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思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青年的辩证统一。总结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认识前提、理论依据、传播过程等方面的基本经验，及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方式、传播目标方面的特点与需求，强调传播者控制角色思维的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首要选择。并从传播主体大众化、传播对象多质化、传播内容时代化、传播方式多元化、传播效果可控化的角度，提出关于培养意见领袖、把握受众特点、创新话语体系、畅通信息反馈、丰富传播媒介等关于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策略思考。 关键词：传播学；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思考 作为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要想赢得大众，首先就要赢得青年、凝聚青年、武装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的高度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充分肯定了青年的历史地位，赋予了当代青年神圣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基于这种理论和现实前提，我们不难导出一个基本命题：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助推力，直接关系到青年成长，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是影响兴衰存亡的国家与民族高度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基本内涵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理论课题，是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锐利思想武器的时代使命，更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现实课题。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形象化，使之符合青年接受特点和规律，为广大青年所理解、接受、掌握、铭记，从而有效地武装青年，成为青年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并发挥青年的创造才能和智慧，成为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青年，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创新理论，即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青年两个过程的辩证统一。[1]青年“化”马克思主义，是指通过马克思主义与青年的接触，获取青年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富于创造的思维品质，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自身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辩证发展的理论品质，使马克思主义生命之树常青，这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动力与源泉。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2]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青年“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俱来的品质。马克思主义“化”青年，是指用鲜活的、富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的思想，用符合青年特征和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青年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青年思维品质与思维方式，并内化为自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外化为自觉的实践行动，指导青年进行创新实践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基本历史经验 1.认识前提：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和希望。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始终把青年看作革命事业的未来、执政党的基础。从世界范围的政党来看，青年知识分子是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构成，是党的执政事业的推动者、继承者。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认同是当代世界各国政党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来看，青年始终是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构成，是党执政事业的重要推动者、继承者，也是敌对势力争夺的重点对象。重视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经验和优良传统。陆士桢等认为，应从青年发展的视角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今世界各国都重视青年发展，青年发展程度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3] 2.理论依据：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动力。 “结合论”把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提到了党建高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理论渊源，在历史发展层面，对指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体现，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理论源泉和实践动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目标和归宿。 3.传播过程：互化传播。灌输和接纳是马克思主义“化”青年的重要途径和内化过程，推进理论创新是青年“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和目标。 马克思主义“化”青年是内化与外化的统一，是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双管齐下，是“理论灌输—思维接纳—指导实践”的循环过程。首先是向青年输入外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广大青年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4]这里用“灌输”这个概念，是广义上的，具体输入的渠道和方式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是青年根据自己思想和思维特点，接受、领悟马克思主义，并寻求与自己行动实践的结合点，也是青年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内化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体系，并具体用来指导实践与行动。 在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中，其一，青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推广者。青年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受众，学习、掌握、领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大众化的重要传播主体。其二，青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承和创新者。青年是最为活跃、最富创新性的社会群体，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实践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持续注入新鲜内涵。培养青年领袖是马克主义青年化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对青年成长的成功引领，正是其理论指导实践成效的最有力鉴别和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青年时代都经历了一个由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到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由一个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这个历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蜕变与升华的历程。 二、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模式选择 （一）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特点 传播主体。面对社会思想深刻变化，青年思想更加活跃，如何通过教育引导，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刻地指导青年世界观与方法论，面临着新的挑战。遵循青年心理发展形成规律和思想意识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能有效实现当代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服务的时代重任。 传播内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内容，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固有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5]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要从内容、过程等不同视角着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三个方面，辩证统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整体性[6]；从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创新等纵向进程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从运用辩证思维全面地把握、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从领悟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基础性前提。 传播渠道与方式。传播渠道，这里指传播媒介。当前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渠道高度集中，主要是组织和机构单向传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系统体系及青年的特点而言，传播渠道不健全，传播中干扰多，传播信息灵敏度低，失真度高，传播渠道对青年的覆盖面相对有限。就传播方式而言，灌输性传播占据了统治地位，受众反馈不够畅通，效果难以把控。当前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主要以灌输方式进行，青年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双向反馈、平等对话、思想与观点的碰撞交流严重匮乏。 传播目标。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最终目标就是使当代青年在不断发展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下，实现全面自由发展。在经济大崛起、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发展的新形势、新时期，如何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青年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追求，达到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统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内化为青年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并外化为实践行动，实现知与行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当前目标。适时准确、全面合理评估传播效果，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目标的必然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模式选择 1948年，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了什么效果。这就是著名的“5W”传播模式。 结合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问题，这五要素分别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主体（集体、社会组织机构、社会个体）、传播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渠道（宣传培训、教育教学、社会活动、大众传媒）、传播对象（青年）和传播效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效）。 三、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 （一）培养意见领袖——传播主体大众化 传播主体能否大众化直接影响和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深度、教育广度和内化与外化速度。培养意见领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主体大众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意见领袖是两级传播中的重要角色，在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 纵向视角：教师的意见领袖作用。从学校教育的渠道推进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基础性途径。学校是青年学生接受知识、进行思考、形成观点的重要场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渠道。教师是学生的信仰引航者，是学生思想启蒙、成长发展中的重要意见领袖。教师的信仰对学生的信仰具有强烈的正面引导作用。 横向视角：青年领袖的传播主体作用。青年领袖是指在青年群体中处于核心和枢纽地位，掌握并支配该群体各种关系和资源，设计并促成实现该组织群体生存和发展范围的资源拥有者、决策者、带动人和监护人。[7]青年领袖是青年群体中最为活跃的民间领导力量，在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过程中，对普通青年的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前喻”作用。按照Troldahl双循环信息传播模型理论，青年领袖在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中能引领和主导带有特定信念与行为影响的信息在社会中流动。梅尔文·德弗勒对新时期的新闻信息传播进行过细致的分析，认为青年领袖在口口相传、行为示范的信息传播方式方面独具优势。 （二）把握受众特点——传播对象多质化 “大众”从来都是多质的，有史以来，便不存在完全同质化的大众。[8]从“现实的人”出发，我们所讲的“青年”，是以“多质”的形态存在和发展着的，在思想观念、政治信念、政治立场、道德品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公民意识、法治观念等方面的实然状况和特征方面均有体现。 青年的发展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等诸多方面。青年要实现这种全面的发展，必须有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支撑。认知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青年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3]当代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不够准确，接受和理解方面较为教条，尤其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综合解读，可能也是当代青年缺乏的追求信仰的精神。 当代青年的思想道德状态主流是积极的、健康向上的，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中，当代青年的思想道德的独立性、选择性、复杂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不少青年人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明显增多，主要表现在：一是理想信念务实化、功利化日趋明显。二是政治观念淡薄，政治素质不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客观上使青年的成长环境异常复杂起来，一些人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上存在一些片面的、模糊以至错误的认识，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不高。三是价值观呈现出多元性、波动性和矛盾性。相当一些青年的人生价值观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倾向，部分青年不注重把个人发展与国家、集体利益统一起来，对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缺乏认识，艰苦奋斗精神不足，组织纪律性差，是非观念不强，缺乏团队合作精神。 （三）创新话语体系——传播内容时代化 从传播对象上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指向最广泛的青年群体；从时代环境上看，当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处在思维活跃、文化繁荣的大变革、大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是当代青年深层价值秩序位移和重构的过程，是当代青年思维方式塑造和观念重塑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要克服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时代、远离青年的问题。通俗的语言符号、时代的话语体系、鲜活的实践内容，不仅符合青年的接受特点和文化倾向，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的内在品质与必然逻辑。 构建富有时代气息、符合青年特点的话语体系，并不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否定，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摒弃，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外在形式和传播载体，主要体现在：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体系的大众性。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符合受众的思想方法和接受特点，风格简明朴实。那种动辄照搬西方语言，那种张口‘蓝色文明’、‘普世哲学’的抽象说教肯定无效，那种不着边际的过时说教不会激起人们的接受热情，那种貌似深奥的牵强附会的联系必然失败”[9]。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体系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鲜活的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实践性。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与发展，时代的信息化、数字化进程，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崭新的实践资源，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建构符合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以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三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体系的年轻态。符合青年的兴趣取向、适合青年的接受特点、满足青年的发展需求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年轻态的前提性原则，信息化、网络化、时尚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年轻态的基本特征，平等对话、思想碰撞与交流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年轻态的基本传播方式。 （四）丰富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多元化 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应该能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通过各种文化样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化青年”和“青年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的多元化。[10] 传播方式多样化是信息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除传统的“社会大课堂”和“学校小课堂”外，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传播方式。施拉姆认为，在社会变革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这一变革的代言者，而且是这一变革的促成者。大众传媒能促进社会向新的风俗行为，乃至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为它们能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中。”[11]大众传播媒介是当代青年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他们乐于接受的传播方式。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12]。此外，网络已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大众传媒承担着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提供娱乐、传承文化、教育监督等诸多功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诸多功能才得以实现青年化的。第一是印刷媒介。主要有报纸、杂志和书籍等，这些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重要的宣传媒介。第二是电子媒介。主要有电影、广播和电视等。第三是网络媒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信息化、数字化的传播环境，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提出了新课题。网络不仅带来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也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带来了教育观念和内容的现代化。 （五）畅通信息反馈——传播效果可控化 传播效果就是传播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就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而言，其传播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播对象的变化，即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化与外化情况；二是传播环境的变化，即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在青年群体中产生的影响、氛围的总体；三是理论本身的创新，即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化过程中自身的发展、完善与创新。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过程动态与目标状态双重内涵的统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为保证其按照科学决策、正确的预定目标和既定任务有序协调地运行、发展，并保持正确的方向，就需要构建灵活科学的调控机制，以便适时对传播过程进行调控。 反馈是意见信息从受传者或目的地传回给传播者或信源，以帮助传播者调节此后的信息输出。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反馈机制是指以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目标体系为准绳和依据，将青年化传播过程呈现的态势与其相比较，并以特定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传播过程和态势，确保沿着与既定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传播路径运行，并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构建良好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反馈机制，首先要获取青年的反馈信息，包括青年对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的评价，以及传播效果的评估。其次要获取社会的评价信息。评价的内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为青年的掌握和接受程度，主要从量和质的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再次要从理论自身发展目标和创新轨迹获取传播情况的反馈信息。主要评估青年化传播过程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自身发展逻辑；是否对不断变化的现实问题和社会问题给出了解释，引领了青年成长与发展；是否从实践的层面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年轻化。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传播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承脉络梳理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传播学的影响非常深远。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霸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文化研究学派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本文主要探寻了文化研究学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承与发展，认为文化研究学派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秉承的二元框架，也不同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而是跳出二元框架，逐步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学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出了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影响了欧洲传播学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霸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文化研究学派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我们有必要梳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传播学中的贡献，以便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 一、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经典的二元框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提倡：“在任何社会，获取生活必需的基本资源的不平等，不可避免的造就了引起社会冲突的文化。”这句话批判了社会的不完美，需要加以改变。在经济基础方面，没KESI区分了资本家和工人，并指出资本的力量使资本家能够剥削受众，获取更多资本以便扩大再生产。为了维持剥削，他们使用暴力压制的手段。形成了国家。 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军队、法庭、政治制度、学校、教会成为资本家的保镖，通过各种手段影响人民，压制人民的反抗。其中，大众媒介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同样起到压制大众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经典思想，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文化工业论等一系列理论思想。传播政治经济学同样秉承“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框架，提出受众商品论、文化帝国主义等一系列独到看法。阿尔都塞本质上仍然持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暴力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对民众产生决定性的控制作用。霸权理论走出了决定论的藩篱，开始关注民众的能动性力量。然而，完成彻底的转向的，还是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顺着葛兰西再进一步①。他们深度挖掘了意识形态作用机制。众所周知，媒介对受众产生影响的渠道是文本。通过文本（文字、图像等等）传递信息，信息到达个人之后，还得经过人的解读。即“传播者意义编码文本解码受传者意义”的过程。弗洛伊德最早研究了意识形态作用机制。但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决定了前意识，而意识形态影响了潜意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带有一定程度的潜意识决定论色彩，意味着人无法抵抗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潜意识。但该理论因为过于绝对而遭受批评。 文化研究早期学者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影响。但已经发现文化并非精英主义的特点。仍然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框架的角度来看，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义”，多少有一些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含义。但他也提出了“文化即生活”，意识到文化并不一定是由上层建筑所控制和影响的。“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集合。”因此威廉斯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争夺思想，认为文化不一定是完全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而是有反抗的余地。 霍尔就此扛过研究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大旗。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否起作用，应当和受众的解读方式联系在一起。受众存在了反抗的余地。在《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中，霍尔充分肯定了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基础上，霍尔进一步指出：大众媒介是主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霍尔同时认为，意义在解码过程中具有多样性。因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论点不同，霍尔认为受众的反应不是被动的，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对“统治话语”加以解码。在《电视话语的制码与解码》中，霍尔指出，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分为三个阶段：制码阶段：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节目原材料的加工阶段；成品阶段：节目完成后，“意义”已经注入节目。此时意义以语言和规则的形式客观存在，尚未被解读； 解码阶段：观众必须解码才能够获得意义，否则观众就没有消费。在观众解码阶段，霍尔提出观众有三种解码模式，即“霍尔模式”：偏好阅读：受众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信息，制码意图与解码意义完全一致；妥协阅读：讯息编码与解码者讨价还价，观众与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矛盾；对立阅读：尽管观众看出电视话语制码的意义，但是观众故意解读成其他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霍尔模式已经超脱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的含义，开始走向了关注受众的解读与反抗的层面，开始跳脱出二元框架之外。 文化研究的另一位学者大卫•莫利创新的使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证实了该观点。早期的《举国关注》研究采用焦点小组座谈、团体访谈的方式，得出阶级立场决定解读，和文化唯物主义的含义相近。但莫利使用民族志法进行了家庭电视研究，将研究从访谈的“非自然语境”转向家庭的“自然语境”；对受众解读意义从“阶级向度”转向“性别向度”。他深入家庭内部，分析家庭环境中权力的性别化并得出结论：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关系对受众的解码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除了“阶级立场”这种因素之外，“生活情境”也是解读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在霍尔的三种模式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游离于二元框架之外，从生活情境而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角度关注媒介内容的解读问题。 思想最激进的，是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费斯克提出“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消费是两个经济系统：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金融经济：媒介生产节目，观众付出金钱消费节目，这个过程重视交换价值；文化经济：观众生产（观看商品的）快感，并解读出自己的意义。这个过程重视使用价值。第二重文化经济更重要，因为它受观众的直接控制，进行创造性或抵抗性消费。费斯克对意义解读的极端强调使得文化研究彻底抛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完全跳脱于马克思主义二元框架之外，也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霸权和文化研究的脉络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马克思没有主要研究意识形态的部分。他更多研究经济基础方面对民众的剥削。法兰克福学派则开始关注意识形态的部分，借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指出文化工业在剥削民众的商业价值的同时，文化工业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也在传递意识形态，起到“意识形态水泥”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秉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分析，并运用到媒介产业（经济基础-民众这条线）分析，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并不多。只有赫伯特•席勒在后来作出了突破（研究上层建筑-民众）。阿尔都塞则提出多元决定论，认为意识形态力量同样强大，继而也在上层建筑-民众这条线上研究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较之马克思，法兰克福、传政经、阿尔都塞、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几个流派学者都或多或少有改变，但唯独文化研究，尤其是费斯克直接研究受众解读，从而完全脱离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的二元框架。完全转向“文化主义观点”或者说“能动性观点”，认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文化，能够“能动的”反抗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也引发了后人的更为深刻的思考。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从传播学视角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途径 ［摘 要］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规律，有助于加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效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内在的传播机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在于充分发挥传播者的主导作用，实现传播形式的科学化和大众化，促使传播技巧的生动化和丰富化． ［关键词］传播学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在以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过程中，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方面存在不足，如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忽视传授双方的相互沟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传播过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被中国人民认知和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最新的理论成果，通过一定的形式、方式和手段作用于传播对象，从而获得传播对象的认可并成为指导从事各项具体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文本上抽象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适用中国现实土壤并且为中国广大人民所接受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里有两点，一是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论的指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基本原则；二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必须根据中国客观实际加以改进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一种文化形式。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是一种传播过程。在传播学中传播活动主要包括“四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及传播媒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也具备了这四个要素：传播者，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宣传中具有宣传和教化的组织或个人，这里主要指中国共产党；传播对象，主要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受众者，广大人民群众；传播内容，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成果；传播媒介，广大群众传播的媒介，包括网络、电视媒体、报刊杂志等各种生活中的理论传播手段和实物。所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双方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理论为中介进行的、以思想认识为主的双向信息交流和反馈过程。所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审视马克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理论及教育效果，并运用传播学的科学原理与方法来分析和运用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 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输入和传播从来不可能全面移植或是简单的相加，而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可能被彻底洗涤。外来文化必须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和，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才能与本民族文化血脉相通、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历史传统、民族特点和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内容转换为适合中国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得以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洋文，如果一种主义连语言表达都不是中文的，那万万是不可能传播并‘中国化’的”［1］。当今社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壤发扬光大，在于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特点，创新了思想内容，塑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和结构，形成了一种能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喜爱并易于接受的传播机制。这种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传播学中的传授关系原理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性。要保障传播信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有效传递，就必须要求传播者和受传者间的良性互动。“任何一种传播――无论其参与者是个人、群体还是组织，都必然是一种通过信息的接受和反馈而展开的社会互动行为”［2］。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单纯的单向传授方法，而是在传播者和传授者之间架起了相互作用、相互沟通的桥梁，通过二者围绕着传播内容展开良性互动，最终使传播的价值得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中，如何发挥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二者的良性互动，最大程度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是加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必须要有两个转变，其一是从过去的单向“灌输”传授说教的宣传模式转变为在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协商的探讨交流，其次，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文本的阐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新再造。前者可以通过讨论式、启发式等多种方式方法来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成果，后者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深入中国具体实践，实现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指导实践的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进程。正是这种不断的理论创新，使我们传播主体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真正地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更好地突出宣传的针对性；也正是这种不断的理论创新中，始终充满新鲜的传播内容，引起传播对象的选择性注意，产生更多的互动，对其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信息整合，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和丰富。 2.利用传播学中“把关人”理论把握理论宣传的导向性和丰富性。在现代传播学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把关人”，指在传播过程中负责搜集、整理、选择、处理、加工和传播信息的人。作为传播中的“把关人”，核心问题是把关，不仅是信息传播形式的把关，而且还要对信息内容的把关。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也有非常重要的“把关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把握正确的理论导向，在当前各种文化思潮相互动荡的背景下，各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不断发生改变。传播媒体技术的变化也影响传播主体传播效果。在网络、电视等媒体日益普遍的情况下，传播主体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发生转移。“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播者的这种地位，网络中的传播者已经不再居于传播的中心地位，任何拥有一定技术手段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别人传播信息。……在网络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成为传播者”［3］。如何把握住正确的舆论方向，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舆论中起到主导地位，是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否成功实现的关键所在。就传播角度而言，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把关人”，首先，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导向，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不断强化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同时还要加强信念教育、诚信教育、道德教育，从根本上防御和抵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在整个理论传播过程中充分地发挥“守门人”的作用。其次，优化传播内容，畅通传播渠道。作为传播过程中的“守门人”，要根据形势和当前受众群体的需要，适当地改变传播内容，改造成广大人民群众乐意接受的内容。在传播学中，信息的顺利传播需要建立在社会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上，需要多个参与系统活动的主体加入其中，而且每个主体都有独立丰富的精神和心理活动，再加上受到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当传播的方法不当，会产生传播信息的隔阂，影响社会成员的认知、判断、决策和行动上的混乱，阻碍了信息的顺利传播。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广泛地得以传播，避免被当作形式化或者口号化，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适应中国情况的传播内容，呈现出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 1.充分发挥传播者的主导作用。对于传播者来说，树立良好的形象争取受众的信任是实现传播效果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成熟的发展过程，在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素养上逐渐成熟。但是过去的先进并不能代表现在的先进，现在的先进并不能代表永远的先进。特别是在新形势下，面对国际化和时代化的挑战，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应有的理论素养和价值规范，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徒有形式，把马克思主义扭曲为语录化、口号化。传播主体理论素养的缺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障碍，必须加以改变和克服。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要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强大的人格力量，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广大传播对象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要担当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首先在全国全党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分析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特别是面对当今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的全球化浪潮，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就难以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就很难实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承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成为某一领域的内行或专家，才能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要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结合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实际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精神解决实际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更广泛地得以传播。同时，传播主体还担当起提高受众者的教育文化水平的重任。受教育者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也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重要的制约因素，加强传播对象的文化知识、理论思维的教育，发挥广大传播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广泛传播不可或缺的内容。 2.促使传播形式的丰富化和生动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传统的传播媒体和传播途径在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如学习中心文件、开报告会、搞舆论宣传等等，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有的传播方式只是徒有形式，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而且与广大群众的意愿相驳，没有起到相应的宣传效果。因此，必须在传播形式上要实现突破和改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大众化，通俗化，避免把理论的抽象化、高深莫测，远离群众和生活，成为少数人的专利，不易为大众所掌握。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语言表达和语言风格。书本上的和文件上的马克思主义不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必须实现从书本理论到生活文字的转换，寻求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通俗化的内容和形式，这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要进行创新，没有结合，创新无从谈起；没有创新，结合只是空洞的口号。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应该“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5］P48 3.实现传播方式方法的科学化和大众化。提高马克思大众化的传播效果，必须要掌握灵活的传播方法或传播技巧，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性，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科学化和大众化。“传播技巧指的是在说服性传播活动中为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而采用的策略方法。”［6］P188义大众化传播活动的宣传技巧包括提示式、探讨式、启发式等,并将此方法恰当地运用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内容及个性不同的主体，进而优化传播效果。这需要突破以往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程中的“单一性”和“呆板性”的倾向。这是因为在整个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环节和因素都有可能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传播技巧性和艺术性对传播的效果有重大的作用，为了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切实达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和目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改变以往的单向“灌输”方法，而是以开放性胸怀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凭借当前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独特优势，充分利用网上交流、网上论坛、网上课堂等多种形式，调动广大受众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受传者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分析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宣传普及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内在动力，并在群众的实践中进一步提升和发展这一理论。为此，我们需要积极利用人际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关键词]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传播学 任何理论，如果与千百万人们群众的实践脱节，就会失去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因此，深入实践、深入大众，实现大众化本身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问题远不是这些，而是在于我们需要从更独特的视角、以更敏锐的洞察力去深入地探讨其必要性、实现路径和有效手段。本文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传播为切入点，把传播者、媒介、受众三者联系起来思考，透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基层社会受众之间深层互动关系的一种尝试。 一、从传播者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传播者是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的第一个环节，决定着传播的内容。传播者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或者说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它可以是单个的人、具体的组织或者一定的阶层。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角度看，他们或者是这一理论的直接创造者，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机构，或者是党和政府的各级各类宣传教育机构和团体。这些人、机构和团体为何要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为什么要向社会基层传播这一理论?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 向人民大众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负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振兴和发展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事业等重大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些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仅靠党内少数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仅靠党自身的力量也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把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并使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让每个共产党员，让全体人民了解党的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需要让人民了解党所要实现的理想，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之中。通过向人们宣传这一理论，通过用这个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够顺利地带领人民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在创造自己的理论时就明确指出，以往的思想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实现改变世界的宗旨，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由一种理论的形态变为人民群众的实践理性，成为人们规约自身行动、指导自己从事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不仅关系当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也只有当这种科学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投身改革建设的内在动力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昭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方法。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人，也是最早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到新中国的成立，从中国工农红军到人民解放军，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路。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这是思想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体现。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邓小平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活动。他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新闻联系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思想，提出了大众化问题。他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依靠新闻办好教育，办好学术刊物，对青年进行树立理想的宣传等。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命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最根本的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树立共同理想，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党的创新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通过宣传普及活动，让人民群众深刻理解和真正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就能够把思想统一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自觉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防止工作上的偏差，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确保建设发展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 二、从媒介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 信息的传递需要一种媒介(或称之为通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需要一种通道。总的来说，媒介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际传播媒介，另一类则是大众传播媒介。对大多数人来说，大众媒介提供了最佳且易于获得的(也是唯一的)与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相近似的信息。 1、人际传播媒介 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或少数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等。人际传播是一种面对面的传播，具有互动性好、反馈及时、自由度较高等优点，较易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人际传播有很多种形式。 一是座谈会、宣讲会、学习讨论会。每一次重要思想的推出，就伴随着一轮学习和讨论活动。这种形式的开展，很好地实现了学习精神的推广。比如，科学发展观宣讲会的推行，使得各省、市、自治区的基层干部、广大党员很好地领会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次精神。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工作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从传播学的角度，他们属于传播者的范畴，他们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因为是执政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规定等形式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要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还必须将之转化为“大众话语”，并通过座谈会、宣讲会、学习讨论会的形式，使大众学到马克思主义。在学习中，要注意改进宣传教育方式，增强宣传教育的效果，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公益广告、宣传先进典型等多种形式，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要求通俗化、具象化，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二是以高校的“两课”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中的大众化，直接的体现就是高校的“两课”。两课是高校学生了解和学习“四观”、“四基本”、“四个如何认识”的主要场所，高校两课已经成功实现了改革，加入了科学发展观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使得两课教育更全面、更贴近中国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当前，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要任务就是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高校的“两课”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们要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局着眼，认真改进教育教学方法；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人手，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回答学生在这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同时，还要依托两课，积极开展党支部、社团组织以及校园文化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中，应重点抓好共青团、生活区、学生社团等重要阵地建设，创新思想教育形式，注重教育工作实效。 2、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可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除此以外，网络已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大众传媒承担着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提供娱乐、传承文化、教育监督等诸多功能，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诸多功能才得以实现大众化的。 第一，印刷媒介。主要有报纸、杂志和书籍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的宣传媒介。一是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机关和军队系统的报纸，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它们以大量的篇幅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二是杂志。杂志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传播和宣传某种思想。三是书籍。书籍也是一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从陈望道翻译的《资本论》，到现在数以万计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电子媒介。主要有电影、广播和电视等。这些电子媒介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确定宣传方针、制定宣传计划、明确宣传重点，坚持维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好电影、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优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网络媒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提出了新课题。网络不仅带来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也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教育观念和内容的现代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从集中统一的“一刀切”模式，转变为分散的多样化形式；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和被动接受，转变为双向、多向的直接交流和互动；从单调的指示、命令、说教，转变为图文并茂、多媒体并用、生动活泼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从工作周期较长、效果反馈较慢，转变为跨越时空障碍，及时性较强，周期短，见效快。这些都有利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网络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不可低估的。所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应尽量利用网络的积极方面，防范网络所带来的消极方面。 三、从受众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受众是媒介传播效果的最终鉴定者。媒介效果的大小和功能的发挥，最终要通过其争取受众的多寡反映出来，因此媒介无不注重发行率、收听率和收视率，而也只有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受众，媒介的思想才能得到传递，才能达到媒介传播的效果。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 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方面是受众的数量，另一方面是受众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质量。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开始，到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是受众数量的广覆盖。从全国范围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几乎覆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能通过人际传播、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是受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质量大大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形成了不断丰富的理论宣传形式和载体。在宣传过程中，很好地做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了理论宣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坚持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切实增强了理论宣传工作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二是受众接受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建立健全了工作责任制，明确了领导责任和工作职责；建立健全了考核与评价机制；进一步加强了理论宣传、普及队伍建设，引导和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中去；同时，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推广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三是充分发挥了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脊梁和群众的榜样，用先进典型事迹教育群众比单纯讲道理更富有说服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2、“大众化”过程接受性的分析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面向党员干部的学习资料和传播渠道多，符合受众需求特点的少。近年来，有关部门编著的理论学习资料数量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但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这个群体的，真正适合基层老百姓口味的、通俗易懂的、喜闻乐见的理论书籍很少，造成“有书无人看，有人无书看”的问题。广大基层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仅仅局限于媒介的浅层次说教，没有理解到深层次的含义。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不浓、学习热情不高。在社会转型期，受众的思想观念、信仰和价值观念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实际利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不浓、学习热情不高。 再次，受众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解答，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阻碍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因此，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内容上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开展工作，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另外，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等多样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使我们的理论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对于新经济组织、外来务工人员、社区等新型组织、新型社会群体，如何加强理论宣传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形成一套成熟有效的工作方法，都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所以，要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重而道远。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教育思想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政治经济学论文:论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抉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重要。 这本书也许在当代同类着作中极为少见,既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能使人平心静气阅读。这也许与它的学术风格有关。和很多着名学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深刻复杂的思想者,其气质更接近哲学家。他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用文字和语言呈现出来,不惮于表露思索过程中的徘徊与困惑。诚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所谓公平只是个人利益的伪装,“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学家罗尔斯甚至用毕生精力来研究“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 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发展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历史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我国教育财政存在一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做些解释。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内容，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农村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理论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音乐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 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分析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 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 Strange ）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 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 New 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 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概述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它的研究焦点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本文以方法论为标准对西方主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归类与评介,评述了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历史主义下的考克斯与斯特兰奇的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 键 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 正 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　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　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　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　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　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　。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　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　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　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　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　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　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　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　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　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　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　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　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　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　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　、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　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　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　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　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　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　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　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　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　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　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　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　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　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　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　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　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　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　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　。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　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　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　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　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　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　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　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　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　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　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　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　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　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　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　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　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　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　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　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　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　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　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　，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　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　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　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　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　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　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　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　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　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　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　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　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　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　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　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　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　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　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　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　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　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　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　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　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　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　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　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 Gilpin，1975)同时，在这　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　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　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　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政治经济学论文: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内容提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政治经济学论文:关于现阶段我国道德尺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健词:宗法礼教 价值瞬间性 主体性人格 论文摘要:转型经济国家的转型期间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德定性，多元文化与多元制度安排的交织与冲突使社会道德与价值尺度显得异常复杂。法治、贵任意识的加强与“人情”、特权思想盛行相并存;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与个人主义金钱意识相并存。道德观念的复杂性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存在三种不同尺度的道德模式之间相互矛盾与相互渗透的结果.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揭示三种道德尺度经济根源的同时，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历史性提升与道德警示。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道德尺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和道德标准，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国在转型期同时存在着对人身的依附、对物的依赖和对人的尊重三种道德尺度，并且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表现得异常复杂，严重干扰着我国公民人格确立和社会价值判断。因此，对我国现阶段三种道德尺度的差异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尺度一:所谓人身依附的道德尺度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其宗法联系和等级关系的家长式权威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对人身的依附反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最初对自然法则的认知与控制。它主要表现为尊从权威和重义轻利，这种道德现状和我国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传统文化的注意力在对人的血亲等级、本末第次的关注中，大众追求一种重义轻利脱离事功的消极清淡。君主的需要和利益才是最高标准。以少数权威意志和利益作为社会成员交往行为的依据是与自然经济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道德标准，它是人类对自然界权威直接依赖的反映。 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生产周期是由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人们从事生产的区域是由自然资源分布决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是由人的自然生理现象决定。这种“天人合一”结构中，劳动者个体能力在强大自然力面前是极其渺小的，他们只能作为群体结构中的依附部分存在。等级权威和见利思义的道德尺度自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行为的惟一尺度。 小生产的经济关系说明商品经济还未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人们还不能以商品的价值手段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这是人身依附道德观产生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组织社会生产和交往手段上的彻底变革，劳动者个体不再以尊从权威意志作为公众行为的标准，而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经济交往的尺度。它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在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减少，客观性、科学性和明确性的加强。平等独立，开拓进取，以法代情的现代社会风尚也必将随之形成。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对旧道德标准抱有情感上的依恋，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人类血缘关系的诱惑。人情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人性中的人情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然经济时期的人情内涵是以生命的血亲模式为核心、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和朋友关系都被限定在父母兄弟式的权威范围。“父母在上，兄长在先”原则是人情交往关系的永恒原则。以商品交换为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确立了劳动者个体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平等竞争的新型人情内涵，在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旧有的血亲模式被扬弃。独立平等和尊重他人劳动的主体人格构成现代文明的新型主体间关系。 但传统道德关系对于刚跨人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百姓来说仍然具有影响，它毕竟反映的是人类最初和最直接易懂的情感。应该警惕的是一些人将这种传统“人情”关系和金钱关系结合起来，津津乐道地去结成裙带关系或者建立称兄道弟式的关系网，它必将对社会法治建设和正常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隐蔽式破坏作用。 其次，“人的原始丰富性”的诱惑。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经济时期人的行为特点进行的概括。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人们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这种直接性使人们产生对自然界原本存在的日月星辰、草木鱼虫以及人的自然生命现象的崇拜和依恋，并且仿照自然物消极被动的非主体特点作为自己生产和生活的模式。节奏缓慢、保守平稳的田园诗般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以人类创造的商品价值、价格、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内容。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社会自然性被社会的经济性所替代。人们创造商品的无限丰富性打破了对有限自然物模仿的“原始的丰富性”，为人类行为方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大胆创新、讲究效益已成为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实际上，人的“原始丰富性”隐藏着一种缺乏竟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的隋性，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极不相容的。 最后，旧体制温情的诱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动摇了旧体制中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权威地位，为劳动者独立与平等提供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物的关系”即商品的经济关系取代自然经济中“人的关系”，更容易被误解为对人自身的关注被物的丰富性所替代，而留恋旧体制中有限的人的地位。“为什么人会依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关系。”身依附关系被商品的物化关系所替代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的表现，它展示了劳动者个体通过自己创造的物完成了对血亲服从和等级统治的否定与超越，对人创造物的服从标志着人对自然物的独立与自由的获得。 道德尺度二:所谓对“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相对而言的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对物的依赖反映人类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操纵。物的依赖关系是交换经济时期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客观反映，它是指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规律的关系。商品的经济独立性打破了血缘和等级关系的非经济约束，社会成员个性需求的实现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社会关系中这种对物的依赖是对人身依附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使我国劳动者个体的道德及价值尺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一，商品的价值尺度赋予社会成员独立平等的道德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必须独立地完成社会及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才能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换回自己的需要。人们凭借商品的权力建立起自立、自主、自为的主体地位，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通过劳动编织进自己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够得以实现。交换中任何非经济强权都无法替代商品生产者的意志。因此，强调个性独立，自尊自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社会成员道德内涵的基本内容。 第二，商品的交换原则赋予社会成员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种生产的他人性决定每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个人目的的社会成员必须为社会和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服务。市场交换原则制约着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尊重和关心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关心社会，尊重他人就等于关心和尊重自己。任何轻视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最终都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经济关系会很快教会人们拒绝权威盲从以及放弃傲慢无礼，迅速建立主体间平等、尊重、互利的社会行为规范。 第三，商品竞争的天性赋予社会成员锐意进取的道德风貌。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促使每个社会成员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技能水平，努力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劳动成本，使自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才能保证自己商品价值的实现，任何非经济的等级权威和“人情关系”都无法替代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支出。市场竟争的无情迫使社会成员必须自我克服人性中的懒惰习性，只有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特殊的个性需要和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动摇了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养成的被动等待、求同保守行为的经济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它取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单纯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这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完成商品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后才具备现实的经济意义。当货币取代商品价值的权力后，人钱易位便拥有了异化的可能性空间，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拜金主义现象并不是交换经济的逻辑必然，它是由商品向货币转换中的两次矛盾冲突时人的盲目性造成的: 首先，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使用价值普遍替代的环节。货币的万能作用是商品生产者与他人交换劳动产品时，必须以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只有消除了一切自然形式的商品，才可能在流通中取得独立地位，才能克服物物交换的各种限定，使交换更加普遍和公正。“货币在一方面促使商品的价值脱离使用价值中使市场交换获得生命;另一方面，货币能够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它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这种将一切事物的性质进行普遍替代和混淆作用是人物易位、人钱易位等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货币的替代作用虽然能制造人的价值和货币形式分离的假象，但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商品的被创造属性不可能随着货币的替代而产生丝毫改变。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性自觉认清这种假象，在行为中克服盲目性。 其次，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价值普遍超越的环节。“货币代表商品价值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当商品交换货币时，“商品的价值规定会在商品实现时消失;当货币交换商品时，它的价值作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注定要消失”。货币无论代表价值实体还是代表价值形式都具有瞬间性。但货币存在意义在于它必须立刻打破其瞬间性，才能在流通中既保存价值本身，又“通过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时拥有了“增值”的可能。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货币的增值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单纯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社会行为只能加剧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尖锐化，破坏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就是要帮助人们自觉消除商品活动中人的盲目性，建立人的社会主体性人格。 道德尺度三:所谓对人的尊重为尺度的道德观是以消除商品交换过程中人的盲目性为前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原则。对人的尊重反映人类对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支配。建立以尊重物的创造者本身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超越经济人限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它是指人具有天生的利己心，这一本性与市场中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由历史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性中君子不苟言利的道德标准是自然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观则是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制度缺陷产生的，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受经济法则制约的非主体性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创造一种不仅能够控制和把握社会经济规律，同时要建立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规律的制度安排，消除交换经济中单纯经济制约时主体人的无奈。正如人类从来就没有满足被动接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是不断探索，创立自然科学为人类服务。自然科学打破了自然界对人的限定，社会人的科学就是要打破商品的经济法则对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限定，克服经济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的异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有序的生产活动。 第二，缓解市场失灵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交换而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关系是市场经济发生风险与危机的根源。提高经济效益，协调市场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交换中，国家宏观调节政策最终会被各种利益的对立关系所左右，巨型跨国公司由于资源争夺的对立关系所展开的国际竞争，最终是以社会巨大浪费为代价换取部分企业的有限利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由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全新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提供可能性，为企业营造高起点的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高效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机制。 第三，减轻人力资源浪费，促进经济低成本发展。资本主义在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市场动机驱使下必然发生人与金钱易位的现象。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目的也仅仅是将人作为资本增值工具。商品和金钱对人所形成的压力破坏了人类对劳动能力提高的自觉性，而是将金钱的积累视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实现。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浪费。因此，对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和劳动能力的尊重，人的劳动能力开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前提条件。 面对我国现阶段多元道德尺度现状，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且在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宣传中把握好对三种道德尺度的不同态度: 首先，消除宗法礼教关系的道德约束。迷恋“人情”关系，受制于等级特权、轻利重义是一种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相违背的旧道德。以人的等级权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旧道德，由于受其自然经济的制约，人性的内涵的欠缺是有待完善和提高的。特别是其中等、靠、要的思想只能增添人的惰性。韩国政府所谓重建儒学，是想通过儒家的道德观整治腐败。对此，除了公众表示冷漠外，并没有起到医治韩国病的作用。封建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和拜金主义的结合，人情和金钱交易，特权和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因此，要替惕对传统文化宜传中的误区，是当前理论宜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扬弃以物的依赖为尺度的道德观。市场交换的经济形式说明人类生产和生活已经突破直接依靠自然界的有限恩赐获得满足的限定，开始享受自身不断创造的无限丰富的物的属性。这种生产力式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社会内涵，为人类道德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现实可能性。但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必要手段，它无差别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属性是产生用金钱代替一切的拜金主义根源。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忽视人的能力提高和全面发展，为滑向腐化堕落的道德深渊提供通道。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和抵制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后树立对物的创造者人的尊重的道德标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身依附的两种道德观，虽然都体现对人的关心，但后者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早期对人的有限自然性的迷恋，而前者则体现对具有丰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尊重，同时它也清算了人在创造物过程中人钱易位的现象，把人的劳动创造力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准则。这种道德尺度弘扬的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薄重，体现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抵制，弘扬的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的是对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它鼓励全体社会成员在对自身能力充分而自由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多做贡献，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社会道德观。 政治经济学论文: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 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 目前中国和东盟10国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3万亿美元外贸额（2000年统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总体的经济和贸易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东亚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摘要:生产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可以认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否定资本的因素。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将导致占有的社会化。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以及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重新概述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更科学一些。 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这个社会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区别的。 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就认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只有社会生产过程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物质变换这一物质运动的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得到生产方式的特征；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就得到生产关系的表征。当然，由于生产总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无法割裂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2．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否定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只可能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不可能从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产生。在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表现在: 1）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为社会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虽然仍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资本的实质或性质。它们的存在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否定。 2）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越发达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在生产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正逐步资本化。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处于从属的地位，传统的资本吸纳雇佣劳动的要素结合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当然，脑力劳动的资本化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现象。当生产资料相对于人类劳动只是一种被支配的物质时，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脑力劳动资本化现象正是否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 3） 信息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也在否定着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信息仅仅是生产的外部环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生产层次、各生产环节的相联结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而且随着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革命性飞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就使得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当生产力发展到社会生产完全由信息支配时，资本也就消亡了。可见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中国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这是所有制的物质内容；第二层含义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产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征。脱离占有方式的所有权的归属形式的变化不能认为是所有制的改变。决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决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对象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把所有制仅仅看作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完全纳入生产关系范畴，由此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些重大谬误。 4.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导致了占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可由生产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生产空间的维数越大其社会化程度越高。占有社会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由于占有空间是生产空间在某一时刻的横截面，因此，生产空间是在占有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维，从而生产空间仅比占有空间高一维，或者说占有空间仅比生产空间低一维。若生产空间是n维，则占有空间就是n-1维。当生产空间的维数n越来越大时，占有空间的维数n-1也越来越大，并且随着n越来越大时，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特征差异将相对缩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的低于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私人占有，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维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特征差异尤其明显，并表现出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推论这种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即生产社会化将导致占有社会化，这一推论正被历史证明着。 5.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从历史沿袭的私人占有(其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逐渐发展出资本的社会占有形式——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变化的趋势，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变的过渡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以来，股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经济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不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上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社会占有，而且对各种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组织中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使得这些资本的占有具有社会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因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已经基本上或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有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占有仍然处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内，但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由于这些规范而逐渐模糊并逐渐脱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活动，其作用已日益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关系是财产权即所有权，而随着对物的占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物的社会占有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因此，现代产权关系与历史的所有权关系已有很大差异。从历史的所有权概念已不能推导出现代产权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产权概念的定义也尚未统一，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定义产权概念的。有的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有的从不完备合同理论出发，有的从外部不经济性出发，等等，都可以引出产权概念。但这些定义都只是对产权运作表象所进行的描述，尚未从本质上规范。因此，如果我们把产权概念定义为占有社会化的法的关系，前述各种不同的产权概念就都统一起来了。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文关键词：霍克海默　文化批判　启蒙　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以往人们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其实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文明启蒙的后果是用理性这种新的统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统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启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启蒙，即对启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要找回和发扬这种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实现新的启蒙。霍克海默通过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辩证的否定。 一、霍克海默论文明启蒙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1973年)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明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何谓启蒙?霍克海默开篇就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就是使人们从恐惧、神话、宗教的统治和支配下摆脱出来，用理性代替迷信，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确立人类对自然、社会、精神的支配权。但是，启蒙却由于其内在的自身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蜕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神话。启蒙、理性成为工具性理性，“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首先，启蒙推翻了中世纪宗教所追求的创造万物的神，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前面驱逐了创造万物的神，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神取而代之，这就是管理万物的神。这个神是人。人推翻了神，结果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神相像的人”。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是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又具有支配定在的所谓具有主权的主人。人性本应替代神性，从神的统治和支配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而不受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所奴役。但是，结果却相反，人推翻了神以后，人并未从奴役下完全解放出来。人虽然不再受神的统治，但人在推翻神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上升为统治这个社会最高的主宰万物的主人。这就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它成为现代法西斯主义繁衍和孽生的根源。其次，在中世纪是神、信仰、盲从支配一切，启蒙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性代替神的信仰与非理性的盲从。但是理性把神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盲从，从神坛上驱逐出神的殿堂以后，理性自己登上了神坛。理性铲除了人类的迷信，人们对理性推崇备至，理性自身成为人类新的迷信。理性就是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接受审判和裁定。理性倒退成工具性的理性，结果出现了一个工具性的与人相异的异化世界。理性统治取代了中世纪的神，而非理性的思潮对理性的这种统治的反抗，正如理性反对神性时那样，它恰好说明理性的统治已是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像上帝一样的神。 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它像魔术的咒符，把沉睡在中世纪的神自然唤醒，神奇地变成了人的财富—工厂林立，大都市从废墟中崛起，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大工业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多大好处。这边财富堆积如山，那边却是饿俘遍地。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反过来奴役工人。大都市一方面成了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的地狱。商品、货币本来是人们生产出来用来交换的产品，但是，“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这种偶像崇拜的性质一成不变地渗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昔日，人们拜倒在偶像化了的神面前，现在却相反，人们却拜倒在商品货币的脚下，不仅商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经济特征，它只具有拜物教特征，而且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这种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它仍然是以一种对统治权的选择代替另一种统治权的选择，因此，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统治权的产生。如人与自然，要么是自然统治人，要么是人统治自然。这就是说，一种旧的统治推翻了，一种新的统治取而代之，它不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而是用一种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所以，“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启蒙理应带来自由、文明和进步，但是，恰好相反，启蒙是用“新的野蛮状态”代替旧的野蛮状态，并且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这种野蛮状态的神还在发展壮大。人性在这种状况下已经变成了非人性的状况，它正像《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在海上偶遇海妖塞壬的故事。为了抗拒海妖塞壬那诱人的歌声，他自己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上。他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既反对自己欲望增长，又反对拒绝本身的享受。这就等于启蒙越是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增长，它越是坚决拒绝去享受财富，去掌握权力、知识，等等。一切都因为启蒙而走向了倒退，由旧的极权走向新的极权，由旧的统治奴役变成新的统治奴役。启蒙就是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自我摧残和自我毁灭，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深刻地揭露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所带来的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负面影响。现代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异化、工具性，这是其消极因素。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相比，启蒙的伟大意义则是不容否认的。启蒙最突出的划时代性的意义，就是为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制造了舆论准备。毫无疑问，启蒙具有解放思想、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的伟大意义。启蒙推翻了中世纪神权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启蒙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针对宗教神权统治和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启蒙的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这不是启蒙的罪过，而是以一定利益为基础的时代局限带来的。尽管时代进步了，而启蒙对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否认。如果以现代人的标准为标准而完全否认历史，也就不会再有历史。历史不是虚无的，历史应是客观的事实。 二、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把对启蒙的批判提升到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知识、政治、理性、宗教等间题的总机关，其意义不在于从旧的启蒙引出新的启蒙。他认为，旧的启蒙是文艺复兴文化的启蒙，新的启蒙就是对新的理性和技术统治的文化批判。因此，对启蒙的否定旨在从否定中生发出新的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即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何谓“欺骗”?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有哪些?欺骗群众的启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文化工业的“欺骗”。文化本来是人类历经数千年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广义来看，可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狭义的，即指精神产品，指宣传、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宗教、道德等。尤其是从人类使用文字、语言符号等开始，文化就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痕迹的精神产品。