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数据时代下的档案数据信息管理 大数据时代下的档案管理更为关注原始数据的全面性、完整性以及数据的实时更替性，导致了档案数据庞大而多变。通常，在当下某一时段很难对所有数据是否具有价值进行准确合理地判断，因此就需要对所有数据加以准确存档，以备后用，由此便形成档案数据“海量”的特点。 （一）大数据时代下的档案数据信息快速处理 早在2003年，国家档案局便针对建设开放档案资源共享利用系统项目而明确提出了构建“一站式档案信息资源服务门户”的构想与计划。传统档案数据信息处理一般需要一定的归档时间，且数据利用离不开阅览室阅览、复印本制作等过程，因此难以达到快速处理。与之不同的是，大数据同云计算互相依存，大数据下的档案数据信息处理旨在对海量信息进行分布式挖掘，很显然，单台计算机达不到这一功能，唯有依靠云计算分布式处理、存储以及虚拟化技术才能够得以实现。与传统静态处理方式不同，“实时动态”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依靠云计算，各类档案资料信息能够打破空间限制，在检索功能提交之后，“一站式”在全国各云平台档案馆、信息中心接受调度，智能组合、去重，从而实现交互式自检以便于人们利用。在这一快速处理过程中，传统的案卷概念（包括形式与内涵)消失殆尽，海量的数据存储、处理、传输以及智能搜索都能够快速实现。 （二）大数据时代下的档案数据信息价值 传统档案管理方式固有的条块、部门分割致使档案共享实现难度较大，蕴含的数据信息价值难以被深入发掘与利用。与之相比，大数据时代孕育档案管理工作更为真实、有效，同时将存储、展示与搜索等工作环节交由各大信息中心、档案馆的云平台负责，这便使得信息共享以及平台公益性、服务型价值得以体现，借此实现了档案数据信息的永久性。具体来说，大数据时代下的档案数据信息价值依赖于平台共享性、档案数据的可挖掘性以及档案管理服务性。借助于平台共享性，未来各行各业、组织间乃至跨地域间的信息互通有无将变为可能，档案数据将真正从封闭走向开放，真正突显档案管理价值。从档案数据的可挖掘性来看，基于数据挖掘工具，于海量数据中零散分布的数据互为关联（如某一行业中碎片化信息的有效整合)，其价值势必远高于孤立信息。此外，通过利用数据挖掘算法，基于检索关键词，可以得到不同档案利用者间的关联性，从而快捷定位搜索档案信息。 二、基于大数据时代如何优化园林绿化档案管理工作 园林绿化档案归属城建档案，是园林绿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对各种与国家、社会建设有价值的关于园林专业的原始记录（包括各类图纸、文字、实物)。在《城市建设档案分类大纲》中，园林绿化档案为其中一类，覆盖绿地、名木名树、公园、苗圃等。 （一）基于大数据时代的现代园林绿化档案特点 一是专业性。园林绿化档案具有显著的专业性，是涉及园林绿化科技、各类生产活动等极具专业技术特点形式的记录。在园林绿化建设中，各类绿化植被种类的选择需要以其自然习性、生长特点等为基础，并结合当地生态特点而开展规划设计、种植养护以及日常布局等。因此，园林绿化档案记录的形成以及相关管理工作的开展（如核实位置、数量等现场调查等)都极具专业性。二是各部门综合配合与复杂性。现代化园林绿化工作往往离不开各部门共同参与，如给排水、水景工程、土木建筑、电力工程等，从园林景观的布局到工程实施与后期维护，都离不开各部门乃至各行业的协调，因此所产生的档案资料综合且复杂。三是动态性。动态性主要与园林工程极大的可塑性空间相关，可以为建筑者提供较大的施展、发挥空间，以此形成了较多的选择配合方式。大到环境工程优化，小到植被生长、维护，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仅依靠人力手工去记录其变化工作量巨大，难以实现，唯有依赖大数据收集、处理方式才可得以实现。四是社会及开放性。这一点与园林绿化本身所具有的公共事业性质密不可分。 （二）大数据时代优化园林绿化档案管理工作的对策 一是构建基于先进技术手段的园林绿化档案大数据资源。大数据时代下的云技术、物联网、4G移动通信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使得数字档案建设成为了可能。园林绿化档案管理工作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在完成既有“存量数字化”工作的同时，努力推进“增量电子化”进程，即在既有档案基础上扩大档案数据收集范围，尽可能实现覆盖全寿命周期的电子档案构建。例如，针对园林绿化工作中的古树档案收集，可以以射频识别手段对其属性进行鉴定，以GPS技术开展古树位置准确定位，并以智能传感技术实时记录适宜其生长的温湿度、光照、土壤温度等。通过围绕古树形成基本属性资料、生长环境、后期维护等系统资料，而构建多种形式、多种格式共同组成的档案大数据。二是搭建园林绿化档案数据共享平台。基于上述大数据资料，以先进的资料收集、共享平台开展数据的实时传送、交互，达到开放性、共享性效果，能够有效实现各园林绿化参与单位根据自身工作进度与需要上传、下载数据，最终确保园林绿化数据完整度。平台搭建这一工作环节与当前国家档案局颁布的民生建设发展规划良好契合，决策者能够登录平台并实时掌握数据变化动向，判断园林绿化工作状态；园林绿化工作者也可以快捷地进行数据检索及深入价值挖掘；社会各界人士也能够根据自身喜好随时登录平台，欣赏喜爱的古树、名植并了解养护知识，从而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园林绿化意识。基于此，整个社会关注园林绿化、热爱园林绿化的热情便能够逐渐得以培养。三是着力提升园林绿化档案管理的贡献力。与传统园林绿化档案价值相比，大数据时代基于各种先进技术的园林绿化档案管理工作价值能够更为突显。传统工作中，档案形式古板，缺乏灵活性，极大地阻碍了共享、利用价值的发挥，而与此相对应的大数据时代下的园林绿化档案能够从宏观上为民生改建工作服务。基于现有的档案数据，大到其他相似环境绿化工作的类比、类推工作，小到某一棵苗木生长情况的评估（虫害、浇水等)及维护措施（修剪、施肥等)的制定都能够得到切实落实。

随着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信息网络化已经全面普及了。档案管理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档案管理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传统的档案管理。如果想要利用信息网络化来对新的档案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就需要做好网络化时代的档案管理措施，可以让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档案管理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信息网络化时代档案管理的本质 档案信息网络化管理本质上就是把数字化的档案信息，运用网络进行传输与保存到网络数据库中，对其整理后再把信息化的档案信息给通过网络进行搜索的社会用户，从而达到档案信息的网络传播与网络保存处理以及网络查询传输交流。信息网络时代化的档案管理实现了最大范围的档案资源共享。因此，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档案管理是加强信息化档案社会化服务的必然要求。在信息化背景下，信息化档案管理人员需要运用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方式对信息化时代的档案进行有效的管理，才可以使信息化档案更好地为社会进行服务，这是信息化时代档案管理工作的紧急需求，也是社会信息化服务发展的必然需求。 二、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档案管理存在的不足 （一）档案管理人员受重视程度较低。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档案形式多种多样，档案管理的专业人员比较少，其受重视的程度也比较低，信息化档案信息的使用人数比较庞大和杂乱，文化层次差别略大。我国信息化档案信息样式多，时间跨度大，档案信息内容较广泛，然而我国从事档案工作的专业人员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档案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还要忙于其他一些繁琐的工作，以至于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对档案的价值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就使档案管理人员没有办法更好地为社会提供相应的档案信息服务。 （二）档案管理制度比较落后。传统的档案管理制度比较封闭，对于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档案管理没有明显的帮助。目前，我国的档案管理工作属于松散型管理状态，同时因为国家对于档案管理投入的资金有限，信息网络化档案管理的软件开发一直属于缺乏的状态，因此我国对于信息网络化的档案管理依然使用较低级的档案管理软件。 三、信息网络化时代档案管理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提升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不断地提升自己，才可以让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档案管理实现其本身应有的社会价值。在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档案管理中，有较多的新情况需要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去进行深入了解，也有较多的新问题需要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去解决，因此这就需要我国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必须要与时俱进。首先，在信息网络化时代，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需要自主地去接受培训、学习有关网络的知识，例如，网络的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网络的档案信息分布与查询方法，学习通过网络对档案信息进行发表。其次，档案管理工作人员需要拥有整合网络化档案信息的能力。通过网络，把分散在各个区域的档案进行整理，给广大用户提供资源。最后，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需要拥有发现网络档案信息的能力。如果想要从根本上来提升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水平，就需要档案管理工作人员适应信息网络化时代的需求。 （二）加大对网络化档案管理的资金投入，并完善保障手段。随着我国信息科技的发展，知识也随之不断地更新发展。只有充分运用信息网络化科技成果，并且不断地更新档案管理设备和提升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档案管理工作才可能紧跟时代的脚步，进而适应信息化时代档案管理的要求。由于目前档案管理部门的管理设备比较落后，因此这需要我国政府把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档案管理计划到我国有关网络建设的预算当中去。另外，档案部门也可以通过目前已有的档案信息资源库为社会进行服务，把获得的经济收益投入到网络的建设中去，使档案体现出其自身的经济价值。 （三）加强档案信息网络化建设的标准。想要在信息网络化时代有效地管理档案，需要加强档案信息网络化建设的标准，这有助于创建我国统一的高质量的国家档案信息网络化的系统，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全面和快速以及准确的服务。同时，通过加强档案信息网络化建设的标准可以有效地促进档案管理部门的发展。 （四）加强对网络的保护，确保信息网络化档案管理的安全性。档案信息的管理工作需要严格保密。随着我国信息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网络木马黑客等病毒的出现，对于在信息网络时代的档案管理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也时刻威胁着档案信息的安全。想要确保在信息网络化时代档案信息的安全，就需要注重网络保护，提高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相关技术水平。 四、结束语 我国档案管理工作已经从手动档案管理时代转变成以计算机为主的网络化档案管理时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传输网络化，为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档案管理提供了科学技术保证。尽管如此，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档案管理也出现了不足之处，有待档案管理人员进行思考，来解决这些不足之处。对档案进行有效的管理与利用，可以有效地为网络化时代的档案管理提供更好的建设服务。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现实主义理论家尚弗勒里不仅在1855年发表的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中，提出艺术应真实地表现当代生活，而且之后还宣称：“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① 库尔贝等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既反对僵化了的新古典主义，也反对追求抽象理想的浪漫主义。他们认为现实生活本身便是最适当的题材来源，无须进行粉饰。他们坚持表现当代生活，并以人文关怀的姿态描绘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观念自20世纪传入中国，它的生根首先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我需求，并伴随着中国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而发生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 一、科学写实精神 20世纪之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豁然醒悟：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客观世界，都可以实证地认识、科学地把握。这正如等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是有规律地发展和演进的。这种思想渗透到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由此，具有科学和民主思想内核的写实绘画在中国盛行就尤其具备了合理性。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发出的疾呼“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是20世纪最早对中国画进行清算和讨伐的文字，也是最早在美术上提出向西方画学学习的文献。该文通过为作者自己的“万木草堂”藏画编目作笔记的形式，对中国历朝画作的发展作了梳理和品评。文章从《尔雅》、《广雅》和《说文》等上古文献中释读“画”作为“存形”的文字本义始，进而论证所谓图画之制，就是“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忘形也”，这是康有为提出向西方画学科学性造型体系学习的逻辑起点。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把改良中国画作为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他在《美术革命》这篇文章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任务就是改良中国画，而改良中国画就是要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②。因此，他比康有为更为猛烈地抨击所谓“王画”，指责它们是“临”、“摹”、“仿”、“抚”中国恶画的“总结束”，他提倡的是能够自由发挥、抒写个性、不断创造的新美术。可以说，革“王画”的命，冲破文人画的禁锢，倡导写实精神，是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美术革命中的体现。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世纪20年代，无论思想认识还是鉴赏研习，既存在怎样认知西洋美术的问题，也有怎样追问民族艺术存在价值的问题，两者都关涉到艺术创作中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1917年负笈日本的徐悲鸿，又于1919年赴法留学，《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即发表于他留法的第二年。在中西画法的比较上，在中西美术道路的选择上，他都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味，因此，该文开篇就提出了民族振兴与画学的关系。画学上所谓的“颓坏”，其实是“守旧”和“学术不独立”的结果，他为画学的振兴开出了“中国画改良”的方案：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守住佳者、继承垂绝者；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的缺憾，必须改之、增之、融之③。中国画改良论无疑是中体西用方案，它和“中西合璧”、“西画化”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存在较大区别。《中国画改良论》同时阐述了徐悲鸿倡导写实绘画的思想，即关于“妙”和“肖”的关系。在他看来，未有“妙而不肖者也”，“故妙之肖为尤难”。因此，他“实写”的主张既来自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写实绘画体系，也本源于对中国传统绘画“不能尽术尽艺”的痛陈，而写实主义的思想和技巧，无疑更加强了他对于中国画“实写”的迫切性认识。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和写实主义主张为20世纪人物画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这个世纪人们对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认识。 徐悲鸿执意推崇写实主义，不仅受到了那些引进现代主义的画家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传统中国画家的围攻。从维护中国画纯粹性的角度而围攻他的，主要是指责他用素描替墨，用写实造型取代了意象写形。徐悲鸿所谓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而师法造化，“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这就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素描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④。 在文人画家看来，艺术是和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分析等背道而驰的，因此，文人画以极不形似为立论，中国书画乃至中国艺术都以表现主观为旨归。但“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毕竟是深刻认识到了科学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都无一例外强调绘画写实精神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科学求真的理性精神的崇拜。关于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梁启超在为北京美术学校作的“美术与科学”讲演中，阐述得更为明确。他推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认为绘画对自然的复现，是让主观符合客观的求真认知。他说：“美术所以产生科学，全以‘真美合一’的观念发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⑤ 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推动向西方画学学习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的写实绘画传统，它以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为科学手段，以“摹仿”和“再现”为美学内核。从欧洲绘画史的角度，这种写实绘画并非全是库尔贝、尚弗勒里等人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或许，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在中国人开始认识欧洲再现艺术之初，中国倡导写实精神的艺术家，还不能明确分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和同样具有写实精神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其他绘画流派在思想主张上的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具有科学写实精神的欧洲绘画文明的追求。 二、民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就是实证性地使主观符合客观；所谓“善”，就是对现实存在的人的社会关系即伦理道德进行价值判断；而“美”，则是表达客观现实及社会价值判断的审美理念。现实主义首先以承认审美的客观性为前提，并以表现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属性为主要的创作方法。 20世纪上半叶，蒋兆和的《流民图》不仅用写实的表现方法再现了中国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而且作品通过对流离失所的人民的形象塑造，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九方皋》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现实中的人物形象，但作品以写实的形象塑造和以历史、神话故事表达的对现实的隐喻，体现了写实绘画的民主思想。这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实际上，现实主义和写实绘画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表达的是艺术主体对于现实社会构成的一种审美判断。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虽没有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概念，但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创作都指向了现实。受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那些作品都成为投向黑暗社会的“投枪”和“匕首”。新兴版画面向现实的审美姿态，决定了其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走到大众前面，为救亡图存而呼唤和抗争。利刀劲笔，直面人生和社会，这正是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画种能够像版画这样活跃和兴盛的原因。这些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具有革命性、宣传性，有的还具有纪实性、叙事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战时版画作品的内容题材包含了抗战宣传、战争场面的描绘、战时民众生活的写照和对解放区新生活的讴歌与赞颂等方面，被誉为“几乎独步中华大地的形象化宣传战斗武器”和“历史的缩影”。它们“决不是冢中枯骨，换了新装”，而“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它们“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⑥。 到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进一步在学理上确立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内涵。它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的民主思想，其理论家斯塔索夫坚持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点来指导这个画派，这些原则是“美就是生活”，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美，也不在于去美化现实生活，而是要真实地再现生活。而作为绘画现实主义的精神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阐述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成为中国画家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艺术的第一个作用，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艺术再现现实，并不是为了消除它的瑕疵，并不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够美，而是正因为它是美的。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他进一步指出：“艺术作品的目的和作用，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是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⑦ 面向生活，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20世纪50年代，传统中国画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表现现实生活的问题。对此，王朝闻在《面向生活》一文中认为：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前人在反映生活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技巧之所以可贵，不在于它古老，也不只因为它曾经适当地为他们的创作服务，而是在于它可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以此来表现我们当前的生活以及生活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王朝闻明确指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对于客观事物的状况和性质的深切感受与理解，正是保证能够发挥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改变因袭陈套的作风、避免内容与形式脱离和充分运用想象的必要条件。”⑧ 这里，他不仅强调了“感受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不仅提出了面向生活对于作品主题选择与主题表达的决定作用，而且强调了“感受生活”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技巧的重要作用。 在整个50年代，强调艺术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现生活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但由此也产生了直接将生活搬进画面、直接在画面说故事、讲道理、宣传政治口号的现象，出现了在主题性创作中，以主题的大小及政治性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的问题。怎样区别艺术与生活呢，王朝闻用“一以当十”概括艺术对于生活的单纯化、典型性的创造作用，他特别强调了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的表达方式，批评了人们在创作中注重了共性而忽视了个性的对于典型性的错误理解。他说：“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在认识生活时，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能不能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切合特定艺术样式，塑造不落陈套的形象，典型形象。”⑨ 王朝闻关于“面向生活”和“一以当十”问题的论述，都是针对50、60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现状尤其是主题性创作而进行的关于现实主义实践性的理论探索，是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加以中国化和造型艺术化的理论发展。它反映了50年代前后，中国现实主义怎样把反映现实问题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问题的思想内涵，而典型性只是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怎样发挥主体创造作用的一个命题，现实主义的核心还是强调审美的客观性，而且作为一种主体创作，“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 三、理想现实主义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中国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美术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4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⑩ 虽然，认识和反映生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原有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从客观现实出发，从现实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去描绘现实，表现旧事物必然死亡、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用社会主义精神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因此，这个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它所谓的现实，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理想的现实，修正的现实。 “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就好像水中的倒影反映岸上的景物一样，只能反映近岸边涯上的一点，稍微远一点的景物就反映不出来了；这就是说，作者们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发展，看到它的将来，所以也就看不清现在，看不见生活斗争的巨大意义，看不见生活里的美；有些作品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实际上只作到反映狭隘的视线所能接触的生活局部的‘真实’，而不能集中地反映生活里存在的那些更高更美的东西，不能把生活现象和生活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不能把现实的斗争和未来的远景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的产生，我以为是美术家对于生活缺乏远大理想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艺术家对于生活没有理想，对于生活前进的道路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那么，他能用什么眼光来观察生活呢？他怎么能够在生活万象中去发现美呢？他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在劳动人民中起鼓舞斗志的作用呢？”这是蔡若虹1958年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番话。讲话不仅要求艺术反映现实，而且要求艺术能反映“更高更美”的现实，为此也要求作者“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方面，作者们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和想得不深，恐怕是创作思想的通病。什么是站得不高呢？高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从远处说，我以为高的立足点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近处说，就是政治挂帅。”(11) 艺术形象的塑造，离不开艺术主体的想象。现实主义认为想象不是对生活的臆造，而是作者对于生活的美的探索和体现。但理想现实主义同时又认为，想象“又是作者的美的情操在艺术创作中的直接反映”(12)。因此，理想现实主义不仅仅允许想象，而且提倡那种加入主观审美判断的“修正现实”的想象。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如表现抗日战争历史事件的《地道战》、《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之作，不仅注重对于历史主题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刻画，而且注重视觉艺术中对于文学叙述性瞬间的选择与描绘，注重艺术主体对于历史事件的想象与重构，注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即使像《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题材，也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不是悲戚哀恸、惨烈忧伤的实写，而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的想象与塑造。因此，“崇高”是50、60年代战争主题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的主调。“在生活里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情，作者不可能样样都耳闻目睹，更不可能样样都经过亲身体验，艺术的创造，也并不局限于生活实践的重复，生活实践无论怎样丰富也是有限的，而艺术的创造却是无穷的；这道理就在于植根于生活的想象在艺术里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未曾体验和无从目睹的生活现象，只要能通过想象，能通过作者思想感情的反照，也仍然能够发现和体现生活的美的光辉。”(13) 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是英雄与理想的颂歌，是现实理想对于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如果说理想现实主义对于现实和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是“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和客观真实取得一致”的辩证统一，那么到60年代中后期所总结出的“三结合”创作经验，以及“”中被极度庸俗化的创作方式，则将这种理想的现实主义推演到和“现实真实”背道而驰的“伪现实主义”之中。当理想现实主义夸大了“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在表现现实中作用的时候，同时也就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反面。而从理想现实主义滑落到“三结合”的创作模式，即“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14) 则已经和现实真实无关，它的负面影响必然会使艺术受到政治理念的支配——“美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的艺术就是要从属于我们的政治”。所谓“画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图解——第一，充分表现伟大的革命的时代精神；第二，必须描绘最新最美的题材；第三，必须塑造出最新最美的形象；第四，必须具有最新最美的艺术形式。然而“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首先要求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感情，要画革命画，先要做革命人”(15)。所有这些理念不仅不是现实的反映，不仅是用主题先行、观念先行替代现实，而且对艺术主体提出了所谓的“政治审查”要求，从而将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更换为关乎政治内容、政治身份和政治前途的惟一选择。 四、人本现实主义 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逐步实现的。解放思想，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们从极左错误思想的羁绊中冲决出来的重要武器。当时人们不仅要把曾经被神化的领袖还原到人的地位，而且要把对英雄主义的简单颂扬转换为更多地对社会现实的揭露，由此展开的种种论争，都和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相关联。1980年1月，《美术》杂志召开由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要只抱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放”，“今天谈思想解放，不应回到五六十年代，而应当迎接八十年代”等观点。在解放思想的“八十年代第一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由此开始。当时以笔名“奇棘”发表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16)，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异议的文献之一。文中提出质疑的，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它是从时间艺术假借到空间艺术从而取代了绘画的本质特征；二是我们都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绘画反映生活的广阔可能性失去了它潜在的力量，绘画内容狭隘到最终被规定的政治内容代替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切中了“”时期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要害，因此，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方法”提出的“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的矛盾”的疑问，也蕴藏着对于绘画艺术存在自身规律的肯定。 而胡德智发表在《美术》1980年第7期的《任何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一文，则首次提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精神”两个概念的区分。文章指出：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也不是现实主义流派所独占的，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表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这个论点的提出，在于矫正了人们长久把“现实主义流派”误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认识。作者也正是从这里引申出了两个话题，一是“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正确描写世界的方法”，二是“任何通向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显然，文章的本意，是通过这个论点来肯定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艺术流派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肯定现代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情绪，肯定现代主义反映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现实，尽管现代主义已远离对事物的描绘与再现。这样，也就为当时人们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在如何认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上，邵大箴说得更为准确：“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作为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作为表现手法，它和写实同一概念，只是一种艺术的写实，不排斥凭藉想象的夸张，其基本要求是明白易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表现手法是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强调“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态度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家决不会仅仅把艺术作为一种赏心悦目和自我娱乐的手段和工具，决不会满足自己的作品只有少数知音者而置广大群众的需求、接受能力与欣赏水平于不顾。相反，这些艺术家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表达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以自己的创作干预现实生活。这样的艺术家可以在画布上，在油泥中，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运用写实、寓意、象征、抽象等多种多样的手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将要产生的艺术效果，但他无疑是忠于生活和忠于自己的感受的。他决不会远离生活去拼凑去臆造，也决不会为了某种一时的需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趋炎附势。他要求自己反映的内容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要求自己的艺术语言为更多的人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写实的手法通常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采用。”作者并不认同“一切艺术流派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他提出的观点是辩证的：“我们应该有气魄，有胆识，肯定现代派艺术中一切从内容到形式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东西，但不能全盘肯定现代派，不能不加分析地给现代派送上一顶‘现实主义’的桂冠。”(17) 这些文章在廓清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误区，特别是从美术图解政治的主题性创作和伪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总括起来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人们认识的现实主义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清理： 1. 现实主义不应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不应以文学性的描绘削弱或取代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的本质特征。2. 现实主义具有两个基本内涵：既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方法。3.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再现，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或者通过对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描绘体现艺术主体的人文关怀。4.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和写实属同一种概念，但写实仍包含着艺术主体的想象创造。5.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并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历史上许多艺术流派、许多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当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思考和呈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6. 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真实，尤其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意愿难以得到实现的时候，暴露与批判也因此成为现实主义艺术表达这一意愿最有力的武器。 因此，顺理成章地，新时期美术的起点就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暴露与批判开始的。连环画《枫》、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从揭示“”伤痕到暴露“人性”真实；罗中立的《父亲》，从乡土写实到人道主义的精神孤旅等等。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人们从对英雄和领袖的崇拜中，从理想和教条的束缚中回到现实世界，特别是回到现实中人的真实精神世界。新时期历史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注重对于历史真实与人性的发掘与表达，当时提出的革命历史画要“忠实于历史真实”的观念和强调造型艺术的独特规律，“忌用说明性、解释性的细节来表现故事和情节”的思想，都影响了新时期以来关于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在审美精神上，由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像现实中的“伤痕”美术一样，画家们往往也通过战争素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伤痕”。因此，这个时期以表现“大屠杀”为内容的作品非常广泛，而且作品大多通过酷烈的场景描绘，宣泄历史悲剧的纵深面。某种程度上它和50、60年代在表现“悲壮”时的只“壮”不“悲”有所不同。就表现人物而言，也由原来的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而转变为对战争中普通人的描写，像沈嘉蔚《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鸿篇巨制，却刻意把领袖人物隐藏到平民和战士之中，这和理想现实主义时期的领袖形象塑造形成了鲜明对照。 由“解放思想”开始的对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拓宽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人们从单一的写实绘画，开始探索绘画艺术发展的自律性，关注“形式”在视觉艺术中的主导地位，关注个性精神、主体精神对于现实世界的呈现、超越及其独立性。对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对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讨论，对于“艺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讨论，对于“艺术本体独立性”的讨论，都试图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和“社会人伦判断”的束缚，而走向艺术主体的张扬与整个社会人本主义精神的表达。 从“’85新潮美术”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现代艺术用了几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以张扬主体创造精神为内核的艺术历程。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之所以能潮水般地涌入，正体现了社会对于人本主义精神的饥不择食。那时，人们要摆脱的是那些教条主义的理念。的确，“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观念摧毁了人们许多固有的观念，从90年代起，中国艺术开始了更高层面的本土艺术自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重建。 90年代的所谓“近距离”对当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倾心，是从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再现，转换到自我视角的“个体意识”的表现。在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中，个体生存体验已成为艺术表达的主要方面，从具象、表现而走向非具象、抽象、超现实，再到实物直呈，都掩饰不住作品中对于社会与自然的“人”此时此刻“自我存在”的肯定，都体现出精神的寓意和心理的体验。它是从个体“人的存在”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总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中国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的整体性反思和理论梳理，没有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人们便不能从“”伪现实主义的禁区中冲出来，去真正表现生活中的“人”，也不可能把现实中的“人性”和“个性”放在揭露“”黑暗的首位。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无疑也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1. “写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表现方法，但不是现实主义惟一的和独有的标志，“写实”作品也可能表达“形而上”的精神观念(如后现代主义一些作品)，也可能反现实或伪现实(如“”中创作的许多作品)。2. 现实主义的思想或精神不只存在于现实主义的流派中，人类艺术史上的许多流派、许多优秀作品(包括众多现代主义流派及作品)都具有现实的指向或现实的针对性，都在一定程度或某些侧面上体现了反映或折射现实社会与生活的创作方法。3. 更加注重造型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而不再移用文学创作中的典型性和情节描绘的瞬间性，将写实传统和象征、寓意、夸张、意象、表现、抽象、超现实、挪用、并置等现代造型艺术语言的探索相融合，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4. 将现实主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转换到对现实中“人”的关注，特别是对现实中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存价值与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于精神寓意和心理体验的现实性表达、对于放逐人性纯粹艺术语言的探索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不可能在“不修正现实，不粉饰现实”所体现的“审美客观性”的时代而产生和放大。 新时期美术实践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显示出的思想意识，内置了对于20世纪引进的科学思想体系与方式的调整，也充分体现了对于社会个体的“人”的尊重和对于“个体存在”价值的肯定，它从审美的社会性走向了人本主义的个体性审美表达，承认并强化了消费社会中艺术主体的精神独立和与物欲横流相对立的艺术主体的创造价值。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象、意、形、神范畴在中国美术批评中的运用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自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概念，象、意、形、神就是中国美术批评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范畴，这些范畴在中国古代绘画与书法艺术批评中得到了广泛使用。研究象、意、形、神及其他有关中国艺术批评范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理论的精神实质，掌握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独自风貌，并于建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也有重要作用。 【摘 要 题】美术批评 【关 键 词】中国美术/批评范畴/象意形神 【正 文】 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国绘画、书法艺术的发展，中国美术批评得以展开。与此同时，开始形成中国独特的批评术语和概念。如象，意的概念，是从先秦哲学中吸收到艺术批评中来，在魏晋得到进一步的阐释。而形、神的概念，也是借助汉魏六朝哲学形神论中的基本涵义，转换到艺术批评中，使形、神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美术批评最重要的范畴。象、意、形、神和其他批评术语成为此后中国美术批评的基本范畴体系，成为批评家们品评作品精神内核和形式的艺术标准。 象、意、形、神，是中国美术批评中的最基本的范畴，在中国美术评论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也成为中国美学的基本概念。 象和形都是一种广义的视觉形象，是和图形、图像相关的，因此和绘画的本质特点相连。所以象和形历来被首先用于进行绘画评论。 我国训诂专著《广雅》解释“画，类也”。意为绘画为类似形物。我国最早解释字义的专著《尔雅》说：“画，形也。”意为绘画就是形状的意思。东汉许慎在所著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中说：“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说文》的这段对画的解释的文字，出自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畛，井田间陌也，即田间小路，引申为界限，区分之义，畔，田界。这可否引申为画即描绘物的形廓。今《说文解字》本，以同治十二年(1873年)陈昌治复据嘉庆十四年(1809年)孙星衍刻字本改刻一篆一行本，对画的解释与张彦远引文不同。今本说：“画，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凡画之属皆从画。”[1] 画就是象田四界，即整齐地画出物之轮廓，聿为古画字之上部，即书写，引申为用笔画。东汉刘熙撰训诂书《释名》说：“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为什么将画释为挂呢？是否是用彩色将物象画成，然后挂起供人观赏，不得而知。以上对画的解释，都同画物之外形，轮廓有关，画就是象形、类形，是与造形，赋形不可分的。 我国绘画，在古代还和书(文字)、八卦紧密相连，有时被放在一起进行论述。据传汉代孔安国撰《尚书序》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2] 伏牺、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愤，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在伏牺统治天下时，就开始画八卦，造书契，结束结绳记事年代，文籍由此而生。《周易》中所说的“设卦观象”，八卦用象占卜，由于八卦是抽象的符号，同时也是一种形象，所以称八卦为画八卦，画八卦对书写文字也相类似，所以称画八卦造书契。书(文字)、画、八卦都有形可观，都是直观的形象，所以它们常常被一起加以论述。书(文字)、画、八卦都是古代中国人观察天地事物而后创造出来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上》)，观天察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就是观察天地之象与形。八卦之象，是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八卦是一种抽象化了、符号化了的直观形象。《周易·系辞上》还说道：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化莫大乎四时，县(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3] 所谓见乃谓之象，即观察天地时，看见的天地万物之形象则称为象，也就是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八卦关系到吉凶大业之大事。在上述引文中，《周易》将设卦观象同书、图三者并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是说圣人观天地之象而设八卦，接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说图绘与书法(文字)的传说中的起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说到“龟字效灵，龙图呈宝”，古代传说在伏牺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又称“龙行行图”)，又有神鬼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牺根据这些图和书，画成八卦，著成《周易》。在《周易·系辞下》中也说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八卦的生成，乃是观天地之象、察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 东汉文字学家、经学家许慎(约58—147年)著《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的重要根据。他在该书序中，论述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和书法与绘画的密切关系。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V，万品以察，盖取诸。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卦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诂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 许慎承袭《周易》说法，庖牺氏作八卦是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苍颉造字，依类象形，根据各类事物的形象来造字，最初的文字，“故谓之文”，文即纹条，所以最初的字是形纹，后来将形纹和声音结合，“即谓之字”，然后再著于竹帛，称为书。文字的产生是“依类造形”的结果。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许慎所说“六书”即六种造字方法，前三种指事、象形、形声方法，所造的字如上下、日月、江河等都与形似有一定关系。象形者画其物也，所以象形字，类似于图画勾勒物体之轮廓。这也是中国讲书画同源的根据。 20世纪我国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在30年代曾于北京大学开设《古文字学导论》课程，其讲稿于1936年印行。一般说来语言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唐兰认为，原始中国语，单言字多，同音异义字多，有声调的变化，而没有接头接尾等形式的变化，这种孤立语的性质，决定了方块式的中国文字。唐兰还对那些认为中国文字是误入歧途，歌颂拼音文字的好处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语和雅利安语等根本不是一条路，我们的祖先只是走其必须走的路而已。唐兰在论到中国文字的起源时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字起源于上古的“结绳而治”的结绳，但所谓结绳论，只是到战国时的《庄子》和《系辞》才讲到，但那只是一种猜想，结绳是否在文字后出现的，也无法考证，因此说文字产生于结绳不一定可信。另一种观点说文字产生于八卦，唐兰认为此种观点牵强附会，因为八卦的抽象符号很难是文字的源头，唐兰还认为，所谓河图洛书是文字之源，这也只是春秋以后的一种传说，至于仓颉造书，也只是战国时的一种传说，唐兰认为文字不可能是仓颉一人所造。那么文字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唐兰认为文字产生于绘画： 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精美的绘画，大都是动物和人像，这已是文字的前驱。画一只鹿或象，别人看见了就认识，就得到和文字一样的效用了。但还不能称为“文字”。因为这种绘画，只能抒写美感，而不能完全表现出作者的意思，假使画一个较长的故事而让十个人去解释，也许会有十种说法的。不过在那时候，除了艺术外，别的文化还不很高，所以这种绘画并没有进步而变为绘画文字。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人类由狩猎生活而变为农业畜牧生活，一般文化均有很大的进步，而绘画雕刻等艺术却反退步了。但绘画技术虽退步，范围则较前为广，一切可以摹写的事物，都做了画材。当这时候国家产生了，一切文化均受刺激而有更速的进步，因之产生了文字，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国家产生后，许多部落的语言，逐渐同化，每一图形，渐有标准的读法，于是可以描写图形来记载一件故事而这记载是可诵读的，就成为文字了。[4] 唐兰的这一观点提示了文字与绘画的关系，文字起源于绘画，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在文字产生的初期，绘画和绘画文字除了可诵读与否外，简直不能区别。后来文字和绘画才有了较大的分歧。由于文字起源于绘画，所以象形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并成为其后造字的重要方法和字源。 由于中国文字，绝大多数是一字一音，只有蟋蟀等少量的字是两字一意不能分开，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文字，不是多音节，而是单音节，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字用方块作为外形。正是中国文字的方块形，使共有了对比、构架等，因而有了每一个文字的空间组合，因而具有了绘画的空间构造视觉特点，这就使中国文字通过一定方法的书写成为一种视觉形式美即书法艺术成为可能。此外，每一个字的写法无定，因为各个书家的技术不同，性情有异，点画偏旁，增减变化，十分灵活，所以书写同一个字，不同人可以写出大致相同而又有所变化的不同的字形来。这就使抒写中国文字可以根据书写者自己的技巧和性情来加以变化，因而才使中国文字通过书写成为一种艺术成为真正的可能，加之书写的工具毛笔与绘画的工具之一毛笔相同，这样在书写文字时，就有了笔力、骨法、刚柔、轻重、疾缓、枯湿等形式美的因素，这使中国书法成为一种东方的神奇艺术，它不但没有因为后来文字的规范和绘画的发展而消失，反倒历久弥新，成为中国艺术与文化的伟大传统之一。如果中国书法没有文字的独立的形，和书法家在规定的形中可以有较大的自由性来重新造形，以及所造的形所具有的丰富的视觉形式美感，中国文字作为书法艺术而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探讨绘画的起源时，认为书画同源，都与象形有关。 古先圣王受命应篆，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 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庖栖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奎有芒角，下主辞章；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日图理，卦象是也，二日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焕乎而词章备。[5] 张彦远虽然也相信龟字效灵、龙图呈宝的传说为书画起源的观点，并受儒家思想影响而相信先圣王受天命应?，但在具体论到书画起源时，认为苍颉造字是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而定书字之形，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所以文字书法和绘画都是观象拟形的结果，而且在古代书画同体而异名。所以观象模形成为中国书画起源的最重要的根源。 除用象、形的概念或用观象模形的思想来源讨书画起源外，在先秦至汉魏六朝还用此来评论美术作品，象物、形似成为评价作品的基本标准。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治理有德，“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开始用图形逼真的难易来评定绘画的题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齐王向画家探讨绘画的难易问题，画家告诉他，画犬马难而鬼魅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犬马天天在人们面前呈现，人们熟知它们的形体状貌，画家稍为画不准确，人们就会看出其毛病，所以难画。而鬼魅这东西大家并没有见过，因此画家画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大家不会挑剔，所以画鬼魅相对来说要容易。画家向齐王所回答的难易问题之内在标准就是逼真摹形问题，即形似问题。为什么画犬马难呢？就是因为人们天天见到犬马，画家稍有画不准的地方，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画家必须认真画得逼真。在此逼真形似是画家作品的客观标准。汉代王充将绘画与文章比较，推崇文章具有言教作用，而绘画则“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论衡·别通篇》)王充承认绘画有图形的作用即“形容具存”，所以人们喜欢看图画所绘古之列人。但因图画人物并不能活动，没有言行，所以在教化方面赶不上“古贤之遗文。”当然王充对绘画的特点和作用的认识有一定局限，但他对图画“形容具存”特点的认识还是正确的。 到东晋顾恺之将形、神统一起来并用于绘画评论中，提出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的观点，这可以说，极大地深化了形神理论，并提高了美术批评的标准。但在顾恺之之前，已出现了不仅局限于形似的观点，而将形似与内在精神结合起来评定绘画作用。 在此应提一下《庄子》中的法天贵真的思想：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笑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6] 庄子在此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行为及表情有内外之别，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所以贵真。如果一个人强哭、强怒、强亲，虽有哭、怒、亲的外相表露，但由于不是发自内心情感，因而是内外不一，只是一种假象，人们一眼就可识破。而一个人如果内心真有了悲、怒、亲的情感，那他就会无声而哀、未发而威、未笑而和，这就是真在内而神动于外，而这种真实的情感是自然不可易，不能佯装，是受于天，所以要“法天贵真”，庄子所说的天，即自然本性。在此，庄子虽然不是在评画，但他关于真在内而神动于外的思想，无疑极适合于艺术评论，启发画家不能仅仅以外形为刻画的最终目的，而应将外形的描绘同内真与神采的表现相统一。 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两次论到画的形与内在精神问题。一则说：“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淮南子·说林训》)他告诉我们，有的东西可以远望，有的东西只可细书，画家如果只细心描绘局部细节，有可能对整体面貌和态势把握不住，就像射手只注意所瞄准的某一点而不顾大的方面一样。在此，《淮南子》要求画家不仅要做到局部细节形似逼真，而且还要统领整个形象的貌与势。《淮南子·说山训》中又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一则更明确说明，如果画家只注意画出西施的外表华美和孟贲的眼睛之大是不够的，因为外形华美但不令人愉快(说即悦)，眼睛徒大而不令人敬畏，为什么会这样呢？“君形者亡。”也就是仅有外形而无内真和神采，外形如空壳，虽然华丽如何能打动人呢？显然在汉代，《淮南子》已明确将形似同传神统一起来作为评画的标准，虽然没有运用“传神”“内真”的字样，但其所表现的意思的确是不能仅仅用外表逼真作为评画的唯一标准。《淮南子？原道训》中还清楚地主张应以神为主，这样形从而利，如果以形为制(统领)，把神放到从属地位，则“神从而害”。这说明在汉代，对形神的关系已经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此外汉代的哲学家、文学家杨雄，对言和书作了深层认识：“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杨子法言·问神》)杨雄认为言是“面相之辞”，是人们沟通思想的工具，书则能“记久明远”，天下大事都能记录下来。言和书的本质都是心灵的表现，言是心声，书是心画。所谓声画形，即用言与书表达事物，各种人都能见出，由于言传心声，书表心画，所以能以真情来打动君子小人。将言和书都看成是心声心画的这一观点，肯定启迪汉代以后的画家与评论家不能仅仅将图画看成是外形象物，而应深入到形的精神层面加以认识。 到了东晋顾恺之，他自己既是一位知名的大画家，同时也结合创作实践开展绘画理论研究，并进行绘画评论。他的有关画论言语，在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中保存两则，另外有三篇论文被收入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而得以流传。这三篇文章是《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顾恺之“多才艺，尤工丹青，传写形势，莫不妙绝”。说到顾恺之的文章时“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又有论画一篇，皆模写要法。”但在抄录这两文时，将评量甚多的一文题目写成《论画》，而将未有任何评定魏晋画家，只谈绘画要法的纯理论文章题名为《魏晋胜流画赞》，张彦远当时应该是区分清楚了的，可能在后来的传印中将两文题目颠倒。今天我们还是根据文章内容将题目还原，即将评论魏晋绘画作品的一文的题目还原为《魏晋胜流画赞》，将论绘画方法一文的题目还原为《论画》。 在《论画》一文中，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的观点，以形写神成为其后中国画创作与批评的重要的艺术原则。《论画》一文的主旨是“凡将摹者，皆当先寻此要，而后次以其事。”他说的“摹”即画，模写人物，“先寻此要”是指全文所论都是绘画的要法或基本方法，即先掌握绘画摹写人物的基本方法，然后再才有可能谈论其他。《论画》最后一段： 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5] 顾恺之此段原意我们要细心弄清，《论画》通篇都是讲如何摹写对象，要求非常细致，如该文中部告诫画家，画颈以上，“宁迟而不隽，不使远而有失”，因为颈以上为头部，要慢慢细画，不能有闪失。“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失矣。”在此，顾恺之对画人物的比例，用笔刚柔、用色深浅都作了细致要求，每一局部的一毫小失，都会导致人物的神气损害。“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画家要根据人的长短来在画幅中定远近，其高下阔促不能随意变化。“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即生活中的人，没有拱手行礼眼前面无所视的对象，也就是说，人物的眼神和动作都与周围的处境有关。“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所谓空其实对是画中之大失大错，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是什么意思呢？画家运用以形写神的方法本来是很好的，但空其实对则犯错，空其实对是歪曲了对象，画中的人物形与神都与对象不合，或者是画中的以形写神，将人物的形神故作姿态，而与表现的处境无关，人物神态没有根据，空陈其形，这就是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荃乃筌，筌是捕鱼的工具，《庄子》有“得鱼忘筌”“得意忘象”之说。“荃生”即运用来刻画人物形象(生即生人即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的方法、工具，亦即画法，“用乖”即错误运用，这样传神的作用就消失了。整句话的意思是运用错误的方法来以形写神，实则歪曲对象，没有实际的根据，所以传神的效果也就达不到了。“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小察也。”歪曲对象或无根据地空陈其形是大错，而抓住对象特征描绘出现个别地方不准确则是小错。“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明昧是指人的聪明和暗昧。鲍照有诗云：“年貌不可还，身意会盈歇。智哉众多士，眼理辨明昧”。“一像之明昧”，即所画形象所表现的聪明或愚钝，“不若悟对之通神”，即有意表现人物的智慧或愚妄的姿态，不如彻悟对象，与之神通，然后将其神气表现出来。 顾恺之在《论画》全文中，说到“神气”俱失，“以形写神”，“悟对之通神”、三次提到神，所谓“神气”“写神”“通神”都是绘画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至高要求。表现人物对象的神被提到很高的要求上来。“以形写神”，将摹形作为绘画的手段或初步要求，用形来写神(表现神态)则是绘画的目的或更高的要求。 顾恺之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认识到传神的重要性。他为裴楷画肖像，凭空在脸上加三根毛，“如有神明”，即能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神采。《世说新语》记载他画人，数年不点目睛，其原因是画眼睛最重要，因而十分慎重，“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太平御览》卷七零二引《俗语》说：“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眼睛，曰：‘点眼睛便欲语’”。《世说新语·巧艺》记载，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晋书·顾恺之传》：“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文选·嵇叔夜〈赠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顾恺之根据嵇康此四言诗作画，故有“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的体验。为什么画手挥五弦易，而画目送归鸿难呢？那是因为手挥五弦是画具体的人物动作，图形较易，而目送归鸿，则要表现人物的复杂神态和心绪，无所托依，则更为其难。手挥五弦是图形，目送归鸿是传神，后者比前者难，要求更高。 形和神的概念，在东晋还被用来品藻人物，并认为眼睛关乎神明。《世说新语·贤媛》中说：“王尚书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在此形骸和神明区分得很清楚。东晋高僧慧远对神作了精到的解释：“夫神者何邪！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究其幽致。”(《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一)神是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慧远还说：“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慧远对神的解释，受到佛学的影响，他还讲到“神形俱化，始自天本”，“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形神观成为东晋佛学所讨论的重要问题。正是在魏晋用形神品藻人物(如《世说新语》中“神意闲畅”“神气豪上”“风姿神貌”“神姿锋颖”“神明可爱”)和东晋佛学中对形神化传问题的探讨的背景下，顾恺之结合绘画实践，发展了他的形神艺术观。 顾恺之所运用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概念在其后的中国绘画批评得到广泛运用，成为评定中国画的重要的艺术标准。“传神”“写照”虽与佛学理论有关，但经顾恺之改造，成为绘画评论的专门术语。慧远曾讲到“神以化传”、“以神传神”、“神之传于形”，讲的主要是佛学中的生死化传，重在神传。顾恺之讲的是绘画中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传达人物的精神情采，重在传神。“写照”之说始于顾恺之。此前讲到画人物形象时，多用“图画其形”(《史记》裴?集解引刘向《别录》)、“写其形象”(《尚书注疏》)、“法其形貌”(《汉书？苏武传》)、“写载其状”(《鲁灵光殿赋》)。“写”也就是“画”，写其形象也就是画其形象。“照”也是佛学中的用语，神光外照，《涅??无名论》中说：“三明镜于内，神光照于处”，(《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五)，照有“穷幽之鉴”的智慧，是一种神光外照的神明。顾恺之用写照二字，一方面有图形写象的意思，同时还有照明精神的意思，即画出人物形象包含的精神特点，心灵智慧。所以写照一词比写形有更丰富的内容。 继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后，到南朝，独立的画品(绘画品评)著作已开始出现。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原名可能为《画品》)，南朝陈姚最的《续画品》是两部重要的绘画评论著作，谢赫因在该书中提出绘画六法，影响深远，姚最的《后画品》则接着谢赫的《画品》往后评论。在这两部著作中，象、形、神的概念得到初步运用。 谢赫对顾恺之的评价不甚太高，把顾放在第三品第二人。评语为：“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迨意，声过其实。”而对陆探微十分崇拜，评语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将陆定为上上品，还嫌屈标第一。谢赫亦未提及和搬用顾恺之的有关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等批评术语，但对象、形、神的概念在品评画家时，还是经常用到。且“六法”中有一法为“应物象形”。可见对形似问题也是足够重视。 《古画品录》在评论张墨、荀勖时说：“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认为二位画家如果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则可谓微妙。因此作画不能被物体所拘束，而应取之象外。在评顾俊之时谢赫认为他精微谨细，有过往哲，他还是画蝉雀第一人，其画风比较细致，“始变古则今，赋彩制形，皆创新意”。顾俊之能在赋彩制形，精微谨细的同时能皆创新意，实乃不易，因而被列为第二品第一人。 谢赫对有些在象形、制形方面略为逊色但在神韵方面有所特征的画家，也是积极肯定的。如卫协，“虽不该备形妙，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卫协虽然在形的妙似方面略欠，但颇得壮气，即画的精神十足，有豪壮之气度，仍为旷代绝笔，属于第一品。评袁?时说，“象人之妙，亚美前贤”，虽然在象形方面比前贤略差，但其艺术成就仍应肯定，“然和璧微玷，岂贬十城之价也！”在评价晋明帝时说：“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这说明形色虽是评画的基本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传神也很重要。晋明帝的画作形色略欠，但神气颇得，因此亦有奇观，作品也算不错。 姚最在《续画品》中进一步运用象、形、神的概念从事绘画评论，所评画家自谢赫后二十名，另对顾恺之重新评议。他运用“象人”的概念来评价梁元帝萧绎，说梁元帝幼禀生知，学究性表，心师造化。“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萧绎能心师造化，即用心观察自然景物，“遇物援毫，造次惊绝”，对自然事物的描绘，有很高的技巧，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善于模写人物，特别能传达人物神韵。所以象人、神妙成为萧绎绘画的特点。在评谢赫时，着重对他模写人物十分精致的特点给予赞扬。“貌写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日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中兴以后，象人莫及。”说明谢赫笔迹精细，貌写人物，目的在酷似对象，虽然谢赫的作品在气韵精灵方面欠佳，生动之致略逊，但“象人莫及”，不少人模仿他的画风，“委巷逐末，皆类效颦”。由此可见，谢赫虽然制订绘画六法，将气韵生动放在第一，但他的画作则重在象人形物。姚最在评张僧繇时说“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其妙。”认为他画圣贤人物，“小乏神气”，但这点小毛病不应过于苛求，“岂可求备于一人”。说明姚最在评价画家时，对谢赫、张僧繇这样的大画家，既指出他们的长短处，又不求全责备，将气韵，生动、神气作为一个艺术标准，但虽略欠，而在象人貌物方面有特别成就也应充分肯定。姚最在运用形、神标准时，可以说在评画操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在唐代，由于绘画创作日趋繁荣，绘画评论与理论研究也更加深入。一方面仍继承顾恺之和谢赫、姚最的分画家专评，即一人或二人一评的传统，如彦的《后画录》，另一方面也出现专文论画如白居易的《记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在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的象、意、形、神的概念在唐代的画评中进一步得到运用的同时，对这些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则有新的发展。 唐太宗时僧人沙门彦著有《后画录》，评点画家的方法，基本沿袭谢赫、姚最。《后画录》收录二十七位画家，是他“观在京名迹”后，品弟优劣差降而写成，自称“帝京寺录”。象、形、神仍是他评画的基本概念和标准。在评论郑法士时说：“取法张公，备该万物”。评隋江志：“笔力劲健，风神顿爽。模山拟水，得其真体。”评刘褒：“鸟雀其变，诚为酷似。”评张孝师：“象制有功，云为尽善。”评曹参军李凑：“挥毫造化，动笔合真。”评展子虔：“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尺千里”。彦说他的此文是“帝京寺录”，也就是他在长安观察寺庙壁画后加以评品而写成。所涉及的内容有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他评论这些画家和作品时，将备该万物、模山拟水、象制、合真，酷似作为重要标准，此外他还提出“心师造化”“灵心自悟”“挥毫造化，动笔合真”的观点，说明唐代画评家，在讲究酷似、象形的同时，已认识到主观心灵的特殊作用，心师造化、灵心自悟，即在师造化的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挥画家的心灵感悟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模拟自然，心师造化提示了绘画创作中主客体统一、情景互渗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挥毫造化，动笔合真”。所谓“合真”已不是表面的相似对象，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切合，亦即创作出符合对象本质特征的绘画形象，这种形象乃所谓“真体”。后来张 谈绘画创作时总结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规律，是对彦 “心师造化”论的进一步阐释。从东晋到南朝的形与神问题，发展到唐代，提出造化与心源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一大进步。形与神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被描绘的人物形象的外形与内神问题上，而造化与心源则主要谈的是客观对象与画家主体精神的关系问题，“心师造化”的提出，说明画家主体意识在增强。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为了记录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画家张敦简的画作，“恐将来者失其传”而作《记画》一文，是年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张向白居易展示了十余轴画，内容有山水、松石、霓云、鸟兽，妓乐、华虫、六畜等。《记画》中说：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与役灵于其间者。……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张但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笔精之英华，指趣之律度，予非画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觉其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7] 白居易在此提出“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把拟与真作为绘画和学画的基本要求。一方面他认为学画得骨髓(即精义)者，自心术得，也就是说要用心体悟画之理，另一方面白居易还认为要工侔造化，由天和来，即师法造化，自然而至，不需雕琢。张敦简的画能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张能工侔造化，又能神会心领，所以在作画时能得心应手，不知其然而然。白居易赞扬张的作品“形真而圆，神和而全”，臻于完美。“形真”“神和”乃是白居易评论绘画作品至佳的标准。如果说东晋和南朝在评论绘画作品时，主要是以象人、象物、象形、或形似的标准衡量作品的形象，重在作品与对象的逼肖程度，那么在唐五代则以真为师，用形真的概念来要求作品，形象既要与人物或事物的外形相似，同时还要与对象的本质相合，这样才能达到“本真”。所以从“形似”到“形真”概念的发展，反映了晋唐审美观的变化以及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谈到，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有数亩之田，他常“耕尔食之”，在山中观察古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画松号过数万本，虽是大概数，说明他观察及写生之勤，“方知其真”，方始能达到对松的本质特点的表现。荆浩还说，绘画“贵似得真”“度物象而取其真”，他将似与真作了明确区别，物有华与实，应分别取其物之华与物之实，如果执华为实，“苟似可以，图真不可及也。”那么什么是似，什么是真呢？“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所谓似只是外表形象相似，而没有把握物的实与气，所谓真是气质俱盛，真深入到形象的内在实质之中并得以表现。显然荆浩是想提倡由似入真，贵似得真，把真看成绘画表现的更高标准，将似与真的概念加以区别，并阐明二者的关系，对中国绘画创作与艺术批评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论画六法”的篇章中对象、形、意的关系进行论述，而且将这几个概念还和骨气、用笔结合起来，发展了这些概念的意义。张彦远在论画六法中主要是讲对谢赫六法的理解。顾恺之讲以形传神，谢赫讲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张彦远则把顾恺之的“神”的概念舍掉而用“骨气”的概念，显然是把谢赫气朗生动、骨法用笔的思想揉进去了。张彦远说： 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5] 张彦远采取递进方法，层层深入。因为图画最基本的特点是要创造视觉形象，要象人象物，所以他把“象物”作为起点。而象物的基本要求在形似，但形似不能仅仅在皮相上只成为一个空壳，形似必须充满骨气，所谓骨气就是要有内在的气韵和骨力。骨气和形似从哪里来呢？都来源于立意，立意即画家的精神构思和情感因素，有了好的立意，要使人物形象达到形似并具有骨气，归根到底还要有好的用笔，用笔即笔力、表现技巧。也就是说有好的立意而没有笔力工夫和技法，也不能将立意的内容传达出来，而用笔又与书法相通，如画家在书法上有所造诣，笔力劲健，那么画的笔力也在其中，所以工画者也善书。在张彦远的这段论述中，对绘画的评论和要求明显地比顾恺之的以形写神更加全面，从象物、形似说到骨气、立意和用笔，这说明批评概念到唐代得到新的发展。 张彦远对“意”的问题特别提出，并有新的见解，是他的批评理论的一大贡献。因为顾恺之等人主要运用形、神的概念进行评论，张彦远将意的概念突现出来，增强了评论中有关画家的主体意识内容。除前面说到的张彦远关于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外，还在具体评论中运用意的概念。如谈论古画时，认为“古画非独变态，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评顾恺之时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顾恺之除用笔紧劲连绵等特点外，还“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这是说顾恺之在下笔前，已经先构思好了，先有一个绘画全局的蓝本，在思维或意识中已经存在，然后在作画时才能风趋电疾，下笔如神，一挥而就，“画尽意在”，即画完作品，画家之意自然地包含在作品形象中了。在此张彦远将意提到创作中的关键地位，在作画时，起到统领作用。他在评吴道子时也用了“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八个字，这说明，张彦远已把意的问题作为有突出成就的画家作画时的普通规律。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顾陆张吴用笔”一篇中谈到疏密二体时还提到“意周”的问题，用“意周”同“笔周”相对应。 又问余曰：“夫运思精深者，笔迹周密，其有笔不同者谓之如何？”余对曰：“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或者颔之而去。[5] 张彦远认为顾恺之、陆探微是笔迹周密的密体，而吴道子，张僧繇则是笔才一、二，但象已应焉，虽然画面常有缺落地方，这正是二位的妙处，疏密有致，笔不足而意周。画面有的地方表面缺落，实是画家有意为之，这些所谓疏的地方，虽然笔所未到，但意已到，意的气势已笼括全画，所以称为“意周”。意周的问题可以说是张彦远在评点顾陆张吴时的独到见解。“意周”的批评理论对后来中国文人画家们计白当墨、留白的空间处理方法产生较大影响。 宋代绘画得到全面发展，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种均已成熟，风俗画还出现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巨作，工笔花鸟及院体山水达到高峰，同时文人画、写意画形成气候，可以说宋代是中国绘画的辉煌时期。与此同时绘画理论、绘画批评、绘画史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诸如郭熙的《林泉高致》、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米芾的《画史》、还有官修的《宣和画谱》(及《宣和书谱》)等，此外欧阳修、苏轼等文豪在作诗、文、书的同时，也从事艺术批评，撰写论文或以诗评画，阐释他们的艺术思想与批评观念。象、意、形、神等批评概念，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论述，并在批评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他在论画中特别强调意，并对形似难易问题发表不同见解。 自从《韩非子》提出画狗马难，画鬼魅易的论点后，人们一般都接受了这一观点，都以为因狗马天天出现在眼前，为大家熟知，画家若小有画不准确就会看破，而鬼神为人所不见，画家随意画其形象，也不会被指责为不似。《韩非子》显然是以形似作为标准来论画之难易。欧阳修则说： 善言画者，多云鬼神易为工，以谓画以形似为难。鬼神，人不见也，然至其阴威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及徐而定视，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8] 在欧阳修看来，画鬼神如画到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或千状万态，也不容易，问题是要达到“笔简而意足”。在此，欧阳修说鬼神也难画，其衡量标准，已不仅仅是形似问题，还有阴威惨淡的氛围背景，还有变化超腾的气势动态，更重要的还要“意足”，所以形似只是评价绘画的标准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这已对“形似为难”的根本标准进行质疑。绘画除形似外还有意足的问题。与欧阳修见解相近的还有与他同时代的董卣： 岂以人易知故难画，人难知故易画耶？狗马信易察，鬼魅信难知，世有论理者，当知鬼神不异于人，而犬马之状，虽得形假而不尽其理者，亦未可谓工也。然天下见理者少，孰当与画者论而索当哉！[9] 董卣明确认为，即使画犬马，虽然得以形似，但若不得其理，也不算工，也不是好画。品评绘画的标准除形似外，还有“理”，天下懂得“理”的人少，知道理的人还懂得画鬼神不异于人，即鬼神不过是人的变种，亦不易画。董卣叹息人们多数只知道以形似论画而不知其理，“见理者少”，很难与画家来讨论绘画的真谛。 欧阳修重意，董卣重理，强调的都是形似以外的东西。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所谓画意不画形，不是不要形，无形则意无所寄，而是重点在画意上，而不能停留在形上，得意忘形、意重于形。当然形仍是基础，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描述此图形似之妙，“爱其树老石硬，山回路转，高下曲直，横斜隐现，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这都在述状形之妙。所谓“古画画意不画形”中的古画二字，只是欧阳修所处时代风尚还是较重形似，如院体画风就占统治地位，所以他要借古诫今，古画画意只是他的一种理想状态。诗中所谓“忘形得意”，表达了欧阳修关于以形达意的艺术观念。《庄子》中有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之说，王弼则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论，唐代诗论诗评讲象外之意、言外之旨、韵外之味。唐代李嗣真董论展时说：“动笔形似，画外有情”，诗有言外意，画亦有形外情，情即意。张彦远也提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那么形似之外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情与意和理。到宋代，文人观画谓精鉴妙识者，大多主张忘形得意。如李畋在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序言中说：“大凡观画而神会者鲜矣，不过视其形似。其或洞达气韵，超出端倪，用笔精致不谓之工，傅采炳缛不谓之丽，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始可品绘工于彀中，揖画圣于方外。”显然李畋是把观画仅视其形似的人看成初识画者，而能神会者则为精鉴者。用笔精致达其形似不能算工，只有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才能真正达到精鉴绘画的境界。欧阳修说“梅诗咏物无隐情，”梅诗，指诗人梅圣俞的诗作，他作诗要求“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这是作诗的至高要求，既要状难写之景，又要含不尽之意，诗如此，画亦如此，“不若见诗如见画”，说明诗画在用形达意、得意忘形(诗中还存在得意忘言)方面有共同之点。 欧阳修还将形、意同绘画意境结合起来：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者之事也。[10] 欧阳修认为意浅之物易见，他所谓的意浅之物，即物之自然形状突出者，如物的高下向背，远近重复，飞走迟速等，将之画在画面上容易识别，这只是画工所为。所谓趣远之心难形，即表现闲和严静、萧条淡泊之心境或境界，却不容易，此难画之意。欧阳修评画的倾向十分明确，将意浅之物得其形似者，称之为画工，而将表现趣远之心，淡泊之意者，称之为精鉴，后者品位更高，画意比画形更难。 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是北宋大文豪，于诗、词、赋、文、书、画均是大家，且对元明清文人画产生极大影响。苏轼的绘画思想非常丰富，他在绘画评论中，对形、神、意、象等问题亦发表许多独到见解。苏轼品画中有关形与意的问题的看法，可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 苏轼关于“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一诗，产生极大影响，也引起种种误解，认为苏轼要破除形似，不要形似，包括陈师曾等大家都抱此观点，借苏轼的文人画观来阐释自己的文人画思想，对苏轼的理解上有偏颇之处，这一点阮璞先生已指出。[11] 苏轼的这首论画诗为《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第一首诗主要在论画，第二首则重在评王主薄的两幅画。第一首诗如下：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清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苏轼的这首诗，应作全面理解。黄宾虹《信札残稿》中将“论画以形似”，改为“作画以形似”，显然不当。“论画”是说观画品画时对绘画进行评论不当止于形似，不能改为“作画”时不必形似。此诗前六句是对论画作诗的议论，论画或品画、观画只以形似作为标准，看画是否与对象相似一致，这只是近乎儿童看画，只知道看画中形象与客观对象是否像，而不能深入到画中所表现的深层的意之中。如果作诗只以形似为准，而不求景外之意，那么他一定也是一个不懂诗歌创作规律的人。苏轼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只是唐宋时期关于画外之情，画外之旨，和诗歌中讲求言外之意、景外之趣的艺术观点的进一步阐述。“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是说诗画在创作上有共同的规律，即自然天工无雕琢迹，达到清新纯朗的艺术意境。后六句用唐代花鸟画家边鸾、宋代花鸟画家赵昌的写生，传神特点来衬托王主薄的二幅折枝画，美言王主薄的画比边鸾赵昌的更好，好在什么地方呢？“疏淡含清匀”。赵昌边鸾的花鸟画是写生工细一类，缜密严整，王主薄则“疏淡”，应是另一种画风，“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是说画中关键景物不在多，而要蕴含丰富的意义，这正如唐代诗人所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在讲画外情，象外意。如果观画，论画局限于形似，那是无法从一点红色中，看出无边春景的。苏轼的第二首诗，则具体来品赏评价王主薄的两幅画，我们仅从前四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就能看出苏轼论画阅画的方法，他从画中瘦竹联想到幽人，从幽花联想到处女，鸟雀在枝上昂首，跳弹摇落枝上花中雨水，真是情景交融，趣味盎然。这说明苏轼评画是不止于形似的，他从画的形象中感悟联想到更多的意与情、趣与理。但画中的瘦竹幽花，雀鸟仍具有形似特点，在这两首诗中我们均找不出所谓打破形似，不要形似的说法。全面理解苏轼的观点，应该是，他主张论画评画不能局限于形似，形似既是作画也是论评绘画的基本要求，但更高的品鉴和艺术评论应从形似中看出象外之意，画外之情，就像从画中“一点红”中把握到“无边春”。 此外，欧阳修讲“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不以形似论画，这还与他们都是诗人、文人相关。他们潜意识中常以诗论画，将诗的精神运用到评画中来。而中国的诗，是抒情诗，诗论也讲情景交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那么欧阳修、苏轼将此作为参考来论画评画，也必然不止于关注画中形似逼肖问题，而要深入到画外之情，形外之意了。苏轼在《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中说：“燕公之笔，浑然天成，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他把燕公的绘画成就，归结为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显然，苏轼认为画中有诗人之情的意境，要比满纸精工细刻逼肖人物的画工之作，其审美价值要高。 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中说：“东坡有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余曰：‘此元画也。’”明代的董其昌将宋代的苏轼的论画诗看成是在评论元代绘画，好像在打时间差，董其昌所谓元画是什么呢？就是倪瓒等人所谓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意气。”董其昌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也附会成不求形似，所以似乎在评说元画。近代陈师曾将苏轼的此诗说成是要“极端打破形似。”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董其昌和陈师曾等人要将苏轼的论画诗，歪曲成是在评论元画或打破形似呢？难道苏轼的这二首诗原意他们真的不理解吗？我认为董其昌和陈师曾是带着个人的成见来读苏轼，各取所需，才造成这种误解。董其昌倡导绘画的南北二宗，推崇王维以降的南宗，故将苏轼明明是在评同时代宋人的画，故意说成是好像在评元画的萧条淡泊、逸笔草草。陈师曾则在20世纪初竭力维护文人写意画，而反对陈独秀、康有为否定文人画、恢复院体写实画的论调，因此陈师曾从苏轼诗中，臆想出极力打破形似的观点，强加给苏轼。实际上董其昌和陈师曾都在借苏轼的论画诗为我所用。这说明，即使像董其昌、陈师曾这样的大画家兼理论家，只要带有偏见，也会曲解历史上像苏轼这样的大家的艺术思想。所以舍弃偏见，才有可能较公正和准确地把握历史上的艺术观念，特别是有争议的艺术思想。 苏轼另一段关于观士人画的言论也颇引人注目，经常被引用，即《跋宋汉杰画山》中之一段：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 宋汉杰即宋子房，宋代山水画家。苏轼认为汉杰之画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并认为汉杰之画乃真士人画。观看士人画就像九方皋阅天下马一样，取其意气所到，苏轼运用《列子》关于九方皋相马遗其牝牡骊黄而取其“天机”的故事作为比喻，说明观赏士人画，就像九方皋观天下马一样，不能仅看皮毛等项，无一点俊发，即毫无生气，所以看数尺便疲倦了。 从这一段话的原意来看，苏轼是赞赏士人画，而对画工画评价较低，为什么士人画比画工画好呢？就是画工仅取物之皮相，虽外表形似，但形象较为呆板无生气，而士人画则取意气所到，常常忽略皮毛表相，仍能饶有韵味。苏轼在此推崇士人画，还是强调意重于形，他是受到他的老师欧阳修“古画画意不画形”观点的影响的。《天厨禁脔》载东坡论诗画之语有：“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苏轼论诗，意重于名(言)，苏轼论画，意重于形(象)，当然这不能理解为苏轼否定形似或不要形似。他对那种肆意否曲对象，不求形似者也是有过批评的。东坡《净因院画记》中说：“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他把那些画不准形体而借口说客观世界中无此类常形者的做法，称为欺世盗名，应予鄙弃。 宋代欧阳修、苏轼论画评画之最大特点，在于将魏晋以来的形神论发展为形意论，从以形写神发展为忘象得意。对意在创作中的提升实际上是对审美主体即艺术家的精神作用的强化。对意的强调在宋代画评中已是比较普遍。我们仅举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就能窥豹一斑。如评陈州阎士安，说他工画墨竹，笔力苍劲，名著当时，“每于大卷高壁为不尽景，或为风势，甚有意趣。”评丘士元，工画水牛，“精神形似外，特有意趣。”评真宗所示八幅《袁安卧雪图》所画人物车马，林石庐舍，靡不臻极，“从者苦寒之态，意思如生”。所以“意趣”“意思”及苏轼所谓“意气”均是评画的重要概念和艺术标准。 为什么到宋代会出现强调“意”在绘画创作与评论中的作用呢？我想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 其一，顾恺之关于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及点睛之论，主要是指人物画，他强调不仅要形似，还要传神，表现对象的精神特点，这比仅仅认为绘画就是图形写貌、空陈形似要深刻得多。但隋唐以来山水画开始发展，五代及宋花鸟画也得到发展，虽然也能借用人物画传神论来评价花鸟传神，山水传神，但总觉得借鉴人物画中品评语言，不如用意趣、意理、意境、立意、生意等来评述。意的范围更广阔，画中之意，象外之意，是指整个画面和境界，不仅仅局限在人物画的传神上，包括山水、花鸟都可以有立意和达意的问题，所以宋代强调“意”的概念，乃是绘画创作发展的必然。 其二，在顾恺之以前，往往将绘画看成类物、象人、象物、象形、这还处于对绘画的初始认识上。顾恺之系统提出传神论，对绘画的本质认识进了一步，绘画不仅是摹拟外形，还要传出对象的神韵或神采。要在刻画对象的外部形象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的统一上来表现对象，赋予被表现的对象以生命活力和精神光彩。但顾恺之更多的是关心被表现的对象如何得到表现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注意画家本身的心灵意志问题。到南朝陈的姚最已提出“心师造化”的问题，而唐代张更明确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个字，将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辩证地加以精辟说明，绘画创作主体的心源、灵感、想象等精神意绪活动得到重视，认识意才是创作中的关键部分，形似，骨法都本于立意，所以到唐宋，对立意、画意的重视，实际上是在创作中从摹拟客观对象向表现主观情意转化的必然产物和要求，是重视创作主体作用的明证。 其三，唐宋时期我国诗词艺术得到重要发展，诗品、诗评、诗论也进一步展开，由于我国诗歌历来重视“诗言志”，诗的抒情性及比兴隐喻手法是中国诗的特点，诗歌品鉴讲究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加之唐宋时期如王维、苏轼既是诗人又是画家，打通诗画之间的边界，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了解诗画二门艺术的基本差别后更注重二者的联系与相通之处。中国的诗重言志达意，重言外之意、象外之意，这一传统被诗人欧阳修、苏轼借用来强调画外之意，意重于形，意生象外。所谓画意不画形，取其意气所到，正是欧阳修、苏轼诗画美学思想中重意之观点的集中表现。欧阳修与苏轼关于画家不画形、忘形得意、苏轼关于不求形似，取其意气所到的绘画思想及评论观点，对元明清的绘画评论及艺术观产生极大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派受其影响更大。可以肯定地说欧阳修与苏东坡的思想对其后中国的表现性艺术美学及绘画创作中的表现性特点，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动画与中国美术 中国五千年悠久文明史形成的丰厚文化底蕴,成就了中国美术艺术形式的多样发展。中国美术的发展历史绵长,其涵盖的理念内涵与形式技法等特质可谓博大精深,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到绘画,不求肖似，形成了中国美术高度的意向性、装饰性，表现为飘逸、雄浑、古朴、稚拙等风格。中国动画传承了中国美术的形式、造型、色彩、立意、构图等特点，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与艺术语言，震动了国际动画界, 为中国动画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美誉，开创了世界动画新的里程碑。 一、形式的多样性 中国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服饰乃至戏曲、剪纸、皮影、年画等，为中国动画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借鉴材料，造就了中国动画百花齐放的特点。 1.传统手绘动画片：借鉴中国传统年画和古代寺观壁画，创作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传统动画片。 2.偶片：借鉴民间玩偶的泥、木、竹等材料和形式，拍摄了《崂山道士》《真假李逵》等偶片。 3.剪纸片：吸取中国皮影和民间剪纸的外观形式以及传统戏曲服饰特点，制作了《渔童》《猪八戒吃西瓜》等剪纸片。 4.水墨动画片：脱胎于中国画中的写意花鸟和写意山水，把中国水墨虚虚实实的意境和轻灵优雅的画面带入动画片，拍摄了《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水墨动画片，堪称中国动画的一大创举。 二、造型夸张、以形写神 中国美术在造型上不求肖似，强调“以形写神”，装饰性强。如《大闹天宫》，在造型上是从我国古代铜器、造像、绘画以及民间年画等多方面汲取滋养，融会贯通而成；孙悟空、太白金星、土地爷等人物，造型上的超常夸张，强调主观上的意会，以“古雅、神奇”制胜。又如《牧童》采用了国画家李可染塑造的牧童和水牛的形象，简洁而饶有墨趣。《世界报》评论：“《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斯尼作品的美感，而造型艺术又是美国迪斯尼作品所做不到的，它完全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① 三、随类赋彩、色彩相和 中国美术重视随类赋彩、色彩相和。无论是国画、年画、陶瓷绘画、皮影、玩具等色彩，不拘泥于光源、冷暖色调的局限，较重视物体本身的固有色，强调达到色与物、色与线、色与墨、色与色的调和。如《猪八戒吃西瓜》，大胆采用民间美术传统的对比色，格外鲜亮悦目；《大闹天宫》在用色方面大多采用红、绿、蓝、黄等色彩来为笔下人物添加光彩。而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则以墨为主，赋予淡彩，水墨自然渲染，浑然天成，意境优美。 四、写意抒情 中国绘画艺术强调主观的意会，要求笔墨相合，情景相融，气韵生动，有无限丰富的想象，有诗一般的韵味。 