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浅谈政治发展与市场经济 摘要：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政治制度体制的发展也日益迅速，市场经济从各个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政治文明的发展。作者详细阐述了我国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治发展；体制改革 众所周知, 社会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政治发展,而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了社会发展，由此可以认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了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没有市场经济的衍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的产生,没有民主政治体制也不会产生真正的市场经济。从人类社会的总的发展情况来看,即使出现个别国家存在市场经济而没有民主政体的情况，但民主政治体制也只能存在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中。可以认为，市场经济通过社会变革,社会的分化与组合,带动国民意识的发展,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来促进政治的发展。市场经济为民主政治创造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的条件,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本文将从市场经济对宪政体制,公民社会及社会文化三方面的推动作用来讨论市场经济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1.市场经济为政治发展创造了经济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表明，政治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意义的政治民主强调宪政,这也是与经济高度息息相关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经济体制的第三世界国家经常出现军人政府或个人独裁的现象，从经济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想要实行计划经济，就必须有一个强力国家机器，这就要求政权取消公民个性和经济自由，服从生产计划，但这也必将造成宪政的缺失。而强调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赋予公民的绝对权力,发挥其创造能力,这也直接促进了宪政的产生。综上，市场经济不断地促进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出现新的发展，需要社会制度不断发展以顺应这些变化。可以这样认为：社会一旦开始以市场经济模式进行社会产生，那么无论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也当然包括宪政在内的政治制度改革。这也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促进了现代意义的宪政制度的产生。同时，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为政治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法制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推动了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变革,这也对阶层利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这也间接的促进了各阶层的价值观念以及经济政治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各阶层间的矛盾冲突。这样一来，为了防止政治失控，国家权力机构就有必要制定一部宪法来宣示公民权利，自由不可剥夺，同时也严格地规定国家机关、行政机构及其他机职权单位行使职权的程序,并以宪法确立的原则其他法律法规，从而实现政治生活法治化的目的。 2.市场经济为政治发展创造了社会基础 回顾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市场经济的兴起导致了以实业家为核心的公民社会的出现,从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发生了相对分离。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国家机关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不断对社会管理方式进行调整；而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也在不断地扩大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范围，这也就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总的来说，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既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 也有利于国家的民主建设,更有利于公民有序的参与政治以完成政治文化转型,这样的经验也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可以总结为：市场经济必然促进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发展也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3.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文化的转型 政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政治文明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同时，政治文明的推进也依赖于政治文化高效科学的发展。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的反映，主要反映了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综合了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感受认识和对于道德的习俗规范。同时，政治发展还需要公民法律契约观念的养成以及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也包括权利意识的觉醒及独立政治人格的形成。由此来看，政治文化作为人类的一个重要知识领域,深刻的影响了国家以及公民的政治文明。概括的说：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政治文化进步的推动,而政治文化的进步是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推动的,这也就是政治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简单说来，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主体要求是以权利为基点，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有机的统一；而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却宣扬以国家为主体，公民参与社会生产则是义务，而不明确公民所享有的权力,这样就限制了社会个体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的程度，对公民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是等价交换与公平竞争，这与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中的特权地位原则格格不入。因此，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形态,要求正常的、规则化的法治秩序,从而促进社会生活摆脱个人或权力机构的偶然性和任意性的限制,而这也是传统政治文化观念所追求的必然结果。从而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社会主体的基本价值目标,就是满足社会主体的某种利益，促进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利益向多元化发展；而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却过分强调利益的一元化,强制性的抛弃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这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也完全偏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需要。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必然要求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观念体系。我们应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的同时，也要创造性地对传统政治文化观念进行改革与更新,确定并发展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思想意识,这不仅是当代社会会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完善现代政治文化的必经之路。 结束语： 回顾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难看出，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以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相互影响：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民主政治的产生，而经济市场化的生产关系必将导致民主政治的出现。由此看来，我们就要充分地理解和掌握市场经济对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基础手段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建设市场经济与发展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根本目标。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国家、社会持续长久的发展和进步。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统一。 一、市场经济催生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现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孕育和创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通过几百年的社会革命和改良,逐步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制度。美国社会学者李普赛(S.M.Lipset)提出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命题,认为市场经济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催生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一,市场经济催生了“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经济既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原则基础之上,它提倡所有参与市场的主体在从事交易时,地位平等、公平竞争,不允许有任何超越经济的特权,即不能因在社会上权力、地位和职务的差异而形成在市场上新的等级差别。一切市场参与者都以平等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身份进入市场。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打破了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冲破了这种狭隘的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严重束缚,从而使人们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调动了生产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化。人们摆脱了这种在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之后,必然要求在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公平等权利,政治上的民主化也就呼之欲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占有的巨大差异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但是,市场经济所呼唤出来的“平等交换”的意识和要求,对于民主政治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推动和促进作用。① 第二,市场经济塑造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主体。马克思在谈到商品、市场关系高度发展条件下的生产对人发展的影响时指出:它“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② 在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和价值规律互相联系、互相作用,权益与风险自担。并且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从而不断提高总体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体系内,经济主体以赢利为最终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机制,它允许每个个体自由选择职业和自己的角色,承认并且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益,鼓励个体为争取自身更大的利益去努力工作。这样,每一个企业和个体都把发展自己视为目的,把对方看作是满足自己的手段。而经济法律又明确地确立了独立自由的市场主体和独立自由的人格的含义。这样,就为企业和个体提供了独立活动的空间,使他们得以发挥更大的创造力,从而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所以,市场经济既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提供了条件,也使人的个性和独立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实现,强烈地激发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强化了个人的独立自主精神,给个体发展和多样性的选择以广阔的空间。因此,平等竞争、公平交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些市场经济运行的原则和内在要求破除了“官本位”和封闭保守的“平均主义”旧观念,摧毁了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们树立起独立自主的自由民主观念。作为市场主体的公民在经济上有了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地位后,他们必然要求其政治上的平等、独立,否则其经济的独立、平等就会得不到保障。这样就极大地刺激了市场主体参与政治的热情,积极主动地在政治上选出自己的“人”,为其经济权益保驾护航,这样就必然会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三,市场经济增强了人们的开放意识与竞争意识。市场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协调,是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开放型经济。这种开放意识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市场经济激发出来的竞争意识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也是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作为激发人的内在动力的普遍规则和手段,竞争同样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作用。在民主政治过程中,选举及其他政治参与性竞争,是一种公民和团体的利益表达方式,是一种梳理、联络、整合公众利益的途径。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的开放和竞争意识后,必然使人们在政治领域有更多要求,进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思想准备。 第四,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限定了政府的职能和权力,使专制、独裁政体难以生存。市场规则包括一系列法律、政策和行政管理规则等。这些法律和规则要求政府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制度管理经济,政府主要通过指导性的和预期性的计划、各种经济手段、财政货币政策引导、调节和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保护市场的健康运行,而不能随意地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有积极的作用 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变迁和政治民主化,政府的行为就有可能失去约束,国家的权力有可能被少数人的意志所左右,社会秩序有可能混乱,经济的发展也就不能健康、稳定、长久进行。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反过来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市场化。 首先,有利于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民主政治的推行使所有社会成员具有自由、独立、平等的社会身份,只有在政治上独立、自由、平等了,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市场经济才会更加有活力。 其次,有利于遏制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市场经济在促使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同时,其不利的因素也会侵入到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当中,这就会滋生腐败、权力寻租、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等有害市场经济发展的因子。市场经济是讲公平竞争的,如果专制、垄断参与进来,就没有什么公平而言了。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发扬民主,加强监督。说:“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③只有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使市场经济健康、长久发展。 最后,民主政治是一种竞争性、开放性、流动性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一方面使得各种利益集团能够及时地进行利益表达,另一方面又使各种利益集团不至于在长时期内凝固化,进而为市场经济提供具有富于弹性的政治环境。④ 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协调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协调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既受制于经济、文化、历史等条件,同时又影响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积累性、探索性的渐进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同样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协调的、渐进的历史过程。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发展我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合理因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择其善者而用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民主政治需要分步骤、渐进地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的,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历史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和公共生活习惯相对缺乏的国家,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有必要经历一段权威主义的过渡时期。随着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在此过程中,市场发展促成了利益的多元化,传统的东西受到破坏而社会成员对新的基本价值观没有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的混乱和无序状况。实际上很少有国家在走向工业化发展道路之后,能够避免或多或少的权威主义发展时期。 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协调发展的机制构建 摘要：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基础的具体实现形式，有其内在的逻辑诉求。这种逻辑诉求必然在上层建筑中有所体现。只有上层建筑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这种内在逻辑诉求，构建有效的运作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存的民主政治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协调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以及和谐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作为最主要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相互之间的发展是否协调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因此，要实现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则需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现存政治体制的协调发展。 