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政治小论文:厂务公开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明确地表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厂务公开就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式。厂务公开在幼儿园也称之为园务公开，它是反映园情民意，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能够反映全体职工的思想动态、意愿要求，能够理顺职工的思想情绪，化解矛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工作，它时刻要求党员干部要及时进行宣传教育，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在油田深化改革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职工的思想有起伏、有波动也是正常的。但这些都需要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组织全园教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通过发放“明白纸”、出宣传专栏、抄政治学习摘记、写心得体会的形式，让全园教职工产生危机感，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在岗效薪点制试点摸底中每个职工都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只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努力学习，提高素质，才能在发展中求生存、求上进。对于职工有看法，有不理解的地方，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化解职工的看法和顾虑。有效的化解使全园教职工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技能培训。在这次幼儿园计算机高级培训中，全园65的保教人员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刻苦练习，形成了一个学业务、练技能、强素质的良好氛围。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园务公开中能否成功，关键取决职工群众对公开内容的关切度和满意度。为此我们首先提高对园务公开的认识。实行园务公开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重点在认识。园务公开对促进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发挥民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因此，幼儿园领导始终把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放在首位，并将其贯穿于推行园务公开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年初制订园务计划、教育教学计划、工会计划时，将园务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办园方针，规划在日常工作之中。其次，建立健全园务公开的机制。厂务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政工组织的共同任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表现。幼儿园成立了由园领导担任小组组长，成员由在教职工中有威信、各工种的代表人员组成的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小组；依据上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监督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幼儿园《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办法细则》，使园务公开、民主监督领导小组成员人人知晓园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以及自己的义务、权利。 园务公开涉及到幼儿园的重大决策，热点、难点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工资、奖金发放，职工疗养、培训，物资采购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教职工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敏感问题，而且容易引发矛盾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考核细则、办法及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时，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首先经过办公室提议，班组长讨论，然后提交教职工广泛酝酿。信息反馈上来后，再加修改、补充和完善，经职代会表决同意实施。特别是对幼儿园发展规划、浮动工资奖金发放办法、岗位量化考核标准、教育教学奖励方案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有关评优、选先、晋级、疗养、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幼儿园做到了，强化职工监督，不搞“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增加透明度。 搞好园务公开，关键是领导，特别是园长，要有较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意识，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作为园领导应该凡事公开透明，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尊重和维护教职工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虚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悉心倾听她们的呼声，做她们的贴心人。只有“心贴心”，才能缩短党群、干群的距离，增强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激发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献身幼教事业的热情。 园务公开密切了幼儿园与家长和社会的联系。对于幼儿家长关心的诸如幼儿园招生办法、结果；新生分班情况；幼儿园收费依据及标准；对社会承诺的项目；以及幼儿的各项收费、身体状况、营养 量的摄入、一周食谱的制订等。这些项目的公开，较好地协调了幼儿园同家长、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形成了教育合力，促进了幼儿全面、主动、健康、和谐发展。幼儿园还以家长学校为依托，以家长委员会为核心，借助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学校、家长调查问卷、园长接待日等形式，使家长清楚地了解幼儿园的有关情况，促使家长向幼儿园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为幼儿园的发展献计献策。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将教职工关心的、有疑虑的事通过园务公开公布出来，打消了职工心中的疑虑，特别是将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公开：园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承诺内容、项目公开，以供教职工监督执行；在民主评议干部方面，职代会对干部个人的评议结果，均在职工大会及园务公开栏上公布；每个学期末在教职工大会上，园领导将幼儿园一学期的各种费用的收入、支出情况公开，对各种的物质的采购、入库、领料、发放、报销等环节严格程序、履行手续、层层把关，幼儿园的发展规划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能听到群众的声音，使他们能够自觉参与，关心幼儿园的发展建设，出谋献策。 实行园务公开制度以来，职工中私下议论的事少了，干工作、谋发展为园领导出主意、提合理化建议的事多了。实践证明，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手段，是化解职工思想波动，密切干群、党群关系的好途径，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廉洁自律制度的保证。 几年来园务公开的开展，促进了我园管理水平的提高，领导廉洁自律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保教工作的积极性热情高涨，全园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有力地保证了幼儿园的稳定发展。 政治小论文: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党的十七大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新的提法，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和关爱，同时也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方向，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企业在新时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笔者联系企业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调研制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预知能力 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还伴随着利益上的碰撞，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职工思想进行分析，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认真探索企业职工容易产生矛盾的环节与因素，及时了解职工需求，尤其要善于激活职工内在的精神需求，针对职工不同的思想情况，采取主动，正确引导。 二、树立人本理念，筑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根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是必要前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尊重职工的基础上，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职工住房难、就医难、生活难、子女就业难的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难度较大。但是，一个真正善于管理、有长远眼光的企业领导，他首先做的绝对不是在职工面前摆困难，而是更多地关心职工的实际利益，尽最大努力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做到思想沟通到人，帮扶职工到家，化解热点、消除疑虑、理顺人心，使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和尊重，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从而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去为企业拼搏和奋斗。因此，在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感情投资，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的过程之中，使之成为联系企业与职工的感情纽带，坚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新情况、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形成人企共同发展的理念，使企业顺利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三、注重继承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需要在工作中加以继承。但是随着新形势、新思想的不断出现，又需要企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对于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诸如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典型示范、自我教育、正面灌输等等，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做到工作与时俱进。比如说，结合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工和服务职工相结合，把着眼点放在统一职工思想、理顺职工情绪、凝聚职工人心、激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来；结合生产经营的管理模式，把企业生产活动中的矛盾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把经济工作的目标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结合企业管理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基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管人与管事相结合，通过创新职工教育，把企业每位职工的能力挖掘、激发出来，并利用到生产经营中去；结合企业党建的工作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企业日常工作上，落实在党内生活中。 四、实施素质提升，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使职工能够领悟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愉快地接受上级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注入真情的力量，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目前，部分政工人员已经不能适应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要求，所以，企业要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和培养训练的方式，建立一支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政工队伍，一支懂得如何关怀人的内心，疏导人的情绪、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环境的队伍。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教育的专门知识，而且还精通管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驾驭科学知识的能力、敏锐的识别能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工作中能够根据职工的思想问题的性质、程度，及时进行处理，而且应付自如，富有艺术性。作为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到在思想上重视政工队伍建设，尊重政工人员的劳动，增强政工人员的信心和政工岗位的吸引力，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立足思想调研，更新工作理念，注重继承创新，提高队伍素质，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治小论文:边防检查站政治处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塘沽边检站在新时期发展进步所必须坚持的指路明灯。目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已在塘沽边检站如火如荼地开展。贯彻好党中央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决策，落实好天津边检总站党委的工作部署，关键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多思考、抓落实、见成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解放思想观念 学习是促进思想改变、观念更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从旧观念到新观念的转变，要求全体民警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用理论武装头脑，而不是把学习培训看成是应景之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强化民警的学习意识，优化民警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民警队伍的能力与素质。根据需要举办业务基础、英语、岗位技能、警容警姿、证件鉴别等不同类型的培训班，通过平时测验和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效果，严格落实业务考核奖惩措施，激发广大民警的学习热情，形成抓学习、练内功、上水平的良好氛围，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塘沽边检站工作的基本原则。继续贯彻落实公安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十二项措施"，以"提高服务水平为中心"，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采取开门评警、定期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公布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和出入境人员最关心、需求最迫切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服务基层、服务民警、服务广大出入境人员的意识和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科学决策、领导指挥、统筹协调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边检队伍服务理念、专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建设。 三、结合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 强调实践要突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学习实践活动能否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是能否把握住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广开渠道，积极走访辖区企业，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活动，加强与辖区内企业的沟通联系，不断满足广大出入境人员和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对边检服务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制约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努力做到"服务更加亲切，管控更加严密"，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惠及群众，为滨海新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 学习实践活动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任务也很繁重。因此，要统筹安排好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的工作，做到有机衔接、前后呼应。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当前"提高服务水平"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妥善处理好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相互协调，互为促进，切实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开展，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新形势下，塘沽边检站的建设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塘沽边检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抓住机遇，广开渠道，多措并举，乘势而上，使边检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好地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政治小论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和理论走向。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法制建没、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讲话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政治体制涉及范围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党政领导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政治体制”概念在这个报告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当时人民熟悉的“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干部制度”、“党政机构改革”等相关概念多次出现,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报告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党政分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报告强调了“党政分工”: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上,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6月28日的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党政分开”的概念,之后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工”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党政分开”的提法无疑更具科学性,这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明确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87年1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最具体、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以十三大为标志,以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山于改革的连续性,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具体阐述一下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分为七个方面:(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92午1月,十四大召开。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重点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进行,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有所放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法治”概念,并把对法治的认识从过去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在法学上解决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价值的关系。 在2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新。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党代会报告显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届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改革的热度有所变化,改革的重点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有所调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终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贯的,连续的。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点依次为: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一脉相承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大会提出了党政分工,到十三大发展成党政分开,开始了党政关系改革的探索。十二大提出改革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只是从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的角度出 发,没有提山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十三大则把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化、系统化,它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而载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册。蓝图的提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单项改革进入全面配套改革的标志。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调整,改革步伐有所放缓。有学者认为,十四大后五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加快了法制建设步伐,中国的立法工作在快车道上飞速行驶,无论立法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创了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高点,为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作了实践和理论准备[2]。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依法治国的着眼点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其一,关于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工,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消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宪法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影响了党政分开的改革,表明要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十三大提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消。但从党的组织结构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健全、结构严密的国家化的科层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相似的结构,二者表现出显着的同构性,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检察部门之间、党委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都存在着机构并列、重叠交叉的问题。这种结构上的同构性必然带来职能上的交叉与重合,产生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现行党组织的科层结构,这不仅将使大批党的领导干部放弃现有的许多权力,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且将可能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提出多年却始终未能落实的结构性根源[3]。 1989年春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的风险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领导人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淡化甚至停止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党政分开”销声匿迹,甚至连“党政关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实践中则出现了“党政一体化”、“党政合一”的倾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延缓了,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政分开的思路没有得到最终有效的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基本被放弃或者说被冷处理了。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不再进行党政关系的改革的结论,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走向的简单解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再强调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弊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转而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来理顺党政关系。1997年党召开的十五大第一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具有全局性作用。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条件下,从这个角度进行党政关系改革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制定具体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实到行动层面。 其二,关于选举制度改革。 十三大报告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唯一“论述”这个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至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在市、省、国家三级实行间接选举。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直接选举范围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极个别的实行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国家,这使中国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此外,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地行使选举权。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其三,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8次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2多年中,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机构改革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十五大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表现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历次改革的成效来看,事实上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首先是在改革中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是改革局限于对既定体制进行局部调整,而没有触及体制本身。在改革实践中,往往流于单纯着眼于精简机构和人员,以机构数目和人员总数减少多少来衡量改革的成效,不仅难以达到行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克服机构臃肿、资源浪费、官俯主义等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容易走入为精简而精简的误区,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最后一点就是改革没有法律化,没有用法律来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果也没有法律化,取得的成果很快又丢失了。另外,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 其四,关于依法治国。 在实践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第一必须处理好党和法律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突出特征是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服从法律。这一点许多文章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多淡。第二必须真正处理好法治和德治谁主 谁辅的问题。道德是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其调整的范围、功效和作用是法律无法达到的,但自律性特点决定了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属于政治的、他律的,治国应当主要依靠法律。