文化与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人类从那里开始，文化也就从那里发端，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时也就生产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文化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不可分离，但文化毕竟是人的文化。人类除了需要吃穿住这些生活资料之外，为什么还需要文化?这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自然的，而人类的需要除了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间接的、社会的需要。间接的需要除了以需要为根据提出要求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利益。因为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才有需要;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们就会把这种需要逐渐从狭隘的需要中驱逐出去。比如原始社会的人食人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残杀和毁灭，它是不人道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就产生了。还有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等犯罪现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非人道的，对犯罪惩罚无疑是人道的，它维护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文化本质上应是根源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战争，为什么有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的却会受到赞扬呢?因为战争被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要褒奖，非正义的战争引起人类生灵涂炭，是不人道的，它引起的后果应予以追究。但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正义的呢?在这里，它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个阶级概念，因为不同阶级对战争就有不同的标准。可见，阶级利益与文化相互关联。霍克海默看到了这一点，即认识到文化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把文化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统治下，文化成为一种工业。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成为了一种像“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因而，出现所谓“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与“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同样成为了工业。“从利益方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本应是艺术性，它的本质是创新。不同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区别开来，就在于不同民族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特质只能模仿，无法等同。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巴比伦文化、华夏文化，等等。但是，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它不能创新，而是高度的“一致”，因为它把政治和经济结为一体。“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它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喉舌和传声筒。文化的合理就是为了统治上的合理性。统治者从其统治的目的出发，把文化模式变为统治的工具，为其统治上的合理性服务，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启蒙的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精神，而变成了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二)文化工业改变了启蒙的本来意义，取消了文化的反叛精神。启蒙本来的意义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一切违反人道人性的宗教精神统治的反叛。因为，中世纪的文化就是神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在这种神的文化中，只有神的意志而缺乏人的自我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神的关照下才是可能的。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本性，人的独立个性，在神的统治下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反叛性。启蒙用人性反叛了神的意志，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叛神的文化，但这些只是一种虚假的反叛。因为由启蒙唤醒的文化工业，取消了文化的反叛性质。文化本应是对现实的反叛，从而使文化创新。但是，文化工业完全违背了文化的初衷，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使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模式的人。文化本应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但文化工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每个人个性的抑制者。文化应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自发性，但现在却使人们的想象渐渐萎缩。文化工业用一些陈词滥调、固定的模式来消除人们的创新能力，用一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流行的作品来占用人们金子般的时间，致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机械工业生产出来的是物的产品，文化工业却不同，它生产的是人，塑造的也是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不是具有个性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人。这种文化不再是反叛(批评或批判)现实的文化。工业文化成为失去反叛性质的模式文化。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带来与启蒙本来意义相悖的结果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这是正确的。因为，文化本来的意义是创新，而反叛(批判)则是创新的起点，反叛也是创新的动力。文化就是在反叛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的。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反叛则是创新的杠杆和动力。没有反叛，创新就不会有动力。但是，反叛也并非代替一切，因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化的继承性。只有继承才有发展，因此，如果把反叛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就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继承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带来的后果是画饼充饥。文化工业利用电影、电视、广告、报纸等媒体，制造一些虚假信息，不断地向人们许诺、欺骗，把人们推向了虚假性的陷阱。例如消费，“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演，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文化工业不断地向人们挥舞橄榄枝，用许愿、承诺来欺骗顾客，使顾客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堕入云里雾里，但最后一无所获。在自由时代，文化工业揭露封建专制的落后、腐败、颓唐，鞭挞封建专制野蛮、扼杀人性、违反人道的行径，唤醒人民的反封建意识，吹响了向封建社会进攻的号角，动员社会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使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争得一块又一块地盘，把封建神权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动摇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基础，然后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但是，现代“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文化工业也在发牢骚，面对现实社会，抱怨倍增，对当代资本主义，奋笔疾书。但是，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害，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在霍克海默看来，这就是“工业文化的实质”。这是因为文化工业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仅仅只是表面的，它只触及资本主义的皮毛，而不会伤其筋骨。尤其是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与它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相互矛盾。文化工业把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它只诅咒资本主义制度，而把日常生活美化如天堂一般，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诅咒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牢骚。这样，享乐是一切，一切在享乐中沉沦，一切在享乐中度过。文化工业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而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按霍克海默的意见，找回和发扬这种反叛性，就是实现新的启蒙的途径。 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反启蒙的性质，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霍克海默在批判文化时，实际上也是对文明的批判。霍克海默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导致了在批判文化时也对整个文明的否认和批判，这就是霍克海默的失误。 三、文化批判功能及其启示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一般认为，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仅仅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他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霍克海默就是从文化批判功能开始，逐渐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在他看来，文化批判是走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统治，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总机关和动力。当然，文化批判的功能再强大，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文化批判对文化建设的作用，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的功能就是辩证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把否定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在他们看来，事物不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他们的理论中，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因为有了肯定就没有否定。阿多尔诺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功能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否定被当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拯救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总机关，这当然是片面的。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应是辩证的否定。从文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文化批判的作用就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肯定本身就包含否定。任何文化在最初阶段，首先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继承。但任何肯定都包含了否定，而否定就是扬弃。文化扬弃了自己的有限性而保留了其积极的合理方面，文化就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周期，这就是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从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波浪式地上升和前进的。因此，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辩证否定，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但是，把否定看作是绝对的否定，这就抹杀了文化的继承性，必将导致文化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霍克海默所论述的文化批判功能对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文化批判的本质是创新。霍克海默认为，文化是对现实的反叛，文化的实质就是创新。霍克海默把文化批判同现实绝对对立，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此而已。其实，文化与现实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从同一性来看，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产生于现实，又服务现实;都产生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是一致的。但文化与现实又有非同一性，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现实生活向前发展时，文化甚至还徘徊在旧时代的基地上停滞不前。文化批判的实质就是创新，通过文化批判使旧文化从它的基地中走出来，创造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创新不是重复，也不是雷同。创新就是使文化的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黑格尔在论述哲学史的批判功能时认为，哲学史的实质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哲学是在批判中发展的。他说:“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黑格尔是对的，哲学史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文化前进和发展。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是这样，我国先秦文化发展也是这样，没有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批判，就没有先秦文化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如此，没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化批判，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但在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如杜林、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等。所以，没有文化批判，就不可能有文化创新和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出现。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文化的同一性。继承如果没有批判，那就是重复和雷同。继承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前主要缺少的还是文化批评。时期，学术批判政治化，批判成了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肯定太多，批评太少。即便是文化垃圾，也很少有人出来清扫。其实，批评和批判，决不是打倒一切，正当的文化批评和学术争论，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如康德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他对人类知识的研究和审视，尤其是对欧洲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他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可见，颂扬和批评，批判和继承，肯定和否定，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两种动力。 (二)当前文化繁荣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批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批判功能愈益突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因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必然也是双向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适应市场平等自由交换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它是文化建设中正面的东西。但是，市场经济也对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功利化、媚俗化、平面化和边缘化等倾向的产生。因而，文化批判的作用愈益重要了。文化批判一方面应像园丁一样，细心呵护那些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正面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文化批判要毫不留情地扫除那些污染环境的垃圾。霍克海默把文化工业的反面消极影响揭露出来了，对这些东西进行否定，当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他由此在批判文化工业时却否认了一切文化，这就等于否认了文明。肯定文明不是不要文化批判，如果没有文化批判，那就分不清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什么是财宝，什么是垃圾，那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当前应对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为幌子的伪气功、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批判和打击。总之，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务必弘扬优秀文化，加强文化建设，而我国的文化建设能否健康发展，有待于有效的文化批判。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从教学指导思想、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教学改革 建议 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遇到问题提出的看法与观点，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多达上百种。教材内容和体系改革的主要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这一教材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在内容和体系上依然有不妥之处。 1、目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本教材的内容共有21章。这本教材的编写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种模式组合为一体。其内容的组合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也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教材字数均在50多万字。教材的特点：内容广泛。从这一特点的积极效用看，它不失为一本或者说更适宜做为高校教师备课的参考用书和学生自学教材。但目前，这一教材的授课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生，其内容就显得庞杂，缺少应有的精练。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数据过于陈旧，比如教材第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29年-1985年）”、教材第173页表11-1“197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生产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这些数据不能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现实。这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样的命题不相适应。 其次从教材体系结构来看，第一篇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有七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经济”有6章；第三篇是：“社会主义经济”有8章。这种体系构架中，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其内容主要由马克思《资本论》一部分理论，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一部分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一部分理论，还有编书者自选编辑的其它内容，共同合成。这种由合成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使有些章与章之间缺少理论承上启下的内在必然性。例如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一章第四节与导论中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有重复。第五章“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向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之间的过渡，难以看出两章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向第七章“竞争与垄断”的过渡，以及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九章“资本主义分配”向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这两章内容上的关联程度不紧密。这种前后秩序安排显得生硬。第十二章“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与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也属于这种问题。另外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章内容与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七章“竟争与垄断”有些内容具有重复性。以上是笔者认为教材体系安排上和内容编选上存在不够合理的方面。 总之，本教材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整个教材章与章的编排在理论上的衔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2、社会上对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地位的片面认识给政治经济学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是做为政治经济学教材之用的。随我国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不再作为教科书了。而以《资本论》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地位，目前在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们中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并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和中国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观点有一定社会群体。这种意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倾向，认为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说教。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论基本过时，难以解释现实。这种倾向和思想给教与学增加了难度。 3、研究对象、层次和方法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今世界，经济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层次以及运用的主要方法都有着重大的差别。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运行和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运用的主要是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以及主观心理因素等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规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运用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或方法论上的区别，这与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有关。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而要证明这一点，在逻辑上就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样的逻辑只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中。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历史性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对资本主义抱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即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种价值取向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并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总结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管理经验、甚至个别论点有其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与现实经济问题有着结合，有些理论有一定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这些表层的经济问题，容易被接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事物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学习中会有畏难情绪。 其次，政治经济学以上大课的教学形式影响师生学术思想的沟通和理论探讨的互动，使课堂难以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因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4、教师原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内容筛选，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教学一般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这种教学虽然能反映出教师的良好理论素养，但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教学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在课堂教学中就理论本身深入探讨和充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这种教学使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二、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建议 1、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明确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消除学生错误观念，帮助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不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说明和解释实际，以理服人。 2、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所能解决的，对已成型的体系框架在其范围内进行调整，我们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原有架构上的调整或变动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计议，教材需要重新编写。笔者认为，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部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把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理论分为不同的篇章，各个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基本不嫁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分主要按《资本论》体系编写，因此，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参考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编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以我国为主，编写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三部分后两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编写注意两点：一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和必然性，框架体系合理。二是，写作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全书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 3、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坚持灌输原则，讲究灌输艺术。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解答疑点。第二，加强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吸引力与实效性。第三，采取对比法教学，更新对比角度。例如，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和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价格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与价值既有量的背离，也有质的背离，这就从经济学原理上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东西虽然没有价值但却会有价格的现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只看经济现象，却永远不会发现价格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理论，更不无法懂得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看作要素报酬的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看到了这是各要素的报酬形式，同时看到了这种报酬后面的源泉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权主体那里量的分割形式；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据此他得出了资本主义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资本主义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于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市场是万能的和能自动充分实现就业观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病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他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采取了对比法教学方法，又更新了对比角度。这种从经济现象和理论本身进行比较和对比，角度发生了变化，会引发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兴趣。学生在这种对比中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的核心与精髓。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但这门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空间又非常广阔。经济学不能是黑板经济学，如果这样学生听着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这门课。理论联系实际则不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当前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热点焦点，从而使政治经济学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长此以往，一定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情趣。贯彻始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便潜移默化为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他们思考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自然发挥其中。第五，加强教师对政治经济学多媒体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体软件的制作水平。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不是电子教案。多媒体的课件制作要有理论性和艺术性，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背景资料。这是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必要因素。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对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着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公务员之家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问题分析 前言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性经济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并且逐渐成为核心经济的支撑单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格局，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是我国四大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四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人口基数、自然环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异，因此导致四大区域经济出现了偏斜状态，并且逐渐拉大了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距离。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区域经济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会出现空间、时间上的倾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将区域性经济单独列举出来，并且称之为区域经济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迟滞病是我国区域经济最为主要的四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区域性经济。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从未有发达过的区域性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特点就是区域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低，当地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国其他区域，当地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低，这种问题主要会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 （二）萧条病 萧条病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近期经济却陷入困境所患的区域病。其主要的表现为当地主体经济的地位逐渐下滑或者被取代，整体的经济框架设计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较为乏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主要的发病区域在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带。 （三）膨胀病 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症。病症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地区经济产业的规模逐渐膨胀，生产与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线上升，从而导致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直线下降。从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或一些国内经济发展大省。 （四）迟滞病 迟滞病的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科学、生产、教育等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当地现有的产业机构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一些区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种病症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从我国经济的整体上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四大区域经济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拉大，区域经济之间缺乏互动性和交流性。 二、协调我国经济全局，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问题 纵观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类型都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发展问题，各国面对经济发展问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有的提出经济改革、有的完善该国的经济体制，有的建设成熟的经济发展框架。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经济协调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让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已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区域经济的协调措施只不过是为区域经济确定了发展方向，要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创建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制，增强国家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 1、设立区域经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区域经济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而建立相应的管理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制定相应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济布局，调整行业、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协调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保证让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在区域内划分出标准经济的位置和问题经济的位置，我国的区域经济没有准确的标准经济和问题经济的划分，并且缺少一种目标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框架，区域经济的划分非常的笼统和简单，再加上多种要素长时间的变动，很难保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对于问题区域经济划分的问题，国家政府主要确定了贫困地区的界定，不存在经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和迟滞区域，因此区域倾斜政策很难制定相应的条款和真正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二）统筹规划问题经济区域，协调我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四大区域经济进行发展联动，从而制定以下发展战略： 1、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想要得到创新和重组，仅凭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综合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本地区域经济和全国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机制，就是通过沟通的形式，让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个体协同发展，从而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在确定了单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优势后，确定经济个体的层次，结合周边的产业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互帮互助，创建经济错位发展的机会。 2、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内的合作模式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现状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一些极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泛珠三角区域以“珠三角”为区域经济的核心，经济发展逐渐向周边进行辐射式的扩散，整个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这种松散式的合作区域的建立，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优劣互补，全面促进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 结束语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人才、科技、文化和教育是如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想要得到明显的进步，必须从自身的根本出发结合国家的相关经济扶持政策，确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全面解决区域经济内的问题。 作者：张馨月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思索 60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了大量重要著述。①中国经济学研究是王亚南先生毕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无独有偶,60年后的今天,建立中国经济学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在王亚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有关著述,颇感诸多启迪。本文是在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等有关著述的基础上,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学讨论有关问题的读书札记。 一、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反映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失效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检验理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既有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从批判旧理论到寻找或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历程。 建立中国经济学,意味着对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在讨论中,有的论者认为并存着两种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危机,即不仅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危机,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存在着危机,而且后者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因为,讨论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经济学。它显然是对过去被中国经济学界视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隐含的对中国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不可能是针对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方在我国经济分析中引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它自引进至今不到20年,至今为止,它也没有在我国取得公认的主流地位;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而且,由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中断,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各种学派的理论还处在学习、消化、鉴别、吸收的阶段。对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实际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否定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为蓝本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在讨论中,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是局部否定还是基本否定,有不同看法。持局部否定看法的人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毕竟对计划经济体制做了较好的描述,只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它才不适应了。因此,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当一个研究纲领的危机来自其辅助假设时,可以通过对保护带的局部调整,扩大其基本假设的解释力,但是,如果危机来自其基本假设,那么,调整也就不可能。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规定了它最大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外延,它们不可能是无限的。与此同时,任何理论不可能没有基本假设,也不可能并存多种相互矛盾的基本假设。因此,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被改变,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当然,这种否定,总是表现为扬弃。因此,认为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目前仅仅是辅助假设从而个别结论出了问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可以认为目前的讨论不过是庸人自扰。这种看法或是低估了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的严重性,或是过高估计了该理论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某种程度上也由于隐隐地担心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会导致更大的否定。我认为: 1.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在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各个党内反对派之后,主持撰写的为自己正名的党史一样,斯大林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苏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①它基本上是服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主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线。全书以描述苏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实践为基本内容,认为它体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的基础”,无视或者忽视它,就是修正主义。②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理论与路线争论,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社会的领导者们对这个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政策的探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存在意见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争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无法形成正常的理论探讨氛围,最后党内权力斗争的胜负结果成为判别理论是非的标准。今天,当历史正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时,继续把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论不加分析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宗,显然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否尽可以讨论,但是,对这一理论以及斯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最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应当视为是一种正常而且必要的学术研究。 2.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较大不同,但是基本分析框架还是一样的,其基本假设:集体主义的分析基点和行为观,国家的完全理性假定,国家的最大化假定等,仍然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相同,因此,从理论体系上说,它只是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亚种。这种理论逻辑体系的核心是论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其最大理论半径,至多是勉强地论证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改变它的基本假设,就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运行。①因此,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包含了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否定。随之而来的理论更新势必表现为研究纲领的更迭。 3.能否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计划经济运行,但是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未达到实现计划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它是一个超前的而不是一个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失败必须由实践而不是理论本身负责?显然不能。对此,当然可以从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结论与现实计划经济运行情况的矛盾进行详细论证。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竟然无法预见这种体制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相反,却认为建立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形态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向两种公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从商品经济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初级计划经济再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高级计划经济!显然,仅从预测能力来看,这个理论体系即使对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也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纲领”。一个号称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总结的理论体系,对该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尚且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及正确预测,我们又何能期望它将来能大放异彩呢?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 建立中国经济学是否需要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对此,王亚南先生有过很明确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1](P127)王亚南先生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起源于英国,因而曾有人把它称为“英国经济学”,但是当继起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都采取了与英国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本国的经济运行中就都发现了与英国相同的经济法则,所以“他们就用不着再为那种经济形态下的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去定立法则,结局,原本是产生在英国的经济学,就成为一切商品货币经济国家共同的经济学了。”[1](P128)因此,“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1](P128)当今世界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在此基础上,能否超越世界上生产力水平最发达国家的现存生产关系,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与其承认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理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它之所以在过去被我国等接受,是由于过去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形成了一种假象,使这种理论似乎得到了论证。然而,它最终被实践证伪了。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体现在社会的诸种经济制度之中,是它的总称或集合体,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也是具体的。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生产关系序列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客观的综合评价。近20年来,我国的各项主要经济制度,如银行制度、财政制度、贸易制度、汇率制度、证券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调节制度等等,甚至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演变,都呈现出借鉴并向发达甚至是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趋近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认为只发生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现象,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失业、证券市场投机,以及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等等,也都在我国出现了。因此,如果对中国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可能超越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指出:对法国、德国、美国而言,“因为生产的方式同,生产的社会关系同,作用在那种方式,那种关系之下的运动同,于是,原来就英国经济现象研究出的经济学,一样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写照。”[1](P128)这个说法对建设中国经济学有启发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今天甚至昨天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起作用的经济法则,也会渐次地出现在我国。因此,从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范畴,可以而且必须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引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学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但是,有无自己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与是否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经济学,是两个问题。例如,王亚南先生是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但同时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都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杰出成果。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题为《中国经济原论》。[1](P126)可以说,王亚南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的远见卓识,并且用自己杰出的理论研究及丰硕成果证实了这一思想。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学,不仅仅因为它是国别研究。在现代,如果不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近,生产方式类似,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基本相同,国别的经济研究就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人类社会愈在早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活动,愈会受制于自然条件,他们的社会,哪怕是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会显示出各别的特殊性。反过来说,如其社会愈发达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将愈来愈大,愈有力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据这正反两面的推论,我们就似乎可以大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大的甲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乙国资本主义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要比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小的甲国封建社会与乙国封建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为小,或者说,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为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生产力,曾经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2](P61-62)因此,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等,虽然因国情的不同,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各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1](P136)因而,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国别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国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看法。①但是中国则不同。王亚南先生之所以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写《中国经济原论》,是因为“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各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而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2](P62)也即,在王亚南先生看来,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1)各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差异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全部实质;(2)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以及这种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在其特殊性中蕴涵了某种一般性,对它加以详尽的研究,“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显然,王亚南先生的这个意见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之所以仍有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必要,是因为:1.中国经济仍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尽管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把建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也已经10年,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①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低相比,有其特殊性。 2.这个前市场经济阶段无疑是一种过渡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这种过渡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因此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从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不曾提供的经济现象,而且,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因此,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有其一般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却不必也不可能抛弃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在白纸上自创一套理论范畴、方法体系,而是要在科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并大胆运用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经济学研究的全部科学成果———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来研究发生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各类经济问题的来因和去向,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观规律。 四、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提倡研究纲领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先生还指出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须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创新。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译者,但是,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却不为《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所限。“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我们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适用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关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正如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一样。可是,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既是,大体按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2](P73)服从于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并揭示在该经济中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经济现象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解释这些性质的形成的研究目的,王亚南先生大胆地采取了与《资本论》不同的研究体系。 王亚南先生这种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有借鉴意义。他实事求是地根据研究的目的,大胆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精神则更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应当倡导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可以是各种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也可以是不同研究纲领之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革命时期,不同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如果说,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科学常规发展时期形成知识的量变和积累,那么,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则是新的更科学从而更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从而实现科学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在进入科学革命时期。正因为如此,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研究纲领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科学研究的质量及其对现实的解释预测能力。研究纲领的优劣无法先验地判定,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大力提倡运用不同研究纲领进行探索。实践检验真理的说法,本身就隐含了对不同研究纲领相互竞争的肯定。而对研究纲领的教条主义限制,只能导致经院哲学的盛行和研究的枯萎。这已经多次为历史所验证了。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公务员之家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摘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自200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2009～2010年，该项目组共了24篇与当代中国经济有关的工作手稿，分别涉及当代中国的经济、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问题。通过这些手稿，可以了解到国外机构对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些新特点以及最新的发展趋势；可以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比较全面的见解和看法，从多角度审视这些重要理论，在面对国内现实问题时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当代中国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各方面专家已经陆续发表了63篇相关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评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国古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7篇涉及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6篇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4篇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3篇论及企业问题，另外3篇则研究中国的土地市场、行贿和受贿问题，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一、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献差不多占1／3，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现象。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目前，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并面临再次的艰难转型，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依靠“中国创造”和扩大内需，人力资本问题就显得愈发重要，并已成为不少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近两年来发表的7篇相关论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解读。 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研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统计方法，之前对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多数是从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了专项基金，并联合中外专家开展“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和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项目，以期计算和预测出中国1985—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多人合作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主要介绍了该项目关于1985～2007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的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量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并改进了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认为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长率递增，特别是1995—2007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等因素，城镇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则以8.95％的速度增长，高于农村地区4.19％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快于人均人力资本量，1995之后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趋于一致，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从性别角度分析，以性别为区分因子的人力资本差异，并没有以教育为区分因子的差异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龄较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有更多的时间在要素市场中获取收入，因而终身收入也会高于女性。报告在肯定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增长和人均人力资本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指出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固定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作者指出，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人力资本大国，但并非人力资本强国。与GDP的增长速度和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相比较，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仍较为缓慢，未来有必要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赵西亮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把人力资本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剥离出来，通过比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罗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进的舒尔茨(Schuhz)人力资本理论，从机会成本和真实工资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中国GDP的贡献。与之前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观点相比，该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2003～2008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59％(TFP为－6.68％)，所以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仍然达到48％，而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不均匀现象。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证，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三是关于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约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国城市不同地区的雇员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员工技能溢酬(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的地区差异性越来越大。作者运用了三个年度的重要研究报告资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1995～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与出口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关联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则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从作者对技能溢酬地区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究中国城镇职工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呈现出地区和行业间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所导致，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沿海地区因其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吸引了较多熟练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和技能溢酬与内陆地区相比普遍较高，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区就业，加剧了技能溢酬的地区差距。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试论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 摘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对于一个理智的决策者，要学会防微杜渐。纵观全球，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占领华尔街”高潮迭起，并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深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日本经济问题多如牛毛，可从首相频繁更迭中管中窥豹；韩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战略走到尽头；俄金融领域受到欧债危机冲击。一言以蔽之：“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 众所周知，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旋即席卷全球。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金融市场首当其冲，银行和股市暴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巨擘，“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随之感冒”的“蝴蝶效应”凸显。距这场规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3余年后，其“并发症”不容小觑，世界经济何时复苏尚未成定论，研究并反思这场危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及思考 1、虚拟资本主义的膨胀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及贫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并在2008年发展升级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几名美国民众高举“我们代表着99%的民众”的标语，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区，“占领华尔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国多个大城市，逐渐成为全美群众性社会运动，其导火索便是金融危机，民众控诉华尔街金融大亨的贪婪与无耻、缺乏自律，对危机负责，并督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东反政府示威潮，随后，这朵引发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过海，来到英国，骚乱在伦敦蔓延开来，随后乘着西风，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根发芽……这些现象看似偶然，实则联系紧密，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也经历着底层民众对政府社会职能的拷问。华尔街运动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是虚拟资本主义的贫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二战后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此后，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的约束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世界经济主体已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王建 乔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 窃以为，虚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为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殊标志。此次危机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向世人昭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终有一日会出大问题。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新特征：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列宁从全局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的调节能力。时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宁主义，便是和犬儒主义的行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无缝的理论，一切企图坐锯终极真理的地位的行为都是徒劳。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资本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美国国家信用长期透支过多，体现在美国国家积累的巨额内外公债和私债上，总体规模据说在50万亿美金以上，即期应兑的规模也高达7―10万亿，这是个天文数字。（《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3） 2、美欧之间激烈的“货币战”，欧元面临挑战 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而这一代价是欧洲的整体利益，欧元区被希腊绑架，希腊被高盛绑架，此后，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欧元在其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被美元排挤。截止到2012年，“欧猪五国PIIGS”未清偿的国债高达几万亿欧元。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经济体制本身的弱点，其导火索却是房产泡沫，尤爱尔兰和西班牙。 3、“量化宽松”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美国针对危机所采取的多轮“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无疑转嫁了国内危机，向全球输入了“通胀”。美国对付危机的手段便是发行国债，向美联储透支预借，此次危机即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机―总体危机，而不是局部危机。”2012年，美国或将推行新一轮QE，将有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受到影响，给疲软的全球经济增加困难，长此以往，美国的信用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此行为实在得不偿失。 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金融领域乱象横生，经济软着陆困难重重 新自由主义长期主导我国经济改革，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竞争，金融自由化。纵观30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得大于失，但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领域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群魔乱舞，表现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以及养老金市场化，而我们却忽视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随便引进市场机制，后患无穷矣！虚拟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安危愈来愈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我国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问题颇多，吴英案暴露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金融监管力度不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及时，更重要的是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玩具的影响，信誉崩溃，未来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时，这也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高通胀，国内通胀较为严重，加之基尼系数已逾0.5（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超0.5或致社会动乱，网易新闻，2010-5-21），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既问主义，更问苍生。邓公的“先富论”绝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暴富，而让大多数人更加贫穷。 2、地产市场困局与“国退民进”，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侵吞国有资产 1998年为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推行住房市场化，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在随后十几年中高歌猛进，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众多民营企业开始瓜分资本市场。盛极必衰，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已成畸形，泡沫惊人，房价远远偏离正常轨道，“居者有其屋”显得苍白无力。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对于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明显回落局面，但据此而断定中国地产“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是极不科学的，这是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房价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下落，势必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耐久的资本品，房地产投机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根源是金融问题，故，调整金融政策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42）。近期，一些别有用心者叫嚣，国企严重垄断，应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运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过股改，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和世袭。其中，不乏外资的操纵和炒作。绝不能让国有资产沦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应让全民共享。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提振经济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全局长远角度出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问题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目的不是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论经济,也不是就目前的股票市场论股市,而是要从表面上看起来离现实比较远的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对于分析当前的具体经济形势和股票市场形势是非常有用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对于开放的中国经济以及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经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一些研究方法,有时候也直接借用一些结论。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远远不够。我觉得有必要有意识地探讨,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说当这些资源不多的时候怎样配置得最有效率。但是有另外一条,我们在什么样的框架下、体制下研究这个资源配置,这个前提和框架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举个例子,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改革?改成什么样子?国有企业股票卖多少?定价依据是什么?控制权要保留在什么水平?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可以解决的。经济学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如说,在研究企业行为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假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很多人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企业,往往会忘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根本就不是、不应该是、也不能够是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前提是社会主义国有制度。只有把西方经济学的适用前提搞清楚了,才能够学好用好经济学知识。但是,这个前提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学能够研究的,而是要靠政治经济学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生产关系的第一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其表现形式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要改成什么样子?改成谁的企业?这一定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课题。 生产关系的第二项内容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这个企业由谁控制?谁说了算?这要考虑企业里面的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要考虑国资系统,也就是政府和公司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国资体系里面国资委和各大企业之间是有矛盾的。这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生产关系的第三项内容是产品分配,这是利益归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的利润分不分?分多少?分给谁?怎么分?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怎么定?定多少?这些也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东西。 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改革框架,用经济学配置资源 简单地说,只有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前提确定了或者相对确定的时候,经济学才谈得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前提相对应,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在美欧留学的时候学的经济学,其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我国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类似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关系也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生产关系的完善本身就需要深入的政治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学体系,是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与研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简单地讲,要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要用经济学来研究这样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下的资源有效配置。 研究股票市场也一样,大政策、大背景就不是平常所说的基本面分析或者技术面分析所能做好的。假如在一个大框架和大前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看市盈率是多少?哪个企业好不好?有意义吗?显然意义不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状况下我们研究股市的重点是不一样。在前提不确定的时候要首先研究前提,这个前提首先是在政策方面,政策研究至少要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当大的前提不变或者相对稳定的时候,才会去研究下一步股市怎么演变,哪个行业好,哪些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里,我们既要研究投资学、金融学、经济学,更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结论也会不一样,对于投资决策的指导意义也会不一样。 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就是分别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角度研究当前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研究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我们所在的股票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内在关系。经济的内在机制,以及出口、外贸顺差、产能、价格、利润、汇率等等,这都是经济变量的关系。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绝对不是经济变量能够解释的,如果用纯粹的经济变量去理解,我们会犯错误。国家之间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要研究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这在国家竞争中是毫无疑问的。美国逼着人民币升值,我们不升值,还有一大群的经济学们分别论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由。这些东西是讲给别人听的,是为政治决策服务的。我们的政策决定了,美国人讲一大堆升值的道理,我们不会因此升值,也不应该升值。政治决定的背后是实力,如果美国让你升,你不升,美国会找一些方法逼你,压你,你有实力,就不怕,否则,只好听他们的。做经济学研究的人,研究中国的外贸,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基于这些关系制订适当的经济和外贸政策,但是一定要知道后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 国际贸易中反倾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这大部分都是借着经济学的说法最后实现经济上的利益,实质上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听过一个专家说,美国要征收碳关税,那么我们也要求一个人力资源的全球合理配置。碳关税听起来是经济学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我们以其人之道,用人力资源的经济学课题提出资源配置的要求,但背后是美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政治结论。 国有经济改革的主导力量在哪里? 研究中国经济,除了研究对外开放之外,还要研究改革。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的主题是国有经济的改革,我们用纯粹经济学的说法解释不清楚,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我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经济改革划分为1992年以前的准备阶段,1992年以后(10年)的国有经济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三个大的阶段。 我从改革主导力量的利益和行为来分析中国国有经济这十年的改革。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行政力量是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整个改革过程的主导性力量。一个社会经济过程的主导力量一定要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利益,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如果这个前提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行政力量就一定要从国有经济的改革中获得好处。但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根据定义就是行政力量不断弱化,经济力量不断强化的改革过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使自己不断弱化的改革过程呢?这个表面的形式逻辑的矛盾,通过实际的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得到解决。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不断强化的经济力量的补偿,其结果是导致权贵资本的形成。前期的国有经济改革主要地采取了国退民进的方式,实现国有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国有中小企业的问题往往通过个案处理、局部解决,由权力圈子内的少数几个人决策。这种改革以经济学的分析为理由,比如说,保留一家每年亏损的国有小企业,还不如卖掉算了,能卖多少钱都合算,哪怕是零价格,总比每年亏损要好。改革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还是以产权交易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1992年开始的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市场,它是为国有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服务的融资工具。我们有国家股、法人股,企业职工股,还有一些政策,国有企业要捆绑上市等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现象。不能按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只能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但是,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在经济利益、所有制、公平公正性、对于员工的影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出现了改革成果的私有化和改革成本的社会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如果再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和谐社会建设不取决于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缓解和消化前一段时间改革造成的社会失衡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民心和历史要求的英明决断。 前面说过,行政权力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补偿。如果不允许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从改革过程中得到好处,他就不会把改革推下去。如果强行要推一个对他没有好处的措施,那么这个行政机器就要崩溃。要避免行政机器崩溃,就不能推动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改革。只要你断了他的好处,改革就会停下来,要让他改就要让他得好处。因此,前段时间改革了,社会失衡了,现在不让他得好处,改革就一定停下来。所以改革一定是改改停停。改革停滞过程中,直接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了,但行政权力是不会闲着的,难免会出现行政集权,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在经济利益方面,财政聚财,以政府的名义,大量的收入、财力集中到财政去。同时,央企以全民所有的名义集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由于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权力部门不能得到好处,导致以前的改革停顿,行政部门热衷于集权和聚财。一千个大学毕业生追逐一个公务员的名额就是行政至上的最有力证明! 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 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改革过程。作为对传统的行政集权计划经济的否定,是改革开放;而导致社会失衡的缺乏政治经济学论证和支持的国退民进,必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而再次平衡的社会随着国有经济和行政干预的内在矛盾的运动,不可避免地需要进一步的国有经济的改革。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要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过去的资本市场是适应国有经济初步改革的要求,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未来国有经济深化改革需要的资本市场,是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透明和规范的资本市场,我们今天经历的正是从前一个资本市场到后一个资本市场的过渡阶段,是资本市场规范建设和发展的阶段。以后的国有经济改革一定需要规范的、透明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不再接受前一阶段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前一阶段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的人们也会要求强化资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资本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前景广阔,大家做好准备。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问题“四市” 要把今年四季度工作做好，把明年基本思路理清楚，对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目前，社会上对楼市、股市、债市、汇市何去何从议论纷纷。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涉及到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不仅“十二五”规划难以开好局起好步，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震荡或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有所作为，从长计议，进一步加强系统调研、部门协调和顶层设计，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市问题复杂化 这背后涉及到房地产问题、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城镇化途径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据发改委汇报，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个，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个。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986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到现在楼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个，这还不算没有实行限购政策的众多二线、三线城市。 前几天佛山市出台了一个放宽限购的政策，不到12个小时又宣布暂停执行。安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报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镇化率只有43％，对住房需求潜力较大，而且房价总体不算高，建议国家实行区域对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目前楼市萎靡僵持，“金九银十”变成了“钢九铁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间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如何打破楼市僵局，恐怕需要对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的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反思，从探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途径、继续完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寻求出路。 住房制度改革已探索20多年，上个世纪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几年来似乎彷徨徘徊，在商品房开发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住房等诸多种类，住房政策和住房体系越来越混乱。 目前，我们对高档商品房缺少有效调控手段，对保障性住房诸如政府责任边界、土地供应、建设资金、供应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机制、上市交易收益调节等缺乏制度性规定，照此下去，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问题可能越来越难解决。 股市问题欠改革 这背后涉及到资本市场问题、融资体系问题、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2月以后股票市场逐步走低，9月末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分别收于2359点和10292点，较上年末分别下跌16％和17.4％。前不久更有新闻报道称，1990年至今，国内A股累计融资4万多亿元，普通投资者分红总额不超过0.5万亿元，占融资总额的比率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十分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以来，综合股指20年来累计上涨不到20个点。近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上市企业利润年均增速接近20％，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势却与经济运行和上市企业赢利状况严重背离。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赌场”、机构投资者的“剪羊毛机”、上市企业的“圈钱怪兽”和“吸金黑洞”。我们设立股市的初衷，不仅是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国股民开户接近1亿，其中经常交易账户超过5000万，但股市非但没有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反而还剥夺了许多股民的财产。 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商品房限购、实业投资经营艰难、银行存款负利率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流出银行体系进入地下投机虚拟经济领域。据央行汇报，今年1月－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万亿元，仅8月份就少增3700亿元。 与此同时，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社会融资新增2.22万亿元，接近银行新增贷款的50％。8月末，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业存放余额为1.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高利贷和私募基金泛滥，具体数额无法估量，商业银行表外理财异常活跃，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如流沙翻滚、像幽灵游荡。 近几年来，交易所建设热潮从一线城市向地、县级城市蔓延，据说全国各地目前已设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种超过百种，不仅包括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各种产权和衍生指数，就连文物、艺术品、大蒜、红辣椒都成为一些交易所的主营业务。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即期权益与预期收益都变相证券化、货币化、资本化，体外灰色经济、地下影子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系统改革，从整体上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防范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风险，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险。 债市问题待统筹 这背后涉及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前三季度各类债券（除央票外）累计发行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相当于银行新增贷款的90％。根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在全国2779个县级政府中，除54个县没有政府性债务外，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亿元。 这次审计出来的10.7万亿元债务，有一半是在2009年－2010年发生的。审计结果公布之后，有关部门迄今并未拿出有效措施，相反前不久还发出通知，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大举借债。 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也不可小觑。2008年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增至7500亿元，2010年为8000亿元，2011年7000亿元，三年财政赤字总规模达到22500亿元，同时还代地方发债6000亿元。 2010年国债余额实际数也增加到67548亿元，相当于“十五”期末2005年的2.1倍，其中十年以上长期国债占比达到26.8％，相当于“十五”时期的6.2倍。2011年国债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另外，三家政策性银行2010年合计负债已达7.3万亿元，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时留下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没有处理完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3万多亿元隐性债务。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不仅给未来留下居高不下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美国、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也严重拖累经济复苏。 必须着手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调整税制、税源和税负结构，缩小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削减中央预算赤字，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健全政府负债会计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直接债务和间接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汇市问题看结构 这背后涉及到外贸结构调整问题、外汇储备资产运用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于6.3549，较上年末升值4.21％。从1994年算起，我国已经进行过三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8.5％，但国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罢甘休”。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热钱流入、国内通胀预期，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升值压力。我们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损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带来更多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的还有外汇储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出口和引进外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加。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2010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2.8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 据有关机构测算，因巨额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投放基础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成为推高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我国以资源、环境和工人健康为代价换来大笔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类、机构类、公司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随着数量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债务增加，前不久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宣布降低美国信用等级，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再次为美国“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单，严重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严重损害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资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 同时还要更加积极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逐步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完美结合 如何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实际问题，是许多政府部门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研究人员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又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公民所关心的事情。我国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总体起步较晚，相应的宏观管理理论和实践与国外差距较大，尚有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有的这方面教材，主要介绍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是缺乏联系实践，同时针对性不足。因此，现有教材还不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人士的要求。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社会学理论论文:关于运用体育社会学理论分析体育社会问题 [论文摘要]在体育运动发展过程中，孳生各种体育社会问题是一种必然现象。体育社会学在创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体育社会问题，也只有在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建立其理论。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理论；教学；和谐发展 一、体育社会学理论概述 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与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观念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的结构、功能、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用以推动体育和社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美国《社会学拜客认为》：“体育社会学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制度，研究他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和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二、当前体育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体育社会现象出现了集注化、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体育社会现象的集中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种现象开始不再依附于其他社会现象(如教育、文化等)，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现象。全球的“体育人”以及和体育有关的人在增加，体育的社会组织的扩张，各国政府对体育的关注度在提升，体育占用社会的总时间在不断增加，因此体育中形成了一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如球迷与俱乐部、球员与业主、社区居民与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等，这些新社会关系的出现吸引着社会的注意力，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军事、宗教、民族等的变迁与发展，要想解释、理解和管理这些社会现象进一步求得体育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们诉诸于体育社会学这门学科。 中国体育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与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形成较大反差。随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和产业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体育人口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具有组织形式基层化，参与主体老年为主，组织管理居民自治与行政主导相结合。 三、体育教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体育作为一项独立的运行行业和事业出现以来，它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处理好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使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同时，让体育事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实施体育战略发展目标必不可缺的基本因素。我国学者周西宽等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经济作为基础，体育总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而繁荣起来的。反之，体育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四、体育社会学与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 体育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建设，体育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繁荣起来，它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社会成员的自信心和归属感。体育推动了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体育建筑的造型、色彩、功能，常常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社会心理：大型的全国运动会、洲际运动会、奥运会等，已经成了主办城市推动市政建设、公共事业发展的动力。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唠动技能，培育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体育和教育都存在密切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推动了高科技的发展。首先，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体育系统为了适应科学系统的要求，必然要使体育系统自身的功能与结构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使其有能力接收和消化科学系统的影响。而要有成效地实现科学影响对体育系统的渗入，就必须要由体育系统制定出一系列既能反映科学系统的要求，又能符合体育系统自身行为特点的具体政策。其次，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政治系统即国家与政府作为媒介加入了科学与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列。 五、体育社会学与和谐社会 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体育的功能，营造良好的体育意识氛围；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龙头作用；发挥复退军人和学生的骨干作用；发挥乡村干部的带头作用：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组织参加“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和“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评选；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体育活动计划即形成一个能够不断为全体公民供给和改善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基本满足全体公民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使全体国民的健康素质得到明显提高的服务和保障系统。用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来带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以此来带动人们消费结构的调整，用消费结构的调整来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用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带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是把体育工作融合到社会，融合到政治、经济各方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可不可以这样来看，最能体现“三个代表”，“以人为本”能够直接体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已经确定了全面的科学发展观，把身体素质加入进去，所以，体育在这里起到一个先导的作用，可以走在前面。最后调整的社会结构就是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指导下的高校外事翻译研究 论文关键词： 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　高校外事翻译　可行性 论文摘 要： 本文拟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用社会学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翻译研究，并将其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分析，进而验证这一理论指导高校外事翻译的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一中一台”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社会学理论论文:从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读《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一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费孝通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再次，要对经济学家的科学惯习作出反思。