另一方面，伴随着公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以消费为特征的艺术――波普艺术悄然兴起，它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兴趣，提倡具有平民趣味的文化消费，公共艺术呈现出大众参与的态势。在艺术设计上，由于城市设计思想纳入城市规划当中，随着大量欧式建筑在中国大城市的出现，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异彩的公共艺术和个性建筑相呼应，市民广场、沿街立面、草坪美化、滨水景观、商业街公共艺术等的大量出现成为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化景观，公共环境艺术的多元化存在成为构筑城市文化的风景。 所以说，公共环境艺术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代表，是城市内在的文化，是城市底蕴的标志。所以要在公共艺术、公共环境艺术上正视问题，认真解决，达到人与环境的和谐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懂得与人们对话的技巧，通过对话，把公共艺术做成市民的作品、小区的作品、城市本身的作品。参与艺术的过程也是艺术领悟的过程。城市在发展，我国的公共环境艺术事业前景可观，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需要获得一种精神，一种把握了解城市历史、文化根源的精神，这种精神的需要每一名设计学习者，艺术设计工作者、公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人与环境论文:从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看艺术设计的发展 【摘要】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的质量要求已经不再拘泥于物质生活本身，而是更多地从生活理念的角度出发，需要从大自然中给予精神营养。艺术设计是生活实践的升华，自然形态是艺术设计中获取创意灵感的资料库。在艺术设计中，从绿色低碳的角度出发，对于自然形态以模仿，对于扩宽艺术设计思路具有积极的意义。本论文从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角度探讨艺术设计的发展。 【关键词】人与环境的互动；艺术设计；生态文明 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艺术创作中所需要汲取的材料都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挖掘。所以，艺术虽然是艺术家的创造，但是离不开社会实践这个“材料因”。随着生态文明思想逐渐渗入到人们的意识当中，艺术设计领域将与生态文明相关的各项元素与设计思想相融合，使得设计观念中更多地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设计观念，实现了人与自然的互动。 一、艺术设计是自然中汲取的文化 艺术创作依赖于大自然赋予的灵感，特别是人类生活环境中，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使得改变人们生活等各种元素不再是物质本身，而是更多地向精神境界延伸，从而实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艺术家的作用就是将客观的自然界和主观意识相结合，构建属于人类自己的精神家园，并将其融入到现实生活中[1]。艺术设计以及其产品所构成的世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成为人类文明传承的一种途径。 比如，原始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一些现象无法理解，就会将这些神秘无知的自然现象作为图腾来崇拜。通过考古学家所获得的资料显示，包括河流、山川以及日月星辰等等，都会被图形化和符号化，被凿刻在各种器物中，代表着某种心灵意识。这些符号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种装饰形式，或者是一种信息传达方式，对于社会研究角度而言，则是一种社会生存环境的写照。对于现代人类而言，可谓是形象化的社会文化启迪。从两国流域文化到四大文明古国，人类文明的足迹可以从各个社会时期的艺术设计成果获得。通过这些时代性的造型，就可以从中了解到人类的审美情趣和观念意识。 二、艺术设计的社会历史性 （一）艺术设计是人的活动的结果 艺术设计活动并不局限于设计活动本身，而是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中，包括城市环境设计、建筑设计、包装设计以及工业设计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艺术设计也不断地将各种时代元素注入其中，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品应用于生活环境中[2]。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以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为主。在这样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为符合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哲学思想。中国的祖先长期以来与自然界斗争，哲人提出了“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可见，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万物与人同一的道理。基于这一哲学思想，中国古代艺术设计家在艺术创作中，不仅要领会自然，还要基于主观意识对自然的理解进行超乎自然的创作，产生了意会的效果，这就是中国艺术审美的的意向美取向。这种艺术创作思想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系统化的艺术标准。审美是主观的，是人对于事物的认知而形成的深层次意识。艺术设计的审美性突出其时代性，使得社会历史性呈现出来。 （二）艺术设计是人类文明的呈现 1.古代艺术设计形成了精神层次的自然与人的融合 中国的艺术设计成果是社会历史的见证，通过中国建筑、建筑室内环境设计、日常生活用品的装饰等等，都成为了了解历史事件的依据。比如，碑文、古代建筑材料、各种篆刻以及居室内的装饰材料等等，都可以通过对这些已经抽象化的符号以解读，对于社会时代文明以了解。汉代的画像石，秦代的兵马俑，直到清代时期的织绣、剪纸等等各种民间艺术。这些不同时期的民族艺术相贯穿，形成了中国社会历史文明[3]。这些古代的艺术设计所代表的是精神之美，是大自然与人的精神相融合而形成的审美意识，其中不仅涵盖着人对于自然生活环境的理解，还赋予了道德情操之美，形成了精神层次的自然与人的融合。 2.现代的艺术活动提升人与自然的和谐度 现代的人类经历了工业发展和信息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改变。现代的艺术设计是基于艺术实践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已经融入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且改变了人的普遍行为方式。无论是工艺技术，还是信息技术，都力求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提高人与自然的和谐度。随着社会的变革，艺术设计也会随着文化思想而发生改变，因此，不同的社会时代的艺术设计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现代的艺术设计是建立在现代的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的，借助科学技术而发展起来，并以形式多样的艺术设汁活动呈现。 从十八世纪的“艺术设计运动”到二十世纪的“包豪斯风格”思潮，所有的艺术设计活动都是建立在人的主观意识的基础上，这也同时说明了处于不同时期的人们都已经建立了不同的审美观，这其中，人的社会实践是意识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是快速发展，特别是古代人类对大自然等各种幻想正在依赖于科学技术而实现，不仅使得人类越来越适应现代环境，同时还将天然自然改变为人化自然[4]。 人类生存环境受到工业文明的影响而不断地遭到污染，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城市生活环境污染等等，使得自然生态环境不再平衡发展，而人类的生存与健康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使得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与环境和谐相处，不仅是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三、人与环境互动促进艺术设计 （一）合理利用自然材料 在艺术设计中合理利用自然材料，可以在艺术造型上以自然材料本身的形态进行设计造型，加之人的主观思想的渗入，实现艺术设计中的人与环境的融合。自然材料都具有一定的质感，将其用于空间装饰中，可以实现艺术设计作品更就有空间感，同时还使得自然材料的原生性得以呈现[5]。这种源自于大自然材料的天然艺术之美与艺术创作者主观思想之审美的融合，使得艺术设计作品更具有生命活力。 （二）对于绿色植物合理利用 随着环境污染程度越来越严重，人们的绿色低碳意识越来越高。在艺术设计过程中，从现代人们的审美角度出发进行艺术设计，不仅可以突显艺术设计的绿色意识，还营造了温馨的环境，更提升了人们对于艺术设计成果的接受程度。以室内艺术设计为例，采用绿色植物以及各种挂件进行装饰，减少各种化学涂料的运用，不仅可以使室内装饰自然化，还提升了人的健康关键[6]。 总结： 综上所述，对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对艺术设计发展进行探讨，不仅涉及到艺术设计本身，更多地要考虑到人们的生活，诸如生活用品的装饰、建筑物的造型和装饰、城市广场设计等等，社会的艺术设计灵感在现实生活中汲取，同时还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体现，可谓是艺术设计的大自然回归。这就意味着艺术设计不仅局限于设计思想本身，还要覆盖到人类活动空间，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通过艺术创作体现出来。 人与环境论文: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性 摘 要：人类诞生以来，就开始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是一个由浅入深，从低级到高级，从片面到全面的逐步完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它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自然至上的朴素自然观，宗教神学自然观，“天人对立”的机械自然观和人与自然和谐观。如果单纯地究其理论渊源，自然引发一系列历史性、哲学性的深层次的东西，以及众说纷纭的学说、学派、体系。笔者试图撇开这些理论渊源，从我国目前人与自然环境的困境入手，探讨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必要手段。 关键词：人；自然环境；和谐 一、我国目前人与自然环境的困境 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得我国处于一个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尴尬境地。我国环境处于恶化阶段，治理能力远远落后于破坏的速度，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仍在加剧。我国的自然环境污染具体体现在：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 第一、水污染。我国水资源总量2.8亿立方米，位于世界的第六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使得我国的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全球水平的四分之一。不仅如此，我国受污染的水源还包括全国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据统计，我国75%的湖泊水体富营养化，只是受污染程度有所不同。我国的各大城市中，水域受污染的情况也相当严重，90%的城市中的水体都已经受到污染，南方城市虽然河流湖泊多，降水量也相对来说较大，但缺水却相当严重。其原因是由水体污染所致。地下水是我国饮用水的主要水源之一，但对我国118个城市进行地下水的调查时发现，其中115个城市地下水已经受到了污染，其中重度污染约占40%，此外，由于我国的污染处理缓慢，导致我国的一些重要水系处于重度污染，如辽河、淮河、海河的功能已类似于一个排污场，另外，滇池、巢湖、太湖也因为严重的富营养化而使得其使用价值在逐步地丧失。 第二、大气污染。《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相关数据显示：全国471个县级以上城市进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5.5%的城市是三级标准，1.7%的城市低于三级标准。大气污染主要分以下几种污染： 一是二氧化硫。因为中国的工业主要是以煤炭为主，随着煤炭使用量的增加，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所以由二氧化硫排放引起的酸雨污染范围也不断扩大，这对于我国的粮食、水果、蔬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得产量降低，林木大量死亡，土地和水源也被酸化。大气里二氧化硫的存在也是人体呼吸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二是粉尘、烟尘。烟尘的排放主要来源于火电厂，由于目前我国的许多电厂仍在使用一些效能较低的除尘器，所以对于烟尘排放量来说还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三是机动车的尾气。私家车拥有量近年来迅速增长，汽车排放出来的尾气主要成分为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碳氢化合物，这些物质的排放总量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2010年11月4日环境保护部门公布了《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在年报中，我国第一次将我国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公布，并系统地介绍了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的进展。我国机动车污染日益严重，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已经成为各大中城市空气质量下降、空气污染的元凶。其中，汽车尾气排放的碳氢化合物和一氧化碳超过了70%，氮氧化物和颗粒物超过90%。除此以外，汽车排放的尾气中所含的铅也是大气中的重要污染物，铅还能与空气中的悬浮物凝结成铅尘，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铅这种有害物质的排放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将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四是雾霾。2011年10月以来，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词汇进入公众的视野―PM2.5，并且在2012年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正式将PM2.5正式纳入“国标”，成为各省市强制监测的标准。PM2.5也叫可入肺颗粒物，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PM2.5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而且在空气中停留的时间长，对大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我国近两年来，北方部分城市经常出现大雾天气，就是雾霾天气。在这种雾霾天气里，空气中就漂浮着PM2.5。由于PM2.5来源广泛，能源结构复杂，控制难度大，因此成为近年来大气污染的新难题。 第三、固体废弃物污染。固体废弃物的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废弃物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等。近几年随着工业的发展，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成分日益复杂，目前已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自净能力。我国工业方面的固体废弃物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另外城市中的生活垃圾的增长速度很惊人，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而垃圾的处理能力并没有随着垃圾的增长而提高，而是对垃圾处理水平十分有限，目前我国城市垃圾的处理大多数都是采取填埋的方式，焚烧只占了极少的部分，垃圾处理问题困难重重。不仅如此，若固体废弃物经日晒雨淋，它们所渗出的有毒物质渗入土壤后，会使得土壤的结构发生改变，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妨碍植被的生长，破坏生态平衡。此外，农村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二、人与自然环境和谐性的必要措施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思想倾向和人类对自然环境认识的局限，从而扭曲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要科学地理正这一关系，笔者试图从以下几点给以建议。 （一）改变传统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观。 传统发展观是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并把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为了追求高增长，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加重了环境破坏的广度和深度。把资源、环境问题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或外部环境。用这种价值判断作为标准引导人类生产活动，其局限性只考虑眼前的功利与实用，不顾及人类的长远利益，为了发展经济，人们不顾一切地掠夺资源，使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建立在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上。在这种传统发展观支配下的经济增长中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企业在生产产品的同时，毫不顾忌地浪费资源，边生产边污染。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创新，它以整体性作为发展观的出发点，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指标来衡量发展的结果，在发展目标上追求质量型的经济发展，强调经济发展的人文关怀，在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而且把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到新的高度，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把生态文明建设首次作为单篇加以论述。 第二、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必须坚持全社会参与，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面作用。不断提高政府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主导作用，加大投入，强化监管，利用市场机制，合理分担环境义务，鼓励公众参与，加强舆论监督。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解决一些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的环境问题，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所突破，坚持保护与建设、预防与治理并举，保护和预防优先，避免出现新的破坏和污染，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提高建设和治理效果。坚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生态建设要注意与山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要求相结合，污染治理要与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提高生产和建设的技术水平，减轻对生态和环境的压力。同时，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开发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先进适用技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坚持全方位的对内、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多方面吸收和引进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在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中，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利用国外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解决我国生态和环境问题。 第三、构建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人类从古到今认识和探索自然界的高级形式。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要提高全民的生态文化教养，必须重视生态文化教育。使人们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尤其掌握生态科学的知识，从而培养具有建设生态文明能力、具有生态文化教养的人才。来建立和不断完善具有特色的生态文化教育体系，以此来开展长期的、全面的生态文化教育，以保障全民的生态文化素质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综上所述，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类探求的重要课题之一。虽然我国面临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困境需要我们摆脱、需要我们探求对策，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有效出台，相信我国必然会探索到更有效的解决途径。 人与环境论文: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谈室内设计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已然行走于21世纪的今天，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同样，从人与环境关系的高度来认识环境的发展与创造，也是近年来环境艺术学认识上的一大进步。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以及信息交流有了飞速的发展，人类生存和行为在范围上已经大大扩充，内容上也不断丰富与加深，环境问题已不仅仅只是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而是要解决人类生存、行为的全面要求及提高生活的质量；充分地满足人们置身环境中的生理和心理的双方面需要。因此，人们对其自身环境生存与行为质量认识程度，以及环境的美化、科学化、合理化和完善化的程度具有较强的认知判断力。 第一部分 环境指的是围绕着人和一切生物的一切外在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城市环境、社会环境、社会生活方式、文化心态以及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山水有灵，天人和一”“人与天地相应”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宇宙观，这不仅说明了人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也表达了环境和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 环境的感知效应对室内设计发展的影响 作为室内空间主要在于为人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合理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其本质是人们为进行各种生存活动而对环境进行改造，创造出物质、精神特性上与人相通的环境，以支持人类生存的各种意义。室内环境应当满足人们在生理上、心理上的各方面要求，应有舒适的功能设施、良好的空间视觉形象、合理的温度与湿度，必要的风速，新鲜的空气，充足的光线和不受周围环境的热、光辐射与噪声干扰的不利影响。要想室内达到好环境，就必须使人的感觉效应达到最佳的状态。 室内环境具有以人为主体的空间的基本属性和特性，它是由特定的环境空间同感觉它的人之间产生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空间环境的主体是活动着的人，而环境的感知效应是人与空间环境的媒介。它所产生的形式特性与其主题的象征性、文化内涵有着必然地联系。我们所进行的室内设计只是将生活世界的各种因素反映在室内的空间形态、界面、结构、陈设等感觉体上，使得这种空间具有很强的感知效应，成为了一种载有人的情感意识的感觉空间。当人们处于这样的空间中，由于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使人不自觉地将该空间与历史进程、社会环境、文化心态等模式联系在一起，当形式和内容与人们活动的心理状态相吻合时，该室内空间便能支持人们活动时的情感，使心理的结构稳定。此时的室内空间环境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们会产生归宿感、安全感、舒适感。 要处理好室内环境与人的关系，使人的感知效应达到最佳状态则需要室内设计师的精神创造，室内设计师在进行室内设计中要研究人们的环境心态、这样对空间的形式进行创造时，就会使空间的形式具有精神的成分，具有情感的意识。它可以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作用。如果设计师没有这样的精神创造，室内的环境空间也不会引起人们内心活动的形式特征。人们也无法区别这类空间的特质；无法在情感上与空间进行交流。因而使得空间形式与意义的感觉效应模式无法建立起来。所以，一个良好的室内空间环境的建立取决于环境的形式是否实现了人们生活世界的种种精神要求，取决于人们的生存状态反映在室内环境上的理想程度。取决于室内设计师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体系中对室内环境进行人性化的处理与创造。 室内环境是为人们室内活动提供的场所，它随着人们的生活而拓展扩大，并逐渐发展成为互相渗透不可分割的环境整体，人们通过自身的感觉效应，在生存活动中不断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们对室内空间环境的感觉效应实际上是对空间的一种体验，在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人群对空间的理解、对空间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这其中主要包括了人们自身行为以及心理与环境空间相聚合的秩序。这些实例不胜枚举，如莱特的考夫曼别墅、米斯一凡德罗的范斯澳斯住宅、勒・柯布西埃所强调“阳光、空气和绿地”、格罗皮斯对住宅的日照、层高、间距等关系的研究等等，把人与环境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和谐，使人、环境、风格、形式融为一体，充分表现了一种对人的关怀；一种环境的气氛；一种完整的、自由的个人空间。 随着人们环境心理的变化越来越丰富。现代的室内环境设计更需要对环境进行人性化的处理和意义的赋予，把人们的主观感受渗透到环境中去，使其成为个性和时代性的环境模式。成为能反映新时代精神和物质技术发展的新的历史。 二 环境创造的要求对室内设计发展的影响 首先，从环境的创造要求来看，人们对室内环境的要求，不仅要创造一个对身体健康有益的和工作、生活合适的环境；而且还要求创造性一个文雅、舒适、美观的环境，以美化生活。因此，现代的室内环境设计的必须要考虑人们的社会风俗、文化氛围、生活习惯和个性特点等因素，并在室内设计的创作中体现出来。在这世纪之交的年代，人们盼望着环境与人关系和谐，并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环境模式，人们基于对生存质量的深刻认识与反省以及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异化”现象中，努力寻求情感上的平衡。而室内设计也正向着更丰富的环境设计理念发展，其环境理念包含了室内环境与文化；室内环境的表现层次与表现系统；室内环境艺术与审美信息传播；室内环境与人的心理作为；室内环境与形态构成学；室内环境与社会学；室内环境与民俗学等等。这些理念发展与研究必将开阔室内设计师的眼界，使我国的室内设计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高度。 其次，从环境的创造要求来看，室内设计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设计学科。在创作中体现了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它可以更广泛、更直接、更生动地传递各种信息。21世纪正是处在新的边缘学科与综合性学科不断出现的时代，许多新的学科既是分化的产物又是综合的产物。作为室内设计的发展也正是处于分化与综合的辩证过程。它借助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去探讨室内环境设计的发展规律，从“室内环境学”的角度来研究和预测其发展前景，从而调节、控制以达到利用、改造室内环境的目的。 再次，从环境的创造要求来看，室内设计的研究方法更加深入。它已不再仅仅是对环境空间的美学要素或是主观情感的某一方面分析，而是在识别室内环境的各种构成要素时，不只是去分析情感的本身，而是在分析产生情感的复杂的刺激物，这样，人们就可以研究环境空间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环境对人产生的影响及环境与人的关系，是把人的情感和环境实体空间放在一起研究。室内设计师在进行环境空间的创造时，把客观对象的性质与人的心理因素结合在一起描述，并加以综合分析，形成主客观相结合及交叉的研究方法。 第四，从环境的创造要求来看，对现在以及未来的室内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一，从室内设计在现代环境艺术中所占的比重和重要位置来看，室内设计师应具有更高的素质、修养、知识、技能和文化心理结构。应具有丰富的室内环境的工程设计的经验。其二，从室内设计师的审美心理结构来看，室内设计师应对环境空间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它是丰富人们内在情感的重要手段，也是室内设计师捕捉创作灵感的重要手段。室内设计师应对环境空间有着直觉的理解能力；其作用是在整体把握感受的基础上，抓住审美信息所传递的特有意味，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思维。其三，室内设计师应对环境空间有着丰富的想象能力；室内设计师在进行室内环境设计时，除了培养自身的情感效应外，更重要的是培养自身的知觉 注意，从对环境的细致观察、细致分析入手，大力的扩展想一、以满足人和人际活动的需要为核心 “为人民服务，这正是室内设计社会功能的基石。”室内设计的目的是通过创造室内空间环境为人服务，设计者始终需要把人对室内环境的要求，包括物质使用和精神两方面，放在设计的首位。由于设计的过程中矛盾错综复杂，问题千头万绪，设计者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以人为本，为人服务，为确保人们的安全和身心健康，为满足人和人际活动的需要作为设计的核心。为人服务这一平凡的真理，在设计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因从多项局部因素考虑而被忽视。 现代室内设计需要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等要求，需要综合地处理人与环境、人际交往等多项关系，需要在为人服务的前提下，综合解决使用功能、经济效益、舒适美观、环境氛围等种种要求。设计及实施的过程中还会涉及材料、设备、定额法规以及与施工管理的协调等诸多问题。可以认为现代室内设计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系统工程，但是现代室内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为人和人际活动服务。 从为人服务这一“功能的基石”出发，需要设计者细致入微、设身处地地为人们创造美好的室内环境。因此，现代室内设计特别重视人体工程、环境心理学、审美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用以科学地、深入地了解人们的生理特点、行为心理和视觉感受等方面对室内环境的设计要求。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使用对象，相应地应该考虑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幼儿园室内的窗台，考虑到适应幼儿的尺度，窗台高度常由通常的900～1000cm降至450～550cm，楼梯踏步的高度也在12cm左右，并设置适应儿童和成人尺度的二档扶手；一些公共建筑顾及残疾人的通行和活动，在室内外高差、垂直交通、顾所盥洗等许多方面应作无障碍设计；近年来地下空间的疏散设计，如上海的地铁车站，考虑到老年人和活动反应较迟缓的人们的安全疏散时间的计算公式中，引入了为这些人安全疏散多留1min的疏散时间余地。上面的三个例子，着重是从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人们的行为生理的特点来考虑。 在室内空间的组织、色彩和照明的选用方面，以及对相应使用性质室内环境氛围的烘托等方面，更需要研究人们的行为心理、视觉感受方面的要求。例如：教堂高耸的室内空间具有神秘感，会议厅规正的室内空间具有庄严感，而娱乐场所绚丽的色彩和缤纷闪烁的照明给人以兴奋、愉悦的心理感受。我们应该充分运用现时可行的物质技术手段和相应的经济条件，创造出首先是为了满足人和人际活动所需的室内人工环境。 三 加强环境整体观 现代室内设计的立意、构思，室内风格和环境氛围的创造，需要着眼于对环境整面的考虑。现代室内设计，从整体观念上来理解，应该看成是环境设计系列中的“链中一环”。 室内设计的“里”，和室外环境的“外”，可以说是一对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矛盾，正是为了更深入地做好室内设计，就愈加需要对环境整体有足够的了解和分析，着手于室内，但着眼于“室外”。当前室内设计的弊病之一-相互类同，很少有创新和个性，对环境整体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研究，从而使设计的依据汉于一般，设计构思局限封闭。看来，忽视环境与室内设计关系的分析，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二部分 现代室内设计，或称室内环境设计，这里的“环境”着重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室内环境是指包括室内空间环境、视觉环境、空气质量环境、声光热等物理环境、心理环境等许多方面，在室内设计时固然需要重视视觉环境的设计，但是不应局限于视觉环境，对室内声、光、热等物理环境，空气质量环境以及心理环境等因素也应极为重视，因为人们对室内环境是否舒适的感受，总是综合的。一个闷热、噪声背景很高的室内，即使看上去很漂亮，待在其间也很难给人愉悦的感受。一些涉外宾馆中投拆意见比较集中的，往往是晚间电梯、锅炉房的低频噪声和盥洗室中洁具管道的噪声，影响休息。不少宾馆的大堂，单纯从视觉感受出发，过量地选用光亮硬质的装饰材料，从地面到墙面，从楼梯、走马廊的栏板到服务台的台面、柜面，使大堂内的混响时间过长，说话时清晰度很差，当然造价也很高。美国室内设计师费歇尔来访上海时，对落脚的一家宾馆就有类似上述的评价。 另一层含义是，把室内设计看成自然环境-城乡环境-社区街坊、建筑室外环境-室内环境，这一环境系列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链中一环”，它们相互之间有许多前因后果，或相互制约和提示的因素存在。 香港室内设计师D.凯勒先生在浙江东阳的一次学术活动中，曾认为旅游旅馆室内设计的最主要的一点，应该是让旅客在室内很容易联想到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明斯克建筑师E.巴诺玛列娃也曾提到“室内设计是一项系统，它与下列因素有关，即整体功能特点、自然气候条件、城市建设状况和所在位置，以及地区文化传统和工程建造方式等等”。环境整体意识薄弱，就容易就事论事，“关起门来做设计”，使创作的室内设计缺乏深度，没有内涵。当然，使用性质不同，功能特点各异的设计任务，相应地对环境系列中各项内容联系的紧密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是，从人们对室内环境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综合感受说来，仍然应该强调对环境整体应予充分重视。 四 对室内设计发展前景的展望 纵上所述，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室内设计面临的课题越来越多因素化与复杂化，现代的室内设计给予未来的室内设计师是一种能力；一种创造精神；一种把握环境空间的观念和方法。我们看到，对室内环境本质的研究就是室内环境如何体现人对环境的把握，如何创造人性化的空间。如何处理好人与环境的最佳关系。室内环境氛围的完善程度决定了人们生存空间的理想化程度。这也是21世纪赋予我们设计师的责任。为了创造人们心中理想的而又美好的室内环境，需要室内设计师与人们心灵的沟通；需要室内设计师的艰苦创造。设计以人为本，21世纪的环境设计、环境氛围必将更有诗意。 人与环境论文:人与环境和谐艺术园林设计方案探讨 [摘 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人与环境和谐艺术园林的需求也有所增长。下面本文就从人与环境和谐园林设计方案出发，对现代园林设计方案进行探讨。 [关键词]人与环境 和谐艺术 园林设计 引言 环境艺术设计从中国园林“和谐自然”的设计思想中得到启示，在现代运用中扩展和延伸观赏者的感知能力。说到园林，中国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自然王国，虽以假山假水组合，表现出一个由花草、山水、建筑等组合而成的综合艺术品，却宛若天成，富有诗情画意。中国园林强调和谐，以“和谐自然”的设计风格和“人天同源”的哲学态度为造园主旨，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人与环境和谐艺术园林的发展 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推进，环境也跟着日益恶化，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担心居住环境的质量。城市景观设计师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崇尚自然，力求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作为园林景观设计的基本思路，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之路和人与环境和谐艺术园林发展道路。近年来，在国内现代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中，城市规划部门及社会各界已经认识到园林景观建设的重要性。建设园林景观， 展现园林的生机和活力成为园林景观设计的重要理念之一。 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园林景观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 逐步将园林规划放在城市生态建设的高度上去思考，并根据气候特点、自然风貌以及地域文化特征等差异，营造出了富有地方特色的环境。其中一些城市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地布局园林景观，使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得到了均衡发展。一些城市在园林景观建设中坚持创新发展与科学管理相结合，依据本地区的发展现状、景观风貌、历史文化等实际状况，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独特、切实可行性的园林景观规划理念。还有一些城市从实际出发，为满足城市规划的整体需求，通过有效的景观设计突出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内涵，完善了园林绿地系统，创造出了指标先进、质量良好、 环境改善、有利于城市生态系统平衡运行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园林绿化作品、标志性园林景观雕塑和游乐设施，在园林系统绿地的布局上形成了包括块状绿地、带状绿地、楔状绿地和混合式绿地 4种空间布局和模式，达到了全面展现城市乡土风情， 提升城市品位的长远目标。总而言之，人与环境和谐艺术园林发展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正以不同方式在城市建设中呈现。 二、人与环境和谐园林艺术设计方向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营造人与环境和谐的园林艺术设计，恰恰满足了人们追求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其中在人与环境和谐园林艺术设计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善用自然美 善用自然美，一是利用自然本质之美；二是利用自然山水之美。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自然是一切美的来源。山水、植物、是构成自然风景的基本要素，山水有清晖，清晖能娱情。以自然界的高山流水，郁木繁华有意识的加以改造、调整、开垦、修理，从而再现一个融于自然，高于自然的完美结合。自然之美的运用，不仅发掘了资源，也使设计者运用科技手段去概括和突出自然景观，更能赋予和谐自然的情趣，使人们更好的亲近自然、享受自然。 （二）巧用空间之美 园林环境空间又概括为序列空间、层次空间、边界空间、内外空间，各个空间之间巧妙的联系，使人们在无法察觉的状态下被引导，从而完成空间的转换，获得完美的空间体验和心理体验。园林空间之美，使人深陷其中，从而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意识，使观众在轻松、顺畅的方式下享受景观中的乐趣。增强人在环境中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体现出更富有活力的景观空间。 （三）善造界面之美 界面在表现形式上善于隐藏，注重含蓄美，界面是界定空间的要素。景观中界面的竖向设计与整体的规划设计，空间布局密不可分。顶界面相对开放，底界面的形式关乎园林空间的美感。竖界面提高空间的艺术质量，使园林设计更融入自然美、艺术美、生活美之中。相对于顶界面的开放和地界面的单一，侧界面更诠释着无限的变化和多样的表达。 三、现代和谐艺术园林的设计方案 （一）从人文角度分析 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蕴含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将人、自然、建筑看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观念对园林景观艺术设计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实际意义。使园林艺术设计和设计师们不断地从生活中获取灵感、从社会中获取素材，使我们的园林景观更有艺术欣赏价值，更贴近于日常生活，充实着设计中的人文内涵。在设计中应注意人文景观的有效借鉴，接受历史的熏陶，从中捕捉传统的精髓，将其运用到新的设计理念中来。 （二）从生态角度分析 景观是人类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的反应，而生态价值观则反映了人类的新梦想，新追求。改善周围环境成为园林景观建设的先决条件，大气、风沙、噪音等都成为园林景观的一大杀手。利用园林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注意落叶树木的种植，水池、湖塘耐湿乔木的配置，根据不同的周边环境，选择适宜的水生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减少噪音、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的现象。着眼于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遵循生态学原理，合理布局，绿地不仅绕在城市周边，且把绿地引入城市之中，将各个方面划入理想的生态园林中。 （三）从景观角度分析 文化是引领景观的第一要素，园林景观设计的素材依据源于地域、历史、民族及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积累与沉淀。景观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将建筑、城市、人的一切活动和生活的地球和谐相处。园林景观是以植物为主体，结合建筑、水体、地形等要素营造出空气清新、安祥舒适的生活环境，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让人们更加亲近自然，爱护环境。园林景观使人们释放心灵，是身心享受的过程。 四、结语 总之，完美的艺术设计需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以表现大自然天然的山水为主旨，再保护原有景观的基础上，不断地研究设计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发展。保护原有景观不仅保护了它本身的美感，也减少了园林景观养护的成本。追求生态、文化、景观、经济、等多种价值、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达最佳状态的设计还需要不断地发展进步需要人们不断地学习努力，才可推陈出新，使人与自然和谐、友好相处，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深厚的感情。

民事法律论文:论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 [内容摘要]现代意义的合伙不仅具有契约性特征，同时还具有团体性的特征，是一种经济实体；将合伙确定为第三民事主体并不是人为地提高合伙的地位，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将合伙确定为第三民事主体的标准在于其是否具有团体性。 [关键词]：合伙 民事主体 团体性 合伙作为一种历久不衰的联合经营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担当了极其重要地角色。即使在公司制度十分发达的今天，合伙仍以独特地方式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小企业通过合伙的方式来扩大经营规模，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应对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至今仍不明确，这已成为制约合伙制度发展、甚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合伙制度，明确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的任务十分必要。 一、合伙的本质 合伙作为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始终是作为一种联合经营方式出现的。但给合伙下一个确切地、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因为，合伙是始终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合伙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早期的合伙是指，二人以上互约出资、经营共同事业，共同分配损益的契约。[1]其本质特点体现为：合伙财产不具有独立性，属于合伙人按份共有，合伙人可以依自己意志处分合伙财产；合伙之间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合伙只能对合伙人有约束力，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合伙事务执行人为全体合伙人的人，适用民法上之规定；合伙对外不承担责任，由各合伙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些特点使“合伙成为与合伙人不能分离的‘人的组合’，成为一种单纯的契约关系。在民法中合伙往往作为契约的一种形式规定在债编中”。[2] 在近代和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合伙的形式、内容都出现了新特点，有的甚至发生了本质变化。首先，由契约性共同体发展成为注重团体性质的共同体。这一转变主要是通过合伙财产的性质由松散型向集中型转变来完成的。近现代，合伙的财产越来越脱离自然人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财产，主要表现为：合伙存续期间，合伙人不得请求对人合伙财产进行分割，不得擅自转让自己的财产份额，合伙债务不能与合伙债权相抵销等等。因此，“合伙虽为一种契约，但民法上对于已成立之合伙，赋予团体性。”[3]但合伙由单纯的注重契约性向注重团体性转变，并不是偶然地，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合伙者在当时条件下为最方便地完成持久的商业活动所为的明智选择。”[4]其次，合伙的规模由弱小趋向庞大。主要表现为合伙的绝对数量不断增长，合伙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合伙的形式和成员结构出现多样化，合伙的个体规模不断膨胀。例如，卡特尔就是若干企业法人，通过契约的形式，结合而成的合伙同盟。再次，合伙的法律地位不断改变。当前，有些国家已承认合伙具有民事主体的地位，即使不承认合伙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国家，大都不同程度地赋予合伙一定的权利。如可以起字号、可以在银行设立账户、可以成为独立的纳税单位，部分国家的法律还允许其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 这种发展变化后的合伙，与自然人具有明显地区别，同时，也不是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简单的结合，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合伙人个人，成为享有相对独立的权利义务的具有团体性的实体组织。合伙也不是法人，它是以共有财产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组织，各个合伙人必须以自己的个人财产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实际上，合伙一方面同时具有自然人和法人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又有自己所独有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合伙是自然人独立经营与法人经营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经营方式。但是，合伙并非仅是过渡性的联合，它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稳定的经营方式，形成自己特点，这些都是法人和自然人所无法比拟的。[5]依据合伙在近、现代的变化中所体现出的特征，近、现代的合伙可作如下定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经济实体。[6]这种合伙与契约性合伙的本质区别，同时也是其所具有的本质特点在于，这种合伙不仅具有契约性特征，同时还具有团体性的特征，是一种经济实体。合伙协议与依其成立的经济实体（合伙组织）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合伙协议是合伙组织的前提和基础，合伙组织是合伙协议的结果和实施保障；合伙协议形成合伙之间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合伙组织则以全体合伙人作为相对独立的团体同第三人形成外部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种以注重团体性为特征的合伙，虽然在近现代社会大量出现，但其并未有也不可能完全将早期的契约型合伙排斥于社会经济生活之外。相反，早期的、契约型的合伙在现代生活中，仍然比比皆是，并仍发挥着其独特功能。但以注重团体性为特征的合伙，其体现出的不同于契约型合伙的特点，对作为其外在反映的法律提出了挑战。法律面对其社会基础的变化是否应做出相应变化，应如何做出变化，成为法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二、关于合伙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观点 关于合伙的是不是民事主体，是一个历来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种观点： （一）、合伙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对合伙的性质存在多种态度，包括“非法人团体说”、“准法人说”、“法人说”以及“第三民事主体说”等。将以上观点的理由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包括支持部分合伙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的理由）：1、合伙的财产共同共有，相对独立。因为合伙人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全部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平等地享有所有权，实际上失去了自由支配、处分个人出资财产的权利，只有在合伙散时，才能对合伙财产主张相应的权利。个人合伙财产的这种相对独立性，足以使其成为民事主体。因为财产自主权是作为民事主体的必具条件。个人合伙，它既然能够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一方来处分商品所有权，就说明享有财产权，即使这种财产权不是独立的所有权、经营权而是由合伙的应有份额所合成的共有权也并不影响其民事主体资格的成立。[7] 2、合伙具有相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合伙作为一个组织实体，是以自己相对独立的合伙财产为基础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并以这些财产承担债务和责任，只有在合伙财产不足以补偿合伙债务和亏损时，才由合伙人以自己其它的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即合伙组织承担的是直接责任，合伙人承担的是补充责任，因此，合伙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8] 3、国外民事立法先例表明，部分国家确认了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并没有规定合伙为法人，由于合伙几乎适用有关法人的一切规定，后来，法国不得于1978年重新修订《法国民法典》，通过新的立法澄清旧法含混的规定，明确宣布合伙为法人；美国《统一合伙法》赋予了合伙独立法律实体地位。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民事立法先例。[9] 4、赋予合伙独立民事主体地位是合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为适应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式确立了法人制度，并明确了法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打破了自然人作为唯一主体的格局。法人被法律确定为民事主体归要结底是由法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当前，由于合伙本身的特点和经济形势，决定了合伙在社会生活中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赋予这类组织民事主体资格，不仅有利于维护合伙组织及债权人的权益，而且有利于国家对其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从而确保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10] 5、合伙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对于任何法律制度来说，无论它在立法中是否承认，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法律都将赋予一定的人、团体、机构和组织以法律人格，否则，他们无法在社会中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现代法律只赋予了自然人和法人以人格。但从逻辑上讲，并非不可能将法律人格赋予其他团体，如合伙。法律人格的构成要素来看，合伙完全符合相关要求，因此，合伙也应成为民事主体。[11] （二）、合伙是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合伙本身不是民事权利主体，不具有法律直接授予或实际承认的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合伙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财产；合伙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12] （三）、评析：综合以上理由，无论是肯定性理由还是否定性理由，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足。从总体上来看，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学者没有注意到合伙的不同类型，在论证对象上存在偏差。合伙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具有历史性。法学界之所以到近现代才讨论合伙是否应当成为民事主体，根本原因在于合伙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出现了新的类型，即体现为团体性的合伙。法律对这种新的类型的合伙是否应当做出相应规定，是否应将其“翻译成新的法律形式”，是法学界出现争论的根本原因。而其争论的着眼点，当然在于这种新出现的、表现出新的特点的合伙。只有将这种合伙作为研究对象，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才能在法律上有所创新。但新类型的合伙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类型的合伙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生活中仍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新旧类型的合伙在同一社会是能够共同存在的。因此，我们所研究的重点应是体现为团体性特点的合伙，而不是旧的体现为契约性特点的合伙。但部分学者在此处出现了偏颇，没有能够正确区别合伙的不同类型，而是把将所有的合伙都囊括入其研究的对象，导致重点不清，方向不明，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2、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是否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作为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13]因为，民事权利能力是由法律规定的，因此，这一标准可以说是以法律规定为标准。以法定规定作为判断民事主体的标准，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没有从根本上分析问题。因为法律只是反映立法者思想的一个工具，其本身没有解释将权利能力赋予某一主体的原由，其反映的是“民事主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国家向民事主体提供的取得民事权利的一般前提。”[14]公民、法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单纯地由法律所规定的，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只有看到作为工具性质的法律条文的背后所隐含的根本原因，即立法者的界定民事主体的实质、内在标准，才能真正认清民事主体的实质。这样才可以跳开原有的误区，不再局限于就标准论标准等简单的思维模式，而是从实质来把握问题。因此，以是否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作为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具有不足之处。 3、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同时还提出国外已有相关的立法，我国因此也应作相应规定，同样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法律制度的移植绝非简单的抄袭，而应当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最终做出综合的判断，不能因为外国法有规定，因此我国法也应做出相应规定。 4、有些学者提出赋予合伙独立民事主体地位是合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合伙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这两种观点，无疑更注重从本质上分析问题，似乎已经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但遗憾的是，学者们并没有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是从其中的一个方面来分析和观察问题，没有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在认识上不够深入，没有能够真正把握问题的实质，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尤其是关于合伙具有法律人格的论述，在观点颇为正确的情况下，其论据又陷入了民事权利能力范畴内，十分可惜。 三、判定合伙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标准 法人作为一种民事主体已成为不争之事实，而同样作为联合经营方式和社会组织之一、并且与法人有众多相似之处的合伙，能否同样成为民事主体，可以从法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找到答案。 （一）、法人制度的形成和实质。古罗马时期，尚无完整的法人制度，也没有“法人”一词。至共和国时期，开始承认某些特种团体享有独立的人格。帝国时期进一步认为国家、市政府也具有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因此，当时罗马的法人实质上就是一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特殊团体”。至帝国后期，这种团体已大量存在。罗马法时期法人制度的萌芽，其理论基础是罗马法中人格观念的产生和演进。[15]同时，罗马法时期的学者对其做出了精辟论述。五大法学家之一乌尔比安提出，“团体独立的性质，虽然由于它的组织成员全部改换，也不影响其独立存在；因为团体的债务并不是其各个成员的债务，团体的权利也不是其各个成员的权利”[16]但在罗马法时期，具有团体人格性质的社会组织只是由法学家们以理论的形式指出的社会客观情况，罗马法时期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法人概念和真正意义上的法人制度并没有形成。 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促使资产阶级通过联合的方式来扩大自身规模，增强竞争力，同时又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十八世纪最大发明”-股份公司应孕而生。这类组织在凝集资本快速性、巨大性，获取利润的最大性，及降低商业风险的程度性等方面，体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魔力，使十八、十九世纪高度膨胀的个人本位主义受到了严重冲击。“随着个人本位主义诉求的不断理性化，在产权领域，个人所有权开始由支配向利用方向发展。当投资者（股东）凭藉股权获得预期回报时，遂改变了当初的”所有权偏好“。公司法人所有权── 一种以团体的名义受领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机制或方式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个人本位主义最终在团体（社会）本位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依归和理性参照，并使个人价值取向的”个体功效性“同整体价值取向的”社会功效性“互为条件，相得益彰。现代公司制度进入黄金发展时代。”[17] 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及时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式确立了法人制度，并明确了法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打破了自然人作为唯一民民事主体的格局。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社团法人乃是随着社会（团体）本位思想的兴起和西方各国在相应立法中明确规定法人制度之后才得以出现。 祁克认为，这种以团体本位为思想基础建立起来的法人组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体，具有实在性，其拥有独立的意志，进行独立的活动。同时，团体并不是还原为或拟制为个人，而是本身就是一个单一体，构成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独立单位，它具有法律的人格，成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因此，在个人人格之外，还有团体自身的人格。[18]从这理论出发，并结合法人制度产生的历史，完全可以得出，法人之所能够成为民事主体，在于其具有了团体人格，或者说，团体人格是决定法人能够成为民事主体的根本因素。这种团体人格是从组织整体利益出发，通过淡化组织成员的个人人格，提高对组织成员的管理、协调程度，使组织成为成员与第三人产生法律关系的、具有独立性特点的中介。其具体体现为：第一，意志的单一性。在具有团体人格的组织中，个人意志大大弱化，其收敛的个人主义转向在共同意志中寻找价值目标，并努力促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效地结合。个人意志更多地被上升为共同意志，共同意志又被抽象为“单一意志”。第二，组织的整体性。在对外关系中，组织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出现。必须以自己的商号进行民事活动，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第三，行为的统一性。为保证统一的意志不受第三人以及内部组织人员的非法影响，必须设置一定的机构来统一执行组织意志，将组织其它任何成员的意志都排除在执行主体之外。以公司为例，股东出资后，将失去对其出资财产的支配权，其得到的只是间接控制公司的股权。（当然，股东同时也会获得只是以其出资承担有限义务的权利。）并且股权也是其得以控制公司的唯一的合法方式，不得以其它任何行为来干涉公司行为的统一性。第四，财产的独立性。组织不仅能够聚敛巨资，兴办个人难以企及的事业，更为重要的是实现财产增值。要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确保组织的管理机构对财产的能够有效地、自主地管理利用为前提。正是由于组织所具有的上述特点，使组织成员的个人意志、个人行为、个人财产被彻底地由团体意志、团体行为、团体财产所代替，从而形成了团体人格，使组织成为成员与第三人产生法律关系的中介，进而使具有团体人格的组织被法律确定为民事主体。同时，这种业已形成的集团人格也会反作用于成员，对其有关的民事活动做出限制。例如，竞业禁止、限制成员与组织间交易等。这些限制同样是集团人格的重要体现。 （二）现代意义上的合伙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 如前文所述，在现代社会，合伙这种联合经营方式并没有因法人等高级联合经营方式的出现而走向衰落，相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出了蓬勃发展之势。而合伙之所以如此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其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其典型代表即是注重团体性的合伙的出现。这种新的类型的合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具备了意志单一性，组织整体性，行为统一性，财产独立性等特点，已完全符合团体性人格的标准，因而应属于民事主体。但这种民事主体既不同于自然人，也不同于法人，而是一种独立的民事主体，它的出现必将会打破原有的民事主体二元制结构的体系。第一，合伙已形成了单一的意志。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合伙的对外决策已不再是合伙人的个人意志，而是全体合伙人的共同意志。（即使由单一的合伙代表人所做出的决策，同样也是反映了了全体合伙的共同意志，因为其代表权是由全体合伙共同决定的，是以全体合伙人的共同意志为基础的，其个人的行为只不过是共同意志的反映形式。）同时，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共同意志又被抽象为单一意志。当然，并非所有合伙的共同意志都会被抽象成为单一的意志，其共同意志未有被抽象成单一意志的合伙并不具有团体人格。第二，合伙具有整体性特点。如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刻图章，可以在银行或信用社开设账户，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注册商标，可以成为独立的纳税单位，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所有这些合伙都是以整体性质的组织出现的。第三，合伙行为具有统一性。如各合伙人可以委托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并且，依法已经委托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于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只是享有监督检查权。第四，合伙的财产相对独立。合伙可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但这种共有，并非合伙人财产所有权的简单合并，而是在合伙存续期间，合伙人对于全部财产不分份额地、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管理权。合伙人实际上已失去自由支配、处分其个人出资的权利。只有在合伙解散时，才能对合伙财产主张相应的权利。[19]同样，作为具有团体人格的合伙，其所形成的团体人格会对合伙人的权利做出了一定限制。如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合伙人不得人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等。总之，合伙已具备组织团体人格的所有特征。由于具有团体性特点的合伙既不同于自然人，又不同于法人，因而应确定为第三民事主体。 （三）、能成为民事主体的合伙的范围界定。如前文所述，由于现代社会合伙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并非所有的合伙都具有团体人格，只有具有团体性的合伙才是民事主体。判定是否具有团体性的主要标准在理论上体现为：意志的单一性、组织的整体性、行为的统一性、财产的独立性。如果将这些理论具体为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依法定程序成立，并经当地主管部门登记核发营执照；2、有自己的名称或字号，并以其对外进行民事活动；3、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4、有自己的负责人，并由负责人进行相关的诉讼行为，其行为对全体合伙具有法定效力。5、合伙目的的营利性。当然，团体性质的合伙同时还应具有一般合伙所具有的特征，如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组成人员多数性等基本特征。依此标准，商事合伙，[20]包括两合公司、无限公司、合伙企业等都应属于具有团体性特点的合伙，应当第三民事主体。其它的以营利性为目的、并且符合上述条件的合伙也属于第三民事主体。隐名性合伙、临时性合伙、非营利性合伙等不具有团体性特征，应排除在第三民事主体之外。 当然，合伙要成为民事主体，最终还需要法律的确认。但法律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只要社会存在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其需要制度认定的情况下，法律就必须适应其需要，而不应人为的设置阻碍。“法律原本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每一项法律制度都应该积极发现和承认合理的社会存在而不是人为设线控制之。” 民事法律论文: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地位 尹飞：今天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民商法前沿论坛”本学年的第二场讲座，上一讲是我们请基地主任王利明老师作的演讲，报告的内容是法学方法论的问题，当然王老师主要讲的是把请求权基础规范检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报告。今天我们请到杨立新老师主要给我们讲法律关系的问题，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老师为我们作讲座。 杨立新：在讲座开始之前我先打一个广告，我准备和张新宝老师我们两个联合搞一场讲座。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两个都是研究侵权行为法的，观点也有所不同，大概要唱一个对台戏，我们两个讲一下不同的观点，对启发同学的思路和引导大家学习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我今天作这个讲座题目是民法方法论的问题，王利明老师开学以后就强调民法要好好研究一下民法方法论问题。我作为基地的常务副主任，坚决响应主任的号召，我今天也就民法方法论的问题作一个演讲。我演讲的题目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的地位，这个题目也是讲民法方法论的问题，我讲的民法方法论是比较宏观的方法论，从法哲学的角度来考虑民法的方法问题。大概和王老师说的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和王老师说的又一样，王老师讲的是一个请求权基础规范检索的问题，其实涉及到的还是法律关系的问题，我觉得凡是研究民法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律关系的观念恐怕都不行。在讲座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案例，为我这个题目做一个引子。 今天我们在政法大学讨论了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就涉及到军产在转到地产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案件。原来江总书记提出要把军队的企业转交给地方政府，军队不再经商办企业。这个时候，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它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叫实业公司，实际它也是一个军队的企业，它就在军医大学和其它的人合资建了一个大厦，叫交易广场。然后，就和他签订了一份协议，租他的地，租他的房，租到2003年的9月为止，到9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军产转地产，在这个期间，就这个实业公司也要转交给地方了。在军产交出来，地方还没有接的时候，这个实业公司就和一个叫多彩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把他原来租军医大学的房子和地又都转租给了多彩公司了，他又和多彩公司又订了一份合同，也是租到2003年的9月，但是他们两个又增加了新的续期，提前了四年就开始续期，一直续到2009年的几月几号，房子的租金比原来的还低，然后把所有的预付款都汇给了对方。这个时候军队就把公司彻底交给地方，地方还是委托军医大学做具体的交接问题。这样这个企业的所有权又归了军医大学，军医大学又和现在案件争议的原告叫丹尼尔公司签订了一份托管的协议，所有的问题交给丹尼尔公司来处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他们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订到2009年了，丹尼尔接的这个东西不是正好和他们这个合同相冲突吗？这样他们就发生争议，丹尼尔公司就认为，多彩公司和实业公司他们之间是恶意串通，使国有资产流失，使他的权利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丹尼尔公司就主张他们之间的合同无效，是侵害我的权利，后来这个案件法院倒是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我们在听了这个案情之后，在研究这个案件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适用法律，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考虑问题呢？凡是学习民法的或者是在法院做过民事法官的，大概第一句话就是说肯定要看法律关系。这个案件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原告在起诉的时候说，多彩公司和实业公司是恶意串通的行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他们之间的合同是不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还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大家可能会说，租赁合同一般说来，在前面的租期差不多快满的时候或者已经满的时候，然后才续期。一般不会说提前四年就开始续签，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就说，法律也没有规定提前四年就不能续签合同，也不一定，按照交易的习惯大概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提前四年也不能说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从合同的效率来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现在就要看它究竟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还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后来，大家说了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这是军队转产期间，涉及到被转军产一定要有一个所有重大的事项要报告，不报告就不行，这个时候是不是有能力的限制。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看实业公司和多彩公司他们之间有没有恶意串通，就是说接受的这一方他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还是一个恶意串通的第三人。那么，第一，他自己承认我知道这个一个军产；第二，也知道这个合同2003年9月以后他没有权利，第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采用违反交易常规的一些做法，一般说不动产的租赁要续期的话，他的价格是要看涨的。这样的情况下综合的来判断，多彩公司是不是有一个恶意的行为在里面，其实说这些事情他们两者之间都知道，实际上在一个恶意串通。这样第一步，就要确定他们之间是一个恶意的串通，还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就应该确定他是一个恶意串通，恶意串通他的合同就无效了。 第二个理由，在《民法通则》的第61条的第二款和《合同法》第59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要返还所得的财产。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这个合同关系第三人受到了恶意串通合同的影响，他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构不构成侵权行为。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大家一直解决的不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很多法院都认为这样的案件不一定是侵权的问题。所以第三人要起诉的话，很多法院都不受理，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来起诉一个合同关系，你怎么有当事人资格呢？受到损害的第三人他提起诉讼，他的基础是什么？他要有一个合理的法律关系。后来，我们的意见就认为这个一个侵权的法律关系，他依据侵权来起诉完全有道理，他有当事人的资格。 第三个理由，就是说他同样是一个财产，实业公司的这些房子，前面作了一手交易，后面又作了一手交易，是不是类似于双重买卖的问题，是不是一个“一女二嫁”的问题？假如两个行为都是有效的，这就是“一女二嫁”，如果一个合同有效，一个合同无效，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里面也涉及到类似于双重买卖的问题。 第四个理由，受让的丹尼尔公司他的诉权是从哪里来的，他权利的源泉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军医大学才是权利的主体，他接受了委托就把权利转移过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侵权行为是持续状态的，他的权利实际上也受到损害，他自己本来也是受害者。 这个案件说起来比较复杂，我们在研究这个案件的时候，第一步就应该把它的民事法律关系一项一项的理清楚，然后再考虑怎么样的来适用法律，这样就很好的理解一个案件的真实面目。合同无效按照合同无效的规定来办，侵权行为就按照侵权行为的法律来处理，这样一分析法律关系清楚了以后，这个案件立刻就清楚了。从这个案件来看，其实任何一个案件来观察和研究它的时候，都是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所以，我坚持一个看法就是说，在法院法官在办理一个案件的时候，或者我们律师在一个案件的时候，或者我们作为法学专家来研究一个案件的时候，面对一个民事案件，第一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定性的问题，就是这个案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把它确定下来，什么性质？就是法律关系的性质。这样就可以把问题引申一步，为什么我们在研究一个案件的时候要先研究它的定性问题呢？为什么要先研究它的法律关系问题呢？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民法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民法看世界、看社会、看这些案件，它的基本就应该是从法律关系入手。所以，我讲的这个题目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的第一位，我们在对民法的现象和对一个民事案件，只有把它的关系确定下来，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问题看清楚，看到它的本质上去，才能真正的把它办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民法的领域当中，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认识这个社会，规范这个社会，研究这个社会，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来研究它、来看待它，来观察它。离开了这个问题，民法社会你看不清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民法方法论的理论研究上，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研究民法的法律关系问题。我今天主要讲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市民社会的法律地位及其它的基本要素 在民法学者的眼睛当中看我们眼前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罗马法上所讲的，它就是一个“市民社会”。民法就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是整个市民社会的规则，用另外一种表述方法就是说，民事其实就是“市民社会”的市民法则。它就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发挥它的全部的功能。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有两个主要的要素存在，一个是主体，一个是物，以及物所构成的利益关系。围绕主体和物以及利益之间怎么样把它结构起来构成这个社会呢？就是权利和义务。这样就把整个的民法社会当中，一部分是主体，是主宰；一部分是客体，是物所包含的利益以及其它方面的利益，这样把主体和客体交叉在一起，把人个人之间的关系链接成社会，就是一个权利义务的关系，链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的“市民社会”。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市民社会”的话，看待我们民法世界的话，这个社会当中就是一个要素是人，另一个要素是物，然后加上一些权利义务关系链接到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社会。 最近我看到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提出来要给动物以“人格权”的观点。在暑假的时候，我和一些教授在海南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也讨论了这个观点，他说这种观点主要是更好的保护动物，让动物有更好的生存空间，而且这个世界也不仅仅是人，有生命的还包括动物，那么人和动物应该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就应该赋予对动物的权利，什么权利呢？就是人格权。后来我就开玩笑说，要给个“狗格权”还不错，人格权可能还不行。动物一旦有了人格权以后，要有生命权，要有健康权，要有生存权，除了享有具体的人格权以外，还要有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什么呢？就是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和人格平等，把我们人格权的一般内容都写进去了，人享有的权利，狗也应该享有。我说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看到了社会当中动物的重要性，在这个地球上也就是人和动物有口气，你有气就可以支配，为什么它不能支配呢？就要给它最好的保护和最好的待遇。但是是不是可以把人的一些权利地位拿出一部分给动物，我觉得有问题，我有一篇随笔的文章就写到，如果说把动物也给它相同的人格权，总有一天它们要造反，把你当成物了怎么办？说它来主宰这个世界，把你变成物，到物的领域当中去，你会怎么样？当然这种可能性不会发生，既然它也是生灵，它也可以掌握这个世界，为什么它们不能掌握你呢？这样我就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市民社会”两种基本物质构成形式，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你把动物放到人的里面，还是放到物的里面，我说最起码它叫动物，就应该放到物里面，我们现在要给它人的权利放到人格里面去，你说怎么办？我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你给这个物动物化，但它还是物的性质不要改变，可以给它特殊的保护。所以我就想，将来我们在写民法教材的时候，讲物的时候，要设置一个特殊物，货币都能够设出一个特殊的物，为什么动物就不能设置一个特殊的物呢？对于特殊的动物这种物，在处分它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要求，转让它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特殊的要求，这样来保护，我觉得还是民法的思路，是一个法律的思路，给动物人格权，我觉得太复杂了。 我这个问题主要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就是两种物质存在的形态。在物质形态当中总是人是主体，人是最高的支配者，再高级的动物毕竟还是物。你给它“狗格权”、“猫格权”、给它“猩猩格权”，行不行？我觉得不行。在“市民社会”当中它和一般社会的关系，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它是站在民法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比如今天我从民法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怎么看这个社会都是民法，我就看不着别的了，就把这个社会其它的因素、其它的内容统统都给它抽象掉，我只是从民法的角度来看，看到的是人，看到的是物，看到的是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第一，是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这个平等不是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所说的平等，我有的时候就和同学说，现实社会平等吗？现实社会当中为什么领导要你办什么事，你屁颠屁颠的去呀？你稍微不去，你挨不挨骂，再不去，我免了你的职务。同学们可能会说，杨老师你原来不是也当厅长吗？也是挺大的官，我是可以指使别人，但是别人还能管我，我还得听他的。你说，这平等吗？不平等。但是到“市民社会”里面都是平等的，在“市民社会”当中都从民事主体的角度来看，才是平等的，谁也没有高，谁也没有低。“市民社会”当中这种平等最典型的事例，我觉得就是溥仪和文秀两人离婚，那是皇帝和一个人第一次站到法庭接受审判，我觉得这才是平等的，尽管他是一个下台的皇帝。在民法当中你要离婚，你们两个人就站到法官面前，法官来给你裁决，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当中主体的平等性，其它社会形态当中的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民法上的平等才是实质上的平等，在“市民社会”当中人与人是绝对平等的。“市民社会”当中还通行一个观念就是公平，为什么它要把公平作为最基本的概念？我就想在“市民社会”当中人高高在上他是主体，然后下面都是客体，都是物质形式，它们体现了很多利益，怎么来分配这些利益，怎么来分配这些物资，这个时候就要用权利的形式来分配，你享有这个权利，他享有这个权利，然后把权利公平的分配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依据自己的权利来支配这个社会中所有的利益。大家想一想在分配这些物资的时候，最基本的理念是不是公平啊？如果他享有五个权利，他享有三个权利，你享有一个权利，这样行吗？这不行，一定在权利上分割社会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有公平的观念，所以，最基本的就是公平。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形式是市民呢？就是权利和义务，有时候我说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社会、非常精巧的社会，精巧的社会和精致的社会怎么来体现，我们搞民法的祖师爷非常的聪明，他能想出权利这个概念来，说每个人用权利这种观念把社会利益分给每一个人了，然后你享有这个权利，完了再给他编织成他对你享有义务，然后就把整个社会结合到一起，所以它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所以说，“市民社会”当中就是两种基本的物质形态，最基本的结构方式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公平的来处分，就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市民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市民社会”大概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形式。 “市民社会”和其它的社会形态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高度的把民法上的东西抽象出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市民社会”，把我们的眼睛再放宽一些，不光看民法的问题，社会不还是这样一个社会吗？这个社会有它的政治形态，有它的经济形态，有它的文化形态，作为一个“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民法是世界，它和这个社会始终是存在一起的，相互链接在一起的。你想看到一个“市民社会”仅仅是一种抽象，你看具体的还是整个社会在一起。首先它是和政治社会是密切相联的，这个社会它要给市民社会法学以生命。它和经济社会呢？市民社会是最完整的反映经济形态的，每一个人没有经济会有你的生命吗？所以，商品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关系都反映到了民法的社会当中，都是民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前几天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讨论了一个问题，我们民法的泰斗佟柔老师，在制订民法通则的时候，他提出来了民法就是商品经济的法律这样一个理念，现在也有些学者提出来说佟老师说的不对，后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要实事求是的来看待它。在80年代起草民法通则的时候，那时候面临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势，涉及到民法生死存亡的问题。佟老师和老一辈的民法学家提出来民法就是商品经济的法律，那个时候正好是商品经济唱的调无比高的时候，你要是民法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法律，你就能够把民法切入到政治领域当中去。现在我们反过来看，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这个论点也不是完全正确，它反映了一部分；后来我查了查佟老师说的话，佟老师也没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他说民法在调整商品经济部分是它的主导内容，这个说法其实是很全面的。我们今天来看，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的，从这样一个结论上来看是有问题，但是民法上面的大部分内容是讲的商品经济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是财产的问题，讲的是动态的财产和静态的财产关系的。其实还有一部分人身关系在里面，民法上人身关系还是占主要的部分，这两个部分都是民法调整的对象。“市民社会”和文化社会也是关系密切的，一部民法典制订的好与不好，文化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一个社会文化不发达，它可能制订不出来一个很好的法典，即使有好的思想，它也不可能有先进的立法方法。只有社会文化发达了，立法方法也完善了，制订出来的法律才可能是最好的。所以，整个社会都是有机的社会，这些关系都是密切相联的，我们通过民法的方法来看待这个“市民社会”，仅仅是这样而已。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法学家茶座》第三期里面梁治平写的一篇文章，就批评有些民法学者托大，说民法典创造“市民社会”，他批判的这个观点倒是对的，“市民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它也是反映市民社会规则的一个法律，你说我制订出来一部民法典就能够创造出来一个“市民社会”，这种说法正好和马克思的《认识论》相违背的。这一块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市民社会”的一些看法。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论地位问题 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它基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看到的社会是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社会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它？所以，我就提出来它最基本的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它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别的呢？就是这样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它能够把“市民社会”当中的两种物质形式和它们的结构方式完整的表现出来，包含进去。一个法律关系讲三个要素，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这三个要素恰好就是“市民社会”现实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人是主体，物以及物所代表的利益，是它的客体，然后再加上编织这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权利义务，就是它的内容，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恰好反映的就是这个社会的实际情况。所以在讨论的时候，有的同学提出来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是三要素？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不是二要素呢？为什么不是四要素呢？后来我就提出我的观点，因为这个“市民社会”所构成的基本物质形态就是两种物质形态，这两种物质形态把它编织起来把它分配公平了，就是权利义务，把这三个东西编织在一起就等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形式完全的反映出来了。它客观的、如实的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实际情况，然后把它提升倒一个高度的地位。所以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存在的形式就是以民事法律关系这种形式存在的，它运动的形态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来实现的。作为整个社会来说，整个市民社会当中它基本的结构形式是民事法律关系加一个结构形式，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在不停的运动，不断产生、变更、发展，就推动市民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我就说“市民社会”它基本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后来，我就说是不是又狂妄一点，说马克思讲他的辨证唯物主义，唯物辨证法的核心就是订立统一规律。民法要是讲民法哲学的话，民法的核心就是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我就说，民事法律关系它在民法的世界当中、在市民社会当中它是基于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 我想，它是不是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第一，民法观察这个社会的基本方法，是民事法律关系。它看这个社会都是法律关系，都是各种各样的抽象的法律关系是一个整体，具体的法律关系每一个、每一个都在运动。比如你说我去买菜，我去订立法律关系去了；别人问你干吗去，你说我去订立法律关系去，别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有点傻呀。其实基于买卖关系还不是法律关系吗？我去结婚，你干吗呀，去订法律关系去，这些都是法律关系。 第二，民法规范这个世界，规范社会行为的时候，也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我们说整个民法讲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我们在民法当中规定很多种情况，都是讲的这种法律关系怎么办，哪种法律关系怎么办。 第三，我们在研究民法的时候，我们在处理纠纷的时候，还是用法律关系这种方法。离开这种方法你研究不了这个社会，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争议。只有确定了法律关系的性质，然后你才能够准确是适用法律。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它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基本方法论的作用。其实一部民法典整个做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问题，比如我们在制订民法典是时候，规定了总则和分则，总则其实在抽象的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就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基本的问题抽象出来，作概括的规定。所以，总则的全部的内容归纳起来讲的都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这三要素就是主体、客体和它的内容。例如《民法通则》规定它的主体讲自然人和法人，民法总则要规定物，规定的就是民事客体的物，然后民法总则要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也可以说它是客体的内容，也可以说它是设立民法法律关系的基础。和民事法律关系最没有法律关系的好像诉讼时效没有法律关系，其实诉讼时效更有关系了，它讲的是起来存在的时间、期限，讲的还是起来义务关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民法总则整个讲的就是抽象的法律关系。民法分则就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我在给同学们讲课的时候，我说民事法律关系在民法分则当中的体现是它一步一步的类型化，最终到了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实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就决定了法律适用问题，到具体化的时候才能够对行为，对这样的法律关系怎么样来规范它、限制它，在发生争议的时候怎么样来适用它。我想把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化和具体化是不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最高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人身法律关系和财产法律关系，我们经常说民法两大支柱，就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第二个层次，就是基本类型，基本类型在人身关系当中分成人格关系和财产关系，还涉及到继承的这种关系，继承这种关系它既是一个财产关系，又是一个身份关系，是依据身份关系来解决财产的关系。一个人死亡以后他遗产的分配问题，它是一个财产法，也是一个身份法，它是以身份为基础来确定财产归属的法律。财产关系这部分也有三个基本类型，就是物权关系、债权关系和知识产权的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和继承关系非常相似，知识产权关系和继承关系它们两者之间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它们之间即有身份的内容又有财产的内容。然后到第三个类型，有些情况还可以分成中间的类型，比如说在人格关系当中，可以分成物资性的人格权和精神性的人格权。在财产关系当中，比如说他物权里面可以分成担保物权和用益物权，这是一个中间的类型。在这个中间类型上面还可以再分，分到第四个类型的时候，才是具体的法律关系。到了具体的法律关系来看，那就是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到了具体化的程度，不到具体化做不到最终的适用法律。所以说，在制订民法典的时候，要规范到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办理民事案件的时候，分析它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也要把它确定到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里面，这个时候才能够确定它适用什么样的法律。 民法的分则，其实就是在展现法律关系类型化的问题。分成人格权法、物权法、财产法、继承法等等，还要制订一个知识产权的总则，这样不都是在展开法律关系吗？就是把法律关系类型化一步一步的在现实的法律当中来展现它。所以，我认为在民法典当中其实说到底就是在规范民事法律关系。总则讲的是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分则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类型化的问题是要概括这一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共性，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化才是最终对它进行规范、限制、适用。所以， 我也想民法方法论大概会有很多种，比如说案例分析方法、案例检索方法这些都是它的一些方法论。但是我想民法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那就是看这个社会的方法，看民法世界的方法。所以，我想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个民法哲学的问题，有刑法哲学，我们民法是不是应该有个哲学方法。我也看到很多人写了民法哲学这样的著作，看来看去我觉得好像没有抓住民法世界本质性的问题。民法哲学最终应该是一个市民，借鉴马克思哲学的话，我觉得民法哲学还是世界观的问题，还是民法方法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民法的立场上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社会，它的基本运动规律是什么，说到底还是这样一些问题。有人说，法哲学既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我觉得它还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还是一个法哲学的问题。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问题 我觉得对民事法律关系有一个纵横划分的问题，它是编织民法典的一个方法。对民事法律关系有纵的划分和横的划分，比如说一个横向的划分，它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在民法分则当中，民事法律关系就分为人身法律关系、财产法律关系、人格和身份的划分，横的划分基本的划分是民法分则编织编的问题，涉及到每一编怎么划分。然后再有一些编关于这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这一类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再分成各种各样的类型，按照横向来作划分，来作规定。物权法就是采用这样的划分方法，物权法是财产法律关系的一种，在规定物权的时候分成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一个物权法很复杂，说到底不过是四个方面的问题。另一种就是纵向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债法，债法规定了债的发生、债的效力、债的内容、债的清偿、违反债的责任。物权法采用的方法是横切的，债权法是采用纵向切的。所以，我觉得对法律关系横向、纵向的划分，它对编织民法典、理解民法典的分则是很有意义的。 民事法律关系它有三个基本的要素，主体、内容和客体，主体、客体和内容刚才我已经作了简单的说明，在市民社会当中它有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一种是人的物质形态，一种是财产物的这种形态，把它们结合起来权利义务关系就构成了民法法律关系的三要素。我还提出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运动形式是什么？我就用了一个过去经常提到的民法上的概念，就是民事流转。民事流转在界定上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民事流转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不断的产生、变更、消灭的一个过程。另一种说法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有时候只要有一个法律事实，有时候需要几个法律事实，法学上把引起某一个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几个法律事实的总和称为民事法律事实的总和，构成民事法律事实的总和就构成了民事流转。其实这两种民事流转界定方法都提到了它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情况，在观察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时候，是不是用它第一层的界定方法，把民事流转和事实构成这两个概念把它分开，自己管自己的事情。民事流转就是讲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把这样一个过程叫做民事流转，恰好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基本形式其实就是民事流转。这样就可以把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形式用一句简明的概念把它概括出来，就是民事流转。用这样的方法把民事流转不再说它有别的意思，就把它确定为讲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形式，用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它使它分成简明的表现了这种情况。 民事流转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法律事实的产生，比如说出生的事实产生了身份关系。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行为而产生的，比如说订立合同，取得了债权。在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问题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要注意，就在出生的事实当中，出生的事实它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在人身关系当中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格关系，一种是身份关系，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它们两个都是基于出生而产生的，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我们在界定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时候，采用这样一种方法，说人格权是一种固有的权利，一出生就享有这种权利，类似于天赋人权这种事项；说身份关系的时候它是一个取得的权利，基于出生的事实取得了一个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亲属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基于出生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中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还是有不同的。出生的问题上还要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婴儿还没有出生之前，他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他没有权利能力，他不享有权利，但是人的出生有一个孕育的过程，作为一个胚胎他在母体当中逐渐发育，到出生的时候他享有权利，他作为胎儿的阶段当中，虽然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他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民法在规范他的时候，在讲他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时候，有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继承问题，胎儿在母体当中就发生了继承的事实，这个时候他还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他没有办法来继承这个财产，胎儿是一个实体，应该怎么办？就给他保留一个份额，等到出生以后再来继承这个财产。另一个问题就是，胎儿在母体当中受到了损害，出生以后发现受到了损害，什么时候受到了损害？在他还不是主体的时候受到了损害，他不是主体怎么来处理他呢？这个问题在国外是解决的比较好的，胎儿受到损害出生以后赋予他赔偿的请求权，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典型的案例说明这个问题。在去年的时候成都发生一个案件，有一位孕妇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受到了伤害，在住院期间吃了很多的药，后来她就怀疑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药是不是对胎儿影响不好，后来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就怀疑婴儿有问题，后来她向法院起诉，说我的损害要求赔偿，对婴儿的损害也要求赔偿，后来法院也组织鉴定，请了一些专家医生进行检查，说没有办法确定她吃了那么多的药对婴儿有明显的影响，后来法院对她的请求没有支持。后来我写文章对这个案件作了点评，这个案件虽然她没有得到支持，但是她提出这个思路是对的，胎儿在母体当中受到损害以后，他有权请求赔偿。但是他不能在母体中行使这个权利，只有在出生以后才享有这个权利。他的诉讼时效怎么办呢？一定要发现损害、确定损害以后才能开始诉讼时效。不能说一出生就开始算诉讼时效，二十岁以后才发现这个损害，说你早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二十年都过去了，不能这样来判断。因为他这种损害很难确定，只有确定了以后，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期间内它的内容，它的主体，它的客体发生了变更，这个时候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了变更。比如说我们说合同的变更，在民事法律关系变更它基本的形式就是旧的法律关系消灭，新的法律关系产生。就是现成的法律关系你把它的内容作了变化，这个时候就认为旧的法律关系消灭又产生新的法律关系，用新的法律关系约束双方的行为，这是一般的规则。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以新抵旧，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以新抵旧就是我向银行贷款100万，到期了以后我还不上，我再贷100万，把原来的贷款还上，等于我又欠了一个新债，旧债已经没有了，又到期了以后我又还不上，我再贷100万，把旧的还上，就这样以新抵旧。以新抵旧没有明令禁止说它是一个违法的， 在民法理论当中认为这是一个合同更新的问题，它和一般的合同变更规则有差别就在于以新抵旧它采用一种特别的规则，它新建立的法律关系有效，但原来的法律关系在一般的国家当中规定它也不消灭。例如，这是旧的法律关系，这是新的法律关系，这个钱贷出来以后，清偿了旧的法律关系，按道理旧的法律关系应该消灭了，但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新的法律关系生效，但旧的法律关系还让它存在不让它消灭，它的意图就是新的法律关系一旦有些以外的内容，比如不可抗力，他不能够清偿这个债务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让它生效，这样就使得债权人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 民事法律关系的消灭，它也是民事流转的一种形态。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要消灭的，某一个大公司经营了几百年，这个大公司也有倒闭的时候。人出生以后产生了民事法律关系，结果到最后去世的时候他也消灭了。从个体上来讲，每一个民事法律关系都要经过产生、变更、消灭的阶段。但是作为整体上来说，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市民社会当中永远是运动的。在民事法律关系消灭的问题上，比如说主体消灭了，民事法律关系消灭了；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完成了，民事法律关系也消灭了，这样一些都是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理由。在主体消灭的问题上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在人去世以后，他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他的权利还继续保存，还要保护一个时期，也就是死者的权利保护问题。比如说著作权，财产的著作权保护五十年，人格方面的著作权永远的保护。另一种情况，对人格利益保护一段期间，比如说名誉的利益、肖像的利益、姓名的利益、隐私的利益、荣誉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在去世以后还要保护一段时间。比如去年我们讨论很热烈的鲁迅的肖像权的问题，鲁迅姓名权的问题，都是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再一种情况，就是人去世以后尸体的问题，人去世以后他的身体变成了遗体，遗体还要保护一段时间，不能让他和其它物质一样，对尸体的尊重其实就是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人虽然死了法律关系消灭了，但是对他的人格利益还要保护一段时间，保护多长时间呢？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就是保护到他的近亲属还在的时候，近亲属不在那是另外一回事，除非是特别有必要国家可以保护，一般的就不在保护。这些问题进一步引申死者的人格利益有没有商业开放的问题，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判解研究》上发表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觉得有一个开发利用的问题，这些都是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基本方式，也就是一个民事流转的问题。 民事流转它有个动力，这个动力就是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分为事件和行为，事件是没有人的意志支配的行为，行为是有人意志支配的、有意识去实施的行为。当一个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发展需要有几个法律事实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发生后果的时候，那就是事实构成。比如说一个人实施了违法的行为，这个行为构不构成侵权，要有违法行为，要有损害事实，要有因果关系，要有主观过错，这样一些主观要件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构成法律关系。有这个民事法律事实它才能够推动民事流转，有民事流转才能够推动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在今天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我就想说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在我们的民法世界当中，它基本的存在方式，我们基本的观察方法，民法基本的规范方法以及我们处理纠纷最基本的方式就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掌握了这个方法我们就抓住了民法世界的关键。 民事法律论文:关于民事法律关系价值论 论文关键词：民法　民事法律关系　构成要素　工具理性 论文摘要：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体系中的一个核心理论。把握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就能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对于指导民事立法、司法及民法教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由民法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它是民法的核心和灵魂。国家制定各种民事法律规范的目的是要求人们以其为根据设立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使人们的行为纳入民法调整的法律轨道。民法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民事法律关系。民法学研究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发生根据的各种民事法律规范，研究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各种原因，研究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与消灭的规则。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民法学理论的基础，也是研究民事立法和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主线。把握这个基础和主线，对正确理解和适用民事法律有指导意义［1］。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 通说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在于，因法律的规定而在当事人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的鼻祖萨维尼在论及法律关系的本质时明确指出，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划定个人的意思所能独立支配的范围，此谓“权利”，构成了法律关系的事实要素。因此，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权利，法律关系的形式就是权利的形式［2］。 然而，近代以来，有不少德国学者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关系或连带，并对权利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批评。他们主张，在法律关系中并不只是纯粹的权利，法律关系概念也给权利人的义务留下了空间，即权利者也负担义务。应从关系的角度，看待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当事人的地位。所以在民法上，要以关系化了的法律关系为核心概念，而不是以权利为核心的概念。例如，拉伦次教授认为，法律关系，一般来说，从一个人看是他的“权利”，从另一个人看就是一种义务，或者说是一种法律上的约束。就其结构说，所有的法律关系同我们称为“法律上的基础关系”的相互尊重关系一样，包含法律关系的主要要素，即权利和与之相应的义务［3］。 毋庸置疑，在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这对矛盾中，民事权利显然居于主导地位。民事权利的主导地位表现在：民事义务的设置是为实现民事权利服务的，不是为义务而权利，而是为权利而义务。因此，只有在一方主体享有权利的前提条件下，他方主体承担义务才是必要的；权利的主体可以通过抛弃权利的方式来免除义务主体的义务，而义务主体则绝对不可能通过免除自己的义务来消灭权利主体的权利。这说明，在权利与义务这个统一体内，是权利决定义务，而不是义务决定权利［4］。义务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是为权利而被动存在的，其目的是为权利的，其执行由权利发动。由此也就决定了民法必须以权利为本位，将规范的重心放在权利的取得、权利的行使、权利的保护等问题上，这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之所在。 二、民事法律关系诸要素及其辩证关系 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学界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三要素说，即民事法律关系是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二是四要素说，即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内容和责任。三是五要素说，即民事法律关系是由主体、客体、内容、变动及变动的原因构成。通说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构成。如前所述，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是权利。但在一项民事法律关系中，不仅包含权利，而且还有义务。权利义务是归属于人的，即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权利和义务则是法律关系的内容，权利和义务都要指向具体的对象，即法律关系的客体。主体之间凭借客体这一逻辑纽带而彼此之间建立了联系，联系的内容即为权利义务。至于此种联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的理由及其效果则是权利义务之变动以及变动的原因问题，它们并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构成要素。民事法律关系都是不断变动的，考察任何一种民事法律关系都应当了解变动的原因及其变动的效果，这就意味着必须查找一定的法律事实，但法律事实毕竟是外在于法律关系的，它是将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法律关系加以连接的中间点，是使客观的权利变为主观的权利的媒介，但它本身并不是法律关系的要素。只有考察法律事实之后才能明确其引发了何种法律关系，而在明确了该种法律关系之后已经无须再考察法律事实了。就民事责任而言，它在性质上是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申言之，责任是民事法律关系遭到破坏、违反而产生的新的法律关系，是原有的法律关系的变异形态［5］176-177。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及客体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缺少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形成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民事权利的享有者及民事义务或民事责任的承担者；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自然无法产生和形成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事法律关系也就失去其灵魂。民事权利义务是联结民事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纽带和媒介，它是法律关系的实质内容；如果没有民事权利义务，民事主体彼此之间孤立存在，也就无法形成民事法律关系。正是因为有了权利与义务，民事法律关系才显得充实且多姿多彩，人类社会才能在永恒中发展、前进。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权利义务产生的正当性前提，它与民事权利义务密切联系，共同体现民事主体的物质利益或人身利益；如果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民事权利义务就无所依托，也无法落到实处。民事主体因一定的客体而发生联系，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而非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三、民事法律关系之认识论及方法论价值 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在整个民法体系中具有工具理性的价值,它看重的不是动机,而是效果；它关心的是为了达到一个具体的目标,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最有效率的。于是,为了实现目的,人们可以在不违背现行规制的前提下,选择效率最高的结果。工具理性的关键在于：“它把问题的合理性变成了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手段的合理性，把一件事在内容上是否正确的判断变成了对一种解决方法是否正确的判断。”［6］申言之，民事法律关系之主体、权利义务及客体三要素恰好就是市民社会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众所周知，市民社会的基本物质构成形态就是权利与义务，把民事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编织在一起就等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完全地反映出来了。它客观地、真实地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实际情况，然后把它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地位。