中国有着长期的德治传统而无法治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时看到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不时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影子。客观、严谨是法治的特点,而道德化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道德化操作则会动摇这种客观性。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客观背景下,适当强调德治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始终突出法治的主题。 其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同志在\5·31讲话中曾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种新型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包括人民按程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民主原则、增强政治生活透明度的公开原则、政治运行科学化的程序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等。这些原则一旦落到实处,将会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如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一样,政治文明也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建设至关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第一要健全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二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使依法治国不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而要体现在具体行动层面上。 三、简单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逾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相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无疑都严重滞后。首先,2年来政治体制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单项性的,还在外围阶段打转,而尚未进入体制层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其次,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至今仍停留在文字上,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简单说,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深化,也需要落实。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影响和制约着完成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影响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体化,逐步落实,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局面。 政治小论文:思想政治工作心得体会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还要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理和谐。在构建和谐企业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能重视职工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重视以疏导的方式教育引导职工、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的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性，对企业管理和运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前，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也对职工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影响，部分企业职工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或者处于心理亚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加强职工心理疏导工作成为企业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职工产生心理亚健康因素的成因 在企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关键时期，企业的管理者、普通职工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产生心理亚健康大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原因。随着企业内部实行减员增效、机制创新等改革的冲击，每个职工面临的压力巨大，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加之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对待内部改革，有些职工既盼又怕；利益分配上，他们既厌恶“大锅饭”，又怕打碎“大锅饭”承担风险；劳动用工方面，他们既想参与竞争，又怕被淘汰；就业上，他们既满足于国企工作的稳定优越性，又向往其它企业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二）工作原因。许多企业工作环境受限，时间紧、任务重，职工时常感到工作压力大，没有充足的时间正常休息和娱乐，年青的职工找对象都很困难。一些职工因为晋升名额受限制，晋升机会不多，感觉不到升迁的希望。一些职工反复与会议、文件、报表、材料、新软件等打交道，单调乏味，尤其是工作多年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面临子女就业等家庭压力，一见没完没了的报表就感身心疲惫，产生一种本能的累积厌倦。当矛盾、郁闷、紧张、不满等负性情绪长时间积累却没有得到正常的通道抒发时，很容易引发心理障碍。 （三）家庭原因。由于职工不同的成长过程和家庭背景，形成了职工不同的个性。还有部分职工由于与伴侣长期分居，聚少离多，夫妻之间往往因不理解而感情淡化导致感情破裂。在一个企业中，一个家人分散在三四处是很常见的现象，也有的因为无法分担家庭事务，如照顾小孩、老人等而导致矛盾激发，家庭的种种困扰使职工精神恍惚没有心思工作。 产生这些心理原因是由破坏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是超出个体适应能力极限的过度压力，多数与竞争因素相关；另一种是长期静止、单调乏味或感觉剥夺等引起的缺乏自我实现的压力，多数与职级静止和公平因素相关。 二、关注企业职工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和谐的企业需要职工的和谐心理作为精神支撑，唯有人的心理真正和谐，才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回报企业，推动社会和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职工普遍感到工作不顺心、没有幸福感，对未来顾虑重重，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有和谐的基础和氛围可谈。在现实生活中，职工产生心理问题时，大多闷在心里，碍于面子，不善于求助组织，不主动找同事、朋友、家人诉说，易使亚健康心理日益加重，造成严重后果。职工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同时也影响部门的工作和队伍建设。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积极关注和化解，及时发现职工的心理问题，并且给予适当辅导，这将对企业的长远利益和个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 三、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事实上,职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心态和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把握思想脉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治心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实践证明,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分析职工思想脉搏,能够发现各种矛盾和倾向性问题,进而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从而有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分析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一是在工作中观察,看其是积极主动地工作还是被动应付,是违章违纪还是规矩做事;二是在谈心中揣摩,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还是知足常乐、心存感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还是心直口快、实话实说;三是在接触中了解,通过跟班劳动、家庭走访和面对面地接触,摸清情况,重点要摸清了解职工对上级方针政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程度及思想反映,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反响和看法;了解职工对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决策部署和工作措施,对单位生产经营形势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党员干部党风党纪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本职工作的情绪和态度,对学习培训和职业发展等自身价值实现状况的评价和需求;了解职工对单位民生建设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对工作生活环境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要求;特别是要了解困难人员生活的基本状况和期盼;了解职工的基本价值取向,精神文化追求,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思想认识问题及原因等,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摸好实情,打好基础。 四、真情帮扶,大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职工的问题困难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中的,还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只要出现和存在,就需要我们主动靠上去,真情帮扶。只有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职工群众的各种困难,才能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会赢得理解和认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广大职工的需求和困难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除物质需求外,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还有尊重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当然也有极少数职工存在着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因此,要着力从源头上找出症结,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稳定。要实施“情感凝聚”工程,尊重每一位职工,在乎他们的心情、感受和情绪;要建立职工档案;要定期到职工家中走访,做到职工有病探望到,家有困难帮助到,节日期间走访到,红白事祝贺慰问到。用真挚的情感唤起职工对集体的热爱,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融洽。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关心职工的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把职工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充分关注每一个人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促进人的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让职工不仅收入提高,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让职工真正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活着。 五、丰富载体,精心培养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依靠生动有力的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依靠开展丰富多彩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通过发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科学、健康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以主题活动开发心田 ,提高心智,以健康、文明的娱乐活动焕发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斗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让职工受到教育、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华,从而增强职工的争先创优意识,促进企业形成奋发向上、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在实际工作中,一是开展“学比创”活动, 组织开展“学身边事例、学身边典型”,引导职工群众立足本职,比工作,看是否有新进步;比作风,看是否有新变化;比素质,看是否有新提高;比贡献,看是否有新成绩,使职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心态。二是结合职工队伍思想实际,通过巡回宣讲、组织恳谈会等方式,突出抓好职工群众形势任务教育、敬业乐业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三是定期开展篮排球、乒乓球、棋牌类等文体比赛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职工“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亲情理念,构建团结、友爱、温馨的家文化,使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和心里的疏导。高度重视企业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实施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职工，服务每一个职工，为他们做到缓解压力，舒畅心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留人留心”，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有着巨大的推进和巩固作用。 政治小论文: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做法 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要全面从严治党，“搞培训、提素质，选干部、配班子，育人才、聚贤能，抓基层、打基础”，为“十三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__交通运输集团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面对经营中的困难和压力，公司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丝毫没放松，更加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逐一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探索发展新途径。多年来，商运集团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力求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努力创新改进，在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不断加大与职工干部、经营者和管理对象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下面我本人就围绕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是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执政上,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在发展上,就是要回归到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在结果上,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回归到贴近企业发展实际、贴近企业管理、贴近职工的实质性内容中去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果将思想政治工作仅停留在不断翻新形式和花样上作文章，而不敢触及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感、可及的实际，对广大职工的愿望、需求、意见、建议、理想、态度、观念、熟视无睹，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导、鼓舞、启发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当今社会在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等方面都在倡导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当前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多站在广大干部职工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真正把“职工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落到实处，急职工之所急，为职工排忧解难，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特别是要关心困难职工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问题，从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力量。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所产生的效应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推动各项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因时制宜，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点。事业的生成发展、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人的行为又受思想支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做到因人而宜、因事而宜、因时而宜。面对集团公司的新形势，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比较关注，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讲空道理，要正视广大职工对自身切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在联系企业实际、联系公司发展上下功夫，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教育职工，启发职工，又要解决职工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工资低、下岗再就业、离退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既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既要在积极地促进职工利益实现让职工共享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成果，谋取职工利益最大化，又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企业观、发展观。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宣传的内容与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使两者互相渗透，使广大职工在润物细雨中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感知和理解，从而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大创新，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活力的首力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尊重职工、理解职工、凝聚职工，有效调动生产、工作积极性，集中精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于道路旅客运输的需要，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健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发展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创新要围绕集团公司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以市场观念为先导，没有新的观念和思路，就没有新的行动。要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创新，思路再突破，敢于打破固定单一、僵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彻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渗透到客运、货运、经贸、汽车销售等各行业中，渗透到管理、安全、质量、服务、销售、制造、场站建设、报商引资等各个环节中去，在不同方面中，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行业对象、内容的变化，还要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要以灵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抓活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围绕最敏感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热点问题、 难点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启发和诱导，增强干部职工面对困难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向贴近生产经营管理实际、贴近职工思想实际转变。既讲道理，又针对个人实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讲道理同办实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实际，了解职工的需求，掌握职工的心里变化和思想动态，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实际困难。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及时地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应变能力，掌握工作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准。构建“大政工”体系，这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兼负宣传、教育、导向、培养等多种职责的“系统工程”，在认识上，必须纠正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政工部门和政工人员的事。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集团公司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工作方法切实引导到促进企业发展轨道上来；通过转变政工部门职能，构建起组织有力、机制灵活、一岗多能、全员参与的“大政工”体系；通过人力资源整合把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工团组织管理溶为一体，为形成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创造条件，使政工干部能够有机会加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和熟悉业务工作，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改革、发展同步，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目标。 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要充分认识到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必须一如既往紧密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并充分利用商运集团发展优势，加强领导，理清思路，科学规划，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为实现__“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政治小论文:做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特别是点多面广、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更为迫切。目前农村信用社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新的思想动态较多，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新经验，开辟新局面，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是当前农村信用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稳健经营，推进改革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业务的不断发展，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执行不力。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力度，组成了一个庞大、缜密而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但为什么在如此缜密的制度约束下还会不断地发生经济案件呢？关键就在于制度执行不到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而不愿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基层对上级的政策精神、制度规定到底有没有学习、有没有执行、有没有落实，心中无数！有的员工认为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过于“苛刻”，因为“嫌麻烦”，借口“客观原因”而将上级的规定置之不理，自行一套。于是有的对上级的规定、制度和流程不执行、不落实；有的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文件明文规定也要变通。“十案九违章”，从发现和暴露的经济案件来看，正是这些屡禁不止的违规违纪行为给我们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是敬业精神不够。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讲敬业精神。但敬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每个员工都做得很好。我们有的同志整天无所事事，悠哉乐哉，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奋斗目标，没有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损害不得半分，集体利益从不考虑；有的领导和职工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时间要求，不愿在基层吃住，成了“走读生”、“一日游”干部；有的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名利，盲目攀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奢靡。这些人是我们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尽早要断送我们的事业。 三是工作作风不实。作为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特定的服务对象和相对困难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信合员工必须具备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但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工作起来总是眼高手低，作风飘浮。有的基层同志不愿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不愿和群众交朋友，看不起农民；有的政治、政策、业务知识，而又不爱学习，得过且过；有的安于享乐，说多做少，缺乏实干精神。有些联社机关的同志也是如此，工作起来拈轻怕重、拖拉懒散、人浮于事；甚至带头违反制度、对基层打招呼、递条子、带头违反制度，导致上行下效。由于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对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时也就蜻蜓点水、点到为止，马马虎虎、走个过场。这些华而不实的老爷派头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在作作祟，对我们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铲除。 四是自律意识不强。廉洁自律，是作为一名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艰苦核素，是农村信用社的优良传统。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信用社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形形色色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侵蚀下，我们农村信用社员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光荣传统也在逐渐的淡化、削弱。有的同志一天到晚只顾琢磨个人利益，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有的认为给客户办点事就觉得是对他人的恩赐，借机吃、拿、卡、要；有的利用自己在信用社工作之便，冒名自借贷款、参与社会经商、做生意、入股办企业等违规行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农村信用社纪检监察有关规定，都是相当危险的。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深究起来是多方面的，除了员工自身原因之外，与我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工作力度上的薄弱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具有极端重要性，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二、新形势下加强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由于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第一线，职工思想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支持“三农”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造就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服务的金融队伍，发挥农村信用社“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1、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抓，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各级领导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把手”要对思想政治工作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要挑起两副担子，既要对分管的业务负责，又要对分管部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实行“一岗双责”，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出现的思想问题要及时教育和引导。要克服那种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的事、是政工部门的事的错误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要求、同考核、同评比，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各项业务工作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一是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新形势下，少数职工由于受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诱惑，崇拜金钱，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个别人还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针对这些情况，要运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二是要加强职工道德教育。