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缅怀中国传统教育 [摘 要] 南怀瑾大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大学》的主旨，从《大学》精要之“四纲”讲起，衔接求证大道学养之“七证”与内明外用之“八目”，并用儒释道及中外史实假以做解。反观中国当今教育，教育之主旨已然发生偏离。南怀瑾大师祥解《大学》，意在缅怀传统教育，缅怀其做人之学的教育主旨，忧当今教育之缺失。 [关键词] 内外兼修；做人之道；传统教育；现代教育 一、传统教育之主旨 大学之道是内圣外王的做人之道，大学之道在于教导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而这也是传统教育的主旨。 （一）大学之道。南怀瑾大师将《大学》解释为“大人之学”，所谓“大人”就是学识修养皆达到一个水准的内外兼修之士，要做到“大人”，仅仅是饱学之士是不够的，还要是谦谦君子；仅仅是自我修身养性是不够的，还要惠及他人。 （二）内外兼修。作为对“三纲八目”说法的修正，南怀瑾将《大学》之精要提炼为“四纲”“七证”“八目”，皆为内外兼修的寻求之道。 “四纲”是指大学之道的大道、明明德、亲民及至善。大学之道的“大道”，是四纲之首，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是人自立立人而达于至善之道。大学之道的“大道”包括内明与外用：内明即是“明明德”，即是人要有自知之明，明自己，从而达到人自立；外用即是“亲民”，是在“明明德”的基础之上，由内而外，推己及人，从而达到己立人。内明与外用均达到了，就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知、止、定、静、安、虑、得”这“七证”是求证大道学养的步骤。“知”不是能，不是知道，而是指个体自己亲身感知、感觉得到的。对“止”的理解是在“知”与“止”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知”是主，在前；“止”是宾，在后。“止”字也分为“内明”之“止”与“外用”之止。前者是指个体明白自己的心理心态。后者则是指个体怎样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做到恰如其分的止。“定”是指心定，安定，定即是佛学中的“禅定”。“静”是定慧的最高境界，是心理修养的最高层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概是定境的最佳诠释。“静”是指人心理层面，而“安”是指身体层面。与现代忧思、忧虑之意不同，大学之“虑”在“思”，是细致宁静的，而不是跳跃不定虚妄不在的“想”。“得”的意思在于，经过前面几个层次的修养以后，思虑开发了，就能够达到内明明德的境界，见到真正的成果。至此，个体也就达到了修身养性的内明之道。 作为具体实现大学之道的“八目”，也同样有内明与外用之学的区分。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修养身心的内明之道，继而从己出发，推广出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用之道，达到内外兼修的最高境界。 “格物”不是程朱理学曲解的“格去心中的物欲”，而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致知”与“七证”中的“知”是共通的，是所知，而不是能知。接下来是“诚意”，要诚其意，就不能自欺，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修身在正其心。“心”是生理、精神合一的代号，既不唯心，也不唯物。《大学》中“修身”的道理，有身体内所表达在外形行为的态色，还有身体内在生理习性所发生的“恐惧”“好乐”和“喜、怒、哀、乐”等情绪需要修整的学问。 自立内明之学达到一定水准时，就可成为“贤人”，而要成为“圣人”，需要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传统教育之主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大道”到“明明德”，是每个人自立自修的学问，是内圣内明之学。再由“明明德”到“亲民”，是真正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用之学。从内明修养到外用之功，皆达到一个水准，才算是达到了“至善”的境界，才意味着人伦大道的完成。 二、现代教育之缺失 从《大学》中，我们读出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明外用之道，此乃传统教育之根本。反观现代教育，我们在人格教育之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知识技能以爆炸式的速度不断增长的同时，人格培养的缺失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的教育求多，求快，基本的人格养成教育严重缺失。人格教育缺失的恶果在当今社会已在开始显现，“食品安全危机”“诚信危机”等都是教育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文化教育的失败，造成人与人之间无信，人既不信己，也不信人，人人自危。 南怀瑾大师明确表示对现代教育持失望的态度，并认为，中国近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教育问题。中国的未来在人才，人才的核心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做人”。教育必须要正本清源，牢固以做人为根本的教育原则为此，南怀瑾大师在儿童教育视为解决之道，鼓励开展儿童读经运动。 三、结语 南怀瑾通过从儒释道等方面对原本《大学》做出详尽解释，为我们展示了内圣外王的大学之道。做事先做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是我们传统教育的主旨所在，而今，教育的马车已偏离轨道，越行越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塑造的不仅仅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民族的秉性、灵魂与未来。教育的目标崇高而远大，引用宋儒张横渠的话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情境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传统的教育理论相当程度地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教学实践，而引进的多种现代教育理论，在给我们带来清新空气的同时，尚难以通过与中国教育实践的整合形成体系。所以，努力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学就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任务。李吉林老师提出的关于儿童情感与思维发展规律的理论，将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的教育主张，以及所构建的情感与认知结合获得教学高效能的课程范式等情境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许多原创性研究对大幅度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项研究是全方位的，试图从多元角度寻求实施情境教育的途径，找出实施情境教育的规律。应当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给我们很多启示。理论的准备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李吉林老师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对小学教育，而且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认为，李吉林老师从“意境说”中概括出了“真、美、情、思”四大特点，构建了情境教育的基本理论和课程模式，这是情境教育的理念精髓，是人本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继承着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同时，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 真——真实情境的感受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传统教育把树立教师的权威地位，培养学生唯上、唯书作为实现教育任务的前提。实践证明，情境教育所阐明的教育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情境教育认为，给儿童一个真实的世界——走进大自然，体验社会生活，为儿童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观、可以闻、可以触摸、可以与之对话的多彩的世界，将学科教学的内容与生活的真实相沟通，这一切都会形成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因此，要追求教育与真实环境相融合，让儿童在感受“真”、领悟“真”中长大，以利于儿童认知、情感、思维的发展。从“真”出发，由“真”去启迪“智”，去追求“美”，去崇尚“善”。 美——突出美育的功能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美育是教育的目标，不单纯是学校教育的一项具体的工作。现在学校教育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不是把美育看成贯穿在学校全部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目标，而是把它看成艺术教师的一项工作。美育是一种自由的形态，是润物细无声地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使人具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世界，并将这种精神渗透到整个内心世界与生活中去，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力量。美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而且是要美化人自身，帮助学生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培育美的情操，形成美的人格。因而，美育的根本宗旨是培育学生的人格和心灵。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其实，教育中也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自觉地进行美育。我们将美育的教育目标最终转化为自觉的教育活动，就是在创造美的教育。李吉林老师深感教学中的美，以“美”作为培养儿童创新精神的土壤。认为美既能启智又能育德，既能冶情又能发辞，具有全方位的育人功能。她倡导以美摆脱各科教学的单纯工具性的抽象理性压力，以美感的笼罩，使各科教学的文化内涵得到顺乎自然的体现，工具性包容的知识和实践，镶嵌在浸润了文化艺术的、美的情境中。从而使知识变活了，变得有血有肉，变得丰富而具神采。 情——教育过程的愉悦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过去许多教师和家长都以结果的愉悦作为教育的最高追求。于是，教师和父母常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包括对学生身心所施加的几近残酷的压力，都归结为“为了孩子好”这种善良的愿望。而情境教育则不然，她高度重视教育的过程，特别是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心理体验。认为使学生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形成学生持续发展的心理动因，才能使学生通过过程的积淀最终形成良好的基础素质。李吉林老师强调“情”是情境教育的命脉。当儿童在教师引领下，进入情境时，情感便链接在教师、学生、教材之间，相互牵动着、影响着。她概括出的“以情为纽带”作为情境课程重要的操作要义之一，而又进一步明确了优化的情境必然会激起儿童热烈的情绪，产生投入学习活动的主观需求，感受学习活动带给他们的快乐与满足，并在其中受到熏陶感染。从而因为情感的作用，使教师的真情、期待、激励，衍化出学生的自信，使儿童的思维、想象、记忆等系列的智力活动处于最佳的状态，这就将认知与情感、学习与审美、教育与文化综合地在课程中体现出来，实现了教育过程的愉悦。 思——重视形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使教育事业面对许多新的不适应，产生许多新的困惑，而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又引起我们对原有规律的思考。于是对规律把握的过程也就伴随着对规律不断探索的过程。李吉林老师从小学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枯燥乏味、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等现象带来的困惑出发，试图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由此感到教育理论的缺失。脑科学研究的进展为这种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她把思维作为脑科学成果在教育中应用的结合点和切入点，通过研究试图把当前教学改革从忽视思维、脱离思维的学习理论及其影响中，回归到学习的基本命题即学习与思维上来。这项研究从两种思维的基本智能理论出发，特别以发展形象思维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为重点，打破了长期以来思维研究强调单一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在这一基础上，又对思维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机制进行了探索。情境教育以“思”为核心，重视想象在发展儿童思维、培养儿童悟性方面的特殊作用，注意儿童想象力的发展。让儿童把观察与思维、观察与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儿童凭借想象，加深情感体验，从而把启迪儿童的想象，作为发展儿童创造性的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 教育是科学，教育是艺术，教育更是一种修炼。李吉林老师以其科学的造诣，艺术的涵养，特别是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孜孜以求的修炼，展现了高度的教育智慧，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教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也引领和推动了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看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摘 要：人品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和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它偏重儒学人文教育，以培养公共政治服务的官员仕人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当下的中国，人才和成功的定位往往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于是教育就显得非常功利，很少有人再以君子和高尚人品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从中国传统教育寻找先育人后教书的理论依据，探索教育发展的多元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教育；人品塑造工程；现代公民教育 人品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是人的良好素质和品行的体现。如果说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养受教育者立足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素质的话，那么这个素质的首要内容就是“健全的人格”。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们更多的是把向受教育者传授科技知识培养技术能力作为教育的首要使命和任务，忽略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修养人的品行，养成人的健全人格。本文作为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人品塑造工程项目课题成果之一，希望探索民办高职教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隋朝时期，读书人将学科分类为“经史子集”，清朝是修《四库全书》，“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库。中国经史子集的划分将学科分类，这与西方的划分方法异曲同工，而如今这种划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按照“经史子集”研究中国学术问题，把文史哲完全打通，从整体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其中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它也是当前高校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特点 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后来历经发展，主要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项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13世纪初，当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撒拉曼加大学创立之初，一二年级的“初阶”是以人文为主。因此人文学院的文、史、哲三系就是大学的“通史”，全校同学都“必修”。三四年级的“进阶”则是学生可以深入自己爱好的科目。道德教育被称作“个人的社会健康教育”，其目的是让孩子懂得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懂得如何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其核心道德观念主要有四：尊重生命、公平、诚实、守信。 三、中国大学向现代教育的转变 无论何时，无论是民办院校还是公立院校，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应该是不变的。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型，始络没有彻底完成。略过清末民国时期，我们把新中国6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称之为“革命教育”阶段。这个时期的教育适用于计划经济的模式，其理念、模式、管理以及内容完全是参照前苏联的革命化教育，服务于革命需要。第二个阶段是从恢复高考后到“并轨”之前，称之为“知识教育”阶段，它是对“革命教育”的一个纠正。它强调的是知识、科技、人才等关键词，希望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科技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但最后演变成“应试教育”。第三个阶段是从民间资本参与高等教育至今，所谓的“素质教育’阶段，它开始于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延续到《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素质教育”的提法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素质教育”在正面意义上，是看到了第二阶段“应试教育”的偏失，希望借“素质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将所有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为社会文明持续发展做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题是如何重返国际社会和重建中国文明，但是没有从教育去认识这个主流。虽然也有多次教育改革的努力，这些努力确实改变了教育的面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认识到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性安排。尽管我们很多教育文件和法规里，都表达过要通过教育培养合格公民，但是却始终没有明确地将基础教育定性定型为公民教育。 国家通过公民教育制度为社会文明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按照越来越高的、越来越符合人性的、越来越能培育个人潜质的方向，一届一届地培养着高素质的社会公民。当他们的公民教育完成时，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别优秀者），已经在比他们前一届人的更高程度上复制了整个社会文明。社会的文明，就是以这样极为清晰的递进方式，积累、传承和提升的。公民教育体制在本质上说，是一个以递进方式整体复制社会文明的系统。 而人品塑造工程即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以育人带动教学，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践过程、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高端型的优秀人才。 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对孩子教育非常复杂的时代，中国现在的社会，把成功限制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孩子们来说学习成绩好、考高分就是标准；孩子五六岁会弹钢琴，就会得到奖赏。成人世界里从不以一个人的人品高尚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从不以一个人拥有多少真心朋友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我们成人世界里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有钱，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有财富。如此使得我们在教育上更多倾注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这一点在产业化明显的独立学院更为明显，包括专业设置的功利性和短期性，而思政政治理论等课程则普遍得不到重视。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政策以来，各类民办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悄然涌现，而学生的整个身心和性情还没有在应试教育中的中小学学习阶段定型，所以人品塑造工程仍应在大学学习期间适当延续。 依照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特别强调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要求，本着“教书先育人”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的优秀人才。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犹太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固有的特点，这决定了犹太文化的特性。而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领域中两朵奇葩，它们历史悠久并且都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两种文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得不归功于教育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犹太文化中的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虽然受到美国文化的一些影响，但其固有的文化特点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在中华文化地位根深蒂固，然而在21世纪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毋庸置疑的是这两个民族都特别重视教育，然而他们的教育思想既有共性也有差别，下面就两个民族在教育思想上的相同点与差异进行比较。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都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展示了丰富的民族性，显示出了犹太民族精神的独特性。犹太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多重性，这主要受犹太教教义的影响。犹太教育铸造了犹太人，培育了犹太民族性和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尽管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断进行融合，然而犹太文化却不失其民族性。 中国文化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特征。孔子的教育理念几乎垄断了中国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儒家因素波及整个民族，这也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化思想这方面。 （二）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重视教育 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犹太人崇尚知识、尊师爱教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犹太民众之中，成为犹太民族的优良传统。教师在犹太人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犹太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拉比。在希伯来语中拉比的第一个涵义就是老师。这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相一致。在中国从古至今教育备受关注，老师在中国也被称为“圣人”“先生”。从这些称呼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教师的尊重，更有谚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由此可见，这两个民族都尊师重教育。 （三）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为世界科学史作出巨大的贡献 犹太文学不仅为当代美国文学及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文学、科学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犹太人人数不多，但在知识界、文化界和科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在诺贝尔获奖者中，犹太人就占据了15%，有利地证明了犹太民族对全世界科学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也同样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如今华人在各个知识和科技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二、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一）宗教对教育影响不同 犹太教是犹太教育的基本点和统帅，因此重视教育是犹太教的支撑点。犹太教育中深深地弥漫着犹太教思想，因此犹太教经典的传授成为犹太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思想主要受儒家、法家、道家三个主要教学流派的影响，其中尤以儒家思想为重。儒家教育理念主要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典范，德育优于智育，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的教育理念。 （二）教育普及程度不同 12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迈蒙民德说：“每个以色列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强健还是羸弱，都必须专研《托拉》。甚至一个靠施舍度日和不得不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一个养家糊口的人，也必须挤出一段时间来钻研。”而在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才重视教育，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可见，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有树立普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一个民族才能发展和取得进步。 （三）教学重点的不同 犹太人更注重谋生手段的培养，职业教育是犹太人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不是一味地教授书本的知识，而是当做生活中的一种训练，通过实践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教学方式只侧重书本知识的学习，严重地忽视了实践环节，由此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重理论而轻实践。 犹太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长河中源远流长，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两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正是开放性的教育铸造了两种文化的熔炉，形成这两种文化精神。两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及其所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和永恒的魅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对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期盼 摘要：本文提出，执教者要解放思想，重视学生的科学教育，教给学生科学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态度，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对学生能力和教学要求避免“初步了解”、“基本掌握”、“能运用”等抽象模糊的语言，对学生达到什么程度要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 关键词：格物致知 传统教育 国际接轨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语文第14课，是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作者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发聋振聩地指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因为《大学》里“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而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并批评受这个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至今“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往往功课成绩很好，研究工作中需要拿主意时，常常不知所措了”。 一、古文化形式上禁锢科学 “国”字框文化效用，禁锢了中华民族科学思维的发展。不曾考证仓颉造这个“国”字属于何种造字法。在造这个“国”字之前，各部落可能已有了群聚造城为国都的事实，仓颉根据已得经验造出这个“国”字，这可能是不争的事实。历朝历代的都城都是深沟高垒，一统家天下，严格秉承着“国”字型来建都。从秦始皇始，为御敌而修筑万里长城，彻底把整个华夏给“国”起来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用建筑――四合院，“国”字结构；从古至今，中国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各单位，围墙建制，“国”字结构。“国”象征最高统治机构，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威严，也定格了封闭、禁锢的形式和意识形态，这种形制和意识于中华民族已入脑入髓，根深蒂固地潜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并一代一代传下来。这种封闭、禁锢的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阻碍了民族的视野，致使我们在很长一段黑暗隧洞的蜗行中，既不能正确认识别人，也不能正确评价自己，井蛙观天，限制了民族科学思维的进步和发展，现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仍没能钻出“国”字文化形式的怪圈，我们经常以我们有万里长城、秦兵马俑、四大发明而骄傲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古文化内容上摒弃科学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精髓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最重要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主要讲的是安邦定国、修身立命、礼仪法度、文学史料、帝王的文告和君臣、师生谈话内容记录等等。从大处说，是治国平天下；从小处说，是强调个人的修为。即使是古老而深邃，集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结晶而被誉为“群书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也只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我们的先贤们这些宇宙苍生的哲思，治世论道的思辨，繁文缛节的典章，从古至今仍是传统教材的重要内容，由此误导我中华成为一个重文轻理之民族。将人们引向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无欲无为、宁静致远的参经悟道的队伍。丁肇中在《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中举了个例子，说明朝理学家王阳明为了格自己庭院的竹子，坐在竹子前一连格了七天，终因格得头痛而宣告失败。胡适之在《格致与科学》中分析指出：“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连受过所谓正统教育的大学问家王阳明也闹出了科学探究的笑话，更何况那些囫囵吞枣的诗书蛀虫们。我这里并不是否定“四书”、“五经”那纵横捭阖的人文方略和张弛自如的治世经纬，而是对其先于中华自然科学而植入我们的基因，从古至今桎梏着龙的传人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的学生高分低能，功课考一百分，却没有实验探究能力，临事缺方法无主张。中国传统教育的学生没有一个能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就证明了传统教育的失败。 三、古文化发展了艺术言语，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中国人科学思维的发展 艺术言语的特点是形象性、模糊性，表达作者喜怒哀乐的独特感受，以传递情感为目的。科学言语以传递知识信息、社会信息为目的，要求客观、准确、真实的描述客观对象。要求逻辑性、概括性、严密性、规范性。 中华民族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追求的是一种诗意性的“和谐”和“天人合一”。如最早的文学样式《诗经》，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无一不重形象，轻逻辑；重意念，轻理性；重含蓄，轻直白。如《战国策》中对邹忌、触龙游说的艺术言语就描述的极淋漓。邹忌说齐王没有采用单刀直入的进谏方式，而是以身设喻，委婉含蓄；触龙说赵太后则采用了绕弯的迂回战术。这二位谏臣共同特点是：不暴露游说目的；忠言顺耳利于听；忧对方之忧。虽都达到了目的，但从他们绞尽脑汁的奴性相中，不难看出一个简单问题却费尽周折，这些游士们口若悬河演绎了一出出三寸不滥之舌的口水战，这在上古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时代尚可，在科技社会瞬息万变的今天，这种绕弯的艺术言语能适应社会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爱得那么深，尽管梁山伯不明就里未动凡心，祝英台正因为这种文化中毒太深而羞于启齿才含蓄到以死抗婚。华夏民族的血统中穷形尽相地遗传了这些艺术言语，含蓄低调的个人修为。就是在今天，很多人对自己心上人也不能浅白直露地说出“我爱你”，只把这种爱默默地表现在自己含蓄的示意和行动中；如果当面夸赞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大多被夸的姑娘都会现出羞怯的情态。“言语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言语受制于思维，又作用于思维。可以这样说，情感思维创造出艺术言语，理性思维创造出科学言语。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是情感思维的结晶，它反过来又刺激了中国艺术言语臻善臻美的发展，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子民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我们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发展，限制了中华自然科学之进步。致使我们一代一代躺在“四大发明”的温床上沾沾自喜。历史上两次工业革命均爆发于欧美，我们远远落伍于世界源于我们诗意的情感丢掉了理性；诗意的文化丢掉了逻辑性、概括性；诗意的言语丢掉了严密性、规范性。 《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或许主要教导后世子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吧。在儒家看来，圣人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只要饱读这些人文诗书，就可以实现最高理想了。“格物致知”这个词语之于自然科学上这一点，恐怕我们造词的先哲给疏忽了。否则，大学问家王阳明缘何不会“格物”呢？对此，丁肇中最后在文中指出：“在世界发生激变的今天，我们应重新体会‘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因为人文科学思想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个人行动不是盲目的行动，总要有一定的思想，一定的理念指导。这思想、理念，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定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那就要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判断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论非智力因素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智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学习需要两类因素做保证：一类称为智力因素，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等；另一类则是激发、保持和强化学习积极性的各种因素，称为非智力因素，如理想信念、学习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1]。 中国传统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历代教育家的不断实践、概括和提炼，形成了丰富深刻的教育思想和精辟的治学理念，其中涉及到非智力因素的许多论述和运用，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2]。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 1 重视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古代圣贤们很早就意识到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统一，注重气节与操守，提倡发奋立志，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概与宽广胸怀[3]。 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后来更进了一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天之乐而乐”为崇高的理想，它激励、引导着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建功立业，对社会的进步和安定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2 重视学生的学习目标、动机的作用 现代心理学认为动机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人类动机对活动具有引发、指引和激励的功能。[4]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和“圣贤”。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君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后人总结出君子应具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就是宽厚、爱人，“义”就是正直，“礼”就是谦让，“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诚实。 这些有关君子的论述，明确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树立了君子的标准，因而君子成为全社会的楷模，成为做学问的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做“君子”和“圣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里的“学”主要指的是学习道德修养、内圣外王之道。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认为没有德行的人当官，老百姓就要受苦。所以孔子主张学得好，学有所成就去做官，目标非常明确[5]。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就是说脑力劳动者管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管，强调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现在看来，这是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信条，对读书人努力学习，追求功名有很强的激励作用[6]。 3 重视对学生意志的培养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现象[7]。我国古代学者非常注重意志的培养，并把立志当做学习的先决条件，认为不立志，不能成功。 孔子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指加工象牙和骨，切了还要磋，加工玉石，琢了还要磨，有精益求精之意。引申到学习上，就是要坚持不懈的意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这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终生。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从此，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成为千古名言，让人们树立坚强的意志以面对前途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做好吃苦的准备。 这些闪耀着古代学者光辉思想的话语，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行。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已经溶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的一部分。 4 重视对学生兴趣的培养 我国古代学者也意识到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注重对兴趣的培养和引导。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所学的东西，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形象地说明了兴趣在人的求学获智中的积极功能。只有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才会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其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此句本意是提倡“安贫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可以乐在其中。引申为：无论学习再困难，只要有兴趣，也能在苦中感受到快乐。 孔子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活脱脱一个爱好学习的老人形象，皆兴趣使然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为第二境。该句既概括了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毅性格和执着态度，又深藏着浓厚的兴趣爱好，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5 重视学生的性格差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8]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殊。他们反对用一个模式去束缚学生，主张通过教育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古代学者特别重视启发诱导，以此来开发每一个学生的智力潜能。就象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沦语・述而》) 孔子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十分了解。例如，他曾经指出四个学生的缺点：“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意思是：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意思是：仲由做事果断，端木赐通达事理，冉求有才能，寥寥几句，便将学生的性格特点准确地概括出来了。 正因为学生有差异，所以孔子在教学过程中主张因材施教，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挖掘了每个学生的潜能，使他在教育上获得巨大成功，据说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6 结束语 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关非智力因素在教与学中的认识和运用，旨在传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树立我们的自信心，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石，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不崇洋媚外，不枉自菲薄，注重与国际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为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被“冤枉”的中国传统教育 如今，一提到中国传统教育，许多人就不住摇头。不要说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朱熹了，就连近代的陶行知、蔡元培，许多人也都是一脸茫然，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其实这只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面临危机的“冰山一角”。当前，中国的传统教育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年轻人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淡漠，许多优秀教育典籍逐渐被后代遗忘。每当人们提到“传统教育”就不自觉地认为“传统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落后之处的代名词。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教育界就掀起了一股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理论、制度的热潮，尽管取得的成功不是很多，但是却对中国“土生土长”传统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的不少知名学者如鲁迅、胡适等都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有过言辞激烈的批评。时至今日，教育界似乎也存在这种倾向，在教育理论研究上，若不提西方理论便觉得似乎不够“先进”，不够“顺应教育科研发展的潮流”，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研究却陷入低谷，基本上是无人问津，中国教育史等基础学科的研究正处于“为生存而斗争”的尴尬境地。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传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只会“舞文弄墨”、“满口‘之乎者也’”，尤其是到了明代，“八股文”的僵化使教育内容更显得空洞。但是，要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大家稍微阅读一些中国古代教育典籍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并非如大家所想像那样空洞；我们有平民圣人――墨子领衔的墨家学派，他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我们有逍遥自在的庄子，他提倡适应自然的教育；我们有“六艺”教育，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就是在儒家内部也不是八股文一统天下，我们有王安石、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提倡实功实事；我们有颜元提倡劳动教育，注重实践；到了近代，我们有陶行知，他提倡生活教育；我们有陈鹤琴，他提倡活的教育等等。由此可见，若是指责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空洞、无用，可真是有点“冤枉”传统教育。假若大家抽点时间来看看教育典籍，便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只是把八股文教育内容当作中国传统教育的全部内容，那可真是以偏概全了。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句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据说这是宋朝皇帝为了鼓励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而写的。到了近代，成为经常被引用的两句话，其引用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过于注重功利性，读书是为了黄金和美女而去的，从而极大地败坏了学风，蛊惑了人心。由此，传统教育的教育目的过于功利性，也成为了近代以来国人“讨伐”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主攻方向。中国传统教育确实存在“功利性”，但是却不是当代人所形成的那种“功利观”。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功利性”主要是随着儒家学者中的“事功学派”的逐步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如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近代的魏源等人就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主张可以用“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来概括，主张在传授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加强教育的“实用性”，提倡“务求实际，务求实学的革新精神”，而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主要目的的价值观。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功利性”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就好像把现代人戴的帽子硬要戴到古人头上，倘若以现代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事物，不顾历史实际情况，不知道又会发现多少“罪过”。退一步说，就算以现在的标准认为传统教育是功利的，那么造成这种功利的也不是传统教育本身，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 中国传统教育读物中“苦学”的例子屡见不鲜，且多半是持一种赞扬的态度。所谓“十年寒窗苦”，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苦”。从而，传统教育就成为了“苦学”的代表。除苦学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过于注重灌输、过于呆板，忽视了人的个性发展。殊不知，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因材施教”、“启发教学”；再者，这里不能不提我国的书院制度，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亮点。就连曾经批判中国传统教育非常厉害的胡适都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也十分欣赏书院的风气，曾以书院为楷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书院的好处，“一来是师生关系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最后，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其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灵活。由此笔者想问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何“死”之有？不知大家是否知道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天才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一分灵感”。可见，要想有所作为就得“苦”一番!所以，一定程度的“苦”学无太多坏处，而把“苦学”的“专利”给了传统教育似乎“冤枉”了她！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所谓“罪过”，并不来自于传统教育本身。若要追寻原因，其实还是要归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是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对于教育的影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传统教育逐步发展、逐步完善，形成了许多闪光的智慧点，这是值得肯定和加以挖掘的。时代在发展，中国传统教育也面临着变革挑战，传统教育必须进行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是事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教育的种种观念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当今教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中国教育史中找到问题的由来、根源所在。然而，自上世纪初期，人们对于“传统教育”的误会愈发加深，甚至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凡是传统的，必定是劣弱的。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许多智慧，比如人人皆可为圣贤的教育理想；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教材编制的自主性；科举制度中的分区取士等等何尝不是一种财富呢？为什么就因为传统教育有一些缺点就连同这些优点全部抛弃了呢？ 所以，恳请国人在空闲之余能够抽空读读中国传统教育典籍，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这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倘若连我们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教育，不愿意研究本土教育理论，而是以西方教育理论为“膜拜”对象，这对中国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并非是件好事。 （1月5日《中国教育报》）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观浅谈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 【摘要】在当今倡导素质教育的热潮中，作为教师更应该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中吸取养分、体会教育的真正含义。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建立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在教育方法上转变教与学的关系，并且做到自我认知角度全面提升。 【关键词】传统教育观 教师 教育 按照素质教育的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把对学生而言是外在的知识和感受内化为学生个人内在的、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从而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在大学的教学中，传授必要的知识之外，我们更应该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和学习方法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科学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在目前的大学教学中，无论是培养模式还是教学过程、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还没有真正体现这一精神。这一方面是受到传统教育模式长时间的影响，而我们却又没有完全意义上理解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对人才培养的含义，或者是未能把传统教育理念良好地融入当今的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复杂而琐碎的问题，一边是世界多元化的发展和膨胀，一边是知识不断的更新和交替，再加上人们对于教育用途的理解越发的多元等等。因此，要在短时期内模仿西方的教育模式，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是几乎不可能，也是不合理的。我们真正能做到的是结合实际，将素质教育思想与大学课堂教学和教学方法融合，逐步推进到高校教学改革当中。 作为一名新任的大学教师，对教育的认识大部分源于以往的受教育经验和并不全面的书本知识。在全世界都大刀阔斧的提倡高校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恐怕还是要稍微放慢一点教育改革的步伐，先静下心来想清楚自身的实际，先想老祖宗学习一下教育和教学的方式方法，教书育人的传统理念，然后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推行新方法、新政策和新概念，毕竟教育是百年大计，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小事件。 一、从传统教育思想中获取养分 自殷商时起，中国便有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之外带来的是文化交往的空前频繁和私家学者集团的勃兴发展。由此，中华民族便走向了一条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传承教育的道路。两汉时期，中国已有太学，并在京师设立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的“四学制”，至隋朝大业元年，随着统治的需求和教育的传承，科举制度带来的张力正式把中国教育推向高潮。尽管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最终因其弊病被历史淘汰，但是中国古代教育所留下的伟大光辉却没有因为西学东渐和启蒙思想的出现而减弱。西学的介入；教育体制的改革；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直至今天，古代传统教育观念中很多思想观念仍可以为后人带来学习、思考；乃至警示。 且不说深奥的玄理，就仅只是“温故知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长善救失”……就足以我们学习和思考了。总体说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点有三大观念，即综合观、辩证观、内在观。 1、充满智慧的大教育观。中国古代的教育综合观认为，教育不仅面向学校的学生，而且重视教育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如孔子的教育思想认为，要把人口、财富、教育当成“立国”的要素，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中“孝悌忠信”的教育，认为教育对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都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古代贤哲关于教育功能的概括和总结，认为教育的功能包含相互作用的两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二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2、对立统一的辩证观。辨证教育的观念认为，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相互作用，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将德与智统一起来。汉代儒学推动者董仲舒曾云：“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一观点与现在提倡的“教书育人”就不无相同之处。中国古代的德智统一观，首先看到的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并且认为，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 3、倡导启发的内在观。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内在观，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强调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自省、自反、慎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其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如“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称赞中国教育很高明，而以平衡的常态为方法；老子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人有“自知之明”。 二、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建立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进行教学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一步，这关键性的一步，应当与实际紧密结合。由于现代教育的参与者甚多，因此这必将是一个以“融合”为基础，逐步建立的过程。在这里结合独立学院以技术型的人才培养为主的目标，借用一些教育研究者的观点，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整体观的启示：加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对长期以来我国过分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它包括了比较广泛的人文、自然科学、体育和工具技能性课程（外语、计算机等），基本上涵盖了大学中主要的公共课程和基础课。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基础”还应包括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而通识教育课程涉及基础性、综合性、有效性以及可迁移性都比较强的知识，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文化素养的主要课程形式。从终身教育的观点看，当今大学教育在人一生中的“基础性”更为明显，加强通识教育、加强基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辩证的统和：注重学科交叉。学科交叉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从学科的整体发展与综合化出发，合理构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整合、重组课程无疑是构建培养方案时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要在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同时，给学生整体性的知识，注重其他学科知识对本学科的影响及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我们在不断求新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基础的培养，切忌将新知识机械地叠加或简单地照搬。此外，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和要求，适当地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技术与发展动向，拓宽学生的视野。 3、内在性的激发：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实践是创新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逐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为学生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并从整体上策划每个实践教学环节。 三、转变教与学的关系 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从宏观方面谈到的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的指导性方针。除此之外，作为教师也应该从具体的教学中寻求方法去改善我们的教学。在顾小存的《感受美国高校的现代化课堂教学模式》一文中提到的利用多元的途径、实施多样的方法对教学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一些尝试，只是囿于师资水平、学生层次和教学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教学中并没有真正的推广开来。 1、转变教学观念。以往的教学，教在前，以教师的教为主导，而现代高等学校中的素质教育应更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教”虽然重要，但毕竟是外在的东西，“学”才是内在的。学生要获得知识、培养能力、使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再好的学校和再好的教师都不能代替学生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和独立学习的能力与方法，从而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从这一点上讲，改变教学观念首先得从教师的教学观念入手。 2、研究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以往的教育，以研究教师如何教或者如何教好为主，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研究。在现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且进行教学改革的要求下，我们是否应该多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些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诚然，涉及到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很多，但是在所有学的问题中，我觉得处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人生定位，也就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问题。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关注，因为，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培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3、以终生学习为学习的最终目标。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学习动力的持久性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关系问题。以往的教学，注重抓紧课堂的五十分钟给学生灌输知识，尽管这样对提高学生当时知识的摄取量有帮助，但是容易忽略对学生学习动力的激发和终身学习心态的培养。我们的学生常常有“上完大学就可以轻松，或者就可以不学习”的思想，这一方面不利于我们素质教育的推行；从长远看也有碍于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对于我们来讲，除了课堂的五十分钟或者大学的四年进行教育，更应该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唯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深层的学习动力；保持学生持久而良好的学习状态。 四、从“我”入手转变教学理念 在当今教育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素质教育重要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国的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更是不能遗忘。在教育教学领域、在教师成长过程、在人才培养方式上，我国的传统教育观都仍然散发着其独特的魅力。正如学者陈平原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特别提到：今日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 在中国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下，教室对于自身的认知和职业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简单地讲，我们应该从三个层面上调整自身。首先，自我调整，解决职业倦怠感。古语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能如孔子般的圣贤，因此，当我们遇到职业倦怠感的时候，就应该以正确、适当的方法来解决。只有学会自我调整，冲破职业倦怠感，才能让为师者永远记住一句话：传道、授业、解惑，永不放弃。其次，继往开来，不断学习和丰富自身。温故知新，方能为师；这是亘古不变的为师之道。在现代，我们更应该利用学校宽松和便利的环境去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身正为师、学高为范”，师范的要求也是示范，要在学养上、在人格上、在情操上努力地自我完善，进而去影响和改变学生。第三，开拓创新，永远记住“与时俱进”，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张望和思考，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因此，我想每一个老师都应当时时告诫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无论是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还是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都是我们获取能量，自我进步和调整的粮食，无论任何时候都应当以更多的良性思考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并且认知学习和思考，将这种思考变成一个双向的、相互的、持续的过程。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充分认知多元智能理论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构建高效课堂小组合作学习机制和评价体系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多元智能理论和孔子的传统教育理论，并依据此理论，就高效课堂教学分组合作学习方法和评价方法进行论述。分组合作是高效课堂教学主体，是体现智能多元化和孔子教学理论的重要方法；评价体系是课改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是否完整准确，关系到教学目的的达成与否，关系到教学是否公平和客观。 问题的提出：充分学习理论知识，用以指导新课改十分必要。只有从理论基础上理清思路，改变观念，才能自觉地在高效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运用当代最前沿的教育方法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在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和二元智力理论的影响下，“填鸭式”教学模式急需改变。 【关键词】认知理论 合作学习 多元评价 中国教育改革顺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站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高度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新课改要求教育家们要有新思想、新办法解决我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学生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不足。 当今世界，各国以教育立国，以教育兴邦之识已成大势，各种教育改革理论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已成为各国学习模式（如美国的教育改革经验）。中国近年来，大力提倡课改，运用高效课堂模式，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之路，已经在理论准备和技术层面取得一定效果。尤其在技术层面，各种方法已经日臻成熟，已经从临摹阶段逐步向“自习”阶段发展，而我们最终走向“自创”。 因此，只有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方面弄清楚其来源，知其所以然，才能在教学活动中，课堂教学设计更合理，分组合作学习更符合学生特色，评价标准更加完善。并且，能够使教师、学生向更高、更深层次开拓智力空间，才能尽快从“临摹”阶段走向“自创”阶段。 一、分组合作学习的概念及特征 1.组：“组”字从“系”，从“且”，“系”指丝绳，“且”意为加力、使劲，二者合起来，指用力编织绶带。在教学中，“组”就是由学生、导学案（问题）、教师串起来的一个合作团队。 2.学习小组：是高效课堂进行教学的一个基本单位，它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基础，是学生主动合作学习的平台，是以异质分组为基本形式的学习共同体。 3.分组合作学习：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基本形式，综合运用教 学动态因素，以学生为核心，通过学生、教师各层次之间的互动，促进学习，提高自我学习能力，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4.分组合作学习的特征：充分发挥出学生的各种智力水平（一般个体智力分为8种），以自主、合作、探究等方式为主线，体现以“生”为本理念，把学生情况、学习氛围、师生、生生关系有机组合到一起，培养学生健康人格、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知识的超市，兴趣的狂欢。 二、分组合作学习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是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指导实践的是经过验证的理论。当今，高校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受两大理论体系的影响，而这两大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人格培养，尊重个体差异，人人享有平等教育，造就不同能力的人才，以及多元的评价标准。 （一）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体系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以孔子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是孔子生活的时代，思想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层出不穷，且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的积极的思想学术氛围。各诸侯国为了立国治国展开了人才争夺，有德有才之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潮人”、“达人”。为了满足治国平天下的需求。大儒学家、教育家孔子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学校，培养了大批适应当时社会急需的“人才”。概括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孔子把教育确立为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他认为，庶――富――教是立国的根本。“庶”就是劳动力（生产力），“富”就是发展生产经济，“教”就是教化、教育。因此，教育成败关键看教育在治理国家、社会的地位如何。 2.有教无类，打破不平等。他打破只有贵族是聪明人、贵族具有学习能力的不平等教育思想，认为，天赋人心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因此，孔子的学生中，有穷的吃不上饭、住不起房的，有士大夫，有有钱人，只要愿意学习，他都以宽大胸怀接纳。 3.兼收并蓄。不论你是天资聪明，还是愚笨，不管你有超常智商，还是智力平平，孔子都来者不拒，他认为“肤良医之门多病人”。 4.开放式教学。教学时间因人而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分地域、不分种族。 5.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教材选择自主性。学有四教：文、行、忠、信。授有“六经”、“六艺”。“六经”侧重文化知识，“六艺”侧重才能、技能培训。 6.教学实践。学以致用，带诸学子游历列国，考察国情、民意，验证所学。 孔子的教学方法（技术层次）也是灵活多样。其核心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材施教是教学方法的核心。重视个体差异，因其自身特点施教。另外，孔子还有一些很好的课堂教学技法。例如：①谈话、讨论、探索式。（个别谈，聚众谈）②学而知之，知行统一。③启发诱导，循序渐进。（自学（独学）――诱导――领悟――表达――再思考――再领悟（提高））④明确标准（成人，立德），目标、标准深入人心。（评价灵活）⑤举一反三，学无定论。⑥争论、质疑。畅所欲言，质疑老师。⑦教师、学生平等。⑧寓教于乐。教《诗》配乐。 （二）国外在上世纪80年代，对教育改革理论进行行之有效的探索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他综合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传统的智商理论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进行扬弃，提出了人不仅具有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而且还具有音乐――节奏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自知――自省能力，交往――交流能力，自然观察能力。①每一个体智能各具特点（同时独立拥有8种智能）。②个体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和制约。（环境、社会、自然、教育条件）③智能强调的是个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出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解决、创造）。④多元智能理论重视的是多维看待智能问题的视角。 根据中外教育理论，为了充分展示学生的个体特点，发现、培养、激活个体智慧（智力），把高效的教学设计与培养不同能力的“人”紧密结合，方式、方法很多，当前流行的小班制，分组合作学习法、探究法、讲授法、讨论法、社会实践法等都在向同一个目标发展――培养有自学能力、创造能力和有社会交流能力的人。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单一的讲授法，成了“任我行一统课堂”，不能因材施教，对分组合作学习法理解不够，运用不恰当，热热闹闹，达不到目标，课后还得靠作业压，不能体现个体差异；讨论法，漫无边际，没有主线，知识教授不到位；社会实践法走了过场，效果无法评价等等。 只有把中外教育理论与导学案的设计、分组合作学习以及评价方法紧密结合，才能事半功倍。 导学案的设计，核心是既要把知识设计好，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个体差异，导学案要有层次，有充分展示不同特点学生的内容设计。问题设计要有开放性，体现多元性，目的是发展多元智能。 导学案是高效课堂的两个重要支柱之一，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线。加德纳认为：人类天生具有独立的八种能力，即使是脑损伤的人，也只是一种能力受到了损伤，现代科技证明，人的大脑皮层分别管理不同的能力，每个人有与众不同的优势智能和关键智能，教育就是要激发这种能力。如果导学案设计脱离课堂主体 ――学生，仅就其知识内容而设计，那就背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也背离教学的终极目标――造就不同能力的“人”。导学案的好坏决定了教学目标的是否达成，导学案的高度就是教师水平的高度。 导学案设计体现差异性的主要方法是分层次设计，就不同智力的学生设计相同或不同的问题，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答案。孔子在差异性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智能的学生，设计了因人而异的解决办法，同一问题，却因特点不同的学生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高效课堂的第二个重要支柱就是分组合作学习 分组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充分得到尊重，让他们的智力差异和人格得到充分的展示。加德纳认为，每个人的智能潜力各不相同，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得到展示和实现，都会通过某种对应符号表现为一种能力。因此，分组合作学习绝对不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而必须成为课堂教学实现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使每个学生的优势智能得到展示。 （一）分组合作学习，首先要建立在学生独学、独立思考、独立完成预习的基础之上 课堂教学顺利与否，关键看学生对导学案理解的深浅。如果没有充分的课前独学，课前的预习，并通过预习，保证课堂教学中涉及的重点、难点及主要掌握的知识点，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无法进行课堂教学活动，这节课就是失败的。预习，也是锻炼学生自学能力，发挥个体智能差异性的一个具体行为，为课堂教学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二）分组合作学习，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分组合作学习是教授法、探索法、讨论法、实践法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学时，根据课堂的不同阶段，分别利用不同方法。 第一阶段：（引入导学案）：教师要以充满激情的语言 ，诙谐而不失本意的表述，引导学生进入课堂，启发式和讲授法起主导作用，把本节课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清晰地告诉学生，激活学生思维，引导学生进入问题的探讨阶段。 第二阶段：（讨论、争论），组内、组间进行讨论。教师在其中穿针引线，点拨、组织课堂，主体――学生展开争论、讨论。本环节是课堂教学的重心，采取讨论法，引入竞争机制和探索模式，方法灵活，发现疑点，解决问题，让不同层次的学生从各个层面进行交流。为了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要注重一个氛围――热烈，对抗而又有序；两个关系――师生关系，教师导演，学生演员，师生平等；生生关系――同层次对学，不同层次帮学。本环节是充分展示个体智力，人格差异的主要阶段。教师要以赞许、鼓励的方法，让每个参与者都有展示才智的机会，教学秩序自由度要高，提出问题层次要强，解决问题干净彻底。通过争论、探讨，锻炼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在本阶段，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畅所欲言、质疑、举一反三等方法得到运用。 本环节用30分钟时间。但是，教师在掌握进程时，要把握学生的讨论状态和导学案的理解情况，可再拿出5分钟进行初评，纠正一些不正确、低效率的做法，以便在评价阶段能有好的效果。 第三阶段：在争论、探讨的基础上，教师要适时引入点评。点评阶段是探索法的延伸，也是提高阶段，展示各层次的成果。教师应当以不同层次的代表分别进行点评，允许抢评。根据孔子对谈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一对一对评，让不同个体智能差异有展示机会，也可以更深入了解个体智能差异。在点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教师在点评时，多用肯定的语气，少用否定的语气，不用轻慢的语气。 第四阶段：评价应当是清楚而明白的，应当有一个基本体系，不同科目有不同的标准。必要的定量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不能给学生贴一个好或者不好，优秀或者差生的标签。即使打分，也不要当堂公布，尊重个体的人格，是评价方法的重要点之一。 第五阶段：课后作业。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但又不拘泥于课堂内容，要有开放性、选择性、自由度，作业以社会调查、手工制作、参观学习、读书心得等内容为主，把课堂与社会、家庭联系起来，锻炼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和观察能力等。 四、科学评价 1.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加德纳认为，智力是多元的，相对独立的通过不同符号表现出来，是独立的不是以整体形式表现出来的。据此，加德纳和费尔德曼教授用10年时间的研究实践，对学习活动评价方法进行设计，目标是为了发展一种新的方法，评价学生的认知能力。 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注重选择性，而忽视发展性；注重内容的知识性忽视能力测评；评价单向性忽视对等性（互动性）；评价简单化（考试），忽视多元化。其结果是创新能力低，思维能力差，解决问题能力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析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与当前课程理念的契合 【摘 要】以当前化学教学中的几种学习方式为例，比较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对这些行为的论述，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契合。 【关键词】学习方式；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许多思想与当前课程理念是完全契合的，传承与发展这些优秀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与塑造学生的知识、品德、能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当代课程理念倡导体验、探究、发现与接受性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接受性学习是指学生通过教师呈现的材料来掌握现成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而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是在教师导向性信息诱导下，学生独立地完成学习任务，主动地获得发展。 在《铁和铁的化合物》的教学中，如果使用接受性的学习方式，则很单一：“铁的常见化合价有+2价和+3价，在水溶液中，+2价化合物往往呈浅绿色，+3价化合物往往呈黄色，二价铁离子易被氧化……”。如果采用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方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大家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削皮后的苹果颜色就会变锈，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生：思考、困惑（引起认知矛盾）。 （注：这一提问就如同在学生平静的脑海中，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了疑问的浪花，大家议论纷纷。正当学生处于“心愤愤，口悱悱”的时候。） 师：（引导）苹果中含铁元素。Fe2+与Fe3+在溶液中各显何种颜色？有哪些化学性质？ （注：这一点拨，引出了思维之路，使学生得知：苹果中的二价铁离子被空气中的O2氧化成三价铁离子呈黄色。所以，市场上出售的苹果汁中常掺入维生素C等还原剂，以防止二价铁离子被氧化。） 这里，就体现了教师引导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去体验，进而去探究、去发现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种学习方式，叶圣陶先生早已给了明确的阐述：“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于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 对于发现式的学习，孟子提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在这里，孟子通过“自得”，阐述了通过独立思考、研究，获得并发现知识，进而提高了自身能力（左右逢其源）。 不难发现，在我国传统教育理论中，强调的也是接受式学习与探究、体验等学习方式的和谐共生，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启发。 二、当代课程理念倡导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学会合作不仅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需要，也是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学会合作。 以《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研究》为例，可见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师：以小组为单位，尽可能多的设计证明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方案。 生：（分组讨论，产生了如下方案） （1）同温、同浓度的盐酸和醋酸的导电能力比较。（通过灵敏电流计指针的偏转程度，表示溶液中的离子浓度大小，在一定条件下可表示电解质的电离程度。） （2）测0.1mol/LHAc的PH值。（用氢离子浓度是否为0.1mol/L来表示HAc是否全部电离） （3）先测0.1mol/LHAc的PH值，加水稀释100倍，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增大值小于2，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4）先测HAc的PH值，加少量醋酸钠固体，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明显增大，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 师：（集体评价方案的可行性和优劣。） 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小组都没有想出那么多的方案呢？因为我们缺乏完整的设计思路。那么，完整的设计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这里，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得益彰，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在自主学习方面，孔子提倡“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慕，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就是说，学生要调动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去学习，去探究。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给学生以学习的时间与空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有经典的论述：“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生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说；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要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三、当代课程理念倡导“做”、“想”、“讲”三者有机统一的学习过程 为学生提供学习经历并获得学习经验，是一个重要的课程理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强调了学习的实践性和体验性，强调了做、想、讲有机统一的重要性。 如，在《溶解度的概念建立》教学中，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蔗糖和食盐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物质，它们在水中溶解能力谁大谁小呢？想不想验证一下？ 生：想！（动手实验：蔗糖与食盐在水中溶解能力的比较。） 生：描述现象和结果： ⑴在水温相同条件下，溶质在一定量的水中不能无限制地溶解； ⑵在不同的水温下，蔗糖和食盐的溶解能力是不一样的。 ⑶在水温相同的条件下，等量的水中溶解蔗糖和食盐的量不一样。 师：怎么比较蔗糖与食盐的溶解能力大小呢？ 生：水温相同，水的量相同。 师：答得非常好。能否再做一下实验，证明究竟谁的溶解能力大？ 生：（做实验后）蔗糖溶解能力大。 …… 这里，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边做、边想、边交流，三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在前文中，陶行知先生对学生的“六大解放”，也论述了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习时空、学习体验的重要性。当代教育家顾明远教授也指出：“要树立起学生是教育主体的观念。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外活动中，都要把学生放到主体的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浅探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教育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儒家教育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道家与佛教的教育思想起辅助作用，近代西方教育科学传入后形成的传统教育是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传统教育中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法治关系的认识，关于德育与智育，知识与才能的认识，关于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认识，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关系的认识，以及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立志有恒、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如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尊师爱生等，这些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也是对人类教育宝库和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对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1.“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 是孔子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反映了孔子作为一个教育者，在教育问题上追求公平、平等的朴素情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平等、正义、变迁。平等是“有教无类”的第一要义。“有教无类”彰显的是“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在孔子看来，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应该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正义是“有教无类”的第二要义。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则认为，正义是后天学习而得的品质，即所谓“不学问，无正义”。变迁是“有教无类”的第三要义。这里所谓的变迁观念，是指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人的性格，从而改变人的命运。 “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对现代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如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在全社会推行终身教育理念；确立人文关怀取向教育观念。“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运用到现代素质教育环境中，更能体现现代化教育思想的开放性和普及性。“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教育的功能就是教人向善，不应拒绝有缺点的学生。不论学生有什么缺点，都一视同仁，善于发现闪光点，发挥特长，树立信心，不厌其烦。因此，教师要充分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信心和与学生为善的态度。尊重学生个性，发挥学生专长，使广大学生成为各方面的“贤才君子”，应该成为教师教学奋斗目标。 2.“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 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德育。早在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就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仲以政治家的敏锐视角，阐明了“树人”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成长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将礼、义、廉、耻看作是国之“四维”。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主张先行德育，后行智育，也就是说德行修炼到位以后，还有精力的话，然后才去学习知识。孔子的“六艺”思想中，六艺为：“书”“数”“礼”“乐”“射”“御”，其中，“书”“数”为小艺，是初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礼”“乐”“射”“御”为大艺，是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可见，中国传统教育无论是在教育理念还是在教育内容等方面无不强调“立德树人”。 中国传统教育“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为现代素质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指明了我国教育的根本方向。德育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中，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的作用。德育是基础教育，它要在德智体诸方面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打好基础，要为学生步入社会打好做人的基础。因此，必须把德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提高认识，树立以德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服务育人和文化育人的思想，确保“立德树人”理念付诸实践。 3.“行为示范”的师德风尚 师德，即为人师者之德，是我国传统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优秀传统师德作为教师的行为规范对中国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以其特有的影响受到教师的尊崇。主要表现为：（1）爱生亲徒，乐教不倦。传统师德重视对学生的爱。“教不严，师之惰”。严格教育必然要求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对敬业精神的高度概括。（2）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传统师德认为，教师应该为人师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代教育家对以身作则的重视使得为人师表的观念始终受到重视，得以发扬光大。（3）博学多闻，精益求精。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此“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勤奋好学、广学博览、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是做教师的本分。（4）循循善诱，耐心引导。孔子主张要根据学生的年龄与接受知识的可能，由少到多、由近而远、由事到理、由浅入深地加以耐心引导，使他们逐渐把握义理。（5）尊道重德，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义利观影响着后人。“君子”成为人们追求的人格目标。 传统师德对于今天所提倡的构筑“师德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教育事业所需要的名师素质，主要由博学多能与崇高人格构成。而德艺双馨者恰好体现了传统师德的精华与现代价值观。现代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做到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这些在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不朽的生命力。 4.“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古代先贤早已指出这是一条教育中的客观规律，教育者不宜始终以道德典范自居，要允许学生当仁不让。 “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对于今天提出的创新教育，提出了诸多思考和启发。创造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原始动力。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鼓励学生敢于冒尖，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张扬个性。我们评价一个学生是不是好学生，不应再停留于这个学生是否“听话”“顺从”，我们反而应该着意保护和支持那些在学习上敢于冒尖和“爱耍小聪明”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敢于尝试，敢于标新立异，不怕失败，并容易形成不断开拓创新的学习品质，他们往往能创造性地完成学习任务。许多事实表明，这些学生在走上社会后，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在学校中学习保守的学生。学校，不应是传播知识的机构，更应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以及创新个性的乐园。是否是一所好的学校不应以考试排名的先后为标准，而应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学生创新素质的高低为准绳。 总之，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诸多内容，蕴涵着民族的精神和教育的精华。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与现代教育体制相结合，就能够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充分的养料和历史资源，发挥其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论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 摘要：教育的基本精神或理念包括自由与平等两个方面，但自由与平等不是基于事理层面的选择，而是神性本质的自然发用，故须从智慧层面来理解自由与平等，教育无非就是要养成这种智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学达性天”。“学达性天”是让受教育者回复到其本有的神性本质之中，在这种神性本质中，必然有最高的自由与平等。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决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由此，不但扭转了时人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批评，而且可使其与西方教育精神相会归。 关键词：学达性天；自由；平等；神性 一、引言：“学达性天”何以成为论题？ 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历来是被诟病的，因为它与现代的教育理念相违背，特别是与其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不相符，故封建礼教“吃人”几乎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之共识。本文则以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误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乃是一种内圣之学，故中国传统教育走的不是外在的礼仪强制灌输之路，而是走的内在的精神自觉教化之路。而最能体现这种理路的是“学达性天”四字，如果我们依此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则不但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而且能使自由与平等精神达到更高的境界。 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载：“（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1］这是“学达性天”四字的最早出现。但就其教育精神而言，则与孔子“下学而上达”［2］157、宋明儒之“天人性命之学”［3］一脉相承，就是让人自觉显露自家的天性良知，既而体达天道。本文着重论述这种教育精神与自由、平等之关，以证成其固守中的开放精神。 二、“学达性天”与自由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与解放常常被认为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得到诸多教育思想家的认同。雅克・马利坦（Jacque Maritain）认为，教育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达到内在和精神的自由，换句话说，要通过知识和智慧，善良的愿望和爱来求得自己的解放。”［4］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说：“教育，作为一种自由的体验，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现实的批判方法。”［5］这些都是对于自由与解放的强调。但中国传统的“学达性天”就只要求人回复到人之“性天”之中，并没有强调自由，甚至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根本压制人的自由［6］290： 中国文化在历经了先秦文化的璀璨时期之后，自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始，就在经世致用的实利、实用思想影响下，使人的真实人性的展现、自由天性的释放大受禁锢，个人也就渐次缺失了这种遵循自我内心意欲、自由思想行动的特质。一直以来，我们教育目标的确立就是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任何时候都是以社稷为重当先等。不可否认，教育具有某种社会功能，也应承担社会责任，但如果教育首先没有达到开启民智、解放人心的目的，有怎样实现个人真正的发展，又如何能更好地服务于社稷呢？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持上述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中国现代教育基本上是在反传统的语境或脉络中进行的。其中一个坚挺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教育压制人的个性与自由，不适应现代社会。如果说，中国传统教育之精神只是贵古代礼仪规范的灌输与传授，则中国传统教育确乎压制自由与个性。而且，原始儒家确实常给人以这种印象，如当颜渊问“仁”时，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2］131颜渊又问：“请问其目。”［2］132孔子复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132但须知，这并不是孔子的最终精神，孔子在最终精神处是冲破了“礼”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61就是这种冲破的表示。因此，荀子虽然认为教育从“数”看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但从其“义”（即最高境界）看则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7］。这也是冲破了“经”与“礼”的。所以，如果从中国传统教育之根本精神――“学达性天”去看，则不但中国传统教育不违背自由的精神，且自由与个性在此得以调适而上遂。这如何可能呢？此关乎我们对于自由的看法。 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充满着对自由的神往与追求，可以说，人类史就是一部自由的奋斗史。那么，什么是自由呢？我们一般可以承认自由是人的本质。但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却离开了这种存在论立场，而是把自由理解为无预设的理智抉择。但须知，一切抉择皆属于知识的范围而与自由无关。故有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就是意志在理智的运作以后，随之而作的决定，无论这种理论再如何精审，然而亚氏所谈的既非自由，亦非自由意志，此亦事实。”［8］这意味着自由并不是通过选择的可代替性来标识的。若只是这种选择性，则“自由的本质就会肢解为一种空虚的偶然性。意志保持既无何向，也无何来，那里一般地也不再是什么意志，并且从这种空虚的无差别性的意义上来把握意义，乃是自由问题范围内的一个最大的谬误”［9］242。此正虚无主义的表现，“虚无主义意味着无上价值的贬值，意味着对‘为何’与“何去”的种种回答失去其维和赋形的力量”［9］37。这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作为选择性的自由的批评。他进一步说［9］243： 最本原的自我规定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只存在于一种地方，在那里一种选择不再是可能的，也不再是必须的。谁恰正还在选择和意欲选择，就还不真正知道他意欲什么，他还完全不是本原地意欲。谁已是作了决定，谁就已知道他意欲什么。达于已决性的决定和最特有知识的明白性中的自我知识，是同一的。这一已决性不再需要选择，因为它是以本质性知识为根基。 依海氏之意，不是人拥有自由，而是自由拥有人。这意味着自由具有存在论之意义。“自由不是作为人的意志的附属物和摆设品，而是作为真正存在的本质，后者是作为整体中存在东西的根据本质。”［9］13海氏认为，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的那篇专文《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就是基于一种存在论立场来看自由的。谢林在那篇文章中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与一种神圣必然性的协调一致。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在本质性的认识中感受得到，在那里精神和心灵，只是系于它自己的规律，才自愿地肯定那种必然的东西。”［10］108这样，谢林得出了他的中心观点：“只有人是在上帝中，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在-上帝-中-存在（In-Gott-sein），人才有能力自由。”［10］131因此，认为自由在绝对无限制的开放体系中的观点是不可接受的，这会使自由概念与摇摆不定同义，也使得对自由的哲学探讨变得毫无价值。基于此，我们必须承认，“内在于上帝与自由并不彼此矛盾，以至于，自由，就其是自由的而言，只是在上帝之内；不自由，就其是不自由的而言，必然是在上帝之外”［10］59。这意味着自由只存在于灵智的存在者那里，而不是开放地存在于任何存在者之中。所谓灵智的存在者是自己决定自己，它决不受外在的、与其本性相互矛盾的东西规定，也不是受内在的、由某种纯粹偶然的东西或经验的必然性规定。海德格尔对此的理解是：“我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我能从我出发来发起一种行动；行为作为‘我行为’之为这一自身开始的行为，只是以它自己本身为条件，所以在同其他东西关联上是无条件的。”［9］107这样，海氏认为，如果人的自由这一事实不允废置，那么，除了认识到人不能是在上帝“之外”和“之旁”，认识到人不是反对上帝，而是面向上帝，认识到人只有当自己以某种方式属于原本质、亦即在原本质之内，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人内在于上帝才可有自由，这意味着人是泛-神论意义上的人。海氏进一步说［9］109： 作为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无条件的东西；作为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有限的东西。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的自由的概念，它是关于一种有限的无条件性的问题，更醒目地说，是关于一种依存性的非依存性（“派生的绝对性”）的问题。哪里有自由，哪里就要求有泛神论。反过来，哪里有泛神论，哪里至少并非必然地就是非自由（宿命论），恰好相反：哪里立起正当理解的泛神论，最终就要求自由。 这样，要证成人的自由，必须承认上帝与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没有人，一个上帝是什么呢？绝对无聊的绝对形式。没有上帝，一个人是什么呢？无害形式中的纯粹荒谬。”［9］189所以，自由，就意味着一个灵智存在者（人的神性）的出现，而灵智存在者的出现必然拥有自由。“神是人，这意味着人作为自由的人存在于上帝之内，而也只有自由的东西才能够一般地存在于上帝之内，一切非自由的东西，和一切就其是非自由的而言的东西，是在上帝之外的。”［9］135这是基于存在论上的，而不是一种伦理学之选择，这是自由的最高意义。 我们现在再回到“学达性天”这里来。“学达性天”是让我们回到人的天性之良知、良能中，然则，天性良知中有泛神论的意义吗？即人由此可直通神性吗？若人之神性不可能，则自由亦不可能。但我们须知，这里的神性不是教会神学意义上的，而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海德格尔说：“每一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在本原的和本质的意义上都是神学；对整体中存在的东西作概念理解被称为，追问其根据，而这种根据被称为θεός，上帝或神。……哲学的发问广义上在自己内总是两者：本体论的和神论的。哲学是本体神学。哲学愈本原地是两者一体，哲学就愈真正地是哲学。”［9］78-79从海氏这里我们可知，如果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则哲学必是神学。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学，故必能上通神学。“学达性天”是希望教育让人复“根”归“本”，这个“根”与“本”就是人之“性”，而人之“性”本来自于天，所谓“天命之谓性”［11］11者也。若人因“学”而至于“尽”性，即是“圣人”、“大人”，其境界必神化而无限。《中庸》云：“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1］32《易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2］这些都是表示尽性者之灵通与神化。这是谢林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泛神论，但自由在中国文化里常以“神化”言之，这是因不塞其源，不禁其性而来之境界。《论语》中的“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2］193，《孟子》中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13］352和“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3］370，都是意在说人之神化之能。切就人的行为而言，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54，亦是《中庸》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11］24。这是人之天性良知超越物质关之机括限制而成为绝对“大主”后之行为，这里真正实现了上引海德格尔之言――“只是按其自己的内在本性行动，或者说，这种行动只能从它的内心按照同一性的规律并以绝对必然性做出”［9］100，依海氏，“这种绝对必然性也才有绝对的自由”［9］100。可见，“学达性天”不但不违背教育之自由原则，且能实现最高的自由。下面这段话最能表示由“学达性天”所养成的这样自由［14］： 因为存在才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决定者，创造性地改变他自身的特性，决定什么是他所应该做的和什么是他所应该成为的，这是一种极为根本的自由，也就是一种我们自我决定的本性的自由。 这就使我们认识到，自由并非是在我们世界的客体之间所做的选择，也不是指导我们生活的普遍原则的内在选择，它更多是一种通过我们完善自我和完全实现自我的方向或目的而实现的一种自我肯定。这意味着在不够完善时的探寻和在达到完善时的一种欢欣。 “学达性天”的目的正在这里，它或许没有想到自由，但它就是自由，或者说早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选择的自由。阳明子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15］良非虚言也。 其实，西方的教育学家也不认同自由就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开放体系，故强调了教育中对自由的限制与规导。如康德（Immanuel Kant）说：“但是对于自由，人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出自自然的趋向，以至于如果他有一段时间习惯于此，就会为它牺牲一切。正因为如此，规训必须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及早施行，晚了就很难再改变一个人。他会总是任性而为。”［16］4这样，康德认为，“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16］13。再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一种设计完美的教育，其目的应该是使纪律成为自由选择的自发结果，而自由则应该因为纪律而得到丰富的机会。自由和纪律这两个原则并不对立。”［17］55这些言论都是在自由的对面开出一限制原则，从而不使自由成为无限制的开放。但这是外在的伦理选择之路，而且限制原则总是以外力强制人，故总有对自由的剥夺与抑制，依然会使人觉得不自由。中国传统教育走的是一种存在之路，“学达性天”就是最好的表示。“学达性天”让人归复人之天性良知，纯以性德之力量行动。夫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2］149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3］230这是不勉而行，是真正的自由。“学达性天”所开的存在之路，以庄子的话说就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18］940自由在这里方可真正地实现其“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18］909的境界。 三、“学达性天”与平等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礼乐是维这种社会的基本纲维，故礼乐之教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但《礼记・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19］986，这表明“礼”与“乐”的功能不同。“礼”主要是“别异”，使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乐”虽然是“敦和”，使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但“乐教”很早就失传了，使得后世之中国传统教育主要以“礼教”为中心内容，而礼教之功能又是别异，故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宣扬等级观念，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重要口实之一，持此论者甚多，其论说文献亦不必徵引。甚至连逆时而动，独为中华传统文化唱赞歌的梁漱溟也批评礼法“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体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20］。 如果我们只是外在地看礼教的别异之能，似乎确实给人以不平等的感觉，但如果我们更内在的看，别异未必是不合理的。本来，中国文化传统是“礼乐”之教，即礼教与乐教并行。《礼记・乐记》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19］1030这就是说，礼教规导外在的行为，乐教感化内在的心志，二者合一，才是尽礼乐之教。相较而言，中国文化传统重乐教甚于礼教，因为这符合“内圣而外王”的传统。故《礼记・乐记》又云：“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19］1029-1030从这里可以看出，乐教应在逻辑上先于礼教，因为若易、直、子、谅之心不生而徒让人外在地服从礼制，则人不但不心悦，亦可能生诈伪。这就是“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19］1030。若能得内在之感化而生易、直、子、谅之心，则“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9］1005。这是真正的“行而乐之”，有何不平等之强制与压迫，是以“生民之道，乐为大焉”［19］1007。但可惜是的，《乐经》失传，乐教亦随之而式微。后世遂刊落礼乐之教之内在精神，不能自觉而心悦，故生压迫之感与不平之气，以为位高者之强权，亦不学罔思之过也。 “学达性天”乃是重开礼乐并行而以乐教为主之教育模式，只是乐教失传，故以“乐”养性变得不可能，惟以义理养之而已。不能得礼乐之养固然有缺憾，但义理亦可养之，此即是天人性命之学。首倡此学者当推孟子，故象山先生赞之曰：“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21］孟子讲明天性良知乃人所固有，故“人皆可以为尧舜”［13］339，在此，人人平等，并无不同。若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固有，则必肯定人有形上之平等，这平等是存在论上的，不是社会政治上的。孟子与滕文公尝有一段对话，即表明了这种平等性。孟子在作为世子的滕文公面前宣扬他的性善论，并说尧舜人人可能，但滕文公表示怀疑，大概以为尧舜是圣人，一般人是遥不可及的，而孟子则引述成、颜渊与公明仪三人的话，表明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不可能。当然，人不可能自然地成为尧舜，故须“学”。是以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13］298“舜”与“我”在先天上都是平等的，而后天之差别可因学（“如舜而已矣”即是学）而弥补。“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13］339亦是“学”。若人之天性良知呈现，其于世间万物，必生平等之照彻与观看。故夫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71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98这些都是天性良知照彻而生之平等，这是最高意义的平等。孟子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363就体现了这种平等。这段话表示人-我-物之间的平等，此乃由天性良知之观照而来。这种由天性良知而来的平等，王阳明说得更为显豁［22］：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这是在天性良知中就万物为一生命存在而肯定之，使其各遂其生、各尽其心，一物不得其生，不尽其性，则非良知所能忍。这是天性良知之全幅呈露与润泽，不是社会政治中的争取与斗争。这是全幅让开、物各付物的自由与平等，是无外在管制力而各适其性的开放社会。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认为这样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王道，因为它没有了外在制度的宰，还人以最高的平等与自由。他说：“全幅让开，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还之，此真所谓全幅敞开的社会，而不是封闭的社会，不是强人从己，把人民吊挂起来，使之离其存在的生命之根来服从虚幻的概念、主义，以及玩弄此概念、主义之魔术的领袖、极权独裁者。”［23］“学达性天”之教育则除了那天性良知之呈现以外，别无概念与主义之宰制。人若能尽其天性良知，必能发其来自性德的平等之智光。另一位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称之为人之平等慧。他说［24］： 吾人之所谓大平等心之道德，即中国古所谓终始为一贯之仁义礼智之德。仁义礼智之德为性德，人性即天性，而人心即天心，此为天人之不二而平等。而仁性仁心之廓然大公，普遍而无私，能与一切所接之事物相感通，而恒自一如，是仁之平等运也。此一切所接之事物，皆一一各为一具体之特殊。吾人于是一一肯定其为特殊，而不以其一慢其他，而同承之以敬意，此礼之平等运也。顺一一之为特殊，而应之以特殊至当不易之道，而各不相乱，同得其正位：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顺、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使事物皆得其所，此人之以义制事之平等运也。……一切不同之智，皆由心之复归于自己，而无所滞留。一切智之如如，亦不相害，此智之平等运也。 许慎《说文解字》训“慧”为“从心彗声”。［25］这说明智慧乃内生，而“学达性天”就是让人于内养成这种智慧，进而由此生大平等心，是谓平等慧。但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平等慧太过“虚”而不“实”，故缺乏实际之可操作性。然须知，教育不是政治社会运行，它更多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虚灵”的智慧，至于切实的操作程序，则是知识问题，具有经验的相关性，教育不应该只着眼于与经验相关的知识。若教育只关注这种与经验相关的知识，美其名曰重可操作性，实则是教育的失败与堕落。怀特海以为，“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17］52“学达性天”正是以“性天”之“虚灵”智慧去润泽那经验之殊异与胶固，形成合内外的一以贯之之道，是此方可得真正之平等，此乃“集义所生者”［13］232也，而外在之平等乃“义袭而取之”［13］232者，若平等只限于此，正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26］392也。这样，在天性良知之平等慧中，现实之各种关系，人固须于时势中有所轻重裁择，但不可一般地执定一关必高于另一关从而抹杀之。故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13］245-246天下固然大，但作为个人的父母亦不小，此与西方个人与国家平等之说，在理境上无以异，但又不执定而凝固。这里的大小轻重之不同，正是平等慧之虚灵妙用。 中国文化传统虽然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具有，但人在现实上究竟能表现多少，因人之气禀之不同，还是有差别的。故程子曰：“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锺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锺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满则溢也；唯天地之量，无得而损益，苟非圣人，孰能当之。”［27］108天性良知虽人人固有，但人之气禀却个个不同，何以如此，这里似乎有无尽的秘密，我们无能为力，只是信天由命。正是这气禀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聪明睿智、先知先觉者，而他们就是众庶之启蒙者与教师。依朱子的看法，天地总有“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28］教育就是让人突破气禀的限制而使天性良知全盘地呈露出来，这就是变化气质。人正是在变化气质中才能“学达性天”，故程伊川曰：“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26］190我们之所以能变化气质，内固有赖于自身的涵养与警觉，外则依赖于师长之提撕与教诲。古人讲“天、地、君、亲、师”五者至大至重，并非从职位言，乃是就其代表的天道精神言。在此有尊卑、贵贱、上下、君子小人之辨，并强调后者必须向前者看齐乃至无条件服从，这在古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平等与不自由。熊十力说［29］： 古代封建社会之言礼也，以别尊卑、定上下为中心思想。卑而下者以安分守志、绝对服从其尊而上者。虽其思想、行动等方面受无理之抑制，亦以为分所当然，安之若素，而无所谓自由独立。……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而今人迷妄，不解平等真义，顾乃以灭理犯分为平等，人道于是乎大苦矣。 若一味地强调自己也是一个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与信念，而对代表天道精神的尊者、上者、贵者无丝毫之敬畏，俱平视之，则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开精神向上之机。故夫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2］172又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11］18-19一个真正天性良知呈现发露的人，不但能养成平等慧，亦一定能养成差别慧，从而警觉自己作“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70的涵养工夫。所以，梁漱溟说有两个等差是不能少的，“一种是看重理性、尊贤尚智而来的等差；一种是从尊敬亲长而来的等差”。［30］依梁氏之意，前者从人生向上而来的，后者乃是基于人情之自然，两者一定要有的，与平等并不冲突。虚心地接受这种不平等，既而以敬畏之心反省自躬，从而使自己在性德上得以提升，与在上者达到新的平等，这正是承认这种不平等的意义。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曾就此说［31］：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义务：不仅要一般地希望有益于社会，而且要凭自己的良知，把自己的全部努力都倾注于社会的最终目标，那就是使人类日益高尚起来，使人类日益摆脱自然界的强制，日益独立和主动。这样，就终于通过这种新的不平等产生一种新的平等，即所有个体获得一种均等的文化发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方面承认在天性良知处的平等，故人人具有成圣贤的根基与可能，另一方面又承认现实中人之差异与不同，故有君子小人之辩，而且这个“辩”还要严。这两方面的双向互动，成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作用模式，“学达性天”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这样的模式，使得教育不为零散的知识服务，进而不只是形成职业化社会中的“俗众”。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式的个人，只知有横向的散平等，而不知有纵向的人格等级，故现代社会中的人只有职业殊途，却站不住人格本位［32］，是以“俗众”得以形成。这种“俗众”对神圣的事物与伟大的人格没有敬畏感，他们只是以平等为藉口而去维护个人平凡的权利与利益，既不满又自满；他们对人类缺乏责任感，只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我行我素，不承认任何权威与等级。于是，他们不会向别人学习，也没有人值得他们学习。所有这些，正是现代社会教育失败的标志，亦是社会乱象的根源。现代人从人的抽象的无差别性来把握平等，乃平等问题上的最大谬误，常造成社会愈加不平等。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承认教育不只是知识的掌握与传授，而是智慧与德性的养成，则我们固然要讲平等，却更要重视差别与等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学达性天”，正体现了这种教育智慧。 四、结语：“学达性天”与泛道德主义之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知，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必须内在于一个惟一的价值实体方为可能，这是“质”的自由与平等，不是现象地看的“量”的自由与平等。在西方，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上帝，在中国，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天性良知”。“学达性天”就是让人“尽”这个天性，“复”这个良知。随其“尽”之深，“复”之全，自由与平等自然出现，不但出现，而且能给自由与平等以规导与限制原则，承认自由中的不自由，平等中的不平等，既而达到更高的自由与平等。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以“学达性天”为宗旨，并未提及自由与平等，但却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 从“学达性天”这里我们可进一步谈谈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是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问题。《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3］《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11］35由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宣扬的是一种泛道德主义，而且由于道德规范太多，不免使人动辄得咎，甚至滋生许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6］153-158持此论者都只是把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解为对抽象道德律令的训诫与发扬。通过以上对“学达性天”的诠释，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乃基于存在论而不是伦理学，即是基于对人的存在的开显而不是基于一种伦理选择。如果我们承认人毕竟不同于禽兽，在本能之外尚追求神圣，那麽，天性良知是不可否认的。这样，让人回复到天性良知之中而使其成为生命之“大主”，这是完成人的天职，这里面并没有可供人选择的代替项，只要是人，就必须完成。所以，“学达性天”不是一种伦理学的选择，而是人的存在澄明，这是超道德的。此正是庄子所说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34］之意。这里的“道德”不是一般所指的外在道德律令，而是指人之性天所得于天者之性德，乃存在论的，非伦理学的，与后文之“性情”乃同一层面，而“仁义”、“礼乐”则是伦理学的，这是庄子所反对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限制，但存在的回归确实人的复位与解放。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从“学达性天”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则不但不是一种泛道德的宣扬而限制人，恰恰相反，它正是要把人从外在牢笼中解放出来，让其回到自身。当然，这种回到自身是一种艰苦的实践，既要有“学”的积累，还须有“养”的工夫，更须“行”的毅力。在回归没有实现以前，总会有动辄得咎的不自由感，但这是人病非法病，而一旦回归得以实现，则必如孟子所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3］292这是“学达性天”的最后境界，焉有不自由之感而去责怪道德律令的繁琐呢？ 而且，还须声明的是，“学达性天”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思想，但因它是基于人的存在论，故可超越时空的限制，具有永的世界性的意义。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本质性的词语不是人为地想出的符号与标志，不是仅仅了识别贴在事物上面。本质性词语是行动，宁可说是在一些瞬间发生的事件，在这些瞬间一种巨大的明亮的闪电穿过寰宇。”

一、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意思是指文治和教化，文治是有别于严刑和具法。从传统意义上讲，文，是文石的意思，是指把一块具有特殊材料的石头，把它雕刻成玉，这就叫“文”；化是一个表意字。是指有两个人，一个人是站立着，一个人是斜躺着，站立的那个人把斜躺着的人扶正就叫作“化”。所谓化就是化玉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文化最早源于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里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它是指有贤德的人治理天下，总是以文治和教化为先，武力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凡是靠武力，当地的老百姓很难降服。如果当地的文化、风俗、道德、习惯、礼仪不改变，那么将来必然会祸及统治者。例如康熙皇帝在历代帝王当中是是有雄才大略，史称康乾盛世。康熙认为，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教化以先之。我们要使社会风气正，风俗要纯，经商不能谋不义之财，其道在教化以先之，它的奥秘首先要崇尚教化。不难看出：文化的内涵就是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我们当代对于文化内涵的理解与古人是一脉相承。 二、推动文化创新是驱动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基 础 科技进步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由文化观念的变革所驱动的，没有文化观念的变革，也很难有科技进步。在中华民族人类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中心，然而在16世纪以后，世界科技重心开始向西方转移，依次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一直到美国。这个转移和文化变革息息相关。例如人类科技第一站是到达转移到意大利，16世纪下半叶到十七世纪初，意大利的科技进步非常繁荣，这是因为有文艺复兴，英国工业革命源于英国新教精神；法国人才辈出，科学家不断涌现，这些成果源于法国的启蒙运动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到现在都是法国的核心价值观；德国之所以崛起很大程度上源于狂飙突进运动，其核心是反封建、反专制、思想解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在这场启蒙运动中涌现出来。所以说，文化的进步是科技进步的前提和基础，文化观念的变革带来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又推动了新的文化业态的形成，二者是相辅相成。 三、推动文化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 （一）发挥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文化的发展繁荣，未来要依靠市场机制，不能全盘依赖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美国化市场依旧是文化发展繁荣的根基。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在配置上相比能够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促进文化产品服务的多样化。法国学者马特尔为了深入了解美国文化为什么强大，不辞辛苦走访了美国几百个城市，最后著书《论美国文化》。该书主要谈及美国文化背后的体制问题，最后得出结论：美国文化的强大源于它有完备的市场机制。而法国政府对法国文化的支持不遗余力，但法国缺少的恰恰就是市场机制。美国文化的强大是发自内在的、草根的。它有一整套文化的经营体系、创作体系、信誉体系。然而市场经济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从元曲开始的，元代元曲之所以产生，主要是源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因为元代废除了科举考试，很多文人做官不成就致力于创作，关汉卿这一批作家就诞生于此时。这就是市场机制的影响作用。 （二）尊重艺术 第一，要树立艺术是有独立价值的理念。艺术有自身发展的规律。例如曹丕写的《典论·论文》，开篇就提到：文章乃之大业不朽之盛世，一个国家文学繁盛，它是国家盛世的体现；南北朝时期著名文论家刘勰写的《文心雕龙》一书中讲：“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我国80年代初出现了文艺繁荣的景象。第二，要倡导全面完整理解主旋律，力戒政治挂帅。我们不要简单地将主旋律等同于意识形态，主旋律的内涵应该是宽泛的，一切反映人民的愿望，惩恶扬善，满足工作健康需求都是主旋律。再次倡导文学艺术家直面社会矛盾、分析社会问题。我国目前也有一些好的作品，但是真正反映现实的作品不多。 （三）扩大文化的对外开放 1959年，法国成立了国家文化部。这个文化部的使命首先是承担着把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让法国人了解的责任；而这意味着法国文化对外开放。多元文化共荣是文化发展的根本条件。例如我国唐朝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非常大，唐朝文化的开放度也非常高。当时的西安人们最喜欢的一项活动是马球，马球来自于西域。我们国家目前文化开放度比较低，甚至在新闻出版领域，我们的开放度不及印度、俄罗斯。历史经验表明，文化开放就繁荣，封闭文化就几乎停滞。 综上所述，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任重道远，我们要继续推动文化创新，激发文化创造活力，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无法阻挡的。

中医学论文:对中医学重视地理环境的探究 摘要:中医学重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体质、寿命、疾病、治疗以及药材等方面的影响。现代中医人,不仅要注意人体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药材是否道地;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 关键词:中医学;地理环境;体质;寿命;疾病;治疗;药材 中医是运动变化的医学,它将天地万物看作是永恒运动变化并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在处理生命问题上是随着天、地、人等情况灵活多变。地域不同,人体质的强弱,寿命的长短,疾病的状况,治疗的法则,以及药材的质量等,都有很大的差异。重视地理环境是中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古医籍,特别是《内经》中有很多相关记载,兹概述如下。 1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祖国医学强调“人与天地相参也”。《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其气九州(九野)、九窍,皆通乎天气。”《灵枢。邪客》云:“地有九州,人有九窍。”都是说人体与天(自然界)相通,与地相应。《灵枢。九针论》还论述了“身形之应九野”的具体情况。《素问。三部九候论》云:“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是说诊脉的三部九候,以合“天地人”,以应“九野”。《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运用五行学说,以五方配五脏、五体、五味等,说明了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2《内经》对地理气候的认识 我国幅员辽阔,古代先民早已认识到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气候特点。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这是运用五行学说概述了我国五方气候的基本特点。《素问。五常政大论》:“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南方)热而左(东方)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北方)寒而右(西方)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这是运用阴阳理论,解释了地域有南北高下之不同,气候亦有寒热温凉之差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水土刚强”:“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这是具体说明五方的地形、地貌、水土、气候、物产:东方象春天一样,得天地始生之气,气候温和,地处海滨,盛产鱼、盐。西方是金玉沙石之处,气候象秋天,有收引之象,水土强硬。北方象冬天,有闭藏的气象,地势较高。南方象夏天,自然界多长养之气,是阳气最盛的地方,地势低下,水土薄弱,雾露经常聚集。中央之地平坦多湿,利于种植,且与四方交往便利,所以物产资源丰富。 3地域不同体质不同 不同的地理环境,营造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进而形成了地域性体质类型。《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西方者,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北方者,陵居,风寒冰铡,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南方者,其民嗜酸而食驸(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中央者,其民杂食而不劳”。是说东方之地的人们习惯吃鱼类和咸味食品,因鱼性属火,会使人积热于中,成能走血,多食伤血,所以该地域的人大多皮肤色黑,肌腠松疏;西方之地的人们依山陵而居住,宅简多风,披毛布,盖草席,吃鲜美的酥酪骨肉类食品,形体较肥壮,抵抗力较强,不易受外邪侵袭;北方之地人们依山陵而居住,经常处在风寒冰冽的环境中,过着四野临时住宿的游牧生活;南方之地的人们喜欢吃酸类和腐臭的食品,肤理致密而色红;中央之地的人们吃的食物种类繁多,劳动比较少,生活相对安逸。这些论述初步概括了前《内经》时代五方之地人们的生活习俗、体质等特点。元代着名医家朱丹溪认为:“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也是强调人的体质有地域性的差异。 4地域不同寿命长短不同 人的寿命亦有地域性差异。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阳精所降,其人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阴精所奉,其人寿”。是说东南方阳气有余,阳精自上而下降,所以气候温热,人的由寿命较短;西北方阴气有余,阴精自下而上奉,所以气候寒凉,人的寿命较长。现实生活可见,气侯温暖,万物生长快,收成都比较早;气候寒凉,万物生长慢,收成都比较晚。早成熟,早衰退;晚成熟,晚衰退。由于地域不同,气温不同,动植物的生成速度不同,人体寿命长短同样有差异。 5地域不同疾病不同 学各地区虽然都与时令季节同步,但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阴阳之气盛衰各异,人体的疾病也表现出地域性的倾向。古籍中的记载大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所在地域的水质、土质不同而造成的地域性疾病。如《吕氏春秋》云。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旭(足部肿胀)与跫(瘸腿)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虺(类似鸡胸)与伛(脊柱弯曲)人。“《嵇中散。养生论》云:”颈处险(通“岩”)而瘿,齿居晋而黄。“古人虽然还没有认识到水土中具体缺乏某种成分,但已经认识到了这些病主要因于水土。二是由于不同的地理气候、饮食习惯、体质等特点,造成某些疾病容易在某些地域多发、易感。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西方者,其病生于内”;。北方者,脏寒生满癍“:”南方者,其病挛痹“:”中央者,其病多痿厥寒热“。《瘟疫论》云:”西北高原之地,风高气燥,湿证希有;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这些都是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地域性的多发病。 6地域不同治疗法则不同 《素问。五常政大论》根据在西北寒凉之地多胀病,东南温热之地多疮疡的病变特点,提出了“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的治疗大法。该篇还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故日,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是说西北方天气寒冷,其病多外寒里热,应散其外寒,而凉其里热;东南方天气温热,因阳气外泄,故易生内寒,所以应收敛其外泄的阳气,而温其内寒,这是所谓的“同病异治”,即同样发病,因地域不同而治法不同。所以说气候寒凉的地方多内热,可以用寒凉药治之,并可以用汤液浸渍的方法;气候温热的地方多内寒,可治以温热的方法,以加强内部阳气的巩固。治法必须与该地的气候相同,才能使之平衡无病,但必须辨别相反的情况,如西北之人有假热之冷病,东南之人有假寒之热病,又当用相反的方法治疗。充分体现了治的灵活性。 《素问。异法方宜论》在逐一分析了五方区域各自的地理环境、人的生活习俗、体质特点以及发病情况后,也提出了相应的治法:东方之域,其治宜砭石;西方者,其治宜毒药(泛指药物)。北方者,其治宜灸螨。南方者,其治宜温针。中央者,其治宜按跷。因东方之人易患痈疡,其病在肌表,热毒血壅,故宜取砭石宣泄热毒,排除脓血。西方之人抗外邪能力较强,疾病多属内伤,宜服药物调治。北方之人多脏寒腹满,宜用艾火烧灼,以温经散寒。南方之人易生筋脉拘挛、肢体麻木,宜用针刺,以疏通经络气血,祛除湿热之邪。中央之人,生活安逸,易发生肢体痿弱、厥逆、寒热等病证,宜用导引按跷等方法,以活动肢 体,疏通经脉气血。该篇还说:砭石的治法来自东方,药物治法来自西方,灸螨的治法来自北方,九针的治法来自南方,导引按跷的治法来自中央。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结合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创造出适宜各种不同病证的治疗方法。该篇最后还指出:“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之所宜。”是强调上述的治法不可拘泥,一个高明的医生应当结合各方面的情况,综合分析,随机应变,灵活运用。特别是中的这些治法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的,由于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生,生态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的改变,病变特点、治疗方法都有很大的变化。今人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此外,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也不可拘泥。 7地域不同药材质量不同 五方地域各自盛产的动植物,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除了前面提到《索问。异法方宜论》有所论及外,《素问。金匮真言论》根据五行理论宏观概述了五方动植物之异:“东方色青,其畜鸡。其谷麦”,“南方色赤,其畜羊,其谷黍”,。中央色黄,其畜牛,其谷稷“,”西方色白,其畜马,其谷稻“。北方色黑,其畜彘,其谷豆”。(素问。汤液醪醴论)还指出稻谷的生长,得益于适宜的地理气候环境。 古代对药材质量的判定,除了考虑外观、质地、气味、采收季节等因素外,药材生长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是判断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之一。古人特别强调药材的“道地”性,即有名产地出产的。东汉药物专着《神农本草经》云“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强调了区分产地,讲究道地的重要性。而且,在所收载的365种药物中,不少从药名上看就带有道地色彩,如巴豆、蜀椒、秦艽、吴茱萸、阿胶等。南朝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日:“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例》云:“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并在《千金翼方》中用“药出州土篇”专门记载了十道各州的药材,他首先按当时行政区划的“道”来归纳药材产地,这为后世正式采用“道地”的术语奠定了基础。唐。苏敬等编着的《新修本草 亦认为“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唐。蔺道人传《理伤续断方》中云:“凡所用药材,有地道者,有当土者。”书中大量使用川药,如川当归、川独活、川牛膝等。“道地”作为专有名词正式见于明。刘文泰等编修的《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每种药都列“地”项,标明药材产地,并在某些药材的“地”项下又列“道地”专项,特别指出来源于特定产地的药材具有更好的疗效。如川芎:“地:生武功、山谷、斜谷、西岭及蜀中秦州、山阴、泰山。道地:蜀川者为胜”。又如当归:“道地:以蜀及陇西、四阳、文州、当州、翼州、松州者为胜。”宋-苏颂的《图经本草》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两书,都非常重视药材的产地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医者虽然辨证准确,选方得当,但如果药材不道地,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其《药性变迁论》中云:“今以(古)方施用,竟有应有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移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工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淡而薄劣矣。”由于特产地的“道地”药材产量难于满足临床需要,因此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移地引种,其生长环境发生了变化,品质自然退化,临床疗效也下降。更何况古方中所用之药有很多原本野生,与人工种植的更是名同实异。临证处方用药切忌对此忽略。 综上可见,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运用变易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人的体质、寿命、疾病、治疗以及药材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现代中医人,在临床工作中必须重视地理环境,辨证施治要因地思变。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I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既要重视人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药材是否道地。 中医学论文: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 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 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 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 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 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 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 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 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 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 门派众多, 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 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 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 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 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 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 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 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 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中医学论文:对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的通识教育探讨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主要指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教育水平,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通过对大学生共同进行普遍的文化教育,它包括语言、历史、文化、科学等基础性知识的统一讲授,公民意识的陶冶及实际能力的共同培养,使学生对自然、社会和人文有所批判性地了解,从而“生为有教养的人”[1]。所以,通识教育是在文理交叉以及通才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入到人格,深入到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通识的“识”不是知识的“识”,而是识科学、识社会、识人类[2]。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时,通识教育与中医学专业教育并非完全割裂,运用通识教育进行中医学教育育人的方式,可以较为通俗地表达中医学的抽象和精髓,拓展医学生医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平衡发展,使学生个人素质全面发展。 1 中医学的特点需要通识教育 传统文化是在朝代更替战争以及思想冲突中不断完善进步的,作为传统文化奇葩的中医学更是如此,它与各种哲学、科学技术以及人文信息乃至社会、战争等关联较为密切,具有较强的通识性,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传统中医学[3]是我国古代哲学与医疗实践结合的一门学科,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石,通过“望、闻、问、切”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归纳证型,辨证论治,使用多种中医治疗手段,如中药、针灸、推拿等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理想健康状态。理论精髓是对在长期临床诊疗过程中出现的个案与可重复验案进行“因时因地因人”的科学归纳、总结、推理得来的。中医学是涵盖思想、哲学、文学、思维、伦理等诸多内容的大文化,医学生对中医学哲学思辨体系、思维判断模式、人生价值观念的学习过程,必须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进而促进学生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形成和思想感悟力的提高,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加强和促进中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融合,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发扬传统医学。 2 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更加需要通识教育 现在西医院校学生对于医学的认识多以西医为主,对我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医学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在理论认知和建构中,很难理解建立在古代朴素辨证法上,并以直观思辨为特征的传统中医学。所以他们对中医学的精华理论学习状况不理想,对于初次学习中医的西医院校学生来说,常常觉得内容枯燥乏味,理论艰涩难懂,难以把握。而且《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着作不单字词难懂,其意难通,甚至还需要不断地背诵,反复记忆,费时费工,收效甚微,往往知难而退,无法深入学习研究。由于中药药性的五味和四气在经验世界里找不到任何解析,给人不科学的感觉,另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医学,突飞猛进。小至人体细胞、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分子生物,大至组织器官、躯体结构乃至生理病理的奥秘,甚至心脏起搏器、人工肝、人工肾的发明,成功移植或人体某个器官部件的克隆似乎说明现代医学已经无所不能。所以有的学生在入学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现代医学先入为主,认为现代医学对于所有临床疾病都能解决,根本没有必要学习中医。种种情况导致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系统讲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深入提升学生中医理论水平,达到中西互重的难度较大。 所以就需要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通识教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们可以把中医学的通识教育理解为人文、社会以及哲学等教育的综合教育。由于在西医院校内,西医知识体系的教育是教学主要内容。西医理论、解剖、生理、药理、病理、诊断以及内科学等西医课程大约占总课程90%,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中医理论乃至中医文化的拓展,在中医学教学时加入医古文以及中医历史乃至哲学等多个方面的补充,加大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积累,在此基础之上在进一步讲授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医药理论经典,比如《内经》和《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课程的讲授,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增加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和对中医的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认识。 3 中医学通识教育的特点 美国一些大学校长认为:跨学科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先的法宝,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医学健康领域尤其需要创新,“不创新,毋宁死”。应打破传统的院系之间僵化界限,不要因为限定学科专业而抑制创新能力的培养。香港大学把通识教育作为所有在校学生的核心课程。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分为6个核心模块,涉及经典文化传承、科技进步与科学探索、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审美体验等诸多方面。此外,台湾的中医药院校也有通识教育课程。而内地中医药院校通识教育目前还在起步阶段。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通识教育几乎没有。所以这是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课题。 我们首先要确立中医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把医学生培养成中医西医两条腿走路,同时最终融入整体观的医疗模式中去,争取提升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着重于医学人才更符合时展的培养。 其次,可以在医学专业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通识类型的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或框架,表现通识 教育教学过程中程序性的策略体系。使医学教师尤其是中医学教师普遍认可的现代医学生对中医人格教育的体会,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载体,结合其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内容,进行中医学教育。 还可以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同时,注重教学实践的代入式教学,比如进行中药讲授时给学生进行中药的实体讲授,让学生对于中药具有直观的认识,讲授时把中药的产地以及相关联的各个时期医学大家应用的体会以及经典验案等系统回顾,深入细致的展现在学生面前,更好的接受中医学教育。 总之,通识教育与中医学教育并不矛盾,它可以较通俗全面的表达中医学的精髓,确保培养医学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平衡,获得全面发展。 中医学论文:探讨中医学说下的音乐治疗观 一、中医学说的音乐养生理念 1.中医阴阳学说与音乐养生 音乐养生,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中医学说中,提前祛除可能致病的诸多因素,或对已有病症,通过参加音乐活动、聆听音乐等缓解或帮助恢复正常(或部份阻断致病因素),通过心理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病人躯体上的症状。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它始终贯穿在中医临床实践的整个过程之中。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中,阴阳是用以表达相互联系的事物和现象正反两方面属性之间既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内经》把阴阳的平衡看作是身心健康的基础[1]。人体的阴和阳具有相互对立、相互制约、互根互用、相互消长的特性,而且通过这些特性维持阴阳的动态平衡,从而保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阴阳平衡才能使人的“气”升降、出入正常,才能使人的肌体和心理达到平衡。音乐的进行和发展也可以用阴阳变化的规律来阐述,比如音的高低、长短、强弱、音色、快慢、疏密等的变化。运用音乐进行和发展中的阴阳变化、平衡来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以达到养生的目的,使人体阴阳时常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就应针对其阴阳的偏胜或偏衰,选择不同的音乐进行调理,以恢复其身心的健康。如,应该让阳亢者选择安静型音乐听;让阴虚者听刺激型音乐或让其主动参加气氛活跃的音乐活动,如听《旱天雷》、《丰收锣鼓》、《战马奔腾》、《奔驰在千里草原上》、《步步高》、《狂欢》以及多参加唱红歌比赛、多欣赏交响音乐会;而对阴阳偏衰者则可以选择听一些抒情、优美、柔和又略具激情的音乐作品;如听《彩云追月》、《翻身的日子》、《北京颂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对阳虚且寒者则选用活跃、欢快、激情振奋的音乐作品进行欣赏。如听《春节序曲》、《阳光照跃在塔什库尔干》、《真的爱你》、《祝酒歌》、等。同时音乐作品的选择也要注意因人因气候适当调整,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2.中医五行学说与音乐养生 中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行学说也与音乐养生有密切关系。五行最初指“五材”,即木、火、土、金、水,古人用其特性来归纳自然界的的事物以及说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并总结出五行学说。而且以五行特性将人体中的器官及体内所有宏观微观的变化机理都进行分类,其原理跟自然界五行相通。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的关系常常被运用到临床的治疗、保健、养生上,如“培土生金法”即肺虚补脾“、滋水涵木法”是肝阴需补肾阴等。中国古代就已经将音乐与五行联系起来,要获得较好的养生效果,就应该根据五行学说选用适当的音乐。中国的五声音阶由宫、商、角、徵、羽五音构成[2]。木、火、土、金、水与五音对应。其间的关系与五行的相生、相克相对应;如五音中,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就是与五行对应的相生关系;而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商、角属金、木,徵、羽属火、水,均为大二度,系不协和音程,这样的音程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属相克。《黄帝内经》中更是运用五行规律和角、徵、宫、商、羽五音对不同病症进行治疗,按患者对不同音调、音量、节奏、旋律产生的不同情志反应以及所对应的五脏,创立了“五音疗法”,即“宫动脾,商动肺,角动肝,徵动心,羽动肾”。古人有语:“宫音悠扬谐和助脾健旺,旺盛食欲;商音铿锵肃劲善制躁怒,使人安宁;角音条畅平和,善消优郁,助人入眠;徽音抑扬咏越,通调血脉,抖擞精神;羽音柔和透彻发人遐思、启迪心灵。”一般情况下,宫调式和徽调式属于色彩明亮的调式音乐,有让人欢乐、激励的效果,具有健脾养心的作用;羽调式和角调式则属于色彩较暗淡的音乐,给人舒缓、平和之感,有补肾、舒肝的作用,商调式则介于两者之间,可以使人欣慰而具有清肺的作用[3]。 3.七情与音乐养生 在中医理论中,情志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因而情志变化成为养生的关键。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它们在正常情况下起到调节机体生理功能的作用,但七情之病起于脏[4],七情过激,必生拂郁,病从内起。七情和悦是健康长寿的根本,而学会“疏泄”则是七情和悦的关键。古代典籍有载:“宫音和平雄厚,庄重宽宏;商音慷壮哀郁,惨怃健捷;角音圆长通澈,廉直温恭;徵音婉愉流利,雅而柔顺;羽音高洁澄净,淡荡清邈”,将五音各调与对应的精神效应进行归类,说明音乐的内蕴是以人的情感为轴心的,人的情感变化受五音的精神效应影响:宫音让人温舒广大;商音让人方正好义;角音让人恻隐爱人;徵音让人乐善好施;羽音则让人整齐好礼。音乐养生的原理可以总结为以情胜情来疏导情志,即利用一种情绪的音乐来使另一种偏胜的情绪得到渲泄。也就是使消极的情绪变得积极,使积极的情绪变得丰富和充实,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4.中医静神与音乐养生 中医注重恬淡虚无,从某种角度来说即要求清静、安静和调、凝神敛思。静神理念同样贯穿在中医的养生理论中,其主张心神宜相对静,不妄动,用之有度,不用不动固属于静。“静则神藏,操则消亡。”强调静神使精气神内守而不散失,调畅精神,保持人体形神合一的生理状态。《荀子?乐论篇》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说明音乐具有直接、迅速、深刻影响人的情志的特性。而《吕氏春秋》也记载:“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反映了音乐的需要是人的共性。通常情况下,用于静神养生的音乐,宜选择曲调节奏流畅舒缓、和声简单和音色典雅的乐曲,而且播放音量宜轻柔,此类音乐会让听的人自然沉浸在音乐美的境界中,这就满足了内心泰然的需要,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5]。 二、中医学说下的音乐养生理念之核心 1.在大自然中感悟身心统一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之一,指的是人自身为一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可以归结为人的身心统一和天人合一,而这一理论核心同样适用于音乐养生。古有云“音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意指音乐由人心而生,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正是由于人的身心对大自然的感悟才产生了音乐。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指人的健康和大自然是相互联系的,而身心合一则主要指人的生理和心理是分不开的。人与自然的互根性和统一性,决定了音乐具有调整情志而健体养生的作用,即调节人心神的作用。 2.迟以气用,远以神行 环境的选择对音乐治疗的效果也是个关键的因素,音乐配合环境对心境的变化更加明显。“在夷陵,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自释",欧阳修这一描述体现了优美环境对音乐治疗的重要性,情境的合理设计才能使人与音乐水乳交融。现代音乐养生强调环境和色彩的选择,不同意境的设计应根据不同的对象,使其如临其境,才能使音乐与治疗对象的身心交融。明代古琴大师徐上瀛提倡的“音与意合”,适用于音乐的欣赏、演奏、创作方面,也正是“迟以气用,远以神行”。音乐的养生作用可用“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来形容,从中医的阴阳、五行、七情和静神理论与音乐养生的关系可以看出,音乐对情绪的调整作用是直接而强烈的。将中医学的音乐养生理论广泛运用到养生实践中,丰富养生的方法与方式,可以使养生效果更加理想。21世纪是至今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时代。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 的各个方面均经历深刻的变化,如生活节奏的加快、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心病还要心药治”,中医学说中的音乐疗法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不同的音乐可以防治不同的疾病,其特殊的疗效已逐渐得到重视,对其的研究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医学论文:西医校园中医学教学概念 中医学与西医学虽然同属医学范畴,都以病人为治疗对象,但两者的理论体系截然不同。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自然观影响下,以实践为基础,以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强调整体观,通过调整阴阳平衡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西医学以解剖学为基础,是建立在实验学基础之上的多学科相融合的一门科学。如何使已较全面接受西医理论,形成了较稳定的现代医学思维模式的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接受另一门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是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就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谈点体会。 1明确中西医概念的本质区别 在中医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学生对中医学理论体系认识与认同困难的问题。由于学生已接受了西医理论,故在学习中医学时常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习惯将中医的“心”“肾”与西医的“心”“肾”进行比较,对“心主神明、肾主纳气”等中医脏腑功能感到不可思议,不能认同。因此,必须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中医的“脏腑”与西医的“内脏”“器官”等,在概念上有很大区别。西医的内脏是解剖上有形可见的,而中医的五脏六腑是一个功能上的概念。如中医将“心”的功能归纳为“主神明、主血脉”,其含义已超出解剖概念的“心脏”。因此,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用中医的思维理解中医,用西医的概念学习西医,不能相互混淆。另外,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有本质区别。西医的“病”指人体的器质性病理变化,临床中有实验室证据可循;而中医的“证”是机体功能失调后连带出现的一系列证候群,更多的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 2训练学生的形象思维,进行直观教学 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西医的“视、触、叩、听”都是从研究病人的外在表现,即症状和体征开始的。但中医四诊重点在于把握机体脏腑气血经络的外在表现及相互联系,用取象比类、由表及里的方法,借助阴阳五行理论,把生理功能、病理表现、体表部位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一个整体、恒动的系统。中医学独特的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等认知方法属于形象思维,其建立在宏观的自然观察、表象观察基础上,并以哲学为核心,注重整体联系和感悟、推理,经高度概括、抽象而成,与现代医学的微观结构和直观形态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因此,训练学生的形象思维,注重功能模拟和直观教学尤为重要。在教学中,可采用表象和形象化的语言解释枯燥的名词术语,应用临床病例的辨证分析提高学生思维能力;运用教学的直观性原则,调动学生视听等感官功能;采用各类直观教具,特别是运用多媒体技术将抽象的中医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以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3注重教学的艺术性和技巧性,培养学习兴趣 中医学具有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融合的特点,具有西医学无法比及的丰厚的人文底蕴。在教学中,可强化中医学这一特点,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采用诗句、顺口溜等形式帮助记忆。如中药学及方剂学教学中,“穿山甲王不留,妇人吃了乳长流”,白虎汤主治“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大症”等,这些琅琅上口的歌诀、顺口溜,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加深了理解、记忆。在针灸学教学中,讲授经络的循行路径时,除借助图片的动态演示阐明经络的循行外,还可对比武侠小说中的一些事例,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增强感性认识,帮助理解记忆。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多途径、多方式综合各类知识。 4突出中医学优秀的医学观念,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疾病谱的变化,中医学以人为本的医学观念和在慢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康复医学、养生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现代医学中高、精、尖设备和先进仪器的使用在临床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也容易导致“物化”倾向和产生大量的伦理问题,如“见病不见人”等现象已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而传统中医学具有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整体性等观念。因此,在教学中突出中医学优秀的医学观念和哲学思想,通过运用和借鉴中医学在生命观、疾病观和临床诊治中的整体观念、辨证观念、天人合一思想,启发、熏陶、培养学生的医学思想,有利于学生建立科学的医学观点,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和21世纪医学发展趋势。此外,传授学生传统的保健康复技能,如针灸推拿、保健按摩、中药薰洗、刮痧拔罐等,使学生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学有所用,增强对祖国医学的认知。 5应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创建新型的中医学教学模式 中医学课堂教学教具甚少,可利用计算机、数码照相机、扫描仪等,把讲授的内容按教学大纲要求制成多媒体演示稿,结合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形式,采用动静结合、声情并茂的方式进行授课,激发学生想象力,引导他们多动脑、勤思考,活跃课堂气氛,从而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总之,在西医院校要讲好中医学有很大难度,教师应在充实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提高教学质量,努力把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现代医学人才。 中医学论文:中医学中津液在诊断疾病上的重要性 津液是指有滋养各组织器官,濡润空窍和滑利关节作用的物质。津液为饮食经脾骨消化吸收而成,由脾、肺、肾吸收,分布、排泄,以调节维持其平衡,循行周身,出脉管内外和组织同隙之中,供给各部分的营养需要,剩余的水分和废料,则成汗、尿排出体外。《灵枢》云:“五脏六腑,皆有津液,……。”又云“膀胱为津之腑,热则津液内虚”等。 可以睦出津液是一种液质成分,成在于机体之内,分布于周身各处,内至五脏六腑,外至皮肤肌肉,皆其所布。它由口引入并由尿、皮肤、大便、呕物、泪、肺脏等上排出体外,我们知道汗、尿、吐物等除液质占绝大部分外,其中还溶有其他物质。于此可知津液是一种液体成分为主的并溶存有一定的溶解物质组成。 津液和体液:由上看出,津液是一种液体成分为主要的物质,液体成分分布于人体细胞内及细胞外各处,能补充,能排出,但与现今医学所称的体液有无关系,从下面比较可以看出。 从体液的组成成分及分布来看,体液分布在细胞内及细胞外者叫细胞外液,占人体重20%~25%,是人体的内环境,浸润着细胞以作转运营养物质之用,细胞外液以分布的范围和质量的差别有不同的名称,如在血管内叫血液,在淋巴管者叫淋巴液,在脑和脊髓者叫脊液,在组织间叫组织间液,体液在内者叫细胞内液,为辅助代谢的媒介。虽然体液各在不同的部位而细胞外液之间及细胞外液与细胞内液之间,是直接或间接相通的而且成分是稳定质中含有不等量的溶解物质组成,即是说:水质和含有不等量的溶解物构成体液。从体液的组成分布和上面的津液比较起来看是相似 ,因此说津液相当于体液。 从体液的平衡调节来看:体液中小部分是溶解物,大部分是水、水的平衡调节代表了体液的平衡调节,同时水的调节与某些溶解物如氯化钾等也有一这的影响。水在人体内是维持平衡的,即是说每日摄取的排出的是相等的(生长需要除外),排泄的器官是肾、皮肤、肺、大肠等处,其中以肾的排泄为要,但体内水分平衡调节的转机有以下几点:①饮水管制,在唾液分泌减少时或血浆的渗透压增高时,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反射性的引起口渴。②动向管制:水喝得多的时候血中水分并不增加多,很快的被肾排出及进入细胞间液,水分少的时候则反之。③排出管制:在正常情况下肾为排水器官,受着中枢神经的管制及激素的调节。 我们从体液的调节上也可以看出津液是相似于体液的,因津液的调节与体液的调节是相似的。 《伤害论》云:“大便硬,小便当数”。又“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不利。”以大便硬即肠道的水分被吸收,吸收得多故小便多,若饮水多必是汗多而小便也多,以使身体的水分维持平衡。关于津液平衡的调节,我们可以从古代医书中看出,先谈水的调节。《伤寒论》云:“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灵枢》云:“咸入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上走之,血之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注入则胃中竭,竭则咽焦,故本干而善渴。”说明呕吐失水后及唾液分泌减少而“咽焦”时,对机体均是刺激而反射性的引起口喝。至于津液的动向调节,中医学家已利用此原理津液平衡改变而显出的某些症状,是不加以治疗的。《伤寒论》云:“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心瘥,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从亡津液,胃中于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小,以津液当还地胃中,故知大便不久必大也。”又“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等。又“大便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以津液自动的平衡调节。 体内的津液是维持平衡的,过多过少则由人体的调节机能来维持平衡,多则增加排泄,少则减少排泄,使人处于健康状态,但这种调节机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受着时间,调节力量,人体器官机能是否健康等因素的影响,因些会有增多和减少的情况出现。 津液的增多与水气病的形成:人体的水分排泄过多叫亡津液,相反的人体的水分排出过少则叫水气病。水气病所表现的症状,是逐步进展的疾病,初期、晚期的表现以及在切脉上的表现是不同的。这样,在望诊上触诊上来检查诊断水肿病及其程度。 津液是沿着经脉不断流行,输布到全身各个脏腑各个部分,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津液的改变,会对人体的疾病产生不良影响,这说明津液在中医学中,对疾病的产生是占重要地位的,在诊断疾病上不可忽视。 中医学论文:中医学护理带教新方法的实用性综述 制定具体完善的教学计划明确的目标和合理的计划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护生入科前带教老师根据学校和护理部的实习计划,针对中医科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分中医理论知识与中医护理操作训练,强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学方法追求多样化,注重学生思维型和能力型培养,开启了启发式、讨论式、小讲课、角色扮演、批判式等多种方式教学[2]。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护生的参与意识,调动护生的内在潜能,也符合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观点“人类具有先天的学习潜能,教育应当将这种潜能激发出来,成为护生的内在动力,使之成为自发指向的学习者”[3]。 做好护生入科教育为帮助护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带教老师要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中医科病区环境、病房结构、治疗室、操作室布局,技术设备及物品的摆放等,使护生尽快熟悉环境,尽快适应角色,增强自信心,为临床实习打好基础。详细介绍科室的中医特色:中医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治疗既考虑局部,又采取扶正培本的方法。中医护理也具有整体护理的鲜明特点,指导护生运用中医整体观和辨证施治原则,通过望、闻、问、切了解患者的生活起居、身体机能、心理状态、舌苔、脉象、体质、治疗用药等情况,分辨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邪正关系。根据缓急,扶正避邪,因地制宜,辨证施护,辨证施教。 严格带教过程的管理注重护生对中医护理兴趣的培养,培养护生对中医临床护理的兴趣,不仅能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指导老师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护生刚接触到中医临床,对中医的阴阳、五行、舌诊、切脉、经络、百草等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临床教师要抓住护生的学习热情,重点运用生动的事例,介绍中医治疗、中医护理在临床治疗、养生、保健、心理调护等方面取得的应用实效,与护生共同探讨现代中医在国内外的发展前景和巨大潜力,激发护生探索中医的渴望。同时让护生参与临床特殊病例讨论、护理查房、护理竞赛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护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规范中医护理操作流程,标准参照文献中常用中医护理操作,把临床常用的中医护理技术,如中医的“四诊”、拔罐、中药灌肠、中药导入治疗、针灸、艾灸、熏洗等操作制成多媒体形式,增强直观性教学,强化护生在进入临床操作前的中医护理操作规范。在临床实际操作带教中,带教老师对各项操作要认真讲解步骤、要点、注意事项,指导护生将所学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做到多示教、多提问、多鼓励,在“放手不放眼”的监控下,创造更多机会让护生独立操作,提高护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实习期间,困扰护生最常见的问题是“师生关系”,带教老师要经常主动与护生沟通,了解她们的心理、在学习和生活上的需求,正确给予指导和帮助,及时征求护生对教学计划内容及进度的意见,及时做出调整[4]。在护生出科前,召集护生对本科室带教情况进行总结,评选出优秀带教老师,鼓励护生提出带教过程中的不足。科室将护生的反馈信息,及时归纳、总结,积累带教经验,改进带教方法,提高带教质量。3.7严格出科考核护生入科时带教老师便将考核项目分发给护生,让护生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提前准备。考核分理论与实际操作两部分,学生出科前由带教老师按要求和程序对护生逐一进行考核、考试,将成绩当面告知学生,记入护生实习档案,对不合格者,给予护生一定期限重新补考,直至合格。 中医学论文:《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探讨 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始祖，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很大。谚云：“医易相通”。《易经》“托物以明义，用小以喻大”的直觉思维模式以及由此发生的理论模式，直接影响着中医学的理论思维。《易经》理深意宏，是自然科学的胚基，宇宙观的萌芽，多种学科的渊薮。中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与《易经》亦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内经》中的重要基础理论，如阴阳学说，藏气学说，气化学说，即递嬗于《易经》。与《易经》一样，中医学也可看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积淀而仍然生机勃勃的活化石，因此中医学在文化人类学家眼中，即是一种古代文化研究对象，又是一种现实文化的研究对象。[1]《易经》在一 定范围内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增添了不少迷茫。许多现代生物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易经》64卦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可以预言《易经》的独特思维方法和西方科学试验相结合，是揭示生命奥秘的金钥匙。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本文谨就《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做一初步探讨。 一、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贯穿《黄帝内经》一书始终的阴阳学说，直接来自先成书的《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易经》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最早出现在我国夏朝的占书《连山》之中。古人以阴阳二气为中心，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概括出八种基本物质形态，并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命名，从而创造了八卦。[2]八卦和64卦中几乎都由阴爻和阳爻组成，体现了每一卦中阴阳的互依和互制，即使纯阳乾卦也有纯阴坤卦相配。《易经·系辞传》从哲学高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3]阳爻与阴爻乃矛盾对立之两种符号，阳性与阴性乃矛盾对立之两种事物。[4]《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 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源自《易经》无疑。《易经·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父，坤为母，生震、艮、坎、巽、离、兑六子，六子分男女，即天地万物，这便是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5]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着的阴阳两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守之，阳在外，阴之使也。”正反映了《黄帝内经》对《易经》阴阳学说的发挥和应用。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阴阳两方面是运动变化的，其运动的方式是彼此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易经》在三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中体现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观点，被《黄帝内经》在解释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和疾病转归时广泛应用。可以说，正是在借鉴《易经》阴阳观念的基础上，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才得以进一步形成。中医阴阳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导致了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津液等一系列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针灸子午流注即是根据《易经》与《黄帝内经》阴阳盛衰消长原理，认为经气在人体中盛衰流注与昼夜日月运行相应，从而掌握经气的周期性盛衰开合进行取穴，这也是《黄帝内经》生物钟原理及干支纪时的发挥。中医的藏象学说也源于《易经》，并在天象、物象和人象三结合中，进行发展。尤其在接受易理取类比象的基础上，使法象有了新的突破，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中医藏象学说。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正是把天象、地象、人象合三为一。虽然《易经》64卦中，在表 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这种看法，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因为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所谓“场”的思维方法。其实中医的“气”，以广义的气本身就包括了“实体”和“场”两方面。尽管阴阳学说不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和神秘的色彩，但作为中医的指导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 二、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 《易经》中医术方面的记载，除散在64卦的一些卦爻辞中外，主要集中在《剥》、《豫》、《萃》、《艮》、《咸》五卦之中。《易经》义理的本质特征是天人合一，它对中医学所倡导的“气一元论”的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易经·系辞》曰：“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明确指出一切事物均由精气构成。中医的“气一元论”认为，精气的运动引起五脏六腑的活动，人体内的气是一种活力很强的精微物质，输布全身无处 不到，机体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气的升降、出入活动，气活动一旦停止，生命活动就停止了。医易相通，《易经》中常用人体器官描述卦象，如乾为首、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坤为腹、艮为手、震为足、巽为股。其中《咸卦》是关于针石术的萌芽。咸，马王堆帛书作钦。《归藏》有钦卦，朱彝尊《经义考》云：“钦在恒之前，则咸也”钦与针皆在十二侵韵，同声相转，钦借为针、或箴。……针与箴通，皆为古针字，咸为省文。是最早的针灸记载。 从象数学的观点看64卦的递次变化，很象人一生的生长衰老过程。《黄帝内经》说：“年四十，阴气自半。”表明中年保肾精十分重要。现代研究，64卦卦象严格对应着遗传密码中64个dna密码子。东方神秘的《易经》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易经》中64卦之间存在着的这种阴阳互补与生克关系，这是西方科学全然不知的。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基因调控和癌症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黄帝内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格局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这种以“象”“论”“藏”启导于《易经》的爻象概念。《易经·系辞》谓：“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医家又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于是有藏象之称谓。《易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很大。生命是复杂的有序结构，躯体内外部的总体稳定即阴阳平衡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从机体的整体水平探讨、研究人体科学的方法，正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之一。现代医学中流行的观点认为， 揭示生命奥妙的关键，在于对遗传基因和它的构造单位，以及受它们控制的化学反应的深入研究，科学哲学理论已经指出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和机械性。认真探讨人体内部与外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已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家的重视。《易经》独特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体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三、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 《易经》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强调杜渐防微，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易经·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临否卦的严重时刻，倘能经常保持“我将灭亡!我将灭亡!”的警惕，加强锻炼身体，这样不但不会灭亡，还会像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长生。 《易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易经·萃卦》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即谓因病而唉声叹气，没有丝毫好处，不如扶病走动走动，虽有小吝，终究对病无大妨碍。也就是说，“即忧虑，又叹息，这样是没有什么吉利的”。[6]《易经·无妄》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乱想，只要心情舒畅，不吃药也会好的”。《易经·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过度紧张却使我们长期而反复地处于超 生理的紧张状态，如果不加警惕，将会危害身体健康”。中医心理学的观点与《易经》的看法相一致。情绪失调常常是疾病的先兆。忿怒能引起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易经》在养生方面的许多重要的富有哲理的见解，告诉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注意身体所发出的各种信号。多数严重的疾病往往是经过多年缓慢发展的结果。这对中医养生学也有直接的重要影响。 《易经》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易道尚中，中医的理、法、方、药，都离不开“中”字，选方遗药，掌握药味、药性和药力，都以“中”病为宜，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既济》与《未济》二卦相对，相互对立转化。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可致心神不宁，腰痛头晕等证。如水不涵木而致风火上窜，头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疗，可使水火既济，保持阴阳平衡。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比类和阴阳观念，总结前人用药经验提出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秦国名医医和即曾自觉运用当时卦象成说解说、分析晋侯的病情(《左传·昭公元年》)。《易经》提出“八卦气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如每年春分惊蜇前后，天气突变日数最多，人为祸事、空中或地面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无明患病的频率，更是春分和秋分前后最为显著。由此，我们领悟到一个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体是小周天，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7]《易 经》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所以，中医理论的发展才是振兴中医之根本。 总之，《易经》一言以蔽之，曰：变易而已矣。曰变易，曰不易，曰渐变，曰突变，括此数义，医道可尽矣。作为中医学的源头活水，《易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观，阴阳对立统一观以及取类比象等义理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甚至当今世界上许多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也多受《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吸收了中国古代《易经》和道家著作中关于阴和阳的互补、平衡、循环的概念，以及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构造新的世界文化模式。[8]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或者对它的论题的解释产生影响。[9]特别是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只有用古老《易经》的思维方法和现代 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医学才能取得本质性进展。这种中西文化的融合，正是中医振兴的契机。 中医学论文:让传统中医学焕发出绚丽的时代色彩 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中，中医学的发展经久不衰。为了让中医学始终扎根于中华大地深厚的沃土，为了让中医走向世界，千千万万的中医人前赴后继。彭金维就是其中的一个。 彭金维和中医的缘分由来已久。小时候，彭金维家附近有个卫生院，他经常跑过去看医生怎么给病人诊脉看病。他一有空便跑到卫生院看，并开始用心去学，从而萌发了长大后也要有自己的诊所为病人看病的愿望。于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彭金维开始看医书，尤其是中医药方面的书籍。他父亲有一个做中医的朋友，彭金维便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去他那里，看他如何给病人诊脉治病。闲下来的时候，朋友也会教给他一些中医“望、闻、问、切”的方法，长期的耳濡目染，彭金维对中医的兴趣便与日俱增，同时开始研读有关中医方面的书籍。 为了追寻自己的“中医梦”，后来，彭金维又来到了香港，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回想起初到香港时的情形。那时候，他带着空空的行囊，在陌生的环境里感到迷茫。就在他对中医前途感到犹疑的时候，一个报道使他看到了希望。报道上说，一位外国科学家正在运用中医理论进行一项科学研究。彭金维的爱国心再一次被激发了：一个外国人都能够熟稔中医理论，更何况我是一个中国人！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做一名中医的愿望，增加了学医的信心。五年来，彭金维利用晚上时间，参加了香港中国国医学院的学习，并取得了学士学位，随后开始了对中医理论进行更系统、更专业的学习。 彭金维一边钻研中医理论，一边给人看病。经过多年的积淀，2001年，“彭金维中医诊所”终于成立了。在这里，他以传统中医学为主，结合针灸、耳穴，综合诊治，使许多罹患疑难杂症的患者远离了痛苦。经过多年的摸索，彭金维对治疗中风后遗症、子宫肌瘤、面瘫、失眠等疑难杂症都有了自己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特别是他用中医针灸治疗子宫肌瘤，更是开了传统中医的先河。他用传统的针灸和中药调理气机气血，加强气化动能，化有形为无形，达到了治疗效果。在此基础上，他摸索出了中医的外治疗法 “天灸疗法”。即借助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使局部皮肤发红充血，甚至起泡，以激发经络、调整气血而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据彭金维介绍，“天灸疗法”可以治疗小儿痉挛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等肺部疾患，五更泄、虚寒胃痛、肾虚腰痛。但是用“天灸疗法”治病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必须选择三伏或三九天。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彭金维解释说，中医理论讲究天人合一，气候可以帮助调节机体功能，再利用针灸、药物透过特异腧穴的皮肤，有效成分可通过血液循环直达病体部位，从而发挥药理效应。更重要的是，药物通过经络腧穴吸收、传输、利用的同时，经络腧穴对药物刺激可做出较强反应，将药物作用放大，其疗效是经络腧穴与药物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潜心中医的同时，彭金维还不断奔走于各个中医学术交流会和学术讲座之间。在2007年广州第二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2007年安徽合肥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五届仲景学说学术研讨会以及2008年澳门世界中医药大会上，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如今，每天前来就医的患者络绎不绝，彭金维和中医的情缘仍在继续。为了把祖国神奇的中医学发扬光大，为了更多的人早日恢复健康，彭金维仍然在努力。 中医学论文:浅议衰老的机理的现代医学和中医学研究 衰老是机体固有的、复杂的、不可逆的过程。揭示衰老的机理,探索出高效、安全可靠的抗衰老方法,这是老年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就衰老时的机理和机体体内发生的变化进行综述,为抗衰老的研究提供临床资料。 1、衰老机理的现代医学的研究 (1)遗传基因与衰老。衰老是一连串基因激活和阻抑,及其通过各种自产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基因表达理论认为衰老是与热激蛋白转录因子三聚化失败、迁移、磷酸化、脱磷酸化失败、热激蛋白转录因子与dna结合下降导致的翻译后修饰失败、hsf mrna成熟和翻译有关［1］。(2)免疫系统与衰老。机体免疫功能和衰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衰老的进程,机体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因子等发生了许多变化［2］,通过改善免疫系统功能则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3)脑内神经递质和氨基酸含量变化与衰老。脑内的一些神经递质及氨基酸的含量对机体发育和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在参与身体组织老化及寿命的调节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下丘脑各核团的神经元呈现不同程度的丢失,其递质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导致内分泌功能不足,加速机体衰老[3,4]。(4)自由基与衰老。自由基在机体内有很强的氧化反应能力,对生物膜类脂结构破坏性极大,自由基还可直接或间接氧化蛋白质,并且可以使蛋白质生物合成的量下降,尤其是自由基可与dna、rna反应,引起主键断裂、碱基降解、氢键破坏、发生基因突变、细胞老化,导致机体衰老疾病的发生［5］。人体内具有一整套产生和清除自由基的平衡体系,机体的衰老是由于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以及机体抗氧化酶的活性不断下降使体内自由基物质过剩的结果[6]。(5)端粒、端粒酶与衰老。端粒是真核生物细胞线性染色体末端的特殊结构,其长度、结构、功能与机体衰老及癌症的表型等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端粒可影响细胞核内基因的表达。端粒具有保护染色体末端,维持染色体结构的稳定与完整的功能。细胞衰老是由于随着细胞的有丝分裂,端粒长度缩短、端粒酶的活性降低致染色体末端端粒缺失所致［7,8］。(6)线粒体dna与衰老。呼吸链反应是产生自由基的重要来源,线粒体在活细胞内产生90%的自由基,同时也是自由基损伤的重要目标。尤其是线粒体dna裸露,无组蛋白保护,并且修复校正系统功能较差,因此线粒体dna比核内dna 更易产生突变。自由基对线粒体dna造成的突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线粒体dna重要功能的丧失［9］。(7) no变化与衰老。no是体内重要的信使分子和神经递质[10]。nos是no生物合成的关键酶,在机体各组织细胞普遍存在。研究发现衰老组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组织中no含量和nos活性降低,而通过提高组织中no含量和nos的活性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11]。 2、衰老机理的中医研究 (1)精气神衰老学说中医认为精、气、神三者的状态标志着一个人的健康,如三者虚衰,则是衰老的征象。历代医家对人体的精、气、神非常重视,精充、气足、神旺即是健康的标志,如精亏、气虚、神萎则是衰老的征象,从精、气、神三方面的表现,完全可以反映出人体衰老的程度。(2)阴阳衰老学说中医学认为阴阳之间的变化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同时也是生命生长、发育、衰老以至死亡的根本原因。机体衰老的过程也就是阴阳失去平衡,出现偏盛偏衰或阴阳两虚的结果。(3)肾虚衰老学说肾为先天之本,人体生长、发育、衰老以至死亡的过程就是肾气逐渐充实、隆盛、衰少乃至衰竭的过程。中医认为:肾藏精,肾主骨生髓,腰为肾之府,齿为骨之余,肾外荣于发。齿、骨、发的生长状况是判断机体生长发育状况和衰老程度的客观标志。(4)脾胃虚弱衰老学说脾胃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在人体活动中起着升降枢纽的作用,肾中的先天精气也依赖于脾胃化生的后天水谷精微的充养脾胃虚弱是导致衰老发生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人体衰老过程是人体内部环境各因素间、人体与外环境各因素间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性结果。衰老原因是多方面的,衰老的机理也是极为复杂的。衰衰老时机体内更多的变化及其机制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去探索和发现。 中医学论文:简论中医学睡眠理论的特色 论文关键词：睡眠理论；睡眠障碍；心神；营卫 论文摘要：睡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对睡眠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秦汉之际，在我国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就记载着睡眠理论的内容，相关论述涉及睡眠的生理机制、睡眠障碍的病因病机和病症分类以及症状描述等多方面内容，形成了阴阳睡眠理论、营卫睡眠理论和五脏睡眠理论，为后世医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在很长的时期，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这样的方式生存，很大程度上是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出于无奈，最初也许没有人去注意为什么天亮了人会醒来，天黑了人要睡觉，但也由此适应了自然变化规律，正是这种与昼夜更替和谐的痛寐节律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睡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此不谈及其他生物的睡眠)，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良好的睡眠不仅是健康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机体功能活动正常的写照。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对睡眠有不同称谓，先秦多称“寐”、“寝”、“膜”，为其前后的文献广泛应用。《黄帝内经》除沿用以上称谓外，以“卧”表达睡眠之义的情况比较多，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即属此种情况，早在马王堆医书《十问》中就有“一昔(夕)不卧，百日不服”的论述。汉代以后惯称“睡”或“眠”，以单音词形式表达，“睡眠”一词以合成词形式表义最早见于翻译后的汉文佛经，南朝慧影《智能疏》:“凡论梦法，睡眠时始梦。如人睡眠中梦见虎威号叫，觉者见其如其梦耳。”《黄帝内经》对睡眠有独到的认识，并形成了中医学睡眠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容涉及睡眠的生理机制、导致睡眠障碍原因及辨证治疗等。西医学关于睡眠有抑制扩散学说、中枢学说和睡眠物质三大学说。巴甫洛夫以大脑的兴奋与抑制论述觉醒与睡眠，睡眠是人体的抑制扩散状态。之后神经生理学家们，从动物实验认识了睡眠中枢。又有对激素和神经递质的系统研究，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睡眠研究者从尿中提取出“尿核贰”，该物质有引发睡意的功能，被称为睡眠因子或睡素。这种睡眠因子，既能促进睡眠，又能增强人的免疫功能。事实证明，人在发烧生病时，睡眠因子分泌增加故睡眠量也随之增加，使人体白细胞增加，吞噬细胞活跃，免疫功能和肝脏解毒功能增强，体内代谢速度加快，从而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故尔有人称睡眠是治病良药。总之，睡眠这一十分平常的生理现象的确涉及诸多复杂的因素与机制，较之西医学而言中医学睡眠理论独具特色。 1睡眠的生理机制 中医睡眠理论认为睡眠是以神的活动为主导，营卫之气的阴阳出人为机枢，五脏藏精化气为基础的整体生理过程。 中医理论中神的含义较为复杂，本文提及的神主要指五脏所藏之神，即心之神一神、肝之神一魂、脾之神一意、肺之神一魄、’肾之神一志。睡眠以脾肾意志为基，心神的自觉意识内敛为主导，肝魂随之潜隐，肺魄失出人之机，则精神活动减弱乃至停止、各种感觉与运动反应迟钝，进人睡眠状态。在睡眠状态下，心神屈藏止息，魂魄相合而安宁，魂不游荡而无梦，魄处其舍而形静。《庄子·齐物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 营卫之气的阴阳出人为睡眠之机枢，《灵枢·口问》云:“卫气昼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螟;阴气尽而阳气盛，则痞矣。”《灵枢·营卫生会》云:“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灵枢·卫气行》:“天周二十八宿，……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冈五脏主气化。睡眠的各种神志信息由营卫气血载负运转，而营卫气血的生成、运行与五脏密切相关。只有五脏气化和调，营卫气血充实、升降出人有序，才能使气顺神灵，睡眠以时而沉酣。故肝之藏血疏泄生发气机、心脾之化营生血、肺之主气行营卫、肾之主水蒸腾津液，以及肝脾调和、肝肺升降相因、肝肾藏泄适宜、心肾水火相交、脾肾先后天互养等，对睡眠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着重要的生理意义。 五脏藏精，是一切生理活动，也是睡眠活动的基础根底。先天之精化为五脏躯体，五脏主躯体又生化后天之精，以为气化活动基础。五脏之精充盛，其气化活动才有充足化源，睡眠以精为根基，精盛体壮才能痞起神情充沛、寐息深沉酣畅，如《营卫生会》述少壮之人“昼精而夜眼”、老人“昼不精不夜眼”。 概括地说，《黄帝内经》睡眠理论有三，即阴阳理论、营卫理论和五脏理论，而五脏理论当为核心。中医学睡眠理论体现了其天人合一思想，重视整体，重视时间因素，重视时间的周期变化，又强调睡眠(寐)与清醒(痞)由心神所主宰，神静则寐，神动则痞。心神是五脏神之一，心神能否发挥主宰作用有赖于五脏神之间的协调与各司其职，这一认识确立了以五脏精气神论睡眠的基本原则。后世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不断丰富祖国医学睡眠理论，为养生及临床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道路。 2睡眠障碍 2. 1睡眠障碍的主要病症睡眠的正常机制遭到破坏即导致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失眠、嗜睡、梦寐不宁、睡行症。 失眠，或称不寐、不得眠:表现为夜间难以人睡、或难以持续睡眠，并在隔天清晨醒来时有疲劳感。从神的层面看，心神受扰，动摇不定，可致不寐;从气的层面看，卫气留于阳，不人于阴则不寐;从精的层面看，五脏阴精不足，心神的活动、气的运行失去原动力，亦可致不寐。 嗜睡:嗜睡总属心神不能应时外张，魂魄沉溺于内，以致寐而不痛的病证。究其原因总以阴、寒、湿、痰为患。而嗜睡见于大病后者，多气虚懒卧;见于病证危重者，是精气衰竭，神败难振，当另论。 梦寐不宁:表现为多梦，常伴梦魔、梦惊、梦吃、梦交等，因梦不能安卧。一般以不快梦境反复出现，醒后身心不适为要点。从五脏神的层面看，梦之所生，在于寐后魂不安舍，魂不安多因魄受到内外刺激，魂有所感而受扰，魂魄分离，魄静而魂动也。内刺激与生理或病理状态有关，也可因情思经历之痕记有所忆起而使魂不安宁而梦。《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云:“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播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黄帝内经·素问·方盛衰论篇》云:“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兵战。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播灼。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黄帝内经·灵枢·淫邪发梦》云:“……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乐，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将以上三段经文的内容归纳起来可见:梦境的不同与脏腑阴阳的盛衰虚实有关，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对睡眠中梦的现象已经有高度的认识，并引导人们通过了解病人的梦境，测知病人的脏腑阴阳气血之盛衰，邪气之强弱，病变之部位，从而正确诊断，以利于有效施治。 睡行症，或称梦游，表现为睡中起来，睁开眼睛，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往往步伐缓慢但能避开障碍物，有时只限于睡房内活动，有时会走出去，严重者有离开住处很远的情况。通常能自行返回继续人睡，醒来对此毫无记忆。其原因是人寐后虽然心神内敛，意识潜而不张，但魂魄不宁，相为颠倒，魄激而形动，故睡中起坐或行走而不自知，醒后亦不能回忆;并非意识下的魂魄活动，故无“形开”(觉醒)，多无感知，或仅有表浅感知。常见于少儿神志发育不全者，亦可发生在成人。 2. 2睡眠障碍的辨治思路睡眠障碍的病机之本在于机体阴阳失调，一般地说不外饮食劳倦、情志刺激伤及人体脏腑气血，导致脏气不平，气机逆乱，阴阳所主失序，出现少寐，或梦寐不宁、或嗜睡、或睡行等症。从睡眠由心神主宰这一观点出发认识睡眠障碍，启发了从脏腑精、气、神的角度分析睡眠障碍的病因病机思路，从而历代医家在临证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形成了以脏腑为核心论治睡眠障碍的基本原则。由于阴阳、营卫、五脏精气神之间彼此联系，故对于睡眠障碍的认识允许多视角、全方位，对不同体质、不同性格、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病因、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季节所发生的同类疾病，均为辨证的重要依据，因此，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体现了人性化治疗的重要特色。 3结语 重视五脏精气神，以脏腑辨证治疗睡眠障碍是中医临床的一大特色，也堪称一大优势，其理论依据源自《黄帝内经》，加之后世医家的不断探索，中医学睡眠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目前，睡眠障碍仍是困扰人们健康的棘手问题，临床上以失眠最为常见，如何发挥中医睡眠理论的优势，更好地解决复杂的睡眠障碍问题，对此中医工作者责无旁贷。 中医学论文:外科临床实习中医学留学生的教学体会 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是培养临床医学生的最终目的，而一个临床医生的品格素养、思维模式及工作技能等与医学学习期间的临床实习密切相关[1]。在现代医学教育中，医学留学生的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反映医学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对于医学留学生在临床实习中的教学，对笔者在外科学教学中的实践体会进行总结，现报道如下。 1医学留学生在外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医学留学生的语言问题 笔者所在学校的医学留学生大多来自印度、印尼等国家，在教学中笔者发现留学生的英语词汇量比较充足，但同样存在的问题是留学生的口语带有明显的地方口音，与平时接触到的美式或英式英语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师生间的沟通中也存在一定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留学生与患者之间的语言沟通是阻碍学生深入临床实践获得更好学习机会的主要障碍。 1.2医学留学生自身的问题 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与中国医学生相比，留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1）医学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家庭条件各不相同，前期的受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在医学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学生之间的知识水平差异较大。（2）留学生有较大的自由度，组织纪律性相对较差。（3）留学生临床实习过程中过于注重单一的实践操作，缺乏实践和理论结合的学习意识。 1.3医学留学生教学中的教材问题 目前国内外有一些英文版本的外科学教材，但主要是针对理论教学内容编写的，对于能结合临床实践教学的英文教材较少。对于医学留学生，临床实践尽管以病案等资料为基础，但仍然有必要配备用于临床实习指导和参考的教材。 1.4医学教学中的教师问题 在医学留学生教学中，教师除了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及丰富的教学经验，还需要能较流利的用英语进行沟通交流。而笔者发现部分高年资教师最欠缺的正是英语口语的表达应用能力。青年教师口语虽相对较好，但临床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欠缺，难以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因此教学老师的选拔和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 2因地制宜克服困难，提高教学质量 2.1重视医学留学生汉语口语的教学 在临床实习教学中，学生和老师及患者需要有很多的交流，尤其是患者的第一手临床资料的取得相当重要。针对留学生与患者间的语言沟通是阻碍学生深入学习的主要障碍之一，医学留学生掌握一些常用的基本汉语口语显得很有必要[2]。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双语教学，循序渐进地培养留学生用汉语提问、表达观点以及与患者的沟通。通过训练语言交流能力，不仅提高了他们与患者之间交流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严谨踏实的学习工作作风，从而使教学成效得以提高。 2.2医学留学生教学教材的选择 好的教材是进行医学教学的重要保证。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经过精心挑选，并征求了学生意见，主要选择医学英文原版改编系列《外科学》作为临床实习过程中的主要教材，它是国内首部针对于留学生双语教学的教材。此外，根据临床实践的实际情况，还制定了留学生临床实习的教学大纲和讲义，作为在临床实习的教学参考教材。 2.3进一步培养青年教师力量 青年教师对于英语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上都相对优于高年资教师，他们也具有更旺盛的精力和更强的创新力。因此，青年教师始终是留学生教学的主力军。但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看到，青年教师对教学内容欠熟悉、教学经验的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通过集体备课和试讲，由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高年资教师和督导点评并提出相应意见，使其提高教学成效。青年教师与留学生年龄相差不大，更易为留学生所接受，两者亦师亦友，交流更易进行。在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青年教师更应做好留学生与患者沟通间的桥梁。 2.4积极引入“以问题为基础学习（pbl）”的教学方法 医学教学应积极开展以学生为中心、以自主学习为内容的改革，注重医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在临床实习教学中，pbl教学方法已在国外很多医学院校得到了广泛应用，能很好的促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3-4]。在临床实习中，同样可以将问题作为基本因素，将临床知识相互联系起来，通过问题提出，让学生可以从一手的患者资料和前期的理论学习中寻找答案，积极参与思维过程，相互交流并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得这种教学模式我们应积极引入。 2.5加强医学留学生的责任感和行为规范 医学留学生自小的教育模式与国内差异较大，笔者发现他们活泼外向，自由度大，纪律性相对较差。因此，在临床实习教学中，除了讲授医学知识技能外，还必须注重学生行为规范和责任感教育，帮助他们完成从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变，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只有一切从患者角度出发，才能达到医疗工作的极至，真正从一个普通的医学生转换到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 3结论 总之，近些年对于医学留学生的临床实习教学，笔者也只是刚刚起步。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继续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通过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总结经验，笔者相信在将来医学留学生教学定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中医学论文:“象”模型：易医会通的交点——兼论中医学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 摘要：易学与中医学的会通问题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即思维方式的层面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象”思维是医易学共同的思维方式，是医易会通的交点。“象”思维包括“象”思维方法和“象”思维模型，本文认为“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象”思维模型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多级同源、同质、同构的子模型。文章进而探讨了“象”思维具有整体性、全息性、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以及重直觉、体悟、程式、循环的特征，指出这一特征正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本质差别就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两者各有优劣。文章还从“象”模型角度提出了“修补”中医思维方式、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中医未来观。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 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 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 ；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 。“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 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 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 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 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 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 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 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 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中医学论文:“五味”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摘要] 中医五行学说将五味归入人体五脏。本文根据五味生克乘侮规律与五味作用探讨了五味在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养生康复方面的运用。 [关键词] 五味；中医学；运用 五味，即酸、苦、甘、辛、咸。中医学运用五味指导诊断、治疗疾病和养生康复，颇具特色。本文就此探讨如下： 1 五味运用于中医诊断、治疗、养生康复的理论依据 中医学根据五行学说的取象类比与推演络绎方法，将五行与五味、五脏、五色、五方等联系起来。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味酸，其类草木”；“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味苦，其类火”；“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味甘，其类土”；“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味辛，其类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味咸，其类水”；又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说：“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这些阐明生理上五脏对五味各有所主，五味对五脏各有所归。 五味应五行，把五行生克制化规律推演到五味中则形成五味间的生克乘侮关系，即相生关系为酸生苦，苦生甘，甘生辛，辛生咸，咸生酸；相克关系为酸克甘，苦克辛，甘克咸，辛克酸，咸克苦。中医学据此来阐释五味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另外，中医学认为不同的味有不同的作用，辛味能散能行，甘味能补能缓，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燥能坚，咸味能下能软。这些为应用五味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和养生康复提供了理论依据。 2 五味运用于中医临床诊断 中医学认为五味源于天地之气所化，靠舌的味觉功能感知，机体病变会影响舌的味觉功能而使患者产生异常味觉和对五味的好恶发生改变。应用五味与五脏间的关系来分析这一变化，有助于临床诊断。 2.1 问患者口味以知五脏病变 口味即患者口中的异常味觉。口为脾窍，五脏六腑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经络、经筋与舌相连，脏腑精气上荣于舌，脏腑病变必然影响精气的变化而反映于舌的味觉，口中异常味觉常是脾胃功能失常或其他脏腑病变的反映，故临床可根据味脏关系分析患者口味的异常变化来诊断疾病。如口咸者多属肾虚，因咸味入肾，肾病可使口中咸；口甘多脾胃湿热，因甘味入脾，湿热蕴结脾胃，浊气上泛，故感口甘；口中泛酸多肝胃蕴热，因酸味入肝，肝热之气上蒸于口则口中泛酸；口苦多心火，因苦味入心，心属火，火邪炎上则口中苦。可见临床问诊病人异常口味可助诊断。 2.2 问患者对五味喜恶可测知五脏病变 五脏对五味各有好恶，五脏病变也会使好恶发生改变，不同脏腑的疾病可产生不同的饮食嗜味，临床可据此测知五脏情况及病变性质。《难经·六十一难》指出：“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主所起所在。”如嗜甘者多脾虚，因甘入胃后先入脾，能补脾体，助脾用，复其运化；又脾欲缓，甘者能补能缓，故脾虚者嗜甘。其他如肝病嗜酸，心病嗜苦，肺病嗜辛，肾病嗜咸，其理同。因此问诊患者对五味的好恶对于诊断其患病情况及性质，无疑是一大帮助。 3 五味运用于中医临床治疗 五味与五脏相互应通，五味间存在生克制化，且五味又各有不同的作用，因此临床上可根据药物性味及对脏腑的影响选择适当药物进行治疗。 3.1 运用五味分析药物归经 一般药物均具一定的味，根据五味与脏腑的关系可知其归何经，因此五味可作为分析药物归经的依据。如酸入肝，白芍、木瓜等味酸故均可入肝经；苦入心，黄连、苦参等味苦故均可入心经；甘入脾，茯苓、山药等味甘故均可入脾经；辛入肺，麻黄、桂枝等味辛故均可入肺经；咸入肾，海藻、昆布等味咸故均可入肾经。 3.2 运用五味指导方剂配伍 中医学认为五味各具功用，因此根据五味各自的不同作用进行组方是古人重要的方剂配伍原则。如治营血亏虚，疏泄失常致月经失调等证的四物汤即按《素问·脏气法时论》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酸泻之”的原则组成。肝欲散，故方以辛散的当归、川芎助肝用，复其疏泄，顺肝条达之性为补；白芍味酸，补肝体，性能收涩而缓肝急，熟地味甘，甘味能补而养肝血，肝血能藏，逆肝条达之性为泻。辛酸补泻，切中病机，使肝功能恢复，其病自愈。又如治太阳中风表虚证的桂枝汤即遵《素问·至真要大论》之“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的原则。可见药物的味及作用是古人制方的重要依据。 3.3 运用五味指导治疗用药 知道患者所喜所恶之味与药物之味，在遣方用药上对如何安脏气、祛病邪会更有把握。即从所喜某味知某脏虚，以具某味之药助某脏气以祛病邪。如中气不足，脾精偏虚喜食甘味者，可用黄芪、大枣、茯苓等味甘之品甘温健脾或甘淡实脾；肝阴不足喜酸味者可以山茱萸、白芍等味酸之品以补肝体，缓肝急；心火旺喜食生冷可以苦寒之黄连、知母、木通等清心泻火。总之五脏各有体用，临床用药得当，效果明显，相反若用药之气味与脏之体用不符，必益病邪，病不易愈。 4五味运用于中医养生康复 临床上一方面可根据患者对五味的喜恶通过食物来补所病脏腑之不足，平调其偏性，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另一方面可据四季变化与味脏关系调整饮食，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4.1 运用五味指导食物调养 饮食具有五味，五味内通于脏，因此治疗疾病用药固属重要，饮食调养亦不可忽视。一方面，根据食物的性味、归经及患者病情、习惯口味对食物加以选择，通过合理调配，增进患者食欲，利于脾胃运化，发挥后天生化功能，提高抗病能力，促进患者康复。另一方面，患某病不宜过食某味，否则不但不利于治病，甚至加重病情。如《素问》指出：“气病无多食辛，血病无多食咸，肉病无多食甘，筋病无多食酸，骨病无多食苦。”又比如从现代医药角度看高血压患者过食咸食会加重高血压，溃疡病患者食甘味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加重病情等。因此，当据病情而近其所喜，远其所恶，给以适当食物之味调养，补养脏气，有助于药物发挥疗效，促进疾病康复。 4.2 运用五味指导预防养生 饮食养生是中医养生学的重要内容，它具有养生防病、益寿防衰的作用，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法度，其中饮食之味尤为重要。首先当调节饮食，不偏嗜某味，若偏嗜某味久必致某脏机能偏盛，机体阴阳失调产生疾病。如《素问·五脏生成篇》指出：“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枯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可见五味调和的重要性。此当为养生者戒。其次，根据自然变化规律、五味间生克制化及味脏关系调节饮食，天人合一，对于保证机体健康很有好处。如春季肝气旺，其味酸，木能克土，脾属土，其味甘，故当春之时饮食之味要减酸增甘之物，以护脾气。同理，夏季宜减苦增辛之物以护肺气，秋季宜减辛增酸味之物以养肝气，冬季宜减咸增苦味之物以养心气。由此可见运用五味指导养生防病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医学运用取象类比与推演络绎方法，据五味生克制化规律与味脏关系，将五味用于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和养生康复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试论广告设计与艺术运用 论文关键词:艺术　传统美学　现代　广告设计 论文摘要:通过对艺术的创新达到广告设计的要求，架起广告设计与艺术的桥梁。 艺术设计首先是大众的艺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习惯。广告语言是广告的核心内容。社会文化影响并制约广告语言及其表达，广告语言则蕴含或反映社会文化。语言是民族的语言，广告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一个民族的哲学观念、思维模式、文化心理、道德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等都必然会对广告语言产生作用。所以，任何一个社会的广告语言不可避免地反映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反映社会文化的广告语言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可大大促进广告的功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探讨出社会文化与广告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理解和赏析广告语言，对于指导创作、设计既符合广告表达基本原则，又适合特定民族文化特征的广告语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艺术设计与广告语言的研究很少，尤其缺乏比较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习惯。而在一百多年来这种中国特有的审美观念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则出现了现代中国审美观。一个民族文化总是与这一民族的心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思维方法和伦理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的。作为伦理性的文化体系，中国人把人视为主体，以物相辅助，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有四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智”，这表明中国文化系统中，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在对自然物的摄取和创造中，又找到社会意义，使造物的真、美与善统一起来。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完整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艺术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指题材、主题等等，但是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与形式结合在一起而下的定义，那就是说，艺术作品的内容是在媒介中通过形式体现出来的题材和主题。同样理由，对艺术作品的形式所下的定义也应该是与内容相联系的，即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媒介是艺术家借以使其题材和主题转化为内容的手段和方式。 艺术设计的广告语是指表达理念和产品核心特征的、长期使用的宣传短句。随着我国媒介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竞争不但包括媒体产品和销售网络的竞争，而且包括媒体品牌形象力的竞争。而媒体形象广告语便是塑造媒体形象的“点睛之笔”。媒体形象广告语的立足点在于在媒体和受众之间架起一道可以沟通的桥梁，使受众对媒体产生认知、理解、记忆，并且引发价值观的认同和情感的共鸣。所以沟通策略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艺术语言是指任何一门艺术使用的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手段，运用的独特的物质媒介。 公共艺术设计一旦完成，就要接受公共大众的评判，这种评判可能是一般性的品头论足，也可能是激烈的评论、批评乃至近苛刻式的挑剔。这种成熟化的大众评判机制的建立是公共艺术设计运作体系成熟化的标志，是促使公共艺术设计作品不断完善和提高的重要保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广告招贴设计思想，而广告招贴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广告招贴设计中的体现。指出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我们从来不曾用如实的描写，逼真的再现要求过中国传统艺术，没有人指责某些山水画不符合焦点透视的原则，也没人批评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演模式，因为我们对自已的传统艺术有一个固定的观念，懂得抽象的形式美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变形，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人的过程，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主要特征，使母虾的形象更为完美更为生动。 广告设计语言，也就是平面设计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肯定了它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宣传画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比例，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在平面广告的设计中，我们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人。正因为这样，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 广告与艺术的存在发展都不断地受到来自于大众领域和商品社会的渗透、干扰和强劲冲击。不仅如此，今天的艺术家还受到来自于源远流长、精深博大的艺术传统的沉重压力。广告艺术已不可能在真空中、圣殿中孤芳自赏，广告创造也很难真正地完全地离弃传统而创新，更不用说为创新而创新的故作姿态了。广告设计与艺术都无疑隐含着重重的矛盾、问题甚或危机。它是反传统甚至是反艺术的，其中也不乏一些是哗众取宠的、媚俗的、偏激而走过头的、为创新而创新的。但无论如何，广告设计的艺术是我们时代的投影和文化的隐喻与象征，它永远能够表现着这个世界，不仅因为艺术栖身于它，也不仅因为艺术承担着世界的需求，更因为艺术是为人而存在的，是与人互为本体的。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试析广告设计作品中跨国文化传播的考虑 论文关键词:广告设计　跨国文化传播　图形设计 论文摘要: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知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广告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广告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传播过程中，广告作品是否成功，它的目的能否达到，取决于其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广泛围内，赢得了宣传对象的共鸣，并为他们所接受。因为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广告信息、消极接受刺激、作出预期反应的客体。相反，他们是信息处理的主体，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对广告信息主动地进行选择和加工。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针对国际知名品牌的设计，我们涉及到一个传播学的概念—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ZO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其含义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人而言，跨文化传播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奖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如今，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 跨文化传播是要有语境的(在这里我理解为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当不同文化接触时，相似文化语境下的绝大多数传播往往通过不言而喻即可实现，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却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如果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就会造成传播过程的偏差，误解。从而产生传播隔阂，造成跨文化传播的阻碍。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例如，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如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第一，我们在设计作品时要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并且能够“借势生威”，让自己设计的作品能够让西方人看的懂，又结合东方人的智慧。例如，(图一) 图1是陈放先生的招贴“胜利”，以“V”字胜利的手势造型，但胜利的背后却是无数的失败与辛酸，连他的手指都不见了，只剩下“V”字残缺的烙印。整个海报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尤其是残缺的地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将中国古老文化之残缺的意境美体现在设计中，作品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副海报跨越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障碍。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思维定势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这种信条，作为设计者必须了解，例如，红色在中国是喜庆的颜色，而在日本却认为是低贱的颜色。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必然会导致设计作品的失败。 第二，设计者必须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 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时，往往会受到文化冲击，从而产生某种不适应。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种族优越感、思维定式、偏见和相异的文化背景方面。例如，在国际广告大奖赛中很难看到中国设计的作品，因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面对东方文化的含蓄，西方设计者，总是以拒绝的态度来对待东方设计师。面对当今西方强势文化的主流，作为一名设计者，我持积极理解的态度，文化是有差异，但通过发现对方的不同点，反过来加深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理解，从而做到客观地把握各自的文化特性。在发现差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不可忽视大量的共同之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 但是要想扫清这些障碍，使跨文化传播活动能得以顺利进行，传播双方就应该遵守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更应该摒弃各自的民族偏见，尊重别人，以诚相待，共同来完成跨文化传播活动。这需要我们国家的传播组织、机构的不懈努力。 第三，设计者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在跨文化传播中，非语言行为(在这里，非语言行为被看作是体态语的代名词)与语言行为一样是构成出传播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因文化的不同往往赋予不同的意义，在交流的时候有时会产生误会。例如，有一对不会汉语的瑞士夫妇在香港一家中餐馆用餐，点了莱以后，对服务员比划让他给他们的小狗也弄点吃的，服务员自以为明白了比划的意思，把小狗带至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来的是一盘红烧全只狗肉。而图形作为一种视觉传达语言，以简洁的方式准确传达出语义性，扫除了文字障碍，图形作为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在大众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21世纪以来，人类更是步人了一个视觉读图时代，语言的中心地位必将被打破。 我们知道，广告作品设计是设计者运用图形符号并借助媒介来交流信息的行为与过程。图形符号是信息的载体，它既能代表观念事物，也能代表现实事物。既能充分满足艺术的种种审美要求，又能解决信息、技术、学习、生活及大众传播的需要。例如(图二) 在这则招贴中一根用绳索束缚的香蕉准确、生动的再现了《庄园主》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名家庭教师爱上了年幼的女学生，并与之发生关系，但是世俗的道德折磨着这位家庭教师，最终他以“自宫”的行为来惩罚自己……在西方文化中，香蕉是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官。在这副招贴中的图形设计形、情、意结合，充分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符号，演变为语言信息释放出来，进而使受众心领意会，真正做到了让“图形说话”。图形与语言，概念与形象并非截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语义”可以“图形化”，概念也可以转化为形象。所以，我们在做广告作品时，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这个世界就是互相观察、学习和借鉴而汇集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结晶。当我们的广告设计作品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要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防止急功近利行为，增强理论思维，提高学科理论的研究层次，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这样才能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与含蓄的中国文化中找到一个结合点，把“中国制造”的广告作品在世界上得到认可。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影视广告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美学　现代影视　告设计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而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的体现: 一、影视的共性 电影的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像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这里，电影再现外部世界的幻景的观点是完全适用于电视的。电视是一种媒介，或者说是不同于印刷媒介的电子媒介之一。尽管在科技属性上，电视是电子光束扫描，电影是物理光学投射，两者是不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电视和电影仍然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具像仿真的影像与声音、音响的结合，串组成综合的符号系统，有着声形并茂、音像俱全的共性，因而在研究上彼此可以得到很多的借鉴与支持。电视出现后，代替收音机成了最基本的媒介，而且随着电视的出现，广告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 二、影视广告的特征 影视广告具有闯入型与强制型的特征，由于借助声画完美结合的影视技术，世界性的电视转播网以及通布城乡的电视收视网在世界各国高速发展，影视广告地位，仍居各种广告媒体的首位。 影视广告的特点: 1、声画合一，诉求视听。有声有色的生动画面，温柔感人的音乐和解说，入耳悦目，扣人心弦，往往对其所传递的信息—形象、言语、情绪，产生“海绵吸湿性”的效应，印入深层记忆之中、:所以电视广告又被称为具有很好的通融性的热性媒体。其理解度、记忆度与暗示性，虽较印刷媒体弱些，但对视与听同时作用所造成的传播效果，却超过一般媒体一倍至数倍。 2、生动形象，诉求面广。成功的电视广告片，能冲破国家民族的语言障碍，为整个世界的人们所理解—画面一连串的形象，富于表情的音乐与音响效果，便是最直接的传播代码，不用语言累述，人人一见便心领神会。 3、擅长于进行商品的示范表演。对于新产品的特殊设计，产品的使用与操作，产品使用的效果与对比等，可多角度、全过程地加以表现，给人的印象，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如我们常见的化装品广告，利用的就是这个特点。 4、由于具有面对面的传播特点，使受传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或萌生个人之间传播的某种直接与亲切之感。 当然电视广告也同其他媒体一样，有着自己的短处: 1、不同商品的不同视听对象难以控制。 2、广告内容与形象转瞬即逝，无法予以保存、品味对比或参照。 3、消遣型视听增多，边千事边观看，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4、插播广告最容易使视听者反感。 三、影视广告的起源与发展 在我国，影视广告设计是一个只历经20余年的历史，但发展却非常迅猛的新生事物。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则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标志着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已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一种时代的角色，成为“开放、改革”的象征。到现在电视广告的播出日趋“密集化”和“频繁化”，广告逐渐成为除电视剧、电视栏目等节目类型以外的又一电视传播主体。 电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遍布世界各地，全球已拥有10亿台，中国便占了3亿台C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这“神奇的盒子”里收看到丰富的新闻、娱乐节目。每天的时时刻，电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美国于192年首先研试电视机，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并于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到1954年彩色电视机问世。电视广告的播放，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信息的传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出现却与电视的首播相差了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成为中国大陆电视的诞生日，同年月2日正式播出。然而解放后的中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左”思潮演变成“”的影响，电视广告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倘若播放外商广告更是有着“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罪名，因而大陆电视广告是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的。在饱受“”的沧桑后大陆经济一片萧条，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春风沐浴大地”这个世人瞩目的数字，它不仅揭开一个。亿人口新时代的序幕，而且翻开中国影视广告的第一页。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正因为这样，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儒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儒家作为由孔子开创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意识形态，其宇宙观上溪远古文化，下开封建社会的正道。夏、商、周三代已经建立了一种一“家”为中心而层层扩展的宇宙观。“家”原意是部落祭祀男性祖神的宗庙所在地，他是部族的中心，标志着以父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以“士”的身份视天下为己任，担当起沟通天人的职责，并把“天地之道”引向现实政治，引向以“家”为中心的父权体制，他们的理想即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因此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儒家的经典《中庸》“中和”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中国的宫殿建筑(比如故宫)以中轴线为中心饿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式，集中的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和”之美.:而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也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引向“吟咏情性”方面，导致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倾向。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作者都非常强调整体，重视家庭与亲情。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电视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电视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几乎所有的的名酒广告都在极力渲染亲情，友情爱情，讲求一团和气。:无论是妻子丈夫，子女父母，都在亲情上做文章。中国影视广告通过较长的语幅来诉说，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雕牌牙膏中《新妈妈》篇中大段的独白就是典型的中国广告语幅风格:先为叙述二人情感世界的变化，后面才出现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真情付出，心灵交汇，雕牌牙膏。脑白金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奉亲养老，礼尚往来和现代社会中人情交易的社会习俗。。又比如牛奶这类广告的往往是充满温馨的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前喝牛奶，广告·语:关注您家人的健康，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友之友牛奶广告)。儒家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体现诚信。诚信是义理的核心，也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要求，国内电视广告内容以此为支点。牛酬光明牛奶狂重广告，《三鹿奶粉》安全新鲜保证。中国移动通信广告用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贯穿三个故事:音乐人小孟的恋爱，某公司老总的生意;2002年6月10日中国游客越南海上遇险。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滋养出了一种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家庭美满，和睦，国家和平，富强，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永久目标。正象儒家美学价值环绕着现实政治和父权体制展开，它必然要求一种与父权体制威仪和庄重相适应的“雄健”、“充实”之美。特别重视艺术的“气势”、“气概”以及“慷慨以任气”的“风骨”，而“气势”的潜隐与含藏又导致艺术的沉郁、劲健的风格之美。 许多宣传男性产品的现代影视广告通常会采用这类风格，当然在具体运用时确是比较隐喻，含蓄的。比如常见的酒类、西服、剃须刀、鞋类之类广告等等。我们可以用“金利来”领带的广告来佐证:“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斜纹代表勇敢，圆点代表关怀……”其喻意是，西服已成为当今男士们通用的服装，在我国连来自乡土的企业家也不例外。穿西服、打领带，社会上比比皆是，它的含蓄意指，象征着这是一个男人们统领的世界。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宣传，为体现自己的实力，也常采用这类风格。而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和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宇宙心灵。孟子曾经提到一种“不忍人之心”，作为人类发不容己的良善本性自然流露的例证，意为人类的本心不能容忍别人的苦难和不幸。南宋陆九渊则进一步把外在宇宙与自己本心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吾心与宇宙之间存在一种发不容己、血肉相连的情感关系因而宇宙间人与万物发生一切都必将牵动我的心，让我感动、关怀和承担。比如许多药品影视广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关心人自身的苦难和不幸开始，国内一直火爆的哈药六厂系列的公益广告。又如美的空调电视广告，中心画面是一个虾和一个空调，一只煮熟的虾随着美的空调降温而逐渐从红色的体表变为褐色，最后竟然因为忍受不住冷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逃之夭夭:多么幽默和谐。 五、道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道家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产物，与正统的儒家文化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与儒家强调人为性的“中和”之美相反，道家提倡的是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美。老子《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说人、地、天中的一切都以道为规则的话，那道则以自然的状态为规则，“自然”即“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之意、因此与儒家以父权体制的政治为依据相反，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依据的原则是是顺应万物的自然成长。庄子把它普遍化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美学命题，;天地沉默运行的节奏，万物无言生长的繁茂景象，都是自然之道这一“大美”的具体体现。正是通过“自然”这一终极价值，道家美学便把审美对象的领域无限地扩展为存在的一切，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超出日常审美的超越标准，人间的美丑缺乏绝对的依据，当我们用自然之道的绝对标准来看时，美可以转化为丑，丑也可以转化为美。许多影视广告在艺术表现手法中喜欢采用道家的“自然”之美表现手法.比如做各类饮料广告，矿泉水的广告，食品广告，化装品广告等等，设计师们都爱从“自然”入手。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师们在创新的同时，应该更多地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关元素，在传统与时尚的隧道中穿插，使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极具浓郁的民族气息的同时，丰富影视广告设计的多元化风格，使传统与现代文化间的精髓相互融合、相互碰撞，和谐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注入民族血液，创造出富有东方韵味的现代影视广告。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浅析现代广告设计的新理论 论文关键词 广告学　广告设计　广告艺术设计　理论　实践观 论文摘 要 广告传播具有整合功能、管理与控制功能、教育与指导功能及审美娱乐功能。广告艺术设计是一个从实践——认识——实践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广告是用视觉语言规律和设计规律来阐述情感、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的，广告设计需要灵感，同时也需要创造。 现代广告的设计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直接反映，广告设计已成为人们生活与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明显地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逐渐发展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广告创意内涵 简而言之，即广告主题意念的意象化。为了更好地理解“广告创意”有必要对意念、 意象、 表象、 意境做一下解释。“ 意念” 指念头和想法，在艺术创作中，意念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是作品内容的核心。在广告创意和设计中，意念即广告主题，它是指广告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要说明的观念。它是无形的、观念性的东西，必须借助某一定有形的东西才能表达出来。任何艺术活动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客观事物本身， 是艺术表现的对象； 二是以表现客观事物的形象，它是艺术表现的手段。而将这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构思活动，就是创意。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形象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传递客观事物信息的符号。 二、广告传播的作用与功能 所谓广告，就是通过某种特殊的传播媒介，把有关商品、服务、观念等信息尽可能广泛地传递给人们，从而影响舆论、促进营销的一种宣传活动。广告 是商品社会的产物，它的发生与发展同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密不可分。广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 它也具有一定的审美娱乐功能。优秀的广告本身就是一 种艺术，起着某种精神名片的作用。根据广告传播的功能与现实生活的实践事实，我们可以总结出广告传播的社会作用。表层方面，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作用，即提供信息、 指导消费，加速流通、促进生产，促进竞争、提高质量，扩大出口、多积外汇装饰商店、美化市容。而更深一层来分析，它还具有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陶冶人的精神与情操的社会教化作用。这些作用，正是广告传播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与欢迎的主要原因。 三、目前我国广告传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广告传播尚处于起步和初步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调整 ，就极有可能使我们的广告传播事业走入困境。 一是名人广告泛滥成灾。效仿名人、仰慕名人是一般人都具有的普遍心理。巧借名人效应做广告只要适度，确实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是广告虚假。一些广告过分强调产品的某一方面的功能，结果给人一种明显的虚假印象。尤其是一些化妆品和医疗保健用 品广告，生怕效果说得不充分，神奇性说得不完满，于是不惜置产品实际于不顾，竭力夸大。 三是广告的社会经济效益降低。随着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商品意识与广告意识在人们心中日益强化，广告数量自然也急剧增加。而我们的传播媒体与广告数量急剧增加的现实形势相比，显然还不够多。在此情况下，很自然地出现了广告的过分密集现象，使广大消费者被动地处于长期广告大战的包围之中，感觉变得迟钝甚至麻木，形成了广告躲避现象。 四、广告创意的过程及其思考方法 1.广告创意过程 （1）准备期。指专为某一广告活动而搜集的有关资料。 （2）孵化期。把所搜集的资料加以咀嚼消化，使意识自由发展，并使其结。 （3）启示期。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印象是产生启示的源泉，所以本阶段是在意识发展与结合中。 （4）验证期。把所产生的创意予以检讨修正使之更臻完美。 （5）形成期。以文字或图形将创意具体化。 2.广告创意思考方法 广告创意思考方法包括以下三种：第一，垂直思考法。即按照一定的思考路线进行的， 向上或向下的垂直式思考，是头脑的自我扩大方法。其一向被评价为最理想的思考法。第二，水平思考法。又称横向思考法，在思考问题时向着多方位方向发展。此方法有益于产生新的创意却无法取代垂直思考法，只能弥补后者不足。第三，集脑会商法。即一组人员运用开会的方式将所有与会人员对特殊问题的主意，聚积起来以解决问题。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创意思考方法。 五、广告定位策略对广告创意策略最具划时代的意义 （1）定位的心理基础和特征。定位是一种攻心战略， 定位观念使得广告创意的出发点从商品转向了消费者， 要求更细致的消费心理研究。 （2）定位的竞争特征。定位要“ 相对于竞争对手”，表明定位广告是一种竞争性广告 ， 因为定位是一种心理位置上的竞争，定位承认并利用竞争品牌的位置和优势。 广告设计是用视觉语言规律和设计规律来阐述情感、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的，广告设计需要灵感，同时也需要创造。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多角度、多层次的教学形式指导广告教学，采用多学科、多元化、开放式、互动式和全方位教学方法，启发和引导学生应用新的思维方法，加强多学科的协调能力和综合素质。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影视广告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美学　现代影视　告设计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而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的体现: 一、影视的共性 电影的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像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这里，电影再现外部世界的幻景的观点是完全适用于电视的。电视是一种媒介，或者说是不同于印刷媒介的电子媒介之一。尽管在科技属性上，电视是电子光束扫描，电影是物理光学投射，两者是不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电视和电影仍然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具像仿真的影像与声音、音响的结合，串组成综合的符号系统，有着声形并茂、音像俱全的共性，因而在研究上彼此可以得到很多的借鉴与支持。电视出现后，代替收音机成了最基本的媒介，而且随着电视的出现，广告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 二、影视广告的特征 影视广告具有闯入型与强制型的特征，由于借助声画完美结合的影视技术，世界性的电视转播网以及通布城乡的电视收视网在世界各国高速发展，影视广告地位，仍居各种广告媒体的首位。 影视广告的特点: 1、声画合一，诉求视听。有声有色的生动画面，温柔感人的音乐和解说，入耳悦目，扣人心弦，往往对其所传递的信息—形象、言语、情绪，产生“海绵吸湿性”的效应，印入深层记忆之中、:所以电视广告又被称为具有很好的通融性的热性媒体。其理解度、记忆度与暗示性，虽较印刷媒体弱些，但对视与听同时作用所造成的传播效果，却超过一般媒体一倍至数倍。 2、生动形象，诉求面广。成功的电视广告片，能冲破国家民族的语言障碍，为整个世界的人们所理解—画面一连串的形象，富于表情的音乐与音响效果，便是最直接的传播代码，不用语言累述，人人一见便心领神会。 3、擅长于进行商品的示范表演。对于新产品的特殊设计，产品的使用与操作，产品使用的效果与对比等，可多角度、全过程地加以表现，给人的印象，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如我们常见的化装品广告，利用的就是这个特点。 4、由于具有面对面的传播特点，使受传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或萌生个人之间传播的某种直接与亲切之感。 当然电视广告也同其他媒体一样，有着自己的短处: 1、不同商品的不同视听对象难以控制。 2、广告内容与形象转瞬即逝，无法予以保存、品味对比或参照。 3、消遣型视听增多，边千事边观看，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4、插播广告最容易使视听者反感。 三、影视广告的起源与发展 在我国，影视广告设计是一个只历经20余年的历史，但发展却非常迅猛的新生事物。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则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标志着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已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一种时代的角色，成为“开放、改革”的象征。到现在电视广告的播出日趋“密集化”和“频繁化”，广告逐渐成为除电视剧、电视栏目等节目类型以外的又一电视传播主体。 电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遍布世界各地，全球已拥有10亿台，中国便占了3亿台C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这“神奇的盒子”里收看到丰富的新闻、娱乐节目。每天的时时刻，电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美国于192年首先研试电视机，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并于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到1954年彩色电视机问世。电视广告的播放，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信息的传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出现却与电视的首播相差了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成为中国大陆电视的诞生日，同年月2日正式播出。然而解放后的中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左”思潮演变成“”的影响，电视广告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倘若播放外商广告更是有着“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罪名，因而大陆电视广告是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的。在饱受“”的沧桑后大陆经济一片萧条，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春风沐浴大地”这个世人瞩目的数字，它不仅揭开一个。亿人口新时代的序幕，而且翻开中国影视广告的第一页。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正因为这样，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儒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儒家作为由孔子开创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意识形态，其宇宙观上溪远古文化，下开封建社会的正道。夏、商、周三代已经建立了一种一“家”为中心而层层扩展的宇宙观。“家”原意是部落祭祀男性祖神的宗庙所在地，他是部族的中心，标志着以父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以“士”的身份视天下为己任，担当起沟通天人的职责，并把“天地之道”引向现实政治，引向以“家”为中心的父权体制，他们的理想即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因此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儒家的经典《中庸》“中和”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中国的宫殿建筑(比如故宫)以中轴线为中心饿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式，集中的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和”之美.:而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也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引向“吟咏情性”方面，导致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倾向。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作者都非常强调整体，重视家庭与亲情。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电视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电视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几乎所有的的名酒广告都在极力渲染亲情，友情爱情，讲求一团和气。:无论是妻子丈夫，子女父母，都在亲情上做文章。中国影视广告通过较长的语幅来诉说，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雕牌牙膏中《新妈妈》篇中大段的独白就是典型的中国广告语幅风格:先为叙述二人情感世界的变化，后面才出现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真情付出，心灵交汇，雕牌牙膏。脑白金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奉亲养老，礼尚往来和现代社会中人情交易的社会习俗。。又比如牛奶这类广告的往往是充满温馨的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前喝牛奶，广告·语:关注您家人的健康，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友之友牛奶广告)。儒家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体现诚信。诚信是义理的核心，也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要求，国内电视广告内容以此为支点。牛酬光明牛奶狂重广告，《三鹿奶粉》安全新鲜保证。中国移动通信广告用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贯穿三个故事:音乐人小孟的恋爱，某公司老总的生意;2002年6月10日中国游客越南海上遇险。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滋养出了一种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家庭美满，和睦，国家和平，富强，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永久目标。正象儒家美学价值环绕着现实政治和父权体制展开，它必然要求一种与父权体制威仪和庄重相适应的“雄健”、“充实”之美。特别重视艺术的“气势”、“气概”以及“慷慨以任气”的“风骨”，而“气势”的潜隐与含藏又导致艺术的沉郁、劲健的风格之美。 许多宣传男性产品的现代影视广告通常会采用这类风格，当然在具体运用时确是比较隐喻，含蓄的。比如常见的酒类、西服、剃须刀、鞋类之类广告等等。我们可以用“金利来”领带的广告来佐证:“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斜纹代表勇敢，圆点代表关怀……”其喻意是，西服已成为当今男士们通用的服装，在我国连来自乡土的企业家也不例外。穿西服、打领带，社会上比比皆是，它的含蓄意指，象征着这是一个男人们统领的世界。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宣传，为体现自己的实力，也常采用这类风格。而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和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宇宙心灵。孟子曾经提到一种“不忍人之心”，作为人类发不容己的良善本性自然流露的例证，意为人类的本心不能容忍别人的苦难和不幸。南宋陆九渊则进一步把外在宇宙与自己本心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吾心与宇宙之间存在一种发不容己、血肉相连的情感关系因而宇宙间人与万物发生一切都必将牵动我的心，让我感动、关怀和承担。比如许多药品影视广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关心人自身的苦难和不幸开始，国内一直火爆的哈药六厂系列的公益广告。又如美的空调电视广告，中心画面是一个虾和一个空调，一只煮熟的虾随着美的空调降温而逐渐从红色的体表变为褐色，最后竟然因为忍受不住冷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逃之夭夭:多么幽默和谐。 五、道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道家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产物，与正统的儒家文化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与儒家强调人为性的“中和”之美相反，道家提倡的是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美。老子《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说人、地、天中的一切都以道为规则的话，那道则以自然的状态为规则，“自然”即“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之意、因此与儒家以父权体制的政治为依据相反，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依据的原则是是顺应万物的自然成长。庄子把它普遍化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美学命题，;天地沉默运行的节奏，万物无言生长的繁茂景象，都是自然之道这一“大美”的具体体现。正是通过“自然”这一终极价值，道家美学便把审美对象的领域无限地扩展为存在的一切，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超出日常审美的超越标准，人间的美丑缺乏绝对的依据，当我们用自然之道的绝对标准来看时，美可以转化为丑，丑也可以转化为美。许多影视广告在艺术表现手法中喜欢采用道家的“自然”之美表现手法.比如做各类饮料广告，矿泉水的广告，食品广告，化装品广告等等，设计师们都爱从“自然”入手。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师们在创新的同时，应该更多地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关元素，在传统与时尚的隧道中穿插，使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极具浓郁的民族气息的同时，丰富影视广告设计的多元化风格，使传统与现代文化间的精髓相互融合、相互碰撞，和谐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注入民族血液，创造出富有东方韵味的现代影视广告。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试论广告设计与艺术运用 论文关键词:艺术　传统美学　现代　广告设计 论文摘要:通过对艺术的创新达到广告设计的要求，架起广告设计与艺术的桥梁。 艺术设计首先是大众的艺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习惯。广告语言是广告的核心内容。社会文化影响并制约广告语言及其表达，广告语言则蕴含或反映社会文化。语言是民族的语言，广告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一个民族的哲学观念、思维模式、文化心理、道德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等都必然会对广告语言产生作用。所以，任何一个社会的广告语言不可避免地反映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反映社会文化的广告语言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可大大促进广告的功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探讨出社会文化与广告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理解和赏析广告语言，对于指导创作、设计既符合广告表达基本原则，又适合特定民族文化特征的广告语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艺术设计与广告语言的研究很少，尤其缺乏比较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习惯。而在一百多年来这种中国特有的审美观念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则出现了现代中国审美观。一个民族文化总是与这一民族的心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思维方法和伦理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的。作为伦理性的文化体系，中国人把人视为主体，以物相辅助，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有四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智”，这表明中国文化系统中，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在对自然物的摄取和创造中，又找到社会意义，使造物的真、美与善统一起来。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完整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艺术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指题材、主题等等，但是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与形式结合在一起而下的定义，那就是说，艺术作品的内容是在媒介中通过形式体现出来的题材和主题。同样理由，对艺术作品的形式所下的定义也应该是与内容相联系的，即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媒介是艺术家借以使其题材和主题转化为内容的手段和方式。 艺术设计的广告语是指表达理念和产品核心特征的、长期使用的宣传短句。随着我国媒介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竞争不但包括媒体产品和销售网络的竞争，而且包括媒体品牌形象力的竞争。而媒体形象广告语便是塑造媒体形象的“点睛之笔”。媒体形象广告语的立足点在于在媒体和受众之间架起一道可以沟通的桥梁，使受众对媒体产生认知、理解、记忆，并且引发价值观的认同和情感的共鸣。所以沟通策略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艺术语言是指任何一门艺术使用的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手段，运用的独特的物质媒介。 公共艺术设计一旦完成，就要接受公共大众的评判，这种评判可能是一般性的品头论足，也可能是激烈的评论、批评乃至近苛刻式的挑剔。这种成熟化的大众评判机制的建立是公共艺术设计运作体系成熟化的标志，是促使公共艺术设计作品不断完善和提高的重要保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广告招贴设计思想，而广告招贴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广告招贴设计中的体现。指出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我们从来不曾用如实的描写，逼真的再现要求过中国传统艺术，没有人指责某些山水画不符合焦点透视的原则，也没人批评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演模式，因为我们对自已的传统艺术有一个固定的观念，懂得抽象的形式美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变形，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人的过程，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主要特征，使母虾的形象更为完美更为生动。 广告设计语言，也就是平面设计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肯定了它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宣传画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比例，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在平面广告的设计中，我们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人。正因为这样，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 广告与艺术的存在发展都不断地受到来自于大众领域和商品社会的渗透、干扰和强劲冲击。不仅如此，今天的艺术家还受到来自于源远流长、精深博大的艺术传统的沉重压力。广告艺术已不可能在真空中、圣殿中孤芳自赏，广告创造也很难真正地完全地离弃传统而创新，更不用说为创新而创新的故作姿态了。广告设计与艺术都无疑隐含着重重的矛盾、问题甚或危机。它是反传统甚至是反艺术的，其中也不乏一些是哗众取宠的、媚俗的、偏激而走过头的、为创新而创新的。但无论如何，广告设计的艺术是我们时代的投影和文化的隐喻与象征，它永远能够表现着这个世界，不仅因为艺术栖身于它，也不仅因为艺术承担着世界的需求，更因为艺术是为人而存在的，是与人互为本体的。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试析广告设计作品中跨国文化传播的考虑 论文关键词:广告设计　跨国文化传播　图形设计 论文摘要: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知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广告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广告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传播过程中，广告作品是否成功，它的目的能否达到，取决于其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广泛围内，赢得了宣传对象的共鸣，并为他们所接受。因为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广告信息、消极接受刺激、作出预期反应的客体。相反，他们是信息处理的主体，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对广告信息主动地进行选择和加工。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针对国际知名品牌的设计，我们涉及到一个传播学的概念—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ZO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其含义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人而言，跨文化传播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奖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如今，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 跨文化传播是要有语境的(在这里我理解为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当不同文化接触时，相似文化语境下的绝大多数传播往往通过不言而喻即可实现，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却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如果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就会造成传播过程的偏差，误解。从而产生传播隔阂，造成跨文化传播的阻碍。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例如，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如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第一，我们在设计作品时要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并且能够“借势生威”，让自己设计的作品能够让西方人看的懂，又结合东方人的智慧。例如，(图一) 图1是陈放先生的招贴“胜利”，以“V”字胜利的手势造型，但胜利的背后却是无数的失败与辛酸，连他的手指都不见了，只剩下“V”字残缺的烙印。整个海报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尤其是残缺的地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将中国古老文化之残缺的意境美体现在设计中，作品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副海报跨越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障碍。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思维定势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这种信条，作为设计者必须了解，例如，红色在中国是喜庆的颜色，而在日本却认为是低贱的颜色。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必然会导致设计作品的失败。 第二，设计者必须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 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时，往往会受到文化冲击，从而产生某种不适应。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种族优越感、思维定式、偏见和相异的文化背景方面。例如，在国际广告大奖赛中很难看到中国设计的作品，因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面对东方文化的含蓄，西方设计者，总是以拒绝的态度来对待东方设计师。面对当今西方强势文化的主流，作为一名设计者，我持积极理解的态度，文化是有差异，但通过发现对方的不同点，反过来加深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理解，从而做到客观地把握各自的文化特性。在发现差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不可忽视大量的共同之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 但是要想扫清这些障碍，使跨文化传播活动能得以顺利进行，传播双方就应该遵守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更应该摒弃各自的民族偏见，尊重别人，以诚相待，共同来完成跨文化传播活动。这需要我们国家的传播组织、机构的不懈努力。 第三，设计者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在跨文化传播中，非语言行为(在这里，非语言行为被看作是体态语的代名词)与语言行为一样是构成出传播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因文化的不同往往赋予不同的意义，在交流的时候有时会产生误会。例如，有一对不会汉语的瑞士夫妇在香港一家中餐馆用餐，点了莱以后，对服务员比划让他给他们的小狗也弄点吃的，服务员自以为明白了比划的意思，把小狗带至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来的是一盘红烧全只狗肉。而图形作为一种视觉传达语言，以简洁的方式准确传达出语义性，扫除了文字障碍，图形作为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在大众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21世纪以来，人类更是步人了一个视觉读图时代，语言的中心地位必将被打破。 我们知道，广告作品设计是设计者运用图形符号并借助媒介来交流信息的行为与过程。图形符号是信息的载体，它既能代表观念事物，也能代表现实事物。既能充分满足艺术的种种审美要求，又能解决信息、技术、学习、生活及大众传播的需要。例如(图二) 在这则招贴中一根用绳索束缚的香蕉准确、生动的再现了《庄园主》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名家庭教师爱上了年幼的女学生，并与之发生关系，但是世俗的道德折磨着这位家庭教师，最终他以“自宫”的行为来惩罚自己……在西方文化中，香蕉是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官。在这副招贴中的图形设计形、情、意结合，充分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符号，演变为语言信息释放出来，进而使受众心领意会，真正做到了让“图形说话”。图形与语言，概念与形象并非截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语义”可以“图形化”，概念也可以转化为形象。所以，我们在做广告作品时，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这个世界就是互相观察、学习和借鉴而汇集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结晶。当我们的广告设计作品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要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防止急功近利行为，增强理论思维，提高学科理论的研究层次，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这样才能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与含蓄的中国文化中找到一个结合点，把“中国制造”的广告作品在世界上得到认可。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现实路径 [摘要]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应把它放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考虑。广告设计师要思考市场，积累文化，同时也要寻找满足需求的方法。当前广告设计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将思想、概念、创意和市场综合起来，达到最优效果。通过增强文化底蕴、理解广告本身的市场化、培养广告设计中的艺术思维来提升创新教育。广告设计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是靠感觉的锤炼，而这主要还得靠高强度的、长时间的实践来支持。 [关键词]和谐；文化；市场；艺术性 起步晚于发达国家的中国广告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崛起之后，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广告业现存的问题很多，如缺乏高素质人才、广告监督管理不够完善、缺乏对广告作用的正确认识以及缺乏公众的共识等等。这是一个中国广告业能否走向和谐、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时代。我们身处这样一个复杂的年代，研究广告业，我们的分析尺度有必要跳出时间的框架，诊断困顿中国广告业发展的阻力，探寻突破迷局的方向。而在探讨当今中国广告业缺乏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不再是紧紧盯着眼前的问题，就事论事，而是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广告设计的教育问题。 设计教育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发展有着本质的、深层次意义上的影响。教育作为人类寻求进步、自我完善的手段，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搭上了快速奔驰的列车，社会的发展对设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愈来愈功利的心态和冷漠、理性教育的模式，开始离人性精神越走越远，这值得我们设计教育人员深思，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广告业健康和谐发展。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而应放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考虑。其中广告设计教育的更好发展是中国广告业持续生存与和谐发展的要求，是适应全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资源有限，创意无限”的时代，广告设计教育更具有核心的创意价值。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广告设计教育该如何做、怎么做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 当前广告设计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缺乏创新。许多广告设计作品的共同缺点是缺乏意义和创意。我认为，创意源于生活，源于人的需求，源于人的思想。设计师要思考市场，积累文化，同时也要寻找满足需求的方法。当前广告设计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将思想、概念、创意和市场综合起来，达到最优效果。广告设计教育的目标就是以先进的广告设计文化及民族文化、社会背景为参照，重构广告设计师现代化、国际化的价值观，不断改组和重建广告设计教育体系。 一、增强文化底蕴以创新教育 中国是文明古国和人类文明的摇篮，泱泱中华，悠悠千古。与西方现代设计文化的发展相比，中国古代的设计在陶瓷、青铜器、漆器、玉器、织绣、家具、建筑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灿烂辉煌的设计文化，不仅对东亚诸国，而且对西方近代设计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我们当代设计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极其宝贵的借鉴和利用价值。 而在当代中国广告设计界，缺少文化深度的广告设计作品却十分普遍。比如我们注意到1997年香港同归、1999年澳门同归以及1999年国庆50周年的宣传招贴中有很多的设计元素是一样的：大面积红色的应用、孩子张开双臂的形象设计等等。作品缺乏对事件特征的把握和挖掘，导致作品大量雷同，最终缺乏生命力。 中国的设计应该提倡原创，要打破抄袭、临摹的枷锁，破旧立新才有前途。而原创则必须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充分利用民族的本土文化资源创作出适合本土的广告设计作品。 设计的内涵是文化，中国广告设计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学习模仿改进过程之后，更多地注重原创设计，力求使中国元素蕴涵于现代设计之中。而所谓的中国元素，就是指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升华方式的总和。如何以现代审美的全新观点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就像靳埭强先生所说“我们不一定要画上京剧脸谱，穿上龙袍，才能让人认出是中国人。”要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得到更新和拓展，更可以借助广告本身所特有的广泛影响力，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互动。 中国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现代的广告设计教育应该以中国文化为本，同时注重现代化。我们不仅要锻炼自己的手，还要找到自己的设计方法，这就要讲心和手合二为一，用心思考。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有自己强烈的个性和创造力，同时也很热爱自己的文化，并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合、承传中国文化。 两年一度的“苏州印象”广告展，是一场全国性的盛会。苏州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独树一帜。2004年“苏州印象”广告展沿着“互动、专业”的方向发展，拙政、退思、网师、留园等苏州印象也显示出自己的风采。其中更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摄影、海报处处体现中国古老而又优美的古代文化。 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设计就是把中国精神艺术和民间文化的美好寓意与奥运精神结合到一起的典范作品，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并以独特新颖的形式展现出来。 中国联通的标志，采用了源于佛教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本意来延展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的寓意，其中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通、处处顺畅之意，无论从对称还是从形式说，整个标志都洋溢着古老东方已经流传的迹象和独特的文化。 因此，研究设计文化教育的内涵，扭转新时期高等院校学生理解社会的心态，进行课内和校园深层次的文化熏陶，是我们深化广告设计教育的重要路径之一。 二、以广告的市场化推动广告设计教育的深化 广告是指“由可识别的出资人通过各种媒体进行的有关产品(商品、服务、观点)有偿的、有组织的、综合的、劝服性的非人员的信息传播活动”。在广告业中，创意应该说是如影随形的，广告人一直在找寻创意与产业化完美结合的生存空间。但是，创意的本身不能决定广告的命运。从广告的作用上看，广告和公共宣传、人员推销、销售促进是促进产品销售的四种手段。从广告发展史上看，广告业还需要资本兴趣、公关技术等等方面的重要支撑，它是一种整合商业资源和产业上下游资源的一个重要过程和途径。只有真正理解了广告在现代促销巾的位置和作用，创意才有可能最终走向市场，化为新的资本。 另外，也要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广告发展与品牌的关联。现代意义的品牌是指某产品的名称、辞句、符号、设计或其合并使用，是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一种体验。其不仅包括物质的体验，还包括精神的体验。其目的是以此区别于其他商品，不与其他商品发生混淆。产品是冰冷的，品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情感的。产品会过时，会落伍，会被竞争者模仿，品牌是独一无二的。品牌是广告信息与消费者心智之间的第一个接触点。在产品日益同质化的时代，产品的物理属性已经相差无几，惟有品牌给人以心理暗示，满足消费者情感和精神上的寄托。从消费者来说，利用品牌帮助选购物品，不必每次都检验商品的质量。品牌对消费者来说，是信誉的象征。而广告设计要突出品牌，受众通过广告设计的视觉传达中的品牌认识产品，品牌形象最终也要通过广告设计才能发挥作用。正如大卫·奥格威所说：“每一个广告都是对品牌形象的长期投资”。广告服务于品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熟悉感；二是提醒作用。 体现在广告设计教学中，教师应该让学生明白，一幅好的设计作品不仅仅是一件漂亮的设计作品，而是应该向公众传达出商品的特性，并且激起公众的购买欲望，并参与到产品(服务)购买中，同时也要注意到广告设计要服务于品牌。广告大师奥格威说：“广告设计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销售，检验作品好坏的根本不是为了美化，而是为了能够更高的销售，检验作品的成功与否需要市场来证明。”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该观察学生，并引导他们认识到设计的首要任务就是满足市场的需求和与品牌理念一致，漂亮的设计不是独立的，而是充分体现设计是否符合周围的环境，是否在市场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在教学设计中，应该观测和强化学生对于设计作品的评判标准，好的作品是需要市场来检验的，只有踏踏实实地研究市场，分析市场，才能创作出好的设计作品；如果背离了市场的需求，设计的作品只能是华而不实，而无任何实际的意义和作用。 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要为了迎合市场表面的需求，不分地域和特色地开设专业和研究方向。对于设计教育的地域性而言，地域特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如沿海发达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而促进了设计观念的变更和进步，具有浓厚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地区，设计理念则呈现出更加丰富和哲理化的文化内容。因此，不同地域的院校，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及优长，科学定位，建立顺应学科发展、时展潮流的学科布局以及多学科并存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解决好广告设计教育与市场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教学结构、培养模式、培养目标和教师素质几方面重视起来。 广告设计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是靠感觉的锤炼，而这主要还得靠高强度的、长时间的实践来支持。第一，体验客户(业主)、生产者(工艺的执行者)以及接受者三种角色。广告设计是理论研究和市场推广相结合的产物，从各自不同角度的限定和需求，三者问应有相当的差异甚至对立，而处理这些对立和矛盾，显然是在广告设计教育当中所必需解决的问题。第二，体验广告设计中受引导产生虚拟化部分及上述三种角色使用设计成果时的当时行为和后续行为。而这一切只能在不断的市场实践中才能获得和提高。 三、广告设计中艺术思维的培养 我国传统的设计教育强调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艺术修养和扎实基本功的设计人才，为我国设计水平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到了现代，人们普遍认识到艺术设计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更重要的是观念的提升。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设计手段、新的设计观念和新的媒体设计的层出不穷，我们每天都接受着挑战。 基本技能、设计观念与实践活动是广告设计的艺术性的三个层面。设计的基本技能主要包括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对设计工具的驾驭能力以及对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理解和掌握等。随着科技的发展，设计手段不断更新，以及观念和活动的变化，基本技能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另外，设计观念的形成有助于推动艺术设计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它受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同时，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活动，艺术设计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技能和观念，更重要的是和社会的发展相结合，提高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在多年的发展中已经从弱小到壮大，从幼稚到成熟，初步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逐渐从美术、工艺美术的模式过渡到具有现代广告设计教育特点的教育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快速推进，社会的发展对广告设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广告设计教育像雨后春笋迅速成长，据统计，国内在几百所院校开设有广告设计专业，这无疑给广告设计教育注入了活力。但在日益强调科学技术的国度里，像广告设计这种独具人文和艺术色彩的学科亦打上了功利的烙印，广告设计教育亦背离了最初的精神，对这种功利性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抑制作用，反而纵容、迁就，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广告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展开创意、表现创意的过程，而创意和灵感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是要依靠调查研究信息资料的浓缩；二是靠艺术表现的技巧，没有高超的技巧就不可能准确地表达广告设计者的创意；三是靠长期的大量的经验积累，从中掌握一些规律，提高审美能力和联想能力；四是要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没有深层含义和文化基础的标志设计不会走得很远；五是要正确认识广告设计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广告设计和品牌设计传播的关系。 总之，我们应将提升文化底蕴、重视广告本身的市场化对广告设计的影响、培养艺术思维并且将它们应用在广告设计之中作为我们创新深化广告设计教育的出发点。从国内外广告设计的发展趋势看，广告设计的表现形式是信息化，艺术效果是人情化。前者要求有强烈的刺激的信息性，后者要求给人悦目和美的享受。广告设计表现在方寸之间，是设计理念和视觉审美的结晶。提高广告设计教育的整体水平，是我们每个设计教育者的责任，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简析重视乡村群体 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 论文关键词：乡村；广告传播；乡村文化；和谐 论文摘要：以和谐发展的角度指出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现状以及原因，并提出了重视乡村群体，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的观点。井从农村传统文化、广告信息传播、深入乡村基层、设计理论教育界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探讨一条符合国情的广告道路。 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所谓乡村，是指由乡(及镇)与村两种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活范围。本文探讨的乡村群体包括在农村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和在乡镇从事劳动和居住的其他劳动者。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性。 纵观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总体发展不平衡，重城市而轻乡村，针对乡村受众的设计作品为数不多并缺乏乡村文化气息。大多数企业、传媒、广告公司以及学者在以城市为主位的前提下，将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大众概念和城布的生活模式连接在一起，在有意和无意间将中国社会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二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乡村群体遗忘在某个角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媒体“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对子乡村的关注依然很少。根据国家广播总局有关数据显示，面向农民、农衬和农业的广播全国只有10套(分别是山西、江西、山东、河南、陕西以及广西南宁、河北张家口、浙江嘉兴、广东茂名和揭阳电台)，占全国2371套广播频率总数的0.42%。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体相比，开办率仅有4%。因此城乡信息流动结构严重不对称。 其次，长期以来，设计界忽视了乡村地区的弱势消费群设计在趋于城市化、大同化。尽管中国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但仍有不少于八亿的乡村人口。加强对中国乡村广钾究的重今科考麟势群体的媒献怀有利子解决艺术设计全面发展的粗颈问题，对于我们的广告创意、广告的有效传播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会潜移默化的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进程。 再次，很多设计人员将乡村文化传统和地城特色简单化，中国乡村广告传统的东西保存的不乡好;却在设计中不断重复所谓有传统特点的符号和手法。许多设计产品因偏离乡村群体独特的文化传统，价格脱离乡村消费水平而让这些边缘消费群体望而却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告设计与传播本能的忽视乡村群体，造成发展的不和谐呢? 第一、经济力量的弱势和乡村文化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广告设计与传播偏向城市而忽视乡村。经济环境是决定广告的首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的乡村经济模式和结构虽然有了很大变化，经济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但其收人还远远赶不上大中城市，少数边远地区的农民甚至还没完全摆脱贫困。乡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 第二、在使用媒体资源的分配上，我国大多数的传媒机构大都集中在城市。从传播学角度看，广告实质是信息的传达，而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体。而如此高比例的媒体集中于城市，远离乡村，必然导致乡村广告传播的高成本和难以形成有效传播。 第三、绝大多数设计者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同乡村生活方式相差甚远，很难对乡村受众进行准确定位。生活方式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形式，也是现代设计的重要出发点和核心概念。乡村群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交往等并不被设计者所熟悉。正如设计大师索扎斯主张，首先得教导设计者去研究生活，只有生活才能最终决定设计。 第四、在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追求自身效益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弱势群体受众的信息需求。 第五、广告设计片面地强调了产品或服务广告，而忽视了品牌形象广告、即使是产品或服务广告也没有充分的和乡村环境相联系。其实品牌形象广告作为一种传播稀称为了能使姗的信息获得人们的认可，总会进行一些令社会关注、并进行正面倡导的观念传播。如太阳能产品突出其节能的宣传，同时应引导修缮自然环境，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国是个发展中农业大国，乡村人口数量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广告设计与传播应重视乡村群体及其文化传统，反映乡村气息育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的广告设计与发展的道路。 无论传媒在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数量上，还是广告在作品的设计上都应给予“边缘群体”更多的关注，充分重视他们的信息需要，将农村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融于其中，才能具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和思路并被他们所接受。如“实在人，喝实在酒”(龙江家园集团);“比一比，算一算，还是联通最划算”(中国联通);“黑土地黄土地，用肥就用史丹利”(史丹利复合肥);“时风时风，路路畅通”(时风集团)。这些广告语都突出了产品独特的优点，满足了农村消费者某方面的需求。 深人乡村基层，关注乡村群体，摸索出广告设计和谐展的模式和路径。设计是以综合为手段，以创新为目标的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喳计工作需要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不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还需要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技能。优秀的设计者应该及时掌握并预测设计的变化趋势，弓!导变化的观念指导设计、，使设计成为时代变化的表征和进步的催化剂。如兰陵酒业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利用不同媒体的差异性在墙体电视、赠品等不同媒体进行系列广告宣传，加深了品牌的印象，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河南蓝星啤酒抓住农村夏季麦收的有利时机，组织车辆和人员分散行动，把啤酒送到田间地头，给农民提供了便利，也实现了广告的针对性宣传。 关注乡村文化，利用广告传播的文化特质，使他们逐渐适应社会和谐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广告设计与传播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适时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精髓，满足他们多方面需求。如蚊香在农村的使用率远远高于城市。三笑集团就利用赵本山在农民心目中的幽默和淳朴形象，为睡得香蚊香做形象代言，满足了农村消费心理和生活多方的需求。 设计要融人普通乡村消费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尽量通俗化、简洁化。不同消费群体的生活品位和文化修养是不同的，相应的设计也应该有差异。面对乡村群体时，设计不能脱离乡村生活，要考虑到农民的教育知识水平和理解欣赏的能力。广告应尽可能的亲切易懂，缩短与农民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如中国移动通信在某乡镇做的广告语“中国移动通信卡，一边耕地一边打。”即宣传了广告目标，又符合了大部分农民的工作习性，还引领了农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一一使用手机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设计理论教育界应给设计行为重新定位，防止传统文化的葬送，防止设计成为视觉垃圾乃至环境垃圾。呼吁教育主管部自详细规划，将传播学、艺术学、美学、市场学、管理学等进行大融合，为设计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人才。还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责任感，体现出设计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同时也应改变现状，扩大设计对社会的关注和服务范围，重视农村弱势群体，实现中国广告和谐健康快速而更全面的发展。 总之，当今社会广告设计与传播要重视社会生活的变迁，根据整个社会中不同目标受众的特色和文化内涵，深人研究并形成探讨性的课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和谐发展，开阔视野，勇于创新，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大多数人民需要的广告道路。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影视广告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美学　现代影视　告设计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而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的体现: 一、影视的共性 电影的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像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这里，电影再现外部世界的幻景的观点是完全适用于电视的。电视是一种媒介，或者说是不同于印刷媒介的电子媒介之一。尽管在科技属性上，电视是电子光束扫描，电影是物理光学投射，两者是不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电视和电影仍然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具像仿真的影像与声音、音响的结合，串组成综合的符号系统，有着声形并茂、音像俱全的共性，因而在研究上彼此可以得到很多的借鉴与支持。电视出现后，代替收音机成了最基本的媒介，而且随着电视的出现，广告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 二、影视广告的特征 影视广告具有闯入型与强制型的特征，由于借助声画完美结合的影视技术，世界性的电视转播网以及通布城乡的电视收视网在世界各国高速发展，影视广告地位，仍居各种广告媒体的首位。 影视广告的特点: 1、声画合一，诉求视听。有声有色的生动画面，温柔感人的音乐和解说，入耳悦目，扣人心弦，往往对其所传递的信息—形象、言语、情绪，产生“海绵吸湿性”的效应，印入深层记忆之中、:所以电视广告又被称为具有很好的通融性的热性媒体。其理解度、记忆度与暗示性，虽较印刷媒体弱些，但对视与听同时作用所造成的传播效果，却超过一般媒体一倍至数倍。 2、生动形象，诉求面广。成功的电视广告片，能冲破国家民族的语言障碍，为整个世界的人们所理解—画面一连串的形象，富于表情的音乐与音响效果，便是最直接的传播代码，不用语言累述，人人一见便心领神会。 3、擅长于进行商品的示范表演。对于新产品的特殊设计，产品的使用与操作，产品使用的效果与对比等，可多角度、全过程地加以表现，给人的印象，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如我们常见的化装品广告，利用的就是这个特点。 4、由于具有面对面的传播特点，使受传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或萌生个人之间传播的某种直接与亲切之感。 当然电视广告也同其他媒体一样，有着自己的短处: 1、不同商品的不同视听对象难以控制。 2、广告内容与形象转瞬即逝，无法予以保存、品味对比或参照。 3、消遣型视听增多，边千事边观看，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4、插播广告最容易使视听者反感。 三、影视广告的起源与发展 在我国，影视广告设计是一个只历经20余年的历史，但发展却非常迅猛的新生事物。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则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标志着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已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一种时代的角色，成为“开放、改革”的象征。到现在电视广告的播出日趋“密集化”和“频繁化”，广告逐渐成为除电视剧、电视栏目等节目类型以外的又一电视传播主体。 电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遍布世界各地，全球已拥有10亿台，中国便占了3亿台c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这“神奇的盒子”里收看到丰富的新闻、娱乐节目。每天的时时刻，电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美国于192年首先研试电视机，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并于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到1954年彩色电视机问世。电视广告的播放，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信息的传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出现却与电视的首播相差了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成为中国大陆电视的诞生日，同年月2日正式播出。然而解放后的中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左”思潮演变成“”的影响，电视广告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倘若播放外商广告更是有着“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罪名，因而大陆电视广告是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的。在饱受“”的沧桑后大陆经济一片萧条，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春风沐浴大地”这个世人瞩目的数字，它不仅揭开一个。亿人口新时代的序幕，而且翻开中国影视广告的第一页。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正因为这样，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儒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儒家作为由孔子开创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意识形态，其宇宙观上溪远古文化，下开封建社会的正道。夏、商、周三代已经建立了一种一“家”为中心而层层扩展的宇宙观。“家”原意是部落祭祀男性祖神的宗庙所在地，他是部族的中心，标志着以父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以“士”的身份视天下为己任，担当起沟通天人的职责，并把“天地之道”引向现实政治，引向以“家”为中心的父权体制，他们的理想即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因此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儒家的经典《中庸》“中和”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中国的宫殿建筑(比如故宫)以中轴线为中心饿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式，集中的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和”之美.:而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也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引向“吟咏情性”方面，导致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倾向。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作者都非常强调整体，重视家庭与亲情。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电视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电视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几乎所有的的名酒广告都在极力渲染亲情，友情爱情，讲求一团和气。:无论是妻子丈夫，子女父母，都在亲情上做文章。中国影视广告通过较长的语幅来诉说，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雕牌牙膏中《新妈妈》篇中大段的独白就是典型的中国广告语幅风格:先为叙述二人情感世界的变化，后面才出现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真情付出，心灵交汇，雕牌牙膏。脑白金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奉亲养老，礼尚往来和现代社会中人情交易的社会习俗。。又比如牛奶这类广告的往往是充满温馨的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前喝牛奶，广告·语:关注您家人的健康，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友之友牛奶广告)。儒家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体现诚信。诚信是义理的核心，也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要求，国内电视广告内容以此为支点。牛酬光明牛奶狂重广告，《三鹿奶粉》安全新鲜保证。中国移动通信广告用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贯穿三个故事:音乐人小孟的恋爱，某公司老总的生意;2002年6月10日中国游客越南海上遇险。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滋养出了一种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家庭美满，和睦，国家和平，富强，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永久目标。正象儒家美学价值环绕着现实政治和父权体制展开，它必然要求一种与父权体制威仪和庄重相适应的“雄健”、“充实”之美。特别重视艺术的“气势”、“气概”以及“慷慨以任气”的“风骨”，而“气势”的潜隐与含藏又导致艺术的沉郁、劲健的风格之美。 许多宣传男性产品的现代影视广告通常会采用这类风格，当然在具体运用时确是比较隐喻，含蓄的。比如常见的酒类、西服、剃须刀、鞋类之类广告等等。我们可以用“金利来”领带的广告来佐证:“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斜纹代表勇敢，圆点代表关怀……”其喻意是，西服已成为当今男士们通用的服装，在我国连来自乡土的企业家也不例外。穿西服、打领带，社会上比比皆是，它的含蓄意指，象征着这是一个男人们统领的世界。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宣传，为体现自己的实力，也常采用这类风格。而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和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宇宙心灵。孟子曾经提到一种“不忍人之心”，作为人类发不容己的良善本性自然流露的例证，意为人类的本心不能容忍别人的苦难和不幸。南宋陆九渊则进一步把外在宇宙与自己本心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吾心与宇宙之间存在一种发不容己、血肉相连的情感关系因而宇宙间人与万物发生一切都必将牵动我的心，让我感动、关怀和承担。比如许多药品影视广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关心人自身的苦难和不幸开始，国内一直火爆的哈药六厂系列的公益广告。又如美的空调电视广告，中心画面是一个虾和一个空调，一只煮熟的虾随着美的空调降温而逐渐从红色的体表变为褐色，最后竟然因为忍受不住冷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逃之夭夭:多么幽默和谐。 五、道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道家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产物，与正统的儒家文化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与儒家强调人为性的“中和”之美相反，道家提倡的是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美。老子《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说人、地、天中的一切都以道为规则的话，那道则以自然的状态为规则，“自然”即“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之意、因此与儒家以父权体制的政治为依据相反，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依据的原则是是顺应万物的自然成长。庄子把它普遍化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美学命题，;天地沉默运行的节奏，万物无言生长的繁茂景象，都是自然之道这一“大美”的具体体现。正是通过“自然”这一终极价值，道家美学便把审美对象的领域无限地扩展为存在的一切，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超出日常审美的超越标准，人间的美丑缺乏绝对的依据，当我们用自然之道的绝对标准来看时，美可以转化为丑，丑也可以转化为美。许多影视广告在艺术表现手法中喜欢采用道家的“自然”之美表现手法.比如做各类饮料广告，矿泉水的广告，食品广告，化装品广告等等，设计师们都爱从“自然”入手。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师们在创新的同时，应该更多地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关元素，在传统与时尚的隧道中穿插，使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极具浓郁的民族气息的同时，丰富影视广告设计的多元化风格，使传统与现代文化间的精髓相互融合、相互碰撞，和谐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注入民族血液，创造出富有东方韵味的现代影视广告。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简析重视乡村群体 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 论文关键词：乡村；广告传播；乡村文化；和谐 论文摘要：以和谐发展的角度指出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现状以及原因，并提出了重视乡村群体，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的观点。井从农村传统文化、广告信息传播、深入乡村基层、设计理论教育界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探讨一条符合国情的广告道路。 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所谓乡村，是指由乡(及镇)与村两种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活范围。本文探讨的乡村群体包括在农村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和在乡镇从事劳动和居住的其他劳动者。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性。 纵观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总体发展不平衡，重城市而轻乡村，针对乡村受众的设计作品为数不多并缺乏乡村文化气息。大多数企业、传媒、广告公司以及学者在以城市为主位的前提下，将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大众概念和城布的生活模式连接在一起，在有意和无意间将中国社会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二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乡村群体遗忘在某个角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媒体“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对子乡村的关注依然很少。根据国家广播总局有关数据显示，面向农民、农衬和农业的广播全国只有10套(分别是山西、江西、山东、河南、陕西以及广西南宁、河北张家口、浙江嘉兴、广东茂名和揭阳电台)，占全国2371套广播频率总数的0.42%。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体相比，开办率仅有4%。因此城乡信息流动结构严重不对称。 其次，长期以来，设计界忽视了乡村地区的弱势消费群设计在趋于城市化、大同化。尽管中国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但仍有不少于八亿的乡村人口。加强对中国乡村广钾究的重今科考麟势群体的媒献怀有利子解决艺术设计全面发展的粗颈问题，对于我们的广告创意、广告的有效传播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会潜移默化的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进程。 再次，很多设计人员将乡村文化传统和地城特色简单化，中国乡村广告传统的东西保存的不乡好;却在设计中不断重复所谓有传统特点的符号和手法。许多设计产品因偏离乡村群体独特的文化传统，价格脱离乡村消费水平而让这些边缘消费群体望而却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告设计与传播本能的忽视乡村群体，造成发展的不和谐呢? 第一、经济力量的弱势和乡村文化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广告设计与传播偏向城市而忽视乡村。经济环境是决定广告的首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的乡村经济模式和结构虽然有了很大变化，经济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但其收人还远远赶不上大中城市，少数边远地区的农民甚至还没完全摆脱贫困。乡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 第二、在使用媒体资源的分配上，我国大多数的传媒机构大都集中在城市。从传播学角度看，广告实质是信息的传达，而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体。而如此高比例的媒体集中于城市，远离乡村，必然导致乡村广告传播的高成本和难以形成有效传播。 第三、绝大多数设计者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同乡村生活方式相差甚远，很难对乡村受众进行准确定位。生活方式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形式，也是现代设计的重要出发点和核心概念。乡村群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交往等并不被设计者所熟悉。正如设计大师索扎斯主张，首先得教导设计者去研究生活，只有生活才能最终决定设计。 第四、在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追求自身效益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弱势群体受众的信息需求。 第五、广告设计片面地强调了产品或服务广告，而忽视了品牌形象广告、即使是产品或服务广告也没有充分的和乡村环境相联系。其实品牌形象广告作为一种传播稀称为了能使姗的信息获得人们的认可，总会进行一些令社会关注、并进行正面倡导的观念传播。如太阳能产品突出其节能的宣传，同时应引导修缮自然环境，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国是个发展中农业大国，乡村人口数量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广告设计与传播应重视乡村群体及其文化传统，反映乡村气息育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的广告设计与发展的道路。 无论传媒在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数量上，还是广告在作品的设计上都应给予“边缘群体”更多的关注，充分重视他们的信息需要，将农村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融于其中，才能具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和思路并被他们所接受。如“实在人，喝实在酒”(龙江家园集团);“比一比，算一算，还是联通最划算”(中国联通);“黑土地黄土地，用肥就用史丹利”(史丹利复合肥);“时风时风，路路畅通”(时风集团)。这些广告语都突出了产品独特的优点，满足了农村消费者某方面的需求。 深人乡村基层，关注乡村群体，摸索出广告设计和谐展的模式和路径。设计是以综合为手段，以创新为目标的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喳计工作需要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不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还需要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技能。优秀的设计者应该及时掌握并预测设计的变化趋势，弓!导变化的观念指导设计、，使设计成为时代变化的表征和进步的催化剂。如兰陵酒业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利用不同媒体的差异性在墙体电视、赠品等不同媒体进行系列广告宣传，加深了品牌的印象，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河南蓝星啤酒抓住农村夏季麦收的有利时机，组织车辆和人员分散行动，把啤酒送到田间地头，给农民提供了便利，也实现了广告的针对性宣传。 关注乡村文化，利用广告传播的文化特质，使他们逐渐适应社会和谐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广告设计与传播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适时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精髓，满足他们多方面需求。如蚊香在农村的使用率远远高于城市。三笑集团就利用赵本山在农民心目中的幽默和淳朴形象，为睡得香蚊香做形象代言，满足了农村消费心理和生活多方的需求。 设计要融人普通乡村消费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尽量通俗化、简洁化。不同消费群体的生活品位和文化修养是不同的，相应的设计也应该有差异。面对乡村群体时，设计不能脱离乡村生活，要考虑到农民的教育知识水平和理解欣赏的能力。广告应尽可能的亲切易懂，缩短与农民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如中国移动通信在某乡镇做的广告语“中国移动通信卡，一边耕地一边打。”即宣传了广告目标，又符合了大部分农民的工作习性，还引领了农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一一使用手机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设计理论教育界应给设计行为重新定位，防止传统文化的葬送，防止设计成为视觉垃圾乃至环境垃圾。呼吁教育主管部自详细规划，将传播学、艺术学、美学、市场学、管理学等进行大融合，为设计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人才。还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责任感，体现出设计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同时也应改变现状，扩大设计对社会的关注和服务范围，重视农村弱势群体，实现中国广告和谐健康快速而更全面的发展。 总之，当今社会广告设计与传播要重视社会生活的变迁，根据整个社会中不同目标受众的特色和文化内涵，深人研究并形成探讨性的课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和谐发展，开阔视野，勇于创新，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大多数人民需要的广告道路。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影视广告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美学　现代影视　告设计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而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的体现: 一、影视的共性 电影的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像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这里，电影再现外部世界的幻景的观点是完全适用于电视的。电视是一种媒介，或者说是不同于印刷媒介的电子媒介之一。尽管在科技属性上，电视是电子光束扫描，电影是物理光学投射，两者是不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电视和电影仍然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具像仿真的影像与声音、音响的结合，串组成综合的符号系统，有着声形并茂、音像俱全的共性，因而在研究上彼此可以得到很多的借鉴与支持。电视出现后，代替收音机成了最基本的媒介，而且随着电视的出现，广告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 二、影视广告的特征 影视广告具有闯入型与强制型的特征，由于借助声画完美结合的影视技术，世界性的电视转播网以及通布城乡的电视收视网在世界各国高速发展，影视广告地位，仍居各种广告媒体的首位。 影视广告的特点: 1、声画合一，诉求视听。有声有色的生动画面，温柔感人的音乐和解说，入耳悦目，扣人心弦，往往对其所传递的信息—形象、言语、情绪，产生“海绵吸湿性”的效应，印入深层记忆之中、:所以电视广告又被称为具有很好的通融性的热性媒体。其理解度、记忆度与暗示性，虽较印刷媒体弱些，但对视与听同时作用所造成的传播效果，却超过一般媒体一倍至数倍。 2、生动形象，诉求面广。成功的电视广告片，能冲破国家民族的语言障碍，为整个世界的人们所理解—画面一连串的形象，富于表情的音乐与音响效果，便是最直接的传播代码，不用语言累述，人人一见便心领神会。 3、擅长于进行商品的示范表演。对于新产品的特殊设计，产品的使用与操作，产品使用的效果与对比等，可多角度、全过程地加以表现，给人的印象，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如我们常见的化装品广告，利用的就是这个特点。 4、由于具有面对面的传播特点，使受传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或萌生个人之间传播的某种直接与亲切之感。 当然电视广告也同其他媒体一样，有着自己的短处: 1、不同商品的不同视听对象难以控制。 2、广告内容与形象转瞬即逝，无法予以保存、品味对比或参照。 3、消遣型视听增多，边千事边观看，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4、插播广告最容易使视听者反感。 三、影视广告的起源与发展 在我国，影视广告设计是一个只历经20余年的历史，但发展却非常迅猛的新生事物。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则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标志着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已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一种时代的角色，成为“开放、改革”的象征。到现在电视广告的播出日趋“密集化”和“频繁化”，广告逐渐成为除电视剧、电视栏目等节目类型以外的又一电视传播主体。 电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遍布世界各地，全球已拥有10亿台，中国便占了3亿台c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这“神奇的盒子”里收看到丰富的新闻、娱乐节目。每天的时时刻，电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美国于192年首先研试电视机，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并于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到1954年彩色电视机问世。电视广告的播放，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信息的传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出现却与电视的首播相差了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成为中国大陆电视的诞生日，同年月2日正式播出。然而解放后的中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左”思潮演变成“”的影响，电视广告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倘若播放外商广告更是有着“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罪名，因而大陆电视广告是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的。在饱受“”的沧桑后大陆经济一片萧条，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春风沐浴大地”这个世人瞩目的数字，它不仅揭开一个。亿人口新时代的序幕，而且翻开中国影视广告的第一页。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正因为这样，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儒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儒家作为由孔子开创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意识形态，其宇宙观上溪远古文化，下开封建社会的正道。夏、商、周三代已经建立了一种一“家”为中心而层层扩展的宇宙观。“家”原意是部落祭祀男性祖神的宗庙所在地，他是部族的中心，标志着以父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以“士”的身份视天下为己任，担当起沟通天人的职责，并把“天地之道”引向现实政治，引向以“家”为中心的父权体制，他们的理想即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因此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儒家的经典《中庸》“中和”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中国的宫殿建筑(比如故宫)以中轴线为中心饿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式，集中的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和”之美.:而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也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引向“吟咏情性”方面，导致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倾向。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作者都非常强调整体，重视家庭与亲情。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电视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电视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几乎所有的的名酒广告都在极力渲染亲情，友情爱情，讲求一团和气。:无论是妻子丈夫，子女父母，都在亲情上做文章。中国影视广告通过较长的语幅来诉说，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雕牌牙膏中《新妈妈》篇中大段的独白就是典型的中国广告语幅风格:先为叙述二人情感世界的变化，后面才出现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真情付出，心灵交汇，雕牌牙膏。脑白金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奉亲养老，礼尚往来和现代社会中人情交易的社会习俗。。又比如牛奶这类广告的往往是充满温馨的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前喝牛奶，广告·语:关注您家人的健康，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友之友牛奶广告)。儒家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体现诚信。诚信是义理的核心，也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要求，国内电视广告内容以此为支点。牛酬光明牛奶狂重广告，《三鹿奶粉》安全新鲜保证。中国移动通信广告用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贯穿三个故事:音乐人小孟的恋爱，某公司老总的生意;2002年6月10日中国游客越南海上遇险。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滋养出了一种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家庭美满，和睦，国家和平，富强，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永久目标。正象儒家美学价值环绕着现实政治和父权体制展开，它必然要求一种与父权体制威仪和庄重相适应的“雄健”、“充实”之美。特别重视艺术的“气势”、“气概”以及“慷慨以任气”的“风骨”，而“气势”的潜隐与含藏又导致艺术的沉郁、劲健的风格之美。 许多宣传男性产品的现代影视广告通常会采用这类风格，当然在具体运用时确是比较隐喻，含蓄的。比如常见的酒类、西服、剃须刀、鞋类之类广告等等。我们可以用“金利来”领带的广告来佐证:“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斜纹代表勇敢，圆点代表关怀……”其喻意是，西服已成为当今男士们通用的服装，在我国连来自乡土的企业家也不例外。穿西服、打领带，社会上比比皆是，它的含蓄意指，象征着这是一个男人们统领的世界。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宣传，为体现自己的实力，也常采用这类风格。而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和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宇宙心灵。孟子曾经提到一种“不忍人之心”，作为人类发不容己的良善本性自然流露的例证，意为人类的本心不能容忍别人的苦难和不幸。南宋陆九渊则进一步把外在宇宙与自己本心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吾心与宇宙之间存在一种发不容己、血肉相连的情感关系因而宇宙间人与万物发生一切都必将牵动我的心，让我感动、关怀和承担。比如许多药品影视广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关心人自身的苦难和不幸开始，国内一直火爆的哈药六厂系列的公益广告。又如美的空调电视广告，中心画面是一个虾和一个空调，一只煮熟的虾随着美的空调降温而逐渐从红色的体表变为褐色，最后竟然因为忍受不住冷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逃之夭夭:多么幽默和谐。 五、道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道家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产物，与正统的儒家文化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与儒家强调人为性的“中和”之美相反，道家提倡的是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美。老子《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说人、地、天中的一切都以道为规则的话，那道则以自然的状态为规则，“自然”即“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之意、因此与儒家以父权体制的政治为依据相反，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依据的原则是是顺应万物的自然成长。庄子把它普遍化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美学命题，;天地沉默运行的节奏，万物无言生长的繁茂景象，都是自然之道这一“大美”的具体体现。正是通过“自然”这一终极价值，道家美学便把审美对象的领域无限地扩展为存在的一切，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超出日常审美的超越标准，人间的美丑缺乏绝对的依据，当我们用自然之道的绝对标准来看时，美可以转化为丑，丑也可以转化为美。许多影视广告在艺术表现手法中喜欢采用道家的“自然”之美表现手法.比如做各类饮料广告，矿泉水的广告，食品广告，化装品广告等等，设计师们都爱从“自然”入手。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师们在创新的同时，应该更多地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关元素，在传统与时尚的隧道中穿插，使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极具浓郁的民族气息的同时，丰富影视广告设计的多元化风格，使传统与现代文化间的精髓相互融合、相互碰撞，和谐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注入民族血液，创造出富有东方韵味的现代影视广告。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广告设计的定位策略 摘要：国内外传媒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代社会，企业如何能在强手如林的广告营销中取胜，首要条件是广告设计应建立在一个科学策划的平台上，其中广告定位就是这一科学策划的关键环节。源于产品而作用于消费者心理的广告定位，是树立企业品牌形象，增强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在市场经济中担负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广告设计 定位策略 一、广告设计的核心——广告定位 二十一世纪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市场机制步入精神生产领域，企业营销中广告设计文化迅速崛起，在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正在迅猛上升。现代生活中广告设计文化已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竞争激烈的营销市场，各种广告的文化含量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附加值越来越成为产品经济的强大竞争力。在国内外传媒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代社会，企业如何才能在强手如林的广告中取胜呢？首要条件是广告设计应建立在一个科学策划的平台上，而广告定位就是这一科学策划的关键环节。源于商品定位而作用于消费者心理的广告定位，在市场经济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广告设计的旗帜和方向。 广告定位是针对企业产品与消费者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它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营销界。广告定位是指在众多的产品竞争中，探寻具有竞争力和差别性的产品特点，结合适宜的广告传播手段，使产品在目标消费群中拥有高度的认同性。作为赢得目标消费群的重要手段，广告定位战略把营销从广告推销时代上升为以产品形象为中心的品牌推销时代。美国著名广告学者大卫·奥格威认为广告定位就是用广告为商品在消费者心中找到一个位置，并指出：“唯有正确的定位，才是有效销售的最重要步骤。”（1）在奥格威总结的28种创造销售力的广告方法中，列于第一位的就是“广告定位”。“广告定位”是广告设计的原点和核心，对广告设计的成败起决定作用。定位始于产品，终于消费者，即广告定位是根据市场细分确定目标消费群的消费习惯，让产品广告在消费者心中占据合适而准确的位置并最终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方向。因此“广告定位”不是创造什么哗众取宠的事物，而是重新结合并开发已存在的商家与客户的密切关系，正如美国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所言：“公司需要在每一个细分市场内制定产品定位策略，它需要向顾客说明本公司与现有的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的区别。定位是勾画公司形象和所提供价值的行为，以此使该细分市场的消费者理解和正确认识本公司有别于其他竞争者的象征。”因此明确适当的“广告定位”在现代营销市场中至关重要。 二、广告定位的战略基础 广告定位的第一个要求是推广品牌效应，凸显与众不同。有了恰当的广告定位，企业就可能在经济大潮中增强自身的发展实力，使广告设计艺术健康、有序、全面的发展。因此广告定位的战略基础便是根据所选择的和竞争者相差异的产品特色进行宣传，企业的首要目的是发掘并抢先占有优势战略以获得竞争先机，广告的首要目的便是将这种竞争优势通过广告定位、创意和艺术表现等手段传播给消费者，让人们在表达称心如意的生活方式时能愉快地联想到一个指链：例如“百事可乐=性感=好玩=受欢迎。” 广告定位的第二个要求是确立品牌战略。当今的市场经济竞争已进入品牌竞争的时代，品牌效应已成为企业进入商品市场的“敲门砖”。林恩·阿普认为品牌是“我们经济中的原子核”, 他以为一个品牌不只是它的“名称、标识和其他可展示的标记”, 在更深刻的意义上, 品牌还包含着与消费者的“契约”、对消费者的“承诺”和给予消费者的“信任”，因此, “一种品牌应具备以下基本特征:一是极高的知名度; 二是崇高的声誉; 三是市场领先; 四是持续利润增长。”成功的定位能够使企业建立品牌声誉, 培育品牌竞争力,赢得品牌市场。因而企业必须在提高品牌知名度上下功夫，只有大家认可的名牌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在我国，彩电行业的长虹、康佳、tcl；制冷行业的海尔、科龙等企业凭借优质的品牌效应获得了巨大成功。所以品牌效应是企业在市场营销中的核心力量 。 广告定位的第三个要求是企业产品种类的丰富性，多样性，可以满足消费者不同的消费选择。总部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集团，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公司，也是世界汽车行业中最具实力的跨国公司之一。集团针对世界各地消费群的不同需求开发了8大汽车品牌：大众汽车(德国)、奥迪(德国)、兰博基尼(意大利)、宾利(英国)、布加迪(法国)、西亚特(西班牙)、斯柯达(捷克)、大众汽车商用车(德国)。品种丰富且针对性强的生产营销理念使大众汽车集团2004年在全球销售汽车达514万辆，大众汽车集团以其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继续领跑世界汽车市场。 三、广告定位的策略运用 1、文化定位策略。二十一世纪以来，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想在风起云涌的经济大潮中有所作为，必须以先进的文化营销理念来导航。人在文化社会之中生活，进一步讲消费者也是在企业建立的文化中消费，只有当消费者对消费文化产生共鸣，企业才能真正建立起消费者对品牌忠诚度。因此，广告设计以这种人本主义文化理念进行广告定位营销，必将给企业带来勃勃生机。 2、功能定位策略。功能是产品使用价值的具体体现，可直接满足消费者丰富的物质及精神文化需求“设计艺术审美的本质，就在于对设计物的功能所表现的合目的性的关照。” （3）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找出自己产品与其他同类产品的相异之处，然后在广告定位中强化自己产品的独特功能，使该产品在同类产品中有明显区别，从而给消费者留下鲜明清晰印象，以增加目标消费群的产品的选择性。典型的功能定位虽然在广告定位设计中只有简洁的几句话，却可以四两拨千斤，促进企业营销工作的顺利展开。 3、强势定位策略。企业利用自己的产品领先优势作为广告设计的核心，在广告宣传中强调产品的优良品质，从而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广告定位应强调产品的具体品质，让消费者了解该产品优势所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飞亚达手表凭借精密的技术和高贵的品质，把品牌定位与身份联系起来，倡导“一旦拥有，别无选择”的强势定位策略，让人感觉戴上飞亚达手表后，能拥有更多的非凡的气质和唯我独尊的尊贵风范。 4、价格定位策略。如果商品的技术、功能、造型等与市场上同类商品相近，没有什么独特的卖点吸引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广告宣传可运用价格定位策略。“货比三家不上当”价廉物美的产品对消费者仍然极具诱惑力。如伴随世界油价的上扬，人们需要汽车更节能节源，许多汽车企业都开辟研发省油、实用、美观、价廉的小汽车，广告突出价廉物美性能好的定位原则，巧妙地运用价格定位策略迅速占领汽车消费市场。 5、市场定位策略。这是市场细分策略在广告大战中的具体运用，将商品定位在最有利的市场领先位置。在一定时期内，一项目标会控制着一个公司的战略计划，公司的资源应优先满足这项目标的市场定位策略，以取得商战先机。ibm公司的微机开发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防止公司的主机生意受到侧面的攻击，因此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微机开发，使ibm公司的家用电脑始终走在市场前列而备受追捧。 6、形象定位策略。 作为消费社会的独特文化景观和媒介的宠儿，广告设计不仅得到了迅猛发展，独树一帜的广告形象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话题。现代广告高度重视一切极富创意的人类精神产品和文学艺术所提供的创意资源。在“形象”备受关注的读图时代，广告必须以别具一格的广告形象吸引消费者已经疲惫麻木的感知力，因此艺术创新以最快的速度被运用于广告的创意之中，个性鲜明的形象定位通过其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广告效果。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试析视觉表现的网络广告设计 ［论文关键字］视觉表现 网络广告 ［论文摘要］从 1994 年至今，网络广告已经走过整整十年的发展历程，成为第四大广告形式，但由于质量较低而备受网民的谴责。本文从广告视觉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视觉表现的角度，对网络广告设计进行了深入探讨。 1、网络广告的定义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而网络广告则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崛起的一种新的广告媒介形式。是继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媒介之后新兴的一种广告媒介，有第五媒介之称。通常认为，网络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体而和传播介绍自己所推销商品或者所提供服务的商业广告。换句话说，网络广告就是在互联网上的以数字代码为载体的各种经营性广告。” 2、基于视觉表现的网络广告设计 目前，我们认为有六个要素关系着网络广告视觉表现的成败，决定视觉表现的效果。这六个要素是：背景、图像、广告语、字体、色彩、形式。我们也将这六个要素定义为网络广告视觉表现优化组合要素。这些要素是根据广告视觉传播的知觉原理、注意原理，以及异质心理等原则，并参照广告视觉语言的构成要素：文字、形象、色彩、空间来设定的。 2.1整体背景，反衬差异。网络广告主要是传递文字与图片，它传播及时，能以最快的速度给消费者明确地传递广告信息，并能反复连续地进行反映。但是，网络广告所在的网页内容较多，容易分散网民的注意力，再加上目前网络广告自身内容较多，这都使网民注意力不能集中于焦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网络广告自身应该运用整体背景，变害为利，以网页的杂乱反衬出广告的整体感，凸现广告。这里所说的整体背景，是指广告以整幅连续的画面，或统一的底色作为贯穿始终的唯一背景。而不是将几个图像拼接在一起，或更换背景及色彩。网络广告在出现形式上具有报纸广告的空间特点，又由于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大多数网络广告又具有电视广告的时间特点， 因此，它的背景既是可换的，又应该是统一的、整体的。但是，目前网络广告所面对的情形刚好相反。 网页是网民知觉的主体，是突出在前面的，被网民清楚地知觉到，而网络广告则是模糊的、朦胧的，是次要的知觉对象。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目前的网络广告已经“隐身”在了网页中：网页上信息过于庞杂，使网民眼花缭乱，而广告如果也是以一块文字、一个小图案的形式出现，势必会被隐藏在大量信息中，得不到突出。网民的知觉不能选择性地注意广告，当然就达不到视觉传播的效果。而如果将广告置于一个整体的背景中，情况就会完全不同。网络广告占有的空间是一般信息的十几到几十倍，如此大的空间，如果联成一片，拥有统一的背景，其视觉表现效果当然也会比一般信息的效果强十几到几十倍。 2.2加入图像，3b 原则。 信息要能为人们所接受，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具有较强的冲击力或要使接受者感兴趣。受众在注意某一对象时，一般平均五秒，能保持二十秒的很少。一个网络广告，能引起人的注目，这是传达成功的第一步，而若要引人注意，最重要的是第一感觉，开始的 1/10 秒钟的瞬间最关键。“3b”是 baby、beauty、beast 的缩写，“3b 原则”是指运用婴儿（baby）、美女（beauty）、动物（beast）这三个引人注目的形象进行广告传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b”作为目光捕捉物有利于吸引“眼球”，也有利于主题和创意的表达，能起到良好的点题和烘托的作用。网络广告中运用“3b”形象，不仅能增强画面的吸引力，而且会在网民心目中建立个性形象，留下难以忘记的印象。特别是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具有传情达意的功能。动作与表情是构成人类行为的形式基础，也是行为的表达方式，它同语言符号一样，也是一个表意符号系统。在广告视觉设计中，运用人物的动作语言能提高画面的被注意值，能更有效地传递广告信息。 2.3神聚标语，画龙点睛。主题广告语是一则广告的“神”，它以凝练的形式完整、形象地概括广告内容、广告主旨，并形成易于传播和记忆的语言。对于网络广告来说，广告语也同样重要，它是吸引视觉的一个重要元素。网络广告的主题广告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简洁有力。由于网络广告的平面空间有限，因此主题广告语应该简洁清晰，用最少的字说出最引人的话语。而且应该有震撼力、感染力或激发力，这样才能捕捉到网民的目光，并吸引他们点击广告。(2)、语言富有生活气息。语言要生活化，这是一般广告语都应该遵守的原则，特别是在网上，只有用网民的语言才能赢得网民的点击。(3)、形式刺激主题广告语应使用较醒目的颜色，比如红色、黄色、黑色、蓝色等，来刺激网民的视觉。字体上，应该运用美术字体或变体，以突出商品、品牌或广告的个性。 2.4巧用字体，展现性格。在网络广告中，文字不宜被用作主要的目光捕捉物。这是因为网络广告所在的背景，即网页本身是以大量文字组成的，如果以文字作为网络广告的主体，势必会造成广告与网页混为一谈，网民不能迅速、清晰的发现广告，当然会减弱广告对网民的冲击。所以，我们认为网络广告中文字的主要作用是说明和辅助画面，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追求文字的美，恰恰相反，在网络广告的制作中，我们应该巧用字体，以字体的形象个性、风格特点去阐释企业、产品的性格风貌，强化网络广告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不同字体能传达不同的情感，传达不同的内容和经营理念，究其原因主要是与文字形象的外形特征和笔画特征有关。字体设计是以字体间组合形式的相互关系来体现主题的。作为网络广告视觉设计的一个重要元素，字体构成的功能和其艺术性是融为一体的。网络广告图形中的字体设计，不仅要向人们传达广告的信息，还要使受众在从字体排列的形式中得到美的感受。 2.5色彩反差，凸现广告。色彩在广告语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成功的广告色彩设计，不仅能引起受众的注意和兴趣，正确地传达商品和劳务信息，激发购买欲望，而且还能塑造商品和企业的良好形象。在网络广告的色彩使用上，我们主张运用“色彩反差”的方法，来凸现广告自身。我们所说的“色彩反差”是根据色彩配置基本规律中的对比规律提出的。对比是色彩关系中的普遍现象，是指人的视知觉得到两种以上的色彩感觉相互作用的表现。两种以上的色彩放在一起，就会产生色相、明度、彩度、冷暖、面积等性质差异对应关系。因此就会有色相对比、明暗对比、彩度对比、冷暖对比、面积对比等。 2.6尝试新的广告形式。广告的注目率、阅读率是最重要的广告效果指标。而广告注目率、阅读率的高低，常与广告表现，广告创意呈正比。一般而言，广告表现突出，广告创意吸引人，都会达成较高的广告效果。我们可以通过三方面增加网络广告视觉创意。(1)、广告形状与尺寸的创新。目前，网页上出现的多是长方形、尺寸固定的广告，这种广告形式固然已经十分成熟，而且利于管理和收费，但是也造成司空见惯、审美疲劳的害处。广告商和广告主可以尝试着改变这种现状，使网络广告更加形式新颖、引人入胜。如将广告形状做成菱形、五角星形、心形、三角形等等。在不危害网民利益的前提下，改变广告的形状与尺寸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表现形式的创新。我们可以运用一些出人意料的广告形式来增加广告的点击率。虽然这种广告表现形式有欺骗之嫌，但广告主却达到了广告效果，网民都注意到了这样一则广告。虽然我们并不提倡这种广告形式，但是可以借鉴它的创意思想，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未做，跳出原来网络广告创意的老框框，寻求新鲜的广告表现形式。(3)、技术效果的创新。据计，旗帜广告和弹出广告中分别有近67％和34％的广告运用了闪动效果，达到了较强的视觉表现效果。无论是文字的闪动，还是图像的闪动，这种异常的处理效果肯定比无闪动的广告更吸引目光。除了文字效果的改进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动画、音效等设计元素，使网络广告更为生动有趣。 3、结论 随着互联网络的进一步发展，网民数量不断增加和网民结构的进一步成熟，将会有更多的个人和企业接受网络广告的跨时空、跨地域、图文并茂、双向传播信息的超凡魅力，网络广告视觉表现的逐步增强，也将使网络广告成为一种具有艺术性、审美性和巨大商业潜力的现代广告形式。