进言之，市民社会的存在的形式就是以民事法律关系方式存在的，它运动的形态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来实现的。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考察，整个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是民事法律关系加一个结构形式，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在不停地运动，不断产生、变更、发展，从而推动市民社会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所以说，市民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民法要是讲民法哲学的话，民法的核心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在民法的世界当中、在市民社会当中处于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具体表现在：首先，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观察这个社会的基本方法。它将整个社会都视为法律关系，各种各样的抽象的法律关系是一个整体，每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都在运动。比如买菜、买衣服、坐公交车、结婚等等，这些都是在缔结法律关系。其次，民法规范这个世界，规范社会行为的时候，也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我们说整个民法讲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我们在民法当中规定很多种情况，都是讲的这种法律关系怎么办，哪种法律关系怎么办［7］。最后，民法学作为以民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从整体着眼将民法体系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法律关系正是贯穿始终的一根红线，它将民事主体、客体、行为、各种民事权利等诸要素整合为一体，形成清晰的脉络。民法学作为具有自身特点与体系的独立学科，其研究体系与论述方式的展开也是建立在民事法律关系各要素的基础上的。总之，民事法律千万条，民法学著作千万卷，归根到底都是规定或者研究民事法律关系的。可以说，民法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之法，民法学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之学。 从方法论上看，民事法律关系是指导立法与司法实践工作的基本思维模式与思考方法。一方面，民事法律关系是整个民法逻辑体系展开与构建的基础。以民事法律关系构建民法体系的方法是由注释法学派提出的。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具体来说，在总则中根据法律关系的要素确立了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权、继承权。当总则中确立的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相结合在一起时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8］。由此可见，民法典实际上就是在规范民事法律关系。总则讲的是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分则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类型化的问题是要概括这一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共性，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化才是最终对它进行规范、适用及限制。另一方面，民事法律关系是指导司法实务工作者解决实践问题的基本思维模式与思考方法。司法审判人员在处理民事纠纷时，都需要将当事人置放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分析该具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把握权利的产生、变更、消灭，这样才能公正裁判，正确地解决各种民事纠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关系分析法，即通过理顺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其要素及变动情况，从而全面地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三段论的适用以准确适用法律，作出正确的判决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 具体来说，它的适用可分为以下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考察案件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具体又可以包括四个步骤，首先是明确争议点及与其相关的法律关系，即明确争议的核心法律关系，围绕该核心关系还有那些“有关联的法律关系”，二者关系如何。其次是确定是否产生了法律关系。再次是要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最后是分析考察法律关系的各要素及变动，即考察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以及法律关系是否发生了变更、消灭的后果，及变更、消灭的原因何在。第二步是考察法律适用。在第一步确定的案件事实（小前提）的基础上，查找适用核心关系与有关联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大前提），这一过程就是逻辑三段论运用的过程。在这里，不是先寻找大前提，而是先确定小前提，即对事实予以认定，然后寻找大前提［5］162-163。 综上，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研究民事立法和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主线，解析民事案件的过程就是解析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通过确认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正确的认定。即通过确认民事法律关系，可以明确谁与谁之间通过什么法律事实产生了什么样的民事法律关系，以及在此民事法律中，谁享有什么权利及承担什么义务。同时，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进言之，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指因与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而参与民事诉讼并受法院裁判拘束的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当事人适格的问题不单纯属于民事诉讼法的范畴，其基础和前提必须依靠确认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来解决。一般而言，当事人因民事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引起讼争，涉讼当事人与该诉讼标的中的权利义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理所当然成为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故明确民事法律关系是确认当事人适格与否的基础，确认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确定民事诉讼主体的关键和中心线索。在审判实务中，由于不少法官没有认清民事法律关系与确定民事诉讼主体的关系或对二者的认识仅停留在理论上，未结合审判实践运用，以至对于一些问题惑然莫解。 四、结语 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建立在法理学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民法理论，它在法学家对市民社会的抽象思辨中产生，在逻辑的演绎推理中得到实际的运用。作为民法的核心和灵魂,民事法律关系不仅承载了民法的精神和价值,而且也蕴涵了民法的逻辑和方法，对于指导我们的民事立法、司法实践及民法学的理论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可以说，民法的哲学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哲学。它是我们理解和研究市民社会的一把钥匙。同时，民事法律关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和发展的范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各种经济关系变得丰富多彩且纷繁复杂，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会不断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地运用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服务。 民事法律论文:论商业诽谤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制裁 摘　要：商业诽谤行为是一种公开对特定商事主体及其财产或财产的品质等进行诋毁，造成其经济利益损害的行为。对于商业诽谤行为，我国仅仅通过《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进行禁止，具有一定的不完善性。只有立足于《民法通则》，对商业诽谤行为予以民事法律制裁，才能够全面完善对商事主体的保护，维护正常的商业交易秩序。 关键词：商业诽谤；虚假事实；公布；实际恶意；法律制裁 一、商业诽谤行为的概念和法律待征 诽谤的本意是“言非其实”。一般所称诽谤，仅指一般诽谤行为，即针对自然人和一般法人的名誉进行诋毁的行为。而从广义上理解诽谤，则应当包括这种一般的诽谤行为和商业诽谤行为，后者则为本文所专门研究的对商事主体进行诽谤的行为。对于商业诽谤行为究竟应当怎样界定，有不同的主张。一是认为：商业诽谤行为指经营者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或虚假信息等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进行恶意的诋毁和诽谤，以贬低其法律人格，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为自己谋取竞争的优势地位及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1].二是认为，诽谤他人的不动产、动产、无形财产或者服务，造成他人经济损失的，就是商业诽谤行为[2].三是将商业诽谤行为分为两种，一种为经营者公开贬低他人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影响他人的交易致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一种为诽谤他人的动产、不动产或者无形财产，致使其受到财产利益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3]. 我们认为，上述对商业诽谤概念的三种界定，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有不完善性之处。第一种主张将商业诽谤行为视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仅将商业诽谤的行为主体限定为经营者，不够全面。第二种主张过于抽象，不容易指导实践操作。第三种主张仅仅对商业诽谤行为的种类进行了界定，对商业诽谤行为的本质和特征都没有作出论述。 我们认为，商业诽谤行为是指通过捏造、公开虚伪事实或虚假信息，对特定商事主体的商誉、商品或服务进行贬低和诋毁，造成其商业利益损失的侵权行为。 作为商业侵权行为之一的商业诽谤行为主要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第一，商业诽谤行为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有人认为，实施商业诽谤行为的主体一定是经营者，即商事主体，不从事经营的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对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服务信誉和商品声誉进行诋毁和指控的，即使构成了对经营者的诋毁，也不能依商业诽谤行为论处，只能构成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或犯罪行为，理由是经营者以外的组织或个人不具有商业竞争的特性。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事实上，实施商业诽谤的侵权行为人是一般主体，不仅仅限定于与被侵权人存在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其他主体如社会组织、消费者以及媒体等，也都可以构成商业诽谤。其理由是： 第一，一般实施商业诽谤行为的行为人，应当具有商事主体的身份，但这只是认定诋毁商誉侵权行为的重要条件之一[4].非商事主体，如社会组织、个别的消费者或者媒体，诋毁商事主体的商誉，诋毁他人商品或者服务，尽管行为人与受害的商事主体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其最终结果也还是损害了商事主体的商誉、商品或者服务的信誉，同样也会构成商业诽谤。类似这种情况的案件，法院已经作出过生效的判决，比较典型的是恒升公司诉王洪商誉侵权案，该案件被称为网上商业诽谤第一案。该案的行为人并非商事主体，而仅仅是一个个人[5].其次，在实务中经常会出现媒体、行会或消费者协会，为打击某商事主体，针对其商誉、商品或者服务而虚假的报道、虚假的产品排序，对其进行诋毁等。这些行为尽管不是由商事主体实施，但其行为损害了商事主体的商业利益，应当认定构成商业诽谤。瑞典、比利时和瑞士在界定商业诽谤行为时，均认为若主体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也可能构成商业诽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示范规定》也作了相同的规定。因此，将非商事主体纳入商业诽谤行为人的范畴，符合实践的需要，并与世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的发展趋势相合，可以参照。 第二，商业诽谤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具有多重性。商业诽谤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就是商业利益，具体分析，则表现为不同的利益。关于商业诽谤行为的客体，各国立法大都采取具体列举式，其代表立法例为《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和《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前者将商业诽谤的客体界定为：他人的营业、其营业者个人或经理、货物或劳务；后者为他人的财产（动产、不动产或无形财产）、或财产（动产、不动产或无形财产）的品质。因此，商业诽谤行为的侵害客体尽管是商业利益这种客体，但表现为多重的，既包括对于商誉、财产的诽谤，也包括对于商品和服务的诽谤。 将商业诽谤的具体客体进行区分，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是，侵害的客体不同，商业诽谤行为的类型就不同。如根据英美判例，如果行为人主张某公司的产品有缺陷、不合格或有害[6]，或者声明某公司已经歇业[7]，那么该种侵权行为就被称为致害诋毁（injurious falsehood）[8]；如果行为人只是对于产品进行诋毁，那么该种侵权行为可被称为商业诽谤；如果行为人针对财产的所有权而非产品的质量进行诋毁，该种侵权行为可被称为财产所有权的诽谤（slan deroftitle）[9].当以客体作为标准对于商业诽谤行为作区分后，对于确定适用何种法律进行救济具有积极的意义。二是，侵害的客体不同，商业诽谤的行为及其责任的构成就不同。对商业诽谤的客体作出区分后，对认定不同的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诽谤行为及其责任具有重要意义。对商誉进行商业诽谤，一般是与商誉主体形成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才可以作为行为主体，非经营者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够作为侵害商誉的诽谤行为的主体，除非非经营者具有明确的故意；但对于商品和服务的诽谤，行为主体却没有限制，可以为经营者，也可以为非经营者。 第三，商业诽谤的受害人必须是商事主体。商业诽谤的受害人必须是商事主体，若受害人不是商事主体，就不可能构成商业诽谤。商事主体可以分为商自然人、商法人和商事合伙三种[10]，其中商自然人包括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自然人商人，商法人主要是指公司，而商事合伙则介于商自然人和商法人之间。 根据诽谤受害人的不同，可以明确区分商业诽谤行为与一般诽谤行为。商业诽谤行为与一般诽谤行为主要有三点不同。一为受侵害对象不同。商业诽谤行为是商业侵权行为的一种，发生在商业领域，其侵害对象为商事主体，而一般诽谤行为主要是针对自然人或者一般法人进行的诽谤。二为受侵害的客体不同。商业诽谤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商业利益，而一般诽谤行为侵害的客体仅指名誉权。三为提起侵权的诉因不同。提起商业诽谤侵权的诉因在于该侵权行为造成了商业主体商业利益上的损害，如果不产生商业利益上的损害，该诉讼不能提起，而提起一般诽谤侵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名誉。 第四，商业诽谤必须具有特定的指向，即受诽谤人应特定。受诽谤人特定是指，商业诽谤所涉及的对象能够被受诽谤人或公众辨识、指认，如果缺乏这种特定性就不构成商业诽谤。受诽谤主体特定有两种方式：一种为直接特定，即行为人明确指出受诽谤主体的身份；另一种为间接特定，即行为人没有明确指明受诽谤人的身份，而是以含沙射影的方式，通过提及其荣誉称号、绰号或通过特定环境的描述，影射受诽谤主体，此时受诽谤主体必须证明自己是诽谤言辞中伤的对象。通常，对于商誉的诽谤不存在受诽谤人不特定的可能，而对于商品或服务的诋毁，则可能存在受诽谤人不明的情况。若经营者、公众或新闻媒体只是对于某类商品、服务或某技术进行贬损，其并没有暗示上述评论对象与某特定经营者有关，这种情况不构成商业诽谤，因为受诽谤人不特定。 二、商业诽谤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一）商业诽谤行为的构成要件 1.虚假事实 虚假事实是构成商业诽谤最主要的要件。没有这个要件，就不存在“言非其实”的基础。虚假事实有两个要素：一是，诽谤言辞必须是事实（fact），仅仅是评论不构成商业诽谤。事实就是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评论就是告诉人们自己对某事或某人的看法。言辞失实可以构成诽谤，但评论不公正只能够构成一般的侵权。在具体的案件中，如何判断某一言辞是事实还是评论，法官应当将自己处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参考该言辞产生的环境，推测该言辞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来决定是事实还是评论[11].二是，诽谤言辞是虚假的（fault），并含有毁损性（derogato ry）。言辞的虚假性是指言辞与事实的事实情况不相符；言辞的毁损性是指行为人所使用的言辞会使商事主体及其商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降低，或令其他人对该商事主体敬而远之，导致客户不与其进行交易，消费者不购买其商品或服务等。 在商业诽谤的诉讼中，言辞的虚假性和毁损性必须得到证明。由原告证明言辞的毁损性是没有争议的，而对于言辞虚假性的证明，则存在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和美国都认为应当由原告证明言辞的虚假性，这意味着原告必须说明言辞的真实情况，而对于被告来讲，对于言辞真实性的证明只是抗辩的一种事由。《荷兰民法典》第195条规定：作为原告应当对有关包含于信息中的事实或者其所暗示的信息中的事实的准确性或完整性……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651条也规定，原告应当对于陈述的虚伪不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在诽谤法起源地的英国则认为，言辞的真实性应由被告证明，如果被告不能够证明，那么诽谤行为就构成。 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或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何者比较合理呢？从原理上说，关于举证责任的分担，罗马法确立了两条规则：原告有举证的义务；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而否定的人没有举证的义务[12].对于商业诽谤的侵权行为，原告就是主张的人，因此应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是否定的人，因此不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罗马法中“为主张的人”和“为否定的人”的位置并不确定，是随着对证明对象的观察角度不同而发生变换的，因此谁是举证责任的承担者是模棱两可的[13].因此，罗马法的举证责任原则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日本法学家石田骧则认为，举证责任的分担应根据“证据距离”确定，距离证据较“近”（取证较易）的一方就是举证责任的承担者[14].依据该学说，在商业诽谤诉讼中，距“虚假事实”这一要件较近的一方是原告，原告对自己的情况最为了解，因此，由其提出所涉言辞不真实的证据就相对容易。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虚假事实”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等也规定“虚假事实”是诽谤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商业诽谤的存在，就必须证明“言辞的失实”。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决定》及北京市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都有相关的规定。 2 虚假事实的公布 商业诽谤行为是一种通过捏造、公布虚假事实，对商事主体的商业信誉、商品或者服务进行诋毁的违法行为。但是，捏造虚假事实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并不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只有公布虚假事实，才是商业诽谤的构成要件。 由于捏造虚假事实是构成商业诽谤的前提，因此也必须研究。捏造虚假事实，是指行为人故意编造对某经营者不利的，与其真实情况不相符合的事情，这里的捏造可以是全部捏造，可以是部分捏造，也可以是对事实真相的歪曲。 公布虚假事实，是指行为人以各种形式将诽谤性言辞传播给原告以外的其他人，使他人知悉该虚假事实的行为。虚假事实只有公布，才有可能造成诽谤的后果，因此，虚假事实只有公布，才能够构成商业诽谤。 公布行为对于商业诽谤的构成十分重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诽谤言辞一经产生，就构成公布。在美国，公布是个法律术语，意为不论采用何种形式，诽谤性传播已为被诽谤者之外的他人所领悟，即构成诽谤。由此可判定美国法院对于公布要件的认定相当宽松，只要第三者看到或听到诽谤的言论就视为已经公布。我国侵权行为法认定商业诽谤的公布要件，也应当采用这样的标准，至于受害人的商业利益的损害是不是严重，则是后果判断问题，不是公布要件判断问题。 公布与否取决于很多因素：第一，行为人是由于故意或过失将诽谤言论传播给受诽谤人以外的第三人，没有过错不应当构成公布行为；第二，对于诽谤言论有消停义务的人，故意不作为或怠于作为，导致该诽谤言论的持续公布，此时该人的行为也构成公布[15]；第三，对于诽谤言论，第三人应当知道并了解，因此仅仅将诽谤性言论传递给不了解该言论的第三人是不构成公布行为的。尽管原告应当对于诽谤性言辞的公布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公布行为的构成一般并不需要原告证明诽谤性言辞已被他人知晓。一般情况下，只要能够合理地推断出将诽谤性言辞传递出去，并且确实被人知道就足够了，所以，诽谤言辞一经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传送就可以合理地推定公布行为的构成[16]. 公布行为分为单一公布行为和多重公布行为，单一公布行为为常见行为，如报刊、广播、电视等传递信息的行为；诽谤言辞同时被二人或二人以上的人知晓等都属于单一公布行为。对于单一公布行为造成的损害要求救济，只能提起一个诉讼，并且就该赔偿诉讼的实体判决，不论是否有利于原告，同一当事人在同一辖区内的其他赔偿诉讼必须终止[17].多重公布行为则不在此限。 3 商业利益的损害事实 商业诽谤的损害后果必须导致实际商业利益损害的发生，也就是说，在认定商业诽谤行为时，原告必须举证证明自己因为遭受诽谤而导致商业利益方面的损失。如果仅仅有虚假事实的公布，而没有商业利益的实际损失，那么可能构成侵权，受到法律的一般谴责，但并不构成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对此，侵权行为法的要求是明确的。例如，《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561条规定，如果法人、合伙及非法人组织体是以营利为目的，行为人所公开传播的虚假事项其营业受到了侵害，阻碍了客户与其做交易；如果法人、合伙及非法人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依靠社会上财政的援助，行为人借公开传播的虚假事项使社会大众对其评估降低而干预了其活动，此时行为人应当承担责任。美国判例也规定，因消费者批评产品而引起的诽谤案，厂方必须要证明消费者的批评不实给自己造成了实际损失。 我国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就将对自然人进行诽谤和经营者进行诽谤导致损害的认定方面作了区分，前者是“造成一定影响”，即诽谤言辞被公开就足以表明已经发生影响，而后者要求对经营者造成具体损害事实，该损害应当是可算的。因此，如果行为人实施捏造、散布虚假事实，尚未造成损害后果的，或者存在着造成损害后果的可能性，都不能视为已构成商业诽谤行为，最起码不能认定构成商业诽谤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之所以认为构成商业诽谤的要求更加严格，是因为商事主体从事经营活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公众有权力对商事主体进行监督和批评。另外，商事主体相对于个人来讲，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能力，一般的诽谤语言不能够对其造成损害。 关于商事主体损失的范围，《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633条作了规定，可以作为参照：实施商业诽谤行为人承担的金钱损失仅限于，因第三人的行为效力所导致直接的、立即发生的金钱损失；为消减诽谤言辞带来的消极影响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包括提起诉讼的费用。由此可见，商事主体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包括：因诽谤行为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如退货、商品积压滞销损失；为消除影响和调查、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费用，如调查费、合理的律师费等。间接损失包括：因诽谤行为造成客户解除或者终止履行合同而丧失可得利益的损失；因诽谤行为造成停产滞销期间设备折旧费及贷款利息等。 4.行为主体存在过错 行为主体对商事主体的商誉、商品和服务进行侵害的主观要件可以为故意，亦可为过失。商业诽谤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或不行为会造成商事主体商誉、产品或者服务的贬损，将危害其商业利益，而仍然加以实施或听任损害发生的心理状态。商业诽谤的过失，则表现为行为人的对诽谤后果采取了不注意的心理状态，使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商事主体的商誉、产品或者服务受到了毁损。 在涉及商业诽谤行为主体的过错时，应视主体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标准。 当行为人为经营者时，此时商业诽谤行为的实质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范畴。按照《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如果从民事责任的角度探讨商业诽谤行为的要件时，受害人无需证明行为人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有虚假陈述，造成损害，就构成商业诽谤；如果从刑事责任的角度探讨该要件时，必须证明行为人为恶意（故意）[18].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遵循德国学者的解释，采取相同的观点[19].《意大利民法典》第2600条第2款规定，“凡认定是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就推定为有过错”，那么，由经营者实施的商业诽谤行为就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特殊形式，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无需原告证明被告的过错[20]，而由行为人反证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们认为，经营者作为商业诽谤的行为人，都是明知商业规则和商业习惯的人，具有识别自己行为后果的能力，因此，在我国认定商业诽谤侵权责任，认定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诽谤，过错要件采用推定过错责任，是有道理的。因此，如果行为人是经营者，则原告不必举证证明行为人的过错，否认过错的举证责任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这样的过错，实际上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并不需要明确认定其过错的类型。 当行为人为非经营者时，则应当适用美国的“沙利文原则”，即经营者要想在诉讼中获胜，必须证明对方行为人存在实际恶意，该实际恶意是指行为人明明知道消息与事实不符，若公布会给对方带来损害，还是不顾一切的将消息公开。“沙利文原则”来源于1964年的沙利文案件，该案件对于新闻诽谤确立了新的原则：原告要想胜诉，不仅要证明普通法要求的有关内容已经发表，给自己造成了损害，而且要证明被告具有“实际上的恶意”，即需证明媒体在进行有关原告的报道时，清楚地知道自己使用的材料或信息是“虚假不实的”，或对其使用的材料和信息的真伪予以“毫不顾及”[21].1983年，“沙利文原则”被推广到消费者批评产品质量而引起的“商业诽谤”诉讼中。英国的规定与美国的规定不同，从与英国的规定相仿的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附属法例第82号命令第三条可窥见一斑。该条例规定：凡在永久形式诽谤（书面诽谤）或短暂形式诽谤（口头诽谤）的诉讼中，原告人指控被告人是恶意地公开遭投诉的言词或事件，则原告人不必在其申诉陈述书中提供他所依据以支持该恶意指控的事实的详情，但如果被告人以任何该等言词或事件是就涉及公众利益而作出的公正评论，或以任何该等言词是在享有特权的情况下作诉，而原告人又探诉被告人是由明显的恶意所驱动，则原告人必须送达答复书，提供可从中推论出有该恶意的事实的详情。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在英国及香港地区，原告在起诉时没有必要证明行为人是恶意，除非行为人以所陈述为公共利益或享有特许权作为免责抗辩，此时原告才应证明对方存在主观恶意。将美国的规定和我国香地区的规定作一对比，可以看出美国法律认为商事主体证明消费者存在恶意是企业诉消费者商业诽谤的构成要件，而我国香港地区则将证明恶意的责任作为一种答辩。我们认为，在我国，认定商事主体起诉非经营者承担商业诽谤责任时，应对非经营者的主观要件作出严格的限制，即必须证明行为人的故意。因此，美国的做法更为可取。不过，应对消费者扩大为非经营者。商业诽谤中的恶意就是行为人动机不良的故意，该不良动机就是为了损害经营者的利益。 （二）对于商业诽谤的抗辩事由 如果经营者提出商业诽谤的诉讼，则行为人可主张下列抗辩事由。 1.陈述真实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其所陈述为真实，就可免责。行为人证明言辞的真实性具有不同的效力。按照英国判例，言辞的真实性应由行为人证明，如果行为人不能够证明，那么诽谤行为就构成，行为人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行为人证明言辞的真实性是一种抗辩事由，并不采纳英国法的做法。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陈述是真实的，并非虚假，即可免责。 2.公正评论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言论属于公正的评论，亦可免责。可以参考香港《诽谤条例》的规定。该条例认为，“公正评论”应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评论的事项必须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有可靠的事实来源（包括报章的报道）；立场应当公正（但不一定客观）；没有恶意。在具备上述条件下，即使该评论是片面的、偏激的、具有一定的诋毁性的，也不应追究行为人法律上的责任。我们认为，确立“公正评论”的原则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即在评论与评论对象的人格权出现冲突时，应对评论予以优先的保护。因此，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评论是公正的，当然可以免责。 3.豁免权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享有某种豁免权，也能够免责。同样可以参考香港《诽谤条例》的相关规定。豁免权有两种，一种为绝对豁免权，一种为相对豁免权。绝对豁免权是指为了特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需要，散布具有诽谤性的言论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绝对豁免权的情形包括：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的发言享有绝对豁免权；诉讼参与人在司法程序或准司法程序中所做的陈述；政府等官方往来的文件等。相对豁免权的情形包括新闻媒体依照法律文件或公共集会所做的报道，或执法人员对媒体或大众揭露公务活动的内容等。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每6条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其报道失实，或者前述文书和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4.自由陈述空间 所谓自由陈述空间，是指在家庭内或少数极新近的朋友之间，在这些范围内所为的诽谤陈述不构成诉因[22].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对于某商事主体的诋毁只是在亲人之间传播，也可以此作为抗辩。在德国法和《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在我国，也应采纳这样的规则，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对于第三人的诽谤仅在夫妻之间传播，可以此作为绝对的免责抗辩；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对于第三人的诽谤在亲朋好友间传播，可以此作为相对的免责抗辩。 5.及时更正和道歉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在虚假消息后，及时进行了更正或答辩，消除或减少了虚假消息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害，这也可作为抗辩的事由。当虚假事实传播后，受到虚假事实侵害的商事主体通常首先会与行为人联系，若后者主动更正，受害人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提起诉讼。若受害人仍旧提起诉讼，那么行为人及时作出的更正和道歉仍具有一定的效力。我国香港《诽谤条例》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在报刊诽谤诉讼中，及时的道歉既可以作为免责抗辩的理由，也可以作为要求减免赔偿的证据。我国的相关法律应当借鉴《诽谤条例》的上述规定，在对于更正方式、时限及效力作出规定的同时，还要规定行为人及时作出的更正和答辩可以使自己减轻或免除责任。 三、商业诽谤的行为方式 关于商业诽谤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是从行为主体的角度讲，可以表现为经营者实施商业诽谤行为和非经营者实施商业诽谤行为两种。多数情况下，实施商业诽谤的行为人为经营者自己，但有时经营者不亲自实施商业诽谤行为，而是唆使、收买和利用其他人向有关管理部门和媒体反映，或直接与相关管理部门和媒体恶意串通，对竞争对手作虚假投诉、报道和处罚。二是从表达方式的角度讲，商业诽谤行为可以表现为书面诽谤和口头诽谤两种方式。书面诽谤具有持久性而口头诽谤多具有短暂性，口头诽谤的危害性一般要比书面诽谤轻。三是从表露程度的角度讲，商业诽谤表现为直接商业诽谤和间接商业诽谤。前者是指那些明确、直接的诽谤性传播，后者是指那些间接的，通过分析和联系才能确定受诽谤对象的诽谤性传播。四是从商业诽谤次数的角度讲，商业诽谤行为还表现为原始诽谤行为和重复诽谤行为。就一般情况而言，重复诽谤行为的损害程度较原始诽谤行为为重。 除上述表现形式外，最重要的就是从客体的角度对其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商业诽谤的客体具有多重性，但发生率较高的，就是对商誉、商品和服务进行的商业诽谤，我们在此逐一进行分析。 （一）商誉诽谤 商誉是经营者因其个体特色、技术水平、可信度、经营位置或附随经营的其他条件，从而吸引顾客或保有固定客户而获得的声望[23].商誉不具备独立的存在形态，只能依附于企业整体而存在，是企业拥有的一项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24].商誉与企业的经营具有紧密的联系，各国都通过法律对其进行保护。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对商誉进行保护[25]，而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通过仿冒诉讼对商誉进行救济[26].无论适用何种法律或诉因对商誉进行救济，不可否认，商誉只用商事主体才能享有；同时，绝大多数的商誉诽谤行为是经营者对于竞争对手的商誉进行诋毁。在我国法律中，《民法通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商誉，但是可以解释在法人的名誉权中包含了商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则规定了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可以认为商业信誉既包括了信用的含义，也包括了商誉的含义。因此，我国法律保护商事主体的商誉，应当制裁商誉诽谤行为。 经营者对于竞争对手的商誉进行诽谤的方式主要为下列几种：在交易过程中，经营者利用商业信息会、商品交易会等，有预谋地散布诽谤言辞；通过单独的商务洽谈、电话交谈方式来诽谤竞争对手；通过将捏造的虚假事实通过信函投寄至业务客户的方式进行诽谤；通过借助自印的产品说明书、传单和小册子向大众扩散虚假的信息。这些行为，都是商誉诽谤行为。 值得研究的是，对商事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的诽谤，究竟是对个人的诽谤，还是对商事主体的诽谤。这里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例。2004年初，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在工作期间借职务之便，私自与他人重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形成“一女二嫁”，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将其免职。王某对此怀恨，将原来掌握的公司有关商业秘密的材料私自拿出，对这些材料进行变造和篡改，编造、歪曲事实，虚构了该公司董事长金某与政府有关部门及其领导相互勾结，欺骗公众，谋求公司上市的虚假事实，并使用恶毒的语言，声称该公司董事长金某是商业欺诈、造假骗人的元凶，进行恶意诽谤，损害金某及其公司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声誉。金某主张自己的名誉权受到损害，请求法院判决王某承担侵害其个人名誉权的侵权责任。 毫无疑问，王某的行为肯定构成了侵权责任，但是究竟构成何种侵权责任，却值得研究。焦点在于，这种行为究竟是侵害董事长个人名誉权的诽谤行为，还是侵害商事主体商誉的商誉诽谤行为呢？ 就一般情况而言，对个人的声誉、名声进行无中生有的攻击，侵害的肯定是个人的名誉权，应当构成对个人的诽谤，而不构成商业诽谤。可是，当受诽谤对象是商事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的时候，如果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明确地指向法定代表人，是故意地对法定代表人进行诽谤的时候，这个行为就是对商事主体的诽谤，构成商誉诽谤行为，而不是对个人名誉权侵害的普通诽谤行为。 对商事主体商誉的诽谤包括对商事主体本身的诽谤，例如对公司的诽谤，也包括对商事主体的代表者即法定代表人的诽谤。之所以对商事主体的代表人即法定代表人的诽谤认定为对商事主体的诽谤，就是因为商事主体的法定代表人即董事长等所代表的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而不是法定代表人本人的行为。对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人进行诽谤，诽谤的内容是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实施的行为，以及造成损害的对象是商事主体的商业利益，那么，对法定代表人的诽谤就是对商事主体的诽谤，而不是对个人的诽谤，就构成商业诽谤的侵权行为。 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诽谤构成商业诽谤，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从侵权行为的角度观察，行为所针对的是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实施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对自然人的诽谤转化成对商事主体的诽谤。因此，对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诽谤，必须直接针对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否则，即使是构成诽谤，也不是对商事主体的诽谤，而是对自然人的诽谤，即对法定代表人的诽谤。 2.从侵权行为的具体内容观察，侵害法定代表人的不实言词，涉及的是其所代表的商事主体，受到攻击的是法定代表人所代表的商事主体的行为。例如对法定代表人代表的商事主体所实施的行为受到歪曲，对法定代表人代表商事主体所进行的行为的底毁，编造事实对法定代表人所代表商事主体的信誉进行毁损，或者就是直接对法定代表人本身进行诽谤，都是对商事主体进行的诽谤。 3.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这个角度观察，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是法定代表人所代表的商事主体的名誉、商誉的损害。在我国，自然人和法人分别都享有名誉权，其名誉权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虽然侵害名誉权的后果都造成受害人名誉权的损害，但是自然人的名誉权受到损害和法人包括商事主体的名誉权受到损害表现不同。商事主体的名誉权所保护的，主要是商誉和信誉，而自然人的名誉权所保护的，是对其的客观综合评价。如果侵权行为针对的是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身份，那么造成损害的应当是其所代表的商事主体，而不是本人，这样就构成对商事主体的诽谤，即商业诽谤。否则就是对个人的诽谤。 （二）商品诽谤 在商业诽谤中，商品诽谤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类型。对商品进行诽谤，主要是对于商品声誉的诽谤。对商品的质量、效果、性能和价格等方面进行诋毁，都构成商品诽谤。如甲公司正在与一新客户洽谈一笔大生意，双方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正准备合同签字时，该客户突然收到来自乙公司的传真，声称甲公司的产品侵犯了其专利权。该客户立即要求甲公司作出书面解释，并暂缓签订供货协议。事实上，甲公司和乙公司是竞争对手，生产同一类产品，但甲公司使用的关键技术与乙公司完全不同。乙公司的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商品诽谤行为。 商品诽谤的侵害客体，就是商品声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规定的“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就是制裁商品诽谤行为的法律根据。确认商品诽谤行为责任，所依据的就是这一规定。 在美国侵权行为法中就存在“商品诽谤诉讼”，该种诉讼不要求对他人的名誉造成损害，只要被告恶意地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有预谋地诋毁商事主体的商品，并产生了实际损害的后果，就构成商品诽谤的诉因。若公司主张自己的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诋毁，他必须证明该诋毁已经对于自己的营业造成损害，但这一点相当难证明，因为影响公司营业的因素实在太多[26].美国侵权行为法的这一规定，是完全可以借鉴的。 在对商品进行商业诽谤的手段中，刊登比较性广告是常用的一种方式。比较性广告，是指“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指称某个或某些竞争对手或某个或某些竞争对手经营的产品或服务的广告”[27].德国著名竞争法学家科勒尔（Kohler）认为，根据良好的商业习俗，任何一个经营者都有权制止其他竞争对手对自己作出消极评价，因此批评性比较广告不应当认为是合法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比较性广告都是不合法的，只要这类广告符合一定的条件①，应当得到许可。因此，如果行为人对于将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同其竞争对手的商品或服务进行比较具有充分的和合法的理由，即行为人进行比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同时该比较性宣传是必要的、真实的和客观的，那么，这种比较广告应当认为是合法的。 经营者借助批评性比较广告可以针对某特定竞争对手的商品进行比较，也可以针对某类竞争对手经营的商品进行比较。我们认为，若经营在广告中针对某特定竞争对手的商品作批评性对比，进行消极的评价或贬损，如果该对比内容虚假，就构成商品诽谤，如果该对比客观真实，则可能构成违反公序良俗，事实上也造成了商事主体商品声誉的损害，亦构成商品诽谤，不过，这样的认定须要充分的证据，否则不应认为构成侵权。如果经营者在广告中并不明确针对某种商品，而是一般地对某类商品进行对比，只要该比较广告内容真实，不片面突出自己商品的优点，不片面强调其他同类商品的缺点，那么该比较广告就应认定为合法的。反之，如果比较广告片面强调其他同类商品的缺点，属于不当行为，但是尚不能够构成商业诽谤，因为受诽谤对象太抽象，不能确定，而受诽谤对象的确定为商业诽谤的构成要件之一。 （三）服务诽谤 即然商业诽谤是一种对商事主体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作虚假性陈述，其目的是为了给商事主体的经营带来实际损害的行为[28]，那么，除了对商事主体的商誉或者商品进行诽谤外，对商事主体的服务进行诋毁，也主要是对于商事主体服务的质量、效果和价格等方面进行诋毁。 服务诽谤，在美国法称之为对交易的诽谤[29]，但是与这里所称的服务诽谤并不完全一致。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规定：对他人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活动进行虚假宣传的人，应当承担责任，其中就包括服务诽谤。在以提供商品制造或者销售的商事主体，对商品的诽谤可以构成商业诽谤行为，那么，在以提供服务为商业宗旨的商事主体，对其服务进行诋毁，当然就构成服务诽谤。服务也是一种交易，因此，对交易的诽谤，实际上就是对服务的诽谤。 对服务的诽谤是否可以概括在商誉诽谤当中？从原则上说，服务的声誉也可以概括在商誉当中，对服务的诽谤也就是对商誉的诽谤。不过，相对于提供商品可以确认商品诽谤为独立的侵权行为，那么，对提供服务的商事主体提供的服务进行诽谤，当然也就可以作为单独的侵权行为认定。其界限为，商誉诽谤主要是对商事主体的整体商誉进行毁损，针对的是商事主体；而服务诽谤，则是针对商事主体的服务进行毁谤，针对的是其服务本身。 构成服务诽谤，应当存在对服务的质量、效果和价格等方面进行诋毁。明知商事主体的服务并不存在问题，而故意采用虚伪不实的言词、文字等，进行诋毁，造成受害人的经营的损害，构成这种侵权行为。 四、对商业诽谤行为的民事法律制裁 （一）各国对商业诽谤予以制裁的立法比较 商业诽谤行为历来是各国法律严厉禁止和重点打击的行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第10条之二规定：在商业经营中，成员国有义务对于损害竞争对手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的行为予以禁止，由于商业诽谤行为损害的是特定商事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民事救济首当其冲，只有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案件，才可以给予刑事制裁。 1.德国 德国主要通过《德国民法典》和《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制裁。《德国民法典》第824条规定：违背真相主张或传播适于妨害他人的信用或对他人的生计或前途造成其他不利益的事实的人，即使其虽不明知、但应知不真实，仍应向他人赔偿由此而发生的损害。该规定并没有直接对于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制裁，而是通过对商誉或信用②的保护来间接制裁商业诽谤行为。除德国外，西班牙也采用上述方式，将《个人名誉保护法》扩展到对商业信用的保护，间接调整商业诽谤行为。而俄罗斯则是通过对商誉的保护来实现对于商业诽谤行为的制裁。《199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8章规定：法人的商业信誉不受侵害，受害人有权通过法院要求对损害其商业信誉的信息进行辟谣，并有权要求赔偿由于这种信息的传播而受到的损失。 《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则对刑事责任作了规定。该法第15条规定：确实了解情况和了解关于他人的营业、其营业者个人或经理、关于他人货物或劳务，但制造或散布能伤害其营业或营业者信誉的非属真实消息的人，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罚金。第1项所指行为如系由某商店职员或受托人造谣或散布且营业主已知其行为时，其营业主将与该职员或受托人同时受处罚。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也针对商业诽谤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事业不得为竞争之目的而陈述或散布足以损害他人营业信誉之不实情事。违反该规定者，处行为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 2.法国 在法国，商业诽谤行为包括两种情况：通过散布贬低的或者恶意的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或者经济状况；贬低经营者的产品，只有在被诽谤的个人、公司或者产品能够容易的识别出来，才可以起诉该诋毁行为。除反不正当竞争法外，法国可以通过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制裁。《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和第1383条就是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前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错而致使损害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后条规定：“任何人不仅对因其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而且对因其过失或疏忽所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是该一般条款也只是对于商业诽谤行为进行间接调整。 3.意大利 在民法典中对于商业诽谤行为进行直接制裁的是《意大利民法典》，该法典第五编第十章第2598条对此作了规定。依有关特殊标记和专利权保护规定的效力，无论何人都不得有下列不正当竞争行为：使用同他人合法使用的名称或特殊标记容易发生混淆的名称和特殊标记，或者模仿竞争者的产品，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进行容易引起与竞争者产品或相混淆的行为；散布对竞争者的产品和活动的信息与评价，足以使之名誉扫地，或者诋毁竞争者产品或企业的优点，直接或者间接使用任何其他不符合职业道德原则并且容易损害他人企业的手段。第二种侵权行为，就是商业诽谤行为。 4 日本 日本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诽谤行为作出制裁。《日本防止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第1款第6项规定：陈述虚假事实、妨害有竞争关系的他人在营业上的信用，或者散布这种虚假事实的行为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害人享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请求权。第1条之二是关于由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该条规定，由于故意或过失而实施了前条各项行为的人，对于因此而在营业上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应当负损害赔偿的责任。对于实施侵害他人营业信用行为的人，法院可以依据被害人的请求，命令不赔偿损害或在赔偿损害的同时作出恢复营业上信用的必要措施。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很严重，就可以处三年以下惩役或二十万日元以下罚金。因此，该法不仅规定了民事责任，也规定了刑事责任，其中对于商业诽谤行为是通过对信用的保护间接予以制裁的。 5 英国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主要通过制定单行法令专门对诽谤行为进行调整，其于1996年制定了《诽谤法令》，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人名誉和公司商誉不受侵害。而与英国法律同一传统的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则专门制定了《诽谤条例》，针对诽谤行为进行调整，其中包括商业诽谤。对于商业诽谤的刑事责任，《诽谤条例》作了详尽的陈述：明知虚假而恶意刊布损害名誉的文字诽谤，最高可判罚入狱两年及另再判处罚金。如果控方无法证明被告明知虚假而刊布。但有证据显示有关刊布主要基于恶意中伤的动机，也可提出检控，最高可判罚一年监禁及另判处罚金。 6 美国和澳大利亚 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对于商业诽谤行为予以了成文法救济，该条规定：对他人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活动进行虚假宣传的人，应当承担责任。除兰哈姆法外，美国的《有限电视和卫星广播法》也通过限制行为主体，来间接调整商业诽谤行为。澳大利亚则通过《贸易惯例法》对商业诽谤进行调整，该法第五部分就为经营者如何防止商业诽谤以及对自己的商誉造成损害的情况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该法规定：经营者在从事贸易或商业时，不应进行那些具有误导性或欺骗性的行为，或是可能引起误导或欺骗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制裁商业诽谤行为的局限性 在我国，主要是通过《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制裁，但是通过这些法律进行制裁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 通过《刑法》制裁商业诽谤行为的局限性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三条规定，利用互联网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是正确的。但是，仅仅通过《刑法》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刑事法律的调整，具有局限性。 第一，《刑法》调整的范围过窄。根据《刑法》的规定，构成商业诽谤罪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需以“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为前提，也就是说捏造和散布二行为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二是，商业诽谤行为只有达到“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程度，才构成犯罪。“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属于选择性要件，只要具备其中一个即构成商业诽谤罪。如果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要件，就不能适用《刑法》来调整商业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应当从实施商业诽谤的行为角度来讲，如诽谤的次数，手段恶劣，传播的范围广等：“重大损失”应从商业诽谤造成的后果的角度讲，如营业额大幅度下降、利润大为降低等。重大损失的认定不应以固定金额为限，因为经营者本身的资产相差很大，可以以正常利润为基数确定一个比率范围，如可将实际损失超过正常利润的10%-15%视为重大损失。 第二，刑法对受害人的救济作用不强。商业诽谤是一种不法侵害企业商誉、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其损害后果主要是对受害人的财产造成了损害，而刑事责任主要以剥夺自由和罚金为手段，对于受害人并不能起到直接的救济作用，因此对商业诽谤侵权以承担事实责任为主要救济手段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英美国家关于商业诽谤不区分刑事诽谤和民事诽谤，将刑事诽谤的和民事诽谤视为一体，但其仍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诽谤案件几乎都遵循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尽管这些国家还有关于刑事诽谤的条例，这些刑事诽谤条文主要是针对及其严重的恶意的诽谤。在美国法律中，诽谤大致属于民事诉讼范围，除了群谤及可能破坏治安的少数特定情形外，很少采刑罚制裁[30]. 2 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制裁商业诽谤行为的局限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该法的适用也有局限性，只能对于商事主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调整，对非商事主体的行为不适用，因此适用范围较窄 。（三）立足于《民法通则》，对商业诽谤的民事制裁制度予以完善 对商业诽谤行为加强民事法律制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民事法律制裁是制裁性与补偿性的结合。即使依照刑法的规定对商业诽谤行为予以刑罚，也不能代替民事制裁的地位，需要附带地加以民事责任的制裁。因此，只有立足于《民法通则》的规定，对商业诽谤行为的民事法律制裁予以完善，才是正确的，并且最终在民法典中写进商业诽谤制度，才能够全面完善对商事主体的保护，维护正常的商业交易秩序。 一般认为，依据《民法通则》制裁商业诽谤行为的依据是：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根据该规定，商业诽谤行为就是对于法人名誉权的侵害；第一百二十条规定，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要求赔偿损失，这些是商业诽谤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的依据；对商业诽谤行为还可以按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制裁，对行为人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务和非法所得等。但上述通过保护法人名誉权的方法间接对商业诽谤予以制裁的模式具有下列不足： 第一，间接地对商业诽谤予以制裁，对该种侵权行为的制裁力度不大。法律调整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有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两种方式，直接调整就是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实体规范，间接调整就是法律不直接规定当事人间的实体权利与义务，而是借用该规范指引的另一个法律规范来确定自己的权利义务。因此，间接调整方式打击商业诽谤行为的力度较弱，应当对于商业诽谤行为作出正面规定。 第二，“法人名誉权”这种说法本身就有争议。关于法人是否有名誉有三种学说：法人名誉否定说、法人名誉肯定说和法人名誉参照说。《大清民律草案》和我国台湾民法典均采法人名誉否定说，认为名誉权仅归自然人所有。我国《民法通则》则坚持法人名誉肯定说，该说实质是混同了本质截然不同的自然人的名誉和法人的商誉，对法人保护不力。尽管《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对此作了修改，即法人的名誉受到损害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待民法典作更加符合法律逻辑的规定[31]. 第三，民事责任方式规定的不足。上述五种民事责任方式并非对于商业诽谤行为人都适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主要是针对侵害他人人格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其本质上不以财产给付为内容，因此，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对于以财产的损害为要件的商业诽谤行为适用的可能性不大；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作为民事责任的方式则具有较广的适用性。除上述民事责任方式外，还有一种相当有效的责任方式没有涉及。基于商业诽谤的特殊性，行为人应当对于虚假言辞作出更正和答辩，及时作出更正和答辩也应是行为人承担的一种重要责任方式。 第四，《民法通则》只对商业诽谤提供了原则性规定，在确定应承担的责任，特别是确定赔偿数额时只能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当行为人为经营者时，同时适用上述两个法条没有什么问题，但当行为人为非经营者时，同时适用上述两条文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应当对于商业诽谤的赔偿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我们认为，应当立足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着眼于民法典的制定，对商业诽谤行为民事制裁制度予以完善。 1 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明确商业诽谤行为的概念 民法通则的第一条款，是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凡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侵权行为，都适用本条规定。商业诽谤行为也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侵权行为[32]，以该条款作为立法依据，应当是完全正确的。 在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基础上，确立商业诽谤行为的概念，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规定确定商业诽谤行为的类型，同时，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和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进行适当补充，就可以完善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民法制裁的体系。 2 完善对商业诽谤行为民法制裁的方式 在坚持《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责任方式的基础上，完善民法对商业诽谤行为的民法制裁方式，应当遵循以下几点： 第一，发挥已有的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方式的作用。当行为人正在实施商业诽谤行为时，受诽谤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停止诽谤的请求可以直接向行为人或人民法院提出，使其能够及时制止侵害行为，防止损害后果的扩大。停止侵害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与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共同适用。单独适用的时候，不一定要具备商业利益损失的要件。受诽谤人可以根据情况，请求行为人排除妨害，以恢复自己的权利的行使。 第二，补充更正和答辩的制裁方式。这也是商业诽谤行为人应当承担的重要的民事责任。更正和答辩本是新闻媒体所承担的责任：更正，是指在新闻报道中，对于事项的交代出现失实，相关人有权要求传媒作出更正，传媒自身也有责任在发现差错时主动更正；答辩，是指被新闻报道提及的相关人，有权对报道内容的公正性或全面性进行答辩[33].关于更正与答辩的要求，我国仅在行政规章中作出明确规定③，没有在《民法通则》中规定。我们认为，应当将更正和答辩这种责任方式移植到民法中，将其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对商业诽谤行为（包括其他一般诽谤行为）的一切主体都适用。在适用时应注意，消除因诽谤行为导致的不良影响的方式和范围至少应与诽谤行为时的方式和范围相同，例如，如果行为人通过电视广告的形式实施了商业诽谤行为，那么至少该行为人应通过电视进行公告等消除影响。 第三，强行赔偿损失的制裁。由于商业诽谤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诽谤行为对于商事主体的商业利益造成的损害，并且表现为财产利益的直接损失或者间接损失，因此赔偿损失成为商业诽谤行为人最主要的承担责任的方式。民法中赔偿的目的，是通过给付受害人一定数额的财产，使其尽可能地恢复到受害前的状况，因此实际赔偿是合理的，除非将来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不实行惩罚性赔偿。 在赔偿损失中，最重要的是明确商业诽谤损害赔偿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给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凡被分割的经营者的损失能够计算的，必须按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包括因调查侵权人的商业诽谤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的利润，并应赔偿因调查侵权人的商业诽谤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民事法律论文:关于中国的民事法律与司法判例 论文关键词: 民法 司法判例 作用 判例制度 论文摘要: 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反映的是某一国家和地区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对民法的需求和变动中的市民社会不断冲破法典的束缚,摈弃过时规范,认可新规范的事实。就中国而言,民事法律的法典化如火如荼,但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司法判例应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判例的作用,有以下四点:判决预测,促进理论发展,促进法律完善,法学教育的辅助手段。因而建议建立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一、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的相对性 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反映的是某一国家和地区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对民法的需求和变动中的市民社会不断冲破法典的束缚,摈弃过时规范认可新规范的事实。法典化和非法典化都是相对的,任何国家任何法系都不能实行绝对的法典化和非法典化。纵观世界各国,大陆法系以法典为第一法源,以判例法补充法典,判例为第二法源；英美法系以判例为第一法源,也辅之以成文的法律供法院援用。 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在1986 年通过了民法通则,在20 世纪80 年代制定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的基础上,通过了统一的合同法,1986 年制定了继承法,1951 年制定婚姻法并几经修改,20 世纪80 年代初制定了商标法、专利法,之后也几经修改,1990 年通过了著作权法,之后也作了修改,中国的物权法也在制定中。依照十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制定物权法之后,还将制定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上述法律制定之后,中国的民法体系即形成,是否在此基础上编撰民法典,十届全国人大没有明确列入规划,学者间争论很大,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各民事法律单独存在,中国没有民法典,但有一个完整的民法体系；二是在各民事法律基础上编撰一个民法典。中国的许多民法学者,由于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希望编一个民法典,而中国独特的民法立法过程,是依据社会的需要分别制定系列的民事法律,少数人主张这些系列的民事法律简单编在一起就是一个松散的民法典,没有必要再重新制定民法典。因此,在中国,存在一个制定逻辑严密的民法典与松散民法典的争论,如果说民法法典化是指一个民法法典必须体系严谨,逻辑性强,松散的法典就不是民法典化的思想,况且,松散地编到一起与不编到一起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 不编到一起不是也可以吗？ 而且修改起来更为方便,这应经过实践检验一下。如果各个民事法律分别存在,但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一个中国完善的民法体系,虽然没有统一的民法典,这可能更类似反法典化的思潮,但作为中国民法体系中的各个法律,又分别为一个小法典,实际是将一个大法典化为若干小法典,这与民法法典化又似乎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因此,我认为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都是相对而言的。 非法典化,不可能完全实行判例制度,不要成文法。美国是判例法的国家,然而就民法而言,判例之外也有律师协会在判例法基础上编撰的《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美国合同法重述》这样一些供各州法院选用的法典,因为判例必定过于浩繁,不便于人们掌握,而有的民事法律又不可能不是制定法,如西方某些国家,包括判例法系国家关于脑死亡、器官移植的法律、安乐死的法律、同性婚姻的法律以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都是制定法。法典化,也不可能完全施行成文法,不要判例。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之外均有判例,民法的许多规范只有通过判例才能明确适用于不同情况,通过判例弥补成文法典的不足,通过判例的法解释使法典成为有生命的法律,不断进化的法律。中国虽无民法典,但每出台一种民法法律,都以以往的司法案例为基础并通过最高法院的典型案例指导法律的实施。 二、中国的民事司法案例与判例法试点 （一） 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法院就具体案件的请示所作出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法长期不完善,按照中国的司法制度,为保证司法统一,下级人民法院在解决案件中遇到疑难问题,可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就具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作出批复,下级法院依此批复作出判决,但并不直接引用此批复。这种批复下发全国各法院,各级法院必须参照执行,因此,具有法律效力。在改革开放前和20 世纪80 年代前半期,这是中国司法解释的主要形式。另一种司法解释则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民事法律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供法院参照执行,但不得在判决中直接引用。1987 年实行公布案例制度之后,加之民法不断完善,这种批复不再像以往那样经常出现,但仍是司法解释的形式之一。如民法通则实施之后,由于民法通则没有对死者名誉权保护作出规定,天津市中级法院受理了“陈××诉魏××、《今晚报》侵害名誉权纠纷案”,陈的女儿吉××（艺名荷花女） 生前从艺情况被魏某写成小说并在《今晚报》连载,小说虚构了荷花女多次恋爱并被帮会头目侮辱的情节,陈某认为损害了女儿的名誉权,提起诉讼。天津市中级法院经天津市高级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荷花女死后其名誉权是否应予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天津市高级法院,批复“荷花女（艺名） 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受到保护,其母陈××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天津市中级法院依此批复组织调解,当事人达成赔礼道歉,赔偿问题双方自行解决协议[1]。此批复（最高人民法院1988 民字第52 号） 及案例（陈××诉魏××、《今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下发或公布后（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 ,其批复具有法律效力,案例供各级法院参照执行。这种批复,虽非案例,但针对的是具体案例作出的,其就下级法院请示所作批复要点相当于判例的判旨,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二）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 中国改革开放后,民事法律逐渐完善,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民法通则、继承法、三个合同法、修改后的婚姻法及专利法、商标法均已出台,而经济处于急剧变动中,即使刚刚颁布的法律,某些规定也很快显得与实践不一致,许多原则性规定也需进一步具体化,单纯的请示制度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于1985 年创办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及时批复、解释,并公布经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通知进一步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公报》,目的在于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地方高级人民法院也往往编辑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教学、研究单位也编辑出版供教学、研究使用的案例等。 中国的案例与国外的判例,有以下不同: 1. 判例具有法源性,案例不具有法源性。 判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第一法源,成文法是其补充,为第二法源；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为第二法源,判例是成文法的补充,成文法是第一法源。前者如英、美,后者如法、德、日等国。判例的法源性,主要表现在“判旨”,即判例创造的法的规则,这一判旨或者是对法律漏洞的补充,或者是对适用一般法律规范的具体解释。判例确认的法规则,各级法院必须遵守,但以新判例取而代之者为例外。案例不一定是对法律漏洞的补充,不一定是对具体规范的创造法规则的解释,有的仅仅是直接适用法律的典型案例类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案例只具有参考指导价值,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因此不是法源。 2. 判例是经专门的组织机构认可的,案例无须经专门组织机构认可。 因判例具有法律效力,必须经专门机构认可以保证法律的统一。如,在日本,判例须经最高法院判例委员会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案例,因不具有法律效力,无须专门组织认可,只要是在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即构成案例；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虽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仅仅是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指导性意见；至于某些案例集,更不是司法解释机关通过的,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判例的约束力分为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由于其正确性及指导作用,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 3. 判例可变更、撤销,案例无须变更、撤销。 判例的变更、撤销,如同法律的修改、废止,导源于社会变动引起的法律规则的不适应性,而案例仅仅是法院审判的个案,是既成事实,不可能像判例那样变更或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虽不是典型的判例,但多具法创造的成分,可以作为判例的素材进行研究。如《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纠纷案》,确定了因情事变更终止合同的规则；《王烈凤诉千阳县公路管理段人身损害赔偿案》确定了公路两旁的护路树属公路设施,树枝折断致人伤害适用民法通则第126 条工作物责任的规定,即护路树属该条其它设施的判旨;《王春林与银川铝型材厂有奖储蓄存单纠纷再审案》确认,转让有奖储蓄存单未对获奖财产权利作出特别约定的,该财产权利归存单受让人所有的规则,创立从权利随主权利转移之法理。[2]以上三例,实质上就是判例。有些案例,只是严格适用法律的案件,如教学中对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实例说明,就不是判例的素材,没有什么法创造成分。 （三） 个别地方法院进行判例制度试点 近年来,有的地方法院进行了判例试点,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判例制度的形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经验是,先例判决仅起参考作用,由各业务庭报研究室,经初审后交审判委员会审定公布。判例可更替、废止。从效果看,判决错案少,质量高,效率也高,维护了司法公正。该院的判例仅限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经验是,就民商审判规定了判例的指导作用,判例由市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规定判旨,作出评析,判例限于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不能援引,同类案件可作不同判决,但必须将结果、理由在一个月内报市高级人民法院,如果原判例与新法律、司法解释冲突则无效。[3]上述事实,表明中国的判例制度正在孕育之中。 三、判例（案例） 的作用 判例的作用有以下四点: （一） 判决预测 判决预测,是指对某种判决结果的事前预测。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根据其三权分立的理论,最为强调判决的可预测性。如孟德斯鸠认为,立法与司法不能归于一人,如果司法具有法的创造力,则判决预测是不可能的,必然失去法的安全性。依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英国的边泌于1827 年在其《证据理论》著作中提出“机械性判决”的主张,较为全面地论证了判决的预测理论。边泌在其著作中,适应19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提倡合理主义的法原理,他的法律观念将“安全”作为唯一目的,主张法解释必须以法的安全为目的,法官应机械性地适用法律规范作出判决。依据法律和机械性判决,判决预测是可能的,判决结果是极其自然的逻辑性归结。[4]20 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自由法思潮,则完全否认概念法学的机械判决论及判决的可预测理论。自由法学主张,法官应从制定法中解放出来进行法创造,要求判决必须是可预测的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自由法学主张的法创造是正确的,但完全否认判决的可预测性则是不完全正确的。法官的法创造,限于法律漏洞及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而对于多数判决,仍然是直接适用法律,无须法官的法创造,判决仍然具有可预测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虽仅具指导意义,不具法律强制性,不是法源,但其中某些具有判例实质的案例,因其处理的正确性,下级法院会依此对相同类型案件作同类判决,人们可以依此预测法院的判决结果。如再有护路树致人伤害、有奖奖券对受奖未作约定赠与他人、发生情事变更须解除合同等,人们就会根据前述相关典型案例作出判决结果的预测。[5] （二） 促进理论发展 判例研究对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判例与学说的相互影响。判例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持。法官要经过专门培训、司法考试、就职后的继续教育才能取得或晋升法官资格,也就是说,必须进行不断的理论学习,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才能成为一名合格法官,创造出判例或典型案例；同时,案件审判也以理论为基础,复杂案件,往往需要了解和参照学说。在日本,最高法院设有专门的调查官,负责向法官报告各种学说。[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法院往往召集学者讨论案件如何处理或分别征求学者意见。学者对判例正确性的肯定,有利于判例发挥应有的效力；对判例的批评,可以促进判例的变更。相反,判例也可以促进理论的发展,判例为理论研究提供具体的事例,检验理论的正确性,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从而推进了法学理论的发展。有时,一个典型案例的出现,会引起学界广泛的讨论。比如《, 法学研究》等刊物设“判解研究”专栏,专门发表研究典型案例或司法解释的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门主办了以书代刊的《判解研究》杂志,其中发表较多的是关于判例评析的论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建设中,需要借鉴国外的判例、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立法及理论研究,虽以大陆法系法律为基础,但须广泛借鉴英美法系的经验,对英美法的研究,重要的是对英美判例法的研究,因此,国外判例也有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学理论繁荣的作用。判例研究,也包括判例批评,即对判例的不妥之处提出批评意见,为法院将来的判决提供学说,促进判例的更新和发展,促进正确运用法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82 年1 月23 日关于“李桂英诉孙桂清鸡啄眼赔偿”一案的函复,认为监护人未对小孩严加看护致眼被鸡啄瞎,鸡的所有人不承担责任,法院依此作出判决。此案,原告李桂英领其3 岁男孩在街道旁与邻居闲谈,该男孩独自玩耍,被告孙桂清饲养的白公鸡扑上啄伤男孩右眼,造成“右眼球外伤,角膜感染”而失明。一、二审法院认定被告的公鸡过去啄过人,本应该杀掉,而原告未看管好小孩也有一定责任,故判决被告负担原告之子治眼费用的70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法院以原告疏于看护小孩为由,函复被告不负担医药费。这一案例及司法解释,不符合混合过错条件下应分担责任的法理。有学者批评道,被告明知其饲养的公鸡有伤人危险而不加宰杀又疏于管束,系造成损害的主要原因,原告对其小孩的看护虽未达高度之谨慎,但要求其对小孩被鸡啄伤有充分预见则未免过于苛刻, 故一、二审法院判被告承担70 %的医疗费损失非但未见过分, 而且似嫌不足。[7]这一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对于案件审理后出台的民法通则关于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的规定有意义。民法通则规定受害人过错是免责事由,但这仅限于受害人过错是唯一损害的原因,如属混合过错,不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这一批评纠正了原司法解释与案例的不当,再出现类似案件,就不应适用原司法解释,其案例也无指导意义。 （三） 促进法律完善 法律一经公布实施,其条文是固定的,法律依据判决维护其活跃的生命力,特别是对法律的模糊规定,往往是通过判例具体化。如前述民法通则第126 条规定的“建筑物及其它设施”致人损害,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其中,“建筑物”好认定“, 其它设施”就很模糊,有的可根据一般经验作出解释,有的则须通过判例加以认定。比如,路灯依一般经验属其它设施,路旁的广告牌也属其它设施,无须判例认定。但护路树是有生物,与我们一般理解的非生物属其它设施不同,那么,树枝折断伤人,算不算“其它设施”,判例从法律意义上加以认定,这就使法条在实施中增加了新的含义,是扩大解释,增强了法律的生命力。因此,审判的运动就是法的运动。另一方面,判例往往又是修改或者制定法律的基础。这主要是指那些具有漏洞补充意义的判例,这些判例确定的判旨,就是未来法律条文的雏形。如前述护路树的判例,不仅增强了民法通则第126条的生命力,也是制定民法典相关条文的基础,比如民法典草案就树枝折断责任的条文,就是来自于护路树的判例（当然,条文没有限于护路树,规定过宽,不甚妥当） 。还有武汉市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判例,确认了因情事变更解除合同的判旨,成为合同法起草情事变更条文的依据。但情事变更的后果,不只是解除合同,或者说首先不再是解除合同,而是变更合同,变更合同的前提是有一方当事人提出再交涉,我们国家就没有出现变更、再交涉的典型案例,因此,在全国人大审议时,就提不出更确切的案例。这样的判例国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创设。如果我们创设了各种情事变更的典型案例,在人大会议上一介绍,情事变更的条文就不致于取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界应继续努力的工作。当然,用国外的判例也可以说明。 再如案例《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8],其中案件事实为: 1993 年4 月5日、6 日、7 日,失包人朱晋华在天津市《今晚报》和《天津日报》刊登寻包启事,声称自己于1993 年3 月30 日中午在天津市和平区电影院看电影,散场时将一公文包遗忘在座位上,内有汽车提货单及附加费本,表示对拾得人送还后“重谢”和“必有重谢”。公文包被看同场电影的坐在后几排的李珉发现捡起,并与同去看电影的原同学王家平在现场等候良久,未见失主来寻,便委托王家平保管。朱晋华所遗公文包中的汽车提货单面值80 余万人民币,系其朋友李绍华委托其代办汽车提货手续。4 月12 日,李绍华得知失包后在《今晚报》刊登同样启事,声明:一周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15000 元。当晚,李珉得知此启事后告知王家平并委托其与李绍华联系。次日,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交接,但在支付酬金上发生争执。李珉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朱某、李某支付15000 元。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1993） 和民初字第440 号民事判决,认定李珉应将拾得物归还原主,但李珉未能依提货单及其它物品线索寻找遗失人或财物所属单位,反而在家等待“寻包启事”许诺的不真实意思表示的酬金,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李珉不服,上诉至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旨为:一审法院认定朱、李二人“寻包启事”中的付酬承诺意思表示不真实,缺乏充分依据。悬赏广告,系广告人以广告的方法,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行为。只要行为人依法完成了所指定的行为,广告人即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因此,经调解,朱、李二人一次性给付李珉人民币8000 元。判旨理由是:朱、李二人的广告为悬赏广告；李某表示“一周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15000 元,是要约,李珉在1 周内送还公文包是承诺；依民法通则第57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朱、李负有给付广告中许诺的报酬的义务；李某辩称给付报酬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事后反悔,违背民法通则第4 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上例的法创造就是确定了悬赏广告的定义及广告人应负给付报酬的义务。关于拾得人可否取得一定数额的报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中长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制定民法通则时就因意见不统一,未予规定,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确立了在悬赏广告情况下,拾得人返还拾得物可向广告人请求支付报酬这一法律规则。此案,可作为制定民法典悬赏广告及拾得人可取得许诺报酬的依据。 （四） 法学教育的辅助手段 法学教育,应以基本理论教学为主,但应随之以判例教学。在日本,除了民法讲义之外,还设有民法判例演习课,且有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但多不单独设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有案例教材,也有全国统编的案例教材。将来随着判例制度的确立,应设判例研究课程。基本理论教学侧重于理论与法律的一般规定,判例研究课程侧重于实例及司法审判中法的发展,当然,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法学教学,不只是让学生掌握法学知识,还应培养学生对法院判决的预见能力,后者必须通过判例教学来完成。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曾说:“学习法律的最佳方法是,先读一本简明的教科书,期能通盘初步了解该法律（如《民法总则》） 的体系结构及基本概念。其后再以实例作为出发点,研读各家教科书、专题研究、论文及判例评析等,作成解题的报告。在图书馆,经常可以看到同学们抱着一本厚重的教科书,反复阅读,口中念念有词,或画红线,或画蓝线,书本上琳琅满目。此种学习法律的效果,甚属有限,因为缺少一个具体的问题,引导着你去分析法律的规定、去整理判例学说、去触发思考、去创造灵感！” [9] 判例来自于实际,它反映的事实真实可靠,不同于教学中的一般举例,尤其不同于那些想象出的例子,后者可能不合逻辑,脱离实际。比如,自学考试起初由各省出题,某省的一个考题是,一辆运送新兵的汽车在山路下坡时方向盘失灵,路的一侧是山涧,另一侧路边靠山坡有两个小学生。由于是拐弯处,如不采取措施,汽车直行,就会掉入山涧,为保护许多新兵的生命,司机猛一打方向盘,汽车撞向山坡,将两个小学生撞死,问司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题的本意是让学生回答这是紧急避险,许多学生也这样回答了。但此案是想象出的,不是实际案例,因为既然方向盘失灵了,怎么打了一下就转向山坡了,怎么又灵了,这就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不是事实。还有,对生命损害,是否可以像财产那样适用紧急避险,用两个小学生的生命换取一些成年人的生命,是否违反保护儿童利益的原则,恐怕难以说清楚。真要发生这样的事,民法上还是要按损害赔偿处理,不会依紧急避险让受益人赔。所以,表面上符合紧急避险要件,实际上是侵权行为,司机的所在部队应赔偿,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国家赔偿的规定。这个问题我们不多研究,因为它是假事。判例教学,就不会发生上述困扰。 判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事实认定能力。法律的适用以认定事实为基础,而事实认定既是事实问题,又是法律问题。许多案件纷繁复杂,如何准确认定事实,需要有很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判例反映的事实,是经过谨慎分析、提炼概括的,读判例,可以逐渐形成和提高对事实的认定水平。对民事案件,又依举证责任认定事实,有的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因不能举证,法院也不能认定。因此,事实认定与事实不一定一致。比如,你借我1000 元钱,完全基于信任,没打借条,也无证人,后来我抵赖,你告到法院,没有证据,我不认,法院不能认定这个事实,法院不是认定没借,而是认定你说的空口无凭,不足采信,你就要承担不能举证的后果。也可能是有书面合同,打了借条,我还你钱的时候对你太信任了,让你自己毁掉借条,你没毁,事后我们关系不好,你拿借条再跟我要1000 ,告到法院,我说还了,但无证据,你有证据,法院就认定我欠1000 ,我还得还,这个认定的事实就与事实不符,但没办法,我就要承担不要回借条的后果。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违反诚信的人会受到良心谴责,失信的人,人们不愿借给他钱,也不愿向他借钱,他难以在社会上生存,但在个案中拿他没办法。现在有测谎机,说谎的人心跳快,但没说谎的人因气愤也可能心跳快,可能测不准,还得靠举证责任解决。案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依举证责任认定事实的能力。 四、创立中国的判例制度 中国必须实施判例制度,这一点在理论界认识基本一致,但实施何种判例制度,存在不同意见。一个意见是将判例作为第二法源,实行法、德、日等国的判例制度,另一种意见是否认判例的法源性,认为判例不应有法律的拘束力,实际就是主张实行现在的案例制度[10]。否认判例的法源性,主要有三点理由:一是认为判例法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适合。认为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明确规定法是中国当代唯一的法源[11]。二是认为先例拘束力原则在适用中容易造成法律的僵化,判例的拘束性规范狭窄,缺乏伸缩性[12]。三是认为判例法有许多固有的缺点: （1） 判例法是由法官创造的,是不民主的,而制定法可能是比较民主的。（2） 判例法是在适用时创立的,溯及既往,而制定法是适用未来的法律。（3） 判例法以个案为基础,具有片面性,制定法一般是以总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的,针对的是一般情况。（4） 判例法不像制定法那样以精确的语言来表达。（5） 判例法是由一个或几个法官作出的,而制定法是经集体调研、审慎考虑制定的。（6） 判例法相当复杂,诉讼既费时又费钱。[13]这些意见虽不无道理,但总的看是片面的。中国宪法虽指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但人民法院创制案例属司法解释,我国宪法不仅没有否认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且从广义上说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就包括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当然无权制定基本的法律,但对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作出实施细则的规定,就疑难问题作出解释、批复历来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职责,包括后来通过和公布案例。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许多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法院都创制判例,中国的人民法院,也应有创制判例的权力。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限于对现有法律的解释,法院不能以法无规定拒绝审判民事案件,而审判此类案件,法院就只能找出新的规则,这样的判决从性质上说就是判例。判例法在国外曾经有过僵化的现象,那是机械法学所致,后来的动态法解释理论提倡纠正过时的判例,创制新判例,僵化的现象就随之消失了,况且在中国,主张实行判例法是作为成文法的补充,是使成文法更具体、详细,也不会存在适用狭窄、缺乏伸缩性的问题。至于判例法的一些缺点,由于处于第二法源的地位,有些就自然被成文法化解了。判例法虽由法官创造,也是经民主程序产生的,诉讼中当事人及律师的辩论、法庭依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判决、判例需报经最高法院专门机构讨论通过,就是民主程序,是不同于最高立法机关立法的民主程序的。 判例的法发现问题不是溯及以往,而是以往的纠纷本该按此法解决,法官只是发现或找到了这一法规则,如同立法记载法规则一样,许多规则在之前早已适用于社会实际中。判例法以个案为基础,并不一定具有片面性,反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判例的法发现也可以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取决于法官的水平。一个判例的创造必须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法官应预想到对社会的影响,应承担起创制判例的责任。判例多了比较复杂,容易出岔子,中国施行作为成文法补充的判例,不会像英美法那样存在大量的判例,中国实行判例制度,实行严格的认定、更改、撤销程序,不会造成当事人诉讼的不便,反而会更加有利于当事人及时诉讼,节省诉讼费用。总之,实行判例制度,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势在必行。 实行民事司法判例制度,以相应的民事法律的存在为前提。若十届全国人大能完成中国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中国的民法体系就达到完善,不管是否编撰民法典,中国的民法典在事实上就已经形成。这大约是2008 年的事情。之后,面对相对稳定的中国民法体系,为适应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判例法的作用就将突显出来。中国应加快判例试点工作,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为最终形成判例制定创造条件。 实行中国的判例制度,不是现在试点中的地方法院的判例,而是指在全国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和民族自治地区的高级法院就自治法律通过的在本自治区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在中国,判例应由地方法院逐级申报或者径向最高法院申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或设立的专门的判例委员会通过。中国的判例主要限于对现行法律适用于具体情况的解释,也包括对法律无规定而适用新规范的解释,总之,要将现行法律具体化或者有新的法发现,不同于现在公布的案例有些不具有法解释的判旨。中国应严格判例的数量,及时更改或撤销原有的判例。包括以新判例更改旧判例,判例的法发现已制定为法律条文时,应撤销原判例,发现判例错误时,应及时更改或撤销,使中国的判例真正具有并维持其第二法源的地位。 民事法律论文: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 关键词： 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意义 内容提要： 在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学和传统中国的法律之间可以作谨慎、互动的学术冒险，这不止是情势使然，也是基于不同法律文化的社会功能和人类本质要求的相同和相近。沿着现代法学的视线，我们透见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一些共同的和各自的特征。这些特征，相对于西方，表现出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整体与个体、权力与权利、公与私两极主从式的一元化结构。其功能表现为一种社会控制法，价值上表达了传统中国固有的文化理想，于今不乏启发意义。 一 本文要讨论的是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在现代法学范畴内，直面和回答这样的问题让人有些犹豫。正像我们一直所做的那样，撰写中国法制通史或断代的著作，一般不用担心受到质疑，但分门别类地研讨传统中国的刑事、行政，尤其是经济、民事诸法，就会有头痛的中国固有文明与现代科学的对接问题。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法学亦不例外。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样的科学早已是世界文明的主流。尽管西方文明的普适性、价值观，相对人类的多样性必有限制，文化多元也是人类的事实和理想选择，但现在还是无法想象，撇开这一套话语，我们又如何进行科学探索。这使我们面对一个无法回避和克服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是我们研究的前提条件。同样，对探讨传统中国法律问题的学者来说，还有一个既定的前提，即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独特性。传统中国的法律和法律学术别具一格，从法律的表现形式、编纂体例到概念术语、精神原则，显而易见异于西方。这意味着借用现代法学的学科体系、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解读中国固有的法律文明是很危险的。但放弃这样的冒险，我们又如何获得所谓的科学认识呢？ 这是更大的问题。简单又常见的办法是似是而非的混淆，或对他人的努力过于苛求的批评。这不可取。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现代非西方文明研究中的共同难题。张光直教授在考察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性时说了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话。他说：……上面把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做了简单说明，是为了把具有这些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原则中作一番考察，看看两者是否合辙。如果合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材料加强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些原则；如果两者不符合，我们就要处理其中的矛盾，也就是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料来改进这些原则，或甚至试求建立一些新的原则。[1] ?作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教授是华人的骄傲，他的通识和成就并非人人所能达到，但他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精深见解也为我们克服面临的困难指明了方向。谨此，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学和传统中国的法律之间进行谨慎、互动的冒险。 二 自西方法学在清末经由日本传入中国以来，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和域外专家对此已作过不少可贵的尝试。他们将传统中国法律的研究从一般的通论和单一的刑事法拓展到了断代和分门别类的专题。这些工作已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法学史的一部分，是中国移植西方法学并使之中国化的努力。成败得失可以再论，但不能简单说是一种错误的知识体系。[2] 置于历史的境地，我们要看到，这些努力有如前述是情势使然，此外，还有其内在的根据。依我自己的经验，在没有相应的谨慎、互动和说明下，言之凿凿地谈论传统中国的刑法、民法、经济法等，确与现代法学的理念和精神相去甚远，结果有可能误解遮蔽了科学的理解。同时，法律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反映，毕竟是人类对公正理想追求的体现，即使人类的法律千差万别，其功能和本质自有相通之处。德国比较法学家说：“每个社会的法律在实质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极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 [3] 这种功能性原则是全部比较法的基础，不承认这一点，人类法律就无法比较。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法律体系，就取消或无视事实上同样存在着的中国人的多样法律生活。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法学的范式和理念，不仅限于法律的形式和固定的概念，注意到法律的成长是一个过程，直面法律的功能和目标，应该承认，传统中国有它自己的刑事性法律、经济性法律和民事性法律等。这里，我没有直接使用刑法、经济法和民法这类机械对应但易引起误解的现代法学概念，而是在法律之前附加了相关“性”的定语，既表明我并不赞成简单地用现代法学的分类来直接裁剪和解读传统中国的法律，同时又相信，在属性和功能上，传统中国的法律能够与现代法学接通。 三 藉现代法学理论，从宏观上概括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值得提出。首先，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程度较高，但没有独立的法典化。这是一个很令人疑惑的特征。法律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法律由习惯而习惯法，由习惯法而成文法，由成文法而法典化，这是法律发展的一般途径。中国是具有成文法和法典化传统的国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这一进程，演进到唐代，法典编纂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唐律疏议》成为人类法典编纂史上的杰作。同样，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就法律渊源论，经济法律的绝大多数规定和民事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大都集中在唐律和唐令中。律、令是唐代法律体系（律、令、格、式）的主体和代表，国家制度藉此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由于律、令化的成文法原因，除物权和债权有所限制外，各项制度都较完善，特别是经济法律制度和民事中的身份、婚姻、家庭、亲属、继承、诉讼等，制度化程度是中古欧洲所不能比拟的。[4] 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欧陆法律进入近代后分门别类地诞生了独立的民法和民法典，20世纪又发展出独立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典。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法律，尽管在唐代已有较高的制度化表现，但迄清末也未能孕育出独立的民法和经济法典。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性质上有点类于“李约瑟难题”。[5] 历来有论者习惯于从中华法系的法典编纂体例“诸法合体”上去索解，也有从社会发展和分工程度上理解的。无疑，这些都是线索。但确乎不能令人满意。其实，对这样的历史文化之谜，任何个别的回答都是盲人摸象，唯有大家参与，才是破案的正途。我浅而又显的认识是，法典的编纂体例是现象而不是原因，“诸法合体”曾是人类法律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西方亦不例外。同样，社会发展和分工水平低自然是“诸法合体”的重要原因，但中国的特殊性是：一方面高度制度化，一方面始终不能独立的法典化。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因此，要认识中国的特殊性，不妨先从正面来理解它的特殊性，即传统中国何以形成这种独特的法典编纂。这是我们接近认识问题的前提。以我之见，社会结构的相对封闭和等级性，经济构成上的单一性，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化上重政治道德轻经济民事和长综合短分析的思维模式，应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背景和基础。换言之，这些背景和基础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既定前提和无形框架，法典的结构不外是这个无形框架的有形化。所以，用“诸法合体”这样简单明了的现代法学词汇，确实很难解读浓缩了诸多传统中国特色的法典编纂结构。进而，我们是否可以明白，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始终是社会框架内的，框架不破，制度化程度再高也无法溢出框架独立法典化。 与唐代社会的变迁相适应，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前后之变化。唐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分为前期与后期。[6] 唐代的基本制度大都形成并完备于前期，有关经济民事的国家基本法唐律和唐令初唐即已完成。《唐律疏议》以唐太宗时期的《贞观律》为底本，完善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3年即建唐35年后的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唐律疏议》是唐代法制的核心，其《名例》、《户婚》、《擅兴》、《杂律》、《断狱》诸篇，均有专涉经济民事的规定。唐令是国家法中正面规定经济民事活动规则的主要法律，从史料和后人辑录的《唐令拾遗》[7] 来看，与经济民事直接相关的《户令》、《田令》、《封爵令》、《赋役令》、《关市令》、《杂令》、《狱官令》等，内容大都定型于唐前期的《武德令》、《贞观令》和《开元令》。唐代法律体系的“格”和“式”同样完型于前期。有论者统计，唐前期重大立法活动凡16次，律、令、格、式臻于完备。[8] 唐代民事法律渊源与经济法律有所不同，经济法律集中在律、令、格、式成文法中，民事法律除成文法外，还有不成文法的礼和习惯等。唐初沿袭隋礼，经贞观到开元年间，唐廷对礼不断增删修改，随着《开元礼》的颁布，“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因之，虽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9] 习惯或者说惯例由于不成文的原因，难以流传下来，因此，虽然我们现在难以判断其在唐前后期的具体形情，但从张传玺教授辑录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10] 一书中的唐代部分看，有多种契约惯例和惯语出现在唐前期契约文书中，说明这一时期已适用习惯。 “安史之乱”后，唐代国家法全面发展的势头停止下来。据统计，后期比较重大的立法活动只有7次，律、令、式都没有再修订过，唯一的一次修格，主要是编纂格后敕和刑律统类，也即对皇帝敕令的分类整理。[11] 涉及经济、民事行为的敕令数量众多，是唐后期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法源。敕令一般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属于特别法范畴，但由于敕令源于皇权，效力往往优于具有普通法性质的律、令、格、式。这种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形情与民事法源中习惯和礼的上升一样，都是唐代社会变迁的反映。经“安史之乱”的冲击，唐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割据，均田、赋税、府兵等多项制度崩溃，政令常有不出都门的现象，前期有关经济的均田、赋役、货币等律令成为具文。民事调整也出现很多空缺，制度的瓦解和商品化又加速了人、财、物的流动，经济、民事活动增加，社会迫切需要相应的规范加以调整。于是，灵活制宜的敕令和习惯成为应对社会、填补空缺的重要法源。还有，作为民事法源的礼的重要性在唐后期迅速上升。比较唐前后期经济民事法律的变化，概括地说，前期是经济民事成文法制度的全面确立时期，后期是国家成文法制度建设停滞，特别法、礼和习惯的上升时期。 国家与礼教是贯通和支撑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构架的两根支柱，虽然两者轻重的分布各有不同。这是我在研读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唐代经济法律中各项制度无不体现出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不妨这样说，唐前期的均田律令本质上使其经济成为一种国家强制经济。很显然，均田律令竭力确保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最后控制；赋役是国家的物质基础和利益所在，赋役法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利益服务；官工“食在官府”，商人和商业由严格的城坊法令管制；专卖、货币和对外贸易的法律规定是国家控制经济的典型，表现出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和国家干预的坚强有力。唐后期，朝廷代表国家通过法律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虽远不能与前期相提并论，但敕令对律、令、格、式的优先，一方面表明国家制度化了的全面强制力的下降，同时也反映出特别干预的加深，尤其是国家意图通过法律控制经济及人的愿望并不因法律形式的变化而变化。 唐代民事法律总体上没有脱出传统中国重刑轻民的特征，官方对民事活动中的契约行为不同于经济法律的强制，而是采取“官有政法，民从私约”的相对放任态度。但唐前期毕竟是制度完备、国家控制有力的时期，有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土地所有权、负债强牵财物、婚姻、家庭、继承、诉讼等，都由律令予以明确的规定，违者治罪，同样体现出国家的干预。经济法律大多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依欧陆法律的分类，可归于公法，国家干预理所当然。民事法律专注私人事务，原则上属于私法，国家干预应尽量减少。但中古的唐代还是一个等级化的礼教社会，理论上天下一家、家国相通，官方自来以“为民作主”自誉，私人自主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其中的国家干预稍逊于同时的经济法律而远重于西方的民法。 唐代国家干预在经济民事法律中所引起的一个不同于西方或现代法制的延伸特点是，调整方法上的刑事化与行政化。依现代法制，经济犯罪可以刑事论处，这与法律的性质一致。民事法律贯彻主体平等、意思自治原则，绝大多数是任意性授权规范。与此相适应，民事调整方法一般不涉刑罚，即使惩罚也以失权、强令生效、价格制裁、证据规则等形式出现。从契约文书看，唐代民事虽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实际的救济方法，但所有违犯律令和部分触犯习惯、礼教的民事行为，一律都被视为犯罪。与经济法律的调整方法无异，这些犯罪通用《唐律疏议》中的刑事和行政处罚，基本的方法是笞、杖、徒、流、死五刑和免官、除名等行政处罚。这是私法公法化的结果，符合唐代法律体系中“一断以律”的规定。根源上乃是家国同构的社会中所谓国家利益对私人利益的包容和消解，实际是以王朝为中心的政治国家观念与权力发达在法律上的体现。[12] 礼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它的精神和内容内化在传统中国人的思想、制度和行为模式中，形成民族的心理结构。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支柱，国家之外即是礼教。这首先表现在唐代法律体系的礼教化上。唐代各部法典可以说是礼教精神和原则广泛均匀的渗透，直如《唐律疏议》开宗明义所揭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13] 后人称赞唐律“一准乎礼”，可谓一语中的。反映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上，追本溯源，脱胎于井田制的唐代均田制度，其框架和精神仍不脱西周的礼制。放宽说，有材料表明，初唐政府是简朴和节俭的，它的最高统治者推崇的是理想化了的儒家正统理论，对农民和土地予以特别的关注，以为有道的政府应“重农抑商”，商人和商业受到严格的管制，经济主要表现为饥寒无虞的民生，奢侈性的工艺品和金钱、物欲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社会的谴责，布、帛、谷、粟是比黄金有价的东西，朝廷的理想是在文治的同时，通过武功而取得天下的信服。因此，经济必须为政治和军事服务，也不能有违道德和良心。这些以礼教为核心的观念构成了唐代前期均田律令、租庸调法、工商贸易以及货币流通诸经济法律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14] 中唐以后，由于社会的变迁，这些观念和制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早期奉为准则的经济法律首当其冲受到时代的挑战。现实主义的做法应是与时俱进、革新旧制，但唐廷宁愿在事实上与初唐相异，表面上仍不放弃原有的理想，以致不合时宜的经济法律制度依然如故。官方试图通过这种“设而不用”的方式表达对理想的坚持。所以如此，礼教发挥了支配作用。很难想象，衰弱的朝廷能够大面积修改虽与社会经济现实相脱节但与社会礼教化趋势相契合的经济法律制度。在信心和权威这两点上，唐廷都不足以做到。所以，它夹在旧制度和新现实之间痛苦不堪，对现实只能采取有限的改革和无奈的默认。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理想、理论、制度与现实各有相当的独立与脱节，超现实的理想、滞后的理论与制度，对变化的现实仍保有历史的惯性和顽强的定力。有唐三百年经济法律中的礼教体现了这一点。 礼教对唐代民事法律的影响极为深广。由律、令、格、式、敕令之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习惯、礼、法理等构成的民事法律渊源所具有的相通一致之处，凭藉的即是“礼法合一”前提下礼的指导作用。从唐代民事法律有关身份、物权、债权的原则性规定看，礼教与国家同样是支配性的。在民事婚姻、家庭、继承方面，尽管唐前期礼教受到了胡化和功利主义的冲击，[15] 但礼教的支配仍重于国家，后期礼教化更是得到了社会与国家的广泛支持。 礼教在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所引起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等级性身份法的制度构成。礼源于华夏先民的日常生活和原始宗教经验，核心是等差，转化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礼教后，延伸到制度上就是等级性身份法的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均田制下土地分配上的悬殊，赋税征收上的差别，对工商的歧视，民事主体的阶梯性结构，物权和债权的从属性，婚姻上的“当色为婚”，家庭中父权和夫权的统治，继承方面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在在都显示出礼教下的等差。[16] 从法理上说，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贯彻的是身份而不是契约原则。 四 精神原则上的相通和内容上的交叉奠定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一致之处，不同的内涵和功能又铸就了各自的特色。唐代经济立法思想是“重农抑商”，各项制度无不以它为指导。从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唐代经济法律制度整体上以调整土地关系为基础，以实现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租、庸、调为中心任务，对商人和商业通过身份、重税、专卖、货币变化等多项经济法律措施予以抑制，意图是确保“重农抑商”的实现。中唐后情形有很大变化，但如前所述，官方并没有彻底放弃体现礼教精神的相关制度。 唐代民事法律的自我特色也很显著。在法律渊源上，经济法律是成文法，民事法律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构成。在成文法方面，经济与民事法律一致，通为律、令、格、式和经整理的敕令。此外，民事法律渊源还有不成文法的习惯、礼和法理。成文法是唐代基本的民事法源，不成文法是补充，两者及其各自内部形成一定的结构，礼为其纽带。这是经济法律所不具有的。 成文法与不成文法、胡化与礼教相互消长，这是唐代民事法律变迁中一个深有时代特色的特点。唐前期中央强大、社会稳定、制度完备，律、令、格、式成文法乃“天下通规”，在法律位阶上优于不成文法。“安史之乱”后，灵活制宜的敕令和不成文法之习惯成为填补空缺、应对社会的重要法源。与此同步的一个变化是，礼教地位的上升。唐前期社会受胡化、功利主义还有佛教的影响，儒家思想和礼教受到抑制。尽管唐律“一准乎礼”，但礼教作为民事法源的重要性不及后期。原因是经历外族祸害的“安史之乱”后，唐人的民族意识觉醒，社会趋向保守，儒家思想和礼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尊重，礼教、礼俗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民事行为影响增大。这在婚姻、家庭领域有突出的反映。可以说，唐前期是法律的礼教化，后期是礼教的普遍化。 依现代民法观，唐代民事法律上不放任中的放任也颇具特色。基于国家的介入和限制，唐代民事法律性质上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受到国家/法律的积极干预，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不放任的态度。同时，在民事契约领域，唐令又规定：“任依私契，官不为理”。[17] 在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常见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惯语。契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主要由民间依习惯约定，也即“人从私契”，[18] 表明民法中基于意思自治必然具有的政府放任态度在唐代民事法律中同样存在。但要注意到，唐代的放任不是无限的，要受既定的法律限制，所谓“官有政法”。“政法”即是国家的不放任法。这种不放任中的放任，法理上应理解为公法性私法的表现。 唐代民事法律中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不发达中的发达。一般说，相对同时代的刑事、行政、经济法律，唐代民事法律不甚发达，尤其在物权、债权领域没有建构起系统、明晰的规则体系。这也是传统中国民事法律的缺陷。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唐代有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则相对发达。这部分内容虽然没有法典化，但详细严格的规定已高度制度化。民事法律的发达与不发达，依现代解释，显而易见与商品经济对财产关系的限定有关。唐代物权、债权法律的不发达客观上根源于简单商品经济所形成的简单财产关系。同样，传统中国重义轻利、官方视民事为“细故”的法律意识，主观上也削弱了对物权、债权的关注。然而，由于人的身份、婚姻、家庭和继承本质上是一种人身关系而非财产关系，不在意思自治的范畴内，其直接受身份影响甚于受财产影响，更何况在礼教等级的唐代，这种情况远非现代民法原理所能化解，因此，调整这部分领域的法律呈现出相对发达的状态。 五 沿着现代法学的视线，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这些特征，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着的问题。有一天，偶然有一条线索打开了我的思索之门。这条线索起于最简单的法律分类。西方从罗马法开始，法学家将法律分为公法与私法两大类。这种曾受中国大陆批评的分类方法其实有很多的启发意义。不论我们依那一类标准，[19] 经济法大体可归于公法，民法原则上是私法。传统中国没有欧陆法律体系，自然也没有这样的分类。因此，简单的对接是有困难的。不过，借助这种分类作一次探险，未尝不可。藉此，我们从西方公法与私法所代表的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官方与民间、权力与权利的二元结构中，透见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结构。简言之，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实际含有公、私两极，但整体上又呈现出主从式的一元化结构。在原则和精神上，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表现出公对私、国家对社会、整体对个体、官方对民间、权力对权利的兼容与支配，或者说后者对前者的依附与归属。 这种不同于西方的结构深究下去，就要面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哲学和社会问题。不论传统中国文化多么千姿百态，理念上是一元论的。“道”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20] 是也。道的基本构成是阴与阳，两者的关系是对极中有包容，包容中有统摄，阳在其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建立在观察和体验之上的这种原初自然哲学推及到社会政治法律领域，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的一段话可为经典。他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也。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德礼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此为配天。 合是合成，兼是兼有，县是悬。在董仲舒眼里，万物的合成不出阴、阳两种要素，从自然万物到家庭社会到国家政法，莫不如此。阴阳虽相互兼有，但阳是处于前的积极要素，对阴有统摄和支配性。阴是悬于后的消极要素，对阳有依附性。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阴阳之道对世界有广泛而彻底的解释力。沿着这种哲学的逻辑，天子与臣民、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德礼与刑罚、权力与权利、国与家、义与利、公与私等都是阳与阴的对应与体现。因此，相对于体现阳性的德礼，法律是阴；相对于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公法，私法是阴；相对于公法性的经济法律，私法性的民事法律是阴。结论自然是，代表阳性的国家与礼教对代表阴性的法律在兼容的同时又有统摄和支配性。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的国家与礼教中心主义，政治道德重于经济利益，国家意志优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法律先于民事法律，控制重于放任，民间屈从官方，个体服从整体，私契不违政法，权力大于权利等，诸如此类完全契合“天人合一”的阴阳之道。 西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和分立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之上的，体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与独立，这是西方市民社会法律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家国一体化的结构和理念不仅消解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还以国家整体的名义包容和替代了社会个体的存在与独立。在此基础上，必然形成公与私两极主从式的一元化经济民事法律结构。传统中国的文化哲学对此不过是一个恰当的表达和解释。这样的法律自有它特定的理想深蕴其中，这是我们理解历史文化所着立场的一个方面。但同时要看到，这样的法律必然以限制个体的利益、自由和意志来维护国家名义下的礼教、王朝与家族控制，结果是个体和民众的权益被削弱以至牺牲，统治者与精英阶层的特权和利益被放大和强化。因此，尽管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有不少与现代经济法、民法相通的东西，但本质上它还是一种以国家为本位、以礼教为纲目的社会控制法。 六 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内容、原则、精神大都已与时俱去，我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寻求某种历史文化资源，不如说在明理中获得启发更为妥帖。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三方面给我以启发。首先是法的创制和学科建设上的。