应 结合行政、经济、人事等手段，运用先进榜样示范、细化工作考核内容、提高工作评价标准、兑现奖惩措施等切合实际的方法，培养员工内在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三是要区分不同的群体、个体，因人施教。新形势下员工个体情况差异性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一复杂情况，把工作做细、做深、做活。要区分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切忌“一刀切”。3、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机制。政治工作必须确立坚持扬利与抑弊的工作机制，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人的潜能。但要真正很好地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能使这种积极性能够持久下去，光靠精神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善于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物质利益的原则，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注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容，引导人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4、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职工形成无形的启示和感召力，领导干部自身的言谈举止，就是一个无形的榜样，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优势。首先，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政治观念，不断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用良好的形象影响感召职工，为干部职工树立良好的榜样。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它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而只能用疏导教育和说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来影响和感召职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领导干部要胸怀坦诚，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与职工建立平等融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职工对领导产生亲切感，愿意讲心里话。如此领导干部就能随时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把问题解决处理好。 5、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主动服务和渗透于各项工作，针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重大工作任务开展中人员情况和思想问题，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多种方法、手段，消除疑虑，解决矛盾，鼓舞士气，保证工作任务完成；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抓小不忘大”。思想政治工作要乐于办职工迫切需要的“小事”，关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少出或不出大问题；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依靠业务经营管理这一有效的载体。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创造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工作环境，调动职工工作热情，发挥职工潜能，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目标；第四，思想政治工作要促进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管理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把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管理结合起来，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效融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 政治小论文:浅议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着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着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着《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 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着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着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 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着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政治小论文:地税局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 地税事业担负着我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地税干部的思想作风正不正，工作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地税的发展和建设。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中心工作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的确，地税的中心工作是“收税”，我们也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首要工作，而要圆满完成此项工作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税务系统有句老话叫做“带好队，收好税”，“带好队”体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收好税”则是税收的中心工作，二者是基础与中心的关系，是前提与目的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好似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有了长久的魅力，税收中心工作自然就出色。 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尤其是对人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道德是人的精神基石，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法律的底线。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即德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具有强制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德治则是舆论的力量，是通过道德教化而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遵从。道德建设要着眼于眼前，从点滴入手，最忌假、大、空。税务职业道德纪律建设更要从岗位做起，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地位，规范税务职业道德纪律，从而使得地税的整个形象得到社会最大的认可。因此，视岗位为责任，强化“五种意识”，则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活动要求的具体体现。 岗位是人们扮演各种角色的舞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地税干部来说，岗位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在各个方面比一般干部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素质。干部的层次越高，地位就越重要，责任就越大。联系地税系统的实际，目前绝大多数干部对自己的岗位比较珍惜，并能独立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随着在税务系统工作时间的增长，逐步放松了学习和要求。主要表现为：有的不求有“成绩”，但求无“问题”；有的干工作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带有主观随意性；有的提职晋职慢一些，不是想自己差在哪、差什么，而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怨天尤人。这说明我们当中有的干部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视岗位为责任，在强化“五种意识”上下功夫。 一要强化“标杆”意识。即用人格的魅力感召人，用道德的力量凝聚人。人格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气质的综合体现，日常生活中，若是某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政绩平平，别人会说“此人一般”。对于个别干部表现出的“言行不一，表里有别”，受到局领导的批评，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每一个干部本身就是一座人生的“标杆”，其一言一行都不同程度地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烙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良好形象和人格力量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五正”：一要“心正”，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二要“言正”，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当“两面人”；三要“身正”，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践行科学发展观、“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不停步；四要“行正”，在其位、谋其政、倾其心、尽其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价钱；五要“风正”，树正气，扬正风，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始终把先进性塑在自身行动上。 二要强化“不懈奋斗”意识。就是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做到奋发有为，就要处理好提升职务与提高水平的关系，确实做到“水涨船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增加成绩。想问题、抓工作、办事情，要少琢磨上面挂不挂号，多考虑纳税人需不需要；少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多考虑对纳税人有没有益处。不能干点工作总考虑领导看没看见，更不能干了一两件事就向组织讲价钱。要坚信，只要是真抓实干，能拿出真东西，组织上是能看到的，是不会被埋没的。要处理好加压与加速的关系，面对新形势找差距，知不足，奋发努力，保持一种“事业无止境，奋斗无穷期”的进取精神，保持一种“秉烛夜读书，品茗独炼句”的精神境界。 三要强化自觉“充电”意识。就是要始终坚持学无止境，勇于求索的精神。自觉“充电”，在于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来体现对本职岗位工作的胜任。不管干何种工作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所处的层次越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就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税收设备的更新，知识、技能在不断“增容”。过去掌握的，现在可能落后了；过去熟悉的，现在可能陌生了。因此，在提高素质上，也必须与时俱进。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又往往与学识深浅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要求、一种责任，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修养、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学习上只有“毕生”，没有“毕业”。学习，一要精，二要悟，三要联。学得越精，悟得越深，联系得越紧，成果就越大，工作的创造性就越强。目前，随着地税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学习热潮正在兴起，作为地税干部在这种挑战面前，一定要抓紧充实自己，不断增强应对能力、竞争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要强化“创新”意识。就是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时也是干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我们工作效率的高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越强，工作效率就越高，否则反之。因循守旧，势必被动落伍；只有思想解放，善于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研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开创新局面，高标准履行工作职能。工作要有所成效，必须靠改革创新拓展空间，找到新的“增长点”。首先，要有创新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当表率，有超前的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决不能思想落后于人。其次，要建立创新机制。既然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创新，那就应该采取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等措施，鼓励创新实践，形成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氛围，营造支持各类创新活动的环境。再次，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让他们在创新中唱主角。创新既是领导的责任，也是群众的事业。部门领导应该深入干部当中，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把大家组织到创新实践之中，使他们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同时，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鼓励创新，既能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为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天地。 实践证明，创新既是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凝聚民心、激励士气的有效载体。只要充分地把干部们的创新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我们的税务工作就一定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但又不是异想天开。创新既要倡导敢闯敢试的精神，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要从实际出发，把创新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切不可脱离实际求“新”出“奇”，搞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五要强化“有所作为”意识。就是要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要有所作为，就要甘于吃苦、乐于吃苦、乐于奉献。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敬业，又要精业；既要出“产品”，又要出“精品”；既要讲奉献，又要作贡献。领导给工作就是给机会，给任务就是给地位，多干事才能快速提高。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一直在前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有不少亟待我们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谦虚谨慎、开拓进取、再接再厉，为加强自身建设和 完成各项税收任务继续努力奋斗，为地税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治小论文: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 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 ，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 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 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政治小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概论教学的运用 一、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中“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目前参与式教学法在我国外语院校国际政治课程教学上的应用时间比较短,属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实际上,国际政治课程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理论性和综合性,非常适宜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而国际政治学科使用较多、效果较好的具体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利用情景模拟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生活化、艺术化,使得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此种教学方法使用中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情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和适当介入原则。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就是一种由学生自己设计真实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不同行为、态度和立场,模拟“国际问题情境”,以达到了解信息、发现问题、明确国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拟联合国大会、模拟各种外交谈判、模拟国际会议等。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而真实地掌握不同国家或组织之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承担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为,了解国际矛盾、冲突、合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 2.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又称智力激励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国创造学家A?F?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使每个人都能提出新观念、新想法,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集体训练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头脑风暴法在运用一般的归纳相关知识、提高记忆力、开拓知识领域和视野的同时,常用来提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或搜索外交决策的选择方案。使用头脑风暴法掌握的原则:禁止批评和评论,也不要自谦。对;目标集中,追求设想数量,越多越好;鼓励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设想;独立思考,不允许私下交谈,以免干扰别人思维;自由发言,畅所欲言,任意思考。该方法不强调个人的成绩,应以小组的整体利益为重,注意和理解别人的贡献,不以多数人的意见阻碍个人新的观点的产生,激发个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此种方法也很有效。如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秩序、民族仇恨、霸权主义等等,可能呈现的答案会各式各样,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产生在头脑风暴激励后的这种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国际事件或情景进行呈现、描述,可以是文字、图片或录像,由参与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适于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政治经典案例进行解析,是专业教学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国际合作教学中,经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经贸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美日军事合作等,课程讲解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案例,然后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案例交流。运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几点:一是精选案例。案例来源多种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种渠道是各种媒体,如案例书报、杂志、电视广播等。另一种渠道是教师深入实践第一线收集有关资料。二是注意对案例的分类取舍。要优先选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选取的案例切记庸俗,选取的案例不宜太复杂,切忌喧宾夺主。三是应用案例,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或者先讲授基本的理论含义,然后用案例加以说明,或者教师先讲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关的基本理论。但案例的引用千万不能仅局限于此种方法,必须灵活加以应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简单地说,案例延伸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现实生活,努力寻找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学过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现象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大大增强,知识面得以拓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式教学法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导师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在小组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安排国际政治专题讨论和课堂随机讨论及小组辩论等形式,既可以针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根据针对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操作方法可根据上课学生的人数,通过数额配置由学生自由分组,一般每组以5人为宜,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问题,通过个人在小组讨论中的充分参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分享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励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小组成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评价反思,互相评议彼此的整体表现,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应用的经验 参与式教学法的最高目标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经过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初步经验,并对继续探索提出了一些价值思考。 1.不要过度注重参与式教学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情境创设 国际政治概论的理论性极强,在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中,对教学情境创设不足、小组划分不当,随意指定小组,认为只要为学生建立起小组,学生自然会参与合作完成任务,结果会影响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 2.注意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形式要与专业教学内容建立起针对性 在国际政治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具体选择和方式的运用,要注意对拟讨论任务的难度设计要合理,要对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则将会影响小组整体合作和讨论效果。 3.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参与式学习指导要灵活多元 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参与教学的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整个讨论进程,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及时解决,指出应用一些合理、科学、适当的思维方法,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使教学活动的目标顺利实现。 4.参与式教学活动中要给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教学的评价要客观、科学、公正、全面。在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激励尺度把握要准,表扬和鼓励的使用与对学生不足之处的指导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颇。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学习结果和部分学生的正确建议还有有对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视,这样有利于小组成员的整体进步和提高。 三、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学观念陈旧,制约了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利用 教学观念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合作性与探究型的新型教学方法,但是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观念,还存在“穿旧鞋走新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陈旧理念,在教学中往往要拿过去的传统教学经验面对今天的教育现实生搬硬套,只讲究参与的具体形式而忽略了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形成了一些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误解和偏见。 2.教师的开放性学识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经验不足 由于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于国内综合高校,他们的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不多,对于交叉学科较为生疏,知识的开放性偏低。又在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与锻炼的情况下,因师资的不足而直接上岗,导致专业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足。 3.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订);李少军着《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银娴着《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式教学法的推进是有制约的。 4.专业课教学研讨机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是专业课程教学中几乎是一门专业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任教,而且该教师同时还讲授多门其他专业课,这样就造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校内几乎没有共同的研讨基础。同时,由于教师担任多门专业课,也使得教师花在一门专业课中的时间、精力受限,影响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此种专业课的教学现实状况,使得专业课程的教学研讨几乎是不可能展开,教师之间也因此没有进行研讨的共同对象,致使参与式教学法的研讨很难有效推广。总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的培养,外语院校的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创新势在必行。随着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推动,教学资源和条件的日益完善,参与式教学方法在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中的实施的舞台更加广阔。参与式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教师要抓住机遇,树立人本新观念,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掌握“参与式”教学法的精髓,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激发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真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育教学质量。 政治小论文:新形势下加强县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成员的心理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日趋明显，社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民警个人，在新形势下，正面临着思想意识、价值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对，认真思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主动性，增强时代感，影响主旋律，探索和拓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一、当前全州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注目，国人欣慰，同时也成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教材。正确的、先进的、新生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公安队伍中民警思想意识的主流。总的讲，全州民警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队伍。特别是通过“三讲”和“三项教育”的学习整顿，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公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获得进一步提升。通过200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票测评检验，全州公安队伍的综合满意率为96．03％，比上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不满意率为3．