卫星通信论文:卫星通信课程实验教学探索 摘要：针对实验设备成本制约卫星通信实验课程发展的问题，该文分析了本科生和研究生两种教学对象的特点，对卫星通信实验课程的开设内容以及实验条件建设进行了探讨与摸索。本科生实验教学设计采用低成本实验设备，突出感性认识；研究生实验课程突出学习的自主性，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在实际教学中取得了较好效果。 关键词：卫星通信；实验教学；卫星广播电视 截至2015年底，中国在轨运行的卫星数量已超过140颗，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伴随着卫星数量的突破，我国的卫星产业发展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地面应用系统的发展还不够。除投入不足外，人才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卫星通信课程作为高校电子通信类专业的主干课程在激发学生对卫星通信领域的学习兴趣、培养卫星通信领域的人才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实验课程开设背景 由于卫星通信设备昂贵、通信卫星资源紧缺，传统的本科《卫星通信》课程主要以理论教学为主，以实验演示和参观观摩为辅，实践教学的比例非常少。卫星通信的频率很高，常规的仿真平台很难实现全系统仿真，因此,有条件的院校开设的仿真实验仅限于卫星通信的中频部分[1]，让学生观察信号在中频部分的处理与传输过程，深化学生对通信基本理论的认识，但这些改善无法让学生体会到真正的卫星通信过程，也很难激发学生对卫星通信领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另外，随着卫星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卫星通信》课程的教学内容需要不断更新，与工程实际结合也更加密切，实验教学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与理论教学相比，由于学时有限、实践环节组织困难，实验教学已成为卫星通信教学改革与发展的瓶颈。 2实验教学内容设计 为提高卫星通信课程的教学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对卫星通信课程实验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效果。具体而言，该校在通信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教学中开设了《卫星通信》课程，在研究生教学中开设了《现代通信新技术》（其中包含了卫星通信的相关内容），针对不同的培养对象，教学的内容、方式方法有很大差异。 2.1本科实验教学 本科教学中学生数量众多，传统的《卫星通信》实验课程受限于实验设备的成本，只能让学生进行卫星通信的演示和观摩，无法让学生切身体会卫星通信的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最廉价的卫星通信方式之一——卫星广播电视已进入千家万户，它主要由天线（及其支架）、卫星电视接收机、电视机以及电源等设备组成。该系统属于卫星通信中的单向接收地球站，而卫星通信中的反向发射链路与接收链路相似，因此，该系统完全可以作为学生体验卫星通信过程的实验设备。然而，虽然电视机在该系统中仅作为通信的终端设备，与卫星通信实验课程的教学目的关联性不强，但电视机的成本却占据该套实验系统的70%以上；另外，卫星广播电视实验的开设通常需要在室外开阔地域进行，此时系统的室外供电也将成为课程开设必须考虑的因素；上述两个原因导致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在《卫星通信》实验课程的开设过程中无法得到推广。为解决该问题，通过市场调研，将卫星电视接收机和电视机的功能改由寻星仪来实现。寻星仪是融合了卫星电视接收机、电视机以及频谱仪简易功能的一体化设备，采用锂电池供电，不需要市电，便于室外实验的开设。整套系统成本低于1000元，其简易的频谱仪功能还可以开设卫星信标的接收实验。寻星仪的操作界面与常规的卫星电视接收机完全相同，可以设置卫星名称、高频头本振、接收频率、符号率、极化方式等参数；连接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后，当天线对准目标卫星时即可接收到该卫星上的信号（即接收的信号强度和信号质量高于卫星接收机门限）；若目标卫星上有公开的电视节目，还可以直接使用该终端收看卫星广播电视。在该系统上开设的实验课程可以让学生熟练掌握卫星通信中天线对星的基本流程与操作技巧，明确天线三维指向的参考基准与天线精确对准卫星的判断标准，使学生对卫星通信的整个过程进行全面、整体认知，锻炼和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本科生的实验教学重点在于突出学生的感性认识，通过卫星实验，使学生能够掌握卫星通信的基本原理，明白卫星通信中对星的标准是什么，并掌握对星的常见技巧。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启发他们更深入了解卫星通信发展的新技术、新方向。 2.2研究生实验教学 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具有更大的学习自主性，理论讲授不仅要细而专，还要广而泛。在本科现有卫星通信内容的基础上，重点讲授与卫星通信相关的天线技术、阵列信号处理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等的发展现状，为研究生下一步的课题选择提供参考。作为小班教学，研究生的卫星通信实验课可以采用完全自主的形式——将固定卫星地球站、便携式地球站、卫星动中通地球站以及宽带无线通信系统、无人机视频采集等设备交给学生进行自主组合，按照系统搭建由简单到复杂，地球站由固定到移动，通信业务由话音到视频的渐进过程，让学生体会卫星通信在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应用场景以及还存在亟需解决的问题，激发学生投身卫星通信领域技术研究的兴趣。 3结语 卫星通信实验课程的开设可以强化学生对卫星通信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激发学生对卫星通信领域的学习兴趣。该文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两种教学对象，对卫星通信实验课程的开设内容以及实验条件建设进行了探讨与摸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适合于不同对象、不同接受能力的实验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永无止境的，如何取得更好教学效果还需要与广大高校的卫星通信课程教师共同探讨。 卫星通信论文:民航TES卫星通信系统功率研究 【摘要】由于民航C波段卫星网的极化隔离度指标下降，各站发射功率超标，卫星转发器处于长期功率饱和，严重影响转发器工作状况和寿命，本文研究对民航C波段卫星网的功率调整的方法。及功率调整理论依据。从而改善C波段卫星网工作状况。 【关键词】民航TES系统；卫星通信；功率调整 1电话调整方案 首先，选择一路具有ICM卡的CU板直接连接电话机，如无配置请提前准备，并确认电话号码。准备一根电话线与一部普通电话，将电话通过电话线与CU板“telco”相连。打开所在的TES卫星机箱电源，开启ODU电源。只开起该CU板所在的机箱，待该CU板上线，并显示数字“4”后，拨打网控卫星电话（号码为168（1、2）和166）。然后，由网控进行发射功率比较，指导标定功率。 2发射调制波方案 （1）准备英文版操作系统的电脑笔记本和CU版监控线。（2）具体调整方案。打开cutunet软件，敲击showfolde（显示文件夹）按钮，选定frequency power。（频率和功率）。发射频点是经过联络网络控制工程师获得分派的，而后将gainsettings（发射功率）应用默认设置。选择条目modula-tion rate。Datarate选择19.2K。Modulation选择BPSK。FECrate选择1/2。选中scrambler diff.encoder。选中TXenable。选中Qinvert。敲击OK按钮直至CU板上呈现“—/E.”交替出现为止，调整若不成功，需多次尝试。（CU3慢选APPLY后OK.）。 3功率调整 调整功率需要调整地球站点室内和室外设立的衰减器，正常先调整室外ODU，而后微调各机架的室内衰减器。调整室内衰减器：地球站需要对每一组衰减器所属的机箱进行调整，衰减增大减小功率，衰减减小增大功率。调整室外衰减器：3.1agilisodu上下行衰减值的调动（1）AGILIS监控电缆的制作；（2）AGILISODU监控显示。3.2efdataODU的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的衰减值调整（1）制作efdataODU监控电缆；（2）设置通信参数；（3）监控显示。3.3vitacomODU的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的衰减值调整（1）制作vitacomodu监控电缆；（2）启动超级终端；（3）VITACOM超级终端的通信参数设置。终端仿真：DECVT-100。速率：9600bps。停止位：1。数据位：8。奇偶校验：无。流量控制：关闭。（4）VITACOMODU监控显示3.4V2ODU监控界面VSATUUtility———RFM———ConfigureRFM———RFM。 4接收功率调整 调整完发射功率后，需要对地球站的接收电平进行标较。以下方法对地球站接收电平的调整。首先，地面站把机箱的接收中频电缆连接到频谱分析仪，在频谱分析仪上电自检完成以后，频谱分析仪参数设置为以下：70.125MHz的中心频率，跨度SPAN为300kHz，RBW为3kHz，VBW为300Hz，而后调整接收到的信号电平衰减器在近68dBm。 5调整结果功率调整的理论研究 5.1卫星通讯体系中的功率控制原理 卫星通信体系中的功率控制，是在用户通讯质量被保障的前提下，将发射功率降低，以削减系统干扰，提升系统容量。它是先对接收端的接收信号强度和信噪比等指标进行评价，然后改动发射功率来抵偿无线信道中的途径消耗和衰败，实现既保障通讯质量，又不会对卫星通信体系中的别的用户发生分外的影响。卫星通讯体系是一个功率受限体系的典范，用体系功率控制来保证卫星通讯体系正常工作，提升卫星通讯体系通讯容量，节约卫星通讯体系资源。功率控制算法主要从两个层次分析和研究。全局层次和局部层次。可以将功率控制分成不同的类型。根据功率控制在卫星系统中的链路方向不同分为：上行功率控制和下行功率控制。根据功率控制信息的获取方式分为：开环、闭环、外环。其中闭环又称为快速内环。开环功率控制是指发射端根据自身测量得到的信息对发射功率进行控制。不需要接收端的反馈。开环功率控制控制在TD-LTE系统中主要用于随机接入过程。由于系统上下行链路在一个载频上传送，通过对导频信号的路径损耗估计。接收端可以对发送信号的路径进行准确估计。相应调整发送功率。开环功率控制的基本原理可描述为：Pnest（dBm）=Ploss（dB）+Pdes（dBm）其中Pnest（dBm）为开环功率控制调整后的终端发射功率。Ploss（dB）为测量得到的链路路径损耗。Pdes（dBm）为基站期望收到的目标功率。开环功率控制不需要反馈信道。算法相对于闭环功率控制反应更灵敏。它可对移动台发射功率的调整一步到位。即信道衰落多少节补偿多少。但是在深衰落的信道环境中，开环会使功率幅度调节过大产生误调。恶化系统性能。所以开环功率控制在目前的标准中仅在无线链路建立时使用。闭环功率控制是指需要发射端根据接收端送来的反馈信息对发射功率进行控制的过程。它分为功率调节和功率判决两个部分。因此，功率调整的延迟较大。 5.2上行链路功率控制 链路上行FDMA在云，雨，雪和雾影响的气候前提下，卫星接纳端的信号接纳电平具有很大变化，对上行信号的接收有很大影响。功率控制调整，由地球站和网控完成。网络控制检验上行信号的Eb/N0（信噪比），并且用专项使用信元方法及时向各个地球站广播，网络控制判断是否上行信号的接受Eb/N0（信噪比）高出阈值：阈值是一个窗口，确保接受Eb/N0（信噪比）在固定范围内的上行链路信号。如果接收Eb/N0值大于设定的（Eb/N0）max则适当减小其发射功率；如果Eb/N0值不大于设定的（Eb/N0）max则判断其是否小于（Eb/N0）min，如果Eb/N0值小于设定的（Eb/N0）min，则适当增加其发射功率，如果接收值在（Eb/N0）max和（Eb/N0）min之间就不对其发射功率进行调整。 作者：唐秋红 单位：民航东北空管局 卫星通信论文:客户关系管理在卫星通信的应用 摘要：客户、客户关系是企业的战略性资源，客户关系管理有助于提高客户满意度、忠诚度和企业竞争力，为了实现国际化和规模化发展，我国卫星通信运营企业需要全方位加强客户管理管理。 关键词：客户关系管理；卫星通信运营 1引言 资本、设施、员工、客户等资源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客户所具有的稀缺、价值等特性决定了它是企业的战略性资源。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客户在市场中的地位愈发突出，市场竞争也随之由产品竞争、技术竞争扩展到服务竞争、客户竞争。互联网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方面缩短了产品生命周期，增加了市场竞争剧烈程度，另一方面也为企业优化客户服务流程、整合客户服务渠道、开发客户资源，即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建立了基础。其目的在于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创造客户价值，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卫星通信运营属于信息传输服务业，这种服务是基于信息技术系统，类似于产品的服务，主要特点是生产与消费同时发生。与产品型和一般服务型企业一样，卫星通信运营企业同样需要自己的客户关系管理。目前，我国卫星通信运营业总体规模相对较小，产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客户关系管理尚处于初级阶段。随着我国卫星通信运营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基于Ka宽带通信系统的公众服务能力的逐渐形成，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将是必然的要求。 2客户关系管理释义 2.1客户关系管理的内涵 一般来讲，客户关系管理具有下面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客户关系管理是一种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和策略。其核心思想是将客户和客户关系视为企业的重要资源，要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选择和管理高价值客户，通过深入的客户分析和完善的客户服务来满足客户需求，创造客户价值，提高客户满意度、忠诚度和企业经营效益。其次，客户关系管理是一类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它贯穿于企业市场营销、销售、客户服务三大业务环节。基于优化的企业组织体系和业务流程，一系列获取、保持和增加可获利客户的方法和过程，以及全面和个性化的客户资料，这些业务部门能够协同建立和维护卓有成效的客户关系，向用户提供快捷和周到的优质服务。第三，客户关系管理是一套完整的信息管理和应用解决方案。它将现代商业理念与电话、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数据挖掘、数据仓库等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企业市场营销、销售、客户服务及战略决策等活动提供了一个高效的运作平台。由此可见，客户关系管理是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信息技术的结合体，它以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对“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流程的重新组合和设计，形成一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最终实现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和利润的增长。“以客户为中心”是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所在，客户关系管理内涵主要包含客户价值、关系价值和信息技术三个方面，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客户价值和关系价值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通过关系价值的管理，企业将资源和能力集中在关系价值最高的客户身上，为其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其需要，进而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同时，客户价值能够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促进客户关系的质（如客户消费更多更广）和量（如客户生命周期的延长）的全面提升，进而增加客户关系价值。客户价值与关系价值的互动过程就是客户价值和企业收益的最大化过程，即企业和客户的双赢过程，信息技术在其中发挥了支撑作用。 2.2客户关系管理的作用 客户关系管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效率提高。借助于信息网络技术，客户关系管理可以提高市场营销、销售、客户服务等业务处理流程的自动化程度，实现企业范围内的信息共享，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能力和服务质量，加快企业的运转速度，降低企业运作成本。二是市场拓展。通过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等新的经营手段，客户关系管理可以扩大企业经营活动范围，帮助营销人员发现目标客户群，进行精准的市场投放和目标客户跟踪，从而及时和准确地把握市场机会，有效地占领市场份额。三是客户保留。客户关系管理有助于整合营销和服务渠道，增强客户响应能力，提供更个性化、专业化和主动化的服务，提升企业形象，提高客户感知价值以及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帮助企业留住更多老客户，吸引更多新客户。四是决策支持。利用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客户关系管理可以准确掌握客户需求信息，进而为企业的客户划分、产品选型和功能设计、合同谈判、信用政策等决策提供有力地支持。五是管理创新。客户关系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体系的基本要素，是践行客户导向理念的重要保证。通过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反馈的信息，企业可以快速图1客户关系管理的内涵检验内部管理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及时调配组织资源、调整政策和制度、优化业务流程。六是文化变革。客户关系管理有利于强化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对于客户关怀、服务质量、工作效率、协同配合、资源整合、流程优化、战略联盟、商业生态等理念的认知，进而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文化。2.3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结构客户关系管理理念的落实、流程的实施需要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来支撑。其建设目的是对电话、互联网、现场访问等客户沟通渠道进行有机整合，对企业市场营销、销售、客服三部分业务活动提供信息化和模块化的功能支撑，对产品、客户、销售等数据进行挖掘处理，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决策提供支持。典型的客户关系管理体系结构主要由市场、渠道、活动、功能和数据等层面构成，如图2所示。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交互有电话、互联网、现场访问等多种途径，市场营销、销售、客服等活动开展是建立在市场分析、客户跟踪、问题解答等系统功能之上，而这些功能的实现是建立在数据库系统之上。作为解决方案的客户关系管理集成了包括互联网、电子商务、多媒体技术、数据仓库、数据挖掘、专家系统、人工智能、呼叫中心等当今最新的信息技术，落实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实现了信息共享、业务协同、流程优化、商务智能、科学决策。 3客户关系管理在卫星通信运营中的应用 客户关系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应用涉及到企业经营观念、组织结构、业务流程、产品质量、信息技术、客户价值等各个方面。相对地面通信运营业以及国际卫星通信运营业而言，现阶段我国卫星通信运营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程度还较低，运营企业客户管理管理的实施需要从如下多个方面同步进行：（1）转变管理理念。客户关系管理要真正发挥有效作用，要求运营企业人员转变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将客户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将客户关系管理视为一种企业战略，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和文化风尚，与客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在经营目标上把客户满意作为判断工作的标准之一。（2）优化组织机构。以客户为中心要求运营企业建立灵活的组织机构、高效的人员队伍、统一的服务界面，以快速地调配企业资源，对客户，特别是大客户需求做出相应，因为卫星通信客户主要是大客户。由于卫星通信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密切相关，必须加强客服人员信息技术和服务管理综合培训。（3）再造业务流程。运营企业应从业务流程角度分析公司的市场营销、销售、客服现状，尤其要站在客户的立场上体验其购前、购中、购后的感受，发现导致客户不满的原因。再造业务流程要以客户需求作为流程的中心，重新整合企业流程和业务操作方法，使企业各部门的行动保持一致性，向用户提供高效的“一站式”服务。（4）整合营销渠道。卫星运营的服务渠道包括客户经理、商、电话专线、网站、自助终端、营业厅等多种形式。这些服务资源需要统筹规划，服务内容和形式需要统一标准，从而向用户提供及时、高质量的服务。（5）改善网络质量。网络质量是客户满意的前提，在客户选择网络供应商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运营企业要努力改善网络质量，改进业务监测方法，增强网络稳定性，优化信号覆盖范围和性能指标，从而做到保留老客户，不断发展新客户。（6）细分目标客户。对目标市场与客户进行细化是运营企业提供针对性服务的前提。按照价值大小，客户可以分为大客户、普通客户；按照生命周期，客户可以分为潜在客户、稳定客户、衰退客户。通过客户细分，运营企业能够充分掌握客户的状况和行为，针对不同客户群体的特点，实施差异、高效的营销策略和客户服务。（7）共享信息资源。分散于运营企业不同部门的产品、客户、销售等信息通常较为零散，表达方式也可能是不一致的。为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集中、整理、集成到主题导向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中央数据仓库之中，并通过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以进行价值发掘。（8）提供特色服务。通信领域的同质化竞争必然要求运营企业借助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分析功能，不断发展特色业务，提供特色服务，如系统设计与集成服务、上行服务、设备托管服务、网络代维服务、卫星与地面通信捆绑服务、技术培训服务、咨询和资讯服务等。（9）开发信息技术。移动通信和智能手机代表信息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应用开发的主要方向。移动商务使得原有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上的客户资源管理、销售管理、客户服务管理、日常事务管理等功能可以平稳迁移到智能手机上。通过移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运营企业可以随时随地与客户沟通。另外，基于智能手机的微博、微信、视频等均可作为客户信息收集的便捷渠道。 4结束语 “企业的惟一目的就是创造客户”是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有一句经典名言，它道出了企业经营的本质，即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客户，企业的壮大需要创造客户。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客户关系管理已成为企业服务客户、创造客户的必要手段。目前，我国卫星通信运营企业面临规模化、国际化发展的双重任务，面临地面通信运营商和国际卫星通信运营商的双重竞争，由粗放式经营模式向集约化经营模式转变是必然的发展路径。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信息系统等各个层面导入客户关系管理，必将为卫星通信运营企业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 作者：沈永言 单位：中国卫通集团有限公司 卫星通信论文:卫星通信应用系统对水文工作的应用 摘要：2012年，水利卫星通信应用系统在黄委建设的50处卫星小站建成投运以来，在水情报汛和日常水文业务中发挥了备用信道作用，确保了黄河重要水情信息的传递，产生了很好的防洪减灾效益。介绍了水利卫星通信应用系统在黄河水文工作中的应用情况，就应用中发现的通话延迟、设备维修费用及与水利专网的互联互通问题提出了合理建议，以期为推广和应用新一代水利卫星通信平台，提高抗灾救灾能力提供帮助。 关键词：卫星通信；水文；黄河 1概况 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加大水利基础设施投入，黄河水文通信取得了长足发展，固话、手机和互联网在基层报汛站逐步得到了普及和发展。目前，黄委水文局已建成了与所辖上游水文水资源局、宁蒙水文水资源局等6个水文水资源局相连的广域网络，通过GSM短信、北斗卫星以及公用网络取代了以往短波电台和电话的报汛方式，构建了覆盖全流域的水情报汛通信体系[1]。黄委所属雨量站和水位站全部实现了自动报汛，报汛工作的准确性、时效性和自动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职工劳动强度大为降低。为进一步提高水利通信保障水平，2012年，水利部在水利卫星平台基础上，建成了水利卫星通信应用系统，在全国七大流域机构建设了180个卫星小站，从而形成了水利专网、地面公网和空中卫星的有效结合、互为补充的立体通信格局。其中，黄委共建设50个卫星小站，包括15个水情分中心站和35个报汛站。水利卫星信道不但可以进行常规的数据传输，还可以进行语音、图像等防汛综合信息的双向实时传输，进一步提升了黄河汛情信息采集和传输。 2水利卫星通信应用系统概况 2010年水利部建成并投入运行水利卫星通信平台,2012年，水利部在水利卫星通信平台基础上建设了水利卫星通信应用系统,解决流域的水文报汛、应急抢险机动通信、工程视频监视、互联网接入等综合业务需求。水利卫星通信平台使用了亚洲5号和亚太6号通信卫星，拥有27.2MHz卫星资源，采用两种波段组合传输方案（Ku+C）。Ku波段使用亚洲5号卫星，带宽22.2MHz；C波段使用亚太6号卫星，带宽5MHz。水利卫星通信应用系统主要由卫星转发器和卫星通信地球站组成，其中卫星通信地球站根据功能又分为卫星主站、卫星小站两类。水利卫星通信应用系统组成见图1。 2.1卫星主站 水利卫星通信主站设在水利部，采用主流的DVB-S2技术标准、TDM/TDMA体制和Ku＋C波段组网，实现了卫星信号接收、发送和语音软交换、IP数据广播、互联网接入、视频服务等功能。 2.2卫星小站 一期水利卫星小站主要设在全国流域机构的水文、水库站点，均使用亚洲5号卫星Ku波段转发器资源。其从功能上主要分为语音数据小站、综合业务小站和应急通信小站3类小站。3类小站由于功能定位不同，所使用的组网方式、解决方案与设备配置也有所差别，其中，语音数据小站具有语音数据通信、高速数据通信和数据采集组网功能，标准配置一般包括卫星天线、室外单元（BUC）、低噪声放大器(LNB）、室内单元（IDU）、语音网关（IAD）、交换机、串口服务器以及电话机等。综合业务小站主要在语音数据小站的基础上增加了视频监控功能[2]，配置摄像机和硬盘录像机或带视频存储功能的视频服务器，将采集到的图像存储于本地供日常监控使用，也可将实时图像通过卫星信道传送至中心站。应急通信小站主要在综合业务小站基础上增加了自动对星模块和单兵系统，可以服务于巡测、抢险等外业或应急通信；目前，卫星小站中，黄委建设了47个语音数据站和3个综合水文站（吴堡、黑石关、花园口站）。在二期建设中，黄委还将建设75个卫星小站（含3个应急便携型卫星小站）。 3水利卫星在黄委应用情况 3.1卫星电话通信 卫星小站语音通信功能是利用主站配置的软交换（SoftSwitch）和相应的中继网关设备来实现。黄委卫星小站可以通过卫星链路经主站软交换直接与其他卫星小站用户互通，也可以通过卫星链路经主站软交换、VOIP网关、SDH专网与黄委各级专网用户互通。由于后一种通信链路实现了卫星电话接入黄委内线电话网，扩大了卫星电话通信对象，而且较前一种通信链路的卫星电话通话延时短，通话质量高，深受黄委卫星小站用户和内线电话用户欢迎，使用率较高。黄委水利卫星小站电话号码编码主要按照《全国水利通信网自动电话编号》标准（SL417-2007）编制。根据卫星小站位置和所属地区区号，黄委水利卫星小站共分配了12个局向号，分别为：93719、99319、99719、94729、93549、99349、99389、93989、93919、93799、95319、95469。 3.2高速数据通信 为充分利用水利卫星信道，黄委建立了与常规报汛信道并行，从报汛站到水情分中心再到黄委水情中心的水情传输卫星备用信道，采用“实时雨水情数据先到先入库，同一数据不覆盖”机制进行水情数据传输。为黄委10个水情分中心的卫星小站配置了应用终端和路由器，实现了卫星通信网络和所在办公局域网连通，使各卫星小站均能通过卫星信道访问水利专网，增强了报汛单位上下级间业务联系。按照《水利信息网命名及IP地址分配规定》的标准(SL307—2004)，黄委50个卫星小站水利内网IP分配在10.253.28.X和10.253.29.X地址段。黄委水利卫星系统网络结构见图2。 3.3效益 水利卫星通信应用系统的投入应用，为黄河水文增加了一条水情报汛备份传输通道，将水情分中心和报汛站与黄委内线互通，实现了报汛站与上级单位利用卫星系统的VOIP电话互通和网络互通，增强了各级黄河水文间业务联系，提高了黄河水文对黄河防汛安全、水库调度运用、水资源管理等治黄业务的技术支撑力度。在2013年和2014年汛期水文工作中，黄委利用公网信道和卫星小站同时报送雨水情信息，解决了常规信道故障情况下无法及时进行网络传输和语音通信而影响正常报汛的问题，并在应急处置方面发挥了卫星通信的突出优势。 4水利卫星应用系统应用评价 4.1主要优点 （1）卫星通信不受地形影响，不需建中继站，通信距离远、信道稳定[3]、不受水毁、地震等突发灾情影响，特别适合于点多，面广、地理位置偏僻、公网通信线路不发达地区，而通信时效性、保障性要求高的报汛测站。水利卫星应用系统为各级报汛单位增加了一条与传统公众通信系统并行的卫星备份传输通道，可有效增强防汛通信保障能力，一定程度解决雨水情测报、预警和重点河段的工程视频监控等通信需求。（2）通信功能全。水利卫星通信与北斗卫星通信相比，增加了语音通信，数据广播、高速网络应用等功能，非常适合基层防汛通信应用。（3）基层用户单位运行维护成本低。水利部在建设新一代水利卫星通信平台时，一次性购买了水利卫星信道15年使用权，对于各使用单位则采取免收卫星转发器资源频率占用费、入网费、通信费，极大程度降低了卫星通信小站的运行成本。 4.2存在的不足 （1）水利卫星电话间的通话存在明显延迟，部分卫星小站通信不稳定。由于地面站到卫星中转站的距离远，根据使用感受，延迟接近1S，和普通电话相比，交流不够流畅。另外，可能由于存在日凌中断、星蚀和雨衰现象等原因[4]，部分小站的语音通信不稳定，有少部分卫星小站电话存在时通时不通的情况，尤其在雷雨天气效果不佳。（2）基层单位普遍缺乏卫星系统备品备件和运行维护经费，设备维护困难。另外，卫星系设备技术复杂，需要经过专门培训的技术人员运行维护[5]。（3）由于一期项目缺乏配套的路由设备和应用终端，黄委还未能全面实现卫星网络和水利专网的互联互通，个别卫星小站还不能使用卫星信道的数据通信功能。 5工作建议 目前，水利通信的应用发展具有传输带宽越来越大、传输质量越来越高、技术手段更新越来越快的特点，在水利业务的应用上出现了精细化、动态管理的趋势[6]。2014年水利部已启动了流域偏远水文站信息传输卫星通信小站建设，项目将于2016年全面实施，项目实施后，黄委将形成拥有125个卫星小站的卫星报汛网，基本实现黄委所属干支流水文站的卫星通信全覆盖，将大大增强黄委水情报汛的保障能力。为进一步促进水利卫星通信系统推广应用，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二期项目通信平台优化和完善，加强设备选型，提高系统稳定性；开展技术研究，提高水利卫星语音、数据及视频监控的传输质量。（2）为卫星小站配置一定数量的备品备件和专用维修工具，满足流域机构基础维修工作需要。（3）各级水利卫星应用部门应加强相关设备配套和运行维护工作，认真总结一期系统建设经验，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6结语 新一代水利卫星应用系统从设施、设备软、硬件到技术特点上都非常适合防汛基层业务工作。投入运用以来，在2013和2014年黄河水情报汛工作中发挥了显著作用。随着水利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水利系统对信息传输的要求越来越高，卫星通信作为专网和公网的重要补充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在各级防汛部门推广和应用新一代水利卫星通信平台以进一步提高抗灾救灾能力，效益显著，很有意义。 作者：任伟 许卓首 虞航 杨会颖 单位：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防汛办公室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卫星通信论文:卫星通信抗干扰技术发展趋势研究 摘要围绕卫星通信抗干扰技术的发展趋势，对其中的卫星通信传输信号系统干扰的类别和对抗干扰的方式分别做了陈述，突显其重要作用。 关键词卫星通信；抗干扰；技术 卫星通信技术作为新的媒体通信手段，其特点表现在大容量、高质量、大面积和组网方便等方面，它已经是现代化通信的主要发展方向，也是组建全球化通信的重要手段。但是在信号的传输过程中也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 1卫星通信抗干扰类别 1.1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干扰 在进行卫星通过的过程中，由于各个通信系统之间使用的是相同的频率，而且相互的距离也非常近，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出现互相干扰的现象。 1.2电磁干扰 这主要是指在卫星通信和地面无线电系统之间受到的电磁干扰，这种干扰的来源有很多种，有广电系统的干扰、雷达系统干扰和微波通信系统的干扰。此外还有来自工业、科学和医疗等器械设备的电磁干扰，还有例如地球站质量的不达标或者不规范操作也将导致干扰产生。 1.3天电干扰 这是指自然界对系统产生的干扰，主要是由于银河系内的某些星体发生碰撞或者爆炸，产生巨大的能量和散发出各种射线，对卫星通信的信号对产生一定的干扰，有时流星雨也会产生这样的干扰。 1.4人为干扰 这种干扰就非常好理解了，主要是人为因素对卫星通信系统的传输上行与下行进行介入。以上几种类别的干扰都对卫星信号的传输产生了不同的干扰，因此需要根据干扰类型的不同来制定相应的抗干扰技术对策，这样才能保证卫星通信系统在信号传输过程中处于稳定状态，达到良好的通信质量的目的。 2抗干扰的技术手段 2.1天线抗干扰 由于卫星通信应用的普遍性，致使该系统具有分布广泛和空间覆盖地域大的特点，它是很容易遭遇干扰的。天线抗干扰是其中最常见和常用对抗干扰的技术手段，它的技术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自适应调零、智能天线和相控阵天线等，分别的工作原理如下。1）自适应调零技术。这项技术拥有多波束的接收天线，当发生干扰信号时候，该系统就会关闭干扰方向的波束，达到抗干扰目的，这种技术对干扰信号的频率可以起到一定的减弱作用。2）智能天线技术。这种技术可以按照无线信道的环境自适应天线方向，从而实现天线的最佳性能。利用这种技术可以对抗来自不同方向信号的干扰，而且它能够提高信号比将近几十倍的效果。其组成部分有信号通道、自适应信号处理和天线阵列，运行原理主要是利用了天线自身特点来调整并优化了天线阵的方向图。这样就可以起到增加自身天线信号强度，减弱干扰信号强度地目的。3）相控阵天线技术。这也是在对抗干扰中的重要手段，在运作中也要据实际情况而改变，提高控制天线指向的有效性，而控制天线指向又与天线波束形态有关，所以在选择波束形状时，一定要保证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 2.2自适应编码调制 在应用该技术时，首先应估计它的信道，其目的是在将状态信息通过回传信道传送到发送端时可以对信噪比进行分析，然后根据信噪比的区别进行编码和调制方式的自适应调整。当发现信噪比过高时，就应选用较高的信息速率。相反，当信噪比过低时，就应该选用较低的信息速率。通过这样的调整可以提高信道的利用率和传输的科学性与可靠性。其中，影响该技术性能的主要因素有调制编码方案的粒度、链路状态以及自适应回路的延时等等。此外，为了提高该技术的性能，应该综合考虑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尽量选择较大功率和更高频利用率的方案。 2.3无线光通信 这是一种通过大气传输光信号的技术，但只有在收发信号的端机之间没有视距路径的遮挡，且光发射功率充足的情况下才可选用该技术。组成无线光通信系统的技术主要包括信道、接收机和发射机三大部分。在传输信号时，两端都要安装光接收机和光发射机，以此完成全双工通信任务。其中，电信号的调整会对光发射机的光源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基于它利用了光学望远镜和大气信道实现的传输。而光接收机是在利用望远镜收集的光信号后，采用光电检测器将光信号输出转换为电信号输出。 3卫星通信抗干扰技术的未来发展 研究卫星通信干扰的对抗技术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同时，在研究中应该特别注重这几方面：首先在探索对抗干扰的技术时，也要积极开展对通信体制的研究，制定出预测干扰能力更强的通信系统。当然，这种系统除了要具备相关的信号处理技术外，同时也要保证其针对不同类型的干扰可以利用相应的对抗技术进行抵御和防治。与此同时，也要提高其支持业务的种类和组网能力的灵活程度。关于提高卫星通信系统性能的研究工作，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首先，在智能天线研究方面需要逐步增强。主要包括天线反射面形状的研究、理想波束的设计研究、微带平面天线的研究，及盲波束形成技术和相控阵Mt3A技术的研究等。其次，就是对增强自适应扩频技术与混合扩频技术等相关技术领域的研究，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科研人员可以借助于依据密码序列和混沌序列的相关设计原理，来寻找到传输性能更好，发射频率更高的跳扩频码。最后，跟据卫星传输系统信号的特性，寻找最好的、最合适的信号抗干扰的方式，同时增强研究多数据率和多制式调制解调器的技术。 4结束语 在对抗卫星通信干扰因素中，已经发展出了多种有效的技术手段。但是，也要不断增强对相关技术的研究，提高其操作性并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杜祥春 单位：大庆钻探工程公司地质录井一公司信息中心 卫星通信论文:油田数据传输中卫星通信技术的应用 【摘要】现阶段，卫星应用早已广泛应用于我国社会多个领域的建设中，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卫星通信技术，对于油田数据传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极大程度的提升了数据传输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有利于提升油田工作效率。通过对油田数据传输工程中卫星通信技术模式的应用进行研究，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油田数据传输工程；卫星通信技术；运用 前言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更多的技术在社会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石油资源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能源，在油田的勘探、以及油田数据传输中，卫星通信技术发挥出了重大的作用，推动了我国石油事业的发展。因此，我国石油行业必须对卫星通信技术给与足够重视，充分发挥卫星通信技术的重要价值。 1卫星通信技术概述 在当前时期，卫星通信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多个领域中。而将卫星通信技术同油田施工项目有效结合，能够促进油田施工项目工作效率的提升，对于油田工作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相对来讲，油田工程中所运用到的卫星通信技术，是一项较为系统、复杂的技术，需要对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特别是对人才的使用方面[1]。而石油勘探往往是在人烟稀少、荒凉偏远的沙漠、戈壁地区开展工作，同总部距离较为遥远，并且常规通信信号非常弱，恶劣的工作环境导致通信较为困难。而卫星通信模式的应用，就是充分发挥出人造卫星的功能，通过对无线信号的转发，实现相互之间的通信。卫星通信具有非常全面的优势，比如说较大的覆盖区域，较远的传输距离，并且通信不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可靠稳定的特点。现阶段的卫星通信技术，经过过年不断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对宽带综合信息传输通道的应用，有效的提升其通信效果。对于油田在较为荒凉偏远的地区进行勘探，通过VAST卫星通信系统，可以解决油田数据传输问题。 2油田数据传输工程中卫星通信技术模式的应用 （1）网络通信。卫星通信技术模式能够全面覆盖实际施工场地，并且能够同总部有效连接。利用卫星通信技术，可以帮助施工人员更为方便的开展相关活动，在实际现场即可登录石油企业的内部网络，实现文件信息的上传和下载，实时接收和发送油田数据信息。（2）语音通信。利用卫星电话，能够同外线电话进行通信，油田总部人员能够利用任意电话实现同施工现场的连接，实时进行施工内容沟通，提出指导性意见，不仅为施工工作带来了便利，并且能够在一定方面节省了通信资金。（3）远程数据传输。在油田施工过程中，油田总部对数据信息的获取提出了很高的需求，必须保证油田数据信息的实时性和准确性，利用卫星通信技术模式，能够有效构建一套数据传输体系，充分结合数据的实时获取、数据的远程传输、以及数据信息的等内容，有效的将施工现场同总部连接起来，将现场油田数据信息及时传送到总部，保证了信息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并且可以以曲线图、或者数据表的形式进行展示，更为方便进行总结和分析，充分发挥出卫星通信技术的作用。总部管理人员、以及地质研究人员只需浏览器，即可实现对现场情况的全面了解，同时可以开展相关施工指导和命令的下达，保证油田工作能够安全生产[2]。（4）远程决策指挥。利用卫星通信技术，可以有效解决相关施工管理人员，频繁在现场与总部之间来往的情况发生，不仅有效的降低费用的支出、以及精力的浪费，并且能够有效解决油田数据信息传送不及时、不全面、不直观等问题。利用卫星通信技术，可以同视频会议系统充分衔接，构建远程远策平台，帮助总部及时了解现场动向，实现油田施工现场的远程指导。 3油田卫星通信系统的优化 ①由于油田施工的特殊性，对于数据传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优化油田卫星通信系统，对于开展野外油田勘探工作相当具有必要性，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通过控制油田数据量、以及传输率，能偶保证数据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满足卫星通信相关协议[3]。进一步了解卫星通信信息的双向不对称性，能够促进带宽接入的稳定运行，保证用户数据获取的需求得到满足。②利用Ku波段卫星室外设备，能够使油田数据信息的传递稳定性得到提升；在油田数据传递阶段，需要利用变频器、或者功率放大器，保证电源设备、以及微处理器都能够稳定运行。通过控制对Ku天线口径，有利于提升信息回传速率，及时解决油田工作所需，满足油田信息数据传输的需求。 4总结 卫星通信技术，为我国石油领域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途径，在油田数据传输工程中，合理利用卫星通信技术，能够有效满足各项生产所需。总而言之，卫星通讯系统的成立，有效的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突破了传统管理模式中的限制，使油田数据信息可以以更为可靠、直接的方式传送到总部，进而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石油勘探风险。 作者：王博 单位：大庆油田信息技术公司创业分公司 卫星通信论文:卫星通信技术消防通信指挥系统研究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安全事故也不断增加，这就对消防部门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消防现场通信指挥系统是处置各种灾害事故的关键，为使指挥更加灵活，对复杂条件下卫星通信技术的使用至关重要。文章拟就基于卫星通信技术的消防通信指挥系统研究展开论述，以期为现代消防指挥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卫星通信技术；消防指挥 引言 一般而言，与消防相关的紧急事件都具有突发特点，体现在时间和地点的不可知性以及现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在救援活动中，指挥协调各参战力量，以达到协同配合、高效处置的关键在于消防通信指挥系统和手段的有效运用和高效运行。截至目前为止，消防部门各级、各战斗单元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无线电台、公网电台、移动电话及公网音视频设备来完成，这些手段存在易受环境信号影响、受距离影响等不利因素，通信时有不流畅和对公网通信设施的高度依赖带来了严重的弊病，影响了救援现场尤其是复杂环境条件下消防作战行动的高效运作，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消防通信指挥系统，而现代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给指挥系统的完善带来了可喜的发展机遇。 1消防应急通信指挥系统的发展现状和建设目标 如前所述，高效的消防通信指挥系统不仅是消防部门完成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任务的重要保障，更是完成救援任务的根本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安全事故也不断增加，如四川汶川地震、南方雨雪冰冻、甘肃舟曲泥石流及大连油港火灾、青岛地下输油管线爆炸、天津港“8.12”爆炸等灾害事故，这就对消防部门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消防现场通信指挥系统是处置各种灾害事故确保指挥决策高效的关键。消防通信指挥系统的目标是建立以无线、有线、视频图像传输、基础信息网络、卫星通信和移动通信指挥车为依托的快速应急通信保障系统,遭遇到突发的灾害事故时能够快速开通，及时建立起现场指挥与战斗单元、前方与后方、消防与各联动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实现各项任务的部署、调整和推进，进而为快速完成应急救援处置任务，最大限度挽救人员生命与财产提供及时、高效、畅通的通信保障。由此可见，在灭火和应急救援行动中通信指挥系统可以看作为消防部门指挥的网络系统，对灾害事故的处置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有关消防信息化与通信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仍有距离，甚至与近邻日本相比仍不能望其项背。在一些突发事故的处置过程中我国消防通信指挥仍存在指挥不灵、组成单一、协同性差等问题。因此，在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的应对行动中，必须依照现行《消防通信指挥系统设计规范》，建设完善的消防通信指挥系统，进一步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实现消防通信指挥系统的安全、可靠、准确、快速。为不断提高消防通信指挥的快速反应与科学决策能力，在系统建设过程中，要综合运用现代网络技术架构综合指挥系统，整合运用各种现代化通信技术手段，制定有针对性通信指挥和通信保障方案，同时要明确各级各岗位分工，并通过实战演练增强消防部队之间的密切程度，提高队伍信息化条件下的通信保通能力和指挥应对水平。 2卫星通信技术的特点及优势 在现代多样的通信技术手段中，卫星通信技术是依赖于人造地球卫星来实现的通信技术手段，它通常通过太空通信卫星来实现。通信卫星的种类页比较多，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按使用领域不同，可简单分为民用通信卫星、国有通信卫星、商业通信卫星、工业通信卫星、军事通信卫星等；按使用对象的不同，通信卫星可简单分为小地区通信卫星、国家与地区通信卫星和全球通信卫星等；卫星通过发射无线信号实现地面站点之间或地面站点与太空卫星之间的通信。卫星通信主要有以下突出优点：（1）覆盖范围大。根据天文学知识，一颗静止通信卫星信号可覆盖地球表面的百分之三十，可供相距17000km的不同站点直接通信。所以理论上讲，在地球赤道上空的太空中布置三颗通信卫星便基本能够实现全球所有地区的网络卫星通信。（2）通信距离远。由于通信卫星的覆盖范围巨大，其可供通信的距离较其他通信设备更远，且通信质量更佳。（3）良好的机动性。通信卫星是不同地面站点之间的远距离通信载体。卫星能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与各个方向的通信联系，已经成为现代无线远距离通信中的重要手段，在消防指挥中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通信卫星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卫星通信技术的应用对于消防通信指挥意义重大。（4）大容量的通信。通常情况下，卫星通信设备较通常的移动设备而言大大扩充了电路容量，满足了传递大容量的高清图片及其他数据的可能，其通信容量较其他设备更大。（5）高质量的传输。通信卫星以其特有的优势使消防指挥不再受制于自然的地形条件、有限的公网设施及各种复杂的人为因素。因此，高质量的传输质量成为卫星通信的一大优势。 3浅谈卫星通信技术在消防通信系统中的应用 为提高消防部门在抢险救灾行动中的科学指挥调度水平，复杂形势任务条件下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的卫星通信技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建立太空卫星与各地面站点之间的联系，摆脱对城市公网通信设施的高度依赖，提高指挥调度灵活度，应对大型地质灾害及远离城市救援区域应急救援行动，为消防部门作战行动的指挥决策提供可靠保障。此外，卫星通信指挥系统的计算机化、系统化、网络化也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持。根据现有的数据分析，一般在大型的火灾救援中，火灾现场情况复杂，地面通信指挥设施容易受到瞬息万变的现场情况的影响，直接影响到现场消防通信指挥。在执行消防救援任务尤其是抗震救灾、野外救援等任务时，往往会遇到公网手段失效、常规无线手段有限等尴尬局面。卫星通信技术作为一种新型通信技术，以其特有的优势完美地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随着灾害现场通信闭塞问题的有效解决，消防通信指挥的效率也必将得到明显提高。消防卫星通信系统主要包括移动部分和固定部分两大组成部分。移动部分主要是指地面通信指挥车、卫星通信便携站、卫星电话终端等；固定部分主要包括卫星地面固定站及视频监控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等消防指挥指挥系统。在灾害事故救援行动中，以卫星通信指挥车为主体的卫星通信指挥系统主要负责保障现场通信指挥和进行现场图像采集，并通过太空通信卫星把包括语音、图像在内的各种数据传递给卫星地面站点，地面站点加工处理后再把数据传递给视频会议系统，实现超远距离的无线通信联络。同时后方的消防指挥中心也可以根据消防实地的其他数据进行远程决策、制定较为完善的调度方案，通过卫星链路、音视频系统搭建的视频会议进行会商、决策、指挥和调度。为满足当前消防救援作战需要，卫星通信指挥系统应向集成化、便携化和多功能迈进，不断适应复杂多样救援现场，满足消防部队快速反应、灵活机动的作战需求。卫星通信指挥系统运用卫星通信技术连接前后方，连接指挥机关和作战单元，及时获取现场信息和应对现场情况，提高了指挥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增强了复杂条件下通信指挥应对手段，为救援现场和后方指挥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可靠的通信保障。 4结语 综上所述，消防指挥部门为了保障配备的通信系统高效运作，积极应对日益复杂的消防作战指挥需要，就必须建立完善的消防应急通信指挥网络，加强对包括卫星通信系统在内的新技术的应用，加强高精尖设备的维护、信息化人才的培养，确保在大型事故救援中充分发挥消防部队战斗力，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作者：王晶 单位：河北省承德市公安消防支队 卫星通信论文:天地一体化信息网对卫星通信发展的影响 摘要：天地一体化信息网作为我国重大战略需求和发展路线，是提升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手段，我国正加速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的实施布局。从水利卫星通信发展的内在需求，分析在结构体系、业务组网方式、运行维护管理业务等方面，天地一体化信息网将对水利卫星通信产生影响，指出创新、融合、统一是水利卫星通信及水利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天地一体化信息网；水利卫星通信；水利信息化；发展趋势 引言 2015年是卫星年，发生了以下卫星“大事件”：8月，北斗系统第18，19颗导航卫星首次实现星间链路建立，标志着我国成功验证了全球导航卫星星座自主运行核心技术；9月，第20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首次搭载了氢原子钟，同月，我国发射首颗Ka通信技术试验星；11月，40nm高精度北斗导航定位芯片正式，航天恒星了Anovo2.0卫星通信产品，国产VSAT系统首次采用国际标准，同月，“老挝一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开创了中国航天“天地一体化+商业运营”的国际合作新模式。这些看似各自相对独立的卫星产业事件，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映出我国卫星导航、遥感、通信等领域的“黄金期”已经到来，我国天基系统的基础实力正在显著提高，通过采用网络通信技术实现各种卫星系统之间的互连互通，构建星际互联网，将使各种卫星系统的效能实现本质的提升。谷歌，SpaceX，OneWeb也相继宣布投资建设近轨道卫星，用于向全球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天地一体化+商业运营”已成为国内外运营商都在争夺的新阵地。种种迹象表明，星际组网、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络的实现已进入倒计时，信息网络正在从地面、空间分割走向一体化[1]。未来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的实现势必会对当前的水利卫星通信网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是变革。 1水利卫星通信网的局限性 水利卫星通信网作为保障防汛抗旱指挥调度应急通信的重要手段，自2009年进行卫星转发器更替及主站改造升级后，经过6年的发展，新一代水利卫星网已初具规模，已入网运行近600个卫星小站，在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灾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新一代的水利卫星网具有DVB-S2、Ku+C双星双波段技术体制，但点对点的垂直服务模式决定了其在技术性能、综合保障能力方面仍存在局限性，为此以水利卫星通信网在云南鲁甸地震灾区实战中的体现为例，分析卫星专网体制本身的局限性。1.1专网的局限性，使得响应时间较长鲁甸地震发生后，水利部信息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派出技术人员携带多种卫星终端设备本抵达堰塞湖现场，为小站开通寻址，直至与水利部防汛指挥中心建立通信联系，时间已过24h。而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高分二号”卫星等多颗遥感卫星灾区就已经向指挥部传递了灾区第一手资料。水利卫星应急通信建立的时间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抵达目的地的时间，而灾区如果处在边远山区、道路损毁严重等进入环境条件恶劣地区，通联时间很难得以保证。当水利卫星应急队伍还在“路上”时，灾区信息已遥感至“云端”。1.2与其他卫星专网功能上相互孤立，业务上不能互补在灾区应急保障中，终端卫星小站能够通过水利卫星专网实现语音、视频传输业务，现场视频效果是远超遥感卫星的图片信息，使现场情况更加直观。但随着各领域卫星专网终端设备陆续抵达堰塞湖现场，水利卫星小站的呼通率急剧下降。在这次堰塞湖处置中，除了水利卫星系统，还有来自中央、省、市级电视台的卫星专网，水文水位监测卫星系统，武警水电部队卫星系统等十多种几十套卫星设备，各系统（除水位监测系统）的主要功能相同，都是提供语音、视频传输业务，只是服务对象及传输目的地不同而已。尽管各行业卫星专网固定的组网模式在行业内起到了重要的信息支撑作用，但站在国家卫星事业发展的角度上，卫星通信专网是卫星事业发展初期，用户需要量低、基础设施少、使用费用高的特定时期的产物。行业间卫星专网系统重复建设现象也较严重，尤其在灾区的应急通信保障中，现场电磁情况异常复杂，极易发生相互干扰。1.3专网功能单一，缺少综合保障能力鲁甸灾区堰塞湖处置过程的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中，水利卫星专网系统担负的是建立现场指挥部与各方的语音、视频传输业务通信保障任务，而堰塞湖现场水位监测是由地方的水位监测系统完成的。在堰塞湖现场环境突变，需要紧急撤离时，出现了因天黑能见度差、路滑坡陡、几乎迷路的情况，本用于通信保障的卫星终端因体量大、需固定建联的弱点，无法达成与各方的联系，这突显了水利卫星终端功能的单一性、局限性，以及综合保障能力的缺乏。此时，如果兼备北斗导航系统功能，能自动将工作人员当前具体位置及相关信息实时传回，监控中心便能在地图上动态显示监控终端设备及工作人员的具体位置，从而基于电子地图实现对工作人员的动态和可视化路线的规划，起到全方位综合保障作用。现有的各通信系统由于通信体制多样，致使各类通信网均有显著的封闭性，相互间互联互通实现比较困难，制约了现有通信资源效能的发挥，成为应急通信的瓶颈[2]。这些问题，也普遍存在于水利通信网中，制约着水利信息化的发展，但随着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的实现将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2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的影响 天地一体化通信网是通过各种功能卫星星间、星地链路，将地面、海上、空中和深空的用户和飞行器及各种通信平台密集联合的，比如，地面和卫星之间可以根据应用需求建立链路，实现实时数据的传输[3]。天地一体化通信网会对水利卫星通信网在结构体系、业务组网方式、运行维护管理业务等方面产生影响。2.1结构体系的改变2.1.1空间段当前的水利卫星通信网以2颗通信卫星为空间中继；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空间段是由不同轨道、性能的各种卫星组成的天基星座，不仅具有通信功能，还有遥感、导航、定位等多种功能。2.1.2地面段水利卫星通信网地面段是以固定、车载、便携卫星站等卫星终端，相互独立存在的；天地一体化通信网地面段则是庞大、复杂的通信终端物联网，不仅包括通信卫星终端、遥感、导航等各类卫星终端，还包括有线、短波等各类通信网终端，各类终端通过物联网平台实现统一调度、互通交互。2.2业务组网方式的改变水利卫星网是水利行业内“点对点”垂直保障组网模式，与其他通信网相互独立，无业务交集，业务模式如图1所示。天地一体化通信网采用“网对网”综合星际云服务保障组织模式，将天基卫星网络和包括水利卫星专网等各行业专网在内的地面物联网进行有机结合，业务模式如图2所示。应急保障中，不论是空间段还是地面段获取的灾区信息都可以汇聚到应急指挥中心，实现资源共享、统一调度，地面任意用户可以按需调用，能让地面物联网最大化辅助卫星网络的工作，使通信保障更完善。2.3运行维护管理业务的改变现有的水利卫星通信网是政府投资建设的，租用星上资源，地面主站系统及小站由政府管理运行维护，运维采用外包服务的方式，运维人员以掌握专网结构组成，主站及小站设备性能、运行指标、故障处理等维护技术为主；未来的天地一体化通信网不仅是技术手段的提升，而且是多层面的遥感、通信、导航综合应用，是跨领域资源共享与信息综合服务[4]，将采用统一的公网运营商管理模式，面向网内所有用户提供服务，普通用户不需要自建主站系统，可直接免费或付费使用服务。这种商业化的公网运营模式，打破了行业卫星专网因自建主站，而需要投入高额建设管理经费的传统模式。因此，未来的水利卫星通信系统作为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的子系统，由运营商提供运维服务的模式也将成为可能。运维单位也将因各综合通信组织的需要，由技术型向综合业务管理、各网系组织协调的业务型转变。 3水利卫星通信发展趋势的分析 尽管天地一体化信息系统实现之路，还面临研究天基信息处理、空间信息融合、天地系统的交互、地面系统互联互通、天地一体化信息系统与仿真、安全防护等系统应用效能提升的瓶颈问题，但在政策引导下[5]，激光、量子通信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这些技术壁垒终究会被攻克。水利卫星通信网应制定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主动推陈出新，走创新、融合、统一的发展之路。3.1创新1）应用上的创新。为满足用户对未来应急网络综合性服务保障的需求，创新发展思维，开展多网协同、集成服务的应用研究，构建水利卫星综合应用体系；为满足未来激增的用户对卫星网提出的容量、速率向更高量级的发展需求，开展Ka频段宽带卫星通信系统等应用。2）技术上的创新。未来一体化网络对技术人员提出的不仅仅是掌握最新技术能力的要求，面对庞杂的网系结构，更是要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因此不能满足目前技术服务外包的现状，要培养专业化的在职人员队伍，以创新和应用项目为契机，组织新技术研究、学习，甚至选派技术骨干参与相关国家重大课题项目科研活动。3.2融合未来的一体化网络，是一个星际、天地融合的庞大且复杂的综合网络，注定今后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重要发展主题就是“融合”。水利卫星网应开展以下2方面的融合：1）行业间融合。2015年11月16日，水利部与交通运输部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进一步深化2部合作[6]。2部都有各自的信息系统，而交通运输部的北斗导航系统在民用领域的应用是国家示范工程，2部应该以此为契机，展开在卫星网络上的资源整合和共享，率先展开行业间卫星网络的交流、合作。2）新技术与系统融合。要开展与国内在空天地科技领域处于领先水平的中国航天科工、中国航天科技、中国电子科技等集团在卫星领域的合作，加强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与水利卫星通信的业务融合，例如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在定位、授时、短报文功能上的特点，扩大北斗终端设备应用范围，开展公网未覆盖区域的水文测报、地下水监测等方面的技术应用合作。3.3统一未来的地面物联网是各类通信网络如卫星网、电话网、移动网、互联网进行安全可靠的信息交互和共享，网与网之间、数以百万计的各类终端设备之间能否互联互通得以实现的关键。因此，统一的技术体制、接口标准，对物联网的实现至关重要。要在水利行业内深入开展水利卫星通信系统与其他水利通信网融合的顶层设计和技术体系建设，统一协议标准，构建综合集成的网络信息体系，建立起一套能够实现不同通信系统的集中接入、统一调度、互通交互的物联网系统。 4结语 随着国内遥感、北斗导航、通信卫星等天基基础设施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增速长态势，天地一体化信息网将在政策引导下，新技术推动下，得以实现。通过分析，现有水利卫星通信网将在内在需求推动下，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转变现有的组织结构、应用管理模式，改拥有为使用，独享为共享，构建渠道与平台[7]，走创新、融合、统一的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水利通信网的综合保障、应急处置能力，推动水利卫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水利卫星通信网在多网融合之路已经迈出第一步，实现了水利卫星网和地面语音交换网的互联互通，正在研究开展与武警水电部队在应急通信领域的合作。 作者：刘庆涛 庞镭 杨非 严宇红 单位：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卫星通信论文:卫星通信低信噪比编码与解调技术 摘要：本文分析了LDPC码与QPSK的概况，介绍了卫星通信低信噪比编码，同时阐述了LDPC码QPSK解调接收系统硬件平台，通过本文的研究，旨在为信号接收提供可靠、有效的传输方案，进而为深空探测与通信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关键词：卫星通信；低信噪比；编码；解调技术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探测技术与通信技术迅猛发展，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人类对空间领域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深空通信具有低信噪比的特点，严重影响着接收机的工作，在此情况下，为了提高信号接收的可靠性，信道编码与数字调制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通过二者结合，旨在构建拥有良好性能的接收系统。 1LDPC码与QPSK的概况 数字通信主要是为了传输相关的信息，此时要求各信息应具有有效性。但通常情况下，受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传输信息信道受噪声干扰，此时通信双方需要对传输信息进行处理，方可获得有效信息。为了避免噪声干扰，增加信号传输的可靠性，采用了两种手段，一种为信道编码，另一种为信号调制，前者是指在有效信息中加入冗余信息，后者是指对远距离传输的低频信号进行频谱搬移，借助高频信号从而保证传输目标的达成。 1.1LDPC码 信道编码有效提高了通信系统的误码性能，通过各国学者对信道编码技术的研究，提出了LDPC码，其特定为较强的纠错能力，较低的误码平台、较短的译码延时等。LDPC码作为线性分组码，可采用传统的高斯消元编码方式，虽然此方式的原理较为简单，但需要计算得出生成矩阵，而经矩阵变换后，矩阵原有的稀疏特性则会被破坏。在此情况下，基于具有下三角形式矩阵的编码方式，可采用通过校验矩阵的变化，以此实现编码过程。通过分析可知，LDPC的编码过程主要是借助校验矩阵的变化实现的，此时未辅助生成矩阵，因此，它的运算难度相对较小。同时，经构造获得的校验矩阵呈现出了准循环的特点，此时可进一步简化编码过程，凸显了LDPC码的实用性[1]。 1.2QPSK 现阶段，卫星通信系统设计中普遍应用的线性调制方式为相移键控，它主要是借助基带信号，控制载波相位，从而保证了信号传输。目前，常见的多相相移键控有二相相移键控与四相相移键控。对于多相相移键控而言，其在信号调制过程中，调制载波相位的取值具有M种可能；对于QPSK来说，它的取值可能有4种，实际运用过程中，常见的相位体系有两种，分别为π/2与π/4。QPSK解调主要是对原始基带信号进行分离，以解调过程是否需要提供载波信息为划分依据，其解调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相干解调，另一种为非想干解调，由于QPSK属于双边带调制，因此，其解调方式仅能够选择后者[2]。 2卫星通信低信噪比编码——低码率QC-LDPC码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火箭卫星技术为人类探索空间提供了技术支持，在人类空间探索范围日渐扩大的背景下，深空通信技术的重要性日渐显著，它实现了对天空卫星飞行器的有效控制，但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受传输距离、太空环境等因素的干扰，导致传输信号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衰弱。在此情况下，LDPC码的纠错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通过信道编码的相关理论分析可知，通常情况下，纠错能力较强的码字具有较高的码字冗余度，如果码长相同，此时码率与编码增益呈负相关，即：前者越低，后者越高。因此，与较高码率相比，较低码率的纠错能力更强，但其传输有效性相对较低。同时，在低信噪比的环境下，受噪声干扰，高码率码字会受到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其译码性能会大幅度下降，甚至会出现译码无效的情况。当前，在卫星通信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码字为LDPC码，其具有较强的纠错能力与较高的编码增益，同时其借助不同的处理方法，获得了具有较高性能的低码率QC-LDPC码。它采用的校验矩阵结构具有准循环、校验节点优化线性分组码扩展等优点，从而弥补了传统LDPC码的不足，使其译码门限性能进一步提高。对于深空飞行器而言，为了满足其信号传输的需求，要求其符号信噪比应＜2dB，在此情况下，要求LDPC码码率应低于1/2。本文设计了具有准循环结构1/6码率的LDPC码，其具有良好的误码性能[3]。 3LDPC码和QPSK解调接收系统硬件平台 QPSK属于恒包络调制技术，虽然其频率效率较低，但其优点为较低的实现复杂度与适中的解调门限要求。基于软件无线电技术，通过研究构建了LDPC码和QPSK解调接收系统。该系统的硬件平台由两块板卡构成，分别为KC705与MFC150，前者嵌入了XC7K325T-1FFG900芯片，以此保证了时序逻辑算法编程的完成，后者嵌入了高频ADC与DAC芯片，以此促进了数模信号间的有效转换。数字接收系统通信链路的核心模块主要有LDPC编码模块、成形滤波模块、数字变频模块、载波同步模块与相位模糊纠正模块，同时利用Modelsim仿真工具便可对此系统进行功能仿真验证，借助Chipscope分析系统的性能，从而证实了该系统的可行性[4]。 4总结 综上所述，深空卫星通信存在诸多的问题，如：较弱的传输信号、较低的信噪比与严重的多普勒效应，在此情况下，接收系统急需改进。本文介绍了卫星通信低信噪比编码与解调技术，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构建了具有良好性能的数字接收系统，进而推动了深空探索工作的开展。 作者：高晓燕 单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572台 卫星通信论文:卫星通信网络跨层资源管理方法 【摘要】现阶段，全球的信息化以及网络化有着逐渐提高的需求，地面的通信网络已远远不能有效满足逐渐增加的多媒体通信方面的实际需求，通过卫星网络来高效及时的传输数据已经变为非常关键的一个解决方法。卫星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这就造成卫星网络变为能够有效承载很多全新业务的一个重要载体，这就产生了跨层协议设计的相关思想。该设计方法对之前的分层协议结构的局限性进行了有效的打破，层和层间应该利用跨层交互信息来对网络性能进行有效的优化，有效提升无线网络资源的实际利用率。 【关键词】卫星通信网络；跨层资源管理；无线资源 众所周知，卫星通信系统当中频谱资源极其的宝贵，为了有效满足用户的相关需求，应该运用相对比较合理的无线资源管理的相关算法来进行有效的保障，该管理的具体目标是在相对比较有限的资源之下，为了对网络当中的用户终端有效提供业务质量方面的保障，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在网络的各种业务量的分布不是非常均匀、信道特性因为干扰以及衰弱而造成的起伏变化等相关的情况，对可以运用的资源进行灵活性的分配，进而对网络资源的利用率进行最大程度的提高。 一、对卫星通信系统跨层设计的思想进行分析 通常来讲，卫星通信系统的协议设计方式基本都是在开放系统互联（OSI）标准之上，一般情况下，OSI参考模型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有效实现开放系统互联所构建的功能分层的模型，这为计算机的互联有效的提供了共同性的基础以及框架，进而为标准的兼容性以及一致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1]。该模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提供了功能性结构以及概念性结构，该模型具体将计算机网络的结构分成了七层，分别是应用层、表示层、会话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以及物理层。这样进行划分存在着很大的优势，具体为：将相对比较类似的功能在同一层次上进行集中，进而对隔层当中的继承以及描述功能进行有效的完成，层与层之间的划分应该有效保证服务描述比较少，跨越边界的交互也应该相对比较少，各层之间的划分应该可以对接口标准提供一定的方便性[1]。在该模型当中，各个层所具有的功能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也就是说，每一层都会对相对上一层进行服务。 二、对跨层资源管理优化目标进行分析 通常来讲，跨层资源管理的实际目标就是在相对比较有限的频谱资源之下来对业务的服务质量进行有效的提高。不同的服务质量需要对各协调层所具有的功能进行有效的协调，对业务提供满意的服务质量。服务质量能够在网络以及用户两角度来进行描述。站在用户角度，能够将其具体定义成：用户综合评价业务的服务满意的实际程度以及业务服务的性能。QoS表示网络能够提供给用户的实际服务质量，这些参数具体包含丢包率、吞吐量、传输延迟[1]。第一，丢包率：指的主要是数据包在网络当中进行传输时所丢失的数据包和已经发送的数据包总数之间的比值。当网络发生拥塞或者链路发生干扰进而引起衰落时，会导致数据包的严重丢失。第二，吞吐量：指的主要是网络当中数据包的传输速率，能够表示为峰值速率或者平均速率，取决于结点设备的端口速率以及链路速率，同时还包括网络的业务量实际状况。第三，传输延迟：指的主要是在网络当中数据包从源端直接发送到目的端所经历的实际传输时间的具体间隔【2】。导致网络发生延迟的非常关键的原因包括：排队延迟、信道带宽、链路的速度延迟等等。卫星网络当中主要包含两种业务类型，分别是非实时业务以及实时业务，其中，非实时业务主要包含Web浏览、电邮业务以及FTP文件下载等等；实时业务主要包含视频点播、视频会议以及话音业务等[2]。通常来讲，实时业务对延迟非常的敏感，应该运用传输的信息数量来进行描述。一般存在着非常严格的数据包丢失方面的要求，然而，对于一次传输完成不存在时间方面的限制。总的来讲，卫星网络跨层资源管理方法的具体目标是按照应用层所能够承载实际业务的服务质量，在无线资源的相关限制之下，利用相对比较科学合理的对各层协议功能进行调整，在卫星网络环境的动态变化当中，来对业务的服务质量方面的要求进行有效的满足。 三、对卫星通信系统当中的无线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通常来讲，卫星通信系统当中的无线资源的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可以说频率、码字以及时间等。在任何一个角度，卫星通信系统在资源方面都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并且，随着卫星网络支持业务的迅速增加和服务质量要求的提高，这就造成卫星网络提供的服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所以，怎样有效利用有限的无线资源来对逐渐进行增长的业务要求进行满足，已变成急需进行解决的一个问题[3]。无线资源管理是对卫星系统当中的空中接口资源进行调度以及规划。具体的目标是在相对比较有限的无线资源之下，为所有的用户都提供相对比较满意的服务质量。通常来讲，卫星效率资源极其的宝贵，怎样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应该依靠无线资源管理算法。这类算法具体有：数据包调度、接入控制以及带宽分配等相关的技术。下面对这些技术进行具体的分析：第一，接入控制：卫星网络的信道属于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媒介，带宽资源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所有的节点都需要利用竞争来发送数据。第二，数据包的调度算法：卫星通信系统当中的很多全新业务的引入会造成上行路以及下行路线路当中业务量相差非常大，其中下行链路业务是主要的，具体的发展趋势相似于固定的因特网。为了能够有效的适用上面的趋势并对卫星系统当中的下行链路数据的传输速率以及频谱效率进行有效的提高，这就需要有效以及高速的调度算法来作为保证[3]。该算法的主要功能是当卫星包调度算法当中存在很多的业务队列时，根据哪种顺序来调度业务队列来有效保证服务质量。因为卫星信道的高误码率特性以及长延迟造成地面的无线网络当中相对比较常用的调度算法在卫星网络当中会产生性能方面的降低。第三，带宽分配算法：该算法指的主要是在动态或者动态的资源分配的前提之下，将信道资源根据一定的方法向接入节点进行分配，保证节点能够传输数据。现阶段，卫星网络的带宽分配算法主要有根据恒定的速率分配，在连接的初始阶段对传输速率进行有效的协商，在整个的连接过程当中来对速率维持不变。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卫星网络无线资源管理方法当中的数据包调度、带宽分配以及接入控制等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性的研究。对跨层设计的思想进行有效的结合并给出了全新的思路以及方法，给出全新的研究结论，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依据。 作者：魏鑫 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卫星通信论文:无线电通信技术对卫星通信的影响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改变，生活质量和水平也不断提升，无线通信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元，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分析了目前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现状，全面探讨了该技术对广播电视卫星通信的影响，旨在促进整个电信行业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无线通信技术；广播电视卫星；通信 随着现代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高新技术被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整个无线电技术的发展。随着3G向4G的逐步转变，无线技术日趋成熟。可见，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卫星通信系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卫星通信系统能够有效扩大信号的覆盖范围，增强无线信号的强度，在造福于人民的同时，有效推动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一、目前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现状 无线技术的日益发展为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提供了技术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也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和水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便捷高效的获取大量信息资源，实时动态地了解和掌握相关资讯的变化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更新，互联网技术以及信息通讯技术成为了日常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人们的生活及工作带来了方便。但是，就目前的现状而言，通信技术在广泛应用中还存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对其优化和完善。目前，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将有限的网络资源进行合理科学的整合和优化。尤其是在广播电视卫星的具体应用中，我们要将高新技术与当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其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了解用户的需求，将用户的接入终端进行多元化分类，实现信息资源最大化的共享，从而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终目的，进一步推动整个广电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在传统的广电信息传播活动中，主要是利用信号进行，电信所提供的也仅仅限于语音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也有了更加多元、丰富化的信息需求，三网融合成为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在我国信息领域，利用三网融合，能够为整个发展提供更为有效优质的信息资源。在目前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我们要充分借助卫星通信技术手段和途径，深入挖掘信息技术的内在潜能，使得信息资源能够最大化发挥其功能和作用。 二、无线通信技术对广播电视卫星通信的重要影响 科技手段的不断更新，信息技术日益发展，其中，3G向4G进行转变，无线通信系统不断进行着改进和完善。值得注意的是卫星通信技术，该技术的发展为整个通信行业提供了导向性的作用。在具体的实际应用过程中，无线通信技术要把握好卫星通信技术的自身优势，充分发挥该技术的功能和作用，在进行地面信息服务中，不断改进和优化卫星通信技术，进一步推动卫星通信和无线通信业务进行有机统一。随着4G通讯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在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加速了国际间各个方面的交流和融合，为整个广播电视卫星通信形成了积极地影响。 （一）有利于实现无线通信系统的现代化 通常，卫星通信技术主要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通信技术进行广泛应用，主要是应用于各类自然灾害中。因此，针对整个无线通信系统来说，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影响。通过与地面网络服务进行统一应用，其信息传播速度和数据传播容量得到的提高，确保信息传播的安全性、全面性、高效性。此外，卫星技术与地面网络服务之间能够进行优势互补，从而实现了技术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两种高新技术的统一和融合，能够实现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线电系统也能不断丰富和扩大。由此可见，要想实现和加快4G技术的发展进程，我们要积极转变发展思路以及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不断进行技术改革和创新，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加大资金投入，从而有效实现无线通信系统的现代化的发展愿景。 （二）有利于发挥卫星通信系统的综合效用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更新和优化，卫星空间段通信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在新的发展环境下，通信技术需要明确发展目标，结合自身现实情况，快速融入到现代社会通信信息发展的浪潮中，完善相关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高信息通讯的技术和水平，充分发挥微星通讯系统的潜在优势，最终实现卫星通信技术的市场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大环境中占据优势，推动我国广播电视行业蓬勃发展。就目前来说，卫星通信技术结合当前的发展现状，制定了以下几个发展方向：一是需要对不同范围和领域的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二是确保不同区域之间能够进行有效连接，实现不同信息资源共享；三是无论处于移动或固定状态，要确保相关用户拥有大容量的网络宽带；四是牢牢把握地面网络服务需求的多元化和丰富性，在此基础上对卫星通信系统的容量进行拓展；五是针对端口之间的连接要利用混合通信的相关业务模式，有效提升整个信息数据的定位能力；六是要充分重视和发挥卫星通信的优势功能，从而有效实现信息网络中数据传输的实时性、高效性以及长期性。 结语 随着现代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高新技术被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整个无线电技术的发展，为整个广播电视卫星通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要积极转变传统的发展观念，在保证现有系统正常运转的同时，有效提升信息传输的质量和速度，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广播电视业的促进作用，从而推动整个电信行业的蓬勃发展。 作者：潘海燕 单位：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542台102445 卫星通信论文:卫星通信测控电量数据方案探讨 1主站系统结构设置 北斗卫星的自动化远程电量测控方案是利用卫星提供的信号通道以实现计量负控终端与多功能电能表的双向远程实时遥测通信。远程自动化遥测抄读方案主要由计量负控终端、卫星通信指挥机、信号接收机等组成，一台通信指挥机可与多只计量负荷管理终端和多台信号接收机联通。卫星通信指挥机又能与多台信号接收机之间通过卫星通信系统进行双向通信，一台信号接收机可实现对多只计量电能表的测控抄读。就目前技术而言，一个计量点只需配置一只计量负控终端和一台信号接收机，如当多个计量点互相距离较近时，也可共用配置一只计量负控终端和一台信号接收机。系统主站与计量负控终端之间通过GPRS无线方式或者以太网有线方式连接，采用计量自动化终端上行通信规约；计量负荷管理终端与卫星通信指挥机之间通过RS485总线连接，采用DL/T645《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电能表与信号接收机之间通过RS485、电力线载波或者微功率无线方式连接，采用DL/T645《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故此，无需修改现有计量负控终端与多功能电能表的通信协议，计量负控终端与多功能电能表的管理流程也可保持不变。 2联接卫星通信协议 北斗卫星通常以短报文的方式进行通信转输，其发送每条短报文都有严格的长度和频率限制，每台信号接收机每分钟只能发送一条短报文，每条短报文的长度少于100字节。目前，卫星通信的资费收取标准仍较高，为了降低通信成本，可对卫星通信指挥机与信号接收机之间的联星通信协议进行压缩及优化处理。联接卫星通信有2种工作模式：①信号接收机定时报送多功能电能表所累计的相关电能量数据；②通信指挥机定时主动遥测读取多功能电能表所累计的相关电能量数据，信号接收机立即响应读取命令并报送相关数据。信号接收机定时遥测抄读多功能电能表所累计相关电能量数据之后，只需将必要的电量数据报送通信指挥机。为了满足电能量曲线数据采集要求，建议以15条短报文（15min）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应定时上报的有关电能量数据项列举部分如表1。 3遥测抄表作业原理 定时报送模式包括3个流转步骤：①信号接收机根据DL/T645规约定时测控抄读电能表所累计的电能量数据；②信号接收机将电能表所累计的电能量数据转换成联星通信协议的短报文，并将短报文及时发送给卫星通信指挥机；③通信指挥机将收到的电能表所累计的电能量数据按计量点、数据形成时间顺序储存在中间数据库中，供主站终端测控抄读。主动读取模式包括3个步骤：①终端向通信指挥机发送电能量数据读取指令；②通信指挥机先查询中间数据库是否已存有应读取的相关数据，如缺相应数据，则将测控读取指令发送给信号接收机；③信号接收机根据读取指令遥测抄读电能表所累计的电能量数据并上报给通信指挥机，通信指挥机再将相关电能量数据反馈给主站终端。 4测控抄读设置方案 卫星的远程测控抄读设置方案如图1所示，可选择某个供电区局或局本部作为计量负控终端与通信指挥机的设置点，信号接收机应就近设置于水电站或专变客户的计量点旁。卫星通信方案的计量负控终端改为合地点的集中安装，更有利于提高主站与计量负控终端之间的通信可靠性。 5相关建议 （1）因采用北斗卫星远程测控抄读方案的建设及运维费用仍较高，对于无线移动信号无覆盖或微弱区域的水电站或专变客户而言，应优先考虑把原有计量负控终端天线更换为户外增强型或将原计量点作适当迁移。对确实无法接入计量自动化系统的水电站或专变客户计量装置，才考虑采用卫星远程测控抄读方案。（2）采用卫星测控抄读电量方案时，对于就近的多个计量点，可共用一台信号接收机，以减少设备投资和运维费用。（3）卫星通信设备的安装要求严格，应充分做好防潮、防尘及防雷电冲击的环境配置。 6结束语 对建于较偏远区域的水电站或专变客户，因其通信网络的信号微弱或无法有效覆盖，会导致水电站或专变客户侧的计量负控终端无法与系统主站及时有效通信，并严重影响远程自动化抄读电量数据的成功率。而北斗卫星通信系统具备了覆盖区域广、无信号盲区等优点，其通信技术可作为偏远区域水电站或专变客户的远程自动化测控抄读发、用电量数据的最优方案之一。 作者：林佩瑜 林伟克 单位：中山供电局 卫星通信论文:WIFI对卫星通信的应用 1引言 无线局域网（WIFI）是目前应用最为普及的一种短程无线传输技术。随着地面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WIFI凭借自身的优势逐渐得到了广泛的认知与认可，甚至演变成为一种热潮，无论是企业商务还是家庭生活娱乐都体现出了对WIFI与日俱增的需求。也正因为如此，WIFI技术显示出了极大的应用价值和良好的市场前景。当前，全球支持WIFI的终端设备越来越多，但是能访问互联网的人口不足60%。尽管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的价格不断下降，但是获取互联网服务仍有许多限制，必须在地面不断增加新的WIFI热点，以扩大WIFI网络的覆盖区域和接入能力。考虑到地面WIFI无线网络覆盖区域小、布局受限、安全性低以及成本高等问题，近年来有人提出将卫星通信与WIFI技术结合应用，充分发挥两种技术的优势，利用通信卫星实现WIFI信号的广域覆盖，使WIFI更广域、更灵活地服务于更多用户。根据WIFI技术在卫星通信系统中的使用位置，可以将卫星WIFI系统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WIFI卫星，即利用空间段卫星直接播发WIFI信号，终端或用户可以直接接入卫星，享受WIFI服务；第二类是卫星WIFI，即以卫星为远距离中继传输的手段或通道，通过在地面段卫星终端接收数据、WIFI基站发射的方式，进行热点覆盖提供WIFI服务。对于第一类技术体制，美国在2014年初提出的“外联网”（Outernet）计划是典型的代表，该计划使用WIFI频段，拟在2015年发射数百颗立方体卫星，这些卫星面向地球持续辐射WIFI信号覆盖世界各地，从而免费为全球所有支持WIFI的终端提供无线互联网服务。2015年1月14日，一网公司（OneWeb）宣布计划投资15亿～20亿美元，在距离地球约1200km高的轨道上建设一个由648颗小卫星组成的星座，向地球发送互联网信号，预计2018年投入运行，该星座可提供更快速、范围更广的互联网接入服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也宣布，将耗时5年时间投资至少100亿美元建设一个由4000颗卫星组成的全球卫星星座，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这种技术概念初看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仔细分析后发现其存在诸多技术难点。首先，WIFI标准设计初衷是适用短距离、相对静止状态下的室内高速无线通信。如果在低轨卫星和普通手机终端之间直接进行星地通信，受限于手机终端的接收灵敏度和立方体卫星的体积功耗，远远无法满足WIFI标准所支持的最低通信速率要求。另外，星地距离带来的长时延，低轨卫星高速运动带来的多普勒频偏和频繁切换，都是现有WIFI技术所无法支持的。因此，在不改变现有WIFI协议的条件下，该类体制技术不具备可行性。卫星与WIFI结合目前只能采用第二类技术体制，即卫星WIFI宽带通信系统。通过一套卫星通信终端和WIFI基站，形成服务区内的WIFI信号覆盖，支持覆盖区域内所有的手机、笔记本、台式机等具有标准WIFI接口终端的宽带接入，可实现网络电话、宽带上网、视频、数据传输等综合业务服务。 2国内外应用现状 在国外，卫星WIFI应用主要体现在高铁和民航飞机领域。欧洲于2007年率先在“欧洲之星”高速铁路上采用了卫星宽带接入互联网；日本的新干线于2009年通过卫星实现互联网无线接入；美国高速铁路起步较晚，但从2008年起美国列车的互联网接入均采用了卫星技术。卫星WIFI应用于民用航空领域主要有Gogo公司和卫讯公司（VIASAT）。Gogo公司是目前全球航空宽带连接市场最大的服务提供商，目前，该公司已经为全球超过2000架商用飞机和超过6000架公务飞机提供空中上网服务。Gogo公司合作伙伴包括12家大型航空公司，例如墨西哥航空、美国航空、加拿大航空、阿拉斯加航空、日本航空、联合航空、越南航空、维珍银河等航空公司。Gogo公司可提供2种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方案和特定航线服务。其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包括卫星、地面基站以及混合式方案。卫讯公司主要利用自己的Ka频段大容量宽带通信卫星给航空、海事等用户提供宽带连接服务，旗舰服务名为Yonder。卫讯公司的产品与服务支持全球各类飞机。在商用飞机方面，包括加拿大飞机与列车制造商庞巴迪公司生产的Global5000/XRS/6000等、波音公司的商用喷气式飞机；在政府飞机方面，包括C-130、KingAir300以及部分军用直升机。VMT-1500是其为商用喷气式飞机提供的典型终端，整套终端质量15.9kg，反射器天线口径30cm，已安装在500多架飞机上。对于国内市场，卫星WIFI应用仅仅在民航客机上做过链路试验。2014年7月23日，东航通过通信卫星实现了32Mbit/s的网络接入速率试验，能够满足机上200名乘客上网需求，实现网页浏览、话音聊天和空中购物，或满足40～50名乘客实现视频连线、在线视频播放。中国首个空中互联网产业联盟在2014年第十届珠海航展上成立，包括中国银联、新浪、京东、优酷土豆等企业，这意味着即使你在空中飞行，也可以随时购物、下单和支付。船舶宽带接入目前正在应用推广，而高铁宽带接入应用市场为空白。随着国家宽带战略的实施，我国卫星WIFI应用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3国内市场需求分析 高铁应用领域2013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0.75亿人次,其中动车组运送旅客8亿人次，动车组的年旅客输送量以40%的速度增长，未来将超过铁路旅客发送量的50%。据调查，高铁人群以高话语权、高素质、高收入的“三高”人群为主，在高铁人群里，企事业单位和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所占比重高达33.5%，他们大都拥有良好的职业，在企业中有较高的话语权。高铁乘客出行目的调查结果显示，60%以上的乘客以公务/商务出差为目的，再加上乘客大多数是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者，导致乘客经常需要在移动中处理公务，引发出上网等宽带通信需求。到2017年，中国的智能手机保有量将增长到7.01亿部，平板电脑的数量将突破4.2亿台，将极大地促进无线WIFI的应用需求。以中青年社会精英阶层为主体的高铁乘客，也是引领时尚的消费者，“处处寻WIFI”、“无处不WIFI”，对高铁移动WIFI有极强的需求。据调查，目前高铁列车上有近50%的旅客在旅程中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进行各种活动以消磨时间，近75%的旅客有WIFI上网的消费需求。高铁商旅人群平均每月手机话费约300元，其中每月手机话费400元以上者占25%，这部分人群是通信服务的VIP客户，其通信消费能力强，消费积极，因此在高铁上提供高品质的网络接入和多媒体娱乐服务将会有很好的市场效果。据2014年度“中国卫星应用大会”相关报告预测，2015年底，全国铁路动车组列车开行数量将达到1500对。到2017年，全国高速铁路网列车数量将达到1940列，预计宽带需求58Gbit/s。如果采用传统地面移动网络解决，则面临列车高速移动带来的多普勒频移等技术问题以及铁路沿线高密度布基站等工程实施代价问题，卫星WIFI宽带通信系统将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根据国内目前高速铁路的消费能力来看，以低收费的方式导入市场，卫星宽带WIFI服务仍是极具客户吸引力的。以我国高铁的运量来看，其流量收入及相关潜在的市场价值不可估量。“一带一路”海洋应用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旨在建立发源于我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为响应该战略，2014年我国投入运营的中星－11卫星的海洋波束正式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服务，旨在为我国船舶及海上设施提供卫星通信服务，建立海上信息高速公路，为涉海行业提供信息化服务，我国大部分远洋船舶均可享受到通信卫星系统带来的福利。另外，我国即将开始研制的新一代大容量通信卫星—东方红－5首发星的应用也将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有所作为，这些都为宽带WIFI卫星通信系统应用并服务于“一带一路”海上信息保障提供了条件。该领域市场主要是大中型渔政、海监、渔船和远洋运输船舶。目前，这类船舶所使用的通信设备主要有短波、超短波、“北斗”、海事以及甚小口径终端（VSAT）等，开展的业务主要包括话音通信、“北斗”定位和短信，以及窄带数据传输等传统业务。随着国家“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逐步推进，互联互通需求迫切，海上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船舶物联网信息回传等应用将越来越普及，必将促使各类航运船舶安装卫星WIFI系统。应用海上卫星宽带WIFI系统，可以方便在船上开展远程监控、视频会议、远程维修、远程医疗等工作，同时还可以使用IP电话、接入互联网，船员可免费与家人、朋友通电话并在网上冲浪；安装在船舶上的主机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获取船舶数据，通过卫星传输，坐在陆地办公室的人员可直接获取主机数据、油耗数据、设备健康信息等，经数据分析得出可靠的船舶运营决策，提高运营效率和效益；海上随时可能出现各类事故，系统可将船上的实时画面传输至陆地，第一时间形成海路一体联动机制，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长时间从事远海枯燥乏味的工作，使员工工作激情下降，通过卫星WIFI接入互联网可使所有船员享受网上冲浪，提高工作效率。民航应用领域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使用民航需求的地区也存在明显差异，航空运输是满足人们快速旅行和高速物流的需求。现有高频和甚高频通信系统在民用航空导航、交通空管、飞行运控等航空飞行运管信息传输方面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另外，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个人智能通信的广泛普及使用，客舱宽带通信也是潜在的应用领域。而卫星通信与WIFI等其他技术和系统结合，可以为航空公司提供非常丰富的航空信息服务。2015年，我国民航客运量4.5亿人次，预计2020年达到7亿人次。据民航局统计结果表明，民航客运乘客包括商务、旅游和探亲等类型，其中，中高端商务人士占到50%以上，这些乘客对于旅途中互联网接入业务具有强烈需求。卫星WIFI宽带通信的速率可达数十兆比特每秒，能为航空运管提供话音和宽带数据通信业务，也可为客舱旅客提供互联网和实时电视等服务。2012年7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3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了《国家民用航空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3－2020）》，民航局了《航空公司运行控制卫星通信实施方案》，这些政策规划的实施都将加快推动卫星通信在航空领域的应用。对于通用航空市场，据民航局预测，预计未来5～10年，我国需要各类通用航空飞机10000～12000架，通用航空飞机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30%，通用航空将带动万亿市场规模。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公务飞行、商用飞行、空中游览、私人飞机等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卫星WIFI宽带系统在通用航空领域也将迎来发展机遇。 4结论 卫星通信具有覆盖范围广、通信容量大、不受环境影响等优势，已经成为地面通信网络的延伸和补充，尤其是应急通信场合和地面网络不易覆盖的区域，卫星通信成为了唯一有效通信手段。相比传统的甚小孔径终端卫星通信，卫星WIFI可以有效降低用户成本和系统维护成本，提升卫星带宽利用率，将成为卫星通信应用市场的新动力。随着Ka频段大容量宽带卫星的发展应用，卫星转发器资费将不断下降，基于卫星WIFI的宽带接入应用将会迎来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作者：吕强 周志成 李峰 曹桂兴 张杨 单位：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卫星事业部 卫星通信论文:非线性抗干扰技术在卫星通信的应用 随着我国通信事业的不断发展，新型通信领域技术发展成为了我国通信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当前的通信技术研究中，卫星通信及相关技术的研究成为了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在卫星通信实际的应用中发现，受到地面信号以及卫星信号的交叉影响，卫星通信信号受到的干扰问题，其数量与类型变得极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卡干扰技术，提高卫星通信信号的安全稳定就成为了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研究中发现，非线性抗干扰技术的应用在卫星通信技术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抗干扰技术的应用对于卫星通信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因此，结合非线性抗干扰技术的主要技术特点与优势，开展了技术应用研究，为卫星通信应用质量的研究提供有力帮助。 1非线性抗干扰技术分析 在实际的非线性抗干扰技术研究中，首先研究了非线性抗干扰技术的主要概念与技术特点。这一研究包括了以下内容。 1.1非线性抗干扰技术概念分析 在卫星通信抗干扰实际过程中，非线性技术的应用是一项新兴的抗干扰技术。在实际的通信应用这一技术主要是利用非线性函数原理，对接收到的卫星通信信号开展分析、处理，在信息数据中提取出有效的通信信号以及干扰信号数据特征，并将其加入到抗干扰数据分析中，为卫星信号接收抗干扰提供数据参考支持，实现抗干扰工作的完成。 1.2非线性抗干扰技术主要特点分析 在实践的技术应用中，将非线性技术与线性信号处理技术进行了技术比较研究。在研究中发现，非线性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以下特点。 1.2.1非线性技术应用更广泛 随着电子类产品与各种新型通信技术发展，在实践研究中发现，卫星通信信号的干扰性信号正在不断地增加与变化中。对于这种复杂性情况的出现，非线性技术在应用中比线性技术处理的信号类型更加广泛的特点。特别是对于非平稳信号等特殊的信号类型，非线性技术都可以进行有效处理。这就使得其在实践应用中，对于复杂的干扰信号处理，更加具有优势性也更加实用。 1.2.2非线性技术在信号宽带处理中更有优势 在实践中发现，非线性技术在实践中可以处理的信号带宽更宽。这就使得这一技术在抗干扰实际过程中，可以建立其更多的干扰信号模型，保证抗干扰工作的效率与质量。特别是随着卫星通信间内部信号干扰情况的增加，非线性技术的应用为特殊性干扰信号模型的建立提供了保障。 1.2.3具有线性技术的共同优势 在实际应用中发现，非线性技术不仅具有其特有的优势，还包括线性技术的技术优势。尤其是在信号数据筛选与分析过程中，2种技术的优势都得到了体现与保证，这就使其更加具有实用性的特点。 1.3当前非线性技术在卫星通信中的应用探析 正是因为非线性技术在信号抗干扰因应用中据有以上的特点，所以在实际的应用中，特别是卫星通信抗干扰应用中这一技术已经成为了较为常用的技术内容。尤其是随着卫星通信信号干扰类型以及干扰信号带宽的增加，通信干扰信号模型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地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针对这些实际技术问题，开展的卫星通信非线性抗干扰技术实践研究就既可以提高卫星通信的整体质量与效率；同时，为通信技术整体发展提供了支持，时实用的技术研究工作。 2当前非线性技术发展探析 在非线性技术实践应用研究中，对其技术应用与发展进行了实践性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在当前卫星通信抗干扰实践中，其主要的实践技术包括了以下3类。 2.1高阶谱分析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 在卫星通信非线性抗干扰技术的应用中，高阶谱分析技术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性。在实际应用中这一技术主要用于处理和分析非线性、非高斯信号的过程。在抗干扰过程中，这一技术主要具有以下的特点。首先，可以在抗干扰过程中，高阶谱技术能够有效的抑制高斯噪声，起到特殊的抗干扰作用。其次，在技术应用中，这一技术具有高分辨率的特点；同时，可以获取到信号数据的相位信息、能量、相关非线性参数等各类实用性数据，为抗干扰提供数据支持。最后，在抗干扰过程中，这一技术可以很好按照相关处理要求，其他抗干扰技术开展结合式的工作，同时提取出通信信号中更为复杂的特点信息。正因为这一技术具有以上的特点，使其在有更高的应用发展潜力。 2.2自适应滤波与均衡技术在抗干扰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在卫星通信抗干扰技术应用中，以非线性函数为技术支持，发展出的对接收信号变换技术，对于抗干扰技术发展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在这类技术的发展中，自适应滤波与均衡技术使其最为重要的技术代表。在实际的应用中，这项技术的主要应用如下。技术人员对通信信号进行变换处理，继而在通信信号中筛选出一定数量的正常信号或干扰信号数据。在这一过程中，筛选出的信号数据更加的精准与细化，提高数据信息自身的自适应滤波以及均衡性能，使信号抗干扰恢复工作效率与质量得到更好的提升。 2.3非线性优化算法对卫星通信抗干扰的作用 在卫星信号抗干扰技术应用过程中，非线性信号处理技术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性作用。但是在技术实践中发现，在信号数据的计算过程中，大部分技术过程中依然采用的是解析近似或者数值计算的方法完成。使用这些计算处理方式完成的非线性计算，很容易在计算过程中出现局部极值以及巨大的计算量的问题，继而造成数据计算错误或难以进行的情况出现。正因如此，在非线性数据处理研究中，如何更好的结合非线性数学计算方法，对抗干扰数据计算进行优化处理，就成为了当前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实际研究中技术研究者发现，在数学领域非线性计算方法主要包括了蒙特卡洛抽样、贡献因子等内容。在实际的非线性计算方法优化中，这些计算方法的使用很好的降低了非线性技术应用的复杂度；同时，为这一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性的支持。 3国内外技术实践应用现状分析 在卫星通信过程非线性抗干扰技术应用实践研究中，分别针对国内外技术应用实践进行了调研工作。首先在国际技术实践应用中，卫星通信信号非线性抗干扰技术应用较早。如在美国戈达德航天中心的研究中，很早就针对非线性和非平稳信号的抗干扰问题进行了专项的设计研究工作，并以此为目的提出了HHT变换技术研究理论。随着美国等国家在航天、卫星通信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其对通行安全要求的增加，非线性抗干扰技术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甚至部分技术成果已经投入民用领域。在我国的技术研究中，虽然非线性抗干扰技术起步较晚，但是在实际应用领域已经得到了实践研究成果。如在北斗导航系统的卫星通信中，上非线性抗干扰技术就得到了良好的实践应用。这种应用的出现，表明了我国卫星通信中非线性抗干扰技术已经实现了从研究到实践应用的过程。 4结语 在卫星通信技术研究中，通信信号抗干扰技术研究占据着重要位置。在技术实践过程中，非线性抗干扰技术的实际应用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针对当前卫星通信信号传输中遇到的干扰信号复杂、带宽较宽、干扰性大等问题，非线性抗干扰技术的应用具有极大技术优势，是卫星通信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 作者：程超 单位：南京盛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卫星通信论文:自适应跳频在卫星通信抗干扰的应用 1多频时分多址技术 在卫星通信系统中，多频时分多址的帧结构中，会存在很多载波信道，这些载波会根据一定的规律被分成若干个时间帧，而每个时间帧还会被划分成一些时隙来实现卫星的正常通信。在这个过程中，每个载波进行通信的速率是各不相同的，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够让用户与业务在接入的过程中更加灵活，满足当前的实际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卫星信道的利用率。多频时分多址技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具备一个非常标准的时间基准，该指标在全网范围内都是统一的[1]。卫星在进行通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控制，如功率、频率以及定时等，这时，网内终端便会根据需求进行时隙跳变，从与之相对应的载波上实现突发通信的接收，而其他时间则固守“岗位”。因此，根据上述特点，多频时分多址技术能够很容易地与跳频技术相结合，从而实现卫星通信的抗干扰目的。 2自适应跳频技术 在现阶段的卫星通信系统中，比较常见的抗干扰方法主要是链路干扰，具体分为上行与下行2种；而以信号特点为基础则可以分为宽带、部分频带、多频连续波以及频率跟踪4种[2]。对以上干扰来说，自适应跳频技术都有比较良好的控制效果，能够有效地对干扰信号进行抑制与削弱。相比于常规跳频，自适应跳频增加了干扰检测装置，安装在系统的接收端，能够实现对信道质量的实时准确的评估，还可以通过自适应的方式，来实现干扰躲避。将自适应跳频技术应用到多频时分多址卫星通信系统中的过程中，一般要通过相应的检测技术，对信道的上行与下行链路进行质量评估，从而实现对干扰的有效识别，与此同时，自动选取最佳的躲避技术来降低干扰[3]。从多频时分多址的技术特点出发，可以通过定时基准来实现相应跳频图案的生成，并以此为基础，运用与之相对应的干扰检测技术，以实现对干扰频点的有效躲避。在进行跳频通信时，多频时分多址系统中所拥有的空间时隙会根据一定规律对空间站进行哑数据突发的实时发送，从而对系统中的帧结构与关键帧实现更有效的保护。 3卫星通信过程中干扰检测 想要实现自适应跳频，首先需要运用相应技术，对受干扰信道中干扰因素进行准确实时的估计，当前运用比较普遍的估计方法主要有FFT功率检测、信噪比判别以及误码特性等3种[4]。自适应跳频在通信过程中，其所运用的接收机可以对有效的频点利用以及定时等信息进行精确提取，因此，运用估计速度较快、估计结果较准确的FFT功率检测更合适。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运用另外2种方法对其进行辅助检测，以实现对不可用频点的有效识别。以自适应跳频卫星通信的主要特点为基础，在进行跳频通信时，干扰检测设备会对频带范围内所接收到的所有信噪比与功率进行分析与估计，进而得出与系统内各个频点相适应的干扰检测门限。设备在对数据进行接收的过程中，还会通过FFT对跳频带宽中不符合信号频点的所有功率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从而实现对受干扰频点的确定。如果跳频的带宽相对较宽，或相应接收机没有足够的信息处理能力，也可以运用另一种方法进行受干扰频点的确定，即逐频带分析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多频时分多址自适应跳频卫星通信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一般其解调器的配置不止一个，其原因在于这种配置方法可以实现大站与小站之间的有效组网，还能够在其接收能力内进行有效扩展[5]。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够实现对多载波中绝大多数突发数据的解调，利用自适应跳频技术进行通信时，能够通过多解调器系统中的其他解调器来实现对干扰的检测。 4自适应跳频对干扰的躲避 4.1自适应跳频干扰躲避方式 在自适应跳频中，想要实现干扰的自适应躲避，需要通过2种方式：（1）集中控制。这种控制方式主要指的是在干扰检测站中，装置干扰检测的相关设备，以此实时检测对应信道的状态，还可以将被干扰的频点下发，下发过程一般在控制或广播突发中[6]。如果入网终端对干扰频点的相关信息完成了接收，那么便可以在跳频频率中，对被干扰频点进行同步屏蔽，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干扰躲避效果。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在干扰躲避过程中，不需要业务站的参与也能够对受干扰频点实现准确检测，另外，整个系统只需要一台抗干扰检测设备，在很大程度上节省成本的同时，运用能力更强的设备。（2）分布控制。这种方式主要指的是根据业务站的数量，将干扰检测设备划分成若干份，并将其有序分配到相应的业务站中，在其下行链路上进行干扰频点的检测。通过这种方式，业务站在对突发进行接收的过程中，还能够对下一个突发进行检测，主要是检测其发送与接收频点上的干扰信号，并以此为依据，对干扰进行躲避。该方法的实时性相对较强，如果干扰信号发生变化，该方法能够快速做出相关反应。 4.22种躲避方式的不足 以上2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卫星通信过程中上行链路存在干扰的情况，但针对下行链路干扰的效果欠佳。运用集中控制方式进行检测，不能囊括其他区域业务站中存在于下行链路的主要干扰频点，另外，如果主站中的下行链路受到干扰，其他业务站也不能实现对被干扰频点的使用。运用分布式控制方式进行检测，可能会导致双方在通信过程中，对干扰的检测结果出现偏差，从而造成系统在躲避干扰的过程中出现丢帧现象。 4.3解决方法 为了解决上述不足，可以以分布式干扰检测为依托，提出一种与自适应跳频多频时分多址相适应的技术，实现对干扰的有效检测与躲避。在干扰技术中，对于网内的业务站，主要运用的是干扰检测设备与非主调节器进行相关检测，对其信道受干扰情况进行有效分析[7]。其可以在保留分布控制方式优势的同时，将准确的检测结果运用申请突发的方式，向主站进行发送，在主站收到突发以后，会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方法对上行与下行干扰进行识别。如果识别出来的是上行干扰，则将被干扰频点进行下发处理，前提是要将其放在控制突发中，与此同时，整个网络终端都会在同一时间对被干扰频点进行评比；如果识别出来的是下行干扰，系统会对每一个相关站中受到干扰的频点进行记录，在进行信道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对每时隙的频点进行准确计算，之后以目的站中显示出来的被干扰频点进行时隙的调整与分配，从而实现对干扰的躲避。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调整以后，能够对全网中的干扰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测，并掌握干扰的分布状态，不仅具有较强的实时性，而且不会对其他区域中的业务站产生负面影响。 5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多频时分多址系统为基础，提出了具有更强抗干扰能力的自适应跳频技术。该技术以分布式干扰检测为依托，可以对整个网络中的干扰分布状态进行有效的综合分析，与此同时，还可以对卫星信道中上行与下行链路的相关干扰进行高质量躲避，并提升其频谱的干扰利用率，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干扰对通信系统的负面影响，是当前非常好的一种卫星通信抗干扰技术。 作者：孟祥辉 单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无线局五四二台

管理学论文:管理学 一、管理学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社会变革的编年史。 人是社会动物。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是集体进行的,要组织和协调集体活动就需要管理。但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直接影响到管理水平、管理范围和管理的复杂程度,因而对管理学的发展也会产生影响。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当时的管理水平也与之相适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管理思想有了很大发展,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的第一部法典、古罗马建立的层次分明的中央集权帝国以及古中国的《孙子兵法》都闪现出了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的火花。18世纪中叶开始的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管理思想也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计划、组织、控制等职能相继产生。在这一期间,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国富论》,对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的分工理论为管理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基。 进入前工业社会,社会分工、分层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日趋复杂,资本主义国:请记住我站域名家中劳资双方矛盾日趋突出,生产力水平也日趋提高,急需一套系统的管理理论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与之适应。尽管早期的管理思想有其科学的一面,但毕竟非常零散,没有系统化,工厂主不可能完全认识到怎样进行管理才能既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又不减少所获取的剩余价值。因此,如何改进工厂和车间的管理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泰罗抱着解决劳资双方矛盾的初衷,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人类的基本需要这一经济人假设,重点研究了企业内部具体工作的作业效率,建立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 ———“ 科学管理 ——— 泰罗制 ” 。与此同时,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系统地提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与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使管理学体系初具雏形。 泰罗的科学管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要彻底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 ——— 人际关系学派应运而生。它超越了泰罗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为以后的行为科学学派奠定了基础,成为科学管理向现代管理过渡的跳板。 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飞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市场不断扩大,企业竞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以适应新的经营环境。因此,许多管理学者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理论,出现了管理学说丛林。如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 管理的关键在决策 ” 的思路,对社会人假设进行了升华,提出决策人假设。 综上所述,管理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思想理论都是前一阶段的扬弃、修正,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管理学体系。 二、管理学的发展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管理学的实质是探求外部环境、内部条件与管理目标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而人类社会总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即管理主体的外部环境总是变化的。因此,为了寻求三者之间的平衡,管理学也必须动态地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必将推动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从它的发展趋势看,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由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假设向复杂人假设转变。 早期管理思想中,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认为人总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毫无责任心,麦格雷戈把这种传统的人性假设称作X理论。 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使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趋于一致。之后,梅奥从 霍桑实验 ” 中认识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外,人们对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其他行为科学理论的代表人也从不同侧面强化了社会人假设,其中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社会人假设发展为一个精典而又精致的需求模型。 当代管理学派中对人性的假设也犹如丛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西蒙在他的决策理论中阐述的决策人假设。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并且在组织中,不同层次的员工都在做决策,所以都是决策人。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可以看出,由于个人目的、个人偏好、个人利益的存在,人就会有多种需求。这些需求,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动机,因此引发出各种各样的行为来满足个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需要。在当今社会人们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陶冶和洗礼,人性变得非常复杂,如果管理者不及时审时度势,引入激励机制与员工真诚合作,以满足员工的需要,充分调动他们的潜能,组织效率就不可能真正提高。因此,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必将超越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假设,升华为复杂人假设。 管理学论文:探索人力资源视角下中国管理学教育教改的新思路 一、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 从中国第一个政治学系于1903年在京师大学堂建立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当时全国200所大学中,有超过1/4的大学建立起了政治学系所或专业(陈辉,2003)。与此同时,公共管理学科也一同被引人中国社会科学界(Tong Straussman,2003)。被誉为“中国公共管理学之父”的中山大学资深教授夏书章老先生曾于1946年在哈佛大学的Littauer公共管理学院)如今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身)获取了MPA学位。然而在1952年,政府决定“以苏联为师”,重新调整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设置。在这次调整过程中,中国的大学设置完全仿照“苏式”,将学科重点全部放在硬科学以及工程领域,忽略了对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这样的调整使其在完成之时,西式政治学科及其他社会科学专业遭受重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所遭遇的一个特有的问题。一方面,第一股潮流中的老一辈学者以及公共管理学专家们或已逝去,或随国民党于1949年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老一辈学者在建国初期的30年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固然在改革开放后,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已近垂暮之年,很难在短期内将近30年的知识断层弥补上。而直到近10年,第二股潮流中的学者和专家才开始接触西方的社会科学以及行政管理的理论和技术,因此第一股潮流和第二股潮流间应当存在着一个将近30年的人力资源断层。谁将来填充这两股潮流间的人力资源断层?另一方面,中国的行政管理专业正在各大专院校蓬勃发展,短时间内全国就有超过100所大专院校开设了MPA专业。当前中国公共管理院系内的师资力量是否足以承担迅速扩张所带来的教学任务的需要和日益提高教学质量的需求? 二、 引用人力资源培训的有效系统设计高校教师的培训 1.创造一个学习的环境 在人力资源培训中, 为了确保员工在培训课程中获得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并且将在培训中所得到的信息运用到工作当中去, 培训计划须包括一些具体的学习原则。教育和工业心理学家以及培训设计指导专家总结出了保证员工能够最好学习的八个条件: 第一, 告知教师培训的目的, 如明确说明学校期望教师通过学习达到怎样的绩效; 第二, 用培训的独特性质来对教师进行激励, 如在教材中用表格或者图形的方式来强调培训特征; 第三, 限定学习内容的数量, 如删节过长的培训资料; 第四, 提供学习指导, 如用图表或模型来展示概念之间的关系; 第五,详细描述需要学习的内容的数量, 如将新学习的材料与过去已经学到的信息联系起来; 第六, 提供回忆的线索,如提供有助于回忆培训资料的线索; 第七, 强化培训内容的持续保留以及学习成果的转化, 如设计出与实际工作环境有共同之处的学习环境; 第八, 提供绩效改善的反馈信息, 如提供关于绩效的准确率和执行时效性的反馈。在这里, 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教师在接受培训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有以下六点: 第一, 接受学校不够重视, 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远远不够正常培训标准; 第二, 培训的相关服务水平低, 例如图书馆资料缺乏、后勤服务差和日常管理不到位; 第三, 指导教师的水平比想象的差, 且态度不认真; 第四, 培训方式不当; 第五, 教学或者研讨内容陈旧; 第六, 硬件落后。 2.促进培训成果的及时转化 培训成果转化是指把在培训中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和行为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的过程。培训成果的转化受转化氛围、管理者的支持、同事的支持、运用所学能力的机会、技术支持以及自我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因素。就拿同事的支持来说, 高校可以通过编印时事通讯的方式来通告大家教师培训者是如何处理各种培训成果转化问题的。这种时事通讯可以刊载对某位将培训内容成功转化为工作经验的受训教师进行访谈的记录, 然后再将它分发到所有的受训教师手中。管理者还可以为每一位受训者配置一名导师―――一位原来参加过同样培训且工作经验更为丰富的雇员。这位导师可能是受训教师的一名同事, 他会向受训者提供如何将培训成功转化为工作实践的建议和支持。 3.选择培训方法和形式 在人力资源培训中, 帮助员工获取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和新的行为, 就需要不同的培训形式。在高校教师培训工作实践中, 我国从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展需要出发, 结合教师队伍的实际, 创造了十几种内容不同、目标不同、时间长短不一、适合不同职务教师进修提高的培训形式, 它们分别为: 岗前培训、单科进修、助教进修班、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教师进修班、骨干教师进修班、国 内访问学者、高级讨论班、社会实践、短期研讨班和出国进修。就拿单科进修这种培训来说, 其目的是为了让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和急需开课的教师熟悉教材内容、重点及难点, 并为此进行以提高教学水平为主的进修期限一年的培训。再以出国进修这种培训方式来说, 其目的是为了选派中青年骨干教师由国家或所在高校派遣、校际交流、合作研究以及自费留学等方式, 攻读学位、做访问学者、做博士后研究、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等。从培训形式来说, 对新时期高校教师培训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和师资培训网络体系的综合优势, 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模式,不断更新教师培训的技术手段, 在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提高教师培训效果等方面; 应有所突破和创新。主要的培训形式很多, 有以下六种: 第一, 课题研究法。以研究课题的方式进行培训, 目的是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第二, 案例教学法。这一方法与讲授法对立, 以具体教育教学情境引导学员进行讨论。第三, 专题讲座法。请某一专家对某一专题进行系统讲授, 侧重理论传授而期望引起教师观念变革。第四, 导师带教法。让教师学员跟随专家教师学习或直接担任其助手, 导师在带教过程中发现受训教师的不足, 提出改进措施和努力方向。第五, 远程式培训法。远程式培训是受训教师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进行自学, 并通过这些高新技术与培训者交流, 同时接受培训者的指导。第六, 读书指导法。专家结合教师小组情况, 列出读书的篇目和要求, 定期组织教师进行沙龙式的交流,或直接请专家辅导。 管理学论文: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问题初探 摘 要:筒要阐述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毕业生就业难和学科发展研究少现象,进而从学科性质,功能,理论构架,学科领域研究现状等方面分析了该学科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认清学科性质、完善学科理论构架、推动学科领域科研工作开展、学科教学和科研功能共同实现的建议。 关键词:林业经济管理;性质;功能;理论基础;研究 近年来,中国林业得到快速发展。林业经济活动空前活跃,林业经济问题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更为政府和公众所关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以林业经济活动作为学科的落脚点,理应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然而,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毕业生难以觅得与专业一致的工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2006年获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毕业之际,本专业15名毕业生,除去3名转为攻读博士学位外,另12名硕士毕业生无一人就业于林业经济管理领域。毕业生就业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但学科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国内林业经济管理学术界足够重视,仅有张建国先生等少数学者就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为了引起国内学术界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关注,分析了该学科的性质、功能、理论构架、研究现状等内容,并较为系统地揭示该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学科性质分析 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探索与发展,始于学习苏联,受着计划经济和木材利用思想的影响。经历了逾50年的发展历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学科阵容逐步形成,大量专着和学术论文得以发表,然而该学科并未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1.1 林业经济管理学作为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职能缺位 林业经济管理学具有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科属性,其研究对象特定,即林业范畴内的经济和管理问题。鉴此,林业生产活动应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其中森林经营活动显得更为基础。自德国学者福斯特曼(FauBtmarm)于1849年提出的森林最适轮伐期公式以来,国外林业经济学家以此作为研究基础,将森林经营所具有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及税费制度、国际贸易等影响因子纳入其中,关注于森林经营活动最优化问题。自建国初至20世纪末,中国长期奉行木头林业,即一味追求林业的木材产出功能,导致了东北国有林区的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若以被主流林业经济学家抛弃的木材永续利用理论(TSM。Timber Sustainable Management)而言,中国森林资源不应演变为当前的资源极度匮乏地步。事实表明,中国林业发展与理论支撑脱节,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林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角色缺位,并未成为名符其实的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林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难以在林业中觅得一职。 1.2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作为交叉学科缺乏学科基础 林业经济问题研究一定要贴近林业技术,才能解决林业发展的经济问题,林业经济管理学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性质。随着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SFM,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成为林业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林业经济问题拓展为涵盖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的复杂经济问题,着眼于寻求林业产业功能、生态功能、社会功能3者的共同实现。鉴于交叉学科性质,在分析林业经济问题时,应对影响林业经济活动的经济、社会、生态因素有相应理解。在与国外林业经济学家交流中,得知国外林业经济学家均具有良好的林学或生态学背景,而国内林业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与其相比存在较大迥异,这决定了国内外林业经济研究水平的差异,也制约了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发展。专业知识背景的欠缺,尤其是林学等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使得国内林业经济学者难以关注森林经营活动效益最大化这一林业经济最根本问题。 2 学科功能分析 设置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目的在于培育林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推动林业经济学科理论创新,为林业经济活动效益最大化、管理政策优化提供决策服务。因此.该学科的功能体现在2个方面:其一,培养专业人才,即教学功能;其二,提供科学决策支持。即科研功能。 2.1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教学功能不健全 培养林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基本功能。当前,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福建农林科技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农林高等院校均设立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开展了本科、硕士生教学工作,部分学校还获准设立了农林经济管理博士一级学科点,每年获取林业经济管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数百人。以毕业生数量而言,该学科无疑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然而,如本文引言部分所阐述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而言。该学科并没实现培养专业人才的功能。学无以致用,专业人才难以从事所对应行业的专项工作,使得学科建设耗费的人力和财力化之东流,也使得学科的长期发展后继无人。以中国林权改革中涉及大量的林地流转问题为例,国内几乎没有能对林地和活力木价值进行评估和核算的专业人才,这无疑是教学的失败,也是基本功能不健全的体现。为实现学科的基本功能,即实现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功能,学科建设应与林业经济活动进行紧密结合。 2.2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研功能虚化 为林业经济活动效益最大、管理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科研功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科研功能与其教学功能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与产、学、研3者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一致。长期以来,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学决策支撑功能缺乏实现的空间。在森林采伐限额的制约下,采伐指标的获得对林业生产者而言,较森林的最优化经营更为关键。在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主导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林业生态工程得以实施,使得林业生产者更为关注自有森林如何尽可能多的被划定为生态公益林,以及如何尽可能多的获取政府补助。迄今,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研功能与林业生产活动实践脱节,难以指导林业生产实践活动,这也是该学科教学毕业生难以在林业行业中觅得职位的原由之一。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科研功能的实现。既有待于科研环境的优化,更取决于 学科基于自身性质,逐步实现自我完善。 3 学科理论构架分析 多年来,发达国家林业经济或发展理论不断发展与变化,既服务于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与不同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相应的人们对森林的认识水平面发展变化的。林业经济或发展理论与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理论构架存在根本差异。后者为前者的基础,前者为后者的具体运用。作为应用经济学,林业经济管理学立足于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林业经济活动。林业经济学科理论构架于高等数学、经济学和林学等学科理论,并基于此。形成林业发展理论,诸如森林永续利用理论、森林多功能理论、协同论、船迹论、林业分工论、森林培育轮、生态系统经营理论、近自然林业理论、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基础理论的创新是林业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以林业发展模型而言,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效率理论更为复杂,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上的林业经济模型存在严重缺陷,而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学理论将消除传统林业经济模型的缺陷。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学生应掌握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林学等学科基础理论,诸如高等数学的微积分、经济学的边际理论以及林学的森林生长理论等,方可系统地理解和认识林业经济活动及其本质问题。如本章第2段阐述的,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当前存在学科基础薄弱等闯题。就该学科学生而言,大多不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必备的数学和林学理论基础。 4 学科领域研究现状分析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领域中开展科研活动,既是为具体的决策活动提供理论支撑,也是将学科理论接受实践检验,寻求学科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在中国林业发展过程中。学术研究、方针政策与林业经济实际严重脱节,3者间关系扭曲。学术研究地位不高,影响不大.缺乏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常常只扮演了解释和附和国家政策的角色。与中国林业实际脱离。 4.1 研究对象未定位于林业经济活动根本问题 长期以来,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领域中的科学研究未将中国林业经济活动根本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森林资源经营问题。以2006年《林业经济》刊物登载的257篇论文为例,其中与林权改革相关的文章共50余篇,与生态工程相关的文章逾50篇,而无与森林资源经营相关的文章。林权改革是中国牟取林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所在。也是林业经济研究应关注的命题之一。林权改革促使森林经营权的转变,即既定林地经营主体的变更,及与之相对应的活立木经营权和收益权的转变。因而,正确和客观的评价林权改革成效,应着眼于林地经营权发生更迭后,原有经营主体和现有经营主体收益的变动。林业生产具有内在规律,即速生丰长林的轮伐期在立地条件极好的情况。需6-8年尚可采伐利用,而一般针叶材轮伐期高达数10年以上。在林权改革后的短时间内,难以对森林经营主体收益变动予以评价。换而言之,现有研究所提出的林权改革成效并不能从根本反应此项政策的优略。然而,对于森林资源经营研究的缺乏,也决定了对于森林经营主体长期收益关注的缺位.进而不难想象对于林权改革绩效的评价必将失去客观性和科学性。 4.2 缺乏定量研究方法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逻辑严密性最强的学科之一,社会科学研究中思维方法主要是社会研究过程的思维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社会研究的具体方法是指研究各阶段使用的具体技术,包括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和其它技术手段或工具。近20年,中国的社会学者使用现代社会研究方法的文献不断增加,出现了显着的数量化趋势,这是中国社会研究方法科学性增强、研究成果质量提高的重要动力与途径。然而,在林业经济管理学领域中。定量分析手段的运用极为匮乏。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等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需要研究人员掌握统计学等数学知识,模型构建等方法的运用则需研究人员既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也掌握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基础理论。定量分析方法韵欠缺与中国该学科长期以来未能形成完备的理论构架密切相关,这也使得林业经济学领域与农业经济学及国外林业经济学领域之间的研究水平差距逐步扩大。 5 结 语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发展不仅关系到能否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专业人才,也关系到能否为林业经济和决策活动提供理论支撑,进而关系到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现阶段,应正确认识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性质。完善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构架,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林业经济活动的根本问题,推动定量分析方法在林业经济管理领域中的运用,促使该学科的教学功能和科研功能得以更好实现。 管理学论文:管理学发展及其方法论问题 一、引言 谈到中国式管理，人们就会联想到易经、孔子、道、仁义等，甚至有学者把中国式管理分四类：由儒家思想及于现代管理；从《孙子兵法》演绎出的经营谋略；中国帝王学与企业管理；禅宗与管理人员个人修炼。但无论哪一类、哪一种管理思想，无不涉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无不出自于古代中国的政府管理社会的思想。而且，如果说到真正具有“企业”意义的组织，最早也不过是近代史上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开设的工厂或企业，而在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里，对于“组织”的概念除了“家”便是“国”了。因此，中国的管理思想脱离不了政府管理社会的窠臼，其思维结构、思维模式必然也带有这种痕迹。 另外，雷原先生指出，“研究中国式管理必须从研究中国文化开始，只有抓住中国文化所揭示的最深层次的理念、价值观，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而且他认为，要真正了解、把握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农耕文明的特点。了解这种农耕文明为什么会导致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维结构、思维模式？ 还有学者研究得出观点认为，中国人的某些思维结构的特点不利于大规模组织的生产。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韦伯，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新教伦理，而中国却缺乏这种宗教背景作为发展的动力。还有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讲到，中国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因此在超越家庭以外的大型企业中，是一种低信任度的文化，缺乏量化思维，不善团队合作等等，那么中国企业的前途何在？这种单向度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做法，对中国式管理是一种悲观的论调，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深究中国式管理的内在思维结构和思维模式。 因此，对中国式管理模式的讨论，必须从其内在的思维结构、思维模式之特征开始，因为这些是构成中国式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其存在的最大理由。 二、集权式管理的思维结构和模式 由此，我们将开始来探讨农耕文明下的思维方式的特点，首先，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因素。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基础，然而，每个民族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是极不相同的。尤其在生产力发展处于程度较低的阶段，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性很大，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然环境的不同自然使一些民族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宜于从事农业，而另一些则适宜于从事商业、贸易。这样，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创造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有的民族具有封闭性，而有的民族则具有开放性，如我国的传统文化相对而言就具有封闭性的特点。 其次，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而中国长期处于小农自然经济的形态，这种形式是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特征的。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是重农轻商的传统，因为只有农业可以循环生产，只有农业是可持续性的恒产，而有恒产才有恒心，社会才有稳定。虽然也有商品交换的存在，但是由于传统的政治上的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在很长的时期都受到压抑。因此在自然经济成长下的农业文化，有一种求稳定的心理和观念，这是统治者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价值取向。 再次，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在我国古代，奠基于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人们对君权的认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长作风的存在，都是其表现。所以，不同的政治生活结构，就创造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培植不同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心态，形成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就造成不同的政治文化。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文化确实与现代政治文明所强调的民主、独立、自由等格格不入，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这种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政府管理思想，在大到国家，小到家庭的组织管理中维持了那么长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管理是非常成功的，其合理的内核不应该被忽略。 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还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构成理论，在农耕社会中，人们要取得理想的收成，必须具备有关天气、播种以及收获贮藏等方面的丰富知识，而在古代以父系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情况下，此类知识往往靠家族内部的代相传承。因此祖先不仅具有血缘传递的属性，还兼有农耕社会的经验传递这一属性。滋生于农业社会的孝道理论于是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孝养，二是继志述事。 《礼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 实际上，有关于“人”的原初观念，就是农业社会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体，也就是说，人的构成与天地父母是分不开的，人既是天地的造物，又是父母的造物，于是人便成了天地二元和父母二元的结合体。这种自然及血缘的互渗和纠缠构成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特色。 《荀子·礼论》：“天地者，生之本也。”《春秋繁露·观德》：“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管子·内业》：“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这种“天地—父母”的文化原型为传统的政治思维规定了基本的框架，自然而然也规定了传统管理思想的思维结构和思维模式。探讨这种文化原型的意义，是因为它在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尤其是古代帝王，就是这种文化原型的人格化。而基于政府管理社会的思维中形成的，组织的管理者的人格特征也不可例外地受到文化原型的框架的约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讨论中国式管理，才能凸显出其特殊性。这种“天地——父母”文化原型论正是探讨集权化管理中思维模式与管理者行为的内在逻辑关联的可借鉴之处。 在“天地—父母”文化原型的思维结构中，抽掉任何一个元素都将使“人”成为不完全的“人”，这种崇拜的观念和对“天人合一”的崇尚，使得注重人的群体意识和顺从诚敬意识成为人们的价值判断、行为的内在取向之一。但另一方面，在“天地—父母”这种思维结构中衍生出来的是一些只具有“小孩”、“子民”意识的个体，这种个体很难有自主意识，缺乏独立精神和敢于负责态度，这也是传统中国人都把政治的好坏归结于为政之人的好坏而非制度的原因。因此在中国的组织或企业中，最高管理者被赋予超过其职责的期望，因而也比较容易拥有权威，这是中国式管理中具有集权化倾向的内在逻辑。 这种思维结构和模式归结起来，一是封闭性特点，所以解决问题会有向内寻求解决之道的倾向，着眼于精神状态的完善；二是稳定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善于调整人际关系，缓和矛盾，使之不至于达到冲突严重的状态；三，基于血缘关系上信任倾向，也就是信任的范围小，但信任程度高，注重小规模团体内的良好关系，形成高度信任的小团体。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的存在，即完善这种集权化管理，使之成为中国式管理理论的组成部分？ 三、集权化管理模式的优势分析 学术界在论到中国人与西方 人在管理思维方式上之不同有很多，典型的如曾仕强先生所总结的：中国人在思维上讲究集思广益，重视归纳法，西方人则重视逻辑推理，强调演绎法；中国人喜欢系统思考，喜欢坐而论道，西方人比较重视实践操作，强调运作。这种情况在企业的改革、重组中尤为明显，组织的结构变了，但思维的结构和模式没有改变，实际上其改革达不到深层次的效果。我们关于“管理”的定义有很多，但认为人是管理的核心，这在中国式管理的观点中是得到大家的认同的。中国的管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种“治人”文化，正确地选人、用人和育人，历来是治国之本，同时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中心工作。中国人特有的思想结构与模式的特征，以及受传统文化因素约束的管理思想，只要能够为中国企业带来持久竞争力的管理方法、模式和风格，都应该被视为对中国式管理的有益探索。 因此，我们归纳整理出了集权化管理模式的优势方面的理论。首先，经营战略决策以稳重为取向，着眼于企业组织的稳健和长治久安。“求稳”的观念要与“保守”的观念相区别，求稳并不是不变，相反，中国式管理中的变动性，即弹性理论，已经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决策上的稳重取向，是要根据情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措施，毕竟我们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中。从中国现阶段来看，国有企业正处于深化改革的阶段，民营企业正处于不断的发展壮大中，注重稳健、着眼将来，无疑是对正处于发展上升阶段的企业最为明智的战略选择。 其次，组织中的管理者通常拥有较高的权威，这比较有利于管理者的对组织的领导，提高管理者对组织资源的支配、以及对组织成员进行奖励和惩罚的能力。领导是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其定义一般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有被领导者；二是拥有影响被领导者的能力；三是领导的目的是通过影响部下来达到组织的目标。由此可以看出，领导行为更多是建立在个人影响力、专长和模范作用的基础上，非强制性的影响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领导目标的实现。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管理思想中的优势所在，也就是宋儒极力弘扬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道德的人格力量感化他人，达到上行下效、内圣外王的境界。 《论语·宪问》：“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 再次，“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自然顺势的方式处理问题。“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有时也叫“太极”思想，是一种管理的境界，在实践中通常要与个人的修养水平、知识能力等相联系，主要突出的是合理的管理思想，亦即中庸思想。 《中庸》：“执其二端，用其中于民。”《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可以看出，中庸思想突出的是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现和谐的价值目标，不能把中国古代官场上那一套不偏不倚的折衷倾向理解为中庸之道，简单地把中庸等同于折衷主义。西方的管理发展可以最简单的方式描述，就是合理化然后制度化，合理化贯穿于管理的发展历程。但过度制度化甚至僵化之后，就要回归根本，重新思考合理与否的问题。这些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的精髓，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内在要求相适应，当然是我们今天仍要继承的。注重合理的中国管理思想，有利于企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尤其是目前中国的企业，其内在的精神就是，培育与组织制度相协调的组织文化，提高组织的整体绩效。 最后，注重修身、用人，重人心向背、人才归离。以德为先，不仅要求作为管理者的个人，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规范作为管理者的言行，以身作则；还要求管理者在用人的时候，要坚持“以德为先”的原则，以权衡德与才。 《管子五辅、枢言篇》：“德以合人”，“人以德使”。《孙子兵法·势篇》：“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吕氏春秋求人》：“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 传统文化的思维结构中，中国人都会认为政治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人的根本又在于他的道德修养。“因此，为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久长，必须培养贤人，而这一切必须从培养道德情操着手。”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在今天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人才的争夺甚至是国家民族之间竞争的最重要因素，而一个企业要生存，同样离不开对人才的吸纳与培养。这种管理思想有利于组织中的成员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以德为立身之本的人才观，不仅适应了当前人力资源观念处于转型期的大环境下企业的运行，而且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有利于简化管理内容。因为除了组织的刚性约束，这种建立在道德修养之上的标准也是一种软性的约束，二者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相互信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另一方面间接地提高了授权的质量，同时也减少了监督控制的成本。 四、集权化管理模式的劣势分析 由此看来，以集权化管理为倾向的中国式管理，至少在目前我国企业的这种发展阶段中，这种管理模式是有其优势的，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在谈到其优势之所在时，不能不分析其弊端，有的学者就指出，中国式集权化管理恰恰取了美、日二者的弱点，虽然集权但组织没有力量，不像美国集权化公司，组织力量强大；同时，横向协作沟通没有建立起来，又无法弥补因组织功能不健全而必须人为补充的协调一致，这又不像日本分权化公司，组织协调性非常好，组织间网络系统非常发达。这些弱点正如我们前述所分析的，有其内在的思维结构和模式引起的逻辑后果，但它不是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格格不入的，而是需要我们去认识，再组织对策，只有规避其不利于的一面，才能真正做到使之成为有借鉴意义的中国式管理的理论组成部分。 首先，集权化管理的组织，其最高管理者拥有很高的权威，特别是家族企业，甚至带有一种家长式的权威。这就可能带来最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等级差别意识，表现在领导者有没有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督，仅凭个人好恶评价员工的表现的好坏，甚至成为组织制度的主要破坏因素。 其次，注重道德修养，强调“修已安人”，“安人”先“修己”，先把人做好，才能谈管理。这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它却包含着另一条思维逻辑，即只要“修己”了，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安人”了，但什么程度才算是“修己”成功，这本身很难界定，因此在组织中的管理总是强调“安人”多于“修己”。这样，一方面就可能造成管理者侵犯到被管理者的个人权利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不一样，西欧国家信仰基督教，只有上帝或是上帝的代表——教会或牧师才有道德教化的权力，而在中国，这种道德教化的权力就包括在“圣贤”或“君主”的道德感化力量中，这种思维结构不可避免地使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具有道德教化的权力意识，他可以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员工，不管是工作或生活，都可能受到干涉，这就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危险。其后果就是造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不和谐，管理不畅。另一方面就是有可能使组织的效率受到影响，在一些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家族式企业，员工的构成中通常带有人际关系的特点，但有一部分人并不一定是其岗位的最佳人选，这样就常常会产生一些冗员。然则基于 伦理道德、人之常情或风俗习惯等原因，管理者一般倾向于在效率与道德底线中选择了后者，因为若不如此，他将蒙上道德的阴影从而使其权威受到极大的影响。出于这种考虑，致使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得不到最优的配置，影响了企业的效率。再次，“天地—父母”的文化原型，从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传统文化中的“子道”特征，即往往以人之为人子来定义人之为人，这在伦理层面表现为对孝道的执著强调。这不仅如前述所说的不利于培养具有独立、自主、负责的人格精神，而且使得沟通难度增加，信息成本提高，甚至滑向分裂，如果加入局部利益关系，还可能导致局部割据，不利于企业组织的长远发展。 最后，应该说中庸思想倡导的崇尚和平，讲究信义，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群体的和谐，是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对调适、化解、规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使社会不至于在无谓的利益冲突中频繁动乱乃至消亡，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通常表现在形式上时，就是模糊矛盾者的视线，做好好先生，却没有真正解决矛盾的办法。 五、以人为本的集权式管理模式 针对以上我们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结构的分析，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封闭性文化传统的国家里，集权式的管理是比较合适的。中国的企业管理，要做到像西方那样的权利分散所要跨越的困难会更大，因为我们不具有这样的有一个文化背景，同时我们所谈到的集权式管理不是简单的权力集中，是糅合了人本管理思想的集权管理。权力集中但不弱化组织和组织中的人，反倒是把激励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作为着眼点。韦尔奇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可以描述这种管理类型的特点:“我只不过是不喜欢那些刻意和‘管理’结合在一起的怪癖倾向——如控制、打压人们，让他们处身于幽暗之中，将他们的时间浪费在繁琐的杂务与报告中。掐着他们的脖子，你无法将自信注入他们心中。你必须松手放开他们，让他们成长，允许他们获得胜利。” 集权化管理包括以人为本和以事为本两种原则，中国式管理是真正倡导以人为本的，从组织的运作和管理的结果来看，西方管理侧重于把人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程序化的机器，纳入组织的运转；而中国的管理倾向于把组织看成一个人，机动而灵活。随着自由时代的到来，人越来越不适应企业将自己物化成生产工具，而需要更多的自动自发，因为人在本质上不可能成为机器的。因此，这种以人为本的集权式管理才能激励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组织中的人真正成为组织的首要资源。总结起来，我们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以激励为主要方式 激励是指管理者针对下属需要，采取外部诱因进行刺激，并使之内化为按照管理要求自觉行动的过程。激励是一个领导行为的过程，它主要是激发人的动机，使人产生一种内在动力，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活动过程。未满足的需要，才会引起动机，所以它是激励的起点。激励必须是领导者利用某种外部诱因，刺激人的未满足的需要，诱发人的“潜在的需要”，一旦潜在的需要变成现实的需要，就会引起动机。人的需要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因此外部诱因也应有物质的和精神的，我们应该用不同的诱因刺激人们相应的需要。激励的目的是激发起人们按照管理目标要求行事，因此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在激励方面，不能只假设人是一个经济人，他更多的应该是一个社会人。在满足了人们的生理，安全，情感需求三个层次的要求之后，有一个受人尊重的需求，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面子”。中国人很看中自己的社会需求，所以我们在满足了员工经济方面的需求之后，更多应该注重员工的精神需求。同时适时的时候都应当给足“面子”。 （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人们在一定的社会中生产、生活，就必然要同其他人结成一定的关系，不同的人际关系会引起不同的情感体验，也会影响到个体行为、工作效率和组织的凝聚力。实行人本管理，就是为了达到使矛盾和冲突缓和的人际和谐，达成企业成员之间的目标一致性，以形成目标期望的相容从而建立和维持和谐关系。现代企业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企业和企业之间，劳方和资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等，而这些关系又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利益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变得更加复杂。在如此条件下，如何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对整个企业来讲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尤其是在家长式的思维模式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领导应当注意对员工个人权利的尊重，千万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员工，干涉员工的私生活。中国人的观念历来讲究“家和万事兴”，因为有了人和，人与人之间就能够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各种矛盾都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缓各，那么整个组织就能达到最小的内耗，最大的效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培育和发挥团队精神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在一个家族或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团体内的团队精神是非常令人惊叹的，也可以说在中国，信任关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血缘关系上。信任关系是培育团队精神的基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本着“内外有别”的原则行事，所以对别人都抱有戒心，很难有团队精神，而且很容易在企业内行成许多小团体，破坏整个企业的凝聚力。培育团队精神是提升一个企业战斗力的一个很关键的步骤。它受许多因素的影响，需要有系统配套的措施： 1.明确合理的经营目标。我们要有导向明确、科学合理的目标，把经营目标、战略、经营观念，融入每个员工头脑中，成为员工的共识。为此，我们必须把目标进行分解，使每一部门、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承担的责任和应做出的贡献，把每一部门、每一个人的工作与企业总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 2.增强领导者自身的影响力。领导是组织的核心，一个富有魅力和威望的领导者，自然会把全体员工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3.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沟通主要是通过信息和思想上的交流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协调是取得行动的一致。 4.强化激励，形成利益共同体，即通过有效的物质激励体系，形成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企业命运共同体。 5.引导全体员工参与管理。这样企业能够做到吸引每一个员工都能够直接参与各种管理活动，使全体员工不仅贡献劳动，而且还贡献智慧，直接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六、总结 集权式管理要坚持管理科学化和制度化。科学管理思想的精髓是严格、精确、自律和试验。这些思想要贯彻到管理职能的所有方面，包括计划过程和由此而产生的制度、程序、政策、战略和目标、组织过程和组织结构以及激励和领导。尤其是自律，因为它是一种很高的自觉境界，是一种能够持久地激发人的自我意识的制度环境。我们不反对“企业人道主义”或“人本化管理”，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本化管理”是在科学管理基础上进行的，是在员工和管理者都能自觉得贯彻科学思想之后才能有效进行的。没有科学管理做基础，“人本化管理”将是无本之木。 集权式的管理相对分权式管理来讲，管理者拥有更多的权威。由于缺少监督，使得管理者很有可能会滥用职权。而对员工来讲，在集权式的管理环境下，依赖心理会非常强烈，不利于培养独立、自主、负责的人格精神。因此，确立制度的权威性显得特别重要，而制度得以执行的重要前提是制度本身是科学合理的，也就是制度的制订过程中，就必须考虑执行的问题。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真实准确地反映某一方面的问题和需要，具体地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或方法，确保制度得以贯彻执行。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企业的管理制度也必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要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加以补充、修订和加强。 总之，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具有比较特殊的传统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在综合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及经济发 展程度下，糅合了人本管理的集权式管理模式是比较适合中国的企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的提高。 管理学论文:浅谈基于本科教学对象的“管理学”课程案例教学法应用研究 论文关键词：本科　教学对象　管理学　案例教学 论文摘要：本科教学改革的开展使得本科管理学教学更加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案例教学法被大量采用，但案例教学法应用于本科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诸如缺乏有效互动、缺乏恰当案例甚至是缺乏充分开展等一系列问题，案例教学开展者和现行教学管理制度两方面成为导致问题的原因所在，只有转变教师观念，提升教学能力，创新制度，科学开展本科管理学案例教学，才能克服当前存在的问题，实现其积极的教学效果。 管理学课程则是向学生讲授从事现代管理所必须了解和掌握的基本管理知识和管理规律的一门课程，该课程的开设对学习者管理知识的掌握、管理思维模式与习惯的养成以及管理能力的培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增强管理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案例教学法通过给定特定的案例，使学生在案例情境下模拟开展管理工作，从而实现知识与实践的有效连接，因而在教学实践中其更多的被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的MBA教学所采用，随着本科教学改革的开展，管理学的本科教学也开始更加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案例教学法开始被大量采用，但受传统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MBA教育中发挥积极功效的案例教学法应用于本科教学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探究适合本科教学的案例教学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案例教学法的内涵与发展 案例教学法主要是指“教学者使用案例，以团队和小组讨论、角色扮演与撰写案例等方式来增进成员间的交流，引发学习者思考，并给予成员真实状况学习的一种教学方法。”[1]该方法起源于19世纪末哈佛大学法学院将真实“案件”引入法学课堂的教学实践，这种实践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开展分析研究，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其后，哈佛商学院开始将工商业管理方面的实例整理成管理案例并应用于教学实践，通过将具体案例呈现给学生，使学生以企业的真实情境为背景，以企业管理者的身份来分析企业状况，解决企业问题。这既有助于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更有助于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对学生管理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的出色教学效果使得这种方法被大量采用并迅速推广至世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中，20世纪80年代初，案例教学法进入中国，被广泛应用于MBA教学过程中。 二、案例教学法应用于管理学课程教学的积极意义 1、案例教学法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有助于学生掌握管理知识。 “学”以致“用”，而“用”又能促进“学”的巩固与深入，“学”与“用”的紧密结合，能强化知识的掌握与灵活运用。传统“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下，教师的举例解释只能使学生对知识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对学生而言，知识只是老师讲授的内容，而不是直观的、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工具，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知识缺乏真实性，学习效果不理想。案例教学模式下，教师给定具体真实的管理情境之后即退出，学生成为主体，他既需要思考运用什么知识来解决问题，又通过最终的结果来验证所学知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对所学知识与教师进行交流，从而在分析、选择、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增强对管理知识的认识与理解，实现对管理知识的掌握。 2、案例教学法实现了问题与对策的结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管理能力。 “管理学”课程不仅讲授知识，更要培养能力。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既是“出题人”，又是“解题者”，通过提问与解答实现知识的传授，这一过程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学生缺乏深入分析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机会。案例教学模式下，教师、学生的身份都发生改变，教师成为组织者，而学生成为真正的参与者，他必须开始分析思考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随着案例教学的持续开展，学生的参与性由被动变主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锻炼并增强。同时，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总结、归纳自己的观点后还需要恰当的语言组织以将其呈现表达出来，从而客观上培养了学生的沟通能力。 3、案例教学法实现了“课内”与“课外”的结合，有助于学生形成一系列良好的品质。 课程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逐步学会主动思考、主动学习、主动承担责任，其主动性得以锻炼，而依据阿吉里斯的“不成熟-成熟”理论，主动性是一个人成熟与否的重要特征，这就使得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学生向成熟的“社会人”的转变；另一方面，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各个小组在分析给定材料、提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既要面对组与组之间的竞争，又需要小组内部成员间的合作，这就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竞争合作意识。同时，学生需要依据小组内的分工开展工作，有助于学生发觉自身的特长与潜能，锻炼了学生的自信与勇气。 三、本科管理学教学应用案例教学法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随着本科管理学课程改革的开展，案例教学法被引用到日常教学过程中，这种方法打破了传统的“讲-听”的师生课堂形式，提升了教学效果，受到了师生的欢迎，但受一系列因素影响，案例教学法在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本科管理学教学应用案例教学法存在的问题 1、管理学案例教学缺乏有效互动 管理学案例教学要求改变传统的“讲-听”的师生单向沟通模式，转变为“师生间、生生间”的多渠道互动沟通模式，但在很多案例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依然是绝对的主体，只是在传统授课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案例工具，学生的主体地位缺失，“师生间、生生间”缺乏有效互动，从而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影响案例教学的效果。 2、管理学案例教学缺乏恰当素材 达到理想的管理学案例教学效果，不仅要求给定具体案例，更要求学生能够进入案例情境中，以案例中的角色展开相关分析，这就表明只有符合学生实际的案例才是恰当的案例，才能导致有效的教学结果。但在当前的案例教学实践中，案例素材的来源主要包括两种：成型的国外教学案例和国内著名企业的相关案例。这两种案例尽管具体明确，但却存在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缺陷——与MBA学员的经验背景不同，作为尚未进入社会的本科学生，其缺乏相关的社会经验，很难清楚理解案例背景，游离于案例之外的学生在展开相应决策时要么凭空想象，要么敷衍了事，缺乏恰当的案例成为制约案例教学效果的重要问题。 3、管理学案例教学缺乏充分开展 实现管理学案例教学的效果，需要管理学案例教学的充分开展，而案例教学的充分开展，需要学生在了解案例情境的基础上，充分查阅相关资料与知识，然后以小组合作的形式针对案例反映的问题展开相关决策，其后在课堂上各小组陈述各自观点并展开讨论，最终由教师加以点评总结的完整过程。但在大部分本科管理学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通常都被作为某一次的课堂任务在教室中加以完成，团队成员间、团队间既缺乏充分资料的收集更缺乏有效的讨论与辩论，“搭便车”现象较为普遍，这就严重影响了管理学案例教学的效果。 （二）本科管理学教学应用案例教学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案例教学法作为有效的教学方法却在本科管理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存在如上问题，究其原因，既有教学参与者的原因，更包括现行本科教学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 （1）案例教学参与者原因 作为教学活动的参与主体，其对案例教学法的认知和开展案例教学的能力会深刻影响案例教学活动的开展，成为导致管理学案例教学存在问题的直接原因。 首先，案例教学参与者的认知方面，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在开展案例教学活动方面存在认识偏差。教师方面，部分教师将案例教学方法等同于举例讲授法，而实际上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举例讲授法强调运用列举实例的方法来向学生阐释知识，以便于学生对知识的认识与理解，在这种讲授过程中，教师的主体地位显著，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而案例教学法则是强调学生主体，教师的主体地位被弱化，其更多的是案例的阐述者、相关知识的咨询者以及必要的纪律维护者。两种方式的认知混淆使得教师在开展案例教学中不能明晰自身定位，从而影响教学互动性；学生方面，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管理学的教学大多开设于学生的第一、二学年，而这一时期的学生大部分尚未从高中学习情境中转换出来，被动学习倾向明显，这就使得其很难正确认识案例教学这种更加强调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方式，从而影响其课堂参与度，造成案例教学过程缺乏互动性。 其次，案例教学参与者开展案例教学的能力是导致管理学案例教学存在问题的另一重要原因。从教师方面来说，虽然随着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的开展，高校教师学历水平显著提高，但教师队伍的急剧扩展也使得教师教学经验少、实践能力弱的缺点日益凸显，教师缺乏引导学生分析案例的能力以及编写案例的能力，从而直接影响管理学案例教学的开展；而学生方面，一方面传统的填充式教学直接导致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低下，另一方面，与MBA学员相比，本科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其对案例情境的认知与理解能力以及知识运用的能力等方面明显不足，从而影响其参与案例教学的效果。 （2）案例教学实践的相关管理制度原因 本科教学过程受一系列诸如学时、班制等管理制度制约，而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案例教学法教学效果的重要原因。管理学课程的学时通常在50-70学时之间，尽管案例教学环节在教学设计上存在一定比例，但基础理论知识依然构成本科课程教学的主体，而案例教学的开展是一个过程，包括案例介绍、相关资料与知识的收集、讨论决策、观点阐述、教师点评等一系列环节，因而，案例教学的充分开展必然耗费一定数量的学时，这就使得教师在既定的学时内做出保证基础理论教学与开展案例教学的抉择，前者常常被优先选择，从而影响案例教学的开展。同时，本科教学活动的班级规模较大，学生人数较多，这就使得一方面教师很难充分调动学生，另一方面可能还会有学生没有参与表达的机会，降低了学生的参与度，影响了教学效果。另外，班级规模较大的情况下开展课堂讨论，很容易导致课堂秩序混乱，同时，传统的教室教学环境也不利于学生的充分沟通交流以及进入管理情境，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四、案例教学法在本科管理学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案例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管理知识与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因而在本科管理学教学活动中恰当地开展案例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一）转变教师观念，提升教学能力 1.转变教师观念，实现正确定位。观念与认知指导行为，因而转变教师对案例教学法的认识尤为重要。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明确自身的职能主要是协调与引导，在课堂上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每个学生都参与发言，并努力引导学生拓展思维，深入讨论，对不同观点给予必要的指导与提示，而不能轻易的批评否定。在教学过程中逐步树立起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及自身的咨询者、点评者和纪律维护者的地位。 2.增加实践经验，提升案例教学能力。案例教学法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能力提出了比传统讲授方法更高的要求，既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又要求教师具备优良的课程组织与调动能力甚至是一系列相关的管理实践经验。因此，学校应积极创造条件，在强化教师理论知识、提升教学能力的同时，鼓励教师参与社会组织的管理实践，增强教师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从而有助于教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编制出恰当的管理案例。 （二）创新教学制度，科学开展案例教学 1、创新管理学案例教学制度 （1）科学合理的安排案例教学的时间。 案例教学法的有效开展需要材料的收集、研讨等一系列环节，必然要充分的学时保障。传统的教学改革往往强调调整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学时比例，但这种改变依然没有改变教师在两者之间抉择的境况，因而应当创新管理学案例学时制度，在基础理论课程结束之后将案例教学环节单独作为独立课程开展，独立考核，这样就使得两者学时分配更清晰，还有助于培养专门的案例教学教师。 （2）科学合理的安排教学规模与场景。 教学规模上，应当打破传统的行政班模式，减小班级规模，组成4-5人团队，3-4个团队即构成班级独立开展案例教学课程，这样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参与度与积极性，避免“搭便车”或“挤不上车”的现象。教学场景既能影响团队成员的交流沟通，又会影响学生对管理情境的进入，因而应当改变传统的教室教学模式，尝试建立案例教学实验室，保证成员间充分交流的同时，增强了学生对案例中管理角色的认知。 2、科学开展管理学案例教学 （1）有序开展案例教学 所谓有序开展案例教学是指基于上述独立的案例教学课程的整个过程中，教师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由浅入深的逐步增强案例难度，随着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学习能力的增强，教师工作重点由最开始的引导启发甚至是点名提问逐渐转移到纪律维护、咨询与点评方面，从而保证教学效果。 （2）精心组织案例教学 精心组织案例教学主要是指每一次案例教学课程的开展都应当有着严密的流程与要求，案例布置阅读、材料的收集、团队成员的交流讨论、课堂讨论、教师点评、形成书面作业考核，一系列环节都应有明确的要求、记录与严格的分工，这样就能保证学生在整个过程中有着明确的任务角色，从而其参与度更高，增强其教学效果。 总之，在提高本科教学水平的背景下，管理学课程中积极应用案例教学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转变教师观念，提升教学能力，创新制度，科学开展本科管理学案例教学，才能克服当前存在的问题，实现其积极的教学效果。 本研究为沈阳体育学院院管课题《“管理学”课程案例教学模式的实验研究》研究成果。 管理学论文:管理学学习心得体会 管理学是工商管理中基础的科目。管理是人类各种活动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一种活动。在人类社会中，管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事情成也管理，败也管理。虽然管理学是在人类社会开始工业化时才应运而生的，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是它发展得特别迅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空前巨大。管理是人类各种活动中最普通和最重要的一种活动。近百年来,人们把研究管理活动规律所形成的管理基本理论与方法,统称为管理学。自从人们开始组成群体来实现个人无法完成的目标以来,管理工作就成为协调个体努力必不可少的因素了。由于人类社会越来越依赖集体的努力以及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的群体规模的扩大,管理人员的任务也就愈发重要了。因此,管理者必须具有敬业精神和服务意识,还要有解决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靠得住,会办事,能共事,不出事等各方面的素质。 《管理学》这门课是本学期的选修课。作为一名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当初我选这个专业也是基于对这专业的兴趣，将来有意愿成为一个管理者，虽然可能多数是管理公司，但是多多少少也会面临人才问题，面对人才管理问题，曾听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也从侧面说明了管理的重要，因为，要留住人才，关键就在于管理，因此，必须要努力学好这门课。 光阴似箭，时至第十二周，这门课也即将修完。 通过这学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多少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管理就是特定的环境下，对组织所拥有的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便达到即定的组织目标的过程。作为当代大学生，无论学习的专业是否与管理有关，都应该好好学管理学，看看管理方面的书籍，因为管理学与我们息息相关，管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管理工作适用于各种大小规模的组织，盈利与非盈利的企事业单位、制造业以及服务性行业，因此，学好管理学对于我们现在的学生工作以及以后步入纷繁的社会，适应不同的工作岗位都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 谈其事，必先谈其人。先说说我自己吧，我是学管理专业的，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门专业知识课，我有义务学好它，虽然我上课偶尔会发下呆，走下神，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是一定会努力学它的。再说说另一个人，自然就是我们的老师了，她这学期给了我们六个主题，让大家自己组队根据话题，寻找资料，制作ppt，然后让大家展示自己的成果，这种教学方法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大家在自主学习中获得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也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友谊，同时老师和同学的距离也拉进了许多。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我对管理学这们功课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和体会的,管理就是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对组织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以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我觉得管理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交往、自我发展等等，都会有意无意用到管理学的知识。不管将来会否从事管理事业，但可以坚信管理是生活各个方面必不可少的。管理学分为六篇，主要由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大部分组成。每一篇都有特定的目标主旨。而计划是所有管理学职能中的首要职能，也让我有比较深的体会。 正如哈罗德孔茨所言，计划工作是一座桥梁，它把我们所处的这岸和我们要去的对岸连接起来，以克服这一天堑。计划工作给组织提供了通向未来目标的明确道路，有了计划工作这座桥，本来不会发生的事，现在就可能发生了，模糊不清的未来也变得清晰实在。在日常生活中计划是无处不在的。大到美国政府的火星探测计划,小到我们身边的一次周末旅游计划。由此可见,计划几乎无处不在。首先就一个学生而言,他在学习中为了提高学习成绩,必须通过制定一份计划(或长期或短期)。然后通过这份计划控制自己,并且有效的分配自己的时间,还要有效的选择合适的信息,从而达到自己的计划目标,取得成功。又或者一个人的一生必须经过自己的规划、组织;要不然这一辈子将碌碌无为。计划是任何一个组织成功的核心,它存在于组织各个层次的管理活动中。一个组织适应未来技术或竞争方面变化能力的大小与它的计划息息相关。并且，计划是指制定组织目标并确定达成组织目标所需的行动方案。计划工作首先就是确立目标,然后,使今后的行动集中于目标,并预测和确定哪些行动有利于达到目标,哪些行动不利于达到目标,从而指导今后的行动朝着目标的方向迈进.没有计划和目标的行动是盲目的行动。计划工作的基础是确定目标，计划工作的核心是决策，计划的关键在于实施。管理的其他职能只有在计划确定了目标之后才能进行,并且随着计划和目标的改变而改变。计划在管理职能中是处于首要地位的。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做了计划也只是在做无用功而已，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做计划。其实不然，我认为计划是为了有备无患，做了总比没做好。 然而，制定计划要具有预见性、针对性、可行性和约束性。就是在行动之前对行动的任务、目标、方法、措施所作出的预见性确认。但这种预想不是盲目的、空想的，而是以上级部门的规定和ָʾ为指导，以本单位的实际条件为基础。计划一是要根据上级部门的工作安排和指示精神而定，二是针对本单位的工作任务、主客观条件和相应能力而定。总之，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计划，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计划。可行性是和预见性、针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预见准确、针对性强的计划，在现实中才真正可行。如果目标定得过高、措施无力实施，这个计划就是空中楼阁，反过来说，目标定得过低，措施方法都没有创见性，实现虽然很容易，并不能因而取得有价值的成就，那也算不上有可行性。约束性，计划一经通过、批准或认定，在其所指向的范围内就具有了约束作用，在这一范围内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必须按计划的内容开展工作和活动，不得违背和拖延。 其实在生活中，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无论办什么事情，事先都应有个打算和安排。有了计划，工作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步骤，就可以协调大家的行动，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减少盲目性，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计划本身又是对工作进度和质量的考核标准，对大家有较强的约束和督促作用。所以计划对工作既有指导作用，又有推动作用。 大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小至一个企业、一个家庭，再者到一个人都处在管理学的范围之内并受其影响，所以说管理充溢着整个人类社会。正如在管理学形成中提到，管理活动所引出的一切问题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这个推动力并将继续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且长期影响着人类社会。在学习管理学中，其实管理学的理论都不难，难的是要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虽然我们现在还难以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入社会，走到工作岗位上去，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发现管理的痕迹，或者观察领导是怎么管理别人的，常动脑，多思考，多为以后做准备。 总之，管理学是一门值得深入研究的并且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学科，虽然形成学派的时间较短，但是，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可限量的。对于这门学科，短短的几段文字表达、看书都是远远不足的，只有深入的学习，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的改进、创新、累积和学习中国和外国的好的管理经验，这样才能走上成功之路。不断的实践才能完整的去体会、感受这一门博大精深的管理艺术。 管理学论文:从经济学与管理学角度认识企业管理者诚信 从经济学与管理学角度认识企业管理者诚信 现代社会生活中管理者的诚信日益为全社会所关注。管理行为的示范效应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迫切要求管理者必须依诚信操守来行使管理职权。有效的激励维系着管理者诚信，完善的制度设计与诚信行为的内化二者之间密不可分。诚信促使管理者规范管理行为，管理行为的示范性又有助构建于社会公信力。这种正反馈作用的现实意义将是积极而深远的。 近代西方社会普遍把诚信关系视为人类社会能够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因素。洛克、霍布斯等人认为诚实信用是政府与社会秩序的主要原则基础，是民主的前提。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则相信，信任是社会组织的粘和剂，是社会和组织凝聚力的基础。考虑到任何单一的监督制约机制在行使监督管理职能时都要受到社会的、经济成本的约束。因此客观上全社会需要一个诚实信用的社会环境。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诚信作为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在发挥作用。在诚信的社会环境中，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将极大降低，秩序、公平、民主的形成完善有了保障。 然而诚信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范畴而存在，诚信的背后应该有一系列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撑。这就是以产权为核心，以激励及必要的约束机制为保障的制度设计。诚信总是与一定的制度设计相适应的诚信，抛弃诚信的产权制度基础无异于缘木求鱼。弱化了激励行为、失去了诚信操守的管理者，在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缺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运用其职权的方向必然会发生改变，而激励机制必然“异化”制度设计的最初价值去向。管理者的诚信是管理职权得以正确实施的关键。 一、管理者诚信的非品质解释 诚实信用，当我们远离道德范畴来关注它时，就会发现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人品性问题。诚信作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应该内在化的社会规范，首先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仓凛实而知礼仪”，礼仪、规范乃至于信仰都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接受者，其诚信资质并非与生俱来。在管理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诚信”，必然带有其环境和时代的烙印。在极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管理者的“非诚信”行为后果如果是一个“帕雷托最优”则仍然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因此，诚信并非管理者的天然秉赋，更不能作为一种管理实践的内生变量而存在。不能苛求管理者天生就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品质，而是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选择诚信的管理者，激励诚信的管理者，淘汰非诚信的管理者。“信”与“非信”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便是我们制度设计和选择时所应考虑的出发点和遵循的准则。 二、管理者诚信的效用函数 管理者无论来自社会生活的何种利益集团，作为特定利益的接受者总是存在自身的效用函数。管理者的效用函数一方面受管理职权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受其自身偏好的左右。在约束与偏好的双重作用下，管理者在实现既定组织目标的同时一定会去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现实表明，由道德塑造出来的诚信行为其统一性和连贯性是没有客观保障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也总会被打破。因此，管理者诚信行为的统一性和连贯性，还需要在获得客观保障的条件下才不至于流空，也就是讲，基于个人美德和道德行为而建立起来的诚信关系仅仅存在于个人与其关联的对象之间，他不能把别人对他的信任转赠给另一个人，他可以说服他的关联对象信任另一个人，这种情况往往是以他的担保为前提的。基于管理者经济理性的假设和自身效用函数的分析，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管理者的管理行为。 首先，在管理实践活动中，管理者并非总是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其行动目标，一方面是管理者没有能力确定何为福利最大化的管理行为，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同时，管理者不是信息的完全拥有者，管理实践活动随着繁多的管理决策变量发生变化，而管理者本人不能及时获得所有信息，或不能对复杂信息做出及时处理。管理者更有可能的是考虑在制度框架内如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问题，管理决策行为导致的结果常常是局部的利益最大化，是一个次优解。这样做很可能以少数人的利益侵犯多数人的权利，侵犯社会公共资源，使得“大公无私、公平、公正”等管理者诚信资质的假定更有待商讨。而此时“寻租动机”将成为更加有效的激励因素。最后在“寻租”行为过程中，管制行为膨胀必然异化制度设计初衷。管制行为在“寻租动机”的激励下会迅速膨胀，管制越多，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管理者凭借手中的职权肆意管制，这种不断膨胀的管制行为造成的后果是破坏了原本正常的社会秩序，破坏了全社会的诚信基础和社会风气。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对管理者的假设，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大公无私、管理者拥有完全的信息、管理者言信而行果等，在管理者自身效用函数的“修正”下都值得重新商讨。事实上，管理者通常都不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管理行为的出发点，管理者与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管理者通常依据自己或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此类情况屡见不鲜。例如，在目前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制度性缺陷的环境下，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诸多“违规”行为就是以“内部人控制”、“大股东肆意侵犯小股东权益”、“关联交易与控制”等诸多方式实现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管理者诚信的产权基础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产权的混乱或对产权的保护不利，必然会造成资源浪费，激励扭曲，经济效益低下以及经济秩序混乱，相伴而生的坑蒙拐骗行为的发生。明晰的产权界定是订立市场契约的前提，也是契约社会存在的基础。“无恒产者无信用”，在一个产权界定模糊的市场环境中不可能存在良好的秩序，尊重产权的界定，同样就是尊重产权所有者的地位，对其地位的肯定是产权人产生“合宜行为”的必要条件。而此刻自发的激励产权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力正是全社会对产权的承认、尊重和肯定，产权人也能依据自身的经济理性和意志来签订契约，最大限度的诚信于其他契约人——社会、组织、员工。同时，整个社会还要建立有效的产权保护机制，保护私有财产是诚信社会的重要内容。管理者拥有产权是管理者建立诚信的必然要求。在对产权的关心与保护上，没有谁会比产权人更加尽心尽责。人是理性行为支配的对象，依据经济理性及单独的效用函数来预期或决定自己的行为。正因为如此，管理者的“合宜”行为必然要求管理者对待其能够支配的资源应该等于或近似于对待自己的财产，这是诚信的制度设计内容之一。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组织的成长依然离不开“委托—”的延伸，而“却责”及“搭便车”等委托问题的解决或是依据较为严厉的监管机制的限制，或是依据市场力量的约束。但是这一问题中如果人或管理者能够获得相当的产权或与此相等价的经济激励，并在一定情况下能够行权，则这问题将会更容易解决。目前的“期权”制度就是对管理者进行激励的一种有效制度设计，尽管“期权”制度本身还需要完善。 四、管理学对管理者诚信的解释 管理者的五项基本职能是计划工作、组织工作、人员配备工作、指导与领导工作、控制工作，他们的执行的方法和手段都是依赖于人的工作。从性质上来讲，计划职能属于决策性职能，组织职能、人员配备职能、指导与领导职能属于执行性职能，而控制职能则属于保证性职能。主管人员为了确保计划工作所确定的目标能得以实现，就要根据计划进行组织、人员配备、指导与领导、控制等工作。目标管理是进行计划，工作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决策是管理的基础，是计划工作的核心，也是主管人员的首要工作。组织能否有效地运行，以实现组织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结构是否合理。组织工作就是要设计和维持一种职务结构，即要进行组织结构设计，并为人员配备作好准备。组织工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组织结构设计的内容包括，划分组织层次（管理层次），以解决组织的纵向领导隶属关系；划分部门，以解决组织的横向分工协作关系；划分职权，以解决职权的分配问题。其实所有这些工作的基础前提是管理人员掌握足够的、全面的、真实的企业信息和人员信息，这也就意味这来自基层的各种信息、尤其是人的信息是否真实全面，以便管理者确定合适的人员工作于合适的位置并设计合适企业运作的组织结构，保证企业的各项计划和安排能顺利进行。 人员配备工作，是为组织结构的职位配备合适的人员。现代管理中，人员配备不仅是人事部门的工作，它己成为各级主管人员不可推卸的职责。人员配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主管人员的配备。主管人员的配备工作主要包括选人、评人和育人三个方面。其基础是诚信的沟通和客观公正的反映，才能树立正确的用人观。巨在管理过程中，即使是计划、组织、人员配备等工作都做得很好，但也不能说就足以实现组织的目标，还需要指导与领导。指导与领导工作的任务是处理好人际关系，通过沟通联络，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施加影响力，以统一全体意志，为各个职能的进行提供保证，从而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只有组织内成员的诚信沟通才能保证指导和领导的正确。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组织的总目标确定后，通过层层分解，落实到各个部门直至组织的每个成员。主管人员应能随时了解和保证其下属部门和人员的工作有助于实现组织的目标，这离不开控制工作。为保证控制工作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技术和方法，最主要的是组织内部各层级管理者和员工的坦诚交流和沟通，这样才能保证领导者作出合适的决定和计划，并保证合适的人员配置于合适的岗位，才能保证计划的有效执行和真实、及时的反馈，最大限度的防范在决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偏失，保证其方向的正确和及时的纠正，避免由于信息不畅而给企业造成的经营失误。 管理学论文:从信息管理学著作看中国信息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摘要自1995年国家教委确立“信息管理学”这门课程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核心课程以来，不同学科背景的国内学者发表的研究著作有30多种，该文在对这些著作进行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对国内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体例、研究流派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信息管理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体例研究流派 1、引言 “信息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和一门课程的名称，在20年前的中国图书情报界还是个新概念和新研究课题。20年过去了，随着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信息管理学教育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自1995年国家教委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中确立信息管理学这门课程为核心课程以来，全国目前有600家大学开设了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专业，信息管理学人才队伍迅速壮大，信息管理学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由于信息管理学专业在我国主要由5个专业合并而成，各个专业都有其学科背景和学科特色，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研究氛围中，国内学者对信息管理学进行的研究不仅成果丰硕，而且由于对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体例和研究方法等的理解不同，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体例和流派。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2、信息管理学研究着作的出版概况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opac进行了粗略统计，中国上世纪80年代信息管理学著作仅有3种。最早出版的是1986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信息管理学》，作者为张醒初。其余两种分别是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陈德维和柳思维合著的《商业信息管理学》，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崇华的《实用信息管理学》。 近20年来，国内学者编撰的信息管理学研究著作已经达到35种，其中绝大多数是1995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从出版时间来看，2000年以后出版的占绝对数量，说明中国信息管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最近10年间取得的。收录了以信息管理学或者信息管理学概论、信息管理学基础等为书名的著作。收录了专门领域的信息管理学著作。 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笔者对信息管理学著作的主题词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进而探讨了中国特色的信息管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基本轮廓。 收录了24种通论性信息管理学著作，收录11种专门领域的信息管理学著作。可以看出，通论性信息管理学著作占信息管理学著作的67.65％，以企业信息管理学为代表的专门的信息管理学著作占信息管理学著作的32.35％。 3、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基本概念 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的探讨，在和列举的著作中可谓众说纷纭。岳剑波在《信息管理学基础》中指出：“信息管理学是以信息资源和人类的信息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信息管理的基本原理、通用方法和运用规律的科学。”他的观点影响了很多后来的信息管理学研究者和信息管理学著作。 李兴国、左春荣等主编的《信息管理学》认为：信息管理学是研究科学地组织信息管理工作的理论与应用方法的一门学科。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其理论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 伴随着信息管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学者们无法回避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信息管理学大厦的基石之一——学科的基本概念问题。这些著作都探讨了信息、信息资源、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信息活动、信息政策与法规、信息环境、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等这些无法回避的概念。 4、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体例 所调查的著作都认为：信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信息管理学是这两门科学相结合而产生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不同的是，这些著作对老三论和新三论的理论和方法、管理学理论、信息技术和方法的论述有所取舍和侧重，均探讨了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范畴，进而构建自己的信息管理学体系。 这些著作对信息管理系统、信息管理方法、信息管理技术、信息管理的基本原理的探讨都占据了大量篇幅。对信息管理活动的外在环境，比如信息法规政策等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涉及。很显然，信息管理的基本原理、普遍规律和通用方法是信息管理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信息管理学著作普遍论述的主要内容。 所列的著作，许多还从信息管理学研究的特点和基础出发，分别论述了信息管理实践的发展阶段，借鉴了古今中外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信息管理的理论和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信息管理理论研究框架。较之于信息管理学的姐妹学科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学虽然起源于国外，但国人著作中翻译的痕迹却不多，很少生搬硬套国外信息管理学的理论。这反映了国内学者对中国特色信息管理学研究的积极探索精神，同时也说明了信息管理学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属性。 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著作还有：李兴国、左春荣等主编的《信息管理学》在编辑体例中明确地将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分成两大板块：理论信息管理学和应用信息管理学。该书2003年出版，2007年再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它主要以信息为研究对象，从管理的五项职能出发展开核心研究内容。应用信息管理学则直接面向信息管理的主要实践领域展开。该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国内学者对信息管理体系研究取得的新成就。 此外，一些著作还就政府信息管理、电子政务、企业信息管理等进行了论述。这样，对上述内容的论述基本形成了中国信息管理类著作的主要研究体例。这个体例很明显，一般包括信息管理学的基础理论、信息管理的方法与过程(包括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系统)、信息环境与具体实践领域(比如企业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等)。或者是信息管理理论篇和信息管理应用篇(包括宏观、中观、微观的信息管理)。 5、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范畴 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上述著作从不同的信息管理的研究对象出发，对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做了不同的归纳和概述。 岳剑波在《信息管理基础》一书中指出：信息管理学以广义的信息资源和人类的信息活动为研究对象。人类的信息活动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信息管理的基础理论、信息系统管理、信息产品管理、信息产业(人类信息活动的体现)管理。而濮小金、刘文、师全民等在《信息管理学》一书中指出：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信息管理学理论研究、宏观信息管理学和微观信息管理学。微观信息管理主要是具体信息产品的生产和管理，涉及到信息的搜集、加工、处理、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多个方面。宏观信息管理主要围绕宏观信息资源的配置和管理展开。这两部著作对信息管理的研究内容和范畴的理解可以认为比较一致，对信息管理学的理论做的探讨比较深入和扎实，并且对信息管理活动的诸要素，比如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信息产品的加工、信息 人才的培养、信息政策与法规等问题也都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王明明的《信息管理概论》、周贺来等的《信息管理基础》，主要围绕信息管理的理论问题、信息管理活动的关键要素诸如技术问题、包括体现先进管理理念的各个类型的信息系统、信息法规、信息人才等要素进行研究。比较简洁明快直抒胸臆。类似这样的著作在列举的23种著作中占了很大比例，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6、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流派 从列举的信息管理学的著作来看，由于信息管理学在我国发展的特定背景和研究氛围，可以分成三大流派，列举的著作很多是信息管理学的综合性、概论性的著作，作者很多是国内知名大学的科研和教育工作者。他们的著作多以深厚而坚实的理论研究见长，对信息管理学的理论、信息活动的环境、信息管理的具体方法、过程等，包括信息法规、信息人才等都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阐述，人文积淀深厚，显示了学院派作者的学风和学术水准，可以称为学院派。 列举的是专门信息管理学的著作，所列举的著作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比喻为信息管理学的干流和支流的关系。从对这些专门的信息管理学著作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来分析，他们在信息管理的原理、方法上基本和学院派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更专注于信息管理本身，对信息管理技术、信息管理系统等核心关键问题研究得更深入。他们以用信息管理的理论技术方法解决具体的信息管理的实践问题见长。也会涉猎到信息技术和管理学相结合的理论和技术部分。他们的特色是更偏重技术和信息系统，可以称为理论和技术相结合的学派。 事实上，国内外还有大量的以信息为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学专业的信息管理学著作，他们基本上视信息管理学为利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系统对信息进行管理的一门科学，典型的如邮电通讯科学研究领域，他们研究的信息主要是指作为信息通道里传播的对象。这一类型的信息管理学流派，我们可以参照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把他们称为技术派。这一流派在国内外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类研究的著作也很多，限于信息科学本来就是以信息为对象的研究群，群内分支学科对信息的理解差异很大，信息的概念不下百种，因而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不同的学科涵义取舍必然有大不相同，研究内容也因此相去甚远。在国外这样的学派也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就是被称之为信息管理的纯系统学派。系统学派是欧美信息管理理论的主流，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霍顿、马尔香、史密斯、梅德利、博蒙特、萨瑟兰等。他们认为信息管理就是对信息系统的管理。这些著作一般都是直接以信息管理系统命名。在他们眼里，信息管理等于信息系统管理。我把他们归纳为纯粹的信息管理系统(技术)派。他们一般不研究信息管理的纯理论部分，而是注重信息管理与管理学思想结合的系统的实现。他们的研究思路，大部分起源于某一个特定的管理信息系统，在特定的系统环境中，考虑信息管理实践的发生和信息管理理论的发展；源于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管理领域所引发的新的综合。 从目前国内信息管理学的著作来看，这三大研究流派已经成为信息管理学的主流学派，能较好地反映中国目前信息管理学研究的基本轮廓。经过他们二十年来的共同努力，中国信息管理学在吸收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从舶来到本土化的过程，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流派。而这个过程也正是中国现代信息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它也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信息管理学继续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融入国际信息管理学研究大潮的基础。 管理学论文:参与式教学在管理学教学中的设计原则探讨 摘要：参与式教学源于现代教育改革中对于学生主体性的强调，这种教学方法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改变目前管理学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学生兴趣不足，“教与学”严重脱节的情况。本文分析了参与式教学的源流和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参与式教学在管理学教学中的设计原则。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管理学；教学设计；设计原则 管理学是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基础课，它具有一定的微观性和实用性，同时管理学的概念又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在管理学中适当地应用一定的实践教学，才能够显示出本学科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但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过分的强调教师的权威性和绝对性，学生的质疑权利遭到了剥夺。这样，不仅课堂教学效率低下、学生会产生厌学情绪，同时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丰富的知识，但是却缺乏质疑能力和创新精神。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传统教学理念下的管理学教学存在着严重的教与学脱节的问题。上课的时候，老师不过是“照本宣科”，学生则在下面做着自己的事情，对教师的讲授熟视无睹，在下面做着自己的事情，玩手机或者看杂志，或者干脆望着窗外发呆。教学中应该出现的师生一体化被师生隔离化甚至对立化所取代。针对“管理学”教学中的诸多此类现象，笔者认为，让学生参与到老师主导的课堂教学中来，是改变教师一言堂与填鸭式传统做法、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与取得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一、参与式教学设计 （一）源流 参与式教学设计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教育思潮的大变革不无关系。其时，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人的主体性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但是，传统的教学理念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人们纷纷开始探索新的教育离理念，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开始思考变革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批有着现代性质的教学理念和学说。这些学说的侧重点表现为对人主体性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6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对学生参与教学的特点、形式以及类型和在参与中学生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广泛地探讨。比如，杜威就非常重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参与，从他以后在这方面有重要研究的教育家有布鲁纳、布卢姆、罗杰斯、苏霍姆林斯基等。8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学者astin在总结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有关学生参与的理论——卷入理论，学生参与理论已较为成熟。随着主体性的觉醒以及主体性教育的广泛开展，“主体参与”己逐渐成为现代课堂教学的核心，而且主体性的觉醒与张扬也深入影响到教学设计领域，要求教学设计领域作出相应的调适。 同时，随着教学设计理论探索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传统的教学设计方法addie(analysis，design，development，implementation，evaluation)已经逐渐显露出它的弊端。首先，addie模式采用的是线性教学模式，教学设计的过程难免机械化和单一化，而现代教学则表现出一定的动态性和丰富性，这种教学模式很显然不利于学生个体差异性的发展。其次，这种模式不利于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众所周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教师对知识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教学设计往往成为教师独立完成的工作，因此，学生和教师缺少沟通，因此，课堂教学效率必然大打折扣。最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独立自主性的发挥，同时也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发挥。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被动地进入教师设计好的一系列活动中，学生的自主性便被剥夺了。总而言之，传统的教学设计不能适应丰富而又富于动态性的教学现状。因此，参与式教学设计便应运而生。 （二）参与式教学的理论基础 参与式教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合作学习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两个方面。合作学习是学生通过组成小组或者团队，通过有明确分工地合作来完成一定任务的学习。它主要包括以下五个要素： 1、相互支持和配合的面对面的互动行为； 2、为完成任务承担一定的个人责任； 3、通过学生之间的沟通解决合作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 4、对于各人完成的任务进行小组加工； 5、对共同活动的成效进行评估，寻求提高其有效性的途径。 合作学习充分地尊重了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在合作性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不再是对立森严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合作关系。这样便有利于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对话，通过交流和沟通真正地做到教学相长。 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客观从在的，但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经验来解释这个世界，因此便给这个世界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构建这个世界的。每个人的主观经验不同，因此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也不同。因此，建构主义试图扭转行为主义和认知学派过分强调学习的客观性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他们更加关注如何用学习者原有的经验来构建学生对于世界和所学习知识的认识。他们认为，通过活动让学生主动参与是个体经验世界形成的源泉，是个体获得事物意义的表达方式的源泉。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就应当通过有效地外部活动来使学习的外部过程内化为学习主体的心理活动。简而言之，建构主义的观点强调建构者运用自己已有的一些知识、经验与能力将对外在所感知的事物通过一系列具体活动或者技巧内化为个体自我所有的东西，它与认知学派、行为学派的不同在于建构者能够将外在的转化为内在自我的，参与式教学就是通过一系列环节、措施、形式与手段积极引导学生作为真正的主体参与到其中来，以自己的知识、经验建构新的知识与经验体系。 二、参与式教学设计的主要原则 （一）全面性的原则 全面性原则是指参与性教学应当着眼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在教学活动中不应当仅仅着眼于学生某一方面能力的长进或者素质的提高，而应当着眼于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参与式教学法要求使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心理素质等各方面的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参与式教学应当着眼于学生质的提高而不是量的积累，应当通过一定的手段来促进学生自我内在自觉性和内在指挥的不断发生，使学生的学习行为，转化为转化为学习习惯。所以，学生通过参与教学过程可以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他们在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形成正确的价值选择，培养社会责任感，最终达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做人的目的，使得各方面素质得到全面发展。课堂教学作为促进人的全面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必然关注主体参与课堂教学模式，关注个体素质在参与式教学中得到全面锻炼与发展。 （二）互动性的原则 我们都知道，只有教育者积极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才能真正地凸显学习的有效性。因此，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应当积极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教师从备课开始就应当考虑到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教师的教学设计必须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这样才能真正抓住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人。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情景和场景的设置，使学生真正地融入课堂，尽快的进入学习的状态，才能够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此外，这种氛围还应当有利于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三）全程性的原则 参与式教学设计的全程性是指应当使学生参与到整个教学活动中，即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手段和方法以及考核方式等多个方面。但是，在传统的管理学教学过程中，有学者统计指出，65％的大学生认为“传统教材过于呆板、滞后”，78％左右大学生要求“加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介绍”，88.4％大学生要求教师采用“师生互动课堂讨论法”，90％以上大学生要求教师上课“不应采取满堂灌教学法”，65.8％学生要求教师上课减少传统“黑板+粉笔”式教学手段，74％大学生要求教师“应用多媒体教学”；79％学生要求“期终考试成绩比重应降低”。这些都反映了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运用对学生进行调查的方式，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且据此来调整调整管理学教学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课程评价方法便显得尤为重要了。 三、结语 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参与式教学能够有效地环节目前管理学教学中存在的“教与学”严重脱节的现状，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以上只是笔者一些粗浅的经验，更多的还需要各位同仁在教学实践中共不断的探索和总结。 管理学论文: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构建 《管理学》是高职院校经济管理各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通过该门课程的教学,在让学生掌握管理的基本规律、原理和方法,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去认识和解决管理实践活动的能力,为后续开设的经济管理各类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今后从事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管理学》理论内容、内涵丰富,与经济学、数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哲学、法学等相关学科联系紧密,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的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这就要求从事管理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具有相关学科专业知识;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来自于管理实践,是对管理经验的抽象、总结、概括的过程,理论体系指导着管理实践有效的开展,因此管理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教师的教学工作不仅围绕着理论展开,同时还要通过案例、情景引导学生进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思考。 1 当前《管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学生学习和记忆管理理论方法较为容易,自学简单,然而事实上,由于管理学是一门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学科,管理对象和管理环境又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的特点,造成学生学习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学生难以利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有效地理解和解决实际中存在的管理问题。同时当前《管理学》课程教学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教学内容以书本理论内容为主,注重新旧理论知识体系的更新,但是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教学中,主要通过国内外企业案例加以讲解,学生缺少感性认识,难以有效的理解情景和实际,同时由于许多教师本身管理实践经验的缺乏等原因,造成理论内容和实际之间的脱节;其次,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教学以教师讲解为主,师生之间互动交流少,从教学手段上看,教师以一支粉笔块、黑板、一套ppt课件来上课,单向的授课方式。一方面难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依赖于教师的讲授,侧重于理论的学习;另一方面这种授课形式也难以培养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互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管理技能,难以启发学生对管理实践进行创造性的分析和思考。因此,探寻《管理学》教学模式的变化,改革当前教学的手段具有现实意义。 2 《管理学》教学模式改进与分析 针对当前《管理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从教师和教学方法这三个方面加以改进。 2.1 从教师方面,加强教师实践经验的培养,促进教师知识共享机制的建立 单纯的只有理论知识的教师难以准确的将书本知识和管理实践结合在一起,本科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缺乏实际管理知识,授课双方只能停留理论知识或者企业案例层面,学生管理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也只能流于空谈,因此,学校要加强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积极开展各种产学研活动,搭建教师与企业交流合作的平台,鼓励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参与企业实际管理,比如安徽农业大学于2009年就制定了《安徽农业大学关于加强青年教师参加实践锻炼的暂行办法》,要求青年教师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锻炼,本文作者也于2011年在云南省大益集团实践锻炼半年,在此期间学习到了丰富企业实践经验和工作方法,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回到学校后的教学工作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然单个教师的实践经验毕竟是有限的,个人的理论思考也会存在很多不足,知识共享机制的建立,有助于知识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教师团队管理水平的提升,增强了教师间的互动合作意识,从而达到了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的目标。 2.2 从教学方法方面,完善教学方法,形成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网络教学、学生实践锻炼、企业模拟仿真实习等多样化的教学模式 (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管理学》课程教学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师组织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实际案例,结合需要讲解的管理理论,把企业带入课堂,通过导入企业实际问题,引发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通过所学理论知识去理解和解决实践问题,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创造性的思考和分析问题,将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理论还原到实践中,使学生更为透彻的理解所学知识内容,变被动的学习接受为主动的参与。这种方法要求教师转变传统的授课角色,在案例分析中,充当引导者、调动者和点评者,要引导进行思考、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恰当的点评学生的解答,同时在课堂教学时还要充分的把握好时间。 (2)情景模拟法。 情景模拟法就是通过模拟一个生活、工作或者学习中的场景,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模拟场景中的互动活动,体验情景角色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利用所学的进行分析判断,从而做出合理决策的过程。情景模拟不仅能让学生真实感受管理实践活动,增强其应用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于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都有所帮助。 (3)网络教学法。 通过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设课程网站、课程录像、教案和教学课件、试题库、案例库以及课程论坛,形成立体化、全方位的教学网络,丰富教学内容,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学生利用网络平台,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学习和交流,同时也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形式,弥补了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 (4)学生实践锻炼。 重视学生利用假期比如暑假进行的实践锻炼活动,安排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将课程教学内容与假期实践锻炼活动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实践中去理解教学内容和发现问题,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能将各个假期有机的连接在一起,使学生的实践锻炼持续地进行下去,则学生在毕业之前就能获得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对于今后的就业和工作能力的提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5)企业模拟仿真实习。 通过企业模拟仿真软件,模拟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态势,以真实环境为背景,让学生个体之间或者组队来进行竞争,决策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同时存在,而且决策的结果能通过计算机快速的反馈出来,学生可以通过多次模拟来提升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决策能力,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比如,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自2007年以来,使用的企业模拟仿真软件对学生进行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此外,有些学校利用的各类沙盘管理软件,也都取得了不错的训练效果。 除此之外,在《管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各个学校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开展各种有益的教学实践,比如邀请专家、企业管理人员走进课堂;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学习;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管理游戏活动等,这些方法的有效利用,无疑会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管理学论文:管理学上的“例外原则” 管理学上的“例外原则” 美国管理学家泰罗认为：“为了提高效率和控制大局，上级只保留处理例外和非常规事件的决定权和控制权，例行和常规的权力由部下分享。”这句经典名言，在管理学上称之为“例外原则”。 当一个领导真要把“例行和常规的权力由部下分享”的时候，也许却会举棋不定，怀疑是否会削弱自己手中的权力。由于对权力过分的担忧，某些领导大权小权都不肯放，胡子眉毛一把抓，他们怕别人分享权力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稳固。 其实，权力若能主动下放，恰恰可以巩固权力。那些过度抓权不放的领导，势必给自己造成很多负担和累赘，最后还是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下放手中的权力。但这个时候的权力下放已经不够主动，是迫不得已的，其效果也会差一些。主动下放权力就不同，它是一种管理的艺术，是智慧与胆识的体现，可以更好地赢得下属的忠心拥戴和工作积极性。 当一个人的地位够高、权力够大的时候，若事必躬亲，哪怕他一天24个小时不停地工作，也可能忙不过来。批文、开会、视察、会见、策划、指令等等，一人分身无术，难以处理那么多的事情。显然，只有抓住树型结构的权力主干，主动地把例行和常规的权力交给部下，这才是明智的。 许多官场腐败，归根结底都可以归咎于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弊端。权力的分配失衡，有权者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胜任，无权者徒有一身才华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例外原则就是要求掌握了一定大权的领导大胆地把那些例行和常规的权力放心交给下属，一般不干预他们的具体操作和自主决定，不指手画脚地介入，从而提升下级的主观能动性。 上级领导过多地干预下级的管理权，可能妨碍下级的自主创造性，也可能束缚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上级领导应该善于信任下属，只要抓好原则、精神、方向、纪律等要点，尽可“大权总揽，小权分散”。下属怎么做，何时去做，如何奖罚等细节都要让下属自己去随机应变地做主。 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下级领导难免要遇到一些“例外和非常规事件”，限于能力、经验和财力等等，总会把这些例外事件向上级领导汇报。面对下级的这些诉求，恰是考验上级领导水平的时候。此时，上级领导应该棋高一筹，有能力给予及时的解决，救下级于危急和困顿，以赢得下级的信任和拥戴，才无愧于一个真正合格的上司。 管理学论文:管理学的X Y理论在成人自主学习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基于x理论的观点认为，成人学生注重学习结果，轻视学习过程，只有采取强制措施，才能迫使他们实现组织目标。基于y理论的观点认为，成人学生有积极的工作原动力，应当把他们看成为“自动人”，只要启发内因，实行自我控制和自我指导，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就能实现组织目标与个人需要统一起来的最佳理想状态。成人学生自主学习管理应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x—y理论，积极实现由x理论向y理论的转变，实现辩证管理、科学管理和合理管理。 关键词：x—y理论；成人自主学习；管理方式；应用研究 一、管理学中的x—y理论和成人自主学习管理 x理论和y理论(theoryx andtheoryy)是美国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出s mcgregor)1960年在其所著《企业中人的方面》一书中提出来的，是管理学中的重要理论。作为一对完全相反假设的理论之一的x理论认为，人们有消极的工作原动力。麦格雷戈把传统的管理观点叫做“x理论”，其要点是：人生来就是懒惰的，如果情况允许，谁都不愿工作；人们需要指挥和控制，并且要用害怕惩罚和革职的心理去激发他们工作；一般人都希望受命而为，因为受命而为不负责任、比较单纯和安全。有这种管理思想的管理者，易于采取“命令系统统一”、“权威与服从”的管理方式。 而理论则认为人们有积极的工作原动力。麦格雷戈把“y理论”叫做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结合。其要点是：多数人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看得如同游戏和休息一样，进行起来毫无困难，人们从工作中能够取得满足感；人们为自己心目中的目标工作，知道自我控制；在适当的条件下，普通人不但知道负责任，而且会争取更大的责任；一般人都有想象、发明和创造的能力。 从x—y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现在通行的对于成人学生自主学习的管理措施，大多是以x理论为指导的。基于x理论，从事成人教育的管理者们认为，成人学生注重学习结果，轻视学习过程，只要有可能就会逃避责任，甚至考试时采取作弊行为蒙混过关，所以只有采取强制措施或惩罚办法，才能迫使他们实现组织目标。根据y理论，绝大部分参加成人教育的学生的本性并不是厌恶学习的，如果给予适当机会，学生们就会喜爱学习，并渴望发挥其才能，获得良好的成绩；多数学生愿意对学习负责，寻求发挥能力的机会；能力的限制和惩罚不是使学生去为目标即成绩而努力的唯一办法；激励在需要的各个层次上都起作用；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学生所广泛具有的。因此，应当把学生看作“自动人”，其学习是为了满足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学生能够达到自我激励。只要启发内因，实行自我控制和自我指导，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就能实现组织目标与个人需要统一起来的最佳理想状态。从现代管理发展的趋势来看，y理论被大多数人接受，但这并不代表y理论在任何情况都适用；也不等于说x理论就完全错误，毫无用处。在应对成人学生自主学习管理的问题上，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积极地实现由x理论向y理论的转变。 二、成人学生自主学习与管理现状 1.成人学生自主学习现状己而学习、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而学习，可以使学生持久地专注于学习而不会产生厌倦心理；而出于消极目的而学习的学生，在心理和态度上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学习效果常常不理想。由于成人学生一般都是在职人员，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固化程度高，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时间有限，因此，大部分成人学生的学习目的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功利倾向，他们或是为了目前或将来的个人发展，更好地适应社会，提高自身竞争能力；或是为了追求短期目标，保住现有工作岗位；或是被要求提高学历等。在他们看来，只要通过课程考试，获取学分，拿到文凭，就是达到了目的，完成了学习任务。这种简单的外在需要所产生的学习动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学习，但只是表层动力，功利性较强，缺乏深层的维持力和主动积极的进取精神，不利于自主学习。 (2)自主学习意识薄弱。自主学习要求成人学生必须有高度的自主性、自觉性和主动学习的积极性6自主学习的效果同时取决于自主学习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两个因素。自主学习意识包括对学习的意愿和对学习的态度。由于成人学生的学习目的过于功利，导致自主学习意识薄弱，对自主学习的态度十分消极，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和巩固。而成人学生又由于间断了系统学习、疏离了合作学习，渐渐失却了主动学习的良好习惯。调查表明，大多数成人学生文化基础偏差，学习主要依赖于课本，依赖于教师，不适应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学模式，不善于利用网络资源主动去学，不会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自主支配学习时间，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媒体，采取什么样的学习方法，怎样评价自己的学习效率，测试自己的学习效果，不知道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如何寻求帮助等。成人学生为达到学习目标而付出的努力程度，尤其是在面临困难任务时愿意付出的自主努力远远不够，其自主学习能力普遍较差。 2.成人学生自主学习管理现状 (1)教学计划死板。目前所用的成人高校制订和实施的教学计划，对修业年限进行了规定，要求学生必须在规定的年限内修完规定的课程并通过各种考核。每学期开设的课程，由教学计划中的教学进程表规定。课程教学内容一刀切，没有针对成人学生的个别需求，因人而异地进行个别化教学，影响了成人学生自主学习的独立性。课程所用的教材通常是根据课程教学大纲指定或任课教师选定，大多借用普通高校的教材，缺乏适合成人学生特点的教材。在面授过程中，教师一般是按照选用教材的内容结构体系进行讲授，忽视了成人学生的真正需要。而且，由于成人学生层次参差不齐，入学时又没有完善的考核机制，导致学生水平差异较大。而死板的教材、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和不能因人而异调整的教学计划，制约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也使学生对教学内容或是无法理解，或是由于学习已知的知识而备感枯燥。甚至有着强烈求知欲的学生，也会因为教学计划死板而无从发挥，最终失去学习兴趣。 (2)评价方式单一。考试评价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一项重要措施，通常分为笔试和面试两种。对成人学生的学业评价，比较注重总结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形同虚设。考试形式以笔试为主，试卷多采用纸笔问卷的考试量化评价方法，考查成人学生对定义、常识、原理等能够外显的、量化的目标内容的掌握。然而，这些并不能反映成人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态度、行为习惯、心理素质、道德品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还会导致教师固守陈旧教学观念，采用灌输式教学，片面追求及格率，忽视对隐性目标内容的学习与培养，依 赖单一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简单地对成人学生进行阶段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限制了成人学生自主学习的创造性。单纯的笔试评价，不利于考核成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同时也容易导致成人学生平时不重视学习，出现考前的临时突击和考时的不诚信行为，违背成人教育的初衷。 三、管理学中的x—y理论应用于成人自主学习管理 1.基于x—y理论，辩证管理 基于x理论，通常认为成人学生的本性是懒惰的，相当一部分人关心的是获得文凭，对学习过程兴趣不大，希望用在学习上的时间越少越好。对这样的成人学生，要适当施以压力，通过批评、处罚等方式激发他们学习的原动力，让他们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自主地去学习。基于y理论，可以认为成人学生是愿意学习的，在学习中能够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通过努力，认真学习就跟在娱乐和休闲上的投人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大部分人不会有抵触情绪，即使没有外界的压力和处罚的威胁，成人学生也会努力学习以期达到目的。许多成人学生具有潜在的创新能力，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监督的能力。然而，在实际案例中，多数情况是没有绝对的x或y，成人学生都是x+y的情况，需要成人教育工作者们创造条件和机会，尊重和相信他们，想方设法激励和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潜力，在满足个人需求和目标的同时完成组织目标。做好管理者、指导者和训练者的角色，采用激励的方式，给成人学生更多的信任、更多的职责和自主权，实行学生的自我控制、自我管理，使他们主动参与学习，分享成功。帮助成人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让学生重视并及时调整自主学习的理念和指导思想，激发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学习动机，并将这方面的激励贯穿整个学习过程，加强学生对成就动机的自我认识和了解，明确学习动机与学习效率的关系，做自主学习的主人。 y理论较x理论而言更有利于调动成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有利于促进成人学生自主自觉地学习。从y理论出发，管理者要根据成人学生不同的个体情况，对于其学习对象与任务、学习手段、学习环境以及学习条件提供学习方法的建议。比如，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指导学生如何看书，如何找出要点，提炼重点；如何做读书笔记；如何进行知识系统化整理，记录难点，化解疑点等；指导学生如何运用理论方法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如何利用手中工具查寻所需资料；如何带着问题参加小组讨论，提问和参加面授辅导；如何复习迎考等。从而使学生了解并能够灵活运用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2.一切从学生出发，科学管理 成人自主学习的管理应灵活采用x理论、y理论，积极地实现由x理论向y理论转变，充分发挥成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效控制他们的消极面，创造宽松愉快的学习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学习潜能，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内容及教材的选择、学业评价方式的确定，都要与成人自主学习模式的基本特征相适应，充分考虑成人学生的特点，充分了解成人学生的学习需求，充分理解成人学生的困难，加强个性和针对性教育，力求满足学生的多样性需求和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可尝试实行弹性学制，即成人学生在学习期间，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调整学习计划和学习进程，适当缩短和延长修业年限。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年限、学习内容、上课时间和安排学习计划。制订教学计划时，要考虑根据社会需要和学生兴趣爱好，构建课程结构体系。选用适合成人学生特点的教材，教材内容要注重解决“是什么”或“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突出实用性，减少“为什么”的理论阐述，减少不必要的、烦琐的定理论证和公式推导，体现因材施教。学业评价应与自主学习模式的基本特征相适应，实行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y理论同时也揭示了引导的重要性。成人学生学习不主动不积极，并不仅仅是由于自身的懒惰，更多的是由于外界因素造成的。成人学生缺乏良好的学习氛围和获取相关知识的渠道，而现今丰富的多媒体和网络资源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从而促进自主学习。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和多媒体资源，比如将作业和答案放在网上，供学生练习和检测，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及时发现不足；通过e—mail、群内讨论、论坛等方式共同探讨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既能用成人学生比较熟悉的渠道促进其轻松、自主地学习，也有利于教学管理人员由此了解学生的学习现状，便于指导和监督，进行立体管理。这同时也符合x理论思想，做到x理论和y理论兼顾，更好地促进成人学生的自主学习。 3.加强教与学的反馈，合理管理 根据y理论，成人教育管理者的主要任务是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使学习者在这个适宜的环境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和创造力，排除在自我实现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学校应经常采用各种方法跟踪成人学生的学习过程，了解教师的教学质量，发现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反馈信息，不断调整教学实施方案、学习支持服务手段，采用各种方法解决成人学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对成人学生尽可能地给予学习方法的指导和帮助，提供高质量的学习支持服务，满足学生个别化自主学习的需求。同时，加强对学生自我评价的指导，使学生能够自主地依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对自主学习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作出分析和判断，并进行反馈和自我调节。学校应及时提供有关学习调控与评价的信息，培养学生对自主学习的自我诊断、自我反馈、自我调整和自我激励的自控能力。经常了解成人学生自主学习活动的进程，加强管理和指导，把无序的个别化学习活动纳入有序的管理之中，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推动成人学生自主学习的健康发展，促进成人学生自主学习管理。此外，实行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也是十分必要的。可以采取笔试、答辩、论文、机考、报告等综合方式对成人学生进行考核评价。这样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反映出成人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够让成人学生将自己已有的经验和能力与所学习的新知识相结合，消除其对于考试的恐惧心理，减轻心理压力。在考核内容上，命题应该以能力考核为核心，具有开放性，充分发挥成人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让每一位成人学生都有话可说。这样才能对成人学生的学习成果有所反馈，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四、结语 成人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基本教育的弥补和扩展，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重要渠道。但是长久以来，我国的成人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始终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存在着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成人教育始终是非正规的教育模式，对成人教育的忽视导致成人教育教学内容缺少弹性，教中国学方法死板僵硬，考核机制不够完善等。因此，成人教育管理者必须从实际出发，通过对成人教育现状的深入分析与思考，从成人教学存在的问题人手，提出改革和创新的思路和方法。把管理学中的x—y理论应用于成人教育，能改进及完善成人自主学习的管理。提倡辩证管理、科学管理和合理管理，使成人教育成为教者和学者都乐在其中的教育过程，推动成人教育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管理学论文:浅论公司组织结构引发的中小型企业管理学思考 论文摘要：我国中小型企业正迎来发展新时期，如何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保持组织生命和活力成为了业界关注和思考的焦点。本文以a公司发展中出现的组织结构问题为例，探讨具有可行性的问题解决方案。 论文关键词：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性问题；组织非结构性问题；组织文化；管理分权 1a公司的组织结构材料背景： a公司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成立于1998年，由某大学计算机系的王教授及几位青年教师共同创办，产品主要是各种应用软件和网络集成系统，主要的客户为银行、税务、海关、民航等部门。公司创立初期仅有20名员工，王教授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组织部门划分为技术开发部、客户服务部、财务管理部，各部门设经理一名，员工若干。 公司员工都是具有良好专业背景的科技人员，学习能力强，能独当一面。他们工作很努力，与客户加强沟通。王教授更是事必躬亲，不仅抓经营管理，有时还亲自动手编写应用程序。 凭借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和优质的产品与服务，a公司实现了超速发展。到2002年，销售收入已近亿元，员工增值150人。由于业务扩大，人员增多，需要进一步分工，公司于是对组织结构做了变革。公司仍设董事会、总经理职位，但在总经理下分设人事员和总经理办公室两个辅助职位，总经理负责部门由原先的三个变为市场营销部、软件部、网络部、采购部、工程部、客户服务部、研发部、行政部八个部门。a公司现在的业务流程是：市场营销部负责开发客户、签订合同、软件部和网络部负责按合同进行设计，采购部负责采购所需设备，研发部负责研制新产品和引进新技术，行政部则负责公司的内部管理。 组织结构的变革带来了许多问题：各部门之间权责不明，沟通不畅；员工士气低降，抱怨较多；常常不能按时交货，售后服务质量下降；经营业绩下滑。王教授在公司的各个场合总是反复强调公司的使命和员工团结合作的重要性，但收效不大。 2针对a公司组织问题，现探讨如下： a公司成立初期由于企业规模限制，人员较少，采用了直线制组织结构形式，在该形式下，企业责权分明，指挥统一，人员精干，信息沟通方便，反应快速灵活。 随着a企业的发展壮大，在直线制的组织结构形式上发展为直线——参谋制形式，为高层管理者配备了人事员和总经理办公室两个参谋机构，参谋机构人员可以发挥他们的专长，弥补管理者的不足，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参谋机构或人员对下级管理者和作业人员无指挥权。，但这种形式的缺点是高层管理者高度集权，难免决策迟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差；只有高层管理者对组织目标的实现负责，各参谋机构只有专业管理的目标要求；参谋机构和人员相互间的沟通协调差，各自观点具有局限性；不利于培养后备人才。 2．1非组织结构性问题解决 (1)各部门之间权责不明 解决方案：根据组织目标和计划任务的要求，规定各层次、机构、职务、岗位的职责和相应的职权，通过设置组织结构图、职务说明书以及制定各规章制度来明确他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和信息沟通方式。同时，考虑到该企业是科技技术型企业，在职能设置上必须给予研发部一定灵活性和收缩空间。 (2)经营业绩下滑 致使销售下滑的原因有：技术落后、营销锏咯不当、售后服务恶劣等。而在众多原因中，以技术落后带给企业的打击最为致命。尤其在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生产领域，其竞争之惨烈非可与其他领域同日而语。因此，作为科技产业必须要将产品研发及技术推进放在首要位置，为此，企业要建立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实验室；提高研究小组的工作效率，具体来说要做到：是构成研究小组的人员结构合理化，加强提高科技人员创造力的训练，给予研究小组成员充分的自由，只设定最终目标，具体符合实现则可放其决定，鼓励研究人员广泛同外界交流；高度重视企业外部科技力量的作用，具体来说，企业可以购买高校专利，与高校建立合作研究；投资风险企业。 a企业在市场方面，首先应看清楚市场需求趋势，考虑当前和长远的需求前景。对a企业发展初期而言，员工学习能力强，注重和客户的沟通，自然了解了市场需求，因此能生产出适应市场需要的畅销产品，而随着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变，直接生产工作的员工失去了与客户直接交流的机会，又由于生产部与市场营销部的交流障碍，极大影响了其对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因此，建立各部门，组织机构的有效交流渠道是极为重要的。 2．2组织结构性问题解决 通常，组织结构设计具有五条基本原则： (1)目标至上、职能领先原则。(2)管理幅度原则。(3)统一指挥原则。(4)责权对等原则。(5)因事设职原则。 在以上组织设计原则指导下，精简组织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综观a企业壮大后组织结构设计，过于细化下设职能部门，致使机构臃肿，从微观而言，则过分细化了人员分工，致使职工易产生厌烦情绪、对工作不满。针对上述症结，从精简高效原则看，a企业应合并软件部与网络部，合并采购部与工程部，并将行政部职能划归于总经理办公室内，以此使得管理层次较少，管理人员较少，费用较低，信息沟通有效，管理层次呈扁平结构，有利于发挥下层管理者和作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企业可在相关联的工种内实现岗位轮换，丰富扩大工作的内容，即有利于消除工人厌烦情绪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2．3延伸——组织健康发展建设 (1)组织文化 企业组织文化是一种人心凝聚剂，是提升企业竞争的无形力量和资产，从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市场竞争的需求来看，a企业需要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 a公司企业组织文化建设步骤如下 第一、明确企业理念； 第二、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塑造鲜明生动的企业文化的视觉形象。 第三：与执行力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企业文化的建设。 所以，企业可以从规章制度、工作与决策、典礼、仪式、员工培训等企业日常行为中一点一滴渗透进企业文化，并在企业内部组建企业文化战略推广等相关部门，由专人负责。 (2)企业分权管理艺术 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分权管理制度的建立，通过权利下放实现有效管理的目的，同时也是实现科学管理的关键。 分权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改变组织设计中的权力分配；对主管人员在工作中授权。 对于a企业来说，其组织规模正不断扩大，组织活动趋于分散化，同时存在培养后备管理队伍的需要，因此，a企业不仅应通过第一种分权方式减轻管理层压力，促进企业绩效，同时采用对主管人员授权的方式，培养企业管理后备军。 在a企业分权管理的同时，要注意维护政策与命令的一致性并注意考察准授权的主管资格和能力。 最后，对于a企业，在实施分权管理初始，分权范围和程度可稍小，根据实际情况，可逐步扩大，并在实际执行中适时调整。 管理学论文:试论管理学课程教学方法研究与探索 【论文关键词】管理学　教学方法　悟性 【论文摘 要】《管理学》课程的授课效果与学生综合能力和后续学习能力的培养息息相关。本文通过自身实践，就课程安排、课程特点、案例教学、多媒体使用和学生悟性培养五个方面进行探讨，以其对管理学授课效果有所帮助。 管理学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公共事业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一门必修课程，其性质属于专业基础课。讲授良好的管理学课程对学生后续其他课程的学习和自身素质的培养有莫大帮助。笔者通过对自身教学方法和过程的反思及总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管理学教学进行了探索： 一、规范课程标准，合理安排课程内容 1.管理学基础概念的讲述。在这个层面上，主要要向学生介绍管理活动的形成、概念、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管理对象和环境等，并由此引出管理者的概念。此外，要向学生简单介绍管理的基本职能和管理的社会责任，此部分课程目的有三个：一是让学生认识到管理活动形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认识到管理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三是认识到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管理者才是一个真正追求卓越的管理者。 2.管理思想发展的讲述。前人管理思想的形成对我们的后续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个部分的讲述是让学生认识到学科形成的源远流长和“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力量。在这个层面的教学上，应该按照管理理论从萌芽开始，发展到古典管理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理论的时间发展脉络进行，让学生认识到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管理理论没有过时和现代之说，只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之说。 3.管理职能的讲述。在这个阶段，重点要向学生讲授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四大职能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具体方法，同时要向学生阐述四大职能之间的关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在讲课过程中将四大职能分开造成学生各个职能是割裂开来的错觉，要始终在课程中灌输管理学各个职能是一个系统的观念，让学生形成正确的总体和部分的哲学观。 将课程的标准规范起来，按照合理的顺序安排好管理学中涉及到的重要的几块内容，可以有效避免学科知识无法有效整合的可能，让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有水到渠成的感觉。 二、深度把握管理学课程特点，做到有的放矢 1.根据管理学通俗性的特点实行疑问——自学——老师解惑授课过程。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即使他们还没有真正学习到管理的知识，但他们管理有自己的认识（虽然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他们通过自己班级的管理、家庭的管理等等方面已经开始对管理有了较高的兴趣，渴望通过学习掌握实用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来处理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碰到的管理问题。认识到学生的特点和对管理学的认识，就可在课程安排中，首先提出一个他们本以为是正确的但实际却是错误的观点引发他们的思考，让他们在课本中自己先寻找答案后，在课堂上进行深刻的剖析和阐述，让学生通过疑问——自学——老师解惑这样的过程完成事半功倍式的学习。 2.根据管理学抽象性特点实行提前预防授课方法。许多学生在学习管理学之前会以为管理学案例丰富，应是一门有意思的课程。而管理学由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然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加之管理无定法，这就造成在教学过程中无法给出学生标准答案的现象。但是因为学生心理准备不足，一旦面对抽象的东西就会降低对管理学的兴趣，开始怀疑学习管理的必要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注意学生心理的变化，在遇到抽象的知识前提前给学生打好预防针，让学生认识到正是因为管理学面对实践时千变万化，才使管理学充满了魅力，而找到万象中的头绪正是每个管理学者孜孜以求的事情。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发现，提前预防授课方法会产生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正确使用案例教学法 作为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意义的学科，引进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是非常好的教学方法。因为案例常常来自于现实生活，可以让学生有加强的真实感，另外案例分析中总是充满着疑问，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在这种高度仿真的环境中，学生更容易站在一个社会人的角度来分析和考虑问题，加之在案例分析时学生从被动接受的环境中转化到主动参与的情境中来，这对其综合分析能力和学科兴趣的培养都很有益处。但是，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求能正确的使用案例，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几点： 1.案例的选择要紧扣课堂内容。管理学的案例有很多，但是要找到紧扣课堂内容的案例却很难。授课教师不能因为案例不好寻找就选择一个贴切程度不高的案例，也不能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只寻找生动有趣的案例，因为偏离了教学目标的案例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案例的选择是一项艰苦的过程，授课教师要认真做好准备，从大量的案例中精选出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最能体现管理规律或原理的案例。如果寻找到的案例比较枯燥，教师可通过利用多媒体课件或视频等的形式展现案例来增加趣味性。总之，案例的选择是一项繁重但是有意义的工作，授课教师在选择案例时一定要坚持紧扣课堂内容的原则，然后辅助多种教学手段。 2.授课教师要为案例分析做好充分的组织准备工作。良好的组织准备工作是案例分析成功的重要保证。这就要求授课教师首先充分考虑在课堂案例分析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情况；然后在案例分析中调整好自己的角色，使自己永远站在幕后，但课堂讨论的氛围却一直在自己无形的控制之中。既充当教练，又是导演；既是顾问、又是联络员。当学生出现偏离案例分析目的情况时，应巧妙的把学生引导到正确的思维道路上来；在学生们观点独特、思维开阔的时候，又要无形中将这个氛围带到一个新的高潮。总之，教师时刻不能忘记案例讨论的根本目的，通过自己合理的组织安排引导学生最终找到问题的答案。 3.注重案例讨论后的总结和评价。总结和评价是一个案例讨论画龙点睛的地方，有了这个步骤，整个案例分析的目的才会更清楚，学生才会学到更多东西。案例分析总结可采用小组报告的形式，先让学生通过内部讨论形成小组意见，然后由各个小组相互比较对方的总结报告，给出学生自己的评价，这个过程可以使学生对自己和他人的分析结果重新思考，对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也颇有益处。最后，由授课教师根据案例分析的过程观察和结果分析进行最终评价。在最终评价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肯定学生取得的成绩，同时，要对存在的不足提出整改意见，最后，要进一步强化案例所要传达的信息，使学生切实认识到案例分析对课堂学习的作用。 四、根据学生特点合理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现在的学生普遍喜欢一种“嬉皮”文化，他们热爱搞笑，但是希望这种搞笑的形式中蕴涵有某种社会现象。而笔者也发现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一味按照课件讲授的话，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只有10-15分钟，但是，如果能在课件中插入有意思的图片的话，学生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会延长；而如果能在课件中插入跟课程相关的短小的动画或视频的话，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间会延长更多。所以笔者认为授课教师如搜集到与课堂内容相关的短小的动画或搞笑视频，并将其融入到课程的讲述中，使学生在哈哈大笑的同时对视频反应的内容进行思考，会使学生提高学习的兴趣和加深对知识的记忆。 五、注重培养学生的悟性 笔者对“悟”的理解是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一个有悟性的学生会将自己的体会和感受融入到课程知识中去，获得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在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情况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就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关键。一位教育学家曾经说过“悟性比正确的答案更重要，人的成功与否，到最后，往往不是由知识的多少决定的，而是由悟性的多少决定的。”在管理学的学习中同样如此，一个有悟性的学生往往得到了更多有用的东西。 悟性是可以在课堂上培养的，这需要一个宽松的课堂环境来发展学生的右脑思维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靠在课堂上压力提问形成的，因为压力情景并不利于学生悟性的培养。笔者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自由的环境中提出一些开放性而非结构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从线性思维习惯向右脑及逆向思考习惯方面转化。起初这种教学方法对习惯规律性教育的学生可能会比较难，但是，一个优秀的管理学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学生悟性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不是遇到困难就退缩，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并时刻谨记培养学生的悟性的重要性，这样，自然就不会因为短期没有成果就放弃这方面的努力。笔者也相信，经过每个老师的努力，我们定能培养出一批有思想有见地的优秀管理人才。 管理学论文:戴明循环在民办高校管理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 戴明循环被广泛应用于质量管理过程，这个过程是按照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四个阶段循环往复、不断改进的。本文将戴明循环应用于民办高校管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期提高管理课程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 戴明循环 民办高校 管理 教学质量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教育与经济不匹配的问题日益突显出来，迫切需要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自1987年我国恢复创办民办高校的门户以来，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适用性人才。但由于各种原因，教育效果、社会评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怎样使民办高校培养出高质量、有特色的学生是教学管理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戴明循环作为各行各业广泛应用并取得显著效果的质量管理模式，在教学管理中也同样适用。 二、戴明循环理论简述 戴明循环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提出，是一个质量持续改进模型。该理论将质量管理过程分为p、d、c、d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循环往复、不停顿的运转，因此称为“戴明环”。戴明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研究（study）比检查（check）更能体现实际的需要，于是将检查（check）改成了研究（study），因此戴明循环又称“pdca循环”、“pdsa循环”。 pdca是英文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action（处理）的首字母，其含义为：p—计划，确定方针和目标，确定活动计划；d—执行，实地去做，实现计划中的内容；c/s—检查，总结执行计划的结果，注意效果，找出问题；a—行动，对总结检查的结果进行处理，把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并适当推广，标准化，把失败的教训加以总结，以免重现，把未解决的问题放入下一次pdca循环，从而让过程不断重复，持续前进。 三、戴明循环在民办高校管理课程中的应用 无论在什么地方，基本问题都在于品质，什么叫品质？如果某项产品或服务足以帮助某些人，并且有一个良好与持续的市场，就是具有品质（戴明）。民办高校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品质对于它的发展尤为重要。戴明循环虽起源于企业质量管理过程，但这里我们可以把管理课程教学过程看作是一个大的质量管理过程活动，管理中的各门课程的教学质量都直接影响着整个管理教学的质量，因此应用戴明循环优化民办高校管理课程的教学过程，可促进教学管理质量的提高。 1、计划阶段 （1）分析民办高校管理课程教学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民办高校管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师资短缺。据民办高教委“百所民办高校”的调查，被调查的103所民办高校中，只有12.6%的学校有专职教师，57.3%的学校专职教师不超过40人，70%的学校没有或很少有专职教师。二是双师型人才短缺。大多数管理课程的教师，都没有实际的管理经验，存在照本宣科的现象。三是教学和考核方式落后。原始的“填鸭式”教学在民办高校管理课程中依然广泛存在，传统的“笔试”考试仍然是多数学校的主要考核方式，广泛存在学生为考而学的现象。四是教学设施不完善。民办高校由于受到资金限制，教学设施不完善，教学所需的大量软、硬件环境无法满足正常的教学需要。五是生源质量下降。各大民办高校由于招生情况不乐观，造成学生无论是质量、数量还是学习能力都普遍下降。六是实训课程课时少。民办高校没有从根本上发挥自己的优势优化教学管理模式，而是沿袭了国立普通高校的教学管理方式，只有理论教学，没有实践操作。 （2）分析各种影响民办高校管理课程教学质量的原因。一是资金短缺。民办高校相对于普通高等院校融资困难是一个普遍问题。资金是学校发展的基础，师资扩充、设施购置等都依赖于资金。二是生源下降。根据表1中的数据，从2008年到2010年我国各省市高考报考人数基本处于下降局势，这对民办高校招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三是教师教学态度不端正。有部分教师教学态度存在严重问题：一本教案用好多年，由于管理学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快速发展，几年不变的教学方式与内容已不适合当代管理理论的学习。四是缺少对教师的教学监管及奖惩制度。教学监管及奖惩制度不完善，没有相应的激励措施，不能激发教师改进教学的积极性。五是教学大纲内容缺乏创新，跟不上实际发展。 （3）找出主要影响因素。资金短缺、生源下降是各大民办高校存在的普遍问题。而资金及生源有赖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只有提高教学质量，才能吸引学生，有了生源才能取得投资者的信赖，才能拓宽资金来源，但这一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解决。教师队伍的稳定、教师能力的提升、教学态度的改善、教学大纲的改进、教学监管及奖惩制度的完善是提高当前民办高校管理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 （4）针对主要问题，制定措施计划。一是制定相应教师激励机制，改善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二是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包括素质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三是更新教学大纲，增加实训课程内容，加强理论应用能力。四是制定严格的教学监督机制。 2、执行、实施计划 （1）学校方面需要加强的事项。教师应一是尽量完善教学设备。管理学课程是一门与实际联系紧密的学科，理论课程与实训课程相结合，实训设施是必不可少的。二是更新教学大纲。大纲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相关实训课程需要增加，要下企业锻炼，接触真实的管理实际，增加管理理论的认识。三是教学监督制度的贯彻执行包括：教师备课情况需要按月检查；每学期教师听课课时必须达到5个课时；一学期开两次教学研讨会，总结这段时间教学、管理、学生的学习状态，每位教师一个学期需要有两次公开课，以提高教师授课能力等。 （2）教师方面需加强的事项。教师应认真备课，及时更新教学内容，通过听课、研讨会等方式提高自身教学能力。 （3）学生方面需加强的事项。一是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是基本要求，也是增强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方法，民办高校学生学习能力相对比较低，需要教师加强这方面的培养。二是通过案例讨论课，学生可提高时理论的理解能力。 3、检查计划执行结果 要了解教学质量的状况，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检查：了解教学质量的状况：一方面从学生角度检查教学质量结果，通过个人作业、上课态度、章节测验、案例分析报告等方式检查学生对理论学习及应用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从教师角度检查教学质量结果，通过代课教师自身课后小结、学校备课检查、教学督导组听课、相关课程教师听课、学生评课等方式评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方法及教学效果。 4、处理阶段 将检查结果进行分析，总结成功的经验，将成功经验制度化，进行推广，这些经验将对下一轮的pdca循环起到借鉴和促进作用。另外，对于遗留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应制定新的计划，进入下一轮pdca循环。总之，问题会层出不穷，pdca循环也会不间断地运行。 四、戴明循环对于提高民办高校管理课程教学质量的作用 1、使管理学科和各管理课程整体改进 戴明循环本身就是一个层层相连、环环相扣、循环中套循环的管理过程。各门管理课程各自完善，相互推动，同时促进整个管理学科的教学质量提高。 2、使整个管理学科教学质量不断上升 在pdca循环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学生的情况都在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同时管理学各具体课程也同样在不断爬升。总之，pdca循环不是在同一水平上循环的，每完成一次循环，就解决一批问题，整体的教学质量就会有所上升。 3、使整个管理学教学过程完整化、系统化 pdca循环使教学中的各大小环节都严格按照p—d—c—a四个阶段进行，使教学过程完整化、系统化，且具有反馈环节，能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和改正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变教学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五、总结 戴明循环在改善教学质量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改善了教学质量，完善了教学过程，推动了教学改革。但在运用过程中必须注意戴明循环不是某个人、某个部门可以完全把握的，需要团队的力量，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也要根据各门具体课程来灵活运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广告设计论文:试论广告设计与艺术运用 论文关键词:艺术　传统美学　现代　广告设计 论文摘要:通过对艺术的创新达到广告设计的要求，架起广告设计与艺术的桥梁。 艺术设计首先是大众的艺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习惯。广告语言是广告的核心内容。社会文化影响并制约广告语言及其表达，广告语言则蕴含或反映社会文化。语言是民族的语言，广告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一个民族的哲学观念、思维模式、文化心理、道德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等都必然会对广告语言产生作用。所以，任何一个社会的广告语言不可避免地反映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反映社会文化的广告语言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可大大促进广告的功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探讨出社会文化与广告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理解和赏析广告语言，对于指导创作、设计既符合广告表达基本原则，又适合特定民族文化特征的广告语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艺术设计与广告语言的研究很少，尤其缺乏比较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习惯。而在一百多年来这种中国特有的审美观念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则出现了现代中国审美观。一个民族文化总是与这一民族的心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思维方法和伦理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的。作为伦理性的文化体系，中国人把人视为主体，以物相辅助，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有四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智”，这表明中国文化系统中，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在对自然物的摄取和创造中，又找到社会意义，使造物的真、美与善统一起来。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完整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艺术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指题材、主题等等，但是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与形式结合在一起而下的定义，那就是说，艺术作品的内容是在媒介中通过形式体现出来的题材和主题。同样理由，对艺术作品的形式所下的定义也应该是与内容相联系的，即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媒介是艺术家借以使其题材和主题转化为内容的手段和方式。 艺术设计的广告语是指表达理念和产品核心特征的、长期使用的宣传短句。随着我国媒介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竞争不但包括媒体产品和销售网络的竞争，而且包括媒体品牌形象力的竞争。而媒体形象广告语便是塑造媒体形象的“点睛之笔”。媒体形象广告语的立足点在于在媒体和受众之间架起一道可以沟通的桥梁，使受众对媒体产生认知、理解、记忆，并且引发价值观的认同和情感的共鸣。所以沟通策略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艺术语言是指任何一门艺术使用的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手段，运用的独特的物质媒介。 公共艺术设计一旦完成，就要接受公共大众的评判，这种评判可能是一般性的品头论足，也可能是激烈的评论、批评乃至近苛刻式的挑剔。这种成熟化的大众评判机制的建立是公共艺术设计运作体系成熟化的标志，是促使公共艺术设计作品不断完善和提高的重要保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广告招贴设计思想，而广告招贴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广告招贴设计中的体现。指出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我们从来不曾用如实的描写，逼真的再现要求过中国传统艺术，没有人指责某些山水画不符合焦点透视的原则，也没人批评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演模式，因为我们对自已的传统艺术有一个固定的观念，懂得抽象的形式美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变形，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人的过程，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主要特征，使母虾的形象更为完美更为生动。 广告设计语言，也就是平面设计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肯定了它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宣传画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比例，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在平面广告的设计中，我们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人。正因为这样，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 广告与艺术的存在发展都不断地受到来自于大众领域和商品社会的渗透、干扰和强劲冲击。不仅如此，今天的艺术家还受到来自于源远流长、精深博大的艺术传统的沉重压力。广告艺术已不可能在真空中、圣殿中孤芳自赏，广告创造也很难真正地完全地离弃传统而创新，更不用说为创新而创新的故作姿态了。广告设计与艺术都无疑隐含着重重的矛盾、问题甚或危机。它是反传统甚至是反艺术的，其中也不乏一些是哗众取宠的、媚俗的、偏激而走过头的、为创新而创新的。但无论如何，广告设计的艺术是我们时代的投影和文化的隐喻与象征，它永远能够表现着这个世界，不仅因为艺术栖身于它，也不仅因为艺术承担着世界的需求，更因为艺术是为人而存在的，是与人互为本体的。 广告设计论文:试析广告设计作品中跨国文化传播的考虑 论文关键词:广告设计　跨国文化传播　图形设计 论文摘要: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知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广告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广告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传播过程中，广告作品是否成功，它的目的能否达到，取决于其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广泛围内，赢得了宣传对象的共鸣，并为他们所接受。因为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广告信息、消极接受刺激、作出预期反应的客体。相反，他们是信息处理的主体，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对广告信息主动地进行选择和加工。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针对国际知名品牌的设计，我们涉及到一个传播学的概念—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ZO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其含义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人而言，跨文化传播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奖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如今，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 跨文化传播是要有语境的(在这里我理解为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当不同文化接触时，相似文化语境下的绝大多数传播往往通过不言而喻即可实现，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却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如果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就会造成传播过程的偏差，误解。从而产生传播隔阂，造成跨文化传播的阻碍。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例如，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如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第一，我们在设计作品时要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并且能够“借势生威”，让自己设计的作品能够让西方人看的懂，又结合东方人的智慧。例如，(图一) 图1是陈放先生的招贴“胜利”，以“V”字胜利的手势造型，但胜利的背后却是无数的失败与辛酸，连他的手指都不见了，只剩下“V”字残缺的烙印。整个海报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尤其是残缺的地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将中国古老文化之残缺的意境美体现在设计中，作品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副海报跨越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障碍。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思维定势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这种信条，作为设计者必须了解，例如，红色在中国是喜庆的颜色，而在日本却认为是低贱的颜色。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必然会导致设计作品的失败。 第二，设计者必须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 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时，往往会受到文化冲击，从而产生某种不适应。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种族优越感、思维定式、偏见和相异的文化背景方面。例如，在国际广告大奖赛中很难看到中国设计的作品，因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面对东方文化的含蓄，西方设计者，总是以拒绝的态度来对待东方设计师。面对当今西方强势文化的主流，作为一名设计者，我持积极理解的态度，文化是有差异，但通过发现对方的不同点，反过来加深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理解，从而做到客观地把握各自的文化特性。在发现差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不可忽视大量的共同之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 但是要想扫清这些障碍，使跨文化传播活动能得以顺利进行，传播双方就应该遵守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更应该摒弃各自的民族偏见，尊重别人，以诚相待，共同来完成跨文化传播活动。这需要我们国家的传播组织、机构的不懈努力。 第三，设计者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在跨文化传播中，非语言行为(在这里，非语言行为被看作是体态语的代名词)与语言行为一样是构成出传播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因文化的不同往往赋予不同的意义，在交流的时候有时会产生误会。例如，有一对不会汉语的瑞士夫妇在香港一家中餐馆用餐，点了莱以后，对服务员比划让他给他们的小狗也弄点吃的，服务员自以为明白了比划的意思，把小狗带至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来的是一盘红烧全只狗肉。而图形作为一种视觉传达语言，以简洁的方式准确传达出语义性，扫除了文字障碍，图形作为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在大众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21世纪以来，人类更是步人了一个视觉读图时代，语言的中心地位必将被打破。 我们知道，广告作品设计是设计者运用图形符号并借助媒介来交流信息的行为与过程。图形符号是信息的载体，它既能代表观念事物，也能代表现实事物。既能充分满足艺术的种种审美要求，又能解决信息、技术、学习、生活及大众传播的需要。例如(图二) 在这则招贴中一根用绳索束缚的香蕉准确、生动的再现了《庄园主》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名家庭教师爱上了年幼的女学生，并与之发生关系，但是世俗的道德折磨着这位家庭教师，最终他以“自宫”的行为来惩罚自己……在西方文化中，香蕉是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官。在这副招贴中的图形设计形、情、意结合，充分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符号，演变为语言信息释放出来，进而使受众心领意会，真正做到了让“图形说话”。图形与语言，概念与形象并非截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语义”可以“图形化”，概念也可以转化为形象。所以，我们在做广告作品时，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这个世界就是互相观察、学习和借鉴而汇集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结晶。当我们的广告设计作品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要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防止急功近利行为，增强理论思维，提高学科理论的研究层次，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这样才能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与含蓄的中国文化中找到一个结合点，把“中国制造”的广告作品在世界上得到认可。 广告设计论文: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影视广告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美学　现代影视　告设计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而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的体现: 一、影视的共性 电影的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像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这里，电影再现外部世界的幻景的观点是完全适用于电视的。电视是一种媒介，或者说是不同于印刷媒介的电子媒介之一。尽管在科技属性上，电视是电子光束扫描，电影是物理光学投射，两者是不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电视和电影仍然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具像仿真的影像与声音、音响的结合，串组成综合的符号系统，有着声形并茂、音像俱全的共性，因而在研究上彼此可以得到很多的借鉴与支持。电视出现后，代替收音机成了最基本的媒介，而且随着电视的出现，广告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 二、影视广告的特征 影视广告具有闯入型与强制型的特征，由于借助声画完美结合的影视技术，世界性的电视转播网以及通布城乡的电视收视网在世界各国高速发展，影视广告地位，仍居各种广告媒体的首位。 影视广告的特点: 1、声画合一，诉求视听。有声有色的生动画面，温柔感人的音乐和解说，入耳悦目，扣人心弦，往往对其所传递的信息—形象、言语、情绪，产生“海绵吸湿性”的效应，印入深层记忆之中、:所以电视广告又被称为具有很好的通融性的热性媒体。其理解度、记忆度与暗示性，虽较印刷媒体弱些，但对视与听同时作用所造成的传播效果，却超过一般媒体一倍至数倍。 2、生动形象，诉求面广。成功的电视广告片，能冲破国家民族的语言障碍，为整个世界的人们所理解—画面一连串的形象，富于表情的音乐与音响效果，便是最直接的传播代码，不用语言累述，人人一见便心领神会。 3、擅长于进行商品的示范表演。对于新产品的特殊设计，产品的使用与操作，产品使用的效果与对比等，可多角度、全过程地加以表现，给人的印象，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如我们常见的化装品广告，利用的就是这个特点。 4、由于具有面对面的传播特点，使受传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或萌生个人之间传播的某种直接与亲切之感。 当然电视广告也同其他媒体一样，有着自己的短处: 1、不同商品的不同视听对象难以控制。 2、广告内容与形象转瞬即逝，无法予以保存、品味对比或参照。 3、消遣型视听增多，边千事边观看，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4、插播广告最容易使视听者反感。 三、影视广告的起源与发展 在我国，影视广告设计是一个只历经20余年的历史，但发展却非常迅猛的新生事物。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则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标志着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已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一种时代的角色，成为“开放、改革”的象征。到现在电视广告的播出日趋“密集化”和“频繁化”，广告逐渐成为除电视剧、电视栏目等节目类型以外的又一电视传播主体。 电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遍布世界各地，全球已拥有10亿台，中国便占了3亿台C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这“神奇的盒子”里收看到丰富的新闻、娱乐节目。每天的时时刻，电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美国于192年首先研试电视机，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并于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到1954年彩色电视机问世。电视广告的播放，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信息的传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出现却与电视的首播相差了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成为中国大陆电视的诞生日，同年月2日正式播出。然而解放后的中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左”思潮演变成“”的影响，电视广告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倘若播放外商广告更是有着“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罪名，因而大陆电视广告是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的。在饱受“”的沧桑后大陆经济一片萧条，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春风沐浴大地”这个世人瞩目的数字，它不仅揭开一个。亿人口新时代的序幕，而且翻开中国影视广告的第一页。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正因为这样，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儒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儒家作为由孔子开创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意识形态，其宇宙观上溪远古文化，下开封建社会的正道。夏、商、周三代已经建立了一种一“家”为中心而层层扩展的宇宙观。“家”原意是部落祭祀男性祖神的宗庙所在地，他是部族的中心，标志着以父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以“士”的身份视天下为己任，担当起沟通天人的职责，并把“天地之道”引向现实政治，引向以“家”为中心的父权体制，他们的理想即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因此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儒家的经典《中庸》“中和”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中国的宫殿建筑(比如故宫)以中轴线为中心饿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式，集中的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和”之美.:而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也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引向“吟咏情性”方面，导致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倾向。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作者都非常强调整体，重视家庭与亲情。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电视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电视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几乎所有的的名酒广告都在极力渲染亲情，友情爱情，讲求一团和气。:无论是妻子丈夫，子女父母，都在亲情上做文章。中国影视广告通过较长的语幅来诉说，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雕牌牙膏中《新妈妈》篇中大段的独白就是典型的中国广告语幅风格:先为叙述二人情感世界的变化，后面才出现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真情付出，心灵交汇，雕牌牙膏。脑白金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奉亲养老，礼尚往来和现代社会中人情交易的社会习俗。。又比如牛奶这类广告的往往是充满温馨的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前喝牛奶，广告·语:关注您家人的健康，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友之友牛奶广告)。儒家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体现诚信。诚信是义理的核心，也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要求，国内电视广告内容以此为支点。牛酬光明牛奶狂重广告，《三鹿奶粉》安全新鲜保证。中国移动通信广告用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贯穿三个故事:音乐人小孟的恋爱，某公司老总的生意;2002年6月10日中国游客越南海上遇险。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滋养出了一种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家庭美满，和睦，国家和平，富强，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永久目标。正象儒家美学价值环绕着现实政治和父权体制展开，它必然要求一种与父权体制威仪和庄重相适应的“雄健”、“充实”之美。特别重视艺术的“气势”、“气概”以及“慷慨以任气”的“风骨”，而“气势”的潜隐与含藏又导致艺术的沉郁、劲健的风格之美。 许多宣传男性产品的现代影视广告通常会采用这类风格，当然在具体运用时确是比较隐喻，含蓄的。比如常见的酒类、西服、剃须刀、鞋类之类广告等等。我们可以用“金利来”领带的广告来佐证:“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斜纹代表勇敢，圆点代表关怀……”其喻意是，西服已成为当今男士们通用的服装，在我国连来自乡土的企业家也不例外。穿西服、打领带，社会上比比皆是，它的含蓄意指，象征着这是一个男人们统领的世界。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宣传，为体现自己的实力，也常采用这类风格。而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和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宇宙心灵。孟子曾经提到一种“不忍人之心”，作为人类发不容己的良善本性自然流露的例证，意为人类的本心不能容忍别人的苦难和不幸。南宋陆九渊则进一步把外在宇宙与自己本心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吾心与宇宙之间存在一种发不容己、血肉相连的情感关系因而宇宙间人与万物发生一切都必将牵动我的心，让我感动、关怀和承担。比如许多药品影视广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关心人自身的苦难和不幸开始，国内一直火爆的哈药六厂系列的公益广告。又如美的空调电视广告，中心画面是一个虾和一个空调，一只煮熟的虾随着美的空调降温而逐渐从红色的体表变为褐色，最后竟然因为忍受不住冷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逃之夭夭:多么幽默和谐。 五、道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道家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产物，与正统的儒家文化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与儒家强调人为性的“中和”之美相反，道家提倡的是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美。老子《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说人、地、天中的一切都以道为规则的话，那道则以自然的状态为规则，“自然”即“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之意、因此与儒家以父权体制的政治为依据相反，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依据的原则是是顺应万物的自然成长。庄子把它普遍化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美学命题，;天地沉默运行的节奏，万物无言生长的繁茂景象，都是自然之道这一“大美”的具体体现。正是通过“自然”这一终极价值，道家美学便把审美对象的领域无限地扩展为存在的一切，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超出日常审美的超越标准，人间的美丑缺乏绝对的依据，当我们用自然之道的绝对标准来看时，美可以转化为丑，丑也可以转化为美。许多影视广告在艺术表现手法中喜欢采用道家的“自然”之美表现手法.比如做各类饮料广告，矿泉水的广告，食品广告，化装品广告等等，设计师们都爱从“自然”入手。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师们在创新的同时，应该更多地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关元素，在传统与时尚的隧道中穿插，使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极具浓郁的民族气息的同时，丰富影视广告设计的多元化风格，使传统与现代文化间的精髓相互融合、相互碰撞，和谐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注入民族血液，创造出富有东方韵味的现代影视广告。 广告设计论文:试析现代广告设计中的传统美学理念 论文关键词:现代　广告设计　传统美学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广告设计思想，而广告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理念。本文对这一辩证关系的探啧，将会在当下世界多元的语境之中，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广告设计艺术。 广告在世界各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它们都是随着商品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传播手段的革新，对广告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1886年出现于巴黎街头的多色印刷的版面画是近代广告的开始时期，那么我国广告的产生则以上世纪20年代和三四十年代出现在沿海城市的月份牌广告和路牌广告为标志。它们虽然带着一定的半殖民地色彩，但却以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人到千家万户，因此，应该说是我国广告的发展与开端。建国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广告艺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联、捷克特别是波兰广告的影响，在原有基础上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所提高，近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也借鉴了美国、日本、欧洲各国等西方国家的广告艺术手法。可以说，作为广告艺术，中国的广告设计工作者吸收和借鉴了不少国外同行的经验和做法。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要想使民族文化的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广告艺术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广告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它们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植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人。正因为这样，作为外来的广告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它时时流露出传统美学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探讨这些影响，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广告艺术。 一、现代广告形式中的传统美学理念 广告招贴画具有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而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广告设计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以不同的比例组合在一起。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越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理念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例如，构思上的“一以当十”、“以少用多”的精练，构图上“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简洁，“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对比关系，“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夸张，都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已经在我国广告艺术的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大师靳棣强，创作了大量文化招贴广告。他认为，美的原则有三条: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这实际上强调的是老庄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意境。他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到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他的许多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种思想，在其招贴设计《自在》系列中，运用了中国的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机理效果，既现代又不失传统。在国际“水”主题招贴广告艺术展中，“水—生命—文化”招贴图形作品，将极其强烈的民族装饰风格化的图形形象作为整幅作品的大背景，进行了丰富而适当的虚化处理，整个画面以黑白极色加以艺术表现，形成了形与色的对立与协调、冲突与融合的视觉效果，构筑了一幅在中国特定大文化场景下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现代平面图形设计作。 二、现代广告“瞬间艺术”中的传统美学理念 广告招贴画属于“瞬间艺术”。好的广告招贴要做到既能让人“一目了然”，还能让人“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顾盼之余，留下较深的印象。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能使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那就需要做到“以少用多”，“一以当十” “以少用多”和“由此及彼”是艺术技巧的标志，特别是广;招贴艺术，它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一切方面来再现现实。任何形象都不过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能不能概括其他部分。广告艺术中常常有充满画面的特写，一双手，一双眼，一个动态，一个表情，只要是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而且具有它的某些特征，它就能构成“言简意赅”的好作品。尽管构图简单，却表现出了一种能吸引人的意境。在“意境”中，客观事物精粹部分得到了集中处理，达到了情景交融，能牵动人的某种情思、某种体验、某种联想。我们平常说“匠心独运”、“意匠”是艺术家对客观事物加工的特殊手段，加工手段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艺术成就的高低。唐代诗人杜甫说的“意匠惨淡经营中”、“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明艺术意境的产生一定要有“意匠”的煞费苦心。“意匠”具体说来就是选材(先取最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强调形象的特征)、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项用恰当的技法户。 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均衡和内在的节律。我国篆刻艺术中有所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法则，强调变化中的均衡，这既符合科学上相对的原理，也符合艺术上形式美的规律。在我国的广告艺术中，动与静，疏与密，多样统一，宾主呼应，虚实相生，纵横曲直，黑白对比，重叠交错等传统构图法则屡见不鲜。此外，远古的铜器纹样、画像石、金石篆刻，特别是中国画，巧妙地运用白底的匠心，民间剪纸和兰花布粗犷豪放的黑白关系，明代木刻插图的疏密聚散，都可以在现代广告艺术的构图中得到印证。 三、现代广告中的中西传统美学理念比较 西方传统艺术，基于几何学空间观念，从模拟生活现象人手，借以展示作者的创作思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各种艺术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奠定了传统西方艺术的“模仿”说。中国艺术家则是有选择，有重点，以“不似之似”、“脱形写神”为艺术追求的胜境。在中国画中表现对象时，经常是背景不着一笔。传统京剧舞台除了简单的一桌一椅，别无他物。观众欣赏画，主要不是欣赏艺术家画的什么，而是主要欣赏通过什么艺术手法来表现。欣赏的着眼点在于笔墨、章法、气韵、意境，正如同观众欣赏传统京剧，主要是欣赏演员的技艺和“唱、念、做、打”的功夫。中国传统艺术，突破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片面性，创造了不少规范化的程式，这些师法自然、来源于生活但又经过千锤百炼、概括而又多变的“程式”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是积淀了内容要求的形式之美。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艺术家随着时代的要求，赋予它新的活力，常用而常新，这种程式化的处理在我国广告画面的装饰性形象处理上，也常得到应用，显示了夺目的光彩。 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变形，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人的过程，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主要特征，使虾的形象更为完美生动。齐白石提出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和石涛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说法是相通的。联系他的作品和实践可知，他主张的“不似”正是为了“似”，“不似”其实是在“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绝不是“似是而非”，而是使形象更有概括性，利用了欣赏者相应的联想作用。再看我们的一些广告招贴画，就“似与不似”的观点来考察，就形象的简明与富于概括这一点来衡量，很多形象显然不是生活的简单模仿，某些概括的形象显然与素材有很大的差别，由复杂到单纯，由繁杂到简洁，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提高。作品的魅力，绝不只是以外形的逼真为标准，有时候，欣赏者不是简单地接受宣传，同时也是探索、发现和补充，从而得到欣赏的乐趣，正因为欣赏者有所探索、有所发现和创造，作品的主题才能产生深人的影响。这种特点正符合了广告招贴艺术的要求。 四、现代广告中色彩的传统美学理念 现代广告绘画艺术的特征，决定了装饰色彩在画面上所起的作用。装饰色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正是广告画面所刻意追求的。“意足不求颜色似”即说明了这种关系。宋代苏轼曾画朱竹，有人责难他，难道有红色的竹子吗?他反问:难道有黑色的竹子吗?意思是既然大家对“黑竹”习以为常，为什么不允许画朱竹呢?这说明传统美学观中对色彩的主观想象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但这种主观想象不等于主观臆造，装饰色彩同样来源于生活实践，同样需要从客观事物中吸取营养。人们常从彩蝶、霓虹、彩霞等自然色彩受到启发而创造出色彩绚丽的装饰效果。装饰色彩的主观性使某些自然景色“拟人化”。不同的人物由于性格、经历、情绪的不同，对客观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对于某些自然色彩的感受，可以是“绿肥红瘦”，也可以是“怡红快绿”。其他诸女 “伤心碧”、“塞烟翠”、“青欲滴”、“绿生凉”这些古代诗人笔下对色彩的不同感受，都说明了色彩给人感受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是人们在具体的生活中形成的。我们反对形而上的把某种色彩硬说成代表某种性格，但却并不排斥在具体生活中形成某种联想使人产生的感情，这就是传统美学中运用色彩象征性的前提。一张白纸上，画上几只游动的小虾，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然会把大片空白联想成茫茫的水面。在广告招贴画上，常常也有这样的例证。一张蓝色的画面，上角画几束灿烂的焰火，这块蓝色自然会被人接受为深邃的蓝天。同样是蓝色的底色，画上几块白色的三角帆影，这块蓝色又会被人们视为无边的海洋。一张绿色的画纸上画一对嬉戏的小羊，这绿色就成了如茵的草坪。正因为只是单纯的底色，空间更大了，给人的联想更多了。这种单纯是虚的，但又是实的，观众的想象是抽象的，但又是具体的，这样处理，不仅在形式上不现其虚，在内容上也因某些启示与联想，使其更充实、更丰富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给人多么充实而深刻的含义。旧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我国古代诗人运用色彩象征的手法不是值得我们在设计广告画面时很好地借鉴吗? 广告设计论文:浅析现代广告设计的新理论 论文关键词 广告学　广告设计　广告艺术设计　理论　实践观 论文摘 要 广告传播具有整合功能、管理与控制功能、教育与指导功能及审美娱乐功能。广告艺术设计是一个从实践——认识——实践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广告是用视觉语言规律和设计规律来阐述情感、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的，广告设计需要灵感，同时也需要创造。 现代广告的设计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直接反映，广告设计已成为人们生活与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明显地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逐渐发展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广告创意内涵 简而言之，即广告主题意念的意象化。为了更好地理解“广告创意”有必要对意念、 意象、 表象、 意境做一下解释。“ 意念” 指念头和想法，在艺术创作中，意念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是作品内容的核心。在广告创意和设计中，意念即广告主题，它是指广告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要说明的观念。它是无形的、观念性的东西，必须借助某一定有形的东西才能表达出来。任何艺术活动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客观事物本身， 是艺术表现的对象； 二是以表现客观事物的形象，它是艺术表现的手段。而将这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构思活动，就是创意。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形象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传递客观事物信息的符号。 二、广告传播的作用与功能 所谓广告，就是通过某种特殊的传播媒介，把有关商品、服务、观念等信息尽可能广泛地传递给人们，从而影响舆论、促进营销的一种宣传活动。广告 是商品社会的产物，它的发生与发展同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密不可分。广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 它也具有一定的审美娱乐功能。优秀的广告本身就是一 种艺术，起着某种精神名片的作用。根据广告传播的功能与现实生活的实践事实，我们可以总结出广告传播的社会作用。表层方面，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作用，即提供信息、 指导消费，加速流通、促进生产，促进竞争、提高质量，扩大出口、多积外汇装饰商店、美化市容。而更深一层来分析，它还具有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陶冶人的精神与情操的社会教化作用。这些作用，正是广告传播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与欢迎的主要原因。 三、目前我国广告传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广告传播尚处于起步和初步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调整 ，就极有可能使我们的广告传播事业走入困境。 一是名人广告泛滥成灾。效仿名人、仰慕名人是一般人都具有的普遍心理。巧借名人效应做广告只要适度，确实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是广告虚假。一些广告过分强调产品的某一方面的功能，结果给人一种明显的虚假印象。尤其是一些化妆品和医疗保健用 品广告，生怕效果说得不充分，神奇性说得不完满，于是不惜置产品实际于不顾，竭力夸大。 三是广告的社会经济效益降低。随着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商品意识与广告意识在人们心中日益强化，广告数量自然也急剧增加。而我们的传播媒体与广告数量急剧增加的现实形势相比，显然还不够多。在此情况下，很自然地出现了广告的过分密集现象，使广大消费者被动地处于长期广告大战的包围之中，感觉变得迟钝甚至麻木，形成了广告躲避现象。 四、广告创意的过程及其思考方法 1.广告创意过程 （1）准备期。指专为某一广告活动而搜集的有关资料。 （2）孵化期。把所搜集的资料加以咀嚼消化，使意识自由发展，并使其结。 （3）启示期。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印象是产生启示的源泉，所以本阶段是在意识发展与结合中。 （4）验证期。把所产生的创意予以检讨修正使之更臻完美。 （5）形成期。以文字或图形将创意具体化。 2.广告创意思考方法 广告创意思考方法包括以下三种：第一，垂直思考法。即按照一定的思考路线进行的， 向上或向下的垂直式思考，是头脑的自我扩大方法。其一向被评价为最理想的思考法。第二，水平思考法。又称横向思考法，在思考问题时向着多方位方向发展。此方法有益于产生新的创意却无法取代垂直思考法，只能弥补后者不足。第三，集脑会商法。即一组人员运用开会的方式将所有与会人员对特殊问题的主意，聚积起来以解决问题。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创意思考方法。 五、广告定位策略对广告创意策略最具划时代的意义 （1）定位的心理基础和特征。定位是一种攻心战略， 定位观念使得广告创意的出发点从商品转向了消费者， 要求更细致的消费心理研究。 （2）定位的竞争特征。定位要“ 相对于竞争对手”，表明定位广告是一种竞争性广告 ， 因为定位是一种心理位置上的竞争，定位承认并利用竞争品牌的位置和优势。 广告设计是用视觉语言规律和设计规律来阐述情感、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的，广告设计需要灵感，同时也需要创造。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多角度、多层次的教学形式指导广告教学，采用多学科、多元化、开放式、互动式和全方位教学方法，启发和引导学生应用新的思维方法，加强多学科的协调能力和综合素质。 广告设计论文:浅析现代广告设计的新理论 论文关键词 广告学　广告设计　广告艺术设计　理论　实践观 论文摘 要 广告传播具有整合功能、管理与控制功能、教育与指导功能及审美娱乐功能。广告艺术设计是一个从实践——认识——实践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广告是用视觉语言规律和设计规律来阐述情感、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的，广告设计需要灵感，同时也需要创造。 现代广告的设计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直接反映，广告设计已成为人们生活与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明显地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逐渐发展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广告创意内涵 简而言之，即广告主题意念的意象化。为了更好地理解“广告创意”有必要对意念、 意象、 表象、 意境做一下解释。“ 意念” 指念头和想法，在艺术创作中，意念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是作品内容的核心。在广告创意和设计中，意念即广告主题，它是指广告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要说明的观念。它是无形的、观念性的东西，必须借助某一定有形的东西才能表达出来。任何艺术活动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客观事物本身， 是艺术表现的对象； 二是以表现客观事物的形象，它是艺术表现的手段。而将这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构思活动，就是创意。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形象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传递客观事物信息的符号。 二、广告传播的作用与功能 所谓广告，就是通过某种特殊的传播媒介，把有关商品、服务、观念等信息尽可能广泛地传递给人们，从而影响舆论、促进营销的一种宣传活动。广告 是商品社会的产物，它的发生与发展同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密不可分。广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 它也具有一定的审美娱乐功能。优秀的广告本身就是一 种艺术，起着某种精神名片的作用。根据广告传播的功能与现实生活的实践事实，我们可以总结出广告传播的社会作用。表层方面，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作用，即提供信息、 指导消费，加速流通、促进生产，促进竞争、提高质量，扩大出口、多积外汇装饰商店、美化市容。而更深一层来分析，它还具有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陶冶人的精神与情操的社会教化作用。这些作用，正是广告传播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与欢迎的主要原因。 三、目前我国广告传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广告传播尚处于起步和初步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调整 ，就极有可能使我们的广告传播事业走入困境。 一是名人广告泛滥成灾。效仿名人、仰慕名人是一般人都具有的普遍心理。巧借名人效应做广告只要适度，确实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是广告虚假。一些广告过分强调产品的某一方面的功能，结果给人一种明显的虚假印象。尤其是一些化妆品和医疗保健用 品广告，生怕效果说得不充分，神奇性说得不完满，于是不惜置产品实际于不顾，竭力夸大。 三是广告的社会经济效益降低。随着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商品意识与广告意识在人们心中日益强化，广告数量自然也急剧增加。而我们的传播媒体与广告数量急剧增加的现实形势相比，显然还不够多。在此情况下，很自然地出现了广告的过分密集现象，使广大消费者被动地处于长期广告大战的包围之中，感觉变得迟钝甚至麻木，形成了广告躲避现象。 四、广告创意的过程及其思考方法 1.广告创意过程 （1）准备期。指专为某一广告活动而搜集的有关资料。 （2）孵化期。把所搜集的资料加以咀嚼消化，使意识自由发展，并使其结。 （3）启示期。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印象是产生启示的源泉，所以本阶段是在意识发展与结合中。 （4）验证期。把所产生的创意予以检讨修正使之更臻完美。 （5）形成期。以文字或图形将创意具体化。 2.广告创意思考方法 广告创意思考方法包括以下三种：第一，垂直思考法。即按照一定的思考路线进行的， 向上或向下的垂直式思考，是头脑的自我扩大方法。其一向被评价为最理想的思考法。第二，水平思考法。又称横向思考法，在思考问题时向着多方位方向发展。此方法有益于产生新的创意却无法取代垂直思考法，只能弥补后者不足。第三，集脑会商法。即一组人员运用开会的方式将所有与会人员对特殊问题的主意，聚积起来以解决问题。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创意思考方法。 五、广告定位策略对广告创意策略最具划时代的意义 （1）定位的心理基础和特征。定位是一种攻心战略， 定位观念使得广告创意的出发点从商品转向了消费者， 要求更细致的消费心理研究。 （2）定位的竞争特征。定位要“ 相对于竞争对手”，表明定位广告是一种竞争性广告 ， 因为定位是一种心理位置上的竞争，定位承认并利用竞争品牌的位置和优势。 广告设计是用视觉语言规律和设计规律来阐述情感、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的，广告设计需要灵感，同时也需要创造。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多角度、多层次的教学形式指导广告教学，采用多学科、多元化、开放式、互动式和全方位教学方法，启发和引导学生应用新的思维方法，加强多学科的协调能力和综合素质。 广告设计论文: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影视广告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美学　现代影视　告设计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而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的体现: 一、影视的共性 电影的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像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这里，电影再现外部世界的幻景的观点是完全适用于电视的。电视是一种媒介，或者说是不同于印刷媒介的电子媒介之一。尽管在科技属性上，电视是电子光束扫描，电影是物理光学投射，两者是不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电视和电影仍然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具像仿真的影像与声音、音响的结合，串组成综合的符号系统，有着声形并茂、音像俱全的共性，因而在研究上彼此可以得到很多的借鉴与支持。电视出现后，代替收音机成了最基本的媒介，而且随着电视的出现，广告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 二、影视广告的特征 影视广告具有闯入型与强制型的特征，由于借助声画完美结合的影视技术，世界性的电视转播网以及通布城乡的电视收视网在世界各国高速发展，影视广告地位，仍居各种广告媒体的首位。 影视广告的特点: 1、声画合一，诉求视听。有声有色的生动画面，温柔感人的音乐和解说，入耳悦目，扣人心弦，往往对其所传递的信息—形象、言语、情绪，产生“海绵吸湿性”的效应，印入深层记忆之中、:所以电视广告又被称为具有很好的通融性的热性媒体。其理解度、记忆度与暗示性，虽较印刷媒体弱些，但对视与听同时作用所造成的传播效果，却超过一般媒体一倍至数倍。 2、生动形象，诉求面广。成功的电视广告片，能冲破国家民族的语言障碍，为整个世界的人们所理解—画面一连串的形象，富于表情的音乐与音响效果，便是最直接的传播代码，不用语言累述，人人一见便心领神会。 3、擅长于进行商品的示范表演。对于新产品的特殊设计，产品的使用与操作，产品使用的效果与对比等，可多角度、全过程地加以表现，给人的印象，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如我们常见的化装品广告，利用的就是这个特点。 4、由于具有面对面的传播特点，使受传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或萌生个人之间传播的某种直接与亲切之感。 当然电视广告也同其他媒体一样，有着自己的短处: 1、不同商品的不同视听对象难以控制。 2、广告内容与形象转瞬即逝，无法予以保存、品味对比或参照。 3、消遣型视听增多，边千事边观看，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4、插播广告最容易使视听者反感。 三、影视广告的起源与发展 在我国，影视广告设计是一个只历经20余年的历史，但发展却非常迅猛的新生事物。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则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标志着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已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一种时代的角色，成为“开放、改革”的象征。到现在电视广告的播出日趋“密集化”和“频繁化”，广告逐渐成为除电视剧、电视栏目等节目类型以外的又一电视传播主体。 电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遍布世界各地，全球已拥有10亿台，中国便占了3亿台C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这“神奇的盒子”里收看到丰富的新闻、娱乐节目。每天的时时刻，电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美国于192年首先研试电视机，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并于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到1954年彩色电视机问世。电视广告的播放，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信息的传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出现却与电视的首播相差了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成为中国大陆电视的诞生日，同年月2日正式播出。然而解放后的中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左”思潮演变成“”的影响，电视广告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倘若播放外商广告更是有着“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罪名，因而大陆电视广告是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的。在饱受“”的沧桑后大陆经济一片萧条，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春风沐浴大地”这个世人瞩目的数字，它不仅揭开一个。亿人口新时代的序幕，而且翻开中国影视广告的第一页。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正因为这样，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儒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儒家作为由孔子开创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意识形态，其宇宙观上溪远古文化，下开封建社会的正道。夏、商、周三代已经建立了一种一“家”为中心而层层扩展的宇宙观。“家”原意是部落祭祀男性祖神的宗庙所在地，他是部族的中心，标志着以父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以“士”的身份视天下为己任，担当起沟通天人的职责，并把“天地之道”引向现实政治，引向以“家”为中心的父权体制，他们的理想即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因此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儒家的经典《中庸》“中和”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中国的宫殿建筑(比如故宫)以中轴线为中心饿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式，集中的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和”之美.:而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也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引向“吟咏情性”方面，导致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倾向。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作者都非常强调整体，重视家庭与亲情。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电视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电视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几乎所有的的名酒广告都在极力渲染亲情，友情爱情，讲求一团和气。:无论是妻子丈夫，子女父母，都在亲情上做文章。中国影视广告通过较长的语幅来诉说，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雕牌牙膏中《新妈妈》篇中大段的独白就是典型的中国广告语幅风格:先为叙述二人情感世界的变化，后面才出现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真情付出，心灵交汇，雕牌牙膏。脑白金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奉亲养老，礼尚往来和现代社会中人情交易的社会习俗。。又比如牛奶这类广告的往往是充满温馨的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前喝牛奶，广告·语:关注您家人的健康，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友之友牛奶广告)。儒家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体现诚信。诚信是义理的核心，也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要求，国内电视广告内容以此为支点。牛酬光明牛奶狂重广告，《三鹿奶粉》安全新鲜保证。中国移动通信广告用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贯穿三个故事:音乐人小孟的恋爱，某公司老总的生意;2002年6月10日中国游客越南海上遇险。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滋养出了一种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家庭美满，和睦，国家和平，富强，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永久目标。正象儒家美学价值环绕着现实政治和父权体制展开，它必然要求一种与父权体制威仪和庄重相适应的“雄健”、“充实”之美。特别重视艺术的“气势”、“气概”以及“慷慨以任气”的“风骨”，而“气势”的潜隐与含藏又导致艺术的沉郁、劲健的风格之美。 许多宣传男性产品的现代影视广告通常会采用这类风格，当然在具体运用时确是比较隐喻，含蓄的。比如常见的酒类、西服、剃须刀、鞋类之类广告等等。我们可以用“金利来”领带的广告来佐证:“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斜纹代表勇敢，圆点代表关怀……”其喻意是，西服已成为当今男士们通用的服装，在我国连来自乡土的企业家也不例外。穿西服、打领带，社会上比比皆是，它的含蓄意指，象征着这是一个男人们统领的世界。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宣传，为体现自己的实力，也常采用这类风格。而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和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宇宙心灵。孟子曾经提到一种“不忍人之心”，作为人类发不容己的良善本性自然流露的例证，意为人类的本心不能容忍别人的苦难和不幸。南宋陆九渊则进一步把外在宇宙与自己本心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吾心与宇宙之间存在一种发不容己、血肉相连的情感关系因而宇宙间人与万物发生一切都必将牵动我的心，让我感动、关怀和承担。比如许多药品影视广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关心人自身的苦难和不幸开始，国内一直火爆的哈药六厂系列的公益广告。又如美的空调电视广告，中心画面是一个虾和一个空调，一只煮熟的虾随着美的空调降温而逐渐从红色的体表变为褐色，最后竟然因为忍受不住冷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逃之夭夭:多么幽默和谐。 五、道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道家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产物，与正统的儒家文化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与儒家强调人为性的“中和”之美相反，道家提倡的是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美。老子《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说人、地、天中的一切都以道为规则的话，那道则以自然的状态为规则，“自然”即“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之意、因此与儒家以父权体制的政治为依据相反，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依据的原则是是顺应万物的自然成长。庄子把它普遍化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美学命题，;天地沉默运行的节奏，万物无言生长的繁茂景象，都是自然之道这一“大美”的具体体现。正是通过“自然”这一终极价值，道家美学便把审美对象的领域无限地扩展为存在的一切，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超出日常审美的超越标准，人间的美丑缺乏绝对的依据，当我们用自然之道的绝对标准来看时，美可以转化为丑，丑也可以转化为美。许多影视广告在艺术表现手法中喜欢采用道家的“自然”之美表现手法.比如做各类饮料广告，矿泉水的广告，食品广告，化装品广告等等，设计师们都爱从“自然”入手。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师们在创新的同时，应该更多地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关元素，在传统与时尚的隧道中穿插，使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极具浓郁的民族气息的同时，丰富影视广告设计的多元化风格，使传统与现代文化间的精髓相互融合、相互碰撞，和谐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注入民族血液，创造出富有东方韵味的现代影视广告。 广告设计论文:试析现代广告设计中的传统美学理念 论文关键词:现代　广告设计　传统美学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广告设计思想，而广告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理念。本文对这一辩证关系的探啧，将会在当下世界多元的语境之中，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广告设计艺术。 广告在世界各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它们都是随着商品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传播手段的革新，对广告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1886年出现于巴黎街头的多色印刷的版面画是近代广告的开始时期，那么我国广告的产生则以上世纪20年代和三四十年代出现在沿海城市的月份牌广告和路牌广告为标志。它们虽然带着一定的半殖民地色彩，但却以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人到千家万户，因此，应该说是我国广告的发展与开端。建国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广告艺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联、捷克特别是波兰广告的影响，在原有基础上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所提高，近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也借鉴了美国、日本、欧洲各国等西方国家的广告艺术手法。可以说，作为广告艺术，中国的广告设计工作者吸收和借鉴了不少国外同行的经验和做法。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要想使民族文化的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广告艺术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广告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它们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植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人。正因为这样，作为外来的广告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它时时流露出传统美学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探讨这些影响，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广告艺术。 一、现代广告形式中的传统美学理念 广告招贴画具有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而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广告设计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以不同的比例组合在一起。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越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理念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例如，构思上的“一以当十”、“以少用多”的精练，构图上“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简洁，“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对比关系，“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夸张，都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已经在我国广告艺术的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大师靳棣强，创作了大量文化招贴广告。他认为，美的原则有三条: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这实际上强调的是老庄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意境。他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到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他的许多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种思想，在其招贴设计《自在》系列中，运用了中国的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机理效果，既现代又不失传统。在国际“水”主题招贴广告艺术展中，“水—生命—文化”招贴图形作品，将极其强烈的民族装饰风格化的图形形象作为整幅作品的大背景，进行了丰富而适当的虚化处理，整个画面以黑白极色加以艺术表现，形成了形与色的对立与协调、冲突与融合的视觉效果，构筑了一幅在中国特定大文化场景下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现代平面图形设计作。 二、现代广告“瞬间艺术”中的传统美学理念 广告招贴画属于“瞬间艺术”。好的广告招贴要做到既能让人“一目了然”，还能让人“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顾盼之余，留下较深的印象。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能使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那就需要做到“以少用多”，“一以当十” “以少用多”和“由此及彼”是艺术技巧的标志，特别是广;招贴艺术，它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一切方面来再现现实。任何形象都不过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能不能概括其他部分。广告艺术中常常有充满画面的特写，一双手，一双眼，一个动态，一个表情，只要是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而且具有它的某些特征，它就能构成“言简意赅”的好作品。尽管构图简单，却表现出了一种能吸引人的意境。在“意境”中，客观事物精粹部分得到了集中处理，达到了情景交融，能牵动人的某种情思、某种体验、某种联想。我们平常说“匠心独运”、“意匠”是艺术家对客观事物加工的特殊手段，加工手段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艺术成就的高低。唐代诗人杜甫说的“意匠惨淡经营中”、“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明艺术意境的产生一定要有“意匠”的煞费苦心。“意匠”具体说来就是选材(先取最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强调形象的特征)、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项用恰当的技法户。 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均衡和内在的节律。我国篆刻艺术中有所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法则，强调变化中的均衡，这既符合科学上相对的原理，也符合艺术上形式美的规律。在我国的广告艺术中，动与静，疏与密，多样统一，宾主呼应，虚实相生，纵横曲直，黑白对比，重叠交错等传统构图法则屡见不鲜。此外，远古的铜器纹样、画像石、金石篆刻，特别是中国画，巧妙地运用白底的匠心，民间剪纸和兰花布粗犷豪放的黑白关系，明代木刻插图的疏密聚散，都可以在现代广告艺术的构图中得到印证。 三、现代广告中的中西传统美学理念比较 西方传统艺术，基于几何学空间观念，从模拟生活现象人手，借以展示作者的创作思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各种艺术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奠定了传统西方艺术的“模仿”说。中国艺术家则是有选择，有重点，以“不似之似”、“脱形写神”为艺术追求的胜境。在中国画中表现对象时，经常是背景不着一笔。传统京剧舞台除了简单的一桌一椅，别无他物。观众欣赏画，主要不是欣赏艺术家画的什么，而是主要欣赏通过什么艺术手法来表现。欣赏的着眼点在于笔墨、章法、气韵、意境，正如同观众欣赏传统京剧，主要是欣赏演员的技艺和“唱、念、做、打”的功夫。中国传统艺术，突破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片面性，创造了不少规范化的程式，这些师法自然、来源于生活但又经过千锤百炼、概括而又多变的“程式”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是积淀了内容要求的形式之美。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艺术家随着时代的要求，赋予它新的活力，常用而常新，这种程式化的处理在我国广告画面的装饰性形象处理上，也常得到应用，显示了夺目的光彩。 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变形，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人的过程，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主要特征，使虾的形象更为完美生动。齐白石提出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和石涛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说法是相通的。联系他的作品和实践可知，他主张的“不似”正是为了“似”，“不似”其实是在“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绝不是“似是而非”，而是使形象更有概括性，利用了欣赏者相应的联想作用。再看我们的一些广告招贴画，就“似与不似”的观点来考察，就形象的简明与富于概括这一点来衡量，很多形象显然不是生活的简单模仿，某些概括的形象显然与素材有很大的差别，由复杂到单纯，由繁杂到简洁，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提高。作品的魅力，绝不只是以外形的逼真为标准，有时候，欣赏者不是简单地接受宣传，同时也是探索、发现和补充，从而得到欣赏的乐趣，正因为欣赏者有所探索、有所发现和创造，作品的主题才能产生深人的影响。这种特点正符合了广告招贴艺术的要求。 四、现代广告中色彩的传统美学理念 现代广告绘画艺术的特征，决定了装饰色彩在画面上所起的作用。装饰色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正是广告画面所刻意追求的。“意足不求颜色似”即说明了这种关系。宋代苏轼曾画朱竹，有人责难他，难道有红色的竹子吗?他反问:难道有黑色的竹子吗?意思是既然大家对“黑竹”习以为常，为什么不允许画朱竹呢?这说明传统美学观中对色彩的主观想象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但这种主观想象不等于主观臆造，装饰色彩同样来源于生活实践，同样需要从客观事物中吸取营养。人们常从彩蝶、霓虹、彩霞等自然色彩受到启发而创造出色彩绚丽的装饰效果。装饰色彩的主观性使某些自然景色“拟人化”。不同的人物由于性格、经历、情绪的不同，对客观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对于某些自然色彩的感受，可以是“绿肥红瘦”，也可以是“怡红快绿”。其他诸女 “伤心碧”、“塞烟翠”、“青欲滴”、“绿生凉”这些古代诗人笔下对色彩的不同感受，都说明了色彩给人感受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是人们在具体的生活中形成的。我们反对形而上的把某种色彩硬说成代表某种性格，但却并不排斥在具体生活中形成某种联想使人产生的感情，这就是传统美学中运用色彩象征性的前提。一张白纸上，画上几只游动的小虾，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然会把大片空白联想成茫茫的水面。在广告招贴画上，常常也有这样的例证。一张蓝色的画面，上角画几束灿烂的焰火，这块蓝色自然会被人接受为深邃的蓝天。同样是蓝色的底色，画上几块白色的三角帆影，这块蓝色又会被人们视为无边的海洋。一张绿色的画纸上画一对嬉戏的小羊，这绿色就成了如茵的草坪。正因为只是单纯的底色，空间更大了，给人的联想更多了。这种单纯是虚的，但又是实的，观众的想象是抽象的，但又是具体的，这样处理，不仅在形式上不现其虚，在内容上也因某些启示与联想，使其更充实、更丰富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给人多么充实而深刻的含义。旧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我国古代诗人运用色彩象征的手法不是值得我们在设计广告画面时很好地借鉴吗? 广告设计论文:试论广告设计与艺术运用 论文关键词:艺术　传统美学　现代　广告设计 论文摘要:通过对艺术的创新达到广告设计的要求，架起广告设计与艺术的桥梁。 艺术设计首先是大众的艺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习惯。广告语言是广告的核心内容。社会文化影响并制约广告语言及其表达，广告语言则蕴含或反映社会文化。语言是民族的语言，广告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一个民族的哲学观念、思维模式、文化心理、道德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等都必然会对广告语言产生作用。所以，任何一个社会的广告语言不可避免地反映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反映社会文化的广告语言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可大大促进广告的功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探讨出社会文化与广告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理解和赏析广告语言，对于指导创作、设计既符合广告表达基本原则，又适合特定民族文化特征的广告语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艺术设计与广告语言的研究很少，尤其缺乏比较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习惯。而在一百多年来这种中国特有的审美观念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则出现了现代中国审美观。一个民族文化总是与这一民族的心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思维方法和伦理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的。作为伦理性的文化体系，中国人把人视为主体，以物相辅助，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有四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智”，这表明中国文化系统中，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在对自然物的摄取和创造中，又找到社会意义，使造物的真、美与善统一起来。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完整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艺术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指题材、主题等等，但是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与形式结合在一起而下的定义，那就是说，艺术作品的内容是在媒介中通过形式体现出来的题材和主题。同样理由，对艺术作品的形式所下的定义也应该是与内容相联系的，即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媒介是艺术家借以使其题材和主题转化为内容的手段和方式。 艺术设计的广告语是指表达理念和产品核心特征的、长期使用的宣传短句。随着我国媒介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竞争不但包括媒体产品和销售网络的竞争，而且包括媒体品牌形象力的竞争。而媒体形象广告语便是塑造媒体形象的“点睛之笔”。媒体形象广告语的立足点在于在媒体和受众之间架起一道可以沟通的桥梁，使受众对媒体产生认知、理解、记忆，并且引发价值观的认同和情感的共鸣。所以沟通策略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艺术语言是指任何一门艺术使用的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手段，运用的独特的物质媒介。 公共艺术设计一旦完成，就要接受公共大众的评判，这种评判可能是一般性的品头论足，也可能是激烈的评论、批评乃至近苛刻式的挑剔。这种成熟化的大众评判机制的建立是公共艺术设计运作体系成熟化的标志，是促使公共艺术设计作品不断完善和提高的重要保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广告招贴设计思想，而广告招贴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广告招贴设计中的体现。指出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我们从来不曾用如实的描写，逼真的再现要求过中国传统艺术，没有人指责某些山水画不符合焦点透视的原则，也没人批评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演模式，因为我们对自已的传统艺术有一个固定的观念，懂得抽象的形式美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变形，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人的过程，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主要特征，使母虾的形象更为完美更为生动。 广告设计语言，也就是平面设计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肯定了它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宣传画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比例，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在平面广告的设计中，我们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人。正因为这样，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 广告与艺术的存在发展都不断地受到来自于大众领域和商品社会的渗透、干扰和强劲冲击。不仅如此，今天的艺术家还受到来自于源远流长、精深博大的艺术传统的沉重压力。广告艺术已不可能在真空中、圣殿中孤芳自赏，广告创造也很难真正地完全地离弃传统而创新，更不用说为创新而创新的故作姿态了。广告设计与艺术都无疑隐含着重重的矛盾、问题甚或危机。它是反传统甚至是反艺术的，其中也不乏一些是哗众取宠的、媚俗的、偏激而走过头的、为创新而创新的。但无论如何，广告设计的艺术是我们时代的投影和文化的隐喻与象征，它永远能够表现着这个世界，不仅因为艺术栖身于它，也不仅因为艺术承担着世界的需求，更因为艺术是为人而存在的，是与人互为本体的。 广告设计论文:试析广告设计作品中跨国文化传播的考虑 论文关键词:广告设计　跨国文化传播　图形设计 论文摘要: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知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广告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广告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传播过程中，广告作品是否成功，它的目的能否达到，取决于其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广泛围内，赢得了宣传对象的共鸣，并为他们所接受。因为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广告信息、消极接受刺激、作出预期反应的客体。相反，他们是信息处理的主体，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对广告信息主动地进行选择和加工。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针对国际知名品牌的设计，我们涉及到一个传播学的概念—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ZO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其含义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人而言，跨文化传播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奖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如今，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 跨文化传播是要有语境的(在这里我理解为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当不同文化接触时，相似文化语境下的绝大多数传播往往通过不言而喻即可实现，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却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如果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就会造成传播过程的偏差，误解。从而产生传播隔阂，造成跨文化传播的阻碍。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例如，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如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第一，我们在设计作品时要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并且能够“借势生威”，让自己设计的作品能够让西方人看的懂，又结合东方人的智慧。例如，(图一) 图1是陈放先生的招贴“胜利”，以“V”字胜利的手势造型，但胜利的背后却是无数的失败与辛酸，连他的手指都不见了，只剩下“V”字残缺的烙印。整个海报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尤其是残缺的地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将中国古老文化之残缺的意境美体现在设计中，作品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副海报跨越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障碍。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思维定势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这种信条，作为设计者必须了解，例如，红色在中国是喜庆的颜色，而在日本却认为是低贱的颜色。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必然会导致设计作品的失败。 第二，设计者必须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 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时，往往会受到文化冲击，从而产生某种不适应。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种族优越感、思维定式、偏见和相异的文化背景方面。例如，在国际广告大奖赛中很难看到中国设计的作品，因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面对东方文化的含蓄，西方设计者，总是以拒绝的态度来对待东方设计师。面对当今西方强势文化的主流，作为一名设计者，我持积极理解的态度，文化是有差异，但通过发现对方的不同点，反过来加深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理解，从而做到客观地把握各自的文化特性。在发现差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不可忽视大量的共同之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 但是要想扫清这些障碍，使跨文化传播活动能得以顺利进行，传播双方就应该遵守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更应该摒弃各自的民族偏见，尊重别人，以诚相待，共同来完成跨文化传播活动。这需要我们国家的传播组织、机构的不懈努力。 第三，设计者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在跨文化传播中，非语言行为(在这里，非语言行为被看作是体态语的代名词)与语言行为一样是构成出传播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因文化的不同往往赋予不同的意义，在交流的时候有时会产生误会。例如，有一对不会汉语的瑞士夫妇在香港一家中餐馆用餐，点了莱以后，对服务员比划让他给他们的小狗也弄点吃的，服务员自以为明白了比划的意思，把小狗带至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来的是一盘红烧全只狗肉。而图形作为一种视觉传达语言，以简洁的方式准确传达出语义性，扫除了文字障碍，图形作为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在大众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21世纪以来，人类更是步人了一个视觉读图时代，语言的中心地位必将被打破。 我们知道，广告作品设计是设计者运用图形符号并借助媒介来交流信息的行为与过程。图形符号是信息的载体，它既能代表观念事物，也能代表现实事物。既能充分满足艺术的种种审美要求，又能解决信息、技术、学习、生活及大众传播的需要。例如(图二) 在这则招贴中一根用绳索束缚的香蕉准确、生动的再现了《庄园主》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名家庭教师爱上了年幼的女学生，并与之发生关系，但是世俗的道德折磨着这位家庭教师，最终他以“自宫”的行为来惩罚自己……在西方文化中，香蕉是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官。在这副招贴中的图形设计形、情、意结合，充分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符号，演变为语言信息释放出来，进而使受众心领意会，真正做到了让“图形说话”。图形与语言，概念与形象并非截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语义”可以“图形化”，概念也可以转化为形象。所以，我们在做广告作品时，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这个世界就是互相观察、学习和借鉴而汇集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结晶。当我们的广告设计作品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要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防止急功近利行为，增强理论思维，提高学科理论的研究层次，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这样才能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与含蓄的中国文化中找到一个结合点，把“中国制造”的广告作品在世界上得到认可。 广告设计论文: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现实路径 [摘要]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应把它放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考虑。广告设计师要思考市场，积累文化，同时也要寻找满足需求的方法。当前广告设计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将思想、概念、创意和市场综合起来，达到最优效果。通过增强文化底蕴、理解广告本身的市场化、培养广告设计中的艺术思维来提升创新教育。广告设计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是靠感觉的锤炼，而这主要还得靠高强度的、长时间的实践来支持。 [关键词]和谐；文化；市场；艺术性 起步晚于发达国家的中国广告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崛起之后，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广告业现存的问题很多，如缺乏高素质人才、广告监督管理不够完善、缺乏对广告作用的正确认识以及缺乏公众的共识等等。这是一个中国广告业能否走向和谐、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时代。我们身处这样一个复杂的年代，研究广告业，我们的分析尺度有必要跳出时间的框架，诊断困顿中国广告业发展的阻力，探寻突破迷局的方向。而在探讨当今中国广告业缺乏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不再是紧紧盯着眼前的问题，就事论事，而是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广告设计的教育问题。 设计教育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发展有着本质的、深层次意义上的影响。教育作为人类寻求进步、自我完善的手段，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搭上了快速奔驰的列车，社会的发展对设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愈来愈功利的心态和冷漠、理性教育的模式，开始离人性精神越走越远，这值得我们设计教育人员深思，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广告业健康和谐发展。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而应放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考虑。其中广告设计教育的更好发展是中国广告业持续生存与和谐发展的要求，是适应全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资源有限，创意无限”的时代，广告设计教育更具有核心的创意价值。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广告设计教育该如何做、怎么做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 当前广告设计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缺乏创新。许多广告设计作品的共同缺点是缺乏意义和创意。我认为，创意源于生活，源于人的需求，源于人的思想。设计师要思考市场，积累文化，同时也要寻找满足需求的方法。当前广告设计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将思想、概念、创意和市场综合起来，达到最优效果。广告设计教育的目标就是以先进的广告设计文化及民族文化、社会背景为参照，重构广告设计师现代化、国际化的价值观，不断改组和重建广告设计教育体系。 一、增强文化底蕴以创新教育 中国是文明古国和人类文明的摇篮，泱泱中华，悠悠千古。与西方现代设计文化的发展相比，中国古代的设计在陶瓷、青铜器、漆器、玉器、织绣、家具、建筑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灿烂辉煌的设计文化，不仅对东亚诸国，而且对西方近代设计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我们当代设计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极其宝贵的借鉴和利用价值。 而在当代中国广告设计界，缺少文化深度的广告设计作品却十分普遍。比如我们注意到1997年香港同归、1999年澳门同归以及1999年国庆50周年的宣传招贴中有很多的设计元素是一样的：大面积红色的应用、孩子张开双臂的形象设计等等。作品缺乏对事件特征的把握和挖掘，导致作品大量雷同，最终缺乏生命力。 中国的设计应该提倡原创，要打破抄袭、临摹的枷锁，破旧立新才有前途。而原创则必须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充分利用民族的本土文化资源创作出适合本土的广告设计作品。 设计的内涵是文化，中国广告设计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学习模仿改进过程之后，更多地注重原创设计，力求使中国元素蕴涵于现代设计之中。而所谓的中国元素，就是指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升华方式的总和。如何以现代审美的全新观点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就像靳埭强先生所说“我们不一定要画上京剧脸谱，穿上龙袍，才能让人认出是中国人。”要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得到更新和拓展，更可以借助广告本身所特有的广泛影响力，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互动。 中国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现代的广告设计教育应该以中国文化为本，同时注重现代化。我们不仅要锻炼自己的手，还要找到自己的设计方法，这就要讲心和手合二为一，用心思考。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有自己强烈的个性和创造力，同时也很热爱自己的文化，并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合、承传中国文化。 两年一度的“苏州印象”广告展，是一场全国性的盛会。苏州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独树一帜。2004年“苏州印象”广告展沿着“互动、专业”的方向发展，拙政、退思、网师、留园等苏州印象也显示出自己的风采。其中更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摄影、海报处处体现中国古老而又优美的古代文化。 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设计就是把中国精神艺术和民间文化的美好寓意与奥运精神结合到一起的典范作品，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并以独特新颖的形式展现出来。 中国联通的标志，采用了源于佛教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本意来延展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的寓意，其中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通、处处顺畅之意，无论从对称还是从形式说，整个标志都洋溢着古老东方已经流传的迹象和独特的文化。 因此，研究设计文化教育的内涵，扭转新时期高等院校学生理解社会的心态，进行课内和校园深层次的文化熏陶，是我们深化广告设计教育的重要路径之一。 二、以广告的市场化推动广告设计教育的深化 广告是指“由可识别的出资人通过各种媒体进行的有关产品(商品、服务、观点)有偿的、有组织的、综合的、劝服性的非人员的信息传播活动”。在广告业中，创意应该说是如影随形的，广告人一直在找寻创意与产业化完美结合的生存空间。但是，创意的本身不能决定广告的命运。从广告的作用上看，广告和公共宣传、人员推销、销售促进是促进产品销售的四种手段。从广告发展史上看，广告业还需要资本兴趣、公关技术等等方面的重要支撑，它是一种整合商业资源和产业上下游资源的一个重要过程和途径。只有真正理解了广告在现代促销巾的位置和作用，创意才有可能最终走向市场，化为新的资本。 另外，也要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广告发展与品牌的关联。现代意义的品牌是指某产品的名称、辞句、符号、设计或其合并使用，是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一种体验。其不仅包括物质的体验，还包括精神的体验。其目的是以此区别于其他商品，不与其他商品发生混淆。产品是冰冷的，品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情感的。产品会过时，会落伍，会被竞争者模仿，品牌是独一无二的。品牌是广告信息与消费者心智之间的第一个接触点。在产品日益同质化的时代，产品的物理属性已经相差无几，惟有品牌给人以心理暗示，满足消费者情感和精神上的寄托。从消费者来说，利用品牌帮助选购物品，不必每次都检验商品的质量。品牌对消费者来说，是信誉的象征。而广告设计要突出品牌，受众通过广告设计的视觉传达中的品牌认识产品，品牌形象最终也要通过广告设计才能发挥作用。正如大卫·奥格威所说：“每一个广告都是对品牌形象的长期投资”。广告服务于品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熟悉感；二是提醒作用。 体现在广告设计教学中，教师应该让学生明白，一幅好的设计作品不仅仅是一件漂亮的设计作品，而是应该向公众传达出商品的特性，并且激起公众的购买欲望，并参与到产品(服务)购买中，同时也要注意到广告设计要服务于品牌。广告大师奥格威说：“广告设计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销售，检验作品好坏的根本不是为了美化，而是为了能够更高的销售，检验作品的成功与否需要市场来证明。”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该观察学生，并引导他们认识到设计的首要任务就是满足市场的需求和与品牌理念一致，漂亮的设计不是独立的，而是充分体现设计是否符合周围的环境，是否在市场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在教学设计中，应该观测和强化学生对于设计作品的评判标准，好的作品是需要市场来检验的，只有踏踏实实地研究市场，分析市场，才能创作出好的设计作品；如果背离了市场的需求，设计的作品只能是华而不实，而无任何实际的意义和作用。 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要为了迎合市场表面的需求，不分地域和特色地开设专业和研究方向。对于设计教育的地域性而言，地域特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如沿海发达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而促进了设计观念的变更和进步，具有浓厚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地区，设计理念则呈现出更加丰富和哲理化的文化内容。因此，不同地域的院校，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及优长，科学定位，建立顺应学科发展、时展潮流的学科布局以及多学科并存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解决好广告设计教育与市场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教学结构、培养模式、培养目标和教师素质几方面重视起来。 广告设计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是靠感觉的锤炼，而这主要还得靠高强度的、长时间的实践来支持。第一，体验客户(业主)、生产者(工艺的执行者)以及接受者三种角色。广告设计是理论研究和市场推广相结合的产物，从各自不同角度的限定和需求，三者问应有相当的差异甚至对立，而处理这些对立和矛盾，显然是在广告设计教育当中所必需解决的问题。第二，体验广告设计中受引导产生虚拟化部分及上述三种角色使用设计成果时的当时行为和后续行为。而这一切只能在不断的市场实践中才能获得和提高。 三、广告设计中艺术思维的培养 我国传统的设计教育强调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艺术修养和扎实基本功的设计人才，为我国设计水平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到了现代，人们普遍认识到艺术设计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更重要的是观念的提升。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设计手段、新的设计观念和新的媒体设计的层出不穷，我们每天都接受着挑战。 基本技能、设计观念与实践活动是广告设计的艺术性的三个层面。设计的基本技能主要包括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对设计工具的驾驭能力以及对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理解和掌握等。随着科技的发展，设计手段不断更新，以及观念和活动的变化，基本技能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另外，设计观念的形成有助于推动艺术设计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它受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同时，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活动，艺术设计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技能和观念，更重要的是和社会的发展相结合，提高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在多年的发展中已经从弱小到壮大，从幼稚到成熟，初步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逐渐从美术、工艺美术的模式过渡到具有现代广告设计教育特点的教育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快速推进，社会的发展对广告设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广告设计教育像雨后春笋迅速成长，据统计，国内在几百所院校开设有广告设计专业，这无疑给广告设计教育注入了活力。但在日益强调科学技术的国度里，像广告设计这种独具人文和艺术色彩的学科亦打上了功利的烙印，广告设计教育亦背离了最初的精神，对这种功利性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抑制作用，反而纵容、迁就，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广告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展开创意、表现创意的过程，而创意和灵感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是要依靠调查研究信息资料的浓缩；二是靠艺术表现的技巧，没有高超的技巧就不可能准确地表达广告设计者的创意；三是靠长期的大量的经验积累，从中掌握一些规律，提高审美能力和联想能力；四是要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没有深层含义和文化基础的标志设计不会走得很远；五是要正确认识广告设计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广告设计和品牌设计传播的关系。 总之，我们应将提升文化底蕴、重视广告本身的市场化对广告设计的影响、培养艺术思维并且将它们应用在广告设计之中作为我们创新深化广告设计教育的出发点。从国内外广告设计的发展趋势看，广告设计的表现形式是信息化，艺术效果是人情化。前者要求有强烈的刺激的信息性，后者要求给人悦目和美的享受。广告设计表现在方寸之间，是设计理念和视觉审美的结晶。提高广告设计教育的整体水平，是我们每个设计教育者的责任，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广告设计论文:简析重视乡村群体 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 论文关键词：乡村；广告传播；乡村文化；和谐 论文摘要：以和谐发展的角度指出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现状以及原因，并提出了重视乡村群体，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的观点。井从农村传统文化、广告信息传播、深入乡村基层、设计理论教育界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探讨一条符合国情的广告道路。 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所谓乡村，是指由乡(及镇)与村两种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活范围。本文探讨的乡村群体包括在农村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和在乡镇从事劳动和居住的其他劳动者。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性。 纵观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总体发展不平衡，重城市而轻乡村，针对乡村受众的设计作品为数不多并缺乏乡村文化气息。大多数企业、传媒、广告公司以及学者在以城市为主位的前提下，将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大众概念和城布的生活模式连接在一起，在有意和无意间将中国社会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二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乡村群体遗忘在某个角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媒体“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对子乡村的关注依然很少。根据国家广播总局有关数据显示，面向农民、农衬和农业的广播全国只有10套(分别是山西、江西、山东、河南、陕西以及广西南宁、河北张家口、浙江嘉兴、广东茂名和揭阳电台)，占全国2371套广播频率总数的0.42%。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体相比，开办率仅有4%。因此城乡信息流动结构严重不对称。 其次，长期以来，设计界忽视了乡村地区的弱势消费群设计在趋于城市化、大同化。尽管中国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但仍有不少于八亿的乡村人口。加强对中国乡村广钾究的重今科考麟势群体的媒献怀有利子解决艺术设计全面发展的粗颈问题，对于我们的广告创意、广告的有效传播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会潜移默化的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进程。 再次，很多设计人员将乡村文化传统和地城特色简单化，中国乡村广告传统的东西保存的不乡好;却在设计中不断重复所谓有传统特点的符号和手法。许多设计产品因偏离乡村群体独特的文化传统，价格脱离乡村消费水平而让这些边缘消费群体望而却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告设计与传播本能的忽视乡村群体，造成发展的不和谐呢? 第一、经济力量的弱势和乡村文化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广告设计与传播偏向城市而忽视乡村。经济环境是决定广告的首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的乡村经济模式和结构虽然有了很大变化，经济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但其收人还远远赶不上大中城市，少数边远地区的农民甚至还没完全摆脱贫困。乡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 第二、在使用媒体资源的分配上，我国大多数的传媒机构大都集中在城市。从传播学角度看，广告实质是信息的传达，而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体。而如此高比例的媒体集中于城市，远离乡村，必然导致乡村广告传播的高成本和难以形成有效传播。 第三、绝大多数设计者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同乡村生活方式相差甚远，很难对乡村受众进行准确定位。生活方式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形式，也是现代设计的重要出发点和核心概念。乡村群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交往等并不被设计者所熟悉。正如设计大师索扎斯主张，首先得教导设计者去研究生活，只有生活才能最终决定设计。 第四、在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追求自身效益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弱势群体受众的信息需求。 第五、广告设计片面地强调了产品或服务广告，而忽视了品牌形象广告、即使是产品或服务广告也没有充分的和乡村环境相联系。其实品牌形象广告作为一种传播稀称为了能使姗的信息获得人们的认可，总会进行一些令社会关注、并进行正面倡导的观念传播。如太阳能产品突出其节能的宣传，同时应引导修缮自然环境，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国是个发展中农业大国，乡村人口数量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广告设计与传播应重视乡村群体及其文化传统，反映乡村气息育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的广告设计与发展的道路。 无论传媒在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数量上，还是广告在作品的设计上都应给予“边缘群体”更多的关注，充分重视他们的信息需要，将农村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融于其中，才能具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和思路并被他们所接受。如“实在人，喝实在酒”(龙江家园集团);“比一比，算一算，还是联通最划算”(中国联通);“黑土地黄土地，用肥就用史丹利”(史丹利复合肥);“时风时风，路路畅通”(时风集团)。这些广告语都突出了产品独特的优点，满足了农村消费者某方面的需求。 深人乡村基层，关注乡村群体，摸索出广告设计和谐展的模式和路径。设计是以综合为手段，以创新为目标的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喳计工作需要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不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还需要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技能。优秀的设计者应该及时掌握并预测设计的变化趋势，弓!导变化的观念指导设计、，使设计成为时代变化的表征和进步的催化剂。如兰陵酒业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利用不同媒体的差异性在墙体电视、赠品等不同媒体进行系列广告宣传，加深了品牌的印象，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河南蓝星啤酒抓住农村夏季麦收的有利时机，组织车辆和人员分散行动，把啤酒送到田间地头，给农民提供了便利，也实现了广告的针对性宣传。 关注乡村文化，利用广告传播的文化特质，使他们逐渐适应社会和谐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广告设计与传播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适时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精髓，满足他们多方面需求。如蚊香在农村的使用率远远高于城市。三笑集团就利用赵本山在农民心目中的幽默和淳朴形象，为睡得香蚊香做形象代言，满足了农村消费心理和生活多方的需求。 设计要融人普通乡村消费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尽量通俗化、简洁化。不同消费群体的生活品位和文化修养是不同的，相应的设计也应该有差异。面对乡村群体时，设计不能脱离乡村生活，要考虑到农民的教育知识水平和理解欣赏的能力。广告应尽可能的亲切易懂，缩短与农民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如中国移动通信在某乡镇做的广告语“中国移动通信卡，一边耕地一边打。”即宣传了广告目标，又符合了大部分农民的工作习性，还引领了农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一一使用手机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设计理论教育界应给设计行为重新定位，防止传统文化的葬送，防止设计成为视觉垃圾乃至环境垃圾。呼吁教育主管部自详细规划，将传播学、艺术学、美学、市场学、管理学等进行大融合，为设计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人才。还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责任感，体现出设计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同时也应改变现状，扩大设计对社会的关注和服务范围，重视农村弱势群体，实现中国广告和谐健康快速而更全面的发展。 总之，当今社会广告设计与传播要重视社会生活的变迁，根据整个社会中不同目标受众的特色和文化内涵，深人研究并形成探讨性的课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和谐发展，开阔视野，勇于创新，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大多数人民需要的广告道路。 广告设计论文: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影视广告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美学　现代影视　告设计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而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的体现: 一、影视的共性 电影的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像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这里，电影再现外部世界的幻景的观点是完全适用于电视的。电视是一种媒介，或者说是不同于印刷媒介的电子媒介之一。尽管在科技属性上，电视是电子光束扫描，电影是物理光学投射，两者是不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电视和电影仍然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具像仿真的影像与声音、音响的结合，串组成综合的符号系统，有着声形并茂、音像俱全的共性，因而在研究上彼此可以得到很多的借鉴与支持。电视出现后，代替收音机成了最基本的媒介，而且随着电视的出现，广告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 二、影视广告的特征 影视广告具有闯入型与强制型的特征，由于借助声画完美结合的影视技术，世界性的电视转播网以及通布城乡的电视收视网在世界各国高速发展，影视广告地位，仍居各种广告媒体的首位。 影视广告的特点: 1、声画合一，诉求视听。有声有色的生动画面，温柔感人的音乐和解说，入耳悦目，扣人心弦，往往对其所传递的信息—形象、言语、情绪，产生“海绵吸湿性”的效应，印入深层记忆之中、:所以电视广告又被称为具有很好的通融性的热性媒体。其理解度、记忆度与暗示性，虽较印刷媒体弱些，但对视与听同时作用所造成的传播效果，却超过一般媒体一倍至数倍。 2、生动形象，诉求面广。成功的电视广告片，能冲破国家民族的语言障碍，为整个世界的人们所理解—画面一连串的形象，富于表情的音乐与音响效果，便是最直接的传播代码，不用语言累述，人人一见便心领神会。 3、擅长于进行商品的示范表演。对于新产品的特殊设计，产品的使用与操作，产品使用的效果与对比等，可多角度、全过程地加以表现，给人的印象，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如我们常见的化装品广告，利用的就是这个特点。 4、由于具有面对面的传播特点，使受传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或萌生个人之间传播的某种直接与亲切之感。 当然电视广告也同其他媒体一样，有着自己的短处: 1、不同商品的不同视听对象难以控制。 2、广告内容与形象转瞬即逝，无法予以保存、品味对比或参照。 3、消遣型视听增多，边千事边观看，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4、插播广告最容易使视听者反感。 三、影视广告的起源与发展 在我国，影视广告设计是一个只历经20余年的历史，但发展却非常迅猛的新生事物。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则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标志着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已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一种时代的角色，成为“开放、改革”的象征。到现在电视广告的播出日趋“密集化”和“频繁化”，广告逐渐成为除电视剧、电视栏目等节目类型以外的又一电视传播主体。 电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遍布世界各地，全球已拥有10亿台，中国便占了3亿台c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这“神奇的盒子”里收看到丰富的新闻、娱乐节目。每天的时时刻，电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美国于192年首先研试电视机，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并于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到1954年彩色电视机问世。电视广告的播放，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信息的传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出现却与电视的首播相差了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成为中国大陆电视的诞生日，同年月2日正式播出。然而解放后的中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左”思潮演变成“”的影响，电视广告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倘若播放外商广告更是有着“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罪名，因而大陆电视广告是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的。在饱受“”的沧桑后大陆经济一片萧条，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春风沐浴大地”这个世人瞩目的数字，它不仅揭开一个。亿人口新时代的序幕，而且翻开中国影视广告的第一页。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正因为这样，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儒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儒家作为由孔子开创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意识形态，其宇宙观上溪远古文化，下开封建社会的正道。夏、商、周三代已经建立了一种一“家”为中心而层层扩展的宇宙观。“家”原意是部落祭祀男性祖神的宗庙所在地，他是部族的中心，标志着以父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以“士”的身份视天下为己任，担当起沟通天人的职责，并把“天地之道”引向现实政治，引向以“家”为中心的父权体制，他们的理想即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因此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儒家的经典《中庸》“中和”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中国的宫殿建筑(比如故宫)以中轴线为中心饿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式，集中的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和”之美.:而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也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引向“吟咏情性”方面，导致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倾向。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作者都非常强调整体，重视家庭与亲情。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电视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电视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几乎所有的的名酒广告都在极力渲染亲情，友情爱情，讲求一团和气。:无论是妻子丈夫，子女父母，都在亲情上做文章。中国影视广告通过较长的语幅来诉说，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雕牌牙膏中《新妈妈》篇中大段的独白就是典型的中国广告语幅风格:先为叙述二人情感世界的变化，后面才出现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真情付出，心灵交汇，雕牌牙膏。脑白金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奉亲养老，礼尚往来和现代社会中人情交易的社会习俗。。又比如牛奶这类广告的往往是充满温馨的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前喝牛奶，广告·语:关注您家人的健康，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友之友牛奶广告)。儒家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体现诚信。诚信是义理的核心，也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要求，国内电视广告内容以此为支点。牛酬光明牛奶狂重广告，《三鹿奶粉》安全新鲜保证。中国移动通信广告用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贯穿三个故事:音乐人小孟的恋爱，某公司老总的生意;2002年6月10日中国游客越南海上遇险。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滋养出了一种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家庭美满，和睦，国家和平，富强，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永久目标。正象儒家美学价值环绕着现实政治和父权体制展开，它必然要求一种与父权体制威仪和庄重相适应的“雄健”、“充实”之美。特别重视艺术的“气势”、“气概”以及“慷慨以任气”的“风骨”，而“气势”的潜隐与含藏又导致艺术的沉郁、劲健的风格之美。 许多宣传男性产品的现代影视广告通常会采用这类风格，当然在具体运用时确是比较隐喻，含蓄的。比如常见的酒类、西服、剃须刀、鞋类之类广告等等。我们可以用“金利来”领带的广告来佐证:“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斜纹代表勇敢，圆点代表关怀……”其喻意是，西服已成为当今男士们通用的服装，在我国连来自乡土的企业家也不例外。穿西服、打领带，社会上比比皆是，它的含蓄意指，象征着这是一个男人们统领的世界。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宣传，为体现自己的实力，也常采用这类风格。而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和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宇宙心灵。孟子曾经提到一种“不忍人之心”，作为人类发不容己的良善本性自然流露的例证，意为人类的本心不能容忍别人的苦难和不幸。南宋陆九渊则进一步把外在宇宙与自己本心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吾心与宇宙之间存在一种发不容己、血肉相连的情感关系因而宇宙间人与万物发生一切都必将牵动我的心，让我感动、关怀和承担。比如许多药品影视广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关心人自身的苦难和不幸开始，国内一直火爆的哈药六厂系列的公益广告。又如美的空调电视广告，中心画面是一个虾和一个空调，一只煮熟的虾随着美的空调降温而逐渐从红色的体表变为褐色，最后竟然因为忍受不住冷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逃之夭夭:多么幽默和谐。 五、道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道家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产物，与正统的儒家文化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与儒家强调人为性的“中和”之美相反，道家提倡的是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美。老子《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说人、地、天中的一切都以道为规则的话，那道则以自然的状态为规则，“自然”即“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之意、因此与儒家以父权体制的政治为依据相反，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依据的原则是是顺应万物的自然成长。庄子把它普遍化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美学命题，;天地沉默运行的节奏，万物无言生长的繁茂景象，都是自然之道这一“大美”的具体体现。正是通过“自然”这一终极价值，道家美学便把审美对象的领域无限地扩展为存在的一切，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超出日常审美的超越标准，人间的美丑缺乏绝对的依据，当我们用自然之道的绝对标准来看时，美可以转化为丑，丑也可以转化为美。许多影视广告在艺术表现手法中喜欢采用道家的“自然”之美表现手法.比如做各类饮料广告，矿泉水的广告，食品广告，化装品广告等等，设计师们都爱从“自然”入手。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师们在创新的同时，应该更多地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关元素，在传统与时尚的隧道中穿插，使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极具浓郁的民族气息的同时，丰富影视广告设计的多元化风格，使传统与现代文化间的精髓相互融合、相互碰撞，和谐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注入民族血液，创造出富有东方韵味的现代影视广告。 广告设计论文:试析广告设计作品中跨国文化传播的考虑 论文关键词:广告设计　跨国文化传播　图形设计 论文摘要: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知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广告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广告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传播过程中，广告作品是否成功，它的目的能否达到，取决于其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广泛围内，赢得了宣传对象的共鸣，并为他们所接受。因为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广告信息、消极接受刺激、作出预期反应的客体。相反，他们是信息处理的主体，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对广告信息主动地进行选择和加工。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针对国际知名品牌的设计，我们涉及到一个传播学的概念—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zo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其含义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人而言，跨文化传播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奖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如今，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 跨文化传播是要有语境的(在这里我理解为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当不同文化接触时，相似文化语境下的绝大多数传播往往通过不言而喻即可实现，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却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如果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就会造成传播过程的偏差，误解。从而产生传播隔阂，造成跨文化传播的阻碍。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例如，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如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第一，我们在设计作品时要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并且能够“借势生威”，让自己设计的作品能够让西方人看的懂，又结合东方人的智慧。例如，(图一) 图1是陈放先生的招贴“胜利”，以“v”字胜利的手势造型，但胜利的背后却是无数的失败与辛酸，连他的手指都不见了，只剩下“v”字残缺的烙印。整个海报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尤其是残缺的地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将中国古老文化之残缺的意境美体现在设计中，作品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副海报跨越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障碍。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思维定势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这种信条，作为设计者必须了解，例如，红色在中国是喜庆的颜色，而在日本却认为是低贱的颜色。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必然会导致设计作品的失败。 第二，设计者必须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 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时，往往会受到文化冲击，从而产生某种不适应。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种族优越感、思维定式、偏见和相异的文化背景方面。例如，在国际广告大奖赛中很难看到中国设计的作品，因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面对东方文化的含蓄，西方设计者，总是以拒绝的态度来对待东方设计师。面对当今西方强势文化的主流，作为一名设计者，我持积极理解的态度，文化是有差异，但通过发现对方的不同点，反过来加深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理解，从而做到客观地把握各自的文化特性。在发现差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不可忽视大量的共同之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 但是要想扫清这些障碍，使跨文化传播活动能得以顺利进行，传播双方就应该遵守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更应该摒弃各自的民族偏见，尊重别人，以诚相待，共同来完成跨文化传播活动。这需要我们国家的传播组织、机构的不懈努力。 第三，设计者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在跨文化传播中，非语言行为(在这里，非语言行为被看作是体态语的代名词)与语言行为一样是构成出传播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因文化的不同往往赋予不同的意义，在交流的时候有时会产生误会。例如，有一对不会汉语的瑞士夫妇在香港一家中餐馆用餐，点了莱以后，对服务员比划让他给他们的小狗也弄点吃的，服务员自以为明白了比划的意思，把小狗带至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来的是一盘红烧全只狗肉。而图形作为一种视觉传达语言，以简洁的方式准确传达出语义性，扫除了文字障碍，图形作为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在大众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21世纪以来，人类更是步人了一个视觉读图时代，语言的中心地位必将被打破。 我们知道，广告作品设计是设计者运用图形符号并借助媒介来交流信息的行为与过程。图形符号是信息的载体，它既能代表观念事物，也能代表现实事物。既能充分满足艺术的种种审美要求，又能解决信息、技术、学习、生活及大众传播的需要。例如(图二) 在这则招贴中一根用绳索束缚的香蕉准确、生动的再现了《庄园主》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名家庭教师爱上了年幼的女学生，并与之发生关系，但是世俗的道德折磨着这位家庭教师，最终他以“自宫”的行为来惩罚自己……在西方文化中，香蕉是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官。在这副招贴中的图形设计形、情、意结合，充分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符号，演变为语言信息释放出来，进而使受众心领意会，真正做到了让“图形说话”。图形与语言，概念与形象并非截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语义”可以“图形化”，概念也可以转化为形象。所以，我们在做广告作品时，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这个世界就是互相观察、学习和借鉴而汇集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结晶。当我们的广告设计作品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要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防止急功近利行为，增强理论思维，提高学科理论的研究层次，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这样才能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与含蓄的中国文化中找到一个结合点，把“中国制造”的广告作品在世界上得到认可。 广告设计论文:简析重视乡村群体 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 论文关键词：乡村；广告传播；乡村文化；和谐 论文摘要：以和谐发展的角度指出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现状以及原因，并提出了重视乡村群体，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的观点。井从农村传统文化、广告信息传播、深入乡村基层、设计理论教育界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探讨一条符合国情的广告道路。 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所谓乡村，是指由乡(及镇)与村两种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活范围。本文探讨的乡村群体包括在农村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和在乡镇从事劳动和居住的其他劳动者。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性。 纵观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总体发展不平衡，重城市而轻乡村，针对乡村受众的设计作品为数不多并缺乏乡村文化气息。大多数企业、传媒、广告公司以及学者在以城市为主位的前提下，将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大众概念和城布的生活模式连接在一起，在有意和无意间将中国社会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二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乡村群体遗忘在某个角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媒体“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对子乡村的关注依然很少。根据国家广播总局有关数据显示，面向农民、农衬和农业的广播全国只有10套(分别是山西、江西、山东、河南、陕西以及广西南宁、河北张家口、浙江嘉兴、广东茂名和揭阳电台)，占全国2371套广播频率总数的0.42%。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体相比，开办率仅有4%。因此城乡信息流动结构严重不对称。 其次，长期以来，设计界忽视了乡村地区的弱势消费群设计在趋于城市化、大同化。尽管中国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但仍有不少于八亿的乡村人口。加强对中国乡村广钾究的重今科考麟势群体的媒献怀有利子解决艺术设计全面发展的粗颈问题，对于我们的广告创意、广告的有效传播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会潜移默化的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进程。 再次，很多设计人员将乡村文化传统和地城特色简单化，中国乡村广告传统的东西保存的不乡好;却在设计中不断重复所谓有传统特点的符号和手法。许多设计产品因偏离乡村群体独特的文化传统，价格脱离乡村消费水平而让这些边缘消费群体望而却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告设计与传播本能的忽视乡村群体，造成发展的不和谐呢? 第一、经济力量的弱势和乡村文化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广告设计与传播偏向城市而忽视乡村。经济环境是决定广告的首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的乡村经济模式和结构虽然有了很大变化，经济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但其收人还远远赶不上大中城市，少数边远地区的农民甚至还没完全摆脱贫困。乡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 第二、在使用媒体资源的分配上，我国大多数的传媒机构大都集中在城市。从传播学角度看，广告实质是信息的传达，而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体。而如此高比例的媒体集中于城市，远离乡村，必然导致乡村广告传播的高成本和难以形成有效传播。 第三、绝大多数设计者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同乡村生活方式相差甚远，很难对乡村受众进行准确定位。生活方式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形式，也是现代设计的重要出发点和核心概念。乡村群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交往等并不被设计者所熟悉。正如设计大师索扎斯主张，首先得教导设计者去研究生活，只有生活才能最终决定设计。 第四、在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追求自身效益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弱势群体受众的信息需求。 第五、广告设计片面地强调了产品或服务广告，而忽视了品牌形象广告、即使是产品或服务广告也没有充分的和乡村环境相联系。其实品牌形象广告作为一种传播稀称为了能使姗的信息获得人们的认可，总会进行一些令社会关注、并进行正面倡导的观念传播。如太阳能产品突出其节能的宣传，同时应引导修缮自然环境，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国是个发展中农业大国，乡村人口数量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广告设计与传播应重视乡村群体及其文化传统，反映乡村气息育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的广告设计与发展的道路。 无论传媒在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数量上，还是广告在作品的设计上都应给予“边缘群体”更多的关注，充分重视他们的信息需要，将农村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融于其中，才能具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和思路并被他们所接受。如“实在人，喝实在酒”(龙江家园集团);“比一比，算一算，还是联通最划算”(中国联通);“黑土地黄土地，用肥就用史丹利”(史丹利复合肥);“时风时风，路路畅通”(时风集团)。这些广告语都突出了产品独特的优点，满足了农村消费者某方面的需求。 深人乡村基层，关注乡村群体，摸索出广告设计和谐展的模式和路径。设计是以综合为手段，以创新为目标的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喳计工作需要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不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还需要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技能。优秀的设计者应该及时掌握并预测设计的变化趋势，弓!导变化的观念指导设计、，使设计成为时代变化的表征和进步的催化剂。如兰陵酒业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利用不同媒体的差异性在墙体电视、赠品等不同媒体进行系列广告宣传，加深了品牌的印象，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河南蓝星啤酒抓住农村夏季麦收的有利时机，组织车辆和人员分散行动，把啤酒送到田间地头，给农民提供了便利，也实现了广告的针对性宣传。 关注乡村文化，利用广告传播的文化特质，使他们逐渐适应社会和谐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广告设计与传播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适时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精髓，满足他们多方面需求。如蚊香在农村的使用率远远高于城市。三笑集团就利用赵本山在农民心目中的幽默和淳朴形象，为睡得香蚊香做形象代言，满足了农村消费心理和生活多方的需求。 设计要融人普通乡村消费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尽量通俗化、简洁化。不同消费群体的生活品位和文化修养是不同的，相应的设计也应该有差异。面对乡村群体时，设计不能脱离乡村生活，要考虑到农民的教育知识水平和理解欣赏的能力。广告应尽可能的亲切易懂，缩短与农民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如中国移动通信在某乡镇做的广告语“中国移动通信卡，一边耕地一边打。”即宣传了广告目标，又符合了大部分农民的工作习性，还引领了农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一一使用手机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设计理论教育界应给设计行为重新定位，防止传统文化的葬送，防止设计成为视觉垃圾乃至环境垃圾。呼吁教育主管部自详细规划，将传播学、艺术学、美学、市场学、管理学等进行大融合，为设计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人才。还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责任感，体现出设计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同时也应改变现状，扩大设计对社会的关注和服务范围，重视农村弱势群体，实现中国广告和谐健康快速而更全面的发展。 总之，当今社会广告设计与传播要重视社会生活的变迁，根据整个社会中不同目标受众的特色和文化内涵，深人研究并形成探讨性的课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和谐发展，开阔视野，勇于创新，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大多数人民需要的广告道路。