如前所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有较高的制度化而未独立的法典化，这仅适合过去的时代但有悖于社会进步和法律体系自身的发达。同时，经济民事立法应遵循相应的规律，避免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和一时政策或长官意志的工具，包括唐代在内的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立法于此有深刻的教训。还有，经济民事法律必须有自己的学理体系和法理根基，不能象唐代和传统中国那样，有大量的经济民事法律规范，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法律学和民法学。这提示我们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学时，尤应注意并克服中国法律传统中重“术”轻“学”，以一般哲理直接担当法理的弊端。 第二个方面的启发是，对国家控制的转换。从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这个角度可以透视传统中国的特性。依我的理解，这种特性表现为政治国家的控制性和道德礼教的弥散性。相对于西方，政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进程和历史的转折关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在性质上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不能有违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也不能有害社会结构和性质。社会由政治和道德维持并由其控制和带动，所以公法文化突出。可以说，这已构成传统中国历史内在性[21] 的一个突出方面。近代以前，中国一直依其固有的特性运行着。近代伊始，中国的路向被强行中断和扭转，原因是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的介入。如同中国一样，西方有它自己的历史路径。不同于中国的是，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最终为经济服务，社会发展由经济推动，所以私法文化发达。西方的历史法则随列强扩张逐渐侵入非西方地区，从而不同时速、不同强度地冲击、扭转、中断以至改变了非西方社会固有的历史走向。尽管传统中国在时间、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上都是一个巨人，但时代的落差终使它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路向，由传统转入西方主导下的近代。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并存、交织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动力，一种是传统中国政治道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一种是西方社会经济对政治的决定力。前者基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惯性，构成当代中国历史内在性的主要方面；后者源于西方历史方向的现代性，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努力的主要方向。这两种力量将长期并存于中国社会，并将在相互激荡、相互纠缠、相互妥协中磨合向前，直至中国真正成为有它自己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法制的情形亦不例外。具体说，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内定了国家控制在现代经济民事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视和否定以中央为代表的国家作用，既不可能也是对传统政治法律资源的浪费。但同时务必认识到，这种作用要转换到以人为本、遵循规律，为经济建设服务，并与国际潮流相联通的轨道上来。 可能会有争议的另一个启发是，法律中“公”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实质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追求，它沿着“公”的路线迈向大同世界。事实上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但我们是否还应该看到，作为应对人类承担责任的大国，能否放弃对高远理想的追求？不放弃这样的理想，就要赋予人类行为中“公”的内涵。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民事法律首先要坚持的是现代法制原则，但不必排斥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何况两者之间还有很多的联系。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在整体和精神上确是国家政治和礼教道德的工具，而且由于这种政治和道德的滞后，最终导致了法律的落伍和瓦解。但要注意到，历史场景中的这种法律仍是一种具有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的法律。表现在经济民事法律上，土地立法中的均田制度和抑制兼并的规定，赋役法中从以人丁为本到以资财为本的立法变迁，工商法律中对商业和商人的过分发展可能瓦解农业和农民的限制，专卖法律中“平准”的理念，民事行为中的放任与不放任，财产继承中“诸子平分”的原则等，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即对一定等级秩序的大同世界和适当均平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这种追求的性质和极端化要另当别论，但经济民事法律应体现时代的政治文化理想和普遍的道德关怀，防止因过分现实而迁就时俗应是没有疑问的。这也符合人类赋予法律对公平正义价值的基本追求。 民事法律论文:关于信用卡透支后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几点思考 当今社会，信用卡的使用在人们生活中已越来越普及，它以携带方便，功能多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它具有透支功能，使得人们在急需用钱时可解燃眉之急。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重性，信用卡透支在方便客户的同时也会因为透支后在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方面当事人各持一词而产生一些纠纷。本文旨在对信用卡透支后在不同情况下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作一些思考。 一、 持卡人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持卡人透支是指持卡人超过信用卡备用金帐户余额在银行取现或在特约商店进行消费。根据是否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和期限，可以把持卡人的透支分为善意透支和恶意透支，二者的法律责任各异，相比而言，善意透支的法律责任简单明了，而恶意透支的情况就较为复杂，下面就分别加以分析。 （一）持卡人善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关于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持卡人在不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内进行透支，所透支金额自然应该由持卡人自行承担，即在合理期限内归还。如果持卡人确实无力承担，那么则由银行从持卡人的保证金额中扣除或者由持卡人的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情况较为明确，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是持卡人恶意透支后由于涉及到第三人和不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完全不同，因而有必要加以分析。 （二）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1、持卡人恶意透支但不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由持卡人自己交纳保证金而没有由他人提供担保并且持卡人只在银行超过规定的最高透支限额取现而并非在银行的特约商家进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的消费就属于此种情形，因为此时恶意透支的当事人只涉及两方，一方是银行，另一方是持卡人，并没有涉及到双方的第三方，即担保人或特约商家。在这种情形中，恶意透支行为之所以得逞除了持卡人的故意外，银行未及时发出止付令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对信用卡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按照信用卡协议和信用卡章程的规定，并按发卡银行与持卡人的过错大小，明确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首先，应由持卡的恶意透支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数额巨大构成犯罪的，不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发卡银行还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全部透支额的返还责任，并赔偿损失。其次，根据民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发卡行在技术上完全有能力防止恶意透支行为发生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是造成损失发生乃至扩大的重要原因时，在持卡的恶意透支人未归还前，由于发卡银行自身过错所造成的信用卡透支损失，应由发卡银行自行承担。 2、持卡人恶意透支且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由他人为持卡人担保并且持卡人除在银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取现外，还在银行的特约商店进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的消费就属于此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由于不仅涉及到银行与持卡人双方而且还涉及到持卡人的担保人和银行特约的商店，因而较前述两种情形复杂，自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由银行和持卡人按过错程度的大小分担责任，如（二）— —1种情形所述，但在持卡人无力承担或持卡人逃逸后往往无法追究其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而银行往往会把责任推给第三人，即持卡人的担保人和特约商店。 对于银行与担保人而言，他们之间是一种担保合同关系，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担保人对持卡人恶意透支承担责任的限额。对于限额，担保合同有最高担保限额约定的按约定办，无约定的就相对复杂，主要表现为：是在银行规定的最高透支限额内（如牡丹卡为5000元）或是满足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最低条件的限额内（如中银卡章程规定，透支3万元以上应发出紧急止付令）还是对全部恶意透支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涉及到担保人能否以发卡银行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或紧急止付令作为拒绝承担全部恶意透支金额担保责任抗辩理由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能够，因为虽然发卡银行的担保条款大多规定担保人要对持卡人的债务无条件地承担全部清偿责任而发卡行对担保人不承担任何义务，从表面来看，这种规定也似乎符合《担保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保证责任范围的规定，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信用卡担保作为一种民事活动，同样应遵守《民法通则》，该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只能自行承担。”，因而当发卡银行对持卡人监控不力、不及时、止付处理不迅速导致持卡人恶意透支取现或消费时，担保人可以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对超过允许善意透支限额部分的债务拒绝承担担保责任，这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因为在持卡人大量恶意透支的情况下，银行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或紧急止付令，造成损失扩大，银行是有过错的，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银行应自行承担责任。 而对于银行与特约商店而言，他们之间是另一种合同关系，银行在发现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有义务及时通知商店终止结算以避免损失扩大，而商店在接到通知之前的义务只是注意持卡人每次透支的金额是否超过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如牡丹卡为5000元，普通卡为1000元），若超过，则不允许结算，若不超过，自然就无权终止结算。因而只要特约商店尽到了注意义务即不存在任何过错，他对持卡人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如果发现持卡人透支消费超过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而仍给予结算，则特约商店对在本商店透支消费的这部分金额在持卡人未归还前应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讨论的是持卡人善意或恶意透支时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下面要探讨的是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二、 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当持卡人的信用卡遗失、被盗或信用卡与身份证一起遗失、被盗，而拾得或盗得信用卡的人用信用卡恶意透支取现或到特约商店恶意透支购物消费就属于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对于其所造成的损失如何合理承担，是一个涉及到如何协调和保护各方当事人（即持卡人、银行、特约商店、担保人）利益的问题。自然，从根本上说，责任应由非持卡人，即恶意透支人来承担，但是，当非持卡人无法找到时，这种损失就只能根据过错的大小程度由上述四方当事人承担。 （一）持卡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持卡人是否有过错，持卡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也可分为持卡人有过错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和持卡人无过错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前者指持卡人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当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被拾得者或盗窃者取现；后者指信用卡被盗或遗失后小偷或拾得者用伪造的身份证取现。对于前者，由于持卡人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客观上加大了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的风险，因而持卡人自身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持卡人应对非持卡人的透支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后者，虽然持卡人无过错，但光由银行承担损失不尽合理，故持卡人也应对非持卡人的透支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只不过可在上述基础上减轻持卡人的民事法律责任；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承担责任的限度是在持卡人自己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如牡丹卡5000元，普通卡1000元）两者之和的范围内还是在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所规定的最低金额（如中国银行的中银卡为冒用金额超过5000元）的范围内或是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全部金额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如果银行在接到持卡人的挂失申请后及时向商家或下属分支机构发出紧急止付令，那么，银行的损失就可减少许多，然而银行未尽到这种通知义务，因而银行自身也有过错，故由持卡人来承担全部恶意透额并不合理。而根据银行信用卡章程和协议的规定，持卡人对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在挂失前和挂失后24小时内被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应承担全部责任。笔者认为，在挂失前所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也许还算公平，而“挂失后24小时内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的规定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脑网络的普及显得不尽合理，因为信用卡既然作为银行提供的一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银行就应对其安全性负责，就象生产商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应该负责一样，况且这种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是发卡行凭借自身的优势强加于持卡人的，因而持卡人有过错时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应是非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全部金额，也不应是银行发出紧急止付的条件所规定的最低限额（如中银卡为冒用金额超过5000元时就应该发出紧急止付令）而应是以持卡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之和为限。而持卡人无过错时（指不存在身份证与信用卡一起摆放并已经挂了失）承担责任的范围则应是以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条件所规定的最低限额为限。 （二）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持卡人是否有过错，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可分为持卡人有过错时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和持卡人无过错时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对于前者，作为银行而言，由于它没有尽到及时发出止付令的义务，因而不仅持卡人有过错，而且银行也有过错故应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范围就是对超过持卡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之和的部分承担责任。对于后者，作为银行而言，由于银行未尽到仔细核对持卡人与身份证的义务（当然也有人认为在目前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没有互联的情况下要银行尽此义务过于苛刻，也不尽合理），则过错更大，故在持卡人无过错，而银行过错大的情况下，银行承担的责任也应在前者基础上加大，责任应主要由银行承担，承担责任的范围就是超过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条件所规定最低限额以外的部分。如果恶意透支不仅以取款方式实现而且还以消费方式实现，则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个当事人— —特约商家。 （三）特约商家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特约商家在非持卡人刷卡结算时，理应尽到将身份证（无论是伪造的还是偷的）上的照片和恶意透支人的相貌、将信用卡上的笔迹与恶意透支人的笔迹进行核对的义务（当然同样也有人认为在目前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没有互联，而且笔迹可以摹仿的情况下要特约商家尽此义务过于苛刻，也不尽合理），而特约商家未履行此项义务致使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得逞，因而有过错，而银行没有及时通知特约商家终止结算也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对于非持卡人在本商店消费的这部分金额，特约商店应该与银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划分为：低于必须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最低条件所规定的限额以内的部分由特约商家负责，高于此限额的部分则由银行负责。 （四）担保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如果持卡人申请信用卡时，不是用自己的财产担保，而是请他人向银行保证，那么，对拾得者或盗窃者的恶意透支行为所造成的透支金额，在持卡人无力承担是情况下，担保人该不该承担呢？这得看担保人与银行所订的担保合同。通常，担保人与银行所订的担保合同规定的被担保人只是持卡人本人这一特定主体，因其属于债的一种，而债的主体双方均是特定的、明确的，而不是任意的，因而不可能对持卡人本人（被担保人）以外的任何人发生担保的法律效力，更何况非持卡人的恶意透支行为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要无任何过错的担保人去为违法犯罪者的行为承担责任，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此外，担保人之所以为持卡人担保，主要是因为他对持卡人的信用感到放心，所以如果上述情况发生时要担保人为非持卡人的恶意透支担保，有悖于担保人的真实意思，既违反了公平和诚实信用等民法原则，也不合理。故笔者认为担保人不应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行为承担责任，这与前面提到的担保人应对持卡人的恶意透支承担责任完全不同，但鉴于信用卡章程的规定：“持卡人对信用卡遗失在挂失前及挂失后24小时内所造成的损失负责”，如果法院判决持卡人对挂失前及挂失后24小时内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而持卡人无力支付，则对这一部分损失，担保人应在自己的担保限额内承担责任，概括而言，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要满足两个条件：（1）只针对被担保人（持卡人）本人应负责的部分（主体条件）；（2）承担责任的限额在自己的担保合同所约定的担保限额内，而不是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造成的所有损失承担责任（限制条件）。 当然，关于信用卡透支后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还很复杂，以上所谈的还只是我对此问题所作的几点不成熟的思考，望能以此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民事法律论文:审计的真实性与注册会计师的民事法律责任研究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谈到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就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即注册会计师根据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活动，当出现诉讼时，法官根据法律确定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双方会由于专业的限制而形成认识的盲点，或者由于两者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形成分歧，如以注册会计师为代表的会计界和法律界对“真实性”的认识就存在着显著差异。法律界往往因为不理解审计的本质，因而未能对注册会计师的生存规则——独立审计准则给予应有的注意。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应充分关注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取得与法律界和公众的沟通，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真实性——会计界与法律界的不同认识 审计的本质决定了审计上的“真实性”涵义。《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8条规定：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保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独立审计实务公告——验资》第4条第2款对真实性作了明确的解释：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是指验资报告应如实反映注册会计师的验资范围、验资依据、已实施的主要验资程序和应发表的验资意见。《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9条规定：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应合理保证会计报表使用人确定已审计的会计报表的可靠程度，但不应被认为是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及其经营效率、效果所做出的承诺。显然，由于审计的固有风险，对于遵守执业准则但仍然未能揭示被审计事项中的错弊，而出具的审计报告是真实的报告而不是虚假的报告，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精神，注册会计师是没有责任的。 然而，在汉语中，真实与虚假是相对的一组概念。法律上的“虚假”概念与汉语中的“虚假”概念具有相同的意思，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18条和第73条可以看出立法者认为“虚假报告”是指“内容不真实的报告”，只要审计报告反映的内容与实际不符，就是“虚假报告”。显然根据法律的精神，满足了审计准则中的真实性并不能够排斥法律上的虚假性。审计中的真实性是一个过程上的真实，即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应如实地反映整个审计过程，审计报告符合真实性要求的意思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履行了正当的程序。而法律上所要求的“真实”强调的是内容的真实、结果的真实而不仅仅是程序的真实。 考察审计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过程的真实性与结果的虚假性之间的矛盾是审计活动本质所蕴含的。在审计成本的约束下，审计固有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注册会计师的“合理保证责任”无法彻底避免或消除审计结果的“虚假性”，这与注册会计师的主观状态无关。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注册会计师作为审核有关财经信息的中介机构，与股东及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利益高度相关，一个职业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它是否发挥了社会赋予它的功能。当注册会计师向社会提供它的职业产品——审计报告时，法律上关注的首要问题是这些产品是否具备预期的质量和功能，而不是制造这些产品的程序是否被遵循，只要不真实的审计结论提供给投资者，造成投资者的损失，注册会计师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二、“过错”是确定法律责任的关键 审计准则中的“真实性”与法律上的“虚假性”不是同一语境中的概念，两者并不互相排斥。但是，会计并不能用自己特有的“真实性”概念来对抗法律上的“虚假性”概念。过程“真实”而结果“虚假”的审计报告只是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我国的《民法通则》对于民事责任实行过错原则，承担民事责任要有4个条件，其中核心的条件是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根据法律的一般解释，所谓“过失”，是指对损害后果应当预见但却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却轻信可以避免。《民法通则》根据“故意”追究责任的思想也体现在《注册会计师法》中，与《注册会计师法》第20条和第21条第3款的“明知”相似。民法对“过失”的认定与《注册会计师法》第21条第3款的“注册会计师根据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委托人的不法行为而没有指出的，应当承担责任”中的“根据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情形相似。根据法律，如果由于出资人或者其他出证人的联合欺诈，致使注册会计师即使严格按照执业准则也无法发现错弊，由于注册会计师主观上没有过失，也就谈不上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审计准则中的“真实性”与法律上的“过错（过失）”相对应，满足了审计中的“真实”，就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如果根据法律判断“有过错”，则审计报告肯定不存在审计意义上的“真实性”，审计准则的“真实性”在法律上就以是否“过错”的形式表现出来。遵循准则并不与法律责任相矛盾，独立准则在法律诉讼中仍然有其权威性。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与事实不符的审计报告，并不一定要承担民事责任，关键要看注册会计师在主观上有没有过错。 三、“过失”与“职业谨慎”相联系 注册会计师在完成一项审计工作时，要遵循独立审计准则规定的科学程序；更重要的是要有善于执行职业判断的能力，审计的灵魂在于职业判断。遵循程序容易做到，因为程序在审计准则中规定得十分明确，关键在于职业判断，并且在职业判断过程中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注册会计师只有始终保持“职业谨慎”，以“适当的关注”在每一个环节上做出谨慎的职业判断，而不是仅仅满足于采取了审计准则上规定的每一个步骤，才能保证审计工作的质量。 “过失”是确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关键，法官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有“过错”或“过失”是要看他是否遵循了必要的程序，更重要的是看他在选择程序或在对相关证据判断时是否保持了其应有的“职业谨慎”与“关注”。在实际的法律诉讼中“欺诈”或“故意”具有客观性，容易判断，而对“过失”的判断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任意性，法官的裁量权也较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围绕注册会计师的“过失”而产生的诉讼会越来越多。对注册会计师来说除了要面对审计风险外，更重要的是法律风险。一旦审计报告未能揭示财务报表的错弊，如何认定注册会计师在职业判断的过程中的过错或过失，如何认定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判断时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对错弊给予了“适当的关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会成为会计界和法律界争论的焦点。 一个记录完整的工作底稿就能够证明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循了必要的执业程序，没有一个简单的证据能够证明注册会计师是否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在法律诉讼中，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有过失，需要通过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来证明，如律师结合特定案件的背景，质询注册会计师选择某种程序的理由，要求其说明判断证据或者做出结论的理由。 四、面对民事法律责任注册会计师的选择 1．加强注册会计师与公众的沟通，减少与公众认识的对立。由于公众不了解审计活动的特性和会计的特有语言及规则，对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产生过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差距是注册会计师陷入诉讼的最主要原因，注册会计师有责任也有必要缩小这种差距。会计界应尽量让公众了解其语言及特性，从而引导公众对本行业的期望和判断达到一个合理水平，减少不必要的诉讼。 2．加强会计界与法律界的沟通。会计界要理解法律责任的确定依据，理解法律的目的、任务和法官判案的依据。同时会计界也要通过保持与法律界的充分沟通，让法律界了解审计的本质、明白独立审计准则设计的合理性，使法律界认识到注册会计师只承担“合理的保证责任”，是在特定审计成本下发现或纠正重大错弊，这对股东来说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不是一个对注册会计师提供保护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充分注意《独立审计基本准则》和《注册会计师法》在确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中的作用。 3．严格遵循独立审计准则，在审计程序上保证程序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由于“过失”是确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关键，注册会计师应在执业过程中严格根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充分考虑审计风险，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以合理确信能够发现导致会计报表严重失实的错报和舞弊行为，避免出现明显的“过失”。 4．保持职业谨慎，是减少诉讼风险的重要保证。注册会计师要在审计活动中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必须注意执业纪律、提高业务能力，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经营业务和财务状况。尤其是对出现财务困境和面临破产的被审计单位要特别谨慎，以免卷入诉讼。执业纪律是职业谨慎的外在保证和表现，业务能力和对被审计单位业务的熟悉程度决定着对谨慎“度”的把握，两者结合从内外两方面保证做到谨慎。只要注册会计师在执业时保持认真谨慎的态度，一般就不会发生过失，至少不会发生重大过失。 5．健全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防范审计风险。①谨慎选择委托人，选择具有诚实品格的被审计单位，严格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取得被审计单位的声明书；②组织得力的审计组，委派合格的主审人员，确保审计质量；③聘请熟悉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律师，做到每个重大审计项目都与律师沟通，取得律师的理解和信任。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审计的法律风险。? 民事法律论文:信用卡透支后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几点思考 当今社会，信用卡的使用在人们生活中已越来越普及，它以携带方便，功能多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它具有透支功能，使得人们在急需用钱时可解燃眉之急。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重性，信用卡透支在方便客户的同时也会因为透支后在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方面当事人各持一词而产生一些纠纷。本文旨在对信用卡透支后在不同情况下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作一些思考。 一、 持卡人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持卡人透支是指持卡人超过信用卡备用金帐户余额在银行取现或在特约商店进行消费。根据是否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和期限，可以把持卡人的透支分为善意透支和恶意透支，二者的法律责任各异，相比而言，善意透支的法律责任简单明了，而恶意透支的情况就较为复杂，下面就分别加以分析。 （一）持卡人善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关于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持卡人在不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内进行透支，所透支金额自然应该由持卡人自行承担，即在合理期限内归还。如果持卡人确实无力承担，那么则由银行从持卡人的保证金额中扣除或者由持卡人的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情况较为明确，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是持卡人恶意透支后由于涉及到第三人和不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完全不同，因而有必要加以分析。 （二）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1、持卡人恶意透支但不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由持卡人自己交纳保证金而没有由他人提供担保并且持卡人只在银行超过规定的最高透支限额取现而并非在银行的特约商家进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的消费就属于此种情形，因为此时恶意透支的当事人只涉及两方，一方是银行，另一方是持卡人，并没有涉及到双方的第三方，即担保人或特约商家。在这种情形中，恶意透支行为之所以得逞除了持卡人的故意外，银行未及时发出止付令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对信用卡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按照信用卡协议和信用卡章程的规定，并按发卡银行与持卡人的过错大小，明确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首先，应由持卡的恶意透支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数额巨大构成犯罪的，不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发卡银行还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全部透支额的返还责任，并赔偿损失。其次，根据民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发卡行在技术上完全有能力防止恶意透支行为发生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是造成损失发生乃至扩大的重要原因时，在持卡的恶意透支人未归还前，由于发卡银行自身过错所造成的信用卡透支损失，应由发卡银行自行承担。 2、持卡人恶意透支且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由他人为持卡人担保并且持卡人除在银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取现外，还在银行的特约商店进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的消费就属于此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由于不仅涉及到银行与持卡人双方而且还涉及到持卡人的担保人和银行特约的商店，因而较前述两种情形复杂，自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由银行和持卡人按过错程度的大小分担责任，如（二）— —1种情形所述，但在持卡人无力承担或持卡人逃逸后往往无法追究其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而银行往往会把责任推给第三人，即持卡人的担保人和特约商店。 对于银行与担保人而言，他们之间是一种担保合同关系，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担保人对持卡人恶意透支承担责任的限额。对于限额，担保合同有最高担保限额约定的按约定办，无约定的就相对复杂，主要表现为：是在银行规定的最高透支限额内（如牡丹卡为5000元）或是满足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最低条件的限额内（如中银卡章程规定，透支3万元以上应发出紧急止付令）还是对全部恶意透支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涉及到担保人能否以发卡银行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或紧急止付令作为拒绝承担全部恶意透支金额担保责任抗辩理由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能够，因为虽然发卡银行的担保条款大多规定担保人要对持卡人的债务无条件地承担全部清偿责任而发卡行对担保人不承担任何义务，从表面来看，这种规定也似乎符合《担保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保证责任范围的规定，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信用卡担保作为一种民事活动，同样应遵守《民法通则》，该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只能自行承担。”，因而当发卡银行对持卡人监控不力、不及时、止付处理不迅速导致持卡人恶意透支取现或消费时，担保人可以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对超过允许善意透支限额部分的债务拒绝承担担保责任，这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因为在持卡人大量恶意透支的情况下，银行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或紧急止付令，造成损失扩大，银行是有过错的，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银行应自行承担责任。 而对于银行与特约商店而言，他们之间是另一种合同关系，银行在发现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有义务及时通知商店终止结算以避免损失扩大，而商店在接到通知之前的义务只是注意持卡人每次透支的金额是否超过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如牡丹卡为5000元，普通卡为1000元），若超过，则不允许结算，若不超过，自然就无权终止结算。因而只要特约商店尽到了注意义务即不存在任何过错，他对持卡人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如果发现持卡人透支消费超过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而仍给予结算，则特约商店对在本商店透支消费的这部分金额在持卡人未归还前应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讨论的是持卡人善意或恶意透支时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下面要探讨的是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二、 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当持卡人的信用卡遗失、被盗或信用卡与身份证一起遗失、被盗，而拾得或盗得信用卡的人用信用卡恶意透支取现或到特约商店恶意透支购物消费就属于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对于其所造成的损失如何合理承担，是一个涉及到如何协调和保护各方当事人（即持卡人、银行、特约商店、担保人）利益的问题。自然，从根本上说，责任应由非持卡人，即恶意透支人来承担，但是，当非持卡人无法找到时，这种损失就只能根据过错的大小程度由上述四方当事人承担。 （一）持卡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持卡人是否有过错，持卡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也可分为持卡人有过错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和持卡人无过错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前者指持卡人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当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被拾得者或盗窃者取现；后者指信用卡被盗或遗失后小偷或拾得者用伪造的身份证取现。对于前者，由于持卡人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客观上加大了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的风险，因而持卡人自身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持卡人应对非持卡人的透支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后者，虽然持卡人无过错，但光由银行承担损失不尽合理，故持卡人也应对非持卡人的透支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只不过可在上述基础上减轻持卡人的民事法律责任；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承担责任的限度是在持卡人自己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如牡丹卡5000元，普通卡1000元）两者之和的范围内还是在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所规定的最低金额（如中国银行的中银卡为冒用金额超过5000元）的范围内或是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全部金额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如果银行在接到持卡人的挂失申请后及时向商家或下属分支机构发出紧急止付令，那么，银行的损失就可减少许多，然而银行未尽到这种通知义务，因而银行自身也有过错，故由持卡人来承担全部恶意透额并不合理。而根据银行信用卡章程和协议的规定，持卡人对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在挂失前和挂失后24小时内被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应承担全部责任。笔者认为，在挂失前所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也许还算公平，而“挂失后24小时内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的规定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脑网络的普及显得不尽合理，因为信用卡既然作为银行提供的一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银行就应对其安全性负责，就象生产商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应该负责一样，况且这种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是发卡行凭借自身的优势强加于持卡人的，因而持卡人有过错时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应是非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全部金额，也不应是银行发出紧急止付的条件所规定的最低限额（如中银卡为冒用金额超过5000元时就应该发出紧急止付令）而应是以持卡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之和为限。而持卡人无过错时（指不存在身份证与信用卡一起摆放并已经挂了失）承担责任的范围则应是以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条件所规定的最低限额为限。 （二）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持卡人是否有过错，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可分为持卡人有过错时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和持卡人无过错时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对于前者，作为银行而言，由于它没有尽到及时发出止付令的义务，因而不仅持卡人有过错，而且银行也有过错故应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范围就是对超过持卡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之和的部分承担责任。对于后者，作为银行而言，由于银行未尽到仔细核对持卡人与身份证的义务（当然也有人认为在目前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没有互联的情况下要银行尽此义务过于苛刻，也不尽合理），则过错更大，故在持卡人无过错，而银行过错大的情况下，银行承担的责任也应在前者基础上加大，责任应主要由银行承担，承担责任的范围就是超过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条件所规定最低限额以外的部分。如果恶意透支不仅以取款方式实现而且还以消费方式实现，则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个当事人— —特约商家。 （三）特约商家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特约商家在非持卡人刷卡结算时，理应尽到将身份证（无论是伪造的还是偷的）上的照片和恶意透支人的相貌、将信用卡上的笔迹与恶意透支人的笔迹进行核对的义务（当然同样也有人认为在目前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没有互联，而且笔迹可以摹仿的情况下要特约商家尽此义务过于苛刻，也不尽合理），而特约商家未履行此项义务致使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得逞，因而有过错，而银行没有及时通知特约商家终止结算也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对于非持卡人在本商店消费的这部分金额，特约商店应该与银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划分为：低于必须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最低条件所规定的限额以内的部分由特约商家负责，高于此限额的部分则由银行负责。 （四）担保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如果持卡人申请信用卡时，不是用自己的财产担保，而是请他人向银行保证，那么，对拾得者或盗窃者的恶意透支行为所造成的透支金额，在持卡人无力承担是情况下，担保人该不该承担呢？这得看担保人与银行所订的担保合同。通常，担保人与银行所订的担保合同规定的被担保人只是持卡人本人这一特定主体，因其属于债的一种，而债的主体双方均是特定的、明确的，而不是任意的，因而不可能对持卡人本人（被担保人）以外的任何人发生担保的法律效力，更何况非持卡人的恶意透支行为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要无任何过错的担保人去为违法犯罪者的行为承担责任，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此外，担保人之所以为持卡人担保，主要是因为他对持卡人的信用感到放心，所以如果上述情况发生时要担保人为非持卡人的恶意透支担保，有悖于担保人的真实意思，既违反了公平和诚实信用等民法原则，也不合理。故笔者认为担保人不应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行为承担责任，这与前面提到的担保人应对持卡人的恶意透支承担责任完全不同，但鉴于信用卡章程的规定：“持卡人对信用卡遗失在挂失前及挂失后24小时内所造成的损失负责”，如果法院判决持卡人对挂失前及挂失后24小时内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而持卡人无力支付，则对这一部分损失，担保人应在自己的担保限额内承担责任，概括而言，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要满足两个条件：（1）只针对被担保人（持卡人）本人应负责的部分（主体条件）；（2）承担责任的限额在自己的担保合同所约定的担保限额内，而不是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造成的所有损失承担责任（限制条件）。 当然，关于信用卡透支后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还很复杂，以上所谈的还只是我对此问题所作的几点不成熟的思考，望能以此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民事法律论文:对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反思 世界太丰富多彩了，太生动活泼了，以至于使自己陷入惟一真理的牢笼之中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民事法律关系乃是民法学之纲。只有领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精髓，才能把握民法及民法学的精要，起到纲举而目张的效果。不仅如此，早在1985年即有学者指出，制定一部科学的民法典，也离不开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民事法律关系体系的确立。因为，民法的调整对象即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基础的商品经济关系；民法基本原则是商品经济也是民事法律关系本身性质的表现；民法的任务也必须通过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来实现。1本文即是应对民事法律关系研究深化的要求，对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反思。过去，我国民法学界将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仅仅局限于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2，现在看来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这种描述过于简单。其实，法律关系是一个内容复杂的综合体，具有有机性、规范性、时间性等特点。 一、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积极要素 德国著名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法律关系是基于一个统一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权利、义务和其他拘束的总和。这些权利、义务和拘束具有各不相同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它们一方面表现为各种的权利（Berechtigung），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种法律上的负担（Belastung）。3这里的Berechtigung一词虽也可译为权利，但这一权利是广义的权利，除了我们通常所指的狭义权利（Recht）外，还包括以下内容： 1、权能（Befugnisse） 权能是权利或法律关系的部分内容，它原则上是其据以产生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例如，当事人通常都享有对法律关系或权利进行处分的权能，当事人有权将一定法律关系或权利移转于他人、变更其内容、放弃或撤销。一项权利可以包含多个不同的权能。如所有权人有权占有、使用、消费其所有物，改变其形状乃至将其毁灭。所有权人还可以以债权形式或者限制物权（如役权、用益权或担保物权）的形式，将其个别权能在一定时间内交由他人行使，随着这些权利的消灭，这些权能将自动地回归所有权人。债权除了其核心的请求给付权能外，还包括抵销、让与、出质以及诉请履行的权能等，这些权能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并不存在，但这并不能使债权丧失其特性。4 将权能作为法律关系的组成部分一定会遭到大家的反对，因为一般认为权能既然是权利的组成部分，不必另行将其作为法律关系的要素而单独列出。笔者最初看到拉伦茨教授的《民法总则》教科书这样写时，也是同样的感受。但笔者认为有一些权能虽未成为独立的权利，但已经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如上列之处分权（能）、抵销权（能）、出质权（能）、让与权（能）等，应当在法律关系中的构成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做的目的使其在法律关系的构成中凸现出来，不至于淹没在权利之中，以致无法充分地描绘一项法律地位的全部内容。 民法理论上称之为权利的法律地位未必尽为权利，其中有很多仅是权能，只是为了称呼的方便常常被称为权利而已。拉伦茨认为，看一个法律地位是“权利”，还是“权能”，要看它的独立转让性以及或多或少依它的重要性来决定。如，形成权和期待权就是在最近十年来已从单纯的权能或“法律地位”发展成为一种权利。5 对于形成权是权利还是权能，尚有讨论的余地。我国台湾学者林诚二教授即认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本身，虽称之为权利，究其实质并非权利，而是一种权能，即权利产生的作用。只是因学理上方便而称之为权利。6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四项权利就是按照权利作用的不同而进行的划分，所谓权利的作用，无非就是指权利的效力。所以，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就是权利的四种不同效力，也即权利的四项不同权能而已。支配权乃是物权、人格权和知识产权等绝对权所共同具有的权利人对权利客体直接支配的权能。至于请求权更是一项明显的权能，对于债权而言，我们知道债权具有请求权（能）、受领权（能）、保有权（能）、处分权（能）、执行权（能）、私力救济权（能）等不同权能7，请求权不过是债权的一项核心权能而已；对于物权而言，物权除了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外，物上请求权则是物权的一项救济权能。抗辩权由于是对抗债权请求权的权利，因此，抗辩权实质上也是基于其相应的特定债务人的法律地位而享有的一种权能。如，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双务合同债务人基于其对待给付地位而产生的抗辩权能，先诉抗辩权则是一般保证人基于其补充债务人的法律地位而享有的抗辩权能，而时效届满抗辩权则是债务人基于其不完全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的抗辩权能。 诸如追认权、选择权、撤销权、解除权、终止权等形成权，笔者认为则是法定权、所有权或某些特殊债权的形成权能而已，权利人是基于权、所有权或特定债权才享有的创设、变更或消灭一定法律关系的形成力。如，父母对限制行为能力的子女所从事的法律行为的追认权，就是其法定权的表现；所有权人对无权处分人处分行为的追认权则是所有权处分权能的表现，债权人行使的选择权、撤销权、解除权或终止权都是基于其债权人地位而产生的特殊权能而已。 通过对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和形成权究竟是权利还是权能的讨论，可以看出，权能在法律关系中还真不是可有可无的要素。 2、权限（Zustandigkeit） 韩忠谟先生在其《法学绪论》一书中曾指出，所谓权限者只系为他人而在法律上发生作用，其由此所生之效果，皆归属于该他人。如人有权限（通常称为权），其以本人之名义所为之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依同理，法人之机关所具有之权限，当然与权利不同。再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享有盈余分配请求权，此乃法律所赋予个人的权利，至若股东以公司机关????股东大会构成成员的地位，行使所谓“表决权”，则“此表决权”严格言之只系一种权限。要之，在这种情形下的权限，乃基于团体内部机关的地位而持有，为团体之利益而行使，就个人本位而言，尚不得视为权利。8 对于这种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的权限，拉伦茨教授也以“受领对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或给付的权限”（ZustandigkeitzurEntgegennahmevonErklarungenoderLeistungen）为例进行了说明，并指出这种受领给付的权限在债权债务关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权限原则上是属于债权人所有的，但例外时也可以属于其他人。9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为，权限概念指称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基于此种特殊法律地位享有特定权限的人可以行使本属于他人之权利，而其效果仍归属于授权人。10它同样构成了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却被我们的传统学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3、取得期待（Erwerbsaussichten） 基于一定法律关系当事人享有未来取得一定权利的期望，但这种期望尚不足以达到独立的取得权或期待权意义上那样受到法律保护的取得地位的程度，如所有权人对其所有物的孳息取得的期待等。取得期待并不构成一项独立的权利，其与期待权的区别在于，只有当取得权利的期待受到法律充分地保护，足以对抗他人对其进行的侵害，而且该法律地位具有一种独立的经济意义，权利人可以像对待既得权那样处分时，我们才可以称之为期待权。11 拉伦茨教授认为，以上内容都应是法律关系的组成部分，并将其统称于广义的权利Berechtigung中。12由此可见，一项法律关系中权利人的法律地位是由权利、权能、权限和取得期望等组成的综合利益地位。为了与狭义的权利（Recht）相区分，我们姑且将所谓的广义权利（Berechtigung）称之为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积极要素。 二、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消极要素 与法律关系中的广义权利相对的，是各种法律上的负担（Belastung），我们可以对应的称之为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消极要素，这种所谓法律关系内容的消极要素除了法律义务（Rechtspflicht）这一常规要素外，还包括以下内容： 1、法律上的拘束（rechtlicheGebundenheit）或屈从（Unterwerfung） 在有些情况下，与一个人的权利相对应的不是法律义务（Rechtspflicht），而是一种法律上的拘束。如形成权相对人在法律上所承受的负担就是一种法律上的拘束。当形成权人行使解除权或终止权之类权利使法律关系或权利发生改变时，形成权相对人就必须允许其发生变化。法律对形成权相对人的“拘束”体现在，当对方当事人基于形成权将对法律关系的变化强加给他时，他所能做的只是必须接受这种法律后果。 法律义务（Rechtspflicht）则是指法律制度作为一种规范命令使人承担的特定应为（Sollen），义务可以是针对特定行为的作为（Tun），也可以是不作为（Unterlassen）。而法律上的拘束，德学者也称之为容忍义务（Duldungspflicht），但这种容忍义务不同于法律义务中的不作为。例如，针对所有权人的所有权，所有人以外的其他人都负有不得侵犯其所有权和不得妨碍其所有权的行使的义务，该义务作为一种不作为义务，属于法律关系内容构成之消极要素中的法律义务。但如果所有权人在其所有物上为他人设定一项限制物权，他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的“拘束”是必须容忍限制物权人的某些行为，而他作为所有权人原来是不需要这样做的。这种容忍义务，它不仅仅是一项不作为义务。所有权人不仅负有不实施某种特定的行为的义务，而且更对此负有义务，即当限制物权人对物进行合法利用时，所有权人不得阻止并让它生效。13此种义务表现为法律对其的拘束，而并非仅仅是不作为。 对于容忍义务与不作为义务的不同，德国著名民法学家冯？图尔教授说的好，“对于容忍义务，从概念上看是指某人有义务不提出反对或异议，但这种反对或异议他本来是有权提出的”，而对于不作为义务则是“对于某人的一个行为，他本来就不能或不允许阻止，就更无所谓容忍了”。14 从另外一个方面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说相对于作为义务而言，不作为义务属于消极的义务的话，那么这种法律上的拘束或者我们称之为“容忍义务”的就更为消极。那种不作为义务是指义务主体不去做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所禁止的行为，而这种容忍义务不是指义务主体自己不去做什么，而是权利人依法或依约做了什么，他要无条件地接受，要容忍权利人这样做而不得反对或提出任何的异议。由此可见，这种法律上的拘束（rechtlicheGebundenheit））更为消极。 正是由于形成权相对人所负担的这种所谓“容忍义务”的特殊性，我国学者张俊浩教授曾称，形成权是没有义务与之对应的权利，但他同时也指出，如果把这种义务的内容理解为尊重，那么似乎也可以认为有义务与之对应。15显然，此义务非彼义务！ 德国学者伯蒂歇尔（Botticher）在论述形成权之相对人的这种特殊义务???法律上的拘束或容忍义务时，则精辟地使用了屈从（Unterwerfung）一词。他就此论述著作的名字就是《私法中的形成权与屈从》。16 葡萄牙著名民法学者CarlosAlbertodaMotaPinto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分为本义的权利和形成权，与权利相对应的是法律义务和屈从。其中本已权利相对应的义务，而形成权相对于屈从17.本义的权利是请求或期望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的权利。本义的权利有债权、物权、人格权、亲属权以及期望权等。本义权利之对方当事人所负有的是法律义务-即作为义务（拉丁文：facere）或不作为义务（拉丁文：nonfacere）。法律义务是实现法律关系中权利人有权要求的行为之必须性（或约束）。法律义务相对于本义权利。在这种义务中，义务主体尽管可能受到制裁，事实上仍可不履行义务。法律规定承担法律义务之人要遵守特定行为，对于故意或因过失而不履行义务之人，法律将适用法定处罚。形成权则相对于屈从（sujeicao），屈从意味着对方必须承受权利人行使权利后，强加于其权利义务范围的后果。屈从者，不可抗拒之必须状况，受约束的人必须承受形成权人行使形成权后强加其权利义务范围的设立、变更或消灭等后果。对于形成权，屈从是一枚钱币的另一面。屈从有别于法律义务，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须性。屈从者不得违反其状况，它一定要承受形成权行使后所产生的结果。18 综上所述，显然这种法律上的拘束或者屈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义务，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义务概念所无法涵盖的。因此，对于法律关系中的义务类型确有详加区分和细化研究的必要，特别是这种相对于形成权的法律上的拘束或者屈从概念的提出19，对于我们关于法律关系内容的传统认识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相信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应用对于丰富法律关系的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职责（Obliegenheiten）20 职责是一种对当事人的行为要求（Verhaltensanforderung），这种要求大多是为了满足行为人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有学者称其为“为了自己利益的行为要求”（VerhaltensanforderungimeigenenSache）。21克布勒（Kobler）所编写的《法学辞典》径直将职责解释为“为自己利益的法律规定”（RechtsgeboteimeigenenInteresse）。22这种职责，按照赖默尔？施密特（ReimerSchmidt）的说法，它是一种强度非常弱的义务（PflichtgeringererIntensitut）。23法律并不强求当事人履行这种职责，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这种职责，他并不因此而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而只是受到很轻的制裁，一般地他会失去一个较为有利的法律地位，或者接受某种法律上的不利。24职责与法律义务的最大不同在于，职责承担人的对方当事人并不因此而享有任何权利。 职责（Obliegenheiten）概念最初常见于保险法中，例如，在保险合同中对受害人提出的尽快报告有关损失或危险增加情况的要求等。是赖默尔？施密特教授（ReimerSchmidt）将其从保险法引入到民法中来的，并且成为民法的一个一般概念。25这种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职责在我国民法中也多有体现，下以我国《合同法》为例进行分析： 我国《合同法》第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这一规定并未真正地要求当事人避免损害的法律义务，但如果守约方当事人因自己的过错而导致损失扩大，那么他就应接受由此而产生的不利益后果。这种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实质上是对自己利益加以维护和照顾的义务，并非真正的义务。26应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义务相区别。这种职责（Obliegenheiten）是附属于当事人的责任，要求他以适当的方式对自己或自己的法益予以注意。对于这种职责，人们期待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就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接受不利的后果。27即当事人处于这样一种法律地位，他就负有责任去避免损失扩大，但此种职责并未赋予对方当事人以请求权，以请求其为之。只是若其不如此做，根据职责的要求，将会使其请求违约方赔偿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地丧失。 我国《合同法》第157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及时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据此规定买受人负有及时检验的义务。同时第158条第1款第1句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同条第2款规定，未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应当发现标的物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据此两项规定，买受人在发现标的物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时负有及时通知的义务。因为如果标的物存在数量或者质量的瑕疵，时间越长就越难证明。买受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求尽快弄清楚。如果他不这样做，出卖人当事人无权请求买受人这样做，只是他就要接受丧失请求权的不利后果。28即对于约定有检验期间而买受人未检验或检验后发现问题却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合同法》第158条第1款第2句）。对于未约定检验期间，买受人在合理期间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2年内29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合同法》第158条第2款第2句）。即便是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不合约定，由于买受人未尽职责（Obliegenheiten）??及时检验并通知出卖人，他也必须承受这不利的后果??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不合约定的，也视为符合约定??丧失请求补偿的权利。 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的“不真正义务”，韩忠谟先生曾评论道，买受人应为如此通知，虽系属法律上的一种“义务”，且无一定相对人，然按买受人如遵循规定而为通知，则可请求出卖人负瑕疵担保责任，并得行使契约解除权或减少价金请求权，反之，如怠于通知，亦只不过失却上列权利，而陷自己于不利益之后果而已。由此可见，法律之科人以此种“义务”，纯属技术规定，作为行使权利之前提。若于真正义务相比较后－?即权利之对应的义务，义务人有所违反，须负损赔之责??当然异其性质。30 对于此种职责，郑玉波先生称其为“间接义务”，并举票据法的规定加以说明。在票据法上为了保全追索权，法律通常会规定持票人应为一定行为，如提示或作成拒绝证书等，倘若持票人不照办，则法律将使其遭受不利益的后果。郑玉波先生同时指出，这种职责与义务之不同在于，通常因违反义务而承担损害责任时，原则上以义务人有过失为要件；而这种职责的违反，其不利益后果的发生无须行为人有过失。31 综上各方家所论，可见此种职责（Obliegenheiten）显与义务有别，且实践和法律规定上并不少见，应认真加以研究并纳入到法律关系的要素中来。 3、负担（Lasten） 在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消极要素中除了上述法律义务、法律上的拘束和作为非真正义务的职责外，拉伦茨／沃尔夫认为，还包括负担。这里的负担与职责不同，是指举证责任或者在法院进行诉讼时的声明及陈述责任。对于前者，拉伦茨／沃尔夫以德国民法典第282条为例32.该条规定，债务人因不可归责于己的原因而违反债务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不可归责之原因，债务人负有举证责任。债务人若对这样一种“负担”（Lasten）不注意、不履行，将会产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至少在形式上他会败诉。33不像作为不真正义务的“职责”，既是为了自己利益进行的约束，同时也有利于他人。34对这种负担的重视仅仅有利于负担人自己的利益，负担人不理会该负担反而会有利于对方当事人，也是对方当事人所更愿意看到的，因为由此他可以赢得这场诉讼。352002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同样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任何性质的义务中都难以包含这种负担。它更多是当事人来主张自己没有过错的一种风险和不利益的分配规则。36这种举证或陈述的负担虽说是诉讼法的义务，但由于其是否及时、适当地履行将直接影响其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所以，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将这种负担纳入到法律关系构成的要素中来。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有机性、规范性和时间性 1.民事法律关系的有机性 通过以上所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绝不仅仅限于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除了权利和义务这一对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外，法律关系还包括权能、权限、取得的期待和屈从、职责、负担等非常规要素。所有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一项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描述特定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但这许多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 对此，拉伦茨教授曾明确指出，法律关系可以由单一的权利和与其对应的义务组成，也可能是由以某种特定方式相互组合在一起的很多权利、义务和其他的法律上的联系组成。大多数法律关系都不是一种单一的关系，而是一个由许多法律上的联系附加于其中的复杂的综合体。法律关系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权利、权能、义务和法律上的拘束等组成的一个整体（einGanzes）、一个有机体和结构组合（ein Organismusund Gefüge）。37 法律关系的这一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律关系的有机性，即围绕一个共同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权利、权能、权限、取得的期待和义务、屈从、职责、负担等，组成了一个超越各个要素而存在的整体38，即法律关系乃是一个有机的结构组合。例如，在所有权法律关系中，所有权通常被我们看作是一项完整的权利，但所有权并不仅仅是各种所有权权能的总和，所有权也有可能和义务结合，所有权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包罗万象的法律关系。比所有权更加复杂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和亲属法关系。一项债权债务关系不仅包括给付义务和与其对应的债权，而且还包括确保它们的辅助义务和权能以及形成权和权限。39而且，在债权债务关系发展过程中还可以不断地产生各种各样新的义务，个别的给付义务可因清偿而消灭，形成权可因其行使或不行使而失去效能，债的客体可因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而变更，债的主体也可因法律行为或者法律规定而更易，整个债权债务关系更可因概括转让而转移。但无论何种情形，债权债务关系的要素虽有变化，但债的效力依旧不变，即债权债务关系仍继续存在，并不失其同一性。40 拉伦茨教授更是由此对冯·图尔（von Thur）教授的“权利乃私法之核心概念”的观点表示反对，而认为私法之法律关系一般至少包含一项权利，但法律关系并不限于此。并进一步指出，承认债之关系是一个有机体，承认债权关系当事人的法律地位通过合同承受而具有可转让性，承认所有权具有社会义务，承认亲权的义务权（Pflichtsrecht）属性，承认法律义务、职责以及其他的拘束之间的不同，就意味着承认法律关系概念居于私法的中心地位。因为，只有法律关系才能将权利以及不能发展成为独立权利的权能、义务和职责都囊括其中。41 对于权利和法律关系，应以何者为私法之核心概念的问题，在法学史上始终存在一个反反复复的认识过程。在冯·图尔（von Thur）教授1910年提出权利乃私法之核心概念42之前，法律关系是居于私法的核心位置的。古典的罗马法学时期，法学家们放弃对具体的各种实体权利抽象出一个一般的权利概念，直到注释法学时代，诉权的实体法基础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距今日权利之私法核心概念的地位还有很大距离。萨维尼（Savigny）就不认为权利是私法体系的中心，对权利的讨论通常是在法律关系的基本范畴中顺便进行的。直到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将罗马法的诉权制度引入到权利的话语中，认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在先，诉权在后，并在其著名的潘德克吞教科书中开始专门讨论权利，从此法律关系开始丧失了其自萨维尼时代以来的核心地位。43近来在民法学原理上出现了回潮，有学者对权利在私法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批评，要求将法律关系作为私法的基础范畴来对待，主张在私法中应以法律关系取代权利之核心地位，认为法律关系给权利人的义务也留下了空间。44不仅如此，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仅在权利的框架或义务的范畴中是无法将前述的权能、权限、屈从、职责、负担等要素涵盖进来，从而无法精确而充分地描述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并确立民事法律关系在现代民法学中的核心地位。 2.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性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作用于民法的调整对象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但民事法律规范不会自动地作用于民法的调整对象，必须借助于民事法律事实方能实现，可见，民事法律事实乃是民事法律规范作用于民法调整对象的重要媒介。民法的这四项基本范畴的关系可图示如下： 民事法律规范（透过媒介：民事法律事实） 民法的调整对象（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此时的社会关系披上了法的外衣：权利和义务） 法乃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作为部门法的民法只能调整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种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与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社会关系有何不同？其不同在于，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经过民事法律规范调整之后，披上了法的外衣，即具有（广义）权利和义务内容。45此时的法律关系从民法的角度看已不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进入了规范世界，具有了规范属性。所谓法律关系的规范性，即对这种社会关系再不能当作普通社会关系来对待，而应以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去观察、处理。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法律关系不同于生活关系。拉伦茨曾明确批评将生活关系与法律关系混同的现象，并举例说，出租人A与承租人B的生活关系可能是友好的，也可能是冷淡的或紧张的，但他们之间的租赁法律关系并不是按照这种生活关系来确定的，而只能是按照规范的观点（nachnormativenGesichtspunkten）。其内容要由法律和租赁合同来调整。46当然，与法律关系相应的生活关系有时也会反作用于法律关系，例如合同当事人之间长期缺乏信任关系，会导致一方行使解除权。但无论如何，这种生活关系对法律关系的反作用，也只能从规范观点的角度出发来确定。 2）法律关系具有意志性。通过上面的图示，我们知道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范作用于民法的调整对象而产生的，而民事法律规范内容的本身就体现了立法者的意志，但这种意志是抽象的，具有一般性。而当民事主体通过其法律行为形成具体民事法律关系时，法律关系内容的确定再次体现当事人的意志。 3）法律关系是通过对生活关系撷取而产生的。现实生活关系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我们正是从这一统一体中取出一部分进行法律观察，得出法律关系的。这种将生活关系局限于现实的某些部分，是法律研究技术的必要手段，同时对于法律适用也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找法工作将完全依赖于对法与非法一种非理性的整体印象，从而丧失其可信赖性。47法律关系对生活关系这种“撷取”，使其具有了很强的规范性。但生活关系却始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法律关系时还要注意到法律关系的有机性。 3.民事法律关系的时间性：作为时间现象的法律关系 所有法律关系原则上都是有时间上的开始和结束的，所以法律关系虽然不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却具有时间性。法律关系是一种时间现象（zeitlicheErscheinung）。48当然，法律关系在时间上的存在对于不同法律关系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债法关系上，法律关系的时间性表现的最为明显。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债权含有死亡基因，目的已达，即归消灭。”49债权是动态财产权，其社会机能在于跨越时空障碍，实现财产的流转，保障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发生的商品交换得以实现。作为人们获得和实现物权或类似权利的桥梁与手段，债权只有通过依法消灭自己才能实现其价值，没有永久存在的债权。特别是合同关系，从本质上说合同就是为了结束而设立的。即使是那些持续性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有结束时间的规定的，它从一开始就是暂时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结束。 形成权的时间结构与债权很相似，它从一开始就是以通过其行使从而使一定权利形成作为其终极目的。一项形成权，例如终止权、撤销权、选择权，一旦行使，即告结束。形成权是通过其行使而消耗自己的，即使不行使，这种权利也会因在一定时间内（除斥期间）不行使而消灭。一句话，形成权是一项可消耗性权利。 物权关系中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都具有明显的时间性，所有权的时间性虽不很明显，但所有权同样具有一定的时间结构首先，所有权是特定人在某个特定时刻开始对特定的某物享有支配力的，同时这种支配也必将结束，至迟到所有权人死亡或者所有物灭失时。但所有权的时间结构与债权的明显不同，它并不像债权那样通过履行义务而消灭自己，不是目的达到了就没有任何意义。恰恰相反，它在时间上的存在本身就是它的意义，51就是它的目的。而且，从本质上讲，所有权关系的时间结构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持续的。 人格权、亲属权和婚姻关系的时间结构，也同样是以人的生存时间为限的。知识产权的时间性则体现在其保护期上，保护期届满就不再受到法律的专有性保护，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当然，这些权利的时间结构与所有权相同，其之存在即其目的。与债权那种“目的已达，即告消灭”的时间结构显有不同。 四、一点反思：法学向常规外细微处的发展 撰写此文乃是缘于近来读书的一些感受。在读到拉伦茨教授和沃尔夫教授所著之《民法总则》关于法律关系的具体要素时，书中赫然写着法律关系构成的各种（广义）权利（verschieden Artenvon Berechtigungen）和各种负担（verschiedenen Artenvon Belastungen）。细读下去，作者更加明确地指出，法律关系的整体法律效果是基于某一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权利（subjektiveRechte）、取得期望（Erwerbsaussichten）、权限（Zustandigkeit）和义务（Pflichten）、其他的拘束（sonstige Gebundenheiten）、职责（Obliegenheiten）、负担（Lasten）等全部要素构成的，而这些内容构成了参与该法律之当事人的特定法律地位。52 再读韩忠谟先生的《法学绪论》一书，书中也指出，权利与义务乃法律关系之核心，法律所赋予法律关系之法律效果的主要部分。53由此推出，韩忠谟先生也认为除了权利与义务外，法律关系当有其他内容构成。这一点可由韩先生在论述权利的种类时的观点得以佐证。 又读葡萄牙著名民法学者CarlosAlbertodaMotaPinto所著《民法总论》，惊讶地发现，他将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分为本义的权利和形成权，法律关系中的义务分为法律义务和屈从。本义的权利相对于法律义务；形成权则相对于屈从（sujeicao）。并指出法律关系是权利和法律义务或屈从所组成的关系，权利和法律义务或屈从构成了法律关系的内部结构和内容。54在法律关系的内容构成中明确地引进了“屈从”概念。而且在其引注中笔者得知，德国学者伯蒂歇尔（Botticher）在论述形成权相对人所负有的特殊义务时，其著作的名字更是径直为《私法中的形成权与屈从》。55 由此而起的种种信息使我不由得诘问自己，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否仅限于我们传统理论所指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是否还包括其他内容？ 对此，拉伦茨教授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尽管我们通常说权利是一项法律关系的特定标志，但是对权利的拥有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穷尽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它还包由权利而生的其他很多法律联系。”56我国台湾学者曾世雄教授也认为，传统论说常在法律关系与权利义务关系之间划等号，认法律关系即权利义务关系。其实，法律关系包容之范围较权利义务关系为广，权利义务关系只是法律关系之一部但为最重要之内容。57 在这样一些观点的引导下，笔者努力形成了此文，并提出法律关系的内容由积极要素和消极要素两部分构成。其中，积极要素包括权利、权能、权限和取得的期待等，而消极要素包括义务、屈从、职责和负担等。笔者深知与传统理论相比，文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未必能站得住脚，例如，权能和负担是否应列入法律关系的内容构成中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分析和讨论。这里笔者想通过此文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应对法律关系的内容构成进行反思。不能将法律关系的构成简单化地理解为权利和义务，除此之外法律关系还应该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因为，法律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反映，社会生活关系永远是丰富多彩，作为反映社会生活关系的法律关系在其内容构成上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否则，我们的理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实将捉襟见肘，无以应对。58 美国著名分析法学家霍菲尔德（Hohfeld）教授就认为，将所有的法律关系都仅仅约化为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阻碍我们进行清晰的法律思维和有效地解决法律问题的最大的障碍之一。用权利和义务两个概念来分析比较复杂的法律现象，如信托、选择权、期待权、保留合同、法人等，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它造成的法律术语的匮乏和混乱等严重后果，仍须法学家们认真对待并不断消除。霍菲尔德进一步将法律关系提炼为权利（right）??义务（duty）、特权（privilege）??无权利（no-right）、权力??责任（liability）、豁免（immunity）??无能力（disability）等四对概念，以这四对概念的不同组合来分析复杂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关系。59 社会生活关系又是有机地、绵延不断地统一在一起，而法律关系只是通过对一部分现实生活的撷取60实现的，这就要求反映社会生活关系的法律关系应具有有机性。机械地简单化地思考只能使我们的理论和逻辑异化为我们的枷锁，限制法学对社会发展的指导和推动功能的发挥。我国民法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在一些基本理论方面已渐成共识的情况，我们既要重视对既有理论进行细化研究，更要重视对既有理论的例外现象进行充分研究，以不断完善、充实我国民法学的理论。此即所谓“法学向常规外细微处发展”之意。 本文观点未必准确，但希望它能为我们对法律关系内容的理解提供新的思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特别是其中的“权限”和“屈从”概念，如能妥贴地引入到法律关系内容构成要素中来，相信这将有助于使我们对法律内容的理解更加深入、更加丰富、更加具体。 将“权限”概念引入法律关系之中，可以使我们更加容易分析、认识一些特殊的法律地位。譬如，对于权性质的分析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且尚无定论的一个问题。抛开将与委托混为一谈从而否定权的观点不说，单单是承认权存在的观点中围绕权性质就有所谓权利说、权力说、能力说、资格说、地位说等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主张。而对于这一干众多学说，人们却总能找到其不能圆满解释的地方。61而“权限”概念的引进就可以使我们跳出既有理论和逻辑的束缚，在更加广阔视野中的看待一些所谓的理论难题。 同样，不论是拉伦茨的“法律上的拘束”（rechtlicheGebundenheit）概念，还是伯蒂歇尔（Botticher）的“屈从”（Unterwerfung）概念的提出，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值得深思的东西。特别是葡萄牙学者CarlosAlbertodaMotaPinto将权利分为本义的权利和形成权，并进一步指出与本义的权利相对的为法律义务，而与形成权相对的则称之为屈从，详细区分了屈从与义务的不同。这种思路对我们有很大的冲击和启发。即使我们不接受“屈从”概念，我们也要对现有的义务概念进行更加细化的区分研究62.果如此，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民事法律论文:论代位权在民事法律中的应用 摘要：我国《合同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代位权的制度。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到期债权，而对债权人的债权带来损害时，债权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债权，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向次债务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保全制度。本文从代位权的性质、构成要件、在民事法律中的应用及实践等方面谈了笔者自己的一些观点。代位权是债权的一种效力，并非从属于债权的特别权利；它属于实体法上的权利，是强制执行的一种补救。代位权的构成要件应考虑债权的合法性，怠与行为的存在，损害结果的发生，代位权客体的范围等几个方面的因素。笔者根据代位权理论及其在民事法律中的实践，就代位诉讼中被告的确立，债务人应负责任的问题，债权范围的确定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保全债权、法律适用 依我国《合同法》之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应体现公平原则。在实践中，有时合同订立后，债务人的财产因客观、主观原因而减少或者应增加而未增加，使债权人的合法债权难以实现，从而出现不公平现象。法律上为避免上述情况出现，设置特别制度以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债务人财产客观原因而减少，债权人可以通过不安抗辩权以及其它补救措施予以救济；对于债务人因主观原因减少，债权人则可通过合同履行的保全措施予以消除。代位权是债的保全措施的一种，是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一项新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是对债的担保制度和违约责任制度的补充，同时又优于其它制度，本人试从该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作如下论述。 一、代位权概述 考查外国立法，代位权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正式确立于法国。法国法系之民法（法国民法典1166条，西班牙民法典111条）及日本民法（其法典432条）都有代位权的规定。所谓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债务人应当行使却不行使其对第三人（债务人）享有的权利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为保全自己债权，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 代位权的性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代位权是债权的一种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虽然说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然而法律赋予了债权人向次债务人请求债务人债权的权利，它所体现的仍然是债权的法律效力。我国学者赵旭东主编的《合同法学》认为：“代位权是从属于债权的特别权利”。①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因为，代位权是债权法律效力的体现，是债权的一种效力，并非从属于债权的特别权利。 第二，代位权是强制执行的一种补救。代位权制度弥补了强制执行及一般担保的不足，对债权的不能获偿起了预防及补救作用。债权人享有的是代位权，而不享有代位权的客体，代位权行使的结果归属于债务人。债权人代位权的目的是保全债权而非直接受偿，它体现的是债权人代位权的强制执行准备功能。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债权人以保全债务人财产，增大债权之担保资力为目的，惟强制执行准备之效用”。②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三，代位权是债权的从权利。代位权是依附于代位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它不能单独产生或存在。 二、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第一，债权人须对债务人享有合法的债权。这里的“合法”应包括债权人对债务人及债务人对次债务人均享有合法的到期债权，并不包括其它实体权利及诉权。该债权也不包括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如：继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第二，债务人须迟延履行到期债务且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笔者认为，无须债务人的债权到期后持续一定的期间才视为迟延履行，因为这一期间极难确定，债权人很难掌握这种期间并就期间届满举证。而且期间的规定会增加代位权实现的风险，所以不规定债务人的债权到期后须达到一定的期间，才能行使代位权，只要到期即可。“怠于行使”是指债务人即不履行又不以诉讼方式或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丁文军在《新合同纠纷案件判解研究》中说：“债务人仅以私力救济的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仍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只有当债务人以诉讼或仲裁方式主张权利时，才能阻碍代位权的行使。”③就是说债务人只有以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才不构成“怠于”，仅以私力救济方式主张权利，如直接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或向其人主张权利，甚至包括向民间调解委员会或行政机关请求处理，都属于“怠于”之列。 第三，“怠于行为”须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权人有保全债权的必要。它是指债务人自身无能力清偿债务且又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使其作为债的一般担保的财产减少，债权人之债权面临不能实现的危险即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才能行使代位权。同时，笔者认为，关于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如果将这种损害作为具体的条件，要求债权人就此举证证明自己的债权受到具体的实质性损害，与债权人更为不利，举证更加困难。根据举证责任分担以及难易程度司法解释仅规定只要债务人未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债务，债权人的债权未能实现，便可视为债权人的债权受到损害。司法解释对债务人不行使债权的主观原因不予考虑，采用了客观评价标准。只要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债务人未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便属于“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三、代位权的效力 《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该条规定使债权人得到了“优先受偿权”，使债权具有了排他效力。然而，根据债权平等原则，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结果效益归债务人享有，其行使代位权的费用从利益中得到补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债的关系因此消灭。即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所获财产应归于债务人，此财产仍为债务人之总债权的担保，债权人不得直接以此财产受偿。这种仅特定债权人得向特定债务人请求给付的法律关系，学说上称为债权的相对性。债权的相对性使得债权无排他的效力，数个债权，不论其发生先后，均以同等地位并存，这便是债权的平等原则。《合同法》规定的代位权制度打破了债权平等原则，赋予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以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种规定与民法中“债权平等原则”这样的原则性规定相左，我认为是不妥的。 四、代位权在民事法律中的实践 （一）代位诉讼中被告的确立。在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应当作为被告，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债务人处于何种地位，有的认为，债务人应当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直接到期债权，债权人对次债务人享有间接的到期债权。有的认为，债务人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债务人仅对处理结果与之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只能处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地位。有的认为，债务人应当与次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必然与次债务人有关，其诉讼地位与次债务人相同，作为被告。有的认为，债权人所主张的是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人应列为原告。还有的认为，债务人在特定条件，有可能提供证据，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不主张任何实体权利，不必列原告、被告或者第三人，应作为证人。司法解释根据债务人在诉讼中的特殊性、复杂性，仅规定“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将确定债务人诉讼地位的权利赋予法院。笔者认为，债务人在代位诉讼中的地位可以因案而异，有时可不作为诉讼参加人。因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是直接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理论上无需债务人的辅助。次债务人应诉也无须征求债务人的意见。代位诉讼没有债务人也可以发生、进行和完成。所以，债务人并非当然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我想这也是《合同法》、《合同法解释（一）》规定“可以”的缘故。 1、债权人可以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债务人作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诉讼；债权人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作为第三人。 2、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债务人在代位诉讼中又起诉债务人的债务人在其诉讼中为原告。《合同法解释（一）》第22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的起诉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这也说明债务人在代位诉讼没有超过债权人代位请求数额的，人民法院可合并处理，债务人应为原告。 3、根据债权人代位权的性质，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是不妥的。因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内容是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人不能成为自身债权的被告，这与代位权的性质相矛盾。 （二）债权人代位权成立后，债务人应负责任的问题。依《合同法解释》第十九条，“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由债务人负担，从实现的债权中优先支付”。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对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的动机有个认识。怠于行使权利，是说应行使并能行使而不行使，且“不行使权利”表现为债务人能够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权利，但一直未向其主张权利。它主观上表现为故意或放纵。少数债务人是故意让自己的债权灭失，抱着一种宁肯让与第三人也不让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心态，而部分债务人则是抱着懒洋洋无所为所谓的态度，还有一部分债务人是碍于次债务人业务或其他关系，而不愿或没能采取诉讼或仲裁行为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这就势必导致债权人无法从债务人那里实现债权，直接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尽管目前《合同法》规定了代位权制度，但是，要债权人能清楚地了解债务人有“怠于行使债权”的行为也并非易事。债务人的债权对于债权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谜，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更不用说认定债务人有“怠于行使债权的行为”。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债权人是没有权利来查阅债务人的客户档案的。如果说，债权人在费尽周折取得代位胜诉后，债务人仅仅是被动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无非在代位诉讼中败诉之后，间接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会对正常的市场秩序产生很大的破坏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此，笔者认为：为了震慑债务人的怠于行为，应对其怠于行为进行惩罚，而不仅仅是让其支付代位诉讼费。在债务人代位诉讼败诉后，不必考虑其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无所谓、还是碍于与次债务人的面子关系，而怠于行使其债权，因为债务人的动机在诉讼中是极难认定的，只要债务人有怠于行为的存在，就要进行处罚，这样才能促使其更积极地行使自己的到期债权，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三）代位权是对债的相对性原则的突破。一般来说，依债权相对性原则，债权人不能向次债务人行使请求权，不能限制债务人的处分权。债权人更不能起诉与自己无债权债务关系的第三人。然而，这样理解相对性原则过于绝对，不利于充分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债务人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随意处分自己的权利，进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而在法律制度上给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及保障交易安全留下隐患，而法律设立代位权的目的就是更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法律突破了债权相对性原则，确立了债的保全制度，即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和债权人的撤消权制度。当债务人的行为危及债权时，债权人可以代替债务人通过法院行使债务人的权利。 （四）《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该规定明确表示次债务人可向债权人直接清偿。而依照传统的债权人代位权理论，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先归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而后依照债的清偿规则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其理论依据是：债权人代位权的目的是保全债权而非直接受偿，债权人不能享有代位权的客体。可以说，该理论在逻辑上是严密的，但在实践中却有明显缺陷。即该规则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激励不足，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努力结果，其他债权人可无条件分享，在客观上挫伤了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的积极性。事实上，反对适用该理论的主要理由不在于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而是担心债务人对债权任意处分，以及对债权平行受偿的绝对化理解。因此，要保证该理论有效运作，首先，自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起，债务人对该债权的处分权便受到严格限制，不得行使任何不利债权的行为。其次，债权人地位平等不等于平均受偿，也不等于无条件的按比例清偿。在适用该理论时，应当考虑债权人行使债权的先后、债权人责任财产的合理变化、适用按比例清偿的法定条件，以及是否为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等等。总之，法律不强行规定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有法定优先爱偿权，但不排除经过债务人同意而获得的优先受偿。这样，才能更加符合法律设立代位权制度的初衷。 （五）债权范围的确定。首先，《合同法》第73条规定的“债权人”是指全体债权人，因为每个债权人的地位应是平等的。有人认为，该条第一款所述的债权人是指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该理解有助于激励和保护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的积极性。其实这种说法，是出于保护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的考虑。因为，该条中的债权人是指可能遭受损害并有权行使代位权的所有债权人，并非特指某个债权人。其次，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应以什么作为标准。依法律规定：债务人对第三人行使的债权应当是到期债权，而对债权人的债权并未明确规定为到期债权。一般说来，债务人是否履行债务需待债务到期方能判断，在此之前不能判断债权人利益是否受到伤害。因此，全体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是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范围。但是，债务人对债权人债权的损害也可能发生在债权到期之前。如果债权人的债权在到期之前已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债权将无法履行也不能行使代位权，或不能将其债权纳入代位权的行使范围，那么人们就怀疑该制度的合理性。故而有学者认为，通过司法解释来规定债权人提前行使代位权的情形。这样，才能避免对个别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害。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应充分体现该制度的保全价值，同时兼顾债务人的处分权。因此，行使代位权条件应从严掌握，代位权行使的范围则应适当扩大。因为，无论是对债务人还是对债务人的债务人，代位权的行使都不构成实体性的损害，但是对债权人的利益却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五、代位权在民事法律中的应用需进一步完善 （一）应尽快制订统一的《民法典》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制定统一的《民法典》，所以关于代位权的制度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观点，仅代位权的概念就有许多说法。其实现行的代位权制度突破了传统的规定。1、解决了债权人代位权行使动因不足的问题。传统的债具有相对性，代位权行使的结果效益直接归属于行使权利的债权人，大大调动了债权人行使此权利的积极性。2、节省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如果将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获得的利益归属于债务人，债权人还必须再向债务人行使请求权以实现自己的债权，这就人为地使诉讼程序变得愈加复杂，徒增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即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不利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将行使代位权所获利益直接归属于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减少中间环节，便于及时清结债权债务。可见代位权制度在民法中占据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具有许多优点，它与债的担保制度与违约责任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维护债权人债权的稳固的三角架。可是目前的代位权制度仅在《合同法》中有表述，在《民法通则》中没有提及。因此说，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民法典》，提升代位权的地位，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二）抽象的法条具体化。《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程序性内容过于概括，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需要将民事诉讼法上的抽象规定具体化，或者直接规定民事诉讼法上欠缺的程序，以便司法实践的操作。就债权人代位权而言，代位权是债权人的实体权利，在该权利实现的第一个环节，程序性内容显得特别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债权人代位权实现必须通过法院诉讼来进行。这就需要规定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债务人的债务人在诉讼中的地位。2、债权人行使代位权需具备法定的成立要件。这就要求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3、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过程中，债务人的权利受一定的限制，其中包括了程序法上的权利限制。4、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以及其他债权人对因代位权行使而取得的财产如何受偿的程序等。这些程序上都直接影响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目标的实现。 另外，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没有具体标准，只是原则性地规定“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并“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从理论上说，该“必要”是指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已经存在不能实现的危险，不采取保全措施可能会使该危险变成事实上的损害。在实践中，除了债务人履行迟延还同时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视为有行使代位权的必要：1、债务人的数个债权人其到期债权均未获清偿；2、债务人未能履行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或裁决书；3、债务人向该债权人或全体债权人明确表示无力清偿部分或全部债权。这些具体的事项都应在法条中明确，便于实践中运用与操作。 总之，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是对债的相对性规则的突破，是债的对外效力的体现，也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规则和制度。随着该制度的不断完善，债权人的利益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保证。 民事法律论文: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重新思考 [摘要]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它导致了民法学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也违背了逻辑规则。应该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重新认识。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必备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为国家对当事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评价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来对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民法通则 民事法律行为 合法性 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根本特征人手，来探讨民事法律行为的确切含义。 一、现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立法的误区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又译胡果)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在德语中是Rechtsgeschäft，由"Recht"和"Geschäft"组合而成，其中"Geschäft"是“行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时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将“Rechtsgeschäft”译为了”法律行为”。[1]因此，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2]，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3]，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有悖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则的要求。 首先，通过对《民法通则》具体法条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为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种概念，而民事行为是一个属概念。然而从《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及其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这种立题，以及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下作出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来看，根据形式逻辑的概括规则，“民事法律行为”倒成了属概念，而“民事行为”反而变成了种概念。其次，从《民法通则》第四章具体条文的表述来看，有些条文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来要求一般民事行为，俨然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才生效”。难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为才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条件”吗? 以上两点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三，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4]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5]。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要件的理论依据 第一，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 所谓特征乃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标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关系时，可以知道，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只是客观上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都属于民事合法行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将民事法律行为同与其相对应的事实行为区分开。相反，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产生是由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还是法律的客观规定。“可见，《民法通则》第54条为民事法律行为所下定义，未能正确揭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通过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和国家的法律评价来落实，这是应当予以区别对待的两个不同阶段。民事法律行为首先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是民事主体基于自主自愿而为的，以影响一定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应集中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行为本身合法与否，行为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是国家对其进行的法律评价，不是当事人所能随便确定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对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确的法律观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确定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时才有意义。所以，合法性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外在评价。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病人而否认其为人一样，也不能因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认其为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不足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表示行为，集中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史尚宽先生曾经反复说过，“法律行为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要件，无意思表示不得成立法律行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虽亦得为法律行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行为。”[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无论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还是行为中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事实行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 由此，我们可以围绕意见表示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民事主体旨在以设立、变更、持续、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表示行为。首先，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人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或资格实施的行为，并且必须按照民事活动的准则进行，以此区别于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此为民事法体行为构成的人的要素；其次，民事法律行为是有目的行为，无目的行为和精神病患者所为的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行为的目的旨在设立、变更、持续或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目的要素；再次，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无意思表示则不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此区别于事实行为，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意思表示要素。 三、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 所谓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9]由此可见，概念是发展的，而且制约概念发展的因素有两个：—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程度；另一是人们对于对象的认识程度。 前文中已说明，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面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抽象和概括。