布迪厄把惯习看作是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一种实践操作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艺术，合理的惯习既是某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先决条件，又是特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受实证主义唯物论的影响，很多人往往认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和所有知识完全是客观的，而不是被建构出来的，只要消极被动地复制，不需要积极地创造。也就是说，不必提出一些既现实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也不必进行必要的思想实验和逻辑实证，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经济生活的矛盾运动过程。一些对历史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就企图说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作法，一些就事论事的对策研究，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受唯智主义唯心论的影响，一些人把知识份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看作是一种唯理智的工作，而不是一种实践建构活动，特别是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学究式思维定式的支配，一些人把实践建构活动看作是一种人为设计的产物，对个案研究和案例教学的忽视，对各种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随心所欲的使用，不能说与此无关。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由于对利益关系的重视，使之往往对人们的人性特征和道德关怀注意不够。在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相互交往和学术讨论中，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容忍的精神，不是你好我好，互相捧场，就是借以压倒和“超过”对方，致使很多学术探讨毫无结果。其实，学术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是你非，你高他低，也许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创造，各有各的片面，构成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梯。所有这些，都需要经济学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保持必要的警醒。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不是某个经济学家的反思，而是全体经济学家的共同责任。让我们在反思中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社会学理论论文:对社会学理论中“行动”研究的研究综述 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行动”的研究做综述，挑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意在说明社会学理论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动态发展，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在解释某一现象时不同理论会有不同的视角。 行动理性选择布尔迪厄 一、韦伯：社会行动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认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社会学应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社会，即行动者自身的意图和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乔纳森特纳 邱泽奇，2001）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行为都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应。社会学认为，人们的行动具有社会性，这表现为人们的行动是有目的，指向他人，并以他人符合自己预想的反应为目的。所以，社会行动必须具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有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主观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与他人的联系。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类：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和传统行动。 目的理性行动，以目的作为行动的主要目标，通过认真的计算，利用何种手段可以顺利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这种行动的核心。价值理性行动，为了追求某种价值，比如伦理上的、宗教上的而采取的行动。情感行动指的是，这类行动是基于情绪或者情感而采取的行动；传统行动指的是，由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决定的行动。以上所述的四类行动类型都属于韦伯的理想类型，事实上，我们日常的行动很少是这类行动中的某一类。 二、帕森斯：行动理论 帕森斯（talcottparsons）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理论框架源自他的行动理论。帕森斯认为，行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性，这一点他继承了韦伯的观点，但在分析社会行动的时候，他摒弃了韦伯的分类方式，提出其单位行动理论。单位行动具有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版本分析中，要素的种类也不同，本研究将其分为四个要素。第一，是行动者，行动者指的是个人在行动之前会思考，并能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行动结果。第二，是目标，即行动所想到达的未来状态。第三，是情境，在行为理论中有“人在情境中”的说法，这里的情境指的是行动发生的场所，有两个要素：行动者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可以控制的事情。第四，是规范与价值观，行动者会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从而决定采取何种方法达成目标。 帕森斯的关于行动的理论是建立在唯意志论的基础上，此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主观决策行动的过程。但是帕森斯认为这个过程的决策包含规范和情境，受到这两者的制约。所以帕森斯进一步发展其行动系统的理论，提出了“agil”：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与维模（latencypatternmaintenance）四个基本生存问题。这四种功能要求在个人行动系统中存在，而帕森斯提出这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将个人行动系统扩大社会系统中，从而创立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但这一体系带有明显的结构决定论的态度。而社会学的发展中，往往一些非主流的理论会给主流理论带来补充和发展，理性选择理论就是其中一种。 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jamess.coleman）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集大成者，将理性选择理论推到社会学理论为前沿，成为近代社会学的“热门”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则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效益论或功利主义和博弈理论发展而来。虽然它奠基于各种不同模式，但是还是有其框架模式的（瑞泽尔，2005）。 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者，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来说，主要包括行动者的基本状况及行动发生的必要因素。行动者、资源与利益是构成行动的三个基本要素，行动者都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的理性人，并且科尔曼及费雷洛特别批评将价值、偏好或目标作为个体选择过程的外在因素的研究范式，认为有目的行动模式必须考虑人们的价值来源及其对个体偏好和选择的影响（j.coleman，t.sj.fairer，1992）；资源的种类很多，具体可以分为私人物品、事件或某些专长；利益“在客体自我层面是指对特定事件后果或控制资源的满意度，在行动自我层面表示获取对控制事件所必须的资源数量，这是行动的驱力”（j.coleman，t.sj.fairer，1992）。而权利是科尔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权利的分割和交换使行动成为可能，因此权利是行动的条件之一，具体而言是指具有法定权利采取某些行动，使用处置物品或者资源以及控制事件后果，而当拥有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时，可以对妨碍权力行使的人进行惩处”（j.coleman，t.sj.fairer，1992）。而“信任”是另一个促使行动发生的主要条件，信任结构使行动者间产生相互信任的关系，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着资源让渡关系。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的起点是行动者的目标或意图，在选择过程中，资源的稀少性与社会制度都是需要考虑的。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对于其他资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对于那些拥有许多资源的人，达成目的相对简单，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资源或只有极少资源的人而言，要达成目的就很困难或完全不可能。而社会制度在客观方面规定着行动者行动过程与结果。这些制度的限制同时提供了鼓励某些行动及抑止其他行动的正向认可和负向制裁。 科尔曼对理性行动理论有信心，但是他也不认为这一观点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在实际的世界中，人们的行为并不是总是理性的，往往有些行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释。理性选择理论继承了以行动者为主体的思想，开拓了行动研究的思路，将资源与社会制度纳入到其中，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现论的出现，打破了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大统思维，作为后现论家之一的布尔迪厄对行动的在对原有研究的继承与批判上提出了属于他的理论。 四、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作为法国社会学的代表，其社会实践理论贯彻其一生。布尔迪厄将行动作为社会实践来看待，布尔迪厄本人对他的实践理论曾有过一段精彩的独白，他说：“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时间理论，把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实践感的产物，实在社会中建构‘游戏感’的产物，就是要说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逻辑（theactuallogicofpractice）——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逆喻表达法，因为所谓实践的标志就是‘合乎逻辑’，它具有某种自身的逻辑却不把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当做自己的准则。”（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当然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不仅仅就是社会实践理论，只是本研究主要关注其这一理论。布尔迪尔的社会实践是围绕着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用什么实践等展开，也就是说行动者行动的场所，行动的策略，行动的工具是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相对于以前学者对行动关注的本身来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将行动作为分析的中心，将与行动有关的其他的因素纳入到分析中。 1.社会实践的空间：场域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场域是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结成的关系网络，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而存在。场域有不同的类别和形式，如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场域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甚至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及地位等。场域是一个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一个“争夺的空间”，“任何场域，都是一个力量之场，一个为保存和改变这种力量的较量之场”。在布尔迪厄看来，有多少种场域，就有多少种利益（符号利益和物质利益）。利益既是场域运作的条件，也是场域运作方式的产物。利益推动人们参与到特定场域的游戏之中，相互争夺。（bourdieu，1992）由此可以看出，布尔迪厄认为任何的行动的产生都必然发生在一个场域中，那么分析某一行动的发生发展也必然需要将此行动回归到场域中分析。所以场域成为布尔迪厄的行动理论的最基础的一部分。 2.社会实践的工具：资本布尔迪厄的将资本指做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这种工具是行动者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是物质化的，也可以是身体化的，也可以是符号化的。所以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资本不仅仅是包括物质化的经济资本，还包括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将行动者的实践工具从经济场域扩展到了符号和非物质的场域，进一步深化了资本的概念。 如果将资本单独分析，比如对行动资本的量化分析，那么资本将失去其工具的实践性。资本是行动者的实践工具和能量，在上文分析中，行动者的行动是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中的，而场域的形成是处在一定位置的行动者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所以，资本和场域是相互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作为社会实践工具的资本，必须要在其场域中才具有价值，资本的相对价值随着场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给定的场域中才会有效，必须与其场域有关，不然它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起作用。场域的形成正是因为各种资本的相结合而产生，而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据资本的总量以及总资本中各个资本的相对比重分配的。所以，场域给各个资本的竞争，比较和转化提供了场所，反之，场域的运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种资本的反复交换及竞争才能维持的。 3.社会实践的策略：惯习 实践的场所和实践的工具已经找到，那么实践的策略是什么呢？在布尔迪厄看来，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策略。惯习是“由持久的、可以转化的性情倾向构成的系统。它表示出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带有近似结构之类的意思；它还指明了一种方式，一种习惯性状态，特别是一种倾向、脾性、资质或嗜好。”（谢立中，2007）或许用“游戏感”或者“实践感”来理解惯习会更加的直接一点。布尔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戏”的概念，他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就是在做一场“游戏”，这种“游戏”在一个特定的“游戏场”内，通过“游戏者”的不断尝试从而习得“游戏规则”并将其内化到“游戏者”的行动体系中，从而形成“游戏感”。“游戏者”的游戏并不仅仅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游戏。“游戏感”就成“游戏者”下次游戏的指导思路，再外显出来。当然每次游戏的过程都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内化外化的过程。所以惯习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后天努力习得的具有动态性的体系，它能够根据特定环境进行有目的的调节，而且是这些惯习产生了与那些环境而非其他环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观念以及所有行动。 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而在场域里的行动者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因此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在这一点上，场域和惯习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场域是具有惯习的，每个惯习只能在场域中存在，并且每个惯习和产生它的场域是对应的关系。此场域的惯习和彼场域的惯习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由于场域是分为不同类型或不同形式的，惯习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惯习，把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中去必然会造成不合拍的现象。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在惯习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工具的资本不断地被运用。 场域、资本、惯习成为布尔迪厄的社会行动理论的主要线索，惯习回答的是行动者如何使用资本，而场域回答的是资本力量的作用范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建立在对以往行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同时加入自己特有的思想，是对行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再回到开头布尔迪厄对于自己实践理论的那段话，个人行动不是个人理性的产物，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实践的产物，而这个过程是二重性的，不断地往复发生。 对于“行动”的研究还有很多，笔者仅将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综上所述，行动理论经历了最初的简单分类的时期，再到行动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初次尝试，再到个人理性选择的分离阶段，最后经历的行动结构二重性的时代。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希望在韦伯的行动分类的基础上，将行动纳入到社会结构中；科尔曼作为现代社会学理论家中的代表者，希望可以通过从行动者的行动本身出发，将其他社会因素放在行动过程中考虑，这样可以将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中的行动部分进一步细化深化；布尔迪厄笔下的行动者，表征出来的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信念态、一种实践感、一种心神投入、一种对游戏赌注的倾注和向往。这是对理性选择行为的批判，理性选择理论下的行为者是理性的主体，他的自由决定成为实践的唯一根据。 在社会学的发展中，“行动”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并且成为诸多理论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鲜的事物不断的出现，而社会学理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中，每一项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凭空的，都是建立在对过往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上。“行动”的社会学研究也随着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大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不同的学派流派都可以对“行动”做出属于本学派的解释，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社会学理论的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社会学理论论文: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　拓展训练　应用 论文摘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核心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 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时间转向分析 ［摘要］早期在哲学界里对时间本质的理解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与神秘。因而时间问题在哲学理论范畴中仍是未解之谜。自从孔德以来社会学家在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影响下构建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对时间的理解经历了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而只有到20世纪后半叶，时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辨的讨论和物理语境下的去社会化，人们更加关注时间的社会意义。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事实，构成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 ［关键词］时间本质;绝对时间;社会时间;理论转向 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连接、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 伴随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时间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也如期而至。1937年，美国学者索罗金和默顿首先开启了社会学视域下赋予时间以社会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并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时间的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随着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勃兴，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建构及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受到社会学家们普遍的追捧，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时间赋予行动者的社会意义。如何理解时间?早期社会科学对时间知识的理解只集中在哲学的理论范畴中，追求时间本质问题的探索，沉迷于本体论的哲学演绎逻辑中。20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科学对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维的讨论，人们更加关注时间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内在关联性，时间成为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即时间就是一种生活事实。 一、时间:哲学语境中的未解之谜 早期对时间知识的理解，遍布于哲学文献之中，自文明思想的开端以来，时间就一直折磨着、困扰着哲学家们。他们认为时间之谜，就是生活之谜。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生活。因为生活就生活在时间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两个生活在同一时刻的人。而真正生活在相同时间里的任意两个人，他们的观念、记忆、理想抱负的内容也都各不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时间的介入赋予生活以极大的丰富性。那些构成生活，又使生活不同于物理过程的东西，要求在对他们的描述中包含一种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既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愿望，也包括对过去的记忆。生活的时间绵延不断，积淀着对过去的感情，又内蕴着对未来的期望，这些是任何物质客体都不可能体验到的。要使我们对生命体的描述是活生生的———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过程———所需要的并不是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的那种横切面的空间抽象，而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纵向的时间抽象。 因此，在哲学语境中理解时间的本质、时间的形态，理解生活的过程在时间中展开时所采取的形式成为他们追求的首要目的。因为，理解时间的本质就是提高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生活自身的理解。然而，理解时间的意义的全部困难就在于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吗?一个会流向另一个吗?未来会成为现在，再成为过去吗?这些问题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由圣．奥古斯丁提出，后来由爱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人，以非常相似的措辞提出来。所有这些人都试图在他们的写作中反思时间本质，圣．奥古斯丁说出了这个谜题，而他这番话多少世纪以来仍然在不断回响着。“对于什么是时间?……我们在话语中会说一些比时间更熟悉和更明白的东西吗?当我们说到它的时候，我们理解;当我们听到别人说它的时候，我们也能领会”。他还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格言:“什么是时间?没人问我，我是知道的;如果我想向问起这个问题的人做解释，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大胆地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什么流逝，时间过去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什么即将来临，那么，要即将来临的时间也不存在;如果什么都不存在，那么，时间现在同样也不存在。”他认识到这一难题、这个谜，为寻找时间之谜的答案成为他终其一生的追求。 不仅在时间本质上，对时间形态问题的论述也一直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非连续的，是由固定不变的存在于虚空中的实体构成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是一个流动的连续的世界。在这一争论中西方思想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思想和赫拉克里特的“生成”。巴门尼德认为，世界以物存在;存在是存在的并将一直存在;一切都是可知的、确定的。存在永远不会导致生成，时间没有任何独立的实在性。而对于赫拉克里特则认为，一切都是流动、变化而非静止的，对立生成对立，唯一的实在就是生成自身的实在。一切实在都在时间中流动。之所以会造成这种争论，究其原因可以归因于时间它面对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它不像客观物质那样能够直接进行观察和测量，而时间是难以把握的，它的本质就是它根本不会保持静止。我们不可能控制时间，让它在一定范围内保持静止以供观察、计算和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也变得难以描述。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词谋杀时间”。因为时间是动态的，而词是静态的。用词来描述时间，词就使物保持静止。一旦把时间固定下来，词就毁了时间，所以时间问题在哲学的语境下仍是未解之谜。 二、时间:物理学主义语境中的迷思与崛起 20世纪自然科学受到时代的召唤，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学科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的转向。社会学家秉承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范式来构建社会科学的理论。因此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转变都伴随着自然科学中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界定。其中社会科学家对时间概念和本质的理解就与物理学中有关自然时间的理论阐释直接相关。因而随着在物理学主义语境中时间概念的转变，人们对社会时间的理解也经历着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过程。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对时间的描述离不开物质的运动。时间不是因自身而被研究的，它只是被当成一个不变的、可以无限分割的单位，成为界定其他物理量的尺度，牛顿把它定义为绝对时间。牛顿认为，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本身，就其性质而言，与任何外部事物无关，它均匀地流逝，所有运动都可以加速或减速，但绝对时间的流逝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这意味着，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无需时间情景或无需参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时间数量。 存在变化，但变化是外在，不因时间而发生。因此，运动和变化是在非时间性的时间中进行的。社会学家把它理解为时间是可逆性的、非时间性的，而且可逆性时间是假定一切都不变，一切又必然回到初始阶段。时间没有过去和将来，而只真实地存在于现在之中。社会科学家接受了绝对时间概念，即时钟时间。这种时钟是量的延续、一去不复返的，被去除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包括作为尺度的时间，还有测量时间。对于时间而言，社会科学家相对于自然时间来描述社会时间时，认识到了总体性区别，而当他们把时间当做客观的数量及抽象的、标准化的尺度来使用时，却又将其忽略了。所以在社会学家视野中不假思索地把时间作为外在变量，行动的环境，并把时间进行去社会化。他们总是想应用自然界的“规律”来揭示社会的实在性，却恰恰忽视了社会时空的复杂性，这是时间迷思的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家的研究，彻底变革了时间和空间的物理观念。时间开始趋于一种不可逆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当代社会理论开始出现一种尝试性的能量和时间的融合，引发了物理学主义中时间理论的崛起。爱因斯坦的研究集中在相对时间、弯曲空间———时间和有限光速三个方面。他把时间操作性地用作一个尺度，确定时间是相对于观察者及其参照系的，是局部的、专有的或因系统而异的时间，即相对时间。 基于相对论原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对社会时间和时间的社会性开始产生新的理解，人们开始关注自然时间的相对性和情境性与社会时间会以何种方式共存或相异，并把结论纳入其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中。吉登斯接受爱因斯坦的时空融合成弯曲的空间———时间观，并以此广泛地研究时空概念，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时段、长时段、此在概念的理解分析中实现了从二元论向二重性的转变，并展开了它们的相互包容性，在变化与结构之间、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之间建立起联系，实现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的融合。然而，量子物理学家发现，构成经验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的因果关系，在亚原子层次上不再具有意义了。他们体验到一种非局部联系和非因果性，即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的模式化的、无法抽象也不能测序的整体。量子世界的时间观认为因果关系本身就是时间现象，它包含能量和时间的行动单位，这些量子不是坚不可摧的实体，而是被视为四维空间———时间的实体，视为动态的活动模式。行动和模式概念根本上都是时间性的。社会学家把量子物理的时间观理解为时间性、根本不确定性的、未来维度的重要性。社会理论家卢曼寻求接受量子物理学的时间观，强调沟通与变化，强调作为根本单位的行动，一旦行动以这种方式情景化后，都更有意义，也就会实现了行动、能量与时间的融合，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相互蕴含。正是在回顾物理学中自然时间的定义变化，才推动了社会学家对时间社会理论具有意义的深刻见解。这是一个时间崛起的时代。 三、时间:社会学视域下的生活实践 (一)社会时间:一种生活事实 在哲学理论视域中对时间的思考多集中在时间本质和时间形态的问题，却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实践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中绝对时间概念的提出，更多的社会学者都只把时间当作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外在变量，而对时间的社会性研究却缺乏相关的理论著作，因此长期以来就缺乏普遍的方法论范式，从而也缺乏整合人们在日常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种种经验现象的研究。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自然科学中相对时间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继承物理学主义和社会学理论中“时间与社会”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以时间为社会生活实践的“时间———社会理论”的知识谱系，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文科学即管理学、组织学等学科知识的丰富与发展，其理论及方法体系更显视域宽泛。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经验事实的表征，从而时间已然成为构成聚集社会生活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索罗金和默顿引领学界探索时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义，从而开创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先河。索罗金认为人们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生活总是带有一定的理想和目标，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时间竞争来实现的。默顿对时间的理解是提出了社会时间的概念并将社会性和意义引入其中。认为社会时间是以某种社会现象为参照点来表达其他社会现象的发展与变化。社会时间不仅仅是量的，更多的是质的，体现人们所赋予的社会意义。这些性质又都来自于他们赖以依靠的组织中共享的习惯和信仰。默顿认为日历上的时间，当它被转变为社会时间时就具有意义了。在日常实践活动中，我们时常会使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来标示时间。如“下班后我去看你”“一顿饭的时间”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日里经常发生的事情，而不同于日历上所标识的时间，目的仅仅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去做或需要多长时间”。这些事件的时点总是能与我们生活实践之间有着一种极具意义的关联。 莫顿为了证实不同地区人们时间的区分是根据人们平日里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来决定的，他们以科希人为例，因为科希人每8天才组织一次集市，所以1周就被确定为8天的计时体制，而且日期的名称几乎普遍采用集市举办地的名称来命名。同时，莫顿引证的其他地区也如同科希人一样星期计时制，多数都是由集市活动的时间长度来标识的……所有这些说明日期的周期性都与月亮等自然时间无关，而是与当地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相关联的。因此星期的标识方法大都是依赖于组织中人们活动这一社会事实来确定的。不仅如此，他还从典礼、宗教仪式、狩猎等方面，描述了人们是如何用日常的实践活动来标识时间的，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除此之外，刘易斯和韦加特也对时间的社会实践理论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们指出时间的概念出自于人类实践活动中，并对个人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在社会学中，这些时间概念的界定他们认为比用天文学观察的时间界定更能表达其社会意义。他把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导入社会结构研究中的三个层次，并以类型学为切入点提出了在个体的、群体的、制度的三个层次中每一个层面上的时间形态:在个体层面，是“自我时间”，在群体层面，是“互动时间”，而在制度层面上则是“循环时间”，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的真实写照。他们还以相关的社会时间理论为出发点，将时间的嵌入、分层和同步性的概念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并融入这一理论中，建立了一种自己的建构性的社会时间类型学，推动了时间社会理论的发展。 (二)社会时间视角:经验社会学研究的开端 自从索罗金和莫顿引领社会学家们探索时间的社会性和富有意义的理论研究以来，便为时间社会学研究展开一种理论研究视角，从此也开启了社会学家们对时间经验性研究颇为深入的探索。许多有丰富理论视野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展开一些跨学科的实践性转向的理论思考与研究，西方学者芭芭拉•亚当、奈杰尔•思里夫特等所作出的相关理论研究为时间向日常生活实践渗透并开展经验性研究视角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启迪，并直接促成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学术转向。在研究中，理论家们都从历史的丰富性及社会的多样性理解时间，以及在社会的复杂性中把握时间，去探寻时钟时间、社会时间和时间意识间的关联性，探寻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的关联性，探寻时间作为资源、秩序原则和可能性生成间的关联性。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把握时间的复杂性及社会性，从而建构社会秩序的研究模式，因此实现了社会时间向一种以“生活事实”为真实写照的实践性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们把以前给予空间和历史的知识反应，转移到依赖于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时间性”上，开启了学界的“时间转向”。开始关注时间是如何形塑人们的观念，关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在时间中的意义，关注习俗、制度又是怎样控制和分配人们的时间的。思里夫特在《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商人充分展现理性及经济资本计算基础上的新型时间意识是怎样形成并逐渐被普遍认同的。这一过程是由“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化的过程，也是充分见证和体现封建主义制度灭亡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时间不再是任务定向而是随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时间由此变成一种可以被讨价还价的商品，即“时间就是金钱”。它不是被度过的，而是如同商品一样被花费掉的。伴随科技革命的来临，人们对时间的计算与管理已经越来越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时间已经由拥有者划分为与日常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时间形态即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等。时间明显被分割，日渐被异化。这些基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的理论阐述充分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重新形塑自己时间观念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新的生产秩序建构的过程。芭芭拉•亚当在《时间设计与管理》一文中，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现代性有关的时间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已由传统的自然观察的天文时间、滴滴答答的时钟时间向人类赖以依靠的组织化社会时间转变，从事物发展与演变过程的时间向非情境化的时间转变。而在现实社会组织中设定的时间规训使人们摒除了自然时间的局限而实现了非情感化的行为目的。人们在行动中不得不积极做出努力的行为来保持时间规训得以实现，从而避免任何的“浪费时间”以追求最大的速度和效率。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集中做到时间意识抽象化，非情境化与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西方社会把理性化、抽象化、实质化的时间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教育的战略。时间也就如同商人眼中的稀缺资源，成为人们竞相控制和管理的核心。 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视域里，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并且是存在之根本。对时间的多样性表达和理解已超越了天文时间和时钟时间，开始融入价值和控制、规则，同时也不断注入社会权力关系。从此人类已超越其因物种而异的生物时间，延伸了时间的社会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在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的时间中全都隐含着秩序、组织、控制、权力及资源。以上这些时间理论的研究成就更深化了人们对时间社会性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当代学界对时间理论的研究兴趣，并不断拓展社会科学中“制度”“时间”“秩序”等理论研究的知识体系。 总之，在知识史的回顾中，我们既发现了时间在物理学主义的语境中人们不假思索地把社会看成是一个超时代的过程，把时间当作行动的外在条件，并把时间作为一种自然常态、一种外生变量。从而这是一个缺失时间性的时代。但随着自然科学物理复杂学的出现及社会时间理论的发展，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了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对象的社会时间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社会时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叙事，一种新的视域，一种新的理论转向。 作者：吕铁林徐红曼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 本文作者：陈宸方来武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于社会学理论层面的思想 1.社会学的方法论 所阐述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法则。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六号发表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不仅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提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研究社会现象。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于社会学上的进步，就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连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现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②因此，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法则———“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傅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③。所阐释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的这一系列的观点与总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 2.对西方学者的社会学思想的梳理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立与发展的核心理念与指导思想，唯物史观也固然为其指导方法，但是在此过程中，不能忽略对西方社会学家的思想、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对圣西门、韦柯、孔德等社会学家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与梳理。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中直接指出，韦柯是在意大利社会学先驱中，与孔德地位并驾齐驱的，他的研究方法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同时，还阐述了韦柯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很大的缺陷。他的研究方法即为经验的归纳法,其锐利的观察力虽然往往带有唯物的倾向,但“他把自然的环境及于个人及国民的影响,看得过大”④；通过学习，发现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的知识历史观,即以为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同时韦柯的社会学思想对孔德起到了启发的作用，“足以唤起孔德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理的三段时期说”⑤；还对圣西门（原文中用桑西门）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圣西门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而寻的，历史也是前进发展的，这便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指出，圣西门是社会学先驱的又一人，圣西门认为，社会进步的目标，是创造社会幸福，“因为劳动阶级在社会上占多数而且极其重要，所以向此标的进行的第一步，应是劳动阶级运命的改善。这是改造社会中的政治的主要问题，他主张以社会主义解决此问题。”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初露端倪的五四时期，就将西方学者的一些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分析，虽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的研究无法做到全面与透彻，但是在当时，足以体现他思想的先进性。 3.社会与历史、政治的思想融合 在比较与融合各类科学中发展与研究社会学，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强调“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⑦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时,就做到了不断地去发现与比较社会与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关系。（1）社会与历史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把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⑧。因此，他认为“社会的变迁，便是历史”⑨。社会与历史是同质异观，“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⑩。社会学与历史学都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具有同质性的论点，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但尽管如此，社会学与历史学“不可认作全为同物”。社会学与历史学“其间有相异的性质”。“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经历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社会学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輯訛輥的《史观》、《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之唯物的反映》等文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探索中国社会史的，沿着社会学是由历史哲学逐渐发展而来的理念与思路，探索社会学理论的渊源，以此来探索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和社会学规律的演变，这一点，也对后人研究社会学起到了启发作用。（2）社会与政治认为，社会与政治的关系是，并不是单项的因果关系，“须知社会与政治，是互为因果的，不可偏重一面的。”輰訛輥同时，他对社会问题的概念也进行的阐述，凡是能引起社会不安，并且社会立志于寻求解决的方法的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中，以妇女参政问题与童工问题为例，详尽的阐述了社会问题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与互为因果关系，并为从政治上入手如何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做出了要想改良社会，就必须从政治入手，依靠政治的力量的结论。这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关于社会学实践方面的思想 1.劳动者问题 的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紧密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回答人们对社会学的种种偏见与误解，阐明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内容。同志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理念对当时中国工人、儿童、农民的劳动、生活、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劳动教育问题》、《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上海的童工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应运而生。这些文章是同志做了周密的实地调查之后，用详实的资料写出来的，集中地关注了城市市民的劳动、教育、生活等问题。 （1）工人问题 在深度访问了唐山煤场的朋友之后，先生写下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直接揭示了“工人不如骡马”的事实；在《劳动教育问题》中，他指出资本家从根本上剥夺了工人学习、教育的权利，“那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并呼吁现代社会改善教育不昌、国民知识贫弱的现状。同志在《劳动问题的祸源》一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工人劳动者问题的祸源是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以及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同时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工人被剥削问题的根本原因。同志还分外关注一个特殊的工人群体———童工。在他教授杜会学课程的时候，就对儿童问题非常热心。1924年他到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顺便亲自调查了革命后苏联儿童的生活情况。当他亲眼目睹到苏联儿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幸福的生活、成长、接受教育时候，不禁为中国儿童的悲惨遭遇深感愤怒，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并写下了《上海的童工问题》，寄回国内，以引起国内有关人士的注意。《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阐明中国社会童工问题的严重性。他怀着万分怜悯的心情写道:“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輲訛輥指出，童工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不能依靠外国人的执政机关，因为他们不会实施一些保护童工利益的政策的。“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可；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不可。”輳訛輥文中他用详实的资料，分析指出童工制度的罪恶和上海童工遭受的非人待遇，并呼吁广大人民关注、关心童工问题。在当时，能系统地揭露、研究童工问题的人实为罕见。 （2）农民问题 除了关注市民、工人的生活、劳动及教育等问题外，同志也同样关注着农民的生活劳动等问题。他不仅在北方指导了一系列的农民运动，而且写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农民困苦的生活现状，指导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他阐述了历史上平均地权的活动，并指出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便是自耕农与佃农。同时，他也论述了农民、特别是贫农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号召革命同志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中国浩大的农民样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輴訛輥同志曾把此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中，同志高兴地指出，红枪会的出现“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在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輵訛輥。他在文中总结了红枪会的特点，还弘扬了这种农民大运动的可贵精神，表现出对农民自发组织的极大关心和热情，呼吁农民朋友了解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清楚的认识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同时，他又指出，由于农民的狭隘、落后的思想意识，他们往往会受到军阀们的利诱与剥杀。因此，他倡导农村工作者及进步青年一定要帮助农民，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这是的杜会学思想在农民问题、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成功运用，为后人用杜会学的思想方法研究、解决农村问题作出了贡献。 2.人口问题 世界人口的迅猛增长导致人口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学者就针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支持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问题可以通过战争来解决，实质上，就是为战争者发动战争找到最佳的借口和理由。同志是我国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驱。他写的《战争与人口》一文，对上述的反动观点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他从古今人口发展史等角度，证明战争不仅不能解决人口问题，反而会带来一来列其他问题。“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以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輶訛輥”接着，他又从当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不同方面再次论证马氏学说的非科学性。该文对当时关于战争与人口的反动观点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使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及人口问题的根源。在文章的最后，同志又指出了马氏学说的部分合理性。“余虽时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杀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輷訛輥”同志关于人口问题的阐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来分析、解决人口问题的范例，具有典型性与可借鉴性。在这篇文章中，同志的某些观点未必会适用于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但是这是社会发展导致的。同志能够将社会学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与刻苦的钻研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者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3.妇女问题 社会学家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研究妇女问题。当社会学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成熟时，妇女问题就作为一个较为鲜明的社会问题而为我国的社会学家所瞩目。同志于1920年7月，在女子高等师范、朝阳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他有不少篇章著述了他对妇女生活现状的观感,表达了他对妇婴幸福生活的展望。在苏联，关于妇女问题的许多理论和设想，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苏联妇女、儿童的幸福生活，让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仰，成为他继续推动中国妇女解放前进的强大动力，使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更具世界性。1920年前后，他教学期间，写下了《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现代的女权运动》等直接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力主妇女参政议政，揭露封建的娼妓制度对于妇女身心健康的侵害。同志指出，中国由于过去受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压制是很严重的。针对这种情况，同志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指出，妇女应该同男子一样参政议政，享有自己的权利。同时，对于战后世界妇女的状况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作了相应的研究。同志针对战后妇女过剩、女工与男工的关系以及劳动阶级的母亲问题三个方面分别作出了分析，并指出，由于妇女相对过剩，就会出现女工与男工争夺劳动机会的问题。在此，他指出“男女工人间有了结合，定能于阶级斗争添一层力量。輮訛輦”他希望我们中国的妇女们能够行动起来，珍视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地位与解放。同志从社会学视野中观察到，在当时的社会，关注妇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并且当时的中国人心理，大多都不认为妇女有人格。所以，在《废娼问题》文章里，同志从人权及法律的角度，指出坚决废除娼妓制度的五大理由。“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第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輯訛輦”此外，他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解决娼妓问题的办法。纵观各国的女权运动历史加以研究，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中，针对女权运动的现状从教育、劳动、生活、法律等方面加以分析，指出“妇女们要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妇女的解放运动，是与女权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輱訛輦”他以世界的女权运动为重点，剖析其特点，分析其中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中国的妇女运动要从中借鉴宝贵经验。他还指出了妇女运动的最根本不足在于自身的素质。自身素质未提高，女权运动（或妇女运动）是难以取得胜利的。从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视角妇女问题，在中国是较早的一位。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指导中国的妇女运动，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种方法影响了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家研究妇女问题。 4.自杀问题 对自杀这一社会现象一直予以十分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1913年，就写有《原杀(暗杀与自杀)》一文，他认为暗杀和自杀是因不良政治和社会诸多因素造成的，是社会堕落的极端体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加注意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于1919年11月、1919年12月、1922年1月分别发表了《一个自杀的青年》、《青年厌世自杀问题》、《论自杀》等论述自杀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认为中国的自杀现象源于社会的缺陷，根本上是源于黑暗的社会制度。的1.3万多字的《论自杀》一文，分十个部分对自杀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论自杀》分析了诸多影响自杀的因素，并梳理了大量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各教派的自杀观，以及中外学者关于自杀的一些论述，是五四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杀问题少有的具有分量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论自杀》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同志的诸多著作从多方面研究和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志本人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努力及所形成的社会学的传统，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同志以一个革命家所应有的责任感和一个社会学者所具有的敏锐，时刻关注着当时的社会种种现象和问题，不失时机地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是亟待解决并影响深远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丰富与发展了社会学理论内容，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社会学理论论文:网络时代社会学理论重构 一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性社会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勾联，是一种与现代性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对现代性进行智性反思的现代知识形态。正如特纳(J.H.Turner)所说：“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学科得以创立，是用以解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封建土地体制的衰退以及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这一进程。”因此，由现代性社会转型而奠基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典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问题意识及理论解释框架。“现代社会学的形成 #0; #0;独特研究领域的界定、研究主题的形成和适用方法论的发展 #0; #0;是以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分析、给予秩序、为社会生活管理提供有关社会技术和对社会发展进行理性控制为目的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勾联，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作过深入的分析。他强调，“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社会学》一书中，他甚至把社会学界定为“对现代性的研究”。在吉登斯看来，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把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以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制度性诊断，都倾向于以单一的变化动力来解释现代性的特征。例如马克思认为，塑造现代世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现代性的永不静止的、流动的特征被解释成投资 #0; #0;利润 #0; #0;投资这样循环的结果。而涂尔干则主要从工业主义的影响来探索现代制度的特征，认为工业社会中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竞争这一边缘的、暂时的特征，而是来自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现代社会的特征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化的秩序。而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机制和雇佣劳动的商品化，更主要的内容是指在技术和人类活动中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的“合理化”。其次，在经典社会学话语中，“社会”这一概念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经典社会学将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这一概念。社会学家尤其是受涂尔干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都试图把社会概念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将与现代性相勾联的“社会”概念视为社会学的内涵，从而把社会学被视为一门与现代社会有内在勾联，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概念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被界定为具有自身内部统一性的体系，而对这一体系展开的某些理论解释，正是以对社会的这种理解为基础的。例如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观点，社会学最重要的目标是解决“秩序问题”，因为秩序问题是解释现代社会系统界限的关键。第三，吉登斯强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社会学在知识形态上与现代性特征也密切相关。经典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看成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通性知识，并且如同自然科学提供了关于自然界的信息一样，社会学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人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预测、控制和干预社会生活。 毫无疑问，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针对现代性问题所构建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分析架构与研究方法，能够比较恰当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理性（工具理性）特征。然而，由于社会本身的变迁，在今天，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相脱离。因此，建构一种贴切当今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例如，近年来德国社会学界在对“社会学在今日何为（WozuheutenochSoziologie）”问题的讨论与反思中，对经典社会学理解当今社会生活及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了颇多质疑。在《失去根基的学科：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吗？》一文中，德特林（DarnfriedDettling）指出，今日西方社会由于个人化 #0; #0;即个人从社会条件如阶级与阶层、性别角色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及全球化 #0; #0;即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跨国家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因素对传统社会生存界限的颠覆，已导致社会逐渐丧失了影响个人生活方法与形式的决定力量。德特林强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传统上所定义的社会，只剩下单独的个人，而他们早已不再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活动。”既然社会学已失去其研究的对象 #0; #0;社会，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社会学吗？有许多德国社会学家认为，今天先进的西欧工业化社会在社会结构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生的上述重大改变，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经典社会学研究中通往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三项内容，在面对当今社会生活时，其解释力已十分有限，仅仅通过对这三项内容的研究，已无法清楚地描绘当今社会的结构，掌握其文化特征，说明其权力斗争。正如贝克（UlrichBeck）所说，如同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在20世纪，现代化使人类再一次从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挣脱出来，建立起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即更多的非工作（休闲）时间、更富裕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更频繁的社会流动。对当今社会而言，已经不是阶级冲突，而是上述生活选项逐渐成为社会冲突的第一导火线。换言之，由于生活形式的多元化与个人化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经典社会学已面临一种强烈的挑战。经典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阶级、阶层已无法完全解释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新社会形态、现象与问题，其社会分析架构对现代社会多变与异质的特征已失去充分掌握与解释的能力。例如，经典社会学中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及韦伯对科层组织等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探讨当时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存在状态。在今日社会生活形式逐步多元化与个人化的趋势下，经典社会学的这一理论分析架构是否仍有掌握现代社会生活脉络的解释力，已经变成一个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对经典社会学范式构成基本挑战的社会事实中，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互联网的勃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经济技术影响与科学文化意义的社会事件。互联网不仅为当今人们提供了交往与传播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媒介，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的平台，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整体性转型与重构。互联网在目前已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冲击还将继续存在与扩展。具体地说，互联网对社会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上述德特林所说的当今社会的个人化与全球化趋向。一方面，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对被动变得更为主动。在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历程基本上是由社会及家庭给定的，而在网络世界中，“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个人有可能从既定的社会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中解放出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所有行为将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平台，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趋势，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变数，从而使不同区域的人们有可能摆脱可口可乐式的全球化进程。所有这些，对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验。换言之，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工业时代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因此，相对于经典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互联网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概念。对于互联网的这种革命性意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被不少西方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学理上的探索。例如贝尔（DanielBell）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等理论概念，都试图揭示当今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意义。进入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互联网的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理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总之，由于当代社会在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形式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例如价值态度的变迁、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全球化与互联网的扩展等，经典社会学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正面临重大的挑战。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不少社会学家尝试用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向，取代或融合传统的社会学概念和思考方向，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目前，这一社会学范式转变的努力与尝试正方兴未艾。二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关键技术的突破与普及，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与重构，而互联网正是这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影响，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远为深刻，终我们的一生，互联网都将是崭新的东西。 互联网在社会层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与其独特的技术特性密切相关。因此，把握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对于在社会学层面上理解互联网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互联网的技术定义，“联合网络委员会”（FNC）在其1995年通过的一项关于“互联网定义”的决议中说： 联合委员会认为，下述语言反映了我们对“互联网”这个词的定义。“互联网”指的是全球性的信息系统 #0; #0;（1）通过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逻辑地链接在一起，这个地址是建立在“网络间协议”（IP）或今后其他协议的基础之上的。（2）可以通过“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协议或与“网络间协议”（IP）兼容的协议来进行通信。（3）可以让公共用户或者私人用户使用高水平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的。 按照这一定义，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是全球性的，而且这种全球性是有技术保证的。作为分布式网络，互联网在技术层面上不存在中央控制问题。其次，互联网的每一台主机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以确定主机在全球性网络中的联结点。再次，这些主机必须按照共同的规则（协议）联结在一起。正是互联网的这些技术特征，使互联网成为一次崭新的技术革命。 首先，互联网技术革命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互联网最大的优势是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有效地打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壁垒。无论人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就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文字、声音、图像把自己与他人相联结，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空间。而互联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完全依赖于其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所谓数字化，简单地说，就是将各种复杂多变的信息，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为这些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模型，最后转变为一系列计算机可以识别的二进制代码。与现实世界不同，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一切都是以有规律的数字0和1来代表的，互联网上的所有信息，归根到底都是“数字信息”。数字化对于互联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凭借数字化技术，互联网拓展了信息贮存和传播的空间，从而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媒体。而网络化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集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为一体，供网上用户进行资源共享、信息交换。网络化所形成的信息高速公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将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 其次，互联网技术革命亦推进了个人化进程。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无限的，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其选择也将是无限的、主动的和个性化的，而这正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有人甚至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趋向，将是不断走向以用户为中心，以个人主页为中心。“通过个人主页构成网络，在连成一体的网络世界中，每个拥有个人主页的个体将成为自己所拥有文化的解读者，都向全球输出他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他对制度体系的认识、他所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达到这个层面时，……个体间的交互式对话将真正取而代之。……人与人沟通、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共容将成为可能。”在互联网上，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识和资源，而且可以成为其中有鲜明个性和独特价值的一部分，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才华，从而使自己有更多的被别人了解的机会，也有更多的帮助别人的机会，更多的施展自己特长的机会，更多的与别人合作的机会，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机会。 互联网的上述技术特征，表明互联网是另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因此它也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如电的发明，印刷、电话的普及一样，改变和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在社会层面上的结构变革与转型。因此从本质上说，互联网作为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也必然表现为一场社会革命，“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技术革命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一场知识革命。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革命引发的范式转移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娱乐和从事许多其他活动的方式。要准确地解读信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它已构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即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的价值系统，甚至是我们的家庭体系，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的工作。”互联网的这种社会后果，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将会不断地增强。可以预见，随着人类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互联网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在21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以及信息传播模式，都会因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而改变，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现存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与重塑。这种改变与重塑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凸现对人类生存方式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互联网作为计算机信息和通讯资源的综合体，并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或者一个特定的计算机资源，而是一种将计算机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因此，互联网并不是一个物质的或有形的实体，而是一个无形的虚拟空间，一个无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介，它能将全世界的人、组织、机构、政府、企业等联结在一起，使用户通过远程登陆，查询和共享数字化信息，并进行网上讨论，电子出版，信息，发送电子邮件等。这意味着互联网最基本的意义在于链接。在互联网这一借助链接而建构的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ies）或虚拟社会（VirtualSociety）中，人们确立各种虚拟身份，建立各种与现实社区中的关系不同的虚拟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的自由空间。这些网络虚拟空间，包括像BBS或Newsgroup这样允许人们随时访问并给予反馈的虚拟空间，以及像IRC或Netmeeting这样的允许人们像在现实中面对面交流那样进行虚拟空间中同步交流的虚拟空间，甚至像真实社区那样的虚拟社区 #0; #0;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免费的电子空间建立自己的个人主页，结果像在真实社区中那样，有着相同兴趣的人因其相互之间强烈的认同感而住在一起，进行相互交流与互动。因此，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并不意味着虚幻和容易破灭。网络虚拟空间虽然是由纯粹的数字、数据、图表或各种表征现实世界的信息组成的，不存在有形的物质实体和有生命的个人，但由于它同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网络空间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又都是真实的，是一种虚拟的真实。 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络使用者，通常都以ID账号或匿名出现，个人可以隐匿部分甚至全部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份。多媒体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面具，网民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一个甚至几个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个人因此丝毫不用担心其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和生活会对其在真实世界中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不同，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的角色扮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那些在现实中人们无法改变的天赋角色，如家庭出身、性别、外貌等，在互联网世界中却可以被轻易改变。互联网的这种匿名特征，使人们在网上有一种摆脱压抑、无拘无束的感觉。网民可以一方面始终处在隐密的私人空间之中，而另一方面，却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塑造出一个有别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人格认同，扮演各种角色与身份，在虚拟社区这一公共领域中与他人进行互动，以展示一个在真实世界中无法展示的自我。这时，网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与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之中， 自由和开放是互联网的精髓所在，“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在于，它不是为某一种需求设计的，而是一种可以接受任何新的需求的总的基础结构。”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从在BBS、IRC或Newsgroup上发帖子，到申请自己的讨论区，再到建设自己的网页、网站，这一过程很少受权威意识形态的钳制，在这里，除了技术层面的规范之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时，网络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松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模式，任何信息可能来自任何节点，只有网站管理者对其网站的内容进行管理，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规范与控制网络，亦使互联网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三 我们认为，网络社会学作为一种回应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上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与重构的新知识形态，应该有其有别于经典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范式。在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应该在如何理解与解释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因为迄今为止，社会学家对于网络虚拟空间所做的社会学思考，基本上没有摆脱破碎片断的局限，尚未形成系统整体的研究，因此，将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心，放在针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建构一套有深厚理论思考作支撑的概念命题系统上，以克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支离破碎的方式，是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突破的重心所在。这一突破的社会学后果，可能是一种全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具体地说，这种基于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新理论范式，其研究范围和问题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一些主题：（1）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特性及其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领域？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网民与生活在传统社区中的人们有什么区别？网络空间的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等等。（2）对网络空间所特有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中的信用与风险问题、网络中的青少年保护问题、网络安全与控制问题、网络综合症问题、网恋问题、网络病毒问题、网络色情问题、网络黑客问题、网络中的知识与权力问题等。（3）网络虚拟社会生活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在21世纪，网络将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空间，但是，无论网络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网络作为一个人造的虚拟世界，始终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代替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所以，网络社会学研究也应该考察人们在网上的社会生活将会对现实社会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与现实社会空间相比，网络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是什么？网络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必须首先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网络空间的特性，本尼迪克特（M.Benedikt）认为，“全球网络化，由计算机支持、由计算机进入和由计算机产生，是多维度的、人造的或‘虚拟’的真实。它是真实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是一个窗口；它是虚拟的，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物质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是由纯粹的数据或信息组成的。”也就是说，网络空间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拟空间。而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网络空间的这一虚拟特性所造成和决定的。与传统的社会空间不同，网络空间是一种没有时空边界、没有身份、没有家庭和阶层等社会背景的虚拟社区。在这一虚拟社区中，社会成员没有身份（阶层、组织、群体）的差别和限制，经典社会学用以划分阶层的财富、学历、地位等概念也因此在网络世界中失去了作用。 对于这一新崛起的网络社会的性质，曼纽尔·卡斯特尔（M.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塑着今日社会的基本结构。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引导着社会的再结构化，从而改变了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历史时代，可以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网络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社会结构与形态。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的节点，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今日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节点通过网络联接而成的网络社会。这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而这种网络化逻辑的不断扩散，必然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以及人们在网络中的在场和缺席，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动态关系。网络社会的凸现，意味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 我们以为，由互联网所营造的这种新社会空间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验的变化，首先体现在随互联网兴起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特殊社会群体 #0; #0;网民身上。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农民，工业社会的基础是市民，那么，网民就是网络社会的基础。网民并不是简单的电脑使用者，而是电脑使用者通过链接而形成的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社群。其成员在网络社区如BBS、IRC、Newsgroup中相互交流、沟通情感、传递信息。与人们在传统社区中的交往不同，网民在互联网中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联结和组织起来的，这彻底改变了传统工业社会从中央核心向边缘的信息传播模式与人际互动模式。在互联网中，即使处于最边缘、最底层的人，也可以同网络中其他人一样，有同等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也都处在一种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同时，与工业社会的市民不同，网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网民就是世界公民，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群体，他们超越了地域、民族和文化的限制，从而使麦克卢汉（M.McLuhan）所说的“地球村（GloblVillage）”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社会学来说，网民这一全新社会群体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互联网在连接计算机的同时，也连接了使用计算机的人，而一旦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使用计算机的人连接起来，计算机网络就变成了社会网络。与传统的社会网络相比，在这种因计算机联网所形成的虚拟社会网络中，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网络虚拟空间的一个重要社会学问题，是互联网对人际沟通模式的改变。互联网的兴起，对于人际交往来说，是一场科技结合心理的革命。今天，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把自己的家建设成为人际交往的天堂，从而使人际沟通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一个新的层面。例如，互联网给人们的沟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进行生产和消费等日常活动，足不出户就能办公、购物、交往等等。茧居族（Cocoons）、SOHO族（SmallOfficeHomeOffice）、电子隐士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生动表现。同时，由于网络人际沟通完全依靠互联网络传达，因而在真实世界面对面交往时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关键因素，如表情、语调、身体语言等，在网络人际交往中不再起任何作用，因此相对于日常的人际沟通，网络人际沟通显得更少限制、更多自由、更多创意，而且相对而言，网络空间中的去中心化交往，也使网络人际交往显得更为平等，更少群体压力。但与此同时，网络人际沟通也可能导致人们对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使人变得更为退缩，甚至造成网络幽闭症的出现，进而发展出网络人际交往中的攻击行为。因此，互联网在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之间关系的疏离，并有可能因此损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面对面的交往，使个人从真实世界中彻底隐退。 互联网的兴起，还重塑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由于互联网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网民在网络之中的交往能以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方式进行，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组织模式。在这种没有中心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模式中，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完全是开放和发散式的，任何人都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差别而平等地获得信息，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等等的差别而平等地交往。因此，这种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压制，超越了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信息、地位差距，从而有可能使人们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上重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个人能够完全平等地享有信息与权力，并由此导致一种新型、高效和有高应变能力的组织产生。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必然会向积极的一面发展，实际上，这种新的组织方式也为更高效的犯罪提供了可能，从而使得某些有组织的集体或突发事件的出现更难控制和预防。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在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网络本身的社会问题，也包括网络对现实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例如，互联网使网络的关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隐藏在可执行程序或数据文件中的具有自我复制和传播能力的计算机病毒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便是一例。计算机病毒从开始传播到导致整个网络被感染，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它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显然具有与现实社会极不相同的特点。据统计，在已经上网的用户中，有大约80%的用户受到过来自互联网上的病毒攻击。自从1988年11月第1例计算机病毒 #0; #0;莫里斯蠕虫在有6000台计算机联网的ARPA网被发现以来，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计算机病毒大约有25500余种之多，可以说，计算机病毒已经成为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又如，随互联网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网络犯罪，与发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犯罪现象相比，亦有其新的特征。由于互联网的高度匿名性，使个人在安全的私人空间就可以进行或参与在真实世界中限于各种条件而不易进行的犯罪活动。目前，比较典型的网络犯罪如网络盗窃、网络诈骗、破坏网络数据、网络洗钱等等，都已经对社会公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网络交流的高匿名性、高互动性、高隐蔽性使色情信息的传播变得极为便利。在网络空间中，色情信息的传播几乎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且个人通过互联网接触色情信息也极为方便和安全，这无形之中消除了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接触色情信息所必然会受到的各种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权威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道德感等），从而促进色情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色情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表现在色情信息的数量和种类繁多，更在于网民追逐和迷恋这些色情信息的狂热程度。 知识鸿沟的扩大也极有可能是我们在网络时代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P.Tichenor）、多诺霍（G.Donohue）和奥里恩（C.Olien）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设（knowledge-gaphypothesis）”，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按照这一假设，互联网的扩展，可能加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互联网是当今技术含量最高的信息媒体，它在知识传播上集多种传统传媒的优势于一身，具备可以处理海量信息、快速检索、双向交互、多媒体合一等优点。然而，昂贵的设施、价格不菲的上网费、不易理解并掌握的计算机知识，好像一座分水岭把社会大众一分为二：一方是媒介技术专家及高学历群体，而另一方则是普通大众。虽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每年都在增加，迄今已有2000多万用户，但调查结果显示，在目前中国，上网仍然是一种远离百姓的“贵族化”活动。例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1年1月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上网用户人数已达2250万。其中高中(中专)23.45%、大专28.97%、本科38.82%、硕士1.91%、博士0.41%，高中以下仅6.44%。月收入500元以下15.31%、501-1000元25.94%、1000-1500元15.81%、1501-2000元4.05%、2001-2500元4.05%、2501-3000元3.94%、3000元以上7.44%。用户地域分布处于前五位的是：北京12.39%、广东9.69%、上海8.97%、浙江6.62%、江苏5.43%。可见，目前中国的主流网民的基本特征是：文化程度较高、个人收入大多处于中高水平、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这一数据表明，起码在目前，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相反，互联网有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知识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互联网崛起所引发的新社会问题，显然远不止上述这些。它还有可能造成文化冲突、人际关系疏离、信息焦虑、网络沉溺、网络孤独、网络谣言扩散等问题，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调查，也应该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之，面对网络社会的新社会经验，调整和改变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当务之急。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所说：“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首先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向社会发问的方式。这意味着，网络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范式。网络社会学范式的新，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相比，首先体现在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基点的社会学。经典社会学总是有一个关注的基点，以此作为社会学思考及理论建构的立足点。例如经典社会学的叙事模式常常以理性作为其叙事的基点，以社会作为其知识架构的立足点。与此不同，网络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基本事实是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由于网络社会学把其理论架构建立在对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认识之上，因此在网络社会学理论架构中，不可能有像经典社会学那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基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中心权威和中心话语的社会学，即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 摘要: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自觉地放弃对理论的追求、关怀和探索。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使社会学形成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按照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去“观世界”,并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图景”。理论具有三种特质:一是历史的兼容性,强调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强调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即理论来源于现实;三是巨大的逻辑展开性,强调理论具有一种逻辑之美[1]。英克尔斯曾谈到社会学研究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下的社会学家说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的是什么)。无论是哲学对理论特质的概括还是英克尔斯对社会学研究途径的概括,都强调了历史、当下和逻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明了建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历史代表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当下代表了面向现实、思考现实的重要性,逻辑强调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历史、当下和逻辑三方面来建构的理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给理论的定义是“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①;结构功能主义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级人物默顿(RobertK.Merton)指出“社会学理论是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2];科技哲学家罗纳德(Rich2ard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社会学家纽曼(W.LawrenceNeuman)也给出了对“社会理论”的定义:“社会理论是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体系。理论是思考社会世界的简单方法。人们经常创立关于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新理论”[3]。风笑天从社会调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4]。从以上对理论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理论的特点是可以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也看到了理论形成的两种过程,一种是理论建构,另一种是理论检验。对照华莱士的“科学环”,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科学环”的左半圆,其过程是:观察(具体的个别的资料)经验概括(共性归纳)理论;而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检验过程是“科学环”的右半圆,其过程是:理论提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假设检验证实或证伪假设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过程在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实地研究中使用较多,理论检验则在社会统计调查中使用较多。社会学理论是直面经验事实的,这是社会学这门脱胎于哲学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所在。 以上我们界定了什么是理论及理论的形成过程,那么理论对社会学研究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构成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概念,所以理论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套概念系统,在专业学习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作“专业术语”。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自然会引导社会学的研究人员用社会学概念来展开分析。这就是理论的第一个作用,理论有助于把研究者引入社会学的视野中来,也就是有助于形成社会学的特定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 第二,社会学理论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身份的标识,也就是说,是否具有社会学理论前提是该研究是不是“社会学研究”的标志。很多学者都在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重要性。社会调查如果放弃了理论前提,这样的调查就只能停留在日常观察的水平上,和民意测验、市场调查没有任何分别,从而陷入“通俗化”的境地。 第三,过往的理论会启发研究者去思考,构成研究者思想的火花。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启发”。过往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撞击出了研究者思想的火花。 第四,理论可以提供研究的解释。理论除了把研究者引入了社会学的视野中并指导其研究的方向,还为研究提供了解释的视角。笔者在2004年对滇东农村的“过密化③”现象进行了研究,关注滇东农村呈现出和人口大量外流的主流人口流动形式不同的人口流动现状,即“过密化”。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从“推拉理论”引出的第三股力量———以“乡土性”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吸附力“规范”着农民的行为方式。传统推拉理论对滇东人口流动形式缺乏解释力,因为从当地人地关系紧张、生活水平低下的现状来看,如果依据“推拉理论”来进行解释的话,宏图村的人口流动应该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极富活力,这样才合乎逻辑。所以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宏图村的人口流动状况之所以和主流的人口流动状况不同,“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显然被另外一股力量所“中和”。这股力量显然要大于至少是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所必需的“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这股力量正是以乡土性④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一股强大“吸附力”。二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过密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选择。像宏图村一样的传统农村,农民在考虑是选择在家种地还是外出打工时,他们遵循的并不是“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风险最小”(代价最小化)。而实际上,无论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还是“代价最小化”,这其中包含着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基于生活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被称为“生存理性选择”。三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大量外流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的形成,先前外出的农民工以个体或集合体为单位形成一个又一个网络接点,为后来想出去务工的农民提供了信息的支持。宏图村外出打工的很少,即社会支持网还未形成,或者说,只是处于雏形阶段,接点太少使个人获得信息的关系支持只是简单的直线型的,还未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社会支持网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农民流动速度过慢甚至是停滞[5]。 总之,就像哲学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观世界”的世界观一样,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学观”,用这种“社会学观”去“观社会”,形成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图景”。 二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 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以为只要进行经验观察和描述事实就是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和忽视理论概括。郑杭生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这种社会学被限定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的范围之内。造成中国社会学现象的现状是: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6]。 社会调查领域,对理论的忽视更为明显,由于社会调查要直面经验的社会事实,似乎对看到的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就是社会调查的全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刘少杰考察了1988～1998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31篇社会调查报告,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29%,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56%,这种明显的差别,揭示了大陆社会调查对理论前提的忽视程度。刘少杰进一步指出,从这些社会调查报告来看,有无理论前提讨论所显示的水平高低差别很大。具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不仅主题鲜明、概念明确、指标具体、讨论逻辑清晰,而且所得结论也达到较高的理论概括程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相反,那些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无非是些直观的、简单的现象描述,其意义至多不过是为他人开展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浅的材料。这样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触及不到深层的社会问题。最后他指出,《社会学研究》11年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和存在状况[7]。应该说,像刘少杰描述的这些情况,在中国社会学界还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时候秉承了实证社会学经验性的特点,而忽略了实证社会学也有理论前提的需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科学贫困”的问题,即中国的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在功利性的科研评价机制面前,很多研究人员为了使科研数量达到相关要求,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简单拼凑而成的。为了满足研究人员职称评定的需求,大量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山寨”期刊,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需要缴纳版面费的。很多刊物不管文章如何只要交钱就给发,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声誉”,也是对人类探求科学精神的亵渎。论文剽窃现象也屡见不鲜。文军曾借用布迪厄场域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存在“失范现象”,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谈论社会问题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认识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8]。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理论前提缺失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简单的社会现象统计报告的撰写,有“科学贫困”,也有社会学学术场域的失范现象。这些因素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社会学如何理论自觉? 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社会学实践认识的一种正确态度以及社会学者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9]。实际上包括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反思、理论选择和理论建构不同层次的自觉。 首先是理论学习的自觉,要自觉地学习过往社会学家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弄清楚原作者说了些什么,即所谓的“原谓”⑤,这也是我们强调的要面向文本,多看书。对已有社会学文本的学习是我们社会学入门的第一步。 其次是理论研究的自觉,毕竟原作者所说的只是他“思想”的“语言”的表达,如果是看翻译的著作,又经过了别人“语言”的二次表达。所以我们了解了原作者所说的之后,还要分析“原作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谓”)、“原作者可能说了些什么”(“蕴谓”)以及“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当谓”)。转第三是理论反思的自觉。在哲学那里,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所谓的反思思想;社会学的理论反思相应就是社会学理论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强调社会学理论对自身的反思。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创立了“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叫做“反思社会学”。其中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最有代表性。因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特征:从反思的主体看,反思社会学主体既是研究者的个人又是由研究者组成的学科共同体,“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10]。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11]。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要巩固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社会学反思两个基本效应上,一个是科学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社会学反思自身,有助于增强这门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学科地位,从而维护社会学的科学性。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其次,社会学对自身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总之,社会学要不断自觉地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并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语言符号,才能确立、维护自己的科学地位和政治功能。社会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更应该是一个具有理论自觉的学科。 第四是理论选择的自觉。在众多的社会理论中,社会学研究者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选择合适的理论进行本土社会学研究,所以理论选择的自觉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自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必须立足于本土情景,选择适合即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寻找理论前提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伦理至上社会,伦理的温情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强关系”⑥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研究,不仅要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特征,还不能忽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性因素。就像刘少杰所说的那样,在思考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时,应该超出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关注到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解论、福柯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等等社会学理论。因为这些社会学理论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分别在思维方式、展开形式和价值原则等方面作出了深入思考,不仅有补于网络结构理论的局限,而且更切近中国社会现实[12]。这实际上是告诉社会学的研究者,不仅要有重视理论的自觉,还要有理论选择的自觉。 最后是理论建构的自觉,把已选择的理论和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建构新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在现实的指导下对原作者的意思进行修正、扬弃和创新(即“实谓”)。中国社会学必须把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既面向文本又面向现实,最终建构起真正的中国社会学理论。 在郑杭生看来,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都表现出诸多不足,如对本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国外社会学理论的挖掘、评价和总结做得都不够[13]。因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和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学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形成一种理论品质,并结合本土情境不断反思自身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反思自身的语言符号,反思社会学场域中的各种“失范”现象。社会学应当成为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探究 摘要：西方的新社会经济学对经济市场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为了描述经济市场的运作机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目前，我国对经济市场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国外经济市场的研究成果，其会对我国市场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分析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总结新经济社会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并且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作者:刘婷婷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越轨社会学理论的思考 一、问题学生的形成：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越轨社会学理论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解释越轨现象，可是由于研究者视角、关注点等的不同，相关学者对于越轨现象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越轨社会学理论阵营里具有多种理论，如标签理论、文化冲突理论、失范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决定了其解释的立场与角度，对于“问题学生”的成因有着不同的思考。在对“问题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问题学生”的成因所在。 （一）标签理论的基本观点 标签理论是出现于20世纪中期，解释犯罪行为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它认为，个体越轨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社会贴标签的结果。为了较好地说明这一观点，标签理论将人的偏差行为分为“初级偏差行为”和“次级偏差行为”两类。对于越轨者而言，初级偏差行为可能是临时的、无意识的行为，而次级偏差行为则是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在初级偏差行为发展到次级偏差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判定（贴标签）是一个关键节点。具体言之，当社会给个体的初级偏差行为贴上“越轨”的标签时，个体会形成一种新的自我期待和行为方式，按照标签的内容重构自己的形象。此时，初级偏差行为转变为次级偏差行为，个体的越轨行为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依据标签理论的观点，我们认为，个体成为职业越轨者需要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一是既定标签的存在。即，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种种描述越轨行为的“标签”，如“盗窃”。二是社会中的他人发现或者察觉到越轨者的越轨行为，如个体偶然的盗窃行为被人发现。三是他人（尤其是越轨者的重要他人）为越轨者贴上相应的标签。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个体逐渐认可并内化标签所赋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慢慢地发展成为一名职业越轨者。