美术研究论文:美术教学中人文艺术的研究 一、人文文化艺术教育在美术教学中的价值表现 人文文化艺术是关注人类生活面貌、社会现象、自然状况的一种艺术形式,重视对人类存在的意义、价值、道德、尊严、文化传统、自由平等以及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的研究。在美术教育中,人文文化艺术是美术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美术教育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因此,人文文化艺术教育在美术教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学生审美价值水平的提高美术实践活动,能够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人文文化艺术教育作为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其实施势必会促进学生审美价值水平的提高。 (二)有利于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在美术教学中的人文文化艺术教育,能够引导学生不断发现自己、发展自己,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寻求一种“个体的真实性”,以达到美术学习与个性培养并行和谐地发展,使学生认识到生存的意义,珍视生命,热爱生活。这就使得促进了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和树立。 (三)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美术教育中的人文文化艺术教育是对学生人文精神和文化的培养,在具体教育实施过程中能够营造宽松、民主的氛围,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环境与学习氛围,形成尊重、关心、友善、合作、分享等人文素养,丰富学生的情感和精神追求,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促进个性的完善与身心和谐发展。 (四)有利于人文文化艺术的传承人文文化艺术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重要艺术文化,包括人类生活、社会、自然、历史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美术教育中的人文文化艺术教育是对人文文化艺术的有力传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美术教学中人文文化艺术的缺失 美术教育是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和文化品格,实现人性得到发展和完善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能够促进学生对人类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差异性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了解丰富的人类社会,是对人类社会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在我国现代教育体制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就我国美术教育的现状来看,在很多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制约着美术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 (一)强调技能学习,忽略了情感和文化体验目前,我国许多院校在进行美术教育的过程中只注重对学生美术专业知识的培养,过于强调美术技能的训练,而忽略了对学生情感体验和审美能力的培养。这就严重造成了美术教育教学内容的失衡,对学生美术学习有着严重的制约作用。美术是人类情感的重要表达方式,是一门充满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的学科,只有在对学生情感体验和艺术修养进行全面培养的同时,不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才能保证学生能够通过美术的基本专业知识和绘画技能将内心的情感和思想完美的表达出来,实现美术教育的意义。 (二)强调教师讲解,忽略了学生个性化培养美术教育中强调教师讲解,忽略了学生个性化培养问题的存在主要表现在美术教育教学方法的问题上。目前,许多院校的美术教育教学模式相对传统,教学方法陈旧、单一,已不能适应我国现代教育教学体制下对于美术教育教学的新要求。就目前我国美术教育的现状来看,大多教师在美术教学中采取的是接受式教学的方法,主要强调教师对于知识技能的讲解和示范,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造成学生个性化培养教育的缺失,使得学生对于美术的学习只限于机械性模仿的层面上,完全无法体现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大大降低了美术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三)重视专业培养,忽视了与其它学科的联系美术教育是一门相对较难的艺术类学科教育,由于其自身的灵活性和多元化,使得教师在美术教育的过程中很难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只能从知识和技巧上考察学生水平,而无法从实质上实现对学生综合艺术水平的培养和评估。这也是美术教育与其他学科的重要区别之一。因此,许多老师在进行美术教育的过程中往往将美术看成一门独立性特殊学科,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忽视了与其他学科的有效结合和联系。这就导致了美术教育内容的失衡,造成了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严重影响美术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学生对美术艺术的感悟和理解,制约着学生艺术素养的发展。 三、在美术教学中人文文化艺术教育的渗透 人文文化艺术教育在美术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提高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措施,对于充分挖掘美术教育的内涵,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保证学生健康成长意义重大。但由于目前我国美术教育仍存在许多不足,人文文化艺术教育尚未能得到全面实施推广,我们有必要制定有效的战略措施,以保证人文文化艺术教育在美术教育中的有效实施。对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对策分析。 (一)加强教师人文素养,深化人文意识教师作为美术教育的教育者,是影响美术教育的关键因素。在美术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素质水平直接决定着课程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体现。美术教师只有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学习,从根本上深化人文教育的意识,并不断丰富自身的人文素养,才能将人文文化艺术教育渗透到美术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实现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实施。因此,人文文化艺术教育在美术教育中的有效实施要求美术教师必须明确现代美术教育教学体制的要求,以人为本,加强人文意识和素质的学习,重视对美术人文文化艺术的教育。 (二)加强与学生生活的结合,增加人文文化内容学生的学习生活体验和经历是美术教育中指导学生美术学习的基础,直接关系着学生美术学习的质量水平。在学生美术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只有不断了解生活、感受生活、体验生活,使得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美术艺术的价值,才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现美术教育的目标。因此,人文文化艺术教育在美术教育中的有效实施要求,美术教师要结合学生生活,增加关于人文文化艺术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人类、社会、自然进行细致地观察,感受周围事物的美好,体验人文艺术的独特魅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实现学生素质的综合培养。 (三)加强学 生艺术修养,提升文化理解力美术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教育,是通过对感性和理性、智力和实践能力、艺术和科技等多方面因素的培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人文文化艺术教育在美术教育中的有效实施是美术教育价值的实现。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不断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和学习水平,使得学生对人文文化艺术中历史、社会、自然、生活等等因素与美术艺术之间的关系有深层次的理解,提高艺术的感悟能力,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展开想象,艺术底蕴积累的方式实现人文文化艺术教育。 (四)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能力美术是对人类情感的完美表现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人类情感交流和表达的艺术形式。因此,美术作为人类情感的载体,拥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文化内涵。学生在进行美术学习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美术的形式对内心情感进行宣泄和表达,以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情操的目的。人文文化艺术教育在美术教育实施的过程中,重视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是保证人文文化艺术教育有效性的必要措施。只有不断提高学生审美和情感理解的能力,才能保证学生能够对人文文化有足够的理解,从而增强对人文文化艺术的热爱,从根本上实现教学目的。 (五)注重人文文化背景,实现教学多元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进程。用美术这种艺术形式表达思想和情感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因此,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各方面的教育影响,引导学生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自然。人文文化艺术教育在美术教育中的有效实施必须将人类文化作为背景基础,发展多元化文化,通过将美术与文化密切结合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美术水平。 (六)注重学科结合,促进协调发展美术这门相对特殊的艺术类学科,在美术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着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强调对学生自由思想的塑造。但美术教育并不是独立的,由于其自身人文特性的存在,使得美术教育的范围也扩展到了美术自身领域之外,与其他学理科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因此,人文文化艺术教育在美术教育中的有效实施必须注重美术教育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将多门课程进行综合性、相融性的系统性学习,使得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到美术学习的特点和多样性,重视对人文文化艺术的学习和研究。 四、结语 美术教育是对学生艺术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全面培养过程,对美术教学课程内容进行丰富充实,实施人文文化艺术教育,深刻挖掘美术教育中的人文内涵,是现代美术教育的必然趋势和根本要求。因此,在美术教育中必须重视人文文化艺术教育的地位,在我国人文文化底蕴的基础上,结合世界人文文化艺术的发展,使人文文化充分渗透到美术教育中,从而促进学生素质的培养个个性化发展。 美术研究论文:农村学校美术教育实施成果研究 在国家提倡素质教育以来,我们农村学校也开始转变观念,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美术教育也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努力提高学生的美术素养、审美能力及创新能力是我们的责任,那么如何来实施美术教育呢? 一、巧用教材,让学生均衡发展 在我们农村学校,没有美术教具,怎么办呢? 我们有其他各科教材,那么我们就充分利用这些教材来教学。在我们的语文、数学等教材里都有很多与美术有关的内容,精美的教材设计和每一课都有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每一课都有与课文内容相匹配的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是为了通过直观感受来提高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兴趣的,我们正好利用这些插图学习美术知识,这无疑也是一个提高美术学习兴趣的好机会。当然在美术教学中,更需要人文学科的理论基础、语言修养和广泛的社会知识。美术课主要以基础知识、基础技能和作品赏析培养学生的审美创造能力,两者存在着互补性。这正好体现了美术新课标中学科之间的整合,而且在上课时,利用课文插图结合课文文字内容进行讲解,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语文课本中的《桃花源记》这一课,配备的插图非常美。书中有一整张纸画了一幅桃花图,几棵正在盛开桃花的桃树,背景云雾缭绕……我首先引导学生感受语言文字的美,然后又引导他们感受了图画的美。这样我就增加了美术的内容,在这幅画面中为什么把桃花画得这么美呢?画面中树和云是怎么画的? 运用了哪些色彩? 这样用有什么好处? 如果要你画桃花树你会怎么画? 等等。这样拓展学生想象的空间,灵活地运用学科知识进行探究性的美术活动,形成综合学习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掌握运用语言、文字和图形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的基本方法,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发展审美能力。 二、农村教育,就地取材 在教学工具缺乏的情况下,通常因为没有美术器材而很难开展美术教学,觉得这样上美术课根本没办法上。但是我还是从实际出发,在绘画教学中主要以铅笔、圆珠笔为工具,适当增加线描画的内容。 例如,在上手工课时要用到的一些材料,有些学生买不起,我就倡导学生收集一些香烟壳或一次性水杯等废弃物,有的时候学生没有,我就拿报纸、矿泉水瓶、果奶瓶等充当,通过引导教学,简单地示范,拓展学生思维,学生就有的卷、有的折……作出了很多不同形状的手工作品,而且效果非常好。这样既让孩子爱上美术课,也为环保做了贡献。谁说农村的孩子不聪明,只是我们没有正确引导而已。 三、改变学生的角色,变被动为主动 每一位老师都会这样说,在新课标理念下要改变学生的角色,变被动为主动,但是真正要做到是不容易的。以前在我们的教学中,我就发现学生的学习非常被动,他们认为学习只要每天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就行了,不管懂不懂。美术课就更不用说了。如何改变这样的习惯,让学生爱上美术课、主动学习呢? 1. 创设教学情境 当然老师是创设情境的主导者和调节控制者,通过设置一定的情境,让学生对美术内容尽快了解,产生学习欲望。例如,在教学《鸟语花香》一课时,为了使学生了解学习中国画的重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活跃思维,我先让他们参观整个校园。再设置一个活跃的游戏,上课前让他们绕着校园走一圈,边走边观察校园,让他们在游戏中学习,使学生明白生活与环境的关系,动静结合,丰富学生的感官,增强兴趣,为画出丰富的画面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热爱学校、热爱自然的情感。 2. 让学生探究学习 探究过程是一个学生自我钻研知识的过程,农村的学生一般不懂自主学习,更不要说钻研了。因此,教师就要精心设计所提出的问题,让学生的个性在探究中得以充分的发展,在老师的点拨指导下,思维由浅入深,最终解决问题,并有新的发现和启示,提高学生独立取得知识的本领。 3. 引导学生表现发挥 这一环节既是学生主体性实践和认识活动阶段,也是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和深化。我们在指导时,一方面要让每个学生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不同层次学生的表现状况,有针对性地辅导,使学生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特别强调进行合理的夸张,使他们的作品更具有欣赏性。 在学习生活中,我们要让学生知道美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无时无刻都能享受到美、感受到美的魅力,这样学生对美术学习有了一定的兴趣,在美术课中不再是“我没东西可画、我没有材料无法做……”在农村教学中,改革教学方法,把学习策略让给学生自己掌握,能促进学生独创性思维的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对学生进行多角度,多渠道的综合训练,使学生的独创性思维进一步升华,真正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美术研究论文:民国工艺美术教育办学形式的研究 在晚清时期“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中国逐步引入了西方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掀起了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浪潮,促使中国美术教育领域也呈现出新的面貌,美术教育的迅速发展为工艺美术教育的开展、工艺美术设计教育的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在清廷一系列“新政”的触动下,晚清实业学堂的教学中十分重视工艺美术教育,清廷通过的一系列教育“章程”也有利于促进工艺美术教育。到民国时期,工艺美术教育的办学形式较之晚清时期更为丰富。1920年,蔡元培在其《美术的起源》中首次提出了“工艺美术”的概念,自此之后“,工艺美术教育”等概念也相继产生,并迅速获得人们的重视。民国工艺美术教育是我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萌芽,在艺术设计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在内容上和艺术设计教育具有较大程度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时代的影响,侧重于职业技能等方面的训练。民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教育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民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教育,在其丰富的办学形式下获得了巨大的教育成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历史进程。 一、民国时期美术院校开展的图案教育 在美术院校之中开展工艺美术教育,是工艺美术教育正规化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工艺美术设计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美术院校是专门就美术课程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和进行科学研究的机构,在工艺美术教育方面有着体系化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方法,这些特征能够使其和其他学校工艺美术教育相比更具优势。在高等美术院校中开设工艺美术课程是民国时期工艺美术教育之中最为显着的教育成果,其对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2年,我国民国时期着名的民办教育家刘海粟在上海创办私立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该校在我国教育史上是设立最早的私立美术院校,同时也是民国时期最早开展工艺美术教育的美术院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创建初期就提出了明确的办学主旨,即:“造就纯正美术人才、造就实施美教人才、养成工艺美术专门人才。”该校刘海粟校长在早期就提出了开展工艺美术教育的主张,刘海粟在《美术》杂志1919年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为了促进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建议中央政府设立“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同时各省也应该设立“省立美术专科学校”,在各地举办各类美术研究的学术组织,并且尽量多举办工艺美术学校,注重开展和研究美术图案。刘海粟举办了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之后,将其美术教育理念融贯到该校的教学之中。学校于1920年增设了工艺图案科“,科”相当于现在的“系”,学制为3年,对工艺美术图案科的学生注重开展美术图案教育,以此更好地培养工艺美术界的实用人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办学完全按照创办者刘海粟先生的美术教育理念来进行,具有十分显着的特色,推行学分制,规定了各个专业应学的学科课程,同时实行弹性选修制,学生可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必修课程之外选修若干课程,积极培养学生的兴趣和丰富其知识技能。 在刘海粟的主导之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突出和强化了图案教育的实践性,图案科的全部课程之中,实习的时间占总课时的40%左右,有60%是进行专业理论知识技能的课堂教学。在图案教学的具体工作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学习工艺美术图案的兴趣,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造能力[1]88。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创了工艺美术教育及其图案教育以独立学科出现在院校之中的历史,当时还有许多人不断呐喊“美术救国”,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之下,全国各地先后举办了许多美术专科学校,包括图案教育在内的工艺美术教育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热潮。“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当时赫赫有名,其办学经验被许多工艺美术专科学校所“复制”和借鉴,许多美术专科学校先后开设了工艺美术系。1920年创办的“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是同类美术专科学校之中经费较为充裕的学校,该校于1930年代借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经验,设置了专门的图案组开展图案教育。为实现学业精细化“,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将图案组细分为建筑图案科、工艺图案科两个科系,美术图案专业进一步细化和分科。1926年,俞寄凡、汪亚尘、潘天寿等人在上海联合创办了“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该校于1930年设立了工艺美术系,在工艺美术系中重点开展了图案教育等课程,培养了众多的图案设计专家。1922年,民国民办教育家颜文粱创办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该校于1933年设置实用美术科,将图案教育作为实用美术科的重点教学内容,尤其是在印刷制版图案设计方面培养了众多人才,开启了我国在专业美术院校之中培养专业印刷图案制版人才的端倪。 1924年,民国美术教育家王悦之等人共同开办了“私立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于1930年代初期开设实用美术系,依然将图案设计作为重要教学课程予以安排设置。除了上述私立美术专科院校开展了图案教育之外,民国时期许多官方举办的美术学校也非常注重开展图案教育工作。比如,在维新变法领袖人物梁启超的倡导下,1918年成立了“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该校专门设置了“图案科”,将图案设计教育作为学校教学工作的重点,民国时期着名美术大家郑锦、林风眠、徐悲鸿等先后担任该校校长,一直到建国前夕依然开展美术教育,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专业人才。“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开展图案教学工作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实践,在学校内部成立了印刷厂、金工厂、陶瓷厂,学生较好的图案设计作品,能够在这些工厂中得到应用。而学生的学习年限则高达8年,加之学校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从“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毕业的学生通常有着较强的图案设计制作能力。在蔡元培等人的关心支持下,1928年成立了“国立艺术院”,设置了专门的图案系,由着名美术家林风眠担任首任校长。“国立艺术院”是当时最高艺术学府,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健全完整的机构,教育教学的形式和内容 均较为规范齐备,因而,该校的图案教育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二、民国时期师范学校开展的手工教育 晚清时期教育领域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对民国初期的中小学教育产生较大影响。为此,在美术教育中,手工教育占据了较大的比例,规定在各中小学应该将手工科作为重点课程安排教学,课时较多。比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课程设计之中,一、二年级的工艺美术课占全部课程的35%。手工教育在中小学中的广泛重视,必定需要更多的手工教师来开展教学工作,导致一时之间大量缺乏手工教师。为此,便在许多师范学校附设了“图工教员养成所”,专门培养手工教师,民国时期师范学校中开展的手工教育逐步成为工艺美术教育的重要办学形式[3]313。比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15年专门开设了手工图画专修科,徐作哲等名师担任手工教师,非常注重对学生开展手工和图案的画法教学,以培养将来中小学手工教员,成为“以造专才”的学科,后来的着名美术家俞剑华即毕业于此校。为了培养中小学教员,民国初期全国共举办200多所各类师范学校,鉴于当时中小学手工教员紧缺的实际,大部分师范学校开设了手工专修科,比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山东第一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福建第一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其中,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手工教育尤为出色。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堂的前身,该校有着优良的教学传统,于1912年开设了手工专修科,学制为3年,手工专修科的开设极大地弥补了社会上手工教员紧缺的问题,而且许多学生毕业之后成为各师范院校、各中小学手工科教员,该校的办学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潘天寿等名家均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堂。 广东优级师范学堂、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私立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以及其他专科师范学校等,均开设了手工课程,注重对学生开展手工教育。民国初期的广东优级师范学堂开设了图画手工专科,由沈企桥等人担任手工教员,培养了许多师范学校、中小学校手工教员。民国四年、五年之时,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图画手工科,学制为3年,在该校校名改称为中山大学之后,设置了专门的教育学院,教育学院开设了工艺组专门开展手工教育,徐悲鸿、汪采白等名家担任图画手工教员,培养了大量的手工人才。江苏省第四师范学校、福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均开设了图画手工专修科。民国时期的手工教育,还同时在专科师范学校之中广泛开展。1917年的《教育杂志》第9期发表题为《创设专科师范学校》的文章,强调应该创设更多的专科师范学校,专门培养手工教员、图画教员[4]496。民国名家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等人于1919年开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是民国时期最早成立的专科师范学校,该校设置了高等师范、普通师范两科,而在每一科之下又设置了手工部、音乐部,可见该校以开展手工教育、音乐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手工教育包含了木工、石膏工、纸细工、麦秆工、粘土工、竹工、金工等。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于1924年与“东方绘画学校”合并,合并之后的校名改为“上海艺术大学”,之后又分离出一部分由陈抱一等人主持的“中华艺术大学”,该艺术大学依然十分注重对学生开展手工教育“,艺术大学”人才辈出,周大雄、徐熙一等人均从此校毕业。1926年,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由私人创办,并附设新华艺术师范学校,设置了工艺课程,后来改称为劳作课程,同时开设了相关的理论课程,培养了杨剑龙、陆地、冉熙等美术人才。 三、民国时期工业学校和职业学校开展的工艺教育 晚清时期开展的实业学校之中,非常重视对学生开展工艺技术教育,此种传统在民国时期获得了继承和发展。1913年公布的《实业学校规程》之中,将工业学校进一步分为甲、乙两类,并对甲类、乙类的工艺科目进行了细化分类。民国初期共开设了各类工业学校96所,许多实业学校开设了工艺课程。比如,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开设了建筑饰绘科、丝织纹工科、木工科等工艺课程,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开设了纺织科、窑业科等工艺课程,该校非常重视工艺美术课程的教学工作,为了提高工艺美术教学水平,该校从国外花费重金聘请教师前来任教,同时从本国画家中选聘教师,从本校毕业生中选聘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具体学习课程包含了图画、图案、原料、有机织法等丰富的内容,同时还强调学生学习工艺美术的实践性,安排学生到工场从事相应的管理工作和能够运用工艺美术类技术的实习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性,将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效。民国时期,除了师范学校之外的其他各类职业学校也广泛开展了工艺美术教育。吕凤子于1911年开办了“正则女子职业学校”,该职业学校重点结合女子的特点开展工艺美术类课程,具体包含裁缝、图画、编织、刺绣等各类专业,由于这些专业都是符合女性特征的,实际上从专业的开设便可看出该校所强调的学用一致。该女子职业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十分注重师资力量建设,聘请乱针绣的发明者杨守玉担任刺绣教员并兼任科主任,同时还聘请了吕弃疾、叶季英等在刺绣艺术方面具有较高造诣的画家担任刺绣教员。抗战胜利之后,在该女子职业学校的基础上,重新成立了私立丹阳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学校以开展工艺美术教育为主,同时还举办了工艺美术专修科,该专修科还专门举办了绘绣专科,专门培养刺绣等工艺美术教师人才,具有十分显着的美术职业性质,为当时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一批工艺美术人才到相关学校担任教员。 美术研究论文:非艺术专业美术欣赏课教学研究 在高校中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开设美术欣赏课,一直被美术教师们认为是较难掌握的一门课程,因为当前中国的很多中学美术课除了初中开设了一点素描、色彩的临摹课程以外,类似书法、中外美术史论、美术欣赏等课程大部分学生都没有接触。很多学生对美术常识和美术史论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所以进入高校后开设美术欣赏课是非常有意义的。 美术欣赏是一个观察、体验、品味艺术作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进行感受、体验、分析、判断,从而获得审美享受以及一定的美学知识。通过不断的欣赏学习可以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教育,从而发挥其社会功能。普通高校加强和实施美术欣赏教育,是抓好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一般来讲,素质不单单是专业知识的技能,还包括很多直面人生的能力和各方面的修养,如道德素质、生存能力、应变能力、潜在能力、动手能力、审美能力、艺术修养等等。特别是在心理素质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在感觉、知觉、记忆、思想、想象等心理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各种能力的倾向,如逆反、好奇、注意力、兴趣、情感、动机、意志等这些将构成心理素质的总体,而这些又直接影响着创造力的发挥。 人的视觉认识是从自然主义开始的,尽管一个立体的自然场景不像是一幅图画,而一幅平面的图画都被看作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公众要求艺术家在一块想象的舞台上把生活的故事表现得栩栩如生。教师经常听到学生说:“我看懂了这幅画”,或是“我看不懂这幅画”,他们也许是仅限于理解了画的表面画了些什么内容,而不会欣赏画面内在的表现手法和含义。在这种认识方法中,丝毫没有审美气息。艺术是以感知为基础的,人们认识美、发现美、鉴别美、创造美都离不开感觉,这种感觉决不是依靠某些逻辑推理或者数字计算,比如对画面物体和人物的比例关系的把握就是如此,比例本来是数字形态的东西,我们可以依据数理逻辑变换出多种方案,但是,只有使数字形态视觉化以后,才能靠感觉来比较、推敲、判断出美与不美。而对艺术的感受力的加强,就会迅速找到它的美的所在,再从色彩上来分析,色彩的构成要素十分复杂,色彩的生理效应更为微妙,色彩美感的个性特征更强,尽管有着十分详尽的色彩理论,有着各种色表,色立体和各种配色宝典的工具手册,也只能对色彩的学习与使用起一定的指导作用,最后如不能落实到视觉感觉上来,总是不行的。正如音乐家对乐感的感受、舞蹈家对肢体语言的感受、书法家对笔墨挥毫的感受一样,他们无一不是凭借着一种强烈的艺术感觉来实现着艺术的升华。 具体到普通高校的美术欣赏课,教师要通过审美教育来丰富与开阔学生的审美天地,让学生感受到全面与完善的艺术教育,对于非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并不要求他们了解太多的绘画技能,通过美术欣赏课的教学使其学会一些美术常识及学会如何欣赏。如通过中国美术史论的欣赏,懂得各门类画种的美感特征与技法特点,懂得其透视上的高远、平远、深远和散点的运用,用墨上的浓、淡、干、湿、焦所产生的艺术魅力和创境达意的艺术手法。美术作品及美术现象的种类繁多,比如从种类上分:油画、中国画、水彩水粉画、版画、雕塑、建筑、民间美术、现代美术等;从时间上分,外国美术有:原始与古希腊、古罗马美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18、19世纪欧洲美术直至现代抽象艺术等,中国美术有:新旧石器时代的美术、商代青铜器、秦汉石雕、魏晋壁画以及唐以后的绘画;从作品的内容上分:人物、风景、静物、风俗画、宗教画、装饰画等;从艺术流派上分: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后面的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等;中国画中顾恺之的《传神阿睹》,吴道子的《吴带当风》,范宽、郭熙的《高山仰止》……这些美术欣赏的内容,可自成体系,但也有局限,教师要将这些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寻找切入口,达到最佳效果。 首先,教师应引导学生从各种角度建立“真实”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真实有不同的理解。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安格尔的“古典主义”,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以及非洲的木雕,中国的农民画等等,于创作者来说,都是真实的。因为每位艺术家都以自己内心中的“真实”的尺度来描绘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在观念上、风格上的差异却是相当大的。同样,作为欣赏者来讲,每个人也会因修养、知识、性格的不同而对“真实”的体系标准做出不同的判断。那么我们教师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呢? 英国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艾瑞克·牛顿曾十分形象地将艺术品比作一层层剥开的洋葱,表皮是“再现层”,表皮之下一层为“诠释层”,再往里一层称为“审美层”,也就是讲,看一幅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画面表现的内容:人物、场景或是一些抽象的符号。其次,再看一看画家是用何种方法来表现,如构图、线条、色彩、笔触以及总体的表现符号等等。最后,综合以上两点,想一想作品给你一种何样的意境,强烈程度如何,是否领悟到了一种以语言、文字所不能表达的体验,如果有了,那应该是基本上看懂了。 现在我们拿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来作为欣赏对象,第一眼的印象是一个安详、温和、完美的女性形象,然后知道艺术家在应用了科学的方法在绘画观念、技能上采用的独特方法。然后,将其和以“神”为主导的中世纪作品相比较,《蒙娜丽莎》那传神的眼睛和会心的微笑,是对人生的充分肯定,是对人性的赞扬,从而表达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类似的表现技法,在今天屡见不鲜,但在那个年代,那个历史环境下有如此成果,确实是相当有艺术价值的。 我们再以毕加索的现代作品《格尔尼卡》来欣赏,画面中的各种奇怪造型令初见者费解,然而那种具有张力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感受得到的。接下来,如果我们了解了牛头是残暴与黑暗的象征,马是民众的象征,孩子的哭号挣扎的形象以及立体主义的基本造型方法与法则,那我们就会知道毕加索在画中表现了人民受到各种苦难而造成的暴烈恐怖的气氛,画家用犀利的笔触表达了他对法西斯的仇恨与宣泄,而立体主义就是他观察、表达事物的一种表现方法。 在美术欣赏课中教师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懂得,美是具有多样性的,但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艺术的价值并非在于精确地摹写事物的表象,而在于表现出事物的本质以及传达作者对事物的理解和情感。艺术史告诉我们,艺术的发展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外部世界向内心精神状态发展的过程。从每个时代所留下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前人的成就都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并和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仅看懂一幅作品或是几幅作品并无太大的意义,只有通过大量的、不同风格的作品欣赏,并且使这些作品在脑子里串起来,形成一定的概念和框架,逐步建立起学生自己的审美价值系统,这才算真正地学会了欣赏。 美术是一门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艺术,非艺术专业的美术欣赏教学又是人生感知美术审美教育和美术技能教育的重要阶段。让美术从美术家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大学的美育教学工作立足于审美能力的培养,激 发学生广泛地参与审美活动,从被动地接受美育变为主动地需要美育。逐步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使学生在审美活动中实现自身精神意识的升华,对造就一代人的高尚情操和社会风气也是大有益处的。 美术研究论文:论中国美术研究的空间面向 一、源自美术领域内部的空间关注与局限 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史向现代绘画史学转型,呈现出一种画史研究的新局面。同时我国的传统地理学也开始了科学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并很快转入对中国自身问题的探索。地理学思想对中国绘画史的干预正发生在此时,虽然当时很多具体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其积极的方面在于画史研究者从绘画角度正式提出了地理性的问题,并尝试从地理角度对其进行解释。这一时期的绘画史着作大都引入了科学的方法,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史学的先声,包括滕固、陈师曾、潘天寿、郑午昌、秦仲文、傅抱石、俞剑华等人所编撰的画史中虽没有专门章节论述绘画与地理的关系,但也均已将地理环境视为影响绘画发展的要素之一,并予以关注。其中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则多处指出了这类问题,虽然作者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实质性的探讨,但它所蕴藏的诸如画家分布、绘画中心以及绘画重心的转移等以往画史并未关注的问题及其与地理的关系则实在有研究的必要。但后来的中国画研究并没有充分发掘郑午昌在中国画史研究中的这点地理性贡献,这无疑也使中国画的研究缺少了些许颇具价值的论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中国画学全史》附录之说明中,“曰历代各省画家百分比例表,举历代画家在何时何地为最多或最少统计比较,以见各时各地之绘画情形”。这恰恰是受到了当时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曾有学者撰文就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影响做过评述,但美术学者们却并未注意到梁启超在引入西方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时对当时画史研究的影响。梁启超在晚清引入西方近代地理学说,特别是环境论的观点,对他影响较多,在其《中国史叙论》、《中国地理大势》、《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均表现出很强的环境决定论观点。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对中国画的论述虽不够精深,且受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局限,但仍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他曾在《历史统计学》一文中倡导一种对某种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地理分布统计的历史研究法,文中提到这种想法曾受到了丁文江的赞成。而关于这种想法的尝试与实践也刚好促成了人文地理学在当时的起步,至20世纪30年代之前,“梁启超、顾颉刚对于清代的朴学大师,丁文江对于史传上的人物,朱君毅对于现代人物,张耀翔对于清代进士,胡适对于三百年来的女作家,……不能不说是很可观的一个开端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画学全史》出现了这样一副表格,遗憾的只是作者虽然进行了统计,却没有展开相关的分析,自然也没能达到梁启超在文中所言要“观其大较”的作用。更为遗憾的是,后来的中国画研究便不再有人响应这种号召,发掘那一时期的中国画与地理学研究,其实相关的问题已经被提出,但这种实践却没有被继承。以历代画家的分布复原为基础,进而探讨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的态势与演进,这里的格局包括了绘画中心与发达区域,而态势与演进则是其过程机制,进而为探讨一种趋势与规律。这种研究不仅是要解决郑午昌并未深入的画史新问题,更想为“美术地理”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与模式,即便目前不能达到这种效果,也希望这种基础性的探索成果可供别人研究之用。 二、目前艺术地理研究面对的问题与误区 随着现代地理学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跨过拐点后加速发展趋势的出现,以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振兴为表征,它为美术在内的诸多艺术门类的地理性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支撑,这使艺术的地理性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艺术地理”本身已经作为一个较为明确的概念,成为相关领域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但其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属性以及研究主题,更没有具体操作的方法。事实上在对各种艺术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长期的综合讨论与解释中,“艺术地理”是在现代地理学思想对艺术学科的加强渗透、传统艺术研究试图突破已有的研究框架、分支领域的学科意识逐渐强化中产生的。出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地理学领域对美术研究的渗透效果并不理想。进入80年代,在人文地理学各领域全面复兴的形势下,文化地理学显现出了巨大优势,并逐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作为地理学科的教材,由胡兆量等人编着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已经包括了“画风的区域差异”一节;在周尚意等人编撰的《文化地理学》中“艺术地理”也有了独立的章节。但也如编者所言:“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艺术,虽然非常的必要,对文化地理学本身的领域也是相当有价值的充实和拓展,但可能受地理学者们自身艺术知识的局限,现有的研究成果十分缺乏,所涉及的艺术形式也比较少。”“艺术地理”研究的出现和地理学对其他学科的干预与其被关注程度密切相关,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领域内部。以美术地理研究现状为例,我们以一种综合的视角来全盘审视身处困境中的“艺术地理”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并通过这种分析为今后的“艺术地理”研究提供某些启示。 1.在理论研究与学科属性讨论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关于“美术地理”的探讨可以说是理论先行了,在其研究范畴与概念似乎相对明晰的情况下,几乎连其学科属性都已经是很明确的事情。关于这一类问题的综述性研究,我们可以参考霍诗雅、肖玲的《中国艺术地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皓的《中国当代艺术地理研究概论》以及张慨的《中国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述评》这三篇文章。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艺术地理性的长期探讨中,学者们已经毫不否认文化地理学与这项研究的相关性。前两篇综述均将其列为文化地理学的分支,而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正是上述大多数学者形成的一个共识,且霍诗雅、肖玲的文章更是以文化地理学五大主题来综述艺术地理。人文地理学在我国的复兴,使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来审视艺术现象也渐趋成为一种潮流。以书法地理研究为例,有人以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文化扩散、文化源地与文化区、文化生态、文化整合这五个主题展开研究,试图建立书法文化地理研究这一领域的理论体系。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书法文化地理的研究是极不成熟的,完全以文化地理学的模式来观照中国传统书法现象,使我们看到这种研究多数不能落到实处,加之急于在分支学科的建设上有所建树,以求填补空白,导致其研究只能在大的文化层面上套用文化地理学的叙述模式而颇有形式主义之嫌,而这种对文化地理学理论的借鉴并未对已有的书法史研究带来突破性的论断。这其实是近年来艺术地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显着问题。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出现相对较晚的一门分支学科,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它才被介绍到我国。虽然它在我国目前发展较快,所涉及的范围也较广,但是各方面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许多分支尚未涉及,已有分支的研究也 不够透彻。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分支学科研究不成熟,一套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统领各个分支,进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而文化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某些分支,只是许多学科和概念的混合产物,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因而有学者将这些新的分支称为思潮。目前,在文化地理学内部,诸如文化区划分的标准与困难、文化扩散理论的运用、文化生态学中生态学概念的扩张与泛化、文化整合概念的套用以及文化景观研究的难度与局限等方面早已成为地理学者要面对与解决的突出问题。由于地理学的概念、性质、主题与理论等问题长期处在争论之中,这无疑给其他学科的学者正确理解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与特质造成了困难,而将目光过多的投注于文化地理学,则更加导致其忽视了地理学的本质属性。基于这种情况,我认为,现阶段“艺术地理”研究并不能在上述五个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中充分展开,而且针对目前的研究水平和基础研究的成果积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更是难以直接适用于中国的艺术现象研究。在试图利用文化地理学手段进行相关的艺术门类研究时,必须格外注意这种方法的使用是否能够产生实际的意义,决不能简单地套用一些文化地理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学科归属其实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需要由哪些领域的学者来承担,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范式,不同领域学者关注问题的角度与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都不尽相同。然而,在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许多分支尚未涉及,且相对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时,“艺术地理”及其分支的学科概念被过分强调并不是件好事,而且无论怎样,我们终究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目的。 2.在具体研究及因果关系探索中出现的问题 从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来讲,地理事象必然存在某些因果联系。人类有一种探究因果关系的天性。人们首先对区域差异的存在感到好奇,在形成一种地理多样性的意象之后,随之必然产生获得解释的渴望。洪堡认为,研究地表的各种事象必须由其因究其果,这样才能明了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事实。我并不否认这种研究的价值,而且因果性也确实是地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种尝试却往往不尽如人意。从目前的美术地理研究来看,学者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大都是想解决艺术风格产生、发展、差异等要素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诸种问题。“如果美术界所研究的美术地缘问题也只是归结为‘南方人气质与北方人不同,艺术风格也就不同’这样的简单结论,那么其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都是不足一嗤的了”。德芒戎指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干扰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没有绝对的决定论,只有人类主动的开发利用的可能论;没有命定论,只有人类的意志。”虽然这是学者从自身立场对决定论的批判,但今天看来,地球表层系统确是复杂的巨系统,不确定性、非线性和偶然性是地理系统的基本特征。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环境,文化与环境并无直接的单向关系。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并不是互逆可推的关系。一种自然环境下可能出现一种对应的文化现象,但也可能没有。从现阶段的研究水平来看,还很难以一种有效的途径在这种关系的探索上取得较大的突破。因而有地理学者形象地指出:“如果说文化像一座浮在海中的冰山,意识文化就像沉在水面下的冰山主体,人们很难直观地看到它。”地理环境作为文化发展的背景,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些文化的发展,当然,也有些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甚小,甚至几乎没有影响。虽然我们无法否认艺术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联,但是这种影响和表现的细微程度与复杂性却超乎我们的想象。在西方美术史学者中,高居翰曾警惕道:“我们不应相信有任何的公式,可以在探讨一件作品的风格与其外在的因素之间,指明或暗示某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创作者心理上的“复杂与不可预测”,使我们即便是“将他一生之经历与其环境状况及事件联系起来,并且推测画家对其之反应,仍然无法充分地去说明他的画作”。他的这种思想显然和当时出现的反实证主义与回归“人文”的转向有关。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往往需要通过中介才能发现其之间的某些联系,这就造成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必然存在关联,但其作用以间接关联为主,呈现出微巧关系的特点。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即便是“人文”转向已经渗透到地理学的方法论中,但人文主义地理学仍然缺少成套的操作方法及观念,它仅仅起到了批判实证主义学派的作用。这就像上文提到的,人文地理学在后现代的“文化转向”中已经进入到了某些概念和知识评价的前沿,但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仍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且只是许多学科和概念的混合产物,它不足以为现在的某些具体文化研究提供技术上的支撑。实际上,怀着对这种因果探求的渴望,以及对文化地理学乃至某些文化理论的热衷追求,地理学的基本思想已被掩盖,这是现在艺术地理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我们的研究不能落到实处的重要原因。 三、地理科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研究的启示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作为一门兼具复杂性和关联性的学科,地理学内部的日益专业化与专门化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与交叉不可避免。但哈维曾提醒地理学者:“从相邻学科派生概念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搞不好会使地理学者们陷入根据对相邻学科的一知半解的肤浅解释来赶‘知识时髦’的陷阱。”借用派生概念应当促进相邻学科的理论发展,如果不能起到这种作用,那还不能算是一种成功的尝试。针对目前“艺术地理”的困境,有学者指出:“由于该类研究要求研究人员除了地理学知识背景外,还要具备基本的绘画理论、技能及相当的艺术修养,要求对绘画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常识性内容有较全面的把握,所以,研究的难度较大。”但在笔者看来,对地理学的研究特质与基本思想认识不清才是导致“艺术地理”研究出现上述问题与误区的根本原因。格里奇曾坦言:“对大多数人来说,非正式获得的地理知识成为他们了解世界的主要途径。”非正式获得的地理知识在我们的日常决策和思考中占主要位置,这在科学研究中也不例外。“地理知识是地理学思想和对世界上自然与人文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产物”。由于研究者对地理学思想认识不够全面,实际上仅仅是凭借个人一些朴素的,甚至落后的地理观念来看待文化现象,而某些以地理冠名的研究则存在概念套用的现象,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突破传统,反而造成了地理学概念的泛化与滥用。对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强调并坚持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与主题。 1.作为一门空间科学:艺术地理研究应有的立场 地理学研究内容的广域性,使其以地域空间为载体横切了诸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虽然不能说空间是哪一门学科所独有的,但仍必须明确回答的是,地理学视野下的艺术研究之所以有别于传统艺术史范畴下的研究,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时间和空间构成宇宙的基本物理维度”,时间与空间同为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事物存在的存在。然而,“空间”在传统的科学研究中却往往不受重视,“时间”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我们只了解一种科学,它就是历史科学。”众多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时间置于比空间优先的地位,在必须考虑后者的地方则把它看作历史活动的场所或背景。段义孚指出:“‘历史’是人文学科的支柱,人文学科对历史的依赖程度则更为明显。”其实,正如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一样,所有现象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康德将地理学与历史学并列,认为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学科,地理学是关于空间的学科,是对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描述。这样,在对地球表层整体的研究上,地理学只能发挥其固有且有限的作用。那么地理学关注的是什么?它的研究特质是什么?显然,地理学关注的不可能是地球表层系统的所有方面。钱学森在其《论地理科学》中指出:“各个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都是客观实际,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它们研究的角度不同,研究的侧面有所不同。”地球表层系统具有多重属性,具有多个研究角度或侧面,地理科学主要关注并有能力研究的不是地球表层陆地系统的全部,而主要是它的空间方面。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出发,地表空间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非均质性和差异性,所以区域分异是地球表层最基本的特征,这样对地表空间及其差异性研究就成为了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区域和空间差异是地理学的基本观念,“站在空间立场”,地理学便可以和其他科学相区分。但“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是所有学者和所有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为科学(或历史学)相交叉的学科所共享的财产”。地理学十分强调 空间观念,同时高度注重对“时间动态”和时空耦合性的探讨。正是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动态变化特征,赋予了地理学永不枯竭的研究主题。希罗多德早就提出:“全部的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而一切地理也必须用历史观点来研究。”时空耦合性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要求我们的研究模式不再是仅仅把空间留给地理,而是把时间还给历史,“只有当时间或空间处于突出的地位并且构成科学考察工作的联结纽带时,历史的和地理的观点才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历史学是研究时间的学科,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学科,那么,时空耦合性使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不是一般性的学科之间的关系,但“空间”仍是理解地理学的一个关键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思想与方法,主要体现在空间概念上。更为重要的是,时空结合的思维方式是地理学家的特长和优势,作为科学门类之一的地理学,它的空间研究角度和方法,已丰富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丰富了哲学方法,并且可以从空间角度思考和探索时间问题,有利于时空统一观的发展,而这种“空间”的视角与立场恰恰也是“艺术地理”研究所应具备的本质特征。 2.将艺术置于空间中:美术研究空间面向的展开 以往的画史研究对“时间动态”高度关注,一些重要的画史之变历来是美术史研究的首要课题,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特别注意了山水画的演变态势,而在他之后,中国的画史同样关注这种风格之变,明代王世贞言:“人物自顾、陆、展、郑以至僧繇、道玄一变也。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董其昌把“变”看得极为重要,方闻讲:“这种使画家保持长期的紧张和兴奋状态的‘变’,其价值并不只是局限于自身,而是在于其作为一个过程。”这样,在董其昌看来,画史之所以持续发展就依赖于画风之变的波动与演进,但这种了解途径的片面性也十分明显。历史研究对动态变迁的关注显然有助于了解各个阶段的画史变动,就中晚唐开始的画史之变,潘天寿曾以社会鉴藏风气的提升,评论其绘画能“继续盛唐新发展之余势而充实之”;童书业则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解释中唐画史的变迁;而陈传席指出了中国审美意识的变化趋向;牛克诚则着眼于绘画本身色彩中心的失落与水墨之变。学者们所揭示的画史之变各不相同,但还不曾有人阐释过绘画发展的空间动态变迁过程。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的演进与变迁是画史之变的有机组成,也是求解诸种画史之变的一个必要途径。对于这项交叉研究,应该说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可以做,而且也颇为重要。地理学以其空间立场与其他学科相区别,那么怎样进行空间研究呢?虽然不同学者对地理学的概念和内涵有各自的解读,但却没有人否认地理学是研究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的科学。关于地理学作为空间—分布科学,即认识现象和过程的一种途径,地理学的这种身份在其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地球表层自然事象和人文事象分布不均的特点,决定了对地表空间及其差异性研究成为地理学的主要领域。费舍尔指出:“地理学是形成空间分布法则的科学”,强调:“地理学必须注意地域现象的空间格局而非现象本身。”在任何时代,各地绘画的发展程度都是不平衡的,时常会出现一个或数个相对发达的区域,这也就为我们研究绘画地理格局的态势提供了可能。对于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它的基本研究内容包括绘画重心(或中心)以及绘画发达区域。至于怎样研究绘画的地理格局,那就必须要从基础的分布实况复原开始,而这些均是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已经提出而未深入探究的部分。没有学者否认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理事象“空间分布”的学科,而“在何处”始终是地理学者面临的基本问题。保罗·克拉瓦尔坦言:“地理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一般人未认知到的空间尺度上研究事物之分布。……它从揭露事物分布的操作开始。”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一直着力复原相关艺术人才以及相关艺术文化因子的地理分布。格里奇认为地理知识有两方面的基本用途:a.形成事物“在哪里”的地理观念;b.记住“在哪里”可以帮助我们决策并解决问题。时至今日,“艺术地理”的研究仍没有在地理学的这一核心主题上充分地、科学地展开,对此,其实我们大有可为,而恰恰是这种基础研究的不足限制了目前在艺术与地理因果关系上的深入探讨。赫特纳指出:“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在于方法,而不是事实;地理学从空间变量的角度研究地表现象。”因而,中国美术研究空间面向的展开关乎“艺术地理”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四、结语 面对我们所观察到的艺术现象,怎样用地理学的思想与范式来解读与研究,是目前“艺术地理”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条件与能力的限制,本文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在阐释上也只能是浅尝辄止,但出于对此的关注与热爱,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真正投身这一领域。中国艺术的研究从不缺乏对地域性的关注和探讨,但由于长期忽视地理学在空间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导致“艺术地理”研究几乎遭到了艺术与地理学领域的双重冷遇。“我们拥有一个历史悠久的、荣耀庄严的地理学研究的传统—即采用那些引导我们思维的符号来努力辨明在地表上占据空间的事物的秩序”。地理学是关于空间的学科,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惟有深刻地理解与正确的把握地理学的合理内核与研究特质,才能在地理学与相关艺术学科交叉和渗透不断加强的今天,使这种以“地理”名义展开的交叉研究产生积极的学科与现实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中国美术研究的空间面向这一角度出发,并不意味着它能取代以往其他艺术的研究方向。试图逐步建立一种现代地理科学维度下的中国美术研究范式是本文的意图之一,但也并不意味着要以“美术地理”的名义开宗立派,而是以地理学思想指导的这项交叉研究真实地复原以往研究所没有充分展现的美术史现象,并为求解中国美术的发展与变迁提供帮助,这便是我们希望的这项研究所能够在地理学与艺术领域产生的双重效应与意义。田余庆曾针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某些现象指出:“借鉴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要消而化之。借鉴新的思想,新的方法,不免要引进一些新的术语,新的概念。新术语、新概念如果不能在相当的深度上有机地应用于中国历史的分析,还不能说完成了借鉴的目的。善于借鉴的人,并不以术语、概念取胜,而是将借鉴来的新思想、新方法化为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用在具体的研究之中。”在学科交叉与渗透成为一种大趋势的今天,无论是本文所关注的“美术地理”研究,还是“艺术地理”的其他分支,乃至其他人文学科对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的借鉴,评判其是否具有价值,我想都应以此来作为衡量的标准 美术研究论文:中国美术研究的空间面向 一、源自美术领域内部的空间关注与局限 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史向现代绘画史学转型,呈现出一种画史研究的新局面。同时我国的传统地理学也开始了科学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并很快转入对中国自身问题的探索。地理学思想对中国绘画史的干预正发生在此时,虽然当时很多具体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其积极的方面在于画史研究者从绘画角度正式提出了地理性的问题,并尝试从地理角度对其进行解释。这一时期的绘画史着作大都引入了科学的方法,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史学的先声,包括滕固、陈师曾、潘天寿、郑午昌、秦仲文、傅抱石、俞剑华等人所编撰的画史中虽没有专门章节论述绘画与地理的关系,但也均已将地理环境视为影响绘画发展的要素之一,并予以关注。其中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则多处指出了这类问题,虽然作者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实质性的探讨,但它所蕴藏的诸如画家分布、绘画中心以及绘画重心的转移等以往画史并未关注的问题及其与地理的关系则实在有研究的必要。但后来的中国画研究并没有充分发掘郑午昌在中国画史研究中的这点地理性贡献,这无疑也使中国画的研究缺少了些许颇具价值的论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中国画学全史》附录之说明中,“曰历代各省画家百分比例表,举历代画家在何时何地为最多或最少统计比较,以见各时各地之绘画情形”。这恰恰是受到了当时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曾有学者撰文就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影响做过评述,但美术学者们却并未注意到梁启超在引入西方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时对当时画史研究的影响。梁启超在晚清引入西方近代地理学说,特别是环境论的观点,对他影响较多,在其《中国史叙论》、《中国地理大势》、《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均表现出很强的环境决定论观点。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对中国画的论述虽不够精深,且受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局限,但仍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他曾在《历史统计学》一文中倡导一种对某种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地理分布统计的历史研究法,文中提到这种想法曾受到了丁文江的赞成。而关于这种想法的尝试与实践也刚好促成了人文地理学在当时的起步,至20世纪30年代之前,“梁启超、顾颉刚对于清代的朴学大师,丁文江对于史传上的人物,朱君毅对于现代人物,张耀翔对于清代进士,胡适对于三百年来的女作家,……不能不说是很可观的一个开端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画学全史》出现了这样一副表格,遗憾的只是作者虽然进行了统计,却没有展开相关的分析,自然也没能达到梁启超在文中所言要“观其大较”的作用。更为遗憾的是,后来的中国画研究便不再有人响应这种号召,发掘那一时期的中国画与地理学研究,其实相关的问题已经被提出,但这种实践却没有被继承。以历代画家的分布复原为基础,进而探讨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的态势与演进,这里的格局包括了绘画中心与发达区域,而态势与演进则是其过程机制,进而为探讨一种趋势与规律。这种研究不仅是要解决郑午昌并未深入的画史新问题,更想为“美术地理”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与模式,即便目前不能达到这种效果,也希望这种基础性的探索成果可供别人研究之用。 二、目前艺术地理研究面对的问题与误区 随着现代地理学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跨过拐点后加速发展趋势的出现,以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振兴为表征,它为美术在内的诸多艺术门类的地理性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支撑,这使艺术的地理性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艺术地理”本身已经作为一个较为明确的概念,成为相关领域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但其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属性以及研究主题,更没有具体操作的方法。事实上在对各种艺术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长期的综合讨论与解释中,“艺术地理”是在现代地理学思想对艺术学科的加强渗透、传统艺术研究试图突破已有的研究框架、分支领域的学科意识逐渐强化中产生的。出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地理学领域对美术研究的渗透效果并不理想。进入80年代,在人文地理学各领域全面复兴的形势下,文化地理学显现出了巨大优势,并逐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作为地理学科的教材,由胡兆量等人编着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已经包括了“画风的区域差异”一节;在周尚意等人编撰的《文化地理学》中“艺术地理”也有了独立的章节。但也如编者所言:“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艺术,虽然非常的必要,对文化地理学本身的领域也是相当有价值的充实和拓展,但可能受地理学者们自身艺术知识的局限,现有的研究成果十分缺乏,所涉及的艺术形式也比较少。”“艺术地理”研究的出现和地理学对其他学科的干预与其被关注程度密切相关,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领域内部。以美术地理研究现状为例,我们以一种综合的视角来全盘审视身处困境中的“艺术地理”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并通过这种分析为今后的“艺术地理”研究提供某些启示。 1.在理论研究与学科属性讨论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关于“美术地理”的探讨可以说是理论先行了,在其研究范畴与概念似乎相对明晰的情况下,几乎连其学科属性都已经是很明确的事情。关于这一类问题的综述性研究,我们可以参考霍诗雅、肖玲的《中国艺术地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皓的《中国当代艺术地理研究概论》以及张慨的《中国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述评》这三篇文章。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艺术地理性的长期探讨中,学者们已经毫不否认文化地理学与这项研究的相关性。前两篇综述均将其列为文化地理学的分支,而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正是上述大多数学者形成的一个共识,且霍诗雅、肖玲的文章更是以文化地理学五大主题来综述艺术地理。人文地理学在我国的复兴,使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来审视艺术现象也渐趋成为一种潮流。以书法地理研究为例,有人以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文化扩散、文化源地与文化区、文化生态、文化整合这五个主题展开研究,试图建立书法文化地理研究这一领域的理论体系。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书法文化地理的研究是极不成熟的,完全以文化地理学的模式来观照中国传统书法现象,使我们看到这种研究多数不能落到实处,加之急于在分支学科的建设上有所建树,以求填补空白,导致其研究只能在大的文化层面上套用文化地理学的叙述模式而颇有形式主义之嫌,而这种对文化地理学理论的借鉴并未对已有的书法史研究带来突破性的论断。这其实是近年来艺术地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显着问题。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出现相对较晚的一门分支学科,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它才被介绍到我国。虽然它在我国目前发展较快,所涉及的范围也较广,但是各方面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许多分支尚未涉及,已有分支的研究也 不够透彻。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分支学科研究不成熟,一套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统领各个分支,进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而文化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某些分支,只是许多学科和概念的混合产物,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因而有学者将这些新的分支称为思潮。目前,在文化地理学内部,诸如文化区划分的标准与困难、文化扩散理论的运用、文化生态学中生态学概念的扩张与泛化、文化整合概念的套用以及文化景观研究的难度与局限等方面早已成为地理学者要面对与解决的突出问题。由于地理学的概念、性质、主题与理论等问题长期处在争论之中,这无疑给其他学科的学者正确理解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与特质造成了困难,而将目光过多的投注于文化地理学,则更加导致其忽视了地理学的本质属性。基于这种情况,我认为,现阶段“艺术地理”研究并不能在上述五个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中充分展开,而且针对目前的研究水平和基础研究的成果积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更是难以直接适用于中国的艺术现象研究。在试图利用文化地理学手段进行相关的艺术门类研究时,必须格外注意这种方法的使用是否能够产生实际的意义,决不能简单地套用一些文化地理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学科归属其实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需要由哪些领域的学者来承担,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范式,不同领域学者关注问题的角度与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都不尽相同。然而,在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许多分支尚未涉及,且相对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时,“艺术地理”及其分支的学科概念被过分强调并不是件好事,而且无论怎样,我们终究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目的。 2.在具体研究及因果关系探索中出现的问题 从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来讲,地理事象必然存在某些因果联系。人类有一种探究因果关系的天性。人们首先对区域差异的存在感到好奇,在形成一种地理多样性的意象之后,随之必然产生获得解释的渴望。洪堡认为,研究地表的各种事象必须由其因究其果,这样才能明了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事实。我并不否认这种研究的价值,而且因果性也确实是地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种尝试却往往不尽如人意。从目前的美术地理研究来看,学者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大都是想解决艺术风格产生、发展、差异等要素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诸种问题。“如果美术界所研究的美术地缘问题也只是归结为‘南方人气质与北方人不同,艺术风格也就不同’这样的简单结论,那么其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都是不足一嗤的了”。德芒戎指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干扰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没有绝对的决定论,只有人类主动的开发利用的可能论;没有命定论,只有人类的意志。”虽然这是学者从自身立场对决定论的批判,但今天看来,地球表层系统确是复杂的巨系统,不确定性、非线性和偶然性是地理系统的基本特征。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环境,文化与环境并无直接的单向关系。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并不是互逆可推的关系。一种自然环境下可能出现一种对应的文化现象,但也可能没有。从现阶段的研究水平来看,还很难以一种有效的途径在这种关系的探索上取得较大的突破。因而有地理学者形象地指出:“如果说文化像一座浮在海中的冰山,意识文化就像沉在水面下的冰山主体,人们很难直观地看到它。”地理环境作为文化发展的背景,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些文化的发展,当然,也有些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甚小,甚至几乎没有影响。虽然我们无法否认艺术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联,但是这种影响和表现的细微程度与复杂性却超乎我们的想象。在西方美术史学者中,高居翰曾警惕道:“我们不应相信有任何的公式,可以在探讨一件作品的风格与其外在的因素之间,指明或暗示某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创作者心理上的“复杂与不可预测”,使我们即便是“将他一生之经历与其环境状况及事件联系起来,并且推测画家对其之反应,仍然无法充分地去说明他的画作”。他的这种思想显然和当时出现的反实证主义与回归“人文”的转向有关。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往往需要通过中介才能发现其之间的某些联系,这就造成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必然存在关联,但其作用以间接关联为主,呈现出微巧关系的特点。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即便是“人文”转向已经渗透到地理学的方法论中,但人文主义地理学仍然缺少成套的操作方法及观念,它仅仅起到了批判实证主义学派的作用。这就像上文提到的,人文地理学在后现代的“文化转向”中已经进入到了某些概念和知识评价的前沿,但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仍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且只是许多学科和概念的混合产物,它不足以为现在的某些具体文化研究提供技术上的支撑。实际上,怀着对这种因果探求的渴望,以及对文化地理学乃至某些文化理论的热衷追求,地理学的基本思想已被掩盖,这是现在艺术地理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我们的研究不能落到实处的重要原因。 三、地理科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研究的启示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作为一门兼具复杂性和关联性的学科,地理学内部的日益专业化与专门化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与交叉不可避免。但哈维曾提醒地理学者:“从相邻学科派生概念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搞不好会使地理学者们陷入根据对相邻学科的一知半解的肤浅解释来赶‘知识时髦’的陷阱。”借用派生概念应当促进相邻学科的理论发展,如果不能起到这种作用,那还不能算是一种成功的尝试。针对目前“艺术地理”的困境,有学者指出:“由于该类研究要求研究人员除了地理学知识背景外,还要具备基本的绘画理论、技能及相当的艺术修养,要求对绘画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常识性内容有较全面的把握,所以,研究的难度较大。”但在笔者看来,对地理学的研究特质与基本思想认识不清才是导致“艺术地理”研究出现上述问题与误区的根本原因。格里奇曾坦言:“对大多数人来说,非正式获得的地理知识成为他们了解世界的主要途径。”非正式获得的地理知识在我们的日常决策和思考中占主要位置,这在科学研究中也不例外。“地理知识是地理学思想和对世界上自然与人文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产物”。由于研究者对地理学思想认识不够全面,实际上仅仅是凭借个人一些朴素的,甚至落后的地理观念来看待文化现象,而某些以地理冠名的研究则存在概念套用的现象,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突破传统,反而造成了地理学概念的泛化与滥用。对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强调并坚持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与主题。 1.作为一门空间科学:艺术地理研究应有的立场 地理学研究内容的广域性,使其以地域空间为载体横切了诸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虽然不能说空间是哪一门学科所独有的,但仍必须明确回答的是,地理学视野下的艺术研究之所以有别于传统艺术史范畴下的研究,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时间和空间构成宇宙的基本物理维度”,时间与空间同为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事物存在的存在。然而,“空间”在传统的科学研究中却往往不受重视,“时间”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我们只了解一种科学,它就是历史科学。”众多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时间置于比空间优先的地位,在必须考虑后者的地方则把它看作历史活动的场所或背景。段义孚指出:“‘历史’是人文学科的支柱,人文学科对历史的依赖程度则更为明显。”其实,正如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一样,所有现象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康德将地理学与历史学并列,认为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学科,地理学是关于空间的学科,是对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描述。这样,在对地球表层整体的研究上,地理学只能发挥其固有且有限的作用。那么地理学关注的是什么?它的研究特质是什么?显然,地理学关注的不可能是地球表层系统的所有方面。钱学森在其《论地理科学》中指出:“各个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都是客观实际,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它们研究的角度不同,研究的侧面有所不同。”地球表层系统具有多重属性,具有多个研究角度或侧面,地理科学主要关注并有能力研究的不是地球表层陆地系统的全部,而主要是它的空间方面。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出发,地表空间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非均质性和差异性,所以区域分异是地球表层最基本的特征,这样对地表空间及其差异性研究就成为了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区域和空间差异是地理学的基本观念,“站在空间立场”,地理学便可以和其他科学相区分。但“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是所有学者和所有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为科学(或历史学)相交叉的学科所共享的财产”。地理学十分强调 空间观念,同时高度注重对“时间动态”和时空耦合性的探讨。正是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动态变化特征,赋予了地理学永不枯竭的研究主题。希罗多德早就提出:“全部的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而一切地理也必须用历史观点来研究。”时空耦合性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要求我们的研究模式不再是仅仅把空间留给地理,而是把时间还给历史,“只有当时间或空间处于突出的地位并且构成科学考察工作的联结纽带时,历史的和地理的观点才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历史学是研究时间的学科,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学科,那么,时空耦合性使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不是一般性的学科之间的关系,但“空间”仍是理解地理学的一个关键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思想与方法,主要体现在空间概念上。更为重要的是,时空结合的思维方式是地理学家的特长和优势,作为科学门类之一的地理学,它的空间研究角度和方法,已丰富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丰富了哲学方法,并且可以从空间角度思考和探索时间问题,有利于时空统一观的发展,而这种“空间”的视角与立场恰恰也是“艺术地理”研究所应具备的本质特征。 2.将艺术置于空间中:美术研究空间面向的展开 以往的画史研究对“时间动态”高度关注,一些重要的画史之变历来是美术史研究的首要课题,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特别注意了山水画的演变态势,而在他之后,中国的画史同样关注这种风格之变,明代王世贞言:“人物自顾、陆、展、郑以至僧繇、道玄一变也。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董其昌把“变”看得极为重要,方闻讲:“这种使画家保持长期的紧张和兴奋状态的‘变’,其价值并不只是局限于自身,而是在于其作为一个过程。”这样,在董其昌看来,画史之所以持续发展就依赖于画风之变的波动与演进,但这种了解途径的片面性也十分明显。历史研究对动态变迁的关注显然有助于了解各个阶段的画史变动,就中晚唐开始的画史之变,潘天寿曾以社会鉴藏风气的提升,评论其绘画能“继续盛唐新发展之余势而充实之”;童书业则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解释中唐画史的变迁;而陈传席指出了中国审美意识的变化趋向;牛克诚则着眼于绘画本身色彩中心的失落与水墨之变。学者们所揭示的画史之变各不相同,但还不曾有人阐释过绘画发展的空间动态变迁过程。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的演进与变迁是画史之变的有机组成,也是求解诸种画史之变的一个必要途径。对于这项交叉研究,应该说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可以做,而且也颇为重要。地理学以其空间立场与其他学科相区别,那么怎样进行空间研究呢?虽然不同学者对地理学的概念和内涵有各自的解读,但却没有人否认地理学是研究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的科学。关于地理学作为空间—分布科学,即认识现象和过程的一种途径,地理学的这种身份在其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地球表层自然事象和人文事象分布不均的特点,决定了对地表空间及其差异性研究成为地理学的主要领域。费舍尔指出:“地理学是形成空间分布法则的科学”,强调:“地理学必须注意地域现象的空间格局而非现象本身。”在任何时代,各地绘画的发展程度都是不平衡的,时常会出现一个或数个相对发达的区域,这也就为我们研究绘画地理格局的态势提供了可能。对于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它的基本研究内容包括绘画重心(或中心)以及绘画发达区域。至于怎样研究绘画的地理格局,那就必须要从基础的分布实况复原开始,而这些均是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已经提出而未深入探究的部分。没有学者否认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理事象“空间分布”的学科,而“在何处”始终是地理学者面临的基本问题。保罗·克拉瓦尔坦言:“地理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一般人未认知到的空间尺度上研究事物之分布。……它从揭露事物分布的操作开始。”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一直着力复原相关艺术人才以及相关艺术文化因子的地理分布。格里奇认为地理知识有两方面的基本用途:a.形成事物“在哪里”的地理观念;b.记住“在哪里”可以帮助我们决策并解决问题。时至今日,“艺术地理”的研究仍没有在地理学的这一核心主题上充分地、科学地展开,对此,其实我们大有可为,而恰恰是这种基础研究的不足限制了目前在艺术与地理因果关系上的深入探讨。赫特纳指出:“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在于方法,而不是事实;地理学从空间变量的角度研究地表现象。”因而,中国美术研究空间面向的展开关乎“艺术地理”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四、结语 面对我们所观察到的艺术现象,怎样用地理学的思想与范式来解读与研究,是目前“艺术地理”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条件与能力的限制,本文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在阐释上也只能是浅尝辄止,但出于对此的关注与热爱,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真正投身这一领域。中国艺术的研究从不缺乏对地域性的关注和探讨,但由于长期忽视地理学在空间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导致“艺术地理”研究几乎遭到了艺术与地理学领域的双重冷遇。“我们拥有一个历史悠久的、荣耀庄严的地理学研究的传统—即采用那些引导我们思维的符号来努力辨明在地表上占据空间的事物的秩序”。地理学是关于空间的学科,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惟有深刻地理解与正确的把握地理学的合理内核与研究特质,才能在地理学与相关艺术学科交叉和渗透不断加强的今天,使这种以“地理”名义展开的交叉研究产生积极的学科与现实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中国美术研究的空间面向这一角度出发,并不意味着它能取代以往其他艺术的研究方向。试图逐步建立一种现代地理科学维度下的中国美术研究范式是本文的意图之一,但也并不意味着要以“美术地理”的名义开宗立派,而是以地理学思想指导的这项交叉研究真实地复原以往研究所没有充分展现的美术史现象,并为求解中国美术的发展与变迁提供帮助,这便是我们希望的这项研究所能够在地理学与艺术领域产生的双重效应与意义。田余庆曾针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某些现象指出:“借鉴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要消而化之。借鉴新的思想,新的方法,不免要引进一些新的术语,新的概念。新术语、新概念如果不能在相当的深度上有机地应用于中国历史的分析,还不能说完成了借鉴的目的。善于借鉴的人,并不以术语、概念取胜,而是将借鉴来的新思想、新方法化为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用在具体的研究之中。”在学科交叉与渗透成为一种大趋势的今天,无论是本文所关注的“美术地理”研究,还是“艺术地理”的其他分支,乃至其他人文学科对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的借鉴,评判其是否具有价值,我想都应以此来作为衡量的标准 美术研究论文:信息技术和高中美术课堂的整合研究 一、引言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手段被引入到高中美术课堂教学中,这给美术教学增添了新的生命力。而将信息技术与高中美术结合起来,构建全新的一体化、互动化的教学课堂,对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美术教学感染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研究中,着重阐述了数字媒体、电子白板等信息技术在与高中美术课堂整合的应用方法。以下,本文将详细阐述相应的教学实施策略。 二、活用数字媒体信息技术,创设合作探究课堂 着名教育学家汪潮教授曾经说过:“集体智慧是获取知识的关键,教学活动若脱离了合作探究的形式,便难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笔者认为,在高中美术课堂教学中,将数字媒体技术引入教学过程中,构建合作探究性课堂,借助数字媒体信息技术的视听效应、录播技术等特色,为学生构建全新的互动教学课堂。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尝试了利用数字录播媒体技术,展开教学尝试,实施教学,具体的教学操作如下。 1.课例 《中国古代壁画艺术》教学设计首先,我利用教室内的多媒体录播设备,为学生播放已经录制好的关于我国古代壁画艺术的视频,包括:河北望都东汉壁画、赏析太原娄睿墓壁画等;其次,由于录播速度较快,很多同学没有完全领会壁画艺术的内涵,于是,我利用录播媒体的回放技术,构建课堂互动答疑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提问,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再次,在视频的引导下,我结合视频,提出一些鉴赏思考性问题,例如,“你能从视频中领会出中国古代壁画的精髓吗?”、“你能列举出一些其他的中国古代壁画吗?”,并将全班同学分为若干小组,组织他们根据问题,进行合作探究。最后,当各小组完成探讨后,我举行了随堂汇报会,主题为“中国古代壁画艺术,你了解了多少?”,让各小组选派一个代表,结合讨论结果,向全班同学进行汇报,而我则时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与他们展开互动交流。此外,整个汇报会由教室内的多媒体录播系统进行全程录制,当汇报会结束后,通过多媒体大屏幕将汇报会现场的视频展现在全班同学面前,让大家再一次深切体会一回数字录播媒体信息技术教学的奥妙。 2.教学效果分析 在上述案例中,基于信息技术的多媒体数字录播平台成为了贯穿课堂教学的灵魂,通过录播系统的录制、回放等功能,教师能够及时地为学生解释不懂的问题、组织分组探究教学情境、录制教学现场视频。可以说,在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帮助下,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教学变得更加可视化,由此可见,基于“数字媒体+合作探究”的教学流程,能够大大提升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真实感、可视感,对于提升教学的质量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擅用电子白板信息技术,创设情境教学课堂 电子白板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新型信息技术教学设备,它既具备了传统黑板的特点,又具备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优势,例如,实现人机交互、师生交互。它解决了传统多媒体平台的局限性,为师生搭建了一个交互性更强的信息化教学环境,使得高中美术教学变得更加立体。在日常的教学中,我充分利用了电子白板删除、添加、帘幕等功能,创设了多元化的情境教学教学课堂,培养了学生现场鉴赏的能力。 1.课例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鉴赏》教学设计首先,在课前,我布置了预习工作,要求学生通过网络资源,查找有关“苏州园林”的资料,包括苏州园林的地理位置、构景要素、造景手法、实景图片、旅游视频等。其次,在授课过程中,我将同学们查找的资料整合起来,包括,图片说明、文字说明、视频说明等,并将上述资料作为素材,用电子白板呈现出来,为大家进行解释说明,当看到自己搜索的资料成为了教师教学的素材,全班同学的兴趣被激发起来,而我则结合学生的搜索资料,一一讲解资料的优点、缺点等,在对作品进行鉴赏评价的同时,也肯定的大家的劳动成果。最后,我随机选派一些同学登上讲台,让他们利用电子白板的修改、删除、添加等功能,以“涂鸦”的形式,为作品进行点评,内容包含自己的学习体会、对作品艺术语言的认识等,一个现场实践情境教学课堂被顺利生成。 2.教学反思 上述案例中,电子白板这一新型的信息技术设备,成为了教学组织、设计的有力工具,利用电子白板的多元化教学辅助功能,美术课堂的信息氛围、探究氛围更加浓烈。在热烈的探究,积极的实践中,同学们也得出了一致的体会,即:艺术需要想象,成功的作品需要满足艺术美和形式美相结合的结论。可以说,通过电子白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审美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四、结束语 在高中美术教学中,充分发掘信息技术的功能,将之与美术鉴赏教学进行有机整合,积极开发相应的教学资源,组织科学、有效的教学,不失为一种提升美术教学质量的好方法。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美术教育工作者应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大胆尝试,创设更多更好的教学途径,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美术鉴赏的魅力。 美术研究论文:美术非术性研究的美术教育障碍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各级教育部门对美术课程的重视程度较之以前大有提高,尤其是中小学美术课程设置的比重有大幅度增加。在各校美术教师中,专职美术教师也越来越多,美术教学正向规范化发展。学生的美术专业知识更趋丰富,审美意识与能力也有所增强。然而在种情况下,我们却不难发现,目前的美术教育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还具有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对美术学科的误识。“美术”一词的由来是近百年的事,“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开始普遍应用。武汉大学美学教授陈望衡先生指出,在中国历代艺术理论中,只是“艺”,没有“术”。从孔子《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到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从张彦远撰《叙画之源流》“夫言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到宗炳《山水画序》:“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夫以应目会心为智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以及清?龚贤语“古人之书画,与造化同根,阴阳同候,非若今人泥粉本为先天,奉师说为上智也。” 可以说,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艺术的位置都没有停留在“术”的层面,而是在“形”之上。因此,中国传统的美术观念,乃是把美术定位在对于宇宙本体和生命之“道”的观照和把握方面。美术是一种依凭视觉感知世界的方式,它是一种感知世间精神,探寻生命本源,觉悟万物之道,表达生命情怀的途径与手段。因此,美术远不只是美化生活的一种技能,也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手段,美术是进入生命境界的通道,融感受力、创造力、表现力为一体,承载知识、学养、智慧、情感,是人生成长教育中一门重要的课程。然而,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受教育只是少数人的权利,艺术教育只局限于贵族阶层,中国历代画家中,极少有出生平民阶层者。因此,在中国社会里,艺术存在的两种方式,一是高高在上的上流社会的风雅消遣,一是作为技能的工匠的营生方式,在中国的老百姓眼里,艺术要么高不可攀,要么只是一种谋生的技能,艺术只与少数人发生关系,似乎跟大多数人无关。直至今天,去美术馆看展览的人极大多数都是从事美术事业的相关人员。 中国解放后近50年的中小学教育中,美术教育的实施方法只有两种,一是作为课外指导的兴趣小组形式,另一种是作为副课位置的课堂教学。绝大部分的课堂教学只是把美术作为一种知识或者技能来实施教学。美术被定位为“术课”的现象由来已久,并被认为常规。在此教育背境下,目前对美术误识的不只是少数人,包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与领导,也存在着对美术的误识。在西方,随着经济发展,人们也越来越发现艺术教育对人综合素质的培养、对形象思维的发展、对人才培养中起到的作用与价值意义。在此认识层面上全面推进了新课程的改革建设。从新世纪初中国紧随推出美术新课程的改革方案,至今已近10年,然而,在课程改革的口号旗帜下,尚存在着很多人对美术课程的教育功能认识不够,或对美术学科的误识,把美术学科作为副科,把美术教育简单认识为美术知识的传授与美术技能的学习,这些都反映着对美术学科的认识层面的问题。由这种误识首先带来美术的各种考试模式。从美术考级到美术联考,其采取的方式常常都只停留在美术的知识性与技能性的测试,试卷仅呈现学生对美术知识的了解、对美术技能的掌握,而没有考察学生的视觉感受能力、视觉思维能力、想象与创造的能力,以及心理感受与情感表达的能力。这种考试制度与美术评价标准,必然带来学习方式的问题、学科认识的问题以及学习方向的偏离。 美术专业的学生由此认识为先行,对美术学科的认识问题也由此而来。对哲学理论学习研究的缺失、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忽视,注重技能学习,导致思想认识上的苍白肤浅,对专业学习方向目标的偏离与核心的缺失。这种误识的源头来自于制度决策者与各级美术教育机构的管理者。所以要改变现行的美术教学现状,首先是对管理者的“美术扫盲”。提升他们对美术的认识高度,促使他们对美术教师的培养方面、评价方面有新的认识,重新认识美术课程教学的意义,真正把美术课程从技能课的位置提升到事关学生思维发展、学生的全面综合的素质培养、开启学生智慧的一门重要课程。 其二,由考试制度带来的师资培养问题。在现行的考试制度下,培养着一批又一批掌握着美术的各种技能,但缺乏对美术理论与美术实践深层次思考的毕业生,由这些毕业生走上教师岗位,以他们的教学理念与专业认识在进行美术的基础教育,导致目前美术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形成一个教学思想相承继的脉络。如何改变这种现象,急需职能部门引起重视,出台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对美术的考试制度实施有效改革,另一方面对目前的美术教育师资进行再培训,以扭转这种发展势头,把美术教育引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其三,各种儿童画的程式化教学,导致儿童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抑制与缺失。绘画的程式化教学,先是从简笔画开始,简笔画在中国的课堂教学中使用广泛,也由来已久,英语课、物理课、数 ！ ,一度成为教师技能评价的一项内容。然而,以简笔画进入美术课堂教学,由此带来的弊端非常严重。其弊端的根本点在于这是一种程式化的教学,它背离了美术学习的目的与意义。美国对于美术新课程的实施,源于对形象思维的培养发展对人全面素质形成的重要性的认识与重视。撇开美术教育对人的情感培养、健全人格方面的作用意义,撇开美术的审美教育,美术对于人的发展成长,对儿童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表现力与审美能力的培养,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程式化教育容易使儿童过早地形成简单的思维惯性模式,从而影响儿童的视觉发现能力、认知与探索的能力、想象与创造的能力。很多美术教师都会有这样的教学体验,从幼儿园开始,越往上的年段,学生绘画的内容与形式越多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或雷同。程式化教学不只是简笔画的形式显性出现,同时也以隐性的方式出现于各种儿童美术培训班与美术课堂教学中,比如所谓的素描教学、线描教学、儿童画创作教学、中国画教学等,往往教学的内容没有问题,但教学的方式却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源于教师对美术学科的认识上。把美术的技能教学定位在模式教学、程式教学,以熟练某种表现程式、反复的程式训练为学习方式与手段,忽略了去观察、发现的过程,忽略了程式发现的多种可能性,导致儿童画教学的简单化,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简笔画教学。儿童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被过早地教以各种绘画方法,这些方法因为有一定的操作程序,简单易教,也容易呈现被目前的评价体系所认可的教学成果。教师的认知问题、一部分家长的功利心态、目前的美术教学评价体系的缺陷,导致这种在素质教育外衣蒙盖下的美术教育现状出现。儿童眼里的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世界,童真之眼具有很多发现的可能,这种发现是各种创造的源泉。而人类的创造力是人类发展的源泉所在。对儿童观察力的抑制与扼杀,无疑是教学的最大失败。 其四,急功近利的家长与教师,形成重视美术的假象。社会转型带来的教育功利化,使得学生、家长和教师都趋于功利化。美术学习的最终目标就是升学,进而毕业就业,毕业后转专业的现象十分常见,而且愈演愈烈,导致美术教育资源浪费,使之沦落为一种牟利的工具,背离了美术教育的初衷。千余年前,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历代名画记》的第一卷开篇这样写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寥寥二十四字,对绘画功用极尽溢美夸张之余,却也道出了绘画一些常人所不知的作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穷神变,测幽微”六字。“神”,指自然规律,《荀子?天论》中说“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周易?系辞上》中也说“阴阳不测之谓神。”那么,所谓的“穷神变”,即是指研究宇宙间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幽微”,一般是指幽深玄妙的道理。总而言之,说明绘画的功用不仅仅局限在服务于政治与社会,它还具有探究事物变化发展规律的作用。嗣后,北宋着名画家兼理论家郭熙在其名着《图画见闻志》中对四时的山水做出如许文字描述:“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看似简单的一个“笑”字,“滴”字,“妆”字,“睡”字;极为形象化地用文字描述了四时山水的不同情态。行文至此,翻阅存世的宋画作品,尤其是北宋一朝的花鸟画作品,那极尽工整的用笔,一丝不苟的描摹,精确合理的物态,无一不是在述说着如许观念——画以体物致理。 所以,美术并非仅仅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文化消遣,美术教育更不应该是实现升学功利的一种手段。在人才竞争日益剧烈的今天,如何使新课程的改革更具实际意义,如何有效纠正误识,实现美术真正的教育价值,一方面需要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树立对教育强烈的责任意识,加强自身的学术研究,提升自身对美术学科认识与理解的高度;也更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能引起重视,提高认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真正实现新课程改革的目的,能使美术教育起到它所应该具有的作用与意义。 美术研究论文:游戏美术制作现代教学模式研究 中国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十分快速,根据201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收入446.1亿元人民币,比2010年增长了34.0%。从上述数据可见电子游戏行业的蓬勃发展将导致对相关行业人才需求的增加,而游戏美术作为游戏行业重要组成部分人才缺口更为明显。目前,我国艺术院校都建立了游戏美术专业,但由于游戏美术专业是新兴学科,部分院校的学科建设不完善,缺乏科学的、系统的、规范的教学体系,未能很好地把握行业发展需求,再加上教学内容陈旧,与游戏行业的实际需求脱节,导致学生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因而在招聘中往往得不到游戏企业的认同。因此,笔者结合多年高校游戏美术教学实践经验,对当前高校游戏美术现代教学模式进行一定的研究与探讨。 一、明确游戏美术教学目标 从各大游戏公司的游戏美术人才需求分析,游戏美术对从业者有以下要求:(1)掌握游戏美术岗位基本制作技术与制作流程;(2)具备良好的美术基础,有较强的造型能力和色彩表现能力;(3)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4)具备一定的创造力。针对上述需求,游戏美术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绘画基础与游戏美术制作技术相结合的综合素质上,然后通过项目实践强化学生的创造力、观察力、以及自我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强调团队合作精神。 二、加强师资力量 1、引进资深游戏美术专业人才。由于游戏美术专业是新兴专业,教师极其匮乏,大多数院校只能从其他美术专业抽调教师来组成教学团队,这些教师对游戏美术缺乏认识,虽然有较高的美术素养,但缺乏游戏制作技术和项目实践能力,导致学生培养达不到行业要求。因此,应积极地为游戏美术专业引进具备多年从业经验的游戏美术人才,通过对行业人才的吸纳来充实教师团队,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2、注重青年教师培养。建立、完善青年教师培养制度,为青年教师提供学习、实践的机会。校方可通过专业培训、公司合作、引进项目实践等方式,快速提高青年教师的自身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 三、开展课程全面建设、改革教学模式 1、合理设计游戏美术课程。游戏美术是电脑美术,是用电脑提供的操作软件和工具作为创作手段来从事美术创作。游戏美术制作流程复杂,涉及软件众多,同时又对从业者美术基础有着较高要求,所以课程设计主要针对传统绘画基础和游戏美术制作技术两方面,必须做到艺术与技术并重。美术是游戏美术制作的基础,并且需要长期培养,所以在传统绘画基础方面,绘画基础课程应贯穿大学四年,为学生专业课学习打下基础。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通过针对一、二、三年级安排素描、色彩、速写、艺用人体解剖等课程来不断强化学生的造型能力、色彩表现能力,提高学生的美术素养,毕业学生能力获得一线游戏公司认可。电脑软件技术是游戏美术得以实现的工具、手段。由于电脑技术的发展,游戏美术的分类和制作技术变得更加复杂,但是由于课时有限,游戏美术制作课程需牢牢抓住技术核心合理安排课程。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将游戏美术制作课程分为软件应用和游戏美术制作技巧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二年级安排少量的软件课程如Photoshop、Maya等,让学生掌握游戏美术专业课涉及软件的基本应用。第二阶段是在三、四年级以游戏美术专业课为主,就目前主要游戏美术分类进行课程安排如:网络游戏美术设计、次世代游戏美术设计、多媒体移动平台游戏美术设计等课程,该阶段主要让学生了解不同游戏美术类型的制作流程,掌握相应的制作技巧。 2、改革游戏美术教学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对人才价值取向的变化,美术教育开始有意识的吸收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教学观念,开拓学生视野,创设发挥想象的表现空间,运用现代材料与工具发掘新的教学模式[3]。游戏美术课程的教学实施,应采用现代技术与传统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手段,根据课堂内容、知识点与多媒体课件相结合,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调集大量的视觉信息,达到优势互补,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具体教学流程如下:教师先通过赏析游戏美术作品案例提高学生热情,再讲解游戏美术理论知识点,然后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示范案例制作,最后安排学生时间进行制作实践。在整个教学过程有两方面是重点,一方面是教师示范案例制作,由于游戏美术制作技术性很强,光靠理论知识学生难以掌握,需要教师针对案例要点一一演示,如果涉及到较为复杂的软件操作可使用录屏软件将教师示范、讲解同步录制成为视频,发送给学生便于学生反复观看学习。另一方面是学生制作实践,当教师示范完成后,应辅导学生完成操作实践。辅导形式可多样化如个别辅导、集中辅导等,在这过程中鼓励学生自己解决问题,锻炼学生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不能解决可展开小组讨论,可有效培养学生的沟通、协作和实践能力。除了课堂教学外还应让学生走出课堂,如安排学生参观游戏公司,一方面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增长见识、拓宽专业知识面,另一方面也可给学生提供了更多认识社会、融入社会的机会,为学生明确专业学习目的和提高实践动手能力确立了努力的方向。 3、课后实践。课程结束后,学生只是掌握了该课程的基本知识要点和相关技能,在技术上、经验上还缺乏积累,教师应结合游戏美术行业需求,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后实践。课后实践的内容和形式是多样性的,例如组织学生参加国内各项游戏美术比赛,将学生组成团队根据游戏美术比赛要求设计创作比赛作品,除了提高制作技术水平,积累经验以外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创作,管理、团队合作能力。再者,教师可以与游戏公司合作,引进各类游戏美术制作项目,让学生直接接触到到最前沿的游戏美术制作理念和技术,可以非常方便地交流,同时也便于指导学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总之,通过课后实践,使得学生更加注重学科的关联性,为综合能力的培养打下基础。 四、小结 综上 所述,游戏美术现代教学模式应打破传统艺术教学方式,将教学与行业需求紧密结合,突出艺术与技术并重的人才培养特色,这样将有助于为游戏行业培养无缝对接的优秀创新型和应用型游戏美术人才,更有助于游戏美术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美术研究论文:数字信息技术和美术教学整合的实践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真正普及,人类也正式进入数字信息技术时代。数字信息技术不但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也促进了各行各业的改革与创新。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数字信息技术同样给美术教学带来极大的变革。抓住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的机遇能够对美术教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将数字信息技术与美术教学进行整合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工作。 基于此,本文在此对数字信息技术与美术教学整合的实践进行研究,以期能为有关人士提供有益参考。 一、数字信息技术下美术教学内容的改变 首先,数字信息技术创造了一个新的媒介,即网络平台。网络平台不但为人类带来了高速的传播能力和信息收集能力,同样为当代的美术开拓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诞生了以鼠绘、Flash制作、图片处理为代表的现代美术形式。简单地说,数字信息技术将传统的美术形式进行拓宽,发展了以信息技术为媒介的现代美术。 因此,在美术教学中可以积极地引入这一类的内容,对传统的美术教学内容进行变革。例如,学校可以开展Photoshop软件的学习,培养学生基本的图片处理能力和鼠绘技巧。还可以结合信息技术课程开展Flash制作的美术课程。其目的就是培养出更加适应时代背景的新型人才。 当代的学校必须重视数字信息技术给美术教学带来的改变,以此为基础增设美术教学内容,才能够让学生更加迎合市场和社会。 二、数字信息技术下美术教学方法的改变 数字信息技术也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使用现代化的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将原本较为枯燥和抽象的教学内容通过数字信息技术进行填充,使其变得生动有趣,以此加强学生的理解和掌握。 在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传统的教学方法是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在不断的观察练习中完成教学。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教师可以使用课件、教学视频等方式,将观察的教学内容通过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 例如,教师可以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将一种物体进行拆分,并且将物体进行翻转,让学生可以轻松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物体进行观察。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可以搭配详细的教学讲解,让学生深刻了解不同观察方法带来的效果以及技巧等。 三、数字信息技术提供了更多的美术教学资源 数字信息技术还为美术教学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依靠数字信息技术所带来的高速传播能力和信息资源整合能力,使得教师可以利用数字信息技术轻松地获取更多、更高质量的教学资源。 例如,在传统的美术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教师能够使用的教学资源非常局限,往往是让学生鉴赏画册中的某一幅作品。这种形式下的教学质量相对较低,教师没有更多的选择,学生也不能获得更多的练习机会。使用数字信息技术,教师可以在网络上搜到大量的优秀美术作品,就可以以此作为学生鉴赏的对象。同时,在鉴赏完毕后,教师还可以利用数字信息技术让学生参悟其他人的鉴赏结果,以此作为对比,提高学生的认识和领悟能力,最终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总的来说,数字信息技术为人类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改革和创新。在美术教学中,数字信息技术改变了美术教学的内容、教学方法,也为美术教学提供了更广泛的资源。完成数字信息技术与美术教学的整合,将极大地推进美术教学的发展,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更高质量的教育。 美术研究论文:美术教学中小学生色彩研究 一、小学生的色彩心理倾向特点 澳大利亚心理专家经过大量实验证明:年龄越小的学生对于事物的认识、辨别与选择多是根据对视觉有强烈感染力的色彩进行的。人的颜色心理倾向会受年龄阶段、知识水平、生活经验等因素影响的,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小、思想纯洁、好动并好奇心强,容易被纯色、明亮度高、饱和度高的色彩所吸引,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等视觉敏感色都是可以产生强烈视觉刺激的颜色,都能在第一时间引起小学生的注意。因此都成了小学生的最爱。颜色是促成世界的重要元素,面对色彩缤纷的世界,采用有效的色彩教学方法以正确引导学生认识色彩、分辨色彩、感受色彩,是为小学生走进美术天地而架起的一道绚丽的彩虹桥。 二、美术教学中引导小学生感受色彩的有效途径 美术教学中小学生对色彩感受的学习,来源于美术教师的辅导,“辅”在于以学生为主体的辅助作用;“导”在于如何循循善诱的加以正确引导。由于受小学生活泼好动、自制力差、注意力最长只能坚持在15分钟左右、对色彩的感受能力不同等制约因素的影响,美术教师要精心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与方案,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因材施教,以提高小学生的学习效率。 (一)图片识色,游戏场景中的色彩捕捉 小学生活泼好动,游戏是他们的兴趣所在、是他们乐于参与的天堂,美术教学中利用美术教学游戏融于教学中,可以发挥兴趣的魔力,可以是小学生在美术学习中全身心的投入、提高学习效率。高尔基说过“:游戏是儿童认识世界的途径。”游戏运用在小学美术教学中,不仅可以调动起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可以活跃课堂学习气氛,创设出生动有趣的学习情境。因此,将各种颜色的图片穿插出现在儿童游戏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捕捉色彩、感受色彩,是儿童更容易接受的学习方式。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任何一种教育现象,孩子们越少感到教育者的意图,教育效果越大。”小学生们喜欢使用鲜艳的颜色涂涂画画,是他们想感知这个世界的表现方式,游戏中的乐趣可以使小学生的美术天性一触即发,瞬间得到释放,学习热情高涨,教学效果事半功倍。例如:《形与色》一课中,在认识常用的色彩学习内容中,如:红、黄、蓝、绿等色彩可以收集各种颜色系列的水果、动物、植物等卡片,红色系列收集红苹果、红枣、西红柿、红石榴、红枫叶等形状;绿色系列收集猕猴桃、绿甘蓝蔬菜、绿色树叶、绿色葡萄、西瓜等形状;黄色系列收集橙子、木瓜、柿子、芒果、柠檬、杏、梨等形状;蓝色系列收集蓝莓、蓝色大闪蝶、浅蓝色的天空、深蓝色的大海、马兰花、蓝色金龟子等等卡片。根据收集的卡片数量混合后平均分配给全班学生。小朋友,我们今天来玩一个“找朋友”的游戏,看谁找的快又准!接下来老师每讲完一种颜色,看看谁手中的卡片和老师手中的卡片是朋友的就举手,到讲台上来在老师的卡片周围放好。于是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认真听完老师讲课后,都争先恐后的将自己手中的卡片放到台上准确的位置。学生们在玩中学到了知识,学习中充满了乐趣。 (二)音画结合,音符跳动中的色彩呈现 把音乐带入美术课堂,可以激发人的灵感,使画面色彩内容更加丰富,提高画面色彩的感染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了耳濡目染的催化作用,情绪被调动了起来,注意力高度集中,色彩印象会更加深刻。美术是流动的音乐,音乐是凝固的画面。小学美术教学中利用音画结合的教学方式,既可以增强美术色彩的趣味性,又可以激发小学生的想象力有助于拓展艺术空间,声中有画、画中有声、色彩随音乐起舞的学习环境充满了快乐,美术色彩在音乐感染力的辅助下更加具有动感美。例如:《春天的颜色》一课中,可以伴随着播放《春天在哪里》这首歌,同时展示符合这首歌曲的一幅青山绿水、红花绿草、小黄鹂的春天风景画: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学生通过听觉与视觉的共同作用,在跳动的音符中感受春天丰富的色彩,感受季节美。春天五彩缤纷、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给人以无限美好的记忆。小朋友们,春天如此的美丽,那么春天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你想用什么颜色来描绘春天呢?我们都来画一画吧!然后教师引导学生使用自己喜欢的色彩加以描绘和表现春天。涂抹出自己心目中的春天的色彩,表达自己感受到的春天的景色,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激发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丰富他们七彩的精神世界。 (三)缤纷生活,观察出身边的色彩世界 生活中处处有艺术,美术教师要引导小学生善于发现生活之美,因为艺术就在身边。法国雕塑艺术家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人的大脑信息80%是来源于视觉下的观察,而观察在美术学习中不但伴随着思维与记忆的产生,而且是收集与储存美术知识的窗口。因此,培养小学生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为进入色彩世界可以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在美术学习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校园真热闹》的学习中,本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是引导学生运用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构图与绚丽夺目的色彩表现出校园活动热闹的氛围。小学生在校园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与平时的校园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每个学生联系自己的身边的生活,在回忆中观察出校园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场面。美术教师可以出示一些准备好的图片资料,讲解画面中的活动内容,让学生感受到活动中的热闹气氛、充满美感的形式构图、不同色彩的视觉体验。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通过各种画面的活动场景描述,激发了小学生记忆中的画面,将最喜欢的一幕使用喜欢的各种色彩跃然纸上,让小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色彩是一种艺术语言,是传达艺术精神的一抹重彩。马克思曾经说过“:色彩的感觉是美感最普及的形式。”小学生想象力丰富,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幻想,渴望使用喜欢的色彩描绘自己心中的世界,画出自己蓝天下的七彩童年。为了使童年的色彩更加丰富多彩,他们渴望学习到更多的美术知识,以此来完善好自己的蓝图。美术教师要将各种颜色的情感特征引导学生认知、理解与感受。为小学生的想象力增加一些可变元素,使小学美术教育中富有感情且充满变化的色彩教学焕发出神奇的艺术魅力。 美术研究论文:大班幼儿美术创作评价的研究 一、树立正确的评价观念 美术是幼儿最早用来抒发自身情感、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方法,是除了语言之外的另一种交流方式。画画是幼儿的天性,那些貌似荒诞、奇特、不符合常理、天马行空的作品,往往是幼儿自身独具奇特魅力的表现。幼儿在画画水平上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大班的幼儿在画画方面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技巧,他们的观察力和创作力也比小中班的幼儿较强,能够清楚人与事物之间的联系,这时的他们喜欢将画画作为一种游戏,或是用画画表达自己的所想和所知。绘画已经成为他们独立表现的一种方式,教师要了解这一时期幼儿绘画的特征,才能够树立正确的评价观念,帮助幼儿提高美术创作的热情。 二、作品评价存在的问题 1.教师主导评价,忽略幼儿参与。在我国教育中,教师主导课堂的情况十分普遍,幼儿教学中也不可避免。在幼儿美术作品评价中,往往以教师一个人的观点为主,一个人的意愿就确定了作品的优劣,这样的评价方式有着浓浓的教师个人主义,是对幼儿作品不负责的表现。即使有些教师意识到需要幼儿参与,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幼儿的参与往往也达不到具体的效果。 2.重视作品两头,忽视中间作品。在许多教师心中,评价工作就是为了找出好与坏的作品,而选择忽略“中间”作品,对于中间作品,教师没有指出其可取之处与不足之处,这样不加评价的态度,不利于这些作品的幼儿作者们找到改进的地方,同时,优秀之处没有得到肯定,往往也会挫伤幼儿绘画、创作的积极性。 3.不适当的评语会损害幼儿的积极性。作品评价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前期准备也十分复杂,大部分教师会在作品评价前对幼儿的绘画水平以及绘画风格进行充分的了解,并给予幼儿的绘画作品肯定性的评语,对于幼儿作品中出现的问题做出正确的指导评价,通过评价反馈幼儿的学习情况,分析后制定出相应的激发幼儿美术学习热情的措施。但由于幼儿绘画天马行空,有些幼儿的绘画作品很难看懂,评价工作需要仔细认真,耗时较长,一些教师在评价中会出现不良情绪,导致在评价作品时对一些幼儿的作品进行批评,有时甚至在课堂上直接呵斥幼儿。例如,教师当着全班的面说:“某某,你上课不认真听讲,还总是影响其他小朋友,你看,你画的是什么?就不能画漂亮一点吗?”这样过激的评价语言,会让学生产生紧张情绪,甚至会让幼儿形成自卑心理,长期如此,会导致幼儿对绘画产生抵触心理。 三、作品评价方法多元化 在幼儿美术作品评价中,单纯只使用一种评价方式得出的结论是十分片面的,在现阶段,教师的评语是主要的评价结论,作为教师,不能从一个成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幼儿的美术作品,这必然会造成作品评价的不完整,而如果只是让幼儿们进行作品评价,则会丧失掉评价的效果,不利于幼儿创作的水平提高。因而,多元化评价的方式势在必行。多元化评价方式的出现,弥补了原有单一评价所有的不足,将评价这一环节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也使得教育活动的实施更加有效和完善。 1.幼儿自评。幼儿自评是所有评价方式中难度最大的一种评价方式,对发展幼儿的审美能力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多元评价中,幼儿自评是必不可少的评价环节之一。大班幼儿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审美能力,能够看出画面中人物、事物和情节的联系,对色彩搭配也有一定的了解,但主要评语还停留在“好看与不好看”、“像与不像”的水平,这就需要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积极开展幼儿自评活动,指导幼儿学习自我鉴赏,从而使幼儿在自我评价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2.幼儿互评。随着年龄的增大,大班幼儿对于绘画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并且在语言上有了较多的积累,审美的能力和意识也开始出现。这时,教师就应该提供给幼儿们一个互评的环境,让他们通过对其他小伙伴的作品进行评价,提高自身对于美的鉴赏水平,同时也能学到其他小朋友作品中的优秀之处,帮助其提高自身的绘画水平。实践表明,人人参与到评价活动中,并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有利于弥补教师不能逐一评价的不足。 3.教师评价。教师身为评价活动的组织者,其对于作品的评价是最为重要的,教师对作品的评语,能够正确引导幼儿绘画的发展方向,正确、恰当的评语对评价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在评价活动中,一方面,教师要运用恰当、正确、准确的评语对幼儿美术作品中的优点进行肯定,帮助幼儿增强他们绘画的自信心,提高其绘画的积极性和兴趣;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绘画中的不足,教师要用较为委婉的评语指出,如:“你这张画画的东西很丰富,要是能它们摆在适当位置的效果会更好哦。”运用此类较为委婉的语言,在起到指导作用的同时又不会让幼儿产生抵触情绪,运用生动、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评价语言,是教师在今后美术作品评价中的发展趋势。 4.家长评价。在幼儿眼中,能够获得教师的肯定是十分开心的,同时,家长的肯定也能提高幼儿对于美术创作的信心。教师在评价活动中,就应考虑到家长评价的重要性,应经常组织家长对孩子的作品进行评价,通过家长的鼓励评价,能够更好地激发幼儿的创作欲望和创作成就感。 5.社会评价。幼儿的美术创作作品是十分奇特的,也是其自身魅力的展现,具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教师评价时不能局限于一个小的范围,而是要将幼儿的天地向社会展示。例如,将幼儿的美术创作作品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发表对作品的看法。此外,教师还应该鼓励幼儿将自己的创作作品向媒体投稿,或推荐幼儿参与各类绘画比赛。这样多元化、多角度的评价方式,让教师不仅关注幼儿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还将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纳入到自己的观察范围内,从而更容易发现每一个幼儿身上的发光点。在美术作品评价活动中,要充分发挥多元化评价的作用,充分解读幼儿的美术创作作品,这样才能给出正确、积极的评价,帮助幼儿认识自我、建立绘画信心,在绘画方面能够有所发展。 画画是幼儿与世界沟通的第二种语言,是开发幼儿智力的方法之一,教师在对幼儿美术创作作品评价中,要采用积极的鼓励性语言,帮助幼儿建立绘画的信心。此外,由于教师的评价具有片面性,所以,教师在幼儿美术作品评价活动中,需要调动各方参与到评价活动中,将幼儿自我评价、幼儿互相评价、家长评价以及社会评价相结合,促进评价多元化,使得幼儿绘画作品评价活动更加完善。 美术研究论文:对于唐代民间美术研究 一、渤海国建筑平面布局符号和空间形态符号特征 1.1.渤海国建筑平面布局符号 建筑一共具有三个出入口,分别设置在东西两室南面和中室北面。(1“)工”字殿“工”字殿,在历代的建筑着作中常常被称作“玄室”或者是“旋室”。郭沫若先生对此是这样理解的“:即玄字,乃漩之初文,象形。”渤海宫城最广泛使用的建筑形制就是这种“工”字殿。其中“玄室”如果从平面上观望的话,呈现出来的形状为“葫芦”形状,也就是“工”字形的平面建筑,这种造型是极其常见的,如果按照符号学的知识来进行分析的话,在当时的古代属于生殖崇拜的范畴。这是因为葫芦形的造型如果进行对比的话,形状和女性的生殖器官子宫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宗教性的崇拜,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工”字殿是当时比较特殊的一种宗庙形制和等级高贵的寝室。在渤海国的建筑当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工”字形的平面布局方式。这种“工”字形平面布局,可以反映出对于许多互相对称的一些概念的理解,比如说阳与阴、前与后、男与女等等的诸多概念,因为当时的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时代,男尊女卑的思想极其盛行,这种建筑形制的前室,就变为了当时男性主外的活动空间,成为男性地位和象征的一种表现,后室才是女性主内的活动空间。所以可以看出,在建筑的等级细化和处理的方面上“,工”字形建筑呈现出前室为方、后室为圆的一种原始状态,对当时盛行的男尊女卑观念进一步地进行了强化,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了封建社会中中国传统家庭里面的夫妻关系。(2“)十”字形廊庞在渤海建筑中,不仅“工”字殿是特别常见的一种建筑,还有另外一种新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衍变出来,那就是“十”字形,渤海国的宫城中轴线上就设立了“十”字形廊,把左右两座宫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出现了和“王”字形相似的平面,从平面构图角度来说,可以算是“工”字殿变化的一种形式。“十”字形的建筑在古今中外的建筑中被广泛利用,教堂建筑中运用的最多,它可以带给人庄严、肃穆的感觉,是一种具有森严感的符号。在渤海国建筑中,寝殿建筑都是选用这种平面方式来进行表达,可以看出对当时唐朝的建筑模式进行了借鉴,反映出当时唐朝建筑具有的气势磅礴的风范。 1.2.渤海国建筑空间形态符号 渤海国的寝殿建筑主要由两层空间组成,在使用两圈墙来对内部和外部进行分隔,形成正房加回廊的一种结构。在内层空间里面,作为正房的主体空间,被分割成为供大王、王妃就寝的主要居住空间以及比较窄小的一个辅助空间,而外层空间里面回廊除南面之外的另外三面都是小室,主要是侍者用来进行休息的地方。 二、渤海国建筑构件符号特征 符号通常可以对代表意义进行完美诠释,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从古至今中华民族每一个朝代的劳动人民对于美感都有着不同的需求,由此可以引出更多更多的生活习惯,通过不同符号进行的组合,便诠释出了新的符号特征。当时的渤海国人民广泛地对大唐文化进行吸取,创造出暂新的建筑符号和独特的特征,建筑中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在这种新的建筑构件中,建筑美学具有的符号性被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无论是顶部的藻井析椽、梁架柱仿,还是壁面的墙板门窗,甚至是最低处的门槛、地面都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的风格,在这里面璃首、勾栏、等处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拿璃首举例子来说,渤海国的璃首选用的是由别处进口而来的玄武岩作为原料进行制作。而在当时的唐朝,璃首代表着等级,必须是五品之上的官员才可以进行刻制和使用。这在当时,就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符号,它表现了当时人民追求吉利的一种心理,同时还是一种避邪、纳福的象征,在渤海国的建筑演变当中,借助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材料展开制作。 三、结束语 渤海国建筑文化符号给我们带来了极其独特的多元化信息,从其中可以看到渤海国人民当时的民风民俗以及生活状态,更加方便于我们对渤海国文化进行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它可以将原有形态应用于建筑,或者是对原型进行概括,通过概括不断进行凝练,形成可以应用于现代建筑的一种崭新的文化符号形式,来对传统的建筑文化进行继承和发扬。 美术研究论文:中小学美术教育的研究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并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中小学美术教育工作,在提高中小学美术教育效率、教育质量、教育水平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将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具体实际情况作为主要根据,并将其与新媒体有效结合起来,可以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得到提高,使中小学美术教育体系得到不断发展与完善,从而推动中小学美术教育向着多样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最终使其得到长远、可持续发展。 一、新媒体时代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发展趋势 1.注重教学创新的全面性与先进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复合型人才成为社会普遍需要的人才。因此,中小学美术教育应当注重教学创新,并通过为学生构建愉悦、轻松的学习环境,使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积极性得到有效的提高,让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美术教育教学活动中。新媒体时代的中小学美术教育必须注重教学创新的全面性与先进性,通过有效地运用多方面的资源,如各种图片、摄影、动画等,合理创设美术教学情境,从而使中小学美术教育有更加生动、丰富的课题内容,使学生学习美术的热情得到激发,创造力、想象力、创新思维能力得到不断提高。 2.注重师生互动型的教学方法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教师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新媒体时代的中小学美术教育必须注重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生互动,从而使教师更好地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进而帮助学生形成一个更加系统、完善的学习体系。中小学美术教师应当全面认识新媒体时代中小学美术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自己有精准的定位,这样才能对学生起到引导与帮助作用。 3.注重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技术得到了推广和应用,从而使中小学美术教育摆脱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技术随时随地地解决。此外,利用新媒体技术,可以将学生的校外课余时间与美术教育联系起来,有效提高中小学美术教育效率、教育质量、教育水平。在新媒体时代,学生可以利用信息网络技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展示自身独特的创作风格。如,学生可以利用3D手段增强自己作品的奇幻效果,让事物形象更富有活力和生动性。教师在应用新媒体技术的前提下,注重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发展趋势,能够使学生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自由地展示自己的作品,还可以加强学生间的交流与沟通,全面提升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和自信心。 4.注重趣味性的教育意识相关调查表明,新媒体技术给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多个方面带来了影响,主要包括课程结构、教学形式等。所以,新媒体时代中小学美术教师必须注重创新教学意识,高度重视教学趣味性,合理、有效地应用新媒体技术,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能力。通过运用交互新媒体手段,师生间的交流与沟通会更加有效,从而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得到提高。如,通过采用电子讲座的教学方式,教师可以给学生的电脑传送中小学美术教育的课题内容,学生则可以根据电脑上显示的操作步骤完成学习,在学生具有浓厚学习兴趣的前提下,帮助学生尽快了解并掌握操作技巧与相关理论知识,从而提高教育效率。 二、新媒体时代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实践 笔者全面分析新媒体时代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实际情况,探讨其实践思路,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合理构建教育平台。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学生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所以,中小学美术教师应该为学生构建一个多元化、全方位的展示平台,将学生创作的作品展示出来。此外,还可以积极组织各种活动,如参观美术馆、博物馆活动等,组织此类具有浓厚艺术气息的活动,不仅能够使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拓宽其知识面与视野,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探索能力。第二,应注重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素质教育理念要求教育应当融入学生的实际生活,小学美术教育也应如此,只有让学生学习实际的东西,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才能使学生在学习中变被动为主动,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此外,学生由于生长环境、基础水平的不同,想法与学习思路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教师在选择教育教学手段时,应当注重多样化、多元化,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第三,应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能力与教学水平。借鉴国外比较先进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并将其与我国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加大对教师综合技能培训、专业培训的力度,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全面增强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师资力量,从而在合理利用新媒体技术的基础上,拉近师生间的距离,使优质教学资源实现共享。 三、新媒体时代高师美术教育的对策 在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中小学美术教育迫切需要能够适应当前发展状态的人才,这就要求高师美术教育也参与到改革队伍中,对课程结构、教育理念进行不断的调整,使其能够满足现行改革的需要,最终培养出中小学美术教育需要的合格人才。因此,在新媒体时代,面对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实际需要,高师美术教育应当采取“专而多能”的对策,进行全面发展。其中的“专”所要突出的是美术教育。首先,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学生应当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技能、基本理论,主要包括中外美术史、艺术欣赏、民间美术、篆刻、书法、工艺美术、雕塑、绘画、现代媒体艺术等。其次,实践美术教育理论、教育科学理论之“专”,主要包括对新课程标准、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美术教材有所研究,并参与开发利用校本课程、地方课程与美术课程资源。在新课程改革最新标准的要求下,教师应当把学习美术教育理论的重点放在理解、学习新美术课程标准方式、内容和观念上,从而全面提高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学生认识、理解和实践新教育改革理念的能力,使其在参加工作后的教育方法、教育观念能够始终与美术课程标准保持同步。而“多能”指的是应当适当增加选修课程,包括综合艺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相近专业,如影视、地理、历史、文学、舞蹈、音乐等。高师美术教育专业需要树立较强的专业观念,从而满足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 四、结语 文章主要探讨了新媒体时代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实践思路,以及高师美术教育的对策,可以为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和改进对中小学美术教育教学的指导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体育作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对于人体的身心健康而言到大有裨益。尤其是青少年，适当的体育运动能促进其生长发育。而随着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体育也渐渐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说体育事业是国家综合力量的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于2008年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且还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特别是在竞技体育方面我国运动员频创佳绩。可事实上我国的体育事业体系是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构建而成的，无论是体育文化理念还是体育指导思想抑或是体育运动项目几乎全是西方体育文化的“东方化映射”。而在浩瀚的体育文化世界里，如果没有本土民族元素的人融入，我国的体育事业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陷入被侵吞蚕食的境地。高校是体育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圣地。因此，我国体育事业的兴盛之路可以从高校体育教学的创新开始，借助传统文化元素对体育教学进行改革，利用传统文化的精髓———茶文化对高校体育教育进行丰富化重构。 1茶文化融入高校体育教学的必要性 1.1弘扬传统茶文化的需要 文化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印记，更是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无数先辈们智慧的结晶，它曾以其广博的胸怀滋养了数不胜数的中华儿女，培育出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粉身碎骨浑不怕”的于谦、“头可断志不可屈”的史可法、“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正是这些时代的脊梁在一次又一次危难时刻拯救了国家，他们对中华文化有着高度信仰并能以热忱之心为民族的振兴而奔走，为百姓的疾苦而高呼，为正义的伸张而振臂；而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血脉不断的根本原因。因此，时至今日传统文化依旧值得我们以谦卑之心去传承。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凝聚了诸子百家思想精髓的茶文化所包蕴着的崇高气节与不屈的信念将会使迷惘的现代人知道“可为与不可为”，明白什么叫做君子之义，懂得坚守底线的意义。所以，茶文化融入高校的体育教学意味着茶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以及文人品格也会随之渗入到教学之中，学生们会在日常的体育课堂上逐步知晓传统茶文化中的深层意蕴，无形中便促进了茶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1.2构建体育强国的客观需要 新时期我国体育工作的重点是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不仅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全面健身服务体系，更重要的是为体育注入深层的文化内涵，形成“以文化支撑体育，以体育带动文化”的良好局面，使体育与文化在融合中互相成就。从这一角度上来说，高校体育教学中引入茶文化实质上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了能在世界体育之林占领一席之地，我国的体育事业必须依靠传统文化为其输入新的体育要义。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可以通过传统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引导学生将自己与体育运动融为一体从而了解体育的真谛，例如，足球教师可以启发学生将自己与足球视为同一的存在，指导学生灵活地运用自己的身体与足球进行互动进而掌握踢足球的技巧。由此看来，只要高校体育教师善于应用传统茶文化进行教学，那么学生必然会从枯燥的体育课堂上收获新知，学校体育也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而作为体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体育一旦繁荣则势必会推动我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2茶文化与高校体育教学相融合所呈现的问题 2.1缺乏科学指导，融合度不高 高校体育教学是一种文化教育活动，但与纯粹的文化教学课程又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育教学强调的是实践技能的培养，并且秉承的教学理念是西方的体育思想；而茶文化是从传统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其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因而，茶文化在同高校体育教学相交融时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排斥”现象，茶文化的“中国味儿”会受到西方体育文化的排挤，茶文化的思想也会为偏重实践的体育活动所不容。例如，茶文化在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下崇尚顺其自然与主张奋进拼搏的体育精神相违背，在没有寻求共同的意义空间之前二者不可能达到高度融合的状态。究其原因，高校的体育教学在引入茶文化时没有从茶文化的本质与体育教学的目标出发制定科学可行的指导计划，进而使得高校的体育课堂在引进茶文化时“混乱无序”，甚至导致相互排斥的负面效果。 2.2宣传力度太弱，融合意识不强 近代历史的百年屈辱使得国人丧失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在西方强国的舰船利炮欺压下先人们揭开了反对旧文学的新文化运动，渐渐地国人陷入了崇洋媚外的泥沼。“凡是外国的必然是好的，凡是我国的必然是坏的。”于是，长此以往这种思维观念也影响了现代人，至今依然有不少人还在固执地崇拜外国文化而看不起本土中国文化。很多人认为传统文化是糟粕，那些“吃人的礼教”应该被废黜。正是由于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使其不能正确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元素”，也不能以辩证的态度对待茶文化分辨其中的有益因子。而这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太小导致的，大众缺乏对传统文化和茶文化的全面了解则只能以自己固有的认知对其进行下定义和判性质。高校的体育教学在与茶文化相融合时，因为教师对茶文化的认知太浅薄而使得教学流于表面，粗糙的讲解使得学生对茶文化体育越发缺乏兴趣。 3茶文化融入高校体育教学的创新思路 3.1加强宣传力度，全面提高融合意识 茶文化与高校体育教学相融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茶文化与体育，同时还囊括了整个东方文明与西方体育文化以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这两个截然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文化系统。所以，高校体育教学在引入茶文化时必须要提高融合意识，无论是高校还是教师应当充分认识到茶文化所从属的文化范畴及体育教学将发展的方向。首先，高校应当转变思想利用自己的优势加强茶文化的宣传力度，利用校园文化节开展茶艺表演、茶道比赛以及茶文化知识讲座等活动来增加全校师生对茶文化的了解，使其能逐渐地认识到茶文化的价值并有意识地增强茶文化与体育教学的融合度。其次，高校也应当运用微信、QQ、微博等社交平台增加茶文化与体育教学相融合的宣传力度，号召广大教师从教学内容上对茶文化体育课程进行重新设计，并将优质的茶文化体育课上传到网络互动平台中，使茶文化与体育教学融合得当的优秀案例得到广泛传播。 3.2建构专业的指导队伍，提升融合的质量 我国的体育事业蒸蒸日上，高校的体育教学也一如往常。但在茶文化走进高校体育教学后，矛盾和冲突便开始浮现。有人说茶文化使得体育教学不伦不类，反而不利于体育教学工作的有序进行。事实上，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其若能与高校体育教学实现完美融合，必会为高校体育教学的创新性发展开辟另一片天地。因此，高校在引入茶文化时应当率先组建一支专业的茶文化体育教育融合指导队伍，将茶文化学者与专家以及一线体育教师与优秀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汇集起来，让他们分别从茶文化的属性与高校体育教学和体育事业的特性着手，共同拟定出具有操作性的茶文化体育教学的融合草案，在不背离茶文化的本真性原则之下使茶文化对体育教育创新改革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例如，高校可以邀请茶文化体育专家以及茶文化体育非遗专员对体育教师进行融合实训，启示教师从多角度、宽领域、高层次推动茶文化与高校体育教学的融合。 4结语 茶文化与高校体育相融合已屡见不鲜，茶道精神被运用到体育教学、采茶舞被改编为健身操这些已非新闻。然而，如何实现茶文化与高校体育教学的正面融合并使其融合功效发挥到极致却成为了部分高校的疑问，某些高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推进茶文化同高校体育的融合但收效甚微。究根结底在于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认识茶文化及其背后的传统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高校体育教学在引进茶文化时，应当也注意到茶文化的源泉———传统文化，立足于传统文化这个大系统对茶文化所有的枝叶进行立体化梳理，从而使其能与高校的体育教学真正地实现全方位、多要素的融合。

浅谈生态文明的实践伦理:生态文明视域下能源困境的伦理审思 摘要：能源问题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能源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义”的沦丧、以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是能源困境的根源。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实践，为人类超越能源困境提供了可能。建构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达致义利相融、德得相通，强化企业、政府等组织的伦理责任，呼唤“类本质”的觉醒是人类超越能源困境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生态文明；能源困境；人—自然—社会系统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能源的开发利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历了古代的薪柴时期、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以煤炭为主的时期、20世纪以石油为主的时期几个阶段。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路高歌猛进，靠消耗大量能源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今，以化石燃料为主的不可再生能源日渐枯竭，人类面临着“能源危机”。进入21世纪，能源问题已涉及到全球安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必须在生态文明视域下以认真理性的学术态度剖析能源问题的根源并合理应对，以期为当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一个转折的契机。 一、能源问题的凸显及其伦理透视：人—能伦理关系极不和谐及其对人—自然—社会系统的负面影响 能源，作为自然界中能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其能量来源于自然，而化石能源是目前全球消耗的最主要能源。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经济决定论、人类中心主义逻辑下，人类大肆开采和利用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几近枯竭，人—能伦理关系极不和谐。20世纪末，美国学者拉兹洛曾指出，“在过去的200年里，已经用掉世界矿物能源总储量的一半左右——3亿年太阳辐射的产物。仅仅在20世纪，人类社会用掉的能源就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消费掉的能源”[1]。 自然环境是一个有机系统，人—能伦理关系不和谐会对人—自然系统带来连锁性的伦理负效应。大量燃烧化石能源已造成严重的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导致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重视，在未来的数年内两极和雪山冰雪也将融化，全球大部分沿海城市和低洼地区都将面临灭顶之灾。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从城市房地产开发、道路交通与商业区建设、晚间亮化，到娱乐、休闲设施的建造和运营，无不耗能巨大。我国东部地区，随着城市居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许多人拥有了私家车，私家车出行消费的石油与日俱增，不仅加剧了能源危机，而且加重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城市好似一个大工地，不仅城市建设耗能巨大，而且带来一系列伦理负效应——建筑机械带来的粉尘污染、噪音污染有增无减，空气质量急剧下降，并且，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集聚，居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排放增加，直接造成人—水关系、人—气关系紧张。高污染的工业大都迁往郊区，厂区面积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耗能增加，工厂排放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增多，导致人—地关系、人—水关系、人—气关系紧张加剧，人与自然冲突的范围、程度都有所扩大。 人—能伦理关系不和谐，不仅影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而且对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造成负面影响。进入21世纪，能源问题涉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就我国而言，近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已成为世界工厂，然而我国多数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工作，虽然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然而耗能巨大、能源使用效率不高，严重影响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据报道，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工业品能耗量比国外平均值高40%，能源平均利用率只有30%左右。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我国能源供需缺口正在逐步扩大，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费的比重不断上升，能源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焦点，影响着国家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民众日常生活等方面。在我国能源消耗结构中，煤炭占70%左右。我国80%的煤炭是原煤直接燃烧，大量煤炭低效燃烧带来严重的大气污染：二氧化硫的90%、烟尘和二氧化碳的70%、氮氧化物的67%来自燃煤。据估算，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严重的大气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广大人民健康造成危害。其次看石油。当今世界，石油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战略物资，不仅对人们的衣食住行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且牵动着世界各国、各个行业的神经，海湾战争、利比亚战争无不是为石油而战。全球气候变化已引起各国关注，近年来全世界已多次召开气候会议讨论应对方案，各国对待减排的态度和行动，也是他们之间利益博弈的反映。再看能源问题对人与自身关系的影响。以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加重了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城市交通拥堵，另一方面，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竞争的压力，人们常常处于烦躁、焦虑的状态，道德责任感淡漠，信仰陷入危机，出现心理亚健康、精神老龄化症状，进而使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空前紧张。正如舍勒所言：“时代的压力已经驱走了由早先生活方式存留来至今仍为人所赏识的较为高尚的情感力量的成分。”现代社会，经济增长了，但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却没有增加，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增长指数与幸福指数之间相背离，人类处于“失乐园” 的边缘。 二、能源困境根源的伦理反思 （一）能源困境反映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 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论”，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主宰者，人类应当以自然界为精神家园，热爱大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人与自然之间伦理的、美学的价值关系。能源问题直接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其根源仍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官直觉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这是自然界向人的世界运动，又是人的世界向自然界运动，这就是人类史和世界史。20世纪初，面对人类控制自然的努力带来的令人震撼的文明冲突和恐怖集结，马克斯·舍勒等思想家敏锐地意识到自然之控制所带来的实际后果是“人之控制”。舍勒指出，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人之物、生命之机器、人想控制因而竭力用力学解释自然，都变成了随心所欲地操纵人的主人”。马克思也曾深刻地指出：“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就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而言，经济“单子式”的发展、科技理性的泛滥导致了人性的危机，即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丧失以及价值失落、精神空虚和孤独，人沦为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指出， 现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包括外部自然生态的危机和内部自然生态的危机两个方面，前者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导致人类学和人格系统的破坏。后者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因而更具有根本性。“当人们不再对自然怀有敬畏的感情，而将其视为征服、利用和占有的对象时，人的内部自然发生了不幸的‘异化’——理性与感性的、抽象和个别的、知觉和思维的、直觉和分析的分裂。” 浅谈生态文明的实践伦理:区域生态文明共享的伦理原则 摘 要：发展伦理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指导和内在动力，区域生态文明共享是区域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发展伦理视域下区域生态文明共享作为一个伦理价值追求与利益博弈的过程，必须遵循人本原则、包容性原则、公平合理原则、适度原则、互利共生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等伦理原则。 关键词：发展伦理；区域生态文明；区域生态文明共享；伦理原则 发展伦理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为根本价值原则，它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指导和内在动力。区域生态文明共享是区域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主要有局部和全局共享、发达和后发共享、代内与代际共享、国内与国际共享模式。加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推进区域合作、交流、共赢、发展，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区域生态文明不能囿于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应然性论证，而是多种伦理关系与价值要素的统合。当前，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发展伦理共契与价值共识。 一、发展伦理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发展伦理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为根本价值目标，它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指导和内在动力。发展伦理主要就是对人之生存和发展的实践环境和行为进行整体性的价值评价、并施予积极的价值干预和规范。从伦理文化层面而言，生态文明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发展的角度而言，生态文明无疑应该成为发展伦理的一个基本内容，或者说生态文明是发展伦理之树上的花朵和果实。建设区域生态文明，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以发展伦理为指导，从价值目标导向、价值评判和价值原则对其进行三个维度的观照。 首先，发展伦理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价值目标导向。发展伦理的目标指向是明确的，就是如何实现人更好地生存发展。“发展的目标是改善人类生活和社会安排，以便为人们提供日益广泛的选择来寻求共同的和个人的福祉。”［1］发展必定以人为目的，因此在发展中总是蕴含着“什么是好、什么是更好、什么是最好”的价值追问。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质上，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以调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伦理关系为宗旨，以持续、和谐发展为着眼点。发展伦理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价值目标导向是确定的、深远的和终极性的，即以“优化发展”为目的，以人的生存发展、生活幸福为旨归，对人之变化着的生存境域进行价值批判和选择，在历时性、多样性、境遇性的发展过程中，实现对人之生存关怀的肯定。 其次，发展伦理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提供价值评判。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实践活动过程，而实践活动的正当性总是需要价值合理化加以保障。将“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发展伦理”的视域之中，就意味着必须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行价值评判并承担伦理责任，它迫使人们去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区域生态与经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中的公平公正问题如何解决？经济利益是否是发展的唯一目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孰轻孰重？发展是局部优化还是整体进步？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过程的发展伦理省察，实质上就是价值合理化的过程，这是确保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 再次，发展伦理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共享提供基本的价值原则。发展伦理旨在说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贫富差距愈拉愈大的少数人发展，都不过是“伪发展”和“反发展”。发展伦理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共享提供基本的价值原则：一是发展必须公平合理。倡导公平合理的发展将有利于处理人类在代内和代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代内平等和代际公平。二是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发展成果应当惠及所有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其最终目的也是要让其成果惠及所有人。正如阿玛蒂亚·森指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2］，即发展的实质在于扩大个人和社会的选择自由。从此意义上说，没有基本价值原则的维系，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就会偏离正当轨道。 二、发展伦理视域中的区域生态文明共享 2011年世界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提出“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未来”，生态文明共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所谓区域生态文明共享就是区域发展过程中以合理、公平、持续、和谐为基本价值理念，以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发展共赢为基本方式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发展伦理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为根本价值原则，它是区域性生态文明共享与实现的价值指导和内在动力。区域生态文明共享是一个权利与义务、责任与利益统合的综合体系。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是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不断变换交流的过程，不可能囿于小地方的封闭环境中。假定某地方经济局限于一个封闭的系统，缺乏域际交流，其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是自然资本的减少，最后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空间和功能的衰退，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因此，区域生态文明共享就是强调域际之间共建、共生、共享、共赢，形成合理良性的物质变换循环系统。 区域生态文明共享的目的是控制区域社会经济扩张趋于合理化，其实质是区域内外伦理关系的调节。具体而言，发展伦理视域中的区域生态文明共享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模式：一是局部和全局共享。任何一个区域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不同区域系统的开放性共同构成了全局大系统，而区域与全局之间总是存在利益的交织。因此，协调局部与全局，实现公平正义，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作出正确取舍，树立“大河无水小河干”的伦理价值理念，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发展伦理要求。二是发达和后发共享。发达与后发共享实质上就是利益的均衡，反映的是伦理正义的问题。在不同区域或者同一区域的不同地区，由于资源储备、社会经济条件、生产效率等不同，区域生态文明的效益常常会发生分化。因此，一方面，发达地区对后发地区应该承担生态、产业、技术等方面对后发地区的扶助责任；另一方面，后发展欠发达地区应大力激发生态资源活力，引进高级资源要素与本地优势要素结合，高起点布局产业，更好地把资源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三是代内和代际共享。一方面，区域生态文明必须考虑代内共享，既不能损害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又必须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另一方面，区域生态文明还必须考虑代际共享，形成良性的发展伦理关系。因此，我们既要关注“横截面”的人际关系即代内伦理关系，又不能忽略“历时性”的人际关系即代际伦理关系，即既要关注代内平等，更要关注代际公平。四是国内和国际共享。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区域生态文明显然已经突破某一地区或某一国的地理空间，而成为共同的责任与事业。因此，倡导公平合理的发展伦理，在经济、社会、生态的三维互动中达成价值共契，是实现生态资源配置和文明成果共享的“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叠加的基本保证。 浅谈生态文明的实践伦理: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摘 要］ 老子最早提出人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问题，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主张道法自然，物我为一。他的生态伦理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老子 生态伦理 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西方把自然作为人类认识和利用的对象的主客二分式思维模式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正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其思维模式都是“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整体，人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思维模式对解决当代人与自然的矛盾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概论，他的全部思想体系都是由“道”而展开的。在老子哲学中，道有本根之义，又具有规律、规范、原则等含义，同时，道也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是人的精神生活与自然存在所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对万物天性与人类本真状态的回归。 老子最早提出人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问题，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主张道法自然、物我为一。而他的生态伦理思想正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基础之上的。他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道生万物、人天同源为其基本特征，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和共同的法则。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道生万物，众生平等。老子经常用“万物之母”、“众妙之门”、“天地根”等来指“道”，这说明道在老子哲学中具有宇宙本根的含义。老子详细描述了道生万物的过程。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尽管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里的“一”、“二”、“三”具体指什么，但很显然万物的创生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同为道所派生，从本源的角度看，万物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老子并没有给人在自然中以特别的地位。他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万物平等的思想还表现在道与万物的不相离。道生成万物后并不抛弃万物，而是内在于万物之中。“道”是万物所由产生的根源，“道”是万物得以存在的依据。换句话说，“道”对万物的培育乃是通过内在于万物之中作为万物存在根据的方式实现的。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一”就是“道”。既然万物得到的是同一个“道”，那么在体性上就是平等的。不仅如此，“道”本身也是与万物平等的，道与天、地、人并列为域中四大。此外，道虽然有左右万物的能力，但从不对万物横加干涉，而是“莫之命而常自然”。 2、道法自然，无为而为。《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实体自然，而是道的存在状态。道与天地万物均是自然，并非道外有自然，自然之外有道。道即自然，自然即道。道的无目的、无意识，正是宇宙万物合目的合规律的充分必要条件。道之所以无目的，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只有它无目的，才能使天下万物更合乎目的和必然规律。所以说，“道法自然”就是“道即自然”。道的存在状态就体现为万物的存在状态，万物按本来的样子存在就符合道，自然即道。自然不仅是“道”的存在状态和功能，也是创造生命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人而言，就是“无为”。老子常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之作为。道之“无为”至少有两层内在关联的意义：其一，就道之为的性质而言，道并非有人格意志的神物，并不对万物进行主宰与左右，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其二，就道之为的形式而言，道生化万物只是顺物之性，自然而为，而顺性而行动，自然而作而为，与人固可谓之不行不动，不作不为。老子讲天道最终还是回归于人道，用天道来说明人道。“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把天道与人道比照着说，就是要人效法天道。天道自然无为，人也应该效法天道的自然无为，遵循事物内在发展的规律而不横加破坏。 3、知足知止，少私寡欲。自然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系统中的每一分子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都必须与“他者”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人作为系统中的重要成员，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也要从自然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为了维持自然的和谐和生态系统的平衡，老子希望人类认识自然界的和谐（“知和”），把握自然规律（“知常”），有节制地从自然界中获取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知足”，“知止”。所谓“知足”，就是满足于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得；“知止”，就是止于自然承受的限度。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甚爱”、“多藏”是说主观上不知道满足，其结果是超出事物的承受能力而导致“大费”、“厚亡”，最终危及的还是人类自身。老子告诫人们，如果人类不克制自己的欲望，无限制地从自然界中获取，必将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从而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如果人类克制自己的欲望，“少私寡欲”，只满足于自身基本的生活需要，那么自然界的资源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老子以“道”作观照，提出了回归原初纯厚而真实的自然之德，即“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以“常德”来观照自然，“不见可欲”、“不贵难得之货”，返璞归真，这对于维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保证自然生态的平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说明党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多只能使本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不但不会承担起全球的环境责任，还经常以牺牲他国的环境为代价获取本国的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承担起全球的环境责任。 我国经过近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生态现状显得很不和谐。资料显示，我国能源综合利用率仅为32%左右，工业排污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在过去20多年里，GDP年均增长9.5%，其中，至少有18%是靠资源和环境的透支来实现的。 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树立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一直把自然界当成人类征服的对象。中国古代的“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思想和西方自笛卡尔以后的主体性思维一直主宰着近现代人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是人类认识和征服的对象。当人类对自然界的无限索取违背自然规律，超出一定限度，生态平衡被打破时，自然对人类报复的威力便显现出来了。生态文明则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应该树立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尊重自然，把自然视为自己的“他者”而不是自己的客体，常心存奥秘之感，愿意以伦理的态度对待自然，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老子认为万物同源，与道为一，人只是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之一，这与人类中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道虽然派生万物，但道对万物却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道并不因有功于万物而要求万物臣服于自己，这种无私、慷慨、平等的精神义蕴应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题中应有之义。 2、尊重自然规律，顺其自然发展。老子的核心思想是自然无为。自然，是依事物的本性自由伸展的状态；无为，则是顺其自然而不含有人力之强加妄为的意思。但自然无为，并不一般地排斥人为，所排斥的只是违反自然而随意的强加妄为的那种人为。老子认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常”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认识并遵循事物的规律而为是聪明的做法，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妄为必然会导致危害人类生存的结果。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古人，但知常妄作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老子的“妄作，凶”的警告应该成为生态文明观念的核心内容。对已经破坏的自然环境如何处理？老子给出的答案是：首先，“知止不殆”，立即停止对自然环境的继续破坏。其次，自然无为。老子认为，万物自身自然发展的状况最好，如果万一遭遇了破坏，最好还是通过万物的“自化”、“自正”、“自朴”进行自我修复，不要轻易地加以干涉。第三，“辅万物之自然”。对破坏严重、很难恢复的环境，老子提出“辅万物之自然”，即根据自然规律有所作为，如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等。 3、克制贪欲，知足知止。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不仅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还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人类受贪欲的驱使，不顾自然承受能力的乱排乱放、乱采乱伐等行为，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中国的生态环境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源泉，不仅要实现当代所有人对于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清洁、良好的环境享有平等权利的代内公平，还要实现每一代人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的代际公平。如何保证有限资源在代内和代际之间合理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老子的“知足”、“知止”的思想值得深思。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既要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又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提倡过简朴的生活。 浅谈生态文明的实践伦理: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思想的生态文明内涵初探 摘 要：现代工业文明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人类现代文明面临一次重大的抉择。探究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观的内涵，如大地共同体、生态整体主义等理念，结合生态文明不断发展演变的内涵，从价值观、发展观角度为二者寻找到共同的出发点和归宿，并指出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可以为构建生态文明提供一种可能性选择。 关键词：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观；内涵；生态文明 现代工业文明所产生的一系列生态危机早已为人类文明转型敲响了警钟，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选择一条从观念、制度和政策层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道路，实现由传统的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是人类历史的必然选择。然而，前景并不乐观。自从20世纪后半叶人类生态意识觉醒以来，倡导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以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专门机构的环保立法和措施等，人类已经开始为生态文明作出了身体力行的努力。但是在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引领下，人类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因此基本价值观的转变是人类真正实现生态文明的根本保证。 被誉为“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或开路先锋”的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在他1947年写成的《沙乡年鉴》的最后一章全面阐述大地伦理思想，他在文章中表述了土地的生态功能，以此激发人们对土地的热爱和尊敬，强化人们维护这个共同体健全的道德责任感。利奥波德反思了人类的文明，认为真正的文明“是人类与其他动物、植物、土壤互为依存的合作状态”，真正的伦理应当是大地伦理，是将人类视为“生物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并自觉维护大地共同体的伦理。这一理论思想为今天构建生态文明提供一个可参照的理论框架。 一、大地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伦理共同体的边界界定 突破对传统伦理学的局限性认识，利奥波德认为伦理学不能仅仅停留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应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文明的进步，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伦理共同体的成员。但是，人们还没有从伦理的角度来理解人与大地和其余自然存在物的关系，文明还容许“对地球的奴役”。而大地伦理的任务就是“扩展群落的边界，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有选择的土地”[1]208。尤其应把权利概念扩大到山川树木、鸟兽虫鱼中去，它们也有生存、繁殖的权利。人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不仅对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而且对共同体本身负有道德义务。 2.关于人在共同体中的角色转变 利奥波德指出，大地伦理“要把人类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改造成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公民”[1]209，它不仅暗含着对每一个成员的尊重，还暗含着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因此，为了控制人类的不合理向自然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和种族的过分繁衍，避免生态平衡的破坏，人类必须重新考虑他们作为自然界的成员和公民的角色，有必要用大地伦理约束自己的行为，将改造自然环境的行为限制在有利于维护人的生存、维护其他物种的生物权利的范围内。此外，人类所拥有的影响自然环境的技术力量，需要用大地伦理来加以约束，并对破坏自然和环境的经济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行动加以道德上的限制，即“从技术化了的现代人的控制下求得生存。”[2]58-61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对自然界赋予权利，而且要把“良心”和“义务”扩大到自然界，承认共同体中除人以外的其他存在物、实体和过程所固有的伦理准则和权利。 3.关于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原则 传统伦理价值尺度从考虑经济利益出发对大地进行开发利用，认为以单一经济私利为基础的自然保护系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不平衡的系统。利奥波德则提出了一条以生态系统、环境或大地的健康和完善作为衡量伦理“正当”与经济“有利”的标准的整体主义大地伦理原则，即“一件事情，当它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1]228这是利奥波德提出的人在大地生物共同体中的伦理道德准则。遵守这个准则是人类的一种生态道德义务和责任。根据大地伦理中道德规范扩展的观念，人类不但要对自身负责、对后代负责，更要为整个生物圈负责。 此外，利奥波德所提出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是大地共同体的不可分割的三个要素，它们是三位一体的整体。所谓和谐，是指这个共同体的完整和复杂――保留至今尚存的一切生物；所谓稳定，则是土地的完好无损――维持生物链的复杂结构，以使其能具有发挥功能和自我更新的作用；美丽，则是伦理上的动力――不要仅着眼于经济，还要从更高的价值观上去看问题。因此，要实现人类、整个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树立整体主义生态观，将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完整、美丽视为环境保护的根本。 二、生态文明的提出及内涵发展演变 1.生态文明的体现和基本内涵 生态文明建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是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更高层次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以人为本人类文明递进和反思的结果，是以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为中心的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的主要标志，体现在三大“转变”上：一是生产技术的大转变，即有害环境技术向无害环境技术的转变；二是经济观念与行为的大转变，即从单纯追求经济目标向追求经济―生态双重目标的转变；三是自然观的大转变，即由天人相分到人天谐和的转变。由这三大转变，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生态伦理观、价值观和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观强调，人与自然必须保持衡、协调和统一，社会、生态、经济必须协同发展[3]。 2.从生态伦理学角度揭示生态文明内涵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关于生态文明的内涵，目前国内学者分别从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文学、生态美学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本文则主要从生态伦理学角度揭示其内涵。早在1987年，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提交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就深刻地指出，人类需要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份报告成为人类构建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之后，可持续发展思想逐渐被各国作为行动纲领，其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应当建立在社会公正和环境、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要解决可持续发展中一系列问题，必然诉诸对科学技术手段。新的科学技术观，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最高准则，以不断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宗旨，其核心则是生态平衡取向的“绿色科技观”[4]。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选择绿色生活正在成为一种时尚，主要体现在以绿色科技和生态生产为重要手段，以人、自然、社会共生共荣的深刻体会作为人类认知决策、行为实践的理论指南，以人对自然的自觉关怀和强烈的道德感、自觉的使命感为其内在约束机制，以合理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社会制度作为其坚强有力的物质、制度保障，以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的协调共生与同步进化为其理想目标。因此，绿色环保理念成为推动企业实现生态转向的一个直接动力[5]。 利奥波德伦理思想所强调生态文明体现在价值观上，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重建人与自然的价值平衡；在发展观上，需要超越“不增长就死亡”的狭隘增长主义，建立“质量重于数量”的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整体发展观，即人类整体利益。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 三、大地伦理观对构建生态文明范式的意义 从本质上讲，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是一种伦理整体主义。他的大地伦理观超越了以人类利益为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了以人类个体的尊严、权利、自由和发展为核心思想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颠覆了长期被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它要求人们不再仅仅从人的角度认识世界，不再仅仅关注和谋求人类自身的利益；要求人们为了生态整体的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经济增长和生活消费；揭示了当代文明进程中可持续发展观，绿色科技观等，符合当代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二者具有一致的生态学、伦理价值内涵。 首先，大地伦理观从意识形态唤起公众自觉自愿以人为本、共同维护人类的家园的决心和信心，这比任何一种制度的保障更重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生态消费上[6]。生态消费模式是以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前提，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基础上的一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大理伦理学起到宣传和引导的作用，让公众深刻体会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进而正确引导自己消费行为。 其次，大地伦理学对构建生态文明的作用体现在生态科技发展上。生态科技用生态学整体观点看待科学技术发展，把从世界整体分离出去的科学技术，重新放回“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中，将生态学原则渗透到科技发展的目标、方法和性质中。坚持走生态科技的发展道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也是加速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力量。 最后，大地伦理学所提出生命共同体“三位一体”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为构建生态文明指明了方向。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体系中，和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立足点，不仅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整个世界和谐，更强调个人自我身心和谐。稳定，作为生态文明的最高目标，是人类衡量生活幸福与否的指数。美丽，是生态文明追求的审美价值，利奥波德认为，大自然的美不仅仅通过共同体中各个元素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美，整体的美才是最高的美。 今天，当我们反思现代文明过度发展造成环境危机，想要解除自然环境的困境与危机，现代人的价值观必须要改变，个人与文化的意识形态也要随之打破，机械技术文明并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无污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专业声乐教育的缺失 一、知识性方面 知识性方面指的是音乐的一般基础训练，包括音乐操作技能的训练，音乐的综合感觉，从拍子到节奏以及节奏的变化，从五线谱、音程到各个唱名、音名、调号、以及调式等等；同时包括音乐的理论部分，如曲式分析、音乐术语以及对各种乐器的了解，音乐的相关常识及各个乐派的音乐史及风格的掌握。世界各民族歌曲一般都是经过岁月洗礼而流传至今的艺术瑰宝，因具有朗朗上口的歌词，鲜明的节奏，旋律充满民族生活特色的风格，所以，演唱民歌时是最能直接感受到音乐性的特征。 二、审美教育 对于音乐的审美包含了对音乐审美的美学范畴，也就是激发学生对音乐“美”的感受力与敏感度，对于音乐的审美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民歌的创作主题一般是描写大自然与人类的爱情、以及劳动人民生活劳动场景，演唱者在演唱当中会很快的和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心理学家通常称之为的“联觉”，通过这样的过程，学习者往往会很直接的体验到音乐的“美”，从而不断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美的感受力。 三、品格修养方面 高等教育中的“德育”是放在首位的，将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放在重要位置，而树立良好的人格品行首先是培养学生的民族性，因为有了民族性学生才具有爱国情操，由于民族歌曲本身具备强烈的民族性特征，所以，在学习的同时就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现结合我国高等音乐学声乐教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分析存在的若干问题。我国高校中的音乐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主修声乐专业的学生，另外一种是辅修声乐的学生，上课的过程一般是“一对一”，上课的主要内容是解决演唱中的一些发声的基本技术问题以及学习演唱一些经典的美声教学曲目；除此之外，学校设有“民族民间音乐”的公共课，上课的内容一般是我国各地方的一些民族民间歌曲，本人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1、对声乐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总觉得学习声乐应该是声乐专业的学生的事情，辅修声乐只是走个过场，考试要个成绩，这完全违背了柯达伊音乐教育理论的思想。 2、声乐教材资源的缺乏，无论是音乐学声乐专业的教学，还是辅修声乐的教学，所选教材应区别于声乐表演，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可选性。 3、对民族歌曲的演唱曲目选择过于单一，学校即使设置了民族民间音乐的公共课，但是老师一般所教授的都是我国各个地方民歌，没有把学习范围放到全世界，更没有将世界的各民族歌曲拿过来转化为本民族的音乐资源加以利用。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富强，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世界各民族的民歌学习给学生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如果高校的音乐学专业的声乐教育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还是走传统道路的话，就势必将这扇窗户关闭，这样的后果不仅仅影响到学生，更加严重影响到我国音乐基础教育。 作者：尹辉单位：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探讨论文 【内容提要】：民族音乐的重要性；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参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它以丰富璀璨的繁花硕果，深广久远的历史传统，独特而多样的色彩风貌，巍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的民族音乐是当今世界上溯源最久远而又长流不绝的东方古老音乐，它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下属的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在未使用这一名称之前，它曾被广泛地称为“比较音乐学”，至本世纪50年代初，作为学科名称的“比较音乐学”开始被“民族音乐学”替代。“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复合词语，它是由“民族学”和“音乐学”两个概念复合而成。 1、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音乐学在本世纪50年代前称“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作为一门年轻的音乐理论学科，大约萌芽于18世纪中叶，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从字面来理解，它似乎是一种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为学科研究基本手段的音乐理论。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们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洲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感受到异国的新奇的音乐文化，并极力想把这些音乐传统的，不为欧洲人鲜见的音乐文化模式公诸于众。18世纪末叶，他们之中的部分学者对所到地区的音乐开始进行音乐性质的考察和资料搜集。调查者本身带有“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因此，调查的内容很肤浅，但是也有一部分著作例外。如：比利时作曲家，音乐学费蒂斯，在他的著作《音乐通史》中，就较公证的和客观的论及了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非欧洲国家及其有关民族的传统音乐。 19世纪，英国和法国大肆对东方进行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英法两国对东方音乐的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基泽维特发表的《阿拉伯音乐的起源说》等。由于没有音乐学家到他所研究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欧洲人对非欧洲民族音乐的描述和分析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此，这些研究还不能构成一个学科。19世纪中期，这一“低劣”“肤浅”的比较音乐学研究状况开始出现明显的转机，首先提到的是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在他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论诸民族的音阶》，才是在真正理解、认识非欧洲音乐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从而向当时开始滋长起来的欧洲音乐中心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它为后来比较音乐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比较音乐学”的提出是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在《音乐学季刊》提出了把“历史音乐学”和所谓“体系音乐学”加以区别的构想，并把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列入“体系音乐学”的范围。他认为这是一门“根据民族志和民俗志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当时，阿氏把这门学科称为“音乐学”，就是后来说的比较音乐学。从188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较音乐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德国的音乐学家施通普夫于1902年在柏林大学建立了研究室，之后与在研究室工作学习的萨克斯等人形成了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 柏林学派的音乐学家们站在欧洲音乐文化的立场上进行音乐形态的比较，认为欧洲音乐文化的形态高于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导致学术研究的绝对性、武断性。但是，柏林学派也有它的优点，这一学派通过欧洲音乐和非欧洲音乐的相互比较，打破了音乐学历来只重视研究欧洲音乐的局限，从而强调了音乐学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鲍亚士学派又称历史学派或批评学派，当时是既反对进化论又反对传播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学派。此学派主张文化相对论，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是一律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人们不应当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一学派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各自的价值。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民族音乐学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学派和柏林学派相互融合，同时，音响和录音及其摄影技术的进步，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民族音乐学界兴起了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它源自结构主义语言学，而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学派有瑞士音乐学家索绪尔所创立。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人类学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开创了结构人类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高科技的兴起，信息技术的革命，西方世界进入了后工业阶段，西方文化也随之进入了后现代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的特点是：消解中心，复苏边缘，反对同一，追求多元。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在东欧，巴托克的《匈牙利民歌》，柯达伊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是东欧国家比较音乐学的代表著作，为这一音乐学科的发展筑造了一块块坚实的科学基石。在东亚，中国音乐学家、音乐活动家王光祈，最先系统的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首开了东方比较音乐学之先河。日本音乐学中的比较音乐学亦开始苏醒，音乐学家田边尚雄作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先驱者，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兴起准备了早期条件。本世纪五十年代后，虽然“民族音乐学”以被多数国家的音乐学学者们公认，从而取代了以往的“比较音乐学”名称，但是，“比较研究”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音乐学研究方法，保留在民族音乐学的总体研究方法系列之中，并在比较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方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开放和多样。80年代后半期，民族音乐学家们开始批评西方思想体系和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反对音乐文化的全球同一化，强调各种音乐自身的特点。从那时到现在，以下课题成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热门话题：音乐的认同作用；他者的音乐文化；音乐传统的变化；音乐工业与大众媒体；城市民族音乐学和流行音乐；不同音乐的商业销售额，不同题材音乐作品在不同阶层中流通的比较和如何通过音乐建立人际关系等不同的问题；民族音乐学在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2、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最早把民族音乐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是王光祈先生，他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把中国、希腊、波斯阿拉伯分为“世界乐系”的三大类。王光祈先生不仅是第一位把比较音乐学介绍到我国的音乐学家，也是把这门学科从西方介绍到东方来的第一位学者。从王光祈先生把民族音乐学介绍来的第一天起，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法研究自己的传统音乐，使中国音乐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1927年在上海出版了《东方民族之音乐》，之后中国的音乐学家们一直在“救亡图存”的基础上去做中国民间音乐的调查工作，而并不是在用看世界音乐的眼光去研究音乐，当然也取得了很伟大的成绩。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工作却为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全面地推广民族音乐学打下基础。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0年改为“中国民歌研究会”，1941年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种做法和实践，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爆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从总体上看来，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时期继承了第一时期的做法，在大量搜集中立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20世纪60年代是民族音乐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迅速发展的时期。进入8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作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研究”、“民间音乐研究”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在中国音乐学领域逐渐确立了它自身的分支学科地位。至80年代末，中国民族音乐学无论是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建设，还是具体的调查采集及各种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0年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自论坛会之后，民族音乐学便在中国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超级秘书网 中国音乐学家借鉴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及最新成果，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外民族音乐学论著的编译和出版、就民族音乐学学科界定的争论和对学科建设的建议、民族音乐志的编辑和出版、音乐文化区划性质的研究、音乐文化历史性质的研究、跨文化的音乐比较研究、对外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教学、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等。随着民族音乐学的逐渐形成发展，它形成了它特有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分为田野工作法和案头工作法两个阶段。田野工作又称为现场工作，指的是为了获得研究资料，亲自到某一特定音乐文化发生的环境中去做调查，案头工作则包括对搜集来的音乐资料进行记述、分类、分析、研究及结论或论文的撰写。田野工作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思想、资料、技术能力、器材等方面的准备及杰作调查提纲等方面的内容。案头工作可分为四个阶段：对调研对象进行描写和记述；在描写和记述的基础上分析、解释；在分析、解释的基础上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民族音乐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领域非音乐理论学科之间有很多的联系。如：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民族音乐学是发展时间很短的学科，从民族音乐学发展来看，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包容面很广的音乐学分支学科，它以后的发展面积将会更广，内容会更加博大精深。 音乐学论文范文:幼儿生理特点与音乐学习分析论文 【摘要】文章概述了音乐教育对幼儿的重要影响，阐述了我国目前音乐教育所存在的问题，重点分析和说明了幼儿的生理成长特点以及针对这些特点采取的相应教育方法。 苏霍姆林斯基说：“音乐乃是一种使人迷恋善良、美丽和人道主义最美妙、精细的手段……”。音乐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也是人们抒发情感的方式。用音乐愉悦生活，使人们获得高尚的情感。音乐有集中注意﹑激发思维﹑发展语言﹑丰富想像的作用，可以促进幼儿智慧发展；音乐有调节情绪的功能，能给幼儿美的享受，美的音乐能够使幼儿情绪高昂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 音乐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对幼儿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幼儿音乐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意义深远的新型课题。“幼儿音乐教育”是对幼儿进行的音乐启蒙教育。它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培养和发展幼儿对音乐的兴趣。音乐教育不仅能培养和提高幼儿的音乐能力和增强幼儿的审美能力，还能够使幼儿在音乐活动中通过感受﹑体验﹑表现“美”的内涵，从而使幼儿获得身心发展的“和谐之美”。幼儿只有学会认识音乐﹑驾驭音乐﹑学会寻找和体会音乐之“美”，才能进入音乐的天地并借助音乐获得积极的人生体验。从而促进幼儿全面、健康的成长。所以，幼儿音乐教育是幼儿能否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我国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任教内容和任教方法这两个方面： 一、任教内容方面 在音乐教育中，教师一般都侧重于对幼儿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对幼儿审美能力的培养。当然，教师对幼儿的技能培训在教学实践中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音乐教育中需要突出如何让幼儿在潜在的美感中体会到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以及乐曲的整体结构。培养他们把美感辐射到音乐教育的各个环节之中去。使审美教育在循环反复中得以提高和发展。从而提高幼儿的心理审美素质。例如：演奏《泉水叮咚响》时，一般来讲教师主要注重孩子如何去唱好这首歌曲，而没有依靠让孩子体会曲目的音调、节奏来吸引他们对音乐的浓厚兴趣。而我则用一个水壶装上水放到教桌上，再用吸管吸上水，从很高的位置往水壶里滴水。同时让孩子们闭上眼睛仔细去聆听水壶里发出的”叮咚”声，引导他们去想像这个声音发出时歌曲里面的环境，声音之间的快感和音符，然后再叫他们去模仿这个声音，去幻想在这个幽静的环境之下音乐所辐射出的内涵和潜在的微妙感觉……这样会使教育内容更丰富、得体。 二、在教育方法方面 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模仿性成分太多﹑教具的陈旧﹑教材内容呆板等问题上。 1.模仿性成分太多。包括音乐题材，表演的动作，游戏的主体内容等。很多教师都是复制原有的音乐游戏，而且在教导的方法上都是按照原来的基本要求去实施和开展。比如按照教材里的所有内容原本的予以辅导或者大量模仿别人的教材，这样取得的效果是不明显的。 2.教具的陈旧。教具就像教师手里的魔术棒。如果发挥的淋漓尽致则效果事半功倍，反之则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容易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因此，选择具有生动、新颖对孩子具有吸引力的教具将对音乐教育的的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教材内容呆板。幼儿对新鲜事物较感兴趣。如果教材内容呆板，孩子们会表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样子和淡然情绪。这种模式会削弱幼儿对音乐的探索性和创作性。因此，在教材的内容上下功夫也是幼儿音乐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针对现在音乐教育的状况，结合自己多年的幼儿音乐教育的一些探索、实践和经验，大胆思考、改变教育思维与模式，旨在通过音乐教育激发幼儿对音乐的兴趣，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和健全他们的启蒙思维。让“音乐”成为儿童生活的灵魂。那么，幼儿有什么样生理特点？我们又该如何针对幼儿的生理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呢?这是开展幼儿教育是否成功的核心内容.根据幼儿的的生理特点和个性，以及对幼儿教育的见解，综合自己的实践经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剖析如下： （一）以幼儿对新生事物具有“趣味性”的特点，采取“以趣引趣”的教育方法 兴趣是幼儿产生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幼儿从事活动的内在力量。因此，我用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音乐活动充满情趣，从而激发幼儿的学习激情及动力。主要在体现于教材趣味化﹑设计趣味化﹑教法趣味化三个方面： 1.教材趣味化。我在选择教材时，总是尽量选择从歌词到旋律，从体裁到形式，从结构到风格，都能贴近幼儿生活的教材。体现儿童情趣的教材，同时根据相关的题材加以改编，体现生动、活泼、趣味性。如歌词“汽车”演变成“汽车，嘟嘟嘟”；“流水”演变成“流水，哗哗哗”又如歌曲《走路》，小兔走路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旋律平行，节奏短促跳跃，表现小白兔跳的生活特点；小花猫走路静悄悄，“静悄悄”旋律下行，渐渐减弱，表现小花猫的生活习性。这样就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动物的动作特征。比喻贴切、生动有趣。孩子易记、易学、易懂，适合幼儿的兴趣爱好。 2.设计趣味化。音乐教育活动设计的好坏，往往决定了音乐教育的成败。因此我对每一个音乐教育活动都要根据教材对结构内容进行精心设计。使之情节化、承上启下、自然过渡。这样就能使幼儿从一个陌生的主题走向一个熟悉的、感知的、进程性的意境。在这个意境中不仅让孩子感受音乐，而且让孩子表现对音乐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使音乐活动顺利有序的进行。通过老师的精心安排，使幼儿感到音乐活动的趣味性。比如教孩子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曲时，我自己充当孩子们的妈妈，让孩子们充当歌曲里的那个孩子，在唱歌的过程中我用双臂去和孩子们拥抱……把亲情和故事的情节化为一体，把这首歌曲设计成一个动人的故事。而且根据故事的气氛引导孩子的表情，从而把教材设计得趣味化、条理化、结构化。 3．教法趣味化。“好奇”是幼儿的心里特征。“形象”是幼儿的思维方式。幼儿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心理，与此同时他们也善于用”形象”的思维去对”好奇”的事物加以思考、想像、揣摩。我利用这两个特征抓住幼儿的心理把音乐题材的内容变得“好奇和形象”，充满艺术色彩。我把同样的题材“趣味”化之后变得引人入胜，新奇和形象﹑生动。幼儿便于接受并积极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去。我对这个方法体会尤为深刻。比如教孩子们做“猫和老鼠”的音乐游戏。我用相应的乐器作背景，用道具比作猫和老鼠，再结合动画片《猫和老鼠》的内容，让孩子去想老鼠本来怕猫的，为什么猫老是被老鼠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去模仿猫和老鼠的动作，用自己的形象来融入到这个游戏中去，利用他们”好奇”的心理把音乐游戏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二）以幼儿情感化为特点，采取“以情动情”的教育方法 达尔克有句名言：“对音乐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智力过程，不如说是情感过程”。因此对音乐教育的重点应该着眼于引导幼儿对音乐情感因素的体验。那么，怎么利用音乐感受达到情感交流，让幼儿轻松愉快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呢？我得出的经验是由“情”转变成“爱”。只有用“情”去打动幼儿；以“爱”去温暖孩子；用强大的感染力去体贴他们；用微笑去抚慰他们，他们才会在“爱”的情感氛围下茁壮成长。 另外还应加强师生的情感交流，努力创造一种平等、宽松、和谐的气氛，以此来激发幼儿对音乐活动的兴趣。因此，教师的情感、气质在教育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教师要以自己在审美欣赏中的情感表现出感染力。另外教师对音乐也要有敏感性，具有善于发现、捕捉、审美的能力。教师加强与幼儿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采用以“情”动“情”的教育方法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形体训练《花儿笑》进行时，我让孩子意识到眼前就是一片花丛，然后再引导孩子们一起表现出惊奇、喜爱，然后想去闻花的香味，也想去摘美丽的花朵，又怕别人看见的表情。但又要让孩子们知道假如去摘花的话则是损坏自然的一种不良行为。让幼儿从心里变化中和老师一起去体会、寻找、去看、去闻、去摘然而又没有去摘等一系列动作化情感。同时在语言、体会、表现都恰到好处时结合题材，把情感融入到每一个细节的音乐活动中去，让幼儿在情感的底蕴中去领会每个动作的情感内涵。 还有就是要求教师在教育的同时让幼儿和音乐产生共鸣。如乐曲《欢乐的牧童》，教师不仅要引导幼儿去体验牧童欢乐的心情与感受，还要让他们联想到辽阔的草原，蓝蓝的天空，引导幼儿去体会和感受草原的美丽。描述时要有激情，形象的表现高兴的动态细节，让孩子说出内心的情感体验，情感的表达会逐步的变得细腻、深刻。 （三）寓教于乐是幼儿音乐教育的又一特点，采取以“乐”为教的教育方法 音乐艺术有娱乐的特点，这是吸引幼儿积极参与音乐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音乐娱乐性的特点，引导幼儿在玩乐中学习、在快乐的气氛中体验生活。把音乐教育寓于愉快的音乐感受和音乐表现之中。引导幼儿在愉快的，富有艺术特点的教育活动之中受到教育。以“乐”为教的教育方法促使幼儿变得活泼、开朗，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和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四）幼儿具有潜在创造力的特点，采用“以新带新”的教育方法 奥尔夫体系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在不断的创新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培养幼儿在自我探索中获取知识，在自我探索中增强创造力。教师是幼儿创造力的挖掘者。因此，我较注意启迪幼儿的形象思维来创造表达歌曲的音乐形象。比如改变歌曲的格调。本来用小提琴演奏的曲目，我用钢琴来演奏。改变了原有的格调，再结合教具，采用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发掘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潜在思维和创造力。比如和孩子们做《乌鸦喝水》的音乐游戏时，我把《乌鸦喝水》这个故事的内容用简短的歌词和轻快、明亮的的歌调编写成一首儿歌。再用相应的教具来让孩子加入到乌鸦喝水的音乐游戏活动中去，根据这个故事的构思引导他们去表演，使孩子们在轻松而快乐和充满稚气的童声环境中动动脑筋，开发潜在的智慧和创造力。其次，也根据这个故事的内容让孩子去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让他们自己去唱，去演。这就需要教师去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善于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去发现，鼓励和培养孩子们如何去创新。以”以新带新”的教育方法促进幼儿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超级秘书网 （五）针对幼儿的个性和优势采取”因人施教”和”灵活运用”的方法 每个幼儿会因成长的环境差异而产生不同的个性，不同个性的幼儿对音乐的领会和敏感程度是有差别的。因此，针对个性不同的幼儿采取”因人施教”和灵活运用”的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在教学中发挥幼儿的积极主动性，使幼儿成为真正的主人。 2.要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和需要，让每个幼儿都得到美的熏陶和培养，对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发展它们的艺术潜能。而且不可以整齐划一。 3.积极发挥教师的的指导作用，为幼儿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 4.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综上所述，我们要在实际的幼儿教育实践中善于抓住幼儿的生理特点，对这些特点加以分析、总结而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是现在幼儿音乐教育的核心和重点。让幼儿在音乐教育中享受到音乐带来的乐趣，并将这种乐趣加以巩固、发展、成为终生的一种需要。 音乐学论文范文:学生民族音乐学习 一、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重要性 民族音乐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素质教育则使音乐教育目标更为明确。音乐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音乐文化素质,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以期使每个学生都拥有高贵的心灵与完美的人格。而要完成这一目的就不能脱离民族音乐教育。只有在小学时期就接触并学习民族音乐,学生才能更全面地具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更好地提高综合素质。 二、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兴趣的方法 音乐作为学生艺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生素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者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用小学生的眼光观察世界,从而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音乐课应充分发挥音乐艺术特有的魅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心理特征,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应重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加强音乐课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为他们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和快乐的音乐世界,让他们在民族音乐中得到快乐,在教学过程中提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一)教学内容需要童趣化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让学生从不同的层次、角度了解与民族音乐相关的文字、音响、图像等多种信息,帮助学生形象、准确地感受和认识。通过欣赏各种音乐资料,学生如身临其境,从而反复聆听与体味,加深对作品资料的理解。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自己家乡的民族音乐进行调查研究,使其近距离、真实地接触民族音乐,而通过学生的自我介绍则可让大家了解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如,我校的学生大多是外来工子女,来自五湖四海,各班的学生情况大同小异,因此,好的音乐素材更能吸引他们浓厚的求知欲望。我让他们在课外收集自己家乡的民歌并在班级进行交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供给学生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体验,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针对此,我在音乐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以更加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吸引学生,使学生在直观、具体、生动、有趣的课堂气氛中更好地学习民族音乐。如在《茉莉花》一课中,我用一段康师傅茉莉花茶广告的录像引出课题《茉莉花》。这一设计,让学生一开始就被茉莉花的魅力所折服,进而有了学习歌曲的强烈愿望。于是我便利用CAI向学生展示了二胡演奏的《茉莉花》和民族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的《茉莉花》,以及歌唱家李丹阳演唱的《亲亲的茉莉花》等,让学生欣赏不同风格和不同表现形式的《茉莉花》并谈谈自己的欣赏感受,从而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民族自豪感。 (二)教学方式需要游戏化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想让学生真正领悟音乐的美,创造美的音乐,民族音乐是必上的一课。然而,对于今天的学生,似乎只有流行音乐或者说是流行歌曲才离他们更近些。这就要求教师深入学生当中,了解并熟悉他们喜欢的音乐,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教师还可通过音乐教学活动增强学生的审美趣味,开阔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学生音乐欣赏的能力。例如,在欣赏民族音乐时,我先给学生欣赏一首《大中国》,因为熟悉,学生兴趣盎然,还摇头晃脑地跟唱。然后,我将其中秧歌的音乐介绍给学生,让学生明白流行音乐的创作也可以民族音乐作为素材。又如在引导学生欣赏《盼团圆》时,为了使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节课的内容,我放了一首王力宏的《龙的传人》。这首歌很多学生都会唱,但对其内涵不是很了解。于是我便深情地把这首歌的歌词及歌曲的创作背景介绍给学生,重点描述祖国母亲的伟大,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无论身在何方我们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当再听这首歌曲时,教室里静极了,一股浓浓的温情在教室里悄然弥漫着,歌曲把师生的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完成教材教学内容的同时,我还会不失时机地向学生推荐一些音乐,如欣赏中国优秀的民族歌曲和优秀的外国歌曲,以拓展他们的音乐视野,提高他们的音乐审美能力和音乐鉴赏能力。在强调民族音乐文化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我们应当吸收西方音乐教育的优秀成果,借鉴一些西方优秀的教学方法、手段,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方法。 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在实行新课程标准的今天,教师应采取各种形式有效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让学生每每带着浓郁的兴趣走进音乐课堂,时时保持一种对民族音乐学习的积极心态,让民族音乐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从而提高音乐课堂的实效性。 (三)教学示范需要生动化 自制简易乐器的教育价值很大。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坚强毅力——不怕困难、坚持到底。自制简易乐器的含义很广,它既包括自寻音源材料(如课桌、书本、玻璃杯、身体各个部位等),用以探索、表现、体验音乐的进行、休止、速度、力度、段落、情绪等,还包括制作各种简易的乐器,如铃鼓、酒瓶吹奏乐器、自制弹拨乐器等。如在欣赏民乐合奏《彩云追月》时,我让学生组建快乐的小乐队,因为本课的教学重点之一就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主题的演奏活动。但乐队的组建对一般的四年级学生来说有困难,于是我就引导学生从自制打击乐器入手,降低演奏的难度,提高参与率。课前我把主动权让给学生,让他们自带茶杯、酒瓶等适合做打击乐器的材料,而上课时,我惊喜地发现学生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制作能力也很强。有的学生甚至连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带来了,并用这些打击乐器为乐曲设计伴 奏。敲敲打打,悦耳动听,整个教室成为欢乐的海洋。合作学习充分地发挥了学生的创造力,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然后,我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由选择一种节奏型练习,为乐曲伴奏,最后再演一演。如我让有器乐特长的学生上台演奏主旋律,其他学生进行节奏伴奏。这个环节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使之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整个欣赏活动中,陶醉在创设的音乐情境中,尽情地表达对乐曲的感受。 (四)教学评价的合理化 音乐理论家修海林曾说:“音乐意境既产生于音乐家对形象的审美感觉中,又存在于音乐的再现中。自然,音乐的审美也势必要求体验到这一意境,这时意境即是客体的主体化,也是主体的对象化,意境是审美意象性活动的产物。”因此,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创设情境对学生尤其重要。如在听赏《采茶舞曲》一课时,我先进行茶艺表演,一边泡佛手茶,一边介绍茶道“韩信点兵”、“游山玩水”等。学生欣赏完我表演的茶艺后,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争先恐后地品茶,并赞不绝口:“张老师,您太棒啦!”“我也要跟您学习茶艺表演!”“这茶真香啊!”看着孩子们可爱纯真的笑脸,我的心也洋溢着快乐喜悦。整节课师生都沉浸在淡淡的茶香中,温馨快乐。我又示范了“凤点头”的手型和拇指、食指的曲伸节奏,引导学生即兴创作采茶的动作,通过提压手腕来夸张动作,将韵律感表现得更优美、柔和,学生都兴致勃勃地动起来。有的学生还三两成群地一起编排采茶的动作,连平时上台腼腆不敢表演的学生也跃跃欲试:“老师,我也要上台表演。”虽然他们的动作不是很到位,但是全班都给予热烈的掌声,并对其表演进行评价,我也及时给予肯定。 三、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意义 音乐创作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在音乐教学中,有许多内容适用于学生开展模拟性实践,进行发散性创编,而教师必须善于捕捉这种时机,充分挖掘教材因素,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进行创作尝试,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求知,在实践中创造。在教学中,教师应抓住小学生好动、爱表现的特点,为他们提供表演的机会,让他们尝试自己创编表演,以提高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和表现能力。如可通过歌表演,用动作表现节奏,根据音乐自编动作表演等形式,使学生以积极主动的状态投入情感,进行形象思维,展开丰富的想象,创造性地表现音乐,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就是教师引导学生把自身对歌曲的感受、情感体验客观、形象地表现出来。学生体验到歌曲情感,就是对内在美有了一定的感受,而教师再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把歌曲的情感、内在美形象地表现出来,就是创造美的一种表现。 学习民族音乐可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我们应让民族音乐成为孩子们成长的摇篮,让孩子们在民族音乐这块瑰宝中绽放光彩。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科定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西方音乐学 一、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二、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我们没有研讨出一套有关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考试科目、内容及水平定位的测试标准。应该说，对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层次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够便于制定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科目、方向、内容等，而且，对非音乐学专业人们的音乐学的学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问题。关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是否可以作以下几个层次：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区别开来。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大批非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非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则需要补上更加需要音乐技能方面的课程。根据本科所学专业，实事求是的针对研究生的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名正言顺的加强音乐技能的补充学习。而且，由于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比例并不大，所以，音乐学的主要课程和内容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特别是音乐技能和技术课程更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因为，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如果音乐理论的研究论文，只是大量谱例的堆积，而没有道理可讲，或讲的都是大道理、旧道理等，那是不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理论上、文化上讲了许多音乐的道理，而不能以音乐的实际例子证明其道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甚至论文中列举的音乐例子或曲谱谱例与其理论不相吻合，则更为可笑。因此，建立一个基本成体系的、有层次的音乐学教学课程极为重要。要对现有的音乐学的教学课程设置进行调整、补充。譬如，确实有一些属于音乐学的课程内容，但是又的确离音乐本体比较远，音乐文献学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课程。要把系统的音乐文献学的教学内容放在高级的层次教育中去教授。其实，同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已经有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有着成熟的文献学相比较，我们看到在音乐理论的研究中，经常还纠缠于研究的对象、方向等问题的讨论之中是很幼稚的。在认识了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如何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学的研究之中，如何建立音乐文献学等问题。文献学是方法论，怎样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值得思考。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心理 摘要：音乐学习具有社会性，是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主体音乐审美心理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音乐环境，它是主体与一定音乐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音乐环境音乐学习心理 社会音乐环境，指围绕在人的周围并对人的音乐心理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音乐世界。从教育学的角度理解，环境是指对主体的音乐心理产生教育影响的各种外在因素，特指那些自发的、非计划的影响，以区别于有目的、有计划的音乐教育影响。“人从来就是特定文化和环境的产物。”①随着个体的成长，社会音乐环境对其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逐渐增大。这种影响是广泛的、直接的，又是复杂的、深远的、不受时空限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音乐环境的影响，是具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环境因素是个体心理包括音乐心理发展的客观条件。良好的音乐遗传素质仅为儿童音乐心理的发展提供潜在的可能性，而环境则不仅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而且还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水平、速度和个别差异。”② 社会音乐环境是如何对个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的呢？从音乐文化学视角来看，音乐文化环境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性的、生成性的音乐文化整体结构，是由社会音乐意识、音乐形态和音乐行为三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音乐意识是一种隐性的音乐教育环境，音乐行为和形态是一种显性的音乐教育环境。在此，我们主要从隐性和显性环境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探究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的影响。 一、隐性社会音乐环境 社会音乐意识是主体对音乐本体所特有的心理反应形式，是隐性的音乐环境。它“体现为特定文化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存在环境的感受意识”。③音乐意识的核心更多地体现为主体对自身生命意义、价值、目标、信仰等共同信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主体的生命意识的积淀。在现实音乐环境中，各种存在于音乐文本中的音乐审美观念、音乐价值观念，主体的音乐审美态度、审美情趣，一定社会的音乐教育观念及音乐作品中蕴含的音乐家的音乐思想等，构成了音乐环境的意识层。 社会音乐意识对主体的音乐心理具有能动作用，其能动作用是间接的，又是广泛的、深远的，往往左右一定社会的音乐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认为，音乐具有审美功能、德育功能，还具有政治功能。儒家大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主张将音乐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主体，把音乐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最高手段。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说：“人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上心》）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乐记》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曰：“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者别异，乐者合同”，“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儒家的这些关于音乐价值的观念，发展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音乐意识。这种音乐意识激励着那些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们去努力学习音乐。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莫不操琴弄乐，以之怡情养性。 一般来说，社会音乐意识是以观念的形式对主体的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推动主体的音乐实践活动。社会音乐意识体现在音乐教育方面，转化为音乐教育的政策、音乐教育理念。它需要政策的执行者去贯彻、实施，然后作用于个体，促进个体的音乐学习。例如，本世纪初，我国进行了音乐新课程的改革，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新的课程标准重新审视了音乐课程的性质和价值，提出了新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新课标》提出：“音乐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力量。它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④《新课标》认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四个方面，并把“审美体验”确定为音乐课程的核心理念。新课标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促进了音乐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手段的更新，也促进了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 二、显性社会音乐环境 音乐形态和行为构成显性的社会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的形态层是指音乐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物化对象。由音乐符号、音乐文本、乐器、音像制品和音乐音响的时空运动等形式要素构成，是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方式。社会音乐行为层，是指社会音乐的实践活动，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直接表现。社会音乐活动有群体性、组织性的特点。如各种各样庆典活动的音乐演出、音乐比赛交流活动。社会音乐的形态层和行为层共同构成了现实的、显性的音乐环境，这种显性的音乐环境可分为音乐听觉环境和视觉环境。 1.听觉环境 音乐听觉环境是音乐的音响运动环境，由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力度、和声等音乐的形式要素以及其所在的时空构成。音乐的存在形式要通过主体的音乐行为来展示，并以乐音运动的形式作用于主体，引起主体审美体验，并使主体产生音乐兴趣和音乐需要。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主题部分，以其强烈的力度、厚重而丰满的和声音响、富有生机的律动给人震撼，催人奋起；《苗林的早晨》由小提琴演奏的旋律优美婉转、轻快明丽，把人带进鸟语花香、芬芳四溢的大自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节奏和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⑤黑格尔说：“音乐凭声音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意识既然丧失了自由，就被卷到音乐的激流里，让它卷着走。”又说，“音乐艺术作品打动我们的方式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方式不同，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来自内心，渗透着丰富的灵魂和情感，可以在听众心里引起很广的反响。”⑥以上观点，说明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是对主体音乐心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吴跃跃教授认为，音乐的形式要素如节奏、旋律、音色、力度等与人的审美心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旋律上行使人感到兴奋、情绪高涨、紧张；旋律下行使人感到平静、情绪低落、松弛。旋律成波浪形运动，往往使人感到优美、抒情、惬意。节奏密集、速度较快的作品表现出激动、紧张或热烈、欢腾的气氛；节奏疏密相间、自由多变、中速的音乐营造出抒情、优美、柔和的情绪；节奏宽广、慢速的作品则适于表现田园、草原风光，或哀伤、悲痛、神秘、虔诚的情感。在表现强烈、激动、紧张的情绪时，一般采用强的力度；而弱的力度则适合于表现温和、平静、放松或忧郁、哀怨、沉思的情绪。”⑦吴跃跃教授从音乐要素与人的生命特征的对应关系，论述了音乐的音响运动对主体音乐心理的影响。 2.音乐视觉环境 音乐视觉环境是由乐器的形制，乐队的形态，演员的服饰，演出场所，舞台美术等要素形成的具有艺术氛围的视觉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音乐视觉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如交响乐与多媒体的结合（谭盾的《地图》），音乐演出与自然环境的结合（以黄河为背景演奏《黄河》），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的震撼。 优美的音乐视觉环境与听觉环境共同形成的音乐环境，带给人们视听的美感享受，更能激起主体的音乐学习兴趣和热情。在现实音乐环境中，人们可能会被音乐厅神圣而高雅的艺术氛围所折服，并产生学习音乐，进入音乐殿堂的冲动；可能因听到小提琴迷人而高贵的音色而产生学习小提琴的欲望；也可能因听到一位歌手动人的歌唱而不自觉地随声和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说明良好的音乐环境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作用多么强烈。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视、网络、广播、音响设备等大众传媒成为音乐环境中新的流行因素。在当下，各种流行音乐、娱乐性音乐节目和商业广告音乐等内容成为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充盈了现实的音乐环境。它借助现代传媒的巨大的能量，以一种饱和的状态，渗透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这样的音乐环境，对个体的音乐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加强社会音乐文化建设，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应该成为我们推动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艺术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 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 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院合唱管理 意大利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音乐学院的国家，据记载，16世纪中叶，最早的音乐学院出现在意大利的两座城市——拿坡里和威尼斯。在意大利音乐学院几百年的历史中，培养了众多的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和指挥家。目前，意大利音乐学院教育分为3个层次： Laurea-L：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士）。学习时间为3年，主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和内容，具备专门的职业技能。LaureaMagistrale-LM：相当于研究生（硕士），学习时间为2年，还必须提交一篇有特色的论文才可以获得文凭；LM目的是使学生具有在特定领域从事高层次工作的教育水平。DottoratodiRicerca-DR（博士）或高级培训班：学习时间至少为3年，学生要获得文凭必须撰写有特色的论文。DS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从事高等职业的知识和技能。 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课程设置 意大利的音乐学院分国立和私立两种，有独立的音乐学院，也有附属于大学的音乐学院。目前，除了大学的附属音乐学院外，被中国政府承认的独立国立音乐学院有57所，私立音乐学院22所。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一般只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共学习5年。下面列举几所音乐学院合唱指挥专业课程的设置及学分管理制度。 一、佛罗伦萨音乐学院 1.Laurea-L（大学本科文凭，3年180学分） 基础课程（25学分）：音乐史（10）、总谱读法（10）各2年；发声训练（5）1年。特色课程（100学分）：合唱写作（45）、合唱指挥（30）各3年，对位法写作技术（20）2年，单声部歌曲写作（5）1年。同类补充课程（25学分）：声学与声学心理、音乐美学、合唱音乐和剧目课、乐器学、当代音乐记谱法、第二乐器（管弦乐、钢琴、管风琴）、当代合唱音乐各1年，每科各5学分。其他课程（10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另一些课程作为补充(如：艺术类课程、神学、创作类课程、出版、戏剧等)，但这些选择必须得到学校课程委员会（相当于教务处）的认可，这样，最后获得的学分才能得到学校内部的注册登记。学校开设电脑音乐（5）、亚历山大技术（基于身心和谐原理的音乐表演运动技能康复的技术、5）供学生选择。外国语言（10学分）：意大利学生须学第二种语言；外国留学生须学意大利语。如果有能力，还可以学习其他的语言，并可获得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2.LaureaMagistrale-LM（研究生文凭，2年120学分） 基础课程（20学分）：曲式分析（10）2年、传统剧目的历史与分析（10）2年。特色课程（60学分）：复调音乐写作技术（40）2年、剧目实践与管理（合唱指挥主科20）2年。同类补充课程（20学分）：声学与声学心理、音乐戏剧的历史、当代音乐记谱法、器乐曲与管弦乐曲写作技术、持续低音、格里哥利圣咏歌曲形态、演出的组织、版权与法规、出版业各1年，每科各5学分。其他课程（10学分）：电脑音乐、外国语言、戏剧或其他自选课、实习相关指导各1年，每科5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二、罗马圣·契奇利亚音乐学院 在罗马圣·契奇利亚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3年大学本科的课程设置上，公共课程（110学分）：合唱指挥（30）、作曲技术（30）、音乐分析（10）、总谱读法（20）、发声技术与发声生理学（20），基本是基础课程和特色课程的合并。其他课程与最后的考试共20学分不变，只是在任意选修课（相当于同类补充课程50学分）上，学校提供给学生的选择空间更大：持续低音（10）、圣乐独唱曲（5）、乐队指挥（5）、音乐文献基本知识（5）、拉丁语基本知识（10）、圣咏基本知识（5）、古老音乐实验室（5）、当代音乐实验室（5）、法国文学与音乐文献（5）、德国文学与音乐文献（5）、管风琴（10）、乐器学与乐器学习（5）、用钢琴为歌曲伴奏的实践（10）、歌唱实践（10）、抒情交响音乐剧目（10）、歌剧音乐剧目（10）、音乐记谱法（5）、20世纪及当代音乐历史（5）、现代音乐历史（5）、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音乐历史（10）、文艺复兴与巴罗克时期的器乐（5）、音乐资料学（10）、巴洛克时期作曲技术（10）、古典和浪漫时期作曲技术（10）、音乐文献（5）、英语（10）。学生自主选择课程（10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在2年的研究生学习中，开设的课程有：剧目的历史与分析，复调音乐形态分析，音乐的历史与美学，古老的音乐记谱法，发声技术与声音生理学，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演唱实践，古典时期、浪漫时期与当代音乐的演唱实践，作曲技术形态，器乐曲与管弦乐曲写作技术，带伴奏的实践和与钢琴的合作，演出的版权和法规，持续低音的运用，即兴创作实验室，格里哥利圣咏歌曲形态，声学与声学心理，电脑音乐，乐器学，外国语言等。 近年来，除了继续进行传统课程的学习，意大利的音乐学院也在尝试一些创新课程，以满足那些与传统的表演、作曲培养方向有所不同的新兴行业的需求，力求在技术上更贴近新音乐与多媒体音乐语言的发展。在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拿坡里圣·皮埃特罗·马杰拉音乐学院、佩鲁贾等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上，基本与上述情况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对合唱指挥课程设置的思考 通过对上述音乐学院及其他多所音乐学院的同专业的课程比较，笔者发现，意大利各音乐学院虽然在合唱指挥课程设置上，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比例各有不同的侧重，但课程的分类结构基本相同，公共课程注重指挥的基本技术及理论与作曲技术知识，如发展学生在无伴奏合唱领域的能力，训练合唱指挥基本技术、歌唱的呼吸，起唱和起奏，指挥排练，声部管理，剧目学习与风格掌握等。在选修课程方面，大量拓展学生的学科领域或边缘学科的相关课程，重视文献的大量浏览和掌握，大部分学校都把拉丁语、法语、德语等合唱音乐列为重要文献。 在理论与作曲技术方面，与中国“四大件”教学不同的是充分运用合唱的思维进行作品的分析与创作（如格里哥利圣咏的形态、持续低音的运用、不同历史时期的合唱音乐写作和分析、各种音乐记谱法的学习等）。特别对远古及现代音乐声音塑造的探索，对人声自然规律的尊重和研究（如发声技术与发声生理学、声学与声学心理、身体意识的技术），都从不同的侧面增强学生对合唱音质美感的认识和追求；而在指挥的实践上，更以大量的实践课程为依托（如：各时期合唱音乐的演唱实践、保留剧目的历史分析与排演、带伴奏的实践与钢琴的合作），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融会了包含剧目执行与管理、乐谱出版、演出的版权和法规等管理类课程。 我国音乐院校目前开设合唱指挥专业的并不多，除了中央和上海音乐学院外，中国音乐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也先后创建了合唱指挥系；而首都师大、河南大学、华南师大、华中师大、杭州师院、湖南师大、西南师大等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正成为培养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合唱指挥专业教育人才的主力队伍。这些学院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主要以合唱指挥法为主，(转第95页）(接第94页）辅以总谱读法、乐队指挥（研究生）、复调与合唱改编、合唱队训练等重点课程。除了在合唱指挥法专业课程上学习16世纪到20世纪各个时期不同流派的代表作品之外，还必修理论基础课程：合唱学、乐队法、高级视唱练耳、声乐、钢琴、音乐史论以及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多年的实践表明，对学生的基础课程和个人技术培养我们的教学具有较强的优势，能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培养他们良好的乐感和指挥气质，使其具备一定的音乐作品的艺术处理能力。但由于教学条件的局限，师资的匮乏，目前大多数的院校合唱指挥课程结构较为单一，很多相关的专业课程无法开设，如合唱音乐文献课、语言课（因合唱文献以欧洲作品为主，常用的语言有拉丁文、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等。这些因涉及史论、语言、风格、作品分析、作品鉴赏等内容，系统的教材、大量的谱例、丰富的音响资料等等，缺一不可。 与意大利的指挥教学相比较，我们的合唱指挥教学更缺乏对学生指挥排练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往往体现在指挥排练课程上，而要丰富学生的排练经验，还需通过剧目排演、演唱实践、发声技术与生理心理研究、音响学等一系列课程，从不同角度启发学生探索声音的本源，丰富学生对声音的想象力，促进学生对合唱声音高度和谐及多样音色的追求。只有经过各学科的综合培养，才能提高指挥在排练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指挥是集组织、排练、演出为一身的合唱或乐队的灵魂人物，在指挥学习阶段注意结合艺术管理课程开设演出管理、演出执行及相关法规等课程，无疑对指挥的实际工作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培养是极大的促进。 面对意大利音乐学院合唱指挥专业的课程设置，不由得对其几百年音乐教学发展而沉淀的科学教育理念和深厚音乐文化底蕴肃然起敬。但愿我们在感慨意国丰富音乐历史与教学文化的同时，能正视自己的现状，以教学理念的更新为起点，从课程的合理化设置开始，实施对合唱指挥人才能力的全面培养。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心理 内容摘要：音乐学习具有社会性，是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主体音乐审美心理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音乐环境，它是主体与一定音乐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音乐环境音乐学习心理 社会音乐环境，指围绕在人的周围并对人的音乐心理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音乐世界。从教育学的角度理解，环境是指对主体的音乐心理产生教育影响的各种外在因素，特指那些自发的、非计划的影响，以区别于有目的、有计划的音乐教育影响。“人从来就是特定文化和环境的产物。”①随着个体的成长，社会音乐环境对其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逐渐增大。这种影响是广泛的、直接的，又是复杂的、深远的、不受时空限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音乐环境的影响，是具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环境因素是个体心理包括音乐心理发展的客观条件。良好的音乐遗传素质仅为儿童音乐心理的发展提供潜在的可能性，而环境则不仅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而且还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水平、速度和个别差异。”② 社会音乐环境是如何对个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的呢？从音乐文化学视角来看，音乐文化环境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性的、生成性的音乐文化整体结构，是由社会音乐意识、音乐形态和音乐行为三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音乐意识是一种隐性的音乐教育环境，音乐行为和形态是一种显性的音乐教育环境。在此，我们主要从隐性和显性环境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探究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的影响。 一、隐性社会音乐环境 社会音乐意识是主体对音乐本体所特有的心理反应形式，是隐性的音乐环境。它“体现为特定文化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存在环境的感受意识”。③音乐意识的核心更多地体现为主体对自身生命意义、价值、目标、信仰等共同信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主体的生命意识的积淀。在现实音乐环境中，各种存在于音乐文本中的音乐审美观念、音乐价值观念，主体的音乐审美态度、审美情趣，一定社会的音乐教育观念及音乐作品中蕴含的音乐家的音乐思想等，构成了音乐环境的意识层。 社会音乐意识对主体的音乐心理具有能动作用，其能动作用是间接的，又是广泛的、深远的，往往左右一定社会的音乐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认为，音乐具有审美功能、德育功能，还具有政治功能。儒家大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主张将音乐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主体，把音乐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最高手段。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说：“人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上心》）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乐记》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曰：“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者别异，乐者合同”，“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儒家的这些关于音乐价值的观念，发展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音乐意识。这种音乐意识激励着那些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们去努力学习音乐。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莫不操琴弄乐，以之怡情养性。 一般来说，社会音乐意识是以观念的形式对主体的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推动主体的音乐实践活动。社会音乐意识体现在音乐教育方面，转化为音乐教育的政策、音乐教育理念。它需要政策的执行者去贯彻、实施，然后作用于个体，促进个体的音乐学习。例如，本世纪初，我国进行了音乐新课程的改革，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新的课程标准重新审视了音乐课程的性质和价值，提出了新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新课标》提出：“音乐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力量。它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④《新课标》认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四个方面，并把“审美体验”确定为音乐课程的核心理念。新课标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促进了音乐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手段的更新，也促进了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 二、显性社会音乐环境 音乐形态和行为构成显性的社会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的形态层是指音乐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物化对象。由音乐符号、音乐文本、乐器、音像制品和音乐音响的时空运动等形式要素构成，是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方式。社会音乐行为层，是指社会音乐的实践活动，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直接表现。社会音乐活动有群体性、组织性的特点。如各种各样庆典活动的音乐演出、音乐比赛交流活动。社会音乐的形态层和行为层共同构成了现实的、显性的音乐环境，这种显性的音乐环境可分为音乐听觉环境和视觉环境。 1.听觉环境 音乐听觉环境是音乐的音响运动环境，由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力度、和声等音乐的形式要素以及其所在的时空构成。音乐的存在形式要通过主体的音乐行为来展示，并以乐音运动的形式作用于主体，引起主体审美体验，并使主体产生音乐兴趣和音乐需要。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主题部分，以其强烈的力度、厚重而丰满的和声音响、富有生机的律动给人震撼，催人奋起；《苗林的早晨》由小提琴演奏的旋律优美婉转、轻快明丽，把人带进鸟语花香、芬芳四溢的大自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节奏和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⑤黑格尔说：“音乐凭声音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意识既然丧失了自由，就被卷到音乐的激流里，让它卷着走。”又说，“音乐艺术作品打动我们的方式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方式不同，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来自内心，渗透着丰富的灵魂和情感，可以在听众心里引起很广的反响。”⑥以上观点，说明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是对主体音乐心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吴跃跃教授认为，音乐的形式要素如节奏、旋律、音色、力度等与人的审美心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旋律上行使人感到兴奋、情绪高涨、紧张；旋律下行使人感到平静、情绪低落、松弛。旋律成波浪形运动，往往使人感到优美、抒情、惬意。节奏密集、速度较快的作品表现出激动、紧张或热烈、欢腾的气氛；节奏疏密相间、自由多变、中速的音乐营造出抒情、优美、柔和的情绪；节奏宽广、慢速的作品则适于表现田园、草原风光，或哀伤、悲痛、神秘、虔诚的情感。在表现强烈、激动、紧张的情绪时，一般采用强的力度；而弱的力度则适合于表现温和、平静、放松或忧郁、哀怨、沉思的情绪。”⑦吴跃跃教授从音乐要素与人的生命特征的对应关系，论述了音乐的音响运动对主体音乐心理的影响。 2.音乐视觉环境 音乐视觉环境是由乐器的形制，乐队的形态，演员的服饰，演出场所，舞台美术等要素形成的具有艺术氛围的视觉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音乐视觉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如交响乐与多媒体的结合（谭盾的《地图》），音乐演出与自然环境的结合（以黄河为背景演奏《黄河》），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的震撼。 优美的音乐视觉环境与听觉环境共同形成的音乐环境，带给人们视听的美感享受，更能激起主体的音乐学习兴趣和热情。在现实音乐环境中，人们可能会被音乐厅神圣而高雅的艺术氛围所折服，并产生学习音乐，进入音乐殿堂的冲动；可能因听到小提琴迷人而高贵的音色而产生学习小提琴的欲望；也可能因听到一位歌手动人的歌唱而不自觉地随声和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说明良好的音乐环境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作用多么强烈。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视、网络、广播、音响设备等大众传媒成为音乐环境中新的流行因素。在当下，各种流行音乐、娱乐性音乐节目和商业广告音乐等内容成为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充盈了现实的音乐环境。它借助现代传媒的巨大的能量，以一种饱和的状态，渗透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这样的音乐环境，对个体的音乐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加强社会音乐文化建设，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应该成为我们推动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方式转变 摘要：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目的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 摘 要：儿童文学是成人给儿童的爱的礼物，是儿童成长的精神粮食，儿童文学的翻译需要遵循“功能对等”和“翻译目的论”，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本文运用《小王子》等几部英美儿童文学名著的不同译本为例，分析了儿童文学汉译的策略。 关键词：英语儿童文学；翻译目的论；翻译策略 1 . 引言 儿童文学是儿童了解世界的早期启蒙食粮，对儿童的成长有着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翻译好一部儿童文学，需要译者对源语文字有深刻的见解，对原作风格的精确把握，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儿童的心理世界和生理世界，并且能用一颗童心去体会，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儿童语言来翻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特殊性，译者需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 “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师尤金・奈达提出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功能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将文化以及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应纳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功能对等理论以意义和风格对等为基础，强调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将读者客观反映作为衡量译品好坏的标准。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由此产生。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功能”二 字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形式，着重于翻译的内容和结果，在“目的论”中，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最终的实施者，同时他还是翻译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诠释者以及译文文本的创作者。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考虑儿童在心理生理发育水平、知识经验、文化修养、人生阅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点。 2 . 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译作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有其特殊性，译者为了更好地符合儿童读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经验，在词汇选择、修辞的应用上应采用相应的策略，从而使译作充满童趣，更贴近儿童读者。本文通过对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分析对比，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揭示本文的主题――儿童文学翻译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以儿童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小王子》《柳林风声》《绿野仙踪》《冠军的童年》等著作几个译本在语言、修辞、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译法，明确了好的译文常常考虑了以儿童为中心的事实。根据儿童的特点和需要，译者应遵循以下几点：（1）选用口语化色彩强的词汇，化抽象为具体，少用晦涩难懂的词语；（2）注重语言的幽默性、趣味性、音乐性和节奏感；（3）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如比喻、双关、排比等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4）在文化层面的翻译中，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儿童文学的翻译者要更加了解儿童、关注儿童的特点，以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提高译作的可接受性。 2 . 1 语言层面 2.1.1 简洁可读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时刻记得具体目的是为了孩子，译本必须易于理解，符合儿童语言特点，同时必须生动，充满原文的童趣和快乐。 例1（选自《小王子》） ―“Were they not satisfied with where they were？” asked the little prince. ―“No one is ever satisfied where he is，” said the switchman.（林珍妮，2011：195） ―“他们对他们的居住地不满意？”“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扳道工说。（林珍妮，2011：83） ―“他们不满意所待的地方吗？”“人们从来不满意自己所待的地方。”扳道工说。（郑克鲁，2014：90） 林译用了中文的一句俗语，使得对话更流畅生动，避免了郑译的重复唆。翻译的时候运用小读者非常熟悉的成语来翻译近似的意思，可以起到言简意赅的作用。 例2（选自《冠军的童年》） What was certain was that Grandpa Chook and I wer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and needed to make some urgent escape plans.（青闰、王晓平，2013：82） 值得肯定的是，我和楚克爷要苟延残喘了，因此需要做出一些紧急逃跑的计划。（青闰、王晓平，2013：83） “苟延残喘”描写了小主人公和一只鸡陷入绝境后无法逃跑、无限忍耐的情形。青闰、王晓平在译注中用到大量的四字成语，“诚惶诚恐”“形影不离”“了如指掌”“按部就班”“举棋不定”“一本正经”等，恰如其分地简化了英文原著中的修饰、描写成分，熟悉成语文化的小读者一看就懂。 2.1.2 口语化 口语化指日常对话而非正式场合的，易于接受的词、短语和发音方式。儿童文学著作应该采用以清澈透明的语言来吸引孩子，易于理解。 例3（选自《柳林风声》） ―“I’m looking，” said the Mole， “at a streak of bubbles that I see travelling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at is a thing that strikes me as funny.” ―“Bubbles？ Oho！” said the Rat， and chirruped cheerily in an inviting sort of way. （Grahame， 2010： 10） ―“你看，那水面上有一串泡泡正在漂动，蛮有趣的！”鼹鼠说道。 ―“哦？泡沫？哈哈！”水鼠兴奋地叫了起来，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李智、杨晶，2014：22） ―“我在看一串气泡，”鼹鼠莫尔说，“我看见他们在水面上移动，觉得挺好玩儿。” ―“水泡？啊哈！”话音刚落，水鼠兰特就开始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张炽恒，2014：14） 李译“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显得平淡无奇。张译“好玩儿”的“儿”化音是北方中国人经常在日常对话中所使用的，特别是当他们和孩子说话时，它成功地选择了孩子熟悉的语言，比“蛮有趣”翻译得好。“啊哈”“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运用了象声词，语言有声有色，形象地描绘出水鼠看到水獭来分享食物时的神情，高兴至极，津津有味。语言亲切而富有感染力，使得小读者非常享受这种氛围。张译将文中的人物翻译为“獾子”“鼠仔”“蛤蟆仔”“鼹仔”，比李译的“灰獾”“水鼠”“蟾蜍”“鼹鼠”更富有情趣，充满了孩子气，适合小孩子的审美水平。 2.1.3 音乐性 如果原著中的表达听起来很有乐感，就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兴趣。此外，美好的旋律可以使孩子快乐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永远不能忽略原作的音乐性，而应该尽力在目标文章中改写。韵脚、重复、排比、对偶和头韵是在儿童文学中产生音乐性的一些常见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本也应如此。 例4（选自《柳林风声》） Ducks’ Ditty All along the backwater， Through the rushes tall， Ducks are a-dabbling， Up tails tall！ Ducks’ tails， drakes’ tails， Yellow feet a-quiver， Yellow bills all out of sight Busy in the river！ … （Grahame， 2010： 16） 野鸭谣 静静河湾碧水流， 长长水草舞纤腰， 河里野鸭做倒立， 只见尾巴高高翘。 公鸭尾，母鸭尾， 抖抖两只黄色脚， 一张大嘴不见了， 原来正在水中泡。 ……（李智、杨晶，2014：30-31） 鸭谣 沿着回水河汊， 在高高的灯芯草中间， 看那戏水群鸭， 全都尾巴朝天！ 母鸭公鸭尾巴， 还抖动着黄黄的脚丫， 黄黄鸭嘴皆不见， 全都忙活在水下！ ……（张炽恒，2014：23） 张译和李译都有一些押韵的音节，张译的“汊”“鸭”“巴”“丫”“下”；李译“腰”“翘”“脚”“了”“泡”，与原作有相似的效果，朗朗上口，基本满足了原文诗歌押韵的特征。但张译明显比李译要口语化，容易被小读者理解。 2.1.4 充满童趣 翻译儿童文学意味着为孩子重新创造童趣和快乐，不能将充满天真乐趣的儿童文学著作翻译为严肃的成人文本或教学元素的儿童著作。具体来说，译者需考虑到儿童读者的心理特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使用幽默的风格和孩子化的语言，使孩子产生亲密感，刺激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使他们看得懂，看得有兴趣，并能充分感受原作的魅力。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 。 例5（选自《绿野仙踪》） 当多萝茜带上金冠念咒语时： “Hil-lo， hol-lo， hello！” Dorothy went on， standing this time on her right foot. “Hello！” replied the Tin Woodman calmly.（青闰，2013：192） “希-罗，霍-罗，哈-罗！”多萝茜这次右脚站立着继续说道。 “哈罗！”铁皮樵夫平静地回答说。（青闰，2013：193） “黑-罗，霍-罗，哈-罗！”多萝茜接着念道，这一回她单用右脚立地。 “哈罗！”铁皮伐木人平静地应答道。（张炽恒，2014：140） 在张译中，加了一个注解“咒语中的这一小节发音与英语中的hello相同，铁皮伐木人误以为多萝茜跟他打招呼，所以这样应了一声。”通过加注的方式，使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童趣，否则读者很可能把铁皮人的回答这一细节错误理解。 2 . 2 句法层面 就英语儿童文学而言，描绘和叙述的长句并不少见，但是在中文的儿童文学作品很不同，因为一方面，中国孩子无论听说读写都习惯于短句或短语，另一方面，简洁的句子更适合孩子的短暂注意力。因此，译者将长句分解为有逻辑的短句，可以简化和重组句子结构或增加标点符号。 例6（选自《小王子》） There before me， facing the little prince， was one of those yellow snakes that take just thirty seconds to bring your life to an end.（林珍妮，2011：208） 黄蛇正仰头朝向小王子。这种蛇最毒了，三十秒钟内就能要你的命。（林珍妮，2011：94） 那儿，有一条能在三十秒钟内致人死命的黄色的蛇朝小王子树立起来。（郑克鲁，2014：105） 郑译将原文的定语从句一长串地放在“蛇”这个中心词前面，显得累赘，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林译将这个定语从句单独翻为一个句子，表意简单清晰，小朋友易于接受。 2 . 3 修辞层面 例7（选自《柳林风声》） I’ve only broken out of the strongest prison in England， that’s all！ And captured a railway train and escaped on it， that’s all！ And disguised myself and gone about the country humbugging everybody， that’s all！ Oh， no！ I’m a stupid ass， I am！ （Grahame， 2010： 161） 我不过是成功地从监狱里逃出来而已；不过是搭乘了一列火车逃避警察的追捕，并从车上跳下来而已；不过是乔装打扮了一番，骗过了想要抓住我的人而已！（李智、杨晶，2014：166） 我只是从英国最牢固的监狱里逃脱了，仅此而已！俘获了一列火车，乘着它逃亡，仅此而已！乔装打扮，在乡间到处跑，骗过了每一个人，仅此而已！（张炽恒，2014：218） 原文中的“that’s all”排比句被张译为“仅此而已”，被李译为“不过……而已……”，也都是排比句式，但张译听起来更简单易懂，而“不过……而已……”句式对小孩子来说插入成分太长，因此难于理解，排比效果不是很好。 2 . 4 文化层面 采用归化或异化的方法来处理两种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归化就是翻译尽量向目标语语言文化靠近，异化即译文尽量向源语言文化靠近。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文化背景，适当地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使译文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又能展现异域文化的风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4.1 采用归化的译法 例8（选自《绿野仙踪》） They all bowed so low to the little Queen that they almost stood upon their heads.（青闰，2013：104） 它们都向小皇后深鞠一躬，头都快着地了。（青闰，2013：105） 他们都深深地向小小女王鞠躬，差一点就变成拿大顶了。（张炽恒，2014：78） 鞠躬只是单纯的弯腰这个动作，并不形象！拿大顶技巧运动，指头朝下脚向上，双手贴地，身体或倚墙或不靠任何物体，这一译法符合儿童的理解力，译文画面更形象，更具有夸张感！贴近了儿童的理解力，使读者感到亲切有乐趣。 完全采用归化会使译文缺乏情调，读者感觉不到外国文化的新鲜感，使作品缺乏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儿童读者喜欢了解外部世界，因此在翻译时还需要适当的异化法。 2.4.2 采用异化的译法 例9（选自《柳林风声》） A long half-hour passed， and every minute of it saw Toad getting crosser and crosser…Nothing that he could do to the things seemed to please them or do them good. He tried coaxing， he tried slapping， he tried punching； they smiled back at him out of the tub unconverted， happy in their original sin.（Grahame， 2010： 138）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短短半个钟头的时间，在蟾蜍看来却是那样的难熬。无论蟾蜍怎样努力地揉搓，那些脏衣服都丝毫不领他的情，没有一点变干净的趋势，这使得蟾蜍大为恼火。（李智、杨晶，2014：140-141） 长长的半小时过去了，这期间每过去的一分钟，托德的火气就大一分。似乎无论他怎么弄，都无法讨那些衣物的欢心，把他们弄好。他哄它们，拍它们，用拳头砸他们，他们却以嘻皮笑脸来回报他，在盆中快乐地坚持着他们的原罪，毫不悔改。（张炽恒，2014：187-188） 李译没有逐字按原文翻译，只是简单地意译了一下，漏译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内涵“原罪”，而张译则逐字进行了翻译，因此非常生动，把原文的拟人色彩也翻译出来了，使得衣物也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动作形态，很有情趣，而且张译将“sin”做了一个异化处理，在脚注处给出一个文化注解：“作者用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来比喻脏衣服洗不干净。原罪是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而衣服是可以洗干净的。这种比喻中显然有调侃的意味，表明作者的宗教思想比较积极。”张译保留了异域文化的特征，使译文充满异国情调，激发了小读者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为中国小读者提供了一次与世界儿童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 3 . 结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强调儿童文学译作作者要考虑目标读者儿童的特殊性，提升译语读者的地位，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具体实践中，译文需简单明了、口语化，利于儿童阅读、有乐感、充满童趣、保持原作的风格和儿童情趣，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意境，使小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得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启发和教育。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论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及对翻译的影响 内容摘要：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作品及文学译作。本文将从特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文学评论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意识形态翻译论出发，以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为例，探究儿童文学文本中存在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特里・伊格尔顿 安德烈・勒菲弗尔 绿野仙踪 意识形态是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这当然也包含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在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学理论家提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在文学界得到了较多的认同，甚至有的学者将其规定为“文学的第一原理”。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伊格尔顿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文学评论中，批判地继承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奠基人路易・阿图塞（LouisAlthusser）关于文学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的文本的产物”的学说，提出了“文学作品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的观点。“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意识形态观”是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基石，对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影响深远。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文学文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同时也是具有权力性的社会话语体系。文学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文学既属于经济基础，有属于上层建筑。无论是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读者，都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局限。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 对于文学的界定和评论，也是受意识形态所控制。并不是所有书面的文字都可以定义为“文学”。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且没有结论的问题。伊格尔顿认为，“评定什么是文学的标准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曾经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变迁、或在其他意识形态下，就不是文学作品了。这自然会引起对于文学评论的变化，“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是可以不加变动而被另一群读者所接受。这或许是一种不明显的过程”（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 2004）。 伊格尔顿将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分为“一般意识形态”（general ideology）和“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Terry Eagleton， 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在任何社会形式当中都存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由一套连续性的价值话语组成，反映个体从属于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它维持着社会的生产与生产关系，伊格尔顿称之为“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是由作者本人的社会阶级、性别、国别以及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作者本人的复杂的思想观念，它事实上是作者以自我经验“插入”当前一般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其结果。因此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两者相同时，即作家的作品符合当前的潮流，作品就被认为是“文学”甚至为经典；反之，作品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相悖，就会遭到贬低甚至禁止出版。 从伊格尔顿的理论出发，意识形态贯穿于文学的创作、发表、阅读、评论、翻译，是文学的“本质”。 一.《奥茨国历险记》与意识形态 《奥茨国历险记》，中文又名《绿野仙踪》，是1904年美国作家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创作的幻想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多萝西是住在堪萨斯州的小女孩，被一阵龙卷风吹了魔法世界奥茨国，并无意杀死了的一个恶女巫。奥茨国的居民芒奇金人十分感激她，希望她去除掉另一个恶女巫。多萝西一心想回到家乡，必须借助大法师的法术。在去找大法师的路上，主人公遇到了一个没有脑子的稻草人、一个没有心的铁皮人和一只胆小的狮子。主人公和他们结伴而行，稻草人希望大法师赐予它脑子，铁皮人希望得到心，胆小狮渴望获得勇气。一行人在路上相互帮助、战胜了各种困难，并杀死了恶女巫。大法师满足了多萝西和她伙伴们的愿望，主人公回到了家乡。 《奥茨国历险记》已经出版就深受读者喜爱。自出版至1920年左右，共推出13部《奥茨国》续集，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动画片。《奥茨国》是当代经典的儿童幻想小说。 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小说《奥茨国历险记》产生于1900年代的美国，正值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末期和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正是人们寻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美国梦”的时期。小说介绍了主人公和叔叔婶婶一起居住。小女孩为什么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小女孩的父母又在哪里？书中并没有交代。主人公多萝西就是背井离乡的移民或者西部淘金者的形象，她善良、自立、不怕困难。美国一共有五十个州，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堪萨斯州，作者是处于一番考虑的。堪萨斯州生产石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怀揣“美国梦”的人们涌入堪萨斯州寻找石油给他们带来的财富。小说中的其他角色，稻草人需要的脑子（智慧）、铁皮人需要的心（爱心）、狮子需要的勇气，正是追寻“美国梦”所需要的精神驱动。 因此，弗兰克・鲍姆在《奥茨国历险记》中采用的传统冒险故事，表F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愿望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相符，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肯定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二.《奥茨国历险记》汉译本与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翻译实践属于人类活动之一，自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就是不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冲突的集散地，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矛盾后的产物。 首先对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考察研究的是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他的论著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当语言学的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时候，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 勒菲弗尔首先将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系统放置到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分析，并⒁鞘叫砸与翻译文学关联起来。早期的勒菲弗尔收到了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影响，试图通过阐述翻译结果中词语的运用及译作对原文的改动来说明意识形态对译者策略的影响。通过意识形态考察译作文本，强调了意识形态直接参与到文化的构建中。意识形态作为“看不见的手”，影响和操控了译者的词句决策以及读者对译本的接受。 陈伯吹（1906-1997），中国著名儿童文学创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事业。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的猫》、评论集《儿童文学简论》等。其翻译的《绿野仙踪》于1953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陈伯吹的学习和创作生涯几乎横跨整个二十世纪。10岁那年，陈伯吹离开私塾，进入镇上的一所高等小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在陈伯吹求学期间，恰逢五四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儿童文学起步的阶段。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改变，为陈伯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提供了条件。陈伯吹对尚处在幼嫩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有着切身的体会。可以说，陈伯吹是见证、并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一同成长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复杂多变，这无疑影响着陈伯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陈伯吹于30年代末，即抗战时期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翻译。在战争年代下，陈伯吹的翻译面临着诸多困难，1944年，在《一家人都飞去了》的序中，陈伯吹写到：“正在付印的前夕，太平洋上突然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本书就终于没有印出来……从新看过一遍之后，使得它能够和祖国的孩子们见面，实在是不胜喜悦的，并且有着说不出的感概。”关心着祖国儿童成长的陈伯吹克服政治上的困难，用文学给战时的中国儿童带来了一方宁静的天地。 将陈伯吹1953年汉译本《绿野仙踪》与2015年译林出版社童飞译本《奥茨国历险记》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考察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例如： 原文："Yes， indeed，" answered the little woman."But I am a good witch， and the people love me. I am not as powerful as the Wicked Witch was who ruled here， or I should have set the people free myself."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2） 陈译本：“是的，真是的，”小老妇人回答说，“不过我是个好女巫，人民都爱着我，我不像这里坏的女巫那样强壮有力，不然，我早就把这里的人民解放了。”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真的。”矮个老太太答道，“但我是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邪恶女巫统治着这地方，她法力比我强大，不然我自个儿早就让这些人自由了。” （《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陈伯吹将文中的people翻译成“人民”，将free翻译成“解放”。“人民”、“解放”这类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阶级所指。小说原文的这段话出自奥兹国一个善良的女巫口中，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符号。一个西方的女巫，说出“人民”、“解放”这类时代感强烈的词汇，从今天的翻译理论视角，这显然容易招致诟病，但这却非常符合当年的时代特征。陈译本出版自1953年，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对外进行着朝鲜战争，对内进行着、“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历史大背景无疑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将陈伯吹的译本置于今天的语境下加以探究，确实能够发现很多例子中所呈现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词汇的语句，这些用法和现在惯用的儿童文学话语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考虑到意识形态对译作的影响，那么这种随时而来的政治倾向，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陈伯吹认为应当维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但这种纯洁性不等同于与当时的时代向隔绝。实际上，他仍将政治思想性作为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试图将其用艺术的手法予以加工。或许，译者在选择其翻译策略时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例如，陈伯吹在《绿野仙踪》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路野仙踪》也被苏联作家奥勒科夫改写成《翡翠城的巫师》，自然，经过社会主义的苏联作家的手笔，内容必然地比原著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苏联作家翻译的美国作品会比原文“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影响。1953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或者刚结束不久，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成立的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美国的译作，作品必然要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服务。 上文介绍了，原作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产生的背景和表达出的意识形态是以实现个人价值为目的的“美国梦”，这种思想显然不符合陈伯吹所在的时代。当原文和目标读者群的意识形态冲突矛盾时，译者必然要在两种意识形态中做出抉择，例如： 原文：Among them was the Queen herself，who asked， in her squeaky little voice：“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 14） 陈译本：那猴王在多萝茜面前低低地鞠躬，并且问道：“你有什么命令？”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女王自己也一同来了，她用尖细的声音问：“我能帮上朋友们的忙吗？”（《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将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翻g成“你有什么命令？”显然不符合原文中的所指意义及语体用法。当然，译者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陈伯吹将原文中恶女巫解读成“将战俘当做奴隶供他使唤”的“反动派”，将她塑造成压迫阶级和剥削者，而善良软弱的芒奇金人视作被奴役的、渴望解放的劳苦大众。这种通过译作对原文的重塑显然有悖于“美国梦”的主旨。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考虑到当时文艺界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作为译者的陈伯吹很难真正用符合儿童心理的语言、从儿童的角度进行翻译。这是陈伯吹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 今天的读者再阅读陈伯吹1953年版本《绿野仙踪》会感到“奇怪”，甚至会发现更多的翻译中的问题。因为经过六十多年的变迁，现在的读者和陈伯吹处在不同的历史方位，意识形态已不尽相同。从今天的视角、今天的翻译理论来评判陈伯吹的译本，很难说得上这是一部上乘佳作，它抛弃了陈伯吹自己所推崇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童飞的版本更符合儿童的语言特征，并且较为忠实地体现了原文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假设，如果童飞所译的版本放回到1953年，能否出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会招来更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此，正如前文提到的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维尔所提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翻译中语言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时，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这并不以译者的意志为转移。 三.结论 首先，在文学翻译创作方面，不同的时代、不同政治实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具体实践。原文的作者、译文的译者是在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从事文学活动， 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所难免。译者如何理解、再现、表达原文中的意识形态将直接决定作品宏观上的基调。同时译者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在两种不同语言读者群中的冲突，特别在两种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环境下。这不仅关系到作品能否被译语读者群所接受，甚至关系到作品能否能被出版。 其次，意识形态也具有相对性，它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学作品及其译作亦是如此。译者受到所在时代无形的局限，翻译的作品必然会被烙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当意识形态随着历史的向前而变化，今天的读者来评论当年那些看上去有些“奇怪”的作品，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对译作进行赏析时，理解译者所在的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考量参数。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儿童文学的概述和其特性，对接受美学的定义展开了简单的介绍，并以接受美学为着眼点，对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希望可以为儿童文学翻译的有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接受美学 儿童文学 特性 原则 方法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也日渐增多。尽管如此，但是相对于其他文学翻译而言，儿童文学翻译依然没有获得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及认可，所以有待翻译学者们探究的角度依然特别多。接受美学为学者探究儿童文学翻译供给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导入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与指导意义。 一、儿童文学概要与其特性 就中国而言，“儿童文学”一词源自时期。儿童文学即与儿童年龄特性相符，适合儿童阅读，对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有帮助的各式文学作品。 至于儿童文学的特性，则往往包括如下几部分：第一，儿童性。儿童文学的作者为成人，读者为儿童。优秀的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核心，与儿童心理特征相符，其创作目的理应为助推儿童的健康成长；第二，教育性。儿童文学必须理应囊括兼具广义及无形特性的教育。比如说语言教育，价值观教育与集体思想教育等；第三，文学性。既然其名为儿童文学，那么文学性肯定是其必须具备的一个特性；第四，结构简单。与成年人相比，儿童所见的世面是特别窄小的，所以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所描绘的画面、意境，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时理应站在儿童的角度，以儿童的认知去观看全文，以童心去阅读，以童趣去领悟原文，最后以简单的儿童语言展开翻译，以确保原文的风格与童趣。 二、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又名接受理念，抑或接受研究，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涌现的一大文艺美学思潮，亦属于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新式方法论之一。德国的姚斯与伊瑟尔是接受美学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此理论最大的突破便是明确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帮助西方文论完成了自“以作者与作品为中心”至“以读者为中心”的巨大转变。 接受美学注重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重视读者的需求与审美理念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调节机制。该理论指出：就由作者、作品与读者共同组成的总体关系而言，读者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反之，就根本意义而言，文学作品天生就是为读者而生的，读者属于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姚斯表示：接受美学层面的读者方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此类读者真真实实地参加了作品的存在，且决定着作品的存在。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由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决定的。作品只有在得到读者阅读后，其价值才能得以展现。 接受美学拓宽了文学探究的空间，亦为文学翻译探究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它跳出了传统翻译理念的束缚，给翻译探究供给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及探究方法。从儿童文学翻译层面来看，接受美学的出现对于其理论与实践发展均具有特别大的指导意义。 三、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一）接受美学环境下儿童文学翻译需遵循的原则 1.将儿童读者视为翻译的中心 与以前的“作者中心论”及“作品中心论”不一样，当代西方文论注重“以读者为中心”。在阅读时，读者并非被动地做出反应。恰恰相反，读者自身便是历史的能动构成部分之一。若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不曾有读者的积极参与，那么这部作品也必然无法成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唯有借助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方能进入一种持续变化的经验视野里。在接受理论环境下，读者的阅读反应与创造性理论属于文学意义及文学内涵形成的基石。文学的目的即让读者接受，若读者不存在，那文学作品便无从谈起。读者并非被动地接受思想，而是积极地创造加工。此理论不仅较好地拓宽了文学作品的探究空间，并且也给文学作品翻译探究指明了l展方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是儿童，所以儿童文学翻译必须将儿童读者视为核心，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全面了解儿童独有的特性，对其期待、视野展开分析及预测，探究他们和成人接受能力的区别，选用灵活的翻译方法，确保译作可以让儿童读者理解、接受。 2.迎合儿童的视野期待 期待视野即文学接受活动里读者已有的各类经验、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等共同构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不管是哪位读者，不管他们欣赏的是哪部文学作品，他们在进行作品欣赏前便早已处于某种先在理解，抑或先在知识的状态了。若缺少此种先在理解和先在接受，无论是哪一类新事物均无法被读者的经验所接受。此种先在理解便属于文学的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环境下，惟有儿童的阅读方可让儿童文学的意义具象化。 3.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就接受美学而言，原文作品不仅具有相应的开放性，亦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原文开放，抑或封闭程度受作品图式化构造的影响。所以，面对各式各样的翻译文本，除了站在历史环境、译者人文修养等角度展开恰当的解释外，我们还需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标准对其展开研究、对比与判断，总结出每个译本的优势与不足。原作属于翻译活动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亦属于对译本展开评价的基准。因为历史、环境和个体的差异，译本的接受和理解度或许会和原文存在差异，不过翻译活动理当将原文视为基础，我们也应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二）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方法 1.词汇 鉴于儿童词汇量特别少，生活经验不足，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以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为依据挑选词汇，尽可能地做到语言简洁易懂。比方说在《Wind the Willows》里有“toad”一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把这一词汇翻译成“蟾蜍”，而把它译成了小孩子熟悉的“癞蛤蟆”，如此译文便极具生活趣味，同时小朋友也很容易理解。又如在《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里有Jack-o-Lantern一词，该词的意思为“南瓜灯笼”。就西方儿童而言，他们对南瓜灯笼是特别熟悉的。然而中国儿童却显少见过此物，因此若在翻译这个词时，译者可以以中国儿童的心理特性、接受能力为依据，把它翻译为“鬼火”，如此不但可以较好地展现原著的意思，并且还有助于中国儿童的接受与理解。 2.句式 与中国文学崇尚短句不同，西方文学作品倾向于使用长句与复合句，然而此种句式对中国儿童而言不但晦涩难懂，并且十分拗口。所以我们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过程中理应以儿童接受能力为基础，把长句与复合句转变成简单、易懂的短句。如此不但能够为孩子们留下充分的思考时间，同是也可以有效的促进其阅读兴趣的提升。 3.修辞 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儿童语言理应极具生动性与趣味性。因此儿童文学作品时常选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以提高文本的趣味性，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例如在《The Lambkin and the Little Fish》的译文中，押尾韵的运用让文本极具节奏感，此种朗朗上口的文章自然可以获得小读者们的青睐。又比方说在《The Secret Garden》的译文中，译者将简短的分句、诸多修辞手法运用到了翻译里，彰显了原著的童趣。 4.归化与异化相融合 语言属于文化的载体，鉴于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考虑文化间的异同。异化与归化系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经常用到的两种翻译方法。归化倡导翻译将目的语视为核心，把异域文化转变为目的语文化，此种翻译方法就目的语读者而言通俗易懂，不过却没办法使读者感悟异域风情。异化倡导将原语文化视为核心，觉得翻译理当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特性，尽管此种翻译方法能够让读者对异国风情有所了解，不过其译文理解难度却特别大。就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而言，我们理应从儿童的立场出发，选用以归化为重心，异化为辅助的翻译方法。比如在翻译《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时，译者可以选择将“vinegar”译成“酸梅汤”，“sugar”译成“大麦糖”，以有效地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及色彩性，促进孩子们阅读兴趣的提升。 四、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看上去特别简单，实际上却非常难。鉴于接受美学这一理论的出现拓了儿童文学翻译者的视野，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站在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儿童文学作品展开本位翻译，同时还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目标受众为儿童，应以儿童的独有特性为着眼点，给予儿童接受能力应有的关注，尽可能地翻译出适合孩子们读的儿童文学作品。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作出深受孩子们青睐的译作，儿童文学翻译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摘 要： 自从显化概念被提出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这一现象，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概念作为翻译共性之一，在翻译界吸引了诸多学者对其探讨。文学领域没有国界，但由于儿童文学读者群体独特的认知、心理特征，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使得儿童文学翻译有其独特之处，译者为了吸引儿童读者，会有意无意地使用显化手段，以使其译文能被读者接受。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理据 显化 一、显化概念 显化， 又Q明晰化，这一术语是由Vinay和Darbelnet 作为翻译技巧最早提出来的。作为翻译技巧的显化， 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但可以根据具体语境条件推导的信息加以明示。它与增词法、增加额外的解释、直接表达出原作暗含的意思、添加连接词等技巧密切相关。显化的译作由于添加了原作不曾有的信息， 因此译作一般比原作长。Blum-Kulka对显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于1986年提出了显化假说（explicitation hypothesis），即翻译过程会使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显化程度提高（Blum-Kulka，2004：92）。此处显化概念仅指翻译过程中衔接关系明晰化程度的变化，关注的是语篇层次上的“显化”，强调“显化”与衔接和连贯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关系。 关于显化的种类和表现形式，学界仍未达成共识。Vinay和Darbelnet将显化分为词汇显化和信息显化。Klaudy则依据显化形成的原因，将显化分成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固有显化。强制性显化包括句法显化和语义显化，使目的语文本合乎目的语语法语言规范。非强制性显化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篇章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所致，若不运用非强制性显化，目的语文本虽然合乎语法但不地道。语用显化则指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在译文中添加解释。翻译固有显化是指翻译过程固有的显化，与源语和目的语无关。 二、显化研究现状 （一）国外显化研究现状 西方译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学者注意到并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由于显化既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原文发现，又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目标语非译文获知，研究者有的采取了前者，有的采取了后者或两条途径兼考察显化现象。Olohan和Baker通过统计和比较英语文本和英译文本中报告动词（如say， tell）后选择性关系词“that”的使用情况，发现英译文本中“that”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其在英语文本中的使用频率。Olohna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英译文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显化程度高的句法形式。Puurtinen基于小型平行语料库对芬兰语原创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连接词（如关系代词、连词和具体副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未能充分证实显化假说，因为原文和译文均未出现频繁地使用连接词的趋势。2013 年，Margherita Ippolito出版的学术著作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作者依托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工具和方法，通过自建儿童经典小说翻译语料库及儿童经典小说非翻译语料库的可比语料库，探讨了Mona Baker 提出的翻译语言的简化、显化、范化等普遍规律是否适用于儿童书籍的意大利语翻译，指出翻译儿童文学的地位、源语及译入语的关系，以及所有作用于翻译活动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翻译选择。 （二）国内显化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显化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在对英汉翻译的显化探讨中，贺显斌最早进行了实证研究，贺显斌以《最后一片叶子》作为实例考查，证明了英译汉中有较高程度的显化，并指出了汉语译文明晰化的主要手段包括使用增词、改用具体词、转换人称和转换辞格。柯飞指出，显化不应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还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即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臧光亚通过自建小型汉语原创儿童文学语料库（OCCLC）和汉语翻译儿童文学语料库（TCCLC），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诸如“恶意欧化”等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胡开宝、朱一凡依据Halliday提出的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显化分为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并以此为依据对莎剧《哈姆雷特》的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中的显化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总体看来，迄今为止，国内外显化研究最新文献，其实质都是验证显化假说的合理性。 三、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其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英汉两民族在思维和表达上存在诸多差异，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并按照译入语规范进行翻译。儿童文学翻译由于读者的认知、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对于源语中的很多文化特有信息，译者会有意识地运用显化技巧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信息加以明示，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吸引目的语读者。下文将从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以及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两方面探讨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一）不同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 文学没有国界之分， 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而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间的转换， 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历史上或从当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来看， 儿童心理发展各阶段的顺序、 各阶段和年龄的相应关系， 以及各阶段中变化发展的顺序和速度， 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各国儿童后天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传统观念及所接受的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因而要求译者在将国外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同时， 既要考虑到信息的正确性，更要注意文化的移植。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直存在着异化和归化之争，对于知识经验浅显的儿童读者来说， 前者虽然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但是理解难度大， 因而容易失去阅读的兴趣;后者可以使他们容易读懂作品， 但是了解不到异域的风情， 从而丧失了翻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很显然，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但是偏向哪一方面都会顾此失彼。译者可以通过添加标识或说明，这样在异化和归化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使儿童读者既能读懂文章又能了解异国的情调， 有利于他们知识的积累。 邓红顺认为在处理内在的文化意象所蕴含的意义时，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策略体现不同文化特色，在文化意象的处理方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又要尽量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意象，以使儿童读者更多地了解异域文化。向儿童读者传播异域文化，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有时需要添加注释性文字，这就是显化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比如，英语的度量单位“feet， inch”等常用异化直译成汉语“英尺、英寸”，可以使儿童读者了解英语中的度量衡单位。但对中国儿童来说，他们对一英尺、一英寸到底有多长没有概念。为了保留原作中的形象，同r使译文易于理解，可以加上注释以便于儿童读者了解。 （二）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 专门给儿童创作的适合其阅读的文学便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具备丰富的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性。若是儿童文学作品比较优秀，不但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发展思维、提高其语言能力，还能够提高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儿童文学的翻译是针对儿童读者的，保持儿童童趣和传递异域文化是译者面临的双重挑战。 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人，儿童与成人在认知能力、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方面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儿童心理学中通常把儿童期限定在6、 7～11、 12岁。这个时期，儿童的身体有了相当发展，脑的发育也基本完成， 能较自由地完成各种动作， 基本掌握了本民族的语言。儿童心理发展包括两个重要部分， 一是认知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二是社会性发展过程（兴趣、动机、情感、价值观、自我意识、能力、人格等）。 研究表明，儿童的感知、思维、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初步的发展 （许政援， 1984：67） 。在儿童期，儿童的记忆从机械记忆向理解记忆发展，思维从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这种抽象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较大的具体形象性，凡是生动、具体形象的事物，形式新颖、色彩鲜艳的对象，都比较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和吸引他们的注意。但是儿童才开始认识世界，加之他们的人生经验少，因而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仅限于感性的层次，即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以具体思维――具体的形象为主。同时，儿童的语言虽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儿童对第二信号系统――语言和文字的反映尚未完善，而且抑制力差、注意阈限较短，易受外界的干扰，不像成人那样有很强的自觉性、目的性。虽然这时期注意力正逐步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发展，但主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 颜色、 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林礼元， 徐胜三， 1981：41）。 儿童文学译者应该时刻考虑儿童的接受特点，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英国语言学者及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曾着重指出，要获得圆满的翻译效果，必须根据不同的读者要求，提供不同性质和风格的译文。也就是说，在动手翻译之前，应该首先解决为谁翻译的问题。 被誉为“东方的安徒生”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曾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换言之，儿童文学翻译家应该用风趣幽默的笔调，用富于儿童特色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将儿童生活、心理的各种特点描写出来，使小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激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也就是说，儿童文学语言应该是生动形象、简洁优美的。只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才能让儿童读者喜欢阅读，使他们将语言所提供的信息与自身经验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使事物之间的联系以感知的形式显现出来，以促进其对作品的理解。而要译出生动、形象的语言，译者往往得借助显化这一手段。 袁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文本在词语的选择上就得为儿童所理解、所乐于接受，易于激励儿童联想有关的具体形象。加之由于儿童文学语言是艺术语言，它必须与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或通过词语的选择，或通过语法关系的多样组合，唤起读者的形象感，形成读者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选择词汇，通过这个词汇唤起读者对具体形象的联想。 由于儿童读者特殊的认知能力，译者常常有意识地使用关系词以明示句和/或段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降低文本阅读难度，增强译本的可接受性。郑洪波用语料库方法对《海的女儿》叶君健、任溶溶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是叶译句子较短，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较多使用谓词性指示代词使语法关系更明确，使逻辑关系更明晰。 谓词性指示代词使用频率比较――引自郑洪波（2013） 对于译者而言，儿童文学翻译要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也就要求译者洞悉并欣赏儿童独有的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真正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唯有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在充分研究并把握儿童读者语言认知能力、独特审美能力和想象力的基础之上，把握儿童文学原作品中的特质，并将这些特质或保持或再造传入译作之中，以满足儿童的原初生命欲求和成长需要。 当然， 我们所说的显化只是一种总体性的翻译现象。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的遵循程度，不同体裁的文章显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政治小论文:厂务公开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明确地表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厂务公开就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式。厂务公开在幼儿园也称之为园务公开，它是反映园情民意，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能够反映全体职工的思想动态、意愿要求，能够理顺职工的思想情绪，化解矛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工作，它时刻要求党员干部要及时进行宣传教育，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在油田深化改革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职工的思想有起伏、有波动也是正常的。但这些都需要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组织全园教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通过发放“明白纸”、出宣传专栏、抄政治学习摘记、写心得体会的形式，让全园教职工产生危机感，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在岗效薪点制试点摸底中每个职工都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只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努力学习，提高素质，才能在发展中求生存、求上进。对于职工有看法，有不理解的地方，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化解职工的看法和顾虑。有效的化解使全园教职工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技能培训。在这次幼儿园计算机高级培训中，全园65的保教人员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刻苦练习，形成了一个学业务、练技能、强素质的良好氛围。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园务公开中能否成功，关键取决职工群众对公开内容的关切度和满意度。为此我们首先提高对园务公开的认识。实行园务公开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重点在认识。园务公开对促进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发挥民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因此，幼儿园领导始终把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放在首位，并将其贯穿于推行园务公开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年初制订园务计划、教育教学计划、工会计划时，将园务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办园方针，规划在日常工作之中。其次，建立健全园务公开的机制。厂务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政工组织的共同任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表现。幼儿园成立了由园领导担任小组组长，成员由在教职工中有威信、各工种的代表人员组成的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小组；依据上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监督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幼儿园《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办法细则》，使园务公开、民主监督领导小组成员人人知晓园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以及自己的义务、权利。 园务公开涉及到幼儿园的重大决策，热点、难点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工资、奖金发放，职工疗养、培训，物资采购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教职工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敏感问题，而且容易引发矛盾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考核细则、办法及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时，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首先经过办公室提议，班组长讨论，然后提交教职工广泛酝酿。信息反馈上来后，再加修改、补充和完善，经职代会表决同意实施。特别是对幼儿园发展规划、浮动工资奖金发放办法、岗位量化考核标准、教育教学奖励方案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有关评优、选先、晋级、疗养、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幼儿园做到了，强化职工监督，不搞“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增加透明度。 搞好园务公开，关键是领导，特别是园长，要有较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意识，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作为园领导应该凡事公开透明，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尊重和维护教职工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虚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悉心倾听她们的呼声，做她们的贴心人。只有“心贴心”，才能缩短党群、干群的距离，增强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激发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献身幼教事业的热情。 园务公开密切了幼儿园与家长和社会的联系。对于幼儿家长关心的诸如幼儿园招生办法、结果；新生分班情况；幼儿园收费依据及标准；对社会承诺的项目；以及幼儿的各项收费、身体状况、营养 量的摄入、一周食谱的制订等。这些项目的公开，较好地协调了幼儿园同家长、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形成了教育合力，促进了幼儿全面、主动、健康、和谐发展。幼儿园还以家长学校为依托，以家长委员会为核心，借助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学校、家长调查问卷、园长接待日等形式，使家长清楚地了解幼儿园的有关情况，促使家长向幼儿园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为幼儿园的发展献计献策。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将教职工关心的、有疑虑的事通过园务公开公布出来，打消了职工心中的疑虑，特别是将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公开：园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承诺内容、项目公开，以供教职工监督执行；在民主评议干部方面，职代会对干部个人的评议结果，均在职工大会及园务公开栏上公布；每个学期末在教职工大会上，园领导将幼儿园一学期的各种费用的收入、支出情况公开，对各种的物质的采购、入库、领料、发放、报销等环节严格程序、履行手续、层层把关，幼儿园的发展规划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能听到群众的声音，使他们能够自觉参与，关心幼儿园的发展建设，出谋献策。 实行园务公开制度以来，职工中私下议论的事少了，干工作、谋发展为园领导出主意、提合理化建议的事多了。实践证明，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手段，是化解职工思想波动，密切干群、党群关系的好途径，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廉洁自律制度的保证。 几年来园务公开的开展，促进了我园管理水平的提高，领导廉洁自律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保教工作的积极性热情高涨，全园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有力地保证了幼儿园的稳定发展。 政治小论文: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党的十七大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新的提法，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和关爱，同时也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方向，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企业在新时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笔者联系企业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调研制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预知能力 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还伴随着利益上的碰撞，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职工思想进行分析，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认真探索企业职工容易产生矛盾的环节与因素，及时了解职工需求，尤其要善于激活职工内在的精神需求，针对职工不同的思想情况，采取主动，正确引导。 二、树立人本理念，筑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根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是必要前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尊重职工的基础上，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职工住房难、就医难、生活难、子女就业难的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难度较大。但是，一个真正善于管理、有长远眼光的企业领导，他首先做的绝对不是在职工面前摆困难，而是更多地关心职工的实际利益，尽最大努力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做到思想沟通到人，帮扶职工到家，化解热点、消除疑虑、理顺人心，使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和尊重，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从而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去为企业拼搏和奋斗。因此，在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感情投资，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的过程之中，使之成为联系企业与职工的感情纽带，坚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新情况、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形成人企共同发展的理念，使企业顺利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三、注重继承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需要在工作中加以继承。但是随着新形势、新思想的不断出现，又需要企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对于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诸如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典型示范、自我教育、正面灌输等等，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做到工作与时俱进。比如说，结合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工和服务职工相结合，把着眼点放在统一职工思想、理顺职工情绪、凝聚职工人心、激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来；结合生产经营的管理模式，把企业生产活动中的矛盾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把经济工作的目标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结合企业管理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基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管人与管事相结合，通过创新职工教育，把企业每位职工的能力挖掘、激发出来，并利用到生产经营中去；结合企业党建的工作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企业日常工作上，落实在党内生活中。 四、实施素质提升，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使职工能够领悟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愉快地接受上级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注入真情的力量，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目前，部分政工人员已经不能适应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要求，所以，企业要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和培养训练的方式，建立一支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政工队伍，一支懂得如何关怀人的内心，疏导人的情绪、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环境的队伍。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教育的专门知识，而且还精通管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驾驭科学知识的能力、敏锐的识别能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工作中能够根据职工的思想问题的性质、程度，及时进行处理，而且应付自如，富有艺术性。作为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到在思想上重视政工队伍建设，尊重政工人员的劳动，增强政工人员的信心和政工岗位的吸引力，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立足思想调研，更新工作理念，注重继承创新，提高队伍素质，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治小论文:边防检查站政治处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塘沽边检站在新时期发展进步所必须坚持的指路明灯。目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已在塘沽边检站如火如荼地开展。贯彻好党中央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决策，落实好天津边检总站党委的工作部署，关键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多思考、抓落实、见成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解放思想观念 学习是促进思想改变、观念更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从旧观念到新观念的转变，要求全体民警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用理论武装头脑，而不是把学习培训看成是应景之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强化民警的学习意识，优化民警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民警队伍的能力与素质。根据需要举办业务基础、英语、岗位技能、警容警姿、证件鉴别等不同类型的培训班，通过平时测验和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效果，严格落实业务考核奖惩措施，激发广大民警的学习热情，形成抓学习、练内功、上水平的良好氛围，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塘沽边检站工作的基本原则。继续贯彻落实公安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十二项措施"，以"提高服务水平为中心"，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采取开门评警、定期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公布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和出入境人员最关心、需求最迫切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服务基层、服务民警、服务广大出入境人员的意识和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科学决策、领导指挥、统筹协调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边检队伍服务理念、专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建设。 三、结合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 强调实践要突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学习实践活动能否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是能否把握住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广开渠道，积极走访辖区企业，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活动，加强与辖区内企业的沟通联系，不断满足广大出入境人员和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对边检服务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制约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努力做到"服务更加亲切，管控更加严密"，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惠及群众，为滨海新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 学习实践活动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任务也很繁重。因此，要统筹安排好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的工作，做到有机衔接、前后呼应。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当前"提高服务水平"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妥善处理好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相互协调，互为促进，切实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开展，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新形势下，塘沽边检站的建设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塘沽边检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抓住机遇，广开渠道，多措并举，乘势而上，使边检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好地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政治小论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和理论走向。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法制建没、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讲话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政治体制涉及范围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党政领导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政治体制”概念在这个报告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当时人民熟悉的“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干部制度”、“党政机构改革”等相关概念多次出现,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报告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党政分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报告强调了“党政分工”: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上,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6月28日的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党政分开”的概念,之后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工”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党政分开”的提法无疑更具科学性,这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明确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87年1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最具体、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以十三大为标志,以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山于改革的连续性,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具体阐述一下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分为七个方面:(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92午1月,十四大召开。