所以，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事法律行为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也必然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考察民事法律行为的原初意义知道其含有合法性，这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尚不普遍，国家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控制比较严格，因而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而在现今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具有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自律性的主体，“经济和社会则要求民法给予民事主体以充分的自主权，因此，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包括不合法的表示行为”[10]。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表示，这将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在私法自治原则渐受肯认和尊崇的时代，强调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另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着人们对概念所反映对象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深化。作为科学研究，理应深入探究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法律”是中性词语，只是表明具有法律性而已。所谓法律性主要指民事法律行为是受民法调整并由民法规定的行为，是能够发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是民事法律现象的组成部分。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性并不表明其必须是合法行为。过去人们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含有合法性，是囿于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之本质特征的认识自应有所深化。 对于概念的这一发展过程，有学者指出：“概念是从凝固、僵化客观事物的运动，到突破凝固、僵化，在自身的往返流动，这就是概念运动的基本特点，……概念所以是运动的，因为它们是流转的变化的客观事物的反映，这也就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性质，人类就是在概念的辩证过程中无限接近客观事物本身，在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现象之间的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过程中认识和改造世界。”[11]对于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这一发展，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民事法律论文:论“民事法律行为”命名的谬误 近来，因民法典编纂引起的学术争议纷纷而起，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一部法典编纂，如同一面镜子，它既能反映出我们的法学成果和学术水平，也能暴露出我们法学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所谓“民事法律行为”，正是长期以来一直使许多学者尤其是民法学者感到困扰的一个难题。此次《民法草案》第四章又对其专门作出规定，这就使得澄清这个问题更为迫切。因为第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命题本身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第二，由于法律翻译的文化间隙，造成了我国民法学界长期以来将“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混淆；第三，我国民法学界长期以来谈论的“法律行为”实质上应是“法律交易”。因此，如果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对相应内容予以专门规定的话，那么它应该是“法律交易”，而不是“法律行为”，至少不能是“民事法律行为”。 一、“民事法律行为”命题的逻辑错误与认识问题 从民法典编纂角度来讲，“民事法律行为”的命题本身从逻辑上讲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一个专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典编纂中，任何一个具体概念都不必要，也不应该重复大前提或最上位概念，换言之，民法或民法典这个上位概念已经包容了其下位概念的外延，而其下位概念则不应该具有包容其上位概念外延的表达成分。例如，我们不能在民法典中作出诸如“民事物权”、“民事债权”、“民事继承权”或“民事婚姻权”这样的规定，因为它违背了上述思维逻辑。当我们谈到继承权，谈到债权和物权时，所指向的范畴必然是民事法律关系，无需再用“民事”加以限定。同样的道理，“民事法律行为”这一表达所指向的思考对象，其实也是一个必然属于民法范畴的问题。所以，用“民事”加以限定，理论上没有必要，逻辑上也不成立。 “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问题是我国民法学界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问题之一。自清末民初法律改制到民国时期民法典的编纂完成乃至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有关立法和法律理论始终采用的表述是“法律行为”，台湾、澳门至今仍然如此。但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我们讨论制定民法通则的过程中，随着对“法律行为”制度和理论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法律行为”命题下的理论和逻辑存在着问题。最为关键的是，人们发现“法律行为”概念并非民法独有的一个范畴。为了与其他领域的“法律行为”相区分，有学者建议在民法领域的“法律行为”前加一个“民事”予以限定，以避免与民法领域以外的“法律行为”理论相混淆。正是在此背景下，198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初稿）中首先采用了“民事法律行为”这一表述，而且对此作了专章规定。两年后通过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正式采用了这个表述，从而使“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正式进入民事立法。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避免混淆或误解的做法恰恰是因认识错误而起。这种有意以“民事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加以区分的做法，主要由于我们对现今“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特定的客观指向或实质特征从一开始就没有准确认识和把握。如前所述，在民事法律领域内，谈“民事法律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错误。何况，特定种类的法律活动或法律事实不可能因为加上“民事”一词的限定就会发生性质的改变。事实上，这里涉及如何区分“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对于这两个在德国民法理论上原本存在的概念的区分，我国民法学界至今还没有提到讨论的层面。 二、“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之区分 在德国民法中，同时存在一对概念，即“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和“法律行为”（Rechtshandlung）。两者相对存在，而且显然都是在各种具体的法律现象或法律事实基础上逐渐抽象而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归纳的产物，而不是演绎的产物。所谓法律交易，是说以一定意思表示指向特定法律后果的行为，简单地说，是意欲获得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而法律行为则是说根据法律规定必然产生一定法律后果，无论交易行为人是否有获此法律后果的意思指向。由此可见，法律交易与法律行为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行为是否具有法律后果的意思指向。有意思指向者是法律交易，无此意思指向者则为法律行为。法律交易是作为本身要获得的特定法律后果的行为出现；与此相对，法律行为则是作为法律规定其后果的行为出现，而不论行为人本身是否想要获得这种后果。如除了准交易行为和事实行为以及某些程序行为外，还有住所的设定和取消、无因管理、占有取得行为、加工行为等，都可纳入法律行为范畴。 德国法学界对法律交易的认识虽有不同观点，但基本上是明确和一致的。《德国民法典》没有对法律交易给出定义，但《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提案说明》所采用的温德沙伊德的观点是德国民法关于法律交易理论的起点，即：“法律交易是一种私人意思表示，目的在于导致一种法律后果，该法律后果因其为表示人意之所愿而依照法律秩序发生。”现今德国法学对于法律交易的理解基本就是这个思路的展开，即法律交易是“一个人或多个人从事一项交易或若干项具有内在联系的交易，其目的是为了引起某种私法上的后果，亦即使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同法律交易一样，法律行为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根据《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提案说明》的阐释：“法律行为是法律交易外的一个特殊范畴。与作为具有意欲达到的法律后果而出现的法律交易相对。因为事实上就存在着这样一些行为，其法律后果产生于法律秩序的要求，而不论行为人是否愿意获得。”但当时的立法者们认为，这样的表述难以说是一个严谨的概念，故《德国民法典》最后不仅干脆放弃了对法律行为作一般的定义，而且根本没有采用法律行为这个表述，只是采用了法律交易这个概念。至于有关问题，则灵活地留给了法学家们或法官们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解决。从德国法学理论发展的现实看，法律行为迄今为止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一个开放的、有探索余地的学理问题。 在此还应该指出的是，关于法律行为还有一个广义和狭义的分别问题。前面所说的是狭义上的法律行为。广义上讲，在整个法律秩序范畴内，所有合法的，与法律后果相连接的行为都是法律行为。所以，除了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以外，还可能有公法上，如行政法上和司法上的法律行为，像判决、形成判决、强制执行、逮捕、成年宣告、监护设定等；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劳动法合同等。但是上述这些法律行为均非民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更非法律交易；法律理论或法哲学意义上的广义法律行为，现今欧盟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行为，也都不是民法范畴所要谈论的法律行为。此外，违法行为，其中主要是侵权行为?不法行为?、违约行为等也都不是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关系范围内的给付障碍或积极违约行为。所有上述法律行为，都是广义上的法律行为。 由此可见，德国民法上有关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的理论十分严密。广义上讲，两者是不同层次的概念，狭义上讲，它们是不同范畴的概念。通常情况下，民法范围内所谈的大多是法律交易，法律行为只是法律交易以外的部分内容。进一步来说，在谈到“法律交易”时，必定是在谈民法范畴的问题；在谈论“法律行为”时，一般是谈法律交易以外的民事法律活动或事实。在德国民法理论中，对于法律行为的定性和涵盖范围虽然有争议，但并不构成十分严重的问题。现在一般有两种理解方式：其一是将法律交易以外的民事法律活动或事实，如准法律交易行为和事实行为概括为“法律行为”；另一种方法是，有意识地回避采用法律行为概念，只是具体地谈准法律交易和事实行为。但是无论如何，法律交易与法律行为的区别是存在的。从现今德国民法著述或教科书来看，所谈论的主要范畴是法律交易，不是法律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行为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在《德国民法典》中自始至终没有采用法律行为的表述，而只是采用了法律交易的概念。因此可以说，在德国民法中，法律行为只是一个学理概念，而不是一个规范概念。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法学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们只认识到一个法律行为概念，但在这个概念之下所谈论的又是法律交易的内容。于是乎，将法律行为这个德国民法的学理概念作为规范概念在我们的民法中予以规定就不可避免了，而本来在《德国民法典》中存在的实体规范概念，即法律交易反而被摒弃了。由此可见，我们对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认识和阐释的混乱和错误是十分明显的。我国民法学界在法律行为理论上产生诸多混乱的根本症结就在于此。 对于“民事法律行为”存在的问题，有的学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尽管这些人所阐释的观点仍然没有摆脱我国法学界法律行为原始混乱的迷惑和影响，没有走出“民事行为”这样一个陷阱和怪圈，更没有发现这一困惑的真正原因所在，但至少指出了“民事行为”不是什么理论上的突破，而是为了避免自相矛盾使用的一种规避手段或权宜之计。 三、法律翻译的文化间隙造成的误导和错觉 我国民法学界甚至整个法学界对于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认识的混乱，之所以存在而且长期以来没有解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概念的错乱当中。具体说，我们当初在引入“法律交易”这个概念时就已经将它与“法律行为”混淆起来。其后，在学习借鉴西方法律的过程中，多少又受到法律翻译偏差的影响，从而导致了这种混乱的发生。具体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日本法律翻译对我国学者的误导。应该指出，上个世纪初中国法律按照西方法律模式改制并制定民法时，并未对所接受的各种法律概念和制度进行过透彻充分的研究。当时的法律改制显然具有“一揽子”接受的情形，有些先拿来再慢慢消化的心理。所谓“法律行为”也是其中之一。“法律行为”这个术语实际上是我国清末民初法律改制过程中从日本民法中借用的，而日本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又是日本法学者在明治年间法律改制过程中接受德国民法的“法律交易”概念和制度时的日文表达。从史料上看，最早将德国的“Rechtsgesch?ft”译成“法律行为”的日本学者是梅谦次郎。他在明治年间参与民事立法并主持起草《日本民法典》时，最先在日本民法中引入了德国民法概念“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不过却将其译作“法律行为”。对此问题，日本学界也曾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可惜并没有能够引起广泛的重视和讨论。日本学者将德文的“Rechtsgesch?ft”译作“法律行为”，实际上产生了这样的问题：首先，如果是在整个法律领域，它是将一个大概念用作了本位概念，即将法律行为用作了法律交易；其次，在民法领域，它是将一个相对概念混淆了本位概念。也就是说，在原生法律理论中的实际上三个概念，狭义上讲至少两个概念，现在被我们用作一个概念统一予以阐释。更为糟糕的是，许多学者没有看到其中问题所在，故不少民法学者用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理论来解释法律交易，有些法理学者用民法上法律交易的理论来阐释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如此一来，自然乱上加乱。 其次，西方法律翻译所造成的错觉。除了上述历史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原因。由于法律交易是一个典型的德国法概念，所以西文的转译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而且多离不开“行为”。例如，对于德文“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英译有几种不同的译法：“juristic act”、“legal transaction”、“juristic action”和“legal act”?等等。上述所有英文译法，实际上都与德文表达的原意有一定程度的差别，特别是“legal act”的译法与原文本旨相去甚远，实际上可以对应于德国法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概念。但是，这种客观情况对许多不了解德文的中国学者自然产生了误导，从而对错误理解和演绎法律交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清末民初法学家王宠惠在其《德国民法典》英译本中将“Rechtsgesch?ft”译作“juristic act”，显然要比“legal act”这样的译法接近原文本旨。其实，在英美法学者中间，对于德国民法上的“法律交易”的理解也未必都完全清楚。不过有些英美学者却意识到了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的不同，因而主张用“legal act”表示一般意义法律行为概念，而以“juristic act”表示德国法上的法律交易概念。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将“Rechtsgesch?ft”译作英文的“legal transaction”，应该是最为贴近德文本旨的译法，这可能与其原本是德语法学家有关系。我国比较法学者沈宗灵在翻译凯尔森氏著作《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时将其译作“私法行为”，虽然这个译法可以探讨，但它至少已与“法律行为”区别开来。可惜这个细节并没有为民法学界注意和重视，因而除了沈宗灵的翻译外，所有能够传世的对“Rechtsgesch?ft”的其他译法，统统都成了“法律行为”。于是乎，由于法律翻译所产生的文化间隙，使得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和民法上特有的法律交易的差别被模糊了，原来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理论制度在我们这里发生了混乱。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国法学界关于法律交易理论从基本认识到概念体系，从概念体系到整个理论存在的问题。对此，法学界并非毫无察觉，但却没有展开深入讨论且予以澄清。已经公之于众的《民法草案》中仍然以“民事法律行为”为题作出了专门规定，表明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进入了立法讨论层面。因此，探讨并说明这个问题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紧迫工作。 民事法律论文:论私法自治与民事法律行为 [内容摘要] 私法自治是私法的最高原则。私法得以自治的基础在于其具有内在的民事法律行为调整机制。正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在调整机制，保障了私法得以自治。未来民法典应以私法自治为基础建立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关键词]私法自治　民事法律行为　基础　工具　构建 德国著名法学家梅迪库斯设想了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每个人的所得都由国家分配。粮食、房屋、衣服等都是依行政行为取得的。受领人在死后没有消耗的东西应该退还国家，因此也不存在遗产。国家禁止公民用衣服换取面包。这样一种社会在现代国家中没有成为现实，现实中有的只是奥维尔笔下的动物庄园、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等这种乌托邦的拙劣模仿，以及这种模仿带来的惨剧。 民法的基本原理是私法自治，而民事法律行为正是实现全面私法自治的手段。按照这一原理的要求，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发生必须通过当事人的合意。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只是例外情况，如因为侵权行为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等。拉丁法谚甚至说，“契约胜法律”，即指契约的效力优先于法律的效力。这一法谚体现的就是民事法律行为的自治精神。 一、私法自治的基本理论考察 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可分为公法上的关系和私法上的关系两种。一般而言，以权力服从为基础的法律为公法（Public law），其中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以自由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法律为私法（Private law），其中包括民法、商法等。作为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私法，自治是其基本特征。 （一）对私法自治的内涵和历史背景的考察 大陆法系源于古罗马的罗马法和万民法。因此，私法的很多原则、理念以至制度都能从罗马法中找到其产生、形成的渊源。私法自治原则也不例外，罗马法虽然没有提出完整的私法自治理论，但是其孕育了私法自治原则的内在精神。罗马由于地理位置及版图的扩大，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市场经济相当发达，基于市场经济规律性的要求，导致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和私法的发达。在罗马法的发展过程中，法学家的解释一直是罗马法的渊源之一，即使在古罗马的君主制时期，皇帝也赋予一些权威的法学家以解释权。国家的公权力极少直接的干预私法的运行。法学家可以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对法律进行解释，进而创造新法。这就为私法自治创造了发展的空间。但私法自治并未被抽象为私法原则。 实际意义上的私法自治，应该说是产生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学说”（Theory of autonomy of the parties），正式提出这一学说的是16世纪的法国法学家查理？杜摩林。[[8]]由于16世纪的法国仍然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法律并未实现统一，习惯法在各个封建领地内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导致了各地不同的习惯法在适用时的冲突，查理？ 杜摩林在此前提下提出应由交易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来调整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后人将此称作“意思自治”学说，即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应该是适用法律的依据。 作为近代第一部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民法集合，其中贯穿了意思自治原则。至此，意思自治成为了私法的基本原则，进化成为私法自治，支撑着整个私法体系。对于私法自治的内涵，归纳起来，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见解：1、从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出发，强调私法于公法的区分性：“在私域范围内，只要不违反法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而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得非法干预。” 2、从民法本身的角度出发，认为私法自治是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3、从私权神圣的角度出发，私法自治具有双重性含义：其不仅意味着当事人有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而且意味着当事人有不为自已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4、私法自治与契约自由同一说：认为私法自治就是契约自由，即合同当事人意思自由，包括缔约自由、履约自由、内容自由、形式自由和违约救济自由。另外，私法自治还是一个法哲学命题，其本身包含着很深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内涵。 （二）比较法中的私法自治 随着近代大陆法系私法法典化的进程，私法自治成为了各国民法典的基本指导原则，下面主要从几个范式民法典来阐述私法自治在立法中的体现。 1、《法国民法典》 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私法自治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在私法中的体现，最早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出现在《法国民法典》中。法国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契约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一条款，将当事人特别约定置于与来源于公权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即赋予当事人的约定以强制力，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直接确认。这种思想，通过无数渠道贯穿于国民议会的整个立法以及以《拿破仑法典》为其结果的工作的全部过程。序言性报告指出，法律不能替代生活事务中的自然理性，而起草民法典各章各项规定的委员会则强调其任务不是制定法律，而是重新表述自明的原则。总之，《拿破仑法典》的起草者坚称，他们继承了罗马法的契约自由和财产自由原则。 2、《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是在潘德克顿体系下建构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在抽象人格的基础上建立的权利体系，以意思的支配为基础。所以，整个私法体系是在依照意思表示的不同而加以区分不同的权利。萨维尼和温德塞这两位法学家在权利的概念上首先提出了意思力（Willensmacht）或意思支配（Willens-herrschaft）说，认为权利为个人意思自由活动或个人意思所能支配的范围。 “这一理论以意思自治为基础，通过人类理性达到法的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从而一直成为《德国民法典》中私法自治的理论基础。虽然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但德国民法本身并未像《法国民法典》那样明文规定私法自治原则，而仅于债编中的第305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依民事法律行为创立债之关系，及债之关系内容之变更，以当事人间有契约为必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一项关于任何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基本权利的规定，保障人之一般行为的自由。就此而言，经济交易之自由及契约自由除已经特别的基本权利之规定保护者外，已属于行为自由范畴。由于契约自由乃私法自治原则之具体实践，故德国实务及学者一致认为，私法自治乃民法最基本之原则。因为，就像19世纪制定的其他法典一样，自由主义在其中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理性人”可以并且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法律应承认其具有享有自由的权利，在民法中就是“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享有这种能力的民事主体可以自主地通过契约来决定自己应承担的义务。 由上可知，在范式民法典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私法自治原则，但是其精神无不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章节，同时，在许多具体条文的但书中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排除法律的规定。这无疑是肯定当事人有权通过意思表示一致来自主创设其相互之间的私法关系。 二、私法自治的内容及其自治基础 （一）私法自治的内容 私法是调整私人关系的法律规范，自治是其根本特征。私法自治的应有之义在于：在私域的范围内，只要不违反法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而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得非法干预。一般认为，私法自治的内涵包括私权神圣、身份平等、民事法律行为自由及过错责任等内容。所谓私权神圣，即民事权利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非依法定的程序，任何人或任何机关不能予以限制或剥夺。私权神圣的核心是人格权神圣与财产权神圣，人格权是人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享有财产权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里财产权日渐重要，“无财产即无人格”。财产权也是人格权行使的有力保障。 身份平等，也即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这种平等只是机会的平等也即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身份平等作为理性要求，却是自罗马法到近代市民法一脉相承的理念和不灭的向往。”在古罗马，奴隶和市民是不平等的；在封建社会，封建市民和农奴是不可能平等的。只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身份”逐渐被“契约”所取代，这种平等才成为可能。民事法律行为自由，这是私法自治的核心。民事法律行为自由表现为遗嘱自由、契约自由及设立团体的自由。其中最重要的是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含义很广泛，包括缔约人有选择相对人的自由，缔约人有权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缔约人有选择契约形式的自由，缔约人有规定违约责任的自由以及有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自由。“只有在自己有意识的活动过程中，那种选择行为才能被称为自由”。正是私法赋予主体广泛的选择自由，这就极大地激发了私法主体蕴藏的能量，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当然契约自由不是绝对的无条件自由，它的内容受法律的制约，同时也不能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契约应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契约的权利、义务、责任分配应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等原则。过错责任即行为人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反之，则不承担责任。行为人对其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是私法自治的当然要求。私权神圣、私权平等、民事法律行为自治及过错责任构成了私法自治的本质。私法自治的各方面内容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私法的基础。 （二）私法的自治基础 私法之所以能够得以自治，具有其深厚的自治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私法是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是私法主体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价值追求，它排除了性别、财产、籍贯等的差别和身份等的限制，它强调私人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平等，排斥一方利用其不平等的地位对另一方的强制。私法主体在私法关系中实行充分的意思自由，所以私法能够自治。而公法实行管理、命令、服从的调整方式，其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被管理者的意志不能自由，其行为不能自主，公法也就当然不可能自治。 其次，私人生活的复杂性和私人性。一方面，私人生活内容极其丰富，范围极其广泛，种类极其繁多。面对纷繁复杂的私人生活，民法不能、也不应事无巨细地加以调整，而只需从私人生活的规律中抽象、归纳出一般规则和一般制度来对此加以调整。况且，立法者不可能精确设计出私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规则。民法制度的设计，“并不是建立某种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发的型构起来并不断地重构。”私法的精髓在于“自治”，“法律的主要功能不是指导干预人民的行为，而是赋予人民完成的行为具有某种法的效力。”作为调整私人生活的私法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私法关系更主要地涉及私人生活领域。在私法关系中，每个人都有不愿为外人所知道的信息或领域，如个人的隐私、商业秘密等。“私法关系有如此隐私性，本质上即排斥外人介入安排，因而最加之方法，莫如关系之个人依其意愿自作安排。”由此使得私法的自治性显得更为必要。 再次，私法从本质上说具有其内在的法律调整机制，这正是私法得以自治的基础。私法从古罗马法发展至今，其生命历经众多演变，丝毫不减原来之本色。这是因为：其一，私法具有内在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调整机制，从而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事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具有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如意思表示成立、生效规则等有效地保障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充分维护私法主体的利益。其二，私法具有内在的价值评价体系，保障了私法主体在具体法律关系中的公平、平等。私法促使私法主体应时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意思自由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等，且将这些原则确立为强行性规定，当事人违之则不能得到法律保护。其三，私法具有独有的制度体系，如民事权利能力制度、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交易安全制度等，由此构成的制度体系支撑着私法自治的大厦，为私法主体自治提供了坚实的框架，有效地维护着私法主体的自治。其四，私法具有独有的责任体系，确保私法主体能够在私法关系中有效地实行自治，保护私法主体通过自治而取得的权利和利益。可见，私法具有两种调整机制：一是私法本身的内在调整机制即民事法律行为调整机制；二是保障私法自治得以顺利实行的外在调整机制即私法本身的调整机制。其中私法的内在治理机制，保障了私法能够强有力地抵御着公权力不正当进入和干预，从而确保私法能够得以充分自治。 最后，从根本上来说，自治是反映市场经济的私法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中心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自由竞争意味着市场主体是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体，同时也为权利主体，它们都是自己利益的判断者、追求者，在价值规律的指引下，自由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同时也是一种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在法律上运行，对这种自由竞争秩序的反映当为私法。私法是市场经济生活的法律表现，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为私法“以主体地位平等，机会平等为其确立的前提；以竭力保障权利，救济权利的权利本位观为其基础；以契约自由为其核心内容；以维持有效竞争为其主要功能。”以自治为特征的私法当为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私法自治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反映，正是自治为特征的私法抓住了市场的自由竞争这种社会发展的最基本推动力，并使之法律化，从而也从根本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私法自治的核心是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由其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行为。它尊重人的自主权利，视人作为自我的主宰。“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私法自治尊重人、关心人、视人为终极关怀，这极大地唤发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必将给社会创造极大的财富。人们正是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即社会的发展。一个无视人发展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萎缩、停滞不前的社会。私法自治赋予人们自主地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通过利益的追求从而促进了社会利益乃至社会的进步 三、民事民事法律行为——私法自治的工具 （一）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界定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来源于德国注释法学派，许多学者认为，最早使用“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是德国学者丹尼埃？奈特尔布兰德 （Danielnettelblandt，1719—1791）。1807年，Pandekten体系的创始人海泽（Heis？ se）出版了《民法导论——Pandekten教材》一书，该书第六章以“行为”为题，并在第二节专门讨论了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1794年的普鲁士邦法接受了注释法学派的研究成果，最早采纳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第一次系统、完善地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以后，许多继受德国民法的国家，也纷纷在自己的民法典中采纳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以及相应的规则。 在德国学者中，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表述通常是从两个方面考察的：一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内涵即意思表示的角度来概括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萨维尼曾经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中对民事法律行为作出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是对总则之下民法各编规定中行为的抽象。大多数德国学者都接受了这种观点。二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功能角度来界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例如温德夏特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旨在法律效力的创设的私的意思宣告”。弗卢梅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旨在通过个人自治即通过实现私法自治的原则以设定一个调整内容的方式成立、变更或解除一个法律关系。 在我国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意思表示要素说。佟柔教授指出：“民事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民事法律行为，系法律事实的一种，指民事主体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产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民事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依其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引起法律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的行为。二是合法行为说。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在构造民事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时，分别提出了“民事行为”与“民事民事法律行为”两个基本概念。前者，不必具合法性特征，属“中性”上位概念，后者，必具合法性特征，其必备合法性，这就决定了它是必然有效的，故不存在无效或可变更可撤销的问题。所以，民事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三是私法效果说。梁慧星教授指出，所谓民事民事法律行为，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种法律事实。这一概念也强调民事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但也突出其私法效果。 （二）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 私法是是调整私人利益的规范，由于调整利益私人性，私法允许私法主体充分自治。每一个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追求者，私法规范也是处于这种要求而设计的。每个私法主体均是社会的组成分子，一般来说，每个私法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了，社会财富也才能得到最大化，社会也才能进步。但是，并不是所有私法主体的利益都是平行的，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常常是冲突的。何况私法主体对自己利益判断的偏差的情况常有发生，私法主体的个人利益的短视性与社会利益的追求的长期性也是矛盾的，这就加剧了这种冲突的存在。私法调整利益的私人性要求私法主体充分自治，一般来说国家公权利不能直接进入私人领域进行干涉，不能对私法主体追求私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指手划脚，而只能提供一般规则来对其加以调整和引导予以规范。而民事法律行为恰恰承担起了这个功能。 首先，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设立解释了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民事法律行为解释了为什么能够产生、变更和终止法律关系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愿。对某些行为，法律允许当事人通过其以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为目的的意思表示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只要当事人的意思符合法定的条件，就可以实现当事人的目的，依法发生当事人所期望的法律后果。对于另一部分行为，法律则根本不考虑当事人的目的，只要该行为发生，即发生法律所规定的法律后果。前者即传统民法所言的民事法律行为，后者则是传统民法所言的事实行为。 其次，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为意思自治原则提供了基本的空间，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民法规范以任意性规范为主要类型。任意性规范，是可以由当事人通过约定而加以排除的规范。任意性规范的功能在于当事人可以以其约定优先于法律规范而适用。如此可以极大地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民事法律行为在本质上就是允许当事人通过其意思表示决定其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由其意思表示变更、消灭其相互关系。这正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在法律上的表现。另一方面，在民法典的总则编确认私法自治原则，必须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加以落实。私法自治原则是民事主体根据其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是对通过表达意思产生或消灭法律后果这种可能性的法律承认。私法自治原则具体体现为结社自由、所有权神圣、合同自由、婚姻自由、家庭自治、遗嘱自由以及过错责任等民法的基本理念。私法自治原则强调私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思，从而给民事主体提供了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民事主体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充分体现了民法精神或私法精神，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及法律传统、社会生活实践等的影响，各国法律在绝对权的保护上，通常都是采用法定主义的模式予以调整。而引起绝对权的变动的法律事实中，事件和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都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关于绝对权的类型和变动的原因及变动的效果一般没有当事人实现意思自治的空间。但是，即便如此，在绝对权的设定以及变动过程中，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依然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第三，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为建立有限的、服务型政府奠定了基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是有限的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行为应当局限于法律的授权范围内，凡是涉及社会成员私人生活的领域，只要不涉及公共利益、公共道德和他人的利益，都应当交给任意法来处理，即允许社会中私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应当由私人依法依据其自己的意思加以创设、变更或消灭。这就需要明确强行法的控制范围和任意法的调整范围，对于本属于私人之间的事务应当更多的交给其自行处理。既然意思自治主要体现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因此，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有必要在总则中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充分体现民事法律行为以及意思自治在整个民商法体系或者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从而合理界定国家干预与意思自治的界限，为实现建立有限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四、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之构建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民法通则》第54 条“民事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的规定说明我国采用了民事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立法观点。然而，这一观点有悖于私法自治理念。 正如前文所述，私法自治是个人自由在法律上的充分体现。它是指私人生活关系原则上应由个人依其意思自由予以规范，国家只需消极的加以确认而界以拘束力，不宜妄加干涉。私法自治的真谛在于“尊崇选择”，尊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自由。其基本出发点是自己参与和自己责任，即当事人自由地凭自己的意志去判断、选择、参与私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将私法自治理念贯彻到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就产生了民事法律行为自由主义原则。民事法律行为自由是指个人意思行为在原则上系属自由，个人取得权利、承担义务原则上应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可见，建立在私法自治理念基础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要伸张人格平等，尊重个人自由，推崇意思自治。私法自治是民事民事法律行为的理论基石，民事民事法律行为本身容不得丝毫的行为法定主义（法律对行为主体、内容、形式、客体及实施根据，都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并不得违反） . 而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要求以法律来限制甚至取代行为人的意思自由，自然与私法自治理念背道而驰。在私法领域中，“法不禁止即自由”是保障当事人意志行为的最佳手段。民事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当事人可依意思表示创设权利和义务，只有在这种意思表示以一定方式披露之后，外界方能知晓。而法定主义并不能及于人的意志层面，它仅对当事人所表达出的意思效果加以确认，这种确认是消极的、被动的。法律并不对当事人设定任何权利和义务，而只是对当事人设立的权利义务加以评价。然而，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将民事法律行为强行纳入法定主义轨道。按照这种观点，要成立民事民事法律行为，在法律上不仅要有实施的根据，而且还要有有效的依据。这样，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效力便无法分割，只能人为地合二为一被界定为“有效成立”。这就抹杀了民事法律行为与生俱来的私法性格和品质，将公法上的法定主义外衣强加于民事民事法律行为这一私法制度之上，使民事法律行为一身兼有公法与私法的双重性质，置民事法律行为于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 因此，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该还民事法律行为以本来面目，脱掉其合法性内衣，规定之以意思表示为其唯一本质，使其真正贯彻私法自治理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大事，是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键，也是中国法律学人为之奋斗了一个世纪的梦想。中国民法典能否不负众望地担当起历史的使命，能否比肩十九世纪法国民法典和二十世纪德国民法典，成为举世瞩目的伟大法典，我们拭目以待。上文已经论证了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石，所以，我认为妥善处理私法自治原则在法典中的作用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把私法自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使之不断发展，并有所突破。 民事法律论文:论我国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的构建 [内容摘要]　商誉是一种无形财产，商誉权属于知识产权法律范畴。我国当前法律对商誉权的规定几乎是一片空白，零星的规定既单溥又缺乏可操作性，学界对商誉权又存在诸多模糊认识。作者认为应在基本法民法中的知识产权章节确定商誉权的内容，同时应制定一部单行的《商誉法》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应树立超前意识，加大对商誉权的保护力度，在适用法律时，可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的同时，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和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 [关 键 词] 商誉和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构建，司法保护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是我国首次将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纳入刑法保护的视野，不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的先进性，它为保护法人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遗憾的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关于法人的商誉权却鲜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民法通则》关于保护法人名誉权等规定已不足于或完全不能涵盖商誉权的内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之规定亦显得异常的单薄，学界关于商誉权性质归属的激烈争论又显得多么的可笑。如此状况完全不适用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严峻任务与使命，不利于中国经济与法律与国际接轨。而现实中法人商誉权频频遭不法侵害却苦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处境，让我们不得不沉重地将目光投向如此一个命题：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 一、商誉的无形财产性及其信息化，完美性和创造性特征决定商誉权的知识产权法律属性。 商誉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其在工商业活动中所创造的商誉享有专有利益而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商誉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已为法学界认同，但该项权利它究竟属于知识产权还是其他却存在诸多争议。有人认为其属于人格权，也有人认为应将商誉权看作一种复合权，兼具人格权和知识产权双重属性。笔者认为，只要对商誉稍作考究，并从国际法角度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商誉权应归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 （一）关于商誉的一般性考究 商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表示的是一种商业信誉，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在它们的生产、流通和与此有直接联系的经济行为中逐渐形成的，反映社会对其生产、产品、销售、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价。 由于商誉本身是一种综合的社会评价，反映的是商誉主体的总体商业形象，决定了商誉表现形态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根据顾客的接触方式和程度不同，商誉可分为：〈1〉内在的表现形态。主要是指商誉主体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水平。经营方式的优劣，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商誉好坏的根源所在，只有建立在良好的经营管理之上的商誉才是良好稳定的，这种经营管理是一种内部行为，与顾客的接触是间接的，常常通过商誉的外在表现形态来反映。〈2〉外在的表现形态。相对于内在的表现形态来说，它与顾客的接触比较直接，透明度高。商誉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商业道德；第二，商业质量；第三，服务质量；第四，资信；第五，价格。〈3〉与商品生产流通有直接联系的表现形态。这种关系往往是生产流通的前提或必然后果，或者是伴随生产流通而产生的，或者是一种信息传递，比较典型的是广告宣传，因为商誉本身是一种抽象的信息，而信息的有效传播途径就是新闻媒介，所以利用广告宣传来建立商誉本身是一种抽象的信息，而信息的有效传播途径就是新闻媒介，所以利用广告宣传来建立商誉也是可行的。 商誉的表现形态一般是具体的，多种多样的，它们相互配合，密切联系，处于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共同反映和影响商誉。 对于商誉的特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认识：〈1〉从存在形态看，商誉处于一种信息状态，不占据空间而且难于控制，容易为他人获知。良好的商誉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商誉主体就会努力扩大影响范围；不良的商誉，商誉主体就会尽量缩小影响范围。但是，这种控制往往很难，因为商誉处于一种信息状态，其流向和强度是难以控制的，这是商誉的实质——一种社会评价所决定的，这也是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的原因。〈2〉从表现形态看，良好的商誉具有完美性和创造性，良好的商誉能博采众家之长，经过提炼和重新组合，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完美形象，这种完美性和创造性正是商誉主体创利获益的关键所在。〈3〉从使用价值的实现来看，商誉的效益必须通过中间媒介，一般的物质商品从商店买来后就可直接用于生产或生活，使用价值的实现立即完成，而商誉仅仅是存在于商誉主体和顾客之间的一种信息，是促进他们进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使用价值必须通过具体的商业经济行为并用货币形式来实现。〈4〉从商誉的本体看，它是一种综合的抽象，商誉作为财产是商誉主体整体素质的反映，必须依附于商誉主体，是离开了具体生产流通行为的综合抽象，这与具体的买卖合同行为不同。当然，在客观上，具体的买卖行为会对抽象的商誉产生影响。① （二）商誉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 商誉作为商法人经济能力的社会评价，已深化为具有价值形态的财产利益，因而从表现为一般人身利益的名誉中分离出来，并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这是因为：〈1〉财产的本质在于能带来一定的利益，可通过转让等形式来实现其价值，不在于是否具有实体的形态。〈2〉从商誉的产生看，创造良好的商誉需要比社会平均劳动量更多的劳动。这种超额劳动的实质是财产，它通过生产或经营过程以超额利润的货币形式流回生产者或经营者。这种超额利润就是商誉价值的体现。〈3〉从创造商誉的营利目的看，商誉主体花费金钱，时间和精力刻意创造商誉，就在于良好的商誉能创造比同行更多的利润。〈4〉从侵害商誉给予财产赔偿来看，商誉也是一种财产。 商誉权是财产权，已为经济界、法律界的相关文件所肯定。在国际会计界，无形决资产作为虚拟的、无实体形态的资产，其范围即包括传统的知识产权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其他无形财产权，如特许经营权、商誉权。②在国际多边投资协议中，商誉与版权、专利、商标都是可以用于投资的资产形式。③这说明商誉权的财产性是不容置疑的。 （三）商誉权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 从权利本体内容来看，商誉权具有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属性。人身性表明商誉与主体相联系而存在，是企业特使人格形象的表现；财产性说明商誉区别于一般名誉与荣誉，具有相当的财产意义。从权利实体的产生来看，商誉的形成在于企业在生产经营、服务态度、技术创新、员工素质、商业文化、管理经验等方面所形成的良好能力，并由此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通认可和积极评价。这种经营管理中的资信，有些属于人的智力劳动的创造物，但多数却是来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可见，智力成果不是知识产权的唯一保护对象。换言之，将商誉权归类于知识产权，关键在于其无形财产权属性，或者说商誉的非物质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商誉权符合知识产权的固有特征。这也符合《建立知识产权组织规定》的“知识产权包括……以及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里一切其他智力活动而产生的权利，”从内容上说，商誉权具有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内容，与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相似。从国外的实践和立法看，他们把专利、商标商号和商誉所享有的独立权利，称为工业产权。④我国与许多国家的双边互保投资协定也承认商誉权是知识产权。比如，我国与法国的《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1984年5月 30日〉规定，“投资”系指依据在其领土和海域内接受投资的缔约上方的法律用于投资的各种财产，尤其是：……〈四〉著作权，工业产权，专利技术，工艺流程，商号和商誉。 商誉权虽然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具有客体非物质性的本质特征，但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传统知识产权相比较而言，该项权利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 1、非确定的地域性。商誉权虽为知识产权之一种，但其取得无须通过申请登记、授予等法定程序，其效力并不具有严格的领土性。商誉权虽不具有一国地域性的特征，但其效力范围可从两个方面来确定：一是其企业在后者有效登记地域范围内享有独占利益，即商誉权在特定企业所属的行政区域或行业内受到保护；二是在商誉权发生影响并受到侵犯的地域范围内具有排他效力，即商誉主体在任何地方合法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建立起商誉，遇有该商誉受到诋毁时都可以行使禁止权。 2、非法定的时间性。商誉权具有一般人格权的某种属性，即与特定主体相联系而存在，因此该项权利无法律限定的保护期间，即不具有一般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征。一般说来，商誉权与特定企业共存亡，只要企业存在，其商誉权就会继续存在。但在有的情况下，虽出现企业法人终止，但企业的商誉并不会立即随之消灭。当然，在这段时间内，商誉将因主体缺位而不能成其为权利，而只能作为一种自然状态存在。在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始终处于不断的优劣变化的循环之中，它既不象物质产品那样具有最终形态性，也不象技术产品那样因申请保护加以固定化。因此，商誉权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不同，其保护范围无法基于客体的表现形式（作品）、技术特征（专利）或标记构成（商标）来加以确定。诚然，商誉权“在一般的合理长的时间内仍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也可以通过专门的评估机构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加以量化。需注意的是，在评估前，未量化的商誉权始终存在并受法律保护。”⑤ 二、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的缺陷 在商誉权的国际保护领域，目前相关国际公约主要是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角度对商誉权进行规定，并将其纳人到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之中。《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第10条之2列举了三种特别应予以禁止的行为包括“在经营商业中，具有损害竞争者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商誉性质的虚伪说法”。1967年签订的《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明确规定知识产权包括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何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该公约虽未作出解释，但1993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对反不正当竞争的保护示范法草案》第5条以巴黎公约的相关条款为依据，规定了诋毁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凡在工商活动中损害或可能损害他人企业或其活动，尤其是对该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信誉的虚伪或不正当的说法，应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商业混淆行为一样，这种损害商誉的做法可以出现在比较广告之中、产品促销活动之中，也可以发生在工商活动中，例如与分包或供应商有关的活动当中。但是与混淆行为不同的是，典型的误导混淆行为是关于某人自己产品或服务的说法，为使消费者对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产生虚伪的印象，而并不直接针对竞争对手。损害商誉的行为则是直接针对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或其他工商业活动。从国际公约的立法精神来看，归属于知识产权范畴的反不正当竞争权主要是一种禁止权，即是排除他人不正当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包括侵害商誉）的一种权利。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侵权对象的商誉权，应是具有财产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因此立法者主张给予类似物权的保护。 关于商誉的无形财产性质及其法律保护，在我国首先是通过国际间的双边条约加以确认的。1982年我国与瑞典签订的《关于互相保护投资的协定》规定，“投资”应包括缔约的一方投资者在缔约的另一方境内，依照法律和规章用于投资的各种形式的资产，尤其是版权、工业产权、工艺流程、商号和商誉。1984年我国与法国签订的《关于互相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对“投资范围的解释亦将商誉包括在内。”以法律形式确定企业法人信誉的相关制度首推1986年《民法通则》，该法第5章“ 人身权”一节中专门规定了法人名誉权、荣誉权。该类规定将上述权利归类于非财产权，这与发生在工商业活动中的商誉权有很大差别。因此，仅仅以法人名誉权制度来代替商誉权的专门保护是不够的。1993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则出发，对侵害商誉权的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制。该法第1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这一规定为我国保护商誉权，制裁侵害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有关法律文件还从资产或产权的角度肯定了商誉权的性质和地位。1992年财政部与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颁发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第37条确认：“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商誉等。”同年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两个规范性文件都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使用，但是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这说明，商誉权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一样，是企业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单独地进行资产评估并以确定的资产值进行投资。这种资产的权利形态属于无形财产权的范畴。 虽然我国的商誉权保护制度已在相关法律文件中得以确立，但这些规范散见于多部法律之中，许多规范过于粗疏而缺乏可操作性，从而显得既零散又无系统性。如此状况已无法适应时代对法制的要求。 三、关于建构我国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设想 参考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与国外立法，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维护市场良好秩序的需要出发，建构我国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应分如下二步进行： 首先，在制定《民法典》时，在知识产权章节中规定商誉权的内容，从基本法的角度给人们一个初步的印象，增强和培养商誉权方面的法律意识。如果现在我国制定《民法典》尚不成熟的话，至少也应修改现有的《民法通则》，在其中知识产权这一节中增加商誉权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根据物权法定主义的原则，商誉权作为一种现实中存在的具体无形财产，其法律地位必须由民法予以确认。我国民法通则没有确认商誉权，仅仅从法人人格权中推导出商誉权并将这种权利归类于非财产权，这一立法缺陷应予修正。 其次，应制定一部单行的《商誉法》。单行商誉法主要包括下面的内容：商誉的取得、评估、投资、转让、合并、管理、侵权责任等。当然，制定单行法时，要综合考虑并协调好其与民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对商誉权的保护大抵采取间接保护的方式，即对侵害商誉的行为，或确认为侵害法人人格权的行为，或视为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间接保护方式不是完备的独立的权利保护制度，且特别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细则性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多有不便。制定单行商誉法就是将现有法律的间接保护方式，改为直接保护的法律方式。 这样一来，我国就形成了商誉权保护的立体法律网络体系，即从民法典（基本法）到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特别法）等不同层面对商誉权保护问题作出规定。 四、关于当前商誉权的司法保护问题 商誉的实质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它直接关系到他人对该生产者、经营者的信任程度，关系到其民事权利的得失。商誉主体在事实上能否与他人发生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它的商誉起着很大作用。如果它的社会评价受到歪曲，就会对其在民事交往或其它社会活动中产生不利的甚至可能导致破产的影响，商誉权就是商誉主体依法享有的商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商誉的保护通过商誉权的行使来实现。在基本法未修改，单行商誉法未制定之前，对商誉权如何进行司法保护成了时下非常迫切的问题。笔者认为，司法机关一方面应加大刑事保护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树立超前意识，按民事法律相关精神和原则进行执法，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商誉权，制裁不法行为。 （一）商誉侵权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构成商誉侵权必须同时符合如下四个要件： 1、主观上有过错。侵害商誉权的行为发生在竞争对手之间，这一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诋毁、诽谤他人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削弱对方当事人的竞争能力，从而使自己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此，故意行为才构成侵权行为。从过错心理方面来分析，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商誉的结果，但希望或放任这种商誉毁损的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性是明显而确定的。出于过失而损害了他人的商誉，应以侵犯名誉权论处。 2、行为人具有经营者身份。这是确定商誉侵权的主体资格，即只有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所实施的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行为才构成该类特殊侵权行为，非经营者实施的侮辱、诽谤、贬低的行为则以一般侵权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对反不正当竞争的保护示范法》，均将商誉侵害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英美法系国家为商誉权提供仿冒诉讼与其他特殊诉讼的救济方式，其主体指向概为经营者。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适用竞争法保护商誉权，因此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存在着商业竞争关系。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于1998年做出司法解释，从主体要件方面明确了侵犯商誉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的区别：（1）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主要内容失实，损害其名誉的；或者对经营者的某种行为或其产品、服务等所作的评论严重不当，如定性错误、乱下结论，致经营者名誉受到损害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应按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2）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由此可见，新闻单位、消费者与商誉主体没有竞争关系，不互为竞争对手，因此不能作为侵犯商誉权行为的主体。他们所实施的商业诽谤或诋毁行为以侵害一般人格权论，不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 3、实施了商誉侵权行为。侵害商誉权的行为表现为捏造虚伪事实或对真实事件采取不正当说法，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行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法所作出的解释，凡是对某企业产品、服务或商业活动提出虚假或不当的说法，都是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 4、产生了侵权损害事实。侵害商誉权的损害事实，是因侵权行为的实施而导致关于权利主体的社会评价降低，并由此造成了商誉的实际损害。损害事实认定的前提条件在于判断特定主体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是否建立了自己的商誉。对于这一问题可从两方面来考察：第一，当事人提起侵权之诉必须是其有产品在该地区（受诉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地区，以下同）销售，或其服务业务在该地区开展，或在该地区有与生产和流通有直接联系的经济行为，抑或有从事生产和服务的分支机构；第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消费者意识到当事人的产品或服务的存在。如果社会公众未能意识到特定主体的产品或服务在该地区的存在，就可以证明该主体未能在这一地区建立起商誉，从而也就不可能存在侵害商誉权的事实。损害事实认定的标准在于商誉损害的危害性结果的发生。商誉损害的内容涉及对商事主体的产品质量、经营现状、销售状况、履约能力及态度等经济能力进行贬损、误导以及施加不当影响的事实，上述事实的发生即是危害结果的发生。损害事实是关于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事实，它往往会造成特定主体财产利益的损失。侵害誉权行为，肯定会有商誉贬损的危害结果，但并非 当然或绝对发生实际经济损失。换言之，是否造成商誉的实际损失，不是侵害商誉权的必要条件。 （二）商誉的评估 商誉是一种财产，要使其成为量化的资产必须通过评估。由于商誉具有抽象性、综合性等特征，决定了价值计算的复杂性，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其价值量不能象一般商品那样直接以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现可现可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用一定的程序由特定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具体可以这样进行： 1、基本因素，即对评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商誉所创造的超额利润或新增利润。就超额利润来说，要测出该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资本收益率和同行业的基准收益率，采用收益现值的标准，把两者相减就可得到。就新增利润的测定来说，要测出现阶段的资金收益率和以前一段相对时间的基准收益率，用同样的方法就可得到。超额利润是横向的比较，是同行业之间的比较；而新增利润是纵向比较，是自身前后两个时期的比较，这两种方法最好结合使用。同时，由于商誉自身的不定型性，必须用动态法和静态法两种方式计算，确定其评估值。 2、非基本因素，这是我认为还须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商誉的形成成本，也即形成现阶段的商誉所付出的代价，商誉由于不可比性，无法在流通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它的价值基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往往只能承认每个商誉的个别劳动量为必要劳动量。因此，商誉形成的成本，就当然成为评估商誉的重要因素。〈2〉商誉的成熟程度，也即商誉信息的传播广度和顾客的接受深度，商誉作为联系生产者、经营者和顾客的接受深度，商誉作为联系生产者、经营者和顾客的“桥梁”，是促销创益的催化剂，因此，商誉的成熟程度就自然地成为测定因素，比较有效的方法可考虑民意测验。 总之，虽然对作为无形财产的商誉的评估是一项很细很复杂的工作，但却是可行的。这也恰恰证明了商誉的确是一种无形财产。 （三）商誉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 商誉侵权从广义上来说，属于民事侵权的部分，同时该行为又属不正当竞争行为。但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商誉侵权的法律规定显得过于单薄，而《民法通则》又缺乏相应的明确规定，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在审理商誉侵权案件时如何适用法律便成为一个较为剌手的问题。笔者认为，法无明文规定并不意味着无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可行，况且任何一部法律都无法穷尽社会实践中所有的法律现象，按法律原则和精神办不但合法而且也是可行的。就商誉侵权行为来说，其违反的民事法律原则就是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而此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诚实信用原则，可以说是整个民法中的“帝王原则”。因而在审理涉及商誉侵权案件时，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之规定，同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诚实信用和民事责任及其承担方式的相应条款。

浅谈公共危机管理机制:试析公共危机管理中关于公众参与问题的分析 论文摘要 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不断发生，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导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公众作为社会成员需要与政府协作，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实践上，公众参与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危机意识不强，意识与能力欠缺，传统管理理念严重阻碍束缚着公众参与危机管理，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广泛灵活的组织等，亟待措施解决：开展危机教育，培养危机意识，提升参与能力;转变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积极促进公众参与危机管理;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法律体系;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组织的自由性和灵活性。 论文关键词 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 公众参与 近几年来各类公共危机事件，无论是自然灾害事件还是社会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建立一个全面的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初步建立，政府作为管理体系的主导人承受着巨大压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单靠政府的单薄的力量是无法出色完成公共危机的治理完善，这个时候就需要组成社会成员的公众、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古语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公众的参与对于公共危机的管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 公众参与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实际意义 首先，公众参与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表达了一种管理的新思想，要实现治理，实现善治，不单单依靠政府这一角色，更需要公众、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进来，努力协作，共同实现善治;其次，由于公共危机具有不可预料性、不确定性、破坏性大等特点，政府也因为自身的局限性，在短时间内提供的公共资源有限，空间分配的密度也有限，从而对于某些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无法做到有效及时的处理，导致大量人力、财产损失，这样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达到良好的危机管理的，公众的参与是实现良好危机管理的重要保障;再次，公众参与能够增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公众通过参与危机管理，了解危机事实，增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能力，而且，公众能够监督政府，保证政府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保证公共利益，促进政府有效及时的处理危机事件。政府也通过公众参与，了解到公众的利益诉求，尽可能的满足公众的正当利益，从而也能够减少了一些社会危机事件的发生。 二、公众参与的现状及出现的问题 在近些年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可以看到，公众参与在不断地进步。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公众的危机意识和参与意识在不断地提高，而且参与的能力也不断地增强。例如云南鲁甸地震后，有许多公众自愿组成救护队赶往灾区，大量的公众捐献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灾区。 第二，公众参与的理性化程度增加。在以往的危机参与中，公众分析看待事件往往依据情感因素，理性因素比较少，而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推进，公众在分析事件中就尤为客观和科学，参与管理时也比较理性化。 第三，与政府的沟通互动趋于良性化。政府在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保证了信息的公开透明，让公众了解到事情的进展，也有效的抵制谣言的传播扩散;第四，危机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广泛，各种社会组织，各个社会阶层都积极参与到危机管理中，齐心协力促进危机事件的解决。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公众参与依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众参与危机意识不强，参与意识与能力欠缺 首先，从公众自身情况来看，公众习惯把自己当做危机管理中的受助者，处于被动地位，等待政府的救援，虽然在每次自然灾害发生后，很多公众会自愿献血，自驾车去救灾等等，但是从整体上看，公众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高。 其次，大部分的公众缺乏危机前积极的预警意识和防范意识，从而使得危机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再次，由于公众在危机发生时会处在一种恐慌状态，心理承受能力低，任何一种风吹草动都会使其做出强烈的反应，更有小部分公众会产生从众的心理，做出不理性的行为，不仅不利于危机事件的圆满解决，而且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二）传统管理理念严重阻碍束缚着公众参与危机管理 在传统的管理理念中，政府一直占据各种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在浓厚的官僚制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公众一直被看做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在危机发生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广大的公众参与进来，政府对公众参与的作用认识不到位，忽视公众的力量，这样可能会导致政府作出的决策与公众的实际利益脱节或者相冲突，达不到良好的危机管理效果。而且，政府官员本身还有自利性，为防止公众触及自己的利益，极力排斥公众的参与。 （三）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为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公众参与的程序，需要承担的责任等具体事项并没有在法律中呈现，保障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很多有关的程序规则模棱两可，模糊不清，无法为公众参与提供参考，具体表现在：公众成为管理主体的地位无法得到制度程序上的保证，公众参与的合法权利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制度上的不明确使得公民在参与危机管理过程中无法可依，极易造成混乱。另外，对于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出现的人身或财产上损失也没有制度上的保障。 （四）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缺乏广泛灵活的组织 公众作为单一的个体，没有形成有序的组织或集体，盲目参与到危机管理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危机管理的无序和混乱。随着社会的进步，更多的代表公众、表达公众利益诉求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如志愿者协会、慈善协会等，但是在数量和能力上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并且，我国的社会组织一般为官办组织，寻求政府的庇护，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相对来说缺乏自由性、灵活性和创新性，很难真正发挥社会组织应有的作用。 三、 公众有效参与危机管理的对策措施 （一）开展危机教育，培养危机意识，提升参与能力 第一，全国各大中小学、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都应该开设危机教育课程，政府注重加强危机方面的宣传监狱，让每位公民都能切身体会到危机防范的重要性，逐步培养起公众的危机意识。 第二，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理论的实现需要实践，在危机管理中，公众需要的不仅仅是防范危机的意识和知识，而且更需要具备相关的防范技能，所以，各个社会单位要经常组织危机演习，通过虚拟的危机现场，不仅可以完善危机管理的监控和预警体系，而且能够提高政府和公众的危机意识，提升参与能力。 （二）转变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积极促进公众参与危机管理 第一，在我国传统的管理理念中，政府是管理者和主导者，公众作为被管理者要接受政府的领导，听从政府的安排，被动的接受政策，按照政策开展工作学习。而且由于官僚组织结构的封闭性，管理强调技术和专家指导，公众参与一直被否定排斥，但是，随着危机事件的不断发生，政府单薄的力量需要公众和社会团体的帮助，因此，政府应该转变管理理念，大胆放权，给予公众充分的信任。 第二，政府还应当不断改革和完善组织结构，促进组织更加透明开放，为公众参与奠定基础。 第三，政府应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的环境，改善传统的公民参与制度，如信访制度，保证公众参与渠道畅通。 （三）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法律体系 第一，应该通过立法明确公众的参与权利，使其成为合法权利。这点是重中之重，也是首先必需要做的。在我国，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公众没有合法的参与权利，就无法实施合法的行为。 第二，在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的构建中，需要明确哪些危机事件是需要公众参与的，哪些事件是避免公众参与的，换言之，就是公众参与事件的范围。同时，还需要对参与的主体范围、参与的方式、程序、参与权的监督和制约都要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公众做到有法可依，有程序可依。 第三，在处理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政府为确保危机事件在可以掌控的范围内，必须对公众的某些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或限制，保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四）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组织的自由性和灵活性 社会组织是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重要桥梁，也是危机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员，因此，政府应大力支持社会组织的建立发。 第一，政府应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完成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大量的资源和优越的发展环境，同时，在财政上给予社会组织优惠或补贴，也可以给予一定的技术支持。 第二，政府要在社会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做好引导和规范，保证社会组织在法律范围内，按照程序，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协助危机事件圆满解决。 第三，政府需要放开对社会组织的管制，为其发展创造一个自由的氛围，并对其创新给予鼓励和奖励，使社会组织能够自由发展。 浅谈公共危机管理机制:试论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 [论文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 法制化建设 必要性 基本原则 基本内容 [论文摘要]公共危机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系统的失衡,现代社会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种类越来越多,应对和处置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深入地探索和认识危机形成、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据此构建完备的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以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有力的秩序控制来应对、调控和处置危机,是必然选择。 危机管理又称突发事件管理、紧急状态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特指公共危机的潜伏、爆发、控制、化解、修复、常态化等全过程中的应对机制和制度安排。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事件对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需要实施应急法律规范并运用行政紧急权力,来调整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 在危机时期,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紧急措施来对抗危机,而法治行政的原则又要求政府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危机管理的各项权力,即政府危机管理的法治化。离开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政府的危机管理可能会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可能导致滥用职权、超越职权,损害公民的宪法权利。所以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加强对政府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首先应该从法治原则的要求出发,将政府危机管理严格地限制在法治行政的范围之内来加以讨论。 一、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 重大自然灾害、疫病、恐怖主义或者重大社会冲突与骚乱等事件的发生将导致社会进入危机状态,公共管理机构必须行使非常权力并采取特别的应急措施以领导和组织社会与民众共渡危机,尽快结束危机状态。在危机状态下,政府的权力与措施将会突破常态法制的框架,超越平时法治的要求,甚至可以暂停某些法律乃至某些宪法条款的执行或效力。但是非常时期和特别状态下不能成为背离法治的理由,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法制。危机状态法制或称非常法制的出发点,就是迎接各种社会危机对法治提出的挑战。在宪法中规定危机状态是为了通过宪法对危机状态制度的确立,明确政府在危机状态下所享有的行政紧急权力,防止政府在危机状态时期随意行使行政紧急权力,以免对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造成侵犯。实施危机状态制度是为了能更好更快地恢复社会的正常状态以恢复正常的宪法秩序。 关于危机状态法,在现代法治原则的支配下, 各个国家十分注意制定法律来调整危机状态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以防止危机状态的发生而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因此,各个国家都制定了在危机状态时期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以及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就构成了危机状态法,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时期实行法治的法律基础。 二、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将危机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世界各国建立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行政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政府危机管理遵循的法律原则有: 1.合宪性和合法性原则。合宪性主要是指政府采取危机管理措施必须有宪法上的授权;合法性主要是指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必须要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合宪性和合法性原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也是政府危机管理是否符合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准。关于合宪性原则,《马尔代夫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在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共和国总统有命令临机应变之权,但这种应变命令不得违反宪法[1](P88)。关于合法性原则,如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规定:当出现联邦法规规定的可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时,总统有权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2](P158)。上述规定都是从合宪性和合法性两个不同角度强调了政府危机管理的“合法”原则。 2.合理性原则。所谓合理性原则,就是指政府在启动危机管理机制的时候,必须针对所发生的公共危机状态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了避免政府不必要地实施危机管理,许多国家对政府危机管理的期限作了严格规定。如法国1955年《紧急状态法》规定:非经法律批准,实施紧急状态不得超过12天[2](P158)。此外,还规定对于那些可以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来处理的事务,也不应当通过实施应急管理的手段来进行。如1987年《菲律宾共和国宪法》就规定:戒严期间,不得停止实施宪法,不得取代民事法院和立法议会的职能,不得在民事法院能够正常行使职能的情况下授权军事法庭和军事机构行使对平民的司法管辖权[1](P89)。合理性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政府滥用危机管理权力而破坏宪法和法律秩序的基本要求。 3.保障公民权利原则。在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期间,政府依据宪法和法律采取各种危机管理措施来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紧急状态,特别是可以通过适当限制公民权利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但是政府在启动危机管理机制后,仍然具有保护公民权利的职责。这种法律上的义务主要表现在,不应该对那些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加以不必要的限制。此外,对于因采取危机措施的需要,给公民的财产和权利造成损失的,也应当在事后给予必要的补偿。如1984年《马来西亚共和国宪法》规定:在紧急状态生效期间,不得依据宪法的规定将议会权力扩大到涉及伊斯兰教法律和马来人习俗的任何事项,不得使与宪法关于宗教、公民资格及语言的规定相抵触的任何规定生效[1](P94)。 4.责任原则。要保障政府实行危机管理权力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就必须建立起与行使危机管理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制度,这是各国政府危机管理法律制度所确立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如1978年《西班牙宪法》第55条就规定,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宣布特别状况和戒严时,非法使用或者是滥用有关组织法所赋予的权力将像践踏法律所保障的自由和权利一样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1](P348)。这一规定可以说是非常清晰地表明了政府危机管理的责任制度。 5.时效原则。政府危机管理一般会以限制公民权利为前提,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政府采取危机管理的措施必须严格控制在一定的期限内,否则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来延长。这一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利用实施应急管理的便利,滥用或者超越职权,给公民的权利保护造成一定的危害。各国实施政府危机管理的期限并不是统一的,有的规定不超过12天,有的规定不超过3个月。可以延长的次数有的是一次,有的允许两次以上。但少见无限期延长的。如《马耳他宪法》规定:宣布紧急状态的公告令如未被总统提前撤销,应自宣布之日起届满14日停止生效,延长生效期不得超过3个月[1](P362)。 三、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一切行为的准则是守法、依法。政府在危机状态下享有更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可能对国民的基本人权、社会的法治造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将政府行为在危机状态下纳入法治的范围,使政府的紧急权力接受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从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开始制定专门的危机状态法,在各种有关的行政管理法中规定危机状态下行政权行使的特别条款。现代法律对危机状态下的行政权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规范的: 1.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来明确政府紧急权力的范围和边界。法律对政府在危机状态下必须具有的权力,事前应明确规定。如制定和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条例、决定、命令的权力;作出对疫区实施封锁、对被污染水源实施封闭决定的权力;命令停止集市、集会、停工、停业、停课,征用房屋和交通工具;以及强制疏散、强制隔离、强制检疫和强制治疗的权力等。另一方面,法律也要严格确定政府应用紧急权力的边界。如政府不得限制紧急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没有授权其限制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现代法治不允许法律授予政府无边界、无限制的紧急权力。 2.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明确规定政府的职责。确定其处理危机事件的职责范围,是防止其应对紧急状态失职、不作为。如法律规定政府在突发危机事件出现后,应迅速制定应急预案,组织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分析、报告和;采取救助遇难、遇险、致病、致伤、致残人员以及防止危害扩大等各种措施;组织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医疗器械及其他物资和技术的储备和调度;等等。对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疏忽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法律应对之规定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3.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条件。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虽然享有比平时更多且更具强制性的权力,但法律授予政府这些权力是附有条件的。如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在授予公安部门可协助防疫部门采取强制隔离措施的权力时,也规定了具体条件:(1)隔离对象应是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源携带者或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2)隔离对象拒绝隔离治疗或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3](P73)。如果政府和政府部门违反法定条件行使权力,即构成滥用权力,将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 4.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程序。法律应明确规定行使紧急权力的严格程序。如意大利宪法规定,警察机关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临时预防措施,须于48小时内通知司法机关并申请其批准,如在48小时内未获司法机关批准,则视为该措施已被取消,警察机关应解除对相应人的人身自由限制[1](P343)。 5.通过各种相应法律规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目的。在法律授予政府权力时明确规定授权的目的,以便制约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定目的的范围内行使所授权力,防止其滥用紧急权力,在授予政府紧急权力时尤其如此。例如日本的《警察法》在授予警察处理紧急事态以及各种相应权力时,为保障这些权力和警察的其他权力的正当行使和不被滥用,在该法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保障以民主观念为基础的警察管理工作和有效地完成其任务[2](P183)。 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因危机状态的发生而被政府随意剥夺,许多国家宪法和国际人权文件都规定,即使是在危机状态时期,一些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命权、语言权、宗教信仰权等也不得被限制,更不得被剥夺。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防止政府随意滥用行政紧急权,而使公民失去不应当失去的权利。在危机状态下,政府不仅享有法律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 还有一些权利,如公民的知情权,因为它不仅实现着危机管理的公开性,使民众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而且有利于公民“趋利避害”,减少危机产生的社会危害。政府必须通过履行公开义务和危机信息通报责任来予以切实回应。 四、启用危机管理法律机制的条件 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行使危机管理权力,即便是依据合法,正确行使应急权力,这种非正常行使管理权力的方式也会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一定的威胁。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都对政府启动管理机制提出了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要求,以保证政府行使管理权力的合法性,更好地约束政府行使应急管理权力的行为。这些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危机事实的存在。所谓危机事实,即是社会正常秩序或者说社会关系内部和社会关系之间出现了混乱,国家的正常管理机制失灵,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危机事实的存在是政府启动应急管理机制的客观要件,没有危机事实的存在,政府是不能启动法律所规定的危机管理机制的。二是危险要迫在眉睫。没有危险性的社会秩序,不能称之为危机状态。危机状态必须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对于危机状态,由于其迫在眉睫,不能通过正常的管理手段来加以控制,所以,必须要启动危机管理机制。所谓迫在眉睫,主要是指危险已经发生,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或者是危险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必须立即采取危机措施来加以防范和制止。三是有必要采取危机措施。在社会出现了公共危机状态之后,如果是政府可以采取一般性的管理措施就可以有效加以解决的,就没有必要启动危机管理机制,行使危机管理权力。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四是对需要采取政府危机管理措施的紧急状态应当通过合法程序加以确认,并且通过合法的程序加以宣布。此外,对于危机管理机制生效的期限、宣布解除应急管理措施等,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五、立法机关在公共危机法制化建设中的作用 现代宪政国家,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能否依法办事,是对一个政府的能力和法治水平的考验,是法治和宪政的一个重要标志。 危机状态法作为宪法秩序下的一套非常制度,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立法,需要解决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它包括:第一,宣布进入危机状态的条件、程序和决定,危机状态的及时解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战争状态和戒严(全国和个别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而引起的危机状态,由政府来宣布。第二,给政府或社会组织的授权。它主要包括:特别指挥机构的建立,对立法和行政机关特别授权的范围和界限。危机状态时期的特别权力涉及到:危机立法权和特别立法程序;危机的财政权,主要是增加财政拨款和预算的变更,以及所需的特别程序;危机状态下的行政措施和特别行政程序;对公民人身自由的特别强制措施和对公民财产的限制与征用;警察的特别使用和军队的投入使用的条件和指挥;对危机状态下某些现行犯罪的处理和特别司法程序;授权程序和限制;等等。必须对授权的程序和范围有较明确的规定。第三,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应予以保护。在危机状态下要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一些限制,但应该明确限制的条件和程序,特别要规定哪些是不可限制和剥夺的权利。危机状态立法的核心主要是要解决给政府特别授权和对公民权利予以适当保护和救济的界限问题。给政府授权要充分、有效,但又要给出必要的界限和程序限制。 立法机关在危机状态下不是无所作为,放任政府,而是负有更重大的职责。为此,立法机关也要获得一些特别的权力和程序,包括宣布危机状态、召开立法临时或紧急会议、按特别程序行使紧急立法权。立法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可以就特定问题或特别时间的问题制定特别问题的法或特别时间效力的法),如决定对政府的授权、决定紧急财政问题、决定设立临时应急指挥机构;监督紧急权力的行使、宣布或监督危机状态的及时结束;等等。 立法机关不仅在危机时刻需要研究新形势、新问题,需要启动紧急程序,还要从法制的角度寻找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手段,把危机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规范和约束公共权力,同时要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当危机过后在社会常态下,立法机关应该积极主动地研究有关公共危机的法律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危机,制定防范和处理的法律法规,保证危机状态下有法可依。一些社会性的公共危机,如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法律的不健全、执法的不公或者司法的腐败造成的。对于这一类问题,公共危机管理机关在依法处理之后,还要认真研究有关立法、司法与行政问题,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浅谈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关于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在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论文摘要：政府公共关系是将维护社会稳定、公众利益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以服务社会和公众为目的，是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在这样一个危机不断的社会背景下，公共危机管理是否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关的决策及其在危机事情中的执行。本文从7.23甬温撞车事件中，来分析我国政府公共关在危机管理中的现状，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提高和完善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职能。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关系；危机管理；问题；措施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铁道路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2011年7月23日，D301次列车在甬温线永嘉至温州之间的高架桥上与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被记者询问到为什么事故发生后掩埋事故动车车头时及在宣告救援工作结束后在7月24日下午5点，事故发生约21小时后，救援人员在损毁的D3115次列车车厢里发现了2岁半女童项炜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答的语言，当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极其不满。目前中国的政府公关很难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需要，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政府职能开始重新定位，政府切实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建设服务性政府，这是新时期对政府职能的要求。 一、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 政府公共关系：是指政府组织为了维护、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利用现代各种有效传播途径和沟通方式，获取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为目的，对社会公众进行的宣传、沟通的一种有效的政府活动。政府公共关系作为一种特定的管理活动或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建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争取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维持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 公共危机管理：指政府充分运用科学手段，并在其他社会各级组织和公众的协助下，对威胁到环境，社会利益和生命安全的突发性的自然灾害、社会问题和个人因素所引起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在以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有效的监测、预警、疏缓、预防、决策、处理和评估等一系列管理措施，以避免和减少危机带来的对生命财产、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的威胁，提升政府应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处理能力，达到稳定社会，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的目的，它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如果政府危机事件处理不当，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及信任力的下降，严重损坏政府形象，甚至威胁到政府的权威和统治。因此，政府必须要承担危机事件带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责任。而且，在社会秩序处于混乱或社会公众利益受的损害时，也只有政府才具有整合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动员、有效行使危机管理的合法性职能。 政府要公共危机中顺利处理好危机的工作，满足广大民众的意愿和要求，减少公共危机造成的损害，维护政府良好形象，并顺利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必须进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危机处理是公共关系一个重要实务，从处理危机的效果上可以看出政府公共关系的水平，也是执政能力的直观评价标准之一。 二、我国政府公关在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公共关系作一种管理职能，服从并服务于政府的整体职能，这在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相当重要，日益成为政府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公共关系作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在我国发展历史才20余年，而政府公关作为公关的一领域，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在我国政府公关实践中存在许多缺陷，从甬温撞车事件中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公务人员的优越感。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些政府机关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公关意识还相当薄弱，没有真正认清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为官者仍不知权从何来、权为何用;社会公众也不明了谁赋官权、权应何用。现代政府理论告诉我们,官员仅仅是权力的行使者,而不是所有者，摒弃高高在上的统治思想和官僚作用。一些领导喜欢高高在上，让公众捧着他，不认真、踏实的为公众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为社会服务，意识不到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人民带来满意，用热诚的服务为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政府的责任就是为公众谋利，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为公众服务是政府的根本宗旨。 （二）信息传播不公开、透明。信息传播是公共关系活动过程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它是实现政府公关目标的重要手段。要运用有说服力的传播手段或方式去影响公众，加强与相关公众之间的传播管理，以达成与公众的相互理解。“凡是公开的都不是重要的，凡是重要的都是不公开”这样的说法，在公众心中已经根深地固，现实中，政府公共关系传播透明度不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政府向公众信息时有意隐瞒事实的真相，任何隐藏、遮掩的行为都只会给社会新一轮的矛盾。政府危机公关的核心就是信息的透明和公开，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也来于政府的透明和高效。 （三）核实信息，慎原因。政府虽说掌握了大量的传播工具。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都由政府管理，政府可牢牢掌握主动机，将各种需要传播的信息，从各个角度反复进行信息传播，从而大大提高公关效率，牵引舆论导向，但是随着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实事求是是政府公关的生命，核实真实信息、真实信息在政府危机管理中最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不仅可以向公众开展信息宣传和互相交流以，而且可以取信于民，真正树立起政府的良好信誉和形象，并不是把危机事件的真正原因给掩盖，把责任推到天灾人祸中去，政府公共关系的本源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歪曲事实、脱离实际的做法，都会根本上动摇政府公共关系的基础，阻碍实现政府公共关系的目标，甚至使政府公关活动无法顺利地开展下去。 三、完善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在危机管理中的解决措施 随着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和公众参与意识的觉醒，良好形象对于政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总之，当代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会波及和影响到政府的形象。 （一）增强政府公关人员的公关意识。 目前，我国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对公共关系工作的任务了解甚少，重要性认识比较肤浅，或者存在各种偏见。因此，提高各政府部门公务人员的公共关系意识是当前加强政府公共关系在危机管理工作的当务之急。首先，各政府部门公务人员要转变官本位思想，强化公共关系意识，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形象是政府整体形象的一部门，他们代表着政府的良好形象，始终坚持为公众服务是政府的根本宗旨。其次，要加强公务员的专业知识能力的提高。公共关系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政府公关人员不仅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还要对其他相关学科学习，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不能保守僵化、一成不变；最后，要增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公关意识，并加强公关人才的培训。 （二）重新设置公共关系机构。目前，我国还没有成立专门从事政府公关的机构，大多部分分散在办公室、宣传、对外联络、办事处、新闻等职能部门中，即使有些部门设置了公共关系职位，但设置分散，职责不一，各执其咎，很难满足政府公共关系在发生危机突发的处理。国外一些国家的危机管理体制非常健全，如日本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是以法律为依据：内阁总理大臣为最高指挥官，内阁官房长负责整体协调和联络，通过安全保障会议、中央防灾会议以及相关省厅负责人紧急协商会议等决策机构制定危机对策，由国土厅、气象厅、防卫厅和消防厅等职能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在这一体制下，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建有各自的危机管理体系。所以，目前我国在成立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特别重要。 （三）加强公共关系沟通渠道。沟通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准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沟通作为搞好政府公共关系的重要渠道，并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沟通必须坚持不懈、长久开展，不断巩固政府公关的已有成果，最终实现政府的目标。要做好沟通工作，应当建立健全沟通的各种制度和渠道，如建议制度、听证制度、谈心服务制度、民意测验制度、定期评议制度、领导接待日制度等；还要大胆创新，开辟新的沟通机制，如市长、网络直播面对面、开通政府微博等。同时，注重沟通的技巧和艺术，如会谈会见、会议组织、对话、倾听、演讲、谈判的各种方法。 四、总结 政府公共关系在危机管理中，对管理者来说它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了有效的对公共危机进行管理，政府应高度关注公共关系的开展，以依据事实，客观真实地进行信息传递和互动交流，从而建立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维护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公民利益，协调政府与公众关系，真正树立政府的良好信誉和形象。 浅谈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公共危机条件下的信息博弈与管理 摘 要：在发生公共危机的条件下，信息成为政府、传媒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围绕着信息的控制与管理、信息的辨别与筛选、信息的接受与传播，政府、媒体和大众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博弈关系。对公共危机条件下的信息博弈与管理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应急动员能力，构建高效、有力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进而提升政府公共管理的品质。 关键词：公共危机 信息博弈 危机管理 在发生公共危机的条件下，政府和公众是应对危机的最重要主体，但是应对危机的主体并不限于此。考虑到传媒对新闻事件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同时传媒对普通民众具有舆论优势，所以，在公共危机的应对过程中，传媒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见，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参与的主体主要有三类：政府、传媒、公众。上述三者之间的互动会直接影响到公共危机应对和管理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三者在公共危机相关信息问题上的博弈。 一、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公众的信息诉求 1.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的信息诉求。在公共危机产生之后，政府凭借其行政特权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相关的信息，并据此决定应对策略。但是这种信息优势并不能够直接转化为决策优势，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政府所掌握的危机信息并不充分。相对其他主体，政府可以更快、更全面地掌握有关公共危机的信息。但是在重大的危机面前，这种信息优势并不足以支撑政府做出必然正确的选择。