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协调发展的理论连接点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领域可以区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则作为直接的经济基础决定着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则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社会结构的逻辑定位来看，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关系以及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属于经济基础的领域；而政治秩序作为政治关系的实现形式，则是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一个社会如要建立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就要相应地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秩序，市场经济的出现必然要以其客观性的力量改变人们的政治活动方式，而不论主体的意志如何。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当然要与某种经济制度相结合，并体现这种生产关系根本性质的原则内容，而制度或内容方面的差别无疑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产生不同的作用；即使在同一制度或内容的前提下，市场经济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形态也会因各种历史的和民主的特殊因素而呈现出多样性。但是尽管如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体制，有着自己特殊的既定的运行方式和规则，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和规则，而正是这些特征和规则，必然要在政治领域反映出来，影响和改变人们政治活动的方式，以及社会的政治秩序的特征。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运作需要借助于政治力量来维护，需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保证，而实现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协调发展的理论连接点也就在这里。 这种连接点的存在，首先，取决于政治权力的控制方式，须知国家仅仅是在“表面上”超越社会，实际上总是这样或那样地为社会所控制，社会控制的方式是怎样的，国家、政治权力作用于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方式也就怎样，而这种控制方式若是不能与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则相协调一致和保持平衡，政治权力的作用就会与既定的经济秩序的要求发生种种偏离和冲突，乃至破坏和排斥这种秩序。其次，国家、政治权力自身运作的技术方式，包括政治秩序、效率、合理性程度、风险系数等等，也有一个与经济秩序的要求是否相协调、相一致的问题。所以，每一种经济关系、经济体制、经济秩序，都有自己的特定的政治要求，既包括政治权力的控制方式上的要求，也包括政治权力运作的技术方式上的要求。不实现这些要求，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就不能得到保证。 当然，无论是经济秩序还是政治秩序，背后都是一个利益问题。一定的经济秩序就是一定的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和分割方式，而一定的政治秩序也可以从政治利益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利益在本质上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说到底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并且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这又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之间联系的基本观点上：经济生活相对于政治生活来讲终究具有更为根本的地位，政治领域归根到底要从属于经济领域。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和谐发展的理论连接点的本质之所在。 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及其在民主政治中的具体体现 一般说来，发展市场经济，就要建立各种相互联结的市场体系，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宏观调控体系，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协同运作，这一方面的必要性自凯恩斯以来也已获得广泛承认。在市场中活动的主体包括企业、居民、政府和其他非盈利性机构，其中企业作为具有独立地位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以相互平等的法人身份进入市场，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并在遵守共同秩序的要求和尊重他人平等权力的前提下进行自由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规律始终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规律而起作用。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这一运行规则，那么就不难看出，市场经济的运行内在地包含着两个重要的逻辑基点：第一，在市场上活动的主体具有经济交往方面的平等地位；第二，与这种平等相伴随的是主体活动的自由性质。 马克思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资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种理想化的再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市场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少从体制层面上看都内在地包含着平等、自由的逻辑规定，而这两个逻辑规定必然要求在政治领域中也相应地实现出来。但是，如果要在政治领域中实现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即按照这种原则去建构政治秩序，就需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来支持。那么怎样的政治体制才能符合这一要求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说不存在太多的疑问，这就是在现代政治中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应该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体层面；二是政体层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所谓国体是指国家的基本性质，即国家政权掌握在谁的手中，社会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如何；而政体则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即国家的政权体系按照怎样的方式去建构。国体决定政体的性质，政体又对国体具有反作用。理解民主政治首先有一个国体意义上的归属问题，即所谓民主是谁的民主。既然国家是与阶级统治联系在一起的，民主也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所以列宁说“民主也是‘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统治”。但是无论怎样，民主毕竟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政体形式出现的，如果我们暂且抛开它所服务的国体，仅从政体本身的层面上说，它的最一般的特征就是在特定的社会范围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人民权力”的政治体制。所以列宁又说：“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而正是这样一种政体形式，能够较好地保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平等、自由原则在政治秩序中的实现，从而能够成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合的政治体制。考察一下民主政体的运作机制，不论其具体形态如何，一般说来都包括政治权力的产生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和回收机制等各个环节，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就体现在这些环节中。产生机制主要解决政治权力如何从参与民主的全体社会成员中产生的问题；监督制约机制则保证已经产生的政治权力按照既定的要求进行运作，而不至于偏离轨道以及失控；回收机制则是政治权力的最后一道保险杠，它的功能是在政治权力一旦发生大的问题时将其重新收回到参与民主的全体社会成员手中。而这些机制的前提，也就是整个民主政体的前提，就是承认参与民主的全体社会成员具有平等的公民地位和自由权利。如果不平等，就意味着特权的存在；有特权，就不可能少数服从多数，因而民主也就成为不可能。自由更是如此，如果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没有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那么民主机制的上述各个环节都将失去意义，最后只能意味着专制。所以，民主政体的存在本身就是与平等、自由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是贯穿和渗透着这两个原则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经济体制总是要与某种经济制度相结合，并受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反作用于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总是受制于它所结合的基本经济制度。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市场经济首先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可能催生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通过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发现，民主政治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国体层面的，二是政体层面的。虽然，资本主义在政体层面，在民主权利行使的形式方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民主制度，如代议制、普选制、竞选制、罢免制、弹劾制、任期制等。但是在国体方面，国家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仍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国体相对于政体而言，具有更为本位的意义。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结合为催生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提供了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国家权力属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就在国体层面上为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提供了保障。在政体层面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等，为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虽然，我们在国体、政体两个层面为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和谐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由于整个国民的市场意识淡薄，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不强；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公民民主权利享有和行使的充分性；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公民民主权利的不平等；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等。迫切需要我们采取有效措施，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协调发展。 四、构建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 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协调发展，主要是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经过近30年的改革，尤其是自1992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初显成效。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建立，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已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突出表现在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政府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司法领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权大于法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已成为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严重障碍。 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协调发展，首要的是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以尽快改变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现状。加快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我们在制度设计层面体现以下精神与原则： 第一，平等机制。平等意味着法律地位的相等、公平。按照市场原则，必须等价交换。这就意味着社会成员必须有平等地享有社会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又是一种多元经济，多元经济构筑了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人们的利益追求也必然是多元的。因此，只有平等的机制，才能保证多元利益追求的合理性。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单一整体性的利益结构，是个体利益绝对服从整体利益，并在整体利益强力控制下的平均化，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平等层面，但它抹杀了人的个性，对每个人来说并没有实现机会平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建设必须体现平等精神，以适应和保障社会成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权利。 第二，有序竞争机制。竞争意味着选择，“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竞争是以各自利益的实现为出发点的。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多元结构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必然会是有序竞争与无序竞争并存的局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竞争是单向的选择，是以计划主体的意志为轴心的。因此，束缚和约束了人们在平等地位上的选择，即基本上不存在竞争问题。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是全方位的，是双向的选择。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坚持有序竞争的机制。在制度层面建设上，既要考虑到竞争性，又要考虑到有序性，实现最优化的选择，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平等与自由。 第三，制约机制。制约机制主要体现在对权力的制约上。权力可以说是一定的权力主体依靠一定的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对一定客体的指挥制约能力和力量。权力具有利益回报性的特征，如果对权力不予以制约的话，权力则会成为实现更多的利益而采取超越合法合理范围的强制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同样需要制约机制来保障，以实现有序的竞争与发展。因此，政治体制建设必须体现制约机制。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主要应体现在：一是依法制约。即建立健全保障公民依据宪法法律对代表多数人掌握政权的少数人的监督和制约上。二是靠机制制约。即靠制度所形成的有序发展的结构制约，这里既涉及制度、管理，也涉及程序。只有这种规范化的制约机制，才能保障对权力制约的有序性。三是靠舆论制约。舆论制约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文化的表现，它是长期政治生活的传统、心理过程积淀的表现。舆论制约主要表现出一种“内省”的结果，是一种软约束。舆论制约的实质是以德律人，促使掌握权力者能经常在公众的舆论下“内省”，以保证对人民的权力行使的合法与合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使政治文明建设结出丰硕成果。 总之，只有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内含的原则与价值倾向，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中充分体现出来，并使二者互相促进，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课程论文:浅论课程建设在高职教育改革中的作用 摘要：目前我国各高职院校正在积极争创全国百家示范院校，课程建设成了高职院校改革的重重之中。本文探讨课程改革的方法和内容，并对如何实施以及评估做了介绍。 关键词：课程建设高职教育示范院校 一、引言： 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全面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落实人才业务规格的着眼点。特别是在目前各地高职院校争创国家示范性院校的评估中，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更显的尤为重要，结合对高职教育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加强高职课程的建设与开发，须做好以下几方面。 二、课程结构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形成优化的课程体系是进行课程建设与开发的前提条件。这可从两个层面作探讨：一是为实现专业培养目标而进行的课程合理配置，形成优化的课程体系；二是围绕专业能力子要素或子模块实现知识与能力渗透的构想，即各门课程的建设问题。构建新的课程体系，既要遵循一定的教学规律，又要赋予其新的内涵。课程体系构建应以加强能力培养，提高素质为目标。 高等职业教育有别于“学科型”的普通高等教育，也有别于较低层次的中等专业教育，其突出特点是强调教育目标的“职业性”和技术的“高级应用性”，强调对受教育者个性能力与全面素质的培养，因而其课程体系的构建须以此教育目标为依据。高职教育实施的是高中或中专后的职业教育，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加强其基础文化，人文精神等诸方面的教育是必须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技术与人文融通。职业教育中的基础文化课要有别于普通教育中的文化课，它必须具有三项功能，即：文化教育的功能，一般职业能力培养和为专业课服务的功能。同时，必须具有落实各项专业能力培养的课程设置，这就是专业课。专业课具有很强的定向性、应用性特征，它以必要的理论为基础，但又不苛求理论的完整性，而是突出知识形态的技术应用，以实现能力培养目标。构建这样的课程体系，必须打破原有的学科知识体系，从培养岗位能力着眼重新安排知识点的有机衔接，既要增强课程的针对性又要考虑课程的衔接性，既要考虑知识面总体的“宽”也要注重某些关键能力的“专”，即课程体系既具逻辑性又富有弹性。课程的模块化是现代课程的主要特征之一，符合课程优化的内在要求。进行模块化课程的开发可借鉴DACUM方法，将若干专项能力所需知识综合为一个模块，实现知识的有机融合。 在构建课程体系时，还必须认真研究实现当前专业教育目标与未来社会对专业人才要求之间的关系。21世纪，世界将步入知识经济发展时期，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将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岗位职责将由单一职能向综合职能发展。未来的劳动者仅有一项或几项技能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必须具备包括跨岗位和跨职业能力、竞争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在内的综合职业能力。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在构建课程体系时，不仅要考虑职业的针对性，以满足企业的现实要求，而且还应考虑未来发展问题，为受教育者在理论体系上和专业能力上作合理的铺垫，力求使他们的智力水平与科技发展水平保持一致，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在进行课程的内部建设时，可依据专业人才业务规格所制订的专业能力要素表（DACUM表），及由此层层分解而成的一个个能力子要素，筛选相应的教学内容，然后再按课程规律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处理构建成课程模块。