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重点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进行,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有所放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法治”概念,并把对法治的认识从过去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在法学上解决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价值的关系。 在2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新。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党代会报告显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届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改革的热度有所变化,改革的重点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有所调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终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贯的,连续的。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点依次为: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一脉相承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大会提出了党政分工,到十三大发展成党政分开,开始了党政关系改革的探索。十二大提出改革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只是从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的角度出 发,没有提山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十三大则把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化、系统化,它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而载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册。蓝图的提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单项改革进入全面配套改革的标志。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调整,改革步伐有所放缓。有学者认为,十四大后五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加快了法制建设步伐,中国的立法工作在快车道上飞速行驶,无论立法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创了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高点,为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作了实践和理论准备[2]。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依法治国的着眼点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其一,关于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工,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消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宪法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影响了党政分开的改革,表明要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十三大提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消。但从党的组织结构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健全、结构严密的国家化的科层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相似的结构,二者表现出显着的同构性,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检察部门之间、党委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都存在着机构并列、重叠交叉的问题。这种结构上的同构性必然带来职能上的交叉与重合,产生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现行党组织的科层结构,这不仅将使大批党的领导干部放弃现有的许多权力,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且将可能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提出多年却始终未能落实的结构性根源[3]。 1989年春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的风险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领导人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淡化甚至停止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党政分开”销声匿迹,甚至连“党政关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实践中则出现了“党政一体化”、“党政合一”的倾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延缓了,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政分开的思路没有得到最终有效的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基本被放弃或者说被冷处理了。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不再进行党政关系的改革的结论,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走向的简单解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再强调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弊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转而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来理顺党政关系。1997年党召开的十五大第一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具有全局性作用。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条件下,从这个角度进行党政关系改革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制定具体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实到行动层面。 其二,关于选举制度改革。 十三大报告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唯一“论述”这个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至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在市、省、国家三级实行间接选举。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直接选举范围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极个别的实行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国家,这使中国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此外,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地行使选举权。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其三,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8次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2多年中,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机构改革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十五大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表现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历次改革的成效来看,事实上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首先是在改革中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是改革局限于对既定体制进行局部调整,而没有触及体制本身。在改革实践中,往往流于单纯着眼于精简机构和人员,以机构数目和人员总数减少多少来衡量改革的成效,不仅难以达到行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克服机构臃肿、资源浪费、官俯主义等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容易走入为精简而精简的误区,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最后一点就是改革没有法律化,没有用法律来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果也没有法律化,取得的成果很快又丢失了。另外,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 其四,关于依法治国。 在实践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第一必须处理好党和法律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突出特征是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服从法律。这一点许多文章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多淡。第二必须真正处理好法治和德治谁主 谁辅的问题。道德是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其调整的范围、功效和作用是法律无法达到的,但自律性特点决定了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属于政治的、他律的,治国应当主要依靠法律。中国有着长期的德治传统而无法治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时看到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不时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影子。客观、严谨是法治的特点,而道德化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道德化操作则会动摇这种客观性。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客观背景下,适当强调德治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始终突出法治的主题。 其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同志在\5·31讲话中曾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种新型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包括人民按程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民主原则、增强政治生活透明度的公开原则、政治运行科学化的程序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等。这些原则一旦落到实处,将会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如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一样,政治文明也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建设至关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第一要健全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二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使依法治国不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而要体现在具体行动层面上。 三、简单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逾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相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无疑都严重滞后。首先,2年来政治体制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单项性的,还在外围阶段打转,而尚未进入体制层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其次,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至今仍停留在文字上,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简单说,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深化,也需要落实。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影响和制约着完成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影响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体化,逐步落实,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局面。 政治小论文:思想政治工作心得体会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还要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理和谐。在构建和谐企业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能重视职工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重视以疏导的方式教育引导职工、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的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性，对企业管理和运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前，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也对职工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影响，部分企业职工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或者处于心理亚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加强职工心理疏导工作成为企业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职工产生心理亚健康因素的成因 在企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关键时期，企业的管理者、普通职工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产生心理亚健康大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原因。随着企业内部实行减员增效、机制创新等改革的冲击，每个职工面临的压力巨大，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加之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对待内部改革，有些职工既盼又怕；利益分配上，他们既厌恶“大锅饭”，又怕打碎“大锅饭”承担风险；劳动用工方面，他们既想参与竞争，又怕被淘汰；就业上，他们既满足于国企工作的稳定优越性，又向往其它企业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二）工作原因。许多企业工作环境受限，时间紧、任务重，职工时常感到工作压力大，没有充足的时间正常休息和娱乐，年青的职工找对象都很困难。一些职工因为晋升名额受限制，晋升机会不多，感觉不到升迁的希望。一些职工反复与会议、文件、报表、材料、新软件等打交道，单调乏味，尤其是工作多年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面临子女就业等家庭压力，一见没完没了的报表就感身心疲惫，产生一种本能的累积厌倦。当矛盾、郁闷、紧张、不满等负性情绪长时间积累却没有得到正常的通道抒发时，很容易引发心理障碍。 （三）家庭原因。由于职工不同的成长过程和家庭背景，形成了职工不同的个性。还有部分职工由于与伴侣长期分居，聚少离多，夫妻之间往往因不理解而感情淡化导致感情破裂。在一个企业中，一个家人分散在三四处是很常见的现象，也有的因为无法分担家庭事务，如照顾小孩、老人等而导致矛盾激发，家庭的种种困扰使职工精神恍惚没有心思工作。 产生这些心理原因是由破坏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是超出个体适应能力极限的过度压力，多数与竞争因素相关；另一种是长期静止、单调乏味或感觉剥夺等引起的缺乏自我实现的压力，多数与职级静止和公平因素相关。 二、关注企业职工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和谐的企业需要职工的和谐心理作为精神支撑，唯有人的心理真正和谐，才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回报企业，推动社会和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职工普遍感到工作不顺心、没有幸福感，对未来顾虑重重，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有和谐的基础和氛围可谈。在现实生活中，职工产生心理问题时，大多闷在心里，碍于面子，不善于求助组织，不主动找同事、朋友、家人诉说，易使亚健康心理日益加重，造成严重后果。职工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同时也影响部门的工作和队伍建设。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积极关注和化解，及时发现职工的心理问题，并且给予适当辅导，这将对企业的长远利益和个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 三、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事实上,职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心态和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把握思想脉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治心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实践证明,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分析职工思想脉搏,能够发现各种矛盾和倾向性问题,进而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从而有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分析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一是在工作中观察,看其是积极主动地工作还是被动应付,是违章违纪还是规矩做事;二是在谈心中揣摩,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还是知足常乐、心存感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还是心直口快、实话实说;三是在接触中了解,通过跟班劳动、家庭走访和面对面地接触,摸清情况,重点要摸清了解职工对上级方针政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程度及思想反映,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反响和看法;了解职工对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决策部署和工作措施,对单位生产经营形势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党员干部党风党纪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本职工作的情绪和态度,对学习培训和职业发展等自身价值实现状况的评价和需求;了解职工对单位民生建设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对工作生活环境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要求;特别是要了解困难人员生活的基本状况和期盼;了解职工的基本价值取向,精神文化追求,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思想认识问题及原因等,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摸好实情,打好基础。 四、真情帮扶,大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职工的问题困难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中的,还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只要出现和存在,就需要我们主动靠上去,真情帮扶。只有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职工群众的各种困难,才能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会赢得理解和认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广大职工的需求和困难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除物质需求外,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还有尊重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当然也有极少数职工存在着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因此,要着力从源头上找出症结,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稳定。要实施“情感凝聚”工程,尊重每一位职工,在乎他们的心情、感受和情绪;要建立职工档案;要定期到职工家中走访,做到职工有病探望到,家有困难帮助到,节日期间走访到,红白事祝贺慰问到。用真挚的情感唤起职工对集体的热爱,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融洽。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关心职工的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把职工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充分关注每一个人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促进人的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让职工不仅收入提高,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让职工真正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活着。 五、丰富载体,精心培养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依靠生动有力的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依靠开展丰富多彩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通过发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科学、健康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以主题活动开发心田 ,提高心智,以健康、文明的娱乐活动焕发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斗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让职工受到教育、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华,从而增强职工的争先创优意识,促进企业形成奋发向上、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在实际工作中,一是开展“学比创”活动, 组织开展“学身边事例、学身边典型”,引导职工群众立足本职,比工作,看是否有新进步;比作风,看是否有新变化;比素质,看是否有新提高;比贡献,看是否有新成绩,使职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心态。二是结合职工队伍思想实际,通过巡回宣讲、组织恳谈会等方式,突出抓好职工群众形势任务教育、敬业乐业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三是定期开展篮排球、乒乓球、棋牌类等文体比赛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职工“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亲情理念,构建团结、友爱、温馨的家文化,使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和心里的疏导。高度重视企业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实施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职工，服务每一个职工，为他们做到缓解压力，舒畅心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留人留心”，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有着巨大的推进和巩固作用。 政治小论文: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做法 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要全面从严治党，“搞培训、提素质，选干部、配班子，育人才、聚贤能，抓基层、打基础”，为“十三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__交通运输集团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面对经营中的困难和压力，公司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丝毫没放松，更加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逐一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探索发展新途径。多年来，商运集团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力求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努力创新改进，在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不断加大与职工干部、经营者和管理对象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下面我本人就围绕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是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执政上,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在发展上,就是要回归到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在结果上,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回归到贴近企业发展实际、贴近企业管理、贴近职工的实质性内容中去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果将思想政治工作仅停留在不断翻新形式和花样上作文章，而不敢触及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感、可及的实际，对广大职工的愿望、需求、意见、建议、理想、态度、观念、熟视无睹，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导、鼓舞、启发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当今社会在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等方面都在倡导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当前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多站在广大干部职工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真正把“职工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落到实处，急职工之所急，为职工排忧解难，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特别是要关心困难职工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问题，从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力量。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所产生的效应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推动各项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因时制宜，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点。事业的生成发展、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人的行为又受思想支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做到因人而宜、因事而宜、因时而宜。面对集团公司的新形势，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比较关注，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讲空道理，要正视广大职工对自身切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在联系企业实际、联系公司发展上下功夫，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教育职工，启发职工，又要解决职工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工资低、下岗再就业、离退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既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既要在积极地促进职工利益实现让职工共享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成果，谋取职工利益最大化，又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企业观、发展观。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宣传的内容与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使两者互相渗透，使广大职工在润物细雨中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感知和理解，从而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大创新，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活力的首力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尊重职工、理解职工、凝聚职工，有效调动生产、工作积极性，集中精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于道路旅客运输的需要，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健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发展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创新要围绕集团公司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以市场观念为先导，没有新的观念和思路，就没有新的行动。要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创新，思路再突破，敢于打破固定单一、僵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彻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渗透到客运、货运、经贸、汽车销售等各行业中，渗透到管理、安全、质量、服务、销售、制造、场站建设、报商引资等各个环节中去，在不同方面中，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行业对象、内容的变化，还要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要以灵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抓活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围绕最敏感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热点问题、 难点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启发和诱导，增强干部职工面对困难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向贴近生产经营管理实际、贴近职工思想实际转变。既讲道理，又针对个人实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讲道理同办实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实际，了解职工的需求，掌握职工的心里变化和思想动态，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实际困难。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及时地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应变能力，掌握工作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准。构建“大政工”体系，这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兼负宣传、教育、导向、培养等多种职责的“系统工程”，在认识上，必须纠正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政工部门和政工人员的事。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集团公司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工作方法切实引导到促进企业发展轨道上来；通过转变政工部门职能，构建起组织有力、机制灵活、一岗多能、全员参与的“大政工”体系；通过人力资源整合把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工团组织管理溶为一体，为形成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创造条件，使政工干部能够有机会加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和熟悉业务工作，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改革、发展同步，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目标。 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要充分认识到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必须一如既往紧密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并充分利用商运集团发展优势，加强领导，理清思路，科学规划，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为实现__“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政治小论文:做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特别是点多面广、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更为迫切。目前农村信用社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新的思想动态较多，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新经验，开辟新局面，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是当前农村信用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稳健经营，推进改革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业务的不断发展，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执行不力。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力度，组成了一个庞大、缜密而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但为什么在如此缜密的制度约束下还会不断地发生经济案件呢？关键就在于制度执行不到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而不愿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基层对上级的政策精神、制度规定到底有没有学习、有没有执行、有没有落实，心中无数！有的员工认为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过于“苛刻”，因为“嫌麻烦”，借口“客观原因”而将上级的规定置之不理，自行一套。于是有的对上级的规定、制度和流程不执行、不落实；有的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文件明文规定也要变通。“十案九违章”，从发现和暴露的经济案件来看，正是这些屡禁不止的违规违纪行为给我们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是敬业精神不够。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讲敬业精神。但敬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每个员工都做得很好。我们有的同志整天无所事事，悠哉乐哉，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奋斗目标，没有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损害不得半分，集体利益从不考虑；有的领导和职工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时间要求，不愿在基层吃住，成了“走读生”、“一日游”干部；有的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名利，盲目攀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奢靡。这些人是我们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尽早要断送我们的事业。 三是工作作风不实。作为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特定的服务对象和相对困难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信合员工必须具备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但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工作起来总是眼高手低，作风飘浮。有的基层同志不愿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不愿和群众交朋友，看不起农民；有的政治、政策、业务知识，而又不爱学习，得过且过；有的安于享乐，说多做少，缺乏实干精神。有些联社机关的同志也是如此，工作起来拈轻怕重、拖拉懒散、人浮于事；甚至带头违反制度、对基层打招呼、递条子、带头违反制度，导致上行下效。由于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对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时也就蜻蜓点水、点到为止，马马虎虎、走个过场。这些华而不实的老爷派头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在作作祟，对我们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铲除。 四是自律意识不强。廉洁自律，是作为一名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艰苦核素，是农村信用社的优良传统。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信用社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形形色色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侵蚀下，我们农村信用社员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光荣传统也在逐渐的淡化、削弱。有的同志一天到晚只顾琢磨个人利益，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有的认为给客户办点事就觉得是对他人的恩赐，借机吃、拿、卡、要；有的利用自己在信用社工作之便，冒名自借贷款、参与社会经商、做生意、入股办企业等违规行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农村信用社纪检监察有关规定，都是相当危险的。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深究起来是多方面的，除了员工自身原因之外，与我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工作力度上的薄弱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具有极端重要性，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二、新形势下加强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由于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第一线，职工思想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支持“三农”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造就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服务的金融队伍，发挥农村信用社“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1、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抓，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各级领导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把手”要对思想政治工作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要挑起两副担子，既要对分管的业务负责，又要对分管部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实行“一岗双责”，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出现的思想问题要及时教育和引导。要克服那种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的事、是政工部门的事的错误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要求、同考核、同评比，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各项业务工作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一是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新形势下，少数职工由于受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诱惑，崇拜金钱，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个别人还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针对这些情况，要运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二是要加强职工道德教育。应 结合行政、经济、人事等手段，运用先进榜样示范、细化工作考核内容、提高工作评价标准、兑现奖惩措施等切合实际的方法，培养员工内在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三是要区分不同的群体、个体，因人施教。新形势下员工个体情况差异性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一复杂情况，把工作做细、做深、做活。要区分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切忌“一刀切”。3、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机制。政治工作必须确立坚持扬利与抑弊的工作机制，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人的潜能。但要真正很好地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能使这种积极性能够持久下去，光靠精神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善于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物质利益的原则，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注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容，引导人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4、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职工形成无形的启示和感召力，领导干部自身的言谈举止，就是一个无形的榜样，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优势。首先，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政治观念，不断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用良好的形象影响感召职工，为干部职工树立良好的榜样。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它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而只能用疏导教育和说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来影响和感召职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领导干部要胸怀坦诚，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与职工建立平等融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职工对领导产生亲切感，愿意讲心里话。如此领导干部就能随时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把问题解决处理好。 5、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主动服务和渗透于各项工作，针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重大工作任务开展中人员情况和思想问题，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多种方法、手段，消除疑虑，解决矛盾，鼓舞士气，保证工作任务完成；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抓小不忘大”。思想政治工作要乐于办职工迫切需要的“小事”，关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少出或不出大问题；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依靠业务经营管理这一有效的载体。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创造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工作环境，调动职工工作热情，发挥职工潜能，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目标；第四，思想政治工作要促进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管理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把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管理结合起来，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效融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 政治小论文:浅议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着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着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着《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 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着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着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 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着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政治小论文:地税局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 地税事业担负着我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地税干部的思想作风正不正，工作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地税的发展和建设。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中心工作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的确，地税的中心工作是“收税”，我们也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首要工作，而要圆满完成此项工作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税务系统有句老话叫做“带好队，收好税”，“带好队”体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收好税”则是税收的中心工作，二者是基础与中心的关系，是前提与目的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好似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有了长久的魅力，税收中心工作自然就出色。 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尤其是对人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道德是人的精神基石，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法律的底线。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即德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具有强制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德治则是舆论的力量，是通过道德教化而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遵从。道德建设要着眼于眼前，从点滴入手，最忌假、大、空。税务职业道德纪律建设更要从岗位做起，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地位，规范税务职业道德纪律，从而使得地税的整个形象得到社会最大的认可。因此，视岗位为责任，强化“五种意识”，则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活动要求的具体体现。 岗位是人们扮演各种角色的舞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地税干部来说，岗位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在各个方面比一般干部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素质。干部的层次越高，地位就越重要，责任就越大。联系地税系统的实际，目前绝大多数干部对自己的岗位比较珍惜，并能独立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随着在税务系统工作时间的增长，逐步放松了学习和要求。主要表现为：有的不求有“成绩”，但求无“问题”；有的干工作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带有主观随意性；有的提职晋职慢一些，不是想自己差在哪、差什么，而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怨天尤人。这说明我们当中有的干部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视岗位为责任，在强化“五种意识”上下功夫。 一要强化“标杆”意识。即用人格的魅力感召人，用道德的力量凝聚人。人格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气质的综合体现，日常生活中，若是某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政绩平平，别人会说“此人一般”。对于个别干部表现出的“言行不一，表里有别”，受到局领导的批评，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每一个干部本身就是一座人生的“标杆”，其一言一行都不同程度地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烙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良好形象和人格力量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五正”：一要“心正”，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二要“言正”，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当“两面人”；三要“身正”，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践行科学发展观、“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不停步；四要“行正”，在其位、谋其政、倾其心、尽其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价钱；五要“风正”，树正气，扬正风，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始终把先进性塑在自身行动上。 二要强化“不懈奋斗”意识。就是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做到奋发有为，就要处理好提升职务与提高水平的关系，确实做到“水涨船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增加成绩。想问题、抓工作、办事情，要少琢磨上面挂不挂号，多考虑纳税人需不需要；少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多考虑对纳税人有没有益处。不能干点工作总考虑领导看没看见，更不能干了一两件事就向组织讲价钱。要坚信，只要是真抓实干，能拿出真东西，组织上是能看到的，是不会被埋没的。要处理好加压与加速的关系，面对新形势找差距，知不足，奋发努力，保持一种“事业无止境，奋斗无穷期”的进取精神，保持一种“秉烛夜读书，品茗独炼句”的精神境界。 三要强化自觉“充电”意识。就是要始终坚持学无止境，勇于求索的精神。自觉“充电”，在于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来体现对本职岗位工作的胜任。不管干何种工作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所处的层次越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就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税收设备的更新，知识、技能在不断“增容”。过去掌握的，现在可能落后了；过去熟悉的，现在可能陌生了。因此，在提高素质上，也必须与时俱进。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又往往与学识深浅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要求、一种责任，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修养、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学习上只有“毕生”，没有“毕业”。学习，一要精，二要悟，三要联。学得越精，悟得越深，联系得越紧，成果就越大，工作的创造性就越强。目前，随着地税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学习热潮正在兴起，作为地税干部在这种挑战面前，一定要抓紧充实自己，不断增强应对能力、竞争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要强化“创新”意识。就是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时也是干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我们工作效率的高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越强，工作效率就越高，否则反之。因循守旧，势必被动落伍；只有思想解放，善于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研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开创新局面，高标准履行工作职能。工作要有所成效，必须靠改革创新拓展空间，找到新的“增长点”。首先，要有创新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当表率，有超前的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决不能思想落后于人。其次，要建立创新机制。既然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创新，那就应该采取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等措施，鼓励创新实践，形成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氛围，营造支持各类创新活动的环境。再次，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让他们在创新中唱主角。创新既是领导的责任，也是群众的事业。部门领导应该深入干部当中，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把大家组织到创新实践之中，使他们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同时，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鼓励创新，既能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为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天地。 实践证明，创新既是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凝聚民心、激励士气的有效载体。只要充分地把干部们的创新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我们的税务工作就一定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但又不是异想天开。创新既要倡导敢闯敢试的精神，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要从实际出发，把创新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切不可脱离实际求“新”出“奇”，搞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五要强化“有所作为”意识。就是要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要有所作为，就要甘于吃苦、乐于吃苦、乐于奉献。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敬业，又要精业；既要出“产品”，又要出“精品”；既要讲奉献，又要作贡献。领导给工作就是给机会，给任务就是给地位，多干事才能快速提高。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一直在前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有不少亟待我们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谦虚谨慎、开拓进取、再接再厉，为加强自身建设和 完成各项税收任务继续努力奋斗，为地税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治小论文: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 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 ，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 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 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政治小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概论教学的运用 一、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中“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目前参与式教学法在我国外语院校国际政治课程教学上的应用时间比较短,属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实际上,国际政治课程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理论性和综合性,非常适宜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而国际政治学科使用较多、效果较好的具体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利用情景模拟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生活化、艺术化,使得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此种教学方法使用中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情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和适当介入原则。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就是一种由学生自己设计真实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不同行为、态度和立场,模拟“国际问题情境”,以达到了解信息、发现问题、明确国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拟联合国大会、模拟各种外交谈判、模拟国际会议等。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而真实地掌握不同国家或组织之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承担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为,了解国际矛盾、冲突、合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 2.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又称智力激励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国创造学家A?F?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使每个人都能提出新观念、新想法,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集体训练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头脑风暴法在运用一般的归纳相关知识、提高记忆力、开拓知识领域和视野的同时,常用来提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或搜索外交决策的选择方案。使用头脑风暴法掌握的原则:禁止批评和评论,也不要自谦。对;目标集中,追求设想数量,越多越好;鼓励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设想;独立思考,不允许私下交谈,以免干扰别人思维;自由发言,畅所欲言,任意思考。该方法不强调个人的成绩,应以小组的整体利益为重,注意和理解别人的贡献,不以多数人的意见阻碍个人新的观点的产生,激发个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此种方法也很有效。如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秩序、民族仇恨、霸权主义等等,可能呈现的答案会各式各样,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产生在头脑风暴激励后的这种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国际事件或情景进行呈现、描述,可以是文字、图片或录像,由参与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适于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政治经典案例进行解析,是专业教学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国际合作教学中,经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经贸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美日军事合作等,课程讲解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案例,然后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案例交流。运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几点:一是精选案例。案例来源多种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种渠道是各种媒体,如案例书报、杂志、电视广播等。另一种渠道是教师深入实践第一线收集有关资料。二是注意对案例的分类取舍。要优先选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选取的案例切记庸俗,选取的案例不宜太复杂,切忌喧宾夺主。三是应用案例,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或者先讲授基本的理论含义,然后用案例加以说明,或者教师先讲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关的基本理论。但案例的引用千万不能仅局限于此种方法,必须灵活加以应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简单地说,案例延伸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现实生活,努力寻找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学过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现象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大大增强,知识面得以拓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式教学法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导师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在小组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安排国际政治专题讨论和课堂随机讨论及小组辩论等形式,既可以针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根据针对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操作方法可根据上课学生的人数,通过数额配置由学生自由分组,一般每组以5人为宜,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问题,通过个人在小组讨论中的充分参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分享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励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小组成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评价反思,互相评议彼此的整体表现,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应用的经验 参与式教学法的最高目标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经过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初步经验,并对继续探索提出了一些价值思考。 1.不要过度注重参与式教学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情境创设 国际政治概论的理论性极强,在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中,对教学情境创设不足、小组划分不当,随意指定小组,认为只要为学生建立起小组,学生自然会参与合作完成任务,结果会影响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 2.注意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形式要与专业教学内容建立起针对性 在国际政治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具体选择和方式的运用,要注意对拟讨论任务的难度设计要合理,要对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则将会影响小组整体合作和讨论效果。 3.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参与式学习指导要灵活多元 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参与教学的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整个讨论进程,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及时解决,指出应用一些合理、科学、适当的思维方法,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使教学活动的目标顺利实现。 4.参与式教学活动中要给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教学的评价要客观、科学、公正、全面。在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激励尺度把握要准,表扬和鼓励的使用与对学生不足之处的指导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颇。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学习结果和部分学生的正确建议还有有对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视,这样有利于小组成员的整体进步和提高。 三、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学观念陈旧,制约了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利用 教学观念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合作性与探究型的新型教学方法,但是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观念,还存在“穿旧鞋走新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陈旧理念,在教学中往往要拿过去的传统教学经验面对今天的教育现实生搬硬套,只讲究参与的具体形式而忽略了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形成了一些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误解和偏见。 2.教师的开放性学识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经验不足 由于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于国内综合高校,他们的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不多,对于交叉学科较为生疏,知识的开放性偏低。又在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与锻炼的情况下,因师资的不足而直接上岗,导致专业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足。 3.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订);李少军着《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银娴着《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式教学法的推进是有制约的。 4.专业课教学研讨机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是专业课程教学中几乎是一门专业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任教,而且该教师同时还讲授多门其他专业课,这样就造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校内几乎没有共同的研讨基础。同时,由于教师担任多门专业课,也使得教师花在一门专业课中的时间、精力受限,影响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此种专业课的教学现实状况,使得专业课程的教学研讨几乎是不可能展开,教师之间也因此没有进行研讨的共同对象,致使参与式教学法的研讨很难有效推广。总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的培养,外语院校的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创新势在必行。随着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推动,教学资源和条件的日益完善,参与式教学方法在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中的实施的舞台更加广阔。参与式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教师要抓住机遇,树立人本新观念,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掌握“参与式”教学法的精髓,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激发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真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育教学质量。 政治小论文:新形势下加强县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成员的心理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日趋明显，社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民警个人，在新形势下，正面临着思想意识、价值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对，认真思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主动性，增强时代感，影响主旋律，探索和拓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一、当前全州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注目，国人欣慰，同时也成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教材。正确的、先进的、新生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公安队伍中民警思想意识的主流。总的讲，全州民警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队伍。特别是通过“三讲”和“三项教育”的学习整顿，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公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获得进一步提升。通过200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票测评检验，全州公安队伍的综合满意率为96．03％，比上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不满意率为3．97％，比上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公安队伍内部，一方面广大公安民警为保社会一方平安而流血流汗，为社会、国家、集体做出许多奉献和牺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警的待遇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高消费现象反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公安机关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地不断深化和完善公安工作的各项服务功能，民警又时常受到客观执法环境不佳的困扰，在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下，部分民警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多种想法。主要表现在： 1、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意识，不能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工作中存在时紧时松、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有的领导自己能力弱，缺乏理论功底和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三是个别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差，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对别人讲的是马列主义，对自己行的是自由主义。四是少数领导干部缺少创新进取精神，缺乏职业危机感。五是个别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重业务建设轻思想工作的问题比较普遍。基层政工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也直接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民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个别民警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道德观念滑坡，价值观念市俗化，重利轻义、重个人轻集体的情况有所发展。二是部分民警爱岗敬业意识不强，总同社会上一些高收入的人相比，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缺少热情，对人民缺少服务精神。三是少数年轻民警和新加入公安队伍的民警，从警目的不明确，是报着当民警工资不愁、穿警服无人敢欺的目的加入公安队伍的。四是部分民警工作岗位的社会性、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大，接受信息较多，思想变化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近几年频繁的专项斗争，公安民警长期超负荷运转、高强度工作，身体长期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对此，有的民警产生消极“厌战”思想，图安逸、求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在警力少、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一些民警作风不实，讲虚话、图虚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民警的自我意识膨胀，时刻以自己为中心，不能顾全大局，将自己置于集体和他人之上，耍特权抖威风的顽症没有得到彻底根治。五是一些民警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在执法和“用权”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六是从事政工工作的人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忙于应付事务，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调查，全州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领导干部（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各有三分之一的职位还空缺。政工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经验不足，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不多的问题比较明显。 （二）产生的原因。 认真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民警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与公安工作的地位和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做思想工作的动力。工作中存在惰性，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对新形势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了解，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脱离民警的思想实际，工作简单化、表面化和腐俗化，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给工作造成消极影响。二是缺乏职位压力。个别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缺乏必要的职位压力，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实绩论英雄”的风气难以形成。三是缺乏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受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要求。四是缺乏自控能力，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消极影响，经不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五是缺乏创新精神。面对各种错误和消极的东西，不敢抵制，不肯积极地开创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六是缺乏改革精神，个别领导干部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开展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水平偏低，能力低软，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加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径 公安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应对各种复杂多变和艰难困苦的挑战及考验，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公安机关能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新时期公安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训练有素、作风过硬、业务精 通、公正执法、纪律严明，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拥护，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高素质队伍，是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第一，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公安队伍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抓好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一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民警头脑，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增强见微知著的预见性和敏锐性。二是抓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为人民卫士，参加工作之日，就是以身许国之时，当以事业为重。要利用多种形式教育民警扎扎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警，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永远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自觉自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自觉自愿地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舍生忘死。三是强化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教育，把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和公正、文明严格执法的法制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长年坚持下去，在公安机关内部大力倡导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形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保持清正廉洁，使“对法律负责、为经济服务、让人民满意”真正成为每个民警的自觉行动。把全体民警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重于生命”上。四是抓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倡导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做学习的模范，为加强学风建设起好表率作用。当然，光讲学习还不够，还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政治学习，需要灌输，这种“灌输”，是有领导地进行正面教育。学习问题决不是民警个人行为问题，更不是想不想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一定要学好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 第二，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用什么思想和方法来武装、教育、引导、管理并带好这支队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不注意研究新问题，就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工作思维和工作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斗争形势。要适应这个变化，就必须在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研究和探讨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对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按照“三个代表”的标准，来研究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现阶段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民警的生活中去，融入到民警的工作中去，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部署业务工作时就应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工作时应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日常管理和生活中更要充分凸现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就要从大事着眼，小事着手，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去教育引导民警，使民警从工作实践中逐步接受教育，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骨子和灵魂里。目前各级领导和政工部门的工作者，在已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要完成工作方法和创新的转换，要更加注重渗透性、规范化和社会性，把“说教式”与“引导式”、“号召式”与“激励式”相结合，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的本质和潮流。 第三，加强公安民警的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警”目的。 在社会转型期，必须加强公安队伍和广大民警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尽量避免因在执法过程中的偏私而造成冤假错案、循私枉法和执法不公。所以，在我们强调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大力加强民警的道德教育。目前，在全州公安内部，实施道德教育的关键，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教育民警，手中的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神圣的法律赋予的，执法的权力要站在人民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上来，树立社会正义和公道，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体现真正意义的公正、公平。二是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要教育民警正确看待名利，不为个人虚名而丧失党的原则、违背工作纪律、损害国家利益。不做名利的奴隶，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要守得住清贫。广大公安民警如果有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艰苦的思想境界，整个公安队伍就会以德树威、以德服人、以德行政，从而实现以德治警的目的。 第四、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方面工作，关心爱护民警。 从优待警作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必须从“人本原理”出发，在强化民警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主线、党性教育、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主要内容学习教育的同时，要下决心解决好民警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中的困难。落实从优待警，必须从政治上、工作环境上、生活上、教育培训上、福利待遇上从优。尤其是在开发警察队伍智力，提高整体素质上要做到思想上重视，组织上健全，内容上具体，措施上落实，财物上保证，以提高民警做好公安工作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前，从优待警首先要尊重和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民警的社会地位。公安内部要建立维权组织，依靠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成立人民警察基金会，落实各项维权措施，理直气壮地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做民警坚强后盾。其次是集体安排休假，保护民警的身心健康。由于公安职业的特殊性，广大民警长期与违法犯罪打交道，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得不到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各级组织要妥善安排民警的休假，以保持队伍旺盛的斗志和战斗力。再次是想方设法安排好民警家属和孩子的就业问题，解决后顾之忧。第四要提高民警的经济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特别是民警的岗位津贴，多年来一直低于政法系统的其它单位。作为执法部门第一线的公安民警，出生入死，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岗位津贴的标准提高到同政法系统其他部门的同一标准之内，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认真解决民警个人理想前途和生活待遇中的问题，使“从优待警”工程真正在具体行动上得以落实，使民警从自己切身利益上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安队伍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 第五、注重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 召力。 在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的和良好的风气。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者个人“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带头学习，牢记宗旨，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和影响广大民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说服力。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加强公安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强调领导的表率作用。当前，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处以身作则，为部属作表率；二是必须明确民警在人格上、政治上与领导者是平等的，领导心中要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三是对民警要宽容，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负起领路与教导的责任；四是处事要公道正派。对领导者来讲，所有民警都是同志不能有亲有疏，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五是礼贤下士，广纳良言。工作和表率作用处理的好，就会有利于加强感情交流，密切领导与民警的关系，发挥群众效应，同时也将会丰富领导工作内容，促进本单位工作的落实。 第六、着力构建“大政工”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政工部门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政工干部是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和主力，积极发挥政工部门的职能作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和组织保证。但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靠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孤身作战”，而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协同作战”，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大政工工作格局势在必行。建立“大政工”的总的思路是：在各级公安机关党委的领导下，以党支部为基础，以政工干部为骨干，各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全体民警广泛参与，形成体现公安特点、符合实战需要，网络健全、制度完备、运作规范、权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其具体办法是：一是在认识上要提高，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三是制度要落实，四是要按照标准选好政工干部，五要转变工作作风。 人民警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全州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公安内部关系，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手硬起来。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复杂、暴力犯罪突出的情况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总之，新形势下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的原则，始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真正实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小论文:关于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倡导创新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自主创新”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与日程。教育教学阵地亦当“常创常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强调的更多的是教育教学方法、手段的问题,谈的是教育教学形式。在内容上如何突破呢?在这里,本人想就教育教学内容,结合政治科目实际特点谈谈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与看法。 一、体系的困惑 当我们谈论体系问题时,首先要区分三类体系。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体系(包括列宁、、邓小平等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之为“本义体系”;二是,专业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所创立的体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把这称之为“研究体系”;三是,为了进行教育教学而编写的教科书(尽管这里面也包含着研究,但不同于第二类),我们把这称之为“教材体系”。 这本来就使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感受到“体系的困惑”,偏偏又出现了一个任何教师都不敢轻视的“考纲体系”。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教师的“教学体系”问题。 现在,由于《课程标准》规定的原因,教师不便在教学中另有大的设想,更由于考试的原因,有的教师根本不敢去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甚至为了对付高考,有的教师就按上一年的高考说明的体系简单进行教学,这就有点遗憾了。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当然,思想政治课怎样贯彻这一要求,可能更需要试行,需要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总结经验,积极思考,结合自身与学生实际摸索与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事实上,有的教师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虽然不便或不敢对“教材体系”作大的调整,但小的调整还是有的。 二、构建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人们的意识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在紧张的工作闲暇,是完全有可能抽出时间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着作的,在有关问题上(例如教材上的某一理论)也是有可能思考出自己的“研究体系”的,从而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 再有,教材虽然是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但也不过是编者的一种理解,也未必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在教学中,不仅有必要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体系叙述上也可以创新。对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作小的调整,也可以做大的调整。 2、教材本身存在局限性 教材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滞后性、专一性与普遍性等方面。 首先谈谈教材滞后性问题。由于一定条件的限制,每一时期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是正确与合理的。相对而言,政治教材的时代性更强。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总不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是,某些理论观点的提法已有变化,但教材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二是,教材所选取的材料也有一个新旧冲突或更新的问题;三是,相关的改革尤其是高考的改革也有可能使教材在某些方面显出老态。 其次是教材具有专一性特点,它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框节范围内阐述某一知识点,这就必然会使它难以兼顾前后左右。因此,在逻辑性与系统性上可能会有所缺陷。 再次是教材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部分学生而编写的。在面对不同地区与特殊的群体时,它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了。 3、是体现教师个性的要求 相对而言,我们一些经验丰富或是教学年龄较久的教师,对于教材已是烂熟于心,在课堂教学上,已不仅仅是不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了,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见解了。在今天推行研究性教学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模式当然很受学生注意,但学生其实更重视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与迁移。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位能独立而又合理构建自己“教学体系”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很有个性的教师,学生也是很欢迎这样的教师的。 4、也是适应高考的需要 虽然我们不提倡“应试教育”,但客观的事实又迫使每一个政治教师不可能不紧随高考指挥棒转。“考纲体系”无疑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谁也不能、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完全“亦步亦趋”,是否能有效率地组织教学,是否能适应学生实际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除了简单的参考一些教学资料外,是一定要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把握教材知识,从而提高学生适应考试的要求。 三、构建教学体系须注意的问题 1、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在一定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是教学活动初始时就须心知肚明的,也只有“有的放矢,”方有可能保证教学的良好功效。 本人所理解与把握及注重的方向性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要明确与顺应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趋势,“面向高考又不全为高考”,“追求升学率,而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做推行素质教育的小卒。第二,充分了解与熟悉教材、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等,对于高考所考查的知识范围与能力要求等要烂记于心,同时要注意及时关注与把握相关的高考信息。第三,要较全面、准确摸清自己所教班级学生水平层次差异,尽可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两头”,突出“中间”。 2、逻辑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把真理性的认识系统化,按一定的逻辑构成的体系。“学生的学需要教师的教,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培养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是教师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不能明确与把握前后左右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是说,虽有许多“散钱”却没有能找到一“麻绳”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而且在他们的答题过程中也常表现为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散文”联想式答题,“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而到头来是“形神俱散”,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注重逻辑性,“水到渠成”,有利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经济常识》教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可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逻辑性讲述,比较典型的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框节内容;《 哲学常识》教材内容有许多内容是可采取“三点式”(原理方法论实际问题分析)进行教学的;〈〈政治常识〉〉教材内容基本上可遵循“一般特殊”思路讲述。当然,具体的逻辑线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是丰富多彩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逻辑这“麻绳”,关键在于找什么样的“麻绳”,最能被学生接受与掌握。 3、系统性 “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政治学科考生应具备的一种中等层次能力,这是自1999年《考试说明》对政治科新增加的一项能力要求,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题由“以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为主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 高考政治命题通过设置新材料、新情景和新问题,把一个新的意境呈现在考生面前,这种新的意境从学科知识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要全面地和完整地把握意境中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必须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相当重要。 需引起注意的是,前高考政治命题处处长蒋超同志曾在湖南的一次政治年会上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反对挖井,但要挖坑,坑要广。在当前,政治科高考已不再注重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更重“主干知识”的考查,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一定要慎重处理“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4、常识性 我们只能在常识的水平上进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搞成人化教育,更不能故弄玄虚,使学生如“何仙姑回娘家——云里来雾里去”。总之,把自己对“本义体系”的研究和现行“教材体系”、“考纲体系”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可能是我们对“体系问题”困惑的积极回应。这样做无疑是困难的,但也不是做不到的! 政治小论文:政治礼度下的审美诉求 摘要:在董仲舒思想中,审美是巩固汉帝国政治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对董仲舒美学思想的评价应该摆脱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标准,以更宽广的视野注意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审美; 政治制度; 董仲舒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其所守。”[1]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明确的社会,使民知其所从。那么,在这种充满制度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中,什么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一 汉初几十年,一切法制都沿袭秦之旧制,因此汉室初时并无自己的制度文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大谈“改制更化”,正是要在制度文物的确立上证明汉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因此,董仲舒是先从制度文物的确立来证成儒家成圣的理念的,这一观点延续了荀子隆“礼”和公羊学重“治”的思路,而与唐代韩愈的道统观殊异。 董仲舒的愿望是建立一套稳固的政治制度,通过制度使各种权力得到安置和平衡,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各种“制度”的强调,比如在《服制》篇中他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2]就是说,饮食、衣服、房屋、家畜、仆役、车船、器具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不可违背;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他说:“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2]就是说,要按照五行的法则制定适宜的礼乐,要按照商、夏、质、文的顺序订立国号、迁徙都城、改变官名、制作礼乐;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2]就是说,官制应当效法天数,使两者一一对应起来;在《度制》篇中他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董仲舒在这里说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在于制作一套制度;《爵国》一篇则继续论述了官制、军制和井田制。从上述内容来看,董仲舒要把汉代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宜都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以获得统一、稳固的社会秩序。 何为制?董仲舒说:“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2]所谓“制”,在董仲舒看来就是事物要合乎其名份,因此每一事物都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他所构想的制度社会虽然不否认权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权变之端,逾越了这一权变的界限则被视为“反经”的异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迈尔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的争论乃是根本的争论,‘我应如何生活?’乃是人的首要问题。”[3]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可明的社会,正是为了在社会范围内确立“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应如何生活”。 海因里希·迈尔在阐述哲学的政治转向时说:“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得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却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见的依赖。”[4]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思考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审美活动在他构想的政治礼度中需要接受“正经”与“反经”、“可以然”与“不可以然”的检查,因此脱离政治礼度所设的可以然之域就无法真正触摸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二 如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以建立汉代的制度文物为主要目的。大体说来,董仲舒所构想的汉代政制主要以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性未善的人性依据和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为其根据。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细加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首先,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他认为王者所受命之天带有人格神的意味,如《春秋繁露·郊语》篇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但为了防止君权过度膨胀,他也吸收了灾异遣告的思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2]董仲舒吸收灾异遣告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借助自然界中出现的灾异事件对权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天子能有所畏惧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这种思想主要是一种同类相动的自然主义思想,这就和他强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有了矛盾。一方面,他要为社会确立人为的规则和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证明这种人为的设计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在谈到琴瑟自鸣的现象时,他认为这是“非有神,其数然也”,这是同类相动的自然原理;但很快他又把这种原理运用到了社会现象上面,认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但帝王之所以能兴起,关键的是他能够施行仁德。这样,一个原本是解答自然现象可能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董仲舒关于美的看法同样有这种矛盾。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那里董仲舒说:“天地之行美也。”[2]《循天之道》篇也说:“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2]这里他是用阴阳五行的自然原理解释天地之美。然而,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2]董仲舒所说的天地之美在这里就变成了社会人事的和谐有序。自然主义的天地之美本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自然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社会人事的天地之美中就有了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见,正是因为董仲舒把审美活动引入了政治制度领域,它才有了审美的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而言,合乎“正经”的美是那种能够嵌入汉帝国的制度设计并保证这一制度合理运作的美。 其次,性未善的人性依据。性善、性恶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有了明确区分。孟子认为人之于善,犹水之就下,乃人的本性。但是,孟子把向善归之于人的本性却有可能使人失去外在的约束力,因为既然于本性上说人人皆是尧舜,那么只要由着自身的本性而行,所为就是仁义之事,外在的礼乐教化就形同虚设了。这一理论为荀子所不能接受,他认为人性本恶,而礼、义则是后天学习中掌握的,因此,“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他说:“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董仲舒认为没有天生的善,只有天生的善质,善质经过王道教化之后才能成为善,“循三 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2]董仲舒和荀子一样把善的实现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因此,不存在不需后天修饰的纯粹的美,他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1]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相比,董仲舒显然更强调审美活动必须落实在社会制度的层面。 第三,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董仲舒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以天意为其核心的,但天意难晓,必需要有法典性的文献为实际的政治实践提供凭据。董仲舒说:“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董仲舒这里用《春秋》的记载来为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提供依据,并进而推出玉不瑑而不成文章的美学原则。这说明,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儒家经典的支持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 以上三者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脱离这几个前提条件的审美活动是不被董仲舒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所允许的。因此,董仲舒的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规范生活的意味,这种倾向在他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最为明显。 在关于礼乐的论述中,董仲舒颇为强调礼和乐的制作顺序,他说:“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2]董氏认为作乐必须在改制之后,天下制度未备,王者是不随便制作音乐的。这一观点所隐含的深刻意义需要在和孟子、荀子的礼乐观相比较之后才能比较清晰的体现出来。荀子关于礼乐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乐合同,礼别异”,[5]即礼的社会作用在于区分,而音乐的社会作用在于整合。我们要注意把荀子所说的“乐合同”与孟子说的“与民同乐”区分开来。孟子的“与民同乐”虽然也是强调音乐的整合功能,但孟子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暗示着“与民同乐”的社会最终可能取消等级的存在。但是,荀子却非常强调社会的等级区分,因此,他说的“乐合同”是以“礼别异”为前提条件的,即音乐的整合功能必须建立在社会群体的等级区分基础上,“乐合同”发挥的整合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会的等级区分,反而是要使社会群体更乐于接受这一等级区分。董仲舒的礼乐观显然更接近荀子,他认为社会制度周全时才需要制作音乐,这样音乐就可以发挥“和政兴德”的作用了。可见,董仲舒把荀子注重社会区分的礼乐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提出先礼后乐的看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音乐对大一统王国的巩固。 从董仲舒关于文采服制的观点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他是以政治制度作为审美的前提的。他说:“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2]董仲舒认为审美是为了更好地辨明上下等级秩序,这才是“文采所遂生之意”,因此,要使祸乱得到治理,非得恢复制度不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审美能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并非简单的个体技能或情性的体现,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在董仲舒构想的帝国等级制度中,那些能够辨明上下人伦的审美活动(“染五采、饰文章”)被指定为合法的(“文采所遂生之意”);而那些不能辨别上下之伦的审美现象则被斥为人心之“欲”。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董仲舒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关键的是在他那里审美并没有独立性,审美要依附于整个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成为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这点和希腊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说:“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6]这就说明,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此时已经有了划分:对城邦有益的诗歌和对城邦有害的诗歌。这种划分并不在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而在于它是否从属于苏格拉底所设定的良好政治。按照他的看法,荷马并不能为城邦居民提供“正确”的知识和良善的生活。柏拉图显然没有考虑诗艺本身的独立价值问题,对于一种独立于政治的诗艺而言,美和丑的审美判断或许才是其根本的问题,但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就有了好坏之分。 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儒家重政教的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端,甚至将一些美学原则形成了规范性的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董仲舒在大多时候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审美规律,比如他只看到音乐有“和政兴德”的作用,只看到衣裳服饰有辨别人伦的作用,却把音乐和服饰“益肌肤血气之情”的作用看成是“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董仲舒在中国美学史上一直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性人物,因为在董仲舒那里我们找不到太多重视审美自身规律的思想,审美在他那里首先是作为巩固帝国统一的工具而存在的。那么,该如何理解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位置?如果仅从审美自律的观点出发,董仲舒的美学思想确实太过功利,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法。董仲舒的美学思想重社会、重制度、重现实、重目的,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审美重个人、重个性、重理想、重情感有着很不一样的面貌。在后者看来,董仲舒并没有正视审美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审美是否有绝对的独立性,即审美是否能够真正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标准?从18世纪以来,审美无功利的观点已经在美学领域占了主导的地位,这容易让人在审美和无功利之间划上等号,把无功利视为审美自身的规定性,并最终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审美和现实。这种观点的极端表达就是把审美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看成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境域。这种观点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某种霸权的意味,那些注重现实功利性的美学观念被视为拙劣的、未触及审美本质特征的观念,而那些注重审美自律的美学观念则被视为重要的、抓住审美本质的观念。美学史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这种期待视野而编排的。 总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超历史和超社会现实的标准。审美始终是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它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审美现象。无功利性和功利性实际上都是审美的特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只有偏重,而不能偏无,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以这种视野审视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正如极端强调审美自律性的美学家一样,董仲舒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述了审美的价值和限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美学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政治小论文: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 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通过对国际政治学几个主要学派理论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或反对、或支持),以及几个学派对国际民主内含的基本价值的各自定位。 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国际政治学的“谛始者”,它是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大背景下,通过批判经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逐步在学界、政界、坊间获得“当家”地位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衰、对权力的执迷、对相对利益的计较、对历史的悲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义经过痛苦地转型,破“茧”成蝶;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在新的时代似乎正在转变为应然的“说教”,现实主义固守着其“绝对的”真理作“茧”自缚。新的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加切中时代的“现实”,人类新的交往实践证明了自由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时代“兼容性”,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国际民主的价值就是此种“兼容性”的明证。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对权力政治以及相对利益的反对、对相互依赖事实的判断、对多元行为主体的重视以及对制度作用的信仰彰显了独立、平等、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此外,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对国际民主的信心。 回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的部分“趋同”构成了整个学科成长的“轴线”。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学派或理论正是比照着这条轴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条轴线中存在的“缺失与弧度”,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来“补充和修正”它。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问题上的消极看法与“偏执”,从积极的层面看,却激发了其他学派的研究兴趣。除现实主义外,国际政治学其他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尽管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中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上均显现出了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被宏观的学派标签掩盖的是具体的分歧。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学派或是某一学派内部对国际民主亦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或期许。建构主义倾向于说明“观念”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建构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民主”。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打破了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超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罗伯特?基欧汉领衔的制度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妥协使其又退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似乎也很难逃脱现实主义的“古老诅咒”。然而,新的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对现实又有着规范性的期许,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异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国际民主价值——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载荷的国际民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被共有价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维护并追求“秩序”与“正义”的基本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义”的排位,那么大国间的均势、小国利益的牺牲以及战争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了第一考虑,这简直是现实主义式的梦魇;如果是“秩序等于正义”的模式,则大国的“协调责任”得到强调,同时主权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较为贴近晚近经验现实的国际政治民主形式(价值);而在“正义大于秩序”的模式中,主权权利同样受到重视,但秩序不能建立在主权对国内混乱、贫弱的掩盖以及对国内“正义”的压制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国际)责任”以及公民个人的“天赋人权”被凸显了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的合法性越来越来源于国家对内的权责与对外的担当。主权制度的相对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大势,弱化主权制度的国际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各学派关于国际民主的“暗中较量”。在层次或外延上,各学派对国际民主的形式有诉求、有侧重;在规范、内涵上,其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上有重叠、有纷争。重叠与诉求是各主流学派国际民主逻辑的“最大公约数”;侧重与纷争则源于各学派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许与领悟,但这些都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对国际民主的共同呼声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大融合 一、“和谐”问题是世界性问题 李方祥先生认为,人类社会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和谐”,我们渴望和谐,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贫富悬殊,人类对大自然的搜刮与掠夺,继而是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社会问题日益明显,“和谐”成为权力机构华丽的装裱,也是普通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梁启超先生提出“必须要用东方文明去拯救已经腐败的西方物质文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处于“大萧条”,东亚多国的崛起,再次引起西方学者对东方文明的向往与思考。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儒家学者,他非常重视精神文明的学习,诚心学习中国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并把这种精神融入家庭与政治决策当中,正是他的这种“和与合”的精神使得新加坡经济飞跃发展,社会安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上世纪发展最快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成功案例,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们忽略了那些曾经让我们引以为傲的珍贵的传统文明。当前,伊拉克战争,中国台湾问题,中日钓鱼岛事件,朝鲜核武器问题,美国国债问题,都是世界性问题,经济危机爆发必然引起一连串社会问题,有的国家抗风险能力强,受挫不大,有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欠债累累,世界各地掀起“孔子热”,并重新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 儒家文明具有划时代性和深厚的思想底蕴,不仅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精神食粮,同样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珍贵的社会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他们渴望借助儒家文化,解决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德国“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已经六周年;韩国人崇尚汉学,热衷程度可见一斑,更扭曲孔子为韩国人;斯坦福大学把汉学归为必修课,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对汉学的崇尚与重视。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的历史任务,和谐的建设,不能单独的高举口号,我们应该结合实际,吸收传统文化精髓,取其精华,深入学习。 二、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虽然儒家伦理具有阶级性,这种思想潜移默化根植于人民内心,我们不能否认,对于稳定社会民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儒家文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个人品德的修炼,对于规范个人行为与稳定社会秩序起重要作用。 现今我们提倡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又必须回归到家庭邻里的和睦。古语云:厚德载福,敦厚的个人,和谐的家庭方能承接幸福,假如任何事情都斤斤计较,家庭妯娌面和心不合,处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这个家庭也不会幸福,培养的孩子也不见得立足于社会,并不能成为人们的表率。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大国地位日益彰显,但许多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上世纪建国初期,中国人口增长暴涨,如今社会正面临老龄化问题,出于国情考虑,国家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完全赡养老龄人,因此,更加需要家庭的友好和谐,弘扬尊老爱幼的思想,发挥中国传统的孝义精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社会调控手段已经从法律层面扩展到政治、科教、和道德领域。就社会主义经济法规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遵从一般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鼓励市场竞争,我们在关注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不忽略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早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就有《史记》关于职业道德的记载:买卖公平,恪守信誉,童叟无欺等等。中国人喜欢“和气生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思想一方面忽略了法律的重要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人重视诚信和道德修养的特征,“以和为贵”。人无信而不立,诚信不仅是人际交往的法则,也是衡量一个人正直与否的道德标准,商业活动需要公平公允,学科考试需要诚实守信,当今市场经济活动中,道德规范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功能。 三、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民主与法治秩序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儒家和谐强调秩序而非活力,现代和谐观念兼顾公平与效率。今儒家思想能在每个历史时代吸收与自己不同的甚至异质的思想于自身,以适应新的情况而对自己作出新的诠释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其独特生命活力的秘诀。令以儒道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边程中,传统文化将发挥重要作用。 很多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夹杂着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回归原点,我们看问题不应该一刀切,是个错误,但并无损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相反,我们在艰辛之中寻求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稳步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维权与上访行动越来越频密,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加强全民族道德意识修养,提高思想与文化素质。十七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符合国情需要的,是深入民心的,是得到全民族的广泛认同的,我们应该用和谐的手段解决矛盾,求同存异,实现真正的和平大一统。 李方祥教授说,“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极其丰富,然而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运行,却只做了表象性的原则上的描述”,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仁,德”方面的中庸之道,正好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在理性思维上所缺失的内容。 传统文化论文:谈传统文化对当今美术教育的影响 一、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了美术教育的人文价值 1.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着名文化学者认为“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思想、意识和观念;二为“文物”;三为“制度和风俗”。文化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国历代都出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美术作品和资料,如彩陶、青铜器、雕刻、汉画像石、壁画等等,都富含生动的文化内涵,是很好的教育素材。而作为“孔孟之道”的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谦谦君子,仁者爱人”等思想,凝铸着美术艺术工作者的灵魂,闪烁着他们高尚的行为准则,影响一代又一代国人,可谓“先做人,后做画”,是画如其人的真实写照。 2.当代基础美术教育体现了人文价值的塑造。 随着美术新课程改革日益深化,美术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得以重建,我们应着重从教育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美术课程,而不是从美术这一单一、狭隘的角度看待美术教育。因为每一种、每一个时代的美术都与一种特殊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也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因此必须把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交流和传承作为美术课程价值之一,在美术教育中充分体现人文素养。新课程的改革也把对学生的审美情趣、审美素质的培养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人文精神与传统的结合。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指出:“美术教育要与生活联系一起”,“美术学习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技巧的训练”,美术学习应“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增强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热爱及责任感……”这些都体现了美术教育对于人文价值塑造的要求。 3.民族传统文化升华美术教育的人文素养。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营养的国际大师赵无极,在他的抽象绘画中意象地体现着道学的至深境界,他曾精辟地说“画面要呼吸”,画一旦完成就具有生命,正是立足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才让他走向了世界艺术的巅峰。在美术教育和创作中,传统文化是肥沃的土壤和无尽的源泉,更是历代美术和艺术大师成功的基石,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塑造了一代又一代技艺精湛与人文素养高尚的艺术大师,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证实了民族传统文化对于艺术和美术在人文素养培养方面的重要价值作用,不断升华历代大师的人文素养和艺术水准。在当代我们更需要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使之在基础美术教育中传承、发展,让传统文化在美术教育中得到回归、发展、创新。 二、民族传统文化与美术教育的互溶 1.美术教育的发展需要传统文化的浸润。 翻阅中小学美术教材可以发现,和传统文化有关联的内容相当少,传统文化正被慢慢忽视和遗忘。过去机械反复地进行技能传授,结果将美术的内涵给彻底破坏掉,究其原因在于:无视学生的自主创造力,严重制约了学生对审美的理解、感知、想象,更不能让学生得到美的教化与对美术文化的认识,那么素质教育只能成为纸上谈兵。美术是人类智慧表现形式的结晶,具有增强审美能力、启发艺术创作思维、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品质的功能。基础美术教育改革僵局的打破,从保护民族文化入手是一个重要途径,重建美术文化生存、发展和传承的平台,把根留住,让传统美术进入课堂不失为一条良策。 2.在日常的美术教学中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日常的美术教育活动中,我们需要重视传统文化学习的引导,首先要认真品读作品,挖掘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使作品变成一个具有生命的作品,最后还可以从教学实践中,把传统文化融入美术教学,动手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如临摹一些艺术作品、手工艺品等,也可以开展课外教学活动,让学生加深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让传统文化在美术教育中相互交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优秀传统文化、民族人文精神的支撑,就会虚无,就会异化。因此,我们美术教育工作者要充分挖掘、有效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为美术教育服务,切实提升人文精神,其有效的结果又必然有利于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形成良性循环,实现能力和素质的双赢。 传统文化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台湾广告中的应用 摘要 本文从台湾茶饮料广告、酒广告和房地产广告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广告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 台湾广告 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孕育出中华文明的灿烂多姿,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道思想中的仁爱道德、忠孝信义,在中华大地上深深扎根,对现代中国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也在其广告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从低卷入度商品——茶饮料广告、酒类广告到高卷入度商品——房地产广告,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应用。 一、台湾茶类广告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从唐代陆羽的第一部茶叶专着《茶经》开始,“天下益知饮茶”,从不同制茶方式到讲究的茶具再到各式的冲泡方法,茶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承载着古老的中华文明。 两岸的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台湾茶源于大陆,其茶文化也打上了大陆茶文化的深刻烙印,不但继承了老祖宗有关茶的经验与智慧,还在保存了茶独有的韵味的同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 古人喝茶,多与精神意义相关:文人墨客借品茶赋诗来追求高洁的精神品质,高人隐士通过钻研茶道寻找人生的智慧,贵族士大夫用好茶待客以显示自己尊贵的生活品位……而如今,现代繁忙的人们已没有空闲慢慢地醒茶泡茶喝茶,取而代之的是风靡全球的茶饮料。 茶饮料现今已是随处可得的便利商品,街边商店无论大小总会有茶饮料醒目地摆放在柜台上,古人精工细作的泡茶方式已被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所遗忘,现代人总是嫌洗茶倒茶渣太浪费时间,于是,如速溶咖啡一般便捷、高效的喝茶方式也随之出现。 台湾茶的两大巨头“康师傅”和“统一”无疑占据了半壁江山,再加上一些其他品牌如“古道茶”、“御茶园”等,台湾本土品牌已牢牢统治了本地市场。在它们的广告中,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诉求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无论是从传统艺术美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养生的观念,诉求于中国人心中对传统文化或景仰或尊崇的心理,营造传统文化中注重人格修养的氛围,是台湾茶饮料广告诉求一个不可忽视的手段,这使得很多的茶饮料广告都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 1 台湾茶广告中的传统艺术美学 台湾的茶饮料广告中经常表现以礼待客、尊师重教、孝敬长辈等场景,在优美的意境中体现道德仁爱、友情信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传统艺术美学思想在台湾茶广告中的体现。 台湾明星林心如代言的“古道茶”系列广告中的“古道梅子绿茶”,展现的是以茶会友的场景,“古道葡萄红茶”追求的是亲近自然、回归健康的生活方式;徐若瑄代言的“御茶园”广告中的“奉茶篇”讲述的是向老师奉茶以表敬意的故事,“会面篇”同样表现对长辈的尊重。 中国人对这些传统美德的追求恒久不变。通过塑造与此相关的广告场景,唤起人们对古典文化的追忆,广告诉求的不仅仅是茶饮料本身,更是蕴含在其中的传统道德标准与修生养性、自我提升的价值观念。茶文化这种古老的文明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忘,而是在新时代_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不仅是现代人对优良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扬,也是传统艺术美学的核心价值。 值,而“风云”酒正是有了许多人的研发、改进,才能成就今日的辉煌。“成就风云”一语双关,既鼓励人们要成就风云人生的理想。也体现了“风云”酒来之不易的成就。追求人生价值是中国酒文化的一种重要精神理念,这在台湾风云酒广告中被很好地体现出来。 三、台湾房地产广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家”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空间,无论是贵族的宫殿还是白丁的茅屋,或大或小的房子里承载着人们对家的深深眷恋,这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的寓所,还是对人生、对情感的寄托。 台湾的房地产广告多注重对心理、对感情的诉求,往往用最质朴愿望、最单纯的情感去打动消费者,而不仅仅是诉诸理性,把房屋结构图或装修效果图简单地铺陈于宣传单页中。 1 借用古典文学作品,打造人居文化 台湾新竹科技同一个名为“荷香别墅”的楼盘广告。极富特色,其宣传册的第一页,是一幅清秀高洁的荷花图,下面所配文字,极具文化底蕴,节选自宋朝大文豪周敦颐的《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这段文字咏赞荷的高洁,以荷比君子,将它用在楼盘的宣传中,就是采用联想嫁接的方式将荷花高洁的品质附加到楼盘上来。 这则广告将“世外桃源”作为其文化定位,赋予楼盘更多的文化附加值,让消费者对广告中所描绘的美好生活产生向往,并以此为目标不懈追求。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不仅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提炼,更是对人格的提升、对人性的完善,也是对楼盘在消费者心中地位的有效提升。 在台湾这片喧嚣的土地上,为心灵寻找一个家,让身心回归自然、融于自然,在繁华的闹市中追求一种恬淡、抒情的生活方式,广告所塑造的意境正好满足了消费者对“世外桃源”生活方式的追求与认同。借助古典文学,楼盘成功塑造了独特的人居文化。 2 继承古代思想精髓,重寻和谐家园 台湾房产“林与堂”的广告文案不仅包含了陶渊明“隐士”的风范,更进一步发展为孔子“中庸之道”和老子“大隐隐于市”的精神价值观,其“居所·归心”篇文案如下: 生活的最典型为中庸生活,在动与静之间,找到一种完全的均衡。——摘自林语堂先生《生活的艺术》一书。精神与物质兼顾,生命才能从容,颠峰人士的事业与生活,像一座越来越难平衡的天平,车水马龙的市中心,帮阁下赢得事业的效率,却赔掉居家的宁静。根据最新统计结果显示。邻近公园,静巷内的住宅,比大马路旁还要受欢迎。“林与堂”隐身在繁华都会的静巷之中,散步到大安森林公园,开窗看见台北远企中心,享有盛世的繁华,也拥有远世的宁静。 此文案强调都市生活所需要的均衡,物质与精神之间、动与静之间、事业与居家之间,无论是哪个方面,都要追求中庸之道的生活方式。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的境界。广告以繁忙都市中渴望拥有和谐生活的人们为诉求对象,以古代思想理论的精髓为手段进行说服,以至诚至善的心态容纳疲于应付生活的世人。闹市的喧嚣与静巷的安逸、盛世的繁华与远世的宁静和谐归一,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绿意,将居家静静地包围,住在这里才是真正的智者。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到了台湾广告的疗方面面。 台湾广告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不仅是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继承,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台湾广告注重文化价值的塑造,借助传统文化构建出与众不同的文化意境,诉求于人们内心对古典文化的认同感,在现代社会繁忙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帮助人们建立贯穿古今的深厚的价值观。 2 台湾茶广告的中医养生观念 中国人讲究养生之道,中医养生保健之法古已有之,日常生活中的养生基本上都可以从食物中得到满足, 因此才有了“药食同源”、“食疗”等说法。茶的作用早已不局限于止渴,其保健及药用价值也早已被人们所认知,因此,中国人自古就养成的饮茶习惯对于日常的养生保健有着积极的作用。 康师傅大麦香茶的广告就是诉求于传统中医养生之道,中医很早就认识到大麦的药用价值,称其味甘、成,性微寒,有益气补中,利水通淋等作用。如《本草拾遗》说它能“调止中泄,令人肥健”;《调燮类编》认为“大麦性平凉,助胃气,为面胜小麦,而无燥热”。康师傅大麦香茶就是取大麦温和养护的特点,研制出的去油解腻、消热解暑的天然茶饮料,这款绿色天然的产品,既符合中医养生观念,又满足了现代人列天然健康饮品的需求。 康师傅推出的大麦香茶广告,非常注重对健康的诉求,无论是选择金色麦田作为背景还是对六棱大麦的细节表现,都从各个角度体现出自然、绿色、健康的中医养生观念。广告文案“上选六棱大麦、细火煎焙、麦茶温和养护”表明原料的优良品质、加工过程的精细和产品健康的特性,并且同时推出无糖和低糖两款产品,更加契合现代人对美、对健康的追求。 二、台湾酒广告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发扬 中国的酒文化享誉世界,从《诗经》里的“八月到枣,十月获稻,为此舂酒,以介眉寿”到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再到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跨越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古典诗词见证了酒文化的发展与兴盛,也从酿酒、酒具、酒的精神价值等不同方面阐释了传承几千年的中国酒文化的深厚底蕴。 1 台湾酒广告对“人情味”的传承 酒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作为一种情绪和体验的文化,它更多地融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当中,酒文化中蕴含的人情味,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无法比拟的。以酒会友、以酒论情,酒远不止是满足人们口腹之乐的玉液琼浆,更是一个传承“人情味”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良好的礼仪,优雅的气质,高尚的情趣和超脱的心境。 台湾玉尊威士忌酒广告就在广告中体现了浓浓的人情味,主要表现为朋友之问的深厚友情:朋友们没有忘记夏天的约定,每年都在海边餐厅聚会,在海风的吹拂中畅饮威士忌,不变的酒象征着朋友之间永恒的友谊。广告注重营造一种自然洒脱的气氛,在酒香情谊重的环境氛围中将玉尊威士忌酒的“人情味”体现出来。 广告表现的是人们感情的真实流露,是对友情的释怀,这种强烈的情感观使人们对玉尊威士忌酒所蕴含的浓厚“人情味”产生认同,而正是这种认同感反过来再把更为深刻感情价值赋予玉尊这个品牌,使它对“人情味”的传承更为深刻,也使“玉尊”的品牌内涵在酒文化的滋养下酿造得更为深厚。 2 台湾酒广告中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台湾烟酒公司的玉山风云高粱酒广告体现了不断追求人生目标、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民族精神,广告中一首气势高昂的歌就很好地体现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风云起,山河动,把酒言欢向前冲,纵横天下气势宏,奋斗人生,成就风云,过关斩将我最重,风云既出立大功!” 广告中展示的是一群年轻人聚会的场景,每个人都充满了豪情壮志,要为实现自己更高的人生目标而努力,也许这些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们在看到了风云酒的时候仍然被这种灌注了积极拼搏、奋发进取的精神理念的酒所激励,产生了继续奋斗的勇气和信心。正如广告词中所说“奋斗人生,成就风云”,人生只有不懈奋斗才能实现自身的。 传统文化论文: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室内设计的影响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和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影响力是超乎想象的。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作用更是处处可见。作为室内设计师们,总想在设计自己的作品时推陈出新,打破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搞前卫设计。但实际情况都是无论设计者的作品多么的新颖别致,都还是能够在传统文化中得到解释,始终具有传统文化的种种特性。 因为现代室内设计起源于西方的原因,中国现今的室内设计总是偏向于西方化,当然中式(明清为主)设计[！]除外。但很多中国室内设计师渐渐意识到,中国人出于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不了解,不能真正体会其设计内涵和寓意,一味的模仿和照搬西方,只会使作品失去其民族性,变得不伦不类。所以要想创造中国室内设计的辉煌,必须要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 什么是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就是从古到今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今天创造的文化,到了一定的时间后也就成为了传统文化。室内设计在各个方面始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件室内设计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外形(表面特征)、意念、神韵。 一、传统文化在外形设计中的体现 外形设计对传统文化方面的体现绝不是生搬照超,而是在传统造型的基础上结合当今的流行时尚元素加以改造和创新,以现代人的审美来决定设计风格,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应用来体现民族特性来表现设计者的构想 比如说现在室内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瓷砖,我们经常看到一组组瓷砖拼合而成的造型,传达出某种意境,或者一组组被故意打碎的瓷砖碎片做成的电视背景墙,又或者是餐厅走廊墙壁及地面随意贴上一两片,形成装饰感极强的壁画和地面绘制效果。但是在这些设计中,都无一例外的显示出传统文化的因素,首先,瓷砖本身渗透着中国千百年来的陶瓷文化,其中饱含传统艺术的底蕴和功力,陶瓷文化贯穿着千年的文明史,也传达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情绪。而设计师并没有死板地去照搬古代陶的图象纹样,而是采用了极具现代感的几何图案还有现代的编排形式,无形中将传统的“陶艺”溶入到了现代室内设计当中来。 着名的人民大会堂澳门厅由王炜钰设计,他将我国古代园林设计中经常用到的莲池美玉,亭台园榭,翠竹杨柳,奇山怪石,传统形式的藻井式天花,统统巧妙的安放在现代化的室内,它既有中国古代园林中南方的秀丽、俊美,又有北方园林的庄重、华贵。设计中大量运用了传统元素,并且将其巧妙地应用在现代的室内设计当中,堪称古今结合的典范。又比如现在涌现出的众多仿明清室内设计风格的茶楼和餐厅,以及遍及北京城的各种古玩店等等。 这些说明传统文化中的外形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被广泛应用,现代室内设计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传统文化赋予现代室内设计更深的内涵,使其具有更加强烈的艺术气息。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室内设计意念的影响 现代室内设计讲究以人为本,敬重自然的力量,并且在整体的布局和空间分割上强调“气”的流通,通畅,经验丰富的设计者还会把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应用其中,并且风水理论已经开始在西方建筑和设计中得到重视,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给与现代室内设计包括其他设计理念上的巨大影响。 中国现代室内设计在空间分割上任然沿用着古人留下的方式方法,比如屏风、博古架、衣帽架、飞罩、鱼缸、帷幕等极有传统特色的分割器具还是被大量应用。人与环境的和谐与统一在室内设计中从未被忽略,也在无形中印证了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 环保理念已经成为室内设计所应遵循的又一准则,现代室内设计在材料的选用上恪守可以重复利用,能够降解,以及污染小等有益于环境的原则,提倡利用自然无污染清洁材料,比如阳光、风、地热等。 现代室内设计发展迅速,装饰材料,设备设施,家具家电的更新换代很快,设计者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合理设计空间,坚持环保材料至上,始终把握好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观点,动态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即要求室内设计者既考虑发展有更新可变的一面,又考虑到发展在能源、环境、土地、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性。这些现代设计的理念无不是从传统文化而来。早在三千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由道所生,所以世上的一切万物必须遵循道的规律,否则就会遭到惩罚。而佛家创立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学说,也就是教育人们要遵循客观世界中存在的自然规律。所以人必须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上的生物,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与当今的室内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从中看出现代室内设计受其影响多么深远! 三、传统文化对现代室内设计“由繁入简”的启示 设计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学科范畴,包括装潢设计,装饰设计,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服装设计等等。设计学中有一句话叫做“添一笔容易,减一笔难”,其中的含义是指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设计也包括绘画书法,都秉承“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崇尚运用最少的设计语言或者设计元素,来表达最丰富最精彩的意境,就像是服装设计并不是以服饰上的装饰物的多少来判断优劣; 平面海报的成功与否也不会由线条、图形或者色彩的数量来决定;同样室内设计讲究空间分割合理,空气流通顺畅,反对过多堆砌,过分装修。 “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绝不是对细节表现的完全抛弃,相反它是对细节的高度概括和统一,甚至达到了“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的地步,对细节的要求惊人地苛刻。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此处无声胜有声”以及“惜字如金”,早在几千年前《道德经》中就有说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可见“由繁入简”受到了中国传统老话“冗繁削尽留空瘦”的影响。 社会在不断进步,文化科技更是发展迅速,室内设计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存在于其中,无论室内设计的未来将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将永远相伴,也必将发挥其强大支撑和源泉作用,为室内设计的发展提供原动力。我相信,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会始终存在,并且发挥更大作用。 传统文化论文:简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命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做出了科学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源于诸多方面,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以前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密切关联又不相同。传统文化是区别于外来文化、当代文化,指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文化传统是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一代的积淀,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它贯穿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各个方面都贯穿着中国文化传统。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包容会通”、“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勤俭廉政、精忠爱国”、“仁爱孝悌、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修身慎独”等精神,通过改造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继承,而是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吸收、改造、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表现得非常充分。以“群众路线”为例。西周政治家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等思想,开启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先河;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政得其民”的历史兴亡规律;荀子进一步提出“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都被思想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主张,也吸收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时,十分重视“和”的价值与作用。他强调“和为贵”,把“和”视为做人处事、治国理政的价值判断标准。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和同”思想,也是既承认差异,又要求和合,通过互补互济,达到事物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状态。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矛盾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的现代价值,提炼出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和谐文化”,提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个创造。 其次,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综合创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它围绕爱国主义这个核心,包含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内容。民族精神这些方面的内容,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凝练下来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比如,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永恒的主题。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同民族的发展历史联系在一起,体现为一种文化。中国历史上无数的爱国志士,用他们的英勇事迹谱写出了爱国主义的光辉诗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和拼命的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也都是在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内容十分丰富,它围绕改革创新这个核心,包含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等精神。这些精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创新。 再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创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它同样需要继承前人思想道德中有价值、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当前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同志提出来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结合我国道德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为我国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尺度。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知耻”文化传统,吸收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出来的“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仁则荣,不仁则辱”、“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等荣辱思想的精华,把这些思想改造成为易懂易记、朗朗上口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摆正了个人在他人、社会、国家中的位置,体现出中国文化智慧中深刻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表现出人格的“自我的创造性转化”。 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传统,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能够形成国人共识的、反映中国现实发展的、引导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体系。要达到这个目标,应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充分重视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失落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有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作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无法建立。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说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我们当代构建的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是要充分重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我们对传统文化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到了“”,这种倾向被推向极致,变成了一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摧残,在中国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心里都留下阴影。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果,最终酿成了一系列恶果,造成了“断裂的一代”、“西化的一代”,造成了对传统文化没有温情和敬意、失落迷茫的一代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大力倡导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收到了显着的成效。但也不可否认,在一些国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中间,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充分重视起来,更没有落实到行动中。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我们要认真对待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放到一定的高度上来认识。二是要认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瑰宝。它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如“和合”、“民本”、“天人合一”、“制天命而用之”、“民胞物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和认识,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都值得很好地发掘。三是要批判地继承。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否定中国文化诚然不对,但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也是错误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糟粕的东西,必须对这些东西加以剔除。比如,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等级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官本位”等观念就是需要剔除的糟粕。法家学说中的“尊君”、权术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也是消极因素。道家学说中的“守拙”、“贵柔”、“无为”等思想,在现代社会中都有一定的消极意义。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说要重视传统文化,就把古代的经典奉为至宝,认为只要熟读经书就会无所不通,就是掌握了传统文化,就可不加鉴别、不加批判地全盘拿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弘扬,必须采取“扬弃”的辩证态度,才能从中汲取积极的因素,构建出能够反映国人共识的科学的核心价值体系。 第二,整合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曾经展开过几次比较大的争论,有过“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会通以求超胜”、“全盘西化”、“儒学复兴”、“民族大众文化”、“创造性转换”、“综合创新”等观点。笔者认为,张岱年先生提出来的“综合创新”论在中国文化论争中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学说。这种文化主张,是在研究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中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了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干扰,特别是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吸收“会通以求超胜”论、“民族大众文化”论中的合理因素,认为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对古今中外有益文化加以综合,以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发扬一种创新精神,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为此,我们既要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合理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样式。例如,将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创造性转化为义利兼顾的新型的价值观;将儒家所极力倡导的“贵和尚中”精神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和谐理念;同时,我们又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观。例如,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观念发展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当代爱国主义精神,以此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传统文化论文:八荣八耻学习心得——从传统文化看荣辱观的养成 教育周刊：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彭林：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 在儒家的学说中，荣辱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儒家提倡孝道，其中就渗透着荣辱的问题。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可是却去做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羞，这同样被视为不孝。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因为自己的名声是与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礼记?内则》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说，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这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一定会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坏事，但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会去做。在《礼记?祭义》里，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门庭不孝行为。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是荣、是辱的后果，这是劝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不同的身份，荣耻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例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尸位素餐，就是耻辱。《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拿着俸禄；国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变它，照样白吃俸禄，就是耻辱，因为你没有社会责任心。《论语?泰伯》也有类似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过着贫贱的生活，这是你的耻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你的耻辱。此外，官员要忠于职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务。《论语?子路》说，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孔子把“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个人的荣辱，总是与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的，因此，不使国家的声誉受到影响，历来是荣辱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传统文化论文: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看国民素质的提高 一、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 1、国民素质的内涵 所谓国民素质,是指一国国民在先天禀赋和传统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在后天教育和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包括身体、心理、社会文化特质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国民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它具有先天不同性与后天 发展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协调性与非协调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等特征。 国民素质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包括了很多方面,具体可以分为三类八种:三类素质是指自然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八种素质是指政治素质,思想素质, 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审美素质,劳技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 2、提高国民素质的必要性 (1)国民素质是构成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要素。作为社会主体的中的“人”,作为知识的有效、能动载体,国民肩负着创造知,、掌握、使用知识的使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民质量的优劣。因此,国名素质得以以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国力。 (2)良好的国民素质是维护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的有效前提。 为实现以信用为支撑的市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需要切实提高国民的素质,包括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 同时,普遍提高国民的素质,对平衡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3)国民素质的提高,对加快我国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保证作用。 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过分重视硬实力的建设,却忽视对国民素质这个软实力的提高。致使国民素质中,存在文化程度偏低、科学素养不高、主体意识薄弱、民主精神欠缺、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成为影响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既然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如此重大意义,那么,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中华传统文化对此有没有帮助呢? 二、中华传统文化——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第一、中华民族精神 《易传》中提出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两个命题, 集中地体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自强不息”就是“努力向上, 决不停止” ,中华民族不断进取、奋发有为精神的写照;“厚德载物”指君子应以大地一样的胸怀包容万事万物。这些特点, 概括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哲学家主张清静、无为, 但从总体上讲, 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一直居主导地位。 第二对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中最为鲜明、持久的传统之一,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历代哲人都认为人应该有崇高的社会理想,这个社会理想就是《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原始大同社会图景,影响了中国历代哲人和统治者。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肯定人的人格尊严、人的道德价值的思想,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实践理性精神,它追求自我完美,力图通过道德塑造理想人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为大丈夫。”认为高尚品德的价值远在世俗的富贵之上。儒家非常注重气节,孔子说: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仁。 第三 .修身克己,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修身为本”。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修身,自己优秀了,才能走好下几步路。以上谈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哪些内容可以与今天的时代相结合,从而提高国民的素质,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呢? 三、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提高国民素质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中,中华优秀文化蕴涵的人生智慧、价值观念、道德理想、人生追求、情操境界以及对世界感知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 第一思想教育。 教育,对人的行为,对社会的活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 支配的。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必然产生正确的行为。反之,亦然。但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盲目的思想,必然产生盲目的行为。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比如,他习惯了大嗓门说话,已变成常态,不知在国外惹人讨厌,所以在白人面前仍我行我素。这就要事前教育,使其懂得在出国旅游时,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提升其交往能力和礼仪素质。这样,才能避免不教而诛,也才能避免罚不责众。其实,董先生也说到,“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没有礼貌,更多的时侯是不懂得什么是礼节。”从不懂到懂,靠什么?还不是教育。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传承与创新。 第二 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条重要原则,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依靠发展经济来解决。国民素质提升问题,也要依赖经济发展去解决。经济是基础嘛!基础变了,矗立之上的生活方式、习惯、行为也会或迟或早地起变化的。比如,六七十年代,卖菜的售货员都能以“菜”谋私,经济发展之后,这种特权就自行消逝了;比如,如今住进高级楼房地板比镜子还亮,他会随地吐痰吗;比如,一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人,他会赤膊上街,在公交车上大声喧哗吗,等。这些都有待经济的发展,导致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最终解决的。 第三 扩大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引领主流、远离“三俗”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对于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健康发展,提高全民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2008年开始,我国对法定节假日作出了重大调整,清明、端午、中秋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供了重要平台。这些都对深化传统文化教育、提升民族素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领导干部要发挥引领作用,要洁身自爱。 社会本来就有不同利益集团和各种非法谋利行为,顶住诱惑洁身自爱是对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要求,洁身自爱,是我们每个人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我们每一个干部执政的座右铭,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受私欲所左右,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管好自 己的手,管好自己的口,不为金钱所动。换言之,就是要严于律己,不贪不占,不损人利己,更不要因一时的贪念做出有损于党、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来。 第五培植诚信文化: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根本。孔子说:“信者,人之根,国之本也。”诚信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建设和谐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是个人立身之本,成事之基,处事之道。 总之,若要提升国民素质,这需要一个大环境。而这个大环境的风气,靠我们每一个人,严格要求自身,从每件小事情做起。 传统文化论文: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传承与发展 摘 要: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包含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 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脸谱中视觉语言表现元素的简要 视觉表现元素——色彩 任何一个民族传统文化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因为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中国戏曲在20世纪进入了兴旺繁荣时期,四大名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戏曲艺术走入了兴盛时代,脸谱是戏曲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作为戏曲艺术形象塑造的主要表现元素,在舞台上以夸张的表现形式,塑造出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舞台人物形象并形成中国戏曲化妆独特的审美风格。一般来说,脸谱主要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体可以从“形”和“色”两个方面来看,从这两点中,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色彩在所有的艺术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会给视觉带来巨大的冲击力,色彩也是在传统艺术脸谱中是主要组成部分及重要的表现符号,脸谱的色彩文化带有民族性及传统性,它的创立高于生活,同时又不失生活之源。戏曲舞台上各种颜色的脸谱在生活中是没有的,但它来源于生活。也就是在把现实生活中某种物象的自然形态取来加以变化,使其图案化,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在里面,例如:红脸膛、白脸膛等。脸谱的色彩特点具有鲜明的特点,脸谱中的色彩运用是多种多样的,五彩缤纷,容易使人眼花缭乱,每张脸谱至少有三种以上的颜色来表现,各种颜色都有不同的意义与寓意:一般红色会运用到勇敢、正直、赤胆忠心的角色。在脸谱中色彩是很强的视觉符号,在搭配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现在艺术家们的不断探索研究,追求创新改革,使色彩愈来愈丰富多彩,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区分也越加鲜明,开创造出许许多多历史和神话人物的脸谱,形成了—套完整的化妆谱式。其实在脸谱中色彩其实是根据人物的性格去选取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看来色彩真实的意义,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色彩可以描绘出不同层次的人物性格,形成独立的、鲜明的个性的角色,色彩是脸谱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精髓文化。 视觉表现元素——图形 戏剧评论家张庚先生曾说:“脸谱是一种中国戏曲内独有的,在舞台演出中使用的化妆造型艺术。从戏剧的角度来讲它是性格化的;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它是图案式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戏曲脸谱是随着戏曲的孕育成熟逐渐形成,并以谱式的方法固定下来”。戏曲脸谱是中国戏曲独有的、有着独特迷人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脸谱中图案非常丰富,手法夸张、醒目,令人印象深刻,脸谱的形式都是随戏的内容形成而产生的,脸谱的外观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为目的,使观众能够看到外表就能明白人物的内心、身份、性格、命运等,每一张脸谱具有鲜明的思想性。造型大胆而夸张是戏曲脸谱的主要特征,这种大胆的夸张不是随便涂抹而成,它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脸谱艺术有其固有的章法,它将绘画中的“点、线、色、形”有规律的组织成变形、夸张、装饰性极强的图案造型,由此产生了戏曲脸谱的格式与规则,形成了一定的程式。脸谱以‘象征性’和“”夸张性”着称,在戏曲里许多人物的脸与造型与人物特征性格接连在一起,演员面部图形的勾法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总之,脸谱的图案非常丰富,但总的着色的方式分为:揉、勾、抹、破四种类型,揉脸,他是最古老的一种方式,色调比较凝重、威武。勾脸:色彩丰富,五彩缤纷,华丽脸上会用到金银两色,抹:浅色为多,一般奸诈的坏人用此方法,破脸:整张脸的图案不对称,左右不一样,形容反面丑陋的角色。象征是一种符号,但不是一般的符号。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老人说,象征符号“是一种在外表形状上就已可暗示要表达的那种思想内容的符号”。 脸谱艺术是一个严谨有序的过程,还包括角色与谱式之间的一整套规则关系,包括脸谱的勾画过程等,都显示出戏曲脸谱的程式化特征。戏曲脸谱的程式化特征,必须是服从并协调于戏曲艺术本身的整体风格和美学特质的。图案化、装饰化的戏曲脸谱程式要与戏曲本身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戏曲艺术严谨和谐、节奏鲜明、气韵生动的艺术品格。脸谱的程式与表演等其他程式一样,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它能使常看戏的观众明白人物的性格、情绪、心理等,让观众产生丰富的联想,增强艺术感染力。 脸谱有其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及审美意义,它始终是戏曲艺术表现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脸谱的艺术表现力和对审美特性的认识,只有在观看戏曲表演之后才能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每张脸谱都不是特定的,色彩、人物性格及一张完整协调的脸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而这个形象是通过很多元素表达包括脸、色彩、衣着、鞋饰等元素,才组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在现代文化与技术的推动下,创作空间有了更新的发展与突破,艺术家用新技术将人物形象重新整理与刻画,在传统中求新、求变,使传统符号文化有了新的生存空间,也会在美学中开辟新领域。 结语 脸谱是中华民族戏曲艺术中重要的、极为独特的部分,是戏曲舞台特殊色彩的一种美学,它不仅丰富了舞台画面,更主要的是通过各种艳丽的色彩与夸张的图案,使舞台上人物性格表面化,这是经过多少戏曲艺术家的积累、探索、发掘、创造的结晶,中国戏曲奇妙至极,其中脸谱艺术有着很大的作用。脸谱艺术在舞台上经过演员的“唱”、“念”、“做”、“打”以及服饰的结合,形成了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极大地震撼着观众的心灵。脸谱是观众视觉的中心,对观众审美心理的美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五颜六色、变幻无穷、内涵丰富、极富夸张的脸谱造型,为色调赋予了鲜活的生命,这就是中国戏曲脸谱的魅力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德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德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着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德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德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德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德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德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德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 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德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德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德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心理考评方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线.进行品德考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孔子评价“孝道”的基本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尽管这一标准在当代看来。显得有些片面、可是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道德标准来看。依然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考评方法。概括的说.中国传统品德考评的方法主要有谈话法、观察法和自我评价法。 三、结论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德育思想蕴含着许多至今仍然很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中值得骄傲的一部分。虽然现代社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古代封建社会,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德育思想仍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继续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德育思想和方法,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今后应长期坚持之探讨的重大课题。 传统文化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行政管理的链接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下的太极养生观 前言 太极拳是一种融哲理,医理和拳理于一身,并且有强身简体,娱乐表演等多种功能的传统武术拳种。他以中国古典哲学,中医学为理论基础,以各家拳法为技术基础,于明末清初得以成型,人民对太极拳健身价值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随着人们“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树立,独具民主特色的太极拳已成为大众化、全民性的传统健身项目。太极拳的开展和普及既可强身健体,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又可终身受益,对于培养人们体育健身观念具有长远意义。 1太极拳理对养生的阐述 太极拳理包括的方面众多,众多拳家在自身的练习过程中把自己的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心得予以总结,使太极拳理内容丰富,内涵深远,也使学习者收益终身。 1.1“根”的健身作用 “千变万化有我运,下体两足定根基”(陈鑫:《陈氏太极图说》);“步者,乃一身之根基,运动之枢纽也!”(陈长兴:《太极拳十大要论》):“其根在脚,发于腿”(武禹襄:《十三势说略》)这些文字记载说明了太极拳中“根”的重要性。 太极拳除少数腾空动作以外,绝大多数动作都是在下肢的支持下完成的。在移动过程中,也要先使重心平稳过渡,脚下不能晃动,在这种支撑状态下,太极拳形象的比喻为“根”,意即脚如“树根”般深入地下,使身体这棵大树获得稳定。[2] 有研究证实,经常练习太极拳可以有效的增强老年人的下肢平衡力,改善下肢的柔韧性即关节灵活性。发展肌肉力量。增加肌肉耐力,这对老年人预防下肢肌肉萎缩和各关节的活动障碍有积极的作用。国内外研究人员发现,太极拳锻炼有助于加强老年人的双腿稳定能力,降低因摔倒而导致受伤的可能性。参加太极拳锻炼的60 岁上和70岁以上的老年人摔倒的可能性分别下降了30%和25%。[3]说明注重下肢运动的太极拳,确实能够延缓老年人腿的衰老。 1.2心静体松的健身作用 太极拳家将“心静体松”视为太极拳练习的第一要求。留意各家拳谱关于“心”“体”的表述比比皆是:“神舒体静,刻刻存心”(武禹襄:《太极拳论要解》);“心贵静,神宜舒”(武禹襄:《太极拳解》); “心静身正,以意运功”(《太极拳全书·陈鑫太极拳论人类语录》);“心静神舒” (李福荫:《廉让堂本太极拳谱序》)等。以上文字记载,虽各不相同,却反映出共同的内容,那就是在练习太极拳时应心神合一,心无杂念,使肢体放松,和谐的完成每一动作。 2太极美学对太极养生的影响 目前,对传统太极拳健身的科研众多运用西方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采用实验对照的方法,而对太极拳健身文化的研究并不多,太极拳健身的科学解释应该是中西结合的理论结果,东方的传统文化不可缺少,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太极拳的产生,发展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1儒家文化影响的太极美学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兼以各家并存。《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分为《易经》和《易转》。太极拳的“太极”二字见于《易经》,“意在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医学最基本的范畴是阴阳,如天地,刚柔,动静等。太极拳理正是阴阳对立。阴阳的协调统一以及阴阳的相互转化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也直接影响到太极拳理和拳法。其 2.2 “气”是太极拳美学的标准 “气”在武术领域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无法指出他具体的存在,但它在太极拳中的表现很重要。世界上生息的万物就是“ 气”演绎变化的结果,《十三势歌》曰:“气启蒙身躯不少滞”。太极拳讲求意气相连,形随以动,意到气到,气到劲到。陈氏太极拳名家陈鑫指出“太极之道,开合二字尽之,一阴一阳之谓拳,其秒全在根。”[1]要求刚柔相济,这种相济并非简相加或反复交替,而是将刚与柔巧妙揉何在一起,做到“刚终寓柔,柔中寓刚,刚柔相济,运化无方”[2] 2.3 “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的太极美学 “天人合一”思想的提出最早便是孟子。他主张天与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予”。庄子也主张“天人合一”,他认为道是宇宙根本,人便以道为本。在天人和一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重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并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思想逐渐形成稳定的思维模式,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太极拳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就是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渗透的拳理和拳法中逐步完善的。 以上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太极拳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在漫长的进步过程中日臻完善。人们也对太极美学开始注意和重视,为其所吸引。习练者为追求其中之美而持之以恒,太极拳的保健作用也在潜意识当中慢慢发挥功效。练习的人逐渐体会和掌握太极美学之精华,使自身处于一种身心娱乐的氛围之中,观赏者亦可以得以美的享受,使太极拳的保健作用得以广泛的发挥空间。 3太极拳与大学生健康体育 当前一起独特的方式吸引了许多大学生的目光,各大高校均有习练太极拳的学生。它主要从三个重点来影响身体健康:心静体松,动作连贯圆活,意气形合一。心静体松前面已经讲过,而动作连贯圆活是指动作变换圆活不滞,太极拳始终走的是弧形曲线,圆形的动作路线贯穿始终。练太极拳的过程就是练气的过程。即“意义顺气,意守丹田”这样既可以改胸式呼吸为腹式呼吸,改浅呼吸为深呼吸,逐渐把呼吸练的柔和,细长均匀,从而练成丹田呼吸。从现代医学观点看,丹田呼吸可以扩大胸腔和腹腔,促进气体交换和血液循环,促进消化和吸收,起到健身作用。 大学生长期静坐练习,属于体育锻炼,很容易引起各种疾病,而太极拳以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运动特点不受场地,器材,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意于开展又能延续到社会,适应于成年人直到老年人的终身增强体质,所以太极拳黑适合在大学中开展和普及。 4结语 太极拳精华也不可能被每一个人完全掌握,太极拳练习这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限于老年人。很多人对太极拳存在误解,认为他只是轻稳慢均的一种拳术表现形式 ,对其内涵不甚了解。发挥太极拳养生功效必须从实际出发。 (1)从小抓起,太极拳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同样适应于青年人,而且青年人的参与更加有利于太极拳的发展与普及。 (2)全面宣传,使人们认识了解太极拳,使它在人们心目当中树立正确的形象。 (3)培养后备人才,形成可持续性发展。 传统文化论文:谈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学美术教育的“有机切合” 1 他山之石——吸取传统文化精华是中学美术教育的现实需求 传统文化对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作用不可小觑。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生态,并且难能可贵地有机统一、相互融合。古往今来,教育都强调“文道结合”,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培养道德品质,中学美术教育除了注重知识传播和技能锻炼,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的熏陶砥砺道德品质、完善人格修养,实现对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文化积淀的精神财富则是取之不尽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中闪耀着崇高的人性光辉,胸怀、仁爱、诚信、修身、立志、廉洁、牺牲……这些美德都是传统文化的信仰,也同样应该成为我们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信仰。 传统文化对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大有裨益。中国传统文化凝结了哲学和艺术的结晶,在中医、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各个领域积淀了无数令人为之倾倒的作品,其形态、功能、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财富。脱离传统文化的积淀空谈艺术修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人们欣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时,如果对《洛神赋》毫不知晓,则很难对画中展现的情节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进而体会其巨大的艺术价值,更无法进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同样,如果不了解“云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在古代建筑、雕塑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其代表的“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理念,那么北京奥运火炬“祥云”的诞生也是不可想象的。传统文化和中学美术教育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是美术学习和创作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入更深的艺术境界。 2 传承发展——当今中学美术教与传统文化结合亟待加强 “重知识,轻素养”根深蒂固。当前中学美术教育在提升人文素养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重知识,轻素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一是注重美术技能传授,忽视审美感受培养;二是注重美术形式学习,忽视文化底蕴积累;三是注重美术学科本身,忽视跨学科交流。这种局面下,美术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学生文化素质苍白、难以厚积薄发,因此,强化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汲取精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积累文化功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重洋轻土”一度普遍存在。毋庸讳言,当前我国中学的美术教育实践中仍然存在“重洋轻土”的现象,表现为大量采用西方的美术教学模式,侧重西方美术能力锻炼,比如绘画上过分重视素描、色彩(水粉、水彩、油画)、速写等西方画种教育,忽略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重视这些并无不妥之处,西方的焦点透视、解剖学、光影素描等能力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妥的是厚此薄彼、“重洋轻土”。这种情况下,容易使人在文化意识尚且模糊的状态下,盲目追求“中西结合”,追求表面形式,忽视精神内涵,这对培养真正优秀的美术人才并无益处。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我们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拿来”得更理直气壮,避免陷入盲从和消极。 3 多措并举——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实现中学美术教育的发展提升 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一个兼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在各个方面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对中学美术教育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3.1 在优化课程设置上下功夫 课堂教学是最直接、最基本的教学方式。可以考虑在中学美术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课程的比例,加大跨学科交流的力度,把优秀艺术作品引入课堂,充分利用课程设置的示范作用,鼓励学生广泛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欣赏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 3.2在创新教育模式上下功夫 美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可以让优秀的内容走进课堂,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走进节日风俗、祭祀仪式,有条件的中学还可以鼓励学生“走出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社会实践,到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地考察感受,了解我们国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进而进行保护和传承。同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教育和交流也是创新教育模式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也应相应扩展,发展充分交流、合作、激励的互动教育关系。 3.3 在搭建交流平台上下功夫 交流平台是课程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要结合中学实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强中学之间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学术研讨、课题研究、艺术展示、访问学者等方式,搭建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交流沟通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既强调学习交流,又注重发展创新,让学生在充分贴近吸收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创作灵感源泉,探索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血液,中华文明在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后,留给我们后人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坚持民族化、本土化,融合国际化、全球化,美术教育一定能够更加硕果累累。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对人事管理制约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影响 1、以人为本理念。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孔子也倡导“仁者爱人”、“爱人能仁”的以人为本管理思想。当今社会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现代企业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实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纳。自上海市自来水闵行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贯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无论是在“勤于学习、勇于创新、敢于争先、乐于奉献”企业精神征集,还是在职工教育培训、工资薪酬调整以及管理标准制定等过程中,十分注重采用各种民主方式,听取、采纳职工的意见建议,营造了温馨的“家园文化”,促进了干部职工素质能力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发展。公司成为上海自来水行业持续十年赢利的唯一一家企业。 2、刚健有为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原动力。20年前,临危受命出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的张瑞敏挥动大锤,砸掉了76台质量有缺陷,但仍可作为二等品出厂的电冰箱。张瑞敏的大锤砸破了旧观念,砸出了新观念。经过不懈奋斗,海尔保持了80%以上的年平均增长速度。2003年,海尔以530亿元的品牌价值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榜首。同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选出“美国及美国以外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领袖”,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排名第19位。海尔干部、职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成就了海尔今天的成功。 3、中和尚礼理念。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孔子所阐述的不偏不倚与不走极端的处世之道,认为它会使天地之间所有的人们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现代企业管理用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推崇的和谐理念去调控人的经济行为,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松下公司经营者非常推崇中国的中庸之道,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言,也不搞折中,放弃原则,而以社会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好各种关系。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消极影响 1、平均主义思想。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于小农社会,因此平均思想在民众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小农平均思想主张结果均等,否定竞争,其后果必然是压抑进步,保护落后。这种平均主义在管理上表现为权力平均、责任平均、利益平均、风险平均。平均主义扼杀的是人的积极进取心与生存的危机感。 2、人治高于法治思想。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历来被统治者所信奉。但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过分重视人情,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特别是制度的执行力不到位直接影响企业的规范化、持久性发展。如果无法设计真正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模式,就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难以营造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 3、重传统轻创新思想。有人认为中国人智力优秀是世界上公认的,但中国人的创造力评级在世界上却较低,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容易培养不善于表现、竞争意识弱、攻击性差、缺乏冒险精神的个性特征,求同心理大于求异心理,容易压抑人的个性的自由发挥。 三、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借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 1、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上的管理,是企业诸多现代管理观念的核心,是一切管理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一是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人事部门要根据企业的发展趋势作好人力资源的需求预测和规划,将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选派到合适的岗位上,对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获得更应有强有力的人才管理规划来保证。二是建立健全人才培训体系。一方面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对专业人才要不断充电,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比较专业的培训则可以委托社会培训机构进行,或派员出国培训和进修,做好企业人才“内育”与“外引”的工作,保证企业不断获得合格、适用的各类人才。近年来,上海市自来水闵行有限公司还通过组织经营者竞争上岗、管理人员公开竞聘、团委书记竞聘等工作,在公开条件、公开标准、公开程序后,鼓励各类优秀人才参与竞争,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氛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强调责权相符的科学管理制度。现代化大生产是十分复杂的生产过程,具有高度的比例性和连续性,不论在企业内部还是外部,都有着细致的劳动分工,严密的协作。要把这些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组织起来,只有统一意志,集中指挥,协调动作。领导的权力适当集中是必要的,但过分集中其弊端显而易见。我们应该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当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时,必须进行组织创新,既要由集权逐渐走向分权,将决策权下放,授予下级更多的自主权;又要强化责权对等的管理理念,用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制约和监督企业组织各层面的执行力,防止权力分散后容易出现失控的弊端。同时,还要注重培育尊重个人、上下沟通的企业文化,使企业员工在认知、认同 企业理念、企业精神的基础上,将其化为自觉践行的实际行动。 3、培养员工义利统一的协作精神。儒家思想最根本的主张是“先义后利”、“以义统利”。管理人的职责在于指导所有部门朝向系统的目标而努力。首要的步骤就是把事情理清:组织内每位成员都应该了解系统的目标,以及怎样让自己的努力有助于目标的完成。其次要进行沟通,有效的沟通协作才能实现团队整体的目标,发挥系统整体效能。重视提倡有边界分工,无边界协作,全员参与改善,使团队工作形成一种工作习惯。还可以建立健全合理化建议活动体系,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日本企业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发生问题一般不追查个人责任。他们的观点是谁都想把工作搞好,不想出问题。出现问题一般80%是管理者问题,20%是作业者问题。要用好目视化管理这个有效手段,把问题目视出来,把经验和教训目视出来,把变化点目视出来,减少作业者出现问题以及第二次犯同样错误的可能。 4、激发员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激发员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要求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采取各项激励措施,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企业管理中引入激励机制不仅是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表现,更是迎接未来挑战的需要。企业通过建立适合企业特点的文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充分考虑员工的个体差异实行差别激励、重视长期激励等措施,激发员工潜在的自强不息精神,对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采用科学的激励措施,还可以使员工树立高度的责任心,激发员工不断探求新知识、新技术的兴趣。 5、强化员工勇于创新的开拓理念。权变思想是中国传统兵家谋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应该根据事物的变化,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灵活应变,从而去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尽管权变思想是有关战争的谋略,但它对于处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管理来说同样适用,企业只有善于开拓创新,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海尔企业文化的灵魂就是“不断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战略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而其中观念创新是最重要的,它是所有创新的先导。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过程中,我们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精神应用到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来,坚持以人为本、义利统一、以礼服人的原则,就能做到无为而治,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呈现出良好的生机。 传统文化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之舞蹈“体现” 舞蹈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我国舞蹈文化事业的兴衰。 进行舞蹈文化教育,舞蹈教材的基础性和重要性首当其冲。在舞蹈的教材与舞蹈教学中,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既是一个无法回避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释义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传统文化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对“文化”一词如何定义。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 通常我们把文化概括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简言之,物质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而精神文化则是人类生存的样式和自我完善的方式在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含义不仅包括某一民族在社会实践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而且为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时期社会成员所共有,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社会实践的一切文明成果。在我国,传统文化所反映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文化对于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人们意识、道德等精神方面的密切关联度,它不仅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进程关系、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 舞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舞蹈艺术是传达或表现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如今文化形态的日趋多元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在西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如潮水般涌进的情况下,舞蹈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增入的舞蹈文化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边缘的游弋状态,而且会遭致固守既存传统人士的反对。 如何使舞蹈文化教育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呢?从文化欣赏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特性与保护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舞蹈在传承传统文化时要创作和发展,就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 二、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定位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那是要慎之又慎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是只把传统视作时髦的“怀旧情绪”,而是当作“生存的必要”。 传统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传衍中它会发生变异,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传统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传统文化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健康、更有免疫力。如唐代的乐舞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乐舞文化、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传统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濡化过程。这种濡化过程一般不会引发剧烈的冲突,也不破坏既存的文化秩序。但这需要充当异质吸收的文化主体强大、有自信力和包容精神。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 舞蹈院校的舞蹈教育在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也就是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中,优秀的舞蹈人才和舞蹈作品不断涌现。一部好的舞蹈作品的创作,一定是从内心到动作的浑然天成、和谐统一。它是既立足本族传统,继承了传统文化,又富有现代人的情感,将外在的舞蹈技法与内在的情感表达巧妙融合,而展现的超然艺术境界,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朝鲜族舞蹈作品《扇骨》以它特色的朝鲜族舞蹈语汇和深刻的民族底蕴赢得了众多专家和观众的喜爱与肯定。《扇骨》作品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随着时代审美变迁而有的新体会,在提炼出朝鲜民族具有典型特征的舞蹈语汇的同时融入了编导个人的性格与情感,这样一部作品满足了观众的一份期待——通过舞者身体中流露的沧桑与坚韧,透出朝鲜民族特有的骨气与尊严,表现艺人不随遇而安、不急功近利的人生况味。朝鲜族女子舞蹈一般传统展现的风格优雅而深沉,韵律细腻而含蓄。而《扇骨》的编导张晓梅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位一身傲骨,透着坚韧、刚烈,一位痴迷执着于舞蹈的朝鲜族女子。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观众来解读一位朝鲜女子的人生与情感,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舞蹈艺术是一个情感、观念、信仰、文化交织的精神集合体,多种形态但又具有整合而一的民族性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即是这种民族性以及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在舞蹈艺术中以今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传统的新生是一个民族层面上的典型精神产物。这不只是单一舞种的文化传承,而是通过舞蹈这种客观的文化现象沿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稳固民族之本,扎深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三、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继承 中国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艺术积累,在五千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舞蹈,面对博大而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恒久而弥新的中国舞蹈,面对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如何以一种新的视角去反映和再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以及在舞蹈学院光辉历程中留下深深足迹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我们今天该认真考虑的;把握当今文化发展的方向,适应市场运作,从舞蹈视觉角度入手,打破原有表演模式,通过视觉重构来表现当代中国舞蹈剧目的古典神韵,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们的应该努力探索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传统”继承上,突出视觉冲击力,从舞蹈本身出发,运用舞美灯光的大色块设计和陪衬,结合音乐与舞蹈共通相融的乐舞形式,努力寻找当今审美时尚和舞蹈本体的完美结合。把经典的中国舞蹈剧目以全新的视觉角度传达给观众,力求使中国舞蹈的神韵在演员表现和观众欣赏的过程中能有新的理解、新的体现和新的思考。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传统文化论文: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作为服装界里永不过时的元素被各国人们所喜爱,也始终是各国着名服装设计师们热衷选择的时尚元素之一。本文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面料、色彩、款式和图案中的体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所拥有的文化底蕴和运用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服饰;体现 1前言所谓的中国传统元素应该就是让人们看到后马上会联想到“传统中国”,看上去就知道是从中国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所以经久不衰,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都蕴含在服饰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思想。它的核心是中庸、和谐、内敛。这些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服装上得以充分的体现。比如服饰里渐变过渡的中间色,它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宁静致远,这就是一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的风格;宽袍大袖也是从汉代服饰发展而来的一种服装样式;还有丝绸的材质等等。东方和西方的服饰对比起来就好像西方人更强调竞争、中国的传统则是讲究平和的,如放风筝、太极等,讲究的是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修行。中国传统元素是一种神韵,不是一件旗袍、大灯笼袖或者某种色彩可以诠释的[1]。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服装必然包含着三个元素,那就是面料、色彩和款式。不同年龄或不同身份地位和消费水平的人对这三个服饰里的重要元素都有着不同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还有科技、工艺水平的不断发展,服装的面料、色彩和款式也都在不断地改进和更新,所以这三个重要因素足以让服饰千变万化,来适应各种人群对中式服装的不同需要。中国传统元素在服装里可以体现在这三方面的任意一点上。 2.1面料。总体来讲,中式传统服装的面料选择十分广泛,但其中有些面料却是中国独有的或是最先运用在服饰中的。例如大麻被称为汉麻;苎麻,被称为中国草;丝绸也是我国特有的面料。而棉布最早则是从印度引进的。其他的面料包括绫、罗、绢、绮、绵、纨等。我们看到在出土的西周时的织物中,麻织品的精细程度甚至可与丝织物相媲美。由此可以看出,中式的服装不仅仅是单纯的从形制和款式上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服装有所区别,而且在服装的面料上也颇有特色。也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的服装面料使中式服装增色不少。 2.2色彩。传统的中式服装在色彩上是很有讲究的,也并不是所有颜色都适合人们的日常穿着。 在中国的传统服饰中,什么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有着严格的规定,在礼仪礼法中明确规定了服饰的色彩,不同的服装颜色代表的是不同人物身份的高低贵贱,而且在生活中还忌穿“贱色”和“凶色”。所谓“贱色”,就是从事某种低贱职业者的服装颜色,这些颜色往往被视为不洁之色,民间把它们称为禁忌的颜色,比如绿色头巾就是一种贱人所穿服装中的一种。因为民间认为绿色和青碧色多为娼妓优伶等身份的人穿用。另外“依五色、五行与四神方位的说法,春德为木,据于东方,其色为青;夏德为火,据于南方,其色为红;秋德为金,据于西方,其色为白;冬德为水,据于北方,其色为黑。”由此可见,通常看似普通的颜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蕴含着深层的含义。中国自周代以来建立服饰制度,认为色彩是汉民服饰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但在现代的服饰上配色高艳度、强对比却成了中式服装的典型的配色方法。传统服装色彩受到阴阳五行影响,有青、红、黑、白、黄五色的说法。这五种颜色被视为正色,其余颜色则为间色。正色在大多数朝代为上等社会专用的,代表着高贵,成为民间人们所喜欢和追求的色彩。从配色方法看,强对比和高纯度是中国传统的配色方法。强烈的对比色往往在黑白、金银等中性色的配合下使服装显得更加辉煌艳丽且不失浑朴大方的气质。中国民间则对蓝色有传统喜爱,发明了蓝印花布、靛蓝蜡染布等。蓝色与黄种人的肤色相配在一起比较协调,能够产生柔和的色对比效果。民间的服饰作为一种特定的审美范畴有着自己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和艺术特征[2]。 2.3款式。中国传统元素服饰正是因为其独特的款式风格才风靡世界。而现代的中式服装中仍沿用着许多传统的细节与款式。传统的款式包括对襟、斜襟、一字领、裙子侧摆处的开叉、灯笼袖、上衣下裳的形式、袍衫等等。领子分为斜交领、对开领、立领。在装饰手法上通常使用镶、嵌、滚、盘、绣等种工艺。中式的服装崇尚自然下垂,强调的是纵向感,不会过分地夸张肩部,长长的衣袖和筒形的袍裙等使四肢显得有挺拔感。我们所熟悉的中山装就是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求同存异的典型,它是由孙中山先生仿照童子军格式而定,所以被称为中山装。衣服为翻领,对襟,五纽,前胸左右各有两个方形凸袋,有软盖,衣长及臀,袖长及脉;裤子前面开,用暗纽,左右二暗袋,右后臀部有一个裤袋,有软盖。从装饰特点上看,由于中式服装表现的是二维效果,属于平面直线裁剪,所以装饰也主要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的装饰。装饰手段有镶、盘、滚、绣、嵌等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造型简练,色彩靓丽,让人在穿着它时既能显示出独特的气质又不失美观。刺绣用于服装中的历史悠久。发展到后来,甚至形成了“衣必锦绣”。在现代的中式服装中运用平面刺绣的方法来装饰服装表面空间的手法是沿用至今的最常用到的手法。尤其是精妙绝伦的刺绣工艺与精致的丝绸面料相配合,使服装充满东方风韵,令人赞叹不已[3]。 2.4图案。中式传统服饰上的图案考究而精美,而且涉及的样式和种类也十分丰富。这些丰富多彩的图案纹样里有飞禽走兽、四季花卉、山峦亭阁、几何纹样等,或抽象或具象、或夸张或写实,风格全面且精美,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古至今,无论是在高贵的绸缎还是朴素的民间印花布里,吉祥纹样运用都极为广泛。这表明中式服装喜欢利用图案表示吉祥祝愿。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九龙戏珠、蜥龙闹灵芝等图案,不仅隐喻着图腾的崇拜,而且以类似的图案来抒发“龙的传人”的情感。像凤穿牡丹、团鹤仙寿、鹤鹿同春、喜鹊登梅、连年有余、吉祥八宝、福禄寿喜等图案,反映了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希望。其中还包括几何纹样、飞禽走兽、四季花卉等类型,这里最具特点的是皇帝的龙袍。因为皇帝作为真龙天子,所以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图案各有寓意:“山”代表稳重;“华虫”取文丽的含义;“日、月、星”取照临的含义;“藻”代表洁净;“粉米”表示滋养;“火”取光明之意;“宗彝”表示忠孝;“黼”取表示决断;“黻”取代表明辨。在古代的官服中包含的图案里也更是充满寓意和标识作用。例如在明清文官服饰中多采用飞禽图案,武官的则多为走兽图案。其实说起服饰的装饰,它是从原始部落时就已存在的,在那时的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就已经穿有不同饰物的服装。在商代的墓室壁画里我们看到奴隶主们的服装绣有云纹或几何纹图案。在众多的装饰图案中“宝相花”是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图案,它是佛教的象征性名物,是佛教庙宇中最庄严的装饰,后来才被用到了织锦上,成了衣衾上的花纹。宝相花图案在唐代开始被用于衣服上,从此它从庄严的佛教殿堂走进了世俗的生活。到后来出现了变体的宝相花,带有变体宝相花的纹锦和变体宝相花纹的锦鞋也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中式服饰中,传统的吉祥动物图案有:兔,它性情温顺,象征着很强的繁殖力,寓意着年年丰收;玉兔可以捣药,所以还有除病治病的意思;鱼,寓意着“余”,有年年有余,鱼跃龙门之意;蝙蝠,谐音“福”,有祝福和多福之意。其他常见的传统图案有“多子多福”、“喜上眉梢”、“榴开百子”、“花开富贵”等等。 3结语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衣冠王国,始终为世界服装的发展提供着素材,许多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元素和各个时期的服饰也成为世界各国服装设计师竞相参考与模仿的样本。所以服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不仅可以美化人们同时还可以让世界各国的人们通过服装去了解他国的风俗文化,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可以通过服装进行交流和借鉴,并且从中把我们的中式元素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从而把它们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简析重视乡村群体 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 论文关键词：乡村；广告传播；乡村文化；和谐 论文摘要：以和谐发展的角度指出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现状以及原因，并提出了重视乡村群体，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的观点。井从农村传统文化、广告信息传播、深入乡村基层、设计理论教育界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探讨一条符合国情的广告道路。 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所谓乡村，是指由乡(及镇)与村两种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活范围。本文探讨的乡村群体包括在农村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和在乡镇从事劳动和居住的其他劳动者。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性。 纵观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总体发展不平衡，重城市而轻乡村，针对乡村受众的设计作品为数不多并缺乏乡村文化气息。大多数企业、传媒、广告公司以及学者在以城市为主位的前提下，将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大众概念和城布的生活模式连接在一起，在有意和无意间将中国社会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二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乡村群体遗忘在某个角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媒体“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对子乡村的关注依然很少。根据国家广播总局有关数据显示，面向农民、农衬和农业的广播全国只有10套(分别是山西、江西、山东、河南、陕西以及广西南宁、河北张家口、浙江嘉兴、广东茂名和揭阳电台)，占全国2371套广播频率总数的0.42%。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体相比，开办率仅有4%。因此城乡信息流动结构严重不对称。 其次，长期以来，设计界忽视了乡村地区的弱势消费群设计在趋于城市化、大同化。尽管中国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但仍有不少于八亿的乡村人口。加强对中国乡村广钾究的重今科考麟势群体的媒献怀有利子解决艺术设计全面发展的粗颈问题，对于我们的广告创意、广告的有效传播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会潜移默化的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进程。 再次，很多设计人员将乡村文化传统和地城特色简单化，中国乡村广告传统的东西保存的不乡好;却在设计中不断重复所谓有传统特点的符号和手法。许多设计产品因偏离乡村群体独特的文化传统，价格脱离乡村消费水平而让这些边缘消费群体望而却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告设计与传播本能的忽视乡村群体，造成发展的不和谐呢? 第一、经济力量的弱势和乡村文化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广告设计与传播偏向城市而忽视乡村。经济环境是决定广告的首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的乡村经济模式和结构虽然有了很大变化，经济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但其收人还远远赶不上大中城市，少数边远地区的农民甚至还没完全摆脱贫困。乡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 第二、在使用媒体资源的分配上，我国大多数的传媒机构大都集中在城市。从传播学角度看，广告实质是信息的传达，而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体。而如此高比例的媒体集中于城市，远离乡村，必然导致乡村广告传播的高成本和难以形成有效传播。 第三、绝大多数设计者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同乡村生活方式相差甚远，很难对乡村受众进行准确定位。生活方式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形式，也是现代设计的重要出发点和核心概念。乡村群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交往等并不被设计者所熟悉。正如设计大师索扎斯主张，首先得教导设计者去研究生活，只有生活才能最终决定设计。 第四、在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追求自身效益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弱势群体受众的信息需求。 第五、广告设计片面地强调了产品或服务广告，而忽视了品牌形象广告、即使是产品或服务广告也没有充分的和乡村环境相联系。其实品牌形象广告作为一种传播稀称为了能使姗的信息获得人们的认可，总会进行一些令社会关注、并进行正面倡导的观念传播。如太阳能产品突出其节能的宣传，同时应引导修缮自然环境，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国是个发展中农业大国，乡村人口数量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广告设计与传播应重视乡村群体及其文化传统，反映乡村气息育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的广告设计与发展的道路。 无论传媒在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数量上，还是广告在作品的设计上都应给予“边缘群体”更多的关注，充分重视他们的信息需要，将农村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融于其中，才能具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和思路并被他们所接受。如“实在人，喝实在酒”(龙江家园集团);“比一比，算一算，还是联通最划算”(中国联通);“黑土地黄土地，用肥就用史丹利”(史丹利复合肥);“时风时风，路路畅通”(时风集团)。这些广告语都突出了产品独特的优点，满足了农村消费者某方面的需求。 深人乡村基层，关注乡村群体，摸索出广告设计和谐展的模式和路径。设计是以综合为手段，以创新为目标的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喳计工作需要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不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还需要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技能。优秀的设计者应该及时掌握并预测设计的变化趋势，弓!导变化的观念指导设计、，使设计成为时代变化的表征和进步的催化剂。如兰陵酒业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利用不同媒体的差异性在墙体电视、赠品等不同媒体进行系列广告宣传，加深了品牌的印象，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河南蓝星啤酒抓住农村夏季麦收的有利时机，组织车辆和人员分散行动，把啤酒送到田间地头，给农民提供了便利，也实现了广告的针对性宣传。 关注乡村文化，利用广告传播的文化特质，使他们逐渐适应社会和谐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广告设计与传播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适时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精髓，满足他们多方面需求。如蚊香在农村的使用率远远高于城市。三笑集团就利用赵本山在农民心目中的幽默和淳朴形象，为睡得香蚊香做形象代言，满足了农村消费心理和生活多方的需求。 设计要融人普通乡村消费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尽量通俗化、简洁化。不同消费群体的生活品位和文化修养是不同的，相应的设计也应该有差异。面对乡村群体时，设计不能脱离乡村生活，要考虑到农民的教育知识水平和理解欣赏的能力。广告应尽可能的亲切易懂，缩短与农民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如中国移动通信在某乡镇做的广告语“中国移动通信卡，一边耕地一边打。”即宣传了广告目标，又符合了大部分农民的工作习性，还引领了农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一一使用手机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设计理论教育界应给设计行为重新定位，防止传统文化的葬送，防止设计成为视觉垃圾乃至环境垃圾。呼吁教育主管部自详细规划，将传播学、艺术学、美学、市场学、管理学等进行大融合，为设计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人才。还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责任感，体现出设计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同时也应改变现状，扩大设计对社会的关注和服务范围，重视农村弱势群体，实现中国广告和谐健康快速而更全面的发展。 总之，当今社会广告设计与传播要重视社会生活的变迁，根据整个社会中不同目标受众的特色和文化内涵，深人研究并形成探讨性的课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和谐发展，开阔视野，勇于创新，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大多数人民需要的广告道路。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影视广告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美学　现代影视　告设计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而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的体现: 一、影视的共性 电影的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像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这里，电影再现外部世界的幻景的观点是完全适用于电视的。电视是一种媒介，或者说是不同于印刷媒介的电子媒介之一。尽管在科技属性上，电视是电子光束扫描，电影是物理光学投射，两者是不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电视和电影仍然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具像仿真的影像与声音、音响的结合，串组成综合的符号系统，有着声形并茂、音像俱全的共性，因而在研究上彼此可以得到很多的借鉴与支持。电视出现后，代替收音机成了最基本的媒介，而且随着电视的出现，广告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 二、影视广告的特征 影视广告具有闯入型与强制型的特征，由于借助声画完美结合的影视技术，世界性的电视转播网以及通布城乡的电视收视网在世界各国高速发展，影视广告地位，仍居各种广告媒体的首位。 影视广告的特点: 1、声画合一，诉求视听。有声有色的生动画面，温柔感人的音乐和解说，入耳悦目，扣人心弦，往往对其所传递的信息—形象、言语、情绪，产生“海绵吸湿性”的效应，印入深层记忆之中、:所以电视广告又被称为具有很好的通融性的热性媒体。其理解度、记忆度与暗示性，虽较印刷媒体弱些，但对视与听同时作用所造成的传播效果，却超过一般媒体一倍至数倍。 2、生动形象，诉求面广。成功的电视广告片，能冲破国家民族的语言障碍，为整个世界的人们所理解—画面一连串的形象，富于表情的音乐与音响效果，便是最直接的传播代码，不用语言累述，人人一见便心领神会。 3、擅长于进行商品的示范表演。对于新产品的特殊设计，产品的使用与操作，产品使用的效果与对比等，可多角度、全过程地加以表现，给人的印象，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如我们常见的化装品广告，利用的就是这个特点。 4、由于具有面对面的传播特点，使受传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或萌生个人之间传播的某种直接与亲切之感。 当然电视广告也同其他媒体一样，有着自己的短处: 1、不同商品的不同视听对象难以控制。 2、广告内容与形象转瞬即逝，无法予以保存、品味对比或参照。 3、消遣型视听增多，边千事边观看，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4、插播广告最容易使视听者反感。 三、影视广告的起源与发展 在我国，影视广告设计是一个只历经20余年的历史，但发展却非常迅猛的新生事物。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则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标志着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已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一种时代的角色，成为“开放、改革”的象征。到现在电视广告的播出日趋“密集化”和“频繁化”，广告逐渐成为除电视剧、电视栏目等节目类型以外的又一电视传播主体。 电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遍布世界各地，全球已拥有10亿台，中国便占了3亿台c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这“神奇的盒子”里收看到丰富的新闻、娱乐节目。每天的时时刻，电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美国于192年首先研试电视机，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并于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到1954年彩色电视机问世。电视广告的播放，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信息的传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出现却与电视的首播相差了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成为中国大陆电视的诞生日，同年月2日正式播出。然而解放后的中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左”思潮演变成“”的影响，电视广告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倘若播放外商广告更是有着“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罪名，因而大陆电视广告是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的。在饱受“”的沧桑后大陆经济一片萧条，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春风沐浴大地”这个世人瞩目的数字，它不仅揭开一个。亿人口新时代的序幕，而且翻开中国影视广告的第一页。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正因为这样，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儒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儒家作为由孔子开创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意识形态，其宇宙观上溪远古文化，下开封建社会的正道。夏、商、周三代已经建立了一种一“家”为中心而层层扩展的宇宙观。“家”原意是部落祭祀男性祖神的宗庙所在地，他是部族的中心，标志着以父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以“士”的身份视天下为己任，担当起沟通天人的职责，并把“天地之道”引向现实政治，引向以“家”为中心的父权体制，他们的理想即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因此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儒家的经典《中庸》“中和”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中国的宫殿建筑(比如故宫)以中轴线为中心饿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式，集中的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和”之美.:而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也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引向“吟咏情性”方面，导致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倾向。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作者都非常强调整体，重视家庭与亲情。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电视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电视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几乎所有的的名酒广告都在极力渲染亲情，友情爱情，讲求一团和气。:无论是妻子丈夫，子女父母，都在亲情上做文章。中国影视广告通过较长的语幅来诉说，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雕牌牙膏中《新妈妈》篇中大段的独白就是典型的中国广告语幅风格:先为叙述二人情感世界的变化，后面才出现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真情付出，心灵交汇，雕牌牙膏。脑白金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奉亲养老，礼尚往来和现代社会中人情交易的社会习俗。。又比如牛奶这类广告的往往是充满温馨的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前喝牛奶，广告·语:关注您家人的健康，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友之友牛奶广告)。儒家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体现诚信。诚信是义理的核心，也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要求，国内电视广告内容以此为支点。牛酬光明牛奶狂重广告，《三鹿奶粉》安全新鲜保证。中国移动通信广告用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贯穿三个故事:音乐人小孟的恋爱，某公司老总的生意;2002年6月10日中国游客越南海上遇险。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滋养出了一种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家庭美满，和睦，国家和平，富强，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永久目标。正象儒家美学价值环绕着现实政治和父权体制展开，它必然要求一种与父权体制威仪和庄重相适应的“雄健”、“充实”之美。特别重视艺术的“气势”、“气概”以及“慷慨以任气”的“风骨”，而“气势”的潜隐与含藏又导致艺术的沉郁、劲健的风格之美。 许多宣传男性产品的现代影视广告通常会采用这类风格，当然在具体运用时确是比较隐喻，含蓄的。比如常见的酒类、西服、剃须刀、鞋类之类广告等等。我们可以用“金利来”领带的广告来佐证:“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斜纹代表勇敢，圆点代表关怀……”其喻意是，西服已成为当今男士们通用的服装，在我国连来自乡土的企业家也不例外。穿西服、打领带，社会上比比皆是，它的含蓄意指，象征着这是一个男人们统领的世界。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宣传，为体现自己的实力，也常采用这类风格。而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和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宇宙心灵。孟子曾经提到一种“不忍人之心”，作为人类发不容己的良善本性自然流露的例证，意为人类的本心不能容忍别人的苦难和不幸。南宋陆九渊则进一步把外在宇宙与自己本心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吾心与宇宙之间存在一种发不容己、血肉相连的情感关系因而宇宙间人与万物发生一切都必将牵动我的心，让我感动、关怀和承担。比如许多药品影视广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关心人自身的苦难和不幸开始，国内一直火爆的哈药六厂系列的公益广告。又如美的空调电视广告，中心画面是一个虾和一个空调，一只煮熟的虾随着美的空调降温而逐渐从红色的体表变为褐色，最后竟然因为忍受不住冷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逃之夭夭:多么幽默和谐。 五、道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道家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产物，与正统的儒家文化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与儒家强调人为性的“中和”之美相反，道家提倡的是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美。老子《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说人、地、天中的一切都以道为规则的话，那道则以自然的状态为规则，“自然”即“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之意、因此与儒家以父权体制的政治为依据相反，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依据的原则是是顺应万物的自然成长。庄子把它普遍化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美学命题，;天地沉默运行的节奏，万物无言生长的繁茂景象，都是自然之道这一“大美”的具体体现。正是通过“自然”这一终极价值，道家美学便把审美对象的领域无限地扩展为存在的一切，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超出日常审美的超越标准，人间的美丑缺乏绝对的依据，当我们用自然之道的绝对标准来看时，美可以转化为丑，丑也可以转化为美。许多影视广告在艺术表现手法中喜欢采用道家的“自然”之美表现手法.比如做各类饮料广告，矿泉水的广告，食品广告，化装品广告等等，设计师们都爱从“自然”入手。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师们在创新的同时，应该更多地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关元素，在传统与时尚的隧道中穿插，使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极具浓郁的民族气息的同时，丰富影视广告设计的多元化风格，使传统与现代文化间的精髓相互融合、相互碰撞，和谐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注入民族血液，创造出富有东方韵味的现代影视广告。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试析广告设计作品中跨国文化传播的考虑 论文关键词:广告设计　跨国文化传播　图形设计 论文摘要: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知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广告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广告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传播过程中，广告作品是否成功，它的目的能否达到，取决于其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广泛围内，赢得了宣传对象的共鸣，并为他们所接受。因为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广告信息、消极接受刺激、作出预期反应的客体。相反，他们是信息处理的主体，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对广告信息主动地进行选择和加工。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针对国际知名品牌的设计，我们涉及到一个传播学的概念—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zo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其含义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人而言，跨文化传播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奖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如今，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 跨文化传播是要有语境的(在这里我理解为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当不同文化接触时，相似文化语境下的绝大多数传播往往通过不言而喻即可实现，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却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如果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就会造成传播过程的偏差，误解。从而产生传播隔阂，造成跨文化传播的阻碍。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例如，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如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第一，我们在设计作品时要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并且能够“借势生威”，让自己设计的作品能够让西方人看的懂，又结合东方人的智慧。例如，(图一) 图1是陈放先生的招贴“胜利”，以“v”字胜利的手势造型，但胜利的背后却是无数的失败与辛酸，连他的手指都不见了，只剩下“v”字残缺的烙印。整个海报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尤其是残缺的地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将中国古老文化之残缺的意境美体现在设计中，作品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副海报跨越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障碍。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思维定势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这种信条，作为设计者必须了解，例如，红色在中国是喜庆的颜色，而在日本却认为是低贱的颜色。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必然会导致设计作品的失败。 第二，设计者必须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 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时，往往会受到文化冲击，从而产生某种不适应。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种族优越感、思维定式、偏见和相异的文化背景方面。例如，在国际广告大奖赛中很难看到中国设计的作品，因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面对东方文化的含蓄，西方设计者，总是以拒绝的态度来对待东方设计师。面对当今西方强势文化的主流，作为一名设计者，我持积极理解的态度，文化是有差异，但通过发现对方的不同点，反过来加深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理解，从而做到客观地把握各自的文化特性。在发现差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不可忽视大量的共同之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 但是要想扫清这些障碍，使跨文化传播活动能得以顺利进行，传播双方就应该遵守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更应该摒弃各自的民族偏见，尊重别人，以诚相待，共同来完成跨文化传播活动。这需要我们国家的传播组织、机构的不懈努力。 第三，设计者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在跨文化传播中，非语言行为(在这里，非语言行为被看作是体态语的代名词)与语言行为一样是构成出传播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因文化的不同往往赋予不同的意义，在交流的时候有时会产生误会。例如，有一对不会汉语的瑞士夫妇在香港一家中餐馆用餐，点了莱以后，对服务员比划让他给他们的小狗也弄点吃的，服务员自以为明白了比划的意思，把小狗带至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来的是一盘红烧全只狗肉。而图形作为一种视觉传达语言，以简洁的方式准确传达出语义性，扫除了文字障碍，图形作为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在大众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21世纪以来，人类更是步人了一个视觉读图时代，语言的中心地位必将被打破。 我们知道，广告作品设计是设计者运用图形符号并借助媒介来交流信息的行为与过程。图形符号是信息的载体，它既能代表观念事物，也能代表现实事物。既能充分满足艺术的种种审美要求，又能解决信息、技术、学习、生活及大众传播的需要。例如(图二) 在这则招贴中一根用绳索束缚的香蕉准确、生动的再现了《庄园主》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名家庭教师爱上了年幼的女学生，并与之发生关系，但是世俗的道德折磨着这位家庭教师，最终他以“自宫”的行为来惩罚自己……在西方文化中，香蕉是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官。在这副招贴中的图形设计形、情、意结合，充分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符号，演变为语言信息释放出来，进而使受众心领意会，真正做到了让“图形说话”。图形与语言，概念与形象并非截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语义”可以“图形化”，概念也可以转化为形象。所以，我们在做广告作品时，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这个世界就是互相观察、学习和借鉴而汇集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结晶。当我们的广告设计作品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要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防止急功近利行为，增强理论思维，提高学科理论的研究层次，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这样才能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与含蓄的中国文化中找到一个结合点，把“中国制造”的广告作品在世界上得到认可。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简析重视乡村群体 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 论文关键词：乡村；广告传播；乡村文化；和谐 论文摘要：以和谐发展的角度指出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现状以及原因，并提出了重视乡村群体，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的观点。井从农村传统文化、广告信息传播、深入乡村基层、设计理论教育界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探讨一条符合国情的广告道路。 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所谓乡村，是指由乡(及镇)与村两种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活范围。本文探讨的乡村群体包括在农村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和在乡镇从事劳动和居住的其他劳动者。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性。 纵观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总体发展不平衡，重城市而轻乡村，针对乡村受众的设计作品为数不多并缺乏乡村文化气息。大多数企业、传媒、广告公司以及学者在以城市为主位的前提下，将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大众概念和城布的生活模式连接在一起，在有意和无意间将中国社会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二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乡村群体遗忘在某个角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媒体“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对子乡村的关注依然很少。根据国家广播总局有关数据显示，面向农民、农衬和农业的广播全国只有10套(分别是山西、江西、山东、河南、陕西以及广西南宁、河北张家口、浙江嘉兴、广东茂名和揭阳电台)，占全国2371套广播频率总数的0.42%。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体相比，开办率仅有4%。因此城乡信息流动结构严重不对称。 其次，长期以来，设计界忽视了乡村地区的弱势消费群设计在趋于城市化、大同化。尽管中国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但仍有不少于八亿的乡村人口。加强对中国乡村广钾究的重今科考麟势群体的媒献怀有利子解决艺术设计全面发展的粗颈问题，对于我们的广告创意、广告的有效传播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会潜移默化的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进程。 再次，很多设计人员将乡村文化传统和地城特色简单化，中国乡村广告传统的东西保存的不乡好;却在设计中不断重复所谓有传统特点的符号和手法。许多设计产品因偏离乡村群体独特的文化传统，价格脱离乡村消费水平而让这些边缘消费群体望而却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告设计与传播本能的忽视乡村群体，造成发展的不和谐呢? 第一、经济力量的弱势和乡村文化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广告设计与传播偏向城市而忽视乡村。经济环境是决定广告的首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的乡村经济模式和结构虽然有了很大变化，经济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但其收人还远远赶不上大中城市，少数边远地区的农民甚至还没完全摆脱贫困。乡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 第二、在使用媒体资源的分配上，我国大多数的传媒机构大都集中在城市。从传播学角度看，广告实质是信息的传达，而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体。而如此高比例的媒体集中于城市，远离乡村，必然导致乡村广告传播的高成本和难以形成有效传播。 第三、绝大多数设计者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同乡村生活方式相差甚远，很难对乡村受众进行准确定位。生活方式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形式，也是现代设计的重要出发点和核心概念。乡村群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交往等并不被设计者所熟悉。正如设计大师索扎斯主张，首先得教导设计者去研究生活，只有生活才能最终决定设计。 第四、在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追求自身效益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弱势群体受众的信息需求。 第五、广告设计片面地强调了产品或服务广告，而忽视了品牌形象广告、即使是产品或服务广告也没有充分的和乡村环境相联系。其实品牌形象广告作为一种传播稀称为了能使姗的信息获得人们的认可，总会进行一些令社会关注、并进行正面倡导的观念传播。如太阳能产品突出其节能的宣传，同时应引导修缮自然环境，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国是个发展中农业大国，乡村人口数量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广告设计与传播应重视乡村群体及其文化传统，反映乡村气息育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的广告设计与发展的道路。 无论传媒在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数量上，还是广告在作品的设计上都应给予“边缘群体”更多的关注，充分重视他们的信息需要，将农村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融于其中，才能具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和思路并被他们所接受。如“实在人，喝实在酒”(龙江家园集团);“比一比，算一算，还是联通最划算”(中国联通);“黑土地黄土地，用肥就用史丹利”(史丹利复合肥);“时风时风，路路畅通”(时风集团)。这些广告语都突出了产品独特的优点，满足了农村消费者某方面的需求。 深人乡村基层，关注乡村群体，摸索出广告设计和谐展的模式和路径。设计是以综合为手段，以创新为目标的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喳计工作需要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不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还需要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技能。优秀的设计者应该及时掌握并预测设计的变化趋势，弓!导变化的观念指导设计、，使设计成为时代变化的表征和进步的催化剂。如兰陵酒业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利用不同媒体的差异性在墙体电视、赠品等不同媒体进行系列广告宣传，加深了品牌的印象，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河南蓝星啤酒抓住农村夏季麦收的有利时机，组织车辆和人员分散行动，把啤酒送到田间地头，给农民提供了便利，也实现了广告的针对性宣传。 关注乡村文化，利用广告传播的文化特质，使他们逐渐适应社会和谐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广告设计与传播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适时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精髓，满足他们多方面需求。如蚊香在农村的使用率远远高于城市。三笑集团就利用赵本山在农民心目中的幽默和淳朴形象，为睡得香蚊香做形象代言，满足了农村消费心理和生活多方的需求。 设计要融人普通乡村消费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尽量通俗化、简洁化。不同消费群体的生活品位和文化修养是不同的，相应的设计也应该有差异。面对乡村群体时，设计不能脱离乡村生活，要考虑到农民的教育知识水平和理解欣赏的能力。广告应尽可能的亲切易懂，缩短与农民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如中国移动通信在某乡镇做的广告语“中国移动通信卡，一边耕地一边打。”即宣传了广告目标，又符合了大部分农民的工作习性，还引领了农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一一使用手机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设计理论教育界应给设计行为重新定位，防止传统文化的葬送，防止设计成为视觉垃圾乃至环境垃圾。呼吁教育主管部自详细规划，将传播学、艺术学、美学、市场学、管理学等进行大融合，为设计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人才。还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责任感，体现出设计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同时也应改变现状，扩大设计对社会的关注和服务范围，重视农村弱势群体，实现中国广告和谐健康快速而更全面的发展。 总之，当今社会广告设计与传播要重视社会生活的变迁，根据整个社会中不同目标受众的特色和文化内涵，深人研究并形成探讨性的课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和谐发展，开阔视野，勇于创新，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大多数人民需要的广告道路。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试析广告设计作品中跨国文化传播的考虑 论文关键词:广告设计　跨国文化传播　图形设计 论文摘要: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知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广告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广告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广告设计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在传播过程中，广告作品是否成功，它的目的能否达到，取决于其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广泛围内，赢得了宣传对象的共鸣，并为他们所接受。因为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广告信息、消极接受刺激、作出预期反应的客体。相反，他们是信息处理的主体，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对广告信息主动地进行选择和加工。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广告设计所面临的受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变化。针对国际知名品牌的设计，我们涉及到一个传播学的概念—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zo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其含义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人而言，跨文化传播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奖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如今，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 跨文化传播是要有语境的(在这里我理解为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当不同文化接触时，相似文化语境下的绝大多数传播往往通过不言而喻即可实现，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却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如果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就会造成传播过程的偏差，误解。从而产生传播隔阂，造成跨文化传播的阻碍。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例如，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在跨国文化传播的广告设计作品中如何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 第一，我们在设计作品时要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并且能够“借势生威”，让自己设计的作品能够让西方人看的懂，又结合东方人的智慧。例如，(图一) 图1是陈放先生的招贴“胜利”，以“v”字胜利的手势造型，但胜利的背后却是无数的失败与辛酸，连他的手指都不见了，只剩下“v”字残缺的烙印。整个海报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尤其是残缺的地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将中国古老文化之残缺的意境美体现在设计中，作品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副海报跨越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障碍。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思维定势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这种信条，作为设计者必须了解，例如，红色在中国是喜庆的颜色，而在日本却认为是低贱的颜色。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的“思维定势”，必然会导致设计作品的失败。 第二，设计者必须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 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时，往往会受到文化冲击，从而产生某种不适应。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种族优越感、思维定式、偏见和相异的文化背景方面。例如，在国际广告大奖赛中很难看到中国设计的作品，因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面对东方文化的含蓄，西方设计者，总是以拒绝的态度来对待东方设计师。面对当今西方强势文化的主流，作为一名设计者，我持积极理解的态度，文化是有差异，但通过发现对方的不同点，反过来加深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理解，从而做到客观地把握各自的文化特性。在发现差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不可忽视大量的共同之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 但是要想扫清这些障碍，使跨文化传播活动能得以顺利进行，传播双方就应该遵守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更应该摒弃各自的民族偏见，尊重别人，以诚相待，共同来完成跨文化传播活动。这需要我们国家的传播组织、机构的不懈努力。 第三，设计者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在跨文化传播中，非语言行为(在这里，非语言行为被看作是体态语的代名词)与语言行为一样是构成出传播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因文化的不同往往赋予不同的意义，在交流的时候有时会产生误会。例如，有一对不会汉语的瑞士夫妇在香港一家中餐馆用餐，点了莱以后，对服务员比划让他给他们的小狗也弄点吃的，服务员自以为明白了比划的意思，把小狗带至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来的是一盘红烧全只狗肉。而图形作为一种视觉传达语言，以简洁的方式准确传达出语义性，扫除了文字障碍，图形作为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在大众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21世纪以来，人类更是步人了一个视觉读图时代，语言的中心地位必将被打破。 我们知道，广告作品设计是设计者运用图形符号并借助媒介来交流信息的行为与过程。图形符号是信息的载体，它既能代表观念事物，也能代表现实事物。既能充分满足艺术的种种审美要求，又能解决信息、技术、学习、生活及大众传播的需要。例如(图二) 在这则招贴中一根用绳索束缚的香蕉准确、生动的再现了《庄园主》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名家庭教师爱上了年幼的女学生，并与之发生关系，但是世俗的道德折磨着这位家庭教师，最终他以“自宫”的行为来惩罚自己……在西方文化中，香蕉是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官。在这副招贴中的图形设计形、情、意结合，充分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符号，演变为语言信息释放出来，进而使受众心领意会，真正做到了让“图形说话”。图形与语言，概念与形象并非截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语义”可以“图形化”，概念也可以转化为形象。所以，我们在做广告作品时，必须加强图形设计的研究。 这个世界就是互相观察、学习和借鉴而汇集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结晶。当我们的广告设计作品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要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防止急功近利行为，增强理论思维，提高学科理论的研究层次，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这样才能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与含蓄的中国文化中找到一个结合点，把“中国制造”的广告作品在世界上得到认可。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影视广告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美学　现代影视　告设计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而现代影视广告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的体现: 一、影视的共性 电影的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像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这里，电影再现外部世界的幻景的观点是完全适用于电视的。电视是一种媒介，或者说是不同于印刷媒介的电子媒介之一。尽管在科技属性上，电视是电子光束扫描，电影是物理光学投射，两者是不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电视和电影仍然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具像仿真的影像与声音、音响的结合，串组成综合的符号系统，有着声形并茂、音像俱全的共性，因而在研究上彼此可以得到很多的借鉴与支持。电视出现后，代替收音机成了最基本的媒介，而且随着电视的出现，广告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 二、影视广告的特征 影视广告具有闯入型与强制型的特征，由于借助声画完美结合的影视技术，世界性的电视转播网以及通布城乡的电视收视网在世界各国高速发展，影视广告地位，仍居各种广告媒体的首位。 影视广告的特点: 1、声画合一，诉求视听。有声有色的生动画面，温柔感人的音乐和解说，入耳悦目，扣人心弦，往往对其所传递的信息—形象、言语、情绪，产生“海绵吸湿性”的效应，印入深层记忆之中、:所以电视广告又被称为具有很好的通融性的热性媒体。其理解度、记忆度与暗示性，虽较印刷媒体弱些，但对视与听同时作用所造成的传播效果，却超过一般媒体一倍至数倍。 2、生动形象，诉求面广。成功的电视广告片，能冲破国家民族的语言障碍，为整个世界的人们所理解—画面一连串的形象，富于表情的音乐与音响效果，便是最直接的传播代码，不用语言累述，人人一见便心领神会。 3、擅长于进行商品的示范表演。对于新产品的特殊设计，产品的使用与操作，产品使用的效果与对比等，可多角度、全过程地加以表现，给人的印象，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如我们常见的化装品广告，利用的就是这个特点。 4、由于具有面对面的传播特点，使受传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或萌生个人之间传播的某种直接与亲切之感。 当然电视广告也同其他媒体一样，有着自己的短处: 1、不同商品的不同视听对象难以控制。 2、广告内容与形象转瞬即逝，无法予以保存、品味对比或参照。 3、消遣型视听增多，边千事边观看，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4、插播广告最容易使视听者反感。 三、影视广告的起源与发展 在我国，影视广告设计是一个只历经20余年的历史，但发展却非常迅猛的新生事物。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则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标志着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已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一种时代的角色，成为“开放、改革”的象征。到现在电视广告的播出日趋“密集化”和“频繁化”，广告逐渐成为除电视剧、电视栏目等节目类型以外的又一电视传播主体。 电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21世纪初的今天，电视遍布世界各地，全球已拥有10亿台，中国便占了3亿台c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这“神奇的盒子”里收看到丰富的新闻、娱乐节目。每天的时时刻，电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美国于192年首先研试电视机，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并于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到1954年彩色电视机问世。电视广告的播放，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信息的传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出现却与电视的首播相差了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成为中国大陆电视的诞生日，同年月2日正式播出。然而解放后的中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左”思潮演变成“”的影响，电视广告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倘若播放外商广告更是有着“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罪名，因而大陆电视广告是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的。在饱受“”的沧桑后大陆经济一片萧条，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春风沐浴大地”这个世人瞩目的数字，它不仅揭开一个。亿人口新时代的序幕，而且翻开中国影视广告的第一页。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影视广告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正因为这样，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儒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儒家作为由孔子开创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意识形态，其宇宙观上溪远古文化，下开封建社会的正道。夏、商、周三代已经建立了一种一“家”为中心而层层扩展的宇宙观。“家”原意是部落祭祀男性祖神的宗庙所在地，他是部族的中心，标志着以父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以“士”的身份视天下为己任，担当起沟通天人的职责，并把“天地之道”引向现实政治，引向以“家”为中心的父权体制，他们的理想即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因此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儒家的经典《中庸》“中和”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中国的宫殿建筑(比如故宫)以中轴线为中心饿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式，集中的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和”之美.:而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也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引向“吟咏情性”方面，导致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倾向。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中作者都非常强调整体，重视家庭与亲情。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电视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电视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几乎所有的的名酒广告都在极力渲染亲情，友情爱情，讲求一团和气。:无论是妻子丈夫，子女父母，都在亲情上做文章。中国影视广告通过较长的语幅来诉说，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雕牌牙膏中《新妈妈》篇中大段的独白就是典型的中国广告语幅风格:先为叙述二人情感世界的变化，后面才出现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真情付出，心灵交汇，雕牌牙膏。脑白金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奉亲养老，礼尚往来和现代社会中人情交易的社会习俗。。又比如牛奶这类广告的往往是充满温馨的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前喝牛奶，广告·语:关注您家人的健康，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友之友牛奶广告)。儒家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体现诚信。诚信是义理的核心，也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要求，国内电视广告内容以此为支点。牛酬光明牛奶狂重广告，《三鹿奶粉》安全新鲜保证。中国移动通信广告用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贯穿三个故事:音乐人小孟的恋爱，某公司老总的生意;2002年6月10日中国游客越南海上遇险。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滋养出了一种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家庭美满，和睦，国家和平，富强，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永久目标。正象儒家美学价值环绕着现实政治和父权体制展开，它必然要求一种与父权体制威仪和庄重相适应的“雄健”、“充实”之美。特别重视艺术的“气势”、“气概”以及“慷慨以任气”的“风骨”，而“气势”的潜隐与含藏又导致艺术的沉郁、劲健的风格之美。 许多宣传男性产品的现代影视广告通常会采用这类风格，当然在具体运用时确是比较隐喻，含蓄的。比如常见的酒类、西服、剃须刀、鞋类之类广告等等。我们可以用“金利来”领带的广告来佐证:“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斜纹代表勇敢，圆点代表关怀……”其喻意是，西服已成为当今男士们通用的服装，在我国连来自乡土的企业家也不例外。穿西服、打领带，社会上比比皆是，它的含蓄意指，象征着这是一个男人们统领的世界。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宣传，为体现自己的实力，也常采用这类风格。而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和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宇宙心灵。孟子曾经提到一种“不忍人之心”，作为人类发不容己的良善本性自然流露的例证，意为人类的本心不能容忍别人的苦难和不幸。南宋陆九渊则进一步把外在宇宙与自己本心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吾心与宇宙之间存在一种发不容己、血肉相连的情感关系因而宇宙间人与万物发生一切都必将牵动我的心，让我感动、关怀和承担。比如许多药品影视广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关心人自身的苦难和不幸开始，国内一直火爆的哈药六厂系列的公益广告。又如美的空调电视广告，中心画面是一个虾和一个空调，一只煮熟的虾随着美的空调降温而逐渐从红色的体表变为褐色，最后竟然因为忍受不住冷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逃之夭夭:多么幽默和谐。 五、道家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影视广告设计的体现 道家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产物，与正统的儒家文化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与儒家强调人为性的“中和”之美相反，道家提倡的是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美。老子《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说人、地、天中的一切都以道为规则的话，那道则以自然的状态为规则，“自然”即“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之意、因此与儒家以父权体制的政治为依据相反，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依据的原则是是顺应万物的自然成长。庄子把它普遍化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美学命题，;天地沉默运行的节奏，万物无言生长的繁茂景象，都是自然之道这一“大美”的具体体现。正是通过“自然”这一终极价值，道家美学便把审美对象的领域无限地扩展为存在的一切，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超出日常审美的超越标准，人间的美丑缺乏绝对的依据，当我们用自然之道的绝对标准来看时，美可以转化为丑，丑也可以转化为美。许多影视广告在艺术表现手法中喜欢采用道家的“自然”之美表现手法.比如做各类饮料广告，矿泉水的广告，食品广告，化装品广告等等，设计师们都爱从“自然”入手。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师们在创新的同时，应该更多地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关元素，在传统与时尚的隧道中穿插，使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极具浓郁的民族气息的同时，丰富影视广告设计的多元化风格，使传统与现代文化间的精髓相互融合、相互碰撞，和谐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现代影视广告设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注入民族血液，创造出富有东方韵味的现代影视广告。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广告设计的定位策略 摘要：国内外传媒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代社会，企业如何能在强手如林的广告营销中取胜，首要条件是广告设计应建立在一个科学策划的平台上，其中广告定位就是这一科学策划的关键环节。源于产品而作用于消费者心理的广告定位，是树立企业品牌形象，增强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在市场经济中担负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广告设计 定位策略 一、广告设计的核心——广告定位 二十一世纪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市场机制步入精神生产领域，企业营销中广告设计文化迅速崛起，在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正在迅猛上升。现代生活中广告设计文化已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竞争激烈的营销市场，各种广告的文化含量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附加值越来越成为产品经济的强大竞争力。在国内外传媒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代社会，企业如何才能在强手如林的广告中取胜呢？首要条件是广告设计应建立在一个科学策划的平台上，而广告定位就是这一科学策划的关键环节。源于商品定位而作用于消费者心理的广告定位，在市场经济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广告设计的旗帜和方向。 广告定位是针对企业产品与消费者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它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营销界。广告定位是指在众多的产品竞争中，探寻具有竞争力和差别性的产品特点，结合适宜的广告传播手段，使产品在目标消费群中拥有高度的认同性。作为赢得目标消费群的重要手段，广告定位战略把营销从广告推销时代上升为以产品形象为中心的品牌推销时代。美国著名广告学者大卫·奥格威认为广告定位就是用广告为商品在消费者心中找到一个位置，并指出：“唯有正确的定位，才是有效销售的最重要步骤。”（1）在奥格威总结的28种创造销售力的广告方法中，列于第一位的就是“广告定位”。“广告定位”是广告设计的原点和核心，对广告设计的成败起决定作用。定位始于产品，终于消费者，即广告定位是根据市场细分确定目标消费群的消费习惯，让产品广告在消费者心中占据合适而准确的位置并最终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方向。因此“广告定位”不是创造什么哗众取宠的事物，而是重新结合并开发已存在的商家与客户的密切关系，正如美国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所言：“公司需要在每一个细分市场内制定产品定位策略，它需要向顾客说明本公司与现有的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的区别。定位是勾画公司形象和所提供价值的行为，以此使该细分市场的消费者理解和正确认识本公司有别于其他竞争者的象征。”因此明确适当的“广告定位”在现代营销市场中至关重要。 二、广告定位的战略基础 广告定位的第一个要求是推广品牌效应，凸显与众不同。有了恰当的广告定位，企业就可能在经济大潮中增强自身的发展实力，使广告设计艺术健康、有序、全面的发展。因此广告定位的战略基础便是根据所选择的和竞争者相差异的产品特色进行宣传，企业的首要目的是发掘并抢先占有优势战略以获得竞争先机，广告的首要目的便是将这种竞争优势通过广告定位、创意和艺术表现等手段传播给消费者，让人们在表达称心如意的生活方式时能愉快地联想到一个指链：例如“百事可乐=性感=好玩=受欢迎。” 广告定位的第二个要求是确立品牌战略。当今的市场经济竞争已进入品牌竞争的时代，品牌效应已成为企业进入商品市场的“敲门砖”。林恩·阿普认为品牌是“我们经济中的原子核”, 他以为一个品牌不只是它的“名称、标识和其他可展示的标记”, 在更深刻的意义上, 品牌还包含着与消费者的“契约”、对消费者的“承诺”和给予消费者的“信任”，因此, “一种品牌应具备以下基本特征:一是极高的知名度; 二是崇高的声誉; 三是市场领先; 四是持续利润增长。”成功的定位能够使企业建立品牌声誉, 培育品牌竞争力,赢得品牌市场。因而企业必须在提高品牌知名度上下功夫，只有大家认可的名牌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在我国，彩电行业的长虹、康佳、tcl；制冷行业的海尔、科龙等企业凭借优质的品牌效应获得了巨大成功。所以品牌效应是企业在市场营销中的核心力量 。 广告定位的第三个要求是企业产品种类的丰富性，多样性，可以满足消费者不同的消费选择。总部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集团，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公司，也是世界汽车行业中最具实力的跨国公司之一。集团针对世界各地消费群的不同需求开发了8大汽车品牌：大众汽车(德国)、奥迪(德国)、兰博基尼(意大利)、宾利(英国)、布加迪(法国)、西亚特(西班牙)、斯柯达(捷克)、大众汽车商用车(德国)。品种丰富且针对性强的生产营销理念使大众汽车集团2004年在全球销售汽车达514万辆，大众汽车集团以其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继续领跑世界汽车市场。 三、广告定位的策略运用 1、文化定位策略。二十一世纪以来，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想在风起云涌的经济大潮中有所作为，必须以先进的文化营销理念来导航。人在文化社会之中生活，进一步讲消费者也是在企业建立的文化中消费，只有当消费者对消费文化产生共鸣，企业才能真正建立起消费者对品牌忠诚度。因此，广告设计以这种人本主义文化理念进行广告定位营销，必将给企业带来勃勃生机。 2、功能定位策略。功能是产品使用价值的具体体现，可直接满足消费者丰富的物质及精神文化需求“设计艺术审美的本质，就在于对设计物的功能所表现的合目的性的关照。” （3）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找出自己产品与其他同类产品的相异之处，然后在广告定位中强化自己产品的独特功能，使该产品在同类产品中有明显区别，从而给消费者留下鲜明清晰印象，以增加目标消费群的产品的选择性。典型的功能定位虽然在广告定位设计中只有简洁的几句话，却可以四两拨千斤，促进企业营销工作的顺利展开。 3、强势定位策略。企业利用自己的产品领先优势作为广告设计的核心，在广告宣传中强调产品的优良品质，从而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广告定位应强调产品的具体品质，让消费者了解该产品优势所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飞亚达手表凭借精密的技术和高贵的品质，把品牌定位与身份联系起来，倡导“一旦拥有，别无选择”的强势定位策略，让人感觉戴上飞亚达手表后，能拥有更多的非凡的气质和唯我独尊的尊贵风范。 4、价格定位策略。如果商品的技术、功能、造型等与市场上同类商品相近，没有什么独特的卖点吸引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广告宣传可运用价格定位策略。“货比三家不上当”价廉物美的产品对消费者仍然极具诱惑力。如伴随世界油价的上扬，人们需要汽车更节能节源，许多汽车企业都开辟研发省油、实用、美观、价廉的小汽车，广告突出价廉物美性能好的定位原则，巧妙地运用价格定位策略迅速占领汽车消费市场。 5、市场定位策略。这是市场细分策略在广告大战中的具体运用，将商品定位在最有利的市场领先位置。在一定时期内，一项目标会控制着一个公司的战略计划，公司的资源应优先满足这项目标的市场定位策略，以取得商战先机。ibm公司的微机开发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防止公司的主机生意受到侧面的攻击，因此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微机开发，使ibm公司的家用电脑始终走在市场前列而备受追捧。 6、形象定位策略。 作为消费社会的独特文化景观和媒介的宠儿，广告设计不仅得到了迅猛发展，独树一帜的广告形象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话题。现代广告高度重视一切极富创意的人类精神产品和文学艺术所提供的创意资源。在“形象”备受关注的读图时代，广告必须以别具一格的广告形象吸引消费者已经疲惫麻木的感知力，因此艺术创新以最快的速度被运用于广告的创意之中，个性鲜明的形象定位通过其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广告效果。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试析视觉表现的网络广告设计 ［论文关键字］视觉表现 网络广告 ［论文摘要］从 1994 年至今，网络广告已经走过整整十年的发展历程，成为第四大广告形式，但由于质量较低而备受网民的谴责。本文从广告视觉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视觉表现的角度，对网络广告设计进行了深入探讨。 1、网络广告的定义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而网络广告则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崛起的一种新的广告媒介形式。是继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媒介之后新兴的一种广告媒介，有第五媒介之称。通常认为，网络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体而和传播介绍自己所推销商品或者所提供服务的商业广告。换句话说，网络广告就是在互联网上的以数字代码为载体的各种经营性广告。” 2、基于视觉表现的网络广告设计 目前，我们认为有六个要素关系着网络广告视觉表现的成败，决定视觉表现的效果。这六个要素是：背景、图像、广告语、字体、色彩、形式。我们也将这六个要素定义为网络广告视觉表现优化组合要素。这些要素是根据广告视觉传播的知觉原理、注意原理，以及异质心理等原则，并参照广告视觉语言的构成要素：文字、形象、色彩、空间来设定的。 2.1整体背景，反衬差异。网络广告主要是传递文字与图片，它传播及时，能以最快的速度给消费者明确地传递广告信息，并能反复连续地进行反映。但是，网络广告所在的网页内容较多，容易分散网民的注意力，再加上目前网络广告自身内容较多，这都使网民注意力不能集中于焦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网络广告自身应该运用整体背景，变害为利，以网页的杂乱反衬出广告的整体感，凸现广告。这里所说的整体背景，是指广告以整幅连续的画面，或统一的底色作为贯穿始终的唯一背景。而不是将几个图像拼接在一起，或更换背景及色彩。网络广告在出现形式上具有报纸广告的空间特点，又由于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大多数网络广告又具有电视广告的时间特点， 因此，它的背景既是可换的，又应该是统一的、整体的。但是，目前网络广告所面对的情形刚好相反。 网页是网民知觉的主体，是突出在前面的，被网民清楚地知觉到，而网络广告则是模糊的、朦胧的，是次要的知觉对象。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目前的网络广告已经“隐身”在了网页中：网页上信息过于庞杂，使网民眼花缭乱，而广告如果也是以一块文字、一个小图案的形式出现，势必会被隐藏在大量信息中，得不到突出。网民的知觉不能选择性地注意广告，当然就达不到视觉传播的效果。而如果将广告置于一个整体的背景中，情况就会完全不同。网络广告占有的空间是一般信息的十几到几十倍，如此大的空间，如果联成一片，拥有统一的背景，其视觉表现效果当然也会比一般信息的效果强十几到几十倍。 2.2加入图像，3b 原则。 信息要能为人们所接受，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具有较强的冲击力或要使接受者感兴趣。受众在注意某一对象时，一般平均五秒，能保持二十秒的很少。一个网络广告，能引起人的注目，这是传达成功的第一步，而若要引人注意，最重要的是第一感觉，开始的 1/10 秒钟的瞬间最关键。“3b”是 baby、beauty、beast 的缩写，“3b 原则”是指运用婴儿（baby）、美女（beauty）、动物（beast）这三个引人注目的形象进行广告传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b”作为目光捕捉物有利于吸引“眼球”，也有利于主题和创意的表达，能起到良好的点题和烘托的作用。网络广告中运用“3b”形象，不仅能增强画面的吸引力，而且会在网民心目中建立个性形象，留下难以忘记的印象。特别是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具有传情达意的功能。动作与表情是构成人类行为的形式基础，也是行为的表达方式，它同语言符号一样，也是一个表意符号系统。在广告视觉设计中，运用人物的动作语言能提高画面的被注意值，能更有效地传递广告信息。 2.3神聚标语，画龙点睛。主题广告语是一则广告的“神”，它以凝练的形式完整、形象地概括广告内容、广告主旨，并形成易于传播和记忆的语言。对于网络广告来说，广告语也同样重要，它是吸引视觉的一个重要元素。网络广告的主题广告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简洁有力。由于网络广告的平面空间有限，因此主题广告语应该简洁清晰，用最少的字说出最引人的话语。而且应该有震撼力、感染力或激发力，这样才能捕捉到网民的目光，并吸引他们点击广告。(2)、语言富有生活气息。语言要生活化，这是一般广告语都应该遵守的原则，特别是在网上，只有用网民的语言才能赢得网民的点击。(3)、形式刺激主题广告语应使用较醒目的颜色，比如红色、黄色、黑色、蓝色等，来刺激网民的视觉。字体上，应该运用美术字体或变体，以突出商品、品牌或广告的个性。 2.4巧用字体，展现性格。在网络广告中，文字不宜被用作主要的目光捕捉物。这是因为网络广告所在的背景，即网页本身是以大量文字组成的，如果以文字作为网络广告的主体，势必会造成广告与网页混为一谈，网民不能迅速、清晰的发现广告，当然会减弱广告对网民的冲击。所以，我们认为网络广告中文字的主要作用是说明和辅助画面，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追求文字的美，恰恰相反，在网络广告的制作中，我们应该巧用字体，以字体的形象个性、风格特点去阐释企业、产品的性格风貌，强化网络广告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不同字体能传达不同的情感，传达不同的内容和经营理念，究其原因主要是与文字形象的外形特征和笔画特征有关。字体设计是以字体间组合形式的相互关系来体现主题的。作为网络广告视觉设计的一个重要元素，字体构成的功能和其艺术性是融为一体的。网络广告图形中的字体设计，不仅要向人们传达广告的信息，还要使受众在从字体排列的形式中得到美的感受。 2.5色彩反差，凸现广告。色彩在广告语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成功的广告色彩设计，不仅能引起受众的注意和兴趣，正确地传达商品和劳务信息，激发购买欲望，而且还能塑造商品和企业的良好形象。在网络广告的色彩使用上，我们主张运用“色彩反差”的方法，来凸现广告自身。我们所说的“色彩反差”是根据色彩配置基本规律中的对比规律提出的。对比是色彩关系中的普遍现象，是指人的视知觉得到两种以上的色彩感觉相互作用的表现。两种以上的色彩放在一起，就会产生色相、明度、彩度、冷暖、面积等性质差异对应关系。因此就会有色相对比、明暗对比、彩度对比、冷暖对比、面积对比等。 2.6尝试新的广告形式。广告的注目率、阅读率是最重要的广告效果指标。而广告注目率、阅读率的高低，常与广告表现，广告创意呈正比。一般而言，广告表现突出，广告创意吸引人，都会达成较高的广告效果。我们可以通过三方面增加网络广告视觉创意。(1)、广告形状与尺寸的创新。目前，网页上出现的多是长方形、尺寸固定的广告，这种广告形式固然已经十分成熟，而且利于管理和收费，但是也造成司空见惯、审美疲劳的害处。广告商和广告主可以尝试着改变这种现状，使网络广告更加形式新颖、引人入胜。如将广告形状做成菱形、五角星形、心形、三角形等等。在不危害网民利益的前提下，改变广告的形状与尺寸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表现形式的创新。我们可以运用一些出人意料的广告形式来增加广告的点击率。虽然这种广告表现形式有欺骗之嫌，但广告主却达到了广告效果，网民都注意到了这样一则广告。虽然我们并不提倡这种广告形式，但是可以借鉴它的创意思想，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未做，跳出原来网络广告创意的老框框，寻求新鲜的广告表现形式。(3)、技术效果的创新。据计，旗帜广告和弹出广告中分别有近67％和34％的广告运用了闪动效果，达到了较强的视觉表现效果。无论是文字的闪动，还是图像的闪动，这种异常的处理效果肯定比无闪动的广告更吸引目光。除了文字效果的改进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动画、音效等设计元素，使网络广告更为生动有趣。 3、结论 随着互联网络的进一步发展，网民数量不断增加和网民结构的进一步成熟，将会有更多的个人和企业接受网络广告的跨时空、跨地域、图文并茂、双向传播信息的超凡魅力，网络广告视觉表现的逐步增强，也将使网络广告成为一种具有艺术性、审美性和巨大商业潜力的现代广告形式。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实战型竞赛对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室产学研的启示 【内容摘要】由于地方高校经济、地域、设备条件的限制，广告设计工作室产学研合作模式没能真正运作起来，发挥其应有的实践教学功能。实战型竞赛正好为广告设计工作室提供企业营销项目，让学生真正接触到社会实战项目，在实战中拓展学生与企业、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的交流，从而促进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提升，促进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室产学研不断发展。 【关键词】竞赛 地方高校 广告设计工作室 产学研 一、地方高校建立产学研广告设计工作室的现状 由于地方高校师资力量、经费支持、设备条件、办学环境、生源质量的局限，建立广告设计工作室没能实质性地运作起来，没能为产学研服务。提高广告设计教学质量，拓展学生设计交流平台，培养其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已成为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室产学研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地方高校较强的地域性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工作室实际企业营销项目的导入，没有真实项目的引入，势必导致实践教学虚空地存在。这种现象在广告设计实践教学方面有更加明显的体现：广告设计课程专业教师往往仅凭自己的广告设计能力和教学经验，对学生进行相对封闭的虚拟企业营销实践教学，而这种封闭、保守的实践教学，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会使实践教学质量落后，与社会实战设计脱节；其次将会使学生在创新和实践能力方面明显落后于人，而这种较低的人才培养质量导致就业形势的恶化，最终影响到了专业发展。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主要是应用型人才，这就要求教学中要更加注重具体操作能力以及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而广告设计工作室中存在的弊端和局限显然不利于学生具体操作能力、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二、地方高校产学研广告设计工作室引入竞赛的必要性 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室要克服和突破这种弊端和局限，应从变保守封闭的实践教学为开放有序的实践教学着手，尽量增强学生与企业、本校学生与外校学生、本校学生与外校教师、教师与教师等各方交流。而实战型竞赛项目正是这样一个促进交流的平台，其通过竞赛活动拓展教师、学生、企业间的相互交流，在交流中，既可以了解外校该设计专业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设计水平，也能看出本校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准，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并及时进行必要调整。从而促进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促进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室产学研的良性发展。因此，在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室中引入竞赛的产学研研究，既是提高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的需要，也是促进专业良性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参与到实战型竞赛中来，如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与中国传媒大学共同承办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由2005年500多所高校的2万多件作品，增加到2011年的868所高校，参赛人数近60万人。又如现在国内设计界公认的一项权威设计大赛“金犊奖”，由台湾于1992年开始主办，2011年参赛作品总件数高达22355件，参赛人次突破30万人。以上数据表明，已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参赛的重要性。因此，地方高校应扬长避短，将实战型竞赛引入广告设计工作室，促进广告设计产学研的发展。 三、竞赛对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室产学研的影响 将实战型竞赛引入广告设计工作室产学研中，既丰富了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室的实践内容，又拓展了学生的交流平台，调动其积极性，培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增强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为本校教师与外校教师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提升，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丰富教师的教学经验。 （一）丰富广告设计工作室的实践内容 地方高校由于地域与经济等原因的限制，企业项目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广告设计工作室产学研面临虚设的尴尬境地，而实战型竞赛的引入可以摆脱这种困境，把一些大型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引入到广告设计实践教学中，如just us情侣首饰、永和豆浆、雀巢咖啡、加加酱油、奥鹏远程教育等，丰富了广告设计工作室产学研的实践内容，让学生真正接触到了企业实战项目，了解企业营销广告设计的流程、制作方法及表现形式等，为培养其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奠定基础。 （二）竞赛对广告设计工作室中学生的影响 1.增加学生的积极性 每逢竞赛，学生都有很高的参与热情与制作 激情，如2011年报名参赛的人数超过艺术设计专业总学生数的50%，由此可见，竞赛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积极性又是获取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原动力。因此，在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室中引入实战型竞赛，能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教学中。虽然仅有少数学生能够获奖，但大多数学生都会受益匪浅，设计能力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参赛学生认为，这种竞赛是机遇，是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挑战，是综合素质的检验，也是模拟的职业竞技场，对他们思考今后设计之路具有鞭策作用。 在广告设计工作室实践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信心，使其对设计竞赛产生兴趣，积极克服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努力排除各种干扰，让其乐于设计、享受设计，从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 2.促进交流，开拓视野 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室引入实战型竞赛，拓展了地方高校学生的交流平台，为学生与企业、学生与教师、本校学生与外校学生、本校学生与外校教师建立了沟通、交流的桥梁。通过语言、文字、网络等交流，进行认知、情感、价值观等多方面、多层次的人际交往或相互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建立了多层面的人际关系网，进而增进了相互间的情感交流，学习到怎样理解、宽容和博爱。 3.培养沟通与团队协作精神 广告设计工作室产学研研究，长期以来注重学生创意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而实战型竞赛是企业营销的广告设计，难度较大，小组成员需要多方面的技能才能完成，参与竞赛项目设计的学生需要团队协作，在与他人的讨论过程中选定主题，沟通主题的创意表现方案。同时学生在小组中分别负责各自任务，可以扬长避短、拓展视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同时学会如何与人沟通，表达自己的见解，尊重别人的观点，相互影响，形成民主和谐的气氛，增进团队协作精神。 4.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 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实践教学，只能是本校同专业的学生进行比较，竞争面普遍较窄，竞争力不大，学生的竞争意识也会随之淡漠，进而失去竞争能力。要想打破这种瓶颈，广告设计工作室需引入实战型竞赛，让本校学生站在全省、全国广告设计竞技台上，为同一个项目主题竞技，获奖与否成为了竞争能力强弱的表现，通过竞技了解同专业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进而增强学生的竞争危机感，及时调整与完善不足之处，以增强竞争能力。 5.促进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 培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是艺术设计教学的重点，也是广告设计工作室产学研研究的重点。企业之所以参与到竞赛中来，是因为其广告设计需要新鲜的血液，崭新的、独创性的企业营销广告设计能为其带来巨大效益。因此，企业需要创新性强、制作能力强的设计，这也就要求广告设计工作室教师教学的重点是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创意、制作过程中需突破原有的习惯性思维，可以遵循以下步骤：主题发散思维训练——圈出闪光点——闪光点提炼图——讨论、确定方案——进行相关素材收集——寻找执行榜样——进行设计制作——整体修正完善。当然，这些步骤不是绝对的，中间也有可能反复，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会在思维交流、查找、制作、修正之间学习完善自己，使创新与实践能力得到锻炼与提升。 结语 把实战型竞赛引入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室，既让地方高校原本缺少商业案例的工作室真正运作起来，又完善了学校广告设计的实践教学环节，同时对工作室产、学、研的一体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形式的转变，不仅给学生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而且在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具体的商业案例中，学生的竞争意识与竞争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也得到了培养。从另一方面讲，实战型竞赛引入地方高校广告设计工作室也为社会输送优秀广告设计人才、促进广告设计市场健康发展做了良好的铺垫。 李霞，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关于惠州中职学校广告设计专业校企合作模式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立足惠州中职学校广告设计专业校企合作的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中职学校;广告设计;校企合作 职业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成才，使他们成为具有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人，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学校要根据中职生的特点，制定合适的人才培养方案，把学生培养成人。惠州市中职学校专业课程改革围绕“以就业为主导，以能力为本位”的总体思路，开展校企合作培训人才模式研究，让学校和教师在校企合作的实践中探索出～条中职人才培养之路。 校企合作在人才培养中起到重要作用，企业为学校培养师资，与学校共建实习基地，解决了学校师资和学生实习的大难题。学校也大量引进企业工作案例，充实教学资源。校企合作方式则是学校校办企业按照国际企业服务体系的标准去管理，参与市场竞争；对内根据企业服务体系标准和要求开设实训课程，建立实训基地，接收学生实习并进行培训，使学生完成实训课程后，考取行业上岗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校与企业之间信息不畅通的问题，使学校拥有人才资源优势，保证了学校与用人企业合作时的无缝对接。 一、校企合作的现状 我市中职学校广告设计专业建设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起步较晚，经过高速、快速发展期以后，从原有的火热，到现在的艰难维持，广告设计专业已成为很多中职学校的“重点、难点”专业，不仅管理成本高，而且进入该专业的学生对于专业课程如素描、色彩等内容的学习，兴趣不足。这致使许多学校将设计专业课程减至仅仅局限于简单的绘画基础，而且这种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笔者发现，凡设计专业办得有特色的中职学校，都是在校企合作方面较有成绩的学校。现就中职学校校企合作的现状作简单介绍。 中职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形式，按合作对象和合作深度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与用人单位合作。学校所开设专业的方向严格按企业岗位需求确定，成立专家指导委员会和实习委员会，聘请行业专家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组成行业指导委员会，并与企业签订专业实习协议，逐步形成实习基地。二是与设备提供商合作。由于设计专业发展变化快，而中职学校设计专业师资缺乏，学校可与设备供应商签订师资合作计划，共同培训学生考取该品牌的技术认证。学校通过合作建立起自己的培训基地，公司则在培养学生中受益。三是学校为企业提供咨询培训等服务，建立企业与学校的横向联合体，直接参与社会竞争，承接外包业务。横向联合体既是企业，又是实习基地。学校通过联合体的师资培训学生，企业通过联合体获得人才资源。 二、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 我市的中职学校校企合作历史不长，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缺乏政府强有力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企业行为短期，学校偏重利益，校企合作关系较脆弱，已建立长久合作关系，形成良性运作机制的校企合作还为数不多。当前校企合作还存在以下问题：(1)部分企业对于技能人才重招用，轻培养，认为不通过校企合作也能获得技能人才，因此校企合作主动性不够。多数企业给予学校的资助，停留在项目支持、实习基地提供和员工培训合作上，与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目前的校企合作，大多数学校和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是校办企业，要么是企业办校，要么是依托多年感情或个人资源，这种靠感情或人脉关系的合作是脆弱的，经不起市场经济的风浪冲击，甚至会因感情的转移而中止。 三、解决校企合作问题的方法 学校是理论教学基础，企业是实践培训场所，学校和企业是校企合作教育的两个重要要素，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实践，两者既有宏观上的分工又有微观上的融合，其有机结合是校企合作教育成功的有效途径和保障。校企合作关系反映了教育与职业的密不可分的客观规律，只有充分发挥学校和企业各自的优势，并在法律基础上统一协调，才能共同完成好职业教育的任务。 因此，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与学校应做到几点：(1)以诚信为基础。学校与企业在合作中要相互支持，以诚相见，通力合作。(2)以互惠为核心。合作的基础是寻找利益的交汇点，只有互惠互利，合作才能长久。(3)提升合作层次，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做到“以联合推动合作，以融合提升合作”。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设置岗位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和搭建毕业生就业平台，使校企合作之路持久地走下去。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计算机平面广告设计课程模块化教学方法探讨 摘要：该文从计算机平面广告设计这门课的教学任务和特点出发，采用模块化的方法组织教学， 把这门课的知识结构划分为基础理论及相关软件操作、案例剖析及软件实现、创意设计三个模块，每个模块中又详细给出子模块，并详细阐述模块后的教学内容，总结出模块化的教学意义。实践证明，该方法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探索能力具有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平面广告设计 模块化 photoshop coreldraw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企业宣传手段的广告，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广告的成败直接关系着企业的成败。尤其是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如何使企业在众多同行企业竞争中脱颖而出，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广告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甚至起主导作用。平面广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平面广告设计作为图形图像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学生非常有兴趣，可以学以致用，也一致认识到学好平面广告对于就业有很大的帮助。近年来作者多次承担所在学校图形图像专业的平面广告设计课程的教学工作，不断地探索了计算机平面广告设计课程的模块化教学方法。在此，作者将自己的教学内容组织与教学方法撰成此文，就教于同行。 计算机课平面广告设计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及特点 计算机平面广告设计这门课程主要是在学生具有简单的photoshop和coreldraw等平面设计软件操作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掌握广告设计中的色彩搭配、广告构图、图形设计、创意方法等理论和设计方法，通过不同类型的平面广告实例的剖析，使学生学会运用与实践上述理论知识和设计方法，并侧重使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软件photoshop、coreldraw等平面设计软件去实现实例和设计，做出一定数量不同类型的商业广告产品。 平面广告设计这门课程涉及知识面广、内容多、抽象复杂、应用性强等特点，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与应用性，探讨如何在教学任务重、实践应用能力要求高的条件下，通过教学改革促进、完善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 模块划分原则、教学内容组织及模块化的意义 1、 模块化划分原则 根据计算机平面广告设计这门课程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和教学特点，按照教学内容的渐进式与模块内知识结构的相似性原则，将教学内容分成三个主要模块：基础理论及相关软件操作模块、广告案例分析及实现模块、创意设计模块。其中基本理论模块包括色彩搭配、广告构图、图形设计、文字编排等四个方面，除了理论外也要同时注重如何在软件中去对应操作上述的理论，对应操作包括：photoshop中调色技巧、路径钢笔工具的使用、coreldraw排版工具的使用等等。此模块为后续内容的教学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基本的软件操作基础。 广告案例分析及实现模块包括海报招贴设计、报纸与杂志广告设计、pop广告设计、dm单、画册设计等方面的内容，从八个方面组织和开展教学。本模块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不同类型的商业广告的设计要素、表现手法、创意要点以及软件操作的实现。 创意设计模块是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而设计的，包括设计海报、pop广告和画册三个部分，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可以设置其他的动手设计的广告模块，在这儿由于教学时间有限，因此挑选了三个在商业上用得最多的广告来设置大作业。根据商业的需要公司的实际需求，给出要求，不要作过的限制，留给学生发挥的空间，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教学中把握一点，有自己的想法就是好的，是可取的，不管这种想法成熟与否，去鼓励学生积极的思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培养创新人才、复合型人才。 2、 模块化后，教学内容的组织 计算机平面广告平面设计的教学组织，根据上述模块的划分方法，整个课程的教学内容被分解成三个方面十三个子模块，明确了教学目标与教学任务。同时，通过这种将理论与软件操作相结合，商业案例分析与自己动手创意设计作品相结合可以很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使学生不受课本的约束，引导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思考如果用，怎么用自己的知识转化成作品，从而由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在知识积累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1 基础理论及相关软件操作模块 第一个子模块，平面广告基础知识及平面设计软件的介绍。主要讲解什么是平面广告、了解平面广告的类型、特点及投放的市场环境、优秀平面广告赏析；三大平面设计软件photoshop、coreldraw 和illustrator各自的特点和优势、自定义有利于操作的工作界面等等。 第二个子模块，色彩搭配方法的讲解。首先要让学生有颜色的概念，讲解颜色原理和颜色模式，计算机中颜色的表示的方法；颜色分类和基本配色方法，不同颜色选取与不同风格的表达等；然后讲解photoshop中调色技巧，色阶、色相/饱和度、曲线、阈值、灰平衡和偏色的片理、黑场和白场、在通道中调整颜色等的运用。 第三个子模块，广告中构图方法及理论的讲解。在广告设计的版面构成中，一个良好的版面分割，会产生视觉上良好的舒适感！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让初学者，易懂易记．在这里我将其称为“版面分割法则”，口诀是：上中下，左中右，变形出新品！结合案例对“版面分割法则”进行讲解，并让学生设计个人名片，对“版面分割法则”进行应用和实践。 第四个子模块，图形设计 ps中路径及钢笔工具的使用技巧的讲解。标志和符号学、图形的涵义、象征和符号、图形中的明喻等等关于图形的基本知识；在photoshop中绘制图形的路径、钢笔工具的运用、改变路径形状等等。 第五个子模块，文字的处理制作及编排的讲解。 在coreldraw中，使用文字工具，并结合贝塞尔曲线及滤镜效果制作特效文字，文字排版技巧的使用等等。 2.2案例剖析及软件实现 第一个子模块，海报招贴广告案例剖析及实现的讲解。以电影海报制作为例，说明海报的种类，纸张类型，海报设计原则常用表现手法等。 第二个子模块，报纸与杂志广告案例剖析及实现的讲解。以房产广告和汽车广告为例，来讲解杂志广告和报纸广告的媒介特点、报纸广告的版面分布和拼版、杂志的开本、杂志和杂志广告的关系、杂志广告的印刷颜色、报纸广告和杂志广告设计表现的注意点等等。 第三个子模块，dm单案例剖析及实现的讲解。以音乐会dm单为例，来讲解什么是dm单、dm单与传统广告刊载媒体的区别、dm的优点、dm的设计制作方法、常用折法等等。 第四个子模块，pop广告案例剖析及实现的讲解。以x架的设计为例，来讲解什么是pop广告、pop广告的种类和作用、pop广告设计的特点及注意事项。设计观念是影响策划与设计思路方法的关键与灵魂，树立正确的设计思维观念，对于销售点广告设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打破单纯艺术观，树立pop广告的现场推销功能意识、简洁明了迅速传递商品及服务信息、制造及时购买与达成交易的氛围充分发挥广告的功能作用等等。 第五个子模块，画册案例剖析及实现的讲解。宣传画册是商业贸易活动中进行宣传的重要媒介体，它更具有针对性，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特点，为工商界所广泛应用的一个完整的宣传形式，是生产厂家和经销商及消费者之间的媒介及桥梁。以人物写真为例来讲解宣传画册的设计要点、种类、功能、广告宣传画册的纸张选择和装订要求等等内容。 2.3创意设计 有很多人认为创意是虚无飘渺子虚乌有的东西，但是殊不知创意也是有路可循的，创意的关键再于积累，再于动手设计而不是，而不是只动脑筋的纯属幻想，我自己总结了“画像法”，同时也向大家推荐世界广告经典创意这本书， 并举例说明世界大师给出的创意的点子，试着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痕迹。 创意设计以大作业的形式，去完成，给出商业需求，或者直接就是某公司的订单，多多关注社会热点，做出的广告更能满足实际需求，学生也更感兴趣，更能学以致用。比如画册的商业设计，针对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需求，去讨论，相关资料和图片可以去网上下载，宣传的主题，可以小组讨论决定，给学生最大的自由，相信他们会做出最有创意的产品，鼓励他们，而不是打击他们，事实证明我的决策很英明，部分学生都拿出自己最有创意的作品回报了我。 模块化的意义 该模块化教学方案的实施，对计算机平面广告设计这门课的知识点进行了分离和重新组合，讲解理论知识时，也强调应用；在讲解应用案例时，能够把所学理论贯穿于其中。重视就业竞争力的培养，设计具有商业性的教学案例。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设计具有趣味性的教学案例。模块化教学使理论知识与应用完美的结合，改变了以往的理论和应用分开的教学模式，完成了这门课程的知识要求和平面设计软件的综合运用，达到了教学目的。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为学生提供一个充分展示自我才华和产生创意思想的空间，促进其独立性和创新能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结束语 这种方法实现了理论与软件操作想结合，知识点与不同商业案例相结合，从而改变了以前理论和软件操作分开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原来只注重软件的操作，不注重设计的情况得以改善。并且创意设计部分，给了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一改以前死板的教学模式，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该课程有些部分还需要细化，精益求精。欢迎各位同行的批评和建议，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策略探析 【论文关键词】高职　广告设计与制作　教学策略 【论文摘 要】简要分析了当前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存在三大问题，着重阐述了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的三大策略，希望对改进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有一定借鉴和参考作用。 一、前言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其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立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不仅在政策层面向职业教育倾斜，近年来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也逐渐增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百所示范高职院校便是最好的体现。在我国职业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一名奋战在教学一线的高职院校的教师，笔者深感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唯有尽职尽责做好教学科研工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添砖加瓦。 笔者在高职院校主要从事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工作，在本专业的教学实际中发现了诸多问题，在笔者看来，通过教学反思总结出的这些问题在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在此进行粗浅地探析，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对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二、当前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重广告技术学习轻广告理论传授 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的是为生产建设一线服务的实用型人才，强调技术的学习本无可厚非，但是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并不仅仅是完全强调技术应用的专业，在进行广告设计的时候，还需要一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但是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大部分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师并未认识到广告设计基础理论的重要作用，依然只是重视广告设计中技术的应用，这直接导致了培养出的人才缺乏一定的广告设计的理论基础。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得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的总体水平不能提升，所培养出人才的素质参差不齐。 （二）广告教学缺乏现代化教学设备的应用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新兴媒介也随之涌现出来。以往的电脑、电视、广播、报纸媒介依然是广告的主要传播媒介，但是其他的广告传播媒介也正在积极兴起。例如手机、车载led显示屏、空中飞艇气球吊篮等。这一些新兴媒介的大量涌现，使得广告的教学也必须做出改变。但是在实际的广告设计专业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黑板加粉笔的教学模式依然占主导地位，在广告教学中缺乏现代化教学设备的应用，使得广告的教学滞后于广告的发展步伐，这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时极为不利的。 （三）广告教学的实践环节欠缺 如前文所述，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的生产一线的实用型人才，这就要求其动手实践能力较强。针对这一特点，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应该增加专业实践环节，以增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动作实践操作能力。但是，现在部分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或多或少存在与广告实践脱节的问题。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师在学校教学的内容与学生进入广告公司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匹配，学生从高职院校毕业后，还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相关的知识技能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这对毕业生日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广告教学的实践环节欠缺这一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策略 （一）重视广告理论，提升理论的跨学科性 在笔者看来，把广告设计理解为单一的技术专业不利于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的广告设计理念的形成。大量的事实表明，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缺乏相关的理论基础，在以后的广告设计与制作的实践中是难以有长足发展的。因此，广告设计与制作的专业教师需要重视广告理论知识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在广告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增强对广告流程的认识，为学生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广告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涉及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营销学等诸多理论知识。因此，完全有必要使广告设计专业的学生在掌握基础广告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开阔视野，提升广告理论的跨学科性。 （二）广告教学中引入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在广告教学中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利用多媒体信息量大更新快，图像和声音并茂的特点，提升学生对广告色彩、图像、声音等方面的敏锐度和洞察力，这对广告设计专业的学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助多媒体设备，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展示成功的广告案例，可以将更新更快的知识呈现在学生的眼前。 （三）加强广告教学的实践环节，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基地 学校学习的广告知识是不是有效的，需要到实际的广告工作岗位中进行验证。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学生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以后再去验证学校的教学是否有效，学生的成长发展是不可逆的，即使到时候发现了教学中的问题，也是于事无补的。因此，需要在日常的广告设计专业的教学中加强实践环节，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进行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基地是一种比较好的实践方式。 四、结语 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笔者依据自身的教学实际和教学反思，撷取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过程中三个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了探析，希望能够对改进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浅析现代广告设计的新理论 论文关键词 广告学　广告设计　广告艺术设计　理论　实践观 论文摘 要 广告传播具有整合功能、管理与控制功能、教育与指导功能及审美娱乐功能。广告艺术设计是一个从实践——认识——实践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广告是用视觉语言规律和设计规律来阐述情感、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的，广告设计需要灵感，同时也需要创造。 现代广告的设计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直接反映，广告设计已成为人们生活与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明显地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逐渐发展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广告创意内涵 简而言之，即广告主题意念的意象化。为了更好地理解“广告创意”有必要对意念、 意象、 表象、 意境做一下解释。“ 意念” 指念头和想法，在艺术创作中，意念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是作品内容的核心。在广告创意和设计中，意念即广告主题，它是指广告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要说明的观念。它是无形的、观念性的东西，必须借助某一定有形的东西才能表达出来。任何艺术活动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客观事物本身， 是艺术表现的对象； 二是以表现客观事物的形象，它是艺术表现的手段。而将这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构思活动，就是创意。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形象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传递客观事物信息的符号。 二、广告传播的作用与功能 所谓广告，就是通过某种特殊的传播媒介，把有关商品、服务、观念等信息尽可能广泛地传递给人们，从而影响舆论、促进营销的一种宣传活动。广告 是商品社会的产物，它的发生与发展同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密不可分。广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 它也具有一定的审美娱乐功能。优秀的广告本身就是一 种艺术，起着某种精神名片的作用。根据广告传播的功能与现实生活的实践事实，我们可以总结出广告传播的社会作用。表层方面，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作用，即提供信息、 指导消费，加速流通、促进生产，促进竞争、提高质量，扩大出口、多积外汇装饰商店、美化市容。而更深一层来分析，它还具有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陶冶人的精神与情操的社会教化作用。这些作用，正是广告传播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与欢迎的主要原因。 三、目前我国广告传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广告传播尚处于起步和初步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调整 ，就极有可能使我们的广告传播事业走入困境。 一是名人广告泛滥成灾。效仿名人、仰慕名人是一般人都具有的普遍心理。巧借名人效应做广告只要适度，确实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是广告虚假。一些广告过分强调产品的某一方面的功能，结果给人一种明显的虚假印象。尤其是一些化妆品和医疗保健用 品广告，生怕效果说得不充分，神奇性说得不完满，于是不惜置产品实际于不顾，竭力夸大。 三是广告的社会经济效益降低。随着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商品意识与广告意识在人们心中日益强化，广告数量自然也急剧增加。而我们的传播媒体与广告数量急剧增加的现实形势相比，显然还不够多。在此情况下，很自然地出现了广告的过分密集现象，使广大消费者被动地处于长期广告大战的包围之中，感觉变得迟钝甚至麻木，形成了广告躲避现象。 四、广告创意的过程及其思考方法 1.广告创意过程 （1）准备期。指专为某一广告活动而搜集的有关资料。 （2）孵化期。把所搜集的资料加以咀嚼消化，使意识自由发展，并使其结。 （3）启示期。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印象是产生启示的源泉，所以本阶段是在意识发展与结合中。 （4）验证期。把所产生的创意予以检讨修正使之更臻完美。 （5）形成期。以文字或图形将创意具体化。 2.广告创意思考方法 广告创意思考方法包括以下三种：第一，垂直思考法。即按照一定的思考路线进行的， 向上或向下的垂直式思考，是头脑的自我扩大方法。其一向被评价为最理想的思考法。第二，水平思考法。又称横向思考法，在思考问题时向着多方位方向发展。此方法有益于产生新的创意却无法取代垂直思考法，只能弥补后者不足。第三，集脑会商法。即一组人员运用开会的方式将所有与会人员对特殊问题的主意，聚积起来以解决问题。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创意思考方法。 五、广告定位策略对广告创意策略最具划时代的意义 （1）定位的心理基础和特征。定位是一种攻心战略， 定位观念使得广告创意的出发点从商品转向了消费者， 要求更细致的消费心理研究。 （2）定位的竞争特征。定位要“ 相对于竞争对手”，表明定位广告是一种竞争性广告 ， 因为定位是一种心理位置上的竞争，定位承认并利用竞争品牌的位置和优势。 广告设计是用视觉语言规律和设计规律来阐述情感、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的，广告设计需要灵感，同时也需要创造。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多角度、多层次的教学形式指导广告教学，采用多学科、多元化、开放式、互动式和全方位教学方法，启发和引导学生应用新的思维方法，加强多学科的协调能力和综合素质。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试论设计事理学对创意产业中广告设计的影响 摘要 本文认为，在广告设计中，应运用设计事 理学 思想指导设计，创新设计理念和推动创意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 。 关键词 设计事理学 创意产业 广告设计 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citf--the uk 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e)在创意产业规划文件中提出，创意产业是“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①创意产业涉及领域广泛，主要包括：广告、设计、建筑、 艺术 品与古董市场、时装设计、互动性休闲软件、 音乐 、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 旅游 、影视、广播，以及文化遗产等。由于对 经济 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它已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一、设计事理学的基本概念 设计事理学是上世纪末在艺术设计认识领域出现的一种新思想。1981年美国学者赫伯特·a·西蒙出版了《关于人为事物的 科学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一书，提出了“设计科学——创造人为事物”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他将设计描述为“用人为事物的组织和职能——即用其内外环境之间的界面——描述一个人为事物”， 其内在环境是指能在某些环境下达到目的的 自然 现象的组织，认为外在环境决定达到目的之条件，由此推断，如果对内在系统的设计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内在系统就可以适应于外在环境，设计问题的‘内在环境’由一组给定的可选择行动来表示，这组可选择行动可以通过给定范围的控制变量给出。‘外在环境’则由一组参数来表示，这组参数可以认为是确定的，也可以认为只能用概率分布给出，内在环境对外在环境的适应这一目的是用效用函数——通常是控制变量与环境参数的纯量函数——以及可能附加的若干个约束（比如控制变量与环境参数的函数不等式）来确定的，那么设计的目标就是“寻求控制变量的一组允许值，与约束相容，并且使给定环境参数值的效用函数值极大化”。西蒙的这一研究涉及到我们当代的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直至工程设计和社会规划等诸多领域，可以说是“一般事理学”的肇始。 我国学者柳冠中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事理学理论，提出了“设计事理学”观念。在他的《 工业 设计学概论》中指出“人为事物是设计的本质”。设计事理学承袭了“人为事物”的观念，并且更加强调设计“事”的作用和意义，用柳先生常举的例子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设计“杯子”，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喝水的问题，所以更应该考虑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以可能的条件和手段，实现喝水一事，杯子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有时麦秆也许更“适合”。即设计是运用“已知的科学成果”，“限定性地”创造“新的方式”以解决“人类生存的形态”。因此，设计事理学将“内在环境”、“外在环境”、“目的”等范畴引入到设计学研究中，探讨设计中“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目标系统”之间的关系 规律 ，即“事理”，并建立起一套本体论意义上的事理学理论。 二、 3.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 广告设计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具有较强的应用性、技术性和思想性特点，涉及 经济 学、营销学、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心 理学 、文学和 艺术 设计等诸多学科，需要广告设计师具备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创新的思维方式，深入研究广告前沿理论，才能准确把握国际广告设计 发展 趋势，将最新科技引入设计领域。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靠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人才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提高广告设计人员素质应包括专业教师和设计师两个方面： (1)加强学术交流，提高广告设计教师修养。 鼓励教师加强学术交流、研究广告前沿理论,利用数字技术开发广告设计精品课程课件，进行资源共享。认真筛选优秀教材或根据学生和广告专业特点编写教材，把课程内容编制成多媒体课件、 网络 课程等，作为学生共享和更为自由的学习资源；建立互动反馈区，让学生和同行通过这一区域，针对课程或业界动态进行专业讨论，有利于课程教学的改进与完善。 (2)扩大 教育 渠道，提高广告设计师整体素质。 对广告设计师的培养，不能单纯依赖传统的师徒引导，和短期的专业培训；利用互联网经济、便捷、庞大的信息资源，扩大教育渠道，节约学习成本，提高设计师水平，不失为目前较好的途径。譬如，利用互联网的文本、图库、 企业 网站、数据等素材，建设或链接高水平的国际广告专业网站，作为设计师开阔视野，及时获取专业信息，与专家和业界精英学习，以及设计师之间互动的平台。 4.完善广告协会职能加强产学研结合 (1)完善广告行业协会的组织职能。广告协会和设计协会对维护广告市场秩序，进行行业自律，为会员提供服务起着有效的作用。协会组织业内人士进行学习、交流，培训广告设计人才，制定技术标准，规范经营。协会还应支持院校发挥科研优势，实现广告设计、科研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使广告设计为社会服务，为广告市场引航，培养适应产业需求的专业人才，维护创意产业中的广告设计健康可持续发展. (2)完善设计实践组织能力。设计事理学将设计看作是人为事物的组织和职能，设计是通过其内外部环境的协调与组织来完成的。广告创意的好坏，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加强设计师的设计实践，尽快与创意产业接轨，主要通过参加著名的国际广告界、 工业 界赛事、广告专业学术 论坛 ，参与国际性会展、国际知名企业的广告设计等，增强国际认可度，获得国际广告设计信息，及时沟通交流，提高整体广告设计水平，同时锻炼广告设计师组织“事”的能力，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推动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广告设计毕业论文范文: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现实路径探索 [摘要]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应把它放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考虑。广告设计师要思考市场，积累文化，同时也要寻找满足需求的方法。当前广告设计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将思想、概念、创意和市场综合起来，达到最优效果。通过增强文化底蕴、理解广告本身的市场化、培养广告设计中的艺术思维来提升创新教育。广告设计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是靠感觉的锤炼，而这主要还得靠高强度的、长时间的实践来支持。 [关键词]和谐；文化；市场；艺术性 前言 起步晚于发达国家的中国广告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崛起之后，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广告业现存的问题很多，如缺乏高素质人才、广告监督管理不够完善、缺乏对广告作用的正确认识以及缺乏公众的共识等等。这是一个中国广告业能否走向和谐、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时代。我们身处这样一个复杂的年代，研究广告业，我们的分析尺度有必要跳出时间的框架，诊断困顿中国广告业发展的阻力，探寻突破迷局的方向。而在探讨当今中国广告业缺乏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不再是紧紧盯着眼前的问题，就事论事，而是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广告设计的教育问题。 设计教育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发展有着本质的、深层次意义上的影响。教育作为人类寻求进步、自我完善的手段，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搭上了快速奔驰的列车，社会的发展对设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愈来愈功利的心态和冷漠、理性教育的模式，开始离人性精神越走越远，这值得我们设计教育人员深思，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广告业健康和谐发展。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而应放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考虑。其中广告设计教育的更好发展是中国广告业持续生存与和谐发展的要求，是适应全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资源有限，创意无限”的时代，广告设计教育更具有核心的创意价值。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广告设计教育该如何做、怎么做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 当前广告设计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缺乏创新。许多广告设计作品的共同缺点是缺乏意义和创意。我认为，创意源于生活，源于人的需求，源于人的思想。设计师要思考市场，积累文化，同时也要寻找满足需求的方法。当前广告设计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将思想、概念、创意和市场综合起来，达到最优效果。广告设计教育的目标就是以先进的广告设计文化及民族文化、社会背景为参照，重构广告设计师现代化、国际化的价值观，不断改组和重建广告设计教育体系。 一、增强文化底蕴以创新教育 中国是文明古国和人类文明的摇篮，泱泱中华，悠悠千古。与西方现代设计文化的发展相比，中国古代的设计在陶瓷、青铜器、漆器、玉器、织绣、家具、建筑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灿烂辉煌的设计文化，不仅对东亚诸国，而且对西方近代设计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我们当代设计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极其宝贵的借鉴和利用价值。 而在当代中国广告设计界，缺少文化深度的广告设计作品却十分普遍。比如我们注意到1997年香港同归、1999年澳门同归以及1999年国庆50周年的宣传招贴中有很多的设计元素是一样的：大面积红色的应用、孩子张开双臂的形象设计等等。作品缺乏对事件特征的把握和挖掘，导致作品大量雷同，最终缺乏生命力。 中国的设计应该提倡原创，要打破抄袭、临摹的枷锁，破旧立新才有前途。而原创则必须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充分利用民族的本土文化资源创作出适合本土的广告设计作品。 设计的内涵是文化，中国广告设计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学习模仿改进过程之后，更多地注重原创设计，力求使中国元素蕴涵于现代设计之中。而所谓的中国元素，就是指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升华方式的总和。如何以现代审美的全新观点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就像靳埭强先生所说“我们不一定要画上京剧脸谱，穿上龙袍，才能让人认出是中国人。”要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得到更新和拓展，更可以借助广告本身所特有的广泛影响力，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互动。 中国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现代的广告设计教育应该以中国文化为本，同时注重现代化。我们不仅要锻炼自己的手，还要找到自己的设计方法，这就要讲心和手合二为一，用心思考。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有自己强烈的个性和创造力，同时也很热爱自己的文化，并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合、承传中国文化。 两年一度的“苏州印象”广告展，是一场全国性的盛会。苏州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独树一帜。2004年“苏州印象”广告展沿着“互动、专业”的方向发展，拙政、退思、网师、留园等苏州印象也显示出自己的风采。其中更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摄影、海报处处体现中国古老而又优美的古代文化。 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设计就是把中国精神艺术和民间文化的美好寓意与奥运精神结合到一起的典范作品，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并以独特新颖的形式展现出来。 中国联通的标志，采用了源于佛教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本意来延展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的寓意，其中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通、处处顺畅之意，无论从对称还是从形式说，整个标志都洋溢着古老东方已经流传的迹象和独特的文化。 因此，研究设计文化教育的内涵，扭转新时期高等院校学生理解社会的心态，进行课内和校园深层次的文化熏陶，是我们深化广告设计教育的重要路径之一。 二、以广告的市场化推动广告设计教育的深化 广告是指“由可识别的出资人通过各种媒体进行的有关产品(商品、服务、观点)有偿的、有组织的、综合的、劝服性的非人员的信息传播活动”。在广告业中，创意应该说是如影随形的，广告人一直在找寻创意与产业化完美结合的生存空间。但是，创意的本身不能决定广告的命运。从广告的作用上看，广告和公共宣传、人员推销、销售促进是促进产品销售的四种手段。从广告发展史上看，广告业还需要资本兴趣、公关技术等等方面的重要支撑，它是一种整合商业资源和产业上下游资源的一个重要过程和途径。只有真正理解了广告在现代促销巾的位置和作用，创意才有可能最终走向市场，化为新的资本。 另外，也要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广告发展与品牌的关联。现代意义的品牌是指某产品的名称、辞句、符号、设计或其合并使用，是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一种体验。其不仅包括物质的体验，还包括精神的体验。其目的是以此区别于其他商品，不与其他商品发生混淆。产品是冰冷的，品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情感的。产品会过时，会落伍，会被竞争者模仿，品牌是独一无二的。品牌是广告信息与消费者心智之间的第一个接触点。在产品日益同质化的时代，产品的物理属性已经相差无几，惟有品牌给人以心理暗示，满足消费者情感和精神上的寄托。从消费者来说，利用品牌帮助选购物品，不必每次都检验商品的质量。品牌对消费者来说，是信誉的象征。而广告设计要突出品牌，受众通过广告设计的视觉传达中的品牌认识产品，品牌形象最终也要通过广告设计才能发挥作用。正如大卫·奥格威所说：“每一个广告都是对品牌形象的长期投资”。广告服务于品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熟悉感；二是提醒作用。 体现在广告设计教学中，教师应该让学生明白，一幅好的设计作品不仅仅是一件漂亮的设计作品，而是应该向公众传达出商品的特性，并且激起公众的购买欲望，并参与到产品(服务)购买中，同时也要注意到广告设计要服务于品牌。广告大师奥格威说：“广告设计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销售，检验作品好坏的根本不是为了美化，而是为了能够更高的销售，检验作品的成功与否需要市场来证明。”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该观察学生，并引导他们认识到设计的首要任务就是满足市场的需求和与品牌理念一致，漂亮的设计不是独立的，而是充分体现设计是否符合周围的环境，是否在市场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在教学设计中，应该观测和强化学生对于设计作品的评判标准，好的作品是需要市场来检验的，只有踏踏实实地研究市场，分析市场，才能创作出好的设计作品；如果背离了市场的需求，设计的作品只能是华而不实，而无任何实际的意义和作用。 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要为了迎合市场表面的需求，不分地域和特色地开设专业和研究方向。对于设计教育的地域性而言，地域特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如沿海发达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而促进了设计观念的变更和进步，具有浓厚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地区，设计理念则呈现出更加丰富和哲理化的文化内容。因此，不同地域的院校，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及优长，科学定位，建立顺应学科发展、时展潮流的学科布局以及多学科并存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解决好广告设计教育与市场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教学结构、培养模式、培养目标和教师素质几方面重视起来。 广告设计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是靠感觉的锤炼，而这主要还得靠高强度的、长时间的实践来支持。第一，体验客户(业主)、生产者(工艺的执行者)以及接受者三种角色。广告设计是理论研究和市场推广相结合的产物，从各自不同角度的限定和需求，三者问应有相当的差异甚至对立，而处理这些对立和矛盾，显然是在广告设计教育当中所必需解决的问题。第二，体验广告设计中受引导产生虚拟化部分及上述三种角色使用设计成果时的当时行为和后续行为。而这一切只能在不断的市场实践中才能获得和提高。 三、广告设计中艺术思维的培养 我国传统的设计教育强调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艺术修养和扎实基本功的设计人才，为我国设计水平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到了现代，人们普遍认识到艺术设计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更重要的是观念的提升。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设计手段、新的设计观念和新的媒体设计的层出不穷，我们每天都接受着挑战。 基本技能、设计观念与实践活动是广告设计的艺术性的三个层面。设计的基本技能主要包括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对设计工具的驾驭能力以及对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理解和掌握等。随着科技的发展，设计手段不断更新，以及观念和活动的变化，基本技能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另外，设计观念的形成有助于推动艺术设计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它受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同时，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活动，艺术设计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技能和观念，更重要的是和社会的发展相结合，提高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在多年的发展中已经从弱小到壮大，从幼稚到成熟，初步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逐渐从美术、工艺美术的模式过渡到具有现代广告设计教育特点的教育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快速推进，社会的发展对广告设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广告设计教育像雨后春笋迅速成长，据统计，国内在几百所院校开设有广告设计专业，这无疑给广告设计教育注入了活力。但在日益强调科学技术的国度里，像广告设计这种独具人文和艺术色彩的学科亦打上了功利的烙印，广告设计教育亦背离了最初的精神，对这种功利性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抑制作用，反而纵容、迁就，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广告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展开创意、表现创意的过程，而创意和灵感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是要依靠调查研究信息资料的浓缩；二是靠艺术表现的技巧，没有高超的技巧就不可能准确地表达广告设计者的创意；三是靠长期的大量的经验积累，从中掌握一些规律，提高审美能力和联想能力；四是要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没有深层含义和文化基础的标志设计不会走得很远；五是要正确认识广告设计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广告设计和品牌设计传播的关系。 总之，我们应将提升文化底蕴、重视广告本身的市场化对广告设计的影响、培养艺术思维并且将它们应用在广告设计之中作为我们创新深化广告设计教育的出发点。从国内外广告设计的发展趋势看，广告设计的表现形式是信息化，艺术效果是人情化。前者要求有强烈的刺激的信息性，后者要求给人悦目和美的享受。广告设计表现在方寸之间，是设计理念和视觉审美的结晶。提高广告设计教育的整体水平，是我们每个设计教育者的责任，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公共艺术论文:试析对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现状的分析与反思 [论文摘要]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前在我国，大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渴望与实际具有的音乐素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本文结合当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对制约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和实践探索。 [论文关键词]艺术素质　应试教育　课程设置　硬件设施 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种充满活力又独具特色的教育形式，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陶冶学生的情操，完善其人格及其人文精神的养成，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教委先后出台了有关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相关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艺术教育的管理体制，要求抓好艺术课程的开设等工作，尤其是明确了地方院校要体现、落实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全国学校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明确提出，为提高大学生的音乐修养和人文修养，要求全国普通高校全面开设公共音乐教育课程。对高校从事公共音乐艺术教学专职教师的人数和限定性艺术类课程的学分都作了规定。2006年3月8日，教育部下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目的是推动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学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重点高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开设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但是，我国高校除专业艺术院校和极少数高校外，大多数高校艺术教育的现状和学生的艺术素质不尽人意。 近几年，我们与杭州下沙高校的艺术教师对所任教学校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音乐素质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几乎100％的学生表示喜爱音乐，并认为在高校进行音乐教育很有必要。然而，在他们当中，能够识简谱的仅占2.6％，能够熟练掌握一种乐器的占0.2％，而系统学习过音乐基本理论的几乎为零，大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渴望与实际具有的音乐素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笔者认为，当前公共艺术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提高公共艺术教育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艺术教育意义的理解和定位的偏差，在高校艺术教育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一种观点认为，艺术教育就是对艺术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授。由此，在教学中往往不考虑接受者的艺术水准，造成曲高和寡、缺乏互动的状况。第二种观点认为，艺术教育是关于绘画、音乐、舞蹈等个体特殊能力的培养和塑造，把艺术与审美教育简化为艺术技能的学习和训练。致使有些有艺术专业的学校的艺术教育仅停留在专业学生或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层面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艺术团和个别节目的训练指导上。作为技能学习方式的审美教育，其个体的审美能力虽然会得到提高，但却削弱了艺术教育培养人的感性能力、个性以及创新能力的根本作用。有些高校领导者由于对艺术教育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到位，搞不清艺术教育活动与娱乐活动的关系，从而把一般的娱乐活动混同于艺术活动，把周末舞会、武术表演、周末广场娱乐活动等，统统视为艺术教育活动。认为艺术教育也不过就是唱唱跳跳、写写画画，把人文素质教育活动混同于艺术教育活动。 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不是只着眼于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培养的精英教育，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让每一个学生都受到艺术的熏陶，提升审美素质，形成健全的人格。也许有人会认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只是专业教育的事，加强艺术教育只是艺术院校、师范院校、最多再加上综合性院校的事。因此，一些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还处于一种相对自发、随意的状态，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不然。北京理工大学是一所以理工为主的全国重点大学，随着创建国内一流研究型大学目标的确立，北京理工大学把加强艺术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列为学校的工作重点之一，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再如，世界一流的麻省理工学院不仅科学教育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对艺术教育也相当重视，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第二，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师资配备不到位。在一些高校，艺术教育工作还存在着间歇性、随意性和以活动代替课程、以讲座代替课程的情况，没有形成合理的满足学生需求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课程组织管理工作不够科学合理。开设的课程往往因校而异，学校之间、学生个体之间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差距悬殊。即使开设了少量的艺术选修课，每周也只安排两课时。且不能占用白天正常的上课时间，只准安排在晚上或者周末。这显然不能满足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习的需要。 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规定，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共8门，但在很多地方高校这8门课中的戏曲、戏剧、影视课程开课率几乎为零，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这方面的师资。笔者工作的单位有独立的艺术教育中心，但只有4名专门从事教学的教师。他们要面对全校7000多名学生。高校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人数与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失调，或因缺少专职教师编制，教师学历、职称偏低。常常出现艺术类课程设置量少、面窄的情况。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使用的教材很多是艺术专业教材的翻版，有些甚至直接用艺术专业学生上课的教材来授课，致使很多学生因为听不懂而不愿意学习这门课程。同时由于对本土艺术资源的不重视，不能根据本地的地域情况和民族特点对课程内容进行补充，也相对制约了大学生艺术素质的提高。 另外，公共艺术教育硬件教学条件不够理想。学校对公共艺术教育的投入有限，使得教学设备简陋或设施、器材等匮缺。其突出表现在音乐欣赏课所需的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资料，艺术技能课使用的钢琴、各种器乐、电视机、VCD播放机、画室、画具、颜料等都十分缺乏。由此可以看出，一些学校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列入到年度预算中，在硬件配置上，依照教育部要求必备的艺术教室、艺术活动室以及艺术课程教学和艺术活动所需的器材等都没有达到标准。这显然与学校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素质教育的要求极不相称，影响了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艺术教育是高校实施美育最具操作性的重要形式和有效途径。没有艺术教育的高等教育是不完整的高等教育。艺术教育注重使受教育者置身于多学科的实践性审美活动之中，获得审美愉悦的体验，收到触类旁通、相互借鉴的效果，进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激情与灵感。爱因斯坦曾自我总结说：“没有青少年时代的音乐教育，就不可能有我现在这些科学上的成就”。总理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曾发出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他多次提到“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因为我受到了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目前，世界上许多知名大学都在积极地实施通识教育，尤其在发达国家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大学对公共艺术课程的性质、地位，公共美术课程的目标、内容、结构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各个国家政府也都认识到艺术教育的独特意义和作用，都采取各种办法和措施加强艺术教育，普及艺术教育，推动艺术教育的深化，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美国有个“零点计划”，强调对国民进行人文艺术素质教育，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规定艺术为“核心学科”，要求所有高校实行“通识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提供充分的艺术学习和艺术实践机会。英国的剑桥大学将艺术渗透到各学科进行教学，并把艺术作为检查、评估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内容。俄罗斯的艺术教育历史悠久，普及率提高，它将艺术教育普及到了普通大学生乃至社会民众。这些对我国高校艺术教育有效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艺术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民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艺术教育的水平高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志之一。高校的艺术教育不仅可以弥补中学音乐素质教育的不足，而且对大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全面的艺术修养，对丰富大学生活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的音乐教育不是摆设，而是学校整体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我校从2004年开始开设了“音乐与文化赏析”与“歌唱的训练与欣赏”选修课，参加听课学生人数从开始的每个班30多个人到现在的每个班超过一百人；学习动机也由原来的出于好奇或“挣学分”进而到现在的出于想真正地了解、学习甚至研究艺术；学习态度由原来的漠然，到现在的积极、主动地参与。参加学习的学生范围由原来仅有的中文、历史、音乐等文科专业逐渐扩展到了外语、生物、体育、美术、舞蹈、数学、计算机等专业。很多学生深有感触地说，原来不了解这门课程，但接触了这门课后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任何一门课程的建设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我们通过该课程的教学和实践也发现了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如艺术课程的学科建设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还缺乏一套较为适用的、完善的教材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音像资料，课程结构也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 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不是培养艺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精英教育，也不是着眼于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培养，而是普及的、平等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至关重要。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谁就拥有明天。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育人，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独特个性、富有审美情趣，具有创新能力的新世纪人才。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实施的审美教育，在我国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虽然我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等各方面正在得到不断的拓展和丰富，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普通高校艺术教学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工程，观念的更新、标准的出台、教材的建设、内容的拓展、手段的丰富等，都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它在高校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崭新的、基础非常薄弱的领域，不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艺术实践等诸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尚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尤其在地方工科院校遭遇的困难会更多，实施起来难度也会更大。从长远来看，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天地，是大有可为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以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这些问题。 公共艺术论文:谈“公共性”建构与公共艺术 论文关键词：公共艺术　公共性　市民社会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辩证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和社会各阶层之间权利关系不合理配置的反映，提出将公共艺术的核心从“公共性”复归为“艺术性”， 从而较好地解决我国公共艺术中关于“公共性”的冲突与摩擦。 目前，诸多急待变化的公共艺术实践及其面临的批评与指责，使公共艺术存在的合法性深受质疑。批评界在针对当前某些艺术“公共性”的虚假命题的驳斥中，明确地指出公共艺术是一种“天生具有强迫性”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形式”。但是，本人认为，公共艺术当下呈现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不足以阻挡艺术回归公众生活的必然趋势。所谓“权力与民意” 的冲突与摩擦，只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历经的震荡过程。 17至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击碎了政治国家的千年神话，把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使政治国家成为世俗化的市民社会的‘守夜人’，因而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被分解为人权、公民权和特殊利益”①。“一方面，它展现了人类由特权社会步入自由平等的大众社会的非凡历程; 另一方面，则展现了由群体活动和团体价值期望走向个体活动和个性价值追求的伟大进步，并日渐形成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②。与此同时，欧洲市民社会革命的成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也将艺术从教会和宫廷中解放出来，并把艺术曾经拥有的神圣特征，转变为一个任何公众成员都可以对其展开“业余的自由判断”的世俗化特征——公开展览，从而使艺术作品超越了专家而与大众直接接触，而“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③对应于艺术与教会、宫廷的分离，酝酿于20世纪60年代的“百分比立法”，使艺术走出了画廊和美术馆的封闭空间，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在文化公共领域中的自立性、参与性与主动性。可以说，公共艺术政策是对市民社会理论中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价值和原则的继承与发扬，而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建构，则为公共艺术奠定了合法存在的理论基石。 如果说欧洲市民社会革命的成功对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那么，封闭循环的社会历史进程则严重滞后了中国的公共领域建构和现代公民意识的确立。及至“五四”运动，中国才真正开始现代公民精神的建构。然而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大旗以及倡导“自觉的审美文化建设”的呼声，却几近淹没于内忧外患的烽火狼烟之中。而时期的集权垄断又再度遏制了私人领域的拓展。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方向，才开始了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 与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形成相似，公共艺术也同样具有后发外生特征，而缺乏自发自觉、自下而上的社会内驱力。在很大程度上，公共艺术也是由国家和社会精英赋予公众，而不是公众自觉要求的。消极公民意识的历史积淀使公众对公共艺术常常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所谓的“公共性”因此无从谈及，公共领域广泛多元的理性价值批判更难以形成，市民社会理性也就无法上升为公共理性。当前，一些建立在史料分析和文献引证基础之上的公共艺术“考古”研究，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中国也有”的情结，而忽略了公共艺术的西方移植色彩和语境分析。“公共性”既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信徒式膜拜，也不是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单向推进或形式化附加，而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公众与艺术家之间自由对话平台之上的长期交互行为。忽略公共艺术与社会宏观发展进程的文脉关联，缺少健康发展的市民社会和清晰界定的公私领域，就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的生产不仅直接反映出艺术领域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而且清晰地折射出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结构、社会关系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复杂多变的利益缠绕，反映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市民文化和公共理性之间的分野、冲突与整合。由于我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上述矛盾关系便越发复杂和突显。当前我国公共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尴尬处境，以及批评界围绕“公共性”价值兑现而展开的争议和辩论，都深刻揭示出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与公共舆论、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等多极权利关系的分歧与摩擦。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价值震荡和价值真空，以及在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尚未得到彻底根除的腐败、权力滥用和官僚主义等现象，都极易造成社会成员价值选择的迷失，从而导致权利关系的不正当交换与纠缠。事实证明，那些浪费纳税人金钱、践踏艺术尊严、戕害公共精神的“城市菜雕”，正是一些艺术家借“艺术”的名义而不惜扭曲个人艺术追求，盲目迎合不正当权力的青睐而进行利益交换的物化形态。以公共精神为诉求的公共艺术，在话语权争夺以及权利交易的过程中反而沦落为一种编织精致谎言的道具。 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发展进程，既反映出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历程，也揭示出市民社会不断获得政治解放而展现人的自由理性精神的渐进性过程。只有培育出一个成熟理性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的离心性和对抗性才可能根本转化为有机互动的统一体，公共艺术也才可能代表更加广泛的公共价值取向。因此，将公共艺术由后发外生型转化为自发内生型，即由国家向公众的附加，变为公众的自觉需求，是确保“公共性”建构的必要手段。 综上所述，公共艺术在我国的推行，必须通过“政府推进”与“公民演进”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才能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合力推动，进而形成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价值天平，使“公共性”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以及市民公民意识的逐步加强，艺术的公共精神将会逐步得以更大程度地呈现。与此同时，对公共艺术的探讨也逐渐会从以“公共性”为重心转向以“艺术性”为重心，公共艺术的根本属性最终将以艺术自身的美学价值得以呈现。 公共艺术论文:试析公众参与是公共艺术作品存在的理由 【论文关键词】公共艺术；公众；参与 【论文摘要】公共艺术是现代艺术的表现方式之一，其需要向社会的公众靠拢、向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靠拢，承载公众的共同经验与记忆、体现出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与公众真正产生良性的沟通与互动，才可能真正实现其存在的价值。 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外来概念，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共艺术的设置应该以少数精英意志为依归还是以体现公众需求为考虑；应该强调公共性还是艺术性，两者的冲突与矛盾一直是公共艺术辩论中最有争议的议题。 一、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基本条件 公共艺术的关键在于作品是否体现出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最基本的条件。孙振华先生说：公共性的前提是对每一个个人的尊重；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肯定和尊重；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肯定和尊重。没有这些前提将没有公共性可言，也没有公共艺术可言。因此，怎样能体现出艺术作品的公共性，就是艺术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二、公共空间是公共艺术的必要条件 什么是公共空间，一般地讲，就是广大市民自由进出的，进行相互交流，休闲娱乐以及从事社会公共关系等活动的室内外环境。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 首先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在这个空间和场所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进来，就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表达各自的意愿、交换彼此的观点。 与西方社会相比，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存在公共空间的。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封闭压抑，城墙与院落的建造，都是阻断式和包围式的，在严密的等级制度下，决不轻易对外公开，更不能与人共享，这样的结果是彻底消除了大众参与行政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可能。一般情况下广场的功能仅限于教化与宣传的场所，而忽略或不提供大众交往的条件。在很多特大广场上，仅有一座明显的高大纪念碑，而不提供座椅，使大众置于只有景仰的被动地位。 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型史诗性叙述的时代已经过去，高大宏伟的纪念碑开始从城市中心逐渐退出，公共艺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实施的场所从城市中心扩展到城市中的任何一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站台、一个平凡的社区、一个不具有标志性特征的街道、一个能与公众相遇的任何地点，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美的共鸣与感动。 三、公众参与是公共艺术存在的理由 公共艺术的创作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与公众合作互动的产物，作品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公众的参与。在公共艺术中，艺术家要从个人的风格与公众的意愿之间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切入点。这不是艺术家向公众的妥协，更不是艺术品质的降低。因为公共艺术始终强调公众的参与，作品在公众的参与过程中不断完善，公众也在作品的影响下慢慢成熟。而公众审美情趣的提升，也能促使公共艺术作品的更好实现。在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里，关于城市文化的记忆才能真正被凝固下来，公共艺术作品才能长久的存在下去。 一九八二年卡塞尔文献展上，约瑟夫·波依斯的作品《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无疑是个旷世巨作。波依斯要在卡塞尔种植7000橡树，并在树旁安放一座花岗石砖，之后他广泛发动市民出资来参与这项活动，每棵树500马克，申请人将会获得一张捐款证明和一张由波伊斯签发的植树证书。波伊斯在开幕式上栽下了第一棵橡树，希望在5年后的下一届卡塞尔文献展上种下最后一棵。现在的卡塞尔市，几乎随处可见树木，卡塞尔有了一座生长着的社会雕塑。他的作品强调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以及每个个体必须身体力行。正如他所说：我们需要社会艺术的精神性泥土，通过它，让所有的人变成创造者，能够掌握世界。 另一位华人女艺术家叶蕾蕾用了19年的时间，以艺术的方式改变了美国费城一个原本被和犯罪笼罩着的贫民窟。从1986年开始，叶蕾蕾在北费城贫民区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她首先带领着孩子种树，然后在更多人不断的参与之下建造了一个园林。那些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的人私下跟她说：当我完成那些作品时，听见别人对我的赞美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做人的尊严，那感觉实在太好了！在与叶蕾蕾一同改造社区的过程中，这里的人已经学会了自己改造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感觉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这些公众自觉、自愿参与的公共艺术作品，反映了广大公众对公共领域、公共事务的参与意向。在公众参与、交流的过程中，公众的意愿被充分尊重，公众个人的记忆与群体的记忆交叉、融合，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体现了民主、开放、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与态度。 四、结语 公共艺术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在面对公众以前就可以评定出好坏优劣，公共艺术成功还是失败的结论是开放的，社会公众是检验作品成功与否的最后的评判者，只有在互动中，在与观众的接触中，作品的意义和对作品的评价才能最后完成，同样，这也是公共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 公共艺术论文:关于新形势下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适应对策探究 论文关键词:普通高校　公共艺术　教育适应对策 论文摘要:本文从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大学生思维能力的全面发展、增强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及有助于提升校园整体文化品位重要意义入手,通过对当今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对新形势下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制定组织保障措施、加大基本设施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适应对策进行探索。 艺术教育是高等教育实践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当代大学生实现自身全面发展、完善人格塑造的重要手段。 一、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 1、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使广大同学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形成科学进步的人生观、道德观,从而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促使大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以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心健康等全面素质的目的。 2、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促进大学生思维能力 艺术教育作为培养大学生想象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能促进大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的发展。在艺术教育审美过程中,大学生们不断探索与创造,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思考,其发散性的思维就能得到发展和提升。 3、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身心素质 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使大学生获得展示和交流的机会,可以丰富学生内心世界的情感表达,可以增强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此外,高校开展艺术教育,还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观和审美情趣。 4、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有助于提升校园整体文化品位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内容充实、具有艺术性、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艺术知识付诸于实践,在教与学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形成学术氛围与娱乐氛围相融洽的和谐校园文化,使公共艺术教育更好地发挥启迪思想、净化灵魂和益智的功能。 二、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公共艺术教育地位不高,机构不健全,体制不顺畅,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当今,公共艺术教育在各个高校的地位普遍不高,具体表现在:艺术教育机构不健全,运行体制不顺畅,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艺术教育处于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状态。目前,大学公共艺术教育机构名称多样,运行模式各异,可机构设置不健全、体制不顺畅却是制约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根本障碍。虽然很多高校成立了公共艺术教育机构,但其职责划分、发展定位、相应政策实施等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 2、对公共艺术教育设施缺少投入、资料匮乏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长期以来公共艺术教育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资金方面投入甚少,导致相当多的高校艺术教育设施和艺术教育资料极度匮乏。由于公共艺术教育教材的编写和资料建设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使得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领域一直缺少高质量、切合实际的系列教材及参考资料,这使得大部分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开展仍停留在低水平、低层次、松散的状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公共艺术教育的正常开展。 3、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及专业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 公共艺术教育的对象是来自于各个专业、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需求的普通大学生,艺术教育教师在教育中扮演着引导学生增加自身艺术修养的角色。而现在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大多以从各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存在的问题是其个人文化修养和专业技能一能统一起来。大多数老师有着较高的专业技能,却难以达到一般高校教师的文化素养。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有针对性的考虑授课对象的知识背景,同时缺少对公共艺术教育本身的教学规律的研究和对非艺术专业学生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探寻。这些都会影响了公共艺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三、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适应对策 1、制定组织保障措施 要使公共艺术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并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措施。首先,各高校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成立艺术教育专门机构。已成立机构的,要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并在机构的运作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制度,明确职责,确保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及艺术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各高校要根据学校艺术教育的开展情况建立必修和选修相结合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要结合各校实际,将美育或艺术教育课程纳入公共必修课。同时要将艺术类课程作为通识教育选修课的一个类别,供大学生选修。再次,在艺术课程类别上,要尽量设置覆盖音乐、影视、舞蹈、美术、戏剧、文学等几大艺术门类。在课程层次上,应能兼顾理论、赏析、技巧等多个层次。在课程形式上,则应多样化,体现各艺术课程特色和个性。 2、增加基本设施和资料建设的投入 要使公共艺术教育得以顺利实施,并能有长足性的发展,必须下定决心,花大力气,增加基本设施资金投入。只有资金到位,艺术教育所需的设施、资料等等才能到位,才能确保艺术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各高校应当从整体教育经费中划拨一定的比例,作为公共艺术教育专项基金,用于基本设施和资料建设和日常的必要开支。这些都需要高校的领导者要从根本上真正认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作用,并对艺术教育所需设施和资料建设进行大力支持。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要花大力气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在师资配备上科学地进行统筹安排,在全面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素质方面抓紧师资的培训。首先要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对公共艺术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其次要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业务素质,教师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专业造诣,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艺术表现力。再次是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最后学校要把全面提高艺术教育教师素质当作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常抓不懈,要在课程教学、教育活动等工作量上给以合理计算,专业方面给以科学、合理认定,并在职称评聘、进修培养方面给以适度倾斜,充分调动艺术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重要作用。 公共艺术论文:空间就是权力——关于公共艺术的思考 内容摘要 一部文化艺术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在任何国家与地区，只要政治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也就必然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 一部文化艺术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在任何国家与地区，只要政治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也就必然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许多出现在公共空间里的艺术品，最初无不体现着少数当权者的意志，而与当时人民大众是很少有关联的。尽管在漫长的时间里，有一部分出现在公共空间的艺术品，被大众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并逐渐演变成了具有“公共性”特点的艺术。例如耸立在郑州市中心的“二七”纪念塔由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化”建筑最终转换为特定城市的象征，便很说明问题。[1]但这与我们在今天所说的公共艺术并不能同日而语，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公共艺术近年在中国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由新时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就为一些城市与社区在公共空间里放置大量的艺术品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伴随着人民文化教育水平与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一个公民(市民)化的社会在一些发达地区正日益形成，这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希望对如何在公共空间里放置艺术品拥有发言权。 从本质上看，所谓公共艺术的概念在中国得以提出既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完全可以说，它实际上提出了应该由公众来掌握空间支配权的问题。这是对既往历史的一种颠覆。因此，公共艺术又是一个带有浓厚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概念，而非纯艺术的概念。一些人往往把这一概念(问题)放在十分精英化的艺术小圈子里来谈，就好像让出现在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品具有某种公共性，是艺术家对公众的一种恩赐，殊不知这是公众的天赋权利。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近年来，有批评家与艺术家提出了艺术的公共性问题，[2]但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它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形态和一个应该为之努力与追求的目标。因为在中国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在公共空间里如何安放艺术品，从来就没有拥有真正的发言权。 在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那就是在一些精英意识严重的人看来：首先，人民大众完全不懂艺术，而且有些人还趣味低俗。如果按他们的想法去做艺术，只会导致艺术的倒退和堕落；其次，中国的人民大众不仅受教育程度低，还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能力，即使向他们去征求有关公共艺术的意见，他们也会置之不理。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少数艺术家从某地区或社区领导那里获取了支配空间的权力后，他们不仅从根本上忽视了公众的意愿，还对其实行了具有独裁性质的“视觉暴力”。也许，在一些艺术家的眼中，自己的作品无比高雅或无比艺术，但对公众来说，则与天书一般，根本无法自由进入，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交流。另外，也由于一些艺术品严重侵害了公众必须的生活空间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样情况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后，在一些地区或社区，甚至出现了公众坚决要求拆除某(些)艺术品的情况。久而久之，还形成了少数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严重对立。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坚持认为，中国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努力建立一个真正体现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此外我还认为，这应是中国今后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反对与防止少数人——无论是长官，还是艺术家——的独裁，进而将大多数人的意愿吸纳到对于公共艺术的决策过程中。否则，所谓公共艺术对于我们永远只是一种美好的空谈。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要真正形成具有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通过权威的立法机构具有广泛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和相关政策。例如美国的一些州与城市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颁发了著名的“百分比艺术计划”，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会”，推出了“公共场所艺术计划”， [3]并配以一系列相关政策等等。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有力的举措，不仅从经济上为公共艺术的出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为民主程序得以真正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当然，这样的美好目标在缺乏相应制度传统与制度背景的中国是不可能短期实现的，它需要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行。不过，在缺乏相应法律文件与政策的同时，人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好的经验，先期在一些有条件的基层教地区(社区)进行自觉的探索，以便探索出若干可操作性强，且符合民主程序的做法与经验。在这方面，批评家孙振华在深圳园岭策划的群雕《深圳人的一天》就做出了很有意义的探索。[4]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形成一个具有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 二 我在上文所强调的让大众来行使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艺术家，更不意味着让大众都来从事具体的艺术品创作。从民主的基本定义来看，民主的本意如果要体现在做公共艺术的过程中，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按照平等的原则，应由公众直接掌握支配空间的权力；第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应由公众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做出必要的选择。这意味着，大众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最终会体现在对于某艺术方案或某(些)艺术家的授权上。而我们知道，在以往，类似授权一向都是由少数当权者任意行使的。它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公众的合理意见与根本利益，还会带来洗黑钱等诸多问题。事实上，只有在大众完全取得了对于公共空间的绝对支配权后，他们的想法与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我认为，如果要按照这一基本原则来设定推出公共艺术的运作机制，那么，当一个社区决定要安放公共艺术作品时，首先要做的便是召开社区居民的会议，以按照民主原则来决定在社区内的什么场地里安放什么样的艺术品。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在很大的范围内，人们总是很难为一两件艺术品召开全体居民大会，故在更多的情况下，要由为公众推选出来的居民代表大会成员来完成对公众意见的收集工作。而在更大的地域——如一个市或一个区，则应成立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并就与公共艺术相关的事宜，举行民调、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5]其次，由居民代表大会按照经费预算在社会上进行招标，而且必须引入中介的审计机构，以防止有人从中获取私利；再其次，将所有的参选方案予以公示，以便让公众选定某一方案，并针对其提出某些修改意见；最后，由居民代表大会按公众的意愿与特定艺术家签下有明确意向的合同，进而监督艺术家完成作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即只要艺术家有违反合同的行为，又不肯按公众的意愿加以修改，居民代表大会就可以对艺术家收回授权。 也许有人会认为，按照以上的民主程序进行操作，就会出现西方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经提出的关于“多数派专制”的问题，以及沃拉斯(Graham Wallas)和黎普曼(Walter Lippman)先后提出的在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这一层面所反映出来的“多数人无能”的问题。此外，还会出现多数人被操纵、被利用的问题。但是，如果因而推论让大众来决定对空间的支配权就会导致艺术秩序的天下大乱，那纯粹是对民主主义的无知或者诬蔑，更是对托克维尔问题的极大曲解。所以这决不应成为我们要否定民主程序的理由。其实，在解决所谓“多数人无能”的问题方面，职业艺术家的指导作用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其代表作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中对民主政治所下的定义是：通过职业政治家个人之间竞争与人民投票的方式取得政治决定权的制度性装置。该定义的高明之处是把民主程序与强有力的专家治理的实体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按照这一程序性的设计，在民主制的条件下，人人都可以参政，但不可以人人都执政。支配权只能由赢得了多数选民支持的有专长、有卓识的政治人物来掌握。[6]正是由于熊彼特的表述把平等的选择权(全民投票)与合理的选择权(议会决策)结合在一起，基本上能够克服“众愚政治”的流弊。而当我们按这样的模式来设计公共艺术的民主机制时，就必须有意识地突出艺术家之间的良性竞争、大众的理性授权与相关机构——如居民代表大会——的必要监督。在我看来，这样就完全可以采取切实步骤防止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问题，并防止让质量低劣的艺术作品出现在公共空间里。而且，在未来的民主程序里，应该有条款保证让艺术家智慧地将公众的合理想法转化为艺术时，也可以对公众不太合理的设想提出修改意见。不过，对于领导与艺术家来说，公众永远只能被说服，而不能被压服。任何用强制手段推出公共艺术品的做法都是必须严格禁止的——哪怕某个或数个公共艺术品好到了极致。从这样的原则出发，艺术家在推出他的艺术方案时，应该想办法运用多种方式与传媒手段来做普及宣传的工作，以争取公众的支持。这样的过程也是对公众进行民主与艺术教育的过程。一旦艺术家的想法与公众的想法达成了一致，一个或数个既有艺术性，又有公众性的艺术品就会诞生。退一步来看，要是一个为专业人士普遍看好的艺术方案竟然不能为公众所通过，也只能说明艺术家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而当民主与艺术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必须牺牲艺术，这就是我们应该为民主所付出的必要代价。否则，个别人将会以各种理由推翻民主的程序，并使公共艺术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还存在社区居民对居民代表大会进行必要监督的问题，以防止少数人的集体专权，但由于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故不作相关的论述。 毫无疑问，按照民主程序推出公共艺术的做法有时要比少数人做主的方式效率要差一些。因为“一言堂”在做出决定方面比“群言堂”更为快捷，而按照民主程序来协调不同公众的要求、争取多数同意，需要经过辩论、审议、妥协和表决等法定步骤，有时是会贻误机遇的。但是，在整体的情形下，民主决策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以下优点：(1)与艺术家、政治领导的专断相比，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即使有所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公众的监督，错误比较容易得到纠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决策效率的相对提高；(2)民主开放程序既为广大民众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也使得公共艺术作品会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效果；(3)民主程序的开放性、透明性使得决策机构——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成员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艺术界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可以说，这种让公众与艺术家自由沟通的方式就是它最为发挥威力的地方；(4)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相关审查制度以及大众舆论的大胆揭露和批评——包括传媒的参与——也会不断地刺激决策机构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由此可见，关于民主会妨碍公共艺术作品产生效率的命题只会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有意义。而从更大的范围思考问题，我们还可以说，为了维护更多人的根本利益，我们也必须有所付出。更何况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比起出大错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这种小小的付出还是很值得的。 现在，只要是一提到推出具有民主意识的艺术机制，就会有人说时机不太成熟。按他们的说法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整体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断普及与提高，加上媒体的巨大整合力量，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也好，民主参政意识也好，审美欣赏水平也好……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绝非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低。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中国发达城市的一些社区为例，高素质的居民往往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中有的是白领阶层，有的是文化精英，有的是科技人才，有的是学校教师，有的是商界决策者，有的是退休老干部，有的是在读的大中学学生……如果在这些文化十分发达的社区内也不能推行民主的艺术机制，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可以推行民主艺术机制的地方了。 三 以上所强调的民主运作机制，不过是一种基本的设想而已。因此它又是可以被批判与讨论的。作为乐观主义者，我坚信这样的理想，即在理性的相互碰撞与交流中，一个能为各方面人士接受的民主方案最终会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到那时，非公众性的艺术品就难以出现在公共空间里了。而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是，在民主化的艺术机制中，艺术家的创造性还有没有发挥的余地？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在与我讨论本文的观点时，就不无担忧地问我：难道艺术家在做公共艺术时仅仅是做“命题作文”吗？我的回答则是：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艺术家做公共艺术就如同做“命题作文”一样，但这一过程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应是积极主动的。从我对国内外公共艺术产生过程的浮浅了解中，我感到，在更多的情况下，公众的意见总是天然合理的。至少，也含有合理的成份。如果艺术家能够从公众的合理想法中获取灵感，并加以巧妙的转换，就极有可能创造别具新意的公共艺术，甚至形成对以往优秀作品的超越。这比闭门造车、胡思乱想要强得多。不过，公众的平均趣味总是相当难以确证的，有时还会相互矛盾。怎么办呢？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家的特殊作用就是，在充分研究了公众的多种需求后，他必须以历史与当下文化背景作为基本的框架，以便从中找出最合理的因素加以创造性的发挥，然后再用使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艺术方案与必要的宣传工作去积极地影响公众。我们的艺术家必须明白：做公共艺术与在室内做所谓纯艺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所谓纯艺术强调的就是自律性，也就是说，在追求与生活实践脱钩的同时，它的重心转向了纯形式本身或艺术家的私密性经验。公共艺术却不同，它在追求政治的有效性时，强调的恰恰是与现实生活的联姻，这也使公共性经验处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由于公共艺术是与公众发生联系的一种特殊文化方式，所以，对于公共艺术而言，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个人化倾向明确的自我表现与无限制的个人扩张，从而将公共性真正作为公共艺术创作的核心与标准。 其实，所谓公共性也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文化指标，应该说，在做公共艺术的过程中，它至少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应该努力体现公众的生存经验与他们所关注的文化问题，从而使作品的意义具有可交流性与开放性。在更为成功的作品中，作品所涉及的公共性问题还会有机纳入特定社区的公共性话语中；第二、应该恰当使用公众性的话语方式或努力表达公众的视觉经验，进而体现出平等交流与公共关怀的价值观，这样还可为不同层面的解读预留充分的空间，并拉近作品与公众的心理距离。 综上所述，我倾向于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公共艺术决不是单一化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人或数人与大众合作交流、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从事公共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必须努力在个人的创意与公众的意愿之间寻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点，进而创造出既有艺术性又有公共性的艺术品。当然，创作公共艺术，还会涉及如何融入特定环境、历史与习俗等问题，由于这些都不属于本文关注的范畴，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批评家殷双喜曾经在一篇名为《自由与交流》[7]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当代艺术的公共性，最重要的内涵是艺术的社会性和艺术的民主性，它首先表现为对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公众人格的应有尊重，它应该具有对那些无名的广大观众的一片爱心，真实地表现人，深刻地触及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艺术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公众所忽略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和现代人的误区，但这应是自然而然地平等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尼采式的居高临下的宣谕以及粗暴的视觉挑衅。” 我感到他的话虽然针对的是当代艺术，也同样适用于公共艺术，这也正是我以它作为本文结束语的原因。 鲁虹简历：1954年生，祖籍江西。198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任职于深圳美术馆研究部。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术作品5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多次参加省市美术作品展览。个人出版的学术专著有《鲁虹美术文集》、《现代水墨二十年：1979——1999》、《为什么要重新洗牌》、《行为艺术在中国》(与孙振华合作)。有约六十万字的文章发表于各丛书及专业刊物上。曾参与《美术思潮》、《美术文献》、《画廊》等美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主持或策划了“重新洗牌——当代艺术展”、“进入都市——当代实验水墨展”、“观念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展”、“图像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展”、“国画改革二十年理论研讨会”及“第一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等重大学术活动。多次出席国内外重大学术活动。2001年主编出版了六卷本的画册《中国当代美术图鉴：1979——1999》，2004年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丛书《新中国美术经典：1949——1989》。 公共艺术论文:简析城市公共艺术传承传统美学 【论文关键词】美学；公共艺术；西方美学；中国传统美学 【论文摘要】本文以传统美学理念为切入点，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中西方传统关学观念的传承，强调西方羡学观念的核在于形式论，而中国传统美学中，意境说、格调说和气韵说占主导。 1.传统美学观念 1.1表理论 美是一种直觉，直觉就是表现，纯粹的直觉获得纯粹的表现，直觉是具有特殊的目标知觉，是一般意志的实践转化为道德活动。因此，美既不是有用的，也不是愉悦的或者真善的。 1.2朦胧论 认为美是一种朦胧的清晰、模糊的明确、似是而非、不似之似、似而不似的直觉感受。美的理论是凭直觉中的感受，美中含有一定成份的真与善，但是美的事物特别是形式美，当美达到相对的审美标准时，具有一定虚假和丑恶成份的事物仍然觉得美。 1.3幻觉论 美是“观念的外观”("das Scheiene der Idee")。这一定义，部分是形而上学的，部分是实在主义的。美，依赖于这些第二性的质的组合，因此，美不能存在于外在世界真实的物理对象之中。 1.4精神分析论 弗洛伊德(Freud)及其许多门徒初创并发展了精神分析美学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理的主要定义是怎样从永恒的“冲突”的观念出发，再进一步，这一压抑的行为又是怎样在无意识当中创造出一个观念相冲动的体系。这一体系，从人格的其他部分孤立出来，术语上称“情结”(complex) 。 1.5体验论 近代科学美学创立者费希纳，把关于美的科学当作普通心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他所开创科研理论，是把实验的方法介绍到美学中来，就是一种“从下而上”("von Unten")的方法，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他用这一方法来代替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即“从上而下”("von Unten")的哲学方法。 1.6移情论 对于这一特别生动的美感经验—近年来多数哲学家都称之为移情(Einfuhlung )—所作的还不够成功的解释，不是在《小宇宙》中找到的，而是在《德国美学史》中找到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批评了赫尔德的极其类似的看法。在赫尔德方面，曾经以炽烈的想象的热情维护过内在生命的自由而又完整的表现。作者告诉我们，这一过程是建立在观念多样化的联想或回忆上面的。 1.7现象学论 只从事于现象("phanomene")的描述，只关心显现在知觉中的对象，而完全不管对它们在因果上的说明。它抓住对象本质的内在特性。“所采用的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中抓住每一个对象的一般特性。象这样所显示出来的事物的内在基本特征。 1.8完形心理学美学论 完形心理学美学是当代西方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完形心理学又称“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一词的音译。他通过对音乐曲调的研究，认为音乐绝非仅仅是曲调音响的总和，音乐中的曲调旋律除了一系列的音响外还有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格式塔特质”。 2.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对西方传统美学观的传承 2.1模仿说 古希腊美学家认为:艺术就是模仿自然。准确地说，就是艺术是模仿自然、社会和现实。依据模仿论的美学观，艺术品的审美判断标准就直接取决于模仿的真实与否，这样艺术家的创造力就大大削弱。 如今的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很多设计作品就是这种对生活和现实的再现，特别体现的城市雕塑上。 2.2表现说 艺术表现论认为:艺术起源于情感表现，艺术的本质也在于情感的表现。 所谓艺术的表现论，主要指:艺术家作为个体感情的存在，强调艺术的目的仅仅只是表现个体独特的、微妙的、难以言说和不可重复的感性体验。而产生与人类心灵之中的情感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冲动，只能借助外在的形式把感情表达出来，成为可以观照，可以感受的东西。 2.3形式说 形式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就艺术而言，反映现实生活也好，表现主观感情也好，都必须纳人一定的审美形式，才能成其为艺术。“艺术的形式性”就是认为形式构成了艺术之最根本的特征。 对形式的认识，后来逐渐发展为“有意味的形式”。 具体显现为:对称与均衡;反复与节奏;多样与统一。 城市公共艺术设计通过对交通的组织、用地功能的分区、各种公共设施的配套、绿色环境的开发、街景形象的塑造、特色环境的创造、城市天际线的表现，把城市的各种环境要素进行合理的安排，从形态、功能、人的行为心理等各个方面，使景观组群由无序变为有序，使城市的景观环境得以发展和完善。 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创作中必须把握好组织与被组织的关系，在制约中寻找自我，使设计师更客观地对待创作的客体，进人无模式的境界之中，再自由地走出来。这样创作出来的客体不会与其他的城市公共设计雷同，不会是随便从别处抄来，也不能随便搬到他处，而是“特定”环境中的特殊表现。 3.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对中国传统美学观的传承 3.1意境说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观念。 意，指创作者在作品中流露的主观思想感情。 境，指创作者对客观形态的描绘与刻画。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写实，不是自然主义的描绘对象具体的形态，要求达到内在精神的神思，强调“似与不似之间”，现代画家齐白石说:“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象用在似与不似之内”。 当今，许多城市公共艺术设计作品继承了意境说美学特点，尤其是雕塑作品。 3.2格调说 中国传统美学往往强调“虚实相生”、“以简就繁”、“计白当黑，妙在无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城市公共设计是对人类的生存空间进行的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的对象是构成人类生存的空间，而产品设计创造的是空间中的要素。这就需要设计师对其进行总体的综合的规划与设计，首先要注意协调各对象之间的关系，协调各要素之间的虚与实，简与繁的关系。 3.3气韵说 气，本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指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韵，本指和谐的声音。气构成事物，韵则决定事物的雅与俗，高与低，美与丑。气韵，就是说，具有高雅气质的人才能做出高雅的艺术品。 中国古代美学重神而轻形，这种美学理念直接影响当代的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在城市雕塑和城市水体设计时，往往追求一种意境。如由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等单位合力完成的奥林匹克公园，主要创意是整个设计像荷花在荷塘中繁茂生长一样。运动员、裁判员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好比被荷叶呵护的水中和水面上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动。中央的步行区域和必要的交通设施是关键。整个设计弱化了具体形态的描绘，极力营造出一种荷塘意境。 4.小结 本文重点对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美学传承进行概述: 4.1以传统美学理念为切人点，首先阐述传统美学观念，解决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学等问题; 4.2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西方传统美学观念的传承，强调西方美学观念的核心在于形式论; 4.3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传承，中国传统美学对环境艺术设计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重点从意境说、格调说和气韵说三个主要方面进行阐述。 公共艺术论文:灵魂的铸就 ——公共艺术设计理念的思考 一、公共精神的构建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公共艺术论文: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公共艺术（public art）是一个外来语，又被称为公众的艺术或社会艺术，它不隶属某一类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单指某一类艺术形式，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为公众服务，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一 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 学术界对公共艺术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从狭义的角度界定，另一类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加以阐释。从狭义上讲，公共艺术是指放置在公共空间中（如：公共绿地、广场、建筑以及城市道路）的雕塑、壁画、装饰、园艺、标识、广告、地景等艺术形式。广义的公共艺术包含内容更为丰富，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诸多艺术形式，还包括由公众兴办或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 公共艺术涉及范围广泛，从形式上说，它有雕塑、摄影、广告影像、壁画、表演、音乐、园艺、装饰等多种表现；从功能上说，它可以分为纪念性的公共艺术、装饰型的公共艺术、休闲型的公共艺术、实用型的公共艺术、游戏型的公共艺术以及庆典型的公共艺术；从空间布局上看，它可以有立体和平面之分、室内和室外之别以及地景和空间相对。从载体上说，它可以是硬性的，如雕塑、陶器、围栏，也可以是软性的，如编制物、灯光、挂饰，还可以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的，如照片、音乐、影像等存在形态。 公共艺术最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性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公共艺术与私人艺术和架上艺术有很大差别，这表现在，一方面，它进入的是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可能以私密的形式建构；另一方面，公共艺术的公共空间性必须要面对公众，公众可以主动选择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但必须要面对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二是从内涵上讲，公共艺术已进入到广泛的社会交流中，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精神，它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就不能是随意与私人的。它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装饰和简单介入，而是以美学、文化、艺术观点为指导，从整体上介入公众的生活方式，以不断引导和满足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需要。 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从发生学上讲，公共艺术从产生时期就与城市结缘，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艺术的最早发端应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所出现的阳光广场，那时，大型广场和公共建筑的出现就使得艺术有了开放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的特征。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诞生在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与治理，一些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场地从美术馆挪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以雕塑为主要代表的室外艺术大量出现，公共艺术一词也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倡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直接赞助公共艺术则把这种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于人类的其他创造成果，城市的发展因为人们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没有最终的完成体。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使许多城市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人文精神资源，而新兴的城市由于缺少文化的积淀，也逐渐沦为环境和精神的沙漠，而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对环境的无情破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无情与冷漠。正如查尔斯•摩尔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可居住。此时，我们的建筑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正说明了城市的扩展已越来越远离艺术化生存的理想，越来越远离令人愉悦的美感，越来越远离它建设的初衷。 城市的片面发展必然引发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回归。进入21世纪的城市，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向有文化积累的城市转移，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带有更多的群体而非个体、社会而非个人、共享而非占有的非功利色彩。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城市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更是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源地，城市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成果。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哲学观点、审美取向、宗教信仰所有文化问题，城市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完善自身、展现自身的天地和舞台。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一座城市中有没有富有创意与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和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的存在，有没有适当比例的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文化交流与审美及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们的多寡和繁荣与否往往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样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建筑是城市里的“面”，道路是城市里的“线”的话，那么公共艺术就是城市中的“点”，它们凝聚着它们特有的灵性，展示着它们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观念，让人们品味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 二 我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 在我国，公共艺术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领域的不断增多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密切关联。可以说，公共艺术理念在我国城市的不断深入和其文化价值的突显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公共艺术这一概念提及之前是以“城市雕塑”、“环境艺术”的面目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公共艺术是以城市雕塑为主要形式。以北京为例，在1984年，北京就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雕塑为主题的“石景山雕塑公园”，长安街沿线也汇聚了众多的城市雕塑和其他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位于复兴门西的和平少女则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雕塑，少女洁白的形象与浓郁苍翠的绿色背景相映成趣，其内蕴的主题传递出和平这一永恒的人间理想，应该说，这件艺术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公共艺术的大成之作。 80年代中后期，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过速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相关联。艺术家开始关注环境恶化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以现实的城市环境问题为主线，自觉地把艺术设计和环境理念相结合。正像一篇评论文章所说：“80年代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发展，不是什么主义、运动，也不是什么风格、流派，而是环境艺术与环境设计的普遍认同。”[1]环境艺术的表现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解，它将构成环境空间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去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艺术家前瞻性地担负起艺术对环境、艺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重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大，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出现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文化消费市场充斥在城市和它的边缘地带。公共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商业社会的特征相吻合，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艺术，以充斥于各公共空间的各种广告为标志；另一方面，伴随着公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以消费为特征的艺术——波普艺术悄然兴起，它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兴趣，提倡具有平民趣味的文化消费，公共艺术呈现出大众参与的态势。在艺术设计上，由于城市设计思想纳入城市规划当中，伴随着大量“欧陆风格”建筑在中国个大城市的出现，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异彩的公共艺术和个性建筑相呼应，市民广场、沿街立面、草坪美化、滨水景观、商业街公共艺术等的大量出现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一大城市文化“景观”，体现在公共艺术特色上则是大众化、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相互杂糅，写实艺术、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等艺术风格并存，文化艺术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时尚，公共艺术的多元化存在成为构筑城市文化的风景。 但是，公共艺术的繁荣景致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和艺术创作的完美，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精神追寻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并不能掩盖与之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公共艺术中，对城市文化建设的误读和理解偏差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公共艺术中发展的一些有悖于艺术公共精神的现象，有些公共艺术甚至成为日益泛滥的视觉污染。其具体表现在： 之一：公共艺术的同质化现象。以雕塑为例，几年前在华东某城市的街头矗起一组拟人化的铜雕，赢得了公众的好评，而不多久，类似的铜雕被大量复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克隆”城市雕塑，成为城市文化中的艺术垃圾。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对城市广场设计的雷同上。这种城市公共空间的“同质化”现象，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城市现状。城市公共艺术“千人一面”现象使得城市的表情单一，缺乏形象魅力。 之二：公共艺术的“非艺术”现象。在我国，与公共艺术呈飞速发展态势相伴的是艺术设计和制作上的粗鄙和没有文化支撑不知所云的空虚符号，出现与艺术相违背的非艺术现象。以首都北京为例，由于缺乏总体的公共艺术规划，缺乏严格的公共艺术质量评判体系，在繁华的西单地区曾出现过一组因被民俗学家斥为“败俗”的雕塑，仅仅摆放了一周就被迅速拆除了。就雕塑一项，北京已经被拆除就有34项，另外十几项被评为“差”的城雕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之三：公共艺术的“形象工程”现象。公共艺术成为政府官员显示政绩的一张名片。超大型的文化广场、超豪华的主题公园以及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但不顾及审美需要的“涂脂抹粉”术成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代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在高、大、全上相互攀比，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异化”。以北京为例，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公共艺术的立项压在政治运动式思维上，为了迎奥运和创建文明社区，许多街道大搞公共艺术，一轰而上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之四：公共艺术的“快餐文化”现象。公共艺术在我国诞生较晚，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有席卷华夏之势，甚至出现公共艺术“”的局面。以上海为例，到2004年，上海的1034座城市雕塑中，优秀作品只占10%，另外10%是劣质，其他80%则为平庸之作。公共艺术的创作一旦脱离了艺术的精神，成为文化的快餐和应景之作，那就脱离了它真正的使命和神圣的意义。短期的“快餐文化”催生的公共艺术呈现出浮躁、肤浅的文化现象，它使深层的文化思考表面化、简单化，造成艺术品性的矫饰与低质，或形成公共艺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夸品质。 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情符号，是城市内在的外化，是城市价值取向的风标。公共艺术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城市文化构建上的偏差，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衰弱，正视问题，认真解决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三 城市公共艺术发展因素分析 在我国，造成城市公共艺术状况良莠不齐的原因和影响公共艺术发展的因素很多，传统与现代艺术观的冲突与融合、艺术的独特个性与公共精神的差异与互补、艺术家的主体性与公众参与性的价值冲突、城市建设与艺术环境的问题、艺术设计与制作的即时性与延时性考虑，政府的职能与公共艺术规划的制定等问题都影响公共艺术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艺术家与公众。 近现代艺术，是由艺术家来决定艺术的，这种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在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世界里，艺术是晦涩的，它们常常是个人内心生活的传记，或者无意识的显露，艺术具有不可通约、无法有效传达的特性，艺术与公众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艺术家无端对自己的拔高，使公众处于一种艺术强权之下，如果不接受这种艺术的强权，公众就会被告知为没有文化。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高于生活，以及典型化、理想化的思想，构成艺术脱离生活的理由；在神圣的名义下，艺术与公众的生活和体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谓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似乎逃离现实的牢笼才能体现艺术的价值。 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是公众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应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科林伍德曾经指出，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工作并不是代表他私人的努力，而是代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公共劳动。他对情感所作的任何表现，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标题开始的，它不是‘我’感到，而是“我们”感到。[2]公共艺术的特殊性更要求艺术家不应游离在生活之外与公众故意拉开距离，他们要与公众共同交流和沟通关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一起给城市生活以色彩和生机。他们的艺术要融入生活之中，融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历史与文化的组合，要用特有的符号传达对城市生活的情感。 传统的艺术观念往往强调艺术作品作为自足完整体的形式存在，而不关注欣赏者的接受之维。伴随着艺术从古典艺术的高深殿堂走出而跨入普通大众阶层的事实，艺术活动中的公众缺席的现象已大有改变。接受美学指出，未经阅读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纸张和印刷符号，仅仅是潜在的存在，只有当作品被接受者感知并引起反应时，这种潜能才会转化为形象、含义、价值和效果。公共艺术同样不是少数艺术家和设计者的事，它还是千万个使用者的成果。介入和参与是公众与公共艺术发生关联的最重要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消费时代。一方面，公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艺术家所提供的公共艺术形式，在艺术设计上往往参与建议。艺术的创作不再只是专业艺术家，一般民众也可以是创作者。甚至，许多艺术家在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自己消失，让参与的民众浮现，艺术不再专属于特定社会阶层，或者是少数精英。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的层面上，公众的艺术接受才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公共艺术就是艺术家和公众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表层看艺术家为公众提供了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境，这种交流的深层涵义则是艺术提供了让人诗意生存的可能。 公共艺术不仅打破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以往的疆界，还提供了一种艺术家与公众、艺术与公众之间对话的可能。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懂得与公众对话的技巧，通过对话，把公共艺术做成市民的作品、小区的作品、城市本身的作品。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艺术的过程就是艺术熏染的过程，也是艺术领悟的过程，公众审美趣味与文化修养的高低衡量着与艺术家对话的质量高低，公众艺术素养的提高成为公共艺术向良好空间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在发展，我国的公共艺术事业前景可观，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获得一种精神，一种把握了城市历史、文化根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公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公共艺术论文:灵魂的铸就 ——公共艺术设计理念的思考 一、公共精神的构建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公共艺术论文: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公共艺术（public art）是一个外来语，又被称为公众的艺术或社会艺术，它不隶属某一类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单指某一类艺术形式，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为公众服务，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一 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 学术界对公共艺术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从狭义的角度界定，另一类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加以阐释。从狭义上讲，公共艺术是指放置在公共空间中（如：公共绿地、广场、建筑以及城市道路）的雕塑、壁画、装饰、园艺、标识、广告、地景等艺术形式。广义的公共艺术包含内容更为丰富，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诸多艺术形式，还包括由公众兴办或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 公共艺术涉及范围广泛，从形式上说，它有雕塑、摄影、广告影像、壁画、表演、音乐、园艺、装饰等多种表现；从功能上说，它可以分为纪念性的公共艺术、装饰型的公共艺术、休闲型的公共艺术、实用型的公共艺术、游戏型的公共艺术以及庆典型的公共艺术；从空间布局上看，它可以有立体和平面之分、室内和室外之别以及地景和空间相对。从载体上说，它可以是硬性的，如雕塑、陶器、围栏，也可以是软性的，如编制物、灯光、挂饰，还可以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的，如照片、音乐、影像等存在形态。 公共艺术最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性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公共艺术与私人艺术和架上艺术有很大差别，这表现在，一方面，它进入的是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可能以私密的形式建构；另一方面，公共艺术的公共空间性必须要面对公众，公众可以主动选择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但必须要面对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二是从内涵上讲，公共艺术已进入到广泛的社会交流中，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精神，它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就不能是随意与私人的。它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装饰和简单介入，而是以美学、文化、艺术观点为指导，从整体上介入公众的生活方式，以不断引导和满足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需要。 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从发生学上讲，公共艺术从产生时期就与城市结缘，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艺术的最早发端应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所出现的阳光广场，那时，大型广场和公共建筑的出现就使得艺术有了开放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的特征。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诞生在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与治理，一些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场地从美术馆挪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以雕塑为主要代表的室外艺术大量出现，公共艺术一词也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倡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直接赞助公共艺术则把这种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于人类的其他创造成果，城市的发展因为人们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没有最终的完成体。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使许多城市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人文精神资源，而新兴的城市由于缺少文化的积淀，也逐渐沦为环境和精神的沙漠，而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对环境的无情破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无情与冷漠。正如查尔斯•摩尔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可居住。此时，我们的建筑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正说明了城市的扩展已越来越远离艺术化生存的理想，越来越远离令人愉悦的美感，越来越远离它建设的初衷。 城市的片面发展必然引发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回归。进入21世纪的城市，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向有文化积累的城市转移，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带有更多的群体而非个体、社会而非个人、共享而非占有的非功利色彩。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城市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更是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源地，城市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成果。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哲学观点、审美取向、宗教信仰所有文化问题，城市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完善自身、展现自身的天地和舞台。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一座城市中有没有富有创意与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和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的存在，有没有适当比例的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文化交流与审美及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们的多寡和繁荣与否往往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样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建筑是城市里的“面”，道路是城市里的“线”的话，那么公共艺术就是城市中的“点”，它们凝聚着它们特有的灵性，展示着它们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观念，让人们品味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 二 我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 在我国，公共艺术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领域的不断增多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密切关联。可以说，公共艺术理念在我国城市的不断深入和其文化价值的突显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公共艺术这一概念提及之前是以“城市雕塑”、“环境艺术”的面目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公共艺术是以城市雕塑为主要形式。以北京为例，在1984年，北京就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雕塑为主题的“石景山雕塑公园”，长安街沿线也汇聚了众多的城市雕塑和其他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位于复兴门西的和平少女则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雕塑，少女洁白的形象与浓郁苍翠的绿色背景相映成趣，其内蕴的主题传递出和平这一永恒的人间理想，应该说，这件艺术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公共艺术的大成之作。 80年代中后期，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过速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相关联。艺术家开始关注环境恶化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以现实的城市环境问题为主线，自觉地把艺术设计和环境理念相结合。正像一篇评论文章所说：“80年代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发展，不是什么主义、运动，也不是什么风格、流派，而是环境艺术与环境设计的普遍认同。”[1]环境艺术的表现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解，它将构成环境空间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去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艺术家前瞻性地担负起艺术对环境、艺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重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大，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出现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文化消费市场充斥在城市和它的边缘地带。公共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商业社会的特征相吻合，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艺术，以充斥于各公共空间的各种广告为标志；另一方面，伴随着公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以消费为特征的艺术——波普艺术悄然兴起，它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兴趣，提倡具有平民趣味的文化消费，公共艺术呈现出大众参与的态势。在艺术设计上，由于城市设计思想纳入城市规划当中，伴随着大量“欧陆风格”建筑在中国个大城市的出现，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异彩的公共艺术和个性建筑相呼应，市民广场、沿街立面、草坪美化、滨水景观、商业街公共艺术等的大量出现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一大城市文化“景观”，体现在公共艺术特色上则是大众化、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相互杂糅，写实艺术、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等艺术风格并存，文化艺术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时尚，公共艺术的多元化存在成为构筑城市文化的风景。 但是，公共艺术的繁荣景致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和艺术创作的完美，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精神追寻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并不能掩盖与之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公共艺术中，对城市文化建设的误读和理解偏差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公共艺术中发展的一些有悖于艺术公共精神的现象，有些公共艺术甚至成为日益泛滥的视觉污染。其具体表现在： 之一：公共艺术的同质化现象。以雕塑为例，几年前在华东某城市的街头矗起一组拟人化的铜雕，赢得了公众的好评，而不多久，类似的铜雕被大量复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克隆”城市雕塑，成为城市文化中的艺术垃圾。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对城市广场设计的雷同上。这种城市公共空间的“同质化”现象，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城市现状。城市公共艺术“千人一面”现象使得城市的表情单一，缺乏形象魅力。 之二：公共艺术的“非艺术”现象。在我国，与公共艺术呈飞速发展态势相伴的是艺术设计和制作上的粗鄙和没有文化支撑不知所云的空虚符号，出现与艺术相违背的非艺术现象。以首都北京为例，由于缺乏总体的公共艺术规划，缺乏严格的公共艺术质量评判体系，在繁华的西单地区曾出现过一组因被民俗学家斥为“败俗”的雕塑，仅仅摆放了一周就被迅速拆除了。就雕塑一项，北京已经被拆除就有34项，另外十几项被评为“差”的城雕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之三：公共艺术的“形象工程”现象。公共艺术成为政府官员显示政绩的一张名片。超大型的文化广场、超豪华的主题公园以及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但不顾及审美需要的“涂脂抹粉”术成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代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在高、大、全上相互攀比，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异化”。以北京为例，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公共艺术的立项压在政治运动式思维上，为了迎奥运和创建文明社区，许多街道大搞公共艺术，一轰而上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之四：公共艺术的“快餐文化”现象。公共艺术在我国诞生较晚，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有席卷华夏之势，甚至出现公共艺术“”的局面。以上海为例，到2004年，上海的1034座城市雕塑中，优秀作品只占10%，另外10%是劣质，其他80%则为平庸之作。公共艺术的创作一旦脱离了艺术的精神，成为文化的快餐和应景之作，那就脱离了它真正的使命和神圣的意义。短期的“快餐文化”催生的公共艺术呈现出浮躁、肤浅的文化现象，它使深层的文化思考表面化、简单化，造成艺术品性的矫饰与低质，或形成公共艺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夸品质。 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情符号，是城市内在的外化，是城市价值取向的风标。公共艺术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城市文化构建上的偏差，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衰弱，正视问题，认真解决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三 城市公共艺术发展因素分析 在我国，造成城市公共艺术状况良莠不齐的原因和影响公共艺术发展的因素很多，传统与现代艺术观的冲突与融合、艺术的独特个性与公共精神的差异与互补、艺术家的主体性与公众参与性的价值冲突、城市建设与艺术环境的问题、艺术设计与制作的即时性与延时性考虑，政府的职能与公共艺术规划的制定等问题都影响公共艺术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艺术家与公众。 近现代艺术，是由艺术家来决定艺术的，这种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在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世界里，艺术是晦涩的，它们常常是个人内心生活的传记，或者无意识的显露，艺术具有不可通约、无法有效传达的特性，艺术与公众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艺术家无端对自己的拔高，使公众处于一种艺术强权之下，如果不接受这种艺术的强权，公众就会被告知为没有文化。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高于生活，以及典型化、理想化的思想，构成艺术脱离生活的理由；在神圣的名义下，艺术与公众的生活和体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谓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似乎逃离现实的牢笼才能体现艺术的价值。 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是公众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应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科林伍德曾经指出，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工作并不是代表他私人的努力，而是代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公共劳动。他对情感所作的任何表现，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标题开始的，它不是‘我’感到，而是“我们”感到。[2]公共艺术的特殊性更要求艺术家不应游离在生活之外与公众故意拉开距离，他们要与公众共同交流和沟通关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一起给城市生活以色彩和生机。他们的艺术要融入生活之中，融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历史与文化的组合，要用特有的符号传达对城市生活的情感。 传统的艺术观念往往强调艺术作品作为自足完整体的形式存在，而不关注欣赏者的接受之维。伴随着艺术从古典艺术的高深殿堂走出而跨入普通大众阶层的事实，艺术活动中的公众缺席的现象已大有改变。接受美学指出，未经阅读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纸张和印刷符号，仅仅是潜在的存在，只有当作品被接受者感知并引起反应时，这种潜能才会转化为形象、含义、价值和效果。公共艺术同样不是少数艺术家和设计者的事，它还是千万个使用者的成果。介入和参与是公众与公共艺术发生关联的最重要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消费时代。一方面，公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艺术家所提供的公共艺术形式，在艺术设计上往往参与建议。艺术的创作不再只是专业艺术家，一般民众也可以是创作者。甚至，许多艺术家在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自己消失，让参与的民众浮现，艺术不再专属于特定社会阶层，或者是少数精英。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的层面上，公众的艺术接受才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公共艺术就是艺术家和公众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表层看艺术家为公众提供了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境，这种交流的深层涵义则是艺术提供了让人诗意生存的可能。 公共艺术不仅打破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以往的疆界，还提供了一种艺术家与公众、艺术与公众之间对话的可能。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懂得与公众对话的技巧，通过对话，把公共艺术做成市民的作品、小区的作品、城市本身的作品。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艺术的过程就是艺术熏染的过程，也是艺术领悟的过程，公众审美趣味与文化修养的高低衡量着与艺术家对话的质量高低，公众艺术素养的提高成为公共艺术向良好空间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在发展，我国的公共艺术事业前景可观，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获得一种精神，一种把握了城市历史、文化根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公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公共艺术论文:谈如何培养模特艺术学校学生的公共关系能力 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以其内容的广泛性、针对性、社会性和应用性特征，受到了众多学生的关注和欢迎。据调查，目前公共关系在高校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全国 92%以上的高校开设了该课程，可见，人们对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认识越来越深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广泛，途径越来越多，机会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要想在这竞争的年代脱颖而出是很重要的，而拥有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令自己有立足之地，有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公关课程教学设计，开展公关教学活动，改变传统公关教学模式，是所有公关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公共关系能力，我们认为可以重点做好一下几项工作。 一、 深刻认识公共关系教学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公共关系》是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软科学。公共关系学以塑造组织良好的社会形象贯穿学科的始终， 在实践上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组织领域。现代社会，没有公关意识的组织不可能成为优秀组织，没有公关能力的组织也不可能赢得公众的认可和信赖。同样，没有公关意识和不重视公关活动的个人也很难在社会组织中脱颖而出。对学生来说，学好它不仅可以拓宽知识面、增强“公关”意识，而且可以掌握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基本技能。 二、分析教学对象，开展教学公关 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为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通过满足公众需要，而使公众满足自身需要的一个信息传播过程。教师开展教学活动，要了解、认知其教学对象，开展教学公关。对于学生来说，通过这门课的讲授，让学生认知并接受一种全新的关系理念，并用这种理念去指导自身的思想和行动，不断提升自己的人身修养、处事能力和人格魅力，这不仅是教师的教学目的，也应是学生的真实需求。 三、传播关系理念，强化公关意识 公共关系的本质是改善社会组织与其相关公众之间的关系。公共关系学中的改善关系注重主动、真实、公正、双赢和互动，因此，对学生进行客观的关系理念引导、教育，帮助其树立积极、向上的关系交往理念，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公共关系的关系改善过程反映了一种公关意识，包括形象意识、公众意识、服务意识、传播意识、协调意识和危机意识等。公共关系的各种职能、原则和全部操作技能、技巧也都是建立在公关意识的思想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强烈的公关意识，就没有对公关现象的敏感。没有这种敏感，即使其它公关理论学的再多，遇到实际问题时，也很难从公关的角度去认识和处理。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强化这种公关意识，使之具有一种系统、客观的公关理念，并使之能接受这种理念，去创造性的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 四、优化教学内容，重视情商教育 在公关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公关观念的教学，还应该针对学生需要，进行情商教育。情商（emotion quotient），简称 eq，又称情绪智力或情绪商数。情商是指一种情绪的智慧，是一系列与人的素质有关的情感心理素质和处理情绪的能力。在有限的课时内，教师除了讲授公关理念外，对学生还应重点强化个人的情商教育，以提高她们的自我认知、情绪管理、自我激励、认知他人以及人际沟通与交往等方面的能力。重视情商教育，应重点从为人之本、交往技能和交往礼仪三个方面进行教学内容设计，以良好形象、独特感悟去影响学生、激励学生，真正实现德育的教学效果。 五、丰富教学方式，追求互动教学 公共关系课的教学过程也是一个教学公关过程，因此教学过程中应该重视互动教学。教师应主动创造条件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主动、积极、团结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方式上，常用的是案例教学法与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根据理论教学的目的、要求，以案例为基本教材，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多种启 发方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所提供的客观事实材料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作出判断和决策，籍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教学方法。案例必须符合以下几个基本要求：1、目标要明确。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哪方面提高学生的能力。2、描述要真实。把社会组织公共关系的客观事实描述出来，使人看了有身临其境之感。3、材料要翔实。要有足够的事实材料，还要有必要的伪装材料，即设有“迷宫”。4、构思要巧妙。事实、情节描述既主次有分，又虚实结合。5、文字生动有趣。能吸引人，激起学生分析的兴趣。运用案例教学法使理论联系实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公共关系认知水平与解决能力。通过有关案例，把社会组织的客观情况如实地反映给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效；能训练学生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能力；能使学生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做到集思广益，取长补短；能使学生拓宽知识面；能使他们有一种“我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的主人翁责任感。但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一定需要注重案例的选择和更新。另外，案例分析不是案例故事介绍，而是要通过案例介绍让学生分析相关问题，提高其自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实现学生对公关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既可采用阐述理论一—导入案例——激发思考——讨论、 分析一—提出结论——总结归纳的方法，也可通过分组 pk 教学法发挥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学生之间的团队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也可运用情景教学法，教师在课前根据不同的专题，让学生模拟公关角色，解决“实际问题”，这需要设置具体周密的模拟情境，也可以利用大家都熟悉的真实场景，或者可对于具体的社会、交往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公共关系学中有一个唐松定律，即 100-1=0，指的是组织良好社会形象的建立需要组织内全体成员的努力。因此，公共关系教学内容设计一定要合理，在有限的时间内要让学生学到更多其所需要的知识，更要让其重视对自身修养和交往技巧等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公共艺术论文: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及其应用 摘 要：《不言自明——公共艺术设计训练》作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设计实践教学系列教材”中的一本，在该系列教材编写模式创新基础上，根据专业特征和教学需求，在自有科研成果支持下，基于混合单元概念和现代传媒理念进行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多种创新，以更好地满足21世纪大学生和社会读者对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需求。 关键词：公共艺术；设计实践；教材； 模式创新 作为一种20世纪后期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艺术形式，公共艺术以其本质上的公共与开放、主题上的深邃与多元、形式上的新颖与多样等特征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开来。对于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来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共艺术已经进入很多城市规划者的视野，成为提升城市形象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由此产生了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很多教育界人士都在探讨在高校本科阶段是否能开展以及如何推进公共艺术设计教育的问题，一批相关课程建设和教材的推出就是这种探讨的直接产物。 当前，相当一部分公共艺术设计教材大多包含两个部分：对公共艺术的公共精神与社会属性进行学术探讨，以及对公共艺术涉及的材料、工艺、环境进行类型化介绍。这带来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其次，由于缺少相应课程体系支撑，也就谈不上教材与课程紧密衔接，虽然设置了习题，但对具体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缺少帮助；再次，这类教材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套用国外经验而忽略国内现实的情况；最后，这类教材普遍仍未脱离传统上以文字为主并配图注解的编写模式，不适合公共艺术这样前沿性的艺术形式。 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对公共艺术设计教材进行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创新，从而适应新时代学习者对公共艺术设计知识与技能的需求。 一、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的指导思想 （一）针对跨专业的读者群 定位准确是艺术设计教材编写的首要前提。[1]目前国内虽有部分艺术类高校设立了公共艺术专业，但为数较少。由于公共艺术设计本身具有交叉性和边缘性，社会上的公共艺术实践任务数量有限。因此，该教材针对的读者群主要是当前国内高校相关设计与造型专业的本科生，也能满足相关专业研究生和社会读者的需求。纵观公共艺术发展历程，虽然雕塑专业出身的公共艺术创作者居多，但也有相当多作者来自建筑、油画等专业。就当前中国国情来看，公共艺术设计在实践中又与环境艺术专业更为对口，在公园、步行街总体设计中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所以，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没有完全局限于单一专业，而是以打破专业壁垒，增进学科互动为宗旨，充分考虑到了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与需求，能够对不同设计专业甚至是造型专业学生在该领域知识、技能的综合提高起到积极作用。 （二）以具体案例为纲 当前部分公共艺术类书籍及教材不能完全满足读者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于强调宏观的公共艺术概念，而忽略了公共艺术内部诸多不同类型，以及同一类型中诸多个案间的鲜明个性，这极不利于公共艺术设计教学的科学开展。因此，该教材编写强调以大量具有代表性的具体案例为基本要素，在大量案例分析中梳理出特定类型公共艺术作品在创意、手法上的根本性规律，有助于读者用最短时间了解这一艺术设计形式的精髓，并直接提高审美能力和设计能力。 （三）强化创意思维培养 公共艺术设计是纯艺术与设计艺术结合最为紧密的艺术形式之一，创意是否新颖往往直接关乎设计的成败。这也是近年来艺术设计教育改革强调创意思维培养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艺术设计的魅力在于不断创新，独特的视野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2]因此，该教材在有限篇幅内，选取了尽可能多的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在介绍和评论时秉持开放性与批判性的态度，尽量不出现定论式语言，同时注重融入艺术概论相关理论知识，力求使学生在吸收知识过程中提高自身创意素养。 二、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的平台基础 作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活页教材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的创新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平台之上。首先，该教材具有该系列教材标志性的活页模式，可供学生粘贴作业以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反馈机制。同时延续了该系列教材以图示形象为主要 现手段的特征，也沿用了知识链接环节的 “延展阅读”、实训环节的“思考与行动”两个主要模块。最后，由作者自己排版，体现以图像和文字为加工素材的一个全新创作过程。 进一步说，公共艺术的专业特征又使得该教材形式上必须具有特殊性。首先，公共艺术是立体空间艺术形式，只有多图、特别是不同视角的多图才能准确表现特定作品的形态与特征，这就与平面设计教材有很大不同。由于设计过程和施工工艺的相对复杂性，教材中往往还要运用设计草图、效果图和施工图。另外，公共艺术作品往往具有风动、水动、电动等能动特征，因此需要更多图示形象表现特定作品的不同状态，如喷水或不喷水、电力和风力作用下的不同形态以及在昼间和夜间的形态对比等，特别是对《水火环》（野口勇）、《水的神殿》（关根伸夫）等知名作品而言。总之，公共艺术的专业特征使得该教材需要在同样篇幅中安排更多的图示。 同理，由于公共艺术设计是一个结合雕塑、绘画、环境等多个专业的前沿交叉专业，涉及学科较多，前期介绍的资料较少，这也使得该教材需要较多的文字介绍作品动议、选址、作者背景、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要素。这都要求该教材必须在系列教材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内容选取与编排模式。 三、基于自主科研成果的编写模式创新 目前，国内公共艺术实践和教学尚处于探索阶段，完整的公共艺术理论和成型的公共艺术教学体系往往是前沿研究的直接成果。因此，该教材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基于自有学术与教学科研成果，这为其编写模式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一）有相应学术探索成果支撑 由于公共艺术实践领域的前沿性、独特性，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往往缺乏延续多年、行之有效的知识体系，编写者首先必须对公共艺术进行合乎学理、合乎中国当前国情的学术定义。这一定义应指以环境中的雕塑、景观等艺术为主的狭义公共艺术，且兼具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笔者在《基于中国国情的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研究》一文中提出依托环境雕塑建设相关法规及相应材料、工艺规范推进中国当前公共艺术建设。与纯粹的雕塑、景观相比，公共艺术作品“在位置上应具有开放性、题材上具有通俗性、形式上具有综合性、内涵上具有现代性、功能上具有实用性、空间关系上具有互动性、对所处环境具有归属性、表现手法上具有趣味性。” [3]这样相对完整且自成体系的学术定义，应用于教材编写，有助于明确教学目的，提升教学效果。 （二）有相应教学研究成果支撑 公共艺术领域的学术探索成果可直接运用于公共艺术教学方法的研究，这种教学方法正是该教材编写的基础。笔者在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方法论的设计院校公共艺术教学模式探索”，通过对大量经典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出了由八个模块构成的教学模式，其中包含复制、绘画、构成三种不基于立体造型的公共艺术设计方法，运动、环境、实用功能三种必不可少的公共艺术设计元素以及幽默和严肃这两方面的公共艺术主题元素。[4]经实践反馈，该方法适合设计专业本科生快速掌握公共艺术设计方面的艺术创意思维、审美经验、科学技术知识及表现技法。该教材正是在这一成型教学体系基础上不断完善而编写成的。 （三）有相关教学研究成果支撑 公共艺术设计具有高度交叉性和横断性，因而基于单一学科的教材难以适应教学需求。因此，除直接的教学研究成果外，该教材也注重与相关理论课程、设计基础课程及专业设计课程的衔接，其中包含的知识及技法多来自编者的相关教学研究成果，如天津“十五”规划重点教材《现代设计史》与《中国雕塑史》（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展示艺术教育》、《雕塑艺术教育》、《工艺美术教育》等多部相关教材、专著。除与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外，在大部分单元的最后还安排了与教学紧密联系的 “触类旁通”、“按图索骥”、“温故知新”等环节，综合运用了建筑设计基础、平面与立体构成等课程的学生作业，实现了不同专业间的融会贯通。 四、基于混合单元概念的编写模式创新 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没有采用传统的“章”、“节”，代之以“组团”和“项目”的框架。为了避免传统的条块分割的编写方法，采用了美国教育界的 “混合单元概念”编排具体内容，“使用这种混合课程模式，各组成部分结合方式多，强调重点也多，而自始至终各部分都保持原 有的特点”。 [5] （一）全书层面的编成 首先，从全书看，该教材由 “现成品公共艺术——基于发现与复制的设计”、“二维型公共艺术——基于图像表达的设计”、“构成型公共艺术——基于几何美感的设计”、“能动型公共艺术 ——基于运动的设计”、“景观型公共艺术——基于环境的设计”、“实用型公共艺术——基于人体工学的设计”、“幽默型公共艺术——基于情感表达的设计”、 “主题型公共艺术——基于人文思考的设计” 八个一级组团组成。这种分类方式基本囊括了当今世界上比较知名的公共艺术建设范例，兼具普遍性和典型性，具有完整性和次序性。八个一级组团主题不同，各有侧重，共同组成完整的体系。而每个一级组团又都具有自身独立性，可以单独培养学习者某一方面的能力。 （二）组团层面的编成 同时，这一排序方式也是一个能动的有机整体。就公共艺术设计的一般规律而言，设计者必须首先掌握初步造型规律与创意思维，然后在不断深化完善方案过程中接触环境、功能和能动因素问题。只有在部分较深介入社会运转的个案中，才会选择较深刻的主题，同时复杂主题的表现往往要借助于具象雕塑手段，因此在针对本科阶段的教学中并不作为重点。事实上，这种一级组团的编排次序不但具有循序渐进的特征，而且和一个设计课题的进度基本一致，能够实现寓技能锻炼于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教学目的。 （三）设计评论层面的编成 混合单元概念也运用在全书几乎每一个延展阅读或设计评论中，特别是后者，几乎都包含艺术史知识、形式美法则、材料与工艺的相关知识。比如在介绍美国艺术家劳埃德·汉姆罗尔（lloyd hamrol）位于洛杉矶的著名作品《市区摇椅》时，不但分析了作品的主题，而且特别指出作者运用剪影式创作手法之所以获得成功，也与特殊环境（道路和与建筑间的狭长地形）造成的有限视角有关。 五、基于现代传媒理念的编写模式创新 该教材主要针对青年学生，因此必须在内容采集与形式编排上更多考虑他们的心理特征。当前的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基本上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即社会俗称的“90后”。他们也被称为“数字原住民”，从出生就习惯了网络与新媒体，敏锐，知识面广，对直观形象敏感，但注意力不容易保持长久。传统的以文字为主、辅之以图片的教材形式很难激发他们的兴趣，因此新型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编写必须考虑到他们的特点，注重节奏紧凑与大信息量，兼具可读性与观赏性。 （一）内容编排递进性 由于没有了传统教材每节开篇介绍本节内容的文字，所以该教材中每个二级组团的名称就承担了简明扼要地介绍该单元内容的功能。考虑到主要读者群的认知特征，这些小标题以成语为主，能够准确概括这一单元的主题思想和教学要点。各二级组团通常体现由简到繁的次序性，如“组团no.1”在分析现成品复制型公共艺术时就分为“单打选手”、“伸展运动”、“组队参赛”等二级组团，对应运用单体现成品、变动单体现成品形态及运用组合现成品等设计方法。同时，二级组团之间还体现由浅及深的特征，如“组团no.7”对公共艺术幽默主题的介绍就分为出其不意、憨态可掬、煞有介事、似是而非、物理玩笑、童心未泯、时空倒错、感同身受、鞭辟入里九个二级组团，综合运用文学、电影等学科对幽默运用的理论成果，从最简单的幽默运用方法介绍到内涵最深刻的黑色幽默，既紧密连接又有较强延续性。 （二）题目运用趣味性 对谐音的运用也是近年来文艺创作和传媒领域的特征之一，虽然存在诸多质疑，但其依然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现象而存在。该教材也适当在小标题中运用谐音形式为阐明单元内容服务，如“架”轻就熟（基于现成品复制的框架式设计）、水到“趣”成（结合水体的能动式设计）、“电”到为止（基于电能的能动式设计）、曲“镜”通幽（利用高度抛光的不锈钢球体反射周边环境的设计）等，应该属于新形势下对“寓教于乐”这一传统教育手段的运用。 （三）科学知识延展性 还应看到，互联网时代的读者拥有大量接触科学知识的渠道，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养成了点击链接以获取深度阅读的习惯。因此，该教材注重介绍相关科学知识的学术性，比如大量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派代表人物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的论断来解释许多公共艺术作品的形式问题。 六、结语 经过内容与形式全面创新后的公共艺术设计教材，能够做到打破学科壁垒，运用开放型的知识结构，变知识单方面传输为知识资源共享，从而适应公共艺术这样一种体系相对庞杂、自身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知识与实践体系。综合来看，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编写模式创新能够有效支撑公共艺术教学领域的课程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对掌握公共艺术审美、创意、材料与工艺运用等方面技能的人才需求，提升中国公共艺术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水平，为新世纪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做出贡献。 公共艺术论文:基于中国国情的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研究 摘要：解决当前中国公共艺术建设的瓶颈，必须立足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的中国特殊国情，对来自欧美国家并已在国内产生一定影响的公共艺术理论进行扬弃，注重依托现有职能部门、管理法规及美学理论，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建立一套理论上完备、现实中可行的当代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最终实现提高中国公共艺术建设水平的目标。 关键词：公共艺术建设；中国国情；管理策略 自20世纪90年代公共艺术概念引入中国大陆，很快因其形式多样及在推进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显著作用引起诸多领域学者和艺术家的重视。来自文艺批评、美学等领域的学者注重探讨以美国“百分比艺术”为代表的欧美公共艺术策划理论及其社会学意义，雕塑家、壁画家则开始尝试在室外作品创作设计中验证公共理念，两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中国公共艺术实践推进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快。这一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固然是由经济、工艺、管理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其本质又应归结为理论与实际环境相脱节等原因。需要看到，目前中国公共艺术建设领域的主要指导理论基本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渠道多样且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在公共艺术建设实践及后续管理中已经暴露出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遵照此类理论建成的部分公共艺术案例也面临多方面质疑。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势必会造成建设资金的浪费和因法规空白而形成的纠纷，最终将制约公共艺术在中国的推广，对城市文化建设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如何基于中国当前国情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答案应当来自无数个体基于各自目标努力的宏大进程中。根据艺术的一般规律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经验，以下几项工作应是不可或缺且必须及早进行的。 一、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艺术的标准界定工作 当前在艺术批评、实践和教育领域，围绕“公共艺术”展开的激烈争辩有些混乱，以致很难达成共识。之所以如此，并非因公共艺术自身形式多样和定义模糊，而是理论界对“公共艺术”的界定标准见仁见智。有观点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雕塑、壁画即公共艺术，这佐证了当前中国公共艺术研究领域存在的“‘泛公共艺术’倾向”；有观点认为所有经过艺术化设计的街道设施均为公共艺术，如此，某些学者批评中国公共艺术建设“肤浅”也就并不为过；还有观点认为，应该严格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界定公共艺术，因此，中国当前能够归为公共艺术的作品实在少之又少。因此，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尚处于萌芽阶段就陷入了窘境，公共艺术批评亦如是。 所以说，对公共艺术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划分是客观需要。广义的公共艺术几乎包罗万象，我们必须本着由简到繁、由易人难的原则，以“造型艺术中的城市雕塑、景观艺术”为主先从狭义上来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在狭义的公共艺术中，城市雕塑应该是当前国情下推进公共艺术建设最好的实践承载形式。因为较之壁画这一基本属于平面的艺术，雕塑的三维特性与公共空间既有本质上的契合，又比景观能表达更多的内涵。其次，中国城市雕塑发展已有一定积累，国内多个大中城市都出台了自身《城市雕塑规划》和《城市雕塑管理办法》，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有可靠的法律法规保障。再次，中国雕塑界对公共艺术概念已经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索，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具有人才和相关环境理论支撑。最后，在当前国情下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能依靠相关建设部门的财力支持，并为借鉴欧美艺术基金会形式逐步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筹款机制创新提供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如果确定这样的理念，尚需注意公共艺术与城市雕塑二者的区别，并不是所有的当前存在的城市雕塑都属于公共艺术作品。目前看来，狭义公共艺术在位置上应具有开放性、题材上具有通俗性、形式上具有综合性、内涵上具有现代性、功能上具有实用性、空间关系上具有互动性、对所处环境具有归属性、表现手法上具有趣味性。不具备这八种主要特征的城市雕塑，如位置上有专属性的、题材严肃的、形式上传统的、历史悠久的、排斥实用功能的、空间关系上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并非为所处环境专门设计创作的城市雕塑就不属于公共艺术范畴。从这八个主要方面深入开展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的比较研究，将有利于在当前中 国情下更准确地界定公共艺术个体及整体特征，以期更有效地进行公共艺术理论建设、实践探索及艺术批评。 二、吸收国外公共艺术建设理论时要注重国情相似度 在当前围绕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展开的理论争鸣中，主张全盘吸收欧美相关理念，从社会学出发看待艺术与公众关系的观点为多。事实上，在欧美公共艺术实践中很少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方法论。以公认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流派——最低限雕塑(minimalsculpture)为例，其早期代表通常是较大尺度的室内试验性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意图原本是希望观者根据自身的“感受性和知觉性来作客观的评价”。只是到了“1960-1970年代，许多最低限雕塑的纪念性的尺度，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给特定空间或特定场所搞雕塑设计的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与欧美国家保障艺术建设资金的机制相结合，逐步出现了遍布欧、美、日城市公共空间的巨大、简洁的最低限公共艺术品。最低限雕塑家对实体组织与建筑空间组织关系的探讨，又“不可避免地引向了室外，导致去组织或者再组织大自然”。这正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流派——大地艺术的由来。无论是最低限艺术家还是大地艺术家，他们从不同方向探索艺术价值的努力，在具有同一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殊途同归，在不同程度上都放弃了传统艺术承载的教化、提升作用，最终呈现出今天欧美公共艺术的整体面貌并为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所感知。欧美公共艺术实践过程中借鉴的社会学、心理学理论以及由这些实例进一步总结归纳出的公共艺术建设理论，无不是植根于欧美发达国家自身国情的，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复制到尚处于发展阶段，其文化传统又与之截然不同的中国，目前尚不得而知。 中国公共艺术建设的宏观背景是处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微观背景则是当前中国有代表性的主要城市现实环境。从宏观上看，在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的中国试图一蹴而就，直接从立意、空间位置、筹款方式上推进带有后现代属性的公共艺术，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从微观上看，中国许多城市连基本的街区市政设施都不完全，甚至刚刚具有用艺术提升城市形象的意识，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市政设施完善，城市雕塑星罗棋布，只能见缝插针结合市政设施环境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的情状是大不相同的。 因此，在中国当前国情下应特别注重依靠具有艺术任务承接资格和相应能力的雕塑家、画家、景观设计师以及建设职能部门的自觉来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要求这些实践者都熟谙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能不够现实，但是对他们来说在方案中逐步增加公 共性，使作品从内涵、形态上更好地与公众互动是不难做到的。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步行街都出现了表现当代日常生活或传统生活、工作场景的写实人像，这些虽然是对美国艺术家小强生等公共艺术先驱的借鉴行为，但更大程度上还是源自写实艺术在当前中国文化环境中的高接受度。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的繁荣正是公共艺术建设与中国国情契合的绝佳体现。 三、注重利用现有管理法规及法规执行单位优化公共艺术环境 欧美国家的很多公共艺术作品在所属环境中具有非永久性，有些可移动，有些可人为控制作品消失的时间节点，如克里斯托的《山谷幕》和《包裹德国国会大厦》；有些消失的时间节点则交给大自然控制，如罗伯特·史密斯的《螺旋形防波堤》，更有许多根本就是“行为”。虽然这样，依然有许多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作品追求永久性，并因为它们与公众互动更密切而引发一系列后续管理中的问题，最低限雕塑家塞拉的作品《倾斜之弧》因阻挡交通被拆除就是一例。因此，基于中国当前国情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还必须注重公共艺术品建成后的后续管理工作。 由于公共艺术品的特征决定其形式比传统城市雕塑更为多样，部分结合水景，部分结合声光电设备，而且其出发点也要求作品更亲近民众，因此比利用基座与公众保持距离的传统城市雕塑更容易造成游人特别是儿童的意外人身伤害，同时也必然比传统城市雕塑需要更多的维护工作。由于上述公共艺术界定标准不一的原因，中国当前公共艺术后续管理的相关法规十分匮乏，从长久来看不利于公共艺术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也妨碍其在繁荣城市文化方面持续、有效地发挥自身作用。如果能在参照现有国内大中型城市制定的《城市雕塑管理办法》及相应城市雕塑工程技术质量地方标准的基础上，利用修订和增补的办法逐步加入有关公共性的条款或相关 内容，借助现有管理法规执行单位，如建设局、园林局的维护力量。在此基础上逐步对适用于公共艺术品管理的地方法规及地方标准进行探索，应当是一条优化公共艺术管理环境的较为稳妥、务实的技术路径。 四、注重利用现有美学理论衡量公共艺术审美质量 即使在公共艺术实践历史悠久、相关理论基础雄厚、社会文化更为多元的欧美国家，如何衡量公共艺术品的审美质量依然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更不必说在相关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审美标准的差异与界定标准的混乱同样容易影响公共艺术建设在中国城市中的推进。 显而易见，作为艺术的公共艺术作品首先必须以形式美和艺术美的相关标准衡量其审美质量。正如陈云岗先生指出的：“(公共艺术)最终要落脚在造型物上，这个造型物的核心价值所体现的是审美而不是其他功能。”与此同时，强调“艺术自律”的传统艺术美学又难以解释艺术品进入公共空间后向公众所作的必然妥协。另外，由于公共艺术品往往还能提供有限的乘坐、休憩功能，这就进一步要求公共艺术品在设计中考虑人体工程学知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技术美学的相关标准。 艺术美学和技术美学均无法完整衡量公共艺术品的审美质量，因为它们只涉及作品本身而不包括作品与所处空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新兴的环境美学值得关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环境美学理论研究逐步深入，拓展其应用范畴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已有环境美学学者利用相关原理来衡量城市雕塑的审美价值。通常来看，公共艺术品与所属环境的关系比城市雕塑与环境关系更为紧密，优秀的公共艺术品应该能够提升其所在自然、人工与人文环境的审美价值。因此在当前中国国情下，要特别注重环境美学、文艺美学和技术美学在衡量公共艺术审美质量过程中的结合运用。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减少围绕公共艺术审美标准产生的争议，也能为相关美学理论研究成果产生重大应用价值提供通道。 五、结语 公共艺术在中国推广所遇到的困难，并非因为当代公共艺术这一形式本身不适合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其源自西方的建设理论全盘照搬而很少结合中国国情予以扬弃造成的。在中国，公共艺术不应成为无所不包的艺术概念，也不具备动摇现有学科体系的能力。中国公共艺术肯定不会是未来所有门类艺术的必然发展方向，但也不能因目前的一些困惑而怀疑其在中国发展的前途。适度的争论很有意义，比如需要加快探讨公共艺术界定标准，以向实践者和公众明确解释什么是公共艺术，什么不属于公共艺术以及怎样分辨。但“不争论”也不失为一种努力方向。根据中国当前转型期的特殊国情和中国城市具体环境现状，借助现有职能部门及相应管理办法，依托现有审美标准，循序渐进，自点及面推进公共艺术建设，寻求公共艺术在反映、引领社会的同时与后者协调发展而不是冲突对立，必然能逐步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公共艺术建设之路，中国的城市建设理论研究者、艺术实践者以及绝大多数的公众，都将受益于此。毕竟，城市需要公共艺术，时代更需要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论文:高校公共体育艺术体操课开课现状的制度思考 摘要：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制度原因进行研究，并从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正式制度反思和非正式制度反思两方面深入探讨。提出制度是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发展的根本性因素的观点。只有从制度上下功夫，提高制度的高效率后，采用各种可行办法来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才能扭转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的现状。 关键词：艺术体操；高校；制度 纵观艺术体操20多年在我国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竞技性一直是我国艺术体操发展的主流方向。在学校体育教育方面，虽然早在上个世纪80年、90年代艺术体操就已被纳入学校体育教学大纲中，但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进一般深入完善，许多时尚的健身项目以其新颖性、观赏性、普及性吸引了大量的人群参与，艺术体操项目受到冲击。目前在中、小学少有人问津，在高校艺术体操课也名存实亡，甚至许多有体育专业的高校也取消了教学大纲中艺术体操课程[1]。针对这种现象，许多有识之士从现象入手，总结出了一些原因：如艺术体操项目难、缺乏师资、师资水平低、学生基础差等，但这些从现象得出的原因，只治标而不治本。因此，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从根本上探讨我国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开课现状，并促进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一、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 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查阅发现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不容乐观，相关的研究资料甚少。其中于巍巍（2007）[2]在《湖南省高校艺术体操选修课的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湖南省高校形体健身类选修课00—06年开设情况发现，湖南省在这7年间仅有2所高校开设了艺术体操课，7年间的增长率为0，相比体育舞蹈在这7年间，由最开始的4所高校增到11所高校，增长率高达63%。黄波[3]（2007年）在《我国艺术体操软化式发展的初步研究》中在对全国部分高校330名学生调查中也发现，有42%的学生不知道艺术体操是一项什么运动，而知道的大多数也是通过媒体途径知道的。58%的同学没有参与过艺术体操（包括参加练习；观看比赛或表演）。从前人的调查我们不难发现，目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正处于知名度小、开课率低、学生人数少等困难。 二、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正式制度反思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4]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由一定的组织机构公开和实施的行为规则。学生在学校中的一切活动都受着各种制度的制约，而“组织和制度能够向群体成员提供一般性的刺激因素和注意向导器，引导成员行为”[5]因此，高校中的各项教育制度及行为准则对身在其中的学生有一定的制约性。 （一）对教育制度的反思。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学校教育也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但由于应试教育和围绕高考指挥棒转的学校教育现状根深地固，对学生体育活动发展设置障碍，使艺术体操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1.重智轻体评价体系。 在我国，由于应试教育体制，高校以下的各级学校中体育成绩占学业成绩的比重通常非常小，这使许多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忽视孩子的体育技能学习。一些地方的高中为了提高自己的升学率，体育课甚至名存实亡，这直接导致通过高考进入高校的大学生体育基础薄弱。学生本身体育基础的薄弱使学生在学习艺术体操的过程中感觉困难，从而挫败学习信心，使学生越来越不喜欢艺术体操这门课，从而阻碍艺术体操这项运动在高校的开展。 2.教学模式。 近年来，高校扩招学生人数的增多已经使高校体育教学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学生人数多，活动场地有限已经成为各高校棘手问题。但多年来，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教学模式的落后，重技术的教学思想导致了许多学校艺术体操课限制学生选课，满足不了扩招后学生上课的需求量。另外，教材的陈旧、学习内容的枯燥降低了学生对艺术体操的喜爱程度以及后续的推广力度。 （二）对体育制度的反思。 体育制度是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体育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对于体育运动在高校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也受制于体育制度的制定。 1.《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文件执行不利。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体育新课程标准》等是我国教育部门颁布实施的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制度性文件。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许多学校违背上述规定，占用体育场地，这些都为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情况持续下降埋下隐患。 2.重“竞技”对学校艺术体操的影响。 在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导致了体育行政主管部门长期重视竞技性体育的发展，对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发展重视不够。这就使我国国民整体上把目光聚焦在奥运会等大型体育比赛上，导致我国艺术体操人才的培养方向也放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上，没有注重长远发展，群众基础没打好，一味的追求高水平，使艺术体操在群众中无人问津。更谈不上在学校开展艺术体操项目了。 3.体教分离和政府垄断的竞技体育体制对高校艺术体操的影响。 竞技体育，尤其是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对青少年的体育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6]。在艺术体操发达国家，学校是重要培养艺术体操人才的地方，如世界艺术体操强国俄罗斯，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就己把艺术体操列入大、中、小学的体育教学大纲，并且从幼儿就开始进行艺术体操练习，以锻炼意志品质和培养审美意识[7]。但是在我国，竞技体育从学校中分离形成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这就使高水平的艺术体操运动员无法容入学校，竞技艺术体操的重要示范和引导作用在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没起到任何作用。 三、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非正式制度反思 非正式制度指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在现实社会中，一些非正式制度对高校的艺术体操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 保守的观念会阻碍事物的创新发展，使其生命力下降，在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不难看出有些老师不能扩展思路提高教学效果。更有许多体育老师甚至有体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认为艺术体操是“软指标”这种片面的看法[8]，一些高校的学生也对艺术体操认识有偏见，他们只看到竞技艺术体操，以为艺术体操就是由“高、难”动作组成，而没有认识到艺术体操基础、大众性的东西。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严重影响了艺术体操教学的正常进行，影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全面普及。 （二）第五届大运会取消艺术体操比赛的影响。 由于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开始不设艺术体操比赛项目后，一些高校、体育院校艺术体操教学似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一些学校甚至也取消了艺术体操这门课程。甚至有些人预言艺术体操将在高校消失。影响了艺术体操人才培养。从而艺术体操进入无人教、无人学的恶性循环。 四、从制度根源扭转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建议 （一）体教结合促进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体教结合是我国现在体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体育发展的未来趋势。只有体教结合才能充分利用社会、学校的体育资源。逐渐把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转移到学校教育中培养。当竞技艺术体操在高校蓬勃发展起来时，它在学校才真正起到激励和引导作用。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到艺术体操活动中。 （二）加强宣传教育。 传统观念等非制度因素的转变需要较长的时间，要充分利用近来年我国举办的各种大型运动会比赛的时机。艺术体操作为“奥运争光计划”的运动项目，在各大赛事上的表现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会。高校行政主管部门应借鉴各国在大型运动会是怎么对国民体育及大众体育进行宣传、扶持，来进一步加深和提高艺术体操在我国高校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最终实现学生对艺术体操传统观念的改变和全方位的认识。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制度是制约艺术体操在高校发展的根本因素。因此，要想改变高校艺术体操的开课现状，必须先从制度上下功夫，提高制度的高效率后，在采用各种可行办法来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公共艺术论文: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困境与对策 一、公共艺术教育的困境 根据2011年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艺术学已经单独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与理学、工学并列，而传统理工科大学是以理学、工学为主干学科发展起来的，艺术学的教学活动没有历史的积淀，无论是从学科背景、师资队伍，还是整个学校的校园文化氛围，与综合院校或文科类院校相比都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人文学科力量相对薄弱 从1992年开始，一些较大的理工科大学合并了农、医、师等院校成为综合性大学或者多学科门类的理工科大学。但在高校扩大规模的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大部分的理工科大学还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增设了人文学科院系，这些人文院系的设立大都是在学校开设的人文社科公共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时间相对较短，其专业设置、学科力量、师资水平一般很难赶上综合性高校的人文学科。所以，理工科大学目前的人文学科设置在整体上还是相对薄弱的，再加上理工科大学本身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力度和资金投入普遍不够，没有同理工科大学的其他专业同步发展，也造成了理工科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缓慢，没有形成坚实的有利于学校公共艺术教育开展的人文学科体系。 （二）校园人文类学生社团影响力不够 高校的艺术教育，除了专门的课堂教育以外，还需要依赖大量的学生社团来组织各项活动。目前，理工科大学虽然成立了许多社团，但是人文艺术类的学生社团却不多，而且不论是社团的学生规模、水平，还是社团的影响力都远远不及那些理工类学科社团的影响力大。 （三）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不够 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一般来源于学校专门引进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艺术专业人才和学校的人文社科类院系的专业教师。由于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一般都是选修课，对教师的知识广度、深度和授课水平，乃至个人知名度和魅力，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所以承担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压力还是很大的。为此，公共艺术教学现状，带来师资队伍不稳定、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 二、艺术教育的认识误区 各理工科大学虽然按照教育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2002）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的要求开展了艺术教育，但是各高校在具体实施艺术教育的过程中仍遇到诸多困惑和困难，对艺术教育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偏颇之处。 （一）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制定学生培养计划时，当把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列入正式第一课堂教学时，个别理工科大学的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认为是占用了专业教学时间。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过要对大学生进行美育熏陶，而公共艺术教育则体现了对于人的个性培养，这是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内容。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也说过：“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由于当代社会大众文化中庸俗化倾向的挑战，加强艺术教育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项重要任务。公共艺术教育是理工科大学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21世纪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看作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平台 有些理工科大学把校园内的艺术教育仅仅看作是丰富校园文化氛围，满足学生业余娱乐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将公共艺术教育上升为学校素质教育层面进行规划和建设。其实各种艺术活动如绘画、舞蹈和唱歌等是体现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领域，生动的艺术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培养高尚的审美情操，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实现自身人格的全面发展。因此，公共艺术教育是当前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 （三）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当成激发大学生的智力及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有些理工科大学虽然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作为课堂教学列入了培养计划，但与整个人才培养计划存在“两张皮”现象，没有真正从专业特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艺术课程布局，往往局限于有哪一类艺术课程教师就开哪类的课程。从多年的人才培养实践中得知，公共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特殊地位，对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激发学生进行形象的、想象的直觉能力，培养学生想象力和严肃的审美品位等方面具有其他门类教育所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和特殊作用。艺术素养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真正有利于提高理工科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公共艺术教育的具体举措 （一）健全课程体系 在公共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应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把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学质量纳入到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体系之中，通过改革，不断调整和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第一课堂的建设，使艺术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更加符合艺术教育规律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把公共艺术教育课列入学校课程评价体系。目前，大部分理工科院校都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按照选修课进行实施和管理，此性质决定了这些课程必须满足学生的需要和要求才能真正开设，若存在教学质量不好、课程内容匮乏，自然会被学生“淘汰”。同时，这些课程授课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晚上或周六、周日，教务管理中往往疏忽对这些课程的日常督导。所以，必须将公共艺术课纳入到课程评价体系中，保证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二）理论教育与艺术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开展公共艺术教育的必然要求。在开展艺术教育活动中，遵循教育规律，在重视艺术理论教育的同时，必须十分突出艺术教育的实践性，着力于提高学生对艺术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比如学校要重视大学生艺术团这个平台，把艺术教育落实到器乐演奏、声乐表演、话剧排演、舞蹈训练、书画作品等具体艺术实践活动中，提高他们的艺术实践能力和水平，并通过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社团巡礼”，参与“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走出校园、走出国门进行表演等方式，展示公共艺术教育成果的同时，也展示出各个学校大学生的风采。 （三）做好艺术教育的组织和制度建设 第一，理工科大学要建立公共艺术教育的组织机构。学校要明确分管公共艺术教育的校领导，成立类似于“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对全校公共艺术教育工作进行宏观指导、规范管理，对有关公共艺术教育方面的重大事项进行专题研究。在开展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承担公共艺术教育部门与教务处、学工处、宣传部、团委以及人文社科类专业院（系），必须密切配合，既各行其职、各负其责，又要积极协作、相互支持，共同做好学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工作。 第二，做好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各项制度建设。理工科大学要根据公共艺术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并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制定相应的制度内容。 （四）加强艺术教育的专门师资队伍建设 理工科大学要从整体发展规划和学生培养的需要出发，按照公共艺术教育应具备的人才队伍素质的客观要求，专兼结合，多措并重举，努力做好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和规划工作。为加强公共艺术课程的管理，高校需要聘请包括教学名师、专家，坚持对公共艺术教育课程进行严格的审查、试讲评比活动，推行教师多媒体课件进课堂的“准入证”制度，定期组织专家对公共艺术课程的教案、课件进行考查；同时，把公共艺术教育的课堂教学列入学校教学督导组的督导对象，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通过这些措施，来确保公共艺术课程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五）加强各种条件的保障力度 理工高校要加大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这些经费主要包括日常建设经费、课程建设经费、大学生艺术团活动专项经费、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专项经费等，来保证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正常运转以及各类艺术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在教学技术手段方面，一是要为公共艺术课配备完善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二是要为大学生艺术社团配备乐器及图书、音响、影像资料等。在活动场地方面，高校要营建专门的艺术教育场馆，满足艺术教育课程的教学、实践的需要。 （六）突出自身艺术教育的独特性 目前，许多理工科大学都是以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协调发展的高校，一些院校还专门设立了艺术院系。今后，理工科大学还要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要逐渐形成自己的公共艺术教育规律，进一步结合学校实际，形成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鲜明的特色。但各个学校都有鲜明的办学特色，尤其是学科建设和服务领域，所以公共艺术教育要与本校特色相结合，努力打造出本校的品牌和优势。 结语 公共艺术教育不同于一般的艺术专业教育，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建设的根本宗旨是育人，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笔者认为必须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依托公共艺术教育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把加强公共艺术教育作为人才培养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坚持将艺术教育作为校园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活跃学生生活，繁荣校园文化；三是坚持艺术教育普遍规律与学校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符合理工科大学人才培养特点的模式，实现艺术教育更加深刻、更高层次的价值；四是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分类指导，针对全国招生、生源层次多、艺术基础差别大的大学生群体，构建不同层次的艺术教育。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公益类微电影的传播学探析 【摘 要】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大规模发展，起源于网络视频的微电影也逐渐蓬勃发展。微电影不同于普通的网络视频和电影，借助网络平台和移动网络的发展，微电影以其短小精悍的特征迅速满足受众的多元的信息需求，也丰富了传播主体的传播形式。本文通过梳理微电影的发展历程，以国内首部法制主题的公益类微电影《寻人启事》作为切入点，研究公益类微电影的传播路径，以期为其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微电影；传播策略；寻人启事 一、微电影发展现状 在新媒体发展的环境下，继文字类微小说和图文并茂的微博之后，视频类发展衍生出微电影的传播形态。微电影是指通过网络和移动平台播放的、时间长度一般在1―30分钟左右、完整地阐述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微电影不同于传统电影，是新媒体平台发展的产物，之所以被称为“微”，主要是其制作周期较短、成本低、播放时长较短的原因，此外，微电影具备较为完整精炼的叙述主题，其主题与消费者的心理产生情感共鸣，以短小精悍的内容呈现方式，满足受众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获得受众的欢迎。 2010年被称作微电影元年，《四夜奇谭》、《一触即发》、《老男孩》和《66号公路》等作品风靡一时，开启微电影的“微时代”传播。历经数年发展，2014年，微电影的年产量达到2万部，总产值已经超过700亿元。微电影的蓬勃发展，改变了电影和传播媒介的现有格局。在微传播时代，微电影以其良好的传播效果和较低的制作成本，吸引众多广告主、网民和网络媒体主动加入微电影的制作与传播，促进微电影的迅速发展。微电影迅速蔓延，依据创作主题划分，微电影的种类繁多。公益类微电影为社会公众谋取利益、提高福利等，通过非营利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生产传播内容，以此呼吁社会公众，引发公众的共鸣，解决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寻人启事》是典型的公益类微电影，是我国第一部法治类的公益微电影。它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和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联合制作，影片主要讲述的是法院通过曝光被执行人的“失信”问题，继而帮助老百姓追回欠款这样一个富有人性关怀的故事。《寻人启事》反映了司法公开和执行的难题，彰显法治权威，呼吁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这部微电影立意高远，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收获了多项大奖，如在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上，该片荣获最佳作品、最佳男主角等五项大奖；在国际微电影展中，该片荣获“十佳公益微电影影响力奖”等。 二、“微”传播分析 （一）叙事主线明晰。微电影的时间是其精炼优势的基础，相但应的，时间也是其首要限制条件。微电影需要在简短的时间内完整地呈现出整个故事情节，在主题内容的表现形式上，则需要简明扼要地把主要情节和关键部分淋漓尽致地呈现给受众。此外，在微电影的艺术观赏性上，网络平台数量丰富的微电影，保障了受众多元化的内容需求，同时，微电影的主题也更加多元化，可供受众选择的信息总量和类型不断增加，受众的观赏性将会大大提高。 《寻人启事》围绕法治和诚信问题展开，由著名演员李诚儒在影片中饰演诚实守信的雷大成，联合法官对欠债不还并且失踪的老板展开一系列的围追堵截，经过法院曝光当事人的诚信问题后，最终成功解决纠纷的故事情节。影片故事饱满曲折，敌对双方充满矛盾和冲突。影片在双方系列的情节中，将人物的性格刻画得十分鲜明，具有较强的影片观赏性，双方矛盾的顺利解决，彰显了法律和司法的权威，再次强调了影片的法制主题。 （二）主题思想。公益类微电影在创作视角上，需要对准社会热点、难点和与人们利益相关的、真正突出大众利益的问题，为推进社会主义体系建设做出贡献。在电影主题上，公益类的微电影应该弘扬社会的正能量，如“诚信”、“敬业”、“孝顺”等。 同样以微电影《寻人启事》为例，影片强调了司法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呼吁社会各界坚守诚信，让“老赖”不能再赖，让司法更加具有人性关怀。影片针砭时弊，揭示司法的执法能力较弱这一社会现实，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进而进行整治执行，维护法治社会体系的稳定。 （三）传播方式分析。微电影的传播平台主要是借助现有的网络传播方式，同时伴随移动终端的发展，手机、平板电脑等也逐渐成为微电影的主要传播媒介。此外，不同于电影的传统线下发行，微电影的宣传和推广活动多采用网络传播的方式进行，突破传统的渠道和影院资源限制。因此，微电影在网络上更加自由灵活，在微传播时代下创新电影发行模式，促进电影的新趋势的发展。《寻人启事》广泛借助影响力较大的网络视频网站，如优酷网、爱奇艺、腾讯、乐视视频等，以及视频软件的移动客户端，提高影片的接触率，吸引更多的观众，引发社会关注。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从传播学角度解读微电影 [摘要]微小说、微信、微博，不知不觉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微时代，微电影应运而生，而且来势凶猛，微电影以其“三微”的特点在微时代的传播语境下迅速走红，成为当下名副其实的宠儿。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介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实现着小众传播，这一切都为微电影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本文从传播学角度，通过微电影的传播语境和叙事策略两个方面来解读微电影，并分析了微电影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微电影；传播语境；叙事策略；微时代 如果人类的历史共有100万年，假设这100万年等于一天，那么这一天的前23个小时，在人类传播史上几乎全部是空白，一切重大的发展都集中在这一天的最后7分钟，这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 “最后7分钟” 的比喻。可见，人类传播发展的速度势不可挡，随之而来的各种新生事物令人应接不暇，如果不及时关注人类传播领域，也许有一天就会被无情地抛在时代的最末端。网络将人们瞬间联系在一起，足不出户，便可以感受世界的千变万化，人类促进了新媒介的发展，却又时刻被它包围着。2009年，随着微博的出现，微信、微博等一系列的“微”风便如同病毒般席卷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微电影应运而生。 一、微电影――时代的新宠儿 当回忆的指针指向2005年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时，那种无厘头的对白与《中国法治报道》滑稽地整合，这种新颖的形式曾经让人们眼前一亮，许多人士认为这就是“微电影”的雏形。时隔5年，2010年底，一部类似007风格但时长仅为90秒的微电影《一触即发》掀起了微电影新的篇章，全片场面宏大，制作精良，将微电影进行到底，堪称微时代的里程碑，从此，微电影成为微时代一发不可收拾的新宠儿。《美丽的梦》《11度青春》《四方夜谭》系列以及网易微电影节的召开，无不向人类昭示着“微”风已经来袭。微电影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尽管各界人士对它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关于它的特征还是可以总结如下：微时长、微制作、微平台。与传统电影相比较，微电影的时长基本控制在30～3 000秒之间，短小精炼，不会占用观看者太多的时间，制作周期只有短短的1～7天或数周，投资规模在几千到几十万元不等。当人们习惯了在电影院中观看着大屏幕去欣赏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时，微电影的播出平台已转向网络、手机、ipad等平台，削弱了以往电影高高在上之感，人人都可以成为电影的导演，为那些有志之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彻底成为一种平民文化，拉近了电影与受众的距离。而微电影的主题涉及现实、社会、人性、理想等多方面，无孔不入地贯穿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同时间一样，你看或不看，它就在那里。 二、微电影的传播语境分析 （一）媒介发展的必然产物 著名媒介大师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他认为每一种“媒介”发出的“讯息”，都代表着或是规模、或是速度、或是类型的变化，所有这些，无不介入人类的生活。[1]媒介的发展不仅代表着技术的进步，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网络的出现，让“地球村”成为可能，人们早已在这个村落中生活得乐此不疲。如同文字和纸张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一样，新媒介的出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超媒体、人工智能、电子媒介、人机交互、互联网为各种新生事物提供着肥沃的土壤。一种媒介的发展必然会有相应的产物与之相适应，微电影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它并不像传统的电影，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到电影院里进行观看，相反，它可以通过个人电脑、3G手机、移动电视、楼宇影视、便携式PSP等媒介随想随看，方便至极，这也是微电影成为时代新宠儿的理由之一。 （二）碎片化传播时代的信息载体 “碎片化”的传播时代促使了微电影的诞生与成熟。美国西北大学媒体管理中心负责人约翰・拉文提出，“碎片化”是遍及所有媒体平台最重要的趋势。电视节目的日益增多，报纸版面的无限扩大，杂志样式的变化多端，广播媒体的逐步复兴，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生活节奏加快了，时间变得碎片化了，人们若想在这缤纷的信息世界里得到最多的资料，必然要尽可能多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达到1+1 2的效果。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如果说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视、听、触、嗅，全感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那么微电影便是人们碎片化的生活方式的延伸。微电影形式精炼，时长浓缩，完全契合了碎片化的传播时代。公车上，地铁里，小憩时，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碎片时间，随时随地通过平板电脑、手机等多媒体设备观看一部优秀的微电影，或感人，或悲壮，或滑稽，或凄美。电影结束，人们又可以重新回到各自的工作中。人们不再需要去整合零散的时间，而是需要合理地利用。每当闲余时间放眼望去，人们都在拿着手中的电子设备，让微电影占用着自己的零散时间，碎片化似乎越发重要起来，使得人们在任何时间里，都有事可做。 （三）“大众化”与“小众化”并存 大众化指传统的大众传媒，受众对象一般为大众，分布广泛。小众化是相对于“大众化”这个概念而言的，它指的是一些人群源于某种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品性而聚合成一个小圈子的趋势。每一个时代对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要求都各不相同，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一对多的传播模式，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供人们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多，传播媒体既要迎合大众的口味，又要满足小众的特殊需求，微电影恰恰在形式上迎合了大众追求快节奏的消费心理，在内容上吸引了小众各自关注的话题要点，这样更容易聚集一些有共同爱好的观众，大家谈论着共同的话题，寻求认同的心理得到释放。微电影以大众传媒为依托，利用小众化使其传播更加快速，每个人打开自己的微博，轻点鼠标，就可以关注任何一部自己感兴趣的微电影，互动性灵活，评论方便，甚至可以将未完成的剧本上传，受众根据自己的想法将剧本填补完整，这样受众再也不是信息单一的接收者，互动性使大众提高了参与的热情，从而更加关注剧本的过程与结果，每个人都是一个多媒体，可谓集百家之精华，创个人之辉煌。 三、微电影的叙事策略 （一）叙事结构 根据调研公司outsell调查结果显示，“44%的谷歌资讯用户只浏览新闻标题，而不查看全文”，这个消息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长篇大论，而偏爱短小精悍，不喜欢娓娓道来，而钟情直奔主题。微电影由于其自身三微的特征，充分抓住了受众的心理特征，契合了人们观看时间的碎片化和生活节奏的快速化，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情节的娓娓道来已经不适合微电影的快节奏，若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就必然要采取简洁明快的叙事结构，要直截了当地把影片最精彩的部分展示出来，《一触即发》便是个典型的例子。惊悚的场面，激烈的打斗，镜头追随的是各种奔跑的角色，当观众还在仔细思考这些角色相互间的关系时，影片结束了，刹那间才发现，凯迪拉克才是真正的主角。而观众在这种混沌的关系面前似乎并没有望而却步，而是津津乐道，至少在这90秒内观众感受到了颇有大片味道的震撼，这正是微电影叙事结构成功的原因之一，它能够深入分析受众，挖掘受众最感兴趣的部分，削弱次要信息，以达到瞬间吸引的传播效果。 （二）传播价值 微电影由于其传播效果好，性价比高，逐渐成为企业宣传、品牌树立的主要媒介和手段。一些热爱公益事业的组织或个人也抓住这难得的机遇，通过微电影的形式向公众传达各种公益精神。公益微电影关注当下热点话题，生动直观的表现手法，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良好的传播效果，对全民自觉从事公益事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佛山小悦悦被碾压路人冷漠事件引发全民讨论，“冷漠”一词刺痛着人们的内心。广东高校的大学生们集体发声，通过微电影反映自己的关注和思考。11月4日，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的学生分别推出10部公益微电影，用迥异不同的故事和镜头做出同样的呼吁：“拆掉心中的墙，拒绝冷漠。”各种公益比赛也将微电影列入创作手段之一，由于其受众面广，所以倡导公益意识的传播效果颇好。 （三）符号互动 符号互动又称为象征性社会互动，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和意义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符号是人类传播的介质，人类只有通过符号才能相互沟通信息。传播者和受传者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互动成功的前提，即双方对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有共通的理解和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老男孩》通过受众熟悉的筷子兄弟的出场拉开序幕，选秀节目，歌曲小芳，那种青春的懵懂和初恋的青涩，操场的大喇叭，杰克逊的经典动作，吉他和老式录音机，怀旧的色彩，一系列符号的出现恰如其分地勾起了80年代人的无数回忆。受众无需动用太多的精力去解读作品的含义，因为他们对这些符号早已有着深深的体悟。微电影由于其微时长的限制，且要直奔高潮，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善于利用符号互动，尽量扩大与受众共通的意义空间，使得受众看到片中的符号，就可以快速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这也是微电影与观众迅速达成共鸣的手段之一。 四、透过微电影引发的一些思考 从1895年第一部电影放映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多少电影经典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而微电影诞生只不过短短两年时间就这样迅速走红，其制作方式，表现手法，艺术形式，势必会影响到大众的审美观以及对今后整个电影艺术的发展，快餐文化带给人们满足之余，也留下了很多负面影响。微电影由于其“三微”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微电影的制作，草根化趋势越发明显，技术表现、视觉效果可谓参差不齐。一部简短的微电影，它或许让他潸然泪下，或许让你开怀大笑，或许让你精神振奋，但又有多少能让你回味无穷，久久难忘。微电影可以是时间之微，平台之微，投资之微，但技术与审美却不能“微”，平庸的视觉效果表现，不得已的浅表达，又有多少微电影能成为永久传唱的经典。所以对微电影的创作进行深入思考和严格把关，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一部微电影，如果在短短的数周达到技术性与审美性并存，还是需要依靠一个专业的精英团队，这样才能让每一部微电影都能成为一场视觉盛宴。要真正做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真的需要从业人员精心策划才行。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传播学视域下的电影字幕翻译 [摘要]翻译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跨语言及文化的信息传播，而电影字幕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它既要求译者遵循翻译的一般原则，又要求译者考虑翻译的艺术性与文化迁移等原则，并将这些原则融入到整个翻译过程中。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以两部电影字幕翻译为文本分析对象，寻找影片字幕翻译的有效原则和策略，将传播学运用到电影字幕翻译研究中以提高译制电影的艺术性、知识性和娱乐性，更好地实现电影在目的语语境中的传播功能。 [关键词]电影字幕翻译；传播学理论；翻译原则及策略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电影在国际上的交流日益频繁，而电影的传播功能的实现要依靠电影翻译，由此电影翻译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这一领域正逐渐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电影翻译的表现形式有两种，即配音和字幕翻译。 电影字幕翻译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单纯从语言学角度对此类翻译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才能更好地发挥电影的传播功能。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并分析电影字幕翻译的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并希望对电影翻译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做出新的探索。 一、传播学的要素 翻译的本质是信息的传播， 而信息传播过程通常会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谁传播（ who says），即译者；传播什么（ say what ），即信息；通过什么渠道（ in what channel），即媒介；向谁传播（ to whom），即受众；效应如何（ with what effects），即效果。 “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把关者”，具有“翻译过程依附于原文本”和“力求在目的语中将原文本进行完善”等特点。因此，译者要充分发挥“把关者”的检查、导向、协调和评价的作用，使译后信息更符合受众的口味并被其接受。鉴于电影的“信息”内容具有娱乐性、知识性等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求译者注意提供细节信息，从而使观众对电影内容有更多的了解。电影作为传播媒介通过视觉和听觉等多种渠道传递信息，这种特性使译者省去了对某些内容的翻译。这种省略的翻译策略既满足了观众对“原汁原味”的追求，又节省了字幕空间，减轻了观众对字幕的阅读压力。 二、传播学视域下的字幕翻译策略 1.由于字幕空间的有限性，一些冗余信息应被适当浓缩。译者应充分发挥对目的语进行解译的能力，使得译文清晰可辨。例句1，我心中的男子汉不应该是一个杏花春雨、温山软水浸泡出来的寂寞歌手。 他是皇子，是一个即将雄视六合君临天下的帝王。To me， a man should not be a lonely musician， a product of warm hills and soft streams.A proper man is a prince who rules over his kingdom with strength and courage.（《夜宴》）。 例子中“六合”的意思与“天下”是一样的，若此处重复翻译则是语义上的赘述。“杏花春雨”与“温山软水”，都暗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若被翻译成“杏树开花，春天下雨”，一定会使得外国观众疑惑不已，尤其是此处对话速度仅持续15秒钟，这种情况下就要求译者浓缩字里行间，给观众一个大体上的意思就行了。 2.由于电影的制约因素和其多渠道的特点，目的语要避免赘述。例句2，So，you do like it，dont you？Coral？你真的喜欢吗？No，no.I do，I do.I really do like it.是的，是的，我非常非常喜欢。（《海底总动员》）在对英文电影字幕翻译时，一些感叹词、低俗的语言及所有的多余信息都可被删减以此来节省有限的时间及字幕空间。一些口头语，如“yeah”“you know”“well” 等，还有英文中反问句的后半部分“dont you”“isnt it” 等，一些感叹词 “my goodness”“oh， my God”“Jesus” 如果观众可以通过视觉或听觉的方式获得此类信息，那么在字幕翻译时则可被省略。例句2中，下画线部分被译者省略了，因为此处不影响信息的传递。观众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视觉渠道判断对话的意义。 3.由于文化差异、语言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外部因素的干扰，源语言与目的语的信息不对等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时候这种不对等是可以刻意运用来娱乐观众的。例句3，Whats that？那是什么？Thats a pretty big butt.这个腚好大呀。Look at me.Im going to touch the butt.瞧我的，我去弄那个游腚（艇）。（《海底总动员》）对话中，Tad错把“boat”说成“butt”此处同音异义产生了一丝幽默，若我们直接把“butt”翻译成“船”，喜剧的效果就没了，译者找到中文中的“游艇”一词既可以表示“船”的意思又可以和“butt”表示的“腚”谐音，起到了英文原句中的幽默的效果，达到异曲同工之效，翻译很是精彩。 4.字幕翻译过程要适当传递文化信息。译者必须避免信息传递过于冗余，又要站在目的语观众的角度适当解释“外来信息”，因此，译者的选择取决于受众的需要和理解力。例句4，Oh， intro.Jellyman， Offspring.Offspring， Jellyman.来认识一下。水母侠，这是我儿子。（《海底总动员》） 此处译为“水母侠”是很形象生动的。既保持了“原汁原味”，对观众们来说也很容易理解，不必做多余解释，因为中国观众早已熟悉“超人”“蜘蛛侠”和“蝙蝠侠”等外文影片了。 5.在源语言文本中存在潜在文化信息的时侯，译者可使用“扩大”的策略，译者运用这种策略可以将源语言中文化信息恰当地传递给目的语观众。例句5，那叔叔让出皇位，我随你归隐林泉。Why dont you give away the throne？So we can retire to the woods and live like hermits？ （《夜宴》）对话中，皇后劝说皇帝隐退，这样他们二人就可以过着隐士的生活，为了使话语中隐含意义更清楚，“live like hermits” 被添加了进去，如果不用此添加的信息，外国观众很有可能无法得知其中隐含的意义。 6.“归纳”策略的使用是指用更大众化的概念来代替某些文化中特定的信息。例句6，知道朕为什么喜欢茜素红了吗？ 因为它红得像人们熊熊燃烧的欲望。Do you know why I like this particular red？ Because it is the color of the flame of desire.（《夜宴》）“茜素红”被译成“particular red”，而不是“alizarin red”， 此处的归纳强调了“颜色”与“欲望”的关系，“颜色”在此影片中被多次强调，这种变化也成功地表达了原文本要表达的信息内容。 7.对冗赘的文化信息要进行精练的解释。相比较英语而言，汉语表达方式充满了华丽、夸张的词汇以及四字成语等，若逐个字词翻译成外文，外国观众恐无法理解。为了确保信息传递的高效性，精炼的解释是必不可少的。例句7，诚惶诚恐，汗出如浆，太常卿是怎么了？弄得满头满脸都是汗？You seem nervous.Is the Master not feeling well？ Why are you sweating so profusely？ （《夜宴》）例句8，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Who cares about losing a kingdom when in the presence of such a rare beauty？ （《夜宴》） 例7、例8中划线汉语的表达则可谓是简洁精炼，又不失原文的意义。 8.具体到抽象的转变。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运用直觉和图像思维，而西方人趋于更抽象或理性，靠理念、判断与推理的思维。不同方式的思维就需要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与抽象的相互转变。例句9，一舞剑器动四方。Sword is always impressive.（《夜宴》）例句10，殷太常谋逆篡位，本当凌迟处死，念其三朝元老，恩准流徙三千里。Minister Yin conspired to usurp the throne.By law， he should be executed.But considering his service to three successive emperors， he will only be exiled to the far north.（《夜宴》）上面的两个例句中，舞剑不能真的“动四方”，惩罚也不一定真的要将殷太常流放到“三千里”外，所以译者最好把其翻译成与之相对应的更合理、抽象的词语。 三、传播学视域下电影字幕翻译的启示 1.电影字幕翻译的本质是传播信息，交流文化，译者在字幕翻译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形式、异国文化和迥异的思维模式等元素的干扰，增添适当的冗余信息可以克服此类干扰，避免传递信息过程中造成的失误。但冗余信息的增减要遵循翻译的平衡原则和易读性原则，过多会超出受众的需要，比如说受众早已熟知的信息和重复的信息就没有必要赘述；过少也会超出受众的理解能力，导致信息与文化交流不畅。 2.作为一种有目的的翻译行为，电影传播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受众的期待与要求，满足受众是影视传播成功的前提与保障，但是因为受众反馈的滞后性和影视传播的特殊性，字幕翻译者的内反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发挥主体意识。 3.译者在字幕翻译过程中不能任意发挥其主体意识，必须考虑到目的语观众信息通道容量相对狭小，也就是说字幕的空间及时间有限等情况，要根据影片的类型、观众的需要以及字幕翻译的特点适当地选择翻译策略。 四、结语 总之，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电影字幕翻译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于电影字幕翻译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传播学能够进一步揭示电影字幕翻译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促进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为电影字幕翻译提供更加广阔的翻译视角。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传播学视角下透视:微电影的大发展 【摘 要】近年来，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Web2.0时代的到来，为新媒体时代增添了有力的一笔。在这样一个网络技术日渐发达的时代，人们不断追求个性的彰显。微博、微信应运而生。自2010年以来，微电影作为后起之秀获得迅速发展。本文将结合传播学的相关理论透视微电影的理论基础及其传播特征，分析微电影的优势与不足，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微电影；说服理论；两级传播理论；特征；趋势 近年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Web2.0时代的到来，为新媒体时代增添了有力的一笔。在这样一个网络技术日渐发达的时代，人们不断追求个性的彰显。微博、微信应运而生。自2010年以来，微电影作为后起之秀获得迅速发展。笔者发现，微电影作为新媒体时代的新兴产物，对于它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特别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分析这一新生事物。 一、微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 对于微电影，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集合诸多的观点来看，多数研究者认为：微电影是时长在30-300秒之间，能够在各种具有视频功能的移动设备上播放，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具备与传统电影大片相媲美的高制作水准，通过紧凑、新颖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受众，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传播，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带有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1]透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总结出微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在笔者看来，微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个是技术基础，一个是受众需求。 1、技术基础 众所周知，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科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网络技术，近年来可谓实现了飞速发展。Web2.0时代的到来，让微电影有了有利的发展平台。2010年，凯迪拉克斥资为自己的新品车拍摄的广告片《一触即发》，被当做微电影的开山之作。《一触即发》这部短片的成功，引发了微电影的制作热潮。一时间，各大门户网站都在积极制作微电影。可以说，互联网为微电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2、受众需求 新媒体时代，受众日渐摆脱被动地位，开始追求个性的表达与自我意识的彰显。而微电影恰恰就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另外，新媒体时代受众时间的碎片化，也是微电影日渐兴起的重要原因。快速的生活节奏，使越来越多的人疲于奔命，时间日渐碎片化，能够集中欣赏某种娱乐产品的时间几乎少的可怜。而微电影恰好适应了碎片化的时代状况。它可以实现多种平台的运用，手机、移动电视、互联网络…而且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 二、微电影传播的理论基础 一种新生事物能否获得长足的发展，还是要看它的根基是否稳固。现在，我们就要探及微电影的理论根基，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透视。 1、说服传播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用实验证明了信息源的可信度、知名度、传播来源与传播效果成正比的关系。[2]通俗地理解，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名人效应”。也就是说，传播者的可信度越高，说服效果就越好。在众多的微电影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原理的应用。时下，丰田汽车的微电影由韩国人气偶像李民浩主演就是利用这一原理。 2、意见领袖 说到意见领袖，必然会谈及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即信息的传递是按照“媒介――意见领袖――受众”这种传播模式进行的。微电影恰恰看中了其中的重要一环――意见领袖。但在这，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意见领袖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或是名人本身。在新媒体时代，普通的受众群体也有机会成为意见领袖。 3、大众心理研究 勒庞曾指出，群体是非理性的、随波逐流的“乌合之众”。[3]这个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但却在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微电影的传播的基础在于把握群体的心理变化，哪怕是细微的变化。群体也许不是精英，但他们却能够影响精英层的决策；他们有时缺乏理性，但只要引导得当，他们将对传播过程起到重要作用。 三、微电影的传播特征 笔者认为，微电影的传播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即传播主体的平民化、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传播手段的融合化。 1、传播主体的平民化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传播主体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的精英层，到后来的意见领袖，到如今普通受众迅速发力占据主体力量，传播主体日显平民化。不仅是从题材内容方面，甚至在制作上都出现了许多普通人的身影。在当今这个话语权十分分散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要求也有能力表达自己内心的诉求，微电影给他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 2、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诸多的媒体平台为微电影的播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你可以守着网络欣赏，也可以在旅行途中在通过手机观赏，甚至可以在上下班的过程中透过移动电视观看。新媒体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其创造了可能。微电影，不再偏安一隅，它开始登上多个平台，全方位的展示自己以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3、传播手段的融合化 新媒体时代，受众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媒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媒介融合的趋势势不可挡。媒介融合可以是技术的融合，可以是内容的融合，可以是设施的融合，也可以是受众的融合。[4]而微电影，已然成为媒介融合的典型代表。 四、微电影的发展趋势 微电影具有许多媒介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时间短、内容精练、善于捕捉受众心理等等。当然，也应该看到，微电影作为新生事物仍存在不足，如：对于微电影，业内至今未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或制作标准，这就使得微电影的定义陷入混乱；另外，越来越多的微电影陷入商业化的模式，广告植入问题成为微电影发展的瓶颈。 总的说来，微电影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演进，微电影的传播渠道会日渐多样。微电影，作为新生事物，需要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身，解决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科学研究论文:略论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的依赖性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 科学规则 自然观 后现代科学 解释学循环 摘 要： 本文发挥了费耶阿本德关于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对世界结构的依赖性的观点，提出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存在着解释学循环。在对科学研究的基本标准和规则——客观性原则、实验原则、可重复性原则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之后，本文指出这些貌似不证自明的原则的有效性依赖于其背后的自然观假定，揭示了这些原则和假定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它们会完全失效。最后文章展望了科学研究标准改变的可能性。 一、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假定的依赖性 在费耶阿本德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辩护中，有一个基本的论证，即强调不应该先验地规定科学研究规则。“只有在一个具有某种结构的世界中，我们所使用的标准和我们所推荐的规则才有意义。在一个不呈现该结构的领域中，它们便成为无用的，或开始成为无效的。” [1]也就是说，科学标准和科学规则的有效性是由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状况所决定的。费耶阿本德在这里叙述了一个相当平庸（甚至有点琐屑）的真理，即科学方法论原则依赖于自然观假定，但是这平庸的真理，加上一些大家可能会很容易接受的辅助假说，却蕴涵了非常有趣的逻辑结论，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例如，甚至象科学研究应当导致理论的经验内容增长的基本原则，拉卡托斯认为这是不同研究纲领选择的根本标准，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费耶阿本德认为这其实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效的。“认为自然界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是无限丰富的，这种想法导致作出新发现的愿望，因而导致内容增长的原则。该原则给了我们另一个据以判定理论的标准：与已知的内容相比，具有超量内容的理论优于没有超量内容的理论。这个标准也不是不可触犯的。一旦我们发现我们居住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这个标准便遇到了麻烦。” 有趣的是，这个看起来是哲学家构思出来的理想实验，现在却成了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课题。例如，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就认真地讨论起科学终结的前景。他指出：在物理学中，我们认识事物的层次是由施加于研究对象的能量所决定的。能量越大，揭示的层次越深。但是由于宇宙本身的性质，我们用以研究物理世界的能量有一个极限值。因为，“如果人们有一个比1千亿亿（1后面跟着19个0）吉电子伏的所谓普朗克能量的粒子，它的质量就会集中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会脱离宇宙的其他部分，而形成一个小黑洞。这样看来，确实当我们往越来越高的能量去的时候，越来越精密的理论序列应当有某一极限，所以必须有宇宙的终极理论。” [2]如果霍金的推理没有错误的话，那么由于宇宙本身的规律性，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在这个角度上原则上就是有界限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看上去不言自明的科学标准就不再适用了。 我们在这一案例中所关心的并非物理学是否可能在原则上存在极限，——虽然这本身也是一个合法的、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而是通过这一案例更加清楚地揭示了科学研究标准对于世界状况的深刻依赖性。或者更严格地说，一切科学研究准则都以相关的世界状况的假设为前提。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解释者对被解释对象的“认识预期”是需要解释的意义的一部分，理解活动的完成因而依赖于理解的“前结构”，即一组在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决定理解的因素。因而，这一基本的“循环性”就始终存在于“前结构”与解释者的“情景”之间。但是，这并非“恶性循环”，而是作为“此在”的人进行认识活动的基本条件。而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为了要认识自然世界，我们必须要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科学研究活动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而科学研究的规则又必须建立在我们对自然世界基本状况的假定上；而自然观假定又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也存在如图1所示的解释学循环。 在本图的模型中，带箭头的连线表示前者对后者具有影响和决定作用，但前者不是后者的唯一的决定因素，同时还有其它因素发生作用。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就会导致下一个环节的变化，最后整个循环都会发生变化。在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的各个环节中，一般来说，对于科学知识的历史性和相对性的认识最为充分，其次就是对于自然观假定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很少有人承认科学规则同样也有历史性和相对性。这也难怪，因为科学规则本来就是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中最为稳定、变化最为缓慢的环节。同时，这也表明了科学研究规则更深刻地体现了科学研究的本质，所以它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鉴于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的内容非常丰富，所涉及的理论也很复杂，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探讨科学规则的假定性和改变规则的可能性。 二、科学标准和规则的假定性 加达默尔认为，人的存在局限于传统之中，其认识都会有不可避免的“偏见”。人类历史是由传统的各种力量积累而成的，这就是“效果史”。在“效果史”中，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当前的认识受制于过去的传统因素。真实的理解乃是各种不同的主体“视角”相互“融合”的结果。而科学作为现实的人的研究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知识条件下进行的，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预设下展开的；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活动，总有其“先入之见”；所以科学研究从来都不是绝对中立客观的。许多情况下，我们往往规定了各种研究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也确实对科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如果毫无批判地固守这些原则，就很可能封杀了科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如果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真是象我们所标榜的那样要坚持研究结果的开放性的话，就不应该先验地规定世界的状况；因此，也不应该先验地规定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科学规则和科学标准；或者更加现实地说，对于任何科学准则都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其对世界状况的假定性。以下是对一些科学研究基本原则的逻辑假定性的纯理论探讨，在逻辑上并非意味着作者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否定，更不意味着对所讨论的非主流观点的支持。 1，客观性原则与客观性假定 科学活动的最基本准则之一是客观性原则，即坚持认为合理的、可接受的科学研究结果应当是与主体无关的，与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绪如何无关。如果某一研究结果依赖于研究者，则可以说这一结果是非科学的。这一原则是建立在以下假定基础上的：自然世界的状况是绝对客观的，自然本身的状况与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绪如何无关，或者说研究者的心理活动对于自然世界没有影响。 这一假定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有相当牢固的经验基础的，而且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科学实践确实也是硕果累累。但无论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还是哲学的思辩，从来都没有确定性地证明客观性的假定。而且在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科学实践，在原则上恐怕也是无法证明客观性假定的。因为这种证明的结果是很难摆脱循环论证的怪圈的。 相反，在科学内外对客观性原则和客观性假定倒是存在一些批评和挑战。例如，无论是在心理学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心理暗示对于身体机能的影响都是公认的经验事实。至少在对于研究者自身的心理-生理状态的研究观察上，客观性假定已经破产，客观性原则已经失效，或者说客观性原则的适用范围要作调整。例如，我本人就曾经对自己是如何从清醒状态慢慢进入睡眠状态很感兴趣，想要观察它，可是这反而导致我无法入睡，从而所观察到的生理-心理状态和正常情况下的状态区别很大。所以内省作为对心理状态的研究方法，一直受到科学家们的怀疑，也就是说观察者的内心状态乃至生理状态对于观察者本人而言，不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 一般科学家乃至科学哲学家并不认为，这一限制有什么本质的意义，并且认为这一限制就是要保证客观性原则能得到遵循。但是，为什么要附加这一限制呢？答案是：因为心理活动对生理活动有影响。问题是：为什么对观察者自身心理-生理活动之外的一切自然研究不存在这一限制？这是否意味这在整个自然界中，观察者的心理-生理活动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特殊性？它不是那么“客观”？显然这又涉及到复杂的心身关系问题，涉及到整个自然界的统一性破缺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相信心身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因果作用，生理活动受心理活动作用因而不那么“客观”的话；则由于人的心理-生理活动和自然界中的其它一切现象与过程都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那么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与过程就都因而丧失了其绝对的“客观性”，最终导致客观性原则的彻底失效。因此，这一原则只能作为一种实用原则予以保留，因为我们可以强调这一事实：心理活动对物理现象和过程的影响，除了对心理活动者的心理-生理活动的直接影响外，一般可以忽略不计。但其原本宣称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恐怕就此也就彻底丧失了。 在争议很大的“灵学”研究中，存在著名的“山羊-绵羊效应”，即研究者如果相信存在心灵感应等非主流的观点，则研究结果往往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相反，如果研究者对这种观点持怀疑观点，则研究结果往往倾向于否定这一观点。对此效应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主流科学家们认为，这证明了所谓灵学研究的非科学性、非客观性；而灵学的支持者们则坚持认为这种效应本身也正是心灵感应的结果，它再一次证明了他们观点的正确性，并因此而反对客观性标准。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说在这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之间，并不存在着中立的裁判标准。双方都不可能在不借助对方否定的原则的基础上批驳对方的观点。主流科学家们用以批驳灵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恰恰是建立在灵学研究者们所反对的客观性假定基础上的；另一方面，灵学研究者们所宣称的发现，又因其研究缺乏主流科学家非常珍视的客观性原则而被嗤之以鼻。如此，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就不可能是基于理性的证明，只能是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费耶阿本德就认为，“科学的经验论淘汰了自己的泛灵论的竞争对手，淘汰了尼茨海姆的阿古利巴的信徒约翰·迪依、罗伯特·弗拉德，并不是因为它更好地说明了不依赖于这两种观点而存在的世界，而是因为使用了一种不允许产生‘唯灵论’结果的方法，它清除了这种结果，然后描述了这个枯竭的世界，暗示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5页脚注。） 对于解决这一认识论的僵局，一味使用原则性的概念互相指责是无用的，只能是在具体的认识实践中发展各自的传统，扩大各自的影响力，最后由社会实践对两种传统进行选择。（其实在这一问题上，过去和现在一直也是如此解决的，如果我们不被表面上的修辞学所蒙蔽的话。） 2，实验原则与实验能够获得自然本质知识的假定 近代科学常被称为实验科学，因为实验是近代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所谓实验，是指用物质的手段来主动控制和改造研究对象，从而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的知识。它与消极地被动观察研究对象相比，可以揭示许多自然状况下难以发现的规律和联系，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实验可以作为研究自然对象的一种合理的方法，要依赖于这样一种假定：即我们所研究的自然世界在我们加以物质的干预后，在原则上并未丧失其本来的特性，或者说从被改造的自然对象所获得的知识可以应用于未被改造过的自然对象。这一假定远非不证自明的，例如并不为道家等学派所接受。他们提出，被改造过的自然，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因此实验结果无法揭示自然真正的奥秘，需要补充以直觉的体悟等。这一原则在近代科学中的成功，也并非彻底地证明了这一假定。 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可能就是对实验原则的一种挑战。所谓“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所揭示的一种客观规律，即在微观世界中，原则上我们对于某几对共扼物理量测量的精度不能同时无限制地提高。例如，如果我们提高了某一粒子的位置测量精度，则其动量测量的精度就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这和研究者观测能力无关，因为原则上观察者对任一物理量的观测精度可以无限提高。对于这一原理，物理学家这样来解释：对于微观对象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进行的。而要提高位置测量的精度所施加的控制条件，恰好严重地妨碍其动量的测量。反之亦然。 其实在经典物理学研究中，实验对对象的状态的干扰也是存在的。如，测量一杯热水的温度，需要将一枚温度计放在水中，让温度计和水进行热交换，从而使得温度计的温度和水温相同，温度计的读数可以指示水的温度。但在此过程中，热水和温度计的热交换，改变水的温度，因此温度计的读数与实际热水的温度是有偏差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尽量将温度计做得小些，温度计的原始温度与水温尽量接近，甚至计算温度计前后温度变化所交换的热量来恢复原有的水温等。由于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都是宏观现象，所以实验的干扰的影响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 但实验对自然现象和过程的干扰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实验的原则所适用的范围也是相对的、有限的。对于某些极其敏感的现象和过程，实验方法是否是足够的研究手段？量子力学家们采取的策略是，宣称自己研究的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仅只是在观察实验活动中被改造过的现象和过程。如玻尔的名言：“量子力学使我们想起一个古老的格言：当寻找生活的和谐时，人们决不应当忘记，在生活的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3]。实际上，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所谓自然不再是那种与主体毫无关系的纯自然。这样来解释，当然可以成功地解决或回避实验干扰所带来的认识论问题。但它是以重新界定科学研究功能，并重新界定自然世界（即重新修改自然观）为基础的。这再一次地说明了科学标准和科学规则的有效性是由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状况所规定的。[1]但是，除了这种坚持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并以此而修改自然观的方案之外；其实至少还存在另外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即保留原先的纯自然的概念，并坚持认为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去认识那“原本的自然”，但修改科学研究的标准和规则，如引进直接领悟自然的非主流方法等。 实验原则还依赖于另外一个还原论的假定：即研究对象原则上是独立的，可以独立于环境的，因此也是可以隔离研究的。所以，在实验室环境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是能够真实反映对象的规律联系的。但是量子力学中EPR关联所揭示的非定域性，告诉我们世界是整体联系的，所以任何对象本质上都是互相包含、互相渗透的，因此是不可以隔离研究的。爱因斯坦曾对这一性质感到严重的不安：“假设，两个粒子以同样的很大的动量相向运动，并设在它们通过已知位置时，它们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相互作用。现在考虑一个观察者，他在远离相互作用区域的地方逮住了一个粒子，并测量它的动量；这是根据实验的条件，他显然能够推导出另一个粒子的动量。但是，如果他选的是测量第一个粒子的位置，他就能说出另一个离子在哪儿。这是从量子力学原理作出的一个完全正确而直截了当的演绎；然而这难道不是很悖理的吗？在两个粒子之间的一切相互作用都已消失之后，对第一个粒子作的测量怎么会影响第二个粒子的状态呢？” [4]既然现在实验已经证明了自然的规律确实具有这种“很悖理的”特征，那么原则上任何对象都是无法隔离的，实验原则又如何成立呢？ 3，可重复性原则与自然规律普遍性假定 为了保证科学事实的可靠性，防止错误，科学研究强调科学事实的认定必须遵循可重复性原则。即只有在不同研究者、不同实验室、不同时间和地点都能重复验证的事实，才可以认定为科学事实。这一原则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提供了筛选机制，意义很大。这一原则同样也是建立相关的世界状况的假定基础上的。只有假定自然规律是普遍的，在不同的空间、时间，在相同的条件下，自然现象的表现是一样的、或者非常相似的；可重复性的要求才是合理的。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发现科学所认定的事实，或者说在科学研究中有意义的事实，只是客观事实或经验事实的一个很小的子集。所谓客观事实，是指在特定时空发生的过程，不管是否为人们所认识。而经验事实是指为人们所经验到的客观事件，不管是否具有可重复性。由于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必须是可重复的事实才能认定为科学的事实；这样，科学研究活动才确保了可靠性的同时，也极大地缩小了自己的经验基础。因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重复的经验事实会被无情地排斥在科学的门外。而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都知道，存在大量非常可靠的、却难以重复的经验事实。 当然，这里存在着对于事实的可重复性的正确理解问题。可重复性，从来都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绝对意义上说，每一个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都是不可重复的。但这样对可重复性提出批评似乎是在吹毛求疵，没有意义。其实，科学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视现象的可重复性，其本质原因是想要通过可重复性来证明相关现象的真实性。所以，在科学研究中如何坚持可重复性的要求是很复杂的，它与我们试图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或者如何界定事实的关系很大。就我们现在的浅见，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1，作为某一普遍规律证据的事实，需要高度的可重复性。例如，著名细胞生物学家贝时彰先生宣称则观察过细胞重建现象，但一直未能予以重复，所以不能认为它是真实的。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它对细胞来源的规律性认识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对于这类宣称的可重复性要求是较高的。2，作为对某个单一特定事件的描述，不需要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可重复性。如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就是这类例子。换言之，只有观察条件句应该满足可重复性要求，而观察句则不需要。3，介乎两者之间的可能性事件，则必须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多次观察，通过统计计算才有可能证实。 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可重复性作为标准来论断事实的真伪，我们发现有一些科学界公认真实的事件是很难重复的。例如，在非线形科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些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的事件。只要在初始状态有一个极小的扰动，结果就会天地悬隔。那么这样的事件就是很难重复的，因为在实验条件下，我们很难那么精确地再现原先事件的初始条件。有时候，我们往往要借助于功能非常强大的计算机模拟才能重复这一事件。[2]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吴彤教授在回答笔者请教时指出，这类初始条件极其敏感的事件，在初期还是有相当强的可重复性的，但越到后来分歧越大。而随机现象则恰好相反，每一次事件单独发生时，是难以重复的。如每一次抛硬币的结果不见得能重复以前的结果，但随着重复不断次数积累之后，则统计的规律越来越确定。由以上事实看，以可重复性来作为事实真实性的检验是过于苛刻了。至少就以上情况看，对小概率的随机事件及初始条件极其敏感事件长过程的检验，就很难以可重复性来检验事件的真实性。 除此之外，“后现代科学”的著名代表人物英国科学家鲁伯特·谢尔德拉克所提出的“构成因”假说认为，宇宙规律并非象过去所设想的那样是永恒的、无比坚硬牢固的，它其实也是一种不断演化的习性的表现而已，是随着时间演化而改变的。按照这种观点，分子、晶体、细胞、组织、器官和有机物所具有的特有的形式是由被称之为“形态发生场”的特殊场所形成和保持的。这些场的结构是由与过去类似系统的“形态发生场”衍生出来的；过去系统的形态发生场通过一种叫做“形态共振”的过程变为后来出现的类似系统，并且“形态共振”的作用不会因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而受到影响。 这一假说可以解释许多过去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新化合物结晶非常困难，但一旦某个实验室制备了一种化合物的结晶后，在其它的实验室再制备同一化合物的结晶就越来越容易了。传统的解释是说，前面晶体的碎屑起着一种“种子”的作用，附着在科学家们的胡须或衣服上，从一个实验室带到另一个实验室。如果没有科学家互访的现象，则认为这种种子是在世界中漫游的空气中极小的尘埃颗粒。而“构成因”的观点解释说，在第一次结晶之前，晶体不存在特别的形态发生场。但是，在第一次晶体形成之后，结晶受到前面晶体的形态发生场的影响，物质结晶的次数越多，结晶就越来越容易。这个假设是可以检验的，如果科学家们互不接触，而且尘埃颗粒通过空气净化之后，这种现象仍然不断发生，则可以证明这个假设。 这一假说对于1920年著名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在哈佛大学所做的老鼠实验结果的解释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独孤发现老鼠从一个特殊设计的迷宫中逃生的速度一代比一代明显提高。由于下一代的老鼠是由学会了逃生技巧的老鼠所生育的，所以麦独孤曾认为这是后天习性的获得性遗传。后来，他又从每一代学习最慢的老鼠中挑选生育下一代来进行测试。基因选择也许应该使得老鼠学习能力下降，结果发现学习能力仍然提高了。后来其他研究人员，如爱丁堡和墨尔本的研究人员在重复实验时发现，他们做实验时第一代老鼠学习的速度远比麦独孤实验时第一代老鼠的学习速度要快。而且无论是受过训练的老鼠的后代和从未接触过迷宫测试的老鼠的后代都是如此。拉马克的理论显然是无法解释了。而“构成因”假说与此却很一致。 [5] 这种假说尚未得到科学界的一致认可，但如果它是真的话，在诸如此类的情景下，坚持可重复性原则就可能意味着对非常可靠的事实的否定，显然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是非理性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为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们拳拳服膺的基本准则都是可以突破的，本文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相信在对上述最根本的准则的分析之后，很难再坚持什么绝对不可违反的原则了。 三，科学研究标准改变的可能性 破坏总是容易的。虽然在科学沙文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对于科学基本准则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洞见的，但更为困难的是在指出现有准则不足之后，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新准则。费耶阿本德的主要不足也正在于此。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重破坏，轻建设，是因为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永恒的准则，所以树立任何准则归根结底都是徒劳的。在他的心目中，其实还是存在一种对永恒的迷恋；既然无法通过正面肯定的方法来达到永恒，那么就通过不作任何肯定的方式来达到永恒。 我们提倡“立字当头，破在其中。”这是因为，我们欣然接受无法达到永恒的这一事实。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得到真实理解，那就是：解释领会到它的首要的、不断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看见与先行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它的任务始终是从事物本身出来清理先有、先见与先行把握，从而把握课题的科学性。” [6]我们尝试地提出一些我们事先知道终有一天必然会被突破甚至抛弃的准则，只是为了我们今天和不远的将来科学研究的暂时需要。以下是我们的一些建议： 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在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与人类研究的实践行为相冲突时，除了坚持这些标准和规则以捍卫科学的严谨性这一常规选择之外，也要考虑这些规则背后的假定是否可能已经丧失了其原先具有的合理性。 我们面对大自然也许应该更加谦虚一些才好。也许，我们不应该规定大自然必须如何，以使得我们指定的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可以运转良好；相反，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适时调整科学研究的准则。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的研究应该不仅包括为科学现行实践辩护的功能，更重要的可能是为了促进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改造科学实践的规则。[3]从这种意义上讲，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口号，对于松开绑在科学研究者身上过紧的束缚，还是有其启发意义的。 在放宽了科学研究的标准之后，如何建立一套新的规范，在科学研究中如何防范作伪，过滤掉幻觉、巧合（目前为止科学界非主流派的记录不是很令人信服，但也有对手抹黑的成分）等等，是摆在后现代科学面前至关重要的任务。尤其应该借鉴近代科学起源过程中科学规则逐步建立的宝贵经验，在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中逐步完善新的传统。 我们认为，科学研究准则的改变存在着两种可能的途径：“和平演变”与“暴力革命”。所谓“和平演变”的策略是，通过发挥和引申在坚持现有科学研究准则的前提下所获得的科学新成就来改变自然观假定，从而支持科学准则的改变。“和平演变”的主体是主流科学家，所援引的观念资源主要来自科学界内部，科学准则的改变是渐进的、平和的、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或者说在科学准则逐渐改变的过程中科学准则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近代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这样，只不过似乎很少人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这么做的），因此不会引起过于强烈的文化冲突。反对者会问，既然科学准则是自然演化的，那么这篇文章有何意义？答曰：由特定的科学成就转化为自然观假定，并最终导致科学准则改变的过程，决非是一个不需要研究者自觉主动创造的自然过程。如果科学研究的这一解释学循环能为研究者们充分认识的话，这一过程就会发生得更加顺利。 而“暴力革命”的策略是，在主流科学共同体之外，引入科学界非主流的自然观假定，或者发挥和引申科学界之外其它文化的自然观假定，在相应的研究准则指导下，获得大量新的发现，从而支持科学准则的改变。通过建立自身的解释学循环，逐步扩大这一传统在社会文化中的影响，最终使得其成为社会上具有权威性的知识标准，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策略导致自然观假定与现行主流科学准则的冲突，进而对现行的科学准则提出挑战和批评，最终实现科学研究模式的改造。这是费耶阿本德的扩散原则在自然观与方法论关系的层次上的应用。这种途径必然招致科学界和科学哲学界保守人士的猛烈抨击，阻力极大。并且在革命阶段，由于旧准则受到批判，而新准则尚待探索建立，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失范现象；所以正如在政治的暴力革命难以避免非常残暴的行为一样，科学准则改变的“暴力革命”也难以避免各种欺诈现象混入其中。但是，这一策略有可能导致对原有束缚的突破，开拓新的视野，扩大科学认识的经验基础的范围，带来人类认识能力的极大提高，并且克服近代科学研究准则所带来的两种文化分裂。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策略可能会是交替使用，也可能会是混合使用。 虽然，后现代科学只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影响很小的一个支派，而且严格地讲是否算得上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也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以她为例探讨一下科学规则改变的现实可能性。按照后现代科学的观点，科学活动虽然象社会建构论者所说的那样，受到纯认知之外的因素影响，搀杂着对于权力的追求等，但仍然是以对真理的追求为主的。科学也确实需要数据和经验的证明，在一定意义上讲，证据也要有一定的可重复性。但是对科学研究活动的限制本身也需要附加一定的限制，或者说，科学活动本身在以下方面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5]，33-35）： 1，科学研究方法应适用于一切领域，即科学不应该局限于只借助于动力因运作的纯粹物质事物的范围内。因此，科学可以研究自然对象的内在经验，可以将自然规律当作演化着的习性来进行研究。 2，科学研究需要反复的经验证明，但不应该局限于特殊类型的证明方式，如实验室的实验。所以，可以拓宽科学的范围，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的证明方式，在各种“自然”状态下的观察结果不应当作不严格的经验而抛弃。 3，科学对真理的追求不应该依附于任何有条件的信仰，科学应该不局限于任何特殊类型的解释。所以，科学研究中原则上不排斥下列观点：自然的基本单元是有感知能力、内在价值和内在联系的，自然的规律是演化中的“习性”，存在“向下”的原因，存在超距作用，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是一个对其组成部分产生影响的有机体，宇宙及其进化有内在的意义。 迄今为止，后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仍然是非常粗糙的，“科学”依据不足，理论根基不够扎实，也许作为科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候选者来说，她未必是够格的。但她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目前主流科学的缺陷，并认真地展望一种新的科学认识实践模式。 科学研究论文:浅谈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 要】环境化学是环境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它为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为现代环境科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环境科学技术的核心是对环境中的有害化学物质进行专业的化学分析，从而系统归纳存在的全部环境问题，为彻底解环境污染问题做好准备。为此，本文将具体来分析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先从分析环境科学技术入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环境化学技术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期能够促进环境科学的迅速发展，为建设生态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环境化学；环境科学；地位和作用 环境科学是在全球环境污染加剧的形势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运用相关的自热、社会科学相关理论与技术为环境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发展至今，环境科学已经形成了三大分支：自然环境科学、社会环境科学、综合环境科学。环境化学则是自然环境科学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代表性技术，并逐渐成为了环境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下面本文将首先对环境化学展开详细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能够充分发挥环境化学的积极作用，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人类一个清新环保的生存环境。 一、环境化学概述 （一）环境化学的概念 环境化学是一门复合学科，它既是环境学的分支，又与化学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概括说来，环境化学是指研究有害的污染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产生、发展、迁移、转化、归宿等问题，并详细阐述控制污染物进一步发展的化学原理及化学方法的综合科学。环境化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既包括对污染物的分析与鉴定，又包括对化学环境污染物的运动规律的研究，还包括对化学污染物的发生、分布、转化机制、状态结构的变化及归宿的研究，因此，环境化学是一门综合的研究化学污染物的全部化学行为与化学现象的科学。 （二）环境化学的分类 环境化学包括环境分析化学、环境污染化学、环境污染控制化学、生态化学四大类。环境分析化学是现代环境化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它主要是借助各类分析仪器对坏境污染中的污染物含量、形态、价态、结构等进行详尽的分析，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环境污染化学是对环境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产生、迁移、转化、累积、降解等过程进行详细研究。它主要包括大气污染化学、水污染化学、土壤污染化学和生态污染化学以及多介质污染化学四大类。环境控制化学的侧重点在于环境控制上，它主要是在相关化学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上研究污染物的控制原理和控制技术，如今已经发展到了“一体化污染预防战略”的高度上。生态化学主要是研究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所引起的生态效应和对人体的危害。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将污染物的直接毒性转化为间接毒性。 二、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环境化学在环境污染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而且它的危害性变得更加的强大，已经形成了一场环境污染灾害。为此，我们不能再被动承受这些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灾害，而应该积极去掌握污染物的产生、产生危害的机理，掌握它是如何在环境介质当中进行迁移转化的。环境化学恰恰就提供了这方面的科学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污染物质在环境中是如何引发危害并不断转化和富集的，这样便可科学地增强人们对环境污染的防治能力。 （二）环境化学在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化学是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环境化学分析与研究的结果可以详细的还原出环境污染物的整个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环境污染物的产生、迁移、转化、累积、归宿的整体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得出有针对性、实效性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使得环境治理能够有的放矢。因此，环境化学既是环境治理的基础，又是环境治理的保障。例如，在治理大气污染时，可以运用污染物的发展规律，采用吸收剂吸收和转化为无毒无害气体两种方法来处理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在治理水污染时，可以通过吸附、化学凝聚、化学沉淀、离子交换、电渗析、氯消毒等方法来处理水中污染物，带到净化水体的目的。而这些治理措施的开发与实施都是在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得来的。 （三）环境化学在环境监测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监测是现代环境科学发展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是反映环境污染状况、进行环境质量评估、制定环境治理对策的重要依据。通过环境监测可以明确环境污染物的来源、组成及含量，从而制定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环境化学则为环境监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信息资料，是环境监测的理论依据。环境监测是建立在环境化学基础上的一种常用研究手段。在环境化学的基础之上，环境监测衍生出光谱分析法、色谱分析法等基本方法，同时也研制除了诸多的环境监测仪器。 结束语 伴随着现代工业的规模化发展与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环境污染问题呈现愈加恶劣的发展态势，环境污染物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环境科学的发展已经被推到了时展的前端，受到了广泛重视。环境化学是现代环境科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环境化学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进程。通过上述本文的探究，笔者主要论述了环境化学的概述、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两个方面的内容，以期完善能够促进环境科学获得崭新发展，推动环境化学为现代环境研究和人类环境保护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科学研究论文:试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研究 论文摘要：确立合理的评价原则是科学、公正地评价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保证。在对体育科学研究成果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体育社会科学评价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原则：1)社会效益优先，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和作用；2)重视创新，将鼓励创新和重视原创性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之中；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4)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区别；5)科研管理部门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原则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个多目标、多层次、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评价的对象、评价的内容、评价标准的层次、评价的时间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社会科学成果鉴定和评奖的重要环节；是调动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社会科学人才成长的重要措施；也是社会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一直是学术界和管理部门思考和探讨而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体育社会科学有着自身的诸多特点，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尤为复杂和困难。不论是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现状还是近几年学术界的观点来看，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已成为学术发展的瓶颈，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已催生了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同时阻碍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没有合理的方式来评价体育学者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贡献。因此，构建科学和公正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合理的评价原则是整个体系构架的基础之一。 1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各省市有关部门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上不仅标准不同，规则不一致，而且具体运作过程也不相同，总的状况是存在某些不统一、不规范、不公开、不公平的现象，下面是我国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1．1评价标准不统一 首先是论文评价标准不统一，什么是国家级学术论文，什么是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评价标准不统一，评价的结果自然也不可能公平。 1．2评价中的“马太效应” 在评审过程中来自名校或名人的文章、课题申请、奖励申报往往受到重视，来自一般学校、一般人的文章、课题申请、奖励申报往往不能得到同样的待遇。 1．3评价中缺乏回避机制 在学术评奖、课题评审、职称评定的过程中，有的人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1．4评价中的暗箱操作 表现在学术评奖、课题评审、职称评定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评定的标准是仲么，评审的过程怎样，评委的权利是什么，评委的责任是什么，评委的召集人是谁，参评者的情况怎样，参评者都是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目前的评价机制缺乏监督机构、投诉机构和复议机构。 建立起一套科学、公平的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至关重要，因为科研成果的评价问题，不仅牵动着千万个单位和学者的心，而且影响着社会发展诸多方面。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说，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和物质产品一样需要有评价和鉴定机制，否则，如何确定知识产品或科研成果的价值呢?知识的评价标准或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代表着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它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 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本概念 作为本文的研究内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来使用，必须作进一步说明和界定。 2．1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难以明确区分，二者都与人类的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行有关。其区别在于人文科学直接研究人的需要、意志、情感和愿望，强调人的主观心理、文化生活等个性方面；社会科学强调人的社会性、关系性、组织性、协作性等共性方面。 在体育科学体系中，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之间虽存在差异，但二者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需要强调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我们充分肯定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的差异和区别，不过在本研究中，我们更为强调的则是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的相似性、共通性、统一性，强调在人文与社会、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之间保持张力，将之合称体育社会科学。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为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体育社会现象，其研究主要范围包括：群众体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奥林匹克研究、体育史学、体育新闻传播学、竞技体育学、体育教育学、体育信息学、体育法学、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体育社会心理研究、比较体育、体育文化学、体育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人类学等。在现阶段，开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目标是积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把体育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研究总结出来。 2．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界定 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方面的文献综述表明，描述和论证社会科学成果特征的文献多集中在国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评估的对象是社会科学的成果，但何为“社会科学成果”，却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研究者认为成果形式都不足以说明它是“成果”，判断是否“成果”，需要考察成果的实质内容。我们对所涉及到的“成果”的定义内容的资料做了一个初步统计，主要选取了20种相关的资料文献，具体篇目可参见参考文献(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有75％的文献在“成果”的定义中提及了“创造性”，这是一项成果被确定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核心标志，还有的文献将创造性界定为：“新思想、新结论、新观点、新事实、新材料、新信息、新方法、新理论、新概念、新发现”等。研究者进一步强调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界定标准的核心是：创新性——理论不新则要思想新，思想不新则要观点新，观点不新则要资料新，资料不新则要框架新，框架不新则要方法新，方法不新则要视角新”。“那种一无新观念、二无新资料、三无新方法的东西，根本不能算科研成果。界限在于是否有新意”。有的研究者从知识的新旧联系出发，将这种有新意的东西概括为“运用己有的知识，研究创造的新知识”。总之，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创造性结果”己经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的发展趋势。“具有价值的”、“科学的或正确的”和“广泛占有资料”等因素也被认为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被描述为：创造性的认识结果；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用科学方法产生的。在借鉴这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界定为：科研人员运用科学方法，收集、加工、研究与体育社会科学有关的信息而生产出的具有新的价值的认识结果。 3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现状简析 目前，由于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学术质量评价体制、机构以及科学的评价方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一般都采用自我评价、专家鉴定验收、成果评奖、专家直接评审等方式，以定性分析为主的评价方法。但是由于学科专业的局限、学术观点的制约等因素，在成果评价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消极的影响。 实践表明，单纯地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容易产生标准难以掌握、浮动的偏离程度大和易于受传统观念、人情关系的影响等弊端。近年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正在积极探索用定量化方法评价研究成果。譬如，将科研成果的创造性、难易复杂程度、成果的“时间效应”、对决策管理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分别评分，然后再乘以一定的权数，得出该成果的分值；有的则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种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分别提出了直接或间接评价指标体系，等等。例如，朱唯唯等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4年的数据，对我国体育学研究领域里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学者、学术机构和地区以及各类基金资助项目进行多角度的定量分析研究。该研究完全基于CSSCI客观量化数据，通过量化分析评价。这些定量分析的评价方法，对于改变单纯的依靠定性分析的评价方法，减少专家直接评审产生的消极影响，无疑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还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如，这种方法显然不适宜用于那些不宜公开发表，但已被有关部门采用，而且取得了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 4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原则的提出 评价是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认识活动。按照价值论观点，价值是客观的，但评价不同于对客体的认识，而是对主体需要及其与客观属性关系的反映。评价原则是一定实践经验的总结，需要转化为利益，主体需要的丰富性就转化为主体利益的丰富性，形成了主体的评价原则。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要达到准确、公正的评价目标很不容易，首先需要确定科学可行的评价原则，方可指望奏效。这里根据评价学的基础理论、以往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研究和本人的课题管理工作实践经验，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原则，并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4．1社会效益优先 体育社会科学的作用是认识体育、创新理论、与服务社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尽管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但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决不能置社会效益于不顾。我们可以通过价值量的大小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好坏，对于难以量化且表现复杂的成果，可以通过其影响面、宣传面的大小以及贡献加以评判。 一般说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是通过直接评价体现出来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则是通过间接评价体现出来的。因而，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必须坚持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标准相结合。 4．2重视创新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是由多方面的标准、规则和内容组成的，其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认可、奖励的依据和标准等，对于引导科研人员如何做学问，对于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把创新作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理念，将鼓励创新和重视原创性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之中。这样才能有利地促进整个学术研究沿着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正确方向前进，才能真正体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意义。 4．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定性评价方法是以评价者的主观判断为基础的一种评价方法，强调的是基于理解的“直接认识”，评价者依据个体的经验与学识水平对评价对象的学术价值、水平给出直接的判断。而定量方法首先要做的是，找到衡量差别的可操作性定量指标，然后再以该指标的量值来客观表征原来难以量化的“量的差别”。目前常用的定量分析指标包括成果被引证、论文收录转载、获奖和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等，体现为“间接测量”。 由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单纯的定性方法或定量方法都不能准确、客观地评价社科成果。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一定要把定性和定量标准相结合，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相结合。 4．4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区别 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性研究成果是指在学科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中取得的重大突破性成果。这类成果或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思想、理论和学说，或者对传统理论进行质疑、补缺、完善，或者在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创新方面有新的设想和进展，或者选题有特别重大意义，研究难度大，填补了某项专业的空白，在理论上具有开拓性创见等等。这种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学术论文和专著。应用性研究成果指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宣传功能以及参考功能，将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进而取得的成果。理论研究常常耗时巨大，其价值也是潜在的；应用研究则常常是立竿见影，效益是显在的。对这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研究，评价标准与方法显然是不同的。 4．5科研管理部门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 使用定量指标所进行的客观评价，只牵涉到成果作者和科研管理部门两方，仅仅依靠计算机就可以完成评价工作，适用于对大量的一般成果的评价；同行专家用定性指标进行的主观评价，需要由一定数量的专家组成评价委员会，牵涉人数多，过程复杂，适用于对重大成果的评价。因此，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评价不同的成果。无论是专家评价还是科研管理部门评价，要达到评价的预期目的，前提就是要保证评议的公正性。 建立一个较为全面、完善、公正、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从方法论上逐步解决现行体育社会研究成果评价方法所造成的弊端和错误导向，有利于对学术研究者、学术评议人、学术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监督，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 科学研究论文:浅析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策略 论文关键词： 硕士研究生　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　创新能力培养 论文摘 要：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从事科研活动，是其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在校硕士研究生为例，对其从事科学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对策建议。 随着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规模的迅速扩大，如何保证和提高培养质量，尤其是如何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已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课题。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因素。笔者以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在校硕士研究生参与导师相关科研课题或自主申请科研课题为切入点，分析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对策建议。 一、调查对象、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调查对象是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2009—2011级硕士研究生，共185人，其中男生100人，占54?；女生85人，占46%。调查内容是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情况，主要包括：研究课题选择的科学性；参与课题的积极性；科学研究经费；导师对学生科研指导状况。调查方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进行，结合已有基本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二、硕士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现状 （一）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积极性不高。 截止到2011年底，该学院仅有60%的硕士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课题研究，而且从整体看，参与的也大多是横向课题，而参与纵向课题的机会较少，尤其是国家级、国际性的科研课题少之又少。硕士研究生在参与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按导师预先设定的思路或者方案开展工作，独立思考比较少，在有些横向课题的研究中，甚至出现“成果范本，相互借鉴”的现象，导致较多硕士研究生形成一种依赖思想，创新意识也随之被扼杀，也使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逐渐下降。同时，随着硕士研究生人数的增加，科研课题的增长率跟不上研究生人数的增长率，导致部分研究生没有足够的机会参与科学研究。另外，从该校情况看，在校级层面上设有硕士研究生创新管理基金、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科类学生科研课题。从该学院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课题申报情况看，2009年至2011年，仅有45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生科研课题，仅占总硕士研究生人数的24%。 （二）科研课题选题不够科学合理。 部分硕士研究生在确定科研课题题目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存在一种“急功近利”心理，大多会选择一些风险小、时间短、易结题、易出成果的课题，而回避那些风险大、耗时久、创新性强的课题。如此选出来的课题难度较小，即使是科研经验不足的硕士研究生也能独立完成，从而影响科研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最终导致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力度不够。此外，这种选题方法主要是围绕一些常规研究点开展相应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 （三）科研经费不多、分配不均。 随着硕士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导师承担的科研课题数量不多，分摊到所指导的每位硕士研究生身上的科研经费相对较少，导致部分硕士研究生无法在预设的研究方向上进行更多的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机会，从而影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激发和培养。 （四）导师对硕士研究生的科研指导力度不够。 导师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责任人。导师吸收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是培养其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前提是有一支综合素质高、科研能力强、学术前沿性强、科研经费充足的导师队伍。硕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导师数量相对不足，使每位导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数量过多，加之一些导师的科研课题本身就比较有限，从而使一些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也比较少；也使导师指导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课题的时间不多，不能使硕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锻炼机会，影响其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以科学研究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研课题选题的指导和管理，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拓宽思路。 硕士研究生在科研课题的选题中，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选择常规的问题或研究点，这也是受硕士研究生普遍欢迎的。这类课题的特点就是先前已有人从事过类似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在研究过程中就有更多的参考数据和资料。如要取得新研究成果，则必须在充分了解先前类似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新思路、新方法，综合新数据、新材料，进行更加深入有效的研究，才能达到有所创新和突破，否则，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前人研究成果的重复。二是选题比较新颖，当前研究比较少，成果也很少，可参考的资料也比较匮乏，在这类选题的研究中，受其他人研究成果的影响也比较小，必须广泛收集资料，易于提出新思路、新观点，更能培养创新能力。因此，高校应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研选题的指导和管理，特别是导师应注重引导其采取第二种选题方法。同时，在选题中还应把握好三个原则，即“重要性”、“可能性”和“实用性”。重要性就是指是选题在科学理论、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一定创新；可能性就是指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以及能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实用性就是指选题对于推动“产学研”、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搭建创新平台，提高研究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科学研究就没有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质量。针对研究生参与课题积极性不高的现象，首先，高校内的硕士研究生相关管理部门（如研究生院）应设立硕士研究生创新基地，积极吸收他们参与基地活动，可以让相近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通过相互合作科研、学术交流等激发创新思维；要大力支持硕士研究生开展跨学科科学研究，加强科学研究指导力度，为硕士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宽阔的平台，从而激发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通过设立创新基地，带动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的共享。其次，高校应设立更多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课题，通过承担或参与科研课题，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为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创造强有力的支撑。再次，要完善周期性学术报告制度，让师生共同参与，共同组织，在学术报告活动发掘和拓展创新点，实现师生充分互动和彼此借鉴。最后，要大力开展与学科专业相关、与从事研究的内容有联系的社会实践活动，让硕士研究生从理论研究到实践验证，逐步实现创新。 （三）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营造气氛。 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要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硬件建设，在尽可能地增加科研课题数量，并且加大科研课题的资助力度的同时，要注重加强计算机网络、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科研资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硕士研究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研究奠定硬件基础。二是要加强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软件建设：（1）积极淡化功利性因素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压力影响，让硕士研究生专注科学、潜心研究；（2）完善硕士研究生学术评价体系。从目前情况看，全国高校硕士研究生学术评价基本上都是以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来评价和衡量，但对其学术成果的理论水平和实践价值等方面考虑得较少，对硕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科研热情、团队精神、学术道德、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因素考虑得更是少之又少，为此，高校必须建立完善研究生学术评价体系，制定全面完善的考核评价指标，进行全面考量、综合评价，同时必须坚持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使评价更加科学有效，从而更好地激发硕士研究生的科研热情和创新能力的发挥。 （四）加强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高校应当重视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一是要制定完善符合实际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管理、考核等一系列制度，从制度层面上，明确遴选条件，强化日常管理，规范任期考核等，积极淡化导师身份，把招生名额与导师能提供的科研课题及经费等培养条件、现有学术成果、工作实绩等结合起来，同时要将任期考核结果与招收硕士研究生数量结合起来，对于没有条件继续培养硕士研究生的，要坚决取消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二是要大力支持导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和承担各类科学研究课题，逐步形成主要依靠科研课题经费支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的新机制，在科研中培养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三是要积极为硕士研究生导师提供参与学术交流和进修的机会，使其能站在学术发展前沿，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型、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因此，在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过程中要广泛地开展科学研究，让更多的硕士研究生参与到科学研究活动当中，让他们知晓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硕士研究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随着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创新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科学研究论文:关于对社会事实与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事实　客观性 [论文摘要]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研究者要摆脱一切主观的偏见和预断,通过客观的观察方法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这一准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学研究,也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醒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和坚持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原则,克服不健康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只有客观地研究和把握社会事实,才有可能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 自从社会学鼻祖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思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认为社会学可以像其他自然学科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实证方法便成为社会学学科存在的根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孔德并没有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作深入的探讨,完成这一任务的则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迪尔凯姆(1858-1917)于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他一生致力于建立法国社会学,由他所创立的社会学年鉴派对法国乃至西方社会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迪尔凯姆对社会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为社会学确立了研究方法和准则,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本文试图从迪尔凯姆提出的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这一角度出发,谈谈对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一些看法。 一、迪尔凯姆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 1.关于社会事实。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书中指出,如果我们对社会事实作如下界说,这个定义就包括了它的全部内容: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1](P34)。迪尔凯姆认为,这类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1](P25)。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他的论述,社会事实是不同于人们的起居、饮食、思考等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具有客观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等特点,不能把它与有机体现象、心理现象混为一谈。也就是说: (1)社会事实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它不取决和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社会生活当中。(2)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这种“强制性”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的将会受到惩罚。(3)社会事实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它是社会的。 2.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基本规则。迪尔凯姆提出,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他认为,凡是供我们观察的一切,凡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或更确切地说,凡是我们观察的一切,都是物。把社会现象作为物来研究,就是把社会现象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社会现象无可争辩地具有这种特性……因此,我们应该使社会现象与在头脑中把它们表象出来的主体分开,而对社会现象本身进行考察。我们要把社会现象作为外在的物从外部来研究,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作为这样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1](P48)。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不是人们意识的产物,而是待发现的客观事物,并且从外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也就是具有“物”的性质。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现象都是外在于个人而存在的客观的社会事实。说社会事实具有物的性质,并不是指社会事实是物质之物,而是说社会事实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强调的是要以一定的心态观察它们,就是在进行研究时,对事实的存在要持完全不知的态度;对事实所特有的各种属性,以及这些属性赖以存在的未知原因,都必须通过观察、描述和比较来研究,而不是以解释、分析和综合自己的观点取而代之。 3.要摆脱一切主观的偏见和预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无论是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还是在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都必须绝对禁止使用科学之外的和不是为科学所需要而制造的概念。他们应该从支配群氓思想的明显谬误中解脱出来,彻底打破日积月累而最后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经验范畴的枷锁[1](P51)。迪尔凯姆认为研究社会、收集实证材料的过程,就如同自然科学家所进行的化学或者物理实验研究一般,虽然可以有假设,但研究过程中不应该带有研究者个人的意志和观念。也就是说在任何研究工作之前,对事实存在应当持“不知”的态度,不能以“先人之见”,而应当回到事情本身,改变以往用观念或感知来研究社会的做法。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参与,要做到这点常常十分不容易。他列举斯宾塞和孔德的例子加以说明,认为斯宾塞在对社会所下的定义里,先入为主地把“合作”当作是社会的前提,以预断代替了社会的实际情况。同样,迪尔凯姆在批评孔德的研究时认为:当他脱离这种哲学概括,试图运用自己的原理并使科学摆脱这种哲学概括时,他还是把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了[1](P39)。 二、这一准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虽然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但在社会学研究中迪尔凯姆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显然不仅仅只适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可以推而广之提醒我们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应该采取的态度与方法。应该说迪尔凯姆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意义。 1.既然社会事实是待发现的客观事物,就应当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社会事实这一物的属性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进行新的研究时,能像自然科学家从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一样,具有那样一种精神状态和价值态度。使自己进入一个未知的社会世界,而不是一个已经预设好的境界,随时准备去作新的发现。由此提示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排除来自生物学或心理学方面的影响,通过超然的、客观的科学观察方法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用研究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来获得关于社会事实的经验材料。 2.对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进行客观观察、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和根本任务。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是其根本的任务[2]。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在内,其根本任务就是不带个人偏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察,从而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如果人们的观察和分析,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客观实际,或者把握不了事实和现象的本质,那么就可能受到应有的惩罚,社会科学研究任务就无从实现,即便有任务实现的形式,也无任何实际意义。 3.社会科学研究由于与意识、情感相关,特别需要注意排除一些因素的干扰,才有可能获得成果。由于社会科学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过程,同时也是一项意识领域的工作,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有重要的影响。因而要真正做到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实际上有许多难处。尤其让许多人记忆犹新的是在过去那个特定的时期,不健康的意识形态肆虐,严重侵蚀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要么变成简单的、庸俗的、荒唐的政治说教,变成极左政治的代言人,成为“遵命学术”,要么就只能放弃自己的存在权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研究方法、研究规范的科学化、客观化上,仍然存在值得探索和反思之处。 三、对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问题的思考 1.确立研究对象是“物”的观念并贯穿始终。如前所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如同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样,都是客观的,都具有“物”的客观实在性。因此,从理论上说,不管人们属于哪个种族、哪个国家、哪个党派,用正确的方法客观地研究和观察社会,分析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就应该能够得到同样的研究结论,好比在自然科学中,不同的科学家尽管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重力加速度进行测定都将得出一致的结果一样。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虽不具有一般“物”的形态,但具有“物”的特质。因此,任何研究者都必须尊重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必须把它当作“物”来看待,不作任意取舍,把研究对象是“物”的观念贯穿于研究始终。 2.在研究中必须自觉遵循客观性的原则。客观性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研究者对客观事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偏见或成见,更不能任意歪曲或虚构事实[3](P11)。社会科学研究把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根本任务是通过对宏观社会现象的调查和分析,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可见客观性是社会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的方法论。它要求研究者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分析,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让资料和数据“说话”,并且使用统一的量度标准。社会科学存在的全部意义和本质就是对客观的社会变化进行说明和预测,因而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物质化、市场化的时代,排除各种干扰,始终重视社会研究的客观性是很困难的,也显得特别的重要。在现实的社会研究中,所存在的带着已有的结论去收集资料,或为迎合上级意图对客观事实任意取舍,或只从书本知识出发“注释”权威理论等弊病,都是违背客观性原则的表现,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必须彻底摆脱。同时必须正视这样一种事实,在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研究,有时可能得出一些在某一方面与当时主流思想或理论不一致的结论,同样需要我们采取客观的、宽容的学术态度来对待。 3.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应有的学术规范。自然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社会科学与此尽管不同,各种利益和政治的牵扯使研究者很难“净化”自己的思想“实验室”,但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学术中立[4]。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所不同,必须面对社会现实和活生生的人,研究者受到各种利益、意识形态、心理等因素的干扰,容易把个人的、一己的主观价值态度夹带于研究当中,从而影响对社会事实做出客观的判断,甚至因一己私利而歪曲客观的社会事实。但是,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是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一个要求和规范,也是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与个人对社会的价值态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因此,一旦我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终止使用自己的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而是遵循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不把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资料,无论研究的结果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都应该如此,从而回答“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还必须注意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联系。“价值中立”,虽然是研究者对自己的好恶和主观态度的暂时悬搁,以把握对象即社会现象或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实际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完全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2]。价值中立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回避对社会的责任,在对研究结果的使用上,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而不同。 4.客观地研究社会事实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我们应当看到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变革中,有许多问题是前人没有遇到过没有做过的,不可能在书本中或在别人那里拿到现成的答案。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向人们展开了广阔的研究天地,使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创新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因此,新的形势和环境迫切要求,也允许我们去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和研究。但是,理论创新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决不像“痴人说梦”,可以随心所欲地、轻易地获得惊天动地的所谓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社会事实为重、以社会事实为是,客观地分析和研究社会的发展变化。(1)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着眼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2)深入社会实际,充分掌握社会事实的客观材料,敢于坚持真理。(3)提高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采取严谨的科学方法和程序。只有经过长期刻苦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哪怕是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 5.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肩负真实记载社会变化的重任。我国正处于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矛盾复杂,问题纷繁,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实证的、制度化的研究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正好满足这种需要,它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为实现社会管理和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服务,记录社会的轨迹。时代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客观真实记载当今我国社会变化及其发展方向的要求,正如同志所希望的那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适应变化着的时代条件,积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努力为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5]。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走出书斋,摆脱臆想状态,走向社会实际,努力为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适应变化着的时代条件,积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要在研究实践中探索并确立客观性的、经验性的研究规范,把握当今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 科学研究论文:浅述高校学报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及其应对之策 一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而且也在全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然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出现了一些令人迷惑的假象。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自主创新不足，多数学术成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缺乏。我国每年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课题很多，如国家级的、省级的、地市级的等等，国家也确实在这方面仡了大力气。每当这些课题结题时，都会产生一批社会成果，但真正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却少之又少，特别是在国际上能产生一定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更是风毛麟角。 第二，有许多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走低水平重复的道路。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科研成果的投入，我国社会科学成果也是层出不穷，但绝大多数都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j一低水平地重复着，有的甚至比已有成果更差，无论研究结果还是研究手段都谈不上什么创新，简直就是一种直观的模仿、重复。因而，整个社会科学成果的数量在成倍地增长，而高质量的文章并没有同时增长。 第三，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理论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和创新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中国化，应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服务。但现状是只注重盲目翻译、介绍外国著作，而对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既没有辩证地看待，也没有做到很好地消化和吸收；在对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研究过程中，对某些理论仅停留在研究层面，没有加以改造为我所用。这样的学术研究充其量只能为国内人员充当外国文化传播者、介绍者，而对于解决当今我国的现实问题却起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第四，许多学术成果只具有一个理论空壳，并不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以前有一位知名教授说过：“社科研究就像小孩子吹泡泡，谁的泡泡吹得大，谁就获得了成功。”此话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却也反映了一个现实，社会科学研究确实存在“吹泡泡现象。有些科研成果遇到现实问题，便会支离破碎，根本就不具有在现实生活中加以榆验的能力，更不用说服务于社会现实。 二高校学报在我国学术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 高校学报是高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及国内外学者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它既代表了一所学校的学术水平，同时也是学校对外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可以说它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因此，高校学报在高校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高校的学报由校长或书记亲自挂帅的原因。原厦门大学校长匡亚明说过：“要办好大学，必须抓好两件事，一是教学，一是学报。” 人们普遍认为，学术创新是科学研究中的事情，和高校学报无关，“都已经写成学术论文了，还有什么可创新的”。其实，高校学报应该并且已经承担了学术创新的历史责任，学术论文中也有学术创新任务。可以说，高校学报和学术创新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高校学报可以推动学术创新，而学术创新也有利于高校学报迈上更高的层次。 在引导学术研究方面，高校学报有三个显著的职能：一是引出学术话题，对学术研究方法进行引导；二是推动学科问的交叉发展，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三是培养学术新人，举荐学术人才。因此，高校学报在推行学科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方法创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学报跟学界、学者的良性互动的优势，能在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面有所建树。 (一)引出学术话题与引导学术研究方法 1．引出学术话题 高校学报在引出学术话题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结合本校的科研实力，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高校学报应站在学术领域的最前沿，紧抓国家和人民比较关心的选题，同时在选题上要紧密贴近实际，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使学术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另外，在选题时要注意克服学科间的壁垒和隔障，尽量避免选题的单一化，引导学术研究从多角度、多学科来进行。 高校学报在引出学术话题的同时，还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就某一学术话题，应听到不同学者的不同声音，既要鼓励学者从正的方面进行研究和创新，也要鼓励学者从反面进行创新和研究。通过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观点的争论进行策划，在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下，刊发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能活跃学术空气，开阔学术视野。 2．引导学术研究方法的责任 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多都比较单一，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理论到理论即“空对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这一方面固然与研究者所学专业及思维的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学术期刊(包括高校学报)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引导，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展开：一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证的前沿研究，紧密结合新的实践进行创新；二要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三要运用综合化、整体化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就高校学报如何引导学术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长兼执行总编姚申教授介绍了几点设想和经验：一是教育部的“名刊工程”取得了一定实效，二是高校期刊有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三是有联合办刊的趋势，四是栏目共建发展方向，五是优势学科发展方向，六是数字化发展方向。对于这些经验和设想，许多高校学报正在积极响应，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许多综合类高校学报由此可以走出办刊面临的困境。 (二)推动学科交叉发展，促进社会科学发展 1．推动学科交叉发展 近年，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跨学科研究，已为许多学者和研究者所接受。这种新的研究模式会对将来高校学报的稿源或者采稿标准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高校学报可以根据这一研究模式选择高质量的稿件，还可以更多地与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实现高校学报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无缝对接。高校学报与科研机构的这种对接比专业期刊应该更具有优势，因为本校的专业设置更容易引导老师在科研方面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综观我国现在的高校学报，专题性的栏目越来越多。有很多专题性的栏目虽然有不同学科参与，但是很多学科之间还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从自己独特学科的视角来研究问题，学科之间没有达到真正的融会贯通。因此，高校学报在这一节骨眼上应该大有作为，引领学术研究从不自觉上升到自觉的高度来整合，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发展。 2．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办刊过程中面临着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等多方面的挤压，使学术性的自主办刊方针很难很好地坚持下去。高校学报也同样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社会要求高校学报发表原创性的稿件，但实践起来难度很大。关系稿、人情稿打破了原有的办刊模式，有些高校学报不得不沦为学校领导摆平各种关系的一个平台。因此，打造一个鼓励创新、鼓励学者摆脱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对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创新意义重大。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要向前发展，高校学报不光是最新理论成果的登载者，同时也应是正确的学术规范的建立者，规范的采稿、用稿标准的范式制定者。期刊界应联合起来制定一系列可以反复使用的学术规范，制定一个有效的采稿用稿标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有一个共同交流的基础和平台。有了这个基础和平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不会在学术的大潮中失去方向，社会科学的真正繁荣才能实现。 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过程中，国外先进的办刊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在国外，学术期刊主要由学术共同体来创办，学术共同体对某一学术前沿问题的把握，能使学术期刊的交流功能和积累学术产品功能凸显出来。借鉴和学习学术共同体建构学术刊物的经验，参与到学术共同体的活动中去，这样既能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能使高校学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三)举荐学术人才的责任 任何事物都有“里程碑”或“标志性”的东西，如长城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布达拉宫是西藏自治区的标志性建筑。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它总会出现里程碑式的或者说是标志性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论文在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就起到了“浪里淘沙”、树“里程碑”的作用。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这个学科里里程碑式的成就。而这种里程碑式的成就，就是通过学术刊物或出版著作而为公众所知晓的。 在某一学科研究领域，我们经常能听到“某某学说”、“某某理沦”之说，这些理论或学说往往代表着这一学科的标志性成就，其后续者要想在此领域有所超越，就必须有所创新。用某一学者的名字命名一个学科的重要理论或规律，很大程度上是后续的学者和编辑们给了他们这个莫大的荣誉。因此，高校学报在刊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的同时，也承担了举荐学术人才的社会责任。编辑们也有义务把这种命名的荣誉贡献给科学家，从这方面不断对学术论文的作者提出创新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学报的编辑涉及了学术创新的过程，承担了学术创新的责任。 三高校学报如何应对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 高校学报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主要服务对象是高校教师。高校以其得天独厚的人才、信息资源优势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原发地。如何及时、准确地报道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何发挥好学校窗口这一神圣使命，高校学报的编辑也同样负有重大的责任。 (一)高校学报本身的应对之策 高校学报以学术性为其主要特色，其作用主要是传承学术、促进学术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学术发展。因此，高校学报的定位很重要，不论其学术质量的高低，其学术性是必须要坚持的。对于那些毫无学术性而言的文章，高校学报应将它们拒之门外，不要给它们打开方便之门。在坚持学术性是高校学报第一生命力的基础上，高校学报的整体策划对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意义重大。 1．注重学报的学术载体功能 高校学报是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具有积累和传播文化的功能。因此，高校学报在刊发什么样的稿件时，应该有一个全盘的考虑，尤其对于具有文化积淀功能的稿件，应该优先采用。因此，应充分考虑与科研的紧密结合，通过了解本校和各级课题的相关信息，多选取一些具有前瞻性和理论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刊发。通过刊发学术含金量较高的论文，能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最新的信息资源，使其能够充分了解所从事的学科、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发展动态，也为从事科研的工作者指明了科研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2．注重学报的学术服务功能 高校学报是反映一个学校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的窗口，在选题方面必然要有所倾斜。对于学校改革与发展、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的优质稿件，高校学报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应该优先予以刊发。另外，作为一般的地方高校，还肩负着具有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功能，而高校学报作为刊登高校科研成果的主要渠道，对于服务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功能不容小觑。高校学报应尽量做到前沿性与时效性相结合，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注重学报的选题策划学报的选题策划，对于办好每一期刊物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学报的选题策划工作，具体要落实到每一位责任编辑身上。编辑的策划、选题、组稿、审稿的每一个过程，都关乎学报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的落实。比如，学报编辑可以根据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结合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制造一些热点话题，邀请或约请一些老师来参与此热点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向有一定知名度的老师约稿或请他们主持某一栏目，以达到收揽高质量稿件和体现最新学术研究动态的稿件的目的。诸如此类的方法，首先都要求编辑要高起点规划，对每一期刊物要全盘考虑，注重选题的系统性、前沿性。 学报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编辑主体的实际操作，编辑对每一期学报的具体操作，都体现了编辑的工作思路以及办刊风格。如果编辑自己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趋势，不及时关注最新的科研成果，不能获取最新的科研信息，就不能培养出自己的职业敏感性。要及时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就必须经常阅读国内外专家学者们所写的科研报道与科研论文，经常浏览世界著名高校、研究机构与大公司的网站等。另外，编辑也应积极拓展自己的视野，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实现从单学科的编辑到有综合性的知识背景的编辑的转型。 3．注重稿件刊发后的后续工作 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高校学报通过刊发高质量的稿件，对繁荣社会科学功不可没。然而，仅仅通过刊发高质量的稿件，高校学报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求学报编辑主动出击，继续为该刊所刊发的高质量稿件造势，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学报编辑应主动加强同各检索机构的联系，增加学报被转摘、被引用的机会；同时在刊物的发行等方面，应做到及时、准确，让读者及作者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的科研成果；同时要利用互联网络，把每期所刊发的文章及时送上网，让最新科研成果通过各种渠道第一时间得到关注。 科学研究论文:21世纪民商事法律近期展望及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 一、21世纪民商事法律发展展望 （一）民法典尤其是物权法的制定已为时不远 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已纳入了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当前，法律界对于制定民法典和物权法的争论非常激烈，争论的问题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从立法条件到立法体例，从整个法律到具体制度，几乎涉及民法典和物权法制定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目前制定民法典和物权法是适宜的。只有制定民法典，才能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使其明确自由行为的范围，逾越法定范围的后果和责任，从而对其行为后果有合理预期，这就能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不仅如此，民法典的制定也有利于我国民法体系的完善。至于民法典的立法体例，普遍的看法是采用德意志模式，但是对于具体的编章则不必十分拘泥。在将来的民法典中，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应该独立成编，而对于民事责任制度，虽然在《民法通则》中独立成编，但我并不赞成在民法典里继承这种体例。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民事证据法也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基于民事证据法的性质，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对原民事诉讼法的重大修改，也不会影响到民法典的体系。当然，民法典的制定不可能一步到位地进行法典编纂，而需要通过分段制定最后汇编整理的方式来完成。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快物权法的立法工作。 物权法是我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认为我国的物权法由于涉及国企改革中的产权关系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经验不足。我们认为这并不足以影响物权法的制定，理由有二：其一，这些问题不可能仅仅依靠物权法就得到解决；其二，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大量的财产关系需要物权法来调整，比如，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关系。因此，我国物权法应及时反映所有制的改革成果，从法律上确认各类主体对其财产所依法享有的权利，保障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转让，维护财产交易的正常秩序，进一步促进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和新旧体制的转轨。当然，对于物权法制定中的理论问题，如物权行为无因性问题，他物权的体系问题，都需要经过长期、激烈的讨论后才能形成比较成熟的意见。 （二）加入世贸组织（WTO）将给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带来机遇和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然选择和必然结果，它将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推动我国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从法律上看，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带来机遇和提出挑战。我们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要扬长避短，减少国际市场对我们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 目前，加入世贸组织会给我国法律带来一定的冲击。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在诞生前后形成的、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员所必须接受的一揽子经贸协定和协议，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与竞争的“游戏规则”，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接受的国际贸易的惯例与规范，并且成为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系的核心部分。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后过程中，我们必须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一些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废除和补充，对一些不合适的做法应予调整。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需要履行在双边和多边协议中承诺遵守的义务。作为法律部门来说，也应当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于那些有歧视性的、违反公平贸易原则的规定，尤其是那些不符合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所作的承诺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甚至废除。例如，我国现行涉外经济法规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应以出口为进口的先决条件的规定，显然是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的。 从长远来看，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极大的机遇，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已经成为其成员国的国内贸易法的渊源之一，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许多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明显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这就首先需要借入世的契机与国际接轨，并在这个过程中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得以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在金融、保险、电信、商业、外贸、航空等十个方面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服务业将会遇到巨大的冲击，现有的企业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这就需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具体来说，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应当尽快制定民法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民事关系将更为活跃，而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的民法典，其作用也将更加突出。因而，制定民法典不仅能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而且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第二，完善知识产权法。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实施程序及补救措施等都作了规定，并增加了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类型、保护标准及方法，力求统一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为了加入世贸组织，我们需要按照TRIPS的要求对我国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予以修改和补充，使对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与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一致。 第三，完善我国的公司、保险、破产等商事法律体系。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由于激烈竞争的展开，许多企业将面临破产的危险，调整企业破产制度的破产法应当尽快出台。由于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对外商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和非歧视性政策，这就使得原来将外商投资者与国内的公司、合伙以及个人独资企业分开的做法无法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我们必须积极创造条件，使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逐步与公司法、合伙法、独资企业法合并，形成在民法典的主体制度的统辖下，由公司法、合伙法、独资企业法共同构成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法律制度。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逐步放开保险和金融业，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和证券法，建立一套真正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保险制度和证券制度。 第四，制定和完善其他有关法律，如有关服务业的法律、反倾销法、外商投资管理法、外贸管理法、社会保障法等。 （三）计算机网络对民商事法律的影响将日益深远 近年来，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日益普及，现有的许多法律制度日益暴露出其不足，迫切需要新的规则来进行规范。对于民商事法律来说，这种影响尤其深刻，具体体现在： 第一，有关电子商务的立法。电子商务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交易的发展，但是相关的规范性法律尚需制定和完善。在合同法中，虽然对电子商务的问题已经有所涉及，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严重妨碍了网络交易的发展。比如，电子商务安全性问题。在网络交易中，双方可能互不相识，因此，保证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就相当重要。虽然在某些国家使用电子签名来确定身份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还存在信息中途被他人截获和修改的危险。又如，网络服务商（ISP）在电子商务中的责任问题。由于网络服务不仅仅是提供信息传递的方式，还涉及资料的传输等其他问题，因此ISP与电子商务直接相关，确定ISP在交易中的责任就直接关系到电子商务的发展。 第二，计算机网络对知识产权法提出了挑战。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在知识产权法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各种问题，尤其是在著作权法领域。比如，传统形式的作品被数据化、多媒体化以后，如何保护这种新的作品形式的问题，网络上的哪些信息可以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进行保护的问题，网络作品的法定许可的问题，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规范的问题。在专利法领域，计算机网络也提出了挑战。比如，在网络上公布的发明能否得到专利法的保护？如果进行保护，如何妥善保护发明人的利益和保证网络的安全性？等等。在商标法领域，由于域名在网络上的广泛应用及其所具有的无形价值，对网络域名的管理势在必行，商标法必须从法律上解决域名的法律地位和保护问题。 第三，计算机网络为人格权法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具体人格权方面，与计算机网络最密切相关的是隐私权的保护。简而言之，大致涉及如下内容：一是对个人计算机的个人资料的保护；二是对网上通信的身份和内容的保密；三是保护权利主体不受网络的不当干扰；四是保护权利主体对个人隐私的正当利用，排除他人的非法利用。当然，计算机网络的应用也影响到了其他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的保护。 第四，计算机网络向侵权行为法提出了新的课题。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网上侵权也日益增多，且侵犯的民事权利涉及诸多类型。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不仅造成了侵权事实认定的困难，有时甚至很难认定侵权主体和权利主体。另外，网络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侵权后果难以确定，因此，对网上侵权的赔偿数额的确定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总之，计算机网络引起的民商事法律问题是十分广泛的，其对民商事法律的影响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和各个具体制度。可以预想，今后民商事法律的创新将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计算机网络来进行。 二、建立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对民商事法律研究的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作为市场经济调整规则的民商法将迎来一个繁荣时期。解决民商法目前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需要集中大量的学者、专家，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进行集中研究。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响应教育部建设文科重点基地的号召，申请并获准成立了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以期对我国21世纪民商事法律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概况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主要是在人大法学院民法教研室、诉讼法教研室、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地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三个：其一为民商法学，由民商法研究室承担；其二为知识产权法学，由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承担；其三为诉讼法学，由诉讼法学研究室承担。基地通过三个研究方向之间的结合，在研究机构、研究内容诸方面达到了优势互补，实现了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 在研究力量方面，基地的9名专职研究人员中有教授5人，副教授3人，讲师1人；15名兼职研究人员中有教授6人，副教授5人。目前，基地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数量与质量，基地还设立了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校外委员占2/3，主要由其他院校、科研机构和国家主管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 在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方面，基地目前承担的重点研究项目有10项左右，都具有充足的项目资金，可以为来自各地的民商法学者在基地研究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基地具备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拥有宽敞的办公用房，为基地主任、副主任及各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配备了独立的工作室。基地拥有自己的法律信息港和中国民商法律网（域名为www. .cn）以及与法学院共建的法律图书馆。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将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些重大课题，促进我国21世纪民商事法律的发展。目前，基地正承担着起草“物权法草案及立法理由书”的立法项目，并承接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同时，考虑到我国加入WTO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的深刻影响以及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重要性，基地的另一个重点项目就是“WTO与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研究”。另外，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将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为此，基地将与国务院法制办合作共同承担“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研究”课题。电子商务立法将具体研究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证据效力，在电子商务条件下合同成立的条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隐私权的保护，网络犯罪的预防及对策等。总之，基地将始终站在民商法学发展的前沿，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服务于立法实践，推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二）建设一流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为我国民商事法律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为了把基地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民商事法律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将力求发展和改革。 第一，积极参与国家立法活动，承担重要的立法项目。基地目前承担着起草“物权法专家建议稿”和人大法工委要求的“民事证据法的专家建议稿”两项立法研究项目。基地将承担的立法研究工作有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研究工作和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委托的有关《公司法》、《证券法》修改的课题。 第二，为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献计献策。基地将进一步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构的合作，就当前的司法改革课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将对如何保障司法的独立公正，如何提高裁判的质量等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例如，基地将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部门合作共同就《合同法》等法律的司法解释工作提供论证。 第三，建设一个全国一流的有关民商法的专业性网站。网站要真正达到开放性的目的，成为所有从事民商法专业教学与科研的学者自己的资料库和学术讨论中心，成为所有学习民商法的学员与专家学者进行直接交流的场所。根据规划，网站将创建以下数据库：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库；已经发表的论文库；民商事法律人才库；民商事法律法规资料库；案例及案例评析库；民商事司法解释库。此外，网站还将介绍有关民商事法律的学术活动和民商事法律学者的作品，组织法律论坛和学术讨论。 第四，办好基地的两份刊物。为了推动基地的科研工作，繁荣学术，我们将努力办好如下学术刊物：《判解研究》和《法学前沿》。现在《法学前沿》已经发刊了4期，《判解研究》第1期已经出版，第2期也即将面世。 第五，努力培养法律人才。基地将努力通过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培养高层次的民商事法律人才，要在全国范围内物色一些优秀中青年学者，吸引他们到基地工作，基地将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和物质条件，同时也将努力为基地的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出国访学的机会。 科学研究论文: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 一、引言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了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着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求真知，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标准，还会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学术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贻琦那个时代就已经被反复阐述了。进一步地说，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学者严肃认真的研究，因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曾经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了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二、学术自由是如何丧失的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1]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唯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当然，没有创新但却是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如新发现被报告后必要的重复实验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只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政治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我之所以对马寅初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人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的各种教科书总是不说中国的缺乏创新导致落后，却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说成是西方侵略的结果。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的历史学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国历史书籍对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的叙述，纯粹就是骗人、撒谎、蓄意捏造，比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如。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在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掌握了客观真理，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看上去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思想改造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愚忠"？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 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确立或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2]，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打倒，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国民党，遵循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和西方影响的怪异混合；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大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已经陈腐的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政治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扰，中国文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党八股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三、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现状讨论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3]：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钱宁在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4]："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成为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浮躁、腐败现象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学一般只会是更差，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这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 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本专业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是本专业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 ""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6]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中国的自然科学丧失学术自由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变成了制造垃圾、废品的活动，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强迫，在强迫下科学家被迫的表态，使得科学家们被迫在科学研究之外，写一些"唯书"、"唯上"的东西，"教条"与"刻板"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中国的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7］，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新理论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教育培养，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为什么只有中国独有"业余科学家"这种现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热爱科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创新精神，而中国的科学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起码的科学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导致他们没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不过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鉴别不了自己的错误，却自以为是创新或者是重大创新，这是中国科学教育悲哀的集中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较好的科学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努力研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们有"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新"见解，但略为一看他们的文章，连现有的知识都没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学方法、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基本功，有逻辑错误、基本常识错误等业余水平的错误比比皆是。 但更糟糕的是，虽然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也有一些"业余科学家"以自己的错误为正确，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标志、狂妄自大地抨击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以及坚持科学原则的中国科学家，还非常善于鼓动、影响媒体、官员、和非此专业的科学界人士。而且，由于中国的理工科、文科分开的高考的影响，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国文科水平特别低，因此训练出来的大学文科生特别缺乏科学素养，更不要说科学鉴别力，偏偏中国的报纸杂志，除科技方面的专业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担任编辑、记者，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善于吹嘘、唬人的"业余科学家"迷惑，而且或许因为容易炒作，便进一步推波助澜，而且，有些官员、有些非本专业的科学界人士也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或者缺乏必要的谨慎而被鼓动，支持了这一切。结果，中国出名些的或有名的"业余科学家"，不是妄人，就是骗子。例如著名的"水变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产生根瘤，而且具备共生固氮的能力的"发现"，被中科院院士李庆奎教授和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他们，等等。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斤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所导出的个别推论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闹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却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9]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浮躁和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10]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学鉴别力问题 科学学的创始人J.D.贝尔纳曾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讨论过各国科学的特点[11]："英国科学的特点是……特别讲求实用和类比。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英国人的方法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容易奏效。法国科学从未失去过其出众的特点--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阐述。美国科学发展特别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印度科学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实验方法别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独立进行工作时极端不可靠和缺乏鉴别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国科学和美国科学的缺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内容过于繁琐、故弄玄虚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况下，也缺乏鉴别力和精确性。" J.D.贝尔纳对未来中国科学的期许最高："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重读贝尔纳对各国科学特点的讨论，尤其是看到贝尔纳对中国科学未来的美好预言，与中国科学的现状相比，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真让人心情沉痛。贝尔纳对日本科学缺点的评价可以原封不动地套在中国科学上。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的特点：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没有能够表现在中国科学上？当然，本文前面的阐述已经是部分性的回答。贝尔纳如此看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学研究中，"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标志，有分寸感意味着相当高的鉴别力，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运用、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 贝尔纳评价苏联科学的"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 就从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开始，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时间和经验累积已经不能说还少，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仍然显得鉴别力低下，表现如：对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进行客观评价，而是进行自我拔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处于"常态科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大谈哲学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探讨科学、技术的成果与问题，基本上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美其名曰"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或说是做学问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学指导或有哲学出现，却不知道或躲避这一点：没有创新，学问和哲学再高深也不过是鹦鹉学舌。）；还有一些更恶劣的现象如：自以为得意地创立了"××学"、"×××学"、"××史"、"××论"等等，却并无扎扎实实的创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简单的列举分类，当然，这在中国的人文社科中比较普遍，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还有，一些人为评职称而大量制造学术垃圾论文、专著，以致于泛滥成灾，可那些学术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会遇到严厉的批评而使他们的学术信誉、科学信誉大减，这些学术垃圾反而帮助他们甚至使他们获得奖励和职称，等等。关于这些方面，新语丝等网站有较详细的资料。 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鉴别力非常低下，几乎不存在，但还有极少数人正常地从创新出发，评价中国人文学科丧失了原创力，认为中国的文科虽然"论文""专著"泛滥，但把一个小问题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创新的都很少。 学者、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决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和巫术一样，是由科学家所做的、象巫师那样呼风唤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给科学家一大笔钱，科学家们拿出一堆谁也看不懂的论文专著。它还不是工程建设，给了钱，给了设备，给了拥有充足知识的人，就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某项工程建设任务；更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科学家坐在实验室的仪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实验，实验结果出来了就是科学发现。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也绝对不是某些人以为的抄许多的书，集中在一起，符合学术规范的就是研究。（说这样话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实实在在地说，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如：发现新的实验现象，提出新理论、解决未尝被解决的新、老问题，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对水平低得多的一些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如：自然科学中发现新的实验现象后，别的科学家必须做重复实验，以进行验证工作；还有必要的评价：如指出新的创造所存在的优点、缺陷、问题，还有必要的综述，等等。但知识复制，如教学，如在中国非常盛行的抄来抄去以拼凑论文和著作，这就不是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创新中，是经常要运用科学鉴别力来作出判断的。如在科学实验研究中，会经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数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数能够出成果，极少数会引导到巨大的发现。一般只有科学鉴别力很高的科学家能够敏锐把握住机会，也不会被令人激动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实验或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中，选题，以及做怎样的实验来验证理论，实验中出现的现象是否是真的发现，进行理论研究时需要判断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否坚实、逻辑推理是否严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价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义、价值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家运用鉴别力作出判断。 在科学史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设想后，女物理学家吴健雄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要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在一次实验中，由于仪器故障，实验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否决宇称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为激动，主张报告，而吴健雄则正确判断是仪器故障而未报告，显示了吴健雄极佳的鉴别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想出了已经被实验验证的正确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却很不满意，从科学的标准出发，对自己的公式的价值作了很正确的鉴别评价："但是，即使辐射公式绝对精确的可靠性被认可，只要它仅仅具有由侥幸的直觉所揭示出来的规律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达出比形式意义更多的过程。由于这种原因，正是在我系统阐述这个定律的时候，我开始全力以赴地赋与它以真实的物理意义。"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义的量子论。 普朗克非凡的科学鉴别力，使他继续努力，终于得到了意义深远的伟大发现。 当然，因为缺乏科学鉴别力而在科学界闹笑话的也不少。伦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发现X射线后，曾有法国人发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N射线，还获得大奖，最终的研究结果发现，所谓的N射线不过是心理影响而已。也有一个日本人突发奇想："萤火虫不也是发出荧光----射线吗？于是进行实验后，煞有介事地报告：萤火虫能够发出射线，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其他科学家重复实验后指出：萤火虫产生的气体（至少部分地）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并不是萤火虫发出射线，使得这个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为丢脸。 科学鉴别力在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创新成果的传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鉴别力的。现代的科学研究是职业化的研究，受科学研究组织的影响相当大。科学的繁荣主要依靠进行研究的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昌盛，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兴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创造的大学者，运用其良好的鉴别力鉴别年轻人的创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创造的年轻人，为富于创造的年轻人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替补年老的、创造力衰退的学者，并为后来者提供榜样，激励学术领域的新人努力创造，这样，学术机构和学派才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创新，而不是暮气沉沉，尸位素餐。 科学创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创造为基础的，否则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或者因为忽视、没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经被解决的老问题，而科学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创造有重大价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创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视；而错误的结果、观点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觉而引用为研究的基础，因此需要大师们进行鉴别、讨论、推重，写综述，作评论，并影响鉴别力较低的学者，以利于科学研究。 在中国，如此重要的科学鉴别力，理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稳步提高，但为什么中国科学的鉴别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学鉴别力作为一种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握能力，可以说是个人或整体运用科学研究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良好的鉴别力的前提当然是中国科学要有良好的科学研究标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退步、低下，中国科学界实行等级化的量化考评的制度，同行评议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国科学肯定不能够表现出照理说是本应具备的良好鉴别力。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 一言以蔽之：难。叫喊得最响亮、几乎延续了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重新打学术规范的基础，很重要，但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几乎没有用处。如果学者没有自己的创新，论文中再规规矩矩、巧妙聪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抄袭，它与不合学术规范的抄袭，都是抄，唯一的区别只是技术上是否遵循学术纪律的底线规则。其实，中国的严肃、认真的学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妨碍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难关，它给中国知识界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都打击不小，一些一流人才外流，是导致中国科学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难关，它使人文学者、科学家丧失了勃勃朝气，连自然科学都没有例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不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却指望通过自以为是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但这却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任何学习过科学的人都能够理解：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等级化）考评的前提是：对学者、科学家的论文等工作成果的评价，定性准确。但对科学家、学者的富于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准确评价都很难，因此，学术成果、科学知识的创新是很难进行量化考评的。普通的学者，往往十几年、几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创造的意义、价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师才能够迅速地鉴别、鉴赏第一流的创造，例如伟大的爱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确实清楚他的三篇论文的意义、价值。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师还没有产生。 在中国缺乏高水平鉴别力的一流大师的情况下，对学者的科研成果的评价连做到定性的准确都很困难或没有做到，那么中国的学术机关，没有对学者、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评价，没有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进行定量的量化考评，就只不过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学研究水平不同、质量不同的论文、专著，当成是质量相同的论文、专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捡到（核心刊物的）篮子里面都是菜"，这就是鼓励滥竽充数。 本人对此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的思考结果简洁地说就是：以趋利避害的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加上两个前提条件：一、每个人总是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略微高估，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够估计出学术刊物中本专业较低水平论文的水准和编辑、评审对论文的偏好；二、杂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续地办，一定要、著作；由于量化考评制度是自动地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看质量高低，只看作达到此等级杂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严密推论出：1、理性人的最优策略是尽量多做达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发表达到学术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论文，最差的策略是尽量做自己能够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这个制度既是自动认可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制度，也是自动缓慢地降低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鉴别力的制度（注意：直接应用于工农业等产业的工程技术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运用于各个产业的工程技术实用性强，有可能做到能够根据某项创新的具体应用情况，如增加的效益等进行定量考评，这样的量化考评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发展的）；3、如果学者人数不变的同时，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下降更迅速。如果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不变的同时，学者人数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缓慢上升。当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定是：中国科学的论文和专著数量有了大增长，质量和总体水平却大幅度下降。就象当年中国的那样，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不是虚报，就是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结果鼓励产生的或逼迫产生的废铜烂铁特别多。因此，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学中的工程技术领域中，量化考评制度必须尽快废除。 当然，量化考评制度的优点是简单、经济，因此，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的大专等级的大学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可以实行这样的制度。 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流行的砸铁饭碗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学者们还是端铁饭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还会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坚持科技研究质量高于数量，一个创造性成果高于许多重复性、低水平结果这样的常识的。但砸铁饭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评制度同时实行，生存或者毁灭（出版或销声匿迹）的压力迫使学者们只能够做低水平的研究，多发表低水平的论文、专著。 量化考评制度对中国科学的危害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国际互联网和学术杂志上却还有辩护声，认为量化考评当然更加精确，最新的辩护是来自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 ，他在《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问题》[12]中说："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分析，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在SCI的数量，采用"工程化"的方法来进行（例如，"千篇SCI论文工程"）。从哲学中的数量与质量的辨证关系来看，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复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的理由和逻辑，吴志攀在文中没有拿出任何经验的证据，也没有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做任何论证，就想当然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定性的正确是精确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学"、"精确"的？促进数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导致降低论文质量的结果。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论文数量多了，科学水平却下降了。当年中国的时期，也是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是虚报，或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这对中国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本人当时觉得很奇怪，如果这是几百字的短文，只是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而不作论证，那还正常，但这是几千字的文章，不应该这样。笔者不由得想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的话："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但吴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况还算可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或许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国文科学者写论文时极其容易犯的错误吧。 中国实施量化考评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杂志上与国际互联网上的讨论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中国科学要与国际接轨。大学教授是铁饭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却在外面兼职挣钱，因此要量化考评；晋升机会有限，教师之间相互评比矛盾大，必须如此。外行领导不懂学术、科学，就搞这样的办法，自己既轻松，又能够表现功绩，等等。 但这样一些（善意的解释）原因与它给中国科学带来的危害相比，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难也能够克服。在我看来，量化考评制度之所以实行，是因为有关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获得利益的结果，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富于创造力而又坚持科学研究原则的研究者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科技的未来受到严重伤害。这个制度让领导者既轻松舒服，又能够用数字表现其领导下的政绩，领导者的上级也一样。而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是在单位领导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改革的旗号下，几乎快变成一年、两年、三年任期的临时工了，既然无力与这样的考评体系抗争，也不可能与掌握自己聘任、升级、解聘权力的领导相抗争，那就只能够适应现实环境，多研究、多写、多发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务，就聪明巧妙地进行自我复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袭，反正中国任何的大学生一进入大学都至少要受到抄来抄去的政治教科书的抄袭教育，这样一个量化考评制度又是自动承认这一切的制度，就进一步地奖励、鼓励了这一切。 结果，目的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从赵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13]一文来看，赵平波认为"……把学术研究等同于制造产品，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全国一级刊物以上，最好是国际SCI收录。这种"学术产业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学术腐败，那才叫奇怪。"还有，科技界流行的、国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计划"，"……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研究经费，……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评奖，"……"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更严重地表现在"大钱不评"。院士等学术精英们拿了大钱，无人能评，也是无人敢评的"大项目"，……具体生产出来的"成果"却是没有研究经验者的研究生或们的伪劣之作。"赵平波还详细讲述了它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和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当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下降必定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他的最后的某个结论本人并不赞成："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显然，他们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国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洁中国的学术环境。" 本人不赞成赵平波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不赞成在网络上见到过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学家欺骗政府》（记忆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观点，原因在于：本文贯穿始终的阐述，一直在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至今还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带来的恶果，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中国还未能够建立保护学术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国仍然是官员的权力凌驾于科学研究标准之上。惟有中国大陆才出现得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官员，就凭着他是学校的领导，就能够说：我们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这样的混帐话语，在中国的香港、台湾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用说在美国、欧洲。本人刚看到这样的话时，第一个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仔细思考后发现，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中国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真相，说的是真话。中国的学术管理体制就是这样混帐、弱智的管理体制。 张五常在《衡量学术的困难》[15]中说："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 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确实，大师们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资料表明：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如美国、德国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是由大师们决定学者的升级、聘用等的。而在中国，众所周知，这是由主管学术机构的官员们决定的或者是由官员们所决定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确实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从学术权力上说，他们确实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国的官员们能够承担好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承担的学术职责吗？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能够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够凭着自己的科学鉴别力选拔同样富于创造性、能够接替自己的优秀人才。但谁都知道，中国的官员们根本承担不好、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就应该追究拥有最大的学术权力的官员们的责任。但要追究官员的责任，他们会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们的不应该拥有的学术权力，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体制导致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必须归学者。因此中国的官员们，真正必须进行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把学术权力归还学者。 在中国较为普遍的选拔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担任学术机构的长官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学术大师担任官员后必定缺乏时间与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逐步离开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创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创造性的，不一定一直会如此；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专业繁多的境地，几乎没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多个领域的研究，一个领域的专家对同学科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这样，又会使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从学术权力的来源来说，中国这个办法，学术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的授予，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因此还是不好的办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在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学术权威，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16]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教授职位固定而且开放，教授（教师）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别谈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体教授（师）手中。另外有人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的获得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有足够的创新与水平，都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在教授们珍惜自己的学术机构的声誉的前提下，每个教授的学术权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项如聘用人员、人员升级，就要对其专业成果进行民主讨论，学术大师、科学大师就会凭着非凡的创造和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进行高水平的评价、鉴别，建立或进一步地增强学术权威。至于同学科非本专业的大多数教授，虽然不能够精深掌握被讨论的成果的专业知识，但还是能够基本理解那些知识与大师的评价，最起码能够理解大师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并清楚作出这些评价的理由是否成立。这样，大多数教授的投票是受学术大师影响的，学术大师的学术权威就正常地转变成了学术权力。而且，一个大师、教授，如果不再进行研究，不再有创造性成果产生，学术威望、说话的分量就会下降。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学者们的最优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创造性的研究，谁还会拼命制造学术垃圾？困扰中国科学技术的大问题：有数量、低质量甚至没质量就得到了解决，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几个原因：缺乏同行评议，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缺少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关键的制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果仔细分析这四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会逐步进步。 一种制度、体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励和约束，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采取何种行为以获得最大的报酬，决定被淘汰的行为、知识、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强制个人和组织适应并重新学习的机制，能够使得整个社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奖惩，人们执行制度时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级、奖励、惩罚直至解聘，人事权力也是对事业影响最重要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盛行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权力紧紧抓住对中国科学技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不放手的必然恶果。而且，中国的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导致很难对学者未良好承担学术责任提出良好的职责要求和道德评判。 决定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必须采取西方早已实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办法。 本人偶然在新语丝网站上看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人文学科杂志中评论和书评很多，占大约五分之二。本人认为：这是美国科学研究标准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杂志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有许多客观、高水平的学术评议的话，确实能够全面提高中国科学的科学研究标准和鉴别力，但这要求出版自由为前提，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中国目前能够看到的学术评议，不外乎三大类：说好话的，不痛不痒的，具有杀伤力的学术批判，却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因为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基本上只会是高水平的学者对高水平的学者进行学术批评，虽然这样确实能够逐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但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在没有出版自由的环境里，别人出版论文、专著很难，说真话也拘束，不能够畅所欲言，编辑、评审也要对一些文字进行斧正。这样的一种情况，谁的日子都艰难，高水平的学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学术批评，给其他的处于困难中的高水平学者添乱。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科学研究论文:试析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创新哲学 论文 关键词: 科学 研究　创新 哲学 　特征 论文摘要:本文界定了具有创新性科学研究的概念;揭示了人们在从事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过程所出现的一些重要特征，并分析了出现这些特征的内在本质;剖析了影响创新性研究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促进创新性研究得以成功的主要手段。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即使是研究者做了许多重复性或模仿性的工作，但只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提出了与众不同并具有独创性的新观念或新见解，这也是创新性研究。当然，一项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其研究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它是一个多元和多维的非线性复杂系统。这种系统的运行既有其内在的 规律 性也有其外在的影响因素和进化的条件，它们将通过过程的特征所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研究中的创新哲学。通晓这一道理将会极大地促进创新性研究的成功。创新性科学研究过程的特征何一项创新性科学研究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透过这些特征认识其本质，将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和应用更有效、更简便的研究技术和方法。 (1)偶然性与必然性谈起创新性研究问题，我们会想起几则故事:①当查尔斯·古德伊尔不小心把天然橡胶倾洒到厨房的火炉上时，他发现了橡胶的硫化方法;②威尔海姆·伦琴在一次做阴极管实验时，无意将一把钥匙和一卷未曝光的胶卷放在一个阴极管上，当他的助手把胶卷冲洗后，胶卷上显示出钥匙的轮廓。由此，伦琴发现了x射线;③有一天早晨，梅斯卡涅一醒来时，一部《卡瓦尔莱里亚·拉斯蒂卡纳》 音乐 作品的构思已经全部完成，几天内就把它写了出来;等等。听了这些故事之后，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新的科学发现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这种巧合通常是由上帝已经为你安排好了这个机会，只要灵感一到就成了。其实不然，因为这些故事都没有强调人们在产生灵感闪光之前却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例如:古德伊尔在发现橡胶硫化方法之前曾长期从事橡胶研究工作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具有识别现象的能力和发现橡胶硫化方法的机会;同样，伦琴在发现x射线之前也曾长期从事物 理学 方面的研究工作，否则他不可能因此发现x射线;此外，很多人并不知道，梅斯卡涅在完成他的音乐作品之前全家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而他却一首接一首地创作着在别人看来完全单调乏味的音乐。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人类大量的有关创造性活动后会发现:大凡具有创见性头脑并能够做出创造性工作的人，当他在按照任何有效方式重新组织或扩充人类智慧之前必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领域具有超越常人的了解，对需要做的事情有强烈的意识并具有出色的表达才能和恰当的实现手段。例如，对于一名经理人员来说，当他在做出创新性的决策之前必须通晓问题的实质、 历史 、重要性以及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否则，决策将会脱离实际;如果这名经理长期以来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诊断，那么他对该问题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如果他对该问题只是刚刚开始接触，那么他必须先熟悉问题的全面背景才有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创新性决策。综上所述，表明在探索性的研究中偶然性的发现其背后存在着必然性。 (2)审思人类从事创新性研究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和方式:①设计并制造一种新产品，然后将它很好地应用于实践;②改进现有的工作方法，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大凡能够提出新观念的发明家们都十分注重对研究方法的选择;③冷静、慎重地思考问题，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④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全面观察事物的现象，深人了解事物的变化规律，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⑤了解某种偶然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掌握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些方法并非是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所应遵循的必然途径，但是它无疑是创新性研究中分析问题、确立关系与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手段。因为实践告诉我们:不管什么人，如果他仅仅拥有知识，但不善于思考和应用，却不可能产生创造性思想和创造性成果。 (3)潜化在科学研究中，有时会使研究者的思维停滞或是陷于迷茫。这时应该停下来放松一下思想，暂时停止有意识和有目的的研究，忘掉受挫的无效劳动。这种让下意识来起作用的办法是实现创新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措施。 虽然有时候在研究工作中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创新灵感，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有时候尽管我们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和艰苦的思考，但仍然没有发现一个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时候如果强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可能只会增加思考的混乱，这种僵局是研究人员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事。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不仿把问题暂时放到一边，或去钓鱼，或去看戏，或到花园里拔草，或去散步，或去听音乐，或去做任何能够放松脑子的事情，不要过度沉溺于一个问题而不能自拔。如果我们这样做脑子会清醒一些，那么也许就在这时我们脑子里会进发出创新性火花。例如，法拉第为了探索磁和电之间的关系，孜孜不倦地进行了10年的实验却仍未找到答案，然后他不得不去休假。然而，当他重返实验室时几乎毫不费力地发现了电和磁之间的关系。拉普拉斯曾经说过:“我常注意到把某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搁置几天不去想它，当我再拣起它重新进行考虑时，它竟变得极其容易。”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科学研究中具有“潜化”之理。我本人有时试着这样做，效果的确不错。 (4)突现在科学研究中有关豁然开朗的例子很多。据说，蒸汽机冷凝器的发明是詹姆斯·瓦特在某个星期天下午散步的时候想出来的;倒正弦函数的重大意义是大数学家亨利·波因卡烈在他一天下午登上一辆公共汽车的时候突然悟出来的;一家在制造公司的董事长声称一项他为 企业 合并的筹资计划是他在刮胡子的时候想出来的。这些故事说明，有时候一个人智慧的闪光并非都发生在有意识地去思考某一问题之时。 说来奇怪，往往非常简单的主意就是事先没有想到，一旦当别人提出来之后，我们却恍然大悟。其实这就是一种创新经验，因为一种新的有价值的观念就此产生了。我们往往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当一种下意识在我们的脑子里一闪现，便立即在大脑中存储起来，同时以惊人的速度被我们所认识。此时，大脑活动的速度不亚于一台 计算 机。我们知道，在我们大脑的存储器中所贮存的观念远远超过今天任何一台计算机的容量。如果在下意识状态中，理性思考的约束一旦松懈就可能产生无数新的组合和新的观念。我们称这种奇怪的现象为“突现”。不知为什么，“突现”一旦出现，所有杂乱和无用的观念就被筛除，那些有序和有用的观念就会形成。这种现象就好像大脑中有一种过滤器，在下意识中它只允许合理的观念上升到意识水平，也好像下意识所展示的是一种完备的程序，它不仅仅是新观念的萌芽，而且能够识别和选择一组可以彼此配合进而成为一个可行计划的观念。 在这里，我们只是强调下意识是创造性思考的过程和特征，也许将来科学能够证明关于下意识的推测可能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在科学研究中，每当一种新观念产生时，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能够识别它是否有价值的能力。经验表明，一种有价值的观念有可能被忽略，我们必须设法提出具有创新思维的方法来尽量避免这一点，从而使“突现”在创造性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 (5)验证新观念并非完美无缺，它好比一个新生婴儿，刚出生时你会觉得他很奇妙，当你把他领到现实世界中去的时候却并非如此。新观念也好比任何一种新生事物一样，当它刚出现时的确很新鲜，但时间一久就会发现它有不少缺点，它是否真正有用必须通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科学家需要把他的发明放到实验室去测定是否有用;作曲家需要把他脑子里的旋律谱写成乐章去演奏，并证明它听起来是否悦耳;企业家需要把他新的经营观念放到企业管理和市场中去检验; 政治 家需要把他的政策投放社会，并证明它听起来是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等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使一种新的观念适用于问题的实际情况。但是往往客观无情的实际检验揭示出某种观念的雏形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在创新性研究过程中，我们就是在寻找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工作是把原始思想形成具体的建议，以供进一步研究。但是，进一步验证或完善原始见解并非一定要把它形成一份完整的行动计划，而是需要在以后的实验或应用中进一步验证，因为迷人的空想并非一定是创造性的东西。 2创新性研究的障碍 虽然心理学家们没有发现一种可靠的方法能够使人产生灵感，但是他们却找到了许多能够阻碍创新性思维的障碍物。如果我们能够排除这些障碍物，那么就可能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产生创造性成果。 (1)文化障碍大千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逐社会潮流并谋求时尚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种穿着小丑的马裤或光着脚去办公室上班的人毕竟是罕见的。这种从众的意愿和压力对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着极大的限制。例如，在美国，多年来个人消费项目的信贷曾被限制用于转卖价值大于债务的生活资料的购买。按照谨慎的清教徒传统，美国人对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置如珠宝一类的任何奢侈品总是侧目视之，很多人认为任意扩大信贷对道德的堕落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又如，在 遵循旧习惯是知觉障碍的另一个例子很多，如:制造第一批汽车的人们习惯于按马车的原理进行思考，因此他们最初很 自然 地便设计了一辆“无马马车”，仅仅是以发动机来取代马匹;造成知觉障碍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在研究问题时经常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两端论法。又如，当某工厂制造部门的经理向总经理报告工厂的生产能力已达到极限时，总经理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在“吸引外来投资再建一个分厂”和“放弃进一步生产计划”两个方案中进行选择。其实还有:第三种方案，把一些工作分包出去;第四种方案:采取“先卖后租”的办法，公司先把老厂和新厂卖给某投资人，然后再长期租用它们。但总经理就是没有考虑后两个方案。实际上公司后来就是在别人的建议下实施了第四个方案。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明，造成知觉障碍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研究问题时经常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两端论法。 3促进创新性研究的手段 (1)善于发现意外东西有时候，当我们正在探索一种用于解决某一问题的好办法时，突然受到另一种完全不相干问题的启示。例如，在很长时期内，细菌学家都把霉菌单纯看作是一种破坏纯培养液的物质，因为霉菌杀死了培养液内所有的细菌，以致研究人员不得不把它们扔掉，而从头开始研究。但是，就在某一天，亚历山大·弗莱明忽然想到也许这种破坏培养液的东西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杀菌药，于是便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以致发明了青霉素。当然，在药品提纯和试制方面的大量工作是以后完成的，但最初的灵感是出自对丢弃霉菌的先入之见;再如，埃尔顿·梅奥在西部电气公司进行著名的霍桑实验时，他和他的助手们试图测定工作环境与工人生产能力之间是否有关系，于是，他们在某些工人群体中多次变换工作场所的光线、噪音和其他工作条件，甚至有时故意造成工作条件的恶化，其结果对工人的工作态度和生产能力几乎没有影响。然而，意料之外的重要发现是，工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以及工人与管理部门的合作意愿却是影响工人工作态度和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在实验中他们发现，在某些工人群体中，产量的多少与工人的合作态度以及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有着紧密联系。正是梅奥的霍桑实验为20世纪70年代 工业 心 理学 理论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其实，在许多管理领域都具有表现悟性的机会。例如，一位从事 会计 预算和控制工作的管理者发现，如果一家公司缺乏有条理的公司组织是不可能为其编制出好的预算方案，而必须有清晰的有关公司目标和政策的说明书才能作出有意义的预算方案。也正是这种偶然的悟性使这位管理者后来创立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咨询公司。由于这种意外发现是出于偶然的悟性，是不可预测的，因此没有一家 企业 敢于把自身的不断 发展 寄托在这种悟性上。但是，它确实是很有用的。明智的管理者必须对这类不期而遇的悟性时刻给予密切关注，同时也应该在自己具有较明确方针的活动中热情地接待这些不速之客。 (2)举行振脑会议当大家在议论某个问题的时候，一个人首先提出一个不寻常的方案，另一个人很快又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大家正在热烈地议论这些建议时第三者又提出一个可能是荒唐可笑但能部分改进前面建议的想法。通过这样的讨论可能会产生不是哪一个成员所能单独想出来的巧妙方案。所谓“振脑法”就是利用群体相互作用的许多特点从而产生创造性方案。 当我们正在寻求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方法来解决某个问题时，应该把它交给群众，让他们尽量把所能想到的方案都提出来，欢迎他们各抒已见，主意越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科学 家、工程师和管理者们都应该把这种方法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如何探索一种用于自动清洁摩天大楼外墙玻璃的方法;如何设计一种新的汽车制动器;如何防范委托中的信用风险;等等。一个短短的振脑会议可能会产生许多项建议，大多数可能不切实际，甚至有一些建议是老生常谈，但有少数意见可能值得认真考虑。 当问题的性质简单而又具体时，振脑法的效用可能最大。如果涉及面太广、问题结构复杂以及时间耗费太多，则振脑法就不那么有效了。许多管理者都感到虽然振脑会议不是每次都能激发出非常有用的建议，但会议的刺激作用对今后工作会具有深远影响。这种刺激作用有助于人们脱离墨守成规的思维习惯，并推动他们以新的看法对待自己所有的活动。 (3)营造随意的气氛在开发创造力方面，最主要的是营造一种随意的气氛。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对各种观念和意见进行评价，更不要说“这不行”这类的话，谁也不要害怕自己所提出的意见会被大家否定。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对各种意见不要进行判断和分析，而是把它放到最后再做，因为这是充分符合心理学的。由于各种社会文化障碍很容易使人们附和传统观念，因而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新奇的建议就会受人嘲笑，新的观念就会受到抑制。在这样一种气氛中，一个人将会仔细地思考他的各种想法，如果没有确实把握他就不敢提出来。因此，必须设法消除这些社会文化障碍。 随意的气氛有助于新观念的产生，新观念的产生有助于创新活动的成功。因为在一种随意的气氛中:①人们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不太顾忌以往传统观念，或与集体规范是否一致，或与领导的观点是否有分歧;②谁愿意试试新花样都会受到主管和同事的积极鼓励;③相互间都很尊重他人的个性和独创性。 (4)取长补短就某个人而言，都可能有束缚自己思路的某种感知性障碍或其他障碍。但在一个群体中，一个成员可以接受另一个成员的观念，以此补充或变化自己的观念，如果另外一个人再提出一个新点子，新主意就会层出不穷。有时候这种开发新观念的方式远比那种死守着自己的方式秘而不宣，准备一鸣惊人的“吃独食”的方式要好得多，因为创新观念需要广泛地取长补短，单独一个人很难产生既新颖又实用的新观念，即使是自由交换意见也只有当参与者对总目标的关心超过对个人荣誉的关心时才能顺利进行。因而，为获得取长补短的全部好处，我们要有协作精神和对总目标的献身精神。 结束语 创造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源泉与动力，创新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笔者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实践草撰了此文，试图以其中的一些体会和观点与大家共勉，以便在科学研究中大胆探索，不怕挫折，坚持创新，促进发展。 科学研究论文:浅谈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 “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 ，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 ，恩格斯早在19 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 ，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 ，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 ，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 ，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 ，从培根起 ，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 ，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 ，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 ，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 ，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科学研究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法研究 【摘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其成果评价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分为定性评价方法和定量评价方法。本文比较详尽地列举了上述研究方法的内容以及优缺点，力图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一、引言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标志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因此，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相应的也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大 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性评价方法，一类是定量评价方法。 二、定性评价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诸多特点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比较复杂和相对困难，就学科性质来说，最传统的定性评价方法比较适合哲学社会科学。 1、专家评价方法。专家评价法是“一种由科学共同体来做出有关科学真理性评价的制度”。其实质就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学术领域，组织该学术领域学者与该学术领域相关的专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活动。 （1）专家评价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应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专家评价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行同行专家评审制，设立评审专家库，按学科划分为学科评审组，届时抽取一定量的成员参加会议评审，对同行评议专家实施信誉制管理。 （2）专家评价方法的优缺点。传统的专家评价方法有其独特的众多优点：首先，同一学术领域的专家比较了解自身学科的研究现状，能够客观地评价出成果的创新之处；其次，对于无相关文献可供参考的评价对象，可以充分发挥同领域专家的经验智慧开展评价工作，减少或避免了因资料缺乏而带来的局限性、片面性；最后，当评价指标难以量化时，专家评价就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优越性。 但不可否认专家评价法也存在着自身局限性：首先，马太效应不可避免，专家的名望在增加参与专家评议的机会的同时，也引发由机会不均匀带来的评审不公；其次，专家评价法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当研究成果与个人因素相冲突时就会出现较严重的观念偏差，带来评价结果不客观性；最后，专家评价的最终结果有较大分歧时一般是采用学术民主的方式，原则上是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与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活动的特点是不相符的。 2、公众评价方法。公众评价方法是对专家评价方法的补充，其自身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1）公众评价方法的内容。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公众评价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果评价的一种必然趋势。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方法，由评审组织部门建立相关评价网站，对参评成果建立网上公众评价，或者设计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信息采集，然后将其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以作为定性分析的补充，同时用来弥补专家评价法的不足之处。 （2）公众评价的必要性。学术研究成果大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性、价值性，读者是最有发言权的。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并不是为了评价而发表的，是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中增加公众评价的内容，可以促进学者们在理论研究上下狠功 夫，从而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定量评价方法 定量评价方法的出现是为了避免定性评价法的主观性而产生的，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客观性。 1、引文分析法。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比较、概括、抽象、归纳等的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信息计量的研究方法。目前引文分析法广泛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以其客观性著称。 （1）引文分析法的分析指标。一般来说，对科学期刊进行分析时常用的分析指标有五种：自引率、被自引率、影响因子、引证率与即时指标。在对专业和学科结构进行研究时，除用引证率外，还可用引文耦合和同被引等分析指标。 （2）引文分析法的局限性。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客观性强且易量化的优点，但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第一，引文数量随机性导致平等“量”化困难。在实际的论文撰写时，作者所列出的引文在数量上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比例或限制。另外，引文数量会受其它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外语水平、引文来源等等。第二，受时空的限制新发表的论文的被引率较低，刊物的发行范围也对被引率有较大影响。还有一些观点有明显错误的论文，被他人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列入参考文献之中，这样的被引用也将影响引文分析数据的准确性。第三，参考文献不够规范，引文著录不规范会对引文分析产生不良的影响。 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客观而科学的国际通用的文献计量评价方法，其客观反馈性和定量分析弥补了人为定性评价的缺陷，成为众多评价研究成果的多种方法中极为重要的评价方法。 2、文摘法。文摘法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专家评价法，也被认为是“优选”。在理论上，文摘被认为可以作为“一种对论文的科学水平进行间接评价的手段”，文摘法在期刊评价中被广泛运用和认可，使得很多学术期刊不得不采取迎合文摘刊物的“文摘战略”。作为评价工具，文摘法的操作性很强，同时权威文摘刊物的评价效力也是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可的。 （1）文摘法所采用的主要摘录方式。文摘标识是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著名的、带有权威性的转录刊物、文摘或者题录刊物收录情况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值和质量的重要标识。一般摘录的方式有全文转载、全文摘载、内容摘要和文献题录四种。 全文转载就是从众多哲学社会科学论文中挑选出一些质量高、学术价值大的重点论文，原文不作任何改动，集结成册出版发行，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和《中国跨世纪战略文献》等。全文摘载与全文转载性质差不多，在不改变原文的结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压缩后出版发行，如《新华文摘》和《中国经济文库》等。内容摘要即是提炼出文章包含的一些新观点、新理论或者新方法，汇集出版发行。在我国，刊登这类专业性文摘的刊物较多，收入《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中的文献就属于这种。题录就是对论文的外部特征进行描述和揭示，然后汇集出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中所附的文献题录。 （2）文摘法的局限性。文摘法是以通过专家推荐为基础的方法，因此难免会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文摘评价具有瞬时性，推荐与否必须在短时间内决定，一旦形成，无法更改替换，更无法查缺补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性的评价，因此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二是有些潜在的新兴学科或者极其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在发表之初可能会乏人问津或知者甚少，进而失去被某些权威文摘期刊选中的机会。三是文摘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抵抗力不强。由于文摘的摘编者是固定的机构和人员，而文摘对某些单位、期刊和个人又十分重要，因此就不可避免得会出现“关系文摘”和“人情文摘”。在这种情况下，文摘机构和个人若不能超脱利益和关系的桎梏，就难以做到按质摘发。 3、指标计量评价法。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方法的发展趋势是多指标、多层次综合评估。从管理学的历史角度看，多指标代表着评估方法一种新发展，使评估结果更符合现实况。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一个个的层次，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决策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在应用多准则多指标对科研成果进行综合评价时，层次分析法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优越性。 （2）模糊综合评判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是利用模糊矩阵对科研成果进行专家评议，通过模糊矩阵复合运算，定量地描绘出科研成果优劣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评价指标以定性指标为主的评价系统，同时需要同行专家对每个评价指标的内涵有较高认同度。若评价系统是以定量指标居多时，用此方法就失去了其特有的优势。 （3）灰色关联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力图透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因此，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而且这种方法对数据要求较低且计算量小，便于广泛应用。此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揭示因素关系的强弱程度，其操作对象是因素的时间序列，最终的结果表现为以关联度对各比较序列排序，由各样本关联度排出优劣顺序。 四、结束语 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有助于肯定科研人员的工作成果，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是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科研成果评价的过程中，要注重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的差异性，不能将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评价办法生搬硬套到哲学社会科学中来，更要注重定性评价方法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各取所长，综合考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客观的评价结果。