由于造成公共危机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所以政府很难获得充分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错误的信息还可能引导政府做出错误的政策选择。其次，政府倾向于对信息进行筛选甚至是屏蔽。除一些不可抗拒力造成的危机以外，有一部分公共危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人为因素的。在某些情况下，公共危机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不作为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在面对公共危机时，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会倾向于对相关信息进行筛选，尽量防止传媒和公众了解到对自身不利的信息。最后，在特殊情况下，政府还可能对信息“视而不见”。在突发性公共危机，尤其是自然灾害型公共危机发生前，往往会出现种种先兆。出于社会稳定和多方面的考虑，政府很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些信息暂不做出反应。而在危机爆发之后，出于控制风险和减少损失的考虑，政府也可能会继续选择对此类信息控制或有选择地传播。 所以，在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相对于其他主体具有信息优势，但是由于所获取的信息与其职责往往难以匹配，政府仍然具有很强的信息诉求。同时，出于规避风险和控制局势的目的，政府会倾向于适度控制信息的传播。这种行为虽然会妨碍到传媒和公众的部分知情权，但是对于避 免在更大范围内引起恐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公共危机条件下传媒的信息诉求。由于公共危机会对社会造成重大的冲击，所以往往会被传媒格外关注。但是，传媒对公共危机的报道却并不是处在“真空”之中。事实上，在对公共危机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传媒往往是处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受到各方利益与需求的制衡。所以，公共危机条件下传媒的信息诉求也就具有高度复杂性。首先，公众的知情权和传媒的职业道德是传媒信息诉求的基点。在公共危机条件下，公众既是危险的承担者，又是潜在的危机应对者。由于危机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公众应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是构建危机应对机制的前提。同时，传媒负有将事实真相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义务。所以，在公共危机条件下，传媒的信息诉求必须以维护公众知情权为基点，以恪守职业道德为底线。其次，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控制与化解是传媒信息诉求的价值标准。传媒对公共危机的报道不应被视作个体行为，而必须考虑到其社会影响。对于传媒来说，负责任的做法是将自身的信息诉求融入到公共危机的应对中，把维护公共福利作为行为的出发点，把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控制与化解作为重要的价值标准。最后，不仅要有及时的报道，还要通过深层的分析来引导公众。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传媒的价值不仅仅限于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将资讯传递给公众，更重要的是传媒可以通过基于事实的深度分析来引导公众。在国内外多次公共危机过程中，传媒都扮演了公众利益和公共理性捍卫者的角色。例如，2005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禽流感疫情。在此情况下，许多媒体不仅及时报道了禽流感的动态情况，还通过与专家合作进行宣传等形式来消除公众对于禽类食品的恐惧，有效地起到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 综上，在公共危机条件下，大众传媒负有传递信息的义务，也有及时、准确报道危机进展的诉求。但是，鉴于应对公共危机的特殊需要，传媒对于公共危机的报道还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需要有所取舍。所以，任何媒体对公共危机的报道都要在全面性和公益性之间进行平衡。 3.公共危机条件下公众的信息诉求。任何公共危机发生之后，公众都会在第一时间将注意力放在危机发生的地区，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获取相关的信息，并进而对此次危机可能引发的后果进行判断。当公众认为危机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会普遍地表现出不安、紧张甚至是恐慌的心态。而这种恐慌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往往比公共危机本身更加可怕。究其缘由，还是由于公众对信息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对未知的恐惧压倒了理性的思维。所以，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讲，及时有效的向公众传递公共危机的信息是缓解公众恐慌心理，控制危机破坏力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没有保留的将公共危机的所有信息都传递给公众。在危机爆发之后，政府应该向公众如实通报危机出现的原因、危机造成的损失等信息，着重公布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公众面前树立坚强的政府形象，帮助民众重建信心。同时，应该对恶意散布虚假信息的媒体或个人进行严厉的打击。 二、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公众的博弈模式分析 在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和公众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依据上述三类主体在公共危机中关系的性质，我们可以大体将公共危机管理分为两类： 1.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与公众的良性博弈模式。这主要是指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政府通过媒体与公众之间建立了直接、迅速、有效的联系。这其中包含着三层意思：首先，公众可以通过媒体了解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后续发展状况；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媒体将危机管理措施传达给民众；最后，民众关于此次危机的疑问和诉求可以在传媒整合之后传达给政府，政府对此做出及时回应。要达到这种模式，政府必须从以下几个角度做好安排：首先，注重时效。在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危机的蔓延是极为迅速的，而危机管理的时效性往往对危机的处理效果有决定性的意义，按照国际社会公认的标准，“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的24小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黄金生命线’，也是媒体报道的黄金时间。”①在危机发生之后，如果能迅速引导媒体、掌控舆论，就可以安定民心，将危机带来的损失控制到最小。同时，在短时间内给媒体足够的信息可以有效的抑制虚假消息的产生和传播，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限制危机的社会负面影响。其次，要注意管理行为的指向性。危机发生之后，政府的管理行为应立足于减少危害，控制事态，防止危机加剧这些目标上。所以，政府的具体作为应该明确传递给民众这样一个信息：政府是以所辖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的，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为了保证民众基本利益，决不允许牺牲民众利益来保全政府形象的情况发生。再次，政府在与传媒沟通时要有所选择。危机发生后，三类主体都对于了解事实真相有强烈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由于自身特殊地位而享有信息优势。从总体上说，政府负有将事实真相告知媒体和民众的义务。但是，出于更好的处理危机的目的，政府可以对信息共享的范围和对象做出筛选，这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是必须注意的。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对信息进行筛选并不包括制造虚假信息。因为，任何低估传媒和民众智力的行为都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揭穿，到时政府丧失的就不仅仅是危机干预的时机，更是民意民心。 2.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民众的恶性博弈模式。这主要是指由于各种原因，政府、传媒、民众之间没有建立起顺畅的沟通渠道。政府的作为不被民众了解，因而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媒体无法从政府得到及时、准确的信息，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捕风捉影，结果出现大量虚假信息；民众对政府作为失望，进而影响到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种模式里，三类主体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源于政府面对危机的态度和策略。而其中最大的失策包括以下两点：首先，试图控制信息传播的想法低估了传媒的能力。传媒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当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民众个体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大大增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公共危机在小范围内造成影响，其影响的进一步传播就是不可逆转的。其次，不了解限制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最好方式就是及时向媒体提供真实信息。只有及时给媒体和公众提供真实消息，才能有效的遏止谣言的传播，防止社会动荡。再次，政府没有对公众的诉求予以适当的回应，直接导致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危机状态中，社会公众会提出相应的政策诉求，要求政府制定相应的危机解决政策……公众的态度和要求影响着公共危机的发展趋向。”②而如果政府不能够满足公众的合理诉求，公众就会对政府丧失信心，进而采取各种非理性的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将会大大加深公共危机的严重程度。 三、基于信息博弈模式的危机管理制度安排 1.从政府对待媒体的态度和策略来讲，在当代社会，媒体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在非常态下更是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在，正常情况下，大众对于媒体的报道还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但是在身处危机的情况下，这种辨别能力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媒体的报道和引导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媒体统一作正面引导，可以有效的抑制大众的恐慌心理，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如果媒体作负面引导，或与政府口径不一致，那么就会助长对政府的怀疑，会引发更深程度的恐慌，甚至引发骚乱。 在探讨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的时候，首先要对媒体进行分类。在公共危机爆发时，媒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主流大型媒体。这类媒体的特点是和政府关系密切，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报道实力和渠道。由于上述特点，所以这类媒体应该成为政府在与公众沟通过程中的主力军。政府应该与这类媒体建立稳固的合作渠道，一旦有危机发生，保证这类媒体首先对危机进行采访，并在第一时间通过这类媒体向公众介绍情况，而且这类媒体的报道应该达到一定的数量级，以显示政府对于此事件的关注和处理的决心。这样可以有效地稳定大众的心理，但是由于这类媒体与官方的密切关系，所以公众在接纳这类信息时会心存疑虑。所以，在这类媒体的报道中切忌出现“假、大、空”信息。 二是非主流大型媒体。这类媒体的特点是与政府关系不甚密切，但是同样拥有较强的新闻报道实力，而且在大众中间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这类媒体，政府应该使用有效的策略，控制信息供给，加强信息监管，有效利用其影响。因为这类媒体如果采取不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报道，甚至是捏造负面报道，那对于政府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对于事件的处理是相当不利的。所以，政府应该将这类媒体当作第一种媒体的补充。即允许此类媒体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但是不允许此类媒体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擅自进行判断。同时，政府可以授意此类媒体针对主流媒体的某些重点消息进行深度挖掘。这样一来，此类媒体的报道就可以作为主流媒体报道的佐证，有利于危机的控制。 三是非主流小型媒体甚至是个人。在公共危机的处理过程中，这类媒体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由于这类媒体规模有限，同时又不受到政府约束，所以这类媒体普遍是本着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撰写报道，在报道公共危机时可能出现偏差，这样对这类媒体政府应加强监管和引导，使其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有助于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2.从政府对待公众的策略讲。在公共危机面前，公众之间所面临的其实是一种非合作状态下的集体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自保的动机，公众之间不可能产生理性的同盟，取而代之的是公共秩序的混沌失序。尤其是在没有关于事件的权威报道时，公众会普遍陷入“囚徒的困境”。其结果不仅是政府权威的丧失，更是社会运行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尤其小心出现公共政策执行失范，即由于公众对公共政策失去信心，而导致政策运行成本激增的情况，这对于政府解决公共危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出现公共危机时，政府对待公众的策略应该是：首先，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公众基本生活条件。在公共危机的初期，伴随着民众的担心，可能会出现哄抢风潮。而如果各类生活必需品供应出现了问题，公众的恐惧心理就会被强化，其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公共危机下，政府一定要保障公众的基本生活条件，注意安定民心。其次，在保证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对相关危险区域和行业进行调整，保证公众利益少受损失。政府应该视事态严重程度，及时对发生危险的区域进行隔离。应急预案中应该包括在何种情况下采取何种方式疏散哪些人群的内容。这样才能使公众放心，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再次，政府应加强与公众沟通协调，促使相应民众自救组织的出现并对其加以有效利用。政府要相信在危机面前，公众是具有理性的，同时，要意识到公众的配合对于危机解决的重要性。所以，促使公众自发成立应对危机的民间组织，并引导这些组织监督政府的行为，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恢复民众的信心。在与公众沟通的过程中，政府也应该注意内容的选择。与其让公众接受各种渠道传来的关于损失的消极信息，还不如主动披露危机应对的结果。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而是关心结果。一旦开始产生结果，政府就必须测量、提供文件并公布数据。”③通过对危机结果的实时跟踪报道，公众可以充分地获得资讯，也就消除了流言传播可能带来的后果。再次，政府不仅要充当信息的者，更要扮演信息的接收者。在公共危机条件下，公众并不甘于被动的接受信息，他们会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政府能够更加人性化地对待公众，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聆听公众的呼声，就可以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政府与被管理者之间信任裂痕出现的原因在于传统上的政府沟通是单向的。”④在发生公共危机的特殊情况下，通过双向沟通获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无疑是政府明智的选择。最后，政府在通过各种传媒手段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时，要区分建设性公众和发泄性公众，对不同公众采取不同政策。在面临危机时，公众会有不同的表现，部分会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而部分则纯粹是借机发泄，而在恐慌心理的影响下，后者的意见往往容易为公众接受，并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政府部门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诚实、虚心应对公众的建设性意见，同时注意鉴别信息，做到不受破坏性意见的影响。 浅谈公共危机管理机制:论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探索 论文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管理机制 论文摘要：建立科学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是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强化危机意识；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官员问责制度，修正考核体系；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管理机构。 美国学者罗森豪尔对于危机的界定是:“ 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危机是相对于人类生活中正常的社会关系秩序而引入的一个概念。它意味着在社会中，一系列终止和平进程和瓦解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正在迅速展开，使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大大超过了正常水平，迫使相关的系统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采取控制或调节行为，以维持系统的生存，如果举措不当，就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及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笔者以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强化危机意识 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全社会的危机治理意识，危机意识是危机治理的起点。各级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公共危机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大意思想，切实做好公共危机防范工作。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树立起危机管理不只是危机发生后政府的迅速回应和对危机局势的严厉控制，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及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防止危机爆发的意识。换言之，各级政府必须要有忧患意识，要能将危机管理于日常的制度建设和管理之中，优化政府常态管理。在日常的公共决策中，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先导，采取科学民主的决策方式，在源头上降低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 二、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政府的所有管理行为，包括危机治理必须依法进行。法治是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常态还是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法制化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应急权力也是法律授权的结果。公共危机管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他们有比较全面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框架，在紧急事态面前，有法律依据，政府应该做什么，公民应该做什么，相关的社会组织应该做什么， 法律有基本的甚至是详尽细致的规定。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检疫法》《突法性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体系尚不完整。一是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不统一，每个单行的法律只能适应一种紧急状态，一旦紧急状态产生的原因复杂，就很难有一统一的紧急状态下的指挥机制；二是有关紧急状态法对政府可以采取的紧急措施规定得不够清晰，特别是一些必要的行政程序缺乏，很容易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权力或不作为留下法律上的漏洞；三是公民的权利很容易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各方面的侵害，但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有效救济。因此，针对我国突发性公共危机的特点，亟须建立信息畅通、反应敏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应急法律制度，满足法律体系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标准：第一，法律体系的全方位内涵，囊括国家安全、经济、交通运输、福利保障、新闻舆论等宏观领域的危机立法，以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实施细则。第二，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在全方位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宪法、部门法、地方的行政法规等法律条文不得相互矛盾冲突，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纠错和补救。这样才能在法律上明确各级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责任，建立较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用法律保证应急减灾的胜利。 三、加强官员问责制度 修正考核体系公共危机治理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和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容许出现不负责任的官员的。 在“ 问责制”下，贪赃枉法、失职渎职与平平庸庸的官员必须引咎辞职或被免职，有利于促进政府官员的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在加强“ 问责制”的同时，要进一步修正考核体系，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准，尽快按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体系，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实现各级政府运作的公开化、程序化、透明化，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树立统一的“ 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最终标准。 四、完善信息沟通机制 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的特点，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人们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去获取与危机相关的信息，当人们获取的信息不足时，就会出现各种流言。这时，政府应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公开危机真相及相关信息，以官方的权威来稳定民心。只有及时地传递真实的信息，才能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 不产生过激反应和行为。而且，及时公布信息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垄断和封锁信息则会导致公众对政府不信任，从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并且会影响政府危机管理系统的运行效能。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在公共危机管理的各个环节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提高危机管理的信息透明度，不仅有利于政府防治危机而且便于全民动员，群防群控，缩短危机周期。在公开危机信息时，要通过召开新闻会、面向群众开通信息网站以及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等多种渠道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确保公众及时、充分地掌握所需的有关危机的信息。 五、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管理机构 由于危机事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科学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常设管理机构，以搜集分散的各类信息，同时负责整个危机事件的处理。预警机制强化政府责任，从地方到中央分别制定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建立突发事件的预警监测制度，定期、定点对可能的危机范围进行科学预测，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进行避害或将危害的发生减小在最小范围。在公共危机全球化的今天，危机管理机制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考验，要充分认识其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以适应现代社会新的发展要求。

农业环境论文: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建议 【摘要】 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但建国以后农业增长倚赖资源的局面尚未得到有效改变,农业用地的无序开发利用,为了提高产量而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工业化过程对农村环境的破坏和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遭到很大破坏。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引起国家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为了更好地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已成为必要。本文拟以农业生态保护立法为目的,从立法原因、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等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农业环境污染;农业生态环境;单行法 【正文】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三农”问题则是制约我国全面奔小康的瓶颈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业投入产出经济效益低下,我国农业表现出明显的弱质性。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大转型时期。传统农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难以解决大量人口的吃饭问题。为提高单亩产量,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产品上的残留和工农产品废弃物对环境及农产品的污染,从根本上危害我们的生存和发展。 一、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危害 (一)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现状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在获得较大发展的同时却伴随着农业环境受污染和生态遭破坏程度越来越严重的局面,主要表现在: 1.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 到2000年,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全国土地面积的41%,仅水力侵蚀面积就有185万km2,数百万公顷农田、耕地正在受到荒漠化、盐碱化的威胁。根据最新资料显示,我国90%的草地已不同程度地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的草地面积已占半数。随着生态环境恶化,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2.耕地资源迅速减少,土地质量下降 我国2000年人均耕地为0.101hm2,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而且耕地利用程度较高,目前垦植率已达13.7%,超过世界平均数3.5个百分点。1986~1995年,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和灾害损毁耕地超过466万hm2,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200万hm2. 1998年,因非农业建设占地、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共减少耕地57.1万hm2.同时,我国耕地土壤质量呈现退化趋势,干旱、半干旱地区40%的耕地严重退化。另外,受酸雨的影响,土壤酸化过程加剧。 3. 农业生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是乡镇工业的“三废”排放。近十几年来,由于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它们对外排放的污染物也在逐年增加,到1995年最大值,然后逐渐下降,2000年又有所回升 另外,农业本身生产过程的非点源污染问题也严重影响着农业生态系统,突出表现在化肥的流失对地面水、土壤、大气的污染和在食物中的残留。此外,大量的农膜及其它废弃物也影响着农业生态环境质量。 目前,我国农业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农业污染量已占到全国总污染量 (指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及农业污染的总和)的1/3-1/2,不仅成为水体、土壤、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农产品安全、人体健康乃至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业污染问题。 (二)农业污染对农产品、人身健康、国民经济的危害 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尤其是农业环境污染,给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国民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危害,主要表现在: 1.对我国水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我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4-1/5,而化肥、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及畜禽粪便的管理不利造成的农业污染,致使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对我国的水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根据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陕西等地的600个地下水样的调查显示,我国一些地区地下水正面临被硝酸盐(硝酸盐是氮肥、动物粪便、动植物尸体等中所含氮化合物降解的终端产品)污染的严重威胁。另外,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湖泊、河流及东南沿海和近海海域都出现了严重的富营养化问题且呈加重趋势。中国农科院的有关专家分析,在我国水环境中,来自农田和畜禽养殖粪便中的总磷、总氮比重已分别达到43%和53%,接近和超过了来自工业和城市生活的点源污染,不仅正成为我国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并且已成为我国水安全问题的重要隐患。 2.土壤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由于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及污水灌溉等多种原因,一方面,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另一方面,土壤受到重金属、无机盐、有机物和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且情况严重。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至少有1300-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在昆明市斗南镇,由于土壤被污染,种植出的蔬菜农药残留太高,无法食用,农民只好换土或改种园艺类作物。我国东北地区一些农场长期使用氮肥,土壤有机质含量已由原来的5%-8%降到1%-2%.江西红壤表土ph值由5.0降到4.3,土壤板结普遍严重。一些地处热带的农田土壤受到严重破坏,有的甚至丧失农业耕种价值。虽然,对于农药和有机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病原菌污染等其他类型的土壤污染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目前尚缺乏系统的调查资料,难以估计。但是,土壤污染导致直接经济损失的严重性已是不争之事,仅以土壤重金属污染为例,目前全国有1/5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每年因此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另外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吨,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 3.部分农产品质量安全下降 目前影响我国农产品安全的主要问题是农药、兽药残留,重金属残留和硝酸盐污染。2005年4月,农业部组织有关质检机构对我国37个城市蔬菜农药残留状况的监测结果:52种蔬菜3845个样品中,农药残留超标样品318个,超标率为8.3%.频繁过量施用氮肥,导致蔬菜中硝酸盐含量严重超标,某些磷肥含氟、镉和砷等有害物质,增加了蔬菜、粮食中氟和重金属含量。北京市农委资料显示,北京市市场(含超级市场)的叶菜类蔬菜60-70%硝酸盐含量超标,果菜类蔬菜20-30%硝酸盐含量超标,菠菜硝酸盐含量高达2358mg/kg,萝卜达2177mg/kg,大白菜达3225mg/kg,北京市民砷日摄取量已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的120%. 4.农产品出口贸易及农民增收受到阻碍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农产品出口不畅的主要原因和影响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农产品的质量问题。 入世以来,先是欧盟对我国动物源性产品实施报复性禁 令,后是荷兰销毁我国的出口农产品,接着是其他国家针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提高了进口要求,强化了进口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日本2005年建立了优良农产品认证制度,规定凡要求认证的农副产品必须正确标明该产品的生产者、产地、收获和上市日期,以及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名称、数量和时间,凡在生产过程中不当使用农药和化肥的农产品将被拒之门外。2006年5月29日,日本将实行《食品中残留农药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对734种农药、兽药和添加剂在农产品中的残留限定了标准。这表明,今后出口到该国的农产品将几乎不允许含有农药残留。我国有1/3农产品出口日本,近年来屡屡发生因为农药残留超标被退回事件,此次《肯定列表制度》执行后,生产企业必须尽快调整种植和加工的环节,以便适应新的需要。在短期内,对日出口必会受到影响。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通过立法,制定繁杂的环保公约、法律、法规和标准、标志等形式,对商品进行准入限制的绿色壁垒。我国产品,特别是农产品不断遭到拦截,致使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下降。近年来,沿海地区由于出口的农产品因质量问题而产生的直接损失已达数十亿美元,并且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据联合国的统计,我国每年约有包括农产品在内的74亿美元出口商品因绿色壁垒而受阻。作为WTO成员国,在国际多边贸易中如何应对日益苛刻的绿色壁垒,已成为我国农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目前,我国的农产品生产,一方面是大宗农产品相对过剩,价格低迷;另一方面,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却相对供应不足,制约了农产品市场的拓展和效益的提高。由于食品安全优质问题给农业经济效益提高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5.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不容忽视 (1)对人群恶性肿瘤发生的影响不可忽视 目前,我国还没有直接的有关农村面源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报道。但是,现有可供研究的监测资料可以间接反映出农村生态环境变化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二十世纪70年代,我国恶性肿瘤的调整死亡率为84.85/10万,到90年代上升了11.56%,达到94.36/10万。城市人群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于农村,胃癌等消化系统癌症农村居民高于城市。有些农村地区,由于过量施用农药、化肥,以及公共卫生设施落后,致使农村一些未经处理的农业污染物随意堆放或直接排入水体,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出现了明显恶化,农村居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呈现出持续升高的趋势。目前,农村居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总体上已高于城市居民。 对比我国农村恶性肿瘤的高发病种,可以说与近年来农村水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趋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环境污染的视角看,不可忽视农业面源污染对人群恶性肿瘤发生的影响。 (2)加重当地肠道传染病的流行 随着许多地方畜禽粪便直排水体,在加重水体富营养化的同时,也加重了当地肠道传染病的流行趋势。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2005年世界儿童状况》记载,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全球排第87位,属偏高的位置。而肠道传染病高发是目前我国农村5岁以下儿童主要死因之一。我国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云南等7省100多个县市,血吸虫病患者总数80多万人,生活在上述疫区的民众达6000多万人。而粪便的无害化管理和利用,对降低儿童死亡率和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 (3)婴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危险性提高 据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从1996年至2000年,出生缺陷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农村高于城市。这种状况广泛存在于山东、湖南、湖北、广西、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宁夏和天津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中。尽管人类的出生缺陷与许多有害因素和生活行为、习惯有关,但孕妇接触农药与出生缺陷的关系已得到证实。有文献报道,农药与各类出生缺陷存在病因联系,孕期接触农药可使婴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危险性提高1.22倍。预防农药对出生缺陷的危害已是一个十分迫切任务。 6.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严重。一些农业污染严重的地区,出现了农作物减产,质量下降,甚至传统农作物无法继续种植的现象。农业污染还造成渔业、畜牧业、旅游业的经济损失。据有关专家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水污染造成的工农业、旅游业和人体健康的经济损失进行了估算,折合1995年的货币量为1428.9亿元,占全部环境损失的76.2%,占gdp的2.44%.1997年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的报告估算我国每年因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330亿人民币,占该年gdp的0.44%.亚洲开发行认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gdp的0.5%—1%之间。还有专家对我国2004年化肥生产的能耗数据进行了测算,结果是2004年我国因化肥利用率低而间接浪费煤炭2673万吨,天然气45亿立方米,重油168万吨,电158亿度,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14.1%、13.3%、0.96%和0.72%. 农业污染给本已脆弱的农业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危害,从现象上看,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从本质上看,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粮食安全、甚至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二、关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现状 (一)国外相关立法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制定了专门的环境法律或与之相关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之中存在一类规则,它们贯穿于整个环境法之中,体现环境法的目的,反映环境法的性质、基本特征,并能对环境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等活动具有普遍性指导作用。这类准则在环境法上被称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在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的基础上宣告了环境权利,如科学发展、科学保护环境、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合作、损害和风险预防、环境责任等27项与环境保护和发展有关的27个原则。由于该宣言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政治承诺,反映了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共识,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时代,这些原则对于指导各国环境法的制定和修订,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和其他的环境法律法规、判例,确认和体现了科学发展经济、科学保护环境、公众参与、环境责任、风险与损害预防、权益平衡与制约等原则。 美国、日本、欧盟 成员国等发达国家,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如美国,在1990年颁布的《污染预防法》中对可持续农业作出明确规定;日本在《新农业基本法》中充分体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欧盟成员国从1992年开始支持尊重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生产方式,推行农业可持续发展,如瑞典于1999年通过的《农业环境保护法》将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主导立法思想。 在对农业污染的控制方面,各发达国家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和“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优先考虑环境效益”为立法主导思想,主要采取从总体上防治农业污染的综合立法模式。 (二)国内相关地方性立法 湖北省新修订的《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于2006年12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明令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中药材、粮食、油料等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投肥养殖:禁止向农田或者渔业水域排放不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渔业水质标准的工业废水;禁止向农田和农用水源附近倾倒、弃置、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据统计,湖北省受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面积已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500万亩,增加到800万亩,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10亿元,相当于每个农民平均每年增加环境污染负担25元,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江苏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1999年2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主要内容有:耕地使用者必须坚持用地和养地相结合,采取有利于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的耕作制度和方式;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生产者依法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改造中低产田,开展小流域治理,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盐渍化和贫瘠化;禁止直接向农田排放工业废水和城镇污水。 《安徽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自1999年8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第四条规定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农业生态环境是生态环境的基础。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坚持统一规划、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实行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该条例主要内容有:鼓励、支持生产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绿色食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微生物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推广配方施肥技术;鼓励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递减化肥用量,保护和培肥地力;鼓励农业生产者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鼓励农业生产者使用易降解的农用薄膜等。 三、拟制定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的立法基本原则及主要内容 (一)立法基本原则 我国现有有关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规定比较零散,片面且适用性不强,缺乏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无法满足生态环境建设的实际需要。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就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原则加以探讨,以期完善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立法规定。 1.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优先原则 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优先原则,是指在环境立法中,应把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放在优先的位置加以考虑,在环境利益和其他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当优先考虑环境利益。 我们认为,在环境立法中必须坚持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优先原则,严格禁止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开发活动中,必须把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放在首要位置,防止经济开发变为环境生态的大破坏。该原则强调的是,在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与环境利益发生冲突即两个利益客观上不可能同时兼顾时,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利益,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护居民良好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只有在优质的环境中才能维持生命和健康。该原则的实质在于反对以牺牲生态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 日本现行环境立法遵循了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优先原则。日本于1970年修改《公害对策基本法》时,从立法目的中删除了“与经济调和”的规定,在日本环境立法中确立了“环境优先原则”。该原则的确立,使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环境法以求实现环境保护时,不必更多地考虑保护环境的费用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环境优先”原则在日本的各项环境法律、法规、标准和制度中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俄罗斯环境立法也遵循了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在其联邦宪法、自然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体现出来,具体内容包括: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居民生活、劳动和休息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生态利益的重要性;利用一种或几种自然客体,不应对其他自然客体和总体环境造成损害。 2.遵循生态规律原则 遵循生态规律原则,是指在进行环境立法时,应当遵循自然和生态演变的规律,把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的基本原则作为制定法律及其法律规定确立的理论基础。生态系统有如下一些基本规律:(1)物物相关规律。生态系统各事物在该系统的形成过程中,互相制约、互相依赖,改变其中一部分就会影响到其他部分甚至整个生态系统。(2)负载有额规律。环境对人类索取需求的承载能力以及自然环境对污染物的容纳能力都是有限的,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导致生态危机。(3)多样稳定规律。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类越多,生态系统越稳定。(4)物质能量输入输出动态平衡规律。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无论是生物、环境还是整个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的输入与输出总是相对平衡的。 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自然界中的一切物质按一定的规律,有机的结合成为一个个不同的生态系统,再由各个不同的生态系统组成生物圈。在一个正常的生态系统中,它的结构和功能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生态平衡为人类提供适宜的环境条件和稳定的物质资源。倘若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引起生态失调,严重的时候就会导致生态危机发生,直接威胁人类生存。西部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荒漠化、近年来肆虐的沙尘暴,都是大自然对人类违背生态规律的惩罚。生态学基本原理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处理环境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制定环境与自然资源法律的理论基础。环境立法就是要通过制定法律规范人类的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系统不过分受到干扰和破坏。西部地区许多地方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因此在西部开发环境立法中,要认识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的特点,遵循生态规律,维护生态系统结构的整体性和运行的连续性,保持生态系统的再生产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特殊重要生境及生态脆弱带。 3.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利用效率原则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利用效率原则,是指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必须合理利用,提高利用效率,促使资源可持续利用,避免浪费。它包括有计划、有效率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可以再生的自然资源以及维持现有的环境与自然资源品质。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由于对自然资源缺乏科学管理与合理保护,长期实行粗放式的高消耗、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过度开发,许多自然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浪费,资源开发总回收 率仅为30%,淡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仅为20—30%,直接影响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西部开发环境立法中,应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作为制定计划、安排投资的重要指标,强化对资源利用的计划监督,强化对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的优惠政策,努力开展综合开发、综合利用。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应采取综合利用、最优利用、回收利用的方法,尽可能延长利用期限,提高利用效率。鼓励自然资源利用对象和利用方式的多样化,以减轻对某种资源的开发压力。例如,保留传统农业对多种生物资源的利用和广泛利用土着树种营造森林,防止遗传的均化。 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价格不合理,刺激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消费使用。在目前自然资源的定价中,往往只考虑资源的生产成本,而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消耗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因而未对资源的高效开发和利用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西部开发环境立法中应该完善资源产权制度,建立合理的资源价格机制。资源价格的合理化有利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资源的价格不仅要从其开发利用为社会增加的财富计算,而且还要从耗竭程度计算,以保证永续利用资源。符合价值规律的资源价格是合理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前提保证。 4.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原则 在环境保护中积极利用经济手段,不仅可以促进企事业单位的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而且能有效地降低行政管理的财务和技术负担,弥补我国目前的环境法以行政“命令——控制”手段为主的缺陷。 在我国西部地区,从经济、技术和行政管理能力而言,难以有效实施以复杂的环境监测和行政监督为基础的命令——控制制度,特别是面对众多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常常难以实施监督和管理。因此,在环境立法中,应采用一些征收和管理比较简单、更富效率的经济手段。我们认为,在西部环境立法中,应体现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充分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各市场主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改革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实施按污染物排放总量收费的办法,按照“排污费高于治理成本”的原则提高现行收费标准;推行污水处理厂等公用设施使用收费制度,使每个设施使用者都应合理负担设施的正常运营费用;逐步引入污染税或环境税,可考虑把一部分排污费改为在原料和产品环节征收的污染附加税;在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领域,可逐步开展排污权交易。可以提倡在邻近的、情况类似的企业或新老企业之间实行联合治污;还可以采取许多国家环境法所采用的补贴手段,对符合大开发战略的生态建设、绿色产业和清洁生产进行财政补贴,其主要形式有拨款、软贷款以及加速资产折旧等。在许多国家,经济手段作用正在深化和扩大。在西部开发环境立法中,我们不仅要善于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还要结合西部各地的特点,勇于创新,让经济手段在西部开发环境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主要制度和内容 农业环境保护范围应该是农业领域,其保护内容应是农业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也就是农业用地、农业用水、天气和生物等。由于影响农业生态环境的因素众多,既有来自农业生产内部的活动,也有来自外部的活动。因此农业环境保护法的调整对象应是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建设、开发、科研和其他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 为使我国农业环境做到良性循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农业环境保护的规定中,须着重于对耕地的保护、水土流失的防治、乡镇工业对生态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农业水资源和生物资源的保护等作出规定。特别是在资源利用和开发方面,坚持使用和养护相结合,禁止掠夺性经营,规范农业生产活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此外,对基本农田区、农业环境综合整治区的设立、规划和管理应作出明确的规定。 1.农药、化肥的合理使用制度 《江苏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指导农业生产者合理使用化肥,采用配方施肥和秸秆还田,使用微生物肥料,增施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保持和培肥地力。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未经国家或者省级登记的化学、微生物肥料。”第20条规定:“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使用农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防止对土壤和农产品的污染。不得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者撤销登记的农药。对国家禁止使用和限制使用的农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公布和宣传,并加以监督管理。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中草药和直接食用的其他农产品。”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农业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产品农药残留量的检测工作。经检测农药残留量超过标准的农产品,禁止销售或限制其用途。” 《安徽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12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微生物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推广配方施肥技术;鼓励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递减化肥用量,保护和培肥地力。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未经国家或者省登记的化肥、微生物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第13条规定:“推广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术,鼓励农业生产者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者撤销登记的农药。对国家禁止使用和限制使用的农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公布和宣传,并严加监督管理。使用农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中草药和直接食用的其他农产品。” 《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11条规定:“对复混肥、配方肥、精制有机肥、床土调酸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生产经营实行登记管理。申请登记的,申请人应当提供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出具的安全、卫生、环境影响等评价报告;不符合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登记机关不予登记。向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作为肥料的城镇垃圾、粉煤灰和污泥的,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得提供和施用。”第12条规定:“使用农药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鼓励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推广应用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中药材、粮食、油料等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农药品种目录。” 2.固体废弃物的运输、管理制度 《安徽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25条规定:“不得擅自在农业用地上堆放导致污染或者改变土地用途的固体废弃物。确需堆放的,必须征得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同意,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土地管理部门审查批准,按指定范围堆放,并采取防 扬散、防流失、防渗漏、防自燃等措施。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农田灌溉水源附近堆放固体废弃物。”第26条规定:“在桑蚕集中产区从事磷肥、硫酸、砖瓦、水泥等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在桑蚕发育敏感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严格限制氟、硫等有害物质的排放。桑蚕发育敏感期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准并公布。”第27条规定:“专业从事畜禽饲养和农畜产品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粪便、废水和其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避免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 《江苏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第28条规定:“不得擅自在农业用地上堆放有害固体废弃物;确需占用农业用地临时堆放固体废弃物的,必须经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按有关规定办理土地使用审批手续。对固体废弃物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扬散、自燃、渗漏、流失。”第29条规定:“专业从事畜禽饲养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对粪便、废水及其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避免和减少污染。”第30条规定:“提供给农业使用的城镇垃圾、粉煤灰和污泥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兴办砖厂、灰窑或者其他危害农业生态环境的项目。禁止向农田和农用水源附近倾倒、弃置、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在其他农业用地修建处置、堆存固体废弃物场地的,必须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征得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3.法律责任 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农业环境违法行为缺少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造成农业环境执法中“无法可依”的局面。因此,农业环境保护法必须对污染和破坏农业生态环境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规定,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从重从严处理,这是进行农业环境管理的重要保证。 农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制采用统一监督管理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历次机构改革都强调,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管理。因此,在农业环境保护中,各级环境行政管理部门仍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权,各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辖区的农业环境实行监督管理,即具有对污染和破坏农业环境的单位或个人的现场检查权,农业领域内建设的项目、技术推广项目对农业环境评价报告的预审权,以及组织开展农业环境建设、农业环境监测和农业环境规划等的义务。 另外,农业环境是相对于整个大农业而言的,因此除农业部门外,各级土地、水利、林业、畜牧等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农业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四、立法的启示 (一)为什么由条例上升为法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破坏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运用法律手段是进行环境保护的一条有效途径。因此,强化我国农业环境保护立法,把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已迫在眉睫。 1.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保护受害者权益需要制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和时尚,这也就要求农业生产不仅要提高农产品的数量,而且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而健康卫生的农产品,首先是依赖于农业生产环境的质量,因此建立相应的环境保护法规,保护农业生产环境,具有了市场驱动力。 另一方面,加快农业环境立法也是保护受害者权益的需要。农业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多数是农民,他们自我保护能力差,不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制定农业环境保护法规,明确有关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使处理纠纷法定化、程序化,对于解决纠纷、维护受害者的权益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2.实现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制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 农业生产既是一种依赖于环境的生物性产业,又是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的生命性产业,因此只有一手抓农业生产、一手抓环境保护,才能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均资源相对匮乏,只有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而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必须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有必要制定统一规范的农业环境保护法规来保障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 3.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是由农业生态环境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生活。农业是“露天工厂”,一方面直接干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工业等部门的生产开发活动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影响着农业生态环境。因此,保护和改善农业环境是我国政治经济全局中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但是,要使如此众多的农民及社会各界有组织有计划地保护和改善农业环境,单靠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来组织、领导和管理是难以实现的,还必须借助于法律手段。特别是当前的农业向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方面发展,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趋向多样化,农业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农业生态环境的法律保护显得愈加紧迫和重要。 4.现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由于不同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之间相互交叉,再加上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使得不同的环境保护法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冲突现象。这主要表现在: (1)不同的法律在涉及同一行为时,往往有不同的规定。例如,在草原上猎捕野生动物,按《草原法》的规定只要严格遵守当地人民政府关于预防疫病流行的有关规定即可,并没有关于狩猎的要求;然而,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必须取得狩猎证,否则就是违法。对于同一行为,两个法律的不同规定,无疑会造成某些矛盾的执法现象,结果使人们无所适从。 (2)对同一资源开发行为,有的法律要求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有的则不要求采取措施。例如,《水土保持法》第16条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的,采伐方案中必须有采伐区水土保持措施;但在《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却没有任何关于采伐林木时水土保持措施的规定。 (3)对同一违法行为,有的法律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有的则未规定法律责任。例如,《水法》和《渔业法》都规定了“禁止围湖造田”,《水法》对违反这一规定的行为规定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罚款的法律责任;而《渔业法》对违反这一规定的行为却没有规定任何法律责任。同一行为,在同一法律制度下,按照不同的部门法,却有不同的法律责任,其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法》、《农业法》等法律、法规对农业环境保护做了某些原则性的规定,但由于对农业环境保护工作规定不系统、不具体、针对性不强,在实行工作中难以有效实施。因此,尽快制定较为完整、具体、针对性强的农业环境保护法规,对人们 的行为进行规范,建立起切实可行的保护制度并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才能逐渐消除污染,有效地保护和改善农业环境。 (二)作为一个全国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生态农业建设取得显着成效,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发展迅速,农业环境监测体系逐步完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取得新进展,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初步走上依法行政的轨道。但是,随着人口、资源、环境间矛盾的日益突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和农业发达地区都面临着资源紧张、生态破坏的压力,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面临严峻挑战。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环境受到人类不当行为的冲击越来越大。为保护农业环境,维护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加强农业环境法制建设已显得非常迫切。 建议尽快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建立起切实可行的保护制度并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有效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逐步控制和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农业资源,实现环境保护与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环境论文:海南生态农业环境研究 一、环境资源优势 (一)气候资源优势 海南地处热带北缘,属热带季风气候,长夏无冬,年平均气温22~26℃,≥10℃的积温为8200℃。充裕的阳光和热量,多雨湿热的气候条件,为海南发展生态高效农业提供了“天然的大温室”。 (二)作物资源优势 动植物药材资源丰富,有“天然药库”之称。4000多种植物中可入药的多达2000余种,占全国的40%。药典收载的有500种,经过筛选的抗癌植物有137种,南药30多种。作物种类多、生长繁殖快、具有较强的稀缺性是海南省热带作物资源的优势和特色,也是海南省发展生态农业的优势所在。 (三)土地资源优势 海南本岛现有面积约3.40万平方公里,加上其他岛屿,全省土地总面积3.4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热带土地面积的42.5%。海南人均可利用土地面积约为5.32亩,远高于全国1.5亩的平均水平,而且地处热带,开发利用价值更高。 (四)水资源优势 海南本岛独流入海的河流共有154条,其中集水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有38条。地表水水质优良,根据2000年的监测,71.2%的河段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Ⅰ、Ⅱ类标准,11.9%的河段达Ⅲ类标准,16.9%为Ⅳ类标准,Ⅴ类或劣Ⅴ类水质未发现。 (五)生物资源优势 森林面积广阔,2007年高达192.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57.1%,是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公布18.21%)的3倍多[2]。海南省植物种类繁多,是中国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的原产地。 二、环境问题 (一)土壤破坏严重 为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减少农作物损失,人们常为作物施一定量的化肥和喷洒少量的农药,但如果过量施用或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方法施用,那么就会给土壤及作物造成一定的污染。土壤中大量残留的化肥和农药会影响土壤中的微生物,而土壤生物在分解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会改变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土地更加贫瘠、耕地大量流失。使用农膜对作物早熟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但因过量使用且回收率低,会在土壤中大量残留,从而严重影响土壤的通气透水等物理性质,阻碍土壤中养分的迁移,并因此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畜禽动物的大量排泄物,如果不及时转化处理,也会对空气和水源造成污染;而且畜禽会大量啃噬植被,造成牧区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海南省水利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1年第三次全国土壤侵蚀遥感调查,海南省水土流失面积为437.7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29%[3],主要集中在海口鸭程溪、文昌宝陵河、澄迈黄龙岭及儋州蚂蝗岭一带。 (二)热带雨林破坏严重 世界热带雨林的面积仅占全球面积的7%,目前正以每年0.6%~l%的速度消失[4]。新中国成立之初,海南拥有天然林面积为120万公顷,覆盖率为35%。但国家“大生产”以及随后的建设需要,海南热带雨林遭到大量砍伐,到1956年海南天然林总面积为86.3万公顷、覆盖率为25.7%,1979年天然林总面积为38公顷、覆盖率下降到11.2%。海南原始林覆盖率从1987年的7.2%,到现在仅有4%。近年来,海南省制订并出台了一系列“退耕还林”、“退塘还林”的政策,但盗伐原生林、强砍海防林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热带海洋污染严重 珊瑚礁是由造礁珊瑚的大量繁殖形成的各种礁体,海南是我国珊瑚礁最丰富的地方。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南省珊瑚礁面积和长度都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其中面积减少了55.5%、长度降低了59.1%。致使海水不断入侵,逐渐吞没沿海的一些村庄和树木,土地沙化变得更加严重。海南是我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种类最多、生态条件最好的地区,它是阻止海水侵蚀的天然屏障,是鱼、虾、蟹、贝等生物繁衍的场所和鸟类的乐园,是食蟹猴的栖息地,这些形成了海南独特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因多年的乱砍滥伐,现在海南红树林面积只有3930公顷,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1/3[5]。海水养殖业对红树林、青皮林等防护林砍伐和破坏也很大;同时高位池养殖投放在池中的饲料及鱼虾排泄物对周边的地表水、地下水及周围的耕地造成较大污染,严重影响居民用水和农业耕作;渔民使用的炸鱼、毒鱼等非法捕捞方式,也严重威胁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对海水造成严重的污染。 三、环境保护与生态农业发展建议 自1999年海南生态省建设以来,各级农业部门紧紧围绕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的,突出抓好生态农业发展重点,促进了生态农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生态农业立法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标准和质量安全体系逐步建立,无公害生产基地逐步建立,沼气带动作用不断显现,畜禽产品品质全面提高。目前,海南省生态农业县和生态村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还处于初级阶段,生态示范点、生态村的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为加强海南环境保护,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结合海南省环境保护和生态农业发展,建议如下。 (一)提高公众生态农业和环境保护意识 发展生态农业,公众的意识很重要。要加强生态环境与生态农业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公众对农业及农业生态环境的认知程度和紧迫感,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要改变以前“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老路子,转变长期以来单纯向自然索取而不重视维护、协调的观念,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国际旅游岛建设时期,一定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单项与综合的关系,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任期行为”。在弄清整个生态环境允许情况下,掌握能够开发的农业土地现有面积、所占的比例以及生态农业发展的需求;要充分考虑到土地过度开发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要高度重视影响生态农业发展的敏感和脆弱区域,切实发展好、保护好;同时还要加强水源地生态林保护、江河湖边林地林木保护,以及东寨港等生态自然林地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 (二)科学制定海南生态农业发展规划 要紧紧抓住国家重视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富裕的基本国策 ,特别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国务院关于促进热带作物产业发展等国家政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发展现代热带农业、建设热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围绕确保热带农产品有效供给、热带农业稳定发展和热区农民持续增收的重大需求,着眼海南经济建设长远需要,立足资源优势和发展实际,在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旅游岛建设新需求,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力量,在各市县的具体生产实践中开展热带生态农业建设规划研究。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细化海南生态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海南生态农业发展指明方向。具体应包括生态农业总体布局、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配套技术、综合效益分析、市场前景预测、组织管理形式、社会服务体系、产业化模式、区域协调以及生态农业制度创新等内容,这是全面推进生态农业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三)集成先进技术支撑生态农业发展 一是加强生态农业基础技术研究。加强科研单位与农业高校的联合、协作,组织科技攻关,重点是加强热带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灾害防控研究,开展热带农林重大病虫草害流行规律及成灾机理研究,突破重要有害生物、危险性外来入侵生物的有效监测、预警与防控等技术。开展转基因作物监测、监控与环境安全评价研究。开展生物灾害的生物防治研究,研发新型生物农药产品。创新热带农业产地环境的评价、污染监测与修复技术。合理开发利用热带生物资源应用于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和改善,建立基于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的农林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术体系,确保农业生产安全。二是加强良种良苗工程建设。根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这条主线,以名特优新稀作物为重点,以优化品种资源为突破口,加快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繁殖,加强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和推广服务工作,推动生态农业高水平发展。三是加强农业先进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要激励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主动走进农村,面向生态农业发展的主战场,通过开展高效生态农业的试验示范,让广大农户和企业看到发展生态农业能够带来的效益。海南省环境保护和生态农业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为海南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挑战也是机遇。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加快海南环境保护和生态农业协调发展,需要大家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不懈努力。 农业环境论文: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状况与进展途径 1引言 农业生态环境在广义上是指直接或间接影响农业生存和发展的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等各种要素的总称,是农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原始农业时期、古代农业时期、近代农业时期以及现代农业时期。农业环境生态的总体演变趋势是不断的恶化,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来,由于我国人口剧增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导致我国国民需求和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农业的生态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因此,笔者认为,全面分析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当前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改善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有效对策是非常有必要。 2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 (1)农业水资源问题。水不仅是生命之源,也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资源。农业水资源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农业水资源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人均占有量较少、利用率低、用水浪费及水污染严重。我国水资源十分短缺,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大约有3亿农民的饮用水不符合卫生标准,平均每年农业土地受旱面积大约有200万hm2。且我国水资源地区和时间上分布极不均匀,在东南沿海地区年降水量在1600mm以上,而西北荒漠地区年降水量低于200mm,南方的易旱山丘地区以及北方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耕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62%,而江河径流量却只占18%。水量年内和年际分布不均匀,旱涝灾害频发。由于农业技术缺陷和环保意识的淡薄,我国人资源利用率较低、水污染和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2)农业土地资源问题。耕地作为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是一种农业生产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我国耕地资源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耕地总体质量偏低和土地退化严重。由于交通运输业和工业等的快速发展,我国耕地的总面积在不断减少,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从1949的0.26hm2降低到2007年的0.092hm2,2007年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人均耕地面积的1/2。而且我国耕地质量整体偏低,我国因土壤肥力的低下或生态环境的恶劣而不能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约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耕地肥力水平总体偏低,51%的耕地缺磷,60%的耕地缺钾。我国耕地退化现象也很严重,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和土地盐碱化形势严峻。 (3)农业生物资源问题。农业的生物资源对于农业的发展十分重要,要想保证农业生产质量,就要控制好农业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降低会减少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类,缩小食物链,致使农作物对环境敏感度变强,抗逆能力变弱,耕地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由于人为因素的长期影响,我国农业的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主要体现在:①农田物种减少,结构功能简化;②土地集约化利用和过度开发,耕地生态系统变得单调;③大规模机械耕作和农药的广泛使用致使某些物种消失。 (4)农业气候资源问题。当前,我国农业气候资源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是:①自然灾害频发。据统计,我国每年农业受灾面积超过5000万hm2,约占总耕种面积的30%,成灾面积约有3000万hm2,约占总耕种面积20%;②酸雨污染情况严重。2006年,我国酸雨的发生率超过5%的地区约占全国面积32.6%,而酸雨的发生率超过25%的地区约占全国面积15.4%;③气候因素不协调,比如东北地区水分、光照和土地条件都较好,而霜冻和冷害频繁、热量不足,西南地区水热资源很丰富,而光照条件较差,西北地区光热资源很丰富,而水资源匮乏。 3农业生态环境的发展对策 (1)加强宣传教育,提高认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型发展观念,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建设,对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因此,要想搞好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必须要加强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活动,切实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认识。宣传教育的途径有:①印发学习资料,或以多媒体通过网络、电视等进行宣传;②召开培训会议,开办培训班;③聘请专家开展各种专题讲座。 (2)健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以及《农业法》等法律虽然已经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部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较分散、缺乏针对性且不够系统和具体,很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所以,当前,我国急需根据我国国情制定出一套系统完善的农业生态环境专项保护法律和一系列标准,同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建立一支作风过硬、高素质的环境执法队伍,以提高环境执法的水平,强化环境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比严、违法必究。 (3)发展区域特色农业经济,大力推行生态农业建设。由于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中土地、水、气候和生物等资源区域差异性较大,所以,各地区必须要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各自有利的条件,以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为指导,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优势产业,建立多种形式、各具特色的农业发展模式,发展生态农业。 (4)控制农业用水。我国农业用水资源短缺现象十分严重,同时我国农业用水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节水潜力巨大,所以,必须控制好农业用水,积极推广农业用水技术。目前,较常用的农业节水技术有集水农业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农艺节水技术和生物节水技术。这些技术可以相互结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在农业实际生产中要因地制宜综合运用,以达到控制好农业用水的目的。 (5)加大投入、加强科研。目前,我国在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投入仍不足,为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有效遏制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各级政府要积极筹集资金,加大投入,把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投入纳入到各级的财政预算当中,设立专项基金,统筹安排。此外,要重视农业生态环境的科研,不断完善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技术体系,加强培养生态环境建设人才,从根本上解决农 业环境污染、土壤退化、农业生物多样性降低以及自然灾害等农业主要环境问题。 4结语 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共同组成的开放、复杂的系统,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农业可持续发展,而由于思想意识和技术等多种原因,导致农业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引发了各种农业生态环境的灾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要加大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力度,科学管理,扭转当前农业生态环境不良的现状,以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环境论文:浅析农业水利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方法 摘要:伴随着社会 经济 的 发展 ,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农业这一基础产业对环境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其对水资源的影响,大量的农业水利工程都或多或少的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合理的对其作出评价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关键词:水利工程项目;环境评价方法;生态效益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除了 工业 对环境的影响,农业的水利工程项目同样对环境产生影响,为了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子孙的长远利益,重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怎样能准确的衡量这一影响,成为了当前人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农业水利工程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水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忽视水资源的载力问题。一定意义上说环境也是不可再生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在短期内是无法恢复的,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上千年才能恢复。水资源自身的生态平衡也需要一定的水量,例如渗入地下的水、蒸发的水、排沙除淤的水、排盐碱的水、湖泊洼地的水量等等,一定要保留维持其基本平衡的水量。国外的研究表明,河道内径流为多年平均值的30 %,这是保持大多数水生生物有好的栖息条件所推荐的基本径流量。与大 自然 和谐发展,大自然才会给我们最多的回报,否则大自然的报复常常给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水土流失、沙尘暴已不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每年春季北京及 2.3环境影响的预测 环境影响的预测即预测工程兴建后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影响。预测的结果一般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种。对一些能用量度单位表示的环境因素,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或物理模型作定量的预测估算。如预测水库建成后对局部气候的影响和对水库水质、水温的变化影响等,已能通过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进行估算;预测水库对库区泥沙淤积和对下游河道冲刷的影响,多兼用数学和物理两种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对一些难以用量度单位表示的环境因素,则可通过类比分析或机理分析作定性的预测。如预测水库形成后对疾病流行的影响,多采取类比分析法,即选择与拟建水利工程具有相似 自然 、社会环境和水利工程特性的类比工程,进行对照并作出判断;对水生生物、陆生生物的影响,多采用生态机理分析法,即针对各类生物对环境要求和对环境变化的适用性,按工程兴建后的环境状况,预测分析其在数量上或种群、群落上的变化。 2.4综合分析评价 根据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将工程兴建对各个环境因素产生的影响或出现的主要环境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工程对环境的综合影响,提出减免不利影响的措施和方案。由于水利工程对各个环境因子产生的影响错综复杂,环境效应之间又往往具有相关性,因此综合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农业环境论文:基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探讨 [论文关键词]农业生态环境;立法缺陷 [论文内容提要]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国目前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严重影响我国农业发展｡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有必要尽快修改和完善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气､水和土壤对农业生产来说,既是资源,又是环境要素｡生态环境条件良好,农业生产就发展;生态环境条件恶劣,农业生产就停滞甚至遭到破坏｡近年来,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耕地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农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问题突出,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我国目前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首先是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达40吨/平方公里,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吨/平方公里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种肥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全国9.3万平方公里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胁到人群健康｡2002年对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远远超出发达国家的相应检出率｡这两类污染在很多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伴随型生态系统,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 另外因为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过60万吨,在发达地区尤甚｡ 其次是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县域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这种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 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与乡镇企业存在类似污染问题的是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的集约化畜禽养殖｡集约化畜禽养殖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对其规模和布局进行有效控制,没有注重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且其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我国现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缺陷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生活｡农业是“露天工厂”,一方面直接干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工业等部门的生产开发活动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影响着农业生态环境｡因此,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是我国政治经济全局中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但是,要使如此众多的农民及社会各界有组织有计划地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单靠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来组织､领导和管理是难以实现的,还必须借助于法律手段｡特别是当前的农业向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方面发展,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趋向多样化,农业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农业生态环境的法律保护显得愈加紧迫和重要｡然现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存在不少缺陷: 第一,没有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但此体系中没有综合性的农业环境资源保护法规或条例｡《环境保护法》对农业环境保护虽有涉及,但很简单,而且未能将农业环境和农业自然资源的保护统一起来;《农业法》仅对农业资源和农业环境保护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农业技术推广法》中涉及到了农业环境保护技术的内容;《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也有一些有关基本农田环境保护的规定｡这些环境法律法规都涉及了农业环境保护,对农村环保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未有直接涉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这就使得许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无法可依,不能开展｡ 第二,诸多农业生态环境管理领域尚是法律真空｡虽然我国制定了很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但是,在公众参与､行政指导､行政强制､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等方面,还存在法律空白,还没有法律调整｡这样不利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共同参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共同促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 第三,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缺少必要的强制手段和措施｡法律虽然不少,但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法律赋予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部门的强制性手段和措施太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也不足以预防和制止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的发生｡ 第四,制度的配套性差,且有制度,无程序｡法律尽管设立了很多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但是,制度与制度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制度间配套性差｡同时,就单个制度来讲,缺少落实这个制度的必要的配套制度和措施,终致生态保护制度无法实施､无法完全落实,生态保护制度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有制度却没有相应的程序,又使得制度很难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例如限期治理这个制度,很多法律都做了规定,但是没有一部法律规定实施限期治理制度的程序｡这给执法人员执行这个制度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和不便｡又如生态恢复补偿制度,目前还不能正常发挥其作用,因为这个制度的设计还有一定缺陷,而且实施这个制度还没有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和措施｡ 第五,现行法律有关破坏生态环境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亟需加强｡许多法律有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禁止性规定但无对应的法律责任规定,即使有规定对有关生态功能保护的违法行为处罚亦偏轻｡如对许多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仅以罚款了之,且罚款数额偏低｡还有一些对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破坏草原等生态环境的行为,仅追究行政责任,未设置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因而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些缺陷使得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既不足以震慑违法的当事人,也不能发挥以儆效尤的一般教育作用｡ 第六,执法主体被人为割裂｡农业生态环境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涉及方方面面,涵盖了生态农业的发展､森林草原的养护､水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土地的利用与保护､环境污染与破坏的防治等领域,伸展到天上､地下的几乎所有空间｡无疑,这需要有一个权威部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然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都有相关职能,都是执法主体,而且地方的各个条例在相关执法主体的规定上亦不尽相同,使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陷入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又以即将施行的《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为例,行动计划的推进机制是政府领导,环保牵头,各个部门共同推进,不同的部门都涉及到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领域,如农业部实施的沼气工程计划､水利卫生部门的改水､改厕计划等,多个部门共同实施,但现实农业环境保护状况常常是多头管理,结果是管理失灵,这样就极大地损害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完善的几点建议 (一)制定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 我国必须制定一部统一的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这既是依法行政的需要,也是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必须尽快列入国家立法计划,尽早制定实施｡其中农业生态环境应该是指农业生物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各种天然和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土壤､水体､大气､生物等｡其立法思想应从传统的污染防治为主转化为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突出其生态保护功能｡并且为使我国农业环境做到良性循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中,须着重于对耕地的保护､水土流失的防治､乡镇工业对生态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农业水资源和生物资源的保护等作出规定｡特别是在资源利用和开发方面,坚持使用和养护相结合,禁止掠夺性经营,规范农业生产活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此外,对基本农田区､农业环境综合整治区的设立､规划和管理要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加快农业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制定步伐,填补法律空白,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法规是规范､制约人们行为的准绳｡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也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我国应充分考虑当前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加速制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如《耕地污染防治法》､《农业生态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等法律规范和标准｡ (三)修改完善现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范 我国应对目前已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规进行适当修改完善｡首先应赋予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部门以相应的强制性手段和措施,使其能够预防和制止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的发生;其次,应修改完善现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例如为全面落实生态恢复补偿制度,应开征生态环境税､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实施绿色gdp制度､完善相应的程序制度等｡ (四)完善农业环境标准 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环境标准,包括农业环境质量和污染排放标准,主要有:《渔业水质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等｡对于现有的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和保护农业环境需要的标准,应当及时进行修订｡同时,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一些新的标准,如《农田大气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等｡此外,还应根据各地农业环境特点制定地方环境标准｡ (五)明确农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农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缺少有力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从而造就了农业环境执法中“无法可依”的局面｡因此,农业环境保护法必须对污染和破坏农业生态环境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规定,并要求从重从严处理,这是进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重要保证｡ (六)建立有序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制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制应采用统一监督管理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辖区的农业环境实行监督管理,即具有对污染和破坏农业环境的单位或个人的现场检查权,农业领域内建设的项目､技术推广项目对农业环境评价报告的预审权,以及组织开展农业环境建设､农业环境监测和农业环境规划等的义务｡ 农业环境论文:农业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浅谈 摘要:我国农业生产在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的背景下不断满足着社会大众的需求，与此同时也相应造成了诸多环境侵害问题，农业生产者在社会经济地位中往往是弱者，没有充足的能力承担相应的环境损害责任，需要建立和完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本文着重分析农业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为普通农民生产劳动者提供更加明确的范围界定，以寻求更适宜的环境侵权救济方式。 关键词:农业环境保险;承保模式;承保范围 一、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基本问题认知 农业环境责任保险是指农业生产者作为被保险人依法对在农业作业中所面临的环境侵权及环境污染等环境问题进行投保的一种保险方式，从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方面保险人通过收取保险费来补偿农业生产者在进行相关环境作用所遭受的损失，提高生产者抵御环境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保险人一般以公司模式运营存在，相对来说拥有雄厚的财产支付力，有利于承担和有效弥补对受害者的赔付，及时解决环境损害纠纷问题。农业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是指，当出现保险损害事故情形发生时，保险人根据与被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约定向其承担环境侵权损坏问题补偿责任的规模限度。① 二、农业环境侵权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业环境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和结果的扩大性等本身性质直接影响环境救济制度的形成和完备，普通群众缺乏对农业环境侵权问题合理准确的认识，农业环境管理体系不配套，同时现阶段环境问题监测技术滞后，导致环境管理者监管力度不强，农业生产者防范意识和能力程度高，农业环境侵权问题处理速度缓慢，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破坏社会秩序。农业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因为上述因素，对环境纠纷根本原因的认知匮乏，不善于利用法律机制途径解决环境矛盾问题，最终无法从根本上进行责任追究。虽然存在采取国家赔偿的救济模式，但是国家赔偿诉讼难，执行难，受害者无法获得全面性和正当性赔偿，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国家财政压力。所以需要从新的角度出发寻求新的救济机制来应对复杂并带有隐秘特征的环境侵权问题。 三、农业环境责任保险的提出 农业环境侵权是指在农业生产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因自然环境自身性质损坏等现象而对他人人身或财产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在现代社会，环境侵权责任风险愈演愈强，传统侵权救济制度不能够妥善解决对农业环境侵权受害人赔偿或补偿问题。需要完善责任赔偿适应新时代新社会的救济转变方式，进而更简便、迅速地赔偿或补偿受害者。所以我们在充分发挥传统民事救济制度的基础之上需要探索适宜社会发展的新类型责任保险措施，通过多种形式减少农业环境损害，保证社会生产的第一道门槛。 四、农业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的确定 （一）一般类型的承保模式 农业环境责任保险的业务经营由政府创立专业保险公司承担，是现有保险模式中最普遍的一种，相对其他救济主体来说具有较为丰厚的后备基础力量和多种类的资源获取手段，有利于迅速地形成规模救济方式，加强保险基金的积累和责任分担的多元化，从而有效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但从中国农业国情来看，农业生产覆盖面广，且呈现地域分布不匀状态，须要积极拓宽农业环境基础服务渠道，以协助办理农业环境责任保险业务，充分调取农业生产者保护环境积极性，最终保障广大农民根本利益。 （二）承保农业环境侵权责任类型 农业环境责任保险的目的是预防环境污染，避免环境损坏问题的扩大以及给予受害人救助，一般情形下环境侵权风险主要分为突发性环境侵权风险和渐进性环境侵权风险。两种方式对农业环境都有不同方面和程度的影响，都需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来实现农业环境的可持续保护和稳定发展。从社会生活实践来看，我国农业环境承保范围倾向于承保突发性环境侵权责任，一方面，我国大部分法律规定并没有就农业环境侵权以及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做出详细说明与解释，未将持续性的农业环境侵权保障问题纳入保险范围，只在部分相关方面涉及突发性环境侵权问题。如《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环境保护法》第52条确实明确规定了国家中央政府积极鼓励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拓展。但并没有提供详尽的行为指导理论与概括方法，导致环保部及保监会等地方性组织大多着眼于一般性的规定，重点针对工业污染责任保险，在适用农业生产领域方面仍需调试。正因为此，群众在理解承保范围时大都局限于突发性环境问题。笔者认为针对我国农业的发展状况及农业环境侵权自身的隐秘性，繁琐性等特征，急需在承担爆发性的农业环境污染责任基础上，逐步引入渐进性农业环境侵权问题，从而长久有效的保持农业环境健康稳定发展。多角度深入完善农业环境制度理论，加强执行力。除此之外，我国农业环境承保责任范围在某些方面包括承保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虽然法律并没有直截了当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情形给予具体明确的规范。但法官可以依据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及规定进行自由裁量范围内的界定，适时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五、明确农业环境责任承保范围界定建议 （一）完善承保模式 基于上文阐述仅仅依靠保险公司并不能为生产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本文倡导在我国农业生产点面不均，地域分布不广情形下逐步倡导在农村等地方健全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建立更多的组织形式简单、运营成本低的服务机构用以群众更方便办理、咨询保险业务，多方面保障保险服务的实现。