构建课程模块时，应认真考虑如下诸因素：知识点和技能训练点的选择与组合；要求的深与浅、繁与简、宽与专；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比例、教学的组织与安排等。模块课程具有实现单一功能或专项能力要素的独立性，也具有实现多项能力要素的综合性。 三、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载体。高职的课程有别于学科型的课程，其内容应具以下特点： 1．突出实用性兼顾系统性 “实用”是高职专门课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具有很强的职业特点，它不引导教育对象过多地去探究“为什么”，而是使他们懂得“是什么”、“怎样做”。因而在进行教学内容剪裁时，更多地应采用“黑箱”处理法，重点解决好输入与输出这两个端口。例如，数据结构是“计算机应用”高职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在内容处理上，可以相对淡化理论偏深的算法内容，侧重围绕数据结构的基本原理、指针等来组织教学。所谓内容的系统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们不追求学科的完整性、系统性，但也不应刻意去打破，因为，过于零散破碎的知识结构不易被学习者掌握，也不利于开发智力，内容的取舍应遵循教学规律，知识结构要有序可循又不繁琐；二是指知识的综合应具有机性和相融性，能够围绕能力培养目标形成彼此呼应的系统。 2．相对稳定又逐步发展 高职教学内容侧重于成熟技术，成熟技术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且在社会已经推广或正在推广的技术。成熟技术并不排斥其先进性，如目前高职开设的信息技术、数控技术、微电子技术等都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推广成熟技术时，应保持教学内容在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其意义：一是有利于深入消化技术，有利于专业与课程建设；二是任何一种技术更新均是在原技术基础上的一种跃迁，保持教学内容的相对稳定，有利于解决好技术的共性问题，即技术基础问题。教学内容又要具可变性，在设置课程内容时我们应结合当前科技成果，适时地将先进技术引入。这种构建课程的灵活性和可变性，正体现了课程的先进性。 3．理论与实践并重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进行高职课程理论研究须解决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根据课程目标，如何选择与组合知识，使学生最优化地掌握相关理论，体现课程教学的技术应用性；二是课程内容既要体现专项能力的培养还要注重学生素质提高与智力开发，既要重视当前又要注重今后发展；三是在确定教学内容时，要克服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同时，我们也应防止另一种倾向的出现，即忽视理论对实践的重要作用，忽视理论在开发人才智力，培养人才发展后劲的应有地位，这同样是不科学的，是不适应未来知识经济发展要求的。 实践训练是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最能体现人才培养的应用型特色。为此，应加强实践教学的研究，应充分肯定实践教学在高职教育的重要作用，并通过慎密设计、精心组织，把各项实践教学活动落到实处。同时还应防止出现对实践教学认识的片面性和庸俗化。在具体工作中，首先应防止将专业技能培养视为培养能力的唯一标准，其结果必然导致学生素质的单一化；其次，要防止把技能培养误认为就是简单的技能操作或较低级的动手能力，其结果培养出来的必然是技术单一的操作工、工匠式人才，不符合高等应用型人才规格，也不符合人才的知识与 能力结构要求；再次，提倡理论与实践并重，并不完全反映在教学时间分配的均等上，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时间安排应讲究实效、讲究需要与可行，要能最优化地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四、课程实施 课程实施直接影响着课程效果，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组织课程教学实施时，应重视如下几方面工作： 1．教材 教材是课程建设的最主要的教学资源，它不仅仅指纸质课本，还包括与之配套的校本教材、试题库、素材库、实验指导书、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与录像、课程网站等立体化教材。学生或教师从一门课程进入网络，可以找到很多相关教学资源和教案。教材要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两个方面。而目前很多职业院校新开设专业的教材只是技术书籍，不能做到以“学”者为本，语言复杂、理论化。 在教材建设中，应认真把握好其“动”、“静”特性。教材的“静态性”即指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相对稳定，它是教材的主基调；所谓“动态性”是针对地区或行业经济及技术的发展水平及时对部分内容进行增删、修改与重新组合，即体现教材建设的“求新、求异、求变”。此外，在教材建设中还应十分重视实验、实训等实践教材的配套建设。 2．师资 教师是课程建设与组织教学实施的主体，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从事高职课程教学的教师即是知识的传播者，还须是实践的示范者，因此必须具备“双师型”能力。在抓“双师型”队伍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快“双师型”资格认定工作，对于确实具备“双师型”条件的教师要通过一定的程序予以认定，这样可以极大地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同时要多从社会上招聘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 3．教学方法 在教学组织中，首先，应将学生从被动接受教育中解脱出来，促使其在教学活动中主动探索以增长能力、开发智力、培养创新精神；其次，要尽可能地实施因才教育，在教学活动中充分调动学生的潜能，使其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得到充分发展，增强个性能力；第三，要充分利于现场教学、实验、实训等接触实践的教学方式来提高教学效果；第四，新教学技术手段，能极大提高教学效率，应逐步推广应用。 4．教学基地 学校应大力争取社会，尤其是企业的支持，实行董事会制，聘请顾问或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以促进专业和教学基地建设。 5．课程考核 课程教学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了考核方式的灵活性。传统的单一理论考核显然不符合教学要求。在具体操作中，应根据课程教学目标明确设定多项考核内容与方式，并提前告诉学生，师生共同检测教学效果。可采用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考核相结合，单一能力与综合能力相结合，个别与群体考核相结合等灵活多变的方式，使考核工作真正成为检验课程教学效果和检验学生能力形成与素质提高与否的有效手段。 五、课程评估 开展课程评估是为了检查课程教学与课程目标的吻合度，是现代课程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有利于促进课程建设。其测评内容应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条件、教学水平、教学质量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课程建设的六个方面，那就是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教学内容、一流的教学方法、一流的教材、一流的实验、一流的教学管理。 课程论文:从课程功能的转变看小学数学教学改革 新课程的实施对每一位教师都是一个新的挑战，特别是进入实验区的教师，更需要转变教学观念，探索与新课程理念相适应的教学方式。如何才能使自己尽快地适应课程改革，在课程改革实践中创造性地发挥作用，是许多教师关心的问题。这里仅从课程功能转变的角度谈一谈小学数学教学改革问题。……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提出的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课程功能的转变，要“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提出的数学课程改革的理念之一就是：“义务教学阶段的数学课程应突出体现基础性、普及性和发展性，使数学教学面向全体学生，实现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这里提出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使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把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用这样的理念指导小学数学教学活动，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树立教学过程中的整体观 教学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任务的实现不是停留在口号上，应当体现在教学的过程之中。每一位教师都应是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者，你所执教学科是对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的一个载体。数学学科的教学在使学生获得必要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便应当关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注学生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发展。教学过程是对学生整体影响的过程，教学过程的功能不是单一的，每一节课、每一个课堂活动会对学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即使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更多地关注某一个方面（如知识与技能），但事实上学生的感受是多方面的。比如，一节只是教师枯燥单调讲解的课，对学生学习毫无启发性和趣味性。教师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事实上学生对学习过程产生厌倦、无味的感觉。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学生情感与态度的影响。学生学了几年、十几年的数学课，对数学在解决生活和社会问题方面有什么价值一无所知，对数学内容毫无兴趣，这样的数学能说是成功的吗？新课程希望教师主动地在教学过程中发挥课程的整体功能，创设有利于促进学生多方面发展的情境，把知识技能的学习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结合起来，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学习的方法。如《标准》中有这样的教学案例：“在《中国日报》1999年10月1日的国庆专刊上，刊登了有关中国城市建设在建国50年来的发展情况；下面是一则中国城市数量统计图。你从这个统计图中获得了哪些信息？并和同学交流。”（统计图略）。这里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教学案例。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让学生搜集有关的报纸、电视或其他媒体中有关社会发展的报道。然后组织学生根据报道中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样的教学内容与简单地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统计图，怎样看统计图的方法有明显的不同。学生在搜集有关的数据或统计图表的时候，会亲自感受到统计数据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切实了解统计图表的真实意义。同时学生搜集数据或图表的过程，也是一种经验和体验。以这样的实例为背景组织的教学不是简单地让学生知道什么是统计图、了解统计图表的，而是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讨论论征，通过分析、比较，从图表中了解更多的信息，提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同学生可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认识，但他们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的不只是有关统计图表的知识，而是切实体会和感受与现实生活和社会相关的问题，了解用数学的方法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样的问题。同时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学到搜集资料、合作交流、共同参与等学习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知识技能、过程方法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统一。新课程的实施要求教师为学生的学习创设类似的情境，合理有效地运用这样的情境组织学生探索和认识，以达到促进学生整体发展的目的。 合理选择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纲要》中指出，要改变教学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 文秘站: 实施新课程过程中，需要教师按新的理念和新的要求设计教学方法。教师首先应当反思一下，以往我是怎样教学的，通常的教学方法是怎样的？这样的教学方法的特征是什么？是否有助于学生发展，是否符合新课程的理念。再看一些教学改革的案例，就会发现，原来教学还可以这样组织，学生还可以这样学习。思考一下，以往教学中学生是什么角色，教师是什么角色，是不是可以尝试改变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并想一想，如果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转变之后会发生什么。下面是一节小学数学课“设计旅行计划”的概要。 “五一”长假就要到了，请同学自己设计一个家人从××县到××市的旅行计划。教师为学生提供有关交通、住宿、公园门票等价格的信息。让学生分组讨论，每一个组确定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旅行计划。结果，学生经过认真研究、计算、讨论，分别确定自己的旅行计划。有的学生的计划用钱比较多，认为这样可以舒适一点；有的学生说家长挣钱不容易，要尽量节省一些。有的学生更多的是从节省时间考虑，有的学生从可以玩更多的景点考虑。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只是进行有关的计算，还要考虑经济条件、旅行的效果等多方面的因素。 这样的教学可能与一般的课堂教学不同，将知识技能与生活经验、社会事件以及价值判断等综合起来，学生可以从中学习更广的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发展多方面的能力。教学方式应当是多样的，以往的教学以接受式的学习为主，新课程提倡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新的教学方式，目的在于改变教学方式过于单一的状况。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和现有条件， 设计多样的教学方法，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新课程提倡的教学方式的转变是针对以往的教学过分强调知识与技能这一弊端提出来的，但并意味着一定会削弱知识与技能。在学习和掌握有关的知识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形成主动参与合作交流的学习方法与习惯。同时，应当明确，教学方式的改变，并不是所有的课堂教学都要学生亲自经历事物的发展过程，也不是每一节都要学生进行搜集资料和探索交流的过程。在实际教学中运用多种学习方式组织教学，包括有意义的接受学习是新课程所提倡的。 正确对待可能产生的学生差异 《标准》中提出，“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在实际教学中关系到如何理解和对待学生之间出现的差异。一些教师担心实施新课程后学生的差距会变大，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学生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普及义务教育的实现，学生之间的差别更会加大。让每一个学生都接受义务教育，并不意味着学生要在同一水平上发展。义务教育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发展的机会，对所有的学生提出基本的要求，同时也为不同学生提供发展空间。新课程提倡的教与学的方式，希望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发挥学生的智慧潜能。这样就有可能使一些学生表现得比另外一些学生突出，获得更多的机会。而另外一些学生只是达到最基础的要求。因此，就可能造成学生之间的差距加大，但这种差距加大与两极分化是不同的，这是在学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差距，是保证在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基本的发展的同时，一些同学有较快的发展。有这样一节小学数学课，“认识大数目”，课前老师让学生回家数一数一万粒大米有多少。在课上学生分组交流时，有学生说我是一粒一粒数的，有的学生说我是先数100粒，放在一个小瓶子里。10个这么多就是1000粒，再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瓶子里。10个大瓶的大米就是一万粒。而另一个学生说数出100粒大米，然后放在桌面上。10个这么大面积就是1000粒……这时有同学说，一粒一粒数不好，太麻烦，还是后两种方法好。但有一个学生却说，一粒一粒数准确，但比较慢，后两种方法虽然快，但不准确。从学生的交流中，可以看出，学生对问题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现出学生之间的差异，有的学生甚至很少谈自己的想法。但无论怎样，学生都经历认识大数目的过程，达到这一基本要求。一些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想的问题更深刻一些，表现出学生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也可能会变大，但这种差距表现为好的学生学得更好，差一点的学生也能掌握基本的内容，与两极分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对学生之间出现的差异应当正确地对待和分析，不能简单地认为差距变大就是两极分化。 课程论文:高校音乐欣赏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研究 音乐欣赏课程是普通高校开设的艺术类公选课程,是高校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教学载体。普通高校音乐欣赏类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要“使大学生树立正确审美观念,培养大学生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了解、吸纳中外优秀音乐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发展形象思维,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然而过去,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讲台上讲授,适时播放音频视频,学生被动性的听记,师生之间交流甚少,教学的方式方法单一,教学效果不够显着,学生学习态度较被动,大多数学生为了较容易获得公选类课程的学分而上课,离“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发展形象思维”的教学目标相去甚远。从多年来各高校沿用的常规教材来看,涉及音乐作品的作者、创作背景介绍、曲式分析、谱例等较多,涉及中西音乐不同流派、风格及音乐文化背景的阐释较少,大学生渴望了解博大精深的中西音乐文化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学生在音乐欣赏过程中形成的是单一层面的思维方式,甚至觉得音乐研究与创作仅仅是少数学习专业音乐学生的使命,音乐文化的认知和音乐实践等与自己距离遥远,高不可及。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音乐教学与多学科知识融合,不能很好的培养学生融汇贯通的全面的、立体型的思维方式。目前高校音乐欣赏类课程的教学在教材编写、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等课程体例建设方面,都存在较大的改革空间。不断优化教学资源,拓展音乐教学内容,建立“立体化教学模式+音乐课外实践”音乐欣赏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模式,是教学改革的发展要求。 一、注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和知识与技能的整合 高校学生普遍对音乐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方面是比较薄弱的,教学中需要把涉及过深的乐理、和声、曲式及音乐作品的技术层面分析等进行合理的简化,把这些音乐专业知识有机地渗透到音乐的审美体验中。侧重对音乐作品的多元文化背景、情感体验、理解认识等方面分析,突出音乐性,避免过多地对音乐作品进行较深技术层面的剖析。 二、深化音乐课程性质,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拓展音乐教学内容 传统结构主义课程论者主张“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 然而音乐学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深化音乐欣赏课程的性质,将此类课程上升到作为高校传播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和载体,并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来认识。音乐欣赏教学中强调音乐与人,音乐与自然,音乐与社会,音乐与宗教、哲学、文学、建筑、绘画等多学科的内在联系。在教材的基础上,对课程内容进行新的整合与拓展,对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等教学目标提供了保证,有益于学生对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 三、完善多样化的音乐欣赏课程教学形式 全国各高校音乐欣赏课程的教学,大多还是以教师讲授为主,,适时播放音频视频,学生被动性听记等教学方式。近年来教学硬件设施的改进,并没有引起教学方式方法的太多改变。如何使学生成为教学环节中主观能动的主体,如何运用现代的教学理念对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有成效的教学改革,是音乐欣赏课程教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积极推进研究性探究式教学 课程经过阶段性学习后,布置学生以小论文等形式进行研究性探究式学习,引导学生课后去图书馆或互联网查找与教学内容相关资料,结合自己对音乐的感受认识,强调学科交叉互动,在课堂上以PPT的形式演示并积极交流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敢于陈述自己观点的能力。