97％，比上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公安队伍内部，一方面广大公安民警为保社会一方平安而流血流汗，为社会、国家、集体做出许多奉献和牺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警的待遇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高消费现象反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公安机关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地不断深化和完善公安工作的各项服务功能，民警又时常受到客观执法环境不佳的困扰，在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下，部分民警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多种想法。主要表现在： 1、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意识，不能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工作中存在时紧时松、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有的领导自己能力弱，缺乏理论功底和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三是个别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差，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对别人讲的是马列主义，对自己行的是自由主义。四是少数领导干部缺少创新进取精神，缺乏职业危机感。五是个别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重业务建设轻思想工作的问题比较普遍。基层政工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也直接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民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个别民警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道德观念滑坡，价值观念市俗化，重利轻义、重个人轻集体的情况有所发展。二是部分民警爱岗敬业意识不强，总同社会上一些高收入的人相比，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缺少热情，对人民缺少服务精神。三是少数年轻民警和新加入公安队伍的民警，从警目的不明确，是报着当民警工资不愁、穿警服无人敢欺的目的加入公安队伍的。四是部分民警工作岗位的社会性、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大，接受信息较多，思想变化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近几年频繁的专项斗争，公安民警长期超负荷运转、高强度工作，身体长期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对此，有的民警产生消极“厌战”思想，图安逸、求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在警力少、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一些民警作风不实，讲虚话、图虚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民警的自我意识膨胀，时刻以自己为中心，不能顾全大局，将自己置于集体和他人之上，耍特权抖威风的顽症没有得到彻底根治。五是一些民警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在执法和“用权”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六是从事政工工作的人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忙于应付事务，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调查，全州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领导干部（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各有三分之一的职位还空缺。政工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经验不足，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不多的问题比较明显。 （二）产生的原因。 认真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民警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与公安工作的地位和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做思想工作的动力。工作中存在惰性，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对新形势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了解，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脱离民警的思想实际，工作简单化、表面化和腐俗化，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给工作造成消极影响。二是缺乏职位压力。个别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缺乏必要的职位压力，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实绩论英雄”的风气难以形成。三是缺乏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受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要求。四是缺乏自控能力，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消极影响，经不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五是缺乏创新精神。面对各种错误和消极的东西，不敢抵制，不肯积极地开创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六是缺乏改革精神，个别领导干部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开展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水平偏低，能力低软，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加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径 公安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应对各种复杂多变和艰难困苦的挑战及考验，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公安机关能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新时期公安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训练有素、作风过硬、业务精 通、公正执法、纪律严明，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拥护，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高素质队伍，是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第一，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公安队伍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抓好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一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民警头脑，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增强见微知著的预见性和敏锐性。二是抓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为人民卫士，参加工作之日，就是以身许国之时，当以事业为重。要利用多种形式教育民警扎扎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警，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永远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自觉自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自觉自愿地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舍生忘死。三是强化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教育，把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和公正、文明严格执法的法制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长年坚持下去，在公安机关内部大力倡导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形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保持清正廉洁，使“对法律负责、为经济服务、让人民满意”真正成为每个民警的自觉行动。把全体民警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重于生命”上。四是抓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倡导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做学习的模范，为加强学风建设起好表率作用。当然，光讲学习还不够，还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政治学习，需要灌输，这种“灌输”，是有领导地进行正面教育。学习问题决不是民警个人行为问题，更不是想不想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一定要学好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 第二，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用什么思想和方法来武装、教育、引导、管理并带好这支队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不注意研究新问题，就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工作思维和工作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斗争形势。要适应这个变化，就必须在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研究和探讨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对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按照“三个代表”的标准，来研究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现阶段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民警的生活中去，融入到民警的工作中去，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部署业务工作时就应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工作时应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日常管理和生活中更要充分凸现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就要从大事着眼，小事着手，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去教育引导民警，使民警从工作实践中逐步接受教育，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骨子和灵魂里。目前各级领导和政工部门的工作者，在已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要完成工作方法和创新的转换，要更加注重渗透性、规范化和社会性，把“说教式”与“引导式”、“号召式”与“激励式”相结合，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的本质和潮流。 第三，加强公安民警的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警”目的。 在社会转型期，必须加强公安队伍和广大民警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尽量避免因在执法过程中的偏私而造成冤假错案、循私枉法和执法不公。所以，在我们强调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大力加强民警的道德教育。目前，在全州公安内部，实施道德教育的关键，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教育民警，手中的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神圣的法律赋予的，执法的权力要站在人民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上来，树立社会正义和公道，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体现真正意义的公正、公平。二是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要教育民警正确看待名利，不为个人虚名而丧失党的原则、违背工作纪律、损害国家利益。不做名利的奴隶，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要守得住清贫。广大公安民警如果有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艰苦的思想境界，整个公安队伍就会以德树威、以德服人、以德行政，从而实现以德治警的目的。 第四、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方面工作，关心爱护民警。 从优待警作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必须从“人本原理”出发，在强化民警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主线、党性教育、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主要内容学习教育的同时，要下决心解决好民警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中的困难。落实从优待警，必须从政治上、工作环境上、生活上、教育培训上、福利待遇上从优。尤其是在开发警察队伍智力，提高整体素质上要做到思想上重视，组织上健全，内容上具体，措施上落实，财物上保证，以提高民警做好公安工作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前，从优待警首先要尊重和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民警的社会地位。公安内部要建立维权组织，依靠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成立人民警察基金会，落实各项维权措施，理直气壮地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做民警坚强后盾。其次是集体安排休假，保护民警的身心健康。由于公安职业的特殊性，广大民警长期与违法犯罪打交道，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得不到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各级组织要妥善安排民警的休假，以保持队伍旺盛的斗志和战斗力。再次是想方设法安排好民警家属和孩子的就业问题，解决后顾之忧。第四要提高民警的经济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特别是民警的岗位津贴，多年来一直低于政法系统的其它单位。作为执法部门第一线的公安民警，出生入死，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岗位津贴的标准提高到同政法系统其他部门的同一标准之内，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认真解决民警个人理想前途和生活待遇中的问题，使“从优待警”工程真正在具体行动上得以落实，使民警从自己切身利益上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安队伍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 第五、注重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 召力。 在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的和良好的风气。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者个人“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带头学习，牢记宗旨，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和影响广大民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说服力。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加强公安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强调领导的表率作用。当前，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处以身作则，为部属作表率；二是必须明确民警在人格上、政治上与领导者是平等的，领导心中要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三是对民警要宽容，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负起领路与教导的责任；四是处事要公道正派。对领导者来讲，所有民警都是同志不能有亲有疏，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五是礼贤下士，广纳良言。工作和表率作用处理的好，就会有利于加强感情交流，密切领导与民警的关系，发挥群众效应，同时也将会丰富领导工作内容，促进本单位工作的落实。 第六、着力构建“大政工”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政工部门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政工干部是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和主力，积极发挥政工部门的职能作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和组织保证。但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靠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孤身作战”，而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协同作战”，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大政工工作格局势在必行。建立“大政工”的总的思路是：在各级公安机关党委的领导下，以党支部为基础，以政工干部为骨干，各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全体民警广泛参与，形成体现公安特点、符合实战需要，网络健全、制度完备、运作规范、权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其具体办法是：一是在认识上要提高，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三是制度要落实，四是要按照标准选好政工干部，五要转变工作作风。 人民警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全州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公安内部关系，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手硬起来。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复杂、暴力犯罪突出的情况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总之，新形势下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的原则，始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真正实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小论文:关于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倡导创新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自主创新”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与日程。教育教学阵地亦当“常创常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强调的更多的是教育教学方法、手段的问题,谈的是教育教学形式。在内容上如何突破呢?在这里,本人想就教育教学内容,结合政治科目实际特点谈谈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与看法。 一、体系的困惑 当我们谈论体系问题时,首先要区分三类体系。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体系(包括列宁、、邓小平等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之为“本义体系”;二是,专业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所创立的体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把这称之为“研究体系”;三是,为了进行教育教学而编写的教科书(尽管这里面也包含着研究,但不同于第二类),我们把这称之为“教材体系”。 这本来就使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感受到“体系的困惑”,偏偏又出现了一个任何教师都不敢轻视的“考纲体系”。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教师的“教学体系”问题。 现在,由于《课程标准》规定的原因,教师不便在教学中另有大的设想,更由于考试的原因,有的教师根本不敢去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甚至为了对付高考,有的教师就按上一年的高考说明的体系简单进行教学,这就有点遗憾了。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当然,思想政治课怎样贯彻这一要求,可能更需要试行,需要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总结经验,积极思考,结合自身与学生实际摸索与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事实上,有的教师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虽然不便或不敢对“教材体系”作大的调整,但小的调整还是有的。 二、构建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人们的意识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在紧张的工作闲暇,是完全有可能抽出时间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着作的,在有关问题上(例如教材上的某一理论)也是有可能思考出自己的“研究体系”的,从而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 再有,教材虽然是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但也不过是编者的一种理解,也未必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在教学中,不仅有必要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体系叙述上也可以创新。对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作小的调整,也可以做大的调整。 2、教材本身存在局限性 教材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滞后性、专一性与普遍性等方面。 首先谈谈教材滞后性问题。由于一定条件的限制,每一时期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是正确与合理的。相对而言,政治教材的时代性更强。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总不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是,某些理论观点的提法已有变化,但教材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二是,教材所选取的材料也有一个新旧冲突或更新的问题;三是,相关的改革尤其是高考的改革也有可能使教材在某些方面显出老态。 其次是教材具有专一性特点,它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框节范围内阐述某一知识点,这就必然会使它难以兼顾前后左右。因此,在逻辑性与系统性上可能会有所缺陷。 再次是教材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部分学生而编写的。在面对不同地区与特殊的群体时,它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了。 3、是体现教师个性的要求 相对而言,我们一些经验丰富或是教学年龄较久的教师,对于教材已是烂熟于心,在课堂教学上,已不仅仅是不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了,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见解了。在今天推行研究性教学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模式当然很受学生注意,但学生其实更重视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与迁移。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位能独立而又合理构建自己“教学体系”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很有个性的教师,学生也是很欢迎这样的教师的。 4、也是适应高考的需要 虽然我们不提倡“应试教育”,但客观的事实又迫使每一个政治教师不可能不紧随高考指挥棒转。“考纲体系”无疑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谁也不能、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完全“亦步亦趋”,是否能有效率地组织教学,是否能适应学生实际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除了简单的参考一些教学资料外,是一定要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把握教材知识,从而提高学生适应考试的要求。 三、构建教学体系须注意的问题 1、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在一定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是教学活动初始时就须心知肚明的,也只有“有的放矢,”方有可能保证教学的良好功效。 本人所理解与把握及注重的方向性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要明确与顺应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趋势,“面向高考又不全为高考”,“追求升学率,而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做推行素质教育的小卒。第二,充分了解与熟悉教材、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等,对于高考所考查的知识范围与能力要求等要烂记于心,同时要注意及时关注与把握相关的高考信息。第三,要较全面、准确摸清自己所教班级学生水平层次差异,尽可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两头”,突出“中间”。 2、逻辑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把真理性的认识系统化,按一定的逻辑构成的体系。“学生的学需要教师的教,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培养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是教师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不能明确与把握前后左右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是说,虽有许多“散钱”却没有能找到一“麻绳”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而且在他们的答题过程中也常表现为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散文”联想式答题,“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而到头来是“形神俱散”,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注重逻辑性,“水到渠成”,有利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经济常识》教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可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逻辑性讲述,比较典型的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框节内容;《 哲学常识》教材内容有许多内容是可采取“三点式”(原理方法论实际问题分析)进行教学的;〈〈政治常识〉〉教材内容基本上可遵循“一般特殊”思路讲述。当然,具体的逻辑线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是丰富多彩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逻辑这“麻绳”,关键在于找什么样的“麻绳”,最能被学生接受与掌握。 3、系统性 “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政治学科考生应具备的一种中等层次能力,这是自1999年《考试说明》对政治科新增加的一项能力要求,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题由“以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为主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 高考政治命题通过设置新材料、新情景和新问题,把一个新的意境呈现在考生面前,这种新的意境从学科知识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要全面地和完整地把握意境中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必须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相当重要。 需引起注意的是,前高考政治命题处处长蒋超同志曾在湖南的一次政治年会上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反对挖井,但要挖坑,坑要广。在当前,政治科高考已不再注重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更重“主干知识”的考查,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一定要慎重处理“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4、常识性 我们只能在常识的水平上进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搞成人化教育,更不能故弄玄虚,使学生如“何仙姑回娘家——云里来雾里去”。总之,把自己对“本义体系”的研究和现行“教材体系”、“考纲体系”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可能是我们对“体系问题”困惑的积极回应。这样做无疑是困难的,但也不是做不到的! 政治小论文:政治礼度下的审美诉求 摘要:在董仲舒思想中,审美是巩固汉帝国政治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对董仲舒美学思想的评价应该摆脱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标准,以更宽广的视野注意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审美; 政治制度; 董仲舒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其所守。”[1]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明确的社会,使民知其所从。那么,在这种充满制度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中,什么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一 汉初几十年,一切法制都沿袭秦之旧制,因此汉室初时并无自己的制度文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大谈“改制更化”,正是要在制度文物的确立上证明汉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因此,董仲舒是先从制度文物的确立来证成儒家成圣的理念的,这一观点延续了荀子隆“礼”和公羊学重“治”的思路,而与唐代韩愈的道统观殊异。 董仲舒的愿望是建立一套稳固的政治制度,通过制度使各种权力得到安置和平衡,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各种“制度”的强调,比如在《服制》篇中他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2]就是说,饮食、衣服、房屋、家畜、仆役、车船、器具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不可违背;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他说:“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2]就是说,要按照五行的法则制定适宜的礼乐,要按照商、夏、质、文的顺序订立国号、迁徙都城、改变官名、制作礼乐;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2]就是说,官制应当效法天数,使两者一一对应起来;在《度制》篇中他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董仲舒在这里说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在于制作一套制度;《爵国》一篇则继续论述了官制、军制和井田制。