1.写意抒情，使影片充满了诗意。在水墨动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个个场景就是一幅幅出色的水墨画，角色的表情和动作优美灵动，泼墨的山水背景豪放壮丽，柔和的笔调充满诗意，体现了中国画中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境界，如水墨动画片《牧笛》，以国画的传统色彩展示高山峻岭和千尺飞瀑的宏大气象，充分起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全片没有对白，借用富有田园风味的南方民乐曲调，鲜明地揭示并丰富了主题。片尾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吹着竹笛从柳树中穿出，走过夕照中的水稻田埂，水光中倒映着牛和牧童的身影，最终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暗藏了“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诗句，展现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有报刊评论：“中国水墨动画柔和的景色，细致的笔调以及表示忧虑、忧郁和快乐的动作使影片产生了魅力和诗意。”② 2.写意抒情的营造，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哪吒闹海》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影片塑造了一个三头六臂，身披混天绫，手执乾坤圈，脚踏风火轮，眉目之中满含忧伤的英雄形象。哪吒自刎前的那种矛盾与痛苦表现得非常强烈、细腻。为了拯救流离失所的百姓，他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削肉还父那一幕让人历历在目，久久难以忘怀。造就了一部更为人性化、带有英雄悲剧色彩的动画片。影片剧情曲折起伏，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色彩绚丽，意境的创造不仅增添了神话的传奇色彩而且能达到境能夺人的效果。而且可运用“简洁”的手法，如《三个和尚》中，简洁奇特的置景、幽默夸张的人物、轻松诙谐的音乐把“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古谚通过突发事件，使和尚在救火中同心协力，进而创造性地改没水为有水，让观众在欢笑声中领悟古谚的深刻性，为观众留有想象的余地。美国电影艺术科学院院长费·卡宁女士赞扬说：“这是一部纯粹中国式的电影，也是一部国际化的电影。”③ 五、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 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等构图特点深刻地渗入到中国动画之中。“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④。中国动画片是按中国绘画的原理来构图的，高远透视，较少有纵深变化，较少运用俯视仰视的镜头。在一个场景或画面里人物常常被处理为侧视，而桌子被处理成正俯视，桌子上的碗、盆等用具和桌子的腿被处理成侧视。人物的运动多从一侧走向另一侧，多采用由左上向右下或右上向左下运动来表示纵深，少有美日动画片中人物由远及近，由小变大的透视变化。如在《牧笛》一片当中,当牧童奔跑至山顶时,即采用了多点透视的镜头，牧童与近山构图上采用仰角镜头,而远山却用俯角的镜头做搭配。 中国绘画在整体效果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空白”。形状各异的空白形成一种节奏变化，给欣赏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高日甫在《论画歌》中说：“即其笔墨未到处，亦有灵气空中行。”在动画《气韵生动》中，运用了大量留白的方式，首先是墨线演变成梅树，留白的空间在此比喻为空气和天空，接着转变为竹子，竹子用淡墨的方式表现，配合着大量留白的背景，使得画面透露出清幽高雅之感。再变化为虾与鱼，此时留白的部分便代表着水、虾与鱼悠游其中，充分展现出中国艺术特质中“空白”的美感。 中国美术的点点滴滴对动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中国动画的巅峰，如何把这些无形的资源和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把传统的形式重新解读，使其融入市场之中，更快地发展现代化的动画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人的文化生活，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当代中国动画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美术论文:试论清代“四僧”及其对中国美术教育之贡献 [论文关键词]清代 四僧 中国美术教育 [论文摘要]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4位遁迹空门的画家被称作“四画僧”。这些有创造精神的画家，带着强烈民族意识，以愤世、压抑的情感突破巢臼，在新的审美区域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凡论及唐、宋、元、明、清的绘画成就时，人们往往对吴道子、米芾等人津津乐道，很少谈到画僧的成就，而在区分画家身份时，学界仅有“士大夫文人画家”、“民间职业画家”、“宫廷画家”三种类别，画僧亦遭到忽视。只是在讨论清初的绘画时，人们才注意到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等画僧的成就，画史上称其为“四僧”。他们是一些旧明遗逸，心怀亡国之痛，在笔墨之中抒发激越、压抑的情感。其绘画形式不守前人规范，笔墨豪放，风格奇肆，笔情恣纵，锐意创新，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中皆有建树，合时代新貌，有极大的创造力，为中国美术教育史发展增添了绮丽壮阔的波澜。 一、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享年八十岁。他姓朱名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甲申之变，清政权的建立，使他承受着国破家亡的承重打击，为躲避政治迫害，23岁时便皈依佛门，佛事之余，奋志书画。他有很多别号，如个山、雪个、驴、驴屋等，书画常以“八大山人”署名，四字相连，似哭之笑之。他画山水多有荒寒萧索之气，画花鸟虚疏淡泊，冷逸逼人，这也正体现出其孤傲落寞清空出世的思想情感。他继承文人画传统，其花鸟画不拘形似，以意象为主，在似与不似之间，画面构图大开大合，黑白相映，纵横驰骋，常以一石、一鸟、一鱼、一草，构成单幅画面，不空不塞，突破时空的局限。例如《花鸟图册》是其14幅花鸟画中的一幅，写一小鸟拳足缩颈立于孤石之上，呈抿嘴凝神之状，用笔用墨变化多端，富有层次，画法自如而意味无穷。三百年来饮誉画坛，清代“扬州八怪”，吴昌硕，近代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家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 二、石涛 石涛(1641~1724)，原姓朱，名若极，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相老人、苦瓜和尚，法号有元济、原济等。他是明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终年55岁。因他一遍游名山大川，饱餐“五老”、“三叠”之胜，领悟到大自然中的生动神态，故其艺术修养日益精深。他以炽热的感情，好山，看山，勤于貌写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故而能把握大自然的神韵和规律，成为一代绘画大师。在绘画美学理论上，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形成了带有强烈主体意识和鲜明个性色彩的独特而完整的画论体系。现举其重要的论点分述如下：第一，“画从于心”，心师于自然，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的核心。第二，“我自用我法”，反对因袭，扬弃古法，注重革新、创造，这是艺术创作的生命，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之骨髓。第三，“盲人示盲人”，这是艺术鉴赏之大忌，为石涛品画美学思想准则所不容。他的创作思想，直至今日还有着深刻意义。 三、石? 石?(1612~1673)，俗姓刘，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字介丘，号石?、白秃、残道人、石道人。青年投身反清斗争，失败后一日对镜再三，大哭不止，自剪头发，伤面流血，出家为僧，时年20岁。善画山水，亦工人物、花卉。山水画主要继承元四家，在学习传统基础上，重视师法自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水中度过，经常驻足于名山大川，流连忘返。他喜用渴笔、秃毫，苍劲凝重，干而不枯，并以浓淡墨色渲染，使得笔墨交融，形成郁茂苍浑、酣畅淋漓的情趣，使画面产生雄浑壮阔、纵横蓬勃的气势。存世代表作有《云洞流泉图》、《层岩叠壑图》和《雨洗山根图》等，以繁密的布局、苍劲的用笔、郁茂的景致、幽深的境界，显现出石?鲜明的艺术特色。石溪在继承传统中，直逼古人，但却不为法缚，面向造化，自出机杼，造妙入神，因而被人们列入逸品和神品之中，是一般画家所不能达到的。 四、弘仁 弘仁（1610~1663）俗姓江，名韬，字大奇，为僧后，名弘仁，号浙江，又字浙江僧、无智，梅花古衲。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甲申后，弃发为僧。工诗文，擅长山水，兼写梅花和竹，喜仿云林，深造妙境，虽学宋、元各家，但又直师造化，自题诗云：“敢言天地是吾师”。画有卷册多种，笔墨秀逸，风神洒落，还有设色山水和墨笔山水长卷，均为精绝之作，被称为“新安四家”（又称“海阳四家”）。与石涛等同受益于黄山，因而又有“黄山画派”画家之称。他画的《山水图》造景清新别致，笔墨瘦劲简洁，悬崖直壁，势险而有稳姿。弘仁的个人思想与政局变迁关系密切，因而在诗画中常有流露。出家为僧后，云游四方，十余年中足迹遍大江南北，其艺术的可贵处在于：既尊传统，又主创新，所谓师法自然，独辟蹊径，是他艺术思想的核心。 通过上述史实，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贡献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值得一提的：第一，“四僧”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及美术理论、美术教育上皆有成绩，发展是全面的。如八大山人那些极其夸张、傲岸不驯的艺术形象，成了艺术家主观情感的幻化和象征，极具感染力；第二，艺术贵于创新，“四僧”聪颖好学，在美术发展史上亦有许多创新与建树。如承前启后的石涛虽逃于禅而隐于画，一生云游四方，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于是留下了无数精劲秀逸之致、奇气异彩横溢的作品；第三，“四僧”在中外美术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如石溪的绘画作品，见于著录者近百幅，现存画约30余幅，分别珍藏于北京、南京、香港、美国、德国、英国等地；第四，“四僧”对当时与后世的画坛皆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花鸟绘画出现于“乾嘉盛世”这一时期，各以独特的笔墨、构图、色彩，塑造艺术形象，使这一绘画团体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与意义。 我认为清代“四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应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一是“四僧”有高深的学养，扎实的绘画功底，刻苦努力，潜心绘事，精进不懈，死而后已。这都体现在他们学术思想和艺术创作之中；二是“四僧”与民间画工、宫廷画师以绘画为谋生手段的情况有所不同，而是以画为寄托，以画为乐趣，故能不受外界干扰，能独立地作画，抒发自己对美的追求，创造出高于生活的作品；三是“四僧”在晨钟暮鼓声中生活，更少一层凡俗的束缚，而多一层禅思的切身体会，因能将自己对自然的感悟无拘无束地表达出来，将一切恶境皆变为殊胜之境，令人身心无碍，所作亦充溢出尘之思、清高之感；四是“四僧”所居大多为自然环境保护较好之丛林兰若，能直接接触自然，较他人易获得自然天真、淡泊宁静的创作环境，外师造化，而这正是画家创造佳作所需的基本客观条件。 在清代画坛上“四僧”艺术的崛起，有其时代与社会原因，他们以笔墨抒写异常突出的个人感受，以成熟老厉的笔墨情趣，体现若即若离的现实态度，从而推进了中国古代美术的演化。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不仅谱写了灿烂的篇章，并在美术家的行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的独特笔墨意趣是时代社会的心声，是更具表现性的艺术形式。他们学识修养高深，在艺术中的进取与革新精神、创造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榜样。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论文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论文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论文:民族传统与中国美术教育 【摘要】 中国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美术教育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学生学习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不仅可以通过知识的学习扩展的知识空间，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带来精神层面的提高。因此，应大力倡导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美术教育。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术；美术教育；文化意识；价值观；重要意义 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加强在中国传统美术文化下的美术教育对培养中国传统美术文化意识有十分必要的意义。在当代的美术教育中传统文化对教育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美术史上，古往今来的艺术家积累了丰富的美术教育理论。这对我国今天的美术教育有着很好的引导作用。我国有丰富的传统美术教育资源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继承对美术教育有着积极意义。 一、发展美术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善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是教育的期望和目标。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美术教育逐渐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美术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术教育有助于感知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能够促进学生的创造和技术技巧意识的形成，能够促进学生个性化和全面发展。我国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迎接新的改革挑战。实施全面发展教育，注重美术教育创新能力培养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发扬和传播美术文化，培养学生道德情操、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教育与人才竞争。为培养符合当今社会市场需求的综合人才，要加强在学校美术素质教育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能够从美术教育中了解掌握更多的有关美术的知识和事物，开阔自己的思维空间，不断完善自我，增强创新能力。马克思曾说：“人和动物不同，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为人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有理智有情感，有物质生活有精神生活。美术教育在培养人的优良素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美术教育不仅能提高学生感受美的能力、自身鉴赏水平和创造创新能力，而且有助于学生建立良好的精神世界，拥有美好的心灵、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一个极好的切入口，重视美术教育的独特功能，把教育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美术课程不同于文字，美术的直观表达容易唤起人的情感体验，直接影响学生的情感。美术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不良情绪的宣泄，平复浮躁杂乱的心情，而且能够升华学生的情感。 二、民族传统美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丰富的各民族美术文化资源和人文自然资源。美术艺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文明的传承、风俗民俗的延续，有着特别的意义。虽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生文化转型重大历史演进传统美术文化受到严峻挑战，但在经历了时期动荡和文化洗礼之后，人们清醒地认为，传统美术文化所包含的精神是民族精髓的沉淀，只有在传统美术这片肥沃的土壤中，才能滋生出新的未来。民族传统美术特有的优秀精神品质是中国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民族传统美术文化的国家意义和民族意义是每个中国人普遍认可的，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历史底蕴的民族。民族传统美术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沉淀、流传下来的，是国家总体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学生从小接触民族艺术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途径。传统美术具有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色，具备一般教育所不具备的教育功能。保护和发扬优秀传统美术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内涵和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三、在大众教育中开展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 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我国发展中，传统美术文化是教育和从创作的土壤。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证实了传统美术的教育功能。民族传统美术中所蕴含的优秀品质，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在绘画、书法等方面所凝结的审美意识，都可以凝聚成人们的自身素养并逐步形成民族品格，给我们民族带来持续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这种动力是精神层面的力量，让国家散发活力和生机。传统美术具有民族性、富有艺术特征的部分，如古典绘画、古典书法、古典雕塑等包含了我们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和特有的表现意识，而且包含了认识自然、理解人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很多人文方面的启迪。这些教育在充满科技智能的今天，不但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反而更显珍贵。在大众教育中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美术教育中，爱国精神、民族精神这本身也是启迪我们心智开发的过程。这些充满传统精神的美术教育，可以把我们的学生带入民族文化的世界，在那里发现美，逐渐形成自身的优秀的精神品质。 总结 身处快速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我们要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在培养我们接班人的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意义，坚定根本立场，发扬传统美术文化的精华，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创造与时俱进的新民族文化。通过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形成民族文化认同感。通过传统美术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技能上的提升，而是通过民族文化的教育进行的精神教育。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室内设计原理”教学改革探索 【摘要】《室内设计原理》是室内设计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占主要地位。室内设计课程的创新点是在教学中以设计项目为导向，以设计过程为路径，以设计内容为理论知识点，以项目实践应用为驱动，通过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改革，将"模块化教学，项目化实训"融入课程教学内容中，从而达到人才培养的需要。 【关键词】室内设计原理；教学改革 ；职业化； 室内设计专业基础教育的现状与问题在现如今的大学课程里存在着脱离现实社会的问题，我国现代设计教育起步比较晚，其基础教育一直受到前苏联和西方的绘画基础教育的影响，真正开始关注设计基础教育问题则是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思想的进步，带动了设计的发展。 室内设计是一门跨越艺术和技术，融合多种内容的综合性学科，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创造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这一空间环境既具有使用价值，满足相应的功能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历史文脉、建筑风格、环境气氛等精神因素。单凭艺术家式的灵感和心血来潮，已经难以完成复杂的设计任务，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室内设计师，既要学习室内设计原理和历史，又要熟悉室内设计涉及到的边缘学科，以获得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高品味的审美和艺术修养。 所以《室内设计原理》就是高校室内设计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在室内设计教学与实践中有广泛的应用性。同时，《室内设计原理》是一门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课程，是依托实践建立起来的专业应用型课程。 综上几个原因，教学改革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突出以“ 职业” 为核心的专业教育思想。文章从调整教学定位、充实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丰富教学考核等几方面进行改革探讨。 一、转变教学观念，突出“职业教育”特色，着眼应用型专业教育。 “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当前的高校，尤其是新升格的本科高校办学主题。学生的培养方向应面向工作第一线，应注重理论知识的灵活应用，而不必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的深层研究。教学内容的深浅要适用，以够用为原则，突出实用性。 职业教育决定了课程内容的应用特性。室内设计专业的《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后续室内专业设计课程的基础，要突出它在设计理论体系中的应用；另一方面它还是工作实践中，指导工程实施，解决一般问题的基本理论，要突出它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在教学中，应紧紧把握两个方面的应用，打造侧重专业知识的应用型教育。例如，在讲解到《室内设计原理》的人体工程学的教学内容时，空泛的讲解室内设计与人体尺寸对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并不能使学生在真正的设计中做到应用自如。因此，针对室内设计与人体尺寸的具体应用，可简单利用教室里的课桌和凳子，让学生更能真切的了解到室内设计与人体尺寸之间的紧密相连的关系，还有学生的宿舍，让他们在课下对自己的宿舍的家具进行测量数据，课堂上更多地结合案例深入剖析，从而使学生能把所学知识真正应用到设计中去。 二、着眼专业前沿，更新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容，能更快的进入到设计公司中。 当前室内设计的发展，适应于当今社会发展的特点，趋向于多层次、多风格。即室内设计由于使用对象的不同、建筑功能和投资标准的差异，明显地呈现出多层次、多风格的发展趋势。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不同层次，不同风格的现代室内设计都将更为重视人们在室内空间中的精神因素的需要和环境的文化内涵。 《室内设计原理》教学内容要紧紧依托方案实践。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室内设计原理》的授课内容，跟随时代潮流，跟随技术潮流。对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要对教学内容有所侧重、有所更新，使教学内容更贴近实际应用。 所以在上课时强调教学效果，不拘泥于形式，力求教学方法多样化、教学手段多媒体化、教学氛围轻松化。 《室内设计原理》是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很多内容仅仅通过授课分析，教师的言语表达和多媒体演示并不能完全使学生理解透彻。而通过案例的讲解可能一下子就能让学生完全明白。可利用部分课堂和课余时间到施工工地进行观摩，向专业人士进行咨询；通过拍摄照片、DV给学生演示工程概况、施工过程、方案效果；鼓励学生动手参与实践。这样多种手段的反复训练加上教师的指导评讲，大部分学生都能牢固掌握课程内容。 而且为了让学生毕业后就能很快的融入到设计工作中，在教学中 把设计案例讲解完后，让学生独立的完成一整套家居设计。还有利用课堂时间，组成模拟设计公司和客户，让学生从接单子、与客户洽谈、量房、绘制客户要求的设计图等一系列任务，让学生能够统一的学习一遍进入设计公司后所要完成的设计任务。 同时，教师自身水平也要有较大的提高，能够熟练运用授课手段，能较好的把握课堂节奏，能充分调动学生的课堂情绪。使学生轻松愉快的进入课程学习。而且现在提倡“双师型”教师，所以教师可以利用假期时间，到设计公司进行充电学习，了解最新的设计元素和设计方法。再通过自己的语言讲解给学生，让学生学习到社会最新的设计知识，等毕业后能尽快的进入到工作状态中。 教学形式的三个“变化”是体现教学艺术的改革，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关键，也是《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改革的主要手段。 三、教学考核突出“设计方法”，突出“专业应用”。 教学考核的目的是检验教学成果，教学考核要能充分体现专业教育的根本要求，才能充分反映专业教学质量的好坏，才能充分反映专业教学改革的成败。教学考核的改革是课程改革的核心。 新时期高等教育专业教学的目标，实际是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传统的试卷考试不能全面反映学生能力水平，要利用多种手段，对学生进行综合的考核。首先，要调整考试内容，重点考核学生对室内设计原理的基础知识的了解，以及在设计作业对室内设计原理的应用，突出“设计方法”；其次，要求进行方案设计，并绘制图纸，强调具体方案中的具体原理应用，要求学生不仅能理解室内设计原理的基础知识，启发学生进行方案的设计与改进，能独立完成一套设计方案，突出“专业应用”。 四、结束语 《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有不同于其他室内设计专业课程的自身特点：专业应用性强、内容更新快、覆盖面广、与其他课程联系紧密等。其课程改革有其复杂性、独特性的一面，要抓住“职业教育”这一特色，推动课程方向、课程内容两个方面的更新，通过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氛围的变化，同时强调课程考核在设计方法、专业应用、工程实践、综合能力四个方面的突出，推动课程教学的全面改革。形成“一特色、两更新、三变化”的课程改革体系， 促进教师课程教学、学生专业素质的双提高。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构成原理对室内设计影响 摘要：随着社会体系的发展，人们对精神及物质的层面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而对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也有了很多的讲究和要求。其中室内设计是对整个室内环境和空间的再创造，像人与自然一样，所有的设计和装饰也都是讲究和谐共生的，在固定的空间里设计出线条柔美、人与环境和谐以及视觉美好的空间布局，是所有现代人的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室内设计的发展中呈现出很多的新技术、新手段，设计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样化，效果也越来越丰富，尽管出现了许多的创新思维，但是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构成原理将在整个室内设计中起着构思根据的作用，基本原理包括平面设计、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三个方面，在进行室内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构成在整个设计中的作用，重视视觉效果、环境协调、家具与室内框架的和谐等，利用每一个可以用到的因素，把他将它们重新巧妙组合成一个审美与构造和谐的室内空间环境，提高室内空间环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位。 1构成的含义及作用 1.1构成的含义 “构”的书面意思是使某一形体或者器物成型，其内部支撑起骨架，从而形成虚拟的具体框架。即是“成”的含义延伸。构成即构思，为一个目标而作的建设性的预想，运用于室内设计领域时意味着在视觉上形成美的造型，不仅是对事物的重新组合、排列的能力，还需要对内外结构有了解，对其功能和审美上都要达到标准，更多的是动手设计的能力。 1.2构成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进行室内设计时，根据室内空间的特点，先对室内布局进行构思研讨，制定出初步方案，设计者将对整个空间形成清晰的设计思路，勾画出平面结构图，确立立体空间雏形，最后辅以材质、色彩等装饰设计，最终形成效果实体图，以供设计者筛选；最初，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空白的空间，对空间里的每一个细节进行设计后形成初期的平面设计图，通过运用重复、对比、堆成、比例、韵律和线条等设计的常用方法将最基础、最基本的点、线、面描绘到平面图上，由于点、线、面的组成不同，那么由其构成纹样和图案也不同，再加上所摆放的位置不同，出来的室内设计效果也不同，因此，在不同的空间布局里运用不同的点、线、面不同的巧妙组合，也能创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也为室内设计增加了艺术成分。所以，在室内设计中一定要充分认识三个基本元素的基础作用，才能形成具体的构思，从而提高整体设计的视觉效果和功能效果。 2平面构成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2.1平面构成是后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基础 由多重要素所构成的，主要包括强弱渐变、线条重复、形状近似、发散对比等等，整个平面构成是在二次元的空间进行的，是按照一定的形式美的法则来进行分解、组合的，而平面构成的目的是使整个平面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2.2同样的造型重复出现是平面构成常见的构成方式 重复构成能够产生线条、画面的协调统一的观感，因此，在室内设计中重复构成的应用十分广泛，但是由于重复构成的重复单一性，也容易产生单调乏味的效果，所以，在排列时要注意这些要素之间的方向和空间变化。 2.3在进行平面设计时常常运用的围绕一个或几个共同的中心排列的发射形状 发射形状的灵感来源于美丽的大自然，太阳的光芒、温暖的烛光绽放的花朵等在自然界中都是呈发射状。在室内设计中运用发散使设计具有聚焦点、光芒感，使设计富有节奏。 2.4在平面设计中，对构成因素相互比较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同一个地方求差异，使互异的地方强调、突出，也是在求异的同时达成最佳效果的和谐统一，在室内设计中，常常运用到对比构成原理的是家具的选择与安置，为了达到统一性和协调性，一定要对室内的空间环境和采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使室内的空间布局开阔明亮，线条流畅，选择家具及摆设时也考充分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既要突出家具的造型，也要使造型与周围环境的统一。 3色彩构成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 3.1色彩的对比构成与室内陈设 色彩的搭配直接影响到结构的造型，因此，在室内设计中，色彩搭配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室内设计的风格，理想的居室色彩能给人舒适、安逸感，从心理上让人放松、心情舒畅。色彩运用时要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颜色在空间或时间上进行相互比较，例如进行色彩三要素的对比、冷暖对比、面积对比等。根据不同的室内陈设，家具的摆设对色彩的不同要求，对比的强弱也会不同。若室内空间面积较小，应弱化陈设品色彩对比，多运用明度较高、纯度偏低的色彩，使室内在视觉上达到空间开阔的效果，若室内空间较为开阔，可在家具或小件织物的色彩上选择不同的、富有变化的色彩，增加色彩对比度，丰富室内层次，活跃整个室内氛围。 3.2色彩的调和构成与室内陈设 色彩构成是从审美出发，是人们对色彩的知觉和心理的结果，在进行色彩搭配时要按照色彩规律去搭配组合，使整个色彩达到新的和谐。在室内设计中，色彩直接决定着室内环境中视觉空间的舒适感，通常利用色彩色相、明度和纯度的变化和统一来调节室内环境气氛。设计之前应明确整个空间中大面积使用的环境主色、主体设施的主题色，而小块区域的颜色跟整个空间的色彩要搭配和谐，在色相确定后使用不同的纯度、明度进行调和变化。在整个室内色彩设计中，应体现出大环境统一、局部对比变化，统一中有对比，对比中求统一，这样才能实现色彩的平衡、协调和层次感。同时，不同的室内环境色彩运用原则有所不同，办公空间的色彩运用应庄重沉稳，家居空间的色彩搭配应明亮柔和，娱乐空间的色彩运用则需要有一定的视觉刺激和审美感，但整体之下应有局部的区别。五颜六色的色彩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好的室内设计不能缺少色彩的，一定要由和谐的色彩组合作为设计基调，因此，在进行室内设计时要注重色彩搭配构成和调和的基本原理为前提。运用对比、重叠、和混合的方法，在对比中调和，在统一中求异，在混合中求突出，很多的色彩有秩序、和谐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了色彩调和。我们通常会运用统一调和和类似调和的手法有效控制室内色调，我们可以运用统一调和来调节室内陈设中的对比过强，容易使人产生视觉疲劳的色彩，在强烈刺激的色彩中都混入统一色，增加各色的统一因素，达到调和感强的色彩。也可以在调色时参入对方的色彩，可以点缀，可以混入，或者在陈设中混入相似的颜色，达到色彩协调的目的。 4立体构成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 4.1线材与室内陈设 立体构成是构成完美室内设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空间的所有立体元素的重新组合，三维空间的可塑性是立体结构的显著特征，随着人们的生活品质的提高，人们对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立体空间布局时可以根据家具和家电种类及功能的需要，利用平衡与对称、对比和调和、节奏与韵律以及重复和变异等构成规律来进行摆放；材质是室内装饰陈设物品造型美观的保证，因此，在选择室内装饰与家具时，要根据空间设计的构思，选择适合房间的材质，以达到整体的和谐，例如，室内所有的装饰摆设必须要依赖合理的立体空间设计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同时立体构成原理运用时应注重室内设施的材质美和形态美，室内设计中的陈设物品本身就是立体的，在视觉上有一定的方向性和美学效果，而材质也要注重伸拉结构和垒积结构，以及线条的柔和。 4.2面材与室内的摆设 整个室内设计的面是由长度、深度和宽度所构成，而整个面的尺寸会直接影响到面的深度，面的最大特征是具有一定的平整性和延伸性，由于面具有一定的形态，可以很轻易地辨认出，所以，面的外轮廓是非常明显的，面的立体构成和面材折叠组成了面材主要的构成形式。这两个主要的构成形式也常常被运用到日常的室内设计构思中，例如，设计一个室内商品的展台，就可以设计的简单明了，突出商品的摆放，凸显商品的优点，不能依赖复杂的构造而忽略了商品，这样的效果只能是得不偿失，在室内陈设中可以运用线的对比调和，例如在家具中对坐椅进行设计，哥特式风格的坐椅的靠背强调垂直向上渐变的线条，坐椅的线条都是各种线条综合搭配而形成的，尽管曾经单一的直线很流行，但是随着潮流的发展，人们对时尚感的要求越来越深化，人性化的设计渐渐地深入人心，因此，新的设计方式越来越繁多，而对坐椅的设计从单一的直线变成了婉转的曲线，不管在休闲的躺椅上，还是在具有质感的钢质桌椅，均以简洁的结构，流畅的曲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因此，在室内设计中合理的运用直线和曲线的搭配，使所有的线条达到和谐统一，才能使整个室内设计达到韵律感和节奏感的和谐统一。 5结语 在室内设计中平面构成是整个设计的基石，是设计者对整个室内设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体现，在室内设计中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来进行平面设计的构思，平面设计在整个室内设计中起着奠基的作用。色彩构成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室内设计的风格，而进行色彩的搭配时，要遵循一定的色彩规律和一定的视觉效果，使室内家具、装饰等所有的色彩搭配调和到和谐统一的状态，对整个室内设计地视觉效果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室内设计中立体构成是将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整合为具体的立体设计，将室内设计中的各个要素按照科学的方法组成一个合理、和谐的立体框架，形成一个美观的形态，根据室内设计的要求对构成要素进行平衡与对称、对比和节奏、等方面的调和，最终达到一个和谐、美观的效果。在进行设计室内时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从生活方式、心理需求、美的享受等全方位思考，从基础着手，找到适合室内需求的设计规律，从而达到室内设计的和谐、美观、实效。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对现代室内设计中美学原理的应用分析 摘要：室内设计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创作形式，也是满足人们对于室内空间需求的重要保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审美观念与精神需求不断变化，人们逐渐的重视自身的精神需求的实现。在室内设计中，运用美学原理，可以更好地提高室内设计的审美理念，提高室内环境的艺术性，从而更好地满足居住者对于美感的需求。本文对于现代室内设计中美学原理应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室内设计；美学原理；应用室内设计是一项对于建筑物内部空间进行设计的艺术工作，是整体建筑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室内空间的重要前提。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逐渐加深，人们对于自身所居住的室内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如何满足居住者对于室内空间的精神需求，成了现代室内设计中的重要方向。室内设计不仅仅是对于室内空间进行简单划分、家具拼装等，设计过程需要结合现代的美学理念，为居住者创建一个可以满足其精神需求与生活需求的环境。 1室内设计要以美学原理为引导 在室内设计过程中，要结合室内环境的特点、建筑物的相关标准，运用设计理念、美学理念以及技术理念，实现完美的艺术创作。室内设计需要利用美学原理为设计提供有效的引导，对室内的各项要素进行综合设计，从而实现当代室内设计完美的艺术作品。室内设计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作。室内设计离不开对美学原理的应用，其创作过程中需要满足居住者生活中的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必须重视美学意义和审美理念在设计中的有机融合，以美学理念作为室内设计的创作方向，并对其提供引导，是现代室内设计的重要特点。 2室内设计的空间审美性 在室内设计的过程中，首先要对于室内空间进行合理的设计，并且通过合理的空间利用，达到室内设计的合理性，满足居住者的视觉需求。设计时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上，要与居住者自身需求进行结合，并且从审美角度对于设计形式进行不断的探索，从而设计出具有较强特色性的空间形象。对于室内空间的划分上，要保证空间划分的合理性，为突出空间美感提供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利用不同的装饰材料，可以更好地通过质感来体现室内空间的特点，并且丰富室内空间的艺术气息，让市内空间的美感形式更加丰富。 室内空间的色彩设计必须要保证一定的合理性，保证与时代风格合拍，色彩设计要与时俱进。将色彩设计与美学原理进行良好的结合，满足不同人群对于空间美感的需求。因此，室内的色彩设计，要注重色彩的选择，将色彩对于人体视觉与心理上双重影响进行细致的分析。 3室内设计的整体审美性 室内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对于多种要素进行组合，并且从整体的角度对于整体设计的艺术氛围进行营造。在设计中要合理的运用不同的要素，通过美学原理，将看似独立的要素进行整合，从而保证室内设计具备足够的审美价值。室内设计的整体性，是实现室内设计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设计者自身设计水平的一个重要表达。建筑设计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作形式，在创作过程中，需要对于周边的环境因素进行整体的考察。不同建筑的地理位置、生活背景、需求等都有所不同，并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居住者对于房屋审美理念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设计风格与设计理念受地域性影响，并且也受长久以来文化历史的影响。室内设计风格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进行室内设计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因素，从而保证设计作品具有良好的文化内涵。 4室内设计的材料审美性 需要对装饰材料与装饰工艺进行明确的限定，并且通过对装饰材料与工艺的选择，有效地实现设计意图，形成良好的室内美感氛围。在进行室内环境的设计上，要通过美学理论，对于室内设计材料的审美艺性系进行明确的要求，并且将艺术性与科学性进行有机的结合。室内设计与时代社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新的设计风格与设计理念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潮流的影响。因此，材料的审美性也是随着社会科学不断发展而提升的，人们生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对于建筑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当中。 5室内设计的人文审美性 室内设计在追求美学原理的基础上，还要注重实现人文化精神，将以人为本作为室内设计的重要准则。在室内设计中，要提高设计的实用性，处处将人的需求作为设计的第一要素，并且提高设计表现手法的先进性。在进行室内设计的美学研究中，可以通过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并且通过三维模型等，将设计成果进行展示，并且通过美学理念，对于设计作品进行不断的修改，从而更好地将人文关怀审美意义融合于室内设计之中。 6结语 室内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设计学科，其中涉及了文化、审美、建筑、心理等不同专业的内容，做好室内设计工作，必须要对于美学原理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果室内设计中，缺乏对于审美原理的应用，就会造成室内设计缺乏组织性，并且难以符合居住者的审美观念，不能满足居住者的精神需求。人类对于美学的理解一直处于变化当中的，室内设计工作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在美学原理的指导下，提高室内设计的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问题教学法在室内设计原理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摘 要：室内设计原理教学作为当今社会现代化教育的一个新的领域，能结合问题教学这种新型教学方法，加强学习室内设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能力，改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知识点的掌握效果，渐渐的成为教育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本篇文章主要对问题教学法应用到室内设计原理教学中的具体方法以及所得到的效果展开详细的讨论。 关键词：问题教学；室内设计原理教学；应用；效果；评价 在一个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社会里，科学技术发展瞬息万变，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人类对于建筑设计有了进一步的要求。作为建筑设计的分支，室内设计也渐渐的成长起来，伴随而生的就是对于室内设计的教学问题，同时室内设计原理的教学也成为师生广泛关注的问题。运用问题教学法可能会进一步的解决以往传统的室内设计教学中所面临到的一些难点问题，以及学生在过于抽象问题上的理解困难。问题教学法让学生学会自主的发现问题，对于有疑问的知识点进行归纳，然后提出与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导师可以清晰的知道学生的问题所在，进行有针对性教学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以及在学习方法的使用上也可以进一步的优化以及完善。 1 问题教学方法的定义以及特点 问题教学就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中心，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分析，以及到问题的解决为一脉的线索，然后贯彻整个知识点的进行讲解分析教学。问题教学主要能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因为问题的创设以及提出，大多是以学生的提问为主，虽然有时候在问题教学过程中，学生也会带着教师先给出的问题自主讨论学习，但从整体而言新兴的问题教学模式主要是以培养学生自主意识和主动性行为为特征的，注重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亲身实践，独立思考以及合作探究，培养学生具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2 室内设计原理教学的定义以及特点 室内设计原理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创造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这一空间环境既具有使用价值，满足相应的功能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文脉、建筑风格、环境气氛等精神因素。室内设计属于建筑设计的一个分支，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时代性以及艺术性特点。 3 如何将问题教学应用到室内设计原理教学中 为了能让室内设计原理教学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对于室内设计原理的教学模式，要渐渐的从以往导师单方面的灌输教学模式向以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的教学模式进行转变，尽可能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及技能应用能力，将他们所学的与实际情况，实践操作紧密的联系起来，努力将问题教学方法合理的应用到室内设计原理教学中，让学生能依据自身的需求更加全面的吸收室内设计中的各方面技巧以及理论知识。以下将探索几条如何在室内设计原理课程中运用问题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1）要实现问题教学的教学模式，首先在硬件这方面着手，在能保证师生都有电脑操作的硬件前提之下，配备教学使用的电脑软件，让教师在讲述理论的同时给予学生实际操作的演示，把理论知识实际化。因为室内设计这门课程本身就是操作性比较强的课程，对于室内设计原理的教学必须要能有操作演示，这样使得学生能更清楚自己哪里没弄懂，哪个知识点理解的不够清晰，才可以向教师，或是在组内讨论上提出比较具体的问题。让学生在问题教学中成为教学主体，尽可能的自己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这样有益于加深其对室内设计原理的理论知识的巩固，并将理论与实践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室内设计原理课程的效果显著提升。（2）结合问题教学的特点开发一本符合新型教学模式使用的教材，这是学生在问题教学模式下学好室内设计原理这门课程的基础。一本真正适合学生使用的教材是既要根据如今社会的经济发展需求，又要结合学生自身学习的专业以及其专业的就业前景来制定的。教材所编写的教学目标，教学任务，甚至到教学内容都是要围绕着学生在学有所成之时能与实际社会接轨的目的进行。新教材在课程安排过程中还需要结合问题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科学的安排课时内容，教材加入更多实践性内容，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培养起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使其变成真正的实用性教材。（3）运用问题教学的重要一步在于全面的开展实践课程，为了培养出能真正掌握室内设计原理知识点的学生，以及满足社会要求的人才，在室内设计原理的基础教学上应该增加让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让他们能有时间提出自身所不理解的知识点，同时也要保证他们能有一定的讨论时间。在讨论中认识到大家疑惑的问题然后先经过自主的讨论研究得到解决方案，若真的解决不了在求救导师，这将会大大的提升对于难点疑点教学的效果，使得学生能更加扎实的掌握这些难点知识。与此同时，在室内设计的原理教学中可以有条件的多增设实践性的课程，改变课时中理论与实践所占有的比例，让学生有提问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时间，这样能更好的贯彻问题教学法的效果。 4 问题教学应用到室内设计原理教学效果评价 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开展问题教学的新型教学模式有助于直观的带动学生学习室内设计原理知识的兴趣，摆脱枯燥乏味的理论性知识满堂灌的模式后学生能自觉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真正的成为教学的主体，开发学生自主创新的潜能。室内设计原理运用问题教学的课程教学模式，让室内设计原理教学变得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问题教学的教学模式能更加贴切的了解到学生对专业知识的需求，使得室内设计原理教学能真正的运用到学生的室内设计作品创作中去，不再把室内设计原理课程学习的目的仅仅的局限于应试要求上，在掌握理论基础的同时拥有实践操作的能力，真正能把学生培养成为适合社会经济需求的可用性人才。问题教学的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改革改变了以往陈旧的教学模式，理论结合实践的新型教学模式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的积极性，让课堂教学不再是教师唱独角戏的情景。问题教学法大大的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让教学达到理想的效果，注重实用性和操作性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有着明显的增加，从提问设问以及疑问中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使得理论知识能够满足实际需要，同时也把理论知识变得浅显易懂，使学生在接受理论知识时不再那么抗拒，理解起来不再那么抽象，简洁明了化的理论知识的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与吸收。 5 结语 本篇文章主要讨论了关于问题教学在室内设计原理教学当中的应用以及所得到的效果评价。本文首先分别阐述了关于问题教学方法的基本定义与自身所带有的特点特征，室内设计原理教学的定义以及涵盖的方面和这门课程本身具有的特点，然后进一步的认识应该如何将问题教学应用到室内设计原理的教学中，最后再依据效果得出相应的评价。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浅谈室内设计原理 【摘 要】本文讲述了室内设计的基本原理、概念，设计依据和方法阐明了室内设计的历史与特点，论证了室内设计对环境的要求有着更深层次含义 【关键词】室内设计；原理；依据 一、室内设计基本原理 （1）室内设计的概念。室内设计——是为满足人类的生活、工作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要求，根据空间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的相应的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及美学原理，同时还应反映历史文脉、环境风格和气氛等文化内涵，营造出功能合理、舒适美观、符合人类生理、心理要求的室内空间环境。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组成部分，是对建筑设计的深化和再创造，受建筑设计的制约较大，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还应考虑材料、设备、技术、造价等多种因素，综合性极强。室内设计原则包括两个要求和一个手段，即功能和使用要求、精神和审美要求，以及必要的物质技术手段来达到前述两方面的要求。功能、形式和技术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关系，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路易斯·沙利文，他提出著名的口号“形式追随功能”，即建筑设计最重要的是好的功能，然后再加上合适的形式。 （2）室内设计的含义。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创造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这一空间环境既具有使用价值，满足相应的功能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历史文脉、建筑风格、环境气氛等精神因素。 （3）室内设计历史与特点。内设计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大体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来加以研究。 第一阶段：早期，人类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和其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极为有限。室内设计的成就大多体现在那些无视活人、仅供奉虚无偶像、甚至死人的纪念性空间里。 第二阶段：封建社会时期，享乐的主张在室内设计活动中开始得到重视。在帝王统治下的国，宫殿、园林、别墅雕梁画栋、华丽异常。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公苑、别墅搞得外貌观，内部空间奢华。那个时期的室内空间设计往往追求面面到。尽量雕琢。为了过耀财富的占有，昂贵的材料、无价的珍宝、名贵的艺术品都被带进了室内空间。这类室内设计工艺作品精致、巧妙，大大地丰富了室内设计的内容，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艺术遗产。 第三阶段：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拓了现代室内设计事业发展的新天地。钢、玻璃及混凝土、批量生产的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以及后来出现的大批量生产的人工合成材料，给设计师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新材料及其相应的构造技术极大地丰富了室内设计的学科内容。 二、室内设计的基本观点 现代室内设计，从创造出满足现代功能、符合时代精神的要求出发，强调需要确立下述的一些基本观点： （1）以满足人和人际活动的需要为核心。以人为本，这正是室内设计社会功能的基础。室内设计的目的是通过创造室内空间环境为人使用，设计者始终需要把人对室内环境的要求，包括物质使用和精神两方面，放在设计的首位。由于设计的过程中矛盾错综复杂，问题千头万绪，设计者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以人为本，为人服务这一平凡的真理，在设计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因从多项局部因素考虑而被忽视。 （2）现代室内设计需要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等要求，需要综合地处理人与环境、人际交往等多项关系，需要在为人服务的前提下，综合解决使用功能、经济效益、舒适美观、环境氛围等种种要求。设计及实施的过程中还会涉及材料、设备、定额法规以及与施工管理的协调等诸多问题。可以认为现代室内设计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系统工程，但是现代室内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为人和人际活动服务。 （3）从以人为本这一功能的基础出发，需要设计者细致入微、设身处地地为人们创造美好的室内环境。因此，现代室内设计特别重视人体工程、环境心理学、审美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用以科学地、深入地了解人们的生理特点、行为心理和视觉感受等方面对室内环境的设计要求。 三、加强环境整体观 （1）现代室内设计的立意、构思，室内风格和环境氛围的创造，需要着眼于对环境整面的考虑。现代室内设计，从整体观念上来理解，应该看成是环境设计系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室内设计的和室外环境，可以说是一对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矛盾，正是为了更深入地做好室内设计，就愈加需要对环境整体有足够的了解和分析，着手于室内，但着眼于外部环境。当前室内设计的弊病之一相互类同，很少有创新和个性，对环境整体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研究，从而使设计的依据汉于一般，设计构思局限封闭。看来，忽视环境与室内设计关系的分析，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四、现代室内设计对环境的要求有着更深层次含义 （1）室内环境是指包括室内空间环境、视觉环境、空气质量环境、声光热等物理环境、心理环境等许多方面，在室内设计时固然需要重视视觉环境的设计，但是不应局限于视觉环境，对室内声、光、热等物理环境，空气质量环境以及心理环境等因素也应极为重视，因为人们对室内环境是否舒适的感受，总是综合的。一个闷热、噪声背景很高的室内，即使看上去很漂亮，待在其间也很难给人愉悦的感受。一些涉外宾馆中投拆意见比较集中的，往往是晚间电梯、锅炉房的低频噪声和盥洗室中洁具管道的噪声，影响休息。不少宾馆的大堂，单纯从视觉感受出发，过量地选用光亮硬质的装饰材料，从地面到墙面，从楼梯、走马廊的栏板到服务台的台面、柜面，使大堂内的混响时间过长，说话时清晰度很差，当然造价也很高。 （2）把室内设计看成自然环境-城乡环境-社区街坊、建筑室外环境-室内环境，这一环境系列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链中一环”，它们相互之间有许多前因后果，或相互制约和提示的因素存在。 总之，从宏观整体看，正如前述，建筑物和室内环境，总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代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特征，铭刻着时代的印记，但是现代室内设计更需要强调自觉地在设计中体现时代精神，主动地考虑满足当代社会生活活动和行为模式的需要，分析具有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积极采用当代物质技术手段。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室内设计原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室内设计方兴未艾，室内设计已经越来越与人民的生活，工作密切相关，日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设计是连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桥梁，人类寄希望于通过设计来改造世界，改善环境，提高人类生存的生活质量。 现代社会中,色彩设计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城市建筑到日常生活,色彩的参与无处不在,色彩是影响感官的第一要素,人们观察物体时,视觉神经对色彩反应最快,同时还伴随着其他感觉器官及大脑的活动,从而产生综合性的知觉和意识。色彩悄无声息地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因此,正确地进行色彩设计在很多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人们使用色彩时,不仅要依据客观的科学知识,而且要结合印象、记忆、联想、象征、经验和传统习惯等以达到最佳的色彩效应。而这些客观知识以外的主观感受就是色彩的感性倾向,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色彩影响生理功能 不同的色彩能引起人的不同生理反应。匈牙利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他们把蒙住双眼的受试者分别引进红色、黄色和蓝色的房间,结果受试者在房间内睁开双眼后,脉博跳动的速率分别呈现“偏快、正常、偏慢”的状态。大家知道,色彩体系大致可分为冷暖两个色系,波长长的红光和橙色光、黄色光给人以温暖感;相反,波长短的紫色光、蓝色光、绿色光给人以寒冷的感觉。冷色与暖色除了给人在温度上的不同感觉外,还会带给人们一些其他感受,例如,重量感、湿度感、进退感等。色彩使人产生的生理反应并非来自物理上的真实情况,而是与人们的视觉与心理联想有关。 二、色彩影响心理功能 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阐述:“一般说来,色彩直接地影响着精神。色彩好比琴键,眼睛好比音槌,心灵仿佛是绷满弦的钢琴,艺术家就是弹琴的手,它有目的地弹奏各个琴键来使人的精神产生各种波澜和反响。”人们生活在一个色彩的世界中,积累着许多色彩方面的视觉经验,当知觉经验与外来色彩刺激产生呼应时,就会引发人心理上的某种情绪,这就是色彩的感性倾向。不同的色彩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和联想,比如,红色给人以热情、危险、活力、喜庆、愤怒等感觉;蓝色则让人感觉平静、悠久、理智、清新。 三、色彩的情感表现功能 既然色彩能够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那么不同的色彩必然有着不同的情感表现,应用时一定要根据情况来认真考虑、谨慎选择。比如,红色是中国的传统色彩,它具有吉祥幸福、热烈欢乐的寓意,因此,婚庆典礼、节日盛宴等喜庆场所的室内设计色彩以红色为主色调,忌用黑色、青色等肃穆的色彩。新娘的结婚礼服的颜色中西方都喜用白色,因为白色象征纯洁,而大红色的传统礼服在中国的婚礼上也是常见的服饰;而丧葬场所的室内设计色彩正好相反,红色等暖色系的明亮色调绝对不会出现,否则就是大不敬。色彩的情感表现功能具体表现如下： 1.不同人群对色彩的不同情感需求 在进行室内空间的色彩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目标人群的年龄、职业、教育背景、喜好等具体情况,念故去的人而佩戴黑色的袖标,灵堂一般也是以白花黑纱布置的。另外,不同的宗教,其颜色的象征意义也不同,以黄色为例,在佛教中,黄色有谦卑、超脱俗世之意;而在基督教中,黄色曾是犹大衣服的颜色,因此有着卑劣及背叛的象征寓意。在室内设计时,应尊重空间使用者的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在色彩运用方面做好充分的市场调查。 2.不同的地域与环境对色彩的不同情感需求 不同的地区,因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客观因素影响,人们所普遍认可接受的色彩也有所不同。比如,热带地区的人们比较喜欢强烈多变的色彩,寒带地区的人们偏爱柔和沉着的色彩。在农村,人们对纯粹的、能够产生鲜明对比的色彩情有独钟,而在城市,人们则更欣赏协调雅致的色彩。就居室而言,因其坐落的方向不同,室内色调的选择也应该有所差异。一般地说,如果居室门窗南向,充足的阳光使室内色调易呈暖色,这样的居室色彩就应该以偏冷的色调来平衡温度的感觉;反之,门窗北向者的房间,居室色彩应以偏暖色的色彩来增加室内的温度色彩可以改变人们对已知空间的视觉认识,也可以在空间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因此,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时,我们应遵循一些基本原则。 （1）遵循和谐统一的原则 室内色彩设计切忌“姹紫嫣红”“群芳争艳”,色彩未经统一规划而各行其是,势必会导致室内色彩的紊乱。在进行室内设计时,首先,应确定室内色彩的主色调,然后确定使用同一色系、对比色系还是互补色系的色调。只有在主色调确定后,才能根据色系的不同来确定相应的辅助色调。主色调一般不宜采用大面积的鲜艳的颜色,辅助色调则可根据实际情况大胆选用小面积的较高明度或纯度的色彩,便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其次,室内色彩的均衡感也很重要,色彩的明暗和面积最能影响整体色彩的均衡感,一般来说,明度高的色彩在上、明度低的色彩在下容易获得色彩均衡。比如,天花板要比地板颜色浅,否则容易产生压迫感。另外,在设计时可以考虑背景色比主体色轻浅;彩度高、暖色的面积应小于彩度低、冷色的面积等。总之,整体空间的色彩应该是上轻下重、淡妆浓饰,统一中有对比,和谐中有律动,稳重中又不乏变化。 （2）用色彩界定空间 以色彩来划分室内不同的功能区域既省时省力、经济快捷又效果明显。但是有一点应该注意,那就是各区域的色调一定要和室内整体的空间色彩,也就是主色调相协调。另外,应发挥不同色彩的情感倾向,辅助室内功能更好地实施。比如,在餐饮区域的用色中,黑色或纯度太低的颜色都是不恰当的选择,因为大面积的黑色会使人感到沉重和压抑,而过于混浊的色彩会给人以不洁净的感觉。故餐室的色彩应以暖色为主,黄色系中的橘黄、乳黄最能增加食欲,其次是柠檬黄;而学习和办公的区域要求人们头脑冷静、注意力集中,因此,不应采用明度和纯度较高的过于跳跃的色彩,而应以明度和纯度较低的柔和舒缓的色彩为主,比如选用灰色系、蓝色系、绿色系等纯度较低的或者偏冷调的色彩;卧室是家庭住宅中私密性要求最高的场所,其色调选择以私密和安静为前提,艳丽明亮的色彩使人觉得兴奋,不利于休息,因此,纯度和明度相对较低的淡雅平稳的色彩是卧室色彩的最佳选择;卫生间最重要的要求是清洁卫生,故装饰它的色调以白色、浅绿色、浅蓝色等冷色为宜,使之有清洁干净的感觉。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商铺室内设计的基本原理与要素分析 摘要：随着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室内设计开始蔓延到人们生活的每个领域，包括：居家、工作单位、各商业的场所等。在这些不同的场所给予不同的造型和陈列，以及各种装饰都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精神向往。以往注重的是针对居家而言，而如今已经扩展到对商铺室内的设计。本文通过简单对室内设计进行介绍，重点分析了商铺室内设计的基本原理与要素。 关键字：商铺；室内设计；基本原理；基本要素 室内设计就是根据周围的环境、各种条件和室内需求等所进行的创作，创作出来的环境既要满足人们的心理，还要满足人们在生理上的需求。对于商铺内的室内设计来说，只有根据客户的心理和所提供的商品，以及装修，才能吸引更多的客户前来消费。因此，怎样将自己的商铺设计好，并得到很好的展示效果的话，不仅要按照商品自身的特点、优势、风格进行设计，还要借鉴其它商铺设计的优势综合进行设计，这样才能够将自身的整个商品提升。 一、室内设计 室内设计的目标是为了满足人们在物质和在精神上的要求，是根据使用的性质与所处环境而对应的。不同的设计所反应出来的文化、风格、环境等都是各不相同。由于室内设计不仅包括外在的装饰，还包括对其使用的功能性。因此，对于室内设计既要有艺术性和技术性，还要有使用性等要求。 商业心理学将顾客分为三类。有目的的购物者。他们进店之前已有购买目标，因此目光集中，脚步明确，有选择的购物者他们对商品有一定注意范围，但也留意其它商品。他们脚步缓慢，但目光较集中。无目的的参观者他们去商店无一定目标，脚步缓慢，目光不集中，行动无规律。一个成功的室内设计不单纯是指对室内的装饰，还是建筑设计的扩展。从不同的方向来分析，室内设计就是空间的重新构建，一般来说被认同的方式有装饰和装修，以及装潢和设计等，从人们的视觉中获得享受和满足。不同的商店接待的三种顾客的比例不尽相同。指名购买的行业，比如，药店接待的顾客有许多是有目的购物者，室内布局应以功能为先。顾客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购买的行业比如文具店、食品店等。设计应注重条理和秩序。比较选择购买的行业，比如时装店、珠宝店、玩具店。设计中应使空间环境富于吸引力。通过跟踪调查法绘出不同类型商店内的顾客行动轨迹，可为室内设计提供依据。 二、商铺室内设计的基本原理 首先，满足人在商铺活动的需要。商铺室内设计的综合性质非常强，是根据商铺的使用性和客户的舒适，以及环境带来氛围的前提条件下来决定的。因此，需要设计者能够站在客户和商铺的立场细致入微的进行创造。在了解商品类型，以及客户视觉和心理的感受后，按照不同的需求，给予恰当的室内设计。例如：服装商铺室内设计，利用小件的商品、独特商品，以及活跃的气氛等来吸引客户的注意，对贵重的商品控制陈列的数量，展现服装的个性，以追求高雅来营造服装商铺中的氛围。色彩、照明等配合也是种氛围的营造。如图所示： 其次，对商铺内的环境进行加强，综合科学与艺术的设计。从整个商铺的环境着手，将室内的空气、视觉、空间、光，以及热等环境进行改善。商铺就算装修得很漂亮，但是在环境上不能给人舒适的感觉，也是很难被取悦的。在综合了科学与艺术的设计不管是风格的体现，还是环境的体现，都是设计者在设计方式上所重视的。在认真的对商铺整体环境进行分析后，绘制出更加真实和细致的商铺室内形象，并对不足的地方进行改进。例如：食品店铺内的设计，如图所示： 最后，按照商铺使用和发展的需求进行设计。不同的商品设计不同的花式体裁与之对应，相同的商品类别归为一类进行展示，设计不同的小格将不同使用的商品根据整体商铺的环境要求进行陈列。在商品变动时，可以与商铺整体的设计所对应，并又会体现出不一样的吸引效果。由于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很多商品室内设计的配件也在更换，因此，随着时间的变换，商店室内设计的更新也在三到五年之间，以满足商铺日后发展的需要。 三、商铺室内设计的基本要素 商铺室内设计影响着商铺中商品的销售，由于商铺室内设计是商品的代言，因此，客户在选购商品的时候，商铺的设计就直接告诉客户商品的好坏。所以，店铺室内设计的基本要素有以下二点： 其一，店铺内商品的设计。店铺内的商品设计是根据商品类型的大小和商品的形，以及商品颜色、质感和商品的群、个体来实现的。由于相同的商品在大小和形上变化不一样。例如：家具店，既有大的衣柜类又有小的椅凳类等，在设计时如果没有注意在秩序或形上的协调就会显得散乱不易营造气氛，所以要利用商品类型和形的变化添加更多的装饰性。在色彩上，商铺室内设计的色彩要与所陈列的商品色彩陪衬，利用商品的独特个性决定室内的风格，以吸引客户。 其二，客户心理与商铺的装修。客户的消费是有目的或无目的，以及有选择性的选购商品，所以商铺在接待时，也是不一样的。商铺室内设计在色彩和光等映照下突出商品个性，并利用各样的陈列或广告样板刺激、呼唤、诱发客户的欲望等。例如：珠宝店，它在商铺设计上就显得非常具有吸引力，不管是在环境、整个装饰上，还是在商品个性，以及客户购物的舒适度上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如图所示 为商铺确定一个商品的主题，然后根据主题设计出独特的意境，以及商铺标志，并在整个店铺到商品上出现这个标志，加深客户的印象。在一定的时间对商铺的陈列进行调整，是客户在视觉上有新的更换。例如：书铺的设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书进行调换。如图所示： 总而言之，室内设计使通过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生理需求而实现的。日益加快的生活，使人们对各种室内设计要求增高，不管是在风格还是氛围上都有所变化。尤其是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商铺室内设计的要求也随之增高。在突出商铺中商品特色的条件下，根据商铺室内设计的基本原理与要素，在不对商品造成干扰下进行商铺室内的设计。只有结合了各种商铺因素和条件后，商铺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木质材料特性在室内设计中的设计原理 摘 要:现代人生活忙碌而紧张,温馨的室内环境能给人们带来放松愉悦的氛围。木质材料的选择是室内设计中打造轻松舒适的高品质生活的重要部分。木质材料家具的设计是富有理性与感性的创造,它依据木质材料的特性,需要借助于适宜的材料来表达设计师的情感。 关键词:木质材料 特性 要素 1木质材料家具在营造室内环境中的作用 在室内设计中木质家具的使用,将营造室内环境的设计转向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在内的更丰富的真实感受,从而被人们追捧为现代室内设计理念的时尚。 木质家具由木材与木质材料及其他制品等构成。木质家具与其他家具营造室内环境的特性以及它们与居住者感觉之间的感觉,传达了一种微妙的信息。如何有效利用木材及木质材料为人类营建舒适、环保、健康、宜人的居住环境是室内设计中设计师选择木质材料家具的最终目的。 1.1室内设计中木质材料的视觉设计要素 木质材料的视觉特性是自然光与人造光的反射与吸收、颜色、花纹等对人的心理效应。 1.1.1木质材料的颜色 木质材料的颜色主要由实木其内含物成分和人造复合木材的表面所决定,以橙色为中心,且有一定的分布范围。木材中的木素可以吸收紫外线,减轻它对人体皮肤和眼睛的危害。木材又能反射红外线,这与木材给人带来的暖和感有直接联系。木材对光线还具有漫反射的功能,从而减轻直射光线的剌激,使光线变得柔和。 因此,室内设计依据木制材料的视觉剌激最小,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视觉环境。木质材料桌面、地面、墙面、壁面给人温馨的感觉。 1.1.2木质材料的光泽 木质材料的光泽是指光在物体表面正反射的程度。木材光泽的强弱与树种、木材构造特征、光线射到板面上的角度等因素有关。光泽比较强的树种如山枣、栎木、椴木、桦木、香椿等.木材的光泽与木材的反射特性有直接联系,当照射光的角度变化和照射光的强弱变化或者照射光色彩发生变化的时候,木质材料呈现的出不同的光泽。 1.1.3木质材料表面花纹 木质材料中实木木材的生长轮的图案,给人以流畅、稳重、整洁、轻松、雅致的印象。漂亮的花纹如栎木、鸡翅木。受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因素等的影响,木材图案在木材的不同部位给人以自然、运动、生命的感觉。 木质材料的花纹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图案与韵律的相通给设计师以启示。用一种感官的适宜刺激而引起的另一感官的联想或反应时也给人室内空间之间的情感共鸣。 1.2室内设计中木质材料的触觉特性的设计要素 1.2.1木质材料触觉特性 木材的触觉特性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软硬感,与木质材料自身的抗压弹性有关,木材属于中等或略硬的材料。(2)干湿感,如木材、纤维,光滑、暖和的材料有干燥感;如玻璃、金属等给人冷、粗感觉的有种潮湿感。(3)冷暖感,由材料对皮肤与材料界面间的温度变化以及对人的刺激来决定。木材及木质人造板有暖和感的材料。(4)粗滑感,木质材料粗糙度的因素有木材的表组织构造、树种等。 1.2.2 木质材料的保温功能 过热与过冷的环境温度会使人情绪不安。人体感觉的舒适温度大约为22度,设计师利用木质材料的不良导体的特性作为地面、墙体的装饰材料,能明显减轻室外气温的影响。木质材料的室内空间冬暖夏凉,夏季木质墙壁的室内气温比绝热壁室温低2.4度 ,在冬季则高度。 1.2.3木质材料的调湿功能 在室内设计中,木质材料具有较好的调湿效果,要合理地使用各种木质材料。调湿性是这种生物材料所具备的独特性能之一,它是靠木质材料自身的吸湿及解吸作用,直接缓和室内空间的湿度变化。 1.3室内设计中木质材料的听觉特性与室内设计要素 在大多楼房建筑的室内环境中,要求隔声吸音功能如墙壁、天棚的隔声性能要好。室内设计多使用木质材料,因为其具有较好的吸音性能。 1.3.1 木质材料的隔声吸音功能 面层材料通常采用密度较大的木质人造板,内有空气层或填充玻璃棉、泡沫塑料等多孔材料以提高隔声性能。如复合地板,可采用弹性材料作面层;或木质地板下构筑龙骨,形成浮筑地板,以及楼板下设吊顶,形成空气层等,以减轻因撞击引起的噪声。 室内空间的听觉设计是一种综合效果,来自家具用材的吸音性能,大部分似乎来自由于美妙的线条造型与材质的纹理、富有韵律的造型以及色彩等所给人带来的联想。 在室内利用木质隔墙、木质门、窗、天花板、地板及木制家具,给人以安静感,能提高交谈效果,对人类健康是有益的。 1.4室内设计中木质材料的嗅觉特性的设计要素 木质材料中木材及木制品释放出的内含物对人具有一定的保健特性,即挥发物与抽提物具有杀菌功效且散发出的香气有益于人们休憩、娱乐和呼吸系统的健康。 木质材料的家具芬芳的气味能舒解人的紧张情绪、消除疲惫,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例如由松木有消炎、镇静、止咳等作用,且给人以雄壮感;杉木会剌激大脑使之更为活跃;花柏所建造的房屋中没有蚊子出现等。 2室内设计中木质材料营造环境与人的综合效应 经济的活跃发展,材料的不断更新,制作工艺的翻新,使得人们的追新,追奇思维的要求,钢筋水泥建筑取代了木造住宅,人的寿命降低,女性多种癌症的高发,妇女妊娠时的精神不安,新生儿出生率降低。 设计师在设计婴儿房间、儿童房间、产房、老人房等室内环境时启示适当的增加木质材料特别是实木材质能够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增加了使用的安全性,并有益健康使得身心放松。 掌握和使用木质材料特性在室内设计中的设计原理以及生态设计、人性化设计提供丰富的理论基础。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浅析批评原理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摘 要：室内设计批评，是指人们对室内设计或室内设计作品的质量、意义和价值的科学评价。室内设计批评理论，即室内设计批评学，则是对室内设计批评的批评。室内设计批评涉及一切室内设计现象和设计问题，并对它们进行科学的判断与评价。室内设计批评学、室内设计理论和室内设计史构成室内设计三位一体完整的学科体系。 关键词：室内设计；批评；原理 1室内设计批评的释义 1.1批评的涵义 批评，也称评论、评价、评判。汉语中，批评可以做名词解，也可以做动词用。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评价行为，也是这种创造性的价值判断活动之后的成果。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最早有人把对文章的注释、品评、褒贬叫做“评论”，后来又有“眉批总评”的说法。可见，在汉语中“评”即是评论、批评。如《后汉书・许韵传》中有：“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批”也有点评、评判的意思。如明代杨慎《丹铅总录・诗话类》说：“世以刘须溪为能赏音，为其于选诗，李、杜诸家皆有批点也”。至于“批评”一词，明代已屡见运用，且含义已接近于现代。 1.2设计批评的涵义 设计，即英文中的Design，第十五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74年）对Design的解释中最重要的部分如下：“Design是进行某种创造时，计划、方案的展开过程，即头脑中的构思。一般指能用图样、模型表现的实体，但最终完成的实体并非Design，只指计划和方案。”在当今社会，设计已成为结合艺术世界和技术世界的“边缘领域”，即设计已经成为“艺术+技术”的活动。 根据批评的含意，我们可以认为：人们对设计或设计作品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即是设计批评。具体来讲，它是指：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客观、科学、艺术和全面地对设计以及设计师的创作思想、设计与设计作品、设计和作品制作过程、使用设计的过程、使用设计的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鉴定和评价，对设计进行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描述、分析、阐释、比较、评价、论证、判断和批判。其核心是判断设计客体对于人和社会的意义及价值。一般把鉴赏者对设计作品在深层次上的质量和意义的判断，尤其是价值判断称为批评。 1.3室内设计批评的涵义 室内设计批评，就是指人们对室内设计或室内设计作品的形式、功能、质量和意义的科学分析和评价，尤其是对其深层含义上的价值的判断。一般意义上的室内设计批评，主要表现为对室内设计作品的批评，内容包括：室内设计作品和室内设计师的创作思想，室内设计作品形式、功能和意义，室内设计作品的设计过程，室内设计作品的施工过程，室内空间使用者的使用过程和使用后的鉴定与评价等。 2室内设计批评的内容和类型 2.1室内设计批评的对象 室内设计批评学、室内设计理论和室内设计史构成室内设计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室内设计理论研究室内设计的原理、范畴、方法及设计的本质等，而对于具体的室内设计作品、设计师、设计流派和设计运动的研究，则属于以设计理论为指导的室内设计批评和室内设计史的研究领域。这三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室内设计批评的具体对象为：室内设计理论，室内设计史，室内设计师，室内设计作品，室内设计的使用者和受众，室内设计实践，以及室内设计教育等。 2.2室内设计批评的内容 室内设计批评的内容包括：室内设计的理论建设、室内设计师的创作意图、具体的室内设计作品、室内设计的设计过程、室内设计的施工过程、室内设计的使用过程、室内设计使用社会群体和个体的鉴定与评价、室内设计教育的开展，以及上述各个对象的联系环节等。一般来讲，室内设计批评的实践，可能涉及到对室内设计的功能分析、经济分析、人体工程学分析、美学分析、社会学分析、心理分析等方而的内容。 室内设计批评还应包括对室内设计批评的批评，即室内设计批评学或室内设计批评理论的研究。从哲学层面上讲，涉及室内设计批评的主体论、室内设计批评的符论、室内设计批评的价值论及室内设计批评的方法论等四方面的内容，具体阐述批评的主体、批评的产生、批评的内容、批评的方式、批评的标准、批评的性质、批评的价值等问题。 总得来说，室内设计批评涉及一切室内设计现象和设计问题，并对它们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与评价。 2.3室内设计批评的类型 为了研究的方便，可将室内设计批评分为理论批评、历史批评、应用批评和实践批评四种等类型。其实，这四种类型中，有些并没有严格的划分界限，它们的关系可说是相互重叠、相辅相成的。 理论批评这一室内设计批评的类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室内设计的理论的批评；二是对室内设计批评的理论的批评。这两部分内容是相辅相成的。 历史批评注重分析社会演变的内在联系，从社会、文化和历史以及作者的生平事实、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等角度出发，对作品进行研究、叙述并做出批评，指出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再借助于历史来说明历史必然形成的典型条件。历史批评是用现代的观点去引导读者敏锐地意识到作品在当时的时代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当然也阐明作品对当代所具有的意义。 应用批评，是指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进行室内设计和室内设计批评的研究和批评。这种类型包括室内设计应用批评和室内设计批评的应用批评。室内设计的应用批评，是一种室内设计批评的方法和模式，它可以运用多样的批评模式，如心理分析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等对室内设计的应用情况进行批评。而室内设计批评的应用批评，则是对室内设计批评的应用分析和价值判断，这属于室内设计批评学的研究范畴。 实践批评，指从实践的角度对室内设计和室内设计批评所作的分析和评价。室内设计实践的批评，包括人们对室内设计的设计过程和施工工程的批评，以及社会群体和个体对室内设计使用后的评价。它涉及到室内设计设计、施工管理者的批评和设计师们的自我批评，更多的是业主和室内设计使用者们的评价。而对室内设计批评实践的批评，则是人们对室内设计批评价值的考量。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摘要：社会不断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室内设计专业需要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性高素质设计人才。而如今室内设计教学过于注重理论知识，实验实训设备缺乏，导致了实践教学的缺乏，影响了学生全面发展。教学过程中，没有实践相辅助的理论教学显得空洞抽象并且缺乏感染力，导致学生会出现对理论知识理解模糊的现象，另一方面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的兴趣爱好，令学生迷失发展方向。本文分析了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室内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探讨。 关键词：室内设计；实践教学；教学改革 室内设计是一门新兴的专业学科，从上世纪八十年展至今。我国室内设计教育作为培养室内设计人才的主要力量，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与之相应的是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对人居环境、生活质量的要求以及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从而产生的矛盾愈加突出。如何创造出功能更合理、更舒适优美的室内环境，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这是我们今后作为室内设计发展所需要努力的方向。因此，室内设计教育作为室内设计行业发展的促进力量，探索室内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一、 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观念缺乏创新 室内设计是设计人类居住、生活、学习的室内空间环境，用以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以人为本”就是在室内环境设计中应以人作为出发点，尊重和满足人的需求。1981年国际建筑师联合会第十四届世界会议通过的《华沙宣言》就明确指出：“每个人都有生理的、智能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各种需求。这些需求作为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同等重要的，而且必须同时追求。”设计的目的是为人服务，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决定了设计的最终方向。而现阶段的高职室内设计课程教学按照传统教学模式，其教育思想教学理念不能与时俱进，课程内容偏理论化，实战性不强，在分析室内空间的使用者时通常考虑的是大众群体，而忽视将使用群体进行细分化、忽略“特殊群体”和性别差异而引起的不同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使得在专业课程学习中只是将些理论知识一带而过却未能做到有针对的学习。 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在面对设计任务时，通常忽略了客户的需求，一味的以自我为中心，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设计，只满足了自身的要求而缺乏针对性的设计体现，导致毕业后不能很好的调研客户的需求、分析客户的需求来进行相应设计。强调人作为设计的主体，重视设计的对象人群是室内设计教学应该关注的问题之一。 2、忽视学生主动性培养 长期以来，在课堂教学中通常采用粗线条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作为教学对象的重要性。多采用灌输式、家长式的教学，缺乏让学生进行启发性研讨，忽视学生个性和主动性，没有很好地让学生真正的参与到教与学的过程中去。忽视了对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从而使学生失去了对设计的直觉和兴趣。学生学习中缺乏兴趣造成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使得学习效果很不理想。 3、忽视社会需求和缺乏实践的教学 室内设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然而现有教学缺乏实践性与理论性的有效联系，学生的学习处于一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状态，教学一味的遵循传统，未考虑到社会需求，使得教学过程与现实情况脱节。社会所需的是一名能够独立思考具有解决问题能力的设计师，而我们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来都是重视设计结果，却忽视了设计构思过程、忽视了学生对“美学”的培养、忽视了学生在对设计理念的培养。造成学生一味的追求形式感，以借鉴的名义东拼西凑而来的设计方案，毫无任何个人设计创意和设计理念。以至于有的学生还热衷于电脑设计的效果表现技巧，成为了缺乏思想的“绘图员”。 学生“天马行空”的设计，却因为缺乏实践的锻炼，不了解实际操作。例如施工工艺的了解，造成了很多设计只能是纸上谈兵无法付诸实施，这就使得实际中与职业岗位所需求的能力相差悬殊。如何将施工以及实际操作搬到课堂，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室内设计师，这也是我们需要进行改革的方向。 二、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建筑工程技术、艺术、经济等多种学科都基于环境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主要是研究现在社会中的人、产品、环境等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物质精神层面的提升，人们对所居住和生活的环境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环境艺术设计带动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其室内设计在此的竞争力越来越有影响力。部分高校也加大了对环境艺术设计的教育和培养。虽然专业教育不断的发展，但是制约了教学和专业的研究目的，因此，必须对目前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框架重新的进行改革和构建，以此来满足社会经济设计人才的需求。 室内设计原理是一门主干课程，也是学生从事设计生涯的起始课程。虽然在学习室内设计有一些专业的基础知识为铺垫，对于室内设计还是不知从何入手，室内设计课程主要是对室内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讲述，习作内容分为生活和公共空间两大模块，让学生综合掌握室内环境的基本要素，从而培养学生自主的创新性思维，传统的教学方法为：教师对基本的系统理论进行讲解，然后举例说明再做一些虚拟课题，虽然一些教学问题得到解决，但是没有很好的激发学生对此课程的学习兴趣。所以，我们必须对室内设计课程教学框架综体进行改革和构建，首先要对外引进项目教学，创建创新实习基地，以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端看问题，开拓视野，提高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使学生最大程度的发挥其潜能，在实际操作的同时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及创造力。 三、室内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 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对专业室内设计人才的要求将更加细化，对各高校培养专业人才提出更高要求，促使对室内设计课程进行针对性教学研究。 1、改革传统的教学思想 改革传统的教学思想，强调人作为设计的主体，重视设计的对象人群。一个设计的好坏最终评价取决消费者的满意度。只能做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才能真正做到让消费者满意。由于室内设计包含的内容多，涉及的人群非常广，这就需要在室内设计课程中，以专题的形式讲解具有代表性的人群生理和心理特征，按年龄、性别和爱好划分等。如儿童、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更应该考虑人机工程学和无障碍设计，给予设计关怀。通过细分消费人群的教学，引导学生分析和理解消费群体的需求，强调将创意、美感与客户需求三者相结合，并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度去设计创作。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浅析室内设计发展空间与原理 摘 要：本文对光影和色彩基本概念进行了简单阐述，分析了光影和色彩与室内设计的关系，以及其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从室内环境装饰的层面上说明光影和色彩结合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以丰富和探索光影和色彩的结合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设计手法的不同作用。 关键词：环境设计；直观性；基本观点；设计原则 一、室内设计的含义 对于室内设计除了有使用安排和冷暖光照等物质的功能方面的要求，还有和建筑物的类型、性格相适应的室内环境氛围和风格文脉的精神功能方面的要求。人们长时间的生活在活动于室内，然而现代室内设计也称室内环境设计，环境设计系中的人们关系最为密切。在室内的空间组织和平面布局方面，总的来说，也还和当时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观点和社会经济和民俗民风等密切有关联。时代的变化，社会发展的历代的室内设计，总是拥有着时代的标记。这是由室内设计从设计构思、装饰材料到内部设施、施工工艺社会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状况联系在一起。室内设计水平的高低、质量的优劣又都与设计者的专业素质和文化艺术素养等联系在一起。室内设计中，从整体看设计对象的依据因素是：所在场所――这一建筑物和室内空间的周围环境状况；经济投入――相应工程项目的总投资和单方造价标准的控制，使用性质――为什么样的功能设计建筑物和室内空间。 设计构思的时候，需要的运用物质技术和手段，这是因为室内设计的艺术性，除了有与绘画、雕塑等艺术之间共同的美学原则，即各种各样装饰材料和设施设备，这是容易理解的；还需要遵循建筑美学原理。 二、室内设计的发展 我国传统的各类民居的北京的四合院、四川的山地住宅、云南的“一颗印”和山西民宅大院和福建客家土楼和泰族干阑式住宅和上海的里弄建筑等，在这些地域文化的建筑形体与空间室内组织，在建筑装饰的设计和装修工艺制作方面，都有借鉴成果。现代室内设计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尽管还只是近数十年的事，但是人们有意识地对自己生活、生产活动的室内进行安排布置，甚至美化装饰，赋予室内环境以所祈使的气氛，却早巳从人类文明伊始的时期就存在了。国外，公元前古埃及的是贵族宅邸的遗址中，抹灰墙上绘画有彩色竖直条纹，地上铺有草编织物体，还有各类家具和生活用品.古埃及卡纳克的阿蒙神庙。柱的装饰纹样均很精美，神庙大柱厅内硕大的石柱群和极为压抑的厅内空间，正是符合古埃及神庙所需的森严神秘的室内氛围，是神庙的精神功能所需要的设计。 三、室内设计的基本观点 室内设计需要注重的是研究人民的行为心理与视觉感受方面的要求。设计观念出发，仍需二者结合。总之要达到―― 生理要求与心理要求的平衡和综合。时代感和历史文脉并重历史文脉：并不能简单地从形式和符号来解释的，而是广义地涉及规划思想、平面布局、空间组织特征，设计中的哲学思想。不一样的空间给于人民的不一样的感觉。加强了队整体环境的感官。室内设计的立意、构思、风格和环境氛围的创造，需要于环境的整体和文化特征，跟建筑功能的特点的很多方面考虑全面。科学性与艺术性合体，现代设计的基本点，这是在室内设计中重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相互之间的结合。科学性，包括新型材料与结构构成与施工工艺，很好的声、光、热环境的设施设备，跟设计手段的变化。在重物质技术手段，重视建筑美学原理，重视创造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室内空间形象，具有视觉愉悦和文化内涵的室内环境。科学性与艺术性；遇到不同的类型和功能特点的室内环境可能有所侧重，但从宏观整体的。 四、室内设计原则 （一）室内设计是要满足于使用的功能，考虑人们的活动规律跟处理好空间关系，空间的尺寸，空间的比例；合理的配置陈设和家具，解决室内的通风，采光和照明，还要注意室内设计的色调总体效果。室内设计是创造很好的室内空间环境为目标，把满足人民在室内设计进行生产和生活和工作和休息要求置于第一位，所以在室内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运用功能，使室内环境科学化与合理化和舒适化。 （二）室内设计必须满足于精神的要求 室内设计考虑使用精神功能要求的同时，还应该考虑精神功能的要求（艺术感染、视觉反映心理感受）。室内设计精神是会要影响人民情感，还会影响人民的行动和意志，所以要研究人民认识的特征和规律；研究人民和环境相互作用；研究人情感与意志。设计的人必须要运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手段去影响人民的情感，使得有升华的设计效果。室内环境如果能突出表现那种构思与意境，那么，它会产生强烈的艺术的感染力，很好地发挥精神功能方面作用。 （三）室内设计要满足于现代技术的要求 现代的室内装饰设计，它于现代科学技术之中，要想室内设计更好地满足精神功能要求，就必须最大限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最新的成果。建筑的空间创新于结构造型创新有着很大的联系，第二应取得协调统一，充分的考虑到结构造型中的美的形象，把艺术于技术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要求室内设计的人必须具备的结构类型知识，熟悉和掌握结构体系性能、特点。 （四）室内装饰设计必须要符合地区特点和民族风格的要求 由于人们所在的地区、地理气候条件的不一样，每个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都不一样，在建筑风格上确实有着很大差异。设计中要有各自不同风格和特点。要体现民族和地区特点以唤起人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们国家是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地区特点、民族性格、风俗习惯和文化素养的因素都不一样，使得室内设计也有不一样。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案例教学在《室内设计原理》课程中的运用 摘 要： 案例教学的着眼点不是获得固定不变的原理，而是培养教师面对新情景处理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本文作者就案例教学在《室内设计原理》课程中的运用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 案例教学 《室内设计原理》课程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案例，是人们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中所经历的典型性事例的描述，是众多经历中的片段截取。最初运用“案例”一词，是医学界对众多病例的统称，对患者的病情诊断、采取的救治措施进行记录，以便作为参照指导以后的医学活动。案例译自英语“case”一词，原意为状态、情形、事例等，用在法学上译成“判例”；用在商业或企业管理教学中译成“个案”、“实例”，用在教学上译为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是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最早开创的，原本是一种讨论问题的方式。现代的案例教学法起源于美国哈佛商学院，后被广泛运用于各学科的教学活动中，是一种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的教学形式。［1］ 一、何谓案例教学 1.传统教学与案例教学 传统教学认为，只有教师获得了专业上的新知识，才能运用到教育教学中去，进而增强教学效果。老师拿着教科书规定的知识，用课堂讲授的方法灌输给学生。学生学习起来没有任何积极性，全凭老师发挥主动性指导学生被动地学习，学习系统知识效率高，但能力培养效果较差。案例教学认为，知识不是从教材中得来的，教授过程中情境的设定是可以随知识不断变动的。教师需要的不是照本宣科，接受别人的新思想、新知识，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境生成自己对知识的新思想、新见解。案例教学的着眼点不是获得固定不变的原理，而是培养教师面对新情景处理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两种教学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成语“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的关系。 2.什么是案例教学 所谓案例教学，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组织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活动，教给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道理，进而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他们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理解的一种特定教学方法。［2］郭沫若曾说：“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自己学习，自己研究，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手来做这种精神。”能够让学生“学以致用，学有所用”是广大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目标。对于用直观的图像呈现为核心表达的设计类课程，图解思考和分析的能力本身是环境艺术设计学生基本功底的直观表现，案例教学在设计类课程中运用的意义也是更加明确的。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摸索如何在设计课程的不同教学环节中运用案例教学，并进一步研究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如何选择适宜的方法来实现教学目标是很有意义的。 二、案例教学法在《室内设计原理》课程中的实施 1.课程分析 《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入门基础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对室内设计的基础概念、风格流派、设计方法、发展趋势有一定的掌握，使学生建立较为系统的设计框架，为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平台。短短一个月的课程学习，无法教授所有的技法和专业知识，最重要的是能否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能力，而不仅仅是具体解决问题的手段。如何使理论化的课程内容更加生动，易懂，帮助学生完成专业的学习就显得更重要［3］。了解到学生对课程的学习是专业的入门，思维还停留在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等二维平面上，对三维空间的理解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认识。因此在教学中应把课程的重点放在室内设计手法的学习上，通过大量图解和案例图片演示，帮助学生完成从二维平面设计到三维空间设计的转换，增强学生对环境艺术设计学习的兴趣。 2.案例课程教学 （1）案例引入 案例是案例教学法的核心，是进行案例教学的前提。案例质量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果。作为一门基础性较强的设计原理课程，教师在其教学中选择案例一定要注意突出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使案例材料既符合教学目的，又能够真实和全面地反映设计实用性。因此在挑选案例时就必须考虑学生已有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识别能力等条件，案例的代表性，以及案例本身所具有的启发性，并考虑案例的可讨论性。 教师借助于多媒体幻灯片进行案例教学，首先从二维设计入手，帮助学生巩固最基本的设计手法的应用。例如：以“同构”设计手法为例，从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的图形入手，以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组合方式加以整理，把旧有元素转换成新的组合方式。通过这种同构方式得到的新图形使人既熟悉又陌生，会引发观者极大的好奇心，从而使画面的视觉传达变得更加顺畅和自然。 引入相应的图片案例一：油画《强奸犯》，马格利特《共同的发明》、《闺房里的哲学》，根据图片提出问题，毫无联系的画面形象共同组成独特画面语言，让学生思考“同构”手法的特点；接下来引入图片案例二：“同构”手法在二维设计中的运用，鞋油系列招贴广告，擦了鞋油的皮鞋可以当镜子使用，用同构手法突出商品的特点；让学生在新奇创意的感召下深入去总结“同构”设计手法的表现特点，这种设计手法的运用能获得1+1＞2的结果，产生的创意能获得令人震惊的视觉效果。 （2）案例讨论 对于教师来讲，案例教学更多的是“学”的过程，即老师、学生都成为案例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承担了更多“学”的责任。教师更加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引导，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角。学生通过一个个实际的案例图片理解了教材的原理定义，更形象化地学习设计课程，案例课堂讨论使学习氛围更有趣，学生之间设计案例的交流也是课堂互动的关键。而设计类教学中的图片分析教学是用直观图片了解案例背景信息的基础上，让学生根据设计方案作出自己的评价、分析。这样有利于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诱发学生的创造潜能，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分析能力。同一个案例的解读不同的学生可能因为自身的不同就有很多种的解读，对于这么多的解读，要肯定学生的积极思考，然后耐心地分析每种解读的合理性和不合理行，让学生明白创作者真正的表达意图。 典型的案例讨论是与下列问题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①“同构”案例中的艺术特点是什么？②哪些设计元素至关重要？③判断这种“同构”设计手法的标准是什么？④什么样的设计元素表现形式是最适宜的？⑤（重点）如何将这种二维常用的设计元素表现形式与三维的环境艺术设计相结合？并举出案例图片加以说明。学生独立地去思考课程的重点，总结出“同构”在设计中的丰富变化，不只是用于二维的平面设计，对表现方法的讨论，还可以延伸到三维的空间设计中，结合学生自己找的图片如：不同主题的餐厅（监狱餐厅，教堂宾馆），功能确定之余可以加入对空间的趣味性定义，让人获得视觉、味觉、触觉上更多的互动体验；以动植物为主题的家具，把常见的动植物外形与室内家具的舒适外观相结合，共同创造新的家居体验，以及美化空间环境又给人耳目一新的体验和观赏效果。 根据设计案例让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这样有利于使课堂学习气氛活跃起来，使学生更愿意去主动探究知识，运用知识。 （3）概括总结 这个阶段属于承上启下的阶段，它通过从案例讨论中引申出一定的结论，为后续的课堂教学提供准备。在这个阶段，可以让学生总结，也可以教师自己总结，讲明案例中的关键点，以及讨论中存在的不足和长处。在总结中，要揭示出案例中包含的理论，强化以前讨论的内容，提示后续案例――“同构”设计手法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并给予成功案例图片展示，如何在三维的空间中运用“同构”设计手法，肯定参与者的结论。 