教师及时对学生的探究式研究内容进行适当的补充,丰富教学内容,教学相长,课堂教学转变成一种师生之间进行愉悦而多层次的音乐文化信息交流,提高了学生的音乐创新思维能力。 (二)在教学中进行教学手段建设,开创公选课教学“音乐会现场”模式 由过去课堂听音频看视频,改革后根据教学内容每学期可多次邀请专业音乐师生或音乐特长生来课堂为学生现场演奏或演唱,每节课相当于在教师专业知识引导下观看了一次小型音乐会,丰富了学生的音乐视野与情感体验,提高了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课后很多学生开始主动学习乐器,产生终身学习音乐的想法。 (三)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参与——体验模式,提供给学生音乐实践的平台 把理论引入教学实践,注重综合实践训练,注重挖掘公选课学生的音乐潜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课下业余时间挑选出课上具有艺术特长及对乐器演奏感兴趣的学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进一步进行音乐的实践学习,教师对学生定期义务指导。教师协助学生在校内成立学生音乐社团,课余教师组织学生进行音乐实践排练,音乐特长生带着音乐演奏零起点的学生进行声部分排,音乐零起点的学生经过实践练习后每学期能够完整演奏一至二首小乐曲。每学年,组织参加第二课堂的全体学生进行一次校内音乐欣赏教学实践展演,音乐会前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大量排练,锻炼学生的音乐表演的协作意识、舞台表演经验,丰富了校园文化 生活,拓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素养。课程教学实践展演,提供给学生更多施展音乐课程教学实践的平台。 (四)教师发挥个人专业的特长,在课程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实践 合理利用高校丰富的教学资源,创作与课堂教学欣赏内容相关的音乐作品。编曲和录音演奏演唱部分,在教师的引导下可充分发挥公选课学生的音乐实践能力,师生共同创作完成曲目。在学生表演水平日益成熟的时候,可参与校内校外各类文艺演出。音乐欣赏课程的教学实践,获得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联,学生从而获得音乐实践锻炼,提高了音乐实践能力,给予学生创造施展音乐才华的平台,是音乐欣赏课程教学的升华,适应培养理论与实践双重能力并行发展的新型人才的需要。 四、改革教学中师生的传统交流方式,是现代教育理念的发展方向 (一)改革考核方式 音乐欣赏课程对学生学习成绩评价包括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的全面多元评价。可由过去的闭卷考试改革成学生结合教学内容谈自己所学专业与音乐的联系,或撰写音乐研究性论文一篇,或创作、演奏、演唱与教学相关的音乐一首,调动了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及对音乐文化引发了积极的思考。 (二)改革答疑环节 除在课上和课间进行及时答疑外,每次课后利用固定的一段时间对课程感兴趣的学生进行集中答疑,解决公选课学生多年来对于音乐多方面不解和感兴趣的问题。 (三)建立课程互联网师生交流平台 充分利用互联网+师生交流,开课第一周开始与学生建立微信、微博、腾讯等社交方式的联络,学生平日可以随时与教师进行音乐课程内容的交流,师生间学习交流的方式更加便捷。教师利用互联网平台及时更新教学计划、教学进程,对课程的具体要求,对课程进行宣传,转载与课程相关联的国内外音乐网络资源,音乐会信息采集,考核内容说明,课后作业说明,网络课程的等,使学生获取音乐前沿信息与解决疑惑更及时,学生对师生间这种交流方式非常欢迎。 (四)改革点名方式 针对公选课学生选课人数多的特点,每节课前教师发给学生不同颜色小卡片,让学生签名并写出对本节音乐欣赏教学的感受,教师在课后进行出勤统计,节约了大量课堂点名时间,教师也可以获得学生对课程内容接受程度的及时反馈。 以上所构建的“立体化教学模式+音乐课外实践”音乐欣赏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模式,是本人通过多年从事高校音乐欣赏教学积累的教学经验中获得的教学方式改革研究,以期对高校音乐教学改革起到借鉴之用。 课程论文: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课程 [内容摘要]如何很好地使写作融入社会工作这一专业中成为当前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课程一大难题，下面我将从写作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重要性，写作与社会工作相互融合的困难，写作与社会工作的联系等方面来论述，运用优势互补理论，系统理论等方法，进而提出一些见解，初步形成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课程的观点的基础。 [关键字]社会工作，写作，融合 一、写作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在近几年在中国兴起，比西方社会晚了许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许多缺陷，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社会工作这门新兴专业不断地汲取着其他学科的营养，写作这门课程也进入了社会工作者的视野，目前国内大学都把写作列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公共基础课程之一。 （一）专业性质决定了社会工作需要写作 在中国大陆社会工作者一般在民政、劳动、社会保障和卫生部门，工会、青年、妇女等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福利、服务和公益机构从事工作，以救助他人、帮助他人为职业内容，在工作中无不与写作有关，如：调查报告、工作计划、工作记录等。 （二）职业性质决定了社会工作需要写作 一名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优秀的会话能力，同时也需要出色的写作能力。在从事社会救助时，时常会以书面形式与被救助者进行交流，如何运用恰当的言辞与被救助者进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救济者困难的解决，如：被救助者在诸如婚姻、性等方面难以启齿，这就可以通过书面来交流，这时恰当的言辞有利于引导被救助者向良性方面发展。 （三）社会工作的发展决定社会工作需要写作 近几年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得到长足发展，对自己专业课程的需要逐渐增多，写作作为一项传统课程在许多方面已经得到运用，他已经融入了多种专业之中，如：新闻专业有新闻写作，广告专业有广告写作等。社会工作在长期发展中也意识到写作对于本专业的重要性，社会工作需要建构自己的写作课程。 二、写作与社会工作相互融合中的困难 写作与社会工作到底不是同一专业，因此他们的融合在许多方面都有困难：（一）缺乏写作与社会工作两方面都精通的学者。目前的学者或者精通写作，或者精通社会工作，在这两方面都精通的很少或者说是没有，而要使写作和社会工作相互融合需要这两方面都精通的学者，如果这一难题不解决的话，社会工作要建构适合自己的写作课程很难实现。 （二）专业性质的不同也是阻碍写作与社会工作融合的一大因素。两者到底是不同专业，他们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社会工作的实践性、随机性与写作的理论性、规范性的冲突。 （三）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持，目前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属于全新的领域，没有相关的理论性文章出现。没有理论的支持的观点是无法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他所构建的体系也无法得到完善。 三、写作与社会工作的联系 社会工作之所以能建构自己的写作课程，首要之处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点，相联系的一面，这就使社会工作与写作相互融合有了可能。 （一）社会工作实践之中需要运用写作，我们在从事社会工作时，不论是调查还是汇报都离不开写作，可以说写作是我们社会工作者的工具之一。一方面写作为社会工作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渠道，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为写作提供内容，使写作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得到发展，他们之间相互补充相互鉴戒，比如：社会调查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而这一方法的结果是通过调查报告反映的，只有很好地掌握了写作中调查报告的写法，在加上充分的社会实践调查，那么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才能得到最佳效果。 （二）实践证写作是很多学科的基础，无论从国外、香港还是大陆来看社会工作也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基础之一。社会工作者需要有熟练的应用文写作技巧，这是由社会工作者所从事的职业所决定的，比如：公务员在工作中就离不开公文写作。 （三）社会工作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写作能帮助社会工作者把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变化情况反映给社会工作者，然后通过动态信息反馈加以把握，以便及时的加强或修正决策，达到全面救助的目的，动态性信息是社会工作者解决这类问题必不可少的依据。 四、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体系 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体系也就是把写作与社会工作相互融合，把写作的优越性，适合性运用到社会工作中去，总结归纳出一套专门用于社会工作者的写作方法，使他系统化、理论化即形成社会工作写作课程。 通过分析社会工作与写作的区别联系，透视社会工作与写作相互融合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工作写作课程的建构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提取目前写作课程中与社会工作相联系的内容，例如：江少川主编的《实用写作教程》中第二章“行政公文”、第三章“机关事务文书”、第四章“会务文书”、第十七章“论述文体”可以成为社会工作写作课程的主体内容。特别是其中的“调查报告”、“工作研究”、“学术 论文”、“计划”对社会工作更有重要作用。 （二）培养贯通写作与社会工作两方面都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人才，从事社会工作写作课程的理论研究。人才是建立理论的基础，只有把人才队伍建好才能发展他。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课程是一项系统庞大的工作，他需要解决写作与社会工作的诸多矛盾冲突，我认为这可以通过系统协调论来解决，我们把社会工作看成一个大系统，社会工作写作，个案社会工作，社会心理学等看成他的要素，那么社会工作写作最终会适合社会工作这个大系统的。 （三）从社会实践中寻找写作所需要的内容，从而使写作适应社会工作的需要。理论来自实践，一切理论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正确的理论，社会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把社会工作的实践性渗透于写作之中，使写作与社会工作与相融合，把写作建成社会工作的方法论。 （四）要从三个层面来确立社会工作写作的体系： 1、微观层面：从写作和社会工作各自的理论入手，分析各自的特点。 2、中观层面：从写作和社会工作的联系与区别入手，找出社会工作写作的理论基础。 3、宏观层面：从社会大环境入手，适应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使写作与社会工作相融合。 五、总结与评价 社会工作写作课程的建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目前面临着很多困难，理论也不完善，但是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这一课程的建设必然会的得到一定的发展。我个人认为，这一课程的建设主要由社会工作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完善。 社会工作写作课程对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无论在理论和实践，社会工作写作课程都将渗透其中，我期待着他的发展。 课程论文:普通高中语文课程学习的准备 摘 要:义务教育期间学生语文学习成绩相对平均而普通高中时差距拉大,笔者认为这和初高中语文学习的断裂不无相关,并试图搭建一个递进式的阶梯以弥合这种断裂,即构建出一个包括:自我认定和对象认知两个方面的心理准备;字典,摘抄本,周记本,图书角在内的物质准备;兴趣小组,读书报告制度,新型评价制度等组织和制度准备四个方面的有机的学习准备体系。努力帮助所有同学迅速适应新的学习要求和学习方式,尽快进入学习状态,以期普通高中的教育能够真正的面向大众。 关键词: 普通高中 语文课程 准备 普通高中教育是面向大众的,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基础教育。然而综观现行的初高中语文教育现实,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怪现象,那就是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语文学习成绩相对平均,而经过普通高中三年的课程教育之后,所谓的好学生与差学生的语文成绩之间拉开了一条巨大的分数鸿沟。这是否意味着普通高中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理念已经被为选拔人才服务的精英教育所取代,大多数学生已经被排除在普通高中教育的面向对象之外? 很多人看来,这种理论无异于煽风点火,学生们坐在同一间教室,享有相同的师资力量与教学资源,何谈被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然而事实上,大多数普通高中教育因为并没有对与义务教育的衔接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了语文学习的断裂。一小部分学习能力较强的同学及时适应了分属于不同教育阶段的课程目标和教育形式教育内容的转变,从而成为显性的教育对象而享有教育资源;然而大部分学生的状况是无法自行适应这种转变带来的学习过程中的困扰,被这个断裂阻碍了语文素养的提升,貌似平等的教育资源对于他们形同虚设,“有”而未“享”,从而成为隐性的教育对象被排除在外,难道这也能称其为教育公平? 当然,随着学生认知水平的整体发展,在更高层面上实现语文素养质的飞跃符合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可非议。关键在于如何为这两个断裂的层面之间搭建起一个递进的台阶,让大众的学生能够到达更高的层面而不是被阻隔。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普通高中教学内容渐次展开之前,帮助学生构建起一个包括心理准备,物质准备,组织和制度准备在内有机的学习准备体系,以弥合这个断裂。 一、心理准备 一名初中生成长为一名高中生,仅通过两个月的暑假摇身一变是无法完成的,需要借助学生自我学习水平的认定和高中学习状况的系统认知来完成转换角色,也即心理准备。 所谓自我学习水平认定,即帮助学生建立起对自身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的正确的认识。需要区分的是,许多学校的入学考试并不是对这一概念的实践。因为大多数学校举行考试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给学生分出好坏,贴上标签,分层教学以取得最好的教学成绩,于是考察形式,试题内容和结果都与笔者定义的自我水平认定相差甚远,现实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 自觉地帮助学生完成认定,应通过具有一定开放性和区分度的学业水平测试来完成。根据《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对于课程目标的相关规定,学业水平测试应包括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五方面内容,分别以笔试,面试,报告三种形式实现。既要有全面反映现有知识水平的区分度,又应该具有对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等方面进行挖掘的开放性。教师帮助学生正确分析测试结果,完成对相对自我和绝对自我的学习水平认定。 所谓的高中学习状况的系统认知,是指教师在学习内容正式展开之前,对普通高中阶段语文课程体系的总体介绍,让学生了解学什么,怎么学。具体的,教师在课程进行前要对高中阶段的课程目标、教学安排、学习内容、必修课教材体例及主要教学手段、选修课程研究方向及研究方法作出宏观的介绍,并对学生结合自身特点选取适当的学习方法给予微观的指导。提高学生学习的明确性,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明白的学才能学的明白。 二、物质准备 除了心理准备外,初入高中的同学们需要做一些切实的物质准备工作,方便未来三年的学习,它们是:字典,摘抄本,周记本和建立班级的图书角。 普通高中阶段,更高层次的阅读需求当然不能满足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掌握的3500常用字,课程目标要求学生学会灵活使用常用的语文工具书,视学生的经济状况,建议学生准备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 课程目标中积累作为其中一项,占有重要地位,要学生明确语言学习是从模仿开始的这个道理,认识并实践摘抄要求,而不是应付了事。关于摘抄内容,可由老师推荐,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大家名篇乃至歌词广告,生活语录等,以交换阅读的方式敦促学生长期坚持下去。 培养学生发现生活,独立思考,适当排解自我的能力方面,记周记是个不错的途径。但是周记的内容和数目不宜作硬性规定,更不应该由教师检查,让周记成为作业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课标中提出“具有广泛的阅读兴趣,努力扩大阅读视野”的要求,并对课外读物的总量做了具体规定。建立班级的图书角,可以降低阅读费用,提高图书使用效率,扩大阅读覆盖面等。关于图书角的建立,涉级以下几个问题:关于图书来源,可由学校或其他公共图书馆租借轮换,向学生征集借阅,以班级的名义订阅或由社会善心人士捐赠等诸多途径加以解决;而关于图书的选择,可以是《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报刊,《论语》《哈姆莱特》等中外文学名着,《谈美书简》等理论着作,《明朝那些事儿》等流行读物,自然,社会等其他科学类读物等,要以宽容的视角以满足学生的阅读为前提,教师可通过推荐卡片,星级评价等方式积极予以指导;而管理方面,可以让学生自行管理,让他们学会管书,学会借书,还书的一套规矩。 三、组织和制度准备 普通高中阶段与义务教育时期语文学习的一个显着不同在于主动选择和确定学习内容的机会明显增多,配合新的学习体制,学习方法和组织教学 的方式,等方面也需要有相应的调整变化。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开发和利用各方面的课程资源,建立互补互动的资源网络,建设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体系”的观念。自主读书是这一观念的很好体现。但是自主读书并不等于教师的不作为,相反,教师应该充分发挥指导作用。通过建立读书报告制度,敦促学生读书,读好书和好好的读书。 结合选修课程的学习,学生可自行组建报刊小组,戏剧戏曲小组,书画摄影小组等兴趣小组,确定明确的小组制度和切实可行的小组活动计划,在课余时间开展丰富有益的课外活动,巩固学习成果。以戏剧戏曲小组为例,可设小组设组长一名,负责全组工作统筹,组员若干,协同完成小组活动。活动方案可参照选取学生喜欢的戏剧戏曲作为切入点整体感知,激发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的戏剧戏曲赏析为始,配以表演台词训练进一步引导学生学习兴趣,学会观察认识生活并在台词表演层面欣赏戏剧戏曲。然后将学习兴趣重新导向文本分析,掌握戏剧戏曲集中的人物场景和矛盾冲突,人物形象和戏剧戏曲的思想倾向。继续深入对戏剧戏曲发展历史,戏剧戏曲批评和创作理论进行探讨,积淀学生文化素养。继而开展评论及剧本创作实践,鼓励学生学以致用。最后,以戏剧戏曲汇报演出做结,进行学习成果的展示,全面展现小组活动成果。 希望通过整套学习准备体系的建立,可以帮助学生迅速的了解并逐步适应普通高中的学习生活,与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进行衔接,弥合初高中语文学习的断裂,完成角色转换,进入学习状态,优质高效的完成普通高中的语文学习。 课程论文:幼儿园生活课程的构建与实施 自新《纲要》颁布以来，大大小小幼儿园都或立足于本园，或为赶时髦纷纷构建自己的园本课程，掀起了一股园本建设热潮。在这股热潮中，我园始终在冷静地思考这样几个问题：构建园本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构建一个怎样的园本课程才更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呢？ 反思我们原有的教学实践，我们使用统一的、高结构的教材，教师缺乏对孩子的观察了解，缺乏对孩子原有经验的了解，以目标为中心，把预先设计的教育程序完成好，课后考虑有没有达到教材预定的目标，这种“教教材”的方法，看起来效果很好，孩子确实也学到一些东西。但教学活动是呆板的、机械的教学与幼儿的生活隔裂开来，孩子们缺乏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缺乏个性的发展，创造性地发展。就如我们以前的比喻，孩子是“花朵”，教师是“园丁”。“花朵”始终任由园丁来裁剪、来造型。我们还过多地注重知识技能的提高，对孩子的一日生活中的生活能力、情感态度的培养认识不够，使孩子难以很好地适应未来生活。再来看我们的家庭教育。一则独生子女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长娇庞溺爱，万事包办，对我们的小皇帝、小公主无原则地满足；二则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严酷的优胜劣汰，我们的家长不自觉地把社会需求提前引荐给了孩子，各种课外辅导热不断升温，外语、艺术考级、珠心算，成了众多儿童的业余生活。特别是到了大班，家长对孩子能否适应小学生活显得非常焦虑，最好把小学一年级的内容拿到幼儿园来上，但他们对生活上的包办代替却愈演愈烈，对情感态度的培养很少关注，以至孩子的生活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较差。 试问：这样的生活对孩子有好处吗？我们的孩子能生活得快乐吗？我们的办园宗旨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尤其是最后一句“为了孩子的一切”，我们真的做到了吗？ 通过分析，通过反思，通过对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学习，通过对“三个一切”的深刻理解。我们最终提出要构建与实施生活课程，指导我园生活课程实施的理念是“四个字、一句话”。 四个字：快乐生活。它有两层意思：其一是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在幼儿园能快乐生活；其二是为孩子将来能快乐生活打下基础。 一句话：努力提高置身于生活课程中每个孩子的生活质量。 一、生活课程的目标 本课程依据新《纲要》、结合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的目标，制订了本园的生活课程总目标，共分为五大块：“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社会小主人”。