从上述内容来看,董仲舒要把汉代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宜都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以获得统一、稳固的社会秩序。 何为制?董仲舒说:“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2]所谓“制”,在董仲舒看来就是事物要合乎其名份,因此每一事物都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他所构想的制度社会虽然不否认权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权变之端,逾越了这一权变的界限则被视为“反经”的异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迈尔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的争论乃是根本的争论,‘我应如何生活?’乃是人的首要问题。”[3]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可明的社会,正是为了在社会范围内确立“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应如何生活”。 海因里希·迈尔在阐述哲学的政治转向时说:“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得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却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见的依赖。”[4]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思考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审美活动在他构想的政治礼度中需要接受“正经”与“反经”、“可以然”与“不可以然”的检查,因此脱离政治礼度所设的可以然之域就无法真正触摸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二 如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以建立汉代的制度文物为主要目的。大体说来,董仲舒所构想的汉代政制主要以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性未善的人性依据和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为其根据。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细加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首先,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他认为王者所受命之天带有人格神的意味,如《春秋繁露·郊语》篇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但为了防止君权过度膨胀,他也吸收了灾异遣告的思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2]董仲舒吸收灾异遣告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借助自然界中出现的灾异事件对权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天子能有所畏惧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这种思想主要是一种同类相动的自然主义思想,这就和他强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有了矛盾。一方面,他要为社会确立人为的规则和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证明这种人为的设计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在谈到琴瑟自鸣的现象时,他认为这是“非有神,其数然也”,这是同类相动的自然原理;但很快他又把这种原理运用到了社会现象上面,认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但帝王之所以能兴起,关键的是他能够施行仁德。这样,一个原本是解答自然现象可能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董仲舒关于美的看法同样有这种矛盾。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那里董仲舒说:“天地之行美也。”[2]《循天之道》篇也说:“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2]这里他是用阴阳五行的自然原理解释天地之美。然而,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2]董仲舒所说的天地之美在这里就变成了社会人事的和谐有序。自然主义的天地之美本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自然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社会人事的天地之美中就有了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见,正是因为董仲舒把审美活动引入了政治制度领域,它才有了审美的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而言,合乎“正经”的美是那种能够嵌入汉帝国的制度设计并保证这一制度合理运作的美。 其次,性未善的人性依据。性善、性恶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有了明确区分。孟子认为人之于善,犹水之就下,乃人的本性。但是,孟子把向善归之于人的本性却有可能使人失去外在的约束力,因为既然于本性上说人人皆是尧舜,那么只要由着自身的本性而行,所为就是仁义之事,外在的礼乐教化就形同虚设了。这一理论为荀子所不能接受,他认为人性本恶,而礼、义则是后天学习中掌握的,因此,“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他说:“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董仲舒认为没有天生的善,只有天生的善质,善质经过王道教化之后才能成为善,“循三 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2]董仲舒和荀子一样把善的实现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因此,不存在不需后天修饰的纯粹的美,他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1]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相比,董仲舒显然更强调审美活动必须落实在社会制度的层面。 第三,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董仲舒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以天意为其核心的,但天意难晓,必需要有法典性的文献为实际的政治实践提供凭据。董仲舒说:“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董仲舒这里用《春秋》的记载来为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提供依据,并进而推出玉不瑑而不成文章的美学原则。这说明,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儒家经典的支持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 以上三者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脱离这几个前提条件的审美活动是不被董仲舒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所允许的。因此,董仲舒的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规范生活的意味,这种倾向在他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最为明显。 在关于礼乐的论述中,董仲舒颇为强调礼和乐的制作顺序,他说:“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2]董氏认为作乐必须在改制之后,天下制度未备,王者是不随便制作音乐的。这一观点所隐含的深刻意义需要在和孟子、荀子的礼乐观相比较之后才能比较清晰的体现出来。荀子关于礼乐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乐合同,礼别异”,[5]即礼的社会作用在于区分,而音乐的社会作用在于整合。我们要注意把荀子所说的“乐合同”与孟子说的“与民同乐”区分开来。孟子的“与民同乐”虽然也是强调音乐的整合功能,但孟子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暗示着“与民同乐”的社会最终可能取消等级的存在。但是,荀子却非常强调社会的等级区分,因此,他说的“乐合同”是以“礼别异”为前提条件的,即音乐的整合功能必须建立在社会群体的等级区分基础上,“乐合同”发挥的整合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会的等级区分,反而是要使社会群体更乐于接受这一等级区分。董仲舒的礼乐观显然更接近荀子,他认为社会制度周全时才需要制作音乐,这样音乐就可以发挥“和政兴德”的作用了。可见,董仲舒把荀子注重社会区分的礼乐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提出先礼后乐的看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音乐对大一统王国的巩固。 从董仲舒关于文采服制的观点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他是以政治制度作为审美的前提的。他说:“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2]董仲舒认为审美是为了更好地辨明上下等级秩序,这才是“文采所遂生之意”,因此,要使祸乱得到治理,非得恢复制度不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审美能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并非简单的个体技能或情性的体现,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在董仲舒构想的帝国等级制度中,那些能够辨明上下人伦的审美活动(“染五采、饰文章”)被指定为合法的(“文采所遂生之意”);而那些不能辨别上下之伦的审美现象则被斥为人心之“欲”。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董仲舒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关键的是在他那里审美并没有独立性,审美要依附于整个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成为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这点和希腊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说:“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6]这就说明,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此时已经有了划分:对城邦有益的诗歌和对城邦有害的诗歌。这种划分并不在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而在于它是否从属于苏格拉底所设定的良好政治。按照他的看法,荷马并不能为城邦居民提供“正确”的知识和良善的生活。柏拉图显然没有考虑诗艺本身的独立价值问题,对于一种独立于政治的诗艺而言,美和丑的审美判断或许才是其根本的问题,但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就有了好坏之分。 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儒家重政教的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端,甚至将一些美学原则形成了规范性的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董仲舒在大多时候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审美规律,比如他只看到音乐有“和政兴德”的作用,只看到衣裳服饰有辨别人伦的作用,却把音乐和服饰“益肌肤血气之情”的作用看成是“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董仲舒在中国美学史上一直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性人物,因为在董仲舒那里我们找不到太多重视审美自身规律的思想,审美在他那里首先是作为巩固帝国统一的工具而存在的。那么,该如何理解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位置?如果仅从审美自律的观点出发,董仲舒的美学思想确实太过功利,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法。董仲舒的美学思想重社会、重制度、重现实、重目的,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审美重个人、重个性、重理想、重情感有着很不一样的面貌。在后者看来,董仲舒并没有正视审美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审美是否有绝对的独立性,即审美是否能够真正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标准?从18世纪以来,审美无功利的观点已经在美学领域占了主导的地位,这容易让人在审美和无功利之间划上等号,把无功利视为审美自身的规定性,并最终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审美和现实。这种观点的极端表达就是把审美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看成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境域。这种观点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某种霸权的意味,那些注重现实功利性的美学观念被视为拙劣的、未触及审美本质特征的观念,而那些注重审美自律的美学观念则被视为重要的、抓住审美本质的观念。美学史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这种期待视野而编排的。 总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超历史和超社会现实的标准。审美始终是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它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审美现象。无功利性和功利性实际上都是审美的特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只有偏重,而不能偏无,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以这种视野审视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正如极端强调审美自律性的美学家一样,董仲舒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述了审美的价值和限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美学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政治小论文: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 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通过对国际政治学几个主要学派理论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或反对、或支持),以及几个学派对国际民主内含的基本价值的各自定位。 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国际政治学的“谛始者”,它是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大背景下,通过批判经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逐步在学界、政界、坊间获得“当家”地位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衰、对权力的执迷、对相对利益的计较、对历史的悲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义经过痛苦地转型,破“茧”成蝶;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在新的时代似乎正在转变为应然的“说教”,现实主义固守着其“绝对的”真理作“茧”自缚。新的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加切中时代的“现实”,人类新的交往实践证明了自由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时代“兼容性”,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国际民主的价值就是此种“兼容性”的明证。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对权力政治以及相对利益的反对、对相互依赖事实的判断、对多元行为主体的重视以及对制度作用的信仰彰显了独立、平等、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此外,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对国际民主的信心。 回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的部分“趋同”构成了整个学科成长的“轴线”。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学派或理论正是比照着这条轴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条轴线中存在的“缺失与弧度”,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来“补充和修正”它。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问题上的消极看法与“偏执”,从积极的层面看,却激发了其他学派的研究兴趣。除现实主义外,国际政治学其他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尽管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中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上均显现出了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被宏观的学派标签掩盖的是具体的分歧。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学派或是某一学派内部对国际民主亦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或期许。建构主义倾向于说明“观念”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建构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民主”。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打破了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超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罗伯特?基欧汉领衔的制度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妥协使其又退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似乎也很难逃脱现实主义的“古老诅咒”。然而,新的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对现实又有着规范性的期许,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异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国际民主价值——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载荷的国际民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被共有价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维护并追求“秩序”与“正义”的基本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义”的排位,那么大国间的均势、小国利益的牺牲以及战争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了第一考虑,这简直是现实主义式的梦魇;如果是“秩序等于正义”的模式,则大国的“协调责任”得到强调,同时主权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较为贴近晚近经验现实的国际政治民主形式(价值);而在“正义大于秩序”的模式中,主权权利同样受到重视,但秩序不能建立在主权对国内混乱、贫弱的掩盖以及对国内“正义”的压制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国际)责任”以及公民个人的“天赋人权”被凸显了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的合法性越来越来源于国家对内的权责与对外的担当。主权制度的相对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大势,弱化主权制度的国际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各学派关于国际民主的“暗中较量”。在层次或外延上,各学派对国际民主的形式有诉求、有侧重;在规范、内涵上,其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上有重叠、有纷争。重叠与诉求是各主流学派国际民主逻辑的“最大公约数”;侧重与纷争则源于各学派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许与领悟,但这些都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对国际民主的共同呼声

教学法论文:法学系列案例教学法及其运用 摘 要：法学系列案例教学法，由列举案例法、讲评案例法、讨论案例法、旁听案例法、实习案例法五种案例教学法组成；这一教学方法反映法学教学规律和教学原则，有利于提高学习者的整体素质，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系列； 案例； 教学法 一 法学系列案例教学法，或称法学教育系列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法学专业课、专业基础课的授课过程中，教师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根据教学内容的具体情况，采用列举案例、讲评案例、讨论案例旁听案例、实习案例等方式，完成教学过程的教学方法。它是笔者经过近二十年的法学教育教学实践，在原有案例教学法的基础上总结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科学的教学方法。 系列案例教学法是一系列的实践性教学方法，它由五种具体方法共同组成。这一系列的几种方法，可以根据需要任意选择使用，也可以任意组合使用，也可以全部使用。每一种方法的目的和具体操作各有其特点： （一）列举案例法。列举案例法是指教师在授课中，为了说明法学理论、法律制度或某项法律条款的内容或某一实践问题而列举一个或一组案例。列举案例法的目的在于揭示现象、说明问题比如，为了使学生明白犯罪构成理论中的犯罪客体对定罪的影响，教师可以列举两个相似的案例甲盗窃工厂仓库中的电缆，构成盗窃罪；乙盗窃铺在地下的正在使用中的电缆，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再比如，为了说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举出王宝森贪污的案例等。列举案例中的案例可以是现实发生的真人真事，也可以是为教学需要对真人真事进行加工后的案例，也可以只讲案例的主要内容；可以是十分严肃的案例，也可以有轻松自由的气氛。这要根据讲课的具体内容由教师自主灵活地掌握和使用。 （二）讲评案例法。讲评案例法是指教师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某一教学内容而对某一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从中挖掘出比较深刻的东西，并通过讲评案例使学生掌握教学内容。比如，在讲民事诉讼法中普通程序的各个阶段时，教师可以讲“王XX诉李XX损害赔偿一案”，从王XX如何起诉，李XX如何应诉，到法庭如何审理等。这就可以使学生明确民事诉讼普通程序的起诉和受理、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各个阶段。当然，也可以进行电化教学，播放民事审判的录像片，边看边讲评，这样的效果更好。 （三）讨论案例法。这是对某一法学课程的某一主要章节进行讲授后，为了加强学习印象，巩固学习效果，检验学习水平而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案例。这一方法要求教师必须事先准备好有一定针对性和难度、有不同意见和结论的案例。这类案例必须具备主要情节和细节，教师在介绍案情后，提出有关问题，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法学理论和有关法律规定解决实际问题。可分小组讨论，也可以大班讨论；可以先合后分，也可以先分后合。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最后教师还要对学生中出现的不同意见进行一一评析，给出标准答案并说明理由。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运用讨论案例法的关键和目的。 （四）旁听案例法。教师为配合讲课内容，有针对性地选择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案件，组织学生进行旁听。这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同时能使学生对于各类诉讼有一个直观的、感性的认识。旁听案例法作为一种现场教学方法，还能加强教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 （五）实习案例法。实习案例法就是搞模拟法庭。当学生在学习民事诉讼法（或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这一程序法，又学习民法（或刑法、行政法），既具备实体法的知识、又熟悉程序法的内容后，教师就可以发动、组织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搞模拟法庭。由学生亲自当法官审理案件或参加庭审，全面掌握和理解程序法和实体法的法律规定解决实践问题，提高学习兴趣，树立学习自信心实习案例法是一种具备综合内容的学习方法。它不但可以掌握知识，更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及组织和创造能力，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由于实习案例需要具备多门法律知识和多种能力，一般在大二大三以后进行。 二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根据教育规律的要求自 觉地按照教学的原则完成教学过程。所谓教学原则，是指总结教学经验、反映教学活动规律、体现一定教学目的、为提高教学成效而提出的教学基本要求。系列案例教学法主要遵守和贯彻了以下教学原则： （一）联系实际原则。联系实际原则是指大学教育应紧密结合生产、科技和社会生活的实际，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加强各种教学与实际的联系，注重学以致用，使学生在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中学习知识、认识社会，并提高他们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学教育的联系实际有一定的困难，法律专业的学生不能像学电脑的学生一样上机操作，也不能像理工专业的学生到工厂实际动手。而法学专业的实习也都是放在临近毕业时专门进行。因此，如何在日常授课中贯彻联系实际这一教学原则就成为一个问题。我认为最好的答案是就系列案例教学法。因为这一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既能学到理论知识，又能接触到社会实际。当然，法学系列案例教学法的联系实际有间接联系和直接联系两种。间接的联系就是列举案例、讲评案例、讨论案例。直接的联系是实习案例，旁听案例也有直接的成分。 法学教学的系列案例教学法只是联系实际的一种方法。除此之外，还应在课程设置、教材的选用等方面做到联系实际。 （二）知能并重原则。知能并重原则要求大学教师在对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重点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创造性能力和操作能力，并使他们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现代教育学认为：知识是个人后天获得的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是其完成某项活动所表现的个性心理特征。知识和能力是两个不同概念，但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能力的发展必定以知识的积累为前提，在掌握和运用知识过程中来加以实现、并影响知识掌握的速度和知识的运用效率。 系列案例教学法要求教师在传授法学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通过列举案例、讲评案例，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通过讨论案例，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通过模拟法庭，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通过以上几种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通过系列案例教学法，在提高学生智力因素的同时，也发展和提高了学生的动机、兴趣、情感和性格等非智力因素，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对发展学生的创造过程起着推动、引导、维持、强化、调节、补偿等重要作用，反过来又强化了学生的以上能力。 当然，要发展学生的以上能力，仅有系列案例教学法是不够的，还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把发展、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确定为教学大纲的一个重要目标，并将其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把教、学、做事、做人有机地统一在教学过程之中。 （三）启发诱导原则。启发诱导原则是指教学活动应以启发为指导，并引导学生从事积极的智力活动，从质疑问题、答疑解惑中理解教学内容，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并训练学生良好的思维和积极主动精神。学习是极为艰辛的脑力劳动，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智力活动。法科大学生的学习对象是比较深奥的法学专业理论知识，更需要通过积极的智力活动才能理解。这就要求教师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开动脑筋，通过反复的比较、分析、概括和抽象，理解有关理论知识。系列案例教学法是教师采用启发式教学的良好载体。尤其是讨论案例法，要求教师在组织学生讨论案件时，不断启发，诱发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勇于发言。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要认真分析，指出其有误的地方，发现其可取之处。达到理解知识、掌握理论、增强能力的教学目的。 三 法学系列案例教学法从整体上看，还是传统的讲授法。然而，它与传统的“填鸭式”的讲授法又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系列案例教学法是在传统的讲授法的基础上，按照法学教育的规律和要求，增加了全新内容。系列案例教学的主导仍是教师，与传统讲授法相比，它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在全面贯彻教学大纲的精神、完整理解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要打破封闭的讲授方法的枷锁，代之以全面开放的讲授方法。三尺讲坛，可以包罗万象，教师不但要具有教学所需的法学知识、法学理论，还应当有一定的法学实践经验，这样才能选择出适合教学所需的案例，也要有将实践中的案例进行加工改造使之适合教学的能力；教师不但要教给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思路、途径，而且也应想方设法提高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不仅要认真听讲，同时还要动脑。一方面，从各种类型的案例中看到我国法制的实践状况和实际动作；另一方面，还要进行积极思考，对相关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并尽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系列案例教学法的运用过程中，学生不但掌握了相关法律知识和法学基本理论，还学会了如何解决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提高了实际操作能力，这是传统的讲授法无法企望的。系列案例教学法可以达到教师通过教学所要达到的教学目的，而且能取得比传统的讲授法更好、更全面的效果。 为什么系列案例教学法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呢？原因不外是以下几点： （一）系列案例教学法是法学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法学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都同实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法学课程，不乏高深的理论，又有很强的实践性。如果只学习理论知识，而不接触实际案例，是无法学好法学理论，更不能学到其中的精髓。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二）系列案例教学法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素质教育着重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就法学教育而言，素质教育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法学基础理论、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全面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系列案例教学法中的列举案例法、评讲案例法、旁听案例法着重于使学生分析问题；而讨论案例法、实习案例法侧重于解决问 题。