案例教学法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经典的案例能够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极大提高学生的能动性和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使教师和学生真正地互动起来。这有利于培养了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业务技能。 三、结语 本教改主要是针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进行了一定范围的改革和探讨，目的在于培养环境艺术设计的学生在“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中的学习兴趣与自主学习、分析能力。我们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探索的案例分析和运用的教学方式能让学生充分利用课内学习时数，并且在短期内能够真正深化对室内设计手法的认知、分析，提高环境艺术设计的专业表达能力，进而保证毕业生拥有综合素养和能力，在进入工作岗位时能够尽快地适应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构成原理对室内设计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室内的设计和装修也有了很多的讲究和要求，室内设计是对整个室内环境和空间的再创造，像人与自然一样，所有的设计和装饰也都是讲究和谐共生的，在固定的空间里设计出线条柔美、人与环境和谐以及视觉美好的空间布局，是所有现代人的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室内设计的发展中呈现出很多的新技术、新手段，设计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样化，效果也越来越丰富，尽管出现了许多的创新思维，但是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构成原理将在整个室内设计中起着构思根据的作用，基本原理包括平面设计、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三个方面，在进行室内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构成在整个设计中的作用，重视视觉效果、环境协调、家具与室内框架的和谐等，利用每一个可以用到的因素，把他将它们重新巧妙组合成一个审美与构造和谐的室内空间环境，提高室内空间环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位。 1构成的含义及作用 1.1构成的含义 “构”的书面意思是使某一形体或者器物成型，其内部支撑起骨架，从而形成虚拟的具体框架。即是“成”的含义延伸。构成即构思，为一个目标而作的建设性的预想，运用于室内设计领域时意味着在视觉上形成美的造型，不仅是对事物的重新组合、排列的能力，还需要对内外结构有了解，对其功能和审美上都要达到标准，更多的是动手设计的能力。 1.2构成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进行室内设计时，根据室内空间的特点，先对室内布局进行构思研讨，制定出初步方案，设计者将对整个空间形成清晰的设计思路，勾画出平面结构图，确立立体空间雏形，最后辅以材质、色彩等装饰设计，最终形成效果实体图，以供设计者筛选；最初，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空白的空间，对空间里的每一个细节进行设计后形成初期的平面设计图，通过运用重复、对比、堆成、比例、韵律和线条等设计的常用方法将最基础、最基本的点、线、面描绘到平面图上，由于点、线、面的组成不同，那么由其构成纹样和图案也不同，再加上所摆放的位置不同，出来的室内设计效果也不同，因此，在不同的空间布局里运用不同的点、线、面不同的巧妙组合，也能创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也为室内设计增加了艺术成分。所以，在室内设计中一定要充分认识三个基本元素的基础作用，才能形成具体的构思，从而提高整体设计的视觉效果和功能效果。 2平面构成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2.1平面构成是后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基础 由多重要素所构成的，主要包括强弱渐变、线条重复、形状近似、发散对比等等，整个平面构成是在二次元的空间进行的，是按照一定的形式美的法则来进行分解、组合的，而平面构成的目的是使整个平面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2.2同样的造型重复出现是平面构成常见的构成方式 重复构成能够产生线条、画面的协调统一的观感，因此，在室内设计中重复构成的应用十分广泛，但是由于重复构成的重复单一性，也容易产生单调乏味的效果，所以，在排列时要注意这些要素之间的方向和空间变化。 2.3在进行平面设计时常常运用的围绕一个或几个共同的中心排列的发射形状 发射形状的灵感来源于美丽的大自然，太阳的光芒、温暖的烛光绽放的花朵等在自然界中都是呈发射状。在室内设计中运用发散使设计具有聚焦点、光芒感，使设计富有节奏。 2.4在平面设计中，对构成因素相互比较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同一个地方求差异，使互异的地方强调、突出，也是在求异的同时达成最佳效果的和谐统一，在室内设计中，常常运用到对比构成原理的是家具的选择与安置，为了达到统一性和协调性，一定要对室内的空间环境和采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使室内的空间布局开阔明亮，线条流畅，选择家具及摆设时也考充分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既要突出家具的造型，也要使造型与周围环境的统一。 3色彩构成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 3.1色彩的对比构成与室内陈设 色彩的搭配直接影响到结构的造型，因此，在室内设计中，色彩搭配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室内设计的风格，理想的居室色彩能给人舒适、安逸感，从心理上让人放松、心情舒畅。色彩运用时要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颜色在空间或时间上进行相互比较，例如进行色彩三要素的对比、冷暖对比、面积对比等。根据不同的室内陈设，家具的摆设对色彩的不同要求，对比的强弱也会不同。若室内空间面积较小，应弱化陈设品色彩对比，多运用明度较高、纯度偏低的色彩，使室内在视觉上达到空间开阔的效果，若室内空间较为开阔，可在家具或小件织物的色彩上选择不同的、富有变化的色彩，增加色彩对比度，丰富室内层次，活跃整个室内氛围。 3.2色彩的调和构成与室内陈设 色彩构成是从审美出发，是人们对色彩的知觉和心理的结果，在进行色彩搭配时要按照色彩规律去搭配组合，使整个色彩达到新的和谐。在室内设计中，色彩直接决定着室内环境中视觉空间的舒适感，通常利用色彩色相、明度和纯度的变化和统一来调节室内环境气氛。设计之前应明确整个空间中大面积使用的环境主色、主体设施的主题色，而小块区域的颜色跟整个空间的色彩要搭配和谐，在色相确定后使用不同的纯度、明度进行调和变化。在整个室内色彩设计中，应体现出大环境统一、局部对比变化，统一中有对比，对比中求统一，这样才能实现色彩的平衡、协调和层次感。同时，不同的室内环境色彩运用原则有所不同，办公空间的色彩运用应庄重沉稳，家居空间的色彩搭配应明亮柔和，娱乐空间的色彩运用则需要有一定的视觉刺激和审美感，但整体之下应有局部的区别。五颜六色的色彩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好的室内设计不能缺少色彩的，一定要由和谐的色彩组合作为设计基调，因此，在进行室内设计时要注重色彩搭配构成和调和的基本原理为前提。运用对比、重叠、和混合的方法，在对比中调和，在统一中求异，在混合中求突出，很多的色彩有秩序、和谐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了色彩调和。我们通常会运用统一调和和类似调和的手法有效控制室内色调，我们可以运用统一调和来调节室内陈设中的对比过强，容易使人产生视觉疲劳的色彩，在强烈刺激的色彩中都混入统一色，增加各色的统一因素，达到调和感强的色彩。也可以在调色时参入对方的色彩，可以点缀，可以混入，或者在陈设中混入相似的颜色，达到色彩协调的目的。 4立体构成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 4.1线材与室内陈设 立体构成是构成完美室内设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空间的所有立体元素的重新组合，三维空间的可塑性是立体结构的显著特征，随着人们的生活品质的提高，人们对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立体空间布局时可以根据家具和家电种类及功能的需要，利用平衡与对称、对比和调和、节奏与韵律以及重复和变异等构成规律来进行摆放；材质是室内装饰陈设物品造型美观的保证，因此，在选择室内装饰与家具时，要根据空间设计的构思，选择适合房间的材质，以达到整体的和谐，例如，室内所有的装饰摆设必须要依赖合理的立体空间设计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同时立体构成原理运用时应注重室内设施的材质美和形态美，室内设计中的陈设物品本身就是立体的，在视觉上有一定的方向性和美学效果，而材质也要注重伸拉结构和垒积结构，以及线条的柔和。 4.2面材与室内的摆设 整个室内设计的面是由长度、深度和宽度所构成，而整个面的尺寸会直接影响到面的深度，面的最大特征是具有一定的平整性和延伸性，由于面具有一定的形态，可以很轻易地辨认出，所以，面的外轮廓是非常明显的，面的立体构成和面材折叠组成了面材主要的构成形式。这两个主要的构成形式也常常被运用到日常的室内设计构思中，例如，设计一个室内商品的展台，就可以设计的简单明了，突出商品的摆放，凸显商品的优点，不能依赖复杂的构造而忽略了商品，这样的效果只能是得不偿失，在室内陈设中可以运用线的对比调和，例如在家具中对坐椅进行设计，哥特式风格的坐椅的靠背强调垂直向上渐变的线条，坐椅的线条都是各种线条综合搭配而形成的，尽管曾经单一的直线很流行，但是随着潮流的发展，人们对时尚感的要求越来越深化，人性化的设计渐渐地深入人心，因此，新的设计方式越来越繁多，而对坐椅的设计从单一的直线变成了婉转的曲线，不管在休闲的躺椅上，还是在具有质感的钢质桌椅，均以简洁的结构，流畅的曲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因此，在室内设计中合理的运用直线和曲线的搭配，使所有的线条达到和谐统一，才能使整个室内设计达到韵律感和节奏感的和谐统一。 5结语 在室内设计中平面构成是整个设计的基石，是设计者对整个室内设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体现，在室内设计中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来进行平面设计的构思，平面设计在整个室内设计中起着奠基的作用。色彩构成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室内设计的风格，而进行色彩的搭配时，要遵循一定的色彩规律和一定的视觉效果，使室内家具、装饰等所有的色彩搭配调和到和谐统一的状态，对整个室内设计地视觉效果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室内设计中立体构成是将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整合为具体的立体设计，将室内设计中的各个要素按照科学的方法组成一个合理、和谐的立体框架，形成一个美观的形态，根据室内设计的要求对构成要素进行平衡与对称、对比和节奏、等方面的调和，最终达到一个和谐、美观的效果。在进行设计室内时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从生活方式、心理需求、美的享受等全方位思考，从基础着手，找到适合室内需求的设计规律，从而达到室内设计的和谐、美观、实效。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室内设计运用美学原理研究 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遵照建筑美学原理，创造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需要的室内环境。从室内设计的实践角度来看，设计美学原理是运用室内设计中各要素为媒介来表达的，设计美学原理在当代的室内设计中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室内设计(InteriorDesign)它是建筑内部空间的设计,是整体建筑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建筑设计的进一步深化。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多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人们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室内空间的设计不应仅仅停留在满足物质方面的需求上，它不再只是简单的空间组合、家具以及设备的拼装，而应上升到精神的层面，它需要更加注重的方面，它需要综合处理人与环境、人和人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 就本质而言，室内设计是一种造物活动，它需要创造出既能满足人们物质方面的需求同时注重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空间环境。现代室内设计对人们精神方面的注重和对艺术性的高要求，更进一步的强调了室内空间设计要以美学原理为依据。美学原理对室内设计的指导作用是通过室内设计中各要素为媒介来表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室内空间设计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合理的组织空间并且利用空间的组合为使用者营造美的视觉感受，因此，作为设计者我们不能够只是局限于空间原有的形态，而是要结合使用者的需求不断地探索寻找新的科学技术与审美特点创造出各具特色的空间形象。其次，对室内空间中的各个组成界面进行合理的装饰，是营造舒适且具有美感的室内空间环境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利用各种不同装饰材料之间的质地不同与多种多样的装饰形式，可以使得室内空间的艺术审美效果呈现丰富多变的风格，同时也能体现不同地域文化的历史文化特征。再次，室内设计中色彩的应用除了对视觉上产生影响外，还对人的心理和情绪有影响。 合理的在室内空间运用色彩有助于放松身心。室内空间色彩的设计有其应该遵守的一般规律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审美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室内设计中各个组成要素虽看似相对具有独立的意义，却不能孤立对待，整体的空间氛围营造要通过各个局部之间的相互搭配统一起来，因此室内设计审美价值的产生是将多学科、多种文化内涵意义整合而得的。室内空间的设计语言是随社会文化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在对其进行设计时应该有整体环境观念。因为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社会背景、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就比如我国南方的建筑顶部，因当地的潮湿多雨的气候影响而建成尖顶；北方的气候干燥少雨所以建筑的顶部多为平顶。这些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和个性差异。室内设计风格形式的表达需要通过设计元素的组合以及各种营造手法反映出地域文化和时代特色，并且能够传递出情感、体现美学的意义和价值。 装饰材料、工艺本身具有的技术美感与设计形式处理产生的艺术美感，共同形成了室内设计审美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室内环境的营造中，人们就美学理论的指导对室内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要重视艺术性，而且还要重视科学性和其相互之间的结合。从历史角度来看几乎每个领域里新风格、新动态的产生与兴起都是伴随着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来的，建筑和室内设计也不例外。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人们价值观和审美观也随之改变，这就促使“以人为本”的室内空间设计必须充分重视并积极运用新兴的科学技术的成果，包括新型的材料、结构构成和施工工艺，以及为创造良好声光热环境的设施设备。室内设计的科学性除了在装饰材料、工艺技术有所体现，在设计观念上需要进一步确立，而且在设计的表现手法等方面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设计和图纸绘制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可以使我们在初始设计阶段中便能运用其所提供的三维视觉设计来表现未来的实际效果。 综上所述，综合了多个学科、多种文化的室内空间设计离不开美学原理的参与和指导。没有设计美学的指导，室内设计便缺乏了组织性且显得苍白无力。此外，人类的审美观念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的，所以室内设计应当因地制宜地有效地借助设计美学原理的指导作用，创造出符合功能需要且具有文化内涵意义与审美价值的室内空间设计。 室内设计原理论文: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改革论述 摘要：室内设计原理专业性、综合性强，但受到传统教学思维模式的限制，教学效果欠佳。针对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单元集中授课”的教学模式，即根据《室内设计原理》课程内容特点将其分为基础单元、提高单元和实践单元三个单元，并将原来的6-8周的分散式授课改为3周集中授课的方式，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时间集中、空间集中和思维集中。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的目的。 关键词：单元集中授课；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改革 1研究背景 《室内设计原理》课程专业性、综合性强，但受到传统教学思维模式的限制，教学效果欠佳。《室内设计原理》这门课一般开设在建筑学或是艺术学的学科门类下。课程主要讲授室内设计历史、风格、流派，室内空间界定、分类、营造，室内装饰照明、色彩和绿化等。是建筑设计专业、室内设计专业、环境设计专业和家具设计专业的主干课，其课程内容还延伸至室内装饰材料、装饰构造、设施设备等[1]，专业性、综合性强。但《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模式主要以教师课堂教授为主，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状态，其主观能动性受到制约。由于受传统教学思路及课堂空间的限制，学生实践经验缺乏，设计作品没有创意[2]，从而导致学习效果不佳。随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3]，国内部分高校已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对《室内设计原理》课程进行了相应的教学改革。如何适应在专业大平台形势下顺应市场变化的室内设计教学一直是国内室内设计教学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4]。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率先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学校特色试行了“工作室”模式教学、“分组教学”模式教学等[5]。王芳（2012）提出在《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评价模式上“重过程、重设计思路培养”不再以作业作为最终评价依据，并注重教师实践水平的提高和项目式教学模式的引入[6]。汪帆（2016）提出构建“以任务为主线、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新型“三主”模式并形成“互联网+教育”课程混合式教学的新模式、新措施[7]。均取得一定效果，值得借鉴。 2教学环节中的主要问题 2.1课程交叉，作业照抄“范例” 《室内设计原理》课程一般是为48学时，每周开设6学时或8学时，课程需要6-8周时间，属于分散式教学，往往还与外语、马哲等文化课或是其他专业课交叉开设。作业内容之间知识点关联性不强，学生如果不能合理安排各门课的学习时间与进度，就会形成一门课侵占另一门课学习时间的情况；设计思路不连贯，精力不集中，作品缺少深入推敲，很难完成老师下达的教学任务要求，就形成了学生以照抄照搬“范例”来完成作业，缺乏对室内设计本质的认识理解，教学效果较差。 2.2理论和实践脱节 《室内设计原理》课程中涉及的很多基础理论都是支撑设计实践的原理性内容，需要在设计中进行表达和体现。但目前，很多学生在课程设计中，无视设计理论的应用，而是用现有的CAD模块进行生硬的堆砌。应有的空间处理、建筑结构选型、设计风格定位、家具与人体尺度关系等问题，都没有在设计中合理的考虑和解决。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照猫画虎”的做了一些施工图和效果图，但由于其严重脱离实际，因而根本无法实现，更是毫无实施的价值。失去了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引导和基础意义[8]。 3教学改革目标 达到理论联系实践、理论应用实践、实践反馈理论的目的，为室内设计专业课程探索教学授课模式，进而培养满足社会需要的环境空间设计人才。 4技术路线 根据教学现状和主要问题提出“单元集中”授课的模式。主要是将《室内设计原理》课程内容分为“基础单元”、“提高单元”和“实践单元”三个教学单元；并加大《室内设计原理》课程单周的学时，将原来每周6-8学时，改为每周16学时，分四个半天集中授课（见图1）。单个教学单元为16学时（一周），设计相应知识点和重点难点，并且在每个单元练习的过程中强调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其中基础单元理论教学以室内空间的界定和组成形式为内容核心；实践教学中以讨论课和空间模型手工或电脑制作为主。提高单元理论教学在第一单元的基础上介绍并强化室内设计的风格流派和色彩形式认识，将室内空间设计进行深化；实践教学中进行课堂翻转——学生收集相应风格流派的资料在课堂上进行PPT讲述或将室内空间设计经典案例制作成实物模型进行分析演示。实践单元重视实地调研、现场感受与材质规格和行业规范的教学、以项目为导向，学以致用，在现场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将课堂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三个单元环环相扣，稳步提升，最终实现将课程教学知识转化为实践设计能力的全过程（见图2）。 5单元集中授课模式的优势 单元集中授课模式使学生在一段时间内学习的专业知识相对系统，便于学生理解、记忆和掌握。“室内设计原理”课程由于实践性、应用型、综合性强的特点，其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应该相互交叉，形成课题式或阶段式“单元”教学，学生对于知识点时掌握得会更加牢固。设计创作的过程与结果均是运用大脑思维得以实现[9]，集中授课有助于建立科学思维结构，从而丰富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另外，集中授课方式避免其他课程的干扰，学生可以自主调控时间，培养自学能力，从而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生习惯，在单元集中授课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频繁接触，能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便于教师因材施教，从而达到一个理想的教学水平。 6结语 本文针对《室内设计原理》课程学习出现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内容和授课模式的改革。提出“单元集中授课”模式，将《室内设计原理》主要内容分为三个主要单元，化繁为简，方便学生记忆理解，在单元授课中注重课堂理论对项目实践的指导和现场教学对课堂讲述的拓展，起到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撑的目的；加大单周学时，缩短教学周，有助于学生在集中的时间、空间和思维下理解、掌握室内设计的方法、原理，提高室内设计能力。 作者：史承勇 唐英

艺术创作论文:浅论艺术创作的基本道理 摘要:柳城写的这个东西,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几辈子都知道的那些有关电影创作,扩大一点儿说是艺术创作的一些基本道理(我没有说规律),这些基本道理我们所知道的,是前人所说过的、反复尝试过的,包括上课、发表文章讲的那些基本道理,他概括了。概括得相当准确。这是难得的。就是说那个被用了几辈子的我们已知的这些关于艺术创作的一般的道理,带一些普遍性的,他概括了一下。 有些基本点既然是带普遍性的,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么对现在的创作应当是有用的。将来怎么样,现在不说。也就是说,这些基本点还可以说明一些创作,可以说明创作还应当遵循些什么东西吧。什么是基本的?比方说他这里涉及到艺术从生活到创作,这个无论中外古今到现在大概还没有绕出的这个圈子。至于怎么去理解生活,怎么从生活到艺术,那还要做别的许多探讨。但主要的、很基本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大概作为一个艺术品的话,还是有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也还是说得清。 另外他讲到,创作风格跟人的休养、人的人格有关系,这个也是带有普遍性的道理,是我们中国说的外国也说的道理,这个字可以概括,叫做文如其人。是不是?做人跟作文,它讲风格。他好像涉及到这个吧。 另外,创作过程,就是从现实当中去获取题材。那么怎么处理题材,属于艺术表现,这表现方面也有一些普遍道理,这个可能就难一些。因为表现是各种各样,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某些东西恐怕还是需要的,你比方,不能太分散了,你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总得有一个作品让人家看清楚,你总得要感动人嘛。做到这些,你就是要结构紧凑点儿。当然风格不同的,你像过去什么是诗的电影,各种风格题材不同的,各有各的要求。但作为某些基本的东西,你还是要让人看得明白你表现个啥吧,因为它毕竟跟一般文学作品不同,它是视觉的东西,你要让人家看得清楚吧。所以他强调了,从选材到表现需要单纯。 我过去也认为,无论你怎么复杂,在银幕上或屏幕上,眼睛看定这个东西,你线索太多了,乱套,恐怕就不好办。所以要单纯要集中。他这个里面也谈到了,这个还是需要的吧。我看有些大艺术家,包括画画的、音乐的、戏剧的、小说的,最好的都是单纯的。像《战争与和平》那种庞杂的人类史实艺术,你仔细研究起来,它也没有那么乱套。你像契诃夫那种单纯就更是高超了,很平淡的,一个人,一个小孩,给他爷爷写信的那个,就那么一点儿。要做到单纯是很不容易的,跟一个人一样。四川话说得好,北方话里也有,叫做“满腹水,它不响”,“半腹水,咣咣响”,就是真有本事的人,他是比较沉默的,没有本事的人,反倒是到处招摇。艺术其实也是这样,厚积薄发。例子我就不一一举了。柳城从创作过程的一些普遍的道理到表现,从生活到艺术,从构思到表现到结构,他都比较精练地概括了,我觉得很不容易。那么到今天这个状况来说呢,他针对的或者说他的出发点,是谈的电视电影,这是个新品种,我不太懂。但是不管它是电视电影也好,是电视剧也好,是现在的银幕电影也好,都有个共同的东西,大家都感觉得到,一个是我们现在国产的东西不大吃香吧;再一个,粗制滥造的多吧,包括银幕上的屏幕上的,电视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那么,他针对这个,来提醒你需要注意一些普遍的道理。电视电影跟屏幕上的电视剧,如果说不懂得这些道理,它怎么做得完全符合柳城说的这些东西?如果它是真正创新的,或是真正艺术品,那就无可指责。问题是它们粗制滥造,已经不成艺术了,但是顶着那个电视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名称,那么读读他这个《电视电影三字经》有好处。因为它们并没有往前走得很多啊,但是连一般的怎么结构都不知道,一个线索都不清楚,一把乱抓。针对这些情况,目前创作上的一些弊病,不光是电视电影,甚至涉及到整个艺术创作,包括文学,网上现在沸沸扬扬的,不说别的,起码引起一个波浪。说一个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说的是不客气。但我们也讲文学质量现在是下降。这个质量下降,原因很复杂,不单纯是柳城说的这个。这个普遍道理当中,有他管得着的地方,如那些粗制滥造的、那些低级的。因为他没有主张低级,他这个里面讲的还是要“义”,要风格及人,还是要讲一种高尚思想。所以这个还是有针对性的。到现在,他能够出来这篇文章,不管是《电视电影三字经》的形式也好,是什么形式也好,有这个主张出来,那么在舆论上,证明还是需要一些有益于大众的艺术创作的东西,这是好事。他也讲到,虽然没有强调,在最末的这两节,第十、十一节,“文之道,人之道;艺之道,神之道;文之法,天之法;艺之法,无定法”,这对年轻读者,像古典文学书一样,恐怕是有点不大懂。这个其实就是要合乎自然规律,另外呢,“艺之法,无定法”,这个最重要,法无定法,就是不能拴死了。他讲的这个也不能说是永远不变的,它应该随着发展而发展。但是我前面不是讲的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创作的那些道理,他给概括了,但是不是这样就永远不前进了呢?不是的,那要随时改进,所以它这里还来了个“艺之法,无定法”,虽然没有强调,但也管着了。我来解释一下:我是四川人,我们四川成都有个宝光寺,那里有一个庙,庙上有一副对联,我过去上课的时候给北京大学来进修的那个班讲过,上联是“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下联是“天下事了又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个是太消极了。但是作为一个道理来讲,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可以不了了之,但你要懂得“了又未了”。艺术道理也是这样。实际是,将来地球怎么的,也还不知道呢。那么文艺创作,既要遵照那些已知的道理,同时也需要在创作当中,随着社会时代前进探索新的,没有止境。这个事情没有止境。人生没有止境,生活没有止境,只要世界上还有人。蒲风过去有句话: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生活并不是一滩死水,不是不变化的。生活怎么变化,你艺术也跟着走,不但艺术跟着走,社会科学等其它都得跟着走。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不变化吗?所以我们中国孔子那一套,《易经》,都应该往前发展。它们没有什么过错,它们是那个时代完成的,我们有我们的时代。 所以说不能拴住自己。最后他那一节,很重要的,就是要淡薄名利,“人一世,……十年功”。就是你别着急,不要求名逐利。一点不讲名利,恐怕做不到。我不是主张名利,我也讨厌名利。但一个艺术家,动不动就是为了几个钱,把人民的钱浪费几千万,甚至上亿,搞些大制作,无非是看个布景么,演员都看不见,而且情节简直是胡编。但现在我们的社会,本来工资就不公平,你不赚钱怎么活,商业社会,你可以要,但是商业也讲“诚招天下客”,要诚实吧,还要讲一分钱一分货吧。 除此以外,现在说我个人的了。柳城是有直接的创作经验,看起来也读了很多书,而且还动了脑筋的,这些都很好。现在有些搞理论的,即使是搬一些现代的东西,看起来写得洋洋数万言,却于事无补,柳城的《电视电影三字经》就是反那个,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把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结合当前的创作状况来讲,并不是一个《电视电影三字经》就能概括的,也还需要别人去尝试。现在的理论评论就非常贫乏,几乎没有地位了。当然了,这个跟作者没有关系,好多是跟当前的环境有关系,大家都是要赚钱嘛,所以搞创作的导演不看你的,搞表演的也不看你的,只要拿到多少钱,就这样。但即使这样,柳城能坚持写这个,也好。他那个赚不赚钱我不知道,从意义上来讲,他并没有说错话,而且是把好的东西,说它是传统也好,他想出《电视电影三字经》的形式来,他的初衷,是想把这个深入浅出。《三字经》是幼儿读的,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是过去小孩儿念的,是终身受用的。现在采取这个形式呢,是便于一些人记。但实际上,一些人恐怕也不大愿意记,但不管你记不记,有人主张这样一些东西出来也是好,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有人继续思考当前的电影、电视剧,甚至艺术创作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创作当中的问题,使这个创作能够给老百姓一些好处 ,创作出真正能让老百姓接受的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来,就是除了那些空洞说教的以外,在理论上开展一些切实的研究,应该多种多样,他的《电视电影三字经》是一种形式,其它形式也还有。我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不能拴住自己。最后他那一节,很重要的,就是要淡薄名利,“人一世,……十年功”。就是你别着急,不要求名逐利。一点不讲名利,恐怕做不到。我不是主张名利,我也讨厌名利。但一个艺术家,动不动就是为了几个钱,把人民的钱浪费几千万,甚至上亿,搞些大制作,无非是看个布景么,演员都看不见,而且情节简直是胡编。但现在我们的社会,本来工资就不公平,你不赚钱怎么活,商业社会,你可以要,但是商业也讲“诚招天下客”,要诚实吧,还要讲一分钱一分货吧。 除此以外,现在说我个人的了。柳城是有直接的创作经验,看起来也读了很多书,而且还动了脑筋的,这些都很好。现在有些搞理论的,即使是搬一些现代的东西,看起来写得洋洋数万言,却于事无补,柳城的《电视电影三字经》就是反那个,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把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结合当前的创作状况来讲,并不是一个《电视电影三字经》就能概括的,也还需要别人去尝试。现在的理论评论就非常贫乏,几乎没有地位了。当然了,这个跟作者没有关系,好多是跟当前的环境有关系,大家都是要赚钱嘛,所以搞创作的导演不看你的,搞表演的也不看你的,只要拿到多少钱,就这样。但即使这样,柳城能坚持写这个,也好。他那个赚不赚钱我不知道,从意义上来讲,他并没有说错话,而且是把好的东西,说它是传统也好,他想出《电视电影三字经》的形式来,他的初衷,是想把这个深入浅出。《三字经》是幼儿读的,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是过去小孩儿念的,是终身受用的。现在采取这个形式呢,是便于一些人记。但实际上,一些人恐怕也不大愿意记,但不管你记不记,有人主张这样一些东西出来也是好,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有人继续思考当前的电影、电视剧,甚至艺术创作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创作当中的问题,使这个创作能够给老百姓一些好处,创作出真正能让老百姓接受的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来,就是除了那些空洞说教的以外,在理论上开展一些切实的研究,应该多种多样,他的《电视电影三字经》是一种形式,其它形式也还有。 艺术创作论文:论蒙克的艺术创作心理 摘要:绘画艺术家蒙克的创作心理主要建立在三个方面:一是童年的生活经历造成的他对世界的认知与思考,二是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变故,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艺术的敏感情绪与寄托。 关键词:情绪心理 认知心理 动机心理 北欧着名的绘画艺术家蒙克被认为是表现主义的先驱,他的创作心理大致可从三个方面:童年的生活经历造成的他对世界的认知与思考;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变故;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艺术的敏感情绪与寄托。 一、艺术创作的情绪心理 艺术创作的情绪心理是指“艺术家从现实生活的场景、事件中引起某种情绪反应。”①这种情绪有时候是一段时间的影响,有时候是贯穿创作生涯的情绪反应,蒙克创作的情绪心理一直都无法摆脱童年时代疾病留给他的无助与对死亡的抗拒。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的童年所造成的创伤将会以潜意识的形态伴随人的一生,人的童年处于一种本我状态,较少受到来自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方面的影响,童年时代的创伤在某种程度上找不到可以发泄的出口,于是在以后的人生中变就潜伏在人的内心深处,对于艺术家来说在以后的创作中这种心理总是以无意识的形式表现在作品中。 蒙克出生在挪威的普通家庭父亲是医生,但他的童年因为母亲的去世变的灰暗而压抑,在以后的生活中蒙克无法摆脱疾病的困扰,母亲去世之后姐姐,父亲,哥哥的相继离去,这些悲惨的经历吞噬着蒙克的内心,所以他的创作心理总是带有压抑、恐惧与不安,他在日记中曾写到“疾病和死亡蹂躏了我父母的旧居,我一直无法战胜这种不幸。这对我的艺术也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②由于童年时代亲自面临过死亡场景,蒙克创作的情绪心理总是充满对生活的思考以及死亡来临时的无法抗拒,由此造成的压抑的创作心理一直主导着他的创作过程,例如他创作过许多关于疾病的题材,如《点燃炉火的女孩》、《早晨》、《送终》等。 二、艺术创作的认知心理 所谓认知心理是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受外部世界的干扰逐渐形成的对世界的认知。阿恩海姆在《走向艺术心理学》中指出“艺术家基本上是通过知觉推理来创作其绘画作品的,这种知觉推理为发生在意识水平以下的过程所支配。” 蒙克在对世界不断的接触过程中会逐渐的形成自己的认知心理,最为明显的是蒙克初恋的不顺利使他对爱情以及世界有了不同的看法,爱情的体验让他的创作心理不再局限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暗含对“性”的欲望与无法抗拒。蒙克的第一个恋爱对象是在他的日记中被称为福楼海宝的女人,这段并不愉快的恋情持续长达六年之久,他在日记中写到“她在我的心上留下多么深的一个印迹啊!” 如果说童年是贯穿创作生涯的情绪心理,那么后来的感情之路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他的创作。这段感情让蒙克对世界的认知变的焦虑,同时来自外界的压力使得认知心理出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如《拿香烟的自画像》便表现了他的恐惧不安。 三、艺术创作的动机心理 动机是主体有意识地体验到的强烈欲望,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大多伴有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是艺术家内在独特的心理,在一定程度具有精神宣泄性。 蒙克的创作动机心理是其对自身经历以及对社会感知的强烈愿望的表达,是对生命的强烈顿悟。他要把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这又不是简单的宣泄,而是对社会、世界的认知,是充满生命张力的,并拥有超越时代的思考。 二、艺术创作的认知心理 克在1890年刊登的与一位艺术家虚构的谈话中说“我想表达一种疲倦的动作,在眼睛里、在睫毛间、嘴唇应该画得看来像在喃喃自语……我要画出生命,画出活生生的人。”“画中的一切都是我亲身的经历”蒙克创作的动机不仅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生活感受同时旨在告诉人们自己对生命的思考,例如作品《呐喊》画面中一个挤压变形的人站在桥上,空洞的大眼、张大的惊愕的嘴犹如人的骷髅,背景上强烈的色彩视觉冲击,夸张的组合令整幅画面给人恐惧、不安的感觉,蒙克内心对于死亡的思考在画中强烈的表达出来。这是贯穿蒙克一生的心理,但同时也含有后期结合社会状况对生命的思考。蒙克的创作动机心理拥有对其所经历事件的表达,这是对他内心深处恐惧心理的宣泄。 蒙克童年时代的疾病留给他心理的创伤、爱情的不顺利,使其创作一直没有脱离过疾病、死亡等主题,这种心理在他的作品中以特殊的表现方式呈现出来,无助、孤独、绝望、压抑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同时也构成了作品的主体风格。 艺术创作论文:摄影艺术创作中比较手法的意义 在摄影艺术创作中,为了使作品能够更加完美的表现主题,常常有意无意地运用对比手法。对比作为艺术重要的表现手段,广泛运用于摄影构图和造型中,对画面主题思想内容表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掌握对比手法,我们应该分析对比的作用,以求更深刻的广大摄影爱好者了解和掌握。对比的形成,有它的生理因素,也有它的心理因素。人的视觉及其神经感受过程具有一定的特性,这些特性是形成“对比”的生理基础。摄影艺术创作中的对比大体分为两大类:即内容上的对比和形式上的对比。 内容上的对比 这一类的对比,要求摄影家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透的理解能力,善于发现,掌握抓取那些具有对立因素,但又不为一般人所注意的客观事物。也需要摄影家具有高度的艺术素质和表现技巧,善于用自己的镜头把它们组织成互相映照,或相克相生的画面来,使作品主题突出形象鲜明,又含蓄隽永。内容上的对比,多半是通过一些社会现象、历史事件来进行,对比的效果最终侧重在思想内容上。如新旧社会的对比、贫富悬殊的对比、胜利与失败的对比、兴起与没落的对比、先进与落后的对比、欢乐与悲伤的对比等等。 形式上的对比 形式上的对比是艺术造型手段形成的对比,对比的效果侧重在艺术造型上。它包含形体对比、影调对比和色彩对比。形体对比是通过不同的形体放在一起而取得的一种对比的效果。如果直线与曲线的对比,横竖的对比,动静的对比,大小的对比,虚实的对比,仰俯的对比,疏密的对比等都能产生形体的对比效果。影调的对比包括整幅照片上的物体相互之间的影调对比,是指照片中的强光部分与阴影部分的比例关系。比率大,对比就强烈,反之亦然。同时也指由强光部分之间所含多级层次亮度的间距。层次多,间距的比率就小,对比也小。反之,对比就大。比如:在一片不同程度的暗色调中加上一点亮调,这一小部分的亮调不仅显得突出,而且也以自己对比的力量加强了暗色调。 色彩的对比,是根据色彩的三要素,可分为明度对比、纯度对比和相互对比。对比能增强画面的表现力,是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法。对比能产生一定的意境、情感和感染力。对比能使主体突出,形象鲜明,进而结合一定的内容能产生美感。美感是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美是多样性的统一。如色彩的冷暖对比、黑白对比、浓淡对比、色彩的面积大小对比等等。 构图、造型上的对比。这一类对比是以两种迥然不同的造型手段和构图技巧进行对比,用来突出主体,引人注目,以达到增强作品艺术表现力的目的。 虚实对比。利用景深,使主体清晰(实),陪体模糊(虚),用以突出主体。 藏与露的对比。藏是指形象的不完整,露是指形象的完整。在人们的欣赏的习惯上,完整的形象要比残缺的形象更为突出。 主次对比。利用物体在画面上的位置安排来突出主体,从构图学讲中画面中心的物体,一般比画面边角的物体突出。 大小对比。也称为远近对比,一般来讲,大的比小的突出,主体近,影像大,就突出。反之陪体远,影像小就不引人注意。 疏密对比。指画面影像的轮廓线条、内部线条的简繁对比,如在大片繁杂线条的物体中有一件简洁线条的物体,那么这件物体就显得突出了。 动静对比。主体动,陪体静,主体相对就突出了,主体静,也同样可以用陪体的运动来突出主体。 以上所讲的“对比”是摄影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段。如果运用得当,本身也就油然而生一种美感。“对立”也就是“对比”,作为塑造鲜明人物形象和表现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手段加以强调,在摄影艺术创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正确的运用对比,可以使共存于画面中的矛盾因素更加鲜明、悬殊,映射到人的心理活动中的特点,最后得以清晰自然的表达主题内容,加深观众对主题内涵意义的理解,从而加强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效果。 许多成功的艺术作品都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但是我们不能片面的追求形式,为了对比而运用对比。对比作为手法,只能是以主题内容的需要和客观事物的特征为根据来合理运用。 艺术创作论文:谈马蒂斯艺术创作观与朱光潜审美的艺术性 内容摘要:法国着名野兽派画家亨利·马蒂斯于逝世前写下《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一文。这篇对于画家本人的艺术创作具有总结性质的理论文章结合绘画实践,强调了艺术创作过程中如儿童眼光般“纯净”、“专注”、“创造”等艺术品质的重要性。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在其前期美学着作《谈美》里从审美的“无功利性”、凝神之境下的“主客同构”、“心理距离”等美学审美的角度表明了类似观点。在各自的理论作品中,两位人文大师还分别借“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与“慢慢走,欣赏啊!”将抽象的理论阐发延至艺术与人生领域,提出“人生艺术化”的口号,体现出浓厚的诗学韵味以及人文关怀。 关键词:马蒂斯 朱光潜 艺术创作 审美主张 本文试以《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与《谈美》为例,对马蒂斯的艺术创作观与朱光潜的审美主张进行互观,在创作和欣赏、实践与审美的不同语境下,探究两位大师对于艺术创作与审美过程中必备态度和可贵品质的主张,寻找他们在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上的精神共鸣。 一.儿童“纯净”的眼光与无功利性的“赤子之心” 作为艺术创作的第一步,“观看”被马蒂斯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观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这里的“创造性”更侧重于“破旧立新”中的“破旧”之义,即抛除“养成的习惯”,忘掉“记忆中的柱头”、“一切画出过的玫瑰花”,摆脱“电影广告和杂志每天提供的现成的形象”。马蒂斯认为,只有废除一切对于心灵的“偏见”之后,美术家才能以儿童“头一次看东西时”的眼光看出事物的真实面目。 马蒂斯提及的遮蔽艺术家“纯净眼光”的因素如社会习惯、固有经验等,正与朱光潜先生在其美学着作《谈美》第一章定义的“实用态度”[1]、“科学态度”[2]之“实用”与“科学”相近。不过,朱光潜进一步对前者加以补充、概括和分类,并在审美语境下对此破坏性因素的破坏过程予以具体展现和分析。朱光潜指出,观看者在面对被观看对象时,对实用“意义”、“利害”的联想和对科学“因果”、“关系”的无限推理使得观看主体耗费大量时间与心力,从而影响美感世界所要求的“绝缘意象”[3]的生成,导致建立在独立的、无目的前提下的真正“审美态度”消失,最终导致审美之境的消失。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里,朱光潜明确提到:“我的美学思想受到从康德到克罗齐的形式派美学的影响。”[4]此处先生所言“时间与心力”实质上也是借鉴了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康德、席勒关于“游戏说”中“过剩精力”[5]的观点。作为艺术起源学说之一的“游戏说”受到康德等人的大力推崇和深入研究,席勒更在康德“艺术是自由的游戏”[6]的理论基础上,指出“过剩精力”是文艺与游戏产生的共同生理基础。但是,把艺术活动仅仅归结为“本能冲动”或者“天性”的“游戏说”也因忽略了社会因素而不能从根本上揭示艺术起源的真正原因。关于后者,朱光潜先生在形成自己的美学观点时进行了选择和再造,他将儿童在做游戏时心理、精神上的“自由”状态引入艺术欣赏的层面,提出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进入审美之境的一大必备品质——“赤子之心”。在将“赤子之心”的重要性进一步延伸至艺术创作领域时,朱光潜解释道,艺术家作为“大人”,正是因为有“赤子”所没有的老练和严肃,而很难进入艺术的无功利性情境,从而难以创造出好的、新的作品。 朱老在这里提及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7]的“很难”与马蒂斯主张的“用儿童的眼光”时所需要的“努力”、“勇气”存在很大一致性。可见,在涉及艺术领域的纯洁性、独立性问题时,中西两位人文艺术家均表现出对待孩童一般爱惜、维护的珍视态度。较之马蒂斯言简意赅的理论阐释,在结合“游戏说”且详细揭示了“实用态度”、“科学态度”对于“审美态度”的破坏性后,朱光潜的“赤子之心”显得更为具体和清晰。 二.儿童“专注”的眼光与凝神之境下的“主客同构” 拥有儿童纯洁、无功利的眼光后,审美主体和创作主体便拥有了理想意义上的“过剩精力”,进而像做游戏时专心、认真、郑重的孩童那样,进入到艺术过程中的“主客同构”状态。 对于欣赏与审美语境下的“主客同构”,朱光潜首先以观察一棵古松为例进行论述:“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我们每个人所直觉的物象并非是固定的,对同一物象的直觉实际上感受到的它显现于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带有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的二重创造”。[8]从“天生”、“人为”到“物象”和 “直觉形象”,在对具象化的例子加以抽象化时,朱光潜引入美学领域的“直觉形象”和“美感经验”概念,进而指出“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9]。基于“意象的物我一气”这一“直觉形象”特点,朱光潜再次强调了审美过程中“主客同构”的主要特征。 同样,画家马蒂斯在谈及绘画创作时也流露出对“直觉形象”的类似物——“知觉的永久形象”的肯定与亲睐:“绘画最重要的方面不是模仿自然,而是把知觉变成为一种永久的形象。”随着1908年马蒂斯《画家笔记》的公开发表,“永久形象”在“来源于自然”的前提下,又被画家明确表达成“服从我的画面的精神”的“形象”。直至逝世前,画家还结合自身的实践感受,将“自然”与“我的精神”的这种融入过程,在《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一文里予以具体描述:“美术家同外部世界联合、进而渐渐地使自我与外部世界同化,直到素描表现的客观对象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直到他把它溶入自身中,能把它作为自己的创造物表现在油画上”,“当美术家画的对象出现在其构图中时,直接或类推地,他从周围的环境中捕捉一切能滋养他内心所看到的东西”。 透过“进而”、“渐渐”、“直到”、“从而”等一系列时间副词,我们发现马蒂斯所认为的艺术创作中的“主客同构”过程含有了与实际创作本身相似的特点,同样充满了分明的层次感和时间的动态感。从周围世界获得的绘画“材料”与美术家脑中的“构图”,外在环境与自我,按照时间顺序,互不干涉、有条不紊地配合,共同完成作品的创作。这里,主客体的统一是主体与客体作为单独个体的同时存在,是两个个体的统一。马蒂斯的这一观点与英国心理学家布洛在对“经验的某种特殊态度和看法”[10]即“心理距离”进行系统论述时,所提出的关于创作主体与外界环境之间前后关系、因果关系的理论颇为类似。 相比之下,朱光潜审美过程中的“主客同一”则因审美主观因素的存在而使得主客双方真正具有了“交流”与“融合”之意。仍以“赏松”为例,朱光潜在《谈美》中这样谈道:“……因为我忘记古松和我是两件事,我就于无意之中把这种清风亮节的气概移置到古松上面去,仿佛古松原来就有这种性格。同时我又不知不觉地受古松的这种性格影响,自己也振作起来,模仿它那一副苍老劲拔的姿态。所以古松俨然变成一个人,人也俨然变成一棵古松。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的。”[11]朱老的“移情作用”不仅把审美主体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审美客体,同时也将审美客体的姿态吸收于审美主体。所谓“物我同一”的境界“不单是由我及物,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是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12] 针对“主客同一”状态下的艺术主客体,马蒂斯所主张的“前后”、“因果”关系在朱光潜这里转变为关于主客两者并列、甚至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关系的观点阐发。朱光潜这种将广义上的两个独立事件转变为一个事件两个方面的理论方法,某种程度上含有了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色彩。 尽管美学家朱光潜和画家马蒂斯分别就“欣赏”和“创造”两方面谈论“主客同构”的立足点不同,但以接受美学理论家伊泽尔提出的更广泛意义上的“艺术与美”来论,在艺术主体凝神创作或是见到意境的一刹那中,“创造便成了欣赏”,“欣赏也就是在创造”。[13]于是,儿童“聚精会神”所至的“凝神之境”就为我们对读马蒂斯、朱光潜的理论学说带来可能性和意义性。而马蒂斯、朱光潜对“主客同构”具体涵义的阐释也因中西文化土壤和社会话语的差异为探索艺术领域的“凝神之境”提供了不同的思考维度和发现空间。 朱光潜关于主客体“融合”、“转化”的观点生成,一方面鉴于“审美”的“移情”特点,一方面也受当时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广泛流传的影响。其所采取的由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的论述方法,在符合东方人思维习惯的同时,更有利于国内读者的理解及作品思想的交流与传播。 马蒂斯在绘画创作时提及的主客“层次”、“顺序”关系,也具有其特定的语境义和文化义。作为画家,除了保持审美之心还需要具备实际创作时的清醒与理性,否则艺术作品便只存在于主体意识活跃的“构图”里而缺少现于纸上的井然和清晰。此外,马蒂斯“观点先行、论述从约”的西式思维也与中国传统的具象化表达方式颇为不同。西方文化的另一产物——基督教同样给马蒂斯的绘画创作带来启示。画家曾在《画家笔记》中对“洞察客观实体和重建时空”的艺术创作过程产生“虔诚”、“投入”等“宗教状态”和“宗教意义”的联想。 摒弃覆盖在理论表面的社会文化、思维模式因素,我们发现两位大师有关艺术“凝神之境”的共同关注。在对创作和欣赏两个领域“主客同构”的不同阐释中,他们之于认真、专注的“儿童眼光”的渴求和呼喊同样急切而真诚。 三.儿童“创造”的眼光:练习“观看”与“想象”的“心理距离” 在《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文末,生命即将枯竭的画家马蒂斯发出对“一切创造本源”的“爱”的呼唤:“需要一种能够激起并保持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爱、一种能够激起并保持对伴随一件美术品诞生的强烈热情和分析的深刻的爱”。这种“不懈”、“强烈”、“深刻”的“爱”再次指向文章开头便开宗明义的“创造”主题:创造是美术家真正的职责,没有创造就没有美术。 然而此时的“创造”已穿透儿童“无功利”、“凝神”的眼光,超越“破旧”之义,近于“立新”之旨。对此,画家马蒂斯一改之前的“惜字如金”,结合自身绘画实践具体阐释这一新的“创造”之义: 当我画一幅肖像时,我一次次回到草图上,每次我都是在画一幅新的肖像:这不是一幅修改的肖像,而是重新开始的完全不同的一幅肖像;每次我都从同一人物中提取出一个不同的生命。 为了使我的研究更圆满,我时常借助于同一人物不同年龄时的照片:最终使肖像可能会显示出一个更年轻或有一种不同神态动作的人物,这个人物形象同他或她当模特儿时显示的样子不太相同,原因是我觉得这种神态动作最真实,最好地揭示了模特儿真正的个性。 在第一阶段儿童眼光无功利性”的基础上,马蒂斯借助“一次次回到草图”、“重新开始”、“根据不同年龄”、“不同神态动作”的阐释,给凝神的“观看”融入方法论的指导。他强调在不厌其烦的方法尝试与反复练习中见出“创造”的新意。这样的“观看”理论,早在拉斐尔《西斯廷圣母》,达·芬奇《微笑的蒙娜丽莎》等一系列名画的诞生过程中已产生积极作用。幼年达·芬奇画鸡蛋的有趣故事里也颇有这种练习式“观看”的影子。正是经过一次次的尝试和练习,达·芬奇才画出富于新意的各式“鸡蛋”,创作出一系列别具一格的艺术精品。 同是强调“创造”的重要意义,朱光潜美学中的审美创造在结合心理学之后,已脱离马蒂斯的“创作实践”,更多地显出主观“想象力”的成分。 《谈美》第二章开篇,朱光潜以“心理距离”的提出,解释了 “家花不比野花香”、“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14]等日常生活现象。朱光潜认为,欣赏过程中产生的美和新意,在于欣赏者的“心理距离”。此处的“心理距离”,某种程度上可与儿童观看事物时所具有的想象力、联想力相联系。但是,心理距离又不完全等同于想象力,心理距离之“距离”是“适当”的。只有在创作者既摆脱了实用的目的性,又未远离凝神之境时,在两者的中间地带,想象力才会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因而,朱光潜此处的“创造”虽然脱离了马蒂斯“观看”的实践和操作性,却也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意味。尽管如此,在创作者的梦境和幻境下,仍多有不俗的音乐、文学作品问世。弗洛伊德在其着作《作家与白日梦》中对此亦多有提及。这些以想象力为最初源头的作品,同样以一种梦幻的方式展现了艺术的“创造”力量。 无论是马蒂斯的“勤学苦练”,还是朱光潜的“天马行空”,作为艺术生命力的源泉,“创造”均被两位大师置于各自理论的重要位置,起着统摄全局的作用,其核心意义可见一斑。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艺术欣赏和创作实践两种语境下的“创造”之义并不相悖,二者具备融为一体的共通性,可共同服务于艺术世界。创作者在创作前的准备阶段,借助适当的心理距离进入一定的审美之境,继而发挥想象力,达到艺术内容上的创造;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又通过反复练习,寻得适当之法,再次达到形式之再造。由此完成的艺术作品便具有了真正意义上形神兼具、“美”“新”双收的创造之义。 四.人生的艺术化:“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与“慢慢走,欣赏啊!”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15]在《谈美》完结之前,朱光潜以一则“车行阿尔卑斯山谷”的故事,将其对艺术理论的阐发推及生活态度、人生哲理领域,将美学中“无目的的目的性”、“物我两忘”的“凝神之境”以及适当的“心理距离”等抽象理论,浓缩为一句启示人们简单生活、认真生活、享受生活的人生箴言“慢慢走,欣赏啊!”充满了诗性韵味和浓厚的人文关怀。这种“人生的艺术化”之美,同样见于马蒂斯《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一文。画家不仅以自身多年的创作经验,更是以生命的最后呼声,呼唤人们:用孩童的眼光看待生活,追寻“伟大的爱”、“对真理不懈的爱”。 五.结语 法国画家马蒂斯和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尽管来自不同国家,涉足不同领域,两位人文大师关于创作和欣赏、艺术和美学两大领域的理论作品《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和《谈美》却为我们带来了同样的震撼和感动。 画家马蒂斯立足绘画实践,从专业的角度,以漫谈却不失严谨的笔调阐释自己关于艺术创作的独到见解,美学家朱光潜则结合心理学,以更为详细、更具系统性的理论着述展现“朱式”美学里的审美之义。在马蒂斯富有个性的语言风格,朱光潜循循善诱、沉稳大气的理论论述中,读者既感受到西方民主氛围下艺术家的智慧之光,又领略到特殊时期中国学者的辽远之思。 当然,《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和《谈美》这两部作品也因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仍存在不足之处。如前者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其过于抽象的思维方式和翻译后的语言文字,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读者阅读和理解的障碍;而《谈美》在第一章中论及“实用态度”时对于“政治”因素的敏感和隐晦,整部作品中间“调和折中”[16]的论述方法以及凌空而起、“天马行空”的理论建构也让受众颇有“如鲠在喉”之感。 透过理论文字及其背后的诸多外在因素,我们却能够发现在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上,马蒂斯和朱光潜这两位人文大师存在着难得的精神“共鸣”。他们均珍视艺术领域中“纯净”、“专注”、“创造”等类似儿童眼光般的可贵品质,他们同样对“简单”、“认真”、“诗意”的人生充满了亲近和向往之情。 而这些,正指向艺术与美学的共通性,指向对读与比较《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和《谈美》这两部理论作品的可能性。在对马蒂斯艺术创作观和朱光潜美学主张的互观中,我们领略了朱光潜先生的学贯中西、马蒂斯先生关于绘画创 作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为重要的是,在两位大师对于“人生艺术化”的论述中,我们进一步领略了人生艺术与人生美学的迷人魅力。 艺术创作论文:李可染的艺术创作研讨 一、艺术创作主体———“生活、思想和传统的全面修养” 艺术家是艺术创作的主体,是整个艺术创作过程的主宰者。艺术作品的面貌取决于艺术家的创作。“艺术作品融入了主体的呼吸和生命,体现了对生活的新发现和审美的独特建构;艺术创作活动是凝聚了艺术创作主体的全部心血的、个性化的、能动的、艰辛的创造性生产过程。”[1](P277)艺术家要想创作出被人民群众所喜爱、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的作品是需要下一番苦功的。艺术创作体现的是艺术家全部的艺术修养和生活智慧。这就要求艺术家要具备深厚的修养。李可染非常重视画家的全面修养。“深入学习传统、深入认识生活、全面的艺术修养,这三个方面很重要。真正的学术可以说没有什么奥秘,正确的道路就是奥秘。”[2](P45)他主要从生活、思想和传统三个方面来论述画家的修养。李可染说:“我们优秀的传统画家都是把研究生活和认识生活作为修养极其重要的部分。”[3](P278) 李可染认为艺术创作要到生活中去认真研究自然规律。50年代起,李可染数次出游,走遍大半个中国进行了多次写生。到大自然中进行写生和创作给当时正处在发展困境中的中国画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经过多次写生实践,他坚定地认为,要解决中国画笔墨程式化、不能反映现实的问题要靠深入生活,使中国画不断发展、永远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要靠深入生活。写生在西方画家看来是理所当然,但中国画画家背着画夹在野外一画一整天还是少见的。李可染当时能够走出书房描画大自然真山真水的风貌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他借助于早期学习西方绘画的功底,将西画的写实手法与国画技巧结合,创造出独具一格的艺术风貌。写生使李可染认识到,到生活中去,在生活实践中才能把握最深层的艺术美。他的人物画《观画图》就体现了他深入观察生活的能力。画面生动地描绘出三个身着长衫的男子一起在观看一幅绘画作品。三人年龄、身份、神态各不相同,或捻须颔首或全神贯注。笔墨凝练造型简洁,人物形象极为传神。着名作家老舍先生曾评论可染先生的人物画说:“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有的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内心与灵魂,都由他们的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可笑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4](P222)老舍先生的评价质朴而又中肯。可以想见的是,如果画家不注意观察生活,又怎能创作出这样生动传神的作品呢?由此看来,深厚的生活修养对李可染绘画作品形成成熟的艺术风貌和李可染艺术思想的完善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画一向追求人品与画品的统一,所谓“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思想修养是国画家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的。郭若虚曾云:“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5] 李可染继承了这一观点。他曾经说:“持正者胜,容邪者殆。天下学问,为知谦虚、走正道而强毅者得之,机巧人不可得也。”[6](P58)古今中外的杰出艺术家,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理想总是正确而进步的。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思想的修养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才能走上正确的创作道路,才能具有强大的创作激情,才能具备远大的艺术追求。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赢得人民的崇敬,不仅在于他高超的艺术技巧,更在于他伟大的思想品格。着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首要标准就是,作品表达了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捕捉了时代的重大主题。这就进一步说明艺术家要树立崇高的艺术理想,不断加强自我思想修养,才能攀登艺术高峰。李可染认为,当代艺术家最重要的思想修养就是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坚持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坚强的毅力。他认为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做到这三点。思想修养对画家的作用在李可染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也正是因为严格的思想修养,李可染才能在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宽。李可染还认为艺术家应该学习和继承一切优秀的艺术传统而提高艺术的表现力。他说:“传统包括古今中外,包括一切间接的经验,就是除了你自己直接经验以外的一切间接经验。传统是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亿万人智慧的结晶。”[7](P46) 优秀的艺术家都是深入汲取传统的营养而又有所发展和创新的。中国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套独有的笔法、墨法、构图等技巧,这些都是历代画家们经过无数次的艺术实践而形成的宝贵经验。要想使中国画得以再发展,必须有深厚的传统修养。在深入研习历代名家的绘画技巧基础上融入创作者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果没有传统的修养而奢谈创造无异于空中楼阁。李可染还认为,传统又分为民族传统与外来传统,相对于当时全盘西化和固守古人传统两种极端观点,李可染对于学习传统的态度是开放的,他强调中国传统和外来传统都要学习。但他同时又强调需要分清主次,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为主,吸收外来文化为次,目的还是丰富和发展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李可染提到的对两种传统的不同态度对于保持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的修养应该是全面而深厚的,它不仅是影响艺术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还是决定一个艺术家是否优秀的重要条件。李可染关于艺术家修养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继承,也是后代艺术家们进行自我修养的可行途径。 二、艺术创作源泉———“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 “师法造化”是中国画自古以来的重要传统,明代画家王履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清代石涛也说:“搜尽奇峰打草稿。”历代大家无不重视生活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李可染也阐述了“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的观点。20世纪前期的中国画坛上是以“四王”为正统的。“四王”一派的画家们多对古人师承不遗余力,致力于摹古,笔墨成就虽高但脱离生活。 一是对写生对象的反复认识,他强调写生要对客观事物认识、认识和再认识。在不断的反复观察中寻找并发现写生对象的规律,创作出最美的形象。1956年夏天,李可染做了一次长达七八个月的万里写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这期间李可染有一幅着名的作品《巫峡百步梯》就是他对景创作的。画家经过四川万县时,突然为眼前景物所动,便在此住了两个星期。他们顺着万县城边走了几遍,发现县城内有四座桥,但却不在一个视点上。李可染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全面观察,多次走到每座桥下寻找最佳的角度。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有对艺术表现对象进行反复观察、揣摩,才能发现对象最深层的美,从而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把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是从写生中挖掘新的表现方法。中国画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前代画家们创造了无数令人赞叹的出神入化的成就。“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破墨山水”、“米家山水”……这些在国画历史上犹如一座座丰碑,为后人所景仰。但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 化。国画传统在此时并不十分适合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了。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诚然。李可染也认为,古法一定要和客观事物相印证,凡不能真实表现对象,不能真切传达现代人的感情的,就应当放弃或加以改造。李可染对绘画作品中光线表现方法的新探索就是在此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他发现传统山水画大多表现的是顺光下的景物,从来不强调不同光线下景物的不同变化,这种千人一面毫无创新的表现方法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文艺发展的丰富性。于是,他从写生中挖掘出逆光下景物的表现方案。他不断地到大自然中去观察摹写,终于创造出李可染式的逆光山水图式。整体单纯、标准明确,强调绘画的整体感与空间感,强化层次带来的丰富的视觉观感,可谓一炬之光,通体透明。前人画水往往用空白表现,李可染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林荫下的小溪黝黑而光亮,于是他打破了前人用空白表现水的方法,画出了黝黑而又光亮的水。这些都是他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的绘画技巧,这些技巧突破了绘画的传统表现手法。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可染对于中国画的艺术语言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化起到关键作用。 三是在写生中要酝酿新的意境。古人作画讲究“胸中有成竹”,在对景久观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神与物游,下笔才能如有神。写生要酝酿意境对中国画来说不是新的课题,但李可染对意境这个中国传统的艺术概念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艺术又要求对生活进行高度集中和概括,要求典型化、理论化,从而创造出比现实更美好、更富有诗意、更理想的艺术境界,创造出革命时代新的意境。”[9](P349)李可染的艺术思想一向是与时俱进的,在新的时代中应该创造新的意境,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高于生活的作品,表现生活和客观事物的时代风貌,形成适合新时代的新意境,这便使传统意境的概念得到了扩展,使山水画写生与生活联系更为紧密。 李可染在50—70年代不断提出关于写生的新理论,这些都体现了画家在生活的历练中不断进行理论思考,不断丰富艺术思想。艺术源于生活,只有以生活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灵感才能源源不断如泉涌,艺术生命才会长青。李可染以生活为艺术创作源泉的观点可谓把握了艺术创作的真谛和根本。以造化为师,向生活学习的观念被20世纪的许多国画家所认同。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他们共同开创了20世纪中国画的新风貌,赋予了它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与李可染同时代的国画家傅抱石也说:“画家对现实生活所表示的热情和态度,也是画家赖以创作,赖以大做文章大显身手的无限契机。”[10](P95)这表明根植生活、取法自然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画发展的正确道路。 三、艺术价值观———“为祖国河山立传” 艺术价值观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往往会使艺术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中国画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南北朝王微认为绘画作品的价值在于“畅神”,宋代郭熙要求山水画能满足士大夫“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精神追求,元代倪瓒的“不求形似,聊以自娱”更是被无数文人士大夫视为绘画创作的圭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的精神被压抑,人的价值被消解,大多数知识分子便通过寄情于山水求得精神的麻痹与暂时的解脱,内心的痛楚反而表现为表面的洒脱。绘画这时便成为他们求得精神解脱与自我调节的重要手段。而且只要社会格局不变,知识分子们心中这种难言的苦衷和精神上的压抑就难以解脱,长期饱受这种精神侵蚀的知识分子只能走进自己构建的“可游可居”的意境,在这个世外桃源中暂时忘却现世的苦痛。传统山水画的价值观念往往构筑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与心理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山水画的社会基础与心理基础已不存在,山水画需要树立完全不同的新价值观来指导其发展。李可染正是在时代的推动下突破性地提出“为祖国河山立传”的价值观念。李可染认为山水画是对祖国和家乡的歌颂。他曾说:“画山水就是为祖国的山河立传。”[11](P81)李可染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哪怕祖国曾使他伤痕累累也义无反顾。他曾经特意请齐白石老人题词“江山如此多娇”,他把这当做自己全部创作活动的主题。他把自己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情与爱恋都贯注在笔尖,倾泻于纸上。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他通过描绘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来礼赞他生活的时代与祖国。如果说传统画家们是一步步将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抽象为苍白的理念符号的话,那么李可染则是以雄浑厚重的笔墨重现大自然的壮美与博大,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着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曾评价李可染说;“有志‘为祖国河山立传’的画家李可染,使祖国山河的壮美形象在他的绘画里显得充满了沉着却又激动的情绪,既不是冷漠的叙述,又不是空泛的喊叫,像他自己的为人那么平易近人,却又没有讨好人的媚态和贱相。”[12]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李可染山水画所传达出来的主要思想感情,他通过描绘祖国的山水来表现爱国主义的情怀。李可染终生不渝地挚爱着祖国的山川乡土和传统文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他的爱国精神贯穿于他整个一生的创作经历中。他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那种真挚的、热烈的、发自内心的对祖国的热爱感染着每一个观者。他的作品《万山红遍》尤其令人心潮澎湃,作品不是描写实景,而是描写了画家心中的祖国山河之美,画面先以水墨勾皴,再以朱砂点染,漫山红树,红得耀眼,红得令人心动。不凡之处便是作者用了大量朱砂来渲染画面,满目红山,意境非凡,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于内心激动情绪的挥洒。画面之中,浓墨、朱砂与白色的瀑布溪流形成鲜明的对比,带给观者极度的视觉冲击,冷暖交映,层次幻化。博大雄浑、具有纪念碑份量的构图方式也令人油然而生对祖国壮美河山的热爱之情。2000年,“李可染世纪展”在台北、高雄展出时,主办方便选择了《万山红遍》作为会标,在展览场地两旁的电线杆上成对悬挂以《万山红遍》画面制作的长幅展旗,猎猎红旗把场内外气氛烘托得格外热烈。据说很多观众都喜欢在特别制作的两层楼高的巨幅《万山红遍》前拍照留影。画展开幕时居然有学校联系说希望在画展结束后将这幅画送给他们当做教学材料用。画家饱含的爱国热情透过作品传达给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们,李可染使爱国情感具有了超越时空的魅力。类似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漓江边上》表现了漓江一角平淡中见秀丽的美,《阳朔胜景》揭示了今日阳朔蓬勃发展、恢宏壮丽的景象,这些都是李可染“为祖国河山立传”最绚丽的画卷。在李可染着名作品《树杪百重泉》的跋语中,他讲到,“余昔年居蜀中,巴山夜雨,万壑林木葱郁,青翠欲滴;奔流急湍,如奏管弦,对景久观,真画中诗也。此情此景,令人神驰难忘,故一再写之,以赞祖国河山之美。”[13] 祖国的壮丽河山激发了李可染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操。李可染认为,江山可以养浩然之气。人的灵秀智慧和高尚情操孕育于祖国的辽阔疆域和壮丽山水中。李可染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与祖国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潮流相激荡。他热烈真挚的爱国情怀和奔放豪迈的民族信心使中国当代山水画焕发出不同反响的时代光彩。他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化作恰当的绘画表现形式,形式与内容相呼应,创造了具有当代刚健豪迈精神的山水画作品。四、艺术创新观———“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从五代时期到宋元到达顶峰,明清时期盛行的“四王”过于注重摹古,多以古人丘壑搬前挪后,使山水画丧失了自然的血肉与神韵,形成陈陈相因的僵死画风。国画大师徐悲鸿就曾表现出对董其昌和四王山水的厌恶。20世纪以来,许多国画家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林风眠、徐悲鸿等绘画大师都在革新中国画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李可染、傅抱石等则把大师们开创的革新道路继续向前推进。“”以来,革新国画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中国画此时正处于一个不得不变却又不知往何而变的尴尬境遇中。一方面,中国画在历史悠久的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一套绘画传统与技法不能弃之不顾,另一方面,西画细腻的表现现实的能力这时已深入人心,国画也需要在精神气质和题材意境上能胜任表现现实生活的要求。许多具有时代使命感的国画家勇敢地担起了这一重任,接受了时代的挑战。李可染就是其中之一。国画大师傅抱石也曾经对友人说,思想变了,笔墨不能不变。这种创新意识成为中国画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李可染早年便 有心变革中国画,他曾经认真剖析了明清以来中国画的形式主义倾向,指出:中国画在历史上有过不少成绩,但对我们崭新的时代来说,它已经成为遗产。由于生活的不同,人民对艺术的要求不同,这就绝对不允许再死板全盘的搬用,否则就是继续走形式主义的死路。因此必须改造中国画,使它适应新的时代和生活,适应人民群众新的审美标准。他立座右铭激励自己:“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后来他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他又说,“胆”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魂”者,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14] 对于国画创新,他认为,创新不是轻易就可实现的,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深入观察和研究客观世界,“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因而创造了与前人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15](P192)李可染认为改造中国画的要点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生活挖掘创作素材。生活是艺术创作源源不断的源泉,同时也是艺术创新的不竭动力。李可染认为深入生活是改造中国画的基本条件。他认定,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得到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的内容;根据这些新的内容,才得以产生新的形式。明清绘画之所以走入毫无生命力的僵死状态最致命的原因就是堵塞了生活这个创作的源泉,失去了作品的血肉。有鉴于此,他极为反对“伏案于南窗之下,不敢离开古人一步,甘做阶下囚”[16](P351)的创作方式,而是把自己的画室搬到大自然中去,独辟蹊径创作出意境清新刚健的中国画作品。他生于苏北,定居北京,又长期在江南、巴蜀地区写生,阅尽祖国大江南北的秀丽风光。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环境气候相差极大,或湿润青翠或雄壮荒凉的特色给李可染极深刻的印象,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他在自传中就曾提到他有感于巴山蜀水之壮丽,以至于他20多年后都不曾忘记。“一天,我刚散步到我居处不远的金刚坡半山腰间,那时正当夕阳西下,我回头一看,山下几十里地的水田,一块块都反射出耀眼的金光,像一片摔碎的金色的镜子,天边和远处的烟树千层万层,也沐浴在霞光里,真是令人心胸开阔的惊人奇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图画。”[17](P41)20多年后,他的绘画作品《青山密林图》正是以此印象而创作的。李可染在别人还在沿袭传统文人画的死胡同里徘徊时,勇敢地把他从造化中得来的生动感受融入山水画创作中,赋予山水画以鲜活的生命感。这是李可染改造中国画的重要方面,可以说,没有这个认识,就没有“李家山水”,就没有此后生动感人的山水画作品。 第二,批判地继承前人传统。作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革新者,李可染从未忽视过对于传统的学习,他极其重视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李可染常说“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打进去”的过程正是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的过程。40年代,他相继师从于中国传统绘画大师齐白石与黄宾虹。他追随齐、黄二师多年,学了很多东西。他早期画风飘逸柔靡,从师齐白石后开始变得深沉厚重。他又从黄宾虹那里学习了山水画的层次、气氛、空间等的解决方法。齐白石、黄宾虹都是富于独创精神的大艺术家,李可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优点与局限,因而对他们的学习是有分析有取舍的,正如他所说的“师学舍短”。李可染非常注重对优秀传统绘画的学习。他的画室曾命名为“十师斋”,意指他重点学习的十位画家:范宽、李唐、王蒙、黄公望、石涛、石谿、八大、龚贤、齐白石和黄宾虹。他曾评价道,石涛意境第一,石谿深厚第一,八大用墨讲究,龚贤积墨法突出,黄宾虹用墨前无古人,齐白石意境独创。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李可染对传统绘画做了反复深入地思考与研究,他取其长而避其短,才成功的把握了中国画革新的方向。 第三,吸收优良外来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外来艺术的刺激是推动民族艺术发展的有效动力。从美术史上来看,中国每次艺术发展的高潮期,几乎都与外来文化的输入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西文化的交流既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50年代以来,在革新中国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艺术家们内部产生了分歧,有的要求全盘西化,有的要求继承传统。李可染既不盲目崇洋又不盲目排外。他从历史的高度着眼,提出:“在今天,一切外来的东西,凡是好的,对我们有用的,我们都应该借鉴吸收。中国文化史上也从来没有拒绝借鉴、吸收外来的东西的现象。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是错误的。”[18](P190)东西方绘画在各自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传统,西画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精细、明暗之微妙都是值得中国传统绘画借鉴的优秀之处。在此基础上改造中国画就是用外来美术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民族传统,使之适应新的生活,形成更加现代的表现形式。李可染特别提出借鉴外来美术必须消化吸收,杜绝生搬硬套。他尖锐地指出了艺术界在借鉴西方艺术时存在的简单照搬的弊端,提出西方艺术要与中国传统相结合。 在此思想指导下,李可染完成了对绘画中光线的创造性运用。他把光和积墨法相融合,吸收了西画中光的画法,表现出了黑瓦白墙的反照光、瀑布水流的颤光和蒙蒙细雨下的散光等效果。立足于现代生活,从传统基点出发,借鉴吸收外来美术,这才是中国画革新的正确途径。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国画家的成功都证实了这一点。李可染以其深厚的传统学养、对西方绘画的深刻了解和长期的实地写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画的革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真正实现了将外来文化“放在中国的土壤里,使它长出中国的花朵。 艺术创作论文:中学美术教学中艺术创作研究 1.引言 艺术创作必须有先进的理论知识起指导作用,这样才能使作品体现出艺术价值。美术是艺术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可以为创作者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并指导学术创造的合理应用。伴随着艺术价值的转变,美术研究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创作者应充分利用资源,提高个人的艺术水平,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2.中学美术教学的现状和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虽然中学美术教学一直在不断改革创新,但很多美术课堂仍受传统观念和传统模式的束缚,教师过于依赖课本教学,忽视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过于注重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忽视对自己的创造性培养,从而使学生在美术课上表现出不积极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认识到:没有探索精神的艺术教学将严重阻碍学生的整体素质,对新课程的落实也会有不利影响。艺术教学并不是单纯地给学生传授一点艺术知识或绘画技术,必须让学生朝自己的个性方面发展,同时,注重发展艺术创造力,激发创新精神,提高学习质量,使他们经历一个积极的创新发展过程,真正欣赏艺术的魅力,积极探索。 3.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方法 3.1课堂教学要精心设计 如果老师的课堂教学没有足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不能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也就很难培养出学生的创新精神。只有精心设计教学,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并且进行独立思考,从而培养出创新能力。 3.2创造宽松活跃的教学氛围 在美术教学过程当中,为了营造出一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气氛,教师应努力营造宽松的课堂氛围,让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达到最佳状态,确保学生有足够的学习兴趣,这样才能发散学生的思维,进行创造性思考。并注重学生探究知识,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创造和谐环境,活跃气氛,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并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敢想就应该勇敢地说、勇敢地尝试,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3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个性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我经常教导学生独立思考,要求他们改变原来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这不仅要求教师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给学生,还要教会每个学生善于观察、勇于表达,敢于标新立异,培养自己的个性特点和专长。老师要教导学生学会收集、分析数据,并得出进行艺术创造的结论,在学习活动中形成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个性。 3.4关注学生间的交流合作 在课堂上我发现有些学生喜欢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作品,也有同学比较内向,不敢把自己的作品展现出来。为了实现学生之间的充分沟通,应通过各种方法来促进所有学生在课堂上表达各自的意见,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允许多种审美观的存在。坚持在课堂上相互合作,坚持让学生参与活动获得实践经验,不仅培养学生探索知识、分享知识的学习习惯,还使学生在表述思想的课堂交流中提高自己得出结论的能力,从而大大激发学生的探索与创新精神。在课堂中逐渐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让他们在实践学习活动中形成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 4.艺术理论起支撑作用 艺术事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内容,能提高物质生活质量,提倡学生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第一要宣传文化的先进意义,使人感受到艺术创作是一种有趣的运动,是一条重要的宣传先进文化的途径,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意识,间接提高学生的艺术文化水平。实际影响是积极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则取决于自身,主要指导作用有如下几方面。 4.1思想指导 美术是一种艺术创作活动,需要先进的思想为指导,并根据自己的独特性进行个性创造。然而,创作的前提是要具备一种独特的思想精神,艺术创作不是简单的图形组合或者复制雕刻,而要经过仔细的规划,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深刻理解艺术的理论内涵,规范指导艺术创作活动。 4.2选择指导 任何艺术活动都是以实际题材为导向的,选择合适的材料可以发挥最佳效果。艺术理论对主题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根据实际理论选材,激发了学生的个人灵感,才能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体现更好的艺术价值。 4.3创作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先进的思想理念是以实践活动为前提的,艺术创作必须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独立创作,这样才能取得成功。美术理论是艺术界的指导原则,是艺术创作者的指导思想。在进行美术创作时,理论知识对美术作品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对美术的创作起到指导性作用。只有在一定思想的指导下创作,才不会脱离艺术主体,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 5.结语 艺术具有独特性,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应根据艺术创作的特点,培养学生对艺术学习的兴趣,只有产生了学习兴趣,才能更好地学习。教师应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深刻理解艺术创作的内涵,让学生进行创造性创作,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艺术创作论文:精神分析学视域下的艺术创作 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比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分别在意识和物质两个层面,宗教神学的逻辑起点在上帝,黑格尔的逻辑起点在理念。弗洛伊德的逻辑起点与其说是在“人”本身,不如说是对“性”的关照。那么,“性”就是他所提出的一切理论的基础。比如,在性本能理论中,他认为艺术创作和宗教活动实质上是性本能的表现。本文认为“性”的确是一种本能需要,但这种本能有着极高的精神含量,它完全不同于动物的繁殖活动,否则,为什么某些不缺乏性生活的人还伴有精神空虚的现象?或者是因为事业无成,或者是因为心灵创伤等令他不愉快的事情而造成了精神空虚。可见,“快乐原则”并不局限在性活动的快乐中,“精神”决定着人对同一事物的很多不同感受,所以弗洛伊德从精神入手而分析人是很具科学性的,然而他将精神状态的根源归于性活动则有失偏颇。人是一种群居式的高级动物,因而存在一种对社会价值的需求,更多的时候,这种被他人认可的心理需求和性欲得到满足的生理需求具有同等地位。即使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也经常说,精神可以改变人的生理状况,例如癌症协会的快乐人群。特别是人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感性体验,更使得他的性行为成为一种生命的高峰体验,艺术创作可以与性行为联系之处,也仅仅在于它们同样都是具有精神含量的对生命的高峰体验,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是一种同样性欲式的良好宣泄。 弗洛伊德在以无意识为根基的心理结构说和人格结构说中提出两个重大发现,即性本能的活动不能被完全抑制住,思维活动本身是无意识的过程。这包含了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概念,即无意识是人的生物本能,是欲望的储存器,而生物本能欲望是人一切活动的推动力,它奉行快乐原则,不受客观现实的调节,为了寻找发泄的出路而达到满足,它总是力图渗透到意识中去。本文认为,人的思维活动有无意识的状态,但不代表它本身是无意识的,逻辑是人思维的高级产物,充满了深刻的理性思考成分,思维活动完全是有意识地力图将相关事物组织在一条锁链上的活动。弗洛伊德又提出,生物本能欲望是一切活动的推动力,但也不尽然,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推动一切活动的力量,而实行活动的人除有生理需要以外还有精神境界(精神境界在佛学中尤其得到重视,佛学也可以公平地与西方哲学交流)。除非有一个“精神需求也是一种生物本能”的前提,则使弗洛伊德的观点成立。但是,弗洛伊德是通过精神分析得到了性需求和无意识的理论,这是一种演绎推理,而非归纳推理。他的观点以人出发,最后却严重地忽略了人具有精神性的独特一面,将人的具有精神含量的生理本能与动物纯粹繁殖的生理本能混为一谈。 艺术作品是人的产物,必然带有人的烙印,人具有除性本能以外的多重的、复杂的、丰富的体验和情感。那么,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阐明了艺术创作的奥秘?还是20世纪某些艺术家在仿效他的观点进行创作?或者的确有些创作可以与他的观点一一对应?这个问题要进一步思考。艺术创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自由的,世界上有那么多风格不同的作品,世界上有那么多性格不同的作曲家,每个人对于性体验的理想也大不相同,因此就不能简单地将这两种活动对号入座。从古至今,艺术都是表达人心的,现代艺术更是以揭示意义和深度模式为前提的。除去表现主义以外,即使新古典主义的音乐声称自己的作品不表达什么,其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说“音乐只解决音乐自身的问题”;即使超现实主义的前身达达主义出于“创作不表达任何”的目的,而随意地以小刀在报纸上戳字构成文章段落;回到中世纪,即使音乐不能表达个人情感,个人情感只能依附于热爱上帝的宗教情感之上……但是,站在更宏观的角度,他们恰恰是要表达一种音乐自身的活动和自由写作,以及追求普遍仁爱的意图,这是一种不表现具体感情的抽象的表现要求。从一个音到一个乐思、从一个乐句到一个作品、从一种微弱的音色到宏大的音量、从一种将民间素材与共性写作相融合到那些将各种音响样式综合拼贴的做法,其中都浸透着作曲家绝对的理性设置。优秀作品就是在这种理性设置和感性听觉上达到了平衡,并使这种平衡在听众心里产生共鸣。因此,音乐创作是一种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的高级产物。弗洛伊德怎能说思维活动是无意识的呢? 精神性的要求或者说审美理想是人类独有的,而自由和理性是不矛盾的,如果我们承认美是人类的终极关怀,那么人类演进的根本动力就是人具有的丰富的感性体验和深刻的理性思考,而不仅仅是性活动。无意识也只是人类庞大思维结构中的一个局部,它不能占据充满社会性的人的思维的主体位置。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更加希求一种安身立命的依托,这种依托包括物质和精神两层。如果说在刀耕火种的年代,物质性生存是第一需要的话,那么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社会,精神归宿便成为首要需求。事实上,无论远古还是现代,“精神家园”是人类内心最为本真的需要,也是人与动物最为本质的区别,而文化艺术就是“精神家园”的外在显映。这里又不得不提及古希腊的文化精神,以及它所经历的古风文化、古典文化和希腊化三个时期。古风文化时代是古希腊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神话在这个时代形成,并且在今天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及;文学艺术中,诗歌、雕塑、壁画也初具规模。古典时代是希腊文化的黄金阶段,此时最突出的文化现象是戏剧,出现了在当今世界戏剧舞台上依然占主流地位之一的悲剧和喜剧,它们成为西方古典文学的经典读物;建筑方面的神庙的三种柱式和雕塑在今天的对艺术风格的探索中也依然倍受推崇。希腊化时代虽然已经是整个古希腊文化的晚期阶段,但它的文化现象仍然推陈出新、辉煌依旧。比如建筑方面的缪斯神宫和宙斯大祭坛,还有伟大的群雕和个人雕塑作品。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化作品中看出,古希腊精神是“志在寻求生命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的一种精神,作品孕育着古希腊人的好学精神和创造精神,他们喜好思想的自由或自由的思想,集中体现出一种“自由、民主、理性”的希腊精神,也被称为原点的超越性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们的思想具有原创性,主题具有永恒性。由此可以认为,希腊精神不仅属于古代世界,更属于现代世界。而弗洛伊德带给人类的启迪就是,让我们在从科学角度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得到一些新的对自身的理解,但这不是生存和艺术的最终答案。人类向前发展,我们只能通过真实的艺术创作,不断体会和感悟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其中包含着精神家园的方向。 艺术创作论文:汉斯哈克艺术创作的社会学理念研究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哈克开始关心文化政治议题后,这个议题就慢慢的把哈克引向另一种深度——历史性思考,历史性的艺术手法的解读也成为了哈克80年代的主导思想。哈克通过现有的社会政治现象透析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相,不顾一切手段让这些已深埋的历史重新穿上当代艺术的外衣,得到另一种解读,他集中关注的历史性议题有对德国纳粹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思考、美国里根时期和布什时期政府的疑问、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的愤怒等等。 1988年哈克应市政新美术馆馆长沃纳芬茨(WernerFenz)之邀制作了《你们毕竟是荣耀的(》AndYouWereVictoriousAfterAll)这件作品,作品是在奥地利施蒂里亚省的首府格拉茨一年一度的文化节上制作的“,节日的特色是音乐会、舞蹈、歌剧、戏剧演出、电影放映、座谈会、文学朗诵以及艺术展览。节日的组织者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机构懂事的选择是从省市政府的代表中选出,而省市政府的代表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②每年的秋天都会迎来这个节日,1988年作为20周年庆典的文化节上,总导演彼得武伊察(PeterVujica)准备用“艺术的内疚与纯真(”GuiltandInnocenceofArt)口号来表达,并建议在节日中应当提到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事。这起事件是奥地利所有公民的公共性事件,在1988年50周年上必定成为了这次文化节的主题。 沃纳芬茨邀请了16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在格拉茨指定的公共场所上制作临时性的装置,而展览的名字就为《参考38/88》,由此可见展览主题必定与1938年的“并吞”有关。1938年,希特勒带着大部队进入奥地利时受到了全城的热烈欢迎,“就连大学的校长都给希特勒发去热烈的贺电,而神父则用祷告的方式欢迎纳粹的到来,一般大学中法学院的法律教科书上出现了新的德国种族法律,在报纸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焚烧犹太教堂的事情‘,格拉茨,一个存在犹太圣殿挑衅的问题,现在已经明确地被人民的意志解决了’”③而在文化节上把这个历史性话题再次打开必定成为人们公开辩论的主题,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展览的启动可能会开启民众旧的创伤。芬茨把《参考38/88》展览的地址选在了纳粹曾经扮演显着角色的地方,如警察局总部,市中心,广场,这些地方曾是举行纳粹集会和希特勒青年团总部、主教宫殿的地方,只有奥地利铁路局拒绝艺术家使用火车站作为艺术作品的场地。在《参考38/88》展览的目录前言上,芬茨这样写道“:这个展览挑战了艺术家面对历史,政治,社会,最后回归到知识产权的领土上的思考,展览的关注点被持续转移到了日常的人们的淡漠、无意识和倒退上”① 历史的片段把人们带回到了1938年的7月25号,这天希特勒在山脚下圣玛莉亚石柱(Mariensaule)举行庆典,圣玛莉亚石柱被藏在一个巨大的身披红布的方尖碑底下,方尖碑用纳粹徽章和题词写道“:你毕竟胜利”做装饰。希特勒授予格拉茨为“人民起义的城市”的荣誉称号,而格拉茨作为早期纳粹聚点理应得到这个称号,在“并吞”奥地利前的几周,数以千计的纳粹在海仁大街(Herrengasse)举着火炬游行,市政厅的阳台上到处都悬挂了纳粹标志,犹太商店的窗户也都被砸碎。芬茨指定圣玛莉亚石柱及其周围的地区作为艺术家场地的参考和一些根据其转化成纳粹的胜利柱外观的照片。“1938年7月25日,施蒂里亚赫布斯特(steirischerherbst)被重建。唯一和以前不同的是方尖碑基地周围的碑文。在黑色的背景上用白色字体列出纳粹的首选:‘施蒂里亚战败期间:有300吉卜赛人死亡,2500犹太人被杀,8000名政治犯的死亡或在拘留期间死亡,9000名平民在战争中丧生,12000人失踪,27,900名士兵死亡’”② 哈克的这件作品《你们毕竟是荣耀的(》如图2、3、4)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重建方尖碑,在原有的圣玛莉亚石柱上故意还原1938年格拉茨市的纳粹纪念碑,第二部分则是16个写满标语的海报广告牌,每一个都是119cm*84cm的大小,是由黑色、白色、红色构成,海报上的内容则是从1938年格拉茨的报纸、文件和传真摘录拼贴组成。无论从艺术手法还是对于公共装置的选址都契合了时下的社会氛围。首先,文化节主题是侧重在历史背景之上;其次,就1938年的“并吞”事件,文化节正好是在其50周年的纪念日上举办,迎合了这个时间契机。而哈克制作这件作品目的在于激起群众的思考,反思历史罪孽给当下人们心灵带来的影响。原来的方尖碑覆盖着红色的布,布面上有铭文和纳粹的雄鹰,清晰地看得到圣母雕像已被包裹在里面。这件公共装置煽动了人们对于五十年前的纳粹记忆,很多退休的人被激怒,那些人的这种情节是不愿回想过去、被过去牵连或是面对历史的沮丧感和内疚之情。所以哈克装置第二部分的海报常常被推倒,警察不得不日夜监督。大部分人对装置出于愤怒的原因不是因为作品本身,而是把此装置的艺术观念视为攻击或是政治手腕的恶作剧。大概在展览开幕前一周的晚上,哈克的这件作品被投掷了燃烧弹(图5),虽然消防部门迅速赶到并扑灭了大火,但是大部分的红色面料部分和方尖碑的顶部被烧毁,原圣母的雕像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后经过调查,“两个市民从很远看到纵火犯,在警察素描草图的帮助下,纵火犯被逮捕在格拉茨街头,纵火犯是一个36岁的男子,该男子刚刚进入新纳粹圈。被逮捕的投放燃烧弹的始作俑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67岁的老纳粹。陪审员在审判和判刑他们,分别为两年半和一个一年半的刑期。”③被投掷燃烧弹的日期是1988年11月2日到11月3日的晚上,而五十年前的1938年11月9日到11月10日就是“水晶之夜”事件④发生之时,在奥地利所有的犹太教堂被洗劫一空,也是被放大火焚烧遭到严重破坏。燃烧弹事件发生后,许多国家和地方都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称这个纪念碑式一个耻辱的纪念碑,强烈的谴责和怀疑背后的政治动机。 在该事件发生后,格拉茨的一位艺术家理查德?克里舍(RichardKriesche)呼吁在下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在废墟上用15分钟“默哀”来纪念“水晶之夜”事件,来自当地艺术机构和群众自发组织的人参加了这个活动并一起讨论了这个事件。在这次文化节的开幕上“,格拉茨市长和副省长都强调在历史上需要更多的 教育,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历史教育上,他们指出,任何在公共场所的艺术展览,难免有政治内涵,但对绝大部分来说是有利的”① 哈克关注这些历史性问题,让它们重新穿上了当代艺术的外衣,得到了另一种解读。哈克除早期物理性装置作品外,中后期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大的主题及社会性问题的深层剖析,这里包含了艺术制度、企业赞助、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的自主权、政府执行力、历史文化问题,而哈克的艺术手法正如社会学家那样对现象有着一针见血的批判和另一角度的解读,正如布尔迪厄评价哈克的作品那样:“汉斯?哈克的作品包含了对艺术界、对艺术作品的产生条件本身的批判性分析,将具有社会学性质的意见和思考完全融于艺术创作之中”。 艺术创作论文:试谈艺术创作与内心的化一 【论文关键词】心 精神性 气 内外化一 【论文摘要】本文意在强调艺术创作中抒发内心情感的重要性,只有源自内心情感的才是最真实的,它关乎一件艺术作品的成败。本文从传统绘画精神、哲学诸方面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来进行论证说明在创作艺术作品中是一定会融入艺术家的内心情感的,而且这种艺术规律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中国人对“心”这个字的理解,不只是被科学的看作身体的一个器官,而是一个复合的概念,说的时候代表了思念和虔诚。重要的是,“心”表示思想,圣人说,“心”之官则“思”,心的功能就是思考,还把记忆也归于心；注意力,也归于心；道德伦理也归于心。还把那些十分打动我们的绘画和书法,叫做“心迹”,“心象”。心的作用、状态,庄子称之为精神。因此,要创造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其中必然要融入我们内在的情感,艺术创作中的内外化一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满足我们内心的某种需求。从整个艺术的发展来看,由古至今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无论多么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中必然是艺术家与其内心碰撞的结果。 “迁想妙得”是东晋顾恺之的精辟见解,与西方近代美学中的“感情移入”很近似。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只有通过“迁想”,即内在感情的,才能够“妙得”,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才能达到画山“与山川相神遇”,画竹“其身与竹化”的艺术境界。《文赋》及至唐宋,司空图,严羽的诗品,诗话,是道家关于内心的论述抽象为文艺心理学的典范。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诗品·冲淡》,是讲心意若要妙合天机,必先清虚淡泊而沉没自处。“惟性所宅,真取弗羁”《诗品·疏野》等,讲的无一不是要合于本性,合于内心的自然流露,唯其如此,才会出现清新的意境和淡泊的情趣。