浅议高校班级文化建设: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应对 ［摘要］ 推进高校班级文化创新是一项基础性、急迫性的工程。然而，高校的班级文化建设却面临着重重困难与挑战，要建设一流的高校班级文化，就要实现高校班级文化的重新建构与强力突围。本文分析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困境，并尝试提出应对之策。 ［关键词］ 高校班级文化建设困境应对措施 ［作者简介］ 徐玉莲，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理工学科部讲师；谢爱林，江西太阳能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杨西彬，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高校，其最底层一级就是班级。 国家的政策、政治、经济、文化及高校的制度、决策、校园文化都要通过班级加以贯彻落实：千千万万个班级就组成了中国人才的未来与希望。因此，高校班级文化建设，事关民族兴衰。然而，一些客观存在的庸俗、低级、不学术、不道德、没修养、恶性变异观念等等，给高校班级文化建设带来严峻的挑战和冲击。 其一，高校班级文化建设受到网络不良文化的冲击。为数不少的网站刻意追求点击率，追求吸引眼球，图片与视频越、越低级越被传播，什么“胸器”、低腰裤、无裤日、课堂调情、寝室自拍、大腿上写答案作弊、包养、甘做“小三”等等，无一不是错误的价值观诱导。而文字报道更见负面效应：“我爸是李刚”、“拼爹”“神马都是浮动”、“女研究生自杀”、“富二代校园豪车撞人”、“女大学生四年被包养净赚一套房”等等，这些都给高校班级文化建设带来强烈冲击。一些学生觉得刺激、好玩，就错误模仿，导致突发事件频发。被包养、自残、自杀、杀人、玩失踪、效仿作弊、被退学等，恶性事件不断。 其二，高校班级文化建设成为守不住底线的建设。以春游为例，尽管大家都知道春游的诸多好处，但家长怕出事，学校怕出事，因此，所有的群体外出活动都被逼到了最底线：“压住不批，就怕出事”。而挡不住的春情在荡漾，于是学生们就会三五成群地隐藏目标，或寝室，或不同班级，或不同学校，或同乡，或初高中时的同学，或与家人，或男女恋人不经审批就出游，无情地冲击和打破了学校守卫的底线：“这是公民的权利，我就是要去，无可商量”，学生轻而易举地就实现了底线突破。实际上，高校的压力很大，有来自于家长的，“出事我就闹”；有来自于上级部门的，有明确、特殊的安全稳定工作要求与目标；有来自于学校本身的管理制度的，每个制度都指向底线；有来自于法律层面的，也都是指向底线。所以，高校思政工作部门、学工部门、班主任与辅导员乃至学生干部，几乎每天都如临大敌，战战兢兢：上课清查人数，睡觉清查人数，活动清查人数，考试清查人数。这使我们发现，这种只是守卫而不是建设的底线文化，最终是守卫不住的。 其三，高校班级文化建设本身面临着诸多客观困难。高校班级的建制基本上是专业上的时间建制。学生因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家庭背景、性别差异、个性气质、心理因素等较大差异而使高校班级文化的质、量、度不易确定。高校班级大都是成人学生，他们有自己的公民权，法律赋予了他们完全民事能力。他们迷恋网络、性行为、驾驶、言论、勤工俭学、学业选择等等，取得了法律上的完全权利与责任，这就导致高校班级管理与文化建设存在不易主导的难度。 在专业学习上，高校学生要学的功课很多、很广，他们经常可以跨专业选课，跨学期选课，甚至跨学校选课，这种临时性、专业性、班级不固定性、地点不确定性等等，进一步增加了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难度。而不同的授业老师由于学识、个性、专业、年龄、修养等等的不同，给学生带来的冲击更是极其严重。班级文化建设常常被动、难以把握与成型。还有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学校、学生、课任教师、班主任与辅导员都忙于管理层各种检查，几乎无法放开手脚，加上白天劳累于学生上课，晚上还得操心于学生的归寝，也几乎难以腾出时间来建设班级文化，甚至还形成了职业疲惫。 对于基础性、急迫性甚至于前瞻性的高校班级文化建设来说，现实的挑战是不容回避的。高校是一个庞大的成人群体，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学生，学校要观照每一个学生是不可能的，对于学生个体的问题，亟待通过加强和改进班级文化建设来应对。 二、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应对之策 要建设一流的高校班级文化，使高校学生承担起国家、民族、社会与家庭的历史期盼，义务性地回归到高校的水准，成为承继先辈、继往开来、负责任、有作为、有希望的一代，高校班级文化建设需要在理念上更新，方法上改进。 （一）把握文化的本义，实现“化人”的境界 “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陶冶，品德教养，其本质上属于精神领域之范畴，表现为经过人努力后的诸种变化。我国学者袁振国早在九十年代主编的《当代教育学》中，将文化定义为：“与自然和先天相对应的一种概念，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语言符号体系、知识技术体系、行为习惯体系、价值规范体系、信仰宗教体系是文化的重要内容”[1]这就是考虑到了这种人类努力的因素。《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也锁定的是“体系”、“总和”，与千百年来“文化”所遵循的本义一致，强调的是人努力的结果，即“人化”；另一方面《现代汉语词典》则更具有前瞻性地提出了“水平”这一实质性的目标体系。 高校班级承载着培育更高学历、更专业知识、更高层次人才的重任，其道德水准、学识修养、学术能力、言谈举止、实践应用、科研创造等方面应该体现在“体系”、“总和”、“水平”上。高校班级文化的建设就应该努力把握这一实质，体现出经过人的努力，使学生在“体系”、“总和”、“水平”上迥异于中小学的学生，迥异于未受同等教育的国民。所以，高校班级文化建设不只是要努力建设，进行“人化”，更应该考虑“化人”，即：使人变化，使人向真、善、美改变，通过班级体的不懈“人化”的努力，达到高校班级整个集体与个体向真、向善、向美、提高思想境界、增加学识、提高科技文化水平与修养、实现理论思维与实践创新的目的。与其同时，也载记高校班级几年的成长成果，体现高校学生“体系”、“总和”、“水平”上的显著提高。 （二）建设起与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的班级文化品位 高校班级文化需要重点考虑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大学，特别是高校班级，通过什么来证明自己已经为社会带来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二是以什么方式来保障承继着千百万家庭与社会期盼与重托的年轻学子能够成为高水平人才？能够在未来成为社会和行业的领航者？三是面对多元变化的社会文化与时代要求，高校班级文化应该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自己？ 高校班级品位文化，首先是独立的寂寞文化，因为有了寂寞与独立，大学才能站得更高，想得更远，才能引导人类精神与物质世界的进步。其次是学问文化，研究高深学问，而不是追求功名利禄。第三是学术文化，高校班级要让学生追求真理，学术独立，不是说谁的钱多谁的真理就多。第四是过程文化，要体现求学的过程是一个高层次品德提升、学问累积、思维提高、学术进步、实力彰显、奉献与社会正面评价渐进的一种过程。 王冀生认为：“当前我国正在出现一种大学精神衰微现象。”主要表现是“大学人文精神的滑坡；办学目标的功利化倾向；官僚化气息和官本位思想对大学的侵袭严重；大学缺乏独立意识和具有鲜明个性的办学理念。”[2]实际上，高校班级文化滑坡比这还要严重。以网络公布的诸种行为来看，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责任意识淡化、道德缺失、法纪规范观念淡漠，日常行为、学术行为、就业行为、网络行为、竞争行为等都偏离正常模式；论文抄袭、考试舞弊、恶意欠费、不还贷款、履历“掺水”、随意毁约等现象大量存在；“网络孤独症”、“网络成瘾症”等等不乏其人，他们的生理年龄成年，而心理年龄却往往孩童化，脱离了父母，失去控制却常常是故意而为之。他们有奖学金、助学金、勤工俭学都懒得去争取，成天忙于睡懒觉、打游戏、谈情，更不用说独立、发展、理想、信念。这就要求高校积极行动起来，占领班级文化建设的空白阵地，主动建设起与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的班级品位文化，形成一系列值得研究与推广的品位理论与品位个案。 （三）形成长效机制，推进可行性评比 高校班级文化长效机制是指能长期保证高校班级文化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它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比较规范、稳定、配套的高校班级文化制度体系；二是要有推动高校班级文化制度正常运行的“动力源”。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要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可行性探索。 所谓可行性，是指对高校班级文化过程、设计、程序或计划能否在所要求的时间、财力、人力、区间等条件与范围内成功完成的确定性。高校班级文化要有“制度体系”、“动力源”、“确定性完成”的评比与探索。在评比中，要紧扣“制度体系”、“动力源”、“确定性完成”。只有具有较规范、稳定、配套、完备的体系，具有推动制度正常运行的持续自觉“动力源”，具有确保完成的“确定性”，这样的机制才能真正长效。 滑坡的高校班级文化是可以扭转与重新建设的。以北京大学为例，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但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不认真读书，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对于学术研究，毫无兴趣。至于教员，不学无术混饭度日者居多。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学生课外，没有高尚娱乐，大多在校外吃喝嫖赌等不正当消遣。这就是1916年以前北大的腐败校风。[3]蔡元培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师生演说，即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后经努力，“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4]可见，要扭转一时之风气是可行的。但这要学校领导的重视，要建立领导机构，形成工作网络，层层细化，推进与落实；要给班主任或辅导员以时间与空间，对于已经有所探讨和实践的要帮助总结提高，要推进可行性评比，精选个案，及时推广；要给高校班级文化建设以制度，以形成长效推进机制，保证一代代人都如北大学子般地高质量成长。 （四）与时俱进，建立起高校班级文化场 高校班级成员的发展与时代是同步的，甚至会领先于时代的发展。如网络邮件、QQ群、博客、飞信、短信、电话是年轻学子经常采用的，要回到结绳纪事、茹毛饮血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选择就是与时俱进，探索新时期的新做法，创新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与工作流程，建立起高校班级文化场。让学生主体意识崛起，思想潮流高尚，学识扎实领先，参与实践多有奉献，参与学术研究多有建树，参与交流多展英姿，建立起参与式发展的高校班级文化场，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协同推进。 顾明远认为：“大学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是研究文化、创造知识、创造文化的场所。如果一所大学没有文化的底蕴，是创造不出新的文化来的。一流大学和一般大学的不同就在此。”[5]一流的班级也是如此，要不断推进班级在整个文化场里面，道德修养提高、学识累积增加、学术能力提升、服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强、国际尖端知识与技术的跟踪吸收与创新显著提高。 （五）制度同步，内修外展 人的成长是渐进的。高校班级文化建设、高校班级文化制度也是如此。入学后，要给班级中的学生以严格的训练，通过制度建设让他们把基础知识学扎实，知识面拓展宽广，眼界开阔，并培养出对纯粹学术的浓厚兴趣，而且能够站在高层次与高水准上认识世界、把握人生。这样，几个方面的制度要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中加以配套同步，使高校学生守得住“正”，创得了“新”，入得了“流”，出得了“门”。 1.建立形式文化制度。军队与公检法的着装、企业的工作服、中小学的校服都是一种形式文化，这些形式文化的制度使他们时刻在提醒着自己的义务。高校班级也要外整形象，要体现出自然美、清新美、纯朴美、大方美的文化品位。教室、寝室、校园、建筑要有相应的物质形式在文化上的规定，并形成制度。同时，要有如班会、晨会、总结会、互评会、新人引进会、典型事迹会、名家交流会等等形式上的文化制度，形式与内容是统一的。规定了形式，内容也就明确了。 2.建立行为文化制度。小学与中学生都有行为上的“守则”，而大学生则没有这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行为文化。军队、企业一般都有严格的行为文化。如此，不能不深刻检讨高校行为文化上的问题。特别是互评行为、小结行为、提高行为、学习行为、交流行为、学术行为、科研与创造行为、文化娱乐行为、情感行为、责任行为等等，要有明确的行为文化制度，以外力和内力相结合的制度，使所有班级文化都有一个较好的行为文化。 3.建立教育奖惩文化制度。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要着手建立教育奖惩文化制度。其目标指向一代人的信心、信念、理想、情操；指向一代人的心灵成熟、学业进步、责任与奉献、创新与发展。 4.建立“走出去”的文化制度。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要逐渐学会并适应走向世界，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吸收融汇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走向专业领域，走向现实社会，走向学术与科研，走向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走向国内与国际交流。 总之，应该让高校班级文化成为培养综合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催化剂，成为认识未知世界、探索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依据的前沿，成为继承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场所和交流借鉴世界进步文化的窗口，成为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的重要摇篮，成为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反映出这个国家科技文化发展的水平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舞台，实现高校班级文化的重新建构与强力突围。 浅议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营造良好人文环境 促进高校学生班级文化建设 摘 要：现代教育不但要求学生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而且要具备现代思想观念、道德水准、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因此，人文教育不可忽视。学生的班级文化建设能促进人文教育，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并有效展现学生各方面的潜质和才能,为学生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本文力求从人文教育和班级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及其意义着手，着重阐述了人文教育和班级文化建设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 关键词：人文教育；班级文化；人性管理 当今社会,人文教育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人文教育是一种“树人”的教育，它不是人文知识的简单灌输，更不是单纯人力或智力的教育投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认识，它是一种人格的塑造以及人文精神的养成。在过去,我们的传统教育强调得比较多的是知识学习和经验的积累,而忽视了人的现实生活、忽略了人的情感世界。教育一旦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灵魂或人的精神，严格说来就不成其为教育。因此，关注学生精神领域方面的人文教育至关重要。而班级的文化建设,将会影响学生的兴趣、爱好、审美情趣、人生价值观以及对事业的追求。加强班级文化建设,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因此建设具有人文化关怀的班级文化，对全面推进学生素质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人文教育的内涵及人文教育的意义 人们对人文教育的内涵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简单说来，人文教育就是指提高人的人文知识和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的教育。具体说来，人文教育以一切具有人性陶冶意义的人类文化与阅历经验为教育内容,以知识传授、环境熏陶、实践体验和自身修养等为途径,从而达到提升人性、发展个性、塑造人格和培养人文精神的目的，最终培养出具有健全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完善的人格、强烈的责任感和富于创造力的新人。通过人文教育的实践，使学生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本我与自我关系、人己关系、物我关系, 从而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人文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精神教育,人文精神是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的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它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明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塑造。 现代社会已进入科技时代，科学可给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同时人文教育对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有着极大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人文教育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创新能力是指在现有知识架构下提出新理论、采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情感意志的综合体现,是一种认识、人格、社会层面的综合体,是学生学生素质构成中的核心成分。良好的人文修养能够激发人的创新能力。文学艺术等审美活动调动的是人的形象思维,而科学思考与创造主要运用抽象的思维形式。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互相交叉,起互补作用,若能经常进行审美活动,可以使思维方式得到调节和补充,可以有效地提高观察力、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其次，人文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有效诠释。 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而现代人文教育所倡导的以人本哲学为主题思想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的正是这种提高个人素质的表现形式，人文教育所强调的对个体生命、价值、自由和思想的关注正是素质教育的表现形式和最终目的。人只有具备一定的人文知识，具有一定的人文意识，才能内化为一定的人文素质。重视人文教育是全面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 再次，人文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我国圣人先贤们经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弘扬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内在要求。而人文教育正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人文学科既是一个知识体系，更是一个思想体系和价值观体系，因而人文教育更能直接内化为一个个体的个性品格，能够孕育更能符合传统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 二、班级文化建设对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 教育家马卡连柯提出:“一切良好的教育应从建立班级集体开始,让学生在集体中接受教育”。加强学生班集体的文化建设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有力途径，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是推动学校发展的重要手段。 班级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班级中的一切文化要素，从狭义上讲是由班级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独特的文化，即由班主任和全体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共同创造并且受其约束的班级生活方式，它是校园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班级文化建设要求教师在“教育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的教育理念下，有效把握班级文化中的积极影响，把班级建设提高到文化建设的高度，成为从事学生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三、营造良好人文环境、促进班级文化建设的有效措施 班级文化建设不同于班风，班风建设是孤立的，而班级文化建设是方方面面融成的一个整体。它与学生的成绩并不矛盾，班级文化培养的是学生的情商，是非智力因素。随情商的提高，学生的成绩也必然会得到提升，学生也因此体验享受学习的乐趣。让学生在班集体中接受教育，让班级充满活力，建设具有人文关怀的班级文化，实施形式多样的班级文化活动,让健康的价值观充分展示并使之延伸是人文教育的重要载体和课堂教育的必要补充。绚丽多彩的班级文化活动,能更好地实现引导人、陶冶人的,将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终身的影响。 1.发挥班主任在班级文化建设的主导作用 作为基础教育战线上的班级管理者,班主任要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的理念对其如何组织教育管理,如何为学生营造适宜的成长环境等产生直接影响。班级管理是一项完善人的内心世界、规范人的外在行为的重要工作,失去思想根基的班级管理难免迷失方向,丢失班级管理的灵魂。班主任工作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所以要用生命来塑造生命。在实施教育中,不是用空洞的理论来教育学生,而是运用班主任自身的理解、认识,将对学生成长有利的信息传达给他,并通过和风细雨式的教育手段进行渗透。例如，对学校的政策和规定布置,为追求表面的整齐划一而进行硬性规定，忽视学生反映。这类班主任是不注意研究班级现象,不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不注意营造“班级文化”的典型。 2.以学生为主体，倡导学生三自作用发挥 加强学生个性化的培养，发挥班集体中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参与班级事务管理,尊重学生的选择和价值观的多样性,使整个班级呈现一种活泼、自由的分问氛围。例如，民主、自决的选举会使班干部发挥其统筹作用,有利于班级事务的布置,民主的决议有利于班中政策“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培养具有民主意识的学生,不仅能使班主任从繁重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而且能为社会输送一批具时代创新精神的新人。 3.以共同价值追求和人文理念加强集体向心力培养 学生班集体是一个由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社区文化背景，不同个性品质、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结合而成的文化生态群体，而群体和集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更为强调目标的一致性，利益的趋同性，强调集体的向心力和内聚力。古语有云：人心齐，泰山移，就是说一个成功的集体，必须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并形成向心力。简单的说，集体向心力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体现。一个优秀的集体，其核心思想是共同奉献。这种共同奉献能够激发集体的学习动力和奉献精神，为集体注入鲜活的生命力。集体向心力的培养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内部形成的一种观念的力量、氛围，去约束、规范自身的言行，并力争与其他更加优秀的学生看齐，向他们学习工作、家庭、社会经历等方面的经验，激励和控制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4.以心理健康指导，培养学生完善品格 学生班集体是学生心理成熟期和学业成长期心灵碰撞最直接、最微妙的场所。因此，加强学生心理干预和心理健康指导，用“期望、关爱、宽容、尊重、赞赏、信任”等心理学知识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人格形成、个性发展，发掘学生的生命潜能，家校协作，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设良好的发展环境。 5.开展丰富的班级文化活动, 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营造良好和谐的班级人文环境，要注意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发挥班主任、学生辅导员的指导作用、以丰富校园文化，陶冶学生情操为目的，积极开展主题突出，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在过程中重视学生集体向心力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普及，使师生的对话具有情感的基础和交流的共同话题，避免管理工作的单纯的理论说教，从而有效促进班级文化建设。 班级文化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每个班级都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各班聪明才智，结合本班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班级、彰显班级特色的文化内容。比如，可以在班级中开展读书活动、诵读活动、演讲赛、辩论赛等，在对经典的诵读交流中，传承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以活动为载体实现人文精神的思想熏陶。 积极引导学生从事社会实践锻炼，促进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将优秀学生与好的实践项目相结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全国英语大赛、创业计划大赛，课外学术作品大赛、数学建模大赛等重点竞技类科技创新活动，让学生在实践锻炼中总结收获，在自我感悟、传达感悟中，将人文精神内化为自身的素养。 另外，随着21世纪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成为人们交流的新型而方便的现代工具。在这种形式下，我们可以有效地利用网络这个交流平台，促进班级文化建议。具体来说，可以建立班级QQ群、班级飞信或者班级博客等新型而易用的媒体技术。这些新型的网络媒介平台是人文教育的有效阵地。既可以让所有学生都能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真正成为班级的主人，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又可以促进教师、学生、家长之间更好地进行互相学习和沟通。而且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人文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工作。 班级文化建设既是一种文化氛围的创建，又是对被教育者心灵的塑造。班级文化建设具有多重的作用。它必须坚持以人文教育为主体、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它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层面上，也不能局限于某一部分，必须有层次、有深度、有广度。只有这样，学生活动逐步改他律为自律，由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需要。调动每位学生的积极性，使班级的各项工作不断进步，对改变班级工作过于僵化的局面，建设和谐、公平、人性化的班集体，逐步实现人文教育意义重大。 浅议高校班级文化建设:浅谈高校班级文化建设 [摘要]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学校的管理和发展。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是以班级文化为底蕴，班级文化中培养学生的关键是要使当代大学生树立崇高的价值观，以团队精神为载体，以提升班级文化为基础，共创美好的校园文化。本文结合个人的实际工作经验，进一步探讨如何促进高校班级文化建设。 [关键词]班级文化 价值观 团队精神 文化氛围 班级是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班级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是指班级中绝大多数同学在学校特定的环境中，互相沟通后产生并认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它既是班级管理工作的平台，也是学校文化的根本载体。 班级文化建设中应通过各种有效的形式来表现班级文化内容，主要可以通过良好的文化环境、健康的主流思想、精神面貌上的和谐气氛，班级学生不怕困难的意志、集体主义精神、秩序观念等方式来体现。 一、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内涵 班级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和确保这一价值追求实现的规范。班级文化以班级的荣誉感和学生的归属感为核心，以同学关系为纽带和班级活动为载体，它是学生对学校文化、教师文化的引领加以内化而形成的一种共同的行为。 班级文化作为鲜活的校园精神建设载体，就是要通过班风建设、教室设计、班队活动以及课堂上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使之形成积极的道德观。继之将道德认识内化、升华为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在高等教育中，良好的班级文化是形成班级集体凝聚力的精神基础，是提高学习效果的重要保证，是建设和谐校园富有生命力的校园文化的坚强支柱。 班级文化作为校园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是丰富性。这种丰富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参加班级文化对象的个性化；（2）班级文化的多样性；（3）班级文化内容的丰富性。 二是思想性。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班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更加具有开放性和愈加成熟的高校班级文化，必将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新势力。 三是灵活性。班级文化形式和内容的可根据社会、学校的大环境及学生的具体情况灵活安排。 因此，加强班级文化建设努力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班级文化已成为提高班级管理水平和促进学生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二、加强高校班级物质文化建设 （一）建立和健全班集体的各项组织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 建立良好的班级制度文化是创建班级文化的核心内容。班主任可以引导学生在学校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班实际对学校的各项规定进行补充和细化。班规的建立必须公开，并在全班通过执行。坚持“依法治班”，在班级制度中，突出精神风貌、价值观念、作风态度等具有文化气息的条款，给制度以灵魂，共同发挥规章制度的强制作用和激励作用，使班级形成人人自觉遵守制度的良好局面。良好的班级制度，只有成为全体师生的共同准则，变成学生的一种自知自觉素质时才能发挥作用，才能真正成为班级制度文化。因此，还应建立相应的考核、检查与监督制度，培养同学们的法制意识和法治观念，养成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二）美化教室坏境，营造优美和谐的学习氛围 教室是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教室的布置是班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注重审美和人文要求，教室要适度进行美化，比如装饰画的选择既要表现较高的审美水平又要符合大学生的审美追求；黑板报要在老师的指导下精心设计，每期一个主题有目的地进行德育教育；张贴班训或口号，让全班学生学有目标并受到激励。如我院的一些班级就有一些跟专业紧密相连的口号：“印出美好，刷新未来”（印刷专业），“广揽天下事，告之世界人”（广告专业），“建筑明天，装饰未来”（建筑装饰专业），等等；在教室一角创设文化天地和留言板，文化天地可以发挥学生特长，展现班级特色，留言板让每个学生都有参与感，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感情；张贴栏及时更新各项奖励情况则可以促进学生班级荣誉感。整洁、美观、优雅的室内环境，能使人感到轻松和愉悦，学生在自己喜欢的空间里会获得心理上的认同，精神上、行为上的积极向上。 （三）外修礼仪气质，体现师生精神面貌 良好的教室环境还要有修饰适度、符合礼仪规范的人才能构成完整的班级名片。师生要齐心协力，内外兼修，才能使环境和人相得益彰，展现独特的气质和面貌。可在班级内举行礼仪讲座和培训，提升师生形象美。教师的仪表美，能提升学生对教师的亲合力，学生的仪表美，能提升教师教学的激情。 三、加强高校班级精神文化建设 班级的精神文化是班级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良好的班级精神文化不仅可以提高同学们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还可以培养他们集体荣誉感和道德情操，开拓他们不断创新的意识。 （一）营造“大家庭”氛围 在和谐的校园文化中，班级文化建设少不了人性化的管理，倡导以人为本，增强同学们的“主人翁”意识，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在班级这个大家庭中能使每位同学树立班级即“家”的基本概念，感受到“大家庭”的温馨。所有同学包括班主任在内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大家一视同仁、和睦相处、互相交流、共商班级大事。同学们都能积极参与班级的管理与建设，为班级的整体发展献计献策。班主任更加重视“感情投资”和“情感管理”，尽可能做到熟悉每一位同学的基本情况，与他们倾心交谈，在同学遇到困难时，都能及时地伸出友谊之手。 （二）培养团结协作精神 在班级精神文化建设中，团队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在班级管理过程中，从班主任到班长，到其他班干部，到各同学之间，在班级内营造一种开诚布公的交流沟通的良好氛围，使同学和老师之间、同学和班干部之间、同学和同学之间，能够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每位同学不仅能充分地发表意见，提出合理化建议，还能够倾听和接受其他同学的意见和建议。在学校开展的评优评先活动、班与班的集体活动、竞赛中，同学间的团队精神就表现尤为突出，因为大家都是为了一个集体荣誉。所以，要强调建立同学之间经常性的交流沟通机制，通过相互沟通，消除隔阂，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三）营造良好的学习气氛 作为一名大学生，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好。在剧烈的市场竞争机制环境下，必须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才不至于被社会淘汰。班级文化建设不能脱离“学习”这条主线。在入学教育中班主任就应该在学习方面提出明确的要求，帮助学生确立学习目标；结合本专业经常性地开展一些学习活动和竞赛，如师范专业进行练讲活动、书法比赛，医学专业进行技能比赛等等；通过晚自习、课外活动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协作；还可以宿舍、小组为单位建立学习互助小组，从而形成班级整体学习氛围，让学生置身其中自觉地就想学习。 （四）打造鲜明的班级特色 可结合学生和班级的现状，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一系列班级文化和建设活动，如主题班会便是一项重要的集体活动，它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们的高度热情和智慧地对自己进行自我教育。主题班会应灵活创新，可以采取“互动式”专题讨论，可以是先进事迹报告会，也可以开展专题讲座等等。 在不断的沟通和交流中要找到彼此的共识，通过探讨研究，明确打造班级特色的方向和途径，并逐步使特色形成和完善。如开展各类体育运动推广体育舞蹈，建文武双修型班级；定期开展班级论坛，全体参与志愿者活动，建社会活动型班级；发挥每个人特长，学习艺术，举办活动参加比赛，创艺术型班级，等等。 总之，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师生共建，营造充满人情人文的氛围，促进学习，提升品质，给学生以生活的纪念和人生的启迪。 浅议高校班级文化建设:对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若干思考 摘要：班级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班级文化建设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管理等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班级文化建设的好坏，对大学生成长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当前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实际，提出了“班级成员-辅导员-班干部”三位一体的班级文化建设思路。 关键词：高校；班级文化；思考 1 高校班级文化的内涵 从上世纪末开始，国内已有很多学者围绕“班级文化”展开了研讨，不少研究对班级文化的概念、作用及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和界定。戴联荣和薛晓阳（1999）在《小学班级文化建设》一书中指出：“班级文化是班主任利用和创设班级的精神氛围、文化制度、文化关系、文化环境等来熏陶和培育学生文化人格的影响活动……班级文化不是一种刚性的、粗暴的、说教的固定模式，是一种充满柔性的、温和的、情意的精神（风气、氛围）、制度、关系和环境的综合存在。”双传学（1999）认为：班级文化就是班级成员在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领域中，通过开展实践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的总和。 对于高校而言，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征、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社会性成熟程度等方面的特殊性，高校班级文化同样具有特殊性。为此，有一些学者就高校班级文化给出了自己的界定。马丽华（2003）认为：“高校班级文化是指参与班级教育教学活动的师生，接受社会主导文化的指导，吸收校园文化的积极因素，弘扬当代青年文化的闪光面，经过反复实践而创造的对班级成员的行为模式起导向和约束作用的文化综合体。”并将高校班级文化分为政治理念文化层、价值标准文化层、科学精神文化层、规范意识文化层、流行心态文化层和人际氛围文化层。吴云助（2003）认为：“班级文化是以校园文化为背景，以班主任、任课教师和全体学生组成的班级成员为主体，在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领域中具有班级特色的活动方式和活动结果，是通过开展实践活动而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班级文化建设包括班级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三个方面。”于音和许勤周（2007）从文化形态的角度，将高校班级文化分为理念层、制度层和视觉层。 本文认为，高校班级文化是班级全体成员与辅导员在班级管理和班级成员学习、生活的活动和反复实践中，形成和创造出来的对班级成员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具有导向、约束和激励作用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这一概念中，明确了班级文化建设的责任主体，包括：班级文化的创造者——班级成员；班级文化建设的指导者——辅导员和班级文化建设措施的执行者——班干部。 从形态的划分来看，本文倾向于吴云助“将高校班级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观点。班级物质文化是指班级形象设计和识别系统，如：班徽、班级宣言、班服、寝室环境等，它属于班级文化的硬件，是班级的外在、显性文化。班级制度文化是指班级成员共同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它属于班级文化中软件的固化，是班级的浅层文化。班级精神文化是为班级全体成员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念、生活信念、思维方式，如：班风、学风、班级凝聚力等，属于班级的意识形态，是班级的内核文化。 2 高校班级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就当前国内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总体情况来看，班级文化大体呈现着健康向上的特点。不过，在实际的班级文化建设过程中，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从班级文化建设责任主体的角度来看，存在着班级成员、辅导员和班干部在班级文化建设中没能够发挥充分、合理作用的问题。 第一，班级成员在班级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一方面，不少大学生在班级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认识误区——认为班级文化建设只是辅导员和班干部的事情，与自己没有关系。这是大学生对自己作为班级成员，是班级文化的创造者这一角色，是班级文化建设的主体，缺乏足够认识的直接表现。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班级成员在班级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挥。另一方面，作为班级文化主体，班级成员进入大学以前已经具有的、以往的文化积淀，必然会带到高校班级中来。当前的班级文化建设，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先前文化进行改造的过程。然而，作为独生子女的大多数大学生，他们从小生长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家庭环境中，大部分人往往个性张扬，想问题、办事情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受挫能力差。在班级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势必经历的文化冲突，容易给他们造成人际关系紧张，对他人没有信任感，挫败感的产生会导致他们不愿融入集体中，而缺乏集体归属感和责任感，致使他们不会秉着主人翁的姿态，充分发挥自我主观能动性，投入到班级文化建设中去。 第二，辅导员在班级文化建设中的引导作用不够。一方面，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的骨干，辅导员往往都要管理几个班级和年级，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日常班级管理工作，工作相对比较琐碎、繁杂，没有太多时间来指导各个班级的学生开展班级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很多高校辅导员都是应届毕业研究生（本科生），他们本身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就缺乏足够的经验，对于班级文化建设，他们更加缺乏理论支撑，为此，他们难以高屋建瓴地把控班级文化建设的方向，不能够在班级文化建设中给学生提供丰富的理论指导，也不能及时地在班级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加以有效的引导。 第三，班干部在班级文化建设中的带头表率作用发挥不充分。班干部是班级的核心，是班级成员的先锋和表率。班干部带头表率作用的发挥，对班级文化建设起到关键作用。然而，不少高校班级没能选拔出德才兼备的同学担任班干部，或是班干部当中，有些工作态度不端正，工作方法不得当，在班级文化建设的实践和活动中，没能够充分激发和调动班级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些甚至与同学产生矛盾，势必阻碍班级文化建设的进程。此外，班干部在班级文化建设措施的具体执行时，存在执行不彻底，落实不到位的现象，这也必然会使班级文化建设的成效大打折扣。 3 “班级成员—辅导员—班干部”三位一体的班级文化建设 要合理、有效解决上述高校班级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体缺位或作用未充分发挥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形成“班级成员—辅导员—班干部”三位一体的班级文化建设思路，打造健康向上的高校班级文化。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班级文化建设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班级成员的主体作用。一方面，要运用民主的方式管理班级，使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与班级管理，在班级文化建设中，要让班级成员认识到他们是班级文化建设的主人，他们既是班级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实在的受益者，从而激发他们参与班级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完善班级管理制度，确立班级发展目标。科学、合理的班级管理制度是班集体得以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可靠保障，班级成员应在辅导员的带领下，根据学校相关规章制度和班级实际情况，建立包括思想道德、班风、纪律等在内的班级规章制度。同时，还应确立清晰可行的班级发展目标，如校级、省级、全国先进班集体等。班级目标确立后，在日常的班级工作和班级文化建设活动中，辅导员及班干部应有意识地加以强调和督促，以充分发挥班级目标的凝聚和激励作用，引导班级成员自觉自发与班级目标保持一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建设先进班级文化共同奋斗。 第二，在尊重学生主体作用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辅导员的引导作用。辅导员应正确认识到自身在班级文化建设中的指导者角色，在班级民主管理的基础上，辅导员要保留和行使一定的决策权，要能够正确把握班级文化建设的方向。要善于引导启发，有计划、有目的地设计和召开主题鲜明的班会，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确保班级文化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另外，学校应加强对辅导员的培训，增强班主任班级管理的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尤其是要加强辅导员班级文化建设的理论素养，保证辅导员在班级文化建设中能够为班级成员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在班级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能够及时地加以引导和督促。 第三，要健全和完善班委民主选举制度，选拔出德才兼备、能力突出的班干部，并充分发挥班干部在班级文化建设中的带头表率作用。班干部是班级文化建设措施的主要和具体执行者，要使他们正确认识自身在班级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要结合班级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明确班干部的职责分工和考核办法，使班干部在班级文化建设措施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既有方向，又有压力和动力。此外，要加强对班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要引导他们端正工作态度，改进工作方法，在班级文化建设中能够有效、充分调动班级成员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药物分析论文:论药物分析实践教学的革新 一、实验部分 1更新实验内容 在实验教材的编写中,我们精简了实验技能训练,增加综合性、设计性训练,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重。同时为了顺应本科生对专业英语的需求,增加双语实验。药物分析基本操作技能实验,如药物理化性质的验证、真伪鉴别、纯度检查和有效成分含量测定。其目的是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熟练的实验操作技能、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实验习惯。基本操作技能训练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个技能同时训练。如,学生开始接触药物分析实验时,训练他们完成单项的杂质检查、含量测定等内容,之后,可以鉴别、杂质检查和含量测定同时完成,收效甚好。 药物分析的综合实验将药物作为一个研究的整体,在完成单项基本技能兼顾药学的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例如《阿司匹林的含量测定》的学习,是在学生们亲手完成了阿司匹林原料药的合成和片剂的制备之后,利用4个学时完成阿司匹林含量测定的原理、方法与技术要点的学习、讨论,并随后由学生们亲自完成自制阿司匹林片的定量分析,完成检验工作报告;《黄连提取物中盐酸小檗碱的鉴别》项目,是在学生们完成了黄连药材的鉴定和其盐酸小檗碱成分的提取训练后,完成运用薄层色谱法鉴别中药目标成分的方法学习,同时学会其鉴定技术的应用。设计实验是同学们根据已学过的理论知识,设计老师所给的实验题目,让同学们根据有关理论进行实验设计,例如《对乙酰氨基酚片的质量分析》实验前将任务布置下去,要求每组同学写一个实验方案,实验课上进行讨论,最后以实验小组为单位,原则上一组3—5人,实验小组成员经合理分工后主动带着问题到图书馆或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和文献,根据所学过的知识和理论设计实验方案。 他们经过讨论形成小组成员认可的方案后,每个实验小组选派一名同学,在班上汇报,由全班同学展开讨论,实验老师全程参加,经过充分交流后,根据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和建议,在查阅相关资料进一步完善实验方案。之后,各实验小组根据自己的实验方案向实验室提交实验用品清单。在具体实施实验方案时,实验老师只提供清单中所需的实验用试剂和仪器,具体实验用试剂有学生自己配制,仪器的校正和调试也有学生自己动手完成。最终由每位学生独立完成相应的原始记录和药检报告,使学生比较系统地学习药品检验工作的具体方法和基本程序,熟练掌握实用的、先进的药检工作技术,为今后就业和继续深造奠定坚实基础,并培养学生们胜任药品检验一线岗位实际工作的自信心。双语实验的实施,使学生做实验的同时了解了质量标准的英文标示方式,巩固和加深了专业术语的学习。 2改革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教学中,改变单纯通过讲解和示教的讲解方法,引入多媒体教学,将一些实验基本操作技能和因条件限制无法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项目,制作成视频资料,学生可随时观看实验视频教学资料,复习基本操作技能并对完整的药品检验过程有全面的了解。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学生课前充分预习实验,明确实验目的,了解实验所需的仪器药品,把握仪器的操作要领、每一操作步骤的作用以及实验成功的关键所在;实验中学生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认真记录原始实验数据;在心中有数的基础之上,认真思考实验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在课上不再讲解具体的操作步骤,但对实验的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进行讲解,并全程巡视,随时为学生答疑解惑,使学生养成主动探究问题的习惯,具备分析问题及实验操作的动手能力。学生在完成实验后,提交实验报告,报告包括实验内容和实验结果及分析讨论。每次实验报告教师都认真批阅打分,并将其中问题集中点评,让学生明白在实验及报告完成的过程中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不对,为什么不对,尽可能使收获最大化。 3实验考试的改革 药物分析实验单独考核。实验考核成绩由平时实验操作与实验报告、实验考勤和期末实验考核3部分组成。其中平时实验操作与实验报告占30%,期末实验考核成绩占70%。平时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占30%,使得学生对实验基本操作技能训练和实验结果分析更为重视,在平时的实验中和书写实验报告时有意识的加强基本功的练习,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测得几个实验数据,实验基本操作技能有很大的提高。期末实验考核以药品检验工作项目为内容,以考核工作能力为主,以接受任务到完成项目的工作为考核标准,由学生随机抽签接受任务,任务仅写明具体检查项目,如检查维生素C注射液的含量,其余不做提示,现场提供全套药典,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质量标准的确定、需用主要试剂配制方法的确定,并提交,之后进行现场仪器和试剂的选择,实际检测,记录数据,计算结果,并给出结论,当场提交检验工作报告。 二、结果与讨论 药物分析实验教学改革的实践表明:通过药物分析实验教学的改革,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2009—2012年度本科论文答辩中,有8篇药物分析相关论文获得优秀,并发表。 三、结论 在实施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必须根据本专业的特色,制定出合适的教学方案,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教学处于良性循环中,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当今科技发展迅速,各种分析技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药品的质量标准及检测手段也不断地与时俱进,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关注学科进展,自身也要培养创新意识,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尝试和探索。随时改进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不断积累经验,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药学人才。 药物分析论文:神经内科抗菌药物应用调查及相关因素的研究和分析 抗菌药物目前在临床上对控制、预防和治疗各种感染性疾病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因不合理的应用而导致细菌耐药性。了解和掌握临床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和变化趋势,对抗菌药物的供应管理及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1]。为了解我院神经内科抗菌药物用药现况,特对我院2012年1~12月神经内科965例出院患者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 从我院感染监测数据库中,收集整理2012年1~12月神经内科出院的965例患者在院期间使用抗菌药物的数据。 2.方法 根据WHO推荐“限定日剂量”(DDD值)作为药物使用指标。DDD值:指药品应用于成人主要适应证的每例平均剂量。计算抗菌药物的使用强度(AUD)和抗菌药物的用药频度(DDDS)。DDDS反映该药在临床的地位,DDDs值越大,表明该药的使用频度越高。抗菌药物使用强度:指每100天消耗抗菌药物的DDD数。抗菌药物使用强度越低,说明用药的合理性就越高。 结 果 1.抗菌药物的使用率 2012年1~12月神经内科出院患者共计965例,每月抗菌药物使用率均不超过30%;上半年标本送检率均大于30%,而下半年患者标本的送检率均大于60%。见表1。每月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均低于40 DDD,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见封四图1。 2.DDDs前10位的抗菌药物 2012年1~12月中我院神经内科使用抗菌药物共40种,其中 DDDS排序前10位的抗菌药物主要为头孢类、喹诺酮类、青霉素类、氨基糖苷类、碳青霉烯类,其中β内酰胺类有6种,喹诺酮类有2种,氨基糖苷类有1种,碳青霉烯类有1种。见表2。 作者简介:何小群(1976-),女(壮族),广西田东县人,主管药师,药学学士。 3.抗菌药物使用费用 2012年神经内科二病区患者使用抗菌药物共计54.35万元,占药品总费用的10.76%。其中头孢菌素类抗生素24.86万元,占抗菌药物费用45.74%;其他依次为碳青霉烯类和糖肽类药物11.90万元,占21.89%;青霉素类抗菌药物8.84万元,占16.26%;喹诺酮类药物2.86万元,占5.27%;其它抗菌药物5.89万元,占1084%。详细来看,神经内科抗菌药物费用支出主要在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费用次之,喹诺酮类药物费用较少。详见封四图2。 4.抗菌药物每月人均费用 2012年神经内科患者抗菌药物每月人均费用以1月份最低为555.50元,以12月份最高为1161.04元,见表3。神经内科患者抗菌药物每月人均费用变化不大,基本平稳,只是11月份和12月份呈快速上升之势。见封四图3。 讨 论 抗菌药物作为预防和治疗感染性疾病的主要药物,在医院中的应用非常普遍,但不合理使用的情况严重。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抗菌药物的监管力度和宣传力度不断加强,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有了好转的趋势。《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规定使用抗菌药物前,应尽量做病原学检查和药敏试验,作为合理选用抗菌药物的依据。感染性疾病患者的病原学标本送检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情况。我院神经内科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的标本送检率均 30.00%,达到卫生部的要求。标本送检率几乎呈逐月上升趋势,是否行标本送检与医师重视程度和患者经济状况及其它患者不配合治疗因素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院神经内科2012年1~12月各月抗菌药物使用率达到卫生部对医疗机构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2012年1~12月我院神经内科抗菌药物DDDs排序中第1位的是头孢曲松钠,该药为第三代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具有抗菌作用强、耐酶、临床疗效高、毒性低、不良反应较青霉素类药物少,且对多种β内酰胺酶稳定,对革兰阴性杆菌的抗菌活性强等特点。头孢曲松钠对颅内感染、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等具有良好效果,且该药半衰期长,用药频次少,肾功能异常者不须调整剂量等特点,在神经内科应用广泛。头孢呋辛酯片排名第二,该药为第二代头孢类口服药物,按照能口服就不静滴原则选药,降低患者输液次数,且院外继续治疗,降低用药风险,增加患者用药安全性。喹诺酮类药物使用频度亦不少,该药亦对多系统的感染有良好效果,其对头孢类过敏患者,可选用喹诺酮类药物。随着抗菌药物在临床的广泛应用,细菌对该类药物的耐药率也逐步增长。研究表明,一定范围内抗菌药物使用种类和使用量的变化可以导致病原菌整体耐药水平以及耐药病原菌感染率的相应变化[3]。 碳青霉烯类药物是神经内科重症感染患者常使用的药物。神经内科脑卒中合并重症肺炎,在药敏结果支持下,可选用三线抗菌药物,如美罗培南等,该药广谱,抗菌作用强,价格相对贵些。图2所示,抗菌药物人均费用年底较前偏高。抗菌药物费用受疾病类型、感染程度及患者体质、药品类型等影响。重症感染患者使用抗菌药物级别 高,费用亦相对高些,且规格相关的药品,进口药品比国产的贵。抗感染治疗过程,尽量首选国家基本药物,同时,抗生素人均费用偏向,说明医师可能偏爱应用广谱、价格昂贵的“高端”抗菌药物[4]。针对这些现象,应进一步细化管理措施。 综上所述,我院神经内科抗菌药物利用基本合理。神经内科的住院患者以脑梗死和脑出血为主,且多为发病急、病情严重、基础疾病多,常合并意识障碍,因此容易发生各种类型的感染[5],因此,应高度重视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避免产生细菌耐药。 药物分析论文:对药物经济学费用控制分析 一、药物经济学 (一)定义: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说,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它方案,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评价其经济学价值的差别。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以及病人。药物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种: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1.最小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着性差异,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应用范围较局限。2.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而采用临床指标,如: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成本与效果比值,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3.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数变化,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4.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实施步骤:药物经济学分析的实施需要10个步骤来完成:(1)明确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2)确立研究的观点;(3)治疗方案和结果的确立;(4)选择恰当的药物经济学方法;(5)结果的货币价值;(6)资源的区分;(7)确立结果事件的概率;(8)决策分析;(9)进行成本兑现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10)结果表示。必须明确药物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观点。药物经济学的观点可来自于社会、付费方、机构、部门、病人、任何或所有这些方的一个结合。其次,必须区分治疗方案和与它们相关的积极或消积的后果。选择药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其治疗结果用货币价值来表示。药物获得成本与医疗成本包含在与临床效果直接相关的成本之中,也可来源于文献或者历史记载,也可以将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 二、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控制药品费用上涨方面的作用 药物经济学不仅注重药物治疗的成本,同时也关注药物治疗的结果,因而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药物经济学的作用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指导新药的研制生产: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质量。药品虽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样的取决于药品的价值和质量(效果)。药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对研制生产药品的厂商来说,必须尽可能研制生产出成本—效果好的药品,从而获取所需的利润。药品生产厂商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作出是否生产某种药品或在遵循药品价格制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品的价格以提高药品的成本效果。 (二)用于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用药报销范围:目前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主要是根据临床医疗需要来考虑的,即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经济因素、价格因素考虑较少。该药物名录适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导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基本医保医疗用药核销范围的药物遴选是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基础形成的。用药核销范围既考虑临床需要,又考虑经济等综合因素。其经济因素主要指药物的疗程价格,它没有考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其它费用,如检查化验费、住院费等;它也不考虑药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目前国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确定药品报销范围时,除了要求厂商提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外,还要求厂商提供该药与国内治疗同样疾病的最常用药物或以适当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作为对照比较物的药物经济学结果,国家指导委员会将参考药物经济学的结果来作出是否给予报销的决定。 (三)帮助 医院制订医院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目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开始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使药品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的药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医院尽可能使用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药物,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院的用药目录中,以便药物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医院将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药物选进医院用药目录中。同时,医院用药目录的制订可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阻止不合理用药。 (四)确定药物的适用范围:任何药物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患某种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药物对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例如,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高胆固醇血症病人,是公认成本效果好的治疗措施,而用于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成本效果不佳。若将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许多没有危险因素的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不但不能降低医疗费用,相反将引起医疗费用的上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药物治疗的成本效果,因而其针对性较强,目的比较明确。 (五)帮助病人正确选择药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将逐步增强,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也将因此有所改变,不会纯粹是医疗服务的供方市场,尤其是药品服务,越来越多的病人将会自己到医药商店选择和购买药品。因此,病人对有关药品信息的需求将会增加,尤其是药品的价格、效果和成本效果。病人希望得到成本效果比较好的药品,药物经济学研究可满足病人这方面的需求。药物经济学可从多方面来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上涨,在我国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给药物经济学在控制药品费用中的作用以一席之地。目前,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人对其还不了解,知之甚少,国家在制订《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没有完全考虑药品的药物经济学特性。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并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家一样将药物经济学研究纳入有关的规定中,充分发挥药物经济学的作用。 药物分析论文:米菲司酮配伍前列腺药物终止早孕的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药物为上海华联制药厂生产的全合成米非司和米索前列腺药物序贯合并使用,终止早孕的流产效果。自2010 年8月30日—2011年8月30日在城关区第三医院妇科进行药物流产的样本500例。 1.1 对象选择 确定为宫内妊娠(从末次月经第一天到四十九天以内)资源要求使用终止妊娠的健康妇女,高危人工流产对象,对手术流产有恐惧心理者。排除使用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腺禁忌症者或距离医疗单位较远不能及时就医者。 1.2 方法 1.2.1 操作者 具有妇产科或妇幼医师资格的医疗工作者,严格掌握其药物抗孕的知识和刮宫手术技术。 1.2.2 治疗方法 用要钱详细咨询、询问病史、体检、妇科检查有关的化验金叉,B超检查确诊胎丕在宫腔内,符合药物流产者,填写登记表,确定服药日期随诊单和注意事项。 药物流产者必须在空腹或进食2小时服药,首次米非司酮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其余药片医生说明用法同随诊单带回家按时自服,服药后开始记录服药后反应。服药者于第三天或第四天在医生规定的日期到医院加服前列醇药物后留观6小时,严密观察血压、脉搏、腹痛、出血、有无胎丕排出等情况。 药流者观察期间未见胎丕排出者,于用药第八天到我门诊就诊,并带排出物备查,留院观察虽胚丕排出,出血多于月经量,于用药第十五天到原用药医院就诊。 2 分析评价 完全流产:用药后胎丕自行完整排出、或未见完整排出,经作B超检查未见妊丕图象,阴道出血自行停止,尿HCG阴性,子宫恢复正常大小。 不完全流产:用药后妊丕排出不完全或随诊过程中因出血过多或时间过长而施清宫术者。 流产失败:用药8天后未见妊丕排出,继续妊娠或胚胎停止发育需手术终止妊娠者。 流产效果与孕天关系 由于胎丕排出时间,流产后出血量无可比性故未作统计学处理。 从表中可看出,流产效果与孕天的关系,经卫生统计学处理P 0.05,没有明显差异。 3 分析结论 药物流产同样的剂量,不同的服用方法,不同的孕天,可取得同样的效果,其副反应以呕吐,腹痛为主,一般无须特殊处理,其次手麻,腹泻等均无特需处理。药物抗早孕可选用米非同酮配伍米索前列腺,其价格低廉,易保存,不需冷藏设备,运输方便,特别是不经阴道操作给药,深受医务人员及广大妇女欢迎。 药物分析论文:香港青年药物滥用与社会政策分析 【内容提要】药物滥用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早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末,香港便将药物滥用视为“一项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在1959年和1974年发表问题白皮书决心根除药物滥用问题。[1] 尽管成绩不小,但药物滥用问题、尤其是青年药物滥用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近年来,中国内地青年药物滥用问题呈增长趋势。本文将在回顾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现象及其政策的基础上,探讨其原因及应有的社会政策取向,以期对我们制止青年药物滥用及其政策制定起到借鉴作用。 【摘 要 题】青少年社会调查 【关 键 词】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社会政策分析 【正 文】 一、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现状 广义上说,药物指的是所有能够改变人类身体功能的物质。[2] 但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药物又特指那些直接影响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并造成习惯性依赖的物质。或者更确切地说,药物指的是那些能够影响人的心理功能、情绪、感觉和意识,具有被错误使用可能,并对使用者和社会造成危害的化学物质。而所谓的药物滥用,则是指使用不被社会认可的,或过量、不合适地使用社会认可的药物,并导致生理、心理和社会伤害的情形。[3] 以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看,具有被滥用可能性的药物范围比我们以往关于概念的界定更为广泛。它既包括非法的大麻、海洛英和可卡因等,也包括通常被社会认可的香烟、酒精饮料和部分处方药品。尽管它们的社会认可程度不一,但对人的伤害程度却有一致性,许多研究甚至认为香烟和酒精饮料的危害程度远远超过某些。[4] 在香港,被认为具有滥用可能性的药物包括麻醉镇痛剂、迷幻剂、抑制剂、兴奋剂、镇静剂和包括烟酒等六大类。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非法药物分别为海洛英、氯胺酮(俗称K仔)、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俗称摇头丸)和大麻,它们在滥用药物者中的比例分别为74%、17%、9%和8%。[5] 对于21岁以下的青年,经常被滥用的药品主要为氯胺酮、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大麻、甲基安非他明(俗称冰)和海洛英,其2003年的人数分别为1099、599、499、136和114。[6] 而学生的情况又有不同,根据2000年的调查,除了海洛英,主要滥用的精神药物为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大麻、氯胺酮、止咳药、有机溶剂和甲基安非他明,其比例分别为45.6%、41.7%、36.5%、26.1%、23.2%和16.0%。[7] 那么,香港药物滥用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其变化趋势如何?根据香港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汇总统计,1997~2004年药物滥用者分别为17635、16992、16314、18335、18512、17966、15708和14714人。按年龄组别计算,其中20岁及其以下青少年药物滥用者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997年17.9%、1998年16.7%、1999年15.2%、2000年21.9%、2001年21.1%、2002年16.8%、2003年14.0%和14.4%。[8] 尽管中央档案室汇总统计的青年滥用药物者人数及比例有所下降,但与90年代末相比绝对数字还是较大。并且,由于滥用药物人数往往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因此我们难以对未来青年滥用药物的趋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例如,2004年因触犯罪行被捕的青少年人数上升,同年因严重罪被捕的青少年505人,而上一年仅474人;因轻微罪行被捕的青少年979人,上一年为739人。[9] 近年来青年学生滥用药物问题不容乐观。根据刘德辉等人的研究,尽管学生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数较少,但在另外一些药物上却呈增长趋势。例如,尽管吸烟的学生人数从1992年、1996年的26.8%、23.7%下降到2002年的22.2%,但同期饮用酒精饮料者的比例则由73.9%上升到79.7%。尽管与1996年相比,2000年使用大麻、止咳药和有机溶剂者的比例明显下降,但服用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摇头丸)、甲基安非他明(冰)和海洛英的比例则上升;而其中使用摇头丸和冰的青少年比例更是分别从5.2%和10.3%上升到45.6%和16.0%。在1996年的调查中俗称K仔的氯胺酮还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但2000年滥用者的比例则达到36.5%。[10] 当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药物滥用的问题并不是最为突出的。根据联合国药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处(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rug Control and Crime Prevention)的研究,世界各大洲几乎都受到药物滥用问题的困扰。在亚洲,药物滥用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为中亚和外高加索、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和西亚的一些国家。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在鸦片、可卡因、安非他明和摇头丸等药品上,香港滥用者的百分比或者在中等水平以下,或者没有排上名单。[11] 2001~2002年期间,全球非法药物滥用人数为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3.4%;[12] 而在香港,2002和2003年滥用药物的人数分别为17966和15708人,[13] 而这两年的人口分别为678.7万和680.3万,[14] 药物滥用者的比例仅占总人口的0.26%和0.23%,远远低于全球的比例。然而,药物滥用不但对本人及其家庭具有重大消极影响,而且还常常与犯罪等现象纠缠在一起,演变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的药物滥用问题不可轻视。事实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一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值得我们借鉴。 二、香港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的社会政策 药物滥用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以及国际性、地区性和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都将铲除这一社会毒瘤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政府组织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在香港,政府在保安局设立了由禁毒专员领导的禁毒处这一具有统筹性质的专职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协同处理药物滥用问题。其职责涉及的领域包括立法和执法、预防教育和宣传、戒毒和康复治疗、研究和对外协作。同时,政府还设立了禁毒常务委员会和问题联络委员会。前者属于非法定的政策咨询组织,由1名主席、17名社会工作、 社区服务和其他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非官方专业人士以及禁毒专员和卫生署代表2名官方代表组成,下设由禁毒常务委员会常委任主席的禁毒教育及宣传、戒毒治疗及康复和研究等三个小组。后者则是政府与各志愿组织之间起沟通作用、鼓励社会参与的机构,包括戒毒治疗和康复界的代表、药物教育专家、青年团体和机构代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15] 有关药物滥用问题的对策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其划分方式也各有侧重。在西方一些国家,有的将其区分为防范(prevention)、治疗(treatment)和法制(leagal repression and decriminalization)等方面,[16] 有的区分为防范控制(control strategies)和立法执法(law enforcement)等,[17] 甚至有更为具体的划分;[18] 但总的来说包括事先的防范教育和事后的惩治矫正两个方面。香港政府关于药物滥用的社会政策也基本相同,下面着重从宣传教育、立法与执法、治疗和康复服务以及研究等四个方面作简要的介绍。[19] 首先,关于宣传教育。由于青少年阶段是初涉药物的关键时期,因此借助宣传教育和预防工作帮助他们了解的危害、促使他们远离显得十分重要。香港政府在教育机构、新闻界和其他组织的协助之下,着重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学校教育宣传方面,教育署出版了《学校行政手册》和《中学学生辅导工作》,规范学校处理药物滥用问题的机制并为教师和社工提供指导。教育署还多次组织中小学教师培训,提高学校的药物教育水平。此外,教育署还将有关教育内容融入到小学常识、中学社会教育、经济及公共事务、宗教、科学化学和通识教育课程之中,使得药物知识教育制度化。禁毒处也与教育署合作,通过举办讲座、组织各类课外活动和派发药物教育教材的途径,促进青少年的药物教育工作。 在社会教育方面,政府每年一度组织全港性禁毒宣传运动,派发各种宣传资料,制作播放各种电视宣传教育片和公益广告,开通禁毒咨询热线,广泛宣传有害的思想,告诫人们远离。在这方面,政府近年来一个比较大的举措便是建立了永久性的“药物资讯天地”展览馆,作为进行各种宣传教育活动的基地。该展览馆由香港赛马会赞助,2002年完工,2004年6月正式启用。展览馆占地900平方米,除了一般的展览以外,还设有互动影院和图书馆等内容。2002年“药物资讯天地”第一期为3300余人举办70多项教育活动,招募会员1900人。2004年6月启用以来,“药物资讯天地”的参观者已达到18689人次。 除了自身组织的大量活动外,政府还通过参与、协助和资助等手段,调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极大地扩展了宣传教育活动的覆盖面及其数量。像社区药物教育辅导会、明爱乐协会、启励扶青会、香港戒毒会和香港善导会等组织机构,都在这些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关于立法和执法。香港在与违禁药物的斗争中,逐步确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执法体系。通常,香港由禁毒处提出建议,交立法会讨论通过完成相应的立法程序。至于执法,则由警务处和海关负责。此外,卫生署在管制药物的医用管理、药剂的进出口以及可供用作制造或违禁药物的化学制品原料进出口方面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香港在违禁药物管制方面的基本法律是《危险药物条例》。它对危险药物的认定、贩运、制造、占有、经营、供应和惩罚等作了具体规定。政府根据药物滥用情况的变化以及非法贩卖的趋势,定期对该条例加以修订。除了《危险药品条例》,相关的条例还包括《药剂业绩毒药条例》、《进出口(一般)规例》、《化学制品管制条例》、《2002年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修订附表1)规例》、《2002年公众娱乐场所(豁免)令》、《跳舞派对主办单位经营守则》、《2002年贩毒及有组织罪行(修订)条例》、《贩毒(追讨得益)条例》和《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等。 根据上述法律,执法部门近年来持续对滥用和贩卖精神药物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打击。2004年,警方便缴获海洛英35.74公斤、“摇头丸”类药品283568颗、大麻草154.89公斤、甲基安非他明15.67公斤、可卡因55.53公斤以及其他一些违禁药物。2004年因触犯罪行而被捕的人数为8295人,其中因制毒、贩卖或占有大量等严重罪行者2807人,因占有危险药品供个人吸食等轻微罪行者5488人,分别比2003年的8652、2827和5285人有所下降。1995年以来,尽管犯罪人数在2000年略有反复,但总体上呈持续下降水平。 此外,香港还加强了打击方面的国际和地区性合作。在香港出任上述特别组织主席一职期间,史无前例地召开了5次全体会议;加强了与内地和澳门之间以及与海外禁毒机构的合作。 第三,关于治疗和康复服务。除了立法执法和宣传教育,治疗和康复服务也是消除药物滥用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特区政府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矫正与康复相结合以及政府主导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相结合的多元化服务方式,对于解决药物滥用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借鉴的是香港的戒毒服务通常都与治疗者重返社会、回归正常生活相联系。为此,他们往往动员家庭等力量参与治疗,并为一些治疗对象提供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与经历方面的服务。特别是所谓的中途宿舍(halfway house),更是为成功接受戒毒服务者与正常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了桥梁,对于从根本上实现治疗目标起着重要作用。 政府推行的治疗和康复服务根据其对象、目标以及实施者的不同,主要有强迫戒毒计划、自愿住院治疗和康复计划以及美沙酮治疗计划等三种形式。其中由惩教署负责的强迫戒毒计划适用于法院裁定的轻微违法者并适合这种治疗的药物依赖者。惩教署分别设有接受不同性别犯人的两个戒毒所。一旦犯人经法院判定接受强制戒毒治疗,根据戒毒进展的不同,时间通常在2~12个月。犯人康复后必须接受强制监管,如果再犯将被重新送回戒毒所治疗。2004年进入戒毒所的人共1324人,比上一年度减少3%。自愿住院治疗和康复计划与美沙酮治疗计划的对象都是上述接受强制戒毒计划以外的药物依赖者,分别由非政府机构和卫生署提供,其差别在于接受戒毒服务者是住院集中治疗还是分散“门诊”式服务。香港接受政府资助提供住院戒毒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大,其中包括部分专门提供青少年治疗和康复服务的机构,如明爱黄耀南中心、基督教得生团契、基督教互爱中心、基督教正生会等。对于这些非政府机构的戒毒和康复服务,政府通过《药物依赖者治疗康复中心(发牌)条例》进 行资格审查管理,并借助政府拨款进行引导和鼓励。由卫生署推行的美沙酮治疗计划又分为代用治疗和戒毒治疗两种。前者以替代海洛英抑制毒瘾为目的,而后者通过逐步减少美沙酮剂量达到完全消除毒瘾为止。截至2004年全港共有美沙酮诊所20间,年内求诊者2485324人次,比2003年减少了3.5%。当然,美沙酮治疗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模式,其使用受到严格管制,所有求诊者必须在配药人员面前服用。 第四,研究工作。药物滥用不仅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犯罪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受到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香港政府关于药物滥用问题研究的指导和资助工作主要由禁毒常务委员会下属的研究小组委员会负责。它由禁毒常务委员会委员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医疗卫生界、社会工作界、教育界、法律界、戒毒治疗和康复服务界、地区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代表。从1993年到2000年,该小组共资助有关药物滥用整体趋势、药物滥用者特点、戒毒和康复治疗以及预防教育等方面共31项研究。2002年拨款资助的项目有5项,其中包括三项新立课题和两项原来已经进行中的项目。2004年资助的研究项目有四项。 三、青少年药物滥用及社会政策分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药物滥用问题的形成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相应的社会政策要想取得成效,必须针对社会问题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伦纳德(Peter Leonard)曾经分析了社会问题的形成和发展的前提(pre-conditions)、原因(causes)、结果(effects)和后果(consequences)等四个环节,并提出了三级干预的策略。就药物滥用而言,初级干预(primary intervention)的重点是改变社会的总体环境,从而消除导致药物滥用因素的积聚;所谓的二级干预(secondary intervention),则是将重点放在药物滥用的原因及其结果之间,试图通过相应的对策阻止结果的产生;至于三级干预(tertiary intervention)则是一种事后的范围,也就是尽量减小或消除药物滥用对个人和社会的消极影响。[20] 根据上述思想,要想针对青年药物滥用制定有效的政策,就必须深入分析社会问题形成的各个环节及其形成机制。为此,下面我们首先回顾学术界关于药物滥用的一般理论研究,然后具体分析当前国际背景下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的具体原因,最后探讨相关的社会政策。 1. 关于药物滥用的一般理论 关于药物滥用的原因,西方理论界主要有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的解释。[21] 药物滥用的生物学分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早期犯罪学家隆布罗索等的研究,其特点是强调越轨行为与行为主体生理特征(如头颅形状、体形和染色体组成等)方面的关系。[22] 具体到药物滥用及其行为主体生理特征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学者通过对酗酒者的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更可能同时成为酗酒者,两者的比例分别为65%和25%;即使被非酗酒家庭收养,那些父母酗酒的孩子成为酗酒者的比例仍要比一般的人高6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一致性的病症,[23] 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可能与个体对酒精的新陈代谢能力有关。[24] 然而,光从生理的角度出发并不足以解释全部的酗酒行为,更是难以解释其他更多的药物滥用现象。研究表明,60%~70%的酗酒者并不具备上述遗传方面的生理特征,而某些具有上述遗传特征的人也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成为毫无节制的酗酒者。[25] 心理学研究注重药物滥用行为形成的心理机制以及人格特征的差异。行为主义者否认药物滥用的生理学结论,倾向于从后天学习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一些研究认为,人们滥用药物是因为他们发现服用药物可以给他们带来正向的激励作用;另一些学者则指出,用药成瘾有助于某些人摆脱消极的感受。尽管这些研究对于药物效应的认识不同,但是它们都将药物滥用行为的形成与某种经历的体验及其对其需要的满足相联系,将药物滥用视为这两种关系相互促进的结果。与行为主义注重外部因素不同,人格理论则倾向于从个体的内部特征出发解释药物滥用行为。但是,究竟那些人格特征决定了个体对药物的上瘾,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药物滥用者具有被动、缺乏进取和自尊较低等人格缺陷,倾向于借助药物来逃避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尽管人格无疑在药品成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上述理论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指责,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对于研究对象偏见的翻版,并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26] 当今对于药物滥用问题较为全面分析源自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传统社会学关于越轨行为的研究为认识药物滥用提供了一种指导,像失范-压力理论(anomie-strain)、差异交往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以及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和亚文化(subculture)理论等,[27] 都对我们认识药品成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从有关的介绍来看,上述这些关于药物滥用问题的理论似乎缺乏实证研究基础。[28] 此外,澳大利亚学者摩尔(David Moore)评论指出,目前关于青年人药物滥用的研究对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还重视不足,并且缺乏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29] 对于青年药物滥用现象的分析,笔者以为,青年社会学关于青年文化和亚文化的分析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青年必须通过社会化掌握社会规范才能获得成人资格。当代社会的发展对青年人的社会化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造成了社会化时间延长的趋势。在这一转折过程中,青年的地位被边缘化,处于成年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控制之下。青年文化为处于这种状态下的青年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依据,为青年人缓解各种压力提供了可能。然而,由于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冲突性,某些社会阶层的青年并不能借助主流文化实现其需要。青年亚文化往往为这些青年实现其目标和需要提供了选择,只不过这种亚文化的价值目标或其实现手段往往存在着背离主流文化的可能性。[30] 事实上,这种亚文化对主导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背离并不一定存在于下层青年,它也可能存在于大学生这样的天之骄子;只要其实现社会主导文化的价值目标的行为受到挫折,便存在着亚文化在价值目标或手段上替代的可能性。[31] 2. 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的社会分析 上述理论对于我们认识青年的药物滥用现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到香港的情形,笔者以为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背景问题: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大量资本从原来一些发达地区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从而影响到资本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产生了大量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32] 这种新的形势下的失业具有新的、被称之为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特点,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往往面临着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综合性困扰,表现为被全面排斥于正常社 会生活领域之外。[33] 就香港的情形而言,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以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对其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挑战,大批工厂北迁导致失业人口上升。失业对那些弱势群体的青少年发展无疑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青少年遇到的这种社会排斥及其相伴随的前途失望,无疑增加了失范现象的可能性。 其次,亚洲金融风暴对于香港经济以及青年的特殊影响。1997年,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这一事件对于原本面临转型的香港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负资产人士数量大幅度上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青年失业率猛增到4.7%,远远高于总人口的2.9%。[34]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组织的社会发展指数测定也表明,青年已经成为社会中少数社会发展指数倒退的弱势群体之一。[35] 因此,90年代末香港青年药物滥用人数的增长绝非偶然,它是香港社会发展面临挫折的真实写照,是青年人在这种情景下对前途迷茫的一种反映,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追求其价值的表现。 第三,它是当前药物滥用国际化在香港的反映。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药物滥用从制造、流通到消费等环节来说都有国际化的趋势,世界上很难有哪个地方能够完全幸免于难,更何况香港这样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随着香港与内地联系的加强,药物滥用问题出现跨境的新特点,这也给禁毒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36] 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强烈竞争,总是会使得部分青年在其成长过程中遭遇某种程度的挫折,因此,作为一种亚文化形式,药物滥用现象必然长期存在并常常反复出现。 3. 应对药物滥用的政策分析 应该说,香港政府在对付青年乃至整个社会的药物滥用是卓有成效的,它的制度健全、执法有力、教育与打击并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通力合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内地学习借鉴。但是,诚如上面分析指出的,药物滥用问题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影响因素,因此光靠事后的防范以及简单的宣传教育是难以奏效的,尤其需要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的改善,需要为青年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机会。应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喜人的迹象。在中央的鼎力支持和香港各界的齐心努力之下,去年以来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明显的起色。同时,政府的社会救助正改变以往简单的济贫性思路,试图为综合社会援助对象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提供自立自强的跳板(springboard)。[37] 教育统筹局的“毅进计划”等措施,也为中五毕业生及21岁以上青年的进修和就业提供了大量培训和鼓励措施。[38] 笔者以为,这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方向。由于药物滥用问题的特点,尽管我们不能说香港青年的药物滥用不会出现任何反复,但今年来总体上其人数和比例在下降。这也是一种正确的政策思路的反映。 考虑到青年药物滥用问题的亚文化原因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原因,笔者以为,药物滥用问题的对策应该注重对青年各种形式的投资,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资产的积累等措施,促进青年的自立自强。[39] 我们要改变传统矫正性的单一工作思路,更为强调社会政策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青年的各种投资性政策,确保青年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前途,从而从根本上杜绝因各种挫折而产生对社会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偏离。包括以药物滥用这种不被认可的手段追求虚幻的、社会价值的替代性目标及其体验的可能性。 药物分析论文:高职高专药学专业药物分析课程的教学 摘要: 药物分析是药学专业中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一门课程。笔者结合高职高专类院校的实际情况,对近几年的教学实践加以总结,从药物分析的理论教学内容、实训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以培养出符合高职高专教育要求的高级技术人才。 关键词: 高职高专;药物分析;教学探讨。 《药物分析》作为药学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具备强烈的药品全面质量控制的观念及相应的知识技能,能够胜任药品研究、生产、供应和监督管理过程中的分析检验工作,并具有解决药品质量问题的基本思路和能力[ 1 ] ,是一门研究药品及其制剂的组成、理化性质、真伪鉴别、纯度检查及其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等内容的学科。其主要运用化学、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的方法和技术研究化学结构已经明确的合成药物或天然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以及有代表性的中药制剂和生化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学习过程中学生大多难以把握药物分析的特点和规律,无法提高学习水平,有的甚至难以入门。如何帮助他们消除这些障碍,全面提高药物分析的学习水平和教学质量,是值得教师认真研讨的问题,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对药物分析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改进,现将体会报道如下。 1 理论教学内容。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面向基层的高级技术人才[ 2 ] 。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此目的指导下笔者根据学生专业的特点、接受能力,选择难易适中、先进实用的教学内容来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授课时以分析化学的各类方法为主线,在介绍各种常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操作、测定条件等知识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简单的、学生较为熟悉的药物供学生讨论。 并在教学过程中围绕全面提高药品质量的主题,抓住药品质量控制的鉴别、检查、含量测定三方面的基本规律,紧扣各类药物结构的特点与分析方法之间关系,突出剖析具有特性的方法,尤其重视同一分析方法在不同类型药物分析中的异同点比较。此外笔者还结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南,把药典知识、药品全面质量控制、药品管理、药品质量标准以及药品检验工作的基本程序等方面的内容也作为讲授的重要内容,使学生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药物及药物质量管理有关的知识,在课堂和实训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在具体地讲授过程中,药物分析教材中各类药物基本上是以化学结构进行分类的,所以笔者在教学时紧紧抓住“结构- 性质- 检验(即鉴别、检查、含量测定) ”这条主线,并结合药物化学、分析化学等相关课程的知识,引导学生从剖析药物结构入手,分析其相应的理化性质,介绍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也教会学生怎样学习这门课程。 2 实训教学内容。 实验教学是高等医药院校最基本的教学形式之一,对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3 ] 。高职高专教育中,实训课所占比例较大,这就要求在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提高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 为拓宽学生知识面,笔者对药物分析实验内容进行改革。 首先,笔者设计一些基本技能实验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基本方法以及基本仪器设备的训练与应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例如通过对盐酸普鲁卡因、葡萄糖及其注射液等一些不同类型的药物原料或制剂的性状观测、真伪鉴别及纯度检查实验,使学生能够熟悉并掌握药物分析中常用的性状观测设备及性状描述术语,了解并掌握药品真伪鉴别的物理和化学方法,熟悉药物纯度检查的常规项目及限量的计算,并能熟练规范地进行检查操作。 其二,笔者还增加了综合性实验,主要使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药品质量控制,培养学生分析、思维能力。实验内容主要综合药物分析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对实验中出现的问题要求学生进行总结、分析。 如通过对牛黄解毒片及阿司匹林肠溶片等制剂的质量全检验实验,学生能熟悉并掌握药物分析检验工作的程序、项目和过程,为其独立进行药品质量的检验、药品质量标准的研究和制定等工作积累技能。 另外,笔者根据药物分析方法学的要求以及药物分析在实际工作总的发展趋势,安排的七次学生实验涵盖了旋光法、薄层色谱法、容量分析法、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等常用药物质量控制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笔者的最大教学资源来使学生真正掌握实际工作中将会用到的操作,提高动手能力。 3 教学方式。 药物分析课程是一门理论紧密结合实践,操作性、应用性强的学科,学生普遍反映比较难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在教学中注意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把传统教学中难以表达、难以理解的抽象内容、复杂的变化过程、严格的技术动作、细微的结构等,通过动画模拟、局部放大、过程反复演示等手段予以解决,不但在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另外,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笔者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运用具体生动的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进行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等活动,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环境中,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例如:结合目前假药劣药给人民群众健康造成重大损害并受到法律追究的实例,近年来接二连三出现的严重药品事故:广西半宙制药集团第三制药厂生产的“梅花K黄柏胶囊”非法搀入过期的四环素,致湖南株洲中毒58人;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未按批准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生产记录不完整,从而导致欣弗(克林霉素膦酸酯葡萄糖注射液)集中出现患者过敏性休克、肝肾功能损害等不良反应80多例,死亡9例;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因使用了强毒的工业溶剂二甘醇原料,导致多名患者肾衰竭等。假药劣药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 失,也给患者与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最终生产厂家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实践证明,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案例教学法能使课堂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考核方式。 为避免“高分低能”现象,笔者对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进行改革。期末总评成绩包括2部分:一是平时成绩,占30% ,根据学生实验课表现及实验报告、讨论分析的情况作出综合评定。二是期末考试成绩,占70%。在理论课试卷设计上,着重主观题的分量,着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掌握情况和学生知识面。这样,试卷不再是成绩的最终结果,学生学习积极性得以保持,既保证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又真正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避免了平时不学习、考前突击现象的发生。 总之,药物分析课的教学探讨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教育思想及观念的转变,又涉及教学管理体制的变革;既涉及更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又涉及平衡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笔者希望通过与同仁们的不断探讨,达到共同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药物分析论文:药物联合心理治疗青年学生社交焦虑症的观察分析 为探讨心理治疗对青年学生社交焦虑症的治疗作用,笔者对26例青年学生社交焦虑症患者采用了心理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并与单纯药物治疗的26例社交焦虑症患者作比较,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5年1月—2007年1月在我院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青年学生52例,均符合CCMD2R诊断标准,且排除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和严重的躯体疾患,年龄18~25岁,病程3个月~2年。随机分为集体心理治疗加药物治疗组(试验组)和单纯药物治疗组(对照组),每组26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病程及诊断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选择抗焦虑、抑郁药物——米氮平治疗,2周后逐渐加至有效治疗剂量;试验组用药物种类及给药方式与对照组相同,同时给予集体心理疗法,每周1次。集体心理疗法的主要步骤[1]:正确认识自我,了解自我,纠正患者错误认知;冥想放松训练;正确面对自我,主要以病人为主体,要求进行相互交流,加深对自身疾病的认识,积极讨论和参与自己面对的问题,如生活方式,集体活动等;投入活动,释放自我:用游戏或集体活动,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参与兴趣。以此激发他们积极向上的心态,增强自信心,敢于面对现实,正视自我,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并自觉的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方式。两组患者分别于就诊时、治疗第2、4、6、8周末利用汉密顿焦虑表(HAMA)评分[2]评定疗效。 1.3 疗效判定标准 以HAMA减分率计算。痊愈:HAMA减分率≥75%;显着进步:HAMA减分率50%~74%;进步:HAMA减分率30%~49%;无效:HAMA减分率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t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6周后疗效结果对比见表1。表1 治疗6周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疗效对比 2.2 HAMA评分比较见表2 治疗第2、4、6、8周末两组HAMA评分检测值均与治疗前比较有极显着性差异,P 3 讨论 社交焦虑症是个人对可被他人观察到的公众场合,预先感到的一种持久的、非理性的恐惧,害怕自己会做出令人难堪的举止。其意识到了这种恐惧其实是多余的,没有理由的,但还是逃避恐惧所控制,要逃避那些可能有公众监视的场合。其发生与心理和社会因素有密切关系[3]。心理治疗可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社交焦虑症的常见心理问题,并促进成功应对方式,掌握自我调节方法,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对于药物治疗该症,就是抗抑郁、抗焦虑治疗,氯氮平、氯丙咪嗪、米氮平等药物对该症均有一定的疗效。药物治疗结合集体心理疗法,对社交焦虑症的治疗效果显着,总有效率和显效率均显着高于单纯药物治疗。HAMA评分治疗后第2、4、6、8周末试验组较对照组均有统计学意义。 药物分析论文:对303例药物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摘要】 目的 了解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民医院药物不良反应(ADR)发生的情况及一般规律。方法 对本院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上报的303例ADR报告,按患者的年龄、性别、给药途径、药品类别、ADR累及器官或系统及临床表现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303例ADR报告中涉及的药品共12类68种,其中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最多,有131例(占43.2%);其次是中药注射剂52例(占17.2%);静脉给药引发的ADR例数最多,有251例(占82.8%);以皮肤及其附件损害最为常见,有144例(占44.3)。结论 临床应重视和加强ADR监测和上报工作,以减少或避免ADR的发生,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关键词】 药物不良反应;报告;分析;合理用药 广义的药物不良反应(ADR)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ADR的监测是加强药品使用管理,确保人们用药安全的重要措施。为全面了解我院ADR发生的情况,现对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共303例ADR报告进行统计与分析,希望能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论文。 1 资料与方法 收集本院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上报的ADR报告303例,其中医师上报255例(84.2%),护士上报30例(9.9%)、药师上报18例(5.9%)。按照患者年龄、性别、给药途径、药品种类、ADR累及器官或系统及临床表现、患者ADR史、ADR因果关系评价及处置等方面进行分类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发生ADR患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 在303例ADR报告中,男147例,女156例,分别占ADR总人数的48.5%和51.5%,男女患者发生ADR比例相近;在各年龄段患者分布中,60岁以上患者发生ADR比例最大,占37.3%。 2.2 引发ADR的给药途径分布 在303例ADR报告中,共有3种给药途径,依次为静脉给药251例(82.8%)、口服给药42例(13.9%)、肌肉注射10例(3.3%)。 2.3 引发ADR的药品种类分布 根据《新编药物学》(第16版)的药品分类方法,将引发ADR的药品进行分类统计。303份报告共涉及12类68种药品,其中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最多,占43.2%;其次是中药制剂,占17.2%。 2.4 引发ADR的抗微生物药分类 由表2可知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最多。发生ADR的抗微生物药共有25种131例,其中以盐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左氧氟沙星、克林霉素、头孢哌酮/舒巴坦钠所占比例最大。 2.5 ADR累及器官或系统及其临床表现 在303例ADR报告中,由药物所致的器官或系统损害,临床主要表现在皮肤、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等方面,其中以皮肤及其附件损害最为常见,占44.3%。 2.6 患者ADR史统计情况 303例发生ADR的患者中5例(1.7%)有家族ADR史,110例(36.3%)家族ADR史不详,188例(62.0%)无家族ADR史。30例(9.9%)既往有ADR史,98例(32.3%)既往ADR史不详,175例(57.8%)无既/！/往ADR史者。 3 讨论 在60岁以上老年人ADR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这是由于老年人的组织器官功能减退,对药物代谢的半衰期延长,加之可能患有多种疾病,服用多种药物,增加了ADR的发生率,故用药需谨慎。从给药途径看,静脉给药引发的ADR比例最高。静脉给药,药物直接进入血液,作用迅速而强烈,静脉注射液的pH值、渗透压、微粒、内毒素等都成为可能诱发ADR的因素。临床医师应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合适的给药方式,可以口服、肌肉注射给 药达到治疗目的的,原则上不静脉注射给药,从而降低ADR的发生率。引起ADR的药品以抗微生物药最多,占43.2%;中药制剂次之,占17.2%。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高发生率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有关,且多使用注射剂,更增加了发生ADR的概率。中药注射剂ADR的高发生率与其所含成分复杂,无统一质量标准有关。临床使用中应严格掌握适应证,改变中药比西药安全的观念,慎用中药注射剂。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中β-内酰胺类所占比例最大,占54.2%;喹诺酮类次之,占22.9%。这与这两类药物的广泛使用有着必然联系。临床应严格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执行,需要强调的是喹诺酮类药物不应用于预防感染用药,谨慎联合应用抗菌药,降低抗菌药应用级别,保护特殊使用抗菌药物,减少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在收集的ADR报告中,临床易于观察的ADR上报量较多,如皮肤及其附件损害(44.3%)、发热、头痛、恶心、呕吐等。而一些潜在的、隐蔽的以及慢性的ADR上报率较低,对此应加大监测力度,在用药过程中仔细观察。临床医师用药前应详细咨询患者的ADR既往史及家族史,制定合理的给药方案,减少ADR的发生。通过对本院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共303例ADR报告进行统计与分析,希望能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药物分析论文: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分析 引 言:现代临床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医疗机构对临床检验中药物干扰问题加深了认识。由于药物本身及其代谢产物引起的人体多方面变化使得检验结果受到影响。由于采集标本受药物影响而发生变化造成了检验过程中出现假阳性、假异常值、检验值偏高或偏低等情况。从而使得检验结果缺乏足够的准确性。而现代医学检验与诊断中由于缺乏对药物干扰问题的研究与应用,使得检验结果直接影响了医生对患者病情的诊断与治疗,造成误诊、漏诊等情况的发生,严重者将危及患者生命。针对这样的情况,加快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影响的研究与分析已经成为现代医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 1 药物对临床检验的干扰分类 药物对临床检验的影响主要分为对检验方法的干扰和对检验标本(人体代谢)的影响两类。由于药物的使用使得人体代谢受到影响,从而改变了标本的原有条件,使得在检验过程中影响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而药物代谢不完全,造成标本中残留药物也会对检验试剂产生影响,影响检验结果。了解药物对临床检验的干扰分类对科学分析药物对临床检验结果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2 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分析 2.1 生理病理过程的影响:当病患服用镇痛消炎药物后其血、尿中所含的淀粉酶会大幅提升;当病患服用量稍大的维生素C其尿中所含“葡萄糖、胆红素、隐血、亚硝酸盐”则会呈现假阳性;当病患服用维生素A、D、蛋白同化激素其胆固醇检验值则会偏高,当病患服用甲状腺素卡那霉素其胆固醇检验值则会偏低。 2.2 特定组织的亲合影响:当病患服用一些药物后,药物对病患体内特定的组织具有特殊亲合力而导致其组织受到损害。当病患服用抗凝药肝素药物后因其能够有效促使病患体内组织脂蛋白酶的释放而导致血液甘油三酯验值偏低;当病患服用青霉素与红霉素弱酸性药物后因其会竞争尿酸分泌部位而导致血液尿酸浓度验值偏高。 (1)抗菌药物:一些抗菌药物等抗生素能增加血液中尿酸浓度;比如服碘胺药后,尿胆原检查出现混浊,影响结果的判断。用磺基水杨酸法测尿蛋白时,头孢类、丁胺卡那霉素、磺胺类药物、左氧氟沙星可使尿蛋白呈假阳性。一些药物如氯霉索,可抑制骨髓细胞的有丝分裂,而使白细胞减少,退热的药物如瑞芝清,能使白细胞数严重降低。 (2) 镇痛消炎药物:镇痛消炎药物可导致淀粉检验产生变化,比如吗啡、可待因、杜冷丁、平痛新和消炎痛等药物,能使总胆管开口处的奥狄括约肌痉挛,而导致血、尿中的淀粉酶会明显升高,在用药后3-4h影响最大,24h后消失。 (3) 激素类药物:激素类药物可导致血脂、血糖代谢障碍,引起血小板和红细胞数量减少。水、钠潴留和低血钾症及血钙、血磷偏低,且血糖明显增高,临床上常误诊为糖尿病。 (4)利尿剂药物:利尿剂可导致低血 、低血容量、低氯,长期使用后可出现氮质血症和高尿酸血症;抗癌药对造血系统有抑制和毒害作用;抗癫痫药和抗结核药损害肝功能;抗糖尿病药使用后会出现低血糖,肝损害后出现黄疽、谷草、谷丙转氨酶等增高。 (5)抗糖尿病药物:胰岛素使用后会出现低血糖症,这已为大家所熟知。其他抗糖尿病药可损害肝功能,使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转移酶升高,出现黄疸,血细胞减少等。 (6)抗癫痫药物:如苯妥英[:请记住我站域名/]钠因抑制叶酸的吸收,常见巨细胞性贫血。因轻度抑制骨髓,故使血细胞(尤其是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偶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报道。卡马西平可致粒细胞、血小板减少,长期应用损害肝功能,导致胆红素、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升高。 2.3 干扰检验程序与方法:药物对检验程序与方法的干扰可分为两大类。 (1)药物产生的药理学效应:比如半胱氨酸可干扰硝基盐试验,导致血中酮体的假阳性。酚酞可干扰酚磺酞排泄试验,使尿液变成品红,同时使酚磺酞排泄变快。吡嗉酰胺可与硝基氰化物作用使尿变为红棕色而影响尿酮测定。青霉素类可使红细胞非特异性结合IgG和白蛋白。 (2)药物或其代谢物对检测方法直接产生干扰:服苯琥珀后尿呈桔红色;服氨苯蝶呤后使尿呈蓝绿色,如维生素可使尿液变成黄色。口服酚酞药物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吸收,且主要由尿排出,如果尿液呈碱性时,尿液变红色。呋喃妥因可使尿液呈棕色。呋喃唑酮可使尿液呈橙棕色。利福平口服后在肝脏分解成乙酚基代谢物,呈橙红色,可使尿液以及粪便、痰液、泪液、汗液呈橙红色。 3 防范药物干扰临床检验结果的措施 3.1发现与临床症状不相符合的可疑结果,根据病人的用药情况,共同分析有无药物影响的可能性,尽力将干扰降到最低程度,为临床诊疗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最多方面的,往往导致实验结果与临床症状严重不符。为减少药物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干扰,检验工作者应该熟悉可做检验项目详细的操作程序,对有药物干扰的实验方法,应该用特异性好的方法或作实验方法的改进。 3.2组织开展应急检验工作。药品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反应,紧急从技术上找出内在原因,或者确定用药质量,是药检机构经常面临的检验任务。一方面加强应急检验的组织管理,加强对应急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有效地处置好突发事件。另一方面应加强应急演练,为应急药品检验开通紧急绿色通道,全力以赴做好应急药品技术监督的保障工作。 3.3抓实验室能力建设,提高检测能力。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确保检验检测工作质量;要开展技术比武等多种形式能力实验,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提高检验人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加大实验室建设,加大设备投入,尽快提高检验能力和水平,适应药品检验工作的需要。 3.4药品检验工作与信息查询相结合,充分利用全国各地公布的假劣药品信息资源,对药品质量不稳定、质量公告频次较多的企业和品种进行跟踪检验;药品检验工作与快检技术相结合,充分发挥快检技术的初筛作用,对发现质量可疑随即检验;药品检验工作与临床用药相结合,确定重点单位、重点品种,做到检验工作有的放矢。 4 结束语 总之,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极易发生诊断与治疗的延误、危及了患者生命安全。为排除药物对检验结果的干扰,有效提升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相关人员要忠实履行职责,密切配合,通过药学专业知识保障检验结果,真正反映病患病理的变化,从而真正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有效保障。 药物分析论文:中国抗高血压药物市场分析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病，也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目前全球有高血压患者6亿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10%，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患病率为20%。根据中国医师学会提供的数据，我国1991年普查高血压患病率为11.26%，与1980年相比，10年间发病率增加了25%。2002年的普查显示，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增加到了18.8%，患者人数超过了1.6亿，与1991年相比，患者人数增加了31%。 如此庞大的患者群体和高增长率，使得抗高血压药物市场增长势头非常明显。全世界抗高血压药物市场规模已超过311亿美元。到2008年，市场容量预计将超过520亿美元，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7％左右。而中国抗高血压药物市场增长更为明显，2001年，中国抗高血压药物市场总量为39亿元人民币，2002年为42亿元人民币，增长了8.3%；2008年，市场容量达到了53亿元，较2002年增长了26.3%，市场增长之所以突然加速，是因为有大量外资品牌涌入中国市场。 外资品牌的"半壁江山" 钙拮抗剂通过减少钙内流而扩张血管，达到降压目的，是传统抗高血压药物的重头产品。传统的二氢吡啶类药物舒张血管平滑肌作用显著，长期使用有效，但不良反应较多。新的第二代、第三代钙拮抗剂有高度的血管选择性，扩张冠状动脉，并改善侧肢循环，维持时间长。目前国内此类产品市场基本是外资产品的天下。其中辉瑞公司的络活喜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约占有钙拮抗剂市场的30%。此外，阿斯利康公司的波依定和拜耳公司的拜新同也拥有此类产品相当的市场份额。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可用于各种程度的高血压，特别适用于伴有心力衰竭、左室功能异常、心肌梗塞、糖尿病和肾病的患者。此类药物由于对高血压的靶器官保护作用比较好，销售上升势头明显，2008年中国抗高血压药物市场上此类药物较2002年增长了13.8%。其中，诺华公司出产的洛汀新占据了此类药物最大的市场份额，超过了30%。施贵宝公司出产的梦诺，由于治疗心力衰竭的效果比较好，也占据了10%左右的市场。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T1拮抗剂)具有ACEI作用，该药不良反应少，不引起咳嗽，降压作用逐渐产生，无首剂低血压反应，对肾脏也有保护作用。近年来用量增长很快，在中国市场上，此类药物2008年较2002年增长了43%。有专家分析，此类药物今后有可能成为主要的抗高血压药物。自1994年DuPount/Merck公司研发的第一个此类产品洛沙坦钾在瑞典上市以来，沙坦类药物发展迅速，到目前为止相继有缬沙坦、坎地沙坦、依贝沙坦、依普沙坦、他索沙坦、替米沙坦等多个单方和复方制剂批准上市。在国内，默沙东公司和诺华公司的科素亚和代文先后于1998年7月和8月正式上市，并于同年进入上海市公费医疗药品报销目录。从2008年的销售来看，科素亚占有一半的市场份额，代文占有超过20%的份额。但价格比较昂贵是这类产品面临的主要问题。 β受体阻滞剂是治疗高血压合并心绞痛的首选药物之一，对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等引起的快速心率失常有效。近年来该类药品的销售额增长率较快，并非完全代表在其抗高血压药物中的情况，临床上也较多地应用于心律失常、心绞痛等。阿斯利康出产的倍他乐克是此类药物的代表，该药1992年通过FDA批准，1999年的销售额已达5.31亿美元，2008年销售收入达12.8亿美元，是世界心血管药物市场上销路最好的β受体阻滞剂。倍他乐克在我国医院用药中具有较强实力，常作为心肌梗塞二级预防治疗用药，能改善心功能和溶栓再灌注，提高心血管病人存活率，本产品是无锡阿斯特拉制药公司的支柱药品之一。从国内心血管临床用药看，倍他乐克主要用于抗高血压、心绞痛、室上性心律失常，在抗高血压市场中占3%～4%的份额，该药在广州抗高血压药品市场排名首位。据有关人士透露，今年年底，该产品的一个新剂型将在中国上市。 国内产品的“一半天下” 30多年来，利尿剂一直是抗高血压的主要药物之一，其价格便宜，可以单用或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合用，该品类市场基本由国内产品把持。天津力生制药出产的吲达帕胺（寿比山）应用较广泛，兼有利尿和钙拮抗作用。由于其价廉，适用于轻、中度高血压，有降压及利尿作用。临床主张用于老年高血压及糖尿病、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的缺点是如长期大剂量用药可使血钾轻度降低，严重肾衰及活动性肝脏疾病患者及孕妇禁用。利尿剂约拥有抗高血压药物10%的市场份额。 国内沙坦类原料药生产能力较强，以浙江华海药业的产量最大，目前该公司已能生产依贝沙坦、缬沙坦等3种产品，并有稳定的外销渠道，拥有年产20吨沙坦类原料药的生产能力。 其实，真正让国内企业在抗高血压药物市场上分得一杯羹的，并不是一线的抗高血压药物，而是针对高血压并发症的一些预防和治疗药物，主要包括银杏叶等天然药物。 众所周知，高血压对人体最大的危害是由其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因此针对这些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药物也非常多，很多国内品牌跻身其中，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据统计，高血压的并发症预防和治疗药物，占据整个抗高血压药物整体市场的47%。 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产品品牌和生产企业众多，但缺乏领导品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舒血宁注射液、金纳多片等，它们由从银杏叶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制成的，用于治疗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的并发症等。 高血压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目前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合资或外资产品价格大都较贵，中国的患者应该根据个人经济的能力，考虑选用不同种类、不同品牌的药物。但是，从总体来说，为了减轻医药费用和患者的负担，国内制药企业只有全面介入一线抗高血压药物的研发与生产，才能从根本上降低中国高血压患者和国家对于高血压治疗的负担。 药物分析论文:影响药物流产后清宫的相关因素临床分析 【摘要】 目的 探讨影响药物流产后清宫的相关因素，以指导临床有效地预防药物流产后的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2448例药物流产者的临床资料，观察年龄、经期、子宫位置、婚姻状况、孕产次、剖宫产史、孕囊大小与清宫术的关系。 结果 清宫率7.6%，导致药流后需清宫的相关因素:年龄≥35岁、既往有剖宫产史、孕产次数超过3次、孕囊直径≥2cm、子宫后倾及后倾后屈位者、经期≥5天者、未婚。 结论 药物流产清宫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严格掌握其适应证，对存在上述危险因素者，尽量减少药物流产，同时严密观察，发现异常出血及时清宫。 【关键词】 药物流产；清宫；相关因素 米非司酮(Ru486)配伍米索前列酮(PGE)的药物流产是避孕失败后安全有效的 非手术补救措施，实验及临床研究均取得显著的进展，已被广泛用于终止早孕，具有相对痛苦小、经济、方便的优点，终止早孕成功率达90%以上［1］，但存在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量多、持续时间长等并发症，须进行清宫术，而 且清宫术作为并发症的最终治疗也没有特定的标准。为此，本文对本院2001年1月～2005年12月收治的2448例药物流产的治疗情况进行调查及追踪，探讨影响药物流产后的清宫相关因素，以指导临床有效地预防药物流产后的并发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1年1月～2005年12月在我院就诊的非病理性原因自愿要求终止妊娠者共2448例，均经妇科检查、尿妊娠试验、B超诊断为宫内早孕，停经≤49天，无药流禁忌证。查血常规、尿常规及白带常规正常并愿意接受随访者。药物流产方案:Ru486 50mg po qd×3d， PGE 0.6mg po第4天晨，均服药2h后进食。药物流产后的清宫指征［2］：(1)阴道出血量≥200ml(2次月经量)应立即清宫；(2)8h后仍未见绒毛膜排出者，应立即清宫；(3)绒毛排出后，阴道出血量 200 ml，7天内复诊，B超检查，如发现有组织残留，应立即清宫；(4)2周内血β-HCG没有下降到正常亦应行清宫术。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2448例药物流产者的临床资料，统计清宫术发生率；观察年龄、经期、子宫位置、婚姻状况、孕产次、剖宫产史、孕囊大小与清宫术的关系。 1.3 统计学处理 组间发生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448例药流妇女中完全流产2228例，220例流产不全及失败，其中186例清宫，清宫率7.6%。导致药流后需清宫的相关因素：年龄≥35岁、既往有剖宫产史、孕产次数超过3次、孕囊直径≥2cm、子宫后倾及后倾后屈位、经期≥5天、未婚。具体见表1。 表1 药物流产清宫与相关因素关系 （A组完全流产不需清宫，B组药流后需清宫注：两组比较 χ2=58.8、17.1、14.3、18.9、13.9、6.5、10.36，P＜0.05 3 讨论 药物流产时Ru486是一种受体水平的抗孕激素药物，可竞争性地与孕酮受体结合，主要作用于蜕膜，使血管充血、水肿，从而使滋养细胞变性，导致体内HCG急剧下降，黄体溶解，蜕膜变性［3］；PGE可引起子宫平滑肌收缩和宫颈纤维组织软化、胶原降解，对药物流产妊娠物的排出、产前促宫颈成熟、流 产及产后加强宫缩、减少出血有重要的临床价值［4］，终止早孕的完全流产率已达到90％以上，但仍有7.9%～15.6%的不全流产率和失败率［5，6］。本文为9.0%（220/2448），与文献报道一致，其中186例因妊娠物残留致药物流产后出血进行清宫，清宫率7.6％，具体原因：（1）剖宫产后子宫形成疤痕及粘连，致使宫腔形态和子宫位置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子宫的节律收缩，致使胚胎组织不能及时顺利排出；（2）孕产次数越多，子宫内膜的损伤越重，细菌侵入宫内膜引起炎症可能性越大，导致宫内膜复旧差，再次妊娠后蜕膜发育不良致胎盘粘连，药物流产时蜕膜不易彻底排出；（3）孕囊经线越大，妊娠物受体越多，米非司酮的受体拮抗作用相对减弱，在孕囊排出后常有不等量的蜕膜残留；（4）子宫解剖上的异常(后倾后屈位)使宫腔的最低点低于宫颈内口水平，易造成宫颈盲端形成，给胚囊排出造成障碍；（5）经期≥5天者易引起子宫内膜炎，致使蜕膜排出缓慢及子宫内膜修复障碍；（6）未婚妊娠妇女不论采取哪种方式终止妊娠均存在较多的心理负担，加上不能充分休息，亦引起子宫内膜修复不良；（7）孕妇年龄偏大，适应证掌握不严，在一定程度上清宫率也较高。 综上所述，药物流产作为计划外妊娠的补救措施虽日趋完善，但仍不可避免有一部分早孕妇女(7．6％)宫腔操作，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增加医疗费用，甚至引起医疗纠纷。因此在临床工作中，要加强育龄妇女的避孕意识，药流除严格掌握其适应证外，具有清宫危险因素者，应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尽量减少药物流产，以防止医疗纠纷；同时严密观察，发现异常出血，及时清宫，以避免由于长时间阴道流血所导致的生殖器宫感染。

西方建筑论文:谈东西方建筑装饰中的植物 论文关键词：建筑装饰　卷草纹比较　文化 论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中特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富于韵律、节奏鲜明的植物卷草纹，在希腊建筑装饰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虽然其渊源来自古代东方，但在希腊人这里被赋予了形式美。古希腊罗马的卷草图案，多用于柱子的装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五大部分，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古希腊文明及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的卷草纹主要以莨苕叶和葡萄纹为基础，组成弯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装饰。莨苕最初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树”以其生命力特别旺盛，象征重生、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腊罗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叶造型进行装饰，科林斯式柱头便以莨苕叶造型雕刻而成，象征神殿永存万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纪念碑的科林斯柱头装饰，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的柱饰、门楣、门框等建筑装饰，都是以莨苕叶为基础，以柔美流畅的卷草造型进行装饰。莨苕叶纹饰后来发展为罗马卷草纹，这种形象奇异、卷曲而充满生命力地向周围伸展的叶子，影响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为阿拉伯寺院的装饰花纹，具有生机盎然的气势和无限扩张的活力）。古希腊罗马建筑装饰中，葡萄卷草纹也很常见，以横向延伸的茎为基础，两侧安排葡萄和葡萄叶。葡萄卷草纹是由波斯传向西方的，因其象征丰收、多产和幸福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与莨苕卷草纹一样，逐渐成为主导型的植物装饰纹样，大量使用于建筑装饰。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建筑装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基于人类精神情感的某些共性，不同文化又产生种种奇妙的联系与融合。卷草纹作为不同文化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涵盖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及发展演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进行分析比较，能够使我们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等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建筑装饰文化。 西方建筑论文:论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异同 【摘要】建筑是人们按照一定的建造目的,运用一定的建筑材料,遵循一定的科学与美学规律所进行的空间安排,是物质外显与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换言之,建筑是空间的"人化",是空间化了的社会人生. 【关键词】中国传统寺庙建筑；西方哥特式；美学角度 建筑的本质:文化是建筑的灵魂，美学家黑格尔这样赞叹建筑艺术:“建筑是对一些没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进行加工,使它与人的心灵结成血肉因缘,成为一种外部的艺术世界”. 一. 中国寺庙建筑展现人神和谐相处“天人合一”，而西方哥特式教堂建筑喻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立 从建筑外形结构上分析，哥特式建筑是垂直的，与“尖拱技术”同步发展，使用两圆心的尖券和尖拱，推力比较小，有利于减轻结构体自重和增加跨度。尖拱和尖券大大加高了中厅内部的高度。哥特式教堂内部，可以看到从柱墩上散射出来的一根根骨架券，它交合于高高的拱券尖顶。 高耸入云的塔尖，色彩缤纷的彩色玻璃嵌画，玲珑矫健的飞券是轻快的哥特式教堂的风格。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是欧洲哥特式建筑的丰碑，荡魂摄魄的繁复尖塔和眼花缭乱的彩绘玻璃窗是其最独特之处。教堂顶部尖塔林立，远远望去如一座巍峨的石林，直刺天宇。 根据心理学移情原理，外界的形式感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以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使人也有飘然欲升的意向。建筑学家指出，这种高大拱型穹顶、繁复的尖塔及彩绘玻璃窗无不体现着宗教寓意。四面皆壁的封闭空间、弯曲的围闭形成的穹顶及尖塔的笔直通道暗示着上一层空间的存在，这就是天堂，人世是苦难的，只有天堂才是乐土，也表现了一种“崇高”。建筑的每处细节无不用心良苦地表达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立。使我们不自觉联想，进而感受到“崇高”。正如席勒所说：“没有一定强度的想象，巨大的对象就完全不会成为审美的对象，相反没有一定强度的理性，审美的对象也不会成为崇高的对象。” 中国寺庙建筑则恰好相反，它有意将内外空间模糊化，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相互转化。殿堂、门窗、亭榭、游廊均开放侧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的通透效果，所蕴涵的空间意识模糊变幻，这与中国天人合一、阴阳转化的宇宙观有深层联系。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空间与时间的无限，即为宇宙。“宇”字本意为房檐，无限之宇，当然则以天地为庐。这个宇宙观，把天地拉近人心，人与自然融合相亲。“以天地为庐”的观念古已有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天地人乃一大调和，那么艺术 ———“乐”，就应该体现这一调和。 所以，中国寺庙建筑群才会有那么多的室外空间，它并不把自然排斥在外，而是要纳入其中，“深山藏古寺”，讲究内敛含蓄。张世英说：“审美意识是人与世界的交融，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指的是世界。人与世界的交融不同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之处在于，它不是两个独立实体之间的认识论上的关系，而是从存在论上来说，双方一向就是合二为一的关系。”“托体同山阿”，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 二．西方哥特式教堂建筑注重表现人心中的宗教狂热，并把它具化为实在的视觉形象，而中国的寺庙建筑则受儒教实用理性的影响，重在再现人们内心世界的宁静与平安。 李泽厚指出，“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与山水画“可游”“可居”理论是一致的，它不在意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是展现能供游览的生活场所。它不像欧洲大教堂那样，人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中国寺庙建筑这种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上是在把空间意识转换为时间进程，当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楼阁的不断进程之时，他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西方教堂建筑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了时间绵延流动的美，以理智的入世精神排斥了非理性的迷狂。萧默指出，欧洲中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宗教长夜，君主制屈居于神权之下始终不能茁壮成长，教会成了社会的中心，“君王施权于泥土，教士施权于灵魂，灵魂的价值超过泥土有多大，教士的价值即超过君王有多大”。因此，西方国家才会不计工本地去营造富丽堂皇的教堂，那些著名的教堂往往耗时上百年才能建成。中国的寺观是以平民难得一见的宫殿为蓝本来建造的，这既显示了佛的尊贵，又形象化展现了佛国的富饶安乐。如建筑学家傅熹年所言，神的居所规格是由皇帝来规定的。例如：屋顶的最高规格庑殿顶，是为皇宫主殿及佛殿专用；斗拱只许皇宫、寺观和王府使用；黄琉璃瓦只有宫殿及佛殿可用，而王府及菩萨殿只能用绿琉璃瓦。可见诸神受到皇帝颇高的礼待，但他们并不能凌驾于皇威之上，其规格在都城没有超过皇宫，在郡县没有超过王府和衙署。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神的居所与人的居所一致，其实旨表明乐土就在现世，在人间，天人合一，人神同在。 三．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均为美的不同文化模式，表现一种“宗教型文化”，美在宗教体验中实现，美的深度表现为文化深度，即两者都体现了“美”，都使人感受到愉快。 从模态的方面说，“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的对象”。这种宗教型的美，使审美主体产生“共通感”。如康德理解“有一个共通感（不是理解为外在的感觉，而是从我们的认识诸能力的自由活动来的结果），只在一个这样的共通感的前提下，才能下鉴赏判断。”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均为美的不同文化模式，都表现出一种“宗教型文化”，美在宗教体验中实现，美的深度表现为文化深度，即两者都体现了“美”，都使人感受到愉快。 西方建筑论文:浅谈西方历代建筑空间观念的演变 摘　要：建筑空间的发展受社会制度、经济状况、科学技术、艺术水平、意识形态等客观前提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建筑史上历代的一些空间形式展示了各个时代的不同空间观念。从古希腊到当代的建筑空间的变化，是一个由客观倾向转向主观倾向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建筑空间；意识形态：演变过程 1　古希腊的空间 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这种活动不在四面墙壁和一个屋顶的包围之中，也不在家庭和建筑的内部空间之中，而是在圣地之上，在卫城上，在露天剧场中。 古希腊建筑的主要成就是纪念性建筑，如希腊神庙。 希腊神庙的特色在于对人体尺度的绝妙运用，神庙没有设计成礼拜的场所，而是设计成不容入侵的诸神的圣所。希腊神庙的基本组成部分有高台基，其上立有列柱，支托团结的过梁，过梁又支承屋顶。神庙中唯一可供人通行的是列柱和内殿之间的廊，还有一间内殿，在古风时期就是该种建筑物唯一的核心部分。这个内部空间从未加以创造性发展，因为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内部空间没有什么社会功能需要。内殿不仅是一个围起来的空间，而且简直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见图1)。 宗教仪式是在神庙周围露天举行的，因此，雕刻师兼建筑师的技艺和热情就都倾注在把支柱造成高超的造型艺术品，倾注在用无与伦比的浅浮雕来布满过梁表面、正面山墙檐部和墙。表达了希腊人对自身完美的追求，人、神、自然的共存是其建筑形式的精神基础(见图2)。 希腊神庙的特色，一方面有它的一个缺陷，这一缺陷，在于忽视内部空间：另一方面又有它那迄今无与伦比的高超之点，其高超之处，则在于人体尺度绝妙的应用。 在当代，两个最有声望的现代建筑师在评价希腊神庙中互相对立，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及其追随者赞赏希腊神庙的人体尺度感，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joyd wright)及其追随者则对希腊神庙忽视内部空间感到遗憾。 总之，希腊文明是以户外活动为核心则，神庙的内部空间是一个封闭的无人的空间。 2　古罗马的空间 古罗马建筑是权利肯定的一种象征，人的威望战胜了自然，人的虚荣赋予了建筑的虚荣(见图3)。随着帝国的建筑物宏伟的尺度对技术提出了特殊要求，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巴西利卡已经具有一种社会生活主题，因为指导人们生活和行动的哲学和文化已经冲破了古希腊那种抽象沉思和完全平稳的理想，要求心理活动更丰富些，要求更喜爱和更善于作宏伟壮丽的修饰处理。将古希腊回廊移入室内就意昧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其中一切造型的装饰都是为了增进这种空间效果。 古罗马继承了希腊建筑形式的诸多方面，并力求扩展封闭模式并使之人性化。其空间形式多样，尺度宏伟。拱和券的新技术的运用，表现了对大尺度体积的把握能力和强有力的空间概念。巴西利卡、大浴场、宫殿、竞技场、住宅等构成了一部建筑形式的百科全书。 古罗马的空间已由希腊式的封闭空间向围合空间转变，将包围希腊神庙外部的柱廊移到了室内。它的空间特点在于静态的构思，无论圆形还是方形空间，其共同规律是对称性，内部空间规模设计宏大，与相邻空间的关系是绝对的独立性(见图4)。 古罗马的巴西利卡将古希腊回廊移人室内就意味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但没有把人考虑在内，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 3　基督教的空间 基督教的建筑师在建筑史上有着非凡的重要性。因为基督徒们利用旧的构件创造了一种新的体系，具有新的性质和功能作用。 罗马帝国的衰弱，战争的频繁，黑暗年代使人对现实寄托在新生的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发展演变反映了社会情绪的动向，这种讲求精神内省和仁爱的宗教需要一个为人而设的环境，一个按人的尺度来建造的建筑空间。 古罗马巴西利卡是围绕两条轴线来配置的：柱廊对柱廊、后殿对后殿。所创造的空间有一个明显的中心点，这是建筑物本身的功能，而不是人的活动路线的功能要求。古罗马建筑空间没有把人考虑在内，因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巴西利卡强调了纵向轴线，其所有的平面和空间概念以及装饰处理，只服从一个动态准则：观者穿过建筑物的流线。而基督教建筑相反，例如在圣萨比娜教堂(见图5)，人不会被一种舞台效果般的厅景和过分修饰的处理搞得透不过气来，整个长向布置的内部空间富有节奏感，空间流线是为人而设计的，也只有人在里面的时候，这空间才是有意义的。 基督徒们承认和提倡人的活动性，他们的整个建筑是按人的活动路线来构成方向性的，是沿着他通过建筑物的方向来建造和组织空间的。可见，基督教的空间开始把人的活动路线考虑在内。 4　拜占庭的空间 公元5～6世纪，拜占庭帝国十分强大，版图不断向外扩张。但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被保存和继承下来，同时也融汇了东方的波斯、两河流域、叙利亚及亚美尼亚文化。 宗教建筑是当时主要的建筑，将穹顶支承在四个或更多的独立支柱上的结构方法和相应的型制。在空间方面与其说它是扩展了的空间，不如说是正在扩展着的空间。 例如：索菲亚教堂的平面(见图6)，拜占庭特有的带简拱顶的巨型半圆凹室的外形。墙面好像从主要区域的两个固定点出发，远离建筑物的中心面向外逸去，好像以一种有弹性的离心运动向外甩出去，使室内空间显得开敞，疏朗和扩展开来。 拜占庭的空间打破纵轴上形成的单一节奏，加强了内殿的重要性，意味着打破空间的通长效果。总之，拜占庭的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使人迷乱。 5　哥特式的空间 公元12～15世纪，为建筑史上的哥特建筑时期，城市教堂为主要的领军建筑，他同时也是市民活动中心，可兼作会堂、市场和剧院等。在空间方面强调剖面的长方形与平面的长方形的维度对比关系以及空间的连续性。纵深对垂直方向占主导地位，而垂直方向极为次要，而人与这两个长方形的相互关系则是次要的(见图7)。 事实上在整个建筑历史上，哥特建筑首次孕育了一种与人体尺度明显对照的空间效果；这种效果引发了观者产生不平衡感。产生矛盾冲突的冲动和激情，产生奋斗的情结，给人不是宁静沉思的气氛，而是提高人的空间感受。 6　文艺复兴的空间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形式更多地从心理学和精神方面出发，致力于强调人对建筑空间理性的控制，力求创造一个可以使文化与个人思想高度统一的形式。 人们已不再为早期基督教空间的节奏感所打动，不再为拜占庭时期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 而迷乱，也不再为哥特式的神秘高度及纵深的空间的强烈效果而激动并感到精神痛苦。此时期的建筑师并未被宗教狂热所支配，而是寻求一种不带神秘色彩的合理的有人性的表现方法。人们在建筑物中明显地感到仿佛是在一所充满人性昧的住宅里面而感到亲切随和的气氛。 希腊神庙中雕刻与人的相互关系所表达出的人体尺度呈现了一种类似宁静的平衡感，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伟大在于将那些使希腊神庙生机勃勃的人类感情由建筑外表转移到建筑物的内部空间效果中去了。在此时期之前的空间决定着人在建筑物中行动的速度，引导人们的眼睛沿着建筑师所设计的流线移动。而此时期不再由建筑物来左右观者，而是观者通过认识贯穿在该空间内的简单规律而把握了建筑物的内涵(见图8)。 7　巴洛克式的空间 巴洛克时期是空间解放的时期，这是对规则、传统基本几何关系和稳定感的一次反叛。这是从对称形式，从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对立中的一次解脱。赋予封闭静止的文艺复兴空间以动感和渗透感。 巴洛克风格已越出了原有构图形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空间概念的阶段。巴洛克建筑上整片墙壁呈波纹起伏，表现的是一个形成空间的过程，它表现了在活动中的空间、体积与要素。 就空间而论，这种动感根本没有明确而有节奏地划分为几何开关的空间形式，与垂直方向上互相渗透，使每一个空间形式丧失了确定的柱体或体积的明确外观。例如：要根据圣卡利诺教堂的平面来想像其外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其人口一方，有一个半边椭圆形空间，在其后殿处又有一个；另有两个椭圆的局部，位于教堂的左右两边，这四个几何体的片断，相互渗透，构成一种平面组合形式，已经毫无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明确格律与和谐节奏的痕迹了(见图9)。 可见，巴洛克时期的空间具有动感和渗透感，开始引导人在空间的自由活动。 8　现代空间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给城市与建筑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建筑的宏伟纪念性已不是社会的需求，需要解决的是中产阶级、工人、农民的居住问题。这些需要，对建筑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黑格尔认为，主导每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的“时代精神”是空间形式产生的基础，也是人对空间体验的指导。 现代技术和审美情趣提倡简洁的设计风格，许多从前的空间创造成果在现代建筑中重新出现时都表现出一种新的艺术面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巴塞罗那展馆(见图10)，用垂直平面来分割连续的空间，创造了一种随观看角度的转移而畅通无阻的动线，这是现代空间形式的灵活发展运用。赖特的设计更是追求空间的连续性(见图11)，他的建筑集中围绕内部空间的生活真实的情况。他的“有机建筑论”倡导了人性化建筑的任务。有机的空间充满着动感、方向的诱导性和透视感、生动和明朗的空间意境，它的目地不是追求眩目的视觉效果，而是寻求表现人生活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这一系列空间形式的演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建筑空间观念。 现代建筑是以开放平面为基础，钢材和钢筋混凝土新技术的运用，为灵活开放的平面提供了条件。大面积玻璃的设计使室内外空间达到了完全连续的效果，灵活随意的内隔墙使室内各空间呈现有机的连贯性，体现人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 9　当代空间 在当代西方美学的影响下，以库哈斯、埃森曼、屈米、李伯斯金等为代表的的建筑师通过建筑制造发掘事件，把事件带入了建筑，把眼光投向了审美的主体，强调人在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体验活动和感受而形成序列事件的“过程”。 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是李伯斯金的一项力作。在博物馆的一个狭小的内院天井空间中，庭院的地面上杂乱地铺满了无数个锈迹斑斑的圆形生铁铸件(见图12)，铸件有几种规格，但大小都和人脸差不多。每个上面都有几个圆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骷髅的脸。红褐色的血迹，再现的是纳粹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的场景。当脚踏上去时而翘起，时而落下，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通过混沌土墙的反射，在荒凉的庭院中回荡，象地下的阴魂拖着声音在嚎叫，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个通往三层的长长的楼梯的上空，有一些不规则的相互交叉的混泥土构件，象空中的异物似乎随时会塌落下来而心存不安见(图13)。 可见李伯斯金把眼光投向了观者，重视观者在其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主观体验活动。 10　结语 纵观西方历代建筑空间，从古希腊建筑的建筑空间到当代的建筑空间，是一个由客观倾向转向主观倾向的演变过程。建筑观念的这种转变体现着人类表现自身生命力的愿望，反映出人们对建筑更高层次的需要。为的是从空间中获得某种新的体验和感受以及形成事件的“过程”。 西方建筑论文:小议中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 园林建筑位置分布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遵循自然式的设计原则，在园林建筑的分布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建筑在园林中的分布遵循着这一原则，一般根据实际的园林景观进行变化，建筑的功能和类型也根据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进行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西方园林建筑的分布，遵循对比的原则。园林建筑一般处于园林景观的中线或者视线的节点上，园林建筑之间相对独立，园林建筑与园林其他景观之间也处于独立的状态。 园林建筑的功能差异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具有美学功能和使用功能两个功能，具体的体现在美学功能、使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空间的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园林建筑本身的造型和设计发挥其美学功能，其居住、休息、宴会等作用是园林建筑使用功能的发挥。此外，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还可以起到对园林的空间进行分割、组合的作用，如墙在园林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感。西方古典园林的园林建筑，除亭、桥等具有使用功能外，其他的园林建筑一般不具有使用功能，仅仅是作为人工景观对园林起到点缀作用，美学意义大于实用功能。在空间上，西方建筑不具有分割、组合空间的作用，在园林景观中独立的存在。 东西方园林建筑差异的原因分析 东西方历史文化原因东西方园林建筑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首要原因，就是东西方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即文化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的对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不同。中国文化追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园林设计中较多采用曲线设计来反应自然景观的不规则性变化，以曲线为美，园林建筑的设计包含了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最高追求。在西方，西方文化追求人改变自然的观念，在园林的设计中多采用直线的设计，以直线代表着人的意志，对自然景观进行征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中以对称、直线和几何图形为美。 自然环境导致建筑材料的不同西方园林建筑起源于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的选择以石头为主。中国园林建筑受到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木式建筑的影响，园林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园林建筑上也是这样。以罗马万神庙最为代表的拱式建筑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以石料砌筑，墙壁较厚，窗洞较小是其建筑因材料带来的特点。西方园林建筑强调体积美感，建筑的尺寸和重量等以追求宗教氛围的营造为主，不以实际的使用需要为主。雕塑作为西方建筑的主要装饰方式，追求雕塑与建筑的统一，也是以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抬梁式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抬梁式结构实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可以单间或者多间组合，还可以实现三角、六角、圆形、田字等多种平面结构建筑。塔最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代表，既是在以较轻的土木为材料，以抬梁式为主要工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东西方在园林景观与建筑之间关系认识上的不同东方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家追求自我哲学，在园林中寄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追求自我审美与建筑的统一。东方园林多由不规则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建筑作为点缀和连接，在建筑上表现不同的文化品味。西方园林建筑则是对西方几何美学的追求，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赞扬和崇拜，园林建筑作为人的代表处于园林的轴线上，起到统帅园林的作用。 总结 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存在于建筑的类型、材料、功能和布局等多个方面，其本质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历史上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东西方在对园林建筑意义定位上的不同。探讨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性，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实现园林建筑在园林中最佳作用的发挥。 作者：钟松涛单位：南昌市世纪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西方建筑论文:借西方经验谈中国城市行政建筑的建设 1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制度根基 工业社会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建立了现代政府。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即政府代表行政权，议会代表立法权，法院代表司法权。这种制度反映在城市行政建筑物质空间形态上，则表现为将三个权力机关分设于不同建筑，又通过一定关系有机地联系为整体，从而体现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但又统一于国家利益之下的政治形式。市政体制，即城市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国家政体在城市的延伸。西方国家的市政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有市议会制、议会市长制、市长议会制、市委员会制、市经理制等多种形式（表1）。城市行政建筑的物质空间呈现出与西方市政体制相适应的特征。城市行政建筑主要包括市政厅和在市政厅内部或周边布置的议会机构，不同性质的权力机构在空间上分设，又通过一系列的空间联系将其组合成整体。议会建筑作为合法集会场所，在民主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也占据着空间的主导地位。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由于地方社区自治成熟度较高、市场发达等原因，行政机构与部门数目比较少，城市行政建筑一般功能较简单，规模也不大。 2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理论背景 2.1市民社会的复兴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即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过程。市民社会与国家成为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实体性存在。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意见，并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通过社会活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的形成。现代西方国家繁复的科层统治造成了对市民社会的压制，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政府干预模式出现，国家以不同形式、不同向度向市民社会渗透。人们开始重新诉诸于市民社会理论，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关系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互动关系①。市民社会复兴意味着人类进入后国家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非政府组织承担起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用一种合作主义的治理模式取代以往“政府垄断”的单一治理②，这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复归其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本质成为潮流所在。 2.2政府改革运动的冲击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效率至上的传统时期，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时期和市场化为主的新公共管理时期。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及政府公共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管理公共活动职能的不断增强，国家及政府开始陷入了假公济私、以共谋私的公共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全球兴起了政府改革运动，即“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行政”等。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反映出一个趋势，即公共活动的社会化，最终走向服务化，公民参与制度化和经常化。公共活动演变为公共服务，使公共服务成为公共活动的本质，广大民众可以公平、真实地分享公共活动所带来的利益。从本质上看，这是传统行政价值观的改变，其目的在于提高政府效率，为公众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政府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角色的变化揭示了价值取向的转变。西方行政改革深刻影响着城市行政建筑的实践活动，从以往强调其精神功能与象征意义，转而重视其服务功能与城市公共空间属性，重视民主政治理念的表述，其物质空间形态更趋开放与透明。 3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类型分析 西方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城镇体系是以大量独立的小城镇为基本单位。与当代中国城市行政建筑相比，西方国家的城市行政建筑具有突出的小城镇建筑特征，受到小城镇城市自治、公共财政的影响并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具有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开放性与亲民性，立在私有制的公共财政模式基础上的务实性以及建立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与创新精神之上的多元化。一些典例包含了主流的设计思想，尤其是一些获得好评的建成项目，更是直接反映出了城市行政建筑设计理念的发展趋势。 3.1开放性与透明性 出于对以往沉闷的官僚机构和纪念碑式建筑的反思以及公众对于市政建筑功能的、情感的、象征性的呼唤，人们希望通过文化与政治活动创造出公共空间的场所感，表达更深层次的民主意图。社会公平与公民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努力在相对立而存在的国家、市民、社会三者之间寻求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使得代表国家公共权力的行政建筑逐渐向自由、平等的特质回归，更加注重其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那就是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1968年建成的美国波士顿市政厅，建筑的上部是市政办公，下部是公众活动部分。建筑的结构逻辑性明确，内外空间相互融合、穿插，使建筑底层界面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公众可以自由出入，展示了政府的亲民姿态和工作的透明度，创造了亲切的城市空间氛围（图1）。又如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州中心（1985年建成），建筑自下向上逐层后退以减少空间的压抑感，表现出对周围建筑的谦虚姿态。在半径为48.8m的圆形中庭内，各楼层的走廊、楼电梯一览无余。中庭直接与城市地下交通枢纽联系，将人流直接组织到城市交通网络之中，同时把城市人流引入建筑内部。该建筑的个性正是来自于其独特的交通处理方式和完全开放的内部空间环境（图2）。 3.2功能多元化 当代西方国家城市生活更趋多元化，城市行政建筑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政府设施中市民空间的多样化倾向。近年来，供市民休闲的场所以及其它多功能与多用途的空间日益增加，并且这一部分市民空间还将继续扩大。多元化需求与多功能聚集可有效提升城市公共空间活力，并满足当代社会日益多元化、多方位的需求，具体表现为政府设施与其它设施的复合。除了行政管理功能和行政服务功能，城市行政中心还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图书馆、美术馆、剧院、咖啡厅、餐厅、展览馆等，通过设施间的相乘效应，加强设施所具有的吸引力。1988年建成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及歌剧院是一组功能复合的建筑群。市政厅在白天是城市的活动中心，而歌剧院则是夜晚城市的活动中心。功能的复合化提升了建筑使用效率，有效提升了建筑空间的活力（图3）。又如1995年建成的荷兰海牙市政厅，长达244m，宽72m，包括议会大厅、婚礼仪式大厅、图书馆、档案馆和咖啡厅，还有一个高达47m的玻璃大厅，是欧洲最大的室内广场，各种公众聚会的举行使这里总是充满生气（图4）。 3.3民族性与地域性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所不在，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也具有了共时性效果。与此同时，差异消失，结构解体等等，都对社会的自我感觉造成了重大后果。疆域的拓展是与具体角色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生活设计的个人化同步进行的。丧失根基的同时，也出现了自我群体属性和出生的建构；与平等同时出现的是面对无法透视的复杂制度时权力的空缺。”③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趋同现象严重。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正逐渐被全球化浪潮吞噬。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行政建筑，有助于塑造民主政府的形象，让市民重新找回城市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这种思潮反映在实践中则出现了许多对地方文化进行有益探索的案例。由查尔斯•柯里亚设计的印度博帕尔邦议会中心（1996年建成），成功地将当地艺术和传统建筑形式结合在一座现代建筑之中。建筑平面采用了曼陀罗④的传统形式，九个分格定义出九个组成部分，整体通过圆形构图形成强烈的向心力。当地红色石材及手工陶瓦的运用更使得该建筑成为博帕尔市悠久文化传统的象征（图5）。另一个例子是1981年建成的日本名护市市政厅，由于当地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建筑通过变形天窗和花格窗来遮光，通过屋顶覆土隔热，通过风道来通风和散发热量等。采用通透的遮阳棚架联系东西两大建筑体量，各层北部均设有带遮阳棚架的平台（图6）。 3.4新旧建筑和谐共生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不同地域或民族文化而言，充分表达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追求个性与独特性，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强烈的精神需求，也是每一种文化传统的基本权利与合法要求，更是其能够进入世界多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主体性必要条件。在全球化时代，保护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已成为世界潮流，西方历史上的市政厅建筑大多具有很高的建筑质量与艺术水准，记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因此具有较高的保护和再利用价值。让老建筑和谐地存留于当代城市环境之中，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城市的文脉才得以延续。1998年建成的西班牙穆尔西亚市政厅，位于气势恢弘的贝鲁加大教堂的正对面，古老教堂纪念碑式立面主导并控制着整个广场空间。市政厅主入口被设置在侧面，而不是正对广场；建筑临近广场的界面向地下延伸了一层，以形成建筑与广场之间的缓冲区。新市政厅在新旧建筑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既较好地展现了自己的存在，又没有对广场和大教堂构成压迫和威胁（图7）。又如1988年建成的加拿大纽卡斯尔市政厅，该建筑在原市政厅基础上加建而成。设计完全保留了旧建筑，保持了城市历史的延续性。新旧建筑之间是三层高的市民大厅，新市政厅巨大的曲面墙与市民大厅连接，这面墙是新市政厅的主要结构，也是空间标志，同时又为旧建筑提供了现代风格的背景。新建筑还在细节上尊重并效仿了旧建筑，如挑檐、窗户的大小、比例以及建筑材料等（图8）。 3.5绿色生态与节能环保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迅猛发展，高度工业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物种骤减、气候变暖等后果。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城市与建筑发展的方向。生态设计趋向源于对环境的关注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具体表现为对自然的索取要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要小。建筑设计从以往以“功能——空间”为单一目标转变为以“功能——空间”和“环境——资源”并重的双重目标，而连接这两个目标依赖于不同的技术手段。如尽量采用无公害、无污染、可再生的建筑材料；进行能量循环途径的技术和措施的研究，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注重自然通风、自然采光与遮阳；为改善小气候采用多种绿化手段；为增强空间适应性采用大跨度轻型结构；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垃圾分类处理及充分利用建筑废弃物等。西方国家新近建成的一些行政办公建筑体现出了较强的生态设计理念。2002年建成的由福斯特设计的大伦敦市政厅大楼采用几何球体外形，建筑在获得最大容积的同时外表面积最小。建筑向南倾斜，上层楼板为下层空间挡光、遮阳，中庭周边的办公室可靠窗下的通风孔自然通风。建筑装配了集中环境调控系统，以减少机械能耗。该建筑的空调系统先用泵道抽取地下水，通过天花板下的梁进行冷却，从而避免了有噪音污染和不美观的屋顶冷却水装置，同使用一般空调系统的办公建筑相比，机械能耗减少了3/4（图9）⑤。德国柏林新议会大厦（1999年建成）是福斯特的另一个作品。该建筑采用了混合式能源使用系统以及自然光照明和通风，从而减少了能源消耗，提高了能源效率，降低了建筑的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建筑利用可再生植物油（相比矿物燃油减少了94%的CO2排放量）作为基本能源，建筑余热以热水形式储存于地下300m深的蓄水层；热水泵取到暖气系统内给建筑加温，还可驱动一个汲取式冷温机，产生的冷却水泵取到冷气系统内给建筑降温，或以冷水形式储存在地下。穹顶内光锥上的镜面反射板能够将自然光漫射入议事厅内，其上有太阳追踪装置以及可调节的遮阳系统，在提供充分、柔和的自然光照明的同时能防止太阳辐射增加室内热负荷（图10）。 3.6去政治化趋向 传统行政建筑一般具有很强的政治涵义，建筑形象也比较庄重严肃。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进程，政府形象日渐开放，至少在形式上希望向公众传达出民主理念。行政建筑被逐渐赋予了各种公共功能，成为了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其空间的公共性得到强化，而空间的政治性逐渐弱化。可以说传统行政建筑的政治功能正逐渐被消解。因此，去政治化的设计趋向，即形式民主化成为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为：①采用温和、平实的建筑外形，希望对公众形成平易亲切的政府形象，以诠释平等的民主精神；②采用透明的建筑材质，将政治活动透明与公开，强调国家权力机构的开放与公正；③将普通公众流线引入政治空间内部，旨在体现权力的运行时刻处于民主监督之下，以防止不公正行为的发生；④设置多种公共服务功能，旨在体现行政建筑的城市属性及其复归市民公共空间的实质。由格雷夫斯设计的美国波特兰市政厅（1982年建成）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轫之作。建筑三段式构图的立面以实墙为主，采用了从古典建筑拱心石及古典柱式中演绎出来的各种构图。这个作品完全打破了以往政府办公楼简洁冰冷的形式，带来了从新古典主义到装饰艺术风格的众多联想，但又明显让人感到建筑立面象一幅通俗的拼贴画。它使城市中极为重要的公共建筑实现了既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又使大众简明易懂的后现代设计理想⑥（图11）。又如2004年建成的由西班牙建筑师恩瑞克•米拉勒斯设计的苏格兰议会大厦建筑群采用自由的空间布局与夸张的形体组合，似一幅充满诗意的树枝与叶片的拼贴画。具有强烈装饰效果的表皮使其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建筑的意味，彻底颠覆了传统行政建筑的庄严形象，体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价值取向（图12）。结语“政治性空间的产生不是随机的或偶然的，它反映了不同的前提和倾向，包括一个时代在建筑上的惯用手法，以及掌权者的意识形态，强化了时代的政权体系的特征，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看待空间关系的普遍倾向。因此，此类空间以及包含其中的事物可以被认为对公众、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无声注解。”⑦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在设计理念上，表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趋向，即城市行政建筑的政治性空间含义在减弱，而城市公共空间含义在增强，空间的开放性与透明性不断增强。在建筑功能上，表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由以往单一功能行政建筑逐渐向综合型、复合功能建筑发展。在建筑形式上，表现出了多元化趋向，其艺术风格与美学形式丰富多彩，是当代西方社会多元价值观的直接体现。目前，中国各地兴起了城市行政中心建设热潮，虽然中西方市政体制不同，西方经验中存在着不适应中国现实国情的内容，但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中所包含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复合多元的功能构成、开放的极具个性的建筑形象等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西方建筑论文:西方建筑和代建筑 摘要：我国近代建筑具有很多特质，它一方面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建筑形式的冲击，但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建筑风格并没有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融合与发展。本文仅从建筑造型方面在这一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和思考，以便能够对我国建筑形式的现代化发展有所启发。 关键词：近代；建筑形态；建筑文化 1中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简述 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反映在近代建筑体型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古典建筑隶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些差异可以归结到当地自然条件、人文风俗、思维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等等多个原因。西方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个从原型到细节的过程，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简单几何体是最为完美的形体，也是宇宙构成的根本，这样形而上学的精神贯彻到建筑当中，就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古典建筑都可以视为简单几何体的构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建筑都是用一些非常概括的体型拼接来做模型，这一发现就从最根本的角度展现出西方建筑的大致风貌与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方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曾被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视为宇宙本源的几何学。 1.1如果说中国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多信仰、多神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局部看都与西方建筑迥异。 从宏观上看，用西方的基础几何形体无法很好地描述其形态。比如从北京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核心——儒家伦理、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和龙凤图腾无不蕴含其中，那是西方任何高明的几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 从局部看有两点不同门窗等局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所蕴含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门窗墙面有着无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墙上的雕花，无不是岁寒三友、二十四孝之类的内容；而大门上有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形象，这与中国道教属于多神教，与汉民族信仰多神的宗教特点密不可分。西方建筑为了打破平面直墙的单调，主要采用以几何线条作为装饰和点缀。 1.2组合形式与建筑体量不同。中国传统建筑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3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屋身由柱子和梁枋、门窗组成，如是楼阁，则设置上层的横向平座（外廊）和平座栏杆。形象突出的曲线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使坡顶形成曲线，不仅坡面是曲线，正脊和檐端也可以是曲线，在屋檐转折的角上，还可以做出翘起的飞檐。巨大的体量和柔和的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屋顶的基本形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有许多变化。由于屋顶巨大加之构筑屋顶结构构件组合形式的多种多样，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除了以上基本区别外，建筑体量也相差甚远。一般认为，中国人没有十分高大雄伟的纪念性建筑。建筑物以木梁柱结构，坡屋顶，其体量与高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像古代埃及那样高达数百米的金字塔，或中世纪欧洲人花上百年时间建造的高敞雄伟的大教堂，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建筑追求体量适中，结构上也不求宏大与久远。 2近代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形式的撞击 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敲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野蛮移植”。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统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还在竭力地抵触外来文化的渗透，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的心理，只能放任其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我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极力想通过所谓之洋务运动向帝国主义学习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因此，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阶层流传起来了。在这时期内，我国的建筑文化受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 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现代建筑在我国积极发展起来了。 3近代中国建筑实例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摹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代史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建筑都是很忠实，也可以说是很生硬地模仿了原西方的形式和比例，也有极少一部分可以看到两者风格的有机共存。 3.1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这座建筑主体造型比较简洁，基本是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三角锥体构成的坡屋顶形式，钟楼基本呈四方柱状，内外都刻意追求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这种形式基本上符合中世纪罗马基督教堂的特点，同时在比例和细部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式的风格。这样的房屋建筑在中华黄海之滨，与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毫无共同之处，这可以看出，教堂的设计者为了突出基督教堂的特点，在设计时是刻意求西。这座建筑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的代表作。 3.2沈阳火车站 这座火车站由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1901年-1982年）回国设计，杨廷宝先生的留学经历使得这座建筑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色彩，整体以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成，造型简洁有力。在细部比例、开间大小等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另外刻意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也有其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在中国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国的许多著名建筑，都可以看出师法于它的痕迹，包括建国初期对于传统建筑形式和新的建设条件的结合，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外西内中，大体上西化局部上有中国传统元素在里面。 3.3西南大学第一教学楼 在建筑上争取中西合璧是很多建筑设计师的追求，但能够珠联璧合者少，貌合神离者多。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于现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校内，是原川东行署办公旧址，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座建筑是一种传统风格和西方风格比较生硬的结合，整体结构采用砖石建造，长方体的体量感和墙体的存在感都比较强，但是加在建筑顶部的传统式样屋顶比较生硬，虽然其线条对于缓和纯粹几何体的冷酷感有一定作用，但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其特点可以用上西下中概括，使人产生上中下西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感觉。 3.4上海有利大楼 1922年，旧屋拆除后建新楼。系上海第一幢钢框架的大楼，据说钢框架是向德国著名的克虏伯工厂订制。大楼高6层，正立面仿文艺复兴风格，外装饰为巴洛克式，大门两旁有修长的爱奥尼克式柱，外墙用花岗岩贴面。整座建筑开间大，楼层高。这种位于街道转角处的建筑在近代史时期比较多见，这种建筑一般沿街道方向以长方体布置，同时在转角处做倒角处理，设置建筑的入口，这种方式更好地利用了街角的空间，同时在中国现存近代建筑中并不多见。其特点可以概括为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拷贝。如果用西欧人的审美眼光看这座楼，也许相当不错，但并非像欧洲人的基督教堂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堂那样非要突出西方文化或者阿拉伯文化不可的建筑。在当时的中国国土上，与东方文化差距甚远，这也许就是后来仿效者不多的原因。 3.5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座建筑的正立面处理是典型的西方风格，整个立面轴对称，力量感非常强。立面做得非常丰富，各种窗户，廊等构成了层次丰富，比例和谐的造型。在西方建筑经常对某一个面做强化处理的方法，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并不是十分流行。作为军事学校，设计者追求雄健阳刚的军人气魄，这无可非议，殊不知在中国有多少行伍中人以“儒将”自诩，具有儒家风度的将才才是最受人青睐的。 3.6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1923年建成时，这座建筑前身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建筑规模比较大，达到了3.2万平方米。建筑的地基是正方形，四面临街，整体是一个大正方体，四个立面的比例均按照典型的古罗马三段式设置，在中间由一个穹顶立于建筑之上，这种造型在一些文艺复兴风格的近代建筑中也比较常见，有一些采用传统屋顶代替这种建造元素，但效果并不协调。其次，以此作为汇丰银行无可非议，后来居然作为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多有不妥。 以上6例，1、4、5为一类，属于“全西方化”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开埠（1840鸦片战争以后）为起点，中国建筑开始了主动或被动的“西方化”过程，社会思想、生活方式、城市风貌、建筑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西方人在华的生活区内，主要由西方人设计完成。具体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在西方人的生活区域内建筑风格由殖民地式转为正规西方样式，人们在接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的同时，这些建筑形式也慢慢被人们所接受，完成了对西方建筑的社会心理上的转变。 西方建筑论文:东西方文化差异中传统建筑形式影响 引言： 人类的建筑活动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联的，一种建筑风格的形成必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地域的差异导致了历史文化的不同，人们对美的感受，对建筑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古往今来，不同地域的建筑为我们带来了缤纷的视觉享受。西方历史上，建筑的发展受到强烈的理性因素的左右，从古罗马时代以严谨比例而著称的柱式，到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论》，然后一脉相承地发展到了现代西方建筑，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建筑文化体系。影响西方建筑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神学，主要体现在教堂上，人们认为上帝是万物的主宰，人们对神充满着敬畏，从帕提农神庙到万神庙，从巴西利卡到希腊十字，西方的建筑师对于教堂平面、立面和空间感受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相应的情况是，数千年来的中国建筑，虽然也有儒家的实用理性的思想蕴含其中，但建筑的基本思考却被束缚在传统框架中，如依靠风水这种超自然力来决定建筑的选址。 1单体建筑的差异 1.1建筑材料 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可见中国传统建筑一直以砖木为主要材料，而西方主要以石材为主。二者对于材料的选择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还受到了文化理念的影响。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一和人”的理念，这个理念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认为人应该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物我一体，选择木材这个材料，正是看到了木材的亲和性。另一方面，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重视的建筑不是寺庙，而是皇帝居住的宫殿，木质建筑便于横向发展而有利于采光的特点刚好满足居住建筑宽敞明亮的需求，而且建筑速度快，可以快速建造大规模的宫殿。而西方重神性，一方面，石质建筑容易向高度发展，直指天空，有利于塑造高耸且不采光的空间，刚好满足宗教需要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金字塔、希腊神庙、罗马斗兽场、万神庙等西方的大型建筑建造时间长，石材又便于保存，满足建筑建造时间长、追求永恒的特点。 1.2建筑形式 另一方面，从建筑形式上来看，东西方的建筑也有很大的差异。首先，东方人祭祀先祖，希望先祖可以庇佑自己和后人。所以东方的祭祀建筑——祠堂，其建筑形式更接近于普通的居所。而西方人则是崇拜神，追求不朽，这点在教堂建筑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1]。其次，由于建筑材料的差异，东方建筑的木构架建筑更易于横向发展，而西方的石材容易向高处发展。所以东方的建筑等级越高，开间就越多，以此体现建筑的地位。如北京太和殿，它面阔11间，进深5间，建筑面积2377.00㎡，高26.92m，连同台基通高35.05m，为紫禁城内规模最庞大的建筑。西方的建筑越是重要，就越高大。古罗马的万神庙，它面阔33m，正面8根柱子，高14.18m，穹顶直径达43.3m，顶端高度也是43.3m，整体高大雄壮，色彩艳丽。再如之后的哥特式教堂，建筑外表的向上动态很强，轻盈的垂直线条统领着全身，越往上划分越细，装饰越多，越轻盈。西方人企图通过高耸入云的建筑与神进行对话。 1.3建筑装饰 西方建筑的起源是古希腊，古希腊的建筑风格主要依靠柱式和山墙体现。柱子上细下粗、上轻下重，下面质朴而上面华丽，这使它们表现出向上生长的姿态。柱式体现了西方的严谨性和逻辑，每一种构件的形式完整，垂直构件作垂直线角或凹槽，而水平构件作水平线脚，柱头是垂直构件和水平构件的交接点。柱式上的装饰很有节制，精美而不冗杂，并且随着环境的不同，建筑物的大小性质不同，柱式都要作相应的调整。建筑的坡屋顶形成了建筑前后的山花墙装饰的特定的手法[2]。古希腊建筑中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等装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装饰艺术。东方建筑的装饰包括彩绘和雕饰。彩绘具有装饰、标志、保护、象征等多方面的作用。油漆颜料中含有铜，不仅可以防潮、防风化剥蚀，而且还可以防虫蚁。色彩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明清时期规定朱、黄为至尊至贵之色。彩画多出现于内外檐的梁枋、斗拱及室内天花、藻井和柱头上，构图与构件形状密切结合，绘制精巧，色彩丰富。明清的梁枋彩画最为瞩目。清代彩画可分为三类，即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雕饰是中国古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墙壁上的砖雕、台基石栏杆上的石雕、金银铜铁等建筑饰物。雕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有动植物花纹、人物形象、戏剧场面及历史传说故事等。北京故宫保和殿台基上的一块陛石，雕刻着精美的龙凤花纹，重达200吨。在古建筑的室内外还有许多雕刻艺术品，包括寺庙内的佛像、陵墓前的石人、兽等。 2群体布局的差异 2.1建筑群布局 东西方建筑的空间布局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观念的影响。在东方，大约六千年前，广大地区都已经进入了氏族社会，仰韶文化的母系氏族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纽带，居于首要地位，礼制宗法制度也都来源于血缘关系，并且维护着它[4]。而礼制宗法制度又影响着建筑布局，所以东方的建筑多以家庭血缘为纽带，形成一个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建筑空间，也就是四合院。具有代表性的是西周时期的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又如北京故宫，由重重院落组成的庞大的建筑群，各个院落、各个建筑又都表现出了等级制度，体现了东方建筑所包含的礼制思想。与东方建筑的建筑群不同，西方建筑往往重于表现单体建筑的高大辉煌，表达建筑的个性，这与西方自古以来的英雄崇拜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希望可以突出个体的表现。虽然西方也有建筑群，如图拉真广场，广场的形式参照了东方建筑的特点，不仅中轴对称，而且作了几进布局，空间纵横、大小、开合、明暗交替，雕刻和建筑交替。但与故宫不同的是，这一系列的交替只是为了酝酿艺术高潮的到来。建筑群的最后是一个围廊式的庙宇，这是崇奉图拉真本人的庙宇，规模很大，非常豪华，是整个广场的艺术高潮所在。所以图拉真广场的本质还是个人崇拜，与东方的礼制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2.2园林布局 在影响东方建筑发展的诸多理念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最基本的。“天”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对无法预测的宇宙的敬畏，夏商以后，“天”被认为是世界的主宰。春秋以后，对这种主宰的敬畏构架起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并出现了“天命”“天意”等一系列的观念。西周以后，人们强调人与天的关系不可分割，于是出现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其次，是“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在东方的文明中，受到道教的影响，自然包含了人类本身与周围环境，在这种观念中，人与自然中的其他东西的地位是相同的，没有高低之分，这为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奠定了思维基础。所以，东方园林追求“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意境，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相互依存的融洽关系，通过巧妙的布景、独具匠心的空间安排[5]，并借助于文学、雕塑、绘画等艺术手段，把自然景物和人文艺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园林超越了单纯的使用居住功能，具有深厚的抒情性。苏州拙政园就充分体现了“自然美”的主旨，在设计构筑中，采用因地制宜，借景、对景、分景、隔景等手法来组织空间，造成园林中曲折多变、小中见大、虚实相间的景观艺术效果。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写意山水园林，自然山水融入园林建筑设计中。而西方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虽然将人与自然都看成被上帝创造之物，但是却认为自己被赋予了上帝的形象，因而享有管理、控制自然的特权。所以在西方文明中，自然是作为人类的对立面而出现在矛盾关系中。同为人工创造，西方园林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人工管理的痕迹。如凡尔赛宫，充分体现了“秩序是美的”的观念，所有的植物都被修建成规整的几何形式，园林中的道路都是整齐笔直的，并且整个花园有着明确的中轴线，就园中的建筑而言，并没有像东方的园林建筑那样，企图融入到自然环境之中，而是脱离建筑存在，表达自身的雄伟壮丽。 3结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东方注重血缘关系，西方重视个体价值。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东方讲究“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西方则认为人是世界的主宰，要改变自然。在信仰则分为祖先祭祀和崇拜神两种模式。这些差异反映在建筑上，就出现了东方以庞大建筑群落为主，和西方以高大的单体建筑为主两种建筑形式。表现在建筑材料上，东方的土木结构在废弃后便于回归自然，西方的石材则体现出他们崇拜天神、追求永恒的观念。 作者:郭柳辰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谈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景观设计借鉴 摘要：园林艺术是一门注重人和自然关系的综合艺术，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世界园林史中，以中国为代表的自然园林和以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方园林成为园林艺术的典型代表。文章结合中西方园林设计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思想，分析园林建筑环境、意境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西园林建筑环境的差异，总结出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对室内景观设计的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室内 景观设计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创造文化和生态结合的园林建筑成为有关建筑人员需要思考的问题。园林景观建筑作为一种空间和环境综合形成的环境景观，对于研究各种组合形态内涵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我国现代园林建筑和室内景观的构建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意义。人们对建筑景观的空间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地方气候、风俗、地域、环境、场所等因素差异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的园林建筑环境对中国园林建筑景观产生了愈发重要的影响。在当今的园林建筑环境呈现中实现了中国“欲扬先抑”和西方“率真表露”手法的结合。 一、中西自然观和中西园林艺术 （一）地理环境和自然观 中西园林建筑环境自然观的形成深受二者地理环境的影响。第一，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幅员辽阔，独特的地势特点使得中国文化发展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传统农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系统，人们将个人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建设中。另外，受社会条件的影响，人们会将自然界难以理解的现象认为是神明的旨意，对自然环境心存敬畏，逐渐产生了崇拜和依赖自然的心理。这种思想在传统园林设上的表现值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进行园林建设。园林建设追求对自然的顺从。第二，西方的地理环境。西方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气候类型多样，欧洲人员的生活以狩猎为主，长期发展过程中养成了和自然斗争的自然观，注重对自然界的改造。这种自然观思想在西方园林设计中的表现是强调设计中对自然征服，注重人工美高过自然美的设计理念。 （二）文化基础和自然观 中西方因为思想观念和文化差异的不同使得二者在园林建筑空间的设计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出现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差异导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两个国家的不同发展历程和哲学命题不同导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建筑空间设计的表现是注重审美情趣和意境的表达，而西方哲学思想在建筑空间设计上的表现则是注重原始宗教的力量。园林建筑环境作为人类文化和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在设计发展的过程中会体现哲学的特点。中国园林建筑环境则是会受到传统儒家礼教的影响，这一点从清代在北京建立的一系列的集锦宫苑中就能够体现出来。这些宫苑在空间思想上表现出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宗法。但是这种建筑形式是依靠高墙大院形成的，在具体的呈现上缺乏必要的公共交往空间。西方园林建筑受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从原有的心理幽闭性向开放性、层次性发展转变。西方贵族人士兴致勃勃的建筑打造心理和猎奇心态使得园林建筑景观的发展在一时间达到了顶峰。在研究园林建筑景观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园林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重的园林的意境文化性、在唐宋时期注重的是建筑设计和环境的对等性、在明清时期注重的是建筑对环境的支配地位。在建筑园林环境的呈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得很明显，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园林建筑的设计构思中有了充分的体现，在园林建筑中体现了我国独特的哲学思想。 二、中西园林建筑环境分析 人们对于园林环境的认知心理体验能够直接转换成人们对环境空间的体验和认同，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以人的认知判断为基本标准的认知发展模式，强调艺术物化之后的审美意识，是对人类认识和情感表现统一的体现。基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在进行建筑构造的时候会将自然要素，比如植栽空间、水体空间等引入到现代室内空间建构中。我国古典园林空间布局设计强调的“曲径通幽”，在设计中会采用“道路透景”的方式来给人带来空间的模糊性和独特的心理效果。我国古典建筑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曲径幽深的设计理念在明清两代的江南园林设计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园林建筑的空间表现形态丰富多样，在逐渐的衍变发展中实现了建筑艺术和建筑意识的融合，并在园林艺术设计中融入了大自然中的诗情画意。在隋唐之后，诗情画意在中国园林的建筑设计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体现，是中国园林构思设计的重要一环，典型的是以山水创造为基本主题的园林建筑设计。山水为主题的室内园林建筑设计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享受，比如以江南古典风格的园林设计——拙政园为例，拙政园以“远香堂”为主要的厅，由中花园的旧门入园管理，经过长弄和腰门，能够看见黄石假山，假山纵横拱立，起到了隔离景物的封闭作用。在临近“远香堂”的附近发现明窗四面广阔敞亮，能够将景色完全的展现，给人带来了独特的视觉感受，形成了和谐的室内空间序列。西方园林建筑则是以形式多样的回廊和立柱维合的结合体现，特别是在贵族的建筑装饰中，存在大量的罗马式、哥特式建筑形式，在这些建筑形式中主要以规则为基本主体。在欧洲的园林建筑设计中融入了大量的景物元素、构件元素、造型元素，在对这些元素的规划设计中体现了西欧人们人定胜天的思想理念。在众多的建筑艺术形势下，喷泉和雕塑的结合成为一种常见的形式，显示出西欧社会的人文内涵，代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 三、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和室内景观设计的匹配 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善于应用隔、曲、抑的手法来营造园林景观参差多变的特点，使得园林景观的设计景外有景、象外有象，给人们带来一种独特性的视觉感受。园林创作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意在通过园林建筑设计来给人带来关于自然情境的无限遐想。室内景观在表现建筑空间环境的生态化和文化内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室内景观的设计表现注重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三者之间的融合和协调。为此，在室内景观设计中可以将室外的自然景物直接引入到建筑设计中，提升室内景观设计的神韵。另外，还可以通过各种公共建筑空间室内景观和建筑景观融合来为人们打造一个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的景观，通过健康景观的设计和呈现降低人们的生活压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室内景观设计是现阶段园林设计的重要组成，受人们思想观念和建筑形态多样化的发展变化，室内景观设计和创作逐渐回归到自然状态。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在室内景观设计中的引入成为一种必然发展趋势，通过中国古典园林意境、标志符号、思维方式的融入能够实现我国现代室内空间设计的创新化发展设计。 作者:黄文珍 单位:厦门南洋职业学院福建 西方建筑论文:比较中西方建筑雕塑论文 一、中西方建筑雕塑文化内涵之比较 中国的建筑雕塑的大发展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源于印度，传人我国后以迅雷之势蔓延开来，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后扎下根。佛教的兴盛推动了佛教建筑的修建，而佛教建筑是离不开雕塑的，客观上推动了建筑雕塑的繁荣。自此之后的中国古代建筑就与雕塑结下不解之缘，雕塑成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对建筑雕塑的影响是很大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儒家的社会等级思想，这种思想影响在建筑领域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运篇》）；“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礼记•礼器》）[2]。这说明私人所拥有的一切物品，必须与其身份地位相吻合，不能逾越。建筑的大小、形制，建筑装饰的华丽程度，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繁复程度都要与主人的身份相一致，建筑也成为维护伦理纲常、礼乐秩序的工具。二是中国传统认知重文学艺术轻科技工学，建筑恰恰不幸的处于工学技艺的范畴，建筑人员在古代只能被称作“匠”，建筑也充其量就是手艺活儿，这些导致了我国古代的建筑发展和传承一直处于师傅传徒弟的状态，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知识阶层的充分介入，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门学科。师徒式的代代相传，往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徒弟要秉承师傅的教诲，守“祖训”，势必不能跨越祖宗定下的规矩。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国传统建筑并没产生质的飞越，无论是建筑材质、建筑形制，还是建造技术都没有新的突破，理论上的建树更是乏善可陈，仅有的几部建筑方面的著作，也只是对现有成果的归纳总结，更多得是为了发挥规范作用。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建筑雕塑的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不乏繁复精美、巧夺天工之作。 二、中西方建筑雕塑表现形式之比较 (一)建筑雕塑的载体和部位 西方建筑普遍是砖石结构，石材是其建造建筑物的主要材质。因石材具有稳定性佳、耐腐蚀风化及抗灾害性良好的特性，因此西方至今仍留存于世的古代伟大建筑较多。建筑雕塑依附于石材之上，以石雕为主。早期希腊建筑以柱子作为建筑的承重构件，在这些柱子的柱头或柱身的下半部往往会有雕刻纹样存在，有的甚至整根柱子就是一尊完整的人物雕塑。建筑山墙的尖端会有纯装饰性的雕塑出现，山花及檐部都有大量雕刻。罗马时期柱子沦为装饰，不再作为建筑的结构构件使用。中世纪的欧洲，主要建筑成就集中在教堂的建设上。12世纪以后，西欧的城市教堂以哥特式为代表，更强调世俗美和感性美，教堂的内部由垂直支柱构成框架结构，冷峻精瘦，支柱之间是大面积的窗子，这种内部结构形式使得其内部几乎没有墙壁，雕刻之类的建筑装饰没有了依附。但教堂的外部却布满装饰，比如教堂的大门四周，主体建筑的外立面。巴黎圣母院的西立面上就雕刻着彩色雕像，龛、小尖塔、华盖上往往也会布满雕刻，使建筑的天际线拥有跳跃的层次性，增强了教堂的庄严、静穆之感。西方建筑雕塑的巅峰是巴洛克建筑，巴洛克建筑是一种炫富情绪的释放，它打破传统建筑的设计思维，更注重标新立异，故而装饰布满建筑内外，大量使用雕刻和壁画，华丽璀璨。许多天顶画和壁画采用浮雕技法，使雕塑、绘画与建筑浑然一体。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构架为主，墙体多为土质烧制，这与中国古代的阴阳理论有关。古代风水理论认为“，木”属阳性，宜于活人住所建筑，而石材乃无生命之物，一般用于陵墓等阴宅的修建。古代建筑雕塑以木雕为主，同时还有彩绘、漆饰等。西周时期出现了板瓦和筒瓦，东周时已有附有雕刻纹样的瓦当出现。我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多样，两屋面相交而成屋脊,两条脊或三条脊相交必然产生一个集中的结点，对这个结点往往进行美化处理，雕刻成动植物或几何样式，称之为宝顶或吻兽[3]。整个木构架体系的划分细致，分为梁、柱、枋、檩、椽等，这些构件几乎都是肉眼可以看到，暴露在外的，因此也是进行装饰的首选之处。往往根据部位和形态的不同加工成动物造型、植物造型等不同形象。古代建筑的门窗也是进行雕刻的主要部位：大门上有成排的门钉，中央会有一对兽首口衔门环；窗子上多用纸糊的，窗格较为密集，这密集的窗格上大都布满雕刻纹样。古代建筑往往有高高的基座，台基上建有围栏，围栏通常雕刻纹饰；望柱的柱头和望柱下的排水口多被雕刻成动物形象，使整个基座高台看起来庄严富丽。 （二）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形式手法 中西方建筑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雕刻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基本超不出植物、动物、人物这三大类。其中人物又分为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以及与表现人物所关联的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雕刻手法基本都是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几大类，少数建筑上存在线刻手法。西方古典建筑物上的雕塑多为古代神话。以帕提农神庙为例，该神庙是希腊神庙中最负盛名的一座，作为雅典卫城建筑群的中心建筑物，它的雕刻和装饰也是最杰出的，山墙的最上部有金色的雕塑装饰物，东山花上是雅典娜诞生故事的群雕，西山花上是海神波塞顿和雅典娜争夺对雅典的保护权故事的群雕[4]，这两面的雕刻恰当地被安排在三角形的外框内，自然贴切。檐部的陇间板上也雕刻了一幅幅画卷，表现的仍是希腊神话内容。这些雕刻采用的是高浮雕和圆雕，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圣经故事也是雕塑的重要内容，大大小小的宗教建筑之上分布着圣母、圣子、圣徒雕像，《新约》也是其雕刻的重要题材。早期的我国古代建筑雕塑最初仅具有本民族图腾崇拜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雕塑越发丰富起来，其功能也更加多样化。皇家宫殿多雕塑龙、凤、兽、狮子之类，还创造出来并赋予某种美好寓意的动物，如鸱吻，原型类似海中鲸鱼，用作房屋顶部正脊两端，有防火的寓意；普通百姓府邸较多选择表祥瑞的雕塑题材，如荷花、鱼、福禄寿喜等；文人雅士的住宅则较多雕刻梅兰竹菊之类品节高尚、卓尔不群的植物形象，用以托物言志；寺庙佛窟之类的宗教建筑雕刻的往往是各种佛像或佛祖故事之类的神话传说；太庙祠庙类的坛庙建筑内多会刻画一些先贤圣哲故事，突出人伦教化功能。建筑雕塑依附于建筑而生，是建筑精神的展示，也是民族文化的演绎与传递。在中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西方建筑雕塑，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了解中西文化，使传统得以传承。 作者：陈希 单位：宿州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石材在西方建筑空间中的生态运用 一、传统石材在建筑中的使用方法 （一）堆叠 石材的堆叠是绿色建筑的起源，建筑师挑选可塑性好的并有独特艺术美感的石材，在不用任何粘合剂的情况下形成的壮丽建筑造型，就是石材堆叠的作品见证。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大峡谷和意大利的山洞是最早对石材的运用。石材给人的稳固及厚重感使人在建造洞穴时很有安全感，会给人沉稳的力量感。它的肌理经过岁月的冲刷展现出震撼沧桑。并产生对时间流逝的生命美感，叠砌的阵列感会更加强化了石材的生命美。 （二）采光 石材因其在建筑中门窗的结构建造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围合作用，镂空的采光口在自然光的照射下在地面和墙壁上产生光影，光影的轮廓因石头的各种不规则边角呈现不同的形态，展现出光与影的艺术美。（三）石材与其他材料的组合。任何一种材料都不可能独立诠释在建筑中，通常会与多种材料结合使用。它与水泥、沙子和颗粒等混凝土原料结合，可以为建造增多环保成分，成为大多数的建筑空间。其中非常值得我们欣赏的就是密斯的作品，他提倡把石头、玻璃、水和钢材等物质加入建筑行业，形成特殊的视觉效果。建筑设计的魅力就在石材基地和木制建筑墙体设置表现匀称，卵石发挥衔接与过渡作用，粗糙墙壁纹理营造简单气氛。 二、传统石材在早期建筑中的表现 （一）古埃及时期 石材在建筑中使用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金字塔时期，因为古埃及人相信，石头是有灵魂的，灵魂是不朽的，所以不管是建筑还是雕塑中始终让石头保持原有的外观和状态。 （二）古希腊雕塑 古希腊人用石材做雕塑是石建筑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石材在建筑艺术方面的潜力被希腊人充分挖掘出来，石雕柱式是最显著的表现方式之一，它的雕塑及石雕柱式在当时对人们的审美标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希腊人建立了石装饰在建筑装饰行业的美学模范，石材丰富了柱式语言并被巧妙利用，达到了一个新的审美高度和过程模拟。希腊人则完全用古希腊的做法，揭示了石头雕刻的潜在美感。例如：古希腊人的建筑在不同的建筑中为石材增添不同的人文精神感染力，这完整体现出古希腊时期的石材雕塑材料在建筑中的充分运用。希腊人的石材雕像现如今还伫立在大街上，影响与熏陶着前去观赏他们的人们，这些艺术珍品影响可谓深厚长远。 （三）古罗马帝国 石建筑辉煌史发生在古罗马，罗马帝国继承了希腊的宗教。传统寺庙中石材是主要承重结构，并开始有装饰功能。 （四）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由承重的石头建筑和琢石构成。这座哥特式的石头建筑，经历200年，是巴黎最古老的最大的建筑景观，在欧洲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圣母院内石刻为主要建筑材料，装饰风格既大气又华丽，石材被发挥得恰到好处，质朴的氛围不失华丽，完美诠释了教会的亲和力，以及纯净大气和神圣的气质。 三、现代石材在现代建筑中的表现 （一）石材在现代技术下体现出的本质美 每一种材料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有些材料应该是光滑的、美丽的，如瓷砖、玻璃。有些材料是简单的、复古的，如木材。而石头则是最简单自然的，没有任何装饰。人们应该充分尊重每一种材料的性质，让它发挥真正的魅力。当代的石头建筑，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的是石材的装饰作用，而不是承重结构功能。材料市场上到处都是石头，一切是相同的模具，这是石头吗？如果是这样，与人造玻璃、人造地砖相比，石头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因此，石材就该有石材的样子，石材是有性格的，或许它应该是沉重的、大体积的、自然的，不应该与其他材料相一致。 （二）在现代建筑中体现的案例 在法国有个不得不提的建筑便是高迪的建筑作品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高迪特立独行的建筑总是以一种惊艳唯美的影像出现在人们面前。高迪对材料的掌握达到了极致，他用陶瓷、搪瓷和马赛克镶嵌成奇数拼贴，所有的事情在忘我的激情的矛盾下共同推动，已经失去控制的能源附在双曲静态结构框架上。只有高迪可以把这种疯狂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如马赛公寓的马赛克拼花。 四、结语 石材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的作用随着时代变化而日益转变，展望未来石材在建筑中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被合理地运用，并展现出它的环保绿色生态美。在建筑设计中，设计师会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环境、不同的装饰内容、不同的光线和功能需求，与石材有一个更贴合设计构思的新交流。相信石材作为建筑材料在西方建筑的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阶段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怎样它的魅力仍然是不变的，应该有越来越多人去慢慢挖掘研究隐藏在石头中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作者：周长积 袁世君 西方建筑论文:建筑文化与中西方文化论文 一、关于中西方文化 1.文化的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精华，是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复合。“文”字又通“纹”字，可引申为文、文章、文采、条文等。化，则有变、改、生、造化等义。如《礼记?乐记》中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在物质活动方面，“文化”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宗教信仰等，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础性的涵义。西方文化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秉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传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启蒙运动发展而最终确立，并且几百年来兴盛于西欧、北美地区的文化系统。 二、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较 建筑文化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靓丽风景，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物质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和风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1.中国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伴随着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丰富的美学价值而成为无价之宝，它能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国人的审美情趣，丰富国人的视野。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如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等，以及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必然有着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从建筑理念上看，传统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及和谐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中心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自远古时代以来，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艺术同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黎族人民根据地形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顶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中国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内部布置像船舱，被人们称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黎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2.西方建筑文化 西方传统建筑在材料上多采用石材，外观具有严密的几何性，常常以带有外在张力的穹隆和尖塔渲染房屋的垂直力度，形成傲然屹立的特征。西方建筑体现了西方人的理性精神，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人是世界的主体，能够战胜一切。西方建筑由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依靠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以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其建筑整体风格是外向的、开放的、活泼的，追求外在的自由性和进取精神。西方传统建筑受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呈现出其特有的建筑风采。受西方宗教的影响，西方传统建筑刻意体现宗教精神和“出世”思想。如，西方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基督教堂，以高耸的尖塔、尖形的拱门以及绘有圣经故事的花窗玻璃等，反映了西方人征服自然、向往天国的文化观念，也表现了人们对尘世幸福的渴望。而远近闻名的巴黎圣母院也是哥特式风格的典型代表，它集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于一身，采用石材建造，整个建筑高耸挺拔、辉煌壮丽，给人以庄严而和谐之感；其拥有华丽的建筑外形和精美的雕塑装饰，增强了外观的艺术装饰性。巴黎圣母院不仅承载着与众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的时代烙印，更是西方人民智慧的结晶，展现了西方建筑艺术的非凡魅力。由于文化的起源不同，中西建筑的文化理论、审美方式、表现形式各具特色，给观者带来了不同的视觉感受、文化气息和心理体验。不同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造就了中西方迥异的建筑文化背景。中西方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次又一次地碰撞，我们不仅需要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重塑新时代下我们自己的建筑理念。这样，中国建筑文化才会充满活力，更加丰富多. 作者：叶自健 单位：吉林动画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中西方建筑艺术文化差别 一、中西方设计艺术文化特点及差异 我国的传统崇尚一元论，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西方则是二元论，即主客分离。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以儒道两家思想为基础，将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讲究的是整体性、和谐性、关系性和实用性。而主客分离则强调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突出个体差异，突出开放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注定会影响室内外空间的建筑布置。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加上古时交通的不便，造成了中西建筑互不影响、相对独立、风格迥异。中式建筑体现的是封建的儒道思想，追求天人合一的特色，突出建筑形态的互补性和对立统一，表现的是封建社会特有的等级观念、从属观念和临时观念。西式建筑则受宗教神权的影响，追求主客分离的特色，表现的是地位观念、归属观念和永久观念。这种差异的实质是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和社会形态上的差异。 1.中国传统设计艺术文化特点 中国传统设计源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整体设计观。中国传统的设计理念突出天地人三者的大和谐设计观。物尽其才、人尽其力、天时地利。在建筑中强调人、建筑、环境的和谐统一。其二，散点透视设计观。由于中国绘画艺术与西方写实主义的不同，采用散点透视原理，在绘画艺术中营造出无边无尽的超脱意境，让欣赏者仿佛身临其境，在精神需求上产生共鸣。在建筑艺术的表达上则形神兼顾，其空间是多方的视点相结合的布局以达到诗情画意移步易景的境界。其三，以形传神的设计观。南齐谢赫提出追求“气韵生动”的最高境界，以神似替代形似，不是表面再现物体的外在形态与色彩，而是强调事物内在的生命韵律以及与环境人文的相辅相成。 2.西方艺术设计文化特点 在西方设计艺术中，现实性和务实性是两个最突出的特色，用一切能够表现写实的手法对人和自然进行复制，突出人的价值取向，形成了这样几种设计思路。首先，科技至上的设计观。从古希腊就开始研究几何学、数学、解剖学等科学技术并将其运用于绘画、建筑等多个领域。神话与科学共存，画家、设计者擅长用几何数理公式来表现具体物体形状、结构、运动方式。设计理念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并遵循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而前进。其次是物质主义设计观。西方哲学思想着重突出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科学至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世界观。在西方普遍认为人是第一生产力，通过人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以及乐观的强调人的能力。社会强调“生存竞争”。通过人的力量得到价值体现。科技至上和物质主义这两种设计观集中体现了一个特色，即现实性。另一特色务实性，则表现在西方设计艺术最后一个特点上，即功能至上设计观。从西方早期设计到现代设计的发展史中不难看出，西方设计追求的第一要素即功能至上理论，受务实思想影响，产品的使用价值作为设计的主要衡量标准，用各种科学技术来创造最合理的功能，体现物的实用性，这是与我们追求精神性的最根本的区别。 二、中西方建筑空间组织方式的异同 中西方制度文化和性格特征的异同，完全可以在建筑空间的布局上得到充分的表现。相同之处在于顺序形式均以一定的轴线为基础，即双方均采用了轴线的概念组织空间。不同之处则在于，西方建筑的轴线概念多为东西向，且常用于单个建筑空间，而中方建筑多为南北轴线，且常用于群体建筑。在中国,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古人,在实践研究自然规律而渐渐产生了“以北为尊”的观念,我们常说的建筑形制中的坐北朝南就是这个意思。在实际建筑形式中用南北向轴线组织建筑群是中国古建筑的独有组织形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以及人的内向型性格，在建筑空间形式表现出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平面式建筑群，前后左右有主有宾、有规有矩地平面展开，具有一定的规律规定性，这种建筑组织形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形态有相似性，可以说建筑同样是表达尊卑长幼秩序的一种手段。要满足各类建筑功能上的不同需求，就要通过它们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来完成。例如：北京的故宫，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山东曲阜的孔庙等。简而概之，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相比，建筑多为平面简单的矩形，既单纯又整齐划一，在平面空间上叠加，从而组成有秩序的建筑群落。而西方则不同，影响古罗马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是科学民主精神和人的外向型性格，这些都是源自于古西方社会的神学、宗教和古希腊的神话传说。相比较而言，中国建筑内敛，表现为地面上的平面拓展，而西方建筑外放，表现为垂直空间上的延伸。西方人思想体系中太阳和自然万物是生死循环的根本能量，神的力量主宰太阳的朝起夕落过程。在西方建筑中，建筑功能的划分往往在建筑内部完成。与我们东方建筑在形制上恰恰相反，西方建筑多是垂直空间的延伸。但是这种设计理念却被建筑技术和浩大的工程量所制约。垂直空间的延伸需要极大的建筑空间支撑，可是在实际的建设过程当中,不断增高的建筑所带来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注定需要依靠更高的科学技术和更大的工程量以及随之而来的更高的建设成本和更多的人力物力，而这些，尤其是科学技术，却不是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为解决这种难题，西方社会受太阳东起西落启发，渐渐地采用东西轴线来替换垂直轴线。这种建筑形制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开拓了建筑的内部空间，将纵向的内部空间进行组合创造，同时创造出相应的空间装饰和艺术。这种建筑构造离不开成熟的几何理论知识支撑，拱券技术和混凝土的发明使西方建筑走入一个新的时代，建造出了一系列辉煌的建筑。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索菲亚大教堂和其他一些欧洲着名的哥特式建筑。 三、中西方建筑材料和装饰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木质材料占据着建筑材料的主要位置，其它均为辅助材料。儒教在中国的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奠定了以“仁”为主，忍、韧的精神。而木材恰恰能够极好地体现出这种思想文化的细密、深邃、坚韧和柔美的意境。从建筑形式与建筑材料的搭配上讲，木料结构的建筑更适合中国式平、广、大的建筑模式。中国古代建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木质结构体系。这种木建筑的优点有很多，第一，防震能力优良。在1996年的丽江大地震中，专家们看到市区内不少新建建筑倒塌受损，但令人称奇的是丽江老城区的古建筑受到的影响却很小，古老的丽江古城并未消失。而山西应县我国最老的木结构佛塔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在这风雨飘摇的几百年中，这座木佛塔不知经受过多少次地震与自然灾害的侵蚀，但依然屹立依旧。第二，木质结构器物选材取材的便利性强。树木砍伐相比起开山取石或是烧制砖石来说，要便利容易太多了。而且古人用木材做柱子、梁枋大大提高了建筑时间。例如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中仅房屋面积就达到16万平方米。有史记载的从开始建造到全部完工，仅仅用了13年。重点是在这13年中大多数时间用于准备建筑用木材，真正现场施工还不到5年。而西方建筑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充斥在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中。西方建筑中多采用石材作为主要建筑原料。石材建筑充满力量感，在材料的对比上不难看出石材的运输修整更耗时耗力。例如，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建造耗时近三十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母之花教堂，这座宏伟的石料建筑花费了将近50年之久。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财富，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在追求其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审美需求也必不可少。在装饰设计艺术方面，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仍然以木结构为主，经过一系列美化加工的原木构件被用在建筑物的里里外外，形成传统装饰的主要部分。由于木结构怕火，历史上很多建筑因此而付之一炬。为了保护木构防腐及防火，常常在原木上涂漆绘画。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从组成世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到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从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色到青、黄、赤、白、黑这五个颜色。在建筑色彩应用中表现为东青、西白、南朱、北黑外，中央为黄色，黄色为大地之本，尤其在农业社会，土地更是一切财富的基本，具有特殊的地位。传统装饰中经常提到的“雕梁画栋”正是这一特征的具体详实的写照，具有以下特点：用象征和比拟的手法表达特殊的含义，比如说植物中的岁寒三友，动物中的飞禽走兽或是数字中的象征意义。不管采用哪种装饰形象，无一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或是对秩序的隐喻。西方主流建筑的基本元素是柱式，它是决定建筑的大小和风格的首要因素。柱式建筑历史悠久，流行广泛，生命力强大，是从一种建筑形式慢慢演化出依附结构的设计艺术形式。而且西方柱式结构建筑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步有了量化的设计标准和设计规范。柱式的强大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因为其技术的简单性，形制的规范和成熟性，和多环境的适应性。最基本的柱式结构有三种，即男性化的多立克、女性化的爱奥尼亚和装饰的科林斯。柱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人体美赋予建筑，通过雕刻艺术与柱式结构的结合，在人物和动物的塑造上通过写实艺术塑造精准逼真的形体。 四、结束语 多元文化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建筑，但在当今世界大同的情况下，一味不加区别地模仿堆砌建筑符号，而不对中西方的传统进行系统研究，是根本无法创造出真正有特色的建筑的。理解传统，继承传统，同时灵活地依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结合当今的高新科技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先进理念，才能设计和建造出真正独具特色的建筑，这才是建筑的真正创新之路。我们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设计和建造出即有舒适性又符合生态学要求的新建筑，开辟出建筑事业的新天地。 作者：王婷单位：中原工学院服装设计 西方建筑论文:东西方园林设计区别思索 本文作者：钟松涛 单位：南昌市世纪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遵循自然式的设计原则，在园林建筑的分布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建筑在园林中的分布遵循着这一原则，一般根据实际的园林景观进行变化，建筑的功能和类型也根据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进行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西方园林建筑的分布，遵循对比的原则。园林建筑一般处于园林景观的中线或者视线的节点上，园林建筑之间相对独立，园林建筑与园林其他景观之间也处于独立的状态。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具有美学功能和使用功能两个功能，具体的体现在美学功能、使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空间的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园林建筑本身的造型和设计发挥其美学功能，其居住、休息、宴会等作用是园林建筑使用功能的发挥。此外，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还可以起到对园林的空间进行分割、组合的作用，如墙在园林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感。西方古典园林的园林建筑，除亭、桥等具有使用功能外，其他的园林建筑一般不具有使用功能，仅仅是作为人工景观对园林起到点缀作用，美学意义大于实用功能。在空间上，西方建筑不具有分割、组合空间的作用，在园林景观中独立的存在。 东西方园林建筑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首要原因，就是东西方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即文化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的对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不同。中国文化追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园林设计中较多采用曲线设计来反应自然景观的不规则性变化，以曲线为美，园林建筑的设计包含了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最高追求。在西方，西方文化追求人改变自然的观念，在园林的设计中多采用直线的设计，以直线代表着人的意志，对自然景观进行征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中以对称、直线和几何图形为美。 西方园林建筑起源于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的选择以石头为主。中国园林建筑受到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木式建筑的影响，园林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园林建筑上也是这样。以罗马万神庙最为代表的拱式建筑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以石料砌筑，墙壁较厚，窗洞较小是其建筑因材料带来的特点。西方园林建筑强调体积美感，建筑的尺寸和重量等以追求宗教氛围的营造为主，不以实际的使用需要为主。雕塑作为西方建筑的主要装饰方式，追求雕塑与建筑的统一，也是以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抬梁式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抬梁式结构实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可以单间或者多间组合，还可以实现三角、六角、圆形、田字等多种平面结构建筑。塔最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代表，既是在以较轻的土木为材料，以抬梁式为主要工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东方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家追求自我哲学，在园林中寄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追求自我审美与建筑的统一。东方园林多由不规则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建筑作为点缀和连接，在建筑上表现不同的文化品味。西方园林建筑则是对西方几何美学的追求，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赞扬和崇拜，园林建筑作为人的代表处于园林的轴线上，起到统帅园林的作用。 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存在于建筑的类型、材料、功能和布局等多个方面，其本质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历史上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东西方在对园林建筑意义定位上的不同。探讨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性，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实现园林建筑在园林中最佳作用的发挥。

商业文化论文:浅析晋商文化与山西传统商业建筑 摘要:以山西省尚存的部分传统商业建筑为研究对象,在对晋商文化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山西传统商业建筑的前店后宅(坊)的平面格局、临街开敞的立面形态以及独特的地方性等特点。 关键词:山西;晋商文化;传统商业建筑 1引言 地处黄河流域与黄土地上的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资料统计,全国现存的70%地上文物在山西,这一方面说明了山西省的文物保留现状比较好,另一方面却也是山西省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反映。 晋商现象,在 4.1典型的北方风格 山西的传统商业建筑,如前所述,大多采用前店后坊(宅)的院落式布局,即前为店面,其后为管理部分或作坊,有的后部还有居住客房,与民居相似。每个市镇的建筑手法都非常统一,一气呵成。平遥,以其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身份保留着至今依然很少看到改动和添加痕迹的一座座商铺,祁县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它精美的建筑装饰风格,昌裕川茶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太谷的店铺则相对比较高大森严,而碛口因为其宜人的街道尺度,却又添了许多的人情味与亲切感,洪洞、襄汾虽然破坏较严重,但也给了我较深的印象。无论是在哪里,由于地处北方,它们的商业建筑都表现出典型的北方风格,布局方正,追求对称性,屋顶厚重,用材粗大,封闭感很强。在这一点上,南方的商业建筑由于水文化赋予了其独特灵性,使其空灵轻巧。这也是与山西商业建筑的强烈对比。而就院落比例来说,长宽比大约为2:1,较北京四合院狭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山西人稠地狭,又兼之利于防风防沙,另一方面却也能体现出山西人的保守与封闭。 4.2窑洞这种建筑形式的应用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由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它也拥有西北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窑洞,以往的观点认为,窑洞是贫穷的象征,然而在明清时全国最富的地方,窑洞却也是商业建筑中的一种主要建筑形式。窑洞具有许多现代建筑所不具备的优越性,这里且不再赘述。我们看到,在山西,传统商业建筑大多为木构建筑和当地特有的窑洞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很多二层的院落建筑往往是下层砖窑洞、上层木构。大多时候前店后坊(宅)的坊(宅)的主要建筑多为窑洞,有时候厢房也会为厢窑所取代。更有趣的是,在平遥的日升昌,居然有假窑的出现(图6),所谓假窑,就是在房的外面加一个窑脸,这多少也反映出了明清山西商人对窑洞这种建筑形式的喜爱。它也是对其优良特点的一种折射。 4.3建筑质量较高 作为明清全国金融中心,全国的首富们都在山西,这样很自然地其商业建筑的质量也会远高于其它地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用材,装饰装修水平,建筑规模上看出。下层砖窑洞、上层木构的建筑往往会在砖窑洞前加一圈木构格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想来和当时当地经济的富足有些关系。其次,作为商业建筑,它的世俗性决定必然要有许多繁杂的装饰。在商业建筑重视吸引顾客的方面,人们往往将店面的华丽程度与它所经营商品的效益联系起来。因为装饰装修水平往往象征着一家店铺的发达程度。明清的山西,作为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其商业建筑的装饰装修水平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它的建筑技术、装饰技艺、雕刻技巧构思奇特,匠心独具,超凡脱俗,别具一格。建筑中随处可见精雕细刻的各种砖雕、木雕及石雕建筑艺术品(图7)。这些艺术品从屋檐、斗拱、吻兽到门窗、柱础、石鼓、佛龛、照壁……它们都体现着明清山西商人的经济地位与文化品位,体现着明清山西匠人的精湛技艺与审美水平。 总之,徜徉于山西老城镇大大小小的院落和密密匝匝的商业店铺之间,我们不禁会为其华美的建筑风格与丰富的建筑空间而感叹,同时也不免会为院落的破败与零乱而深感惋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建筑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山西传统商业建筑的价值与意义,认识到它作为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它们。 商业文化论文:畅销书排行榜：文化表象下的商业产物 摘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畅销书排行榜所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它背后的文化性和商业性，由此对我国的畅铺书排行榜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　畅销书排行榜　文化性　商业性 不知从何时起，我国的图书市场迅速冒出数不胜数的畅销书排行榜，在书店或报刊媒介中随处可见各种畅销书排行榜。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畅销书排行榜正在对受众的文化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一份读者调查表明，对于图书排行榜上推荐的图书，只有大约12％的读者“不理会”，而绝大多数人或者买或者要看看。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畅销书排行榜只是出版社经营中所利用的一个工具，它在文化表象之中不可以避免地融入了商业因素，甚至于招致社会舆论的质疑。这也体现了畅销书排行榜在现代大众文化生产中的尴尬，即是文化产品，又是商业产物。畅销书排行榜在现代文化生产中到底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它对出版社和其他媒介又起了怎样的作用，而对于普通的受众，又应当用何种态度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畅销书排行榜。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以畅销书排行榜为分析对象，分析其在现代大众文化生产以及媒介(主要是出版社)商业运作中的作用，以及它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从宏观上对畅销书排行榜的文化性和商业性进行分析，并试图给我国畅销书排行榜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一、畅销书排行榜概述 畅销书排行榜制度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大生产的兴起而产生的，在文化大生产中，文化产品被作为商品而大量生产。美国的畅销书制度诞生显著标志就是以销量为尺度对在销图书进行排行进而各种类型的“畅销书排行榜”。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起源于1895年《书商》杂志开启的“按需求数量排序的图书目录”，现在美国一些媒体因为富有个性和权威的“畅销书排行榜”而在媒介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其中以《出版商周刊》和《纽约时报》定期的“畅销书排行榜”最有权威和代表性。而在欧洲比如英国和法国，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了类似排行榜的每周综览。 中国的畅销书排行榜是舶来品。中国大陆“畅销书排行榜”的出现大约在1994年前后，最早刊登排行榜的杂志是《中国图书评论》，从此以后，中国也引进了西方的畅销书排行榜制度。现在，以公布畅销书排行榜并且进行市场分析为业，最主要的专业机构有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等。开卷排行榜是1999年问世的。它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最权威的畅销书榜。从“畅销书排行榜”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经历了从简单的资讯提供到多元的榜单模式和详细的文字分析的发展历程。 畅销书排行榜的兴起，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和商业现象，也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大生产的兴起相契合。现在畅销书排行榜在大众媒体上可谓遍地开花，它成为引领读者购书，研究者获取资讯，出版社关注和衡量业绩的重要参考资料。畅销书排行榜也成为了出版社进行营销的新手段，在其文化表象下掩盖了浓重的商业气息。 二、畅销书排行榜的作用 1　影响出版社运作的重要因素 畅销书排行榜是西方媒介商业运作的产物，如今畅销书排行榜对于出版社来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有力的影响着出版机构的专业运作，主要包括：其一，影响选题，作为选题来源的重要信息，出版社在做选题策划时会把各类畅销书排行榜作为重点对象做深入分析，以确定选题或者作为调整选题结构的重要参考依据；其二，影响国外图书的版权引进，提供版权信息来源，研究者发现。国内出版社在引进国外图书时，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畅销书排行榜；其三，影响出版社对于作者的判断和选择，出版社在对排行榜做分析时会特别关注重要作者，那些频繁出现在排行榜中的作者有可能被打造成“品牌作家”加以强力推广；其四，影响未来图书市场的走向，出版社在探索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时会以排行榜的分析作为基础，以获知读者趣味的特征以及图书流行的趋向。畅销书排行榜就是以这样复杂的方式影响着整个出版业的运作。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代出版社的运作中，畅销书排行榜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一环。出版社在这里不仅是一个文化机构，更是一个商业机构。而出版物则完全成为商品，出版社利用畅销书排行榜这个有力的工具吸引消费者购买商品。 2　供求链上的控制因素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时代的到来，文化产品也被作为一种工业商品而被大量生产和复制，在以大批量生产、市场流通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市场中，文化产品已经被完全彻底的商品化了。对于消费者，也就是文化产品的受众而言，如何在五花八门的、海量的产品之中挑选自己需要的商品，这就必须有特殊的方式引导受众选择商品。在这种情况下，畅销书排行榜就应运而生了。 畅销书排行榜旨在以数量化的直观形式，显示某些产品在庞杂的文化市场中的优势地位。畅销书排行榜的标准因涉及领域、追求目标等因素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但相同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主要以市场销售数量作为标准：如《纽约时报》排行榜是以数千家图书零售店以及为数万家其它零售点供货的图书批发公司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的。 这种具有固定模式的排行榜，较之于其他形式的推介媒介，比如专家点评等，对于受众的接受和理解有着更明显的优势。首先是畅销书排行榜的形式看上去具有高度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在于，畅销书排行榜以市场销售量为导向，评判主体是受众，而非媒介或者个别专家。其次畅销书排行榜具有清晰的一目了然的特点，受众在看到榜单时，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推荐的产品，形式上特别有利于受众的接受和理解。 要选择性地买书读书，读者有三种选择：从报纸等各类媒体中获取图书信息——到书店完成特定书籍购买行为；到书店转转买点书看——书店排行榜介绍——适合自己需求的图书——购买；书店——不看排行榜——逐一浏览——同类中选择——购买。很明显，前两者比后者要有针对性、目标明确得多，同时节约了大量时间。最主要的还在于，前两者实现购买行为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后者。从希望购书的读者意愿到希望读者购书的书店方意愿来说，前两者都能形成双赢的局面。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受众依靠着各类畅销书排行榜来进行买书看书的行为，排行榜似乎成了维系出版、销售方与受众之间公开性互动的惟一指标。因为惟一，更显其重要，也使其更加貌似权威。 由此看来，畅销书排行榜就相当于连接出版社与受众之间这条供求链条上的一个控制因素，对供求双方都起着影响。一方面这个排行榜影响着出版社的运作，另一方面也因其看起来“客观公正”而影响着受众的购买行为。而在这个供求链中加入这个控制因素，貌似就能使双方达到双赢的局面。 三、畅销书排行榜之探析 1　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共存体 既然是对文化产品的推介，那么畅销书排行榜本身便具有了文化性的意义。所谓文化性是指畅销书排行榜本身是以受众对文化产品的评判为标准的，那么上榜的图书虽不能被称为是最好的图书。但却是被默认为受众所最喜爱的文化产品，就其文化性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产品的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应当是能够引导受众购买能满足其精神生活需求的文化产品的，精神生活的向导。 畅销书排行榜本身不具备任何商业性，它只不过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数据。可是因为它所要面对的对象，可能是潜在的购书者，因此就有了其商业价值。客观上它也是试图向读者传达图书信息，从而起到指导图书消费的目的。毕竟绝大多数读者接触不到专业的图书报刊，无从得知大量的新书上架及何种书畅销等情况。畅销书排行榜的存在，源于我们越来越重视资讯发达、信息透明的时代精神，更源于国内出版业正在以滚雪球的速度走向市场，出版了大量的图书。事实上，现在的畅销书排行榜的背后存在着各利益方力量的角逐。出版方和销售方利用受众对排行榜的信任，以及他们的“从众”心理对所谓的畅销书进行炒作和营销往往收效最大，这点在行业内并非秘密。畅销书操盘高手金丽红曾投人区区以2000元就调动全国媒体制造出了中国一流的畅销书，就是因为她高度重视排行榜这个不会说话的“广告”。如何打造出上榜的畅销书，成为出版社所深谙的一套程序，畅销书的丰厚利润足以让其具有了投资的价值。 文化性与商业性是畅销书排行榜的两面性，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之下，这样的两面性使得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 2　中国式的排行榜 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重新得到繁荣，到现在达到一个空前繁荣的程度。在文化领域中，由于移植了西方的模式，文化产品也开始以大批量的方式加以生产。因此，畅销书排行榜这种形式也被引进进来。畅销书排行榜在中国的出现意味着市场开始作为一个因素介入文化领域中。然而虽然移植了西方的模式，中国的畅销书排行榜却在这个国有一体化的媒介市场中发展了其中国特色。使其成为“中国式的排行榜”，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美国的《出版商周刊》、德国和法国等历史悠久的畅销书排行榜有着详细的分类，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分成几种，在小说和非小说两大类中区分一般纸皮书。大众市场纸皮书，精装书。畅销书榜虽然是一般图书，但也会涉及有限的其他类别，如宗教、科学小说、法律或自学自助的书。。而中国大陆的排行榜大多是不分类别的综合排序，即使进行分类，也很粗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畅销书排行榜在美国图书出版业界的作用非同一般，它代表和影响美国的阅读趋势，因此它的操作极其严谨。而在中国，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炒作畅销书的现象屡屡发生。据说在新书上市的第一个月里，出版方会自己掏银子组织大批员工，多次去关键性书城采购自己所出的书，因为书一旦爬上排行榜，电视、报刊等媒体每周的“书情”排行栏目就等于免费地给新书做广告。观察数周，如有起伏出版方就要故态重萌，直到新书流连在排行榜上。在排行榜操作规范不够成熟的中国大陆甚至出现了“排行榜就是排钱榜”的混乱局面。其中商业力量的渗透是最主要的因素，包括生产方面、传播方面等等，都有各种利益诉求。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影响着畅销书排行榜，有知情人士透露，畅销书排行榜除了要考虑销售之外，还有册数、档次、有关部门意见，最后才能公之于众。还有比如说短时间内集体购买对排行榜造成的偏差，以及南北阅读习惯差异造成的统计偏差，盗版现象严重存在等等原因，则更是不胜枚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市场尚不健全、不完善。在图书出版这一块，“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就是在口头上谁都承认社会效益的首要地位，而实际考核出版单位时，又把经济指标放在首位，经济效益占70％，而社会效益只占30％，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样的考核体制，怎么可能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呢”?的确，这样的考核体制不仅不能抑制出版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时的消极作用，反而在上面增加了一个砝码。 三、对我国畅销书排行榜发展的建议 鉴于中国大陆现在畅销书排行榜的混乱局面，以及它在媒介与大众文化生活中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有必要对中国大陆的畅销书排行榜进行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完善。西方的畅销书排行榜制度发展的历史悠久，已经形成了其自己的模式。并且严格的执行，才使得畅销书排行榜获得了受众的信任，成为反映国民阅读趋势的一个有力工具，真正实现了其在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价值。我国可以对西方的制度进行借鉴和模仿，但在我国的国情之下，则更要以社会效益为第一，不能受经济效益的驱使而造假。 我国畅销书排行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其排除混乱和无序，使其真正走向健康、规范、公正、务实。为此，有关人士指出，排行榜的统计数字，一定要建立在客观、广泛和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反映市场实际状况，提供准确信息，使排行榜真正发挥其帮助受众引导的功能。 然而，由于畅销书排行榜所具备的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特质，要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其背后的多方力量的参与，使得它不可能具有百分之百的客观性。但是如果商业利益起了主导作用，那么这个排行榜就只是一个隐性的广告形式而已。如果某些部门要求的舆论导向意见起了主导作用。那么这个排行榜便成了主流媒体的替代物。这都有悖于排行榜的初衷。 畅销书排行榜毕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如何利用好这个工具，使媒介和受众得到双赢，也只能在运作过程中借鉴经验，进行扬弃，逐步完善其制度。如何保持畅销排行榜自身的客观性，又考虑到其背后各种力量的平衡，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借鉴西方的模式固然是一种方法，但过分复制其模式却不可取也不可能。在中国体制下做出真正符合大众利益的“中国式排行榜”，是排行榜主办媒体应当思考的问题。 商业文化论文:文化产业的商业属性及商业模式 摘要:文化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对经济的介入。文化不仅具有要素的特性,其作为综合国力更具有软实力的特性。文化对于产业的介入方式一方面体现为文化与创意之间的辨证互动,另一方面体现为文化是文化产业的目的和手段以及价值评估的核心维度。文化产业的发展应逐步提高文化在产业中的比重,使文化产业成为我国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文化产业;商业模式;文化资本 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结构形态具有一般产业所具备的商业属性,文化产业核心要素包括生产者、生产过程和产品。就其所提供产品的性质而言,文化产业可以被理解为向消费者提供精神产品或服务的行业;就其生产过程的性质而言,文化产业可以被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文化产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商业模式重要作用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 就其最普通的意义来讲,商业模式是一种系统的设计,它是指一个企业在明确外部假设条件、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前提下,用于整合企业自身、客户、合作伙伴或利益相关者以及资源、流程、渠道和能力来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战略意图,同时也是实现价值的结构体系以及制度安排的总体构造。由于文化产业兼具文化和商业双重属性,它所涉及的行业领域非常庞杂,再加上它所处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不能简单地将单一的特定商业模式应用于文化产业的所有行业,也不能保证某一特定的模式在各种条件下都能产生优异的价值结果。 一、文化产业的商业属性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既指明了文化的精神、观念属性,又指明了其客观的物质本原;既分析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区别,又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和源泉,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保证。随着文化与经济的相互融合日趋深入,经济中的文化含量、文化中的经济穿透力也在不断提高。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一方面是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对文化价值观念、人的行为方式、社会生活方式、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运行机制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必须运用经济手段、引入经济要素,不断增强其自身实力;另一方面是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目标、经济结构、生产管理方式及经济制度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必须通过增加文化含量及发挥文化作用而不断提升内在价值。文化与经济互动,构成了新时代全新的生产形态和发展模式。 (一) 作为商品的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是一种将抽象的文化转化为具有高度经济价值的产品,这需要将内容的原创性与形式的变化性融入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之中,并依据经济规律,通过一定的商业模式的运行,最终作为商品提供给消费者。显然,这是一种利用文化资源和个人智能创造产值的过程。商品经济的发展从生产方面表现为物质产品的丰富,它直接的后果就是带来了需求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物质产品效用的下降和文化产品效用的提高;物质产品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在消费方面表现为更加注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进而成为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人们总是优先满足生理需求,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是最难以满足的。但是,只要环境不妨碍这些较高层次需求的出现,它们就能激励大多数人不断去追求。消费者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的满足需要通过文化产品或者是产品中文化价值的消费来实现。文化产业与商业利润唇齿相依,这就决定了它不仅要严格地遵循市场逐利的原则,而且在创意上也会刻意迎合接受者的娱乐、消遣、宣泄功能等精神需求。法国社会学者布什亚说:“人会毫不犹豫地寻求自身幸福,偏爱那些最使他感到满足的物”。文化产品具有唤起人们联想愉快事物的能力,能够与人们有情感连结,产生心灵层次的共鸣,从而使消费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符号价值的追求。一般而言,人们的消费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物质需求的满足在消费中表现为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实用性;精神需求的消费更多地注重满足情感需求和自我表现。随着物质需求的逐渐饱和,商品作为符号的意义越来越得到重视,人们在商品社会会约定俗成地赋予商品某些符号意义,使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淡化,而交换价值或炫耀价值越来越扩展或放大。文化产品本身兼具有整体性、多元化、个性化的思维象征,其符号意义较之一般商品尤其突出,当文化意象融入商品具体呈现后,造成显著的不可替代性,并透过外在表现的图像或是符号化,强烈地让消费者认知它的存在,产生文化的可辨性自我表达动机,促成消费者运用商品的符号意义去表达社会角色认同,以及表达消费者的自我形象。消费者也会藉由具有符号、文化象征意义的文化产品建立自我形象,表现自我风格。 根据物品满足需要的性质,可以将物品的效用分为功能效用和体验效用。功能效用使功利主义动机即实用的动机得到满足;体验效用使消费者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功能效用的大小是人们根据物品的客观特征和它的自然属性的绩效对物品的实用作用所做出的内省的、理性的、认知上的评价,体验效用的大小决定于人们对物品的情感认同或者体验过程的愉悦性的评价。文化产品可以向消费者提供在特定社会中作为品味与其所处的生活型态的对立结构或者身份层级差异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消费者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可以获得与自己的现实身份和生活方式迥然相异的独特体验,这种象征意义从强调物质功能为中心转移到强调人的欲望为中心,又转移到强调个人与小群体生活方式,最后转移到强调在整个社会形态中,物我一体的感觉,体验着物品带来的身份认同和彰显社会等级的快感。 (二)作为资本的文化产品 文化是一种资本形式,作为资本要素投入,通过与其它生产要素的有机配制,将提高产业投入要素的边际效用,从而带来效益的递增。传统经济学一般不把文化因素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到经济发展的模型中,因为文化因素无论从其本质,还是从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过程都存在一定的非理性。随着经济文化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学者们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给出了新的解释,如社会学家科尔曼对文化因素的作用给出了经典的分析,认为文化因素对于有效地转化劳动、资本、自然这些物质资源以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从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的角度看,可以将文化因素视为一种“资本”,纳入经济发展的模型之中。 文化最早被视为资本,始于社会学之父孔德,在他的《社会政体体制》的第二章里提出了这一观点:当人类的产出高于消费时,一部分资本代代积累,并随时空转换为耐用性资本。孔德继承了人类学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相互交融,这就是“文化资本”观念的最初萌芽。[1]到了20世纪,经过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批判理论的复兴,“文化资本”又一次受到人文科学的青睐。布尔迪厄借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资本”,来揭示文化作为一种稀缺财富或资源的实质,在探讨教育再生产、文化消费、趣味和社会等级的多篇论文和著作中多次提出“文化资本”的观念,并不断完善和深化这一概念的批判张力。他认为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和文化的再生产等智性实践,同样被还原为一种具有符号特征和自主逻辑的利益行为,和其他实践类型一样具有“资本”和权力积累的维度。 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以四种基本形态存在: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其中“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1)主观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2)客观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态(图片、书籍、词典、工具和仪器等等)存在; (3)体制形态,如教育文凭,以文化资本的形式由权威机构授予,并成为一种具有保证性的资历认证。[2]第一种存在形式指的是文化作为思想资源、智力资源的形式直接渗透、融入到经济活动之中,以增加和体现文化附加值的形式将文化思想和智力智慧转变为经济价值。第二种指的是作为具体形式的文化产品,通过不断满足文化消费市场的多层次、多样性的需求,使文化产品成为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特殊商品,例如戏剧、影视、绘画、音乐、图书等直接进入市场,运用现代市场经济思想、市场经济运营方式、现代文化生产方式,使传统精神生产方式、体制等发生突破和改革,以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第三种指的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人才所具有的文化资质,包括他所具备的教育文凭、智力水平、创意才能以及科技手段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层面上的文化资源是所有形式中最具潜质的文化资本。 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都能够转化为文化资本,只有进入现实公共文化生活和现实文化生产之中,文化资源才具有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必须经过创意策划、内容生产、产品定位、市场营销、消费体验等过程,依靠生产企业、策划公司、市场调研、咨询评估、服务网点、行业协会、传媒推荐等中介服务机构,将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最终变为文化消费和文化效益,从而拥有持续的开发价值和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文化资本”理论开启了对消费文化的研究,通过引入文化资本概念,可以使我们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视角来思考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也可以在经济因素之外联系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文化实践,从而对文化产业的性质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三)作为生产力的文化产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此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把人类“文明的果实”称作“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到晚年写作《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时,更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力”的概念,即物质方面的生产力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3]。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概念的提出,为文化产业的出现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使人们认识到艺术生产不仅能够像精神生产那样重视人们的精神需求,同时也能够像物质生产那样进行一种集约化、批量化生产,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追逐巨大的商业利润。虽然“艺术生产”不能完全代替文化生产,但其具有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特点,对“文化生产”而言是通用的。 文化生产力就是创作和制造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并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循环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发展的能力。文化生产力具有双重属性。其一是商品属性:大多数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欣赏活动,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人们通过文化市场,运用货币交换,去获取文化产品的保有权和文化艺术的欣赏权,文化产品既然成为商品,也必定拥有了与实物商品类似的生产方式,以流水生产线和高度专业化分工为标志的高度集约化生产方式,成为文化产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文化生产者也是通过市场的货币交换,有相应的价格管理,成本核算、盈利亏损、再生产等范畴,这就是文化生产力所具有的商品属性。其二是精神属性:文化生产力又不简单地等同于物质生产力,因为文化产品作为精神生产的成果,除了具有商品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表现在:第一,它是为着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第二,它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表达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志、兴趣、情操,从而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艺术观。文化生产力的双重属性对应地引发出两种不同的效益追求。作为商品,要求注重经济效益,尽量地实现盈利;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则要求讲究社会效益,力求对社会、对民众以至对政权,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文化产业的出现是文化产品现代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要求。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产主要以个人生产为主,效率低,产量低,文化产品的传播也主要以生产者和传播者自身作为产品的载体或媒介进行的,传播范围小、速度慢。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观念、符号和意义载体的文化产品在生产和传播方面要求有着更快的速度和更广的范围。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物质产品效用的相对降低,使得人们有了对精神文化交流的更迫切的渴望,于是,打着科学技术印记的生产工具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文化产品生产领域,从活字印刷术、机械印刷,再到今天的电子印刷术,科学技术在文化产品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使文化产品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文化需求,实现了文化自身的目的。 二、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 具有商业属性的文化产品必然要按照一定的商业模式运作才能获得市场价值。商业模式是一种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及其关系的概念性战略分析工具,用以阐明某个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它包括一个企业所能为客户提供的价值、产品的消费者目标群体、产品的生产、营销和管理的过程、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合作伙伴网络以及借以实现这一价值并产生可持续盈利收入的一系列要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依靠引入商业模式来保持文化产业生存和发展的活力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商业模式是一种简化的商业逻辑,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中一些主要的元素来描述这种逻辑,以了解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构成。 (一)价值主张 即文化企业通过其产品和服务所能向消费者提供的价值,价值主张明确了公司对消费者的实用意义,成功的商业模式要能提供独特的价值主张,有时候这个独特的价值可能是新的思想;而更多的时候它往往是产品和服务独特性的组合。这种组合要么可以向客户提供某种独特的价值;要么使得客户能用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利益或者用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多的利益。企业要将自己的核心认同和价值观有效的传达给消费者,需要首先确立一个价值主张,企业的一切传播和营销活动必须围绕价值主张来进行。在产品同质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关键在于寻找不同于甚至于优越于同类产品的利益点,合理构建、妥善传递的价值主张可以对企业战略和业绩做出重大贡献,仅仅确立一个有效的价值主张还不够,企业必须能够展示和证明自己的价值主张。制定合理的价值主张有助于公司抓住工作重点,集中精力向客户推出真正有价值的产品。价值主张的确立,既能为公司的产品生产提供一盏指路明灯,又能为创造卓越业绩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消费者目标群体 即文化产品所针对的消费者群体。所谓目标群体一定具有某些共性,从而使文化企业能够针对这些共性创造价值,定义消费者群体的过程也被称为市场划分,它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动机、购买行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来划分的,是基于“分众营销”的核心理念而设计的,也就是说是面向一个特定的、有清晰特征的人群制定战略,而这个人群恰恰是某些商品与品牌的主力或重度消费群。分众营销的核心要点是“精确”、“细分”、“实效”,它不试图占领所有的目标消费群体,不试图生产目标消费者需要的所有产品,不试图进入所有传统的产品渠道,不试图制定细分目标消费者所不能承受的价格,不试图用广泛撒网的传播促销方式让所有人知道。通过分众营销,一改以往那种大众化的营销方式,企业只使用特定目标群体最容易接受的术语、最方便的信息接受渠道、最易接受的广告传播方式以及最恰当的产品开发推广模式,通过提炼产品的差异化诉求,制定分众化价格,力求以最少的投入、最精确地命中目标群体,并因此来达成销售的稳定增长。 (三)分销渠道与合作伙伴网络 分销渠道即文化企业用来接触消费者的各种途径,它涉及到公司的分销策略和市场竞争力,合作伙伴网络即公司同其他公司之间为了有效地提供价值并完成其商业过程而形成的合作关系网络。由于多年生存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发达国家已经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形成了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众多的文化产品经营机构。比如美国的影视业、图书出版业、音乐唱片业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庞大、细密的产品销售网络,美国的文化产品一经推出,就可以通过这些网络迅速扩展到全世界,送到每一个消费者面前。“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给公众的视听神经以持续的刺激,从而达到这样的目的:当娱乐产品投放市场时,他们已经在传播通道的另一端做好了欣赏的准备。”[4] 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同样非常重视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这也是产业实力的综合体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下,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化的物流态势,因为发达国家文化市场狭小,文化产业规模巨大,因此,文化产业集团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培养起了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对海外文化市场的争夺能力。以美国为例,美国文化产业最早都是以国内需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伴随着国内竞争的加剧和市场平均利润的下降,美国文化产业为了能保证自身的生存和获取产业利润,就把文化产业延伸到海外文化市场,而且广泛采用业务外包的方式,与合作伙伴构建成多个专门业务模块的组合体:采购、制造、研究、销售、分销及其他等等,有的紧密捆绑,有的松散挂连——从全球角度对企业活动和生产的这些模块进行整合,大大拓展了产业的实力范围。 (四)价值配置与核心能力 即公司执行其商业模式所进行的资源和活动的配置以及所需的能力和资格。它包括企业所拥有的产品资源、资本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在生产、管理以及整个商业模式运行过程中的合理有效的配置。在这个配置过程中,由于每个企业所掌握的资源不同,配置的效果也就不同,锁定价值管理与持续能力资源和活动的配置是文化产业不可忽视的,这是商业操作能力的表现。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是创意人才的管理,因为在创意为主的文化产业中,创意人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源。 资本的资源也非常重要。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反映在文化产业组织化、集约化经营的水平和规模上。美国文化产业集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其背后都有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撑,文化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间互相渗透、互相参股、控股,二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伙伴关系。我国文化产业组织化、集约化程度低,规模小,另一方面,从企业的微观层面来看,中外文化企业之间资金实力的差距和获利能力上的差距也是巨大的,要缩小这一差距,就要逐步形成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基础、以银行信贷和民间资金为主体、以股市融资和境外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 在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中,成本结构、盈利模式、管理构架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通常体现在商业模式的具体设计与运行过程中。 三、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设计及运行 一个商业模式是对一个企业如何行使其功能的描述,是对其主要活动的提纲挈领的概括,它描述了企业的产品、服务、客户市场以及业务流程,提供了有关企业如何组织以及创收和盈利的信息。商业模式的设计极为重要,是应该在项目启动之初就精心做好的,同时它也是一个随时间和环境变化需要不断调整和创新的战略层面的架构。有了商业模式后,执行层面的团队、经验、控制、调整也同样重要,因为模式是靠人想出来,并要人去运作实现。每一次商业模式的革新都能给公司带来一定时间内的竞争优势,随着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从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方面,企业必须不断调整它的商业模式,一个企业的成败与否最终取决于它的商业设计是否符合了消费者的优先需求。 商业模式的设计必须以上述五大要素的某一至两个要素为核心,五大要素相互协同成为一个完善的价值创造系统。通常来说,商业模式的设计分以下几个步骤: (一)确定公司或产品的价值目标 成功的商业模式所设定的价值目标一定是顾客价值最大化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结合点,它要求一要针对目标顾客的需求偏好,二要为目标顾客创造价值,三要为企业创造价值。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传递是企业把产品和服务传递给目标客户的分销和传播活动,目的是便于目标客户方便地购买和了解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二)明确消费者目标群体 设计商业模式的时候,首先需要分析顾客需求,目的就是要为产品寻找能够比较容易呈现价值的顾客群。一般来说,企业赢利的难度并非在技术与产品端,而主要还是在顾客端。有时纵然是把握好企业顾客的一点点需求,也可能产生巨大的顾客价值。如果商业模式无法找到相对明确的顾客需求,是导致商业行为失败的首要原因,那么企业将会遭遇无法创造利润的潜在风险。 (三)构筑商业模式内部运作体系 商业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在于合理规划企业内部运作体系,就是将商业模式分解为业务单元和具体的流程,这是商业模式设计与完善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要素的合理配置:组织与机制、技术与装备、生产运作、资本运作、供应与物流、信息、人力资源等。这些内部运作活动可以清楚地规定企业内部运作的成本及其结构以及计划实现的利润目标。 (四)构筑商业模式外部运作体系 商业模式外部运作体系即企业向顾客供应产品和传递产品信息的渠道,是商业模式得以正常运作必不可少部分,这里设计的重点是分销渠道和合作伙伴网络。 (五)建立有效保护利润的制度屏障 这是指企业为防止竞争者掠夺本企业的目标客户,保护利润不流失而采取的战略控制手段。比较有效的制度屏障主要有建立行业标准、控制产业价值链、行业领导地位、独特的企业文化、良好的客户关系、品牌、版权、专利等。 有了上述各种要素的保证之后,商业模式就可以具体实施了。在实践的过程中,某些环节也许会因为市场的变化而发生故障,这就需要对商业模式的运行环境重新分析,改变组织结构、流程、思维和公司的信息系统等,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这个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转变程度的大小。商业模式是一种企业创造利润的思维方式,它有许多不同的原型,企业可以从中选择一种方式,也可以将多种模式组合在一起,企业的主导思维架构将是决定商业模式的主要因素。许多技术创新面对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极高的未来环境,而市场信息也无法全盘取得,因此没有一个商业模式能确保未来利润一定会被实现,也没有所谓最佳的商业模式。在设计与执行商业模式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种弹性的心态,也就是说,商业模式的内涵需要因应环境变动,在设计时就应该留有一定的可变余地,运行时更应该顺势而变。 商业文化论文:浅论“商业嘘头”下的“文化说教”——电影《木乃伊3:龙帝之墓》所隐含的帝国主义文化策略 论文关键词:东方主义　幽灵　文化意识　爱国主义 论文摘要: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文化说教由来已久，罗伯·科恩(rob } cohen)导演的《木乃伊3:龙帝之墓》立足于东方主义思想基础，以温和的表象、基督教般的仁慈说教，用和中国文化套近乎的方式，不仅期望获得商业利润和票房价值，更是以上帝的名义对中国文化进行一场温和的西方主义“教育”。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误解和曲解，更是对中国文化进行的一种隐蔽侵略。 影视是时下最大众化的艺术，也是时下最普通、适用的文化导向工具。利用影视手段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对中国广大大学生进行误导和文化“说教”是西方国家惯用的伎俩。 尽管出于商业价值的考虑，好莱坞近几年一直试图和中国文化套近乎，在电影中增加了不少的“中国元素”:如用中国演员，采用中国场景等，用好莱坞理解的中国文化等策略，意图打开并占领中国影视市场。但是，“中国元素”不是好莱坞灵药，好莱坞近几年一直在试图跟中国文化套近乎，不可否认的是，像《功夫熊猫》这样的成功范例实在是少得可怜。《木乃伊3》也在用“中国元素”说事儿，但怎么看都像是个身穿旗袍的外国姑娘，“中国元素”浮光掠影，只是个商业嘘头而己。最重要的是，本剧明显存在“温和”的东方主义。之所以称为“温和”的东方主义，是因为该剧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等的误解较过去有些修正，出于商业的考虑，对中国文化实行了较为“温和”的态度，但对中国的所谓“东方”的误解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理由如下: 1.东方主义的主要内容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判，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视东方为“他者”，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完全是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缺乏理性、撩人色欲、暴政专制、异端邪教，由此证实西方文明是体现理性、道德、正义的优越文明，从而可堂皇对地东方实施殖民统治。简言之，东方主义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西方在实施东方主义过程中遭到东方国家的强烈抵制，因此，实施东方主义的方式上有了较大变化，采取了较为“温和”、“仁慈”的方式，但是，其实质并没有改变。 2.“温和”地对待中国文化 好莱坞电影有着其特殊的强势地位，这种优势，首先就在于好莱坞工业得到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的背景支持。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美国不仅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居于核心地位，政治军事力量也居于强势位置，而在全球化的交流中，这种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带来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文化的强势认同规则必然会有利于美国文化的输出。因而，在当今世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和影响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的流行趋势。而这正是好莱坞电影所承载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优势。90年代以来，为了迎合民众的某些寻找“假象对手”的社会心理，美国电影中也常常有对中国政治、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有意识“敌意化”描写，如《西藏七年》、《昆亭》、《战争艺术》等，于是一些好莱坞公司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抵制。为了能够开拓中国电影市场，好莱坞公司也开始采用一些手段来迎合中国需要，如拍摄中国故事的电影《花木兰》增加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启用华人导演、演员和其他创作人员来联系中国观众的观赏情感，利用华人女性作为故事中介来调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等等。这些政治、文化上的策略与好莱坞成熟的国际化经济运作策略相结合，是好莱坞电影能够走向全球化的重要保证。包括中国电影公司在内，中国至今没有一家真正能够参与主流国际运作的电影企业，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基本没有国际化的经验和机制。本剧也是在其“亲和力”的实施下，呈现出温和的东方主义特点。其主要表现如下l1)中国元素增多;(2)中国场景增多;(3)有好莱坞“理解”的中国文化的展示;(4)有中国演员的参与。电影是大众化的艺术，有艺术性，也有商业性;没有商业利润，电影肯定难立足。因此，为了迎合观众，电影始终把观众和票房作为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此，假如添加中国元素，首先为一种商业利润的追求需要。但是，电影始终是艺术，是“三性”的统一体，即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思想性就是宣传教育性，其主要功能是对观众进行教育。思想性的目标是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为终极动机:内容上，它以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标准为自己主题立意和思想内涵的既定规范;形式上，特别注意采取用己被普遍认可的常规手段表现自己的“严肃”、“健康”的思想内容。本剧侧重对重大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的表现，体现了史诗性内容，并力图塑造高大完美的文化形象。 3.东方主义幽灵 剧本以比较隐蔽的方式，阐述了大片对中国的理解和“含蓄”地表达他们的东方主义思想。对中国观众，特别是大学生进行所谓“视觉教育”。 3. 1.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 该剧用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语义学》中提出了产生世界影响的“语义方阵”二元对立分析模式，运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来简化中国文化: 剧本里的基本要素是两种性别和文化。构成如下一个矩形: 这则“寓言”可说是从性别和文化出发，都可以看作是其中几个文化符码，分别代表着各自的文化内涵。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使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影片中的文化冲突，掌握影片的内涵。 作品把中国古文化归结为专制与反专制的结构模式。以李将军、紫媛等为代表的一方和以龙帝为代表的一方，为专制和反专制进行了长达2000年的战争。双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才结束这场战争，真可谓历经艰苦卓绝。一旦专制一方被消灭，另一方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李将军等也就消失于无常之中，成为历史陈迹。对此，我有两点想法:一、把中国文化模式只看成是单纯的二元对立模式是否有失公允?二、这还暗含了另外的一个意思，那就是当中国文化消除了专制以后，将何去何从?这是个历史性的思考!导演接着为中国文化的下一步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安排。 3. 2.千年等待、英雄外来 值得观众注意的是，片中紫媛和李娜都是千年守望者，是中国文化的圣女。她们都缺乏一个精神上的“父亲”，紫媛的精神父亲没出现过，而李娜的父亲也是完全缺席。她们守护木乃伊的2000年，就是战斗的2000年。传统中国文化肯定是男权文化，这和世界各地一样:但是，该剧中把中国男人完全缺席的叙事策略，就有意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或者说，传统男权为主的文化就是历史发展阻力和障碍，必须去掉。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尽管有其弊端，但全盘否定，绝对不是科学的文化观念。 接着，我们看看导演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的规划，那就是西方来的文化传播者，冒险家的儿子和冒险家夫妇等。从木质上说，这些冒险家是殖民者、掠夺者和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换句话，他们是东方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和西方殖民文化的传播者。罗伯·科恩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将奥康纳及奥康纳太太两个老冒险家装扮为圣父、圣母，将他们的儿子一一狂热的年轻冒险家当成是圣子。他们父子三人担负起“摆渡”中国文化的大任，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承担起拯救中国文化的“崇高使命”!相对而言，中国就只剩下等待的女性，老一代中国女性在完成使命后离去。新一代只有一个走向，那就是等待……等待艾力克斯这样的“新圣人”来拯救，来爱，来抚慰。其结果是，中国文化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强奸”下才能有新的发展，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种公然污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裹读。 4.苍白的“爱情”寓言 西方文化基于基督文化，基督教对父母亲只有尊敬而没有爱，可见基督教是不注重爱的，有的话，也只是小爱、或有条件的爱而己。 上帝的爱才是大爱。圣经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基督为了为他所拣选的人赎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他们得到永生，还有比这更大的爱吗?” 以下是《圣经》中的有关部分内容: 16.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eternal life. 17. for god did not send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the world, but to save the world through him. 19. this is the verdict: light has come into the world, butmen loved darkness instead of light because their deeds wereevil. 剧中的年轻冒险艾力克斯就是圣子，他的父母奥康纳夫妇就是圣父、圣母，奥康纳夫妇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中国文化，“献给”中国姑娘就是对中国最大的爱，上帝的爱。因此，一个冒险家竟然成为中国女性的“丘比特”，真正的白马王子。在他的爱情感召下，李娜回到现实生活，回到世俗的现代生活。走进了真实的现实、现代生活。这无疑是一个政治寓言，一个披着仁爱的说教式的政治寓言。它似乎告诫观众:中国传统文化只有接受西方思想才是出路。同时。也体现了该剧在文化渗透方面表面温和的东方主义思想，是披上温和、仁慈面纱的文化同化。他们以高姿态在和中国对话，在“规范”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他们就是上帝的化身。这种“崇高的”、“无私奉献”的爱情在本质上是苍白无力的。 暂时强势的西方文化应走出“自我”的优越感，扫除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敞开心胸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彼此尊重，肯定“他者”的另类主体性。建立非暴力且尊重生命的文化，建立真诚且相互容忍的文化，建立以公平的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团结文化，以及建立男女都可以参与并拥有平等权利的文化。唯此，才能赢得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的双赢乃至多赢局面。 商业文化论文: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论文 一、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特征 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依据时代特色与自身特点建立起来的，并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具有独特特色的文化治理模式，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亦具备以下特征： （一）广泛性与系统性 罗长海在《企业文化学》中论述过：“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理解，有人认为就是企业对自身形象进行的设计及对外进行的形象推广与宣传，也有人认为就是企业自己创办一些报纸刊物，为员工提供一个文化园地……”其实，以上这些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都过于浅薄片面。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绝不是简单地将企业与文化进行嫁接，其内涵非常广泛，可以说，企业文化包罗了思想文化教育、体制制度构建、形象理念策划宣传等多方面内容。 （二）时代性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内容是依据时代特色建立的，具有时代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建立必然要以时下经济发展状况，人民思想状态及生活需求等等一系列时代特征为先导，因为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提高该行自身的经营能力、内部管理能力及外部市场竞争力等等综合能力，要能够经受住当下市场的实践检验，如若所设定的企业文化内容不能与时下社会人民所需紧密结合，那么必将最终被市场所淘汰。 （三）独特性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具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与特色，这是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同的经营范围、经营管理体制、企业目标以及外部市场环境所决定的。所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都不能完全的照搬照抄，不然必会丧失其独特性，从而在市场中丧失人们对它的关注与兴趣，丧失市场竞争力。企业文化应是企业组织在继承传统文化知识精华，并依据时代特色与企业自身特点而形成的团体意识、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二、加强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综合现今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及企业文化自身所具备的特征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提高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的综合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有着非凡的意义。 （一）有助于完善管理机制 因企业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广泛性与系统性特征，在加强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企业行为准则、企业职业精神、企业管理结构和文化结构等都会被逐渐明确和完善。那么当其拥有了规范的企业行为准则、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合理的管理结构和文化结构后，其企业的整体管理机制也会随之变得合理和完善。 （二）有助于增强内部凝聚力 现今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所给予的各种机会和条件，抓住时机；另一方面，企业也要通过自身的变革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一种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企业，其要想保持自身的勃勃生机，就更需要紧密跟随时展步伐，适应市场需求。可由于企业内部员工可能存在的不同年龄、不同价值观、不同思维模式等差异，就无可避免的会出现企业总目标与部门分目标、团队目标与个人目标的不一致，从而导致目标上的分裂与冲突，最终影响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使效益受损。但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行内企业文化建设来统一职工价值观，规范职工行为准则，激发职工工作热情，从而有效增强整个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获取高收益。 （三）有助于提升外部形象，提高竞争力 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客户是其利润的来源。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要求不外乎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因而只有不断对现有产品进行完善和升级，不断开发研制新的业务品种，同时在服务上提供更加全面周密，更加灵便高效的服务，才能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策略的成功实施，都脱离不开人的因素，所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本行职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加强其专业操作技能，提升其综合服务素质，最终追求在客户群体中建立其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因此，就业做到：首先，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本行职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从而加强其专业操作技能，提升其综合服务素质，最终追求在客户群体中建立其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其次，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企业独特经营理念及企业形象的策划与宣传，通过塑造和宣传自己独有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让客户充分了解其企业特色，借此塑造银行良好的外部形象，发挥品牌效应，从而可有效提高本行的客户认可度与市场竞争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依据企业文化建设自身所具备的广泛性与系统性、时代性、独特性特征，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有助于完善管理机制，增强内部凝聚力，提升外部形象，从而有助于提升银行的市场竞争力，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勃勃生机。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凡意义。 作者：孙龄同 王丰华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论文 一、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构建的因素 （一）企业文化的物质要素 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的构建路不开物质这个基础环节，没有一定的“硬件”支撑，那么文化这个“软件”就没有发展的温床。企业物质文化要素主要指的是企业内部工作环境，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下才会有良好的工作心态、高效的工作效率、过硬的工作质量，结合工作环境进行物质文化建设是比较贴切的、也更能适应文化建设的需求。 （二）企业文化的精神要素 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要素包括价值观、理想追求等因素，具体体现为企业员工的工作方式、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工作的热爱程度等，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环节。一个企业是否有良好的文化氛围主要靠员工身上的气质体现出来，银行工作是需要员工跟客户进行直接交流，员工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客户对这个银行的印象。好的文化建设会打造出好的员工，好的员工会在日常的工作中将企业的文化建设体现出来，并以此打动客户，而不是靠一些人拉关系或采用更低劣的方式，拉拢客户完成自己的业绩。 （三）企业文化的制度要素 任何措施的设计实行都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的构建也不例外。银行特色企业文化构建的主体是人，人具有懒惰、自私的特性，一个良好的文化建设如果没有好的实施主体也是空谈，所以要建立明确的规章制度，对人进行监督控制。制度要像法律或道德规范一样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违反规章制度的人进行相应的惩罚，既是保障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是对员工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的提高。青岛银行东营分行在打造其特色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同样注意到了构建其企业文化的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制度要素。一是加强“职工之家”建设。为员工办实事，体现实实在在的人文关怀。建设职工食堂、员工活动室，定期组织员工健康体检，切实增强了全行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提升员工执行力。组织开展了“日醒三问”和“行长荐书”等活动，鼓励员工善总结、勤思考、多谋划，培养员工的大局意识、职业素养。三是以制度约束人。相继开展“制度建设年”“，制度评价年”活动，规范细致每一项规定，让员工遵照执行。 二、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构建的具体措施 （一）对工作环境进行整改 工作环境的整改是商业银行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主要包括客观环境改造和机器设备的配置两个方面。其中客观环境方面：与国有银行相比，商业银行的工作地点更要贴近普通百姓，为百姓开展银行业务提供便利。银行内部的工作条件要尽可能的人性化，大厅环境要舒适给人轻松的感觉。机器配置方面：比如打字、复印机等客户切实所需的机器设备的配置、互联网和电脑的配置等，有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可以让客户对银行产生好感，放心的把资金存到商业银行中，同时银行的工作人员也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二）培养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与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文化建设是人开展的，而作用的对象也是人，所以银行员工是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依托。高素质的员工一是来源于选拔，二是来源于培养。在选拔阶段进行完毕后，需要重点进行文化建设的培养，保证其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工作的创新性，工作态度的良好等方面。 （三）开展思想政治和文化活动 银行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多相同点：其中包括目标、对象、内容和手段等，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就是要员工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远离腐败，围绕着银行经营工作的展开，充分发挥思政工作的沟通、导向作用，让员工自觉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质量，赢得客户的信赖，在激烈的竞争中经受住考验。 （四）完善文化建设的制度 完善企业文化建设的制度，就是要明确文化建设的过程、内容和相关的考评和奖惩机制。有了清晰的文化建设流程，就可以让员工清楚的知道该在哪个方面提高自己；有了考评和奖惩机制，便能调动大家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也更方便于管理，从而保证文化建设顺利开展。青岛银行东营分行在构建特色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一是培育创新文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当地居民”的市场定位，通过创新融资模式、抵押方式，全力助推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支持了一大批重点工程、重点项目以及中小微企业，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二是培育服务文化，扩大服务辐射半径。以“服务提升”为主线，推广“两头站立、五声服务、双手接递”三大标准服务，实施“技能练兵+持证上岗”两层考核模式，形成了“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网络，努力为客户提供“温馨加放心”的优质金融服务。三是培育关爱文化，打造高效业务团队。目前，分行共有员工107人，平均年龄28.53岁。其中研究生5人，本科生76人，占比达71.03%。长期以来，青岛银行东营分行坚持以人为本，大规模开展培训工作、岗位练兵关心员工，努力实现了员工企业共同成长。四是提高公益意识，增强社会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通过开展助学、助老、成立奖学金、捐赠阅览室等方式，使青岛银行东营分行的服务品牌在东营进一步得到认可。 三、结束语 城市商业银行要想进行长远的发展，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竞争实力，就必须进行特色企业文化的构建，不仅要在竞争日益残酷的今天站稳脚跟，还要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思考，通过不断提高银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未来发展之路，开创一片新天地。 作者：王鹏华 单位：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商业文化论文:大数据下商业银行企业文化挑战 一、大数据时代银行企业文化之构建 通信工具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异军突起，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大数据也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商业银行。首先，海量数据意味着决策制定将更加“集权化”，因此必须正视“集权化”与“以客为尊”的矛盾；其次，大数据与银行员工自身智慧的发挥产生矛盾；再次，如何利用大数据造福客户而不是迷失在数据的海洋里，亦成为题中之义。传统数据分析通常建立在关系模型基础之上，且多为面向结构化数据，用以分析的运营数据大都产生于自身信息系统。而在大数据时代，与之相伴的是持续激增的非结构化数据，相关技术将支持银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银行也在寻求新方法采集、整理、管理和分析数据。值得关注的是，驾驭大数据的能力已被证实为行业领军者的核心竞争力，譬如，美国第一田纳西银行使用大数据预测分析技术，为客户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实现了超过600%的投资回报率。与技术创新相对应，企业必须拥有与之匹配的企业文化，才能真正驾驭新技术，激活企业活力，为企业发展奠定基础。近年来，关于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业绩影响的研究得到了普遍的关注。美国兰德公司和麦肯锡公司对全球增长最快的30家公司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显示，其胜出的根本原因在于给企业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凭借企业文化的鼎新革故，使公司保持百年不衰。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认为，大力培育优秀金融文化，是实现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的必然选择。关于文化的地位，唐双宁提出，如果把金融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而经济社会环境，则是它的土壤。远见卓识的银行家一致认为，在激烈的竞争之中，唯一没有办法复制的就是企业文化。当企业遇到重大经营困难时，对经营者来说最重要的根基是企业文化；在没有制度可遵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时，企业文化可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就像黑暗中的指路明灯。因此，大数据时代企业文化的变革显得格外重要，建立与大数据相融合的数据导向型文化迫在眉睫。 二、大数据时代银行企业文化的问题与挑战 纵观国内，在大数据时代，银行企业文化的构建还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第一，软弱的数据导向型企业文化会使大数据流于形式。企业文化的重建必须付诸实际行动，决不能只是漂亮的口号。第二，大多数银行还没有建立数据导向型文化。笔者通过观察发现，迅速行动是高效数据分析文化的一项显著特征，但这不仅是指银行简单地将数据收集在一起，而是利用分析结果，迅速进行决策。那些最擅于利用数据分析来引导决策的银行将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然而，目前大多数银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建立数据导向型文化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尚未行动或成效甚微。第三，企业文化与大数据战略存在冲突。主要表现在大数据与人的智慧的冲突。大数据虽然重要，分析数据的人也同样重要。计算机及云计算已强大到可以收集、汇总数以兆字节计的信息，从如何发现客户的消费偏好到计算某笔抵押贷款的风险系数等无所不能。虽然数据不会说谎，但如果人们主观上恶意使用数据也可能带来较大危害。殷鉴不远，美国一些银行的量化分析在2007年的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大数据对传统银行企业文化的冲击。大数据对传统银行企业文化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局部影响变为全部冲击。与此前少量的数据或样本不同，大数据时代需要收集和使用大量数据，从而对银行企业文化形成全面冲击。二是人们抛弃对有条理和纯净数据的偏爱，转而愿意接受非结构的数据，并对少许不精确保持容忍。三是数据与企业文化从因果关系变为相关性。这代表着人们告别试图了解世界运转方式背后深层原因的态度，转向仅需了解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方式。大数据正在改变人们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建立在强调因果关系基础上的世界观受到挑战。第五，大数据技术部门需要强化与其他业务部门的合作。在大数据时代，企业进行数据分析的背景也发生了变化，包括数据规模，真实精确挖掘商业价值、实现快速分析响应等。为了帮助银行实现经营目标，大数据技术部门尤其需要加强与其他业务部门的沟通合作。第六，大数据创新人才稀缺，催生新的用人文化。工具本身不可能产生价值，银行需要大量能够运用这些工具的人才，他们能够从庞大的数据中找到“金矿”，并将数据的价值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达给决策者。大数据时代呼唤人才，需要新的用人文化，包括人才选拔、培养与使用机制。第七，银行风险管理的适应力有待提高。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交易效率，但也改变了银行的风险特征，银行需要新的风险管理手段。例如，在风险数据收集方面，可多角度验证数据的全面性和可信性。大数据将在银行风险管理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某位银行高管利用大数据见微知著发现端倪，成功预警了中国太阳能企业的信用风险，表现出了极强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其预警时间比其他银行第一笔不良贷款提前一年以上。 三、构建与大数据相适应的银行企业文化 构建以大数据为导向的决策体系，需要进行重大的企业文化变革。首先，需突破传统价值观局限，建立新的企业价值观。中国古语有云“物久则废，器久则坏”，企业价值观概莫能外。但是，创新价值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一个传统价值观解冻、创新、深化的过程。大数据的导入，使传统企业价值观的改变变为现实。其次，切实提高从业人员对大数据的驾驭能力。银行应重视并不断提升工作人员数据分析的能力，高管必须认真评估现有数据分析文化的可利用程度，做到有的放矢。再次，银行高管需以身作则，特别是涉及银行大数据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方面，全行上下要真学、真懂、真信，最后才能真用，四者缺一不可，这样才能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此外，应努力营造从业人员快乐的工作氛围。目前，银行正处于快速变革的关键阶段，先进的文化可以减少或消除业务上的摩擦与碰撞，使员工可以集中精力在工作上。银行高管应适时了解下属的工作状况及情绪波动情况，并且随时随地作出相应的调整。最后，利用企业文化支撑大数据应用。银行努力完善企业文化建设流程，培养高度敬业的员工，可以大幅提升绩效；建立与战略一致的企业文化则能够获得更大回报。大数据时代，传统的企业文化亦处在变革的十字路口，银行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建立先进的企业文化，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基业常青。 作者：邹珊珊 王衍行 单位：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文化论文:民族文化旅游及商业开发模式探析 一、民族文化旅游及其资源的扩展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即：一为民族文化和旅游相互交织如何带来经济效益；二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商业模式。现在很多地区的文化旅游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旅游，有更多新的元素加入进来，比如商务旅游、会展旅游、生态旅游、民族风情旅游、湿地旅游等。新的旅游因素的注入，已然使旅游不是过去单一的浏览式旅游，过去传统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是有限的，需要扩展，这些活的文化因素的注入使得旅游的开发模式有了新的变化。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扩展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有关。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扩展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领域。民族文化旅游的重点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随着国内旅游业的逐步升温，民族文化旅游可以衍变成以文化体验为主的动态性旅游。一个民族地区的最大卖点应该是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及深度文化故事，从而用以打动人、感染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还可成为增加民族文化旅游取得市场效应的手段之一。人们去民族地区旅游，消费的就是对民族文化的感知，感受文化、体验文化已然成为民族文化旅游的最高级形式。民族文化旅游要对以往的旅游观念进行更改，要突出动态性的经济与文化旅游之间的联系，要体现出体验与旅游的联系。因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旅游群体也发生变化，现在的教育者、企业人群、参会人员等都成为旅游主体。那么，对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扩展，就需要注重通过构建大型旅游项目扩展旅游资源。项目引进是一方面，景观设计也很重要。有的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观非常独特，它完全可以通过自然景观弥补硬件设施。另外，民族文化的体验需要深度开发。比如，1998年在贵州省建立了中国乃至在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它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保护生态，使得人类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发展关系的理念，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自然风光且文化多样的国家来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生态博物馆的“生态”当然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它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所在地居民以及向旅游参观者展示自身的文化，是对自然和民族文化进行整体性保护的一种新型博物馆形式。它将在某一特定自然环境下的活态文化为展示内容，将民族文化在原生地上予以展示，让参观者来此地真正感受到原生态文化。这是对传统旅游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创新和改造的典型，由原来的观光旅游向体验和感受文化转型。 二、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商业模式的探讨 对于商业模式的定义，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Powell指出商业模式是开办有利可图的业务包括客户、供应商、渠道、资源和能力的总体构造。高闯、关鑫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种基于价值链创新的企业价值活动；张向国、吴应良认为商业模式是通过整合产业链构筑起来的一种以顾客为核心的价值创造体系。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对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上的扩展及新内容的建设，这些建设可以包括举办民族文化产业链、会务展览、生态旅游等。当然，最重要的是民族地方的文化旅游需要结合自身的特点考虑商业模式的开发。 1.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商业开发模式 这是一种首先以保护为主的一种商业开发模式，要基于保护文化，使文化具有原真性，争取不改变原生态文化基础上而开发的一种商业模式。在民族地方可以以历史文化遗迹、民族工艺品、民俗风情、民族文化文物、古迹、民族村寨等为开发对象，主要的开发类型有各种博物馆，比如生态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各种民族文化遗存博物馆，遗址公园等，让游客感受民族文化，民族历史。这一类型的民族文化开发的商业模式要以保护民族文化为主。旅游对保护也有积极正面的影响，民族文化保护的好，旅游便有了好的资源；旅游发展好了，经济效益好了，可以为有效地保护民族文化提供更好的资金和物质保障。 2.民族文化旅游成为产业链的一部分内容 民族文化旅游包含的内容应该是广泛的，对产业链的延伸比如可以让游客在晚间还可以看一些演出，一些清吧、酒吧、歌厅等都可以是产业链的一部分。旅游产业和民族文化相结合，以产业相互融合为突破点，这样可以促进产业之间的融合和相互的发展。民族地区本身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可供利用，要运用本地民族文化资源，用一些新的文化创意进行建设，使文化创意贯穿在旅游产业中，做到旅游和文化相结合。对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内容即文化产品进行宣传，吸引顾客的眼球，把民族地区文化景点、文化产品都能做好做强，让游客能够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深知民族文化，也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度和满足感。旅游和民族文化相结合，尽量充分发挥各种行业优势资源，实现高品质化的产业增长。要适时地制定出产业发展战略，并找专业人士进行精心策划，不断地推出文化产产品，从而使民族文化旅游成为产业增长的新契机。为了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旅游，就需要对文化产业做更好地分析、规划和扩展。通过文化产业规划对现有的旅游资源进行扩展，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产生。 3.主题公园与地产结合的形态 文化主题公园开发的商业模式主要是以民族文化作为主题，采用现代科技和多种活动结合的方式，把娱乐、休闲和服务都串联起来融为一体的一种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主题公园应该是主要发挥的一个项目，目前，国内比较有名的迪斯尼乐园和港中旅集团的温泉及其地产模式，因为包含的是娱乐、酒店及旅行等内容的产业链，这种商业文化模式似乎可以给民族文化旅游一些借鉴。 4.专业化的形态 民族地区每年要有接纳大型会议的安排，要力争把会议服务及其产业链做到最优，酒店、餐饮、娱乐等都要高标准严要求。要求既要专业化，还要一体化，让来者深切体验到当地民族文化。还可以举办一些以某个论坛为主的专业化会展，比如车展、服装展、瓷器展、书展等，这种主题性质的活动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还可以获得一些广告赞助等在内的各种收入。 5.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园 这种模式要与民族文化及相关产业相关联，具有一定鲜明的文化特征用以吸引外界，可以形成一个串联的集生产、交易、居住及休闲为一体的功能性园区。这需要投资耗大，用于对文化及产品的生产、发行及消费。比如东北的赫哲族，因为自己本身的民族文化，自然环境的优美，加之生产的民族产品吸引人，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民族文化产业园区。政府也可以规划建设或大力支持并对民族文化园区进行有效管理与指导，把握好民族文化产生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引导文化园区有效合理地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上文所述，民族文化旅游的商业模式，最为主要的是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要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政府要支持民族文化旅游活动；二是要改变过去的旅游方式，把浏览式旅游改变为体验式旅游，迎合游客的精神需求；三是民族文化产品要符合市场的经营管理机制。 1.良好的生态环境 无论什么类型的产业发展，其商业模式的成功均需要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做支撑。民族文化旅游要想发展的好，要积极发展相关的产业配套设施，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都是民族文化旅游商业模式发展的基础。同时，政府还要给予一定的配套设施的支持，对一些公共服务设施要本着为民众服务的无盈利准则，给予关注与支持。政府对于一些民族文化资源，要认真保护和传承，对未来社会的文化传承机制要给予一定的氛围。政府还要完善文化产业相关的制度、政策及服务体系，积极营造有利于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外部发展环境，使民族文化旅游产业能够有市场价值的体现。 2.改变传统旅游方式，迎合市场需求 商业模式的成功还需要积极迎合市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商业模式要创新，深度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将民族文化内涵融入到旅游开发中，两者结合创造出更新更好的价值。传统的旅游方式就是游览景点，民族文化旅游要突破以往的旅游方式，将游客的体验放置到民族文化旅游中来，让游客深刻体会到民族文化。将民族文化融合到旅游的环节里，开发旅游产品、旅游活动、建设景观等。游客要体验民族文化风情，比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游客不再只是观看，而是深深融入参与到节庆活动中去。市场是讲究经济效益的，在开发民族文化旅游产品时要突出民族风格，打造不同的民俗文化产品，立足文化创意，策划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吸纳更多的游客，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发挥社会效益。 3.实现产业价值 经济市场中，实现产业价值才是成功的最关键，这关系着产业的顺利发展。从民族文化旅游看，利用民族文化作为宣传打造文化旅游创意品牌，可以通过民俗文化活动宣传品牌，利用一些节庆活动，展示民俗文化风情，扩大民族文化品牌影响力，还可以依托当地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利用现在各种媒体，广播电视短信等扩大民族文化旅游的范围。这一切事民族文化旅游崛起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要整合文化资源，发展好产业具体的经营和销售，但也要注意避免企业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地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破坏。 作者：宋小飞 单位：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商业公共艺术环境设计的文化定位 一、淮南市八公山景区概述 八公山，历史悠久，又称北山、淝陵、紫金山。而“八公山”称谓来源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学道成仙的神话。西汉时，汉武帝的皇叔刘安被封为淮南王，八公山属淮南国。刘安广招天下贤士三千多人，其中最为刘安赏识的有八位：左吴、李尚、苏飞、田由、毛被、雷被、伍被、晋昌，他八人被封为八公。刘安与此八人常在山上冶丹炼沙、著书立说、研究天象、编制历法，后来人把此山称为“八公山”。八公山是我国古代楚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不仅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还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故事。虽然年代久远，有些遗存已经荡然无存，但八公山仍然拥有许多著名的文物古迹，如淮南虫古生物化石、淝水之战古战场、江淮著名私家园林———孙家花园以及古寺、古庵、古塔、古道观多处。深厚的文化渊源使这座名山的一山一石、一水一潭、一草一木都有历史魅力。 二、八公山景区现有的旅游资源 （一）自然景观资源八公山风景区自2001年以来，先后挂牌八公山国家地质公园、八公山国家森林公园、八公山国家AAAA级旅游区。八公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由四十余座山峰叠嶂而成，方圆二百余平方公里，景色优美，风光秀丽。八公山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用八个字来概括：“林密、石奇、泉古、水秀”。这里有面积达十余平方公里的天然次生林，保护良好的植被，高大的乔木，繁多的树种，茂密的山林。在流水溶蚀、剥蚀、风化等作用下，裸露在外的石灰岩体呈“石林”状排列，绵延数平方公里，十分壮美，惹人注目。《水经注》及地方志记载八公山景区有洗云泉、岚香泉、泌月泉、玉露泉等名泉十余处，水面面积达数百亩的南塘湖像一粒洁净的明珠，镶嵌在群山中，八公山主峰———白鹗山，更是秀出群峰之上。境内发现的古代寒武系的须腕类、环节类古生物化石，测定其生命形态在7亿年前，国外权威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将其命名为“淮南虫”化石，被国际地质学界誉为“蓝色星球”上生命之源。 （二）人文景观资源八公山景区有着厚重的人文景观资源。在八公山发现的亚洲最早的类人猿牙齿化石，距今三百多万年，具有很好的教育及研究价值。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淮夷”人在此形成部落，春秋战国时期成为蔡楚文化的繁荣之地。八公山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著名的“淝水之战”，把“八公山”推上历史的舞台。从此“八公山”成为人们向往的胜地。早在2100多年前，汉淮南王刘安曾在八公山招贤纳士，著书立说，编纂了包容万象的千古名著———《淮南子》，刘安还在求仙炼丹的过程中制作出了豆腐，为世人留下了传统美食。八公山景色秀美，人杰地灵，历来为各派宗教人士所喜爱，因此道、佛、伊斯兰三教都在其间建造庙宇，祭拜神灵，例如著名的“白塔寺”。展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茅仙洞更是由三教轮流主持。八公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地质文化、豆腐文化、历史文化构成了灿烂厚重的八公山人文景观资源。 （三）传统饮食资源传说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豆腐，使得八公山景区锦上添花。造型不一、秀色可餐的豆腐宴，吸引了世界各地慕名前来的游客们。另外，淮南牛肉汤是江豫皖一带家喻户晓的名小吃。 （四）工艺品资源历史上紫金石的名气很大，被誉为“千里长淮第一石”。八公山紫金石在北宋时期杜绾所著《云林石谱》中早有记载：“寿春府寿春县，紫金山石出土中，色紫，琢为砚，甚发墨，叩之有声。”紫金石在南宋时期就被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当成供石或雕刻成山水摆件，置于几案厅堂，或装点园林家居。据有关部门考查，在淮南凤台到寿县这一片山上地下紫金石储量大约有数十亿吨。古今中外赞赏有加的“紫金砚”工艺品就是来源于八公山的紫金石。 三、八公山景区的景观环境设计建议 有着自然景观资源、人文景观资源、传统饮食资源、工艺品资源等丰富旅游资源的八公山景区每年吸引的游客数量并不多，2009年，景区黄金周旅游接待人数6.21万人次。同时期的天柱山接待游客9.7万人次。在旅游热的2012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八公山风景区接待游客仅13.45万人次。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却得不到游客的青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景区的景观环境设计不到位。 （一）八公山景区景观环境的目标与特色八公山风景名胜区的性质是以人文景观为主，保持并发挥山水风光特点，适合开展观光、历史教育、科研等活动的综合性低山山岳型省级风景名胜区。我们要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前提下，形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景观特色。在风景名胜区功能上以八公山人文资源和山水、地质风光为依托，厚重的人文底蕴与独特的自然景观相交融，打造传统静态观赏型景观与现代美学、休闲动态型景观相结合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二）八公山现有的景观环境设计目前八公山主要有白塔寺、汉淮南王宫及附属设施（鸿烈书院、升仙台）、孙家花园、地质博物馆及生态园、传统文化街、生态度假区、南塘湖休闲度假区、回民风情苑、淝水之战遗址文化园、淝水之战影视基地、岚香湖度假区、黑山头生态景区、盆景园、奇石馆、淮河风情园、洗云泉、沁月泉、传统豆腐村、十八连珠寨、老君庙、南塘观光果园、乐涧套、丁山公园、美术家创作基地、石林、碑林、四季亭、吕夷简墓及吕氏寒窑、滑草等运动设施、卧龙湖景区等等景观，这些景观多数都是人文景观。在重点突出了本景区的人文景观的同时，忽略了自然景观的建设。随着人们对旅游知识的不断加深了解，相比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有着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往往更吸引人们前去观赏游玩。 （三）八公山景区的自然景观设计 1、石林景观设计八公山景区内的石林，出露面积约30万平方米，露出高度1.5米———5米。该区景观资源价值很高，是风景区资源精华所在，在采取重点保护的前提下，要适当开发这些山石景观的景观效应，引发游客的联想、移情、情感、意趣等心理反映。目前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发现，游客在石林里观赏山石的时候，引发的景观效应并不明显，由此可见，八公山风景区需要在依托石林景观的基础上，研究出吸引游客景观效应的方式。例如运用“大地艺术”把石林作为景观设计的主体，设计出具有景观效应的场所。又或设计出节假日石林探宝活动，达到动静结合的效果，进而吸引游客前往，使游客得到别具一格的旅游体验。 2、草本植物景观设计通过有关调查得知，除去人工种植的花草，八公山景区原有的草本植物有十一科33种之多。如禾本科：雀麦、短柄草、红尾翎、牛鞭草；莎草科：荆三棱、牛毛毡、碎米莎草；百合科：阔叶麦冬、牛尾菜；石蒜科：石蒜、水仙；鸢尾科：野鸢尾、鸢尾；蓼科：杠板归、酸模叶蓼、红蓼；石竹科：太子参、牛繁缕、蚤缀、王不留行；酢浆草科：红花酢浆草；葡萄科：野葡萄、爬山虎；菊科：苍耳、鬼针草、野菊、蒲公英；十字花科：荠菜、诸葛菜、羽衣甘蓝、拟南芥、白菜。草本植物不仅具有药用价值，还具有观赏价值。可以学习荷兰的“郁金香大地艺术”的景观设计手段，把这些草本植物合理分布种植起来，达到观赏的目的，进而提高景区的自然景观的吸引力。 3、树木景观设计八公山景区的森林是由152种树木形成的天然次生林，这片树林是皖北大地上一颗绿色明珠，春来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秋踏漫山红叶，如火如荼。再加上这几年市里规划到位，合理种植了梨树、桃树等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树木，更加增添了八公山景区的魅力。在树木景观设计上，要突出的是生态休闲旅游。人们在市里住久了，喜欢到周围呼吸新鲜空气，而八公山景区的天然次生林就是最好的天然氧吧。八公山的树木林相整齐、层次分明、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游客们身临其境，有回归大自然之感觉，是大家理想的森林旅游佳境。除了梨树、桃树等树木的景观设计之外，按照“适地适种”的原则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果木，例如：批把树、柿子树、杏树、板栗树、核桃树、苹果树等等树木，花季吸引游客观赏，果季吸引游客采摘，打造观光游、文化游与生态游、休闲游相结合的旅游模式。 四、结束语 八公山景区景观环境设计中要以保护八公山风景区旅游资源的真实性、独特性和完整性为前提，以美化自然景观和改善生态环境为设计宗旨，正确处理保护、利用风景资源和人、自然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景观环境设计要充分考虑长远利益、整体效益。例如，景观设计里需要种植果木，这需要在多方论证下才能进行。在果树种植位置上需要充分调研，在不破坏主景区森林树木的前提下，合理开发现有资源，实现景区可持续发展。 作者：应莉 单位：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商丘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 一、商丘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 (一)商文化 商丘是商部族的发祥地、华裔商人的起源地和中国第二个王朝商朝的建都地。《史记•殷本纪》上就有“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记载。契后来成为了商人的祖先。在甲骨文中，“商”字上像鸟冠，下像穴居，意思是穴居的商人以玄鸟为图腾，并把商作为自己的族名。数百年后，契的六世孙王亥用牛拉着装载有货物的木车往来于其他部落，用货物换取他没有见过的东西，由此产生了商业。后来商汤推翻了夏朝，建立了第二个封建制王朝———商朝，最早的国都在亳，也就是现在的商丘。所以商丘又被称之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 (二)木兰文化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忠孝、勇敢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妇女的种种美德，而这样一位女英雄正是出自商丘。 (三)老庄文化 庄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先秦时期，故里在商丘民权。他留给我们众多的寓言故事，如庖丁解牛、守株待兔等，并提出了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等重要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四)历史文物遗迹 商丘文物遗迹众多，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有被称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有气势雄伟的西汉梁孝王汉墓群，还有明末四大才子之一侯方域的故居，等等。 二、商丘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 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时，才能够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1］。认真考察商丘的传统文化，并分析其蕴含的商业价值，既利于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能促进商丘经济发展。商丘作为六朝古都，其商丘传统文化蕴含有多层面的商业价值。 (一)历史价值 商丘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远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燧人氏、炎帝、颛顼和帝喾，更是商代最早的都城。从燧人氏钻木取火，摆脱了茹毛饮血时代，到炎帝创造了农耕文明，再到阏伯六世孙王亥的商时代，商丘见证了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的文明变革，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影响最大的四大学派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庄子都是商丘人。墨子“兼爱、尚贤、节用、非攻”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庄子的“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又教育了生活在纷繁喧闹的都市的人们去淡泊名利，发现真我，感悟人生。正是这些重要的文化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丘人民，使商丘具有了独特的品牌文化。 (三)旅游价值 商丘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40余处，其中坐落于睢阳区的商丘古城建于明正德六年，是中国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它外圆内方的构造像一巨大的古钱币造型，城内地势为龟背形，如今古城内街道仍保存着古代的建筑风貌;建于北宋时期的应天书院是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北宋四大书院;位于永城芒砀山的西汉梁王陵墓群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汉墓群，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使商丘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 (四)艺术价值 商丘的戏曲文化和民间舞蹈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梆子戏于乾隆年间传入商丘，受当地民俗民风、语言及乡土艺术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河南豫剧豫东调;“四平调”是商丘的地方戏，结合了评剧、京剧、梆子等剧种的曲调，以花鼓为主，曲调四平八稳;商丘的民间舞蹈如龙灯、高跷、舞狮、竹马、挑花篮等更多是由远古时期部落聚会、祭祀仪式沿袭下来的“肢体语言”，代代相传，在娱乐中又有历史的沉淀。不论是戏曲还是民间舞蹈都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它们浓厚的地方色彩展现了商丘独有的魅力。 三、商丘传统文化商业价值的发展策略 商丘作为六朝古都，是拥有五千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数千年的风雨洗礼后，留给了我们众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广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用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动地方经济，以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发展目标，是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着宣传商丘传统文化，发展商丘经济的宗旨，笔者对充分开发商丘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具有以下设想。 (一)弘扬“商”文化，让商丘走向世界 2004年5月，“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在商丘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等20多家学术单位的8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商丘，最终以考古实物和史料记载为支撑得出商丘是中国商族、商人商业和商文化起源地的结论，从此商丘被正式推崇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商文化成为商丘的标志。自2006年至今，商丘已成功举办过四届华商文化节，在2012的第四届华商文化节上成功签约项目216个，总投资413亿元，可见文化对地方经济的极大促进作用。我们需要趁着第四届华商文化节的春风，加大对“商文化”的宣传，使“商文化”成为商丘的名片;还可以通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有关“商文化”的宣传片，举办商业会议，发起寻找王亥后人的活动等，让“商文化”成为商丘的名片，让全世界的流着中华民族血液的商人知道商丘，来到商丘，让商丘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二)与地方高校联合，共创文化繁荣 商丘高校数量位居河南省第四位，有商丘师范学院、商丘学院等，拥有充沛的人才资源，这也是宣传商丘传统文化的有利资源。近年来，商丘的文化产业逐渐形成规模，主要以商丘演艺界团、商丘日报报业集团、商丘豫剧团为主，但在现在网络、电视媒体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仍需建立更多的、贴近人民生活的文化产业，这就需要与地方高校的新兴人才培养相结合。 1．与影视表演专业对接，成立商丘话剧团，编排一些关于火的起源、木兰从军、庄子寓言故事等剧目，并在全国巡演。一方面可以赢得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宣传商丘，让更多的人知道商丘和商丘的传统文化，还能促进当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2．与动画专业对接，打造关于商丘传统文化的动画片，在目前国内优秀动画片稀缺的情况下，这也是一项颇有前景的文化产业。 3．与计算机专业对接，组建游戏研发团队，将商丘历史上的部落争斗、商汤历史等融入游戏之中，使人在玩游戏的同时知道商丘，了解商丘。 (三)打造旅游经典，改造古城风貌 近年来商丘加大了对旅游业的投入，对各个旅游点都进行了维护，道路通畅，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景点比较分散、没有成型的商业圈等，不能产生应有的经济效应。因此，需要重点推出品牌旅游点，而商丘古城就可以成为商丘的明星旅游区。现坐落于睢阳区的商丘古城，叠压着春秋时期宋国都城、秦汉和隋唐时期的睢阳城、宋代应天府南京城等六座古城，是现存唯一的一座八卦城、水上城，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古城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南城门外的护城河，现在已开发成南湖风景区。南湖附近还有著名的应天书院和为纪念“安史之乱”中守睢阳殉难的张巡、许远等人而建的张巡祠。从南门进入古城，可以见到孔子曾经在此讲学的归德府文庙、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侯方域的故居壮悔堂以及清代富商穆炳坛家族的穆氏四合院。浏览这些集各个时期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商丘古城，领略时空交错的历史，这就是商丘古城的价值。但是从南门走到北门，把景点一一浏览完毕也就只需要半天的时间，说明古城除了这些传统文化之外还需要加入新的文化理念，对此笔者有以下构想。 1．迁出部分古城居民，打造景区完整性。目前的古城是集居住、商业、景区于一体的，作为景区来说，存在杂、乱、脏的问题，古城特色的建筑风格也没有完整地呈现。这就需要整顿古城景区，将部分居民迁出或迁至外围，以保证整个景区的完整性。 2．加入民俗表演，充分展现传统文化。在商丘的古城景区加入民俗表演或民俗活动，例如在侯方域的壮悔堂定时上演经典昆曲《桃花扇》等，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展现当地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能让游客更好地融入景区。 3．融入现代元素，开发南湖景区。美丽宽广的南湖湖水荡漾，坐在扁舟中可以观赏古城外围风貌。但除了划船、戏水、垂钓，还缺少一些现代的、时尚的适合年轻人的项目。笔者认为可以将南湖两侧打造成集娱乐、餐饮于一体的酒吧街，不仅能让游玩一天的游客放松休息，更能让人感受到现代与古代文化的冲撞，展现商丘古城独特的魅力。 四、结论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地方文化既是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和品牌，也是招商引资和发展旅游等产业的基础性条件。商丘传统文化包含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人文、旅游和艺术价值，立足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现代商品经济的需要和大众精神的需求，打造受国内外市场欢迎的经典项目和创意产品，让传统文化转变为生产力，推动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商丘发展的前景，应列入政府的重要决策。 作者：赵芊 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太极文化市场的商业开发和有效保护 作者：杜明明 单位：北京商贸学校 中国的太极既是一种武术运动，更是一种代表中国特有哲学表象的文化符号。当今，太极文化蕴含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和无限广阔的商业价值，同时太极文化也将为中国提升自身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发挥重要作用。 1太极哲理 太极一词最初见于《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所代表的是中国古人对宇宙万物本源的认识。它反映的是宇宙从无极的最初混沌状态而太极以至万物化生，又最终归为无极的发展变化过程。因此太极精神的核心即是中华文化内涵中发展变化与和谐统一的理念精髓。太极的符号，最初为“一”，意即天地万物，皆源出于此。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释说“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老子在《道德经》中谈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正是太极的最初意义。太极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状态，它表征的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即道。宋代大儒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周敦颐用“太极动而生阴阳”形象、准确而生动地抽象概括了事物运动及对立统一的永恒规律。庄子用“易以道阴阳”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宇宙现象存在变化的最高道理，即对立与统一。例如动静、刚柔、男女、天地、日月、黑白、昼夜、寒暑等都因出于同一本源“太极”。朱熹、王夫之等人则进一步将太极理论推向巅峰，明确其道的含义。朱熹认为“太极云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无器与形，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故曰，无极而太极；以其具天地万物之理，而无器与形，故曰：太极本无极”。在朱熹看来，太极与无极是即对立又统一的无形无器之态。正所谓无极为太极，太极乃无极。宇宙的本源和常态即是对立与统一、变化与运动之恒态。太极构成了朱熹理学的核心。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则更加明确的指出“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 2太极文化 太极哲学反映的是中国先哲对宇宙自然核心问题的终极思考。这一理论以其独有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指导性对中华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以至于中国的儒、道、佛、法、医、术、兵、天文、历法等诸家学派皆从太极学说中汲取营养。从太极拳到周易五行，太极文化和其哲学思想早已大道无形，成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并生根繁枝。历代思想家，如孔子、老庄、朱熹、王夫之等都以对太极思想的探讨作为其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孔子五十岁时学习《易经》，不由得发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感叹。中医理论中更是借鉴了辩证统一的太极原理。公元1739年，乾隆皇帝诏令太医院右院判吴谦主持编纂医学丛书《医宗金鉴》。书中明确阐述了“无极太虚气中理，太极太虚理中气。乘气动静生阴阳，阴阳之分为天地。未有宇宙气生形，已有宇宙形寓气。从形究气曰阴阳，即气观理曰太极”。于是太极对立、统一和运动的思想被运用到中医理论实践中强调气理的重要性。 20世纪60至70年代，武术家李小龙（BruceeLee，1940-1973）先生以太极学说中对抗思想为基础，融汇东西方武术哲学，创立截拳道（JeetKuneDo）。李小龙先生将自己的武术思想核心高度概括为“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李小龙先生始终主张大道至简、无形无式、顺其自然的武术指导原则。他认为实战中应强调“务实”“、无形式”，凭本能的感触去应战。李小龙在教学时，经常喜欢以水作为比喻。他的名言“Bewater,myfriend”(中文译：朋友，如水一般吧)，将上善若水的太极形态作为武学造诣追求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与中国的太极思想同根同源。李小龙先生是当代中华太极学说发展的集大成者之一。国外学者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太极理论也颇为称赞。在中华文明传统辐射圈范围内的东亚地区，如同中国本土，太极思想早已在那里被普遍接受。例如，韩国以“太极虎”自称，国旗亦为太极图。其含义取太极阴阳之意，及乾、坤、坎、离四卦，寓意天地水火、父母男女，象征民族融合与发展。欧美学者也早就对太极学说推崇有加。根据研究考证，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正是由于受到太极八卦图的启发而发明了计算机原理二进制定理。莱布尼茨认为阴爻和阳爻正是其二进制中的0和1。为此他还撰文《二进制算术的解说》，并在论文中附加太极图。由是而观之，太极理论对近代以来的世界科学研究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意义非凡的影响。 3太极经济 目前太极文化现象的最佳载体当属太极拳武术运动。太极拳既是武术，也是一种健身术。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武术运动，其蕴含深奥的哲理，因此也被称为哲拳。太极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是众多武术家、哲学家和思想家的集体智慧结晶。 我国的太极拳运动发展总体来看经过了三个阶段。1956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太极拳传播经过了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不同的流派。这期间的传播方式主要以民间私人传授为主。传统太极拳的主要流派有：原始太极拳、武当太极拳、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南国太极拳、赵堡太极拳、八卦太极拳、忽雷太极拳、腾挪架太极拳、武靖李派太极拳、禅门太极拳等。1956年至结束为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国家为主体开始对太极拳武术运动进行了有组织的整理和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国家体委（现为国家体育总局）在杨式太极拳的基础上，删繁去减，共选取24式，编成“简化太极拳”。期间，太极拳武术研究和推广受到严重破坏。1979年至今为第三阶段。1979年，国家体委又在杨式拳的基础上编成“48式简化太极拳”。2006年5月，太极拳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中国在内，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练习太极拳者已近3亿人。太极拳武术运动已成为一项规模空前的体育运动，这无疑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市场空间。然而，目前太极拳武术运动的市场开发工作与其他竞技类体育活动及跆拳道、空手道和瑜伽等健身运动相比却显得严重滞后。太极拳的商业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市场经营状况过于零乱，亟待有效整合。经过近30余年的发展，太极拳运动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但是，总体发展态势过于迟缓，市场开发力度不够。这一方面与太极拳推广的指导思想有关。现代太极拳更加强调养生性和健身目的，武术技击性被减弱。太极拳朝着养生健身的方向发展基本符合时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但是，这也造成众多渴望学习实战武术的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对太极拳学习的兴趣减弱。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将太极拳武术运动误解为“老人运动”。#p#分页标题#e# 因此在目标市场调研及市场细分方面，太极拳推广工作还应加大分类研究和宣传力度。另外一方面，由于太极拳既是武术运动，又蕴涵哲学思辨，因此练习难度较大。所以将太极拳的整理和简化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就显得很有必要。总体来讲，应使太极拳运动实用性更全面、目的性更具体，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市场需求，进而形成有效的教学和评价体系。在太极拳的市场开发和产业经营方面，可以参考借鉴日本空手道和韩国跆拳道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韩国的跆拳道，自1955年由韩国的崔泓熙将军创立以来，发展迅速。1961年9月韩国成立了唐手道协会，后更名为跆拳道协会。跆拳道被列为韩国全国运动会正式竞赛项目。 1966年3月22日国际跆拳道联盟成立，共9个国家参加。1973年5月，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在首尔成立，有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加入。1975年世界跆联（韩国WTF）被国际体育联合会接纳为正式会员。198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世界跆联。1988年，跆拳道在韩国汉城奥运会首次亮相。世界跆联特别技术委员会决定改进跆拳道技术以使其更加趋于实战。这极大增强了跆拳道运动的吸引力和可竞技性。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跆拳道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迄今为止，世界跆联会员国已达到160个，爱好者人数约7000万。跆拳道运动的成功运营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参考。当今世界各国都格外重视软实力的建设和作用。一个国家的实力可以概括为软、硬两种。“软实力”（Soft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当今中国不仅面临着军事安全、领土安全和科技竞争等挑战，同样，文化安全和软实力对抗也不容忽视。目前各国都相继推出了代表本国特色的国家形象推广项目。