系列案例教学法的要旨就是通过对各种实例的接触、分析、应用，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 （三）系列案例教学法是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树立创造性教育的必然要求。日本教育审议会1996年发表的 《面向21 世纪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的报告中，把“创造性”当作今后急遽变化的社会的生存能力的重要内容，认为“今后孩子们所必需的是，无论社会如何变化，能够自己发现问题，自我思考，主动作出判断和行动，较好地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美国也把“创造性”（他们有时称为“弹性和适应能力”）看作是在现代急遽变化的信息社会求得生存的必要条件。我国目前必须将以传统的继承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和以做事为中心的教育思想转变为继承与创造并重、做人与做事结合的教育观念。系列案例教育法正是贯彻了这样新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 （四）系列案例教学法是法学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近年来，许多用人单位都把学历和具有一定专业实际能力作为招聘人才的主要条件。用人单位希望招聘到迅速进入职业角色的法学专业毕业生。高学历人才在竞争中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有较强的实际专业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系列案例教学法能较好地适应这一要求。 四 法学系列案列教学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为了取得比较好的预期教学效果，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教师应当转变教育思想，树立现代教育观念，其关键是要转变千百年来形成的继承性的教育思 想，树立创造性教育观念。要从传授已有知识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现代教育。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人类就不能进步，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人的创造能力从哪里来呢？心理学家斯坦等人研究表明，通过适当的教育就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所以，从本质上讲，学校教育当然地具有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的任务。然而，我国高等院校却向来只重视学生对已有知识的继承，而忽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法学教育中，只重视对现有法学理论、法律制度的吸收和消化，而忽视在法学理论、法律制度方面的创新。这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极大缺陷。在此种教育方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活力、缺乏创造力，也缺乏解决现实社会法律问题的能力。系列案例教学法以传授已有的知识为起点，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在运用系列案例教学法时，教师应当首先给学生讲清楚利用系列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的预期目标，使学生明确学习方向，并自觉地向这一目标迈进。 （二）实施系列案例教学法，要有大量的案例相配合。系列案例教学法由五种不同的具体方法共同组成，而每个方法对案例的要求也不同。一般来讲，列举案例法对案例的细节没有过多要求。它可以是几句话就讲完的一个案例，也可以是在一节课内讲完的一个案例；它可以是实际案例，也可以是教师根据有关材料加工而成的案例；可以是当事人有名有姓的案例，也可以是用甲、乙、丙、丁来代替主人公的案例。总之，教师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决定。讲评案例法中的案例一定要反映、揭示现实社会中的某些问题。这类案例可以是在改革开放情况下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例，通过教师的讲解给学生以启迪和思考。讨论案例法中的案例，一定要有确实根据或证据，并能说明法学课中某一具体问题或法律规定，使学生经过讨论能得出结论性的成果旁听案例法，学生可以到法庭参加旁听，也可以采用请进来的办法，将法庭请到学校开庭审理。学生有了一定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并参观了法院如何审理案件后，就可以着手进行模拟法庭审判模拟法庭要有相对较大的课室，并按实际审判的要求进行多次排练，作好充分准备。在模拟法庭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仅是教育对象，而且是教学的主体。 （三）在用系列案例教学法实施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具备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教师作为教学的主体，首先自己应当明确司法实践中的审判方式、方法和过程，这样才能灵活、熟练地运用系列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如果教师本身对司法实践一知半解，案例的选择也是从书本上获取，其教学过程仍是从书本到书本，就无法达到系列案例教学法所能达到的效果。 （四）实施系列案例教学法，还可以与电化教育等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魏 斌 教学法论文:政治课三段式教学法与思维能力的培养 政治课教学的任务，概括地讲即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觉悟。教学实践证明，学生能力的培养途径是多方面的，其中改革课堂教学是关键。 课堂教学的形式很多，其中“三段式。教学法”是能够培养学生多种思维能力的一种较好的课堂教学形式。 所谓“三段式教学法”：就是把一课堂时间大体上分成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和具体的目的、要求。如教“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的基本状况”分成这样三段： 第一阶段：为了帮助学生准确把握课文内容，设计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新课内容，为听课作好准备，创造储存信息的有利条件，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阅读能力。同时，要了解学生的阅读情况，为旬学生传输信息做好准备。 我们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状况出现哪些变化？（2）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的变化是否消除了阶级对立？（3）判断资本主义国家是否消除阶级对立的根据是什么？（4）如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中“变化”与“没有根本变化”的问题？等等。引导学生围绕这几个问题阅读课文，把学与思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提出问题，激发学生求知兴趣，达到预习的目的。同时学生通过阅读思考，还会发现一些新问题，为教师第二阶段精讲作准备。 第二阶段：教师根据新课内容，结合学生的知识实际和阅读新课时存在的问题，在学生自学基础上讲清关键性的问题。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指导学生学会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在学生自学本框内容的基础上，对这一框内容主要讲了两个关键问题。 （1）重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国家两大对立的基本阶级”中的“基本”两个字。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基个阶级外，还存在城乡小私有者和自由职业者。如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律师、医务人员等。 （2）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标准的观点，对战后无产阶级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逐点分析。使学生弄清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只是属于无产阶级内部结构及生活状况等现象的变化，而无产阶级由于它对生活资料占有关系没有根本改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资产阶级仍然占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丧失生产资料，它们之间存在着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变化”的只是现象，本质上“没有根本改变”，要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懂得“变”与“不变”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通过教师的分析，对内容繁、头绪多的问题层层分解，把抽象的问题具体化，由现象到本质，点明问题的症结，进一步拨动学生的思维，这样加深了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强化了学生的记忆，有利于培养学生辩证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阶段：引导和鼓励学生在听完教师分析后，再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复习巩固。同时，教师也可以提出一些不同观点，让学生评析。我们在讲完这一框主要问题之后，曾引用了当代资产阶级学者的一些观点，让学生进行判断分析。 如资产阶级学者宣扬的：“资本家财产的来源和增加，是由于节约和对于劳役所得作出的牺牲性储蓄，再加上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和聪明的投资。”因为对资本家的财产来源和增加的问题，不少同学有模湖认识，让学生自行讨论，争辩。 教师不要急于作结论，积极组织和引导，使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利于培养学生明辨政治是非问题的能力及批判错误观点的能力。 通过实践，学生普遍反应较好，认为这种教学方法，能使他们的思维始终处于运动状态，不断地思考问题，发现问题，有利于培养他们学习政治课的兴趣和多种思维能力。让他们自己引证事例。讨论争辩比“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能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总之，“三段式教学法”是培养学生多种思维能力的口种有效途径。当然，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教学中应根据课本的不同内容，采用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做到有的放矢，从而达到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预期效果。 教学法论文:世界经济政治素养教学法 1《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课程特点 1.1学科综合性 从课程名称和内容上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是一门学科综合性极强的课程。内容既涉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世界军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又涉及政治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正是由于这门课程的多学科交叉性,才使得学生可以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并在此基础上用独立的观点和视角客观地分析现实热点问题。 1.2时效性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主要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但课程名称中的“当代”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时间也一直在向前推移,这就决定了这门课程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课程。战前的有关部分只作简要回顾,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重点是介绍现实的发展变化,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因此,除教材中涉及的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各主要国家对外关系所发生变化的内容以外,还需要及时更新补充教学内容,尤其是国际社会的一些热点时事问题必须让学生了解。 1.3政策性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也是一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理论课,除了要讲述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外,还要分析各国的外交政策,也包括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阐述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交往和国际斗争中的方针政策,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治敏感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时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注意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使学生对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有深刻的领会。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2提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任课老师的专业素养 2.1拓宽知识面 教师是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载体,提高教学效果必须依赖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综合性和多学科交叉性决定了任课教师必须不断进行专业学习,优化知识结构,同时还需要拓展知识面,具有全面而丰富的知识储备。教师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多关注有关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形成全面而丰富的知识结构,从而使自己的授课内容更有深度和吸引力。 2.2把握时事前沿动态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时效性决定了任课老师必须把握理论和时事前沿动态,还要关心时事,不断地给教学内容提供新的案例和资料。“当代”教师如果死捧教材,照本宣科,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如果能及时将国内外最近、最新重大事件融合到课堂中去,并引导学生去分析和讨论,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方法也最有助于帮助学生正确看待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变化态势。因此,我们在课堂讲授过程中,不仅要讲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重点难点,还需要把握时事前沿动态,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与当代热点问题相衔接。 2.3理论与现实相结合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是一门简单的国际形势课,它有自己特定的课程体系、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当代大学生又是对新事物、新观点最敏锐的群体。“当代”课程的内容倘若不能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论采用何种先进方法,都不可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因此,教师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讲授过程中,一方面要使学生了解当代国际社会问题研究中影响较大的学派、学者和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也必须把理论教学的着眼点切实放到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上。最终能达到既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修养,又增强其分析和观察国际问题的能力的教学效果。 3采取多种方式改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3.1选好教材,分专题组织课堂讨论 教材是一门课程知识结构的载体,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依据。“当代”课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教材版本的可选择性也较多。本人在教学过程中选用的是冯特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因为这本教材不局限于讲授当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局势,还包括当前主要大国之间国际关系的内容。并且相比较其他版本的教材,这本教材把美伊战争等近几年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补充进来,更凸显了课程的时效性。另外,在“当代”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激发学生对世界局势的思考,比如采用分专题讨论的方式。专题讨论是对教材的深化和进一步梳理,有助于突出重点,解决难点,也可以增强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分专题讨论首先需要老师结合教学内容和目的确定专题讨论的主题,然后可以让学生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材料、思考问题,最后是教师按照专题的内容组织课堂讨论,并在最后进行总结补充。这种方式可以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教学内容。 3.2以热点问题为中心进行课堂讨论或辩论 热点问题是国际社会现实的重大或敏感的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焦点、亮点。针对热点问题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是把“当代”课程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最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也能 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性和主体性,最终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以以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以及国际热点问题为材料提供讨论的中心,比如:如何看待普京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如何看待“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然后指导学生分不同的角度去找资料、分析,写成小论文或发言材料,按照观点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和辩论。最后由老师根据学生讨论或辩论的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学生们对现实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 3.3多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案例教学把生动鲜活的事例带入课堂,把理论和实际、抽象与具体结合起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代”课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首先要求教师在案例的采用上要选取一些具有典型性、时代性、新颖性、可读性和知识性的案例;其次教师要把案例教学融入到相关的各个章节,把有些重点问题作为案例来讲解以帮助教学。比如在讲述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与特点这一章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一部分的时候,可以借助被称为“世纪瘟疫”和“世纪杀手”的艾滋病给全世界人民所带来的威胁这个案例来讲解;在讲述冷战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这一章时,可以结合俄罗斯的政治现实选取“普京的新政”和“俄罗斯的能源外交”等案例来讲解。教学实践证明,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更能突出课程某些章节的生动性和重要性,并且可以更深入系统地分析问题。 3.4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可以将声音、图像、文本、数据图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一个直观、生动、有声有色的教学环境,既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当代”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可以增大知识量和信息量,充分调动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有利于学生主体性角色的转换,进而有效地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因为当代课程讲述的重点是二战后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状况,历史性与时效性都很强。例如,讲到二战后美国的遏制政策、苏联解体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状况等重大历史事件,可以播放相关简短影像资料,使学生更为直观和生动地了解历史事实。在讲述当今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国对外关系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部分的内容时,可以利用一些图片、图表和数据资料以增强生动性和说服力。实践证明多媒体教学是提高这门课教学质量不可或缺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讲述“当代”课程的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把握课程的特点,充分利用教室的课堂教学设备,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将“当代”课变成一门能吸引学生眼球的课程。 总之,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从课程的内容特点出发,结合课程对象的实际情况,不断摸索和总结,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实现教学方法的突破和教学效果的提高。争取在教学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变化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全局观念和世界眼光,发挥该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 教学法论文:《国际法》教材与推广案例教学法之管见 摘 要:加入WTO后,我国高校法学教育挑战大于机遇,国际法教学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便是其一。《国际法》教材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教学手段与方式的逻辑合理性在实行跨越式改革,开放教学中有待商榷之处。在教材体系的创新与教学改革的深化方面,宜整合和推广教材与案例教学法。 关键词:国际法;案例教学;网络教学法 北京法学教材编辑部早期出版的《国 ！ 先从统编《国际法》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稳定性谈起,这个三原则,是该书编者立下的游戏规则。 然而,该书各章的表现,却不尽人意,不少论述观点与材料相脱离,推理与论据匹配不足、体例与系统不够合拍等等。现在提出我们粗浅的看法,谨供大家批评、指正! 一、教材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理论体系是教材科学性和系统性检测的指标之一,也是释放、演绎教材和规范体例的核心及其材料结构的合理度。作为国际法与国际法学教材的内核、虽然两者各有其联结外国法的界面,但是案例教学法,都可以作为它们的操作系统而切入。从不同具体的要求及不同的培训目标看,一般区分为外事工作者与国际法学者两块,从而分别实施主导两种不同教材的教学模式。单就教材编辑而论,其教材体例定位,就各有其重点,并加以细化,提高科学性和系统性。外事工作者重在国际政经关系篇章,涉及外国法与国际法平台;法学者重在理论及未来法部分以及实体法;而司法官、仲裁员则重在程序法,如国际争端解决。当然,提升科学性、系统性,总不外乎理论实践的统一、不同时期各大学派的论述以及当今教学应运而生的网络教学法手段。然而《统编教材》体系颇似克隆外交学院讲义或吉林大学讲义。如果主编者据此视作稳定性的权威,那就大可不必! 其实,六、七十年代,英美海洋法学派,德、法大陆学派及其他整合学派(如前苏学派,加、日学派,非洲学派),早对国际法教材都有所刷新。前者,以詹克斯的着作为例,国际法体系突破了传统;后者,以荷兰出版《国际法百科全书》为代表,都凸现新论点。他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国际法新内容及其经典论点发展走向。国际法基础、发展法、合作法、环保法、预测法、案例教学法等,从理论到实践,对于《国际法》教材的编选大有创新的闪光点,特别是在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方面,都有较大增广。例如詹克斯强调国际组织法优先、麦克斯首选合作法立论以及基于地区合作、区域国际法、可持续发展中区域国家和地区统一组织等,有其前瞻性观点。遗憾的是忽视了庞德的世界国家论。詹克斯似乎还偏爱和平法,忽视战争法,抛弃了国际法战争与和平的初始理念。我国周鲠生《国际法》,维护这个整体论,不幸《战争法》遗稿至今没有刊出。这对中国学派的成长,不能说这不是一个更大遗憾。 当前,我国编写《国际法》的更新条件,有着史无前例的全球文化资源优势。在知识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的学术环境,便于对现有教材加以扩容,兼收各家各派教学法、各种观点方法,经过磨合,建构新体系。试看80年代,路易·汉金等人所编《国际法》,以案例为轴心,兼顾多种理论,受到拉美、澳、印等法学者青睐。九版《奥本海国际法》,兼容了不少学者的新论,便能与大陆学派菲德洛斯《国际法》(李浩培译)平分秋色,也为我们更新统编教材,添加一道新菜。值得我们更为关注的《国际百科全书》,其体例则重在程序法优先(第一卷《争端解决》,这为凸现案例教学法实践(第二卷《案例篇》),创立了教材与教学法结合的新体例。 我们大多数重视教材的可操作性。劳特派所编的《奥本海国际法》最大成功处,是尽人皆知的,该书1905年版,不过20件案例,而在1955年修订中增至790案例。阿库斯特在他的《现代国际法概论》一书中,也应用了一百多件案例。参照按该书提供案例的量比,《统编教材》至少应用三、四百件案例;而按劳特派特的《奥本海国际法》一书的比例,统编教材应该应用案例,将是一千多(哈佛大学MBA课程采用800个案例进行课堂讨论教学)。这为教材更新换代,教学实践提供了大菜单。 二、教学法管见 我们之所以强调案例的补充,是因为案例是教学法最优资源。它提供和为教学营造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具体到抽象的自然有序的教学认识过程,也是网络远程教学及课件的整合集成,有助于学生全息地(在课前预习及课堂讨论)生动灵活掌握理论、原则、概念;能够用专家软件或可视电话、电视会议等方式引导学生,从而有效进行法律论证,并能突破传统教材那种政治理论多于法律论证的旧体系。而且可以排除那种空泛论证冗长进程,引用实证材料不足所形成的那套泡沫理论。如果在案例中就法律事实立论,自然会观点和材料无缝结合,教学效果就不大一样了。这种反映科学性和逻辑性,必然增强说服力。因此改编、更新中国国际法学教材,施以案例教学法贯穿其中,是我们当前国际法教学改革不可忽视的问题。 作为国际法学需要创新理论以及编写教材运用的不同体系,然后经过实践并以国际论坛资源不断修正,而逐步提升形成创意和学说。中国国际法学派就将在国际法实践与教研中建立。然而这本《统编教材》和国内其他教材一样,显然局限在一种传统国际法体系。它突出了国际法主体问题,而回避了国际法的客体界定。这不但属于旧体系的残缺,而且理论上和实践都陷入了困境。既然定义了国际法主体,逻辑上必须明示国际法客体。除非像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尽现海派风格,忽视大陆学派,不顾体系结构如何以及主、客体概念之类。但是,这些知识点在教学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无法避免。试看国际条约规范中主体一词也有相对的客体解说;教科书中也常用主体和客体匹配;也常用对象一词以代 客体。例如,周鲠生《国际法》第306页出现引渡主体、引渡对象,也可说是引渡客体。苏联伊格纳钦科与奥斯塔平科合着《国际法》,及斯塔克《国际法导论》均保持古典国际法主体说。我们认为,创设客体说,也是保持体系的逻辑性、科学性。在国际刑法中,主体为国家,而个人和法人一般作为客体;跨国公司的特殊条件下,他们转化为主体,那就是法性转化、未来法的特点。 因此,我们认为,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创立了客体说,确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修订书》中的标志第80条、5条),是改编教材不可忽视的,或者以对象一词代替。为了适应国际社会法律关系巨变,以至本来能够科学说明的问题,不应弄得比较复杂。例如,统编教材《关于个人和法人有无国际法主体资格》要以国际法主体、客体性易位说明,问题就简单多了。当然,违背法理的错位应该防止。 体例结构上,统编教材将《居民》一章,远离主体之后,不如吉大《教材》、上海法研所《讲义》,将该章接主体之后,反映出系统性、系列化因果关系生成的,而将个人作为客体、主体,易位乃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线性规定。又如,WTO、OPEC、APEX等一类,这些国际组织间法律行为或争端的解决,更是全球经济及市场接轨有关联的,而且地区冲突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地区武装冲突和国际恐怖活动、国际刑事犯罪等,统编教材忽略了不少敏感地区的国际组织,如:非统组织、阿拉伯联盟、南联盟共同体等。国际经济法组织,遗漏更多了,如伊斯兰银行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主体与客体的扩大是大趋势。这是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而且突显了新概念的转化,例如:跨国公司、卡特尔等,大都认为应该界定为主体。 三、关于案例教学法的操作采集 科技的超速发展,推动案例教学法。多媒体网络教学法,已经进入社会科学的各领域。我们法学工作者称之为泛化,它的神通被哈佛商学院发挥得淋漓尽致。 案例教学可以说是哈佛的代名词,这是它的首创。一项案例通常是对一个实际管理决策情形的真实描述,篇幅一般在1030页左右,目的是用于阐述商业原则和总结经验教训。尽管一些有名的商学院认为,像成本会计、应用统计和基础金融这样的课程仅仅依靠研究一些案例是不够的,但是哈佛仍然坚持己见,相信这是训练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最佳途径。在哈佛,所有的课程全部都是采用案例教学法来讲授。 80年代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来过新疆大学,曾经开过座谈会,案例教学法没有引起大家注意。而今,我们该重述这种行之有效的辅助教材和教学方法了。社会教学领域中,案例教学总在扩展其空间,还是借鉴一下哈佛吧! 哈佛的全日制MBA学制为两年,其中第一学年的所有必修课全班同学都是在一起上课的,使用同一个教室。在课堂上,每个案例是通过教授和全班同学对话的讨论形式来完成的,整个学习生涯中大约要用800个案例。学生们必须在课前认真阅读和分析每个案例,在课堂讲座时说出自己对案例的分析和看法。课堂讨论的进程由教授掌握,尽量使全班同学的想法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或者至少得出案例本身能阐明的几个结论。 大部分课程是由任课教授随便叫起一名同学作开场发言而开始的,这位同学要花5—10分钟来总结案例中的几个要点,为理解案例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还要为解决案例所描述的问题提出行动方案。接下来,他可能不得不对其他同学对他发言的指责进行反驳,他发言得分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同学的反应。不管发言内容多么中肯贴切或者是纯粹胡扯乱谈,只要发言就能得到课堂参与分,而课堂参与分在每门功课的最后得分中往往占多达50%的比例。因此,每个学生都竭力争取尽可能多的课堂参与机会,课堂讲座常常是唇枪舌战,火药味十足。但有一条原则,就是一个观点如果别人先说了,你就不能再说同样的观点,否则等于浪费时间,不尊重别人。 学习小组在哈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一个好的学习小组是整个学习生涯中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学习小组的成员通常是在深夜或者早晨上课前的时间聚在一起进行讲座,在这种讲座中大家互相启发,确保案例中的要点不被遗漏,并且可以在一个比较宽松随便的环境中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很多人说学习小组,是哈佛商学院学生社交过程的一个不可缺的部分,如果不参加一个学习小组,那么就意味着你的哈佛经历会有不可弥补的遗憾。 一般地说,及时采集新案例是十分重要的。这通常还是要通过谈话来进行,在谈话过程中会非常注意细节,从细节中可以得出很多信息。与一个人谈话往往会有不少不真实的东西,但是与20个人谈了以后,这些不真实的东西就会被逐步地滤去,真实的一面就会出来了。 整个案例制作的时间有的时候要花很长的时间,不过你知道,通常的工作都是几件案例连接在一起展开的。所以很难说清一个案例的制作具体花费了多长时间。 要说清楚哈佛一共采用过多少案例也是很难的,教材在经常地改变,过时的案例被淘汰,新的案例补充进来。有的时候一个案例可以用很长时间,教授们会把一个80年代的案例改到90年代来用,但也有时有些案例还没有进入教学就被淘汰了。总的来说,哈佛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概会碰到数千个案例。 四、教材的可操作性及其修订、增补 新教材编写的基础平台,有全球国际法学各派和国内各派的提供在空中课堂的共享资源,也离不开当前各种教材的修订与增补,以便及时提高教材、教法水平。 法学编辑部在该书《说明》中提出内容、体例和文风问题,首先从教学的可操作性看,是值得研究的。