这里面都有一个内心的超脱而至“忘我”的意思。至于苏轼的“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清人王国维总结出的“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创作心理过程；以及“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等等这些描述,都是在强调艺术创作中内外的化一,内心的体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道”的逻辑来解释创作心理的这种规律的。 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不同说法,但归结到最后,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正是这种统一认识论的具体反映和内在的意识的高度凝聚的结晶。《尚书·舜典 》中有“神人以和”的说法,《易经》中则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禅宗里的“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由此而得出“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也就是说认识了内心,就认识了佛,自然就认识了大千世界,还是天人合一。老庄更是大讲合一之道,强调天人相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都是从“一”而发生的,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合为一体,所以说这“天人合一”的思想,突出地表明了中国先哲内在普遍感应和人与自然对应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哲学和美学领域中,西方只是到了近代才真正开始重视对异物同构的研究。如苏珊·朗格,杜夫海纳把把艺术解释为种种内在情感符号,与自然有着同构关系等等。中国绘画所要把握的“一”,实质上是形象的,整体的精神性。表现“道”,当然就是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实现物我合一。 以道论宇宙和以气韵来论画同样是一种整体的混沌的直观把握。中国绘画从“一”出发,把握“一”的方法同样要归于“一” ——宇宙中的“我”,从自我的内心直觉体验中把握宇宙的生命。中国画家以空诸一切的心境去体味孤立绝缘的物境,终于实现二者的融合——把自我划入宇宙万物之中,体味道之浑茫。天人合一是建立在画家对民族文化、时代精神、自然物象的深刻体察之上的“天人合一”,它是一种思维,一种意识,一种精神,一种高度凝聚的内在情感。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画崇尚直觉,强调用主观的精神创造对象,在笔墨丹青中,追求独立自由,愉悦满足的内在精神境界,要求作画具有顿悟式的情感的突发,同时又是无为而无不为,有法而至无法。他们所崇尚的真性灵的表现即强调内在情感情绪,只不过这种真性灵不是无理由的本能欲望,相反它来自人品人格。西方美学家也认为,观念越高,便看的美越多,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为对象的艺术。但是,人格决不仅仅是观念,人格是一种受理性观念升华,净化了的内在精神情感。 中国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内外化一的取向,就是是一种自觉的人性,是一种群体的生命感,更是将自然之心融于万物与一切众生的泛我精神。他以气韵生动为理想,但又要充满着虚静之气。一言以蔽之,它是最超越自然而又是最亲近自然,,是最内在化的艺术, 而同时是外在客观自然的本身。 而西方的沃林格也是殊途同归,他认为艺术根源为超验性和内在的东西是“绝对的艺术意志”,即艺术的最深层,最内在性的本质。所有艺术都是“绝对艺术意志”的完满实现和客观化,也就是说,是它使艺术成为艺术的。这种作为艺术本体的“绝对艺术意志”是人的一种潜在的内在需要。沃林格认为艺术是先验的。这里所谓的“先验”是就其超验性和内在性而言的。用沃林格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而不是满足了那种纯粹的模仿本能,即对仿造自然原型的游戏式的愉悦。环绕着艺术概念的神秘的光环,只有从心理学角度才能去解释,因为,人们看到了,艺术植根于人的心理需要而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沃林格对人的心理需要的理解,带有相当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意味。 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与此时期的各种美学理论,产生于相同的精神需要。这就是人们需要创造一种不再依赖于外在世界,不再依附于上帝,纯粹由人创造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中,人的真正的内在艺术生活能够得到呈现,他的形式不是属于自然的或上帝的,而是属于人自身的。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求把艺术和审美建立在内心需求的基础上,这正是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和艺术产生的共同基础。这种时代的审美冲动一方面是内心世界的凝聚,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物质化,日益将人的精神约束在物质利益上的反抗。如果说这世界上有实体,那就是人内在的东西。这种存在于人自身内部的“自然”,马蒂斯称作“自我”,康定斯基用“内在需要”来表述。 由此可见不论中外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者关于创作中内心情感所起到重要作用如何不同,以及对其描述的如何不同,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创作中一定要融入内心感受,只有融入了内心情感的作品才能更真实,更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他们不约而同都是在强调内外化一的这种境界。 艺术创作论文:关于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活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工具媒介；艺术创作；艺术观念；艺术家 论文摘要：工具媒介是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构成艺术作品，同时又对其进行规约：一方面。它决定着作品的创作方式，形式趣味；另一方面，以其复杂的内容层次影响着创作者，从而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深层意蕴。 早在15000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器、骨胶和赤铁矿在洞穴的岩壁上刻画各种狩猎的场景，以此来乞求狩猎获得丰收。这些简单的动物、人形均体现出原始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概括，是早期的艺术作品。而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工具也就成为完成艺术作品的工具材料。1917年杜尚将一个签名为“R·Mutt”的小便池送人展览馆，从而质疑了传统的艺术范畴。在这里，其观念以更强有力的方式进入了作品，它不再是一种观察和表现，而是方法本身，如仅仅将“小便池”作为作品的工具材料未免不达意。那么，这个行为、这个观念以及这个观念所针对的传统艺术都作为一种无形的材料介入其中的话，其“工具材料”一词的物质性是相当有限的，对此，笔者将采用“工具媒介”一词。 媒介(media)的用法首创于加拿大社会学家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第一章即以“媒介即是信息”作题。在书中他写到“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他又说“虽然媒介本身即是信息——而内容却是另外一种媒介。报纸的内容是文字的表述，正如书籍的内容是语言，电影的内容是小说一样。”…因此可以说，媒介是信息的承载者，而它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等级性的结构。之所以采用“工具媒介”这个词是因为基于它的包容与弹性。笔者将通过静态与动态两种方式的研究，进一步阐释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一、静态研究 1．工具媒介的层次等级性媒介拥有一种多层次等级性结构。以绘画作品为例，在一幅具象绘画作品中，工具材料的物理属性构成了作品的第1个层次，即它是用水彩、水粉、还是油彩、中国画颜料画成；而写形状物是画面语言的第2个层次；构图、画面的节奏与形式趣味构成了媒介的第3个层次。由于以上这几个层次结构的不同，其画面效果也各有异。 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中，这三者紧密相连，不分彼此，人物之美即是画面之美(达·芬奇曾通过选择不同人物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一个理想人物)，平整的画面，完美高雅的人物，以及稳定的三角形构图，使画面充实完整。也就是说作品的物理属性、写形状物的要求与形式趣味这几个媒介层次都得到了体现。而在一幅康定斯基的作品中，其构图节奏，画面音乐性则成为艺术家所主要强调的——即形式趣味。另外，一些极简主义的作品，通过取消人为痕迹，让颜料在画布上自然流淌，也展现了材料的物理特质。 当然，这些都是较极端的例子，更多的作品则是通过强调这几个层次的不同序列而得到充满意味的形式的。以马蒂斯为例：通过对模特进行多次的描绘与提取，马蒂斯得到了一个体现艺术家感受和模特形体空间的线性图式，在构成一幅阿拉伯纹样式的开放性构图中，这些线条可以被移动，然而感受和体现的精髓却始终保留。因此，形式既取得了构图所要求的完整，又能表现出画家对客体的认知与感受。就像画家所说：“我绘画一切。”也就是说，描绘层次与构图层次既相互促成又相互牵制，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马蒂斯可以说是古典性的，然而他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又确与我们的视觉习惯相去甚远。 2．工具媒介使用的传承性及对艺术家的作用在以上分析的几个层次中，工具材料的使用方法，描绘事物的方式以及构图的规范与趣味，都是艺术家使用工具媒介的具体表现。但是，也应看到：艺术家使用什么工具材料，如何使用，表现什么，如何表现，有一定的传承性，但这种传承也不是完全的。而传承的变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题材与工具使用语言的不断丰富，另一方面是形式趣味的形成与精妙化，如中国画中对笔墨气韵的强调，笔墨形式对个人精神气质与审美品格的体现等(文人画的形成可以说是一种形式趣味传承与发展的结果)。 对艺术家来说，传统既是资源，又是束缚，艺术家承袭这些传统，从中形成具有历史脉络的形式趣味，同时，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事物的理解又造成了感受性的不同。在这种要求下，艺术家一方面将这种形式趣味内化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发展个体感受的表达方式，从而产生新的趣味与图式。清代郑燮言“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正有这种含义。“眼中之竹”更多的是外界刺激，是未加整理的和新鲜的；而“心中之竹”则是为艺术家的修养、心智所捕获和整理的；“手中之竹”是与各层次的工具媒介互动的结果，是脱胎于传统又体现艺术家独特感受的形式。 另外一点也是极为有趣和有待商榷的，即材质的物理特性对艺术作品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力的影响。以东西方绘画比较而言，中国画以毛笔、宣纸为媒介，笔迹行走的过程是即时的，不易修改的，行笔的一竖一划都体现出极强的过程性，是一种固化了的过程。中国艺术(特别是书法)强调过程，强调贯穿过程之气，讲究气的蒙养。而对西方绘画(相当一部分)来讲，无论是铅笔，还是油彩，其修改的可行性很大，作画过程有强烈的指向，强调目的、结果，其作品常常是草稿的完整实施，且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至于到底是先有材料媒介的选择，还是先有材料媒介的使用来塑造这种思维方式，现已经无从查考，但是这种工具媒介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是极为有趣的。 二、动态研究 1．科学技术促进了工具媒介的彻底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工具媒介，且使某些材质的限制在新材料的运用中不复存在。然而，新的材料媒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素，也并非只为改善原材料而来，其自身也是一个拥有多种特性的物质实体(即拥有媒介的多层次性，这种媒介的层次越复杂，它对其应用的原系统的影响就越大，如电子媒介)，这种新媒介的使用不仅会带来艺术作品本身制作过程与形式趣味的变化，而且也常常对原有的艺术观念形成冲击，产生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原有系统的边界更为模糊，类似一种语义学上的混乱。“发展不象理性的解放和人类的自由那样由某种理念磁化(aimante)而成，发展仅仅依据其内在的原动力的加速和发展而产生，它吸收偶然性，储存其信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作为其发展运作中新的必要中介。”以电子音乐的发展为例，留声机发明后，音乐得以以声音的形式保存下来，而在此之前，乐曲的流传与传承主要以乐谱的形式完成。演奏家们将乐谱转译为声音，在尊重原作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技巧和自身的理解将声音形式完成为带有个人特性的作品。然而，在乐谱的传承方式中，这种声音形式的再创造被取消了。声音转录不仅将演奏家的作用凸显出来，而且还使演奏成为一种可以广泛流传和分析的文本。声音转录作为一种工具必然要求更清晰地再现其声音作品，这种要求已得到了极大满足，而仿真的要求也显得更为严苛和微妙。从某些音响发烧友的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即音响部件的仔细匹配，甚至是连接部件的缆线，播放的厅室也被细加推敲，更有甚者是听者与音响的位置也被严加考察。以上的安排基于一个理想：即通过这些努力可以真实地再现演奏厅中的音乐演奏实况。然而，发烧友们发现他们借助昂贵的音响器材得到了现场所无法听到的东西。例如，他们可以将复杂的声音分解为分离的声部，从合唱中分辨出个人的嗓音。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获得从重现过去的声音到产生过去声音的新复本。 2．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品审美规范及特性的影响第一，对审美规范的影响。电脑图形软件的应用使设计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干净明晰的设计图案，所设计的物品与环境也可通过电脑进行仿真呈现，观者甚至可以通过动画“步”入其中；另一些软件可以直接模仿某些艺术大师的造型特点(如Painter)。然而，许多利用电脑进行设计与图形处理的人常常发现，在电脑屏幕上，所有的设计与图形都显得完美——屏幕提高了色块的亮度与饱和度(某些绘画在屏幕上的效果甚至超过了实际效果)，直线、曲线都得以最精确的呈现，没有污迹和瑕疵。这种美来源于先进的科技，就像精良的摄影器材和细腻的胶片所能提供的一样。第二，对艺术品特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电脑对艺术家与作品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其修改的便捷也使艺术家制作的过程被彻底隐藏了，而艺术家所面对的是一种思维过程的最后产物。有一些艺术家利用电脑程序进行创作，给出几个简单的基本元素，使其以偶然的方式进入程序，同时，设计一套组合原则，使之不断地组合再生。这样，在必然的原则下，偶然性的基本元素呈现出一种永不停息的不同组合样态——作品从艺术家那里得到一个起点，随着网络事业的发展，作品可以在网上流通，这样就使集体创作成为可能。 3．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观念的影响数字化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进入艺术领域时，正是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相互融合以及绘画、音乐、雕塑等森严界限产生模糊之际。艺术，以强大的包容性接纳了新技术和新形式，从而使这一媒介的进入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就显得不甚明朗。要揭示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可以从研究摄影史中得到。而在此之前，首先要了解艺术概念的灵活性。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概念是流动的。翻开艺术史会发现“艺术”一词的概念极为模糊。对于原始人来说，它是巫术的形式；对于中世纪的教堂，它既是装饰，又是向不识字的大众宣讲上帝之道的手段；西方“艺术”的现代概念，形成于文艺复兴，只是到了启蒙和浪漫主义时代，才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瓦萨里在他的《大艺术家传记》中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几位艺术家的生平与成就，他的著作开创了一种艺术史写作的模式，同时也倡导了一种艺术精神，这种精神由当时的艺术家开创，通过将透视与解剖引入绘画，从而使绘画摆脱了行会式的秘密传承，成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艺术享有了同科学一样的荣耀，艺术家也成为创造者和发现者。在古代中国，“艺”被认为是自由的游戏；《论语》“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术，强调一种对物质技能的熟练掌握，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而完成完整人格的培养。可见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对艺术的定位也是不同的。通过分析摄影史可以揭示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形式及观念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始于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术之后，使影像得以图像的方式存留下来。长期以来，摄影的地位显得暧昧与尴尬，与绘画相比，它更像一种魔术，可用来作肖像记录；一些摄影师想通过模仿绘画效果使摄影步入艺术殿堂，其结果是使摄影成为一种从属于绘画的二级形式。随着一批摄影艺术家的实践，摄影开始以两种方式介入“艺术”：一是展示照片所呈现的事物的抽象形式之美(如坎宁安)；二是将摄影的记录性，对真实场景的捕捉能力直接带入“艺术”活动(如史川德)。这种介入的结果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绘画摆脱了写形状物，为了获得绘画自身的特性，通过一种排他的方式，使绘画开始了纯粹的平面形式的探索；另一方面，摄影的机械性将瞬间冻结，展示出同一时间不同人、物以自身为中心的变化，从而将人在观察过程中的指向性与习惯方式呈现出来，揭示了眼睛观察的主观特征(在这一点上，照片可以说是超“现实”的)；第三方面的意义最为深远，它改变了人们对“艺术”所持的态度。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将绘画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而客观世界又是对神所臆造的绝对“理式”的模拟。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艺术与“理式”有了一种传承呼应的关系。人可以通过艺术去体味绝对“理式”，就像通过火光投在洞壁上的影子推断实物。摄影揭示了一种新的真实，即“观看”与“看到”的差异。摄影通过自身的介入，发展了“艺术”所隐含的对自我与真实的寻求与探索，使之体现了更广大的文化意义。在此意义上，许多艺术家将艺术视作一个自救与救他的过程，用行为、装置来探索人类承受的极限，寻找思维的起点，试图以建立全新的更具变通性和当代性的交流方式等使艺术走出象牙塔，也使艺术的边界更为宽泛和模糊。 工具媒介的构成是复杂的，它不但是构成审美规范的重要一环，而且也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从而悄然地影响着人的感知与观念，影响着人类的存在状况。 艺术创作论文:试谈艺术创作与内心的化一 【论文关键词】心 精神性 气 内外化一 【论文摘要】本文意在强调艺术创作中抒发内心情感的重要性,只有源自内心情感的才是最真实的,它关乎一件艺术作品的成败。本文从传统绘画精神、哲学诸方面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来进行论证说明在创作艺术作品中是一定会融入艺术家的内心情感的,而且这种艺术规律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中国人对“心”这个字的理解,不只是被科学的看作身体的一个器官,而是一个复合的概念,说的时候代表了思念和虔诚。重要的是,“心”表示思想,圣人说,“心”之官则“思”,心的功能就是思考,还把记忆也归于心；注意力,也归于心；道德伦理也归于心。还把那些十分打动我们的绘画和书法,叫做“心迹”,“心象”。心的作用、状态,庄子称之为精神。因此,要创造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其中必然要融入我们内在的情感,艺术创作中的内外化一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满足我们内心的某种需求。从整个艺术的发展来看,由古至今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无论多么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中必然是艺术家与其内心碰撞的结果。 “迁想妙得”是东晋顾恺之的精辟见解,与西方近代美学中的“感情移入”很近似。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只有通过“迁想”,即内在感情的,才能够“妙得”,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才能达到画山“与山川相神遇”,画竹“其身与竹化”的艺术境界。《文赋》及至唐宋,司空图,严羽的诗品,诗话,是道家关于内心的论述抽象为文艺心理学的典范。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诗品·冲淡》,是讲心意若要妙合天机,必先清虚淡泊而沉没自处。“惟性所宅,真取弗羁”《诗品·疏野》等,讲的无一不是要合于本性,合于内心的自然流露,唯其如此,才会出现清新的意境和淡泊的情趣。这里面都有一个内心的超脱而至“忘我”的意思。至于苏轼的“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清人王国维总结出的“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创作心理过程；以及“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等等这些描述,都是在强调艺术创作中内外的化一,内心的体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道”的逻辑来解释创作心理的这种规律的。 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不同说法,但归结到最后,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正是这种统一认识论的具体反映和内在的意识的高度凝聚的结晶。《尚书·舜典 》中有“神人以和”的说法,《易经》中则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禅宗里的“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由此而得出“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也就是说认识了内心,就认识了佛,自然就认识了大千世界,还是天人合一。老庄更是大讲合一之道,强调天人相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都是从“一”而发生的,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合为一体,所以说这“天人合一”的思想,突出地表明了中国先哲内在普遍感应和人与自然对应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哲学和美学领域中,西方只是到了近代才真正开始重视对异物同构的研究。如苏珊·朗格,杜夫海纳把把艺术解释为种种内在情感符号,与自然有着同构关系等等。中国绘画所要把握的“一”,实质上是形象的,整体的精神性。表现“道”,当然就是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实现物我合一。 以道论宇宙和以气韵来论画同样是一种整体的混沌的直观把握。中国绘画从“一”出发,把握“一”的方法同样要归于“一” ——宇宙中的“我”,从自我的内心直觉体验中把握宇宙的生命。中国画家以空诸一切的心境去体味孤立绝缘的物境,终于实现二者的融合——把自我划入宇宙万物之中,体味道之浑茫。天人合一是建立在画家对民族文化、时代精神、自然物象的深刻体察之上的“天人合一”,它是一种思维,一种意识,一种精神,一种高度凝聚的内在情感。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画崇尚直觉,强调用主观的精神创造对象,在笔墨丹青中,追求独立自由,愉悦满足的内在精神境界,要求作画具有顿悟式的情感的突发,同时又是无为而无不为,有法而至无法。他们所崇尚的真性灵的表现即强调内在情感情绪,只不过这种真性灵不是无理由的本能欲望,相反它来自人品人格。西方美学家也认为,观念越高,便看的美越多,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为对象的艺术。但是,人格决不仅仅是观念,人格是一种受理性观念升华,净化了的内在精神情感。 中国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内外化一的取向,就是是一种自觉的人性,是一种群体的生命感,更是将自然之心融于万物与一切众生的泛我精神。他以气韵生动为理想,但又要充满着虚静之气。一言以蔽之,它是最超越自然而又是最亲近自然,,是最内在化的艺术, 而同时是外在客观自然的本身。 而西方的沃林格也是殊途同归,他认为艺术根源为超验性和内在的东西是“绝对的艺术意志”,即艺术的最深层,最内在性的本质。所有艺术都是“绝对艺术意志”的完满实现和客观化,也就是说,是它使艺术成为艺术的。这种作为艺术本体的“绝对艺术意志”是人的一种潜在的内在需要。沃林格认为艺术是先验的。这里所谓的“先验”是就其超验性和内在性而言的。用沃林格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而不是满足了那种纯粹的模仿本能,即对仿造自然原型的游戏式的愉悦。环绕着艺术概念的神秘的光环,只有从心理学角度才能去解释,因为,人们看到了,艺术植根于人的心理需要而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沃林格对人的心理需要的理解,带有相当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意味。 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与此时期的各种美学理论,产生于相同的精神需要。这就是人们需要创造一种不再依赖于外在世界,不再依附于上帝,纯粹由人创造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中,人的真正的内在艺术生活能够得到呈现,他的形式不是属于自然的或上帝的,而是属于人自身的。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求把艺术和审美建立在内心需求的基础上,这正是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和艺术产生的共同基础。这种时代的审美冲动一方面是内心世界的凝聚,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物质化,日益将人的精神约束在物质利益上的反抗。如果说这世界上有实体,那就是人内在的东西。这种存在于人自身内部的“自然”,马蒂斯称作“自我”,康定斯基用“内在需要”来表述。 由此可见不论中外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者关于创作中内心情感所起到重要作用如何不同,以及对其描述的如何不同,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创作中一定要融入内心感受,只有融入了内心情感的作品才能更真实,更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他们不约而同都是在强调内外化一的这种境界。 艺术创作论文:关于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活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工具媒介；艺术创作；艺术观念；艺术家 论文摘要：工具媒介是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构成艺术作品，同时又对其进行规约：一方面。它决定着作品的创作方式，形式趣味；另一方面，以其复杂的内容层次影响着创作者，从而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深层意蕴。 早在15000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器、骨胶和赤铁矿在洞穴的岩壁上刻画各种狩猎的场景，以此来乞求狩猎获得丰收。这些简单的动物、人形均体现出原始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概括，是早期的艺术作品。而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工具也就成为完成艺术作品的工具材料。1917年杜尚将一个签名为“R·Mutt”的小便池送人展览馆，从而质疑了传统的艺术范畴。在这里，其观念以更强有力的方式进入了作品，它不再是一种观察和表现，而是方法本身，如仅仅将“小便池”作为作品的工具材料未免不达意。那么，这个行为、这个观念以及这个观念所针对的传统艺术都作为一种无形的材料介入其中的话，其“工具材料”一词的物质性是相当有限的，对此，笔者将采用“工具媒介”一词。 媒介(media)的用法首创于加拿大社会学家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第一章即以“媒介即是信息”作题。在书中他写到“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他又说“虽然媒介本身即是信息——而内容却是另外一种媒介。报纸的内容是文字的表述，正如书籍的内容是语言，电影的内容是小说一样。”…因此可以说，媒介是信息的承载者，而它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等级性的结构。之所以采用“工具媒介”这个词是因为基于它的包容与弹性。笔者将通过静态与动态两种方式的研究，进一步阐释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一、静态研究 1．工具媒介的层次等级性媒介拥有一种多层次等级性结构。以绘画作品为例，在一幅具象绘画作品中，工具材料的物理属性构成了作品的第1个层次，即它是用水彩、水粉、还是油彩、中国画颜料画成；而写形状物是画面语言的第2个层次；构图、画面的节奏与形式趣味构成了媒介的第3个层次。由于以上这几个层次结构的不同，其画面效果也各有异。 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中，这三者紧密相连，不分彼此，人物之美即是画面之美(达·芬奇曾通过选择不同人物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一个理想人物)，平整的画面，完美高雅的人物，以及稳定的三角形构图，使画面充实完整。也就是说作品的物理属性、写形状物的要求与形式趣味这几个媒介层次都得到了体现。而在一幅康定斯基的作品中，其构图节奏，画面音乐性则成为艺术家所主要强调的——即形式趣味。另外，一些极简主义的作品，通过取消人为痕迹，让颜料在画布上自然流淌，也展现了材料的物理特质。 当然，这些都是较极端的例子，更多的作品则是通过强调这几个层次的不同序列而得到充满意味的形式的。以马蒂斯为例：通过对模特进行多次的描绘与提取，马蒂斯得到了一个体现艺术家感受和模特形体空间的线性图式，在构成一幅阿拉伯纹样式的开放性构图中，这些线条可以被移动，然而感受和体现的精髓却始终保留。因此，形式既取得了构图所要求的完整，又能表现出画家对客体的认知与感受。就像画家所说：“我绘画一切。”也就是说，描绘层次与构图层次既相互促成又相互牵制，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马蒂斯可以说是古典性的，然而他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又确与我们的视觉习惯相去甚远。 2．工具媒介使用的传承性及对艺术家的作用在以上分析的几个层次中，工具材料的使用方法，描绘事物的方式以及构图的规范与趣味，都是艺术家使用工具媒介的具体表现。但是，也应看到：艺术家使用什么工具材料，如何使用，表现什么，如何表现，有一定的传承性，但这种传承也不是完全的。而传承的变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题材与工具使用语言的不断丰富，另一方面是形式趣味的形成与精妙化，如中国画中对笔墨气韵的强调，笔墨形式对个人精神气质与审美品格的体现等(文人画的形成可以说是一种形式趣味传承与发展的结果)。 对艺术家来说，传统既是资源，又是束缚，艺术家承袭这些传统，从中形成具有历史脉络的形式趣味，同时，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事物的理解又造成了感受性的不同。在这种要求下，艺术家一方面将这种形式趣味内化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发展个体感受的表达方式，从而产生新的趣味与图式。清代郑燮言“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正有这种含义。“眼中之竹”更多的是外界刺激，是未加整理的和新鲜的；而“心中之竹”则是为艺术家的修养、心智所捕获和整理的；“手中之竹”是与各层次的工具媒介互动的结果，是脱胎于传统又体现艺术家独特感受的形式。 另外一点也是极为有趣和有待商榷的，即材质的物理特性对艺术作品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力的影响。以东西方绘画比较而言，中国画以毛笔、宣纸为媒介，笔迹行走的过程是即时的，不易修改的，行笔的一竖一划都体现出极强的过程性，是一种固化了的过程。中国艺术(特别是书法)强调过程，强调贯穿过程之气，讲究气的蒙养。而对西方绘画(相当一部分)来讲，无论是铅笔，还是油彩，其修改的可行性很大，作画过程有强烈的指向，强调目的、结果，其作品常常是草稿的完整实施，且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至于到底是先有材料媒介的选择，还是先有材料媒介的使用来塑造这种思维方式，现已经无从查考，但是这种工具媒介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是极为有趣的。 二、动态研究 1．科学技术促进了工具媒介的彻底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工具媒介，且使某些材质的限制在新材料的运用中不复存在。然而，新的材料媒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素，也并非只为改善原材料而来，其自身也是一个拥有多种特性的物质实体(即拥有媒介的多层次性，这种媒介的层次越复杂，它对其应用的原系统的影响就越大，如电子媒介)，这种新媒介的使用不仅会带来艺术作品本身制作过程与形式趣味的变化，而且也常常对原有的艺术观念形成冲击，产生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原有系统的边界更为模糊，类似一种语义学上的混乱。“发展不象理性的解放和人类的自由那样由某种理念磁化(aimante)而成，发展仅仅依据其内在的原动力的加速和发展而产生，它吸收偶然性，储存其信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作为其发展运作中新的必要中介。”以电子音乐的发展为例，留声机发明后，音乐得以以声音的形式保存下来，而在此之前，乐曲的流传与传承主要以乐谱的形式完成。演奏家们将乐谱转译为声音，在尊重原作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技巧和自身的理解将声音形式完成为带有个人特性的作品。然而，在乐谱的传承方式中，这种声音形式的再创造被取消了。声音转录不仅将演奏家的作用凸显出来，而且还使演奏成为一种可以广泛流传和分析的文本。声音转录作为一种工具必然要求更清晰地再现其声音作品，这种要求已得到了极大满足，而仿真的要求也显得更为严苛和微妙。从某些音响发烧友的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即音响部件的仔细匹配，甚至是连接部件的缆线，播放的厅室也被细加推敲，更有甚者是听者与音响的位置也被严加考察。以上的安排基于一个理想：即通过这些努力可以真实地再现演奏厅中的音乐演奏实况。然而，发烧友们发现他们借助昂贵的音响器材得到了现场所无法听到的东西。例如，他们可以将复杂的声音分解为分离的声部，从合唱中分辨出个人的嗓音。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获得从重现过去的声音到产生过去声音的新复本。 2．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品审美规范及特性的影响第一，对审美规范的影响。电脑图形软件的应用使设计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干净明晰的设计图案，所设计的物品与环境也可通过电脑进行仿真呈现，观者甚至可以通过动画“步”入其中；另一些软件可以直接模仿某些艺术大师的造型特点(如Painter)。然而，许多利用电脑进行设计与图形处理的人常常发现，在电脑屏幕上，所有的设计与图形都显得完美——屏幕提高了色块的亮度与饱和度(某些绘画在屏幕上的效果甚至超过了实际效果)，直线、曲线都得以最精确的呈现，没有污迹和瑕疵。这种美来源于先进的科技，就像精良的摄影器材和细腻的胶片所能提供的一样。第二，对艺术品特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电脑对艺术家与作品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其修改的便捷也使艺术家制作的过程被彻底隐藏了，而艺术家所面对的是一种思维过程的最后产物。有一些艺术家利用电脑程序进行创作，给出几个简单的基本元素，使其以偶然的方式进入程序，同时，设计一套组合原则，使之不断地组合再生。这样，在必然的原则下，偶然性的基本元素呈现出一种永不停息的不同组合样态——作品从艺术家那里得到一个起点，随着网络事业的发展，作品可以在网上流通，这样就使集体创作成为可能。 3．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观念的影响数字化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进入艺术领域时，正是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相互融合以及绘画、音乐、雕塑等森严界限产生模糊之际。艺术，以强大的包容性接纳了新技术和新形式，从而使这一媒介的进入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就显得不甚明朗。要揭示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可以从研究摄影史中得到。而在此之前，首先要了解艺术概念的灵活性。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概念是流动的。翻开艺术史会发现“艺术”一词的概念极为模糊。对于原始人来说，它是巫术的形式；对于中世纪的教堂，它既是装饰，又是向不识字的大众宣讲上帝之道的手段；西方“艺术”的现代概念，形成于文艺复兴，只是到了启蒙和浪漫主义时代，才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瓦萨里在他的《大艺术家传记》中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几位艺术家的生平与成就，他的著作开创了一种艺术史写作的模式，同时也倡导了一种艺术精神，这种精神由当时的艺术家开创，通过将透视与解剖引入绘画，从而使绘画摆脱了行会式的秘密传承，成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艺术享有了同科学一样的荣耀，艺术家也成为创造者和发现者。在古代中国，“艺”被认为是自由的游戏；《论语》“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术，强调一种对物质技能的熟练掌握，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而完成完整人格的培养。可见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对艺术的定位也是不同的。通过分析摄影史可以揭示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形式及观念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始于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术之后，使影像得以图像的方式存留下来。长期以来，摄影的地位显得暧昧与尴尬，与绘画相比，它更像一种魔术，可用来作肖像记录；一些摄影师想通过模仿绘画效果使摄影步入艺术殿堂，其结果是使摄影成为一种从属于绘画的二级形式。随着一批摄影艺术家的实践，摄影开始以两种方式介入“艺术”：一是展示照片所呈现的事物的抽象形式之美(如坎宁安)；二是将摄影的记录性，对真实场景的捕捉能力直接带入“艺术”活动(如史川德)。这种介入的结果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绘画摆脱了写形状物，为了获得绘画自身的特性，通过一种排他的方式，使绘画开始了纯粹的平面形式的探索；另一方面，摄影的机械性将瞬间冻结，展示出同一时间不同人、物以自身为中心的变化，从而将人在观察过程中的指向性与习惯方式呈现出来，揭示了眼睛观察的主观特征(在这一点上，照片可以说是超“现实”的)；第三方面的意义最为深远，它改变了人们对“艺术”所持的态度。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将绘画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而客观世界又是对神所臆造的绝对“理式”的模拟。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艺术与“理式”有了一种传承呼应的关系。人可以通过艺术去体味绝对“理式”，就像通过火光投在洞壁上的影子推断实物。摄影揭示了一种新的真实，即“观看”与“看到”的差异。摄影通过自身的介入，发展了“艺术”所隐含的对自我与真实的寻求与探索，使之体现了更广大的文化意义。在此意义上，许多艺术家将艺术视作一个自救与救他的过程，用行为、装置来探索人类承受的极限，寻找思维的起点，试图以建立全新的更具变通性和当代性的交流方式等使艺术走出象牙塔，也使艺术的边界更为宽泛和模糊。 工具媒介的构成是复杂的，它不但是构成审美规范的重要一环，而且也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从而悄然地影响着人的感知与观念，影响着人类的存在状况。 艺术创作论文:论梵高艺术创作的人文情怀及艺术价值 [摘要]梵高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世界艺术史上“表现主义”的艺术先驱。梵高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不仅是因为其艺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和市场价值，更主要是其为艺术而燃烧自己生命的伟大殉道主义精神，他的不朽足以当之无愧的堪称为世界画坛屈指可数的艺术巨匠。论及自然生命，梵高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就是其短暂的一生，梵高完成了作为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独特的艺术创造图式。梵高的艺术“是献给未来的”，他不朽的艺术精神将在世界艺术史上永放光辉。 [关键词]梵高艺术创作；人文情怀与艺术价值；世界艺术史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其作品如《星夜》《向目葵》与《有乌鸦的麦田》等深深影响了20世纪的世界艺术。1890年7月29日，梵高因精神疾病的困扰，在美丽的法国瓦兹河畔结束了其年轻的生命，时年37岁。梵高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伟大的。梵高的伟大不仅是因为其艺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市场天价，更主要是其为艺术而燃烧自己生命的伟大殉道主义精神，富含悲剧色彩的人生经历和催人泪下、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苦难情感世界以及撼人心魄的传奇式绘画历程。他的不朽足以当之无愧的堪称世界画坛屈指可数的巨匠。 一、孤寂的情感世界与悲悯的人文情怀 梵高出身于牧师世家，他从事过画商工作，做过短暂的传道士，也曾想仿效基督做一个心灵高沽的圣徒；他曾经历过痛苦的恋爱但一次次的以失败的打击而草草收场；感受过被人误解的孤独与无奈；最后执着而疯狂的用全部的生命把绘画艺术推向一个极致。他一生悲悯人类的苦难，并希冀以牺牲自我的方式去救赎别人，以真实的自我感悟自然，以独特而博大的人文情怀和苦难精神把生命的全部意义在其艺术作品中得以诠释。梵高是真实的。他一生热心于帮助贫穷的人们，并深入其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关爱这些善良朴素的心灵，他经常保持虔诚和永恒的爱心去品读圣经教义并以自虐式基督精神在生活中践行自己的信念：他大量翻阅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不倦地汲取精神食粮；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坚持自我，努力工作，即便在生活最困苦最疲惫、在身心最孤寂最无助、在所有人都不理解而被当作异类而遗弃的时候，梵高还是始终在工作，直到自己结束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生命本身带有极大眷恋。“悲情永驻”(the sadness will lastforever…)这句他的遗言让所有人对其死神袭来的悲凉心境凄然泪下，历久无法平静。“…一个人必须带着高尚严肃亲切的同情心去爱，带着力去爱，带着理智去爱，……，这是通向上帝之路，也是通向坚定不移信仰之路。”梵高宗教般的人文情怀和艺术信仰超越时空，他悲悯的苦难精神和真实的人格情操万古不朽。 爱情与事业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两大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梵高苦难的生命或许是从他接二连三的失败爱情开始的。当21岁的梵高在伦敦古比尔公司勤快工作的时候，此时的他，性格孤僻而不大合群，甚至有点古怪和偏执，期间，房东19岁的姑娘厄修拉像一只婉转的百灵鸟出现在他的眼前，这天使般的姑娘一下子迷住了正处在青春萌动期的梵高。而后，厄修拉彻底改变了梵高孤僻的性格，把他从狭小的个人天地带出来。让他看到了生活的美好。他神往恋爱、渴望厄修拉的爱。然而。当他一厢情愿鼓足勇气向厄修拉求爱时，梵高却意外遭到了已经订婚的厄修拉的断然拒绝。初恋的痛苦使梵高的性格更加怪异，他一度消沉和迷茫，巨大的伤痛和孤寂使他渐渐趋向宗教，短暂的传道士经历由此开始，悲悯的人文情怀由此逐渐清晰。梵高的伤痛还远不止他的初恋和传道士职业的破灭。当他爱慕的表姐凯特残酷无情地用她那蓝黑色的眼睛盯着梵高说出“不。永远不，永远不”以及姨夫斯特立克向他说出“滚出去。永远不准再来!”之时，巨大的悲痛彻底地粉碎了梵高的梦，他又一次尝到了事与愿违的残酷苦果。后来，梵高遇到又丑、又醉而且还患有性病、怀孕的妓女西恩，他们在一起过了20个月后迫于压力最终分开，他把自己所能有的全部爱情都奉献给了这个最不值得爱的女人。直到他的邻居——一个老处女爱上他却遭到家人反对而自杀后，梵高幡然醒悟：对他来说，爱情和人类之爱、上帝之爱永远不会垂青在他身上。从此，他那屈辱的自尊便到绘画中去避难了。而后，悲悯的人文情怀又一次于梵高的艺术作品中得以展现。 二、独特的生命蜕变与疯狂的艺术情怀 从某种意义说，梵高的人生轨迹并不是由自己一手所策划的。梵高一直活在世俗和家人的既定法则和意愿中，但是当他遭遇了痛苦的感情世界、悲悯的传道士以及自虐式的基督情怀和种种不幸后，他开始领悟到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一切关于上帝的说法都是天真幼稚的说辞，上帝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只有一片浑噩、悲惨、苦难、残酷、煎熬和无尽的黑暗。他对世俗开始怀疑、不平、仇恨……这些都似乎预示着他的人生将有所改变。终于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伴随着痛苦的冲突和摇摆中彻底的发现了自我。 正如梵高自己所说：“我也会有用处的，我也感到自己生存的理由，只是要怎么做，我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对哪一方面有用?”是上帝给予他天才式的思想和智慧。由于以前对绘画的了解和热爱，他的脑海中时刻流传着对绘画的热望，这种急切的愿望正在超越其他一切感觉，而即将奔涌出来。“经过了’这些虚度的岁月，我终于发现了自己!我将成为一个艺术家。我一定要成为艺术家。那就是我做不好其他一切工作的原因，因为我不是那料，现在我已经抓住了永远不可能失败的东西。”梵高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绘画生涯。 初涉画坛之前，梵高通读了狄更斯、斯托、雨果、莎士比亚和米什莱等大师的文学著作。接触和鉴赏过包括夏尔·得格鲁、伦勃朗、吕斯代尔、巴比松和海牙画派等大师的艺术作品，并以米勒和伦勃朗等大师为导师，精心临摹了自己喜欢的大量作品。一开始梵高就显示出对绘画惊人的敏锐力和感悟力。在寻求自己绘画的艺术道路上。梵高先到布鲁塞尔学习透视学和解剖学，然后在法国的埃顿、海牙、纽南和安特卫普辗转学画。这段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农民肖像画和风景画。作品大都以灰暗的色彩表达了画家内心的苦闷孤独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与怜悯。 梵高并不满足于现有的艺术创作状况，而后他来到巴黎。期间，在弟弟提奥的引荐下，梵高结识了许多印象派画家，并得到毕沙罗的赏识和指教。他尝试着学习运用明亮的色彩，于是，其艺术作品也逐渐明亮起来，并通过技法、运用点状的笔触和单纯的色彩，将其对艺术的满腔热情表达出来。此时，梵高总是处于创作的狂热之中，他的艺 术风格也因此独树一帜，并成为后印象主义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浮士绘”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些独具特色的东方艺术因为其色彩鲜明、线条简明而又富有表现力打动并唤起了梵高的共鸣。他吸收其精华，并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加以实践，使自己的作品更加丰富，更具特色。这种博采众长、使东西方绘画技法集于一身的做法，致使梵高的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并超越了欧美同时代许多优秀的大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后，拥有印象派灿烂色彩和东方艺术简洁线条的梵高，内心蕴藏着一股强烈的情感需要倾泻。他已不满足于巴黎的阴郁，他向往着更加光明的地方，因为他心中有着十倍于太阳的热情，急需一团烈火来加以引发。于是他来到了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这里到处辉煌，梵高的天分和激情完全得到了表露。他曾如此白问：“我的体内存在着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呢?”现在，那个莫名的东西形成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爆发出来。他以惊人的勤奋不间断地进行创作，阳光让他兴奋，他用艺术描绘着象征热情、光明和生命、富有金黄色彩的太阳，描绘着阳光下的田野，描绘着田野周围生活的农民。热烈的太阳神给了梵高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高涨的创作欲望驱使梵高投入近乎疯狂的工作之中。期间，他大胆创新，大量运用红、黄、蓝等原色。尤其喜欢用红色、黄色及柠檬黄和橘黄。他认为。这种红、黄原色产生的强烈效果会给受苦难的人以希望，也会给自己以慰藉。他的作品色彩炫耀，笔触激情有力，一笔一画之中运载着奔涌不息的情感激流。粗犷、豪放、充满动感，紧张、强烈而富节奏。这些伟大的作品传递着梵高满腔激情，表现出一种既热烈又悲伤、既躁动又孤寂的内心情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完成了200余幅油画和许多素描作品，他的绘画技法臻于成熟。 但是。他那不修边幅的艺术家外表、忧郁孤僻的内心及其意气冲动与暴戾的性格使得人们害怕他、讨厌他，甚至有人把他当作疯子。而他却以高度的绘画热情忍耐着人们对他的误解、敌视甚至驱赶，终于在一次割耳事件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忍受着内心不被人理解的巨大痛苦和身体的极度折磨，而他体内燃烧的绘画激情却从没有停歇。这时的梵高开始按照自己内心的感受来作画，激越而狂放。作品还使用了一些旋转、扭曲的线条，扭曲的笔触向上升腾着，画面给人一种流动感，并体现着、充满着力的搏斗。这正是梵高内心所追求且意欲所反映的深刻的思想意境。这种境界体现着梵高桀骜不驯、不屈于命运、积极向上且与命运抗争的人格与精神。但是。梵高还是没有战胜精神分裂抑或是癫痫的巨大创伤，他还是向自己扣动了扳机……。倒下的36个小时后，一个幽灵飘向了极乐世界。半年后。他的弟弟也辞别于世，他们生前永不分离，死后仍旧魂魄不离。 三、不朽的艺术价值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人会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倾注于艺术创作中，但是面对梵高绘画艺术的真实感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力的追求及对苦难民众不屈于命运的关切之情，我们会为之一震。因为这种面对社会丑恶、腐朽而表现出的不屈的精神将鼓舞后来者在艺术长河中不断地探索与追求。 论及个人，梵高无疑是不幸的，他单纯的理想主义信念，痛苦的疾病折磨，孤僻、直率、执着而神经质的性格使他难以融入当时的社会，并与人为善相处。也许正是这种性格缺陷成就了梵高的不朽。他以广博的文学修养，宽厚的人文情怀，博大的同情心，悲悯的基督精神，火热的创作激情，独特的绘画技巧，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燃烧在绘画艺术中，形成了他得以不朽的艺术生命。 梵高的不朽来自于他高度自觉的自然观绘画思想。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提出了“返回自然”的自然观思想。自然观思想认为，艺术家只有投身自然。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诠释美的生活。凡高的艺术创作深受自然观思想的影响，他以宗教徒般的虔诚走进自然，诠释人生。他以其孤寂的生活和楚苦的精神世界为创作背景，运用绘画的艺术形式表达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化的自然世界。凡高描绘出的自然世界不是纯粹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它是内化于人的“人化自然”。他通过绘画艺术将自身的内在心灵与其所处的社会联系起来，正如梵高所说：“在见到诸多自然事物时，如当看到一片树木时，我都能看到自然的表情，甚至感受到他们的心灵。我甚至奢望能够在那里找到某种斗争的方式。”于是，作为一名艺术者，梵高一直在努力寻求人生意义与自然的本质之关系，他说：“一名社会劳动者形象，一片沙滩、天空与海洋，一块犁地上的犁沟等，都理应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将这些自然物描述出来都是不容易的，但由于他们都是生活之美的对象，一名艺术家终其一生从事于表现这些自然物之美，确实是值得的。”因为反映自然之美是非常值得的，所以，梵高常处于一种精神极度亢奋的状态来进行他的艺术创造，正因为这种执着，梵高的艺术作品才真正反映出来自然的“生气与真诚”，打动了有灵性的艺术之人，并传于后世而永不退色。 梵高独立特行的创作精神与思辨意识也促成了其不朽的艺术生命。梵高也曾震撼于米勒、伦勃朗、德拉克罗瓦等艺术家的绘画作品，然而，他更多的是吸取其创作精华，注重自身情感的表达，强调自己的主观感受，追求形式和心理的平衡。梵高绝不墨守成规地照搬传统和如实地描摹自然，他终其一生努力寻求个性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最终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样式。梵高反复强调，艺术创作要“尽情地表现自我而不是努力地表现眼前之物”。梵高的人生是短暂的，但是，他却用短暂的一生完成了作为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独特的艺术创造图式。他用他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他独特的艺术人生和人文情怀，震撼着后来的每一位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人们。他的艺术作品在他去世近100年后成为了世人以天价竞购的对象，根本原因在于他悲悯的人文情怀及疯狂的艺术情怀，并由此带来的无穷的艺术价值。梵高及其艺术作品开启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大门，并成为西方艺术史上“表现主义”的艺术先导。梵高的艺术“是献给未来的”，他不朽的艺术精神将在世界艺术史上永放光辉。 艺术创作论文:艺术家的情感因素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人的情感创造了艺术，反过来，艺术又创造了人的情感。两者是互动的关系，或者说，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丰富了人的生活，细腻、升华了人的情感。艺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性表现。古罗马的美学家朗吉弩斯在著名的《论崇高》中曾经写道：“那些巨大的激烈情感，如果没有理智的控制而任其为自己盲目、轻率的冲动所操纵，那就会像一直没有了压仓石而漂流不定的船那样陷入危险。它们每每需要鞭子，但也需要缰绳。” 确实，情感(尤其是激情)一方面构成了美术的真正中心，而另一方面美术创作中所选定的视觉对象必须不仅仅是美术家自己所意识到的和受感动的，而且还必须对其内在的意味加以自己彻底的情感体会。因为情绪的肤浅往往导致作品的空洞无物，而理想的画面则应该是一种情感的凝缩。所以，也只有那些真正使创作者本身也甚为所动的情感体验，才能成为震撼或抚慰观者心灵的内在力量。 正如贝多芬的名言：只有发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 大致上说，人类感情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喜怒哀乐之外，还有很多同艺术世界关系密切的情感，如：孤独、惆怅、悲壮、压抑、空旷、崇高、庄严、神圣、荒寒、淡远、宁静、凄清和敬畏等。 英国唯美主义、提倡“艺术至上”论的代表人物王尔德(o.wilde，1856－1900)曾说：“伦敦一直有雾，可是谁也没有见到雾，对雾不了解。直到艺术创造了雾，雾才开始存在。”当莫奈在英国展出他画笔下的伦敦时，英国人却犯疑惑了：我们身处其中的“雾都”果真是画家笔下的那般面目吗?那些很灰或珠灰的雾气怎么一到法兰西人的眼中就变成一片紫红了呢?然而，当英国的观者疑惑地走出展览厅时，他们无异于经历了一种体验最直接的真理的快感，因为自己头上的雾气真有某种紫红的色调!莫奈的情感体验和艺术创造，就这样使伦敦的市民几乎是唤了一种眼光来看自己的城市。而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在看了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道路》一画后，他第一次看见了俄罗斯阴天的五光十色。 人是有情感的，艺术家在塑造形象时，就必须把他对于各种生活现象的认识情感凝聚在形象身上。否则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就是零。艺术作品的形象必须是艺术化了的形象，其中渗透了浓厚的情感因素，并且能引发艺术欣赏者与之产生相应的共鸣。对任何事物、对任何美丽的风景、人物，画家不溶入自己的真实情感，不溶进对该事物的理解和态度。不想用自己所熟悉的表现形式予以表现的话，我认为他是不会创作出令人满意的作品。偶然创作出来也是空洞乏味。不会给人以美感或联想，或给予人以启迪。也不会有任何意义，作品也就没有了价值。 艺术家是人类审美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丰富情感的人，并且主要运用独特的思维和技能去表现人类丰富的感情。艺术是真实情感的表现性形式。表现不仅仅是表达，而且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思的活动，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它才是一种创造活动，它所创造的不仅是形式。它本身就是一种人类自由的形式的体现。艺术家的情感因素与艺术创作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没有丰富的情感因素不会有好的艺术创作的。 有意识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艺术创作的目的性，艺术作品存在的目的性是什么呢?答案十分重要：是同情。所谓同情，就是我的情感与别人的情感统一，或者别人的情感与我的情感统一。艺术家追求同情。同情作为一种精神的需要，是人类自身发展更高层次上的需要。如果艺术家并未体验到某种情感，他就不会有表现的冲动，从而也就不会有艺术创作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同情是艺术的生命。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艺术家由于受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的驱使，必然要不顾一切地去完成他的作品，从而导致其个人生活的破坏，因此，艺术家的生活即使不说是悲剧性的，至少也是极度不幸的。”凡高是天才，是狂徒，是悲剧的主角，是大众画家。凡高的激情，来自他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来自他所认识的人们所做的按捺不住的强烈反应。凡高通过绘画语言，力图传达、说出内心深处的凄凉和孤独。这是普通日常荷兰画无法说出的。凡高的成就是通过线条和色彩把这种孤独表现在画布上，使孤独这种情感成为绘画的语言而得以确立，从而丰富、拓宽和深化了人类的情感。他的成就就是用绘画语言说出孤独这种普通日常语言很难说出的、很难加以描绘的抽象情感。凡高是个极端敏感的人。世界的不安传达给了凡高，感染了他，进一步加深了他内心最深处的孤独，以至于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然后他把孤独、凄清、压抑、苦闷和忧郁——这些难以言说的情感编织成一幅幅油画。而一切深刻的绘画作品都包含了孤独等的情感或元素。 艺术家在整个艺术活动中是以情感人的，处处离不开情感因素。艺术创作的动机，追根于艺术家丰富的情感因素。艺术创作不是冷静的分析、判断，而是动静的描摹、表现。在所有艺术作品中，无不充斥着情感这个概念，也只有在如此深奥的领域内，才能被艺术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产生好的艺术创作。 艺术创作论文:论荣格“集体无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摘要】“集体无意识”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艺术创作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解读人类审美心理、艺术欣赏心理的钥匙。本文分别从概念、结构组成以及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做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艺术创作应符合受众群的“公共艺术无意识”的创作原则。 【关键词】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 艺术创作 “集体无意识”是由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荣格提出来的。荣格是分析心理学的奠基者弗洛伊德的学生,也是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荣格发展了佛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将无意识具体地区分为:误差无意识、病患无意识、梦幻无意识、本能无意识、习惯无意识及集体无意识。按照荣格的话说,“集体无意识”是指“有史以来沉淀于人类心灵底层的、普遍共同的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这遗存既包含了人类先天的生理学意义上的遗存,也包含了人类后天的社会生活意义上的遗存。 在荣格之前,弗洛伊德就已提出了“无意识”这一概念,但这种纯心理学意义的“无意识”只是一种“个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只是客观个体的一种意识属性。正因为如此,“无意识”理论仅仅只可能用于研究客观个体的无意识行为,例如“释梦” [弗洛伊德将梦认为是人在无意识状态下(梦中)“愿望的满足” ]及对精神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医生可以从病人的习惯行为中找到习惯无意识,再按照他或她的习惯无意识就可探索他或她的心理病因,最后可采取相应的心理治疗方法)。 而“集体无意识”的提出在心理学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它第一次将心理学从纯个性化的研究中解放出来,将心理学引入了广阔的人类学领域、社会学领域以及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哲学、伦理学、美学、艺术学、宗教……)。 就艺术理论而言,“集体无意识”是解读人类审美心理、艺术欣赏心理的钥匙,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如果不理解“集体无意识”就很难将美学和艺术学置于坚实的地基之上。 简单地说,无意识就是一种“没有意识到的意识”,或者说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人们常常也将其称为“潜意识”。我们认为“潜意识”一词也许比“无意识”好,因为“无”字往往易发生误会,“潜意识”可能会更好。 人类的“无意识”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人的种群无意识,或者说是人的先天本能无意识;二是人的后天社会生活习惯无意识。人的种群无意识是人在漫长的种群发展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无意识,人在历史长河中会出现多种习惯思维方式,但随着岁月默默的无情冲刷,习惯思维方式在意识中被淡化了、隐退了(所谓时间能改变一切)、沉淀了,变成了无意识。此种无意识就历史而言是习惯无意识,就我们今天而言就是先天的本能无意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先天的本能无意识说到底实际上还是后天的历史的无意识,只不过是因为人只能将自己生命时间段之外遗存的习惯称之为先天的。 在简单的讨论了“无意识”之后,我们再看“集体无意识”。从学理上讲任何意识都只可能是人的一种个体心理活动,或者说任何意识都只能依附于实在的个体,都是个别的、具体的,也就是说,某个具体的意识(心理活动)不可能实在地依附于某个抽象的群体。“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指某一个集体中所有个体无意识的共同的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是某种集体的(无)意识,而是(无)意识的某种集体。按此种理解,“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某个集体中所有个体无意识的一种公共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公共无意识)同样的应包括两个部分:人类进化所形成的共同的无意识——公共本能无意识,以及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公共习惯无意识. 下面就来谈一下“集体无意识”(公共无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美是能引起我们产生愉悦感(美感)的形式(形象、符号、外观、样式),艺术是用美的形式表现健康的情感意志(表现真与善),因此,我们在进行任何艺术创作时首先要求艺术作品具有高水准的艺术美,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令人产生愉悦感(美感),才能感动人,才能让欣赏者愉快地接受你的艺术作品,所以莱辛说“美是艺术的最高法律”。任何艺术作品仅仅是只有美的形式也是不够的,它必须同时具有健康的内容,它必须表现健康的情感意志,只有这样“形情并茂”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所谓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艺术,严格得说它们并不是一种艺术,而只是一种美的创造。欣赏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作品实质上只是欣赏纯形式美,欣赏视听冲击,而不是欣赏艺术。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艺术创作必须同时关注形式美与健康的情感意志,那么在艺术创作中存在什么理论原则?或者说应该遵循什么理论原则?实践告诉我们,某一形式它是否美,不是由形式自己说了算的(不是形式的固有属性),而是由艺术欣赏者按照他自己的审美心理所认定的,所谓“人是美的立法者”。艺术作品所传达的情感意志是否能为欣赏者所接受也是由欣赏者按自己的情感意志所认定的。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人的审美心理、情感意志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人的一种超情感无意识。 原则上,从个人的心理层面上说,每个人的审美观点、情感意志都是个性化的,这下麻烦可就来了!我们怎么可能进行艺术创作呢?难道艺术家可能为每一个人进行艺术创作吗?艺术家可能理解每一个欣赏者吗?幸亏人类存在公共无意识!人类之所以能创作艺术、欣赏艺术,其最终根源就是由于人类存在公共无意识,公共的审美心理、公共的情感意志,公共无意识是上帝(自然)建构于人类心灵之间的一座公共交流之桥。 当我们理解了公共无意识,又了解了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之后,艺术创作的原则就浮出水面了。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用某种美的形式去表现自己所想表现的情感意志,艺术欣赏是按艺术家创作的形式去理解艺术家所想表现的情感意志。实际上创作心理与欣赏心理是“互逆同构”的,如果是自娱自乐,则两者的心理是完全互逆同构的,或者说是互逆同一的。完全互逆同构的,或在艺术家与艺术欣赏者之间显然是存在差异性的,然而幸运的是,此种差异通常是被两者之间的公共无意识所覆盖的。他们通常都能在差异的条件下找到公共的无意识。尽管人们在欣赏艺术时会出现见仁见智的差异,但人同此心、心同此情的情况总是主流。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应该得出极其重要的创作原则:艺术创作应尽可能地符合受众群的公共艺术无意识。说具体一些就是,艺术作品的形式美应尽可能地接近受众群的审美心理(公共审美无意识),艺术作品表现的情感意志应尽可能地贴近受众群的情感意志(公共情感无意识)。任何艺术都是具体的,它必然也只能面对某一特殊的受众群,因此在艺术创作时艺术家心中必须对受众群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同时对形式美和情感意志有一个恰到好处的与受众群协调的定位,唯有这样的艺术创作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说到底一句话,艺术创作的关键是准确地紧紧地抓住受众群的公共无意识——公共情感无意识。 下面举两个实例对上述原则加以说明。 首先以儿童文学为例,在文学中儿童文学占有一种原始性的地位,它是全人类的启蒙老师。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儿童文学家和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灰姑娘”、“丑小鸭”所传递的情感意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历史上许多伟人都曾在它们的陪伴下成长。许多童话语言现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话语,已经成为人生哲理,已经渗入了人类的公共无意识。 任何成功都不可能是偶然的,我们应思考,为什么他们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首先是这些作品中那种朴素、纯真童趣的形式美打动了儿童幼稚、天真的公共无意识,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小读者。再就是作品以儿童形式美所透露(表现)出来的高尚的情感意志温暖着儿童天真无邪的善良的赤子之心。儿童的心是一颗最鲜活的原始的心,它充分地代表了全人类的本能无意识,儿童的心是人类本能集体无意识的一块精美的活化石。 正因为如此,优秀的儿童歌文学不仅能打动孩子的心,而且能震撼每一颗成人的良心(成人的公共无意识);正因为如此,优秀的儿童文学不仅是孩子的“美味”,也是成人的“佳肴”,同时能让成人在返璞归真中获得启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是儿童的,也是成人的,是“童叟共赏”的,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财富。遗憾的是,今天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一切都成人化、市场化了,眼下的一些“儿童文学”,既失去了儿童喜爱的形式美,也找不到儿童的情感意志。社会丧失了童心,作者丧失了童心,人类似乎也丧失了童心!不少有识之士也曾大声疾呼,为儿童呐喊,然而这一切也许都是狂然。作家丧失了童心(儿童公共无意识)怎样可能写出童心!要写好童心,惟有自己有一颗童心。人类离开了童年也许是必然的,成年虽并不是坏事,但我们不希望它很快地就步入老年,至少在心理上不能如此。 再以爱情题材为例,人们常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主题”,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艺术理论家,绝不应仅仅停留于承认此事实,更重要的是应探索,为什么?其实,此种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其根本心理学原因是: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公共无意识,而且就时间而言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本能的公共无意识。正因为如此,凡是优秀的以爱情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总能激发每一个正常人的情感,使人从中获得精神享受!《罗密欧与朱丽叶》、《牛郎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公共精神财富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爱情题材作品的成功绝对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人类的本能公共无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优秀的爱情题材作品必须尊重历史的社会的习惯无意识。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爱情,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的爱情,每一类人有每一类人的爱情,我们不可能将焦大的爱情与贾宝玉的爱情观相提并论,也不可能将薛宝钗的爱情观与林黛玉的爱情观相比。一切爱情艺术作品惟有能从爱的个性中展现了爱的公共无意识才是好的作品,才可能获得并征服广大的欣赏者,也许可以说,爱情题材只有是个性的才是人类的。 抽象的柏拉图式的“灵超越肉”的爱情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柏拉图式的爱的确是对至高无上的爱的一种希望,一种理想的追求。我们认为,现实的爱情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用情爱去取代去排斥,但更不能让情爱完全依附于,追求情爱与的同一也许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 审视现代世界艺术中的爱情,几乎被全盘物质化、肉欲化了,陪伴他或她的除了豪宅、洋车之外就是时装、珠光宝气……。艺术是反映生活的,当然必然会反映现代社会生活,但艺术不仅应“告诉我们正在怎样生活”,艺术更重要的是应“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艺术创作论文:论油画艺术创作中形式语言的运用 一、油画艺术语言的运用 油画人人都可以画，但是一幅好的油画要有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要能够通过这种艺术语言与人的心灵进行对话，油画这种源于西方的古老的艺术形式，其艺术形式语言极为丰富。这种油与颜料混合以后涂在画布上的艺术一方面巧妙的利用了油的透明性；另一方面则灵活的借助了颜料的遮盖力籍以表现所要描绘的对象。油画的色彩十分丰富，但是光有色彩还不够，油画的最大魔力在于它的由深及浅，逐层覆涂而产生的强烈的立体性的质感。油画的形式语言可以通过以下技法实现：构图、线条、空间、光感、质感、笔触、肌理、明暗、色彩等。画家通过灵活运用上述因素经过画家笔触的托、拉、提、扫、抹等形成自己独特的形式语言，向读者娓娓道来画家自己的内心世界。下面我们就以具体油画作品为例向读者展示油画的形式语言在油画作品中的运用。 二、以作品为例浅析形式语言在油画作品中的运用 （一）形式语言中的对比与和谐的运用 笔者以广州美院油画系副教授，广东美术创作院画家谢楚余的作品《抱陶女》为例对对比与和谐这两种主要的形式语言做一个运用上的深入透析。 《抱陶女》的创作背景是源于画家对女性美的赞美、欣赏，模特原型分别是来自混血女孩、汕头女孩、青岛女孩三位模特女孩。 1.首先我们来看《抱陶女》中的第一种形式语言——对比。女孩交叠着的双手紧紧抱于右胸的陶器，与女孩曼妙的身体之间的对比十分强烈，这种对比迥来自没有生命的物体与鲜活美丽的人体之间，大与小、高与低、丰满的陶器与清秀的胴体、女孩炯炯若语的双眸与陶器的两只像眼睛的双耳。画家通过上述对比刻画了一个集大成的中国女性的美。 2.下面我们再来看《抱陶女》的第二种形式语言——和谐。 女孩松散的系于腰间的那块白布的下摆的下半部分被画家不经意间染上了背景的海的颜色，这就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和谐，象征了女孩的纯洁与大海的广阔。 画家把中国女性的柔美通过与女孩的胴体与陶器、女孩的胴体与大海、女孩的胴体与岩石、女孩的胴体与天空进行了强烈的既有对比又有和谐的统一在一起，向读者传达了中国女性的典雅、清新、纯洁、自然的美。给读者以感官与心灵上的双重升华、双重享受。 （二）比例与尺度 比例与尺度是在一幅画中追求一个完美的图形必须具备的协调因素。 在安格尔作品《泉》中的运用：安格尔在这幅画上展示了可以得到人类普遍赞美的美的恬静、抒情和纯洁性。画中人体的整个造型以垂直轴为中心对称，但整幅画中却找不到真正的垂直线，画中那个姑娘优美的身体曲线又与水罐里面流出来的直线性的水柱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也很好地表现了姑娘的生命活力。这幅看似简单的画实际上充满变化，它从单纯中见丰富，复杂多于统一，带给人无穷的艺术魅力。 （三）对称与平衡 对称是一种秩序、庄重、有条理的静止的美，而均衡则是打破静止局面，追求一种活泼、轻快的富于动感的美。 在拉斐尔作品《雅典学院》中的运用：《雅典学院》全画以纵深展开的高大建筑拱门为背景，大厅上汇集着著名学者，中心透视点的层层拱门，直通遥远的天际，这是一个极其神圣的环境，这幅画的色彩处理也很协调，建筑背景全是乳黄色的大理石结构，人物的衣饰有红、白、黄、紫、赭等色相交错。透视法不仅增强了画面的空间深远感，连地面的图案，拱顶的几何装饰结构，都精确到可以用数学来计算。 （四）节奏与旋律 节奏和旋律使艺术作品有起伏变化、抑扬顿挫的美感。 在列宾作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中的运用：狭长的画幅展示了纤夫的队伍，阳光酷烈，沙滩荒芜，穿着破烂衣衫的纤夫拉着货船，步履沉重地向前行进。纤夫们的年龄、性格、经历、体力、精神气质各不相同，画家对此都予以充分体现，统一在主题之中。全画以淡绿、淡紫、暗棕色描绘头上的天空，使气氛显得惨淡，加强了全画的悲剧性。 三、结语 由此看来形式语言的探迹是可寻的，也是无规矩可以套用的，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探索、研究，从而自觉地形成对油画形式语言探索与研究的习惯，最终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形式语言。

艺术硕士论文:艺术硕士教育教学培养管理思考 【摘要】分析现有艺术硕士教育教学培养管理模式的现状，结合我校的主流办学特色，借鉴国内及国外目前艺术硕士教育管理的先进经验，查找存在的问题，对我校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方式进行重新构建，建立与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配套的具有自己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方式，将通识教育传承发展，使我校的艺术硕士教育站在高起点上开展起来，这对提高我校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创新型人才培养；通识教育；艺术硕士教育 一、高等艺术专业教育教学的现状 艺术硕士是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1次全体会议通过并批准而设置的，经过几年的发展，在规模和数量方面都有所扩展，但是相随的是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中的问题也日显突出，特别是由于教育观念、培养方式、办学条件限制等原因，导致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上安排不够科学、合理，影响了艺术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所以说，高等教育一直重视专业教育，忽视通识教育，而且专业划分越来越细，以至于同在一个大学而在不同学院、或在同一个学院而专业不同的教师交流沟通很难。这种学科单一性，专业单一性虽然有利于深入地进行某方面的研究，但它不能解决综合性的问题。因此，对我国现行的艺术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问题应该加以反思，对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质量评价等等都需要重新定位。虽然我国艺术硕士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总体来看，我国艺术硕士教育起步晚，面对培养更多适应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层次人才的客观需要，艺术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中问题日显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是我国艺术硕士教育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 二、什么是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与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紧密相连。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博雅教育是适合劳心者的教育。劳心者就是不做他人的奴隶，也不当工资奴隶的劳力者。博雅教育应追求自我而受教育，而非追求外在的需要而受教育。博雅教育是以训练一个有思想、文雅的人为目的。通识教育与博雅教育的概念相关而理念不同,通识教育的涵义比博雅教育更为广泛。通识教育的英语名称可译为“GeneralEducation”，早期多译为“通才教育”。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通识教育指的是现代通识教育。广义的通识教育既包括现代通识教育，又包含传统自由教育的基本要素，即指在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普遍进行的基础性的语言、文化、历史、科学知识的传授，个性品质的训练、公民意识的陶冶以及不直接服务于专业教育的人所共需的一些实际能力的培养。通识教育是人文教育的一种形式，其重点在课程的建设，使学生具有丰富的知识结构，打破单一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学生开阔的胸襟、宽广的视野与人文气质。就课程开设而言，通识教育就是在大学开设通识课程，使学生从不同的“理解模式”来认识现象、获得知识，使学生的视野开拓，了解与人生相关的知识与原则、方法，由人文科学的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习中，建立共识，发展出高层次的学识，掌握与沟通信息，了解他人及社会化的能力。学生经过通识教育，其心灵将会更开放，思维更为广阔，适应能力更强，在变迁剧烈的社会，更具包容才能，从而个人的整个人生更为清新活泼并得以健全发展。 三、通识教育的研究思路 （一）加强学校特色课程与选修课程 大学是培养学生的圣地，毕业生不仅要获得专业的能力、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还要具备创新精神。而这必须靠通识教育来完成。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我校已经形成了“崇德、务实、求是”的办学特色,依据太行山精神，是所有师生员工和睦相处、共同学习的生动写照，是通识教育的源泉。为此，要充分借鉴国内外大学的经验，充分了解社会需求、学生需求，不断完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同时要加强选课引导，将我校学校特色与选修课相结合，使学生对学校及我校雄厚的历史有一个正确而客观的认识,使他们清楚作为该学校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知识,充分体现课程的引导性作用和特色。 （二）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 一方面我们要鼓励教师尤其是名师积极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学研究工作，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提高课堂教学的授课质量；一方面要加强开课教师之间的联系与科研合作；此外还要积极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注意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人文素质、综合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倡“启发式”的教学和训练方法；注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重视与第二课堂的结合,重视加强各类实践教学环节、各种专业比赛对提高学生素质的作用,并以学分的形式给予肯定,使学生拥有大量的选择余地,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能力与素质培养为目标的教育思想。 （三）充分重视专家教授的参与，加强通识教育的管理 倡导资深专家教授的参与，使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与管理步入规范化与专业化的健康轨道。因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既涉及到社会科学，又涉及到自然科学等各类学科知识的融合,对课程内容、教材内容与结构的适用性、发展性和灵活性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而专家教授在这方面拥有深厚的教学功底及学术智慧，他们参与通识教育的讨论到决策的整个过程，会站在全校的高度，站在高等教育的高度，科学的规划，严格的论证，并在实施过程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此外，条件许可时还可以成立一个类似于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等等的专门的机构来统一管理通识教育。 四、结论 依据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审定的参考性培养方案，结合各高校学科建设基础与特色，我们制定详实科学的课程计划，是艺术硕士教学管理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其中涉及教学思路、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学队伍建设与教学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获得心智的训练和提升；通过了解历史的变迁，通识教育可以引导学生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充分的反思；而通过了解不同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和差别性，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所以，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对客观对象进行更高境界的把握。 作者：喻珊 卢国新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艺术硕士论文:艺术类硕士生教学 一、引言 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艺术类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力度，这支队伍不断壮大。与此相适应，艺术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英语教学得到了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艺术类硕士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也收获颇多。但不可否认，在当前的艺术类硕士研究生的英语教学与学习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下面就这些问题做一探讨，以求教于广大的同仁及学友。 二、艺术类硕士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来看，研究生英语教学所使用的教材各地各校都不太统一。有的学校用的是《大学英语》①及其相关辅导教材，有的用的是《新概念英语》②，还有用的是公共类硕士研究生英语教材，如《研究生英语》(上下册)③，有些学校则自编教材。而专门针对艺术类硕士研究生的英语教材目前还未出版。笔者所在的学校在教学中使用的教材是《大学英语》三四册，共学习一年。由于采用的是普通大学的公共教材，内容程度偏低，专业性不强，于是教师就很难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做到因材施教，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存在厌学情绪。此外，目前市场上虽然也有一些艺术类的英语辞典，但普遍缺乏权威性，不够规范。例如《英汉汉英艺术辞典》④2、《英语音乐基础知识》⑤、《美术英语》⑥等。因此，有一些专业术语很难查得到，如广西壮族音乐中有一种体裁叫“尼的呀”，词典中根本就没有。此外，一些专业词典则不具备艺术类专业英语学习的功能，如(牛津简明音乐词典)(第四版)⑦。缺乏有效的词典工具更增加了专业英语学习的难度。 由于许多艺术院校只是近几年才开始大规模招生，所以在艺术类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当中，很多艺术院校在师资力量及相关的培训上跟不上发展的步伐。一些教师在教学时没有注意到艺术类硕士研究生的实际英语掌握情况，以及专业英语教学上的特殊之处，教学方法单一，存在着“灌输式”的简单教法，有的学生就称自己被老师当成了小学生来对待。老师在课堂上只管讲自己的课，很少注意到下面学生的学习动态，缺乏双向交流与沟通。这种僵化而保守的教学模式自然引不起研究生学习的兴趣，课堂气氛经常是沉闷而又乏味，学生学习得非常被动而吃力。同时，很多艺术院校在图书馆建设中也很容易忽视英语学习读物及英文核心期刊的配置，也给研究生的英语教学与学习带来了很多不便，他们不得不自己掏钱到外面书店购买，甚至到大城市去搜集资料，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 三、艺术类硕士研究生英语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艺术类硕士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学生的英语程度参差不一，普遍底子较差。为了照顾艺术类硕士研究生考生的特殊情况，国家在录取时降低了艺术类的分数线。另外，学生来源广泛，有些是应届本科毕业生，有些是工作了好几年才考取的，还有些则是没有接受正规大学教育，靠自学成材的。还有很多学生，他们已经结婚生子，年龄偏大，更增加了学习英语的难度。因此学生入学时英语普遍较差，且差别很大，听说能力也不强，要达到申请硕士学位的英语要求还存在很大的难度。笔者在本校曾进行了一次统计，2001级研究生共11人，第一个学期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的学生只有2人(我校要求，申请学位的条件之一是必须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2002级17人中只有3个通过，2003级24个人中也只有9人，比例相当低。许多学生考了好几次才拿到四级证，甚至以前还出现过因没有四级证而拿不到硕士学位证书的情况。至于六级证，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人拿到。 第二个问题是学而不致用。很多艺术类硕士研究生都感到，学习英语纯粹是为了应付，用不到自己的专业学习当中，收获不大(例如美术学中的国画专业研究生，此种情况更为明显)。为了学好英语，他们要花 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难免与专业学习相冲突。有的人甚至戏称自己要变成英语专业的学生了。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关键就在于学生的专业英语程度差，所学的英语到最后很少能用得到。长此以往，他们就很难接触并了解到当代国际最新最权威的学术成果与动态，因此也就很难跟上、甚至超越相关学术研究的步伐。 四、结语 为此，我们首先要加强艺术类硕士研究生英语教材的建设，尽快出版一批针对艺术专业特点的教材与配套辅导资料和读物，组织相关专家编纂出版一套具有权威性的艺术类英语学习辞典。第二，建议有关部门将艺术院校的英语教师集中培训，重点是改革艺术类英语教学教法，突出专业性与实用性，加强艺术院校英语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学管理。第三，艺术类硕士研究生自己也要调整英语学习的态度与心态，认清英语在研究生学习中的重要地位，刻苦学习，学以致用。只有如此，艺术类硕士研究生英语教学与学习才能获得新的提高与发展。 艺术硕士论文:艺术教学艺术硕士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当中，其中课堂教学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备受关注，而教学的艺术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但就目前情况看，教学艺术的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艺术课程教学的教学艺术未受到重视。我们完全可以说，不具备教学艺术的艺术教学不是真正的艺术教学，因此，在艺术课程改革中解决艺术教学中教学艺术化的问题刻不容缓。 教育教学必须具备艺术性往往是许多人所忽视的，而在具体教学中对教学的艺术化问题的思考更是淡漠的。在艺术教学领域里，对于教学的艺术性问题，可能思考得多一些，但是常常有这样一个误解，想当然的认为在艺术领域中的教学由于所教授的内容是艺术本身，那么教学就自然而然、也毋庸置疑地具备了艺术性，艺术教学也就是一种艺术化的教学。这是一种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 艺术教学是教师向学生展示艺术美的形式、传递美的本质，并和学生一起欣赏美、感悟美的过程，因此艺术领域的教学更需要让教学遵循艺术审美特征，让教学审美化、艺术化。而艺术教学的艺术化不仅仅体现在教学的内容是艺术的，而且教学的方式、教学的理念、教学的结果等都应该是艺术化、审美化的，是符合美的规律的，教学的全过程和教学的结果都是与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特征息息相关的。 随着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近年来艺术教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艺术教学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存在的问题亟待我们共同探讨与研究。艺术教学遵循传统的教学模式，没有突出艺术审美特征，缺乏艺术性，教学的内容艺术含量不足，教学方式缺乏艺术性都是艺术教学中存在的主要的、突出的问题。在艺术教学中，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本质没有完全贯通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也没有融入在教学的细节中，教学的内容、方法，都没有得到艺术性的深化、艺术性的整合和创新，或者，即便教学的内容是艺术的，但是教学的方法却是非艺术的，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本质只附在教学的表层，甚至完全脱离了教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很多艺术教师对艺术和艺术教学本身认识不足，同时缺乏教学艺术的意识和能力，从而导致教学理念、方法陈旧：一方面体现在艺术教学遵循传统教学模式，艺术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缺乏艺术性，另一方面体现在运用艺术化形式教学的能力不高。 探讨艺术教学中的艺术化的教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教学形式，我们必须从艺术谈起！对艺术和艺术的本质的研讨是我们阐述艺术领域中艺术化教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一〉艺术的审美本质和审美特征 艺术是人对真实世界审美认识、精神掌握之后的意识和表现，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物化的结果。艺术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艺术通过人的精神动机和精神活动认识体验世界，展示所获得的对生活的独特的审美认识后进行的创作和表现，同时将这个过程和结果物化。这种认识活动是一种能动的认识，是主体个性化的精神和情感主动作用于客体对象，同时对客体进行艺术加工、艺术提炼、艺术创造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认识事物的重点是事物的特征、个性和美，同时以高度概括的、具体可感的形式和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因此，艺术就具备了具体性、概括性、感染性等形象性的特点，同时所塑造的形象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艺术与美是密切相关的，美是艺术的灵魂，审美是艺术的核心本质。“一般地说，艺术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审美特征： 1．实践性和主体性 2．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 3．形象性 4．形式美和形式感 5．创造性 6．情感性”（《艺术概论》p102页） 7．自由性 8．真实性 下面我们简单阐述艺术的审美本质 深入全面地把握艺术的本质，是我们探讨艺术教学和艺术化教学的关键所在。艺术与美是密切相关的，美是艺术的灵魂，艺术来源于现实美，又形成一种高于现实的美，这种美是需要人的意识和精神去审视、感知、体会才能重现的一种抽象的美。艺术中所蕴含的美是我们无法用具体的言语和文字能够表达的，可以说是无法翻译的，这种不可翻译性使得艺术的美必须直接面对人的鉴赏和判断。“美”的面前如果没有一双审美的眼睛，一颗审美的心和欣赏美的情感，那么“美”的价值就会大大减弱，甚至不复存在。因此，审美是艺术美存在的依托，艺术美的根本价值是审美价值。“审美的问题是贯穿在艺术理论的核心问题，艺术的认识是审美认识，艺术的创造是审美的创造，艺术的欣赏是审美的欣赏，可以说，审美是区别于其他社会事物的根本性质。”（《艺术概论》p78页）敏泽：“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其根本特征和价值根源在于审美。”（转引自《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第7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杨恩寰也认为：“审美是一切艺术的审美本质，无审美也就无艺术。”（杨恩寰主编《美学引论》第16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审美是艺术美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前提条件。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现实美，又形成一种高于现实的美。现实的美如果没有审美的认识和创造，就只能永远是一种自然的、天然的美，审美先于艺术而存在，而后促使了艺术的形成，我们说审美是艺术得以产生和形成的最根本的、无可取代的条件；同时，审美也是艺术得以传承的前提条件，艺术一旦形成就以凝练、完善的形式融集了丰富的艺术文化，汇集了深远的艺术意蕴，也不同程度地聚集存留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积沉，以及不同艺术家的审美经验、审美趣味、审美情感。没有创造者的审美，艺术的美将不会存在，没有欣赏者的审美，艺术中所凝聚的艺术美将不可能再现。 审美是艺术的本质。一般说来，审美是主体通过对美的物体的鉴赏和体验，从而在精神上获得愉悦和享受。那么审美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或者说审美的过程需要遵循什么样的精神原则呢？ 艺术不是为了直接满足使用的需要，而是在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中，给人以精神上的影响。艺术的美是一种在情感上具有感染力的形象，给予人精神上的陶冶、愉悦和感染，这种愉悦是超功利性的，没有具体的、现实的目的。康德认为美学意义上的美是一种不受功利、概念、目的束缚的美，是一种用最纯真的眼光来看世界所发现的美，而审美也不是用日常的目光对事物进行美与丑的判断和褒贬，而是用最纯粹的眼光洞察事物本身。同时，审美是一种完全开放的状态，在审美过程中主体是自由的，是解放的；审美也是一种充满着联想想象和创造的状态，审美主体把自己投入到作品中，面对作品中最富孕育性、情感性的点，结合自己的阅历体验和价值取向进行联想和自由创造；审美还是一个饱含情感的过程，没有蕴含情感的艺术品是不可想象的，也是苍白无力的，同样，一个审美的过程没有情感也是不可想象的，只有用情感才能感受到情感，只能用情感才能感动情感。 二〉突出艺术审美本质、体现艺术审美特征的教学才是真正的艺术化教学 艺术与美有血缘般的联系，艺术和美始终是水乳交融的。美是艺术的真谛，是艺术的生命之源，艺术是按照美的规律从事创作的领域，因此说到艺术，不能不谈美，而说到艺术教学,我们更不能不谈艺术和美。我们追求艺术化教学，就是追求美化的教学，追求突出艺术审美本质和审美特征的教学。不具备教学艺术的艺术教学不是真正的艺术教学，突出艺术审美本质、体现艺术主体性、形象性、创造性、情感性、自由性等审美特征的教学才是真正的艺术化教学。 俄国著名的教育家苏霍木林斯基说：“我一千次的确信：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情感的和审美的清泉，就不可能有学生全面的智力发展。”同时他又强调：教育，如果没有美，没有艺术，那是不可思议的。 教学艺术是教师娴熟地运用综合的教学技能技巧、按照美的规律而进行个性化的独创性的教学实践活动，这种教学可以营造课堂教学生动鲜活的面孔和朝气蓬勃的生机，使课堂教学有了活的灵魂和永恒的生命力。教学艺术不仅将教学引入审美的境界，而且赋予教学无穷的魅力，焕发师生学习和创造的激情。艺术化的课堂教学必定是一幅“教师青春常在、学生如沐春风、课堂春意盎然”的绚丽画卷。 艺术化教学首先能够淋漓尽致的展示艺术的美和艺术的本质。艺术的东西、美的东西，如果不能用美好的方式和手段去展现，虽然内在的美本身不会被打折，但是美却不能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学生所领略到的美就不完全。其次，艺术化的教学能够提高教学质量，让教学方法达到最高层次，实现教学的最优化。教学艺术是一个不需要增加学习时间、教师数量和设备，甚至不增加教学的内容，就能优化艺术教学的效果的方法，同时实现教学的最优化。我们可以这样打个比方:教学的效果是教学内容和教学艺术的“乘积”，即便教学的内容丝毫不变，只要教学艺术化程度越高，值越大，则“乘积”（教学效果）就会（越）大。阎增武在《浅析教学过程中的审美感》中认为：“教学艺术是通过诱发和增强学生的审美感以提高教学效果的手段，这种手段的运用能使学生在有益身心健康的积极愉快的求知气氛中，获取到知识的营养和美的享受。” 勿庸置疑，教学存在美。教学的美使学生愉快、激动、向上，使教师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因此，教学美可以使教学生动活泼，情趣盎然，教学效果也会很好！朱作仁等编写的《教育辞典》中指出：“教学艺术是能够达到最佳教育、教学效果的各种知识、条件手段和方法的综合。” 其次，艺术化教学能够做到以美引入，以情感人，情景交融，形声并茂，让学生在美好的学习气氛中，获得学习的愉悦。在艺术教学中，艺术化教学必然体现美学特征，给人以审美感受。教师通过艺术作品的生动形象和艺术感染能力，使课堂形成一种感情和艺术气氛，创造最佳效果，学生则以主动愉快的心情，在审美中接受知识，并从教师的教学艺术和感知生动的艺术形象中接受潜移默化的艺术感染和熏陶。凡是具有艺术性的东西总是具有美感的，即有非凡的魅力，能够感染人、愉悦人，能够让人倾倒、迷恋。艺术领域内的教学一旦具备了艺术性，经过教师的精雕细琢形成一种美的形象和手段，就能让学生由厌学变成好学、乐学，在课堂学习中乐此不疲，在愉悦的气氛中如沐春风。教师通过创设美的情景，酝酿美的情感，挖掘美好的感觉，置学生于一种情感激发、陶冶的气氛中，使之感动、愉悦，从而转化为强烈的学习动机，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礼学*学记》中讲：“善学者，师逸而功倍”，这就是教学艺术的体现。而在教学中，如果没有艺术的教学，学生没有置于美好的学习气氛、没有受到感染、没有得到学习的乐趣，就失去了善学与乐学的基础和前提。与此相对，在艺术化教学中，教师把自己的知、情、意融入教学中，构建创造了一个美的教学环境，使教学达到激情洋溢、生机勃勃、意象情思纷至沓来、愉快轻松的感觉不可遏止的最佳教学环境。 三〉艺术教学和教学艺术的关系 教学艺术和艺术教学是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艺术教学的主体内容是艺术，蕴含着美的作品，艺术教学是展示美，传播美的教学，艺术教学蕴涵着丰富多彩的生动活泼的艺术元素，这些艺术元素如果没有最合适的形式，没有最佳的传播方法，就不能由教师的一端传向学生的另一端。而教学艺术是教师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教学，它用美的方式将美的内容展示得淋漓尽致，而且将教学引入审美的境界，赋予教学无穷的魅力，实现艺术教学的教学目标。可以说艺术教学和教学艺术一个是目标，一个是实现目标的有效方法和手段。艺术教学需要展示美，教学艺术的过程不仅展示了艺术的美，也展示了教学的美，艺术的美也在艺术化的教学中得到升华。 艺术教学和教学艺术的另一种关系，我们可以概括成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艺术化教学也是一种艺术，一种教学领域中的艺术。从构词逻辑看，教学艺术，教学的艺术，教学艺术是归属艺术的。人们通常所指的艺术具有相对独立的自身形态，如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虽然教学艺术不是此种意义上的艺术，但是教学艺术同样具备艺术的特征，教学艺术是一种不能脱离审美本质的艺术，是一种具有个性、创造性、主体性等审美特征的艺术。展示教学的方式的美，本身就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艺术教学的内容，而且，艺术教学中，教学若无艺术性，不但艺术的美不能展示，教学方式也就成不了艺术教学的内容。 四〉教学艺术的困境 艺术领域内的教学艺术问题是不容乐观的，主要问题一是艺术教师对艺术教学本身认识不足，二是艺术教师缺乏教学艺术的意识和能力。审美本质是教学艺术的灵魂，艺术的审美特征也必须贯穿在整个教学当中。艺术教学当中，艺术的审美性质和审美特征在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形式上都应该有所表现。而在具体的教学当中，对于艺术教学领域内的艺术化教学有许多种误解，这些误解散见在整个教学当中。比如有：误解一：想当然地认为在艺术领域中的教学由于所教授的内容是艺术本身，那么教学就自然而然、也毋庸置疑地具备了艺术性，艺术教学也就是一种艺术化的教学。即便教学的形式没有遵循美的规律、教学的形式没有贯彻审美的本质，教学的艺术性也丝毫不会有所减少。误解二：教学的内容具备了审美特征，艺术教学中的教学内容就一定实现了艺术性，就符合艺术教学艺术化的要求了。艺术教学内容的选择不需要考虑学生的艺术欣赏水平和审美心理特征，教学内容的艺术性不需要考虑整体内容的整合，也不需要考虑所选的教学内容在教学当中的最佳顺序和比例。误解三：艺术教学中必须注重艺术技能教学目标、可以忽略艺术欣赏教学目标；在艺术欣赏教学中，只需要完成对艺术形式的欣赏，不需要加强艺术精神的领略、人文知识的学习等等。 所有的教学都是以一定的教学思想和观念为基础的，如果教学思想、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教学研究滞后，那么教学就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同样，艺术教学也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艺术教师对艺术教学本身认识不足，对艺术教学的目标和艺术价值的片面理解，直接导致了艺术教学没有突出艺术审美特征、缺乏艺术性！其主要的、突出的问题是艺术教学中只注重艺术课程的外在价值，而忽略艺术的内在价值和本质价值——审美价值，只注重艺术非审美的体验（知识、技术、历史、思辨）而忽略审美体验（联想、想象、创造、情感），漠视艺术在开发潜能、培养创造力、完善人格、美化人生等方面所起到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同时，艺术教学依然遵循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方法陈旧，停留在“教书匠”的水平上。在艺术教学中，一些过时的、保守的、封闭式的教学观念，严重的束缚着艺术教学的手脚。