例如，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中国的孔子学院等。东亚韩国的世宗学院，日本的日语学习中心也积极参与竞争。韩国更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推出文化立国的口号。我国的第一家孔子学院于2004年在韩国首都首尔开立。截止2011年7月3日，全球范围内孔子学院数量已达到349个。但是，从目前的孔子学院发展情况来看，其质量远逊于其数量优势，其功能只是侧重于语言培训为主的文化交流。这一问题与孔子学院的立意和办学指导思想有关。与“孔子”这个文化符号相比，太极在弘扬中华文化和提升当代中国软实力方面则更显优势。当今针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批判和接受等诸多方面尚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太极作为文化现象则不存在类似的先天性问题。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区别于以中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太极理论揭示的是中华文化的最核心思想，所以它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也蕴含着更深厚的时代底蕴和文化诉求，其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宇宙观和辩证唯物的方法论与当今中国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旋律相一致。因此，太极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代表中国影响世界的重要软实力。将太极这一文化符号树立为中华形象的新品牌，在国家文化输出战略中引入同质竞争机制，必然会有利于提高中国软实力，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 4结语 在中国崛起的大时代背景下，作为一种主流文化现象，太极正凭借其所独有的商业和文化价值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太极代表着源于自然、回归自然的绿色宇宙观和人生观。太极揭示的是世界万物发展运动的核心问题。太极宣传的是中华民族渴望和平、追求进步的良好期盼。太极承载着中华崛起的文化使命。对太极这一文化市场的商业开发和有效保护，既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同时更关系到中华文明的繁荣和传承。 商业文化论文: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思考 摘要：企业文化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它是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近几年，农村商业银行开始转型蜕变，其企业文化也面临着各种转型升级。虽然转型取得一定效果，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农商行;企业文化;思考 农村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传承自农信社，企业文化是其发展的灵魂，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统一银行员工思想和行为,促进农信社股份制转型以及提高核心竞争力都有至关重要作用。各农商行应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围绕全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把职工文化建设作为构建和谐银行、良好银行的重要内容来抓，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提升了职工文化素养，丰富了职工精神生活，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1.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农商行职工队伍的道德修养素质、业务技能素质和精神文化素质。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离不开一批精明能干的员工队伍，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群体环境，具有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教育人、塑造人和改造人的作用，企业文化建设能促使员工不断提高自身各项技能，引导职工干在岗位、学在岗位、练在岗位、奉献在岗位、成才在岗位，同时还促使企业不断加快培养知识技能型、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人才的步伐。2.建设企业文化是加强企业凝聚力的需要。企业的改革是为了增加活力，而增强活力主要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农商行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能帮员工认清企业前景和发展目标，了解只有企业兴旺发达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得到提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潜能，并有效地把全体员工的力量凝聚成一股合力。3.建设企业文化是加强企业整体协调功能的需要。通过建设企业文化，可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行为标准，以此来规范农商行员工的行为，保持和谐的气氛，全行一盘棋，力量不内耗，各部门各环节协调运行，增强企业的整体功能。4.建设企业文化是有效发挥激励职能的需要。农商行目前还处于改革发展阶段，内部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激励方法也有待提高，加强并推行企业文化，用企业文化激励员工，就会使员工产生满足感和自豪感，可以激发全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二、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存在的问题分析 1.先天缺失问题。农村商业银行源起于信用社，它立足于“三农”，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企业文化有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对现代管理文化吸收较晚，造成企业内部现代与传统的文化碰撞。此外，从农信社到农商行，企业经历多次管理者的变化，先后为农业银行、农改办、人民银行、省联社，业务范围、工作重点、经营目标等都有所调整，难以形成长期积淀的、浓郁的企业文化和体系。2.文化价值观和农商行的发展战略不相一致。建设企业文化无疑是为了企业能够更好、更持续的发展，但有些农商行的文化建设只是机械地照抄照搬，没有结合银行自身实际情况，不是在综合考虑银行发展战略、经营宗旨的基础上对核心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众加以提炼和挖掘。这样的企业文化必将无法为企业带来预想效果，缺少实践性也很难让员工认同并接受。3.企业文化推广不力。随着农商行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管理者也对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重视，但仍存在重业务轻文化的现象。对业务指标要求严格，而对企业文化却多数停留在口头上，主要通过会议贯彻，形成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贯彻文件的现象。企业对文化建设推广力度不够，加上员工本身工作主动性不高，对企业文化更是缺乏深刻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员工共同参与的积极性和企业文化建设的落实。4.员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有待提高。员工是农商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是金融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不少农商行却对“企业文化建设”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这个词语从领导口中听过，陌生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觉得实际工作和企业文化有什么联系。企业文化建设只体现在纸上，却不能落到实处，很容易给员工造成疲惫心理，更不觉得企业文化与自己有什么关系，错误的认识必将为企业文化建设带来阻碍。 三、加强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建设的思考 1.加大企业文化传播和落实的力度。农村商业银行应增加员工对企业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各种手段如宣传栏、会议等向员工灌输企业理念，增加员工对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认识。2.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有关建议。企业文化应体现农业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和行业特点。农商行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农民和中小企业，服务三农是其不变的宗旨。因此，农商行的企业文化不仅要为全体员工所信奉，还要为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承认和赞同。要把农商行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工程，常抓不懈，形成独特和成熟的企业文化，并产生“文化生产力”的效应。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要考虑商业银行的共性，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如发展经历、经营思想、发展战略等，充分考虑到各种企业和人的因素，将企业文化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融合到农村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全过程，从而保证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能够反映经营目标的要求，始终以经营行为为依据，并有助于经营成果的实现，处处体现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全面提升农村商业银行社会形象，不断塑造农村商业银行特色的企业文化。3.不断培养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应该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始终贯穿在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真正认识到员工是农村商业银行最活跃、最积极、对农村商业银行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活力的源泉。一是要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积极创造条件，给予员工更多的重视、关心和理解，为员工提供培训、进修的机会，为每个员工提供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场所。二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尽快建立健全完善的竞争激励机制，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的良好内部竞争环境。把每名员工的责、权、利结合起来，实行切实有效岗位责任制，将责任、权利与员工的收益捆绑在一起，完善薪酬分配制度，不断健全包括薪酬分配、等级评定、产品计价和绩效评价等管理规定在内的薪酬制度体系，还要提升员工幸福指数，除了物质激励之外，通过荣誉激励、情感激励、榜样典型激励、领导行为激励等多种精神激励方法，让员工真正感受到在农商行工作舒适、自豪、快乐。三是要不断提高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相结合，员工应该普遍认识到，只有农村商业银行发展了，个人才能政治上光荣，事业上进步，经济上受益，个人价值也才能在为农村商业银行努力工作中得到实现，因此，工作必须时刻以农村商业银行整体为重，个人服从集体，将自己的行为统一协调到全局上来。4.进一步完善职工文化建设的领导机制。职工文化建设是农村商业银行党委、行长室、工会的共同职责，是推进企业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的根本之举，是实现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迫切需要。农村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党委、行长室、工会齐抓共管的职工文化建设领导体制，形成党委领导、行长室负责、工会推动、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并将职工文化建设纳入企业文化建设整体规划之中，共同设计、共同实施，创造出更多具有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的活动载体与活动形式。5.不断构建企业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企业文化建设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应贯穿于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全过程。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落实到经营环境的各个环节，建立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系统，避免与业务经营脱钩。规章制度是企业文化内容之一，要加强规章制度的形成、确立及贯彻执行，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特殊化，保证制度的科学化、定量化、规范化、系统化，使制度不失其可操作性的指导意义。 四、结束语 总之，企业文化建设对农商行的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企业文化强大的内涵是其用之不竭的财富和智慧之源，是塑造农商行品牌、吸引贤才、吸引客户的有效途径。面对体制改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农村商业银行要给予企业文化建设更多的重视，对企业文化要加强宣传，进行长期并完善的规划，提高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核心价值理念,以促进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 作者:李宁宁 单位: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 商业文化论文:商业文化对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 内容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我国商业的日渐繁荣，企业的营销也从注重商品本身转向与注重企业品牌本身的经营，侧面反映出企业对于自己品牌市场定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个企业的品牌市场定位对于其市场份额的稳定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企业的商业文化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所在，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增强企业活力，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通过研究发现商业文化与企业品牌市场定位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作用。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和研究能够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影响作用，以加深对企业商业文化以及企业品牌市场定位的理解和运用，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关键词：商业文化品牌市场定位影响 一、商业文化的概念和内容 所谓的商业文化，是在商品交换开始出现的时候而出现的，属于社会文化现象之一。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文化是对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继承以及发展，它由商业企业管理学以及文化综合发展而来，当中同时也夹杂了心理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多门学科知识，是一门边缘性和综合性的学科。商业文化由“商业精神文化”、“商品文化”、“品牌、商号、商标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六个方面组成。第一，商业精神文化指的是企业或者个人在商业实践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境界、精神风貌以及价值观念。商业精神文化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它可以通过企业的口号、规则或者信念来表现。它的意义体现在能够增强企业工作人员的团结精神以及智慧，增内容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我国商业的日渐繁荣，企业的营销也从注重商品本身转向与注重企业品牌本身的经营，侧面反映出企业对于自己品牌市场定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个企业的品牌市场定位对于其市场份额的稳定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企业的商业文化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所在，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增强企业活力，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通过研究发现商业文化与企业品牌市场定位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作用。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和研究能够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影响作用，以加深对企业商业文化以及企业品牌市场定位的理解和运用，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关键词：商业文化品牌市场定位影响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二，商品文化指的是企业商品当中所表现或者含有的文化韵味。无论是通过商品的外观还是商品的名称来表现，还是通过商品的包装抑或商品的质量来表现其含有的文化韵味，都会给商品带来与众不同的文化气息。第三，品牌、商号以及商标文化是指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识。例如美好的色彩以及文字当中所寄寓和包含的美好象征以及愿望。第四，营销文化是指企业营销当中的营销意识以及商业哲学文化。更为具体来说就是企业营销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广告艺术、柜台艺术、橱窗艺术以及展销艺术等。营销当中这些方面做得完善，就会大大提高顾客对企业的良好印象。第五，商业伦理文化是指在一般的商业活动当中企业员工体现出来的对于客户的关心和责任心在商品之上。相对于商品来说，客户更为重要和值得尊重、关心。第六，商业环境文化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宏观上的商业环境的内容包含城市当中的商业设施和建筑以及社会上能够对企业的商业活动产生影响的环境氛围，另一方面从微观方面来说的商业环境指的是企业的门面设计水平、商品的价格以及展示合理程度以及企业的硬件设备所提供的服务质量等问题。当前，我国的商业文化正在走向健全和完善。先前僵硬的、机械的甚至是命令式的管理已经和当前企业的发展格格不入，现在的企业更需要的是以尊重员工、激励员工以及培养员工作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融洽的内部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够发挥出其潜在的发展力量，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都十分的重视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然而，纵观全局，我国商业文化的发展脚步依然跟不上当前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商业文化建设并非易事，其不仅涵盖了企业的群体意识和管理方式，还包括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以及道德规范等各方面的内容。所以企业商业文化的建设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品牌市场定位概念及方法 （一）品牌市场定位的概念 本文所说的品牌市场定位并非单单指企业品牌的口号以及企业品牌的形象定位，在很大程度上还具体包括着企业对于企业价值和产品价值的建立所付出的奋斗。它是指在目标顾客心目当中寻求和确定最佳位置而设计产品和经营特色的活动。具有灵活性、主动性、竞争性、战略性、差异性以及心灵双向沟通的特点。实现步骤具体来说，首先需要企业将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市场，当作自己的目标市场；其次，企业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该目标市场当中的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量以及对于商品的期望值，另外，企业应该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工作能够发现自己的对手企业存在的危机以及薄弱之处；与此同时企业应对于自身的竞争力以及市场占有率进行预估，而且将自身与对手企业作比较，总结自身优势所在以及劣势所在；最后，依据企业品牌市场地位的具体因素，通过一系列的企业行动，例如促销活动、提升企业公众形象等，进行企业品牌市场定位，使得企业价值得到大幅度提升。 （二）品牌市场定位的方法 品牌市场定位的方法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方法：第一，依据企业商品品牌的属性以及利益进行定位，企业商品的消费者能够通过消费经历对该企业商品的属性以及其在消费过程当中的内心感受对企业商品进行定位。第二，依据企业商品品牌的档次进行定位，企业的商品能够通过跟其较为相似的商品进行类比或者比较，以此来对该商品进行定位，这种定位方式也会使得大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例如将我国的中关村定位为中国的硅谷，将上海定位为东方的巴黎。第三，依据企业商品的用途以及商品的功能进行定位，这种定位方法能够比较直观地将商品的作用呈献给消费者，例如加多宝凉茶定位成喝了不上火的凉茶。第四，依据企业商品的使用者进行定位，香奈儿5号定位成女人的香水、难忘的香水。金利来服装则定位成充满魅力的男人专属的服装。第五，依据企业商品的竞争进行定位，企业的商品能够通过与自身相关的商品竞争对比来定位，以便更容易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例如裂帛将自己品牌的服装定位成本真、释放、理想主义的表述，向内行走，不是时尚，喜欢边缘，神秘，原创，不仅仅是服饰，是文化，是态度，是勇气。重点在于其对自己的定位是“不是时尚”，这一点非常吸引大众的眼光。 三、商业文化对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 商业文化和企业商品商业文化与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商业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对品牌市场定位产生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商业文化对于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商业文化提升市场对品牌定位的认可度 现在竞争激烈的商业领域，企业商品的商业文化如果不能够带给市场以及消费者大的吸引力以及冲击力，那么该企业的商品也就很难吸引市场的目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会失败。一个企业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能够给企业商品带来独特化的品牌市场定位，与其他同类产品相似却不相同，在共性的基础之上有自己的个性所在。商业文化能够使这种新颖的、独一无二的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更容易被市场以及消费者认可。因为众所周知，企业品牌的背后是企业商业文化，市场上各式各样的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的背后是不同的商业文化。商业文化如果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者所拥有的共同的特点发掘当中的文化内涵，通过商业文化的营销，着重通过商业文化对外宣传企业商品的人文创意以及独特的审美视觉能够博得消费者的信赖以及对该企业商品加以信任，该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就会被市场以及消费者接受和认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刺激消费者的兴趣所在，促进其购买行为的发生以及持续。 （二）商业文化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市场价值判断 商业文化是商品内在文化的外在展现，消费者通过对企业商品商业文化的了解能够更为全面和迅速地了解企业商品，如果在消费者接触商业文化的过程当中得到某种程度上面的情感共鸣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吸引，那么消费者对该企业商品品牌的市场价值判断就会出现提高的倾向，从而也将进一步提高此种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相反地，如果消费者在对企业商业文化了解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了不适或者价值观念出现冲突就会对此种商品的市场价值判断出现偏低的现象，进而降低此种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很多企业都意识到这一特点，所以很多企业在对消费者进行宣传的时候往往通过一定的商业文化手段，在针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情感价值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前提下，选择能够影响消费者价值判断的商业文化进行商品市场宣传和营销，调动和引导消费者对该企业商品的市场价值给出更高的定位，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面提高了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对其发展起到良好的铺垫作用。世界品牌当中通过商业文化来影响消费者对其品牌市场价值判断产生影响的例子非常常见，雪碧饮品以“服从你的渴望”为标语以及耐克运动鞋的商业文化“只管去做”，都采取了直接呼吁的方式引起消费者情感共鸣的的方式，《读者》的商业文化是选择《读者》也就选择了一类优秀文化，一种新的视线，一位人生好友，这种商业文化能够达到的目的可想而知，会给消费者对其的市场价值判断带来很大的影响作用。 （三）商业文化能够提升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 商业文化是企业商品文化内涵的体现，企业商品品牌通过商业文化能够传达出其所独具一格的魅力，展现企业商品品牌与众不同的品位以及内涵。企业商品的科学技术含量、人文道德理念、文化价值观念等都能够通过商业文化向市场以及消费者显现。这种显现会在无形当中将该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提到新的高度，能够通过一种平衡美感的形成，建立起市场大众的心智模式。不仅如此，还能够进一步引导社会市场的商品愿景以及启发市场的联想，这样就会让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在某种高度，这种高度有其固守的消费者群体，而这群消费者就会给企业商品品牌提供很好的市场需求方面的支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进一步的调整和发展，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就能够成为这个层次消费者的一种消费象征，让消费者能够在消费的同时感受到其包含的商业文化的内涵和品位。长期以往，商业文化对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会根深蒂固，这种市场定位会形成市场共识，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例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劳斯莱斯汽车将自己的品牌市场定位为“皇家贵族间的坐骑”，这也在社会上达成了共识，这与其商业文化所透露出来的高端文化以及贵族文化紧密相连。类似的例子非常多，例如劲霸男装的广告词“斗争！成就男人！”将自己的企业商品的品牌定位到固定群体奋斗的男人以及能够做出成绩的男人，索尼电子通讯设备以“永不步人后尘，披荆斩棘创无人问津的新领域”的商业文化提高自己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地位，现已经成为全球驰名的创新领先品牌。 （四）商业文化的不断发展带动和辅助品牌市场定位的改变 众所周知，商业文化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也在相应的发展当中。与之对应的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也需要随着市场的改变而不断地调整和改变。当然，除了这些原因，一些国家政策的变化或者社会环境的变化都会导致商业文化的更新换代。如果一家企业商品重新进行品牌市场定位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例如导致部分消费者的忠诚度下降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导致市场定位错误而引发企业濒临破产的悲剧，李宁在奥运会后将自己品牌的目标人群定位到九零后网络一代，这种错误的定位就导致了当前李宁产品的节节败退。但是通过商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来带动和辅助品牌市场定位的时候就会大大降低原本的高风险系数。因为商业文化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变动而及时的转变，通过其对市场和消费者进行新的文化内涵传输的前提下，让消费者感受到商业文化变化中自己所获利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市场和消费者会在无形当中对该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发生转变，起到循序渐进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的改变就会容易许多，也更易被市场和消费者接受，同时让企业获得巨大成功。七匹狼集团发展初期，只进行男装的专门生产，在其品牌获得市场认同的同时，七匹狼集团的经营范围扩展到了皮具、茶叶以及酒业等多个领域，成功地创建了“倡导男士族群新文化”的七匹狼品牌个性，在男性消费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四、基于商业文化的品牌市场定位策略 （一）品牌市场定位要根据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展开 当前我国的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当中最大的缺失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展开。众所周知，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与其在市场上的价值所在息息相关，而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同样是企业商品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对于消费者对其品牌的个性化和独特化的识别十分有帮助。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包含四个方面：一是诚信之道。诚信是人立世的标准，所谓诚信即是诚实守信，品牌市场定位依据不同质的商业文化展开就会取得不同的结果。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带给市场的影响依旧是人心惶惶。二是和合之道。平时所说的“和为贵”即倡导和睦与和谐的态度是商业人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商业当中的恶性竞争会给社会以及市场带来很大的损失。三是仁恕之道。如果企业和市场当中各个流程和环节做到商业文化核心价值的仁恕之道，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就会常常出现，会让品牌市场定位在此指导下更为顺利地展开。四是美情之道。企业商品的包装、店面的布局以及营销的风格方式等都是商品品牌市场定位的侧面显现，对于消费者的服务展现美情之道，零距离服务、微笑服务以及贴切的售后服务都是其商业文化的体现。有些企业对此重视不足，盲目进行规模扩展和市场竞争，追赶潮流的同时忽视处理好商业文化与品牌市场定位的关系，可能会取得短暂的成功，但是这样的成功也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银沙”、“蒙妮莎”等服装品牌的失败案例就是证明。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帮助其获得市场和消费者的支持与青睐是其不竭的动力，能够让企业具备更强劲的竞争力。 （二）在商业文化的基础上创建企业的品牌文化 纵观当下商业界的剧烈竞争，不仅仅是企业商品及其附加值服务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其企业商品所依附的体制竞争、管理竞争以及商业文化的竞争。企业商品的特有品牌要能够将企业先进的文化理念以及其内在融合的传统文化理念充分地体现出来，倘若有所欠缺，就会导致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缺乏生命力，难以取得后续的成功。与此同时，没有企业品牌文化的商业品牌由于欠缺文化品位，得到消费者和市场青睐的机会也会更小。由此可见在商业文化的基础之上创建企业的品牌文化，对于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至关重要。创建企业的品牌文化首先需要企业在市场和消费者当中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例如品牌的名称以及商标的设计要与商业文化当中的文化内涵和典故融合到一起；其次其市场营内容要富含商业文化内涵，例如广告宣传的内容以及形式要建立在商业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这种营销模式能够为该企业商品在市场上成功形成独特的营销文化；再次是进一步形成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会引领整个企业走向更为宽广的市场。例如盼盼防盗门的市场经营口号“盼盼到家，安居乐业”被人津津乐道；建设银行的广告词“善建者行”富含哲理，提炼自老子《道德经》“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一句，这句话在结合其商业文化的同时，既弘扬了中国文化，又与建设银行的品牌结合到一起，将建设银行上升到一个更富有文化底蕴的品牌市场定位上，引起更多消费者的兴趣和注意力。 （三）将商业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而明确品牌市场定位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主流商业文化都不同，但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家企业其商业文化如果和传统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获得长足的文化保障，也为该企业商品品牌的市场定位增加了成功的砝码。因为一家吸收和借鉴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企业，会使其产品的附加值大大增加，从而使得商品在市场上面的竞争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很多著名的企业也是深谙其道，将这个特点利用的很好。例如无锡的“红豆”服装品牌就是借鉴了唐朝的著名诗人王维的名作《红豆》，这首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已经深入人心，“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所以“红豆”这个品牌所融合的传统文化色彩十分浓厚；山东省兰陵集团的郁金香酒则巧妙地采取了关于李白的典故和诗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得益于融合传统民族文化的市场定位，兰陵美酒广为流传。很多企业都采用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以此明确自己品牌市场定位，这种品牌市场定位的方式也让它们拥有了足够的传统文化保障，有了更多的机会代表民族走向世界。 结论 商业文化是以不断发展和更新的文化基点而更改变化的，商业文化能够对当前整个社会当中人们的消费文化观念以及消费理念都起到很大引导作用。也正是基于商业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面对消费者的消费理念有控制的作用，所以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应该更多地从中获取信息，这关乎到整个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的成功与否，商业文化对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可见一斑。最好的方式就是品牌市场定位要根据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展开、并在已经建立的商业文化基础上创建企业的品牌文化以及将商业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精确品牌市场定位等措施的开展，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商业文化对企业商品品牌定位的积极作用。但是，如何让商业文化更好地为品牌市场定位服务，让企业获得更大的成功，还需要在今后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探讨。 作者：牛文娜 单位：郑州财经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城市商业形象文化创意论文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经济发展的先导，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一座城市，是该区域聚集人群在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表达诉求的完美体现，在当今社会强调一体化、多元化、个性化并行的时代，如何将城市与符合这座城市的文化实现完美的融合，早已经成为立市之本。为什么一个城市会演化为文化名城、为什么一个城市会发展为商业之都、为什么一个城市会拥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众多粉丝的光顾，除了名山大川、历史古迹外，更为重要的正是这座城市的内涵—即社会文化所散发出的独特气息。但由于在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城市商业形象的认识还处于一种初级阶段，在定位上盲目效仿国际一线城市的发展轨迹，抛弃了本地区应有特色，丢失个性化准则，错过了最佳的成长阶段和发展机遇。同时，在各自已经形成的城市商业形象的持续性发展管理上，又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预判性，往往是今年一套方案，明年全部推翻，又冒出一个全新的想法，没有系统的战略发展规划，造成很多城市的商业形象塑造各自为战，杂乱无章。“千城一面”的城市风格，雷同的商业语言表述，乏味的商圈规划设计成为我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东北地区城市商业形象的诟病。城市商业形象，这个最能展示城市的外在形象和内涵实力的差异化竞争的成功利器，却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城市经营，形象先行；形象塑造，商业支持；商业内涵，文化铸就。”城市特色的商业形象就如同一张亮丽的名片，拥有一个符合自身特点的城市商业形象，往往对城市间综合实力的竞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令城市获得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投资目光，捕捉更多的发展机会，挖掘出潜在的经济增长要素，从而对城市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形象作为城市形象的灵魂所在，它既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同时又为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保证。深厚的城市商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文化行为、道德行为和心理构成。商业形象既是商业文化的表层和风貌，也是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现阶段针对城市商业形象重新塑造的研究，更多还是从商业、经济的传统角度进行探索，难免出现“就事论事”、思路狭隘、孤立片面的弊病，很难跳出原有思维理念的制约，以多元化态度、混感官模式进行研究。本项目针对我国城市商业形象发展状况，以文化创意角度为切入点，并结合已有理论和近年来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所做的该项目类型研究成果，力求探索一条符合我国社会特色、人文理念的城市商业形象重构之路。辽宁省很多城市本土文化特点突出，借助其历史符号塑造起鲜明了城市文化形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城市的商业形象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或盲目发展模仿抄袭令自己变成其他城市的复制品，或停滞不前让自己始终停留在原有的已被淘汰的模式下艰难生存。对这些城市的商业形象重构研究不仅关系到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的发展，甚至关乎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辽宁地区重点城市作为对象研究其商业形象现状，将文化创意引入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辐射至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21世纪是充满创造力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被称为新世纪的朝阳产业。国家在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让文化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当前，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已经由过去原有的硬件竞争，逐渐向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过渡，城市与城市之间原有的经济实力的较量已经逐渐演化成为文化实力的比拼，城市特色形象经营的主导方向已经开始向文化创意产业迅猛靠拢。一座城市所能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包括多方面，其中自身拥有的独特文化创意产业，是其它任何竞争城市都无法模仿的。而这种各不相同的文化产业特点，正是城市个异性的所在，也是城市所具有的真正综合实力较量的精髓所在。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创意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为本民族和地区的生存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对城市商业形象重构的研究中，文化创意应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以精神文化作为构筑商业形象的灵魂，以制度文化作为强健商业形象的骨骼，以营销文化作为充实商业文化的血肉，以创意文化塑造商业形象的表层。同时建立商业形象经营的组织机构，构建商业形象经营的经济基础，构筑商业形象经营的核心精神，策划商业形象经营的传播战略。文化创意对在城市商业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文化创意在其中所体现出的作用越来越大，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与当代城市商业形象重构之间已经相互依存，互相促进，文化创意使城市商业形象充满活力，保持长久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李茉茹肖剑单位：大连工业大学 商业文化论文: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论文 一、当前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在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经营货币和相关产品以及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金融企业。首先，它具备一般金融企业的特点，如作为以营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具有一定技能、一定数量的生产者和经营管理者；进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并具有法人地位等，同时其生产经营的目的是获取利润。其次，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一种特殊企业，其还有一些一般企业所不具备的特殊特征。第一，作为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行业，就企业内部讲，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其员工技能操作流程的专业性和细致性，对其自身管理的规范性和系统性的要求，以及就企业外部讲，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其企业形象的稳健性与诚信性的要求都要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第二，在现今经济发展日益高速化、全球化的趋势驱动下，各类股份制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也使得银行业的竞争变得日趋紧张与激烈。目前我国现有银行大致可分三类，国有银行；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如此激烈竞争的环境下，股份制商业银行能够存在下来，并且逐渐发展壮大，说明了它有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也是它能争取到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关键。 二、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特征 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依据时代特色与自身特点建立起来的，并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具有独特特色的文化治理模式，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亦具备以下特征： （一）广泛性与系统性罗长海在《企业文化学》中论述过：“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理解，有人认为就是企业对自身形象进行的设计及对外进行的形象推广与宣传，也有人认为就是企业自己创办一些报纸刊物，为员工提供一个文化园地……”其实，以上这些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都过于浅薄片面。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绝不是简单地将企业与文化进行嫁接，其内涵非常广泛，可以说，企业文化包罗了思想文化教育、体制制度构建、形象理念策划宣传等多方面内容。 （二）时代性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内容是依据时代特色建立的，具有时代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建立必然要以时下经济发展状况，人民思想状态及生活需求等等一系列时代特征为先导，因为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提高该行自身的经营能力、内部管理能力及外部市场竞争力等等综合能力，要能够经受住当下市场的实践检验，如若所设定的企业文化内容不能与时下社会人民所需紧密结合，那么必将最终被市场所淘汰。 （三）独特性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具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与特色，这是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同的经营范围、经营管理体制、企业目标以及外部市场环境所决定的。所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都不能完全的照搬照抄，不然必会丧失其独特性，从而在市场中丧失人们对它的关注与兴趣，丧失市场竞争力。企业文化应是企业组织在继承传统文化知识精华，并依据时代特色与企业自身特点而形成的团体意识、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三、加强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综合现今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及企业文化自身所具备的特征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提高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的综合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有着非凡的意义。 （一）有助于完善管理机制因企业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广泛性与系统性特征，在加强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企业行为准则、企业职业精神、企业管理结构和文化结构等都会被逐渐明确和完善。那么当其拥有了规范的企业行为准则、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合理的管理结构和文化结构后，其企业的整体管理机制也会随之变得合理和完善。 （二）有助于增强内部凝聚力现今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所给予的各种机会和条件，抓住时机；另一方面，企业也要通过自身的变革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一种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企业，其要想保持自身的勃勃生机，就更需要紧密跟随时展步伐，适应市场需求。可由于企业内部员工可能存在的不同年龄、不同价值观、不同思维模式等差异，就无可避免的会出现企业总目标与部门分目标、团队目标与个人目标的不一致，从而导致目标上的分裂与冲突，最终影响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使效益受损。但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行内企业文化建设来统一职工价值观，规范职工行为准则，激发职工工作热情，从而有效增强整个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获取高收益。 （三）有助于提升外部形象，提高竞争力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客户是其利润的来源。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要求不外乎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因而只有不断对现有产品进行完善和升级，不断开发研制新的业务品种，同时在服务上提供更加全面周密，更加灵便高效的服务，才能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策略的成功实施，都脱离不开人的因素，所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本行职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加强其专业操作技能，提升其综合服务素质，最终追求在客户群体中建立其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因此，就业做到：首先，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本行职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从而加强其专业操作技能，提升其综合服务素质，最终追求在客户群体中建立其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其次，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企业独特经营理念及企业形象的策划与宣传，通过塑造和宣传自己独有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让客户充分了解其企业特色，借此塑造银行良好的外部形象，发挥品牌效应，从而可有效提高本行的客户认可度与市场竞争力。 四、总结 综上所述，依据企业文化建设自身所具备的广泛性与系统性、时代性、独特性特征，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有助于完善管理机制，增强内部凝聚力，提升外部形象，从而有助于提升银行的市场竞争力，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勃勃生机。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凡意义。 作者：孙龄同王丰华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筑美学论文:浅谈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美学 摘要:在园林景观的构成因素当中,建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构成景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园林对于景园建筑的造型、构图都非常有讲究。建筑与环境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不仅从建筑自身出发需要优美的造型外观,而且必须使建筑融入到整个大的园林环境当中去。因此,环境景观的和谐,这就要求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景园建筑在历史的积淀当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也成为中国传统园林景观造景的一个重点部分。本文着重从景园建筑的造型与构图进行阐述。 关键词:园林建筑;建筑造型;建筑景观构图 一、中国古典园林建筑 (一)园林建筑的定义与范畴 通常我们所说的园林建筑就是古典园林建筑,是建造在园林和城市绿化地段内供人们游憩或观赏用的建筑物,常见的有亭、榭、廊、阁、轩、楼、台、舫、厅堂等建筑物。 (二)我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类型及应用 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时采用了浓厚的民族风格的各种建筑物,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相一致。 1、园亭,是供游人休息和观景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周围开敞,在造型上相对小而集中,常与山、水、绿化结合起来组景,作为园林中“点景”的一种手段。2、园廊,屋檐下的过道及其延伸成独立的有顶的过道称为廊。它不仅是联系室内外的建筑,还是各个建筑之间的联系通道,是园林内游览路线的组成部分。它既有遮荫蔽雨、休息、交通联系的功能,又起组织景观、分隔空间、增加风景层次的作用。3、水榭它是供游人休息、观赏风景的临水园林建筑。其典型形式是在水边架起平台,平台一部分架在岸上,一部分伸入水中。平台跨水部分以梁、柱凌空架设于水面上。4、园桥,即园林中的桥,可以联系风景点的水陆交通,组织游览线路,变换观赏视线,点缀水景,增加水面层次,兼有交通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作用,园桥在造园艺术上的价值往往超过交通功能。 (三)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 园林建筑尽管风格迥异,但建筑在园林中的作用基本相同,主要概括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其实用性。根据人们的休憩及活动需要而设置,如亭、榭,即可供人停留赏景,又可以按需求兼做小卖亭、游船码头等用途。二是强调其独特性,配合园内的风景来布局,形成的游览路线。在人们视线所达不到地方,园林建筑以其有利的位置和独特的造型,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或动或静的自然风景画,并与廊、墙、路等形成一定的活动路线。三是提升园林意境。我国园林通常在园名、匾额、楹联中反映出其意境来。四是造景,即园林建筑本身就是被观赏的景观或景观的一部分。五是作为主体建筑的必要补充或联系过渡。 (四)园林建筑的特点 第一、使用和造景,具有观赏和被观赏的特点。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要符合园林景观布局的原则,同时,也要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因此,园林建筑既是物质产品,也是艺术作品。这就要求园林建筑要适合游人在动、静中观景,又要营造富于变化的景色,达到步移景易的效果。 第二、为环境服务,与自然景致充分结合。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与自然因素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为自然环境增添情趣,这就要求园林建筑的设置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做到布局上依形就势。这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古典园林不断追求的境界。 第三、园林建筑的独立性和组合性。我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一般体量较小,按大小、形状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根据使用上的需要,既可独立设置,又可用廊、墙、路等不同的建筑组合成一个群体,这种组合群体形成了变化多端的建筑外形轮廓,使建筑与风景相得益彰。 二、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的美学思想 古典园林都采用古典式建筑。古典建筑斗拱梭柱,飞檐起翘,具有庄严雄伟、舒展大方的特色。它不只以形体美为游人所欣赏,还与山水林木相配合,共同形成古典园林风格。园林建筑物常作景点处理,既是景观,又可以用来观景。因此,除去使用功能,还有美学方面的要求。楼台亭阁,轩馆斋榭,经过建筑师巧妙的构思,运用设计手法和技术处理,把功能、结构、艺术统一于一体,成为古朴典雅的建筑艺术品。 建筑和园林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为了丰富对于空间的美感,在园林建筑中就要采用种种手法来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例如借景、分景、隔景等等。无论是借景,对景,还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项重要的领域。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种种美学价值让我们不得不更深一步的进行研究,以挖掘出一切有利于景观打造的元素。在以现代主义建筑为主流的今天,如何建立起古典园建筑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如何将其运用于今天的景观建设当中;如何让园林建筑继续传承下来。这将是一项意义深远、义不容辞的任务。 建筑美学论文:纪念碑谷背后的建筑美学 大脸兔对解谜类的游戏情有独钟（大脸兔温馨提示：游戏需适度，过度会伤身哟），一般通关之后就会删掉再挑战新游戏，但是有一款游戏即便大脸兔很快就通关，仍旧舍不得删掉，它就是由英国独立游戏开发团队 Ustwo 制作的手机游戏“纪念碑谷”。 “纪念碑谷”中各种各样精妙的几何体建筑林立，玩家需要通过旋转或移动建筑物部件，引导沉默的公主艾达走出碑谷的迷宫，寻觅人生的真谛。在游戏中，艾达穿越一个个神秘而又极具想象力的建筑群：不规则的结构，哥特式的尖顶建筑，或坐落在无尽的大海之中，或冒起于一弯眉月之下，或独立成栋，或交叉相连……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有的是借鉴大师的画作，有的是模仿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下面我们就一起去领略“纪念碑谷”背后的建筑美学吧。 在“纪念碑谷”，你会发现错位的运用几乎贯穿了游戏的始终。说起错位的艺术，不能不提荷兰画家M.C. Escher ，这位传奇画家擅长空间错觉、几何拼接、悖论结构，他的作品从“不可能”的角度重新描绘了这个客观世界，给我们的主观感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其中一幅名为《攀高和下行》的作品在“纪念碑谷”中被完美“复刻”。 而《攀高和下行》这幅作品的灵感来源则是彭罗斯阶梯。这是一个有名的几何学悖论，指的是一个始终向上或向下但却无限循环的阶梯，可以被视为彭罗斯三角形的一个变体，在此阶梯上永远无法找到最高的一点或者最低的一点。彭罗斯阶梯由英国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及其父亲遗传学家列昂尼德・彭罗斯于1958年提出。 “纪念碑谷”的建筑充满了一种空灵且似曾相识的异域风情。游戏的创作者们搜集了许多不同风格的建筑，各种童话似的城堡、神圣的教堂，有时候只需要改变一下形状就能呈现出非常美丽的画面。如艾达公主和图腾相遇的红色城堡，它和俄罗斯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是不是很像呢？当艾达公主在“红色的梦境”里遇到“诅咒的乌鸦”时，她所要走出的建筑仿佛就是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岩石教堂的“翻版”。 “纪念碑谷”里的城墙和高塔还借鉴了不少欧洲的建筑风格。 如葡萄牙的佩纳城堡，这座混搭的建筑的城墙部分就被运用到了“纪念碑谷”第六章的关卡里；又如艾达公主在第九关“深坑”中所到达的那个金色空间，当她走过层层叠叠的阶梯时，仿佛来到了印度的阶梯井。 艾达公主在第九关中历尽万险，终于来到了纪念碑前，这次的纪念碑放置在一个灰沉沉的地方，四周排列满了灰色的方块。孤独寂寞的艾达抬头望着天，似乎在凝望什么。而这个场景的原型就是位于德国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纪念碑谷”吧。 虽然“纪念碑谷”只是小小的游戏，但它又不仅仅是游戏这么简单。“纪念碑谷”的主设计师 Ken Wong 说：“你经历和体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代入游戏。”你在游戏中，发现了什么呢？ 建筑美学论文:体味建筑美学中的浓情爱意 坐标：同安镇 推荐线路：爱荆庄-青石寨 交通：因为目前没有直达式交通，建议自驾。福州市区驾车往永泰同安，可从福州高速南出口上福绍高速往永泰方向，从永泰西出口，再往同安镇三捷村。全程约68公里，需1小时15分钟左右。 青石寨的几大看点： 厅堂柱联：庄内的13副对联是青石寨特色之一，厅堂柱联全部为木刻。目前保存完好的只有厅堂大柱上的一副对联：“龙门玉带水，鸡寨锦屏山。” 挂瓦墙：带路人张建设先生指出，青石寨内的挂瓦墙（封火墙），被专家称为是最精美、保存最完好的永泰挂瓦墙之一。 牌匾：庄寨内牌匾“急公好义”为民国总统黎元洪亲笔题赠，现仍高挂厅堂之上。 6探悉建筑背后的浪漫情调爱荆庄 坐落于同安镇洋尾村的爱荆庄，始建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后有小山做屏障，前有大片良田，秋景怡人。庄寨由外墙和四合院组成，在西南和东北角各建有一座碉堡，廊屋开阔敞亮，院落精致，这里飞檐翘脊的悬山顶加上马鞍墙的廊屋着实壮观，内院宅屋的门框雕刻也精细雅致。庄寨后方建有一排单层平房，目前仍有后人居住。南正门门楣上方有毛笔书写的“爱荆庄”三字，“爱荆”为爱妻之意，“庄”字上方多了一个点，表达对爱妻的心意。 7漫步永泰最精美庄寨青石寨（仁和庄） 位在同安镇永同公路边上的“仁和庄”，因大量采用青石建造，故“青石寨”的名号流传至今。在永泰众多的庄寨之中，始建于道光年间的青石寨，因家族拥有青石矿山，便以青石围墙、青石铺地、青石为阶，打造出占地超过六千平方，拥有并列三大院落的大庄寨。三座院落以风火墙相隔，庄寨四角各建有碉楼，跑马道则绕寨而行，寨墙上枪眼密布。据带路人张建设老师介绍，青石寨最讲究的地方在于用料精良。建筑用石多是俗称青石的辉绿石，台阶、天井和地面更是采用切割规整的大块辉绿石；寨内厅堂矗立百年的粗壮厅柱，自上而下直径相同，当年选用的木料远大于普通柱材，才能将其刨整得均匀笔直。 建筑美学论文:北京四合院建筑美学浅析 摘要：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和博大精深文化的文明大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特色。随着近几年现代城市的高速发展，长期流传下来的古朴的建筑形式已经被逐步融入了现代建筑的设计中，北京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有着鲜明的中国建筑特色。本文通过探究传统四合院建筑美学，借鉴其精华，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艺术。 关键字：四合院；建筑美学；形式美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经・系辞上传》 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古代先祖们在哲学上就有了对美学的认识，将“道”、“形”、“器”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中的三个元素并列提出，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看是耐人寻味的。其“道”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最高范畴，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即精神的、思维的、宏观的；其“形”是一种存在的东西，由道产生了形，由形拓展到器；其“器”是现实存在的具象的、物质的、实践的。 对于四合院建筑美学，中国建筑思想深深的刻在了四合院的一砖一瓦上，正像汉宝德先生对建筑的理解，《中国建筑文化讲座》一书里汉宝德先生曾提到“建筑是文化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其建筑。不通过文化没有办法了解一个民族的建筑，不通过建筑也无法真正欣赏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想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就要先了解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国传统建筑思想对于当代的建筑美学的发展也产生的重大影响。在现代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如果缺乏了美学理论的学习，一味的追求“由技入道”那么就很难研究出中国建筑精髓，当设计遭遇瓶颈，止步不前时，可通过一种转换亦或是种融会来推动我们的学习和认知。 一、形式美在四合院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历史久远，虽然有些已经失去了建筑本身的实用功能，但体现在完整的建筑艺术形象中的建筑形式美，却并没有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失去其美学上的价值。北京四合院延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形式，一正两厢组合而成的院落，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功能，这种四平八稳的均衡布局也恰恰体现了建筑的形式美. 北京四合院采用典型的群体式布局，体现了群体美、序列美。它在强调城市整体环境美的同时把个体建筑美纳入整体建筑环境之中。这种总体的艺术气氛又都以满足礼仪和生活实用的要求为基础。中国传统建筑运用序列设计和环境气氛，获得巨大的审美效果，对世界建筑美学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四合院的整体布局所映射出的建筑序列审美意匠 在四合院序列的组合上看，四合院采取的是封闭的环形结构。在四合院的布局上看，院内分配严格有序，位于整座四合院的中部偏北的位置且坐北朝南的是主房，主房前方多设有庭院。主房的后面设有后房。后房的外墙体为四合院的外墙，整个外墙空间造型封闭，不对外设置窗户。唯一供行人出入的就是在外墙的东南一隅所开设的一扇门。正厅和正房主要是建在南北朝向的主要轴线上，东西厢房通常建在正房的左右两侧。 四合院的这种结构关系和空间序列布局方式，清晰明确的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长幼有序，尊卑有定，内外有别的儒家思想。这种序列结构深深的影响了当代人们的伦理观念。 三、伦理意蕴在四合院中的体现 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体现的是以家庭为本的儒家人伦思想，展现了封建家族中尊卑、长幼、内外、嫡庶、期服等不同等级人的生活地位和待遇。 它形成了以家庭院落为中心，街坊邻里为干线，社区地域为平面的社会网络系统。四合院这种围绕而居的空间布局形式，给北方的居民营造出来一个宁静、安全的生活空间，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会使使用者产生很强的领域感和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它将一整套的儒家的伦理观念完美的呈现出来，用这种外部空间布局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礼仪人伦和社会秩序结结实实的落实在了中国人五千年的日常生活里。四、四合院的装饰材料所体现出的建筑美 1.木构架 从四合院的建筑材料上来看，在中国建筑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木建筑几乎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代名词，无论是宏伟的宫殿，还是普通的民居，木结构体系都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到今天，在中国一些现代建筑还是以木材为主，可见中国的古人对木材作为建筑材料的情有独钟。 四合院的建筑并不都是单单以当木构架房屋为主。从四合院的建筑结构来看，我们能够发现中国传统民居的内部结构根据其功能与形式所体现出的不同层次的美.结构层次的简单或复杂，都存在着一个“序”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结构的形式问题。 2.彩画 尽管北京四合院为木构架承重，但木质材料从外形的比例上并不占有过多面积，有很大一部分是上色之材，还有较多的青墙灰瓦。彩绘在四合院的垂花门及廊架表现最为突出，在梁、枋等部位也都可见。以红色、绿色为主题的门窗装饰， 色彩和彩画，给建筑内部的空间体验带来很好的调剂，彩画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尤其是红色和绿色为主题的彩画，这个色调的特点是我国古代建筑装饰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国的彩画以独特的风格和特有的制作技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凭借门窗典雅质朴的装饰艺术效果载人我国建筑艺术的史册。 3.青砖灰瓦 四合院内灰色的墙垣显示出建筑的厚重积淀，庄重而古朴，颜色和谐自然，与北京城的整体色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显得不同凡响，而且与周围建筑协调统一自然地融为一体，这不仅体现历史的传承，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和传统文化，只要设计师激发想象力并加以运用，就一定能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既有古老中国的文明式样的继承，也同时符合现代化社会的物质技术特征，完美结合并阐释着文明人性的内涵，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现代的建筑与生活模式也成为现代化文明的源泉之一。 结语 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曾蔓延到世界各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哲学、建筑等多个领域。现代时期，西方主流思想反趋着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建筑模式，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是适合我们中国特色的民居。对比中西方建筑，从功能到形式，从布局到结构，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推陈出新。结合传统的设计元素，融入西方建筑特色，把设计理念发挥到极致，把握住传统中国建筑文明的本质，将传统的精思与方法跟现代化方法及文明需求等有机结合并灵巧运用，最终找到适合中国建筑设计的创新之路。 建筑美学论文:关于建筑美学设计的探讨 摘要：本文介绍了环境美学与建筑环境美学的概念，从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美学语言、美学呈现三大理论视角,对建筑美学设计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关键词：建筑；美学设计；探讨 1 环境美学与建筑环境美学的概念 建筑,指建筑物与构筑物的通称,即人类用物质材料修建或构筑的居住和活动的场所。建筑一词,拉丁文为“Architecture”,意为“巨大的工艺”,这说明建筑与艺术密不可分。 建筑设计属于现代设计范畴。现代设计包括产品设计、视觉设计、环境设计三大类别,建筑设计位列环境设计中的重要位置。“环境设计包括有室内设计、庭园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和国土设计等,它是以整个社会和人类为基础以对空间进行规划为中心的创造性活动。” 1.1 环境美学的概念 人们一般把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环境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所展开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密切交织形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美的标准应该是人类自身生存的适宜度,所以环境美学首先应该从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如森林、河流、海洋等以及对生态平衡的保护与居住地的绿化安宁等多种手法的美化过程进行研究,构成环境美学的框架。 1.2 建筑环境美学的特征 建筑环境美学就其特征来看,第一便是严格遵循建筑科学和环境美学的规律性,力求在一定的经济、建筑科学技术条件下,尽可能处理好实用空间与视觉空间、周围环境的关系,使建筑实体分割出来的实用空间组合是在空间上和谐连续变化的序列;其次便是建筑环境美学必须沿袭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建筑风格和传统,在现代建筑群的塑造上体现出时代性、民族性、地方性。当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还要注重新、旧建筑群的整体协调,使整个城市的建筑,既保持历史文脉的延续性,又各具特色并展现新时代建筑风格的雄浑气魄。 2 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 要提升建筑设计的美学水准,首先要掌握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而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又以建筑艺术本身的美学特征为依托与载体。 具体而言,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建筑设计的实用性,是整个建筑设计的基础与前提。建筑设计首先要充分考虑到实用性,包括建筑的内部空间适用于主体的活动需要、外部形式适应于材料的结构功能。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的建筑家维特鲁就提出了建筑设计的三要素:实用、坚固、美观,这一理念至今仍不过时。也就是说,建设设计要做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例如我国古典建筑设计中的飞檐,有“如翼斯飞”之感,但它最初的设计目的并不是美观,而是为了解决采光和防止溅水的技术问题。又如故宫宫殿大门上的红门金钉,设计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装饰,而是连接木板和横串,在钉上加上帽以防雨水腐蚀。 建筑作为一门艺术,是一种固定的工程形式,必须充分考虑到建筑物与固定环境的和谐关系,例如贝聿铭1968年设计的一座64层办公大楼,其斜方形平面、四个立面全部使用玻璃幕墙,可以把整个城市街景全方位、广角度、动态性地映影出来,并可使室内室外的人互相观望,从而开了“光亮派建筑设计”的先河。 二是抽象性与形象性的统一。建筑设计的抽象性,表现在它运用象征、隐喻、朦胧等手段,营造出形式美。例如北京天坛设计成圆形,地坛设计成方形,就象征着天圆地方。古希腊建筑用刚劲挺拔的陶立克柱象征雄健的男性,以修长轻盈的爱奥尼亚柱象征温柔的女性。而欧洲许多教堂用十字形平面象征耶稣受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建筑设计的形象性,表现在它运用具体形象,表现建筑的形式美。例如美国纽约的TWA候机楼,用壳体组合结构,以四片薄壳展翅的形象造型,表现出“飞翔”的意境。北京奥运会的“鸟巢”,用鸟巢的形象表现“人类共同家园”的思想寓意。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则用帆船、贝壳等多义化形象,表现“意通大海”的思想内涵。 三是艺术性与文化性的统一。建筑设计的艺术性,不止表现在它的形式美、抽象性、形象诸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音乐性,具有韵律性、节奏性,所以建设称作“凝固的音乐”。黑格尔曾以古希腊建筑三种格式的石柱为例。说明由于台基、柱身、檐部的体积、长短、间距的比例不同,分别形成庄重、秀美、富丽的三种不同风格,这就同音乐中的倾歌、抒情曲、多声部合唱三种形式一样。建筑设计的文化性,表现在建筑艺术本身的文化内涵上。有人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都成为人类文化的标志。因此鲍列夫在其所著的《美学》一书中说:“人们惯于把建筑称作世界的编年史:当歌曲和传说都已沉寂,已无任何东西能使人们回想起一去不返的古代民族时,只有建筑还在说话。在古书的篇页上记载着人类历史的时代。” 3 建筑设计的美学语言 不同的艺术有不同的语言,建筑设计的美学语言,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空间与形体。所有的建筑艺术,都是由建筑物的空间和形体两部分构成的,空间与形体,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依存,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条件。而建筑空间是指利用墙壁、门窗、房顶、楼板、柱列等构成大小、开合、纵横、明暗、内外的空间组合。按结构特性分为室内空间、室外空间;按功能特性分为专用空间(私属空间)、共享空间(社会空间);按形态特性分为固定空间、虚拟空间、动态空间。形体又称实体,指建筑物的屋顶、地板、墙壁、门窗、楼顶、柱列等实在部分和物体。形体分为二棱体、正方体、半球体、棱椎体、圆柱体、扇体、不规则形体等。 二是色彩与光影。色彩的运用是构成建筑艺术的基本手段之一。建筑色彩设计,应与周围环境与建筑物特色相一致,并从功能、主人性情、审美习惯出发,追求一种色彩意境。如起居屋可取温暖型、卧室可取沉静型、贵宾室可取华贵型等不同色彩。 三是质感与修饰。质感指材料表面的质地特性作用于人眼所产生的感觉反应。质感又分天然质感与人工质感两类,并分为粗、中、细三种形式。修饰包括装修和装饰,又分为构造类、即塑类、浮雕类、壁饰类、小品类五种。建筑之所以称作艺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装修与装饰艺术的参与。 4 建筑设计的美学呈现 建筑设计的美学呈现,包括四大内涵: 一是比例与尺度。比例指物体的此一部分与彼一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大小关系。建筑物的比例,指它的整体或各部分、各构件本身,或它们之间的大小高矮、长短、宽窄、厚薄、深浅等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如“黄金分割率”、模数比例、等差数列、调和数列等。尺度与比例关系密切,尺度指物体的形体与人体、物体各部分之间合适的尺寸关系。 二是均衡与稳定。均衡指建筑物前后、左右各部分之间的轻重关系。稳定指整体上下之间的轻重关系。建筑设计要做到均衡与稳定的统一。 三是节奏与韵律。节奏指建筑物形式要素有规律的重复。韵律指建筑形式要素以节奏为前提有秩序的变化。 四是多样与统一。多样指建筑要素之间的差异、变化而不是雷同。统一指建筑要素之间在形式上的某些共同特征和它们之间的关联、呼应、 衬托、协调关系。 5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兴起一股建筑热。广厦林立,高楼比肩。为了提升我国的建筑水准,首先应从建筑美学设计入手,也就是说,要提升建筑设计的美学品位与美学品格。为此,本文就此发表若干浅见,以作引玉之砖。 建筑美学论文:中西方建筑美学差异 【摘 要】由于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起源不同，中西方民族各自发展出有明显差异的哲学观念、文化传统、性格气质和审美心理等。这些无形的因素内在地影响着建筑艺术的文化内涵。本文尝试从建筑材料与结构、建筑布局、装饰色彩、艺术风格、美学价值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来分析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传统建筑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方建筑；文化差异；建筑美学 0 概述 建筑是人造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既要满足一定的使用功能，又要满足一定的审美要求。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崇高自然，与自然相融相生，所以，几千年来，中国建筑一直以木构架建筑房舍宫府，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木建筑文化。而西方古典建筑的特点是：建筑功能比较简单，建筑类型不多， 从建造手段看主要是石结构，人们常把建筑看成是石头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传统建筑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差异，造成了中外建筑审美观念上的差异。 1 中西方建筑美学差异 中国古代的单体建筑形式比较简单，大部分是定型化的式样，孤立的单体建筑不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建筑的艺术效果主要依靠群体序列来取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创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型制和布局，传统建筑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布局的方式在平面上开也体现了“儒家”的尚大精神，进而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尚大性格。从古代都城、宫殿、寺庙、还是皇家园林以至居民的组群建筑莫不如此。从群体到个体，从整体到局部，都十分关注尺度、体量的合理搭配，讲究空间秩序的巧妙组合，营造出一种和谐圆融之美。使组群既能在远观时给人以整体性的恢宏气势和魄力，又能在近观时予人以局部的审美情趣与亲和感。 西方古典建筑，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提侬神庙、罗马的凯旋门、印度的泰姬陵，还是西班牙最著名的吉拉尔达塔、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比萨主教堂钟塔，则更注重于单体的外部造型和体量上的巨硕突兀。它们往往以超人的尺度，极力渲染那种对于宗教的迷狂和敬畏之感。 2 中西建筑美学差异缘由 中西方建筑的差异主要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决定的，文化传统的不同反映在建筑风格上有着不同的和谐之美，也就是中西建筑文化的差异，中西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中西名族不同的价值观，在建筑上就体现出不同的建筑风格：中国的建筑文化重人，中国文化重道德和艺术，中国文化重融合，同时，中国的名族风格是含蓄、和善、仁慈等多种人文风格；西方文化重物，较重视科学与宗教，重视不同时代或多种流派的独特精神。 精神现象总是与空间意识紧密联系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浓厚的空间意识，与最早发源于其特定的自然地理背景有关。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发祥地的古希腊，代表了地中海文明的灿烂辉煌。浩瀚的地中海上散布着众多岛屿，互不连续，互相分立，其农耕混合制经济与渔业活动使生活在这里的西方民族对地理方位、空间布局的感受较强，极容易产生强烈的空间感受。古希腊众多的岛屿相对隔离，无形中孕育了古希腊民族的空间观念，积淀了其“纯空间”的潜意识。多变的地形，客观上在西方人观念上造成了“空间是可以被限定的、有限的”思维定势与认识模式。而生活在农耕地理环境的东方人，在平缓绵延的冲积平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很有规律，劳作相当有序，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环往复的田园生活。其单一农耕型的经济结构，对四季变化依赖较大，人们容易产生强烈的时间意识。 这种不同的时空观自然影响到建筑风格的差异，中国传统（古典）建筑文化偏重于建筑群体的时间因素，西方传统（古典）建筑文化则强调建筑单体的空间因素。由于东方各民族多生息于大河流域，生活环境比较优越且相对稳定，生存环境又处于同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状态，因此东方民族多养成清静淡泊、自然无为、温顺好养、追求和谐等文化特点。西方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较差，且生活方式不稳定，时常要与自然抗争，与外敌斗争，故形成拼搏、竞争、重实、求真等文化特点。同时，东方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属于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大河冲积平原土壤肥沃疏松，灌溉便利，光热水土诸自然因子组合良好，农耕生活节奏稳定而有序，遂产生“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希腊等地中海地区欧洲民族，气候属夏干冬雨的地中海式气候，土地贫瘠，光热水土自然因子组合不谐调（西欧的自然因子亦欠谐调），加之海上生活常常与狂风恶浪搏斗，故产生“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等思想。这种文化观念反映在建筑风格上，中国传统建筑比西方传统建筑更加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风格上也相对平和、含蓄一些。 3 小结 在建筑研究中应该运用整体思维，进行纵横的比较分析。中西方传统建筑在各自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形态，在本体认识的差异上， 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哲学讲究事物的对立统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而西方哲学主张客观世界的独立性，主客观分离，相反而不相成；对待自然也有着不同的态度，西方的叫作机械的自然主义，中国的叫作有机的自然主义。 在21 世纪全球化的环境中，通过比较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对建筑造成的影响，即对中西文化的差异的脉络有了基本了解，也更加明确了中西建筑在各个方面的差别和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我们应继续加强各种文化范畴间的交流，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同时要保护好自己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坚持优势互补的原则，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有效避免文化的趋同性，才能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建筑美学论文:给排水设计对建筑美学的影响 【摘 要】建筑中的给排水工程是技术工程；建筑美学是建立在建筑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建筑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给人感官享受的工程。给排水系统工程虽然在建筑工程中的比重不大，但是却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给排水系统在保证正常生活用水充足的前提下，还会给人以美的享受。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给排水工程的发展历程，结合建筑美学的基本要求，探讨给排水工程对美学的影响，以期对给排水工程提供一些思路，让我国的建筑更加美观。 【关键词】给排水工程；设计；建筑美学 近一个世纪来，西方现代建筑科学一直走在我国前面。西方形式的建筑逐渐被开发、接收，中国在接收“西化”的同时，完全抛弃了古代苏州园林、皇家园林中室外水源、流水和古典建筑完美统一的理念，致使我国优秀的建筑理念被忽视。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国内建筑也有了新的要求，下面结合基本的理念谈谈给排水设计对建筑美学的影响。 1.给排水设计的设计原理和发展历程 从设计角度来讲，给水系统的目的就是设计合理的供水压力，考虑供水的水头损失和沿程损失等问题，使用科学的配管方案，可以使各个用水点达到供水的目的。从排水角度来讲，排水系统的目的就是计算使用楼层和住户的排水当量，使用合理的配管方案，使生活污废水安全排出建筑。 我国建筑给排水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我国房屋卫生技术设备是初创阶段，主要标志了我国开始设置给排水专业，房屋卫生技术设备被确定为一门独立的专业课程，这主要就是给各户安装水龙头，将排水分离，接入市政工程。第二阶段：室内给排水阶段是反思的阶段，主要通过工程实践，对以往机械搬用了国外经验造成了一些的失误进行总结及反思，进而形成了我国特色的建筑给排水技术体系。标志就是我们出台了给排水标工程实施标准。第三个阶段：给排水阶段是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有了具备一定的经验的专业队伍，队伍中包括经过专业培训的设计、安装及管理人员；技术上也积累了以往的实践经验，借鉴了国外的新技术，还在专业技术上有了明显的突破及进展；组织成立了全国给水排水工程标准技术委员会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主要表现：已经开始合理布局，有些设计放在隐蔽处，在设计给排水工程时，优先考虑建筑整体性，将给排水工程上升到标准化、整体化的水平。 随着人们对居住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给排水工程也越来越重要，建筑美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2.建筑美学的要求 建筑美学的基本要求：统一均衡、合适比例、尺度恰当、充满韵味 统一均衡：将简单、明确的几何图案融合统一起来，用这样的几何图案可以给人以统一的美感。均衡就是用对称的理念将建筑中所有的形状和细节取得相互协同的效果，用次要部门陪衬主要部门，给人一种主次分明、协同一致的美感。一个建筑的统一规范程度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有序程度。 合适比例：人类的视觉感受对比例要求很高，比如黄金分割点就是人很舒适的视觉感受。各个建筑之间、建筑部分之间的比例要协调、合适，要有层次感，这些是人喜欢的视觉冲击效果。一个建筑的比例协调程度也反映一个社会的和谐程度。 尺度恰当：小有小的精致，大有大的雄伟。建造建筑时要考虑环境，氛围，档次，品味等因素，同时，建筑尺度的大小要有度，要恰当。这样给人舒服的感觉，美的感觉。一个建筑的尺度也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度量。 充满韵味：一个建筑的韵味是最能体现美的，色泽、灵动的布局，这些都属于韵味的范围。充满韵味会叫人回味，让人熟悉。韵味的设计，要考虑文化、历史、宗教、亲情，社会等因素。一个建筑的韵味也体现一个社会的韵味。 3.给排水设计对建筑美学的影响 给排水工程是个功能性、实用性的工程，研究过程一定要科学、合理、严谨，它具有工程的所有特征。建筑美学是一个感官的工程，讲究舒适、和谐、韵味。两者有矛盾，也有统一。给排水工程是建筑工程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必然对整个建筑美感有影响。 建筑，尤其是非景观建筑，实际用途还是人们追求的基本要求，这是前提和基础。绝对不能牺牲给排水的国家标准，降低质量来换取建筑上的美感。如果，没有给排水工程，再美的建筑，也不会让人喜欢，这就是说给排水工程是建筑美学的基础，考虑美学时，一定不能忘记这个基础。或者说，给排水工程是建筑美学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给排水工程，建筑美学就不存在[3]。 在满足给排水工程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可以尽量考虑建筑美学的要求。在给水方面，可以根据地势走向，科学、合理的铺设管道，保障施工工程符合标准，又不破坏整个地势。排水工程这些需要建在外部的工程，要尽量以美学的观点，统一均衡，不破坏建筑的整体感觉，给整个建筑增加和谐的因素。如果有小园林水景布置，可以将传统蓝色小亭与假山石并用，茂盛的绿枝与叠级式落水相结全，小拱桥恰当地架在水面之上，并在隐蔽处用小循环泵将水送至高处，循环的水流，使空气保持湿润，环境清新，滴流的水声，给人以田园的遐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造一个湖，在广阔舒展的水面上，依水设榭，有一种天然野趣，又临水安亭，跃于水面之上，玲珑而又活泼；再环水建筑厅堂楼阁，波光倒影，别有情趣。水中自由游动的锦鲤，增添了环境的天然美，渲染出平和、宁静、清新的自然气息。关于室外局部排水的设置：局部污水处理建筑物可以完全隐蔽地埋在园林绿化及鹅卵石下，卵石之上被巧妙布置了棋子状的抛光石及各种有趣的小雕塑。雨水的处理，运用新材料，新设计，抛弃过去那种铸铁的检查井盖，运用竹子或木板铺设小路，遮住下面的雨水通道，给人以美的感受[4]。 给排水工程也可以是建筑美学。结合我们古代建筑上的辉煌：屋檐的琉脊，天井的造型、水动的木轮、雨水的收集，这些不仅仅是给排水的工程，也是建筑美学的一部分，是建筑美学与给排水工程的完美统一。当下，对水的循环利用，对水的保护和收集，这些都是给排水工程的新理念，把这些理念放入建筑中，就会成为建筑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最美的一部分。 总之，给排水工程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造美观建筑的基础。工程方面会给建筑美以影响，只要处理的好，设计科学，完全是好的影响和促进。给排水工程和建筑美完全能和谐统一，完全能在建筑美中看到给排水工程的影子。 我们古代优秀园林设计中给排水设计有许多经典的案例，如果，我们能好好从中吸取一些理念和文化内涵，结合现在技术材料，两者相得益彰。加上我们的智慧和创造，我们的建筑技术一定能重新走到世界的前列，为人类提供新的建筑体验。 建筑美学论文: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建筑美学新模式探索 近年来，面对资源稀缺和环境的问题，生态建筑、绿色建筑、可持续建筑等科研层出不穷，环保、健康、生态等新概念被纳入建筑中，在满足生态的同时根据当代技术手段对建筑的空间形式进行美学法则探索。阐述了生态建筑美学是基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的美学尺度，其核心领域是遵循生态的自然法则。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引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生态建筑美学不仅仅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更是为了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与和谐相处，促进当代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建筑美学 （一）生态建筑美学的概念 生态建筑美学是由生态学、建筑学、美学三大学科的有机“融合”与“共生”。“融合”是由人工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一体，最大化建设发挥有利于生态效益的自然环境，尽量避免额外的反生态效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共生”是以不改变自然环境为目的，也就是说，原始自然环境和生物物种不被打扰的前提下，实现生态系统的共存原则，从而有利于自然生态适应和发展。 （二）生态建筑美学的特点 1、高新技术中的新型材料 高技术处理后的低效材料，直接利用一个特殊的编织工艺形成建筑的密封结构，或构成建筑的表皮系统。2010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其中，德国馆外墙使用的是网格、良好的透明性创新架构的“布料”，能有效避免因人流密集而导致热量堆积，减少空调能耗的负担，最重要的是这些“布料”可以被再次使用，制作成小型遮阳罩。英国馆的外墙采用一种透明亚克力制成的“触须”，白天，触须会传导光线提供内部的透明，夜间，触须内置的光线可以照亮整个建筑，从而节约了场馆的电量。这些新型材料自身的质地和线条，不仅带来了新的视觉美感，而且还营造了现代感和震撼。 2、采用生态技术对建筑节能的考量 生态建筑技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最基本且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建筑设计。杰出的建筑设计需要设计人员创建空间和实体，通过块体、空间和设备的优势来满足建筑。在现代建筑中，应减少对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影响，按照建筑功能的需求，去寻找自然通风和采光，表皮布局使用自然条件调整日照，促进建筑能耗量少，得到全面的节能效果。 3、物质循环与再生利用 材料的回收和再利用是生态建设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生态控制论和生态建筑设计应该遵循的一个概念。任何产品最终将成为一组“垃圾”，每组“垃圾”也是生物圈中另外一组有用的“产品”。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必须遵循材料回收的准则，实现资源回收和永久利用，最低成本换取最大化的发展。 4、生态建筑的和谐美 自然美：人类的生存环境是自然环境的基石，受地形和气候等因素来决定。就地形而言，不同的山地地形里，单体建筑可以得到更好的通风和采光。建筑与自然环境融合可以有一个更有优雅的环境，身处其中，感受自然的建筑风景，同时也享受着快了，这充分体现了自然美。人文美：空间布局、外观情况和建筑物的细部装饰对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建筑空间布局中，大多以闭合的状态展现，并布置在中心轴线对称的形式。在细部装饰，一些传统民居会在搁栅雕刻波浪卷的图形，表达防火意识。历史美：历史环境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建筑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美的过程。现代主义建筑是以实用性和功能性为中心，表现出理性的建筑之美；后现代主义建筑倡导装饰技术，以实现丰富视觉，主张满足心理需求，呈现一种妥协的装饰美感。每个时期已经属于艺术印迹杂交叠加和历史累积的成果。 二、生态建筑与相关建筑的关联 （一）生态建筑与可持续建筑 生态建筑的设计总体思路基于：利用土壤、温室和自然通风技术提供一个稳定和舒适的室内环境；粪便、食物垃圾等已经在沼气中作为燃料和肥料……因此，所谓的“生态建筑”，是在建筑生态系统中操作能量和内部订单、回收、高效的平衡生态建筑环境。 可持续建筑是指以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建设理念，主要包括建材、城市规划以及功能和构架、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可持续建筑的概念就是追求降低环境荷载和环境的集成，其目的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保护环境、保障健康和提高生产效率。 （二）生态建筑与其他建筑 对于“低碳、健康、自然、环保、生物、技能、环境共生、资源循环型、有机建筑”等建筑，不能与“生态建筑”竞争，它们只是“生态建筑”的一个附属部分而已，只是局部概念罢了。 三、生态建筑造型的美学探究 由于建设规模不同的生态建筑风格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以美感的角度做出的形状更符合以人为本。我们可以发现，人们都集中在审美体验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发展的审美情趣的多样性。当代的审美原则也出现了模糊、情感化的审美变异。 （一）人文主义 建设作为文化的象征，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的理解和认知。事实上，生态建筑以物理形式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的需求，所以只有以与人相关的概念去认识，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内在的联系。只有当生态建筑和当地人民的习俗、文化融合，才可以实现真正的意义。因此，生态审美的活动已经不是单纯对建筑形式和风格的纯美学，而是反馈生态建筑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问题。 （二）体验过程 建筑的意义在于为人们的生活而服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的是建筑结构，即建筑特性和质量（样式、功能质量等）的体系结构，作为最终成功或失败的设计评价指标。这种专注于精神需求的审美观念，具有明确的目的，追求优雅的审美情趣。 当代生态建筑被认为是一个不断发展与人沟通对话的方式，所以人们更关心的是沟通方式，与人们的生活对话。事实上表明，人们对建筑概念的变化，关注建设中心从“结果”到“体验”。 （三）审美变异 审美变异指的是当代建筑设计概念问题的出现反抗现存的古典审美现象，其中包括建筑美学、价值曲线、审美标准体系和变化的艺术技巧。事实上，人们在追求“国际风格”和欣赏“文化共生”足以表明“变异”的审美现象。建筑的多样性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形式，而是包括了多元化的审美价值。在一定范围内单一的审美价值已被打破，但文化价值的上升，是建筑物也呈现了不同的风格。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类型之间存在丰富多彩的差异形式和方法，完美诠释了审美的变异。 四、生态建筑美学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新模式 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在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被提出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升华。生态文明不同于人类过往的发展理念，它在指导人类发展的方面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协调发展生态建筑的核心是保持生态美。发展必须遵循自然，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守恒定律，有持久的生命力特征。事实上，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建筑美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基本需求性能。如果破坏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仅仅是为生态建筑的发展，那么建筑就已经失去生命力，失去生命力的建筑，毫无疑问没有任何美。 （作者单位：莆田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美学论文:浅析中国佛教建筑美学对游戏场景概念设计的影响 摘要：随着近几年来中国网络游戏的流行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把网络游戏当做闲暇时的一种娱乐方式，而游戏美术中最重要的两个模块就是游戏场景与角色，而本文将针对游戏中常见的场景设定进行分析，了解中国佛教建筑美学在游戏美术场景设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作用。 关键词：中国佛教建筑美学；游戏原画场景设计 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大约是在两汉时期，印度的佛教艺术，从开始传入就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发展，经过中国艺术家和民间工艺家的吸收融合以及再创造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美学，而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佛教虽然经历的繁荣与衰败，但时至今日，佛教美学依然对现代艺术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本文要提到的游戏场景中的佛教美学。 1 游戏场景设计在游戏设计中的存在意义 筑的文化象征性以及建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影响下对社会资源的利用，这是建筑语言所表达处的深层结构以及意义。我们可以在从一个地区中所体现的建筑特点读出很多深层的内容，比如该地区的文化、气候、技术水平等。 而在一款游戏中，场景的设定同样可以作为一种信息传达，让玩家在第一次接触中就能了解所玩的这款游戏的时代背景、文化特征甚至游戏的世界观和地理位置等基本信息，增加玩家的代入感。 2 佛教建筑美学对游戏场景设计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各地竞相修建寺庙，中国古代跟寺庙的场景有关的诗词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明朝诗人张穆的“灵岩遥听五更种，十里来登最上峰。”虽然看上去平没有直接描述寺庙，却出现了“钟”“登峰”等字眼。而有人就要问了：“这与你题目中所提的游戏场景又有什么关系呢？”“大钟”是每个寺庙都会出现的一个重要元素，而“登峰”这个字眼让我们很快联想到了一些坐落于名山之间的寺庙。喜欢玩游戏或者从事游戏行业的人肯定都知道，现在国内研发的一些游戏中，很多比较受欢迎的游戏的类型大多都是走古风奇幻唯美风格的游戏。其中关于修仙、武侠类的角色扮演类游戏市场反响比较可观。比如网易的《大话西游》、《倩女幽魂》，金山西山居的《剑侠情缘网络版三》（简称《剑网3》）。《大话西游》《剑网三》故事背景都出现在唐朝，我们都知道唐朝是佛教兴盛时期，有很多地区都会出现佛教建筑，比如佛像、佛塔、大钟等具有佛教韵味的组件。而《倩女幽魂》更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建筑--兰若寺。而很多以中国古代为故事背景的游戏中都会出现“少林”这个门派。可想而知，佛教建筑在游戏中的出镜率是多么的高了、基本每款中古古风游戏中都少不了像佛像、佛塔这样的建筑出现。游戏中建筑设定都是在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之上再加以变化和改良的。 3 佛教建筑美学对游戏场景设计的指导意义 佛教东汉时期传入，由于统治阶级的需求和利用使佛教得到大力的发展，兴建了许多寺庙，尤其唐朝时期许多寺庙建筑、石刻的佛像雕塑群都在那一时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很多也保留至今。中国古代寺庙的布局到多时正面中路为山门，山门内左右分为钟楼、鼓楼，正面是天王殿、殿内四大金刚雕像。后面还有大雄宝殿以及藏经楼。分列正中路左右两侧的分别是僧房和斋堂。大雄宝殿是寺庙中最重要、庞大的建筑。隋唐以前的佛寺一般会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隋唐以后佛殿普遍代替了佛塔，寺庙内大都另辟塔院。总结一下其实我国的佛寺布局是有一定规律的：平面方形，以山门殿--天王殿--本寺主供奉菩萨殿--法堂--藏经楼这条南北纵深的轴线组织起来的空间，对称的布局彰显稳重庄严的气势。同时再配合山峰、流水、松柏、廊庭之间的呼应，含蓄温蕴，具有和谐、宁静、庄严之美。在游戏中每个不同的场景区域都可能有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不少游戏中都会出现一个专门为佛教建筑风格提供的区域--佛迹片区。 我们在游戏设定中多画的一般是寺庙，但寺庙文化其实早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天文、地理、绘画、建筑、雕刻、音乐等。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区域的时候当然不仅仅只是从寺庙入手，那样一整个区域都是寺庙就显得太单薄了，自然不能吸引玩家的注意。可是在区域中加入有佛教元素的绘画或者雕刻的建筑，比如佛塔、佛像、有禅味儿的莲花座、荷花池、假山等场景组件，既能丰富游戏的美感、又能满足玩家的视觉体验。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除了了解佛寺的人为建筑美学之外，在通过现有的保存完好的古寺以及古代一些诗人所作的诗词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寺庙都是坐落于或风景秀丽、大江名山之间，或耸立于高山危岩会上，与自然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仿若如画，若设计师心中有这样的景色，那他绘制出的设定图一定也可以将玩家带入其中。 我们作为一名合格的设计师，在对场景进行设定之前，一定要对这样的布局有所了解，才能设计出一个完整且严谨的工作图来。这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的敬仰，也是对玩家的尊重。 4 结语 游戏概念设计在现在艺术设计中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项目，但它在设计行业中才刚露头角就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关注，近几年选择从事游戏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各大学校也开始成立了游戏专业，这同时也意味着游戏行业的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所以作为设计师不仅要对自己的美术技法进行提升，更重要的应该是提高我们的设计感，这就需要原画师掌握更多的知识，中国传统建筑有着它独特的美学特征，与外国建筑建筑的纵向的延展性的特征不同，中国的古代建筑一般多采用建筑群不会改很多层，有些强调的庄严、等级制度，有些讲究韵味，甚至在建筑中就可以体现出人们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它的美学理念可以给设计者带来很多灵感启发，所以，设计者除了在汲取现在当代设计观念的同时也应该多去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理念，将中国游戏文化发扬光大，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游戏产业，让中国的文化也在游戏概念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建筑美学论文:浅析中国建筑美学 【摘 要】中国建筑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伴随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中国建筑的构思、美学价值、丰富的文化是无价之宝，它能陶冶我们的情操，提升我们的审美情趣，丰富我们的视线。 【关键词】中国建筑美学；形式美；中西差异；未来发展 0 引言 建筑美学以如何按照美的规律从事建筑美的创造以及创作主体、客体、本体、受体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为基本任务。“美”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见解，其实美一直都存在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地方，然而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建筑则是对美最好的诠释。但是，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时代对建筑之美则有不同的看法与总结。建筑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实地记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 1 建筑中的形式美 1.1 对称与均衡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历史上有相当一部分建筑是采用对称布局的形式，这种现象很难用功能的因素去解释。如故宫所采用的严格对称的布局形式，沿着中轴线两侧成双成对的排列建筑――东边放一个殿，西边也放一个殿；东边设一个门，西边也设一个门，于是形成一种极为庄严、肃穆的气氛。而功能要求必须采用这种形式？这很难解释。不仅古代的建筑这样，今天的建筑大多亦是如此。主要还是取决于人们对精神方面的要求――希望获得庄重、雄伟的气氛。这也是体现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利的体现。 1.2 韵律与节奏 韵律原本是用来表明音乐和诗歌中音调的起伏和节奏感，以往一些美学家认为，诗和音乐的起源和人类本能的爱好节奏与和谐有着密切的联系。亚里士多德认为，爱好节奏和谐之类的美的形式是人类生来就有的自然倾向。 1.3 调和与对比 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认为缺乏对比的东西会使人感到单调，但若果过分强调对比以至失去了相互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则可能造成混乱，只有将对比与调和两者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达到多样与统一。对比和调和是相对的，也是统一的。 1.4 比例与和谐 在建筑中比例与和谐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一个建筑没有了比例，整个建筑就失去了美感，在最早的古希腊时期就提出了黄金分割比的关系，认为一切美的东西都应该遵循黄金分割比，所以在现代建筑中很多建筑都遵循黄金分割比。就如凯旋门的建设，整个建筑的体量关系完全符合黄金分割比。 2 中国建筑美学特点 中国建筑在世界上分布地域最广，有着独特的传统风格，各兄弟民族的建筑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其中汉族的建筑是中华民族建筑的主流。它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2.1 建筑的审美价值和它的伦事价值密切相关 建筑的审美标准不仅要求使人感官愉悦，更重要的是恰当地表现形象本身所包涵的伦理的、政治的内容。 2.2 建筑艺术的形式美直接来源于功能内容和工程实践 中国建筑的形式美首先是它的群体美、序列美。这种总体的艺术气氛又都以满足礼仪和生活实用的要求为基础。即使是一所四合院住宅，它的布局和体量也都体现了封建家族中尊卑、长幼、内外、嫡庶、期服等不同等级人的生活地位和待遇。 2.3 重视环境的内在意境甚于单纯的造型美观 中国传统建筑运用序列设计和环境气氛，获得巨大的审美效果，对世界建筑美学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北京的明清宫殿，在长达3.5公里的笔直的中轴线上布置了20多座殿宇楼阁，组成10多个不同气氛的空间，通过节奏的变化，取得了雄伟、震慑的浓重气氛。天坛以苍翠的松柏林海为基调，将洁白的圆丘和湛蓝的祈年殿衬托得突入晴空，形象极为圣洁肃穆。为了深化环境意境，还很重视运用象征手法，以布局、造型形式、形象模拟、匾联题字等，激发人的联想。 3 中国建筑美学与西方之差异 3.1 建筑用材上的差异 从根本上说，中西方建筑艺术的差异首先来自于材料的不同：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不同的建筑材料，不同的文化与社会，使得中西方的古代建筑有了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材料造就不同的建筑，展现不同的信念。 3.2 建筑造型上的差异 与西方的石制建筑不同，中国传统造型特别强调“线型美”，讲究线条的婉转流动，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檐。可以说飞檐的设计是我国古典建筑中的璀璨明珠。不同的飞檐形式往往会有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严。我国古典建筑的四大家――亭、台、楼、阁都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设计的难点和要点。 而西方建筑则一般是垂直发展，建得又高又大。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43.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 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它们以夸张的造型和撼人的尺度展示建筑的永恒与崇高，以体现人之伟力。 3.3 表达的伦理意识上的差异 中国传统建筑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古典园林建筑，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文人的追求和喜好左右着造园，因而中国的传统园林在实际意义上是文人园林，历来讲究“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在本体认识的差异上，重视整体的和谐。 西方建筑的艺术风格则重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对抗之美。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视自然为无生命的物质，在中世纪之前，基督教甚至是禁止游山玩水的，他们更多看到的是自然狂暴、危险的一面，那些傲然屹立的神殿、庙坛，处处皆显示出一种与自然的对立和征服，从而引发人们惊异、亢奋、恐怖、等审美情绪。 4 未来的发展 中西方传统建筑设计中蕴涵了环境观念、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先人的理想追求。北京天坛的庄严神圣的序列空间和建筑型制、苏州园林的诗情画意和对意境的追求，表现了“象天法地”“道法自然”的观念。西方古典建筑对人的活动的吸引与接纳以及简洁明晰的构图，反映了西方古典哲学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理性精神。 建筑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们不可能脱离传统的影响，建筑师应发掘其中的合理内核，自觉推动建筑传统的延续发展。在近代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继承传统文化优良的一面和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进而重塑属于我们自己的建筑理念，树立有本国特色的新风格。 建筑美学论文:浅谈建筑美学的经济效益 摘要：“美学”是什么，那 “建筑美学”又是什么。美能为建筑带来更多的关注度，吸引众多的爱好者前来欣赏，此时建筑就是件商品，会有相应的经济效益来衡量它的价值。而城市则是由众多的建筑组成，那建筑的美学又能为城市带来多少经济效益呢？ 关键词：美学、建筑、经济效益 美学是种“不言而喻的感动”，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完整描述，但是它在情感上的满足却非常饱满”的体验，但可以概括的说“美学”是一种与生活价值契合的、丰富美好的内涵与时代精神，而且建筑的质量与美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统一”。人们可以自然而然的觉察到“美”这种喜悦、生动、充满感动的内涵。这或许是“建筑”与“美学”最大的交集，也是“建筑美学”最显著的特质。 当“建筑美学”与“经济价值”这两个观念被联系起来的时候，过去“对美的追求”这种看似无形的价值，就会被创造出来，抽象的美学效果，有了较为直观的衡量标准。而当这样的重视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时候，建筑美学经济的价值将因此普及，建筑师更多元的设计理念将会被业主，政府管理部门所采用。而越来越多的美学建筑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建筑美学的价值受到重视的程度与日俱增；然后，透过可持续的观念倡导与推广，一种整体性的建筑质量提升就会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建筑美学的提升，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联动关系。 那么，建筑美学经济，到底能为我们带来多少社会影响与“经济价值”呢？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价值必须与人有所互动才能衡量。首先建筑实体要具备了建筑美学的基础、结构与量体，使用者在期间开始互动的时候，建筑提供的空间享受，便会在人的活动中开始产生，这种价值就是建筑美学经济的价值。而且使用者须具备一定的美学鉴赏能力与消费基础，了解美学的价值所在。使美学经济能具有实际的评价体现。 建筑美学可以为城市带来多少经济价值呢？放眼世界，你可以找到不同的答案：例如埃及的金字塔、巴黎的卢浮宫、北京的故宫，悉尼的歌剧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城市，但是建筑美学所能创造出来的城市价值，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往。为当地的城市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因此，美的建筑也能拯救一座城市。慕名而来的游客带来的旅游经济也可以成为城市复兴的动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传统工业的崩溃，以及1983年洪灾对城市中心的毁坏，曾经是欧洲重要的钢铁及造船业中心的毕尔巴鄂日渐萧条，经济发展出现了增长乏力和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同时城市也存在规划混乱、环境污染和城市交通问题等弊病，尤其是中心区废弃码头及大量的造船厂，滨水地区的大量衰退，萧条的氛围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 针对这些城市问题，自1989年起毕尔巴鄂市开始实施一个以艺术、文化、贸易及旅游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综合性城市复兴计划，目标是将毕尔巴鄂建设成为国际性的商贸文化和旅游中心。复兴计划由8个主要的子项目组成，15年来共投入资金15亿美元。在这些项目中，古根海姆博物馆是毕尔巴鄂城市改造计划中的重要环节。建设经费1亿5千万欧元。博物馆由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弗兰克・盖里设计，博物馆在1997年正式落成启用，虽然整个艺术馆耗资12.7亿美元(约合108亿人民元)，在博物馆建成的第一年,毕尔巴鄂便吸引了130万参观者，使得区域的经济活动增加了2.1亿美元，其中3000万美元为政府税收。到第三年时，带来的经济效益已超过4.5亿美元，直接门票收入占毕尔巴鄂税收的4％，带动的相关收入则占到20％以上。仅仅6年，启动项目的资金便全数收回，同时还为该地区带来1亿5千万欧元的收入。城市活力随之复苏。古根海姆博物馆活化了当地的经济（巴斯克省的工业产品净值因此成长了五倍之多），这座现代艺术博物馆创造了4万5千个就业机会。如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给地方经济带来的效益已成为众多大学研究课题，哈佛设计院称其为“古根海姆效应”。毕尔巴鄂也因此在城建领域捧得多项殊荣。2004年威尼斯双年展，毕市荣获世界最佳城建规划奖。西班牙和欧洲其它城市纷纷效仿，以期获得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神奇效应。该效应象征着一个城市的变革愿望：毕尔巴鄂要在工业时代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城市。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毕尔巴鄂又邀请世界多位著名建筑师为其设计各种标志性建筑。如今，徜徉在毕尔巴鄂街头，就如同走入一个露天的建筑艺术群中，有西班牙建筑大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的“白桥”、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的塔楼，也有正在改造的奥拉维阿加城区。一些列的城市更新项目让毕尔巴鄂焕然一新，以往的萧条景象因为众多充满活力的新建的建筑项目而烟消云散。毕尔巴鄂不再只属于西班牙，而真正变成了欧洲的一个著名艺术旅游城市。如今，毕尔巴鄂已成为全欧洲生活、旅游、投资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市长依尼亚奇阿斯古纳说：“我们为古根海姆博物馆感到骄傲，但我们同样为河水中重现这座钛合金建筑的清澈倒影而骄傲。”“古根海姆++”让毕尔巴鄂重生，加号所代表的正是这座城市的复兴。古根海姆的“美”拯救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城市，并形成了当时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在数量上是无法统计出来的，但是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品牌的形象与设计的价值是一体的两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设计。也能作为一种品牌或商标。所以“建筑美学，就是建筑的设计价值”。如果这样的价值可以成为全民的生活态度、生活选择的话，它就自然形成一种竞争力。因为一种国家民族的共同生活态度，就是文化。就是设计力的内涵，也就会自然形成一个经济力。 曾经的新天地保留着大量的石库门建筑――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记录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平常百姓的生活，是老上海建筑的标签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石库门所形成的居住社区以及不能满足现代居住的需求了，90年代的城市发展，大面积的石库门建筑消失，原有的记忆在逐渐消亡，人们才意识到要保留这一特有的建筑院落。 现在，在一座座历史建筑里，上海新天地被打造成了有着欧式风情的休闲和娱乐群落。这里汇集了各式的酒吧、餐厅和夜总会，成为上海最潮流标签和品牌之一。白天，有很多中外游客来新天地观光、拍照留念；夜幕降临，这里更是弥漫着浪漫的欧陆风情。露天的酒吧、咖啡吧备受年轻时尚一族和老外们的欢迎。在里面逛了一圈之后，游客还可以去就近的太平桥绿地走走逛逛，感受另一种风情。新天地因其历史文化的轮廓和内部空间的现代化，以及国际性的经营内容，使中老年人走进新天地感到它很怀旧，年青人则觉得很时尚，外国人走进新天地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则觉得很洋气。于是新天地很快成为沪上休闲文化彰显品位的聚集地，成为了大上海引领时尚潮流的新地标。 上海新天地的投资高达10多亿元，但实际并非如此计算。由于“新天地”的品牌效应，带动了周边房地产地价的提升，从最开始周边的每平方米8000元～10000元，到现在的每平方米3万元以上。除此之外，更加明显的建筑美学经济效应出现：租金再贵，大家还是抢破头要进来，让建筑美学的硬件和软件，都在这里人文荟萃。企业，外资、旅馆、餐厅纷纷进驻，对生活条件有追求的并以中青年一代为主力的多金消费者也进入享受各国美食、名贵服饰、进口商品、艺术、创意设计、mix-use的复合使用，所有生活的活动都可以在这里发生。 随“新天地”老街区更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很多历史名城开始效仿“新天地”品牌模式，打造出自己的城市历史文化品牌，比如成都的宽窄巷子、北京的前门大街、福州的三坊七巷等等。 从建筑产业的角度来看，建筑只是一个内需市场，是关起门的家务事，然而，如果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来看，建筑美学就是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一种打开门赚观光财的经济实力。 目前实际情况是虽然近几年来优秀的中国建筑师在逐渐增多，但优秀的作品还只是孤立的现象，没有形成一套较为明晰的发展模式及产业链，要扩大建筑美学经济影响的范畴。必须从“优秀的个人”走向“团体的创意”进而发展到“建筑产业的优化”。特别是现在大背景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的转型。这样能推动设计的良性发展，及背后带来的经济价值和不可忽视的附加价值。当然这股力量的发动需要建筑行业同仁的积极参与并达到共识，发挥团体的力量才能把建筑美学经济的理想变为行动，改善所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让建筑的美影响到每个普通百姓的生活，这样才是建筑美学的经济的意义所在。 建筑美学论文:建筑美学在房屋设计中的实践分析 摘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衣食住行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对其生活环境也就是住房建筑的设计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舒适，而且要美观。许多高端的住房设计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享受，也体现了人们对审美、对艺术的一种高尚追求。本文针对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规律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建筑美学；房屋设计；应用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生活各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而对于房屋建筑的设计者来说，在设计出一个安全、耐久、适用的房屋之外还要保证设计出的建筑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能够让大家的感官需要被满足，为人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也是建筑设计师的工作内容。本文从实际出发，简单介绍了房屋建筑设计工作中美学规律的应用分析。 一、建筑形式美的内涵 形式美是一种审美特性，这种审美特性需要由建筑材料的一些自然属性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律进行组合而呈现出来。顾名思义，形式美就是以美的形式为出发点，它在美的内容上得到升华，把能表现出美的一些具体的色彩、图形、线条等进行抽象化并加以概括，这就形成了形式美。在苏州古城进行民族建筑时就将这种美较好地体现出来了。房屋建筑的形式美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必须符合用到的每个规律的整体形态；满足力学的一些规律和构图原则；要正确地使用和配合各种材料；需认真研究和设计才能把建筑物的各方面的角度、色彩、比例、质感等完美地表现出来。只有做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才能把房屋建筑的外在美和内在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才能既体现该建筑的实际应用功能又突出它的内容和特点。 二、建筑美学形式美感的定义 1、调和和对比的美学形态 从很多不形同的东西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点，把它们中比较相似的地方进行组合排列，为了让人看起了比较舒服，在设计建筑的时候通常会把外形相似的东西放到一起。虽然有变化，但是整体上是相同的。比如中国很多的古建筑群都是使用的这种设计。对比和调和的概念是相反的，它是把两个有着明显差异的东西放到一块，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让人一看就难以忘怀，相互之间起着衬托的效果，这种手法在外国的很多建筑中经常被使用到，例如罗浮宫的设计，它在颜色方面和周围的建筑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还有法国的大剧院，整个屋顶是椭圆形的，造型非常的独特新颖，既融合了古典又包含有现代，既显示出来浪漫有蕴含着现实。椭圆形的屋顶在整条街道上面显得十分的惹人注目，让人一眼就记下了它。颜色在建筑设计中也有着对比和调和，红和绿、紫和黄、蓝和橙、白和黑是属于对比比较鲜明的色彩；紫和红、兰和青、兰和绿、绿和黄、黄和橙、橙和红都是比较相近的岩石，它们属于可以调和的颜色。 2、均衡和对称的美学形态 均衡是和对称有着一定差别的概念。均衡不要求两边形态要完全相同，只是要求中心轴两边大体相同就可以了，使用起来更加的灵活。对于建筑物设计来说，只要给人一种比较平均的感觉就可以了，对于建筑两边的形态、数量、大小并没有严格的要求。比如有的建筑在中心轴线的两边一旁构建几个稍微小一点的建筑物，在另一边设计一个比较大型的建筑物，虽然大小、数量并不相同，给人的感觉却是非常不错的，两侧相互补充、相互对比、虚实结合。虽然两侧并没有完全相同，但是在恰当的时候使用却可以达到非常与众不同的效果。在使用均衡这一手法的时候，要确定好中心，要不然会造成错乱的感觉，也就是说均衡使用的重要原则就是中心。同时均衡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作用，就是可以把距离中心轴比较远的、不太重要的物体通过比较近的大物体来进行平衡。 3、韵律和节奏的美学形式 就像运动一样，要保持一定的步伐，进行有规律的前进，韵律和节奏也是要求要保持一个稳定的频率进行动作的重复。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音乐，是非常有节奏感的，同时音乐也是有很多的节拍不断的有规律重复出现，然后通过组合，形成了人们比较喜欢的东西。同样在建筑设计中，也可以充分利用节奏和韵律来制造出美感，比如我们可以把两个形态不相同的建筑造型，通过有序的排列组合，形成别具一格的美感，节奏不是简简单单的重复出现就好了，是把控好某一个节奏，让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变化，越来越多节奏韵律凸显的建筑物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节奏韵律有着非常强的彰显特性，把不同的元素通过适当的有规律性的排列，然后显示出来。 三、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的设计应用 1、统一 在进行室内设计工作时一定要保证的就是室内设计的各部分内容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中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统一方案就是几何形状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设计人员可以采用以下两方面的手段:第一方面，通过不同几何体之间的从属关系确定。第二方面，通过形状之间的协调达成这种统一。 通过对主次之间的协调和搭配，使不同的部位之间的关系达到协调，进而达到统一。对于房屋建筑来说，根据建筑的功能等方面的特点，将建筑分为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对于建筑的主次部分如果不能通过一定的手法和策略使两者形成统一整体，就会使建筑变得松散。尤其是在室内设计中，如果都是主要部分，各自突出自己的特点，形不成一定的组合效果就会使室内杂乱，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因而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建筑设计者要恰当的处理重点、从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关系，使设计内容呈现出一种主次分明，以次称主的设计效果。 在房屋建筑的设计过程尤其是室内的设计当中，很多建筑材料的颜色和性质形状等都是不一样的，因而设计人员要实现设计效果的统一，就可以通过对不同性质不同颜色的材料的组合。首先，根据设计理念将不同的形状的材料进行组合，当各种材料的组合实现统一之后，就可以对颜色进行搭配，实现设计方案真正的统一。 2、比例 在建筑设计当中比例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不论是建筑的长宽高还是建筑的整体和局部之间都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些比例之间的协调与否也会对建筑的美观造成影响。良好的比例可以使整个建筑给人一种完美和谐的感受，使居住者在房屋中感到舒适。对于房屋建筑来说，好的比例就是建筑物的一些主要尺寸中间的比例相同。在建立相关的比例时既可以采用简单的基数比，也可以通过从几何形状中发展而来的动态比例。 3、均衡 建筑美学中均衡性特点规律是由于建筑物自身的大小、质感等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由于建筑材料的体积的大小和材质等都会影响到给人们的感觉，因而均衡性就是要通过轻重之间的搭配保证建筑的均衡性。对于房屋建筑的设计来说，实现均衡设计就要尽可能的使建筑是对称的。设计人员通过合理的设计方案，使建筑的均衡中心可以凸显出来，从而提升建筑的设计感受，提高设计的表现能力。 4、有节奏和韵律 可以把建筑学称为一种空间艺术，也可以称为时间艺术。我们通常会把整体结构上的序列和外观审美上的序列还有就是实现功能上的序列有机结合起来，使它们联系更加紧密。既然是一个序列，那么就代表着它有开头也有结尾。一个房屋建筑的序列一旦进入开始的入口，那么它就会顺其自然地按照一定的规律和原则流向它的结尾。而结尾处也是这个序列在艺术和作用上最辉煌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潮。在建筑中完整的序列可以通过高潮自然地流向一个出口或者什么别的次要部位，也可以跳过高潮到达那个出口或次要部位。 序列的布局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够在感官上引起强烈共鸣，使人能够产生庄严直爽的确切印象，我们称它为规则布局或者规则序列。在规则序列中，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很少有脱离掌控或发生偶然事情的时候，这很适合建造一些大型的重要群体的建筑物。另一种不规则的布局或序列，充满了不定性。这种不规则性往往更能营造出不一样的氛围，也能产生一种特别的感染力，在外观上使建筑物更具有个性。 结束语 在现代的建筑设计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时尚元素已经融入进来，并被大众所喜爱，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抛弃了传统的美学标准，现代美学是在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美学是古典美学的一个延伸物，如果现代美学抛弃了传统美学，它是没有办法很好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建筑设计时，应该把内在的建筑美学法则时刻的运用起来。 建筑美学论文:材料特性与建筑美学 【摘要】 基于混凝土建筑可塑性的特点，结合当代建筑美学发展趋势，对现代混凝土建筑案例的美学价值进行解读。分析了当今混凝土建筑在场所精神、粗野主义、文人建筑等方面的案例。明确了混凝土技术的发展前景对混凝土建筑美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混凝土建筑 可塑性 建筑美学 场所精神 1.相关理论解读 1.1可塑性 可塑性是指混凝土建筑在形体上能被模板规定成任意形状，建筑形体的规定性不强，自由度很大，可塑性是使混凝土的表现力完全不同于其它建筑材料的最主要性质。混凝土的成型过程是一个由动态变为静态的过程，混凝土的流动性使它可以依据模板而塑成任何形式。也就是说混凝土没有固定的形式，它的最终形态有模板决定，这就为建筑中的美学考虑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与砖石、木材等传统建筑材料相比，混凝土具有许多不同的材料特点。首先，由于混凝土结构的整体性，结构的各个部分是以一个整体状态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混凝土是在一种半流质状态中制作的，因此它可以塑造成任何形状。 以上两个特点，都可以基于混凝土的可塑性所延展出的，而正是由于建筑师和结构师们利用了混凝土的这一特点，使之成为现代建筑设计中常用的、用于表现建筑师意匠和营造特定建筑美学的“神器”。从设计上来讲，混凝土的流体状态及力学性能使得它广泛应用于专注形态塑造的建筑，也流露出技术上的美学意义，这充分展现了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1.2建筑美学 建筑美学是艺术美学和建筑学的重要分支。是建立在建筑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建筑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建筑伴随人类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建筑美学的出现却是20世纪的事情。英国美学家罗杰斯・思克拉顿从审美的角度论述了建筑具有实用性、地区性、技术性、总效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可看成是建筑美学的创始人。美国现代建筑学家托伯特・哈姆林较全面地概括了建筑美学的基本内容。此外，包豪斯的建筑美学理论与现代主义联系较多，美国建筑大师文丘里则从符号学的角度来探讨建筑的美和审美问题。 1.3混凝土建筑的发展历史 从材料的工程学和结构角度来看，罗马人将混凝土从天然的填充料发展成主要的结构材料。万神庙穹顶的建造过程没有使用模板，而是采用卧砖分层圈砌。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大多数重要的结构和工程发现及研究并没有延续下来，18世纪以前，混凝土并没用被当成建设的主流材料。 到19世纪，法国首先开始使用混凝土作为建筑立面的表现材料。水泥的发明直接推动了混凝土材料的发展，此后混凝土的运用也日益广泛。意大利建筑师皮埃尔・奈尔维在推动混凝土使用的路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对于钢筋混凝土的应用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奈尔维既是建筑师，又是一位诗人，他努力将建筑与诗歌的韵律和节奏运用到自己的建筑设计中，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喜欢称他为“钢筋混凝土诗人”。 2.混凝土建筑之美学解读 在建筑理论流派多元化的今天，建筑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也是多元的。由于混凝土自身所具有的可塑性特点，使之不仅成为一种常用的建筑材料，也在体现建筑的美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并结合相关案例来解读基于可塑性特点而建造的混凝土建筑的美学价值。 2.1场所精神之美 建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也是空间的营造，或者更为主要的，是作为空间基础的“场所”的营造。混凝土建筑营造空间氛围的时候，其意境含蓄、韵味隽永。阿尔瓦罗・西扎设计的葡萄牙馆就表现了对混凝土柔性特征的探索。 他用一片薄薄的混凝土幕用金属线悬挂在两边的建筑上，形成一个3900平方米的有顶广场。这块巨板长65米、宽58米、高10米，两端对称。用纤薄的混凝土板展示了混凝土结构的柔性，打消了人们心中对混凝土厚重庞大的印象。屋面像雨篷一样轻巧地覆盖在中央广场上方。丝毫体会不到混凝土屋面的沉重坚实感。这个结构就是模仿传统的葡萄牙集市：在厚重的房子前面支起一片帐篷。通过轻薄的混凝土构件，营造了一种传统集市的场所感，让人们在置身其中时，忘掉了繁华都市的喧嚣，去体味古朴和谐的市井之风。 2.2粗野主义之美 “粗野主义”是50年代到60年代喧噪一时的建筑设计倾向。粗野主义经常将混凝土毛糙的方面暴露出来，极其夸张那些沉重的构件，并把他们冷酷地碰撞在一起。混凝土的可塑性特点和视觉效果符合了粗野主义所倡导的审美观念。作为粗野主义的倡导者，柯布西耶设计建造了许多迎合粗野主义审美观念的建筑，最有代表的应是朗香教堂。 朗香教堂可以说是利用混凝土的可塑性建造的混凝土建筑典范之一，这个建筑也是柯布西埃新的探索的结果。郎香教堂是他绝无仅有的非几何形式的有机形态建筑。它粗壮敦实的体块，混沌的形象，岩石般稳重地屹立在群山间的一个小山包上。顶部呈自由曲线形，用两层钢筋混凝土薄板构成，在边缘上两层汇合并向上翻起。从内部往室外看去，窗户成为一个个透光的方孔，造成一种不稳定感，迫使人们面向祭坛方向，造成很特殊的宗教氛围。 2.3文人意匠之美 随着混凝土浇筑技术及轻骨料的不断更新，混凝土建筑的外表形式有了新的种类，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选用清水混凝土作为建筑外表皮饰面或内部构件。这些建筑师往往具有文人的气质。他们将思想通过混凝土来表达出来，比较出名的有安藤忠雄、路易斯・康、刘家琨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混凝土是最常见的材料。他们倾向于一种淡雅的文人墨客的情愫。在严格的技术控制管理之下，混凝土表面质感变得极为细腻柔和，这种混凝土与表现结构力度的混凝土略有不同，它显示出混凝土的另一面，在空间表现上具有独特的魅力。以下以刘家琨设计的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为例。 设计者最初的设想是希望用清水混凝土表现一部“人造石”的建筑故事。但由于施工技术原因，难以在浇筑过程中保证墙体的垂直度，只好采用一种叫做“框架结构、清水混凝土与页岩砖组合墙”的组合墙特殊工艺。整个主体部分清水混凝土外壁采用凹凸窄条模板，形成明确的肌理，增加外墙的质感和可读性。为使建筑整体像一块“冷峻的巨石”建筑外部整体拟采用清水混凝土。在他眼中，在流行给建筑涂脂抹粉的年代，清水混凝土的使用已不仅仅是建筑方法问题，而且是美学取向和精神品质的问题。 4.结语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型的混凝土浇筑施工技艺及混凝土材料添加剂的更新，会给未来混凝土建筑的外观表现及内在功能带来新的冲击和变革。同时，对于混凝土建筑的美学思考也会慢慢的改变。但是，最为混凝土最重要的区别于其他建材的特点――可塑性特点永远不会消失，也正是利用这一特点，混凝土建筑较其他的建筑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学价值永远不会消失。围绕可塑性原理，混凝土建筑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值得每一个人期待，也值得每一个建筑师大胆的去尝试这种充满挑战性建筑实验。 建筑美学论文:《建筑美学》教学改革探究 摘 要：建筑美学是建立在建筑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建筑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目前授课主要以多媒体授课为主，鉴于该课程特点，为了让同学们更加好的了解建筑与美学的关系，特对该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研究。 关键词：教学 改革 探究 一、增加课堂的吸引力 如果学生在课堂上睡着了，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学生太不象话，既对不起自己的学习，又没有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可是，静下心来想想，学生为什么会在课堂上睡着了呢？第一种可能是学生自己想要睡觉，所以他就主动地睡着了；另一种可能是学生被课堂催着睡觉，所以他就被动地睡着了。前一种情况证明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自制力，后一种情况证明教师在课堂上没有吸引力。长期以来，我们都在指责学生没有课堂自制力，但却发现这种指责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用；于是，在这一轮课堂教学改革中，有不少的学校尝试通过提高教师的课堂吸引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今天，虽然教学仍然是为了传授知识，但却离照本宣科的教学形式越来越远，教师不但要知道自己在教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自己的教法是否能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否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上讲授教学内容时，一定要用多种表现形式来呈现教学内容，尤其是要将抽象的教学内容与学生具体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看起来是为难了教师，有点强有所难的味道，实际上是以此增大课堂吸引力的重要举措。此外，还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多种教学手段，尤其是要借用现代教学技术，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有机整合，从而让学生能够更轻松地理解学科课程，也为了让课堂教学因为融入信息技术而变得更富有现代气息。 由于提高课堂吸引力只是让学生更乐意于上课，并不是学生上课的目的，所以大家容易把他理解成是教师的课堂作秀。事实上，就连教师自己也很难区分，究竟自己是在课堂作秀，还是在提高课堂吸引力。在公开课中，往往把教学中使用的教学手段有几种，教学中是否使用多媒体技术作为考核的指标，这种为了使用教学手段而使用，为了使用多媒体技术而使用，的确成了课堂作秀。而课堂作秀的盛行，也是对教师提高课堂吸引力最大的指责。 2. 教师转变教育观念 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是转变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教师工作目标和工作流程发生巨大变化。知识的掌握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但教师的工作并不只是传授知识，对于教师而言，直接传授知识还不如让学生掌握如何学习、如何提高学习效率，"教是为了不教"。"学案"教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教师转变教育观念，不仅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得出经验，更要加强对教育心理学的学习，系统掌握学生的认知过程和认知规律。教师观念的转变不仅促进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更是教学模式创新的前提条件。期末考试成绩占30%左右，注重能力评价的平时成绩如讨论、实践、调研等占60%左右。按课程、班级和专业进行改革试点。同时，对教学效果的评价，由学生评教，让学生评出他们心目中最受欢迎的任课教师。也就是说，大学要看重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满意度，以此来衡量他们的教学效果。 3.充分利用多媒体 多媒体电脑技术以其鲜明的图象、生动的形象和灵活多变的特点能引起学生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采用多媒体计算机手段，能使呈现的教学内容声、画同步，视、听结合，运用多媒体技术图、文、声、像等丰富的媒体表现功能，创设教学情境，使教学形象化，把学生带进与教学内容相应的气氛中，使学生具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的欲望；甚至能把对知识的学习融入新颖别致的娱乐形式中，发挥寓教于乐的学习优势，使枯燥的学习变得轻松愉快，把学生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表现有机地统一于教学过程之中，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理论去感知、去理解。感受直观，突破重、难点 多媒体计算机，可以把文字、图形、声音、动画、视频等信息集于一体，全面刺激人体多种感官，能使学生从多角度接收信息，获得极为丰富、生动、形象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即是对事物表面诸多方面现象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使学生的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即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从而解决课堂中的重点、难点，特别是难点，激发兴趣、热情。 提高时效，集中注意力教学信息的传递需要一定的时间，课堂教学要设法加快节奏，提高信息传播密度，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有限时间，尽可能多地传授知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传统条件下的课堂教学，很难做到这一点。课堂教学常常会被一些与教学内容并无直接联系的事情占去不少时间，而且效果不佳。如板书，不仅会影响课堂教学时间的充分利用，还会打断学生的连续思维，有时还有个别学生趁机讲话，做小动作，破坏课堂纪律，影响教学效果。现代多媒体电脑则具有传播速度快、预设性能好的特点，许多准备工作和课堂上与教学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操作等待过程都能省略或事前准备好，从而避免了宝贵的课堂教学时间的无谓占用。使用多媒体电脑教学，能调动最适宜的教学资源参与活动，紧缩时间安排，交替媒体显示，减少常见知识的讲解篇幅，加大关键要害处讲授力度，提高知识传播密度，形成快节奏、高密度的现代课堂教学特点。另外在板书时设计不同的交互方式，板书不同内容，同时对板书进行整体美化设计，使学生在优美的环境中集中注意力。 集体参与和及时反馈，促使主动学习没有师生一同平等参与，就不会使学生对学习有强烈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没有信息反馈，任何教学行为都是盲目无序的。要让学生参与教学，关键就在老师是如何让学生参与。老师“问”，学生“答”，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只能是一次一人，同一问题不可能都一一问到，这会使一些学生产生一种侥幸心理，肯定不会叫到我，因而就不会去思考；一些积极思考、希望表现自我的学生在一次次失望中又会淡化学习兴趣。利用多媒体电脑手段，能让全班学生始终积极主动并渴望参与，保持旺盛的学习劲头。同时，学生在不断地参与实践中获得愉快的、成功的情感体验，从而使他们参与品质也会得到培养和提高。反馈信息能使学生处于最佳思维状态，提高教学实效，确保教学目的实现。反馈除作业反馈外，更重要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及时反馈，它易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的主动性，调动学生积极思维。但在传统教学中，限于时间和人数，反馈并不能随时而广泛使用的。如对回答结果的评判，只能有老师一人，难以形成“百家争鸣”，这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形成。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的交互功能能够进行及时反馈，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参与情感。反馈时重点给学生提供“成功”机会，让学生品尝到成功“滋味”，使不同层次、类型的学生都感到满足和有成就感，以增强学习的热情和兴趣，主动学习。 多媒体电脑与教学结合起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从被动教育向主动教育的转变，有利于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之转变，有利于从知识教育向智能教育的转变。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在现代教学中，教师仍然起主导作用，学生起主体作用，多媒体电脑教学只起辅助作用。它主要用于解决课堂中的重点、难点，特别是难点，激发兴趣、热情。 建筑美学论文:基于人文背景的建筑美学点滴思考 【摘要】建筑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是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艺术角度来看，建筑承担着艺术审美的使命，从人文背景下看，建筑又承载着人的主科观审美以及对历史的记载。建筑美学不但包含建筑的形象结构的审美，更包括了精神上的审美，通过建筑师的设计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表现出一种美的意境。人文背景下的建筑美学是人对于美学的认识在建筑上的体现，值得我们研究。 【关键词】人文背景 建筑美学 思考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是艺术重要组成部分。从艺术角度来看，建筑承担着艺术审美的使命，而从人文背景下看，建筑又承载着人的主科观审美以及对历史的记载。建筑美学不但包含建筑的形象结构的审美，更包括了精神上的审美，通过建筑师的设计，呈现一种美的意境。作为文化的载体，建筑同时承载着民族、地域以及社会的历史，表现着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生活方式、思想潮流等内容。因此，人文背景的建筑美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建筑审美的重要内容。 1建筑美的含义 建筑美可以分为广义的建筑美与狭义的建筑美。狭义的建筑美主要是指对建筑的造型、装饰等艺术特征的审美，旨在揭示建筑的结构以及艺术上的美感，将建筑作为单纯的艺术品来进行鉴赏。广义的建筑美将建筑审美进行了拓展，不仅仅聚焦于建筑本身，而将目光扩大到建筑的环境、历史等宏观的视角上来对建筑的美进行鉴赏，通过对建筑与街道、广场等区域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建筑所承载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潮流的分析研究，来对建筑美的特征做出把握，通过整体的眼光来看局部的美，以动态的方式来研究静态的美。 建筑美学主要有“益美”说以及“愉悦”说，“益美”说主张实用至上，以“功能主义”为核心对建筑美进行定义。在这种美学观点下，建筑的美以功能性为主，其形式应追随功能的需要，意图将实用性与建筑的精确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一个艺术的平衡，从而表现出建筑的美感。而“愉悦”说主张形式美，认为建筑的美在于形象美感，给人以愉悦的感觉。在对建筑的整体结构、外形、材料、颜色、装饰等要素进行协调，达到建筑形式上的和谐美。 另外，还有 “主观表现论”以及“客观表现论”两种观点。“主观表现论”主要认为建筑美在于对思想、情感等的表达，是人们的情感在建筑上的表现，利用一定的氛围或意境来在空间上表达建筑者的情意，是对建筑的主观情感表现的追求。而“客观表现论”则注重建筑对于外在世界的表现，通过建筑来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或对未来的展望，表现力量或运动的美感，或是对时间的表现。 2当代中国建筑美学概念及特征 我国建筑自从20世纪开始，就一直在西化风格、民族风格以及折中主义三种形式下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建筑开始理性地处理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风格问题。现在，我国在建筑美学上主张以本土传统建筑为基础，并引入西方现代的建筑美学观念。 我国当代建筑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技术美学以及环境美学上，通过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使建筑达到“轻、光、挺、薄”的特点。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建筑技术也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成熟，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建筑的实用性以及美学性之间的矛盾可以有效地得到解决，从而使建筑达到美的境界。技术性美学要求技术与形象彼此有机地结合，任何脱离了形象的技术手段都无法给人带来美感，只会让人感到违和感，成为了虚伪的矫饰。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在建筑开发时对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出现了绿地占用过多、不合理地对容积率进行提高等现象，仅仅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 建筑的和谐美首先表现在建筑本身结构与外观的和谐，另外还有建筑的功能与建筑空间的和谐、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建筑与人类的和谐等方面，通过建筑的和谐来达到符合时代建筑审美观的建筑美。 3理性的建筑结构审美 建筑的理性审美主要是对建筑的结构与功能的艺术审美。建筑的第一要素是实用性，对于建筑结构的坚固性有着较高的要求。在达到来实用性以后便可以追求形式上的美感，通过各种艺术造型以及技术手段来完成建筑的艺术创作。因此，理性的建筑审美要求建筑在功能性和艺术性上达到有机的统一，在保障人们正常活动生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对建筑的美感进行表现。建筑的艺术形式表现主要体现在建筑的结构美上，结构与造型相互影响。目前建筑在于空间高度的跨度越来越大，结构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有的建筑结构都是为了一定的功能性的需求而被创造的，因此结构的价值只有在符合了一定的空间使用要求时才能得到体现。从古至今，建筑的结构都是建筑美的前提，不论是木架结构还是石砌结构，或者是欧式的高直式建筑，都是通过结构来体现建筑的艺术性。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建筑的结构也在不断地完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概念造型，充分地体现出了时代特征。结构需要服务于功能，不论是什么样的建筑结构都需要以建筑的实用性作为前提。 4感性的人文背景审美 虽然建筑审美以理性的审美为基本，但是感性的人文背景下的审美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筑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仅是活动所需要的单纯的物体，同时承载着人类的文明、历史、情感等多方面的人文内容。因此，对建筑的人文背景审美就是对建筑的历史的解读，更是对人类的历史或情感的解读。 我国的古代建筑，大多都有着诗人墨客的情感点缀，同时这种文学方面的因素也更平添了建筑的人文背景。例如听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古文，必定是能够联想到岳阳楼的。想当时范仲淹学士在这里畅怀释文，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筑的人文背景是在情感上引起人们共鸣的美感，是一种人文关怀，具有很重要的审美价值。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建筑中，人们往往都能体会到其浓厚的历史气息以及感性的美感，即使其结构已经非常落后，甚至有些建筑已经残缺不全，却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这就是历史文化在建筑中的积淀，能够引发人们的遐想与深思。另外，一些建筑本身不具有很长的历史，但却通过建筑师的设计，表现出了建筑师对于人文情感的思考，人们通过对这些建筑来读取建筑师所想要表达出的意境或是观点，具有很强的情感指向性，是建筑审美的另一种体现。 5结语 建筑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凝聚了建筑师的智慧以及人们的劳动成果，不但具有结构形式上的美感，同时承载着建筑的时代特征以及人们的思想潮流。因此，建筑美学不但要关注建筑的形式美，同时还要重视人文背景下的建筑美学，在建筑中多加入一些人文关怀，可以更好地增加建筑的美学内涵，全面地表现出建筑的美感。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关系探讨 摘要 消费文化的形成源于“离散社会”的形成和人欲望的无限唤起，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人们对于符号意义的消费和占有。而在消费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中，大众媒体通过自己强大的符号意义的制造能力、传播能力和渗透能力，不断为大众提供着新的符号意义并一次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不断唤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消费文化的流行。本文以大众传媒之一的类型电影为例来探讨研究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 消费文化类型电影关系 全球化形成的微观机制和直接动力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运作，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运作把人类社会带入了新时代，当他们在创造经济和社会奇迹的同时，也在构建着文化上的宏大景观。更确切一点说，跨国公司之所以开创了宏大的文化景观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创造出这种普适的文化形式来为他们的全球运作和经济行为提供观念上的保证，而这样的文化形式就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对商品“符号意义”的占有，并对这种符号意义不断唤起来激化人们的占有欲望，也就是说消费文化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逐渐隐于幕后，并把商品的“象征意义”或者“符号意义”推向了前台。“消费文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其自身独特的内涵确保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而跨国公司又是怎样来进行“消费文化”的营造的呢？一般地，跨国公司是利用大众媒体通过广告等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制造着商品的符号意义并唤起人们占据这些意义的欲望的。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作为大众媒体重要产品之一的类型电影对于消费文化的影响。 一、美国类型电影的产生发展 格里菲斯于1915年拍摄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好莱坞推出的第一部高成本的电影，并取得了丰厚的利润，① 从此，电影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并在20世纪20年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进入了商业运作后的电影和平面媒体一样，归根结底还是由其内容作为卖点的。怎样让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取得高额的票房收入就是电影制作者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商业利益驱使下，电影的艺术性被放到了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既然电影要取得最大的商业收益，就必须以观众为中心来制作电影，而不是以导演为中心制作电影。拍出来的电影如果要想有人看，那么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角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类型化的电影出现了。所谓的类型电影是指“按照不同的类型或者样式创造出来的影片，是由于不同的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和形式。”②一般的类型电影分为：恐怖片、科幻片、喜剧片、灾难片、纪录片……，类型电影的分类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而且在每种分类标准下，分类的结果也有重叠的现象，但这不是类型电影的重点和要害，类型电影的要害是类型化和模式化，是标准化的制作和生产。 20世纪30年代，电影制造者模仿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的方式开始生产电影，有人提供想法，有人写情节，有专门的对话专家来设计对话，有人专门负责往剧本里加噱头，最后由剧本医生来审定，我们看电影片头署名的编剧其实不是剧本的写作人，这个写作人经常就是剧本医生。“在纽约，这些人（编剧）叫‘作者’，但在好莱坞，他们只能叫做‘’。在纽约，他们可以置身于一个孤独的房间里，忘我地在他们自己的小说里遨游，但在好莱坞，他们却只能重写别人的作品，出席编剧会议，然后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尽量让那些巨头们满意。”③ 总之，从电影的创意、写作直到拍摄都有一个有迹可寻的标准，这样的制作程序使得电影的类型化、模式化生产成为了可能，类型化电影也就应运而生了。类型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幻觉和梦想的场所，是一个制造崇拜和偶像的平台，是一个欲望和好奇心的加工厂。一方面，类型电影所制造出来的物质幻影相当于一种无形的或者无意识的广告，通过电影的叙事模式“润物细无声”般地进入受众的意识里，达到了唤起他们好奇心和欲望的作用，另一方面，电影所制造出来的明星偶像就把人的身体也变成了商品，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和意义的载体，而人们对于这种符号意义的占有更是电影引导消费文化的独特方法，是其他诸如广告的形式所无法企及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别论述类型电影对消费文化的引导。 二、作为物质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曾经流行过这样的一句信条——“电影引导贸易”，下面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英国企业主的俱乐部里，一个成员抱怨说在中部的工厂被迫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款式，因为在中东部地区，人们在看了美国电影以后，纷纷要求那种美国影星穿着的服装样式；而日本的裁缝们则都要求去看看美国的电影，以便他们知道怎样为那些被西化的顾客裁减出美国服装的款式来；在巴西，一种型号的美国车在它出现在了一部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上以后，市场销量猛增了35％，而建筑设计师们则开始设计并建造加利福尼亚州风格的建筑了。④ 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影不仅把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带到了全世界，而且美国还把自己的物质幻影也带到了全世界，在那个“美国电影的黄金时节”（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的电影就像美国商业的急先锋和广告一样，让全世界都不但以看美国片为潮流，更是以买美国风味的商品为时尚。所以正是“电影引导贸易”的逻辑使得美国国会在1926年拨款15,000美元在美国的商务部成立了电影局，把对电影贸易的控制直接纳入政府的干预下。 这里想指出来的是，人们看美国的电影也好，买美国的商品也好，模仿美国影星的装扮也罢，并不代表他们想成为美国电影所反映的那个样子，“他们只是想通过朝着美国电影里所提示的那种样子来改变自己的外貌和行为，以此来证明和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⑤ 消费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离散社会”的形成，所以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成员社会性的不断丧失，在消费社会“符号”和“价值”的海洋里，“代表大众的只不过是由抽样调查得到的一些统计数据罢了。”⑥ 也就是说大众越来越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根本就很难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而美国电影里所代表的那种新奇的生活方式，体现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正像一座灯塔，正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使得迷失在消费文化海洋里的大众看到了一线希望。那种想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欲望，那种想要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物质的好奇心被美国的电影极大的唤起了，所以他们拼命的模仿，拼命的追求美国电影所制造的时尚来“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通过这样的逻辑美国的电影引导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它为大众提供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价值，不断的唤起受众的欲望，并且大众按照它所提示的东西满足了自己。但当欲望被满足以后，当自己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以后，新的空虚又产生了，新的欲望和好奇心在这种被满足后的空虚里被孕育着，期待着电影来提供新的事物和价值观念来抚平他们。于是，好莱坞的电影使得大众陷入了这样一种“空虚——满足——空虚”往复不断的怪圈里，于是，消费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不断浸润着大众的灵魂，并越来越成为一种无法动摇的统治观念。 类型电影中充满了华丽的酒会盛况，艳丽高雅的服饰，奢侈豪华的别墅，卓尔不群的高级跑车……，这些影像唤起了人们内心被压抑的占有欲望，这些符号在类型电影特定的叙事模式下向大众清楚地宣称“这些就是美国的神话，这些就是美国的梦想”，⑦ 追求这些东西吧，占有这些东西吧，这些才是你人生的价值，这些才是你生命的意义。当人们看了《泰坦尼克号》以后，除了感动于其中的爱情以外，也会对《泰坦尼克号》里呈现的生活方式存在幻想。当人们看了《007》以后，男人除了对邦德那种集英俊潇洒、智勇双全于一身的完美男人形象称羡不已以外，也对其中的“邦德女郎”——一种男人价值的体现的符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当人们在看了《pretty woman》以后，除了对vivian这种灰姑娘般的经历大肆感叹外，也会对其中那种奢华的生活氛围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类型电影就是这样把一种生活方式、把一种物质、甚至是把女人变成一种体现成功和光荣的意义的符号，注入了大众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 类型电影里所隐含的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会使人们对于美国公司的全球运作的合理性作出更加正面的评价。例如美国迪斯尼根据我国北朝民歌《木兰辞》为原型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这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巾帼英雄摇身变成了具有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精神的“英雄”。⑧ 基于这些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尤其是类型电影，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先导。 三、作为身体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类型电影不仅催生了强大的电影产业，催生了好莱坞的奇迹，也催生一大群世俗的偶像——电影明星。类型电影造就了卓别林等伟大的喜剧演员，造就了奥黛丽 赫本等经典的淑女形象，制造了汤姆 汉克斯代表“美国梦想”的男人……。一句话，好莱坞的电影把人的身体，或者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商品和符号。“身体的商品化是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或者可以说消费文化正是在身体的商品化中将自己推向颠峰的，没有什么比身体赤裸裸地跨进市场更刺激，更加彻底地事情了。”⑨ 当身体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地代表时，已经说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相对于商业文化的净土了，一种娱乐化的逻辑把一个普通的人赋予了一种世俗的荣誉和崇拜，并利用这种荣誉和崇拜来作为赚钱的工具。类型电影把身体变成了符号，把人变成了一种意义和价值，把消费文化推向了一种极致——对于人所代表的符号和意义的追求和占有。 baudrillard从结构主义的消费主义逻辑出发，将身体认为是“最美的消费品”，他敏锐地解析出了消费社会里的身体文化，他从当前生产/消费结构的这一社会关系的投影中，看到了人们在身体上会表现出来的双重实践——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和作为偶像（或者消费品）的身体实践。而在后一种实践中，身体已经不再是有某种固定体积的堆积，而是成为可以不断向外延伸，日益完美功能更加齐备的对象。⑩的确，类型电影是新时代的造神机器，而这种由类型电影制造出来的是一种世俗的神话，它相对于大众而言，虽然遥远，但却是亲眼可见，在大众眼里，电影明星已经超越了人的属性，而是光荣和梦想的代名词，是一种完美的化身，是一种由人的属性所衍生出来的功能齐备的对象。所以追星的现象在消费社会里随处可见，“追星族”也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追星族”所追求的不是电影明星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是他们作为一种视觉符号所代表的现代社会里成功的意义和光荣的梦想，“追星族”苦苦追求的就正是想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意义的占有。正像baudrillard所说的那样：“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11 但当这样的梦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大众又会有另一套占有这种符号和意义的方法。当我们在观看影星的电影时，我们确实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占有了这个影星所代表的那种人生价值，我们通过“移情”的机制，通过将自己的感情交付于电影情节的发展时，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我们和这个影星的生命融为了一体。的确没有比这样的感觉更能体现类型电影的魅力了，没有比和别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的错觉更让人着迷的事情了，在宗教的偶像崩溃的现代社会里，大众终于又一次陷入了一种新的崇拜，一种对标榜世俗价值的符号的明星的崇拜，并且在这种崇拜中多少找到了一种对于人物和身体符号的占有快感。 一旦这些明星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广告工具和形象工具，那么消费文化就在他们身体力量的召唤下进一步在大众中间流行开来，明星和商品的联袂所赋予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商品拥有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一旦明星的符号价值和商品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种商品顷刻之间就具有了强大的符号价值。类型电影所催生的电影明星，他们本身作为一种符号和意义，却更是一种制造商品符号意义和价值的工具。他们在广告和其他促销活动中的亮相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制造商品“符号价值”的效率，使得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基本元素“符号”和“意义”的生产机制的到了极大的改进，促使了消费文化的流行。 类型电影作为现代电影的主导模式，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类型电影的发展和它的全球流通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类型电影作为充满梦幻和童话的空间，使大众通过精神文化的形态接触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接触的事物、景象以及感受，正是这些全新的感受和体会才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新的欲望只有靠占据新的符号意义才能得以满足。于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从而更加激化了消费文化的流行和普及，成为全球化的温床和土壤。 大众传媒论文:试析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研究 论文关键词:阿多诺 大众传媒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从语言和社会历史角度探讨了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仔细分析了他对大众传媒批判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从而挖掘出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研究的价值。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阿多诺的媒介批评理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他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只是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把现代大众传媒当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仔细阅读《启蒙辩证法》和他1963年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就会发现电影、电话、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等等都进人了他的批判视野，而且这一切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不开的。 一、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 阿多诺出生于德国，从小受到德国古典语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大众文化简易、直白的表达方式强烈的冲击着他的习惯性话语，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离开美国而要返回德国时所说:“返回德国的决定不是因为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病，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语言。赵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语言归结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体的生成原因，认为语言把他构造成了批判话语生产者。实际上，语言也是构成他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语言是与其思想分不开的，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中说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合和关联我们的经验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两种语言的词汇决不可能相互贴切，锚株不差，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领域，阿多诺在去美国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在德语的领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当他转移到了美国以后，他遭遇到了语言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美国大众文化通俗、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产生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从大众文化的语言的视角出发，把大众传媒纳人了他的批判视野。他认为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帮凶，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当时语言上的“灾难”—人不能自由自主的思维;媒介中那种图式化、直观式的表述，使“个体”语言逐渐沦落成了“大众”语言等等。可以说，语言思维上的障碍造就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语言只是建构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思想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想全面考究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生成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 我们从阿多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传统的统治结构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层次的需要(体育、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资本剥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然而，今天的统治结构变成了使大众的各种需要和资本需要相一致，废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层次需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统治增加到最大限度。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的统治已经被文化层面所遮掩了。阿多诺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统治者的手段，主要是他们利用了大众传媒这个文化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造就了大众，刺激了大众观念上的一种虚假的需要，把社会统治阶级的规则内化为自我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希特勒统治集团利用无线电广播大肆进行法西斯主义煽动，鼓吹种族优劣，残酷的迫害犹太民族，使得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迁移美国。“带着这样一种精神伤痛和思维模式来到美国，阿多诺在打量这个高度发达的的资本主义国度的大众文化时，不可能不带上一种冷峻、阴郁甚至仇恨的目光，也不可能不用他那种既成的思维模式去整合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而“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不仅包括了大众文化，也包括了大众传媒，正是因为美国发达的大众传媒使大众文化无处不在，使得阿多诺把故有的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情结转嫁到对美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批判。 二、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夹杂在对大众文化批判之中，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分析，就会发现阿多诺对电影、电话、广播等电子媒介的批判是非常尖刻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性质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统治工具，带有很强的霸权性质。“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是专门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重点转到了无害领域。它既不存在一个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它存在的只是一个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一个他们的主人的声音问题”。在阿多诺看来，大众传媒的“主人”是掌握着政治权利、有着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大众传媒不是为大众而存在的，它只是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的精良武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启蒙辨证法》中，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利的偶像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使大众从神话的世界苏醒过来，却又使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技术理性主义创造的神话。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媒介来制造偶像化。标准化模式的电影、电视节目等不断重复的打击大众的耳目，使他们放弃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以为荧幕看见的都是真的，认为电视里那些明星跟我们大众一样是个凡人，他们的成功也不过是偶然。马尔库塞在讨论大众传媒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他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那么这种同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大众传媒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巧妙的隐藏在了电视节目里，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多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形式上虽然是企业，本质上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次，大众传媒成为了资本利润的生产机器，完全资本化了。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与一般的商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为资本家营利的。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是如此。人们用50个铜币可以看到百万富翁所看到的电影，用10个铜币可以买到一块口香糖，而出售这些电影和口香糖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们通过推销这些商品而更加强大和富有起来。大众传媒帮助资本家实现了商品的利润的回收，资本家通过媒介愚弄了大众，使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一切东西都纳人到了市场交换的轨道上，大众传媒也毫无例外为价值规律所统摄。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情况下，也会被灵活的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文化工业的一切产品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投射到大众传媒之上，从而披上一套漂亮的外衣销售出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主体虽然是人，但是从业人员却没有什么主体性，他们只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奴隶，是实现资本利润程序上的一个操作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他们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因此，大众传媒必然受资本所操纵，为实现资本利润服务的。 最后，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以凌乱破碎的图景体现了否定的辩证法，宁愿极端的丑，不要虚假的美，以‘反形式’来反讽装扮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甚至用孤立来保卫自己的个性，以自身的无意义来显示有意义。他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这种生产渠道，制造了虚假的个性，“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阿多诺还认为，艺术的个性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要想取得个性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以牺牲艺术的个性为代价的，“所有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含蓄的信息促进了对个性的压抑，并助长了与现实的同一。传媒技术使每个事物看起来是自由自在，非常的与众不同，其实它是将偶像化的东西普遍化了。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个性还表现在，它改变了以往的艺术生产方式，使艺术创作进人了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标准化、统一化的艺术生产，使得艺术的固有性质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技术复制品淹没了艺术的唯一性、权威性，也让艺术从过去的神堂跌回了人间。艺术创作者从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后，就与作品产生了分离，而进人到了一个模式的机器生产领域。通过复制，艺术作品维护、肯定了现存的生产程序，从而扼杀了对艺术异在的、超越的批判。艺术因此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无法取得个性化的创作。再说，艺术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通过媒介批量的生产，其内容循环固定，格式化到人们在看艺术节目时候就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了。阿多诺正是认为在媒介时代，艺术的自主性没有了，所以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为维护传统的艺术形式而对大众传媒展开了批判。 三、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反思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是丰富、驳杂、极，具特色的，同时，其理论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首先，阿多诺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者，有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及情绪化的理论偏激，他只看到了大众传媒所带来不利的一面，却没有辨证的看待媒介这一现代文明工具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如阿多诺认为电视信息只是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一切节目都是被控制者已经制定好了，观众所拥有的权利就是要无条件的接受它，而且认为电视图像直观的、客观的表述，抹杀了观众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辨证的来看待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固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同时，电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休闲的选择方式，大众在选择电视节目的时候，有绝对的自由权，他可以避免那些政治意识强的节目，而去选择那些娱乐、轻松的频道。而且大众也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电视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也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在讨论媒介作用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也要了解其有利的一面，以便我们更好的利用它来为大众服务。 其次，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之所以走向极端，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当时“是一个充满极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在那个时候，大众传媒成了法西斯统治的宣传工具，帮助他们愚弄和统治大众，是值得批判的。可进人文化工业时代后，媒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娱乐和消遣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那个历史语境跳出来，重新理解媒介。 最后，阿多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基本上局限于意识和精神领域，没有什么太多的数据分析和经验证，而且主严是一种纯粹的学理式分析，以雄辩和逻辑推理见长。这样，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虽然显得比较严密和合理，但是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没得到很好的论证，从而使理论走上了形而上。后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传媒研究时，指出了阿多诺这一“硬伤”，认为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没有现实的可能，而且还指出，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有欺骗和愚弄的功能，对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有消解的作用，却没有提出可执行性的解决方案，让批判理论流于空想。由此可见，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然而，由于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被媒介包围的时代，大众文化通过媒介日益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休闲，也影响着我们对生活、对审美的看法，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审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语境下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解读 摘要　进入到21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带来了阶层上的变化，即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在此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消费认同上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本文探讨的正是基于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这一问题。 关键词　中产阶级　消费认同　符号价值 一、中产阶级与消费社会 萨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一生像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关于中产阶级，本文认为最初应该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物欲上的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渴求。关于中产阶级一般西方国家给出的界定大概是指那些“家庭年收入2.5万至10万美金的阶层”，而且“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在观念上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促使中产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中，除了这个阶级形成必备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修养以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因素在此发挥功效，那就是大众传媒，而本文所探讨的有关中产阶级问题也正是在大众传媒这一语境下方能成立的。有论者将其所指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显而易见，在该人士的界定中，毫无疑问的将中产阶级直接纳入到了消费社会的形态下。因此本文给中产阶级下的界定是，指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索养，拥有稳定的收人和住房并其收入用于到精神层面的消费群体。 每一个阶级都会产生一套“独特形成的、显著不同的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观”。这套东西来源于一个阶级的集体经历，是阶级成员试图认清他们的地位时要不断援引的东西。伴随着中产阶级需求的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势必出现，即消费社会。我们界定的中产阶级也正是源于消费社会的出现，离开了消费社会探讨中产阶级，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波德里亚最初的书籍中曾经提及：从早期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向后来的垄断资本义阶段的过渡要求人们更加注意增加并引导消费，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将注意力放到了操纵消费、创造对新的知名商品的需求上。那么。生产商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消费和实现自身盈利的意图，如何使得消费者进行消费呢?我们一定要引入“消费认同”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 二、消费认同的构建 提及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由于翻译的方法不同，于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也会出现其他的词汇，如“同一性”、“身份”、“认同”等。本文引用的是中山大学伍庆博士关于“认同”的界定：它是自我作为主体对于自身保持同一以及其他人之间类同所形成的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它是在自我与杜会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认同作为对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自我与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认同——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另一种是社会认同——自我社会性维度，即对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人们的不变身份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的身份认知进行了重新的“洗牌”。 在当下“我是谁?”一直成为一种疑问，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本文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这种社会认同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正如鲍曼所言：“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他已经看到了现在社会中身份从拥有性向存在性转变的趋势。拥有性身份是指我们的身份是依据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判定的，他的建立基于先天和后天拥有的属性；而存在性身份是根据个体的主观行为特征来划分的群体成员资格，他的建立不是基于客观资源而是主观的观念和行动，更加需要通过认同构建才能引发相应的行为从而确立身份。 消费认同构建的关键就是利用同一与差异来使人们确立对同一性的信念，相信自己在消费属性上与某些人同一而与另一些人存在差异，从而愿意将自己根据消费属性而归属于特定的群体。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目的，消费成为文化实践行为。能够建构个体生活的意义，更加具有了公共的内涵。在日益意义化和公共化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构建认同的条件，消费也逐步取代劳动成为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 麦克拉肯关于消费与文化的意义转移模式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消费构建认同的借鉴。他认为，消费行为是以各种仪式的方式将商品的意义转移到消费者自己身上。而本文认为这种“意义”是无法完成自我转移的，需要的是借助于“符号”来完成，这就涉及到消费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化的消费商品。消费本身并不意味着商品的某种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是通过消费行为利用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新的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再创造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文化世界。对于符号消费正是本文探讨的关键，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就源于此。 三、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分析 1. 符号价值及其机理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进行自我与他人识别和归属的重要方式之一。古语说：“你是你吃的东西”。因为你吃与所消费一样是进行自我识别的一种行为。至于你吃的“东西”，即商品，则包含了有形与无形的内容。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商品的认知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从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中都能够发现的，但是正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一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代替，而“这个‘符号价值’将商品重新定义为主要是被消费和被展示的一个象征”。 波德里亚关于“符号价值”是受到了莫斯及其《礼物》的影响，在他看来符号价值根本不是商品的属性，而是发生在互惠的礼物交换即象征交换中，而在完成象征交换时所遵循的是与等价交换完全不同的经济逻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原来在象征交换时的符号价值也在商品经济交换时变成了类似商品使用价值那样的“有用性”。这时，商品的符号价值就具有了类似使用价值那样的“特性”。但是，这绝对不能说符号价值就等同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的基础“在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物在满足人们需要时的多重属性”。。所以说，符号价值是商品的“第三种价值”，而这种“符号价值”正是中产阶级在消费社会中的所进行的“消费”。 萨林斯认为人们的文化观点决定了商品所具有的意义，以此来决定商品的符号价值，而波德里亚认为商品只有成为符号才能成为消费的对象一样；商品的符号化是商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的，而符号的商品化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的。宝玉“抓周”抓了胭脂引来其父的大怒，其实想想抓什么本无可厚非，只是宝玉抓的物品的“符号价值”不随人愿而已。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在中产阶级这个阶层选择衣装时的行为，衣服本是用来“遮羞”的，满足这个使用价值即可吗?当然不是，在当今的大众传媒的肆意渲染下，现代商品的符号生产与认知显得更加的重要，符号价值也成为我们鉴别商品“好与坏”的重要参数。 2. 品牌消费与消费认同 较之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具有派生性、主观性、变更性，本文在分析下面问题的时候又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_品牌。品牌来源于古挪威文字，意为“烙印”，这一简单的解释很好的诠释了品牌所具有的意义。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品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化的符号，为普通的商品增加了更加复杂的符号价值。共有的符号价值原本是属于某一类商品的，但是品牌出现后，完成了从“共有”向“专有”的转化，同时。品牌还可以脱离商品而进行独立符号操作。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正是建立在品牌消费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幻想”的构建来完成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专属性，特定的符号价值与品牌联系在一起就不再属于这一类商品。由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对于某一类商品而言，他们具有的是相同的符号价值，但是品牌的出现使得某些商品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含义。就如所有的运动用品都具有速度、健康、活力、青春等元素，但是唯独kappa运动品牌具有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个爱情故事又强化了消费者对于品牌形象的认知。在这次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完成了对于社会中自我的识别和社会的认知，进而完成了这次的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随意性，由制造商根据实际制造差异的需要随意制定。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样是男士西服。不同的品牌进行宣传时则使用不同的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等。这种广告语暗示给消费者，只要身着此衣，你便成为“简约而不简单”的男士。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确立了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商品进行任何商品的移植。生产者控制着品牌，品牌即使外在于商品，也会赋予自身一定的价值。例如利群烟与其口号“让心灵去旅行”，吸烟本身就是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可是利群企业却通过大众传媒营造出一种“幻象”，即通过购买和使用该产品达到他所宣扬的理念，而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也实现了这种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认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让心灵去旅行”的，只有那些实施消费行为的人可以做到。 总之，当消费者通过大众传媒构想自己的消费，即在心理上消费的时候，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当消费行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后，“认同”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而消费者的“认同”越来越由别人而不是自己来界定，这一切都是由商品的符号价值和商品的品牌价值来完成的。 3. 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 在消费认同的构建中，我们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消费方式，即占有性消费、存在性消费和群体性消费。在占有性消费方式中，商品的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主体身上，消费者通过占有证明和确立自我。通过某些品牌的消费，使得一些消费者成为消费者共同体，在这一点上，占有性消费与群体性消费有着不解之缘。龙丹奶业宣扬的“龙的传人喝龙丹”，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是其产品，那么，“龙丹奶”自身所具有的“龙的传人”的符号价值就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同时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就成为一个消费群体，在他们的想象中，只有他们才是“龙的传人”。 在存在性消费方式中，消费行为本身便说明了符号价值的意义，有学者概况为“我消费，我存在”。商品的符号价值外在于消费主体，消费活动通过内在化的方式蕴涵在商品中的符号转化为对消费主体而言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内化于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存在式的体验。～位消费者在购买“宝马”车的同时就已经证明他的身份和地位了，他的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实施购买行为来完成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就是基于以上的品牌消费及其消费模式来完成的，所有的消费都是建立在大众传媒在宣传过程中赋予了商品一定的“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之上的，品牌消费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形式，也正是通过这种消费形式，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知和社会认知。 四、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的反思 在大众传媒发展的今天，其制造“幻象”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广告和媒体运用其独有的优势对商品进行直接灌输符号价值；在电视、电影作品中出现的植入式广告，甚至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软广告”等等，无所不入的渗透和传播到消费者的脑海中。大众传媒控制着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同时，商品的符号价值也被大众传媒操纵成“易碎品”，进行不断的更迭，从而造成消费者“新品”的“幻象”。中产阶级正是在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这种消费环境中被“幻象”所蒙蔽，也正是在这种制造出的“幻象”中，通过消费行为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从而完成了消费认同。 大众传媒先是“塑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再利用自身的优势与企业“合谋”通过塑造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自我和社会身份的认同，进而实现消费认同。正如鲍曼所言：如果说现代性的缺憾源于容忍了太少自由的安全，那么后现代性的缺憾则源于容忍了太少的个体安全的自由。没有同一。我们就缺少安全；没有差异。我们就丧失自由。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消费认同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悖论。那就在没有希望的路上前行，只因心中充满了希望。 大众传媒论文:互联网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 [摘　要]在分析国际互联网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呈现方式的内在发展趋势,继而从操作性角度研究了国际互联网技术对网络新闻业务活动的具体要求。 、国际互联网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平台国际互联网又称因特网(internet),是一组全球信息资源的总汇。有一种粗略的说法,认为国际互联网是由于许多小的网络(子网)互联而成的一个逻辑网,每个子网中连接着若干台计算机(主机)。因特网以相互交流信息资源为目的,基于一些共同的协议,并通过许多路由器和公共互联网而成,它是一个信息资源和资源共享的集合。 近年来,人们常把国际互联网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颇为片面,体现了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传媒业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理解。 国际互联网的根本特性是使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的最大特征是使任意形式呈现出来的信息在传播的技术层面上同质化———都变为逻辑上0或1的二进制数构成的编码。基于这一特征,因特网中现行的tcp/ip协议实现了在通用的网络中对任意信息的黑箱式传输。因此,因特网之于媒介,绝不是一种和报纸、广播、电视并列抑或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多功能的全媒体平台。 因特网是一种极其便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基于这一渠道,人们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网络终端实现不同功能特征的媒介应用。在多媒体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显示屏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以文字媒介形式传递的信息,这种媒介使用的体验可以是类似于报纸的,但又具备了报纸所不具有的种种特性。同样,类似广播、电视的声音、声像媒介也可以通过各种网络终端借助因特网的信息传递功能得以实现。 因此,国际互联网是一个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通用性的信息传输网络,它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全媒介平台。 二、国际互联网技术特点对网络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当然,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因特网上重要的传播活动之一。作为一个通用性媒介平台,因特网具有各种特征,其中三点特征对于网络平台上进行的大众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活动非常重要。(1)信息的海量性。因特网的诞生使得理论上一切在这个地球上以数字形式储存的信息都可能被接入网络的任何终端设备瞬间调用,这就造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信息供大于求的状况。海量的信息来源必将造成关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大量同质化报道。(2)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因特网生来就是一个工业标准的集合体,任何功能的机器电子设备,只要它符合接口标准,支持因特网的协议,就可以接入网络,上传、下载信息。握有正确设备的新闻记者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上传至网络,有感想的任何人也可以第一时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加之接入网络人数的海量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排除制度因素的影响,则重大新闻事件的信息在因特网上的更新是即时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意义上时效性的新闻价值。(3)信息来源的复杂性。网络的另一重要特征———交互性,决定了绝对意义的信息获取者或生产者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信息或观点,甚至在因特网上开办专业化的信息网页的成本也低得惊人。信息来源的异常复杂导致了信息真伪的辨识变得较为困难。此时,信息者的权威性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变得尤为重要了。 基于因特网的上述特性,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媒体间的竞争呈现出了与传统媒介不同的特点。如前所述,信息的即时更新性使新闻的时效性几乎成为了必然,并且网络用户的媒体使用是主动性、习惯性的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媒介独家新闻的激烈竞争。而信息的海量性和来源的复杂性更使网络使用者面临着大量关于同一新闻事件雷同的抑或是事实陈述迥异的报道。此时,专业传者最急需发挥到极致的职业角色恰恰是最为经典的“把关人”角色。面对网络上无穷无尽的信息和“超文本链接加关键词搜索”的网络信息基本呈现模式,传者要为受众准备的应该是一份分门别类、精心编制的新闻标题菜单。这份菜单的分类是否足够精细,重点是否足够突出,标题是否足够精彩,内容是否足够准确,是否利用先进的网络最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以上种种决定了受众在众多的新闻媒体之中更青睐谁。 在网络上,培养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习惯的培养必须通过常年累月新闻信息的完美呈现。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完美的内容编辑与呈现形式。 三、网络新闻内容呈现的内在要求(一)时效性是准入的门槛前文中强调了网络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对新闻时效性的淡化,但这绝不是说时效性是不重要的,而是说时效性的实现变得空前简单了。因此,新闻的时效性也就成为了网络新闻传播游戏的准入门槛。网络虽然也像报纸一样具备文字媒体的功能,但是忽视时效性一味追求深度报道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最先把新闻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媒体,才能优先享有向受众提供相关新闻背景线索与观点评论的超文本链接的机会。 (二)多维度、明晰的信息分类排序时效性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网络新闻的关键是呈现的模式要符合受众的要求。如前所述,新闻标题菜单的分类与排序格外值得讲究。新闻的分类维度要多而细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重大新闻安排在开头醒目处之外,其他消息应分门别类置入各个栏目之中,可按题材、内容、地域、特点等各种维度分类,按照重要性或者时间顺序排列整齐,并且应包含相关的关键词,以便搜索引擎能够检索到这篇新闻。此外,新闻标题菜单的呈现美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三)表意精辟、引人入胜的新闻标题网络新闻需要用户的点击才能呈现出全文,而用户是否点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标题的质量。网络新闻的标题受篇幅限制应尽量短小,用有限的字数较为明确地表达新闻事件要素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表明这条新闻值得关注的价值点何在。在命名标题的过程中,应切记浮夸,标题与内容不符,一旦让受众在点击之后产生上当的感觉,则会影响受众使用习惯的培养和延续,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四)多媒体内容、丰富的背景资料和深度分析网络新闻的一大优势就是网络信息彼此间的链接性。 第一时间简要报道了新闻事件之后,这一新闻的网页应当尽快被不断丰富,加入新闻现场的声像资料,加入之前相关新闻及背景资料的超文本链接,加入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观点与评论,这样一个完善的新闻网页才能为受众提供最令人满意的服务。 (五)用户定制———接近性的极致因特网技术中ip协议的使用使得网络通讯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面(广播)、群组等各种模式。对于新闻传播而言,对这种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实现新闻信息的用户定制。接近性本是新闻价值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任何传统媒介在接近性方面也不能够与用户定制的功能相提并论。用户定制是个人化的操作,它允许用户根据个人喜好定制自己感兴趣的栏目和关键词的新闻。对于细致的栏目、关键词划分及相应的新闻标题菜单的高质量编辑,可能需要网络大众媒介投入更大的人力才能实现,这也可能成为未来因特网新闻传播竞争的一个关键点。 大众传媒论文:试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论文关键词：文学思潮　兴起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而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发生也有着自己特有的性质。本文将从当时大众传媒的整体情况来考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 文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论著与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加。这些文章或者论著从文学本身、文学思潮本身对文学思潮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也为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现代文学思潮的状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为核心，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这一话题，以我国现代大众传媒为切入点，来窥探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将我国现代文学思潮放在一个全新的视域下进行剖析。 一、力量的积蓄：大众传媒与近代中国文学的挣扎 在论及大众传媒和文学的关系时，蒋晓丽在她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一书中说道：“没有机器印刷技术的出现，没有由机器印刷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近代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传载方式的改变，也就没有文学言述样式的改变，更没有文学观念的改变，自然就不会有新的文学形态的改变”。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分界线，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局面，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瓦解，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态势，在表述上采用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各类文学创作快速增长，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思潮纷纷涌现，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中国传统通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盛极一时”，“小说也由过去的末技升堂入室。由于印刷业的兴盛，历代小说在近代大量重版，流传甚广，封建王朝的禁毁令不宣而废”。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和进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在中华大地上盛开出一朵一朵灿烂的文化之花。 在大众传媒的世界里，统治阶级的公私言行，经由大众传媒的监督机制暴露在民众眼前，往日神秘的权贵阶层失去了变得触手可及；同时，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反应和评论也得以公布，文化专制的霸权被淡化，被消解；许多报刊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成为约束政治权利的社会制衡机制。正是在这种社会基本机制的转型之下，在有大众传媒掌控的世界里，思想文化的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的思想，以报刊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有一大问题出，为各种社会的注意，则必占各报之主要部分。”不同的思想能够在报刊上反映，各种言论能够在传媒上出现，这种信息环境必然会冲击专制正统文化的霸权，构成思想良性发展的机制，社会文化环境随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公开并存与竞争，使思想先驱和革命新势力的社会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同时这些拥有传媒话语权的人，“既具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 随着西方国家和中国商业贸易的越来越频繁，也由于西方国家想侵占中国的野心驱使，外国的一些新技术或多或少的流传进来，这样就造就了以动力革命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社会后，文学的传播与交往才彻底突破了手工的、低效的阶段，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发展局面。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造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有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尽管阿英并没有据以论述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在晚清如何发达，并如何影响小说的发展，但是，他把“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发达的因素基于当时社会的与政治的要求之上的事实，却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他对近代传播媒介引起文学巨变的初步感悟，并表现出他对传播媒介变革的高度重视。这是社会在步入工业化之时对文学的馈赠。它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交流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根本不可能有二十世纪文学思潮空前的繁荣，就更不可能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也就无从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庞大的体系与格局。 二、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单单说现代文学思潮，也就是，我们不能将文学思潮从整个文学版块中抽离出来去论述，文学思潮本身就是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不离不弃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分割开来论证，不免会落入片面和激进的圈子。 中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历史步入现代进程以后，现代工业经济给传播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不论是传播媒介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技术，都呈一日千里的发展趋势。首先，从硬件技术设施上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到现代以后，各种新产品新能源（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来说）极大程度的运用到各个领域，现代印刷技术应该说首当其冲得益颇丰，在没有这些新动力之前，所有的加工印刷流程只能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并且印刷质量也不是很高，这对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约力量。据统计，从清初到1897年共出版通俗小说二百七十五种，文言小说五百五十九种，两者合起来总计八百三十四种。而晚清以来，单单就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中收录1898年到1911年这十四年间出版的小说就达一千一百四十五种，比前二百五十年出版的总数还多。这组数据说明在先进技术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软件方面来说，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之前几千年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读书为官论在瞬间土崩瓦解，以前认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走向仕途的梦想突然崩塌，举国上下的读书人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在社会上就“多余”出了一大批自由学者，也就是为数众多的文化人。这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保障，使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人才软实力的助推。在一大批有为青年的簇拥下，胡适、陈独秀闪亮登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而他们的出场，从一开始就是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革命，也就更加不会有其后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了。 大众传媒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一个文学思潮的形成就有一个新的文化阵地的产生，一个文学思潮必然要以一种出版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文化。一种文学思潮之所以要选择或创办一种出版物作为自己的文化阵地，是因为作为大众传媒的出版物，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利，拓展了人们认知空间，加快了某种文学思潮的传播速度，更是方便了此种文学思潮的文人们与其他文学思潮的人展开斗争，为他们提供一个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 如以吴宓、汤用彤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学改良派，就分别以《学衡杂志》和《新青年》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在各自的刊物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在上面进行“唇枪舌战”。学衡派源自创刊于1922年1月的学衡杂志。该杂志的创办历史可追溯致1915年冬在清华学校成立的天人学会。天人学会由学衡重要成员吴宓、汤用彤创建。但是政治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夕，他们以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已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为天人学会的宗旨。吴宓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曾经希望创办一份杂志。 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对抗中，我国文化事业逐渐走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仔细分析一下，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可以说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文学思潮是以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为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的具有倾向性人们的精神需求的述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热情，文人志士也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救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良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国文学。这些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就是一股猛烈的冲击力量，那么，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功劳的。他们有先进的思想，就必须要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传播出去，让大众知道这些新知识新文化，而传媒强大的传播力量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正切合了文学思潮的自身需求，并且，传播媒介本身也得以成为这些新文学创作的元素。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出现也为大众传媒提供了传播素材，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论战必然会以各自的观念表达为方式，他们纷纷将自己的观念诉诸文章或者是评论，然后将这些文章或评论发表在各自的刊物上让对方和大众了解，这样既能让大众知道自己的观念，也能让大众了解对方文学思潮的弊端，让大众更加全面的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 三、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思潮的兴盛 中国文学经过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在20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学的性质，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时期，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读者的接受率上来看， 这段时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高峰，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是相当活跃的，在短短三十年间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八种主要的文学思潮，并且形成了百家争鸣、争奇斗艳的局面，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文学创作日趋多元化，创作方式由以前的单一刻板转向通俗大众路线，而且把文学从“庙堂”上解放下来，让以前披戴着神秘面纱的、精英化的文学变的平民化。中国文学事业步入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离不开先进的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付出的心血，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让中国文学在向现代转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发出了震撼寰宇的历史最强音。 在中国文学由近代转向现代之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事业就已经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晚清时期国弱家贫，外来人士处于各种目的在中国兴办工厂、学校、报社等等，虽然他们是想通过他们的这种努力来同化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终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中国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新兴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大众传媒就是其中的一种，以机器印刷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随着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传入，使我国改变了之前手工雕印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印刷行业的生产力，加大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加深了传播的深度；他们将新闻媒体这个新兴的行业带给我国，并在我国实行公司化经营管理，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被我国人学得并用于自身的发展，并使得媒介市场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传播媒介的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在于他促使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公众的事业。在我国报学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近代化报纸，是伍廷芳于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自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不断涌现。到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已达一百二十四种之多。媒介市场的繁荣推动了文学市场的建立和繁荣，文学市场逐渐壮大起来，职业小说家的出现、报人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在当时并不罕见。 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来自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和文学思潮的兴起，各主要流派的负责人和拥护者都借助于大众传媒来推广自己的文学观念。也许在当时，他们并没有争取受众的意识，只是想借助报纸的力量来表达和阐释自己的文学思想，维护自己的文学思想，但是他们借助的是一个拥有庞大接受者的读者群，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通过阅读报纸，阅读文学思潮各流派的文学观念，会不自觉的选择一个自己比较中意的文学思潮派别去支持，这样，本来只有少数几个人汇流而成的小的文学思潮，慢慢就壮大成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性的文学思潮，其影响自然会随着拥护者的增加而增加了。 从二十世纪初年各种文学期刊杂志的区域分布来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许多文人视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学事业，这时也强烈地带有了工业化社会的特点。许多文学期刊都是作家亲自创办或自任编辑，往往具有同人刊物的性质。出版商、编辑、作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协同配合并进行文学实践，甚至有的即是编辑又是作家还是出版商三种身份。诸如梁启超创办《新小说》，为一批维新派志士发表政治与艺术主张提供了阵地。又如包笑天，在图表中可以发现，他这时主编的刊物有《小说大观》和《小说时报》两种，在他周围就团结了一大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下鸳鸯蝴蝶派作者，被推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元老。此外，像周桂笙编的《月月小说》，王蕴章编的《小说月报》，王钝根编的《礼拜六》，等等，都团结了一批作者，通过刊物来呼唤同道中人，形成风气，这种风气被很多人采用了，也就是文学思潮了。这是文学已经从纯粹的个人事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公众的、集约化的工作。 因而我们发现，传播媒介的变革与自由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自然还会派生出两个特点：一是由于读者趣味与书刊市场的影响，文学书刊与杂志不断花样翻新，争奇斗艳，带有商品经济社会中不断竞争的特点；二是每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团体都可以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形成不同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最终形成风行一时的文学思潮。 大众传媒论文:浅论大众传媒与大学生国情教育 观 国情备忘录 有感 论文关键词:国情资讯 大学生国情教育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在21世纪告别首个十年之际,中央电视台继《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之后再次重磅推出大型记录片《国情备忘录》—— 一部国情教育记录片的扛鼎之作。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多年的高校教师,笔者在被《国情备忘录》的精彩内容打动的同时,一方面深深感受到当代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另一方面也再次感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可大有作为。 一、国情、国情资讯、大众传媒与国情教育的涵义 国情,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人口、风俗习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状况的综合反映。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国情的内容很丰富,实际上它包含了有关我们中国的一切情况,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等,一草一木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情。”[1] 大体而言,国情可分为:自然国情和人文国情;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静态国情和动态国情;整体国情和局部国情等等。例如,《国情备忘录》记录片呈现给观众的国情资讯,即含括了上述各项分类法的内容。 国情资讯,简言之就是国情方面的有关资讯。从资讯学理论来看,资讯和信息、新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严格而言,一方面资讯是信息的一种,它是由于被受众及时获得和利用而能够给受众带来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资讯的时效范围远宽于新闻,包括了新闻、史实、政策、评论、观点等多方范畴,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从这角度而言新闻属于资讯的一种。 大众传媒(mass media)即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广义上它是所有用以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如报纸、通讯、广播、电视、互联网、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传统上大众传媒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前三种又称印刷传媒,后三种又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在狭义上,大众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密切,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因此又被称为新闻传媒(news media) [2]。 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它是教育主体向教育客体传授国情基本知识和分析认识国情的基本方法,使之树立正确国情观的教育实践过程。国情教育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国情教育,包括自然资源状况、土地资源状况、环境气候状况、地理生态状况等方面内容;历史国情教育,包括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传统(含民族性、心理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源流、文明发展的历史及成果等方面内容;现实国情教育,包括国家和社会性质和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状况、民族状况、人口状况、思想信仰等方面内容;比较国情教育,包括与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的比较,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的比较以及综合国力的比较等方面内容 [3]。 二、大学生国情教育的重要性 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情教育。同志曾强调:“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4]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5]1991年3月,同志在写给国家教委李铁映、何东昌同志的信中指出:“要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学生直至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并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2004年8月,在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指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16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见,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是站在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为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着想,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来讲这些话的,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 准确把握国情是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每个公民正确认识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重要依据。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预备力量,树立正确的国情观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也是日后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完整和有效的国情教育,使之形成正确的国情观,意义重大。 然而,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第一,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普遍简单,加上兴趣点普遍娱乐化,因而对国情的实际认识普遍浅少;第二,在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习惯下,大学生接触国情资讯的机会往往被其他学习任务挤占,有限的国情知识主要依靠灌输教育的途径获得;第三,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但欠成熟,容易被虚假国情信息乘虚而入,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国情观和道路上尚需引导。可见,要使大学生国情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综合运用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各种有效途径。 三、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国情教育途径是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联系起来传递国情资讯的渠道。大学生国情教育可通过多种途径,除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之外,大众传媒应该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最为重要的途径。在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等资讯中,许多与国情和国情教育有关。这些国情资讯往往广泛蕴含在各种资讯形式中,也有的传媒专门开设国情知识或国情教育栏目进行专题介绍。 国情教育的大众传媒途径具有受众广泛、传播快捷、形象生动、方式多样等优点。但也存在如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传播信息比较庞杂,国情资讯可能被淹没其中而不为受众所注意;第二,信息来源混乱,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得到传播;第三,形式较单一,缺乏感染力,在信息爆炸时代难于有效契合当代大学生兴趣特点,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 因此,有必要根据大学生受众在接受国情教育中体现的个性特点,充分挖掘大众传媒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平台等新兴大众传媒途径广泛传播国情资讯。近年,我国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目持续增加,双双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大学生群体是用户中的最活跃群体之一,因此,在新兴大众传媒途径上搭载国情资讯和国情教育功能,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其次,大众传媒应加大对有关信息源的控制和关注,如关于国情的权威性会和国情白皮书,一方面保证大学生受众接收到的国情资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大学生受众更有机会获取国情资讯。再次,大众传媒可跟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实行优势互补,借助宣传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教学内容、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手段,引起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从而强化大学生国情教育。最后,大众传媒要努力打造内容丰富并且极具感染力的国情教育精品(如《国情备忘录》),并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传播平台广泛进行宣传,努力推动优秀进校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优秀素材。 大众传媒论文:全球想象与传统的再生产 全球化语境中大众传媒的 城市叙事 关键词： 大众媒介 城市叙述 全球化 传统的发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生活日益受到重视，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如何展开城市叙述、想象和建构的呢？本文即以《南方周末》、《解放日报》、《新京报》等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我国的城市迅速发展，有人指出对于我国而言：“城镇（城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样态。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将逐渐进入城镇社会。”[1]而在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迅猛，到处都出现了“造城运动”。而在此过程里，媒介也对城市展开了丰富的叙述、建构和想象，本文即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造城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全球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虽已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西方都有了接触，但西方的技术、资本和媒体并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全球经济和文化秩序中，同时，外国资本、技术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中国，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这股全球化浪潮，刺激了电影、报纸和电视剧等大众媒介对城市的“全球想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郑晓龙、冯小刚导演），描写中国人在纽约生活的情况。电视剧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电视剧对纽约大都会的展现，激发了许多观众对西方大都会生活的想象，两位主人公王启明和郭燕竭力融入美国的过程，也说明了当时许多中国人一种对个人、城市和民族在世界秩序中所处位置的不满。电视剧的开篇就展现了一对初到纽约的中国夫妻，妻子郭燕在机场不断抱怨王启明（姜文饰）不认真学“英语”，所以无法在美国大城市自由行动。而当“姨妈”终于找到了他们时，王启明和妻子坐在姨妈的车子里，手舞足蹈，嘴里喊着：“美国，纽约，我王启明来了。”这句话似乎在宣布中国重新走进“西方”，但另一方面，王启明进入“美国”那种手舞足蹈的表现，却又显示了北京和中国的自卑，因为随着王启明的欢喜雀跃，电视也不断地把镜头对准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这些摩天大楼显示了西方的“优越地位”。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不满，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化、国际化成为媒体“城市叙事”的主题，“国际化”成为寻求与世界接轨、重建民族自信的途径，蓬勃兴盛的城市发展也刺激了媒体的“世界想象”，尤其对于北京、上海这两座中国著名城市，大众媒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全球想象”。北京作为中国一个著名的古都，向来以“古都景象”闻名，这种“古都景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什么改变。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发展，要求北京成为“国际大都会”乃至“世界性城市”的媒体呼声却也连续不断，1993年经过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提出了建设“开放性国际城市”的目标，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则更加快了北京的“国际化步伐”。在奥运会之前，媒体已纷纷为北京的“国际化”鼓吹造势，例如2007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关于城市升级的话题，这篇题为《四大建筑的新北京——城市升级》的文章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复兴”的视角，讨论申奥成功将给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市带来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北京城市以及中国发展进行了如下的展望： 我们回到2001年7月13日那个北京的夜晚，天安门与长安街近百万走上街头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快乐——“北京赢了！”迄今回想，仍让人温暖与澎湃。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你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2] 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后，《光明日报》更是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讨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这次讨论根据萨森的理论将城市划分为全球性城市、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国家性国际城市，专家们在讨论过程中，指出北京和上海虽然是“国际城市”，但还只是“国家性国际都市”，离“世界都市”还有不小的差距，而这次讨论则强调要借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专家还详细指出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三步曲”：第一步，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二步，2030年初步形成世界城市基本框架，第三步，205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和首都特点的国际大都市。[3] 《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上海的主流媒介不像一些媒体对北京的“国际化”还抱有疑虑，因为在这些媒体看来，相比于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上海有一种典型的“西方秩序”。[4]在《南方周末》上，当葛剑雄等几位学者讨论上海的城市形象，他们一直的结论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主要与西方有关，而不是跟中国本土相关。葛剑雄针对有人担心上海的本土文化正受到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文化的冲击时说：“有些人怀念其实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他所怀念的东西本身就是洋化了的东西，比如石库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英国的连排式建筑结合中国的特点而产生的。上海无所谓乡土文化，我们现在讲海派文化也好，旧上海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乡土文化。”[5]媒体与上海的学者都刻意强调上海的“西方身份”，大张旗鼓地对上海开展“全球想象”。而不像北京，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被其本土传统所牵累。 媒体经常用日新月异这样一些词语描写全球化语境中上海的快速变化，例如随着浦东的崛起，《新民晚报》迅速开辟了“今日浦东”栏目，用文字和图像报道这块通向世界的“新天地”。《解放日报》上的“解放画刊”专门刊登反映“上海变化”的摄影作品，奢华外滩、摩登高楼、繁华街道和中外游客成为了“照片主角”，这些摄影图片都是为了突出上海日益现代化、国际化的主题，不少图片旁边还加上了富有鼓动性的文字，培养公众的“城市梦想”，例如《南方周末》曾刊登了一副颇有意味的照片，一对青年男女在外滩幸福地偎依在一起，照片下面特地加了这样的文字：“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6]关于上海的图像很多，但为何选择“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照片当然旨在说明上海越来越开放，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图片的特别用意，“外国女性”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像，改变了通常是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因为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通常暗含着一种被殖民和占有的屈辱历史，但“她”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片，则改变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性别建构，这幅照片似乎要证明，这一切伴随着上海的重新崛起正在改变，上海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获得了一种“男性自信”。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的召开，更是点燃了报纸媒体对上海等城市的“全球想象”。许多媒体、影像都传达了这种“融入世界”的热情，从而也培养市民对“新上海”的城市认同。“世博会”被媒体看做是上海以及中国城市与世界接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盛会，历史学家苏智良特别在媒体上撰文，详细谈论“世博”对于上海城市的历史意义： 毫无疑问，组织并举办如此重大的盛会，将极大地提升上海的城市魅力，扩展上海的文化影响。上海亦期待以世博会作为加冕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典礼，进一步确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地位，向全球城市迈进。[7] 大众媒体不仅对北京、上海建成“世界性都会”抱有极大兴趣，而且广州、苏州、杭州等媒体在讨论“城市话题”时，“国际化”、“现代化”也是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语，2002年就数十个城市宣布自己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譬如《苏州日报》2008年9月12日就发表了邬才生、方伟的《凝聚强调精神动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苏州》一文，文章把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的新苏州”看做是未来一段时期“全市人民的共同追求。”[8]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何出现如此狂热地追求国际化大都市的潮呢？这是颇值得思考的话题，或许罗丽莎在探讨为何中国对现代性项目表现的十分强烈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在现代性想象历程中的断裂标志了一种渴望，它始于半殖民地的历史并不断被延迟，它渴望中国这个前西方殖民地有一天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及政权达到与西方同等的身份。事实上，现代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被表现得如此的迫切，被如此不屈不挠地追求，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9] 追求“国际化”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而且，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往往也是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表现。通过“国际化”、“全球化”中国将获得一种新的主体身份。李鸿谷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奥运的中国：历史动力》一文，从历史发展考察了中西之间的转换关系，他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曾经以波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东方作为对比，去“描绘欧洲国家、宗教、经济、法律、语言、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特征，从而使西欧从封建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获得了自我确认”，在他看来，现在则是我们通过西方来获得“自我确认”，不过，他也提出了中国进入“那个世界”后的认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特殊或主体性的表述，随着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最终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按此论定，世界和中国关系框架，中国须进入的“那个世界”，那些普适性原则，其源头实则西欧“自身特殊或主体性”。那么，当中国完成了它的世界进入，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呢？[10] 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北京和中国进入“世界”的必然途径，通过此途径，城市和国家才获得了“自主性”，而拉动城市快速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的口号下，鸟巢、水立方等建筑不再单纯是比赛场地，更是成为改变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借助“入世”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初步完成了进入“世界”，获得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新主体”。而且，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它们都不仅要进入“那个世界”，被“那个世界”所接受，而且还要成为“世界中心”，例如随着2010年世博会的到来，许多人对于“上海”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在谈及“世博会”时，特别对上海寄予了这样的厚望：“而上海能以这样进步的主轴，主办这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也意味着上海不但用于面对城市未来的挑战，也勇于承担城市的全球性责任。相信，在上海世博会的带领下，中国也能从一个物质生产的沃土，逐渐成为进步观念的乐园。”[11] 二、 全球化的反思与“传统的发明” 李金铨说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12]这点对于城市也一样，媒介一方面大肆宣扬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但另一方面，许多媒体却又担心“全球化”、“国际化”不仅不能让中国城市得到世界认可，相反，中国城市自身的传统，却在此过程中丧失殆尽，特别是对于北京、苏州这样的传统型城市，许多媒体却忧心忡忡，因为在许多媒体和学者看来，是传统建立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和身份记忆，而全球化、国际化却损害了这些城市的传统。建筑学家阮仪三对江南古建筑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被破坏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南一带大约还有50多个像周庄那样的古镇，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为了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些古镇先后被破坏，[13]国际化、全球化成为了许多中国城市自身文化毁灭的“罪魁祸首”。所以，正是在城市大张旗鼓宣扬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南方周末》发表了鄢烈山的文章《城市的主体是谁》（2002），批评全球化让中国城市失去了“主体意识”。张在元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城市的气质来自何处？》批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城市致命性的“伤害”：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城市告诉我们昨天，城市见证我们的今天，城市也预示我们的明天。但是现在太多的城市，我们无法了解她的昨天，也难以准确把握她的今天——因为，一只只贪婪的“手”，无知并无情地割断了“城市的昨天”。[14] 倪邦文则在《读书》2009年第5期上发表了《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更是这样批判国际化的城市发展路线：“传统不再、经典难求。难怪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已成为摩肩接踵的劝业场，难怪乔家大院、周庄水乡已成为人们追寻历史记忆的稀有场所。中国人都已经难以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具有独特气质的城市记忆和家园之梦了，况外国乎？难道要让来自纽约、东京的朋友看我们的钢筋水泥玻璃房吗？”[15] 他认为外国人到中国，不是来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要看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城市。许多学者和媒体更是认为“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未能提升中国城市的世界地位。相反，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因为这种盲目“国际化”的背后，是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和全盘接受，例如冯骥才就说：“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16]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上，不少市民和知识精英，就国家大剧院和cctv的“新大楼”展开了激烈论争，100多名专家上书有关部门批评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广泛的争论还迫使“国家大剧院”暂时停工，[17]而争论的背后主要是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矛盾，关于央视新大楼的外观造型，甚至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民族情绪”。 其实传统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正是在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传统”才成为一种标识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被重新唤醒。诸葛蔚东在考察二战之后日本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发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曾经所疏忽的“传统的礼节和日常习俗”，以及整个“日本文化的传统”表示了极大兴趣”。这是因为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社会消失，“有不少人一种失落感。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拉开了现实与传统的距离，使人们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成为可能。”[18] 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一路高歌中，“传统”曾作为一种沉重的包袱纷纷被抛弃。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不仅要考虑中国如何进入世界，而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早在1998年，张旭东回顾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的变化时就指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害怕被现代社会和西方社会抛弃的“忧患意识”和“开放心态”，但九十年代之后，当中国卷入到了“全球化”浪潮时，反而带来了种种“本土化的想象”。[19] “发现传统”正是在这样语境的产生，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恐慌，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怀念“失落的传统”。在这股思潮之下，人们不仅重新发现乡村文明的价值，也开始挖掘本土的“城市传统”，特别致力于塑造前工业时期城市的“家园形象”。江苏美术出版社就较早地意识到“老城市”的历史价值，于1997年陆续推出了“照片系列”，出版了《老北京》、《老杭州》、《老昆明》、《老苏州》、《老上海》、《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等城市的“老照片”，并邀请陆文夫、冯骥才等文化人给“老照片”配上文字，通过照片再现“过去的城市”，老的街道、城墙、河流、商店、风俗和人物被形象地再现出来。《老苏州》的文字作者陆文夫曾用一种特别抒情的笔调，讴歌石桥、老宅、古街、城墙和民俗等苏州的“城市旧景”： 一座半圮的石桥，一幢临河的危楼，一所破败的古宅，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一架伸入河中的石级……，这些石无记载的陈迹，这些古老岁月漫不经心的洒落，如今都成了摄影家们的猎物，成了旅游者的追逐之地。那些旧时代的老照片，也成了书店里的卖点。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为何又回过头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 曾几何时，我们向往过西方的大桥，汽车的洪流，摩天大楼，乡间的别墅和那如茵的草地；我们把石桥、危楼、古宅、石级视为贫穷与落后。如今，国内的某些大城市和开发区，与西方的距离正在缩短，一样的高楼林立，汽车奔流，一望无际；那些新建的公寓楼、小别墅，明亮宽敞，设备齐全，冷热任意调节，真有点儿不知今夕是何夕？ …… 现代化意味着高速、方便、舒适，到处留下的是时代的标志，及科技力量的显示。人在巨大物质力量的面前显得那么渺小，生命变成了群体。几千人造出一个软件，几亿人在一个软件中疾走。人的寿命在延长，可在感觉上却是那么匆忙，好像未曾在某个地方停留过。于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突然想起了过去，过去虽然艰苦，却在那悠悠的苦难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留下了他和我，于是便在历史的残留中去寻找生命的遗痕，在汹涌的潮流中去寻找那失去的自我。[20] 陆文夫强调人们之所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主要是出于对快节奏的现代化的反思和抵抗，现代化带来的高速、方便和快捷，但却让完全的传统破碎，让人抓不住某些东西，尤其是自我也在现代化快节奏中消失了，只有重新回到传统，才能找到“失去的自我”。 在这样一股怀旧的潮流中，《新京报》、《南方周末》、《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纷纷参与到“发现传统”的活动中，这些新闻报道大量挖掘、发现和再造传统。就连上海这样一座现代性的代表城市，也都开始寻找“失落的传统”。 例如《申江服务导报》的“发现上海”栏目，《解放日报》的“探寻申城‘新’与‘旧’”的“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老城墙、老马路、老场坊、老码头的陈年旧事被纷纷“发现”，这些老码头、老城墙、老场坊仿佛是“老上海”的转世，代表“老上海形象”；北京的媒体则致力于对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北京建筑和文化的重新发现；苏州的新闻报纸《苏州日报》和《苏州杂志》则刊登了大量文章，发现和推介“传统”，比较全面地宣传“传统的价值”。例如创办于1988年的《苏州杂志》是一本专门介绍苏州文化的杂志，大量介绍苏州的桥梁、河道、建筑、园林等传统，从其目录（1988-1998年期间）《今日苏州》、《人物纵横》、《姑苏情怀》、《古城春秋》、《文丛艺林》、《艺术沙龙》、《春华秋实》、《江南风情》、《吴苑茶话》上，不难看出这份杂志的“传统趣味”，保护和介绍苏州的城市文化传统，成为杂志的核心议题。 正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媒体都致力于“传统的发现”，从物质世界到非物质世界，从日常生活到文化生活，从私人住所到公共场所，大众媒体努力向读者勾勒一个个传统的“城市形象”。时，这种传统城市形象如张英进所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传统是自然的、诗意的世界。传统城市被认为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世界”。在一篇回忆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文章这样写道：“四十年代的苏州是那样的静谧。我家在南园边上，更加洋溢着乡野情趣。沧浪亭的浓荫里栖满各种鸣禽，一座名叫南栅寺的荒庙里，偶尔传来暮鼓晨钟，使空旷的田园充满神秘。趁夏日如火的骄阳，我们到小河里嬉戏。我不会游泳，只能站在水边看小牛鱼儿一样在碧波里旋游、下潜，小狗似地打着响鼻。阳光照着他玫瑰色的肌体，细细的汗毛历历可见。我们在菜畦里奔跑，快乐地尖叫着。那一片行人稀少的田野，是无福远游的孩子们天然的乐园。”[21]在叙述者笔下，“老苏州”完全是一幅充满牧歌情调和田园趣味的生活画卷。（2）传统是温馨的、悠闲的世界。张英进分析北京时说，“对北京人的日常活动来说，时间就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不是缺少时间，而是时间太多。”[22]《新京报》就提供了一幅记者的“纪实摄影”，展现老北京悠闲的日常生活。在照片中，两个老人坐在胡同墙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接受露天理发师的“剃头”，旁边坐在门口椅子上的两三个老人正在逗小孩玩，他们身后是破旧的“四合院”。从这些“纪实照片”，不难看出记者对“北京胡同”的特殊感情，也不难辨认出老北京的形象，那就是闲适、安稳和充满乡土气息。虽然照片中破落的墙体上悬挂着“时钟”，但整幅照片告诉“读者”，“时间”在这里并不重要，它似乎已经停滞，人们有的是聊天、逗小孩和闭目养神的“闲暇时间”，这个空间和谐、宁静、富有秩序感。[23]许多文章在提及老苏州，都特别强调了它的“悠闲性”， 品茶、听评弹、昆曲，都代表着“悠闲的城市生活”，例如徐城北在《苏州杂志》上也曾发表《寻觅苏州》，介绍老苏州的缓慢节奏：“苏州人真会休息。晚上过了八点，街道上几乎就没人了。从打开的楼窗中，有时飘出唱评弹的声音。猜想中如果有人问及，唱者或许会答‘现在是八小时以外啦！’”[24]还有一篇《成都时间》的文章，专门谈在成都这样传统型城市中，时间的不重要。“成都时间是成都的自办节目。成都时间隐藏在北京时间的后面，3点，是北京时间的3点，但后面的成都时间，这个确切的点是模糊的，是延伸的，是弹性的。”[25]（3）传统是一个道德化、礼仪化的世界。在传统型城市中，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一篇报道苏州的老茶馆，特别指出，老茶馆的经营是通过道德和信用来维持，对于老茶客，有时甚至不用付现金，只要记账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传统式的经营方手段，赢利自然必要，但如果“斤斤计较几个钱——即便换个文雅而又时髦的名词——便贻笑大方了。”[26]（4）最重要的一点，“传统”代表着一种精神，是与自我认同相关的“精神家园”。传统总是以“家园形象”出现，虽然没有丰裕的物质世界，旧的街道、风俗和遗迹这些“传统”被媒体叙述成与“我们的来世”密切相关，是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城市的精神本源。（5）与此相关的，传统是一个符合东方审美趣味的美学世界。许多媒体在报道传统城市的街道、建筑时，总是强调它所代表的独特的东方美学，相反，现代城市被一些人认为不符合东方的审美观念。“我们今天的城市只是看上去像是‘西方现代’而已。这不仅不合乎美学，更加不合乎伦理，因为它承载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想象。”[27]。 总之，在媒体的重新挖掘、发现和叙述中，“传统的世界”并不是死去的“过去”，它被新闻报纸、媒体杂志和大众电视描述为一个具有温馨感、连续感和稳定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被媒介塑造为当代人的“梦想家园”， 与当代城市人的自我认同、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失落的传统”重新变得有价值起来，成为反思快节奏现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成为疗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良药，也成为人们寻根的精神归宿，“传统的世界”成为了流落四方的现代人自我、家族和民族认同的根源，而媒体的宣传无疑推波助澜，吸引更多人的到“传统世界”寻根，现代城市中分裂、失散的人们通过“传统”被重新聚集在一个“共同世界”中。 三、地方主义与被消费的“传统” 通过报纸、图书、杂志和电视等各种各样大众媒介的报道，“传统”不仅被源源不断地发掘，而且确实开始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保护，发现和保护传统成为了一种历史潮流。当然，传统本身就是多样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传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伴随着城市传统的再发现，是城市“区域意识”和“地方意识”的加强。在共同发现“传统”的大背景下，每个城市都开始寻找、发现和建构属于自己城市的“传统”，例如2008年6月5日《苏州日报》的“大众论坛”，就发表了苏简亚的《文明对话视野中的苏州文化》，这篇文章站在全球时代文明对话的语境思考苏州的“传统文化”： 苏州文化是指苏州这个地区的区域文化。苏州地区不仅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同时还具有比较浓厚的区域性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太湖文化。此外，还由于苏州地区临江面海，对外交通非常便利，具有与外界对话的有利条件。这就决定了，苏州文化必然会在区域文化的交流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发挥出自己的独特的作用。 这篇文章强调苏州独特的“本土特色”，不少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提出苏州的建筑、文化和艺术都要显示一定的“苏州味”，阮仪三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解释了什么是“苏州风格”：“什么是苏州风格，咱们大家一道来说，苏州风格各人各理，没有关系，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通过大浪淘沙，会留下金子。首先，高度规定了，不好超过24米，高度是古城保护的一个重要灵魂，高度控制住了，基本上体型控制住了，所以我们苏州还保留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也就是一种婉约的、精巧的，和人的尺度相宜的风貌；然后，再尽量地运用苏州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艺术性，或者说建筑化的……”。[28]新闻报纸和电视媒体还开辟了专门的“苏州话”栏目，绘声绘色地讲述“地方故事”，属于苏州特有的风俗、人物和文化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了一种较高的价值。上海《社会科学报》也开辟了“文化上海”栏目，邀请吴福辉、熊月之等专家，专门谈上海文化的特征，并讨论上海文化和苏州文化、杭州文化之间的“地域差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媒体上，阮仪三谈到上海里弄时，特别强调了它的“上海味道”：“里弄浓缩了上海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儿童们在弄堂里玩耍，张家妈妈、李家阿姨帮着照看孩子，主妇们在后门口做家务，老头老太在前门口孵太阳，小贩们串弄堂叫卖，这些都形成了里弄情结，演绎了里弄风情。里弄是活着历史，最典型的是新天地，虽然只取了里弄的形，没有了原有的内涵，但新天地却成为了重要的经典，它体现了‘里弄风情’，有一种‘上海味道’”。[29] 每个地方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都在努力挖掘属于自己城市的“本土传统”，但这种城市的本土意识无形中使得“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地方传统”不仅成了抵抗现代化、全球化的有效工具，而且成了排斥其他文化的有效手段，例如在快速的现代化、全球化中，上海的媒体出于担心强调要保护“上海话”，但有一些人就指出“强调纯正的上海话，作为一种识别标记，很可能有上海原居民要保持对新移民的心理优势的潜在动机在。这种潜在心理对上海实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宏大目标是有负面影响的。”[30]更有不少地方城市借助于大众媒体争夺一些“传统资源”，相互之间产生了“恶性竞争”。 其次，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许多媒体看来，传统的自然、亲情和温馨的“家园形象”固然令人向往，但传统生活毕竟与现代生活相去遥远，老灶头、箍桶匠这些“传统”，实际上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即使还存在的“老传统”，有不少也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报纸、媒体也记载了许多城市“老传统”的尴尬境地。例如一篇《驻颜有术看古城》的文章一面称赞了“老苏州”的美丽，随后却对老城区有了抱怨：“韶光流逝，沧海桑田。时隔一千多年，如果白居易再次光临苏州，看着那拥堵的车龙人流，狭仄的百姓居室，恐怕不会有‘平铺井邑宽’的赞叹了。在14.2万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中，拥挤、破旧、污染、堵塞已经成为令人头痛，拖社会发展后腿的严重问题。时代把一个大题目摆到了当代人面前：苏州古城向哪里去？古城的保护和发展如何寻找最佳结合点？”[31]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和弄堂生活，或许并没有媒体和大众所宣扬的那么充满诗意、温馨和田园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大栅栏”这样的老城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位于北京市中心宣武区东北部的“大栅栏”已经成为“典型的贫民窟”： 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调查披露，截至2005年6月，大栅栏57551人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外地女嫁北京人的277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大栅栏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4.8平方米，女儿出生后父亲只能睡在躺椅上过夜；街巷狭窄，火灾隐患多，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黑三轮、黑导游屡禁不绝。[32] 这个“老北京”已完全不是媒体和公众所想象的一个充满闲适、温馨和乡土诗意的北京，相反是一个吵杂、混乱和毫无诗意的世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互相敌意。出现这样情况主要还是“城市化”的压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大多集中在老胡同里，学者陈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四合院已经沦落为大杂院，在那里生活的北京人，对专家们所论证的四合院建筑的美感没有真实的体会，只知道其脏乱差。反倒是文化人，出于某种理念，一直呼吁保护四合院。你让老百姓投票，看他们要那些未经改造、没有现代设施的四合院，还是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33]媒体和文人对“老北京”的想象，与胡同的实际状况显然有很大差距。 所以，“传统”必须要面对“现代世界”。在现代面前，传统要么消失，要么适应现代社会而加以改造，媒体也不仅要发现和挖掘“传统”，还要参与“传统的改造”。例如《常熟日报》2009年刊登了一副摄影照片，照片的标题是“古城今韵”，所配的简短文字用一种自豪的口气介绍常熟古城改造后的效果：“近年来，常熟古城在悄悄发生变化，原有破旧不堪又窄小的老道，已在古城保护改造过程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水乡风韵跃然眼前。”[34]许多“传统”经过“改造”得以重新彰显，获得了“新生命”。北京的南锣鼓巷、苏州的平江历史古街、平遥南大街、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山顿溪老街、拉萨八廓街等老城街区都是被媒体誉为“旧城改造”的典范。 不过，尽管媒体和社会都越来越重视保护和改造传统，大量的传统得以“复活”，这些传统和真正的“过去”还是有本质的差别。比如苏州的历史平江古街区，尽管被媒体看作是“传统”改造的典范，但也有人批评，这个“历史古街区”实际上也有点变味，因为平江历史古街的改造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出于旅游和商业目的，许多原住人口都被迁走（有475户居民被迁离），这个古街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貌。[35]不少媒体也把改造后的“南锣鼓巷”看成是“老北京”复活的典范，因为在这里还保留着完整的“老北京风情”，这些“老北京风情”不仅吸引中国人，而且还吸引了无数外国游客：“在南锣鼓巷两边的胡同里，到处都能看到长长的胡同游三轮车队伍，外国人饶有兴趣地游览保存如此完好的老北京风情街景”。[36]虽然经过旧城改造以及媒介宣传，“老北京风情”得以“复活”和“再现”，但这个“传统”并不是过去的延续，相反，被保留和改造的只是一部分而已，传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是零散的、琐碎的。许多被保存和改造的“胡同”、“四合院”，同样零星地散落在新的城市群中或者湮没在新的城市空间里，所以有人指出： 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的涵义已不仅仅是建筑物本身，而是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密不可分的。很难想象，没有了四合院和胡同，还能有京韵大鼓的神韵和卖豆汁的 吆喝声，也很难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广场上能够让天桥的杂耍和叫卖声真正重现、长盛不衰？[37] 最后要指出的是，被改造的胡同和四合院，虽然给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怀旧梦想的场所，提供了一种大都市所没有的浪漫诗意，人们在这里可以短暂地重温和体验往日的“胡同生活”，却无法真正走进“过去”。《青年时讯?双城》，曾刊登一组《私藏北京：小街巷里的甜蜜小日子》文章，介绍了几个值得去的老北京“小街巷”，这些“老北京胡同”都是经过重新改造，文章配上了这样的文字：“在北京生活的达人们，都有自己私藏的心水小店，幽静的小咖啡馆、文艺腔的酒吧、风景绝美的餐厅、拥有独家商品的小店……善于发现的人们在北京数不胜数的胡同小巷里找到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38]胡同、四合院过去它们是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现在却变成为人们提供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的场所，摇身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酒吧、咖啡店、餐厅和商品小店，是厌恶大都市生活的达人们闲暇好去处。就连南锣鼓巷也不例外，摆脱了过去的“平民身份”，变成了现代化、摩登化的“中产阶级胡同”，它们被改造成适应现代和后现代都市空间的新场所，日益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象征。甚至有些四合院，摇身成为明星向外界炫耀的上流“豪宅”，离普通的北京市民越来越遥远。 总之，发现、改造和创造传统，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保存“传统”，也不完全是抵抗全球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相反，“传统”并不是传统“本身”， 大部分的传统都无法“原汁原味”，许多许多“传统”的创造正是为了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大量的传统被改造、挪移和美化，以适应现代消费社会的需求。传统文化变成了德里克所说的那样：孔子变成了东方的“钱袋”。[39]在此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伪传统”，例如《苏州日报》就曾经对苏州市“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修复性工程”的一些做法进行了一场“讨论”，因为这次修复要根据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山塘街重新修复一座“葫芦庙”，有人就尖锐地批判说：“再逼真的新葫芦庙，也是假古董，真的‘葫芦庙’是无法复活的。因为一种千年历史沉淀的文化，不是朝夕间能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即使建成，也是经营企业商业开发的盈利性产品，而非用心合理地保护古代文化遗产。”[40] 结 语 于治中也在《读书》上发表了《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一文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们对自身的认识，对传统的发现或再发现，事实上并不完全受制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现在与设想我们的未来。过去并非与现在对立，而是作为未来的一个部分而存在。”[41]中国城市本土文化传统的复兴，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德里克说：“东亚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所伴随的不是对东方主义的否定，‘东方人’自己东方化，从而使东方主义变得神圣。”[42]。传统本身也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迁，并没有恒古不变的“传统”。所以大众媒体在重建“传统”时，其实应该强调了传统与现代社会、传统与全球化之间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1.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 2.近年来，“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完美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 三、结语 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同时，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也在急剧攀升，各种文化和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自由地传播着，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再闭塞。 1．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这些报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局势以及国内外形势、政策的变动，了解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形势政策观。如在“2014全国两会”上，许多委员把通过网站和博客等形式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反映出来，各类媒体也以各种专题的形式将会议精神及时地传达给群众。国外的各种重大事件通过卫星以及网络也能在瞬息之间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 2．宣传社会发展动态。近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大众传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如载人航天飞船上天、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等，让人们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从而能够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奋斗，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地域以及数量的改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如党政干部、学生、军人、国企职工。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获得信息和受教育的程度则会受到限制。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这种信息传递的受阻现象，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得不说，大众传媒以其高效的传播方法与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地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覆盖的深度和广度。 1．扩大了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广电网络覆盖率的影响，国家的思想主张与政策法规在农村得不到宣传，大部分农村成为了大众传媒覆盖的盲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传媒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大众传媒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覆盖。人们无论居于何地，都可以随时通过大众传媒接收信息。我国大众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不断地扩大。 2．使得教育对象数量得到增长。据统计，我国的网民数量从2001年6月到2006年6月，仅仅5年时间，增长了3．67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大众传媒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农村居民成为大众传媒新的受众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教育对象。大众传媒的快速普及和发展使得其思想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通过大众传媒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增长。 (三)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多样化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途径不再仅仅以人际传播为主，而是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多角度、多元化地传播给受众，这样受众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教育途径可以多样化发展。现今，人们的生活压力在不断地增加，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这时架起主客体之间心灵桥梁的大众传媒就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大众传媒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催化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 二、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取向的偏差和行为失范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作为“守门人”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弱化，对于信息没有起到筛选的作用，不管什么性质的信息都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都没有限制。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所占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在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走向市场，在转变经营方式的同时，使得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为了争夺受众，很多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侧重于扩大娱乐性，加大对受众的感官刺激，再加上监控技术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受众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偏离了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特别是使得没有完整辨识能力的青少年出现了道德意识的扭曲和价值观念的偏差。例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中就渗透着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文化形态和价值标准。受到这些影片的熏陶和影响，一些青少年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度的不满情绪、扭曲的价值观念和严重的心理失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社会交往受到冲击大众传媒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变为人与媒体、机器的交流方式，这就使得受众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无法感受到对方通过表情、语气以及肢体动作语言传递的丰富情感，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的冷漠，甚至造成情感或者心理的错位，特别是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许多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而热衷于网上交际。据我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在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人群中，13%的人会减少与朋友、家人的相处，26%的人会减少与朋友的言语交流，8%的人逐渐与社会隔离。长此以往，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会逐渐下降，他们甚至会对亲情、友情都变得冷漠，从而诱发人际障碍。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的阶段，社会化程度较低，网络世界又是吸引人的虚拟世界，因此，青少年若徜徉其中，很容易迷失在“网络的丛林”中。 总之，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努力发挥好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根据大众传媒的规律，消除其消极影响，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地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推进。 作者：李继民赵心瑜单位：吉林建筑大学 大众传媒论文:传媒对少儿文学表现的影响 本文作者：孔凡飞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以往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围绕着家庭与学校讲述故事。而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内容而言丰富多彩，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于立极的系列以反映中学生内心的“心理咨询小说”，如《自杀电话》《生命之痛》《心结》等从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关注了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问题。作品讲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回归正常的社会，他们为当下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此类的作品还有薛涛的《正午的植物园》等。尽管进入和平年代，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过去，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在战争题材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车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红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庚子红巾》等，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战争时代少年儿童无法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对这些苦难、逆境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群像。关注当下的热点问题是辽宁儿童文学的自觉追求，如于立极的《在高高的楼顶上》关注了农民工的问题;许迎坡的《寻找爸爸的天空》关注了下岗工人子女的自强自立的社会问题;董恒波的《同一个梦想》关注了当下社会环境对校园生活的入侵;常星儿的《回望沙园》关注了沙漠地区少年成长;薛涛的《黄纱巾》等作品关注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内心的影响……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鲜的题材作为作品的内容，丰富了儿童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张邦卫认为，“只要文学还反映社会，反应生活，由社会中的人创作与阅读，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媒介强权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诱惑性主导，文学生存与生态环境已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媒介的话语及其声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制约与限制、解放与提升的关键因素。”［4］177应该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新质。值得庆幸的是，辽宁儿童文学总体上而言，还是保持了纯文学创作的立场。很多作家仍然坚持文学的诗意与优雅，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家们努力消解大众传媒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制约与限制，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让儿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与提升，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传承着“文学的薪火”。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人文环境的影响 一、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人文环境的优化，而良好的人文环境也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美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说：“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良好的人文环境会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交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人文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资源，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二、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 大众传媒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信息、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方面。谁提供的信息最有价值，速度最快，最能吸引受众的眼球，谁就掌控了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才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指出，在网络信息社会，物质和信息都不稀缺，稀缺的是什么?是注意力。传媒把新闻产品售卖给受众时，他们同时也获得受众的注意，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这种“注意力”和“影响力”才凸显了大众传媒在建构人文环境上的优势。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主要表现在对内、对外宣传上。对内宣传，塑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稳定和发展“内部资源”，为引进持续稳定的“外来资源”打下坚实的基础。内部人文环境塑造的好坏关系到能否把人们一时的“注意力”转化成长久的“影响力”，是一地区能否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外宣传，为本地区打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增强本地区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外来资源”。同时，大众传媒也必须先做好自身建设，才能在建构本地区人文环境上发挥最大的作用。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传播，才能吸引最大的注意力，这对一个地区的主流媒体质量提出了一定要求。 三、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哪些问题及对策 衡阳市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城市，人均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到2010年全市能源缺口达8%，土地供应也日趋紧张。物耗、能耗比较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有些不合理，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和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挖掘好人文环境这一强大的“潜在资源”十分必要。衡阳市有其特有的区位优势，是南北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人格特征。如以南岳为中心的旅游文化、佛文化等对促进衡阳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注意力和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些年来，衡阳市经济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潜在资源的人文环境，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的问题 衡阳大众传媒业以衡阳广电和衡阳日报社为主，这两大传统主流媒体在建构衡阳人文环境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衡阳的大众传媒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进步，但在建构衡阳地区的人文环境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政府对人文环境的投入和认识不够大众传媒要建构好人文环境，必须以本地区现实存在的人文环境为依托。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主要从城市的硬件设施、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制度政策这三个方面体现。 （1）政府对城市硬件设施投资力度不够。如果一个城市，所到之处，绿树成荫、花香遍地；所见之人，精力旺盛、激情满怀，仿佛创意会随时涌出。这样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于一体的生活环境给人轻松、自由，能够激发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欲。衡阳的城市建设这几年在不断改善，但相较于其它城市其发展速度很缓慢，城市环境、交通、建筑等硬件设施都不完善，离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一段距离。 （2）政府对建构人文环境认识不够。政府在对人文环境认识的欠缺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政府对精神文化建设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一、社区文化活动场所不多。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很贫乏，尤其是青、中年人的精神生活。很多青年人工作之余的爱好是打游戏，而很多中年人的闲暇爱好是打麻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整体认识度不够，自我意识不强，而为丰富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及活动场所非常少。在制度层面上，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如城市随处可见的行人过马路乱闯红灯、乱扔乱涂乱吐现象，当众吵架、打架以及聚众赌博等等。对于这些不文明现象打击、教育力度不够。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素质等。 2、大众传媒本身的影响力不大 （1）传媒质量有待提升 有好的客观环境，没有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传播，其构建人文环境的效果也不会明显。纵观衡阳两大主流传媒，其主要功能还停留在提供信息上，而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功能还很薄弱，没有一支能形成影响力的采编团队，而最能体现和提升媒体质量的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很欠缺。电视节目不够丰富，采编、制作、策划、创新等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被派出外地采访的记者也应该承担宣传本地媒体的职责，这些记者也是一面镜子，能反映衡阳媒体的整体质量。大众传媒如不能获取更多的注意力，那么它无论宣传什么内容，宣传力度多大都不能产生效果，所以衡阳大众传媒对人文环境的传播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大的影响，必须先提高自身的质量。 （2）媒体品牌观念不强 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力是媒体能否赢得读者的第一步，但在获得“注意力”的同时，还要将受众不“固定”的注意力转换成对传媒的忠诚度，才能生成对传媒长久的“影响力”，使传媒达到应有的社会效应。因此，媒体要推出自己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最大限度地对受众产生长期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犹如湖南电视台推出的一批批娱乐节目。目前，衡阳大众传媒在打造可以向全国推广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方面还很欠缺，还没有能获得“固定”注意力和长久影响力的节目或栏目。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传媒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气，这是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基础。一旦传媒与市场成良性互动，受众对于传媒的忠诚度大大提高，积极的效应便大大增长。 （二）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的对策 1、政府以及传媒机构要对人文环境引起足够重视，加大投资力度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优良的社会秩序，提升城市的形象品位，人居环境得到明显优化。当今，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会愿意到一个硬件基础条件差、社会文明程度低的地方投资。强化城市建设的法制管理，提高市民遵法、守法意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狠抓居民文明意识，综合治理城市交通秩序等，不断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增强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使广大投资者乐于来投资办厂。发展和培养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鼓励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优秀作品，提升市民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努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投入资金，建设一批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文化阵地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活跃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校园文化。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坚持不懈地扫黄打非，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2、提升本地区大众传媒的质量新闻产品要产生影响力，必须获得受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传媒推出的产品对受众来说要具备有用性，要获得受众对新闻产品价值的认同，并且还必须具备自己的个性化特质，这样打造出来的新闻产品才能获取自己的影响力。在内容上，对内要营造好的舆论环境，引领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是人文环境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地区的各类媒体要在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和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准确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要树立公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城市精神，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对外要积极宣传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有特色的人文风情，突出地域特色。要打造一批专业性强的采编队伍，尤其在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采编能力强，有创造力的新闻人才，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 3、在吸引人才上下功夫营造人文环境对人才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据调查，人才们普遍认为，必要的经济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但是经济因素决不是决定人才留和外流的关键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他们的才能希望得到尊重、认可，他们的智慧能够充分地发挥。一个城市如果管理体制僵化，运作机制不规范，人际关系复杂，干什么事都要凭关系，办事效率低下，扯皮现象严重，后顾之忧繁多等因素，都是人才们最为头痛和厌恶的，也是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像衡阳这样的中小城市自己培养的人才本来就很少，又大量流失，会严重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提升本地区产业发展的竞争力。现今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各路优秀人才频频告急。要留住优秀人才，就需要加快人文环境的营造进程，改革用人管理体制与机制，从真正意义上为人才提供自由发挥智慧与才能的空间，这也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所在。人文环境的好坏，已经成为地区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它是一面镜子，能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全貌，同时，它也是一个地区的门面，给人直观、强烈的第一印象。人文环境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宣传、指导，更离不开公民自身的认识、觉悟，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这些方面衡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关系 摘要：我们把用于传递主流意识的主要工具称为大众媒体，其内容主要带有预示社会价值的趋向，是一种舆论引导工具，大众媒体的刻画逐渐影响着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因此，加强90后的家庭教育观念，传导正确的思想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五、小结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正确反映，清楚它的巨大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根据舆论引导生活，形成意识和行为，进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作者：邳靖雯 单位：北京浓眉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摘要 教师是汉语国际教育“三教”（教材、教师、教法）问题中的关键，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是国际汉语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教育师资的培养中，如何理解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非常重要。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是：普适性为第一性，针对性是第二性。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培养汉语师资中才能处理好从培养理念到教育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问题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汉语师资 普适性 针对性 一、教师培养的重要性 崔希亮（2010）提出，汉语国际教育的“三教”（教材、教师、教法）问题中，“教师”是问题的关键，解决了“教师问题”，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解决教师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事实上，教师问题也一直是汉语教学界关注的焦点，只是随着汉语国际推广如火如荼地展开，师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以至于它可能成为汉语国际推广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此时汉语教师问题也就成为热点问题。 几年以前，我们还在用“对外汉语教师”来指称针对母语非汉语教学的师资，现在人们日渐趋向于用“国际汉语教师”来指称。在学界印象中，一般认为前者立足的是国内汉语教学，后者则是立足于国际视野，这样理解当然无可厚非。吴应辉（2010）提出要建设国际汉语教学学科，但是将汉语国际传播与之区分开来，指出国际汉语教育包括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现在有一种或隐或显的意识，那就是传统的对外汉语教育师资培养只是针对国内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已经不能满足或适应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立，好像就是对此观点的佐证。 传统的对外汉语师资培养模式不能满足或适应当今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这是事实，但在师资培养问题上，如何理解汉语教学师资培养中的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非常重要，这对解决汉语国际教学中的“师资瓶颈”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实际培养的操作上更具指导意义。 二、教师培养回顾 我国自2007年设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以来，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身影就在国际汉语教学中屡屡出现，每年派往海外担任汉语教师的志愿者，汉硕是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才是一个合格的汉语教师？这个问题是多年以来关于师资培养的核心问题，汉硕是不是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以往的研究和讨论可以概括为“意识说”、“素质说”、“能力（知识）说”、“技能说”几种观点。各种观点说法不一，多因为视角或立足点不同，但各种说法却又大同小异，如从业的个人基础就被描述为“专业意识”、“专业素质”、“专业能力”、“专业技能”等不同说法，内容实质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落脚点不一样，如“意识”、“素质”、“能力”属于个人内涵，而技能则是体现在行为上的素质。张和生多年来关注汉语教师的培养问题（张和生、鲁俐，2006），在论述汉语教师素质培养时就认为汉语教师基本素质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汉语本体知识、中华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第二语言教学技巧，这实际上又是从素质角度打通了上述几个层面。 国家汉办颁布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可以说是上述各种说法的集大成，它对国际汉语教师的要求有知识、有技能、有方法、有素质，涵盖了上面各种说法。《标准》的“前言”明确说，《标准》就是“针对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描述”。 无论是各种说法还是《标准》的描述，对汉语教师的业务要求实际上可以用“体”与“用”两个方面来概括：专业知识（能力）是“体”，教学技能乃至跨文化交际、对外交往与协调等是“用”。汉语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体”的功底，又要掌握灵活可行的“用”的技能，才是合格的汉语教师，这也是有效实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关键。“体”、“用”兼备的汉语教师，适应各种环境下的汉语教学，我们认为这就是国际汉语教师的普适性。所谓各种环境，不仅从大的方面指国内、国际的环境，也指某些具体的环境，如学习者母语背景环境、不同教学类型环境等等。 目前国内汉语教师培养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方向），二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前者有硕士、博士两个层次。现在一般印象都认为前者是立足国内，后者针对的是国外。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失之偏颇的：两者的不同是学位性质不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是“学术型”或“研究型”的，后者是专业学位，目前也只有硕士层次。然而，二者有一个很大的相同点就是“出口”。可能的话，毕业以后他们都要从事汉语教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样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又出现一个误区，那就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培养中重“体”，汉语国际教育硕士重“用”。如果单从教学上看，只有“体”不会“用”的教师不是合格的教师；同样，“体”不强又何以“用”呢？在此情形下，要培养出优秀国际汉语师资只能是空谈。所以，当前汉语师资培养的症结是没有培养出“体”、“用”兼备的普适性师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缺乏统一的教学计划，因师设课，培养方案普遍缺乏实践环节，所以不能满足需求。而专业硕士在培养中大量课程是实践性的，而且有一年时间的实践要求，但学生专业知识不够或功底不扎实，光有技能也不能满足高端需求，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李晓琪（2011）在考察了英美国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后发现，这“普通语言学与英语语言学”等“体”类的课程也占有相当比例（约占20.17%），由此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课程提供了参照，认为“语言学”类课程的地位是基础必修课，因为语言学和汉语的知识是教学成功的先决条件。 综上，无论什么途径，都应该培养出既具备“体”的能力又掌握“用”的技能的普适性汉语教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环境，无论母语是汉语背景教师还是海外本土汉语教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都必须符合这一要求，否则就有违设置这一专业硕士学位的初衷。 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汉语教学中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如学习者母语背景、不同媒介语、本土教材、特殊教学对象与环境乃至特殊国情与文化等等，教师根据普适性教学原则、方法、手段，并调整自身教学经验，以适应特殊情况，却仍难以完成教学任务，必须通过专门的培养与训练才能满足教学要求，这种满足专门需求而对教师进行“体”与“用”的培养与训练，就是汉语教师培养的针对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培养中就应该根据需求进行针对性训练。 通过上文我们对汉语教师普适性的讨论，现在可以明确，以往语言学专业的对外汉语方向与汉语同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并不是普适性与针对性的矛盾，当前汉语国际教育教师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也不是针对性不强导致的结果。我们认为，应该梳理清楚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这对国际汉语师资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普适性是第一性的，针对性是第二性的：普适性属于基础层面，针对性属于提高层面；普适性要满足普遍要求，针对性是满足特殊要求。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培养汉语师资中才能处理好从培养理念到教育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问题之间的关系，而不至于纠结于学科概念与范畴等形而上的观念上。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作为一名第二语言教师，除了要具备语言教学的“体”与“用”的基本功之外，更重要的还应树立现代语言教学理念、教师自我反思意识，并能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行规划。所以，汉语教师的培养首先就要基于这样的普遍认知，培养出来教师就是要放之四海皆可用，而不是只能用于某种特别环境与适用某种特别对象。过去“对外汉语”方向的培养主要是立足国内，今天全世界有3千万人在学汉语，国内最多只占其中1%，汉语国际教育大视野是必须树立的，这也更突出了普适性的重要性，不能再区分出着眼国内和立足国际，只有拥有了大批合格的普适性教师才能满足国际汉语教学的需要。所以，普适性在汉语教师培养中是第一性的，针对性作为对特殊情况需求只能是第二性的。 如果把教师培养形象化的话，那就是一座塔，普适性是塔基，针对性是塔尖。普适性是基础，只有具备了汉语教师基本的“体”、“用”，才有应付各种特殊需求的基础，才有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完成教学任务，否则就是空中楼阁。也可以说，没有普适性就不会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从教学需求来看，无论在什么环境、对什么对象、开展什么教学，都会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所以，普适性是满足普遍性教学需求的前提，而针对性是对特别需求做出的反应，是在普遍性原则下对特殊性进行的处理。对这两方面的认识决定我们培养方式的处理。在一般状态下，我们只能按照普适性原则培养汉语教师，在此基础上根据特殊需求来培训和培养针对性师资，前者是常态的、按部就班的、长期的，后者则是非常态的、定向的、短期的。后者的实施，如果针对性项目或任务非常清楚，也可以采取“订单式”培养方式乃至“本土化”方式培养。但无论怎么“定向”，普适性也是基础，针对性只是特色更突出，不可能脱离普适性，只考虑针对性。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客观上具备开展针对性训练的条件，如已经掌握作为国际汉语教师的能力及教学技巧，具备对象国的语言与跨文化交际基本素质。尤其是后一点，是其他专业出身的汉语教师不擅长的。所以，在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完美结合上，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具有天然优势。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基于情境创设法的汉语国际教育口语教学模式探讨 摘要：随着汉语言文学在国际上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群开始关注汉语教学并参与其中。汉语在国际语言的学习中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针对汉语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探讨一直在汉语教育工作中保持着不小的热度。其中，情景创设法是在语言的听与说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语言、行动和情境的三者合一，其教学模式已经成功应用在英语学习领域中，但在汉语国际教学中的应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理论体系的发展也比较缓慢。本文将根据目前汉语国际教育的背景，将情境创设法应用于教学模式进行讨论和研究，希望能为今后的汉语教育提供一定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情境创设法 模式探讨 随着汉语应用范围的逐步扩大，汉语国际教育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众多的汉语国际教育从业者来说，如何保证学生将自己所学习的汉语言转化为自己的语言技能，是教学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传统的汉语教学模式是停留在词语讲解和语法解释运用的基础上，其实际应用效果不大，为了提高汉语的应用水平，将情境创设法引入到教育工作中，将会极大地提高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语言表达的能力，有利于学生形成整体的汉语思维。通过情境创设，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语言的技巧和环境，可以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 一、情境创设法的理论基础 （一）情境创设法的概念 情境创设法，也就是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引起或者建立一些带有情感标志的场景，其主要特点是生动、形象，便于理解，可以引起学生的体验共鸣，从而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与实际运用能力，并通过场景练习加深学生的知识印象和使用技能。 情境创设的核心就在于建立符合教学需要的情境，要建立这样的场景，仅仅通过语言表述是不可行的，还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作为场景建立的媒介，对教学的流程进行详细设计，激活学生参与情境的积极性。通过老师在课堂中所建立的情境，参与学习的学生置身于以汉语为主的语言环境中，加强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情境创设法的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是从上世纪末期伴随改革开放才逐渐开展起来的。在我国，情境教学的发展较晚，理论也大多来自国外的语言学派的学说。情境教学被引入中国也是首先被运用到语文教学领域，而后是其他学科。 二、情境创设法的分类 情境创设法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按照不同的形式，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直接形式的情境 直接形势的情境，根据表达媒介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直接形式。首先是实物直接情境；也就是通过课堂中的实物，比如桌椅、实物等，可以将这些最直观的实物纳入到汉语教学中，产生最直接的效果。其次是图片直接情境：图片的来源可以包含照片、剪辑的图片或者互联网上的多媒体图片，在汉语教学中如果具体地讲到地名或者人物时，就可以通过图片情境的方式，加深学生的记忆和理解。除了图片和实物，多媒体情境也是直接形式情境的一种，可以通过音乐和动画制作等方式对自己讲解的内容加以复述，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加深理解。 （二）问题情境 在任何学习工作中，提出问题都比解决问题要重要。对于汉语教学更是这个道理。将引入问题的方式纳入到课堂中，促进学生思考能力的提升，问题的提出和回答都需要以全汉语模式为基本要求。通过学习的汉语情境而提出相对应的问题，可以使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新奇性，保持在学生中间的吸引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 （三）故事情境 我们每个人都是伴随着不同的故事成长，故事对每个人都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几乎每个人都有爱听故事的习惯。在汉语口语教学中，适当地穿插一些小故事，同每节课的教学内容相结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课堂中每个学生的参与程度， 可以在听故事和讲故事的过程中强化对语言知识的掌握与转化。故事创设不是目的，通过创设的故事情境让学生达到对语言表达的掌握才是最终目的。 （四）活动情境 语言的学习可以说是复杂而枯燥的，如何能够在沉重的学习负担中找到乐趣，对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都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活动情境的建立，可以提高课堂的多元性建设，让学生在活动参与的过程中掌握对应的意义，在头脑中加深每个语言的完整涵义和具体应用的场景。加强词语和知识之间的关联性，提高学生的汉语思维能力。 三、情境创设法在汉语国际教育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采用情境创设法，一定要对教材内容有整体的了解和掌握，根据教材内容设置场景，要符合教学目的的要求，也要具体针对学生的性格特点。 （一）根据教材内容创设场景 首先，通过直观的实物在课堂中创设情景。上述分类中曾提到，实物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通过课堂中存在的实物进行情境创设，激发学生的态度体验。实物可以给学生最直观的视觉感受，可以调动人的各种感官的运用，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方式，在汉语口语教学中，实物是最简单效果最直接的一种情境创设的方法，应该广泛穿插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老师在每节课之前要提前备课，根据课堂中出现的教学内容，提前将需要的实物准备好，在讲解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举例。 另外，根据教材内容创设的场景，可以通过问题情境来创设。话题类的情境创设一般在课堂开始的阶段引入效果最好，可以通过一个案例、一个话题引入要学习的内容，激发学习的兴趣。例如在讲解节日的时候，可以提问学生是否知道中国的节日习俗，建立学生课堂上的思考和讨论，通过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认识进行讨论，提高学生对新课程的接受程度。 （二）通过多媒体拓展情境 多媒体技术包含了声音、文字、动画等多种信息，可以根据教材内容提供动画式的动态情境，给枯燥的课堂增添一些不同的形式和新颖的内容。可以为课堂的教学提供多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增加教学的信息量，优化教学过程并且提高学生的接受知识量。根据多媒体丰富信息含量和多种表达方式的特点，老师可以制作不同的图文信息，在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同时，寓教于乐，提高学习的效率，在难点和重点的记忆上效果尤其显著。 （三）通过活动激活场景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模拟生活中的真实情景，分别由老师和学生扮演其中的角色，这个过程学生可以自己独立选择，也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由老师安排。当故事的情境真实地展现在自己面前时，每个学生都会不由自主 地进入到老师所设置的场景中，会自主地按照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去揣摩人物心理，按照人物所处的环境去思考和表达，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四、结语 汉语国际教育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逐步发展和扩大规模，随着学习汉语人数的增多，传统的汉语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汉语国际教育口语教学的需要。本文通过对情境创设法的理论进行阐述和分析，对情境创设的各种模式和特点进行研究，结合汉语国家教育口语教学的需要和内容，对情境创设法在口语教学中的应用提出相应的措施和探讨，希望能为今后的汉语国际教育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相信随着教育模式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汉语国际教育必将逐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汉语言文化也将持续发扬光大。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新形势下民办高校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学生就业前景的思考 [摘要]随着汉语热的不断升温，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的民办高校不断增加，本文以国内某著名民办高校为例，对其在校三个年级，共270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学生进行调查，从而对其就业前景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民办高校；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就业前景 自1985年，国家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原对外汉语专业）以来，截止2016年，全国共有近300所高校获批开设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特别是近些年来，汉办不断开设境外孔子学院，外派大批汉语志愿者，不难看到国家对于该专业的重视，人们对此专业的热捧。如果上网搜索对外汉语，首先映入眼帘的大多为，缺少师资，急需专业人才，学科发展迅速，蓬勃发展的态势等积极意义的形容词。 笔者认为，网络的热议，国家的宣传只是侧面反映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的现状，若要更全面了解该专业的发展，特别是专业的就业前景，则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更为真实，客观的调查。因此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的形式，对国内某民办高校在校三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展开了调查，旨在了解在校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未来的就业规划，并力求为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发展提出些许建议。 一、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卷调查内容 问卷共三道问题，分别为： （1）是否选择考研？ （2）是否选择从事与对外汉语专业相关工作？ （3）是否选择与本专业无关的工作，如果是，你会选择哪种工作，并试给出原因。 本问卷通过问卷网形式进行发放与回收，共计收回有效问卷270份。 （二）调查结果 随着学生年级的增加，其对本专业的考研热情随之减少，对从事与本专业相关工作的追求也不断降低。 在校大二学生考研热情最高，两个班级考研人数分别为48%，58%，几乎超过班级总人数的一半。 在校大一，大二学生考研热情，与日后希望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热情基本持平。 在校大三学生考研人数与从事对外汉语先关工作人数比例相距悬殊。 在校大三学生选择日后从事对外汉语相关工作人数偏低，两个班级分别为8%，9%。 （三）学生访谈结果 笔者随机选择三届在校学生，每届共10人，共计30人进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程度，对专业的理解以及个人就业规划等问题。笔者发现，学生们对个人就业前景的认识与选择有着强烈的共性。例如，10位大一学生对个人就业前景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几位学生纷纷表示，报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就是因为近年来网络，电视的积极宣传，更笃定地认为，如果实在没有出路，就加入汉硕考研大军。10位在校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表示，通过一年的系统学习，还是比较喜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因此大多选择考研，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相关工作。10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则对专业的热情不高，这也反映在了他们的问卷调查数据中，笔者遗憾地发现，大三的学生选择考研与从事对外汉语相关工作的人数极少，所占比例不足本班人数的10%。在访谈中，学生们都提到了，其实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并不像外人认为的那样美好，网络的宣传与炒作更是不可信的。学生们从已经毕业的大四学生处了解到，找工作的时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非常尴尬，很难找到与专业符合对口的工作，考研成功率其实也不高，尤其是民办高校，没有保研的资格，知名度也不及公立院校高，即使过了初试，复试时大多是毫无优势的。 二、现状分析 （一）学生人云亦云，就业规划扎堆现象严重 笔者调查的270位学生中，出现了严重的个人就业前景规划扎堆现象。这在上表中有所体现，例如大一学生考研率极高，大二学生无论是选择考取本专业硕士研究生还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专业工作的人数均较多，大三学生考研率偏低，选择从事对外汉语相关专业就业的人数也极少。造成这样较为一致的职业规划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比如学生们缺乏自身个性化职业规划的能力，从众心理较强。 （二）学生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定位并不了解 2012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指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旨在培养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专职人才，或将来从事新闻出版，文化交流工作，文字工作的专门人才。换言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科定位从来不是培养仅可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相关工作的人才。而正是由于大部分开设该专业的学校，将学科定位为培养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专门性人才，忽略了另外几个方向的均衡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该专业开设的本意，也误导了大部分学生。由于学生对本专业的学科定位不了解，所以在就业前景的规划上，感到自己未来可以做的工作除了汉办志愿者，考取本专业研究生，各大汉语教学机构的教师，高校汉语教师等，再无他路。 （三）选择考研学生，目标不明确，对个人能力评估不准确 笔者统计了准备考研学生的目标院校与专业，但是惊讶地发现，有超过30%的学生在目标院校一栏中写着不确定，近30%的学生把目标定成了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这样的调查结果，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与担心。1.虽然学生们选择了考研，看似已经对未来做出了一定的规划，但是实则不然，连要考哪里，考什么专业，怎样准备，都一概不知。这其中也不乏学生指出，既然不一定本科毕业就可以找到与本专业相符的工作，那么就考研，这样的决定未免太过草率。2.近30%的学生把个人目标定的过高，当看到学生们选择名校作为考研目标时，笔者是非常欣慰的，毕竟有志向的学生值得鼓励。但是当问及其平时成绩时，大多数学生表示，平时专业课成绩不稳定，更有学生指出，选择考名校，不是因为能力强，而是因为，既然考研了，就选一个自己都觉得难考的学校，锻炼自己。笔者认为，如若不能根据个人能力，正确评估自己，选择合适的院校，专业，有充分的准备，翔实的计划，那么别说考研的成功率，就连是否具备考研的资格，都应另当别论了。 （四）学生就业选择较为集中，就业渠道颇窄 在调查的270位学生中，学生们选择的职业较为一致。这其中包括最多的几类：汉办志愿者、中小学教师、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教育机构或培训机构教师。除去公务员与企事业单位人员外，学生们选择的职业，都仍然围绕汉语教师这一职业，这里并不是说从事汉语教师一职不好，试想若全国近300所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高校的毕业生都选择上述几类工作，学生们面对的将是无比残酷的竞争。虽然本文调查的仅是这300所之一的学校，但是笔者相信，调查结果至少可以代表一部分在读学生的想法。 三、民办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就业前景的思考与建议 根据本次调查得到的数据与结果，笔者认为当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崔希亮早在2005年就曾表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与该专业提供的职位并不成正比，李晓琪也曾撰文指出，虽然我们需要的是大批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先行者，但是似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并没有感到就读该专业的优势。陆检明（2014）也指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专业成长过快，大批毕业生没有合适的出路，而从事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推V的一线教师，又大多不是该专业出身，这样的尴尬情景似乎愈演愈烈，让人担忧。这次笔者对某著名民办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在校三届本科生的调查，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三位学者的担忧与焦虑。因此针对调查的结果，笔者对调查学校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一）细化学科定位 前文提到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培养方案指出，该专业旨在培养从事对外汉语教育的专业人才，或日后从事文字、新闻出版等工作，中外文化交流等工作的专业人员。也就是说，学生们不要陷入学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日后一定要考取汉语估计教育硕士，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相关工作，才是该专业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学校应该认真解读教育部的指示，细化学科定位。 （二）加强职业规划教育 加强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做到针对性强，个性化强的职业规划服务，让学生们真正了解自己的优势劣势，明确个人能力，清楚认识到大学四年结束后，个人的定位与职业的选择，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三）科学分流学生 在细化学科定位的同时，为有不同职业选择的学生提供一些相应的选修课。选修课不要集中于中华才艺，对外汉语教学法等仍与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的专业选修课上，而是提供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涉外秘书，贸易，新闻出版，中外文化交流等几个方向相关的选修课上。这样既符合教育部颁布的汉语国际教育大纲的要求，也符合学生们的个人选择。我们甚至可以对在校及已经毕业的几届学生，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分析学生的就业取向，并结合其兴趣，重新调整选修课教学大纲，在不影响主干课基础课的同时，多提供一些对学生就业真正有帮助的选修课，使学生们在学校可以学到日后对工作有帮助的专业知识。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汉语国际教育中国春节词汇、日期表达与书写方式教学设计 摘要：对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中国的春节在他们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本文以泰国中学生为例，从春节相关词汇教学中又引申出汉语日期表达与书写方式教学，以提供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作为参考。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中国春节词汇；日期表达；书写方式；教学设计 一、中国春节词汇教学 1.教具 春节对联、毛笔、红包、“福”字、笔记本电脑。 2.教学过程 （1）课程导入：询问学生是否过中国的新年，是否知道中国的新年叫什么；（2）给学生讲中国的新年叫“春节”，并书写在黑板上；（3）讲授“春节”的“春”是“春天”的意思；（4）依次给学生看春联、毛笔、红包、“福”字，并且讲春联是用毛笔书写的，询问学生是否还记得“毛笔”；（5）慢速度将生词写在黑板上，并让学生跟着抄写；（6）给学生讲授春联、红包和“福”字等都是红色是因为中国人喜欢红色，红色代表中国节日的喜庆，代表中国人对新年的美好愿望；（7）用笔记本电脑给学生播放有关中国春节的图片；（8）带领学生朗读两遍词汇；（9）提醒学生重点掌握“春节”的读法和写法；（10）教师抽点学生朗读词汇并纠正学生的发音错误。 3.教学总结 给学生展示实物和图片形象直观，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词汇；将“春联”和“毛笔”联系起来有利于学生在学习新词汇的同时对已学词汇进行复习巩固，能够加强学习效果；利用词汇的讲解导人中国文化：“中国人喜欢红色。”这样能够让学生在学习汉语词汇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也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所学词汇的理解。 4.跨文化思考 中国的春节对泰国影响也较大，尤其在泰北地区，笔者所在的清莱府位于泰国北部边境，在地理位置上离中国较近，再加上这里的华人华裔也较多，所以中国春节的时候节日气氛也较为浓重，华人华裔会在春节的时候贴春联、挂灯笼、给红包等，这也对当地泰国人产生了影响，久而久之他们也就知道了春节的这些习俗，有学生曾经在春节的时候向笔者要红包，说明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习俗。这节课是春节后的第一堂课，所以想到了设计教授学生一些春节的习俗。 二、汉语日期表达与书写方式教学 1.发现问题 中国的春节一般在公历一月或者二月，春节相关词汇教学后泰国学生对日期的书写与表达产生了兴趣，泰国学生喜欢在作业本上写出上课日期，笔者发现在他们的汉语作业本上他们也会写出当天上课的日期，而泰语中书写日期的顺序和汉语正好相反，如：学生在作业本上所写日期为：21/8/55，表达的是2555年8月21日（2555/8/21），与汉语的日期表达顺序正好相反，笔者发现学生在日常用泰语说时间的时候也是和他们的书写顺序一样与汉语相反。 2.分析问题 泰国是一个以信仰佛教为主的国家，全泰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泰国人都信仰佛教，因此佛教对泰国人民的生活有深远影响。虽然泰国也用公历纪年，但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泰国主要采用佛历纪年的方法，泰国自1913年沿用佛历至今，佛历是从涅时候算起的，佛陀80岁涅，即公元前543年，加上公元2012年，因此2012年是佛历2555年。汉语的日期书写顺序是：“年、月、日”，而泰语则刚好相反，日期书写顺序是：“日、月、年”。如汉语中是“2012年8月21日（2012/8/21）”，而泰语中的写法就是“21/8/2555”，或者是“21/8/2012”。 3.教学设计及实施 （1）设计内容 由于学生在之前学过“星期”和“昨天、今天、明天”。所以将这些时间名词也加入新的内容，同时教授学生“日、月、年”，并在学生学过的简单数字基础上教授汉语月份的说法，让学生学会简单的日期表达的同时也让其了解汉语书写日期和表达日期的顺序与泰语的不同，这也有利于帮助学生避免因受到泰语的影响而把汉语的日期表达顺序弄错。 Q）实施过程 教学内容：时间名词：“日、月、年”；“一月”一“十二月”；汉语的日期书写顺序与表达顺序。 教具：教师设计制作写有汉语生词和相关泰语翻译的A4纸、黑板笔。 教W过程：①课程导入：用泰语问学生“今天是几月几日？”；②学生回答后根据板书设计按顺序写出泰语的“日、月、年”并写出相应的汉语名称；③带领学生按照顺序朗读“日、月、年”；④提醒学生汉语的顺序与泰语不同，不是“日、月、年”的顺序，而是“年月、日”的顺序；⑤在“月”的基础上教授学生“一月”到“十二月”；⑥先让学生依次数数，从“一”数到“十二”，然后在数字后面加上“月”；⑦让学生练习“……是某年某月某日，星期……”的句型，如：“今天是2012年11月22日，星期四”；“昨天是2012年11月21日，星期三”；“明天是2012年11月23日，星期五”；⑧教师板书当天的日期并让学生再跟读一遍；⑨让学生也跟着板书当天的日期并再一次提醒学生汉语的日期书写顺序和表达顺序。 教学总结：在简单数字的基础上教授“月”的说法有利于让学生理解与接受；用汉语和泰语进行比较，指出汉语表达日期的顺序与泰语的不同，在对比中有利于加强学生的记忆；句型练习加入了上节课所学的生词，这样有助于学生在练习所学新词的同时也对已学知识进行复习巩固。 4.复习巩固 在教学中应该遵循“教学内容循序渐进、螺旋式提高、高重现率的原则，无论是语言知识还是言语技能的训练都是由浅入深、先易后难、由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的循环往复，逐步加强的过程，保证了教学的循序渐进、螺旋式提高以及高重现率。”笔者认为对于初学者来说尤其如此，需要通过高重现率来帮助其巩固知识，为深入学习打好基础。由于笔者的课时不足，所以让学生复习巩固的时间相对较少，为了帮助学生进行复习巩固以加强学习效果，笔者曾经尝试在学习新内容之前给学生进行复习巩固，但学生提出他们想要学习新内容，那样他们才会更有兴趣。因为课时较少，为了满足学生需求和保证课程进度，所以笔者所设计的教学内容大都是一个课时就完成，将给学生复习巩固的环节穿插在学习新内容的过程中，比如，笔者给学生复习汉语日期书写顺序就采用让他们将每节课的上课日期都写在作业本上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提高知识点的重现率，笔者认为是一种弥补课时不足的好方法，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对所学过的知识进行反复练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任务型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的新出路 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有力提升，全球“汉语热”日益升温。汉语学习者日渐增多，孔子学院已经遍及全球。汉语国际发展迅猛，师资培养已经成为汉语国际事业推广的重要环节。然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师资力量却无法满足海外所需汉语教师的需求。因此，不断加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创新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方式就显得极为迫切了。 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王丕承撰写的《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任务培养方式》一书，针对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培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明确地提出采用任务型教学的方式来培养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的汉语课堂教学能力。该书认为，只有加强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课堂教学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才是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培训的关键，所以要增加被培训者的实践机会。而欲达此目标，即必须提高实践的机会与效率，任务型教学方式是最佳的出路。 该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首先阐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及其对师资人才要求的特殊性，而传统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方式渐渐地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很多人更喜欢用自己受教育的方式去教别人，过分重视语言形式的教学，导致了在师资培训时过分重视语言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教学能力的掌握。传统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方式暴露的问题及实际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表明了，如果师资情况不佳，那直接的后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 汉语国际教育是全新的事业，因为在海外开展的汉语教学在许多方面都与国内不同。因此，第二章提出了新型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目标及任务不再是掌握教学所需的“万灵药”，以便“包治百病”。其关键则是要培养师资人才灵活应对各种教学情况等多方面的能力，以适应国外语言的教学标准、教学观念。对教学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对于教学者来说也应重新适应新的要求。那么，在培训新教师的时候就更需要适应这种新的要求，相应地改变和调整培养方式。 在这些前提下，任务型教学方式不失为一种可行、能够解决当前教学问题、使培训对象适应海外教学环境特点的教学方式。该书第三到五章就提出了采用任务型教学的方式培养汉语国H教育师资人才的必要性、优越性及其具体措施。国内外许多中小学早已采用任务型教学方式，所以，采用学习者熟悉的方式，也可以使他们容易和乐于接受，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果。任务型教学方式是与真实的教学相联系的，面对的并不是茫然不可知的海外汉语国际教育情境，它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更加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这一部分具体介绍了以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讨论的方式、案例教学的方式、以问题为基础的方式、以项目学习为基础的方式来具体开展任务型教学，来培养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而通过这样的任务型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实现培养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人才的教学实践能力、多方面适应能力、文化教学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总的来说，任务型教学方式所能够呈现的完成任务的活动是一种复杂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丰富的、接近实际的活动，达到了“拟真”“近真”的程度。 该书的最后一章则简单阐述了在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中采用任务型教学方式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毕竟任务型教学方式是对师资培训的创新和变革，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多需要培训的师资对象自己去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在传统和创新之间，我们都需要把握一个度。 《汉语国际教育师资任务培养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任务型教学的方式，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转变中起到的创新作用，不能仅仅是传授一些新观念、新方法，而要与教学实习的实践相结合，让他们不是从概念上而是真正能够落实于行动中去贯彻所掌握的新观念、新方法。在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过程中必须直面新形势下的海外汉语教学现状，结合既有的教学经验与现阶段海外汉语教学实际，以期能日益完善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体系，更好地为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服务。 总之，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工作涉及到诸多领域，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需要多方协同努力。在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计划的前提下，加强海内外相关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探索与汉语国际教育相适应的师资人才培养新模式，才能为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提供更多实用的人才，促进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作者系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内容摘要：汉语国际教育即为对于本族语不是汉语人群得语言教授。它旨在增加本国汉语全球化普及水平，促进汉语面向全球，推广民族知识，文化教学于汉语国际教育里具有重要的地位。我们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怎么建立文化授课部分，以求迅速并完全的推广中华文化，此为所有致力于汉语国际传播人员都应该高度重视的矛盾。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因素 一、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定位及文化内涵 汉语国际教育地全新定位让其不但异与从前地对外汉语教育，并且细致及具体地汉语文化普及。所以汉语国际教育里地文化成分就需要另外定位。即使对外汉语教育里地文化条件总是有分歧，也大致同意了和语言教育及语言交往紧密联系地某些文化。如此定位于肩负宣传中华文化职责地汉语国际教学而言，就小气许多。文化为繁杂并丰富地，涵盖物质及精神文化，它的关键为价值理念。给别国学生亟需得所有文化成分均是汉语国际教育得教育部分。由于汉语国际教育地受众早就不单束缚于学校里的留学生，也涵盖进行和汉语相关得所有职业得他国国民，还有既和汉语并不存在联系，只为于亚洲文化大国存在期待得老年人。 二、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教学的具体内容 从前得对外汉语教育将文化部分得研究丰富，然而因为汉语国际教育不同与对外汉语教育，所以汉语国际教育里地文化教育部分同样要从头定义。在前文将汉语国际教育里地文化定义可知。总而言之，文化内容涵盖处在语言和非语言种类里地所有文化条件及较为独立地文化内容。分为下面这些部分： （一）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因素 关键是处在语言体系所有阶段里得文化涵义及语言利用得社会条例。这大部分隐于发音、字词、语法、语用及其他体系里。是语言地文化条件的一部分。 1.语音中的文化因素 语音给文化交往得作用为很明显得，所有语言地语音均存在本身特殊地构成体系，像汉语地声、韵、调体系，此项体系为社会慢慢接受得成果，包含着许多特殊地文化内容。像汉语里有着许多地同音及近音字，所以大家在很多谐音联系上设定一些祝福语和忌讳词。 2.词汇中的文化因素 汉语中用到地字词里地文化情况非常多。特别为很多较少可以用外语翻译地字词。就像汉语里意为亲戚称呼地字，超过很多别的语言，它表示中华文化重视家庭、血缘联系。还有词语里地文化涵义也可以凸显整个民族地心理系统及思考方法。像名字地法先后为姓前名后，信封上地区得写法规则为前大后小。也显示中华文化里重家庭轻个人地民族素质，前总体后部分地思考行为。在字词得组成体系上来说，双音节较多，有着许多地四字词汇，而且这里还有相互对称得并排及组合词语。 3.语法中的文化因素 汉语语句得构成为将意思做首要因素，用意思规范形式得。抛弃拘束得外语中语法得种种构成变换去展现语法联系及语义消息。并且为按着某些约束，一旦于前后环境里叙述符合事实，便能够连词成句。汉语里多话题句便为此原因。于成句心理方面凸显为重情境重形象；描绘景物要做到将景物传达感情，寓情于景物；叙述事实要做到言语简单、表述清晰。并且不要求构建得全面到位，但要求意蕴得荡气回肠。汉语语句于产生程序里把情境、情景和交往对象背景文化存在极大得依靠性。因此于体会语句上不单将语言记号进行表面剖析及整理，还有尽力掌握语境得领悟，把握情景得体会，还要使用记忆于头脑里有关得背景文化。此为汉民族重理解但不重体系得哲学和思考行为得表现，为汉语稳固得文化宗旨地显现。这涉及汉语所有范围得所有部分都综合表现于语法中。 （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 比较位于语言体系里得文化因素来说，非语言地文化因素具有形式超出语言体系。不包括平时知道得和语言对立得体态语，再就是记载语言得标记即文字，就是汉字本来即为一项文化标记。 1.文字 文字为记载声音语言地写字记号体系。汉语言得写字记号即为汉字。其不单存在文字地普通能力，也有着奇妙得文化水平。尤为汉字得书写美感及其构成根源隐藏得深厚得文化涵义。同样为中华文化具有巨大得关键因素其一。汉字得写法机器有内涵。即使所有得汉字均为特定得基础笔顺构建形成，可是只要汇聚我们得解释及感情去解释得汉字就形式丰富，格调迥异，所以构建出多种门类得书法名作。汉字得构建和它得由来也同样显示出汉文化得美感。《说文解字》这本书具有说不完得美好。跟随时间得流逝，时代得进步，汇聚到每个人生活领悟里说文解字更是丰富多彩。 2.体态 语体态语为一种非语言得消息联系方法。关键是利用神及行为去输出消息。体态语于交往里较真切得表达某个民族得文化消息。拱手为我国独特得见面和离开时表达得礼貌行为，它从我们古代墨客相见时作揖变化形成得。当你的老师、上级及其他长辈见面，应当保持某些距离行坐稳当，表示谦虚礼貌，来表达向长辈得敬畏及仰慕，不能在此时。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改善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的对策 内容摘要：汉语国际教育为涉及本国知识软能力构建之关键环节。探究本国汉语国际教育之成长，注重国别化于汉语国际教育里地进行为相当关键得。把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进行剖析，应该在课本、讲课方法、课程设置、师资这些方面去剖析，达到给汉语国际教育标准性、正确性成长做概念扶持。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 汉语国际教育有一个相当关键得特点即国别化，什么是国别化？即为汉语于所有国家地表达方式应该为各为不同得，它得教学时期、教学方法、教学情况依据地区差别，内容同样有差别。处理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矛盾，不单应该在语言学这一块探索，也应该剖析本国得语言特点、文化特点、思想特点及其他情况。想把汉语汇进国别化教育不一样得概念里，把中华文化之精华汇聚教学环节里。 一、汉语国际教育与汉语国际教学的区别 即将剖析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之际，应该经教育之涵义与教学之涵义进行分别。彼此进行对比，教育之涵义较为渊博，关键说得是在全方位发展人得社会行为水平。汉语国际教育得普及应该将世界教育得习惯做参照，将德智体美做到整体成长得全面素质教育。同样由于如此，汉语国际教育得职责不仅仅为讲解某种语言，同样涵盖教育理论、教育规则、教育文化本身、教育思考及众多情况。 二、汉语国际教育的现状 汉语国际教育于10年前开始进行稳定得成长，了解汉语得群体同样出现每年增长得状态，教学体系朝着准确性、标准性状态进步，然而，于很多得国家，汉语还是非普遍教授语言。它得语言普及范围还存在某些得束缚。汉语国际教育得关键普及场所即孔子学堂，它统计到二零一五年末，于全球区域里建接近五百家，广布全一百三十四国。它得完美普及证实汉语得打开国门策略得正确，为汉语国际教育之关键扭转力。经过二零零四年到现在得进步，孔子学堂得教学关键把想教学方式革新为专业，剖析汉语国际教育之国别化矛盾，来保证汉语教育朝良好方向成长。汉语国际教育之关键从以前单一得语言授课朝着给中小学和文化普及方面进展，为汉语国际教育得关键转换阶段。 三、汉语国际教育在国别化方面的表现 （一）教材影响教学效果 教材为同学们学习得用品，为老师讲课及学生学习得连接，于编写汉语国际教育课本之际，应该完想到国别化层次得情况。例如美国授课得教材，其于课程构建之际假如忘却将平等、人权这些加入M去，就容易使学生造成文化不同感，阻碍学生得学习兴致，也阻碍汉语教育得教学效果。教材给汉语国际教育于国别化方面起到机及其关键得作用。 （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 本国现代汉语国际教育种类丰富、包含多样。于操作汉语国际教育之际，应该完全想到国家社会文化方面得不同，分类做课程构建，尊重其得特别之处，构建有区域特点得教学方法。 四、改善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的对策 关于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情况，本国汉语国际教育得关键部分有：课本得编制、讲课方法、信息化资源消耗详情、汇聚本国文化状态及其他情况。 （一）国别化教材 现在运用得部分优质教材仍要求更加完备，像重视学简识繁、讨论得延伸与减少、教材部分得标准填充和解释、繁杂笔顺难字得对待等。目前特别紧缺得为汉语读书教材，还能写成某些口诀及其他。阅读课本得编制要表达当今生活得情况，应该为简单得，并且有级别。 （二）教学安排 把握各种语需要，汉语国际教育能够设置不同阶段班次，它标准得，要求将运用得课本做到独立策划；对于学习情况有差异得学生，课程设置方面同样应该活泼一点，像能够遵循学生得喜好建立书法、器乐、口才及更多班次。汉语国际教育于课程建构方面应该更多重视加入学习得国家特点、学习及文化习惯及其他。 （三）教学方式 想分别和本国得讲课方法，使用本地讲课方法，将本地讲课思想做课程构建。利用延伸授课和拓宽练习，把字构成语句，利用将词语得构建使用，能够发展很多得语句，充分引起学生得喜好，构成优质得学习环境。 （四）利用信息化资源网络 优质网络语言学习需要涵盖将学生做核心得学习体系及植根任务得学习体系。网络授课上老师应该具有全部网络授课里交流用品得利用，还要带领学生利用全部用品。于教学里应该和学生做到优质沟通，辅助学生彼此配合一起提升。建议完备汉语资料储备，字为常用得，应该有级别，存在解释，体系三维性得，字词表能够介入网络。字库应该有字形音意；词库有单双音及骈语；句库有各种语句。 （五）融合地方文化开展汉语国际教育 把地区做角度，将汉语国际教育加入一个地区得语言和文化情况，汉语国际教育得进步并非削减学生自己得社会文化特点，却为讲解我国得社会文化特点，和世界人民做到社会文化层次得沟通。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浅谈“后方法时代”理念对汉语国际教育师资的启示 摘 要：在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中，“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有助于教师自主探索更为适合他们所面对的具体教学情境的教学方法。教师们根据教学环境的具体情况，通过自主探索形成自己的教学理念，在正确教学理念的指导下使他们真正摆脱对以往他人提出的教学方法的依赖，自主开发出适合自己教学使用的方法，从而具备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境开发适用的教学方法的能力。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后方法时代”；教学方法 在“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的指导下，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工作应更加突出培养教师的自主性，即这是教学理念的“核心”：“后方法t以教师的自主性为核心，倡导教师超越教学法的束缚，注重研究具体的教学语境，强调教师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实践理论以指导教学。因此，语言教师也从居于‘外围’的教师而转型为具有‘个人实践理论’的学者型语言教师，从而从根本上改变语言教师的边缘化状态。”（沈岚，2014（1）：190-191）在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工作中应当重视培养自主创新型的语言教师，使他们能够目标明确地、自觉地探索富有和适合个人特点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一、“后方法时代”理念给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带来新的启示 “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的提出，不仅对迫切需要自我更新的第二语言教学有着引导作用，而且对培训语言教师的方式和内容的革新也有着许多启示作用。有学者就提出：“‘后方法时代’下的教师教育也将从方法时代的信息传授转向教育者与未来教育者的探究共建。教育者和未来教育者之间应进行互动型的对话。Bakhtin在1981年曾提出一种叫responsive understanding的互动模式，从而形成后方法视角下的对话型教师教育，及基于参与者互动的自下而上的教师教育新模式（引自王卿，2009）。”（沈岚，2014（1）：190）这种在“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启发下形成的新型的教师教育模式，是适应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并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形成的。 在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中借鉴“后方法时代”的教学理念，创新师资培训的方式，可以使我们的培训工作跟上时代的发展和语言教学的发展。有学者就强调了教师自主性的重要：“第二语言教学现在处于所谓的‘后方法时代’（post method era）（Kumaravadivelu，1994、2001；Richards Rodgers， 2001；Brown， 2002）。‘后方法时代’的教师是一个自主性的个体（an autonomous individual）， 自主性教师应能根据他们所处的教育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下的独特性建立和实施他们自己的教学理念，从而为这种独特性服务（Kumaravadivelu， 2001：548）。”（孙德坤， 2008：76）“后方法时代”实际上给了教师们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到自己正确的教学理念，因为要想合适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就必须有正确的教学理念做支撑。 二、“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有助于汉语师资形成新的教学理念 实际上，每个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必然具有自己的教学理念，但问题的关键是教学理念是否适合需要面对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教学形势，以及具有特殊性的具体教学情境。与此相关，相应的教学方法也存在特殊性，“教学法的特殊性要求教师充分考虑教学过程的制约因素以及社会政治环境，考虑教学对象的特点和认知规律，使教学效能达到最大化。”（赵扬，2014：448）具体到汉语国际教育，被培训的教师们所面对的具体教学情境往往会溢出以往在学习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教学情境或以往从事教学所遇到的情况。 对大多数师资而言，汉语国际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全新的教学情境，他们必须重新对此进行适应，重新建构自己新型的、有针对性的教学理念。至于如何进行这种建构，“后方法时代”语言教学理念倡导者Kumaravadivelu提出：“为了培养日常教学实践的模式，教师们应对教室中所发生的一切形成整体性的认识。他们需要系统地观察自身的教学，解读不同的课堂情形，评价可能产生的结果，确定问题所在，找出解决之道，并反复检验究竟何种方式、方法更为有效。也就是说，教师们不仅应成为策略的实践者，还应成为策略的思考者。作为策略的实践者，他们还需要扩充知识、开发技能，以满足针对自身教学行为所作的自我观察、自我分析和自我评价。”（库玛， 2013：引言1-2）教师们显然不应盲目地照搬现成的教学经验或他人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思考和探寻在教学中应采取的教学方法，经过这种思考和探寻的过程才能发现正确的教学理念，从而使自己的教学有正确的教学理念来自觉指导。 三、“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帮助汉语师资自主开发适用的教学方法 在当今的“后方法时代”，教学中的方法需要教师自己在教学实践中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去自主开发。“教师们如果能以自身的语言学习和教学经验作为个人知识的基础，以对宏观策略的理论性思考作为专业知识的基础，以所提议的微观策略作为示范性的例子，以探索性项目作为调查性工具，那么他们就能够开发出具有自身特点的教学方法。”（库玛， 2013：引言3）这段论述实际上提示给了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很好的自主开发具有自身特点的教学方法的路径。自主性的建立也可以使教师们真正摆脱对以往他人提出的教学方法的依赖和照搬，使他们具备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境自主开发适用的教学方法的能力，由此也才能使他们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有能力顺利地完成他们的教学任务，取得教学的成功。 “后方法时代”教学理念提倡充分发挥教师们的自主性，实质上是着眼于激发起教师们的主动性并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教学质量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师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自觉发挥。有国外学者从教师主动或被动的角度对教师进行了分类，将教师们分为了三类：“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现有普通教育学和语言教学的文献中总结出三种认识：①教师是被动型的技术工；②教师是反思型的实践者；③教师是转换型的知识分子。”（库玛， 2013：3）这里所提出的“转换型知识分子”，意为能够有能力把自己的或他人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自主转换为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具备知识分子研究和探索的精神和能力的教师。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也应以此为目标把受训者塑造成能够自主探寻更为适合的教学方法的教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调查与研究 摘要：在古代，汉文化的传扬起始于西汉，由张骞出使西域而开始。21世纪，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汉语更加面向国际。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与机遇之下，我国对于文化传播这项事业的发展更为重视。其中，在各大地区的高校里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对其课程进行了合理的设置。接下来笔者会对全国部分综合类、师范类、语言类以及三本类院校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调查与研究。通过网络查询，参考专家的研究，走访其他院校本专业同学的方式，按照调查收集开设本专业的综合类、语言类、师范类的高校有哪些――再对不同类院校开设的课程进行收集资料――进而对课程进行分类，浅析优势与不足――最后对调查研究进行总结的这些步骤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类院校开设的不同类课程，并浅析这些课程设置的科学与否。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院校分类；课程分类；科学与否 一、师范类高校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开设的课程 1.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基础英语、英语写作、现古代汉语、中外文学、西方文化与礼仪 从以上开设的课程中并不难发现陕西师范大学的主干课程是以语言的学习为主，同时也没有忽视实践教学，而大多数课程都是以文学文化为主，以基础专业课程为主辅以实践性教学为课程模式。陕西师范大学近几年对外汉文化交流迅猛发展，已经深入到对海外教学的研究层面上。 2.上海师范大学 现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语听说、英语阅读、英语写作和翻译等。 上海师范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通过系统的对外汉语专业和双语化文化交际、涉外礼仪等氛围的熏陶，使学生能够胜任多层次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或其他涉外工作。在他们的课程设置中实践课程非常少，多为语言文化。 二、语言类高校所开设的课程 1.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系列的课程、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语言学概论、现代古代汉语、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学、文学概论、外国文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 在课程设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所缺乏的是实践性课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培养目标是：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培养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2.天津外国语大学 现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语用学、应用语言学、世界文学等。 第一外语（英语）课程的开设贯穿四年，第二外语（日语、法语等）课程学时适量，并与国外多所大学建立了互派学生交流的合作体系。在这些课程中发现他们所学的大都是为了互派学习交流所需的基础，同样并没有将实践性课程纳入所学课程中，这一点需要重视。 三、综合类高校的课程设置以及特色。 1.武汉大学 现代古代汉语、汉语国际教育概论、第二语言习得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化概论、跨文化交际、第二语言课堂教学、汉语国际现代教育技术、英语等。 武汉大学以双语、双文化复合型人才为培养模式，切实提高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例如开设的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和汉语国际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在他们所设立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中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忽略实践的重要性。 2.西北大学 古汉语、现代汉语、英语写作、英汉互译、对外汉语教学法、语言教育理论、对外汉语教育概论、涉外文秘等。 西北大学开设有涉外文秘，由此可以看出西北大学借助办学历史悠久、综合类的大学这个优势，着重培养一批进入公司或商界的综合性人才。 四、三本类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突出的特色 1.西安培华学院 语言学概论、现古代汉语、对外汉语教学引论、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语口语、教育学、对外汉语教学法、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等 2.西安外事学院 现古代汉语、文学概论、普通写作、中国古代文学、实用h语语法、语言学概论、实用汉字学、普通话语音、汉语口语语法、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汉语教学教案设计等。 以上三本类院校虽较为年轻，但是他们的汉语教学实力非常强。他们分别从语言文化以及实践应用两大方面出发培养实践教学的人才，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西安培华学院的培养方向为美国汉语教师，能力不容小觑。 总结 以上对语言类、师范类、综合类高校以及三本类高校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查和研究，笔者发现语言类高校更加注重语言文化的学习与应用，真正让学生实践教学的课程非常少，同时也缺乏自身才艺进一步学习的相应课程。师范类高校是以实际教学为主，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实践课程所占比例相比基础知识的课程小很多。其实，这样的课程设置兼顾了学生基础知识应用与实际教学的能力，在掌握一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才能够更好地，有质量地去教学，课程比例相对不平衡是有一定道理的。而综合类高校将课程分为基础课程、文化课程和实践课程。它坚持的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原则，在初学中要夯实基础，其次在掌握基础的条件上接受文化熏陶，最后进行充实的实践教学。这是综合类高校课程设置的最大特点，也是不同类高校中尤为显著和较为合理的课程设置。同时，三本类院校也吸收借鉴综合类高校课程设置的原则，然后注入自身特点：提供更多交流实践的机会。三本类院校更多的是实践应用，在知识并不完备的情况下，注重技能的训练，做到了扬长避短，这在课程设置中体现得很机智。 同时笔者也发现各类学校在课程设置中存在相同点以及特色。 这些高校里开设的课程都包括基础英语，说明英语的基础问题对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算是突出的，所以它是各大高校开设的一门重点学科。还有几所学校也都开设了英汉互译这门课程，表明学校对学生在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发散性思维上下了一定功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开设说明几乎所有高校在重视英语的前提下也不忘学习汉语的重要性。 专业必修课更能体现本专业的特点，而不同类院校侧重点也是不同的。例如，综合类高校它侧重实践课程；语言类偏向于语言文化的学习；师范类高校则侧重实践课程与文学文化课程。 同时也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定的建议： 1.一些师资力量薄弱的院校，课程的设置并不能完全确保质量。近年来很多高校不再引进只有本科学历的教师，而研究生以上学历的高级人才非常缺乏，这一情况使得对外汉语专业师资问题也尤为严重，所以好的课程开设需要有充足的师资力量。 2.部分高校没有正确处理汉语与外语的关系。突出英语特色没有错，但是如果把英语放在与汉语平等的地位或者是置于汉语之上就是错误的。应当对汉语课程和外语课程做相应的调整。 3.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比例不合理。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使用汉语的交际能力，它侧重于实践层面。要实现培养目标，还必须重视对学生进行基本的技能训练，应适当的增加中华才艺课程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现阶段，汉语国际教育刚刚兴起，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上对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对此学科的认识也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目前，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涉及到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本文就把汉语国际教育作为研究的对象，分析和探究它面临的两方面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国际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学科，社会大众对此学科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全面，还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汉语国际教育这门学科在现阶段非常受欢迎，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学科是对外国人进行教学，让外国人学习汉语，认为此学科与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汉语志愿者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有许多学者都对汉语国际教育进行了研究，对于它发展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度。 