如果作为国际法教材,那么国际法原理、国际法史,以及实体法(部门法)外,还应有程序法及未来法介绍,以及涉及各学派的比较研究(如各国的条约保留条款与国际法和该国国内法的关系等),并比较详尽介绍我国对国际法各领域内的具体态度和立场。 其次,从国际政治、社会关系法的视角看,某些国际法学基础理论的问题不难解决。而《教材》中的疑难则不少,如《教材》第26页提到它们是否有层次,没有答案。其实,层次就是等级,区别就是政策人人皆知。 再次,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的广包性,以及国际法统编教材的特殊地位,该国际法学教材,难于达到合二为一。就以法源而论,其渊源辅助资料以及反映中国对国际法的原则立场,也必须适应国际社会发展变化 。统编教材不必以政策继承性而提出稳定性,忽视及时修订增补工作。相反,为了增强教材的实践性,就必须反映当代国际法新发展及其方向,例如区域国际法、大小集团国家组织法等。应该指出,作为未来法(LexFerenda),国际法学教材应该研讨国际新秩序和人类法(新人权法)等。 教学法论文:论案例教学法在高职《房地产经营》课程中的应用 [摘要]高职教育要求理论教学以必要为前提，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本文就案例教学法在高职《房地产经营》课程中应用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通过实践提出案教学法在高职《房地产经营》课程中应用时的重点、难点以及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高职教育房地产 案例教学法是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最早开创的，最早应用于美国的法学院，后来哈佛商学院首次把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商业教育，取得很大成功。现在案例教学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医学、法律、商业、管理等领域，成为美国当今师范教育、师资培训、商业教育领域最有效的教学手段之一，同时也被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广泛引进。本文就案例教学在高职《房地产经营》课程中的应用做一些粗浅的探索。 1案例教学法在高职《房地产经营》课程中应用必要性和可行性 1.1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案例教学法进入课堂教学 高职教育要求培养出高等技术实用型人才，高职教育的理论部分要求以适度够用为原则，因此高职教育应以实用为先导。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启发式的教学相长的教学过程。它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多种形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借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在实训教学开展有难度或效果不佳的课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弥补高职学生实践教育的不足。 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加深高职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目前高职学生的生源情况决定了高职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力落后于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尤其是对问题的抽象能力。所以从生源特点的角度来说，需要一种教学方法与之相适应。案例教学法通过学生主动参与，积极讨论，有针对性地运用理论去解决问题，从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案例教学法获得的知识是内化了的知识，是通过“做中学”获得自己理解了的能驾驭的知识，它能立即被用到类似的实践情境中去解决处理类似的实际问题。这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下抽象的、过度概括化的生硬知识更能被高职学生所接受。 1.2《房地产经营》课程的的性质要求案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加以应用 《房地产经营》课程作为高职房地产本专业的一门专业主干课，要求学生掌握房地产开发业务中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并能将其运用于实际，解决房地产经营业务中的具体问题。 从课程的设置上看，一般安排在高年级段，即学生对房地产市场的结构、特点，房地产相关法律、法规，房地产金融等专业知识已经有一定的了解。这就要求在高职《房地产经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必须以实务为主，才能完成“运用于实际，解决房地产经营业务中的具体问题”的教学要求，而非在专业理论知识上做不必要的分析和论证。 实务教学的方法有很多，最普遍的是实践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实践教学法在《房地产经营》教学中有较大的难度，一是由于房地产经营方略一般产生于决策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营方略在实施之前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属于商业机秘，在校学生很难有机会参与；二是由一种经营方略的实施到结束是较长的过程，少则三五个月，多则一两年甚至更长，因此学生即使有机会参与某实施环节，也只是管中窥豹。案例教学优势恰恰能解决上述实践教学难以开展或开展效果不佳的难题，但要使案例教学充分发挥它的优势扬长避短，需要解决若干重点、难点问题。 2案例教学在高职《房地产经营》课程中应用的重点和难点 2.1精选案例 在采用案例教学法时，案例的选择是十分关键的，案例要为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量身定做”、“精心打造”。案例的选择一般应符合以下几点要求：（1）案例要贴切、恰当，能反映教学重点、难点内容和关键问题。（2）由于文化、经济、地域等的差别会影响到学生对所选案例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也就会影响案例教学的效果，所以在选择或设计案例时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经济、地域等因素，尽量使用学生熟悉的案例。（3）难度要适中，避免过多的学生不易理解内容。大多数案例总是含盖方方面面的知识，而有些是凭高职生的阅历和理解能力无法理解的，这样会挫伤他的积极性与自信心；反之，如果案例过于简单，会使学生产生“轻敌”心理，所以选择例时要注意把握难度，对选中的案例做一些必要的处理。 由于我国房地产步晚，现在市场上能够找到的成册的精典案例很多都是国外的项目，与中国的国情有较大差距。再则我国东西部差距大，而房地产的地域性强，因此精选案例成为教师必须面临的难题。这就要求教师除博览群书外，尽可能投身于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掌握部分第一手材料，作为案例教学的内容。 2.2精心设计，包括角色设计、陈述设计和问题设计三个方面。 针对抽象能力相对较弱的的高职生来说，案例教学的情境设计很重要。学生在案例中所担任的角色可能会影响学生对待案例的态度。如果角色的高度太高，学生会觉得遥不可及，从而丧失信心；角色位置太低又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所以角色设计时，应尽可能让学生扮演他们所想往的而又非遥不可及的角色。 案例陈述设计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加深刻的记住案例的内容，可以利用多媒体手段来展现，或者可以带领学生进行现场察看。实验证明，学生对案例的第一印象深刻与否对他们在案例分析中的表现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问题设计是案例教学的核心，只有通过充分讨论才能使学员交换各自的体验，对具体的案例进行思考，互相交流不同的观点。在这个阶段教师要发挥好引导作用，在设计问题时要做到以下方面。（1）提问要少而精，有的放矢。在设计提问时，所提的问题要围绕教学内容精心设计，为教学目的服务，不能杂乱无章。问题过多不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控制和学生掌握教学重点、难点知识。（2）案例提问要有层次性，循序渐进，充分考虑学生认知差异性。学生认知的差异性决定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是不同的，这就要求案例问题的设计应由易而难、逐渐深入，利用不同的问题诱导学生对知识各个层次进行深入的思考，争取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参与。（3）教师要有驾驭案例问题的能力和应变能力。在讨论掌握上，教师要力保持讨论沿预期的轨道进行，把讨论引导到问题的解决上去，并引导出与论题相关的理论知识，力争使每个学生都切实做到有效参与。 2.3善于总结 调查数据表明有40同学认为在点评阶段收获最大，仅次于讨论过程。点评阶段是案例教学 的最后阶段，往往是一堂课的高潮阶段，教师必须解决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帮助学生理清思路，肯定那些好的思路和独到的见解，并指出同学在讨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而且还要对基本知识和观点做进一步的深化、拓展，进一步提高学员理解知识、应用原理的能力。3合理处理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不可能是万能的，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尽管案例教学法本身有许多优点，但如果使用不当，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任何一门学科，它都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每门学科都有其重点和难点，在保持学科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方面，理论教学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因为有了案例教学，就不要理论教学了。关键在于如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把各种教学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把理论讲授从填鸭式的状态变成诱导式、启发式的教学，把一种单独的面对面式的形式，变成多种媒体相配合的形式，创造一种宽松、高效的学习氛围。 教学法论文:念动教学法在初中跳远技术教学中的应用 一、前言 “念动教学法”(想象)是运用自我暗示与运动表象训练相结合的一种心理训练法,是人脑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创新形象的过程。“念”即在默念过程中把动作环节概念思维组合,使运动中枢的各区建立初步正确的神经联系。“动”即在“念”中逐步地使身体的相应运动器官感受到刺激并产生反射,使动作过程概念有秩序地由弱到强逐步形成和巩固。 在以往体育课的田径项目技术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重视学生身体素质及技术、技能的教学,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心理训练,这也是当前初中体育课田径技术教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在体育教学中重视和研究心理练习,对学生掌握田径技能、技巧,提高运动成绩,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本文根据初中体育课田径教学的特点,将“念动”(想象)心理方法用于跳远技术教学,并对其效应进行探索,以期提高初中体育技术课教学效果。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初中一年级6个班中随机抽取4个自然班,其中一(2)班共48人(男生25人/女生23人),一(3)班共45人(男生25人/女生20人);一(4)班共47人(男生26人/女生21人),一(5)班共46人(男生24人/女生22人)。 2.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 根据体育课程标准选定蹲距式跳远(学习水平三)项目的技术教学过程为研究内容。 念动教学法的教学程序与方法: ①先想后练习法:在第一次新授课时采用。 对蹲距式跳远的技术默念:对着前方跑几步,起跳脚踏跳要有力,摆动腿迅速屈腿向上摆,双脚平稳轻落地。 ②先练后想法:在学生初步撑握了动作之后采用。 念动的内容集中在更简捷的技术环节上:快跑----快跳----摆腿----举腿----落地。 ③诱导想象法:在大部分学生的动作进入了分化期,动作极易改变,采用下列方法。 ④边练边念法:学生基本上掌握了动作技术后,进入了动作巩固期,这时教师可让学生交叉念动,互施信号,进一步完善动作,纠正错误动作,达到完全掌握的目的。如:由学生A做,学生B念,然后交换进行。 (2)研究步骤 实验前对四个自然班跳远成绩进行测试,并对其成绩进行t检验,结果(P 0.05)说明四个自然班的跳远成绩无显着性差异(见表1),然后随机选取两个自然班为实验班,另两个为对照班。 分班后采用教学内容相同、课时数相同及教学进度相同的教学安排,对照班采用常规教学法进行教学:即教师讲解示范分解练习完整练习,学习掌握整个动作。实验班采用念动教学法进行教学。 经过6周12次课的实验后,对四个班的跳远成绩再次进行测试,对比分析实验结果。 (3)数据处理 通过社科统计软件SPSS10.0对实验前后的各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三、研究结果 1.实验前四个自然班的跳远成绩比较 从表1中可知:男、女生测验平均数(X)、标准差(S)、样本量(N);实验前两个自然班一(2)、一(3)班和一(4)、一(5)班学生的跳远测成绩t检验结果,P 0.05,说明四个自然班的跳远成绩无显着性差异,然后随机选取两个班作为实验班,另两个班为对照班。 2.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的跳远成绩比较 表2中:男、女生测验平均数(X)、标准差(S)、样本量(N);对表2的数据经进行t检验分析表明:实验班和对照班跳远成绩具有高度显着性差异(P 0.01),说明“念动教学法”用于跳远技术教学,对加强良好技术动作的形成,提高技术动作的目的性有一定的作用,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3.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的跳远成技评达标绩比较 表3中的成绩对比结果表明:实验后实验班男、女平均成绩都在85分以上,对照班则在80分以下。其中,达到优秀的人数,90分~100分人数实验班2班男子为32%,女子为35%,实验班3班男子为36%,女子为35%,对照班人数均在23%以下;80~90分人数实验班2班男子为48%,女子为44%,实验班3班男子为44%,女子为50%,对照班人数均在37%以下。 表4是实验班与对照班技评达标总成绩的T检验结果,P 0.01,所以实验班与对照班成绩差异显着。这表明“念动训练法”在提高学生跳远成绩的同时有利于改进和提高技术动作的正确性,从而促进学生运动技术的掌握与提高。 四、讨论与分析 1.“念动教学法”有助于学生对运动技术的掌握 在跳远技术课教学中,教师通过技术讲解、示范动作,使学生头脑中初步有了该动作的一般表象,但对其技术动作的细节却不清楚或不知道。采用“念动教学法”能提高学生学习运动技术的心理活动的积极性,在“念”中通中枢,在“动”中明了动作,念、动、想结合,运动中枢之间的协调和中枢与运动器官的联系易于得到加强,而且在集中注意力的“默念”中可以排除其他刺激的干扰。这样学生进行技术练习的时候就不会盲目,因为事物在头脑中产生的表象越清楚,对事物的认识也就越清楚,心理活动处于最佳状态,就有利于理解动作,做起动作来也就容易和准确。 2.“念动教学法”有助于促进学生动作概念的形成 在第2步的“先练习后想法”中,由于学生已有了较完整的各动作技术环节的表象,可以通过“默念”准确分化各个技术环节,然后付诸于练习。先前的练习是运动中枢之间建立了基本的联系,随后的“念”则是通过语言中枢刺激相应的运动中枢联系,使之在运动秩序、环节、强度等方面进一步趋于合理化,再练习再念如此的重复,直到正确技术动作的形成,从而达到促进运动技术掌握与提高的目的。 3.“念动教学法”有助于学生学习过程中动作的改进和巩固 在第3步和第4步中,教师准确完整的动作讲解与学生闭目在脑中的动作表象相制约,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分化,使中枢冲动与运动器官之间联系无旁路地形成,第4步的“边练边念”,也是通过听觉中枢影响运动中枢控制运动中枢神经联系,使泛化的范围和强度压缩到最小,缩短学生学习动作的过程,增加所学动作的牢固性。互相念动,使“念”与“运”的学生动作都得到刺激和强化,有助于学生学习过程中动作的改进和巩固。 五、结论与体会 1.结论 (1)通过对跳远技术教学课的实验表明:在初中跳远技术教学中运用“念动教学法”有利于改进和提高技术动作的正确性,能提高学生跳远的运动成绩。 (2)“念动教学法”教学目的明确,方法简单,可操作性强。运用此法,使学生念、动、想、练相结合,能够促进学生积极进行思维,从而提高学生对运动技术学习的效果。 (3)“念动教学法”在运动技术教学实践中是很重要的,在跳远技术教学中运用这一教学方法,能强化正确动作概念和技术动作定型,巩固学生的跳远理论知识,对学习和掌握跳远技术,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利于提高跳远技术课教学的质量。 2.体会 (1)在编排“默念”内容时应由多到少,由繁到简,逐步使动作概念达到精确状态。“动”的幅度也应该逐步地由小到大,最终使“ 念”与“动”统一起来。 (2)“念动教学法”一般用于教学的中后期更好,因为学生通过练习的体会,技术概念会不断加深,形成较准确的运动表象,为采用“念动教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3)在体育课技术教学中运用“念动教学法”,对教师的教学准备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在课前熟悉和掌握“念动教学法”的内容、环节、程序等,从而为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打下基础。 教学法论文:中职卫校中医学教学实施多元化教学法的调查与思考 新形势下,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单一被动的学习方式往往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中医学课程内容抽象,理论玄奥,术语生涩,且由于中医发展跨度大及现代人文环境的影响,使得当代学生对中医学的理解产生一定偏差,影响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为探讨中职卫校的学科教学如何有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本文以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中等卫生学校为例,对该校护理专业学生进行中医护理课程教学干预,采用多元化教学法,以期评考核及问卷调查的方式评价教学效果。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以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中等卫生学校2011级护理专业共253名学生为对象,经随机抽样设立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124人,对照组129人。两组学生年龄、学习纪律、基础知识等方面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 (二)研究方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实验组运用多元化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多元化教学法具体如下。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指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培养目标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案例为基本素材,把学生带人具体的问题情景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形成技能、技巧的一种方法。课堂上创设利于发挥学生潜能的案例情景,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选择典型病例设置悬念,让学生分组讨论后阐述观点,最后教师总结。可于课前运用案例导入法,如在讲授病因病机新课前,选择真实案例,抛砖引玉,再开展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兴趣;课堂运用案例展示法,讲授相关内容时,选择合适的案例加以佐证,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授课后应用案例讨论法,在完成课堂目标后,设置案例,让学生分组讨论,最后教师归纳总结,如讲授常见病证的护理后运用完整的案例资料让学生分析讨论案例的病名、证型、证候分析、治则及方药等,并写出解决方案。案例的核心目的不是看学生是否找到了正确答案,而是培养学生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此法有助于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科实践性,改变传统教学沉闷的课堂气氛,使学生尽快融入临床角色。 2.多媒体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指借助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以形象生动的形式解决传统教学中文字描述过于抽象的问题,集图、文、声、像等于一体,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且多媒体教学信息量大,扩充了课堂教学知识量,减少了课堂板书的时间,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时间利用率,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如阴阳五行学说、四诊法、经络学说、针灸推拿等内容均可结合多媒体进行教学。可利用形象逼真的动态演示经络的分布规律及交接走向;以直观的视频展示针刺、灸法、拔罐及推拿的操作等。通过大量图片、动画和录像将抽象难懂的教学内容具体化、形象化,这样既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上课的兴趣,又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便于引导学生多动脑、勤思考,活跃课堂气氛。 3.开放式实验教学法。实验教学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加深印象,而且可以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由于课时限制,部分学生很难在短时间的实验学时内掌握正确的实验操作方法,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放实验室,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针灸推拿等内容的操作,鼓励学生自身练习或轮流进行实体操作,亲自体验针刺的针感、灸法的热度及推拿的效果等。也可设计一些演示实验,如常见穴位定位、常用推拿手法、刮痧练习等让学生凭兴趣自愿参与。还可开设针灸推拿兴趣班,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感受实验的真实性及科学性,提高动手能力,为临床工作奠定基础。 4.角色扮演练兵法。此法通过创设工作环境,让学生相互扮演医患角色进行“演习练兵”,把所学的知识融汇在演练及角色扮演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得到真实体验,既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又有利于学生灵活运用专业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如四诊、辨证、针灸、推拿等内容均可让学生轮流扮演医护及患者进行实践操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既能体会到护士的责任,又能体验病人的真实感受,还能感受护理工作的自我实现意境,加快护生角色转换的速度。 5.歌诀归纳教学法。歌诀通俗易懂、简洁易记、趣味性强,能加深学生记忆,并让学生获得成就感,还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课堂质量。如中药的配伍禁忌可用“本草明言十八反,藻戟芫遂惧战草,半蒌贝蔹及攻乌,诸参辛芍叛藜芦”的十八反歌诀归纳;腧穴功能用四总穴歌“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总结;问现在症状用十问歌概括;方剂组成用趣味方歌进行归纳记忆等。 6.引经据典法。在教学中引入典故营造真实而充满趣味的课堂氛围,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学习七情致病引入诸葛亮三气周瑜、范进中举、黛玉葬花等典故;学习中药知识时介绍麻黄、车前草、何首乌等中药名称的来源典故;讲述中医发展简史时引人华佗数度婉拒为官,排除世事烦扰,成为外科鼻祖;扁鹊治愈虢太子的尸蹶证,被称其具有起死回生术;董奉治病救人,以杏换粮救济穷人之“杏林春暖”等典故。 此研究的评价方法是期末通过理论及操作考试进行客观评价,比较两组学生的理论及操作考试成绩,同时集中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学习效果的评价。所有调查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学分析。 二、结果 (一)期评考核结果。详见表1。 (二)问卷调查结果。详见表2、表3。 三、讨论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理论及操作考试的平均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多元化教学法中案例教学法最受欢迎,94.21%的 学生认为此教学法对激发学习兴趣有明显作用;93.25%的学生认为开放式实验教学法对激发学习兴趣有促进作用,建议增加以上两种教学法的课时数及教学内容。93.21%的学生认为多元化教学法激发了学习兴趣,91.03%的学生认为提高了综合能力,95.36%的学生对多元化教学法的教学效果满意,这表明运用多元化教学法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护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及对操作能力的掌握,而且还能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其实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多元化教学法是充分启迪学生认识世界的多种智力形式,将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融为一体,相互借鉴合理补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学生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学习。如案例教学法既保证了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广泛性,又引导学生围绕问题独立思考,积极参与讨论,主动寻求答案,复习和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并将其应用于解释在实践中所碰到的疑问上;多媒体教学法形象生动,使学生注意力集中、观察敏锐、思想活跃,激发强烈的求知欲,增强学习兴趣;开放式实验教学法及角色扮演练兵法通过增加实践操作培养学生兴趣;歌诀归纳教学法及引经据典法延伸学习兴趣,调查结果显示89.57%的学生认为自学能力有了提高,93.21%学生认为多元化教学法激发了学习兴趣。 (二)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的操作能力。调查结果显示,84.25%的学生认为多元化教学法拓宽了知识面。如多媒体教学法、引经据典法、歌诀归纳教学法不仅有助于拓展和加深教学内容,同时也有助于开拓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在理论内容教学过程中引入临床实例,使护生理论联系实践;实践教学过程中,又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护生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还有利于引导护生进行知识的纵横联系。如开放式实验教学法、角色扮演练兵法通过实践练习加深学生对难点、重点的理解及掌握,90.21%的学生认为提高了操作能力。 (三)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应用多元化教学法能够让学生参与教学,共同探讨和解决问题,锻炼胆量,展示自我,使其心理素质和表达能力均获得提高,还能提高学生的评判性思维、沟通应变等综合能力。91.03%的学生认为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四、思考 第一,多元化教学法的实施对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工作也将从个体走向合作,教师应从教学理念、知识结构、工作方式、教学手段等多方面不断扩充自身。第二,由于中职生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有些学生对某些教学方法会产生焦虑和抵触情绪,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合理运用多元化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片面夸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合理发挥主导作用,以免影响教学效果。第三,目前2011级学生仍在校学习,其专业实践能力的高低有待于进入临床实习及工作岗位后再评定,其合理公平的有效评价仍需进行探讨。 教学法论文:探索旅游专业情境的教学法 [摘要] 情境教学法是使学生处在创设的教学情境中,运用学生的无意识心理活动和情感,加强有意识的理性学习活动的教学方法。它能使学生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它在旅游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分为表演体会情境、视频展现情境、实物演示情境、生活引入情境等 [关键词] 情境教学法 旅游教学 教学方法 传统的旅游管理专业是旅游业发展初期的旅游企业经营模式和旅游业发展策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培养模式,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业的发展已经步入成熟的竞争状态中,竞争日趋激烈。这些变化对旅游职业岗位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新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不断产生,迫切要求高职院校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为企业一线培养更多的以智力技能为主的技术性人才和动作技能为主的技能型人才。在旅游业新的发展状况下,传统的旅游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已经开始不能适应旅游业的发展需求。培养既要求有过硬的实践操作技能,又要求有旅游管理的专业意识和思维运用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成为旅游管理教育的重任。因此,改革传统的旅游管理教育模式势在必行。作者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情境教学法”在该专业教学中的运用能取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旅游教学中运用“情境教学法”的理论依据 情境教学法是使学生处在创设的教学情境中,运用学生的无意识心理活动和情感,加强有意识的理性学习活动的教学方法。它的核心在于激发学生的情感。情境教学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而产生的。它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境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创设情境教学首先要求教师熟悉教材,掌握教材结构,了解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教师创设充实生动、温馨而富有人情味的教学情境,提供一个开放平等的学习环境,以接纳、包容、鼓励的态度、引导学生进入一个生动活泼的学习领域,体现人性化的特点。 学生作为一个自主学习的个体,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会自己分析问题,寻求与学习相关的知识与技能,真正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二、情境教学法的实例运用 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情境教学法的应用可以分为表演体会情境、视频展现情境、实物演示情境、生活引入情境等。1.表演体会情境 表演体会情境就是让学生扮演某个角色,在课堂上或实训室进行现场表演。在教授《导游业务》中“地方陪同导游服务流程”时,让学生上台扮演地方陪同导游,其它的学生则坐在下面充当游客。整个课室的环境假设为地陪在旅游大巴上为客人进行车上讲解。表演者利用所学的知识充当地陪这一角色,台下的学生则以游客经常出现的状况来测试表演者的各种应变能力。在教学活动中,它顺应了学生的情感活动和认知活动的规律,利用角色效应,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学生从“扮演角色”到“进入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自身参与的情境模拟,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从“被动角色”跃为“主动角色”,在生动活泼的情境中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使学习成为学生主动进行的快乐的事情。2.视频展现情境 视频展现情境就是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的优势,通过对声音、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和活动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的综合运用,再现课本中的文字内容,使学生身如其境,在轻松的氛围中更好的了解、掌握知识。在教授《全国导游基础知识》中“园林建筑”时,如果只是单纯的用语言讲授园林的建筑特点、建筑布局等,学生难以理解众多的专业术语,会感到书本知识枯燥乏味。因此,在教学中利用多媒体将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和苏州拙政园、上海豫园等私家园林进行景像再现。视频中的优美画面和优雅的中国古典音乐,加上配音师抑扬顿挫的朗读,一下子就把学生带入了如诗如画的境界,使他们真正感受到了皇家园林的磅礴大气和苏州园林的玲珑雅致。视频播放结束后,教师先让学生总结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各自的特点及差异,再结合学生所述,通过课件进行点评。通过视频的情境演示,可把学生的认知过程、情感过程有机地统一到生动的教学过程中,创造出教学情境,将课堂教学引入到一个崭新的境界,“一图穷千言”,使课堂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3.实物演示情境 实物演示情境就是通过实物演示,创设特定的情境,引起学生积极的、健康的情感体验,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探索。在教授《餐饮服务与管理》中“中餐宴会摆台”时,教师带学生去本地的四星或五星级饭店的宴会厅观摩,学生在感叹宴会造型之精美、花型之丰富、服务员技能之娴熟时,不由自主的产生对宴会摆台知识的渴求。再比如教师在向学生讲解“客家围龙屋”的建造特点及蕴含的民风民俗时,就可以带学生参观当地的围龙屋,现场为学生讲解围龙屋的建造具有防御性和审美性的功能,从围龙屋的布局说明也客家人内敛凝聚的性格特点。这样有利于抽象知识的具体化,引起学生的欣赏兴趣,激发学生较强烈的竞争情感反应,使学生把自己全部的感情都投入到学习的过程中去,培养学生的欣赏和实际操作能力。