我国传统教育观念陈旧、方法落后、弊病众多，在教学目标上偏重艺术知识技能的传授；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单一、高深、繁难的知识技能，没有向学生提供能够拓展视野的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知识；在教学形式上长期停留在单一枯燥的形式上。长期以来，教学过分地强调整齐划一，强调共性，漠视个性，强调统一，无视差异，无形之中扼杀了许多颇具创新、颇有建树的设想；教学中处处充斥着刻板的程式、机械的灌输、单调的训练。我国传统教育基本是灌注式教育，在灌注式教育中，衡量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对知识的掌握。艺术教育是与灌输式教育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由于人们缺乏正确的认识，艺术教学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灌输的俘虏，教师一味要求学生掌握技巧，耗费了学生许多时间和精力，却事倍功半。这种艺术教学从根本上违背了艺术本身的精神，学生在学习中领略不到学习的乐趣，享受不到美，感觉不到愉悦，整个课堂死气沉沉，呆滞僵化，没有活力和生机。 缺乏对艺术教学的认识，同时忽略对体系中的新教学思想、教学观念和方法的研究，直接导致了艺术教学的水平停滞不前。而在具体的教学当中，运用艺术化形式教学的能力不高，也直接导致了艺术教学的非艺术化。正确把握、运用教学的方法和艺术性，是教学中至关重要的。在艺术领域内，要求艺术教育者既是教育家，同时也是艺术家，艺术教学更需要艺术教师具备艺术家和教育家的双重素质，能够将教学和艺术两者融会贯通，将艺术的手段和形式融入教学当中。 我们都知道，一个专业技能很强的演员，并不一定是一个称职的教师，因为它可能缺乏教育知识和教学能力。同样，一个具备非常丰富的教学理论的教师，如果对艺术的本质不了解，对艺术的领悟能力不高，在艺术教学中也是不会称职的。因此，一个合格的艺术教师的教学技能包括两个部分：艺术化教学的能力和艺术能力。只有在教学中将这两部分相交融和才能共同构成艺术教师的教学技能。 本论 一〉艺术教学内容的艺术性 艺术教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审美教学，这就在本质上决定了在艺术教学中必须以艺术为主，艺术教学的教学内容必须具有审美特征、审美价值，教学内容构成的主体应该是体现艺术审美本质和艺术精神的。艺术教学所选择的作品的内容必须是美的，只有美的内容，才能体现艺术的本质，才能让学生得到美的熏陶，才能引导学生置身美的艺术境界，才可以培养学生健康的、高尚的艺术品位，才能提高学生美的感悟能力，达到高层次的艺术鉴赏水平。 当然，并不是教学的内容具备了审美特征艺术，教学中的教学内容就一定实现了艺术性，就符合艺术教学艺术化的要求了。我们举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中学课堂上的艺术教学，所教授的内容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艺术知识，老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却听得一头雾水。这样的教学内容虽然突出了艺术的美和艺术的审美本质，但由于不符合学生的艺术欣赏水平和审美心理特征，我们就可以说这样的教学内容是不具备艺术性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教学内容构成的主体应该是体现艺术审美本质和艺术精神的，所选择的内容要求是艺术的，同时内容的整合和组织也要求具备艺术性。在教学中，首先要选出符合学生心理特征与艺术审美水平的艺术作为教学的内容，同时这些艺术的内容又必须经过筛选、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注意内容取向的多样性和综合性，使其成为教学中适宜而经典的成份。因此，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整合也必须具备艺术性。除此之外，组合这些适宜而经典的内容，让其在教学中具备最佳的顺序和比例构成也是教学内容具备艺术性的一个方面。 在艺术教学中对教学内容上的把握，艺术教师必须同时把握好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教学内容的主题内容必须突出艺术的审美本质和艺术特征。 突出艺术的审美本质和艺术特征一方面可以来源于艺术精品，另一方面可以来源于自然和生活。 艺术教学必须充分利用中外一切优秀的、具有经典性的艺术文化遗产，把经典的艺术引进学生的课堂，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经典的艺术作品具有经典性和永恒性，在艺术形式上、技法上是优秀的，同时“它往往反映人性最深处、最本质的东西、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最高成就，所以能经得住历史的筛选和考验”。（《艺术课程标准解读》98页）因此，其中所内涵的精神是一笔不朽的精神财富。在艺术教学中，把古今中外经典的艺术遗产融入课堂教学，并引导学生充分接触和感悟经典的艺术，细细体会，品味其中所蕴含的生命力、所凝聚的艺术魅力，学生课堂和生活就有了重要的文化养分。 艺术教学的内容，可以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大自然。把现实生活和大自然的美引进学生的学习当中，既可以让学习的艺术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还可以让学生更贴近艺术的源泉。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艺术家罗丹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艺术中的美经历了人类的高度概括与提炼，融入了人类鲜活的个性和充满智慧的创造，是高于生活和自然的。但是艺术的源泉是大自然，大自然中的色彩、声响、形状甚至动态等都是艺术形成的基础，都是艺术美赖以生存和提炼的源泉。一位学者说过：“如果一个人看过蚂蚱，抓过蛐蛐，挖过蚯蚓，摸过鱼，那他对人类和大自然的感觉会完全不同”，他眼里心里的艺术形象也会更加鲜活和动人。现实生活中的美和大自然的美是艺术的有利根据和根源，在教学中引进大自然中的美，让学生扎根于艺术的源泉，学生形成的艺术感觉就会更真实、更鲜活，审美愉悦的实现就更容易做到水到渠成。 第二个方面：艺术教学尚未真正树立起“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在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无视学生心理与生理的需求，很少考虑学生的认知过程中的心理顺序，这是教学内容缺乏艺术性的体现。教学内容的选择必须符合学生心理特征与艺术审美发展水平，遵循学生的心理活动规律和认识规律，本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原则，从学生的兴趣、能力和需求出发，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遵循学生生理、心理以及审美的认知规律，提供学生感受艺术、表现艺术、创造艺术以及学习艺术文化知识的机会，为学生终身学习和艺术素养的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个方面：教学内容选择和整合的综合性。艺术教学本身就是一种美的艺术创造实践，这种实践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艺术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经历着分化和综合的过程。每个艺术门类以及其中的各种样式，都是一个个开放的体系，而不是各自闭关自守的领地。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都会从其它艺术中吸取营养，甚至同其它艺术结合起来而创造出新的艺术品种，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并使得整个艺术体系得到发展。（《艺术概论》186页） 艺术教学的内容的组合要注意体现综合性、融合性的原则。艺术的多元化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也为艺术教学追求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多样化提出了要求，并提供了条件。而且“不同的艺术门类之所以能够相互结合在一起，首先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本质。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领域的审美反映，都是以感性形象反映世界。这是他们共同的“基因”，是他们能够相互联系和融通的根本原因。” 美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雷默提出了“综合审美教育”这一概念。他认为：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的主要要素，音乐中有旋律、和声、节奏，绘画中有色彩、线条、质感，诗歌中有比喻、形象、韵律，如此不一而足。每一种艺术都可以借用其他艺术的要素，再与自己的领域同化，同时许多艺术又，还可以借用非艺术的要素，艺术地加以运用，转化成表现素材。 同样在《艺术标准解读》中所说：“由于社会对具有艺术素质的综合型人才的渴求，促使艺术教育自身也不断向综合的方向发展，形成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和综合的大趋势。不仅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影视等不同艺术门类开始以生态的方式交叉和融合，美学、艺术批评、艺术史、艺术创造等不同领域间也开始相互渗透。”美国部分学校的艺术教育采用了把各种艺术学科结合起来的综合艺术教学形式，即利用绘画、音乐、舞蹈、刺绣以及其他不同的艺术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去启发学生。 艺术教学内容上的融合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把握：一个是艺术和非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另一个是艺术自身各要素之间的融合。艺术教学要注意发掘艺术各门类的文化内涵，加强姊妹艺术之间和其他相关文化的联系。艺术教学是一个与姊妹艺术及相关文化相互联系与渗透的教学。艺术教学可以把相关艺术门类的艺术特点结合，进行知识整合；可以把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触觉艺术等融为一体。霍斯曼曾这样说过：“一个不需要增加学习时间、教师数量和设备、却能扩充艺术课程的方法”，就是使整个艺术教学课程一体化。这种教学强调所有艺术之基础的、共同的东西，即艺术的审美性、创造性、表现性的东西。艺术教学可以把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触觉艺术等融为一体。 艺术教学可以同其他学科，或者是个艺术门类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样可以相互增强活力，否则艺术教学将是贫乏的。提倡艺术教学内容的融合和综合性发展，是对传统艺术教学观念的一大突破，是我国教育改革深入发展的一大成果。 著名的德国音乐家舒曼说“有教养的音乐家能够从拉斐尔的圣母像得到不少启发。同样美术家可以从莫扎特的交响乐获益匪浅。不仅如此，对于雕塑家来说，每个演员都是静止不动的雕像，而对于演员来说，雕塑家雕塑的作品又何尝不是活跃的人物？在一个美术家的心目中，诗歌却成了图画，而音乐家则善于把图画用声音体现出来。”（《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第148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 在教学中，利用现有的教学内容，需要再组织一些延伸和拓展的材料，形成结构化网络化的教学知识。第四个方面：教学内容顺序和比例的合理设计。 在当前的艺术教学中，教师往往采用单一的教学手段，单线条的设置教学的程序，而并没有从多维的角度来考虑教学的目标，立体的设计教学要包含的内容。 为达此目的，教师应当具备很强的分析教材和组织教材的能力，对所选择的内容能够控制有度，既要放得开，选取丰富多样的教学内容，又要能收得拢，做到重点突出，言之有物。这样再根据内容选用恰当的教学手段，就能使课堂教学生动，特色突出，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同时，教学程序是教与学之间形式和内容安排的和谐组合。具备渐进性、创造性和突破性的组合，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自然性和主动性，使得学生能够由浅入深的领悟美，并能触类旁通，富有创造力。 所以好的老师，要将教学内容合理搭配，给不同深度、不同方面的教学内容分配合理的比例，并使各部分内容保持合理的出场顺序，从整体上把握教学内容的艺术性和完整性。 二．教学方式的艺术性 在艺术教学中，教学的内容应该是体现艺术审美本质的，教学的方式也应该遵循艺术的美的规律和审美特征，使得艺术教学本身艺术化、审美化，让艺术教学这一行为和过程具备艺术的美，同时也让其本身成为一种美的艺术。因此在教学实施中，艺术教学在具备各门课程教学所具备的教学艺术的同时，更应该强调艺术教学所特有的教学艺术。基于这个原因，本文从一般课程的教学艺术和艺术课程所特有的教学艺术两个方面来陈述。首先，针对一般课程所应具备的教学艺术，简单阐述了教学意境的艺术性、教学节奏的艺术性、教学空间的自由性；其次，阐述艺术教学特有的教学艺术：一方面根据艺术教育的审美规律，主要针对艺术主体性、形象性、创造性、情感性等审美特点提出了艺术教学的个性化、艺术教学的直观性、艺术教学的即兴创造性、艺术教学的情感艺术；另一方面遵循艺术美学原理，主要针对艺术审美心理特征提出艺术教学的距离美、艺术教学的移情美。 一 教学意境的艺术性 意境是一种艺术境界，是一种在思想感情上极富感染力的艺术效果。艺术教学中教学意境的营造能将学生带入一个美的境界，让学生置身在美的情韵和诗意般的境界中。具备意境的教学是一种具有艺术魅力的教学，这种教学让学生在课堂上始终充满激情，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审美愉悦。艺术从来就是一种充满情感和美感的东西，在艺术教学中，遵循艺术的审美特征，就可以营造出艺术化的教学境界。具备艺术性的教学意境，应该是一种景真、情深、意切，情景交融的意境，这是一种以“实”情实景营造的教学意境。除此之外，在艺术中常用“艺术空白”的引导和启发下，我们以“空”代“实”，同样营造出一种高层次的教学意境。 情景交融的教学意境 情景交融的教学意境在教学中处处洋溢着美和迷人的魅力，其实现的前提首先是有“情”也有“景”，然后再实现情与景的交融，构造出景真、情深、意切，情景交融的美妙境界。 这种意境的实现，可以说是需要将视觉效果、听觉效果甚至触觉效果融合在一起方能达到。在艺术教学中，我们可以这样去促使情景交融的教学意境的形成。在教学语言上，用散文化的言语去描述对象。散文化的语言是一种美丽的、富有诗意的语言，她能真切而细腻地表达出人内心美妙而短促的思绪和情感，同时其中蕴涵的袅袅流动的韵味和激情可以将学生带入一种美的境界，让学生获得美的愉悦和情韵；在教学表示上，用美丽的画面展示对象，画面是静态的、固定的、明晰的。流动的音乐是一幅流动的风景；流动的风景以线条、色彩的形式停留下来，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艺术的形象以图画的形式凝固，静态的图画展示着流动飞扬的情感。艺术教学把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融为一体，引发学生的审美想象和审美愉悦服务。美丽的图画、流动的风景、诗意般的言语融入着教师的情感，同时带动着学生的情感，一种情景交融的教学意境展示着美的空间和深远的意蕴，也将学生引入美的艺术境界之中。 “空白”的教学意境 空白艺术是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研究范畴，“空白艺术”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老子《道德经》中的八个大字“达音希声，大象无形。”在老子看来，无声是最美的声音，无形是最完美的形象。中国画家常常用“空白”来藏境，空白是构思立意的一部分，是集中、提炼、概括的结果，是创造意境必不可少的，它留下联想、想象的余地和空间，可以表达更多的东西。 在艺术教学中，运用“空白”来营造一种教学意境，是教学艺术化的表现。 艺术作品留下的空白，并非空无一物，它是以空显示实，由实而空，“空”正是情感充盈的艺术空间，是作品的艺术内含所在，清代袁枚在其《随园诗话》中对艺术之“空”有这样的论述：“凡诗文妙处，全在于空”。空白艺术就是对那些能够引起激发人们想象的地方进行画龙点睛的提示，通过暗示和隐语将真正艺术想象的空间及其作品所要直接表达的真正艺术内含和意蕴留给欣赏者，接受者，以最少的笔墨从侧面间接而不是直接地展示作品的艺术魅力。 在艺术领域中，空白的运用是很受青睐的。空白的运用是为了更好的表达作品的蕴涵和思想情感，驱动想象和情感的驰骋。因此，在教学当中，教师更应该尊重这种空白的存在，切不可枉自聪明地去填补。空白艺术正如道家的无为之无，这无并非空无之意，而是“无为而无不为”，突破了时局局限的“意无所制”，其范围更加广泛。在教学中运用空白营造教学的意境，以“空白”诠释“空白”，可成就一种超越的教学艺术。 有人把空白的艺术称作是“召唤”“空筐”的艺术，认为空白可以召唤学生发挥其潜在的创造力，空白为学生打开了一个个空筐，等待学生用自己的思索和想象去填充。艺术空白营造的教学意境可以让学生在空白中驰骋自己的想象，进行再创造以获得完整的美感。不同的学生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在艺术的想象空间创造美妙的形象，获得美的享受，而教学中的“空白”因此可能变得非常的丰富和异彩焕发。艺术化的教学意境应该有意无意的设计许多境界空灵，意趣无穷的艺术“空白”，让学生去补充和创造，让其在自己的创造中获得最大的艺术享受。 在艺术教学当中，运用空白艺术营造教学意境可以学习国画中“计白当黑”之法，音乐之空白的“休止”之法，雕塑中断臂的维纳斯雕像，诗词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做法等等。除此之外，艺术教师还可以运用沉默来达到艺术空白美的效果，实现艺术化的教学意境。在教学中用来“布白”的沉默，不是没有内容、空洞无物的。空白，虽无，却有，似无，却又可见；沉默虽无声，却奔涌着情感。它能使人想到“象外之旨”“弦外之音”“境外之物”，它具有一种无限性。“沉默”这种无言无语的“空白”，胜过了明白直露的千言万语，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正如白居易《琵琶行》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二 教学节奏的艺术性 节奏是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方式。音乐要有节奏，诗歌要有节奏，平仄相间，动静相间。美学家朱光潜说：“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课堂教学的一大艺术。艺术教学在课堂教学中讲究教学的节奏性，体现了教学的艺术化。艺术教学节奏是指教学活动的组织富有美感的规律变化，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在教学中，不能不追求教学节奏的艺术性。首先，教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需要遵循艺术的本质和特征，因此不能不注意教学节奏的协调。艺术教学的教学过程应该像奏乐一样，按照主旋律，曲调抑扬顿挫，音节疏密相间，节奏明快相联。其次，追求教学的节奏美，让教学过程中各要素有秩序、有节拍、有动律的变化，会使教学节奏呈现出一种明快、生动的韵律之美、流动之美。这种美有利于学生学习和创造，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和身心健康的发展，又能这种美能够感染学生，让他们受到美的熏陶，也有利于师生间思维与情感的沟通交融，达到优美和谐的境界。再则，教学中要增强感染力，提高教学的效率，就不能不注意教学节奏的协调。具备节奏美的教学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促进思维发展，提高课堂效率，使课堂生机勃勃，优质高效。实践证明：凡是课堂教学效率高的教师，必定是善于控制教学节奏，或有张有弛，张弛得法；或有密有疏，疏密得法；或有高有低，错落有致；或新颖多变，起伏和谐。课堂教学能否具备鲜明的节奏感，是提高教学效率的关键之一，也是衡量教师课堂教学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在把握教学节奏上，最重要的是教学的节奏应该遵循学生学习中的心理特点。教师要善于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科学地安排教学程序和时间。心理学研究认为：青少年的认知节奏和生理节奏像潮涨潮落一样呈现出波浪式状态。教师只有遵循学生生理特点和心理规律，以曲线式的节奏推进教学，设置课堂教学的若干“浪峰”“波谷”。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中这样认为：人脑接受刺激引起的兴奋点如果不断转移，那么相对来说人就不容易感到疲乏，反之，某一兴奋点持续活动，就容易由兴奋转入抑制，同时抑制还可以扩散，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人脑就会出现困倦乃至睡眠状态。教学中节奏的艺术性可以让学生解除学习的卷怠感和单调感，使学生在课堂上也能回归精神的“自然保护区”。美学大师朱光潜说：“人用他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去应付审美对象时，如果对象所表现的节奏符合生理的自然节奏，人就感到和谐而愉快。” 一堂课平铺直叙，没有起伏，没有跌宕是缺乏节奏艺术的表现；课堂上始终紧锣密鼓，不留一点空闲，不留一点空白实际上是一种没有节奏的课堂；课堂上教学气氛松散平淡，杂乱无章，课堂气氛压抑，沉闷也是没有节奏美的表现如此不一而足。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自然觉得枯燥无味而昏昏欲睡，正如）著名特级教师于漪说：“如果40分钟都是一个调子，平铺直叙，像流水般地淌，学生也会感到乏味，打不起精神。”。 那么，课堂教学中如何把握艺术化的节奏呢？在教学中，通过动静搭配、张弛交错、疏密结合、起伏有致等多种对比和转化，形成强烈的节奏感，并和学生的心理节奏像切合引起共鸣，产生美感。 动静搭配：动，应该是有控制、有节律、有针对性地对问题的研究，而不是杂乱无章、随心所欲的；静，是指教学过程中学生积极的思考，认真的钻研，而不是一潭死水般的沉寂，而是在酝酿一个成熟的见解，是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恬静美。艺术教学中，教学的节奏应该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和谐统一。 疏密结合：（空白）密的地方要求教学内容的容量较大，教学速度较快，用紧张的节奏要求学生集中注意力，思维敏捷，反应迅速；疏的地方要求教学的内容较少，教学的速度比较平缓，同时留给学生的空间大，自由思索的余地大。“疏可走马，则输出不是空虚，是无长物，还得有景，密不透风，换得有立锥之地，切不可让人感到窒息”，艺术教学中疏密结合要求是宽松而不涣散、严谨而不威慑的和谐统一。 张弛交错：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在艺术教学中，教学节奏也应该是有张有弛有起有伏的和谐统一。所谓张，就是紧张、急促；弛，就是轻松、舒展、宽松，张与弛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张和弛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统一，教学中要么会显得平淡无奇要么，不能突出波澜和高潮，整堂教学就陷入没有弹性，没有张力的状况；只有有张有弛，张弛交错才会既有“大弦嘈嘈如急雨”，又有“小弦切切如私语”，相得益彰，韵味无穷。 三 教学空间的艺术性 艺术教学需要营造艺术化的教学意境，同时也需要给学生留一个艺术化的空间，一个自主、自由的空间。 1．自主的空间 人作为独特的、精神的主体，有形成自我的本能，也一直在成为他自己的过程中表现出自主性。人的自主性表现为他可以产生自己的情感、形成自己的思维、决定自己的行为，不断地在自知自觉中把握世界、形成个人主体生命的意义，在确定自己的行为当中主动积极的形成自己、完成自我。 德国的卡西尔用“人是符号的动物”来解释人的自主性，认为人是一种能以符号的形式来解释世界的动物。艺术便是符号中最生动的一种，人类在不断地通过艺术的形式体现着人的自主性、也发展着人的自主性。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因为艺术融入了主体的呼吸和生命，融入了生命主体完成自我、超越自我的行为和过程。“艺术作品之所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就是因为艺术创作主体对生活原料进行了创造性的选择、提炼、想象、虚构，并在其中渗透着自己的认识和评价，从而表现出自己的意愿、情感和审美理想。因此，艺术作品融入了主体的呼吸和生命，体现了对生活的新发现和审美的独特建构；艺术创作活动是凝聚了创作主体的全部心血的、个性化的、能动的、艰辛的创造性生产过程。”（--《艺术概论》第277页）在艺术创造和艺术作品之中，艺术家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他们的主体能动作用和主体个性。 在艺术教学中，需要留给学生自主的空间，一是由人的自主性特性所决定的，二是由艺术的主体性特征所要求的。在艺术教学中，教学的内容始终是艺术，只要有艺术存在的地方，艺术的审美本质和艺术的特征就会毋庸置疑地跟着存在。在艺术创作全过程中，艺术家这个主体起着决定性意义，在体验艺术家这个主体所释放出来的意蕴时，学生这个主体毋庸置疑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艺术教学可以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交流的过程，教师的主体和学生的主体、作品包含的主体和学生的主体都应该处在不断地交流和融合之中。 在艺术教学过程中，学生并非是被动的、消极的、不做任何变动的适应。人都有自己的主体性，能够主动地、创造性地接受。教学的过程实质是学生的认知过程，学生的学习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行动，离开了学生的这个主体，教师的主导作用就会落空，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学生认知的目标最终要依靠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完成。在艺术学习中，学生在欣赏、创造等过程中，感受、领悟、审美都是要通过自主的活动才能完成的，离开主体的能动性，教师传递出去的知识就得不到学生的接收和内化。 教学中，应该淋漓尽致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给学生以发现、探索、创造的自主发展的空间，使其充分施展个人能力，由学习的奴隶变成学习的主人，这既是我国教育改革的目标，也是我们不断追求的教学艺术。 2．自由的空间 “在艺术活动中，人们并没有在主观上带着掌握世界的功利目的，但却足以在享受到精神自由状态所带来的愉悦和惬意中掌握了世界，可见，艺术是具有自由品格的。正是艺术的这种自由品格，使得人们在艺术审美活动中，能够细腻而充分的体验自身的情感和想象，从而达到各种心理机能和谐统一的自由境界。”《艺术教育论》p3艺术是一种情感自由的、自主的表现，创造艺术、鉴赏艺术是人追求美、追求自由的象征。人在自由创造中发展了艺术，酿造了美，而美的根源也落在了人的自由创造之中，正如杨辛教授在《艺术美学原理新编》中所作出的结论：“美的最终根源在于人的自由创造”。（《美学原理新编》第19页） 艺术教学作为一种以艺术为参照对象的教学，必须体现艺术的特征，自由性是艺术的审美特征之一，也是教学所应该突出和遵循的；同时教学作为一种自由活动，与其他各种艺术活动一样，需要体现出人类的精神、意志活动的自由性，必然要以自由性为其特征的；而且对于艺术主体来说，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是最高境界，将自身从自然和社会必然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世界的自由，是艺术家甚至全人类的追求。庄子就是追求自由生活的典范，他不断地以自由的方式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特性之一，也是艺术美的最终根源。康德认为，自由是艺术的精髓，各种“自由活动”或“自由游戏”均具有审美价值，美感是自由的结果，比如他认为诗是“想象力自由的游戏”，音乐是“感觉自由的游戏”，自主活动是解放人的手段，能给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内在的全部能力的机会，这种自由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艺术性，而且能给人真正的美感。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罗杰斯认为每个人只有在自由的气氛中，才能通过彼此真诚的自我表露实现相互的承认和接受。 在艺术教学中，审美是令人感到解放的，观照是自由的。课堂上给予学生一个自由的空间，让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让主体生命和自我得以实现。自由不是随意、任意，而是包含了一种解放，一种畅怀的宣泄。这种自由的情绪状态使人的感知、回忆、想象诸功能充分的调动起来，无障碍的运动，这种自由能够激起身理器官正常的运转。自由的环境才能让学生无尽地畅想，畅所欲言，自由的氛围才能让学生在不由自主当中解放自我，让生命的激情得以释放，让生命得以张扬。没有束缚，没有捆绑，因自由而舒畅，因自由而愉悦。因此在艺术教学中，以给予学生自由的空间来诠释、扩展艺术作品所包含的自由空间，是必然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艺术硕士论文:传统民间艺术的硕士人才培养路径 摘要:文章以传统民间艺术为出发点，分析了高校艺术类硕士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而构建艺术硕士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建立一批真正双师型教师，将传统民间艺术整合到艺术类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民间艺术活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民间艺术创业实践等环节中，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艺术人才，以期为高校艺术类硕士创新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传统民间艺术;艺术类硕士;人才培养 十八大以来，同志对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认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等等。同志的讲话深刻揭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它对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各类新兴艺术的日新月异、飞速发展，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民间艺术在时代的浪潮中被人渐渐地遗忘，没有大众关注、没有观众去欣赏而无法传承，民间艺术正遭受着严峻的考验。[1-2]因此，要真正做好优秀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高校育人是一个重要途径，从高等教育做起，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到高校艺术类硕士人才培养体系中，用教育串起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珠，如何将传统民间艺术与人才培养体系相结合，是目前亟需研究的课题。 1构建高校艺术类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必要性 1.1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无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大高校不断扩招，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发展，艺术类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在此背景下，一般高校人才培养存在着一些弊端，已经无法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比如：人才培养体系门类比较单一、教学方式和课程设置不合理、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失衡等。[3]艺术类研究生在学习和科研的过程中表现为思维活跃、个性独特、求知欲强、想象力丰富，而在此人才培养体系下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生的学习欲望与需求，逐渐表现为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培养的毕业生素质和能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毕业生就业难或者就业适应期较长，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才能顺利进入工作状态。 1.2高校艺术类硕士人才培养体系中忽视传统文化教育 在中西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我国高等艺术类硕士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偏重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训练，忽视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不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吸收，没有清理和发掘传统文化的积极内涵。因此，要真正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这要求我们从高等教育做起，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到高校艺术类人才培养体系中，在教学、科学研究体系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 1.3民间艺术的传承逐渐呈现后继无人的局面 民间艺术作品的完成需要花费的时间比较长，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能坚持下来的人不多，尤其是一些年轻人耐不住寂寞，熬不过艰辛，等不及作品产生收益；许多人不了解艺术作品，认为手工艺品很简单的手工，民间艺术作品能带来的价值还未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现有手工艺人受客观条件所限，再创作力不强，不懂得打造自己的品牌，使得民间艺术很难出精品，严重制约其长远发展。因此，民间艺术被渐渐地淹没，民间艺术的传承问题普遍存在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局面，大量优秀的民间艺术资源正逐渐走向衰亡，急需要青年学子担负其这一重任。近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少学生往往对我们传统民间艺术不屑一顾，认为民间艺术是“土”的东西，不如西方“洋”的东西，使得研究生在专业学习中注重对西方文化技能知识的学习，而不愿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带有本民族设计的源头。 2基于传统民间艺术的高校艺术类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通过建立一批真正双师型教师，将传统民间艺术整合到艺术类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民间艺术活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民间艺术创业实践等培养环节中，构建新型高校艺术类硕士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艺术类硕士人才。同时，利用高等教育提升并创作民间艺术作品，使民间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 2.1建立一批真正双师型教师 教师是教育的关键人物，直接影响到艺术类硕士人才培养质量。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艺术类教师和其他教师相比，学历水平比较低、外语能力普遍较差，这些严重制约了艺术类人才的培养。高校要培养真正的双师型教师，不仅要求教师在思想素质上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而且在技能上掌握现代的艺术类教育方法，专业知识扎实，实践经验充足。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艺术类硕士人才。 2.2优化课程设置体系 现代社会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基础知识方面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在课外知识和交叉领域也需要广泛的涉猎和储备。所以，在人才培养体系中改革课程设置，朝着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的方向发展。为了更好地优化课程设计体系，更新人才培养理念是关键，充分认识和理解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探索课程体系以学生能力为本位的人才培养新途径。然后，通过汲取传统民间艺术精髓，增加传统民间艺术课程到学生专业基础教育中，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 2.3丰富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组成形式，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以及综合能力的培养必须渗透到教学过程中。传统的教学只重视传授知识，不注重发展能力，按照一个模式培养学生，不利于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因此，需要丰富教学方法，由于艺术类专业的个性化、独立性特点，上课方式多样，不拘于课堂，在专业学习、参加科研项目、外出调研、研究创作等培养过程中较为独立，宜采用走出去的方式，即：出外民艺考察；出外民艺实践；出外民艺调研。 2.4开展民间艺术活动 文化育人真正进入高校艺术类人才培养领域，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校内外的各种资源，让学生在校期间接受民间艺术教育，既能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又能充分挖掘民间艺术遗产，使中国的民间艺术遗产在中国的大地上得到传承和发展。民间艺术活动主要包括民艺讲坛、民艺讲座、民艺实践、民艺创作等形式。学生受益面比较广的一种方式是在校内定期举办一系列民艺讲坛、民艺讲座，拓展学生视野，提升学生艺术欣赏能力。民艺实践是指把最基层的民间艺人请进教室，让学生参与民间艺术创作，建立学生和民间艺术直面接触的体验平台。组织学生开展专题设计创作，增强学生对民间艺术元素的专业应用能力，开展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民间艺术设计比赛，增强对承载着民族情愫、民族灵魂和民族根基的传统节日文化的关注；鼓励学生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用专业所长参与校园文化建设，使同学们在民间艺术创作中受到艺术熏陶，在对传统民间艺术弘扬和传承中得到思想道德的启迪。 2.5民间艺术融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受外部环境的熏陶而潜移默化的改变，民间艺术恰好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它是我国优秀的民间文化，其形式具有美感，且饱含情感，同时具有很强艺术感染力，在培养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因此，将民间艺术有效地融入到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5]有利于唤起他们对民间艺术的记忆、了解和认同，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热爱和继承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使他们成为传承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力军。 2.6创建民间艺术创业实践基地 民间艺术作品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了更好的保护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长久地存活下去，最好的办法是让更多学生去了解他们，喜欢他们，并把民间艺术作为创业就业的载体长期发展下去。作为高等院校，创建民间艺术创业实践基地，[6]帮助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见习岗位机会，多鼓励艺术生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以文化传承为主旨，发扬民间艺术创业实践精神，服务地区经济建设，在各自岗位上施展才华。总之，无论是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还是高校艺术类硕士人才的培养，都是一个循序渐进漫长的过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发展。因此，将传统民间艺术纳入高校艺术类人才教育中，不仅能形成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同时更能形成有效的人才培养路径，这对培养艺术类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同志所言：“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作者:唐丹丹 张莉 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硕士论文: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模式探索 摘要：重庆师范大学以培养具有系统音乐专业知识，适应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和音乐事业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音乐表演、音乐创作等领域的专门人才为目标，探索出“人文综合素养+专业理论基础+艺术实践+创新创业能力”的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模式。为保障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模式的顺利实施，学院制定了有效的音乐艺术硕士招生模式，为师生搭建了校内外艺术实践与艺术科研活动平台，同时推行双导师制，校内外联合培养硕士。 关键词：地方师范院校；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建设；双导师制 艺术硕士培养模式是指在现代艺术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为了实现艺术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在培养过程中所采用的特定标准的构造样式及运行方式。艺术硕士培养模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同时又具有泛型性，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又因为培养模式是一个系统，所以它包含着一些固定的要素，即导向性要素（即培养目标）、组织性要素（即培养过程）、调控性要素（即培养考核）。因为培养模式具有泛型性，所以一经形成便可以为培养单位所遵循。但培养模式一经形成之后，同时也具开放性。也就是说，培养模式不是僵化不变的，培养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不断以开放和改革的态度探索适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培养模式。 一、重庆师范大学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模式的指导原则 重庆师范大学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模式的宏观指导思想是：“密切与音乐行业接轨，注重音乐艺术实践，突出音乐职业导向。”在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坚持了以下原则：一是注重培养模式与行业标准密切接轨。学院邀请了遵义演艺集团艺术总监王小平、重庆高戈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阎旭、重庆市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频道总监寇锦等业界精英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并参照相应行业标准设计课程模块。二是注重知识发展性与职业导向性的密切融合。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具有学术性的价值取向，这是艺术硕士教育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职业艺术教育的根本所在。艺术硕士教育培养的不仅仅是艺术行业精通技巧的从业者，而且是艺术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兼备的复合型高端人才。三是突出艺术职业岗位能力和艺术职业素养的培养。着力加强实践教学，课程设置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加实践学分权重。联合艺术创新实践基地，充分利用各基地的师资和硬件设施以及其他资源，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二、重庆师范大学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模式 音乐艺术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系统音乐专业知识，适应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和音乐事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音乐表演、音乐创作等领域的专门人才。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模式必须符合这一培养目标的需求。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一培养目标，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经过理论探索与教学实践，逐渐摸索出“人文综合素养+专业理论基础+艺术实践+创新创业能力”的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模式。在这一培养模式中，培养目标是导向性的要素，是培养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对培养工作进行检验的立足点。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是培养过程，也就是组织性要素。毕业环节则是对整个培养过程的最终考核，也就是调控性要素，通过这一环节检验所培养的学生是否达到了培养目标的要求。 （一）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模式的课程内容和教学安排 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以音乐艺术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基于“面向社会、服务地方需求、促进音乐事业繁荣发展”的理念，构建了“2+1”的课程体系，即理论课程、实践课程+行业实训，实践环节以课内实践、专题创作实践、作品展演、行业实训等多种不同的方式完成。根据艺术硕士教指委颁布的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15年修订版，以下简称指导性方案），艺术硕士（音乐）的课程类别为公共课、专业必修课、实践环节、选修课。重庆师范大学艺术硕士音乐领域各类课程的学分数及所占比重可参见表1，公共课与专业必修课见表2。在重庆师范大学音乐艺术硕士课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艺术原理、音乐艺术实践、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等课程属于理论课程。专业主课、高级视唱练耳、音乐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等课程属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音乐艺术实践属于纯粹的实践性课程。学院要求这一实践性课程的考核形式为音乐会或实践性成果的展示。比如，对于声乐方向的学生，培养方案要求他们必须开两场音乐会，方能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将音乐艺术实践类课程纳入必修课程中，并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满足培养目标的需要。此处的实践课程同独立实践环节不同。独立实践环节侧重的是总结性评价，是对学生艺术实践能力的最终检验。而必修课中的艺术实践类课程侧重的是对学生艺术实践能力的形成性评价。实践类课程可以在课内进行，也可贯穿于课外活动中；可以在校内进行，也可在校外的实践基地进行。为了增强学生理解作品的能力以及在作品创意表达和风格呈现方面的能力，学院开设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作品分析、视唱练耳等课程。在培养过程中，首先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理念和美学观念，而很多学生在本科阶段并没有接受到这方面的学习和训练。基于此，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培养方案中开设了音乐美学课程。音乐心理学类课程主要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应对音乐表演中一些较为复杂的心理问题，比如，音乐创作过程中的心理问题、演出中的怯场等。开设音乐作品分析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方法的掌握，使得他们能够很好地在表演中呈现作品，在创作中把握好作品的风格特质。此外，学院还开设了一门视唱练耳课程，帮助学生解决音乐表演过程中的音准问题。除了必修课程中的音乐艺术实践课程，还有独立实践环节，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专业能力展示（毕业音乐会）三项内容。该校的培养方案要求在艺术实践基地的行业实习、实训时间不少于一年，同时学位论文（设计）须建立在艺术实践基础上。该校艺术硕士培养实行双导师制，由校内专职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共同承担培养任务。学生修完培养方案所要求的课程，通过学位论文（设计）答辩，同时还须通过艺术行业职业资格认定，方可毕业授位。“2+1”课程体系即两种课程（理论课程、实践课程），加上行业中的实习、实训，更有利于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模式的实施途径 为了更好地实现音乐艺术硕士培养目标，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以保障培养模式的顺利实施。1.探索有效的音乐艺术硕士招生模式音乐艺术硕士招生录取工作可以说是整个培养过程的起点，也是培养模式和社会大环境的中介。音乐艺术硕士培养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优秀生源的选拔。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实践，我国艺术硕士（音乐）考试科目的设置和考试内容的安排已基本符合培养目标的需要。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也在不断探索适合本校情况的招生模式。学院在招生考试内容和细则方面做了较为细致的设计。首先是考试科目及内容的安排。初试除了英语和政治这两门国家组织命题的科目以外，还有两门学校自命题的专业科目。很多院校目前都考一门艺术学原理类的课程，有的院校考艺术概论，有的考查艺术学原理等。作为将来的实践性音乐高级人才，掌握艺术学原理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安排在初试也比较合适。该校所设置的考试科目名称为艺术基础理论，考查的重点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一般地方师范院校初试环节的另外一门专业课考试往往是安排一门音乐理论课，如音乐作品分析或音乐史论课程等。笔者认为，初试环节的另外一门专业课，应该安排音乐技能面试。艺术硕士（音乐）和音乐与舞蹈学的学术型硕士的培养目标不同，前者的培养目标更侧重于音乐实践能力。在招生考试中，招生单位应该尽早地对考生的音乐技能有所了解，选择音乐技能优秀的考生通过初试，以便更好地保证生源质量。2.搭建校内外艺术实践与艺术科研活动平台学院加强原有的三春湖之韵演出季、研究生半月音乐会、缪斯讲坛、导师讲坛、研究生学术沙龙等品牌活动的建设，努力将其打造为音乐学术品牌，使其成为艺术硕士人才孵化基地和音乐艺术创新实践的平台。学院高度重视合唱团、行进管乐团、舞蹈艺术团等学院艺术团的建设工作，探索有效的乐团运行机制，吸收音乐艺术硕士加入艺术团。这些艺术实践活动和艺术实践团体为音乐艺术硕士提供了充足的校内艺术实践机会，大大提升了他们的音乐艺术实践能力。缪斯讲坛始于2012年，学院邀请校外知名教授、艺术家为学院师生在该讲坛讲授大师课或作专题讲座，迄今已经举办20届。学院组织校内导师在导师讲坛为学生作讲座，组织学生参与研究生学术沙龙的学术研讨。通过组织和鼓励学生参与这些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科研意识和从事音乐科研的积极性，使学生逐步进入研究性学习状态。为进一步密切与行业的联系，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与重庆市歌舞团、重庆市歌剧院、诗仙太白集团文工团、遵义演艺集团、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重庆武警总队政治部文工团、璧山县文化馆等十余家艺术企事业单位共建了艺术创新实践基地，并长期保持联系。这些基地行业认可度高、设施完善、艺术实践活动丰富，可为艺术硕士音乐领域的师生提供广阔的艺术实践空间。通过与艺术实践创新基地的合作，学院艺术硕士师生参加了多项文艺演出和艺术创作，为重庆市乃至全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通过与行（企）业合作，锻炼了师资队伍，同时也提高了艺术专业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学院积极建设艺术实践管理制度，探索改革艺术实践活动的管理模式，努力将艺术硕士音乐领域师生的音乐艺术实践活动真正推向社会，主动参与到地方社会文化生活中，尽量满足当地人民群众的音乐文化需求，加强校外音乐艺术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使得艺术硕士的人才培养工作与服务地方社会文化生活形成良好的互动。3.推行双导师制，校内外联合培养和学术性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同，作为专业学位的艺术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学校和艺术企事业单位的联合培养，同时应该大力推进双导师制度。根据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编研组编著出版的各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和校外导师的情况并不乐观。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艺术硕士中较为广泛地推行了双导师制度，在校外艺术实践创新基地中选拔优秀的行业专家担任艺术硕士研究生的校外导师，与校内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作者：齐江 艺术硕士论文: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艺术硕士教育的思考 【摘要】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门关系到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环境多个层面的学科，“追本溯源”属于其中的基础性内容，也是学习和研究的关键点和难点。对传统环境营造文化的“追本溯源”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艺术硕士的培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章分析了这一基本内容的结构框架，以传统图绘作为切入点对“追本溯源”进行了相关教学实验，并总结了教学中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追本溯源;环境艺术设计结构框架;营造思想;传统图绘 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建设正式全面启动，短短几十年间各地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神奇的“中国速度”，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然而，这一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较为明显：城市普遍丧失了视觉上的辨识性；乡村在城镇化的蚕食下沦为“城中村”；许多传统历史街区、古村落以保护之名，被简单粗暴地改造为喧嚣鼓噪的商业和旅游产品集散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内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对传统环境营造文化的忽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环境艺术设计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形成对环境营造的合理价值判断和哲学思考、创造符合中国现实和特色的优秀设计作品，就必须改变设计师“知今而不知古”的局面，扎扎实实地展开对传统环境营造文化的追本溯源。 一、追本溯源是艺术硕士教育阶段的重要任务 对环境艺术设计的追本溯源，理解和探究其广博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不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而且收效也较难立竿见影。与追求较高产业效益的设计机构相比，高校作为教育和科研的主要场所，应该也必须担负起这项基础性内容的教育和研究工作。追本溯源应该在艺术硕士教育阶段积极展开。根据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对专业设置的要求，艺术硕士的培养目标是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显然，与本科的应用技术型教育相比，艺术硕士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专业批判的精神以及综合性、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就离不开对设计理论、设计模式、设计发展趋势的学习和理解，离不开对社会人文、技术发展与设计之间的关系的探究和思考，而这也正是追本溯源教育和研究的基本内容。艺术硕士也正是追本溯源基础性学术研究的生力军。一方面，与本科生相比，追本溯源研究的参与者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并且还要具备深入观察和思辨的视野和能力。作为本科生中的佼佼者，艺术硕士已经初步拥有了这样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现阶段对传统环境营造文化的追本溯源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亟待展开全面的探索和补充，而该研究的第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对内容庞杂的传统营造资源信息的收集、梳理、统计和初步分析，以及对传统遗存进行实地踏勘和感官体验。这要求必须投入足够的人力和时间，与研究任务繁重的博士研究生相比，艺术硕士研究生可更加有效地保证该项学术研究的投入和产出。 二、研究的结构框架 对传统环境营造文化进行追本溯源的教育和研究，应具有清晰的结构框架。环境是人类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场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是一个系统化的组织，囊括了人类生存、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方面既各自独立，又具有某种关联性，共同构成了环境营造文化的内因系统。这一内因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环境营造文化发展与变迁的根源。不同时期的国家和民族，由于传统文化习俗、自然环境、技术能力等条件的不同，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环境营造思想。对不同时期的各个国家、民族的环境营造思想，尤其是我国传统环境营造思想的学习和思考，是追本溯源教育和研究的起点和基本路径。环境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环境类型构成元素的配置、空间安排多具有一定的惯常性，这种惯常性构成了特定的营造模式。但是，即便是同一种环境类型，由于某些具体条件的差异，在营造细节上也很难完全一致，由此彰显出了不同的空间价值和等级。认识不同环境类型的营造模式、更为细致地分辨同一环境类型不同案例之间的差异，正是追本溯源教育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目标之一。教育和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能深入理解和把握传统环境营造文化和营造模式，减少认知上的混乱，避免误解和过度解读，并寻找传统与当代营造的契合点，实现传统环境营造文化与城市现实空间发展的合理关联。 三、教学实验 追本溯源教育和研究的结构框架不仅涉及到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内容，还牵涉到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在有限的条件下，研究者很难以一己之力展开教育和研究，必须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值得注意的是，追本溯源教育和研究的结构框架具有明显的生长性和开放性。所谓生长性，指的是对于结构框架中的营造内因系统、传统环境营造思想以及种种环境类型和典型案例来说，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地进行，均可通过一般状况概括与典型案例分析并行的方法彼此促进。这就使得人们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选择关键的时间点、地域和一定的视角展开相关教学和研究具备可行性；而开放性指的是不同院校、不同教育和研究的主体，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搭建起开放性的协作平台，促进资源共享，逐步建设起完善的资源数据库。基于上述对追本溯源教育和研究的设想，笔者针对近年来艺术硕士呈现的特点，选择传统图绘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教学实验。图绘是指一切图画和图像资料，在古物大多不存的情况下，传统图绘中包含着传统营造的相关信息，弥足珍贵。与古典文献资料相比，传统图绘能更加直观地展示出某些历史时期的真实环境（或环境片段）或当时的画家（或国家政权、特定人群）心目中的理想环境，它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传统环境营造文化的重要依据。但是传统图绘描绘的内容较为丰富，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教学和研究，笔者在教学中进一步限定出城市图、山水画两个专题，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研究对象。具体教学过程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广泛收集不同专题的传统图绘，进行合理选择，并完善有效图绘的相关背景，建立专题图像数据库；第二步，对有效图绘中涉及到的环境营造按照当代设计图例进行绘制，包括环境营造的平面布局、构成元素的外部形态、装饰图样及细部构造等；第三步，对上述信息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统计、比较；第四步，对某些现象、结论的深层缘由展开探求；第五步，对传统营造智慧进行探讨。教学过程中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性：一是有效图绘的判定。许多传统图绘中虽然绘有构筑物，但有些仅画了建筑的一角，有些虽然描绘有单体构筑物或建筑群体的形象，但图绘本身却很模糊，使人们很难辨别图绘中的具体环境营造特征，这些图绘就不能作为有效图绘。二是对于传统图绘尤其是山水画来说，画家出于构图、意境的表达需要竭力避免对营构物的完整刻画，在辨认时一定要把握如实原则，避免主观添加和臆断。三是对不同的图绘专题和图绘的具体内容给予适合的关注点。比如在我国传统社会，人居环境营造以院落式为主，但院落式又可以细分为墙院式、廊院式和合院式，不同的院落形式所塑造的景观意象各有不同。因此，对图绘中涉及到的建筑群，必须细析其院落样式，对于城市图不但要梳理、辨认图绘中的山水关系、街巷体系、建筑群空间布局，还要特别关注街巷构成元素的类型和数量、界面的形态和尺度。可以说，对上述几个方面的合理操作是保证教学和研究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其难点是对上述梳理和统计结论的缘由探索。该项教学实验中特别关注传统社会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方式对环境营造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环境营造和建设在很多时候是制度性的活动，是造成我国传统环境营造文化与西方环境营造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从传统人类生活方式的架构与变迁入手展开追本溯源式的理解和探究，更贴近中国传统环境营造文化的本质，能够引领学生更加准确地认知各类环境的价值与意义、把握环境营造的规律、弥补以往学习和探究过程中物质与情感之间的缺失，并避免学习和探究过程的过度抽象化。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此项教学实验普遍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和研究热情，不但提升了他们的美术专业素养，而且开启了他们从环境艺术设计的角度发现和探索传统图绘价值的视野。在实验过程中，学生逐步掌握了发现信息、统计信息和分析信息的基本方法。在提交的研究成果中，城市图专题小组比较分析了三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对不同时期的画家或国家政权理想中的帝都街道美学有了一定的认识；山水画专题小组通过对宋元以前图绘中的建筑布局的统计和分析，验证了在传统社会时期，廊院式是高等级建筑群惯用的院落格式，合院虽然早已存在，却一直是较为低级的建构形式，或是较低等级建构中作为廊院的一种变通形式。他们发现在唐代以前，廊院式格局及变体的使用区间较大，但宋元以后明显地出现了廊院使用区间下移和合院使用区间扩张的趋势。有些学生更是通过该项学习，开始有意识地将发现的信息与现实传统遗存进行联系和比较，在项目实践中有意识地运用掌握到的研究方法开展探索。比如一位学生在对某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和景观提升设计时，对于坍塌程度不同的民居和空地，根据各自的具体条件，选择了保留或弱恢复院落格局的策略。以“片畦”为设计概念将坍塌的民居和空地转化为菜园、花园、蜂园等，既满足了当代村民、游客的需要，也表达了传统村落鸡犬相闻的景观意象。 该项教学实验以传统图绘作为切入点，改变了以往直接将环境营造本体“拿来”的教学和研究方法，符合艺术生的美术教育背景；制定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避免了学生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以偏概全、重点模糊的弊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然，在这项教学实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收集到的有效传统图绘的数量较为有限，部分图绘的可靠性、完整性和系统性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对传统图绘中所包含的信息认知还需要更加深入地厘清和细致辨认；对形成某种营造模式的原因探求还停留在较浅的层面，相关探索刚刚起步。不过，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更加坚定了笔者在艺术硕士教育阶段长期开展对传统环境营造文化的追本溯源教育和研究的决心。 作者:宋鸣笛 单位: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硕士论文:中国动画艺术硕士培育形式 一、发现问题——高校动画人才与中国动画产业的错位 1.中国动画产业的现状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动画产业，为了使产业健康发展，一系列大力扶持政策相继出台。例如，《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等。各地政府也加大力度扶持当地动画产业，形式上推动了动画产业的发展。但是中国动画产业的观念滞后，体制瓶颈以及严重抄袭等问题尚在，现在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还不够成熟，没有形成基本的产业链。但是，不成熟的产业也同时存在着很大的机遇，如何使中国动画产业良好、迅速的发展起来，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优秀的动画人才。 2.高校动画毕业生在动画市场中所面临的问题动画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高素质的动画应用型人才，这批人是一部动画片的核心力量，决定了一部动画片的整体水平。而中国的动画人才正在逐步的流失。据报道，动漫前期规划和创作人才缺口非常大，我国目前培养的动漫人才以低端制作人员和高端纯研究人员为主，结构严重失衡，这也使我国动漫产业发展遭遇瓶颈。 二、分析问题——高校毕业生难于适应中国动画产业 1.动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1）原创型人才培养匮乏中国动画市场沦落为动画加工工厂的原因主要是原创型人才的匮乏，一味地模仿国外动画，并不是中国动画的成功之路。如何培养原创型人才是中国动画教育的一大问题。许多专家表示：高校只是培养了不少动漫制作、技术人才，他们的教学方式过于教条，禁锢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就形成动漫原创型、创意型人才极度匮乏的局面。（2）教学与市场脱节中国高校动画教学的普遍问题就是教学与市场的脱节，没有真正考察过市场，而是完全遵循课本的知识进行动画实验。这种闭门造车的做法，必然会使学生毕业后面对日新月异的动画市场手足无措。实践教学是学生在校期间与社会市场实践接触的最好机会，搞好实践教学是对培养学生的学习目的、学习意识、学习方法、专业技能以及就业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大多数高校动画产业的实践教学开展的并不理想，缺少真正的与产业接轨的实践教学。 三、解决问题——如何培养出适应中国动画产业的应用型人才 1.“产学研”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改革在中国动画高校教育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把产业动画的项目搬到学校里来实践。在学校成立产业教研室、工作室，可以联合多所动画高校，根据各自特长分配具体动画项目，让学生毕业之前就可以直接投入产业适应动画市场。并且与企业合作参与最新技术项目的开发与实践，确保学生具备较强的动手技能、创新的思维和广阔的视野。在达到专业制作水平后，对于在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对研究结论以实验短片制作的形式进行检验。最后对检验结果进行论文总结，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动画实践项目中去，形成教育模式的良性循环。 2.以动画产业需求制定课程标准对于新开设的动画专业艺术硕士培养课程应该根据动画产业的要求制定一个新的课程标准，这样才能确保高学历的动画人才在以后的动画产业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并能够远见卓识，高瞻远瞩的思考中国动画产业的长远发展。 （1）剧本、分镜头课程标准剧本与分镜头设计，都属于动画制作的前期流程，也是一部动画片的核心灵魂。这一部分是高学历的动画专业艺术硕士必须重点掌握的课程。动画剧本的课程要求动画艺术硕士在结课时必须按照剧本特点以及动画产业对剧本的具体要求进行剧本创作，剧本要求主题明确，以小见大，通过细节深挖角色性格特点，制造合理矛盾冲突。动画分镜头是动画项目中所有工作的依据，它不仅要求学生有较强的手绘能力来表现镜头，更考验学生对影视视听语言的掌握。这一课程对于高学历的动画专业艺术硕士尤为重要。对影视动画作品的特性充分了解后，才能更好地学习进一步的专业知识。 （2）动画造型设计课程标准动画造型设计课程的标准是要求学生能够创作出符合角色性格，并遵从动画整体风格的动画造型。动画企业对动画造型设计的要求实用性高，要求每个动画造型都能流畅的按照运动规律进行表演。对于动画专业艺术硕士来说，在设计动画造型时既要按照动画企业的严格要求，又要重点围绕动画角色的性格特点来设计角色。 （3）动画制作课程标准动画制作是中国动画高校教育最为重视的一部分内容，但是由于运动规律课程的枯燥、复杂，再加上市场上的动画师大多是没有接受过科班教育的从业者，薪资待遇也并不优厚，所以多数学生很难对其产生兴趣，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所以这一部分也是高校教育效果最差的一部分。动画专业艺术硕士应该熟悉掌握运动规律的特点，把握好动作以及镜头的节奏感。掌握这一部分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最好途径，就是让学生直接跟随动画项目制作，以商业标准作为课程标准，作为学生毕业后，进入动画企业的一个突破口。 （4）后期剪辑课程标准学生应该正确认识后期剪辑。剪辑与创意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有好的创意没有过硬的剪辑手段，就无法表达出自己的创意，反之再好的剪辑离开了创意，就只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特效手段了。该课程要求动画艺术硕士运用自己熟悉的软件对同一视频素材进行不同节奏，形式的镜头组接，并且能够表达出不同的故事与情感。这样才能全面的掌握后期剪辑，适应动画企业对后期剪辑的要求。中国动画教育如何培养出真正的动画人才，归根结底还是要立足就业，培养有专业特色的动画人才，才能弥补当前中国对动画人才需求的缺口，从而提高动画专业学生的就业实力和专业特长。在开设动画艺术硕士后，为我国培养高素质动画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定位好高端动画人才，制定科学的动画培养模式才能依靠动画人才提高国产动画的质量，带动国内动画市场。 艺术硕士论文:对中国艺术硕士教育模式的探究 摘要：自2005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以来，我国的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点的数量逐年提高。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培养质量上。都有实质性的发展。但是在提高和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以对艺术硕士教育模式的现状为立足点，找出问题所在并对其进行反思，希望对我国艺术硕士教育模式的发展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艺术硕士 教育模式 实践型 应用型 一、稳步前进的中国艺术硕士教育 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事业，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健全和完善国家艺术专门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和艺术事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艺术专门人才。2005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我国32所高等院校作为首批艺术硕士试点单位，开始了招生工作。 从2005年到2009年，我国已经有102所院校招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至2012年，全国专业硕士招生比例已经达到30%，2015年已经超过50%，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实践型高层次专业人才。处在探索中前进的我国艺术硕士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点已经初步形成规模，招考体系愈加规范、培养体系也逐步完善。 二、中国艺术硕士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艺术硕士教育的发展有目共睹，但是毕竟创立时间短，培养体系还不够成熟，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院校和招生人数大量扩招，体制保障未得到相应提高 2005年，全国首批招收艺术硕士的高校为32所，经过十年的发展，到2015年全国有200余所高校设立艺术硕士学位点，招生人数也直线上升，但相应的教学质量和保障体系并未得到提升。比如专业学位的导师队伍并不十分“专业”，在艺术硕士的培养方面，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理论型教学层面，与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没有清晰的区分开。艺术硕士是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根据这个目标要制定相应的培养方式。校外的实践基地也必不可少，但是目前大部分高校实践基地的设立并未得到保证。在艺术硕士的教育教学管理方面，学生越来越多，而相应的学科基础、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甚至还停留在原地，成为限制艺术硕士教育发展的短板。 （二）招生选拔制度不完善，“学术”与“专业”界限模糊 艺术硕士在招生和选拔方面，应该更关注学生的实践性和创造性，要与学术型注重理论这方面相区别开。虽然现在艺术硕士和学术型硕士的考试科目如英语在初试中有了区别，但是在复试中，学术型和专业型的考试内容并没有区分开来，也没有一些规范性的复试内容库。在应试教育这个大环境中，考生们一味的追求考试分数，于是就出现了初试分数高的考生，专业却很弱，而专业水平强的考生，却因为初试分数不佳而未能被选拔进来。所以在艺术硕士招生选拔制度方面，初试和复试，都该形成规范的制度体系，将学术型和专业型考生的界限区分开来，这样才更有利于艺术硕士的选拔。 （三）培养体系不完善，管理模式陈旧 在艺术硕士培养方面，如何培育“实践性和创新性”高层次人才，与市场所需人才相匹配，是首要目标。但是目前在艺术硕士培养方面，各个院校少有形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系统性的艺术硕士培养体系。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对具体专业方向的定位不清晰，专业要求不到位，课程内容空泛都是培养体系不完善的表现。在研究生管理方面，一些高校的管理模式还和本科生管理模式一样。高校艺术硕士数量上的盲目扩招使学生数大量增加，而很多高校的研究生管理人员都是兼职，缺少专职研究生教务管理人员的直接后果就是管理效率低下，这些都制约了艺术硕士的教育培养体系的发展。 三、如何改进中国艺术硕士教育模式 1.与国际接轨，学习先进的教育模式。我国的艺术硕士起步较晚。我们起步的同时，欧美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就已经形成了体系比较健全的艺术硕士培养制度，美国的大多数综合性大学都设立了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点，对艺术硕士培养标准都有详细的制度规定。在培养方面十分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毕业标准和学位论文中十分注重设计作品和创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创作能力。虽然目前我国艺术硕士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也逐渐规范，但是在熟练的实际运用方面还有路程要走。 2.培养过程中坚持以理论指导实践，加强对专业硕士理论素质的培养。艺术硕士和学术型硕士并不是相对的，学术型硕士要求理论知识为主，但是艺术硕士也不是一味的以实践型为标准进行培养，艺术创作的长远发展离不开艺术理论的支撑和熏陶，加强艺术硕士的文化理论培养，有助于艺术硕士在专业实践的道路上越走越长远。 3.搭建实践平台，实行院校和企业合作教学，大力发展校内艺术硕士实践基地，对艺术硕士的培养空间放至校外、省外、甚至是国外。学校和导师都可以将网络媒体运用起来，让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远程教学等方式学习国内外一些先进的艺术专业课程，还可以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全国的艺术专业比赛和各种学术交流。加强与国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创造条件让学生走出国门，感受不同文化和体制下的艺术硕士教学氛围，提高专业和实践水平。 对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模式的完善，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客观需要，对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繁荣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应该加强对艺术硕士教育模式的重视，为社会培养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实践创新应用型高层次艺术人才。 艺术硕士论文: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探究 摘要：随着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社会对于高层次艺术人才的需求量逐渐增长，现有的人才结构已经无法满足实际发展的需求，高级艺术人才不仅需要具有较为扎实的艺术理论知识与技能，更要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逐渐在发展中担起了培养复合应用型高级艺术人才的重任，并在发展探索中逐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其培养模式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及时地进行改革，从而为我国培养更多的高级艺术应用人才，推动我国艺术文化事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不足之处，并进一步探讨了改革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途径。 关键词：全日制艺术硕士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过近几年的探索与发展，在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缺乏成熟理体系的指导，在培养模式方面仍旧表现出一些不足之处，影响了我国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因此应该构建完善的培养模式，以推进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持续发展。 一、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不足之处 1.发展规划目标不清晰，报考的动机不纯。我国社会长期以来受传统中重学术轻实践的观念影响，导致很多考生的报考动机不纯，大多数考生报考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自身的学历而谋求更大的发展，而只有少数的考生报考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身的实践应用能力，这就违背了我国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设立的初衷。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向社会输送大量的复合应用型的高级艺术人才，以更好的适应社会文化发展需求，但是各个培养院校并没有明确发展观念，甚至没有制定明晰合理的培养规划以及发展目标，导致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发展不成熟，所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很难得到文化艺术单位以及社会的认可。 2.课程设置安排缺乏科学性。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能够为艺术领域培养更多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依靠合理安排课程设置来实现，但是在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其课程安排缺乏科学性。而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于我国来说属于一种新生的事物，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需求而设置的学位，其目标是为社会提供复合型应用型高级艺术人才。也正是由于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我国设置的时间不是很长，缺少相应的培养经验，在培养过程中主要采取传统的艺术学硕士的培养模式影响，培养课程设置上与艺术学硕士课程设置出现了雷同，这不仅会使全日制艺术硕士课程设置缺乏职业特色，而且可能由于理论性课程设置较多，而使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掌握，无法实现培养与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另外在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计中某些课程内容未能根据学科领域的发展而及时更新，导致课程内容相对陈旧，即使掌握这些内容也无法很好地应用于实践当中，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对教学质量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3.专业导师队伍整体水平有待提高。随着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的逐渐扩大，原有的导师队伍建设已经无法满足实际发展需求，这给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造成很大的困难，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与科学学位研究生区别在于需要双导师进行辅导，既要有学术水平较高的导师辅导学生的基础理论，又需要艺术专业实践导师辅导学生的艺术实践，但是由于艺术院校导师人数不足、经费不足以及忽视对实践能力的培养等原因，学校并没有专门安排或者较少安排校外具有丰富艺术实践经验的导师，再加上校内艺术专业导师基本上是直接从学生过渡到导师，自身的实践能力不足，对于目前艺术领域的发展行情并不是很了解，因此所培养出的学生有可能由于脱离了实践而无法成为复合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二、改革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途径 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社会文化繁荣培养大量复合应用型高级人才，以促进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因此培养的质量直接关系着社会文化繁荣发展的程度，因此要逐步改革培养模式，使培养质量得到提升。 1.明确培养的方向，确定科学的培养理念。明确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方向是提升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目前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所招生的主要对象是全日制应届艺术本科毕业生，这些学生的实践经验以及工作经历并不是很丰富，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认识不够，很可能无法认识到自身的专业与工作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学生的学习目标也不是很明确，他们更加关心自身的学历与知识能够为自身今后的就业带来的实惠，针对这一情况需要培养单位明确科学的培养方向，制定科学的发展目标，既不能够偏离全日制专业学位所具有的特色，更要突出所具有职业特点。而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需要摒弃传统中的重学术轻实践的思想观念，根据艺术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规律以及市场发展需求为导向，确定发展的方向，促使培养的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培养更多的复合应用型高级艺术人才，满足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 2.对课程设置进行合理优化。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更应该主要突出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因此在课程设置当中可以适当地增加艺术实践类课程，基础性课程可以根据培养目标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减少，对于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来说其专业基础性内容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而且学生在本科阶段课程主要是基础性课程，而实践机会相对较少，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不是很高。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攻读阶段有必要增加实践类的课程，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有效增强，从而实现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专业设立的最终目的，培养出优秀的艺术高级人才促进社会文化得繁荣发展。 3.加大实践基地的建设力度。实践基地是学生提升实践能力、培养社会适应能力的主要场所，因此在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尤为重要，各培养院校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适当地增加校内实践基地建设的投入，完善校内实践基地条件，并要完善实践活动制度，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职业环境氛围。其次逐步拓展校外实践基础，可以加强与校外对口行业之间的联系，学生可以在校外实践基地完成实践教学环节，比如说：音乐艺术院校可以与国家级或者是省级的大剧院、音乐厅以及专业乐团乐队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利用演出平台增加学生锻炼实际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另外也可以高校与高校之间共同联合共建实践基地，从而更好地发挥各自的培养特色，提升培养质量。 4.提升导师队伍整体水平。导师在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培养院校要重视提升导师队伍整体水平。培养院校要健全双导师制度，校内导师可由培养院校直接培养，校外导师可以由经验丰富或者是具有高级职称的文艺专业导师或者团体来共同指导，从而增强导师队伍的学术含量以及表演实践能力等。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主要有校内导师完成，比如：研究生的基础课程、学位论文、写作答辩以及专业技能等，校外导师主要负责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形成校内导师为主、校内外导师共同参与的局面，进而有效地提升培养质量，培养出复合应用型高级艺术人才满足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需求。 总之，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培养出更多的复合应用型高级艺术人才，促进我国文化艺术的繁荣，这就需要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院校要明确培养的方向，确定科学的培养理念，对课程设置进行合理优化，加大实践基地的建设力度，提升导师队伍整体水平，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并符合我国国情的培养模式，促使我国社会艺术文化的繁荣发展。 艺术硕士论文:艺术硕士教育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摘 要： 艺术硕士专业的设立，为社会各界从事艺术生产和创作的中青年艺术家搭建了理想的平台。他们冀希望在艺术院校得到更有针对性系统教育，使自己的艺术素养、审美能力、艺术理解能力、艺术创作水平有一个新的突破。 关键词: 艺术硕士；人文素质；创新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FA）教育，属于高层次艺术人才培养体系，是我国艺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的设立，为解决艺术领域内大量优秀艺术家，获得与其能力及贡献相称的文化身份，架起了一座金色的桥梁。作为文化艺术人才摇篮的艺术院校，利用其人才培养、艺术创作、艺术科研等方面的优势，开展艺术硕士教育，对教学双方来说无疑是极好的机遇。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至今已招生三届，共75名美术专业学员入学，其中雕塑、国画、油画专业人员有50多人，此外还有版画、书法、设计等相关专业的美术人员。在这批学员中从事美术教学的高校教师和文化部门专业人员占60%以上。他们有机会进入艺术殿堂接受教育，心中充满喜悦，有着非常明确的学习目的，迫切需要在理论修养、艺术实践、风格培养、艺术创新等方面得到提高和加强，努力使自己的艺术素养、审美和创作能力有一个新的突破,为今后的艺术发展之路注入新活力。 一、艺术硕士教育需要“广博至深”的人文素质 艺术硕士作为新类型的研究生教育，其所教育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各界从事艺术生产和创作的中青年艺术家。他们有比较扎实的专业技能，实践性和应用性都比较强，需要多方面理论知识来滋养和充实自己。注重人文教育是大学永恒的使命。徐悲鸿先生常说：一个画家，不仅要有坚实的绘画基础，同时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胸襟开阔，以洞察万物，研究事物的奥妙细理，理解客观的规律。这样才能做到尽精刻微地表现对象，达到艺术的极致。为此，艺术院校应当注重把专业理论教育与人文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作为一名合格的艺术硕士，必须具备综合的人文素质，包括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高尚的理想情操；广博的理论知识；精湛的艺术才能；健康的体魄和心理。素质越高，获取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越强，抗拒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越强。19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曾认为，受到完备的人文教育会使人“拥有受过教养的心智,精致的品位,正直、公平和冷静的头脑,以及生活行动中的高贵而又有理性的姿态”。我想每个学员都希望通过几年的学习，使自己成为“具有一种经过训练的理智，一种文雅的举止，一种高尚的和谦恭的行为，能够把自身的美好散布到周围四方”。 南京大学美术学院在培养艺术硕士上充分依托其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深厚文学、历史、哲学背景，把人文素质教育纳入整个课程体系之中，重点培养学员的综合素养。学员入学之初，他们就比较系统地向大家介绍学校的历史、学校特色和影响，组织学员参观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把“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作为入学第一课，以增强学员的认知度、荣誉感和使命感。利用南大自身的资源优势，邀请相关学科的专业导师、教授进行讲座，拓宽视野，活跃思维和创造能力。主动帮助每个学员办理图书借阅证，引导学员合理安排时间，实施有计划的阅读，使大家在阅读中陶冶情操，提升精神境界。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吴为山教授认为，就艺术硕士而言，不是进行单一的知识积累和技能培训，而是侧重于培养学员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只有受到良好人文教育的人，思想才有超越意识,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更好地发挥美术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功能。 二、艺术硕士教育需要“与时俱进”的艺术实践 艺术硕士凭借多年专业岗位的炼就和成熟，他们对艺术实践的认识和理解有一定的深度，但更需要一种与时俱进的实践能力，一种在理论积累、心胸开阔、眼界拓宽后的实际运用。他们渴望借助艺术院校的平台，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渴望在艺术实践中通过智慧的双手，把握和驾驭艺术之舟，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优秀作品，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作出贡献。 毫无疑问，这对艺术院校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如何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突出“实践性”。德国包豪斯艺术设计学校创建初期，教学上采用“双轨制教学”，即每一门课程都由一位“造型教师”和一位“技术教师”共同教授，使学生共同接受艺术与技术的双重影响。如今在高校系统出现的“理论教学”和“工作室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应当说很有现实意义。南京大学美术学院在培养艺术硕士实践能力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艺术硕士教育的实践性，有效地将传统意义的讲授课堂，由平面的教学形式改造成立体化，打破以艺术表现的单一教学模式。一是在课程设置上紧扣专业特点，强调应用性和广泛性，合理规划核心课程、方向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二是在教学方法上采取课堂讲授与集体训练、艺术实践等相结合的方式，把书画理论与实践融合在一起，做到有的放矢，深入浅出。授课教师不仅有校内高水平的艺术家和学术理论专家，也有在实践上有丰富经验的各艺术门类的领军人物。三是在师生关系上注重协调统一，老师个人工作室随时向学员们开放，使艺术教育更加完善、和谐和有效。学院着眼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千方百计地让学员们接触最新的艺术动态，把学习到的具有应用价值的新鲜技能，吸收到创作实践中。积极鼓励学员除了集中学习之外，利用工作岗位之需或节假日参与社会实践，教学成果比较显著。就读于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的艺术硕士杨振庭，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早已在美术教育界有了一定的名声，并且在徐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担任副院长、硕士生导师。用他的话说，“很珍惜这样一个好的学习、交流和实践的机会，不仅提高了绘画技巧，绘画理念和情感也上了一个台阶”。 三、艺术硕士教育需要“张扬个性”的风格培养 个性是艺术作品的生命，没有个性的艺术品是没有感染力的。所以，追求作品的创造性成为每个艺术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当前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极大地丰富了学员的视角。要想在艺术殿堂成长进步，学员就必须在学习老师、名家、大师的同时,又能凸显自己的个性。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亨利•克劳德•古索认为，学校应该培养各种年轻艺术家，教授他们国际范围的艺术内容，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解读这些文化。最终，在共性文化圈下，年轻艺术家能更清晰地认识本土传统文化，拥有独特的文化个性。 优秀的艺术家不但能够全面地掌握绘画技术，而且在其艺术表现中有着十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创作风格，往往统一于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之中，是艺术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艺术作品在艺术上的成败、优劣的重要标准和尺度。有专家认为，在绘画艺术领域里成为一个一流的画匠很容易，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就不那么简单了。若称之为大师仅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还不够，同时还要建立起独立的艺术体系与艺术理论，这就需要画家在此基础上，还要具备深厚的文、史、哲等其他学科的知识，才有可能登上大师的台阶。现代著名中国画大师陆俨少以书法线条入画，傅抱石的散笔皴法，李可染的大胆泼墨等等，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因此，如何才能将艺术硕士教育更好地定位于高层次的人才，必须善于发现和把握他们的个人风格特点或形成其个性特点的倾向，做到因势利导，在未来的艺术作品中创造自己的艺术语言，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艺术个性是创新的起点，教学时应当尊重学员的个性，贯彻个性化教育。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针对学员来自工作一线，有一定资历和阅历的特点，在集中辅导的同时，还根据各个人不同专业、不同业绩、不同特点加以个别指导。每次集中授课都要求学员带来自己的习作，并适时进行点评，甚至启发大家共同讨论，允许各抒己见，帮助分析优势和不足，以促进其个人特色和风格的形成。 四、艺术硕士教育需要“超越自我”的创新能力 创新是所有艺术院校承担的历史责任。艺术院校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艺术硕士教育的核心与源泉；把崇尚学术、勤于实践，大胆质疑、敢于批判，突出个性、勇于求新，作为新时期艺术家追求的目标。当然，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难做到的是艺术家的清明意识，尤其是对自我局限性的超越。如何才能超越自我，唯一的出路在于创新。 营造创新环境。良好的创新氛围对人的精神、气质、心理、行为有着启迪和影响作用。艺术的繁荣需要文明和谐的社会条件，需要没有人为的限制和禁忌，需要各种创新思维的艺术实践能够得到包容和尊重。因此，艺术院校要努力营造一个积极向上、自由活跃、平等交流、和谐奋进、相互学习、相互激励的人文环境，引导学员坚持主流文化价值的认同、追求真善美，正确对待当前美术界出现的思想迷惘、人心浮躁、热衷炒作的现象。 培养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思维，是构成创造力的核心内容。培养和激发学员的创新能力，必须要有牢固的创新意识，这是培养服务于社会的高素质艺术人才的先决条件。“其命唯新”是傅抱石先生的毕生追求。他不仅探索形式上的“新”，而且注意表现内容上的“新”,许多反映新生活、新建设的画幅，在他笔下清新隽永，寓于时代感。当然提倡创新绝不是丢失传统，只有立足于对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基础上的创新，才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副校长田渊敏男说：“现在艺术界都在朝创新发展，但不保留传统怎能走向创新？就如日本的动漫，虽然世界闻名，但这些优秀的动漫作品都是传统下的产物，在这些动漫作品背后都能发现日本‘江户时代’传统的影子。”艺术需要兼收并蓄，需要面向国际，但必须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特征。 探索创新方法。没有创新观念和意识，没有科学的训练方法，其创造潜力难以被充分挖掘。因此，创新必须从教学方法改革入手，将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方法转变为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研究式等教学方法，以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需要在实践中磨砺，在创作中提高。南京大学美术学院适时组织学员到大自然中去、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行写生创作，师生一起共同参与、共同学习、共同讨论，使学习的形式更加生动活泼、更有新鲜感、更能激发创新的智慧。 搭建创新平台。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依托江苏省美术馆、江苏省国画院等艺术单位，建立社会实践基地，让学员参加一些重大的社会服务活动。学院及时通过各种渠道通报全省、全国和国际性的书画艺术竞赛和学术交流活动，鼓励师生深入创作，以优质一流的作品积极参与。2007年，学院在江苏美术馆举行了名为“意象金陵”的教学汇报展，学员们的作品无论是在传统的继承上还是创新上，均呈现出新的气象，在江苏美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吴为山教授深有感触地说：“艺术硕士的培养带动了学院整个研究生层次的教学，使得学院的学术气氛和实践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艺术硕士论文:艺术硕士教育课程设置与小剧场歌剧实践 摘要：随着我国教学体制和学位制度改革的深入，一批具有特定职业背景的学科先后引入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模式培养，2005年开始设置了该专业，其培养目标是高层次、应用型艺术专门人才，学科领域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教学水准和培养目标上都更符合学科的规律，属于我国艺术学科自身的一个硕士学位，是与国际接轨的艺术表演与创作领域的专业学位，艺术硕士学位教育使艺术类研究生教育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关键词：艺术教育；音乐艺术；艺硕课程；小剧场；歌剧创作；排练；教育实践 艺术硕士声乐表演专业在欧美国家是一个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课程，在美国多数综合大学的艺术院系都有设置，课程注重以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艺术创作技能和表现技能来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并即时修订最切合实际的教学计划使课程内容丰富多彩，毕业以作品展映和演出为主，结合演出再完成专业艺术分析总结论文给予学位。奥地利维也纳音乐表演大学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在本专业课程设置上实践课占80％。我国从2005年开始设置艺术硕士专业，培养目标是高层次、应用型艺术专门人才，学科领域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全国各艺术院校的硕士点根据本校的软硬件设施，开设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课程，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毕业生，董卿、朱军、王宏伟、孙砾等目前活跃在舞台的年轻艺术家都是艺术表演专业的首批硕七毕业生。20t0年5月，教育部在国家大剧院举行音乐院校艺术表演硕士研究生展演活动，并取得了很大反响。 2009年底，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河北师范大学终于成功申请了艺术表演专业硕士授于点。如何根据现有的师资力量设置一套科学创新内容丰富开展新颖的声乐表演课程体系是当务之急。 一、课程设置 本课程内容设计原则均以能反映发展方向重点为目标最大特点为领域方向课和选修课，学时量非常大。声乐方向课程中还应设立中国音乐欣赏、外国古典时期的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舒曼、舒柏特等专家的声乐作品研究等等。 1、共同必修课。研一、研二、研三：马克思文艺理论、艺术概论、音乐表演美学、英语。2、专业必修课。研一、研二、研三：声乐技法、声乐与表演理论、声乐作品背景解析、意德法艺术歌曲演唱、中国民族歌曲演唱、音乐会的设计表演、外国声乐发展史、中国声乐发展史。3、选修课程。整场声乐演唱音乐会设计、音乐会声乐伴奏合练、声乐表演的录音录像、音乐视觉听觉研究、表演艺术化妆与服装设计、舞台形体训练。 研究生使用的专业教材为国内正式出版的权威性教材。课时安排为每学期38课时，第1、2学年主要倾向技法教学，提高其演唱能力，第3学年着重理论研究，辅导学生完成及论文写作。声乐演唱是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本文希望通过各种音乐技巧包括钢琴、听觉训练、合唱、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配器法、中外音乐史、音乐表演与剧场，特别是对本民族的音乐特点作深刻的了解，还要求学生具备广博的文艺知识和美学修养，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培养出合格的高层次艺术人才。 