这五大目标既与新《纲要》相符，融合了五大领域（健康、社会、语言、科学、艺术）的目标，又体现了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教育目标的内涵。（具体如下） 健康的体魄： 1、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动作发展协调、灵活。 2、了解身体保健知识，初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3、知道必要的安全常识，学会保护自己。 4、能活泼、愉快地生活，发展良好的个性。 劳动的能手： 1、掌握生活劳动的基本技能，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 2、初步认识劳动者的伟大，珍惜劳动成果。 3.体验劳动的快乐，并逐步养成爱劳动的习惯。 科学的头脑： 1.对生活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2、能运用各种感官，探究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3.认识和探索生活中的数、形、量、时空间，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艺术的乐趣： 1、初步感受生活中的美，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出来。 2.喜欢参加艺术活动，感受艺术活动的乐趣。 3、能运用生活中的各种材料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 社会小主人： 1、初步了解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体验关心社会、保护环境的情感。 2.能主动参加各项活动，关注身边的人与事，有初步的责任感。 3、理解并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 二、生活课程的实施途径 （一）通过生活化主题活动实施生活课程 生活是完整的。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中，孩子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生动又有趣的变化。我们如果仔细观察、思考，就不难发现，在生活中真的自然融合了健康、语言、艺术、社会等多个领域内容。关注幼儿的生活，从孩子身边的生活中汲取营养。生活化主题活动成为教育目的实现的载体。 1、顺应幼儿的需要和兴趣点，生成主题 幼儿的需要和兴趣是教学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也是孩子愿意活动、喜欢活动，从而在活动中获得发展的重要条件。那么就需要每一位教师去观察我们的孩子。熟悉、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兴趣点。杜威曾指出：“经常而细心地观察儿童的兴趣，对于教育者是最重要的，这些兴趣必须作为显示儿童已发展到什么状态的标志加以观察。它们预示着儿童将进入那阶段。”生活化主题活动实施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幼儿在他原有的水平与基础上得到发展与进步。教师只有对他们外显的行为给予不断地观察，才能够真正地走进幼儿的生活世界，才能知道儿童需要什么，用什么方法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和幼儿一起来学习。 观察本身并不是目的，观察的目的是要取得一些信息。发掘生活化主题活动就需要教师把幼儿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言一行进行分析，分析幼儿行为背后的原因，了解每个幼儿的认知水平、情感态度和个性差异等。其实，观察也是我们教师“向孩子学习”的方法。 主题活动：“小手帕”就是教师在盥洗室里，观察到孩子们洗手时，总喜欢用肥皂把擦手的小毛巾搓呀、洗呀，俨然一副做家务的大人模样。洗手帕既是培养幼儿生活劳动能力，热爱劳动情感的需要，其洗涤过程又是幼儿感兴趣的，“小手帕”的主题就产生了。 2、抓住日常生活环节的教育时机挖掘主题 幼儿通过学习而成长，幼儿的一日生活都是幼儿学习的重 要内容。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对幼儿来说，有序的、系统的知识并不是最有重要价值的知识。而日常生活中体验性、探索性的知识对幼儿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幼儿园一日生活环节常常蕴涵着一定的自然和科学规律的道理，凝聚着日常人们的想象和创造。当幼儿通过模仿习得一定的生活技能时，他同时也在体验感受前人的智慧创造。日常生活环节中幼儿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与不同的事物、人发生作用，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教师从中发掘生活化的主题，使教育与生活紧密融合。 案例： 蔬菜很有营养的，多吃蔬菜身体好！而实际上我们却不难发现，孩子们无论对蔬菜的认识程度还是对蔬菜的喜爱程度都是不多的，很多孩子用餐时会悄悄地把蔬菜拨在一边……那天，有部分孩子又把番茄扔在桌子上，教师就抓住这一时机开展“我们喜爱的蔬菜”这一主题，以引起孩子对蔬菜的兴趣，以及饮食健康意识。 幼儿园的生活课程就是由一系列大小不等的教育时机有机串联的时空整体。 3、在计划的设计与再设计中调整并产生新主题 在教育实践中，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往往要越出教师的预设轨道，将兴趣点转移。作为教师必须灵活调整教学计划，将幼儿生成的主题进行计划的再设计。 例如，中一班正开展着“我的玩具”的主题活动，教师预设计划请每个小朋友从家里带一样玩具来园与同伴分享。浩浩肩上扛着一根黄澄澄的“金箍棒”，神气活现地走进教室，他得意地扫了大家一眼后大喊一声：“我是孙悟空！变！”只听“啪”的一声，手上的“金箍棒”猛的变长了许多。孩子们的目光一下子全粘在了浩浩的身上，大家吵着、嚷着，谁都想玩那根闪闪发光的“金箍棒”…… 望着孩子们惊奇的目光和动人的笑脸，于是教师说了：“我们一起来做金箍棒吧！”并从储藏室取出许多废旧挂历、彩纸，师生共同做了好多彩棒，孩子们表现得非常兴奋。《有趣的棍棒》这一主题就产生了。 在我们以往的教学中，教师一定会阴止幼儿，千方百计地引导幼儿回到“我的玩具”主题中，继续分享他们带来的玩具，甚至没有人会对这种阻止感到奇怪，或是认为应该阻止。因为在大家的意识中，课程就应该这样，有一个预先制定好的完整的课程计划，安排好课程目标、内容、进度、分配好课时，教师就是计划的严格执行，否则就是“跑题儿”了，所谓教学没有达成目标了。 而现在我们开展了生活课程，观念也在不断转变，从原先的追随计划逐渐变成追随儿童、生活课程正是以儿童为本的课程，提倡“让幼儿成为学习的主人”的课程。 4、生活化主题活动的拓展与深化 生活化主题活动视幼儿的学习是一个主动参与和探究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教师和幼儿作为主体而参与活动中，它的实施要求教师敏锐地提供和捕捉师幼合作及幼儿独立探究的学习情境。由于幼儿缺乏经验，他们的活动常常受到无意和形象性思维等特点的制约，对主题探索往往无法扩展得更加深入，甚至会放弃该主题的研究而转向另外的活动，这就需要教师抓住适当的时机，借助当时的情景、材料，采取适当的策略，运用多种方式拓展、深化主题。舟山海岛就是一个渔场，又是一个国防重地，因此每年的9月是我国开展国防教育月，向幼儿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幼儿对“学习解放军”的主题总是百学不厌。我们根据幼儿的兴趣需要，拓展、深化了主题活动、开展切合生活课程总目标的“学会生活、学习独立”为主题的大班幼儿军训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学习折叠被子、衣服、整理军容、学习坐、站、立正、稍息、走路、跑步等，听解放军叔叔讲故事，观看革命故事片，还有一晚留宿幼儿园。以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克服依赖成人，依赖父母的独生子女娇气。军训活动后，老师家长都反映孩子如家长大了许多，饭也吃得快了，被子也叠得整齐了，人懂事多了。 二、通过区域活动中的生活区来实施生活课程 区域活动是一种以强调幼儿的主体性活动为主要特征的教育形式，正在成为我国幼儿园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教师通过创设、提供可供幼儿操作的环境、特别是各种活动材料，让幼儿在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主动地探索、学习，从而使幼儿的主动性和实践性，在区域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近年来，我园在如何创设区域环境，如何引导幼儿进行自主性的区域活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首先我们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创设了日常生活练习区、语言区、科学区、美工区、音乐表现区、建筑区、娃娃家、动物饲养区和自然种植区等，区域活动的内容涉及幼儿发展的各个方面，为幼儿进行自主选择游戏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类型、优势区域等进行自主选择。在无拘无束的区域游戏中孩子们显得特别快乐啊！ 为提高孩子的生活能力，我们在为幼儿创设区域时特别加强了生活区的创设，根据各年龄段孩子的能力和发展需要确定目标，投放材料，提供难易程度不同的材料。满足不同幼儿进行自主选择的需要。小班的孩子，刚刚来到集体中生活，他们对家庭生活非常依恋，所以小班的老师在创设区域时，注重的是温馨、温暖的感觉，她们尽量把家的氛围带给孩子，如：在生活区，让孩子给娃娃喂饭，穿衣，扣扣子，为食堂的叔叔阿姨剥豆子，孩子在游戏的同时，也提高了生活技能，体验着劳动的乐趣，也可以让孩子们在与同伴的互相接触、互相观摩中逐步适应幼儿园环境并主动地融入集体生活。而中大班教师创设的生活区，一方面有自理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模仿成人的劳动，有使用筷子，寄鞋带，编辫子，还有织毛线，刺绣，缝衣服，烹调等等，有些传统的手工活动如编席子在幼儿园得到再现，编完席子，孩子们又在席子上画画、粘贴，制作一幅幅“工艺品”，成为孩子们特别喜欢光顾的地方。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材料，有：可乐瓶、包装盒、废弃的电线、布料等，孩子们一有空就来到生活区进行制作，一些看似幼稚的作品如：纸编的鞋子，自己织的围巾还是很有创意的；满足了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兴趣爱好的幼儿的活动需求。使每个幼儿的生活能力在游戏、活动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我们的饲养区和种植区，让孩子形成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孩子们通过亲手实践，观察，记录，了解植物和动物的生长规律，培养责任感和任务意识，同时也培养一种对植物的兴趣和探究精神。 三、通过游戏与儿童自主的探索活动实施生活课程 要使教育回归儿童生活，就要将教育与儿童特有的生活方式紧密结合起来。儿童特有的生活方式一是指游戏，二是指儿童自主的探索活动。 无论是《规程》还是《纲要》都反复强调游戏是儿童的基本活动，让教育以游戏的方式存在，即体现了对儿童权利的尊重，又可以发挥教育最大的利益。幼儿园课程游戏化的本质就是生活化，因为游戏是儿童生活中的基本活动。 幼儿园还提出：“在生活中快乐探索，在探索中快乐生活”,教师提供时间和空间，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让孩子充分自主的探索。如：在区域活动中孩子探索电珠发光的现象，在饲养角孩子探索蜗牛吃什么，在自然角孩子探索装进塑料袋的花卉会枯萎吗？等等，孩子探索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互相交流经验和发现。培养了对周围环境的兴趣和探索精神。 （四）与家长共创生活化课程 孩子的生活有幼儿园、家庭、社会组成，以幼儿园、家庭影响最为直接，如果我们的生活化课程有幼儿园单抢匹马、独自开展。教育效果就会削弱，甚至抵消，所以生活化课程必须融入孩子的全部生活，发动家长和我们互相支持，协同作战，促进孩子长远发展。 1、让家长了解生活化课程的意义及培养目标 通过家长学校、家园小报、家长开放日、家长会向家长 宣传我们的生活化课程 2、让家长亲自参与生活化课程的实施 通过亲子活动、家长进课堂，成立家长义工团，亲自参与生活化课程的实施，我们的亲子运动会、亲子制作、亲子植树、亲子生活技能比赛，增加了家园沟通，以进一步让家长了解生活课程的内涵。 3、借助舟山幼儿园的网站，一方面向家长宣传：汇报我们生活课程开展的近况；另一方面在园长信箱里与家长互动，听取家长的意见。 收到成效： 1、积极为开展生活课程提供材料，我们的饲养角、种植角、小制作大多有家长提供有部分家长亲自参与种植和饲养。 2、参与家园活动积极性提高。 家长参加亲子活动、家长开放日的人数增多，而且对我们的活动提出中肯的建议 3、改变了部分家长的观念 强调培养自活能力和良好习惯，强调让孩子到大自然中去体会感受的家长增多，要求教师多教些计算、拼音等小学化倾向内容的家长减少 五、生活课程的价值反思 （一）对教育目的的重新思考 幼儿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现实的综合的表现就是幼儿愉快、健康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让幼儿愉快、健康地生活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目的。因此，我们的生活课程就是要关注儿童幸福，努力提高孩子的生活质量。 （二）对课程实施途径的重新思考 幼儿园的课程不仅应选择幼儿的生活作为教育的内容，而且应通过幼儿的生活来进行教育，生活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途径。尤其是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学习领域，更不能缺少生活的参与。例如，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应渗透到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幼儿与成人、同伴之间的共同生活、交往、探索、游戏等，是其社会学习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日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教育价值，都应从幼儿发展的现实出发，加以充分的组织和利用。 （三）对教师角色的重新思考 在以幼儿生活为基点的幼儿园课程中，教师的角色面临着新的定位，教师的教育技能面临着新的挑战，教师在组织幼儿活动中时时被幼儿的潜能所激动，也时时面临着来自幼儿的新挑战，有时甚至会感到束手无策。生活化的课程具有开放性、低结构的特征，要求教师与幼儿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师幼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教师身上所承载的文化、经验，不是对幼儿居高临下的“倾泻”，而是平等的对话；不是灌输，而是与幼儿分享。这时教师就是一个倾听者、观察者，分析与回应幼儿的疑问与需求，随时准备给予幼儿必要的帮助。教师也可能是一个引导者、支持者，启发幼儿进行有意义的探索活动。教师还可以是一个合作者、研究者、学习者和欣赏者。 六、存在的问题 1、陶行知的教学理论我们已深入学习，但我们如何正确运用这伟大的理论，指导指导教育实践活动，这需要进一步研讨。我们对“生活教育”框架及目标体系较明确，但地方特色不够明显，有些研究内容的具体措施还没有到位。 2、感受体念生活是生活课程的基础，但现在的孩子缺乏社会实践的机会。比如：春天时，我们想让孩子去寻野菜，这种场所很难找到。秋天时，我们想让孩子去看棉桃、稻穗，这对城市孩子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生活环境的单调，生活范围的狭窄，使孩子的生活体验过于单调，影响生活课程的开展。这与我们的家长工作还不够到位，社区联系不少有关，这也是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向。 课程论文:国际商法课程教学研究和改革 一、国际商法课程性质和目的 国际商法课程属于我国高校本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干课,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处于重要地位。该课程主要研究关于国际商事组织形式、跨国投资、合同、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国际支付、国际商事仲裁等方面的各种法律规范。 二、目前我国高校本科国际商法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比较单调。对于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大部分高校都是采用教师向学生单向知识传递的方式,学生往往是被动接受知识,缺乏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师生之间很难产生教学互动。学生通过这种教学模式所掌握的知识既不深刻也不牢固,教师也难以把握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就不能及时地调节教学节奏的快慢和内容的深浅。 (二)教学语言种类单一。国际商法的涉外性和国际性决定了学生当前的学习和未来知识的运用都将面对多语言环境。但当前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本科国际商法课程仅采用中文教学,从长远来看对学生学习和专业建设都是不利的。我们要培养熟悉多语言环境下处理国际商业问题的专门人才,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问题。 (三)教学过程重理论、轻实践。国际商法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学生能够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但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本科国际商法课程无论是学时分配,还是教学内容都过于倾向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不足。 (四)学生商法基础知识薄弱。要打下深厚的商事法律知识根基,学生应该经过国际法学、民商法学、法理等相关课程的培养。由于国际商法课程主要向财经类专业学生开设,而财经类专业学生先修过的商事法律相关课程十分有限,这使学生在学习国际商法课程的过程中感到对相关知识十分陌生、难以理解。 (五)考核方式具有局限性。部分高校本科国际商法课程的考核方式局限于闭卷考试这样一种唯一的方式,这导致学生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应付考试,而不注重实际能力的锻炼和提升。学生在学校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学以致用,未经消化理解和实际应用的知识是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的。 三、本科国际商法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一)通过丰富的教学方式促进师生互动。除了课堂讲授而外,教师还可以将师生相互问答、小组辩论和讨论、案例分析、模拟法庭和模拟仲裁庭以及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方式应用到国际商法课程教学过程中。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可以启迪学生思维,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并且能够使学生学有所获、学以致用。同时,教师通过师生互动环节能够及时地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进而合理安排备课和教学,为学生答疑解惑。另外,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利用互联网资源,及时掌握学科前沿知识。 (二)在条件成熟的高校积极推进本科国际商法课程的双语教学。师资力量和学生外语基础是实施双语教学(通常为中英双语教学)的两大主要条件。要顺利开展国际商法课程双语教学,首先应重视对双语师资的培养,如安排教师参加国内外的双语教学培训或进修,与国内外商事组织合作交流;然后要重视对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使他们真正能消化、吸收、理解双语课程内容。另外,在国际商法课程双语教学过程中,还应该重视选用合适的双语教材。 (三)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在本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应适当增加国际商法课程的实践或实验课时。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可以包括案例分析、模拟法庭和模拟仲裁庭、社会实践。在案例分析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选取具有典型性和新颖性的国际商事法律关系实际案例,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国际商法理论知识对其进行分析。在模拟法庭和模拟仲裁庭教学过程中,由学生模拟审判员、律师、原被告、仲裁员,通过亲身体验了解审判程序和仲裁程序,并且使所学知识得到巩固。高校还应该加强与国内外商事组织的合作,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 (四)强化学生商法基础知识。高校可以为学生学习国际商法课程开设相关先修课程,如国际法学、民商法学、法理等。学生在具备了深厚的商法基础知识功底后,在学习国际商法课程的过程中才能融会贯通、得心应手。国际商法是一门交叉学科,学生只有既掌握国际贸易规则惯例,又掌握各种商事法律,才能对该学科有全面的理解,才能学好国际商法这门课程。 (五)采用综合性的考核方式。可以在保留期末闭卷考试的基础上,增加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论文撰写等考核方式。综合性的考核方式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对学生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和实践能力应用情况的全面检验。 四、结束语 国际商法课程作为我国高校本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干课,对于我国高层次 外贸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国际商法课程教学的研究与改革应该得到我国各个高校的充分重视。鉴于国际商法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师在教学改革和创新过程中,应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国际商法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教师从理论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环节、作业批改环节、考核评分环节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深入改善。与此同时,要深刻认识到任何教学成效的取得都是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改善学生学习风气也需要得到重视和关注。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要求师生具有国际视野,我国各个高校应加强与国际商事组织的合作,为师生提供亲历国际商事法律事务的机会。 课程论文:地理课程标准下的学生评价探索 一、对学生评价的理论思索 (1)量化评定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建立合理易行有效的转化机制。