在这个理论看来，问题学生之所以出现，是别人张贴“标签”的结果。 （二）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 文化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差异是引起社会越轨的重要原因。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存在着类型多样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较为独特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被一个文化群体所接受的行为对另外一个群体来说极有可能是越轨行为。电影《刮痧》就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点。“刮痧”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手法，为我们所认可。但是，当身处美国的中国成年人用这种手法为孩子治病时，其却被界定为一种虐待孩子的行为，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一种明显的“越轨”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越轨是文化界定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文化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塞林（T.Selin）区分了两种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与横向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时期的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是指同一时期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具体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方面，受教育者的一些越轨行为一般是由纵向文化冲突造成的。这是由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对于一些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理解也就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教师处于较为强势的位置，其往往将学生的行为界定为“越轨”，例如，在教师看来，学生染发就是一种越轨行为。此外，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纵向文化冲突也有可能造成学生的越轨。如，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使教师将学生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越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学生”的出现是由文化界定造成的。 （三）失范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学先驱爱弥尔•涂尔干将失范一词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他用失范描述这样一种状态：社会规范和价值相互矛盾、冲突或者社会规范与价值相对脆弱，个人与社会都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很容易出现越轨行为。这是由于：此时的社会处于价值真空或者价值混乱时期，社会规范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这个社会中，个体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缺乏有效的价值引导与行为指导。按照历史性与共时性的维度，我们可以将社会失范分为纵向失范与横向失范两个类型。所谓纵向失范，指的是社会中既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中缺乏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正如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所谓横向失范，是指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与冲突，处于这些系统中的个体缺乏一个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具体到学生身上而言，就是家庭价值体系、学校价值体系、社会价值体系两两冲突，或者三者都有所差异。在道德教育过程中，5+2≤0现象的出现与此具有莫大的关系。由此看来，不同环境中价值规范的冲突导致了问题学生的出现。 （四）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控制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假设。一是个体天生具有利己与反社会的倾向，从人的天性出发，反抗是一种正常现象；二是人们对于法律与道德规范是非常清楚的，人们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否发生了越轨行为。基于这两个假设，越轨理论指出，社会中之所以存在着越轨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个体的控制与约束不足。换言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出现越轨行为，是因为我们受到一些关键社会纽带的控制与束缚。而在越轨者那里，这些关键纽带呈软弱状态。一般而言，这些关键社会纽带主要包括“附属”“承诺”“参与”等。“附属”是指个体依附于其他个体，如父母、教师、朋友等；“承诺”则是指个体为一些传统、正规的目标工作，如学生为了考上大学而辛苦的学习；“参与”指的是个体积极的参加社会的常规活动，如学生积极主动的参加学校、班级中的活动。在这些社会纽带强有力的束缚与控制中，个体能够较为有效地抵制越轨诱惑，控制自己的越轨冲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越轨行为的出现。从这个理论观点来看，学校中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学生”，主要是社会纽带控制不足造成的。 二、问题学生的德育：来自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启示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学生道德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个体。即，学生道德品质如何，主要受到个体的影响。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比较强调“修身”“内省”等教育方式。而越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则告诉我们：学生道德品质如何，并不仅仅取决于学生个体，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言之，在培养学生的德性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学生自律、自觉，还要考虑学生生活的环境、与学生互动的个体等因素。因此，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我们需要经历一个从学生道德到外部环境的视角转换，这是越轨社会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方法论启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努力。 （一）留意学生的道德表现，并及时加以强化 在日常的道德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应该随时留意学生的各种道德表现，并运用适当的标签强化这些已经出现的行为。总的来说，在促进学生道德成长的过程中，教育者应该有“贴标签”的意识。即，给学生一些临时性、随意性的道德行为贴上道德的标签，促进其道德行为的长久化、固定化。比如，当发现学生帮助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应及时的将“助人为乐”的标签赋予学生。具体而言，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需要准备大量的“标签”。标签的存在是贴标签行为发生的前提，因而教育者应该备有丰富多样的标签。这是由于：标签的内容越是细致、越是具体，其对学生的影响也就越个性化、越深化。这提醒我们，在日常的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仅需要准备一些较为概括性的标签，如“好孩子”，还要准备一些较为具体的标签，如“诚实”“勇敢”“自信”等。其次，教育者需要时刻关注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现，随时发现学生的道德闪光点。为了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就需要关注学生的整体生活。例如，教师不能仅注意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还要留意其在课堂之外甚至学校之外的表现。第三，教育者适时的将标签贴在学生身上。在这里，教育者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贴标签的时机，在发现学生的道德行为之后，教育者应该及时的发出贴标签行为。二是贴标签的主体。在给学生贴标签时，教育者应该尽量寻找学生的“重要他人”，即学生较为信服的人，这样能够形成更好的结果。 （二）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并积极地与受教育者开展对话 文化冲突理论凸显了越轨行为的文化特质，揭示出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文化性。这给我们的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二是与受教育者展开积极的对话。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此举能够有效地增强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第一，教育者应该全面、深入地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对于道德教育而言，教育者了解受教者的文化，主要是了解适合于受教育者文化的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行为模式。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模式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道德观念有所更新。例如，几十年前，男女生交往过密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在今天，其却被视为一种正常的交往现象。另一方面，道德行为模式有所变化。何谓尊重教师能够较为明显的体现这一点。数十年前，尊重教师意味着对老师言听计从，甚至是唯唯诺诺。当下，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讨论甚至是争论，对于学生而言，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尊重教师。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学生的行为表现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价值理念有很大部分与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价值是一致的”。因此，在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时，教育者应该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深入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第二，受教育者应该与教育者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开展对话，有利于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消除可能产生的矛盾与误会。在对话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在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尊重对方言说的权利。自己无论是否欢迎、赞成，都要允许对方表达出来。二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平等的地位。在对话的过程中，各种观点的价值、意义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其地位却是平等的。因此，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教育者，切不可用自己的话语来裁剪受教育者的话语，影响对话的正常进行。 （三）建设统一的价值体系，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 失范理论强调了价值体系统一对于受教育者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重要性。因此，该理论对于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启示就是形成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以努力。从纵向上讲，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统一的价值体系就是指整个社会较为认可的，同时能够指导社会成员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如提出核心价值观念，并对这些价值进行阐释等工作，也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努力。社会中的个体需要接受、践行这些价值观念，并对其他社会成员加以督促，从行动上推进统一价值体系的建立。通过这些途径，我们才能为受教育者提供一个有规范、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从横向上讲，我们需要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一般而言，受教育者生活于家庭、学校与社会三个场域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打通这三个生活场域。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家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家校价值观念的统一。面对社会，家庭与学校既不能孤傲的保持理想主义，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制。家长或教师应该让受教育者了解社会现实，让学生知晓如何道德的处理真实社会事件，提高家校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生活的一致性。 （四）加强正向的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的社会纽带 通过对于社会控制理论的描述可知，按照性质划分，社会纽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正向社会纽带与负向社会纽带。为了促进受教育者的道德成长，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纽带，教育者可以分门别类的对待。第一，教育者需要加强个体的正向社会纽带。教育者加强受教育正向的社会纽带，就是将学生更多地束缚在正常的社会群体与社会规范中，让学生习得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注意。首先，教育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与魅力，尽量成为受教育者的“依附者”；其次，教育者应该不断探讨新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树立较为正规的目标；最后，学校或者教育者可以开展具有吸引力的活动，让受教育者不断地参与到正常群体的活动中。第二，教育者应该消解个体的负向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社会纽带，就是将受教育者从社会不认可的价值观念或行为方式中释放出来，避免其对于受教育者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同样可以从“附属”“承诺”“参与”这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受教育者与越轨者的接触，减轻对于越轨者的依附；其次，通过对于一些消极社会目标的分析，教育者可以促使受教育者放弃一些不为社会认可的目标；最后，教育者需要为受教育者划定一些边界，控制学生对于一些社会活动的参与。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基本上不可能是万能良药，其仅仅是为我们思考相关事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同时我们也确信，当用多种理论关照一件事情时，我们也会获得相对更为全面的认识。因此，本文阐释了多种越轨社会学理论对于道德教育的启示，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分析越轨现象还是进行道德教育，人们所思考的基本上是：个体的某些思想观念或者行为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关越轨现象的相关理论有助于教育者思考道德教育工作的改善，因此我们需要对二者的关系予以关注。 作者：孔祥渊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社会学理论论文:庞德的法社会学理论概述 摘要:罗斯科•庞德(RoscoePound，1870－1964)，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法社会学的领导者，也是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是美国法社会学发展历史中不可一世的领军人物，生前曾在内布拉斯加州担任律师，并在植物学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期辗转多处，并于1916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为其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充裕的时间，但是他个人雄厚的知识底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其成功必不可少的品质基础。 关键词:法社会学;社会控制;普通法;法律至上;遵循先例 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庞德在继承了霍姆斯法学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之后，将法律视为一种手段，即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庞德的观点之下，法律是一种工具，其所关注的是在法律制度，律令和准则控制之下所具有的社会效果。法律概念是因目而生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服务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在庞德的著作中，其将法律的性质定义为其为发达社会中的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而此种社会控制形式则是将在司法和行政中适用的权威性律令体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理想的引导下，运用权威性技术进行适用。而后期构建的法律理想始终是与实际的法律观念一脉相承的，法律理想作为法律秩序将要达到的目的，在实际的法律秩序行程中起引航作用，鉴于此，庞德将已经成熟的法律体系的发展进程分为六个阶段:(一)将法律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为唯一目的的阶段定义为原始法阶段。此阶段为法律秩序提供了和平规制社会这一理念，与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这一目的相辅相成，引导着原始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治安中发挥作用。(二)将以法律救济适用中的确定性作为法律秩序所追求的首要目的的阶段视为严格法阶段。此一阶段追求以法律救济作为手段以获得社会安全这一目的。(三)将以强制实施义务来符合伦理行为的善良道德规范为目的的法律阶段称为衡平法与自然法阶段。期间，伦理行为和善良道德规范是目的，而强制实施义务则作为手段，目的引导手段，手段以目的作为引导和航向，共同塑造了这一经由理性而达至善良的法律秩序。(四)在走过了上述(2)和(3)阶段以后，法律秩序在融合了严格法的稳定和衡平法与自然法的灵活之后，顺其自然，一路发展达至法律成熟阶段，即通过维护权利，以确保机会平等和取得物的安全，至此才彻底构建了个人权利的观念。(五)在后期面对有限的资源和无尽的人类需求的时候，为规制无节制的索取、减少浪费以及在度过合理利用资源中的重重阻碍，庞德提出了法律社会化阶段，而此阶段法律秩序的目的也就是用有限资源满足无尽的人类需求，最终实现少浪费，有规律索取的合理化配置。(六)在法律秩序走过以上几个阶段之后，法学家的迫切任务将是调解地方立法与世界普遍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面对正在发生的实践和现实时，法学家的一项急迫而且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因此便有了世界法阶段，这一阶段是融合了理性和目的的情况下，追求获得立法手段来制定强制实施规则的政治理念的让步，将理性适用于司法发现这一进步理念扶上舞台。综上所述，以上六个成熟法律发展阶段的划分和进步趋势，都是以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和社会环境为依托，在建构此种阶段的法律理想和预计达到的目的的引领下，为服务于当前的社会实践和现实，将法律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社会控制，在此种大背景之下，主张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都应当服务于它们所依从的社会目的。 二、普通法的精神 《普通法的精神》是法社会学倡导者对这一学说精神实质的具体体现，庞德以此来呼吁我们将关注公共利益与关注个人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倡导在法律传统之中注入法律理想，而最为主要的是，法律的变化应该与新的社会情况的变化一脉相承，而不是仅仅侧重于法律或社会的某一个方面，追求社会或者是法律单方面发展的极致程度。除了以上几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普通法的精神之外，更为关键的是，《普通法的精神》给我们现在的中国法学者带来一种思考，庞德作为一代宗师，以其非凡的手笔和精巧的思辨为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个时代社会制度之价值基础的普通法以其传统的精神维系着美国社会的价值秩序，而此种富有活力并坚忍不拔的英美普通法的精神，这也是我国当前的法律人才在为我们目前将法律原则变成卷帙浩繁的法律条文而感到骄傲之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距离建立作为社会制度价值基础的法律精神还有多远，我们在面对个案正义和制度正义的时候，是否还是无视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一味的以为朴素道义的摇旗呐喊来淹没维护制度正义的力量，我们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一)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的精神》中“精神”二字，作为一种人的意识和心理状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庞德在该文中毫不迟疑的将法律精神作为一个时代一切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意味着法律制度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是需要人们理性的捍卫遵守经过权威性制定并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法律精神的。在法律至上原则之下，没有经过人们的爱国情结、同情心和民族情结冲击之下的制度性例外，人们必须一致地，毫不迟疑的遵守法律的规定。这不是我们在现今时代，言论自由泛滥环境之下响彻于社会制度之中的一句完美主义的口号，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之中，代表我们普遍认可的主流意识的精神确认。于是，英国法官们和詹姆士一世在进行激烈论战之时所提出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普通法精神中永不磨灭的原则，它既是民众意识的高度集中和反映，也是打破统治者造法，专制立法的力量源泉。自此，我们以只奉行理性法律而不再屈服于个人专制权力和情感意志为准则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法律本身权威和我们普通个人、法官及法律学者甚至统治者在内对理性法律遵守和捍卫的价值基础。 (二)遵循先例原则 在普通法的精神中，与法律至上原则并驾齐驱的还有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在英美法的传统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和着普通法发展的步伐，从最初英国的法院惯例脱身而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法律制度。而遵循先例则将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某一案件时受到双重影响或约束，即:(1)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法官在已决案件中与此相似或相关的问题作出的判决所包含的原则或规则;(2)已有判决接受并遵循先例所确定的原则或规则。至此，遵循先例原则中包含着司法经验主义这一精神，这一由法学家或立法者提供资料而创生的司法经验主义将法律从19世纪的故步自封中解救出来，换言之，遵循先例原则崇尚的是理性判决，拒绝以武断的个人意志作为判决基础。但是，遵循先例原则和司法经验主义，并不是对法官自由裁量和司法造法的无情否定，因为无论我们多么想以审判职能的纯机械性理论去限制司法造法，它都是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的承认遵循先例原则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可估量性，然后追求在这原则指导下的合理范围内的确定和发展，这也是遵循先例原则在普通法中经得起考验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作为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以其身后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在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演进和完善。二者不仅是德国法律理念的代表，也是法律对上帝的正义和真理的探求，普通法的原理作为一种应用于经验的理性原理，体现了经验将为行为的标准和判决的原则提供最满意的基础。在普通法的精神中，法律并不由国王意志随意武断地创造，而是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法律经验以及专业技能的法律学者和法学家们在综合过去和现在已有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经验中发现的，这也是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的理论精髓和成功之处。 三、结语 以上这些理论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论调，但是法作为一种工具，要在其实践中大展拳脚则需要经得起千锤百炼和历史考验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而鉴于法律自身所需要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追求稳中求进，就不得不减少一夜之间调整我们法律体系之妄想而追求循规蹈矩的理性进步，减少因企图随意改变法律而带来的危险，于是，遵循先例原则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作者：魏艳红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下企业预算管理论述 1经济社会学对企业预算管理的作用 经济社会学实际上对企业的预算管理产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学指引企业的发展，企业预算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更是十分的关键，社会经济学当中强调理论和实践应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其的指引下可以使得企业的预算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作用下，企业预算管理更加重视的是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充分的考虑到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概预算计划，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经济社会学可以为企业的概预算提供强大的基础和依据，此外，其也开启了新的预算编制方式。 2基于经济社会学理论下加强我国企业预算管理的措施 2.1拓宽企业管理层，促进企业价值联动增长 在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下，财务行为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网络，在实际的工作中也将个人和团体的财务行为都归入到财务工作中，在整个网络内的人员都要监理非常强的大局观和整体观，在实际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保证企业和集体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将企业的概预算管理放在三个维度上去执行，将三个维度的管理工作充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得三者能够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从而也使得企业的概预算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企业价值的联动增长。 2.2重视个体、团体和企业预算管理的博弈 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博弈，但是社会经济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当前更加重视的是团体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将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概预算进行规划和设计，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企业概预算工作在机体权力中的制约和纵向配置的积极作用，在实际的工作中不远的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将个人成员退出的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计算，这样才能更好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更好的推动了企业的健康发展。此外，社会责任的压力是企业生产活动所要承担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压力，实际上，企业运行的过程中社会会给其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在企业运行或者是预算管理的过程中要将这些无形的资产变得更加有形化和物质化。 2.3改进企业预算管理的控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经常会打乱企业的长、短期战略目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否定现有的企业预算管理模式，应将完美实现计划，作为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随机应变，充分发挥预算控制能力作为关键要素，加以执行。 3结论 在经济理论的作用下，在企业发展和运行的过程中，应该将概预算管理由硬性控制，变成软性的控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还要处理好个人、集体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同时企业还应该在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科学的预算机制，让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使得企业可以更好的得以发展。 作者：龚开楠 单位：中共大庆市委党校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房地产价格高涨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摘 要： 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我国房价高涨的原因及治理对策。我国房价高涨虽然全国层面看泡沫不大，但京津沪等发达城市泡沫严重。房价高涨乃至形成泡沫的根源在于地租过高，直接原因是房地产业的行业利润过高吸引了社会资本的过度集中，资本虚拟化和银行的信贷支持则成为其加速器。房价高涨会产生严重的民生问题，泡沫破灭又会对实体经济带来灾难，因此降低地租和有比例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均衡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高涨；形成机制；政治经济学视角；地租 一、相关文献综述与问题的引出 房地产价格高涨及其泡沫问题是目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自2010年初至今我国房地产价格调控效果甚微。据天相投顾统计，2010年8月全国的商品房销售均价为4 430元/平米，到2011年8月则为5 196元/平米，涨幅达17.3%，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房价则上涨更快，有关我国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论也充斥着学术界、政府和媒体的视眼。根据资本定价理论，房地产的当前价格等于其未来收益的贴现值。但由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房地产的当前价格很难反映其市场价值，也就较难对泡沫作出识别和预警。难怪很多西方学者也承认：由于很难判断资产价格是由其基本面引起的还是由投机因素引起的，因而泡沫只有当它破灭后才能发现。国内相关文献主要用西方经济学原理来寻求我国房价高涨的原因。易宪容认为金融制度不完全性、效应的滞后性及利益的渗透性，金融交易制度安排的缺陷为我国房价波动的制度性根源，并认为信贷扩张过度是房价过快增长的主要原因 [1]。昌忠泽则指出信贷扩张、土地财政以及住房预售制度是中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三大根源，其中隐藏着巨大的双重风险：一方面导致财政风险加剧，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导致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并认为房地产业从长期来看不应该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加大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制度，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关系是抑制房价泡沫的可能途径[2]。周彬、杜两省认为土地财政必然推动房价持续上涨，从而降低居民个人的效用并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房价越高，地方政府的效用就越大，因而地方政府有推动房价上升的内在激励，给定土地财政现状，在地方政府互相竞争情况下，中央政府通过商业银行来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存在极大的困难[3]。 上述文献的不足之处是只从某一个角度来解释我国房价泡沫形成的原因，不能将影响房价高涨的因素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商品价值的研究作为其核心任务之一，尤其是对价值和价格的概念在理论上作了严格区分，加上其平均利润理论、地租理论及虚拟资本理论，构成了研究房地产泡沫的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因此，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来把握我国房地产泡沫的度量、判断房地产价格高涨的根源，对我们认识现实情况、把握政策方向、掌握投资力度，以及引导和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马克思关于“泡沫”的定义与解释 1.关于泡沫的定义。关于“泡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没有明确定义，最为经典的关于泡沫的定义要数《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泡沫状态”就是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徒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出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盈利的能力不感兴趣。随着涨价而来的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的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格是其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在垄断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形式表现为垄断价格，而垄断价格也不会脱离商品价值，也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4]47102，871。据此，可以将泡沫定义为商品价格对其价值的严重背离，泡沫的大小与其背离的程度成正比。 2.房地产价格的构成。房地产价值由房产和地产两部分构成。房产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地产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未经开垦的生地，没有经过人类的劳动，没有价值；二是经过人类开垦的熟地，具有价值。依据商品价值公式c+v+m，预付资本C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购买生产资料而支付的货币额c，属于不变资本；二是购买劳动力而支付的货币额v，属于可变资本。在房地产价格的构成中，不变资本主要由建筑材料和设备折旧构成，钢筋、水泥和装修材料等建材一次性转移到房价中，而用于盖房子的设备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以折旧的形式多次转移到房价中，不变资本不产生价值。马克思认为只有可变资本v才能创造剩余价值，按照产业分类，建筑业属于第二产业，房地产业属于第三产业，由此可以判断房地产价值由建筑工人创造，这里的建筑工人应是广义的，房地产的设计、建造、管理、营销等诸多劳动是否应归于可变资本范畴需要区别看待。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主要从增值资本角度和增加使用价值角度来看，前者是资本交换劳动，后者是生产物资产品或具有物资载体的非物质产品的劳动。从马克思“总体工人”的概念来看，“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须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按照此定义，建筑设计工人的劳动是生产工人劳动的向前延伸，尤其是建筑设计师的劳动属于创造性脑力劳动且能创造出更大的剩余价值，应被纳入到创造性物质产品的总劳动过程中，为资本增值服务，应算作生产性劳动。同样，房地产的管理人员也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而营销人员的劳动属于流通环节了，不属于生产性劳动[5]。 房价中的m部分为剩余价值，m/v则为剩余价值率，如果用m/（c+v）则变成了利润率，马克思认为由剩余价值率向利润率的转变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利润为预付资本的增值额，在货币形式上表现为生产资料价格、生产性劳动工资和利润。利润作为资金使用的回报，房地产企业也需要利润以维持资金流通和生产继续，其利润的计算应是平均利润，但不是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而是社会平均利润。房地产企业的定价是在平均利润的基础上加上一个行业超额利润，以此造成房价的虚高，再加之房地产业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从而更加剧了泡沫的产生。 3.我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度量。衡量房价是否有泡沫的思路之一是房价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一般认为房价收入比为H/In=1左右为房价的合理区间，11.5则为恶性泡沫。 注：ΔH为房价的增长率，H/In为房价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其中2011年的数据为前三季度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为天相投顾有限公司开发的金融数据库 我国2007～2011年房价增长率和泡沫的度量如表1。全国的房价增长率2007～2011年分别同比增长16.1%、6.4%、16.3%、8.1%和11.1%，除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0年我国房地产调控增幅有所放缓外，其余年均增长率均超过10%。全国的房价收入比则变化不大且在1上下波动，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全国的房价是比较合理的，不存在泡沫。我国4个直辖市的房价则差异性很大，京、津、沪三市均存在严重的房价泡沫，尤以上海、北京最为严重，且房价波动剧烈。房企与政府间存在多重博弈，在紧缩政策下，房企采取不降价的行动，而在宽松政策下，房企则加快房价的上涨。重庆的房价也在快速上涨，但还在合理的范围内，基本不存在泡沫。事实上在类似于重庆的二线城市，房企在近几年加快了涨价步伐和开发力度，尤其是在政府对一线城市加大宏观调控的背景下。 三、房地产泡沫产生的根本原因： 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 房地产业是地产业和房产业的总称，它作为一个统一的组合产业在国际上已成为惯例，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是始于资本主义社会。但人类对土地的使用自有人类就开始了，且人类文明的长足进步与土地密切相关，正如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后，商品经济和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使得国民经济的部门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土地和土地上建筑物也迅速商品化。房地产业不但成为与其他一切部门、行业并立的一个独立行业，而且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它甚至成为经济兴衰的关键，牵动着整个经济的消长变化。房地产业除了正常的经营业务外，还出现了投机经营，这既危害了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又加速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刺激了更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 土地私有制与生产关系密切相关。人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且这种生产关系是以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它同时又是决定社会形态性质的基因。土地不是人类劳动的生产物，它作为人类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自然载体，在生产力尚未发展起来之前是自然而然地被人类共同所有，但并不存在所有和占用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使用土地，使生活上能够定居下来，形成所谓部落、氏族，因而就占有一定范围的土地，再加上土地是不可人为移动的，部落氏族彼此定居和占有的土地就不能互相移住，形成了土地在部落氏族范围内的公有，这便是土地所有制产生的原因。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生产资料都私有化了，土地也出现了私有化，于是就产生了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的分离或结合，租赁关系也随即产生。土地的资本主义租赁形成了土地所有者、土地资本主义经营者和生产工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是土地使用者经营成果的一部分。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并依据土地肥力的优劣、离市场的远近和土地上的生产设备，向土地租赁者收取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地租即为土地所有权的报酬，实质是将土地分期分次进行买卖，如果将若干年的地租一次性付，就成为土地的价格，使没有价值的土地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实现了土地商品化。土地价格与地租成正比，与银行利息率成反比。人们根据利息率的高低来预测地租和地价的变动趋势，也就为土地炒作提供了可能。 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地价为零或者非常低，但土地的国家所有并不等于无所归属，也不意味着全由国家及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统包使用，而是也存在土地使用权、占有权、支配权等分离的经济条件，与之相关的房地产业就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土地的开发过程逐步实现低地价向高地价的转化，地租同样存在着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前者是与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土地的绝对垄断有关，后者是由土地位置和投资不同而产生，在市场经济下通过不同地段的不同价格表现出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征收土地增值税把大部分级差地租收上来，作为专用款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便又产生了更大的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这几种地租在要素市场化过程中逐步显现并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之间分配，加上强制拆迁和占用耕地，形成了“圈地剪刀差”，便成为房地产业超额利润的来源，这就既成为其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泡沫经济产生的特殊因素[6]。 地租在我国表现为土地购置费 2007年全国的土地收入为4 866亿元，到2010年则为9 992亿元，上涨幅度为101%。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涨幅则更大，北京2007年的土地收入为293亿元，到2010年则达到1 292亿元，涨幅为341%，上海2007年的土地收入为131亿元，2010年则为449亿元，涨幅为243.7%。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断地增加，从土地收入与财政收入之比来看，全国2007～2011年分别为0.19、0.19、0.19、0.25和0.20，说明我国的财政收入也是不断增加的。像北京、重庆等市的财政收入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很严重，北京的土地收入/财政收入比2007～2009年为0.2左右，但到了2010年则达到0.54，重庆的这一比重最高达到0.39。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土地成交价格的持续上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等对土地的需求大大增加，导致地价不断上涨，尤其是土地政策2002年由划拨制度转为“招拍挂”制度后，地价更是突飞猛进，而地价的上涨，直接带动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导致很多地方政府依靠卖地来增加收入，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其次，货币政策的变化也导致土地价格过快上涨，尤其是从2003年开始的宽松货币政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地价上涨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房价的过快上涨，所以，要稳定房地产市场，主要措施之一就是使地方政府逐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地价的过快上涨是房价飙升的主要原因。全国土地成本占房价的比重为0.45左右，在2010年则高达0.52。而北京、上海两市的地价/房价比则更高，北京2007～2009年为0.6左右，到2010年则达到0.99，2011年上升到1.23；上海2007～2009年为0.9左右，到2010年则达到1.22，这说明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在于土地购置成本过高，加上对商品房过度炒作，全国各地惊现“地王”，严重歪曲了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注：土地收入为房地产企业的土地购置费，地价为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费除以购置土地面积，L/H为地价/房价比，L/I为土地收入/财政收入比，L为土地收入。原始数据来源同表1，2011年为前8个月份的数据 绝对地租的背后表现为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在我国土地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其名义所有者为各级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使得地租上涨过快；建筑地段的级差地租表现为其地理位置的好坏，建房用地的稀缺性助长了地产商的投机性，地租包括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是房价高涨的根本原因。 四、房地产高涨的直接原因：行业 平均利润差距过大 马克思认为平均利润率就是社会总资本的年利润率（亦称一般利润率），是指资本家阶级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同社会范围内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它体现了职能资本家之间分配剩余价值的关系。平均利润率是由全社会各个产业部门不同的个别利润率，在竞争规律作用下，趋向平均化而形成的。各个产业部门不同的利润率的形成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由于各个产业部门获得不同的利润率使得等量资本获得不同的利润，必然导致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就会出现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这种转移包括资本增量投向高利部门与资本存量由不利部门抽出投向高利部门。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是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将全部利润在各部门间重新分配的过程，表现为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即平均利润[7]。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高回报，资源大规模地从实体经济抽出流入房市、股市、债市等，推高了资产价格，而虚高且不断增高的资产价格更进一步吸引着更多的资源向虚拟经济部门集中。资源向房地产市场高度集聚会使其资源相对于利润率来说严重供过于求，实体经济部门因资源抽逃而难以为继，且实体经济部门对资源的使用成本由于虚拟经济的拉动而不断提高。在房价泡沫破灭之前，一个共有的规律就是流动性在虚拟经济领域过剩而在实体经济领域奇缺，投资于资产的回报畸高，经济规律强行发挥作用，新的平衡以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为代价，通过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重新调整而重新趋于均衡。由于股市的熊市要多于牛市，而债券的收益率远低于通货膨胀率，故社会上的资金疯狂地向房地产市场聚集，造成了房价的高速上涨。 我国工业企业、建筑企业与房地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如表3。全国工业企业的行业利润基本上为6%左右，历年变化不大；而房地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要高得多，考虑到数据收集的便利性，我们以中国证监会的房地产行业中的13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采取简单的算术平均，结果发现2007～2011年房地产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分别为344%、99.4%、190.9%、69.5%和174.8%。用马克思对资本家贪婪的描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它就会不顾人间的一切法律；有300%，它就敢冒绞首的风险。”[4] 我国房地产行业不但吸引着原来从事房地产的企业，还吸引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全国有约70%的国有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加上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置业者对从事房地产的投机的热情，加剧了房价的高涨，尤其是非理性对房价泡沫的推动。 自2002年以来，我国商品房改革加快，房价上涨也随之加快，房地产业作为基础行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一方面它加剧了社会资源向房地产企业、政府和银行聚集，结果便是政府越来越富而人民相对来说越来越穷，在城市里很多需要购房的年轻工薪阶层有许多成为了“房奴”或买不起房子成了“城市飘着的一族”，造成民生问题严重；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过度地向房地产业聚集，不但加剧了房价泡沫，一旦破灭则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作用，而且资本向房地产业的过度集中剥夺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基础行业的现代制造业，这是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性缺失”、增长乏力乃至导致债务危机的主要根源。 注：原始数据来源同表1。截止2011年11月25日，沪深两市共有房地产企业132家（剔除掉被ST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房企的平均利润率为2007～2011年的净利润率做简单算术平均五、房价高涨的加速器：虚拟资本与 信用杠杆 马克思指出：“交换过程同时就是货币的形成过程”，“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资本最初表现为货币，但货币不一定是资本，资本与货币的区别在静止状态下看不出来，只有通过运动状态即流通才能显现出来。资本流通公式是：货币-商品-货币（G-W-G），在这里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商品，然后把商品卖出去，重新获得货币。资本流通过程从买（G-W）开始，以卖（W-G）结束，其结果不是发生在这种商品价值上，因为交换是等价的，所以只能发生在购买到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也即要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持有者必须在市场上找到一种特殊产品，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并且它所创造的价值能够大于自身的价值，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使货币资本化。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作为纯粹的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职能日益凸现，虚拟化的资本形式不断涌现，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只是资本的“纸质复片”。虚拟资本不但包括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定期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而且还包括银行券和不动产抵押，其中就包括房地产[8]249253。 房地产的剩余价值来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房产，表现为建筑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二是地产，表现为土地价格的剪刀差。房地产业的虚拟化与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支持，加速了房价的高涨和泡沫的形成。Bernanke，Gertler和Gilchrist也提出了“金融加速器机制”原理，信用市场各个变量的内生变动会放大和扩展宏观经济的动荡[9]21。房地产业的投资和投机，从供需双方来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作为供给方，使得房地产企业获得的信贷支持占全部资金投入的50%～80%，在京沪深等发达城市房企获得的信贷支持更高；作为需求方的置业者一般也是从银行获得贷款，首套住房的首付比例为30%～40%，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在50%左右。据此推算，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业的信贷支持使得房价上涨的速度提高了2～5倍。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解释了泡沫的定义、房价的构成和度量，并对我国房地产价格高涨乃至泡沫形成的根源、直接原因和加速器进行了分析。房价泡沫可以定义为房地产价格对其价值的严重背离，背离程度越大泡沫越严重。房地产价格由房产价格和地产价格两部分构成，房产利润的来源是建筑工人的剩余价值，从事房地产设计、管理等脑力劳动者创造出的剩余价值更多；土地本来没有价值，随着土地商品化也有了价值。我国房地产价格自2003年以来持续快速上涨，从房价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看，全国房价包含的泡沫不大但京津沪等一线城市中则存在恶性房价泡沫。我国房价高涨的根本原因在于地租过高，即土地成交价格快速上涨，加上土地成交量的快速放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增加迅猛，出现了地价与土地财政收入双双快速上涨的格局，“圈地价格的剪刀差”成为房地产业超额利润的另一个来源。我国房地产价格高涨的直接原因是其平均利润率过高而吸引了过多的社会资本，而房地产价格的虚拟化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其提供的金融信贷杠杆则成为房价高涨的加速器。 我国房地产价格高涨会造成一系列的后果：一是社会资本过度地向房地产行业聚集，造成资源过度地向政府、银行和房企集中，造成了国富民穷，出现了典型的民生问题；二是房价过高乃至出现泡沫，泡沫一旦破灭则会给实体经济带来灾难；三是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乃至支柱性行业，资源过度在房地产业聚集会剥夺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尤其是起着基础性作用的现代制造业，造成了生产性缺失和社会经济增长乏力；四是伴随着房价高涨地价也飞速上涨，形成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一旦房价泡沫破灭会导致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 因此，要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让房价趋向合理，首要的问题是控制过高的地租，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逐步摆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可以尝试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制改革来实现，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财权；二是降低地租甚至使地租为零，土地本身并没用价格，国家大力建设经济适用房就是较好的举措。其次是要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有比例地协调发展，降低社会资本在房地产业的过度集中，让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领域，鼓励资本向新兴制造业转移，同时也要丰富投资者的投资渠道并拓宽投资领域，避免过度炒作房地产。再次，抑制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业的信贷支持过度，合理利用信贷杠杆和虚拟资本，避免金融机构对房地产泡沫的过度放大，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应对信贷流向进行合理引导和管理，比如更多地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房地产市场“限购令”的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思考 摘要：限购令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二次调控中，经中央宏观调控部门授权，由地方政府行使行政职权制定并在一定期限内执行的，针对本区域内房价过快上涨的情势，以限制一定条件的居民家庭從事商品房屋自由交易的权利能力的方式，降低市场投机成分，從而达到规范房地产市场良性运行目的的政府行政干预市场的政策措施。限购令本身具有丰富的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基础理论支撑色彩。运用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相关理论评析限购令，有利于從更深层面理解限购令内涵及其本质。当然，限购令在手段运用上存在着诸多不足甚至争议，也须從两方面理论的深层次上进行反思与推敲。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调控；限购令；法经济学；经济法学 楼市新政之中，限购之令频出。在法律层面探讨限购令，通常的路径必须先從政策文本的具体规定中来提炼其概念或内涵。出于立论与探讨重心的异样，本文对限购令内涵的论述将予以简化，而将着重对限购令的法律属性进行探究，由此阐明其实施的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若干理论基础，以從正反两方面来对其进行全面审视其“利弊得失”，以推进健康、合法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一、限购令之政策起源、法律属性和实施概况 (一)政策起源及其依据 中央宏观调控机构分别于2010年4月和9月，2011年1月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意见。從内容上看，三项政策，层层递进，旨在巩固和扩大调控成果，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市场运行出现良性变化，通过继续有效地遏制房市投资投机性因素，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最终逐步解决城镇居民家庭住房问题。除了沿用及完善传统的差别化住房信贷利率政策、住房交易环节契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外，为了应对“近期部分城市房价、地价又出现过快上涨势头，投机性购房再度活跃”的房市运行背景，后者《通知》中的第二条第二项中“坚决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中关于“限购令”政策出台的授权性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这就是“限购令”政策原始“文件”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限购令的“法律(或政策)依据”。 (二)法律属性及其认识 对限购令内涵的认识，可從各地出台的政策文本的内容中予以探究提炼。從各地版限购令的具体内容来看。本人认为，限购令是指限制或禁止构成一定条件的民事主体通过(或不通过)融资手段来购买(或交易)商品房屋权利的普遍性行政指令。尽管限购令本身不是通过专门的政策文件出台的，但相比其他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相比，其具有法律属性上的特殊性。正确看待限购令之价值属性，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将限购令界定为一种法律手段，并将其“政策法律化”；二是限购令作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一环，而不是孤立地将其看待。并且不能简单地通过房价涨跌来评判其价值。限购令只有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手段协调一体，才能真正從积极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目的。 (三)实施概况与趋势 截至目前，全国至少有50个左右城市在本区域范围内实施房屋限购措施。总结归纳各个城市限购令的具体内容，可以对限购令做出如下几点基本认识：第一，限购令基本上都是规定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居民购房套数，但具体限购期限，各地有不同的规定，有些城市规定了明确的实施期限，如福州、海口、温州三个城市均将限购令实施期间届满之日定在2010年12月31日；第二，大多数限购令区分户籍内外来规定不同程度限购政策，一般是对户籍外的居民给予了更严格的限制；第三，限购令不仅规制一手商品房市场，而且将二手房也纳入其规制的客体范围：第四，有些城市在基本限购措施外还施加了其他相关规定，如广州的“未满18岁不得单独购买商品房；境外购房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执行”等；第五，有些城市明确规定了违反限购令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主要是“房地产登记机构不予受理(办理)房地产登记”。從目前实施的效果来看，“限购令”确实起到了抑制房价非理性的上涨趋势。加之房地产市场调控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能预见限购令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实施下去。 二、限购令的经济学与经济法学分析进路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限购令内涵较为简单，无非是各地方政府在全国房地产二次调控中，经由中央调控规制部门授权，针对本地区房价上涨过快的现状，由各个地方城市有关市场调控和规制的有权机关出台实施的临时性的旨在遏制本地区房价过快上涨，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居民购房数量为主要内容的政府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规制干预的政策措施。那么，如何在国家针对楼市的调控政策整体框架中從更加深的理论层面认识限购令的内涵、现状、缺陷以及完善。笔者认为可以從经济学与经济法学若干理论出发来深入探究限购令的本旨与内涵。并且提出完善我国当前楼市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意见和建议。 限购令的出台在社会上充满着争议，在学术界引发了关于合法性与合理性纷争。在经济学界普遍所持的观点认为，限购令是对市场运行与市场机制的粗暴干预，是用计划的手段干预自由的市场，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本旨目标相违背，并且已经是对居民个体的民事基本权利一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民事法律行为自由等的无理限制。在经济法学理论界，则似乎存在着与上述观点不同“味道”的见解，市场机制從来就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带来经济机制充分运行与发展的同时也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诸多“负外部性”，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的失灵将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因此，需要通过国家某种形式与程度上的外部干预来消除市场机制的这种缺陷，而限购令可能正是体现这种国家适当干预的“一剂良药”。“合理的现代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体系和照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笔者认为，在当今中国存在的经济运行制度市场化趋向转型与现有制度结构与内在运行机制逆趋向型本性体制矛盾下，衡量任何一种针对这种转型市场运行的规制措施的标准应当是多元化的，具体应当做到“四个统一(或协调)”：一是转型目标与转型手段的统一(或协调)；二是多元价值利益与核心价值利益的统一(或协调)；三是社会总体利益与个体局部利益的统一(或协调)；四是政策意图的扩充性与法律规定的局限性统一(或协调)。文章则将具体针对这四个“统一(或协调)”，分别從经济学与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人手来论证限购令所具有的“工具合理性”。但是不能对限购令的合法性就予以认定，限购令在行政法制领域自身就存在问题，在私权法制与经济法制领域也存在着诸多超越法规限定的情形。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政府加强房地产市场行政调控的经济学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由于房地产作为商品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房地产市场不是也不应该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市场，单纯的经济调控手段效果有限。目前我国政府实施的行政调控手段应该常态化、广泛化、制度化。 关键词：房地产 市场 行政调控 房地产是指土地、建筑物及固着在土地、建筑物上不可分离的部分及其附带的各种权益。房地产是属于不动产范围，它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具有不可或缺性、稀缺性、地域性、不同质性、使用价值的稳定性和价值的相对增长性的特点。基于房地产作为商品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房地产市场不是也不应该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目前我国政府实施的行政调控手段应该常态化、广泛化、制度化。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不可能也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市场 （一）从理论上来讲，当前我国的房地产不能完全市场化 作为完全市场化的条件，商品必须是同质的，供给随着需求的发展而发展，通过前面的分析，很显然，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具有此特点。住房需要是老百姓的基本需求，而且由于供给是有限且确定的，如果完全市场化，势必会有相当数量的老百姓无钱买房，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鉴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和投机性，导致有钱人投机房产，占有大量的住房资源，并借机抬高房价，造成房价的非理性上涨。目前我国的粮食市场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还没有完全市场化。 （二）从市场结构看，房地产市场是个垄断市场 作为房地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土地市场，目前只有一个卖家，即政府，而有众多的买家（房地产商），这无疑是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而房产市场，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有无数的卖家（开发商）和买家（消费者），但由于以下方面的原因，也是一个垄断的竞争市场： 从整体上看，买方的数量大，力量小，且分散；信息不完全，而相对于卖方的数量而言，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且实力雄厚、集中、信息充分，最重要的是，由于房地产的地域性，不能跨地域流通，区域外的其它买家和商品对它的影响较小，从而使某一特定地区的房地产供应具有相当垄断性。 从供求关系上讲，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加上我国人口数量极度庞大，以及安家乐业的传统思想观念，使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房地产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剧这种供求的不平衡，因而从总体上看，供给的规模相对于需求而言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从而使供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垄断的性质。 （三）从市场行为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诸多问题 土地买卖虽然实行招拍挂制度，但由于土地供给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土地价格基本上是垄断价格。 房屋价格虽然实行市场价格，但是，由于极度庞大的需求和相对较小的供给，从而形成房屋价格总趋势不断上涨，开发商只要竞标得到土地就有利可图；价格失去了市场经济中应有的杠杆调节作用。 由于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在同一条利益链上，加之其强大的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从而使他们能达成默契和同盟，并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哄抬价格。 消费者行为的非理性。房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满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这种需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个人的经济实力相适应，它虽然具有一定的保值、增值功能，但是它与传统奢侈品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强调“居者有其屋”，但这个屋不一定要为自己所有。消费者消费行为的非理性主要表现在对房屋所有权的过度追求和对未来保值、增值的过度预期，基于此，目前有人拥有二套房、三套房甚至多套房。 （四）从市场绩效看，政府应调控房价以避免带来不利影响 如果中央政府不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房价持续的、快速的上涨，它将社会财富从居民向地方政府、开发商和银行等机构转移，其不利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 进一步增加社会分配不公和低效率。高房价使大部分购房者在长时间内沦为房奴，社会财富向开发商、银行和地方政府转移，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房地产市场的垄断行为必然会产生低效率，过度投机，必然造成大量房地产资源闲置。 滋生腐败和其它寻租行为。高房价以及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使房地产业成为我国的暴利行业，垄断为腐败和寻租行为提供了现实的制度基础。在所有行业中，房地产业产生的富豪最多，腐败现象也最严重。 积累社会经济风险，并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房地产业的虚假繁荣必然吸引大量产业资本聚集，从而形成产业空洞化，社会经济结构畸形。而一旦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必然会引起其他相关行业的连锁反应。 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社会公众不满情绪，如果两极分化超出了人们容忍的底线，或者两极分化对绝大多数中下层民众生存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迫和威胁，社会将有可能失去理性而陷于动荡和混乱。 单纯的经济调控手段不能解决我国房地产业存在的根本问题 （一）高房价的原因分析 第一，土地价格畸高。尽管宏观调控措施密集出台，但2010年末各地的“地王”仍不断刷新纪录。从竞拍的激烈程度看，南昌地王加价逾200轮，广州地王历经222轮抢牌竞赛，南京地王更在350轮竞拍中决出；从总价来看，武汉地王近54亿，广州地王值86亿，北京地王开标总额超过238亿；从楼面单价上看，南昌地王每平方米2万，杭州地王2.5万，而温州地王以3.7万创下了全国住宅楼面价的新高纪录（骆海涛，2010）。 第二，开发商的超额利润。2009年，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毛利润率为55.72%。即便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房地产行业仍大受其益。万科实现净利润53.3亿元， 同比增长32.1%。开发商的暴利关键不在成本，暴利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土地升值。 第三，总体上需求大于供求，尤其是少数游资的炒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推高了房价。 （二）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经济手段只着眼于调整总需求，没有涉及总供给；尤其对高房价的重要因素―土地成本没有影响。熊方军、马永开等人（2009）借鉴货币交易方程，形成了一个分析房价和供求关系变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2003年以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十年来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后指出，各项政策对需求的抑制效果有限，这样不仅没有实现房价平稳的政策初衷，反而加剧了市场的供求矛盾，致使房价迅速上涨。 调控手段对开发商的市场行为没有影响，不能影响开发商追求超额利润的行为。因为大多数开发商经过一定的积累，资金实力雄厚，即便是银根缩紧，对其影响也不大。尽管历经多次调控，尤其2010年内两次严厉调控，但开发商的资金处于可控状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1-10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5.69万亿，同比增长32％；其中，国内贷款1.04万亿元，同比增长26.3％。房地产开发企业更加倚重自筹资金，加上预售制、销售回笼以及加快流入的海外资金，开发商不至于陷入窘境，所以有实力的开发商敢于大胆竞标获得土地使用权（骆海涛，2010）。根据2011年6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地产数据，2011年1-5月，房企利用外资266亿元，增长幅度达57.3％；自筹资金12486亿元，增长达到30.9％，而来自国内贷款的资金为5803亿元，增长仅为4.6％（周祺瑾，2011）。 这些手段一定程度上能影响消费者群体中的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但对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没有太大影响。2005年3月，房贷优惠政策取消，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2005年10月，国税总局重申二手房交纳个税，征收契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等；2007年3月到9月，5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最初的2.52%提高到7.29%；2007年9月27日，央行出台新政，购买第二套住房首付比例不得低于50% ；2010年4月，国务院通知指出，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一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无论提高住房贷款利率，还是提高首付款比例，或者是纳税，影响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对原本就无力购房的低收入家庭更使其无力购房，而对资金充裕的高收入阶层没有根本性影响。 这些经济调控手段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总需求的趋势及预期，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需求。2011年第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的2万户城镇储户第二季度问卷调查同样显示，在各主要投资方式中，“房地产投资”仍为居民投资首选。在各主要投资方式中，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居民占22.2%，仍为居民投资首选。“债券”取代“股票”升至居民投资第三选择。这充分说明，在房地产的需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投资需求而非居住需求。 笔者认为在一个非完全市场化的环境里，单纯的经济手段一定会产生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而且不可避免地会误伤一部分本来应该得到扶持的消费者群体。我国房地产业存在的问题比较多，而且错综复杂，表现形式和后果都比较严重。其产生的原因已经超越了房地产行业以及市场体制自身，寄希望在行业内和市场体制内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理论上不成立，时间上不允许。 多层次、多渠道的住房供应体系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对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要，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缺乏弹性和缓冲。1998年以前，我国主要提供纯福利性住房制度，而1998年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后，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住房实行完全的市场化供给。我们将所有的房地产需求都推向市场，同时让这个不成熟的市场来解决一切供给和需求问题，结果在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导致房地产价格连年上涨。 西方各国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必须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管制。即使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大多采用市场性住房供给和福利性住房供给并举的模式。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英国和德国等的成功经验表明，单一的房地产市场从来不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唯一出路，建立一个包含房地产市场在内的多层次、多渠道的住房供应体系才是满足广大民众需求的有力保障。综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当务之急是阻止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预期，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房地产价格回归到理性的水平。从2010年开始的限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效果，但有关利益集团的博弈使这种效果并不明显，甚至个别地方还出现了取消限购令的行为。其实，限购令不仅不能取消，甚至应该有决心在特殊情况下采取限价政策。地方政府应该有全局观念、长远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局部的、短期的利益损失换来的是全局的、长期的社会发展，这是转型中不得不经历的过程。 切实做好房地产价格下降后所引起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行政调控能否坚持以及取得成果的重要保证。重要问题是两点，一是房屋价格下降后，消费者会断供，这种违约行为会带来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二是价格下降后，所引起的老业主的群体抵制。这个问题必须在遵从法律的基础上讲究原则性和灵活性，兼顾各方利益，减少矛盾。否则又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大量加强社会保障房的建设。有资料表明，2013年我国要新建3600万套保障房，但仍然只占需求的20%。保障房建设要从制度上解决资金来源、分配体系、管理体系以及继承问题。 改革土地供应体制。传统的招挂拍制度在垄断体制下一定会导致高地价、高房价。可以考虑在建设保障性住房时，土地实行划拨制、限价制等。对高端市场的用地要继续实行招挂拍制度。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经济学思考 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明确指出政府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主要包括进一步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落实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这既表明了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延续性同时也表明了调控的难度和政府的决心。政府之所以要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作出的选择。 一、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的配置主要通过价格的涨落以及供求的变化来实现。价格的变化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当某种商品由于需求变大导致价格上涨时，这种商品的生产者获利就会增加，在高利润的刺激下，社会上的资源就会向该行业流动，使这一商品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满足人们对这一商品的需求。相反，如果某种商品由于需求量减少导致价格降低，生产者的获利就会减少，于是社会资源就会从该行业流出，从而使该产品的生产规模减小，这样就达到了节约社会资源的目的。价格若在一个合理区间内变化会，它就会在需求和供给之间起一个平衡的作用，在保证人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又能让有限社会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不被浪费。 前期房价的过快上涨，刺激了对房地产的投机性需求，许多部门和个人纷纷把“炒房子”当成自己的投资渠道，房地产业的投机性需求越来越大，在这一需求的刺激下，房价出现过快非理性的上涨。此时价格的合理变化区间已经被突破，价格已不能正确的反映供求之间的关系，它不但失去了平衡供求关系的作用而且还对供求失衡起了推动作用，对房价的上涨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在虚高的价格的刺激下社会上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房地产业，致使房地产业规模空前扩大，房地产业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真实的需求，推高房价的已经不是人们的真实需求而是人们的发财梦。如果政府不及时的挤出房地产业的泡沫，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就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致使经济结构呈现畸形发展，甚至会影响经济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遏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使房价步入理性的轨道。 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 商品房既具有普通消费品的属性又具有投资品的属性。房价上涨对不同家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无住房的家庭而言，房价上涨会增加用于住房的支出，使生活的成本增加，收入相对减少。对于有房且用来投资的家庭而言，房价上涨可以使出租和出售的收益大大增加。所以，房价过快上涨会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初是由不均衡发展起步，但是最终的路径却必然是走向均衡发展，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当下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所在。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恰恰导致均衡发展之路被人为阻滞，不同社会群体间会因为拥有房产数量的不等而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甚至由于高房价而失去了依靠自身努力改变人生的机会。所以要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必须要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 三、保障改善民生需要 房价的持续上涨造成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房地产的规模超出了人们真正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许多中低收入者很难改善自己的居住质量。这中间一部分人通过贷款购买了房，却由此背负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变成了"房奴"，生活质量反而下降。近年来居民用于住房的支出不断增加。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用于住房支出的增加必然会挤占其他消费支出，特别是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支出。这样要提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要改善民生必须要重点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切实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把普通中低收入者从高房价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让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所以如果单纯依靠市场对社会资源进行调节会导致资源浪费；社会经济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平等现象。所以政府必须要及时的对市场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可以说一直就有，但在不同的阶段调控的内容和重点是不同的。这次的重点很明显在于稳定房价，抑制投机。相信通过政府的这一系列调控措施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实现经济的腾飞、社会的稳定以及民生的改善。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从经济学理论看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摘要]中国房地产的价格一路走高，可谓是风光无限。但也让无数的潜在购房者望而却步，造就了无数的“房奴”为房梦而奔波。是什么造就了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本文作者首先从需要的推动、高基尼系数下的贫富差距、土地的稀缺性、国际热钱的流入等四个方面介绍了我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然后对如何控制房地产价格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需要 需求 经济学 房地产高价 作者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首先对我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然后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了如何解决我国房地产价高居高不下的现状。 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中国房地产的价格一路走高，可谓是风光无限。但也让无数的潜在购房者望而却步，造就了无数的“房奴”为房梦而奔波。是什么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的居高不下?下面作者将从四个方面解释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一)需要与需求 1.理论分析 需要是人的本能反映，它源于自然性要求和社会性要求。是有机体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它是有机体自身和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头脑中的反映。 经济学中需求是在一定的时期，在一既定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 在经济学中，必须区分需要不等于需求，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需求是指既有愿望，又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如果没有支付能力，则不能将需要称为需求。形成需求有三个要素：对物品的偏好，物品的价格和手中的收入。需要只相当于对物品的偏好，并没有考虑支付能力等因素。一个没有支付能力的购买意愿并不构成需求。需求比需要的层次更高，涉及的因素不仅仅是内在的。所以在经济学中，必须注意不要将两者混淆。经济学的基础分析工具是需求与供给理论，而非需要与供给理论。 同时由于文化习惯等原因，中国人对于购买房屋等类的固定资产是有着强烈的心理偏好的，即商品房是缺乏弹性的，需求量对于价格变动的反映欠敏感，需求量随价格的变动变化下。同时，对于缺乏弹性的商品，提高商品的价格会使厂商的销售收入增加，这也为商品房价格的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础。 2.实际分析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而且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多。因此，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中来，形成了对商品房的庞大需要。但是有了需要并不一定能形成需求，因为刚刚进入城市的很多人并没有购买商品房的经济能力。所以，我国房地产市场上，商品房的需要量大于需求量。 通过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可知，商品价格是指有市场上商品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的均衡价格。但是，现实中往往将需要和需求混淆，错把需要当做需求，而没有注意到两者的差别。由于房地产供给的有限性和房地产商的极力宣传，大家错把需要曲线看做需求曲线，需要曲线的需求量大于需求曲线，同等供应曲线条件下，商品房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形成了高房价。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商品房的需要量不断加大，而需要住房的居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商品房的高价位一次次被刷新。 按照常理推断，既然我国商品房价格形成是由市场需要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的，市场需求量被高估了，那么多开发的商品房进入市场会冲低商品房的价格并形成商品房滞销的局面。但现实为什么常常出现商品房热销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利润的趋势，大家认为商品房的价格会持续走高。因为按照现实中参照的市场需要量，商品房市场的供应量还较小，商品房市场处于供小于求的局面，存在升值的空间。而且商品房是缺乏弹性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随价格变动不敏感。同时，由于受土地等因素的制约，商品房不可能实现无限的供给，这就进一步坚定了大家对商品房升值的信心，这样就造成了我国商品房极度热销的场面。 (二)高基尼系数下的贫富差距 在前半部分的介绍中作者指出，由于经济承担能力的因素，我国众多对商品房的需要没有转化为需求。那为什么多开发的商品房还是依旧被销售出去了呢?这是因为我国居民贫富差距大，富人虽少但富裕程度相当高，趋于利润的追逐，他们把商品房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大量买进并炒作商品房，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价格的居高不下。 2009年我国的GDP总量位于世界第三位，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我国的贫富差距大，穷人太穷、富人太富。社科院的2011年《社会蓝皮书》中指出，2010年我国人均GDP预计超过4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并不缺钱。在本书中还指出，全社会总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基尼系数目前在0.5左右。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富人的富裕程度和穷人的贫穷程度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由于城市化进程等原因对于城市商品房的大量需要，商品房存在升值的空间，富人为了获得升值利润，将房地产作为其投资的一种手段，大量买进炒作商品房，待高价时卖出商品房以赚取差价。 由于较高的基尼系数，中国富人的资金持有量相当可观，同时商品房的升值空间比较明朗，所以中国富人的大量买进和炒作房地产，极大地促使了中国商品房价格的提高。 (三)土地的稀缺性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依赖于土地，甚至可以说地理区位因素可以决定房地产的价格及档次。土地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供应量是有限的，而且每一区位的土地都是独一无二的。可见，土地在房地产市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土地具有不可再生的稀缺性和独一无二性，加剧了房地产开发商对于土地市场的竞争，竞争的加剧促使了土地价格的不断提高，“地王”的记录也一次次的被刷新。土地的价格最终会分摊到商品房的消费者手中，这进一步加剧了商品房价格的攀升。 同时，地方政府作为土地的管理者，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考察基本上还是“唯GDP论”：GDP高，地方政府的绩效则高；GDP低，地方政府的绩效则差。因此地方政府为了创造更高的GDP和更好的绩效，也在推动土地价格的持续攀升，进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四)国际“热钱”的流入 热钱的流入也在推动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一步步持续走高，在所有的商品房价格的影响因素中，热钱的流入是最可怕的，它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甚至中国整体经济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我国尚未发现境外“热钱”有组织、大规模流入境内。违规流入的“热钱”多采取“蚂蚁搬家”方式，呈现多点式、渗透的特点，从去向上来看，部分“热钱”流入后直接或辗转流入房地产市场，推动房地产价格继续走高。 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解决措施 认清原因是途径，解决问题才是目的。下面作者将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探索解决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途径。 1.认清房地产市场的需要与需求。需要是人的本能，需求才会创造市场。因此，应该分清房地产市场上的需要与需求，以需求为基础来对商品房进行定价，避免因高需要、低需求造成商品房市场价格的居高不下。 2.创造社会公平，避免两极分化。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直是专家学者探讨的重点，但也是众口难调，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但是，我国的基尼系数太高，两极分化太严重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国家要进一步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注重效率的基础上也要注重公平的因素。 3.改变地方政府评价指标体系。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的评价过程中，要改变“唯GDP论”的方法，更加注重地方政府的综合执政能力，防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高GDP而提高转让土地的价格。 4.抵制热钱，发展正常跨境资本流动。国家相关部门在发展正常的跨境资本流动过程中，也要严查热钱，抵制热钱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甚至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打击。发展正常的国际贸易，抵制不合理因素对我国经济体系的打击。 论文中，笔者从需要的推动、高基尼系数下的贫富差距、土地的稀缺性、国际热钱的流入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并对如何解决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能为推动房地产高价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当今房地产价格的经济学解释 摘要：最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飙升以及政府出台的各种调控政策成为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之一，房价的微小变动牵动着很多人的神经。对于房价的走势尽管已有很多的方法和角度进行预测，但都过于复杂，本文意在从最基本的供给需求曲线角度给予一解决方案。 关键词：供给需求曲线 房价 限购 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十分强的学科，它在人们寻求对社会经济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中产生，并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现代，经济学的应用已经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也对普通人的生活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整个社会对房地产价格的关注和讨论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由于房地产价格关系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人们不由自住的想要从经济学中寻找到答案，期望能够对当今社会高昂的房价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能够预计未来房价的走势。 本文主要是从经济学最基本的供求原理角度出发，解释当今社会房地产价格形成的原因，以及社会上一些热点问题对未来房价可能造成怎样的影响。 一、 经济学中的供给需求理论 在整个经济学中，价格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价格又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决定的。需求在经济学上被定义为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而且有能力购买的商品的数量。可以看出，满足需求的条件一般有两个：一是有购买的欲望，二是有购买的能力，所以需求有时又被称为有效需求。只具有购买的欲望而并没有购买能力并不算作需求。 供给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一定的价格水平下，生产者愿意而且有能力提供的商品的数量。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一般是向上倾斜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产生多种情形，不再是必然向上倾斜的：对于成本不变行业，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表示厂商能够在给定的价格内提供任意量的商品，例如饮料行业；对于成本递增行业，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表示随着供给量的提升，商品的价格也会升高，例如房地产行业；对于成本递减行业，行业供给曲线向下倾斜，表示随着供给量的提升，商品的价格会逐渐下降，例如需要大规模基础投资的铁矿石开采行业。而生产成本的变化是直接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以及其他原因相关的。 商品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共同决定了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和成交量。 二、 房地产价格决定中的供给需求因素 房地产作为一个在市场的交易的商品，它的价格也主要由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共同决定。但是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是，房地产作为一项不动产，无法移动，所以不同地方的房地产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可以看作是不同的商品。并且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它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也有着自己的特点。 1.房地产价格决定中的需求因素 在需求方面，由于住房是每个人最基本的必需性需求，所以普遍认为中国的住房需求十分巨大，但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根据需求的定义，购买的欲望和能力必须同时具备才能称之为需求。购买的欲望每个没有房子的人都有，但是在购买能力方面，由于房价较高，其实已经超出很多人的购买能力，所以并不能全部都认为是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要推出政策性住房的原因，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只有购房的需要而没有购房能力的这部分群体的居住问题。 具体的可以把具有住房需求的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完全能力承受房地产价格的人，比如拥有一套以上房屋的人，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投资（机）者亦属此类；第二类是基本能够承受房地产价格的人，比如那些个人房屋价值占到个人总资产的主要份额，每月按揭支出占当月收入中重要份额的人；第三类是没有能力承受房地产价格的人，既对房屋既有需要，但是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没有购买能力的人，政策性住房的主要照顾对象就是此类，这点将在后面做详细说明。第一类和第二类可以看作是符合需求定义的有效需求，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对于第二类，基本具有购房能力的人，这部分人购买房屋与否的主要考虑因素除了有未来房价的预期之外，更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具有承担当前房价的能力。虽然他们是否买房的决策也受到未来房价预期涨落的影响，但是这更多在短期内起作用，由于对住房的需求有一定的刚性，当能够承担当前的房价并且未来房价走势较长时间内仍然不明朗时，这部分群体会较多的选择进行买房。相比较于未来的房价走势，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以及当前的房价是否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当前的商品房的价格对需求有直接的影响。由于对当前房价的敏感性，所以当总需求主要是有这部分组成时，需求曲线相对平坦，即价格的较小变动可能对房屋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 相比之下，对于第一类有能力承担一套以上商品房的房屋需求者，由于已经拥有自己的必需的居住性住房，多余的房屋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投资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对于这类商品房的需求不只受到当前房价的影响，还更多的受到未来房价预期的影响，并且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也要高得多。即使当前的房价较高时，如果有对未来良好的预期，这部分的需求仍然会十分旺盛。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人们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市场上普遍预期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仍将十分巨大，这也直接导致了当前这部分需求的庞大，并且与第二种需求相比，这部分需求对当前房屋价格的敏感度也较低。如果市场上总的需求主要是由这部分需求构成的，则需求曲线相对于第二种需求情况下更为陡峭。 综合而言，当房屋价格较低时，较多的人能够承担房屋价格，需求以第二类为主，而当房屋的价格升高时，很多第二类需求者被排除在需求的行列之外，从而需求中第一类所占的比例将会增加。总体的表现为房屋价格较低时，需求曲线趋向于平缓，随着房屋价格的逐渐身高，需求曲线的斜率也变得越来越陡峭，如上图所示。 2.房地产价格决定中的供给因素 房地产作为一项比较特殊的商品，它的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具有非常大的稀缺性，这也直接导致了房地产的稀缺性，它不可能向许多其他的商品那样具有较大的供给弹性。当房地产的价格升高时，土地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导致成本增加，成本的增加反过来会抑制房地产的供给，所以对于房屋价格的供给弹性相对较小，供给曲线相对陡峭。 三、供给和需求曲线的移动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在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当中，整个社会的收入是随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而逐渐增加的，人们的购买能力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渐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对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是不同的，最终也会对房地产的价格和一定时期内的房地产成交量产生不同的影响。 1）在需求方面，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增强人们对商品房的购买能力，但是由于现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中，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要远远大于劳动所带来的收入，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将在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而在以上的对住房需求者的分类中，第二类基本能够承受房地产价格的人主要是以劳动收入为主，第一类完全能够承受房地产价格的人是以资本所带来的收入为主。所以虽然收入的增长都会增加两类人的购买能力，但是对两类人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总体上看，对第一类人收入的增加幅度会大于第二类人收入的增加幅度。供给曲线会向上移动，并且需求曲线左侧陡峭的区域会变得更加的陡峭。 2）在供给方面，收入的逐渐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一步步推进导致房地产需求的逐渐增加。房地产需求的增加又会促进房地产的供应并且会抬高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即在同一价格水平下，土地的成本增加会导致房地产的供应量会减少，供给曲线也要向上移动。 3）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向上移动的情况下，成交价格和成交量也会随之增长，但是两者增长的幅度和产生的影响也决然不同。从长期看，房地产的价格终归是要由收入来支撑的，所以在同一价格水平下，房地产需求的增加幅度要大于房地产供给的减少幅度，才会使总的收入影响为正。需求曲线的上移幅度要大于供给曲线的上移幅度。但是具体的，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均导致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幅度大于低收入者的增长幅度，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对第二类需求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对第一类需求造成的影响。同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也会给第一类投资性的住房需求产生未来仍有可能进一步上涨的良好预期，需求曲线左侧部分的斜率趋向于陡峭。最终造成第二类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下降，投资性的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逐渐上升。 另外由于房地产供应的有限性，房地产成交量的增长幅度也要小于房地产价格的增长幅度。总体上看，收入的增长最终表现为价格的大幅上涨和成交量相对的小幅上涨，自住性房地产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 四、政策性住房对商品房价格的影响分析 政策性住房主要是指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是指以微利价出售给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商品房，它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具有经济性的特点。相对于市场价格而言，房屋价格是适中的，能够适应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 无论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廉租房，对正常市场中的商品房造成的影响是一样的。一方面，政策性住房的对象主要是没有能力在以市场的价格在购买商品房的住房需求者，所以主要是指第三类的住房需求者。由于政策性住房的照顾，他们不需要再以市场价格购买商品房，可以说把这部分住房的需求分流出去。但是实际上对市场上商品房的有效需求并没有产生想象中大的影响，因为对于这部分需求，即使是不分流出去的话，这部分群体仍然没有购房的能力，所以并不算作是有效需求，他们的分流对市场上的有效需求没有影响。 另一方面，供给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是需要大量土地的。土地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不改变原有商品房土地供应的情况下，另外对政策性住房进行土地供应；第二种情况是把原本应供应给商品房的土地拿出一部分转作政策性住房用地。虽然两种情况都存在，即一方面增加土地的总的供应量，同时另一方面又把原本属于正常房地产的用地划作是政策性住房用地，由于土地的有限性，更多的是以第二种为主，这就相当于是减少了商品房土地的供应。进而对商品房的供给产生负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需求的不变，另一方面是供给的减少，综合两方面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策性住房会对正常市场上的商品房房价产生正向的影响，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五、限购对商品房价格的影响分析 现阶段，由于住房价格的过快上涨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各主要城市纷纷出台政策，限制外地人以及第二套住房的购买，被俗称作是“限购”。“限购”政策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在需求方面，“限购”对第一类需求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第一类需求者即使有购房的需求及能力，但也无法实际实施，因此第一类需求大额减少。对于第二类需求，基本生活需要而购房，对于本地人基本不会产生影响，而外地人在本区购房会产生较大影响，但鉴于一般外地人购房比重占总购房比重不大，并且很多外地人购房是属于第一类需求范畴，因此可以合理认为“限购”政策对第二类住房需求产生了较小的影响。具体到需求曲线上，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即在同等价格下需求量减少，并且对于价格较高的住房的影响程度大于对价低的影响程度，需求曲线上部分左移量要大于下部分左移的量。 在供给方面，“限购”政策对供给的影响较小，并且更多的是间接的通过影响需求进而影响供给，因此暂且忽略不计。 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最后的结果就是成交量的大幅下降以及价格的小幅下降，如果政策长期持续下去，将对房地产供应者的现金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供给曲线。 以上就是从最基本的供给需求曲线出发，探讨房地产价格的决定机制，如果要更加准确的研究，还应该考虑很多其他因素，但是这些因素最终也是通过影响供给需求进而对最终的价格产生影响。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房地产宏观调控背景下住房保障制度的经济学评价 摘要：住房保障制度作为当前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上涨过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章从住房保障制度的基本概念出发，重点分析了住房保障制度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内在机理，揭示了其在增加住房供给、拉动住房需求方面的经济学作用机制。 关键词：房地产；宏观调控；住房保障；评价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提速、土地价格不断飙升，高房价已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现实民生问题，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房价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拦路虎。作为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重要组成部分的住房保障政策，已紧密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2011年6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全国将在今年完成建设保障房1000万套，未来5年开工建设约3600万套保障房，这为我国未来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在当前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确理解及评价住房保障制度的经济学作用，对保持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住房保障制度的基本概念 住房保障制度通俗地讲就是住房领域的社会保障，是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以保障满足国民基本住房需求所做出的多种制度安排。在一个完整的住房保障体系中，住房保障的对象，从狭义上讲是对少数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提供的特殊保障；从广义上讲，是对广大社会成员以提高其住房消费能力而提供的普遍的住房保障。特殊保障是对少数贫困群体的一种社会救助；普遍保障是对广大社会成员提高住房消费可支付能力的一种扶持。换言之，普遍性的住房保障制度是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基石，而特殊性住房保障制度则是为了救助弱势群体，体现的是社会公平与互助，而一个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应是特殊性住房保障与普遍性住房保障的有机结合。因此，保障性住房可以定义为那些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价格、租金的经济适用房和公共租赁房。 政府救助和扶持的保障对象不同，保障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可以是实物保障，也可以是货币保障；而从保障切入点或方式上讲，又可以将住房保障分为住房供给面和需求面的保障，前者主要是由政府直接出资兴建住房并分配给保障的对象，后者则是政府通过收入补贴、税收减免、信用担保、金融扶持等方式增强保障对象的住房可支付能力。尽管住房保障的对象不同、政府救助和扶持的方式不同，但政府实施住房保障政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人住有所居”。 二、制度评价的理论依据 住宅保障制度作为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应符合经济规律。因此，了解相关经济理论对制度评价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一）“准公共物品”理论 经济学所谓的公共物品是指政府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物品和劳务，具有消费的排他性、使用效益的外部性和所需费用的共同分担性特征，如国防、教育等。而所谓私人物品指那些消费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而且能够准确地识别其受益产品，如食品、服装等。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就是“准公共物品”或“准私人物品”，如煤气、通信等。 在解决居住问题时，居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与家庭收入水平息息相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就越高，住房就越接近于私人物品；反之，依靠政府优惠政策扶持的程度越高，住房就越接近公共物品。显然，在我国现阶段，对于中低收入人群而言，住宅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具有“准公共物品”特征。 （二）供求理论 供求理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描述供求数量和价格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价格与供给数量正相关，与需求数量负相关。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不完备性，使得仅靠价格机制的作用难以实现市场均衡，因此需要借助政府的干预来影响市场的供给、需求的数量和价格，引导各市场主体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合理预期，以实现房地产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 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是必需的，但这种干预并不是取代市场本身的自行调节机制，而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政府制定市场干预政策时，必须准确把握已存在的供求关系，分析房地产市场供给弹性、需求弹性等市场特征，遵循房地产市场短期和长期的供求变化规律。 三、住房保障制度的经济学评价 在当前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背景下，住房保障制度作为调控的手段之一，一方面增加了住房供给；另一方面拉动了住房需求，对平衡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失衡，平抑居高不下的房价，避免房地产市场因国家调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起到了内在稳定的作用。 （一）保障住房供给 保障住房供给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修建公有住房，直接增加住房供给；二是减少投资者的成本，间接增加住房供给。 1.直接增加住房供给 如图1所示，政府直接增加住房供给时，住房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与住房需求在E′点相交，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上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 政府直接提供住房充分发挥了政府行政调配资源的优势，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大住房总量，缓解住房短缺。但其弊端也很明显，如政府财政压力过大，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作用，不利于发挥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因此，政府直接提供住房仅限于在住房供求矛盾尖锐、住房严重短缺的环境下实施，同时还要注意保持适度。 2.间接增加住房供给 当前，政府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提供优惠贷款、减免税收、降低土地成本和简化行政审批手续等形式来减少投资成本，间接地增加了住房供给。 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减少修建住房投入要素的成本，降低住房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如图2所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投资建设成本由于各种供给政策而下降，住房的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分别从AUC0和MC0下降到AUC1和MC1，成本减少使住房供给量从Q0增加到Q1。 减少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投资成本，间接地在更大范围内增加住房供给，同时也存在着某些缺陷，如低息贷款政策不仅需要国家不断的财政支持，而且这种金融制度与整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分割，不利于提高国家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同时，减少土地成本不仅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会使享受政策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状态；另外，减税政策扭曲了市场信号，降低了微观经济效率。 （二）拉动住房需求 政府实施保障住房需求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政府补贴来提高中低收入购房者的住房有效需求。这里，我们依据一般消费理论对政府的住房补贴政策进行分析。 基本假定：家庭全部收入用于住房商品和非住房商品消费，且住房商品正常消费数量q和非住房商品消费数量z时效用最大；家庭初始选择住房商品和非住房商品的消费数量分别为q0（最低为qmin）和z0；得到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住房补贴s时，家庭消费住房商品的数量增加到q1。 对于接受补贴的家庭，还必须假定其家庭收入的某一比例固定地用于住房消费，图3中q′表示这一固定的住房数量。显然，只需考虑q′点竖线右方的区域。根据qmin、q0和q1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三种情况：如图3（a）所示，初始消费q0超过要求的最小值，即q0在qmin的右方，对于其进行补贴，这种家庭会将这种补贴当作额外收入，而由于住房收入弹性较小，因此预期拉动住房支出的增加较小；如图3（b）所示，初始消费q0没有达到最低限度要求，即q0在qmin的左方，对于其进行补偿，收入就会使住房消费增加，达到最低限度的要求qmin，从而预期会拉动住房消费；如图3（c）所示，初始消费也没有达到最低限度要求，即q0在qmin的左方，对于这种家庭进行补贴，住房消费仍然小于qmin，因此预期：除非政府给予更多的补贴，否则原有的补贴不会拉动住房需求。 由此可见，住房补贴政策，一方面能保证真正补贴给中低收入家庭，从而更能控制和减少政府的住房开支；另一方面，它还能避免对房地产市场自身运行规律和运行效率的干预。但同时，这种方式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拉动住房需求，并不能对住房供给产生任何作用，并且在住房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发放住房补贴会引起房租和房价上涨，从而增加申请住房补贴的数量，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压力。 四、结论 房地产业由于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和广泛的市场，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产业，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投资。而通过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一方面可以平衡因宏观调控导致房地产业的投资下降，避免经济的剧烈震荡；另一方面也保障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因此，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看，住房保障制度对于稳定社会投资，拉动住房消费，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学意义。但同时，因其实行政府严格的价格管制，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达到“满足中低收入家庭需要”的目的，但会对长期住房问题的解决带来压力，如会影响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导致长期市场供给的减少，不利于房地产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形成，所以住房保障制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作者单位：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 针对房价的持续上涨和房地产市场的混乱，从2003年起我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本文在对房地产宏观调控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列举了国家陆续出台各项调控措施，并用四象限模型对其影响效果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效果进行了客观的阐述。 [关键词] 房地产宏观调控 调控措施 四象限模型 2003年是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初显之年，当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简称央行“121号文”）。自此，长达四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拉开了序幕。 一、宏观调控的背景分析 1.各种因素导致地价和房价持续上涨，房地产泡沫显现。政策因素。纵观我国二十年来房地产的发展，不难发现我国房地产市场还是一个政策市场，政策取向决定供求结构，供求结构决定市场走势。1998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取消住房实物分配制度，199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自此多年压制的房地产需求迅速释放，需求的增长自然会促进房地产的增长。 需求因素。人民生活的改善，人均住房（“十一五规划”达到25.2平方米）的提高;旧城改造，全国每年增量为1亿平方米的大规模旧城拆迁；每年1％的城市化进程；人口增长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等等，都会导致房地产需求的增长。 成本因素。商品房的开发成本，主要包括土地成本、建筑安装成本、管理费用、各类固定收费税金及其附加、开发利润。在上述成本因素中，土地成本上升幅度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土地批租实行招拍挂以后。以浦东新区为例，在2003年6月到2004年12月的一年半中，地价指数上升了1.76倍～3.72倍。 市场预期。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这些都会象强生剂一样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 货币发行量。我国M2（Broad Money，广义货币供给的一种形式）的发行量很大。03年增长19.6%,约3.7万亿；04年增长了大约22％，增长4万亿人民币；05年增长17.6%, 增长约4.5万亿;06年到目前为止同比增长18％左右， 利益集团左右。房地产开发商需要利润、银行需要利息收入、媒体需要广告收入、地方政府需要财政收入、已购房者需要差价收入等等；再加以市场信息目前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仍然具有很大的不对称性，这些都对房价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2.金融体制的脆弱、资本市场的低迷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房地产投机凸现。中国的金融体制的脆弱和因之而导致的房地产金融、信贷政策漏洞给房地产投机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在计划经济时代留下了大批呆坏账、不良资产等，另一方面历史和现实的数据都显示银行的房地产放贷属于银行优良资产，于是银行为了迅速降低自身不良资产率，快速扩大房地产放贷规模，整个银行业普遍存在着给房地产商、购房户提供贷款的强烈冲动。此外，还有低迷的资本市场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 3.政策不健全和监管不力，导致整体市场发展混乱。土地交易市场混乱。我国经营性土地尽管都规定必须通过招拍挂进行土地批租，但由于其的垄断性，使其在市场机制表面下，普遍性地执行着行政性土地资源配置。 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房地产开发、交易、中介服务和服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4.相对于房地产商的高额利润，住房保障严重缺乏，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房地产是否是高额利润行业，一直是众说纷纭，房地产开发商只承认15％左右的利润，但不可否认的是富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中50％都是房地产商。一边是房地产商的高额利润，一边是因为高房价而买不起房的普通民众。