在初步实行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时，由于农业环境风险的不稳定性以及农业环境的复杂性，使得责任保险在保险市场上竞争力严重低下。需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调节力量，适当引入强制责任保险机制，逐步促进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可宝性的实现。 （二）扩大承保范围 承保范围需要根据实践的变化不断调整，现实中积累性、渐发性污染事故常常出现，这种类型的危害作用是长期的，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预料和忽视的，不能将其排除在承保责任范围之外，而是应该效仿法国和德，法国于1977年形成污染再保险联营机制模式，将渐进性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之内，德国于1965年开始规定了承保人对水体逐渐污染损害进行投保，扩大承保范围。另外我们可以效仿美国承保范围细分的方法，即环境损害则热保险和自由场地治理责任保险（当被保险人污染自己所有或者自己使用的场地时，承保人会按照约定在法定限额内承担相应的治理污染保险责任）②各种类型有各自的保单，各自的保单规定各自的条款，而不是混合在一张保单上。进而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配套制度的完善 环境侵权损害法律责任构成必须是明确、稳定的，其既能提供实现环保险责任制度的理论基础，又能方便保险人提前揣测被保险人承担农业环境侵权损害责任的范围和限度。③立法保障不够或者仅有简单粗糙的规定无法确定符合利益最大化的承保范围，最终不利于农业环境责任保险的实践应用，所以应培养善于借鉴外国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和丰富优秀管理经验的优良习惯，结合符合国情的法律规则加以认定，明确农业责任保险范围的构成要件，深入维护农业环境生产条件，引导农业生产环境健康发展。明确承保范围是完善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重要关键因素，过宽的承保范围一般情形下体现着保险人承担责任力度过高，长期以往会导致保险人利润收入低，亏损大，在量的积累作用下严重减弱保险人承保的积极能动性。④应当注重从理论与实践想结合的辩证角度突出农业环境侵权的一般性风险规律，寻找全新多面的思维模式全面促进农业环境责任保险方式的社会化救济功能。 （四）承保诉讼费用承担 我国《保险法》第66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我国《保险法》第57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财产保险责任赔偿所涉及的仅仅是财产保险，而不涉及责任保险⑤所以责任保险中施救费用的应单独计算，依据不同的赔偿风险类型而规定相适应的应用标准。在没有具体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可由保险公司在合同中具体规定保险实践应用过程涉及赔偿费用标准问题。 六、结语 现代农业生产所面临的环境风险情况较为复杂，隐秘性较强，农业生产者救济意识薄弱，以现有环保体系难以完善保障农业环境问题的实质解决。再加上缺乏强有力的救济机制适应社会救济化发展趋势及欠缺转变环境损害救济模式新途径，严重影响农业生态的健康，所以必须深入健全发展农业环境侵权保障机制，提供雄厚的后备支撑力量，完善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进而为农业生产者以及受害者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在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实践活动结合作用下加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积极有效维护农业生产者、侵权相对人利益，最终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李英君 黄冰 单位: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农业环境论文:农村农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摘要：为解决农村发展、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提出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到农村发展中，建立符合实际的区域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法律与管理体系。 关键词：农村；生态环境；管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共同带动了农村的快速发展。但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与生态资源为代价取得的，产生了一系列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对农村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客观上迫切需要解决农村发展、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1农村发展中生态环境问题成因分析 1.1农村发展模式粗放及产业结构不合理 我国农业发展及其结构调整已逐步形成了“高投入，高产出，高排放”的农业发展格局，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大。当前农村经济增长的特征是生产要素的产出率和利用率低下，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小。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农业产量至少有1/4是靠化肥、农药和地膜等化学物品投入取得的。过量的农药、化肥等的投入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并已经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①种植结构的变动。传统的粮食作物施肥量稳步增长的同时，蔬菜、果树、花卉等新兴的经济作物已经成为化肥消费的主体和化肥消费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化肥施用水平和化肥流失率具有正相关性，因此，种植结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业面源污染。②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迅猛，占农业的比重不断增加，由于设备落后，不能及时、合理地对畜禽养殖固体废弃物和废水进行有效处理，带来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并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③盲目的调整行为。受利益的驱动，生态脆弱地区的大量林地、草地向耕地转化，造成水土流失、水体污染，林地、草地大量减少，导致对污染物的吸附作用大大降低，致使农村生态系统遭受破坏。 1.2生态环境管理和保护的法制体系不健全 主要是：①环境立法很少涉及农村生态环境。②环保执法力度不够。 2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理念 应构建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到农村发展中；建立符合实际的、激励和约束相容的区域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法律与管理体系。 2.1充分认识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性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已显得非常必要。发达国家成功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经验的共同点是：非常重视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将之视为环境管理的重要部分，非常重视对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估。因此，应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提高对农村生态环境管理重要性认识，充分重视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将之作为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核心部分，并纳入新农村建设之中。加强对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和重点区域农村工业污染状况的科学评估，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监测监控体系，制定切实有效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 2.2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当前粗放的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加大了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程度，因此，必须转变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种植业和养殖业是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解决农业污染的关键是建立和恢复中断的农业内部物质能量循环流动的链条，减少农业生产中物质和能量的流失。应以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按照循环农业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利用”的要求，从投入端、中间过程、输出端3个有机的过程构建农业发展模式。把专业化的种植活动和养殖活动结合起来，实现种植和养殖两部门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实现种植业和养殖业区域性的种养平衡，减少环境污染。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保持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和健康。对于农村工业发展，应将减少污染做为重要考虑因素，纳入到经济决策过程中，在农村工业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2.3构建完善的农村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 由于农村环境污染复杂，来源广泛、分散，种类繁多，表现为复合型污染，因此，有效的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必须影响众多行为者，应构建完善的政策体系，并通过“连锁”机制来激励相关行为主体减少污染排放。综合运用包括产权制度、价格政策、财政政策等多种政策及补贴、教育、激励和行为标准等多种政策工具建立起有效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机制。 2.4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法律体系 制定较为完备的、可执行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对农村工业污染，农药和化肥的生产、施用，农村环境规划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并不断进行完善，规范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与义务。 作者:冶春莉 王聪萍 单位:陕西省三原县农业科技中心 农业环境论文:农村生态环境与生态农业经济研究 摘要： 生态农业经济是指农业再生产中生态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及相互结合的统称。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我国农业已经摆脱了过去旧的发展模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努力发展农业生态经济已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农业生态经济离不开农业生态环境的支持，但在现实中，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却正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形势和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农村生态环境与生态农业经济的关系，并提出了改进农村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 生态农业经济；农村生态环境；关系影响；存在问题；改进措施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立国之本。农村不仅是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人们食物的来源之地，是保证国家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为我国居民提供了良好、可靠的食物来源保障。但与此同时，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生态环境却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人口增长、环境污染、森林破坏、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使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对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走生态农业经济发展之路，才是实现我国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生态农业经济的内涵 要正确认识什么是生态农业经济，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概念的提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其主要是指合理利用经济学原理，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建设，将传统农业、现代科技和绿色发展理念有机结合，将农业向合理生态转化，农业回归自然，实现农业高产高效与可持续发展兼顾的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而生态农业经济就是以发展生态农业，使农村经济、农业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相协调为基本原则，以不超出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为基本前提，以因地制宜、使区域自然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得到合理利用、充分发挥为基本方向，在确保农业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过程和资源利用高效化，确保开发产品优质化、无公害化，促使生产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由生态经济的内涵我们可以总结出生态农业经济的特点，主要包括：协调性，生态农业经济讲求的是农业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以及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适宜性，生态农业经济是通过多种技术装备，使农业发展适应区域环境条件、自然资源条件以及当地发展实际情况，从而使区域各项资源合理配置、合理利用，使农业经济发展能够扬长避短，优势尽显；持续性，生态农业经济重视的是现代化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讲求的是农业生态和农业经济的长期整体效益，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技术装备和发展策略进行不断的改进和调整，因此生态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持续性。 二、农村生态环境与生态农业经济的关系研究 1.农村生态环境是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的基础。 生态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生态环境的支持，农村生态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耕地、水等资源，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农业生态环境中每一个因素的改变都有可能对整个农业生产系统产生各种影响，如果耕地和水土资源等被破坏、被污染，必定会影响农业生产的产量和农产品的质量；同样，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也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因此，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是发展生态农村经济的基础和前提。 2.农业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在农业生态资源有限和农业生产技术有待提高的前提下，短期内，生态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存在矛盾的，但从长期来看两者又是相互促进的。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可以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更好的资源条件，从而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而农业在发展的同时，又会为农村生态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促使农村生态环境的逐渐改善，因此两者是互为支持，互为促进的。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发展农村经济的时候，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重视农村生态资源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坚定不移地走生态农业经济发展之路，才能使农村与农业长期健康发展。 三、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 1.耕地资源紧张，耕地质量不断恶化。 耕地资源是农业发展的根本，保护耕地也是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但我国当前却面临着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质量不断恶化的问题。据统计，我国现有耕地1.26亿公顷，但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公顷，不足世界人均的一半，且其中的13.3％属于坡耕地，耕地资源较为有限，并且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粗放的开发、过度地侵占滥用和各种污染问题，使得可用的高质量耕地总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仍然在不断地减少。 2.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主要包括外部污染和自身污染两方面。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和城市的生活垃圾和废弃物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没有固定的垃圾倾倒区域和专门的垃圾处理措施，很多生活垃圾随意乱扔，生活废水不经处理就随意进行排放；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产生的大量工业废水也通过各种流通渠道对农村水体环境产生了不同程度和各种形式的污染，这些都属于外部污染的范畴。而自身污染则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过程中，随着农业生产和规模的不断扩大，自身污染的情况也日益突出。自身污染一是滥用农药、化肥而造成的重金属、农药残留等污染；二是农业生产残留，如秸秆、畜禽类粪便处理不当而造成的污染。我国本身农业用水就非常紧张，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农村有5000万人口和3000万牲畜面临着饮水不足的威胁，受旱农田达到了3亿亩，而各种污染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活动。 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措施 1.提高人们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提高人们生态环保意识是促进农村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关键。农业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类社会的物质需求，但长期以来，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心理，并且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造成了农业资源的透支利用和破坏式的开发，使农业生产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虽然我国在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但治标不治本，建设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因此，必须设法从提高环保意识入手，加强宣传教育，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做好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为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打好基础。 2.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 虽然我国近几年来陆续颁布了一些涉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整体而言，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还不十分健全，主要体现在监管制度不完善、操作性不强等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难以及时跟进，使得一些方面还存在着法律空白。因此，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加强法律法规执行力度，才能从法律制度上有效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3.加强生态农业建设相关投入。 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和农村生态建设。兴修农业水利工程，促进水资源合理保护利用；加强垃圾回收处理和污水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改造，以及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装备投入，促进环保技术装备升级改造，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提供有力支持。五、结语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多、制约条件多。因此，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充分调动各种有利条件共同发挥作用，牢固树立起“既要农业经济发展，又要农村绿水青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才能真正搞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促进生态农业经济发展。 作者：张彩霞 冯俊霞 王尚 单位：河北省委党校邯郸站 农业环境论文:环境适宜性生态农业景观评价 摘要 如何建立生态农业观光园的环境适宜性评价，了解各景观元素在生态农业观光园中的所发挥的功能与作用，建立完善的农业观光园景观评价体系。本文运用SD法，选取四个样本案例进行景观评价分析，并依此给出评价结果，论证评价系统的合理性。 关键词 生态农业观光园；SD法；景观评价分析 引言： 生态农业观光园是现代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农业观光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园区模式[1]。它以农业环境为背景,以乡村文化为基础,以农业生产和生态观光为主要功能,通过运用生态学、美学、景观设计学、经济学等原理对农业资源和景观资源进行开发和布局，集科技示范、生态观光、产业开发于一体[2]。因其独特的“农业”和“旅游业”双重产业属性，近年来发展迅速。关于生态农业观光园的分析研究有不少，但从实例出发对生态农业观光园景观评价体系的研究比较少。因此，本研究以南京巴布洛生态谷、合肥牛角大圩生态农业观光园、句容岩藤农场、台湾台一生态农庄为例，运用SD法，获取4个样本案例调查数据并分析，基于科学性，合理性，生态学原则，对四个样本生态农业观光园作环境适宜性评价[3]。 1.生态农业观光园景观评价模型的建立 1.1评价方法 本论文主要采用SD法进进行研究，SD法即语义解析法(SemanticDifferential)，简称SD法。简单来说，SD法是种心理测定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过程是运用语意义学中“言语”为量度对调查者进行心理感受测评，然后通过对各既定尺度的分析，计算出研究对象感受的定量化数据[4]。 1.2调查对象选取 在调查者的选取中，考虑到加权和概率分布影响，总计调查了50人，考虑到广大使用者的专业背景以及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使用者个体对于农业观光园生产性景观的理解和需求也各有不同，故选择非园林景观专业背景的人员，拟统计25人。其次考虑到非专业调查者对景观环境评价的片面性，需要从专业人士视角出发，以求获得更全面、更涉及到本质的观察，故这里选择具有园林景观设计专业背景的设计人员、研究人员，拟统计25人；考虑到被调查人群的行为能力、理解能力的不同，本次调查两组人群的年龄跨度在20-60岁之间，性别比例均衡，选定的评价对象共50人。 1.3确定评价尺度 根据农业观光园景观的特征，参考建筑、规划、园林等领域通过SD法进行美观、空间等评价所用到的形容词对，选择了18对正反义成对的形容词随机排列供被调查者主观印象描述。量化得到的调查数据，作为后期的分析依据，将本次调查评定尺度设定为5级，分值为-2、-1、0、1、2，以0为分界点。本次调查的形式主要采用的是以幻灯片播放照片的形式，即测试过程中将选取的农业观光园样本照片以幻灯片的模式播放给被调查者。 1.4样本采集 农业观光园地域性差异因素很大，因此为使研究更具客观性，本文选取合肥、南京、句容、台湾共4处规模不同、离市区距离各异的农业观光园作为样本材料。调查地选择主要基于显著性、多重性、大众性三个原则。所选四处观光园分别为合肥市牛角大圩农业观光园、南京市巴布洛生态谷、江苏句容岩藤农场、台湾台一生态农庄。 2.SD法调查结果分析 2.1调查结果评价 根据50组问卷调查信息回馈，对于两组评价对象，性别、年龄比例均衡。非专业组问卷对象职业分布全面，数据能反映真实情况。根据回收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EXCEL统计软件求得四处生态农业观光园景观样本综合平均值，根据得到的统计数据分别绘制出专业组和非专业组综合评价曲线图。比较专业和非专业组的两组评价曲线，四个生态农业观光园评价曲线变化大体相近，得到了较为相似的评价结果。其中个别之处也有所不同，非专业组整体在负分区评分较少，对四个样本的景观环境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从两张综合评价曲线图可以看出，四个生态农业观光园中台湾台一生态农庄评价最高，南京巴布洛生态谷次之，合肥大圩生态农业园与句容岩藤农场评价曲线较为接近。 2.2专业组分析 具有园林专业背景的专业人员对四个生态农业观光园的评价态度分明，通过样本与综合平均值的比较，可知： （1）南京巴布洛生态谷：在吸引力，空间感、秩序感、亲近感、美感、安全感等方面都呈现比较高的评价，尤其在时尚感及清洁度方面明显高于其他三个样本案例；但是在植物丰富度、色彩丰富度、私密度等方面尚待提高。按评分效果由高到低排列各评价项目，依次为：吸引力、时尚感、空间感、清洁度、乐趣度、满意度、生命力、秩序感、美感、放松度、安全感、一般化程度、自然化程度、尺度感、亲近感、植物丰富度、私密感、色彩丰富度。巴布洛生态谷主要以葡萄产业园，现代牧场产业园、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主，因而其植物丰富度、私密度和色彩丰富度评分相对较低。各项数据表明，在满足葡萄、牧场、农业等产业的同时，巴布洛生态谷整体旅游体验都获得了调查者较大认可。 （2）大圩生态农业园：大圩生态农业园各项评价内容的分值也处于零点以上，说明大圩生态农业园总体景观评价是得到肯定的。按评分效果由高到低排列各评价项目，依次为：尺度感、吸引力、空间感、生命力、乐趣度、清洁度、满意度、自然化程度、放松度、美感、安全感、植物丰富度、秩序感、时尚感、色彩丰富度、亲近感、私密感、一般化程度。大圩生态农业园以蔬果采摘、科技农业、农场品输送为主体，在尺度感、吸引力、空间感等方面比较突出，整个园区融合采摘、体验、餐饮、观光、度假等多种活动为一体。在一般化程度、私密感、亲近感、色彩丰富度等方面有待提高。园区建设围绕传统采摘，农家乐，田园风光为主，缺乏时尚感，植物品种也以农作物为主，色彩丰富度较低。 （3）句容岩藤农场：该观光园各项评价内容的分值分布于平均值的两侧，评价对象对于岩藤农场景观的整体评分一般，按评分效果由高到低排列各评价项目，依次为：空间感、清洁度、吸引力、尺度感、放松度、秩序感、安全感、满意度、美感、时尚感、生命力、乐趣度、植物丰富度、亲近感、自然化程度、私密感、一般化程度、色彩丰富度。句容岩藤农场是以花卉苗木种植、瓜果采摘、农副产品养殖、观光休闲为主体的综合性农业园。在大尺度空间上有地理区位优势，花卉展览是其一大特色，但总体景观设计过于平淡，缺乏特色。 （4）台湾台一生态农庄：该观光园各评价内容的分值全都分布于零点以上，也高于平均值。这说明台一生态农庄的景观评价是得到认可的，明显高于其他三个样本案例。按评分效果由高到低排列各评价项目依次为：吸引力、满意度、自然化程度、植物丰富度、生命力、美感、空间感、放松度、清洁度、乐趣度、时尚感、尺度感、色彩丰富度、秩序感、一般化程度、亲近感、安全感。台一生态农庄是以酒店、休闲娱乐、农场品采摘、旅游度假为经营主体的农业庄园。从评价数据可以看出，台一生态农庄在满足经营特色的同时，能较好地为游客提供观光、娱乐及消费的场所，园区植被丰富，色彩艳丽，景观基础设施齐备，给前来观光的游客留下很好的印象。 2.3非专业组分析 不具有园林专业背景的非专业人员对各个生态农业园的景观评价曲线变动幅度较大，评价、评分大部分在零点以上，说明所选四个样本均得到较为肯定的态度。通过四个样本案例比较，可知： （1）巴布洛生态谷：从非专业组的数据可以看出，南京巴布洛生态谷各项评分除个别评价因子外，大部分都处在零点以上，说明非专业组对巴布洛生态谷的景观评价是积极肯定的。按评分效果由高到低排列各评价项目依次为：吸引力、清洁度、时尚感、空间感、乐趣度、满意度、生命力、秩序感、放松度、美感、安全感、一般化程度、自然化程度、尺度感、亲近感、植物丰富度、私密感、色彩丰富度。对于非专业人员，巴布洛生态谷优美的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能够给游客带去较为完美的旅游体验，所以在吸引力、时尚感方面都得到了较高的评分。生态谷以牧场、农业为经营主体，植物丰富度评价较低，只有单一几种经济作物品种。 （2）大圩生态农业园：非专业组对大圩生态农业观光园部分评价内容的分值为负值，说明游客视角对大圩生态园的评价是客观的。按评分效果由高到低排列各评价项目依次为：尺度感、吸引力、空间感、生命力、乐趣度、清洁度、满意度、自然化程度、放松度、美感、植物丰富度、秩序感、安全感、时尚感、色彩丰富度、亲近感、私密感。一般化程度。大圩生态农业园占地面积广，大圩葡萄在合肥市名气大，所以在尺度感、吸引力、空间感等方面评分较高，但整个园区的作物种植都依托科学技术。依靠温室大棚，因此景观效果比较差，亲近感、时尚感评分较低。 （3）句容岩藤农场：非专业组对句容岩藤农场有5项评价内容为负值，其他评价内容分值也明显低于平均分值，说明从游客视角对句容岩藤农场的景观整体评价一般。按评分效果由高到低排列各评价项目依次为：空间感、清洁度、吸引力、尺度感、秩序感、安全感、美感、时尚感、生命力、放松度、清洁度、乐趣度、植物丰富度、亲近感、自然化程度、私密度、一般化程度、色彩丰富度。与专业类人员类似，非专业人员对句容岩藤农场缺乏自然化、色彩化的景观表示遗憾。 （4）台一生态农庄：非专业组对台一生态农庄的全部评价内容均为正值，说明台一生态农庄在各项评价因子上均获得较大的认可，并且台一生态农庄的评分明显高于其他三个样本案例。按评分效果由高到低排列各评价项目依次为：吸引力、满意度、自然化程度、植物丰富度、生命力、美感、空间感、放松度、清洁度、乐趣度、时尚感、私密感、尺度感、色彩丰富度、秩序感、一般化程度、亲近感、安全感。对于非专业人员，台一生态庄园枝繁叶茂的生态环境、丰富多彩的娱乐项目能够给人以和谐舒适的体验感受，他们能以游客的视角来享受这样的场景。 3.结论 在调查的四个生态农业观光园案例中，在专业组和非专业组中获得综合最高评价的是台湾台一生态农庄，台一生态农庄无论在整体吸引力还是植被丰富度、环境舒适度、景观私密性保护、景观美感度方面均表现突出。其次是南京巴布洛生态谷，巴布洛生态谷在吸引力、时尚感、一般化程度方面的评价都远超其他三个样本，说明巴布洛生态谷的时尚新颖的景观设计风格得到调查者的一致认可。其后是大圩生态农业园，无论是专业组还是非专业组对大圩生态园的评价处于一般水平，大圩生态园主要以大面积葡萄种植、农场品生产为主，所以在尺度感方面领先其他几个样本案例，在私密性、亲密感与美感等方面比其他样本较为落后。景观评价最差的句容岩藤农场，除空间感外其大部分评价因子得分在四个样本案例中均属较低水准，在乐趣度、满意度方面受到较低评价，究其原因是该园区管理粗放，景观节点设计单一所致。通过SD法对生态农业观光园景观进行数据分析评价，通过专业组与非专业组数据调查发现，运用SD法对生态农业观光园景观进行评价分析是行之有效的，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这种科学评价方式对生态农业观光园景观规划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朱爱龙 朱瑾 单位：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农业环境论文:旅游环境保护生态农业论文 一、生态农业旅游中的环境问题 纵观我国各个地区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基本上都是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来进行发展，虽然这是一个发展的基本路径，然而通过“圈地”等方式强占农田进行不合理开发，加上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就会导致两个恶果———一是对于环境的破坏性大，二是项目自身的竞争力有限，生存期限有限。按照国际惯例，农业旅游区半径大于9.5公里的区域（面积）时，才能发挥最佳经济效益，而我国多个生态农业旅游是小于这个规模的，项目鳞次栉比、林林总总，不仅造成市场范围狭小，客源不足，效益低下，更是导致单位面积内环境的过载。除了生态农业旅游项目本身对于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之外，一个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开展之后，纷至沓来的游客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是目前项目所难以承担的。国人自身的素质有待提高，加上旅游期间疲劳等问题，导致每逢节假日，生态农业旅游项目中都会留下诸多生活垃圾、餐厨垃圾，这些垃圾的存在本身就加大了地域的环境压力。我国的生态农业旅游项目的经营者，多数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成，在兴办起生态农业旅游项目时，他们自身对于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问题根本不甚了解，造成在建设时期就缺失环保措施。而在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开展起来之后，又往往更加重视盈利而忽略环境保护，不注重保护环境，甚至为了满足游客需求盲目引进外地物种，这种思想与行为造成了诸多生态农业旅游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外部物种入侵等环境问题。 二、生态农业旅游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归因与对策分析 （一）生态农业旅游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归因分析 生态农业旅游导致环境问题，直接原因在于政府对于生态农业项目的监管不到位。目前我国诸多生态农业旅游项目，都缺乏合理的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划，通常是在政府的提议下，在市场的催生中，由当地的农民自发的发展起来的。这种规划、建设通常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也没有进行环境评估，地方政府和农民本着“先搞起来再慢慢发展”的理念，先从资源下手，进行野蛮的开发，全然不顾环境承载力。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关键还是在于生态农业旅游的从业人员本身环保意识不足，以及其对于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诚然，我国近年来生态农业旅游项目的发展使得部分农民转业从业人员赚得盆满钵满，然而这种经济利益并没有转变其思想，向环境要效益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存在。而没有取得很好经济效益的项目管理者就更缺乏环保意识，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是能够主动牺牲环境的。归根结底，还是从业人员自身眼界与素质的问题，从业人员准入机制、环境评价体系的缺失也纵容了这些思想的蔓延。而我国游客本身的综合素质问题，也是导致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在特定时间出现严重环境问题的导火索。节假日比较集中、游客行程紧张放松对于自己的要求都是使得这一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游客综合素质的提高也不仅仅是游客单方面的事情，同样需要多方面来综合考量与处置。 （二）生态农业旅游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对策分析 要解决生态农业旅游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必须针对问题的原因来对症下药的解决。生态农业旅游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其牵涉到社会公德问题、政府管理问题、行业准入制度问题、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问题等，需要各个击破。 1.我国政府需要切实的对于生态农业旅游中的环境问题负起责任来。 在前期规划上，一方面，要加强对于生态农业旅游项目的前期规划，保证其在建设初期能够考虑到当地的环境承载能力，要将生态农业旅游划在环境保护区的红线之外，形成对于环境的有力保护。另一方面，要剪辑健全生态农业旅游项目的准入机制，出台对于生态旅游项目的环境保护标准，隔绝一批不达到标准的企业，拒绝其进入本行业，同时要在准入机制的基础上加强追则，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相关项目不符合准入机制标准的，要一家家查并关停。如此，从事前和事后进行规范，则能够使得政府的调控功能发挥完全，形成有效的环保屏障。除此之外，为了给予从业人员提升环境保护硬件设施的空间，政府还应当在别的层面给予具有环保思想的项目以一定的政策、资金上的支撑。如日本制定了《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政府在硬件配套设施方面给予许多优惠政策，大大解决了休闲农业建园的资金成本；意大利对给予开展农业旅游的单位开辟通路，使其享受政府的有关农业低息优惠信贷和税收减免政策。我国政府可以政策和支撑促进生态农业旅游的环保建设，帮助从业人员解决切实的困难。 2.针对生态农业旅游的从业人员本身环保意识不足的问题。 政府需要负起责任，对于从业人员进行管理和培训，在意识上对于其进行指导。而最为关键的是，从业人员需要从自身的角度来扭转思想，接受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要意识到，企业的长期发展不是靠消耗环境来进行的，而是要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谐发展才能够实现的。台湾休闲农业充分利用占全台面积50%以上的森林资源，融合当地自然、文史资源及特有的农村生产、景观等，在亲和自然的同时实现了很好的盈利。这一案例对于生态农业旅游从业人员的启事是，相关从业人员还需要开拓眼界，要将具体的发展策略作更为细致、科学的判断，要主动降低自身项目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要逐步实现靠农产品和旅游服务实现效益，靠独特的旅游文化分为和旅游体验项目来实现效益，要真正将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向服务业转化，拜托农业“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收”的思想理念。实现以上两点，最为重要的还是相关从业人员要加强学习和思考，在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提升环保意识和发展意识，对于自身企业的发展也会有很有效的提升。 3.从目前造成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直接原因———游客旅游导致的环境污染这一问题来看，解决需要的也是多方面的支撑。 一方面，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在规划时，就需要在硬件设施上考虑到普通消费者的需求，要符合人性化的需求，在合适的地点放置足够的垃圾收纳器具，使得游客能够轻松的完成垃圾的分类、丢弃，不会因为客观原因导致对于环境的勿扰。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以及生态农业旅游项目本身，都要注重对于旅游文明、生态文明的宣传工作，例如，在环境周期间集中宣传旅游文明，或者在景区的导视系统、大屏幕上进行旅游文明、生态文明的宣传，要使得游客在出行的时候能够有一盏保护环境的明灯在于心中，在不断的提醒中加强对于自身的自律。在精神文明建设开展数十年的当下，主动去污染环境的游客数量还是少的，只要景区服务到位，应当能够有效的环节游客旅游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三、结论 生态农业旅游本身就有“生态”二字，这种旅游项目本身来源于环境，同时也需进一步亲和环境，才能够实现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初期，出现一定的环境问题也是正常的，目前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为生态农业旅游本身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论文认为，生态农业旅游的环境保护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是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府管理问题，因而，解决这一问题也需要政府、从业人员乃至大众媒体、社会大众的共同参与，方能够使得生态农业旅游环境问题逐步减少，使得生态农业旅游真正回归“生态”本源。 作者：刘传营 马丽卿 单位：浙江海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农业环境论文:农业环境污染对农产品的影响 一、存在问题 1.广大农民的意识有待提高 由于广大农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不知道，或是不清楚，对农业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对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知之甚少，加之农产品基地受分散式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限制，因此，导致农产品安全生产规范化、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难度比较大。 2.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资金缺乏，监管工作艰难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涉及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面广、量大、专业性强、工作量大、监管环节多，资金缺乏，全面抓起来确实有困难。 3.检测机构基础薄弱,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不适应 目前我市检测人员少，能力弱，仪器设备数量不多，相应的质量安全检验项目还不能检测。同时农产品监管站人员编制少。此种情况远远不能满足农产品生产全程质量安全监管和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需要。 4.农业投入品的不合理使用影响农产品 品质我市农业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农药、化肥、农膜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工业的废水、废气污染,造成部分农产品不合格。 二、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建议 1.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工作 舆论引导、宣传先行，宣传是一种有效的监管手段，我们农业部门要不断拓宽宣传渠道和方式方法，力求达到多方参与，实现社会共治的良好效果。特别是深入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农村进行重点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有关政策、法规、标准、技术,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既要对有质量问题严重的农产品和违法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曝光,又要定期展示安全优质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及有机农产品，通过展示，生产者的安全生产、商家的依法经营，消费者的科学消费意识明显增强，让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上下联动、社会参与的新格局，形成全社会人人关心农产品生产安全和消费安全的良好氛围。 2.强化培训，严格抽检，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化肥 全市要加强培训，搞好农药与化肥的合理使用，我市在培训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县有灵石县和平遥县，灵石县2013年10月食安办组织全县领导干部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培训前邀请了晋中市有关专家就食品安全形势和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专业的培训，共培训300余人，收效良好。平遥县农委于5月22日和2月27日分别组织召开了全县农药、肥料经营户培训班，在培训考试合格的基础上，核发农药经营许可证147户，并与农药经营户签订了经营承诺书。2013年深入农村组织开展培训40余场次，培训农民1.5万余人次，积极开展电视讲座6期，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科技水平和安全意识。县农委还会同工商等有关部门重点打击无证照生产的农资黑窝点，全年共抽检农药13个品种，对无公害标准化果园和无公害标准化蔬菜基地（园区）开展农药残留检测30余项，蔬菜、水果农药残留监测合格率均达到95％，另外，县农委还对全县农药经销户全部纳入监控范围，对蔬菜、果树农户全部建立起了农产品生产记录，要求农民对病虫防控实施农业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的综合措施，尽量减少化学防治。要求生产者严格按生产技术规程操作，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喷施农药。让他们使用有机肥与沼气肥，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此举有效地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对耕地的污染。 3.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队伍建设，加大投入，强化了农产品质量速测工作 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特别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有编制、有经费，强化农产品质量监管队伍建设，加大对检验检测机构经费的投入，加强检测机构检验人员业务培训，检测部门要不定期对各生产基地的产品进行监测,及时将检测结果上报农产品质量监管部门,监管部门根据检测结果，深入到生产者基地，了解、询问、查阅有关生产记录或档案，发现违规生产，要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置，引导企业和生产者按市场需求生产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4.加强工业废水、废气治理工作，减轻“三废”对农业环境的危害。 加强对工业废水、废气的治理，严格控制污染企业废水、废气的排放，对农产品产地要实行定期取样监测，要配合环保局有关工作人员对查到不按规定排放废水、废气的企业施行重罚，多次不改的进行停产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从而减轻“三废”对农业环境的危害。 5.实行严格的质量追溯制度，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为确保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议各级政府要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农户编码系统和投入品记录卡制度，逐步做到生产记录可存储、产品流向可追踪、储运信息可查询，实现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通过质量安全追溯编码，能够查到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哪些农药、肥料等投入品，以及生产者的基本情况。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编码印成卡片，或者印刷在产品包装箱上，随产品一同上市，消费者可在互联网上进行查询。一但发现质量问题,便于根据编码溯源找到生产者,有利于责任追究。 作者：薛彦棠 单位：山西省晋中市农业委员会 农业环境论文:农业环境污染现状及治理策略 一、综合治理措施 1.加强农药监管 近几年来，农业行政执法紧紧围绕全县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深入普法、强化执法，连续两年开展农药监管与法制建设年活动，开展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和蔬菜、水果、茶叶用药专项整治，加强宣传引导和科学用药指导，作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1全面实施检打联动 根据我县作物布局及病虫发生特点，重点针对玉米、水稻、蔬菜、茶叶、果树等作物主要农药产品开展监督抽检，同时加大对非法添加农药隐性成分产品的抽检力度，依法公布监督抽查结果。根据监督抽查结果，组织开展假冒伪劣农药违法案件查处；组织开展全县高毒高残留、禁限用农药专项治理行动。加强了与工商、质检、公安、新闻媒体等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并与周边县农药监管部门签署联打联防协议，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联合检查，提高对假冒伪劣农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1.2加强农药经营许可管理 全面贯彻落实《湖北省植物保护条例》以及《农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加强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合法经营，守法经营，规范经营。 1.3加强宣传培训，提高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 组织开展对农业执法人员、农药企业和经营人员分类培训，促进农资监管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开展科普宣传，大力开展“农资打假保、春、秋冬播”送科技、送法律下乡活动，宣传普及农药禁限用规定、识假辨劣、科学选购、合理使用、依法维权等知识，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绿色防控，提高病虫害防治效果。在乡镇中心组学习、农业生产合作社、阳光工程培训作“珍爱自然资源优势，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科学合理使用农药、提升农产品质量水平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题讲座，唤起全社会共同关注农业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环境安全。 1.4严格农资经营台账管理，完善农资经营管理制度 对农资经营单位实行“四制”，即购进备案制，经营专柜制，购销台账制，公开承诺制。要求制度上墙，规范经营。并跟踪检查，督促农资经营户建立和完善农资档案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使农资经营的各个流通环节来历清楚，去向明白，实行层层质量承诺，确保农资质量可追溯。 1.5突出查办大案要案 对日常检查、产品抽检、举报投诉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抓源头，端窝点，打惯犯。对已构成刑事犯罪的，坚决移交司法机关，积极做好两法衔接。同时通过重大农资违法案例和集中曝光假劣农资产品，公布依法惩处的结果，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近年来，查处重大违法案件3起，移送公安机关一起，单笔为湖北稻花香集团新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维权挽回特别重大经济损失550万元。 二、积极推广高效低毒生物农药 在县内主要茶叶、蔬菜生产基地开展高效低毒生物农药、频振式杀虫灯、杀虫黄板等系列清洁生产技术项目示范，使各项技术措施落到实处。通过培训、宣传和实际示范应用，让农民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低毒生物农药，通过组织现场观摩，开展对比试验，让农民实际感受生物农药和绿色防控应用效果。 2.1开展重金属污染普查 争取并组织实施湖北省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防治项目，通过对土样检验检测，对五峰县重金属污染状况提供科学依据。 2.2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2.2.1发展循环生态农业，提高农业生态和经济效益 a）推广农村能源综合利用工程，有效解决畜禽粪便和秸秆造成的面源污染。 b）开展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基地的建设，推广“四位一体”的庭院经济模式、生态等综合示范。积极引导和鼓励养殖场户开展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工作，实行规范化、标准化、无公害化生产，提高畜禽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c）积极推广生态养殖模式。利用畜林、畜果、畜粮等农牧型生态养殖模式。一是利用大量的果、茶、竹等经济林资源，发展生态放养本鸡。二是利用大量的牧草资源和农作物秸杆丰富的优势，发展养殖牛、羊。三是利用玉米等农作物种植面积较多，饲料粮丰富的优势，根据土地消纳粪便与规模养殖相结合的原则，发展养猪、蛋鸡生产。通过农牧结合型生态养殖，使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达到整体最优、协调共生、良性循环的要求。 2.2.2加强技术培训，推广土地的治理和修复技术 a）加强农业环境保护培训，使各级领导把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真正诠释生态是立县之本。同时使社会各阶层了解不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危害，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b）大力推广污染土地的治理和修复技术、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2.3加大政策投入，建设美丽乡村 2.3.1争取领导重视，纳入资金预算 农业面源污染直接关系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要真正摆上议事日程，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保证农业环保工作经费，以赢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 2.3.2实施好农业环保项目，推动农业环境污染治理 积极争取农业环保美丽乡村建设、农村清洁生产工程、农业环境污染修复等建设项目，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业生态环境的长足保护。 作者：胡家慧 单位：五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农业环境论文:农业环境安全问题探析 1杭州农业环境安全现状 1•1农业资源环境 杭州的地貌类别多样,西部崇山峻岭起伏,中部丘陵河谷相间,东部水网平原广阔,构成了“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形格局。2006年底,全市有耕地面积18万hm2,其中水田15.47万hm2,旱地2.53万hm2。杭州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光温同步,雨热同季,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 1.2农业生态环境 杭州市委市政府十分注重环境建设,始终坚持“环境立市”的方针,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市,打造绿色杭州”的发展战略。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是生态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政策指导、资金投入等方面关心支持农业生态环境建设。近年来,杭州市积极开展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推广病虫无害化治理技术,大力提倡科学使用农药、化肥,尤其提倡使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复合肥料,并不断加强对农业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在禁止秸秆焚烧,实现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沃土工程,推广平衡配方施肥;开展土壤肥力监测和化肥、农药污染防治监测;实现老城区畜禽限养禁养,整治沼溪鸭子放养;探索生态种养模式,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开展“千村整治,百村示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3农业设施环境 随着杭州都市农业建设的推进,生态公益林、清水河道、农民饮用水、农村沼气等建设迅速发展,村容村貌得到改善,创造了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农业机械化迎来了新的春天。到2006年底,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达300.83万千瓦,拥有各类农机具60.13万台(套),各类新增的农机具,充分注意了农机与农艺的配套,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中低产田改造成效显著。1997年至2006年底,全市共改造中低产田6.67余万hm2,其中市级示范方1.65万hm2,通过中低产田改造,将原来高低不平杂草丛生的贫瘠土地改造成优质高产良田。农田性能明显提高,示范方内速效氮、磷、钾分别比改造前增长16.2%、25.5%和10.2%,土壤地力等级提高,复种指数从139%提高到178%。农业设施栽培面积迅速扩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以钢管大棚和智能大棚为主的设施农业面积已达0.87万hm2,与设施农业相配套的工厂化育秧、节水灌溉、大棚中耕机械等农机及农艺新技术有新的突破。农业设施环境的改善和提高,促进了标准农田建设,全市已建成标准农田11万hm2,较大地改善了农业设施环境。 2杭州农业环境安全的制约因素 杭州市在农业环境安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纵观农业环境安全整体情况,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既有面上的问题,又有深层次的矛盾。一是农业资源贫乏,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2006年,杭州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仅0.04hm2,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而且地块较小,随着杭州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加快,耕地面积将进一步减少。据国土部门调查,杭州市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可以开垦为耕地的后备资源则更少。二是生态环境恶化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长期以来,农业自然资源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不仅自然资源生态性能得不到恢复和提高,而且为了保持粮食等农产品的稳定增产,不得不增施化肥、农药等不利于改善环境的农业投入品。据土肥部门调查,杭州市化肥农药使用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农田整体隐患严重,铜、镉、铅、锌等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富集,而速效磷、钾等却低于临界值。种养业的发展,尤其是养殖业的发展与防止农业面源污染发生了较大的矛盾。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的增长,生产和生活废弃物不断增加,点源污染、面源污染、立体污染并存。据气象部门的资料显示,杭州是全国三大酸雨城市之一,年降水平均pH值小于5.0,市区酸雨率自1992年以来一直处于增加的趋势。三是农业设施建设滞后。杭州市的大多数农田水利设施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农村实现联产承包以后田块变小,农田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基础老化,加之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土地使用性质变更,导致大田排灌设施破坏。四是设施种养业比重偏低。全市大棚等设施种养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3确保杭州农业环境安全的对策措施 3.1以政策保障农业环境安全 3.1.1制定农业环境污染综合防治规划要抓紧制定农业环境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确立农业立体污染综合治理目标和阶段性、区域性、流域性治理目标,并将其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都市农业建设规划有机衔接起来,使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真正落到实处。要设立覆盖全市的农业污染观察点(站),掌握全区域污染的实际状况和变动趋向、主要污染源种类和变量,及时阻断和调控污染源。 3.1.2切实保护耕地要以“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为指导思想,逐步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进一步规范征地行为,以有效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从而实现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严格控制非农建设用地,做到用地和造地相结合,尽可能节约用地、少用地、用杂地,坚决守住基本农田这条红线,绝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破坏生态平衡来换取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做到建城和建农两不误。 3.1.3构建农业环境生态补偿机制要着重研究自然生态环境补偿和污染受害者补偿的方法,制定不同污染种类、污染程度、损害程度的经济补偿标准。与此同时,要制定补偿的具体操作规程予以配套,真正落实农业环境补偿机制。要加强对农业污染源的源头防控,对环境污染风险大的生产企业和部门,实行环境污染抵押金制度,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要积极鼓励和扶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牧业以及有利于生态良性循环的沼气、有机肥、生物农药等项目。 3.1.4建立以绿色GDP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逐步建立起以绿色GDP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引导人们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逐步转到注重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的协调发展上来。建立生态约束机制,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坚决遏制以牺牲资源环境、破坏农业安全为代价的污染企业、污染产业的发展。 3.1.5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要加大对新农村建设力度,进一步优化农村环境。要结合“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把生态公益林、清水河道、农民饮用水和生态家园建设统筹整合起来。一是搞好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进村道路和村内主干道基本实现硬化;河道通畅整洁;设有基础的卫生设施;农户新建房要按标准配套三格式无害化厕所;有符合用水量要求的水源,自来水入户率要达到100%。二是集中整治环境卫生。全面清理公路沿线、河道两侧、街道里弄及房前屋后的垃圾与露天粪便池、简陋茅厕,并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和清扫保洁制度,生活垃圾的清运率要达到100%。三是要积极改造农村老式炉灶,推广沼气和太阳能等农村清洁能源。 3.2以法律法规规范监督农业环境安全 3.2.1抓紧制定农业环境保护的专项法律法规虽然,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农业法》等法律法规对农业环境作了某些原则性的规定,但存在操作上的问题。为此,要抓紧制定完整、具体、针对性强的农业环境保护专项法律法规。要充分利用杭州市副省级城市有部分立法权的优势,加紧制定杭州地方性农业环境保护法规和行政规章。由于影响农业环境既有来自农业生产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农业环境保护法的调整对象应是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建设、开发、科研和其他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其有较大的涵盖面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3.2.2努力完善和实施农业环境标准目前,我国已制定和颁发了一些环境方面的标准,主要有《渔业水质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等。但标准的实施力度不够。笔者认为,要根据杭州都市农业建设、新农村建设和生活品质之城建设的要求,努力完善和实施农业环境标准。一是增加标准中的强制性指标,以增强农业环境保护的刚性。二是对原先制定标准中的一些不适应当前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和保护农业环境需要的,要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三是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加快制定《农田大气质量标准》等。 3.2.3依法强化对农业环境的全程监管要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强化对农业环境全程监管。首先要加强对农田环境的监管。严格控制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对农田环境的污染,建立农产品产地环境普查和定点监测制度。第二要加强对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坚持控制与治理并举、农艺与工程结合,严格控制农业投入品。第三要加强动植物疫病的监控。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动植物防控体系建设。要组建杭州市动植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动植物疫情监测、疫情预防与控制、疫情收集与报告、疫情评估等业务,提升动植物疫病防控能力;要建设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全市要尽快达到免疫无规定动物疫病控制标准,控制规定动物疫病的发生,消灭或基本消灭重大动物疫病。 3.3以科技促进农业环境安全 3.3.1加强对工业污染的控制首先要通过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旧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彻底的改造,对一些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加快下游产品的开发,提升传统工业的内质,使其尽快成为新的生态工业的组成部分。其次要大力发展生态工业,要模拟生态系统功能,建立起相当于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的生态工业链,实现低消耗、低污染或无污染、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目标。再次要建立生态工业园区,要结合城区的扩容提质,积极配套规划和建设生态工业园区,使工业由分散布局向集中布局转变,扶持一批科技和生态含量高、效益好的生态工业项目,淘汰和取缔高能耗高污染生产项目和地下作坊,从源头上控制工业污染。 3.3.2加强病虫无害化治理要加快高效低毒农药的研制和开发,全面实施农作物病虫草鼠综合防治技术和无害化处理技术,积极推广应用生物农药,充分利用有关生物代谢产物防治病虫害,保护天敌,达到以虫治虫、以菌治病的效果;要充分利用害虫的趋性、栖息和动物习性,采用杀虫灯、性诱杀等物理防治措施,减少化学防治的次数和强度。要掌握农膜、秸秆等在生产过程中的走向,努力提高农膜的回收率和秸秆的综合利用率。 3.3.3加强对养殖业污染的整治要遵照生态农业和生态市建设的要求发展畜牧业,严格执行市政府关于畜禽禁、限养的规定,要积极发展生态循环型养殖,大力推广农畜结合的“五园”(菜园、茶园、果园、竹园、林园)养殖、猪—沼—果循环养殖和水产品健康养殖模式,落实休渔禁渔制度。实施生化和厌氧等设施治理,对畜禽粪便进行综合开发,制成有机肥料。要积极改进畜禽饲养方式,通过营养调控降低畜禽排泄物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3.3.4加强对外来有害物种的清除要根据农产品大市场大流通的实际,加强对外来有害物种的管理和清除。动检和植检部门要加强对外来有害物种的检测管理力度,建立外来物种“准入制度”,一旦发现外来有害物种,立即组织扑杀,以防其扩散。对诸如“一枝黄花”等已经出现的外来有害物种,要根据其不同的生长期,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扑杀。 3.3.5努力实施“沃土工程”一是要开展基本农田、标准农田的地力调查和分等定级工作。用2—3年的时间,建立地力质量及环境质量定位和动态监测点100个以上,尽快形成杭州市基本农田地力数据库。同时要抓紧完成全市基本农田、标准农田的分等定级工作。二是要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测土配方施肥是保护地力行之有效的措施,要努力提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入户率和到位率,在此基础上,积极引进国内外的先进施肥技术,不断提高科学施肥水平,严格控制土壤和农产品中硝酸盐和重金属元素的含量。三是要加大节水灌溉的推广力度。努力研发节水灌溉机械和节水灌溉技术,引导农民积极采用节水设备和技术,扩大节水灌溉区域。四是要开展中低产田改造。杭州市尚有6.67余万hm2中低产田,同时由于自然灾害和非农建设用地等因素,每年约有0•2~0•33万hm2耕地转为中低产田。要认真落实杭州市“十一五”中低产田改造计划,每年改造中低田0.67万hm2。在中低产田改造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障碍因子落实改造措施,还要遵循杭州的实际,积极探索和实施城市化进程中优质农田表土搬家工程,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农业生产环境安全已是当今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为此,全人类应为此作出艰苦的甚至是痛苦的努力,以保证人类良好的生存环境。 农业环境论文:农业生产环境成本试析论文 摘要：农业环境成本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控制对环境的损害而付出的代价以及最终给环境造成的实际损失。由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最初的环境成本特指企业的环境成本，主要是指工业企业。随着农业生产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的目光已经由工业领域扩大到农业领域，研究农业生产的环境成本问题。 关键词：农业生产、环境成本问题 1农业环境成本的内容 农业环境成本与企业环境成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顾问专家工作组第15次会议文件《环境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立场公告》：“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的措施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由此可见，企业环境成本是企业内部成本核算的一个方面，是企业的实际成本支出，属于会计范畴；农业环境成本不仅包括预防性的成本支出，更重要的是分析农业生产行为实际对环境造成损害，是整个社会共同承担的环境代价，属于公共环境经济问题。农业环境成本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农业生产本身所产生的环境成本，间接成本是指上游与下游产业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如化肥、农药的生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因使用原料的特殊性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如皮革加工、秸秆造纸等。根据不同的生产部门，农业环境成本还可以分为种植业环境成本、畜牧业环境成本、水产业环境成本等。本文所分析的农业环境成本是指种植业部门的直接环境成本，包括动植物资源成本、土壤资源成本、水资源成本、大气污染成本、生命健康成本等。 2农业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核算环境成本的方法很多，如预防费用法、恢复费用法、生产率变动法、机会成本法、间接替代法、市场价值法、人力资本法等。不同的环境成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核算。 2.1动植物资源成本核算 动植物资源的减少，其造成的损失是无价的，同样，各种动植物资源的恢复和保护也蕴藏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核算动植物资源的环境成本可以采用恢复费用法和维护成本法。 恢复成本取决于恢复的面积和单位面积恢复的费用，恢复费用的具体费用包括土地费用、劳动力费用、动植物资源引进培育费用和相关的技术费用等。其中动植物资源的引进培育费用是关键，对植物的稀有程度越高，费用就越大，一般常见的资源引进，费用很低，甚至不需要具体的费用。恢复成本既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但保护成本是长期的，同样道理，动植物资源的稀有程度越高，保护的费用就越高，常见的动植物资源只需保证其生产空间，一般不需要额外的保护费用。相反，如果需要对野生动植物生长进行控制，费用另当别论。 2.2土壤资源成本核算 土壤资源成本的核算方法常用的有两种，一是恢复费用法，即将土壤的自然生产能力恢复到一定水平的费用；二是生产率变动法，选择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年份，核算由于土壤自然肥力不同或变动而引起生产率变动所产生的净收益差异(E)。 式中，P为产品价格；Q为产量；C为单位成本；i为产品种类。 使用恢复费用法计算土壤资源成本，关键在于选择恢复土壤自然生产能力的方法和要求达到的技术指标。如果采用休耕的方法，其成本就是正常耕种的净收益，如果采用种植绿肥等方法，在以上基础上，其成本还应该包括种植绿肥或其他方法所产生的净费用。 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干扰，采用生产率变动法很难直接测定由土壤肥力下降所引起的单位面积净收益的变化。土壤肥力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大量施用化肥造成的，因此可以通过单独测量化肥的超正常施用量，判定土壤资源的环境成本。首先是确定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单位面积净产值最大时化肥的最小施用量，然后计算化肥实际施用量与最小施用量之间的差额和相应的价值，最后将差价扣除因减少化肥施用而采取的其他环保手段的费用，就是使用化肥而产生的土壤资源成本。 如果替代费用超过减少化肥施用节省的成本，就会出现替代不经济，所以替代品的经济性和环保性同等重要。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核算农药投入对土壤所造成的环境成本。事实上，无论化肥和农药的投入量如何减少，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土壤造成一定的损害，关键是把这种损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一是可以由土壤自身进行修复，二是可以通过其他比较经济的技术手段实现修复。 2.3水资源成本核算 水资源环境成本有三项内容，核算也分三个方面。 核算水资源的浪费成本，关键在于确定水资源的价格、节水灌溉的用水标准以及相应所增加的灌溉设备费用，如果价格较低，水资源的浪费就是经济的。提高水价，水资源的环境成本就会由外部成本转化为内部成本，节水灌溉的经济性就会增强。 2.3.2地质灾害损失的核算 在我国北部平原地区，农业灌溉用水主要来自于浅层地下水。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目前在山东、河南、河北等19个省区共形成了59个漏斗区。并引发了比较严重的地质灾害，如地陷、裂缝等，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地质灾害损失的核算，一是通过调查统计计算已经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是预测灾害发生的概率和将来可能造成的损失。 2.3.3水污染环境成本的核算 农业生产对水资源造成的污染主要来自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因此水污染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与土壤资源的环境成本核算方法类似。二者的差别在于水的流动性较强，水资源的污染会进一步对动植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由此造成的二次污染和损害的核算，可以分别参考动植物资源的环境成本核算和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 2.4大气污染环境成本核算 2.4.1温室效应的成本核算 农业生产的温室效应损失=温室效应造成的净损失×农业生产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 农业生产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农业生产N[，2]O排放量占N[，2]O总排放量的比例×N[，2]O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 2.4.2秸秆燃烧的环境成本核算 首先确定秸秆燃烧所造成的损失项目，如交通事故、高速公路关闭、飞机停飞、火灾等，其次统计和计算相关项目的实际经济损失，最后将这些损失合计就是秸秆燃烧的环境成本。其中涉及生命与健康方面的损失，核算方法参见关于生命与健康成本的核算。 2.5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 在生产中与农药的接触对人体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可以致病、致残甚至致亡，相应发生的医疗费、误工费，以及由于劳动能力的部分或全部损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属于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的内容。与农业生产不相关的行为，如服药自杀所造成的损失不是环境成本核算的内容，精神损失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且难以衡量，也不在核算的范围。通常使用人力资本法核算生命与健康成本。 人力资本法也叫工资损失法，它是通过市场价格和工资多少来确定个人对社会的潜在贡献，并以此来估算生态环境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损益。 进一步计算疾病成本和劳动能力丧失成本： 式中，R[，j]为农药对伤残的负责系数；Y[，0]为期望寿命(参考“WHO推荐的标准期望寿命表”)；Y[，j]为第j人的实际年龄；E[，j]为劳动能力损失系数(死亡者系数为1，伤残者根据伤残轻重确定，具体可参照GBD伤残等级分类)；W[，y]为年人均收入；D[，j]为年陪护费用。 3农业环境成本的控制 3.1维护土地的多样性 目前，农村土地耕地化现象非常严重，不仅边边角角都被利用，就是原来的河道、林地、草滩甚至坟地也被开垦变成了耕地。土地的过度利用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一是使许多动植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农作物一统天下，不利于生物间的竞争与进化；二是土地耕地化使水土流失问题更趋严重，农作物的耕种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在春播与秋播期间，地面没有任何植被覆盖；三是提高了旱灾与涝灾的成灾率，因为大量的水塘、沟渠甚至河道都被平整开垦为耕地，排涝蓄水以及灌溉的能力大大减弱。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在保护耕地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农村土地的多样性，林地、草地甚至荒地也要得到一定的保护，对池塘、河道、沟渠进行全面规划，禁止耕地对其侵占。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应该主要依靠技术与资金投入，而不是耕地面积的无限制扩张。 3.2科学施肥，减少无机肥施用量 全面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避免化肥的盲目使用。发展复合肥、生物有机肥，压缩无机肥的施用量。生物有机肥技术是以畜禽粪便为原料，以秸秆、豆粕等有机废弃物为辅料，配以多功能发酵菌种剂，通过连续池式好氧发酵，使之在5～7天内除臭、腐熟、脱水，最终成为高效活性生物有机肥。有机肥内含有多种有益微生物，能不断释放出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和多种植物生长刺激素。肥中除含有氮、磷、钾三大元素外，还附有含钙、镁、硫、硅、锰、锌、硼等中量和微量元素。能增加土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壤保肥、保水、保温能力，减少病虫害，改善作物品质。施用有机肥料的土地比施用传统化肥的土地一般增产10％以上。现在，生物有机肥的生产技术比较成熟，市场供不应求，发展生物有机肥，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3.3发展生物农药和物理捕虫技术 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资源开发的农药，包括植物农药、微生物农药和抗生素等，生物农药具有对人畜的毒性较小不污染环境以及病虫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由于技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生物农药在我国的推广和利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许多生物农药的有效成分为活体微生物，其产品制剂化技术要求高，而我国生物制剂的剂型及其工艺水平落后，致使活体微生物农药的制剂化成为生物农药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要加强技术攻关，使生物农药产业不断取代化学农药，成为农药的主体。同时，应重视物理捕虫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如使用灯光、振频等物理方法诱虫、杀虫。根据昆虫趋光的天性，在其成蛾期间，在田间布置具有诱虫和杀虫功能的频振杀虫灯，杀虫效果不亚于使用农药，并且没有污染，还可以大大节约成本。山东龙口市在果树和蔬菜生产中推广频振式杀虫灯技术，全市目前已应用频振式杀虫灯3000多盏，控制果蔬面积6000多hm[2]，每年可减少农药使用150t，节约成本上百万元。 3.4推广与普及节水灌溉 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业用水将短缺600亿～700亿m[3]，推广和普及节水灌溉势在必行。截止到2002年，全国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只有2000万hm[2]，约占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36％。其中防渗渠灌溉的面积1000万hm[2]，管道输水灌溉面积150多万hm[2]，喷灌面积230万hm[2]，微灌面积30万hm[2]。节水效果越好的方式，其应用面积越小。发展节水灌溉，一要解决技术问题，开发和推广适合不同地区使用的节水灌溉设备与技术，在华北平原地区，应推广和普及管道输水灌溉技术，在城市郊区，发展喷灌和滴灌技术等。二要解决制度问题，建立农业用水的市场机制，有偿用水，利用价格杠杆，使农民自觉使用各种节水设备。 3.5全面建设农村生态文明 农业环境成本的控制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农村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府应适时引导，通过示范、教育，推广和普及生态文明的知识，同时通过支持具体生态项目的建设，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维护土地利用的多样性，利用有机物的投入发展农业。禁止秸秆燃烧，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加强面源污染的防治，改善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发展小沼气工程，实现循环经济。超级秘书网： 农业环境论文:农业环境保护管理 1.1我国农村环保立法滞后，法律体系不健全 改革开放历经20多个春秋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1989年12月通过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法律法规体系川，此体系主要包括：①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②环境保护基本法，即1989年12月26日颁布的{环境保护法}；③环境保护单行法规；④环境标准。我国目前共颁布了300多项环保标准；⑤其他部门法中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这些环境法都涉及了农业环境保护，并对农村环保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法律法规体系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从其建立的经济基础与达到的目标上来看，这一法律体系是建立在靠行政指令来实施的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实现一种人治型的经济范畴。而我国目前是一个以价值规律调节为主、宏观调控为辅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一种法治型经济范畴；其次，从此体系的大致内容上来看，现行此体系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行政关系的行政法律规范性质的农村环保法律法规不多，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民事关系的民事法律规范性质的农村环保法律法规更少。同时，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要求市场上各生产要素都能自由流通和各个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平等竞争的经济关系，而保证这一关系的以民商法性质为主体的环保法律法规也很少，远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最后，此法律体系不健全。此体系中“没有综合性的农业环境资源保护法规或条例。作为综合性环境保护法的 环境保护法》对农业环境虽有涉及，但很简单，而且未能将农业环境与农业自然资源的保护协调起采[1]，。另外，一些重要环境领域还存在立法空白，如程序法方面的有关环境评价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农药使用造成环境污染法等。从而使我国农村环保立法跟不上国际环保发展的趋势，不利于环保事业的发展. 1.2现行的一些环境与资源保护单行法不能适应国际环保发展的需要我国现行的一些环保法规已不能适应国际环保发展的需要，如我国目前实施的1996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其第三章第15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向水体排放污染物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排污费。超标准排污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制定规划，进行治理，并将治理规划上报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备案。由此可见，对于未超国家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事业单位，只要缴纳排污费就属合法；而超标准排污的企业、事业被强迫缴纳排污费并进行治理。这种作法仍是过去政府对污染的控制通过对企业强迫征收排污费促使企业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并不是借鉴国际上“绿色企业”那样自动将排污费作为产品生产成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做法，来促使企业走绿色化生产轨道。 1.3环境管理体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足 目前，由于我国环保法律体系还不十分完善，致使我国至今还未形成一个统一而完善的环境管理体制。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仍是按辅助性原则为依据的统分结合的多部门、多层次的执法管理体制，即国务院设立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下，省、市级政府建立环境专门机构，工业较集中的县、镇一般也设立专门机构或由有关部门兼管，甚至在较大的工矿企业也设有环保科、室与环保专职人员[2]。这样形成了执法主体势力割据的局面，致使权责不明，权力过于分散，从而使一些省、市级环境保护专门机构变成了本地区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为了一味提高本地区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甚至一些县、镇领导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自然一切就都会搞好的，而对环保法置之不理，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极为严重。另外，各环保部门之间为了部门利益而互相扯皮，关键时刻相互推诿责任，形成了一种恶劣的部门保护主义，最终造成执法混乱，法律法规失去法律效力，致使环保工作无从说起。正是由于体制的不完善，监督力度自然也就上不去。因执法主体繁杂，上下级形不成垂直关系。往往为了地区利益、部门利益，形成了上级有政策，下级有对策的应付局面，使许多监督政策不能得到实施，法律得不到执行，监督变得苍白无力，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1．4农村干部和农民环保法律意识淡薄 我国目前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仍未完全确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治型法律秩序仍未被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型法律秩序所代替。尤其是大农村干部，政策性意识浓厚，法律性意识较淡薄，致使许多法律法规在农村实施过程中给以政策化，以政策的原则性`实践性、灵活性代替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性、稳定性，造成农村市场经济法治建设障碍重重。再由于我国农村环保法整体上仍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宣传力度欠缺，农村环保法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头脑中仍是一个未知数。从而出现了一些农村干部为了本地区经济利益而置环保法不顾，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策略采发展经济。这样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效益与长远利益对立起来，严重违背了自然规律、经济发展规律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这些干部的地方保护主义对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同时，一些农民缺乏接近环保法、了解环保法，认识不清环保法的内在经济动因，而为了自己一时的经济利益滥伐林木，大肆捕获珍稀动植物，过度放牧，加剧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遭到了大自然的严重惩罚。 2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环保法制的设想 2.1扭转人治化，加强法治化，推动农村环保产业市场化进程 法治是一种文明的法律精神，即法律至上、平等运用`制约权力、权利本位`正当程序、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3]。其核心是价值取向上的定性特征或价值合理选择与定位[4]，力求社会价值的平衡与互补，公正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平等地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为价值目标[5]。由此它与。权力集中化，决策专断化，利益凝集化”的人治是根本对立的。目前，我国正在完善的农村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基于此，扭转人治化，加强法治化正是我国农村由以入治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法治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客观需要，是我国农村法治建设的关键，而农村环保法制建设正是我国农村法制建设中的关键一环。由此，转变农村环保法制建设中出现的以-人治”为核心，忽视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而片面发展经济效益的思想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推动农村环保适应国际化趋势，加速环保产业市场化的发展进程。 2.2完善农村环保法律体系，使之统一化、规范化和高效化 2.2.1完善农村环保立法体系 为了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达到农产品国际贸易化发展的要求，基于农村环保法制建设的现状，需要构筑一个比较完善的、独立的农村环保法律体系，把农村环保这一块从整个环保法中独立开来，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结合农村环保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形成一个单独针对农村的环保法律体系。此体系大致应由下列各部分构成：①宪法关于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规定；②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③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单行法；④农村环境标准；⑤其他部门法中关于农村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这样使整个农村环保法律体系统一化，有利于农村环保法制建设有序地进行。 2.2.2依据农村环保法律体系框架，使各项环保法律法规规范化、完善化 农村环保法律法规应做如下完善：①立法高度方面。(环境保护法》的制定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上升到全国人大，加大此项法律的权威性，真正落实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同时，在基本法中应增加综合性的农业环境管理法律，以完善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这一块；②补充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欠缺的单行法。如农村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保护评价法，农药使用造成环境污染法等；③修订现有立法，以适应目前农村环保法制建设同国际接轨的需要。如{水污染防治法)中的排污费税法的规定，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农药管理条例)中对于农药进行使用所造成的污染怎样处治，仍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款；④根据国内国际情况，制定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环保接轨的环境标准；⑤加强地方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立法，全面具体落实农村环保法律法规，切实推动农村环保事业的发展。 2.2.3规范农村环保管理体制，促使此体系高效实施 为了在农村有效实施环保法，必须提供一套强有力的管理体制作保障：基于目前的管理体制，除继续完善排污许可证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外，还应建立实施清洁生产促进制度，农业环保责任制度和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定量考核制度，兽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等。 2.3健全执法机构，强化执法队伍 2.3.1健全执法机构 依据农村环保基本法和环保管理体制，应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进行统一管理的专门环保机构，即中央仍由部级(甚至权限要高于一般的部)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对全国环保建设进行统一部署、管理、指挥、协调。各省、市、县级政府设置专门环保机构，此机构为环保总局的分支机构。在各地环保执法过程中，环保局为执法主体，并且垂直上一级环保机构管辖、监督，不隶属当地政府主管，但各地政府必须参与辅助本地环保机构工作，另外，各部门环保执法机构也应由环保分局采担任。这样全国各地各部门的环保工作都由统一的环保机构来行使职权，各级政府与各部门密切配合各内部的环保法制工作，并将此项工作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各个部门政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制止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 2.3.2强化执法队伍，不断提高执法水平 要不断提高各级执法队伍人员的政治觉悟，使其能抵制各种腐败现象的侵蚀，严格依法办事，作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不断更新执法人员的知识结构，强化他们各项环保科技技能；同时也要妥善安排好农村环保执法人员的待遇问题，尽量作到惩罚分明，充分调动环保执法人员的积极性，保证环保法落实到实处。 2.4加强执法监督，提高执法力度 农村环保执法监督机制由2个监督层面组成：①上下级政府监督关系，即上级政府把下级政府关于环保工作开展的好坏，是否密切配合环保机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做为进行量化考核评定其年度政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对当地政府起到了良好的监督作用，同时，也利于扭转地方政府只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不良倾向；②环保机关形成上下级的垂直监督关系。国家环保总局要从法律和行政上对各级环保机关`各部门的环保机关在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方面加大稽查力度。对个别环保机构不能认真执行杯保法规，不能圆满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的情况要进行严格查处。对违法乱纪现象应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及行政责任，促使各级各部门的环保机构依法行政，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2种监督制度的实施既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的发生，又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保证农村环保法制建设顺利进行。 2.5加强环保法制宣传，提高于部和农民的环保法律意识 目前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较低，法治意识淡薄，广大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仍是一种小生产者，自私自利性在他们心目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从而出现了一些农民为了一己的利益，在金钱的诱惑下大肆捕获国家珍稀动物，滥伐林木，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与此同时，在我国中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干部对环保还存有模糊认识，环保法律意识极其淡薄。因此，在广大农村必须加强环保法制建设，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环境意识。 2.6借鉴国外环保法制经验，争取早日与国际环保法制接轨 在我国农村环保法制建设过程中，要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和管理体制，引进一些尖端的管理技术与环保科技。同时要加强研究国际环境保护条约、公约，充分利用WTO中关于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中规定的非歧视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达到与国际环保法规接轨，为我国农村环保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空间。

社会安全论文: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问题调查分析 摘要：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水平总体上处于高位，但仍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主要有子女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住房问题和食品安全以及环境问题等。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社会安全感；农村居民；宁波市；调查；分析 “安全感”的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来的，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安全感，是指人们对自身安全状况及周围自然、社会安全形势的主观感受和评价。社会安全感，则是指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对其居住、生活的区域或整个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相对稳定的感受和预期。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毋庸置疑也会影响人们心态的变化。随着宁波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安全感问题逐渐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但学术界对社会安全感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城市居民，而对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研究可谓“人迹罕至”。该课题致力于研究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进一步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凝聚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数据来源 论文进行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对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被调查的地区有北仑区春晓镇的民丰村和凤山村、镇海区澥浦镇的澥浦村和庙戴村、鄞州区古林镇的藕池村和吴家村、象山县西周镇的上谢村和下沈村。共计发放120份问卷，回收120份，其中有效问卷108份，问卷有效率为90％。在接受调查的108位村民中，男性有50位，占总人数的46．3％；女性有58位，占总人数的53．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学历及以下的有27人，占总人数的25％；初中学历的有52人，占总人数的48．2％；高中学历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18．5％；大专学历及以上的有9人，占总人数的8．3％。从年龄构成来看，18岁及以下的有10人，占9．3％；19～30岁的有21人，占19．4％；31～45岁的有35人，占32．5％；46～60岁的有23人，占21．3％；60岁以上的有20人，占18．5％。从职业构成来看，学生占8．3％；农民占17．5％；工人占45．8％；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占4．2％；自由职业者占14．2％；失业、无业人员占10％。从月收入来看，月收入小于等于1000元的村民占10％；月收入在1001～3000元的占61．7％；月收入在3001～6000元的占19．2％；月收入大于6000元的占9．1％。 2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 2．1村民安全感水平总体居高 为了更加明确地了解宁波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及其变化情况，该研究在问卷中设定了“您感觉自己的生活安全吗？”和“与过去相比，您的安全感有什么变化？”两个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设置了“非常安全”、“安全”、“不安全”、“很不安全”4个选项，并按照社会统计学中系数制的计分方法，把“很不安全”记做1分；把“不安全”记做2分；把“安全”记做3分；把“非常安全”记做4分。据统计调查结果显示，87．5％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或非常安全的，其中65．8％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的，21．7％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安全，安全感数值的平均值为3．06，总体来说宁波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水平较高。 2．2村民安全感相比过去有所下降 经统计分析，关于“与过去相比，您的安全感有什么变化？”这一问题的结果是：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的安全感“提高了”的有27人，占25％；认为自己的安全感“下降了”的有55人，占50．9％；认为自己的安全感“没变化”的有26人，占24．1％。由此可见，与过去相比，宁波市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下降了。 3影响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素分析 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影响宁波市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4个，分别是子女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住房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 3．1子女教育问题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在回答“当前您认为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可多选）”时，“子女教育问题”的入选率是91．2％。通过访谈，村民普遍认为子女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资源共享不到位，包括硬件设备和师资队伍建设，其中师资力量是最主要的因素。此外，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和学前教育难也是村民担心的主要问题。 3．2社会治安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许多人口流向东南沿海的发达城市。近年来，随着宁波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宁波市的外来人员越来越多且成分复杂，这给宁波市的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许多村民表示，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为了节省房租和日常生活开支，都选择居住在离市区偏远的乡村地带，这给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3．3居民住房问题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是非常重要的，而房子作为家的物质载体，承载了绝大多数人对于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定义。近些年，由于许多人热衷于炒房，导致房价不断上涨、大多数人买不起房，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社会安全感。多数村民表示，有房是子女结婚的硬性条件之一，因此，他们的前半生都在为子女的婚房奋斗。 3．4食品安全与环境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对人们的社会安全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统计，村民在回答“您认为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最主要社会问题是？”一题时，选择“食品安全”的有26人，占24．1％；选择“环境质量”的有31人，占28．7％；选择“青少年犯罪”的有16人，占14．8％。 4提升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路径选择 4．1优化教育资源配套，改善居民子女教育环境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努力实现城乡、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大力扶持乡村教育的发展，使乡村教育跟上时展的步伐；其次，要优化师资队伍，培养高素质的教师，尤其要注重教师责任感的培养，提高乡村教师的薪资待遇和地位，建立相应的激励和奖惩机制，促进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最后，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增加幼儿园的供应，并扶持收费低、面向大众的民办幼儿园发展。 4．2合理管控人口流动，强化社会治安常态管理 面对外来人口的涌入，我们不能“堵”，而要“疏”，这样才能标本兼治。首先，要全面了解外来人员的来源与去向，全面落实居住证制度；其次，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提高流动人口的遵纪守法意识；最后，要完善人口流动管理机构，加强社会治安管理。 4．3规范房地产市场管理，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 首先，政府应严格土地审批制度，依法规范建房用地，对不遵守《土地管理法》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给予处分；其次，政府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对其开发、流转、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督，积极构建良好的住房体系；最后，政府应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主动承担住房市场价格与居民支付能力之间的差额。 4．4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坚持绿色发展道路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要加强对食品质量的安全监管，提高食品的准入市场门槛；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有效规范食品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消费者食品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辨别问题食品的能力。关于环境问题，要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逐渐淘汰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工厂；统筹城乡环境建设，大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注重科技创新，加强污染整治。 作者：廖金娟 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安全论文:构建社会安全防火墙的工作打算 一、总体目标 力争通过三年努力，使消防工作责任有效落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基础更加牢固，社会单位自防自救能力全面提高，消防监督管理服务水平明显增强，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有效遏制，力保全市连续26年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确保全市火灾形势稳定。 二、工作任务 （一）提高社会单位消防平安“四个能力” 1．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切实做到消防平安自查、火灾隐患自除”一是要确定消防平安管理人，具体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平安管理，进一步加强对消防平安管理人的教育培训。二是要坚持每日开展防火巡查，定期开展全面细致的消防平安检查，完善巡查、检查记录，对发现的问题要有周密的顺序督促整改并复查。三是要落实员工岗位消防责任，特别是重点要害岗位，要层层签订消防平安责任书，将防范火灾的任务层层分解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员工。四是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要立即消除，不能立即消除的应当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资金，限时消除。 2．提高组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切实做到火情发现早、小火灭得了一是依法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的企事业单位要建立专职消防队，依照专职消防队建设规范配齐装备和队员，并报市、县（区）两级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备案。二是有保安队的单位要建立“保消合一”消防队，对保安队员要经常进行培训。三是其他单位要建立志愿消防队。四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有效处置；要保证预案切合实际、操作可行，每次演练要有详细记录，并认真讲评。五是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要持消防行业特有工种执业资格证书上岗，能熟练掌握火警处置技能。 3．提高组织人员疏散逃生能力，切实做到能火场逃生自救、会引导人员疏散” 4．提高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能力，切实做到消防设施标识化、消防知识普及化” 消防平安重点单位要全面落实“四个能力”建设内容;一般单位可结合实际，有重点地落实“四个能力”建设要求。年，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平安重点单位达标；年，所有消防平安重点单位全部达标；年，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一般单位全部达标。年，区要选定2至3个社会单位高标准、高质量地抓好“四个能力”建设试点工作。 （二）落实政府部门消防工作“四项责任” 1．落实组织领导责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政府任期工作目标，制定实施“十二五”消防发展规划，保证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二是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政府分管领导牵头、财政、公安、安监、工商、文广新、建设、质监等有关部门领导参与的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消防工作重大问题。三是各级人民政府要针对消防平安突出问题，每年开展消防平安专项治理；每年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组织开展消防平安检查及消防平安知识的宣传提示和教育培训，政府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亲自带队组织开展的消防平安大检查；市、县两级政府对影响公共平安的重大火灾隐患实施挂牌督办。 2．落实监管责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与所属的部门、行业、系统签订消防平安责任书，并定期进行检查考评，奖优罚劣。二是要建立健全消防工作部门信息沟通和联合执法机制，财政、公安、安监、工商、文广新、建设、质监、教育、人社等相关部门，要齐抓共管，联合执法，共同解决。三是行业、系统主管部门要将消防工作纳入本行业系统管理内容，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开展消防平安检查和教育培训；四是具有平安监管职能的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对发现的火灾隐患依法查处或者移送相关部门处置。 3．落实设施建设责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编制、实施城乡消防规划，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确定年为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年，全市100%完成消防专业规划编制、修订工作。确定年为城乡消防环境改造年，结合城镇改造，集中整治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及出租屋、三合一”场所、务工人员聚集地等存在消防平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城乡消防平安环境。二是建立政府统一指挥，公安、消防、交通、通讯、电力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快速反应系统，年底前，市要完成应急救援支队组建工作；市、县要完成应急救援大队组建工作。四是推进远程监督系统的联网。对社会单位的消防重点部位实行远程视频监控，年、年、年全市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联网率分别达到50%80%100%实现公共消防平安管理信息化。 4．落实检查考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逐级签订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定期对下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履行消防平安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下级政府落实消防工作年度目标任务进行督办，有关单位、行业、系统主管部门每年要对本行业系统消防工作进行考评，对完成消防工作任务、效果显著的予以惩办奖励。 （三）夯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四个基础” 1．夯实组织建设基础。农村、社区要建立健全消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确保基层消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年，各乡镇要依托综治办、安监办等机构，设立消防平安专（兼）职管理人员，组织开展消防宣传和消防平安检查；年，各行政村、乡村社区落实消防平安专（兼）职管理人员，负责日常消防平安工作。年，县锦江镇、区百佳城社区要抓好“三无五有”平安乡镇、平安社区创建活动试点工作。 2．夯实设施建设基础。乡村社区要完善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并加强维护颐养；每个社区要设置公共消防器材配置点，配足配齐灭火器材。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建设要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与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同步建设、同步发展。对木结构建筑集中、连片的村庄，要结合村庄整治和人居环境改造进行治理，增强火灾抗御能力。 3．夯实群防群治工作基础。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要确定消防平安管理人，制定防火平安公约，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居民住宅区物业管理单位要落实消防管理责任，定期开展防火检查，整改消除火灾隐患。社区内的小场所要实行消防平安区域联防，开展消防平安互查互督，一旦发生火灾能够联合组织扑救；村庄实行消防平安多户联防制度，轮流值班开展消防平安提示和检查。 4．夯实队伍建设基础。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依法建立专职、志愿消防队，承担火灾扑救任务。设有治安巡防队的村庄、社区，要建设治安、消防合一的治安联防消防队，加强保安人员消防平安培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治安巡逻的同时开展防火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并承担扑救初起火灾职能。其他村庄、社区要建立群众参与的志愿消防队。年前，所有乡镇、村庄、社区都要依照有关规定建成专职、志愿消防队伍。 （四）提高公安机关消防监督管理“四个水平” 1．提高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水平。一是各级公安机关要建立消防、治安、内保、警务督察及公安派出所“多警联动”消防执法机制，形成整治火灾隐患的合力。二是消防部门要严格履行消防监督职责，分析研判外地区消防平安形势，针对外地消防平安突出问题，继续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年，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公安、建设、安监等部门集中开展以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高层地下建筑等为重点，以建筑消防设施为主要内容的消防平安专项整治。 2．提高消防监督执法规范化水平。一是健全消防监督机构，配齐消防监督人员，积极探索、完善合同制消防文职雇员工作制度，允许经消防培训考试合格的消防文职雇员从事消防检查和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二是要大力加强消防监督执法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实行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流程网上运行、执法裁量网上裁定、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质量网上考核的全流程在线管理模式。三是要深化警务公开，向社会公开消防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依据、顺序、进度、结果，增强执法透明度。六是要加强廉政建设，制定廉洁执法自律规范，各级公安消防部门主官和全体监督干部都要签订廉洁执法许诺书，公开许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集中整改人民群众最不满意、反映最强烈的执法问题，提高消防监督执法的公信力和满意度。年，市要高水平、高标准地抓好执法规范化试点建设工作。 3．提高消防宣传教育水平。一是各级公安消防部门要建立健全消防宣传教育常态化工作机制，不时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宣传内容，加大宣传投入，全面提高公民消防平安意识，继续深入开展消防宣传“六进”年，要完成消防宣传流动站建设。二是要着力加强消防志愿者队伍建设。 年，各县（市、区）消防志愿者注册人数分别达到外地区常住适龄人口数量的2%和3%三是全面落实《社会消防平安教育培训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大力开展消防平安教育。 4．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一是要试行消防平安检查制度，为社会单位提供消防技术服务。