对教学中的识记内容采用量化评定,以闭卷考试的形式,关注结果;对需要较深入理解的地理事象、地理问题、地理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如区域差异、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念,全球意识等)采用质性评价,不仅关注结沦本身,还关注结论的形式、结论得来的过程等。 (2)多次评价机会取代一次评价机会,将评价与考试作为促进学生学习的环节。如设置题库,学生在计算机(网络)上考试,允许学生多次抽答,直到他满意为止;考试时设置多份试卷如基础卷、分类强化卷、提高卷等。基础卷着重考察学生基础知识和技能,如果该卷做得不理想,可以通过分类强化卷对没有掌握的部分进行弥补和强化,而那些基础卷考得较好的同学在完成基础卷后可以做提高卷。这样给每一个学生成功的机会,在评价与考试中注重学生差异,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把考试作为查缺补漏和促进学生学习的环节。 (3)重视评价内容的多样性,关注对非学业内容的评价。在新的课程标准中,地理课程目标不但包括知识和技能,还包括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内容,后者一方面是地理课程培养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学业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的教学实践和评价改革中,必须对学生的非学业方面给子关注、我们可以将地理课程标准中的各项非学业评价的内容和要求挖掘井总结出来,列一清单以引导,提醒自己进行观察和记录、如敢于陈述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表现了学生的自信;提出不同的见解表现出学生的创造性等。 (4)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学生自评与外部评价相结合。改变过去单独由教师评价学生的状况,鼓励学生本人、同学、家长等参与到评价中,特别是自我评价,一方面有利于调动、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提高他们的自我反思意识和能力。首先,评价者要有明确的评价目标和标准,要以公正的态度、强烈的责任感评价他人;其次,要分清楚哪些内容适合多主体评价,哪些内容小适合多主体评价,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适宜多主体评价;最后,在多主体评价中,特别是学生互评中要淡化等级和分数,淡化学生之间的相互比较。 (5)重视发挥评价的激励功能,注重实效性。对学生的激励,往往易流于形式,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却不佳。你给学生激励语言,我给学生大红榜;你给学生小红旗,我给学生大红花。这些短期内也许还有一定效果,但久而久之,这些东西变得越来越“廉价”,学生肯定会感到乏味。激励不在于对学生一味表扬或“藏拙”,关键在于教师与学生形成坦诚、关怀和相互尊重的关系,井用发展和全面的眼光看待学生,逐步培养学生对自己形成客观的认识,提高他们的自我反省能力,激发学生内心深处的强烈欲望。 (6)评价方式不能统一,对不同学生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因为学生是千差万别的,他们的基础、性格、观念、思维灵活程度、心理需求等往往都不一样例如,有的学生并不在意自己的学习成绩怎么样,但他很可能在乎自己的特长,人际关系等。 二、学生参与探究活动的评价工具 (1)探究活动。这里的探究活动指计划性、组织性、探究性、开放性都较强的探究活动,不包括随机的探究;包括解决地理问题、对自然和人文地理事象的研讨。可以所有学生参加也可以部分学生参加;可以个人为单位也可以小组为单位。课题由教师或学生提出都行,行动方案由教师或学生制定或是师生共同制定,也可各小组制定。 (2)评价项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和细化、重组。评价等级分为6级:A(创造性强),B(相当于优),C(良),D(中),E(及格),F(糟糕)。对不同的项目采用不同的等级体系。设定评价等级的目的不是对全部学生分等排序,主要是针对个人的,其功能主要是诊断,让学生反思,知道自己哪些方面做得较好,哪些方面还不够,从而让学生清楚自己努力的方向,激励学生,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评价标准部分用语说明。①信息源—包括两个方面:现成的(如报刊、杂志、网上等的资讯)和原创的(通过实地观测、自己调查等手段获得),当然后者应得到更大鼓励。②结论的关联性指课题与结论的关联、结论与资讯的关联,广度与深度可以反映学生的理解水平。③评价学生得出结论的方法手段,还要评价学生是否勇于尝试还没掌握的但更有效、更先进的方法手段。 课程论文:国际贸易原理课程合作式教学改革的探讨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属于国贸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两部分内容,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为后续实务操作性课程做好理论和政策上的铺垫。由于该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开展合作式教学,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及合作学习的能力,实现“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合作教学法概述 (一)合作教学法的含义 合作教学法主要利用各小组的分工合作,共同利用资源,互相支持去完成学习;并利用小组本位的评核及各组间的比赛,营造团队比赛的气氛,以增进学习效果,使学习机会更为平等,学习动机更为强烈。 (二)合作教学法的策略 1.小组成绩分工法 简称STAD,是典型的合作教学,其原理是将学生分成4―5人一组,尽量使每一组的学生结构具有最大的差异,其差异结构类似于整个班级的结构。采用演讲法或讨论法学习,以学生过去的成绩为基准,每人进步成绩均可为团体加分。各组练习中的表现,最优的与最优的比,差的与差的比,构成不同的分阵。 2.小组游戏比赛法 简称TGT,与STAD类似。学生也分成5人左右小组,每组均为异质性小组,并有每周一次的竞赛。教学的程序,先由教师讲述第一节课,然后分给工作单。同一组的成员共同进行学习,并随时举行评量,以确定各组员以学习精熟。在小组练习之后,有学末竞赛。采用能力分级法;各组同程度的成员互为比赛对手。不论哪一级的选手,凡得第一名的均赢得相同的分数。TGT的教学策略与STAD主要差异是以学艺竞赛代替考试。 3.团体研究 薛伦(Sharan,1976)所提出,将教学分为几个主题,并将全班分为多个小组分别负责这些主题,而每一小组成员再针对该组主题进行分工。每一小组准备其所负责的主主题并向全班同学报告。学生成绩以小组报告质量和其他相关的团体表现为依据。本法所强调的是分工合作与共同分享团体努力的成果。 4.拼图式教学 由阿伦逊(Aronson,1978)设计。将教材分成若干小题,负责相同小题的各组代表先成立专家组,共同研讨该小题至精熟。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组,负责将研讨的内容教给同组其他同学。 (三)合作式教学法的优缺点 1.优点 通过合作式教学有利于增进同学间的感情,加强合作,发挥个人的专长,提高工作效率。 2.缺点 有时候大家的意见分歧太多,争论不休,小组无法统一意见。另外小组讨论时,有时会有不愿分担责任的同伴,甚至推卸其责任,造成团体目标无法完成,影响团队的成绩。 二、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现状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作为国贸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必修课,主要讲授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基础知识,由于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地方。 1.教材普遍存在滞后性 国际贸易原理教材中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部分所占的篇幅较大,对现实意义更强的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只作了简单的论述,一些新的理论没有及时补充进去;教学重点不能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不够,不利于培养学生对理论的应用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2.学生专业基础薄弱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作为国际贸易原理课程的先修课程,这些课程尽管在教学计划都有安排,但是学生的掌握情况并不理想,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势必会影响到国际贸易原理课程的教学效果。 3.教学方式以教师“满堂灌”为主 目前,很多高校在国际贸易原理过程中主要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无法实现教学一体化,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创新思维、锻炼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长期以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过分依赖教材,偏重理论教学,缺乏实践教学环节,忽视了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不利于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三、合作式教学在国际贸易原理课程中的运用 (一)深化教学方法改革 不断开展教学研究,系统总结教学成果,突出能力培养核心,深化教学方法改革,更多采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设计,加强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等方法的运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1.开设研讨课与自主学习课 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大班讲授,小班讨论”的授课方式,研讨课采用“课外准备、课堂讨论、师生互动”的方式。大班课学生人数控制在100―120人之间,小班讨论课学生人数控制在30人左右,每个小班分成5个小组,每组6名左右学生。小组长的选举需要由学生民主推选,这样既可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参与发言的机会,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比如在讲授比较优势理论时,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谈谈对“比较优势陷阱”的认识,对我国应如何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如何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在讲授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时可以让学生进行分组学习,就哪个理论更适合目前的中国展开讨论。 2.结合案例进行合作式教学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是国贸专业学生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为了避免讨论变成纸上谈兵,在开展合作式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引入现实案例教学,通过指导学生针对案例讨论,提高学生的专业敏感度。 3.增加课程小 论文 在开课初期,教师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部分留若干题目,学生选题开题,并撰写课程小论文。这样做,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锻炼了学生的学习借鉴能力,锻炼了学生的专业知识评判能力、论文写作能力、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了学生的探究能力、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增设课前外经贸新闻环节 每节课课前留出5分钟由各小组轮流播报外经贸新闻,不仅可以拓展学社国内的专业视野、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还可以锻炼他们的口达表达能力,调动学生关心国际经贸大事的热情。 (二)加强教材建设 结合国际贸易理论新动态、学科前沿知识及学生课程能力培养新要求,编写《国际贸易》教材。强调理论教学的应用性、实践性,每章配备案例和能力素质训练设计;增加了贸易救济措施、原产地、普惠制等当代国际贸易中较为突出的实践性知识、工作过程性知识。结合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编写《国际贸易原理案例集》,理论教学与应用训练密切结合,强化案例的时代性、适用性。 (三)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课程成绩由平时考勤(10%)、理论课堂表现(10%)、自主学习与课后作业(20%)、研讨课课堂表现(20%)、期末考试5个部分(40%)组成。平时考勤主要以学生到课情况和课堂纪录为依据,理论课课堂表现主要由学生课堂发言、课堂作业表现构成,自主学习与课后作业主要通过自主学习报告与课后作业完成的质量来考核,研讨课表现主要以学生发言、研讨论文完成情况为依据。为了使研讨课程更加合理,每位学生的研讨成绩由研讨课小组得分(40%)、课程PPT、汇报得分(30%)、个人贡献度(30%)构成。 课程论文:高中历史课程资源整合过程中文本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课程资源是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开发利用各种各样的历史课程资源,对于实施历史新课程和深化历史教学改革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学科来看,历史教科书、历史文物、历史遗址遗迹、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蕴涵丰富历史内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等等,都构成历史课程的资源。这些课程资源,按照空间分布,既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按其性质,既有文本资源、实物资源,也有人力资源和信息化资源。它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是保证课程实施的重要条件。 本文就高中历史课程文本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一、教师——文本资源的主要开发者和利用者。 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要承担者是教师,因此教师首先必须转变观念,积极投身课程改革,对自我提出挑战。 在很大程度上,课程就是教师本身。在课程标准以前,中学教师惟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按照专家们设计好的体例、内容去授课。新课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课程的自主权交还给中学教师。教师可以在课标的指导下自由地整合教材、选择教法、积累资源、科学评价。因此,如果每位教师都表现出自身的特色,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万门富有特色的历史课程。 其次,教师要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挖掘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等课程资源,不能仅以教材作为全部授课的内容。也就是说,教师要结合课程标准和教材,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要关注学生的关注点、时事热点等,从学生的生活经验、生活体验、思想现状出发,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一个新的情景,新的学习氛围。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机地再创造再开发而非刻板地“照本宣科”。 如在讲对长征的认识时,我就给学生讲:在着名文学家魏魏的笔下是“地球上的红飘带” 在美国文学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笔下长征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看来,长征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在看来,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使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长征的艰难及伟大意义。 二、文本资源的主要来源与处理方式 (一) 历史教科书是历史教学的主要依据,是高中历史教学最重要的文本资源。 提倡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并不是意味着可以将教科书束之高阁;相反,历史教科书仍然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根据自身实际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用出个性化的风格和特点,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教教材。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核心课程资源的作用。这就要求做到:在认识上,打破历史教材作为唯一课程资源神话,只要“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只要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的知识,都可以拿来让学生学习。在过程上,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教材体验、批判、感悟,让其真正领悟其精华,就教材的一些内容进行延伸、修改、重组、创造,让教材成为学生积极发展的广阔策源地。在新课程下如何处理四个版本的教材呢?我们学的是以岳麓版教材。下面就以岳麓版的教学为例谈谈对教材的挖掘。 1、围绕课标和考纲挖掘教材。 课标是教材的灵魂,也是我们教学的灵魂。在教学中,老师们应依托课标和教材,但要敢于跳出教材看教材,多思考课标、教材、教参相互衔接是否合理,可探索、选择、创造性地运用教材和教参。依据课标,把握重点,结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确定探索性教学活动的亮点,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历史领域里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教学活动,对教材、教参要利用但不要迷信,要依托但更要探索与创新。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1)对于课标要求有,但教材不全的应运用其它版本教材适当补充。如元朝的行省制度。七届二中全会等。用什么版本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根据课标要求灵活运用教材,组织学生自主学习。 (2)对于课标要求没有,教材却做了补充的。我的观点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让学生了解,因为学生知道的越多,他的思想和思维也就越深刻。如夏商的政治制度 乌鲁卡其那改革、斯托雷平改革、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忽必烈改制(中央官制与地方的行省制度) (3)对课标要求的外延与内涵的理解问题。如课标要求“概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史实,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史实有很多,旧教材用了一册书的内容来讲解,哪些算是主要的革命史实?我们四个版本的教材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叙述。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准确理解课标的要求,比如五卅运动,岳麓教材有两三行在小字中提及了一下,而我认为五卅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也算是个主要的历史事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与天安门遥遥相对,碑高37、94米,碑基3000多平方米,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碑座四面嵌着反映中国现代史进程的8幅大型号浮雕,是世界上稀有的巨型浮雕之一,内容分别是销毁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胜利渡长江。五卅运动就是其中之一,其历史地位可见一斑。 (4)对大小字的处理问题。如《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原先是小字,当时在上这一课的时候,就如何处理这一部分内容,我们组内的老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事实证明按课标要求进行教学是正确的,现在新版教材已改为大字。再如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等。现在也改为大字。 2、对教材进行整合,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从大的方面讲,模块化、专题式的编写方式使历史知识显得相对分散,教师应整合教材。 一是深入浅出、梳理主线。如模块一第七单元第26课“世界多极化趋势”与模块二第五单元“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模块一第六单元第23课“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与模块二第四单元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探索”都体现了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曲折与复杂,都是左倾错误不断激化的结果,还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历史性转折,应该整合在一起来思考。 二是有效地进行教学迁移。通过的知识迁移,弥补知识结构中存在的漏洞,理清模块间、专题间的关系,掌握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规律和基本史实、概念、观点。 如模块一 第四单元“内忧外患与中华民族的奋起”中第16课 “辛亥革命”和第17课 “”。但如果我们不给学生迁移“新文化运动”的有关内容,我们就很难让学生明确辛亥革命后,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为什么能够一改辛亥革命缺乏群众基础的不足,成为一次声势浩大、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运动。 