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建设改造、因病残、智弱等原因形成的经济困难家庭、年轻创业者和来自农村的城市新移民等弱势群体，其的知情权、话语权等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社会矛盾加剧。 二、宏观调控手段分析 自2003年开始长达四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房地产业界人士用“连续的组合拳”来描述其密集性。 1.行政手段。土地使用制度和政策：经营性用地和有竞争要求的工业用地一律实行招拍挂；满2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动工开发期满１年未动工开发的征收土地闲置费；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的土地供应，其年度供应量不得低于居住用地供应总量的70％;禁止别墅用地批租；建立9个国家土地督察局派驻地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提高一倍；土地出让金总额的15%将用于农地复垦和土地整理开发，城镇土地使用税将提高两倍等。 房地产综合开发和综合经营政策：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控制高档商品房建设规模；对中小套、中低价普通住房给予优惠政策支持等。 房地产交易政策：房地产交易实行网上备案制；一年内购房转让停办转按揭；上手抵押注销和房屋转移登记，下手设立抵押，不再并办；取得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许可证后10日内需销售商品房；未取得新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得预售广告等。 房地产价格政策：对房价上涨过快，控制不力的城市实行问责制。 住房保障政策：加快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大力推行重大工程配套用房;申请动迁必须掌握70％的安置房源；中低收入家庭购房贷款贴息等。 涉外房地产政策：外商房地产企业投资总额超过1000万美元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投资总额的50％；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注册资本金未全部缴付的，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或开发项目资本金未达到项目投资总额35％的，不得办理境内、境外贷款，外汇管理部门不予批准该企业的外汇借款结汇。 2.经济手段。针对个人二手房买卖的有：开始征收营业税（购买不足五年住宅对外销售）；个人所得税征、土地增值税等。针对开发企业的有：销售非普通商品住房全额征收营业税和契税；清算土地增值税等。 3.货币手段。针对个人的有：上调房地产按揭贷款利率；对多套房屋购买限制贷款；提高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个人按揭贷款总额不得超过总收入的50％等。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有：项目资本金比例达不到35％等贷款条件的房地产企业，商业银行不得发放贷款；发行房地产信托必须满足相关申请贷款条件；对空置３年以上的商品房，商业银行不得接受其作为贷款的抵押物等。 三、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经济学分析 四象限模型可以比较恰当的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变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如下图所示）。 1.宏观调控对商品房的短期影响效果分析。 第一象限的需求曲线向下平移。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和推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大量建设和上市，使得一部分对商品房的租赁需求转换为购买经济适用房和承租廉租房，商品房租赁需求相对减少。第二象限的房地产资本化率上升ii绕原点顺时针转动。按揭贷款利率的提高和条件的限制，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买卖环节税率的提升，都会使得在市场商品房租金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下跌，或相同的房价下租金上升。第三象限的供给曲线cc向左上方平移。土地招拍挂成本的上升，开发贷款利率的上升，土地增征税的清算，房地产金融渠道的单一，法律的健全和管理的规范都会使得在房价不变的情况下开发量减少，或开发量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升。第四象限存量调整曲线逆时针旋转。虽然我国每年的城市改造相当可观，但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开发量必然会大于拆迁量，造成存量增加。从四象限模型可以看出，在宏观调控的初期，租金下调，价格下调，开发成本增加，假设减少，但市场整体存量还是增加。应该说，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和调控目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应该是完全符合的。 2.宏观调控对商品房的长期影响效果分析。长期来看，宏观调控对房地产的影响会越来越小。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通货膨胀，第一象限的租赁需求曲线必然向上平移；随着税法的健全和房地产的回归理性，租金和房价的比值会逐渐接近社会平均利润率，导致第二象限的房地产投资回报率上升；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成熟，房地产开发量将会逐渐稳定，但其的开发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会大于城市拆迁量，导致房地产存量增加。 四、解译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几个误区 1.宏观调控的核心是稳定房价而非打压房价。2.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人人有房住而非人人有产权房3.宏观调控的原则是打击投机而非投资。4．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房地产市场规范有序发展而非劫富济贫。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房地产行业价格泡沫的经济学模型设计――基于改进的CAPM模型 [摘要]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是否存在泡沫是近年来大家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而用哪些指标来评价一国的房地产行业价格是否存在泡沫是很多学者关心的课题。在本文中，笔者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改进的CAPM模型，设计出了判断房地产行业价格泡沫的模型，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重视。 [关键词] 房地产 房地产泡沫 CAPM模型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地区、以北京为代表的华北地区、以乌鲁木齐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为甚，各城市房价全线上涨至高位。虽然目前中国的房价增速放缓，甚至有些地区的房价出现下调，但整体仍维持高水平，使得不少购房者望房兴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7月16日的调查结果，今年6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2%，涨幅比5月低1个百分点；环比价格与上月持平。同时，中国的CPI持续攀升，屡次创下新高，瑞士信贷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在5月份做出预测，2008年中国CPI或将达到7%。如此之高的CPI，如此高的房价，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不少业内人士明确指出，中国的房地产存在泡沫。 一、房地产泡沫的概念 所谓泡沫指的是一种资产在一个连续的交易过程中陡然涨价，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在这时的经济中充满了并不能反映物质财富的货币泡沫。资产价格在上涨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时，必然会发生暴跌，仿佛气泡破灭，经济开始由繁荣转向衰退，人称“泡沫经济”。房地产泡沫是泡沫的一种，是以房地产为载体的泡沫经济，是指由于房地产投机引起的房地产价格与使用价值严重背离，市场价格脱离了实际使用者支撑的情况。最早可考证的房地产泡沫是发生于1923年～1926年的美国佛罗里达房地产泡沫，这次房地产投机狂潮曾引发了华尔街股市大崩溃，并最终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积累，到90年代初期破裂的日本地价泡沫，是历史上影响时间最长的房地产泡沫，从1991年地价泡沫破灭到现在，日本经济始终没有走出萧条的阴影，甚至被比喻为二战后日本的又一次“战败”。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目前也面临着相似的严峻形势。 二、房地产泡沫的特征以及判定 房地产泡沫的主要特征有:(1)房地产泡沫是房地产价格波动的一种形态;(2)房地产泡沫具有陡升陡降的特点，振幅较大;(3)房地产泡沫不具有连续性，没有稳定的周期和频率;(4)房地产泡沫主要是由于投机行为，货币供应量在房地产经济系统中短期内急剧增加造成的。 房地产泡沫的判定并无定论，在任一特定的时点上准确判定房地产的泡沫程度实际上非常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的倪鹏飞认为，一般一国的房地产价格是否存在泡沫可以从以下指标或状况判断： 1.房价表现：售价畸高，全面高涨，实际租金下降。而在当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下列问题:(1)房屋的出售价格过高：房价收入比是表现房地产价格高低的基本指标。过高房价收入比意味着房地产价格脱离需求基础。国际上合适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1∶2～6之间，我国平均房价收入近1∶8；不少城市在1比10以上。(2)出售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价格持续急剧上扬是房地产泡沫的重要表现，合理的出售价格增长不应高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否则这个增长将不可能长期持续，而在中国这个情况不容乐观。(3)实际租金下跌：2006年～2007年，房屋的租赁价格增长率为1.8%，远低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11.2%增长，表明房屋的实际租赁价格在迅速下降。上述现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房价方面表现为泡沫。 2.需求表现：房屋销售急剧增长，抵押贷款大幅增加，国内外资金大量进入。在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存在如下问题:(1)房屋销售额超常增长：房屋销售额增长率应以略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速度增长，过高的增长意味着存在真实需求以外的投资需求。近年来，由于对房地产过热预期，房屋销售额增长率达到42%～56%，高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25～27.5个百分点。这表明房地产销售市场存在着大量的投机需求。(2)抵押贷款爆炸性增长：房地产真实需求依赖于家庭收入的增长，房地产投机需求膨胀主要依赖于住房抵押贷款的增长。因此，住房抵押贷款增长与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比，从需求的角度反映房地产泡沫的发展程度，指标值越大，说明投机程度越高。近年来，个人住房贷款高速增长，已明显超过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3)国际热钱与民间游资大量流入：目前国际游资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大量进入中国，并投资房地产，带动投机需求。据有关专家估计：目前我国约5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贸易顺差约1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约3000亿美元，余下来的1000亿美元就是热钱，其中部分游资就流入到房地产市场领域。上述现象说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需求方面表现为泡沫。 3.供给表现：供给超常增长，房屋空置率过高。在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存在下列问题:(1)投资性购房的比重高：投资性购房资金占总购房资金的比重是判断房地产泡沫的重要指标。国际上这一指标的警戒标准为10%。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各地投资性购房比重增长过快。(2)供给超常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超常增长、开发贷款超常增长、开发贷款超常增长、施工面积超常增长。(3)房屋空置率过高：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10%，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房屋空置率达到25%。这些现象说明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供给方面也表现为泡沫。 从房价、需求、供给三个方面来判断，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都存在明显的价格泡沫。 三、房地产行业价格泡沫经济学模型的设计――基于改进的CAPM模型 泡沫是价格问题，价格又决定于供给和需求。房地产行业的泡沫本质上是一种供求失衡现象，是价格狂热的向上偏移。但到现在为止，一国的房地产行业是否存在泡沫只能从上述的指标来判断，一直没有建立一套系统的模型。在本部分，笔者结将结合倪鹏飞等人的研究成果，并参考借鉴CAPM模型，试图建立一个综合评价的模型来测定房地产行业的泡沫。 CAPM（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的缩写，中文意思：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由经济学家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约翰-林特纳（John Lintner）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自那时起，一直对财务界产生重要的影响，该模型假设非系统性风险可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掉，不发挥作用，只有系统性风险发挥作用。就特定证券而言，相关风险不是总风险，而是个别证券的系统性风险。 CAPM的公式为： 其中是证券J的报酬率，是无风险资产的报酬率，是市场均衡组合的报酬率，β是证券J的贝他系数。β越大，系统性风险越高，要求的报酬率越高；反之，β越小，要求的报酬率越低。证券组合的β是个别证券的β的加权平均。 借鉴CAPM模型，笔者建立的测定房地产行业泡沫的经济学模型如下: 其中，表示未来一期的房地产价格，表示现期的房地产价格， 表示前一期房地产价格，表示现期的房地产价格比前一期的价格变化。特别要指出的是，常数，因此，随机项u具有异方差性。而值与值正相关，值越大，则值越大，反之，值越小，则值越小。 房地产泡沫究竟有多大，主要取决于值，值则主要取决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值也受房地产市场供给的影响。可设： 表示影响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函数,而表示房地影响产市场供给的函数，并设α＞β，(α,β均为常数),表示房地产需求对值的影响比房地产供给对值影响要来得大。则有: 其中,表示现期人均年收入,表示现期房地产价格,表示房价收入比弹性，E表示恩格尔系数，a、b为常数，表示各变量对该需求函数的影响度；v是随机项，表示影响需求的其他决定因素，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结构、政府有关政策等等。 表示现期对房地产业的投资,I表示现期的总固定资产投资,表示房地产投资增长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K表示空置率,c、d为常数，表示各变量对该供给函数的影响度,F表示负债率,n次幂表示负债率对供给的影响（影响有正向有负向,主要看房地产企业从什么角度看待负债与盈利预期）;w是随机项，表示影响供给的其他决定因素,包括房地产价格、利率、政府有关政策等等。 四、模型的分析与评价 上述模型很好的将影响房地产价格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拟合，剔除了一些不易量化的指标，可以达到一个综合评价的效果。该模型克服了以前的判断房地产行业是否存在泡沫只是使用租售率、收入房价比等单一指标的方法，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这是文章的一个创新。但由于该模型的建立是基于CAPM的启发，而CAPM模型在应用存在着检验的可观察性问题，因此，检验的可观察性问题是房地产泡沫分析模型无法克服的一个不足；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如何有效量化政府的有关政策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挑战。总之，该模型还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待在实际运用中进一步进行修正。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房地产中介服务业的委托――经济学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消费者与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信息不对称，剖析了两者之间的委托――关系，阐述了两者委托――关系的经济学特征和基本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房地产中介服务业 信息不对称 委托― 房地产中介是联结房地产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以及房地产经济内部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纽带，包括房地产咨询、评估和经纪。房地产中介服务，是指为房地产开发和交易收取一定费用，提供各种媒介的有偿服务的总称。目前，我国房地产中介服务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但是仍不够成熟和规范，出现了大量消费者投诉中介机构的事件。本文试图从研究房地产中介服务过程入手，运用委托理论分析中介机构损害消费者利益而造成的后果，并由此提出几点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房地产中介服务业的委托――关系 委托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是伴随西方企业人问题的出现而产生的。委托―是一种基于契约分工关系，通过契约，一方（委托人）授权另一方（人）为他们的利益而从事某些活动，其中包括授予人一定的决策权利。在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消费者委托专业的房地产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包括房地产咨询、评估和经纪，同时消费者授予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一定的决策权利，并依据其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报酬。这在合同上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消费者是委托人，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是人。 依据房地产中介服务的业务范围，委托关系有如下三种：咨询公司和消费者的委托关系，经纪公司和消费者的委托关系，估价公司和消费者的委托关系。由于房地产中介市场中咨询、经纪服务比较活跃，下文就以这两种委托关系为研究对象，其中消费者指开发商和作为自然人的消费个人。 二、房地产中介服务业的委托―关系的经济学特征 房地产中介服务业的委托―关系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产生的，这种委托―关系的经济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消费者与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信息不对称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人具有“完全信息”，即市场上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买者和卖者）都对有关的经济情况（或经济变量）具有完全信息。但是在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由于交易双方占有信息和知识量不同的差异,致使拥有信息优势房地产中介结构在交易中处于强势地位,而相应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即信息不对称现象。 （二）中介服务结果的不确定性 房地产中介服务是一种市场行为，要遵循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市场规律，同时还要受一些相关的行业法规约束。中介服务结果并不一定能满足消费者的预期设想，并且由于市场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如政策、法律法规的变动，可能与预期完全不一致。如咨询服务中项目投资的可行性研究，也许结果表明投资并不可行。 （三）中介服务的非连续性和有偿性 房地产中介服务从双方达成协议签订契约为标志开始，到中介服务活动完成委托人支付中介服务机构酬金为止结束。如果再次发生委托中介服务，可以再一次建立新的关系并相应支付酬金，但是前后两次中介服务关系间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中介服务具有非连续性和有偿性。 三、房地产中介服务业的委托―关系的运行模型 房地产咨询、经纪服务是房地产中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咨询服务包括市场调研、方案策划、投资管理、产品营销和项目运营等，经纪服务包括二手房房屋买卖、租赁、商品房销售、商品房按揭贷款等等。目前，市场上咨询公司的业务也包括商品房销售。 以房地产中介市场主要的服务业务：咨询、营销和二手房买卖租赁为例，房地产中介机构利用自身的知识、信息、市场优势，为开发商和消费者提供咨询、营销和二手房买卖租赁服务。开发商为了降低销售成本和降低市场风险，把房产项目的咨询、销售任务委托给专业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则全权负责房产项目的销售，并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利，如销售进度控制、价格的优惠折扣等。开发商则根据咨询公司完成销售任务的数量和时间给予一定的报酬。在二手房市场，消费者为了降低搜寻成本，委托经纪公司房产项目的买卖租赁。经纪公司在一定时间内提供给消费者满意的买卖租赁服务，获得消费者支付的酬金。 综上所述，房地产中介服务业的委托―关系的运行模型见图1所示 四、房地产中介服务业的委托―关系的基本问题 消费者委托房地产中介机构服务，但是由于两者目标函数（经济效益最大化、品牌美誉最大化等）的差异,导致作为人的房地产中介机构可能从事只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有悖于消费者目标和利益的非协作、非效率的活动,致使消费者的风险成本增大,从而造成消费者的利益损失,即产生委托问题。 （一）逆向选择问题 消费者与房地产中介结构达成协议，其委托―关系就已经产生。在这种契约下，中介机构要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服务，而消费者则要配合中介机构提供相关信息和支付相关费用，双方分工明确。然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房地产中介机构滥用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优势, 以低价合同获得，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如图2所示：开发商委托专业的咨询公司、营销公司从事楼盘的，开发商并不了解营销公司的真实实力、经验和以往的销售业绩，营销经纪公司则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以低报价合同获得营销任务，造成逆向选择问题。 （二）道德风险问题 消费者与房地产中介机构建立委托―关系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房地产中介机构存在隐藏行动和信息的可能性，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在信息不对称严重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将会转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即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隐瞒信息或隐藏行动，通过减少自己的资源（时间、精力、信息等）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即不诚实的利己主义行为），来达到自身效用极大化的目的，从而影响服务效率。如图3所示：在二手房市场，有的经纪人为了取得售房委托，往往不管委托人所开底价偏高，都先与卖方签下委托协议，而后再找些理由与屋主议价等。 四、房地产中介服务业的委托―基本问题的几点解决措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房地产中介服务业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一定的有效措施。 （一）解决逆向选择的措施 建立信号传递系统和信号筛选系统，诱使人披露真实信息，委托人则根据某种可观测的信号判断人的真实信息，可以有效解决逆向选择问题。 1．建立信号传递系统 信号传递是指拥有信息的一方主动向交易对方提供信息。对于人弄虚作假，传递虚假信息，委托人要在调查的基础上，利用信号筛选系统，加以甄别。从长远来看，建立信号传递系统即是要建立网络化的信息平台，促进信息的顺畅流转，实现行业信息共享。如美国房地产经纪行业实行的多种挂牌服务（Multiple Listing Sevice , 简称MLS）,实现了行业成员之间的有序联系、信息共享等，改变了房地产经纪服务业的格局。 2．建立信号筛选系统 信号筛选指委托人主动搜集和分析交易人的信息。为此可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建立房地产中介市场评价体系。对从事房地产中介的机构建立诚信档案、诚信度指标，并定期在网络上披露，方便消费者选择合适的人中介机构。二、建立和健全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信用管理体系。信用管理不是喊口号，必须有配套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措施，使得信用管理有理可循、有法可依，真正具有可操作性。三、加大信用管理力度。就需要加强监管的刚性、严格执法，避免管而不治、治而不力，使得信用管理形同虚设。 （二）解决道德风险的措施 1．加强行业标准化建设 加快、加强我国的房地产中介服务业法律法规建设，使该行业的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坑害消费者，使得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的发展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同时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制定行业服务标准，严格贯彻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规范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的运作。 2．建立人信用担保机制 为了确保房地产中介公司促使其诚信、规范操作，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以让该公司在银行设立专用账户，作为信用基金，一旦有纠纷时，以此基金补偿消费者。采取这种形式，降低了消费者委托人的风险，提高人房地产中介机构的危机意识。 3．加大败德处罚力度 明确惩罚条件、惩罚标准，加大败德处罚力度，人在严厉处罚的形势面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败德，这样就可以最大可能使得委托人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4．设计激励合同 契约是委托人和人就各方的权利、义务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激励与约束的主要手段。基于此，笔者设计了一种激励合同，使得人和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 消费者和房地产中介公司签订合同时，设立最高合同价S，最低合同价P，中介公司的收益为R=P+θ（S-P） ，市场合同价R*。且0≤θ≤1，P 签订合同时，双方就对服务结果质量、效率满意度达成一致写入合同，并约定完成服务后组织评审专家组（由中介公司服务人员、消费者和邀请专家组成。特别的，销售和经纪服务不需要专家的参与），根据质量、效率满意度指标就服务结果给θ评分，从而确定中介机构的收益R。θ取值见下表1。 当中介公司努力工作时，在约定的时间内按照质量指标完成消费者的委托任务，付出努力的成本为C，并且有R* +C 基于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委托―关系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必须得到有效的治理，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才能繁荣发达，才能为房地产业走向成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对房地产问题的经济学理解 一、房地产涨价不影响社会成员中低收入者的利益 低收入者从来就不可能是买房一族的中坚力量。不错，低收入者也需要有栖身之所，然而，正是因为收入不高，他们不会对栖身之所过分挑剔，甚至不奢望拥有房产，更没能力进行房地产投资。因此，房地产价格变动对低收入者不构成直接的影响。 那么，房地产价格变动带动相关物价变动会不会对低收入者产生间接影响呢？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低收入者是社会分配体制中的弱者，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是绝对的弱者，在劳动力市场中他们有着强势的一面。低收入者是社会劳动构成中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多从事最基本的低层劳动。没有了低收入者，这个社会在很多的领域中将没有生产者，也没有服务提供者。因此，在得到至少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益要求方面，低收入者有足够的分量向社会提出要求，包括栖身之所。低收入者是靠什么自动获得其基本权益呢？低收入者靠的是流动。如果做人最基本的物资权益都得不到足够保障时，低收入者就会选择离开，即使在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约束的条件下，他们也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农民工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一旦足够多的低收入者选择离开，社会就不得不做出妥协。换句话来讲，为什么在商品房价极高的地区低收入者没有选择离开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在那儿低收入者的待遇没有越过他们所要求的底线，甚至就其个人纵向比对来看，在那儿其物资权益要求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这其实解释了现实中为什么房地产价格越高的地区越是低收入者选择的流入地区。进一步的理解是：正是基于对低收入者的社会妥协（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商品房价高的地区工资率普遍要高于商品房价低的地区。地区商品房价低，其居民收入相对较低，商品房价高其居民收入亦相对上升。这种社会群体平衡的市场化调节，一方面维持着低收入者的社会基本物资诉求水平的平衡；另一方面，也给向低消费地区流动的跨地区消费低收入者带来一定的超额物资权益。 二、房地产涨升是自然规律，可引导不可抑制 土地是唯一受到总量严格约束的要素，在社会经济受到激励的初始时期，局部或全面性的劳动要素和资本都会以相当高的速度递增，而土地的绝对供给往往不增反减。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当一种要素被严格约束住以后，那么，另外两种要素的增长就必然会被自动强制调节，调节的方式就是相对价格的变化，稀缺资源价格将不断上升。也就是说，土地价格的上涨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之必然结果。当然，土地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代表商品房价格必然上涨――土地价格的上涨有可能被土地本身利用率的提升消化。然而，基于对两个方面的认识：1.计划体制下的地产价格几十年来都未曾充分调整，地价（或地租）相对较低；2.前期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资本积累相当丰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国本轮土地价格的上涨从其绝对幅度上看正是当前商品房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那么，商品房价会不会无休止地单向上升呢？可以说在商品房价没有达到其合理匹配时，的确会单向上涨，但绝对不会无休止。一旦地价（地租率）得到合理提升，并且与资本赢利率相匹配时，商品房价格的涨升就会趋于平静。 当然，现实中，市场调节从来就不可能是精确调节，因此，市场中商品房价只会以波浪的方式逐步迫近其合理匹配值的。这也就是说：商品房价有可能在剧烈的调整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调整惯性。而房地产是具有投资功能的特殊商品，赚钱的示范效应很容易诱导人们盲目投入。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不久，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普遍不强。盲目地抢购会导致巨大的伤害，一旦涉及面过广则会危及社会。自始至终我们并不认为现在某些地区商品房价的畸形上冲是合理的现象。但经济的粗放性高速增长必然导致土地以及土地上房产价格的提高，这是经济规律，也是市场中“看不见的手”在调理人们高效运用土地资源的体现。 我们若盯住商品房价，将思维定格在如何驱赶投机者、抑制投机收益上，采取简单的、表层性的经济手段抑或是僵硬的行政方法，结果却要么徒劳无功，要么约束了经济，压抑了自然规律。比如：在房地产交易环节课以重税。这种方式看似能剥夺投机暴利，打击投机，但同时也导致了对存量房产的严格锁定，客观上造成了对房地产供给能力的抑制，在需求既定的情况下，这种抑制反过来又转化为推高房地产价格的动力。进一步提高的投机收益补偿了税收对投机者的利益剥夺，顺利地实现了税收向最终住房消费者的转嫁。因此，交易环节税不但不能抑制投机，挟着某种程度的恐慌甚至有可能更大幅度地提高投机收益。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理性地承受房产价格涨升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戒除简单思维下的社会尝试，借鉴发达经济社会建立在严格税收理论基础上的合理的、成功的方法，从房地产持有方向调整税收结构，规范人们的合理投资行为和房地产的持有行为。除非我们又彻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试图将房地产从投资品的名单中剔除掉是根本行不通的。另外，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大多数市场经济社会从来不将土地完全地市场化、商品化，这也是我国目前的政策取向，有些地方政府如北京市提出的安居房政府回购就是很具创意性的设想。 三、结论 现阶段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涨升归根结底是经济滞胀下的资本相对过剩所致。基于这一认识，从长远来看，政府应该通过进一步加强医疗、养老等福利制度的健全和增强其社会覆盖力度，努力增加人民消费信心；同时由于低收入者收入的增长几乎不会转化为对房地产的需求，因此，更应特别注重提高低收入者（下岗、退休工人）以及农民收入，以增强非房地产类的产品需求，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全面的产能出口，从而拉动内需，提高资本赢利率，进而促进产业资本需求增长，最终从根本上缓解房地产投资需求的压力。从短期来看，政府一方面应该开源节流，大力推进证券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发展，拓宽资本投资领域，疏导富余资本合理流动；另一方面，要打击非法资金对房地产市场的恶意炒作，改善房地产税收结构，通过房地产持有方向调整税降低房地产持有的资本利得，淡化房地产投资利得期望，疏导和抑制套利性投资对房地产的巨大需求，最终实现房地产行业的平稳发展。 (作者单位：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房地产泡沫效应的经济学分析研究 陈海秋（译） 阿伦・格林斯潘认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存在着一定泡沫――几年前他也曾指责与高科技相关的证券市场存在着“非理性的增长”。联想到1997年底到2000年3月，纽约股市的市值增加了5.5万亿美元，其中11只最主要的科技股占了增加额的一半。2001年3月14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开始跌破10000点，达到13年来的最低，纳斯达克已由5000多点跌到2000点以下，接着又跌到1700点以下，损失惨重，美国高科技股泡沫破灭。那时美联储频频加息，挤压股市泡沫，促使了高科技股市回归理性。现在，联邦基金利率每上涨25个基点，都伴随着人们对地产泡沫是否形成的进一步猜测，以及美联储挤压房地产泡沫的疑虑。这种现象阻碍了债券投资商的脚步，同时也使抵押贷款利率一步步地上涨――目前已经上涨到与缓慢复苏的经济不相符合的程度。房地产价格仍然在以远远超出预期的速度增长――目前已攀升至租金成本的很多倍。 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通的小投资者们――他们中间有些人正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或者说衰退才被迫提前退休――已经开始极力追捧房地产市场的种种优越之处。这些小投资者们以前也曾极力鼓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他们在1998-2000年之间对高科技股票评价也非常高――那段时间恰恰就是在泡沫破灭之前。目前，购置第2套住房对很多家庭来说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错过的投资机会。当然，我们很清楚的记得，当年我们的邻居、朋友将资金投入飞速狂奔的网络经济、通信产业和全球性的电信公司的时候，那是怎样一个景象。这些投资对象被疯狂追捧同时疏于监管，他们是高科技产业经济泡沫的助推器，储蓄组合甚至养老账户与这些投资对象相比都失去了价值。当年那些在鸡尾酒会上吹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利润如何之高的朋友们在面对现在房地产市场时，都变得沉默了。 现在，我们听到那些并非专业的小投资者们又在开始商量着某种赚大钱的内部途径，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把现在低利率推动的市场与10年的经济低迷和强迫性的利率提升联系在一起考虑。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主要分为几大类。大量的金融机构介入其中，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等等。大部分投资者青睐于商业地产，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及其与住宅开发商组成的合资公司开始大举进军商品住宅和多户型住宅项目。尤其是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其给与个人投资者的利润回报要远远高出一般的股票分红，这种现象在高科技经济泡沫破灭之后5年来是从未有过的。公众拥有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的数量通过共同基金或者经纪账户保持着持续增长。 个人投资者也可以投资于那些大型房屋建造商――这些企业正在积极地购买农田和废旧的商业及工业地产，甚至已经把触角伸到了新修建的洲际高速公路，利用其周边的土地开展建筑项目，通常都包含游泳池、俱乐部会馆及其他设施。便宜的燃气、优惠的汽车信贷条件、便利的抵押贷款等等客观条件都使得人们能够从租用住宅、老房子、高层公寓中搬出来，搬进富有戏剧般的梦幻色彩大房子里，这些大房子要带有两个宽敞的客厅、高高的天花板、大大的后花园……或者搬进联排别墅，告别过去拥挤的空间，享受高高的屋顶和一系列配套设施。至于那些旧房子和高层公寓，则可以成为年轻家庭负担得起的新居所，从而告别拥挤吵闹的城区。这一切听上去都是如此的美妙！ 一、低利率和高需求是新的房地产投机者推动房地产泡沫的基础 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要有一系列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主要有两个：较低的利率和较为旺盛的需求。较低的利率使得房地产的投机者和实际需求者能以低成本支付住房低押贷款，较高的住房需求使得房地产价格上升成为可能。 但是应该注意到，真正的泡沫，是被那些新的投机者们吹起来的。这些投机者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发力，但最终带给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却是基本相同的。 “自助型”的投机者很快发现了在新一轮行情中建立一个房地产帝国的可能――他们积极购入那些被取消了赎回权的或者是价值被低估了的住宅房产。通常这些投机者与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和房地产承销商合作，选择那些价值被低估的房产加以重新装修，以期获得高额回报。 当然，这种投机方式获得的回报取决于每一个环节增加的价值，取决于投机者套利的能力，取决于投机者讨价还价，降低交易费用和房屋翻新费用的能力，但是只要利率仍然能维持较低的水平，而房屋售价又不是太高，这种投资策略就会奏效。购房首付款可以通过低利率且免税的抵押再融资及低利率的房屋抵押贷款来解决。这套投机策略的回报是明显的，但也不乏损失，而且目前来看损失的可能性越来越凸显出来。整个这一系列投资活动就像是击鼓传花，最后花落在谁手里，谁就会赔得一塌糊涂。 第2类投机者注意到旨在迎合婴儿潮一代口味的奢华社区越来越多，并且从这中间嗅到了机会。据联邦住房企业和观察办公室日前公布的数据，2004年，美国房价大幅上涨，平均涨幅为11%，创下1979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内华达州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房产市场强劲需求带动下，全州房价一年之内上涨了32%，涨幅居全美之首，夏威夷、加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房价涨幅也达20%。美国南部和西南部的“阳光地带”、水岸、山脚以及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沿线的有些房屋价值近3年来已经上升2-3倍，原因就在于低利率的抵押融资、低利率的房屋抵押贷款、买断工龄的提前退休还有积蓄已久的对于购置第2套住房的渴望。这样一个淘金热似的局面让房屋租赁者都开始蠢蠢欲动，谋划着将自己的小型住宅或高层公寓推向市场以求获利。而投机者们更是坚信，凭着自己的洞察力，能够在这一轮淘金热潮结束之前取得巨额的利润。 二、提高利率是紧缩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途径 阿伦・格林斯潘是我们对抗通货膨胀的伟大斗士。持续不一致的经济统计数据让人们不得不去怀疑目前的通货膨胀究竟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即将卸任的美联储主席应该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负责。 的确，房地产泡沫与通货膨胀、利率都有直接的关系。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多种多样，从美联储的态度看来，现在的美国可能处在通货膨胀率正在快速上升时期，房地产正像前几年的高科技泡沫一样，是推动这次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而降低通货膨胀率就可能降低经济增长，减少人们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同时使得房地产投机者的成本提高，挤压房地产泡沫。现在，我们可以从美联储调控利率的步伐来猜测挤压房地产泡沫的路线。美国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住房抵押贷款来为他们的消费提供资金，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将会引发消费支出的降低。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消费者靠房屋抵押贷款而增加的支出高达6000亿美元，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7%，而2000年和1994年的这一比例分别仅为3%和1%。联邦基金利率“以稳定的步骤”上升25%，这毫无疑问地会提升短期伦敦同业拆借利率，相对应的，那些大银行也会提升自己针对浮动利率贷款的优惠利率。这样做的后果是降低消费者购买欲望、减少大金额采购项目，并最终导致制造业存货增长，长期来看会影响未来的产出。可以看出来，美联储计划让利率在5年期、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利率之间浮动，继而控制受利率影响的抵押贷款数量――尽管这是有待证明的，但美联储的做法看上去真的是计划让房地产市场陷入紧缩，而不是让贫血的经济步伐慢下来，或许这是因为房地产价值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个人资产净值，目前来看还代表着可支配净收入。 2005年春天的前几个星期，综合经济成长报告将美国10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从4.40%提高为4.65%。这使市场对10年期、30年期国债和抵押贷款利率预期都提高了。大的房地产投资者和开发商们都开始考虑如何处理手中的存货和在建项目，并考虑今后的发展前景。6月上旬，报告指出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都有下降，经济增长疲软，美元处于相对强势，这些消息对债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来说可谓利好。这里预期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消费指数的下降和经济增长乏力，给美联储继续提高利率增添了压力，降息或至少是保持利率不变似乎成了联储合理的选择。以至于一位颇有胆识的官员建议美联储在6月底的会议后就该停止提高利率的计划，并把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低至3.85%。 执着的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上阐述了长期低利率带来的问题――低利率毫无疑问会影响抵押贷款利率。10年期国债利率依旧低得让人无法理解，格林斯潘坚持，并且暗示了他的意愿――要让短期利率持续上升，直到目前过于宽松的利率环境回升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这一过程的需要持续的时间目前还无法预计，但一旦达到了 预期的目标是可以被发现的。上述内容就是所谓的“格林演说”。 三、利率变动与住宅需求之间关系的市场反应机制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债券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都在升高，那么我们从房地产市场上又能看出些什么呢？ 首先，利率调整这种货币政策的效应有一定的迟滞。这些迟滞表现在已经购房者不会因为利率的提高而导致低押贷款利率的提高，及时把手中的房地产卖出去；也有的因为购房合同还没有到期，必须要执行合同，这样利率提高的政策就不会立即发生明显的作用。 其次，在正常的政策效应迟滞过后，新的住宅开发和建设都会戏剧性的减缓，同时，符合抵押贷款条件的首次购房者数量会减少。前文中提到的投机者中有些会不得已以低利润或零利润售出手中的房产，其他的则会赔钱。借入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自住和非自住房产拥有者，在目前利率调整的环境下，会发现自己的处境相当被动，有些甚至不得不选择重新住回小房子。筹资的困难、合格消费者数量的减少，让房地产市场供给相对过剩，价格也出现了下跌――但在高档住房领域并非如此。一般的针对高收入贷款者的放贷风险比率可高达90%，这听上去让人很舒服，但事实上放贷者和评估方现在都倾向于高估物业价值。在高利率环境下，在银行紧缩银根的放贷评估准则下，曼哈顿区的一间两室公寓可能被评到130万美元，这足以让购房者和大部分投机者望而却步。当然，一些潜在的住宅购买者会拒绝高房价，转而选择省下首付款并且宁愿选择高租金也不选择高持有成本――尽管这样的成本可能最终会带来较好的资本回报。如果消费者调低对市场的预期，不期望自己的股票红利能永远上涨，也不期望用“巨无霸似的贷款”换来一栋“巨无霸似的豪宅”，市场价格可能会保持稳定或稳中有降。事实上，一些市场上新开发的高层公寓项目已经出现了上述迹象。 四、利率与商业地产的关系 商业地产事实上也受益于投资热潮和低利率环境――尽管受益程度可能比住宅项目稍低。新开发的住宅项目需要周边有零售中心配套，同时也需要旧中心的现代化改造。低贷款利率同样也对新的工业地产和写字楼项目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近20年的低迷后，房地产市场供给重新又活跃起来，而且并未伴随实质性的通货膨胀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低利率带来的一个良好效果。 在一些新的市场中，写字楼和工业地产的租赁业务开始繁荣起来，但总的来说这部分业务依然稳定在城市中心商业区和那些主要的郊区市场。由于机构投资者从股票和债券中获得的回报越来越低，因此投资越来越多的转向房地产市场――统计显示，机构投资者投向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占其总投资额的比例已由原来的3-5%上升到目前的8-12%。这些现象都意味着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在追逐同一处房产，越来越低的资本化率以及越来越低的投资回报。类似于个人住宅市场的投机者――投资的基本前提是认为资本参与能够获得巨额利润回报。通过低成本的抵押贷款可以获得更高的杠杆投资效应，更有利于获利，但是，许多大的机构投资者都在控制投入，同时把贷款率控制在60-65%，相比之下，一般的企业投资者贷款率都高达80-85%。持有大量资本的对冲基金和非传统的房地产投资者进入市场后，提供的夹层融资和补充融资也使投资杠杆效应进一步提高。 最近的房产交易显示营业收入相当的高，而与此相对的，租赁业务收入提高的前景有限。这就意味着，特定区域的特定房产可以经过改造实现商住两用，这样一来租金业务和销售收入就不构成矛盾了。 五、利率的变动对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的影响 美联储现在越来越重视利用利率来调节经济了。但是利率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一般说来，商业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过去十几年来年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市场资本值的增加，增强了商业地产市场的资金流。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市场规模从1991年的90亿美元，以每年增长速度增加。另一个影响商业地产价格的因素就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历史新低。近年来大量资本流入商业地产市场与低利率和投资选择单一有关。纳斯达克泡沫破裂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不同资产类别的风险/回报比较，他们看到房地产市场有利可图。于是利率成了一个“巨大的引擎”，推动人们进入商业地产俯拾巨利。 较高的利率不仅会影响未来的发展，而且，商业贷款利率的重新设定会在经济扩张之前压低租金。较高的利率会降低企业利润，同时，低利率会导致消费需求萎缩，直接影响销售增长。在这种背景下，较高的租金水平会促使承租企业将自己原本可能分散在各地的业务合并于一个地点以减少租金成本，当然，这个过程会带来裁员。紧缩的银根和房地产市场上资金流动的减少会轻易使经济接近衰退边缘。 如果我们审视过去几年的经济运转情况――从合理的高利率以及蓬勃的股票市场到伴随着高失业率的低迷的经济，似乎可以发现，美联储为衰退的经济增添动力的办法就是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例如，自2001年第4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消费的强劲增长，而促进私人消费强劲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住房抵押再贷款（refinancing）、零息汽车贷款、商品销售打折、减税和退税、燃料价格的下跌和历史少见的低利息率。这种措施的直接后果就是股票市场的缓慢复苏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利率恢复到以前的从理论上看较为合理的水平，现在的房地产泡沫就会破裂，但是与此相伴的，美联储为了拯救上一轮经济衰退而提出的低利率措施也将走向终结。 六、从上一轮经济衰退看目前房地产的走向 1980年受里根减税刺激，美国房地产投资大规模扩张，1980年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占贷款总额40%。1986年国际石油价格暴跌，1987年股市“黑色星期一”加速房地产萧条，23个大城市房屋空置率为20%。通过机构关闭和银行信贷收缩，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了。目前的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大量的个人投机者随着专业投机者、国外的企业投资者和小的商业投资者一起涌入房地产市场。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迷信程度甚至堪与算命师和选股师相比；生怕失去投资机会的淘金热潮；过热的银行信贷；资金贷款人和借款人都过于关注未来可能获得的利益，而忽视了眼前利率调整可能带来的风险；没有对借款者的现金流加以足够重视，尤其是对1946年出生的一代人和那些提前退休的人――这部分人的现金流事实上是不够安全稳定的；过热的股市催生出的投资思想影响了房地产市场――这种思想认为房地产本身并没有什么稳定的、合理的价值水平，房地产价格的变动方向只有一个――就是上涨；坚信投资房地产是永远有利无害的，而且房地产投资能够不受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影响。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目前的状况将重复1987-1995年间银行破产、信托公司陷入困境、发展停滞的可怕局面。美联储应该富有远见，应该认识到他为了平抑新一轮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措施应该是多样性的、多角度的，而不仅仅是抬高利率让消费者感到难受。上次房地产市场低迷受到了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深刻影响――这部法案不鼓励个人投资，同时通过影响房产抵押出售使整个市场陷入萧条。毫无疑问的，抑制投机行为是个值得称赞的目标，但是美联储不应该把利率推升到过高的水平，以至于影响到经济健康运行的程度和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流动性。强制抵押品赎回、拍卖，房地产减值、增值，房地产市场资金流动等等这些问题不应该受到旨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的不良影响。 七、对于合理的利率水平的探讨 利率的变化无论对房地产的投机者还是消费者的收益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房地产的相关者和其他经济组织应为利率的变化导致他们经济行为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促进经济繁荣或衰退。如果提高利率，可以挤压房地产泡沫，但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如果要抗击经济衰退，就要降低利率，这有可能推动房地价格上涨。那么究竟怎样的利率水平才是合理的呢？美联储的官员说合理的利率水平到来时我们自然会感觉到，是否真的是这样呢？根据理论定义，合理的利率水平应该能够使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与消费行为取得平衡，既要保证投资需求不会过热，又要维持市场活力。很显然的，这样的利率水平依赖于人们的预期水平。如果消费者预期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市场价格会持续走高或者自己的收入会提高，那么他们就会愿意在高利率环境下贷款购买房地产、轿车还有液晶电视之类的商品。这种情绪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十分普遍的，1981年时的优惠利率高达21%，抵押贷款和汽车信贷甚至可以容忍16%的高利率。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普通消费者的收入也不再可能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支撑着美国经济正常运转的正是那些已经退休的或正在工作着的普通消费者，因此，考虑到他们有限的收入，利率确实应该恢复到一个合理的较低的水平。 能源消耗量上升到正常水平的两倍，而且没有任何降低的迹象，这种背景下，7%的优惠利率出台了，与之相伴的是接近6%的浮动利率和7%左右的汽车信贷利率，这样的利率水平会将自由可支配收入引入市场――自由可支配收入正是投机行为的资本基础。但是，一旦发现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失业率重新抬头，美联储官员们短暂的成就感就会消失殆尽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新的工作机会在不断出现，而与之相矛盾的是，整个社会的可支配净收入却是在不断下降，因此，如果要避免拖欠贷款行为出现和房地产价格侵蚀，6.25%的优惠利率和4.25%的国债利率可能还是显得太高了。或许，合理的利率应当更低一些。 八、可资借鉴的澳大利亚经验 房地产崩溃给美国经济上了惨痛的一课，尽管美联储看上去并不为此担心。我们从别的国家也可以学习到类似的经验，比如近年来澳大利亚稳中有降的房地产市场。当然，由于两国现实情况的不同，我们不能将美国的市场完全与澳大利亚对比，但是这种比较是有借鉴和学习价值的。澳大利亚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曾高于10%，利率则高达17%，在这之后，1997年，房地产价格开始缓慢上升，失业率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开始调低利率。加之澳大利亚税法对房地产市场收入比较宽容，房屋净值贷款为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提供了资本支持。 从2003年开始，澳大利亚联邦各储备银行开始酝酿调高利率，同时开始强迫借款者向银行证明其还贷能力，这无疑提高了放贷标准。2004年底，澳大利亚开始提高利率，至今已加息3次，每次加息25基点。这一措施明显软化了房地产泡沫，但并未使之破裂。过去几年澳大利亚的房价年均上涨20%，而目前全国平均房价仅上涨了0.4%，其中悉尼上涨了0.2%，而墨尔本下跌了5.2%。提升利率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受投机需求驱动的房地产投资骤降了10%――这一点从美国的现状也可以看到，同时，房屋净值贷款几近停止，直接导致了消费者支出下降，人们开始关注未来利率继续提升可能带来的影响，消费支出下降带来的失业现象也开始出现。时至今日，基本可以判断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实现了软着陆。 九、对美联储下一步所要采取的对策的建议 对澳大利亚来说比较合理有效的利率，放在美国可能就显得太高了，而且，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仅仅是一份临时报告得出的结论，单凭这个判断经济过热，继而决定摧毁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价值，这样做付出的经济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利率问题永远是个悖论，理论上看来无懈可击的利率升降措施有时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美联储现在真正应该关心的并不是如何把房地产价格压低，或者提高利率以惩罚那些投机者，而是如何采取措施给高涨的投机需求降降温。如可以通过强制证明借款者还贷能力来提高放贷标准――当然这一措施在目前看来显得为时已晚了。但是中央银行系统还可以采取些别的措施――如根据借款用途来决定放贷政策，这就像证券市场上通过收取保证金来抑制投机行为一样。这样一来，银行可以要求那些出于投资需求购置房产的借款者提供更高的净资产额作为担保，同时，通过对二次抵押贷款和房屋净值贷款加以限制来抑制投机行为。这些措施都能够使房地产市场泡沫逐渐萎缩下来，同时降低了利率政策引发消费者损失的风险。 注：本文译自2005年8月的《房地产金融》，原作者：（美）吉尔・桑德勒。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作者为博士、助理研究员）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房地产市场中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一、行为经济学 1、行为经济学的概念。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运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个人或群体的经济行为规律的科学。从20世纪五十年代起，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行为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适应实践需要产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发现了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等基本假设的不足之处。它的崛起，既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也对其进行了补充和拓展。 2、行为经济学的特点。行为经济学在进行研究时，通常采用实例研究、实验研究和现场研究，而最重要的方法是抽样、谈话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借助了可靠程度较高的抽样调查法和谈话法，才使行为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1）它的出发点是研究一个国家某个时期消费者和企业经理人员的行为，以实际调查为根据，对在不同环境中观察到的行为进行比较，然后加以概括，并得出结论；（2）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集中在人们的消费、储蓄、投资等行为的决策过程，而不是这些行为所完成的实绩（如花了多少钱，存了多少钱等）；（3）行为经济学更重视人的因素，因此也可以认为它是管理方面的经济学。它分析研究经济活动的心理上的前提条件，例如人们在做经济决策时的动机、态度和期望等；（4）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是以实际经验为根据的，它有助于修正传统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像关于理性行为人假设、效用极大化的假设，等等。行为经济学在利用心理学及社会学的成果方面已取得长足进展。 3、研究行为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行为经济学对管理、金融、营销、政府宏观政策的制定都有显著的影响。行为经济学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行为经济学主张用过程理性来代替实质理性，并致力于把被价格、收入等经济变量牵动的经济木偶还原成富有人性的人，使经济学成为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 二、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房地产市场分析 1、心理预期与“羊群效应”。在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上，需求可分为投资购房和消费购房，前者又可分为投机性炒房和投资性买房。但无论需求的构成如何，在短期内，需求各方都存在着“买涨不买跌”心理。“预期理论”认为，人们的获得和损失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在房地产市场中，参照点就是人们对房价的期望。假设房价一直上涨，人们若现期以低价买房，则末期高涨的房价就是“获得”；反之就是“损失”。因此，在长时间房地产积极看好的舆论影响下，消费者对于房价的参照点不断提高，很容易产生一种急躁与盲从的心理，从而产生一种“羊群效应”：房价越涨，越要跨级消费，借钱买房；买的人越多，越要加入到买房者之列。结果便是房价持续攀升，直至需求不能给价格足够的支撑乃至产生泡沫。因此，人们心理预期是在供求关系背后影响价格的决定因素，预期的改变造成了市场的波动性，而“羊群效应”起到了放大波动效果的作用。同时，启发式偏向说明了心理预期的形成过程对于决策环境的依赖，而决策环境则包括决策者所面对的政策导向、群体压力和舆论环境等。 2、投机心理与市场泡沫。与股票市场类似，房地产市场也存在着同样的泡沫。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最大特征便是房价的高涨与消费者的购买力相脱节。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来看，除了普通购房者，其他参与者都从不断攀升的房价中直接获利。中央政府一方面缩小土地供给；另一方面却享用着由于房价虚高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地方政府把握着土地一级市场，高地价和高税负收益的利益驱动，使其成为高房价的坚定支持者、房地产开发商的忠实伙伴。房价上涨使商业银行在短期内将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形成了商业银行的信贷与房价攀升互相刺激、互为因果的局面。开发商作为土地价格的接受者，一方面高价格增长使其形成了高利润回报的预期，从而采取一切方法抬高房价；另一方对购房者鼓吹房价上涨，改变购房者的参照点。炒房者则形成了虚假的需求繁荣，放大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综上，房地产市场的各方参与者共同造就了房地产的市场泡沫，多方的投机心理共同吹大了泡沫，形成所谓的房价泡沫、地价泡沫、供求泡沫和资金泡沫，直至“蝴蝶效应”的发生。因此，房价的持续上涨是由参与多方的投机心理所造成的。正是这种投机性行为所形成的泡沫，增大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性。 3、市场波动的形成机制。行为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强调将“行为决策”引入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心理预期、“羊群效应”、投机心理等因素是造成房地产市场波动的深层原因，以下就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系统地影响房地产市场做进一步的阐述。非理性繁荣的形成机制归为四类：引发性事件、反馈性的机制、“新时代”的经济思想和“心理依托、从众行为”。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引发性事件主要有：国家刺激消费、加快经济建设的主旋律激活了房地产市场的投资热情，各地纷纷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同时，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人们形成了积极的预期，加之媒体的报道和地产商的鼓吹，都推动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就此而言，国家的政策导向是房地产市场中最为主要的波动源。同时，房地产市场存在着反馈机制：当看到过去的增长，参与各方会调整自身的信心和期望。从而引起需求的增加，这样最初的价格上涨的结果又反馈到了更高的价格中（正强化作用）。第二轮的价格增长又反馈到第三轮，以此类推。反之亦然。反馈机制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它影响着房地产市场波动的振幅。最后是“心理依托”和“从众行为”。 综上所述，政策导向或其他事件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形成了波动的源泉；消费者依托于近期的价格做出行动选择，确定了波动方向；价格的反馈机制、消费者的从众行为则决定了波动的振幅和影响范围。 三、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分析消费者购房行为 我们可以将认知、信息、环境理解为影响或决定理性选择行为的三个基本要素。消费者在购买房产过程中的理性选择行为，根源于收益和风险的比较。消费者在处理每一项交易时，风险和收益会促使他进行认真的理性思考，他要对市场的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行调查和分析。但是，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常常会干扰个体的理性选择，当个体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而无法对风险和收益做出清晰的判断时，他就有可能放弃理性思考而在感情机制的作用下作出选择。这里所说的感情机制，是外部环境诱导、直觉判断、历史经验、从众心理等的综合体。 一个相对成熟的理论在描述某种社会现象时通常是以该种现象的基本表现形式为基础的，至于该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则是可以选择的。个体选择行为时而理性、时而非理性的情景，还表现在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的转化方面；或者相反，先采取非理性选择后却因发挥了自己的认知、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性做出了分析和判断而采取理性选择。 四、如何运用行为经济学监管房地产市场 基于以上行为经济学的分析，为有效控制市场的波动性及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提出了新思路。 1、监管的对象和重点应有所改变。从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形成机制来看，监管的对象应包括所有的参与者，包括政府自身、商业银行、开发商、炒房者和购房者，而非其中之一或几个。可以针对不同的参与主体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措施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改变参与者非理性的心理和行为。 2、监管的手段和措施应更加多样。在明确了房地产市场波动性的深层原因后，政府可以通过令非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来改变参与者的心理因素。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教育学术论文: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摘 要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分别在整合的概念、历史、模式以及教学实施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研究应从“为什么整合”、“整合什么”、“怎么整合”以及“谁来整合”四个视角作出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职业课程；整合；回顾；前瞻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职业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极具整体特点的相当复杂的系统。未来职业人要成功胜任某一职业岗位，不仅需要具备独立的职业能力，还需要具有凸显整体特点和全局视野的综合职业能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而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前者融合的核心内容。因此，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回顾 （一）基本概念的研究 “学术课程”（academic course）是指学校课程里反映传统学术兴趣的那些课程或课程的有关部分，其往往被视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理论基础的课程，与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形成对照”[1]。其与旨在培养完整人的“通识课程”、传授必备综合知识的“博雅课程”、传授必备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课程”和传授普通文化知识的“普通文化课程”有着基本的同质性，皆强调所传授知识的基础性、必备性、总体性和普通性特点。“职业课程”（vocational course）是指“同具体工作或职业对口”的“在普通中学高年级或大专院校开设的从事于某种工作的职业课”，“使学生毕业后便于就业”[2]。可见，该课程在本质上具有就业的功能，这种就业是指向某种工作或职业岗位的，其与“专业课程”有着相通的内涵。“整合”是指通过整顿、协调及重新组合[3]，以实现结果的更为优越性。整合（integrate）的英文解释有两层涵义：一是将两种不同的事物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将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结合，成为后者的一部分[4]。 关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有美国学者认为它是指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教师协同工作，以确保两个领域的课程内容更具有相关性和对学生更加有意义，这种整合需要通过在职业课程教育中渗透学术内容或在学术课程教育中渗透职业内容的方式实现，整合有利于学生同时获得相关的学术和职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够更好地进入职业并在工作世界中获得成功[5]。这里的整合显然只体现出“整合”的第二层涵义，即要么具有学术课程的主导性，要么具有职业课程的主导性。而事实上，这种整合完全可以以全新的综合型课程的形式呈现，即将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型课程形式，这也就是整合的第一层涵义。因此，“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指其中一方整合另一方的过程，也包括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课程模式的过程。但对于二者的整合，有研究者指出：一是并非所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都能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相融合；二是不能在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之间建立机械性的联系，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6]。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同于“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是指通过改变课程、重构组织、促进教师合作、加强与就业的联系等措施使得两类教育融为一个有序整体的一系列活动[7]。可见，“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整合”的一种具体方式，但不同的是前者实施的主体是单边的职业学校，实施的核心工作是课程建设，是在职业学校内部通过各种课程模式的运作而实施的两类课程知识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课程的形态出现，如综合课或模块课；而后者实施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各类教育机构，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与协调下，通过参与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或内部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实施的两种教育内容的融合，可以以学校的形态出现，如综合高中。在这种综合高中的实践模式内部，可以有相互独立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也可以有二者整合的课程形式。 （二）整合的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先后经历了“拿来主义”、“国外经验、本土化探索”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三个阶段[8]。在这一历史发展中，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学科本位向工作过程或工作任务本位转换，从三段式纵向课程模式向综合型课程模式转换。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课程模式。在应用过程中，这些课程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了学生市场需求的职业能力。但是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职业院校开设的文化课程往往形同虚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得到教师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不感兴趣，认为文化课程与以后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联系。 在美国，为满足后工业社会对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劳动者的需求，20世纪80年以来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法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课程整合的导向力度。例如，《1984年柏金斯职业教育法》与之前的职业教育法相比增加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条款，即要求职业教育在实践中通过传授基本数学和科学原理的课程或特殊战略的设计来增强职业教育的学术基础；《1990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法》关注的最为重要内容即是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其强调职业教育要通过设计一系列课程来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内容的整合，以便使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1998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修正法》要求，职业教育通过学术课程的整合促使毕业生获得面向新世纪所需的基本能力；《2006年柏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完善法》进一步强调，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和服务整合严格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学术和生涯与技术的教学，促进中等和中等后职业教育学生对于学术和生涯与技术能力的更为充分的掌握[9]。一系列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及其对课程整合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实践中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比如，从1994年开始，美国伊利诺伊全州49所社区学院普遍推行以应用学术课程模式为重点的学术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课程改革实践[10]，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改革措施。面对80年代英国中学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产生了两种改革主张：其一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这主要体现在1983年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制度（CPEV）等措施；其二是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把技术课程作为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这主要体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90年代，为进一步推动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在1991年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白皮书中，宣布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制度框架，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兼顾就业和升学的需要；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应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11]。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课程中普通教育内容的渗透以及学术课程中职业教育内容的融合。但是，在英国课程论专家麦克·扬（M.Young）看来，这些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实现学术资格与职业资格的融合。为此，他从“批判的职业化”视角，提出了未来课程在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和资格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 （三）整合的模式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体现中国特色的典型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例如，从80年代开始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而形成的综合化课程模式和“职业基础培训、专业培训、职业岗位培训”三段式课程模式，90年代开始借鉴加拿大能力本位（CBE）理论而形成的模块式课程模式和新时期借鉴德国工作过程导向理念而形成的项目课程模式，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和就业导向课程模式。这些课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合的基本理念，其中包括学术知识与专业知识的整合。这些课程的共同特征在于打破原有的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模式，以专业领域中职业岗位和工作任务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综合课程、模块课程、案例课程或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其中，“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模块式课程模式，该模式一方面以广泛的职业集群为基础，通过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广泛的职业适应能力或关键能力；另一方面以特定的职业岗位为导向，培养工作任务所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能力。项目课程则是以完整工作过程为导向，通过打破职业任务之间的界限，将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在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完成完整工作过程所需要的一系列能力。 虽然上述课程模式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指向工作任务的课程模式，而不是特定指向学术知识与职业知识的整合方面。为此，有些研究者专门从整合的视角探讨了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学科导向课程还是工作过程导向课程都有其固有的弊端，进而从“健全职业人格”培养的视角提出了“多元整合型课程”新模式。纵向的学科课程模式因其目标性导向不适于职业需求，横向的项目课程模式因其过程性导向不适于发展中的职业个体，因此必须沿着“职业—学科”或“学科—职业”的方向，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的“多元整合型课程”[12]。至此，这种课程模式也就同时融合了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同样建立在既考虑社会的发展需求又照顾个体发展需求的双重视野基础上，另有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价值取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提出了横向交叉课程和纵向螺旋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13]。其中，横向交叉课程是基于课程整体效益大于局部之和原理，通过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不同学科知识整合而形成的课程体系；纵向螺旋课程就是打破原有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直线设计的逻辑顺序，将不同内容和性质的知识从简单到复杂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结构体系。这一模式也是一种可以借鉴的融合学术知识和职业知识的、立体化的整合课程模式。 在国际上，不同的国家与机构也积累了一些经典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课程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课程模式、英国的BETC课程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MES课程模式等。这些课程模式虽然大多数也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在具体的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实践中，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法所倡导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整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领域职业课程与学术课程的整合，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课程模式。对此，美国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经过深入调查与系统梳理，总结提出了中、高等层次课程整合的8种模式。其中，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有融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模式、学术和职业教师协同提高学术能力模式、学术课程职业相关模式、学术与职业课程联合模式、高级项目模式、学院模式、职业中学和磁铁学校模式以及职业集群和生涯路径模式[14]；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主要有通识教育课程模式、应用学术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能力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模块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视野和职业关照的多元学科课程模式、串行和集群课程模式、校中校模式以及具有职业导向的补习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模式[15]。对于这16种课程模式，有国内理论研究者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了融合职业内容学术型课程、融合学术内容职业型课程、综合型课程和模块型课程等4种模式[16]。这些课程整合模式对于当前我国职教课程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整合的教学实施研究 理论上，职业教育中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应分别由两类不同知识类型的教师承担，即学术课程教师（简称学术教师）和职业课程教师（简称职业教师）。但在职业教育的现实实践中，为了实现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进一步整合，则需要两类教师的共同协作。现有研究表明，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的合作不仅体现在课程的实施中，还体现在课程的前期设计中。例如，在美国，有一种通常在最后一个学期开设的、被称为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的整合型课程。这种课程主要培养学生面对未来复杂性工作环境时的问题解决、项目执行、团队协作以及展现自我等方面的综合职业能力。因此，其需要项目小组所有课程教师的共同参与。例如，在特拉华州的一所职业技术高中，在第一学期由广大教师通过数周的对话识别出未来毕业生所需的各方面能力，进而协同设计出一个由研究论文、产品设计和口头报告组成的项目课程[17]。之后安排在最后一学期由所有教师共同参与实施。事实上，大多数综合型课程模式的设计与实施都需要双方教师的共同协作，不过对于有些课程，这种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调查发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应用学术课程一般很少由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共同合作来完成，而往往是由单独一方来进行，从而造成学术课程教师偏向于纯学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显得较为抽象；而职业课程教师执行的效果则相反[18]。在国内大多数职业院校，由两种教师合作的课程实施也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对部分省市的中职学校教师调查后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课教师不太了解学生文化课的学习情况，有2/3的文化课教师对相关的专业课程知识不太了解[19]。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专业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缺乏相互沟通与协作。 此外，双方教师没有能够成功实现彼此课程知识融合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双师型”的视野。这种“双师”是指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视野，而不是传统的兼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双重视野。也就是说，需要这些教师成为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学科视野的“双师型”教师。研究发现，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学术课程教师具有的“双师型”视野，他们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将特定的专业知识引入到自身的学术知识教学过程中。在美国芝加哥一所职业学校建筑专业的阅读课上，该课程教师通过让学生阅读课文《芒果街上的小屋》，使他们认知和领悟建筑环境和材料选择对房屋建筑以及个人生活的重要性[20]。在国内，也有部分成功的案例。例如，为激发学生对文化课程的兴趣，渗透相应的专业内容，有的学校的烹饪专业通过拼冷盘来让学生掌握图形知识，通过名人的饮食文化来改造语文课程[21]，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术教师努力的结果。此外，面对数学课程与专业知识的脱节，有研究者为广大职业院校的数学教师如何改进数学课程教学提出了一定的策略性建议。比如，有学者指出在数学算法应用的题目中应使用专业知识来陈述题目条件[22]；另有研究者提出了“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优化课堂导入”和“创设专业应用情境，优化教学内容”的课程整合思路，并通过实践进行初步验证，效果较为明显[23]。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计与实施中，学术教师或职业教师不仅要注意与对方的协同合作，还需要他们具备双重的知识视野，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的融合。 二、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一）为什么整合 “为什么”是回答任何问题的出发点，是研究任何课题的缘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意蕴着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和价值观，而且反衬出现实实践的问题所在。但是，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似乎研究者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仅从单个的视角分析整合的必要性，而没有从更加全面的视角解读为什么要整合的问题。事实证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个体终身完善的需要。就社会发展而言，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复杂职业世界的应对，都要求个体实现健全的发展，达成综合的职业能力；就个体发展而言，完满发展是个体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为什么要整合还应反映教育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最新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分析在课程整合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是其内容之一，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乃是解决后者的具体方式之一。然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二）整合什么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到底整合的是什么，相应的整合模式仅仅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骨架，而丰满这些骨架的血肉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澄清什么是学术课程，什么是职业课程，它们在现行的职业院校课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我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虽然有着与这两种课程本质相对应的课程名称，但这些类似的课程名称却并不统一，存在一课多词、一义多词的现象。例如，对应于学术课程，有普通文化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甚至通识课程、博雅课程的称谓；对应于职业课程，有专业课程、技术课程等称谓。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称谓多变的课程类型，在研究整合之前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名称进行统一。本研究暂且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统一为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在统一名称之后，就该研究这些课程的内容，究竟要整合这些课程的什么内容，是知识还是技术，是抽象的价值观还是具体的动作技能，是否包括职业道德、职业审美等基本素养，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怎么整合 “怎么整合”就是研究课程如何整合并最终成为什么形态课程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得知，在国内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模式、英国的BETC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模式以及我国的“宽基础、活模块”模式。但是，这些课程模式都不是直接针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思路进行构建的，而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而设计的。在已有的课程整合模式研究中，只有美国研究者将本国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事实上也只有美国明确提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贯彻。在借鉴些许经验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根据相关经验，课程整合的模式有很多种，如整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整合职业内容的学术课程和综合型课程，那么适宜我国的到底有哪几种，这几种的比例关系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谁来整合 “怎么整合”只是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方向，那么由谁来贯彻这种理念并付诸行动，从而使课程模式得以呈现和实现，这就涉及到整合的主体要素。一般而言，主体既有人的要素，也有机构的要素。在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过程中，人的要素的核心主体是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也包括旨在协调双方和相关资源的管理人员和学生；而机构的要素主要就是职业院校，另外还有不同级别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后者提供思想性和政策性的引导。不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涉及到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两种人的力量，对于其他人员的力量以及机构的力量涉及甚少。因此，要想更好地促进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要加强双方教师的合作，还应调动更多力量，如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务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课程合作的协调中去，并积极争取学生的课程改革意见。与此同时，相应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如教育部职成教司还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纲领性文件，对课程整合提供整体的思路和导向；相应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辖区内职业院校的课程整合实践提供具体指导。最后，职业院校应结合本校的各种资源优势，统一协调各方力量，对课程整合进行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些都需要广大理论研究者进行建言献策。 教育学术论文:试析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动向及启示 [摘 要] 自1965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平塚奖的获奖作品、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及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关键词] 日本；比较教育学；地域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比较教育学也是这样。自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走过短暂的低迷岁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著作以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如今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是蔚为大观。同样，二战后日本比较教育学学科理论构建也是由无数次的实践积累而成的。其间经历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冲击、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争、研究方法的转换、研究地域重心的转换、研究基础弱化等一系列的考验，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依然在执著地探索与前行。本文将从平塚学术奖的获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研究动向、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限于篇幅所限，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教育学研究》中的研究动向与特点将另撰文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一、平塚奖与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动向 为了纪念平塚益德教授，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培养国际化的日本研究者，为学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1982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设立了平塚学术奖励基金。1990年，在平塚基金的基础上，学会设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奖项是日本在教育类学会中的首次尝试。平塚奖的设立对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年轻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可以说，平塚奖是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最高奖项，是对年轻学者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的一个高度肯定。截至2012年，平塚奖总计评选出20篇获奖论文，通过对这些获奖论文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日益青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逐渐从“脱亚”向“协亚”的回归。这一趋势反映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即是日本研究者对亚洲教育问题的关注。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1991～2012年平塚奖的获奖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韩国、德国等国。除了德国和澳大利亚，其余的国家均属于亚洲，而且关于泰国及马来西亚的研究论文均在3篇以上。这些论文研究遍及了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政策、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教育的多个层面。 （二）研究方法更注重实地考察 比较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合作的同时，也保持了独有的特色。90年代以来，作为重要研究方法的实地考察法（或称之为田野研究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日本研究者针对世界各国的各种教育现象、教育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准确的资料收集，从而进行国际比较与调查研究。长时间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对于比较教育学研究来说，无论是通过共同研究进行多国之间教育问题的比较，还是学者个人进行某一文化圈的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从全球的视野把握世界教育动向，突破时间、语言、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对教育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与研讨。我们从这22届平塚奖的获奖论文中不难发现，有多篇论文都是在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例如学者服部美奈的《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女子教育》一文，就是作者在当地两年半的学习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三）对少数民族教育愈加关注 正如日本学者杉本均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1]。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论文研究的问题一栏中有6篇获奖论文是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足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及普遍性理应倍受瞩目，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与此同时各国自身社会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带给教育的影响却更加倍受关注。在这6篇论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等均为亚洲国家，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对亚洲的少数民族教育尤为重视。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女子教育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差异、教育政策等均有涉及，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其中也不乏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及性别差异问题的关注。 二、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自1965年3月召开第一届年度大会正式宣告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年度大会作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45届（数据截至2004年）。年度大会为日本比较教育学者乃至国内外的教育学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氛围，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自1968年在第四届年度大会上增设了课题研究以来，课题研究成为了此后历年年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年度大会课题研究中主题变迁的梳理来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特点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如表2所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顺应时代的变迁来选择相应的研究主题，其研究课题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许多教育领域，对课题研究的主题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1965～1980年的主题较多涉及教育研究体制、教育传统与革新、幼儿教育、教育与宗教及国际理解教育。细究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主题的选择趋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教育改革的热潮并没有消散，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待导致了研究者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课题研究主题深为国家意向所左右。 80年代以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主题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1～1990年这10年中，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教育个性化与自由化。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有4年的研究主题都涉及国际化的问题，教育国际化一举成为80年代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随之而来的留学教育、教育个性化等问题也倍受关注。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下，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的改革问题也相继倍受瞩目，分别有3年的课题研究主题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高等教育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有两年课题研究的主题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的课题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中等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心的教育、教育开发等。仔细观察，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课题研究的主题愈加多元化，涉及的方面愈加广泛。如少数民族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开发等新问题被提了出来，可以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课题研究已经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这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有6年的主题关注高等教育。而且，对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探讨也进一步深入，其中有7年的研究主题关注比较教育学科理论问题，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愈加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当然，对国际化问题、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注依然继续，而且在这一阶段还加入了中等教育。总体说来，1990年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特点为：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对国际性及全球性教育课题的关注；对特定教育领域及教育现象的比较等。细论其详，研究动向及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这一阶段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显著变化之一，即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日益关注。 （二）第二个显著的变化为研究的对象国不再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对象开始涉及亚洲、大洋洲的国家及地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中以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逐渐增多，尤其是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逐渐增多。然而，对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没有学者触及。 （三）课题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及教育实践的课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多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课题分析。随着冷战结束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教育也成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了学术领域的共同研究，在1965～1980年这一段时期，共同研究所涉及的科研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相关问题[2]。如表3所示，从1968年开始，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的主题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问题。可以说，1980年以前的共同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促使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的选定深受国家及提供资金援助财团的影响，从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1980年以后，随着教育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学会的共同研究主题也选择了“教育国际交流与援助”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此外，还开展了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特性的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即以“比较教育学的授课调查”为主题的研究。此后，高等教育又再一次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并且，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中，义务教育也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至此，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共同研究已经涉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几个教育阶段的问题，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具有时代特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990年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换，共同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化。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关注，这一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在共同研究的主题中。如“日本教育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亚洲各国教育国际化”、“亚洲中等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等都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此外，研究主题还涉及了教育风俗、大学评价、多文化教育、英国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共同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 此外，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如表4所示，2000年以来，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问题，从教育政策、全球化冲击下的教育改革，具体到中等教育、家长参与活动、授课时间等学校教育实际中的问题，可见，教育实践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另外，该研究合作部所研究的课题除了接受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委托的课题外，其自主研究的课题更突出了国际性与时代性。 四、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自由发表的数量及主题变迁的特点 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1}一直是年度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1965年前后，自由发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4、5篇左右，而到了1980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已经徘徊在20篇左右了。由于1980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发展。1981年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30篇，而1986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又突破了40篇。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问题的报告数量自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在11篇左右，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重视。而1990年以来，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的数量又实现了新的超越。1993年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60篇，此后一直保持在60篇左右，直到2002年又一次突破了80篇，而2003年自由发表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95篇。随着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数量也不断攀升，这一方面反映了关注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独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日本比較教育学会編.日本比較教育学会40年の歩み[M].東京：東信堂，2004.p17～61.） 从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1993年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内容涉及比较教育学理论、学前教育、初等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异文化教育、教育交流史、亚洲教育史、开发与教育、中国教育等，其中多文化教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在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的研究也不断增加， 1991年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为31篇，其中关于日本的10篇，北美的13篇，欧洲的8篇，而关于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的共计只有6篇。而1993年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大洋洲教育的研究迅速增加，甚至有赶超欧美之势。而且，在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中，留学生会员及海外会员不断增加，增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国际性。 总之，历经了四十几年的风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她也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及教育学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正如著名的西班牙学者何塞·加里多（Jose Luis Garcia Garrido）所说：“在亚洲国家中，比较教育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在研究水平上有了较大发展的，无疑是日本。”[3]的确，在其发展历程中，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从最初只有94名会员（其中学生会员12名），发展壮大为已经拥有会员近900名的这样一个较大的学会组织。在学会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数任会长的薪火相承，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然而，在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背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乃至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隐忧与困境，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研究基础的弱化、学会的边缘化及学科的危机是日本比较教育研究者挥之不去且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同时这也是新时期发展中日本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解决对策的问题。 五、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启示 反观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状况，自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四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历经了十年浩劫，直至改革开放，比较教育学科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果比较显著。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比较教育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时至今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会组织，不能不说这是比较遗憾的，而且对于学会的发展壮大乃至学术研究的开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与之相对，日本的比较教育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会，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平塚奖励基金，大力支持与鼓励年轻学者开展研究，对于开展与推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其次，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而我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晚（真正实现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此我们的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而日本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这一问题，是中日两国比较教育学界所共通的问题，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探索，试图有所突破和创建。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在创建初期、发展中期、成熟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有所不同。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面对难题、解决难题，从而让我国的比较教育学术研究走向成熟，这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谈教育学术团体在地方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2010年7月，在市社科联的推荐下，我有幸参加了省社科联举办的社科类社团负责人研讨班的学习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为每位参会人员发了一本书，是辽宁省社科联主席杨路平所著的《中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这次会议上，杨主席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讲解的内容涉猎了社科类社团全面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掌握和正确运用的，会使我们社团工作更有政策性和导向性。会议结束后，我利用一些时间，又仔细的研读了这本书，我感觉对于从事社团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掌握有关社团的知识，应该知道对我们国家关于社会团体工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因为只有知道和了解这些知识，才能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才能使我们在工作中做到有章可依，有法可循。 本书从中国社科类社团的现状、发展趋势、内涵、功能到与国外的比较研究，从社团的管理体制研究、法律制度研究到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研究，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是为社团工作者提供的一本知识涵盖全面，相关政策到位的一本好书。学习了之后觉得受益匪浅。 教育学会是社科类社团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汇集了广大教育工作者，针对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努力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咨询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服务。通过学习，我感觉到我们在工作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学会组织制度建设，在管理上创新，树规范化管理品牌 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创新管理机制，是团结广大会员、凝聚群众力量、激发发展动力和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首先做到明确办会思想，提升办会理念。我会在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贯彻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和团结有志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理论，开展教育科学实验，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教育事业服务。 健全组织网络，完善规章制度。强烈的创新意识来源于工作的高标准，学会在组织网络和管理制度建设上突出“严”字，努力创规范化管理品牌，形成了组织网络健全、层层有管理、校校有机构的良好局面。各项规章制度的健全和落实带来了科学、扎实、有效的管理，严格按制度办事，学会和各分会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效运转。经过几年的建章立制，教育学会已成为规范化管理的国家及省市标兵学会。 坚持学术标准，规范成果管理。在学术成果评审中，我们以提高广大教师（会员）教育学术研究能力为目标，坚持按组织机构渠道申报，逐级把关。坚持学术标准，成果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审定。论文证书实行双章制，网上管理，保证了教育学会系统学术评审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扎实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在研究上创新，提升教师理论素养 开展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学会的根本任务，是学会工作的核心和灵魂，是学会工作生命力之所在。我会提出要坚持正确的科学方向，做到四个服务，即坚持为本校、本县、本市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服务，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服务，为师生服务。具体地说，就是围绕教育局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教育热点难点研究，在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上下功夫。 坚持科研原则，提高研究实效。我会长期遵循的科研原则是“立足实践、重在应用”，研究的方向是当时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践证明，教育科研是学会工作的核心任务，其中应当特别强调“以应用为主”的研究是学会的科研宗旨。学会抓教育科研是要帮助教师把教育教学经验加以归纳、验证、上升到理论高度，让这些经验成为我地区的教育财富。为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为提高我区广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完善课题管理，增强服务意识。课题研究是否能取得实效，管理和指导是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亮点。我们下发了《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从多侧面、多角度完善课题的管理，使各分会各施其责。为提高科研的实效性，我们从管理入手，加强培训、辅导、指导和检查的力度。我们采取了集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原则，从申报开始就帮助学校积极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周密做好课题的前期论证，梳理课题研究的清晰思路。学会举办了科研培训班，详细讲解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专家的讲解和学校介绍的经验为教师们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法，教师们感觉到很多问题得到了澄清和解决，受益很大。 三、经常组织丰富学术活动，在形式上创新，带动教师专业成长 学术活动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工作，也是学会工作的亮点，学术活动的开展可以起到凝聚广大会员的作用。几年来学会注重在活动形式上创新，以吸引更多的会员参与到学术活动中来。 着眼教师需要，展示教师风采。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广大教师对学习、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学会是广大会员学术研究的基地，是信息交流的中心，学会应为教师提供和营造学术的氛围。学会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教师传播教育理论，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市区立项调研课题的研究，对调研活动，我们做到四有：有计划、有培训、有报告、有奖励。我们每年都制定周密的调研计划，并利用会议进行培训，讲解调研的操作方法，使基层学校对调研活动不仅认识到位，而且还操作规范。对基层学校完成的调研报告，我们进行评比，择优奖励，发给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极大的调动了基层学校的积极性，同时也很好的发挥了为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建言献策的作用，教育学会真正成为了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桥梁纽带。 从工作中我们体会到，社科类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与团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承着，是社会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教育的育人作用在当今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教育学会作为广大教师汇集的学术团体，应进一步扩大对教师服务的范围，用教育人的执著、智慧和奉献精神，引领广大教师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地区的振兴、为教育强市贡献力量。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 [摘要]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其所刊载的文章的研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远程教育领域多家学术期刊自1990年至2011年期间刊载的全部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远程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合理评价我国远程教育期刊、研究机构的学术实力，并从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现状。 [关键词]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献计量；内容分析 一、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学术成果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至今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对学术期刊的研究，也一直是相关研究者、编辑们关注的焦点。 考察近年来对学术期刊的研究，大多从如下角度对某学科的某一份或几份杂志做相关分析。 (一)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被引相关情况的分析 此类分析主要包括：某学科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文章被引频次、载文被引的主题类型分布、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被引半衰期等。如：李小敏分析了《大学教育科学》杂志从2003年到2006年的载文被引情况；姜志静就《教育与经济》杂志的载文被引情况作了分析；尹兰研究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崔薇等开展了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计量研究。