准确定位、规范管理、积极探索、稳步发展，我们培养的目标是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没需要的高层次类型、专业性演唱人才。大量设置方向性课程和丰富多彩的选修课，注重学生的专业修养和表演的训练，在以实践为主的基础上，通过对一系列课程的学习，提高个人的表现能力和创作研究能力，课程鼓励和教育学生在表演中应用创新举行不同方向的专业比赛，一些顶尖课程可聘请国际上享有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参与，通过对该系列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思考、实践和理论能力，从而对表演艺术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广泛搜索同内外本专业资料，整理出题纲后组织本系十位硕士生导师进行反复讨论、论证并加紧同国际、国内的同行进行交流，借鉴优秀的教学方式方法。既要保持传统的培养模式，技法实践课程占一半，又要积极进行课程开发，增加声乐作品演唱技能，创作表演和唱片录音，增加了对硕士生导师的专业教学水平的更高要求，特别是舞台表演的经验。 新课程设置的创新点在于大量设置了专业方向课程和选修方向课程，知识能力统一，音乐性与技术统一，感性与理性统一，教育过程与教学效果统一。在部分专业巾推行工作室制，增强教师教育教学，作曲、演唱、演奏、表演等能力，使培养的学生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才并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素质。为了保证和提升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借鉴国外院校先进经验结合本院实际，以立足研究，强化和满足利：会人才需求的三项原则，我们定期调整完善各专业研究方向的培养方案，加大艺术实践的学分，定期聘请国内外专家来院讲学，指导排练等实践作品，定期举办研究生沙龙、给导师传授和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平台，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与表演奖项，要成为学分，奖励表演类导师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强化全体导师的带教责任、有效提高研究生的表演能力。以上定为艺硕教育的新导向。 二、小剧场歌剧是表演专业艺硕实践的最新途径 与传统大歌剧相比，小剧场歌剧具有一种天然的活力和亲和力，演员近在咫尺的表演能够让观众更直观体验到歌剧的魅力。打造别致的小剧场作品，也是希望为观众展现歌剧艺术的多种可能性。小剧场歌剧，顾名思义是相对于传统大剧场歌剧而言的，其特点是表演空间小，二是演员与观众接近，二三是先进性强，经典故事“摩登”演绎。 歌剧是将音乐(声乐与器乐)、戏剧(剧本与表演)、文学(涛歌)、舞蹈(民间舞与芭蕾)、舞台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通常由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舞蹈场面等组成(有时也用说白和朗诵)。大型的完整的歌剧表演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歌剧的故事情节和艺术特点。使人震惊。但是，由于大型歌剧在场景布局等资金方面投入太多的局限性，使得小剧场歌剧更适合我们艺术硕士生的接触和排练。 所谓“小剧场歌剧”，是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兴歌剧样式，它与西方的“室内歌剧”和我国的“小剧场话剧”都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所谓“室内歌剧”，是20世纪上叶出现的、为较少演员和交响乐队而作的，适合在比大剧院气氛更亲切的小型场所演出的一种歌剧样式。它是在坚持西方传统大型歌剧的审美取向和创作原则基础上的一种变体，它和大型歌剧一样，离不开宏大叙事的话语系统，离不开复杂而具有高度戏剧表现力的音乐声响系统，且从不排除在大型场所演出。相比之下，小剧场歌剧则不然，小剧场歌剧有“角色少”、“乐队小”两个特点。剧中演员角色少，表演空间小，演员与观众近距离。在“小剧场”里，特定的狭小空间可以使舞台与坐席的界线模糊，可以使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拉近。因此，对于“小剧场”关于“小”的追求，导致创作理念的深层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将促使“小剧场”作品的戏剧结构、话语系统、音乐写法、舞台调度、演唱状态，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灯光等等方面的相应变化。 艺术硕士排练小剧场歌剧表演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演员表演上的要求。 (二)演唱表演形式。可以使用对话或旁白、或者可以彻底取消宣叙性吟唱，这样就更有利于推动故事情节展开、加快戏剧节奏、方便时空转换，使得观众可以彻底在狭小的空间里迅速适应场景的转变，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 (三)诵者。可以加入一个特殊的角色，即“诵者”。对于“小剧场歌剧”而言，诵者这个角色不仅可以弥合情节板块交替时可能产生的“结构缝隙”，同时也给戏剧结构和舞台呈现注入了有意味的变化。诵者在舞台上可以担负双重使命：或是上舞台扮作剧中的人物，或是在台上旁白，无论他在哪个位置都始终是只说不唱。他的作用有三方面： 第一，诵者的独白或角色性对话，可使主要角色以对话代替宣叙调的做法更为合理。第二，由于有了诵者，歌剧的开展获得了极大的时空自由。各种场景的转换，仅由诵者的寥寥数语就能很好地完成，短短几句话，就可以引出一个重要的事件或意义重大的背景，可减少场景布置的投入。第三，依照剧情的开展可使诵者变换身份，给同在舞台上的乐手能适时参与剧情找出了依据。诵者在舞台上变换身份的即兴表演，可以使剧情表现、发展得更自然。 (四)音乐的处理。音乐作品要尽可能争取更广泛的听众，是大多数作曲家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音乐在歌剧中发挥着到头生分的作用。在符合剧情内容和剧本风格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音乐效果与大众审美习惯间的距离，让歌剧也能成为更多人可以且乐意欣赏的艺术。 (五)人声技巧的运用。歌剧中，特别是以独唱、重唱为主的歌剧，人声的技巧处理运用是十分重要的。人声的处理要细致，包括节奏长短、气息转换，词曲结合、调性变换、密度变化等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声或声乐技巧，有难有易，才能更广泛地被观众接受。 小剧场歌剧演出实践的优点一是在于它与学生近，易沟通，感染性强，容易引起观众共鸣，二是学生学习压力大，小剧场话剧节奏轻松，大都选材于现代都市生活，小剧场话剧小舞台制作，小投入创作，周期短，形式活跃，检验了成果，激发了学生对歌剧的浓厚兴趣，同时对于强化学生表演综合技能与创新思维的训练，为学生未来的歌剧表演打下基础。 艺术硕士论文:服装专业艺术硕士教育创新模式研究 摘 要:对中国服装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进行分析,探讨了如何加强对服装艺术设计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特别是以服装板型设计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出我国服装业急需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服装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教育;板型设计;创新能力 当前中国服装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面临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如何与社会需求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还在于改革现有的培养制度中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改革培养模式,推进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当代科技和人才竞争的重要阵地。服装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教育要求研究生了解学科发展现状和动向,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内科学研究,教学工作、独立担负专门研究工作能力。具有较强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既具有国际文化视野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艺术理论修养,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研究型人才。 一、中国服装艺术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现状 在中国,服装设计专业进入大专院校是从1982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设了国内第一个服装短训班、1983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开设了服装教育的第一个本科专业开始的,她们引领了中国服装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20多年以来中国的服装设计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的服装设计师和专业技术人才。全国服装企业中出自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优秀人才比比皆是,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设计与技术队伍。设计教育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已成为服装产业迅速发展的生力军。服装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从起步到发展,仅仅只有几年的时间。服装专业由于受美术教育的影响较大,服装设计专业教学重视服装画及其表现手法,轻视服装板型与工艺,存在教学内容陈旧、课程内容设置与社会需求不相吻合、毕业生就业后不能直接进人生产的各个环节等一系列问题。加上研究生招生主要考核的是英语和政治,加试专业,导致所招研究生的专业水平普遍一般,专业水平相对高一点的本科学生,由于英语成绩不佳,而考不上研究生,因此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有的学生,根本不是服装专业的本科生,由于英语考试成绩不错,居然也考上了服装专业研究生。也就是说,考上研究生的学生,并不一定是服装专业中专业水平真正拔尖的人才。在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中,由于重复的多门文化课程的学习,没有能够让研究生静下心来研究专业,研究生毕业以后,还是面临就业难的问题。面对新的形势,中国服装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模式必须加快改革,打破原有的旧模式,调整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其培养目标。 二、研究生板型设计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一是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二是科研工作能力的培养。除了专业学习以外,全日制研究生一般都采用学术型的培养模式。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第一个目的实现一般是通过课程教学来进行。因此课程教学依然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服装专业研究生而言,服装结构设计是一个中间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是款式设计得以实现的结构基础,是服装立体造型的平面展开;另一方面它是服装加工制作赖以进行的物质技术条件。因此,服装结构设计的质量如何,将直接影响服装成品的品质。正是服装结构设计这种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之被纳为服装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的教学旨在使学生系统地学习结构设计的理论,包括对人体及其与服装关系的研究、基本纸样、省、各部位结构设计。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涵盖了数学、力学、人体工程学、造型学、美学、传播学、材料学、市场学等。服装结构设计作为服装设计专业的三大主干课之一,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质量,同时也直接影响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原理、相关结构线服装结构设计作为服装工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款式造型设计的延伸和发展,又是工艺设计的准备和基础。它要将服装造型设计所确定的立体形态的服装轮廓造型和细部造型分解成平面的结构衣片,揭示出服装各部位的形状、数量吻合关系,整体与局部吻合关系,修正款式造型设计图中的不可分解部分,设计出各处的结构合理关系,从而使服装造型趋于合理完美。可以说,结构设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服装的品质,所以很有必要对服装结构设计的难点进行归制版师必须从中理解设计师究竟想表现些什么 ,并把它变成技术性的图纸 ,使它最终成为立体的、动态的时装。即是说 ,服装制板师的责任是将服装设计师的理念转化为可现实操作的服装样式。一个成功的设计师身边 ,必有一个与他心意相通的结构设计师。从这个意义上说 ,服装结构设计师是服装设计与生产的桥梁。服装结构设计师在当今社会里人们俗称板师。20多年以来,由于受艺术教育的影响,从教师到学生对服装设计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服装板型的设计,导致我国的服装业高水平的服装板师奇缺。严重制约我国服装业的发展。服装专业研究生在板型设计方面知识欠缺。因此,加强对研究生板型设计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三、建立适应中国服装行业人才需求的针对性教育模式 创造学的创始人美国创造工程学家奥斯本在1941年出版的《思考的方法》一书中提出创造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有三点,创造力的探索;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创造型”人才的探讨。“创造型”人才知识面广,思路敏捷,预见性强,有胆有识,不守陈规,自信心强,有责任感,坚忍不拔。有的研究者指出,“创造型”人才应有敏锐的探索问题的能力,统摄思维活动的能力,经验移位的能力,侧向思维的能力,形象思维的能力,联想的能力,博闻强记的能力,灵活思维的能力,较强的评价能力,“联结”和“反联结”的能力,科学预见的能力,运用语言的能力和善始善终的能力。服装专业研究生在读阶段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手段是参加学术研讨会或学术报告,以及大量地收集和阅读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献。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接受最新服装知识,掌握国际研究前沿最新动态,研究生若能从相关的论文或专著等文献中获取和整理出系统的知识,那么研究生的综合与归纳能力必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服装专业研究生在板型设计方面的探讨研究,首先要定位。服装分类比较细,大至分男装、女装、童装、针织服装、内衣、羽绒服等几个类别。在板型设计要求方面,是大不一样的。除此以外,即使选择针对女装板型进行研究,最好在细一点,是女上衣、还是裙装、裤子类。选题尽可能小一点,把问题研究透彻,才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很多研究生由于选题过大,导致无法展开,说不清楚,最后反复改选题,浪费了很多时间。最好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一个问题。很多国外的著名品牌的服装,市场卖价高,除品牌本身的价值以外,那就是服装板型好,消费者穿上身效果非常好,我们应该注意这个事实。 韩国服装专业研究生培养也有我国的类似问题,但是,他们在大型服装企业的支持下,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经验是,第一年跟着老师学习,第二年开始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导师根据研究生的贡献,给以适当的报酬,激发了研究生的学习热情。第三年,研究生就开始承接项目自己单独完成。研究生毕业以后,很多企业需要,有的甚至提前预定。笔者就相关问题考察过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在他们看来,一件衣服有十几种方法可以裁出来,用什么方法裁,能够又快又好的打出优质板型,是需要深入细致研究的。他们的经验归纳起来有六点:一是培养目标明确。二是重视实践环节。关注教学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聘请企业经理参与教学,由主讲老师给定讲课内容,企业经理则根据要求准备,他们的讲课直观,生动,形象,尤其是大量的鲜活案例和生产案例,比单纯的理论更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学校通过各种途径让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与企业进行联系。三是教学形式多样化。一般大课在阶梯教室授课,再进行小型的讨论,以学生发言为主体,教师做指导点评。四是互动教学与启发性教学相结合。五是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意识。六是教学规范化。 四、结语 中国服装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起步晚,有较多的问题需要探讨研究,对于选修方向是服装设计与板型研究的研究生而言,只有加强对研究生板型设计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他们少走弯路,才能更好地改变中国服装行业高级服装板师奇缺的现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国服装产品的附加值,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艺术硕士论文:德国MFA教育对我国艺术硕士培养的启示 摘要：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在MFA教育上有着鲜明的特色，在人才培养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学位授予考核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创新，成为国际MFA教育的典范。解析其在MFA教育上的成功做法，不仅可以为我国艺术硕士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而且对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学位点评估等诸多方面提供有益经验及启示。 关键词：柏林艺术大学；MFA；教育 MFA，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英文名称为Master of Fine Arts，简称MFA。其涵盖的范围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设计、电影、新媒体等诸多艺术领域。德国艺术院校协会（The College Art Association）对MFA的培养规格有着明文规定：“MFA，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专业硕士水平及能力的证明，在艺术教育领域，它却是一种最高学位，其含金量并不低于学术型的硕士及博士学位，因为MFA获得者不仅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并且还具备超越常人的艺术创新能力。”[1] 德国柏林艺术大学是位于德国境内柏林州的一所标准艺术类综合性大学。虽然学校规模不大，但是办学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696年。柏林艺术大学目前涵盖了绘画、艺术设计、音乐、表演等多个艺术门类；人才培养层次较高，类型齐备；学科覆盖面广。MFA教育在德国开展最早，无论是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学位授予的考核环节上都非常有特色，考察并分析它在MFA教育上的种种举措，对我国艺术硕士教育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人才培养目标 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对MFA的总体定位目标为“鼓励学生运用不同的艺术创作手段在艺术各个领域中发挥个性”，“结合新时期艺术潮流的发展趋势，运用新的艺术理念来分析当下的艺术现象，推动艺术创新，探索未知的艺术世界”。具体而言，其总体目标可以分解成以下3个子目标。 （一）艺术创作 学会运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创作手段，使本人的作品不仅能体现时下艺术创作新的发展趋势，而且还能体现新的观点与创作手法。如在美术设计领域，要求毕业生能够运用新的设计技术与新的制作材料，创作一些大胆新颖的艺术作品。而在音乐领域，尤其是作曲与音乐表演领域，则要求学生具备在专业音乐院校教授表演与音乐理论知识的能力，拥有编配本国及其他国家艺术作品的能力。通过三年的专业学习与研究，在表演、编配技术与音乐艺术性上都能达到职业音乐家的高度。 （二）代表作 柏林艺术大学MFA学位授予委员会规定，学员在获得MFA学位之前，必须创作出具有专业水准的个人代表作，代表作是衡量其获得学位与否的重要标准。代表作不仅仅是个人艺术观点、艺术创作理念与手法的综合体，而且还应符合柏林艺术大学的艺术学学科定位。柏林音乐学院强调MFA教育应该以“艺术个性、国际性、多层次性、实践性”等为导向，而代表作是体现其教育特色的最好载体。 （三）艺术创新能力培养 柏林艺术大学对学员艺术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艺术洞察力的培养。如对创作的主题、理念能够进行深入探究与思考，同时能够洞察当下艺术创作中的新材料运用、新创作手法的使用、新艺术理念的传递等等，能够运用这些丰富的艺术创作手段创造符合当代及传统艺术领域中各种艺术风格、流派的艺术作品。其二，艺术批评能力及沟通能力的培养。艺术批评能力主要是培养学生是否能够坚持艺术的美学标准，理性地分析、评价各种艺术事项，包括艺术家的创作思潮、艺术发展史中历史事实的再现与分析、艺术家作品创作的新的发展趋势等等。沟通能力主要是培养学生与艺术经纪人、观众良好的沟通能力，如专业的作品展示能力，艺术领域中的学术讨论、分析能力以及跨学科的研究能力。 二、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柏林艺术大学MFA培养的核心，其课程设置是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而制定的。每门课程保持在3个学分左右，总计在为期3年的培养周期必须完成64～100的学分数，另加上毕业时的代表作，方能申请MFA学位。[2]下面以列表方式对柏林艺术大学的课程设置予以分析（见表1）。 从表1不难看出，其课程总体设计考虑了MFA学生的特殊性――作为职业艺术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与艺术修养。这些基本素质与修养不仅仅体现在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艺术创作与表现能力，更多的是体现在其所从事艺术领域发展的新动向。整体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比较教育・德国MFA教育对我国艺术硕士培养的启示 其一，课程设置讲究与其他学科的互补关系。这点在专业限选课和专业任选课上可以体现出来。在这些课程的设置中，大多都突破了艺术门类各个领域的学科限制。从事音乐专业的MFA学员可以选修相关艺术哲学、艺术文化等相关人文素质课程，来提升自身的综合修养；而从事美术与设计的MFA学员也可以选择音乐结构类课程，可以在音乐的结构美中寻找到艺术的共同点，为自身艺术创作提供充足的素材。因此，课程设置的互通性进一步使MFA课程体系逐渐系统化、关联化，形成了较为严密、科学的课程体系。 其二，课程设置中实践类课程占据了很重的比例，同时也注重学生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从课表中可以看出，课程内容讲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音乐专业课程当中的声乐与器乐课程组模块，课程内容丰富，注重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每个课程考核的方式是以专案方式予以体现。这种专案一般都会让3～5名学生采取集体汇报的方式，通过集体创作的艺术作品（如作曲专业创作的作品，表演专业进行表演）提交给任课教师，作为课程考核授予学分的依据。完成专案的考核，学生则需要修毕大量的实践类课程，毕竟一个作品的完成，很大程度取决于学生在实践类课程中的学习效率。由于专案的考核大多并不是在课堂上完成，而是在大剧院、美术馆完成，考核组专家的组成不仅仅是教师，还有著名的乐评人、艺术批评家等等，对学生艺术实践能力的要求可谓相当高，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柏林艺术大学非常重视实践类课程的开设。 其三，课程授课方式的灵活性与考核的规范性相结合。为了体现MFA授课的灵活性，柏林艺术大学采取多种多样的授课方式，如在专业技能课上采取的是个别课，学术研讨课程采取的是专题讨论课，而合唱类课程采用的是小组课方式。授课方式的多样化同时也使考核方式多样化，方式多样并不意味着放松考核要求，相反考核规范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如美术设计专业的MFA毕业生可以提交展览证明（含美术专栏作家的评论）、书面研究报告，而音乐专业的MFA的考核包括作品视听、专场表演音乐会、作品编配及相关乐评人对作品的评价等形式。为了使考核更加公平、公正，柏林艺术大学设有专门的考试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对学生的课程作业、代表作、学位授予予以考核，委员会一般由7人组成，既有本校教师，也有外校教师，还有职业艺术家、艺术批评家。考核人员来源的多元化，也使考试结果更加公平。 三、MFA的质量监控与考核机制 在德国，高等教育质量考核与监控体系一般都是由高等教育专业协会、政府主管部门、市场反馈调研部门共同组成。[4]其中，高校自身及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协会组织的行业、内部评估，是其培养质量保障及监控、考核的主要手段。MFA也不例外，对其培养质量的考核周期一般在2～3年左右。柏林艺术大学通常的做法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高校自身的内部评估，也称之为“自评”。一般都是学校邀请校内外专家对学校的办学层次、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考核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之上，将相关评估结果生成有关评估报告提交到政府主管部门，然后要求进行第二阶段的高教专业协会的行业评估。第二阶段的主要评估内容有“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提升的措施”、“入学及毕业规定的年限、条件、学分要求”、“学生对教学质量的反馈”、“教师对考试的组织方式及教学质量的反馈”、“用人单位及市场的反馈”等等。作为第二阶段的评估主体――德国高等艺术教育评估委员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德国的高等艺术教育采取的是联邦体制，所以德国高等艺术教育评估委员会承担着高校与联邦政府信息沟通、反馈的中转作用。联邦政府、州政府、高校、专业协会在MFA质量监控与考核中担任着不同的角色，共同保障MFA的高等教育质量。[5]其中，作为最高政府机构――联邦政府主要是负责全国性的艺术教育战略和重要的法律法规文件的起草、制定与实施。如明确法律条款规定：“高校的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必须定期进行评估，学生与教师必须参与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考核工作，对学校近期的专业、行业评估应定期向全社会予以公布。” [6]而作为协作方的州政府与实施对象的高校则是主要负责评估数据整理、人才发展报告、就业及教学质量反馈等等。另外专业协会负责的是具体的办学层面评估，如教学方法的改进、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等等。专业协会评估委员来自全德该艺术领域中的精英人士，他们负责对MFA的办学质量进行评估，同时对学科的全国排名情况进行审核，在评估数据中，侧重借鉴CHE（德国高等教育发展评估中心）的分析数据，因为该数据来源较为客观，提供了较为直观的教育动态信息。 另外，在MFA入学与学位授予的审核环节，柏林艺术大学要求极其严格，把好了“出口关”与“进口关”。在入学申请审核上除了要求学生提供相应的艺术学学士证明之外，还应该提供所属MFA艺术领域中的个人作品。除此之外，还需提供本人未来几年的学习计划及著名教授的亲笔推荐信。柏林艺术大学尽量避免招生环节的“近亲繁殖”现象，尽可能招收来自于外校、不同学习背景、不同国籍的海内外学员，从而使自己的毕业生在未来就业时拥有更加广阔的艺术视野。在毕业审核环节中，除了考试委员会对代表作的投票之外，对毕业平均成绩也有一个较为严格的规定。其所修毕的课程中，平均成绩绩点不得小于2.0，一旦小于这个学分绩点，在毕业审核中将被淘汰。因此，较为完备的质量监控与考核机制确保了柏林艺术大学MFA的教育质量。 四、对我国艺术硕士教育与改革的启示 我国艺术硕士自2005年3月起，从最初的32个艺术硕士试点建设单位到如今的数百家之多的培养单位，艺术硕士发展的势头、规模在专业硕士教育中可谓是惊人的。在艺术硕士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如在2016年3月16日教育部公布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2014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结果及处理意见的通知》中显示，共有50个博士、硕士和专业学位授权点被评估为“不合格”，涉及全国42所高校，还有不少学位授权点被要求“限期整改”。其中就有众多名牌院校艺术硕士点中招，不少“985”、“211”国家重点院校的艺术硕士点甚至被责令取消招生，5年之内不得申报艺术硕士学位授予点建设工作。而对于“限期整改”的艺术硕士培养高校而言，两年之内不得招生，两年后接受评估组及艺术硕士指导委员会的评估，如果仍然达不到整改要求，则取消硕士学位培养授予权资格。[7]这是迄今为止，对艺术硕士评估最为严格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检查，对不少在培养过程中暴露出问题的院校亮起了黄灯，而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集中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和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从这次检查中，我们也看到了与国外MFA教育相比，自身的许多不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吸取以柏林艺术大学为代表的MFA教育的教育管理制度、评估认证方法，对于我国的MFA艺术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清晰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MFA教育的核心，柏林艺术大学对MFA的人才能力结构、人才就业趋势、人才的知识储备、人才的职业选择有着很明确的指向。如美术设计人才的定位是国际性的艺术家、艺术设计人才；音乐则是国际性的音乐创作、表演人才；戏剧表演是在世界各大戏剧节能够有突出表现的艺术家。因此，无论是美术设计、音乐亦或是戏剧、舞蹈都强调其培养的国际性。虽然不同艺术门类在培养目标上有所差异，但是其共性是培养出能在国际艺术界出类拔萃的艺术家。在这样的人才目标定位下，柏林艺术大学的MFA课程内容、人才核心能力培养、职业发展规划都强调了这一特色。如在音乐专业MFA课程设置上（详见表2），不仅仅有本国的艺术课程和内容，还有其他各国优秀的、代表性的课程内容，强调人才培养的国际艺术视野，这个与柏林艺术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密切关联的。相比较而言，我国近期被取消或者要求整改的艺术硕士授权点都是存在着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的缺陷。因此，如果要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体现出院校的自身特色，避免“千校一面”的发展态势，需要我们研究生教育及管理者深思。 艺术硕士论文:绘画学科艺术硕士研究生(MFA)培养模式的内涵研究 【内容摘要】吉林艺术学院自2009年招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FA）以来，在不断总结和完善现有的教学体系、课程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前沿性、当代性的MFA教学模式。学院主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教学中打破原有的教学理念和培养模式，努力营造浓厚的学术环境，注重学生艺术观念的养成和创作表达方式的自我生成。在创作实践中强化学生对媒介、语言的认知和应用，形成以宽泛的文化滋养为教学背景、以促进学生艺术个性生成为目标、以培育学生艺术信念为核心的MFA培育模式。 【关键词】MFA 文化滋养 艺术实践 艺术信念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绘画类研究生教育。随着我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自2009年起，吉林艺术学院绘画专业开始招收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这期间，研究生的培养层面所开设的方向均是以架上艺术为主。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培养目标之一是造就专业性和创造型的人才。就我国的艺术教育宗旨和实际社会需要来讲，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就艺术和艺术教育本身来讲，所涉及的实际问题似乎更加具体和复杂。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绘画类艺术硕士（MFA）研究生培养做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打破形式界限，宽泛的文化滋养是当代绘画类研究生应该面对的重要课题。 绘画的形式特征与艺术本质之间始终存在着特殊矛盾。以媒材和手段来划定艺术种类的界限、区分艺术家的特征，亦或以这样的方式针对研究生群体的培养，势必会造成学生艺术创造力的缺乏以及对技术、手艺的热衷。只有打破媒材的界限，突破形式特征的束缚，在技术的实践中给予文化精神更多的关怀，才会造就更为优秀的艺术家。 在学院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对当代绘画各种艺术形态的有效构建和综合化探索，使学生在创作中多维度地考虑到艺术与物质文明、科技文明间的流通与结合，打破原有的形式界限，实现艺术观念的充分表达。这种培养方案不仅为学生开启了更为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而且使艺术创作的表现力在多媒材的综合化探索基础上，体现出更具独创性的视觉表达。艺术的独创性产生源于丰厚的文化素养，在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院增加了创作实践类课程的学分，以创作实践类课程的个案研究为切入点，梳理课程改革中的教学特点和教学脉络，充实和完善现有教育教学体系的课程构架。学院在实践的过程中注重学生个性化的培养，在艺术本体理论课的基础上，适度增加文、史、哲的基础理论课，使学生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给予文化精神更多的关怀。绘画专业的学生将最终投身于艺术市场，为了让其明确学习目标，针对中国的艺术市场有相对整体的认识，学院在课程的框架中增加了艺术市场学、艺术经济学等相关课程。通过课程的改革和置换，有效地增强学生专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彰显个性特征、寻找理性艺术实践途径是成就绘画的重要方法。 个性体现是衡量艺术家品质和特征的主要依据。这里所说的个性是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的一种习惯，是思维、行动和艺术表达综合在一起所表现出的艺术特质。艺术个性是文化视野、视觉智慧和娴熟技艺的总和。艺术个性的彰显表现在作品中，当作品背后人心与绘画作品的形式具有一致性才真实可信。 近年来，学院在艺术硕士研究生培养上充分注重学生的个性化特征，针对具有不同潜质的学生以“一对一”“多对一”的方式进行多方面引导，充分激发学生个体的创造力。尤其在学生入学后的第二、三、四学期，学院着重安排了系列的创作课程。学生通过对自身感兴趣的题材、主题、绘画风格等方面的借鉴和整理，进行探索研究，同时梳理了创作思路和创作手法。通过学生们对于题材选择，可以看出其更注重内在精神世界的发掘。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学院不仅注重学生个性化的培养，还在试图探寻一种新的理性精神，即艺术理性精神。艺术理性的自律性使得学生在不断批判、超越既定现实的同时注目未来，通过语言、概念、图像的内在转化达到审美转化的需求。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是每位艺术家不可忽视的问题。重视感性与理性在艺术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对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感性情感是构成油画丰富表现力的重要因素，是作品的血肉及灵魂；理性则是丰富情感的骨架，二者相辅相成。感性与理性情感的交织可使学生创作出具有伟大心灵感召力的艺术作品。 第三，坚持艺术信念，把握时间规律让艺术发生具有多种可能。 成就艺术的条件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时间。任何一位艺术家的成熟都需要以时间作为代价。当然，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更多、更有效的尝试是提高品质的最佳办法。能以时间线性的考量看待自我艺术成长的艺术家，最终会获得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在艺术成长的道路上，任何社会体验与尝试都具有丰富自我文化经验和艺术感悟的可能。随着社会发展加快，在国家提倡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产生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艺术生态。 现今，越来越多的社会机构、个人开始关注青年艺术家，这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双轨并行机制，不仅在校内给学生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展览、讲座、研讨等学术交流平台，还鼓励学生体验和参与各种大型展览、评选、青年扶持项目等。在此过程中，学院更多地希望学生获得扎实的专业知识，磨练艺术创作能力，积聚艺术创作能量，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位置。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青年艺术家的要求有所不同。只有那些努力表达时代气质，愿意尝试更具生命力的表达方式，并且努力学习传统，把握当下面向未来的艺术家，才能够创作出代表时代的艺术作品。 吉林艺术学院自2009年招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FA）以来，在不断总结和完善现有的教学体系、课程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前沿性、当代性的MFA教学模式。针对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FA）的特殊性，学院主张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专业设置上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培养方案中强化实践教学，在培养过程中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学生要根据培养目标正确认识自身与专业方向的差异，在夯实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在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的指导下，制定有指向性和创新性的精学和泛学内容并付诸实践，促使学生艺术观念的养成和创作表达方式的自我生成。在创作实践中强化学生对媒介、语言的认知和应用，最终形成以宽泛的文化滋养为教学背景、以促进学生艺术个性生成为目标、以培育学生艺术信念为核心的MFA培育模式。 （注：本文为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重点课题“综合艺术院校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研究与实践”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艺术硕士论文:声乐表演艺术硕士(MFA)人才培养创新性研究 〔摘要〕通过对声乐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的考察分析，指出实践性是专业硕士区别于研究型硕士的重要基点。声乐表演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联合创新实践基地与校内导师结合的双导师师资队伍、带有研究性质的实践基地课程体系的建设、与表演实践结合的学位论文写作等方面，据此提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入实践课程体系、建立创新专业实践基地、强化实践性专业学位论文要求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议。 〔关键词〕声乐表演艺术硕士人才培养创新性 近年来，随着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我们对人才的综合素质也有了进一步要求，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已逐渐成为我国现阶段艺术教育的重点，而各艺术类高校只有不断地对声乐表演艺术硕士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相应创新，才能达到声乐表演人才的培养符合时展的总体目标。 一、声乐表演人才培养原则 1、以行业需求为培养导向。市场经济中的一项重要发展原则是供需平衡，在声乐表演的人才培养中也应遵循这一特点，达到市场的供求平衡[1]。现阶段，我国声乐行业就业不仅局限于文艺表演演员，同时还包含高校的声乐教学教师等行业，因而，艺术高校在对其进行培养时，应按照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对其进行目标结构整合，建立完善的教育体制，不断促进开放式教学的发展，不闭门造车，逐步实现市场需求与教学供应的相互结合与统一。 2、以声乐演唱为教学重点，同时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声乐表演能力的培养是艺术专业培养的重点与核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技能性。在艺术专业教育中，声乐表演能力与实践的相互结合，不仅是教学的课程要求，还是考核和评价专业学习的重要手段。因而，专业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实践课程的教学时，应注重对学生专业素养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这样不仅可以使声乐表演专业的教学效果事半功倍[2]，同时还可以使其在其他教学活动中发挥积极效用，促进教学水平的整体提高。 3、声乐表演艺术硕士人才专业的培养目标。声乐表演专业培养目标主要是将学生培养为现代化德智体等全面发展、掌握学科专业知识内容，掌握演唱与表演专业技术，具有较强音乐认知度以及鉴赏能力的新型高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具体要求是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艺术实践活动，同时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良好的人文素养、专业知识以及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身的力量；具备艺术教育的基础素养，掌握艺术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拥有基础理论实践能力[3]；具有一定的外语交流能力，使自身拥有国际学术交流的基本能力。 二、声乐表演艺术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人才培养标准设置的问题。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对声乐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人才标准的设置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改。随着我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社会中各类型事业的发展都与市场建设发展有相应的关联性，声乐表演专业的发展也逐渐由艺术性慢慢变得市场化，因而现代艺术高校在对人才进行培养时根据市场的需求对其培养标准做了相应的调整。在对专业人才进行教授的过程中不仅重视对其专职声乐表演能力的培养，还对学生的其他综合能力进行培养，将声乐表演专业人才打造为综合性人才。 2、教育培养方式及手段落后等问题。声乐表演专业教学落后首先表现在教师职业能力与教育理念的落后，教师综合能力的欠缺导致声乐表演专业教学无法与时代需求相融合，而年轻的教师虽接受新教学理念的熏陶，但却缺乏一定的教学经验，无法对学生实施高效优质的教育。同时，教师教育理念的落后往往传达给学生消极过时的教育观念，这种落后的教育观念会使学生过分崇尚外来声乐表演文化，轻视本土优秀的声乐内涵，这样不仅不利于我国声乐表演专业的发展[4]，同时还对我国声乐文化造成相应的危害。 三、声乐表演艺术硕士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型研究 1、改变教学方式，增强实践能力。作为现代声乐表演艺术硕士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培养过程中不断提升学生的实践性，以及对声乐表演专业的创造性，该专业的课程培训注重其实用性以及学术性，因此在对硕士生进行培养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考虑知识体系的综合调配与各内容知识体系的衔接。具体教学方式如下所述： 导师在开展课程教授之前，应该对开设的研究生课程进行细心准备，同时在课程教学结束后按照相应的规定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评。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教师应该根据各个研究生自身的具体情况，采取因材施教的原则，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同时还可组织学生参加与专业相关的学术活动或者相关社会实践，增强学生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思维自主性，避免将自己的思维观点强加于学生，尊重学生在知识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实现并获取正确的观点，这样有利于研究生创新思维的进一步拓展。 2、建立“双师型”教学模式。声乐表演专业教师的综合素养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的开展，所以各高校应重视教师的特色发挥，提高教师团队的综合素养。因此在教学培养过程中，可以采用“双师制”形式实现对学生的综合教育，将教师与社会艺术团体相挂钩，聘请校外的资深艺术家或者其他高校的导师，外聘的教师可以主要负责学生的校外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声乐表演艺术硕士生可以不定期地进行专业社会实践，参与演出，增强其职业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3、注重学生自主创新意识的培养。对于声乐表演艺术硕士的培养，需要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层次、技能以及综合素养的培养，其中创新思维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环节[6]，可以不断提高学生创新思维以及解决问题能力。 现阶段，我国高校受到传统艺术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对研究生的培养中缺乏一定的创新性，教育模式基本是依照传统的本科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在课程设置方面缺乏对研究生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因此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本科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模式。在培养模式中，艺术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与本科生有着本质的区别，本科生注重对艺术基础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而艺术研究生是艺术的研究工作者，因此，应将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教师应强调专业知识的理论性与实际应用性相互结合，对学生培养计划的实施进行严格监控，注重学生之间合作能力的培养，不断培养学生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以及创新意识，体现自身的创新理念。 同时，教师应该将创新能力的培养置于专业的重点培养计划中，在教学中尽量避免传统硬性的教学方式，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对于教学中产生的问题与学生进行相互探讨，这样可以激发和引导学生对新观点的探究，掌握最新的艺术发展趋向。学校还应将促进该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作为学生的培养基点，在对学生进行招生调控与培养时，都应将地方文化经济作为发展重心，并在此大的发展环境下制定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不断促进艺术专业教学质量的提升。 4、企业研究生研究工作站的建立。大学企业研究生工作站主要是学校与企业之间达成协议、共同合作建立的学生实践基地，该基地的建立有利于研究生艺术专业能力的提高与创新，实现对研究生研究能力的不断提升，不断满足社会对综合人才的需求。艺术高校的全日制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分之后对企业工作站的相应职位与工作进行申请，之后在企业内开展工作并在完成基础工作的基础之上获得相应的学分，同时，研究生在完成自身的基础工作时，还可以对相关学位论文以及声乐表演专业展开研究。 结语 现阶段，声乐表演人才的培养是我国艺术教育的重要任务，我国声乐表演艺术硕士人才的培养在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模式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导致人才培养的质量还不够高。因此，我国各艺术高校应该对其进行不断的探究，完善课程设置、对教学模式进行相应改革，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基础之上，注重对学生的实践教学，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声乐表演艺术硕士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责任编辑：杨建） 艺术硕士论文:浅析民办高校艺术硕士(MFA)培养模式 摘 要： 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不同于学术型硕士学位，需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本文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法及艺术硕士的毕业评价等方面对民办高校艺术硕士培养模式进行探析。 关键词： 民办高校 艺术硕士 培养模式 2011年10月，包括河北传媒学院在内的五所民办高校通过教育部审批，正式获得研究生招生资格，这是我国民办高校首次获得研究生教育资格，打破了过去研究生招生由公办高校垄断的局面。相对于公办院校来说，民办高校获此招研资格，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在于学校开始有资格培养高层次人才，这是对学校实力的肯定；挑战则不言而喻，民办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是否正规，教育质量能否保证，就业前景如何，这些都需要用事实去证明，而建立科学有效的培养模式则是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一、关于培养目标 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已经有了较长发展历史，如在美国，艺术硕士的教育宗旨一是强调实践性和应用性，二是强调艺术素养和专业理论知识的培养。与此相关，其艺术硕士学位授予的标准主要在于对学生的创作技能和艺术想象力的全面评估①。 我国目前艺术类高层次人才培养分为学术型研究生和应用型研究生两类，后者即我们所说的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型研究生在修学期间更多地学习一些理论课程和专业研究方法，最后疲于应付毕业论文的写作和答辩，客观来说，用于艺术创作和实践的机会和时间相对很少。为了加速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艺术类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于2005年起开始在我国建立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并在《关于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加快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性艺术专门人才是我们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关键，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根本保证。”其中培养“高层次、应用性艺术专门人才”即是艺术硕士的培养目标。 对于首次获得招研资格的民办高校来说，应该深入思考本校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以河北传媒学院来说，MFA的培养目标要在深刻理解国家关于艺术硕士培养目标界定的基础上，将“高层次、应用性”的特点加以深化和升华。河北传媒学院将招收广播电视领域的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旨在培养出在广电领域既精通本专业理论知识又精通实际操作流程，既具有本专业需要的综合能力又熟悉相关领域知识，能够在广电行业驾驭整套制作过程的高端广电人才。 二、关于课程设置 《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明确指出：“专业学位作为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艺术硕士专业学位作为专业学位中的一种，应该以此为出发点，根据与艺术类学术型硕士即文学硕士招生对象的不同和前边所述培养目标的区别确定具体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实现也取决于教学内容的选择，与课程设置直接相关。民办高校应加强专业学位硕士的课程建设，这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 首先，不可忽视理论核心课的重要作用。艺术人才的专业成才周期长，相对来说文化底子普遍薄弱，这也是在进入工作岗位后专业层次不易提高的重要原因。艺术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应该为他们提供学理论知识的机会，提高理论修养，“提高他们理解作品、表现作品和把握作品风格的能力”②。由于已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学生在进行理论学习的同时更容易自觉结合自身以往经验进行整合，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进而指导实践，形成良性循环。 第二，为艺术硕士研究生提供实际案例操作课程。实际案例课程也可称之为专题课程，导师带领学生结合以往实际工作经验，吸取鲜活的教育素材，开发诸如案例分析、完成实际作品等实践课程、活动课程，就广播电视领域的实际案例进行专项研究。学生不仅解决了问题，更深化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拓宽了艺术创作视野。 第三，加强通识课程建设，培养高素质的艺术专业人才。艺术硕士涵盖音乐、戏剧、戏曲、电影、舞蹈、广播电视、艺术设计、美术等学科领域，每个学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尤其是河北传媒学院招收的广播电视专业，与其他几门学科关系十分密切，存在共性层面，也有不同之处，学生需要全方位了解相关学科知识，精通一两门相近学科专业。另外，对于攻读艺术硕士的研究生来说，入学前大部分忙于实际工作，缺乏高层次文化素养提升的机会，遇到问题不能融会贯通，这也要求我们不能忽视通识课程的建设。“学识修养能帮助艺术家从整体提高创作的境界，文化素养直接影响艺术的表现力”③。艺术硕士阶段的通识课程与本科阶段的通识课程是以艺术为主体，对本专业门类外的其他相关专业进行学习和研究的课程，旨在提升艺术硕士研究生在艺术视野、自身文化素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通识课程可作为专业选修课进行设置，学生根据自身特点选择感兴趣的一两门其他专业门类的课程进行学习和研究，扩大艺术视野，与本专业融会贯通，为今后的创作开阔思路。 三、关于教学方式和方法 根据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要求，艺术硕士教育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应围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展开。课堂讲授法虽然不再是当代教学唯一的模式，但是仍有自身优势，对于理论教学，还需要安排有造诣的名师进行系统讲解，学生通过参与讨论，与实际工作经验相结合，提高自身理论修养。 对于专题类案例类课程，学生的参与尤为重要。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的教学应加强开放性和实践性，强化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培养环节。可以采取双导师制，如可聘请校外知名的高职称高职务的广电行业专业人士担任实践课程教师或顾问，为研究生提供典型案例，指导学生进行操作。另外，应鼓励学生参与各类课题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掌握广电领域各类工作的知识和流程。 在培养方式上，可以考虑采取校企合作的方式。河北传媒学院招收的是广播电视领域的艺术硕士研究生，这些学生大多来自省内广电行业，学校可与相关广电单位建立合作培养的关系，一方面学校为广电行业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广电行业为我校MFA研究生提供实践基地，使他们有机会走进行业第一线，切实动手参与工作流程，双方达到共赢的目的。 四、关于毕业评价 艺术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设计）是学生通过两到三年的学习后，其专业实践能力和分析总结能力的专门展示。艺术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评价需要建立起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考核体系和评价标准，即必须有实际作品，毕业论文要以作品为基础进行撰写，在论文中对实践操作中的诸多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同时，在论文指导和答辩过程中，导师应积极发现好的作品，推广到社会中转化为生产力，增强艺术硕士在专业领域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古代文学论文:论女性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我国封建社会中,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在文学领域。几乎也是男性一统天下。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这样的男权社会的夹缝中,依然有女性文学的出现,者为数不多的女性文学家的点缀,使得我国古代文学的星空更加绚烂多姿。此外,女性一直是美的代表,作为审美对象,她们成为男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古代文学作品中,歌咏女性的诗文俯拾即是。在历史上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女性,不仅名留史册,在文学史上也同样留下了她们的身影。甚至可以说,没有女性,就没有多姿多彩的古代文学。 一、女性是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 1.说起女性题材,我们不得不想起四大名着之一的《红楼梦》,鲁迅先生曾说“自从有了《红楼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显然,这是对红楼梦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言的,但事实是,《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远不止于此,而是《红楼梦》出现以后,源远流长的女性文学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史出现巾帼不让须眉的盛况。女性文学创作在后期出现繁荣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清代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时期,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也可以看做是对之前女性文学的集中发展。曾有人说过“女性的进步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清朝后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也是因为女性地位的提高红楼梦是女性话题,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小说,它虽然不是女作家的创作实践,但是它的作者曹雪芹不仅以女性命运和女性生活作为创作题材,而且在小说中,对女性的美有独特的看法,打破了传统的男权意识,对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加以肯定和探讨。红楼梦描绘了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婚姻理想,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特色。 2.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乏经典的女性形象,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美丽善良的刘兰芝、《窦娥冤》中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窦娥、《木兰诗》中代父出征的花木兰,在她们身上,表现出古代人们对女性性格理想化的追求,更是蕴涵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争取婚姻自主,追求幸福生活,坚决扞卫自己的人格尊严,顽强反抗封建家长制,这些都体现了刘兰芝性格中“刚强、刚烈”的一面。出嫁以后,刘兰芝的勤劳善良孝顺由体现除作为女人的温柔一面。当刘兰芝最后无路可走,她毅然选择了以死抗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殉了自己的尊严和理想。但是文中,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时,情意绵绵,她既要他有充分的的心理准备,又不忍心打破他破镜重圆的幻想,这段描述把刘兰芝多情、体贴和善良表达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 花木兰则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冲破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驰骋疆场,像男子一样保家卫国,这些都表现出木兰性格中的“勇敢、刚毅”。她出生入死的驰骋于沙场,“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十多年征战岁月里,木兰在艰苦的战场上,一边打仗一边还要克服女性生理和心理的障碍。这些都需要她具有异乎寻常的毅力和坚强的个性。木兰虽然是个巾帼英雄,但也具备女子柔情。出征途中,她表达出“不闻爷娘唤女声”的思亲情怀,这正是她难以摆脱初离爷娘膝下的少女心理的表现。战争结束、木兰胜利凯旋之后,一进卧房,便“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个红装女郎的形象立刻展现。这样的举动都表现出浓浓的女性印记。 这三位女性,虽然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思想意识,性格上也各具风采,她们的性格中都存在着“刚”性的光芒,也正是由于这种刚性,她们才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光辉女性形象的代表。但是作为女性本身而言,她们又具有善良、温婉、多情等的传统女性特征,在她们身上看到的是“刚”与“柔”的完美统一。 二、女性对文学创作的贡献 在男权当道的我国封建社会,其实也不乏优秀的女性文学家,其中着名女词人李清照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李清照是我国两宋之交的一位着名女词人,她以才名于世,并影响后世,称誉百年。刘大杰说李清照是“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崇高地位的天才女作家。”这并非都是溢美之词,有其充分理由的。一个文学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最根本的的是要看她的作品。清照于词史地位的确立,主要依凭于其出色的文学作品,她的词引出了人们对人类精神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情感世界的关注。李清照所作的词可以说是集情感、理想和文采于一体。她在词作中,完美的艺术技巧和精湛的语言,揭示了女性生活中婉美、多情的特点。她一生创作的所有作品集中起来,完全可以构成一部女性情感历程的巨着。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人学”,它完全不同于思辨的科学,文学反映的是人类自身的情感,以及人与人之间密切相关的道德伦理等,李清照的词通过完美展示了女性情感世界,构成了一部展示心灵历程描述人性变化的宏着,并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开创了婉约派词风的先河。她对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贡献比起很多男性文学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女性对我国古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她们美好的形象成为很多文学作品的素材,促使女性文学的产生,使我国古代文学更加精彩纷呈。而且,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女性文学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创作出的作品,以其独有的特色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光彩熠熠。 古代文学论文:从古代文学作品看我国体育的发展 文学传播作为大众传媒层面之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也是文学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作为古代传播信息、传承文化、传达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和古文化传承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主要从传播方式、类型、思想以及传播的价值取向几个方面对社会政治文明和道德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作为文学价值的社会中介,它的传播历史沿革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不仅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还会引起新的传播方式的产生,所以说,研究我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目的和方式,对现代大众媒体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古代文学传目的初探 1、直接目的——对情感波澜和心灵世界的言说 自我心灵和情感的表达是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创作得以源源不断创新的直接目的。人的主观情感需求,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体验,文学创作则是要表达自己对这种体验的感受。这种文学方式的表达和传播对后人而言,是一种原创性的表达方式,值得珍视和赞誉。这种传播方式表达的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体验和认识感受,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心理感受和自我情感态度的变化。由此可见,心灵的感受才是创作的核 心因素。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往往都是要寻求心理的满足和愉悦,以引发心灵世界的情感波澜的涌动。 2、现实目的——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和好奇心 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止境的, 在我国古代,人们企图揭示宇宙奥秘,试图以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改革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以建立起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客观需求。比如在我国周代,当神灵让位于君主进入人治社会后,人们便不再相信神是主宰一切的力量。那么,过去的以神灵秩序为主的世界就转变为以人治为主体的社会 。这一点足以说明人类是具有能动性的高级智慧生物, 也说明了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层次时,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变得更加的敏锐和复杂。当信仰缺失时,人们往往会希望重建灵魂的秩序。当权力失衡时,人们也热衷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时,文学创作就充当了人类表达思想的媒介。 3、功利目的——为了获得生存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不仅为了满足精神需要,人们更倾向于寻求生存技能和生活技能,这种功利性的需要进一步促成了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在我国古代,人们的生存技能, 主要集中于用火、采集、狩猎、 种植以及用各种方式抵御外敌的入侵。在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古代,每个生命诞生以后,都必须学习这种生存本领,依靠掌握前辈们所创造和积累的生存经验来保证自身生命的延续和安全。例如: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是源于人们对生命起源的认识。而在生存过程中会遭遇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等,为了预防和弥补这些灾害造成的损失,人们就创造了女娲补天这种类型的神话,也由此带来了冶炼技术的萌芽和发展。 二、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初探 从传播学中的一般传播方式角度来看,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要遵循以下几种传播方式: 1.比乐弦歌 比乐弦歌,顾名思义,就是把当时的诗、词、曲等文学作品配上乐谱,然后通过乐器演奏的方式,再配以人们的吟唱进行传播。这种传播类型的代表作品就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战国时期屈原的《九章》等作品。比乐弦歌的文学传播方式发展到汉代以后,就有了专门的国家机关汉“乐府”。再到后来,就发展出词、杂剧、等专门依靠歌唱来传播的文学,例如宋代柳永的词,语言优美,唱出来委婉动听,深受人们好评。 2.吟 吟,主要有行吟与吟游两种方式。限于当时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水平的落后,先秦时代文学几乎都是靠作者自己进行传播,行吟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例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所用的就是“行吟泽畔”的传播方式。行吟这种传播方式发展到后来,就演化为诗人在游历过程中以文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时,便出现了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即吟游。这种传播方式的代表人物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李白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形成了流传后世的边塞诗派。 3.周游列国和聚徒讲学。 这主要是散文传播所凭借的方式。代表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聚徒讲学的另一个作用在于,拓展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 这些都为后来的文学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4.传抄、印刷、题壁 传抄是印刷的原始方式,印刷出现于宋元,到了明代末年印刷术有了很大进步,印刷的传播方式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文学传播形式。在古代中国,印刷技术尚未出现时,文学作品便通过刻石和碑刻的方式进行,分别以李斯的泰山石刻和苏轼的《题西林壁》代表。 古代文学论文:外国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刍议 论文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着。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菊花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沾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着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着,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古代文学论文:谈多媒体用于古代文学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论文关键词:多媒体教学 古代文学 误区 论文摘 要:古代文学是一门传统课程,本文结合传统的教学方法通过对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古代文学实际教学中教学效果的探究, 分析了多媒体技术手段在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误区:过分追求多媒体表面效应,忽视传统教学手段;违反信息量适度原则,忽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过分依赖多媒体资源,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以期对古代文学教学有所裨益。 古代文学课程是所有综合性及师范类大学的一门传统课程, 是高校中文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主干课、基础课。近几年来传统的教学方法受到多媒体技术的巨大冲击,如今,仅仅运用板书和教师口授的方法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难以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更不能把古代文学的优势充分地表现出来。而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视觉和听觉综合形象,声像兼备,将古代文学知识与传统的音乐、书画联系在一起,使学生将学习古代文学知识当作一种享受,同时扩大了课堂的知识容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趣味性,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更有利于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的提高;它使教学方法多样化,教育手段多样化,信息技术传递立体化,具备了以往教具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符合认知理论模型,对现代教育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为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在教学中受到很多教师的欢迎。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新兴事物,还处于发展阶段,同时它也对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任何真理走向极端就会变成谬误,在这种手段的具体操作运用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误区,还有许多领域有待探索。比如在理论上显得超前和乐观,把多媒体技术会带来优质课堂教学的可能性当成了必然性,同时片面地否定传统教学模式,导致多媒体教学模式难以发挥应有的优势等等。本文试就如下几个问题做些探讨。 一、过分追求多媒体表面效应,忽视传统教学手段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总结出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多媒体技术手段仍不能脱离传统的教学手段,必须承认传统教学手段仍然具有生命力,多媒体教学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而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教学模式。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同教学方法一样,只有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才是有效的。否则,就不可用,也不能用。比如经常见到有的教师将教案内容原原本本搬到了电脑屏幕上,再用投影仪设备投射到大屏幕上,用课件替代黑板,学生拼命记笔记,但也赶不上教师的讲课速度。而其他教学方法依旧。老师眼不离显示器,手不离鼠标、键盘,无章法的机械式教学模式,实际上是把课件变成了单纯的“黑板搬家”或“课本搬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的极大浪费。过多地使用这种方式,也会造成“审美疲劳”,使学生出现厌学症。长此以往学生必然失去学习兴趣,多媒体也起不到辅助教学的作用了,这样的教学效果也绝对不如板书。还有的教师认为多媒体课堂教学具有传统教学模式所没有的优势,于是他们为了哗众取宠以达到烘托课堂气氛的效果,竟做得花里胡哨。更有甚者,竟故弄玄虚,给课堂教学造成了负面影响。这都是没有把握好尺度、过于极端的表现。由此可见,把课件作为教案的翻版或完全替代黑板的教学,弊大于利,应慎之又慎。 二、违反信息量适度原则,忽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教学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传输过程。课件教学以其容量大、速度快、易操作、课堂教学效率高而备受青睐,是不是课件教学过程中就要无限制地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呢?显然不能。但是,在多媒体教学中我们是否真正重视了这个问题呢?众所周知,传统教学都能存在“吃不饱”和“吃不了”的现象,何况在多媒体课件教学中,如果稍不注意,就更容易发生“吃不了”的现象,从而严重制约多媒体教学优越性的发挥。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出现信息量堆积过多过大、画面切换得太快的现象,像电视或电影画面那样一闪而过,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思维水平和思维速度,不容学生细看和思考,学生难以消化吸收,违背了信息量适度这一条教学原则,过犹不及,反而影响了教学效果。另外还有些课件教学把所有抽象思维、文字语言的理解都用多媒体形象展现出来,实际上是扼杀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有的教师违反多样性的教学规律,上课时只顾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单方面地一味播放、讲解,而无暇顾及学生听课时的表情反应,结果使多媒体教学成了讲稿演示。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都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动接受知识,无法与教师进行很好的交流,无法进行教学互动,也就无法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所以,教师应根据教学需要选择合适的媒体,在教学过程中有效组织信息资源,提供适度的信息量,在解决教学难点、重点、扩大视野的同时,又能给学生留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理解、思考、交流和质疑。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以后更需要教师的激情、学术修养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教师也应该站在讲台前面,面向学生,有表情、有手势、抑扬顿挫、即兴发挥,和学生要有交流,对学生的表现和表情要有所反应,要让学生感到面对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台机器。否则,学生完全可以自学。也就是说,有了好的工具,还要有好的使用者,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过分依赖多媒体资源,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多媒体技术与课程整合,其主体是课程,而非多媒体技术。不能为使用技术而使用技术,更不能以牺牲课程目标的实现为代价,应以课程目标为最根本的出发点,以改善学习者的学习为目的,选用合适的技术。切忌在使用传统教学手段就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下,还 去生硬地使用多媒体技术。如有的教师在进行网络教学时,即使与学生近在咫尺,却非得通过BBS对话方式才可以交流,认为这才发挥了多媒体的作用。其实恰恰相反,这样反而人为地拉远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我们经常说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网络上的课程学习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只是教师主导作用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创建了公共学习邮箱、讨论区、把学习资料挂到网上后,有些教师随之在实际教学中把主体回归的课堂变成了主体放任自流的课堂,过度弱化了教师的指导作用,在教学中出现了放手让学生在网络中自学而不进行监控,在讨论区中自由发言而不围绕主题的现象。这样,在网络环境下学习的优势不但没有发挥出来,而且连传统教学的任务也没有完成。教师应在实际教学中系统考虑教学活动诸要素和诸环节的相互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方式优化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通过多媒体技术、多种学习策略和多种活动形式主动学习的同时,不断地将反馈信息传递给教师,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地对教学过程实施随机调控,达到和谐共振的状态。整个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交流互动、不断循环、不断调控的过程。可见多媒体仅仅是教学的辅助工具,教学中教师还要发挥其主导作用,也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如果过分夸大课件的作用,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思维与视角的转换 一、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与视角的实践探索 (一)创新性思维 1.从教师的角度 传统的古代文学课堂上枯燥乏味的现象并不少见,通常是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从时代背景、题目分析、作者简介、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多方面鉴赏并解读文本,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肢解一部作品,虽然“面面俱到”却难以抓住作品的个性与特征,缺乏针对性和深刻性,更缺少联系实际需要这一层面。大多数学生也是被动去听,记笔记、背笔记来应对考试,理解、感受、体验文本并学有所用付诸于实践的学生少之又少。所以对教师来说,改变传统教法、设计好课堂、增强自身修养尤为重要。改变传统的方法和模式,不断更新教学内容,用全新的观念融入到课堂当中。当讲到庄子的《逍遥游》时,可以把一些新奇问题穿插融入进来,如:提出“你自由吗,庄子所追求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我们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吗?庄子超凡绝俗,追求自然、自由,孔孟周游列国,致力于实现仁政的理想,追求建功立业,他们谁更可贵?谁更可取?在当今社会,是否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庄子?这个社会还需要他吗?你想成为他吗?”等等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这样创设问题,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体验去回答问题,进而达到鉴赏的目的。在培养学生的同时,教师也要注重自身的创新性思维的培养,要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见识,拓宽视野,在教学内容方法,教学理念、模式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改革,把这样的状态和创新性思维投入到教学中去,才会更有目的性、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所以说,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与教师自身的思维视角不断更新息息相关。 2.从学生的角度 教师改变传统教学观念的同时,也要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向学生传达一个信息:要求他们也改变以往的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使其逐步适应由束缚到自主,由思索到讨论,由体悟到创造的过程。课上自读并思考讨论回答出老师设计的问题,自由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课外学生大量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开展一些定期交流、辩论比赛的活动,一方面检验了古代文学作品鉴赏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使这个收获有了一个施展的平台。 (二)综合性视角 很多研究者已从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视角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多角度解读,在前人的基础上,笔者选择采用针对古代文学作品鉴赏的特点,结合社会现实需求去探索,具体表现为审美与实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视角。 1.审美与实用相结合 文学作品鉴赏的根本还是要注重所具有的审美性: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能力,在教授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时,引导学生用审美的眼光关照作品,从艺术美、情感美等角度去评析作品,比如:我们赏读陆游《钗头凤》,要抓住其音律节奏和谐的语言美,那透过“一双红酥手”的间接形象美,还有那“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美人、美酒、美景的境界美,这些都是艺术层面的审视,我们还应该把握作品的情感美,堪称千古绝唱的爱恋与相思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让我们在审美愉悦中享受到了这种人类普遍情感,感应到人美情更美。除了审美,在作品鉴赏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结合现实的应用。比如:在注重鉴赏审美的同时,要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目标学生的实际,这就需要教师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充实自己的专业及实践技能。如果针对考研的学生,教师可以在课外找一些相关的历年考研试题,在鉴赏作品的同时,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一提,使部分想考研的同学复习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偏重。如果面对部分未来要做中学教师的同学,因为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传统的模式存在问题,如何适应并改变中学的教学,在鉴赏教学中也可渗透并涉猎到相关的层面。还有很多同学毕业要从事其他的工作,如:文化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办公室管理和文员、秘书工作,那鉴赏时的思维训练及领略精神内涵的层面对其走上工作岗位都会有一定的潜移默化的帮助。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时,应坚持传统文论和西方理论相结合,使理论丰富起来,更能全面地阐述作品。比如:通过中国传统与西方现论相结合解读杜甫的《登高》,解读这首诗之前,我们自然要用到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这样的传统文论,在了解作者的基础上,才能对作品进行更具体深刻的分析。在赏读过程中,我们可运用西方的互文性理论,互文性理论强调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的,与其他的文本有很大的关联性,研究文本应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探讨,所以我们应以这种开放性的视角去审视《登高》,把其放在唐代甚至整个诗歌史上研究其地位和价值更有意义。解读作品应该多维度,作者、作品还有读者,如果从不同时代读者对《登高》的阅读接受来加以补充阐释,可以丰富我们对其的解读。讲授理论的同时,要适时地地激发学生的创作积极性,如:作品鉴赏就是评价作品,可以让学生尝试去写一写短小的文艺评论,为今后的毕业论文打基础。还可以针对所讲作品情节和人物形象,在课堂上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尝试即兴地创作,例如散文、散文诗等文学文体,要求学生课下将课上 所写加以整理,并在下节课前加以点评。而且如果鉴赏的篇目很适合朗诵,也可以给学生上讲台上诵读的机会,一方面锻炼学生的胆量,另一方面也可以规范学生的语言。 二、结语 在社会需求及学科改革这个大环境下,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与视角转换有其必要性,但对它的实践探索还在进行中,还需要更多的同人投入到研究和探索的行列中来,以促进和完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的思维与视角,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对其他相关学科的教学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古代文学论文:以现代文化解读古代文学 一.先声夺人 激趣入境刚一上课,教者便用多媒体音频展示了“台湾第一词人”方文山的作品 《菊花台》,然后在优美的旋律中抛出一连串的问题:这是谁的作品?你们喜欢这歌词吗?为什么喜欢?这种音乐鉴赏与语文结合的方式首先拉近了课程与学生的距离,引发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为下一步教学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学生回答中老师可以见缝插针地渗透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以及审美观点与批评方法对认识事物的重要性。 二.趁热打铁 合作探究借学生热烈讨论的热情,再把问题深入。这首词作中“菊花”这一“意象”的来源是什么?在学生思考中,播放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视频:夫妻反目,父子相残一系列惊悚的血腥宫斗后,成千上万朵菊花“淡定、从容、优雅”地掩盖一切恩怨情仇,与电影开头的满眼“素菊”前后呼应,仿若一切未曾发生一样,全片运用了“菊”这一意象,以其典雅暗示了人本应有的价值观。然后给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典雅》中的核心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从而介绍作者和典雅的全文。指出“人淡如菊”是唐人所推崇和追求的境界和品格。然后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讨论问题:若以画面形式展现,这首典雅包含了几个画面?又召示出几层境界?探究后得出结论,典雅全诗里包含了三种境界:第一种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雅致,如文“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表露得势时的内敛洒脱;第二种是“孤云独去闲”的雅趣,如文所述“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尽显于无拘束中率意适情的风雅;第三种境界是“身无锦绣,心无明月”的雅德,如文所述“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终归恬淡脱尘的心境。 三.依本溯源 深入浅出解析了文本,再展示《菊花台》的歌词。重点指出:典雅全文不仅本身堪称一首耐人寻味的佳诗,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评价其它诗、词乃至艺术作品的一把标尺。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说过:“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不同于西方‘分科治学’批评,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是在叙事和抒情中明理。”方文山将“菊”作为其歌词的意象,虚实相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类似于中国诗的境界。“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淌”,“断肠”出自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秋风凄,菊花零,伊人的模样也已然在泪水中模糊。此句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视觉中“菊花的黄”与触觉下“黄的笑容”混淆一起,自然深刻,使人感到,那温暖的笑容正在逐渐淡化、如逝,哀婉而又揪心的情感自然流露。无论字词的斟酌,还是用典,修辞格的使用,尽得古典文学创作中的典雅与庄重。因此这种只可意会,不尽言说的“古典美”,使得方文山的歌词在白话盛行的年代“鹤立鸡群”。 四.诗音画舞 拓展延宕在学生意犹未尽中指出各类艺术形式的审美理论和批评方法都是相通的,然后快速切换画面王亚彬的《扇舞丹青》舞蹈视频。音乐背景配以《高山流水》的曲子,舞台背景配以张大千的泼墨山水画,王亚彬一袭白衣,如“仙子天中来,飘落尘世开,随风入画里,仙境几徘徊,飘缈云烟过,悠悠六出开,苍山遮不住,丝丝墨香来。”可以让学生谈观后的感受,90%以上的学生都会有谈感受的主动要求,这种美的享受使人很难不用“典雅”“飘逸”来解读。经此顺理成章地将《典雅》引渡到文艺评论的标尺上,完成了教学难点的传达,而此时也把“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理念完美地付诸了实践。 五.回归主旨 美的发现最后做回归主旨的总结。罗丹说过“世界上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通过现代元素音、诗、画、论的多角度结合,让学生发现中国古典文学的美,了解中国古典文论的的精妙,学会用古典文艺理论的“以文学模式去鉴赏文学作品”的“体味方法”去揭示现代世界的美。可以说在整个教学中,我们摆脱了知识灌输式的单调授课模式.充分运用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全新教学理念,用现代流行元素深入浅出地把这些古典佳文当成一个鲜活的审美对象,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这篇文章是美文,从而引导学生欣赏古典名着,培养学生古文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审美情趣,以彰现语文所蕴涵的人文张力。 古代文学论文:分析古代文学课应重视古汉语知识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与古代汉语课是师范院校中文专业两门重要的基础课。这两门课程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性质、内容和教学方法,但两者之间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古代汉语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为语言材料来进行教学的,如果离开了这些作品,古代汉语课的教学只能从理性到理性,不能联系古代的语言实际,这样势必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这两门课的教学任务也是密切相关的。古代文学课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和提高学员阅读、欣赏、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从而胜任初中语文课的文言文教学”;一个重在赏析,一个重在阅读,但二者都要落实到培育学生胜任中学文言文教学的能力上,彼此是相通的。阅读是鉴赏的前提。只有认认真真地“咬文嚼字”(进行语言训练),才能实实在在地“含英咀华”(进行鉴赏训练)。因此,师范院校古代文学课的教学中注意古汉语知识的渗透,是十分必要的。下面从几个方面举例谈谈。 语音是古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一些古汉语的音韵常识,对于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韵文作品是很有帮助的。例如在《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一文中,描写冯谖开始投奔到孟尝君门下做食客时未被重用,受到不公正待遇——“食以草具”。于是他便三次“弹铗而歌”。第一次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第二次又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第三次又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既然是“歌”,那么这三句歌词就应当是押韵的。可是,“鱼”、“车”、“家”这三个韵脚字在今天普通话里声、韵母都不相同,不能相押。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收集整理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下同)的注释中对此也未作说明。如果老师能在讲授时向学生简单说明一下古今语音的发展变化,指出这三个韵脚字在上古语音系统中同属“鱼”部,是完全可以押韵的(车,古读若“居”,家,古读若“姑”)。这样一提示,学生对冯谖弹铗而歌的声情就能领会得更为传神,有助于理解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字词是构成作品的基本元素。学习古代文学作品,首先应明字词。正如吴小如先生所说的:“如果连字句都没有弄懂,那么分析得天花乱坠也不会得出正确结论,还谈什么赏析。”这句可谓切中肯綮。文学课不是语言课,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每篇作品都去下一番字斟句酌的功夫,但在字词方面至少应注意两点:一、词的古义与今义的联系;二、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的联系。这两点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作品理解的准确程度和深刻程度。例如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山水诗佳作,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更是历来为人称美的字句。“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这二句诗教材中未作解释,仅对“变”的词义稍作提示。有的学生读后产生疑问:诗人描写的既然是初春景色,那么,绿茸茸的嫩草为什么会浮像萍一样生长在池塘的水中呢?如果我们在教学时能从古汉语词汇学的角度稍作分析,这一疑问就会焕然冰释了。因为“塘”在唐以前的古义是“堤”的意思。这里的“池塘”意即“池的堤岸”,是一个偏正词组,而不是一个名词。这样,“池塘生春草”的含义就好理解了;而且我们还能看出,它与下句“园柳变鸣禽”正好构成工整的对仗(“池之塘”对“园之柳”)。在古典诗词教学中对此作出适当的提示,既可印证已学过的古汉语词汇知识,更能帮助学生真正领会诗词的意蕴,并通过赏析获得审美的享受。 语法是文章遣词造句的规律法则。古今汉语的语法大致相同,但由于语言的历史演变,古代汉语中也存在一些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如词类活用,特殊语序以及多种省略等。这些也充分地体现在古代诗文作品之中,例如古典诗词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特殊的语序变化,它们有些是为了适应诗歌声律的要求,但也有很多是出于表达的需要。如杜甫的名句“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这一联如还原为常规语序应为“风折(之)笋垂绿,雨肥(之)梅绽红”。语序倒装之后,不仅增添了诗的韵味,给人一种新奇、典雅的美感,而且还极为真切细腻地表现出诗人对景物的感知过程:开始扑入诗人眼帘的是一团翠绿,走近一看,又发现这段翠绿呈下垂的形状,再经过观察分析,最后才得出了“风折笋”的结论(下句分析略)。如果教学中能从语序变换的角度来指导学生进行赏析,就能更为深刻地领会到诗句新奇的意境和诗人独运的匠心。可见,在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适当地进行语法分析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修辞也是古汉语一个组成部分。它对文章的表达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古人写文章是十分重视修辞的,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古典文学作品的凝练、含蓄、生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修辞手法的运用。如《荀子·劝学》通篇用比喻以及比喻构成的对比手法来阐明刻苦学习的重要性,生动形象,发人深思。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尤其是要注意那些古代汉语特有的修辞现象。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中有“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话,教材仅对“隳突”一词作了解释,对全句的表达方法未作提示。在讲授时教师应指出这是互文修辞手法的运用。全句的意思应理解为:“(悍吏来吾乡之后),东西南北,到处骚扰破坏,(弄得鸡犬不宁)”。如果学生不理解这一文义互补的修辞现象,仅扣字面理解为“(悍吏)在东西方叫嚣,在南北方隳突”,那就未免胶柱鼓瑟,有乖原意了。其他如“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泊秦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等,都是互文句,其前后语义是互为呼应、彼此渗透的,这样能表达出更为丰富的涵义。教学时应向学生作必要的提示,以免误解。 以上从语音、字词、语法、修辞四个方面举例分析了师范院校古代文学课的教学中渗透古汉语知识的必要性。这种“渗透”能帮助学生克服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障碍,准确地理解作品的含义,把握作品的题旨和艺术特色,从而达到“培养和提高学员阅读、欣赏、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的目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师范院校的学生毕业后都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都要教文言文,而从目前现状来看,中学文言文教学的重点难点都是字、词、句等语言方面的问题,因此,这种“渗透”还能帮助学生毕业后更好地胜任中学语文课的文言文教学。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中多媒体素材的实用性 一、图片素材的使用 相较于文字素材而言,图片及音频、视频素材更能展示多媒体技术的优势。传统教学模式下,板书加教师讲解的方式,很难达到形象再现的效果,合理利用图片及音频、视频素材却能够事半功倍。对于图片素材,一个误区是仅把图片作为多媒体课件的装饰品,只将其用于美化课件,对教学起不到真正的促进作用。合理地使用图片素材,是多媒体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下文就个人教学实践,浅谈几点拙见。 (一)引证参考图片文献 在教学活动中,对某一个文学现象进行解读,单纯的文字说明比较抽象,适当地引用图片文献,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讲解元杂剧的舞台演出情况,用文字介绍诸如角色、乐工、戏台等,始终比较抽象,如果结合泰定元年山西洪洞县霍山明应王庙(俗称龙王庙)正殿墙面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讲解,则会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再如讲解《西游记》成书过程时,结合唐僧取经故事遗迹———两处“西游记壁画”:甘肃安西县境内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六幅取经壁画及张掖大佛寺(建于西夏永安元年即1098年)的《西游记》连环壁画,学生对取经人物的形象演变以及故事内容的转变,都会形成更为直观深刻的印象,促进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再现情景,营造氛围 古代文学与现代生活相隔较远,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必须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够深刻理解。