3、多维地思考教学内容 如模块二第四单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探索”这块内容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一可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从毛泽到到邓小平,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自己的道路……。二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可以把蛇融合到模块二第三单元“各国经济体制的创新和调整”之中。这样可以给我们展示出20世纪世界经济史上三次改革调整的机遇,给我们以历史的启迪:经济体制的不断创新和调整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基础。 4、依重图片,活化历史 我个人认为,“看图说史”、“看图说话”,是处理教材,活化教材内容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在讲《欧洲经济区域一体化时》我用了多达十几幅图片。从为人物到护照,从行政区划到欧盟旗帜,从货币到条约文本,还有让学生自己动手填的空白图等。使枯燥的文字内容“活了起来”。 再如讲到文化《笔墨丹青》一课时。这用郑板桥《竹石图》设计了这么一个教学环节:材料一反映了中国古代哪些文学和艺术形式?你能简单概述其来历吗?上面诗、书、画、印中国古代的艺术形式基本全在这儿了。 5、深化情感,完善素养 历史因情感而多彩。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说过:“通过讲述过去,历史使他们能够判断未来;使他们从其他的时代和民族的经历中受益;使他们成为合格的行动的裁判官和人的设计者。” 我国着名的史学家翦伯赞也说:“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态平衡 新课程与传统教学中最大的突破,就在于要屏弃历史学科单纯的知识性的特点,真正挖掘历史学科人文教化的功能,培养学生学会做人的道德感与使命感。 如我们可借有人民版必修1专题三“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第二课“辛亥革命”所引用的革命志士林觉民的一段发自内心的告白:“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近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缓,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耶?……顾吾辈死而同胞不醒者,吾决不信也。呜呼,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撼哉。” 来弥补岳麓版教材在这方面素材的不足,让学生从从历史中能享受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豪情, 再如可借用梭伦的一段话“我赋予人民恰如其分的崇高地位,未曾剥夺他们的荣誉,也未曾给予过多的尊荣,权势之士因为财富遭受嫉妒,我保护他们免受一切危厄,我坚持立场,不偏不倚,不允许任何一方恃强凌弱。” 来欣赏到古人对民主、平等、自由的追求。这样的情感因素在四个版本的教材中比比皆是,教师应该充分借鉴利用,不能随意放过。 (二) 图书馆资源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重要保障。 在历史研究性学习的开展中,必须重视图书馆资源的利用。因为当历史教育摆脱了教科书的局限,成为学生探究学习、自我发展的课程教育时,广泛的利用和开发课程资源,尤其是学生身边可以方便利用到的资源,将是课程实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图书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是通过小研究课题的形式加以开发利用。 下面是我们参照初中课标有关内容搞的一个小研究课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变化 目标:学习制作图表的方法,认识改革开放的意义。 活动过程: 步骤一:查找1979年前后的经济数据,如全国或本地的工业或农业生产产值、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等数据。 步骤二:了解不同图表的绘制方法,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绘制。 步骤三:展示和讲解自己绘制的各种图表,回答同学的问题。 资料来源:史料、史书、期刊报纸、档案馆、绘图工具。 利用上面的小课题,学生学习利用图书馆资源,这样做不仅使他们获得很多历史知识,而且逐步培养了多方面能力,如独立思考能力、研究问题能力、论文写作能力等等。这对历史教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教师在指导学生利用图书馆资源时,一方面必须帮助学生树立起自主开发利用图书馆资源的意识,适当向学生介绍一点文献检索的基础知识,如怎样利用二次文献(包括目录、索引、文摘)和三次文献(包括年鉴、综述)等。同时,教师有必要针对一定的教育目标选择出一些图书馆资源,推荐给学生,同时制定一些具有开放性的阅读要求。 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人文学科,涉及的知识比较广泛。正因如此,《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历史教学要多层次、多方位的联系,并且通过每个学习主题设计的“教学活动”等形式,培养学生广泛搜集资料、构建论据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这就要求学校要有意识地调整学校图书馆或资料室的藏书结构,合理配置相关方面的书籍,包括通俗历史读物、中学生历史刊物、艺术史、科技史、文化史、文物考古等方面的书刊,以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加深他们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仅仅依靠学校图书馆是远远不够的,历史课还必须充分利用社会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 (三)家庭文本资源也是历史学习的一种重要资源。 有人说:历史距离我们的生活过于遥远。其实历史就在我们的身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比如说,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生活背景、家庭环境,这种特定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氛围,同样是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一种重要资源。近代学者梁启超就很推崇家谱、族谱的史料价值。其实,又岂止家谱、族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资料,不同时代的老照片、历史事件的小彩图和说明,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帮助孩子形成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有益于历史学习,这才是历史学科的创造性所在。 三、历史学科课程资源的开发原则 从历史学科的培养目标、所具有的独特性质、所拥有的丰富课程资源来看,开发本学科的课程资源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整体性原则。即教师在开发本学科课程资源的过程中,要根据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素质要求和学科知识的发展规律,对人类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进行科学的选择和组织,从而达到学科内的知识综合和学科间的知识整合。历史新教材加强了学科之间的联系,加强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渗透与融合。如,新教材中 的提示语有许多是从经典诗歌或歌谣、神话传说、文学名着中引出某课的历史学习,教材内容更有许多是文学、科技等文化发展史方面的内容,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研究和把握学科之间知识、技能的迁移和横向联系,研究和把握知识的局部和知识的整体之间的关系,注重学科内的综合和学科间的整合,防止彼此孤立、隔离、内容重复和脱节。 2、可学性原则。即教师要选择学生能够理解的、与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相适应的内容。但如何来鉴别和筛选这些资源?我认为首先要考虑这些资源是否适合本学科的特点。历史学科强调真实性和客观性,因此,不能选择野史作为主要的资源,也不能选择带有明显主观痕迹的材料,更不能选择伪造的东西。这一点是属于原则性的问题。 3、前瞻性原则。即在开发过程中,教师要根据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制定课程内容,促使学生思考、把握和设计自己的未来,从而为学生的明天做好准备。 4、社会、生活与个人相统一的原则。新教科书突出了历史教科书的丰富性和人文色彩,以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学生,贴近社会生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文化传统的继承,又要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学生,正确处理好社会要求、个体需要和学科发展三者的关系。 四、开发历史学科课程文本资源的意义 1、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史兴趣。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历史教科书视为唯一的课程资源,或者至多加上几幅历史挂图而已。在这样的狭隘课程资源观支配下,历史课却被学生看成“死背”而无趣的科目。据教育部1997年对北京市2107名学生的调查,在学生对“最不愿意学习的课程”的排序中,历史课居前3位之列;在学生对“枯燥、没意思的课”的排序中,历史课居前5位。何以致此?笔者认为其中固然有多种因素,如教学方法的滞后,考试评价的制约,等等。但是应该说,这种状况与历史课程资源极其单调乏味的状况是有很大关系的。按新课程的理念,历史教科书仅是一种主要的课程资源。历史教学还应该运用大量教科书以外的课程资源,包括文字资料、影视资料、历史文物、历史遗址等。这些课程资源以其形象具体、生动活泼和学生能够亲自参与等特点,给予了学生多方面信息刺激,加之许多内容生动有趣,使学生能够在轻松高雅的学习活动中掌握知识。因此说生动的历史课程资源无疑将会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史兴趣,这是传统历史课程资源所无法比拟的。 2、有利于培养师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历史新课程突出了发展性的精神,为师生的教与学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人教版新教科书中,为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安排有“活动与探究”、“文献资料”专栏、“动脑筋”栏目、“自由阅读”等,这些安排教学旨在“拓宽学生的历史学习视野,提高其历史思维能力,并有目的地训练学生的动手实践与团结协作的精神。”因此,无论从发挥学生主体性的角度,还是从开发课程资源的角度,都需要学生积极参与进来,那么,在参与的过程中,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得到培养。 课程论文:高中生物新课程改革的新视角和新策略 高中生物课改的实施已近6年。回想参与课改的过程,尤其是在不同角色的转换中,笔者感到高中生物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虽有一些困难,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去审视它。 一、生物教材编写的新视角 从生物教材编写的视角看,教材编写是一个动态完善的过程,生物教师是教材二次开发的主体。只有广大教师的主动参与,教材才能持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 教材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例如,生物教科书的编写以《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为依据,体现了生物课程改革的理念,是最具普适性、最重要的课程资源。但是由于受编写时间、编写人员对学科和课程思想认识的限制,导致教材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课改倡导的教材观认为,教材已不再是教学内容的全部,而是可变的、发展的和开放的,是引导学生认知发展、生活学习、人格构建的“文化中介”,是师生对话的“话题”。生物教师在使用教材、实施教学过程的同时,应该成为教材二次开发的主体。 1.教师要本着“依靠教材而不依赖教材,超越教材而不脱离教材”的原则,丰富教材的内涵,拓展教材的外延,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增减、改编、重组等,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2.教师要创造性地根据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构思,创设适当的教学情境,设计与学生心智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学习方式,组织学生有效开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使教材成为“学材”。 案例2 在讲授高三选修教材中“人的体温及调节”时,笔者创设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教学情境,导入主题:请同学们回想冬天在室外时,脸和手被冻成什么颜色。有的学生说:“冻得发紫。”有的学生说:“冻得发红。”笔者又会接着问:“冬天我们刚刚从浴室洗澡出来,脸色和皮肤颜色如何?”大家说:“红彤彤的。”立即有学生说:“怎么都是红色的?”此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好奇心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于是一场热烈的讨论和互动就开始了。这样,学生就带着饱满的热情进入该节课的学习。 3.教材受篇幅和结构体系的制约,有些内容省略了探索过程,只给出了结论,这给教与学都带来了一些困难。教师在教材二次开发中可以对结论进行问题化处理,通过铺垫性知识,列举实例等把结论细化为系列化的阶梯问题,重视生物学史实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便于学生层层探究。 案例3 “对DNA复制方式的探究”进行设计 师:为了探究DNA复制的方式究竟是全保留的还是半保留的,你认为应该怎么设计实验? 该实验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可引导学生意识到该实验的关键是不同复制方式子代DNA的双链组成不同。然后教师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几个简单的问题,引导学生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进行探究。 问题1:若要区分母链和子链,可采取什么办法? 问题2:若要标记母链、子链,可选用什么元素? 问题3:若亲代DNA是的,放在的环境中进行培养,则子一代、子二代DNA会含有哪种氮元素? 问题4:若是全保留复制(或半保留复制),对亲代、子一代、子二代的DNA分别进行离心后,DNA会如何分布? 教师通过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设问,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思维和探究,从而掌握知识,形成能力。 二、生物课教学的新视角 从生物课教学的视角看,生物课改是一个革旧鼎新的过程,生物教师只有在实践一反思一再实践的轮回中,才能真正融入课改,实现专业成长。 课改的关键是改课。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课程实施,课程实施的基本途径是课堂教学。《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明确指出,课堂教学应创设有利于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的课程实施环境,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合作交流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然,传统的课堂教学与课改对课堂教学的要求相去甚远。倘若不改课,课改则流于形式。改课既是课改的本质要义,也是课改的难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课标》的实施,实际上是一场课堂教学改革的攻坚战。因此,课改必须改课,只有这样,课改才能深入、持续、健康地发展。 1.课堂教学的前提是教学设计,改革生物课堂教学从操作层面上讲,必须变无效、低效的教学设计为有效、高效的教学设计。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给学生留足自由思维的空间,形式上不必过于琐碎,结构上不必过于封闭和程式化,而应体现出内容上的概要性,以便在课堂上能适应新情境、容纳新内容、确立新策略,为师生互动交流、互生新知、互建新情留有余地,从而实现课堂教学的生态化。备课方式从思维狭隘、负担繁重的个人独立备课转变为集中智慧、同伴互助的集体备课,从形式主义的抄写教案转变为思考注重实效的“教学结构”。 案例4 记高一生物备课组的一次活动(节选) (周四下午,高一生物备课组办公室) 主备人:张老师 课题:有丝分裂与减数分裂的辨析 张老师:本节课的难点主要是两种细胞分裂过程图像的理解与辨析,如何解决?我觉得这部分内容如果全由教师简单地说教,效果肯定不行。一下课,黑板一擦,学生就会基本忘掉,那如何来突破这一难点? 潘老师:我认为这部分内容应尝试通过学生建构模型,并根据模型总结出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的规律。 朱老师:我认为潘老师讲得很好,我去年教这部分内容时,就先采用了这一方法将学生进行分组,给每组发大小相同的白纸12张,分别代表有丝分裂,减数Ⅰ,减数Ⅱ的前、中、后、末4个时期的细胞轮廓,并在每张白纸的右下角写上具体的分裂方式和时期,提供2种不同颜色的橡皮泥,用于染色体的构建。 刘老师:我认为用细铁丝来代表染色质,高度螺旋化时把细铁丝绕在铅笔上形成螺旋状,变短、变粗。这样,就可以形象地表示染色质螺旋化形成染色体,以及解螺旋再形成染色质的变化过程,效果很好。 2.生物教学设计要采用“双案制”, 除教案外,还必须设计好“学案”和作业。为保证学生在课堂中的有效思维时间,要求学案必须提前1~2天发给学生,先学后教。教师要精选课后作业,倡导针对不同学生布置分层作业,确保训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案例5 能量之源——光与光合作用(2)学案结构(节选) 学习目标(略) 知识准备:复习第三章第二节(细胞器——系统内的分工)中的叶绿体相关知识。 自主研习: (1)阅读课本,光合作用的过程?发生的主要变化? (2)填写表格(略),比较光合作用2个阶段的异同点,理解光合作用过程变化的实质。 (3)从光合作用变化的过程分析,有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光合作用的过程和效率? 合作探究: (1)如果你是一位农民朋友,那你在大田种植农作物的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效率,从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并叙述理由。 (2)填表:比较光反应与暗反应的异同,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的异同。 适度拓展:叶绿体是光合作用的场所,那么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都有叶绿体吗? 3.从“经验教学”走向“反思教学”。常规化的惯例和习惯往往支配着我们的生物教学行为。如果一位生物教师只满足于经验的获得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反思,那么,其旧有的观念和不当的教学行为就难以改变,教学就可能长期维持原有的水平而停滞不前。可见,教学反思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深入推进生物课改的今天,尤为如此。笔者在教学中建议老师们从“行动前”、“行动中”、“行动后”进行反思。“备课”中的反思称为“行动前的反思”,课堂教学中的反思称为“行动中的反思”,课后的反思称为“行动后的反思”。但无论何种反思,都必须“针对教学事件并以有效教学的理念去设计教学活动”。有效教学的地平线永远在前方。在生物教学中推行反思教学大有可为,也一定大有作为。 案例6 教学反思:我问自己 课前:上一节课,我的课堂里发生了什么教学事件?这与什么问题相关?这个问题我以前见过或听说过吗?别人曾经遇到并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吗?别人是怎么解决的?我能否借鉴别人的想法或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否涉及某些“教学理论”问题? 课中:课堂里发生了什么教学事件?我应该怎样去解决应对这些教学事件,而我这样应对合理吗?我该怎样调整我原先的教学方案? 课后:刚才教室里发生了什么教学事件?这些教学事件暗示了什么?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问题,该怎么处理? 三、生物教师专业培训的新视角 从生物教师专业培训的视角看,课改培训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培训者只有创造性地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才能使教师真正从中受益。 当前的课改培训往往存在一些倾向:要么就高,高到大谈教育理论而不言课本;要么就低,低到只谈教材的重难点而不言教育观念。两者都不利于我们的课程改革,对提高教学效益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要改变这一状况,笔者认为,关键是做到以下几点: 1.要注重培训的实用性,也就是要面对眼前的问题,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眼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课堂中的问题,或者就是马上要发生在课堂中的问题。因此,培训和教研的重心要移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来。 2.要注重培训对象的层次性。课改的问题说到底是教师的问题。教师面临新课程,既是专业发展的机遇,又是对专业素质的挑战。教师适应新课程的个体需要不尽相同。通识培训是必要的,集中研究也是必要的,但有这些还不够。培训必须有层次性,要分层解决每一类教师在教学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否则,培训活动搞得很热闹,但教师的教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效益低下。 案例7 笔者所在学校生物教师分层培训计划(节选) 教龄5年以内的教师,由于经验不足,培训主要以“单元教学研究”为切入点开展研究。这一类教师要以“单元”为载体,领会“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分析教学活动的组织意图及要求,研究学生的基础知识与经验水平,优化教学方法,设计科学教学的基本过程。 教龄5~10年的教师,教学经验比较丰富,培训主要采用“主题式”研究活动,通过解构与主题相关的教学片断,探讨同类问题的解决策略,分析总结应对办法,更进一步地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教龄10年以上的教师,具有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培训主要采用“理解式”研究方法。“理解式”即理解教育经验、改造教育经验。