并对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做了分析；陈彬、王义娜四分析了《教育与经济》杂志近5年的学术论文及引文，在一般的计量分析之外还讨论了被引半衰期。 此外，还有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此类相关研究较多，如：金梅、熊爱民研究了某机构2000年至2006年所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李延延等参照CSSCI所提供的数据研究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高被引文章：宋伟萍同样基于CSSCl2004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心理学期刊中的高被引文章：钟玉杰等回顾并分析了我国护理教育10年的研究热点，重点分析了护理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王菊香、宋春燕研究了《护理学杂志》1998年至2007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许云研究了《大学图书馆学报》期刊，重点分析了该期刊的高频被引论文，并基于此分析了作者情况；吴卫华等对《教育与经济》期刊2003年至2008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被引定量分析。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析维度就是高被引文章的分析；周仕德、张明富基于CSSCll951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历史教育类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进而梳理了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姜华等对我国2007年至2009年的高等教育期刊进行了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的研究，关注了我国高等教育期刊高被引文章的分布和特点：在徐婷对《教育研究》杂志1994年至2007年所载文献的被引分析中。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孟秀丽也针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十年内的高被引文章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刘兰桂、李超运用CSSCll998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教育信息化研究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蒲艳春等则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的高被引文章。 关于某一个或某一类机构所发表的学术文章的专门研究也可以归入此类，此项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层面判断机构学术研究的实力和现状。如：金梅、熊爱民通过对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研究了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科类研究的状况：杨波对我国民办高校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做了计量分析：陆根书、刘敏则从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角度剖析了我国高校的学科竞争力及学科建设成效：刘婧等圈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概况做了简要的分析：龚放基于CSSCI 2005年至2006年的数据，提出了我国教育学研究领域机构、地区的学术影响力报告。 (二)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 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包括对被引文献作者分布、作者合作意识、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高频被引作者等的分析，以及对某学科核心作者及其影响力的分析，等。如：李小敏在对《大学教育科学》杂志2003年至2006年所刊载文章进行被引分析时，关注了该杂志被引文献的作者分布情况，发现了一批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及来源机构；李延延等采用CSSCI的数据分析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高频被引作者及其被引频次；尹兰从第一作者人数、第一作者人均被引量、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作者合作意识等角度分析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论文的作者情况；金梅、熊爱民分析2000年至2006年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时，关注了该机构人员所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章的作者被引频次、高被引作者等：许云在其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的高频被引论文和作者情况；王义娜等计量分析了《现代大学教育》近五年的载文及引文；司林波、赵晓冬在评价《比较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力时，关注了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孟秀丽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1999年至2008年高被引作者的分布；周仕德、张明富在研究我国历史教育五十五年历程的过程中，利用高产作者、高被引作者数据分析了《历史教学》杂志的作者学术影响力：姜华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时，利用文献引文网络分析的Gite SpaceⅡ可视化软件，进行了包括作者共被引分析在内的分析，揭示了2007年至2009年间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及权威人物等；龚放、白云则通过对2000年至2004年间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发文量”和“成果被引”两方面的统计分析，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的影响力：魏顺平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科研绩效时，采用的数据有第一作者中的高产作者及分文数、第一作者文章的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进而计算了所有作者的h指数。 (三)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 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包括：通过对文章的关键词、所属学科类别和研究层次、语种分布等的分析来剖析该学科的相关情况。如：钟文娟研究了《教育与经济》杂志1985年至2009年所刊载的学术论文，测定并分析了这些学术文章的核心作者：孙毅等基于对相关学术文章的分析，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工程教育前沿成果的研究。 (四)基于学术论文。对学术期刊本身的分析 对期刊本身的分析涉及对被引文献的期刊分布的分析，以及对某一期刊所刊载论文的总量、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影响因子等的分析。亦包括对共 被引分析等的分析。如：崔薇等在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类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时，实际上分析了刊登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期刊在某些方面的总体特点：刘晋飞基于CSSCl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刊载论文总量及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等；尹兰Ho在分析1994年至2006年的《情报学报》杂志时，把关注点放在被引情况分析上，包括发文及被引情况、被引论文频次、被引论文作者、受各类基金资助的被引论文等：蒲艳春等统计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载文的被引文献数量、历年被引文献情况、被引文献作者和被引文献作者机构等；王义娜等对《现代大学教育》杂志五年的载文及引文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涉及载文量、作者、基金资助、引文率、篇均引文量、引文语种、引文类型、引文年代等来源期刊指标以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立即指数、被引半衰期、期刊他率等被引计量指标：龚放利用CSSCl2005年至2006年统计数据中的被引总量、影响因子和被引广度等指标分析评价了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影响力：司林波等同样利用CSSCI的数据，从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论文地区分布、基金论文数、高频被引论文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的学术影响力；史素梅、何小凤对《教育探索》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引用频次分布、选题分布、被引论文年代分布、引用核心期刊分布等方面的被引统计分析；兰天、何小凤则对《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载文被引分析：许振亮等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学科前沿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依据是对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17种期刊进行的科学计量分析：胡玥分析了CSSCl2004年至2006年统计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被引速率等指标，基于此整体评述了统计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李小娟、唐云富也利用CSSCI的数据，比较研究了《比较教育研究》与同类期刊在综合引证指标上的差异；赵韬、陈富定量分析了近十年《教育科学》杂志载文的被引情况。 如果集中关注关于远程教育学科及相关学科(如：教育技术)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研究，相关文献表明，目前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人员科研绩效的评价，学科国际化程度，被引文献、作者与引文年代的分析，以及对关键学者的研究。如：梁振辉、魏顺平采用Hitch指数(简称“h指数”)方法以及与之相近的w指数方法。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教育技术学领域的CSSCI来源期刊在1998年至2007年所刊发论文的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进行了评价，分析得到了1998至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最具科研绩效的前30位研究人员：朱祖林基于Thomson Reutem公司开发的学术文献信息检索平台ISI Web of Knowledge。采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从论文和引文两个侧面，测度中国远程教育在国际视野里的显示速度、显示广度和显示深度；魏宁统计分析了电教两刊关于教育技术文献的引用情况：路秋丽嘴的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若干数据库对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发表文章数、被引文献数、被引文献比例、被引频次等多项指标的计量分析。从中分析出16位最具影响力的关键学者。并进而对这16位关键学者的工作单位、指导硕士论文数量、历年数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试图展现这16位关键学者的学术表现。 二、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1990年至2011年公开发表的、刊载在远程教育期刊上的，远程教育或相关领域(如：在线学习、E—learning、网络学习等)的中文学术论文作文献计量学分析和内容分析。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被引次数排名前4万的期刊文献，获取文献时采用的关键词为“远程教育”。根据CNKI所提供数据的情况，分析中凡是涉及分组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前4万条记录，凡是涉及排序的数据只在800万条记录以内有效。研究数据查询和获取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6日。 参考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本研究的计量学分析中，选择的计量分析数据包括一般性的学术论文特征数据(如：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主办单位、资助基金项目、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和高被引文章的特征数据(如：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作者合作性、下载频次)。内容分析则是基于以上数据展开。 三、对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分析 首先，对全部远程教育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所有文章所属学科类别分析 据统计，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表1所示的学科当中。其中。文章数量排名前16位的学科当中，6个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之相关的论文9177篇，占55.3％：其次是与技术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涉及的论文为5950篇。占到35.9％：两厢合计达到了91.2％。这一结果清晰表明，远程教育类的学术论文与教育和技术密切相关。的确，远程教育始终是和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的教育形式。 而从图1可知，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集中分布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这三个学科当中，这三类学科中的远程教育论文占全部远程教育论文的78.6％。可见，远程教育研究在技术方面主要围绕着计算机及其应用展开，理论的研究和管理的研究占到了很大的份额，而成人和特殊需要人群是非常需要远程教育的人群。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分布在多学科类别中，这表明远程教育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学科，各个学科门类都对远程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有贡献。学术论文在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相关学科上的集中，体现了远程教育应用范围广，在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都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远程教育天然地需要关注成人学习者和弱势人群的学习需求，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但依然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其次。体现了远程教育中的技术发展脉络，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远程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从最早的单纯应用，到后来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综合性应用，逐渐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从现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组成来看，技术应用和教育理论已经是并且还将继续是远程教育研究的两大支柱，对实践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是以这两大支柱为倚靠和基础的。 (二)期刊主办单位类别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刊载远程教育类学术文章数量排名前40位的学术期刊。结果表明，作为我国远程教育中坚力量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目前拥有较成熟的远程教育类学术期刊(含学报)共25种，在1990至2011年期间刊载了3846篇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其他单位主办的远程教育相关期刊同期共刊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2069篇。由图2可见，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是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学术期刊已经成为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分享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然，数量与质量并不能绝对地画等号，质量上的追求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数量与质量，孰重孰轻?如何在追求质量的同时兼顾数量?值得期刊主办单位思考。 (三)资助基金项目分析 在本研究所采集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中，334篇文章属于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的成果(占标注基金项目文章的74.7％)，110篇文章属于省级基金项目的成果，3篇文章属于其他类别的基金项目(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基金)。从这些数据可见，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所属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国家级／部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的水平：和基金项目相关的文章还不多，属于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的课题也不多。这既需要远程教育研究者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也需要国家提高对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视，多为此类研究提供资助。 (四)高产作者分析 本研究统计分析了所有远程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作者中的前40位高产作者，这40位作者发文数量都大于(或等于)10篇。最高的达到71篇。其中，有19位高产作者来自普通高校，21位高产作者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可见广播电视大学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但就高产作者的作品数量来看，来自普通高校的高产作者贡献了404篇文章(57.5％)，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高产作者贡献了298篇文章(42.5％)，从这个方面来看。来自广播电视大学的作者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本项分析只按作者目前所在机构来统计，未考虑作者发表文章时所在机构是否是其目前所属机构，因此研究数据可能会有偏差。 (五)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分析 前40个远程教育学术论文高产机构，贡献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均超过或等于47篇。研究发现，普通高校共18个(45％)高产机构，发表了1492篇(40％)论文；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共22个(55％)高产机构，发表了2223篇(60％)论文。从这些数据来看，高校平均发文量低于广播电视大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通高校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关注，更多的是受到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推动：自1998年该项工程启动以来，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纷纷成立，由此在高校中聚拢了一批远程教育实践人员，加之高校原有的学术研究沉淀，使得高校远程教育研究力量不容忽视。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自创办以来，已经在远程教育教学和研究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出现较多高产作者也是很自然的。 (六)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分析 根据CNKI数据，统计了1990年至今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数量。1995年之前规范的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极少，故不在分析范围之内。从数据来看(图3)，从1997年起，我国远程教育领域的学术论文开始激增，到2003年出现了高峰(1414篇)，之后文章数量呈现平稳态势，在小波动中略有下降。因为开展本研究时，CNKI并未采集到完整的2011年数据，因此2011年的数字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情况。近几年来。论文数量的稳定，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进入阶段性的成熟期，研究人员队伍和产量也趋于稳定。这一发展趋势是跟近年来远程教育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连的。未来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文章的质量与数量的发展，应当还是跟当时远程教育的实践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四、高被引文章的分析 本研究采集了远程教育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500名的文章，以此作为“高被引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相关分析主要从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角度来展开。 (一)来源期刊 表2列出了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大于或等于3篇的23份期刊。由表中数据可知，这些期刊与远程教育、教育技术、计算机相关度最高，可见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都集中在这三个领域。其中，刊载高被引文章最多的是《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共131篇，在500篇高被引文章中占到了26.2％)。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排前五位的期刊共刊载高被引文章261篇，占500篇的52.2％，可见这些杂志是支持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核心力量。此外，发表过远程教育类高被引文章的期刊，有些并不是远程教育领域专业期刊，可见，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有一定的分散性的，多样化的来源也带来了成果分享的多元化。 (二)高被引文章发表年份分析 表3统计了各年度的高被引文章数量。1998年之前，没有高被引文章，这也反映了1998年之前的远程教育研究还在初创期，各方面的实践也都不成熟，反映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就是缺少高质量的、值得后来者多次引用的学术文章。自进入1998年，我国远程教育实践完成了最初的系统构建，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步展开。2001年高被引文章数量达到峰值(82篇)，并在2002年、2003年继续保持在高峰状态，直到2004年开始慢慢下降。2004年及其后的下降态势，可以从一方面说明我国远程教育经典理论构建的一个阶段接近结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经过早期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到后来，借鉴外来经验和理论同时基于本国实践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再到目前，在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反观实践，开展了实践与研究的互动。这一系列过程，反映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在数量和主题上都有可以对照的趋势变化。 另外，由于对文章的引用将在文章发表后多年内持续进行，因此目前的数据并不能说明2004年后的文章质量不如从前，还需要在今后继续关注。2008和2009年高被引文章数量偏低，也说明这一点。 (三)第一作者分析 据统计。发表超过2篇高被引文章并署名第一作者的作者共12位，见表3。另外还有21位作者各有2篇文章、380位作者各有1篇文章为高被引文章。表4中排名前几位的作者，目前已然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几位作者名下，而大部分高被引文章分布较为分散，这说明远程教育领域的科研力量群体较大，成员数量较多，一方面体现了远程教育研究宽广的“群众基础”，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 (四)高被引文章作者合作性分析 在前500篇高被引文章中，仅有一位作者署名的文章有218篇，两人或以上合作的文章有282篇。从图5可以看出，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各占半壁江山。从目前科研发展的趋势 来看，合作完成科研课题并共同发表科研成果将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单人单枪的力量毕竟有限，未来将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 (五)高被引文章下载频次的分析 分析500篇高被引文章的下载频次(见表4)，被下载次数超过2000次的文章有2篇，1000到2000次的文章2篇，大部分文章的下载次数集中在500次以下，下载次数在100到300次的文章最多，共267篇，占到了53.4％。文章被下载的次数能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文章被关注的程度。结合对被引率和下载频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被引率和高下载频次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不是呈现绝对的正相关。 五、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计量分析的几点结论 综合以上对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由我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是集中在教育领域。并与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密不可分。这一特点还将在未来继续保持下去，未来的远程教育研究仍将扎根在教育的土壤中，并紧扣技术发展的脉搏。从所分析的学术论文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技术类学科上的分布和“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教育类学科上的分布来看，技术和教育将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支柱，由此也可以自然推论：技术和教育还将是远程教育实践的两大支柱。 其二，分析我国远程教育全部学术文章和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同时分析各相关机构发表远程教育学术文章的数量。以及高被引作者的来源机构。都可以看到，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中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远程教育事业的蓬勃开展，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数量、学术文章的数量、学术文章作者数量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未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自身值得在远程教育相关学术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培养中坚研究力量，贡献更多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要专注于办好学术期刊，打造优质高效的学术成果交流分享平台。当然，外界也应当在各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其三，综合考察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和其中的高被引文章。可以发现，2001年到2003年都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发表的高峰年度。这几年间，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总体数量不断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高峰，高被引文章数量也同时保持在峰值状态。可以认为这段时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发表的一个黄金时期。从已有数字也可以看到，通常是在远程教育实践开展一段时间之后，相关研究成果才陆续推出并逐步达到高峰。而在高峰年度之后，将进入稳定中略有下降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启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由此带来了几年后(21世纪初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成果的丰富呈现。未来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将是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有可能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如何在平稳时期踏踏实实积累研究经验。如何迎来下一个黄金期，自然是远程实践者和研究者要关心的，但这也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发展和培育选题的契机：如何在积累期挖掘和关注有价值的选题，如何引导和聚集研究者，这都是学术期刊可以做的。 其四，若分析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可以发现。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少数几位专家级作者名下。除此以外的高被引文章分散分布在众多作者名下。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研究有宽广的“群众基础”，未来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若分析作者的合作性，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中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的论文数量接近。如何培养远程教育研究人员，是远程教育实践机构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如何扶助相关机构培育远程教育研究队伍。则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需要下大力气琢磨并切实推进的事情。 其五，本研究在考察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与所属基金项目时发现：与基金课题成果相关联的文章还不多；但在标注了基金项目的文章中，74.7％的文章是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成果。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学术研究还可以努力争取更多的基金支持。借助外力为研究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已有的和基金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的来说，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相对整个教育研究来看，实力有待继续增强。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1990年至2011年10月公开发表在我国远程教育或相关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限于CNKI收录期刊的限制，以及本研究收集文献时使用的关键词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期刊范围，用更多关键词或变更选择角度，收集更大范围内、更全的远程教育学术文章，进行更科学地分析，将能更全面地剖析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现状，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现状。 教育学术论文: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进一步推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贯彻落实，在庆祝建所70周年之际，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举办了所庆系列学术论坛活动。2011年9月2日，所庆系列论坛之二“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学界、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学研究院（所）和中小学校的12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代表们围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专家组起草的《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指导纲要》（建议稿），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就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面临新形势 总的来看，大家都认为加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意义重大、任务迫切。 有代表指出，当今国与国之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变，加之新媒体这把“双刃剑”，致使我国传统价值观念遭遇强烈冲击，一些曾经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正在被消解、被曲解，崇尚功利、利益驱使、追求特权的社会风气正在向校园蔓延。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一些中小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意识淡薄、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淡漠、勤俭自强精神淡化等问题；不少中小学生思想困惑，虽然认可正确的价值观，但知行脱节；不同学段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不具体、内容不衔接；教育方式简单，以说教为主，学生不喜欢；满足于学生对价值知识的记忆，对价值背后的道德推理关注不够；学科教师育人水平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这就迫切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有代表认为，要客观、辩证、全面地分析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形势，价值多元化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人不是在真空中成长的，复杂的环境对中小学生的成长也是一种历练。 多数代表指出，分析形势时要总结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成绩和经验，从总体上看，广大中小学生精神世界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这是加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起点。 大家还针对中小学到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阶段还是奠基阶段展开了讨论。持关键阶段论的代表认为，中小学生处于价值观形成中，可塑性强，判断力不强，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可以有效地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持奠基阶段论的代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小学只可能是初步的、奠基性的阶段。 二、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 内容要分层细化 200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相应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是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是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基础。 有代表认为，这些内容是上位概念，要把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分层细化，明确每一个方面的教育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具体内容。在细化的时候，要注意把握区分度和衔接度，既要分得开，又要连得上。有代表指出，内容实施的关键是两个“转化”：从政治话语转化为教育话语，从教育话语转化为学生话语。 也有代表认为，要从总体上来把握四个方面的教育，它们之间不是平行并列关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这个灵魂，是贯穿到其他三个方面教育始终的，不能机械地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有代表进一步认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不应是并列关系，应是一个同心圆的关系。 在内容安排逻辑上，有代表建议，为方便学校操作，可采取以学段为主线，在每一个学段中集中呈现四个方面的内容。有专家提出，尊重小学生、中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可按照学段由低到高的顺序，分别实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形成一个层次递进、结构合理的内容体系。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该包括公民意识教育。 三、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 实施关键是融入 关于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施途径，有代表指出，把课堂教学作为学习途径，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渗透途径，把社会实践作为体验途径，把主题网站作为宣传途径，这四个途径各具功能。有代表进一步强调，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是“融入”，融入课程教材和课堂教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融入社会实践。 在融入课程教材和课堂教学上，有代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阵地，不仅要融入思想品德类课程和课堂教学，也要融入其他课程和课堂教学。融入课堂教学时，有代表强调，要改进教学方法，注重采集生动的实例，创设相应教育情景，力戒灌输，通过对话协商、角色扮演、干预引领等，调动学生参与，引发学生感受。关于课程问题，有代表提出，要构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课程体系，要通过核心课程培养核心价值选择能力，核心课程包括公民素养、健康与环境、文化与哲学、政治与经济、金融与创业、全球视野，核心价值选择能力包括与他人合作沟通、主动性与负责任、危机干预与排解、信息收集与筛选、数字运用与解释、逻辑判断与推理、改善学习和规划、思辨与价值澄清等，最终目的是使学生成为大写的人。 关于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有代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潜移默化的重要渠道，除了在常规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外，还应注重以学习优秀中小学生事迹为重点，引导学生开展同伴教育，学习身边的道德榜样，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学生学先进、做先进。 在谈到融入社会实践时，有代表指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内化的关键环节。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社会实践，在社会大课堂中增强学生的感受和体验，只有学生感受到了，体验到了，他们才可能牢固树立、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了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接触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有代表建议要减少课堂教学的课时数，减少知识学习的数量。 与此相关，多数代表认为，家庭是学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学生的第一位老师，要充分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形成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合力。 也有代表指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校管理服务中，在学校管理中体现科学、民主、人本、诚信和公平正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结合起来。 除此以外，还有代表强调，现在是信息时代，应突出新兴媒体的作用，充分利用网络、手机、微博等方式，形成主流价值舆论强势。 代表们一致认为，除了明确实施途径外，要研究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策略和方法。有专家认为，要尊重价值教育的规律，把国际通行的价值教育的方法，如榜样教育、价值两难、价值澄清等，用活，使中小学师生可懂、可用。甚至有代表认为，可把途径和方法揉在一起，把价值教育的方法作为明线，把德育工作的几大块作为暗线。 四、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德育的核心 讨论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德育的关系，是另起炉灶，还是融入现有德育体系？大家担心，如果二者关系不清楚，没有处理好，变成总是做加法，那么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很难有效贯彻实施。 代表们从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分析入手，认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学校德育的核心，甚至是学校德育的全部。这个定位有助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把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放在学校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 说到德育，有代表认为要处理好几种关系：部分与全部的关系，即德育是教育的全部；灌输与感受的关系，德育的效果不在于向教育对象灌输了多少知识，而在于教育对象的感受；知识和方法的关系，用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方法教育学生；实效与实在的关系，过于讲究实效会产生负效果；内容与重心的关系，德育的重心一定要降低，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教师与导师的关系，教师要做学生的人生导师，指引学生健康成长；课堂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对学生的影响超过课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要关注现实，但不要拒绝历史上的德育成果。 此次研讨会，多种思想碰撞，多种话语互动，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对深化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具有重要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泰势与问题 【摘要】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个步骤。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来说，他从事研究的个人价值取向不外乎完成学位论文和投稿两方面；而就其研究过程来看，主要有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的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但在共性之外我们也窥见到了某些问题，即偏重国外理论的直接移植而非自身理论的建设、国家教育政策或文件的导向性过重、重对前人提出理论的补充与丰富而非新理论的创建等。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问题 从1958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学开始，国人对于教育的科学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如裴蒂娜教授的一问“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学?”但当代中国教育的后继之人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怎样?在向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哪些值得大家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呢?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步。本文即从这三方面来谈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泰势与问题。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在决定和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指先为整个研究确定目标方向。以使后期的整个研究遵循着获取目标价值的方向而前进，最终获取既定价值目标。 对研究生来说，投稿和完成学位论文是他们进行研究的两个必然价值取向。相对于本科生“重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科研能力的养成与提高。把科研成果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发表在权威杂志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研究生的科研水平，也是获得同辈和导师认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大多研究生都乐于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科研才华。但教育类杂志的质量参差不齐，在核心期刊(特别是学科级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每个期刊创刊时都会将自己的期刊划为几个版块，在每年的开始时，由杂志社标示出本年的选题指南，投稿人可以根据杂志社的这一选题指南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会问，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不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定吗?怎么会根据杂志社的选题指南而定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投稿后被录用的机率更大。因而，以所投杂志近期所关注的研究方向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现在研究生们确定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学位论文是指为了获得所修学位，按要求被授予学位的人所撰写的论文。完成学位论文是毕业时拿到学位证的硬性条件之一。但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投稿的论文又有一定区别，首先，学位论文要求新颖性、理论性、系统性和阐述详细，其次，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要求全面且数量多，这样才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因而学位论文的写作更具难度和挑战性。现在不少研究生为了能尽快完成学位论文趋向于做对某一教育现象或问题的现状研究，现状研究是指研究者先对现象的描述，然后针对现状的特征和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或看法，从研究所用时间量和精力方面讲，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研究过程，而且大多选择现状研究的研究生都会采用量化的问卷调查表去收集数据，然后运用SPSS系统去分析收集来的数据，得出关于数据的特征，分析特征后的深层生成原因，最后以此为基础来论述现状，提出针对现状的改进意见。不过更有甚者，都懒得用SPSS去分析数据，直接采用了平均数这一集中量来描述、分析和判定数据的特点，这其中的科学性和可信度的值得考究的。 从研究的类型维度看，可将研究过程分为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写到“从我国新时期教育研究20多年来的历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辨式的书斋研究”。但这里所说的书斋式研究过程与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还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是指运用逻辑推理、演绎等方式从一个假设出发来推论出一定理论的过程。这里的书斋式研究过程是指：研究者通过查阅文献和浏览国外网站等方式，寻找国外对于某一教育现象的理论阐释，然后通过介绍这种新的教育理论，主要是对这种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心理机制等做详细的阐述，再结合当前中国教育教学的背景提出某些建议。正如《学会生存》中说到：学院模式过分的依赖理论和记忆，它给予书面的和复述的表达方式以特殊的地位，损害了口语的表达、自发精神和创造性的研究，还表现出对抽象思维的偏爱。理论的直接移植是造成中国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很多的研究生都说：教育学虽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但经过几千年的人类不断探秘之后，要想在教育中找出一块还未被发掘的研究领域是特别困难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于此，我们就会自问那后来的研究者要做什么事呢?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理论积淀期的研究生们。所以认为当前的研究工作无异于补充或丰富前人提出的理论。因此先引进国外的某一前沿教育理论，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某些教育教学建议或总结实践经验来丰富引进的理论，这样的文章即好写，也比较好发表。毕竟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与国外沾上边的都是先进的、有底气的东西。这种媚外的情结特别在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最能体现。因而这种“坐着做学问”的方式很受欢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使不少研究生受益不少。 在学位论文中，实证式研究运用得比较多，主要是相对于现在普遍的书斋式研究来看。实证式研究过程是指需要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然后去证明或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但现实中，现在的研究生们把实证式的研究过程简化了以利于自己研究工作的开展，一般采用的实证式研究过程是：以某一国外引进的或是国内某位权威专家已编制好的问卷作为调查的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收集的数据资料(我见过最粗糙的分析数据方式是只用平均值来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整体情况)得出结论。但“统计是用来表达总数和平均数的，而这种总数和平均数就必然掩盖了其中的差别和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也许是很大的。不管统计是多么客观，它们的价值只不过是供那些提出统计和研究统计的人们使用而已”，因而只有问卷调查的量的研究而没有对整体深入的个案的质性分析。其数据的准确性是得谨慎对待的。 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在撰写研究成果的形式方面，他们倾向于“述――评”式，而在“述――评”式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述”一种国外前沿的教育理论，然后在国内背景下对其有用的成分进行褒性评价；另一类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某一教育现象进行现状描述，然后议论其产生的原因，再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在语言文字表达方面。现在的研究生们喜欢直接摘录某一名人或某一名著的一个句子或一段话，而非概括性的总结他们所要gI用的人或书的主要议点或观点。特别是在直接引用国外的理论观点时，由于翻译上的种种原因，会导致一些撰写的教育科研论文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言语习惯，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最后给读过的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而不是豁然开朗。中国人在做学问时习惯于独立研究。缺少团队的合作意识，但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中总是看到一篇文章的署名很多是两个人一起的，更有甚者是5―6个人一起署名，这种“一个人干活全家吃饱的”的现状很可能会破坏严谨治学的氛围。文献综述是在对选题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文章。综述属于三次文献，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间性，能反映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但现在国内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研究领域或对象的文献综述基本大同小异，不管是时间靠得近的文献综述还是年陈久远的文献综述，它们所罗列的主要文献条数，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都是相近的，没有体现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且新的研究水平、动态和发现较近期的文献综述中都找不到，给人一种这个研究问题的研究在他之前的某个时间段里是被搁置了的。 总之，我们有必要清楚地了解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现状，比正视其出现的问题，为实现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这一目标，培养后继之人才，认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教育学术论文:英国中等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 摘 要： 受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向来注重学术课程，相对轻视职业课程，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属于典型的分轨模式。政府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采取了很多措施，仍未能消除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对立状态。英国课程专家麦克・扬在《未来的课程》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英国分轨模式的不足，并从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整合中学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主张。 关键词： 英国 中等教育 学术课程 职业课程 整合 英国素有崇尚精英教育的传统，政府对学术教育过于偏爱，而给予职业教育的支持却很少，尤其表现在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典型的分轨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几乎是完全彼此隔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组织的变革，特别是职业结构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界限的打破，使得以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划分为基础的中学课程设置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政府改革措施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沟通与衔接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一）80年代：学科课程改革。 80年代末，保守党政府对中学课程主要提出了两种批评意见。第一种意见可以追溯到1976年拉斯金演说，该演说认为英国中学课程不能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学校选择课程的自由是导致大多数学生成绩较差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成绩差的主要原因。① 上述两种批评意见都可以看成是对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的反映，从这些批评中，以及与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的教育成就的比较中产生了两种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使得学生离开学校时更容易就业。这种职业化的主张体现在1983年开始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CPEV）等政策措施中。第二种主张表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设立7、11、14、16岁考试，而且第一次把技术作为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 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学术课程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对学术课程加以根本改变。其实，这些措施都只是局限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的某些变动，或者在职业课程中增加普通教育的内容，或者在学术课程中融入职业教育要素，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变动。 （二）90年代：资格制度改革。 到了90年代，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各自为政的状况受到更多的批评。课程专家批评学术轨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以及职业轨的质量差、可选择性少，建议应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结束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分离。 1991年政府白皮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这是一种兼顾就业和升学需要的资格，与指向具体职业领域的国家职业资格（NVQ）不同，它将学历教育同职业培训相结合、相沟通。白皮书强调要建立现代学术和职业资格体系，这两种资格应该一视同仁，青年不应该再受到已经过时的“区别对待”。不过，事实上政府并没有结束这种区分，而是建议以高级水平证书、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基础，建立三轨制教育资格制度。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最终报告，标志着英国16―19岁学生的资格制度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报告的中心议题是“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但该报告既有走向统一课程的建议，如调节机构的合并、GNVQ分成六种或三种单元模块，从而为建立一种更统一的、更灵活的课程奠定基础，又有更加分离课程的建议，如报告强烈支持使三种资格途径更加清晰，其实是扭转了三种途径逐渐融合的趋势，后退一步使三种途径变得更加具有特殊性。因此，该报告“并不必然使得我们的学校向更加统一的制度迈进”。② 英国一系列资格制度的改革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改革都是在保证学术资格的标准不被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除了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设立核心技能AS-Level的妥协性建议之外，学术资格没有任何变动。另外，设立统一国家职业资格的目的在于结束英国众多职业资格证书冗繁无序的杂乱状态，然而NVQ和GNVQ实施后，原来的很多资格授予和认可机构及它们所管理的资格证书也都保留了下来，并没有达到减少资格数量、刺激学术资格和职业资格融合的目的。③ 二、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麦克・扬《未来的课程》中的观点 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杜威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葛兰西关于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的论点，构成了麦克・扬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批判的职业化主张”，明确了整合学术科目与工作世界之间分离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开发学术科目的“职业层面”。与80年代课程改革所体现的新职业课程观的考虑相反，他认为，学科课程不但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面向所有学生，并与对劳动世界的理解和经验相结合。使学校科目的职业层面更加清晰的方式是：这些科目不但可以使学生接触概念和思想，而且应该使学生理解成人工作世界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从未来课程的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及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具体的改革主张。 （一）课程原则 职业的高度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内在属性。麦克・扬区分出了经济上两种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和联系的专业化。分化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大规模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中对任务的认识和执行的分离；联系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过程要最大限度地所有雇员的最大潜力，强调团队工作。 在他看来，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在课程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表现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在课程上表现为学术课程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课程的狭隘化，继而导致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而联系的专业化表明了不同专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它强调不同的专家都要形成某种整体意识，即意识到他们的专业化和整个课程的关系。它力图超越“做人的教育”与“做事的教育”之间的传统分离，④要求在课程中建立知识和技能的联系，并使课程与更广泛的教育民主和社会目标相联系。于是，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麦克・扬提出了构建未来课程的基础原则：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灵活性；建立核心内容和专业学习、普通（学术）学习与应用（职业）学习之间的联系；提供个人进步和学分转移的机会；对课程总体目标的清晰认识。这些原则可以视为麦克・扬基于当前经济的变化而提出的构建未来新型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策略 麦克・扬所认为的课程策略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在评判原有两种相关的课程策略――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和模块化方式――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所谓的“联系”的策略作为未来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 模块化方式，是指灵活地把课程内容分成多个小的学习单元，这些单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系列地方性行动的产物，目的是改革中学的学科课程，适应TVEI鼓励的新型学习。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强调对学生先前学习经验的承认，课程内容能够并且也应该根据可测量的学习结果来组织安排。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它们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忽视了对新的教育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教师的新的专业能力的需要；按照这两种方法组织的课程内容例如教学大纲、知识体系等与具体的学习目标之间存在对立。 麦克・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课程组织方式，将模块课程、结果课程与学习者的志向和需要、系统的整体目标联系起来。“联系”的概念首先认识到学习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有意无意地是在与其他学习者一起建立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发生的。它强调需要把学生和教师的目的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并与更广大的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和学生的知识经验，在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设计特定的模块，开发什么样的模块取决于现存的工业政策。它强调学校或学院整个课程及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依赖，这些要素包括：学术科目和职业计划，学习者支持与指导，与更广大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以上可以视为麦克・扬在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的课程原则或框架内对未来课程策略的设想。 （三）课程目标 在这部分，麦克・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个学校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课程目标；第二个问题是每个学科的教学应该怎样与学校整体的课程目标相互结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等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触各种基本的专业知识领域，也不只是学习适应特定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它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成年人和公民的个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学生“对现在和未来世界的理解、把握及其相应的技能”。 麦克・扬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批判传统中学课程的科层制整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科层制模式下，科目教学占据主导地位，个人和社会教育作为特定的课程目标受到忽视。然而，随着全国性目标和排名制度的建立，科层模式受到了挑战，“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他接着提出了课程整合的联系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两种形式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目标整合到课程中去：首先，它不从具体的科目开始，而是从更广泛的课程目标开始，并考虑这些科目怎样实现这些目标；其次，它不从全国性课程的要求出发，而是先考虑每个学校怎样确定课程目标，并考虑他们怎样才能达到全国性课程目标的要求。⑤ （四）资格制度 在此部分，麦克・扬在分析政府已有改革措施特别是在评判迪尔英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学习社会资格制度的设想，并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高级水平课程的改革方向。 麦克・扬认为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资格制度改革的建议没有意识到资格制度变化的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层面组成的，包括政府、条例、认证、证书和测验；仅仅通过管理机构的合并统一不意味着必然会运作一种更加统一的认证制度和证书制度；它忽略了影响到未来资格制度发挥新的作用的背景的变化，没有认识到学习化社会要求不能把资格制度看成是一种学习结果的标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能够胜任持续学习过程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提出了改革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更强的框架和观点。提出改革的前景是在18岁以上学生中建立一种总的证书，作为体现未来资格制度特点并有助于达到那种目的的一种方式，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共同的测验方式、模块课程、核心技能等。（2）扩大层面。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机构合并的层面上，应扩大改革层面。例如，建立学术和职业资格的共同的测验和评分制度。（3）重塑学习化社会的资格制度。为了适应人们终身学习的要求，迪尔英报告的四种水平应该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提高水平联系起来，并成为鼓励人们在横向涉猎不同领域、在纵向寻找新的职业机会的手段。以课程的单元化为基础，学分转移、学分累积，在面向终身学习的资格框架中变得更加重要。 三、结语 近几十年来，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努力消除中学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对立局面，尽管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特别是麦克・扬对于学习化社会中课程的设想和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探讨课程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我国新课程的建设，特别是课程理论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教育学术论文:陈友松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摘要】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在课程开设、电教刊物创办等方面均有开拓性作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研究；陈友松 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陈友松先生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不仅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而且对当今教育技术中国道路的探索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 陈友松及其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开拓性贡献 陈友松博士（1899-1992年），湖北京山县人，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菲律宾、美国，师从杜威等大师。193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夏大学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开设教育电影课。之后，他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或任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友松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先后任全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陈友松被杜威誉为“东亚第一流学者”。晚年，被王震副主席赞扬为“国家的宝贝”。[1] 陈友松“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综合型的教育学者、终生以学术为祖国全民普及教育和建设完善的现代教育学制而呼号奋斗的战士。”[2]他在教育的诸多领域，如电化教育、教育财政学、苏联教育、比较教育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贡献。电化教育是陈友松在民国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其开拓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首次在大学内开设教育电影课程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视听教育课程，1935年回国后即在大夏大学开设教育电影课，每班约百多名学生，学生经常去上海各电影制片厂参观。按孙明经的考证，这是我国大学开设最早的教育电影课程。[3] 2 发起创办“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 1936年，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与卢时白一并联合吴铁成、褚民谊、潘公展、方治、郭有守、彭百川、徐悲鸿、徐公美等发起成立全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在《电化教育》期刊显著位置处声明，该公司是“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以诚与信为电教服务！以谨与慎谋出品精良！”该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与金陵大学展开合作，以推进电影教育和无线电教育为宗旨，其业务偏重电影教育，有：（1）自制非常时期教育及教课影片。教课片每卷仅二三十尺，内容包括一课之材料，售价仅一两元。（2）译售并出租外国制教育及教课影片。（3）缩制有教育意义之小型长片。特约工厂自制小型机而以分期付款办法出售。[4] 3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教类期刊《电化教育》 1936年底，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中国电影教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版的《电化教育》期刊问世，陈友松任主编，共出版了6期，抗战开始后停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电化教育为名的期刊。之后，专门以电化教育为内容的期刊陆续出现，标志着教育电影、视觉教育和播音教育的研究者初步组成比较独立的电化教育研究领域。[5] 《电化教育》期刊封面上标明，该刊为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宗旨是“促进电教，挽回利权，杜塞漏扈”。封底则用大字宣明：“唯一国人创办的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采用国人出品是我们教育界的光荣，提倡国人出品是我们中国人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创办者浓郁的爱国情怀。该刊有电化教育之研究与讨论、电教技术、教育部法令及电影新闻以及教育影片推荐等栏目。 4 编著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有声的教育电影》 陈友松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课，授课教师为著有美国第一本有声教育电影著作的教育电影专家亚恩士倍杰博士（V C Arnspiger） ，回国后陈友松根据讲义，并结合中国教育电影现状与需求，于1937年2月出版了《有声的教育电影》，在引进和传播美国视听教育理论以及本土化创新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 《有声的教育电影》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该书在回顾视听教育发展、介绍各国电影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电影的制作、鉴别、实施、行政以及建筑设计、机器选择等，还介绍了如何在中小学、大学和成人教育中实施电影教育。 5 对我国“电化教育”定名有所贡献 关于“电化教育”的来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陈友松和戴公亮的说法，即1936年他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出版的《学校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视听教育统称之为Electrifying Education。他们认为可译为“电化教育”，但视听教育通称之为电化教育也不太合适，决定从视听教育工具中挑选出效果较好的、各有特点、既能单独使用，又可组合使有的4种“利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并将采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的教学方法称之为“电化教育”。[6]我们在此不对其他说法进行讨论，也无意于辨清孰先孰后，但是陈友松为我国“电化教育”定名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陈友松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体技术的工具性：电影是教育的新“利器”，可以消除“教育的惰性” 陈友松是把电影等新媒体技术看作是推动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陈友松[7]认为，“它（电影）在人类的教学与娱乐的可能性上是这样的浩大而悠远”，“文化的进步是跟着工具走的，教育的效率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工具依然停滞在书本、黑板、粉笔时代，急需一种利器来鞭策我们的教育的惰性。”陈友松用“教育的惰性”来形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透露出他的担忧与急迫心情。他认为，要增加学习效率，必须改良教学工具。“20世纪的教与学当用20世纪的方法与工具，这是一个激变的时代。如魔术一般的科学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新的知识浩如烟海，新的技能经纬万端，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不足应付了。教育者因不满意于文字教育、书本教育，于是采用视觉教育的工具。所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加，所以要求学习效能的增加，要增加学习的效率，当然也要继续不断地改良教学工具。”[8] 可以看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认识属于工具主义，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是，与同时代对新技术的万能期待热情相比，陈友松[9][10]则有着比较清醒和冷静的认识，认为，“电影声片虽妙，然而美中不足必须要一切其他视听教育的用品或用具来扶持，这样总算是完备的视听教育。”“教育有声影片是教学的媒体物。如果要用有声影片为教学的媒体，须了解此教学媒体的性质与功用，认清其固有的长处与缺陷。例如切身的现在经验是学习者最好的直观教育，无论是静默的或有声的影片胜不过它，影片仅能刺激学习者，但不能使学习者有直接经验的适应。所以利用声片于教育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它的特长处下手。”此外，陈友松[11]特别强调研究对电影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是教育有声影片的重要基础。有效力的教育有声影片，不是空中掉下来的东西。” 2 媒体技术的双重性：技术重在“用它的方术”，要“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 陈友松[12]对技术的双重性有充分的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能做十字架，也能做刀剑，所以决定一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我们的利益，在我们如何使用它”。他[13][14][15]强调对媒体技术要善用，“电影的魔力譬如水火，其利害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乎它的用途和用它的方术。”“影片像图书一样，必须要精于选择，并适用于各种程度的观众。”“教育有声影片需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这是显而易见的。” 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应用是从设计教学的角度入手的，他更强调教育的需求与目标，强调学习的情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陈友松在制订教育电影的考核标准时，强调影片要符合教育目标和教育需求。具体来说，陈友松[16]认为教育影片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1）目标；（2）内容；（3）内容之发展；（4）视听方面的之技术；（5）对于其他课程资料之贡献；（6）影片的普通效力与价值。 陈友松以及之后四十年代舒新城等学者关于善用技术的主张与观点[17]，为扼制当时的技术万能倾向、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媒体技术与教师：电影不能取代教师，教师必须接受系统训练 正如上文所说，陈友松对新媒体技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与美国试图用技术取代人的自动化教育主张[18]不同，陈友松[19][20]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技术万能的高涨热情中冷静地多次强调，“电影教育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电影既不可取图书与教师而代之，也不可以取其他视听教育工具而代之。”这与四十年代孙明经的集体教学观是基本一致的。 难能可贵的是，陈友松[21]进一步提出了师资培训的问题，提出“凡是应用影片教学的教师必须受有系统的训练。”这与当时仅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思路是明显不同的。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教师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培训的确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 三 陈友松的电影教育观 1 电影教育图解：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 正如前文所说，陈友松认为，电影的利害重在“用它的方术”，因而根据用它的方术的不同，电影教育有不同的领域和使用维度。“因电影或影片的种类或进步程度不同，或因教育的种类、内容、目标与方法的不同，而有许多种类的电影教育或教育电影。”陈友松用图解方式对电影教育进行了详细阐释，详见图1。 陈友松从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领域三面观四个方面对他绘制的电影教育图解进行了说明：[22] 第一，从人类知识的门户观来看，人类知识的门户就是官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视觉教育是官觉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听觉教育，二者合并为视听教育。陈友松介绍道，视听教育“在美国最近才成为一个崭新的名词。Audio-visual education是一切声片、默片与其他视听直观教育的领域。”图解中侧重实物示范的部分就是门户观的解释。 第二，从人类知识的工具观来看，陈友松认为“要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控制环境的能率，就要继续不断的改良他们的工具……图书虽然一向是最大的助力，然偏于抽象的符号知识，这是中国过去教育的缺点……必须要借重一个能普遍化的工具，唯有电影能之。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总而言之，电影是一个集大成的教育工具，不仅是知识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情意的工具。” 第三，从电影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比较观。“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能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见图解即知是一切官觉都运用的教育。电影教育在放映时，似乎偏于注入的形式。劳作教育，则为启发的形式。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的短处，就是限于某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恰好用电影教育补其不足。”“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竟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图书文字不可偏废。最紧要的是具体与抽象的均衡一贯……总之，电影不过是一个最有权威的教育工具罢了。” 第四，从电影教育的领域三面观来看，“第一从图解中的圆圈看去，它的领域是视觉与听觉影响及大小脑、全神经系与全人的有机体。第二个从圆圈下的长方形内的对象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实物实事的代表。第三从教育的范围与种类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各种各色的教育，大致可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指文化电影、娱乐电影、宣传电影，属社会教育。狭义的是专为学校课室之用，与学程教学法有密切关系。” 陈友松[23]在详细阐述后总结道，“电影教育是用电气电光机械将实物实事的形体、关系或动作，或声音颜色或故事中的事物表现在银幕上，籍视听的官觉做各种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的经验改造的过程。教育电影就是应用于这种过程的电影活动与设备。”陈友松[24]认为，电影教育是视听教育的一部分，“电影教育应与其他视听教育并行”，“除了电影声片、映放机、银幕、发音机等外”，还有科学实验、黑板示范、学校旅行、游行表演、学校博物馆等视听教育辅助用品。他认为，“有时其他视听教育工具，在某种特殊教学过程上，竟能比电影优胜。电影和其他视听教育工具的效率之比较，及应如何相辅而行。” 陈友松关于电影教育的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是他对新媒体技术及其进入教育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全面思考。门户观主要是对新媒体技术的思考，可以把新媒体技术看作是人类官觉特别是视觉和听觉的延伸。知识工具观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过程进行思考，认为电影教育使得知识传递从抽象走到具体。领域三面观是对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深入解剖，揭示出电影教育以及之后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领域特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广泛性。从交叉性看，这个领域涉及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从应用性来看，新媒体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各色的教育”，广义包括娱乐的、社会的和宣传的电影，狭义专指教学的和学校的电影；从广泛性看，对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青年和儿童。内容可以是科学的、卫生的或是生产的……比较观则是从整个教育的视野审视电影教育在大教育中的地位，这不仅明确了电影教育的教育定位（而非技术定位），也清醒地指出了新媒体进入教育后的优势与不足。 2 电影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技术与相关领域的统整 尽管陈友松并未直接对电化教育的领域定位与性质进行过讨论，但是从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交叉性、应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如前文电影教育图解中，陈友松认为电影教育需要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再如，在论述如何摄制教育影片时，他[25]认为“自大处着眼包括以下各方面：（1）拟定各科教材领域的声片；（2）摄制声片及其继续不断的改良之研究程序；（3）教育者与技术人才的学识与经验之统整；（4）推销制度之设立，使制成了的声片能得其所用，而且能普及到各机关。”“影片制造的程序之发展，须明白教育的需要和影片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须统整得法。”这说明陈友松认为，电化教育应在教育需要与媒体特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统整其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如推销、普及与管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也正是因为我国电教先驱对“一切有关系的事物”进行了有效的统整，特别是在教育需求与媒体功能耦合过程中找到平衡点，对美国的替代式自动化教育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超越，形成了补充式和支持式的中国特色。[26] 四 陈友松理解电化教育的独特视角 由于陈友松具有多学科背景，且有留学经历，所以，陈友松对电影教育以及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理解具有比较独特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国际视野与本土结合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教育以及电影教育的学习经历，使其在从事电化教育相关研究与实践中能够立足于国际视野，同时又注意结合国内本土需求。这一点从其文献论述思路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结论和实践建议均是通过大量介绍国外相关做法并进行中西比较，再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 如，在论述教育工具发展时，陈友松[27]认为，中国仓颉造字、蔡伦造纸，以及活字印刷术，“比起同时代的西洋人的教育工具要先进多了”，但是忽略了“具体先于抽象、图在书先这一点。图的工具未见发展。”而西洋正好相反，“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前，传达知识的首要的是壁画、蜡板书和中世纪盛行的鹅毛管所抄写的书卷等”，后来西方发明了照相术和电影。陈友松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基于中西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对新兴的电影教育进行解释，这样的见解在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是鲜见的。 再如，在论述有声影片时，陈友松[28]首先介绍俄、美等电影教育情况后，“电影在苏联曾以之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利器，藉以灌输公民必具的知识。在帝俄时代电影院不过一O四五所，且多设于大都市中。到1932年却有三二OOO所。此外学校中有四一二六校设备有电影。”之后专门论述有声影片在中国采用的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教育经费困难，但是“有声电影教育确是有收获的投资”，特别是“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时候，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民众获得日常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识字教育是抽象的，是不足的，最有效的最迅速的方法还是视听的电气化的教育。”此外，他[29]十分赞同郭有守关于教育电影官营模式的主张，“教育电影事业……亦须由国家文化教育当局积极主持，斯发达可期。”陈友松结合中国国情所提出的立足民众教育、以生活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官方主营等等主张，正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模式，亦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并独具特色的重要缘由。 陈友松把对电影教育中国式发展的思考通过大学授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相关工作和创办电教刊物等形式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陈友松对播音教育方面亦十分重视。陈友松[30]介绍了苏联播音教育情况，称“教育播音在苏联颇为发达，曾有播音大学的设立，内分经济、普通、共同组合三学院，每周有两小时的课程，二年毕业”，“全俄的学校约占四分之一是有无线电的设备”。陈友松[31]提出，播音教育在中国很有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播音电台已经很多了，收音机的行销也一天多一天，如能善用将能成为一个很有权威的教育工具。”“无线电教育既这样发达，可与有声电影合并，由一个教育机关管理，以节省行政及技术的费用。”这与早期电化教育包括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范围认定是一致的。1940年，陈友松倡议并指导昆明广播电台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该节目内容充实，讲稿通俗，很受听众欢迎。[32]在国际比较中探索中国电影教育的定位及发展方向，这样的考量亦是本世纪我国教育技术本土化创新的探索思路。 2 学科视野下的电化教育领域特性探讨 正如前文介绍，陈友松是一个综合型学者，因而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理解并未受学科壁垒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友松集中出版了《各国社会教育》、《图书馆》、《有声的教育电影》等著作，把社会教育、图书馆和电化教育发展有机地加以整合。这是陈友松在国际比较研究后结合当时中国现状而做出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建议。 陈友松[33]认为，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等均是当时中国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可以把图书馆看作是“社会教育的总汇”。他[34]强调要“活用、普用图书馆为工具以推进全民众、全生活、全人生之教育”，并提倡流通图书馆的形式，强调电化教育手段在流通图书馆中的作用。他详细介绍了1934年黄警顽等发起的汽车图书馆游行情况，“汽车三面开门，藏书为开架式。除选择通俗读书数千册外，又有留声机、唱片、无线电的装置”，汽车图书馆走遍江浙两省，在社会教育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友松[35]称汽车图书馆为“流通图书馆开一新纪元”。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友松把电化教育置身于整个大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领域，并敏感地意识到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后来事实发展也证明，教育技术的确与图书馆领域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美国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即是由大名鼎鼎的雪城大学教育技术专家伊利教授创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信息管理界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陈友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敏锐地发觉了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共同使命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之后的电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十年代，杜维涛、孙明经等学者对电化教育的信息资源功能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把电化教育看作是经济有效的“新图书馆”[36]。 陈友松的多学科视野使其充分认识到电化教育的交叉特性和应用特性，他把社会教育作为电化教育的应用场域，并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把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紧密联系。作为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他关于电化教育的准确定位与正确理解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学术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探讨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有自己的特殊研究范围和规律性，对它们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立足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的鲜明特征。长期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研究过多，而忽略了它的学术性研究，政治性和学术性矛盾凸显，政治性主导作用因学术性研究的缺乏而面临失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文化性；实践性 1　汲取前人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教育一代代地传递下来的……没有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难以创造、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一方面借助教育得以更好的传播和保存，另一方面也赋予教育以更宽广的领域来面对社会的多方需求。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教育，生生不息、源源流长的社会文化都是其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性使得它对于优秀文化资源的利用更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确实，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政治性较之文化性，是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本质规定性。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则将与智育、美育等无异，并无以在众多的教育形态中以其独特性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人们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以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要实现这些教育目的，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吸收借鉴的地方都很多。“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更把‘诗教’看成最重要的政治教化活动之一……到了魏晋时代，文学已经觉醒且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包括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宇宙之和。中国的艺术自觉追求表现天地之心，拟太虚之体，因而也把和作为最高境界。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的价值信念，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核提升的。”主动吸收来自这些学科的丰富内容，紧跟时代潮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有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密切联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学科特色。 2　经理论严密论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基础，学科的理论体系才能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有其特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最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没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解释了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根本目的和任务。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中相对比较稳定的一部分。社会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就必然形成各种思想观点，造成人的思想复杂性。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必须全面考察教育对象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周围所处的人际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身心发展的特点。以便把握其思想形成、变化的外部客观环境。由针对性地组织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同时，人的思想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也具有能动作用。依据这一原理，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一次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早就和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理论。因而，它必然成为对人们实施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指导群众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地位、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社会矛盾，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每一社会矛盾引起的物质原因和社会条件，从而引导人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对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　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提升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历史和现实也表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体现不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就走不出经验主义和盲目主义的窠臼，就很难提高水平和效益，其作用就势必受到怀疑，并进而使其价值和地位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回顾党的历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党总是适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而能够使广大党员干部在环境非常严峻和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使全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很快的取得统一认识，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说到底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并从实践中抽象提升，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最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及相关理论。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正确认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一旦形成，又会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广泛实践性的科学理论，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引导并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开发人们的智力水平。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同时，以人为实践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立足于现实，根据各种变化的因素。不断调整自身，超越旧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以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学术论文:打造专业学术交流平台 服务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 摘 要：培育科学研究环境是当前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之一，但是匮乏的专业学术成果展现、交流平台抑制了国防教育者投身科研的积极性，成为该学科建设的“短板”。因此，适时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成为该学科建设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探索，首先，引导从业者正确认识学术交流平台对学科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鼓励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考虑单独或联合创办专业的学术交流期刊，并逐步落实相关工作。 关键词：国防教育 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 学术平台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从无到有，建设层次也在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国防教育已经逐步从课程建设中走出，开始向更高层次的学科建设迈进。但是，回顾国防教育建设历程就会发现，科学研究与其他方面想比较，始终是一个“软肋”，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间专业学术成果展现、交流平台缺乏是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很多国防教育者在进行科研时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即自己的学术成果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展现，且大家的学术成果也比较分散，缺少一个长期固定的、可以集中交流的文字媒介。久而久之，从业者投身科研的积极性降低，科研水平难以提升也就逐步成为国防教育体系建设的“短板”。因此，无论是现实还是长远地看，国防教育都需要创办一个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因为这既有助于解决科研人员在工作当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又有助于行业学术成果的交流和科研学术水平的提升，还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那么，打造国防教育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一、正确认识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对学科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 首先，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是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课程建设向学科建设跃升的必然结果。根据教育学理论，从课程建设转向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是一种质的飞跃，相应地对学科从业者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亦然。通常，“学科建设（disciplinary development）”就是“指学科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1}学科建设的内容涉及广泛，主要包括：学科布局调整、学科组织完善、学科制度建立、学科建设方向确立、学科基地建设、学科的学术成果建设、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学术环境建设，等等。{2}可见，与科学研究相关内容的建设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相应地，对于科研成果的展现也比课程建设时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程建设时期强调的是科研的孕育、生长，而学科建设时期则要求对科研做整体规划布局，成果的展现是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其他成熟学科拥有的众多专业学刊就是例证。国防教育要想“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3}，即成为“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4}，专业学术交流平台显然不可或缺。 其次，创办专业学术交流平台（有可能的话，出现多个），不仅能帮助科研人员解决工作当中面临的学术成果展现和交流的难题，而且还会从整体上激励和提高全国国防教育科研的水平，进而推动和完善国防教育学科建设。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2006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要求国防教育者投身科研，“积极参加……学术研究……开创教学科研工作新局面”{5}，努力成为教学与科研的双优人才。但是，在实践中，国防教育者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处在发文章难和难以交流的窘境当中，要么不少期刊编辑部不认可国防教育学科科研成果，要么已有的成果分散、凌乱，最终国防教育者不得不各自为战，交流沟通的渠道偏少，这些都制约了学科科研水平的提升。而专业学术交流平台一旦创办成功，并且出现多份，显然有助于国防教育者走出当前窘境，调动和激发后者的科研积极性；反过来，国防教育科研成果通过专业期刊等平台集中展示，使从业者在了解整体学科成果和水平的同时，还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可以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当中遇到的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在这一过程中既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又能实现共同进步。显然，此举有助于国防教育行业整体科研水平不断提升，无疑对当下的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鼓励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单独或联合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的平台 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的平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千头万绪。考虑到刊号的审批、编辑人员、资金等一系列切实问题，创办的难度不小，这是远非一般国防教育集体所能承担的重任。担当重任的单位必须有多年的国防教育经验，雄厚的科研基础和较高的科研水平，相当的人员的编制，充沛的资金保障，以及顺畅、广泛的行政和学术关系，等等。即便如此，在创办过程中，考虑到工作的难度，这些单位在自身努力的同时，还需要积极争取相关方面的大力协助。那么，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具体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具体工作的落实。首先，如前所述，基层单位要意识到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性，以及对促进学科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共识，并且还要尽可能地扩大这种共识，最终促成行业共识，以期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推动学术平台创建工作。其次，创办专业学术期刊面临许多现实的问题，如前文提到的刊号的审批、内容编审、人员的选拔与编制问题、资金的保障等，这就需要各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具体操作中，承办单位要克服困难，努力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理解与支持，解决工作的外在条件需求，其间既有政策方面的支持，也有资金、人员配备方面的保障；同时，内部更应积极行动起来，统筹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调动和激发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落实各方面的工作。只有内外合力，才能有效地促进学术交流平台创办工作的顺利推进。 2.内容设置。首先，在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内容设置问题上，要贴近和服务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在国防教育学科建设范畴内，宏观上，可以将学科布局调整、学科组织完善、学科制度建立、学科建设方向确立、学科基地建设、学科的学术成果建设、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学术环境建设等众多学科建设的内容涉及其间；微观上，以教学内容为例，国防教育分为军事理论教学与军事技能训练两部分，因此内容设置最起码应顾全两个方面。其次，主编应及时把握各时段的学术热点或突出问题，以卷首语征文等方式，引导国防教育者认真思考，并以论文的形式阐述各自见解，以期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次，设置一个固定的交流、辩论平台，为大家就某一问题发表不同见解提供空间，以期在交流甚至辩论中提升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最后，预留其他内容的空间。 3.严把质量关、科研风气关。首先，严把质量关是任何一个学术平台生存、发展的关键，国防教育专业期刊也不例外。期刊的质量关观念必须从一开始就坚定的树立，并且要一直抓下去，时刻不得松懈。期刊上刊登的文章一定要高水准，必须经过专家的认真评审，该修改就修改，严格要求，并且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确保将最优秀的论文呈现在读者面前，进而促使国防教育科学研究在较高的起点上扎实推进。“高标准，严要求”，既关系到期刊的长期发展，也影响到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各方必须加以重视。其次，树立科学严谨的科研风气，培育良好的学术氛围。科研风气和学术氛围必须从学术平台创立伊始就要树立和培育，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要不断地强化。“科学严谨”是对任何一个科研工作者、机构最起码的要求，学刊也不例外，后者要勇于与破坏学术规范的行为作斗争，引导、监督集体和个人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有序和健康进行，着力营造、维护和保持科学严谨的学术风气与氛围，并使其成为一种集体的规范，进而配合学科建设，将科学研究规范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进。 综上所述，在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下，正确认识，并适时引导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既可以解决本学科科研工作中的部分现实难题，激发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还可以提升国防教育整体科研水平，消除学科建设当中的潜在“短板”，且源源不断结出的理论硕果又会服务于学科建设。 教育学术论文: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作者简介：王巨光（1965-），男，湖北荆州人，教育学博士，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南宁，530004。 摘要：教育学术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这规定了批判与解放性是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教育学术才能使自己获得坚实学术合法性。新时期，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的问题不是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突破对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束缚，如何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乃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教育学术本质品性的张扬要通过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这种主体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往往需要结合教育学术工作者身处的具体历史文化和自身状况而真实展开。 关键词：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哲学之才 关于教育学是不是独立学科是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惑着教育学术工作者的难题。我国教育学术界在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年多来教育学术时，围绕该问题，不时展开热烈讨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针锋相对，都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我国教育学术危机并不是由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缺乏造成的。本文尝试探索教育学术的本质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解答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 一、批判与解放性：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 由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所决定，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即为批判与解放性。教育本体价值就是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包括知情意在内的人性。[1]151为成功履行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真识之天职，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以发展人性之最高价值尺度作为标准，对一切束缚人性发展的东西进行批判，并为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付出理性甚至行动上的努力。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批判是认识与解放旨趣的统一。[2]200-201我们据此认为如果不立足于人的本真解放和自由，本真批判有可能沦为伪批判；如果不进行甄别真伪、区别善恶的本真批判，本真解放和自由也有被滥用、被扭曲的危险。[3]批判与解放是具有同一性的一体两面。 教育具有服务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具有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实现主体间和谐交往的社会实践功效。诚然，教育学术也具有服务于促使这些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功能。但不立足于发展人性之本体价值，教育工具价值也往往容易被扭曲。教育学术必须以教育本体价值为本，才可能有效防止教育工具价值被扭曲、被异化。因此，保持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是教育学术促使本真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需要。 按照哈贝马斯对人类认识旨趣的三种划分，我们认为教育学术的根本旨趣就是解放。哈贝马斯把人类认识旨趣区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并认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分别是以这三种旨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解放旨趣终究是人类认识的最为根本和一以贯之的旨趣。首先，如果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人类的命运，那么，打破“枷锁”获得解放就是人类永恒的高贵追求。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地取决于解放旨趣。其次，哈贝马斯所说的其他两种旨趣归根到底也是以解放旨趣为基础的。试图通过技术及其活动支配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技术旨趣，其根本的意向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和维护人际间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实践旨趣，其本身与把人从相互反对、相互敌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意向具有同一性。而且，以下严酷事实的存在更凸显了直接追求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解放旨趣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突出地位和至关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技术旨趣所创造的成果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实践旨趣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扰和破坏，达成共识的途径仍然被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所操控。[2]12-14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需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正好回应了需要变革的当今时代对现代学术的真切呼唤。 教育学术具有以其他学科及其成果为基础，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特点，但只有张扬其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才可能显现这种研究特点之长，并在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中使自己在现代学术园地里取得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随着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相互重叠的出现，多学科参与的各种专题研究的兴起，打破传统学科分野的新的研究趋势日益明显，不可逆转。[4] 顺应这种趋势，教育学术张扬自己本质品性，能焕发自身更旺盛的生命力。杜威超越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位促进美国学术和教育进行重大改革者霍尔的地方，就在于他秉持更为深刻的批判与解放精神，不仅从心理学，而且适应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当时美国的教育改革，从而，把需要多学科参与的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5] 王巨光: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教育学术以批判与解放性为本，立足于人的理性自主性，反对人间一切或隐或现压迫、压制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支配、束缚、操控，反对一切放弃主体性的依赖、顺从、奴性。并诉诸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诉诸于文化深层结构批判。因为批判本身蕴含反思性，完整的教育学术批判必然包含指向对自身的批判。当然，具有不同背景的教育学术工作者，总要依据自己所处的国情特点、时代及具体历史条件，构建具有不同内容的批判与解放主题，并开展创新性研究。在革故鼎新、大胆尝试和敢于实验成为美国社会的金科玉律，皮尔士、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兴起之时代背景下，适应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需要，杜威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进行批判，发展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而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德国的解放教育学和批判建构教学论遵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路，主张通过对个性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批判和解放，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目的。”[6]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为广大被压迫的拉美民众代言。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实现他们的解放，他以非凡的勇气、过人的胆识进行彻底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并以高超的智慧、渊深的知识创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周围的被压迫者所遭受的极端困苦和磨难的创造性思考和敏锐意识。”[7]堪称被压迫者教育圣经的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超越了它自己的时代和作者的时代。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著名教育家及教育学术工作者，为实现“民族再造”，对升官发财科举教育余孽进行彻底否定，对当时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误教”现象进行无情批判，高扬解放人性的民主主义教育伟大旗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教育实验，对我国具有健康民族性的民主教育建设事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如何建构批判与解放性主题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新时期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强化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里，我国教育学术界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与否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教育学是“学”还是“术”的争论。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似乎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自尊，但如果为所谓的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迷惘、甚至苦恼，实际上是错置了新时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并不是教育学术危机所在。如果我们把握住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我们有望超越教育学是独立学科还是作为其他学科应用之“术”的争论。因为只要存在关于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需要去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学术工作者又能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并能成功履行自己的天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育学术危机问题。