一、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理论问题 （一）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理论研究 当下，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被分成两个部分：“对外汉语教学”和“海外汉语教学”，但居住在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只有少数人会学习汉语，这仅仅占整个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的百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主要指的是海外汉语学习。可当下汉语国际教学研究的着重点却与当前的现状不相符，对海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较少见，海外教学的相关资料大都是一些从事海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或志愿者写出的心得，具有研究意义的文章较少。这主要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大多是在国内进行汉语教学，并没有太多人从事海外汉语教学，缺少经验，可借鉴的资料甚少。 （二）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许多家都非常重视学习一门外语，汉语也作为第二语言在非使用汉语的国家中受到了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国力日益强盛，汉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理论体系，阻碍了汉语国际教育的不断发展。所以，在进行汉语国际教育的过程中，要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总结经验，挖掘自身的特点，形成一套完整的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此外，国人要对汉语国际教育充满信心，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汉语国际教育贡献一己之力，最大程度地促进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 二、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实践问题 （一）汉语国际教育教材方面存在的问题 整体上来看，我国的汉语国际教材还存在不少问题，供给和需求失去了平衡，结构也不合理。供大于求的状况非常严重，且教材的质量和数量也参差不齐。教材的供给还比较单一，但海外对教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样化，供给与需求存在脱节的现象，不能满足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导致供求失去了平衡。 （二）汉语学习者兴趣的调动问题 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自己兴趣的培养。随着汉语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使得外国人对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但也有许多人由于汉语比较难学，发音和语法都比较复杂，且现存的汉语教材针对性不强，失去了学习汉语的兴趣。这就要求我们要采用多种手段不断提高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必须从主体上入手，对教师和学生进行分析和研究，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思维方式。 （三）汉语国家教育学科的认识问题 我们应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融合方面去理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教育应同英语的外语教学一样，不断适应全球化的需要，让学习者深入理解所学语言的国家文化。教师也要不断创新自己的语言教学方式，把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融入实际的教学中，让学习者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华文化，增强他们对语言的理解。 三、结语 本文搜集了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的信息和资料，针对其存在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为汉语国际教育这门学科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湖北工程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戏耍五禽,活跃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堂 摘 要： 五禽戏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最经典的文化样式之一，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适学人群广，容易引发学习者的兴趣，具有良好的健身效果，非常适合引入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学中去。 关键词： 五禽戏 汉语国际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教学 语言教学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汉语国际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借助语言教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多种文化进行交流，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曾多次指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是一项以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为宗旨的高尚事业。”①因此，除了语言教学以外，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也是汉语国际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容忽视。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博大精深、蔚为大观，我们应该选择什么传统文化样式丰富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学课堂呢？笔者认为有两条标准，首先必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其次必须符合学习者的兴趣和学习能力。而五禽戏正好符合这两大标准，如果将五禽戏引入汉语国际教育中，将使传统文化课堂更丰富、生动。 一、五禽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 五禽戏是我国著名的传统健身方法之一，历史悠久，在民间广泛流传。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五禽戏是东汉末年神医华佗在前人导引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气血运行的原理，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生活习性和神态编创而成。五禽戏中任何一戏的演练，既主治一脏器的疾患，又兼顾其他各脏器，寓医理于动作之中，寓保健康复效益于“戏”之中，最终达到祛病强身、延年益寿的目的。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华佗的弟子吴普因长年练习五禽戏至九十多岁依然耳聪目明，牙齿坚实。2011年5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五禽戏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五禽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集运动、保健、医疗等功能于一体，具有非凡的魅力。不仅如此，五禽戏还深刻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区别于西方文化、反映我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而这种民族特质和风貌与我国丰富的哲学思想体系密不可分。 （一）五禽戏深受五行学说、阴阳学说和中医气血理论等影响 1.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我国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中医理论、语言文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是形成我中华民族特质的一个重要因素。五禽戏的产生可谓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中医理论中，五行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的是五脏心、肝、脾、肺、肾。神医华佗根据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创制出虎鹿熊猿鸟五禽之戏，每一禽戏与人的五脏及五行都是一一对应的。虎式动作主练肝脏，肝主筋，开窍于目，故练的是肝，五行属木；鹿戏使得腰身得到充分锻炼，故练的是肾，五行属水；熊戏强调锻炼人的脾胃功能，练的是脾，五行属土；猿戏突出猿猴的机警、灵敏，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练的是心，五行属火；鸟戏突出练气，练的是肺，五行属金。显而易见，五行学说是五禽戏重要的指导思想。 2.阴阳学说和气血理论 阴阳学说成为我国传统养生理论与实践的思想渊源，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指出，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根本，认为人类要健康，必须在阴阳协调的状态下，使之身体与精神达到和谐正常的状态。而人体内的阴阳平衡是通过筋脉舒和与气血通畅的状况表现出来的。若气血失畅，脏腑经络之气闭阻不通，日久则百病丛生。因此，应该通过运动达到气血通畅、筋脉舒和、阴阳平衡的健康状态。 五禽戏是一套动静结合的功法，它强调以“动”治病，以“静”治心，动势有刚有柔，静气有阴有阳，在“动”和“静”相互配合之间，使身体达到阴阳平衡。练习五禽戏可使身体气血运行，打通任督二脉，联系身体各大经络，调理脏腑，达到身体的阴阳平衡，这是“动”；五禽戏的“静”体现在练习过程中使习练者必须保持心无杂念，意念专一，心平气和，身体自在放松，呼吸自然顺畅，用意识配合呼吸引导气血运行于全身，使肢体运动协调身体的阴阳，从而达到阴阳平衡。以“虎扑”为例，“虎扑”中的动作要抬头、塌腰、尾闾上翘，两手尽量前扑，是体前屈的最大动作。先是身体站直紧腰收臀，双手虎爪平举，屈膝后仰，然后身体慢慢前屈，直到身体与地面成平行状态，此过程能锻炼背部的肌肉，同时使任脉和督脉都得到疏通，运血通气，进而促进气血循环，改善体质，强身健体。 （二）蕴含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这句话含义深广，味之无穷，但很鲜明地指出了人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效法天地之自然，应该自然而然地以事物自身规律之“道”为法。“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本根和本体，是统领支配天地万物和人的总规律、总原则，“道”是普遍的宇宙法则，遵循“道”法自然，必然将人天相联系，实现天人合一。而五禽戏这项传统运动是以“道法自然”为根本指导方法，模仿自然界的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自然行为习性和神态特征，创编仿生养生的象形之戏。在练习五禽戏时，要求习练者全身心投入，放弃偏执的想法，做到保持淡泊，心平气和，感受意识与五禽融为一体，感觉自己就是五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柳宗元曾有诗云：“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③诗句说的是柳宗元练习五禽戏之后，与鸥鸟等自然界的事物倍觉亲近，体现出自然万物和人的生命活动相依相成“天人合一”的精神。 五禽戏以五行、阴阳等学说为理论依据，以个体的健康、延年益寿为其价值追求，在养生中追求个体的平和与自然的协调，强调人与自然、社的和谐，在宁静、冥想中悟自然之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心与行的统一，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典型文化样式。 近几年，在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中，开始陆续有人将五禽戏引入教学实践中，比如一些汉语志愿者的培训课程中就安排了五禽戏这样的课程，也有少数国际汉语教师进行五禽戏教学。笔者已经在2014年印尼支教团中和2015年海外华裔青少年春令营中进行五禽戏教学，教学效果好，反响强烈，获得外国师生的肯定。但是近三十多年关于五禽戏的学术研究，都属于中医、体育、养生保健等研究领域，鲜有人将五禽戏纳入汉语国际教育的学术研究之中。 二、五禽戏受众广泛 与相关研究空缺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得者们对中国的传统武术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2013年1月，当代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五禽戏传承人、安徽省政协委员陈静说：华佗五禽戏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在中国广受人民喜欢，同时也被许多外国友人喜欢，五禽戏在美国纽约州还被编入九年级体育课程中。据调查，已有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挪威等多20个国家的外国友人在练习五禽戏④，显示出国外友人对五禽戏的喜爱及五禽戏在国外良好的发展势头。 而以太极拳为首的中华武术文化教学实践，受到业内教学单位和研究者的重视。国家汉办与孔子学院总部编写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教程大纲》从指导国际汉语教学实践的角度出发，对课程目标及学习者所应具备的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策略和文化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分级分类描述，并附录了《中国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表》，在二级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中，将了解太极拳并辨别太极拳与其他武术形式作为一个文化任务⑤。因此太极拳教学广泛出现于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上。 事实上作为一门传统健身气功，五禽戏和太极拳一样，都非常适用于文化教学，因为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样式，都具有良好的健身效果，都具有亲身演练的实践特色。太极拳、五禽戏是武术，是运动，只有在实践中亲自演练，才能学会；反复地联系，才能牢固地掌握，因此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语言教学及其他一般文化教学，大都是采用相对传统讲授法，教与学相对静态化。借助太极拳、五禽戏等中国武术的文化内容和活动方式，会让学习者从“一看见汉字就头晕”变得享受丰富有趣的课堂。 但是较之于太极拳，五禽戏教学还有不同的特点： （一）更具有趣味性 兴趣乃是注意的内在动力，要使教学对象保持持久的注意，教学内容就一定要有趣。“五禽戏”，顾名思义，“戏”有玩耍、游戏之意，五禽戏是模仿虎、鹿、猿、熊、鹤五种动物的神态与动作特点而编排的一种仿生健身操，教学内容本身充满趣味性，自然能让学习者保持学习的热情和专注力。相对太极拳来说，学习者从模仿他们喜闻乐见的动物入手，更贴近生活，更容易激起他们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也更加容易引入，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二）动作简单易学 五禽戏相对简单易学，现在国内外流传最广的国字派五禽戏是动作最简单而功效最突出的习练版本，五种戏功，十个动作。一种动物，两种神态，虎举、虎扑；鹿抵、鹿奔；熊运、熊晃；猿提、猿摘；B伸、鸟飞。相比之下，太极拳难度则大了不少，即使是最简易版本，也是二十四式，相对五禽戏来说，难度大了许多。 （三）适应人群更广 五禽戏动作姿势优美大方、简单安全、运动量适中，一般身体没有缺陷的人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得到。五禽戏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练习时间较为短暂，也比较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当代审美观。因此适应人群比较广泛，无论老人还是小孩，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具备学习的能力。而太极拳入门要求较高，因为这项中华经典运动更强调练习过程中心态的虚静，动作的柔和、缓慢、连贯、协调，故而练习者大多是中老年人，许多血气方刚的在现代流行文明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太能够做到，非常容易半途而废。 综上所述，五禽戏无论是从它的精神内涵来说，还是从它的教学特征来说，都非常适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三、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五禽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因素是毫无争议的。实践表明，五禽戏与对外汉语教学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是十分受欢迎的。两者的结合既能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的创新，又能推广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实属难得。最后希望五禽戏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这样一种创新的相辅相成的教学模式可以帮助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国广泛传递，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汉语国际教育论文:“金庸热”和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摘 要： 汉语国际教育不仅需要传授语言知识，而且需要传播中国文化。本文运用文化视野从内容、语言和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金庸武侠小说，认为其语言生动形象，雅俗共赏，内容丰富，情节引人入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精神，适合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中传播中国文化的工具。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 文化传播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传授中国文化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许嘉璐在谈到汉语国际教育现状时指出：“如果只教汉语，不传播中华文化，不能算是成功的。”崔希亮指出：“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承和传播是相辅相成的，语言为津梁，文化为舟楫。”[1]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应该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文化软实力服务。汉语加快走向世界，是形成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客观要求。许琳指出： “语言是载体，教学是媒介，走出去的是文化，是这个文化所反映出的各国的价值观。”[2]世界主要国家都十分重视本国语言的推广，把语言输出作为国家战略，以提高本国语言的国际地位，传播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使本国的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我们应该向外国学习者传播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以怎样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这值得思考。 在内容上，既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反映时代精神；在形式上不能采取灌输的方式，要先培养外国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文化。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品能很好地承担这一使命，既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文将从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观、金庸武侠小说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及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特色三个方面论述其适合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一、 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观 “金庸热”不仅在于金庸武侠小说拥有的读者多，还在于持续时间长、覆盖地域广、读者文化跨度大及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3]。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批判，多是批评金庸一味地迎合大众审美，不能达到新文学应该具有的警醒世人、给人们以当头棒喝的效果[4]。 文学创作与现存文化的结合，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文学以批判、审视的眼光看待现存文化，对现存文化做出反思；另一种则是文学对现存文化的利用[5]。 坚持趣味主义的金庸武侠小说本是为报纸服务的，最初的写作动机是为报纸招徕读者。姑且不论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算不算真正的文学，其对文化的传承，对人们喜好的揣摩和挖掘都是成功的，有群众基础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激发外国学习者对中国、χ泄文化的兴趣，这对于汉语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大有裨益的。 韩国的韩剧，日本的动漫，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对国家文化的传播都起到助推作用，我们需要充分开发武侠小说这一资源，如同功夫电影能够获得外国友人的喜爱一样，武侠小说也应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和功夫电影一起向世界展示神秘古老的中国文明的独特魅力和博大精深。 我们的民族的确需要拿着“人血馒头”切中时弊时刻警醒人心的新文学作家，但也需要手持“倚天屠龙”能让读者产生无限乐趣的作家。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传播需要像金庸武侠小说这样文化性和趣味性并存的作品。 “金庸武侠小说，当然也是值得研究的，但不是千方百计地从中发掘出高深的思想性、伟大的艺术性，而是从中看出今天的华人读者，还在喜欢做哪几种白日梦”。这种批判金庸武侠小说的话语，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金庸武侠小说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审美，为汉语学习者开启了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思想的大门。 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中国文化 基于金庸的创作背景和写作目的，其作品中蕴含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作者以“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3]。下面将从传统文化、时代精神和文化艺术三个角度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中国元素。 （一）传统文化 儒、释、道、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在武侠的世界里被娓娓道来。 《雪山飞狐》感人肺腑地写了苗人凤和胡一刀之间惺惺相惜的义气；《神雕侠侣》借郭靖之口阐述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道理；《射雕英雄传》借郭靖与成吉思汗的对话强调“自来英雄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依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仁、义的核心。 在“神雕重剑”一回中，剑魔独孤求败留下的剑和自述武功的文字代表着武功的四种境界：第一种“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此时可谓锋芒毕露，争强好胜；第二种“紫薇软剑，三十岁前所用，误伤义士不祥，乃弃之深谷”，此时已知以柔克刚，但仍易冲动；第三种“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第四种“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此时已做到道法自然，随心所欲，出神入化，到达完全自由的境界。这既是剑术的四重境界，又是人生的境界。独孤求败留下的剑谱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老子《道德经》中“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大辩若讷，大巧若拙”的道理。 金庸在武侠小说中选择“少林寺”作为佛家文化的中心，着重描述其对人的度化作用。《天龙八部》的“王霸雄图 血海深痕 尽归尘土”一回中，藏书楼中深谙佛法精要的扫地僧，先分别杀死慕容博与萧远山，并用高超医术又使两人起死回生，以佛法感悟二人，使之摒弃戾气，明白家国仇恨、生死离别都如梦境，放弃仇恨、大彻大悟，皈依三宝，不再过问世间恩怨。《倚天屠龙记》也写到经过三位高僧的点化，杀人如麻的谢逊诚心悔过，皈依佛门清修赎罪。 （二）时代精神 金庸武侠小说对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就使其具有时代精神。 金庸武侠小说的时代精神体现在他对传统的扬弃，例如他借黄蓉之口表达了对迂腐儒生的嘲讽：“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仪琳和令狐冲在石壁旁的对话，显示出佛法对小女孩身心的束缚，借令狐冲之语表达对佛门清规戒律的蔑视：“何必念念不忘那些清规戒律，菩萨要是每一件事都管，可真忙坏了他。” 金庸笔下人物是丰满的，不同于传统的武侠小说中好与坏的绝对对立，杀人如麻的女魔头李莫愁，在看到小婴儿郭襄，捕捉母豹子给她喂奶时流露出的母性光芒熠熠生辉；为了私欲不择手段的欧阳锋在面对儿子欧阳克的时候情愿代他赴死，其伟大的父爱让人感动不已。正是这种人世间最常见、最朴素的情感，引起全世界人们的共鸣。 （三）文化艺术 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是古代文人必备的学识修养，这些在金庸武侠小说中也有所体现。 金庸武侠小说中写琴的地方很多，通过精彩的描写，传达出中国传统乐器――古琴的魅力。 在《笑傲江湖》的“授谱”一回写到刘振风和曲洋的琴箫合奏，既向读者们展示了“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美妙音乐，又表现出了两人高山流水遇知音般的超越生死，超越正邪情谊，琴箫合奏之音是心灵碰撞的绝响。 在《书剑恩仇录》的“琴音朗朗闻落雁”中陈家洛初遇乾隆也是被琴声吸引，金庸笔下的琴声能表达心声，乾隆所奏，陈家洛能听出平和雅致，陈家洛所奏，乾隆能听出金戈之声，所谓知音便是如此。 《倚天屠龙记》的“天涯思君不可忘”一回，描写昆仑三圣何足道抚琴与鸟语互相应答，间间关关，婉转啼鸣，亦能以琴声集鸟，“琴声平和中正，隐然有王者之意”由此又呈现出一种美妙的境界。 中国文人是含蓄矜持的，弹琴便是表达情感、寻觅知音的好方法之一。通过金庸武侠小说中关于“古琴”描写的专题学习，对中国的琴文化有感性的认识。 金庸武侠小说中对“棋艺”的描写十分精彩。 《天龙八部》中“虎[龙吟”一回，黄眉僧和青袍客之间的棋艺较量中蕴含着武力较量，融文斗与武斗于一体；虚竹误打误撞破解了困扰诸位围棋高手的“玲珑局”，是寓人生哲理于棋局之中。 金大侠的生花妙笔把书法艺术与武功融为一体。《神雕侠侣》“英雄大宴”一回中，朱子柳持毛笔与霍都比武，一场恶斗中展示了楷书、草书、篆书等多种书法艺术，将一阳指与书法熔为一炉，武中有文，文中有武，文武俱达高妙境界，雄伟中带有一股秀逸的书卷气。 中国画注重气韵和神似，着重表现诗情与画意。这一点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有所展示。《射雕英雄传》中“新盟旧约”一回，借黄药师之口点评水墨画和题画诗：“岳武穆这首诗写的是池州翟微山，画中这座山却形势险恶，并非翟微。这画风骨虽佳，但少了含蕴韵致，不是名家手笔。”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中国画精髓点出。 《笑傲江湖》中的江南四友，黄钟公，黑白子，秃笔翁，丹青生；《天龙八部》中的函谷八友，琴颠康广陵，棋魔范百龄，书呆苟读，画狂吴领军，神医薛慕华，巧匠冯阿三，花痴石清露，戏迷李傀儡，以命名的方式将中国文化融入其中，让人耳目一新。 三、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特色 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形态，经历了《书剑恩仇录》的从雅，经历了《雪山飞狐》、《飞狐外传》的从新，自《射雕英雄传》开始走向成熟，至《天龙八部》而趋大成[6]。总体来说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雅俗共赏，生动形象，这是他拥有众多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天龙八部》的开篇寥寥几笔就描绘出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十分引人入胜： 青光闪动，一柄青钢剑倏地刺出，指向中年汉子左肩，使剑少年不等剑招用老，腕抖剑斜，剑锋已削向那汉子右颈。那中年汉子竖剑挡路，铮的一声响，双剑相击，嗡嗡作声，震声未绝，双剑剑光霍霍，已拆了三招。中年汉子长剑猛地击落，直砍少年顶门。那少年避向右侧， 左手剑诀一引，青钢剑疾刺那汉子大腿。 金庸武侠小说运用典故，化用诗词，使作品洋溢着浓浓的人文气息，如《神雕侠侣》中“生死茫茫”一回描写杨过寻小龙女不得时的心情： 刹那之间，心中想起几句词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是苏东坡的悼亡之词。杨过一生潜心武学，读书不多，数年前在江南一家小酒店壁上偶然见到题着这首词，但觉情深意切，随口念了几遍，这时忆及也不记得是谁所作，心想：“他是十年生死两茫茫，我和龙儿却已相隔十六年了。他尚有个孤坟，知道爱妻埋骨之所，而我却连妻子葬身何处也自不知。 以苏轼悼念亡妻之悲痛衬托杨过心中之悲切，感人至深。 四、结论及其对教学的启示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一）汉语国际教育绝不仅仅是对外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传播不能只靠单薄的说教，要善于引导外国的汉语学习者阅读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潜移默化地了解、接受中国文化。 （二）在选择文学作品的时候，需要考察作品的文化含量，需要向世界展示优秀的、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不能仅仅满足于灿烂的古代文明，还要注重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 （三）长篇小说不可能全篇引入教学，首先要做好节选工作，选择可读性强的片段，或形成诸如“古琴主题”、“儒文化主题”等模块，先培养学习者的兴趣，再引导他们阅读全文。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中国美术史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文献的搜集、解读与利用 主讲人：陈智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地 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我已经多年没来南京了，这次来南京，黄惇教授邀我给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同学作一次讲演。能有机会同大家就艺术史的问题进行交流，很高兴。 要认真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同研究中国历史一样，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经历一定的阶段，达到一定的标准。我想用三个环节、三句话、三个字、三个个案来概括我今天的演讲。 三个环节，指历史研究的三个阶段，也就是史料的搜集、史料的考证和解读、史料的运用。 三句话，是与上述三个环节对应的：一是“竭泽而渔”，对应史料的搜集；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应史料的考证和解读；三是“正确而充分”，对应史料的运用。 三个字，是上述三句话的概括：全、真、准。“竭泽而渔”就是求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求真；“正确而充分”就是求准，准确地反映历史。 三个个案。原则有时并不复杂，但要实践这些原则，达到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今天要就先辈的经验和个人的实践，说明艺术史的研究如何求全、求真、求准。在这里还需要说明，历史研究的三个环节或三个阶段，在时间划分上不是绝对的，比如史料的搜集，即使已经比较完备，随着研究的深入，到第二甚至第三阶段，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补充。我这里举的三个例子，也不是全面论述研究的全过程，因为这样一来，时间会拖得很长，而是各有侧重。 一、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的研究 明末清初，常熟一带出现了“四王”、“吴恽”六位著名画家。他们是太仓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1592～1680年）、太仓王鉴（字圆照，1598～1677年）、常熟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1632～1718年）、常熟王翚（字石谷，号耕烟，1632～1717年），武进恽寿平（字正叔，号南田，1633～1690年）、太仓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1642～1715年，时敏之孙）。 吴历不但是著名画家，还是一位天主教神父。20世纪初期，陈垣先生因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开始注意到吴历的神父身份，写了《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说明两人都有天主教信仰，只不过王翚是信徒而吴历是神职人员。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他对书法的兴趣与钻研，他对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有了深厚的认识，不止一次地提出：“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在1931年10月23日家书中就有此论。在他1939年作的《汤若望与木陈忞》说：“以书为美术，与画并称，舍中国日本外，世界尚无此风俗。”他开始收藏书画，并从宗教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角度来研究吴历。1936和1937两年，他集中发表了有关吴历的多篇论著。这其中，有（一）文献的考订。包括《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道人传校释》和《墨井集源流考》；（二）图像的订正：《清代学者像传之吴渔山》；（三）专题研究：《吴渔山入京之酬酢》；（四）集大成者：包括《吴渔山生平》和《吴渔山年谱》。这两者各有侧重，前者类似纪事本末体，分专题论述，并有考证。后者类似编年体，是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研究的总结。两者至今仍然是研究吴历必须参考的著作。它们在历史文献学方法论上的意义，更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极富教益的启示。 首先，他深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应从哪里去搜集有关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没有遗漏。他搜集的史料，包括吴历本人的诗画，各种画录，吴历同时人的文集，以及教会方面的文献。在二万五千字的《年谱》中征引的文献就有八十种之多，搜集以后经过考订而没有引用的史料更远多于这个数字。 其次，是他对史料的精细考订。就以《吴渔山生平》的第一章《吴渔山之家世及生卒》为例，这一章共考订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吴历的家世。陈垣先生首先从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发现了矛盾，也就是发现了问题。《墨井诗钞》所收的陈瑚《从游集序》和张云章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都御史吴讷的七世孙；而《朴村文集》本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吴讷的十一世孙，陈瑚《确庵文稿》与此相同。陈垣先生认为后者正确而前说错误。理由是：（一）张云章所作吴历传记《墨井道人传》有三个版本，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吴历家世的差异就是其中之一。陈垣先生仔细研究过这三种版本，他根据的是康熙末年张云章自刻的《朴村文集》本，当然应该以此为准。（二）《从游集》是吴历的诗集之一。收入陈瑚《从游集序》的《墨井诗钞》是吴历死后陆道淮所编。但陈瑚自己的文集《确庵文稿》（汲古阁本）并没有收入这篇《从游集序》，却收录了他为吴历母亲所写的《吴节母王孺人墓志铭》，其中说到吴历父亲是吴讷的十世孙，吴历当然就是十一世孙了。如果陈垣先生没有深厚的版本目录学造诣以及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确凿无移的结论的。而他表述这个问题，仅仅用了不到两百字。 第二个问题是，吴历是否是孔子弟子子游（言偃）的后代。明人冯复京所作《常熟先贤事略》说吴历是子游后代，他的先辈“坐事亡匿”，因为子游封于吴国，所以改姓吴氏。吴讷取名“讷”，是藏“言”于“内”的意思。陈垣先生根据吴讷自己写的《吴氏谱图序》否定了这种说法，同时指出，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吴讷的五世祖迁居常熟子游巷，和子游巷的言子故宅紧邻。他还根据雍正初年衍圣公孔传铎所作《复言子宅记》指出，言子故宅在明末变成了天主教堂，雍正二年禁止天主教，各地天主教堂被废，言子故宅才得以恢复。吴历长期与天主教堂紧邻，这和他晚年信奉天主教可能大有关系。这虽然是推论，有待证明，但可能性很大。 《吴渔山生平》类似这样的考证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里还要介绍陈垣先生在1939年3月26日的家书中说的一段话：“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这段话给人以很大启发，如果我们要编艺术家年谱，可以同时编相关数人；写艺术家传记，也可以同时写相关数人。一句话，既要下苦功，也要讲方法，苦干加巧干。 二、石破天惊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不过八万字，字数远远少于现在的博士论文，甚至不如许多硕士论文，但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级学者的地位。它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于1923年，用陈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作为一位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中国史学家，他写这部书，就是要“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以此唤醒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振兴中华文化。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元代的西域，范围比以前扩大了许多，不但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更推广至葱岭以西，甚至到达东欧。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公文中称西域人为“色目”，在一般著述中多称“西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就是指色目人。陈垣先生还解释什么叫做“华化”：“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先天所赋，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他从儒学、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五个方面论证了在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的历史事实。 陈垣先生元代西域人华化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全面搜集、严格考证史料的坚实基础上的。这部八万字的著作，引用的史料就达二百二十余种之多，还不包括没有引用的。该书引用材料的特色是，除了一般史学家常用的正史、方志等等，光是元、明人的诗文集就有近百种，所以有的评论说，材料“如此的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而这时的陈垣先生不过四十三岁。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主要论断，发人之所未发，讲的是历史，但极富时代特色，有现实意义，所以蔡元培先生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 下面着重介绍《华化考》中美术篇的史料搜集与考证。 各位老师、同学从事的都是艺术的教学与研究，对美术篇应该会更感亲切。陈垣先生根据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指出：“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而“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与书法同源。因此，他将书法、绘画和建筑作为美术篇的内容。把美术提到文化的高度，并说“文化之感人，其效力比武力为大”，用今天的话来讲，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华化考》美术篇在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上有它的特点。他关于书法和绘画部分充分利用了两部现成的文献，因此可以不用“遍览群籍”。这两部书就是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华化考》关于西域人中国书家和中国画家两章，就是以上述两书为基础，钩稽而成。当然，他的利用并不是全盘照搬，对这两部书的许多错误和遗漏，他利用《元史》、《佩文斋书画谱》、《西湖竹枝词》、《录鬼簿》、《寰宇访碑录》、宋濂等人的文集、《普陀山志》、《画旨》等各种各样的文献，以及故宫博物院的藏画等，加以纠正和补充。 怎样才能找到最有用的史料，怎样才能充分吸取前人的成果？又怎样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陈垣先生为什么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有心的读者如果能根据上述提示认真学习《华化考》的有关篇章，定会得益匪浅。 三、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考释 这批信札包含了许多艺术史的史料。关于这批信札的考释，我已经出版了三大册的专著，今天只能着重从信札的考证和确认收信人的问题谈谈我探索的经过。 1997年我作为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到了波士顿。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和善本部沈津主任都向我介绍了他们图书馆珍藏之一的七百多通明人手札，并建议我进行研究。 在初步检阅了这批信札之后，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促使我下决心的是这样一些事实。第一、这批信札共有七百多封，是海内外现存最多的一批明人信札，其次是上海图书馆的五百多封。第二、收信人基本上是一个人，这就大大增加了这批信札的史料价值。第三、这批信札先是在19世纪流传到了日本，又在二战后的1955年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流传海外的我国珍贵文献。 信札和刊本不同，刊本用规范的字体雕板，基本没有辨认的问题。信札也同抄本不同，抄本一般都用楷书，也不难辨认。信札和甲骨文、金文、简牍等类似，首先需要辨认。这项工作有相当难度，这也是信札多作收藏而少利用作史料的原因之一。 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一批不同笔迹、不同字体的信札作出释文，也可以说是“认字”的工作。因为不首先作出释文，怎能读懂它的内容？怎能为别人利用？当然这一批四百八十多人写的733封信札、190通名刺的释文，直到我的书出版后，也还有热心的读者加以补正，至今也还有极少数字没有认出，但绝大多数释文已经确认。 我的第二步工作就是辨伪。在这里我要借用“有罪推定”这个法律名词，就是说，凡是新出现的历史文献，在未经确证它的真实性之前，必须先推定它是虚假的、伪造的赝品。所以先要辨伪，反过来说就是要考证。 具体到我要考释的这一大批信札，如果它们是赝品，无非是收信人伪造了一批别人写给他的信，特别是名人写给他的信，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求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好处。 从常理出发就可以否定这批信札作伪的可能性。因为要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伪造几封名人信札就够了，而这批信札写信者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固然有不少名人，但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要伪造四百八十多人的笔迹，编造九百二十多封不同内容的信札和名刺，而且还要一一符合写信人的身份地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叫做理证。 不仅如此，我还从核对笔迹、考察信件内容等方面进一步求证这些信札的真实性。王世贞是写信人中的第一名人。王世贞来信的笔迹同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他的墨迹完全相符。来信中说“黎少参书久已题讫”，我考证出，黎少参指黎民表，是王世贞的诗友，“续五子”之一。“黎少参书”指黎民表为收信人写的一幅隶书陶渊明诗。此事见于汪道昆和方弘静的文集。收信人和王世贞交往的可能性及途径，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这批信札中王世贞信的真实性就得到证实。 到目前为止，经过我的考证，这批信札的绝大部分的真实性已经证实，也就是说，这批信札总体的真实性已经证实。 下面要着重谈一谈确定收信人的问题。在我到哈佛大学之前，有一位访问学者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这批信札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明确说，收信人是“万历间兰溪人方太古”。这个判断好象有一定根据，因为这批信札的上款，有的称“黟江”，最多的是称“元素”，还有一些称“元素方老丈”，而兰溪方太古确实字元素。但当我不断收集有关方太古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同信札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一连串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文献记载的方太古的众多友人，包括王守仁、陈献章、沈周、文徵明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信件出现在这批信札中；而另一方面，这批信札的有些写信人，例如王世贞和汪道昆，根本不认识方太古，也没有给他写信的可能。 其次是时间的矛盾。这批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一封是嘉靖三十四年（1564年），最晚的一封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方太古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也就是说，这批信札中已知年代的，最早一封写于方太古死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他死后五十一年。可以确证，兰溪方太古绝不是这批信札的收信人。 这篇文章由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因此整篇文章错误百出，误导读者。“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我们从“方太古说”的失误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作者在确定收信人这个关键问题上，仅仅从某些工具书中查到明代方太古字元素这样一点线索就下结论，而没有细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为认真地翻阅这些信札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考虑出现同姓同字的人的可能性，总之，在运用材料和思辨两方面都显得草率，失误就不可避免了。 否定了收信人为兰溪方太古，并不等于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到真正的收信人。茫茫人海，怎样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收信人呢？我们不能凭空假设，只能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出发，而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就是这批信札本身，包括它的内容和一大批写信人的名单。经过反复考虑，我确定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从信札内容中确定收信人的籍贯，以缩小搜寻的范围；一是查阅写信人的诗文集或其他著作，从中发现有关线索。 细读这批信札，不但知道收信人是徽州人，还可以更具体的知道他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歙县今天是安徽黄山市徽州区。我还发现信札中有两封是收信人的亲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因为是介绍信，所以一定要称他的名，知他姓方名用彬。沿着这条线索，我在写信人汪道昆、方弘静、胡应麟、欧大任、姚舜牧等人的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收信人方用彬的许多重要材料。1999年，我根据掌握的一点线索，到安徽省博物馆查阅馆藏的几部方氏族谱，果然在康熙十四年（1701年）刻印于扬州的歙县环岩《方氏族谱》中找到了收信人方用彬的确凿资料：“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廿六日丑时，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廿八日。娶汪氏、樊氏，合葬上荫山。二子彭龄、龄。”这些记载同这批信札的内容以及收信人、收藏人（方用彬的曾外孙）所写的识语可以相互印证。收信人方用彬的确认，为我进一步考释这批信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先讲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愿意同大家继续交流。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西方比较 摘要：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作用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 关键词：文化差异；思维方式；学术分科；身份；造神模式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 首先中西美术史研究的差异性，根本的是文化的差异导致。西方崇尚理性哲学，而中国思想以儒道释为主要代表。其中禅宗讲究：不利文字、得意忘言；儒家“天人合一”等思想，映照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追求。在宗教观上，西方认为宗教是文化语言、精神方向，比种族更重要；中国的宗教非常世俗化，在近现代社会革命中建立无神论之后，事实上我们更加容易自己“制造”无数的“神”。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一种体现。 二、学术分科的传统 中国古代历来不分科的学术传统，导致了一种“模糊”状态，中国美术作品的图像库也呈混乱状态。中国的佛教徒认为：“抄写”是一种美德。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的书画界中也尤为盛行。后人多对前人名家的临摹与复制，并仿造其风格进行创作，而且往往并不署名，这也导致原作与摹本流传中，“真与假”的界限更加模糊，加上后人理论著述的“造神”行为，使得对作品真实情况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古代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是集二者与一身。以董其昌为例，其提出的“南北宗”画论，对中国花坛影响深远。董其昌是著名的书画大家，收藏家，又位居官位，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这种状态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也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这或许反映了中国美术的传统。其中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双重身份的兼备。即美术史论家兼画家，或画家兼美术史论家，这一部分人较多，特别是国画界的居多。 一种是身份的转换。原来是画家或雕塑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美术史论家；或原来是美术史论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画家。 三、中国美术史中的造神模式 种种的问题也导致了目前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困境。“英雄主义情节”和“神话色彩”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屡见不鲜，对艺术家的研究容易落入“神仙模式”。中国在艺术上讲究游“戏”，而不重“术”（美术），遵从“乐趣”即价值的观念。这种独特的思想导致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在观念和方法上有很大不同。 传统美术史方法论上英雄美术史观，其主要特征是用神话传说解释美术的起源和以线性发展的历史观描述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造神”模式： 二王（找代表） 皇家装点（政府操作） 正统地位 文人神化 “书圣”。在这种操作模式中造假不可避免，并贯穿在艺术品的收藏和理论的建设中。 四、西方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进步性 西方近现代的史论学术的发展，受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等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带动影响，自身的学科建设已经远远的走在中国之前。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具有：讲究理性、学科的界限和跨学科、与经济分开等特点。注重材料学，并与考古学相结合，注重实证，细致入微的考察艺术各个方面的情况。通过实证、材料、环境研究等，更真实的探寻艺术家生存环境条件，从琐碎的细节入手，并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考察，关照艺术家各个方面的情况，来进行研究。树立更加科学的方法，自然的打破“造神”的美术史书写模式，更希望去发现流派之外，并引领观念的东西。 例如，著名史论家白谦慎的著作《傅山的世界》中，并不是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藉由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史的角度，由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角度。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 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界有着许多杰出的人物，如：高居翰(James Cahill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方闻（Fong，Wen）、何惠鉴（Wai-Kam Ho）、徐小虎（Stanley-Baker, Joan）、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Yukio Lippit等。 美术史的研究书写，需要带有情感的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却表达不出的东西。这也是其真正的智慧所在。 五、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需要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这样才能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往中建立自己的途径。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既带有西方实证色彩，又能深入的理解中国艺术精神，或许这样才能逐渐树立中国自己的研究体系，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带进新的纪元。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这是为促进党的整风运动的进行、促进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而召开的。出席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是日为第一次会议，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作“结论”发言。座谈会结束后，、、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图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开宗明义地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继承与革新、文艺的源与流、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范畴，作出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文艺走过的光辉历程，那些美术工作者以《讲话》中倡导的艺术观念，在时代（从《讲话》至1976年逝世）所创作的部分美术佳作，重温的《讲话》精神。这些作品包括版画、新年画、宣传画、中国画、油画等。中国美术从《讲话》开始即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美术作品弘扬主旋律，讴歌工农兵大众，讴歌新时代、新生活。 版 画 《讲话》“引言”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讲话》发表后，其精神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讲话》内容和美术家的学习体会。1942年秋，从延安带来一批木刻作品回到重庆，并于同年12月19日举办了“渝延木刻联合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43年这批作品又到苏、美、英、印等国展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延安美术是中国美术的排头军，也昭示了时代美术的未来走向。当时的古元、彦涵、肖肃、力群、沃渣、马达、罗工柳、李桦、荒烟、黄新波、黄永玉等，他们的作品都显示了个人的艺术风格，各以显著的个性色彩独步于版画界。如表现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灾民生产自救、安置灾民、组织移垦、帮助灾民渡过灾年的《移民图》（图2，彦涵1944年作），表现军民鱼水情的《给老百姓修车》（图3，力群1945年作）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版画得到了很大发展，表现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新人新事及带有宣传性的作品成为创作的主流。如表现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丰衣足食图》（图4，力群1949年作），表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图5，牛文、李少言1952年作），表现农民劳动情景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图6，李桦1963年作）等等，举不胜举。 “”期间，版画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表现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原迎新》（图7，石虎1969年作），歌颂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图8，李福来1973年作）等等。 《讲话》精神对版画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社会进步的趋势。 新年画与宣传画 《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年画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当时的解放区里就已风行，如表现群众学文化运动的《随时随地学文化》（图9，韩茂堂、张树德1944年作），表现农村生活的《丰收》（图10，聂云挺1945年作）等。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了经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文教宣传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众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指示》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美术机构的重视和积极响应，由此所形成的新年画运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讲话》及《指示》的精神均成了画家的创作动力和目标，特别是参与创作的画家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的专业美术家及一流的美术家，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表现各族人民团结在周围的新年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图11，叶浅予1952年作），表现全国英模大会盛况的新年画《劳模会上的好姊妹》（图12，俞微波1957年作），表现在校学生边劳动边学习，即勤工俭学的新年画《半工半读》（图13，刘旦宅1960年作）等等。 “”时期，一些新创作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新年画和宣传画，是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如表现革命样板戏深入人心的新年画《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图14，李中文1975年作），表现画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宣传画《斗争生活出艺术，劳动人民是主人》（图15，王维新、王利国1973年作），表现社会新生事物的《农奴女儿上大学》（图16，潘世勋1975年作）等。 新年画与宣传画的创作，一直与的指示及《讲话》的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以视觉图解的形式建构了时代的美术基础，特别是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美术创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画 《讲话》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9年4月开始，对中国画改造的一系列来自美术界高层领导的文章纷纷在各大报刊媒体发表。如1949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之后》（指4月，由北京80多位国画家的近200件作品组成的新国画展览会在中山公园举行。这次展览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的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4月25日，江丰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国画改造第一步》的文章，说明国画改造运动是与延安以来的文艺方针相一致的。 中国画之人物画可谓陡然崛起。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蒋兆和原本画西画，即从传统造型之人物结构入手，以水墨人物画技法进行创作。当时学西画的方增先、周昌谷，以及以速写、年画等技法擅长的黄胄、叶浅予、李琦等也以人物画进行创作，开了近千年中国画史前无古人之新篇章。如表现人民首次参加普选的《一辈子第一回》（图17，杨之光1954年作），表现农村青年劳动与爱情生活的《约会》（图18，黄胄1953年作），表现在和平的环境里，老人和儿童文娱生活的《第一回胜利》（图19，程十发1956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花鸟画除齐白石、陈之佛等的写意或工笔外，也努力选择生活或革命的题材。如表现人们热爱和平，以谐音传情的《和平》（图20，齐白石1950年作），表现革命圣地井冈山上杜鹃红的《东风朱霞》（图21，郭怡1962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山水画画家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自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作品都体现出高昂、健康和催人向上的激情，显示出新时代的特色。如描绘故居的《韶山》（图22，傅抱石1962年作），有些山水画则借用诗词句意而创作的，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图23，傅抱石1965年作）等等。 艺术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国画改造对中国画本身的视野拓宽具有积极意义。 油画与历史画 《讲话》“引言”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油画创作的主力队伍有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林风眠、董希文、周令钊、罗工柳等人，当时创作题材的主流为肖像、风景和静物等，而随着解放军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油画，其主体均为解放战争、工农兵等革命历史，受到了油画家们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油画家进行革命题材的历史画的创作，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先后四次组织画家进行历史画的创作。从作品中可看到创作者多是历史画中的亲身参加者，他们将《讲话》精神真正化作自己行动的指南。当然，对于历史画的创作，最注重的就是历史的真实，用绘画的语言去再现历史。如再现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图24，董希文1953年作），表现青年学生闹革命的《》（图25，周令钊1951年作），表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解放南京》（图26，杨建侯1956年作），表现群众学文化的《给奶奶读书》（图27，吴作人1958年作），表现广大青年支援农业建设的《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图28，葛维墨1958年作）等等。 这些油画作品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人的革命激情，以生动的画技及形神兼备的形象描绘，给人以感动和力量，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为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至今70年了，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绚丽局面。我们的美术作品始终与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和事件相关联。如表现社会文明新风尚的新年画《五讲四美开新花》（图29，何永坤1981年作），表现香港回归祖国的新年画《香江竞舟图》（图30，廖开明1997年作），表现将“非典”疫情坚决控制，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的宣传画《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图31，国家邮政局2003年设计），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宣传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图32，北京奥委会授权2008年设计选定）等等，举不胜举。 美术家们不论用何种技法从事创作，都以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表现，今天仍令人神往。这些作品渗透着《讲话》的精髓，并具有了文献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被称作“红色经典”，在屡次的拍卖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美术佳作是永恒的历史记忆。（责编：李禹默） 中国美术史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摘要]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 [关键词] 素质教育 作用 知识结构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在1982年党和国家为了坚决反对片面的追求升学率即反对应试教育,提出了坚决实施素质教育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9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七条规定:“中小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至此,素质教育模式开始在中小学实行。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6年4月10日颁发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模式逐渐影响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国民整体教育体系。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教育模式所提出的,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素质教育模式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素质培养、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等,而中国美术史也能为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提供教育素材和资源。 一、中国美术史是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一个窗口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大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发展是自身所要具备基本知识素养之一。试想之,一个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了解,谈何热爱国家,谈何建设国家?而这些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都无不打上了美术的烙印。远古时期的石器工具、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工艺、秦砖汉瓦、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唐三彩、宋元时期的瓷器、明清时期的园林建筑等,古人们创造出的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是供我们当代人欣赏的一道文化大餐,也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提供着信息。 美术能陶冶人的情操。所谓情操指的是人对具有一定文化价值或社会意义的事物所产生的复合情感。而美术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情感性,人们利用美术来宣泄自己的情感,是人类情感表现的方式之一,也是人类情感升华的重要途径。人的情操属于人的情感中特殊的一类,如道德感(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荣誉感等)、美感(对美的感受、欣赏与追求等)、理智感(与满足认知和解决问题相联系的情感)。情操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心理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情操产生的过程。通过美术,人们的情操不断的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同时,美术又是集历史学、文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体。美术创造必须要有生活基础,所以,在我国历史中出现的和美术相关的文物及文献都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有着历史研究价值,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学习中国美术史能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就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体现出的一种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谓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合。 闪耀着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光辉的中国美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中国画中意境的表现方式影响到了19世纪欧洲的现代设计艺术,再如以中国园林艺术为代表的东方园林深刻影响着东亚各国的园林及城市规划建设,这些影响也表明了中国美术不仅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美术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三、学习中国美术史能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所谓知识结构,是指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的构成情况及其结合方式。它与知识掌握程度的结合形成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全面反映了个人所拥有的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有层次、有序列的整体知识信息系统。而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审美教育的过程,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 审美教育能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趣味和正确的美学观念,提高人们欣赏美、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也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科学的审美教育能使我们形成良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原理和方法论,站在历史的角度和辩证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可见学习中国美术史不仅有利于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利于大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和方法来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理解到,学习中国美术史是和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大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窗口,增强民族自豪感,丰富知识结构有巨大的帮助。在高校中除了与美术相关的专业外,其他专业开设中国美术史的欣赏和学习,是当前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给素质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充满着新的活力,将会对我国素质教育模式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美术史论文:试论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概况 摘要：本文主要在悠久的中国美术史学传统之外，简要介绍了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在古代绘画史方面的成就，他们从异域的角度开辟了新的治学道路，尤其集中在几位有典型代表性的学者作品上。如高居翰和苏，立文，从早期汉学研究的格局逐渐分化出来。凭借扎实而有份量的著作使中国画学的独立性得以彰显，他们的方法既有考证严格的优点，又具备方法论的自觉，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研究中国画学的学术群体。 关键词：中国绘画 形式风格　外部因素 从国人眼光来看。中国美术(古代美术)的文献资料已蔚为大观，即便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学院建制和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业已多年，这一基本事实构筑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初步框架，至少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文献搜集、资料分析、画作风格研究、画家生平介绍等几个方面从现代分科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富有成效的搜集整理，而且更在日益发展的图像学研究上从形式分析角度吸收了当今海外学者的新进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新月异的中国美术研究不再停留在搜集材料的初步方法上，以往“中国”这一词汇只是地理文化范畴上的对象，即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品，包括绘画作品、礼器艺术、建筑雕刻等类别，而现今研究者则涵括进了本土之外凡有志于中国文化且浸润其中经年有日的海外群体，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的重视。如果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教学过程中对此现象毫不加以关注的话，无异于抱着本土的研究目光固步自封。本文就拟从中国美术史学中传统绘画的角度谈谈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国美术研究的一些概况和突出的表现，以期得到一点启示。 绘画在中国传统美术中取得的尊贵地位与传统文人观念的发展密不可分，并且自有画史记载的作者始，就已经纳入了一个延续有脉的承传系统。海外很多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把眼光和精力从对青铜礼器的研究转到了对绘画的极度关注上，从而把中国画这个概念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与西画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范畴来加以观照，由此构成了一个中国本土传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稳定性。中国绘画在历史文化中的脉络和中国文人在特殊历史现象中的精神展现就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所着重处理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接触画家作品时，不会仅仅论述风格形式上的特点，在展开与前代作品关系的阐释基础上会引入画家当时文化社会史的面貌，甚至是画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就是这一研究潮流中一位杰出的专家，应该说他的名字对于国内同行研究者来说是相当熟悉的。高居翰研究中国晚期绘画史的三本巨著《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中文译本已经出版，其中对元代和明代绘画着力甚深，而山水画又成为高氏所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他审慎而又精彩地阐述了那一历史阶段的画家之间无与伦比的关联性和画史上的复杂性，尤其是《气势撼人》一书由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讲稿结集而成，主要讲述17世纪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对董其昌在晚明画史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重新给予了定位和介绍，还从新的角度驳斥了以往画史中对一些职业画家的习惯性偏见所造成的盲目判断。可以看出，高居翰除了对中国古代绘画史极为熟稔之外，本身在价值意义系统和“方法论”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自省态度，从不人云亦云，没有从传统认知的角度和简单的视点去看待历史上的创作者，而是从相关语境尽力挖掘创作者在面对庞大传统遗产时所采取的回应方法和选择上的困境，同时涉及到对他们作品的品评和分析。 高居翰教授在美国研究中国画学史领域应属第三代学者，就像有的论者指出第一代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应属于汉学家，言下之意指的是早期欧洲影响下的凡属“中国学”研究范畴的专家行业，包括像语言、文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那个时候美术学还没有从“汉学”领域中独立出来：第二代学者则是二战后具有影响的对美术史学科独立性有相当自觉的研究者，像罗樾(Max Loehr)等，他不仅懂中文，而且对中国艺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加上吸收了德国美术史学家沃尔夫林的图像学成果，即对作品形式风格的演变持有自足说的论点，好像不太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罗樾在此基础上针对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发表了很具影响的论文。高居翰就是罗樾的学生，但是他没有完全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对待艺术史的写作，而是在广泛参询画家对于社会历史的反映。把当时创作者和地域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做出了既宏观又带有很精微特质的画家个人情绪对于画作影响的论说方法。 海外学者凭籍着他们的语言写作优势和很好的研究环境(比如很多国宝级书画藏于海外博物馆)提出了一些国内学者所不易看到的问题，加上他们不忽视对文献资料的细密考证，也研读了很多先辈学者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声势的海外中国美术学研究群体。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都有涉及，论述中多有挂一漏万的嫌疑，像很多这方面有特色的专家，比如美国的李铸晋、方闻、包华石，班宗华等，所治领域和观察角度多有不同，像包华石近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侧重于在相对政治文化环境下，海外中国美术史学领域存在的一些偏见和“盲视”，甚至是权力关系下存在的文化歧见和“误读”，其重点并不在于分析某个画家作品的精妙(就像很多论著那样)，而在于受到西方学术大环境影响下新的研究角度的阐发，不着力于通史和断代史的长篇论说，构成了当前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中的新趋势，同时也冲击了固有的“学科”边界概念。 方闻作为普林斯顿大学荣退教授，长年来对中国传统画史的研究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东部学派”，近几年方闻也调整了自己的方法构架，以回应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由是想来。这一“内”一“外”之别只是相对和方便的命名，并无绝对界定的必要，任何画史对画家和作品的研究都要有“内外”的兼济才行。实际上，中国传统画史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并不与这种方式矛盾，只不过比较零散和不系统，不像西方学科那样分门别类而极具理性法式，它们之间相互还可以借鉴对方的优势而体察自己的不足，不然的话，别人说的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把“中国”仅仅当成了材料和解析的范本，才是我们在学习海外学者成果时应该引起反省的地方。 中国美术史论文:案例型教学在中国美术史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案例型教学；中国美术史教学；教学改革 中国美术史是美术学科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同时也是专业理论的主干课程。而在21世纪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改革的大潮中，美术史作为高校艺术学子必须掌握的一门理论教育课，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潜能性和前瞻性，同时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在充分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陈传席说：“只有技能学习，没有理论学科的学习，不能叫美术教育，文化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技能则不能。”他的这一理论更是精辟地阐明了美术理论教育在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弊端 美术类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及培养模式改革，要求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美术史论和相关人文知识教学。但是，长期以来，美术史论课程与教学总是处于陪衬地位，不少学生对这类课程缺乏起码的兴趣与热情。这主要是由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不当造成的。因此，加强美术史论教学要从改革教学方法入手。 我们在美术教学中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直是重专业技能的训练而轻视理论学习，认为不学美术理论同样可以画好画。这种现象也是现今美术教学的现实且严峻的话题。为什么美术专业理论课引不起学生的重视与兴趣？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教学工作者的思考。多年来，我们的美术理论教学基本都在套用一种相同的模式，即教师在授课时对美术理论讲授较多，对艺术作品分析不深入，学生的参与程度不够，导致对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能力培养不足，不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对艺术作品的鉴赏也是人云亦云的状态，并且学生也容易忘记所学的美术史论知识。有些教师习惯于按时间顺序讲解美术发展的历史，以美术发展的历史作为讲授的重点。这种方式，可以将美术发展演变过程讲得很详细，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艺术作品的分析。这样枯燥乏味的理论教学只适用于一般常识的欣赏课，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的艺术认识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就必然形成学生对美术理论学习的轻视和学与不学都无关重要的心理。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理论的热情以及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二、案例型教学的构想 (一)“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 提倡“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强调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给学生自主权，注重发展学生鲜明的个性，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激发其展示自己才能的欲望，进而发挥其潜力。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和教师及时沟通，同学互相学习，教学真正做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二）“从实验中获得知识” 在美术史论教学中，如果加强艺术作品的鉴赏，用直观的艺术作品直接刺激学生的视觉，必然会引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主动性，调动学生在艺术鉴赏活动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师生处于一种急于交谈的良好教学氛围之中。这样的教学环境不仅有利于教师传播知识，有利于教师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审美文化素质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要改革美术史论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实验教学,因为这是诱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环节。让学生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科学事实和概念， “重要的是让他们去做”、“要通过实验来解决问题”，将实验放在十分基础和重要的位置上。 三、“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 （一）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 “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首先是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所谓基础性，是指授课时要讲述美术本体所包含的绘画、书法、工艺、雕刻等等，但又非只是客观地介绍材料，而是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使趋于感性的视觉经验上升至理论高度。这既可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能够促进他们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直观性是指讲课时尽量展示可视形象。大量的视觉形象展示，使授课内容生动、直观，使学生在尽情领略中国古代美术杰作的同时，掌握中国古代美术发生、发展及美术本体的特殊规律，从而激发起学生对古代美术杰作和杰出美术家的崇高感情。 （二）传统教学与新成果的融合 传统教学观念滞后，缺乏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受传统应试教学模式的影响，现在的试论教学往往偏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案例型”教学方法充分注重吸收和利用最新考古资料和美术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力求授课内容的时代性和前沿性。授课过程中，注意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比照，启发学生思考其现实意义；对美术史研究的空白点和热点加以重点提示，并对观点不同的研究成果进行简明扼要的比较，提出教师自己的看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课堂讨论中，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 （三）传统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相融合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生活，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这种教学方式往往是以书本为中心，很少能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案例型”教学在这里主要体现在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当中。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课堂讨论和实地参观考察等为辅进行教学。其中将课堂讨论作为关注的重点，使之成为师生互动的纽带，并以此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地参观考察的教学方式突破以往较为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使教学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 四、案例型教学的实施效果分析 在“案例型”和传统教学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加强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创造性思维渗透到其中，提高学生对视觉艺术作品的形象思维能力、审美感受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研究，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主体实践为主，培养了学生创新素质和健全人格、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思想，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得到稳步提升，为学生将来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许江在呐喊 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八五”85中国美术学院校庆 依旧波光潋滟的西湖，晴方正好的南山路217号，中国美术学院迎来了它的85岁华诞。本次校庆特别安排了“八五” 85，展览作为最主要的内容。而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的展览宗旨更是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开幕式上，身为艺术家和美院院长的许江先生慷慨激昂的讲话给在场的每一位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讲话与其说是讲话毋宁说是呼号。多年来多次我看到许江先生的讲话总是慷慨激昂，侃侃而谈，这一次，我特别深切感受到许江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院长，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在为中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勃兴在鼓呼和呐喊。 校庆期间，我同众媒体同仁采访了许江先生，他依旧是激情四溢给我们回顾了那段激情的岁月无数的故事...... 许江院长围绕 1985年那个难忘的岁月回顾了学院85年的发展历史、结合展览的内容阐述了学院的精神。他说，屏幕上放映的短片，由85年前真实的影像剪辑而成，我们在此重温历史，重温激情，感受三十年来生命与校园的巨大变迁。历史的浓缩总是在用某些“不变”或者是“骤变”的因素，令我们怦然心动，仿佛一下子面对家园。 这次展览的策划和实施主体是70、80后的年轻人，他们在去年夏天就提出以1985年作为岁月考古的平台，采集85位亲历者的人生片段，改校庆的典礼为学术的追问。他们冒着酷暑去捕捉历史兴怀的可能的现场。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将历史还给岁月。让亲历者在现场说话，抚今追昔，去钩沉那段曾经经历的岁月，重叙那段岁月于上下文之前涌动的意涵，以此来彰显我们学校85年来的学脉精神。年青一代对整个展览的创意和他们在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忍、所兴怀的记忆、所秉持的求真的理想，是这个展览的亮点之一 “85”是一个横轴，让我们重返那些难忘的现场。在那些坐标式的往事当中，回溯大时代变革的踪迹，揣想历史的发生及其可能性。85位受访者则是一条竖轴，每个人的记述都与“85”的往事相对照，每一个书桌里面都存有那个时代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生活的工具箱。这横轴和竖轴结成一个“十字”，成为我们回望岁月的生动的、纠结的十字坐标。我们每个人将在这个坐标里、这次展览中，找到中国变革时代的精神地图，找到学院能历85年不衰的学术脉络。 许江先生还说，在众多的亲历者的记忆中，那段岁月有两个突出的征候是之前甚至之后的很多年代所不具备的：一个是开放。打开国门，打开历史之门，众多久违的东西蓦然出现，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前卫艺术的变革浪潮，及其蕴藏着的新学思想，走马灯似地影响着中国的学院，仅仅1985年就有美国史学教授维罗斯柯的持续十六讲的讲座，赵无极绘画讲习班及其展览与学术活动，万曼壁挂艺术初来学院掀起跨媒介的艺术运动；与此同时，以学报为核心的编译者们正加快阅读与译著一系列揭开形式思考和艺术诘问的西方名著。另一个突出的状态就是解禁。学院的开放可谓步步为营，但每一步都以某种思想和学术的解禁方式突破出来。正是这种解禁深深地诱发着一代青年的叛逆者和趋新的风向，也诱发着那种源自民间、源自底层的自我解放的力量，具体地、持续地给予每个创造个体以变革驱动的活力。虽然那个时代的开放程度远不如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但解禁仿佛是向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无边大地不断地开拓，时代的思想者们仿佛垦荒者一般被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顽强而丰沛的实验激情。所以，“八五”往事中记忆犹新的有关于油画系创业创作的论辩，学院中青年创作组的展览，关于素描教学、新水墨画教学的论争与探索，同时还有燎原全国的关于艺术形式的自觉与讨论，清理人文热情的观念端倪，各种后来被称为“八五新潮”的新艺术大爆发。 在谈到当年的八五精神在当下的意义时许江院长说：历史还在继续“八五·85”的意义正在于让八五精神，让美院85年持续的精神，重新和不断地活在校园，让美院的历史活化为一个未竞的事业整体，让参加“八五·85”学术活动的青年艺术家们涵融其中，代代传承，梳理振兴，发扬光大。 讲到美院悠久的历史包袱和传承的关系时他说，1660年前，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慨然写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我们今天也站在历史长河的一个点上，向另一个年代怀想致意，内心必然感慨而系之，此所以兴怀。但我们不悲观，而是努力将曾经的生命能量存留在那里，让将来的兴怀者，“有感于斯文”，有感于代代传承的时代精神。 许江院长还兴致勃勃地讲述了这次展览的对“八五”85概念的意义。我们选取了在美院发展历史上85为重要的人物，其中有艺术家、教授等，他们在85时期都发生过许多重要的作用，展场将85个人的故事制成道具箱，将构成一场贯穿85个 年头的影像戏剧：“论争”“突围”“历程”“新潮”四个“片场”，呈现1985年美院的集体记忆。第一场是“论争”，重现构建当年的毕业答辩现场。在第二场“突围”则包括中青年创作组、维罗斯科讲座、中国画教学座谈会、实验水墨、赵无极绘画系列讲座、万曼壁挂运动和编辑部七大版块，搭建起美院的地标性事件，唤起1985年美院人的集体记忆。第三场“历程”作为整个展览的思想库，以黑板报的形式呈现了自1928年建校至今都在扭结中的有关艺术革命与革命艺术的事件、潮流和论争，涵括了“艺术运动社”、“新兴木刻运动”、“倪贻德：从创造社到决澜社”与“艾青：革命文艺领袖”、“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 史画”、“浙派人物画”、“人间思想”八个部分。第四场“新潮”，重点聚焦于对“’85新潮”的追忆，由“’85新空间·池社”、“谷文达”、“红色幽 默”、“厦门达达”、“北方艺术群体”、“三步画室”、“部落部落”、“最后的画展”、“新学院派”这九个内容的展开，重新勾画出了当时以浙江美院为策源地辐射全国的“’85新潮”路径图。 采访结束时，许江院长意犹未尽，向大家谈起了许多往事，一些源自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与许院长谈到了各自的状况的人生目标。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主要是从哲学层面上对艺术进行反思，在方法论上对传统的实证性艺术史理论进行批判。这些反思和批判从外在的视角审视艺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艺术史的研究思路，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的著作《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论说艺术史的终结未免偏激，但是艺术史学科的确处在一种危机中。《艺术杂志》1982年冬季号正式提出了艺术史“学科的危机”这一主题。奥立可·格莱巴的《论艺术史的普遍性》也发表于同期《艺术杂志》上。格莱巴指出：“当下艺术史家的工作，即是去发现各国或各民族文化的某种（不同的）视觉语言之含义。”11 发现各国或各民族视觉语言的含义，体现出了一种在方法论上对艺术“普适性”的认识，艺术史的这种“普适性”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学者们普遍警醒这种“普适性”。芝加哥艺术学院埃尔金斯在《为什么不可能写出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中表述的很明确：“不管多元文化的美术史如何做出无懈可击的努力，所有撰写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的尝试均导致为西方的目的服务的西方化的叙述。”12 他的《西方美术史学的中国山水画》一书就极力避免这种“普适性”，转而寻求新的突破。方闻对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他在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主任谢伯轲的访谈时谈到：“在我看来，不同的视觉语言各有其不同的族群文化意义，为获得一个可观照不同艺术史的公共视野，我们需一套共同、适时的现代分析和诠释工具。这些工具或许最初发展于西方艺术史，但也应借由研究非西方视觉作品所获得的洞识，加以修正和扩充。” 历史主义的强大力量使得艺术史家在黑格尔时代精神的启发下，确信艺术提供各种手段使人类精神以某种特有的历史化方式显现出来，历史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在这种历史主义的引导下，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便认为，一切艺术风格均是文化各个方面的反映，任何风格的创造、发展及其演变都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一种现象。当代社会艺术史家因此提出“艺术本身是历史吗”这样的命题，主张艺术史研究应进行从对风格史的关注向“片段历史”，或“微观历史”的研究转变。高居翰在2005年的《亚洲艺术档案》上发表了《中国绘画“历史”与“后历史”的一些思考》一文，其中反思了中国绘画史没有像西方绘画史一样建立起一门坚实、详尽的历史学。他借用西方后现代历史理论来研究元明清绘画，用“后历史”这个带有浓厚指向意义的词语处理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这种处理方式割裂了中国绘画的完整历史，既忽略了中国艺术史中固有的师资传授系统，也没有遵循西方历史主义的研究现实。 面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危机，方闻首先从理论的高度出发作出了回应。他在《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一文中持有艺术史普遍性观念，并确信中国画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随后，方闻在文中从传统中国谱系的艺术史学和中国画中再现与超越再现的风格历史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最后，方闻写道：“倘如问，中国或者日本绘画哪些方面的研究可为现代艺术史学提供理论基础？答案必然要看不同的视觉语言及其独特含义的历史性描述。”13 海外的中国绘画史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和机械地借鉴之后，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的精神特质，它开启了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也对西方文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某种参照和思想资源。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应该为全球的学术合作提供一个契机和可操作的平台，中国美术史是一部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区域性和多元化的历史。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中的原始植物崇拜思维 摘 要：源于生产生活需要和精神向往两大要素，原始人类产生了对植物的崇拜，原始崇拜往往是原始艺术创作的现实驱动力，所以美术史上所呈现的植物艺术题材，通常牵系着原始人的心灵世界。本文将主要探讨原始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如何摆脱“自然属性”而趋向于艺术，探讨其在中国美术进程中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原始；美术；植物崇拜 人类自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一直不断进行，在一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自然”无时不对人类的思想意识造成一定影响，而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产物的美术，势必会和“自然”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远古时期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状况，许多客观的规律不能被原始人理解，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从而对原始美术创作产生崇拜驱动作用。这种原始思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被原始人所接受，以致于它不能完全的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隐退，从众多美术绘画作品、纹样中我们仍能看到它的影子。原始人的植物崇拜情结就是一例。 在江苏省连云港发现的将军崖岩画上刻画着以植物茎叶连缀的人面和天体星象图案，创作于新石器时代，这是较能体现原始人对植物有着特殊感情的一件作品。岩画中人面造型奇特，夹杂着某些星象的元素，画上的人面与植物茎叶相连，而且人面形似果实，显然是有意识创造出的人与植物合一的艺术形象，是祈祷获得植物的力量？还是他们认为人是由植物而生呢？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植物在原始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原始人类认为万物有灵，“先秦时就有一种司木之神，名曰‘句芒’，为古代的树神。‘夸父逐日’弃杖化为‘邓林’，就是桃林有灵的记载。”①中国的许多古汉字，也都与原始人的植物崇拜相关，如“氏族”中的“氏”本意为木本，即植物之根；而与植物关联的“臬”字，则含“法则”的意思。“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的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②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中对被神化的植物，并不像其他对象崇拜多有祭祀活动，而是主要表现为敬畏，禁忌折伤或砍伐崇拜物。《礼记·月令》中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一切树木；季春之月， “毋伐桑拓”；孟夏之月，“毋伐大树”。③ 《搜神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灌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④这一描述给植物附加了人的机能， 进一步发展了崇敬心理。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远古时期大地上多覆盖广阔的森林，植物生长茂盛，原始人的生活与它们息息相关。制作棍棒弓弩狩猎，采摘果实，用树藤结网捕鱼；采集树叶制成衣服；燃烧植物获取、保存火种，御寒取暖、防止野兽攻击、驱走黑暗和恐惧、烤熟食物，原始社会两大主要的生产方式——狩猎和采摘，以及原始人文明进化的重要元素——火，都需要通过植物来实现。可以说，植物是原始人类衣食住行的基础。“人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一个以他为中心、以实践为媒介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会被打上人的印记，不仅自然界的高山原野、河流星空成了人的无机的躯体，而且经过劳动实践，人进一步产生了思想和观念。”⑤在生产生活中，原始人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自然物与人类自身进行对比并能判断出异同。原始社会外出狩猎和采摘是非常危险的，时常可能面临野兽致命的袭击和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他们的生命相对脆弱而且寿命也很短，拥有强健的体格并且能够长寿成了一种最直接的愿望，于是植物此时起了必然的参照作用，树木的高大粗壮、长生不死都被原始人看作是一种神奇的现象；植物的枝干断了还可再生，原始人在同野兽的搏斗中和可能经常损失身体部位，“再生”也成了他们的渴求；原始人在狩猎追赶野兽很可能迷路，高大或者有特殊标志的树木植物就成了他们辨别方向的依据，由此产生信赖感；植物种子落地生根，强盛的繁殖能力也是原始人类所向往的；原始人类认为鸟和神是相通的，他们把鸟看成是神的使者， 而鸟栖息的植物这无疑会让他们觉和神有一定联系。可见，植物在原始人类的思维中是具有强大力量感的。一方面，在物质上他们必须接受植物的赠与、依赖植物生存；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他们羡慕植物并渴望获得植物的某些特殊能力。就如同人类的童年思维一样对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神奇事物生出一种又爱又怕的感情。由于长时间受这种情感的困扰，力量感很快变成了原始人类强大的心理压力，原始人屈从于这种力量之下，产生了植物崇拜。 植物作为美术创作的重要素材，在美术史中经常出现，而崇拜思维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植物艺术形象内涵的变化上。他们通常会不自觉的以某些方式再现他所敬服的这种力量。在许多原始绘画艺术都有所体现，显示为祝愿对这种力量更强大，并能为己所用、为生产实践活动服务，带有实用功利性。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物中有的陶盆口沿部位装饰有稻谷禾苗纹样，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丰收的向往。有一块陶片上刻有植物形态，五片叶子茁壮舒展，表现了蓬勃生长的状态。”⑥原始先人绘制着这些装饰和纹样，也绘制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这种憧憬只是源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原始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依赖植物，那么原始美术中的植物形象也应会随之减少或消失。所以早期的植物形象艺术作品实用意义多于审美意义。“原始人类在有意识的利用物质材料表达主观目的、主观精神时，其美感与想像、思维、情感、动机交织在一起而创作出的作品和创作过程具有多元意义。此时的创作和审美处在蒙胧混沌状态。”⑦ 人类度过漫长的蛮荒时代后，其美感意识得到发展和增强，审美活动逐渐独立和清晰起来植物崇拜思维也开始向“艺术阶段”过渡。此阶段的许多作品虽然仍含一些实用的指向意义，但都格外明朗的呈现出美感，而且还占主导地位。如汉代墓室画像石砖中常见的“扶桑树”，取材造型都隐去了原始功利的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实用目的，仅作为一种吉祥物的象征，为祈求生命不朽和灵魂的安宁等。六朝时期崇尚清雅之风，主张复古，而此时植物纹样繁盛，卷草、忍冬等纹样流行，这些纹样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非常符合形式美法则的要求，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在这样反复的创作过程中，人类对原始植物单纯的屈从崇拜淡化了，对植物形象美感的意识渐进成熟。此时原始的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开始发生演变。 现代社会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得到合理解释，原始人所敬畏的神秘力量成为普通现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所谓的心理压力不复存在，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和发展，植物形象开始具备独立的审美特征，成为一种艺术形象。在内外因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自然属性”完全蜕变了，一种对大于本身的力量的屈从演变成了一种对于自己熟悉并带深厚感情事物的欣赏。 结语：自此，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经由了从“自然”到“艺术”的上升过程，而且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等各类因素的影响，植物的艺术形象也完成了从实用性到审美性的过渡。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活动中人类的美感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这种美感意识源于对巨大力量的崇拜，随着这种力量减弱，植物的形式特征开始成为人类的审美重心。

建筑学论文:试论风水学与建筑学 【摘 要】通俗的讲，“风水”就是风水好的地方，居于此处，能助人事兴旺、发财，可令后代富贵、显达。严格的讲，“风水”就是符合风水学中“富“和”贵”原则和标准（即所谓“好风水”）的地理位置或环境。风水学在建筑中广泛应用。建筑学与风水学有很多密切的关系。风水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建筑学是古今中外都有的科学观。将风水学与建筑学结合到一起是一门深刻而又意思的课题。本文主要针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风水学；建筑学 风水学的本来面貌是科学而有根据的，一些江湖骗子们根本不懂风水学的情况下，利用看风水谋生，导致了风水学失去了其原有的样貌。那么风水学到底是指什么呢？风水学都包括什么呢？风水学与建筑学都有什么关系呢？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前进，旅游业兴旺起来起，从而引发了民俗、信仰等一系列传统文化的恢复，风水也因此渐渐地回归到了科学中，很多人开始了解、关注风水学，研究出版相关作品，风水与建筑的关系更加合理而紧密了，较多的应用于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中。在建筑设计中看风水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一种潮流。 1 什么是风水学的核心内容 （一）人地和谐是其一 大地给了人们生命和赖以生存的场所；同样，人类的发展也改变着大地上的万物。如果人们忽视大地的存在，那也就是将自己存在的介质遗忘，人地失衡，这将造成人与大地的共同灭亡。所以，人地和谐是人的行为的前提，是风水学的核心之一。 （二）尊重自然环境是其二 天地之间的变换往往与人的行为息息相关，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善待自然，自然就会回馈人类；反之，自然必定惩罚人类。风水的内容中就是强调人对自然的善待与尊重，保证自然不会反作用于人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三）风水学与建筑学的关系 风水一般与宝地连接着，这是因为风水影响着建筑，建筑也关系到风水。比如，风水宝地的标准就是是后有靠山、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前有案山、中有明堂、水流曲折，以使坟穴藏风聚气而令生人纳福纳财、富贵无比；外洋宽阔能容万马，可致后代鹏程万里、福禄延绵。 新疆的特克斯县的八卦城就是一个风水宝地。传说八卦城是由南宋道教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设计的。他被成吉思汗邀请到了西域，在路途中看到了特克斯河谷，当时就被那种山川气势震撼到，于是灵感而发设计出了这座八卦城。这八卦城从形态上看一个放射状的圆形，而且它的街道设计的比较奇特，犹如一个迷宫，每条路都互相通着，每条街都相连着。八卦城体现了一种非同一般的民俗风情，成为被人们喜爱的风水宝地之一，这是离不开风水在建筑中的应用的。 2 建筑学与风水学的结合 （一）建筑风水分阴阳 阳宅，不仅包括建筑的朝向，也包括建筑的设计思想。简单地说，如果是面朝宽阔的湖水，背向高俊的大山，就属于是阳宅；反之，则是阴宅。 以北京故宫的风水建设为例：乾清宫整个建筑群位于中轴线上，由六座门和三大宫殿组成即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以及乾清门、坤宁门，日精门、月华门、隆福门和景和门组成，这些建筑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俗称为“后宫”。整个建筑群在命名上就好似一个宇宙生成的过程，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隐含有“天地阴阳”的思想。 交泰殿在后三宫的布局中，乾清宫位于前即南，坤宁宫位于后即北，交泰殿处于二者之中，为天地交通之处，符合“天地交通”的原则。泰殿前面有乾清宫代表天（阳气），后面有坤宁宫代表地（阴气），交泰殿的含义则是“天地交而为泰”即指天（乾）地（坤）即阴阳二气在此交会，天地才能太平，这就是指“乾清”和“坤宁”二宫。交泰殿悬轩辕镜象征天地阴阳交会。 交泰殿隐含“交媾”之意，穴的主要宗旨是在于认识穴为阴阳交媾之地，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生气。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男女交媾，二是天地、山水交媾。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建交泰殿，交泰殿的功能，就是为皇帝和皇后提供交媾之处，负担传宗接代的责任。它不仅象征天地阴阳在此交媾，也指男女即皇帝与皇后在此交媾，这种思想就是天地、阴阳、男女即宇宙万物一体的哲学思想。 （二）建筑中颜色应用与风水的关系 在建设工程中，材料的颜色选择必不可少。在选择材料的颜色的时候，一 是要看使用者的个人喜好，一个就是要注意颜色与风水的关系。颜色要选择相生，避免相克。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以红色和黄色为代表，红色表示喜庆、吉利，黄色表示表示温暖、光明、长寿。 （三）门窗是风水气场的开口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门窗的设计也很讲究风水。保证“气”能从窗口而入，也能从门口而出。在设计卧室的窗口的时候，要注意窗口与床的设计位置，不能让床在“风口”上，也不能让床走进“死角”。门和窗口的设计没有必要要有多么的华丽，重要的就是位置是否合适，气场是否到达最佳效果。 3 风水在建筑中的具体应用 （一）风水学在建筑选址上的应用 建筑得再美，如果周边环境不美，都影响了建筑的最终效果。也就是说建筑的选址在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利用风水学对进行合理选址呢？标准的符合风水学的选址是依山傍水、空气清新、水深土厚、贴近自然的地方。视野开阔的、鸟鸣花香等等，这是最佳的选址方案，给居住在里面的人清新的自然环境，舒适的欣赏范围，这是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 （二）风水学在建筑布局中的应用 点面和谐才能达到聚天地灵气为一体的境界。绿化环境的覆盖率要高，但不代表着某个花园或者某个凉亭远远大于应有的大小，造成环境的失调。建筑群中什么是重点，重点的应该放在哪个位置上，这都是布局应该考虑到的问题。建筑的朝向与配套设施的位置都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匹配。布局要尽量保证冬暖夏凉。 风水学要求建筑周围的环境与建筑的布局构成一个相对的封闭性格局，这是一种安全与保护隐私的心理需求。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是隐私的。 （三）风水学在建筑形态中的应用 建筑形态要贴近自然，风水学认为贴近自然的形态是最能与自然融合的建筑。这样体现的是对自然地尊重，而不是对自然的改造。就如同填海造陆集中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改造，缺少了人与自然地和谐，最终的不良结果必然导致恢复海洋原有面貌。所以说，当人们对自然进行改造的时候，要尽量的尊重自然，采用最贴近自然的形态改造。 具体形态的设计没有固定的模式。因为设计者的个人风格，设计出来的作品也不尽相同，但是设计诡异的建筑如果不能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即使再完美也是有着重要缺憾的。缺憾就是与自然的相悖，不符合风水学的要求。 4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风水学已经不再是封建迷信的代表，它已经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性层面。利用风水学的特点、原则，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建筑风格，在建筑构成中，有效地结合风水学的要求，不仅能保证居住者的称心如意，也有可能带来意外的收获，那就是由于心情好而带来的好运气。今天的建筑已经与风水学密不可分，风水学的合理应用就是对自然的尊重，达到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和统一。 建筑学论文:案例分析法在建筑学专业《城市规划原理》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案例分析法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方法，越来越多的应用于教学实践之中。文章针对建筑学专业《城市规划原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案例分析法的实用价值，并从案例挑选，案例实施，案例教学评价及案例教学效果方面进行论述，同时用实际案例加以说明。 【关键词】案例分析；建筑学专业；城市规划原理 城市规划原理是我国高校城市规划专业中的重要专业课程，因其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学科交叉性，同时也是建筑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但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本门课程时，由于先期未开设城市规划概论、城市规划原理、城市总规原理、中外城市建设史等相关课程，因此缺乏城市规划相关知识的储备。同时上述课程内容在教材中均压缩成一章或一节且未设置实践环节，进而导致学生理解一些城市规划思想和理论很有难度。再加之教材中理解性、文字性的内容较多，所列举的国内外案例又较陌生，学生很容易感觉本门课程枯燥无味。另外因建筑学专业城市规划原理课时少而内容庞杂，教师大多采用以讲为主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更是让学生易丧失学习兴趣。 因此，为了弥补传统教育模式的不足，在讲授本门课时，必须引入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案例分析法，又称个案研究法，属于行为引导型教学法的一种，是由哈佛大学于1880年开发完成的。哈佛大学的“案例分析法”，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教育技法用于高级经理人及商业政策的相关教育实践中。20世纪80年代被我国引入到教育领域中，并逐渐得到高等院校的重视。它通过学生在对案例分析过程中的思考、分析和讨论，启发学生能够从多角度和多层面去分析和理解事物，提高他们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促进了教学的互动，使学生转变为课堂的主体，提高他们在课堂学习中的参与性和创造性。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尝试引入学生身边比较熟悉的案例，并通过共同的分析和讨论，启发学生主动积极思考问题，缩短规划理论与实践运用之间的距离，加深学生对抽象理论的理解，同时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热情，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1 案例挑选 案例的优劣决定了课程教学的成败，所以挑选案例一定要认真严谨。获取案例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网络、电视、广播、等途径。结合本专业特点，案例也可以是自己亲自参与规划设计项目，由于是亲自经历，更易于做到去粗取精、把握重点。总的来说，一个好的案例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1 熟悉 城市规划研究的对象是城市，所以应该选择学生所在的城市或熟悉的城市案例，这样才能引起共鸣，具有感染力，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对于陌生城市的发展历史与现在不熟悉，因此不容易产生亲切感，进而会丧失注意力。 1.2 新近 案例是近期发生的，学生的关注就会很高，对于早期发生的范例，学生会感到很陌生，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1.3 趣味 案例本身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最好和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有密切联系，这样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并活跃课堂气氛。 1.4 典型 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概括相应教学内容中所涉及的思想、理论、方法和原则，让所学理论知识尽可能体现在案例分析中。 1.5 创新 案例具有启发学生多视角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设立的问题具有引导性和创新性，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2 案例实施 教师在按上述要求准备好案例后，在教学中还要进行有效的课堂组织和引导。案例教学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来具体实施： 2.1 案例引出 案例引出——这是课堂实施的第一步。通过教师用精辟的语言组织来介绍案例，进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介绍的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的基本概况、基本的设计步骤与方法、设计的切入点以及为何从最初的方案走到现今的设计成果等，学生对比充满了好奇，非常感兴趣。 2.2 由例导理 通过案例来导出课堂知识点，并紧扣教材讲解基本理论、原理、思想和方法。同时教师可以给出任务书，布置课下作业。 2.3 课堂讨论 这是案例教学最关键的环节，也是最考验教师综合把控能力的阶段。学生可以根据调 研结果展开分组讨论并由学生代表发言，集体交流，也可以在案例分析后教师提出问题，激发学生开动脑筋，认真交流与探讨。同时引导学生分析课程内容与案例的相关性，正确把握案例的特殊性与理论知识普遍性的关系，并能灵活运用理论知识解释分析案例。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扮演组织者、主持人、导演的角色，把控全局，同时要善于调节课堂气氛，如遇学生意见分歧大，讨论激烈时，要及时沟通和交流，在学生反应平淡时，要抛出问题，引出争论，而学生没有反应时，要善于打破僵局，给予点拨，当学生讨论偏离正题时，要正确引导。对有些同学较幼稚或偏激的意见，不要立即做出批评，否则将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和自尊心，也不能强求学生接受教师的观点，要有耐心，多进行交流和沟通。 教师一定要认真倾听学生发言，必要时可做简要记录。最初的发言讨论是用来扩展和深化学生对案例的理解程度，当大家讨论到一定程度，对意见比较等中的问题，教师可以引导进行重点讨论，对于讨论过程中引申出来的问题，教师也不能忽视，这可能是学生以往学习过程中的盲点或漏洞，应及时予以纠正和点拨。 2.4 总结评析 教师作总结归纳，这是案例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教师在总结发言时，要从学生分析和讨论问题的思路出发，并不断提高深度，引导学生多层次思考问题，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学生对案例的认识，巩固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3 案例教学实例 3.1 案例一：结合贵州民族大学老校区校园规划建设，分析高校校园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基本要求 修建性详细规划是城市详细规划的一种，目的是用以指导各项建筑和工程施工设计，也是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之间衔接最为紧密的一个规划层次。而高校校园规划正是近几年全国大学城建设中的热门话题。为了让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对这一部分知识的理解更为透彻，我们以贵州民族大学老校区作为研究对象，引导学生围绕校园功能分区，校园建设空间规划、校园道路交通组织、校园环境及景观设计等内容进行调查与思考，一些同学通过分析、归纳老校区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功能分区不明确，建筑形式太单一，道路交通组织不完善，人车混行状况明显，人文环境气氛不足等，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一些同学通过前期分析研究，认为大学校园规划必须首先满足学校使用者的需求，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关注人性化尺度和空间，营造人文环境，并以贵州民族大学老校区为例，撰写“大学校园——我的梦”的优秀调研报告。 3.2 案例二：结合贵州民族大学教师宿舍区，分析居住区规划设计的内容 居住区实际上是有四大物质要素来构成，即住宅建筑、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系统和绿地景观。居住区规划设计是为了给居民营造一个生活方便、环境舒适的居住环境，从而将上述要素进行合理、科学的组织与布局。我们的学生大多来自贵州省山区，缺少一定的生活体验与社会体验，对于这部分知识的理解不够深入。于是我们以贵州民族大学教师宿舍区作为调查对象，组织学生对宿舍区的规划布局形式、住宅空间结合、公建配套、道路交通组织及绿地规划设计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以访问形式收集一些老师对宿舍区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大多数学生以为宿舍区的住宅组合形式比较单一，可识别性不强，公建配套不足，车辆随意停放，绿地面积不够等。通过这样的案例分析，加深了学生对居住区规划设计内容的理解，也提高了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3.3 案例三：结合贵州省雷山县西江干户苗寨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分析城市遗产保护规划的基本方法 对于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而言，由于未设置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及相关课程，学生普遍反映教材内容难以理解。因此在讲授本章基本理论后，布置学生课下查阅、收集有关西江苗寨的资料。在案例分析课上，首先教师对西江苗寨保护规划的编制思路和内容进行精心的讲解，并配合图纸的展示，使学生能够形象生动的理解案例内容，接下来教师提出问题：①规划中保护范围划定的依据是什么？②苗寨历史建筑利用除了规划中提到的方式之外，你认为还有何途径？③规划中建设高度的控制方法是否有合理，为什么？④试分析贵阳市的特色要素。由于学生曾在西江苗寨美术写生，因此在课堂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通过对以上问题的 析与讨论，学生对城市遗产的保护规划的方法和内容有了更深的了解。 4 案例教学考核评价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离不开对学生的考核，它是反映学生学习进步和学习效果的手段。针对案例教学的特点，我们应该采用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从教师角度来说，可以将学生课前准备、实地调研、课堂参与讨论情况等作为考核内容对学生进行评价。具体的讲，主要根据学生掌握案例内涵的程度，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对事物是否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学生方面，可以通过学生本人对案例学习过程的反思，总结自己在其中的成长情况。 5 案例教学效果 笔者在通过教学中引入趣味性、现实性坚强的案例，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学生转变角色，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形成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的氛围，以而进一步培养了学生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口头表达能力。 教学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是永无止境的，需要我们勇于创新，不断探索，研究、总结和完善，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案例分析教学模式一定会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建筑学论文:全球化与建筑学中的审美感觉演变研究 在城市建筑学的范围内,一般研究如下问题:第一,本土建筑规划设计的冲击和影响;第二,有利于保持城市建筑的地方主义特色的方法和措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年代,人们的观点似乎有了转变,但使我们困扰的问题却没有改变,那就是建筑学仍旧不能明确规划自身的发展方向。 现代城市主义思想强烈的人们宣称:现代主义建筑可以结束十九世纪以来城市建筑风格上的不规范性,并再次给建筑师们一种明确的方向感[1]。但仅仅到了一九六零年代,这群现代主义思想强烈的人们失望的发现,一切又回到了以前。而一九六零年代末期也正是“全球化”概念的启蒙阶段,让人们不得不深思两者间难道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虽然人们对城市建筑一直都是各持己见没有相互一致的看法。但是大部分人只是将城市建筑看成是可以供人们居住的场所。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人们的审美观念不同。而审美性已经进入到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1 现代城市审美主义的起源 如果想对当代城市建筑学审美进行深入探悉,那么就需要追溯到它的发源时期,首先针对整个现代城市社会审美主义理论情况开始研究。西方的研究学界已经在这个区域有了显著的成果。而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把建筑学的疑问带到社会学的区域来解答,最后再次转回到城市建筑学。所以,对社会学理论考察的重点一直都应该是:审美性产生的基础结构和根本原因,能够使现代人审美观点发生改变的因素。对这种疑问的讨论,古典社会理论学家总是从自己个体性的知识架构和设问进行探悉[2]。因此他们的结论也大不相同。自从基督教统治西方世界社会以来,基督教世界发展出一种制度化的抑制人感性欲求之正当性的生活形态。进化出一种道德论,对感性生存的正当性采取抑制和贬损的态度,这源于基督教对人自身的恐惧。审美性是一种可称之为心理主义或内在性的心性品质。他形象的把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比喻成一件艺术品,因为在这个艺术品中,一切实体性的事物都消融在个体心理的内心形式中。审美性的特点就在于人的心性和生活样式在审美体验中找到足够的生存理由与自我满足享受的感觉。综上所述,现代审美观已经从一开始就企图在社会形式中代替宗教和道德。 2 现代城市审美观转变的社会背景 社会理论学家认为这种现代审美观转变的基础是货币经济支配的都市生活。他们用一种审美的方式去感觉来确定现代经济体制与现代社会文化体制的心性品质的内在联系。社会理论学家认为理性化一直都是现代生活的重要结构因素,但是针对个人心性来说,理性是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生存武器,更加引起注意的是现代社会生活之结构性因素包括:个体与其个体之间的情感[3]。由于货币经济是大都市社会生活稳定的基础,当货币经济和都市生活把个体存在从以前的亲情关系中抽离出来,个体生命仅靠工具性的理性心理,不足以维系自身。所以,其心性品质趋势一定会返回内心世界。 不得承认的是,以上所探悉的审美现代性的蜕变过程,有更多的展现在现代人日常对社会活动中的感悟。这种审美性有时与艺术并不有关联,而是表现为一种审美的生活质态。这种审美观也是走向现代性进程的一个有力标志。 现代社会中审美感觉一直就应该是个体性的、属于自己的。所以更加的不可以让审美观点趋向单一性。现代审美感觉由于没有了依靠、终极价值以及礼法纲常的前设基础和约束,而转向身体在此世寻找依靠。人们对生活环境的选择不再需要以前那种对于审美客体的整体性掌握,没必要去理解他的结构,更加没必要在审美过程中去找寻他所代表的某种价值意义。唯一要做的仅仅是观看并且用心去体验体验。在这一个方面来说,当今社会中的审美观已经没有了专属于哪一文化价值理念系统的必要。而转向对身体、情感、新奇性的追求。 3 现代社会城市建筑中审美特点 阅读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可以从里面发现建筑大师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建筑可以对人讲述真理,可以以一种方式来开启人们的思想,用建筑来建设社会在人们心中建立起属于人们自己家园。就拿柯布西耶的郎香教堂来举个例子吧。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针对柯布西耶建筑中的审美性得出以下结论:一、建筑的整体感觉很和谐。大师们认为建筑中的每一个细节让看到的人都必须是一种美的享受并且使他们能感受到他们是建筑整体所不可缺少的环节。二、结构规律清晰。在空间的营造上让人感觉是有规律的不是杂乱无章的,每个环节都有结构关系上的紧密性。三、统率人们的审美性让建筑“功能”突出起来。四、也是最突出的一点,审美要求有某种意义。从建筑物选择装饰的态度中就便可得出结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大部分认为:建筑艺术在其最高境界是能够赐予人们对建筑物的独特的思维洞察力;可以通过这个建筑物得到一种启示,不管无论这种启示是来自社会、文化还是你生活的现性社会。 4 现代社会城市建筑中审美之后的发展 现代社会城市建筑中审美之后的发展[4] ,就正如箭镞大师矶崎新所说“二十世纪上半时期是宣言的连续,城市建筑就是向同时代展现下一个时代的世界。从一九六零年代开始,时间发生了逆转。以前一直不停向前的线性时间模型突然发生了逆转,城市建筑在过去与未来中发生了交叉。其实现代建筑史一直都是多条线平行发展的。 就如以前对现代人心理结构转变的社会学分析中所感悟到的。现代城市建筑学审美观的转变也大致沿着这条路在发展。而这一转变的象征就是bilbao博物馆,它在一九九七年建成并且开放。主要建筑体量异常弯扭复杂。令人惊叹的是,建筑外表用100%钛合金板覆盖。由于建筑造型极端不规则,使得内部钢架中的构件没有两件的是等长的。bilbao博物馆自建立以来就冲击着人们的眼球。以至于一九九七年普利策奖得主评价说“这建筑太不可思议了”。说的也是,这座建筑从任意角度看来都更像是科幻影片中外星智慧的基地。以巨大的力量冲击了以往建筑审美常规。你不能用以往建筑审美的比例、尺度、均衡等原则去评价它的建筑美。它的存在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成功的建筑学审美突破,是人们只要看见了他就记住了他。这一切都会被单纯的思想与身体上的震撼迷醉、欢愉的情感所代替。你无需去想他代表的意义,只需要用心去感觉他。让他的存在在你心中变的永恒,这样变是最好的。 建筑学论文: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探讨 作者简介：廖荣（1964-），女，兰州工业学院建筑工程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建筑设计教学研究，（e-mail）。 摘要：从课程的教学理念、知识体系、教学方法及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就如何提高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房屋建筑学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以期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关键词：房屋建筑学；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 房屋建筑学是土建类建筑工程技术专业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以建筑材料、建筑制图等课程为基础，同时又为建筑施工技术、建筑工程计量计价等专业课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在专业课程体系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该课程涉及内容较广，既有内容繁多的建筑设计规范，又有抽象的设计理念以及繁多的构造方式，学生往往不知如何入手。近年来，受到学时减少、教材陈旧及生源质量欠佳的影响，教师教学压力增大，作为培养工程一线综合型人才的高校教师，必须思考如何用新的教学方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1]。 一、确立适宜的教学理念 房屋建筑学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课程内容多且面面俱到，无突出的重点和难点，对将来从事一线工作的学生而言，由于缺乏房屋空间系统概念，在学习过程中常常感到枯燥乏味，因此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工程应用型技术人员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出发，以“必须”和“够用”为度，树立满足实际应用的教学理念，将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整合为三大知识模块：即房屋建筑构造原理（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两部分）、建筑设计基本原理和房屋建筑图识读，重点加强房屋构造原理的知识掌握；同时辅以专业教学实习及课程设计实践环节，突出针对性和应用性，体现实用性和综合性。 二、建立合理的知识体系 （一）教学内容的优化 房屋建筑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目前该课程使用的教材内容陈旧，尤其是建筑构造部分。例如：刚性基础、墙体中的墙体承重体系、门窗一章中的木窗等在实际生活中已不适应当前建筑业的发展形势，基本不再使用，但教材却占据大量篇幅。另一方面建筑工程的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层出不穷，而在教材中并未加涉及。例如：屋面材料中的沥青卷材，现早已被sbs、app改性沥青卷材或三元乙丙代替，而教材中沥青卷材却是重点，新材料被一笔代过；再如墙体保温，国家节能标准已实施多年，教材介绍较少，此类问题在此不一一例举。教师在教学中应减少此部分内容的课时，适当增加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新规范的讲述，以开阔学生视野，使他们能适应将来实际工作的需要。 高等建筑教育2013年第22卷第5期 廖荣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二）构造内容要立足基本原理和方法 建筑构造教学的难点是建筑构造方式种类繁多，做法各异，涉及到建筑材料、建筑力学、建筑物理、建筑施工等学科的相关原理，学生只是被动的听讲而不知在实际中的应用，因而在讲授构造内容时要向学生阐明不同的构造方式都基于构造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构造的重点是向学生讲明构造与功能要求、建筑技术、建筑结构、自然环境、建筑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它们间的关系决定了不同构造做法中的材料的选择和结合方式。新材料、新技术虽然造就出新的构造形式，但其基本原理和方法不会改变[2]，因此在教学中注重基本原理和方法的讲解，是帮助学生掌握建筑构造的关键。 三、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一）采用启发式教学，帮助学生树立学习信心 启发式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学习的开始阶段，首先从“建筑—凝固的艺术”作为切入口，从建筑的发展史开始讲述，使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在课程过程中加强师生互动，避免“满堂灌”。如在建筑构造概述章节，启发学生思考教学楼的组成，学生很容易找到答案，此时教师只需将教学楼组成的六大部分及其它构配件进行条理化归纳即可[3]。 （二）开放式直观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质量 感性认识对巩固知识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构造讲述时通过模型认识构造，从认识开始逐步深入，在交流过程中经常向学生提问“构造是如何组 成的，怎么做才能达到设计要求？”一般不提供答案而是让学生自己思考、讨论、查阅相关资料，同时配合绘构造图作业，学生学习效果及积极性显著提升。 以建筑物进行直观教学能进一步加深学生的理解。在组织参观前，教师应就此次参观的内容提出明确要求，以减少盲目性。如参观单层工业厂房，首先提出观察单层工业厂房受力体系、纵横向受力构件及其它构配件与民用建筑的区别，在参观中教师对重点部位着重讲解，使学生的理解更加深入，避免参观流于形式。 （三）教学资源多样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学资源的多样化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教学中采用文字、绘图、挂图、图片演示及多媒体课件等手段，使教学生动化。多媒体课件有集文字、声音、图片演示为一体的功效，且有知识密度大，素材多样、形象直观的特点，使教学变得生动有趣。例如：讲述屋顶一章时，屋面细部构造中的泛水由于基层的不同做法也不同，此时用幻灯片就可清楚地了解砖墙和钢筋砼墙处构造的差别。但也要注意，多媒体教学尽管生动活泼，但一味采用学生犹如“看热闹”，不利于消化掌握知识要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教师应通过板书帮助学生加深理解[4]。 四、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环节，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传统教学模式主要强调课堂教学。在房屋构造原理的学习时，学生虽然能听懂，但动手能力较差，真正到工程设计时，学生无从下手，因而需要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环节，以保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一）从识图、抄绘图入手，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 作为应用型高校的学生，看懂弄通建筑施工图纸是将来工作的基本要求。教师可结合课堂讲授的知识，每章布置构造图的识读及绘制作业。如在讲述楼梯一章时，为解决楼梯口下作进出口净高不够的问题，让学生通过观察楼梯实物，了解双跑楼梯设计及楼梯剖面绘图，知晓在设计时如何实现，启发学生展开空间想象，培养学习的主动性及获取知识的能力，为下一步课程设计奠定基础。 （二）建筑构造融入课程设计，加强综合训练 课程设计是对房屋建筑学课程的一次总结，通过学习不仅能帮助学生将所学设计原理和构造原理应用于自己设计的建筑，而且能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但在布置课程设计时通常对构造技术要求较少，造成学生以为建筑构造不是设计内容，在设计时经常抛开构造技术而单纯的追求形式和空间。因此，在下达任务书时，设计题目不仅要符合教学要求，而且内容要涵盖建筑设计及构造设计部分，同时要提出学生应查阅的设计资料、设计规范和标准图集。为使学生更好地完成课程设计，课程设计任务应选择相对简单的砖混结构住宅楼、中学教学楼、学生宿舍等，教师可给出若干平面方案，也可由学生自拟方案，完成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5]。 课程设计指导时，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建筑构造设计对建筑形式、空间的形成的重要影响，因此，在方案阶段就要考虑能否实现，而不是在施工图设计时才想办法解决。设计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启发学生，循循善诱，引导学生独立分析、解决设计中的问题。如在方案阶段：门窗的选择、卫生间的布局、楼梯数量及位置等，教师不宜详细回答，使学生产生依赖思想，应启发学生查阅资料，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课程设计结束前，指导教师要组织学生开展评图，帮助学生分析图纸中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给出成绩。评图时可组织学生分组进行，由设计者先介绍自己的图纸及设计体会，再由其他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指导教师进行总结，对优秀的作品积极肯定，对出现的问题指出不足及解决的措施，使课程设计最终达到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 五、结语 房屋建筑学课程内容广泛，实践性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将丰富的教学内容与恰当的教学方法合理地结合起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虽然对此提出了一些看法，但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如何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逐步培养学生设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待于在以后的课程教学和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和创新。 建筑学论文:试论成功素质教育理念下的建筑学专业教学改革 论文关键词：教学模式；成功素质；改革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我国建筑教育的现状，重点强调了在成功素质教育理念下的建筑学专业教学体系、设计课程建设等方面的改革。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如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生态学等等，都对建筑学专业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建筑学专业教育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是建筑学专业教育改革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确保教学质量的稳定提高，是建筑教育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围绕这一课题，我院建筑学专业在专业目标教学体系化改革的基础上，强化教学质量，进一步探索在成功素质理论指导下的建筑学专业教学改革，不断完善，取得一定的成效。 一、我国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等建筑教育为与国际接轨不断探索教学改革，在评估的标准要求下， 培养计划逐步规范，产学研结合较紧密。但总体而言，全国近80 所建筑院校普遍存在着重技能培训的倾向，教学体系中主干课与相关课的关系呈纵向线型模式，基本知识的传授较扎实。但是我国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现状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重书本轻调研， 重表象轻能力 从教与学两方面来看， 大多重视和强调书本知识的传授。学生多依赖于书面资料获取知识， 重视对优秀作品的表象学习， 轻视调查研究， 缺乏对深入、细致、艰苦的实地考察环节重要性的认识。而我们的设计课教学由于受课时的制约， 学生调研“走马观花”， 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也不够深入， 势必影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二）重成果轻过程 建筑设计作为主干课程， 我们一贯以“最终图面成果”为评判依据， 图面的表现技能则直接影响了其好坏的评价。而对设计过程中学生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思考及提出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重视不够， 或少作评判依据。在此无形的导向之下， 学生往往只注重手上功夫的技能训练， 计算机制图等手段的运用， 而淡化对自身人文素质的培养， 因而涉及问题面窄，研究问题肤浅。 （三）重仿学轻创新， 重专业轻综合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信息量大、速度快， 查阅资料十分便捷， 加之我国建筑知识的普及性低， 人们对建筑好坏的评价常取决于表象、取决于 “新奇”。 出现了在建筑设计中拼凑“名作”、“复制杂志”的“仿学”现象。这样一来无形中抑制了学生们的创新意识， 造成在特色与创新方面能力的匮乏。 （四）重分值轻素质 建筑学专业具有艺术与技术的双重特征。在我国目前的招生制度下， 大多数院校建筑学专业招生按分数线自高而低进行录取， 几乎无法考察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建筑学专业的基本素质。招生中这种重分值轻素质的现象， 常常导致大学学习阶段“高分低能”的局面。 二、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建筑学 专业教学改革措施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建筑学专业教学特点是专业间相关课程的开放和专业的开放。如何发挥优势， 学习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探求自身培育特色， 形成有利于培养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的开放性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 值得广泛、持续和深入地研究。专业间相关课程的开放，目前的教学计划中安排了12个学分的跨学科选修课，体现了专业间的开放性。根据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特点，我们开设了建筑经济、建筑环境心理学、西方哲学专题、现代企业管理概论、建筑文化与评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摄影等选修课，这样，既可与社会对建筑学专业人才的多元化需求相接轨， 也可以使学生在建筑设计中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深度得以升华， 进而起到促进其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专业的开放， 则应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 发挥教师来源广泛和年轻富有活力的优势， 加大系内选修课的开课量。城市建设学院有建筑学、土木工程两个专业属相关学科，专业间选修课甚至专业课和学科基础课亦可以有一定量的开放性， 如土木工程的“房屋结构、地下结构、大跨度结构、特种结构、道路立交设计”及建筑学专业的“美术、设计基础、公共建筑设计(一)、建筑构造、阴影透视”等课程， 若以开放的观点来看待这样的选修课环境， 相信定会对学生的培养创造富有特色的良好发展空间。主要措施如下： 1.贯彻整体优化的原则，修订教学计划，使之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并严格执行，以保证教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2.改革设计主干课程的教学内容，变类型教学为目标教学，重新修订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 3.在一至三年级实行教学年级责任人和骨干教师制度，而在四至五年级则实行教学专门化制度，强调教学的环节控制，激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 4.聘任教师实行公开评图制度，加强学生参与意识与竞争意识； 5.建立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通过对教学各环节的规范化要求，实行规范化管理，建立教学保障体系，以保证教学秩序的稳定正常进行； 6.抓紧重点课程建设，以专业主干课(含试验课) 、专业基础课和主要基础课为课程建设重点，对其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作用、教学内容、师资力量配备、教材及参考资料等均进行了认真研究，制订出改革措施。从而带动了各相关课程的整体发展； 7.发挥教学督导小组的作用。组成由系主管副主任任组长的督导小组，对教学计划、上课情况、设计任务书的制定、各个教学环节的检查等作出评定工作； 8.完善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加强实习中的教学环节，规范实习要求和内容，全面提高实习质量； 9.构建专职兼职结合的教学评价机制；建立开放的教师教学业务能力资质认证制度，扩大学生在教师评定过程中的发言权。 三、在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 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为了避免技术基础课与设计主干课脱节的现象，要求按职业资格考试和专业评估要求培养学生。根据成功素质理论在建筑学专业教学改革的要求，在每个设计课程中，注重配合环境设计、建筑物理、技术、设备、防灾等方面的知识要求;注重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分析，按教学要求将技术基础课的知识贯穿到各个设计主干课教学环节中。该系列课程包括建筑技术、建筑物理、建筑设备、建筑力学及结构等，它的建设主要是解决与设计主干课程的配合、交融问题，使其真正起到为设计服务的作用。采取的主要措施为: 1.三年级上期的设计课中，结合住宅设计将建筑构造的知识运用，让学生完成从环境设计、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建筑构造设计等系列设计。 2.在三年级下期的设计课中，结合科技设计将工业设计、智能设计等构造知识相融合。结合博览、美术建筑将建筑物理中的光学、热工等知识相运用。 3.在四年级的高层设计中，要求运用建筑设备、建筑防灾知识。 4.五年级的厅堂设计中，要求结合建筑物理的声学知识。 5.毕业设计则是综合运用各类知识。 四、几点思考 城市建设学院建筑学专业从起步到稳步发展，虽然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形成了一些特色，但仍然需要不断地探索和拼搏。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如何解放思想，树立“可持续性”的学科发展观念，完善成功素质教育理论的建筑学教学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本着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宗旨，我们初步设想：首先，强化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教育模式，使建筑学专业在成功素质理论教学体系中求发展，以加强教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的密切结合，为提升教师队伍水平、培养学生的成功素质创造良好的条件；其次，立足“以人为本”，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改思路，要积极培养、引进高、精、尖人才进一步充实教师队伍，要研究探索学生乐于接受、行之有效和适合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新方法。此外，要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强化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建设与应用。只要我们勤于思索，勇于创新，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成功素质教育理论的建筑学教学体系一定会显出勃勃生机。 建筑学论文:浅谈关于建筑学专业课程设计教学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课程设计　引导　改进 论文摘 要：通过分析建筑学专业的“建筑设计”课程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相应的改进方法和思路：在题目设置上，变“类型设计”为“空间设计”；在内容要求上，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基于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在评价模式上，变“结果控制”为“过程控制”；在日常训练中，注意多学科的融合；在设计手段上，处理好手绘和计算机绘图的关系；在毕业设计指导方面，采用和设计部门合作的“双师制”。 建筑设计课程是建筑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培养建筑设计能力的最主要途径。 目前，各高校建筑设计课程的设置，基本采用按照建筑类型进行训练的模式，题目由易到难，规模由小到大，渐次深入。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对于各种常见的建筑类型一一尝试，在对比之下，对于把握不同类型建筑的设计重点非常有效。但是，随着现代生活对建筑功能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建筑类型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单纯依托类型的设计训练方法暴露出许多局限性，如学生思维易受限制，设计手法灵活性、适应性差等。 因此，我们需要对课程设计的训练思路进行调整改进，取长补短，使建筑设计课程的设置更加合理化。 第一，在题目的设置上，变现行“类型设计”为“空间设计”。 强调“空间”是建筑的主角，将空间设计作为课程设计训练的主线，具体建筑类型作为辅线。从单一空间、复合空间到组合空间，训练学生对空间的感知与创造能力；建筑类型作为题目载体，起着辅助的作用。 同时，具体进行题目设置时，应真题、假题结合设置。 真题具有真实的基地环境，便于学生结合具体情况找寻设计切入点，获得构思灵感。对训练学生的空间感知、把握空间尺度等也大有裨益。但实际项目往往条件限制较多，不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进行全面的设计训练。假题的设置往往可根据训练目标“量身定做”，能够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展开训练。但易失之于空泛。因此，应二者结合，扬长避短，以达到最优的训练效果。 第二，在内容要求和评价模式上，变“结果控制”为“过程控制”。 传统的设计课程的内容要求多是以最终成果要求的形式出现，基本上就是最终正图的版块内容，于是设计课程成绩就基本依据成图所传达的设计水平来进行判定。这直接导致学生重视设计结果，而忽视设计过程，往往设计周期内几番推倒重来，设计变成“撞运气”，运气好抓住灵感就发挥好，运气差没想法就一塌糊涂，非常不利于设计方法的掌握。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能动性，将设计过程掌控好，引导学生循序渐进、逐步深化方案。过程的控制需要具体体现在每一阶段的详细要求中，教师引导学生明确各阶段应解决的问题、理解步步深入的重要性，并将各阶段的表现纳入到整个评价体系中，促使学生体会到完整的设计过程，逐渐掌握系统的设计方法。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应达到“掌控全局”和“把握个体”的效果。 在大的方面，发挥群体的带动、激励作用，通过设计组、讨论组掌控整个设计的进度。将全班划分为若干设计或讨论小组，引导小组内进行交流和互评，发挥群体内各成员的相互激发、激励作用，带动整个小组深化设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设置专门的、开放的讨论空间，以满足小组讨论和个人深化方案的不同要求。指导教师聆听、参与小组讨论，适时提出问题、引导方向并作出评价，使讨论避开弯路、沿着可发展的方向进行。 在细节方面，教师要适时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标准细化到个人。针对每位同学的具体情况，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使其在自身水平上获得提高并多加鼓励，更利于学生获得自信心与成就感，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 在设计内容和主题选择上，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反映现实，引发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鼓励其从点滴细节尝试解决之道，以此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务实精神。一名合格的建筑师，不仅要有处理建筑功能与形体的能力，也要有关注社会的责任心与职业道德感。这需要教师有意识地渗透在设计指导中，好的设计离不开对现实中人的处境、行为的研究与关注。欧洲一个教授来国内游访，有感于天桥下露宿的打工者，遂于归国后拟出设计题目，要求学生设计适用于此类人群的轻便、易装拆的临时建筑。这启示我们，基于现实思考进行的设计训练才真正体现了设计的本质：以人为本，为人服务。 第三，需要加强快速构思能力的训练。 一个设计周期内，虽然有进度的控制与要求，但学生往往感觉“前松后紧”：入手慢，进度滞后，后期深化时间紧张、不够用，最后熬夜、拖图，又影响到下一个设计，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以训练快速构思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快速建筑设计（快题）不可或缺，是建筑设计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贯穿在课程设计中。快题训练锻炼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便于快速找到设计的切入点，对于创新思维的培养非常有帮助。 第四、融会各专业基础课程，为设计课程所用。 如果说低年级阶段的建筑设计主要强调功能合理、形式美观，满足“适用、美观”的话，随着年级渐高，“坚固”也将成为设计要求的一部分，即，我们要将建筑结构、构造、材料等纳入设计范围，关注到可操作的细节，使设计深度更进一步，为业务实践及就业铺平道路。 低碳、节能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反映在建筑行业就是对节能建筑的倡导。建筑的节能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反映在建造过程中的节地、节材，更重要的是为使用过程中的低炭、节能提供支持、打下基础。建筑方案设计阶段虽然不可能有很具体的体现，但却需要建立概念、综合考虑。这就需要很多建筑技术方面的知识作支撑，甚至是一种从技术出发的全新的设计思路。 同时，注册建筑师考试制度的施行，也为建筑学专业课程训练指引了方向。与建筑师职业资格考试相结合的训练应该引入、贯穿到设计课程之中。 《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等看似理论的课程，也要激发起学生们的思考，听闻历史，思之当下，由此及彼，探究不同历史文化下的建筑反映对于今时今日的建筑设计的启示。不仅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也要有仰望星空、思虑文化的眼界与胸怀。 第五、计算机辅助设计对设计课程的影响。 身处数字化时代，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电脑和网络带来的便利，建筑设计领域也毫不例外。随着电脑的普及，计算机辅助设计已经成为建筑设计的重要手段，绘制图纸、计算日照和节能等指标、建立三维模型等，大大地提高了效率，基本已取代传统的手绘、手算方式。 建筑学高年级的学生需要学习《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并在设计课程中运用，进行计算机绘图的实践。这也是在为设计院实习和就业作准备工作。计算机绘图的准确、直观与高效是毋庸置疑的，但需要强调的是，设计前期尤其是一草阶段的构思最好手绘表达，这是由它们各自的特点决定的。手绘手段，灵活、方便，表达起来速度快，利于激发、捕捉灵感，适合于充满变数的前期构思阶段；计算机手段，严谨、准确、快捷、高效，适合于基本定稿的后期绘图阶段。学生往往易沉浸于计算机的各种便利，忽略手绘表达的必要性，这是需要警惕的，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手绘草图进行构思是掌握设计方法的重要途径，绝不可忽视。计算机辅助设计是把双刃剑，需要我们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和设计的不同阶段，区别对待，合理引导，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第六、毕业设计指导“双师制”。 毕业设计的时间安排往往是紧随设计院业务实践之后的，为了增加实践机会，许多学生愿意选择一边在设计院继续实习，一边进行毕业设计。这种局面下，教师和学生面对面的机会减少，毕业设计的质量难免受到影响，因此大部分学校持谨慎态度，造成“毕业设计”和“提前就业”之间的矛盾。学生出于增强就业竞争力等因素的考虑，往往会千方百计来应对，甚至“舍弃”毕业设计，即只求及格、顺利毕业，而选择“提前就业”。 为应对这种越来越突出的矛盾，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与其“堵”，不如“导”。既然学生愿意选择设计院的环境来完成毕业设计，那就把实践部门的优势发挥出来，学校可以聘请设计院中具有一定职称或资历的建筑师（如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等）担任相应学生的第二指导老师，配合学校的指导老师，共同参与到毕业设计指导工作中。学校通过开题报告、调研报告、中期成果检查、毕业答辩等不同阶段的要求，对毕业设计进行进度控制和成果检验。 这种双师制的模式非常适合于和实践紧密联系的建筑学专业。它能够充分发挥不同环境的优势，使毕业设计系统、规范、有序，同时立足现实可行性，深入、全面。 以上种种思考，都是基于建筑学专业课程设计教学的特殊性而引发的，是在教学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希望能够对广大建筑学专业师生有所启发，大家共同思考，促进建筑学课程设计教学的更好发展。 建筑学论文:建筑学专业教育发展研究初探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建筑学专业自身出现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建筑学专业良性发展，采取“产、学、研”的教学方式，服务于社会，是建筑学专业教育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多元化 城市化 产学研 广义建筑学 在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的背景下，建筑本身呈多元化发展，建筑学专业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的领域，要求学生知识面广泛，并且要有较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图形表达能力、感性创造力和动手的能力，以满足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 1．现状 我国的建筑学专业起步较晚，基本采用统一的“美术一初步一小设计一分类建筑设计”的教学模式，这种专业教育模式，在建筑业发展初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无论是社会或是普通人都对于建筑赋予了更多的期望，建筑学教育本身也承载了更多的责任。 吴良镛对城市规划中如何体现以人为本作了阐述；顾朝林对科学发展观与城市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作了论述；李行则以《建筑学的现代化科学发展问题》的系列文章对建筑的艺术性、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建筑的地方性、时间性做了深入的探讨，这些对于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认识专业本质，进行专业学习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国内很多建筑院校都在不断的实践和改善，寻求适应自身条件的专业教育模式，一些院校的建筑学专业在教学中突出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在教学中基于西北地区这一背景，培养学生尊重自然、注重人文、承启历史、勇于创新的理念，体现出该校尊重人文精神，注重传承历史的教学特色。研究与实践领域的这些新思想、观点和做法必将对建筑学专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 2．存在的问题 2.1 建筑学专业应满足多元化发展趋势 建筑学多元化发展是建筑学发展的新方向，在满足居住这一基本需求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向多元化领域发展。这就要求建筑师本身应具有多种学科的知识融合，并非只沉浸在建筑学层面的专业知识领域中。作为建筑师，更应懂得如何设计出更符合人们心意的建筑，这些建筑不仅仅满足各种建筑规范的要求，而且更应满足使用者的真正需求，包括心理满足感、视觉美感、人文环境等需求。 2.2建筑专业与建筑发展行业不同步 建筑学教育模式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用多年来的教学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城市不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各种新兴设计理念的出现以及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促使建筑设计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建筑师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建筑学专业知识的更新迫在眉睫，一些教学材料也需要新的修编，以便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建筑学人才。 2.3建筑学教育资源区域分配不均 建筑教育担负着培养及提高未来建筑师素质的责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新兴的建筑院校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同时也出现譬如学生定位以及自信心的建立等诸多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建筑学专业模式。 国内知名的建筑院校，无论从师资、学生资源或是教学资源都远远领先于众多一般院校。但要促进中国建筑业基本力量的发展，应大力促进一般院校教育水平的提高。 2.4 建筑学专业教育地域特色缺失 具有成熟教育经验的建筑院校无疑成为一般建筑院校的学习典范，当然借鉴成熟的经验在专业建设的初始是可行的，但是从专业发展长远考虑，很多院校往往都忽略了自身的特色优势，一味朝着优秀学校靠拢，结果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很难达到与其专业建设水平相当的高度。很多建筑院校忽视自身的地域文化特点，盲目的借鉴其他院校的经验，难以与自身情况结合，处于发展的迷茫期。 3．对策 首先，满足建筑学专业教学成果，满足社会对建筑学专业的具体需求，培养在工作中能够不断自我提升的高素质人才；对于建筑学不同层次的学生，应该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模式，改变以往低年级到高年级一成不变的教学体系，提高学生学习兴趣，鼓励学生采取主动学习的方式，提高学生兴趣，增强学生自信心。 其次，促进建筑学专业老师拓宽知识面，抛弃“狭义建筑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应跟随建筑学专业发展的新趋势，利用“广义建筑学”理论①，扩充教师建筑学以及相关的知识，并且能够言传身教于学生。 再者，应当改变目前重视图面效果，轻视其真实内涵的片面的教学方式，应当引导学生展开广阔的视野以及专业的眼光去学习，这是建筑学专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 最后，注重利用院校区域优势，创建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建筑学专业教育方式，既利于当地城市建设的发展，促使“产、学、研”真正的结合⑦，达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目的。 4．结语 建筑学专业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教育体系，它是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紧密相关的。因此，审时度势，保持行业敏锐度，增强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融合，既延续历史文脉，又促进新技术的发展，承前启后，服务于社会，这才是建筑学专业发展的宗旨。 建筑学论文:浅谈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建筑学专业英语教学改革 论文关键词:应用型人才　建筑学专业英语　教学改革　教学理念　教学方法 论文摘要:当今在建筑界国际项目合作与国际间科学技术交流的迅速发展，要求建筑学的专业外语教学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面向国际合作的建设项目，对于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逐渐加大，本文从建筑学的专业特征出发，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探讨在建筑学专业英语教学中引进新的教学理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就目标、方式、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突破有限的课堂教学空间和时间限制，最大限度提高教学成效。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外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加，特别是建筑界国际合作项目与国际间科学技术交流的迅速发展，社会对建筑专业人才专业英语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专业英语的教学水平对满足社会对培养具有更强国际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将起着重要的作用。专业英语作为一种重要而便捷的语言媒介，将在学习和交流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其教学水平的高低也成为衡量高校教学国际化程度的重要尺度，对专业英语的“角色”再认识和进行教学改革，已成为许多院校关注的重要课题。下面将我在这方面的初步探索与同行共享。 1 建筑学专业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1教材陈旧、教法单一 目前多数院校的建筑学专业英语教材多为10多年前的教材。十几年时间，建筑行业的变化天翻地覆，而针对建筑行业培养的专业人才的建筑专业英语却仍然使用早期的教材，与时代严重脱节。如：某学校曾经使用的《建筑类专业英语》教材，虽然内容较有系统性，但是其出版年代为1997年，至今仍在使用，已不能满足现在建筑专业的要求。 教学方式仍旧为传统的“传授式”教学，教师通常在课堂中将课本作为唯一的教学素材，而教学方式也停留在“翻译+阅读”的公共英语教学的模式，缺少与本专业最新发展动向及知识的结合，较为僵化。同时，对于教材的选择也往往忽视专业特征与内容更新。 在教学手段方面，由于承担该课程的教师往往是建筑学的专业教师，而非英语专业教师，其教学过程往往无法将本学科知识与英语教学自如结合，单一采用教师课堂解释，学生课后阅读的形式，使得教学过程枯燥，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1.2 国际合作、人才培养的需要 国际合作的需求增长促使应用型专业人员的需求增长。目前，越来越多的外国建筑师事务所正在与国内的设计企业进行合作，带来了新的技术与设计方法的同时，对于熟悉中国建筑行业规范且英语专业术语精通的设计人员需求大量增加。当前，国外建筑师和设计单位进入我国建筑建筑设计市场的身份都是咨询顾问，不能独立开展建筑设计工作，必须依托国内的合作单位。因此，无论以具体项目合作的形式或者境外建筑师在国内开设咨询公司，都需要合作的公司方面具有专业英语知识储备的专业人才在甲方与外籍设计师以及中外设计师之间进行沟通和翻译工作，如果其专业英语知识储备不足或者个人能力欠佳，很容易出现翻译错误，影响项目进程及效果的情况，从而影响整个项目的发展。作为培养建筑人才的高校理应适应社会的这种需求。 2 建筑学专业英语教学改革的思路与方法 2.1教学理念转变 建筑学专业英语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不仅仅停留在传授知识的层面，毕竟课堂时间有限，课堂的教学内容有局限性，更多的应是培养学生对于专业英语知识的学习方式，以及学习能力，即形成“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完善素质”三个层面的内容。因此针对该专业的特殊性及该课程的实用性。 在教学模式的定位上，应是应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人才，要求学生具备较扎实的英语基础知识及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同时具有较强的英语交际能力，能够处理日常和涉外的相关业务，直接与境外建筑师直接沟通，满足国际工程和建筑市场化需求，而不是仅仅只会做题填词，无法说话的哑巴英语。 2.2教学方式更新 (1)明确教学重点 建筑学专业的大学生，在学习专业英语之前，已经有多年基础英语学习的基础，具备了一定的英语读说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必再进行英语语法基础知识的训练及学习，而应注重如何用英语准确表达专业知识上，要重点体现词、句子和整段文章的翻译技巧。 （2）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注重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以及学习阶段，形成系统的有条理性的知识结构，而同时又能反映整个建筑学科的基本内容，避免过分集中于某一领域而忽略整体性的现象。针对建筑学的知识结构对应可将专业英语的知识划分为三个阶段，建筑基本知识、建筑环境与文脉，建筑设计施工过程。 建筑学专业英语在各个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往往属于非重点的科目，在学分和课时的设置上通常都比其它专业课程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而如果能够针对专业英语应用性强的特点，将其基本教学内容与其它的课程联系起来，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有着积极的意义。a、与建筑设计课结合。让学生根据设计课的进展,每人4 min～5 min 从设计任务、场地调研与分析、设计概念、设计过程等各个方面进行口头表达。将英文的表达方式和思维过程带入在建筑设计的阶段中，使学生更能融入环境，轻松面对枯燥的英语学习。b、与建筑历史课结合。外国建筑史的学习往往离不开英语的认知，在学习过程中，根据历史课的学生进展，要求学生整理相关著名建筑师，经典建筑案例以及一些文献资料，作为知识储备的同时锻炼英语文献阅读能力。c、与建筑文化类课程结合。在文化类的理论课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根据学习进度，课堂讨论不同文化的特征特色，丰富课堂内容。 （3）关注学习方法引导 教学方面，加强辅助及延伸部分的教学，即有目的的针对学生的基础程度和特点，精心编排教学进度。课堂部分在阅读和讲解课本内容的基础上，根据专业英语知识内容的三阶段分类形成专题，突出鲜明的教学主线，令学生对于学习的阶段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同时在课堂之外的延伸部分，注重要求学生阅读最新的建筑咨询及相关的文献，充实词汇量提高阅读技巧及速度，同时加强学生专题调研，小组合作等方面组织。如笔者在具体的教学中，将每周的两个课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建筑的专题知识学习，内容多为在专题题目指引下的大量课外资料，第二个部分回归课本，学习基本的词汇与表达法，最后一个部分开展学生交流，让学生尽量开口练习。而在课后，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关于某个建筑专题的调研与讨论，形成成果回到课堂以课件形式汇报，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变直接的传授为相互学习。 （4）采用科学化的教学手段 建筑学专业的学习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图示表达，因此形象直观的图示比枯燥的文字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利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通过图像、音频、视频的展示，可以使抽象的讲解具体化，增加知识的亲切感，提高感性认识，对理解建筑专业英语由很大的帮助。而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抽出一部分课时，将学生带到户外，如典型建筑场地或建筑案例，施工现场，设计企业的办公地点等，使学生身临其境，在体验中，将抽象的词汇和具体的建筑构件，施工过程结合，形成深刻的记忆。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建筑学专业学习图示化的特点，列举曾经参与的与英方设计公司共同绘制的方案图纸，以真实的案例进行教学，可令学生快速掌握图纸中专业英语的表达法及表达习惯，避免出现用词不当的低级错误。 （5）注重培养实际应用能力 在注重课本基础知识讲解同时，重视锻炼学生在课上课下进行英语表达，如自身设计作业图面的英语表达，跨国设计课程的英语交流，以及英语科技论文的写作等等。如在具体的案例教学中，要求学生充分了解设计的全过程，从项目招标书、项目概况、基地分析、设计说明、设计分析到设计方案、实施过程等，分阶段分类别学习表达法及表达规范。力求使学生在工作中能自如应对设计的各个阶段对专业英语的需求。 （6）积极锻炼口头表达能力 英语口头表达能力是专业英语教学的一个重点，工作中的英语应用与大学四、六级考试不同，要求学生能够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流畅的与外籍建筑师沟通设计观点，提高自信。在课堂中学生之间的互动与集体合作的体验，不仅可以提高其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还能激发和培养自信心与成就感。a在课程中，针对每次的设计专题，请学生进行3-4min演讲，鼓励学生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可以以小组形式进行分组讨论及相关调研，最后以课件为辅助进行英语口头汇报。b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学生多参加跨国的学术交流活动，如笔者所在学校连续两年与挪威卑尔根建筑学院svein教授进行工作坊活动，期间学生们积极参与，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英语的口语表达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2.3 提高建筑学专业教师的英语教学能力 目前全国开设建筑学课程的院校，基本上建筑学专业英语的授课教师，都是学习建筑学或相关专业出身，其自身专业知识的积累丰富，教学能力良好，但是缺少英语教学的经验，往往在专业知识与英语教学法两者的结合上不够自如，因此教授该课程的教师，应积极学习英语教学方法，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强化学科特点，形成富有鲜明特征的建筑学专业英语教学体系。 3 结语 总之,将语言教学与建筑学专业教学结合起来，要求教师自身有良好的教学水平与能力，应用先进的教学方式，将学习的方法传授给学生，而非穷尽所有的知识灌输。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更能够适应国内建设的发展需求，有利于学生毕业后参与更多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和建设项目的合作，同时也有利于拓展学生的专业领域，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建筑学论文:对五年制建筑学专业美术基础教学的研究 我校近年来建筑学专业本科教育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使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更加系统深入。同时，美术基础课的课时也相应增加，并规范了美术基础课的内容与方法，体现出五年制建筑专业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的教学理念。 一、设计素描与色彩基础课程训练 在五年制建筑专业美术课程中，我们把美术教学的重点放在了素描、色彩与速写的基础训练上，这里体现了对基础课素描、色彩与速写课程的重视程度。 在建筑专业素描教学与绘画实践中，要结合建筑学专业学生特点发挥其优势，建筑专业招生是文理兼招，学生入学文化课考试分数高，他们理性逻辑思维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理解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富有研究与探索精神，但相对来说学生缺少形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根据建筑学专业学生的特点，以严谨较科学的设计素描为主全因素素描为辅。设计素描是以设计概念为先导的素描造型形式。它是以建筑设计为教学目的进行各种素描写生和素描创作的实践活动。即以形的本质为结构，排除物象的明暗色调关系，集中对物象形体结构进行研究，将对物象的观察、分析与综合贯穿干作画的始终，利用线的粗细、曲直、强弱、疏密的表现，运用穿插、重叠等手段来体现物体的形体结构。学生在作画时可以大胆地发挥分析和想象的空间，不受某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使学生在大量的设计素描训练中发现其造型变化规律，并学到各种独特的表现技法，有助于学生对建筑设计的理性与空间认识和艺术表现手法。与此同时，为培养学生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与手法，还要学习以面为主用明暗调子来表现的全因素素描。 在色彩课程训练时，讲授色彩的基本知识与变化规律，加强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建筑专业的学生应重视学习与借鉴各种绘画流派的色彩表现技巧与用笔技法。教师要柱重培养学生对优秀色彩作品的学习与解读，可将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使学生真正领悟到绘画大师高超的色彩运用能力与表现技法和创作热情。可从早期的提香、伦勃朗、荷尔拜因，到晚期的安格尔、德拉柯涪瓦、米勒，还有近实派怀斯、弗洛依德等画家，从构图、色彩的冷暖、色彩的笔触逐一进行比较分析，引导学生去探求色彩发展演变的脉络，并使学生对凡·高的鲜明色彩、塞尚的结构意识、毕加索的立体主义、高更的原始色彩风格有较深刻的认识，学生会将这所有的好奇与感受转化为新的艺术尝试与探索。”[1] 二、加强速写训练，快速提高学生造型能力 在五年制建筑学专业的速写课程中，采用集中授课强化训练的方法，它的执导思想体现了美术基础课程从技能灌输转向开发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在集中速写训练的授课中使学生强化学习，增强快速、准确地制作建筑设计方案的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对于建筑专业学生的速写练习，画面效果要体现高度的整体与概括精神，要自始至终以塑造形体为目的。例如画复杂多变的树冠，不应着眼于局部的、琐碎的形体，需要用整体的眼光来观察与表现，在整体上要把树冠看成一个完整的球体，而这一球体是由不同形状的局部块面来构成的；又如在建筑中进行室内设计时房屋空间结构较复杂，把它可高度概括为一个大的形体空间，在其内部陈设的家具是由不同大小形状的体块构成的。我们视不同形体的家具为点、线、面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而这一整体的认识观念是有赖于美术基础课的长期训练，培养学生在绘画中正确的观察与表现方法，有助于对建筑形体结构与空间的正确认识。 要使学生认识世界艺术大师的成功与他们坚持画速写是分不开的。世界著名画家的速写作品是一些风格化的线描，更加简练注重神韵，或凝重质朴、或空灵秀丽、或夸张变形具有装饰趣味。安格尔毕生注重并坚持速写训练，他的速写线条优美典雅，手法极度精炼，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法国的罗丹、马约尔、布莱尔堪称现代雕塑三巨匠。罗丹留下了五千多幅速写和素描作品，其线条洗练飞动、造型生动精彩，有音乐般的节奏，有诗一般的韵律；马约尔则用粗实的笔触找到山野、大地、海洋、空气般的造型力度；布莱尔则有浪漫主义气质，其速写具有强烈的动感。具有东方绘画风格的日本浮士绘与西方的凡·高和马蒂斯都有着强烈的装饰绘画风格，装饰画在用线上具有简洁质朴的特点，它们用线来界定画面的形象与结构，具有高度概括的抽象艺术表现力。著名大师的作品使学生收益很大。 三、在广告设计课程中，赣悟现代设计理念 学生对美术基础课程的选修课热情高，此课既开阔学生的视野又丰富了建筑专业学生的艺术表现语言。广告设计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在学习中，能体会与建筑设计课程的相似之处与内在的关系；而在pop平面广告设计作业中，共五张作业：(1)pop字体练习；(2)pop服装、食品广告设计；(3)pop书画展、博览会广告设计；(4)pop立体广告设计；(5)pop房地产广告设计。在作业过程中，学生领悟到pop广告设计关键是简洁鲜明、造型优美、富有动人的感染力，在造型、构图、色彩安排、pop字体、艺术美术字体等多方面，得到充分的认识与实践，同时产生了一批优秀广告设计作品。老师还经常组织学生观看全国广告设计作品获奖展览等活动，使学生增强了广告设计课程的浓厚兴趣，同时对建筑设计课程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开设中外美术史，提高学生审美情趣 中外美术史课程使建筑专业学生得到了更广泛的美学和绘画知识，学生了解中外美术史对于建筑系的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美术史课程在建筑专业学生的大一开始学习，此时学生正在进行素描与色彩和速写的训练，而中外美术史与基础课同步教学，起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与艺术修养。在基础课素描与色彩创作时学生所表现的能力和个性追求清晰在目。美术史教学是科学严谨的但也有些枯燥和乏味。关键在于授课老师的引导，其课上生动活泼精彩有内容，学生就能喜欢而产生兴趣。例如在西方美术史的浩瀚海洋中，建筑有巨石建筑、罗马式建筑、哥特式建筑、巴洛克与洛克克的建筑风格，这些都会对学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 通过美术基础课教学的实践，笔者认为美术基础教学对建筑专业有着特殊意义，也是我们必须加以深入研究的。在建筑专业美术基础教学中还要积累经验，认真探索，形成更科学合理的建筑专业美术基础教学课程体系。 建筑学论文:论建筑学专业英语的情景化教学模式 摘要：尝试在建筑学《专业英语》课程中,将教学的过程置于现实的专业技术工作(生活)背景中,除了提高学生阅读专业外文文献的能力外,为他们提供语言实践机会。 关键词：情景化 专业英语　建筑学 著名的教育家卢梭认为,教学应让学生从生活中,从各种活动中进行学习,通过与生活实际相联系,获得直接经验,主动地进行学习。陶行知先生认为生活是教育的中心,因而教学不能脱离生活。“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强调教育与生活的联系,要求学校课程应以现存的社会生活情境为主要内容,而不是由学科知识组成的文理科目,教育就是学生生活本身,学生的课堂生活就是学生的成长,学生具有的交际、探究、制作和艺术的兴趣和本能的自然展现,就是学生生活,就是学生的教育生活或课堂生活。皮亚杰的知识建构理论指出,学生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在主动的活动中建构自己的知识。学习不是知识由外到内的简单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即通过新经验与原有生活知识经验的相互作用,来充实、丰富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 由此可见,生活不直接等同于教育,但教育若是离开了生活,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专业英语是一门特殊的语言课程,学生活动的区域相对会受到限制,生活积累也相对较贫乏,教材因受篇幅、课时的影响,不能囊括生活及以后的专业技术工作,这就要求教师应以教材为中心、以学生为半径,改编教材,激活教材,超越教材,对教学内容进行扩展,从生活工作的经验中补充素材,能使同学们获得经验、得到发展。 由此,我们认为,建筑学专业英语的课程教学关键任务之一是做好教学的“情景化”,要将教学活动置于现实的工作背景中,要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语言材料和语境,将学生学校、社会的工作经历与课堂教学活动联系起来,使他们能说感兴趣的话题,描述设计工作中遇到的具体事物,运用所学知识交流传递真实的信息。 一、利用角色扮演,模拟今后的工作场景进行语言实践 有人说过:“成功的外语课堂教学应该是创造更多的情景,让学生有机会用自己已学到的语言材料”。例如,在教学中,将学生分组,分别扮演 “业主”和“设计方”,签订英文设计合同。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完成了英语学习,提高了语言交际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二、把学生带进实地去演练 例如,在讲授建构造时,把课堂搬到工地,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认识concrete mixer-truck(混凝土搅拌车),plumb line and plumb bob(铅垂线和垂球),latitudinal internal wall(内横墙)……学生们在真实的环境中很容易就掌握了课本知识,抽象的教学内容一下子在这样的情景化课堂教学环境中就轻轻松松地掌握了。 三、利用媒体技术辅助教学 随着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多媒体也走进了英语课堂,它能使学生的视觉感受和听觉感受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幅视听立体英语画面,营造出各种不同的情境,模拟各种各样比较真实的情景。比如在讲授建筑装修(decorative works)时,我们从网上下载了一段工人师傅进行家装的过程视频,然后配上英文解说,放给同学们看、听,再要求他们重复。达到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陶行知先生认为:“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就是这个道理。 现代人拥有两个生长家园:生活世界是人直接感知和面对的、是人正经历着的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与人发生千丝万缕联系的、对人有价值和意义的世界。科学世界是人在生活世界的活动中衍生出来的特殊的理性视域,是人为了进一步把握生活世界各种现象间的关系,理解世界的本质,从而驾驭世界并运用理性逻辑过滤掉生活世界的偶然性和主观性,在抽象层面上描述的世界结构。 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具有内在统一性:一方面,人在认识、探究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离不开间接经验的支持,人的直接经验的获得内在地融合了间接经验。离开了间接经验,人的直接经验会变得非常狭窄。另一方面,间接经验是基于直接经验和为了直接经验的,间接经验是无数直接经验整合的结果。只有当间接经验真正转化为学生的直接经验的时候,它才具有教育价值,才能成为人的发展价值。 建筑学论文:以力学基本理论为根基培养建筑学学生创新能力 建筑力学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建筑学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对于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1］至关重要。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往往被轻视，或流于形式，导致学生重实践、轻理论，基础不牢，缺乏主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南京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为例，大部分建筑学学生认为建筑学偏文科，对开设力学课程不在乎，学习自主性不强，欠缺主动思考、探究知识的意识。笔者针对目前建筑学学生培养现状，多方调研，提出了以力学基本理论为根基培养建筑学学生创新能力的教育模式，以达到人才培养的要求。 一、掌握力学基本理论是培养建筑学学生创新能力的根基 建筑力学是一门工科课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2-4］，这与其从事建筑设计需要发散思维并不矛盾。就建筑学专业本身而言，不仅要求学生具备对建筑力学基本理论的逻辑思维，还要求学生对建筑作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具备发散思维。首先，要灵活运用力学基本知识分析建筑作品的基本骨架、基本构件和基本功能。然后，将自己的创新思想融入作品，形成完整的有机统一体。这不仅体现了逻辑思维是发散思维的基础，而且实现了逻辑思维与发散思维的有机结合。 建筑力学对建筑学专业学生来说学习有一定难度。通过开展对建筑力学学习主动性的问卷调查发现（图1）。60%以上的学生缺少主动性，需要教师督促或引导。因此，有必要通过采取新的教育模式，因势利导，找出培养现场工程师人才新捷径。 首先，提炼建筑力学知识主线，让学生有章可循，消除畏惧感，做到心中有数。该主线以平衡方程为核心，以几何组成分析为手段，以结构内力的求解为目的，主要涵盖静定结构和超静定结构的内力计算，具体知识主线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结构如图2。通过知识主线的提炼，有助于授课教师将建筑力学基本知识讲准确、讲具体、讲透彻，让学生对建筑力学知识更加系统化，对知识的前后衔接做到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使设计更加趋向于理性化和实用化。其次，讲授基本知识时，抓住主线，由易到难。先讲静定结构，然后延伸到超静定结构。针对每一个知识点选择有代表性的实例加以理论分析，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对实例进行优化，锻炼开放性思维，培养创新能力。 经过1年的实践，从学生期末成绩看，学校2008、2009级建筑力学平均不及格率出现下降，由2008级的47.6%下降为2009级的40.9%。当然，教育并非一朝一夕，贵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才可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以经典建筑作品为导向，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创新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对事物发展本质有深入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慢慢培养而成。应用型本科建筑学学生的创新应该在基本理论的支持下，使建筑作品更能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需要，这必然又促使学生对力学基本理论的深入理解。只有这样，经过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才能使新的思想得以实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建筑作品的要求也发生着变化，从安全性、舒适性和经济性，到当今倡导的绿色低碳，优秀的建筑作品无不体现出力学基本理论和创新之间的有机统一。因此，针对既有的优秀建筑作品，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参观和讲座教学活动。一方面，联系专业教师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典型建筑作品，并现场临摹和讲解（图3）。引导学生在临摹过程中运用力学基本知识深入思考，如：思考经典建筑作品有无瑕疵；能否进一步改进；自己设计又将如何考虑，等等。通过这方式加深对力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刺激学生创新灵感。另一方面，聘请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师为学生开展建筑讲座（图4），主要从力学基本原理的角度探讨既有建筑作品形式和功能的有机统一，以此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其创新意识。 针对建筑学学生，以力学基本理论为根基培养其创新能力是应用型高校教育的主要思想。 三、通过创新竞赛平台，展示创新成果 培养建筑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使他们逐渐具备主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积极搭建创新竞赛平台，以新颖、实用和环保为主题，鼓励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可跨专业、跨领域联合设计。这不仅锻炼了团队意识，而且集思广益，更容易激发创新灵感，出现优秀建筑作品模型。图5为该校学生在2011年江苏省大学生结构创新大赛中荣获一等奖的作品。 四、结语 创新需要有坚实的力学基本理论做基础, 同时更需要具备灵活运用这些理论知识的能力。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建筑学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要求，提出以力学基本理论为根基培养建筑学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并付诸实践。经过2年的培养，建筑学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较快，创新能力得到有效锻炼，基本达到了现场工程师人才的培养要求。 建筑学论文:高层建筑设计建筑学探寻 摘要： 由于自然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能源污染也成为世界关注的污染源头之一，所以世界各个国家提出了绿色能源的概念。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不仅使城市化更加明显，而且城市高层建筑逐渐覆盖到乡村，这样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破坏。所以在对高层建筑进行设计时需要体现环保、绿色的特点。 关键词： 生态建筑学；建筑设计；高层建筑 在时代变革的今天，人类对生存环境日益的破坏，居住区域日渐扩张，所以为了更好的提供人类良好的居住场所，高层建筑已经取代原来的建筑模式，解决了人口住房问题，但是事情总有双向性，这样就产生高层建筑繁多，造成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污染。而现阶段提倡的生态建筑学逐渐融入到了高层建筑的设计理念中，不仅能有效的解决建筑带来的环境污染，还能将人类住房要求提升一个等级。 1高层建筑的发展带来的影响 1.1对生态环境、气候带来的影响 从宏观方面来看人类建筑的高层建筑间距较小，且布局较为密集，这就增加了建筑物之间的空气流动，形成一定的气流，而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就是气流，气流产生的变化会对建筑周边的天气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果遇到天气较差的情况，不仅会造成人们出行困难，还能加速建筑周边环境的改变。 1.2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随着科技逐渐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噪音污染已经成为当代人类居住环境的影响因素，然而高层建筑的构建中少不了机动装置的运用，而这些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噪音，而且越狭小的空间噪音分贝越大。噪音污染直接影响着人类居住的舒适度，而且为了加强隔音效果，通常高层建筑会采用玻璃幕墙，在光的作用下，产生了大量的光污染，这样不仅带给人类视觉的刺激，还对人体的健康带来的隐患，而光的折射会让飞行动物直接撞击建筑物，对她们也是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1.3其他问题 房地产业的崛起，不仅可以解决人类住房问题，而且开发商还可以牟取暴利，所以现在社会中高层建筑越来越普遍，而且楼层越高，这样的局面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满意结果，反而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压迫感，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在心理健康方面出现各种问题。所以高层建筑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看，都给人类居住的环境到来了不小的影响。 2生态建筑学的概念和意义 2.1生态建筑学的概念 从宏观方面来看生态建筑学是以生态学为基础，融合了生态学和建筑学的一门学科，从微观方面来看是以自然生态为根本，将人工生态构建融入到建筑物中。生态建筑是结合当地实际的生态环境，以生态学和建筑学为参照，并融入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对建筑物和其他相关因素进行合理分配，并能将环境和建筑物完美的结合，形成统一的整体性。在当下使用生态学建筑的原理，不仅可以很好的调节室内的气候环境，还能将人们生活的舒适度提高一个等级。而生态建筑学在高层建筑的运用，不仅需要将人工构建融入建筑中，还需要将自然生态一起融入到建筑中，在这样的催化剂下，实现建筑与自然环境共存的良好状态，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物质来提升高层建筑的住房档次。 2.2生态建筑的设计目标 进入新时代后，高层建筑逐渐进入了人类生活范围，然后高层建筑越多产生的建筑能耗就越高，由于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再生资源和非再生资源，投入使用后，也会消耗大量的能源，如电能、光能、水资源等，并且也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和建筑垃圾。而运用生态建筑学进行设计，会将绿色节能为原则进行建筑设计，而这也是生态建筑学的魅力所在。生态建筑学通过对实际环境的评估和有效资源的利用，充分的发挥该学科的特点优势且运用到高层建筑设计中。为了保障人类居住环境的健康发展，保障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保障能源的充分利用，高层建筑在设计时需要以建筑技术为基础，并满足生态规律为原则进行建筑设计。生态建筑学的设立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能源的损耗，降低有害物质的产生，并对产生的有害物质进行无污染处理，以免造成对环境的二次破坏。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人类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并权衡建筑和利益之间关系。 3生态建筑学在高层建筑中的作用 （1）随着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且对高层建筑的舒适度、质量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针对该要求开发商必须相应消费需求，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建筑的质量，如建筑材料的选用可采用环保型材料，避免有害材料渗透到居住环境中，扩大建筑之间的距离，减少噪音污染。 （2）生态建筑学可以将自然环境中的空气、水、土壤和高层建筑相互结合，也可以让自然环境的影响带动高层建筑的健康发展，并给人类的居住场所带来了舒适和健康的环境。另一方面生态建筑学可以优化建筑设计中对设备的使用情况，并且避免没有必要的资源浪费，在生态建筑学中往往将太阳能作为主要能源使用，因为该能源不仅是可再生资源，而且本身在使用时不会产生污染，对环境造成影响，另外也降低建筑的能源消耗。所以在高层建筑设计中应当合理利用太阳能和光能产生的巨大作用，减少其他能源的消耗。总而言之高层建筑设计拥有完整的循环周期，无论是决策还是设计，或者是建造、拆除，都不会对生态产生巨大的危害。 4结语 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响应环保理念，我们只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位原则的情况下，才能使社会更加和谐，所以，如何将生态建筑学运用到高层设计中去，如何将高层建筑健康的发展下去，都成为当代社会人群思考的问题。 作者：刘仁涛 胡凌映 单位：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学论文:建筑设计生态建筑学研究 摘要： 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发展，环境污染以及能源短缺等问题愈发的严重，从而使人们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环保意识的逐步提升，对于环境问题以及生活质量也有着更高的需求。为了解决人们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土地资源短缺等问题，高层建筑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同时为了实现高层建筑所具有的节能效果，已经将生态建筑学不断的运用在建筑设计中。文章介绍生态建筑学以及设计目标，重点探讨生态建筑学应用在高层建筑设计中的设计理念以及设计思路。 关键词： 生态建筑学；高层建筑；建筑设计；应用 高层建筑因其占地面积相对较小，能够节省出大量的空间进行绿化，从而对城市环境进行改善，因此高层建筑已经成为今后的城市发展的重点方向。然而高层建筑在建设中要对资源与材料进行大量的消耗，运营时也要耗费众多的能源并产生许多的废弃物，对此人们将生态建筑学不断的应用在高层建筑设计中。生态建筑主要是实现在建筑建设过程中节约资源以及保护环境，从而使人、自然环境和建筑在良性循化之中。 1生态建筑学相关概述 1.1生态建筑学 生态建筑学是基于生态学而发展起来的，是生态学和建筑学相融合的学科，其是将自然生态作为根本，从而对建筑物中的人工生态进行构建[1]。生态建筑便是依照当地实际的生态环境，通过对生态学以及建筑学等原理，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对建筑物以及相关因素进行合理安排，从而使环境与建筑形成一个整体，而且拥有很好的气候调节性能以及室内气候环境，最终使人们所居住的生活环境更加的舒适。将生态建筑学运用在高层建筑设计中就是要将人工构建的建筑物与自然生态进行完美的融合，从而实现建筑物和自然生态进行相互作用，并对建筑物与自然环境所进行的物质能量交换以及影响等进行充分考虑。 1.2生态建筑具有的设计目标 建筑能耗不断的升高，建筑物建设过程也会耗费大量的资源，而在其运营时同样会消耗大量能源与废弃物。在高层建筑设计过程中便以节能进行设计，这是生态建筑设计最为关键的所在。在高层建筑设计中利用生态建筑学便是对环境与资源所能提供的基础进行充分的利用，使生态策略合理的运用在建筑设计当中，通过相关的建筑技术以及措施，建设出满足生态规律的新型建筑，最终实现全新的、富有生气以及健康的居住和办公建筑形式[2]。生态建筑的设计目标便是尽量降低能耗、极可能使用可再生资源；降低有毒有害废弃物产生，并对其实现无害化处理，将其对环境以及建筑造成的污染降低；对自然生态进行保护，防止生态出现破坏，保障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健康舒适的建筑环境；实现建筑生态与效益得到平衡。 2生态建筑学在设计方面的应用 2.1生态建筑学的所体现的设计理念 ①舒适化。在设计中，尽量选取对人体没有伤害的材料，避免挥发性有毒有机物的使用，抑制对人体有所危害的电磁波、气体以及辐射等。环境温湿度可以实现自动调节，充分的换气能力，建筑采用防噪声以及吸声材料等；②使用自然体系。对自然环境因素加以充分的利用，土壤、空气、水以及绿化等构成的外部环境与建筑构成的现实环境将会对建筑设计有着很多的可能性。不但创建出舒适健康居住环境，而且降低建筑设备所需的数量，最终对能源以及资金进行有效的节省。在进行设计时对太阳能等能源进行充分的利用，不但无污染而且降低了建筑费用[3]；③自我调节。高层建筑从其决策过程一直到拆除过程，其与生命体所经历的生命周期有所类似，因此要设计时使建筑物拥有自我调节以及自我净化等方面的能力，在设计过程中要对建筑的温度、采光、湿度以及通风等进行合理规划，尽可能降低自身污染物的产生等。 2.2生态型高层建筑多体现的设计思路 ①空间组合。在对高层建筑进行空间设计时，要充分的考虑建筑空间组合、空间经济性、庭院空间利用以及工作场所布局。在空间分区要考虑节能以及舒适度。在设计中要通过生态建筑学对动静、功能、环境等分区以及缓冲加以考虑。在对平面空间位置进行设计时，尽可能采用南北朝向，保证平面空间位置可以最有效；②结构体系。高层建筑设计是在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环境基础上不断的发展，因此在设计时要使结构体实现生态化，采取和生态环境相负荷的结构将是最好的形式。根据设计区域内的土地、植被以及环境所具有的特点，对其进行充分的考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③生态与节能。高层建筑设计过程中要将协调共生、持续再生、能源利用最优、循环再生以及废物生产最小等五个原则作为基础[4]，来对节能环保型的绿色建筑进行设计。尽量对自然环境内存在的资源与要素以及附近的设施加以充分的利用，对新兴的材料以及技术进行潜力挖掘，从而对自然环境、保护生态以及节约能源有着最大的作用。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资源，注意建筑通风，利用自然要素对环境进行改善。 3结束语 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环保意识不断的提高，人们对于环境质量以及生活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可持续发展已经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今后的社会将向着生态、环保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高层建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资源加以节约，但是其在建筑过程中却会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要将生态建筑学引进到高层建筑中。从长远来看，其是可以获取最大社会效益的一种建筑设计方式，从而使人、自然环境以及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建筑业发展有着很好的意义。 作者：杨伊琳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建筑学论文:建筑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改革 ［摘要］ 随着大批本科院校被定位为应用技术型高校，适用于应用技术型高校的人才培养计划制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在全面数字化设计输出的今天，合理调整适合于执行建筑师培养的计算机辅助课程体系也是各应用技术型高校建筑学专业的重要任务。怎样将传统软件以及新型软件结合，合理穿插到教学课程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设计构思，并使之在毕业后很好地融入市场环境中，则成为课程体系调整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 应用技术型高校；建筑学教学改革；计算机辅助课程 2015年国家教育部公布：600余所高校转型应用技术型高校。应用型技术型本科高校指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的本科院校。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对于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要以及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发展初期，需要有良好的政策和外部环境支持，需要建立理论层面的支撑体系。转型院校数量占全国高校总数的50%。由此各转型高校均在重新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以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各专业也在努力探索切合实际、符合定位的学科培养计划，从基本教学单元入手，重新编排课程调整教学侧重点。相对于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更注重实践应用，对于建筑学专业来讲，需要培养适用于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执行建筑师。执行建筑师是指具有高度执行力的建筑师，能够把主创建筑师的想法深入形成初步方案，并扎实地与各专业协调磨合。执行建筑师在整个团队项目设计中起工作运行牵头人的作用，是项目实现过程中的中坚力量。在目前单位设置的部门层级岗位中，他们不是最高层面的建筑师，但却是建筑设计业界不可或缺的一群人。[1]执行建筑师进入职场往往从事施工图绘制、合作方案设计的工作，在依赖于计算机进行设计输出的今天，作为计算机辅助教学，紧跟市场脚步，及时更替教学软件，准确地抓住市场定位便是执行建筑师教育培养的重点。 一、准确的抓准市场定位 协同设计是当下设计行业技术更新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设计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有两个技术分支，一是主要适合于大型公建，复杂结构的三维BIM协同，二是主要适合普通建筑及住宅的二维CAD协同。BIM（BuildingIdelingnformationModeling），即建筑模型信息。BIM技术是一种应用于工程设计建造管理的数据化工具，通过参数模型整合各种项目的相关信息，在建筑策划、设计、施工到运行维护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进行共享传递，使工程技术人员对各种建筑信息做出正确的理解和高效的应对，为设计团队以及包括建筑运营单位在内的各方建设主体提供协同工作的基础，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和缩短工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03年BIM传入中国至今，已经经历了13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大量的应用BIM技术的建筑工程项目拔地而起，例如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昆明东部生态城、奥体中心等。在“十三五”计划中大力推进BIM在中国的推广，BIM技术设计逐渐从重大项目向中小项目延伸应用。[2]建筑教育方面，在2014年全国建筑院系建筑数字技术教学研讨会暨数字建筑设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提出“BIM应当成为建筑学专业学生必备的专业素质之一”，全国各建筑高校也加入BIM技术的研究大潮，组织老师和学生参加相关的培训和讲座，进行数字技术教学改革实验。美国最早开始了对建筑信息化模型的研究，BIM也是美国公司AUTODESK在2002年最先提出，并在美国大多数的项目中开始采用的，并陆续建立了BIM协会，制订了BIM标准。英国开始借助BIM使建设项目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从2012年4月起，政府设计一套强制的BIM标准，希望到2016年有一个多方面充分协作的BIM。BIM作为多专业通用的模型信息软件系统，包括BIM协同设计中建筑学专业设计人员需重点精通的软件（即Revit，Navisworks），以及需要了解掌握的软件（即MEP）。因此，新旧软件的交替以及结合应用则成为建筑学专业计算机辅助课程体系调整的重点。 二、欲速则不达——计算机辅助课程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过于偏重软件功能讲解 建筑学专业计算机辅助课程顾名思义是辅助主导课程的系列课程，单独开设，目的是在专业理论课与主导设计课开设的同时，辅助学生进行高速有效的设计输出。但大多院校在进行数字课程讲解时主要注重软件使用方法的讲解，很少穿插专业设计的相关内容，对数字建筑本身的意义和重要性交待得不清楚，使学生更感兴趣于软件的使用方法而非设计本身。由于电子输出的强大趋势，吸引了很多学生在基本功没有扎实时过早接触设计软件，由于软件操作的局限性，使运用设计软件进行草图设计的同学简化设计构思，比如草图大师中建立曲面很困难，在遇见曲面时会刻意回避，影响了建筑空间动势的发展。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教学或过程中偏重软件的功能，使学生刻意追求造型而偏离了建筑设计的初衷，例如犀牛软件善于创造曲面造型，学生在偏重软件的曲线功能后所做设计可能会追求异型而忽略功能以及空间布局。目前BIM数字教学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各高校都建立了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主要授课对象的BIM教学实验室，而作为先行专业的建筑学，在数字输出时为了考虑专业协调性当然也要渐渐以BIM软件来代替CAD等传统设计软件，因此，跨专业教学是目前工程类专业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主方向。 （二）新旧软件衔接不当 BIM大潮来袭后，很多院校在低年级学生刚开始接触数字设计的时候教授相关软件，而摒弃了原有更适合草图阶段设计辅助的软件草图大师。由于BIM软件为多专业共同使用协同软件，更适用于设计成型后的成图输入，不利于设计过程中的构思推敲，因此，在建筑设计教学过程中过早介入只会局限学生的设计构思。并且BIM软件应用还需以高年级开设的建筑结构、建筑设备等理论课为基础，所以过早地使用，学生也无法明确协同设计的真正意义。 三、计算机辅助课程教学改革建议措施 （一）资源共享，整合建筑学专业课程 随着社会的进步，建筑师已经不单单是考虑建筑的空间以及造型，减少建设行为以及建筑在运行期间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更成为当下建筑师以及工程人的使命。因此要搭建多专业的资源共享平台，让学生更加了解建筑从前期直到后期运营的整个过程，从建筑的结构、通风、采光、功能系统着手，不用精通，但要深入了解，在浅层意识里灌输节能概念，为持续发展助力。现国内有部分院校开始尝试跨专业数字教学，但效果并不理想，使得学生在步入工作岗位以后无法与其他专业有良好的沟通。因此我们要结合各专业的特点，利用可视化信息模型教学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理论教学中尽量多地使用数字化教学软件来进行讲解。当然这里的重点不是软件使用方法，而是在实际应用中的展示。建立数据库，搭建各专业学习共享的平台，加深专业间协作，发挥计算机辅助课程的辅助作用。比如在建筑构造以及建筑设备课程中，不单纯以二维的图片作为讲解的依据，运用BIM软件建立的建筑模型，结合其可视化的特点，运用数字模型软件来进行现场的展示，在加快学生对理论知识点理解的同时灌输数字输出在实际应用的形态。再比如建筑施工课程，对于工程相关专业来讲都是尤为重要的课程，大家所做的设计到了工程施工阶段才是真正碰撞协调的过程。由于BIM系统已经在国内外的建筑施工过程中有很多成功的应用案例，因此，建议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挑选成功案例，结合讲解BIM在施工过程中相对于传统手段所起的作用：一、能够提高业主对整个项目设计、施工、管理以及投资控制的理解；二、建筑师利用Revit软件建模，并与机电顾问、结构顾问分享，加速了整个设计过程；三、工程师用BIM模型可直接将数据传送到软件中进行计算分析；四、通过三维模型展示，对工程进度进行实时监控，保证工程质量。 （二）通过数字化教学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建筑设计的过程可以被看作信息输入与信息输出的过程。地形图、建筑照片、环境指标、植被分布、人的行为统计数据等底料都是现实场地、空间经过提取后的信息形式；设计方案施工图则是建筑师输出的新信息，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建筑施工，将虚拟世界的数据转化为真实空间的存在，构成完整的建设过程。[3]我们在日常教学中发现，学生的设计思维往往很局限、流线型很差，能用直线绝不用曲线，特别是在数字化输出普及以后，从想了画不出来到根本都不敢想。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数字化输出水平，因此，在计算机辅助课程教学中不应只讲授软件基本的使用方法，应该讲授复杂模型的制作方法，难点在哪，可从大众熟知的复杂模型讲起，师生重新共建一遍，让学生产生挑战难题的信心，并提供技术支撑。 （三）合理调整计算机辅助课程体系，使新旧软件教学无缝衔接 找寻新型数字化技术在建筑协同设计中的重点学习软件以及需要了解掌握的软件，根据现阶段教学体系进行调整，将新的课程纳入到计算机辅助课程设计当中，并与原有计算机辅助软件课程协调安排，结合相应的理论课程重新排序，在教学运行后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相应的设计竞赛以及学习情况的反馈做进一步调整，以最终建构合理的数字技术教学体系。首先查找现有建筑学专业院校数字技术教学体系中所包含的课程，随后协同设计在建筑学专业数字技术教学中所运用的重点软件和辅助软件筛选，查找已经进行建筑建筑学专业计算机辅助改革高校在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随后结合应用技术型高校培养方案重新制定教学体系方案，总结现有数字技术教学课程和新型软件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学顺序、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教学过程设施，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教学体系。通过教学结果评价进行反思，进行相应调整、完善。 四、结语 教师不要笼统地讲计算机辅助课程，而是根据专业特点分清主次，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迎合市场需求，不摒弃原有的教学课程，新旧整合，合理排布，结合理论教学以及学生各阶段的接受能力、学习诉求，在不偏离设计本质的情况下重新排序，发现实践教学中的问题，并进行调整与完善。 作者：徐慧敏 单位：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建筑学论文:建筑学专业基础课教学反思 内容摘要： 厘清素描与建筑素描的概念与外延，并对其作为建筑学专业基础课教学的现状进行分析，引发教学上的困惑与反思，以促进对当今建筑学专业基础课教学的改良。 关键词： 素描建筑素描；现状；反思 一.关于素描 “素描”一词是外来语，英文Drawing的音译。“素描（drawing）指的是在平面上‘拖’动某种工具画出的痕迹。”广义上的素描，是指单色画的总称；狭义上的素描，是指用一种颜色来表现物象的轮廓、体积、质感、量感、光线、空间等基本造型要素的绘画方法。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是掌握造型规律与表现技巧的“手段”与“媒介”。素描源于西方，在西方的发展与演变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直到文艺复兴才发展成熟。学院式的素描教育体系诞生于16世纪的意大利，“20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日本的人士将素描教学引入到我国，50年代后曾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再后来，素描教学在我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中国传统的艺术教育体系之中，素描一直是作为造型基础课而存在。 二.关于建筑素描 建筑素描顾名思义侧重于素描与建筑学专业的相关性研究。建筑素描是建筑学专业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国内的建筑类高校把它归为建筑美术的范畴，“‘建筑美术’泛指建筑学专业所需要的美术造型基础，不应该专指绘画基础，更不能专指描绘建筑的画。”建筑美术实质上是对建筑学专业所开设的造型基础课程的一个总称，它涵盖了素描、色彩、素描写生、色彩写生、平面构成、立体构成等。近些年，由于各专业培养人才的方向与要求的不同，加之改革的需要以及国内学者对教学内容与模式的研究，素描教学的取向也在发生着改变，表现在教育的形式上主要有两种倾向：绘画性素描与设计性素描。绘画性素描中又分出油画素描、中国画素描、版画素描等。设计性素描中根据专业的不同也有所划分，比如建筑素描。绘画性素描侧重于对客观物象的描摹、塑造、表现等等；设计素描更加注重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其实就现代艺术教育而言，无论是绘画的素描教学，还是设计的素描教学都强调了对学生的观察力、创造力的培养。”之所以冠以绘画素描或设计素描，无非是针对专业教育而言的，目的是和专业对接，在专业的教育体系中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 三.国内建筑素描教学现状困惑与反思 近些年国内许多建筑学专业的造型基础课都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上进行着改革与实验，在某些方面引发了相关研究者的共同探讨，改善了教学的效果，促进了基础课教学的专业化进程。但是，总体来讲现在国内高校建筑学专业基础课建筑素描教学的现状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是延续传统素描教学的技能训练，还是在画，练就的是技术，和艺术院校的造型基础课教学并无本质区别；其二是部分高校主张建筑素描教学以创意思维训练为主，以提高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型教学方向；其三是个别高校尝试放弃造型基础课的技能训练，认为在信息时代，计算机效果表现已经成为建筑行业内的主流，可以完全替代传统的徒手制图，传统的绘画技能训练对于建筑设计作用不大。因此，基于以上的现状，国内的绝大多数高校建筑素描教育还存在“重技能”、“轻素养”的实际，缺乏对建筑素描与专业的关系深度研究，理解匮乏并且对设计的本质认知不够。教学观念依旧停留在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的标准之中，沿袭着过去单一的教学模式，导致基础教学与专业教学完全不对接的尴尬窘境。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成为了就建筑而画建筑，导致的是看到的、画到的是建筑的表象，实质上还是在“描摹”，只是换了描摹的对象，也在呈现另一种技能训练，课程的教学模式也没有脱离传统的客观再现物象的教学目标。虽然有些高校开设了针对思维训练的课程，所谓的强调创造性思维训练，实质上这样的一种训练对于学生而言仍然是“云山雾绕”，是一种片面的形式语言，空想配合技能训练，对于专业上的认知是有限的，属于实验性质，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教学程序过于粗浅，各个院校的教学模式也不够系统化，教学是一个相对不成熟和不够完善的教学，是否适用于建筑学专业还有待考证。 四.结语 素描“作为设计艺术教育的基础，作为基本素质和技能的训练过程必不可少的手段，作为构成学生创造性思维结构的完整、健康的审美意识的一种努力———其重要的不是模仿，而是体验；强调的不是模式，而是思路；重视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建筑学专业的“造型基础课”应该怎样上？内容应如何设置？值得反思，不是在称谓上有了改变就是与专业对接了，实质的课程内容设置与教学方式才是根本，也是考量教学效果的关键。建筑学培养的是建筑师，艺术学院培养的是艺术家。建筑素描教学应注重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与思维方式的培养，加强对艺术观念、思维想象、空间形象、创新创造力的培养，使学生对空间与艺术有一个广阔的了解和认识。建筑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有两个：一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建筑设计的实质是功能与空间、材料及相适应的工艺之间的转换，至于形式乃至于美学是其之后的事。 作者：代锋 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语文教育论文:初中语文教育培育学生形象思维能力 形象思维是语文教学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表达的基础了。而目前的语文教学忽视了形象思维与语言关系的特点,忽视了形象思维的培养与训练,其结果必然影响对文章内容的领会和对文章语言及文章结构的理解,影响教学过程中听、说、读、写的训练,最终影响语文教学的质量与效果。 笔者在多年的语文教学生涯中深深地体会到:形象思维是学生掌握知识的重要条件之一,有了丰富的形象思维就能在脑海里再现不在眼前的事物形象,就能在记忆的表象基础上创造出种种新形象,就能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些尝试: 一、运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具,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 没有以多样性、丰富性为前提的教学过程,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就不可能培养起来。在阅读教学中运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就有利于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协同运作,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可采用以下方法: 1.运用挂图和插图。挂图和插图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很多教学内容可通过图画一目了然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如讲《中国石拱桥》一课,学生没见过赵州桥、卢沟桥,不知大拱两肩上各有两个小拱的空间位置究竟是怎样的,更难以想象那些各具形态的石刻狮子。这时可出示挂图,化语言文字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2.配乐朗诵。如学习《海燕》一课,可先让学生听配乐朗诵,边听边感受文章语言的气势,想象在乌云与大海间海燕高傲飞翔的姿态,领略海燕那种“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英勇气概。在学生闭眼倾听配乐朗诵时,脑海中一定会出现很多生动的画面,这就实现了培养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目的。 3.利用课件。如:在学习诗歌《黄河颂》时,学生因为都没有亲眼看见过黄河,所以通过语言文字很难想象黄河那气势磅礴、勇不可挡的气势和力量。这时可借助多媒体播放相关视频、图片,并播放歌曲《黄河颂》,这样视听结合,在学生脑海中便展开了一幅宏大的波澜壮阔的雄伟图画。此时,诗人那种把黄河视为母亲的情感学生也很容易理解了。收到这样的教学效果都是因为利用了电化教学手段,因此,适时、适度地利用电教手段,会启发学生的想象,对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对提高教学效率是很有利的。 二、注重发散性问题的设计,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思考 发散思维从本质上讲是创造性思维,它具有多元性、变通性、独特性等特点。 例如,教学《伤仲永》一课时可设计这样的问题: 1.你认为造成仲永“泯然众人”的结局的原因是什么? 2.如果你是仲永的老师,你想对仲永、方父、乡邻分别说些什么? 3.你是否像仲永一样天资聪慧?我们该怎样对待后天的学习呢? 这样的发散性问题不仅使学生体会到造成仲永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让学生认识到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也培养了学生多角度思维的能力。 这类发散性问题,教师所期望的目标应是学生产生尽可能多、尽可能新、尽可能是独创和尽可能是没有遗漏的设想。学生的回答可能会超出教师的预设,虽然这些思维结果未必尽善尽美,却能显示出学生思维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三、注重读写结合的训练,锻炼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 故事性强的作品,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让学生练习续写课文,是培养学生形象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好办法。如学习《那树》后可写《当最后一棵树倒下时》,学《孔乙己》后可写《孔乙己临终的独白》。当然,写这一类文章,必须帮助学生吃透课文,同时,在训练的最初阶段还需要教师适当点拨。实践证明,学生的潜能是巨大的,想像力是丰富的。学生们在作文中变换人称、虚拟人物,有的虚拟说书人作为故事叙述人,有的以原文中的两个人物交替作为叙述人,笔法灵活,跌宕有致,内容充实,人物的个性也在细节描绘中突显出来。所以,我们认为结合课文的命题作文是锻炼学生创造想像的良好途径。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创造想像的产生有赖于原型启发、积极思维、灵感诸条件,而产生作文命题的原课文就成了学生把旧表象转化为新形象的有启发作用的原型。要发展学生的创造想象,就要鼓励学生“求异”、“创新”、“出格”。 四、以文本为蓝本,进行变式训练,悟出文章内涵 文本的魅力是潜在的,需要教师充分挖掘。如何让课本中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出现在学生的脑海中?教学环节的设计尤为重要。教师可以尝试将课本改成剧本,把课堂变成剧场。如《唐雎不辱使命》一课就可以编成课本剧,让学生自己根据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自由演绎。骄横凶暴、色厉内荏的秦王,正义凛然、据理力争的唐雎,被学生精彩地呈现在课堂上。课本剧深受学生欢迎,舞台背景、人物语言、动作、神态和道具这些戏剧性因素的存在给学生演绎课文、展现才华、体会文本形象拓展了更大的空间。通过变式训练使学生不仅能更快更深入地领会文本的内涵,而且能促进他们形象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在全新的历史时期,语文教学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创出语文教学改革的新路子,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个语文教师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语文是语言和文学的艺术,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应该努力做到课堂生动、教法灵活、知识丰富,要给学生的思想留下一个自由驰骋的空间,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语文教育论文:语文教育心得体会 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语文教师在关注课堂实效的同时越来越淡漠了朗读这个主要环节。“三分文章七分读”，好的文章必须要反复朗读，才能体会其真意。“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这些都是古人的经验之谈，强调的就是朗读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如何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通过长期的教学探索，我总结了如下的几点： 教师的范读是最好的朗读指导，也是培养学生朗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教师本身的职业特点， 决定了他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教师在朗读时感情饱满，声音洪亮，节奏明显，读得抑扬顿挫，这无疑就会激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同时也教给了学生一些朗读技巧。如诗词、文言文教学，教师通过范读，本身就是对学生的直接朗读指导。教师在范读时对多音字的读音、长句的停顿、句子的重音要重点指导。如《再别康桥》中“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两个“轻轻的”要读的轻快，这样才能表达出作者对康桥的留恋惜别之情。教师在范读时还要让学生再联系诗句的内容，把诗人所描绘的情景在头脑中构成一幅幅画面，把优美的文字变成立体的画面。只有这样，才能把老师的范读和学生的思考联系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锻炼学生的语言感知能力。教师的范读也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不同的文体特点，可要求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读书方式，读自己喜欢的文章片段，形式灵活多样。学生可高声朗读，可悄声默读，可激情昂扬，可委婉低沉，只要便于感情表达，便于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这种方法既便于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又便于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学生通过自由诵读达到对课文的理解、感悟和赏析。如在散文《鼎湖山听泉》的教学中，我运用这种方法，让学生自由的吟诵。学生很快便理清了作者的行踪，把握了作者的情感。在散文教学中运用这种方法，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学阶段正是学生好胜心强的时期。针对这种心理，课堂上可采用比赛的朗读方式，给学生充分的准备时间，让其他学生做评委，对每一位同学的朗读作出点评，并评出“朗读能手”。也可在全班推行这种朗读方式，把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让他们各自互评，评出“优秀小组”。在准备朗读、评比的过程中，学生的朗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也调动了他们朗读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 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小说教学。小说情节曲折，人物对话富有特色，彰显个性。课堂上，可让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朗读。在准备朗读的过程中，学生揣摩人物的心理，把握人物的个性特点，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朗读水平，又活跃了课堂气氛。在《我的叔叔于勒》的教学中，我让学生分别扮演菲利普夫妇、于勒和我，学生在朗读时激情昂扬，语气语调模仿的活灵活现，掀起了课堂教学的阵阵高潮。 由于多媒体设备的普及，配乐朗读也成为学生喜欢的一种朗读方式。因为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最能拨动学生的心弦，引发强烈的审美共鸣。因此，在教学过程的，可针对学生的心理特点，朗读时创设情境，放些与课文内容相适应的背景音乐。如：我在教学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时，配上一首雄壮激昂的《命运交响曲》；在学习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配上一首悲怆凄凉的《二泉映月》。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情感参与，以情激情，感染学生。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余映潮老师说过，朗读是体味作品的艺术，是欣赏词句的艺术，是调动情感的艺术，是拨动心弦的艺术。没有朗读的语文课只能称之为“课”，它不是美的语文课。我们的语文课应以读为主，通过读来培养学生的语感，引导学生品味、理解语言文字之美，用心灵和文章直接对话。老师们，让我们的语文课读起来吧﹗ 语文教育论文:试论语文教育的后现代主义批评 后现代主义：一种语文教育的批评方式 后现代主义是源自本世纪70年代西方的一种哲学思潮。这一思潮诞生以后，作为一种新的批评范式，很快 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尤其是被运用到文学、艺术的批评中。当现代主义宣称以实证的、科 学的精神把人类从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它确实给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乃自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但当现 代主义片面地夸大科学所起的作用，并被无节制和滥用到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之时，正是它为本世纪70年代后现 代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产床。 从本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各种思潮特质的混杂。美国学者波林·罗斯诺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 》对其作了深入研究。根据他的概括，后现代主义有几个基本特点：第一，怀疑权威，重视审美而非强调道德 教育及其功用。它不以普遍道德上简单的善与恶为标准评价文本，而重视文本的审美价值。第二，反对科学主 义及其系统性等等，强调非理性。它不主张将任何单个的系统的观点武断地强加于人；对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观 点则持宽容的态度。当现代话语以风格的精确性、确切性、实用性和严密性为目标的时候，后现代主义的表达 更注重自身特性，尤其是模糊性和不可确定性；后现代主义不是先分离其内部诸因素，再揭示其相互关系，最 后予以系统综合；恰恰相反，他们给出的是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是多样性而非统一性，是繁复而非简洁。第 三，它摈弃常规性的、学院式的话语，偏爱大胆的煽动性的表达方式。后现代主义正是由此而变得鼓舞人心和 引人入胜，同时它又陷入了混乱状态的边际。第四，怀旧心态。它往往越过现性特征而指向现代性之前的 个体情感。 1997年11月，在《北京文学》组织了3篇较长篇幅的文章， 对当前语文教育现状作了激烈的批评之后，全 国许多报刊纷纷开辟专栏，关注和研讨语文教学，其后结集出版了一本《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如果以最先 对语文教育发难的三篇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它们在批评方式和内容取向上有几个显著特征：其一，内 容上，批评以政治道德教育为主的语文教育模式，强调文学教育。王丽说：“在高一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 真正从语文角度来编选的篇目大约只有一半，其余一半则大体上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 ，而且还是50、60年代那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即便是写景抒情文章也是如此。”邹静之说：“很多人已经把 文学看成是一个附属的令人厌倦的东西了。这与使人生厌的语文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坚信如果按教科书中的方 法来写作或欣赏文学作品，那将离文学越来越远。”其二，反对语文教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对语文教材中的解 释系统和设计的练习、问题不满，认为不是无味，就是繁琐。薛毅说：“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那套解释体系也 能把经典作品讲偏，讲歪，讲得味同嚼蜡，刻板无趣。仿佛全世界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用反对封建主义、批判资 产阶级，同情人民大众诸如此类的大词来概括，再加上阶级局限性、消极面，就完事大吉，天衣无缝了。里面 就是没有人，没有人的丰富情感，没有对人的处境的体验、同情、理解、悲悯。”第三，采取非学院式话语。 幽默、揶揄、讽刺等，充斥于作者的行文中。对高中语文教材编入的《松树的风格》，薛毅的评价是：编者教 学生学习松树，“也不知那些编教材的和教书的学得如何。没听说他们集体捐献心脏肝脏。也许他们没有学好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等。第四，怀旧心态。王丽在发表了《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之后，仿佛预感到“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即辗转京、沪等地，走访许多专家学者，用不无怀旧的笔调，记述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学 者深情回忆少年时学习语文的美好时光，哪怕是私塾式的教育，在作者的笔下也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低吟浅唱 。 显然，笔者在比较后现代主义与上述语文教学的批评时，突出了二者的相似特质而没有揭示其差异性，客 观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之大，亦无须笔者多言。薛毅在文中也对9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不屑一顾。但事实上， 他们在批评方式上既与时下语文教育研究大异其趣，而在内容及取向上，如上所述，又与现代主义等西方批评 方式有许多神似之处。他们均是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一族，对后现代主义等批评方式可谓轻车熟路，起 码在上述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中渗透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倾向或痕迹，因此，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语文教 育的后现代主义式批评。 后现代主义式批评对语文教育的误读 波林·罗斯诺说，后现代主义产生于学术危机。诠释语文教育的后现代主义式批评产生的原因，一个不能 忽视的背景是，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逐渐失去轰动效应，一些不甘寂寞的文学期刊和学者， 尤其是一向活跃、锋芒毕露的文艺批评界很快从文学批评转向了其他边际学科，语文教育因与文学有天然的联 系，因此，首当其中，成为冲击的对象。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就后现代主义式批评对语文教育的指责而言， 其偏颇与误读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谨列两点：首先，混淆了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区别。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 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是语文教育的永恒魅力之所在。但把令人生厌的文学归咎于令人生厌的语文教育，忽视了 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即抹杀了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之间，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之间的中介环节或其界限。中学 语文教育除了以审美教育为特质的文学教育之外，还有诸如语文知识教育及其他应用性技能教育等多种任务与 功能。把语文教育等同于文学教育只是后现代主义批评者一厢情愿的事情。文学教育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语 文教育的全部，即使在封建社会教育中，文学教育也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以明清为例，科举考试中，诗赋的 考察虽被列为其中一项，却长期处于最弱的位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绝不可与经义（八股文）同日而语。从 20世纪初始，中国语文教育革新的先驱胡适、刘半农、叶圣陶、刘大白等文学家在他们的语文教育改革的主张 中，均十分强调语文教育中的应用性教育，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叶圣陶、刘 大白先后起草和确立的中学国语及国文教育的课程标准，尤其是20年代刘大白任教育部次长时主持厘定、由官 方正式颁布的第一个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记叙—说明—抒情—议论的语文训练体系和内容，把语文教育和文学 教育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作了划时代的界定，使语文教育摆脱了传统语文教育 混合形态。也就是说恰恰是一批“ 五四”新文学著名作家，最先认识到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并非是一回事这样的事实。世纪之末，当后现代主义 式批评指责语文教育缺少文学教育，强调文学教育的重要性时，在一定程度上它既割断了“五四”以来语文教 育发展传统，同时，也使语文教育内容趋向单一化。 其次，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抓住语文教育科学化探索过程中的枝节失误大加鞑伐，而并不指望建设什么 。后现代主义在批评现代主义理性之时，从来不会去真正研究现代主义，它只是凭一己印象或个体情绪，去抨 击和否定现代主义因理性解析而导致的过失。后现代主义式批评语文教育，他们不愿意，也不屑去研究近百年 来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甚至不愿意去全面了解新时期20年来的语文教育发展，更不要说去客观地评价其成就 和得失。后现代主义式批评以君临天下的气势对语文教育的局部问题作夸大或变形的处理，可以博得一时之誉 ，但它既不能在理论上自成一说，而且因缺少对语文教育现状的了解而发出许多贻笑于语文教育界之高论。如 王丽在解读《绿》的写景描写时，认为它表达了作者对理想中的女性美的讴歌。我曾以此询问一位现代文学教 授，得到的回答是，即使在现代文学界此种解读亦难寻知音，更不要说把它推销给中学生了。另一位后现代主 义式批评者的“一大发现”是，辨正了课文《天上的街市》题目（此诗原题为《天上的市街》，编入教材时已 经作者同意更改），也说明其批评语文教育态度的草率。他们或是从“女儿的作业”中，或是因在中学做了一 段时间的临时或见习语文教员不幸被解职，或是因为给一批未来不安于做一名中学教员的高师学生作一次哗众 取宠式的讲演，总之，后现代主义批评者很少直接参与或较长时期地介入语文教育。他们在以煽动性的话语博 得时誉之同时，却因对当前语文教育缺少足够的了解，而让语文教育界多少感到有些隔膜或摸不着边际。 语文教育论文:浅论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 论文摘要:教育制度改革热潮在我国掀起之后,引起了教育观念及教育模式的改变,我国各大院校的语文教育工作也越来越被重视,语文教学在随后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在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上,还存在一定差距。应该看到,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实现对接不仅是提高语文教育水平的发展需求,也是适应新时期,新文化的发展需求。 汉语言文学应该说,它本身就属于语文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但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应试教育模式下的语文教学并没有重点把握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反而更多的是为考试而学习而不是为文学而学习。加上我国语文教育的师资水平整体来说还没有满足新时代汉语言文学的教育要求,因此,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应该实现更多方面的共通和交流,应实现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性教育,这样才能够重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高素质和高质量,也才能更好地弘扬我国的汉语言文学精髓。现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其实不会存在什么不良的冲突,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比如在语文知识的运用上,教学方式或者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运用上,都要进行对接性思考,这样才能够把汉语言文学的一些信息反馈到语文课堂教育中去。另外,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特别是现在教学理念越来越宽容,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正确理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问题。 第一,关于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在实践能力方面的思考。 不管是语文教育还是汉语言文学教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二者都能够对学生的精神面貌或者认识观念等产生一定的影响,都能够丰富人的见识,并重塑自我。汉语言文学和语文教育要实现很好的对接,要能够形成结合性发展模式,首先要实现二者在实践能力方面的对接。汉语言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应该寻找他们的共通点,虽然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在本质上有区别,但是语言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包含汉语言文学教育这个模块的,因此,二者在教学内容或者一些理论指导上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实践方面,应该抓住这些共通的东西,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人才,要积极地探索提高实践能力的方法,挖掘学生的实践能力。另外,对汉语言文学中,诗词歌赋的品读和学习也是要重视的,汉语言文学的实践能力主要体现在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探索和运用方面。而在语文教育中,也要把握汉语言文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方向,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及创作诗词歌赋的能力进行培养。比如开设一些实践性课程就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实践课程相对语文教育来说是比较少的,因此,应该加大汉语言文学教育实践课堂的创设和开展。汉语言文学实践课堂的开展形式可以参考语文教育的实践课程,比如通过开展一些汉语言文学实践讲座,或者让学生做一些相关知识的社会调查等,参考语文教育的一些有效的实践方法,更好地实现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另外,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二者要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样,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才能满足对接要求。 语文教育论文:构建语文教育的情感世界 [作者] 江苏/王书月 [内容] ——魏书生情感教育散论 语文和其他学科比较有其鲜明的特色：内容丰富优美、结构精巧多姿、情理融会贯通，但在教学中有不少教师太注重理性分析和追求知识灌输，忽略了语文教学中的情感因素，致使语文教学枯燥无味。语文教学尤其是课堂教学应是师生间情感交流的立体流程，只有这样，知识信息交流、思想交流、思维活动才能找到其载体，充分展现其生机活力。列宁曾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由此可见，情感教育在语文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魏书生成功的教育实践，也在于他为我们构建了语文教育的情感世界。 一、热爱语文教育事业是情感产生的基点 教师难当，语文教师更辛苦更难当，但魏书生却在两千多日日夜夜里，写了150多次申请，才实现了从教的心愿，这份执着的情感是他进行教育改革的原动力。他在1980年初的日记中曾说过：“对中学教学，我是百分之百的外行，由于在教学经验上是零，为着对得起学生，我只有发挥自己的特长，即冷不下来的热情和用不完的力气。”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热情”，才能点燃学生的热情之火，他分析班级中差生语文学习的现状，用时代的要求去激发学生情感，探索出一条发展中学生智力的规律，增强信心、掌握方法、定向活动、规则活动、惯性运动五步，这实质上是学生情感启动、维持和恒定的过程，它又必须建筑在教师积极的情感基础上。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能够从教师的话里分辨出真正的热情或者是故意做作的、虚假的、慷慨激昂的情调。他们不喜欢教师那种毫无热情的表现（不是指外表上的表现，而是指内心的流露），因为这里面隐藏着教师对学生的力量缺乏信心的因素。”[1] 一个教师单有激情还不够，他还要有一个支点，要能不断丰富充实自己。人们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但这一桶水还必须是不断更新的。魏书生刚教书时仅初中毕业，但他不断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等新知识，不断研究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他正是付出了辛劳代价，才收获到了充实而又甘甜的幸福和欢乐。“学生在上课时，在课外活动时，几乎天天可以看到教师的模范作用和个性品质，这两条是教学教育影响的强有力的手段。”[2]魏书生甘于清贫、心胸开阔、积极探索，这种情感无时无刻不体现渗透在他的教育教学中，处于这种情感熏陶下的学生必定会感受其人格力量，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师生配合才能和谐一致，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 二、“商量商量”是情感交流的起点 魏书生也曾走过一段弯路。他刚教语文的时候，也曾海阔天空津津有味地满堂灌，但他不久就对那段可悲的教学生活加以总结，认识到：“教师与学生之间毫无民主气氛，思想没有理解，感情没有相互交流，双方都用宝贵的脑细胞去琢磨着压服对方或欺骗对方的策略，教学怎能搞得好呢？”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魏书生就开始了新的教改历程。他深入到学生中去，具体感受体验他们的情感信息，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学生也向老师敞开了思想情感的大门。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将教学要求情感化，引导学生参与教学。作业是自己根据实际确定还是由老师统一留？作文是同学互批还是由老师批？日记是统一题目还是自选题目？教材分析是假期写还是开学写？这些较大问题他都和学生一起商量，根据多数学生的意见办。学生由此充分体验了做学习主人翁的情感，师生之间关系融洽，找到了情感的共鸣区域，人人想的是教学，是高效率，有了持久的牢固的学习愿望，学习效果怎能不突出？ 当然，实际上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并不简单，中学生的情感发展有其不稳定性，他们已很少直接向老师、家长倾吐心中的情感，这种闭锁性心理特征，就使得教师很难知道其细微复杂的情感，教师如能征得学生的日记这个情感宣泄和引导的重要载体，把这作为一个中介，就可获得合二为一的交流效果。在魏书生的每个学生三年完成1000篇约24万字的日记里，有对某一事情的看法，有对学习焦点的研究，有对自己思想行为的审视，有对个人学习生活的总结，这些不仅为学生语文学习打下厚实的基础，而且我们也可从中看到学生情感完善的轨迹。教师既指导了学生作文，也正确引导了学生做人。 抄录格言和座右铭是魏书生所教班级每个学期必做的两件事。每个学生在选秆言时就必然经历着一个学习的过程和接受情感熏陶的过程。抄写的座右铭结合着自己的思想实际，它起着督促和矫正作用，如有一个学生的座右铭是“闭住你的嘴”，原来他担心自己闲话过多，认识到这一点并写下来，本身就体现着敢于正视缺点并努力改正的积极心态。学生在做这些事时，情感始终处于正向流动状态，这一切为其课堂教学创造了一片和谐的天地。 三、愉悦的氛围是课堂激活的共鸣点 十七世纪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指出：“教学的艺术就是一种教来使人感到愉快的艺术。”情感的显著特点是感染性。课堂教学的情感起动首先是教师要有饱满的情绪，教师的上课情绪如何，直接影响学生的上课情绪。教师讲课时精力充沛，情绪激昂，态度祥和，学生就会受到熏染，产生愉悦激奋的情绪，思维积极，乐于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去，教学就会出现和谐共振的增力效应；反之，教师上课萎靡不振或疾言厉色或冷若冰霜，都会带来学生的郁闷恐慌、思维迟滞，降低教学效果。魏书生从不把生活中的不良情绪带入课堂，上课就全心全意投入，除此而外，他还努力创造良好的教学情境，有时他 让学生唱歌，消除紧张心理，活跃课堂气氛；有时采取集体朗诵的方式调节气氛；有时采取口头作文方式让学生七嘴八舌地说；有时到课堂外上课，甚至出些“剧场简介”之类的题目让学生观察说明等。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初能很快拉近与教师之间的情感距离，集中了注意力，为课堂学习营造了和谐的气氛，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地，知识的种子就播种在这个土壤上。”（苏霍姆林斯基语）学生在乐学的氛围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才可能达到好的效果。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情”，总的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师“体验”过的情，一方面是学生“潜伏”的情，一方面是教材“内蕴”的情。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把自己体验的情感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情感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情感。”学生的情感激活自然起源于教师体验的情感。也许有人认为文学作品“含情量”丰富，易于挖掘，议论文、说明文又怎能体现情呢？其实不然，语文课堂教学总是伴随着一定的感情流动，无论哪种文体都离不开一个“情”字。语文教师要摸到作者感情的脉搏，并精心加工制作，以情引情，学生才能产生心理位移，在课堂教学的“小天地”里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复杂的情感信息。比如讲《回忆我的母亲》，魏书生就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对母亲无比深沉的爱，与母亲永诀的悲痛。讲《大自然的语言》，就引导学生去说明身边的事物，讲盘锦大水产生的物候因素，激发学生建设家乡的情怀。讲古代诗词或离现实较远的作品，就让学生在大脑荧光屏上去再现图景再现场景，感受大自然的美景和人物内心的情感流动。人们常说“教无定法”，从魏书生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应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的“法”，并不是教学的一套套方式和方法，而只是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感染学生，对学生施加一系列情感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作用于学生的记忆思维和感情，又可以引起学生欢乐、愤怒、痛苦、惊异和同情的体验。”[3]魏书生也正是把学生当成了具有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完整的人，去注重激活其情感体验，课堂才活起来。试想，教师如果面对的是一台台“录音机”“复印机”，这“独角戏”如何能吸引人，课堂教学又焉能洋溢着“情”的氛围呢？ 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是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激发了学生的情感因素，让学生体验到了自学的幸福和欢乐。每个学生的心灵都是一个独特世界，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无法适合每个人的个性，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更是同学生的情感格格不入。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心理需要的最高层次。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满足了每个学生的自我实现的情感需要。“定向”使师生的情感集中指向了具体的目标；“自学”“讨论”使全班学生口到、眼到、手到、耳到，参与教学的热情强烈，整个教学过程学生兴趣浓厚，全神贯注，思维积极，“答疑”使学生的情感进入了“愤悱”的境地；“自测”“自结”使学生的情感由被激发而被引导升华为一种“自觉”的行为。由此可见，“六步教学法”就是“愉快教学法”，让学生愉快地投入，愉快地参与，愉快地反馈，形成良性循环，其变化就如同人物的情感变化一样，奥妙无穷。 人的情感具有复杂性、多变性，师生在每节课的教学中不可能都处于一种平面的或正向流动的状态，这就要求师生善于随时调节自己的情感，使之处于最佳状态。魏书生从十个方面构建了情感调节的立体网络，这些方面涉及到教学环境、师生活动的方方面面，既表现了感情的强弱变化，也表现了各种不同情感的转换变化等，课堂的情感律动节奏和谐分明。尽管不少教育工作者也注重了某个侧面的研究运用，但很少有他这样用得全面、活泼、自然。 魏书生还注意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调节自己的感情。他曾举例说，如对于孔乙己，有的是同情，有的是气愤，有的觉得可笑，极少数还有认为孔乙己可恨的，这时教师就应当去扶植正确的感情，排斥不正确的感情，并引导学生把感情上升为理智，并形成积极的动机和行为。 课外作业和考试是课堂学习的有机延伸。作业是学生对教师的信息反馈，考试则是为了收集检查这种反馈信息，这当中也都伴随着情感等非智力成分。但魏书生十多年来都是让学生自己留作业。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反馈输出的脱钩呢？魏书生的学生自己出题考试评卷，是否意味着没有这种信息的反馈呢？显然不是。自己留作业，同学互相考，学生积极性高，他们不但体验到自己的情感受尊重，而且也避免了学习的重复浪费，避免了教师心血来潮时大作业量的冲击和无作业时的闲散状态，定量作业使学生的思维列车得以匀速行驶。而且魏书生也不放任自流，他总是想方设法把上进情感纳入一定的轨道，及时检查了解，学生的学习目标也就得到了有效的巩固。 四、“大语文”——生活和语文的情感交汇点、终极点 “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这句话可以成为大语文概念的一个很好的诠释，而魏书生更用其丰富的改革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魏书生探索了在广阔环境中学习语文的方法，让学生在德育、美育、体育中学语文，在课外阅读欣赏中学语文，在社会活动中学语文。具体做法这里不作细述，单提他的几样新招儿。一是班级日报，这是班级学生自办为同学学习服务的。魏书生的班级讨论规定，有关本班的内容必须占60%以上，这份报纸，多侧面多角度地透视班级学生活动，这既起到督促指导学生生活的作用，也培养了学生观察分析的能力和写作的能力。学生关心自己的报纸，生活和语文学习情感在这里交融，其德育功能也得到了自然的体现。另一招是日记和说明书。日记是学生自我心灵的解剖，说明书是对一件事的过程的叙述和认识，这体现了人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历程，也是语言表达的积累过程，一举两得，教师何乐而不为呢？ 纵观魏书生的语文教育改革，“情”是其改革的基点和核心，它起着导向和强化作用。“热爱是最好的老师”，魏书生和他的学生们把我们带进了情景广阔的新天地。 语文教育论文:古代语文教育的探索与思考 一、古代语文教育是非专业化的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3.传道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因为语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掌握着教育大权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运用教育这个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要用教育这个工具来教化万民。因此古代的语文教育只能是 以传统治阶级思想和道德为本的传“道”教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官学和绝大多数私学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传的观点和选用的教材有差异而已。百花齐放时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却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游说诸侯，办学传道。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后，正统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传儒家之道为主的教育了。 进入现代社会，语文独立设科了，但是，语文教育与传“道”的问题以及“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语文教育一会儿思想性，一会儿工具性，摇来摆去，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必然包含传道教育。古今语文教育的传道的区别是：第一，古代语文教育的主题就是传封建统治之道，认字、解词、读文、写作等语文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得封建统治之道，语文知识的教育成了传道教育的附庸；当代以及今后的语文教育也必然传道，但是这个道应该是广义的道，它是让学习的人能真正成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传道不是语文教育的主题，语文教育的传道，是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的传道，它是语文教材中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的影响性传道和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的阐释性传道。今天的语文教育是教会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的教育，是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题，通过语文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语文知识以及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传什么道的关键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三、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靠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 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继承的开端；读，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文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写。隋唐兴起科举之后，考试主要凭写文章论成败，语文教育中的写就成了重点之重点，读就成了为写服务的附庸。 古代的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练习写字，二是练习写文章。 就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说，都只有通过反复书写才能增强识记和理解，也只有书写流畅，才能思维运动与手书运动同步，适应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字的书写，也因此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书法家。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电脑时代，有人就认为，汉字认识就行，没有必要练习写字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第一，学生只有通过练习写字才能增强对字的识记和理解；第二，练习书写汉字能够促进人的多种思维发展；第三，如果对汉字结构不熟悉，电脑处理文字同样不会得心应手。因此，今天仍然应该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汉字。 文章写作方面，从史料来看，汉代就有了明确的写作教学。古人在四五岁启蒙时就一面读《急就篇》《三字经》《千家诗》等识字课本，一面炼字、炼句、属对、叶韵，进行写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类似于今天小学的造句和写话，但比今天的训练层次高得多。七八岁开始学文章时，作文与阅读就同步进行了。方式由抄写和模仿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步过渡到独立创作。写的内容和形式随历史的发展日趋丰富，小到民间的简单契约、碑志，大到诗赋和策论，应有尽有。汉代语文教育已比较重视汉字书写和文体写作训练了。隋唐开科举之后，教学生应考的写作指导书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开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类林》，有点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参考书。书中分类摘编了若干经史典故，供习作者写作时取材使用。再一类则是供习作者作样板的范文集，类似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例如《兔园策府》。但是，科举产生之后，应试作文训练就成了作文教学的主流，读也只好服从于写的需要。到了清代，应试写作教学就走入了学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条的写作方式和没落的统治思想，限制了力图以学人仕者的思维发展，害了无数本可能大有作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古作教育虽然因封建科举和统治者传道学经思想的影响，形式上重八股，思想上重写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策论，把作文教育引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但是古人重视读为基 础，以读促写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语文教育借鉴。今天的作文教育也有八股教育之遗风，重人格训练，轻知识和生活积累，加上左倾思想的束缚，写作教学常常走入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思想僵化的新八股道路。其实，学生作文难不是难在格式上，学生写不出作文和写不好作文，往往是因为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所致。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是教育只重如何写作而忽视了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命题不切合学生实际造成的；学生对教师命题缺乏生活感受，只好胡编乱造，销差了事。思想僵化，是对学生的写作缺少宽容，写作之前就在命题上加框、讲评上再给学生加框，使得学生不敢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因此，何来情文并茂、有血有肉的文章。现在正提倡创新教育，如果学生连写一点真实感受都不行的话，创新思维怎么培养。当然，我不是说教学生抒写真情，就是让学生随便乱说，而是要让学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健康文学的熏陶感染中认识社会，改造自己，发展自己。另外，学生的生活圈子小，因此，只关注身边的生活还不够，广泛地看书、读报，把视线投向全国、全世界，投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平时多读、多记一些精粹的文句，到写作时，眼前之景、事、人、物才会与记忆中储存的妙词佳句发生联系，产生出新的连珠妙语。 关于听说教育。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听和说的教育是先于读写教育的。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交际活动和文化的传承都只能靠听说进行。有听说的活动，就必然有听说的教育，只是这种教育是融合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进行的潜语文教育。有了文字以后，书本的读写教育同样是离不开听说的。但是，却没有教育家专门研究过听说教育的问题，也没有哪个教育家专门把听说作为一门课来传授。在古代，听和说的教育同逻辑教育、语法教育等一样，都只能是一种相互影响、自我感悟式的潜教育。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虽然没有专门开设听说教育课，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工匠、农民、商贾还是官吏，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听不懂话和说不来话的人。相反的是，现在的语文教育花了不少时间去教与听说密切相关的语法知识、听话要领、说话方法和如何表情达意等听说要义，然而“听”“说”的效果却不见明显，这倒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其实，人类习得母语与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密不可分。婴儿的听说器官和功能是与语言学习同步完成的。当婴儿把语音与语音所反映的事物联想起来，形成概念的同时，听说器官和功能也逐步完善。因此，母语的听力和表达力，是在母语环境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有意识教育在听说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交际全球化、通讯现代化的今天，把古今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思考，认真研究语文教育如何抓听说能力培养，肯定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听说能力的培养，要认真分析，把任务列出来，具体划分到相应的年级，并提出具体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不要像“语文”本身一样，虽然独立设科，却又常常和政治、历史、哲学、逻辑等纠缠不清，搞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该做哪些事？”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如果搞不清楚语文教育在听说能力的培养方面该做哪些工作，而是盲目地把有关听说方面的内容都揽起来，但又“什么学段教什么”，“什么内容有什么要求”都搞不清楚，在语文教育方面本来就糊涂的教师心中再加一笔糊涂，语文教育改革就不会有很大成效。 语文教育论文:试谈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 [内容摘要]随着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互相交互、互相整合的"一体化"历程的逐步深入，语文教育即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展现在世人的将是这样一个浩瀚而又绚丽的前景： 一、以计算机为"课堂"，拓展语文学习领域。它打破了传统语文课堂的封闭围墙，把语文教育拓展得无限宽泛，达到"时时是课堂，处处是课堂，人人是教师，人人是学生"。 二、以计算机为"教材"，拓展语文学习内容。通过网络，可以使世界各地的各种语文资源与现行语文教材或紧密结合，或遥相呼应，最大限度地拓展语文学习内容，使语文教材更多元化、立体化。 三、以计算机为"工具"，拓展语文学习方式。计算机可以作为"资料搜集工具"，构建"研究性学习"方式；作为"学科中介工具"，构建"综合性学习"方式；作为"沟通交际工具"，构建"交互性学习"方式，引发语文学习方式的革新，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和驾驭全新的语文学习情境，形成丰厚的语文素养和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 [关键词]信息技术、语文教育、一体化、宽泛的课堂、多元化的教材、新型的学习工具、新型的学习方式、研究性学习、综合性学习、交互性学习。 信息技术的现代化，为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语文教育即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随着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互相交互、互相整合的"一体化"历程的逐步深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个浩瀚而又绚丽的前景。下面，笔者试就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的前景进行粗略地描绘，并借此说明如何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信息技术在语文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对语文教育变革的方向，促进语文教育尽快走出纯粹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误区，加快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进程。 一、以计算机为"课堂"，拓展语文的学习领域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必然打破传统语文课堂的封闭围墙，把语文教育带入到一个无限广阔而又全新的领域，在时间上，在空间上，甚至连课堂的主体都将是无限的宽泛。在这个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高度一体化的天地中，课堂将是一个被无限拓展的无比宽泛的概念。 1、课堂时空的宽泛--时时是课堂，处处是课堂。传统语文课堂非常封闭，其地点是固定的，仅仅极限于某一班级；时间也是固定的，只有区区每周几节。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突破了时空的限制，通过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语文学习和实践，运用语文去交流和勾通。可以说哪里有计算机，哪里就有语文课堂；只要一开机，就可以"上课"--进行网上阅读、网上作文、网上交际等语文学习与实践活动，真是时时是课堂，处处是课堂。 2、课堂主体的宽泛--人人是教师，人人是学生。传统语文课堂，其主体仅仅是一位教师加几十位学生，不但数量是固定的，师生关系也是绝对的，师是师，生是生，泾渭分明。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以后，学生通过网络，就可以很便捷地进入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语文课堂"，去接受世界各地语文老师甚至其他非语文老师的远程语文教育，在这样的语文课堂里，一个学生所面对的是多数量、多元化的教师，他所获得的语文教育也必将是多数量、多元化的；同时，通过网络，学生还可以把自己的语文知识传授给他人（周边人与远程人、熟悉人与陌生人），可以指导他人进行语文学习，自己摇身一变，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语文教师"，具有了"学生"与"教师"双重身份。在这种"人人是教师，人人是学生"的语文课堂里，教与学不断交互和整合，带来的必将是教学相长的不断深化，课堂中每个主体语文素养的不断提高。 二、以计算机为"教材"，拓展语文的学习内容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必然引发语文教材的变革，不但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上将增加信息技术与语文学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内容与形式，使语文教材更容易吸纳信息技术的精华，更富于时代性和现代化；而且，信息技术在语文学习中的广泛运用，可以通过网络，使世界各地的各种语文资源与现行语文教材或紧密结合，或遥相呼应，最大限度地拓展语文学习内容，突破教材的极限，弥补教材的缺陷，改变当前教材单一、内容狭窄的状况，使语文教材更富于针对性、实效性和多元化、立体化。 1、离心发散拓展式。这是以课内语文教材为中心，抓住某一结合点（知识点、情感点、内容交叉点等），设计一些课前、课后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资料搜集、网上阅读与交流等发散性、拓展性实践活动，以求把网络上的语文资源充实到现行语文教材中，使语文教材丰满起来，完善起来，把小小的语文教材拓展到无限广大，把薄薄的语文教材充实得厚厚的，使教材更富于立体化、多元化，更富于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 2、向心聚敛呼应式。这是引导学生以网上语文资源为教材，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广泛的网上阅读、网上作文、网上交流等网上语文实践，丰富学生的语文素养，以求通过这种百川汇海的形式，把网上的语文资源向学生的语文素养聚敛汇集，并与课内语文教材相呼应，相补充，相促进，共同对学生进行博大的语文教育。 三、以计算机为"工具"，拓展语文的学习方式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语文课堂和语文教材的无限宽泛，以及计算机作为一种学习工具逐步被学生所掌握，最终必然呼唤并促使语文学习方式的革新。而且也只有学习方式的不断革新，才能更好地适应和驾驭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不断一体化的语文学习情境，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形成丰厚的语文素养和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 1、作为"资料搜集工具"，构建"研究性"学习方式。未来的社会是知识化的社会，是创新的社会。必须重视专题性、探究性的研究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重视创新型、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必须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教会孩子怎样思考问题，面对陌生领域，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知识，并学会怎样运用这些知识去组合，去创新，去回答他所要回答的问题。这种"研究性学习"也正是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中，计算机因具有快捷而又强大的信息搜索能力、存贮能力和处理能力，必将成为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最佳的资料搜集和存贮处理工具。同时以下几种以计算机为工具的资料搜集、处理、存贮方法将是"研究性学习"中的重要学习方式：①"任务驱动式搜寻法"，即按照"提出搜索任务（分析研究课题，明确要求、范围、问题实质等）确定检查标志（所需文献的类目、关键词、作者姓名、发表日期等）选定检索工具（"搜狐"等搜索器）输入检索途径（资料来源途径、内容途径、作者途径、类号途径等）查找原始文献资料（浏览、筛选、摘录、整理）"的程序进行搜寻查阅资料；②"自由浏览式搜寻法"，即按照"上网阅读寻找资料（用 找标题、中心句、关键段等方法搜集）摘录"的程序进行快速浏览，搜寻查阅文献，选取所需资料；③"分类下载存贮法"，即指导学生对资料进行下载，并对获得的大量信息进行分类、整序、编码、建立索引等存贮处理，使下载的资料系统化、简明化，便于进一步查阅；④"资料处理利用法"，如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资料的剪切、移动、复制、引用等文字处理方法。2、作为"学科中介工具"，构建"综合性"学习方式。传统学科课程之间过分强调学科本位、互相割裂、互相独立的弊病已引起高度关注，软化学科界限，进行"综合性学习"，全面提高整体素质是当前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的趋势。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以多媒体信息技术为"中介工具"，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抽象的语言文字与听觉、视觉、动觉等形象语言的相互转换，把语文与音乐、美术、动画、社会、自然、数学等结合起来，实现跨学科的"综合性学习"，发挥各学科的综合效能，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3、作为"沟通交际工具"，构建"交互性"学习方式。学会交往与沟通是现代社会的要求，尤其是当今社会信息数量多、传播速度快，更新变化极其迅速，只有加强群体内部信息交流、信息共享，才能集众人之力，更好地捕捉信息、驾驭信息、利用信息。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为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人群的"语言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信息交流"提供了一种快速、便捷的"沟通交际工具"。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书面信息资料的传递与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的传递与交流、学习评价的传递与交流等"交互性学习"活动，将成为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的一种重要的语文学习方式。学会沟通、学会交际、学会互相学习、学会取长补短、学会共同进步将是以信息技术为工具的"交互性学习"的必然结果。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互相交互、互相整合的一体化，是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其进程必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语文教育中的广泛运用而日益加快，展现出其特具的魅力，把语文教育带入一个划时代的世纪。 语文教育论文:语文教育中教法、学法一体化的实践研究 一、 课题的提出："轻负担，高质量"是目前学校教育中的中心环节，同时，它又是素质教育的突破口，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是比较困难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课堂的教育效率不高。教育活动本身可以是一种精神性的生产活动，沿用经济学的概念可以将教学效率表示为 教学效率= 教学产出（教学效果） 教学投入 而教学投入的直接表现是师生双方时间、精力的投入，可见要提高教学效率，先有教师的教是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学生的配合，而这两者结合的好坏，就是提高教学效率的关键。 二、 研究的目的：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 ，是从宏观角度入手，改变传统的教育方法，运用现代的教学方法，变原先教师学生的单向交流模式为教师=学生的双向交流活动，在教师"教好"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学生学的积极性，实行教法，学生的整体化改革，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三、 研究的理论依据： 1、 教学活动的成效首先取决于教学中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教学中正确的人际关系是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这是交往双方各以对方活动来调 节自己的活动，使双方的活动不仅是同步的，而且是高度协调一致的关系，因此，必须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2、 教学活动的协调性取决于教学双方共同遵循学习的规律性，在遵循学习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教依据学，要学教于导的相互制约性，教师的教只有依据学习规律才能对学生的学习发挥主导作用，学生的学习只有在正确的指导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主动作用，获得最佳效益。 3、教学是一种人际交往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经验的传递使学生头脑中建立起一定的心理结构。 四、 研究的内容与操作程序： 1、 建立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陶冶功能和启迪功能。众所周知，人生存在社会上，就必然要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情境教学，是教师寓教学内容于具体形象的情境之中，如榜样作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课内游戏，角色扮演，诗歌朗诵等等，这些都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暗示作用，通过它来陶冶人的情感，净化人的心灵。 情境教学中的特定情境，提供了调动人的原有认知结构的某些线索，经过思维的内部整合作用，人就顿悟或产生新的认知结构，情境所提供的线索起到一种唤醒或启迪智慧的作用。比如还处于某种问题情境中的人，会因为某句提醒或碰到某些事物而受到启发，从而顺利解决问题，因此，情境教学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适应能力。 2、 情境教学法的使用： ① 为学生创造愉悦轻松的体验。教师在注意肯定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这样就可以使学生把思考和发现体验为一种快乐，而不是一咱强迫或负担，教师要在轻松愉悦的情境或气氛引导学生产生各种问题意识，展开 自己的思维和想象，寻求答案，分辨正误。 ② 要在师生的互重互信下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己性。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情境教学的基本保证，只存师生间相互信任和尊重，教学活动才能顺利展开，而也只有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自我评价"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才能有效地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 ③ 要注意调节学生注意力，使他们达到集中与轻松并存的状态。这种状态在暗示学生称为"创作力的假消极状态"，这时，人的联想自由驰骋，情绪随意起伏，感知在暗暗积聚，技能在与日俱增。 3、 坚持"自学"与"导学"相结合： ①"自学"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是启发式教学思想的核心，后以在教学中，一定要强化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创造条件让学生动运用多种感知器官自主地学习。可以适当地指导学生进行"自读、自问、自查、自测、自结"。 自读自问主要用来预习新课，在自读的基础上可进行几个自问：如：①文章的段落如何划分？②段与段之间有何联系，有何标志？③课文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精采的语言？④从这篇范文有哪些是值得借答的？"自查、自测、自结"主要用于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是为了进一步解决文章的重点难点，读者讨论预习和教师提问中的各种问题，也是同学检测自己能力的时候。学生在这里既可以使自己的设想答案得以肯定，又可以解决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用于自我总结。 ②"导学"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组成的双边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教室就好比是一个舞台，教师在这儿兼任"导演"和"演员"的重任，在这里，教师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和主演表赋，彻底提 "满堂灌"的困境。 ① 善于课堂提问：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课堂提问是集体学，习中引起互助活动的刺激，它有利于学生之间相互启发，共同提高。 A、 分析教材，受教材要求为教学问题，语文教材常将教学要求编写成课后思考题，这些思考练习题，问题性作业表明了教材的重点、难点，教学中扣紧这些设计问题情境。 B、 分析学生，教学者应从学生的角度设问，估计学生掌握新知识可能出现哪些不懂的问题，善于在教材的重点或懂理不学不透的地方设问。 C、 要注意分层提问，要注意不同的教学对象的提问的侧重要有所不同，不能对好生差生问同一个难度的问题。 ② 要善于提出学习要求，善于指明重点。 教师要善于根据课文的不同特点，提出具体的不同的要求，每一次提问都 必须以落实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为要旨；要结合教学内容，针对教学的重点，难点精心设计几个关键性提问。 ③ 要善于组织讨论与评讲小结。 教师在组织讨论时，要对讨论哪些问题，用什么方法讨论作具体指导，指导完毕后，要进行必要的评讲小结，给学生以肯定自我的机会。 4、 建立立体化的教学结构。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这个现象不应该局限于课内，这应该与课外、校外相结合的，与将教学外向纵深延伸，向课外延伸；培养出开拓型，创造型人材。 ① 教育目标要立体化。 在德育方面，不仅要培养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品质，还要培养他们科学的价值观，在智育方面，不仅要培养他们学习的应用能力，还要培养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体育方面，不仅要使他们有健全的身体素质，还要培养他们为人类解放奋斗的精神。② 教育途径的立体化。教育途径要多渠道，除课堂教学外，还要进行课外教育，如开展第二课堂，开发科技活动，兴趣小组活动，举办各种讲座、竞赛、展览等，还可以进行校外指导，由家庭、社会配合，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卫生等方面的教育。 ③ 教育方法的立体化。在目前的信息时代，应充分利用电教媒体，有效地使用电脑、电视、录音、录像，甚至电脑等媒体教学，使教学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直接表现各种事物和现象，充分感知教材，还可使抽象的东西受成具体的东西，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以上各种研究内容表述为程序为： 提问 校内第二课堂 自学导学 讨论 情境教学法情境教学法 小结 校外 （课外）（课内）（课外） 五、 研究的方法： 本课题准备采用比较法，因为比较法可以把所研究的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背景中，从而更好地提示教育有普遍规律。把所教两个进行班分别列为实验班（初二（3）班）和对照班（初二（1）班），并分别把两个班的同学划分为A、B、C三档，以实验班的B档同学为实践研究的基准点，进行实践研究。 六、研究的效果及对效果的分析： 实验前 实验后 A档平均成绩 B档平均成绩 C档平均成绩 教法的改革必须回归到实践中去验证，只有实践证实是有效的，才能去指导实践。 语文教育论文:大学语文教育与外语专业教育的融合 大学语文是高等院校开设的一门公共课,公共课的位置决定了它在高校学科体系中不被教师和学生重视现状的出现,大学语文教育与外语专业教育的融合。特别是外语院校,由于外语专业课的难度和对学生要求不断提高,学习压力逐渐加大,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明显不高。而汉语作为母语对于学习外语的基础作用因此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与知识经济时代提倡培养高智能、高素质国际化的创新人才的教育目标也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大学语文教师教学方法的过于陈旧和教学手段的落后,也是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下降的重要因素。笔者根据从事大学语文课的实践经验和在教学过程中的思考,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对语文课教学能有所帮助,并请方家指正。 一、语文教育目的的再认识 语文课在学生进入大学以前的学习生涯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课程,作为基础学科,它的地位毋庸置疑,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已经形成共识。原因在于语文教育的识字、阅读以及语言表达等基本功能,是每个人学习和生存的必备工具。语文课在学生基础教育阶段,以培养学生的识字和基本的阅读、写作能力为主,而在高等教育阶段,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以及人文素质的培养是语文课的重要目标。 人们习惯上认为,大学生已经学过近十年的语文了,阅读和写作应该不成问题,而当前的现状却是:随着考试压力的不断加大和媒体功能的增强,学生除了教材上所读的文章外,课外的阅读量非常有限,大量的课余时间投入到作业和补习班中,剩余的少得可怜的时间花费在电视、电脑上,真正的自由的阅读几乎没有。写作方面也是如此,除了语文教师规定的作文,又有几个学生自己练习写作呢?而且,在近年大学扩招的大背景下,招生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学生素质的普遍下降,反映在语文上的,是部分学生出现了识字、阅读、写作能力很低,一些本应该在基础教育阶段获得的必备知识需要在大学补课。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语文的提高学生阅读、写作能力和分析、鉴赏文章的教学目标,不得不做必要的调整。 所以,在大学语文课堂上教师必须花费很多的时间给学生讲解字词,至于分析鉴赏、培养审美能力乃至人文精神已成为一种奢求。这与大学语文的教育目的是相悖的。这种现实说明,语文在大学阶段的使命是任重道远的,而且有些悲壮的意味。我们不仅要问,在提倡素质教育的21世纪,在鼓励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今天,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还应该停留在传统的识字、阅读、写作、鉴赏上,是否应该在弘扬人文精神方面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承担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这是大学语文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二、大学语文教育与外语专业教育的融合 在外语院校,学生普遍存在汉语阅读、写作能力较弱的问题,虽然外语专业教师认识到应该加强母语的学习并一再强调学习母语的重要性,但学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显然存在明显不足。这就需要语文教师和外语专业教师一起努力,改变学生的错误看法,带领学生走出误区。 语文是学习外语的基础。汉语和其它语言一样,作为一种语言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学习一种语言,主要是这种语言的口语表达、书面表达以及吸收以其为载体所传达的信息。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信息的获取,母语往往起着决定作用。中国人学习外语时,汉语的思维习惯对运用外语进行思维和写作既有限制又有促进。我们自幼在汉语的环境中成长,汉语的思维定势对学习另一种语言的负面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良好的汉语表达习惯和优秀的文学写作、鉴赏能力对外语学有裨益。比如翻译强调“信”、“达”、“雅”,这可以说是语言翻译的最高境界。一种外语译为汉语,无论译者对这种语言的掌握如何熟练,如果他的汉语水平一般,他的作品不可能优秀。汉语译为外语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对汉语字词句以及篇章的准确理解,想要精品也是不可能的。外语写作也是如此,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那些汉语作文写得优秀的学生,他的外语作文也同样精彩。但在外语院校,专业课的学习毕竟是首位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语文学习上,课程设置上也不可能开设太多课程,这就需要语文教师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和灵活的方法,把学生引导到正确的学习轨道上来,使他们即使在没有语文教师的引导和督促也能够自主学习,从而使他们能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上有更快的进展,实现语文教育和外语学习的互动。 三、大学语文课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方法 “大学是最具保守的地方”,这是西方学者对大学的评价。我国大学的保守相对于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陈至立在谈到知识经济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时指出:“当前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提高人才的知识创新能力和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也迫切要求改革教学和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1〕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呼声越来越高,对创新型人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创新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必须以传统为依托,离开传统无所谓创新。而传统是所有遗存知识的总称,它包括知识、方法、技术和思维方式等。而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创新人才是能够适应社会发展、思维灵活、有主见、有超前意识、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人。实际上这也是素质教育的追求目标。在外语院校从事大学语文课教学也必然以此为依归,教育者应结合外语院校的特点,在大学语文教材的编 定、授课方式的选择以及课外阅读和实践的引导等方面有所改进。 (一)外语院校大学语文教材的编排 国内大学语文的教材种类很多,编排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共同之处是落后,如在篇章的选择上,除了编者不同外,基本是一个面孔。最关键的一点是缺乏针对性,文理工科使用的是一个教材,没有考虑使用者的专业特点。外语院校的特殊性上文有所论述,编订适合外语专业的教材最重要的是根据这些特殊性选择合适的篇章。 古诗文的选择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语言精练;二是文学性较强。语言精练是针对外语专业对语言掌握的高标准,文学性强是考虑到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如贾谊的《过秦论》,李斯的《谏逐客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都是比较适合的,而如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在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但是学生理解非常困难、实用性不强的文章,可以不选。 现当代诗文的选择与古诗文的标准大致相同,应该注意的是剔除那些虽然在现代历史上是名人,而其文章的政治意味远远超过文学性的。因为语文课毕竟不是政治课,不应该承担政治课的任务。在当代作品的选择上,篇目的比例应该加大,中国历来存在厚古薄今的思想,认为今人的文章不如古人,这种认识过于贬低当代作家,很多当代作家的文章写得很优秀,如贾平凹的散文《丑石》,不比鲁迅的《一件小事》差,笔者认为,无论从思想和艺术上前者都远远超过了后者。 外国文学篇章的选择上,在坚持上面的两个标准同时,一方面要加大在教材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分为精读和泛读两个部分;一方面要注意译者。翻译是另一种创作,翻译质量高低既取决于译者的外语水平,也与译者的中文水平密切相关。现在,很多国外的名着名篇都有几种译本,这就需要编者独具慧眼,取其真正达到“信”、“达”、“雅”标准的作品,这方面,只依靠中文学者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外语专业学者的帮助。 此外,所有篇章的选择必须把握“德”的尺度。对“德”的要求应该是素质教育所追求的崇高境界。古人有“文以载道”、“道德文章”的说法,都是强调文章所蕴含的道德标准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化”,注重内心的改变,它是“润物细无声”的,它的作用是持久的,它往往比空洞的道德说教有效得多。 (二)授课方式的多样化 现在各大学一般仍沿用传统的授课方式,即以教师讲授为主,并没有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也不符合现代教育提倡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的要求。这种绝大部分由教师单一讲授的方式,形式上是重复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牵着走”、“填鸭式”的方法,使学生感到单调乏味,与大学的自由、民主、独立的学术精神相违背,也与学生对大学的理想存在巨大的落差,所以一些学生认为大学教育是高中教育的重复,缺乏新鲜感。知识经济的到来要求高校必须进行教学改革,这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必要步骤。教学改革的核心是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在改革过程中,要打破旧的教学行为模式,建立适合培养高素质人才标准的新的教学行为方式,必须把不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和想象力的教学方法淘汰。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改变单一的模式,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而外语院校的小班制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契机。外语院校每个班级的人数一般在25名左右,这使教师具备充分的了解每个学生个性特点的可能,授课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基础真正实现因材施教,也使得教师能够采取有效的、灵活的教学手段。 1?多媒体的应用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教育技术的不断更新,使一般高校都配有多媒体教室,教师在教学时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择用电脑制作课件,把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图片、文字、音乐以及影像片段整合到一起,实现授课内容信息量的最大化。如讲解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教师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然后让学生看屏幕上关于徐志摩生平的详细介绍,使学生对徐志摩有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学生朗读《再别康桥》,播放名家朗诵的录音,让学生体会诗人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情感。再播放有关徐志摩的影视片段,做进一步的分析、评价。在没有多媒体的院校,退而求其次,可以利用录音机、幻灯机等设备。 2?以学生为主体的实现 并不是所有的篇章都可以把文字、声音、图像融为一体,如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它主要是谈为人处世的原则、修身从政的标准,特别是其中提出的道德观念,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别,对于这类文章可以采取以学生讨论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原则,把学生分成几组,自由发表见解。由于班级人数较少,教师可以分组指导,并要求学生把自己的观点系统化,最终形成书面材料。 在授课方式上,教师可以根据讲授内容灵活掌握。无论以哪种方式,教师心中必须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改变过去那种“过分重视认知过程,忽视感受、体验过程;重视单向的传递、灌输过程,轻视双向的交流启迪过程。”〔2〕教师的教学必须考虑到学生的需要,考虑课堂信息量是否充分,学生是否能自主表达见解,是否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教师对学生课外阅读与实践的引导和评价 课堂教学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教师教学任务的完成,对学生课后阅读和实践的指导是课堂教学的延伸。课堂的时间非常有限,大学生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虽然西方有人认为大学的特点应该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学生们有权“决定是否学习、何时学习和学习什么”〔3〕。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大学生在利用课余时间上具有盲目性、随意性,特别是大一的学生,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新事物接踵而至,在课外如何学习的问题上往往无所适从,这就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指导。 1?教师要对学生的阅读兴趣调查分类 学生的阅读兴趣往往是不同的,有的喜欢古代的作品,有的对现代作品感兴趣。所以教师有必要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关注点,根据不同的兴趣开出相应的书目,让每个学生都能从教师指导的书目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书。阅读只是课外学习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把读书的感想表达出来,表达的方式可以是口语表达,也可以是书面文字,可以在课堂上即兴演讲,也可以在报刊、杂志以及互联网的BBS发表。 2?教师要对学生的实践加以评价 评价的体系也是开放的,但要坚持一个原则:学生的实践利于“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由他自己确定在人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4〕教师既可以以传统的批改方式评点,也可以用口语评价,还可以同学间互相评价,教师总结。开放式的评价体系对于培养学生创新观念十分重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评价的科学性,对于学生知识领域有所突破和理论上有创新的成果,要高度评价,以培养学生追求创新、积极探索的精神。同时,教师的评价要以鼓励为主,尽量避免打击学生的积极性。 大学语文是学习外语的基础,也是提高外语水平不能忽视的重要学科。知识经济时代,外语院校如何发挥大学语文的基础作用,实现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是每位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教师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教师认识水平的提高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 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对学生终身发展的作用 比如乌龟和兔子赛跑究竟谁会赢 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答案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孩子受童话的影响认为肯定是乌龟赢,因为兔子一定会骄傲,在半路上睡大觉。而美国的孩子则理性一些,认为乌龟不可能跑赢兔子,因为既然是比赛,兔子怎么可能去睡觉呢 他们的答案就带有对现实世界理性思考的光芒。儿童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与成人有较大不同,我们不可能让儿童以成人的方式去认识客观世界,但起码应该让儿童明白,童话与现实的认知方式是不同的,不能用童话世界的经验来指导现实生活。 一、给学生多方面的营养 同伴间过多的、缺乏独立思考的互助和合作,以及教师对弱势群体的过多帮助,容易让儿童产生依赖心理,不利于培养儿童的自立意识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在这个问题上,中美教育也是不同的。曾经看过一位留美学者写的随笔,她在文中叙述了一件亲身经历的事:一次她送孩子去幼儿园,看见一个大个儿男孩从一个小个儿男孩手中抢走了玩具,还把这个小个儿男孩推倒在地,于是小个儿去找老师,老师却并没有直接去帮他,而是对他说,你要用自己的力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夺回来,老师相信你的能力。于是小个儿勇敢地扑上去,硬是从大个儿手中把玩具夺了回来。我们姑且不论老师的处理是否符合教育规律,但至少对培养孩子的自信自立精神是有好处的。 另外,教师一味的鼓励和过多廉价的表扬,有可能让儿童把学习看得过于简单,使自以为是、浅尝辄止的情绪滋生,使儿童抗挫能力下降。在全面推行新课程的今天,我们教师都懂得了要多给儿童鼓励,于是,“你真棒”、“你真行”、“你真聪明”成了教师经常挂在嘴边的教学用语。多给儿童鼓励是不错的,但表扬不能滥用,也不能拔高了用。如果儿童是跳起来摘到桃子,即使是小桃子,也应该给予鼓励,但小桃子就是小桃子,不能说他摘了好大一个桃子;如果儿童有能力跳起来摘一个大桃子,他却不愿意付出努力,只摘了一个小桃子,这时应不应该表扬就值得斟酌了。我们应该明白,有时批评也是一盏明灯,可以使迷途的羔羊重回阳光大道,而批评以后的鼓励就像雨后的阳光,能把孩子们的心灵照亮。 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育万年松。儿童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营养,感性的与理性的、理想的与现实的、文学的与科学的、表扬的与批评的,都要让他们去经历、去体验。不出点洋相是学不会溜冰的,一个人的成长,不经历点波折是不够的,所谓酸甜苦辣都是营养,成功失败都有收获。 二、给学生的心灵播下美好情感的种子 儿童的心灵是一张洁白无瑕的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同时也极易受到玷污;又是一块未经开辟的神奇土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播下的是温馨,就会收获热情,如果你播下的是冷漠,可能就会收获残忍。而语文课程对儿童心灵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语文教材是经过层层严格审定的,它非常重视儿童的文化熏陶和人文渗透,注重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从多方面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引导学生感悟文本的时候不能违背文本的价值取向,思维训练不能脱离健康情感的轨道。 但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过分追求学生思维的独特性和体验的个性化,从而违背文本的价值取向、脱离了健康情感的轨道的现象却时有发生。比如一位教师上《狐狸和乌鸦》一课时,用启发的语气问学生:“……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狐狸吃到乌鸦嘴里的肉。”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同学们纷纷发言。 生甲:“狐狸借一把锯子来,把乌鸦落脚的树锯断,让乌鸦掉下来……”(缺乏环保意识。并且,学生忽视了树还没锯断,乌鸦就会飞走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教师评:“很有意思!但乌鸦会飞走,结果狐狸还是不能得到肉。” 生乙:“狐狸借一把枪来,一枪把乌鸦射下来。”教师评:“很有创意!竟然想到用先进的武器。这样,狐狸不光可以吃到乌鸦嘴里的肉,还有乌鸦的肉吃了。”(教师显然没有考虑动物保护协会的意见,在为“残忍”推波助澜。) 生丙:“狐狸弄一个打火机来,把树点燃,把乌鸦烧死在树上,肉就掉下来了。”教师评:“用火攻,有意思!乌鸦不把肉吐掉不行了。”(不光是环保意思缺乏,已经犯了森林纵火罪了,残忍程度升级。) 在这个案例中,教师的诱导可谓深入,学生的体验可谓独特,学生的思维可谓活跃,但它违背了文本的价值取向,脱离了健康情感的轨道,对儿童的心灵造成了污染。“道德的营养不良和精神的中毒对人的心灵的危害,正如身体的营养不良对于身体健康的危害一样”(蒙台梭利《儿童教育》),这是我们语文教师要特别警惕的。其实,在《狐狸和乌鸦》这篇课文中,乌鸦爱慕虚荣确实不好(这是文本的价值取向),但也是一个受害者,值得我们去同情。乌鸦本是一种讲孝道的鸟,俗话说:鸦有反哺义,羊有跪乳恩。如果教师能从这个方面加以引导,让学生想办法去帮助乌鸦改正爱慕虚荣的毛病,那么学生就不仅学习了语文,而且从品德方面得到了启示,也受到了热爱自然、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教育。 语文教育论文:论语文教育中的四大关系 当前，举国上下都在开展素质教育的大讨论。我认为，研究语文素质教育，关键在于解决好语文教育中的 一些认识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必须正确处理语文教育中的四个重要关系。 一、语言与言语 语文的本意是什么？有人说是语言文字，有人说是语言文学，有人说是语言文章，有人说是语言文化，其 实都带有片面性。叶圣陶先生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按照叶老的意 见，语文就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合称，简言之，语文就是语言。然而，这里的语言，不论口头的和书面的 ，实际上都既包含着语言知识和规律，又包含着言语活动和言语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就是口头和书 面的“语言”和“言语”。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和规则，还包含着按照这一语言规则所进行的言语活 动及其所形成的言语作品。这样看来，区别语文当中的语言和言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语言？语言是用来表情达意的具有一定规则的完整的符号系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民性的交际 工具，例如汉语、英语、俄语、日语等等。语言是由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构成的，构成语言的那套词汇和语法 是社会集体意志决定的，任何人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只有运用现实生活中那套约定俗成的、具有一定规则 的口头和书面的语言符号系统，才能为社会所接受。 什么是言语？言语是人们对那套约定俗成的语文符号系统的掌握和运用的过程，及其所形成的结果，包括 听说读写的活动和成果。 语言和言语虽有质的区别，但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且互为前提，互为因果。首先，语言离不开言语 ，任何一种语言都必须通过人们的言语活动才能发挥它的交际工具的作用，都必须从言语中汲取新的要素才能 不断发展。同时，言语也离不开语言。任何个体只有借助语言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才能正确表达自己 的思想和情感，并借此接受别人言语活动的影响。 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指出，语言行为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部分具有社会性，这是它的本 质，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共性，它指的是“语言”；对它的研究，属于社会心理方面。另一部分具有个别 性，是因人而异的个性，它指的是“言语”；对它的研究，则属于物理、生理与个人心理方面。由此可见，语 文，不但包含了语言，更包含了言语。 语文教育的本意是什么？任何民族，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本民族的母语课程，究其本 意，都是为了让下一代热爱并掌握祖国语文，即热爱并掌握母语，包括母语的知识系统——语言，和母语的实 际运用——言语，这一阶段的教育重点则是提高下一代的言语能力。显而易见，语文教育，说到底，就是要让 学生在言语训练中把握语言规律，从而发展他们做人所必需的言语能力。其过程应当是：言语——语言——言 语。这就是说，语文教育就是要让学生从他人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中把握语言规则，进而形成学生自己做人 须臾不能离开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这是母语学习的基本模式。 那么，在语文教育中，语言和言语哪个重要？我的回答是两句话，一是两者都重要，二是言语更重要。 首先，我们说，两者都重要。语言是规则，言语是行为，行为离不开规则，规则又是为行为服务的；语言 侧重于知识，言语侧重于能力，能力离不开知识作基础，知识又要以能力为目标。 一个人要提高言语能力，就需要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等语言知识。逻辑解决言语对不对的问题 ，语法解决言语通不通的问题，修辞解决言语好不好的问题。有人以为自己有了点小小的言语能力，言语上就 可以不出问题了，但如果语言知识不扎实，还是会出问题、闹笑话。有位外国教练率队与中国队赛球，结果是 “中国队胜美国队”。这位教练有一点找汉语反义词的能力，他因为不服气，说要将“胜”改为它的反义词“ 败”，把“中国队胜美国队”变为“中国队败美国队”。当人们说“中国队败美国队”还是中国队胜时，这位 教练大惑不解，说：“你们中国真奇妙，尤其是你们的语言。‘中国队胜美国队’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败 美国队’还是中国队胜了，胜利永远是属于你们中国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教练缺乏古汉语知识， “胜”是及物动词，主语是谁就是谁胜；而“败”却是不及物动词，当它后边带有对象时，则作使动用法。“ 中国队败美国队”就是中国队使美国队失败，这位教练万万没有想到这里用上“胜”或用上“败”意思会是一 样的。这仅仅是小小的一例，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没有语言知识打基础，就谈不上什么言语能力。 同时，我们强调，言语能力更重要。一个人学了许多语言知识，却不会听说读写，岂不成为笑话！在语文 教育中，应当说，言语训练是中心任务，语言知识的教学必须为言语训练服务。这里，作为桥梁和纽带的“语 言”，起着指导和规范的作用，它理所当然地应当为言语训练服务。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在基础教 育阶段专门或主要地教学生学习语言知识体系，而不以言语训练为己任。任何国家的语文教育都是通过言语活 动来学习母语的，而不是先抽象地学习母语的语言系统及其语法规则，然后再进行言语活动。所以，在基础教 育阶段，语文教育必须牢牢把握言语训练这个中心，绝不能一味地教给学生语言知识而忽视了言语训练，也不 应让语言知识教学代替了言语训练。有人发出“淡化语法”之类的呼吁，还有人提出“会考全面考核，高考作 文为主”的建议，其用意恐怕都在于强调言语能力的训练，都在于要求我们认清语文和语文教育的本意，把母 语的言语训练放在核心的位置上。 我们还要指出，言语有科学（逻辑）的言语和艺术（文学）的言语之分。科学的言语讲究概念、判断和推 理，用来下定义、定理和定律，它较多地涉及逻辑的领域。而艺术（文学）的言语把典型性、形象性、生动性 作为最基本的特征，以美感作为价值判断。艺术言语有一定的客观模糊性和主观意会性，不少文学作品中的言 语所表示的概念内涵不确切，外延不明显，不同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对同一语句作出不同的理解。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它给读者留下较大的主观情感运动的余地，有利 于提高审美价值。但是，这种言语对于从事现代社会的具体工作却并不是处处有利的。现代科技需要真实而准 确的信息，言语如果不能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和表达信息，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社会中非艺术类的言语要 有准确性，所代表的概念要确切，所表达的意义要精当，要有严格的客观规定性，不能有模糊不清的主观意会 性。试想，用概念模糊的艺术言语怎么能写出规范的现代科技论文？用意义不明的文字怎么能制订严密周祥的 法律条文？用可以随意解释的语句怎么订立合同，从事国内国际的商贸活动？怎么办？这就要教给学生不同言 语、不同语体、不同文体的语言知识，掌握不同的言语表达方式。 我们的结论是：在语文教育中，语言和言语都重要，但重点却在于言语训练，语言教学要为言语训练服务 ；科学的言语和艺 术的言语应当两者兼顾。你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吗？你就应当以言语训练为重点。 二、内容与形式 我们主张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的有机统一，并以言重点。若问在语文教育中言语内容的把握和言语形式的 把握哪个重要？也是两句话，一是两者都重要，二是形式更重要。 首先，两者都重要。这是因为任何言语活动或言语作品，无论口头的或书面的，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 。人们常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言语也同样，言语内容决定言语形式，言语形式为言语内容服 务；言语内容离不开言语形式，言语形式也离不开言语内容。这就是人们平时常说的“文道统一”：言语内容 就是道，言语形式就是文，两者是有机统一的。因此，古人说：“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可见没有无内 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两者缺一不可，都很重要。 大家知道，所有的言语作品都是文道统一体，不说一篇篇的文章，一席席的讲话，就连一个人的名字也不 例外。鲁迅笔名有156个，但其中有个“晏敖”的笔名，一段时间许多人都不明白其含义。后来对照鲁迅的经历 ，才知道里面蕴含着特定的意思。1922年8月，鲁迅被二弟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从北京八道湾胡同的家里 赶了出来，他十分气愤，为隐射此事，就特地用含有“日、宀（家字头）、女”的“晏”和《说文解字》中释 为“出放”的“敖”作为笔名，意思就是“我是被家里的那个日本女人赶出来的”！可见这“晏敖”也是一个 文道统一体。 言语活动和言语作品，说到底，是人的社会活动方释情感品行的表现形式，它直接反映人的素质。“言为 心声”、“文如其人”，其意义无不昭示着言语对于人的素质的价值。在体现人素质的言语活动或言语作品中 ，言语的形式和内容指的是什么？言语的形式，就是人的言语的声音系统和形态结构；言语的内容，简言之， 就是言语的人文内涵，即言语所包含的德育、智育、美育内容，人的思想感情、精神品质、文化修养。教会学 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文，重要的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祖国的语文去认识和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正因 为语文是表情、达意、载道的工具，所以，在语文教育中，形式与内容，即文与道，总是相互交织，有机统一 在一起的。 因此，言语训练的过程，必须是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相统一的过程，而语文素质教育追求的正是言语内容 和言语形式的统一。语文教育是母语、民族通用语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的统一正是语文 素质教育规律的反映。素质教育追求全面发展，语文教育就不应割裂了内容和形式的联系。其实，一切言语形 式都离不开德育、智育、美育的言语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一切言语的音和形的外在形式与德、智、美育的人 文内容都应当紧密相联，避免人为的割裂。为此，大纲强调，“语文训练和思想教育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 ”可见言语训练的过程不光是言语形式的学习过程，而且还应当是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过程，是 教书育人的过程，是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统一的过程。 然而，在语文教育中，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却是可以被人为地生硬分割的。例如，有的教师认为，凡文章 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学习言语形式，自然也就进行了言语内容的教育，因而常常有意无意地撇开言语作 品蕴含的丰富内容，就事论事地进行言语形式的训练，实用主义地大搞“题海战术”，进行“大运动量训练” ，致使学生身心畸形发展；有的教师则片面强调言语内容的教育，因而常常撇开言语形式的学习而进行牵强附 会的空洞说教，或不厌其烦地阐述微言大义。这些倾向都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规律格格不入。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语文教育中自觉地把言语形式的训练与言语内容的教育，包括语文德育、语文智育 和语文美育结合在一起；在言语形式训练的过程中，通过对言语内容的领悟，无形之中形成学生正确的世界观 、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观。这是指导思想，也是一种艺术。 那么，内容和形式哪个更重要？我们说，在语文教育中，言语形式更重要。我们要求形式与内容相统一， 并不是两者等量齐观的结合，并非平分秋色，而应有主从之别。在言语训练中，必须坚持以言语形式为重点。 这是因为，语文教育本身就是从形式理解内容，进而把握形式的过程：形式——内容——形式。这其实就是大 纲所说的“因文解道，因道悟文”的过程，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正确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又在领 会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加深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收到语文教学应有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引导学生将言语 内容和言语形式统一起来，通过言语形式理解言语内容，进而凭借对言语内容的把握，品味言语形式的妙处， 从而提高运用言语形式表达言语内容的能力，也就是让学生学会按照人生的需要自如地运用言语形式的本领。 在学校教育中，许多学科的教学任务就在于内容本身，掌握了内容也就掌握了这门学科。学代数，就是学 习代数这门学科的内容本身；学物理，就是学习物理这门学科的内容本身。但就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而言， 进行言语训练，需要解决的却是如何运用一定的言语形式去表达一定的言语内容，因而言语形式的价值就显得 特别重要。在语文教育中，掌握内容是为学习如何运用言语形式服务的，因此它需要立足于言语形式，按言语 形式的学习来排列学习进程。让学生在领会一篇篇课文内容的同时，把握这些课文的形式。学习苏轼的《教战 守策》，当然要了解内容，但主要目的不在于掌握如何教战守，而在于学习论证的形式和方法。从一定意义上 可以说，“教材无非是例子”，以形式为主，是语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 我们的结论是：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都重要，但重点在于帮助学生掌握读写听说的言语形式，理解内容主 要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形式，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思想教育。你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吗？就应当在言语形式与 言语内容统一的过程中，以言语形式的训练为重点。 三、思维与语感 我们认为，语文教育既要重视语感训练，又要将语感训练与思维训练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在提高学生言语 能力的同时，使学生越来越聪明。那么，在语文教育中，思维与语感哪个重要？也是两句话，一是两者都重要 ，二是语感更重要。 首先，两者都重要，因为语感与思维训练具有客观同步性。这种同步性，主要表现在语言与思维的互相依 存性。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又是思维的工具，语言与思维不能分离。一个正常的人，在一般情况下，其思维活 动必须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人类思维的成果也得依靠语言的帮助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语言 的发展也离不开思维。语言要通过与思维的联系才能表示客观事物，从而成为交际的工具。语言如果不与思维 相联系， 就谈不上交流思想，也就无法担负起交际的任务。尽管语言与思维两者不能等同，但它们之间却有着 一定的对应关系。概念的语言形式基本上是词和词组；判断的语言形式总是单句和复句，例如理解和运用假设 关系的复句往往涉及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理解和运用条件关系的复句往往涉及必要条件的假言判断；推理则 与复句和句群相对应。而语法则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的成果，是人类思维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标”。语 言和思维这种统一的、求我们将语感训练与思维训练结合在一起。 语感与思维具有同步性，这是客观存在；其实在主观上，为了更好地进行语感训练，也需要思维活动的主 动参与。诚然，读写听说等言语能力的提高离不开语感训练，缺乏语感训练就很难形成言语能力；但同时，言 语能力的形成又离不开思维活动的参与，思维迟钝、智力低下是很难提高言语能力的。语感能力的强弱，其发 展过程中呈现的高低不同的层次，分水岭就在于思维。言语活动和言语作品异常纷繁复杂，而人的感知觉却只 能反映表面现象，单纯的一般的语感毕竟是肤浅的。要具有准确而高级的语感，就必须同时运用思维。儿童入 学之前，由于思维能力低下，他们在日常的口头言语交际中自然形成的语感，只是一些言语的感性经验，属于 较低层次。入学以后，他们除继续学习口头语外，开始学习书面言语，随着思维能力的提高，他们掌握了一定 的语法规则及其他知识，并用之于听说读写实践，这样就逐渐获得了言语的理性经验，语感也就进到了较高的 发展水平。可见思维的参与对语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1920年10月，美国的传教士辛格夫妇在印度加尔各答西南200公里的深山老岭发现了两个狼孩，大的约六七 岁，小的只有一二岁。他们把这两个狼孩送到了米德拉波孤儿院。可是这两个狼孩带着狼的生活习性，智力低 下，大的狼孩四年才学会了六个单词因此有人说她们还不如鹦鹉和猎犬。 相反，1973年，在印度尼西亚的深山老岭里发现了一个叫横井庄一的日本兵，他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逃进 山岭的，28年过去了，人们猜测他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不料仅仅81天，他就完全适应了当 代人的生活，因为第81天，他结婚了。谁愿意跟一个白痴结婚呢？可见他在不到80天的时间里就已经恢复了正 常的生活。 为什么狼孩四年只学会六个单词，而横井庄一81天就完全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科学家们经过研究认为，这 里面语言在智力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两个狼孩在离开人类社会时，还没有掌握人类的语言，可以说已经 错过了人类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因此她们无法进行人类的思维；而横井庄一在进入深山老岭前就已经掌握了当 时的民族语言，这就使他能够在28年中依靠语言进行思维，依靠语言保持记忆，依靠语言过精神生活。回到人 类社会以后，只要补上当代社会的一些新鲜信息，包括一些新鲜的词汇，马上就能适应。可见语言对思维的发 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进行语文教育要重视开发智力，训练思维；进行思维训练也要充分利用语文。不说别的，光汉字就是一个 智慧的宝库。美国流行两句话，一句是“钞票装在犹太人口袋里”，另一句是“智慧装在华人脑袋里”。他们 说华人之所以聪明，尽管有多种原因，诸如勤奋、想象力丰富（“千里眼”、“顺风耳”）、具有群体合作意 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华人从小学的是汉字。 汉字在利用形象思维上具有极大的优越性，1989年开始，四川万县、上海、杭州、金华以及海南等地一些 学校都在利用汉字形象化的特点，搞“汉字注音，及早读写”的实验。四川万县一个学校第一学期教学生学32 1个汉字，第二学期学到1193个，孩子入学一年，即能写200-300字的作文；第三学期开始，才用两周时间学拼 音，增加识字量，效果很好。另如四川井研县依靠“字族文”识字法进行识字教学，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个县的3000多名小学生，学到二年时就能掌握2498个常用汉字，提前四年完成了小学六年的识字量。这种 方法充分利用了汉字的构字规律，采用字形类联、字音类聚、字义类推的手法，将识字与思维训练密切结合起 来，因而取得了成功。可见包括汉字在内的言语学习离不开思维活动。语文教育在强调语感训练的同时，必须 重视语感训练与思维训练的有机结合。 语感与思维活动的客观同步性还表现在语感不光是对于语音和文字符号的感觉，也不光是对言语（包括口 头言语和书面言语）准确而又灵敏的感受、领悟能力，而且又是包含着感知、理解、情感体验在内的言语活动 过程。就组成要素说，语感由语音感、语义感、语法感等构成。语音感是对口头言语的语音、语调和语气等准 确而又灵敏的感受能力，语义感是对词语的思想意义和情感色彩的敏感，语法感是对语法现象的敏感。一个人 在听话时，如能通过快速的感知、理解和情感体验，比较准确地把握对方言语的要点，体会到言语中蕴含的感 情，甚至能听出言下之意、弦外之音、话中之话和“潜台词”，这就说明他有较强的语感。阅读一篇文章，如 能灵敏地捕捉到文章的中心意思和感情基调，抓住其中的关键词句，进而领会文章的意境，这也说明具有很强 的语感。同样，说话与写作也有语感强弱之别。可见，从客观上说，语感过程并不是孤立的、单纯的感受过程 ，而是与思维活动密切相关的过程。 为此，必须在语感训练中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尤其不能忽视了思维训练。一味的读写和听说，如果缺乏 思维的参与，语感训练将事倍功半；相反，在语感训练中加大思维训练的渗透力，语感训练将事半功倍，学生 的语感过程就能摆脱纯感性的模糊状态和狭隘经验的低级水平，语感能力将因理性经验和认识的参与而越来越 强。 但是，在语文教育中，必须强调，语感训练更重要。如果说思维训练是各科教学的共同任务的话，那么， 语感训练则是语文教育的特殊任务。 语文教育的基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而语感正是语文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事实证明，只有在言 语实践中获得了言语感觉经验，才能很好地理解言语和运用言语；没有生动、具体的语感，是很难发展语文能 力的。培养和追求语感是一切母语学习的途径，也是我国语文学习的传统经验，它关系着语文教育的质量和效 率。语文课毕竟是语文课，而不是专门的思维训练课。因而，在语文教育中，必须以语感训练为出发点，通过 与思维训练的结合，培养起学生优良的语感。它的机制应是：语感——思维——语感。 我们的结论是：在言语训练中，思维和语感都重要，但重点在于语感训练，思维训练要为语感训练服务。 四、教法与学法 要问教法与学法哪个重要？仍是两句话，一是两者都重要，二是学法更重要。 首先，两者都重要。大家知道，教学是由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所组成的双边活动，因此教法和学法就成为 教学中的两个最重要的环节。教法是学法的导向，学法则是教法的目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就要努力追求“ 学法教法化，教法学法化”。 为此，教师必须努力改进教法，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这就要学习教学理论，掌握教学规律。只有掌握了 教学的规律，才能有好的教法。教师的教法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较强的一般能力，一是较强的特殊能力。 有了这两方面的能力，才能从教法上给学生的学法作示范。 一个人的一般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良好方法的重要条件。这种一般能力包括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 维能力、想象和联想能力等。一般能力强，工作中就可能有成功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和法军有 一次战役是在一片坟地上展开的。在战前的几天里，两边的指挥员都密切关注着对方的动静。德军的一个参谋 每天用望远镜在观察法军的阵地，他发现有一只猫每天都到一个坟堆上晒太阳。按照他的判断，这不像一只野 猫，而是一只家猫。但家猫不可能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这说明附近有人。人在什么地方？他推测人就在地下。 地下会是什么人？他分析，打杖的时候， 班长、排长是不可能带猫的，那带猫来的一定是个高级的指挥官。他 将自己的推测报告给了他的上司，上司则肯定了他的判断，于是集中了五个炮兵营的兵力轰炸了这片坟地。事 后一查看，原来这里是法军的一个旅的指挥所，所有的指挥人员全部丧命，这一仗就不用再打了，德军取得了 完全的胜利。我当然是不希望德军取得胜利的，但是这个德军的参谋了不起，他没有用他的特殊能力，光用一 般能力就解决了战斗。他的特殊能力应当是使用作战地图的能力、调兵遣将的能力、利用地形地物的能力、使 用武器的能力等等，但是在这里这些特殊能力都没有用上，他光用他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等一般 能力就取得了胜利。可见做任何工作，一般能力总是成功的重要基础。 同样，一个人的特殊能力也是十分宝贵的，它也是良好方法的重要基础。各种不同的行业有各种不同的特 殊能力，特殊能力强，方法才能优化，成功当然就有保证。同志们可能并不清楚，我们现在听到的舒伯特的小 夜曲，却是“随随便便、马马虎、潦潦草草”创作出来的。当时，舒伯特的一个好友因为要给女朋友举办生日 晚会，需要曲子，就请舒伯特来作曲。舒伯特当时十分忙，可是挡不住那位朋友的迫切要求，只好当场随手涂 了一个曲子交给他。不过因为曲子写得潦草，人家看不懂，不得不请舒伯特自己来演奏。舒伯特忘了这是自己 所作的曲子，他一演奏，就惊呆了：世界上竟有如此好的曲子！当朋友告诉他这是他自己写的曲子时，他欣喜 若狂！这就是舒伯特的那首小夜曲的创作经过，这说明，一个人的基本功强，他的水平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基本功不强，那么，就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见，一个教师，要使自己有较高的教学水 平，有一套好的教法，不但要有较强的一般能力，还必须有较强的特殊能力。 教法重要，但如果不注重学法的指导，那么，再好的教法也将枉然。因此，我们强调，学法更重要。在处 理教法与学法的关系时，必须以学法指导为重点。 把学法指导作为重点，就要以研究学法即学习规律为突破口，按学法要求改进教法，最终让学生更好地掌 握学法。它的机制应是：学法——教法——学法。学法指导的根本宗旨是教给学生自能读书、自能作文的能力 ，它的根基则在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好多学校只有教师的积极性，而缺乏学生的主动精神。更有教师以自己的积极性压制 了学生的积极性，加上缺乏学习方法的指导，好心办了坏事。因此，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成为学法指 导的关键一环。江苏常州师范特级教师邱学华一次到一个学校讲学，一位小学三年级的数学女教师对他说：“ 你的办法虽然好，但在我们这里却行不通，我们班的学生笨得像石头，一问三不知。”邱老师猜测可能是这位 老师的威严压制了学生的积极性，于是就让她挑来一个“最笨的学生”，他请这个学生到学校的小卖部去买最 便宜的两个本子和两支铅笔，然后故意说钱找少了。这个学生急忙口算给邱老师听，算得又快又准确，邱老师 表扬他计算中还带着小括号，已经超过了大纲的要求！这个学生在自己班的老师面前“笨”得像石头，而在邱 老师面前却算得头头是道，使那位女教师尴尬得无地自容。邱老师对她说：“世界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恐怕 ……（只有不会教的教师）！”使那位女教师受到很大震动。其实，学生并不想“笨”，有时正是老师缺乏学 法上的指点，加上老是说他笨，他才笨给你看的。这使我想起了“罗森塔尔效应”。 罗森塔尔效应也叫皮格马利翁效应。相传古代塞浦路斯岛上有一位年轻的国王，叫皮格马利翁，他有一具 非常精美的象牙少女的雕像，由于欣赏“她”的精美，不禁每天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她，迷恋着她。“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最后，象牙少女竟然活了。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画中人》、《田螺姑娘》之类的故事。美国 心理学家罗森塔尔也许是受了《象牙少女》这个神话传说的启发，于1986年做了一个心理学实验。他带领一些 研究人员到一所学校，谎称对该校学生进行所谓“有优异发展可能”的预测。但实际上，他们既未作什么预测 ，也不了解任何一个学生，而是随机地将一批学生名单交给校长及有关教师，并强调保密。可想而知，名单中 的学生，有好多是“草包”、“石头”，令校长和老师费解，但对罗森塔尔这一权威，他们却坚信不疑。八个 月后，罗森塔尔又来到这所学校进行测试，结果，凡是名单中的学生，无论其原有基础如何，成绩较其他学生 都提高得快，同老师的感情也较其他学生深厚，而且显得求知欲旺盛，性格活泼开朗。这就是轰动全球的罗森 塔尔效应。 罗森塔尔效应实际上就是爱的效应。他所提供的名单，并不是真正调查研究的结果，完全是借“权威的谎 言”以诱导学校及有关教师对这些学生引起爱的注意。他巧妙地让校长和老师们扮演了皮格马利翁的角色，而 让名单中的学生扮演了象牙少女的角色，结果就因为爱的力量，促进了这些学生的健康发展。你要知道，这些 教师由于罗森塔尔谎言的影响，平时是怎样以钟爱的心理与慈爱目光关注着名单中的学生！人非草木，孰能无 情？学生获得了积极的暗示，当然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在其他措施的配合下，自然就产生了可喜的变化。 要加强学法的指导，首先必须从指导思想上端正对于师生关系的认识，明确“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即要使学生“学会”，更要使学生“会学”。要问什么样的方法是好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那就是能调动学 生学习积极性的方法才是好方法！ 以上四个关系，关系到语文教育的性质、目标、内容和方法诸方面。要说什么是语文教育的主旋律，语文 素质的教育就是语文教育的主旋律；要说什么是语文素质教育永恒的主题，关系到语文教育性质、目标、内容 、方法的这些重大课题就是永恒的主题。 语文教育论文:语文教育的出路 一、窘迫的语文教育 近几年，社会各界对语文教育的批评越来越多。全国人代会上，几乎每年都有代表批评学生写字水平下降 。1997年年底，《北京文学》破天荒地发表了一组关于中学语文课的《世纪观察》，名为“忧思中国语文教育 ”。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许多报刊都作了转载。之后，《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南 方周末》、《浙江教育报》等纷纷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由此引发的笑话也够多的。一位作家的文章被收进了与中学语文课本配套 的练习册，根据这篇文章编出的“标准化”练习题不只难倒了学生家长，竟也难倒了作家本人。诗人邹静之发 现他辅导不了上小学的女儿的作业。根据句子的意思写成语，关于“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答“齐心协 力”，老师判错，标准答案是“同心协力”。（注：见1998年3月《南方周末》。 ）上海一所小学二年级有一 考题：天空是（A.青青的，B.蓝蓝的，C.灰灰的，D.白白的）。标准答案只能是“蓝蓝的”。语文教育家于漪 气愤地说：“鲁迅活到现在也考不及格小学考卷了，他的作品很多词也都用错了！”（注：《语文教学质量辨 》，1997年4月在扬州全国语文研讨会议上的讲话。） 1998年高考结束后，作文题引发的问题又成为传媒关注的热点。小作文题目是“妈妈只洗了一只鞋”，要 求根据所提供的开头和结尾，补写中间的内容。考的是学生的想象力，可大多数考生都缺乏良好的想象力，没 有新意，于是报纸上马上出现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一位教授阅完高考‘小作文’后发问：想象力哪去了？ ”文章列举了考卷中出现的种种想象力贫乏的表现，又援引了一篇美国小学生的想象作文作对比：“有几个小 男孩，到郊外去玩，在芦苇丛中发现了一只蛋，有的说是蛇蛋，有的说是鸟蛋，争论没有结果，他们决定把蛋 拿回去放到烘箱中去孵……蛋壳快破了，大家紧张地盯着看，哈，蛋里孵出的是里根总统！”据说这篇作文被 推荐到美国全国性的报上登载，受到广泛的推崇。（注：见1998年8月4日《扬子晚报》。） 大作文则要求写一篇表现自己心理承受力的文章，题目是“战胜脆弱（或‘坚韧——我追求的品格’）” 。考试后发现了两大问题：一是瞎编故事情节，二是在“战胜脆弱”面前未能战胜脆弱。仅1998年8月9日这一 天，笔者就收看到两家电视台对瞎编故事情节的报道。浙江电视台《早间新闻》说：今年安徽省考生中有20％ 的人瞎编自己的生活经历。一位书法水平挺高的考生说自己早就失去双手，后来靠顽强的意志学会了用脚写字 。而省招办负责人说，今年安徽全省考场上没有发现考生用脚写字的。一位阅卷老师说：“刚开始看到这类作 文很感动，但改多了就很反感。”同一天的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高三生活》节目里，一位女教师又谈起了 阅卷感受：很多考生都编造了差不多的故事——星期天父亲陪自己去新华书店买复习用书，不料被迎面急驶来 的车撞死了……考生们为了获得高分，不惜以牺牲父母生命为代价。再是“战胜脆弱”面前未能战胜脆弱。且 不说高考前夕因承受不住巨大压力而自杀的江西丰城二中卢某某等同学，单说在考场上，江苏南通市某考点就 有一考生，在完成了基础题和小作文题后，仅仅因为手中的圆珠笔无法书写，大作文一字未写就痛哭流涕，匆 匆地离开了考场，在“战胜脆弱”这一考卷（恐怕也是人生考卷）面前得了0分， 用行动编出了一个世纪性的 笑话。（注：见1998年7月25日《浙江教育报》。） 二、症结何在 人们都会问：语文教育怎么了？ 人们也都会想：语文教育症结何在？ 我的看法是：症结主要在高考，在高考语文试卷的命题方式和命题内容。语文高考出现了诸多弊端，并引 发了语文教育的四大问题： 一是标准化考试导致了学生和教师思维的单一乃至僵化。标准化考试的特点是讲求答案的唯一性、“标准 性”，所以才出现了前面的天空色彩唯有“蓝蓝的”一种答案的笑话。上海有位著名的语文教师出考题，出完 后自己答题，结果与标准答案也有出入。这不是教师没水平，而是挖空心思出考题，把自己也搞得晕晕乎乎了 。这也是标准化制度下特有的怪事。人们都很怀念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那段语文教育的春天，那时候，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各地教改气氛活跃，各种创新的教育方法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语文教坛上。可自从标准化考 试引入语文高考后，语文教改百花齐放的局面马上下去了，语文教育从此变得寂静一片。这多么令人惋惜，也 多么值得深思啊！ 二是文学常识的简单考法导致了学生课外阅读的贫乏。以1998年高考为例，总分150分的语文试卷，文学常 识只占了4分！而这可怜的4 分，也只需要背一背哪部作品是谁写的，是什么体裁的就可以得分了。所以，考生 不需要知道于连这个人，却同样能判断《红与黑》作者是谁；考生未必知道黛玉的葬花诗，可也知道她是《红 楼梦》里的主人公。在这种高考导向下，学生自然就不会去课外阅读了。更何况，语文成绩的提高非一日之功 ，数理化成绩的提高则见效明显，学生自然把课外阅读时间拱手让给数理化天地了。为了上大学，有哪个学生 会不明智地坚持课外阅读而轻视数理化呢？不要说学生，连语文教师本人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为了学生的 前途，他们也很会“顾全大局”。笔者曾要求高二的学生背《三国演义》，进入高三后，不要说学生不愿背， 连我自己也觉得该让步了。我校曾与南京金陵中学、武汉六中等五所重点中学联合研究过一个“高中生学业负 担调查及对策研究”课题，调查发现，学生认为各学科中负担最轻的是语文。假如现在来个全国性的调查，了 解哪科负担最轻，很可能也是语文。 三是写作没有创新，没有个性。主要原因是学生想求得卷面分数的保险。试想，中国考生如果将孵蛋的结 果想象为孵出一个里根总统，在我们中国阅卷老师笔下，能保证得高分吗？再进一步，如果将孵蛋的想象结果 换上一个中国的国家领袖，那会是怎样一个结 局呢？——不但得不到高分，还很可能有政治问题了！即使我们 现在的政治环境宽松，不会乱扣帽子、妄下结论了，可分数肯定是最低（甚至0分）的， 这位考生肯定与大学 无缘了。为求得“保险分”，考生不仅会放弃创新，还会抛弃个性，练熟同一种套式的千人一面的八股文，甚 至照背照抄别人的范文。1995年上海市中考，两篇考场优秀作文在报上登出来后，马上有人揭发说是抄来的， 是台湾作文选上的。1996年上海高考作文，报上登出的满分作文也马上有人指责说是抄来的。没有创新、没有 个性的另一原因是学生的生活单调，阅历单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在题海中”，是应试教育制度下现 代中学生生活的生动概括。加上家庭的小型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温室里长大 ，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一定要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找挫折，至多不过是某次考试没考好，或是与同学闹僵了 、与父母闹翻了，或是一个人出门迷了路……而这些挫折，实在算不上挫折——考生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为了 在考卷上写一个大一点的挫折，多得几分，只好瞎编，只好牺牲父母性命。 语文教育论文:中学语文教育渗透德育之路 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的反面人物。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守财奴”葛朗台,但这些反面人物同样也可给人以美的感受。正是作者用辛辣的笔调对他们加以讽刺、嘲笑,在人们的嬉笑怒骂声中激起了读者对他们的厌恶与憎恨。所以我们在课堂阅读过程中,一定不要轻视反面人物形象对学生的影响,通过正反人物形象的对比,可以让学生更加疾恶如仇,从而弃恶扬善,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一、在情境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在语文课堂上尽量引导孩子们进入文章的境界,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运用图画、简笔画、多媒体课件等方法营造课堂氛围,把学生的感觉器官有效激活,进入教材所描写的情景中去,与作者的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受到良好的教育。比如,在讲授《我的信念》一文时,让学生自己朗读课文,从内心体会居里夫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进而让学生树立远大目标,并培养学生为目标努力奋斗的精神。如讲授《望庐山瀑布》一诗时,我先让学生闭目想象,假如自己去庐山旅游,真正看到了庐山瀑布的壮观景象,从而激起学生热爱祖国美好河山的感情。如《望岳》和《三峡》,两篇文章分别描述了泰山的雄壮和三峡的美丽,学生在阅读文章时得到了美的感受。而且文中也渗透着浓厚的道德教育,即激发了学生热爱祖国河山及悠久历史的感情,从而培养了学生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并为自己出生在这个国家而骄傲。 二、在反复诵读中渗透德育教育 初中语文阅读离不开朗读与记忆,通过记忆才能使学生逐渐掌握字句的涵义,也才能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说通过朗读能够把握作品的“气”,细细品味,在日益熏陶中受到感染与教育。通过阅读经典能够对初中生进行道德教育,并且是重要途径之一。朗读经典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可帮助他们提高语文素养,增长见识;可以有效继承与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引导他们高声背诵爱国诗词,可以使他们受到爱国主义的强烈熏陶,意志得以锤炼,思想得到升华,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低声吟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诗句,使学生进入一种美的意境,心灵得以陶冶与净化,培养初中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只有反复诵读文本,使他们和作者产生共鸣,高效地鉴赏文本的动人情感,体会人物的魅力,感悟文章的思想内涵。总之,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蕴涵着丰富的德育教育资源,德育渗透是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阅读教学艺术魅力的重要体现。没有了德育渗透的阅读教学,就等于失去了教学的灵魂。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德育功能的有效发挥,不仅有助于学生正确道德品质的形成,而且有助于学生语文素质的提高和培养。发挥初中语文学科的德育功能,关键在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师承载着授业和育人重任,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修养,成为学生的楷模,才能增强德育效果,这是初中语文课程和阅读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语文教育论文:谈新课改下语文教育教学的反思 一、新课改下的教育教学 “新课改”即“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建国后,“新课改”层多次实施,国务院提出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很多人误以为,改革就是改换教学素材,这个是理解是错误的,改革是:改革课程目标、改变课程结构、改变课程内容,改变课程实施、改变课程评价、改变课程管理。 因此,在新课改下,要求教师不断的提高自身素质的培养,多吸纳新的知识,教师应该摒弃传统的教学理念,改变腐旧的思想,不在要求“尊师重道”,不在做学习的主体,把课堂还给学生。教师在教学中充当的不应该是学生的主导者,而是学生的引导者,领路者,正确的引领学生的学习方向,引导学生进行学习,要学生通过自己努力攻破重点难点。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教育要想国外的教育进行学习,在国外,在乎的不是知识的学习量,而是通过学习对理解、感悟能力的培养,在国外,对于小学生知识的灌输是十分吝啬的,学生要学习到更多的知识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学生渴望学习,会在学习到的知识上进行自我的感悟,开发,创造;而在中国,灌输给学生很多的知识,根本不理会他们是不是能够消化,只是一味的要求他们学习,这样的学习是达不到良好的学习效果的。 美国着名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说过“对学生的最好刺激,及是对所学教材的兴趣。”因此在新课改下,要注重对学生兴趣的培养,要学生能够在已学知识上进行创新。新一代的社会缺少的就是创新性的人才。 二、突破课堂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讲,学生听,老师写,学生记”。这种教学使学生产生了依赖性,只会听老师讲的内容,不会自己动脑思考问题,不善于创新,老师讲解的问题,只会等待老师公布答案,然后动手抄下来。因此,教师要进行自我反思,在传统教学上做出突破,利用身边的外在条件,在实施教学前先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如在学习《美丽的小兴安岭》一课时,要学生提前预习课文,要学生搜集关于小兴安岭的各方面的内容,并整理上交材料,教师把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归纳、上传,提前做好准备工作。运用多媒体,播放出同学搜集来的的小兴安岭的资料,其中有美丽风景,有小兴安岭最新的发展情况等……要学生在感官上感受到小兴安岭的美丽,教师播放合适的音乐,充分的激发学生的感情出来,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中,刺激学生进行学习。 老师在适时地导入课程,通过学习,要学生从以下几点进行学习:①了解小兴安岭美丽的景色和丰富的物产,激发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②体会作者准确生动的语言,学习作者抓住景物特点观察事物的方法。③感受小兴安岭的四季景色,体会用词造句的准确,学习作者抓住小兴安岭每个季节景色的特点进行观察的方法。通过学生的探讨,得出总结和答案。 三、要学生自立自主的学习 现在很多小学生不会自主自立的学习,完全依赖教师,这是在长久的教学中形成的不良习惯,因此教师要想办法改变这一现状,培养学生独立的学习习惯。经过长期的教学,本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实施。 课前要学生预习课文,并且做好课文内容的分析,在笔记上写出自己思考出的文章重点、难点内容并加以解答。 上课时要学生根据自己的预习,先回答这一课文章所讲的主题内容,所表达的中心思想,要学生变相的进行自主学习,然后教师在进行课文讲解,通过学习,教师在黑板上板书出来课文正确的表达的内容,要学生对照自己的笔记进行修改,弥补不足。这样的预习,可以充分的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要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和创新,而且课前认真预习课文,然后课上教师在进行正确的引导,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巩固学生学习。、 一些对话形式的课文,可以组织学生分成小组形式进行演练,然后每个小组进行适宜的探讨,把自己探讨的结果讲出来给全班的同学听,教师在这个时候就是做好板书,把学生的想法及时的记录下来,经过全班同学的探讨,文章所表达的基本内容也就全部挖掘出来了,教师在对一些不足进行完善,这样就形成了完全的学生自主学习课堂,把课堂完全的“还”给了学生。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表现欲望,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实现多元化教学 人常说:“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一些好学生。”因此要根据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衡量,不同的教学,不能把学生一概而论。更不能因为图省事,只按照一种模式进行教学。因为学生的素质和发展方向的不同,要因材施教,多元化教学。 不能过分的强调学生的智育,从而忽视掉学生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学习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学校往往会按照成绩进行排名,然后进行公布,长久以来,考试成绩的好坏,形成了判断好学生和差学生的标准,出现了唯分至上的现象,出现了教学中的“功力色彩”。毕竟“好学生”是少数,这种现象抹杀了“差学生”的上进心,打击了他们的自尊。 因而,要因材施教,不因为分数一概而论,每个学生都是有优点的,发觉学生的长处,扬长避短,并对他们进行赞许,要学生知道自己被重视,使之有求学的上进心,有利于实现学生的全方面发展。 语文教育论文:如何在语文教育中做好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 在学生综合素质的组成部分当中,人文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高职教育的重要内容,高职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人文素质能够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观念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人文素质在不断降低。怎样在高职教育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这是高职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高职语文教育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主阵地,因此,需要在语文教育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并实施有效的教学策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一、转变观念,提高人文意识 跟普通高中教育相比较而言,高职院校的特色是培训学生的职业技能。倘若单纯地理解高职院校就是培训学生的职业技能,而不重视对学生进行基础课程的教育,那么就会阻碍学生以后的发展。怎样保障高职教学的质量,最为关键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倘若高职院校仅仅是培训学生的职业技能,那么这种教学模式是经受不住时间检验的,由于学生缺少人文素养,在以后的社会实践当中就得不到很好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教师需要清楚学生学好语文是学好其他专业课的基础,这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其他专业课。然而,它的作用通常都是间接的、隐性的,这会使学生对学习语文不够重视,因此,教师一定要让学生转变思想,使学生认识到学习语文的重大意义。 二、教师进一步拓展学生的阅读面 阅读是语文教学的手段,不管学习什么内容都需要阅读,阅读在培养学生人文素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在高职语文课本当中需要阅读的部分不多,但是高职图书馆拥有大量的藏书,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阅读要求。在图书馆,学生能够阅读到激励自己精神的图书,学生可以阅读名着,以了解更多人的人文精神,在人文精神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从教师的角度来讲,需要日积月累,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语文教师不可以有浮躁的心理,要以一颗平静的心去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记忆一些文学作品,丰富自己的文化底蕴。与此同时,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单纯地依靠灌输和说教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让学生进入一定的情境当中,自我感受,互相感染而实现的。语文教师的人文素养能够直接影响到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归根结底,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是以素质提高素质、以灵魂提高灵魂的过程。这种教育的影响力,不应当仅仅是建立在教师所拥有的权利和权威上,而是依靠教师积累文化素养、提高道德情操、显扬审美气质和施展高超的技艺来影响学生,这种隐性的、间接的影响超过了语文教学本身。因此,语文教师需要用自己的人文精神和人格魅力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去除功利,保留一颗平静的心,去倾听那天籁之音,在花花绿绿的世界中,保持住心间的那份宁静,做一个至真至善的性情中人,到汨罗江和屈原共吟,到南山下和陶渊明一同劳作等,只有这样,教师才可以饱读诗书,一展才华,跟学生一起谈论社会、谈论生活、谈论文化,才可以更好地带动学生到那自由的天空中翱翔。 三、挖掘语文教材当中的人文内容 语文是传承社会文明的载体,在语文教材当中具有丰富的道德因素与人文内涵,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语文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最为理想的素材。高职语文教师一方面要清楚语文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要清楚语文教学的目的。语文教学担负着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责任,直接能够影响到学生以后的发展。教师需要以认真、踏实的心态来开展语文教学。认真贯彻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理念,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使学生由初中生转变为综合素质都比较高的社会专业技术人才,教师只有以此为指导思想,才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因此,教师在语文教学中需要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于是,在语文教学当中,教师所要教授的语文基础知识、写作的特点、中心思想的概括和段落大意的划分等内容减少了,而主要是指导学生在语文教材中挖掘美、感受美和欣赏美。那些“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魄、“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奔放、“渔舟唱晚”的恬静等等,使语文教学课堂变得异彩纷呈,学生在语文课堂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释放自己的情怀,提高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挖掘教材当中的道德因素,倾心尽力地教授学生,学生就可以得到熏陶、感染与震撼,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就能够形成一种动力,最终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四、教师要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健全的品格 首先,教师要具有关爱学生的情怀。教师的这种关爱是大公无私的,是对学生的关怀、重视和尊重。教师对待学生一定要宽容,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重视学生的潜力与智慧,要理解学生的思想与感受,要对学生的进步给予肯定,要指导他们树立自信心。其次,教师要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语文这门学科的人文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并且牵涉多个领域,因此,语文教师需要掌握更加广博的人文知识,学习多个领域的社会文化,熟悉诸子百家,略知天文和地理。只有这样,教师在语文课堂中,才可以游刃有余,旁征博引,以自身对社会、对历史和对生命的理解去启发学生形成一定的人文观念,也只有这样,才可以彰显自己的人文魅力。再次,教师要具有时代精神。教师需要紧跟时展的潮流,更深一步地观察与体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信息内容,教师要进行辩证与思考、启迪与感悟,以形成一定的审美品格。这种品格表现在教师的一言一行上,也更表现在语文教学课堂方式的选择、程序的设计和知识的呈现上,进而做到以美育人、以美立德、以美生情和以美言辞。最后,要具有高尚的人格。对于优秀的语文教师来讲,自身高尚的人格对学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所有的语文教材。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是由外而内的,更是学生自己的领悟和感受。人文教育和高职语文教学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五、应用人文性的教学方式 在传统意义的语文教学模式当中,教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学生是被动学习语文知识的,学生学习的目标是掌握语文知识,学生不需要去探索与怀疑,因为都有现成的答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注重培养学生怎样应对考试、怎样做笔记和怎样听讲,这样,失去了语文的灵魂和生命。教师要想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就一定要摆脱旧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应用人文性的学习方式, 使语文教学课堂充满活力和富有情趣。这需要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的时候,应用灵活多变的语文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创造美、欣赏美和感受美。具体来说,需要应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呢?可以说教无定法,比如,教师充分地应用好课堂上的前十分钟,讲一讲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读一些精彩的片段,或者是进行成语接龙和诗词背诵。这样不但提高了学生的感悟与口语表达能力,而且活跃了课堂气氛,与此同时,让学生得到了熏陶,当教师在讲一些感人故事的过程中,学生会大受感动,流下眼泪。在语文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根据教学的内容,应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多种感官与情感素养。比如,教师在讲解散文单元的时候,选用一些适合的音乐作为背景,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朗读的过程中,学生就可以体会到课文的人文气息。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高职的语文教师,我感觉到非常庆幸。当中学教师在忙于怎样才能够把语文教学和考试结合在一起而不断思索的时候,我却具有更多自由的空间去指导学生创设活跃、愉快、和谐的人文氛围,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服务,使学生驰骋在语文的天地里。 语文教育论文:汉语文教育走过和走向的路 [作者]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内容] 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国家教委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国际汉语文教育研讨会”于1997年10月21～24日在北京召开。来自海内外的汉语文教育专家、学者120 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研究资料108篇。在开幕式上， 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到会讲话，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刘国正致开幕辞，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王宏志、北师大副校长王英杰到会致辞。与会代表反映，在新世纪的大门即将开启之前，海内外专家聚集在汉语文教育的故乡，交流经验，探讨汉语文教学走过和走向的路，具有重大意义。 一、与会代表认为，“百年汉语文教学经历创立、奠基、改革与发展的过程”，谱写了汉语文教育史上光辉的篇章。浙江教育学院张传宗说，“语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本世纪初，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前一阶段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1903年清政府制定的《学务纲要》开始对中国文学提出要求；1912年民国政府根据《壬子学制》颁布《中学校令》，规定在中学设立国文科；1931年以后公布的课程标准规定，课本由清末全选文言文转变到“五四”文言文和语体文兼选，以后又发展成以语体文为主；1946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中等国文》，强调“国文教学的基本目的，是对于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的掌握”。这阶段的国文教学，开始确定了国文科作为中等教育一门基础学科的地位，是整个语文教学创立和奠基的时期。 与会代表认为，建国以后国文科改为语文科，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作了多次探索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1956年实行文学和汉语分科教学；1961年第一次提出语文教学具有三方面任务：提高语文水平、提高思想和丰富文化知识；1963年新编语文教材，第一次明确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项工作的基本工具”，并将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作为语文教学的惟一任务来提，对以后语文教学的研究和改革影响深远。中央教科所章熊说，“十年浩劫”之后，语文教师迸发出极大积极性，因此，在80年代初曾出现过一个教法探索的辉煌时期。这次探索沿着启发式的思路，寻求使学生能够“生动活泼地主动得到发展”的途径。实践的结果，一个响亮的口号出现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为此，又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纵深的探索：在教与学的关系方面——提倡自学，把教师的作用命名为“导读”；在语文课与母语环境关系方面——提出“大语文教育”的主张；在教材编写方面——力求在课文中体现“训练”的轨迹。这次探索使中国大陆语文教学在教学法方面的成就居华语地区的领先地位。人民教育出版社顾振彪说，几十年来，我国中学语文教材基本上是“三阶段”（记叙——说明——议论）“两循环”（初中——高中）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它的优点，但并非是最佳的。从现行新编的各套教材看，大都已跳出这一框框，构成了以能力训练为主线。 与会代表认为，百年语文教学，从国文科到语文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大大小小的多次改革，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诸多方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问题。主要是语文学科理论尚待进一步研究，语文教学效率还不够理想，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与会代表认为，处于世纪之交的汉语文教育需要进行世纪跨度的思考，确立汉语文教育民族化与科学化的方向。吉林教育学院王鹏伟说，我们把这种思考称之为“世纪跨度的思考”，而不是“跨世纪的思考”，意在表明这种思考不仅包涵着对汉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辨和对汉语文教育发展的前瞻，而且首先包涵着对汉语文教育传统的回顾。汉语文教育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完备的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认真清理这笔遗产，将为我们确认世纪之交的汉语教育方向提供历史参照。北京教育学院苏立康说，汉字教学在中国语文教学的历史中有着成功的经验。特别应当提及的是《三字经》， 全书400多个三字结构，几乎包罗了全部最基本的语素组合方式和最基本的语法结构，可以认识1000多个汉字，可以学习汉语法和其他许多新的知识，并且为学生日后阅读其他读物奠定了基础，这本启蒙教材是传统语文入门教学的经验结晶，它符合汉语言的特点，应该很好汲取。武汉六中特级教师洪镇涛说，学生语文能力的形成，主要靠语言实践。而对语言材料的感受——领悟——积累——运用，是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一条正确途径。传统经验告诉我们，学习语言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感性和理性统一的感悟过程。而这种感悟，不是纯知识性的感知，它包括对文字符号所负载的思想内容，文字材料组合的方式方法，文字符号所渗透的情感韵味等综合性的感知和领会，它反映了学习语言的规律。台湾屏东师院余崇生在《论文章结构与表达技巧》一文中指出，想写好一篇文章，平时的确需要博览群 书，吸收储备，观摩名家的作品及不断练习，方能熟悉表达技巧。他称这种修养、储备是一种“养气”，而传统的多读多写正是实施这种“养气”的有效方法。 与会代表认为汉语文教育回归并非意味着“复古”，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返璞归真。王鹏伟说，没有“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挣脱封建思想的桎梏；同理，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就不可能抵御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一个世纪以来的汉语文教育变革告诉我们：汉语文教育要重新获得生机，就必须正本清源，恢复汉语文教育的本色，从背离传统的道路上走向回归，在汉语文教育传统的基石上重新构建21世纪汉语文教育框架。处于世纪之交的汉语文教育改革，没有俯视古今的高度，就不可能面向未来，没有纵观中外的视野也不可能面向世界。回归传统并非意味着“复古”，也并非意味着“排外”，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更新升华。章熊说，“传统”像无休止的长河，它滔滔不绝，一路容纳百川，上古的经验可以纳入“传统”，中古的经验可以纳入“传统”，近代的经验同样也可以纳入“传统”。它们之间一脉相承，而面目却大不相同。究其原因，就是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返璞归真”，它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深化。传统的精髓应该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汉语的特点。 三、与会代表认为，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世界各国都把制定教育发展战略放在首要地位，而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更强的新一代人无不成为教育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因此，改革汉语文教育使之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对提高人的素质的要求，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首都师范大学陈金明说，现代人的素质是一个综合体，而语言水平的高低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语文教学为提高新一代的素质服务，首要的是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切实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基础。读一篇课文先要看懂用于表现思想内容的语言文字；写一篇文章，更是要用语言文字把想说的意思表达清楚；听与说也是凭借语言文字而实现其交际的目的。时下，语文教学脱离语言而架空讲析的现象比比皆是，它不利于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因而也就谈不上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素质。台湾师范大学陈品卿等人指出，素质教育将学生学习活动看作是主动获取、发展的过程，而不是被动灌输的过程。因而，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发挥学生积极性，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语文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而不是代替学生学习，教师应该站在辅导地位。在自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天津市教学研究室伊道恩说，素质教育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先天遗传素质上，而且表现在其身心成长与智力发展水平上。因而，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及至最终达到的发展水平是不会相同的。汉语文教育工作者要正视这种差异性，坚持因材施教，这样才能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马来西亚林国安说，特长是学生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某些突出才能，它是个性充分发展的体现。当前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的趋势，华文教育可利用本身的特点和优势，创设时空条件，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达到“全面发展有特长，知能并举有个性”的目标。香港大学高宝玉说，对不同程度的学生可以给予不同难度的作业，可以采取分组教学模式。 与会代表认为，语文素质教育还必须重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许多人指出，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而且还有道德危机的挑战，而且还有道德危机的挑战。因此，当前忽视德育的倾向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人民教育出版社顾之川说，过去曾有那么一个时期，语文教学中硬塞进大量政治教育的内容，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这当然失之偏颇，为了拨乱反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语文教学又被引向另一个极端，即重视语言文字知识的传授和运用祖国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语文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把学习语言和用课文进行有效的德育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必须改变的。台湾屏东师院刘明宗说，台湾国语科新课程的教育目标，第一条就提出：培养勤劳务实、负责守法的品德及爱家、爱乡、爱世界的情操。屏东师院黄瑞芝说，当前教育的改革，已由学什么转向怎样学；由理论基础的灌输走向生活实际的解决。目前语文教育重点，应在于统整情意的理念，发扬美乐一致的人生观。马来西亚林国安说，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优秀的科学文化涵养，健康的情感意志品质，是21世纪新型人才的基本素质。华文教育可以科学地选好语文训练的结合点，使学生在语文训练中同时接受德、智、美的教育。 四、与会代表认为，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全球掀起了“汉语热”，并在汉语文教学与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主席颜长城、行政主任黄端铭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力突飞猛进，举世瞩目，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学习汉语已不只是中国人的事了。加拿大华裔语言文化中心课程总监朱婉瑶说，该中心过去20年，在北美从事推行华文教育工作，曾举办了七届加拿大全国华文教育会议，其目标是寻求更有效的中国语文教材、教学法，尤其是寻求21世纪汉语电化教育的创新资料。在研讨会上，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郭莲华介绍了“汉字部件分色教学法”，她说，这种方法能直接分析形声字的结构，使形音义的教学更完善，且证实“形声”造字法的灵活性与科学性。马来西亚大学黄碧云说，汉语的“词”由造字之初的单音词发展到近代的复合词，是为了配合社会运用的需求。复合词不但能令使用者更快速地表情达意和获取信息，同时也丰富了汉语的修辞内容。如果常把同义词罗列出来，让学生搭成复词群，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对构词和用词的理解。日本龙谷大学陈谦臣说，日本母语里的“汉字”“汉语”，是学汉语的有利条件，但有时反而会受它们的干扰，引起误会。原因是一批中国简体字和部分日本常用汉字的字体差异较大，这是日本人学汉语时必须注意的。香港城市大学郑定欧说，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编写教材时，应遵循这样几点：1.本土化，指的是教材内容须体现本土特色和风土人情；2.实用化，指的是时代性和功能性，要摒弃陈旧的传统和狭隘的文化灌输；3.标准化，指的是注释及练习等项目须向公认的教学及测试看齐；4.阶梯化，指的是须重视接受者的接受度和重复率。美国华文教育工作者王莅文说，教学实践表明，将课文编成话剧片断，运用电教媒体辅助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有效地提高汉语教学效率。日本国立京都教育大学青木五郎在“日本国语教材与中国文言文教育比较”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