培训旨在从更高层次上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培养一支引领学校课程改革的队伍。培训的中心是“理解经验”,引导教师以教育理论为视角表达、展示、整理、理解、改造、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 四、生物考试评价的新视角 从生物考试评价的视角看,课改与评价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考试评价只有真正发挥其正确的导向作用,课改才能真正摆脱“镣铐之舞”。 《课标》明确指出:评价“既要关注学习结果,也要关注学习过程以及情感、态度、行为的变化,创设一种‘发现闪光点’、‘鼓励自信心’的激励性评价机制”。从总体上看,评价应有利于学生对生物知识的自我建构,有利于激发学生对生物的学习兴趣,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笔者认为,与课改相适应的考试评价至少应做到以下方面: 1.教学评价要以学生发展为核心,以学评教。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状态是有效生物教学的基本表征,也是教学评价的根本依据,课程目标实现度、学生主体参与度、师生交融互动度、师生行为有效度、学生主动发展度等是教学评价的基本依据;学生的学习兴趣、习惯、过程、能力等也应该成为衡量学业成就的指标。这方面我们还缺少系统的研究。 2.教学效益评估要科学完善、操作性强,既要抛弃唯成绩论,也不必谈分数色变。一提考试有人就说是搞“应试”教育,一提成绩考核有人就说是与素质教育相背离。这种观点是“简单线性”思维在作祟。毋庸讳言,对于高中生物教学评价来说,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是绕不开的话题,从目前看,这些考试从形式到内容与课改的发展相比,有一定的滞后性。笔者认为,只有广大教师在评价的主体、形式、内容、功能等方面不懈探索,考试评价终究会回归正确的导向,课改终究会摆脱“镣铐”,自由挥舞 课程论文:新高中化学网络课程的构建和实施策略 【摘要】新课程的实施以及网络环境下教学过程各要素的角色、地位、作用发生的很大变化，必将引起课程和课堂的重构，引起“教”与“学”理念和方式的变革。本文探索新课程改革环境下构建有新意但又不脱离现实基础的、具有个性化的学科网络课程，为学习方式的变革提供资源平台、管理平台和交互平台，并探讨学科网络课程的开发和实施中教师应有的课程现和教学策略，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价值观和体现学生个性发展的课程和教学目标。 【关键词】课程观；网络课程；教学策略 一、引言 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拉开了帷幕。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构建学科网络课程，突破传统文本课程知识的陈旧、文化的保守等局限性，是构建个性化学科课程的一种新模式。而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程的实施，因此，在学科网络课程的开发和实施中要求教师应具有新的课程规和教学策略。 二、新高中化学教材的特点与局限性 1．新高中化学教材的新特点 （1）新思想：在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注意训练学生的科学方法，结合化学学科的特点对学生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 （2）新结构：注意正确处理知识的逻辑顺序和高中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顺序以及认知规律的关系。对习题总量和难度、适度问题进行了控制，并注意了题目的梯度和知识的衔接与跨跃问题，在加强知识的应用和知识的迁移方面给予了重视。 （3）新措施：注意反映化学的发展和与现代社会有关的化学问题，把有些问题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启发学生思考，使学生了解化学与社会、生活、生产、科学技术等的密切联系，以利于学生理解所学的知识和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改进实验方法和手段，使实验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如新课的引入，重点、难点的突破，知识的深入（引导、研讨）等，以充分发挥实验教学的综合效益；注意实验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新教材还编入了一定量的家庭小实验，以增加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4）新版面：新教材语言生动活泼，采用比喻等手法，注意层层引导，使教材具有启发性，以吸引学生自觉地阅读教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重视图画的作用，编入了一定数量的彩图、章头图、插图以及实物照片等，使学生见图知意，印象深刻。 2．新高中化学文本课程的局限性 新高中化学文本课程注重将传授知识转变为体现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做人。但是，由于文本教材出版周期较长以及文本课程内容的单一媒体和线性结构，决定了课程知识更新缓慢和文化相对封闭保守等缺陷，新课程的目标价值难以真正实现。 三、新高中化学网络课程的设计与构建 1．网络课程及其特征 网络课程就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包括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和网络教学支撑环境，其中网络教学支撑环境特指支持网络教学的软件工具、教学资源以及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实施的教学活动。网络课程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基础性。满足每个学生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学生提供最基础的人类文化知识，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学习方法。二是多元化。课程内容适应不同教学模式的需要，具有差别性和选择性，以适合不同发展水平学生和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三是现代化。教学手段采用网络及多媒体技术等新的教育技术；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根据现代科学及学科发展的新变化，组合、选择和增加新内容。四是开放性。强调学习与学生生活、社会发展的联系；课程实施过程要体现民主性和尊重个性发展的原则；提倡教学活动的多样性，教学时间和空间的开放性，学习方式的自主选择，评价标准的差异性。五是综合化。重视课程的综合化，体现课程的整体性，提倡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注重科学原理的认识和掌握，又注重态度、方法、精神的综合培养。 2．新高中化学网络课程设计的课程目标框架图 新课程目标价值指向（如图1所示）： （1）基础性目标：使全体学生具备国家规定的化学学科基础学力，具备能适应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应有的化学素养。 （2）拓展性目标：增强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拓展知识体系和容量，发展思维能力，具备深入学习所必须的学科基础。 （3）发展性目标：使学生能综合运用化学及相关学科知识，进行思考和探究，形成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 3．学科网络课程结构 按新课程目标价值指向构建的新高中化学网络课程结构图如图2所示。 （1）横向结构 课堂教学网：主要适用于同步讲授式的课堂教学，相关页面中内嵌表单，供师生的提问和回答。此外，通过链接相关站点解决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与学习过程时间的有限性的矛盾、教师个体拥有的教学资源的有限性与社会性知识迅速更新和增加的矛盾，并通过多媒体演示使教学更直观、更高效。由于在中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并没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完全分离，学习过程中教师和媒体将同时作用于学生，课堂教学仍然是中学教学的主要环节，课堂教学网为课堂教学的高效进行提供强大支持。 课程学习网：解决传统课堂教学的弱点。知识的习得和运用都不直接接触客观实际，缺乏直接经验的过程及其方法的教育；缺少知识发展过程的历史叙述；忽视具体知识结论的相对性和条件性。课程学习网提供全新的学习内容呈现方式，不但形成对学生自主性学习、协作学习掌握学科知识的方法和体验的支持，而且通过网络的链接与多媒体演示以及讲座，突破学科课程的封闭性，形成对研究性学习等学习方式的信息资源支持。 研究性学习网：主要是对研究性学习过程实施动态管理，使研究性学习能够有效、有序地进行，是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的网络平台。高中阶段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和经验的 总结需要教师进行个案的启发和理性知识的指导，开设学科知识讲座对指导学生选择课题、开展研究活动是必要的。综合课程讲座使学生获得选题上思维的发散性。通过化学与社会、化学与生产和生活、化学与其他学科的渗透等讲座，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科学使命感。 综合资源网：传统学科课程强调知识的系统性、结构性，但传统的学科课程也同样受到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方法论的局限，表现出知识陈旧、文化保守等缺陷。综合资源网对学科设置及内容进行选择与组合，提供综合化课程资源，体现课程的整体性和发展性。 （2）纵向结构 教学管理区：教学行为和学习行为的管理，支持同步的班级教学和适应个体差异的异步教学。 资源管理区：学习资源、链接和多媒体演示，合理配置学科资源，突破传统学科课程知识和思维的封闭性。 讨论交流区：BBS课程论坛、网上答疑、E－mail、OICQ等。支持实时和非实时交流，拓展学科课程教学时空。 练习测试区：作业及反馈系统，支持学习者自主学习和自我检测，并为学生提供学习成绩网络管理服务。 四、学科网络课程开发和实施中的课程观及教学策略 1．教师和学生要具有新的课程观 以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教育封闭的教学理念。学科网络课程的构建和实施，突破了传统学科课程知识陈旧、封闭保守等局限性，为学生构建一个自主学习和发展的、开放的环境；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价值观和体现学生个性发展的课程目标，使教师和学生成为课程的创造者和主体。 2．教师要促进学习方式的变革 新的课程观把教学的本质定位为交往，即教学过程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交往过程。学科网络课程的开放性、超文本和多媒体、非线性结构及整体性，要求学生必须变革传统的学习方式，学会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教师应当成为这种变革的促进者，帮助学生检视和反思自我表现，明了自己想要学习什么和获得什么；帮助和指导学生寻找、搜集和利用学习资源；帮助学生设计适当的学习活动；帮助学生发现他们所学东西的个人意义；帮助学生营造和维持学习过程中积极的心理氛围；帮助学生对学习过程和结果即兴评价，并促进评价的内在化。 3．教师要帮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 肖川博士认为自主学习就是所有促进学生发展的学习，其特征为：学习者参与确定对自己有意义的学习目标的提出，自己制定学习进度，参与设计评价指标；学习者积极发展各种思考策略和学习策略，在解决问题中学习；学习者在学习中获得有情感的投入，学习过程有内在动力的支持，能从学习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对认知活动能够进行自我监控，并作出相应的调适。新高中化学网络课程超越了传统的教学时空，具有支持同步的班级教学和异步的个体学习的教学平台，具有支持实时通讯和非实时通讯的强大交互功能，同时还具有教学行为管理的功能，教师要学习和研究利用以数字化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为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4．教师要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是新课程所倡导的主要学习方式之一，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或途径，让学生主动地探索、发现和体验，学会对大量的信息进行搜集、分析和判断，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研究性学习的目标包括情感体验、构建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求教师精心创设情境，启发引导学生充分参与和主动探究和谐统一的过程式、情境化的教学。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生自己探索和学习，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去发现规律，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提高能力。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模式如下（图3所示）： （1）提出问题。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本着创造性、实用性、新颖性的原则，寻找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可以激发学生兴趣的材料，创设出特定的情境，向学生提出要研究的领域，引导其发现并提出需要探究的问题。 （2）探索研讨。针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计划。通过在网络上建立相关的课程信息资源库，运用相关链接、E－mail、BBS课程论坛、OICQ实时答疑等手段，引导学生将搜集、整理得到的有关资料，结合亲身实践，通过分析、综合、归纳，得出初步的结论。 （3）总结提高。在网络教学中，教师的主要职能应从传授知识转变为对学生学习的指导、信息素养的培养和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在这个阶段，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初步结论开展相互交流、补充和完善，进而总结出较为严谨、正确的专题报告。 5．教师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 人的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练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教师应当传授进行创造活动的必要的知识技能、策略方法。学科网络课程的开放性、综合性和非线性结构为开展“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和“以项目为中心学习”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强调通过设计真实、复杂、具有挑战性的开放性情境，引导学生参与探究、思考，让学生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来进行学习。教师可利用学科网络课程的综合性为学生提供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帮助学生运用计算机网络等媒体整合不同学科领域的内容，使学习更有针对性和使用性，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 6．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发展 在现行技术条件下，学科网络课程的最大缺陷是难以表现学科行为性的内容和情感性的内容。因此，在学科网络课程的实施中，既要体现学科知识的特点，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更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利用网络课程的开放性创建和谐、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加强师生的交流、沟通。尊重和关注每一个学生，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学校教育的特点是以教师为主体，教师在智力、情感、个性、精神和人格等方面对学生的影响是任何机器所不能代替的。因此，在学科网络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的育人的责任显得更加紧迫、更加重要。要求教师一定要加强自身的修养，不断完善自己。 五、结束语 在学科网络课程的构建和实施中，课程与教学过程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关系，课程不再是一种指令和规定，教学也不再是被控制、被支配的一方。由于教师和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教学过程成为课程内容持续生成和转化、课程意义不断建构与提升的过程。课程不再是孤立、封闭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体验的、动态的、生长性的“生态系统”和完整文化。新的课程观要求每个教师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策略和构建新的教学模式，让课程和教学能够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 课程论文:房地产行政管理的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 房地产行政管理是房地产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相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1],它主要研究在房地产经纪领域内,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作为房地产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它对于帮助学生打好理论基础,了解房地产管理的政策、法规级管理规定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提高分析和解决房地产业和物业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搞好这门课程教学方案设计和实施是十分必要的。 1.课程教学方案 制定课程教学方案是课程教学的基础和首要任务[2]。近年来建筑工程学院开展毕业生职业岗位适应情况的专项调研为基础,全面修订了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对课程教学方案的制定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房地产和物业管理课程组的成员,以高等职业教育理念为先导,全面分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课程教学目标,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团队、教学环境、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系统思考和设计了本课程教学方案。 课程教学目标是制定课程教学方案的基础和落脚点[3]。《房地产行政管理》课程以“懂”与“会”、“学”与“做”、“知识”与“能力”的跟进关系为主线,主要设计了掌握房地产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房地产行政管理工作流程;依据目前建筑市场特征,能够实际进行市场调研、分析,项目实践的参与,对房地产管理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通过实务、案例、实际调研、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目标规划,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培养团队精神和创新能力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位一体”的具体教学目标。 课程教学团队明确课程教学目标的基础上,从建筑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咨询公司邀请企业专家和技术骨干,针对岗位任职要求,共同研究、设计了本课程教学方案,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根据房地产企业行政管理的实际工作过程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编制课程标准和具体授课计划,合理选择教学场所。 (2)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推进“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打破传统单一的知识传授教学模式。在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构架下,课程教学方法由传统的归纳、分析、综合等方法向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现场教学法等模式转换。 (3)结合房地产行政管理岗位任职要求,在分析典型工作的基础上,系统创设教学情境,实现模块化教学、模块化考核。 2.课程教学方案实施 (1)教学内容 按照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思路,针对房地产行政管理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科学创设学习情境,认真选取教学内容,本着“基础知识以必须、够用、兼顾后续发展为度”的原则,根据市场对专业技术人才不断细化的要求,将《房地产行政管理》课程的学习情境确定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房地产开发建设管理、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和物业管理政策与制度等。为了确保教学组织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论证该课程与其他相关课程之间的内容衔接及渗透关系,使理论教学和案例分析一体化,实现了课程内容的整合与秩序化。 (2)教学方法与手段 为了更好地推进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团队积极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创建一系列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如“实例+实战”教学法、“沟通+鼓励”教学法、“项目驱动+情境体验”教学法、“启发+互动”教学法和“学+做+考+创”教学法等。在教学组织进程中针对不同模块的内容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的听、说、写、做的能力。随着教学方法的更新和改革,实现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教师普遍采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教育手段进行教学,应用网络教学平台与学生互动,开发了与课程教学模块对应的教学课件、教学视频,实现了专兼教师在网络空间内共同组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