相反，教育学术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其失却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教育学术工作者在履行天职上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是如何挣脱、突破束缚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外在和内在的支配及控制，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学术研究现状，可帮助我们认识问题所在，并引导我们发现我国教育学术研究不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特殊年代里，当时的教育学术根本上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教育学术及其批判可言。其所谓的“教育批判”和“教育革命”不过是以颠倒的标准进行伪批判和假革命而已，其实质是为各种阶级斗争活动合法性做辩护，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做注解。这种被扭曲的“教育学术”甚至成为倒行逆施的帮凶。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迎来了文化教育的春天。我国的教育学术逐步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成为可能。但是，“极左”的思维方式往往无孔不入，比如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就一度深刻影响了教育学术界。当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帷幕拉开并逐步深化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在全面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推进后，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否在总体上逐渐摆脱了被支配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性，进而张扬了批判与解放的精神和能力呢？事实难以令人做出乐观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教育学术在取得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支配的胜利后，却又开始受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认为只要把生产力增强了，把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严酷的历史事实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畸重畸轻的做法必然会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剖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十七年之久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如何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其自主性及批判精神是如何再次丧失的。在这场大讨论中，共有300多篇，洋洋洒洒共200多万言，林林总总形成25种关于教育本质之说。但正如郑金洲所认为的，“这一切，仍未能令人满意。各家各派虽力求论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几乎都包含难以克服的悖论，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之声不能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回答”。[8]192教育学术界本应该回过头来反思其研究与讨论的前提预设是否存在问题，开始意识被引以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是否已演变为某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他们却并未这样做，而是仍然在概念框架里兜圈子，希图从关于本质与质、本质与规律、本质与功能等等的关系之辨析中，从对所谓事物内部矛盾或其与外部矛盾关系的分析认识中，求索走出迷宫之路。[8]193-207更为令人遗憾地是，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运动掀起，乱象丛生的学校教育遭到有识之士痛切批判之时，却未见中国教育学术界主流反思与质疑，并运用理性的力量，对其进行严肃、彻底批判。 众所周知，教科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演变成社会生活中政治或生产力（经济）决定文化、教育，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之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所隐含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实质上为文化、教育领域的独立自主性被任意侵蚀之错误行为提供了可以借以进行辩解的潜在理由，甚至为一个活动领域及其权力者支配、操控、压制另一个活动领域及其人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及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论战不仅没有进行前提性批判，反而把以上所谓的原理及价值观念作为“真理”而设置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从而使我国教育学术曾一度陷入某种深刻危机。 对于这场教育本质大讨论，涂又光先生有独到见解，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本清源的解读，发现教科书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认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误读。[9]他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和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为事实根据，通过深刻哲理性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之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不能搞相互决定论，而平等互动律才是人类这些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关系原理。[1]152-153涂先生的深刻批判及正确认知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重大成果。 三、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之道 教育学术要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如何进行理性思维的问题，毋宁说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对教育学术采取什么样态度和秉持什么样学术精神的问题。是把追求学术自身内在价值作为学术活动目的，还是把学术仅仅作为谋生与晋升的手段是对待教育学术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活动路线。毫无疑问，我们应取的是前者。也就是说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席勒所倡导的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我国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作为价值尺度，自觉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方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张扬其本质品性之道。 席勒在1789年耶拿大学任职演讲《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中分析认为，利禄之徒斤斤计较自我的得失。他们不是从内在精神财富中，而是从别人对自己认可、所给予的名誉和待遇等方面寻找报偿，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来自外在的刺激和鼓励。哲学之才恰恰相反，他们不懈追求更新更好知识，永远走向更加完善的境界。他们在研究对象和孜孜不倦追求本身中获得激励和报偿。[10]我们可以认为利禄之徒学术活动受工具理性支配，[11]31-32也即他们为达到个人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权衡如何利用所谓学术的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禄之徒把工具理性极端化就会使学术活动沦为反人道的手段和工具。二战时期，德国一些人类学家为讨好和效劳于法西斯政权而用他们的所谓人类学“知识”服务于法西斯种族大屠杀，这些人类学家及其所谓的人类学“知识”成为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在世界学术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哲学之才学术活动受价值理性支配。[11]31-32他们崇尚探索真理、建构美善，而不计较自己的学术活动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或危害。哲学之才为了追求真理甚至可以把自己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宁死不屈，视“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乐趣”，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就是如此。这样的哲学之才显然是最勇敢最有力量的人。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因为自己激进的教育思想和行动，遭到巴西军人政府逮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经历了长达16年流亡生活。但他矢志不渝，历经磨难，在自己流亡生活中，加深和升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终于铸就成影响深广的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就理想类型而言，哲学之才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是具有独立主体自主性，不断自我超越的人。而利禄之徒在斤斤计较自己偏狭而非正当私利时不可避免地沦为假恶丑弱的懦夫。毋庸置疑，远离利禄之徒而成为哲学之才，在追求完美境界中而不断自我超越应成为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结合历史文化和教育学术工作者自身等方面的实际，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批判自己精神深处文化负面性东西，突破“二人”关系法则的规制，把自己从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 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人用“二人”关系给人下定义，正好把明确的自我疆界给铲除掉。[12]我们认为，生活在多重“二人”关系之中的中国人往往由各种“二人”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来定义自己。按照孙隆基的分析，中国文化重视营造温情的 “二人” 的“和合性”。我们不难看到，在富有所谓“人情味”的“二人”互动之中，弱势一方在追求安逸地顺从及舒适地依赖中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自治性。我们的确不时能发现掩盖在温情“二人”关系下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被这种关系所笼罩，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人”关系性质与法则。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在自己与各种优势力量之间，特别是与直接掌握自己切身利益的威权者之间习以为常的互动中，洞察“二人”关系性质，并分析“二人”关系法则对自己隐蔽的规制作用。在他们与威权者的“二人”关系结构中，前者自觉不自觉把自己作为对方的“自己人”，并通过后者未必是以哲学之才的标准对自己的肯定和赏识来对自己加以认同并建立自尊。同时，后者也的确很有可能把前者作为“自己人”，更多地在物质生活、荣誉待遇方面给予温情和照顾，而对他们主体的独立自主性、精神超越性并无什么真正兴趣。就这样，在互以对方为重的过程中，前者对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原则及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可能被侵蚀不设防。更为严重的是，前者把后者视为“长者”，对其有严重的孙隆基所谓的“母胎化”依赖，不仅哲学之才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树立不起独立自主人格，而且时常在后者面前，其行为表现为成年人的“儿童化”。因此，根据中国文化“二人”关系法则，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教育学术工作者可能会因为像中国家庭里孩子被家长所对待那般，被“温情”、“善意”管理得太多、限制得太多而抱怨，但他们并无什么大的决心要坚决割断与“母体”相联系的“脐带”，以使自己“心理断乳”而健壮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般而言，他们要对需要变革的现实保持合理的距离，并对其采取某种程度的超然态度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必须努力揭示中国“二人”关系法则是如何隐蔽而“甜蜜”地扭曲健康人性的，暴露畸形的“母胎化”依赖是如何严重影响健康的学术思想工作的。否则，教育学术工作者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也就根本谈不上。 （二）立足于普适性价值，批判追求短视利益的狭隘性，打破思维定势惯性，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一，警惕权势的异化力量，不可为各种“霸权”所支配并为其代言。很难设想不重视普适价值，能有对真善美的真正追求。为实现普适价值的努力与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要求自己，必须重视人作为人的尊严，不管性别、种族、国别、民族等因出身而产生的人的先天性差异而同情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弱势者、被不公正对待者。对人间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压制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警觉。新时期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具有人类普遍尊严、普遍利益代言人的高尚情怀。认同于此，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二，确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之天职，打破学科独立性思维定势和情结的羁绊。“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13]29教育学术工作者要靠思想与真理而活，就必须首先为思想与真理而活。其实，我们不难明白他们成功地履行自己天职，就是对他们自己合理的世俗利益最好保证。研究新时期关于所谓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的讨论，我们不可否认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而所做的努力具有发展教育学术的良好动机，但也暴露教育学术界不少人这样的恐惧心理，即害怕因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失去而影响教育学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建制。因为这种情况果真存在，在他们看来，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而且会更直接地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固然不可否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为了自己正当的利益，对学科独立性进行某种程度辩护的合理性。但同时必须明白的是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标准而成立的学科独立性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以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为志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探究高深学问。他们应该既积极投身于丰富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扎根于教育实验，获取宝贵的研究材料；又以哲学之才的宽广胸襟，海纳百川，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并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勇于和善于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这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充分必要条件，才是他们自我实现之道，是他们自我认同的根源。 （三）批判脱离实际、空疏的学术作风，走出象牙塔获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把自己从自我营造的狭小研究空间中解放出来 诚如弗兰克•富里迪所认为的“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 [13]32因为教育学术及其成果毕竟要触发、指导和服务于对人发生积极影响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能完全躲在象牙塔里做书斋式的学术。为获取人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新知、真识，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仅需密切关注、积极参与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而且有时还需要深入社会，扎根于其中，深度开展如何发展不同教育对象之人性的教育实验活动。教育学术与积极影响社会、影响民众的社会参与活动在此有机统一起来。民国时期，以著名教育家晏阳初为领袖的一群教育家及乡村教育工作者，无情批判当时学术工作者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空疏的学术作风，毅然深入乡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活动，探索乡村教育的新知真识而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影响深广。他们融主体自我批判、教育学术、民族再造于一体所从事的“真理的政治” [13]34对当今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如何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解放富有深刻的启示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研究存在两大颇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一是令有识之士忧虑的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弱化；其二是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问题的大讨论。把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二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研究，可帮助我们洞悉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弱化是当下教育学术危机所在，而在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讨论中，人们在各执己见的热闹争论中而遗失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天职，恰恰就是教育学术危机的某种表象。拯救教育学术于危机之道还在于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能勇敢地、不断地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增强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 教育学术论文:一名教育学研究生的学术苦旅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具有浓厚的“学科情结”。这种情结深深地扎根于教育学的地位窘境，它使大量的教育学研究生陷入迷惘和尴尬之中。笔者通过回顾和反思自身八年研习教育学的经历后认为，教育学的地位困境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教育学知识在积累、独立性、逻辑特征等方面的独特性决定了它的“宿命”。教育学研究者一方面应意识到基础学科的价值和局限，并至少掌握一门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应认识到教育学的价值和限度，努力贡献出自己的洞见，从而树立学科自信。 关键词：教育学；教育学研究生；学科情结；学科地位 前不久，笔者偶然在西南大学主办的“教育学在线”中看到一篇题为“教育学研究生是豆腐渣”的帖子，[1]标题本身便足以激起每位教育学人的愤怒。该帖指出，考研大军中流行的口头禅是“考研究生上不了学，那就考教育学。”平心而论，文中所列理由大体属实：内容不多，好掌握；专业方向多，招得多等。事实上，国内外对教育学、教育系科及其教员、学生、课程等批评和讽刺不胜枚举。这些文献表明，在许多人眼中教育学的地位不高，价值不大。这种处境不仅令初入教育学之门的本科生、研究生感到困惑，甚至一些“登堂入室”的学者有时也免不了迷惘。教育学界前辈胡德海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此深有体味[2]： 我在几天的会上，亲耳听到不少老教授、老专家激昂慷慨的发言，……总的是谈教育学的困惑和迷惘多一些，教育学的尴尬局面依然挥之不去。有的说：“我教了几十年教育学了，现在可越来越觉得不知道怎么教了。”有的说：“当年我如果不是选择了搞教育学专业，而是从事别的专业，我此生的成就肯定要大些。”一种无奈的心情溢于言表，困惑与迷惘的情绪扑面而来。……我想我们这些老教授老专家其职责本是解我们的学生，其中包括大学教育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学习、研读教育学专业中的种种困惑的，而现在倒好，在他们的头脑中倒说有这许多不解之惑，他们怎么能够解学生之惑呢？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当代研究的趋势是打破界限，展开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探讨教育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是一个陈旧的话题，是落伍的“学科情结”在作祟。在他们看来，作为学科的教育学早已终结，研究者理应抛弃“学科情结”，将其作为多学科交流和对话的舞台。然而，对教育学研究者而言，这绝非转变观念那么简单。因为，目前知识生产和学术人才培养仍以学科形式为主，学科情结是研究者在学术生活中形成的自然情感。 笔者与教育学结缘已八年，经历了从局外人无知到局内人迷惘、怀疑、理解的过程。期间，我在教育学的学科认同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此而来的困惑和痛苦也是许多教育学研究生正在经历的。在此，笔者愿回顾自己研习教育学的学术苦旅并与诸君分享我的思考。这也许对那些处于迷惘中的教育学学子不无裨益。 一、遭遇教育学的困惑 我于2005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教育学原理专业。之前，我没有读过多少教育类的书，居然能够考中，感觉颇为意外。如今想来，当初报考教育学专业时潜意识中未尝没有“教育学容易考”的想法。虽读过《围城》，但我未留意书中对教育系的嘲讽。[3]也许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地位还不算低，我没有感受到其他学科的敌意和轻视。总之，我对教育学知之甚少。 张建国：一名教育学研究生的学术苦旅硕士期间，我对教育学有四点比较深的印象。首先，每年五六月份，我都会旁听本专业的学位论文答辩，其中最为答辩委员诟病的是论文撰写中的“两张皮”现象。教育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系指论文利用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用相当大篇幅阐述其原理，而后依该理论从中推演出相应的教育命题，后一部分篇幅较小。问题在于，两部分不仅比例失调，且往往难以融为一体。其次，教育学研究生似乎严重缺乏共同的专业知识。除所有学生必修的数门基础课程和若干教育名著外，研究生们在学习中共享的专业知识很少，常见的是依托“人头”的现象。所谓依托“人头”就是借用其他领域（主要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学者的理论来探讨教育问题。在我的同学中，有人钻研狄尔泰（W.Dilthey）、伽达默尔（HG Gadmer）等人的诠释学，也有人倾心于布迪厄（P.Bourdien）、吉登斯（A.Giddens）等人的社会学理论，而我则醉心于马克思（K.H.Marx）的著作。人类知识的海洋仿佛是教育学的素材库，任其取用。那时，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读愈多教育学之外的书，便愈发对“科班的”教育学著作敬而远之。第三，我发现，对人类理解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一般都来自相关的基础学科，且很少接受过教育学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皮亚杰（J.Piaget）在1965年便指出：“为什么教育学却很少是教育学家的著作呢？这是一个严重的，永远存在的问题。”[4]第四，教育学的著述中经常充斥着大量正确的废话、弥漫着矫揉造作的道德热情、混杂着模糊难懂的“外来”术语。著名教育学家陈桂生先生曾抱怨：“教育学陈述中，既有过多的常识和自然语言、同时又常常冒出缺乏常识的提法和令人费解的语词。”他以国外一本关于课程的教育学著作为例[5]： 这本书中，充斥着像“课程建构（curricular construction）”、“反省水平（level of reflection）”、“分类学（taxonomy）”、“革新（innovation）”、“革新策略（innovation strategy）”、“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最优化学习顺序（optimized learning sequence）”……“隐含的背景（implicational context）”、“可演绎的假设（deductive hypothesis）”、“复杂性还原（complexity reduction）”等术语，其中有不少令人难以捉摸的词语。……如此陈述，除表明不让人懂得的决心而外，不知还有什么高明的见地？ 很多不同学科的朋友初次见面，彼此介绍各自的专业。当我报出“教育学”这个专业时，人们活跃的表情立刻变得木然，接着是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沉默。他们的沉默有充分的背景和理由，但就是这些理由令我寝食难安，不由得替“教育学”生出些悲哀来。 教育学界前辈孙喜亭教授曾不无心痛地感慨：“我们不笨，不懒，也不乏悟性，可是我们怎么了？我们所从事的教育学怎么了？它们是那么地被人看不起！”[18] 对一名教育学研究生来说，最大的尴尬和痛苦莫过于承认：自己的学科地位不高，价值不大，且前途渺茫。这的确是不少教育学人内心难以回避却又不愿承认的残酷事实。但是，接受这个事实只是意味着，在学科的“地位游戏”中，教育学处于不利地位，绝不表示其没有价值，无深入研究之必要。可以说，在人类知识的等级中，某类知识地位的高低和价值的大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神学在中世纪何等尊崇，而今却一落千丈；自然科学在近代之前只是在大学之外才得到发展，现已占据主导地位。也许，教育学研究者的工作很琐碎，且价值有限。也许，“卑微的”教育世界激不起雄心勃勃的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但是，只要教育，以及研究教育的学问即教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他们便要继续与教育有关的“卑微”事物打交道。 在不利环境中，也许教育学研究者应降低对教育学的期待和承诺，少一些喧嚣浮华，多一点埋首苦干，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宏论，多一点有关教育的知识。正如普通人无需因不能成为大人物而自轻自贱，有志于教育学的研究者也不应因教育学地位不高、价值不大而妄自菲薄，亦不应因其难以成为“显学”而失望。教育学研究者承认自己必须掌握大量来自其他学科的知识，但也知道它们仅仅构成教育学研究的基础；他们承认教育学对改善教育的意义有限，但仍然愿意努力贡献出独属于教育学的洞见；他们明知治教育学之途的艰辛，但毅然选择以此为志业。这也许是一名教育学人应有的立场。 教育学术论文: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 摘要：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低迷期；三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今天，学术集刊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间尚短，教育类学术集刊在学术规范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从管理制度、专业化发展和评价制度入手，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水平。 关键词：学术集刊；教育学；影响力；学术规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5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 的时代特征。（1）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政治运动特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了给这一运动提供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比如，为了服务于，先后创办了《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2）从创办主体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2个、高校1个、学会组织1个、科研院所1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3）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治地位相关。（4）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尽头。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11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20种新创办的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统计如图1。从创办主体看，这些集刊的分布相对集中，如表1。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第一，从创办主体看，高校已经取代其他机构，成为学术集刊创办的主力军。第二，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和上海依然是学术集刊的集中地，其他地区并没有打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垄断地位。第三，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学术集刊主要围绕教育学一级学科展开，少量涉及到二级学科或跨学科问题，这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尚未突破一级学科的垄断局面，形成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跨学科为一体的多维度、多网络的学术集刊群。 二、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教育类学术集刊获得了重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集刊已经实现了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由于这些集刊创刊时间相对较短，因而在出版规范、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此，笔者以2000年后新创办的20种集刊为例展开全面分析。 从学术规范看，目前这些集刊都能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论文格式上达到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然而，总体上还存在许多问题：（1）在审稿制度上，虽然许多集刊都宣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但由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不足，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最终只是流于形式。（2）许多集刊的稿源并不是很充足，存在着“自产自销”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集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是原创性的，而是在别的期刊上已发表过的二次文献，这显然离真正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差距。（3）在出版周期上，一些集刊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出版周期，而是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显然不符合学术集刊的出版要求。另一方面，一些集刊曾先后更换过出版社，在出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摆在当前学术集刊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4）从更高要求看，一部分集刊虽然达到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但离国际通行的学术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集刊缺少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等等，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一些集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部，也缺少专职的编辑人员，基本上都是靠教师和学生兼职完成，这是限制当前学术集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影响力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科评价中心公布的CSSCI（2012-2013）集刊来源目录显示，共有3种集刊入选，占总集刊的15%。它们分别是《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和《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根据CSSCI被引文献篇数和次数（2005-2012）统计，排名前七位者见表2。 从表2看，第一，在20种新办集刊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的只有三种，这表明当前教育类学术集刊的总体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第二，从总体引用看，在8年的CSSCI期刊引用中，只有7种集刊被引用到，而且引用的总篇数才91篇，总次数才102次。按照平均值看，平均每个集刊每年被引1.63篇、1.82次，这一数据非常低。考虑到这只是排名前七的学术集刊，如果将所有20种集刊全部计算在内，这个数据会更低。第三，从集刊自身的影响力看，前三种集刊差距不是很大，属于“第一方阵”，但从它们的数据看，这种影响还非常有限，每个期刊的最高引用篇数和次数尚不足30；而后几种集刊的影响力显然无法与前三种集刊相比，除此之外，其他集刊还尚未产生引用数据，这更充分表明学术集刊的总体质量还参差不齐。 总之，随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集刊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这些集刊的创办时间还很短，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办刊经验，因而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4]。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这些集刊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与反思 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新形式，学术集刊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学术集刊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的现状，应当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应当正视学术集刊的理论价值，将它们放到与学术期刊一样的地位，加大对学术集刊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从当前学术发展的现状看，学术集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在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上还无法与正规的学术期刊相抗衡，这种观念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学术集刊的发展。2011年，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呼吁进一步加大对学术刊物的建设力度，而学术集刊作为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国家首先应当破除观念上的误导，将学术集刊与学术期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为学术集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为了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同时，教育部也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这无疑为推动学术期刊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些政策和工程都只针对学术期刊，因此，如何打破制度上的壁垒，将其推广到学术集刊的评选上，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以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宽裕的财政支持，从而使集刊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办刊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学术集刊的专业化，不断提升集刊的稿源质量和学术水平，扩大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不论是主编、编辑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集刊的发展。作为主办单位，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进学术集刊向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建立独立的编辑部，形成自己的专职编辑人员，积极提升集刊的专业化水平。此外，在稿源上，学术集刊应当加大征稿力度，避免自产自销或旧稿新发的不良现象，形成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办刊导向，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学术水平。 第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学术集刊缺少活力。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长效的评价、监管和激励机制，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教育学术论文: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比较研究 摘 要：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距今发展六年，不可不谓之稚嫩，所以当今在研究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学术领域里并不完善。文章围绕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对湖南拥有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招生点的五所高校的培养方案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弥补某些高校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不足之处，进而对教育实践产生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培养方案；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湖南高校 引言 21世纪，世界已正式迈进知识信息经济新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落到人才竞争上。为了让中国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我们势必得在人才的质量上把好关，下功夫。而培养人才的大计始终要归于教育。 一、研究意义 教育学目前在我国逐步拥有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高等教育学、体育训练教育学等二级学科。我国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目的是为了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的教育研究人员。高校往往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出大批的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1]。在未来，随着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规模渐渐扩大，关于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全日制教育学硕士也显得日趋重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湖南五所具有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点的高校的培养方案，以此进行比较研究。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1.湖南大学。湖南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点下分七个二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2.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教育学硕士点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三个二级学科。 3.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是湖南省高校中教育学的领军者。拥有湖南省唯一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学下分十一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教育技术学。 4.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教育学，包括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学的硕士点。对于职业教育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独树一帜，成果颇丰。 5.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拥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全日制学术型的硕士点。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研究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文献资料，阅读、收集、借鉴和分析已有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联系各学校培养方案的视域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统计分析法。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展开研究，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有关资料，拟用图表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对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 3.比较分析法。以客观的、系统的、统计的方法对湖南五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各个高校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主要有研究方向、学制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五所高校培养目标高度统一 培养目标是指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的具体化。经过对各校的培养目标进行总结分析，五所高校的培养目标虽描写文字不尽相同，但是其目的高度一致。均为了培养适应我国教育实情，熟练掌握系统教育学理论知识，热爱祖国，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工作作风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能，能在科研岗位做出创新研究的人才。均要求研究生掌握行业内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了解国内外教育前沿动态，善于发现问题并能独立解决专业问题。 （二）五所高校主要研究方向各有所长，湖南师范大学覆盖最广 这五所高校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各有所长，其中涉及最全面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基本覆盖了教育学下的所有二级学科，除此之外，湖南大学在教育史、成人教育学和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向上独树一帜，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研究最为深入。在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体育教育学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向上，五所大学基本都有覆盖。 （三）五所高校均实行弹性学制，培养方式均注重实践 湖南这五所高校对于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的培养均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3-5年。湖南师范大学的培养方式主要包括常规学习制度、导师指导制度、社会实践制度。在学分和分期考核制度上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情况，由导师进行具体指导，注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中南大学教育学学科实行指导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培养工作制，导师个别指导与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指导科学研究等。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2]。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均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注重创新能力，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对研究生的实践教学中进行全方面地监管与评价测量，保证培养质量，并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实践教学后提交实践学结报告，做好教学结果的反馈工作。 综合五所高校的培养方式，对于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培养，均采取学分制，中期考核制度。这些做法都很看重对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体现高校都在逐渐与社会实践接轨，纯理论学习时代已经远去，导师的作用日趋重要。 （四）五所高校课程设置分布研究 教育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学校教育，课程的学习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因此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硕士生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3]。分析比较湖南这五所高校的相关具体课程设置之后，可以一窥利弊，取长补短。期望能对提高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通过分析各个高校相关的课程设置，发现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研究生课程设置大致分为学位课（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选修课（含限选课和任选课）、补修课等。均允许研究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均要求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必须加修所考取学科专业本科生阶段的专业基础课。这是提高跨专业的研究生的专业素质的必要措施。 五所高校的公共学位课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生综合英语。 关于专业学位课的设置，各个学校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 其中，教育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史在五所高校均属于专业学位课，而德育专题与教育社会实践专题却仅有一所学校即湖南师范大学设置，其中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教育管理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社会调查与统计课，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都把教育名著导读设置成了专业学位课，这与这两所学校跨专业学生居多不无关系，在研究生一年级阅读多本教育名著对快速提高其专业素养有很大的益处。实际上，德育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极其重要的课程，为师者无德便教不出好学生。虽德育不是所有高校的专业必修课，但是笔者认为，德育是教育工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必修课。 关于选修课的课程设置，笔者搜集了五所高校的限选课与任选课课程，总结如表1所示。 总结出五所高校都设置的选修课课程有教育哲学、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教育经典研读、国外教育文献研读、教育质量与评价、德育理论与实践。湖南大学独特地设置了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课，彰显出其对教育改革敏锐的嗅觉，紧靠时展的前沿。湖南师范大学作为省内师范教育的领军者，所设课程覆盖面最广。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教育中颇有特色。但是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的选修课课程设置数量上稍稍显少，覆盖不够全面，可以适当参考其余院校的选修课程，丰富本院研究生的课程选择。 四、思考与建议 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涉及硕士生教育的各个方面，硕士生培养的行动指南应该根据时代和教育发展的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修订。本文从湖南五所拥有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点的高校培养方案的各个方面，对湖南省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存在些许问题，建议各个高校多多参考其他学校的优秀之处，取长补短，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期望本文对我国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研究进程能有一定的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ACG国际艺术教育学术总监刘镇:信息化时代需要更多跨界思维人才 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后就读于拉夫堡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作为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废料管理师学会CIWM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建筑技术师学会CIAT亚洲中心唯一中国委员的刘镇于2014年学成归国，现任ACG国际艺术教育学术总监 作为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废料管理师学会CIWM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建筑技术师学会CIAT会员及CIAT亚洲中心委员会委员，刘镇在专业设计领域具备丰富的教学研究与实践经验，10多年国内外产品与可持续设计决策及项目管理工作经验。曾任职香港理工大学副研究员两年、英国拉夫堡大学教师四年。其后获英国拉夫堡大学土木及建筑工程学院全额博士研究奖学金，并于2014年取得该大学博士学位。 此外，刘镇还是Andrew Baldwin教授（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曾任英国拉夫堡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第四任院长、创新建设和工程研究中心总监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建设与地政学院院长，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协会杰出会员，现为重庆大学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在英国的关门博士弟子。曾获全球建筑建造信息化领域英文核心期刊常务副主编、国际科学与技术期刊主编特邀担任该两份期刊论文评审。刘镇为国际钢铁协会（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后更名为World Steel Association）所研发的基于真实钢铁厂的虚拟现实钢铁厂和数字教育在线游戏这一项目曾连续获得2004年“欧洲学术软件奖”和2006年英国皇家工程学院教育创新奖。为全球建筑设计和商业咨询公司所开发的交互性模型和数字化模拟内容的英国曼彻斯特Ancoats区中心区域信息模型项目为其赢得了2006年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师协会奖。 除在专业领域内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外，刘镇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曾为拉夫堡大学召开的国际BIM学术研讨会作主题学术演讲，在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作主题学术讲座。至今，刘镇荣获了英国各建筑相关学会及组织所颁发的8项BIM培训证书。12月5日，刘镇在重庆召开的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中国西部区第十一届会员大会暨2015年学术年会上作特邀主题演讲“英国建筑信息模型技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的发展现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对中国建造产业的影响”。 留学生：你觉得英国在建筑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刘镇：诺曼・福斯特所成立的Foster and Partners是全球第一的建筑设计公司，在中国上海也有分公司。我在读博期间，有幸采访过这家公司的合伙人。通过接触我发现他们对整个流程化设计都有一个很精确的控制。每一道工序流程、每一个设计细节，他们都抓得很紧。并且他们对我们所强调的建筑设计里面“知识的可循环利用性”已经管理得很好了，就是会把上一个项目所做的知识信息用到下一个项目中去或者存储起来。他们的这种信息管理是我博士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我认为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一个方面。 留学生：你为国际钢铁协会所研发的一个项目曾连续夺得两项大奖。能谈谈该项目的设计吗？ 刘镇：其实帮助国际钢铁协会获得的这些奖项，我们只是用技术的手段帮助他们实现了一个在他们当时看来是无法实现的项目。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钢铁厂它是多么的混乱、多么的肮脏。甚至有些钢铁专业的博士生他自己都从来没去过钢铁厂。所以，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要把钢铁厂三维虚拟化（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虚拟现实技术），用在线的方式使没有去过钢铁厂的人都能够体会到钢铁厂的环境、钢铁加工的流程。这个游戏上线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几大钢铁公司都派出了员工加入到这个游戏的竞赛中，所以他们也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留学生：你个人对可持续设计有什么看法？ 刘镇：关于可持续设计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做过一个讲座，当时我说可持续设计在（国内）名词概念上有一些混淆，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清晰化一下。可持续设计 是一个很广的层面，它包括三层：第一层绿色设计、第二层生态设计、第三层可持续设计。当你回看这三个词时，会发现有些杂志，甚至是设计期刊会把它们三个混淆而论，其实这是错误的。绿色设计只解决单一问题，如材料、能源和减费;强调你用的材质或材料是不是可循环、是不是环保、是不是对生态环境危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生态设计解决一系列的关键环境影响因素，如材料选择、能耗、可回收和耐久性，在这个层面又加入了我们所说的“生命周期”里面的所有阶段对以上环境因素影响的考量及成本，质量和外观需求。可持续设计加入了一个社会层面（即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影响），它是和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留学生：你能简单谈一下你眼中的英国教育吗？ 刘镇：其实我之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做副研究员的时候也有教过香港学生。然后我在拉夫堡大学任教期间，就拿香港学生和英国学生作了一个比较。香港学生也是用英文上课的，他们很喜欢揪老师的毛病、挑战权威、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言论。而英国学生，如果你给他们一个方向的话，他们也会很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不会那么顶真，还是会非常的有礼貌。所以在这一层来说，英国学生还是比较好的，这也可能与英国比较轻松的社会氛围有关。 此外，英国教育体系在教育本科学生时，以拉夫堡大学为例，它会要求我在上每一门课时都要有一个很书面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质量保证”。因为学校认为老师一定要有这个质量保证体系，才能确保自己的教学是符合大纲、符合学生需要的。这也意味着每一堂课，我都要对自己的东西进行评估。我在批改学生的课程作业或者考试作业的时候，也必须提出这样一个体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告诉学生他哪些地方错了、哪些做得比较好、哪些需要改进，并且在旁边还要写出“我建议你……去改善”。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它是以如何改善学生做得不足的地方为目的的（因为对与错有的时候只不过想法不同而已）。 留学生：你认为未来的设计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刘镇：现在已经是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了，设计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生存下去，如何以传统艺术与设计理念去和电脑技术抗争。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头脑中的想法、你的Idea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电脑科技不管如何发展，它永远代替不了你大脑中的艺术创造力。电脑只会按照程序的流程来运行，它不会以一种知识沉淀、文化修养的方式去建造一个Idea，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设计人员是无法被替代的。 留学生：你在产品设计方面，对自己的工作有哪些要求？ 刘镇：产品设计包括的层面比较广，像日用消费品、工业品等都是产品的一部分。如果是面向未来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前沿工业设计的发展方向是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产品设计。也就是说，产品设计的层次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如平面）或是具体的产品构建上，它是基于信息化主导的、内容定义的产品设计。 以日常家用电器为例，在设计家庭用户体验和中央智能（我们所说的智能家庭、智能大楼等）相互对接的一些信息化家电产品时，设计师必须要以人为中心，以解决个人家庭问题为导向，创造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设计。 留学生：你个人是如何看待“跨界”这一现象的？ 刘镇：就我个人来讲，我其实也跨了很多界。我一开始是做产品的，然后去做产品管理、虚拟现实，最后在读博期间又从事建筑工作。这些工作看起来并无很大关联，但实际上却都有着一个联系，而我就是抓住了这些工作的共同点――信息。像产品中的产品信息模型和读博期间的楼宇信息模型，这中间就是它们交集的部分。宏观上来说，建筑其实就是件“大”产品，最终是给人用的，要用做产品的心去做建筑，用产品的信息去丰富建筑的信息。所以，只有你在一个领域里找到一件东西（即它可以与其他学科有交集的部分），然后你才能跨到另一个界里面去。如果你从事领域和跨界的工作没有任何关联，那你就很难跳到另一个领域。 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当你跨界到另一个领域之后再回到原来的领域，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通过对两个领域的接触你会产生更大的思想碰撞并从中受到启发。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性质，它会用各个专业的知识为跨界人才提供或创造一个场所、一个平台。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的现状及对策 摘 要：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前提。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现代大学制度重要内涵之一和大学发展重要条件之一的学术自由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就目前我国学术自由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我国大学实现学术自由的若干措施。 关键字：学术自由　去行政　学术权力 在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当代社会，科技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地位，而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人才的质量与数量来决定。因此，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既肩负着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责任，又担负着为社会提供丰富科研资源和成果的重任。 一、我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的现状 （一）高校办学受行政干预过多。 大学校长任命行政化。我国公立院校领导的任命人选及职务变动大部分由中央和国务院指定。这种任命方式有一些明显特征：在公立大学中，大学校长不是从本校教师中选举产生，而是"空降兵"居多；整个任命的过程，没有公开透明的遴选，行政指令取代了繁杂的公选程序。 对大学进行行政级别的划分。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级别如下：第一类是教育部和国务院部委直属副部级高校。第二类是教育部直属普通本科高校，属于正厅级。第三类是国务院部委直署本科高校，也属于正厅级。第四类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署的本科高校，属于正厅级。第五类，省与部门和地市共管的高职高专院校，属于副厅级。全国政协委员邵鸿指出，高校行政级别区分这一做法客观上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1] （二）学术权力使用欠妥。 学术权力行政化。学者"双肩挑"现象在当代大学中普遍存在。"双肩挑"是指管理干部以管理工作为主，同时兼任教学、科研。[2]这种管理方式，带来的后果有两方面：其一，导致学术资源分配不合理；其二，无助于实现大学内部行政管理专职化。 学术权力功利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教师工作考核指标体系过于注重量化，使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变得急功近利，视教学过程为完成工作量的一种手段；背离高等教育规律，忽略学校定位和实际，盲目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层次；忽略基础科学研究，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效，热衷于应用性科学研究，盲目追求科研的商业性；　[3]这些现象实质上是对传统大学本质的异化，偏离了大学的根本属性。 （三）保障学术自由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 我国《宪法》和《高等教育法》对学术自由都有明确规定，但仅是一种原则性保障，没有通过禁止性规范来限制学术失范，也没有保障学术自由的单行条例，缺少具体的实施方法和细则。 （四）学者欠缺独立意识和创新精神。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钱学森之问"是呼唤我国大学学者创新意识的最强音。钱学森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钱学森发出的疑问。 二、原因探究 中国传统文化宣扬的是以君权、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依附关系，强调牺牲个人自由与权利。中国人把学术当作服务现实的手段，强调学以致用。因此，社会倾向于把学术机构视为经济发展的附属物。 （一）传统文化是制约学术自由的思想因素。 传统文化中强烈的政治目的，影响着研究者的学术动机。儒家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根深蒂固，知识分子往往将自己的命运押在日后能否"仕途通达"上，教育与学术研究成为政治的附属品。　[4] （二）教育体制是制约学术自由的现实因素。 高等教育体制是指高等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职责、权益划分的体系和制度等。它反映了高等学校与社会、政府，以及高等学校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外部环境对学术自由的制约。为了自身发展需要，大学必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来获得经费，因此，研究课题必然会更多的倾向于满足社会、政府的需要，从而影响了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其次，内部关系对学术自由的制约。大学内部关系对学术自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矛盾上。在大学实践中，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是相互联系的，这两种管理在实际运行中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其结果往往是管理重心向行政倾斜，进而导致行政权力越位，致使学术权利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学术自由得不到保障。[5] 三、保证学术自由的措施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国家对教育的管理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制定大政方针和方向路线、负责统筹规划。职能部门对高校的行政管理应转变为用法律、经济、评估、信息、政策等行政手段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管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就是政府要减少对高校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更不应代替学校行使本属于学校的职权，政府的行政职权和学校的办学权必须分离。[6] （二）在法律保障完善和人力、物力支持充足的前提下，取消行政级别。 如今，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行政级别的取消必然会导致大学内部人员社会地位的下降和大学发展所需人力、财力资源保障水平的下降。取消大学行政级别，要在构建起大学另一种制度和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因此，大学必须在得到健全法律保障和人力、财力充足支持的前提下，改变以行政级别为依据来区分大学等级的现实。[7] （三）逐渐淡化"官本位"思想，强化"学本位"思想。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在内部管理上主要沿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大学内部各级管理人员套用政府机关行政级别。大学毕竟不同于政府部门，它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　[8]。大学应以教学和学术为中心，内部的行政组织也要树立为教学和学术服务的理念，其行政服务应做到尊重和保护学术权力。 （四）健全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立法的具体内容应包括：学术自由内涵界定，学术自由权利主体和行使范围，学术自由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和法律关系，如何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保护学术自由权。还应针对侵犯学术自由权或滥用学术自由权的行为制定具体的制裁措施，[9]　对学术腐败行为进行严肃查处，把学术腐败问题提高到违法层面，用法律惩罚来约束、制裁不端行为。 （五）重建学术规范，培育学术道德。 重建学术规范，不仅要依赖于学者对学术规范认识的提高，还要依赖于学术规范的制度化。公开、公正以及合理的沟通机制，是建立有效学术制度所必需的。一方面，制度的制订必须充分尊重学术研究规律，要有利于学术正义和学术道德的培养；另一方面，要有利于调动广大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在职称评定、科研立项、成果鉴定等方面，要根据各学科、专业的特点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 教育学术论文:基于主成分分析和熵的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研究 摘要：选取17个期刊计量指标，分析2011年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4个主成分因子。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到2011年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研究结果显示：教育综合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高等教育类期刊第二，教育技术类期刊第三，远成职继类期刊第四，基础教育类期刊第五。《中国高等教育》学术影响力最高。 关键词：熵；主成分分析；教育学期刊；期刊影响力 教育学学术期刊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传播的重要载体。对教育学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是教育科研评价的重要命题。期刊评价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单一指标相对综合指标而言在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时缺乏全面性。为了突破单一指标的不足，笔者拟选取综合指标对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教育类期刊出版状况。 一、指标与方法 （一）指标与数据 1.期刊引用计量指标 期刊引用计量指标包括总被引频次、扩散因子、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被引半衰期、H指数。即年指标和被引半衰期两项指标反映期刊时效性；影响因子反映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总被引频次、他引率、引用刊数、H指数反映期刊被使用程度；学科影响指标、扩散因子、学科扩散指标衡量期刊扩散范围。 2.来源期刊计量指标 来源期刊计量指标包括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引用半衰期。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反映期刊数量和规模特征；基金论文比衡量期刊论文获得资助情况；引用半衰期体现作者利用文献的新颖度。 上述17项计量指标的具体解释，详见《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本文不再赘述。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选取37种CSSCI教育学期刊，详见下页表1。远程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类期刊简称为远成职继类，包括4种；高等教育类包括10种，基础教育类4种，教育技术类3种，教育综合类16种。 （二）研究方法 1.主成分分析方法 从原始多个指标变量变换为少数几个主成分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目的是进行数据的压缩与解释。通过线性变换选出较少个数的新变量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并使这些少数变量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来较多变量所反映的信息。 计算步骤如下：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求出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特征值、主成分的贡献率及累积贡献率；求出主成分荷载矩阵，选出能反映绝大部分信息（一般方差的累积贡献率应大于80%）的前n个主成分。 2.熵 （1）计算第i种期刊在第j项因子占所有期刊因子和的比重：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3）计算各因子的权重：为统一化后的权重系数。 （4）计算各期刊的综合得分：根据值大小对期刊进行排序。 二、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 为消除期刊计量指标量纲的不同，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分别按公式（5）和（6）对来源类指标、被引类指标进行处理。 通过SPSS 22软件进行分析，KMO值为0.739（大于0.7），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强，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笔者根据SPSS软件计算结果进行整理，如表2、下页表3所示。根据选取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 的成分数的原则，提取4个主成分进行分析，对原变量的累计解释力达到80.523%。因此，提取的公因子对原始变量的解释能力强，能够充分描述学术期刊来源指标与被引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原来的17个指标被压缩成4个指标。 总被引频次、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扩散因子、H指标、来源文献量、机构分布数、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比，在第一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相关系数高达0.7以上， 说明第一主成分基本反映了以上9项指标的信息。他引率、被引半衰期、平均作者数、引用半衰期，在第二主成分上相关系数高达0.6，说明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以上4项指标信息。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平均引文数，在第三主成分上相关系数较高，说明第三主成分主要反映这3项指标信息。第四个主成分，主要衡量他引率、扩散因子、被引半衰期、学科扩散因子。前三个主成分基本反映了16项指标全部信息（贡献率占74.1616%），加上第四个主成分更符合主成分提取的基本要求（大于80%）。 根据下页表4可以得到主成分1的表达式，主成分F2、F3、F4计算方法同主成分F1。F1=0.137×总被引频次+0.068×影响因子+0.009×即年指标+0.044×他引率+0.137×引用刊数+0.11×学科影响指标+0.054×学科扩散指标+0.017×被引半衰期-0.107×扩散因子+0.131×H指标-0.126×来源文献量+0.083×平均引文数+0.064×平均作者数-0.091×地区分布数-0.119×机构分布数+0.089×基金论文比+0.022×引用半衰期。 将主成分F1～F4代入公式（1）-（3），计算得到四个主成分因子的权重系数，如下页表5所示。通过公式（4）计算得到37种期刊得分，如表6所示。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因子权重最高，值为0.3102。第二、第三、第四主成分因子权重分别为0.2263、0.2297、0.1938，四个主成分因子权重依次降低。 从期刊分类来看，其平均得分，教育综合类16种期刊为0.03，高等教育类10种期刊为0.029，教育技术类3种期刊为0.025，远成职继类4种期刊为0.021，基础教育类4种期刊为0.020。教育综合类期刊总体学术影响力最高，教育技术类期刊居中，基础教育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低。 从综合得分看，学术影响力排名前五的期刊中，高等教育类期刊占3种，教育综合类期刊占2种。《中国高等教育》得分最高，表明该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得分第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分别位列第三、第四、第五位。学术影响力排名居中的期刊主要有：《大学教育科学》、《复旦教育论坛》、《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课程・教材・教法》、《现代大学教育》。学术影响力排名后五的期刊中，远成职继类占1种，《开放教育研究》学术影响力最低；基础教育类占3种，分别是《学前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中国特殊教育》。教育技术类期刊中，《现代教育技术》排名倒数第五位。 三、结论 选取《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的17个期刊评价指标，分析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4个主成分因子。通过熵值法对主成分因子进行赋权，计算得到2011年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研究显示：教育综合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高等教育类期刊第二，教育技术类期刊第三，远成职继类期刊第四，基础教育类期刊最低。《中国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学术影响力位于前五名，《开放教育研究》《学前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中国特殊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学术影响力位于后五位。 教育学术论文:广东教育学会度学术讨新理念下尝试新型教学策略之我见 摘要：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推广与实施，音乐教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课程理念下的小学音乐教学，更注重音乐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追求回归音乐本真，追求音乐本色的教学目标。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原有陈旧的教学方式，从教学方法上要更加灵活。 关键词：尝试 新型 教学策略 音乐教学以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突出音乐特点；关注学科综合，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评价机制五条基本理念。这些新理念为我的教学提供了新的设计，实施中提供了新的方法。 一、启发学生表现美，激发唱歌的兴趣 唱歌最大的目的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感染。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教学生唱会一首歌，重要的是要启发学生准确地表达出歌曲的感情和艺术形象，进入歌曲的意境，用自己的真情去演唱和体味。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进入表现音乐的最佳状态，唱出的歌声真挚动听，从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歌曲的内容。对于理解能力差的低年级学生来说，如果教师仅用抽象的语言去引导学生理解歌曲是远远不够的，教师要把音乐同学生的生活融为一体，结合他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和词语，作形象的比喻和讲解，把歌曲蕴涵的丰富情感和艺术美挖掘出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他们将整个身心投入到唱歌中去，正确地、创造性地表达出歌曲的情感和艺术美。 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表演，增强学习音乐的兴趣 表演与音乐是紧密联系的，表演是教学中备受学生喜爱的内容之一。一年级的小朋友活泼好动，每学一首歌曲，我都根据歌词内容启发他们进行律动或表演，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歌曲，记忆歌词。在启发学生表演时，我是这样做的：①启发学生进行即兴表演；②根据学生表演编排一套好的动作教给学生；③个别检查。在个别检查时，学生常常会被一些漂亮的动作和优美的造型所吸引，教学里常常会自发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台下的“观众”纷纷举手要求上台表演，连平时最胆小的学生也跃跃欲试，台上的表演者因此更加起劲，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样一来，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表演能力，加深了学生对歌曲的理解，而且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自制乐器练伴奏，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 学生学习打击乐器的演奏，不但可以培养他们的节奏感和识谱能力，而且还能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为了激发孩子动手能力，增强课堂教学的氛围，使课堂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我发动学生在家长帮助下自制打击乐器，如用易拉罐或小瓶子装人沙子作沙捶；用铁丝将酒瓶盖儿串在一起当串铃；用两个香脂盒对击做小镲，用铅笔敲纸盒当小鼓等。学生们用自制的乐器边唱边奏得意极了。我在教学生学唱《过新年》时，做了这样一个集体练习：全班学生分为4个组，第一组敲小鼓，第二组打小镲，第三组唱歌，第四组手持彩绸表演。寓艺术熏陶于表演之中，使学生体会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这既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图、讲、演结合，诱发欣赏音乐的兴趣 欣赏音乐，不仅需要形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而且需要欣赏者用自己经历过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去感知体验。一年级的小朋友正处于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生活阅历浅，经验积累少，要使他们真正理解音乐，达到陶冶性情、培养情操的目的，就必须根据他们的思维特点，通过形象活泼的画面、生动有趣的故事、简短的启发谈话等形式，运用听觉和视觉同步感知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理解作品，然后再让他们在动听的乐曲声中自由充分地想象、体验，使其根据各自对音乐的理解程度，及直接、间接和形象的记忆，用不同的颜色、线条、文字、动作表现出来。例如，管弦乐曲《小鸭和大灰狼》是一课“音色”要素的学习，节选了交响曲《彼得与狼》中的带有情节的音乐片段。于是在欣赏时，我采用风趣幽默的故事描述情景；为了让孩子在视觉与听觉结合，在欣赏的同时，我先结合插图讲了小鸭和大灰狼热烈场面，然后初听音乐一遍，复听音乐时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为使学生更好地感知乐曲的情绪，再听音乐时便让几名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同学们兴高采烈、情绪高涨，表演得非常精彩。在这个从感知到体验的欣赏过程中，学生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作品，深刻地理解音乐，充分欣赏音乐鼓励创新贯穿音乐教学始终 五、采用鼓励式评价，增强信心，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 鼓励式评价对学生学习具有激励作用，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创新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鼓励创新的评价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培养提高创新素质和创新人格；专断死板的评价则会压抑和泯灭学生的创造性。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涉及到对学生的评价时，一定要慎言谨行。努力运用好评价的艺术。 以上是本人通过学习2011新版课程标准解析与教学指导后，进一步实施采纳的几点做法，通过以上的几点做法，我发觉我在课堂教学中的行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一的注重知识传授转为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愿望和学习能力的培养。记得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处处是创造之地，时时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增强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培养了学生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与他人合作相处的良好的人文素养，为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作好有力的保障。同时，我也感到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为了使实验工作更加有效，作为新课程改革下的一名音乐教师，更要集思广益、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学习音乐的氛围，让学生在音乐课堂上扬帆起航。

旅游经济学论文: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一直不同程度的存在课程定位欠准确、教学内容与相关课程交叉重复太多且反映现实问题不足及教学方法单一等诸多问题。本文从旅游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和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出发，探讨旅游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内容与具体方法，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以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014年教育部提出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这意味着对大部分地方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改革教育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服务地方经济，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和趋势。《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进入专业课程传授所接触的必修基础课，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重要课程，其教学效果将深刻影响学生的学科认识和专业思维方式。所以旅游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必须从学校人才培养的理念与定位出发，通过革新教学内容与方法、强化实践教学等手段，培养学生能够以经济学的视角解决现实中旅游现象与问题的应用能力。 一、旅游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一）课程内容 旅游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过程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活动，特别是研究旅游活动的商品化以及旅游商品的构成、特征及其内部的相互关系，旅游经济活动的实现及其产生的效益。主要包括旅游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的矛盾与调节机制、旅游产品的生产与供给、旅游消费、旅游市场、旅游收入与效益、旅游业与旅游经济发展等。 旅游经济学课程内容具有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和教学内容的应用性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旅游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活动，所以需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其理论基础。但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经济活动的运行及其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关系与规律，又涉及到旅游学概论、旅游市场营销等相关内容。所以本门课程是多学科的融会贯通，课程内容广泛复杂。其次，旅游管理专业是一实践性、操作性非常强的专业，要求学生在课程的学习中必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不仅要有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思路，也要有能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因而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二）课程特点 《旅游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研究旅游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科学。因此，旅游经济学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 现代旅游经济学综合了经济学、地理学、旅游学、管理学、生态学、历史学等学科而形成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交叉性是指借鉴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研究旅游经济有助于拓展研究深度与视野。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要求教师掌握相关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管理学、旅游学等相关学科基础性理论，做到融会贯通，才能对知识结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把握，才能突出教学重点。作为一门学科，旅游经济学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在突出综合时尤其把握其与关联学科相区别的特质，避免重复教学和落入俗套，否则会造成构架不清、边界模糊、重点不突出、知识重复等问题。 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及其他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性学科，但又不同于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学、管理学等学科，是集应用性、工具性、基础性、技能性与理论性于一体的学科，其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旅游经济活动;利用旅游学的基本规律来阐述旅游产业经济性;同时为旅游管理学提供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规律、效益。因此，旅游经济学能科学认识旅游活动、旅游产业在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矛盾运动。因而，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熟练掌握旅游学、旅游管理学的相关知识，并灵活运用于旅游经济学的教学，融会贯通，使学生领悟旅游经济学知识的精髓。 二、教学环节的改革与实践 （一）明确课程定位，调整更新课程内容 目前高等院校各专业的课程定位一般都是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学科体系及学生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制订的，其核心是专业培养目标。邵阳学院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必须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所以课程理论定位上不能将旅游经济学定位为西方经济学、旅游学、管理学、旅游市场营销等课程的简单相加，要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尽快将理论知识融入实践，提高综合素质。在学校的培养目标的基础上结合地域性特点，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特色课程研究内容。在课程定位明确的基础上，优化现有课程内容体系，调整更新课程内容，适当删减旅游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重复内容，如旅游产品、旅游市场、旅游营销策略等。增加当前旅游发展实践中的热点、重点问题讲解和分析，选用当地旅游景点景区的案例，运用本地旅游经济数据来充实教学内容，使授课内容反映旅游现实问题，提高教学质量。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旅游管理可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根据专业开发、专业建设和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需要，优选3～5种《旅游经济学》教材，以某一教材为基础，其余教材为支持，吸纳有关行业专家的意见，对旅游经济学的结构体系、课程内容、习题案例等进行优化组合，形成全新的自编教材及《旅游经济学》讲义。 （二）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专业兴趣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倡导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已成为主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是当今教育发展的趋势。在旅游经济学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本课程特点，应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积极性。如相关基础知识、原理与方法可采用课堂讲授，而涉及一些旅游政策法规、旅游新闻、旅游热点问题则用课堂讨论，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教师进行点评并对讨论作出总结。《旅游经济学》的部分章节采用演示教学法，运用多媒体、人物模拟场景等方式对内容进行演示，从而增强理论知识的形象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材中比较容易理解的章节可以让学生担当教师的角色进行讲解。在授课的同时任课教师要列出一些参考教材、阅读资料和旅游相关期刊等，让学生课后查找阅读，同时要写下阅读后的想法和见解，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知识面，也培养了他们自觉学习的能力。各种教学方法的应用，能强调学生课程学习的参与程度，通过案例学习、情景发言、专项调查、小组讨论及辩论比赛等环节可以直接反映学生的求知精神、知识水平与创新能力。鼓励学生阅读大量的参考资料、进行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甚至能发现教材、文献和权威们某些不完善之处，形成一种创造性的学习方式。 （三）重视实践教学，加强实习基地建设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理论知识应用能力、锻炼职业和岗位技能，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在旅游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重视课外实践，努力建设校内、校外实习基地，以强调教学的现实性、操作性和应用能力培养。教师指导学生对当地旅游产品、旅游市场、旅游消费等进行调研，同时将学生分组、并指导问卷设计，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等;通过与旅游管理部门或旅游行业协会的合作，收集旅游经济发展的数据，分析旅游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与企业建立广泛联系，签订教学实习、社会调查、联合培养、合作办学等协议，定期或不定期安排学生在基地内参加各种实际操作和现场教学，为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就业能力提供平台，使学生由感性认识旅游经济活动上升到理性认识，在真实的实践环境中巩固课堂上所学内容。 （四）加强师资建设，提升教师自身能力素质 现代教学法对教师具备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旅游经济学的任课教师既要精通理论又要是业界行家，目前多数高校的情况是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师资大部分是从学校毕业直接从事教学岗位，因而专任教师需不断学习，主动适应新形势下的旅游教育事业，不断提升自己，主动对接产业，融入行业，自身要积极掌握旅游经济研究的方法与技术;学校和系部也要为《旅游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人员提供一些学术交流和进修机会，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培养适应教学需要的教师队伍。教学人员应利用闲暇时间在旅游企业挂职锻炼，积累旅游实践经验。此外，学校也要主动邀请校内外旅游行业的领军人物、旅游相关企业的优秀经营者、管理者，围绕旅游经济学理论、实际的旅游经济问题举办一些专题讲座，做一些学术报告，这可以让师生感受一些学术大家和企业家的思维，开阔视野，加深对旅游经济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理解，了解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和研究重点，从而提升教师自身能力素质。 （五）转换考核模式，严格考试管理制度 现行的考核模式下，学生应付标准化的考试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不但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且不利于培养其自学能力与创新思维。所以《旅游经济学》要以过程考核为主，总成绩可以根据考勤、作业、课堂问答、讨论、专项调查等几部分按权重计算，这样，在调动、鼓励学生的学科参与的同时也能够客观、综合地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知识能力和水平。同时，考试也要严格考试管理制度，出卷教师必须在统一规定时间上交考题，教研室主任先进行形式审查，通过后各教研室要组织专业教师审查;考前学校要召开考试工作会议，然后各系传达精神，让监考教师明确监考职责，各班举行班会，让学生明白违纪必定严肃处理，在安排监考任务时，不能安排任课教师监考所带班级;试卷阅卷完后，做好考试成绩分析和试卷分析工作，组织专业老师针对考试情况分析讨论试卷的难易程度、得失分数的知识点区域、成绩比例，以此为基础调整下次本门课的教学内容、考试内容以及考核方考试式。 三、结语 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教学改革任重道远。在教学改革中我们必须树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念，教师要以学生为本，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更新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培养具有较强职业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旅游经济学论文:青海发展生态旅游的经济学思考 摘要：青海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拥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其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决定青海不能牺牲环境发展GDP，因此，发展生态旅游成为青海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青海发展生态旅游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和生态环境意义。近年来，青海把发展高原生态旅游业作为实施生态保护的重要后续产业和替代产业来抓，对原生态的旅游资源进行超前规划，开辟了环西宁旅游圈，北线开辟了门源、祁连山风光之旅，中线有柴达木、可可西里之旅，南线有三江源之旅，还有文化青海溯源之旅、神奇青海体验之旅等，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与其他省份相比，青海的生态旅游业发展仍相对落后，因此需要发挥以政府为主导的调控作用。 关键词：青海省；生态旅游；社会经济意义；环境保护意义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大多数学者认为最早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于1983年首先提出。他认为，生态旅游作为常规旅游的一种形式，游客在博览古今文化遗产的同时，置身于相对古朴、原始的自然区域，学习和享受风光、野生动植物。①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其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内涵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总面积72.12万平方公里，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世代居住在青海的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和蒙古族等民族。青海省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这座“中华水塔”，哺育了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支撑了江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原青海省委书记强卫曾表示：“保护好青海的生态，不仅关系青海的发展，而且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甚至关系全球的生态安全。青海要把保护生态作为重要责任，宁可牺牲发展速度、牺牲GDP，也绝不能牺牲生态、牺牲环境。”因此，发展生态旅游就成为青海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青海旅游资源及开发现状 1.青海的旅游资源 青海具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近年来，青海把发展高原生态旅游业作为实施生态保护的重要后续产业和替代产业来抓，对原生态的旅游资源进行超前规划，开辟了“一圈三线”精品旅游线路，即环夏都西宁旅游圈，绵绵祁连美景旅游线（北线），三江源生态探秘旅游线（南线），昆仑文化溯源旅游线（中线）。 环夏都西宁旅游圈：指以高原古城――西宁为中心，方圆200公里范围的区域，包括西宁市、海东市以及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等区域。西宁是青海省省会，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青藏铁路起点。古时候，西宁是古丝绸南路和唐蕃古道的咽喉要地，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流、融和的重要之地，也是联结中原与西部的重要城镇，这里不仅有深邃丰厚的人文历史，还有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是自然与文化、宗教相辉映的旅游圣地。西宁夏季平均气温较低，是消夏避暑胜地，有“中国夏都”之称。 绵绵祁连美景旅游线：包括了海东、互助、门源、祁连等地。雄浑壮美的祁连雪山，像阿尔卑斯山一样风光无限，广阔无垠的祁连草原，有澳洲草原一样博大的情怀；金光灿灿的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成就了一种铺天盖地的霸气和豪迈，而“丝绸之路”又使祁连与河西走廊紧密相连，别具特色的高原风光，独特的民俗风情，给人无尽遐想，让人留恋忘返。 三江源生态探秘旅游线：包括玉树、果洛及海西自治州等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面积36.3万平方公里，素有中华水塔之美称。三江源区分布有大量珍稀的野生动物，高寒物种资源丰沛，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天然湿地，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集环保、科研、旅游为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昆仑文化溯源旅游线：包括格尔木市、德令哈市、柴达木盆地、冷湖、乌兰县和都兰县等地。昆仑山是中国古代众多神话发源的地方，被称为中国的“奥林匹斯山”，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神话都属于昆仑神话体系，足以和西方古希腊神话媲美，昆仑山还是明代未期道教昆仑派的道场所在地。 2.青海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 地处西北内陆的青海，正敞开胸怀走向世界。2001年创办的“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如今已成为亚洲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事，成为青海的一张耀眼“名片”，“三江源国际摄影节暨世界山地纪录片节”正成长为展示三江源生态保护成果的国际性品牌…… 据2010年青海省统计年鉴公报，2009年青海全省GDP为1081.27亿元，其中旅游业总收入60.1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省GDP的5.56%。除此之外，2009年接待入境游客3.61万人次，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0.15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0.87%和52%；接待国内旅游人数1105万人次，收入59.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2.51%和26.5%。② 然而，由于青海省旅游景点分布不均匀、交通不便、旅游淡季漫长、旅游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原因，使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严重不足，旅游业的潜力和优势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发挥。与旅游业发达省区相比，青海旅游经济发展仍处于低起点、粗放式的经营状态，“行、游、购、吃、住、娱”六大旅游发展要素极不完善，在旅游资源开发、景点建设、旅游设施配套和服务质量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省区。总体来说，青海旅游业现状可以概括为“一流资源，二流知名度，三流开发，四流交通，五流经营”。 二、青海发展生态旅游的现实意义 1.社会经济意义 （1）旅游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带动力 旅游业囊括了食、住、行、游、购、娱等产业要素，涉及到20多个经济部门和100多个细分行业，从而直接和间接拉动了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商业贸易、食品加工、商品购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并促进城乡建设、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成为带动现代服务业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优势产业。 （2）旅游业具有扩大和引导消费的重要作用。 旅游业具有行业涵盖面广、消费内容和消费层次多等突出特征，使其在引导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城乡建设发展，扩大生产生活消费，培育新的消费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游业具有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功能。 旅游业在促进新农村建设和推动城镇化进程，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扩大城乡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推动对内对外开放和交流，增进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使旅游业成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和谐产业。 2.生态环境意义 旅游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等特点，因此，被誉为“无烟产业”。随着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加强资源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而旅游业所具有的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等特点，使其成为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先导产业。随着各种自然旅游、生态旅游、绿色旅游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绿色经营、环境责任意识的加强，必将有力地促进旅游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三、青海发展生态旅游政府需发挥主导作用 发展生态旅游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当前，在青海发展生态旅游，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做好青海旅游资源的调查和评价，制定科学的开发规划 青海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但分布比较分散，资源管理主体较为复杂，存在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青海省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对青海旅游资源开展摸底调查，摸清青海旅游资源的分布、类型、特征、存在问题及开发潜力等，为分阶段、有重点地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提供准确而可靠的依据。 2.加强宣传，扩大青海生态旅游效应 青海生态旅游开发起步较晚，因此，应尽可能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全方位宣传，例如，可以通过网络、电视、新闻等媒体使人们对青海生态旅游及价值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逐步扩大青海生态旅游的宣传效应。 3.加强对青海生态旅游产业的政策调整 根据青海实际情况，调整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相关产业政策，通过招商引资、市场竞争管理等政策的调整，弥补市场缺陷，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生态旅游优化升级；政府主管部门和景区管理机构据此可以加大法制宣传力度，依法对景区游客市场、景区资源保护、行业管理实施全面有效管理监督，从而提高青海生态旅游业的竞争力。 4.充分利用自然和人文特色旅游资源，提高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生态旅游基于自然风景、历史遗迹、民族文化等自然和人文的特色资源。因此，在开发生态旅游的同时，应结合当地的自然与文化特色，设计特色旅游活动，开发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绿色食品、手工艺品等旅游纪念商品，以增加生态旅游情趣。 由于生态旅游是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产业，因此，旅游者和经营者都应具有明确的生态保护意识。旅游经营者要正确引导游客的旅游行为，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自觉接受生态环境保护教育，避免污染和破坏旅游生态环境的行为，确保生态旅游业健康发展。 5.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质量 青海的生态旅游地大多位于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通讯、居住等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严重影响了生态旅游的开发。因此，应多渠道、多方式筹措资金，加大旅游地的交通、通讯等建设，满足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吃、住、行、游等多方面需求。 旅游经济学论文:《旅游经济学》课程内容特征及课程创新 摘要：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非常重要的课程之一，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学好其他专业课的基础。文章总结旅游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内容具有三个特征：复杂性、应用性、开放性，旅游经济的课程创新必须要考虑到课程内容的这三个特征。文章最后，提出了通过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激发学习兴趣等三个方面来更好的培养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 关键字：学科作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兴趣 从中国知网，以“旅游经济学课程”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检索条数远远高于旅游管理专业其他课程的检索数量，这说明旅游经济学这门学科因其重要性而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旅游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应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因此，想要提高《旅游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应单纯地探讨教学内容，也不应单纯地探讨教学方法，而应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互结合，同时要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三者相互促进。 一、旅游经济学课程的学科作用 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进入专业所接触的专业基础课，深刻地影响着学生今后的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旅游经济学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重要课程，其教学效果将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学科认识、专业悟性和专业思维的形成[1]。旅游经济学是既可归为基础课程，也可归为核心课程，课程双重性质使其变的举足轻重。旅游经济学是必修的专业课之一，学生通过此课程的学习，对旅游管理专业由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从教学的实践经验来看，学生对此课程学习的优劣与否，不仅关系着是否对旅游管理专业是否感兴趣，同时也影响着其是否能学好其他专业课。旅游经济学这门课程是学生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知识的基石，是学好旅游管理专业的基础，同时也是学生感知、触摸，以及构建旅游管理学科知识框架的敲门砖。旅游经济学在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旅游管理专业不同于经济管理其他专业，其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都有所区别。而旅游经济学的学习则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经济学基础和旅游学基础。旅游经济学将以前所学的西方经济学和旅游学概论融会贯通。从主流的旅游经济学教材，可以看出课程内很多知识点是与旅游市场营销、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等课程的内容是相吻合的。旅游经济学是学生从基础课学习转入专业课学习必经的环节。 二、旅游经济学课程内容特征 1.研究内容的复杂性。改革开放之后，旅游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跟国外相比，我国旅游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逐步探索中，尤其是对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3]。旅游经济学是研究旅游活动中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就是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对象[4]。更要研究旅游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5]。旅游经济学学科出现较晚，需要寻求理论的支撑，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均可作为其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理论，市场理论、竞争规律也运用到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中[6]。旅游经济学又要对具体的旅游经济现象、旅游经济规律进行阐述，因此旅游学概论的相关内容也出现在旅游经济学中，由此可见，本门课程是多学科的融会贯通。教材内容不仅是对其他课程理论的整理梳理，同时也辐射到旅游经济发展最新现象的特征，这表明了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内容来源广泛、内容复杂。 2.研究内容的应用性。旅游经济学虽然说是经济学分支之一，从学科属性来看，两门课程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而旅游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7]。旅游经济学作为一门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旨在培养学生尝试用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旅游活动，理解旅游活动的经济属性及其基本规律[8]。这就要求学生不仅仅掌握其核心理论，同时也要将其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旅游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不仅要给出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思路，同时也要能解决和处理问题。旅游经济学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专门研究旅游经济活动中特有现象及矛盾，揭示旅游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条件、范围和表现形式，从而指导旅游经济健康地发展，因而具有较强的应用型。 3.教学内容的开放性。旅游经济的发展性，要求旅游经济研究的内容跟上旅游经济时代的发展。从高校普遍使用的旅游经济学教材来看，教材内容滞后于现实旅游经济的发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教材要求理论性和实践性，旅游经济学通过吸纳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其理论性已具备一定的深度，但教材内容更新速度较慢，并没有将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新的经济现象引入课堂，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理论就是简单地学习理论，观察实践就是单一的经济现象，使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并不能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除了讲授学生必须掌握传统理论，还要立足于实践性的教学特点，将旅游经济中鲜活的经济现象引入到课堂上来。比如，在讲旅游供给的时候，要着重讲旅游类的上市公司是。同时，一些专门提供旅游服务的网站以方便快捷的预定方式以及优惠，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群，成为主要的内容。因此，课堂讲授不能完全受教材内容的限制，要赋予教材一定的张力和辐射力，将旅游经济新发展和新现象纳入进来。 三、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创新 课堂的教学是老师讲授、学习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讲授的知识通过老师口述、小组讨论等方式，慢慢地让学生了解、熟悉和掌握。在教学内容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学生有效的学习，就要依赖教师讲课的技巧，这就是教学方法的问题。除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之外，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积极性。因此，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创新，要从“三性”入手，这“三性”是：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力求使三者之间互为影响、互为提高，从而形成良好的循环。 1.丰富教学内容。从教学的实践来看，课程内容的丰富程度以及贴合现实的程度，关系着教学质量的高低，关系着学生学习兴趣的高低。但从目前各高校《旅游经济学》的教学工作来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教学内容反映现实不足，滞后于旅游经济实践[9]。因此，旅游经济学的课堂创新，应首先从教学内容上展开。不能完全拘泥于教材来进行课堂讲授，而应将学生的视野从教材中拉到现实，引导学生去关注旅游经济新闻、旅游政策法规变动、旅游企业产业调整、在线旅游网站发展、旅游产业优化升级等同旅游有关的各个方面。教师在讲授理论并阐述其如何运用时，应将当下发生的旅游现象作为案例来分析。针对现有教材内部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不足，教师可自编旅游经济学教材或讲义，在自编教材剔除脱离旅游发展现实的理论和例子，并加入能提供新知识、新内容的案例、习题等。但是，旅游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对于这些经济现象和当下发生的影响旅游经济大事，则可以用课堂讲义的形式对教材进行补充。课堂讲解引入新知识，教材更新增加新内容，课堂讲义跟踪旅游新发展，三者同步进行，这就使得课堂教学内容能够跟得上旅游经济的新发展。 2.创新教学方法。通过教学观察，发现旅游经济学的教学更多是采用单一的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师是主动的输出者。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将教材知识变得僵化，变得死板，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在课堂知识丰富之后，要使学生能高效的接受新知识，并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最为关键的是找到适宜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不同会转变师生的角色，应将教师的“主动输出”，变成学生的“积极探求”。师生角色转变的教学理念，使教师抛弃过去的“一言堂”的教学，进而积极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中，教师是课堂的掌控者，但不是课堂的主角；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但不是被灌输者。当今大学生已不仅仅满足单纯的教材学习，通过课堂的学习，他们想获得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创新教学方法应遵循三个“少一点”和五个“多一点”。这三个少一点是：教师讲话少一点，学生被动少一点和课本知识少一点。这五个多一点是：学生发言多一点；师生互动多一点；案例教学多一点；集体讨论多一点和研究学习多一点。 3.激发学习兴趣。想要激发学生学习旅游经济学的兴趣，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仅仅靠强调课程的重要性，而是要通过丰富的课堂内容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实现。将最新的、当下发生的旅游经济现象引入到课堂中，学生会感觉到社会中鲜活的例子，课堂内容紧贴实际，从而使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 课堂内容的不断更新以及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其目的是让学生从被动的学，转变到我要学。教师采用新颖而独特、适合不同教学内容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使学生高效率的接受知识，同时可启发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课堂教学中，按“学生分组、每组选择不同案例、研究案例，得出结论，由学生就案例的内容和结论上台展示，并由其他小组学生进行点评”这样的一个程序来开展，既能起到启发学生学习的作用，也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课堂教学之外，让学生走进旅游景区、旅行社、酒店、旅游交通企业以及在线旅游网站等，这使得有机会将理论运用到现实中，从而使学生对课堂内容有更深刻的体验。 总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教学过程中教材内容的选定、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应为培养人才这个目的服务。旅游经济学教材内容丰富、理论多样，与其他学科衔接密切。要提高旅游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和质量，需要与同旅游经济学相关学科教师的通力合作，做好协调和规划，为社会培养更多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 旅游经济学论文:人文旅游经济学的要义 近 几年来，有人提出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它的重点在于，调整经济学的叙事方式，把经济学从枯燥的数字演算里解放出来，用日常生活语言加以表述。但这只是人文经济学最表层的部分。在我看来，人文经济学的起点，是重设我们的经济思维，修复经济和文化的亲密联盟，让我们回到经济和文化彼此依存的常识上来。 从这种逻辑出发，就旅游开发中的经济价值和文化观的关系，我想提出人文旅游经济学的概念。这种经济思维具有双重价值，也就是以文化为轴心，以经济为动力，实现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共赢目标。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一要义，就是把人文精神视为灵魂和目标，重设产业的价值观体系，确认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游客价值高于产品价值。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的本性，放弃把文化符号当作工具和装饰的习惯性做法，真正把人文精神变成新一代旅游项目的营造目标。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二要义，是要把文化资源当作它经营的主要内容。现在各地政府都要求开发商在拿地之前先拿出以文化为题材的项目方案，但是许多发展商发现，项目策划中的内容贫困，正在成为整个旅游地产业的最大困扰，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主题公园。是的，我们可以有大面积的旅游用地，但我们既没有主题，也没有文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浪潮风起云涌，城市居民欢天喜地住进新房，却被迫丢弃了自己的文脉和乡愁。旧的历史建筑作为生命记忆的最后载体，作为最后一点物质文化遗产，无法抵挡来自铲车的攻击。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文化的大规模死亡，却使其正在滑向文化穷国。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三要义，是学会甄别什么是好的文化，什么是有害的文化。国庆60周年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树起了56根民族柱，我认为这些用金红两色涂抹出来的物体，颠覆了庄严肃穆的广场，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滥用文化的典型案例。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四要义，是捍卫文化的尊严。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它们自身的灵魂、品格和气息，它拒绝被随意模仿和粗制滥造。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河北石家庄的山寨版狮身人面像，造型拙劣，无法传递原型的价值，只能构成对北非文化遗产的践踏。还有全国各地新式住宅小区里的那些罗马柱和塑像，更是对欧洲古典文明的嘲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在中国各地的仿古旅游景点大多是劣质的造伪品，甚至连外貌都无法准确复原，更谈不上传递华夏古典文明的神韵。这些产品的唯一作用，就是摧毁历史文化遗产的尊严，并且颠覆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神圣情感。 今天我们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城市建设浪潮制造了日新月异、千城一面的景观，夺走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甚至找不到当年跟初恋情人约会的地点。在文化记忆方面，我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种夸张的城市陌生化效应，过去曾经是官员的政绩，而今天则应该成为官员的耻辱。 旅游业之所以兴旺发达，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柔软的、穿越时空的治疗。优秀的旅游产品，将能成为好的医院，具备完美的精神疗法，让游客心力交瘁地进去，容光焕发地出来。就现象学的层面而言，旅游是一次对自身存在的否定，是对我们厌烦的生活方式的短暂逃离。营造一种乡愁旅行的气氛，让游客在乌托邦公园里做梦，寄居在怀旧的诗意当中，当是人文旅游经济学的基本方向。（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旅游经济学论文:旅游管理类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 摘 要：素质教育是我们教育的宗旨。但是由于我们的应试教育体制，使得高等教育之前的教育对素质重视不够。本文根据学科特点、学生特点，以素质教育为出发点，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旅游管理类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素质教育 经济学 改革 转变 1 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及学科特点 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环境下，研究经济发展的理论与规律的一门学科。