二是要积极培育和规范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平安监测等社会消防中介组织。三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作用，将单位消防平安状况纳入信用等级评定、火灾公众责任平安费率调整的内容。四是要全面推行消防行业特有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落实职业资格证制度。五是要建立全市消防职业人才管理中心，培育和建立消防专业人才市场。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各部门要将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其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消防工作的中心任务，与“新农村建设”平安社区创立”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整体推进；各级政府要成立组织领导和专门工作机构，出台实施方案，制订具体建设规范和考核验收规范，建立和完善联动工作机制，形成“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单位落实、群众参与”工作格局。 （二）广泛宣传，加强培训。增强社会各界做好消防平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培训工作，公安机关培训“四个能力”建设辅导员，社会单位培训“四个能力”建设明白人。 （三）典型引路，整体推进。针对四项工作重点，分别培育树立典型，打造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建设的样板，做到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要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指导和推动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扎实开展。 （四）考核验收，整体达标。各地每年对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进行考核验收。社会单位消防平安“四个能力”建设由单位对照规范自我评价合格后，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或公安派出所申报验收；政府部门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夯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基础工作情况由市人民政府组织考核验收；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由各级公安消防部门组织逐级考核。市人民政府将在每年底，对各县（区）构筑“防火墙”工程进展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年底进行总体验收并总结表彰。 （五）落实责任，严格奖惩。各地要逐项细化分解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的目标任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加强工作检查和督导，要将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挂钩，对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惩处，对工作进展缓慢、效果不明显的给予通报批评，对重视不够、组织不力、工作不到位，导致发生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并启动问责机制，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社会安全论文:营造社会安全生产氛围方案 为了进一步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意识，营造全社会安全生产氛围，扎实有效地推动全乡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落实，根据区安委会安字号文件精神要求，在6月份全乡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现将有关活动安排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紧紧围绕“安全生产年”总体部署，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突出“安全发展”这条主线，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百姓喜闻乐见的安全生产教育活动，大力推进安全文化建设，提高全民安全意识，着力强化全乡干部群众，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意识，构建和谐的经济发展氛围。 二、活动主题和组织机构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关爱生命、安全发展”。成立活动领导小组 三、活动的时间及主要内容 活动时间为6月1日—30日。 1、开好一个会。乡政府组织召开由各村（居）委会主任、安监员、企业负责人参加的安全生产工作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各村也要召开所辖地企业负责人会议，进行安全警示教育； 2、办好一个培训班。根据区安委会的要求，6月16日，在消防装备有限公司与区安监局联合举办一期安全学习培训班，人数达100人，为企业进行安全培训，并督促辖区内各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单位职工开展安全教育； 3、进行一次安全隐患排查。乡安全领导小组对我乡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各村要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对本辖区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隐患进行一次检查，发展隐患及问题及时整改； 4、搞好活动宣传。一是制定一块10×4m的永久安全生产宣传标语；二是制作一块1.8×1.2m的宣传展板；三是从区安监局购置宣传画分发给主要企业及在主要干道张贴；四是各村及重点监管企业悬挂横幅标语共计二十余条等多种形式，掀起合法、守法、用法的新高潮； 5、及时沟通信息、适时总结。对安全生产月活动，各村（居）要做到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及时反馈。活动结束后，各村（居）委会认真总结，并将总结材料于6月28日之前报乡安全生产活动领导小组。 社会安全论文:促进社会安全稳定工作要点 我镇防范处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书记在我省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省、市、县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镇“六无”(无“”人员进京滋事、在当地聚集闹事、非法插播电视信号和无“”等组织在当地公开聚集滋事、无重大恶性反宣案件、无规模性团伙案件)工作目标，进一步加强深挖打击、防范控制、教育转化、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积极维护我镇的社会政治安全稳定，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服务。 一、继续贯彻“专群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原则，进一步强化对社会面的防控及对组织成员的稳控工作。 1、整合社会防控力量，强化社会面的防范和控制力度。结合和谐平安建设把反工作纳入基层组织年度考核目标，2、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管理控制，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和责任。对重点人员、特别是刑释解教人员，各单位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和责任，做到“内紧外松”，严密监控，掌握动态，确保万无一失。对外出经商、打工、探亲的重点人员，户籍所在派出所和主管单位要密切配合，查明下落，并及时通报当地公安机关。对失控的人员，有关公安机关要组织力量，限期查找到位，消除隐患。要加强和司法劳教部门的工作联系，对刑释解教回籍的“”等组织成员，要即时跟上帮教管控措施，严防脱管、漏管。3、积极探索反警示教育长效机制。继续推进把反警示宣传教育纳入“五五”普法宣传教育的工作。 二、切实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进一步开创防范处理工作新局面。 1、坚持用党的十七大精神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2、不断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努力营造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3、广泛动员和调动社会力量，群防群治，加强社会面防控。坚持动态摸排，风险评估，切实强化对“”等和有害气功组织重点人员的管控措施。 三、继续开展攻坚克难教育转化工作，进一步巩固、扩大教育转化工作成果。 1、加强组织保障，夯实创建基础。2、专群结合，预防为主。大力做好无创建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调动各部门和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推进防范控制、教育转化，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的落实。3、深入开展“大回访”工作，进一步做好安置帮教促回归工作。深入开展“大回访”工作，健全街道、社区为一体的三级跟踪管理台帐，对每一个刑释解教“”人员回访帮教到位。 今年，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人员与属地责任单位衔接、管控帮教协调机制，在与驻区企业联动上做文章,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坚决预防和减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推动我街无活动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社会安全论文:改革养老保险实现社会安全稳定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现状；困境；基于现有模式层面的政策选择；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制度“盲区”：保险对象游离于制度之外、制度有效性缺失：已入保群体“悬”在问题中、法律介入缺失或微弱、缴费主体疲软、政府责任缺位、相关制度供给的缺陷、改变现有模式困难改革养老保险实现社会安全稳定、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表现为供给严重不足、推迟退休年龄、老龄化是目前一个政策两难的命题、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实行全民社保、降低缴费比率、多渠道地适当降低缴费率以拓宽养老金制度覆盖面、让基金保值增值、控制政府消费倾向的扩张，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政府应该用强力作为的形象去管理社保基金、征收社会保障税、改征社会保障税具有现实意义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养老形势日趋严峻，养老保险制度面临问题较多，养老基金缺口较大，企业负担沉重，相关法律缺失，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本文剖析了我国养老保险改革问题的现状、面临的困境，并进而提出若干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养老保险现状困境选择 一、现状： （一）、制度“盲区”：保险对象游离于制度之外 在学术界，中国城市养老保险体系的涵盖对象被分为两部分：非正规和正规就业人群。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属于城市非正规就业人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刘贵平的定义是：非正规就业人群不仅包括近年来的下岗职工，还包括在城市的农民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以及自由职业者。在非正规就业人群中，有一半以上游离于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也就是说，中国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在其覆盖面上十分有限。①是什么原因造成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在这一环节出现“盲区”？“这些人要么是老板没有为他们缴纳部分养老保险金，要么是没有老板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险事宜，这就使得他们不仅失去了雇主缴纳所带来的那一部分经济利益，而且还必须自行承担制度风险，因此导致这部分人群在可能的情况下宁可选择个人储蓄和人寿保险，也不愿选择社会养老保险。”造成这一结果的制度原因是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成本昂贵并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企业应缴的养老保险缴费率高达薪金的20%，而雇员本人还需再缴纳8%。再加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缴费，企业和员工的全部缴费高达薪金的40%多，在有些地区，实际缴费率甚至更高。这一缴费水平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瑞典、美国等发达国家。如此高昂的劳动成本不利于鼓励雇主为员工利益买单。为进城农民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确实体现了政策的人文关怀，但一波又一波农民工退保潮让决策者感到尴尬。率先在全国推广农民工保险的广东省频现退保高峰，退保率竟高达95%以上。仅深圳市每年退保的人数就高达12万以上，该市甚至还出现过一天600多名农民工排队退保的“热闹”场面。是农民工不领政府的情，还是和政府开玩笑？按照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农民工每月上缴的养老金占到工资的8%，而且需要连续缴纳15年才能受益。每个城市的工资标准不一样，但养老保险缴费的标准整齐划一：8%，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由于缴费期限固定不变且难转移和农民工的流动性。所以，对这些人来说，把钱拿在手里更妥当。 （二）、制度有效性缺失：已入保群体“悬”在问题中 对于城市正规就业人群来说，基本上不存在“8%”的缴付压力和15年年限的制约，但是，他们的养老保险问题也很“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给投保者的养老待遇过低。国有企业老职工退休后所能拿到的养老金平均只有三四百元，有些甚至不能保证基本的生活。而一般职工也只能拿到退休前工资的60%，对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来说，差距则更大。这种状况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目前实行的养老保险是省级统筹，但一些地方连省级统筹也没有做到，造成不同地区保障水平差异很大，富裕地区不愿意为从穷地区转移来的人负责，再加上各个地区因管理机制不统一，不能做到很好地衔接。同时，制度性障碍体现在，由于国家公务员的养老保险与企业社会养老保障分属不同体系，前者的待遇水平要远远高于后者，造成流动困难。另外，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虽然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但保险体系没有改革，没有与企业保险统一起来，也表现为前者的保障水平大大高于后者，使得许多人因此不敢轻易跳槽。另一个关于养老金风险的问题却让入保者不得不忧心。已入保的职工每个月都在为自己的养老保险帐户“充钱”，但自己的帐户却是空的。因为这笔从在岗“年轻人”手中收来的钱被用来支付给当年已退休的“老年人”了。这种名义上的个人帐户，仅仅只能作为一种记帐单位，没有任何基金积累，究其实质，仍属于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体现为政府强制力主导下的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我积累、自我保障，仍是政府主导下的代际赡养。体现了养老成本在代际间的分担，因此这种制度设计在实践中会遇到较大阻力，逃避缴费的企业和个人会增多。为什么要设立个人帐户？其吸引人之处是由个人帐户中的钱形成的储蓄基金可以通过投资来保值增值，在投保人退休后，他可以以年金的形式领取其本人投入的本金再加上可观的利息来安度晚年，如果社保基金不能保值增值，个人帐户也就毫无意义了。当下养老保险制度的尴尬就在于：一方面坚持搞个人帐户；一方面却对基金的保值增值苦无良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结构的改变，这种“空帐”运行状况难以得到缓解。因为现行的筹资模式是建立在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称：“中国养老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未来养老金缺口高达9.15万亿。”对于这一巨额赤字，如果仅靠提高缴费来弥补，个人缴费率将不得不提高到缴费工资的37%，是现在个人缴费的4倍多。③按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处于中国人口出生高峰期的70、80年代生人，在30年后大部分均处于或接近于退休年龄，当这些人都面临退休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即1：4的家庭结构的出现，又如何能负担得起这样庞大的养老金支出？而且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日趋明显。这笔钱会不会由后来的投保者来出？我们明天会不会无钱养老？即便最终由国家买单，投保者也要担负货币贬值的风险。对于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目前国家还没有相关的保障措施。（就目前情况看，所缴的养老基金）明的是增加了，但因为物价、宏观经济及金融环境等因素影响，实际是贬值的。即便最终由国家来填补养老金缺口，付出的改革成本是不是过于巨大？ 二、困境： 1、法律介入缺失或微弱。当下立法层面主要表现为一些法规、规章或通知、地方条例等形式。养老保险基本法尚未出台，而且由于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较强，经常变动，且存在明显的地方差异，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严肃性、规范性及权威性，且不利于中央宏观调控及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征收工作缺乏法律依据，仅靠行政手段，对单位或个人缺乏约束力。 2、缴费主体疲软。对于缴费主体企业来说，由于亏损等原因，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力缴纳正常的保险费，欠、逃费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制度的运行，退休基金供款率需要不断上升，有些地方的供款率已达到工资总额的30%左右。这样，高费率，高逃费率，再提高费率已在一些地方形成恶性循环。 3、政府责任缺位。由于退休金保障制度的法制和资本市场不成熟，基金被挪用、滥用现象时有发生，基金安全问题凸显政府监管缺位。一个负责任、有决心的政府不可能因为财力的限制而承担不起人民基本生存费用，尤其是在成就了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更没有理由拒绝通过充分参与和全民社保来彻底解决民生问题，造成财政缺口的不是经济落后，而是政策、管理滞后，贪污渎职等等。谁都算不清巨额的资产流失和浪费的黑洞有多大。不是没钱，是钱被花在了不应该花的地方或被少数人掠夺。而且，由于现有的制度是以城市为单位，由政府社会保障部门来管理基金，管理的手段被严格限制于银行存款、国债投资等，保值增值困难，致使广大应保未保人员处于制度的边缘地位。滞纳金制度形同虚设，而且提供了“寻租”的可能。 4、相关制度供给的缺陷。面对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以及国企改制的推进，失业率逐年飙升。由于失业保障和救济制度滞后，转换机制困难，深化改革受到约束，已成为国企改革的制度“瓶颈”。现行的统筹政策分为城市和行业，起不到对新旧城市、不同行业、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等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作用，而且经济效益好的行业从各地社会保险制度中游离出去，影响了再分配的功能，弱化了社会保险的安全作用。由于企、事业单位的差距较大，且难以消弥，一些人便想方设法往行政事业单位挤，在这样的制度惯性下，企业领导在退休的时候要求个行政级别、复员军人不愿到企业，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行政事业单位机构膨胀。而所有这些目前仍没有一部相关的统一的法律来规范，各地都是从现有经济条件出发，制定相应条例并按各自的条例执行，有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限制了地区和人员之间的正常流动和养老保险的转移，从而共济难以实现。当前，在企业改制中，对40、50人员实行退养，并对退休及这部分退养人员的养老金实行预留10年的政策。但大部分国企在改制过程中面临成本高、缺口大的问题。致使改制难以进行，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甩包袱，使改制进行得下去，对这部分养老金实行只计不提的办法，这样，当一部分在改制时尚未来得及退休的40、50人员在真正面临退休时由于重组或改制后企业未缴足该部分钱而无法按正常程序办理养老保险手续。从而积发了新的社会矛盾。 5、改变现有模式困难改革养老保险实现社会安全稳定 5•2、在农村，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实际上已处于停滞状态，而在城市，有很大一部分应保对象游离于该体制之外，而占全国人口总数2/3的农村人口，这一制度的覆盖范围实际上已经小得可怜，据资料：目前，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就制度惠及主体的城镇各类就业人员而言，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也仅仅覆盖城镇职工的55%。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只能依靠土地和家庭养老，仍游离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此意义上，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表现为供给严重不足。这也正符合当下我国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转变过程中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按照社会正义的需要原则，社会保障应重视由于其大量需要而离常态最远的那些人。②即通过“社会统筹”的功能尽可能更大范围地实现社会公平，以最大可能地化解社会风险。 5•3、尽管面临当前的改革困局，现有养老模式将难以改变。除了制度的惯性外，还有一个巨大的转换成本问题。10年前我国养老体系转换为现在的部分积累模式后，国家付出了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的改革成本，如果再次转换模式，同样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养老保险制度因在改革之初就存在着巨大的设计缺陷，导致现在的问题较多。 三、基于现有模式层面的政策选择： 1、推迟退休年龄。老龄化是目前一个政策两难的命题：推迟退休年龄会立即加剧已有的就业困难；不推迟又使养老金储备不堪重负。但迫于就业压力而放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对迫切需要经济独立、安全的中国，实属下策。何况，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衰落是大势所趋。因此，政策选择的一个方向是适当推迟退休年龄尤其是持推迟女性的退休年龄。退休年龄是影响赡养率的重要因素，由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医疗水平的发展等原因，人口的平均寿命得以增长，为推迟退休年龄提供了可能，退休年龄规定得较高，则在职职工人数增加，退休人数相应减少，赡养率就较低；反之，赡养率就较高；同时，可提高基金积累数额、减少养老金的支出年限，化解“空帐”风险。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从防止资源浪费的角度，适当推迟女性退休年龄值得考虑。 2、强化政府责任。政府为什么要把教育和房地产做成产业，是因为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老百姓没有保障不敢花钱，把钱都存银行里了，如果社会保障到位了，老百姓是敢于消费的，老百姓敢于消费就会拉动投资的增长。所以加大财政投入，实行全民社保。对于不同行业、不同性质单位养老金差额实行补足的政策。给予一些特殊人群如复员军人、企业领导等按贡献给以不同程度的养老金补足，以缩小行业间、部门间、以及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差距过大现象。同时，克服各部门、各地区利益对社会保障体制所造成的分割局面，在全国范畴内协调养老金的公共帐户，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进行共济。全国统一的社保体制不仅具有再分配个人收入的功能，而且具有缩小地区和产业差别的功能，而且可真正实现“东部支持西部”。 3、降低缴费比率。多渠道地适当降低缴费率以拓宽养老金制度覆盖面，从公有制部门扩大到私营部门及城市流动人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通过覆盖面的扩大和全社会的统筹来分散成本和社会风险、扶贫济困并强化其共济功能，化解隐性社会保障债务问题。并确保企业在改制后必须缴清所有预留保险费。同时，拓宽筹资渠道，可将个人所得税及遗产税作为筹资的主渠道之一。由于个人所得税开征点已提高，而目前收入差距正日益拉大，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成熟。开征这两种税可以平抑企业的缴费率，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养老体系中来，降低了经营成本。更强化了政府的再分配和资源配置功能，既提高了效率又实现了公平！另一方面，可发行社会保障福利彩票。在当前，财政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发行社会福利彩票筹资也是不错的选择。 4、让基金保值增值。把个人帐户实行企业化经营，与资本市场对接，由投资公司经营管理，可投资于国家长线重点工程项目如重大水利设施、高速公路等。政府加强监管。对于养老金等普惠性基金，可考虑在人大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定期监管，可以控制政府消费倾向的扩张，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 5、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政府应该用强力作为的形象去管理社保基金。形成一部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基本法。明确缴费的权利义务关系，把养老金作为一条高压线，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要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不适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要从重从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6、征收社会保障税。改按比例征收养老保险费为按比例征收社会保障税，由于国企改制的推进，国退民进成为事实，而且现在很多县、市已基本不存在国有企业。因此，改征社会保障税具有现实意义。且有利于解决地区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保额差距问题，同时，有利于财税部门介入，有利于加强基金的监管。 四、结语： 制度出生产力。其实任何制度的配套使用效用均会大于其单独之效用。提高政策的配套功能，充分发挥其整体效应，是决策者的应有之义。同样，单纯依靠某一项制度显然难以解决养老保险问题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哪怕移动一张桌子，也会引起全身的反应。在现今各方都不甚完善尤其是相关法律缺失的条件下，多管齐下，或许是应对养老保险命题的理性选择。 社会安全论文:突出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全力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 近期，区司法局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做好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社会安全稳定的指示精神，加大力度，强化措施，突出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为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召开期间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取得明显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把维护当前社会稳定工作做为首要任务来抓 区司法局按照省、市、区关于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工作会议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狠抓落实，确保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开好三个会议。区局及时召开局党组会议，乡镇、街道司法所长会议和司法局全体干警会议，将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全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二是健全二级组织。区局成立了有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局长、纪检组长为副组长，有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全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各司法所所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全权负责辖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三是出台了二个文件。区司法局下发了《关于做好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期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成立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期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领导小组通知》文件，实行党组成员分片包干责任制。四是实施一个制度。区局要求在全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召开期间，全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实行每天零报告制度。按照“重心下移、责任下移、措施前移、关口前移”的要求，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发案情况，研究其成因，制定化解调处计划。五是做到“四个到基层”。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把实际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先进工作经验推广到基层。各乡镇、街道司法所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做到矛盾纠纷情况明、底子清，处置迅速，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为全区的社会稳定筑起一道有力屏障。 二、健全机制，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各司法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一是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疏导化解工作机制。坚持每周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会议和调解主任例会制度，进一步规范完善以定期排查、情况报告、交办督办、领导包案、考核奖惩为主要内容的工作制度。将可能诱发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和到市赴省进京上访的隐患作为这次排查调处工作的重点，注意发现苗头性，潜伏性问题，掌握案情，摸准底数，不留死角盲点。对排查出的问题，强化措施，制定方案，采取包案制，强化责任，抓好落实，及时调处。对有群体性苗头的问题，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限时办结。对上访老户和写信大户进行专人做工作和专人监控，采取一案一策等针对性措施。对上级发函要求结案的案件，集中力量，尽快结案，及时上报。短时间内不能解决的信访矛盾问题，及时与相关责任单位沟通情况，掌握动态信息，落实好防控措施，把问题和矛盾及时解决在当地。做到了“小纠纷不出村（居）、大纠纷不出乡镇（街道）”。二是建立集中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各司法所和调委会坚持“排查建帐、以帐促治、以治求稳”的工作原则，纠纷排查工作中坚持进村入户，切实摸清本辖区各类矛盾纠纷情况，逐一登记、建立台账，决不漏掉每一个细节问题，杜绝“不以恶小而不查”现象的发生。采取有效措施，不间断地搞好对村（居）、企业、各重要场所的集中排查、集中调处、集中整治，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三是建立完善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工作预警预案，把工作重心放在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上，制定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司法所干警必须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控制事态的发展。对因排查调处不力、工作失职，造成群众到市进省赴京上访的，追究第一责任人和帮包人员的责任。四是建立健全维护稳定信息上报工作机制。以司法所为主体，村（居）、企业等为阵地，区局统筹调度，实行调解主任向司法所日报、周报、零报告和重大事件及时报告制度，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带班考勤制度，做到了纠纷早发现，不稳定因素早预测，出现的纠纷早处理，确保了辖区信息畅通。 三、强化调处职能，确保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全区社会安全稳定 各司法所按照区局要求积极整合基层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坚持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工作思路，在做好当前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同时注重做好结合文章。一是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结合起来。广泛深入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特别是普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不断提高广大村（居）民法律观念和遵纪守法意识，增加群众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能力和自觉性，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二是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12348”法律服务专线相结合，为寻求法律咨询的当事人提供便利、快捷的法律服务。三是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社情控制结合起来。全区二级调解中心、四级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调解组织网络作用，加强民情、社情、信息控制，从抓早、抓小、抓苗头着手对辖区内的社情民意做到了“六掌握”即掌握邻里之间团结情况；掌握单位干群关系情况；掌握家庭内部和睦情况；掌握周边、境边、务工人员工作生活重大变故情况；掌握可能影响安全稳定人员的表现；掌握外来、流动人员的底细情况。如：西王庄司法所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发现刘耀村付某与范某因宅基地纠纷闹了五年，司法所启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疏导化解机制，对双方进行小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耐心细致说服教育，协同有关部门对宅基进行界定，双方握手言欢，一起沉积五年的恩怨得到化解。中心街司法所接到西花园调委会报告，辖区内杜某与项某因邻里关系发生纠纷，双方纠集家族20余人，互不相让、剑拔弩张。司法所迅速启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火速赶赴现场。经过连续调解，使双方消除误会，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议，从而避免了一起群体性械斗事件的发生。截至到目前，全区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4场次；乡镇、街道司法所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22场次；全区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97起，成功调处192起，分流3起，进入诉讼程序42起，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其中疑难纠纷12起，调处12起，防止民转刑案件3起，群体性上访事件5起。为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社会安全稳定和建设富裕、文明、生态和谐的新市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安全论文:海外项目开发中关于健康\安全\环境与社会安全方面的调研 摘要:文章总结和介绍了海外工程项目市场开发前如何就所在国对于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要求及当地社会安全形势等方面进行调研,从而做到有效规避风险。 关键词:海外市场;投标前;HSE;社会安全;市场调研 0前言 近十年来,紧紧围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在非洲的苏丹、阿尔及利亚、乍得、尼日尔;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南美的委内瑞拉;中东的阿联酋、伊拉克等10个国家承揽了大小数百个工程项目,而这些国家对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及标准不尽相同。此外,按照外交部和国际专业安保机构风险评定标准,这些海外项目所在国家中,有9个国家(地区)属于较高风险(即抢劫、恐怖袭击等事件频发,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因此,作为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进入新开发的海外市场前,了解所在国对健康、安全、环境的要求及当地社会安全形势就变得尤为重要。 1调研内容 中国石油XX工程公司近些年通过不断摸索、不断开发,总结出一套进入新的海外市场前对于所在国就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要求及社会安全形势的调研提纲,主要从当地社会安全及油田情况、生产安全与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健康、设计技术和规范及业主对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要求等几个方面考虑。 1.1当地社会安全及油田情况 (1)当地社会治安情况如何?一般的企业在当地都采取什么样的安全保卫措施(如雇佣警察还是保安公司)?保卫队伍的信誉度如何? (2)油田区域内的社会安全状况如何?承包商的安全是否由业主雇佣保卫队伍保护或由承包商自己解决? (3)施工作业区周围的部落、居民情况?是否存在居民和政府或业主的矛盾没有解决(尤其土地征用的问题、劳工问题)?是否存在业主给当地居民供水的问题?当地的偷盗行为如何?发生偷盗行为如何解决?有无法律规定?外国公司发生诉讼事件,胜率如何? (4)从所在国首都到油田现场的交通方式有哪些:是否有飞机运输?从首都到现场的公路道路状况如何?路途武装保护需要与哪些部门联系。 (5)当地社会环境状况,包括行政区划、人口、经济、工农业生产、水利、交通、通讯、文化,当地居民生活、就业状况(失业率、犯罪率等数据),受教育情况、执法机构、政治派别和政治环境等。 1.2 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 (1)所在国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主管机构。包括对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员工劳动保护、安全培训、安全监管、安全投入、法律责任有何要求,对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相关要求,对石油石化、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的特殊要求。施工作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安全审批。 (2)消防法规及主管机构。包括对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的防火要求,消防设施配备,消防管理、监督检查要求,法律责任。施工作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消防审批。 (3)交通法规及主管机构。包括对驾驶人员要求,车辆检修要求,安全行驶要求,事故赔偿责任等。施工和运输车辆进入有什么审批。 (4)劳动法及主管机构。对雇用当地人员的规定,正常劳动时间与加班是否符合规定,劳动待遇及劳动纠纷处理等规定。 1.3环境保护 (1)业主完成的项目所在地环境影响评价(EIA)报告或者相关的调查资料。如当地地理、水文、气候和气象资料等。 (2)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境监测部门的情况,废水、废气、废渣处置相关法规要求。 (3)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例如野生动植物保护、水土保持、河流保护、历史遗迹保护等,以及施工噪声影响的有关法规。 (4)是否处于周边环境敏感区(例如自然保护区、历史遗迹、野生动物园、饮用水源地、居民集中区)。 (5)当地环保案件或环保纠纷发生频次,当地环境保护组织的活跃程度。 (6)对于施工垃圾的处理,当地的法律是否有明确的规定。 1.4公共健康 (1)职业病防治法规及主管机构。包括对职业病的规定,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职责,工伤保险的要求等。施工作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审批。 (2)卫生防疫管理法规及当地主管部门。当地流行的传染病、地方流行病及发病季节。是否有治疗和防范措施。 (3) 油田医疗人员和设施情况(医院数量、床位、医护人员数量、医疗设备情况、药品供应能力),是否可以利用业主的医院?根据项目人员配备和周围医院依托情况,是否需选派医生和配备相关医疗设备。 (4)当地海关对进口药品是否有限制。 1.5设计技术和规范 所在国石油行业设计工作所采用的技术规范体系,对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包括设计卫生标准,卫生防护距离、防火技术规范、施工质量要求等。 业主要求承包商满足的其它行业标准,如ISO14001,OHSAS18001,OGP相关要求,API有关标准等。 1.6业主健康、安全与环境要求 业主的健康、安全与环境政策和程序文件(包括管理文件、程序文件和作业文件),业主对承包商的健康、安全与环境要求。 业主的风险评估报告和应急反应计划等。 2结语 随着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海外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的海外市场也在不断的开发中。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在国有关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及社会安全形势认真进行调研,对安全风险提前进行识别、评估,才能有效规避风险,为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社会安全论文:论信息的搜集与整理在社会安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波云诡谲、暗潮涌动，地区冲突不断，大国关系异常复杂。随着东方公司在海外勘探步伐的加快，在项目运作中不得不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东方公司国际部HSSE部成立社会安全办公室，专门关注项目所在国家信息搜集、整理和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同时也给海外项目快速准确地传达领导决定。海外项目能否顺利运作、员工生命安全能否得到保障，某种程度上说，信息的搜集与整理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信息收集与整理社会安全办公室 世界形势 预警作用 东方公司国际部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成立于2011年3月份，它的成立源于利比亚项目由于该国发生战争而进行的紧急撤离，为了跟前方保持有效沟通，跟踪整个撤离过程，将前方撤离的即时信息传递给公司领导，做出正确的决策，保证前方撤离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又将总部的指示以最快的方式传递给前方，指导撤离工作安全有序的运行。这次工作在各级领导的指挥下，HSE部员工和前方的共同努力下，胜利的完成了从利比亚撤离任务。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短短十多天时间里，东方公司完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有组织撤离海外员工的行动。说明东方公司已经越来越成熟，不仅表现出公司对其员工保护能力的提高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增强以及应急机制日益完善，还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形象。这次撤离海外员工的行动，获得了总公司的表扬，也博得了广大职工积极评价，参与撤离工作HSE部门员工也深受鼓舞。此举充分体现了公司“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反映了公司对员工生命的高度重视和保护，极大地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 这次成功的撤离，作为新成立的社会安全办公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的传递和沟通上，正确及时的信息是成功撤离的基本保证。那么什么是信息呢？信息作为一个科学术语被提出和使用，可追溯到1928年R.VHartly,他认为：信息是指有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1956年，英国学者Ashby提出“信息是集合的变异度”。认为信息的本性在于事物本身具有变异度。1975年，意大利学者G..Longo指出：信息是反映事物构成、关系和差别的东西，他包含在事物的差异之中，而不在事物的本身。可见，至今为止，信息的概念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简单的说信息是对某个事件或者事物的一般属性的描述。也可以说，信息就是经过加工处理后有价值的数据。 一、社会安全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在领导做出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信息历来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谁的信息全面、快捷、准确，谁就在未来的行动中占据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跟企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现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对信息的搜集整理，领导者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对一个企业的发展生存至关重要。目前公司所面临的现状是，海外项目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地区和国家，如何有效地保证全体海外员工的生命安全成为公司HSE工作重中之重。所以必须针对每一个海外项目做出符合实际的风险评估，就是要充分识别风险和危害，根据风险的程度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而对风险要做出正确的评估，必须要有全面准确的各种信息，否则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因此如何保证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及时性就成为安保办公室当前所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 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要根据海外项目所处的不同国家、社会背景、国际热点以及这些对项目的安保影响程度，搜集不同信息，准备不同的汇报材料，并运用其功能为领导决策服务。在一些重大决策需要做出的过程中，比如是否做出类似紧急撤离这样的重大决定，需要慎之又慎。项目的撤离与否都是非常艰难的决定，如果当地的社会安全虽然恶化，但是我们的风险尚处在可控阶段、对项目影响并不大，贸然撤离就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极大经济损失。如果当地的社会安全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了，但是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搜集到的信息不全面、不准确，就会给领导决策带来致命的误判，紧急撤离不及时甚至会危及到海外员工的生命安全。由于国际形势受到多方面影响，经常是瞬息万变，安保形势也会随之而变。为了让领导更好地驾驭全局，做出最有利、最正确的决策，就要求社会安全部门对前方紧急事态做持续追踪，将最新的信息及时反馈给上级领导。因此信息搜集工作不是固定的、阶段性的工作，而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 领导在决策过程中，必须拥有丰富的信息，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做出最为有利的决定。那么社会安全部门首要的作用就是为领导决策当好一个合格的“参谋”。特点是协助领导打开思路，分析事物中各种相关的矛盾，目的是要保证备选方案的多样性，为决策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考与选择余地。信息的搜集和整理是为公司领导服务的，在具体实践中，向公司领导提出的方案及建议措施是经过精心设计，详细、反复推敲论证每一个细节后所得出的。 随着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开拓和社会安全情况的日趋严峻，当前海外项目面临的安保问题五花八门、纷繁复杂，领导在决策所面对的抉择的问题也越来越艰难。这种复杂的局面也对社会安全工作中的信息搜集和整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这种规模庞大、真假难辨，良莠并存的信息海洋中，存在着诸多不可预见性的变化因素，所以社会安全办公室必须要系统、全面的分析这些不确定因素，充分考虑估计到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到去伪存真，提炼出真正有用的信息，这样才能为领导做出科学的，可执行性的决策起到帮助的作用。 社会安全论文:对我国企业开展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 摘 要：文章从近期频繁发生的中国海外工人遇袭事件入手，指出了我国企业海外项目面临的主要社会安全风险，在介绍了对海外项目进行社会安全风险评估意义的基础上，对企业如何开展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给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海外项目 社会安全风险评估 评估意义 评估建议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了国门，我国企业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及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发展，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海外贸易活动也在急剧增加。 但是目前，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宗教冲突和政治动荡相互交织、恐怖主义活动也愈演愈烈，我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同时，企业以及员工面临的社会安全风险也表现出逐步升级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频频发生企业海外项目工作人员遭遇袭击的事件，我国企业境外项目和人员的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因此，有必要对海外项目进行有效的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控制，以便能最大限度地防范恐怖袭击以及其他社会安全事故的发生，进而充分保障企业及员工的利益。 一、中国海外工人频频遭袭事件分析 2012年1月28日，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一个公路项目工地上，中水电集团公司遭到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袭击，反政府武装劫持了29名中国工人，1名中国工人失踪，该名失踪的员工后被发现不幸身亡。三天之后，2012年1月31日，在埃及北西奈省阿里什25名中国工人被当地一伙贝都因人扣留，绑架者以此来要求政府释放被逮捕的部族成员。接连发生的这两起中国工人在海外遭绑事件，立刻在国内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海外工人安全问题的广泛热议和反思。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渐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每个中国公民遇险，都可能会触动整个国家。但是现在有很多在境外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驻外劳工的自我保护能力都还不达标，个别公司在冒险经营的情况下收益与安全比并未经过认真评估，从而导致了危险事件的频频发生。 在过去的几年里，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被派往异国他乡工作，而随之而来的是安全风险的增多。在近几年来频频发生的中国海外工人遭袭事件中，虽然大多数都得到了平稳解决，但是导致人员伤亡的案例也不少。 2008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9名工人在苏丹西南部地区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最后造成5人遇害。2007年4月，中原油田勘探局埃塞俄比亚工地遭遇袭击，9名中国工人遇难。2006年2月，6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所属安徽合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的工程技术人员遭遇歹徒突袭，造成中国方面3人死亡，3人受伤的结果。2004年6月，中国援建的一个建筑工地被阿富汗一伙恐怖分子袭击，造成了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受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认为，近年来中国海外工人频频遭遇危险、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不断上升，中国出境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境外工作的中国工人在不断增多，安全风险的概率也在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中国国力提升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一些国家的反政府组织认为中国劳工的价值在上升，劫持中国工人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国际影响，所在国当局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把中国工人作为人质是向对手敲诈的最好的筹码。 二、我国企业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评估概述 风险，从管理的角度看是指发生某种不利事件或损失的所有可能情况的总和。安全风险评估，是对风险及风险的相互作用的评估，是衡量风险概率和风险对项目目标影响程度的过程。 我国企业在海外项目经营中面临的社会安全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诸如政局动荡、战乱、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的传统风险；另一方面是类似恐怖袭击、利益冲突或者绑架的非传统风险。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民族分裂势力猖獗，这些民族分裂势力会将当地从事项目的外国企业视为袭击目标，用来威胁当地政府，作为其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不断蔓延，很多国家的治安形势也在加剧恶化，诸如盗窃、抢劫等社会治安案件频繁发生，甚至有些事件还演变为恶性治安事件，这不仅给我国海外项目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而且对我国企业员工的人身也造成了严重伤害。近几年，我国海外项目飞速发展，企业在海外的雇员人数不断增多，与项目所在地周围地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由于存在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一旦关系处理不当，就非常容易产生利益上的纠纷，进而导致双方产生矛盾甚至冲突。做好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就是要衡量风险发生的可能概率，测算风险对项目可能产生影响的程度。 三、评估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的意义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国家，其对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的研究要远远早于我国，到目前，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理论体系，并建立了适用方法及应用软件，但是系统化的标准也还未形成。在我国，对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的研究以及制度建设还未全面展开，大多数研究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 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项目的增多，中国人员参与海外项目的也越来越多，当今全球恐怖袭击组织活动猖狂，各种社会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中国人员逐渐成为恐怖组织袭击的首选目标。虽然现在我国以及很多企业都制定了风险应急预案及管理办法，但是由于现阶段有关社会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技术和方法匮乏，加上评估方法及技术不系统、不科学，常常会造成应急预案缺乏严密性、科学性及针对性的后果，结果也就很难有效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因此，加强对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的科学性评估迫在眉睫。 安全风险评估旨在全面、准确地了解海外项目的社会安全现状，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问题及可能造成的危害，为制定防范措施、展开应急管理提供充分、准确的依据。风险评估可以预先得到风险发生的可能概率和严重程度，然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类事件的危害程度，使得损失降到最低，同时，风险评估还有助于有效分配安保人员和设备、设施，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目的。 社会安全论文:社会安全感与民生问题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举国震惊的恶性滥杀无辜的案件,被一些专家称之为“报复社会犯罪”。 分析这些犯罪分子的心理时,人们会发现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性格封闭的缺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对此概括说:“他们的性格往往被称为屈辱人格,一旦爆发就容易走上极端。”他们多是被边缘化的“失败者”,长期处于被人漠视的境地,渴望受人瞩目,但却总是事与愿违,经济窘迫,婚姻生活不如意,生活圈子狭隘局促。 以制造“南平血案”的郑民生为例,他对社会有诸多不满,却没有明确的仇恨目标,作为绝望的失败者,他最终选择了被认为只有有钱有势人家才能进入的小学的学生来复仇。所谓报复社会,在这些凶手眼里,并没有落到某些具体的责任人身上,他们自己甚至都没能弄清楚内心黑暗的根源。 在复旦大学社会学者滕五晓看来,当前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状,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如果再加上某些不公正待遇,他们的长期压抑很可能因为某一个小事或者突发事件,而最终因“个人仇恨”去“报复社会”。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较为尖锐化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而中国正是处在这个历史时期。毫无疑问,贫富差距拉大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危险信号,而社会学者们在调查中发现,公众对于市场经济导致的贫富差距是可以接受的,但对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所产生的贫富差距是无法接受的。正是后者导致一些人产生“仇富”、“报复社会”等心理。 因此,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要抑制“南平血案”式的恶性事件,首先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减少贫富差距,逐步降低民众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和焦虑心理,恢复民众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指数。同时要加强普法教育,让每个公民都知道法律是社会的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的保护,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 社会安全论文:中西部大学生社会安全感调查研究 摘要：社会安全感直接影响着作为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大学生，而环境又是影响社会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因此此次对具有特殊地理环境的中西部地区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调查研究就更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我们从人际交往安全感、网络使用安全感、社会治安安全感、就业安全感以及安全归属感等几个方面展开调查分析，并与目前关于当代大学生安全感研究和东南沿海大学社会安全感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大学生对社会安全认识较为模糊。总体而言，受访大学生社会安全感不高。所以我们还就如何提高大学生在日益开放的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安全感提出意见。 关键词：安全大学生中西部管理社会 一、 概念界定 作为外来概念，我国学术界对“社会安全感”尚无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根据主流观点来看，我们将社会安全感界定为“某一地域范围内人群对社会环境社会安全与否的认识的整体的心理反映”。 二、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经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面临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的威胁。[1]传统的社会安全标准偏重于社会安全的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但在这一背景下这些标准显然已经过时。社会安全感在社会安全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体现在社会安全感影响着个体对社会事务的归因和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逆向影响整体社会安全环境。在高社会风险的环境下，人群的社会安全感应该得到重视。 安全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心理学的一项重要课题。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五种基本需求的塔形层次图。其中安全感的需要居于层次图的底层,是实现人类更高层次需求的基础。在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时，潜意识里要求基本的安全感。他认为安全的需要是人类最重要的需要，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之中保障型的两项因素一项是健康，另一项就是安全。 众所周知，我们是不能缺少安全感的，整个社会都是如此，那么它在学校的校园中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校园安全感的的缺失不仅可以造成人身财产的伤害，有时还可以上升到一些疾病的引发，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学生生活在“恐慌”与“恐惧”之中，这就引发了一种疾病—“癔病”。生活在缺少安全感的校园里，学生更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学生“癔病”频发，本质上讲，是社会没有给予学生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恐惧、担心、焦虑成为“暗示源”。 大学生是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群体，是一个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青年群体，他们的社会安全感高低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社会整体水平。通过对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考察，可以从中提取出我国居民社会安全感的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对中西部大学生社会安全感进行调查研究，对我们掌握中西部居民社会安全感具有借鉴作用。 同时，针对大学生的特殊性，我们对其进行的社会安全感调查研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西部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调查研究，可以掌握该地区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现状，为学校的学生工作者进行大学生心理教育提供借鉴，对相关方面的问题解决和防范提供参考。大学生是建设祖国的人才后备力量，拥有一个健康的社会安全感，对他们的学习生活非常重要。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在社会安全的硬件条件上较东部地区落后，同时因为经济发展、人口素质和民族分布等客观社会原因，面临的社会风险也比东部地区的大学生要大。所以，对中西部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进行调查研究，能为我国广大中西部教育机关和院校提供良好的参照，共同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培养其健康的社会安全感。 三、研究综述 此次调查的对象的年级分布从大一到大四的分布范围基本是持平的，大二学生稍多，从生源地来看，城市和农村各占一半，来自西部地区的同学多于东部。我们针对调查对象在设计问卷时将调查问题分为交往安全，学校社会治安，网络安全，安全归属感，就业安全这五类。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在上述部分笔者已经就中西部地区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调查做了详细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在社会安全感的调查中将调查对象集中于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针对特定地区的特定群体展开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说明性和建设性，有助于了解地处中西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地区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的现状。通过我们发放和收回的问卷后统计的结果以及平时自身的感受，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交往安全 从第一方面大学生交往安全方面来看，所调查的人都有一种很普遍的认识：在于人与人的交往中，对于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我们所需要具有的警惕性是不一样的，越陌生的人我们所要保持的警惕性应该更高。并且在他们日常的交往中，同一个班级的同学，一般与舍友的交往要比非舍友的关系要密切很多。这就说明在人际交往中，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通常对于自己身边比较亲密的人, 在生活中经常出现、朝夕相处的舍友具有很强的信任感，相对舍友而言的班级同学，老师等就不如前者能够给自身带来归属感。理所当然，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所调查的同学所持的态度则大多认为要视情况而定，可见，对于未踏入社会大学生而言，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陌生人并非犹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般的不可亲近，社会还是美好的。总而言之，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亲疏远近关系与自身安全感成正相关关系。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在与陌生人交往时视情况而定地对其保持警惕；七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与社友的关系很好，认为自己与舍友关系不好的受访者很少；与班级成员保持朋友关系的调查数据程正太式分布，大部分人与班级半数左右的成员保持朋友关系。可见，受访大学生在现实社交上情况较好，交往安全感较高。 （二）社会，学校治安 在社会、学校安全感方面，所调查的同学在问及学校及学校周边的治安情况时大都表示较为满意，可见同学们对于学校的治安工作还是肯定的，但是在问及是否担心宿舍被盗则大多人表示担心。学校给学生带来的人身安全感是足够的，对于学校及周边的环境，大家都表示比较放心，但是被偷被盗这一现象在学校并非少为发生，很多同学多少都遭遇过此类事件。学校在这方面还必须加强防范和管理，对于本校的学生在平时的课程中要有相关的课程进行教育和疏导，这不仅仅是为了防范偷盗事件的发生，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学生的财物安全，更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必要过程。对于治安系统的设置也还有必要加强管理。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学校内及学校附近的治安状况在一般以上；对维护学校内及学校附近地区安全的安保人员工作不满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有七成受访者不同程度地担心宿舍被盗。可见，受访大学生虽然对整体治安状况较为满意，但对安全事故的发生仍有担心，治安安全感不高。 （三）网络安全 在网络安全方面。可以说，网络对于当代的大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网络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网络交友、网络购物、网络学习、网络娱乐等等，网络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位置。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安全的讨论也越来越为炽烈，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也将网络列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同学们比较青睐与网络的匿名性带来的便利，大家都普遍认为通过网络，可以匿名分享自身的生活感受，发泄心情和情绪，由于网络的非面对面，非熟人的交流让他们觉得放心、没有流言蜚语的负担，畅所欲言快感让他们觉得网络是安全的。但另一方面，相对于匿名性的方便和安全，白被调查者也表示担心自己会上当受骗，个人信息会被泄露，可见对于真实的信息安全和财物安全，网络给人们带来的安全感还是不尽如人意，甚至扰人担忧。 仅有一成的受访者经常通过网络与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受；认为浏览网页、网上聊玩网络游戏等网络活动对现实社交的影响较大和一般的各占三分之一；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担心网上消费被骗；有六成的受访者担心网上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可见，受访大学生对网络的信息功能认识上不清晰，对网络信息的真实度与安全度保持怀疑，网络安全感较低。 （四）安全归属感 有半数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有一定把握；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就业前景缺乏信心；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所学的知识勉强可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另有近半数的受访者不同程度对此感到怀疑。可见，受访大学生对归属认识分歧较大，安全归属感一般。 (五)就业安全 在就业安全方面。就业问题也是当代大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一大热议问题，因为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本研究中，我们对于就业安全的调查主要从就业意向、就业压力两方面来进行研究，被调查的同学大多表示就业压力很大，大多认为就业压力来自大学扩招的影响，面对毕业，面对就业，大多数同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标并不是十分明确，就业的压力和盲目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全感。相对自主创业，更多同学还是倾向于找工作，替别人打工，虽然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但是大多同学还是保持作为青年一代所拥有的激情和挑战力，不断的锻炼自身，充实自己，提高能力，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的前景。对于学生的困惑，学校在学生培养模式和就业能力的提高方面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和变化改变策略，让学生面对社会的竞争和残酷有信心能够立足社会的筹码，这也是社会对培养人才基地的要求。 有四成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就业压力来自大学扩招，近三成的受访者认为就业压力来自自身能力欠缺；大部分的受访者倾向于找工作；另外，在被问到是否愿意到外省去找工作或者是否愿意到压力较大的地区工作时，各种意见较为平均。可见，大学生就业意向较为模糊，就业安全感一般。 综上所述，虽然大学生交往安全感较好，但其他安全感指标不高，尤其是网络安全感较低，另外，大学生社会安全认识较为模糊。总体而言，受访大学生社会安全感不高。 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与自身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学校和网络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据点，学校单纯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群体的单一性让他们在人际交往、生活安全方面总体来说具有很强的安全感；网络的匿名性和真实性则是他们所矛盾的节点；就业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激烈竞争、残酷现状则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最缺少安全感的地域。可见，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安全感、归属感与他们自身对于事物的确定性程度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对于自己熟悉和确定的事物则具有较高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陌生和不确定的事物安全感和归属感则相对较低。 四、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感的现状，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加强对外校流动人员的管理 调查结果显示：63.6%的人认为流动人口太多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在大学中也存在类似“外来人口潜在危险”，这也是仅次于“盗窃抢劫”的另一大因素； （二）加强法治道德宣传教育 从调查结果看，入室盗窃是影响大学生安全感的重要因素，损坏公共设施、遇到危险不能互相帮助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大学生的安全感。所以，被调查者建议通过各种形式的法治道德宣传，提高学生素质，保护公共设施，维护校园环境。 （三）增加保安力量 调查显示，三成多的被调查者在校园内从未见过保安，1/3的人在校园内偶尔见到保安人员。调查中，被调查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增加保安力量，增加巡逻次数，保证学生安全。 本研究在团队成员的共同配合和努力下得出了我们预期的研究成果，针对中西部地区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做了具体切实的调查，并针对这一独特群体设计了符合群体特征的调查方案和问题，所得的最后结论也具有针对性。当代大学生安全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作为社会的新青年，作为未来一个世纪的社会建设者，他们对于学校，对于周遭环境，对于社会的感受会深深影响到他们日后的生活和工作理念，同时也是当下社会改革和建设者所要注意的社会问题。 社会安全论文:司法行政工作为社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已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全因素，为确保辖区社会安全稳定,要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优势。司法机关是重要的国家机器，司法行政工作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努力化解民间纠纷，全力维护社会安全 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和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促进社会和谐。从构建和谐社会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我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和为贵”、“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的良好社会风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然而，现在社会安全稳定工作存在着很大压力，社会矛盾纠纷处在高发阶段，有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问题较多，这是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不必过于担心，要想办法认识、把握、处理，充分发挥调解在社会安全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安全稳定有信访、调解、法治三个平衡器。现在信访事件应接不暇，其中80%以上的信访是有道理的，这些信访中80%的问题是能在基层解决的，这些工作靠谁做?要靠基层人民调解干部，要把他们的作用充分发挥好，起到扁担平衡力量的作用。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我们应该充分用好这项制度。据悉，全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以法制社会、安全社会建设等各种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职能作用。其中涌现出了不少好的做法值得借鉴学习，例如：吉林省磐石市全面推行了法律参事制度。针对当前由于农村村级组织决策和各类事务管理水平不高、引发群众信访相对活跃的实际情况，磐石市在认真组织做好调研、论证和试点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磐石市法律参事制度》。《制度》规定：为全市268个行政村、27个社区各配备1名法律参事，人员由公检法司部门选派政治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领导干部和干警兼任，任期每届三年；法律参事作为行政村（社区），处理各类法律事务上的参谋和助手，本着“帮忙不添乱、尽职不代替”的原则，应邀、应询为各村（社区）提供法律上的服务和帮助，具体履行好为村（社区）决策和各类事务管理提供意见和建议、解答群众提出的有关涉法问题、调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引导群众通过合理途径解决诉求等职责。《制度》执行以来，全市基层群众来市上访数量不断减少，在基层平安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职能作用，解决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基层人民矛盾的有效措施，有效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处理在萌芽状态，值得借鉴。 狠抓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社会安全 继2010年3月24日福建南平校园惨案后，几十天的时间里相继发生多起校园血案。究其社会心理，这些嫌疑人的共同点是对社会抱有极端不满，这种不满累积在心里，当正常的诉求渠道不通畅，矛盾无法消解时，他们就破罐子破摔了。但他们又没有向强者挑衅的胆量，所以孤注一掷，对毫无还手之力的学生下手。试想如果当这些人遇到困难尤其是法律上困难时，我们法律援助中心能够及时的给予援助，使其诉求渠道畅通，那么是否可以避免一些这样的悲剧发生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社会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最终体现，为使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打不起”官司的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应该狠抓法律援助工作，为社会的安全和谐作出积极的贡献。 创新社区矫正工作，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安全 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因为社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较一般人大，所以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可以从高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但如何做好矫正工作，就需要司法行政机关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计划。由于这项工作正在探索实施中，需要各地能够创新工作方法，总结出好的值得借鉴的工作技巧。据悉吉林省磐石市司法局积极探索社区服刑人员分类教育方法，一是利用学习教育基地开展分类教育，先后在学校、拘留所、交警大队建立学习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组织青少年服刑人员、不服从监管的服刑人员、交通肇事类服刑人员到三个教育基地参加警示教育。二是按犯罪类型开展分类教育，对犯有盗窃、诈骗、贪污等侵犯财产类型的社区服刑人员，重点加强了热爱劳动、靠劳动致富方面的思想道德教育；对犯有强奸、抢劫、伤害等暴力类型服刑人员，重点加强了伦理道德、换位思考、法律法规方面的教育；对过失犯罪的服刑人员，重点引导其正视现实、开展重塑生活信心方面的心理教育。通过分类教育，使教育内容更加符合共性特点，教育活动更加具有针对性，教育改造质量明显提高。 2010年是“五五普法”的最后一年，希望在“六五普法”中，各地司法局能够充分发挥司法行政的职能作用，全力维护社会的安全，做好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为社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社会安全论文:论博客场域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信息时代的全新文化场域――博客的兴起,不仅帮助政府和社会各界打开了更为深入和广泛了解民情、民意的“窗口”,也丰富了疏通民意、增加社会和谐性的渠道。 博客与文化场域 博客文化是网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的最新因素,是独具个性魅力且内容丰富多彩的时尚文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博客的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萌芽阶段、以业内精英和舆论领袖为主的成长阶段、普及阶段,最后到成熟阶段,博客将成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它的兴起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正在从商业化向社会化迈进。博客这种全新的文化场域的出现,有利于促成中国网民文化活动的相对自主性,使之逐渐从受商业权力的支配中解放出来。 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青年占网民的绝对多数,其中,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博客的主体。博客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知识权利时代的标志。套用布尔迪厄的话说: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使得所谓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文化场域的出现成为可能。博客既是网络文化场域的生产者,也是网络文化场域的消费者。这个空间赋予了网民特有的自主性,没有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昭示着知识权利时代的民主与自由,是网民张扬个人价值、体现个人存在、拓展个人视野的精神家园。在博客成为大众化的网络生存方式后,它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一新兴的公共空间,在各种信息沟通和参与过程中,从深度和广度方面具有了超越传统新闻传媒的能力,为网民通过检索全面了解所需要的相关信息、研究时事政治,更好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 博客场域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社会安全阀是西方社会冲突理论中用以表示社会冲突积极作用的概念,是现代冲突论的重要成果。美国冲突理论的代表L.A.科塞明确提出和阐述了社会安全阀概念。社会安全阀是指各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习俗,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积蓄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与“安全阀”一样的功能。故亦称社会安全阀制度。他的社会安全阀概念带有明显的社会心理学特征,强调消除心理紧张在解决社会冲突、排除敌对和不满情绪中的作用,并根据心理学关于对立、紧张情绪可通过向替代性对象发泄而予以消除的观点,提出了安全阀制度发挥作用的机制即“替罪羊机制”,主张将人们的敌对、不满情绪引离原来仇恨的目标,用其他替代性目标和手段,使他们得以排放和发泄。社会冲突论者认为,这是一种对所有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殊心理(思想)疏导理论。 人与人之间从社会属性和其占有的社会资本来看,本身就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的存在,就使得人们对于政府的政策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当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时,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张力。这种张力的作用就好像是向一个气球里面打气,里面的气体越多,它的体积就越大,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的是,社会张力从另外的角度看,又是推动社会进步、加速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好像如果气球中没有了气体,那么它也就无法再升上天空。“安全阀”理论是现代冲突论的重要成果,它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使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它将保障社会运行安全,为堵塞的河流开凿一个河道,及时排泄累积的不满情绪,以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发生――博客就具有这种安全阀的功能。 博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发泄的场所。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当个体的心理行为趋向与社会倡导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甚至背道而驰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它所导致的社会行为更多地基于压抑的惰绪,往往产生负社会效益。当一个人具有良好的心理平衡机制时,这种情绪就不会变成危害社会的行为;当一个人无法摆脱压抑情绪的控制时,就需要外界为其创造一定的排解宣泄的环境和条件。在这时,博客就可以充当人们情绪发泄的“排气孔”。当人们及时、适当地让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在自己的博客上进行宣泄时,就防止了矛盾和冲突的过度压抑和聚集,进而也防止了矛盾和冲突的总爆发,保持了社会稳定。 博客为人们提供了利益表达和沟通的渠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社会分层呈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标准并存的格局,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利益群体。各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为了协调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就必须保证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无阻。政府需要及时、客观地了解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不满情绪,从而及时、有效地制定矛盾应对和缓冲的对策。同时,各个利益群体之间也需要在思想、信息、感情等方面进行交流,这样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彼此的误会,增加各个利益群体相互间的信任感,进而实现社会的稳定。 博客为人们进行社会求助提供了有效途径。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力量往往过于弱小,在个人遇到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可以通过博客来发出求助信息。博客具有传播性和开放性,一个人用博客尽情表达时,他的言论就将在全球互联网内传播。个人的遭遇可能在民众的帮助下,或者在社会舆论的支援下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这样,个人就不至于因求助无门而对社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 可见,博客的兴起不仅帮助政府打开了更为深入和广泛了解民生、民情、民意的“窗口”,也丰富了解决民生问题、疏通民意、增加社会和谐性的渠道。 博客的社会安全阀功能运行的特点 在了解了博客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后,我们还需要分析博客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运行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探明博客在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时的优势,以及存在的那些需要我们克服的缺陷。 博客对网络空间的普及性。博客可以说是一种“零进入门槛”的网上个人出版方式,即博客满足“四零”条件:零编辑、零技术、零体制、零成本。“零编辑”,博客“把关人”的缺失却保证了人们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最真实的表达;“零技术”,只要会申请免费邮箱的人,基本上都能够快速掌握博客的使用,从技术层面上为普通人信息开拓了渠道;“零体制”,可以节省现实社会利益表达的环节和约束;“零成本”,保证了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在利益诉求上的平等权利。正是博客的“四零”条件,既保证了人们在进入博客以及发言上的平等权利,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主,同时也保证了沟通渠道的畅通无阻。沟通渠道是社会安全阀机制的排气孔,这种渠道越畅通、越广泛,人们对经济、社会不平等作出反应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就越小。 博客的平民性、开放性和互动性。在传统媒介中,一些利益群体处于明显弱势的地位。博客的平民化特征,使得社会各个群体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样,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通过博客就能及时反映出来,容易在它们处于萌芽状态时给予化解、疏导。同时,博客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可以使不同利益群体看到其他利益群体的需要,也可以在互动中实现相互间的理解。 博客在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时,通常是不能完全把矛盾消除在博客上的。比如,利益群体在博客上发出自己的正当利益诉求以求得自身状况的改善,除了在博客上得到舆论支持外,这个群体更需要在现实中改善他们的境遇。而要改善他们的境遇,可能就需要许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甚至需要相关体制的转变,等等。 博客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肯定博客正面功能的同时,还应看到博客的攻击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当下,博客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鲜明印痕,也容易招致不同思想形态的争鸣。与西方国家的博客相比,我国的博客正处于萌芽和发展壮大时期,具有某种过渡性,存在无目的性、自主性程度不高、人云亦云、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在为政府提供专业资讯方面还很不够,还未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而且目前某些博主所弥漫的攻击性信息带有极强的负面性,背后存在一些动机不纯的造谣者。博客所引发的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值得更多人士反省。 社会安全论文:社会安全和谐须治“亚腐败” 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近年来，随着惩治防腐败力度的加大，领导干部“闯红灯”显著减少。但值得警觉的是，“亚腐败”却有蔓延之势，成为制约社会安全和谐的顽疾。 特大矿难死80人、隐瞒事故半月之久而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区，设有大批麻将平台。私营矿主热衷于用麻将与公安、工商等部门官员“沟通”。一场游戏输赢数万，输者总是矿主，赢者则是官爷。一些非法花炮作坊和小煤窑，也靠麻将使官员腰缠万贯而一路绿灯。“猫鼠一家亲”往往使安全生产检查扑空。于是，一声声惊天巨爆，一个个血肉冤魂，一户户家庭破碎，生命涂炭，国家财产付之一炬，社会潜伏动荡。麻将赌博顶多算个违反治安条例，法律还管不着。即使撞上也是“委屈一下子，潇洒一辈子”。而究其实质，麻将平台已成为“亚腐败”平台。何谓“亚腐败”？国际监察专员学会主席艾尔伍德认为：它是指这么一种现象，在权力的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步，但权力本身却又并不是干净的空间。在腐败丛生的国度，“亚腐败”势必泛滥。 “亚腐败”危害之烈并不亚于腐败。因其法律不确定性、一次性低额和手段隐蔽性，便更给查处、裁定、量刑带来困惑。历史上，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却在“亚腐败”阴沟里翻船的，数不胜数。后人哀之，岂可不鉴之？ 防治“亚腐败”，首要是把握嗜好度。人不可能一点嗜好都没有，把握得好可健其身心事业；反之，放纵一次，可能悔恨终生。香饵触口是铁钩。贪财入孔方，贪权落陷阱，贪色入圈套，贪功遭名裂，贪杯误大事。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正如司马迁所云：“故祸莫惨于欲利，非莫痛于伤心。”掌权者一旦纵欲贪财，欲壑难填，必然自毁前程。《清朝野史大观》载：刑部大臣冯志圻酷爱书画，却从不人前提及，外巡三缄其口，以防斗筲之人投其所好。下属献其稀世珍宝宋拓碑帖一本，冯原封不动退回说，“封其心眼，断其诱惑，怎奈我何？”先贤曰：“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大厦千间夜眠八尺，粮田万顷日食一升。”共产党人只有利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才能将“亚腐败”止于始萌，防于患初。 防治“亚腐败”，关键是加强对执权者“社交生活圈”的监督。尊重个人隐私权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权高位重的领导干部则应有别于普通百姓。美国是崇尚性自由的社会，可克林顿总统就是和小女子莱温斯基有那么几下子，便立马成为轰动全球的丑闻。当前领导班干部社交生活圈的“失监”，是滋生“亚腐败”的温床。打麻将一夜两夜不睡，跳舞三天四天不停，钓鱼五趟六趟不累，喝酒七两八两不醉。而其中危害最烈首推赌博风。有人惊叹：“东西南北中，何处不闻麻将声。”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政要曾多次去澳门豪赌，挥霍公款5000多万元，其中仅乘坐著名赌船“东方公主号”在公海狂赌三天就输掉上千万；佛山市政府驻澳门新基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魏怀，为赌博挪用公款9330万元，输掉8785万元，相当于毁掉一个中等县全年的财政收入。前车之覆，当为后车之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反腐倡廉是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安全和谐的紧迫任务。“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抓住治理亚腐败这个源头根本，反腐倡廉就能落实到位，社会安全和谐就大有希望。 社会安全论文:论社会安全阀机制与风险社会治理 【摘 要】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各种社会冲突则是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之间的中介变量。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形成各种社会安全阀机制。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视角，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安全阀理论，对这些问题做一些粗浅探讨。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治理；社会安全阀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加速转型，社会运行总体平稳，但依然存在大量社会风险，消解社会风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无可回避的重要环节。那么，社会风险是如何形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状况如何？如何消解社会风险？ 一、风险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一个概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乌尔里奇・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西方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比，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风险是高度现代化的产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风险。人类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进入一种崭新形式的风险社会。与财富的分配逻辑不同，风险是人们试图否定和规避的物品，但风险对身处其中的任何人而言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法摆脱风险的威胁。 吉登斯则从“时―空延伸”的角度发展了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时―空结构”日益分离，现代化的扩散使得各种社会事件过程超出了传统自然共同体“同时同地”的范围。“不在场”的现代性时―空联系，使得社会活动更加依赖于人们在时―空“缺场”情况下的互动。而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高度伸延，又是通过符号和专家系统这两种“抽离化”机制来实现的。处于分离和“不在场”状态下的人们依靠符号和专家系统获取信息，达成行动共识，从而维持相互依赖。然而，一旦提供和解释信息的符号和专家系统出现问题，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相互依赖就会受到损害，从而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之中。因此，现代社会暗含着“时―空”断裂的潜在风险。 综上所述，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风险是伴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人为现象；风险具有高危险性；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风险分布具有全球性、非均衡性、非同步性，风险威胁所有人，但有程度大小、时间先后之分；不同风险之间相互关联；风险社会的严重后果和高度不确定性，加大了化解社会风险的难度。自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后，它就不断为各种灾难和危机所证实。近年来发生的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机、日本核泄漏、索马里海盗挟持人质等事件，更是为该理论提供了最新的注脚。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加速转型，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中国人均GDP正处于由1000至3000美元过渡的阶段，依据国际经验，这往往是各种矛盾集中凸显的时期，社会风险会急剧增加。现实正是如此：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群体性事件密集爆发、食品安全无法保障等等，故此，该理论对分析危机日益增多的中国社会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社会安全阀：内涵、功能及其消解社会风险的可能性 如何让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是创新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社会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安全阀原本是指锅炉中的一个零部件，它通过自动释放锅炉中的蒸汽压力而保证锅炉设备的安全。美国冲突论者刘易斯・科塞借用这一工业术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的概念：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 科塞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敌对情绪是冲突的主要表现。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有效处理敌对情绪，特别是当敌对情绪超过社会系统的耐压能力时，系统就可能解体。为了将具有破坏性的冲突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之内，也即防止敌对情绪大规模突然爆发，需要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是通过为社会成员累积的敌意和攻击性情绪寻找替代目标和替代手段而实现的（当然，这种替代也要由社会和个人付出某种代价）。社会安全阀机制不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问题，但它可以有效缓和矛盾，降低冲突对社会的危害性。社会结构越僵化，安全阀就越重要，因为僵化的社会不允许有冲突，如果再阻碍敌对情绪的发泄，那么对社会结构的威胁就更大。需要注意的是，科塞始终强调，社会安全阀就是要将社会冲突引向替代目标，或提供替代冲突途径，而不是直接指向冲突的最核心；换言之，社会安全阀通过曲线路径来实现缓和冲突的目标。 上文指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数量大、种类多。而这些风险之所以存在，又是与中国社会转型始终伴随着大量社会冲突分不开的，它包括经济利益、政治诉求、文化信仰、社会权利等各个方面的冲突。按照贝克等人的观点，风险是高度现代化的结果，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社会冲突则是社会转型（现代化）与风险之间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 社会转型、社会冲突与社会风险作用关系图 说明：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作用、反作用。 按照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我们可以在保证社会运行总体稳定、社会结构基本完整的前提下，寻找若干社会安全阀机制。换言之，虽然目前我们难以完全消除社会冲突，彻底化解社会风险，但我们有可能借助安全阀机制去缓和社会冲突，将社会风险对社会运行的威胁和破坏程度降至最低限度。因此，借助社会安全阀机制来治理风险社会，虽然是一种曲线式的问题解决方式，但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三、消解风险：不同领域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为了缓和社会冲突，消解社会风险，保障社会安全、平稳、持续运行，我们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不同领域，形成和完善各种社会安全阀机制。 （一）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健全政治参与机制。政府要尊重人民群众在选举、听证等各个方面的合法权利；加强政务公开力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积极创造条件，扩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加强公民教育，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加强社会统计调查，收集社情民意，主动关注舆论；依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第二，完善信访调解制度。要创新工作理念，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视为信访和调解工作的核心原则，主动解决问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法自主权利；合理界定二者与公检法系统的关系，确认二者的法律效力，促成二者与法律诉讼之间的合理衔接；加强信访和调解的组织队伍建设，足额配备高素质的专业队伍，提升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与素质；改进工作方法，提倡文明接访、公平调解，逐步引入调解听证制度，保证信访和调解过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二）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建立劳资协调机制。推动劳资纠纷解决的合法化，通过有效合同来明晰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促进劳资纠纷解决的制度化，逐步以集体协商等制度化的和平方式替代零碎化、破坏性的劳资冲突；增进劳资纠纷解决的透明化，在解决劳资纠纷的过程中要自觉接受外部监督。第二，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健全税收法律制度，更加凸显税收的公平价值取向，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注重发挥税收作为二次收入分配手段的重要作用，利用税收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合理分配，平衡地区之间的财富分配；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国家、企业与个人按比例分摊的原则，试征社会保障税。第三，发展商业保险制度。政府要充分重视保险制度在转移社会风险方面的作用，加大对保险行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保险行业的引导和管理；保险公司应该抓住机遇，适时推出指向社会风险的新险种，大力开拓市场，同时加强行业自律；要增强社会成员的风险意识，鼓励有条件的社会成员积极投保，政府和各类慈善组织要筹措专项资金，为弱势群体投保，持续延伸保险网络。 （三）社会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政府要合理界定社会组织的性质与功能，对其合法性地位予以确认；向社会组织赋权，通过授权、委托或其他方式向社会组织转移部分政府职能，必要时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向养老、医疗、环保等领域发展，弥补政府管理的漏洞。社会组织自身要准确定位，明确职责，突显特色；规范运行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承担社会责任，坚守非营利性的基本宗旨；不断提高对经济市场化、管理社会化的适应能力，既要争取政府支持，又不能丧失独立性。第二，激活社会流动机制。要努力打破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限制社会流动的一系列体制障碍，促进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缩小地区差距；形成竞争、公平、透明的职业市场，破除就业市场中的歧视性规则；发挥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完善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条件，降低高等教育收费，提高农村学生各阶段的入学率。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在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这一基本方针的同时，要突出保障重点，加强对底层群体、特困地区的社会救助；规范社保基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创新社保基金投资运作模式，实现保值增值；引入社会资本，推进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运作。 四、结语 社会安全阀机制是风险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如果能够构筑起健全、完善的社会安全阀机制，社会风险必定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与消解，社会运行的安全系数将得到更多保障。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社会安全阀机制对于风险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功能，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以全面、彻底、直接化解社会冲突为目标指向的，它只能缓和社会冲突，将社会冲突控制在社会结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社会安全阀机制对社会风险的消解作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我们不能对它抱有过高的期望。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功能是有限的，风险社会治理，还需要更多、更大的智慧。