那么,该怎样再现情景,将学生引入到古代文学情境中,营造良好的讲读氛围呢?利用图片拉近古今,切入主题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以笔者个人教学经验为例,讲解陆游《沈园》一诗的时候,以沈园园景图片为媒介,讲解历史上的沈园故事,何处是传说发生“惊鸿照影来”的地点,尤其是刻有《钗头凤》的石壁等景物,引起了学生强烈的共鸣,拉近了古今的时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讲解赵孟頫《岳鄂王墓》一诗时,将岳飞墓图片投影给学生,介绍墓地雕像的寓意,四大奸臣跪像的历史等,将岳飞故事讲给学生,把诗的文化背景形象地再现给学生。学生对岳飞形象有了深刻的理解,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诗歌的讲解也就变得生动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了。 (三)历史实物直观展示 多媒体技术的一大优势,便是其直观性。讲解古代文学作品时,常常涉及古代典章名物、历史遗迹、服饰文物等,传统教学方式很难使学生形成直观的印象,这时便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的优势。比如讲解元代文学背景时,介绍元朝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来发行,便可以图片形式展示“交钞”实物,加深学生印象;元代的青花瓷艺术、渎山大玉海(酒具)等都可以通过图片方式加以展示,如果能与文字解说(文献)配合使用,会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再如讲解《儒林外史》时,涉及科举考试,如“周进撞号板”,如果能结合江南贡院的实物图片,配以讲解科举考试的实际情况,可以使学生形成更为形象直观的印象。这方面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诸如《诗经》《山海经》的名物,《楚辞》的服饰,古代书籍的版式等,合理使用会对教学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四)复杂结构关系整理 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其内在线索或人物关系常常非常复杂,讲授时学生非常容易混淆,而且也难以理清,这种情况也可以借助多媒体来进行处理。比如讲解《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涉及到四大家族,人物关系非常繁复,仅就贾氏宁荣二府理清五代人物关系就非常困难,如果加上旁支及丫鬟就更加繁乱。这时就可以将主要人物关系列表,以图片形式展示给学生,讲课时据此讲解,就不会出现学生分不清人物身份的问题。处理复杂的线索,同样可以用此方法来列表图示解决。 (五)地图平面图等应用 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涉及大量地理名词,而由于时代久远的原因,学生经常难以理解。如杜甫《潼关吏》中强调潼关地理位置的重要,如何重要?柳永《望海潮》的“东南形胜”又从何而来?如果能借助地图讲解其特点,则明白易晓。《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隆中对”特别强调荆州的战略意义,其后来北伐时“六出祁山”,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路线?如果只是口头讲解,很难真正明白,结合三国地图,则一目了然。《三国演义》的“失、空、斩”情节非常有名,涉及极为详细的战略部署,充分显示了诸葛亮及司马懿的才能。其中涉及地名众多,如街亭、阳平关、箕谷、新城、列柳城、郿城等,如不知道山川形貌的地理特点及战略位置,是很难理解二人运筹帷幄的的才能的。配以三国地图讲解,则问题迎刃而解。再如讲解《红楼梦》,涉及到贾府大量居所,单就大观园就有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等,文字解说很难表述,这种情况就可以借助贾府平面图来讲解,以收到形象生动的效果。 二、音频与视频素材的使用 音频、视频的使用范围广泛,诸如范读、再现实物等,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具有比图片更加形象生动、信息容量更大等特点,优点自不必言。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特别注意,运用图片素材时教师的讲解依然是课堂的中心,教师依然主宰课堂教学;运用音视频素材时,教师则退居次要地位,如果使用过度,很容易喧宾夺主。使用音频、视频素材时,“度”的把握及对素材精当剪裁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注意控制课堂,不可被多媒体控制“,以播代讲”。音视频素材的应用,以下几个方面比较突出: (一)营造艺术氛围 图片素材的形象性来自于视觉效果,而音频、视频可以营造艺术氛围、再现情景,在视听两个方面形成立体感知,具有其他素材所不具备的优势。如讲解柳永《雨霖铃》之“寒蝉凄切”,阐释蝉的文化内涵,可以讲得清晰明了,但对“凄切”两字,还是很难有更直观深刻的感受。现在的学生生活远离自然,对自然事物比较陌生,对蝉的形貌及特点很难有深刻了解。如果结合音频和视频,不但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蝉的习性及特点,还可以对其“高洁”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凄切”的悲鸣形成深刻认知。而且,很多时候音频、视频可以让学生在声、光、电多角度的刺激下,更快进入艺术氛围。讲解《红楼梦》时,笔者曾用电视剧《红楼梦》的《枉凝眉》曲引入正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直观感知艺术 古代文学与音乐关系密切,早期诗歌本就是诗、乐、舞三者一体,词与散曲更是本身就具有抒情歌曲的功能。从文体上讲,中国古典戏剧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剧。虽然一些艺术形式的演出情况已不能得知(如元杂剧),但还是有部分剧本保留了原貌,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比如昆曲。在讲授《牡丹亭》的时候,便可以适当地使用昆曲《牡丹亭》的音频资料。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其艺术魅力,不但可以了解昆曲的特点,也能更加深刻地体会不同艺术的差异。徐渭《南词叙录》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渺,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8(]P.245)这段文献所谓的“柔媚”,不亲身体验,很难真正理解。当然,所选音频、视频的时间不能过长,而且要精当剪裁,如可选择最经典的《游园惊梦》一段,否则会影响教学效果,喧宾夺主。 (三)重现经典章节 在文学作品讲解中,经常有一些经典段落,人物众多,剧情复杂,教师讲解可以清晰地分析文本,但当时的故事场景却很难再现。比如《三国演义》之“舌战群儒”一段,描写诸葛亮只身过江,与东吴群儒辩论的场景,写得极为精彩,极见诸葛亮的气度风神。这时完全可以借助影视作品《三国演义》的片段,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将学生带入到场景之中。结合视频讲解这一段落,可以取得良好的课堂效果。其他方面诸如文化背景介绍、 历史概述等,都有音频、视频发挥作用的空间。多媒体素材的应用方式必须结合课堂实际情况,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这里仅就个人教学实践经验浅谈几点,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多媒体技术的应用空间非常广泛,有很多细节问题值得探讨。但是应当注意,任何教学手段都不是万能的,它只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一种辅助手段。多媒体技术也有它的缺点,比如受光线影响较大,阳光明亮时投影不清;严密遮挡光源会使教室环境较暗,容易影响视力;课堂笔记记录困难,课件信息量大,学生容易“消化”不良等。当然,若想更充分地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除了硬件方面的建设之外,教师还必须提高多媒体课件制作水平,合理运用素材,扬长避短,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组织好教学活动。 古代文学论文:分析古代文学作品的特性 1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的分类 总结我国古代的诗词,不难看出这些词中运用的意境大多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情境交融。其中情境交融又包括情中见景、景中藏情、情景并茂等三个类型。情境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2)虚实相生。即作品中有虚有实,描写的景象虚实相结合。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3)韵味无穷。这是意境的最高一个级别,也是意境创造的审美特征。 2意境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1)情景交融 情境交融就是作者的情感和画面和眼前的景物相结合,景象勾起作者的思绪,感染作者的情感,而作者因为自己的思绪又联想到景物,两者结合使得情境交融作者的思维会更上一个层次,勾勒一个独立的意念中的精神世界。具体来说:1)景中藏情。景中藏情的有唐代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这样写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首景中藏情的送别诗,李白送别好朋友孟浩然感情是十分恋恋不舍的留恋之情,诗词的前两句描写出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分别是三月和黄鹤楼,而后两句则是以帆船的远去和浩瀚的长江为背景渲染出作者送别友人时看着帆船越走越远消失在无尽的长江尽头的留恋之情。浩瀚的长江,远去的故人的帆船,远处的天际等相互结合生成一幅意境开阔的送别画面,表达出作者的情思不绝。2)情中见景。情中见景一般都是作者直抒胸臆,表现方式一般是作者因为自身的情感因素而联想到相应的情境,;例如杜秋娘的《金缕衣》中这样写,“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一首诗本来是劝解人珍惜时间的,但是作者利用的花开这折枝的比喻来更好的说明这一问题,使得花开折枝的景象明朗的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更加明了。并且作者把这一情感寓于花身上,是在这样的情感中才想到了利用花的这个比喻,是作者在怀揣这样的情感时在意境中看到了这样的场景。3)情景并茂。情景并茂是作者把写景和抒情混为一体,把自身的情感和景物的景象融为一体,达到一种“景我相融”的意境高度,使得作者直接景物中获得情感上的共通。例如在张继的《枫桥夜泊》中这样的诗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中的景物有“月落”“江枫”“渔火”“寒山寺”“钟声”还有作者听到的“乌啼”等,这些一个个的单独的景物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江南水乡夜桥枫泊”的画面,营造出一种悲伤寂凉的意境,也表达出作者内心的孤寂和凄凉。这首诗中,作者把自身的感情寄托于夜晚窗外的种种景物,使得景物也蒙上了作者悲凉的感情色彩,可以说是情景并茂。清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就已经分出了物我之境,具体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这就是说在情感的表达方面要依赖于主人公的自身的情感,这个时候看到的景物,景物就会带上作者的主观认识事物的思想,而如果在看景物的时候没有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景物和景象也就和作者无关,更不存在感情上的交融。那么如果用“有我之境”观察事物就会直抒胸臆地把作者的情感作用于景物上,也是表达情感的直接方式。而无我之境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含蓄,作者的感情都隐藏在景物中。但是人物感情的表达都和借助与景物分不开,因此情境交融是主要的意境特征。 (2)虚实结合 在文学中进行表达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帮助表达主题,有时候是情境的需要很多时候会用到虚实结合的手法来展现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感情。虚实结合的表现方式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意境的一个主要特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首诗的前两句主要是写实景,即诗人去游园的时候看到了台阶上的苔藓,并且看到了很久没有开的院子小门,觉得这次的游园很扫兴,于是转身要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作者虽然没有进到院子里面去,却在墙外看到了一直跃出墙来的红杏枝,这是作者就产生了联想“院子里的植物一定长得很茂盛,要么怎么这支红杏会隔着墙就生长出来了呢?由此可见虽然我没有看到院子里的茂盛景象,但是通过这一支出墙的红杏的就可以推断墙里面的茂盛景象。”这一种把眼前看到的较为惨淡的景象和作者心中由推测虚构的较为繁华的景象是虚实结合的描写,也表达出作者由一开始的游园失望,后来因为对园中的茂盛景象感到欣喜的一个情感变化过程,这中间有一种意境变化到了另外一种意境,两种意境的变化和作者的自身情感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又如贾岛的《剑客》中这样写,“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一首诗的表面意思是作者用了十年的时间打磨了自己的宝剑,却没有用过一次,今天把这把宝剑拿出来试试,看看谁有不平之事就可以为他打抱不平。这是诗词的表面意思也是作者表述的实景。但是细细读来,作者表达的深层次意思却是自身寒窗苦读十年却没有被重用,如果自己的才华得到了重用和认可,就一定会为百姓做好事为百姓打抱不平。这一层意思作者没有在诗词中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作者通过磨砺宝剑的实在情境联想到了自身的命运,使得文章即使没有提及自己寒窗苦读的经历也会联想到这样的意境。这样,可以让读者意味无穷的同时,也会同情作者的命运,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这就是虚实结合后产生的另外一种完全升华于纯粹写实的情境所带来的震撼的效果。读者在欣赏的时候也只有读懂了作者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思想也才能真正理解这首诗的意思,理解作者的用心良苦。 (3)韵味无穷 韵味是文学作品中意境的审美特征。韵味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是作者想要表达倒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要靠读者的悟性和领会能力来体会作者的感情去向。而在读者领会这种韵味的时候,又会因为读者的认识和阅历的不同而对这种意蕴产生不尽相同的理解。这种韵味是一种咀嚼不尽的回味无穷的美好感觉,作者即使收住了笔锋但是其心理上的感情还在延续,而相对来说读者即使是读完了文字作品,但是这种文字中蕴含的情调还在心间荡漾,难以戛然而止,因此在情感上和思绪上都会绵延不尽。例如《三国演义》首页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4]。《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着名小说,这一开头词中的每一句都是对小说中的一个阶段或是一个整体的概括总结。描写出了《三国演义》故事中的人物的斗争,英雄的成败,世事变迁,有得有失,恢弘的气势等,将这一部恢弘巨制用区区几个字概括的淋漓尽致却又巧妙恰当,让人读起来就能够联想到其中的各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并感受到小说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的吸引力,令人回味无穷,意味犹尽。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意境主要呈现出情景交融、虚实结合、韵味无穷的特征。但是这三个特征在意境表现中又有不同的分工,其中情境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虚实结合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韵味是意境创造的审美特征。这几种特征的恰当结合可以很好地展现出文学作品的生命活力和文学的魅力。 3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特征大体来说是可以划分成几个大类的,这些作品中意境的运用都离不开这几种模式,即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总结出了这几个特征对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视域下体育教育的论述 对于姜太公来说,他自己把“人鱼”都忘却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主要突出的是一种乐观、宽容的初始心态。白居易在对待人和事物方面,也积极地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他面临人生困境时,就算是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无论是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和挫折,都要笃定地生存下去。或许通过这样还有机会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价值,并有机会洗刷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正是通过此诗,借助垂钓这一活动来展现自己内心中的思想情操。在另一个诗人吕从庆的创作中,通过以钓鱼为主题,说道“我志不在鱼,毋问寡与多”,其中传达出来的思想境界与白居易的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同的,宋代苏轼创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明代王兆云的《王世懋性嗜佳山水》等都共同展现了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心态和人生志趣。古人一直以来都十分注重养身,并说道“养身先养心”。的确,无论是做什么工作,首先应该追求的是一份好心情,体育运动不仅仅能锻炼身体,更主要的是借助体育锻炼这一形式能获取好心情。明代刘基着的《郁离子》一书中,其中讲到一个《郑有躁人》的寓言故事,从反面来说明一个不擅长射箭等体育活动的人就无法进行自我改善。寓言中的人物直到病死后,都还不明白他的病源是因为内心的暴躁。 体育运动是一种健康的锻炼方式,体育运动中有一些是竞技型的活动,与同伴之间的相互搏击有很大的关系性。有些体育特长者不仅身强力壮,还在搏击、砍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造诣。因此,从古至今,所有练习武功和刀剑的人,都十分注重自身的道德熏陶。 我国古代也有很多文学作品对这些道德高尚和严以律己的人进行歌颂,而对于一些居心不良、欺世盗名的人则进行批判和讽刺。在清代纪昀着作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录了打虎的事情。书中说道安徽旌德县有老虎已经打伤猎户多人,于是当地人特地去请远近闻名的唐氏打虎家族,把人请来后,其中一个是老翁,已经长满了须发,并不断地咳嗽;另外一人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众人对此感到十分失望,但在最后还是依靠这祖孙两人的力量杀死了老虎。从这一则故事中可以得知,祖孙两人自身拥有不凡的绝技,但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有需要的地方,而并没有以来博得众人的热捧。在《清史稿》中,王来咸是一个专门帮助人解决纠纷的人,有一个人愿意出高价让他杀害他的弟弟,王来咸果断地拒绝了。他认为兄弟之间的不和睦很多都是为了争夺家财,但不论责任在谁的身上,兄长找人去伤害弟弟都是禽兽行为。只要是真正武艺高强的人,往往都是不轻易显露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地使出自己的绝招来伤害他人的。 在《甘凤池》一书中,大力士张大义听闻甘凤池的名声后,特地从济南来到了京师想和甘凤池一较高下,但甘凤池拒绝了他,而张大义则执意要和他比武,并在脚拇指上佩戴了一个铁套,意图通过这样来处死甘凤池。出乎意料的是甘凤池借助他的脚,反而使张大义的拇指套入了铁套之中。甘凤池在扬州的时候遇到了身强力壮又懂轻功的马玉麟,马玉麟看到甘凤池坐在地上心中感到一阵不悦,于是要和甘凤池比武,但在最后他却十分羞愧地狼狈而逃。最有趣的是清代吴炽昌着写的《淮阳难子》中,描写了一群脚夫和一个力气可以劈断树木而又十分自大的人,这些人竟然都不及一个遇难沿路乞讨的女子。最让人深深折服的是当这个女子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后,她父亲严厉责骂了她,训斥她不应该用泰山压顶势来伤害别人,并责骂她说,这样的行为是会“败人衣食”的。 从中可以看到其父是一个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情操的人,而这个女子也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施以颜色的,并不是做得很出格。这些摘选自不同朝代和文本的故事,都采用生动的语言和情节来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思想道德和个人的修养在一个擅长武功的人的身上是很重要的。在《礼记?射义》中也记述道,一个惨败的将军和亡国的士大夫以及不能守护家族利益的人虽然不能参加射箭活动,但对他们应该以礼相待,这是因为永不倦怠的学习和根深蒂固的礼仪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从中可以说明,体育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它的总体状况可以集中展现出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程度和水平,而反映在个人的身上,就集中展现在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之上。 文章中所摘选的一些以体育运动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都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中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在《庄子?达生》中记录了一则故事,吕梁游在三十里外的飞瀑下面,而在四十里外鼋鼍鱼鳖都不能够适应,更别说吕梁在这个之下。所以孔子认为他必定会死,并命令弟子沿着河流去救援他,但令人吃惊的是吕梁竟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孔子问他其中的缘由,吕梁说他是随着水的漩涡而前进,与上涌的水一同出现,并且完全依照了水的性子,这也正说明了吕梁熟悉水性的原因。无论是哪一种技能,都必然是在长时间的训练过程中积累而来。还有些古代文学作品则详细地讲解了日常学习和体育训练中应当遵循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指导下取得成效,反之相悖而行,只会带来害处。在《孟子?告子上》中描写了一个《二子学弈》的寓言故事,说明在学习和运动训练中都要十分的用心和专心;摘选自《吕氏春秋古代文学论文:审己》中的《列子问射》一书中,则主要强调“悟”在学习和运动中的积极作用,领悟其中的道义和规律是极其重要的;在《庄子?达生》一书中记录了《东野稷败马》的故事,说明人在进行体育训练时要根据自身体力的承受情况来看,这和训练马的道理是一致的;在《孟子?滕文公》中讲述的《王良与嬖奚》的故事中,特别强调学习一门技术应重视规律性的作用,并应遵循公众共同遵守的规则。古代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前秦时期着作的寓言故事《羿射不中》,还是《赵襄主学御》,都共同说明了:无论是在学御上,还是在学习射箭的过程中,都不应该把成败看得过重,而是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技能。而在《吕氏春秋?壅塞》中讲述的《齐宣王好射》的故事中,则从反面印证,如果学习射箭时只喜欢听别人的夸奖,并欺骗自己,是永远都不可能学好一门技能的。另外在《列子?汤问》一书中所记述的《造父学御》的故事中,专门讲述了学习御术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 这些摘选于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对我们今后学习任何一门技能都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也借助这些体育上的技能来说明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潜在规律。综合来说,以体育作为主题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分别从多个方面给我们一些思想上的教育和学习上的启迪。每一个求学者,都应积极地完善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情操,并要适当地规范自己,从而进一步来指导我们今后的人生,做一个积极进取、海纳百川的人。 古代文学论文:分析新闻传播广告的古代文学教育 一、教学重点 汉语言文学传统的教学重点一般放在知人论世,详解作者的生平以及时代背景、重点还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重点强调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并以此来理解文学史的演变过程。而在新闻与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结合新闻学广告学的理论知识,把教学研讨的重点放在二者相结合的地方。首先,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看到新闻传播广告的内容。例如《西厢记》教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重点一般放在反封建的思想、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等等。而对于新闻与广告专业来说,教学的重点不妨放在由元稹《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的演变过程,用传播学的理论解释其中的原因。元稹的《莺莺传》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并受到时人的称赞。《莺莺传》的思想观念是唐朝门第观念和门阀制度的婚姻观念下的产物。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创作于元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所以产生了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为主题的《西厢记》。从中可以看到,对于作品的改编也是一个接受的过程,与时代的影响息息相关。同样,还可以引述后人对于王实甫《西厢记》的评价,启发学生思考《西厢记》的传播。同样,在《梧桐雨》教学中可以介绍引述《汉书》等资料,联系王安石《和王介甫明妃曲》等昭君题材的作品分析梳理昭君故事的演变过程,结合传播学理论分析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昭君的不同理解。其次,在新闻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还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新闻广告素养。现有的古代文学教育多反映的主流思维,大学生尤其是新闻学、广告学的大学生,不仅需要文化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培养学生观察问题的角度,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换句话说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还以《西厢记》为例。主流观点认为该部作品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选读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的时候,不妨让学生提前读一读司马光给王安石的来信《与王介甫书》。司马光曾说当时朝廷上下对于变法的态度是“士夫沸腾,黎民骚动”(《赐参政知事王安石不允断来章批答》)。并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即《与王介甫书》,来反对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言:“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可见悔故也。”说明王安石决定抛开其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坚持推行自己的既定方针。结果,变法还是失败了。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后人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而对于新闻传播与广告方面的学生来说,不妨从舆论舆情的方面讨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二、教材引申 面对新闻与广告专业的学生,除了让他们了解一些文学史的基本知识以外,还应该关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新闻广告元素,对此要发挥引申。例如讲《诗经?卫风?氓》,可以讲讲“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中包含的古代实物交易中的广告元素:实物广告。讲白居易《曲江》“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的时候,可以结合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李中《江边吟》“闪闪酒旗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谈谈其中的酒旗文化,谈谈古代的招牌广告。关于教材的引申发挥,教师可以启发引导学生发现现代新闻广告对于古代文学的运用。例如讲杜甫时。可以联系《杜甫很忙》事件。杜甫很忙是2012年3月发生在新浪微博上的一个涂鸦、恶搞语文课本插图《杜甫像》的网络活动、话题,“杜甫很忙”成为3月末中国互联网的热词之一,并被商业广告利用。某公关团队和新浪微博先后声称此次网络行销为其策划。从传播的角度看,可以看到现代网络对于经典的解构,反映了当下人们的解构心态。此后。“杜甫很忙”事件继续发酵。众多商业人士继续演绎“杜甫很忙”的创作,推出各种各样的广告。例如:2012年4月2日,杭州市,街头出现了“杜甫很忙”的广告。被恶搞的杜甫推着一辆购物车,旁边配着文字称:“杜甫很忙,现在买钻流行去卖场。”4月,在京东商城首页,杜甫成为三星笔记本的“代言人”。沈阳华邑世纪城的房地产广告打着杜甫很忙的图片,配着“安得广厦千万间,买到现房才欢颜”。除此之外,长春中冶蓝城、重庆金悦城、重庆中房千寻等项目也运用了杜甫形象进行宣传炒作。尽管,这种恶搞的经典人物的方式有待商榷,但至少说明了古代文学与现代广告的结合。再如讲白居易《长恨歌》的时候,可以引申发挥到西安华清池的大型历史实景山水歌舞剧《长恨歌》。该剧斥资5000万元,打造具有亚洲唯一的全天候折叠式全色真彩LED软屏、国内首创水中机械组合多变式立体活动舞台和户外演出设施全隐蔽式设计,成为中国最大的水上舞台,并请来了国内一流的音、舞美、灯光、音响、服装、道具大师和阵容庞大的专业演出团体,倾力打造这台完美的演出。该剧以骊山山体为背景,以华清池九龙湖做舞台,以亭、榭、廊、殿、垂柳、湖水为舞台组合元素,以白氏《长恨歌》为歌舞剧情节线索。集历史文化之韵、山水自然之美与科技之奇为一体;将历史与现实、自然与文化、人间与仙境、传统与时尚交融一起,较好地演绎了该诗主旨,给人无限遐思。由此,可以启发学生引申思考当代旅游业与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化的结合:随着张艺谋发展了中国第一台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以后,中国各大景区都对当地古典文化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比如三峡艺术团的《盛世三峡》,张家界的《天门狐仙》《魅力湘西》,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梦回大唐》等。启发学生把古典文学与广告结合,经典的古典文学本身已经为人所熟知,广告在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基础上创作发挥,自然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在讲《西游记》的时候,可以联系近年来对于《西游记》的影视剧改编。1982年,用六年时间拍成了25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轰动一时。上世纪90年代,香港TVB电视台分别拍出了《西游记》(1996)和《西游记2》(1999)。到了2002年,台湾八大电视台与香港中天 公司联合投资,再次拍摄了《齐天大圣孙悟空》。接着刘镇伟和周星驰合作了《大话西游》系列。 2010年,浙江永乐影视制作公司制作了《西游记》。在讲《红楼梦》的时候,可以联系87版的经典《红楼梦》,也联系当下出现的红楼梦热潮,百家讲坛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以及由韩三平担任总制片人,李少红担任总导演的电视剧新版《红楼梦》。启发学生分析在光电媒体下中国古代经典的传播的优劣得失和当代人对于古代经典的接受心理,进而鼓励学生研究在新的技术下、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传播古代经典的对策。以上从三个方面谈了为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学生讲授《古代文学》的教学策略。其实,还可以运用设置思考题,推荐课外阅读书目等方法,引导学生把两个专业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只要教师主动了解一些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的知识,结合古代文学的知识,用心思考,总是可以发现两个专业的知识结合点,给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的学生以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启发。 古代文学论文: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体验式教学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但是在长期的工具理性的教学背景下,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逐渐僵化枯燥。随着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新课程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古文教学的价值逐渐被发现,它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语文素质的培养,乃至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体验式教学则消解了语文学科的工具理性,将生命、生活、文化和情感融为一体,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既体现了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也是语文学科的价值所在。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体验是非规定性的思,从而也是非统治、非宰制存在的思,它倾听着、感受着、领悟着,在主客统一性中经历着生命过程和周遭世界的变化。”[1]体验是生命个体的直接经验,通过体验,生命个体成为自然性、社会性和自主性的有机统一体,体验将自然、社会和个人有机联系起来,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文学作为抒情言志的一种表达方式,不仅体现了生命个体独有的个性与风格,凝聚了他的情感和体验,而且因为“艺术家所经历的那部分人类生活在审美体验的瞬息获得了新的改造与美化”[2],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语文教学,以知识为本位,割裂了作品的意义世界,忽视了语言的人文意蕴,造成了教育价值的失落。文言文被很多人当成“第二外语”,与受教育者的阅读、写作、思维训练无关,更与他们的生活、心灵无关,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远离了生活,远离了大众,缺少对生命、情感和精神的深切关怀,拒人于千里之外,其中蕴含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也被遗忘,古文教学甚至成了一种毫无价值的知识游戏。而体验式教学就是要跳出工具理性的束缚,从体验古文的文化意蕴出发,通过与古人心灵的对话,提高语文素养,理解生命的意义,唤醒生命的自觉意识,促进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体验式古文教学有利于受教育者个性的陶冶。个体的素质离不开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影响,而阅读恰是愉悦情性、抒怀明智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逐渐沦丧,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我们的心境能够得到慰藉,性灵得到舒展。古文作品包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意义,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式古文教学注重对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和提高,在民族文化的长河中,追溯、探寻民族精神。通过对先民文化精神和实践的触摸和巡礼,理性地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优秀传统,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以敞开的心境对待每一个独特的个体,促进多元化、创造性的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实现生命主体的自主建构。 体验式古文教学强调对生命和文化的观照,这种观照不是空泛的玄想,而是要落实到古文教学的实践中。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天然载体,虽然时代变换,古文中的汉语形态与现代汉语有了很大差异,但它们之间的血脉关系是抹杀不掉的,在人文精神上也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抒情言志之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其中蕴含的生命体验和主体精神可以跨越时空的藩篱,在人与我、古与今融通的过程中,将对古文的学习扩展到受教育者的阅读和写作中去,扩展到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去,让学习对象和受教育者的心灵互相碰撞。 古文教学的意义并不能简单地用获得多少知识、掌握多少技能来衡量,在工具理性和应试教育理念的束缚下,古文独特的文化魅力被简单化,甚至忽略掉了,“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3]体验式的古文教学要求把人文精神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注重生命意义的彰显和拓展。在课堂教学中,尊重并发挥受教育者的自主性,致力于他们自主精神的培养,通过探索世界、探索自我,体验到情感的满足、意志的独立和自由。 在课堂教学中,工具理性强调客观,注重分析,而体验式教学关注的对象则是丰富多彩、变化多样的,将学生的知、情、意、行等各种认知和技能融汇到特定的情境中,以诚挚、敞开的胸怀,追寻文本的审美价值和情感意蕴。因此,体验式古文教学需要调动受教育者丰富的情感,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体验文本的多重阐释和解读。这种个性化、开放的体验方式,将受教育者从繁琐的知识教学和观念灌输中解放出来,发现了自我的力量和价值,开始积极、主动地理解他人和融入社会。在讲到《爱莲说》时,我们可以带领学生到盛开的荷塘,去观察莲的姿态,感受莲的品格。在讲到《鸿门宴》时,可以通过分角色表演,模拟每个人物的神态、言行。通过创设特定的情境,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对文本的体验,对自我的体验,自然会不断深化。 体验式教学注重感同身受,因为感同身受是体验产生的基础,文学作品是作者情感体验的抒写和生动形象的展示,古文阅读和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对文本的内涵和意蕴进行细致的品味,更要将文本置于相应的历史视野中去观照。《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是间接的知识,但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同情中,在与他人的交流、沟通中,开阔视野,获取有益的启示,从而重塑自我。生命个体在不断成长,他们的期待视野随着理解的逐步深入,也在不断提升,教师作为引导者和组织者,或给予恰当的点拨,或营造相应的氛围,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带领学生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进入到古文世界中去。 可以说,体验式古文教学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情感性,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更符合语文教育“立人”的宗旨。 古代文学论文:对于古代文学中的梅雨意向论述 一、梅雨意象内涵的丰富 (一)梅雨特征描述的细致化 到了宋代,由于南宋时期文化政治中心发生了南移,江南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于梅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也就有了更加丰富的文献记载。陆佃在《埤雅》中对于梅雨的地理范围、特征、发生和持续的时间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罗愿在《尔雅翼》中对梅雨的记载说其“连日不绝,衣物皆裛”,又说明了梅雨持续时间长、容易使衣物发霉的特征。地理环境能够对人的心理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梅雨细密绵长的特征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敏感和消沉的情绪,而且梅雨天气一般伴随着高温、无风,会使人感觉到湿热、沉闷和压抑。文学作品中也对此有着很多的描写,如陆游在《枕上》中写道:“冥冥梅雨暗江天,汗浃衣裳失夜眠。商略明朝当少霁,南檐风佩已锵然。”写出了长时间的梅雨天气下空气湿度较大、万物容易发霉的特征。 (二)梅雨内涵情感的丰富 潮湿闷热的空气容易使人心情压抑、愁苦,而且淅沥绵长的雨丝往往会触动文人的愁情。比如王之道在《相山集》中写道,“昏沉浑似醉,憔悴不禁愁”,其中饱含了浓浓的愁思,还有刘敞和袁燮的两首《梅雨》诗,都写出了梅雨所蕴涵的这一感情特点。虽然梅雨的持续时间长,然而梅雨中农人们却可以借此时间暂将农事放下,享受一下难得的闲适和逍遥。宋代的文学作品里面有着很多这一类生活的描写,比如袁燮笔下有“小小闷人人莫厌,解教禾稼勃然兴”的诗句,表达了梅雨带给人们的悠闲惬意的感受。宋代文人经常赋予梅雨以“轻”“细”的特点,用“溟蒙”“处处”等词语来描写如烟如幕的梅雨景色,如李纲《梅雨》诗中写道:“小麦青青梅正黄,连山雾雨湿溪乡。轻丝袅袅摇空界,重滴涓涓响暮廊。”着重描写梅雨的缥缈、细密、轻柔的特征。还有赵师秀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把梅雨时节描写得清新自然,富有自然和生活情趣。梅雨有着如烟如雾、丝丝缕缕的自然状态,与爱情的缠绵悱恻极为相似,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梅雨来比喻男女之间绵绵的情思。如晏殊的《鹧鸪天》、程垓的《忆秦娥》、向子諲《鹧鸪天》等诗词,都抓住梅雨的缠绵、轻柔、无绪的特征,梅雨的这些特征像极了男女的离愁别恨,因此能够恰当地把男女感情表现出来。 (三)梅雨意象和江南地域特征的联系 由于江南地区在宋代成为文人墨客聚集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而且描写梅雨的作品也大大增加,梅雨的意象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文学意蕴和艺术美感的得到了突出,这也就使得梅雨的意象和江南的地域特征有了紧密的联系。梅雨落在江南的暮春时节,其自然有序的情境很容易引发文人的春愁和感叹。梅雨意象的文学和情感内涵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丰富,而且自宋代以后,梅雨和江南文学象征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如“烟雨江南”这一种意象的固定表达。 二、梅雨意象经典表述的形成 (一)“烟雨江南”经典表述的形成 自宋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梅雨似乎已成为江南的标志。在王琪《望江南》中有着“江南雨,风送满长川。碧瓦烟昏沈柳岸,红绡香润入梅天,飘洒正潇然”的诗句,描述了江南的一川无边烟雨中,碧瓦、杨柳、红墙相互掩映、若隐若现的场景,这是江南梅雨时节的典型写照。元代《平江记事》中细致地描写了梅雨对吴地居民生活的影响,这说明在元代,梅雨已经成为江南地区民俗中重要的一部分。从地理意义上看,说起“梅雨”,即令人首先想到江南。从美学上来看,梅雨意象的江南地域性在地域、心理和文化优势三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强化,在人们的心理认知上,“烟雨江南”即指的是梅雨季节的江南景色,如古诗中常用的“江南风物”“江南烟雨梅子肥”等词句就说明了这一点。从实际生活来看,梅雨和江南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茶叶出产自江南,而采茶的习俗和梅雨有着重要的关系,清代《续茶经》中关于梅茶的记载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作品中对于梅雨的描写大多和江南有关,比如“迷蒙”“烟雨”“溟蒙”等词语,而这些词语正是如烟似雾的梅雨的真实写照,这在雨的意象中是独特和别有韵味的。 (二)苏州的“烟雨江南”意象 明清以来,浙江、江苏等地由于其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优势,不仅成为地理意义上的江南,也逐渐成为人们心理认知中的江南,因此苏州也就逐渐成了烟雨江南意象的代表地。苏州地处江南,由于其地势较低,在梅雨的时节,池塘青草、树木、山峦、黛瓦粉墙在迷蒙的烟雨中若隐若现,别有一番韵味。以清代王士祯的“诗地相肖”的文学理论来看,梅雨和苏州正是绝妙的搭配,宋代王仲甫也有“好去渡江千里梦,满天梅雨是苏州”的诗句。 (三)明清时期“烟雨江南”表述的固化 在明清时期,“梅雨”和“江南”的经典意象表述组合已经逐渐固化,梅雨有着迷蒙如雾的状貌特征,迷蒙的江南正是对梅雨意象之美的最好体现者。在明清时期,描写江南的诗句中无不是这一点的突出体现。明代高启的《梅雨》诗中有“江南烟雨苦冥蒙,梅实黄时正满空”一句,写出了梅雨江南迷蒙满空、婉约缠绵之美。而“烟雨江南”这种极富诗意和离愁别绪意味的表述方式又成为明清文人常用来抒发情怀的意象,无论是诗句还是书画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在明代《清河书画舫》《续书画题跋记》,清代《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画典籍中,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意象。 三、结语 梅雨由单纯的气象学方面的意义逐渐变为文学中的意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从西晋和南北朝时期的“梅雨”概念的出现,到唐朝梅雨文学意象的基本形成,再到宋代梅雨作为文学意象其情感内涵的丰富和细致化以及明清时期“烟雨江南”的经典表述的定型固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记载较为丰富、较为特别的意象之一,梅雨这一文学意象有着独特的美感和文学内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着独特的韵味和魅力。 古代文学论文:论在中专古代文学教学中要恰当运用多媒体 古代文学课程是一门传统课程, 是中专教师必修的一门专业主干课、基础课。近几年来传统的教学方法受到多媒体技术的巨大冲击,如今,仅仅运用板书和教师口授的方法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难以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更不能把古代文学的优势充分地表现出来。而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视觉和听觉综合形象,声像兼备,将古代文学知识与传统的音乐、书画联系在一起,使学生将学习古代文学知识当作一种享受,同时扩大了课堂的知识容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趣味性,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更有利于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的提高;它使教学方法多样化,教育手段多样化,信息技术传递立体化,具备了以往教具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符合认知理论模型,对现代教育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为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在教学中受到很多教师的欢迎。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新兴事物,还处于发展阶段,同时它也对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任何真理走向极端就会变成谬误,在这种手段的具体操作运用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误区,还有许多领域有待探索。比如在理论上显得超前和乐观,把多媒体技术会带来优质课堂教学的可能性当成了必然性,同时片面地否定传统教学模式,导致多媒体教学模式难以发挥应有的优势等等。本文试就如下几个问题做些探讨。 一、过分追求多媒体表面效应,忽视传统教学手段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总结出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多媒体技术手段仍不能脱离传统的教学手段,必须承认传统教学手段仍然具有生命力,多媒体教学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而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教学模式。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同教学方法一样,只有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才是有效的。否则,就不可用,也不能用。比如经常见到有的教师将教案内容原原本本搬到了电脑屏幕上,再用投影仪设备投射到大屏幕上,用课件替代黑板,学生拼命记笔记,但也赶不上教师的讲课速度。而其他教学方法依旧。老师眼不离显示器,手不离鼠标、键盘,无章法的机械式教学模式,实际上是把课件变成了单纯的“黑板搬家”或“课本搬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的极大浪费。过多地使用这种方式,也会造成“审美疲劳”,使学生出现厌学症。 二、违反信息量适度原则,忽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教学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传输过程。课件教学以其容量大、速度快、易操作、课堂教学效率高而备受青睐,是不是课件教学过程中就要无限制地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呢?显然不能。但是,在多媒体教学中我们是否真正重视了这个问题呢?众所周知,传统教学都能存在“吃不饱”和“吃不了”的现象,何况在多媒体课件教学中,如果稍不注意,就更容易发生“吃不了”的现象,从而严重制约多媒体教学优越性的发挥。有的教师违反多样性的教学规律,上课时只顾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单方面地一味播放、讲解,而无暇顾及学生听课时的表情反应,结果使多媒体教学成了讲稿演示。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都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动接受知识,无法与教师进行很好的交流,无法进行教学互动,也就无法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三、过分依赖多媒体资源,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多媒体技术与课程整合,其主体是课程,而非多媒体技术。不能为使用技术而使用技术,更不能以牺牲课程目标的实现为代价,应以课程目标为最根本的出发点,以改善学习者的学习为目的,选用合适的技术。切忌在使用传统教学手段就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下,还去生硬地使用多媒体技术。如有的教师在进行网络教学时,即使与学生近在咫尺,却非得通过BBS对话方式才可以交流,认为这才发挥了多媒体的作用。其实恰恰相反,这样反而人为地拉远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网络上的课程学习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只是教师主导作用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创建了公共学习邮箱、讨论区、把学习资料挂到网上后,有些教师随之在实际教学中把主体回归的课堂变成了主体放任自流的课堂,过度弱化了教师的指导作用,在教学中出现了放手让学生在网络中自学而不进行监控,在讨论区中自由发言而不围绕主题的现象。这样,在网络环境下学习的优势不但没有发挥出来,而且连传统教学的任务也没有完成。教师应在实际教学中系统考虑教学活动诸要素和诸环节的相互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方式优化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通过多媒体技术、多种学习策略和多种活动形式主动学习的同时,不断地将反馈信息传递给教师,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地对教学过程实施随机调控,达到和谐共振的状态。整个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交流互动、不断循环、不断调控的过程。可见多媒体仅仅是教学的辅助工具,教学中教师还要发挥其主导作用,也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如果过分夸大课件的作用,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古代文学论文: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诵读法 论文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诵读教学法 原因 价值 运用 论文摘 要: 当下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诵读法运用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制约,以及师生自身的素质缺陷和认识偏差。诵读的显着价值在于“因声而见情”和“传情发于声”,诵读教学法的宗旨在于体认到声情统一的神妙。强化古代文学中诵读法的教学,要从改善客观环境和改造主观认识着手,在具体运用层面,诵读教学法应与注意培养、文意理解、写作训练、考试测评等手段相结合。 凡是出声念读,广义上都可以称为诵读。对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来说,诵读方法很多,但朗读和吟诵是其中最基本的两类。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今天,大规模经典作品诵读活动在全社会渐成热潮,这当然令人欣慰。很多有识之士深切认识到,经典诵读必须从基础抓起。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将诵读活动推广到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与经典诵读活动相呼应,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主战场,大多数老师在文言文教学中能积极运用诵读法。“稚儿勤诵读,音节更琅琅”(孙枝蔚,《无酒》诗之一),古人理想中的良好读书氛围正在幼儿和少年段的人群中复兴。 令人遗憾的是,大学却并没有很好地保持这种氛围。朗朗书声陡然变得微弱,满校园除了听到些许诵读英语的声音外,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传统经典都快成“绝响”了。经典诵读的这种一头热、一头冷的非正常现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承担经典特别是文学经典教学任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理应恢复诵读法的基础地位。时不我待,适逢其时,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强化诵读法毋庸置疑。因为它不只是方法上的革新,更是引领大学校园乃至社会文化氛围的推手。 一 造成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绝少书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概括起来,无非是外部环境的制约,以及师生自身素质和认识上的问题所导致的。 从客观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当今浮躁实用的社会心态影响下,重要性与日俱降,边缘化速度之快正考验着人们的想象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本是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在一些学校的关联文科专业也有开设。该课程一般由“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两部分构成。在市场化和功利化专业设置的影响下,包括古代文学在内的许多基础理论课程在大多数大学里突然变得很不吃香。它们不得不让出部分教学时间,以保证那些市场反应灵敏、应用性强的时兴课程的开设。在这种大背景下,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普遍受到严重削弱。由于课时的大幅压缩,这就不得不迫使授课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做出调整。一般情况下,教师在有限的时量内,会最大限度地保证文学史知识的系统传授,相应的文学作品部分的教学时间就要大幅减少。作品讲得不多,自然诵读法也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久而久之,老师也就只知道讲课,而对诵读一事就选择性遗忘了。 从主观因素来看,诵读法运用不多跟师生的素质和认识有很大关系。现在不少古代文学教师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几乎没有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教育。他们都是在现代教育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对旧式的诵读法已经相当陌生。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素质上的致命缺陷。不少老师自己朗读功底不行,由于缺乏自信,有意识地在课堂上忽略这种方法的运用。就吟诵而言,现在除了老一辈的霍松林、叶嘉莹、袁行霈、周有光等先生还深谙此道外,能继承者实属凤毛麟角,真担心过不了多久,吟诵又要变成真正的文化遗产。既然如此,吟诵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又怎么不成为绝响?在对教学方法的认知上,许多老师也出现了偏差。他们认为,诵读属于摇头晃脑的旧式先生,这种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课堂了。他们甚至将诵读看成是死记硬背的代名词,干脆视之为封建糟粕加以抛弃。由于普遍地采用“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整个大学课堂都是出奇安静。有些古代文学老师还担心,叫学生诵读产生的声响未免会影响邻近的课堂,因而认为这种方法不合时宜。 从学生方面看来,很大一部分已经对文言形式陌生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们在新式标点下读好一篇古文都觉得费劲,指望他们在情感上产生同情和共鸣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这种没有兴趣的状态下,要他们主动去诵读显然是不现实的。还有一部分同学对诵读有种厌倦和反感,这是中学过于功利化教育的后遗症。为了高考,将诵读与分数目的直接挂起钩来,被动重复,死记硬背,物极必反,到大学以后必然产生对诵读的“仇恨”感。再加上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人类已经走进了图像时代。图画的直观性和音频的立体性,使很大一部分同学产生了依赖性和惰性。经典的诗文诵读在图像的包装下,已经包办一切了。学生若有兴趣,则只要带着耳朵享受一番就好,亲自开腔显得多余,而且没有自信。在功利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校园,人们已经习惯于听到英文诵读,若偶然听到有人高声诵读古诗文,一定会惊诧莫名。整个氛围的丧失,乃是文学诵读无法展开的根本原因。学生的种种情绪,有意无意间影响到老师,一旦师生有所“共鸣”,古代文学课堂上诵读展开不充分、效果不理想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 开口发声在古代文学课堂竟然成为奢侈,这在古人看来真是咄咄怪事。诵读法不但是过去启蒙教育的第一方法,而且在各级学校的教学中,它的基础地位从未曾动摇过。史载教育家胡瑗办学时的盛况:“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1]朗朗书声和着悦耳琴声,响彻课堂内外,像这样的动人场景,在古代是十分常见的。 一篇优秀的古典诗文,人们常用“声情并茂”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是恰如其分的形象描述。诵读法的好处有很多,但我以为,其最显着者当在“因声而见情”和“传情发于声”上。“声”与“情”一而二,二而一,互为表里,彼此生发,其妙处非反复诵读不能体会。这种关系正如曾国藩在《处事金针·学问之道》中所描述的那样:“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可渐入佳境。” 一方面,诵读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字的音韵之美。久之便能披音入情,从而体会到不可言传的巨大愉悦感,这就是所谓的“因声而见情”。因声韵而产生押韵和平仄,这是中国古典诗文格律美的重要体现,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正如陆机《文赋》所言:“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声音之美如同五色相映,其抑扬顿挫的转折变化正是情感的外在表现。循着声音一路探美 ,情怀随之次第展开,境界自然也别开生面,读者往往因为这文学的美景激动而陶醉。四声之说明确提出虽说是在南朝,但注意音韵美在《诗》、《骚》中就成为高度自觉。《离骚》鸿篇,若默读不足以体会其波澜壮阔的情怀。唯有高声诵读,其自信、激越、悲愤、悱恻、坚定、深沉、流连等百般滋味,万种情感才能娓娓展开,声促情涨,到高潮处已难辨读者和屈原之别。我每次在课堂诵读《离骚》,情感就要受到新的洗礼,心灵无不受到震撼。这也更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这句话,与其说这话是赞美名士风度,不如说是倾倒于《离骚》的声韵之美。能在酒精的作用下,自由解放自己,旁若无人诵读美文,听着自己的声音,感受到君心我心原为一心,这才是真正的名士境界。 另一方面,诵读有利于还原文学场景,将古人之情传达于读者之心。古今人同心会意后发之于口,这份激荡的情感便有如平上去入四声调,拍打于心岸,带来审美的别样冲击波,这就是所谓的“传情发于声”。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在论述“情”之所托时,都不是对应“文”,而是“音”或“声”。“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由此可见,音声之重要性高于字句。因此古人进一步明确说:“诗有比兴不能尽者,故被之声歌,使抑扬以毕其意。”(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上)又云:“性情,诗之体;音节,诗之用。”(乔亿,《剑溪说诗》)这都直接说明了“声”和“情”之间的一体两面关系。明乎此,我们在诵读之前,不妨先默读精思,用心捕捉和体会到作者的情感。识得其酸甜苦辣之后,在深得我心的状态下脱口而出,即能收声情一致之妙,这也就是叶圣陶先生所说的“美读”。“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这无非如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设身处地,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诸如此类。……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的心灵相感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3]叶先生的这段话,精辟地点出了情由声出的道理,对诵读在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沟通作用作了特别的强调。 “声”与“情”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缺少了诵读这个环节,关系怎么能得到体现?因此,诵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揣摩和理解的过程,简单地认为诵读是死记硬背的一种手段,实在是过于肤浅。 三 要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强化诵读法的运用,必须改善客观环境和改变主观认识。从客观条件来看,改善古代文学的生存环境,提高该课程的尊严和地位,从而创造出一个诗意葱郁的氛围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弦歌讽诵满校园之日,便是民族文化自信饱满之时,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有憧憬。从主观改造来看,师生必须提升自身的素质,提高对诵读教学法的认识,尽其所能创造出课堂改革的良好气氛。 在具体实施诵读教学法的时候,教师应该注意发挥好引导作用。不能单纯为诵读而诵读,而应当将诵读与其他教学任务结合起来,在适度压力下提高效率。在目前的情况下,追求审美和功利的统一,是诵读教学法的现实可行之路。 第一,诵读教学与注意培养相结合。集中注意力是高效率完成事情的重要条件,诵读亦是如此。明代薛碹说得好:“凡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耶?”(《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五)朱熹认为,读书必须三到,即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熹,《训学斋规》)因此,教师在实施诵读法的时候,千万告诫学生聚集精气神,细看文字响亮读,以不读错一字作为检验标准。注意力一旦成为习惯,便能心平气和,有如此好的心态作保障,阻碍诵读教学的其他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诵读教学与文意理解相结合。“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能生巧,温故知新,对文意理解的加深有时候是和诵读的频率成正比的。因此,教师不只是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要求学生诵读,更要鼓励学生在课后继续。诵读和精思要同步进行,要仔细揣摩作品奥义,以及作者境况和情志,将心比心,成为作者千古知音。正如黄子云《野鸿诗韵》云:“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日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惚恍之间,或得或丧,若有若亡,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达到知己境界,则作者之言仿佛出于我之口,作者之意仿佛凝于我之声,诵读境界至此,方为有得。 第三,诵读教学与写作训练相结合。“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诗句所揭示的道理广为人知。写作时语感非常重要,而语感的获得显然需要大量阅读的积累。诵读不只是能得到文意的语感,肖其神气,而且能获取文声的语感,合其音节。相对于默读,诵读在语感训练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有了很好的语感,就会产生模仿创作的冲动。正如曾国藩在《家训》中所言:“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若能臻于此境界,诵读教学法的效果就会有所增强。因此,教师要将诵读与学写古典诗文联系起来。提醒学生在创作时注意音感,完成作品后,在节奏、平仄、押韵等方面与诵读的原作比较。培养学生通过念诵来修改文章的习惯,使他们体认到“遇到念来不顺的地方,就是要修改的地方”。 第四,诵读教学与考试测评相结合。没有压力便没有动力,适当采用一些功利手段来促进教学是必要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作品来进行普通话训练,并将这视作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的一步骤来实施。加强对诵读作品的考核,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出要求。一些特别经典的作品可要求学生背诵,并在试卷上明确考核内容。除书面考核后,平时课堂上也可随机抽查,期末甚至可以集中时段当面考查诵读情况,将其结果列入平时成绩。教师还可以采用激励机制,创造条件让学生主动参与各种诵读活动和比赛。比如鼓励学生将自己的诵读作品做成音频文件上传网络与同好分享,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级别的经典诗文朗读大赛,邀请高水平专家为学生举办朗读、吟诵等讲座,并为他们与专家的交流搭好平台等。 世上之事看起来难,但只要努力去做,难事就会变得容易。相信通过全体古代文学教师和爱好者的共同奋斗,诵读之风一定会蔚起校园,广及社会。当诵读经典成为一种大众自觉时,人们随处可以听到吐珠纳玉之声。和着铿锵悦耳的声调,精神为之轩昂,境界为之高尚,人生因为这样的诗意而无限美好。 古代文学论文:论中国古代文学互动式教学模式 中国古代文学的科研与教学现代化是近年来研究和教育界共同关注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改革和研究,要求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改革教育模式等。“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1]老学科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其教学模式经历了由“灌输式”“理论式”“压迫式”到“启发式”“案例式”“互动式”的探索。 一、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教学模式是指授课过程的组织形式。以往古代文学授课多“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即课堂上以教师讲授为主,每节课教师从头讲到尾,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和附庸的地位。这种教学模式既不能体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创造性,又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然而约定俗成,每一节课,老师从上课铃响讲到下课铃响,因而往往远离作品本身而肆意发挥,学生则无暇看课文,只忙于记笔记。花同样的时间精力,究竟是读名篇名着好,还是记笔记、背笔记好,似乎不难做出合理的结论。”[2]互动式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强调培养学生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是目前教育界研究的重要的教学模式之一。 传统的教学模式课后的延展式教育较少,学生除了完成教师留下的作业外,对文学作品的把握往往以考试为导向。考试多为笔试评定,文学史的内容占试卷的60%,文学作品分析占40%。这种评估体系只能体现学生对于文学史的熟知程度,对其提高写作能力与综合素质并没有很大的帮助。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其实践创新能力。“近几十年来,由于对于传统的错误认识,以及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新生代才学的不足,原本在高校古典文学教学中还尚存一线的写作练习几乎绝迹,与古代文学的隔膜越来越深。于是学生鉴赏时莫名其妙,老师评点时隔靴搔痒。”[3]文学作品中的仁义礼智信只有被学生化为人文素质,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承。互动式教学模式克服了传统教育的弊病,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和实践,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实践的能力。 二、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建立 互动教学模式互动作为教授和学习的手段,在互动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教学,通过教学、讨论和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配合。学生通过这种教学模式了解文学的经典作品,掌握评价和审视文学作品的方法。它分为课前、授课和课后互动三类。 (一)课前互动包括指导学生自主阅读和收集材料。我院创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网上教学资源库》,通过网络课程提前将讲授课程的预习和思考题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前对所讲授的知识有所了解。学生通过查询资料的过程中寻求答案,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如在讲授《牡丹亭》前请学生查阅其的版本,很多学生在查询中发现其版本在科白上存在很大变动,得出舞台表演和文学剧本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结论。 (二)授课互动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以学生为主体,运用提问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情景模仿式教学等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讲授《鸿门宴》时运用情景模仿式教学,教师让学生扮演《鸿门宴》中的角色,对鸿门宴的场景进行了模仿,课堂妙趣横生。最后的作业是每个班级编一个短剧《鸿门宴》。有的学生用现代人的观点戏说鸿门宴,表演时尚幽默,经过多年演绎已经成为话剧社节日表演的保留剧目。运用这种授课方式激发了学生学习创作的热情。 (三)课后互动以网络为平台,教师答疑,指导学生阅读、写作和实践。教师指导学生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和生活中。学生创办具有特色的文学社、戏剧社和杂志。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引入了对联、绝句、律诗、长调词之类的写作训练。我校成立了徐州高校诗词协会、楹联协会和话剧社,每年都举办采风活动、诗词朗诵和创作大赛。戏剧社创作课本剧参加高校大学生DV大赛。通过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写作和社会实践能力。 三、互动式教学模式的成效 古代文学教学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大学的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其宗旨、其核心是育人,或让学生学会做人。但是这种教育不能仅仅依靠课程教学,课程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却不是唯一的形式,育人、素质教育很重要的一环是‘养成’,即通过大量日常生活和环境的熏陶,潜移默化地、润物细无声地对人的心灵予以感染、纯化。”[4]互动式教学在教学过程、教学效果和评估体系上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一)增强趣味参与性教学。互动式教学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愉快的美学享受,如在教授《春江花月夜》时可以安排多媒体教学播放古筝曲《春江花月夜》,加深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同时安排周期性讨论会,师生共同评议文章,各抒己见,见仁见智。先让学生评议,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然后教师进行修改、评议和总结。一篇文章经过师生的反复评议会出现很多亮点。学生的思维和参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二)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通过假期社会调查和实践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比如2012年的暑期社会实践题目是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调查和研究你感兴趣的地方传统文化。很多学生通过调查和研究写出了不少好文章。如《唐代徐州进士考》《宋代徐州进士考》《明代徐州进士考》《清代徐州进士考》《苏轼在徐州文学创作研究》《苏轼在徐遗迹的考证和研究》《徐州古代名人遗迹考察与研究——以彭祖、项羽、刘邦为例》和《张竹坡文化遗迹调查与研究》等。学生运用学到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进行调查和研究,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三)形成开放灵活的评估体系。在考核考试方式上将参与讨论、 学期论文和课外实践与期末考试一起计入学期总成绩。用灵活的评估体系扭转学生被动、应试学习的不良倾向。采用考查和考试相结合的评估体系,考查的成绩占30%,考试的成绩占70%。考查内容分为平时的课堂讨论、学业论文的写作和课外实践三个部分,各占三分之一。考试采取笔试方式,试卷考查的重点突出学生对重名家名篇的掌握,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达到以点概面的效果。通过这种考试方式,学生在具有扎实的文学基础知识功底的同时,也提高了古文的审美和鉴赏能力。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前提下,中国古代文学面临着推进课程向综合化发展,教学内容、教学技术和教学模式现代化的课题。加强学科建设,改革教学手段和模式,全面发挥课程在德育、智育、美育等方面对学生的作用是改革的重点。互动教学模式将交流和对话作为教学实施的核心和灵魂,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教学实践,通过讨论交流相互作用、影响和配合。它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协作和自主创新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素质,增强教育效果。 古代文学论文:论古代文学鉴赏课中的细节教学意义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细节教学 论文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课讲授当中,细节教学受到的重视程度随着教育层次的提升而逐渐呈下降趋势甚至被忽视。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想象能力及其感悟和把握作品能力都是十分不利的,应该引起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细节”,按《汉语大词典》释为“细小的环节和情节”。字面上的理解,细者,小也;节者,单位或要点也。“细节教学”顾名思义是指教育者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去引导教育对象去关注一些不易察觉的小处从而发现一些问题作出一定的思考并得出结论。教师在中小学阶段善抓细节教学这对于培养学生思维细节的能力无疑是有利的。可是到了大学这种良好的教育方法就逐渐地被淡出视野,老师更注重教授学生宏观地把握作品。这对开拓学生知识面固然有所帮助,可是在教学中弱化或丢掉细节教学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果:“文学与诗意光辉的暗淡,想象的翅膀的折断,创造的智慧的夭折,几乎是无可避免的。”[1](卷首) 下面以《木兰诗》为例进一步谈谈这一问题。我们对于这篇作品的教授往往只集中在木兰形象的分析上或木兰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上。而关于诗中的“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句常常一笔带过、忽略不计。关于诗中的“十二”大部分资料都认为是非确指为多年的意思。课改后的各种版本的教材和《教师用书》也仍然沿用这一注释。与“军书十二卷”,“十二”表示多数情形相同。不管是确指还是不确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木兰在军中数年未被别人发觉是女性不禁让人生疑,可能吗? 刘勰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文心雕龙·时序》)也就是说歌谣的文辞思想与社会的风尚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从《木兰诗》中“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窥视出北朝有着怎样的习俗呢? 在《木兰诗》中我们发现木兰是一个习武之人而且对于所使用的武器装备非常熟悉,在出征前她曾到集市有条不紊准备自己所需之物:“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而且她英勇善战、冒死前行,临死不惧,“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妇女习武,魏晋之前,史籍不多见。而北朝妇女习武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并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巾帼英雄。《魏书·李安世传》所载《李波小妹歌》就反映了这种时代特点:“李波小妹字雍容,赛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有学者认为:“这诗咏叹李波小妹武艺高超,藉以显示李波的人马精良,势力强大。”[2](P263)歌词重在“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二句,表明妇女尚武直追男子。又如北魏名将杨大眼的妻子潘氏善骑射,身穿戎装,驰骋沙场,时人谓之曰“潘将军”。北齐高欢娶尔朱荣之女为别室,此人善于弯弓射箭,曾与蠕蠕公主有过较量:“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鸱,应弦而落。妃引长弓斜射飞乌,亦一发而中。”[3](P518)北朝女子受少数民族尚武之风的影响,普遍习武而其中又不乏武艺高强之人,甚至可以与男子一比高低。也就说,从技能上看,木兰虽为女性但很难与男性区分开来,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文学作品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的。它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北朝妇女尚武的特色风采。 其二,北方民族以畜牧为业,善于骑射,男子锻炼出了雄健强悍的体魄、粗犷豪迈的个性。如《企喻歌辞》中“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他们热爱武器甚至超过妙龄女子。“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辞》)这说明北朝的男子他们的兴趣点与生活关注的重心显然不在女子身上,他们情感不够细腻,在与女子交往的过程中缺少应有的观察,男女情感问题似乎是他们的一个盲区。因为北方没有像南方那样繁密而多彩的植被、曲折而温润的水网,景观缺乏细部的变化。然而,大自然就在这单调之中充分显示出它的雄伟、严峻、粗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会去注意细微的东西,目光总是被引向高远之处,看到的是巍峨的高山、广漠的草原。久而久之,人们的心胸也就随之扩展开来,形成粗犷豪放的性格。北方人民多生活在高原,连年的战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动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又培养了他们自由独立、好勇尚武的性格。他们从小就受到了环境的艰苦磨炼,受到了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深刻影响。他们能骑善射,英勇异常。“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足必跋黄尘下,然后决雌雄。”(《折杨柳歌辞》)健儿与快马,快马与健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了草原游牧生活中最动人的图景。对于汉民族文学作品中细腻曲折地表达情感难以体会和捕捉,所以亦有北朝乐府民歌中的“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折杨柳歌辞》)。所以,即便有女子出入身旁他们也并不在意更何况是身着戎装的木兰呢? 其三,在语言上,北朝女子传情达意的时候直率大胆与男子区别不大。“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诗歌以问答体的形式,将木兰内心的隐忧和一种急不可耐地为家庭承担责任的心情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即便是在最高统治者面前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一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北朝情诗上,女子表现出了异样的大胆与直率。“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哪得儿孙抱。”(《折杨柳枝歌》)“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歌》)“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折杨柳歌辞》)“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加之北朝女子礼教束缚不严,关于这一点《颜氏家训·治家》就写道:在北方,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看来少数民族受儒教的熏陶甚少,没有像汉儒鼓吹的那样,把男子看成“天”,礼法束缚松驰,妇女说话时心态放松、比较自由随意,在家庭中没有表现出男性话语霸权的现象,女子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均较为优越。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从话语方面男女差异不大。 其四,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整个北方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从公元318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大地上出现了十六个国家之多,史称五胡乱中华时期。因此,频繁的战争是北朝社会一个严重而突出的问题,因而北朝民歌中反映战争的诗也较多。如《企喻歌辞》中的后三首,《紫骝马歌辞》中的第三首,《慕容垂歌辞》三首,《隔谷歌》二首,以及《陇上歌》(《杂歌谣辞三》)等,均属此类题材的作品。《陇上歌》对战争的描写较为具体: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聂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聂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辞》)“兄在城中弟在外 ,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隔谷歌》)这些发自内心的悲吟与呼号,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广大人民悲剧的命运。所以,如何在残酷的战争中获胜并保全自己的性命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因此,本是粗线条的北朝男子加之在沙尘滚滚的战场更是无暇顾及身边之人的性别了,诗中的女主人翁也不乏骄傲地说“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明显是一个比喻,说的是兔子在奔跑时很难分辨出性别来。以此说明在烟尘弥漫激烈厮杀的战场上要分出男女来同样也是十分困难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千万不要忽视对作品的细节的阅读,细节之中往往藏着大学问。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呵护和激发学生的感悟作品的能力,其根本做法就是:逐渐培养他们的细节观念,多留心作品中的“小”并从中及时发现有价值的事物,这样学习的态度必将使他们终生受益。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教学实践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 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城市公园园林景观规划研究 【摘 要】文章总结了城市公园的定义，结合吉林省城市公园介绍了城市公园的分类和景观规划原则以及城市公园功能的相关理论，最后提出了建议并对课题做出了总结。 【关键词】公园；规划研究；园林；城市；吉林省 1.引言 21世纪是建设生态景观环境的世纪，而生态景观环境的建设与城市环境的建设息息相关。2015年7月，国家总席到吉林省调研期间，曾指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化综合治理，落实目标责任，扩大绿色植被，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吉林省拥有北国春城以及北国江城，松花江源头位于长白山，又继承了乌拉满族的民族文化，城市公园的景观规划既独立又统一。 2.城市公园定义 对于城市公园的定义，各国学者们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总结各国学者以及《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城市公园包括几方面内容：第一，城市公园是城市绿地的一种类型；第二，城市公园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城市的居民。由此可见，现代的城市公园，是在高密度的城市化区域里，以绿地为主的开放或半开放空间，是一种为城市居民提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集游览、休憩、教育、实践等活动的场所，体现人与生存环境实现共赢的主题，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途径。[1] 3.城市公园分类 3.1综合公园 城市综合公园指以文化娱乐、儿童游戏、健身运动、休憩等综合性功能为主，兼有相应服务设备，规模较大，适合居民在户外活动的大型绿地。综合性公园要求生境条件好、各类设施齐全、自然物种丰富、园林景观品质较好、规模较大、能够满足大众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的需求，同时能为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不同性别的居民提供半日以上的游憩活动。[2]例如：长春市南湖公园以及吉林市北山公园。 3.2社区公园 指为一定居住用地范围内的居民服务，具有一定的活动内容和设施的集中绿地。例如：长春市二道区的劳动公园。劳动公园经过改造，已经焕然一新。明代记成在《园冶》一书中曾陈述：“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计成在书中概括了借景的五种方法，即：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因时而借。劳动公园南门亭廊即运用此手法。在植物配置上，传统树种以及果实树种居多，力求人移景异，时移景异的景观特色。 3.3专类公园 指以某种特定使用功能为主的公园绿地。例如：长春市世界雕塑公园。园内软质景观虽少，但硬质景观填补了这一空缺。不同区域表面材质各不相同，在园林的总体形态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水体与硬质景观融入其中，在空间上形成以柔克刚的特点。在植物种植上，多以规则是种植为主，形成庄严肃穆的气氛。树种多选用松柏纯林，以示万古长青。又例如：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顾名思义，多以植物以及动物为主，园内多处运用障景，令人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常采用“园中园”、“四季园”等方式。再例如：长春市胜利公园。园内大多以游乐设施为主，欣赏景观的同时，利用设施放松身心。 3.4带状公园 指沿城市道路、城墙、水系等，有一定游憩休闲设施的狭长型绿地。例如：吉林市乌拉公园以及长春市伊通河公园，均属于带状公园。乌拉公园属滨水带状公园，沿松花江而立，将江景引入城市，同时以绿化为主，临水区域景色更加怡人。同时运用高低不等灌木使岸上与滨水形成透景线，利用小型构筑物，营造半私密空间。 3.5生态公园 指以生态学和生态文化作为指导思想，结合传统城市公园和主题公园各自的特色而建立的一种新型的城市公园。例如：长春市国家森林公园。其中并无游乐设施，水体植物占据大部分。运用造景手法中对景较多。谭边眺望可欣赏另一空间景色，湖面呈现“月牙型”，可观赏多处风景。 4.城市公园景观设计原则 4.1以人为本 城市公园直接目的就是为居民服务，提供一个游乐休憩之地。在贯彻实施中央与党的方针的基础上，为城市居民创造一个适合人类放松的“负离子氧气瓶”。 4.2古今通用 我国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园林最早的雏形在夏朝就已经出现，而公园的的雏形则为皇宫御园和私家别苑。而在计成的《园冶》[3]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园林造景的细节。我国传统古典园林也已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在现代城市公园的设计中，也不应该摒弃古典园林景观造园的思想，而是将其精髓融入到现代公园建设中，不仅继承发扬了我国传统文化又可以将现代甚至国外造园理念引入，使得城市公园更加炫目多彩。 4.3生态保护 城市公园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将钢筋水泥的城市变得富有生机，让自然与人和谐相处。首先，在种植方面，要做到适地适树，尽量保留乡土物种，适当引进外来物种。其次，在整体景观时，要注意与整个城市相协调。最后，注重可持续发展，将生态放在首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5.城市公园的功能 5.1生态功能 城市公园具有可持续发展作用，对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占及其重要的地位。公园作为城市绿地的一部分，其中种植各种花草树木，能够环节城市热岛效应，防风固沙、杀菌滞尘土、涵养水土。大量数据表明，大量绿色植物附近，可产生空气负离子，对人类身体有益。 5.2社会功能 面对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城市公园另一个作用则是为居民提供一个广阔的交流平台，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同时也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强健体魄的空间，提高了市民的整体素质，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例如：吉林市的乌拉公园，无论夏季或是冬季，都吸引着大批游客前往，为旅游发展提供商机。 5.3文化功能 用文化来指导城市公园的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有深远意义。 6.结语 吉林省作为满族的发源地，依靠着“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等天然地理条件，可以将其汇入其中。长春市公园现代建筑颇多，江南园林元素鲜少，将我国古典园林造园技术与之相辅相成，必然可以创造出吉林省的另一亮点。城市公园对城市居民的生活起着关键的作用，更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在生态一词成为21世纪热议的话题时，城市公园不仅代表城市的面貌，也是文化的传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浅谈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与文化 摘 要：分析了做好主题和文化的规划的现实意义，对如何做好这2方面的工作进行合理思考，为我国园林的景观规划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园林景观规划；主题；文化 园林工程中的景观是重要的构成部分，对其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可以使城市园林既能发挥其改善环境的功能，又可以更具有审美的价值，让人们有美的享受，想要达到这个效果就需要做好景观的主题和文化的规划工作。当前我国处于重视园林的景观初级阶段，在规划主题和文化时存在一定的问题，对城市园林的整体性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国家和相关部门需要重点研究，规划好这2方面内容。 1 当前我国的园林景观在规划的过程中主题与文化有一定的问题 在主题方面，过于追求表面的所谓的“美”，园林的景观与园林工程其他的设施不匹配，整体上缺少统一的主题，如某省自然条件差，空气雾霾现象严重，建立的城市园林应该着重于改善天气环境的主题，但是却建造休闲娱乐类别的园林景观，整体上是很美观，但是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在文化方面，与主题相关联，城市的园林虽然是现代的设施，但也要符合当地的文化底蕴，但是当前规划的人员太重视“现代”方面，甚至一些景观非常低俗，如裸体的雕像等。 2 在规划园林景观的时候着重体现主题和文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园林景观的主题主要是指园林整体的功能和设计的方向，如改善城市环境的绿化景观、“空中的花园”主题等体现城市美感的景观等，而园林景观的文化主要是指体现地方的特色，尤其是一些有古韵的城市，如苏州园林体现江南山水古韵的美等，做好这2方面的规划，一是可以在主观上给人们美的享受，使园林工程不仅仅是休闲娱乐和改善环境的设施；二是可以让园林的景观体现当地的文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需求，在感染中可以让当地人民热爱文化、尊重文化，也可以让外来人员感受当地的文化，起到传播文化的作用[1]。 3 关于规划园林景观如何做好主题和文化方面内容的几点思考 明确园林景观的主题和文化的重要意义后，各地区的政府需要重点研究，在进行规划时，将主题和文化加入其中，需要国家首先要完善相关内容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对不尊重文化的行为，明确权责，发生这种情况严格处罚。 3.1 规划园林景观的主题 首先，建设园林工程前，做好主题的规划，使园林工程各个设施都有统一的主题，大型的园林工程可以设置一个总体的主题，然后再设置与主题相关的下属主题，如抗战根据地的城市，可以在整体上有“红色路线”的主题，设置“艰苦岁月”、“繁荣昌盛”、“美好未来”等下属主题，然后有针对性地规划景观；其次，体现现代保护环境的主题，在这个要求下，合理规划园林内的景观，使每个个体都体现环保的概念，可以是运用绿色建材建设的景观，也可以是对改善环境有重要作用的植物，如藤类植物可以释放O2、吸收CO2；最后，从城市规划的整体上进行规划，需要体现城市规划整体的主题，如以创新和科技为主题的沿海地区、历史文化底蕴主题的古城、抗战地区的红色主题等，需要设计人员认真研究园林所在地区的历史、人文、自然等情况[2]。 3.2 规划园林景观的文化 在确定园林景观主题的同时，需要体现地域性的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就需要负责城市园林的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职责感，重点考虑文化的方面，使园林的景观既有改善环境的作用，又有传承文化的功能。第一，在选择建筑景观前，结合园林的主题，如体现“红色主题”的园林，选择的设施景观可以是体现艰苦奋斗、英勇抗战历史人物形象的雕像作品；第二，在选择植物景观前，结合园林景观的主题，设计既体现美感和艺术气息又能弘扬文化的景观，但是所选的植物要符合当地的生长情况，如北方地区要栽种抗旱、抗寒的植物，可以将其修剪成中国结的形状，而四川地区可以用不同颜色的花拼出熊猫的图案，也可以将大型灌木植物修剪成熊猫的形状[3]。 4 结论 总之，在进行园林景观的规划时，考虑主题和文化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相关部门应该重点研究。除了文中提到的内容外，在进行主题和文化的规划的过程中，还可以结合国外先进的经验和理论，但是不能追求完全“西化”，要将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风景园林景观规划的自然与人文背景 摘 要：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然美是真正的大美，是一切美的来源。园林是诗意自然，拥抱园林，寄情山水，是现代人的理想与追求。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自然的气息越来越多地被剥夺，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让人们渴望通过园林回归自然。 关键词：园林之美；诗意自然；回归自然 1 园林缘于自然 茫茫宇宙中，有一颗美丽壮观的蓝色星球，给人类提供栖息的环境，是人类永久的家园。四季分明：春日花朵簇簇，夏天绿树茵茵，秋天凉风习习，冬日白雪皑皑。世界各地的自然美景不胜枚举：美国大峡谷、非洲好望角、黄河壶口瀑布、桂林山水等等，让游人流连忘返。 园林是第三自然，是人们按照美学原理缔造的蕴含着艺术美的自然。黑格尔在《美学》中说，“艺术美是由人类创造并认知的，附加有人类情感和认识活动的价值”。园林的设计灵感源于自然，又是自然的延伸和升华。满足了城市人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迫切心理。 中国疆域广阔，自然风光秀美独特，壮丽的山川湖泽总让人心存向往。中国园林的起源就是从模仿自然景色开始，并且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了几千年。艺术家匠心独运，取法自然山水、通过有意识的加工改造，精炼概括，将名山大川的秀美浓缩到一个园子里，“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别有一番味道。中国园林讲究意境美，让人临物感慨、触景生情。计成在《园治》中说：“园林的意境，是比直观的园林景象更为深刻、更为高级的审美范畴……造园者自身的思想情感、意志品质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都凝聚在景物中，体现在园林的空间环境里，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中国的现代园林，借鉴西方，有质的突破，增添了外来特色和神韵，由隐忍内敛变得热烈奔放。园中的西式建筑，或孤景独存，或与周围环境相融合，植物品种更加丰富多样，中外兼具，美不胜收。好的园林总能激起游人共鸣，给人以美的享受，畅游其间，逐权逐利之心遂归于平静。 2 文人的自然情结 古代文人深爱自然之美。郭熙是北宋宫廷画师，画山画水画到白头，一本《林泉高致》，是美学终极之作。郭熙视山水为贴心知己，与之形影不离。“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暄夺目”，修养之深，境界之高，让人钦羡。胸中有丘壑，笔底自生花，其山水作品，不论是松涛的澎湃、林泉的幽深、山峰的耸峙，还是枯藤古木、小桥流水等等，都是信手拈来，冠绝当代。晋代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将自然风光，化为作品，既抚慰自身心灵，又渴望成为救世良药。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静穆淡远，意境高雅，仿佛使人融化在自然美景里，忘却人生的所有烦扰。古代文人热爱自然，寄情园林山水，比比皆是：旅行家谢灵运、徐霞客遍访名山大川，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鲜明的辞采，细致逼真地刻画了自然美景，表现了对山水绚丽多姿的热爱。李白、苏轼、欧阳修海量描写自然风光的诗文，透露出其共同的审美情结。 优秀的历史园林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人类建造“人间天堂”的梦想始终未绝，园林理应成为人的心灵归宿。其实，不止古人，现代人也有挥之不去的自然情结。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大量人口涌进城市，在促进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病：交通拥堵、空气污浊、噪音污染、人满为患。人们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身心俱疲，离自然也越来越远。如今，繁华都市的吸引力在下降，而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的大自然更让人神往。 3 园林是自然的回归 人类依赖自然而生存，理应与自然和谐相处，但是现状却不尽如人意，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肆无忌惮，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戕害。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以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人们在超越温饱迈向小康时，生活品位和精神需求得不到提升，中国的绿色事业任重而道远。放眼全球，森林大面积被毁，大片土地也遭到侵占和破坏，原生态大自然失去了原有平衡：从一片片的原始森林到大面积沙漠化，从碧空如洗到雾霾天气，从四季分明到无节制变暖，从风调雨顺到厄尔呢诺……自然资源有限。合理保护自然，是人类当前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 海德格尔曾说过：“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心中无不藏着一处或水或园林的住所。”城市园林俨然已成为了人们“诗意栖居”的理想追求。对大自然的破坏让人痛心，出于对大自然的依恋与向往，人们越来越注重创造更加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通过园林造景进行城市生态恢复是最有效的方式，实现对自然的尊重与欣喜回归，充分体验“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拥抱园林，感受自然的美丽；融入自然，乐享诗意园林生活。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园林景观规划中的水景设计浅述 摘要：水是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元素，在园林造景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对水景进行合理的规划，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既能够给人们带来美的视觉享受，同时还增加景观的趣味性。因此，本文针对当前园林景观设计中水景的重要作用及其应用进行论述，以提升我国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水平。 关键词：园林景观；水景；设计；应用 随着城市的发展，园林景观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标志之一。人们对于城市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需要提升自身的魅力，就需要做好园林景观的建设。在园林景观中，水景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不管是什么园林景观都会建设水景，水景的有效利用能够很好地衬托其他景观，使整个园林更加具有趣味性。