在西方，这门课程的名称是“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理论”或者直接的分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主要的理论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该学科有以下特点。 1.1 理论化，抽象化 西方经济学不仅有大量的抽象的概念。如：理性人、均衡、边际效应等。还有很多曲线及数学模型。它们都是以一系列的假设为前提，剔除了很多实际因素而得到的。由于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是文科生。这些理论化，抽象化的知识让很多同学觉得难以理解。目前学术界也有经济学模型化的趋势。 1.2 学派较多，有些理论既是相互排斥的，又互为补充 西方经济学有一系列相互独立的、相互排斥的又相互补充的理论。每种理论都有独立的研究方法，完善的逻辑系统。如：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些学派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中国的古典哲学实际上有很多相通之处。 1.3 础理论来源于西方与我们的文化差异 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产生，发展和完善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由于上层建筑的体系不同，西方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显示了其合理性和优越性。同学们在理解不同的意识形态时，会产生一定的困惑。 2 学生特点 2.1 数学水品较弱 作为旅游管理类的学生大部分是文科生，数学水平相对较差，对曲线的理解能力弱。对定量分析有“畏难”情绪。 2.2 存在学习“惰性” 在高中以升学为目标的学习模式即“被动式”还在持续。总是希望老师划重点，不想自己独立思考。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不强。 2.3 不关心时政 由于长期以升学和考试为目标使得学生们对现实发生的经济现象不大关心。而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是用来分析和指导实践的。不关心时政很难锻炼出实际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4 知识碎片化，逻辑思维能力欠缺 经过了中小学阶段的学习，积累了一定的知识量。但是知识碎片化的现象比较严重。还未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思考分析问题的过程中，经常出现逻辑不清的现象。 3 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 信息网络化给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网络化时代来临之前，教师的知识容量相对较大，传授知识是主要的职责之一。但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只要学生有兴趣，他在某方面的知识可能会比老师要多。这个时候我们教师的传授知识的作用就相对减弱，而教方法，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就提升到了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对教师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完整知识体系、正确的逻辑思维能力、自动自发的思考问题并积极解决问题的合格的实用型人才。学科目标是让同学们在学习了西方经济学这门课以后，能够运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现实存在的经济问题及经济现象。 4 培养目标需要对目前的教学进行如下改革 4.1 教学理念的转变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教师的传授知识的作用就相对减弱，而教方法，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就提升到了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对教师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来讲，要实现两个转变。 （1）从“背多分”向“独立思考”转变。 在高中之前升学的压力以及“被安排”使得很多同学养成了思维的惰性，就是不想思考，总是在学期末等老师划重点。不关心时政，只会背书的人，不是我们要培养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为我们的改革之路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书可以背，要有创造力和开拓精神的人才可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当前的经济现象。并通过讨论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培养他们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从而实现逻辑分析能力，归纳总结能力的提升。从而提升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 （2）从“教师”向“导师”转变。 我们要培养的是国家和企业需要的合格人才。谈合格人才，首先要有健康人格。在企业里用人的标准是：人品重于能力。可见一切的基础是健康人格的塑造。而我理解的“健康人格”，实际上就是有正确逻辑的人。正确的逻辑应该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就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良心的谴责”。教师要着重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注意到理论本质的问题。只有这样，药家鑫式的悲剧才可能避免。 4.2 教学内容改革 （1）以教科书为主要框架，结合中国的具体案例。以案例来佐证理论，以理论来分析案例。有时候会出现理论与实践不符的情况，我们要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出什么因素导致了结论的不同。 （2）要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首先将经济与政治，科技，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入手，是同学们产生广泛的联想与思考，引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3）将各经济学流派的本质思想归纳总结并结合我们中国的古典哲学，进行归纳总结比较分析。让同学们讨论并发言，提出自己对这些经济学流派的看法。提高他们对经济学的兴趣。 4.3 教学方法改革 （1）启发式教学。 首先将经济与政治，科技，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引发同学们对经济学的兴趣。然后根据学习内容，用“任务教学法”提出各种问题。启发同学们独立思考，尽量使他们自己找到相应的答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就学习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锻炼了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2）案例教学。 教师积极地运用各种案例，尤其是当前的经济现象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的剖析。找到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分析其中的内在逻辑。 （3）讨论教学。 在一些新的经济现象出现之后，让同学们们进行分组研究和讨论。并在课堂上讲解自己得到的结论。对不同的讨论结果进行逻辑分析。重要的不是结论对错，而是各自思考的逻辑性是否合理。 4.4 考核方式改革 在教学过程中，加入讨论教学就不能按照老模式，仅仅以理论考试成绩作为评分标准。需要将总成绩分为：平时成绩；讨论成绩；理论考试成绩。并以合理的比例进行综合的评估。比如：平时成绩30分，讨论成绩20分，理论考试成绩50分。 旅游经济学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 参与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通过设计、组织活动形式，全面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个人能力的一种教育理念。本文在分析《旅游经济学教学》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阐述参与式教学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应用的意义，提出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应用参与式教学的对策。 关键词： 参与式教学 《旅游经济学》 应用 我国旅游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仅需要研究旅游的理论专家，更需要大量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因此，旅游管理类专业的相关课程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更应注重学生独立学习能力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更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旅游经济学作为旅游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过去由于条件的限制，多采用“填鸭式”教学方法，以书本、教师为中心，忽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学生虽学到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能力低下、素质得不到提升。参与式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应用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使学生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所学知识，并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本文拟对笔者在历年教学过程中发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参与式教学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的实践。 1.参与式教学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应用的意义 1.1有利于更新教学理念，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引入参与式教学，要求教师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切实把握新理念，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在教学中树立新的教学理念：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即教会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打下良好基础。同时，教师在备课和教学实施过程中也有压力，教师要创设课堂教学情境，对教材内容进行梳理、挖掘、拓展，运用沟通技巧，唤起学生热情，才能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获得有效的教学效果。此外，教师还要深入社会调查获得相关经验和知识，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有利于“双师型”教师的成长。 1.2有利于开创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 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潜在优势，老师要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能，鼓励他们独立思考，提出不同看法和见解。在自由、民主、宽松的课堂中，参与式教学法充分整合各种教学资源参与课堂教学，如运用角色扮演、小组活动、游戏和模拟教学、案例分析、辩论等形式，让学生发挥想象、自由思考。参与式教学不是要找到唯一的正确答案，其魅力在于自由发散的思维方式和讨论激发的各种思想火花碰撞带来的成就感，不知不觉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而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较强的创新思维意识，为以后继续深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3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参与式教学法讲求师生互动与参与，整个教学过程是动态的。它鼓励学生积极而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并且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这种方法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应用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使学生深刻领会和掌握所学知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能动精神，实现学习由教师“教”向学生“学”的转变，知识由被动接受向学生亲历参与、亲身体验、亲自选择转变。 2.《旅游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教学内容滞后于旅游实践。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目前《旅游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在诸多方面滞后于旅游实践。大多数高校仍以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为主对教材加以讲授，拘泥于对原理条文的苍白解释，而且教材内容的很多理论都移植于西方经济学基本框架，部分章节与旅游学概论、旅游市场学、旅游产品规划开发等课程重复，未能体现旅游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和生命力。对于实践发展的解释和指导作用都难以落实和体现。 2.2教学方式偏重于填鸭灌输。 《旅游经济学》课程的课堂教学目前大多采用以教师理论讲授为主的单一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基本是教师站在讲台上当演员，学生坐在台下当听众，偏重于灌输，导致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教学过程缺乏教与学的良性互动。“填鸭式”灌输知识很难内化成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学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记录、整理和背诵课堂笔记上，很少主动学习和研究原理背后的原因，更谈不上独立进行调查分析，以解决现实旅游经济问题。 2.3教学手段单一，辅助教学手段运用不足。 在教学手段上，有些学校手段单一，即“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本书，一张嘴”。部分学校虽然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但由于教师教学观念没有转变，教学理念没有更新，存在对多媒体、网络等辅助教学手段运用不足等问题。通过对学生的访谈和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多媒体教学实质上是讲授式教学的改版，教师通常把所要讲授的内容做成课件，利用多媒体在课堂上播放给同学们看，不断点击鼠标，用事先设计的课件流程取代学生思维的发展轨迹，让学生在台下仰着脖子当观众，无异于“穿新鞋，走老路”。 2.4教学效果评价陈旧落后。 传统教学效果评价以闭卷考试为主要考核手段，将考核最大比例放在期末考试上，如总评成绩中平时成绩占30%，期末考试占70%。而期末考试基本是闭卷考试，主要是对知识要点的考核，缺乏对应用能力的考核。这种评价方法的弊端在于从分数判断学习效果，严重束缚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直接导致部分学生学习动机不纯，“混”学分现象突出。如有些同学上课不记笔记，下课拷课件;有的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人在心不在;对提问不积极思考回答，参与讨论也不积极;对作业敷衍了事，从网上下载抄袭;考前依赖划范围，考试作弊，并且只注重书本知识的掌握，不重视实际操作能力的提高等。 3.《旅游经济学》运用参与式教学改革建议 3.1统筹安排，优化教学内容 《旅游经济学》的课程特点结合参与式教学具体形式的核心问题是统筹安排，优化教学内容。课程教学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任课教师应该思考如何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前提下，在教学内容上做到典型性与完整性结合;如何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并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如何适时介绍学科前沿的研究内容和方向，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可自编《旅游经济学》教材或讲义，可组织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根据学科前沿理论和当前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结合现实经济社会生活制订教学计划和大纲。然后优选3～5种《旅游经济学》教材，以某一教材为基础，其余教材为支持，对旅游经济学的体系、内容、案例、习题等进行优化组合，形成全新的自编教材或《旅游经济学》讲义。在实际教学中要不断增删一些内容，密切结合旅游业现实变化和国外先进成果。 3.2改革教学方法，理论和参与形式有机结合。 部分教师虽然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一些参与式教学方法，如提问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社会实践调查等，但存在的问题是机械地应用这些手段，没有把课程特点与具体教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实施方案，随意性较大，流于形式，实施效果很差。教师必须把理论和参与式教学有机结合，在旅游经济学案例教学中，大量选用本地区旅游胜地的素材，运用本地区旅游市场发展数据和案例充实教学内容，在保持课程基本原理、基本框架体系完整性的同时，增加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内容以紧扣学生的兴趣点，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中。 3.3注重人才培养，提升教师自身能力素质。 参与式教学法对教师的能力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其知识面、表达能力、思维敏捷度、组织与协调能力等方面应有相应的水准。因此，教师必须不断学习，任课教师应主动适应旅游教育新形势发展，不断强化自己，主动对接产业，融入行业，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全能型教师。学校要主动走出去，加强与政府、旅游企业的深层次全面合作，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源配置为重点，建立人才培训、评估、实习、就业一体化的合作网络平台。 3.4改善教学环境，组织实施好课外实践教学。 改善教学环境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改善课堂教学环境。平等的交流方式及自由、宽松、合作的环境氛围是参与式教学的催化剂。教师作为教学的指导者，应不失时机地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环境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师生与环境互动架设桥梁。二是组织实施好课外实践教学，积极拓展校外实习基地。在课堂教学中，虽然增加旅游经济热点问题案例分析，能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但没有真正做到在工作岗位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教师应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教学内容选题，对学生进行分组，指导问卷设计。可利用已建立的酒店、旅行社等实习基地和合作单位，组织学生开展相关调研和实地考察，进行实践、实训性教学活动，将对旅游经济活动的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在实践体验中中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参观访问、撰写调查报告或心得体会。 3.5优化教学评价，转换考核形式。 应付标准化的试卷考试花费了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极易磨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且不利于培养自主学习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在教学评价中，考核如果不仅强调学生平时上课时在情景发言、案例学习、专项调查、小组讨论、辩论比赛中的参与程度，还注重学生的求知精神和创新能力水平，学生就会从大量参考资料和独立思考中发展自己的思路和想法，甚至能发现课本、文献和权威们某些不甚完善之处。《旅游经济学》运用参与式教学法应以过程考核为主，依据考勤、作业、提问、讨论、测试（或专项调查）等几部分按比重计入总成绩，以此调动、鼓励学生的学科参与性，同时能够综合、客观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状况、能力和水平。 资助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课题（编号：14C1019）。 旅游经济学论文:P模式的意义及其对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的启示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西湖模式的制度内核及其6项意义，并与黄山模式详细比较，从而表明西湖模式基本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公益性经营与营利性特许经营，政府-企业-社区、政府-企业-游客等关系，比较全面展现其经济、社会、文化和遗产保护以及政治的正面影响。其次，提炼西湖模式具有普适意义的三点启示，即制度平台选择的基础重要性，遗产服务的非营利性经营与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原则，现时旅游经济学教科书用于指导中国遗产旅游的诸多缺失。这些缺失主要表现为：未能区别遗产与非遗产类旅游资源，未能接纳遗产的特殊产权性质，未能认识遗产保护的独特要求以及独特的可持续性理解，使得教科书难以正确处理门票、供需、游客权益以及旅游收益分配等问题。最后，提出创建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的概念性框架：①遗产旅游经济学的观念、概念和方法，应能与遗产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旅游经济学“无缝对接”；②对遗产地的遗产类资源与非遗产类资源给予有区别的恰当的旅游经济学处理；③在遵循遗产经济学和遗产保护原则基础上，重新处理遗产旅游涉及的各项问题。 [关键词]西湖模式；遗产旅游；非营利性；遗产保护；旅游经济学教科书；遗产旅游经济学 我国旅游基本上是依托于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的遗产旅游。在现时我国遗产旅游一片高门票并仍趋上涨的局面中，西湖模式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实践上相当成功。这或许是我国自20世纪末开始“遗产地管理权、经营权”论争以来得到论辩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一个制度样例。它反映着我国旅游事业的进步，是很值得我国旅游界，尤其是旅游经济界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应当揭示和阐释西湖模式的制度本质，并逐步建立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 1.西湖模式的制度内核与意义 1.1西湖模式的制度内核 西湖模式“一免四不”制度的核心是免费开放，即遗产服务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它出现在西湖，出现在杭州，出现在浙江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我国，浙江是最先具有免费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意识的省份。早在1998年，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价格低于单张门票的参观年卡（成人10元、学生5元），并对特定社会群体实行免费开放。2001年，浙江省文博界试行博物馆免费开放。浙江的这一成功实践直接推动中央政府在2008年发出《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使免费开放成为公共博物馆的一项制度。现在，世界遗产地西湖的免费开放，则又一次为我国遗产地旅游管理树立榜样。可以有理由期待，西湖模式的制度本质，如同博物馆领域一样，会成为我国遗产地旅游管理和经营应当效法的全国性制度。 西湖的免费开放颠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遗产地旅游中一直执行的以高门票为特征的营利性经营模式。“一免四不”的本质是“一免”，“四不”是“一免”的派生或衍生。营利性模式有时也会讲“四不”，但实际上均未真正做到。只有实行“一免”，才能真正确保“四不”。 1.2西湖模式的意义 全面考察“一免”及其带动的“四不”对西湖旅游管理和经营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2.1使遗产地回归作为公共物品的公益性质，实现旅游普及性 遗产地的营利性经营，必然会模糊和扭曲遗产地的公共性质和公益性质。为了营利，管理者和经营者会人为建造区隔遗产景区内外的硬边界，非钱莫入。 西湖的免费开放，使西湖只有软边界，没有硬边界。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使西湖真正成为杭州市民的公共园林。并且，免费开放的对象不仅是杭州人、浙江人，而且是全国和全世界的一切旅游者，真正实现西湖旅游普及性（universally accessible）。这表明，杭州市政府已将世界遗产地西湖视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这是对西湖崇高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特质的正确定位。 1.2.2确保遗产地规划、管理和旅游经营由文化主导，真正有利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 在营利性经营模式下，遗产地规划、管理和经营主要是由旅游经济主导。为获取最大经济收益，景区往往过度地进行基本建设，包括各类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服务设施，以及为景区职工服务的办公和生活设施。营利性经营模式也讲保护，但是有选择性的。它的保护往往只狭隘地局限于核心遗产组分，却丢失包括遗产环景（setting）和次要遗产在内的遗产整体的原真性，丢失了遗产区的“精气神”。再者，营利性经营模式下的遗产地管理是根据我国旅游界标准，而不是国际遗产界标准。 免费开放意味着上述经济主导改变为文化主导。在西湖，由于没有直接经济利益的羁绊，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为提高旅游GDP但有损于遗产、生态和环境的基础建设，而是一心一意在历史文化价值引导下进行遗产景区从整体到组分的规划和设计。西湖的规划和管理不仅能做到“四不”，而且将会做得更好、更多。西湖是一个具有多组分、多功能的复合遗产空间。整体上，西湖属于活态遗产；其内部又包含相当多的静态遗产与可移动文物；此外，还包含、接纳并演绎着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应当沿着作为世界遗产地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方向，坚守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原则，从文化上耐心而不浮躁地、精心而不粗糙地去保护它、完善它、发展它和提高它。这将是一项挑战杭州文物界、文化界和旅游界的遗产价值观和文化智慧的永恒课题。 1.2.3减缓遗产地特别是景区中文化、生态和环境脆弱点的旅游负荷压力 在营利性经营模式下，游客为了获取与高额门票相称的最大旅游收益，必然首先追逐景区的热点。从而使这些景点成为文化、生态和环境脆弱点。就文化遗产而言，露天遗址对于人类践踏十分敏感；壁画和石窟寺对于人体释放的化学物质十分敏感。就自然遗产而言，高门票使得游客能借助交通设施（如索道）进入过去人迹罕至的旅游冷点，并且是以大众旅游方式大规模地进入，使之变为旅游热点，并远远超过其生态和环境承载力。上述热点最终都成为景区的文化、生态和环境脆弱点。人们常说的遗产地旅游过载，实质是景区中这些脆弱点的过载，从而导致这些景点及相关交通线路的遗产受损和生态、环境破坏。 免费开放基本消除这一局面。不受逐利驱使且为了保护遗产，遗产地就没有必要营建过多的且引起负面作用的交通设施。又由于免费，营利性经营模式下的“一日游”，可以变为多日游或多次游。这样，游客可以根据景区的景点布局、游客分布状况以及自身体能和旅游偏好，选择个体化的旅游线路。景点的旅游负荷过载将难以形成，景点的文化、生态和环境压力自然会减轻。 1.2.4使游客回归正确的旅游方式和旅游价值观 营利性经营模式的高门票会扭曲游客的旅游心理。高门票驱使游客追求高回报，除热点必看、低俗猎奇外，对其他景点也务求多览。整个旅游过程疲于奔命，只求一瞥，不求甚解。这样的旅游，既非休闲，更谈不上文化、科学和美学享受，完全颠覆了遗产旅游理应具有的功能、价值和意义。可见，高门票诱使游客背离正确的旅游方式和旅游价值观。 在免费开放模式下，游客毫无“高门票高回报”的心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旅游方式，即追求生理、心理休闲、知识享受和精神体验。同时，免费会使游客自发或自觉产生作为遗产地主人翁的心态。他们一方面像在自己家园中那样从容不迫地、悠闲和优雅地观赏，一方面又像对待自家珍宝那样爱护和保护景区和景点的遗产、生态和环境。由此，游客愉悦了身心，增长了知识和见识，乃至提高了精神境界。这才是遗产旅游的功能和价值真谛。 1.2.5使遗产旅游经营和经济收益分配变得合法、合理、合情 遗产旅游经营和经济收益分配，不只是货币多少的问题，而且应看到这一数值潜藏的法律、经济和伦理含义，就是说，应看到这一数值是否合法、合理、合情。合法，即“合”遗产保护和资源、环境之“法”；合理，即“合”经济学（资源经济和市场经济）之“理”；合情，即“合”伦理学（经济伦理、遗产伦理、生态和环境论理）之“情”。 营利性经营模式下的遗产旅游经济，实质是依托公共性遗产资源的门票经济以及景区经济的垄断经营，并且集管理者与经营者于一身。其有悖于遗产产权、市场伦理、旅游消费观和遗产保护等诸多不合理性及弊病，虽然早已揭露，但一直以高经济收益为挡箭牌，坚持至今。西湖的免费开放模式创造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遗产旅游经济。它除了坚持遗产旅游的文化导向外，在营销上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由依托公共遗产资源的门票经济转变为依托正常的旅游服务的消费经济；二是由景区经济的垄断经营转变为以特许经营为基本方式的开放型市场经营；三是遗产单位作为遗产旅游的管理者而不是直接经营者，能够公正处理旅游商品和服务营销问题，保护游客权益。这为我国遗产旅游经营和经济收益分配问题提供了一个对照性的分析样例。西湖模式产生以下三个不同于营利性经营模式的特征，使得旅游经济收益与分配变得合法、合理、合情。 （1）免费开放模式下旅游经济收益不降反升，经济构成和布局更为合法、合理。在营利性经营模式下，游客的遗产地旅游基本是一日游，其费用主要包括门票和食宿。在免费开放模式下，游客省下门票，一日游可变为二日游或数日游。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局长刘颖概括西湖模式的经济影响：景区人流增加了，游客在杭州逗留的时间平均增加了0.8天；虽然门票年收入损失了5000万元，但近几年景区财税年收入以两位数递增；对杭州市财政的年贡献约100多亿元。显然，西湖模式下的旅游经济既符合遗产伦理，又符合经济理性，而且更具经济绩效。 （2）免费开放模式更能准确体现遗产的价值，符合遗产经济理性。支撑营利性经营模式的理由之一是高门票能体现遗产的高价值，或是认为高门票是遗产旅游管理的高成本所必需的。这些见解均是错误的。首先，门票仅是旅游经济价值的一部分，且高门票不等于高旅游经济价值。其次，但更为重要的是，旅游仅是遗产经济价值的一部分。遗产地完整的经济价值应包括：①依托于遗产地的整个旅游经济收益；②由遗产形象而带动和促进的其他经济活动（如知名度稍低的其他文化和自然旅游、会展行业等）；③由遗产作为地区的文化、社会乃至政治象征而吸引的投融资活动。据此可见，免费开放模式才能更准确体现遗产的价值。高门票的营利性经营及其引发的负面后果，反而会妨碍遗产地价值的全面实现。 （3）免费开放模式使旅游经济收益分配格局变得合法、合理、合情。营利性经营模式下，旅游经济收益主要流向垄断地经营遗产旅游的当地政府和相关公司。免费开放模式下，垄断性经营变为特许经营下的开放性市场。从中，遗产地社区可以享有获益的优先权；提供各类旅游服务的店铺和企业可以获益；政府可以主要通过税收渠道获益；游客借助市场竞争，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获得最大消费者剩余。整个收益分配格局远比营利性经营模式合法、合理、合情。 （4）发挥和扩大社会效益。免费开放形成的遗产旅游，使西湖与遗产地社区、与杭州社会在经济和文化上有机地融为一体，彼此和谐共进，并且提高了西湖在遗产界、在中国社会乃至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它在中国是杭州和浙江的文化象征，在世界是中国的文化象征，卓有成效地发挥遗产的文化政治效能。 1.3西湖模式与黄山模式比较 或许通过具体案例对比更能凸显西湖模式的意义。与西湖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黄山模式。黄山模式是营利性经营模式的代表者。黄山不仅是这一模式的一个开拓者，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这一模式的集大成者。自黄山模式产生至今，一直是我国遗产旅游管理和经营的主流模式。 应当承认黄山模式的历史功绩。它在展示和实现遗产旅游的高经济效益上有着里程碑贡献。然而它又有严重缺失。我国遗产界和旅游界曾在世纪之交的七八年间，有过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和争论。这里通过西湖模式与黄山模式的对比，既可验证那时论争的诸多判断，又能对两种模式的制度与绩效差异有更透辟的认识。它们的比较详见表1。 表1显示的差异，更能凸显西湖模式在我国遗产旅游事业中开拓新路的意义。 1.4小结 根据上述分析和比较，可以在制度层面和绩效层面对西湖模式进行总结。 1.4.1制度层面 西湖模式秉持遗产作为公共物品的产权认知，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旅游经营中“遗产服务的公益性经营与非遗产的旅游服务的营利性特许经营”，“政府部门-旅游服务企业-遗产地社区”，“政府部门-旅游服务企业-游客”等关系，基本完整地实现“管理权、经营权”论争期间反对主流制度的一方的观念和主张，而且带着世界遗产地西湖的特点和特色的实现。 1.4.2绩效层面 西湖模式的绩效不仅突出，而且全面。它不仅表现于旅游经济，同时表现于遗产保护、文化、社会和政治影响，表现于游客、遗产地社区、旅游服务经营者、遗产管理者同时合法、合理、合情地获益，表现于同时推动景区与区外的经济和发展，符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赋予旅游事业的使命。我国旅游研究界和媒体在讨论西湖模式意义时，多仅着眼于GDP意义上的经济。这样的认识是狭隘的、片面的，不利于我国旅游事业的健康发展。 西湖模式取得上述成就，并不意味着这一模式已经完善和成熟。事实上，它现在的成功仍是初步的、方向性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湖模式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杭州市政府与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在阐述和论辩西湖模式意义时，也与中国整个旅游界一样，多着眼于旅游GDP；谈及“一免四不”，也时用“牺牲”等措辞，或以“儒商”自喻。这些有违西湖模式本质。事实上，“一免四不”是回归遗产旅游的经济理性，并非“牺牲”；将政府说成“儒商”是对政府职能的误解和失责。这样认识和处理西湖模式，会使它由一个事关我国遗产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的发展模式降格为片面的旅游经济模式，甚至沦为一种旅游市场的经营策略。这无疑会阻碍西湖模式的未来进步。杭州市政府至少应立足于UNWTO《Tourism the MillenniumDevelopment Goals》那样的境界和层次――最好是高于它，透视现在的西湖模式，并规划它的未来。应当看到，它在经济和社会贡献、文化和政治责任上，有着广阔发展天地。即就“免费”而言，仍有进一步实施空间。如灵隐寺、岳王墓，一是向善的礼佛场所，一是褒扬报国的纪念地，如收门票，意味着礼佛要付费，学习忠良爱国要付费。这或许是当下中国旅游业特色，但毕竟有悖人类良知和世界共识。为什么在西湖模式中不能进一步革除，为中国遗产地再树新榜样呢？ 2.西湖模式给中国遗产旅游事业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遗产旅游事业逐渐形成“营利性经营”这一主流模式。其特征是：遗产旅游由GDP为特征的旅游经济主导；旅游经济由以高门票为特征的景区经济主导；景区经济由当地政府或作为政府人的公司垄断经营，其收益主要流入政府财政。这样，我国遗产旅游事业一直被以下三大矛盾及其引发的三大问题纠缠和困扰： ――遗产的旅游利用与遗产保护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受损问题。 ――遗产旅游的经济收益分配中的“政府和企业”为一方与“遗产地社区”为另一方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遗产地社区利益受损的问题。 ――游客的高额旅游支付与其生理、心理、知识和精神获益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遗产旅游的价值和功能受损的问题。 近20年来，上述矛盾和问题已成为我国遗产旅游事业的痼疾。但在耀眼的高速增长的旅游经济收益光环下，它们已被熟视无睹，见怪不怪，只是间或由于新的旅游事件突发而泛起舆论浪花。我国旅游业的上述问题，其情况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如同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存在的环境、资源和公平性等痼疾一样。如果说，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运系于现时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那么，我国遗产旅游事业的命运同样也系于现时体制的转型和升级。 西湖模式的出现，应当是我国遗产旅游事业中的一个具有导向意义的亮点。然而，事情的发展有些令人意外。尽管旅游界皆为西湖叫好，但总认为它难以复制和推广。连杭州市政府的旅游部门和西湖管理局自己也这样认为。 本文并不认为西湖模式只能成为我国旅游事业中的“孤家寡人”。相反，西湖模式对于我国遗产旅游事业的体制转型和升级，能给予三点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启示。 2.1启示一：遗产旅游事业的第一要务是在正确的遗产产权认识和遗产保护原则指导下的制度建设 遗产地旅游事务千头万绪，有遗产地旅游规划；相关旅游服务的选择、提供和经营；旅游管理规章的制定、实施和监管；遗产地旅游机构和基本设施建设，等等。然而，在所有事务中，遗产地的旅游制度建设是最优先、最重要、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是处理其他一切事务的基础性平台。而这一制度平台的成败关键，取决于它对遗产产权是否有正确认识和对遗产保护原则能否恪守。西湖模式正是利用“一免四不”制度平台，基本解决了三大矛盾和三大问题，将景区的规划问题、遗产保护问题、旅游经济问题、旅游服务经营问题等，处理得合法、合理、合情。而现时我国以黄山为代表的遗产地旅游经营，之所以三大矛盾和三大问题依然存在，难以解决，正是由于其营利性经营模式。因此，我国遗产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应从体制和制度改革做起。其中，门票则是旅游制度性质的突出标志。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先后《各省区市降低80家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2012年9月21日）和《各省区市第二批游览参观点门票降价名单》（2012年9月29日）。尽管这只是向着理顺体制、改革制度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但毕竟是十分有意义的开始。 2.2启示二：西湖模式的制度本质是遗产地经营的非营利性和遗产保护前提 西湖模式和任何取得成功的模式一样，其中既有与自身特点相关的经验，又有具有普适性意义的经验。借鉴、学习和移植西湖模式，首先并主要是指西湖模式中具有普适意义的经验，特别是要识别和理解这些经验的制度本质。 什么是西湖模式制度中具有普适意义的核心经验呢？它并非简单的“一免四不”四个字，甚至也不是“免费开放”四个字。这一具有普适意义的核心经验可以归纳为两条：其一是遗产产权意义上的，即“对遗产旅游中公共资源和公益性服务的非营利经营”；其二是遗产价值意义上的，即“严格的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原则”。它们是具有普适意义的，不仅之于西湖，而且之于全国的遗产地。 首先是遗产产权。文化和自然遗产基本是公共物品；在有原住民社区的遗产地中，社区拥有传统资源权。由遗产派生的服务功能，不仅包括旅游，还包括教育、科研等。依托于这些遗产的旅游，严格地说，应是兼具经济功能的文化事业。因此，这些直接源自遗产的服务应具公益性质，其经营应是非营利的。 就遗产旅游而言，它包含两类服务：其一是直接依附于遗产，如遗产观赏；其二是用于支撑遗产旅游的服务，即吃、住、行、游、购、娱。前者应是非营利的；后者可以是营利的。西湖模式恰当地体现了这两类服务的经济性质区隔和经营制度区隔。而以黄山为代表的营利性经营模式，则模糊化这两种性质和制度的区隔，并以营利性取代非营利性，使遗产旅游由文化事业或文化产业变为纯粹的经济产业。 作为遗产旅游制度核心的非营利性概念，在经济学上的定义并非简单的免费。由于非营利没有逐利动机，因此收费往往表现为低费，甚至免费。即使其经营获取了超过成本的收入，也是用于扩大服务范围和提高服务质量的再投入。 其次是遗产价值。遗产的珍贵在于它的历史、科学和美学价值；作为世界遗产则上升为“突出的普世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因此，遗产旅游应严格恪守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这是比一般“公地”（public land）旅游经营的更高要求。 在中国，遗产旅游的营利性经营造成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受损，已是不争的事实。非营利经营虽能为遗产保护创造条件，但仍非充分条件。因此，在非营利经营中，同样应时时事事关注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失去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将不成其为“遗产旅游”。 综上，作为西湖模式中最具普适意义和重要性的制度核心，非营利经营制度与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原则，是最值得学习和效法的，也最需要认识和理解。 2.3启示三：应当创建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 西湖模式本质上属于旅游经济学范畴。然而，我国旅游研究界的经济学论著是否具有阐述西湖模式的能力并承担相应责任呢？撇开十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遗产旅游制度的持久论争不谈，能够代表旅游界共识的应当是旅游经济学教科书。这里将以这些教科书为对象，看看它们对我国的遗产旅游经济是否具有正确和充分的指导意义。 现时我国高校使用的国内外旅游经济学教科书多种多样。国内学者编著的有《旅游经济学原理》（厉新建、张辉）、《旅游经济学：分析方法――案例》（罗明义）、《旅游经济学》（第二版，李伟清）、《旅游经济学》（刘晓鹰）、《旅游经济学》（张建春、金全胜）；国内学者翻译的有《旅游经济学》（M.Thea Singlair Mike Stable著，宋海岩、沈淑杰、白雪梅译）。此外，宋海岩还与他人合作另编《旅游经济学》（宋海岩、吴凯、李仲广）。还有引入的国外原版教科书The Economics of Traveland Tourism（Adrian Bull）。这些教科书在构架、概念和观念以及方法学上是基本一致的。从遗产旅游角度看，它们的缺失是共同的，因此可一并加以评论。对于国外教科书相对于国内教科书的一些特点，则以专条评点。 这些教科书用于我国遗产旅游时的共同缺失在于忽视了遗产概念。它们对于遗产旅游的旅游产品，并未像西湖模式那样按两类经济特性和经营制度进行区隔。对于旅游产品、供求关系、价格形成机制、收入分配方式等微观经济学论题，它们将直接依附于遗产的旅游产品视同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产品，进行纯粹市场经济处理。这些缺失具体如下： 2.3.1文化和自然遗产作为旅游资源 缺失首先表现在它对旅游资源的概念择用上。在这些书中，“旅游资源”多概称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或称为“自然资源”和“人工资源”，或称为“旅游地资源”。这些概念虽包含文化和自然遗产，但不仅仅是遗产。这些概念中的“旅游资源”，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性质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第二层次是包含某些自然和文化景观要素的土地资源；第三层次是一般土地资源，但打造并产生了迪斯尼式的人工旅游资产。这三个资源层次的文化特性和经济学特性是有明显区别的。将它们不加区隔、笼而统之地混为一谈，实质只能把处于第一层次的“遗产”资源降格到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资源处理。这样做显然是不恰当的。 2.3.2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特殊产权性质 文化和自然遗产基本为公共物品。其中，少数建筑类遗产可能具有部分私人产权或集体产权性质；一些自然遗产地中的原住民社区应享有传统资源权（traditional resource rights）。并且，遗产有着多功能性，即社会功能、教育功能、科研功能和经济功能。这些产权性质和功能性质是第二层次资源和第三层次资源所没有或不全有的，也是与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产品的性质有鲜明不同的。这些遗产对游客而言，享用它们应是非营利的；对原住民社区和建筑物所有者而言，应能分享旅游的经济收益。如果旅游教科书忽视或无视遗产的上述产权性质，将难以建立正确分析遗产旅游的经济学基础。 2.3.3遗产保护的独特要求与对可持续旅游的新理解 现时旅游经济学教科书几乎都提及旅游经营中的环境保护、文化保护与可持续旅游问题。然而它们的内容均不能替代遗产保护。遗产有着自身独特的保护原则。这就是《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提出的“原真性”原则和“完整性”原则。它远比教科书中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的内容要严苛得多。当代我国遗产地旅游经营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仅重视一般性环境保护，忽视对遗产本身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从而导致遗产因旅游而损毁。遗产的独特保护要求进而推动对可持续旅游概念的新理解。对于遗产旅游，可持续性必须提升到保障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的高度。由此可见，如果忽视或无视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原则，同样难以建立对正确分析遗产旅游的经济学基础。 2.3.4遗产价值计量 教科书的旅游资源价值观分为两类。观念之一认为：只有物化劳动才能使潜在旅游资源变为现实旅游产品；付出的物化劳动愈大，则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产品的价值愈高。以此作为旅游产品定价的依据。这一观念用于遗产旅游是很成问题的。无原则地肯定物化劳动，会导致对遗产过度的扩展性开发，从而造成遗产破坏。这一情况在我国遗产旅游地已不胜枚举。观念之二是借用环境经济学发展起来的各种非市场的环境价值计量方法来评估遗产价值。但应注意：①经济价值仅是遗产价值的一部分，遗产旅游价值又仅是遗产经济价值的一部分。并应知道，遗产价值在绝对意义上是不能经济计量的。因此，在借用那些方法时应预知它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②遗产价值评估主要用于遗产保护的经济分析，而不是决定门票的价格。由于遗产的公共物品性质，门票基本与遗产价值无关。由此可见，现有教科书的旅游资源价值观对于遗产旅游的经营决策，或是错误（观念一），或是不足（观念二）。真正有资格影响门票价格的应是符合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的遗产保护成本。 2.3.5遗产与旅游供需关系 各教科书均用相当大篇幅分析旅游产品供需关系，但这一分析未对源自遗产的旅游产品与其他产品进行区分。如将这一分析加之于遗产产品，则是错误的、有害的。就需求而言，教科书关于价格与需求关系的论述（需求与门票呈负相关关系），不适用于遗产。国外博物馆经济学研究认为，对博物馆的需求基本无价格弹性。遗产地亦同样如此。由于遗产地的唯一性，价值品位愈高的遗产，愈是没有价格弹性。可见，提高门票并非抑制游客数量的有效的经济措施，反而是旅游经营者借保护之名提高经济收入的借口。就供应而言，如果将教科书的“供应与门票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用于遗产旅游，必然会导致对遗产地的过度和不当开发，从而导致遗产地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破坏。尽管教科书在论述供需关系时不乏提及旅游资源的承载力，但少有它如何影响供需的定量表述。正是由于对遗产旅游的供需关系认识模糊，导致我国遗产地在门票和遗产保护上产生不少问题，现已有大量案例资证。 2.3.6遗产旅游的消费者权益 各教科书均程度不同地在相关的旅游论题中触及游客（消费者）问题。它们基本一致地站在旅游经营者立场上，将游客当作一般商品购买者处理，力图通过旅游产品创制和营销策略，推动消费，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这样的处理忽视了旅游，特别是遗产旅游，文化性质以及对理应由游客承担的文化责任。现在中国旅游者的行为模式大体可概括为“务求多览，只求一见，满足一拍，疲于奔命”。这样的旅游难获真正的身心、知识和精神境界的享受，从而被称为“世界上数量最大却最不会玩的游客”。对此，遗产地旅游管理者以及指导他们的教科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2.3.7遗产与旅游收入分配 教科书对旅游收入分配机制的分析，同样忽视遗产地的资源产权特点，难以适用于遗产旅游。对于遗产地的自然遗产，原住民社区会拥有传统资源权；遗产地中作为文化遗产的一些古建，可能会是社区集体或家族资产。中国的旅游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企业、地方政府和国家三收益”，却偏偏漏掉遗产地的原住民社区与家族。这样的旅游经济伦理观相当不可取。无视或削弱这些利益相关者在旅游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是对他们的侵权。 2.3.8对国外教科书《旅游经济学》（Tourism Economics）的评论 此书的构架、概念和方法学与国内教科书基本一致。优长之一是它对旅游经济论题进行更为周到和精致的定量处理。优长之二是它更全面且深刻意识到旅游的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这一环境问题不仅指污染，还包括对自然和人工资源的负面影响，以及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和文化的负面影响。作者试图借助环境经济学，建立处理旅游环境问题的理论框架。他们向旅游领域大量移植环境经济学概念和方法，如环境价值计量（CVM）、环境经济评价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CBA；成本一效果分析，CEA）、环境经济制度工具（税、费、津贴、补偿、配额、许可证、监管标准和目标）、环境伦理观（公平与正义，当代人、代际、人与自然），等等。然而，应当指出，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和处理，远未像对传统旅游经济论题那样得心应手。这一移植努力的意义在于唤起旅游研究者警惕和关注，开辟新领域。此书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对当代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建议。作者认为：不能“把旅游完全当作一种经济活动”；旅游经济学“面临着理论框架不足的问题”；两个基本问题是“旅游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征”与“旅游作为一门经济学科的核心要素”；旅游经济学应采取“兼容态度”，“使来自领域内外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能够互养与互孕”；应与“其他学科协同”，“以多学科方法进行旅游分析，探索旅游与政治、自然和社会的联系”，“创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其中，不能“把旅游完全当作一种经济活动”应是建议的关键和核心，一言而中现时国内外旅游经济学教科书缺失的要害。 由上述分析可知，现有的旅游经济学教科书，尚不能合法、合理、合情地解决遗产旅游涉及的各项经济问题，也不能确保在遗产旅游中按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保护遗产。因此，有必要创建遗产旅游经济学。 3.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一个概念性框架 3.1中国尤需遗产旅游经济学 应当看到，国内外旅游经济学教科书的概念和内容基本相同，但它们面临的应用背景不同。在欧美国家的遗产旅游中，未见产生像在当代中国出现的三大矛盾和三大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甚至激烈冲突。原因之一是那些国家的旅游部门、研究者和经营者对遗产保护是有共识的，对遗产保护原则是熟悉的、尊重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那里的遗产地是由遗产部门管理，严格按遗产管理规则办事。旅游只是其管理事务的一部分。由遗产提供的旅游服务的经营，完全服从遗产经济学和遗产保护原则。这样，那里旅游部门和旅游经营者能够影响和介入遗产旅游的多是与遗产无关的旅游服务（吃、住、行、游、购、娱）。指导这些服务的经营，现时的旅游经济学已够用了，只需与指导遗产地管理的遗产经济学接轨就行。这一点欧美旅游界是做到了。因此，上面所说的教科书缺失，对欧美遗产旅游无实际影响。 然而，事情在当代中国则呈现一幅迥然不同的图景。中国旅游界与遗产界均向欧美学习。中国旅游界学得了欧美的旅游经济学，但未能学得他们对遗产价值及其保护原则的高度认知。中国遗产界学习以欧美为中心的各种遗产公约、宪章和指南，但未能对作为遗产保护基石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给予符合中国遗产特点的阐释，未能建立相应的遗产经济学，未将旅游视为传播遗产价值最重要的工具。问题更因当代中国的一种扭曲的发展观而激化。这就是一切以GDP为纲，一切向钱看。这使得遗产地表面上由遗产部门管理，实际上受旅游部门支配。这可见证于《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2003）在我国遗产地通行无阻，并优先得到重视。当下中国遗产旅游中出现的深受诟病的现实，正是这些无视遗产特点的“旅游经济学”指导的结果。 可见，我国迫切需要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遗产旅游经济学，并应由中国旅游界和遗产界共同联手创建。 3.2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的概念性构架 遗产旅游经济学无疑应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它至少应涉及以下经济门类：遗产经济学（包括遗产产业）、文化经济学（包括文化产业）、旅游经济学。 其中，遗产经济学尚未在我国真正发展起来。它理应由我国遗产部门和遗产界推动。然而现实情况是，他们对建立遗产经济学缺乏高度责任感和专业兴趣。文物界甚至对“遗产产业”一词抱有成见和偏见，至今拒绝使用。 此外，遗产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需求和文化产业，理应属文化经济学范畴。然而，我国的文化经济学或文化产业经济学远不成熟，甚至对基础性框架尚未形成令人满意的共识。 正是由于我国遗产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严重滞后，我国遗产旅游基本由旅游部门和旅游界掌控。这既令人遗憾，但也给予中国旅游界一个欧美国家难有的机会。这就是担当起创建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的重任。对此，我国旅游界可以有两种态度和做法：一种是继续立足于旅游界自身狭隘的部门利益，以一般旅游经济学充当遗产旅游经济学。这将是一种绝大错误，不仅会葬送自身机会，同时对中国遗产事业、中国旅游事业（包括对旅游部门），对中国软实力建设和文化前途不利。一种是超越旅游部门，兼顾遗产事业和文化事业等多方利益，着眼于遗产旅游理应具有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功能。只有这样，才能突破旅游经济学的传统视野，进入创建遗产旅游经济学的新境界。 根据前述对国内外旅游经济学教科书的缺失和局限性的分析，根据对中国现已出现的多种遗产旅游管理和经营模式的经验教训的认识，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应超越“将旅游完全视为一种经济活动”的处理。为此，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导向的概念性框架，重在与遗产有关的部分，以资讨论。 3.2.1遗产旅游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这一遗产旅游经济学应当界跨遗产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旅游经济学。就是说，遗产旅游经济学的观念、概念和方法，应当是遗产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旅游经济学的共识，用句时髦话语，应能与这三门经济学“无缝对接”。 3.2.2遗产旅游经济学的旅游资源构成 构成遗产地旅游资源的有：第一，文化和自然遗产地，这是必然包括的；第二，若干具有文化和自然要素的景观类土地资源，这是大多数遗产地最有可能包括的，它可以进一步开发成旅游资源；第三，一般性土地资源，如果它们进行迪斯尼式的开发，则可成为旅游资源，但可能性最小。因此，它们均应成为遗产旅游经济学的内容。应当研究它们在旅游经济制度、政策工具以及各类经济分析方法上的差异与区别。其中的核心和关键是对涉及遗产问题的旅游经济学处理。 3.2.3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的研究论题 （1）遗产景区管理和经营制度。这是为遗产旅游经济学奠定制度基础和分析平台。遗产地不同于迪斯尼。应依据遗产产权性质和遗产价值保护的特殊要求，建立处理以下三方面问题的原则立场：基于管理标准的景区投入问题与成本一绩效分析问题；景区旅游产品与服务的营销体制问题；景区管理者、旅游企业、遗产地社区、游客之间的关系。 （2）遗产旅游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学性质与价格定位。应对依附于遗产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或称遗产服务）与其他旅游产品和服务在管理和营销制度上进行区隔，并建立非营利性原则指导下的遗产服务价格形成和实施机制。 （3）遗产旅游的供求关系分析。应将承载力概念定量地纳入供求关系分析中。并应首先建立下图所示的计算逻辑链： （4）遗产旅游投入问题。应综合平衡遗产旅游投入中的“开发性投入”与“保护性投入”，并应确保“保护性投入”优先。为此，应研究相关的筹资和投入分配机制，且应重点研究遗产价值评估与遗产损毁损失评估的概念和方法。 （5）旅游消费者权益。应新建和重建遗产旅游的“消费者旅游权益”、“旅游偏好”和“旅游消费剩余”等概念。为将这些概念落实于景区规划和经营，应研究相应的经济学举措。 （6）遗产旅游的经济收益分配。应建立“遗产地社区、遗产产权人”――“旅游经营者”――“政府”之间的制度性安排，尤其是保障“遗产地社区、遗产产权人”的旅游经济权益的举措，以确保一次旅游的经济收益分配合法、合理、合情。 （7）遗产旅游绩效评估。绩效评估是制度决策和经营决策的基础。它既涉及宏观性评估，如CGE等系统模拟，又涉及微观性评估，如“成本一收益分析”（CBA）和“成本效果分析”（CEA）。借鉴环境经济学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但应注意遗产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差异：遗产价值更多地体现在知识、文化和精神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它们与经济的联系更为有限；遗产在受到损毁后，更难以像环境那样恢复。因此，在利用上述工具进行评估和决策时，一定要理解它们的适用范围，寻找恰当的介入角度和途径，选取恰当的变量和参量。 上述论题或在传统的旅游经济学之外；或虽与传统旅游经济学重叠，但研究角度、概念和方法会有所区别。 旅游经济学论文:影响我国国内旅游收入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摘要】伴随经济发展，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国内旅游收入作为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与诸多因素相关。本文拟对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并通过模型的检验和修正，得到国内旅游收入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国内旅游收入 计量经济学 模型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旅游受到越来越多人的亲睐，旅游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国内旅游收入作为衡量旅游经济的综合性重要指标，直接反映了旅游经济的运行状况。研究国内旅游收入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并推动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模型变量选择 旅游业的发展受到社会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国内旅游收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函数：1、经济发展水平。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旅游业也快速发展，国内旅游收入不断提高，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令为X1；2、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亲睐，前提是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增多，令为X2；3、国内旅游人数。庞大的旅游人数必将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令为X3；4、人均旅游花费。在接待人数既定的条件下，旅游者人均旅游花费直接影响旅游收入，令为X4；5、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水平越高，提供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水平越高，吸引更多的旅游消费者而增加旅游收入，以旅行社数量来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交通发达程度。便捷的交通让人们的出行更方便，更愿意去旅游，以交通运输总的旅客周转量来衡量交通发达程度，令为X6。 五、模型检验与调整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与消除。 回归模型中R2为0.999，拟合优度很高，但除X6外变量的Prob值都偏高，其对应的t统计量较小。表现R2为很大，t很小，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进一步检验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其相关系数都很接近于1，说明模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采用逐步回归法消除多重共线性。的一元回归，得到的回归方程中，使R2最大的解释变量是X4，则以X4为基础作为初始模型，顺次将其他解释变量依据R2大小逐个引入，并比较结果：初始模型中引入X3，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变量也通过显著性检验，则保留X3。继续引入X6，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变量也通过显著性检验，但X6的系数为负数，不符合经济意义，则舍弃X6。继续依次引入X2，X1和X5，模型的拟合优度均未改善，变量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舍弃X2，X1和X5。六、经济意义检验 对初始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检验并消除其影响后得到如模型③的最终回归模型。现对模型进行经济意义的检验：1、模型中人均旅游花费X4和国内旅游人数X3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国内旅游收入与两者成正相关关系，符合经济学一般原理；2、模型中截距项的系数为负，这是由于旅游业本身经营所需人力、物力等巨大成本的存在。因此，回归模型符合现实经济，模型通过了经济意义的检验。 七、结论 本文的回归模型表明，国内旅游收入与国内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成正相关关系，而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业发展水平和交通发达程度由于与二者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其对国内旅游收入的解释作用间接体现在国内旅游收入和人均旅游花费上。 旅游经济学论文:生态旅游发展的经济学思考 内容摘要：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产品日益丰富多样，生态旅游因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符合现代消费者日益提高的旅游体验，得到迅速发展。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生态旅游的兴起、发展以及存在的现实矛盾，并对和谐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构建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生态旅游 经济学 旅游经济关系 可持续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剖析生态旅游的兴起 （一）从需求角度看，生态旅游满足了消费者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经济学存在的前提是资源的“稀缺性”，即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由此延伸到生命的有限性，于是人们都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能尽量满足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的理想。漫长的地球演变和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也给后人留下了众多奇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同时，现代文明也造就了大量的人文景观和科技奇迹。人们由此产生了旅游的意愿，希望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更多的探索环境、尽量的享受美景。 从需求方的角度来看，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产品，更加符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取向。与传统的观光休闲旅游形式不同的是，生态旅游更加注重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对生态环境的融入程度。也就是说旅游者更重视旅游的体验。由于对自然与人文生态认识的深入，旅游者已不满足于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观光休闲的旅游经历，而更希望以体验的方式充分理解旅游地自然的、文化的、生活的内涵和特征，从中获得美学体验、娱乐体验、教育体验与避世体验。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人们更多地具备了购买旅游产品的能力，另外从传统经济学的工资决定理论来看，收入和闲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收入水平越高，人们越有条件以较少的劳动换得所需的收入，同时对于提升生活质量的精神需求也更为强烈，也意味着以劳动替代闲暇的机会成本愈高，因而更愿意将时间用于闲暇。更注重旅游产品品质、强调旅游者旅游体验的的生态旅游无疑成为人们的优先选择。这使得对生态旅游的消费需要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并且市场潜力巨大。 （二）从供给角度看，生态旅游供给者具有很强的供给意愿 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市场需求，同时这个行业的投资回报率能达到或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那么就会有相应的供给。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主要提供休闲消费服务，因此旅游市场的商品价格往往会高于一般有形消费品市场，生态旅游更是充分利用了自然环境和资源，其投资回报率更有优势，所以企业也乐于投资。 旅游业具有很强的“乘数效应”。 旅游业发展可以带动如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娱乐零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即旅游需求增加能带来多倍的旅游收入的增加，因此，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提高了地区GDP、增加了政府税收，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生态旅游业而言，兼具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点，关联产业的发展更可以吸纳大批的劳动力。因此政府很乐于推动地方旅游产业的发展，增加旅游产品的供给，满足日益壮大的旅游需求。 对于供给者而言，为了满足消费者高质量的旅游体验要求，必须把保护旅游景区的资源和环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努力生产出高品质的生态旅游产品。因此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是对现代人消费需求的一种迎合，符合经济学的原理。 从经济学角度看生态旅游发展的积极意义 实践中旅游业的发展往往以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为代价，这也为现代经济理论所诟病。但是良性的生态旅游发展可以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生态旅游的良性发展可以同时实现三重目标：一是保护旅游地环境和自然资源；二是实现旅游者高质量的旅游体验；三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因为生态旅游需要满足旅游者更高的心理和审美要求，只有保护资源与环境才能给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体验，这就从客观上促使旅游开发部门改善旅游区的环境，以增加旅游的吸引力。对旅游者的吸引又能带来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提升了他们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积极性。由此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而这个良性循环的形成根源于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因此生态旅游的开发可以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与生态旅游开发相关的投资者、经营者、政府以及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群体可以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同时获益，这也体现了生态旅游在旅游经济系统运作过程当中公平性的经济学原则。另外生态旅游发展为生态旅游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开辟了稳定的融资途径，大大缓解了政府拨款不足带来的资金缺口。近年来政府有了更多的资金用于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生态旅游开发中旅游经济关系的失衡 生态旅游系统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和自然生态有着天然的联系，是和谐、共存、共赢的关系。但是生态旅游本身并不会因为其提倡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而必然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存在着固有的、潜在的非持续发展因素，比如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冲突。如果只是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会割裂与自然生态的联系，使其发生不可逆的破坏，产生生态危机，最终影响自身的利益。因此尽管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是生态旅游本身的使命，但是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在生态旅游发展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主要矛盾，因为任何形式的开发或多或少都是对已有系统状态的破坏。 在生态旅游开发实践中，生态旅游参与者，无论是政府、开发经营者、当地居民甚至包括旅游者都曾出现过理性缺失的情况，最主要表现为因缺乏对旅游承载力的科学评估而超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开发。这种开发背离了生态旅游发展的初衷和积极意义，带来的是严重的生态威胁。在这种生态危机背后隐藏的实际是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严重失衡。具体表现为生态旅游系统内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如政府对生态旅游市场缺乏科学评估导致生态旅游地盲目开发，使其无法真正满足生态旅游者的高体验需要；旅游经营者和当地居民之间因为利益分配失衡带来旅游地发展危机；旅游经营者盲目扩大市场规模导致旅游产品供给违背生态原则；经济利益最大化与游客数量控制的矛盾无法协调等。长此以往，只会使生态旅游经济难以为继，最糟糕的是可能带来对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破坏，使得子孙后代付出代价。从经济学角度的意义来说意味着子孙后代丧失了未来选择和参与这些旅游活动的机会，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究其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凌驾于生态利益之上，利益诉求者割裂了与生态系统的联系，在孤立的经济系统内寻求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从长远来看其结果是事与愿违。 和谐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构建 （一）充分发挥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的生产者属性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是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所有参与者，在一般社会生产关系中，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但是在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中，他们不自觉的更多地以消费者的身份自居。事实上在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中，他们同样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不仅消费自然，向自然索取，同时也在进行能动的生产，这种生产不仅意味着发展旅游经济、增加物质财富，更意味着作为旅游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可以能动的建设自然，管理和调控人和自然的关系。比如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改善自然，拯救濒危资源；通过教育的进步来教育人类，提高环保意识；通过制度的创新来改进管理、科学决策；通过法制的健全来规范、引导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使之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只有充分认识到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充分发挥能动的建设者作用，主动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才能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实现生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 （二）充分发挥旅游地居民的能动作用 有别于传统旅游开发的是，生态旅游开发应当充分强调当地居民在环境、资源保护中的主力作用。传统的旅游开发往往强调旅游者对环境的爱护，重视旅游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忽视对当地居民直接经济利益的影响。事实上当地居民应当是保护旅游景区最为重要的力量，他们居于旅游环境中，对环境保护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居民自身对生活环境的美学追求，更多的来源于因所居地独特的环境和资源优势而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这也意味着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他们也将是最直接的受损者。因此即便多数居民未必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是对于所居环境和资源却有着朴素而直观的保护意识。因此在生态旅游开发中，应当充分利用当地居民的这种环保意识，并将这种直观意识转化为更为积极主动的意识，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并加以传承，这样会使他们成为环境保护最直接而有效的力量。 （三）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生态环境资源属于公共资源，产权归属是模糊的，其消费没有排他性，生态旅游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试图能在活动中“分一杯羹”。但是该产品是有竞争性的，尤其当使用者人数足够多时，竞争性很大，即每个人对生态资源的消费活动都具有负外部性，都会降低其他人可以得到的资源质量，而个体在消费中是不可能考虑这种负外部性的，就会产生过度消费。因此如果单纯运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可避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这也是政府应当介入当地生态旅游经济开发的直接依据。政府应当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对生态旅游市场进行适度干预，为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比如政府可以在经济效益的考核评价机制上尝试进行改革，以此引导当地生态旅游的健康开发。如改变传统的投入―产出的效益评价机制，重新构建一套对生态旅游资源和环境价值可以进行定量评估的体系，将旅游项目开发可能带来的环境损益作为核心指标纳入该评价机制，并且严格推行，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就减少“急功近利”的旅游开发。再比如采取绿色GDP的核算体系，将反映经济活动的负面效应，比如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纳入核算体系，从现行GDP中予以扣除。尤其对于依赖生态旅游资源比较明显的地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成绩考核可以考虑采取这一指标，这也是对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的“急功近利”的经济开发的一种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引导。 （四）充分发挥资源共享优势并实现区域旅游竞合 旅游经济的开发必须考虑旅游基础设施承载力和旅游服务设施承载力， 它是旅游者能够顺利实现旅游目的的基本条件。因此旅游开发过程中，需要考虑在满足旅游地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同样为提高生态旅游地的可进入性，生态旅游开发也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关键是要尽量降低开发和保护的矛盾，一方面是做到合理的开发以及后期良好的经营管理， 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旅游资源的生命周期，这对旅游资源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在保证旅游地居民和旅游者需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旅游地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无疑是更有益的。比如可以规划区域的旅游竞合，从相对更大的生态系统空间范围去合理规划和共同发展生态旅游，整合旅游资源，充分利用已有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减少生态旅游开发地内的旅游设施开发，发挥区域生态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将开发可能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区域旅游竞合是区域旅游发展的优选之路，对于生态旅游来说，更需从区域范围内加强合作，才能更好地保持区域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与平衡性，从而真正促进生态旅游的持续发展。 因此在生态旅游经济发展中应当坚持遵循生态规律、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最终达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也是生态旅游经济开发的必然趋势。 旅游经济学论文:医疗旅游市场形成的经济学分析 以医疗旅游为研究对象，根据医疗旅游者的流向，对医疗旅游的需求与供给进行了分析，医疗旅游需求与供给受到医疗价格、医疗技术、就医等候时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影响因素不同，需求与供给的变化不同，医疗旅游市场形成的原因就不同。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健康也越来越重视，不但重视身体的健康也重视心理的健康。于是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健康的同时还追求身心的愉悦。所谓医疗旅游就是指人们在常住地的医疗保健服务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在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实惠的、特色的医疗保健等服务或活动的吸引下，到目的地接受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和旅游服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疾病治疗、休息疗养、美容整形、恢复青春等医疗护理活动与旅游度假、休闲、娱乐等活动有机融合在一起，让游客在娱乐享受中治病，在身心愉悦中康复。医疗保健是医疗旅游的首要目的，其他所有的休闲娱乐活动都是围绕它而开展的。 近年，医疗旅游产业发展很快，2004年全球产值为400亿美元，2006年增长为600亿美元，2012年1000亿美元。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时，医疗健康相关服务业将可能成为全球最大产业，观光休闲旅游相关服务业则是次于其的产业，两者相结合占世界GDP的22%。可见，医疗旅游产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然而，医疗旅游不是一种单纯的消费性的服务性产业，而是一种“生产+消费”的综合性产业。论文用供给-需求理论分析医疗旅游市场的形成，以更加清楚的认识和开发这一市场，为医疗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医疗旅游需求分析 所谓需求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价格条件下，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商品和劳务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所谓供给指卖者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价格条件下能够和愿意向买者提供的处在市场上的商品和劳务。需求和供给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前提。需求引起供给，供给满足需求，而需求又引起新的供给。 尽管每个国家都在尽最大努力来满足本国人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资源都是有限的，都不足以满足本国所有人的需求。于是在本国不能满足医疗需求的情况下，部分患者转向国外就医。虽然，促使医疗旅游产生的条件和因素很多，但是其中最关键原因的是：国际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医疗技术与服务等的巨大差异。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医疗技术水平高，医疗设施先进，但是医疗保险范围有限，而且医疗保险费用很高，承担不起高昂医疗费用的中低收入者就会寻求到医疗费用比较低廉的国外就医。如印度的心脏病治疗水平已和美国相当。但是医疗费用比美国低很多，例如心脏搭桥手术，在印度只需要1万美元，在美国有医疗保险的最低要5万多美元，没有医疗保险的最低要12万多美元 。 以加拿大、英国为代表的提供全民免费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需要满足全民所有医疗保健需求，在一定的时间特定的医疗设施必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那么患者就只能排队等候就医。例如，英国卫生部在2007年3月对20万病人进行调查，发现48%的病人在排队等候18周以内能接受治疗、30%的病人等候30周之后才能接受治疗、12.4%的病人需要等候一年以上。然而，疾病是不宜拖延的，具有较强支付能力不愿意等候的患者，就转向国外医疗旅游。 以迪拜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中的高收入者，在对本国医疗技术水平不满意的情况下，到国外寻求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例如许多中东国家的国民纷纷到德国等发达国家医疗旅游。 被他国传统或特色的医疗旅游文化、技术或手段吸引的特殊医疗旅游者，如被印度的瑜伽、中国针灸、泰国的变性手术、巴西和韩国的美容整形等，吸引他们的是医疗技术本身的特殊性，基本上与疾病无关。综上，医疗旅游的需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本国医疗供给不足，患者到国外满足医疗需求。 根据医疗旅游的目的，医疗旅游可以大体上分为两大类，疾病治疗类医疗旅游和非疾病治疗类医疗旅游。如果说医疗旅游属于弹性需求，那么疾病治疗类医疗旅游则属于刚性需求，毕竟很多人会为了治病会倾尽全力，甚至借钱治病。 二、医疗旅游供给分析 医疗旅游供给与其它产品供给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一般的产品供给是产品移动以满足市场需求，而医疗旅游的供给是产品不动，需求者移动寻求满足。另外，一般的产品是可以讨价还价，但是一个国家的医疗项目一经确定价格，除了国家政策引起的价格调整，患者是没有机会和院方讨价还价的。因此，医疗旅游的价格水平是不同国家之间同类产品的比较。例，若日本和韩国都可以提供水平相当的面部拉皮手术，但韩国价格较日本要相对低廉，那么医疗旅游者一般会选择去韩国医疗旅游，而不会选择去日本。 医疗旅游业是一个人均消费相对较高的产业，目前医疗旅游行业人均消费为10000 美元，这对于带动一个国家的医疗、酒店、餐钦、航空、法律、保险、培训等行业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了医疗旅游的高收益性，通过公派医生到发达国家进修、进口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建设医疗旅游产业园等措施以提高本国医疗旅游的供给水平。但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一个国家的供给水平是有限的，因为一个医院的床位、主治医生的人数等在一定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满足医疗旅游市场的部分需求。 目前医疗旅游业已经初具规模，如亚洲的泰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瑞士、德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古巴，以及非洲的南非等国都已成为重要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大多数国家都以其独特的医疗旅游项目成为某方面的独特供给者，于是有某些特殊医疗旅游需求的患者只能前往特定国家才能满足其需求。 三、医疗旅游需求与供给的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医疗旅游多是自发性的，由患者本人或者亲友收集国外医疗机构的信息、联系医院、安排日程并去就医。由于医疗旅游服务的特殊性，使得境外所有医疗旅游公司基本都采用TPA（全称：Third Party Administration）模式，也就是由第三方管理机构完成医疗旅游产品的售前和售后服务。售前：主要是分析了解客户需求，对医疗服务供应单位进行符合国际标准的辅导和培训，建立医疗旅游数据库，做好机场接待、翻译，安排餐饮住宿、游览等工作。售后：质量监控、满意度调查、外汇结算、服务贸易统计、法律纠纷等的相关工作。售中的医疗服务由医院来完成。 在TPA模式中，患者、第三方管理机构、医院之间的需求和供给关系如图1所示。患者向第三方管理机构咨询有关医疗旅游的事宜，第三方机构了解客户需要并协助制定医疗旅游计划，如果患者对医疗旅游计划满意，就决定满足医疗旅游需求。第三方机构和医院之间的关系是评估医院的资质，并与医院合作开发医疗旅游项目。医院作为供给方满足医疗需求，旅游业满足患者的旅游需求。 医疗旅游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变动，不仅受医疗价格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医疗技术、就医等候时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图2中A、B、C、D四个图分表说明在不同因素影响下，医疗旅游需求与变动之间的关系。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者而言，本国医疗价格高，如果国外正好有合适的医疗项目，而医疗价格相对较低的话，就会选择出国医疗旅游。国内外价格相差越大，国外医疗技术越稳定，医疗旅游的需求就会增加（需求量就从D0移到D1），随之医疗旅游的供给就会增加（（供给量就从S0移到S1）具体如图2中的A图所示）。 对于英国等提供全民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中那些等候治疗时间很长的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患者而言，本国等候就医的时间过长，时间成本过高，如果国外正好有合适的医疗项目，而医疗价格可以承受的话，就会选择出国医疗旅游。如果国外医疗旅游价格越低，技术越稳定，医疗旅游的需求就会增加（需求量就从D0移到D1），随着医疗旅游需求的增加，国外医疗旅游的供给就会增加（（供给量就从S0移到S1）具体如图2中的C 所示）。 对于本国医疗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中高收入者而言，他们在本国难以得到值得信赖的医疗服务，在国外高超医疗技术水平的影响下，只要他们能够承受国外的医疗价格水平，就会选择到国外医疗旅游。国内外医疗技术水平与服务相差越大，医疗旅游的需求就越大（需求量就从D0移到D1），随着医疗旅游需求的增加，医疗旅游的供给就会增加（（供给量就从S0移到S1）具体如图2中的B所示）。 对于不同国家间提供的相同医疗旅游项目，其医疗旅游的需求则主要由不同国家间的价格来决定，相等技术水平条件下，相同的项目，价格越低的国家吸引力越大，价格降低，需求就增多（需求量就从D0移到D1），需求增多供给也相应增加（（供给量就从S0移到S1）具体如图2中的D所示）。 四、结论 由于各个国家医疗资源的局限性不能同时满足国民的所有医疗需求的客观存在。根据医疗旅游者的流动性规律发现，国际医疗价格、医疗技术、排队等候就医时间等是医疗旅游形成的主要因素。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医疗旅游市场，这些因素对医疗旅游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影响也不一样。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者因本国医疗费用高昂，国外医疗旅游价格低而产生出国医疗旅游的需求，与之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该类医疗旅游供给增加；实行全民医疗旅游的发达国家因为就医人数众多，就医等候时间延长而产生自费出国医疗旅游需求，与之对应的是世界其他国家医疗旅游供给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有钱人因为国外医疗先进的医疗技术而产生出国医疗旅游的需求，与之对应的是发达国家医疗旅游供给的增加。 （作者单位：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旅游与休闲管理系） 旅游经济学论文:本科高校旅游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若干思考 摘 要：本文从本科高校旅游专业学生的特点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在旅游专业中西方经济学教学所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教材内容更新、案例教学、互动性教学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与改进措施。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旅游专业 教学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旅游市场的扩大，对旅游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急速增长。据2009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显示，2000年，我国设置旅游专业的本科高等院校为252所，在校生7.35万人，而到2009年末，全国设置旅游专业的本科高等院校已有852所，在校生49.84万人，比2000年分别增长338%和677.5%。旅游专业作为管理类专业，其本科教学必然要设置西方经济学课程，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使学生了解现实的经济社会，以及加深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同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目前，我国各本科高校旅游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表现为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相脱节、经典理论与前沿动态理论相脱节、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互动不平衡等。如何提高本科高校旅游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1 本科旅游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学生形象思维强于逻辑思维的特点与西方经济学教学数理化趋势的矛盾 本科高校旅游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理工科专业学生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旅游专业的学生形象思维较强，而逻辑思维较弱，对故事化、形象化的讲解内容非常感兴趣，而对数理推导、公式和图表则感到害怕甚至回避。在讲解西方经济学时，当老师讲到经济学家的生平以及经济理论案例时，学生的兴趣较浓厚，但是当老师讲到复杂的经济模型，学生的学习兴趣则降低。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希望老师能把复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转化为一门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然而现实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往往注重经济定理的推导和数学模型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文化的讲解较少，这导致旅游专业学生普遍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学习兴趣难以提高。其次，旅游专业的学生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相对薄弱。旅游专业学生大多数是文科生，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而数理知识储备方面比较不足，然而，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借助数理模型来解释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的学科，其教学内容充满大量的数学公式、图形和表格，它的理论性和逻辑性较强，这加大了旅游专业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性。 1.2 旅游专业重视应用性人才的培养与西方经济学教学偏理论化的矛盾 旅游专业是我国本科高校近十几年来新开设的专业，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本科高校旅游专业的毕业生大多数进入旅游企业从事管理工作，而非进入科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然而西方经济学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其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从边际成本理论、完全竞争理论、供给理论和凯恩斯理论，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和推理上，这使西方经济学显得高深复杂，这对于偏感性思维的旅游专业学生来说显然是不利的。事实上，西方经济学所提示的经济规律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是间接的，因此，给大多数学生造成的印象是西方经济学离现实生活很遥远，难以利用所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其次，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一成不变，也使它不能适应旅游专业的教学要求，从而降低了它在旅游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1.3 旅游专业培养新型旅游人才的目标与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与时代脱节的矛盾 本科高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即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技能，能在旅游相关领域从事实际工作的新型人才。然而，目前我国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过于陈旧，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我国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微观部分主要以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为主，宏观部分以凯恩斯国民经济的论为主，这两大理论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形成，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当初适合这两大经济理论的社会环境早已改变，现代经济现象日趋复杂，如果我们还用十年前的理论来解释现代社会经济，那显然是不合时宜。经典理论的学习虽然能使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精髓，但经典理论与现实前沿问题的脱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事实上，许多崭新的理论不断丰富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比如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博弈论、当代国际贸易和产业经济学理论等，这些最新的理论体现了学者们对于现实世界更深的思考，使得西方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进一步强，但是这些前沿的理论却很少在旅游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体现，结果进一步拉开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使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与时代脱节。 2 建议与措施 2.1 加强教材建设，使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适应旅游专业的特点 旅游专业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目的是树立基本的经济观念，掌握必要的基本经济知识，以及初具分析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首先，为了适应新时代旅游人才的培养，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编写要突出对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由于旅游专业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课时一般较少，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教学不必面面俱到，必须有重点地删减，突出重点，又要详略得当，本着“必需和够用”的原则，合理取舍教学内容，从而加强教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1]。其次，西方经济学教材应包含当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吸收前沿研究理论，在内容上不断吐故纳新，选用适合旅游专业自身特点、新版的、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教材除了包含经典经济学思想以外，还应该包含其他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比如博弈论、逆向选择、不对称信息等问题，补充其它学派的理论，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剑桥学派等观点以及思想，使学生充分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以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独立研究和应用能力[2]。 2.2 使用适合旅游专业特点的案例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西方经济学很多理论知识晦涩难懂，并且包含不少的数学公式和图表，使学生特别是文科专业学生理解起来有些困难，这就需要大量生动和形象的案例对教材中的理论进行解析[3]。案例教学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在20世纪初最初应用于法学与医学专业，后来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师应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平时注意多点从报纸、网络和新闻中搜集整理相关案例，建立丰富多彩的的案例库。在案例的选择上，我们要遵循以下二个原则：第一，案例的选择要充分体现旅游专业特点。比如在讲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时，可以结合人们对旅游的需求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大量涌现的，属于较高层级的精神需求。在讲解需求的价格弹性时，以酒店客房的定价为例，分析什么时候酒店应当涨价，什么时候酒店应该降价，价格的变动对酒店总收益的影响。在讲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可以联系我国目前银行准备金率和银行存款利率一再下调的情况，并且让学生把我国目前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凯恩斯赤字财政政策进行对比分析。第二，案例的选择要使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当前经济现状的实际较好地结合起来。如果选取的案例过于陈旧，就会让学生觉得经济学脱离现实，说服力不强，从而挫伤学生学习经济学的积极性，应该从人们日常生活中选取学生所熟悉的现象和问题，比如，我国目前发生热点经济问题，房产政策的调整和银行利率的变化，使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弱化其理论性强的特点，让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有切身体会和理解。 2.3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主动性 如果教师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单纯采用灌输式、讲解式的手段来向学生传授经济学的理论，其教学效果必然不会太理想。要想解决以上的问题，教师应该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如启发式、多媒体以及开放互动式等灵活的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主动能动性[4]。首先，教学通过开展大量有针对性的提问来启发学生对经济学的思考，一方面教师要对学生进行的提问，比如在介绍“机会成本”这一概念时，便可以用“你们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是多少”这样简单又实际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从而进一步引入相应理论的介绍；另一方面，鼓励学生对教师进行的问题，通过提问式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充分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养成主动积极地学习的习惯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还营造了民主的学术氛围。其次，利用多媒体教学来提高教学效果，通过使用多媒体教学，使教学内容以图、文、声、像并茂的形式演示出来，这样不仅缩短教师在黑板上板书的时间，加大课堂信息量，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积极采取开放互动的教学方法，以活跃课堂气氛。教师可以选择与旅游领域有关的经济事件及相应数据作为案例来开展课堂讨论，比如利率的调整对我国酒店业的影响？我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旅游市场的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开展课堂讨论，使课堂气氛调动起来，促使学生对经济学主动思考[5]。 2.4 结合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增强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前沿性 西方经济学授课内容只有不断随社会变化而改新，及时吸收前沿理论的最新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最新问题和最新动向，突出教学内容的时代特征，使得教学内容与时代、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使学生对它产生认同感，进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仅仅讲授经济原理，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促使学生主动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然而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更新速度相对较为缓慢，前沿的理论及案例一般不会出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学过于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对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不加选择就全盘接受，从而削弱了学生学习经济学的积极性。针对这样的现象，教师应该注重自身的学习，追踪最前沿的理论及实践、政策热点，不断更新原有的教学内容，同时加强科学研究，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将研究成果积极融入教学活动中。 旅游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视域下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问题研究 [摘要]旅游危机事件高发已经成为制约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威胁。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事件具有爆发频次更快、治理难度更艰巨、涉及范围更大、调控意义更大的显著特点。其形成原因不但在于特殊生态环境，更与复杂敏感的民族关系和国家制度安排有关。因此，管理对策在于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系列制度创新，及时构建预防机制、应急机制和恢复机制，实现旅游危机管理的制度化和高效化。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制度成因；应对机制 旅游业发展最主要的影响要素是旅游环境安全。但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事件此起彼伏，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威胁。因此，及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新对策，势在必行。 一、旅游危机的内涵、类别及演化机理分析 旅游危机指的是对旅游者、旅游业和旅游目的地安全和良性运行状态形成严重威胁、需要及时加以调控的各类非预期性事件，对旅游业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它具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突发性。由于人类自身认识不足、危机长期潜伏等内外部原因结合，旅游危机在条件成熟时会突然爆发，并迅速蔓延。事件的紧迫性要求人类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进行化解。否则只能措手不及，后果严重；二是危害性。由于出乎人类预期，旅游危机带来的是群体性生命财产安全受损，并对正常的产业运行和社会秩序形成严重威胁，还造成社会恐慌甚至动荡；三是公共性。由于旅游系统和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互相交织，一旦旅游危机发生，必将引发相关系统“共振”，形成“连锁反应”，并在短期内演化成为公共领域危机；四是可调控性。危机的发生虽然有其偶然性，但偶然之中有必然，其背后必定蕴含内在演化机制和规律。形成原因除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之外，还有人类的主观意识有很大关系，因此，人类只要进行科学研究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旅游危机并不可怕，也可以得到很快化解，甚至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契机。 造成旅游危机的因素极其多样，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层面作出不同归类。基于诱因视角，本文将其划分为自然灾害型、经济社会型、疾病卫生型、综合型四类。其中，自然灾害型由火山、地震、泥石流、台风、暴雨、洪水、火灾、冷冻、雪灾、海啸、雷电等引起，经济社会型由经济危机、政治动乱、军事冲突、局部战争、恐怖袭击、文化隔阂、宗教对抗、安全事故、社会谣言等原因引发，疾病卫生型主要由人类或动物流行病（如甲型H1N1流感、口蹄疫等）引发，多表现为突发性卫生公共事件，综合型由以上因素综合形成，加大了社会和产业秩序重构的成本。 旅游危机有自身演变过程和规律。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可划分为五大演化阶段：潜伏期，以静态形式存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酝酿的长期性，不以为人类所察觉；爆发期，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爆发条件具备，危机经过酝酿阶段后突然爆发；蔓延期，以极快速度在大范围内扩散，波及各个旅游行业；衰退期，由于自身影响力的减弱和人类应对措施控制，危机趋于缓和，旅游经济损失减弱；消亡期，危机消失，社会经济秩序趋于正常，旅游业开始复苏。因此，人类危机管理模式也经历预防、预警、控制和恢复等演化阶段，同时具有非程序化、信息非对称性和风险性特点，必须在实践中体现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常态性特征。 二、转型期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问题凸显 （一）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表象的特殊性 除体现公共危机共有特点外，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还具有如下个性化特征： 1.爆发频次较多 和内地及其他民族地区相比，由于环境特殊，西部民族地区近年来发生了一些旅游危机事件。这给西部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2.应对难度更巨 复杂多样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使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治理难度加大。例如，西部地区多大高原、大沙漠、大戈壁，河流纵横分布，峡谷沟壑密集，交通建设滞后，救援人员进入很难，应对工作开展缓慢；部分地区地处海拔较高，使外部救援者适应救援环境较为困难：本区域内多民族聚居、杂居，社区群众和救援队伍之间无法开展有效交流；民族地区地处生态边缘区，生态环境恶化态势逆转绝非易事，费时费力；信息技术不发达，旅游危机信息不对称，助长了谣言的传播和扩散。 3.涉及范围更广 旅游危机事件涉及到西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关系、经济格局、社会状况、自然灾害、恐怖活动、犯罪现象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互相交织，互相重叠，牵扯众多；旅游危机影响不但对西部产生威胁，还波及中国甚至世界，对全球旅游业发展和地缘稳定具有巨大危害；西部边界线漫长，接壤国家多，跨界民族多，部分敌对势力具有国际背景，使旅游危机影响具有跨国境性，因此应对措施也需考虑国际国内形势和相关群体利益。 4.调控意义更大 西部民族地区地处文化生态双重边缘区，发展现代文化旅游业为明智之举，因此，旅游危机对现代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制约和危害显而易见。一是旅游投资环境受到影响。由于恐怖活动和社会犯罪事件多发，外来投资者信心不足，导致投资减少，经济下滑；二是旅游收入受到影响。由于害怕在旅途中出现不测，许多居民不愿意前去西部边疆地区，导致客流减少；由于安全的旅游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旅游者不敢在夜晚出来休闲，极大影响了本地少数民族居民旅游收入增长：三是社会经济类事件尤其是暴力恐怖活动影响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严重破坏边疆安定团结，威胁国家形象。因此，旅游危机治理和应对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促进边疆居民增收，增强精神文明建设，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二）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内在机理的特殊性 1.生态环境特殊脆弱 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使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及其脆弱，为典型风沙区、水土流失多灾区、多地震区和高寒灾害区，也是生态类旅游危机多发区。一方面，自然条件本身恶劣。西北民族地区密集分布大尺度自然地表景观，地表结构复杂多变，远离海洋，地表植被稀少，土质疏松，大风、沙尘暴频繁爆发且比较严重；为世界两大板块（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与我国三大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藏高原）交界地带，地质构造复杂，地壳运动活跃，为典型地震带。另一方面，处于人口压力和政治原因，盲目过度开发，自然环境趋于恶化，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指数早已超过了安全临界线或警戒线。 2.民族关系敏感复杂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各民族各族群之间和睦相处，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民族关系，为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得出现一些民族矛盾，民族关系问题凸显。一是产权制度不完善影响民族关系。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石油、煤、天然气能源和矿产资源储量丰富，但由于产权制度的不合理，国家对其进行低价收购，当地居民没有享受到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反而还要承担环境污染等经济社会成本。从而影响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二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影响民族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国家首先开发沿海地区，西部民族地区暂时未纳入开发范围，引起少数民族的社会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容易形成民族隔阂，给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三是社会转型中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转变影响民族关系。我国“橄榄型”或者“洋葱头型”社会结构尚未发育形成。不完全“哑铃型”或者不完全“生梨型”结构形态在短期内很难完全改变，阶层之间关系出现紧张，为旅游危机事件爆发埋下隐患；四是敌对势力的介入和破坏影响民族关系。在中国崛起大背景下，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等利用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活动猖獗，给西部边疆地区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带来负面影响。 3.旅游危机应对机制更为欠缺 我国危机应对机制整体不健全，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应对更为不足。旅游危机教育方面，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缺少忧患意识，对旅游危机的潜在性、旅游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认识不清。在旅游危机到来前缺少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致使社会容易出现大面积恐慌，也使旅游危机管理成本大为增加；组织制度方面，现有行政管理体系复杂，一旦危机发生，各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无法及时统筹协调，管理和运行机制不畅；管理体系建设方面，旅游危机等尚未纳入管理绩效考核议程，危机风险评估和管理等工作尚未启动；惩罚机制方面，缺少问责追究制度，不能够对责任人形成威慑态势，也使管理者对旅游危机缺乏高度警惕；硬件建设方面，投入不足，无法提供必要的配套设施，增大了危机应对难度；信息传播和舆情引导方面，官方旅游危机信息不及时，强化了公众以及旅游者对旅游危机的感知强度和恐惧心理，容易出现国民国家信任危机。 三、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管理对策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政府为主体，对旅游危机应对模式进行创新，确保旅游业安全运行。具体对策选择如下： （一）理念创新 一是对旅游危机危害认识须创新。政府、企业、社区和相关组织须以非传统安全理念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旅游危机的危害保持清醒认识，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旅游业安全稳定保持高度警觉，将安全管理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同时采取适合民族地区区情的特色危机应对模式，积极构建完整应对体系和框架，从战略提升区域民族旅游竞争力，实现边疆和谐、产业繁荣、人民安居和国家稳定。 二是对旅游危机效应认识须创新。任何事物发展都存在两面性，“祸兮，福之所倚”，“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对旅游危机带来的影响需要保持辩证认识，既要看到其巨大危害，认识到有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和连锁反应。也要理性看待旅游和危机的关系。意识到危机也许就是难得的一次发展机遇，旅游危机蕴藏产业优化和转型机遇，对提高旅游景点和目的地知名度、提升产业抗波动能力、拓展潜在客源市场与健全社会管理机制方面都具有很大价值，从而化“危”为“机”，因势利导，及时抓住机遇实现西部发展。 （二）制度创新 组织制度方面。建立常设性专业危机应对组织或机构，专门负责应对危机事件和突发事件，避免政出多门导致的效率低下，并随时做出分析预测，在反恐、灾害预测和控制疾病流行方面加强合作与沟通，为旅游消费者出行提供及时的信息与建议；在有效发挥政府力量外，需要扩大危机管理参与主体，吸纳专家学者、技术精英、宗教领袖、社区和公众，改变传统单一主体模式为多元管理模式，最大限度整合各类资源，提高旅游危机管理效果。 法律制度方面。加快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变传统“急事急办”、“大事大办”、“无事不办”的决策模式为常规化模式，通过法律规范危机管理主体职责，改变以往政府官员和社会管理者权责不对等现象，建立旅游危机事故问责制，依法追究危机应对不力责任人，对因玩忽职守、谎报、漏报信息等造成重大损失者坚决追究法律责任并给予严厉处置，同时支持媒体和公众进行监督，保持一种高压威慑态势，从而为危机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通过规范化、系统化法律制度建设改变推委扯皮现象，强化相关人员责任意识、危机意识，提高政府应对旅游危机效率。 信息披露制度方面，成立旅游安全信息中心，建立旅游安全官方发言人制度。定期披露安全信息，同时通过网络、手机、电视等渠道向公众及时相关信息，提前告知公众气象、地质灾害、社会安全等情况，提高安全预警能力。 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方面，纠正传统政绩考核制度的弊端和不足，在注重经济发展效应评估的基础上，丰富考核指标体系，增加危机管理绩效考核因子，细化危机预警和应对责任，逐步引导政府、相关机构和人员改变短视行为，提升旅游危机管理能力。 旅游教育制度方面。依据旅游危机多发现实需要，改革旅游教育内容，增加安全教育板块，进行危机事件处置演练，通过多种途径在国民和管理者中逐步普及旅游危机应对理论和技能教育，树立危机意识，消除麻痹心理、侥幸心理，掌握必要的应对技能尤其是应急救援技能，提高危机反应能力：在导游等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或资质年审中增加应对危机事件环节。使产业从业者具备一定领导组织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做好旅游安全管理人才培养：在旅游者中间加强安全教育和宣传，分发《旅游安全行动指南》等材料，以防止危机到来时惊慌失措局面发生。从而减小事件带来的损失，为危机应对提供智力支持。 财政税收和金融保险制度方面，国家必须将公共安全和旅游危机预备费纳入预算之内，专门划拨或增加相关财政经费支出，做好“公共物品”供给。改善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旅游区设施和经费投入不足问题。缩小财政支持差距导致的风险和损失，同时对因旅游危机而遭受者给予适度财政补偿和财税优惠。为应付公共风险和旅游危机提供物质和资本支撑：保险行业要建立和完善旅游保险制度，开设特征保险，使旅游者通过购买旅游责任险、地震险、旅游意外伤害、旅游救援等险种降低成本，实现旅游业健康发展。 （三）机制创新 一是预防机制创新。针对旅游危机诱因，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在生态脆弱区和灾害频发区高质量实施绿化、净化工程，防止水土流失，消除生态类旅游危机隐患；切实关爱边疆民族地区弱势群体发展权和生存权。使其共享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带来的伟大成果，改善其生活状态，提高居民幸福指数和满意度，消除边缘感和相对被剥夺感，使民族关系和族群关系趋于和谐，从而降低社会类旅游危机发生几率；制定预案，及时修改完善，扩大其覆盖面和针对性，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启动预案，力求危机损失最小化；强化预警科技水平和人员配备，做好重点地带、重点人群、重点景区、重点时段的安全监控，对旅游危机保持高度的警惕心，同时提供物质储备（如灭火器、报警器、急救包、氧气袋等），完善救援系统，有效预防危机；加大旅游安全问题检查，在主要旅游集散中心和景区安排专人负责进行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二是应急机制创新。一旦旅游危机发生要立即形成快速反应机制。旅游危机处置机构立即控制局面，启动预案，在第一时间派专人赶赴现场，保护人民群众和旅游者生命财产安全，防止事态扩大或恶化；及时披露事件发生情况，疏导和把握舆论导向，保障公众知情权，做到信息透明化、解读准确化，改变传统“内紧外松”传播策略，防止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公众恐慌和猜疑，从信息源上制止不良信息恶意传播，避免广大人民群众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建立合作机制，必要时开展国际合作，形成多元有效治理体系。旅游企业要采取多元化战略，及时转换开发思维，推出替代性旅游产品，树立良好新形象，为后续开发提供契机。 三是恢复机制创新。旅游危机消退后，及时开展评估工作，总结经验；防止媒体失语现象发生，利用公共关系模式宣传报道旅游活动最新进展，消除危机时期留下的负面印象。迅速重塑和树立“和谐西部。民族廊道，多彩家园”旅游形象，凸显安全特征，提升旅游市场消费信心指数；精心策划，利用危机事件推出新型旅游产品，形成市场新卖点、新爆点，如在泥石流灾害地开展黑色旅游，在地震灾害地开发地震旅游，建设灾害纪念馆，使旅游市场重新启动。 旅游经济学论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贵州“红色旅游”的价值 摘要：本文主要是通过收集和分析贵州旅游业和红色旅游的相关资料和数据，从本质上去了解“红色旅游”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对制约贵州红色旅游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对促进贵州红色旅游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和对策，从而去诠释贵州红色旅游的价值。 关键词：红色旅游；资源稀缺性；第三产业；经济发展 一、贵州红色旅游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持续高速增长，根据《贵州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贵州的国内旅游人数由2001年的 2100万人次上升到2010年的12863万人次，入境旅游人数由2001年的20.55万人次增长到2010年的50.01万人次。而据贵州省旅游局统计数据表明，2005-2010年贵州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4380.71万人次。其中接待入境游客9.03万人次，红色旅游综合收入223.13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全省红色旅游呈强势发展势头。 二、红色旅游对贵州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红色旅游资源的稀缺性主要表现在： （1）红色旅游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如同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一样，中国革命的历史遗存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红色旅游资源只有全国的部分省份的部分地区拥有少量，而且由于其的脆弱性使得红色旅游资源因为受到自然或人为的破坏而越来越少。 （2）红色旅游资源的脆弱性。红色旅游资源主要包括革命纪念地、标志物及其所承载的基本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等，其中的记录相关历史的书籍、报刊，有纪念意义和革命精神的衣物等物品由于时间的流逝而很容易受到自然或人为的破坏，而建筑等也容易因为自然灾害或人为的原因遭到破坏。 （3）红色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垄断性。每一种红色旅游资源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所代表的精神传承，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其不可再生性，使得不可能再出现具有相同意义的历史遗存出现。特别是以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形成的红色文化遗存，更具有垄断性。 三、贵州省红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地理位置不佳。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云贵高原之上，地形相对复杂。贵州省内部交通网络建设由于地形因素而相对落后，使得很多红色旅游景点的交通不便，可进入性较差，这也给红色旅游的线路发展带来了困难。交通设施建设已成为制约贵州红色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 2.经济水平偏低。贵州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省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偏低，而经济总量不高使得针对旅游的投资额较少，导致红色旅游景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亟待改善；而人均收入偏低，使得省内居民的旅游需求不足，难以对红色旅游的发展产生带动作用。 3.旅游经济发展的观念相对滞后、体制的创新性不足。如何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拉动贵州省旅游经济的快速提升，实现贵州省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要转变贵州省旅游经济发展的观念，进行体质的创新。而贵州在面对日益开放、多元化竞争愈演愈烈的市场环境下，仍然没有完全地摈弃陈旧的发展观念和模式，对旅游市场的培育未形成足够的认识和创新。 4.管理和经营体制陈旧， 旅游管理者素质较低。目前贵州的红色旅游资源仍属多个部门共同管理，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导致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受到多重制约，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而管理者的严重疏忽，让很多不法经营者违法经营，擅自提价、变相涨价，使得景区强买强卖的现象十分严重，严重地影响了红色旅游景区的形象，降低了游客的“回头率”。 5.红色文化挖掘程度不深，旅游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红色旅游是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而大多数的红色景区在开发时并没有或很少融入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而对红色文化的挖掘程度也相对浅显，部分景点的建设形式与展示内容雷同。贵州的红色旅游基本上是以分散的单个的参观点为主，未能很好地与贵州当地自然资源、风土人情相结合，严重的削弱了红色旅游资源自身的经济利用价值。 四、对于存在的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1.改变落后观念，实施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贵州想要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只有改变落后的观念，积极创新体制，充分认识到旅游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性，将旅游业纳入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切实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实施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树立全社会共同发展大旅游的共识。 2.加快红色旅游发展规划、进行综合旅游开发。发展旅游业， 首先要有系统、完善、可行的旅游规划。贵州省红红色旅游规划的滞后性、非科学性还是非常的显著。所以，我们发展贵州省红色旅游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科学可行的旅游规划。 3.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相关基础设施。2005-2010年国家对贵州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投入8616万元，地方财政投入3000万元，引入民间资金11276万元，有力地促进了红色旅游的强势发展。通过完善交通网络，进一步改善旅游交通条件，形成便捷、快速的交通网络，来提高旅游景点的可进入性。依托于景区景点及城市相关接待设施的完善，改善供水、供电、安全、卫生等条件，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 4.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客源共享。要发展好贵州的红色旅游，区域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从省内和国内两方面来进行合作。一是加强省内各个红色旅游地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红色旅游区，并创立一个旅游品牌，二是要加强国内各个红色旅游大省之间的合作，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实施客源共享。 5.挖掘红色旅游资源，结合生态资源，走有贵州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贵州除了比较有名的遵义会议会址、黎平会议会址、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红色旅游胜地以外，还有娄山关、猴场会议等不为众人所熟知的红色旅游景区。只有深入挖掘贵州的红色旅游资源，将贵州省内的红色旅游资源结合起来，创建自己的品牌形象，结合贵州所特有的生态资源，走一条有贵州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才能更好地发展贵州的红色旅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