社会安全论文: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问题调查分析 摘要：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水平总体上处于高位，但仍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主要有子女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住房问题和食品安全以及环境问题等。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社会安全感；农村居民；宁波市；调查；分析 “安全感”的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来的，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安全感，是指人们对自身安全状况及周围自然、社会安全形势的主观感受和评价。社会安全感，则是指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对其居住、生活的区域或整个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相对稳定的感受和预期。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毋庸置疑也会影响人们心态的变化。随着宁波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安全感问题逐渐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但学术界对社会安全感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城市居民，而对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研究可谓“人迹罕至”。该课题致力于研究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进一步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凝聚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数据来源 论文进行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对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被调查的地区有北仑区春晓镇的民丰村和凤山村、镇海区澥浦镇的澥浦村和庙戴村、鄞州区古林镇的藕池村和吴家村、象山县西周镇的上谢村和下沈村。共计发放120份问卷，回收120份，其中有效问卷108份，问卷有效率为90％。在接受调查的108位村民中，男性有50位，占总人数的46．3％；女性有58位，占总人数的53．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学历及以下的有27人，占总人数的25％；初中学历的有52人，占总人数的48．2％；高中学历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18．5％；大专学历及以上的有9人，占总人数的8．3％。从年龄构成来看，18岁及以下的有10人，占9．3％；19～30岁的有21人，占19．4％；31～45岁的有35人，占32．5％；46～60岁的有23人，占21．3％；60岁以上的有20人，占18．5％。从职业构成来看，学生占8．3％；农民占17．5％；工人占45．8％；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占4．2％；自由职业者占14．2％；失业、无业人员占10％。从月收入来看，月收入小于等于1000元的村民占10％；月收入在1001～3000元的占61．7％；月收入在3001～6000元的占19．2％；月收入大于6000元的占9．1％。 2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 2．1村民安全感水平总体居高 为了更加明确地了解宁波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及其变化情况，该研究在问卷中设定了“您感觉自己的生活安全吗？”和“与过去相比，您的安全感有什么变化？”两个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设置了“非常安全”、“安全”、“不安全”、“很不安全”4个选项，并按照社会统计学中系数制的计分方法，把“很不安全”记做1分；把“不安全”记做2分；把“安全”记做3分；把“非常安全”记做4分。据统计调查结果显示，87．5％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或非常安全的，其中65．8％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的，21．7％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安全，安全感数值的平均值为3．06，总体来说宁波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水平较高。 2．2村民安全感相比过去有所下降 经统计分析，关于“与过去相比，您的安全感有什么变化？”这一问题的结果是：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的安全感“提高了”的有27人，占25％；认为自己的安全感“下降了”的有55人，占50．9％；认为自己的安全感“没变化”的有26人，占24．1％。由此可见，与过去相比，宁波市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下降了。 3影响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素分析 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影响宁波市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4个，分别是子女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住房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 3．1子女教育问题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在回答“当前您认为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可多选）”时，“子女教育问题”的入选率是91．2％。通过访谈，村民普遍认为子女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资源共享不到位，包括硬件设备和师资队伍建设，其中师资力量是最主要的因素。此外，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和学前教育难也是村民担心的主要问题。 3．2社会治安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许多人口流向东南沿海的发达城市。近年来，随着宁波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宁波市的外来人员越来越多且成分复杂，这给宁波市的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许多村民表示，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为了节省房租和日常生活开支，都选择居住在离市区偏远的乡村地带，这给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3．3居民住房问题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是非常重要的，而房子作为家的物质载体，承载了绝大多数人对于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定义。近些年，由于许多人热衷于炒房，导致房价不断上涨、大多数人买不起房，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社会安全感。多数村民表示，有房是子女结婚的硬性条件之一，因此，他们的前半生都在为子女的婚房奋斗。 3．4食品安全与环境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对人们的社会安全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统计，村民在回答“您认为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最主要社会问题是？”一题时，选择“食品安全”的有26人，占24．1％；选择“环境质量”的有31人，占28．7％；选择“青少年犯罪”的有16人，占14．8％。 4提升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路径选择 4．1优化教育资源配套，改善居民子女教育环境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努力实现城乡、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大力扶持乡村教育的发展，使乡村教育跟上时展的步伐；其次，要优化师资队伍，培养高素质的教师，尤其要注重教师责任感的培养，提高乡村教师的薪资待遇和地位，建立相应的激励和奖惩机制，促进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最后，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增加幼儿园的供应，并扶持收费低、面向大众的民办幼儿园发展。 4．2合理管控人口流动，强化社会治安常态管理 面对外来人口的涌入，我们不能“堵”，而要“疏”，这样才能标本兼治。首先，要全面了解外来人员的来源与去向，全面落实居住证制度；其次，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提高流动人口的遵纪守法意识；最后，要完善人口流动管理机构，加强社会治安管理。 4．3规范房地产市场管理，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 首先，政府应严格土地审批制度，依法规范建房用地，对不遵守《土地管理法》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给予处分；其次，政府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对其开发、流转、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督，积极构建良好的住房体系；最后，政府应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主动承担住房市场价格与居民支付能力之间的差额。 4．4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坚持绿色发展道路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要加强对食品质量的安全监管，提高食品的准入市场门槛；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有效规范食品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消费者食品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辨别问题食品的能力。关于环境问题，要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逐渐淘汰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工厂；统筹城乡环境建设，大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注重科技创新，加强污染整治。 作者：廖金娟 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安全论文:构建社会安全防火墙的工作打算 一、总体目标 力争通过三年努力，使消防工作责任有效落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基础更加牢固，社会单位自防自救能力全面提高，消防监督管理服务水平明显增强，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有效遏制，力保全市连续26年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确保全市火灾形势稳定。 二、工作任务 （一）提高社会单位消防平安“四个能力” 1．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切实做到消防平安自查、火灾隐患自除”一是要确定消防平安管理人，具体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平安管理，进一步加强对消防平安管理人的教育培训。二是要坚持每日开展防火巡查，定期开展全面细致的消防平安检查，完善巡查、检查记录，对发现的问题要有周密的顺序督促整改并复查。三是要落实员工岗位消防责任，特别是重点要害岗位，要层层签订消防平安责任书，将防范火灾的任务层层分解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员工。四是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要立即消除，不能立即消除的应当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资金，限时消除。 2．提高组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切实做到火情发现早、小火灭得了一是依法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的企事业单位要建立专职消防队，依照专职消防队建设规范配齐装备和队员，并报市、县（区）两级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备案。二是有保安队的单位要建立“保消合一”消防队，对保安队员要经常进行培训。三是其他单位要建立志愿消防队。四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有效处置；要保证预案切合实际、操作可行，每次演练要有详细记录，并认真讲评。五是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要持消防行业特有工种执业资格证书上岗，能熟练掌握火警处置技能。 3．提高组织人员疏散逃生能力，切实做到能火场逃生自救、会引导人员疏散” 4．提高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能力，切实做到消防设施标识化、消防知识普及化” 消防平安重点单位要全面落实“四个能力”建设内容;一般单位可结合实际，有重点地落实“四个能力”建设要求。年，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平安重点单位达标；年，所有消防平安重点单位全部达标；年，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一般单位全部达标。年，区要选定2至3个社会单位高标准、高质量地抓好“四个能力”建设试点工作。 （二）落实政府部门消防工作“四项责任” 1．落实组织领导责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政府任期工作目标，制定实施“十二五”消防发展规划，保证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二是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政府分管领导牵头、财政、公安、安监、工商、文广新、建设、质监等有关部门领导参与的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消防工作重大问题。三是各级人民政府要针对消防平安突出问题，每年开展消防平安专项治理；每年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组织开展消防平安检查及消防平安知识的宣传提示和教育培训，政府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亲自带队组织开展的消防平安大检查；市、县两级政府对影响公共平安的重大火灾隐患实施挂牌督办。 2．落实监管责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与所属的部门、行业、系统签订消防平安责任书，并定期进行检查考评，奖优罚劣。二是要建立健全消防工作部门信息沟通和联合执法机制，财政、公安、安监、工商、文广新、建设、质监、教育、人社等相关部门，要齐抓共管，联合执法，共同解决。三是行业、系统主管部门要将消防工作纳入本行业系统管理内容，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开展消防平安检查和教育培训；四是具有平安监管职能的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对发现的火灾隐患依法查处或者移送相关部门处置。 3．落实设施建设责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编制、实施城乡消防规划，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确定年为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年，全市100%完成消防专业规划编制、修订工作。确定年为城乡消防环境改造年，结合城镇改造，集中整治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及出租屋、三合一”场所、务工人员聚集地等存在消防平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城乡消防平安环境。二是建立政府统一指挥，公安、消防、交通、通讯、电力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快速反应系统，年底前，市要完成应急救援支队组建工作；市、县要完成应急救援大队组建工作。四是推进远程监督系统的联网。对社会单位的消防重点部位实行远程视频监控，年、年、年全市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联网率分别达到50%80%100%实现公共消防平安管理信息化。 4．落实检查考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逐级签订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定期对下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履行消防平安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下级政府落实消防工作年度目标任务进行督办，有关单位、行业、系统主管部门每年要对本行业系统消防工作进行考评，对完成消防工作任务、效果显著的予以惩办奖励。 （三）夯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四个基础” 1．夯实组织建设基础。农村、社区要建立健全消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确保基层消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年，各乡镇要依托综治办、安监办等机构，设立消防平安专（兼）职管理人员，组织开展消防宣传和消防平安检查；年，各行政村、乡村社区落实消防平安专（兼）职管理人员，负责日常消防平安工作。年，县锦江镇、区百佳城社区要抓好“三无五有”平安乡镇、平安社区创建活动试点工作。 2．夯实设施建设基础。乡村社区要完善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并加强维护颐养；每个社区要设置公共消防器材配置点，配足配齐灭火器材。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建设要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与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同步建设、同步发展。对木结构建筑集中、连片的村庄，要结合村庄整治和人居环境改造进行治理，增强火灾抗御能力。 3．夯实群防群治工作基础。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要确定消防平安管理人，制定防火平安公约，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居民住宅区物业管理单位要落实消防管理责任，定期开展防火检查，整改消除火灾隐患。社区内的小场所要实行消防平安区域联防，开展消防平安互查互督，一旦发生火灾能够联合组织扑救；村庄实行消防平安多户联防制度，轮流值班开展消防平安提示和检查。 4．夯实队伍建设基础。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依法建立专职、志愿消防队，承担火灾扑救任务。设有治安巡防队的村庄、社区，要建设治安、消防合一的治安联防消防队，加强保安人员消防平安培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治安巡逻的同时开展防火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并承担扑救初起火灾职能。其他村庄、社区要建立群众参与的志愿消防队。年前，所有乡镇、村庄、社区都要依照有关规定建成专职、志愿消防队伍。 （四）提高公安机关消防监督管理“四个水平” 1．提高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水平。一是各级公安机关要建立消防、治安、内保、警务督察及公安派出所“多警联动”消防执法机制，形成整治火灾隐患的合力。二是消防部门要严格履行消防监督职责，分析研判外地区消防平安形势，针对外地消防平安突出问题，继续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年，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公安、建设、安监等部门集中开展以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高层地下建筑等为重点，以建筑消防设施为主要内容的消防平安专项整治。 2．提高消防监督执法规范化水平。一是健全消防监督机构，配齐消防监督人员，积极探索、完善合同制消防文职雇员工作制度，允许经消防培训考试合格的消防文职雇员从事消防检查和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二是要大力加强消防监督执法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实行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流程网上运行、执法裁量网上裁定、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质量网上考核的全流程在线管理模式。三是要深化警务公开，向社会公开消防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依据、顺序、进度、结果，增强执法透明度。六是要加强廉政建设，制定廉洁执法自律规范，各级公安消防部门主官和全体监督干部都要签订廉洁执法许诺书，公开许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集中整改人民群众最不满意、反映最强烈的执法问题，提高消防监督执法的公信力和满意度。年，市要高水平、高标准地抓好执法规范化试点建设工作。 3．提高消防宣传教育水平。一是各级公安消防部门要建立健全消防宣传教育常态化工作机制，不时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宣传内容，加大宣传投入，全面提高公民消防平安意识，继续深入开展消防宣传“六进”年，要完成消防宣传流动站建设。二是要着力加强消防志愿者队伍建设。 年，各县（市、区）消防志愿者注册人数分别达到外地区常住适龄人口数量的2%和3%三是全面落实《社会消防平安教育培训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大力开展消防平安教育。 4．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一是要试行消防平安检查制度，为社会单位提供消防技术服务。二是要积极培育和规范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平安监测等社会消防中介组织。三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作用，将单位消防平安状况纳入信用等级评定、火灾公众责任平安费率调整的内容。四是要全面推行消防行业特有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落实职业资格证制度。五是要建立全市消防职业人才管理中心，培育和建立消防专业人才市场。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各部门要将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其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消防工作的中心任务，与“新农村建设”平安社区创立”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整体推进；各级政府要成立组织领导和专门工作机构，出台实施方案，制订具体建设规范和考核验收规范，建立和完善联动工作机制，形成“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单位落实、群众参与”工作格局。 （二）广泛宣传，加强培训。增强社会各界做好消防平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培训工作，公安机关培训“四个能力”建设辅导员，社会单位培训“四个能力”建设明白人。 （三）典型引路，整体推进。针对四项工作重点，分别培育树立典型，打造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建设的样板，做到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要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指导和推动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扎实开展。 （四）考核验收，整体达标。各地每年对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进行考核验收。社会单位消防平安“四个能力”建设由单位对照规范自我评价合格后，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或公安派出所申报验收；政府部门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夯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基础工作情况由市人民政府组织考核验收；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由各级公安消防部门组织逐级考核。市人民政府将在每年底，对各县（区）构筑“防火墙”工程进展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年底进行总体验收并总结表彰。 （五）落实责任，严格奖惩。各地要逐项细化分解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的目标任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加强工作检查和督导，要将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挂钩，对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惩处，对工作进展缓慢、效果不明显的给予通报批评，对重视不够、组织不力、工作不到位，导致发生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并启动问责机制，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社会安全论文:营造社会安全生产氛围方案 为了进一步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意识，营造全社会安全生产氛围，扎实有效地推动全乡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落实，根据区安委会安字号文件精神要求，在6月份全乡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现将有关活动安排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紧紧围绕“安全生产年”总体部署，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突出“安全发展”这条主线，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百姓喜闻乐见的安全生产教育活动，大力推进安全文化建设，提高全民安全意识，着力强化全乡干部群众，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意识，构建和谐的经济发展氛围。 二、活动主题和组织机构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关爱生命、安全发展”。成立活动领导小组 三、活动的时间及主要内容 活动时间为6月1日—30日。 1、开好一个会。乡政府组织召开由各村（居）委会主任、安监员、企业负责人参加的安全生产工作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各村也要召开所辖地企业负责人会议，进行安全警示教育； 2、办好一个培训班。根据区安委会的要求，6月16日，在消防装备有限公司与区安监局联合举办一期安全学习培训班，人数达100人，为企业进行安全培训，并督促辖区内各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单位职工开展安全教育； 3、进行一次安全隐患排查。乡安全领导小组对我乡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各村要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对本辖区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隐患进行一次检查，发展隐患及问题及时整改； 4、搞好活动宣传。一是制定一块10×4m的永久安全生产宣传标语；二是制作一块1.8×1.2m的宣传展板；三是从区安监局购置宣传画分发给主要企业及在主要干道张贴；四是各村及重点监管企业悬挂横幅标语共计二十余条等多种形式，掀起合法、守法、用法的新高潮； 5、及时沟通信息、适时总结。对安全生产月活动，各村（居）要做到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及时反馈。活动结束后，各村（居）委会认真总结，并将总结材料于6月28日之前报乡安全生产活动领导小组。 社会安全论文:促进社会安全稳定工作要点 我镇防范处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书记在我省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省、市、县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镇“六无”(无“”人员进京滋事、在当地聚集闹事、非法插播电视信号和无“”等组织在当地公开聚集滋事、无重大恶性反宣案件、无规模性团伙案件)工作目标，进一步加强深挖打击、防范控制、教育转化、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积极维护我镇的社会政治安全稳定，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服务。 一、继续贯彻“专群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原则，进一步强化对社会面的防控及对组织成员的稳控工作。 1、整合社会防控力量，强化社会面的防范和控制力度。结合和谐平安建设把反工作纳入基层组织年度考核目标，2、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管理控制，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和责任。对重点人员、特别是刑释解教人员，各单位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和责任，做到“内紧外松”，严密监控，掌握动态，确保万无一失。对外出经商、打工、探亲的重点人员，户籍所在派出所和主管单位要密切配合，查明下落，并及时通报当地公安机关。对失控的人员，有关公安机关要组织力量，限期查找到位，消除隐患。要加强和司法劳教部门的工作联系，对刑释解教回籍的“”等组织成员，要即时跟上帮教管控措施，严防脱管、漏管。3、积极探索反警示教育长效机制。继续推进把反警示宣传教育纳入“五五”普法宣传教育的工作。 二、切实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进一步开创防范处理工作新局面。 1、坚持用党的十七大精神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2、不断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努力营造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3、广泛动员和调动社会力量，群防群治，加强社会面防控。坚持动态摸排，风险评估，切实强化对“”等和有害气功组织重点人员的管控措施。 三、继续开展攻坚克难教育转化工作，进一步巩固、扩大教育转化工作成果。 1、加强组织保障，夯实创建基础。2、专群结合，预防为主。大力做好无创建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调动各部门和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推进防范控制、教育转化，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的落实。3、深入开展“大回访”工作，进一步做好安置帮教促回归工作。深入开展“大回访”工作，健全街道、社区为一体的三级跟踪管理台帐，对每一个刑释解教“”人员回访帮教到位。 今年，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人员与属地责任单位衔接、管控帮教协调机制，在与驻区企业联动上做文章,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坚决预防和减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推动我街无活动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社会安全论文:改革养老保险实现社会安全稳定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现状；困境；基于现有模式层面的政策选择；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制度“盲区”：保险对象游离于制度之外、制度有效性缺失：已入保群体“悬”在问题中、法律介入缺失或微弱、缴费主体疲软、政府责任缺位、相关制度供给的缺陷、改变现有模式困难改革养老保险实现社会安全稳定、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表现为供给严重不足、推迟退休年龄、老龄化是目前一个政策两难的命题、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实行全民社保、降低缴费比率、多渠道地适当降低缴费率以拓宽养老金制度覆盖面、让基金保值增值、控制政府消费倾向的扩张，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政府应该用强力作为的形象去管理社保基金、征收社会保障税、改征社会保障税具有现实意义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养老形势日趋严峻，养老保险制度面临问题较多，养老基金缺口较大，企业负担沉重，相关法律缺失，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本文剖析了我国养老保险改革问题的现状、面临的困境，并进而提出若干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养老保险现状困境选择 一、现状： （一）、制度“盲区”：保险对象游离于制度之外 在学术界，中国城市养老保险体系的涵盖对象被分为两部分：非正规和正规就业人群。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属于城市非正规就业人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刘贵平的定义是：非正规就业人群不仅包括近年来的下岗职工，还包括在城市的农民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以及自由职业者。在非正规就业人群中，有一半以上游离于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也就是说，中国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在其覆盖面上十分有限。①是什么原因造成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在这一环节出现“盲区”？“这些人要么是老板没有为他们缴纳部分养老保险金，要么是没有老板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险事宜，这就使得他们不仅失去了雇主缴纳所带来的那一部分经济利益，而且还必须自行承担制度风险，因此导致这部分人群在可能的情况下宁可选择个人储蓄和人寿保险，也不愿选择社会养老保险。”造成这一结果的制度原因是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成本昂贵并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企业应缴的养老保险缴费率高达薪金的20%，而雇员本人还需再缴纳8%。再加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缴费，企业和员工的全部缴费高达薪金的40%多，在有些地区，实际缴费率甚至更高。这一缴费水平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瑞典、美国等发达国家。如此高昂的劳动成本不利于鼓励雇主为员工利益买单。为进城农民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确实体现了政策的人文关怀，但一波又一波农民工退保潮让决策者感到尴尬。率先在全国推广农民工保险的广东省频现退保高峰，退保率竟高达95%以上。仅深圳市每年退保的人数就高达12万以上，该市甚至还出现过一天600多名农民工排队退保的“热闹”场面。是农民工不领政府的情，还是和政府开玩笑？按照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农民工每月上缴的养老金占到工资的8%，而且需要连续缴纳15年才能受益。每个城市的工资标准不一样，但养老保险缴费的标准整齐划一：8%，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由于缴费期限固定不变且难转移和农民工的流动性。所以，对这些人来说，把钱拿在手里更妥当。 （二）、制度有效性缺失：已入保群体“悬”在问题中 对于城市正规就业人群来说，基本上不存在“8%”的缴付压力和15年年限的制约，但是，他们的养老保险问题也很“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给投保者的养老待遇过低。国有企业老职工退休后所能拿到的养老金平均只有三四百元，有些甚至不能保证基本的生活。而一般职工也只能拿到退休前工资的60%，对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来说，差距则更大。这种状况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目前实行的养老保险是省级统筹，但一些地方连省级统筹也没有做到，造成不同地区保障水平差异很大，富裕地区不愿意为从穷地区转移来的人负责，再加上各个地区因管理机制不统一，不能做到很好地衔接。同时，制度性障碍体现在，由于国家公务员的养老保险与企业社会养老保障分属不同体系，前者的待遇水平要远远高于后者，造成流动困难。另外，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虽然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但保险体系没有改革，没有与企业保险统一起来，也表现为前者的保障水平大大高于后者，使得许多人因此不敢轻易跳槽。另一个关于养老金风险的问题却让入保者不得不忧心。已入保的职工每个月都在为自己的养老保险帐户“充钱”，但自己的帐户却是空的。因为这笔从在岗“年轻人”手中收来的钱被用来支付给当年已退休的“老年人”了。这种名义上的个人帐户，仅仅只能作为一种记帐单位，没有任何基金积累，究其实质，仍属于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体现为政府强制力主导下的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我积累、自我保障，仍是政府主导下的代际赡养。体现了养老成本在代际间的分担，因此这种制度设计在实践中会遇到较大阻力，逃避缴费的企业和个人会增多。为什么要设立个人帐户？其吸引人之处是由个人帐户中的钱形成的储蓄基金可以通过投资来保值增值，在投保人退休后，他可以以年金的形式领取其本人投入的本金再加上可观的利息来安度晚年，如果社保基金不能保值增值，个人帐户也就毫无意义了。当下养老保险制度的尴尬就在于：一方面坚持搞个人帐户；一方面却对基金的保值增值苦无良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结构的改变，这种“空帐”运行状况难以得到缓解。因为现行的筹资模式是建立在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称：“中国养老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未来养老金缺口高达9.15万亿。”对于这一巨额赤字，如果仅靠提高缴费来弥补，个人缴费率将不得不提高到缴费工资的37%，是现在个人缴费的4倍多。③按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处于中国人口出生高峰期的70、80年代生人，在30年后大部分均处于或接近于退休年龄，当这些人都面临退休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即1：4的家庭结构的出现，又如何能负担得起这样庞大的养老金支出？而且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日趋明显。这笔钱会不会由后来的投保者来出？我们明天会不会无钱养老？即便最终由国家买单，投保者也要担负货币贬值的风险。对于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目前国家还没有相关的保障措施。（就目前情况看，所缴的养老基金）明的是增加了，但因为物价、宏观经济及金融环境等因素影响，实际是贬值的。即便最终由国家来填补养老金缺口，付出的改革成本是不是过于巨大？ 二、困境： 1、法律介入缺失或微弱。当下立法层面主要表现为一些法规、规章或通知、地方条例等形式。养老保险基本法尚未出台，而且由于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较强，经常变动，且存在明显的地方差异，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严肃性、规范性及权威性，且不利于中央宏观调控及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征收工作缺乏法律依据，仅靠行政手段，对单位或个人缺乏约束力。 2、缴费主体疲软。对于缴费主体企业来说，由于亏损等原因，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力缴纳正常的保险费，欠、逃费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制度的运行，退休基金供款率需要不断上升，有些地方的供款率已达到工资总额的30%左右。这样，高费率，高逃费率，再提高费率已在一些地方形成恶性循环。 3、政府责任缺位。由于退休金保障制度的法制和资本市场不成熟，基金被挪用、滥用现象时有发生，基金安全问题凸显政府监管缺位。一个负责任、有决心的政府不可能因为财力的限制而承担不起人民基本生存费用，尤其是在成就了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更没有理由拒绝通过充分参与和全民社保来彻底解决民生问题，造成财政缺口的不是经济落后，而是政策、管理滞后，贪污渎职等等。谁都算不清巨额的资产流失和浪费的黑洞有多大。不是没钱，是钱被花在了不应该花的地方或被少数人掠夺。而且，由于现有的制度是以城市为单位，由政府社会保障部门来管理基金，管理的手段被严格限制于银行存款、国债投资等，保值增值困难，致使广大应保未保人员处于制度的边缘地位。滞纳金制度形同虚设，而且提供了“寻租”的可能。 4、相关制度供给的缺陷。面对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以及国企改制的推进，失业率逐年飙升。由于失业保障和救济制度滞后，转换机制困难，深化改革受到约束，已成为国企改革的制度“瓶颈”。现行的统筹政策分为城市和行业，起不到对新旧城市、不同行业、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等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作用，而且经济效益好的行业从各地社会保险制度中游离出去，影响了再分配的功能，弱化了社会保险的安全作用。由于企、事业单位的差距较大，且难以消弥，一些人便想方设法往行政事业单位挤，在这样的制度惯性下，企业领导在退休的时候要求个行政级别、复员军人不愿到企业，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行政事业单位机构膨胀。而所有这些目前仍没有一部相关的统一的法律来规范，各地都是从现有经济条件出发，制定相应条例并按各自的条例执行，有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限制了地区和人员之间的正常流动和养老保险的转移，从而共济难以实现。当前，在企业改制中，对40、50人员实行退养，并对退休及这部分退养人员的养老金实行预留10年的政策。但大部分国企在改制过程中面临成本高、缺口大的问题。致使改制难以进行，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甩包袱，使改制进行得下去，对这部分养老金实行只计不提的办法，这样，当一部分在改制时尚未来得及退休的40、50人员在真正面临退休时由于重组或改制后企业未缴足该部分钱而无法按正常程序办理养老保险手续。从而积发了新的社会矛盾。 5、改变现有模式困难改革养老保险实现社会安全稳定 5•2、在农村，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实际上已处于停滞状态，而在城市，有很大一部分应保对象游离于该体制之外，而占全国人口总数2/3的农村人口，这一制度的覆盖范围实际上已经小得可怜，据资料：目前，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就制度惠及主体的城镇各类就业人员而言，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也仅仅覆盖城镇职工的55%。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只能依靠土地和家庭养老，仍游离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此意义上，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表现为供给严重不足。这也正符合当下我国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转变过程中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按照社会正义的需要原则，社会保障应重视由于其大量需要而离常态最远的那些人。②即通过“社会统筹”的功能尽可能更大范围地实现社会公平，以最大可能地化解社会风险。 5•3、尽管面临当前的改革困局，现有养老模式将难以改变。除了制度的惯性外，还有一个巨大的转换成本问题。10年前我国养老体系转换为现在的部分积累模式后，国家付出了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的改革成本，如果再次转换模式，同样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养老保险制度因在改革之初就存在着巨大的设计缺陷，导致现在的问题较多。 三、基于现有模式层面的政策选择： 1、推迟退休年龄。老龄化是目前一个政策两难的命题：推迟退休年龄会立即加剧已有的就业困难；不推迟又使养老金储备不堪重负。但迫于就业压力而放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对迫切需要经济独立、安全的中国，实属下策。何况，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衰落是大势所趋。因此，政策选择的一个方向是适当推迟退休年龄尤其是持推迟女性的退休年龄。退休年龄是影响赡养率的重要因素，由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医疗水平的发展等原因，人口的平均寿命得以增长，为推迟退休年龄提供了可能，退休年龄规定得较高，则在职职工人数增加，退休人数相应减少，赡养率就较低；反之，赡养率就较高；同时，可提高基金积累数额、减少养老金的支出年限，化解“空帐”风险。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从防止资源浪费的角度，适当推迟女性退休年龄值得考虑。 2、强化政府责任。政府为什么要把教育和房地产做成产业，是因为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老百姓没有保障不敢花钱，把钱都存银行里了，如果社会保障到位了，老百姓是敢于消费的，老百姓敢于消费就会拉动投资的增长。所以加大财政投入，实行全民社保。对于不同行业、不同性质单位养老金差额实行补足的政策。给予一些特殊人群如复员军人、企业领导等按贡献给以不同程度的养老金补足，以缩小行业间、部门间、以及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差距过大现象。同时，克服各部门、各地区利益对社会保障体制所造成的分割局面，在全国范畴内协调养老金的公共帐户，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进行共济。全国统一的社保体制不仅具有再分配个人收入的功能，而且具有缩小地区和产业差别的功能，而且可真正实现“东部支持西部”。 3、降低缴费比率。多渠道地适当降低缴费率以拓宽养老金制度覆盖面，从公有制部门扩大到私营部门及城市流动人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通过覆盖面的扩大和全社会的统筹来分散成本和社会风险、扶贫济困并强化其共济功能，化解隐性社会保障债务问题。并确保企业在改制后必须缴清所有预留保险费。同时，拓宽筹资渠道，可将个人所得税及遗产税作为筹资的主渠道之一。由于个人所得税开征点已提高，而目前收入差距正日益拉大，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成熟。开征这两种税可以平抑企业的缴费率，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养老体系中来，降低了经营成本。更强化了政府的再分配和资源配置功能，既提高了效率又实现了公平！另一方面，可发行社会保障福利彩票。在当前，财政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发行社会福利彩票筹资也是不错的选择。 4、让基金保值增值。把个人帐户实行企业化经营，与资本市场对接，由投资公司经营管理，可投资于国家长线重点工程项目如重大水利设施、高速公路等。政府加强监管。对于养老金等普惠性基金，可考虑在人大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定期监管，可以控制政府消费倾向的扩张，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 5、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政府应该用强力作为的形象去管理社保基金。形成一部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基本法。明确缴费的权利义务关系，把养老金作为一条高压线，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要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不适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要从重从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6、征收社会保障税。改按比例征收养老保险费为按比例征收社会保障税，由于国企改制的推进，国退民进成为事实，而且现在很多县、市已基本不存在国有企业。因此，改征社会保障税具有现实意义。且有利于解决地区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保额差距问题，同时，有利于财税部门介入，有利于加强基金的监管。 四、结语： 制度出生产力。其实任何制度的配套使用效用均会大于其单独之效用。提高政策的配套功能，充分发挥其整体效应，是决策者的应有之义。同样，单纯依靠某一项制度显然难以解决养老保险问题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哪怕移动一张桌子，也会引起全身的反应。在现今各方都不甚完善尤其是相关法律缺失的条件下，多管齐下，或许是应对养老保险命题的理性选择。 社会安全论文:突出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全力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 近期，区司法局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做好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社会安全稳定的指示精神，加大力度，强化措施，突出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为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召开期间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取得明显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把维护当前社会稳定工作做为首要任务来抓 区司法局按照省、市、区关于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工作会议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狠抓落实，确保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开好三个会议。区局及时召开局党组会议，乡镇、街道司法所长会议和司法局全体干警会议，将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全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二是健全二级组织。区局成立了有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局长、纪检组长为副组长，有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全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各司法所所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全权负责辖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三是出台了二个文件。区司法局下发了《关于做好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期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成立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期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领导小组通知》文件，实行党组成员分片包干责任制。四是实施一个制度。区局要求在全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召开期间，全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实行每天零报告制度。按照“重心下移、责任下移、措施前移、关口前移”的要求，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发案情况，研究其成因，制定化解调处计划。五是做到“四个到基层”。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把实际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先进工作经验推广到基层。各乡镇、街道司法所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做到矛盾纠纷情况明、底子清，处置迅速，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为全区的社会稳定筑起一道有力屏障。 二、健全机制，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各司法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一是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疏导化解工作机制。坚持每周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会议和调解主任例会制度，进一步规范完善以定期排查、情况报告、交办督办、领导包案、考核奖惩为主要内容的工作制度。将可能诱发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和到市赴省进京上访的隐患作为这次排查调处工作的重点，注意发现苗头性，潜伏性问题，掌握案情，摸准底数，不留死角盲点。对排查出的问题，强化措施，制定方案，采取包案制，强化责任，抓好落实，及时调处。对有群体性苗头的问题，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限时办结。对上访老户和写信大户进行专人做工作和专人监控，采取一案一策等针对性措施。对上级发函要求结案的案件，集中力量，尽快结案，及时上报。短时间内不能解决的信访矛盾问题，及时与相关责任单位沟通情况，掌握动态信息，落实好防控措施，把问题和矛盾及时解决在当地。做到了“小纠纷不出村（居）、大纠纷不出乡镇（街道）”。二是建立集中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各司法所和调委会坚持“排查建帐、以帐促治、以治求稳”的工作原则，纠纷排查工作中坚持进村入户，切实摸清本辖区各类矛盾纠纷情况，逐一登记、建立台账，决不漏掉每一个细节问题，杜绝“不以恶小而不查”现象的发生。采取有效措施，不间断地搞好对村（居）、企业、各重要场所的集中排查、集中调处、集中整治，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三是建立完善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工作预警预案，把工作重心放在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上，制定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司法所干警必须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控制事态的发展。对因排查调处不力、工作失职，造成群众到市进省赴京上访的，追究第一责任人和帮包人员的责任。四是建立健全维护稳定信息上报工作机制。以司法所为主体，村（居）、企业等为阵地，区局统筹调度，实行调解主任向司法所日报、周报、零报告和重大事件及时报告制度，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带班考勤制度，做到了纠纷早发现，不稳定因素早预测，出现的纠纷早处理，确保了辖区信息畅通。 三、强化调处职能，确保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全区社会安全稳定 各司法所按照区局要求积极整合基层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坚持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工作思路，在做好当前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同时注重做好结合文章。一是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结合起来。广泛深入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特别是普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不断提高广大村（居）民法律观念和遵纪守法意识，增加群众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能力和自觉性，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二是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12348”法律服务专线相结合，为寻求法律咨询的当事人提供便利、快捷的法律服务。三是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社情控制结合起来。全区二级调解中心、四级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调解组织网络作用，加强民情、社情、信息控制，从抓早、抓小、抓苗头着手对辖区内的社情民意做到了“六掌握”即掌握邻里之间团结情况；掌握单位干群关系情况；掌握家庭内部和睦情况；掌握周边、境边、务工人员工作生活重大变故情况；掌握可能影响安全稳定人员的表现；掌握外来、流动人员的底细情况。如：西王庄司法所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发现刘耀村付某与范某因宅基地纠纷闹了五年，司法所启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疏导化解机制，对双方进行小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耐心细致说服教育，协同有关部门对宅基进行界定，双方握手言欢，一起沉积五年的恩怨得到化解。中心街司法所接到西花园调委会报告，辖区内杜某与项某因邻里关系发生纠纷，双方纠集家族20余人，互不相让、剑拔弩张。司法所迅速启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火速赶赴现场。经过连续调解，使双方消除误会，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议，从而避免了一起群体性械斗事件的发生。截至到目前，全区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4场次；乡镇、街道司法所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22场次；全区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97起，成功调处192起，分流3起，进入诉讼程序42起，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其中疑难纠纷12起，调处12起，防止民转刑案件3起，群体性上访事件5起。为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社会安全稳定和建设富裕、文明、生态和谐的新市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安全论文:海外项目开发中关于健康\安全\环境与社会安全方面的调研 摘要:文章总结和介绍了海外工程项目市场开发前如何就所在国对于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要求及当地社会安全形势等方面进行调研,从而做到有效规避风险。 关键词:海外市场;投标前;HSE;社会安全;市场调研 0前言 近十年来,紧紧围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在非洲的苏丹、阿尔及利亚、乍得、尼日尔;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南美的委内瑞拉;中东的阿联酋、伊拉克等10个国家承揽了大小数百个工程项目,而这些国家对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及标准不尽相同。此外,按照外交部和国际专业安保机构风险评定标准,这些海外项目所在国家中,有9个国家(地区)属于较高风险(即抢劫、恐怖袭击等事件频发,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因此,作为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进入新开发的海外市场前,了解所在国对健康、安全、环境的要求及当地社会安全形势就变得尤为重要。 1调研内容 中国石油XX工程公司近些年通过不断摸索、不断开发,总结出一套进入新的海外市场前对于所在国就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要求及社会安全形势的调研提纲,主要从当地社会安全及油田情况、生产安全与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健康、设计技术和规范及业主对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要求等几个方面考虑。 1.1当地社会安全及油田情况 (1)当地社会治安情况如何?一般的企业在当地都采取什么样的安全保卫措施(如雇佣警察还是保安公司)?保卫队伍的信誉度如何? (2)油田区域内的社会安全状况如何?承包商的安全是否由业主雇佣保卫队伍保护或由承包商自己解决? (3)施工作业区周围的部落、居民情况?是否存在居民和政府或业主的矛盾没有解决(尤其土地征用的问题、劳工问题)?是否存在业主给当地居民供水的问题?当地的偷盗行为如何?发生偷盗行为如何解决?有无法律规定?外国公司发生诉讼事件,胜率如何? (4)从所在国首都到油田现场的交通方式有哪些:是否有飞机运输?从首都到现场的公路道路状况如何?路途武装保护需要与哪些部门联系。 (5)当地社会环境状况,包括行政区划、人口、经济、工农业生产、水利、交通、通讯、文化,当地居民生活、就业状况(失业率、犯罪率等数据),受教育情况、执法机构、政治派别和政治环境等。 1.2 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 (1)所在国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主管机构。包括对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员工劳动保护、安全培训、安全监管、安全投入、法律责任有何要求,对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相关要求,对石油石化、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的特殊要求。施工作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安全审批。 (2)消防法规及主管机构。包括对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的防火要求,消防设施配备,消防管理、监督检查要求,法律责任。施工作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消防审批。 (3)交通法规及主管机构。包括对驾驶人员要求,车辆检修要求,安全行驶要求,事故赔偿责任等。施工和运输车辆进入有什么审批。 (4)劳动法及主管机构。对雇用当地人员的规定,正常劳动时间与加班是否符合规定,劳动待遇及劳动纠纷处理等规定。 1.3环境保护 (1)业主完成的项目所在地环境影响评价(EIA)报告或者相关的调查资料。如当地地理、水文、气候和气象资料等。 (2)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境监测部门的情况,废水、废气、废渣处置相关法规要求。 (3)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例如野生动植物保护、水土保持、河流保护、历史遗迹保护等,以及施工噪声影响的有关法规。 (4)是否处于周边环境敏感区(例如自然保护区、历史遗迹、野生动物园、饮用水源地、居民集中区)。 (5)当地环保案件或环保纠纷发生频次,当地环境保护组织的活跃程度。 (6)对于施工垃圾的处理,当地的法律是否有明确的规定。 1.4公共健康 (1)职业病防治法规及主管机构。包括对职业病的规定,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职责,工伤保险的要求等。施工作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审批。 (2)卫生防疫管理法规及当地主管部门。当地流行的传染病、地方流行病及发病季节。是否有治疗和防范措施。 (3) 油田医疗人员和设施情况(医院数量、床位、医护人员数量、医疗设备情况、药品供应能力),是否可以利用业主的医院?根据项目人员配备和周围医院依托情况,是否需选派医生和配备相关医疗设备。 (4)当地海关对进口药品是否有限制。 1.5设计技术和规范 所在国石油行业设计工作所采用的技术规范体系,对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包括设计卫生标准,卫生防护距离、防火技术规范、施工质量要求等。 业主要求承包商满足的其它行业标准,如ISO14001,OHSAS18001,OGP相关要求,API有关标准等。 1.6业主健康、安全与环境要求 业主的健康、安全与环境政策和程序文件(包括管理文件、程序文件和作业文件),业主对承包商的健康、安全与环境要求。 业主的风险评估报告和应急反应计划等。 2结语 随着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海外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的海外市场也在不断的开发中。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在国有关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及社会安全形势认真进行调研,对安全风险提前进行识别、评估,才能有效规避风险,为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社会安全论文:论信息的搜集与整理在社会安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波云诡谲、暗潮涌动，地区冲突不断，大国关系异常复杂。随着东方公司在海外勘探步伐的加快，在项目运作中不得不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东方公司国际部HSSE部成立社会安全办公室，专门关注项目所在国家信息搜集、整理和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同时也给海外项目快速准确地传达领导决定。海外项目能否顺利运作、员工生命安全能否得到保障，某种程度上说，信息的搜集与整理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信息收集与整理社会安全办公室 世界形势 预警作用 东方公司国际部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成立于2011年3月份，它的成立源于利比亚项目由于该国发生战争而进行的紧急撤离，为了跟前方保持有效沟通，跟踪整个撤离过程，将前方撤离的即时信息传递给公司领导，做出正确的决策，保证前方撤离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又将总部的指示以最快的方式传递给前方，指导撤离工作安全有序的运行。这次工作在各级领导的指挥下，HSE部员工和前方的共同努力下，胜利的完成了从利比亚撤离任务。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短短十多天时间里，东方公司完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有组织撤离海外员工的行动。说明东方公司已经越来越成熟，不仅表现出公司对其员工保护能力的提高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增强以及应急机制日益完善，还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形象。这次撤离海外员工的行动，获得了总公司的表扬，也博得了广大职工积极评价，参与撤离工作HSE部门员工也深受鼓舞。此举充分体现了公司“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反映了公司对员工生命的高度重视和保护，极大地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 这次成功的撤离，作为新成立的社会安全办公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的传递和沟通上，正确及时的信息是成功撤离的基本保证。那么什么是信息呢？信息作为一个科学术语被提出和使用，可追溯到1928年R.VHartly,他认为：信息是指有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1956年，英国学者Ashby提出“信息是集合的变异度”。认为信息的本性在于事物本身具有变异度。1975年，意大利学者G..Longo指出：信息是反映事物构成、关系和差别的东西，他包含在事物的差异之中，而不在事物的本身。可见，至今为止，信息的概念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简单的说信息是对某个事件或者事物的一般属性的描述。也可以说，信息就是经过加工处理后有价值的数据。 一、社会安全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在领导做出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信息历来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谁的信息全面、快捷、准确，谁就在未来的行动中占据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跟企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现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对信息的搜集整理，领导者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对一个企业的发展生存至关重要。目前公司所面临的现状是，海外项目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地区和国家，如何有效地保证全体海外员工的生命安全成为公司HSE工作重中之重。所以必须针对每一个海外项目做出符合实际的风险评估，就是要充分识别风险和危害，根据风险的程度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而对风险要做出正确的评估，必须要有全面准确的各种信息，否则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因此如何保证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及时性就成为安保办公室当前所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 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要根据海外项目所处的不同国家、社会背景、国际热点以及这些对项目的安保影响程度，搜集不同信息，准备不同的汇报材料，并运用其功能为领导决策服务。在一些重大决策需要做出的过程中，比如是否做出类似紧急撤离这样的重大决定，需要慎之又慎。项目的撤离与否都是非常艰难的决定，如果当地的社会安全虽然恶化，但是我们的风险尚处在可控阶段、对项目影响并不大，贸然撤离就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极大经济损失。如果当地的社会安全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了，但是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搜集到的信息不全面、不准确，就会给领导决策带来致命的误判，紧急撤离不及时甚至会危及到海外员工的生命安全。由于国际形势受到多方面影响，经常是瞬息万变，安保形势也会随之而变。为了让领导更好地驾驭全局，做出最有利、最正确的决策，就要求社会安全部门对前方紧急事态做持续追踪，将最新的信息及时反馈给上级领导。因此信息搜集工作不是固定的、阶段性的工作，而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 领导在决策过程中，必须拥有丰富的信息，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做出最为有利的决定。那么社会安全部门首要的作用就是为领导决策当好一个合格的“参谋”。特点是协助领导打开思路，分析事物中各种相关的矛盾，目的是要保证备选方案的多样性，为决策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考与选择余地。信息的搜集和整理是为公司领导服务的，在具体实践中，向公司领导提出的方案及建议措施是经过精心设计，详细、反复推敲论证每一个细节后所得出的。 随着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开拓和社会安全情况的日趋严峻，当前海外项目面临的安保问题五花八门、纷繁复杂，领导在决策所面对的抉择的问题也越来越艰难。这种复杂的局面也对社会安全工作中的信息搜集和整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这种规模庞大、真假难辨，良莠并存的信息海洋中，存在着诸多不可预见性的变化因素，所以社会安全办公室必须要系统、全面的分析这些不确定因素，充分考虑估计到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到去伪存真，提炼出真正有用的信息，这样才能为领导做出科学的，可执行性的决策起到帮助的作用。 社会安全论文:对我国企业开展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 摘 要：文章从近期频繁发生的中国海外工人遇袭事件入手，指出了我国企业海外项目面临的主要社会安全风险，在介绍了对海外项目进行社会安全风险评估意义的基础上，对企业如何开展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给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海外项目 社会安全风险评估 评估意义 评估建议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了国门，我国企业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及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发展，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海外贸易活动也在急剧增加。 但是目前，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宗教冲突和政治动荡相互交织、恐怖主义活动也愈演愈烈，我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同时，企业以及员工面临的社会安全风险也表现出逐步升级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频频发生企业海外项目工作人员遭遇袭击的事件，我国企业境外项目和人员的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因此，有必要对海外项目进行有效的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控制，以便能最大限度地防范恐怖袭击以及其他社会安全事故的发生，进而充分保障企业及员工的利益。 一、中国海外工人频频遭袭事件分析 2012年1月28日，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一个公路项目工地上，中水电集团公司遭到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袭击，反政府武装劫持了29名中国工人，1名中国工人失踪，该名失踪的员工后被发现不幸身亡。三天之后，2012年1月31日，在埃及北西奈省阿里什25名中国工人被当地一伙贝都因人扣留，绑架者以此来要求政府释放被逮捕的部族成员。接连发生的这两起中国工人在海外遭绑事件，立刻在国内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海外工人安全问题的广泛热议和反思。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渐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每个中国公民遇险，都可能会触动整个国家。但是现在有很多在境外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驻外劳工的自我保护能力都还不达标，个别公司在冒险经营的情况下收益与安全比并未经过认真评估，从而导致了危险事件的频频发生。 在过去的几年里，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被派往异国他乡工作，而随之而来的是安全风险的增多。在近几年来频频发生的中国海外工人遭袭事件中，虽然大多数都得到了平稳解决，但是导致人员伤亡的案例也不少。 2008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9名工人在苏丹西南部地区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最后造成5人遇害。2007年4月，中原油田勘探局埃塞俄比亚工地遭遇袭击，9名中国工人遇难。2006年2月，6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所属安徽合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的工程技术人员遭遇歹徒突袭，造成中国方面3人死亡，3人受伤的结果。2004年6月，中国援建的一个建筑工地被阿富汗一伙恐怖分子袭击，造成了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受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认为，近年来中国海外工人频频遭遇危险、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不断上升，中国出境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境外工作的中国工人在不断增多，安全风险的概率也在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中国国力提升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一些国家的反政府组织认为中国劳工的价值在上升，劫持中国工人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国际影响，所在国当局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把中国工人作为人质是向对手敲诈的最好的筹码。 二、我国企业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评估概述 风险，从管理的角度看是指发生某种不利事件或损失的所有可能情况的总和。安全风险评估，是对风险及风险的相互作用的评估，是衡量风险概率和风险对项目目标影响程度的过程。 我国企业在海外项目经营中面临的社会安全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诸如政局动荡、战乱、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的传统风险；另一方面是类似恐怖袭击、利益冲突或者绑架的非传统风险。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民族分裂势力猖獗，这些民族分裂势力会将当地从事项目的外国企业视为袭击目标，用来威胁当地政府，作为其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不断蔓延，很多国家的治安形势也在加剧恶化，诸如盗窃、抢劫等社会治安案件频繁发生，甚至有些事件还演变为恶性治安事件，这不仅给我国海外项目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而且对我国企业员工的人身也造成了严重伤害。近几年，我国海外项目飞速发展，企业在海外的雇员人数不断增多，与项目所在地周围地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由于存在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一旦关系处理不当，就非常容易产生利益上的纠纷，进而导致双方产生矛盾甚至冲突。做好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就是要衡量风险发生的可能概率，测算风险对项目可能产生影响的程度。 三、评估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的意义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国家，其对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的研究要远远早于我国，到目前，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理论体系，并建立了适用方法及应用软件，但是系统化的标准也还未形成。在我国，对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的研究以及制度建设还未全面展开，大多数研究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 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项目的增多，中国人员参与海外项目的也越来越多，当今全球恐怖袭击组织活动猖狂，各种社会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中国人员逐渐成为恐怖组织袭击的首选目标。虽然现在我国以及很多企业都制定了风险应急预案及管理办法，但是由于现阶段有关社会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技术和方法匮乏，加上评估方法及技术不系统、不科学，常常会造成应急预案缺乏严密性、科学性及针对性的后果，结果也就很难有效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因此，加强对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的科学性评估迫在眉睫。 安全风险评估旨在全面、准确地了解海外项目的社会安全现状，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问题及可能造成的危害，为制定防范措施、展开应急管理提供充分、准确的依据。风险评估可以预先得到风险发生的可能概率和严重程度，然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类事件的危害程度，使得损失降到最低，同时，风险评估还有助于有效分配安保人员和设备、设施，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目的。 社会安全论文:社会安全感与民生问题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举国震惊的恶性滥杀无辜的案件,被一些专家称之为“报复社会犯罪”。 分析这些犯罪分子的心理时,人们会发现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性格封闭的缺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对此概括说:“他们的性格往往被称为屈辱人格,一旦爆发就容易走上极端。”他们多是被边缘化的“失败者”,长期处于被人漠视的境地,渴望受人瞩目,但却总是事与愿违,经济窘迫,婚姻生活不如意,生活圈子狭隘局促。 以制造“南平血案”的郑民生为例,他对社会有诸多不满,却没有明确的仇恨目标,作为绝望的失败者,他最终选择了被认为只有有钱有势人家才能进入的小学的学生来复仇。所谓报复社会,在这些凶手眼里,并没有落到某些具体的责任人身上,他们自己甚至都没能弄清楚内心黑暗的根源。 在复旦大学社会学者滕五晓看来,当前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状,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如果再加上某些不公正待遇,他们的长期压抑很可能因为某一个小事或者突发事件,而最终因“个人仇恨”去“报复社会”。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较为尖锐化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而中国正是处在这个历史时期。毫无疑问,贫富差距拉大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危险信号,而社会学者们在调查中发现,公众对于市场经济导致的贫富差距是可以接受的,但对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所产生的贫富差距是无法接受的。正是后者导致一些人产生“仇富”、“报复社会”等心理。 因此,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要抑制“南平血案”式的恶性事件,首先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减少贫富差距,逐步降低民众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和焦虑心理,恢复民众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指数。同时要加强普法教育,让每个公民都知道法律是社会的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的保护,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 社会安全论文:中西部大学生社会安全感调查研究 摘要：社会安全感直接影响着作为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大学生，而环境又是影响社会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因此此次对具有特殊地理环境的中西部地区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调查研究就更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我们从人际交往安全感、网络使用安全感、社会治安安全感、就业安全感以及安全归属感等几个方面展开调查分析，并与目前关于当代大学生安全感研究和东南沿海大学社会安全感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大学生对社会安全认识较为模糊。总体而言，受访大学生社会安全感不高。所以我们还就如何提高大学生在日益开放的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安全感提出意见。 关键词：安全大学生中西部管理社会 一、 概念界定 作为外来概念，我国学术界对“社会安全感”尚无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根据主流观点来看，我们将社会安全感界定为“某一地域范围内人群对社会环境社会安全与否的认识的整体的心理反映”。 二、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经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面临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的威胁。[1]传统的社会安全标准偏重于社会安全的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但在这一背景下这些标准显然已经过时。社会安全感在社会安全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体现在社会安全感影响着个体对社会事务的归因和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逆向影响整体社会安全环境。在高社会风险的环境下，人群的社会安全感应该得到重视。 安全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心理学的一项重要课题。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五种基本需求的塔形层次图。其中安全感的需要居于层次图的底层,是实现人类更高层次需求的基础。在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时，潜意识里要求基本的安全感。他认为安全的需要是人类最重要的需要，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之中保障型的两项因素一项是健康，另一项就是安全。 众所周知，我们是不能缺少安全感的，整个社会都是如此，那么它在学校的校园中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校园安全感的的缺失不仅可以造成人身财产的伤害，有时还可以上升到一些疾病的引发，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学生生活在“恐慌”与“恐惧”之中，这就引发了一种疾病—“癔病”。生活在缺少安全感的校园里，学生更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学生“癔病”频发，本质上讲，是社会没有给予学生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恐惧、担心、焦虑成为“暗示源”。 大学生是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群体，是一个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青年群体，他们的社会安全感高低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社会整体水平。通过对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考察，可以从中提取出我国居民社会安全感的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对中西部大学生社会安全感进行调查研究，对我们掌握中西部居民社会安全感具有借鉴作用。 同时，针对大学生的特殊性，我们对其进行的社会安全感调查研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西部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调查研究，可以掌握该地区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现状，为学校的学生工作者进行大学生心理教育提供借鉴，对相关方面的问题解决和防范提供参考。大学生是建设祖国的人才后备力量，拥有一个健康的社会安全感，对他们的学习生活非常重要。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在社会安全的硬件条件上较东部地区落后，同时因为经济发展、人口素质和民族分布等客观社会原因，面临的社会风险也比东部地区的大学生要大。所以，对中西部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进行调查研究，能为我国广大中西部教育机关和院校提供良好的参照，共同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培养其健康的社会安全感。 三、研究综述 此次调查的对象的年级分布从大一到大四的分布范围基本是持平的，大二学生稍多，从生源地来看，城市和农村各占一半，来自西部地区的同学多于东部。我们针对调查对象在设计问卷时将调查问题分为交往安全，学校社会治安，网络安全，安全归属感，就业安全这五类。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在上述部分笔者已经就中西部地区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调查做了详细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在社会安全感的调查中将调查对象集中于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针对特定地区的特定群体展开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说明性和建设性，有助于了解地处中西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地区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的现状。通过我们发放和收回的问卷后统计的结果以及平时自身的感受，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交往安全 从第一方面大学生交往安全方面来看，所调查的人都有一种很普遍的认识：在于人与人的交往中，对于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我们所需要具有的警惕性是不一样的，越陌生的人我们所要保持的警惕性应该更高。并且在他们日常的交往中，同一个班级的同学，一般与舍友的交往要比非舍友的关系要密切很多。这就说明在人际交往中，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通常对于自己身边比较亲密的人, 在生活中经常出现、朝夕相处的舍友具有很强的信任感，相对舍友而言的班级同学，老师等就不如前者能够给自身带来归属感。理所当然，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所调查的同学所持的态度则大多认为要视情况而定，可见，对于未踏入社会大学生而言，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陌生人并非犹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般的不可亲近，社会还是美好的。总而言之，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亲疏远近关系与自身安全感成正相关关系。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在与陌生人交往时视情况而定地对其保持警惕；七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与社友的关系很好，认为自己与舍友关系不好的受访者很少；与班级成员保持朋友关系的调查数据程正太式分布，大部分人与班级半数左右的成员保持朋友关系。可见，受访大学生在现实社交上情况较好，交往安全感较高。 （二）社会，学校治安 在社会、学校安全感方面，所调查的同学在问及学校及学校周边的治安情况时大都表示较为满意，可见同学们对于学校的治安工作还是肯定的，但是在问及是否担心宿舍被盗则大多人表示担心。学校给学生带来的人身安全感是足够的，对于学校及周边的环境，大家都表示比较放心，但是被偷被盗这一现象在学校并非少为发生，很多同学多少都遭遇过此类事件。学校在这方面还必须加强防范和管理，对于本校的学生在平时的课程中要有相关的课程进行教育和疏导，这不仅仅是为了防范偷盗事件的发生，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学生的财物安全，更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必要过程。对于治安系统的设置也还有必要加强管理。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学校内及学校附近的治安状况在一般以上；对维护学校内及学校附近地区安全的安保人员工作不满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有七成受访者不同程度地担心宿舍被盗。可见，受访大学生虽然对整体治安状况较为满意，但对安全事故的发生仍有担心，治安安全感不高。 （三）网络安全 在网络安全方面。可以说，网络对于当代的大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网络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网络交友、网络购物、网络学习、网络娱乐等等，网络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位置。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安全的讨论也越来越为炽烈，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也将网络列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同学们比较青睐与网络的匿名性带来的便利，大家都普遍认为通过网络，可以匿名分享自身的生活感受，发泄心情和情绪，由于网络的非面对面，非熟人的交流让他们觉得放心、没有流言蜚语的负担，畅所欲言快感让他们觉得网络是安全的。但另一方面，相对于匿名性的方便和安全，白被调查者也表示担心自己会上当受骗，个人信息会被泄露，可见对于真实的信息安全和财物安全，网络给人们带来的安全感还是不尽如人意，甚至扰人担忧。 仅有一成的受访者经常通过网络与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受；认为浏览网页、网上聊玩网络游戏等网络活动对现实社交的影响较大和一般的各占三分之一；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担心网上消费被骗；有六成的受访者担心网上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可见，受访大学生对网络的信息功能认识上不清晰，对网络信息的真实度与安全度保持怀疑，网络安全感较低。 （四）安全归属感 有半数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有一定把握；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就业前景缺乏信心；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所学的知识勉强可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另有近半数的受访者不同程度对此感到怀疑。可见，受访大学生对归属认识分歧较大，安全归属感一般。 (五)就业安全 在就业安全方面。就业问题也是当代大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一大热议问题，因为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本研究中，我们对于就业安全的调查主要从就业意向、就业压力两方面来进行研究，被调查的同学大多表示就业压力很大，大多认为就业压力来自大学扩招的影响，面对毕业，面对就业，大多数同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标并不是十分明确，就业的压力和盲目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全感。相对自主创业，更多同学还是倾向于找工作，替别人打工，虽然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但是大多同学还是保持作为青年一代所拥有的激情和挑战力，不断的锻炼自身，充实自己，提高能力，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的前景。对于学生的困惑，学校在学生培养模式和就业能力的提高方面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和变化改变策略，让学生面对社会的竞争和残酷有信心能够立足社会的筹码，这也是社会对培养人才基地的要求。 有四成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就业压力来自大学扩招，近三成的受访者认为就业压力来自自身能力欠缺；大部分的受访者倾向于找工作；另外，在被问到是否愿意到外省去找工作或者是否愿意到压力较大的地区工作时，各种意见较为平均。可见，大学生就业意向较为模糊，就业安全感一般。 综上所述，虽然大学生交往安全感较好，但其他安全感指标不高，尤其是网络安全感较低，另外，大学生社会安全认识较为模糊。总体而言，受访大学生社会安全感不高。 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与自身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学校和网络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据点，学校单纯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群体的单一性让他们在人际交往、生活安全方面总体来说具有很强的安全感；网络的匿名性和真实性则是他们所矛盾的节点；就业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激烈竞争、残酷现状则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最缺少安全感的地域。可见，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安全感、归属感与他们自身对于事物的确定性程度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对于自己熟悉和确定的事物则具有较高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陌生和不确定的事物安全感和归属感则相对较低。 四、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感的现状，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加强对外校流动人员的管理 调查结果显示：63.6%的人认为流动人口太多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在大学中也存在类似“外来人口潜在危险”，这也是仅次于“盗窃抢劫”的另一大因素； （二）加强法治道德宣传教育 从调查结果看，入室盗窃是影响大学生安全感的重要因素，损坏公共设施、遇到危险不能互相帮助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大学生的安全感。所以，被调查者建议通过各种形式的法治道德宣传，提高学生素质，保护公共设施，维护校园环境。 （三）增加保安力量 调查显示，三成多的被调查者在校园内从未见过保安，1/3的人在校园内偶尔见到保安人员。调查中，被调查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增加保安力量，增加巡逻次数，保证学生安全。 本研究在团队成员的共同配合和努力下得出了我们预期的研究成果，针对中西部地区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做了具体切实的调查，并针对这一独特群体设计了符合群体特征的调查方案和问题，所得的最后结论也具有针对性。当代大学生安全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作为社会的新青年，作为未来一个世纪的社会建设者，他们对于学校，对于周遭环境，对于社会的感受会深深影响到他们日后的生活和工作理念，同时也是当下社会改革和建设者所要注意的社会问题。 社会安全论文:司法行政工作为社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已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全因素，为确保辖区社会安全稳定,要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优势。司法机关是重要的国家机器，司法行政工作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努力化解民间纠纷，全力维护社会安全 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和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促进社会和谐。从构建和谐社会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我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和为贵”、“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的良好社会风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然而，现在社会安全稳定工作存在着很大压力，社会矛盾纠纷处在高发阶段，有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问题较多，这是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不必过于担心，要想办法认识、把握、处理，充分发挥调解在社会安全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安全稳定有信访、调解、法治三个平衡器。现在信访事件应接不暇，其中80%以上的信访是有道理的，这些信访中80%的问题是能在基层解决的，这些工作靠谁做?要靠基层人民调解干部，要把他们的作用充分发挥好，起到扁担平衡力量的作用。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我们应该充分用好这项制度。据悉，全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以法制社会、安全社会建设等各种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职能作用。其中涌现出了不少好的做法值得借鉴学习，例如：吉林省磐石市全面推行了法律参事制度。针对当前由于农村村级组织决策和各类事务管理水平不高、引发群众信访相对活跃的实际情况，磐石市在认真组织做好调研、论证和试点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磐石市法律参事制度》。《制度》规定：为全市268个行政村、27个社区各配备1名法律参事，人员由公检法司部门选派政治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领导干部和干警兼任，任期每届三年；法律参事作为行政村（社区），处理各类法律事务上的参谋和助手，本着“帮忙不添乱、尽职不代替”的原则，应邀、应询为各村（社区）提供法律上的服务和帮助，具体履行好为村（社区）决策和各类事务管理提供意见和建议、解答群众提出的有关涉法问题、调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引导群众通过合理途径解决诉求等职责。《制度》执行以来，全市基层群众来市上访数量不断减少，在基层平安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职能作用，解决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基层人民矛盾的有效措施，有效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处理在萌芽状态，值得借鉴。 狠抓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社会安全 继2010年3月24日福建南平校园惨案后，几十天的时间里相继发生多起校园血案。究其社会心理，这些嫌疑人的共同点是对社会抱有极端不满，这种不满累积在心里，当正常的诉求渠道不通畅，矛盾无法消解时，他们就破罐子破摔了。但他们又没有向强者挑衅的胆量，所以孤注一掷，对毫无还手之力的学生下手。试想如果当这些人遇到困难尤其是法律上困难时，我们法律援助中心能够及时的给予援助，使其诉求渠道畅通，那么是否可以避免一些这样的悲剧发生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社会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最终体现，为使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打不起”官司的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应该狠抓法律援助工作，为社会的安全和谐作出积极的贡献。 创新社区矫正工作，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安全 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因为社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较一般人大，所以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可以从高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但如何做好矫正工作，就需要司法行政机关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计划。由于这项工作正在探索实施中，需要各地能够创新工作方法，总结出好的值得借鉴的工作技巧。据悉吉林省磐石市司法局积极探索社区服刑人员分类教育方法，一是利用学习教育基地开展分类教育，先后在学校、拘留所、交警大队建立学习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组织青少年服刑人员、不服从监管的服刑人员、交通肇事类服刑人员到三个教育基地参加警示教育。二是按犯罪类型开展分类教育，对犯有盗窃、诈骗、贪污等侵犯财产类型的社区服刑人员，重点加强了热爱劳动、靠劳动致富方面的思想道德教育；对犯有强奸、抢劫、伤害等暴力类型服刑人员，重点加强了伦理道德、换位思考、法律法规方面的教育；对过失犯罪的服刑人员，重点引导其正视现实、开展重塑生活信心方面的心理教育。通过分类教育，使教育内容更加符合共性特点，教育活动更加具有针对性，教育改造质量明显提高。 2010年是“五五普法”的最后一年，希望在“六五普法”中，各地司法局能够充分发挥司法行政的职能作用，全力维护社会的安全，做好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为社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社会安全论文:论博客场域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信息时代的全新文化场域――博客的兴起,不仅帮助政府和社会各界打开了更为深入和广泛了解民情、民意的“窗口”,也丰富了疏通民意、增加社会和谐性的渠道。 博客与文化场域 博客文化是网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的最新因素,是独具个性魅力且内容丰富多彩的时尚文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博客的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萌芽阶段、以业内精英和舆论领袖为主的成长阶段、普及阶段,最后到成熟阶段,博客将成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它的兴起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正在从商业化向社会化迈进。博客这种全新的文化场域的出现,有利于促成中国网民文化活动的相对自主性,使之逐渐从受商业权力的支配中解放出来。 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青年占网民的绝对多数,其中,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博客的主体。博客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知识权利时代的标志。套用布尔迪厄的话说: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使得所谓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文化场域的出现成为可能。博客既是网络文化场域的生产者,也是网络文化场域的消费者。这个空间赋予了网民特有的自主性,没有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昭示着知识权利时代的民主与自由,是网民张扬个人价值、体现个人存在、拓展个人视野的精神家园。在博客成为大众化的网络生存方式后,它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一新兴的公共空间,在各种信息沟通和参与过程中,从深度和广度方面具有了超越传统新闻传媒的能力,为网民通过检索全面了解所需要的相关信息、研究时事政治,更好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 博客场域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社会安全阀是西方社会冲突理论中用以表示社会冲突积极作用的概念,是现代冲突论的重要成果。美国冲突理论的代表L.A.科塞明确提出和阐述了社会安全阀概念。社会安全阀是指各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习俗,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积蓄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与“安全阀”一样的功能。故亦称社会安全阀制度。他的社会安全阀概念带有明显的社会心理学特征,强调消除心理紧张在解决社会冲突、排除敌对和不满情绪中的作用,并根据心理学关于对立、紧张情绪可通过向替代性对象发泄而予以消除的观点,提出了安全阀制度发挥作用的机制即“替罪羊机制”,主张将人们的敌对、不满情绪引离原来仇恨的目标,用其他替代性目标和手段,使他们得以排放和发泄。社会冲突论者认为,这是一种对所有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殊心理(思想)疏导理论。 人与人之间从社会属性和其占有的社会资本来看,本身就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的存在,就使得人们对于政府的政策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当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时,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张力。这种张力的作用就好像是向一个气球里面打气,里面的气体越多,它的体积就越大,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的是,社会张力从另外的角度看,又是推动社会进步、加速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好像如果气球中没有了气体,那么它也就无法再升上天空。“安全阀”理论是现代冲突论的重要成果,它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使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它将保障社会运行安全,为堵塞的河流开凿一个河道,及时排泄累积的不满情绪,以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发生――博客就具有这种安全阀的功能。 博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发泄的场所。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当个体的心理行为趋向与社会倡导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甚至背道而驰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它所导致的社会行为更多地基于压抑的惰绪,往往产生负社会效益。当一个人具有良好的心理平衡机制时,这种情绪就不会变成危害社会的行为;当一个人无法摆脱压抑情绪的控制时,就需要外界为其创造一定的排解宣泄的环境和条件。在这时,博客就可以充当人们情绪发泄的“排气孔”。当人们及时、适当地让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在自己的博客上进行宣泄时,就防止了矛盾和冲突的过度压抑和聚集,进而也防止了矛盾和冲突的总爆发,保持了社会稳定。 博客为人们提供了利益表达和沟通的渠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社会分层呈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标准并存的格局,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利益群体。各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为了协调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就必须保证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无阻。政府需要及时、客观地了解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不满情绪,从而及时、有效地制定矛盾应对和缓冲的对策。同时,各个利益群体之间也需要在思想、信息、感情等方面进行交流,这样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彼此的误会,增加各个利益群体相互间的信任感,进而实现社会的稳定。 博客为人们进行社会求助提供了有效途径。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力量往往过于弱小,在个人遇到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可以通过博客来发出求助信息。博客具有传播性和开放性,一个人用博客尽情表达时,他的言论就将在全球互联网内传播。个人的遭遇可能在民众的帮助下,或者在社会舆论的支援下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这样,个人就不至于因求助无门而对社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 可见,博客的兴起不仅帮助政府打开了更为深入和广泛了解民生、民情、民意的“窗口”,也丰富了解决民生问题、疏通民意、增加社会和谐性的渠道。 博客的社会安全阀功能运行的特点 在了解了博客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后,我们还需要分析博客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运行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探明博客在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时的优势,以及存在的那些需要我们克服的缺陷。 博客对网络空间的普及性。博客可以说是一种“零进入门槛”的网上个人出版方式,即博客满足“四零”条件:零编辑、零技术、零体制、零成本。“零编辑”,博客“把关人”的缺失却保证了人们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最真实的表达;“零技术”,只要会申请免费邮箱的人,基本上都能够快速掌握博客的使用,从技术层面上为普通人信息开拓了渠道;“零体制”,可以节省现实社会利益表达的环节和约束;“零成本”,保证了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在利益诉求上的平等权利。正是博客的“四零”条件,既保证了人们在进入博客以及发言上的平等权利,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主,同时也保证了沟通渠道的畅通无阻。沟通渠道是社会安全阀机制的排气孔,这种渠道越畅通、越广泛,人们对经济、社会不平等作出反应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就越小。 博客的平民性、开放性和互动性。在传统媒介中,一些利益群体处于明显弱势的地位。博客的平民化特征,使得社会各个群体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样,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通过博客就能及时反映出来,容易在它们处于萌芽状态时给予化解、疏导。同时,博客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可以使不同利益群体看到其他利益群体的需要,也可以在互动中实现相互间的理解。 博客在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时,通常是不能完全把矛盾消除在博客上的。比如,利益群体在博客上发出自己的正当利益诉求以求得自身状况的改善,除了在博客上得到舆论支持外,这个群体更需要在现实中改善他们的境遇。而要改善他们的境遇,可能就需要许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甚至需要相关体制的转变,等等。 博客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肯定博客正面功能的同时,还应看到博客的攻击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当下,博客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鲜明印痕,也容易招致不同思想形态的争鸣。与西方国家的博客相比,我国的博客正处于萌芽和发展壮大时期,具有某种过渡性,存在无目的性、自主性程度不高、人云亦云、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在为政府提供专业资讯方面还很不够,还未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而且目前某些博主所弥漫的攻击性信息带有极强的负面性,背后存在一些动机不纯的造谣者。博客所引发的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值得更多人士反省。 社会安全论文:社会安全和谐须治“亚腐败” 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近年来，随着惩治防腐败力度的加大，领导干部“闯红灯”显著减少。但值得警觉的是，“亚腐败”却有蔓延之势，成为制约社会安全和谐的顽疾。 特大矿难死80人、隐瞒事故半月之久而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区，设有大批麻将平台。私营矿主热衷于用麻将与公安、工商等部门官员“沟通”。一场游戏输赢数万，输者总是矿主，赢者则是官爷。一些非法花炮作坊和小煤窑，也靠麻将使官员腰缠万贯而一路绿灯。“猫鼠一家亲”往往使安全生产检查扑空。于是，一声声惊天巨爆，一个个血肉冤魂，一户户家庭破碎，生命涂炭，国家财产付之一炬，社会潜伏动荡。麻将赌博顶多算个违反治安条例，法律还管不着。即使撞上也是“委屈一下子，潇洒一辈子”。而究其实质，麻将平台已成为“亚腐败”平台。何谓“亚腐败”？国际监察专员学会主席艾尔伍德认为：它是指这么一种现象，在权力的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步，但权力本身却又并不是干净的空间。在腐败丛生的国度，“亚腐败”势必泛滥。 “亚腐败”危害之烈并不亚于腐败。因其法律不确定性、一次性低额和手段隐蔽性，便更给查处、裁定、量刑带来困惑。历史上，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却在“亚腐败”阴沟里翻船的，数不胜数。后人哀之，岂可不鉴之？ 防治“亚腐败”，首要是把握嗜好度。人不可能一点嗜好都没有，把握得好可健其身心事业；反之，放纵一次，可能悔恨终生。香饵触口是铁钩。贪财入孔方，贪权落陷阱，贪色入圈套，贪功遭名裂，贪杯误大事。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正如司马迁所云：“故祸莫惨于欲利，非莫痛于伤心。”掌权者一旦纵欲贪财，欲壑难填，必然自毁前程。《清朝野史大观》载：刑部大臣冯志圻酷爱书画，却从不人前提及，外巡三缄其口，以防斗筲之人投其所好。下属献其稀世珍宝宋拓碑帖一本，冯原封不动退回说，“封其心眼，断其诱惑，怎奈我何？”先贤曰：“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大厦千间夜眠八尺，粮田万顷日食一升。”共产党人只有利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才能将“亚腐败”止于始萌，防于患初。 防治“亚腐败”，关键是加强对执权者“社交生活圈”的监督。尊重个人隐私权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权高位重的领导干部则应有别于普通百姓。美国是崇尚性自由的社会，可克林顿总统就是和小女子莱温斯基有那么几下子，便立马成为轰动全球的丑闻。当前领导班干部社交生活圈的“失监”，是滋生“亚腐败”的温床。打麻将一夜两夜不睡，跳舞三天四天不停，钓鱼五趟六趟不累，喝酒七两八两不醉。而其中危害最烈首推赌博风。有人惊叹：“东西南北中，何处不闻麻将声。”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政要曾多次去澳门豪赌，挥霍公款5000多万元，其中仅乘坐著名赌船“东方公主号”在公海狂赌三天就输掉上千万；佛山市政府驻澳门新基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魏怀，为赌博挪用公款9330万元，输掉8785万元，相当于毁掉一个中等县全年的财政收入。前车之覆，当为后车之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反腐倡廉是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安全和谐的紧迫任务。“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抓住治理亚腐败这个源头根本，反腐倡廉就能落实到位，社会安全和谐就大有希望。 社会安全论文:论社会安全阀机制与风险社会治理 【摘 要】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各种社会冲突则是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之间的中介变量。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形成各种社会安全阀机制。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视角，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安全阀理论，对这些问题做一些粗浅探讨。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治理；社会安全阀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加速转型，社会运行总体平稳，但依然存在大量社会风险，消解社会风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无可回避的重要环节。那么，社会风险是如何形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状况如何？如何消解社会风险？ 一、风险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一个概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乌尔里奇・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西方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比，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风险是高度现代化的产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风险。人类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进入一种崭新形式的风险社会。与财富的分配逻辑不同，风险是人们试图否定和规避的物品，但风险对身处其中的任何人而言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法摆脱风险的威胁。 吉登斯则从“时―空延伸”的角度发展了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时―空结构”日益分离，现代化的扩散使得各种社会事件过程超出了传统自然共同体“同时同地”的范围。“不在场”的现代性时―空联系，使得社会活动更加依赖于人们在时―空“缺场”情况下的互动。而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高度伸延，又是通过符号和专家系统这两种“抽离化”机制来实现的。处于分离和“不在场”状态下的人们依靠符号和专家系统获取信息，达成行动共识，从而维持相互依赖。然而，一旦提供和解释信息的符号和专家系统出现问题，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相互依赖就会受到损害，从而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之中。因此，现代社会暗含着“时―空”断裂的潜在风险。 综上所述，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风险是伴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人为现象；风险具有高危险性；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风险分布具有全球性、非均衡性、非同步性，风险威胁所有人，但有程度大小、时间先后之分；不同风险之间相互关联；风险社会的严重后果和高度不确定性，加大了化解社会风险的难度。自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后，它就不断为各种灾难和危机所证实。近年来发生的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机、日本核泄漏、索马里海盗挟持人质等事件，更是为该理论提供了最新的注脚。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加速转型，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中国人均GDP正处于由1000至3000美元过渡的阶段，依据国际经验，这往往是各种矛盾集中凸显的时期，社会风险会急剧增加。现实正是如此：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群体性事件密集爆发、食品安全无法保障等等，故此，该理论对分析危机日益增多的中国社会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社会安全阀：内涵、功能及其消解社会风险的可能性 如何让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是创新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社会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安全阀原本是指锅炉中的一个零部件，它通过自动释放锅炉中的蒸汽压力而保证锅炉设备的安全。美国冲突论者刘易斯・科塞借用这一工业术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的概念：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 科塞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敌对情绪是冲突的主要表现。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有效处理敌对情绪，特别是当敌对情绪超过社会系统的耐压能力时，系统就可能解体。为了将具有破坏性的冲突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之内，也即防止敌对情绪大规模突然爆发，需要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是通过为社会成员累积的敌意和攻击性情绪寻找替代目标和替代手段而实现的（当然，这种替代也要由社会和个人付出某种代价）。社会安全阀机制不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问题，但它可以有效缓和矛盾，降低冲突对社会的危害性。社会结构越僵化，安全阀就越重要，因为僵化的社会不允许有冲突，如果再阻碍敌对情绪的发泄，那么对社会结构的威胁就更大。需要注意的是，科塞始终强调，社会安全阀就是要将社会冲突引向替代目标，或提供替代冲突途径，而不是直接指向冲突的最核心；换言之，社会安全阀通过曲线路径来实现缓和冲突的目标。 上文指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数量大、种类多。而这些风险之所以存在，又是与中国社会转型始终伴随着大量社会冲突分不开的，它包括经济利益、政治诉求、文化信仰、社会权利等各个方面的冲突。按照贝克等人的观点，风险是高度现代化的结果，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社会冲突则是社会转型（现代化）与风险之间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 社会转型、社会冲突与社会风险作用关系图 说明：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作用、反作用。 按照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我们可以在保证社会运行总体稳定、社会结构基本完整的前提下，寻找若干社会安全阀机制。换言之，虽然目前我们难以完全消除社会冲突，彻底化解社会风险，但我们有可能借助安全阀机制去缓和社会冲突，将社会风险对社会运行的威胁和破坏程度降至最低限度。因此，借助社会安全阀机制来治理风险社会，虽然是一种曲线式的问题解决方式，但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三、消解风险：不同领域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为了缓和社会冲突，消解社会风险，保障社会安全、平稳、持续运行，我们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不同领域，形成和完善各种社会安全阀机制。 （一）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健全政治参与机制。政府要尊重人民群众在选举、听证等各个方面的合法权利；加强政务公开力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积极创造条件，扩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加强公民教育，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加强社会统计调查，收集社情民意，主动关注舆论；依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第二，完善信访调解制度。要创新工作理念，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视为信访和调解工作的核心原则，主动解决问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法自主权利；合理界定二者与公检法系统的关系，确认二者的法律效力，促成二者与法律诉讼之间的合理衔接；加强信访和调解的组织队伍建设，足额配备高素质的专业队伍，提升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与素质；改进工作方法，提倡文明接访、公平调解，逐步引入调解听证制度，保证信访和调解过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二）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建立劳资协调机制。推动劳资纠纷解决的合法化，通过有效合同来明晰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促进劳资纠纷解决的制度化，逐步以集体协商等制度化的和平方式替代零碎化、破坏性的劳资冲突；增进劳资纠纷解决的透明化，在解决劳资纠纷的过程中要自觉接受外部监督。第二，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健全税收法律制度，更加凸显税收的公平价值取向，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注重发挥税收作为二次收入分配手段的重要作用，利用税收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合理分配，平衡地区之间的财富分配；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国家、企业与个人按比例分摊的原则，试征社会保障税。第三，发展商业保险制度。政府要充分重视保险制度在转移社会风险方面的作用，加大对保险行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保险行业的引导和管理；保险公司应该抓住机遇，适时推出指向社会风险的新险种，大力开拓市场，同时加强行业自律；要增强社会成员的风险意识，鼓励有条件的社会成员积极投保，政府和各类慈善组织要筹措专项资金，为弱势群体投保，持续延伸保险网络。 （三）社会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政府要合理界定社会组织的性质与功能，对其合法性地位予以确认；向社会组织赋权，通过授权、委托或其他方式向社会组织转移部分政府职能，必要时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向养老、医疗、环保等领域发展，弥补政府管理的漏洞。社会组织自身要准确定位，明确职责，突显特色；规范运行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承担社会责任，坚守非营利性的基本宗旨；不断提高对经济市场化、管理社会化的适应能力，既要争取政府支持，又不能丧失独立性。第二，激活社会流动机制。要努力打破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限制社会流动的一系列体制障碍，促进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缩小地区差距；形成竞争、公平、透明的职业市场，破除就业市场中的歧视性规则；发挥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完善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条件，降低高等教育收费，提高农村学生各阶段的入学率。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在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这一基本方针的同时，要突出保障重点，加强对底层群体、特困地区的社会救助；规范社保基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创新社保基金投资运作模式，实现保值增值；引入社会资本，推进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运作。 四、结语 社会安全阀机制是风险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如果能够构筑起健全、完善的社会安全阀机制，社会风险必定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与消解，社会运行的安全系数将得到更多保障。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社会安全阀机制对于风险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功能，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以全面、彻底、直接化解社会冲突为目标指向的，它只能缓和社会冲突，将社会冲突控制在社会结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社会安全阀机制对社会风险的消解作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我们不能对它抱有过高的期望。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功能是有限的，风险社会治理，还需要更多、更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