园林水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需要对水景进行有效的规划，遵循科学的设计原则，采用有效的设计方法，营造更具有美感的水景。 1园林水景的主要作用 在整个园林景观中，园林水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1烘托作用 园林的水景能够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衬托整个园林的美丽景观。水景作为园林景观的重要部分，合理的水景景观设计对园林景观的整体效果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园林水景能够给各个空间带来活力和生机，使其他景观变得活灵活现。水的主要特色就在于“活”。水是可以流动到任何地方，能够跟任何固定景观融合在一起。水是动的，其他景观是静的，动和静的有效结合可以最大程度上放大可视空间，使本来比较有限的景观拓展开来，给整个园林景观增加一丝灵气。 1.2文化的表达 园林水景能够增加园林景观在文化方面的内在涵义。在我国传统的文学里，水一向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形象。文学家总是通过创造，用水来寄托自己的主观情感。在园林景观中增加水景，能够给园林增加文化的内在涵义。水景在园林景观中就像是镶嵌进去一样，人生的感悟也蕴含在这无限的想象当中，成为绝妙的美景。 1.3发挥艺术效果 在园林水景中合理设置水面的不同层次水平，能够提升景观的空间感觉，增加园林景观的趣味性，使其更加别致。根据水景周围围绕的景物，可以发生各种不同的声音，营造丰富多样的水景。不管是无声的水景，还是像喷泉一样有声的水景，不管是瀑布的水声，还是潺潺流水的声音，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水景岸边的景物可以造成各种不同的倒影，水景合理利用岸边的各种景物，创造各种不同的倒影，提高艺术方面的效果，给游览的人们提供更多的乐趣。 2园林景观水景设计中存在的不足及措施 2.1存在的不足 首先，水景的规划部署很合理，一些地方的水景建设不符合该城市的特色。因为水景的规划不是很科学和全面，总是追求大规模，却没有针对城市的独特特点来进行设计。在园林水景工程完成之后，保护和维修工作不够专业，而逐渐成为“花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其次，许多城市的人民没有认识到园林水景的重要性，在游览水景的过程中没有注重保护水景环境，节约水资源，破坏了水景的生态环境。园林水景岸边的保护建设降低了水资源自我净化的能力，切断了水资源和陆地资源之间的联系，破坏了水中的生态环境。另外，大部分园林水景在雨后就会变得非常浑浊，这是因为在园林水景建设时，为了更好地利用雨水来充沛水景资源，将雨水都引入到水景工程中。但是这些雨水从各个地方流入水景中，却污染了水景的水质。 2.1解决措施 首先，园林水景的规划需要充分利用水的特点和性质。水是灵活的，水的灵活使水景能够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在规划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水的活性，结合动态和静态，根据不同的景观特点，把水打造成各种不同的形态，从而更好地衬托其他景观。同时，每个地方的气候特点不同，生态环境也不同，针对各个地域的差异，水景也需要有所不同，根据各个地域的具体特点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使得水景规划更加适合当地特点。 其次，在对园林水景进行规划和设计时，需要保护生态环境，不能纯粹为了景观的美感而破坏了环境。水生植物是园林水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设计时需要给水生植物打造适宜生存的环境。最后需要考虑到经济因素，在园林水景完成之后，水景的保护和维修费用都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3当前城市园林水景设计 3.1在选址方面要选择恰当 要充分考虑到在造园初期的整个建造工作。最佳的设计就是以天然水体作为背景，最好选择水源充沛、水质清澈的水源地。例如城市中的天然湖泊、河流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建设园林水景的好地点。另外，水源重要，但是水源周边的水文运动预计气候环境也很重要，考虑从到我国整体属于大陆性气候，南方较湿润多雨，北方则干旱少雨的地域气候特点关于城市园林水景的设计还需要分别对待。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等，其水网分布丰富，只需要在这些地区适宜因地设计，在保护现有合乎的基础上营造一个生态型水景观。另外还需要考虑气候条件。同时针对不同的水景类型其对场地的要求。 3.2水景形式的选择 根据具体的场地环境特点选择最合适的水景形式，在建造的过程中还需要把握大小规模，保证能够在环境的生态承受能力范围之内，有效延长水景的生命周期。需要充分考虑到低碳理念，在设计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达到节能、节水、节约经营与管理成本的目的，有效控制好水景建设的规模。 3.3使用碳友好型材料 在城市园林水景构筑物当中，主要包含了景桥、水边建筑等。该类建筑都是为了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行为，或者是与自然水景形成一定的对比效果，为了考虑到达到低碳的需求，在建造构筑物时为了能够降低材料的运输以及管理维护的成本，在尽量选择当地材料的基础上选择生态型材料，有效降低其中的碳排放。另外充分将废弃材料利用起来，该举措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能源的消耗，同时还能够减少在生产、运输等过程中消耗的能源。 3.4园林植物的配置 考虑到在建设城市园林水景的过程中不管是前期的地址选择、布局设计还是材料等方面都会影响到后期的水景观施工建设与养护。不管是当中的那个过程都是带来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在设计之初就需要充分发挥出水景的自身循环与自身净化功能，降低在植物方面的维护成本。针对园林中的植物配置，为了能够达到低碳要求，可以大量使用各种水生植物，其中水生植物又可以分为挺水植物、浮水植物以及沉水植物三种。根据水生植物的配置，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保证其合理搭配，但主要的考虑方向是，第一采用茎叶发达的植物有效苏当水流，第二，选择根系发达的植物有效吸附有毒物质，第三，选择对水质有净化作用的植物，有效保持水质的良好。 3.5水源的考虑 由于园林水景本身就具有改善周边区域小气候的功能，因此在设计时应该充分将其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有效加强水与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尽量减少人工在其中的碳排放。 针对不同的用地条件，在设计的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水源的供应途径。主要有收集屋面雨水、收集硬质地表径流雨水、绿地截污收集雨水等方式，这种低碳理念下的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具有一定的意义。 4结语 从古代时候开始，人们就喜欢依水而建，经济贸易都是随着水源的发展而发展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水已经从纯粹的物质形态提升为艺术形态，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水景艺术创造。园林水景在园林景观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水景的合理规划和科学设计能够使整个园林景观更加具有观赏性。水景具有水的特点，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容易融入周围的景观，发挥很好的衬托作用。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苏州苏安新村园林景观规划设想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景观设计行业需求增长与发展较快，加上项目建设周期紧，各项工程设计与施工的安排都是倒排时间表，造成设计环节推敲不够；施工队伍也不一定有与工程项目对等的施工经验，高技能的工匠不足；同时设计与施工脱节，没有优秀的、有经验的，了解设计意图的景观工程师在现场把握调整设计及控制施工效果，虽然问题正在逐渐改善，但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景观园林建造效果的粗糙和偏离。 【关键字】园林景观设计；园林风景；景观规划 随着房地产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景观设计行业需求增长与发展较快，加上项目建设周期紧，各项工程设计与施工的安排都是倒排时间表，造成设计环节推敲不够；施工队伍也不一定有与工程项目对等的施工经验，高技能的工匠不足；同时设计与施工脱节，没有优秀的、有经验的，了解设计意图的景观工程师在现场把握调整设计及控制施工效果，虽然问题正在逐渐改善，但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景观园林建造效果的粗糙和偏离? 苏州是中国园林景观的代表性城市，苏安新村更是苏州园林景观的一个缩影，小桥流水、楼台殿阁、要具有江南水乡的风格，又要和时代同步。所以在园林景观规划上要有独特的视角。 园林景观设计是在大地上进行整体环境创作，是与周边环境、建筑、与自然生长节奏相关的复杂动态的过程?山石地形、植物绿化、景观建筑及构件是构成园林景观三大要素，细部设计和施工质量是成就传世之作的关键?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建起了令世人赞叹的精致园林艺术作品，如著名的苏州园林。当时的设计者技艺高超，与施工者协作紧密，他们有共同的追求，并为自己精雕细刻而成的作品感到骄傲? 绿化作为小区绿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还可以陶冶情操，它是小区文化的一个文明标志。苏安新村做为苏州一个重要向外宣传的小区，时时展现苏州人民的文明优雅的气质。 从小区的整体规划来讲，从小区大门通往一区的路上，要铺有青石涌路，两边的绿化以低矮树木为主。配合古桥，可以形成一道亮丽的风影线。在西南侧空场区域建一个文化公园，以宣传苏州文化为主，配有文化长郎 ，以苏州评谈为主。绿化草萍面积要达到90%以上。 一、苏安新村景观设计的意义： 设计发展更高阶段的人性化设计，是人们对设计师提出的更高要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人性化设计是以人为核心，注意提高人的价值，尊重人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动态设计为哲学。在以人为中心的问题上，人性化的考虑也是有层次的。因此，在苏安新村小区景观设计上要以人性的高度把握设计方向。小区景观设计不仅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更重要的是让使用者与景观之间有一个和谐的统一。它会最大限度的以人行为方式为准则，体谅人的思想，使人们感到舒适。而不是让使用者去适应它，理解设计师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同时，设计师在设计时也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层次和不同的年龄人活动的特点，所以要有明确的功能的化分。形成静动结合，以满足不同的人群需要。在人性化设计上要注重细节，如各种配套设施的选材上等。 人们对景观的心理感知是一种理性的思维过程。能过这一过程才能做出由视觉到感观对小区景观的评价。而人的心理感知是人性化景观的感知的重要一环。对景观的心理感知过程是人与景观统一的过程。无论是小桥、流水、一花一草一物都会引起人的思绪的变化。在景观设计中一方面要人触景生情，另一方面还要使感情得到升华。这是人们高层次文化精神享受。 二、园林景观设计在对苏安新村的作用 早在二十世纪初，现代建筑刚刚兴起旱，著名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就特别强调居住区除住的功能外，还要重视满足人民运动的休闲的需要。所以，在马塞公寓中，他就曾经设计了一条长长的跑道，以作为楼内居民运动场所。现代建筑所带来的高层住宅，使人类的居住远离了大地，所以，必须在居住区的高楼中间，要为居民留出足够的运动场地和建造小区园林，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景观人性化设计就是指一切为居民生活考虑。设计散步的林荫道。人造的园林，池塘，健身运动设计等。特别在苏州这个江南水乡，人杰地灵的宝地，要做到一步一景，一景一画。静动结合。 在苏州，居住人口多，所以在小区居住空间不是很大的地方，要特别注重空间的环境的实用性，各类空间有不同的功能。活动空间是供居民进行各种场地，静止空间是供人们室外休息交往和观赏的空间。绿化是小区的一个重要环节，园林绿化重视室外空间的层次划分和空间序列的完整性，更要注重环境设计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整个小区的空间序列更为完整，也使人性化设计能够贯穿始终。 现阶段，居住、生存、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类与自然界在生态、社会文化经济上都是相互依存的，人们能否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主要取决于这个地方的环境条件是否满足人们的三大需要。即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和精神需要。当人身心疲惫的时都渴望与大自然亲密接确。希望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具有绿地的景观生态的居住区便是人们最佳的选择。而这些绿色居住区始终以人为本。以生态为本，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居住区绿化生态系统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环境的多样化，景观多样化。其次要从非自然造景要素，如果人文景观、建筑、灯光、道路等景观以及人类思维行为等方面来规划住宅的生态系统。使居住区有较好的绿化，这样美化的环境，使人的生活回归了大自然，融于大自然。居民的住宅景观建设不仅仅停留在生存、生理需要的生物层次，而是迈向心理和精神上的愉悦的高尚层次，是对美和情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居住环境的社会活力，才能同佤自然相协调的规划设计理念相对应，使人和自然达到一个完美和谐的统一。 无论是什么样的景观建设，在设计时都要遵守如下几个原则： 1、 体现地方特色，因地制宜的原则。 景观设计要充分体现地方特征和基地的自然特色。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区域和文化地域的特征相去甚远，居住区景观设计要把握这些特点，营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环境。如青岛，“碧水蓝天白墙红瓦”体现了滨海城市的特色；海口“椰风海韵”则是一派南国风 情；重庆，错落有致那应是山地城市的特点；而苏州，“小桥流水”则是江南水乡的韵致了。同时居住区景观还应充分利用区内的地形地貌特点，塑造出富有创意和个性的景 观空间。 2、 人性化的设计原则 3、 生态设计原则 强调环境景观的文化性。崇尚历史、崇尚文化是近来居住区景观设计的一大特点，开发商和设计师开始不再机械地割裂居住建筑和环境景观，开始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居住区的规划和策划，通过建筑与环境艺术来表现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如杭州的“白荡海人家”、“江南山水”，苏州“锦华苑”、“佳安别院”等居住区无一不是在传统文化中深入挖掘，从而开发出兼具历史感和时尚感的纯正的中国风格的作品。 4、 景观建设强调环境景观的共享性。这是住房商品化的特征，应使每套住房都获得良好的景观环境效果，首先要强调居住区环境资源的均好和共享，在规划时应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自然环境创造人工景观，让所有的住户能均匀享受这些优美环境；其次要强化围合功能强、形态各异、环境要素丰富、安全安静的院落空间，达到归属领域良好的效果，从而创造温馨、朴素、祥和的居家环境。 苏安新村作为苏州一个特色小区，极具江南风格，在园林景观设计上，要有苏州特色。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定会建设一个高质量的园林式住宅小区。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论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与文化 摘 要 园林景观设计对于我国城市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与文化是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只有主题新颖与特色文化才能彰显出园林景观规划的成功，并且需要遵守多样性与自然精神的基本规划原则，规划设计出的作品必须达到突出主题与文化内涵深刻的条件，只有园林景观设计中体现的文化和社会的需求相结合，才会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取得良好的规划效果。 关键词 园林景观 规划 主题 0引言 园林景观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这种文化充分体现出人类历史与价值的观念，只有具备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突出与文化内涵丰富才可以称之为优秀的规划设计，由于园林景观所占据的空间有限，规划设计工作者只有在精神空间方面进行无限的表达，园林景观在规划时可以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提炼赋予景观精神与情感的依托，当观赏者在观赏时会感受到视觉、心灵与设计的表达情感产生心里上的共鸣，真正体会到所欣赏的景观具备的情感进而体验到人生的哲理，同时，规划的主题与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不只是规划设计工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所表达的意义让人们可以无尽想象，我国传统的建筑园林景观中的主题与文化都是相互依托的，而在现代园林景观规划中更加注重主题与文化，以下是本文对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与文化的分析与研究。 1主题与文化的重要意义 在园林景观规划中，园林景观主要具备提供人们游憩的作用，并由历史文化多种信息组成的不同风景，进行相互有机结合，而结构形式主要是理想的生活环境，进行规划工作时，既要满足园林景观本身所具备的功能性，也要表达相应的文化，供观赏者对其景观与文化进行欣赏，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观看；第二个阶段是品味；第三个阶段是领悟，这种欣赏阶段主要表现出观赏者在园林景观中对于景象的直观性把握，在欣赏阶段中园林景观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园林景观规划工作人员的目的是对造景的手法达到多样化，进而烘托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并且利用主题表达文化的内涵，主题与文化对于园林景观的规划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2园林景观规划主题与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2.1主题文化与环境缺乏统一度 在园林景观的规划中，不同性质的园林景观有着不同的特点，而一些园林景观在规划中主题文化与环境缺乏统一度，一味的追求规划的与众不同，并强调在规划中体现自己的规划特色，对于场所环境的功能需求产生忽略，园林景观规划主题文化与环境的不统一严重影响了主题文化的水准，无法真正的突出主题与表达文化的内涵，对于园林景观的观赏性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2.2盲目追求形式美 在园林景观的规划中，出现一些园林景观规划盲目追求形式美的现象，忽略了突出主题与文化的建设，并且没有考虑车流量而追求宽阔的视觉效果，更没有顾忌到人们在广场中休息而一味的追求草坪的建设，想要达到绿色建造的效果，这种追求形式美会对园林景观的功能性造成一定的影响，并导致园林景观中不具备主题文化，当园林景观中缺少了供人们休息的座椅与为人们乘凉遮阴的大树，人们单单只看到华丽的外表，促使园林景观不具有实用性的功能。 3解决规划主题与文化中问题的措施 3.1使用因地制宜策略 在园林景观的规划主题与文化中，必须解决主题文化与环境的不统一性的问题，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使用因地制宜的解决措施，依据自然条件与园林景观的主题文化进行统一，园林景区的规划属于艺术的整体构思过程，也是园林景观的内容与形式达到统一的过程，在此之中，需要确定园林景观建造的主要功能与其具有的性质，然后，根据建造功能与性质制定出园林景观的主题，制定主题后再根据主题的立意进行构思，立意必须要体现我国当今时代的精神与民族特色，因地制宜有利于园林景观的主题文化与环境达到统一性，促进园林景观规划主题与文化的充分体现。 3.2使用构景的体性策略 在园林景观的规划工作中，从整体规划到局部的规划，必须围绕主题进行安排，不可以急切的追求形式美，需要鲜明的反映出规划的主题，同时，需要把构景进行相关的艺术处理，进而达到主要景观与衬托景观相互联系的效果，形式统一的整体景观，对于欣赏者而言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另外，由于建造的园林景观类型与服务的对象有所不同，所要求园林景观具备的功能也不同，规划设计工作者必须注意到这方面，才能使主题与文化相得益彰，并且注意规划中不宜追求另类效果与设计拼凑，进而达到园林景观突出主题与特色文化的效果。 4总结 通过以上对园林景观规划主题与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出，园林景观在规划中必须注重突出主题与具备特色文化的要求，目前，在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与文化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园林景观的顺利规划，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使用一定的策略，进而达到良好的规划效果，同时，需要规划设计工作者注重规划设计工作态度，秉承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此项工作，已达到良好的林园景观规划，彰显出鲜明的主题与特色文化。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浅析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与文化设计 摘要：园林景观作为城市的标志，能够充分的体现出城市的文化特色与发展主题。而对园林景观设计中合理的对主题与文化进行设计，对于促进生态可持续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此，本文主要阐述了主题与文化对园林景观规划的重要性，并通过对国内外园林景观设计中的主题与文化进行了详细分析，最终剖析了现代园林景观规划中主题与文化的表现。 关键词：园林景观；主题；文化 1 主题与文化的概念与意义 1.1 主题与文化的基本概念 主题最早是应用在音乐中，成为音乐固有的一种术语，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主题被广泛的应用在文学领域中，主题基本的理念和内涵是：主题可以看成是主体，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主题产生的解释，主题的含义就是公共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解释学中最为基础的环节，也是实现创造的最强大动力，所以，针对于我们所了解的主体，需要适当的时间和认知去感受，并且可以根据世界上对主题的解释，来明确实际上所认知的结果。文化是一个较为广发的用语，在任何的领域都能够运用到文化，文化的概念也非常的广泛，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就是指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遗留下来的物质和财富；狭义文化就是指人类的行为习惯。所以，无论是从广义上讲还是狭义上讲，都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灿烂文化和民族历史。 1.2 主题与文化的重要意义 园林景观规划的最终目的就是将其设计成为让大众耳目一新的景观，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得到历史的肯定，体现出文化的内涵。通常情况下来说，园林景观主要的欣赏价值就在于景观，通过观察来得到欣赏价值和意义，并且通过所表达出来的信息来反映园林景观的价值所在。 2 国内外园林景观规划中主题与文化的发展历程 2.1 国外园林景观规划中主题与文化的历程 日本园林：日本是一个文化气息非常浓郁的国家，具有显著的群岛生活的特点，日本对于园林的建设非常的重视，并且无论是那个角落都建造的非常精细，所以在建造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大自然景观的浓郁风情。“栗林园”是日本独具特色的园林之一，已经拥有400多年的历史，“栗园林”是日本最大的园林之一，并且凸显出了日本的独特魅力。美国园林：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由于没有任何宗教的约束，使其园林的建造体现出了一些自然、淳朴的文化气息，在美国的这种发展趋势下，形成了美式的园林景观，体现出了一种浪漫的情怀。法国园林：法国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国家，法国园林艺术也延用了这种烂漫的气息，彰显了法国古典文化的内涵，法国被称之为浪漫之都，进而通过园林景观体现出来，法国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园林则属凡尔赛宫，可以透过凡尔赛宫的整体建设，看到法国的整体浪漫的气息和整体韵味。 2.2 国内园林景观规划中主题与文化的历程 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东方园林，我国是东方园林的发源地，由于我国的古代园林是随着历史而沉淀进化而成的，所以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气息和人文历史。从秦汉到魏晋在到唐宋至明清，都体现出了不同运维的园林文化，并且始终在传承和延续着我国历史的发展。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园林，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品质，主要采用的手法就是情景交融的方式，让自然景观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出一种精神文化上的美，象征了品德高尚的情怀。 3 现代园林景观规划中主题与文化的表现 关于现阶段园林景观规划中的主体与文化设计，通过对国内外的发展历程分析，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 因地制宜设计理念 对此，要求设计师在对园林景观进行规划时，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要弘扬时代精神，而且还要体现地方特色。比如，现代城市的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极易使人产生一种疲劳感，因而对自然环境的渴望尤为强烈。千年历史的扬美古镇，是全亚洲最大的专业性药用植物园，该景观的规划来源于刘三姐的故居。骆驼山、象鼻山、蝴蝶泉等景观规划，则是根据当地自然地貌的特点，进行合理加工，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2 整体与部分的统一设计 在主题与文化设计的过程中，可从主要景观与辅助景观相结合，促进整体与部分和谐发展。比如，园林景观通过假山瀑布、小桥流水、亭廊花架等科学设计，从而形成一个和谐舒适的整体空间，这在城市景观的规划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在园林假山的规划中，要充分地分清主次假山中的山石风格、纹理以及脉络等。山峰的高低起伏、山脚的迁回曲折等，都能够良好地体现假山的特色。享有“堆山叠石”之称的狮子林，则是园林景观中以堆山作为典型的案例。狮子林不仅具有苏州古典园林亭台、楼阁、走廊等人文景观，而且还有各种湖山奇石，素有“假山王国”之称。假山的合理规划，成为了狮子林的一大特色。 3.3 中西合壁设计理念 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吸取西方园林设计的优秀思想，同时，结合我国经典的传统文化，从而创造出化腐朽为神奇的园林景观。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建设的金鸡湖，湖岸上的“圆融”雕塑成为了金鸡湖的一大特色，不仅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标志，而且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象征。城市广场以对称的形式与苏州市核心区域遥相呼应。水巷邻里则彰显了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传统特色。我国传统文化崇尚与自然结合，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西方园林则更多侧重的是一种对称美，讲究规则均衡的布局思想。 4 结语 通过对全文的分析，能够看出在园林景观规划的进程中，对主题与文化的设计情况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对此，在对园林景观设计时需要从实际情况入手，借助于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与理念，打造出更加完善的园林环境。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色彩在园林景观规划中的应用 【摘 要】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时，色彩的应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人为的设计与安排，赋予园林更丰富的色彩，提高园林景观设计的综合效益。文章对园林景观色彩进行分析，并根据设计原则提出相应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色彩应用 1 园林景观色彩分类 1.1 自然色彩 即自然物质本身所具有并呈现出来的色彩，在进行园林设计时，主要表现在景观植物、山石以及水体等方面。一般情况下景观植物大多为绿色，是园林景观设计的基础色彩，且不同的植物树种所表现出来的色彩不同，即便是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环境与气候下所呈现出的色彩也不同。而山石所体现出来的色彩呈多样化，在明度、纯度、色相以及主色调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山石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一般为高大的造型，通过厚重的体态来展现出稳重的美感。水体可以说是园林景观设计中最具灵活性的元素，在色彩上主要为无色透明，但是通过外界因素的变化可以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效果，可以利用彩灯与水体的搭配，表现出五光十色的水体效果。 1.2 半自然色彩 即在具有自身色彩的同时，经过一定程度的人为改造，使其在色彩的表现上更为丰富。此类色彩一般情况下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种明度、彩度以及色相等元素混合而成，与自然色彩相比具有更大的丰富性与灵活性。 1.3 人工色彩 即纯人工打造的色彩，经常被应用在园林景观中的建筑物、雕塑、广场及灯具等方面。虽然此类色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占据的比重比较小，但是却对园林整体设计起着较大的作用，往往会起到点睛的效果，应该重点关注。 2 色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原理 2.1 色彩应用分类 园林景观设计中常用的色彩主要可以分为 3 类，即无彩色、有彩色以及光泽色。无彩色即黑、白、灰 3 色，有彩色即红、橙、黄、绿、青、蓝、紫基本色，而光泽色则为金、银、铜等物体表色，又可称为独立色。另外，按照色彩对人心理的影响，可以将色彩分为暖与冷两类色调。一般情况下，将红、黄为主的色彩称为暖色调，将蓝、绿为主的色彩称为冷色调。 2.2 色彩搭配原则 2.2.1 搭配合理… 无论是何种色彩的应用，在园林景观设计时都需要保证色彩搭配的合理性，在同一空间使用多种颜色时必须注意色调过渡的协调性。（1）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一个色彩转化为另一种色彩时，应利用两种色彩中间的颜色进行过渡，避免两种颜色转变过于生硬，容易给人带来一种感觉差。不要选择对比色，尽量选择相近色，这样颜色的转变不会过于突兀。（2）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对比色应用比较普遍，但是如果设计不合理，会给人特别夸张而有反差感，颜色跳跃过快让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因此，在进行设计时，对比色的使用要注意大统一、小对比，遵循整体协调的原则，提高色彩设计的合理性。 2.2.2 色彩选择合理… 园林景观设计中色彩的应用并不是越多越好，色彩的选择与应用会对人的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选择冷色调往往会给人清爽、宁静的感觉，一般会应用在炎热的夏季；而暖色调往往会给人兴奋、热烈的感觉，一般会在寒冷的冬季以及庆典场面应用。能够给人带来宁静与柔和感觉的色彩还有同类色，相比较而言，邻近色传达的感觉更温和，而对比色给人的感觉却更强烈。就园林景观设计现状来看，大多会选择同类色与邻近色，很少会选择对比色。无论是哪种类型色彩的应用，都需要从实际需求出发，将园林设计与周围建筑以及环境等因素相结合，同时，还要做好自然色、半自然色以及人工色的搭配，从整体上保证园林设计的合理性与协调性。 2.2.3 价值可操作性高… 对于各类色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除了要保证色相搭配的合理性与协调性外，还需要遵循价值原则。即将自然色、半自然色与人工色相互搭配使用，在提高园林设计效果的同时，降低设计成本，从总体上提高园林景观设计中色彩应用的综合效益。另外，不同原则在设计时可以相互融合，例如将价值原则与协调原则相融合，将植物配置中同类色与相邻色的应用，与自然色与人工色的应用结合在一起，在特定的景区将建筑的颜色定为与周围植物相类似的颜色，实现整个风景区颜色的协调性，通过植物与建筑的合理搭配，可以合理的控制建设用地，做好园林设计的成本管理。 3 园林景观设计中色彩的应用措施 3.1 自然色彩的设计应用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自然色彩的选取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自然色彩的主要来源是植物本身的颜色，而不同的色彩对观赏者的影响是不同的。如：园林中的三角枫、杜鹃、红端木、石榴等可以展现出自然红色，红色体现的是热情与奔放、活力与动感，艳丽的色彩可以最直接地刺激观赏者，吸引观赏者注目；园林中的银杏、金叶女贞、迎春、连翘等代表黄色，象征高贵、灿烂，也可以突出阳光、快乐、智慧等内涵，不同的黄色也可以突出高雅、华贵等感觉。园林色彩应用最多的微绿色，是自然色彩中的基础颜色，象征希望、青春，给人以宁静和安逸的感觉。但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应通过浅绿、黄绿、墨绿等凸显出绿色的层次感，形成独特的绿色景观。因此，在景观过程中必须将色彩进行巧妙的组合与搭配，才能体现出其象征意义，继而突出景观的美观价值，从而实现园林景观的设计价值。 3.2 人工色彩的设计应用 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人工色彩的应用往往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形成引人入胜的优美景观。现代园林设计中应用到人工色彩的主要有建筑、墙体、道路、花架、栏杆以及雕塑等。（1） 在进行设计时，需做好不同色彩之间的协调搭配，保证色彩应用的合理性。现在很多城市园林在景观设计中，人工色彩的应用往往只重视单个元素，忽视各元素与植物色彩的搭配，以及各元素之间的色彩搭配。因此，在进行设计时，应保证植物种类色彩与周围人工色彩设计的协调性，尤其是针对一些色彩浓重、引人瞩目的植物。（2） 现代园林设计时，为满足人们各种需求，配置了游览车、环卫车以及移动食品屋等，在园区中形成特殊的动态色彩。虽然各种移动元素外观设计的美观性强，但若在园区移动时不能完全与周围色彩的设计融为一体，很可能在停靠的区域会对区域色彩设计造成破坏。因此，在进行设计时，应避免环卫车、移动食品屋等动态色彩对环境色彩设计造成的影响，应合理选择动态色彩，使其能够与周围环境融合。例如，较大的园林往往会设置主题景区，可以根据主题的内容设置相应的移动色彩，即使移动到其他区域，也可以与主题要素交相呼应。 3.3 冷暖色调的应用 冷暖色调是园林景观设计中常用的色彩搭配，通过合理的搭配往往可以表现出人们内心的情感，不同的搭配方式给人带来不同的情感感受。例如，冷色调的应用给人平和、宁静的感觉；应用空间较小，适合在园区内设置不同的半隐蔽空间，满足人们对隐私的需求。而暖色调一般选择在大面积景区内应用，给人欢快、愉悦的感受，通过暗示作用达到缓解人们紧张情绪的目的。因此，在进行色彩设计时，应注意冷暖色调与园林区域的差异性相结合，提高设计方案的合理性。例如，北方园林的景观设计中，应以地域性差异为基础，考虑冬季时间长且干燥的特点，暖色调的应用可以给人热烈、温暖的感觉；而南方园林景观设计中，考虑地域环境与季节的变化，可以广泛地应用冷色调，给人清凉的感觉。 4 结语 色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应用时，要保证各类色彩选择与应用的合理性与协调性。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结合各类色彩的特点，严格遵循设计原则，设计合理的搭配方案，从而降低园林建设成本，从整体上提高园林建设的综合效益。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浅析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环境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需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做好园林景观的规划，在规划园林景观时除了要满足周围人的使用功能，同时还要体现其艺术性。基于此，本文将主要通过对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的基本原则的阐述，分析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的过程。 关键词：园林景观规划 艺术设计 原则 园林景观规划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涉及的学科范围广，需要满足多方面的要求。园林规划设计要坚持以人为本，在方便人们生活和满足人们休闲及文体活动需求的前提下，保证环境舒适安宁，同时要根据周围的环境和主要居住人群的实际情况，设计不同类型的园林景观，以满足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视觉要求。 1、浅析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原则 园林规划设计要严格按照设计原则进行，确保所设计的空间及构件与人体尺度相符和各种设施构件的安全性相符。 第一，园林景观规划设计首先要创作生活美，再创作自然美。在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时生活美和自然美二者要协调一致，而不能相互对抗，创造生活美的目的是为自然美增色，而不能破坏和压倒自然美。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功能性创造的源泉是大自然，创作的方法来自现实生活，因此在创造其功能性时要以人的基本行为为出发点。人们生活最基本的要求安全、刺激和认同要融合在一起。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的开放空间，要能够满足人们的三种基本活动，即生存必须活动、选择性活动和社交性活动。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时要充分考虑景观的空间尺度、场所和领域。景观规划的空间尺度不能超出20-25米见方，不然则会影响大家的自由交流。 第二，要有精神文化的融入。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最关键的是园林主题的确立，园林主题要有新颖，不能落入俗套，一个园林确立一个主题为最佳，但是在主题之下，还可以确立副题，使园林景观主从分明，有中心、重点、烘托和铺垫，使之环环紧扣，主题鲜明，彰显园林的新奇之处。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还要融入精神文化，使园林景观达到美化环境和美化心灵的双重效果。 第三，带给大众不一样的感觉。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的空间、场所、领域是通过不同的感官限定的，空间主要通过生理感受，场所主要通过心理感受，领域主要通过精神方面。所以，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时，要全面考虑其不同的特点和需要，只有如此才能使园林景观符合大众的心理，才能被群众接受，真正的为大众服务。 第四，保证园林景观的生态价值。在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时，首要条件是满足区域内人的使用功能，其次是其艺术性，同时还要考虑其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园林景观的养护费用及其生态价值。为保证园林景观的生态价值，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时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特色、信息和材料，生态廊道要使用自然光、自然风和自然水来建立以满足生物多样化。由于当今社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所以在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时追求其生态价值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其功能性和艺术性的要求[1]。 2、探讨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过程 2.1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形象美的运用 在自然景观中，最为重要的审美元素就是其形象美。在我国众多的名胜中，黄山的奇，泰山的高，华山的险，无不带给人们一种崇高、雄伟的壮美感，桂林山水的隽秀、杭州西湖的清秀，带给人们的则是一种秀丽幽深的秀美感。在大自然景观中，无论是山还是水，都凭借着各自独特的形象美而保持着其独有的存在价值。分析自然景观形象的本质，最主要的还是景观的“旷”与“奥”。园林景观可谓是一种空间艺术，不同于自然景观的天然，它是取自然界里的石、植物、水、土和动物，在有限的空间里，设计创造出来的自然风景艺术景象，是主观艺术创造和客观内容相结合的大自然风景形象的翻版。与大自然景观的原始丰富和广阔宏远相比，园林景观则是更集中、更理想和更富有情趣体现大自然景观的艺术形象[2]。 2.2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色彩美的运用 在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中，除了要运用形象美，同时还要注重运用色彩美。色彩的变化容易引起人们情感和情绪变化，是组成园林艺术的最基本因素之一。由于色彩其强烈生理属性和情感效应的特征，能够使一个人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装饰自己和周围的生活环境以形成具有个性化的审美愿望，利用丰富的色彩还可以表达自己特有的理想憧憬、情操内涵和生活情趣。因此，园林景观的建造者往往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到对园林色彩的选择中去，使园林景观具有以色抒情传神的效果。自然界四季中融合着不同的色彩，例如，春季中绿树中姹紫嫣红的花，给人一种震撼的美。因此，在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中，要综合考虑山景色彩、花木色彩、动物色彩、水景色彩和建筑色彩五大色彩项，其中要突出的建筑色彩、花木色彩和水景色彩，使园林景观的主题鲜明[3]。 2.3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节奏韵律美的运用 园林景观的观赏，需要人们身临其境的去体验和感受，在流逝的时间里捕捉园林景观的那独有的艺术魅力，故而园林景观既是一种空间艺术，也是一种时间艺术。在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中，讲求的是层次有序，别有洞天，山水相间和柳暗花明。园林景观的曲径通幽体现了艺术上的含蓄和节奏上的流畅。园林景观的设计者把整个园林当做是一首优美的音乐来创造，园林中的山石、池水、树木、花草、亭台、楼阁是跳跃的音符，曲廊、蹊径、步桥是串连音符的节奏，它们共同组成一部时而磅礴时而优雅时而浪漫的音乐交响曲。进园拉开曲目的序曲，观景则进入曲目的高潮，漫步池边是缓慢优雅的慢板，穿越假山是高昂磅礴的行板，小憩亭中是其节奏的过渡。园林景观所独有的魅力还体现在身在其中，却不能窥其全貌；只见其山，不见其水；只闻其香，不见其源；可登高望远，亦可钻洞寻幽等韵味。 2.4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境界的运用 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最重要的是在生机盎然的自然美意境和富于自然美的小天地中创造一个具有生物气息的生活美环境。园林景观创作的第一个境界生境就是自然美和生活美相结合的境界，生境是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的基本创作境界。园林景观创作的第二个境界画境是通过取舍、概括和熔炼生境的美，形成主次分明、相互烘托和呼应的完整布局后进行艺术加工而形成的。园林景观创作最高的艺术境界意境，是把自身的感情融入景观创作中去，追求浪漫主义色彩，在景观中找寻到心灵的那一方宁静，同时体验要赏景的乐趣。意境是园林景观创作理想美的境界，是园林建筑者们一直追求的境界，集聚了功能、人文、艺术和科学，是达到文化性和自然性完美结合的最佳境界[4]。 3、结语 总之，园林景观规划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它既要满足区域内人的生活需求，同时也要讲求其艺术美。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同时还要在景观中融入精神文化，景观的创作要带给大众不一样的感觉以及保持其生态价值。在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形象美、色彩美、节奏韵律美和艺术境界。使人们在园林休闲时既能感受大自然的那份天然，又能体验人工创作的鬼斧神工，彰显园林景观规划艺术设计水平。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简析居住区园林景观规划中色彩的设计 【摘 要】住宅区合理的色彩搭配是形成居住区景观的重要关键。它必须对住宅区色彩的形成，对居住区景观有充分的认识，并了解介绍住宅区景观色彩的规划设计中色彩构成要素。而去了解并避免现存问题，用理性与感知的观点去阐述色彩在居住区园林景观规划的应用。 【关键词】居住区；景观色彩；构成元素；色彩应用 居住区的景观色彩，顾名思义，就是指居住区公共空间中所有外露物体外部被人所感知的色彩总和。它是一个广泛、概括的概念，主要分为自然色彩和人工色彩两大类。它们连接了人们的活动空间的范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视觉感受，乃至联系到人的心理感知。怎样才能更好地营造出和谐优美的住区景观色彩形象，进一步提升住区品位，已越来越成为当今居住区景观规划的重中之重了！ 一、居住区景观色彩的构成元素 居住区景观色彩元素主要分由自然色彩和人工色彩两大类组成。居住区景观中的植物、水体、山石以及天空等事物，所生成的色彩都属于自然色；居住建筑物、休闲广场、路面、小品等，都是人工产物，所生成的色彩都视为人工色。而自然色源自于自然，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天然色彩有一种与世具来的好感，它比起人工色彩更具有真实性和活力感，也更能满足人类对回归自然的欲望。而人工色比起前者来说往往很独一，不够前者那样具有丰富性，但是它可以调配出各种色相、亮度和色度，因此可以任意的选择施用于建筑、小品和铺装上，它为景观色彩的营造提供了无限多种的可能性。 二、色彩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1、建筑色彩的设计。住宅建筑物色彩是建筑设计中的主体，建筑色彩作为构成城市景观的重要因素，居住区是人们修养生息的居所，住宅建筑色彩的搭配设计要符合自身的功能区满足去影响人们的视觉及精神需要。居住区建筑色彩设计应在整体色调效果统一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别样性，根据其坐落位置及对城市景观的影响作用不同，采取不同的处理形式，我们常常通过寻求色彩的变化来完成。居住区建筑外形一般都以较浅的、明快的调和色（如浅黄、浅灰、浅绿等等）为主要基调，而不以对比色或对比强烈的色彩在大面积上使用。居住区群体的色彩要成组考虑，颜色以淡雅为宜，以造成一种明快、朴素、宁静的氛围，这样能促使居民有归属感。此外，建筑物的局部，如阳台、栏杆等的色调可作重点处理以达到统一中又不缺变化，比如有些居住区建筑，在墙面上粉以深浅和色调不同的水平或垂直色块、色带，可以使居住区的外形统一中富有欢快生机。 2.植物色彩设计。植物是构成园林美的主要角色，同样也是构成居住区园林景观美的主要角色。它的品类繁多，有木本、草本。木本中又有花、叶、果、枝干的各种乔木和灌木。草本中又有大量的花类和草坪植物。植物美主要表现在植物的叶色，大多数植物叶的叶片是绿色的，但植物叶片的绿色在色度上有深浅不同、色调上也有明暗。这种色度和色调的不同随着四季的变化而不同，因此在居住区的园林景观设计中只有符合设计准则，才能协调好这些植物的色彩搭配。 （1）植物色彩与表达的主体一致：植物色彩可以表现出热闹、宁静、庄重和浪漫等氛围。如居住区儿童活动区的植物配置，应选择色彩鲜艳的植物来呈现热闹的空间氛围。再如居住区中心水域的植物配置，应以淡色调花系植物为主，并结合枝形下垂、轻柔的植物，如醉鱼草、云南黄馨等，以体现水景轻柔、幽静的意境。 （2）植物色彩设计要考虑色彩的情感因素：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实践中对色彩产生一种共识，即色彩情感，因此在植物色彩设计中应熟悉色彩所体现的情感，并按照色彩的特定情感加以选择与应用 （3）植物色彩的季相或时序性：居住区植物景观设计要呈现出“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景观供居民观赏，不同季节的植物生长更替，他都有从低潮到高潮，再到低潮的循环更替，每种植物表现美都不一样，有的呈现在高潮，而有的却表现在低潮里。这样更需要设计者掌握各种植物的生态习惯，通过科学和艺术的合理搭配，形成一幅动静结合的画境。 3.小品色彩环境设计。小品的内容较多，范围也较广，它对于美化景观有较大作用。而环境小品虽然不是居住区外边环境的主要色彩，但是它可以丰富居住区色彩，活跃气氛。环境小品的色彩设计应该追求功能和美观的统一。按照环境小品的外观颜色，可把居住区小品分两类：一种是色彩鲜明的小品。如指示类内的标牌、指示牌。这类小品色彩应该简洁明快，易让人识别。由于指示类小品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在居住区环境中分布广泛，因此要充分考虑其对环境的影响。如居住区儿童活动场所的游戏设施小品，一般采用色彩鲜艳的色调来给予突显及引起儿童的兴趣，从而满足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而第二种色彩朴素的小品。如座椅、灯柱、垃圾桶等小品，在色彩方面就要搭配朴素底纯度的色调，这样就可以满足忙碌在外、谈心的居民回到此处以栖息。 4.灯光色彩设计。灯光设计是居住区园林景观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部份，它是增加和延伸居住区内园林景观的审美空间。灯光一般表现在夜晚中，灯光除了在夜晚照明功能外，还可以通过建筑物、小品、草坪、灌木及水体等的照射，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光彩意境。不过在呈现合理配搭画面的前提是要把握以下几点： 功能的合理性：在考虑点缀丰富色彩以外，不能忽略主要入口、主道路的照明度，一般选择的颜色是白色或米白色，这样的颜色颜色明亮，色调很接近物体本色，不会使居民产生错觉，更能保证道路的安全性。 色彩的健康性：美与人的身心健康是相关联的。在色彩缤纷的小区灯光下，假如色彩应用不当，不但不美观，而且会伤害居民的身体健康。据研究表明，黄色、橙色能使人兴奋，热情；白色使人心情平和；蓝色可以消除紧张的情绪。所以选择合理的灯光要以居民的身心健康为基础去调配灯光，合理搭配色彩。 5.铺地色彩设计。居住区内铺地就如画中的留白，在居住区的构图中起着背景点缀作用，并且铺地也是重要的景观元素，铺地的色彩设计，更应追求创造丰富又有特色的艺术效果。一般来说，道路色彩不应表现得“高调”，硬化地面要接近石板，石砖等接近自然的色彩。道路上铺地的色彩变化，对居民走动能起到导向的作用。例如，很规则方正的地砖铺地，通过色彩图案的变化可以形成方向感。再有硬质的铺地景观主要体现在图案的编排、材质和色彩的变化选择上，都要形成一种韵律。随着材料技术的发展，色彩在居住区铺地的应用范围得到了扩散，不同的铺地材料有着不同的性能，因而对它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居住建筑外观色彩表现的效果。 从上面的五种住区景观的建筑、道路、小品、树木、花草等具有各种各样的色彩，但首先必须从整体上的色彩考虑，把这些色彩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处理好人工色彩之间、人工色彩与自然色彩之间、单体内部、单体与环境的色彩关系，都要追求达到和谐统一。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论我国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与文化 摘要:园林景观代表着特有的文化意念，是建设中一种特有符号， 它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发展。园林绿化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绿化城市的工具，更是传递和表达城市文化内涵、传承城市文化的载体。可以说，园林景观最大的艺术魅力就是传达出的“形外之意，景外之情”的思想。本文从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与文化的意义出发，指出了其存在的有关问题，并提出一些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园林景观；规划；主题；文化 引言 园林景观不仅是美景，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它为人们呈现着历史变化的轨迹与价值观念的变迁。它的价值不在于景观是如何的美，而是它的景观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所以在进行园林规划的时候，不仅要实现其装饰环境的价值，更要体现其在提升精神境界方面的价值。只有充分挖掘文化元素，才能创造出具有丰富审美情趣、体现现代感的园林景观。我们修建园林，不需要钢筋水泥等的建筑材料，而是需要复原自然，再现自然，体现园林的主题与文化。 主题与文化对于园林景观规划的重要意义 （一）主题与文化的基本概念 主题最初指的是音乐中的术语，逐渐的被广泛应用于文学艺术领域，其基本概念是：主题既是主体，也就是主题的解释的根据和目的，主题的解释学的公共领域即为解释学的根据和根基，也就是创造和改变我们的依据和根本，于是成就了我们的主体，我们发挥主题的根据是依据一定世界发现的一定的时间，根据这种依据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主题，我们根据一定的世界措施得到一定的解释，因此，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问题得到一定实际的结果。 文化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词汇，其概念也是十分的深远，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讲的是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狭义上的文化讲的是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从根本上来讲，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二）主题与文化的重要意义 园林景观规划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视觉的满足而出现的，而是它会成为一种历史的见证，承载表达文化的职责。一般情况下对园林景观的赏析是通过“观、品、悟”来实现的，先是以视觉来进行观赏，然后通过观赏所获得的信息来对景观进行品味，这些都是一般赏析园林景观的正常理解，但是，最为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品味后，能够领悟和理解园林景观的更深层次的涵义。 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与文化的有关问题 目前，我国虽然有许多设计精湛的优秀园林景观作品，但是同样的，也有许多设计欠佳的作品。具体来说，主要存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忽略了主题与文化的内涵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文明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园林外观美化程度如何已经成为了该地方文明程度的体现。当人们出门散步、逛街、旅游之时，就会看到许多新建的草坪、景观大道或者城市广场，这些虽然给城市增添了许多景点，但是也拉开了人与自然的距离。许多园林景观建设盲目追求外观和视觉刺激，认为大片草坪的绿色效果就是城市园林需要的关键，而忽视了城市广场的休闲功能，很多广场大多没有大树遮荫，游园内设置的座椅也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看到的都是昂贵的铺装、繁华的罗马柱、华美的色块等，并没有体现出具体的功能主题、担负起应有的文化职责。 （二）忽视主题和环境的融合 不同性质与功能的园林建设时不同，然而，相当一部分的园林景观忽视了主题与环境的融合统一，盲目的追求创新，忽略了场所的环境特性和功能的要求，使得园林景观所反映出的主题与文化有失水准。例如，陕西的森林公园建筑风格就缺失了自然的审美情趣，许多森林公园大理石的山门上用瓷砖镌刻出景点的名字，服务区内的酒店也为瓷砖地面、铝合金窗户，与其他城市宾馆相比并无独特之处，就连景观内的指示牌都是用现代材质制成，公共厕所、果皮箱等都无不透漏着现代化气息，人们身临其境并不会感受到山中之景。 （三）文化品位亟待提高 园林景观就如同所有的艺术品一样，需要人们的鉴赏，有些园林让人感到恬静而舒适，有些则感觉清冷而宁静，也有些会让人感到端庄而华丽，这主要是根据设计者注入景中之情不同而引起的感官和视觉差异。一些优秀的园林景观作品，大多就灌注了设计者的审美追求和对自然之美的真切感受。但是也有一些“味俗”的景观作品急需要提高其文化品位。 （四）主题的缺失 不同的园林景观的意境是不同的，但是有些园林过重的去注重文化的传播，导致主题的设计过于复杂，使得人们在观赏过程中产生了多种感觉，文化信息的混乱影响了人们的心态和感觉，导致最终放弃了对文化的理解与感知。观赏者往往这一步还在缅怀古人怀才不遇的心境，下一步就跨入了开拓进取的时代浪潮；现在还在体会着中国江南小桥流水，转眼间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繁华。这种园林景观作品使得观赏者看到的文化信息太过于凌乱，也让他们失去了探寻和挖掘该景观主题和文化的兴趣。 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与文化的相关解决措施 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营造、文化内涵镌刻并非简单之事，其需要观赏者从“景”入“境”，然后再由“境”生“情”。具体来说，园林规划设计者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针对园林主题进行景观规划 一般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规划大多会突出园林中的一个主题，并由此主题来对园林进行命名。对于现代园林设计，设计者需要根据城市原有基础建筑风格来决定园林设计的主题风格，并在原有建筑风格基础上进行景观设计和景观规划。在设计之前，设计者也需要对设计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并针对园林原有的建筑风格进行分析，了解本地历史和文化底蕴，并为园林设计奠定基础。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气候特点、植物形态特点、植物生长特点等也需要纳入到分析范围以内，并通过综合分析确定该园林景观的主题思想，并由此展开景观规划工作。 （二）园林设计要融入生态保护的思想精髓 目前，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直接关系到该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能否顺开展。在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有一些景观仅仅只是重视景观规划和建设，并没有认识到园林中的植物是否会对该城市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因此，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需要设计者不仅注重景观主题及文化凝练，也需要注重园林内种植的植物是否会对该城市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以此来保护城市所在地的生态环境。最好能够使用本地植物，避免使用引入植物，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发展，为该城市打造特有的城市景观和植物景观奠定基础。 （三）融会贯通、统筹全局 园林景观规划需要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不仅把握设计总体，也要合理布局细节，在规划过程中，规划设计者需要借鉴西方表现形式，但是也要遵循我国文化底蕴，重视古今结合、洋为中用，将现代化园林融合中国特色。与此同时，设计者也需要有一颗满足社会大众审美的平常心和诚心，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园林景观作品。 结束语 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和文化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需要以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为前提，改善城市综合环境，提高人居环境。因此，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人员需要改善现代城市综合居住条件，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具有娱乐性和观赏性的城市园林景观，通过主题和文化的表达，体现出各国不同文化而产生的不同内涵，并且要不断的进行突破束缚，把传统的观念融入到现代的生活环境中，把园林景观真正的发挥出作用。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城市园林景观规划及设计探析 摘 要：城市园林景观规划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内容，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改善自然环境。城市园林景观的建设主要包括绿化带以及公园环境的建设，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清新、舒适的生活环境。本文通过对城市园林景观规划和设计重要性的介绍，对城市园林精元规划和设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城市；园林景观；规划设计 现代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城市规划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政府在城市化建设中对园林景观的投入也是比较大的。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城市化园林景观的建设不但能够提高城市空气的质量，降低噪音污染和空气污染，还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氛围。在居民区或者办公区建设园林的景观，可以舒缓人们的情绪，为人们提供一种和谐的生活氛围。从对绿化植物的研究我们知道，城市园林的建设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轻松舒适的感觉，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一、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重要性分析 现代城市园林规划和设计是建立在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的，园林景观的建设不但要考虑到绿色植物的选择和种植，也要和周围的建筑物环境融为一体，才能实现其作用的发挥。城市园林景观规划要注重对美化环境的方面，从人们的需求出发，建设符合时展的园林景观。城市园林景观的规划要保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要力求实现更多空气质量的提高以及设计的美观性，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城市园林景观规划还能够吸引社会企业的投资，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发展，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 二、城市园林规划设计应用问题 城市园林绿地的建设要从城市的整体规划出发，要与整体的城市规划相一致，建设有个性、美观的城市园林，提高我国的城市化建设水平。比如在公园的规划中，采用古代样式的园林规划。在选择绿化植被的时候，选择四季常绿的植物进行装饰。还可以建设主体公园，比如丁香花、菊花等的主题公园，公园内种植某一特定种类的花，提高花园的独特性和美观性，通过园林的设计规划，园林设计师也发挥了他们擅长的部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力量。在园林建设过程中，不单单要注意实用性，更要考虑到园林所传达的意境，在写实和写意的氛围中达到社会和自然的统一。 三、我国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分析 （一）针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园林景观的设计 1.现代城市园林景观的规划和设计都必须要结合社会的发展情况来决定，规划的目的和方向也要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确定。在我国现代化的城市园林的规划中，设计者们对园林的实用性和环保型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一直都关注的是园林的美观性和设计的独特性，这就造成了我国园林景观建设了失去了其现实的意义，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环境，降低了城市规划的水平，制约了我国城市化建设的发展。 2.景观设计人员在进行生态环境园林的规划时，要特别注意对绿化植物的选择和使用，在使用绿色植被时，要考虑到园林的主体和周围环境的融合度，只有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才能建设处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园林景观。园林景观在对城市进行美化的过程中，还会提高空气的质量，保护生态环境，净化空气中的粉尘，能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带给人们一个美好的心情，在这种氛围下生活，也会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 （二）结合园林文化主题进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 现代化城市园林的规划已经开始向专业化转变，不是以往的混乱性规划，而是更为专业化的建设，现在很多的城市都出现主题性的公园。这些公园在规划之初都结合了城市发展的实际以及文化特征，使得建设出来的园林能够和城市融为一体。城市园林的规划还包括对已有原理的改造规划，通过对园林的在改造，提高了园林的建设水平，为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感官体验，提高了园林的美观度和实用性。很多园林都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反映了城市发展现状或者历史的文化，这些成为了城市发展中的中重要部分。园林设计人员应该实际考察城市园林的建设情况，要保持园林的独特性和适应性，还要结合城市的气候和水质等条件，设计出符合人们需要的现代化园林。 （三）以互动性城市园林景观为设计方向进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 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应以互动式景观为基础开展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工作，利用互动性的景观为居民生活与休闲提供更加丰寓的娱乐活动。在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中，越来越多的景观规划与设计是以“景”观为目的进行，注重“景”的设计而忽略了人们的与景观的互动性。例如：在城市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中，越来越多的采用立体景观雕塑、植物雕塑等形式突出单一景观或局部景观的中心思想，人们在园林中的休闲活动也以“观”为主。根据现代心理研究与园林设计理念，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应更多的注重景观与游人的互动，以互动的方式为人们休闲娱乐提供更多的乐趣虽。然在现代园林景观中，越来越多的使用水景来提升整体景观的效果，但是却不能很好的利用水景来达到互动的效果。虽然也有将水景喷泉设计成为互动的形式，但是其并不能很好的达到人们与经管的互动。现代城市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因以互动为方向进行景观的设计。例如：通过依山而建的半空吊桥或在水流上建设秋千式吊桥等方式使人们在进行景观观赏的。同时也能够进行娱乐活动，促进城市园林氛围的建设，在注重景观观赏价值的同时提高城市园林景观的娱乐性。 （四）利用立体绿化打造城市园林景观 积极利用立体绿化园林景观提高城市园林绿化面积的同时也为景观规划与设计打造了良好的平台。在进行立体景观设计过程中要遵循多年生植物运用的原则，以及植物生长期的特点，打造持续性的绿化立体景观。同时注意利用园林景观中可以利用的墙体、灯柱、休息座椅高架绿棚、栅栏、凉亭等建筑，打造独特的立体绿化景观。通过利用可以利用的立体结构增加城市园林的空间划分，给人以视觉上、感觉上的空间扩大，同时也利用立体绿化景观达到吸附浮尘净化城市空气的目的，为提高城市环境奠定基础 （五）开阔城市园林景观规划设计 展城市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存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中，设计人员要开阔设计思路，以多种形式的景观设计提高城市园林景观的绿化面积，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园林景观中的小路上使用泥地零散铺石的方式进行路面的规划与设计，路的两遍模拟野生环境打造郊外的自然景观。而泥地零散铺石的方式为增加园林内的绿化面积提供便捷的条件，泥地与路石间的缝隙增加了园林绿化草的种植面积，即打造了独特的园林景观有提高了园林内的绿化面积。 四、结束语 现代城市园林景观的规划要以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基础，利用园林内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提高城市绿化面积。以此促进城市综合环境的改善，提高人们居住的舒适度。这就要求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人员要以综合城市基础信息与园林基本情况，以本土植物为重点，人性化极向上新颖而不浮躁美观而又实用简单而满足需求符合生态要求的城市园林是园林规划设计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意境及营造方法探讨 摘要：园林景观规划之中主题意境是园林设计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园林景观的主体意境的营造直接影响着园林的质量。本文主要论述了园林景观规划之中的主题意境以及营造方法。 关键词：园林景观；主体意境；措施 引言 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已经是当前城市建设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城市的投资环境以及居住舒适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作为城市园林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以及设计对于城市园林绿化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不仅具有吸纳净化空气、减少尘埃和吸收噪音的作用，还可以通过景观设计来分割空间以及美化园林环境，同时，也是城市休闲场所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通过科学选择园林景观植物实现城市生态的平衡、促进城市综合生态环境的建设。通过园林景观的规划以及设计提高城市综合文化氛围，给城市投资环境的改善、居住环境的改善奠定一定的基础。 1、主题意境对于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的重要意义 园林是以有植物同时提供游憩为主要的特征，通过积淀历史、文化等等相当多信息内容的不同风景单元以及组合为主要部分构成形式的所谓理想的生活境域。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不仅仅应该满足园林自身的功能性需要，也承载着传递文化的职责。 园林景观规划是园林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规划不仅能带给人们美的享受，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极富艺术魅力的文化现象，营造多样化的主题意境，满足人们对于环境的文化现象以及人们对于环境气氛的烘托，来达到美学、文学以及景观功能相结合的目的。 观赏者对于园林景观的欣赏一般可以分成3个阶段：观――品――悟。“观”主要的表现是观赏者对于园林之中感性存在的整体景象进行直观的把握，此阶段，园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要想进行深化，还应该进行“品”。“品”一般是观赏者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文化素养以及思想感情等等，使用联想、移情以及思维等心理活动，不断去扩充以及丰富园林景象，领略、开拓园林意境的过程。但是园林欣赏的较高境界则是“悟”。如果说“观”以及“品”是感知的想象、体验以及移情，如此的话“悟”则就是理解、思索以及品味，也是在体验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考，得到对于园林意义深层的把握，引导观赏者实现园林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者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通过种种造景手法将主题烘托，使用主题进行特定文化内涵的表达。 2、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中主题意境的表现方法 2.1、中国传统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作品中主题意境的表现方法 我国是东方园林的发源地，悠久的人文历史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在造园艺术之中有所表现。当前我国传统园林在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自我的发展，不管是从开始萌芽时期的囿，秦汉之时的苑，魏晋六朝之时的自然山水园林，唐宋之时的文人园林，或者是清代移山缩地的写意园林阶段。“师法自然”一直都是我国传统园林需要遵循的原则。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之下，我国的传统园林把建筑、山水以及植物进行有机地融合，在有限的空间范围之内使用种种自然条件，模拟出大自然之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将自然美同人工美之间进行统一，实现出“天人合一”作为主题的园林景观。中国传统园林好像是泼墨山水，浑然天成以及幽远空灵。比如说“杭州西湖十景”，可以从南宋一直到现在，大概有7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湖一直都是有自然山水美的园林景观典范。在明清时期诸多江南的私家园林，它的审美特点也是“接近自然”。 而在另外一个方面，我国的传统园林强调则是“造园之始，意在笔先”，尤其重视到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义于物以及以物比德。将自然景物当做是一种品德美以及精神美的象征。较为重视诗话情趣以及意境上的创造，园林之中融进诗情画意，是我国传统造园之中的重要特色，它的审美较多的倾向于清新高雅的格调。我国的传统园林综合使用种种元素给物质空间赋以诗情画意，将人们凭借感官感觉到的物质空间变为人们对情感起作用的意境空间，使用意境来表达出文化内涵，同时也是我国传统园林的精华所在。古人将竹子作为高洁品格的象征，表现一种虚心、有节、挺拔凌云的品格精神。造园者把松、梅、兰、菊、荷和种种形貌奇伟的山石作为高尚品格的象征。造园者把自己的情趣意向倾注于园林景观之中，使得园林景观意境深远而耐人寻味。 2.2、现代园林景观作品中主题意境的表现手法 在进入多元化的今天，在园林活动内容逐渐变得丰富的情况，园林意境的表现手法有所传承以及创新，有力的推动了当前园林的发展，中西方园林文化的相互渗透以及交融，为现代园林的大融合奠定基础，使得现代园林慢慢同时代精神符合的方向发展。它的特点在于不断满足时代需求，表现出时代的特色。 现代园林的发展日新月异，在设计思路以及设计方法上具有较大的开拓。现代园林继承了传统文化遗产同时不断吸取它的精髓，并且，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继承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建立人同自然之间的和谐，融入到“现代”园林景观的主题以及文化之中，给“现代”园林景观主题以及文化添加较为广泛的内容。 当前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对于主题以及文化的表达应该遵循的原则有：第一是人性化。当前社会应该强调“以人为本”、人同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所以，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应该注意人性化园林空间的塑造，应该注重到考虑景观使用者的感受，主题形式表现的文化内涵应该不断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行为以及心理，具有鲜明的时代感；第二、多样化。现代园林是开放型以及外向型，新材料以及新技术的使用给现代园林有了十分新鲜的创作元素。并且，园林处于大环境的差异也是园林创作之中要求重点考虑的元素。园林创作应不流于程式化，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园林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特质尤为重要；第三是要富于自然精神。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不应刻意地生搬硬套地创造主题，而应在最大限度对自然进行尊重，在对自然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使用艺术抽象的手段对于自然进行再现，将生态效应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重视，创作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新型园林景观，使得现代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主题表达具有自然的神韵。 2.3、灵活运用，构景得体 园林景观规划过程之中应该坚持从整体到局部，都要依据主题来进行布置以及安排，旗帜鲜明地将主题凸显出来，将构成景观的要素使用艺术的方式来处理，主景以及衬景之间彼此联系，形成对立统一的整体，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另外，园林的类型、服务对象的不同，其功能要求也就不同。在设计之时应该掌握种种类型的园林功能要求上的特殊性，将主题意境同功能要求相结合。在规划过程之中灵活运用，不拘泥于常规。 3、结语 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营造关系到诸多的方面，应该充分掌握种种因素的基础之上，科学合理进行协调，站在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依据环境的特点，实现自然精神以及人文精神的统一，为人们提供较好的园林景观主题意境享受。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城市建设中园林景观规划的得与失 【摘要】：本文总结了包头市城市园林建设的经验,充分肯定包头市城市园林建设取得的成就,总结其经验,也中肯地分析了城市园林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合理化对策。注重对城市园林的研究，要求把城市园林特色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 城市园林景观特色体现了城市的风采和面貌，是城市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现代风情、精神文化、经济发展等的综合表征，这就要求首先在规划上就注重对城市园林的研究，把城市园林特色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 园林景观设计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取得了许多建设的成果，扮靓了我们的城市。但是，我们的城市塑造依然存在难以和自然融合，甚至逐渐失去了城市的人文气息的遗憾。如何处理好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寻找城市规划丧失的自然和人文色彩就是本文的探讨重点，并且在研究包头城市园林的基础上探讨如何运用自然和生命，塑造“园林景观”。 1.成就与经验 1．1规划基础好 五十年代，包头城市定位为国家重点工业建设城市。1955年，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和国内城市规划专家为包头市编制了新市区总体规划，为包头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城市基本格局，这种城市肌理在今日的城市格局仍可得到清晰反映，被国内学者誉为“包头模式”。五十年代的城市规划考虑到工业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设置了卫生防护林带，起到了保证城市净化空气和美化城市的作用。六十年代以后，适当调整了城市布局，城市生态环境没有大规模和根本性的变化。 从60年代开始发展到80年代，包头初步建立了现代重工业核心城市的雏形，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原有规划并未得到良好的执行，有些城区由于经济等其他原因至今仍然没有建成。可以说，包头是一个还未完成但具有良好底蕴的艺术作品。她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甚至是几代人艰苦的奋斗。包头是一座的环境优美的城市，其城市建设引起了全国的瞩目。它的美主要就是注重城市“客厅”的建设，如织的草坪、整洁的广场是包头城市特色之一。在规划中注重城市绿地、广场的建设，在布局上进行综合考虑，兼顾不同年龄层次的需求，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交流的场所。 1．2包头市园林规划分析 1．2．1包头城市园林框架 城市各种风貌地块构成了风貌景观的框架，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主要体现在: 1）城市北有阴山，南邻黄河，东为郊区农田景观，市区处在一个良好的生态景观的背景下，即有较好的绿色郊野景观基质。 2)在城市内，东河、昆都仑河滨河生态景观建设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廊道景观。 3)现有己建成的几大公园、广场及社区绿地散布在市区的绿色斑块。 4)现有生态绿地向外渗透延伸，与外围生态有机联系。 1．2．2包头市城市风貌规划的空间构建 包头市背靠大青山，地势较为平坦，具有较好的城市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城市风貌依托大青山为城市空间和整体景观的宏观背景，符合中国传统的选址思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玄武即大青山，朱雀即黄河，以山岳和黄河为城市发展的依据和自然边界，构成包头市富有特色的城市景观，形成了面水背山式为特征的城市生态景观格局，并通过行道树、公园、居住区绿地、宅间绿地等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市区系统，并与建设路快速道走廊相结合，形成城市活动通道。市区组团与组团之间有大片的闲置空地，城市发展空间较大，城用地具有较大弹性，有利于未发展和建设。如建设路沿线的空地，东河区以东河昆区以南黄河湿地的大发展空间。这一城市空间发展以集中为主,兼顾分散,形成"一城四组,以新促旧,新旧联动"的新空间形态，城市吸引力、辐射力和核心竞争力增强,用地结构和城市结构趋于合理，是典型的"一市双城"结构。 1．2．3园林绿化系统 城市开敞空间的主要存在形式是城市绿地,城市绿地在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维持城市生态平衡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绿地系统规划十分重视保护和建设生物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出于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是稳定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具体内容之一，同时也构成了自然景观。沿钢铁大街规划为景观大道绿化带，安排城市布局，体现城市的特色。其中沿线公共绿地有： 八一公园：以八一公园为中心公共绿地，建设娱乐游玩项目。 劳动公园：保持自然景观风貌，保护文物古迹，在以环翠楼眺望刘公岛的视线走廊上进行景观性绿化。 规划建设重视生态环境，开辟尺度不同，内容不一的城市绿地。规划沿路、沿河带状绿地，空地修建公园、林荫大道；利用现状土地开辟城市公园；在居住区内规划休闲绿地；在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之间、铁路、高压走廊下规划防护性绿带，规划人均公共绿地不小于10平方米，绿地率不低于35%。 1．2．4景观轴线及景观视廊 在城市内，东河、昆都仑河滨河生态景观建设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廊道景观。 1．2．5景观空间构成要素 (1)“一带”指沿建设路主轴带集交通、绿化功能为一体的景观道路。它作为连接城市的道路景观，在功能上满足了通达的要求，以快速、高效、便利的服务为城市注入了流动的韵律，在景观效果上以超大的绿量和绿化空间的丰富变化强化了城市主轴的意义。大胆的规划理念和超前的规划意识铸造了这条百里长街。 (2)“二区”指由建设路连接的青昆城区和东河城区两个城市居住主风貌区。这两片地区居住了城市的绝大多数居民，长久以来形成了东河的历史旧城风貌与青昆城区现代化大都市风貌共存的景观特质。 东河区位于包头市东南部，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人口不断增加。转龙藏可以看做东河的龙头的，各个公园绿地就是龙的身子，东河这条龙活灵活现的融合了蒙晋商文化。永生和、乔家金街以及分布区内构成了极具特色文化区。 青昆城区是包头市的中心城区和自治区最大的企业包钢（集团）公司所在地，位于呼包银经济带和呼包鄂金三角腹地，是包头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三带三区”城市空间的构建，即：以构筑昆河两岸工业经济发展带为载体，建设工业大区；以构筑钢铁大街两侧商贸金融发展带为突破，建设商贸金融大区；以构筑沿阿尔丁大街两侧科技教育发展带为重点，建设科教大区， (3)“三教”指美岱召、五当召、吕祖庙组成的民族宗教三景区。 美岱召位于包头市以东80公里，始建于明朝庆隆年间，它是喇嘛教传入蒙古的一个重要的弘法中心。美岱召依山傍水，景色宜人，在建筑上更有独特的风格。它是仿中原汉式，融合蒙藏风格而建，是一座“城寺结合，人佛共居”的喇嘛庙。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寺内有大量的壁画，如大雄宝殿内释迦牟尼历史壁画及描绘蒙古贵族拜佛的场面的壁画都完好无损，这些对于研究明代蒙古史、佛教史、建筑史、美术史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美岱召是一处罕见的集寺庙、王府与城池为一体的建筑。寺周围有土筑石包镶的城墙，整个城池略呈长方形，周长681米，四角建有角楼，南墙中部开设城门。 五当召位于内蒙古包头市东北约70公里的五当沟内。山峦重叠，苍松翠柏的大青山深处，坐落着一处气势宏伟、建筑规模盛大的召庙，即为五当召。五当召的主体建筑，以八大经堂（现存六座）、三座活佛邸和一幢安放本召历世活佛舍利塔的灵堂组成。 寺庙的主要建筑为无梁殿宇，砖石券顶，别具一格，建筑布局有五进院落，三层大殿，配殿，禅堂僧舍，库房５３间，连同庙门对面的戏台共占地四、五十亩。庙内原有很多壁画，浮雕，金字匾额。主持共传六世，常住和尚十六、七人，农历四月初八日为庙会。十年动乱中庙内文物盗毁一空损失严重。近年来经过多次修复和扩建，已成为包头市重要的旅游参观景点之一。 这“三教”是包头市城市空间与宗教景观的重。组成部分，注重整体布局与空间结构结合，是城市历史的见证。 (4)“四景”指梅力更自然生态风景区、南海旅游度假村、植物园、包头市赛汗塔拉森林公园4个重要景观区。 梅力更自然生态风景区位于阴山山脉乌拉山南麓，包头西（九路车终点站），南眺九曲黄河，西接巴彦淖尔盟。是国家AAA级旅游区。 包头市赛汗塔拉森林公园：包头又称鹿城，赛汗塔拉因其中有一“圣鹿园”而成名， 曾被评为中国最大的城市草场。 南海旅游度假村，水域辽阔，风光旖旎，北依青山，南接黄河，浩浩荡荡，飘飘渺渺，碧波荡漾，群鸥翔集，兰舟桂棹，渔歌对答，素有“塞外西湖”之美誉。 阿尔丁植物园有“城市绿肺”之称，她是包头市区绿化的一个典范，而包头又是内蒙古城市绿化的典型城市。阿尔丁植物园位于包头市昆都仑区心青年路、团结大街与两条民族路之间，占地总面积90.4公顷，分东、西两园，是集科普、科研、文化、休闲、健身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园。现建设的东园面积为45公顷，其中绿化面积约占80%，硬化面积占9%，水面积占9.6%。 (5)“五纵”指东河槽、昆都仑河、三道沙河、二道沙河、四道沙河河五条南北向的城内河活跃了城区内部景观，构筑区域整体网络系统。昆都仑河是包头市境内最大的黄河支流。大青山与乌拉山的天然分界。古称石门水。其上游俗称北齐沟。南北流向。发源于固阳县，流经包头市区，在哈林格尔乡注入黄河。全长143公里，有支流23条，流域面积2716平方公里。属季节性河流，下游建有昆都仑水库。昆都仑沟河谷平坦，可行车马，是横穿阴山最理想的交通坦途。盛夏时节， 徜徉在昆河岸边，河水滟滟，大堤巍巍；绿树掩映，杨柳依依；鲜花绽放，芳草萋萋；身在北国，意如水乡。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繁星点点下的昆河湖光潋滟，加上神态各异璀璨的景观灯与之交相辉映，更让人如入梦境，流连忘返。 发端于转龙藏的东河槽在包头有着特殊的风水地位，东河槽改建成了气势磅礴的延绵数公里的中央景观带。东河槽几百米宽的绿化，南海湿地把一个城市最美好的东西都集于一身。 2．存在问题 2．1．模仿之风盛行 景观设计越来越趋于雷同，模仿之风盛行不衰。尤其是盲目模仿南方沿海城市、追求欧美风格的景观设计，完全没有个性，不少作品缺乏风格、灵魂和内涵。有的尽管景观丰富，但却没有文脉，显示不出文化之根、文化底蕴，与历史的联系甚少。 2．2片面追求高档，奢华，人工雕琢的痕迹太明显，脱离自然越来越远。 2．3忽视了人的需要及城市元素的功能特征。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景观设计对满足人的需要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 2．4重园林建筑、假山、雕塑，喷泉、广场等，而轻视植物。 3．园林景观改造 （1 ）拓展城市建设空间 新区南北空间的打造，以及城市的连接成为包头发展的关键，始终作为基本的目标之一被加以强调。不同区段空间的创造都与其周边的重要城市资源紧密联系，与它们取得必然和自然的联系，进而将这些重要城市元素整合归纳到城市主空间中来。 （2 ）空间组合多样化 现在包头给人的视觉感受较为直观、单一，在这个基础上的发展，空间的组合就变的尤其重要。创造与自然和谐的空间分布，通过增加与组合、联系的方法增强空间的魅力。 （3） 设置景观控制点 将城市主轴两侧主要城市景观纳入统一的景观体系，沿线设置景观控制点，调节景观的节奏，使城市主轴成为展示其两侧城市要素资源的重要窗口，建立景观秩序充分展示文化积淀深厚又充满活力的城市面貌。 4．结论 包头园林规划需要经过严谨的构思联系实际情况，确立“一路五点”的规划结构，整合功能结点，创造现代化的、具有地域特色文化的城市画卷，展现包头的历史风韵与时代魅力，同时达到古迹、商业、文化娱乐、会展、健身等多个项目的合理开展，使得整个城市充满活力。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城市规划中的园林景观规划 为了满足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要促进园林景观规划系统的健全，通过对其规划模式的深化，确保其内在环节的有效协调，促进其规划力度的加强，以保障城市形象工程的稳定发展，以满足人们对于日常生活质量的需要，促进其城市生态环境的积极改善，促进其现代城市规划系统的健全，满足其实际工作的需要。为了满足上述目的，我们要进行园林景观规划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的相关不足的分析，通过对其相关措施的深化应用，保证其园林景观规划的稳定运行。 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其环境破坏现象越来越严重，沙漠化现象不断出现，导致了我国城市规划的不协调运行，其城市质量环境日益恶化，已经难以满足城市规划发展的需要，为了保证城市经济规划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进行城市生态规划的健全，确保其园林景观规划的生态效益的提升，确保城市园林景观系统的健全，促进其城市的综合运行效益的提升，确保城市功能的有效深化应用，以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为此我们要进其园林景观设计规划环节的健全，促进其环境质量的改善。 园林景观规划及其城市园林绿化环节的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健全，城市生态规划系统不断得到发展，近几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依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我们根据实际场景进行相关措施的应用，确保其经济规划工作的稳定运行，以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的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系统依旧是不健全的，其相关原则不能得到有效深化，不能确保其内部各个环节的有效协调，难以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不利于城市经济综合效益的提升，为了有效改善这种现状，我们要进行其相关景观规划原则的深化。 人性化原则是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有效应用，满足了现代化城市规划的需要，通过对其城市景观园林系统的健全，以满足人的需要，比如人的审美观念，实用价值等，确保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提升。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的目的，是促进人们对日常生活质量的提升，促进其城市居住环境的舒适，以满足人们的居住需要。这一环节的发展，离不开其内部各个规划部门的有效协调，促进其规划规划人性化原则的应用，确保其园林绿化工程的有效开展。 在城市园林规划过程中，其因地制宜原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是现代城市生态规划的基础。只有通过对当地城市规划环境的深入了解，才能确保其规划系统的健全，促进其规划规划方案的深化，比如对其建筑项目区域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极其自然区域条件等的分析，促进其规划方案的合理性、科学性，有效性，以确保其建筑工程的稳定发展。在城市园林景观规划过程中，我们要进行城市园林绿化环节的应用，我们进行相关植被的应用，确保其本地植物得到有效应用，也可以进行一部分的适应性强、高生命力的外地植物的应用，城市园林绿化环节是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实现了城市园林景观发展的需要，通过对城市园林绿化方案的应用，确保城市生态规划的发展，确保其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体系的健全。 城市规划园林景观规划过程中的不足 目前来说，我国的城市园林规划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不足，它不仅仅是由外界因素导致了，更重要是城市规划规划其内在的因素，比如其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相关规划管理意识的确保，不能提高其对园林景观规划规划的重要性的提升，不能实现其园林景观规划的资金的有效投入，其管理监督水平也是比较低的，不能确保其园林景观规划系统的健全，从而导致了其发展过程的不足，这都需要我们采取相关措施加以解决，促进城市的生态环境结构的平衡，而不是生态环境的日益破坏，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 在城市规划中，园林景观规划整体规划设计水平是比较低的，不能确保其现代化城市规划系统的内部相关环节的有效协调，不能保证其园林景观规划的稳定发展。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由于其园林景观规划意识及其设计人员自身工作能力的缺乏，不能确保其规划方案的健全。有些部门的规划理念是比较落后的，不能确保其规划编制手段、方法的更新，不能促进其园林景观整体规划系统的健全，从而不利于其设计水平的提高，导致其与城市环境发展现状的不协调性。在有些城市规划中，由于其规划方案的不合理、不科学，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规划环节的失败，其相关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乏，也不能确保其工作环节的协调运行。缺乏有效的技术创新，近年来，我国城市园林景观规划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行业，但是在具体规划过程中仍然是沿用已有的施工技术措施与方法，自主技术创力度不足。在现代化的城市园林规划中，为了满足美化环境与改善生态的双重需求，必须积极研究与运用新工艺、新方法、新材料和新方法来改善园林景观规划中存在的技术性问题，进而提升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的整体效果与功能划分。 园林景观规划系统的健全 为了保证我国的城市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要在进行其城市规划的同时完成其园林景观规划管理系统的健全，针对其规划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通过相关环节的规划，确保其园林景观规划环节的稳定运行，保证其园林规划系统的健全。首先我们要根据城市发展的综合环境，进行其园林景观规划管理环节的优化，确保其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系统的健全，实现其城市综合发展效益的提升，根据城市的地域发展模式，进行各个方案的园林景观设计模式的深化。力争通过有效的景观设计突出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内涵。在城市规划中，园林景观的规划方案可以结合城市园林景观的布置的特点，相应规划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小品、标志性雕塑和游乐设施，以达到全面展现城市乡土风情，提升城市品位的长远目标。另外，在园林景观的设计中植物的选择也要尤为关注，既要保证植被的成活率，还要注意整体景观的实现。 为了实现城市景观园林系统的健全，我们要进行其内部环节的精细化管理，确保其园林景观规划的管理理念的更新，确保其相关方法的健全，促进其工程规划规划项目的稳定运行，确保其质量的有效提高，促进其整体运作效率的提升，以实现城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影响城市规划规划精细化管理的因素是很多的，其中有技术方面的、人员管理方面的、机械设备使用方面的等诸多问题尤为突出，园林景观规划管理人员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保证城市规划中园林景观规划的顺利开展和进行。 在此过程中，我们也要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理念的更新、深入应用，确保其内部科学管理体系的健全，保证其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的稳定发展，促进其规划理念的更新，以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根据城市发展的特点，比如城市的地域文化、景观文化等进行相关园林景观规划环节的深化，满足园林规划的生态效益及其经济效益，促进其城市整体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确保园林绿化体系的健全，以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效协调。 在城市规划中，城市园林规划环节的开展，离不开其内部系统模式的更新，离不开其内部各个环节的有效协调，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进行园林景观规划体系的健全。 园林景观规划论文:谈小区园林景观规划 摘要：本文先后对景观设计定位的发展趋势 ，居住小区园林规划的原则和居住小区园林规划具体设计进行了分析阐述 关键词：小区；园林景观；规划 一、景观设计定位的发展趋势 （１）开发商要形成有自己特色和个性的景观产品线。开发商应形成有自己特色和个性的景观产品线，寻找项目最合适的方向和其在产品线中合适的定位。这要开发商有长远的眼光和战略，并根据整个项目的全局定位来决策。那些没有景观特色的楼盘将很快被市场所淘汰。 （２）开发商要有创新的精神。当前大多数开发商缺乏创新精神，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国内抄不到新鲜的就到国外抄，甚至把国外的一个小镇搬过来，完全没有根据当地现状设计，设计师干的是“仿造，组装”的活，但是创新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动力。 （３）开发商要放权让景观设计师来主导设计和监理施工的全过程。 二、小区园林规划的原则 2.1尊重自然的原则 住宅小区作为城市景观组成的一个组团，它的景观设计之美表现在它能结合所处位置的地段特点进行有效的景观设计，使之既符合城市的整体布局和景观要求。契合城市人文精神风貌又能融合城市自然地形地貌的特色。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形”就是最早的对自然和人为环境关系的一种认知。“道法自然”也同样是先人们对今天进行景观设计时提出的一种善意的告诫。设计师在通过对住宅区的实地勘测和考察，分析和探讨城市住宅小区景观的个性特征，因地制宜，从空间、环境、功能的有机结合出发，创造出富有特色的小区居住空间景观。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和推动城市住宅景观的生态美、意象美。住宅小区景观设计要因时因地，景观可因季节、气候、天气、昼夜、小区原有地形条件等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就要求在设计构思时分析和处理好地形地貌、林木花草、建筑色调、灯光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 2.2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创造居民能参与其间的景观环境，形成流动交融的景观体系。一个小区除了住宅建筑之外，不只是“景观”那么简单。住宅建筑以外的户外空间是居民的生活空间，它担负着很多功能，如儿童游戏，居民散步、晨练、健身，邻里交往，改善住宅小气候等。因而景观设计师必须从满足人的需要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为出发点，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人的参与性，而不应该只强调形式美。所以景观设计的真正内涵是指通过对环境的设计使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和谐共存。 三、小区园林规划具体设计分析 3.1绿化生态系统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剧与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居民对小区的环境质量日趋重视。在这种形势下，景观设计师更应充分认识到２１世纪的城市人居环境必须在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中求得平衡，是“质”与“量”的结合。作为住宅小区，绿化景观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住宅区中，绿化犹如呼吸系统，能起到空气净化和屏蔽作用，已成为提高住宅小区环境质量，创造健康小区必不可少的有机要素。合理的住宅小区绿化设计，是将建筑、绿化与小区居民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形成居民能溶入其间，有机运行的居住环境生态机制，实现“人与自然共存”。而目前很多的住宅小区却存在着设计师在进行栽植配置时，一提笔便是色带拼花，处处是剪切出的树篱、灌木球，要不就是空荡荡的草坪与大片的铺装连在一起，这样的设计不仅营造不出舒适的景观效果，反而看上去零零散散，不中不洋，单调乏味。住宅小区中的植物配蛊应该提倡尽量保持原有树种，合理地利用当地树种，而不要一味地追求使用其他地域的树种。长期以来。因为欧美的景观环境设计非常注重植物空间的营造，使得我们国内的景观设计师在外来设计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只要使用了欧美设计师常用的热带或亚热带植物就是现代景观绿化系统设计的观念，却不知任何设计都要尊重当地的自然条件，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来，很多有良知的设计师提出反对“大树进城”的原因。 笔者认为，要想使一个住宅小区在植物配置上形成自身与众不同的特色，在绿化景观系统设计上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１）应讲求植物的层次，从低向高依次为草皮、地被、灌木小乔木、大乔木，配合地形，围合出丰富的绿色空间。 （２）在植物的种类选择上，应该尽量采用当地的本土植物，避免使用过多的外来植物而形成植物“假活”现象。 （３）提倡参与性和生态性，多种植纵向生长的乔木，控制不可踩踏的草坪面积。 （４）植物的颜色搭配，色彩的搭配能够自然界因为色彩的点缀而显得生机勃勃、协调和谐。世间万物因为自身独特的颜色而显出个性的魅力。人们对色彩的热爱已是由来已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对于色彩的追求和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在景观设计方面利用色彩的组合构成，改变着过去的传统构图方式，使现代景观更加丰富多彩和更具有时代气息。最后提倡多种植香化植物，这类植物对人的身心健康能产生有益的影响，可以使小区中的老年人在享受绿色的同时治疗疾病，获得身心健康。 3.2景观形象系统 可意象性的城市面貌无疑表现在城市的景观形象系统中。作为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之一，住宅小区的景观系统也同样需要具备可意象性。何谓景观形象系统，它涵盖以下３个方面： （１）朴实的自然观，即以软质景观为主，硬质景观为辅，利用步道将景观进行合理而自然的串联，避免居住环境在景观设计上一味追求张扬、喧嚣的硬质景观和廉价做作的“艺术”气氛。隐形的广场处理更能将其他的环境因素（地形、水体、植物等）有机地组织在景观空间中，使硬质景观与软质景观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之怡然。设计无痕。 （２）艺术导向性，通过对建筑风格和小区地形的把握，使设计后的景观效果风格和小区建筑融为一体，在材料、色彩和景观细部的处理上能达到综合的视觉效果。 （３）集中和分散的设计手法相结合的布局方式进行景观设计，使住宅小区整体形象鲜明但又不失个性。 3.3户外休闲系统 小区户外休闲系统的形式，不宜一味追求场地自身形式的完整性，而是要和整体的设计相辅相成，多用一些不规则的小巧灵活的构图方式。特别是广场的外延可采用虚空间的构筑。以避其生硬，与周围的建筑环境有机地结合。 （１）居住区内的建筑能与环境融为一体。一般小区建筑的外形简单，若户外景观也片面地强调本身的平面构图，则极易与其周围的建筑边缘线产生冲突，使得景观不能与建筑相呼应，且更易与建筑之间产生一系列的难于处理的边角空间。 （２）“隐形”广场的处理更易于将其他的环境因素（地形、水体、植物等）有机地组织在广场空间，使硬质景观与软质景观融为一体。规划设计应从功能出发，以人为本，为居民的使用提供方便和舒适的小空间。设计师在合理理解了地形后所进行的户外空间的设计应该尽量将大型广场化整为零，分置于绿色组团之中，在住宅区中尽可能地不搞市政设计中常出现的集中式大型广场。 住宅小区的广场或是其他硬质铺装地面所形成的小区居民的活动空间在住宅小区景观设计系统中称之为户外休闲系统更为合适。这一类场地的功能主要在于满足小区居民的社会交往、老人活动、儿童玩耍、散步、健身等需求。在以往的住宅小区的景观中，户外休闲系统这部分的设计往往追求一种视觉的焦点，以大型广场为主，但是这样的设计除了能在视觉上带来一些气派辉煌的感觉之外却不能给小区居民带来使用上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