4.生活引入情境 生活引入情境就是从生活中某一典型场景引入课堂教学。《旅游礼仪》这门课的教学采用这种方法效果较好,因为礼仪知识多是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如在教授“名片礼仪”时,教师先以设问的方式要求学生举例说明生活中名片使用的场合及重要性,学生在思索问题的过程中对名片的使用方法产生兴趣。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互动中理解名片的接受与递出的礼仪、名片制作的注意事项等。在学生了解知识点之后,教师再让学生现场演示,进一步加深理解。在这一教学过程中,优化的情境使学生经历“目标关注——激起情感——知识移入——加深理解——知识弥散”的情绪发展和知识认知的过程。这种教学方法更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更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可以使学生在一种“创造性的环 境中”培养能力,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知识实践运用能力。 三、结语 旅游专业教师要让学生学好专业知识,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智力因素,更要注意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情境教学法能灵活的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来探究学生的知识背景与学习特质,建构并维持合适的教学情境,诱发学生的好奇心,鼓励学生大胆并且有效的成为信息加工主体。它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开放平等的愉悦氛围,让学生变苦学为乐学、变畏学为主动学。它以接纳、包容、鼓励的态度,引导学生进入一个生动活泼的学习领域。 教学法论文:后教学法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后教学法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以外语教学为主要对象的语言教学思想,这种思想虽然源于外语教学,但是移植到中文系本身的语言教学上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后教学法 语言研究的多元性导致了语言教学的多元性,二十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固有的语言教学法很难适应不同环境、不同语种的语言教学。语言教学中实践与理论分离的内部局面加上后现代主义思维的外部影响,外语教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中开始了新的思维和理论的构建。 Spolsky1988年明确地指出:“任何一种倾向于单一教学法的二语习得理论都是错误的。”Prabhu在《为什么不存在最佳教学法》中就强调了教师在语言教学中应该形成具有个性的教学理念。直到Kumaravadivelu将大家普遍认同的模糊化的概念都清晰化、具体化以后,后教学法的理论框架才基本形成。 后教学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法,它主张教学理念和程序分离,选用适于解决教学问题的各种具体手段。它与以往教学法自上而下的制造模式不同,讲究在一定原则指导下,通过微型的教学程序进入教学实践,要求体现语言教学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社会性的结合。后教学指的就是语言教学界抛弃教学法思维,开始的一种多元的,崭新的尝试。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语言教学 语言课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的基础科目,它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三门主干课,这三门课程的教学在中文系的教学中至关重要。 现在大家在中文系进行语言教学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法,基本以教师讲解为主,辅以相关的课后作业,教师讲多少,学生吃多少,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普遍反映语言学的课程枯燥难懂,知识点多而杂,是最不容易掌握也最不愿意学习的课程之一。面对这样的困境,语言学教师不但要随时关注语言学本体的新研究成果,还要随时接收新的教学观,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三、后教学法在中文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后教学法要求教师树立自己的教学理念,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教学原则应用于具体教学环境中的实际操作,这是一种动态的、创造性的和探索性的过程,具有环境的敏感性和教学对象个体性的特征。Kumaravadivelu设计了语言教学的“宏方略”,布朗也有语言教学的十二条原则,这些都是在二语教学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来的,但是并不都适应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语言教学,本文仅就其中能够指导中文系语言教学的几点进行分析。 (一)学生学习机会最大化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获得学习的机会越大,能够掌握的知识就越多,这需要教师调节课堂,使学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 1.教师要善于创造机会 后教学法认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学生的学习机会,所以教师应该注意各种学习机会的创造。 现代汉语语法问题在其本身的课程中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在讲解词类的时候还有很多重要的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属于不同的类别,这时候教师一定要注意善于创造学习的机会。采用启发式建立环境和平台,让学生自己发现规则。 例如讲介词“在”的时候,老师不需要说出“在”于什么样的语境中是什么样的词性,只需要列举出几个句子,学生就能自己发现问题: (1)我在教室看书。 (2)我在教室。 很多学生都能明确地说出例(1)的“在”是介词,例(2)中的“在”是动词。教师要继续追问“为什么”,让学生不但自己发现其然,更要自己概括出其所以然。经过对比,我们发现: 例(1)除了“在”以外还有一个动词“看”;例(2)中只有一个“在”能够做动词。所以学生自然能够得出结论:一个句子里,如果只有一个“在”,那么它就是动词,如果有另外一个动词,那么它往往做介词。 2.教师要善于抓住机会 课堂上学习机会有时候是学生自己创造出来的,教师不能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讲解,要善于抓住学生自己创造出来的机会。 比如进行层次分析法时,有些同学发现以下两个短语在分析中有所不同: (3)山上没有树。 (4)在山上没有树。 这两句话的区别在于例(3)中少一个“在”。进行层次分析的时候,(3)“山上”是主语,(4)“在山上”是状语。这种情况下,教师需要循循善诱,在此基础上,总结方位名词作主语和方位短语作状语的不同,并且进行相关题目的训练。 3.教师要善于扩展机会 无论是教师创造的机会还是学生创造的机会,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能够延伸的,教师不能放弃这样扩展的好时机。 例如笔者在引导学生知道了“在”于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用法,词性也有许多不同以后,趁机扩展相关知识点,把类似于“在”这样的兼有介词词性和动词词性的词语进行归类。 (二)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教师除了在课堂教学中善于给学生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外,更重要的是要传授学生学习方法,通过一定的培训和磨合,使得学生能够自主学习。 1.培训 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的自主学习并不能自然地放到语言课堂上自由发展,它必须经过教师指导的培训才能够有的放矢,所以对学生的培训至关重要。 首先,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要求多角度地思考一个问题,在分门别类地讲解词类的时候,由于各种词类的讲解都分为定义、分类、语法特征和备注①几个部分,因此教师在详细讲解两种词类以后,可以以此为提纲,由学生自己分析词性。 其次,教师还要具有整合力,要求学生能够从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中总结出比较合乎实际的语法规则。 2.磨合 对学生的培训不能瞬间就转变成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必须经过教师补遗的磨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在思考问题时会出现一些遗漏,甚至是教师多次强调的东西。教师必须克服可能会出现的厌烦心理,要理解学生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学生能够做进一步的思考。磨合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3.自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是后教学法中学生所达到的高级阶段。本阶段学生能够独立地进行相对完整的思考,发现新的问题,有一些善于思索的学生甚至能够提出一些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并且尝试解决。例如在语法教学的后期,我班同学发现“山上架着炮”这种歧义句产生的原因,从而引起对语言的兴趣。 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教师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要从旁指导,使学生少走弯路,进行有意义的学习。 后教学法就是要经过上述的过程促进学生学会学习,对自己的学习负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是一个从“鱼”到“渔”的转化过程。 四、后教学法在中文语言教学中的应用的结果 经过后教学法在语言教学中的实践,我们发现这种新型的教学理念对教师、对学生两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一)教师角度 1.强化教师 后教学法要求教师对教室发生的一切都要有整体的了解,要能够细致观察、准确评估并作出及时调整。教师要对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思考,有选择地使用适合教学环境的方法,做具有战略性眼光的实践家和理论家。 2.教师发展 后教学法放弃了传统语言教学中教师只管自己备课教学的方式,摒弃了教师只要掌握了知识和技能就可以做一个好老师的传统训练观。它要求教师要有能够依据对教学理念不断理解和教学技能不断扩展的发展观念:教师不但要讲课,还要动脑筋把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想办法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但要教给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显然是对教师的一个挑战,所以教师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在实践中发展自己的能力。这个发展是用批判性眼光不断反思、总结升华的过程。 3.行为研究 借用心理学术语说明后教学法这种教师发展的新模式。针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大家应该进行准确的干预行动,随时做出相应的策略应对。行为研究要求教师能够应需而动,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而且是教师在实践中就进行的教学研究,是改变不佳教学现状的最好方法。 (二)学生角度 过去教师对学生的看法往往是负面的,认为学生在教学中就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而今天后教学法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 首先,学生是学习的贡献者。学生对现代汉语知识的再认识过程往往能够进一步促进学生思索,尤其是通过发现规律外的问题,可以很好地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 其次,学生变成了教学活动的制定者。后教学法强调了传统备课中人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备学生”的环节,教师必须考虑到学生的需要、目的和希望,从而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策略。 再次,后教学法中的学生还是教学活动的实施者。尤其在现代汉语教学的后期,教师挖掘了学生的潜在能力,学生基本能够达到自主学习的境界,所以自然而然地参与到教学中。 综上所述,在后教学法的应用中知识教学越来越弱化,教学生怎样学越来越重要,大家要用后教学法的思维方式,解放思想,选用一切有利于学生学习的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真正的教学相长,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教学的健康发展。 教学法论文:初中思想品德课开展课堂讨论教学法的实践与思考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几千年前的孔子说的话,现在有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也说明了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广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力进行课程改革的时候,提倡“自主、合作、讨论、探究”的教学方式,“讨论”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就经常与学生讨论问题,启发学生的思维,传授有关知识。 根据上海市《中学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思品课的任务是: “……引导学生经历课堂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逐步提高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以及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而旧的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模式常常把学生放在被动接受的地位,教师独霸课堂,忽视学生实际,一讲了之,往往造成学生“课上听得头头是道,课外表现又是另一套”的道德知行脱节现象。所以,只有注重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注重教与学的紧密结合,让学生变被动接受为自主感悟,我们的品德教育才不会成为空谈。讨论式教学,为学生提供各抒己见的机会,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这样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在讨论交流中深化道德认识,升华道德情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以下是我在开展讨论式教学法的几点实践总结: 一、思品课课堂讨论式教学法开展原则 1、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传统教学论虽认为教学是一种师生之间的双边活动,但它却否定了学生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将教学活动过于简单化了。这使得学生的主体地位难以体现,使得学生过于拘谨,思维定势、从众心理、信息饱和等表现较为严重。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教会学生善于思考和善于说话。”讨论活动的开展,就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课堂活动为中心的主要形式,针对某些问题或课文重难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 2、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课堂讨论式教学,同以往老师讲学生听,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相比较,讨论式教学更能激发、调动学生和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有助于养成学生动脑、动手的好习惯。既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发表自己的观点能力,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师生共同创新,共同发展。 3、形成知识的互补性。讨论式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能紧紧把教师和学生连在一起,学生和老师都能各自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疑问,但同时又都在倾听别人对某一问题的阐述。这样以来老师在倾听学生发言的同时,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方法,并用自己的言行把讨论引向高潮,同时也是在对课堂讨论进行协调。老师和学生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形成了师生之间朋友式的平等关系,形成知识的互补。 二、思品课课堂讨论式教学法开展方法 1、合理安排活动场所,营造民主的讨论氛围 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 “有利于创造活动的一般条件是心理的安全和心理的自由。从本质上讲,创造性活动必定是异样的,从而必定是异常的行为。对一个人的表扬赞许乃是促进心理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一个人在心理上感到安全时,他就不会害怕表现和发展他的发散思维和求异思维,他可以在进行发散思维时无须处于防御状态,从而保持心理的自由。”因此,在讨论式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注意给学生营造一种民主的讨论氛围。 我在尝试课堂讨论式教学之初,曾发现这样的问题,每次学生的讨论都不是 很积极,气氛也不够热烈,有些只是在应付形式。起初以为是学生不行,基础不好,不会配合。然而,看到别的老师上课时,讨论却是很积极的。于是,我就开始反思,是不是我的教学方法出了问题?同时,课后我也找来学生了解情况,有的说 “我跟我们小组的同学不太熟,讨论不起来”,有的说“我们前面的同学,讨论时要转到后面,挺不方便的”,还有的女同学说“和不熟悉的男同学在一起讨论挺别扭的”……。综合学生反映的这些情况,我采取了一个对策:在我的课堂中,我对班级学生座位进行重新编排,让他们3--5人自愿组合,我再进行一些微调,把座位按方形排好,并且每节课都按这个顺序坐。没想到这一小小的调整,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从此,在课堂上学生讨论的积极性大增,因为小组内的每个成员都是自己喜欢的、熟悉的,所以讨论起来比较融洽,学生的心情也为之改变,充满了激情,解决疑难问题快了,发现问题多了,学习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2、精心设计讨论问题,激发学生讨论兴趣 讨论的题目不同于一般的问答题,它需要我们在研究学生道德认识水平！、生活水平,研究教学的需要和教材的基础上精心设计。讨论题目不仅要使大多数学生都能够理解和接受,而且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要使孩子有话可说。讨论题难易要适度,具有针对性、导向性和新颖性。如:在教学《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时,由于我们的学生都属于未成年人,这一课的内容与他们的生活实际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课堂上我首先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结合你们的生活实际,你们觉得,我们未成年人都应享有哪些合法权益?”这个问题来源于学生的生活实际,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有的说“父母应该要把我们养 大成人”,有的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隐私,父母、老师不应该私自扣留和拆看我们的信件”,有的说“我每年的压岁钱都被父母没收,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些钱是亲朋给我的,就应该属于我自己”学生们兴趣盎然,有的还有点愤愤不平,虽然他们的语言不够精练,表达不够准确,但是他们却能结合自己的生活,说出自己对“自己应享有的权益”的最深刻理解,这样,既拓宽了思路,又深化了他们的认识。这要比老师笼统地讲,学生机械地听的课堂教学效果好得多。 3、善于捕捉课堂亮点,把握讨论时机 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讨论式教学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讨论,从学生角度想主要是当学生产生疑虑的心理状态时或主动提出有探讨价值的问题时,要及时讨论。具体说来,思考出现困难时、意见发生分歧时、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多样时、知识需要拓宽时,都最好能安排讨论。例如,在教学《养家的父母最辛苦》这一框时,在课堂上,我刚把课题展示出来,就听到下面有同学在嘀咕 “我觉得我最辛苦了”还有不少的附和者,看来学生对此有不同的观点,这时就是难得的讨论机会。我没有按照原先的预设开始新课,而是趁机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家里谁最辛苦?”学生马上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有说是自己的,有说是父母的,有说是爷爷奶奶的……,最后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讨论分析,我们终于在思想上达成共识“养家的父母最辛苦”,这堂课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4、适当的情感引导,延伸讨论价值 赞科夫说: “教学法一旦触及孩子的情绪、意志或触及孩子的精神需要,这种教学方法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要提高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效果,教学过程必须具备浓厚的情感色彩,我们的情感不仅影响着自己的教学思路,更对学生的讨论活动产生影响。因为品德生活本身就有情感,课文一般都是通过美好的大自然、幸福的生活以及学生周围的事迹来感染教育孩子,所以我们首先在备课时要进入“角色”,体会文中的思想情感,联系自己的生活感受,撞击出心灵的火花。例如教学《新学期,新学校》这一单元的第一个主题活动时,我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场所,让他们在愉快和谐的气氛中畅谈自己对新学校的认识,说一说新学校给自己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以及自己对新学校还有哪些改进的意见等。在活动中,我注意收集从学生那里反馈过来的信息并将它们进行分类如:针对老师的、针对学校环境的、针对教学设施的、针对课程设置的等,并根据这些信息深入展开讨论,让学生共同参与对新学校的发展规划,帮助学生养成爱学校、爱集体的好品德,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树立自信心对新学期、新学校满怀希望。言语中我充分地体会到学生对新学期、新学校满怀憧憬,感情得到了升华,这不比我们单纯的说教来得更有意义吗?在教学完《新学期新学校》这一课后,我用这么一句作为结尾:“我们的新学校多美啊,同学们都这么热爱我们的学校,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努力、更积极的把我们的这个家园建设的更美、更好呢?”同学们都兴奋地喊道:“好!”于是就开始动手,构想着自己的伟大创意。 三、思品课课堂开展讨论式教学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通过对讨论式教学法的实践,我总结了上述经验,但同时也发现了,在实施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1.讨论式教学法,应该象市场管理那样,“放而不乱,管而不死”。所谓“放”,就是老师要放下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讲究课堂民主,不搞一言堂。让学生在平和的氛围中学有所得。 2.教师作为讨论课题的组织者,要采用“抛砖引玉”等方法,尽快使学生进入讨论课题的角色。 3.在讨论教学活动中,学生是主体,并不是说教师就不起作用,听之任之。相反,教师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要起到一个“暗线引领”的作用,合理调控讨论过程,一堂讨论课的成功,教师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4.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对他们的发言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不打消他们的积极性,搓伤他们的自尊心。如果学生发言,稍有不正确,就加以批评,致使学生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损害,那么长此下去,每天一两个学生被“打倒”,一个月之后,全班同学可能就很少还有人举手发言了。你想想,人家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起来,反而遭到批评,受到嘲笑,这样的事谁还愿意干第二次呢?所以,对学生的发言教师不做“正确”或“不正确”的评论,也不对不同学生的发言做比较性评价,表扬一个批评另一个,对每一位愿意发言的同学我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在思想品德的课堂教学中运用讨论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具体体现,也是教师教学观念的一次新的转变,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实施途径,掌握好这种教学方法,能够使我们的教学更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更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学法论文:商务英语中的项目教学法 一、项目教学法的实施 (一)项目主题的形成负责这五门课程的有三位老师,针对课程内容及课程要求,三位老师共同拟定三个题目: 1.某甜品生产厂家为生产一款高端曲奇需要从一新西兰奶制品厂家进口奶粉。 2.某鞋厂为生产一款着名品牌鞋需要从意大利一皮革厂进口半成品优质羊皮。 3.某玩具生产厂家为生产一款高端电子玩具需要从日本某电子厂进口电池。 两个班级的学生每个班级分成三组,每组4~5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其中一个题目。要求一个项目的双方要分属在不同的班级,以激发学生的竞争性,提高参与的热情。学生选好题目后即可以假定所在小组为一个公司,公司为一家已经存在的实际的公司。因为已存在的公司拥有比较全面的背景信息,学生可以利用已有的资源,更加方便直接的定位公司、自己以及产品,更好的进入角色。在这一步骤中,学生可以在商务英语课程中学习专业术语的使用;可以在商务英语写作老师的帮助下书写公司简介,产品推广报告等;商务管理老师帮助学生学习公司活动、商业分析模式、公司的组织结构、资金的来源与使用、竞争、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策略、产品的定价、分销、促销等。这一过程的阶段性成果可以体现为公司英文简介、商品介绍及推广报告、公司人员分工及职责分配、SWOT及PEST分析报告、市场营销策略计划书等。学生在分工及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了解自己以及团队成员的优势和劣项,在团队里进行资源分配,形成优势互补。 (二)项目计划的设定学生已经在假定的公司有了自己的分工,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在充分准备之后联系出口厂家进行贸易沟通,并在贸易意向初步达成的情况下,对贸易细节进行最终的谈判。在这一步骤中,学生可以学习国际贸易课程中的国际贸易术语、包装、运输、支付、保险、贸易流程、合同等;从商务英语写作课中学习要约、询价、报盘、还盘、接受的书写方法;学习商务管理课程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资金的来源与使用、激励、商务沟通、团队管理、危机管理等;在商务谈判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商务谈判的原则、方法、程序以及从谈判之前到之后所要做的工作及注意事项等。阶段性成果可以为书面形式的要约、询价、报盘、还盘及接受;公司进行本次贸易的预算单;员工激励政策;对方公司背景调查的资料汇总;谈判小组成员分工;谈判计划书;贸易合同书等,学生还可以进行模拟谈判以增加谈判的胜算。这是知识大量积累的一个过程,每一个新的内容与所要完成的任务密切相关,学生会有意识的把这些与项目联系在一起,很快把知识应用起来。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在团队合作、集体荣誉的激励下仔细思考、推敲、沟通,并相互帮助、鼓励、监督。 (三)项目执行各小组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进入正式谈判。谈判的过程及成果即是之前所有知识积累及准备效果的集中体现。贸易合同书及谈判记录单是项目成果的最终体现。在谈判过程中,学生可以在自己搭建的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教师尽量不参与谈判过程,但需要在旁观摩,以便之后给出准确的评价和指导。 (四)项目结束,评价和总结在项目完成以后,学生先以公司会议的形式在小组范围内进行交流和总结,并写出总结报告。总结的内容包括对各项准备工作的评估,谈判过程中应用策略的评价以及完成整个项目的经验教训。评价和总结对项目教学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再次审视自己的学习目标、过程和效果,是锻炼学生思辨能力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为进一步确认项目教学法的实施效果,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数据采集。问卷主要针对知识的学习情况、综合能力的训练以及性格的培养三个方面进行调查。问卷每个题目有五个层次的选项: (1)完全同意; (2)基本同意; (3)没有明确观点; (4)基本不同意; (5)完全不同意。 从问卷的结果看,学生面对自己取得的成果普遍反映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感受到学习带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在知识学习方面,92%的学生表示在学习中有明确的目标,88%的学生会主动阅读课外材料。带有明确目标的扩大范围学习,提高了信息输入的数量和质量。80%的学生表示对进一步学习有所期待,学生的学习热情已经被调动起来,对下一阶段的教学做了良好的铺垫。在综合能力培养方面,84%的学生表示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沟通,在团队协作过程中的交流对合作及沟通能力有良好的促进作用。76%的学生表示对将来的职业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清楚未来职业对知识及技能的要求,在学习过程中有意识的去进行补充和提高,而且有利于学生未来的职业 规划。在性格的培养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92%的学生能够积极的处理矛盾,并能够听进同伴的建议,这无论在性格培养上还是在心理健康方面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大多数学生通过项目学习表现出了合作性和分享精神,愿意为他人考虑,在自己完成任务的时候尽量方便后续工作的进行。这是在其它英语教学活动中很少涉及的方面,也更加健全了在教学中实现对学生积极性格的塑造。在评价和总结的环节中,各商务英语课程教师也要积极参与其中,评估学生们对自己的评价,以班级为单位从自己任课科目的角度对学生的学习及项目的呈现做出指导和总结。教师在对学生完成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价和总结的过程中,可以调整从选题、指导、激励、协调等环节的参与程度。根据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充并根据学生在完成项目过程中体现的学习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合作能力、规划能力等综合能力进行评估,在下一阶段的教学中可以有侧重性的培养。 二、结语 项目教学法的教学目标是达到专业知识、综合能力与人格发展的共同提高。在项目教学法中,从选题、目标设定、准备、实施、总结各个过程应该让学生自己完成,给学生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平台。教师的角色是给学生创造这样的学习机会,搭建这个平台。但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学生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学习的内容可能是片面的,这就需要教师帮助巩固基础、适时的对教学内容做出补充、提供参考材料。其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学习,可能会因为意见不统一、分工不平衡、参与积极性不同而产生分歧。教师要帮助协调,促进沟通,及时引导并激励学生共同参与到团队中去。教师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知识的讲授,而是项目的组织者、协调者、学习的支持者、行动的激励者、能力的开发者、方向的引导者。本次商务英语教学实践持续的时间短、教学对象的规模小,能够反映出来的问题相对有限,但取得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实践得出:项目教学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它对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促进人格健康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本次教学活动作为项目教学法的课堂应用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项目教学法在英语实践教育中的讨论尚处于起步阶段,相信其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应用中会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教学法论文:魏书生教学经验-------“学导式”教学法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学导式”教学法，“学导式”教学法的基本结构如下： 1.学生略读课文、讲义，尝试练习，初步体验一下所要求的操作，发现新知识和疑难之处，反映给教师（这一步可以在上课之前的课前预习阶段完成。如果每节课以45分钟计算，也可以在这一堂课的、头3～5分钟进行；或者在前一次课的后面3～5分钟进行这一步）。教师在收集了学生的疑难问题，了解了学生的预习和自学情况、初步操练的体验之后，再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提示要领，交代重点思考的问题或作出示范操作，供学生模仿。同时，可向学生提出简明扼要的有关这一学习单元或这一堂课的基本要求（教师的这些工作内容，可用3～5分钟进行，也可以在前一次课上利用下课之前的部分时间完成），要求学生独立去获取答案。 2.学生明确了这一堂课的学习目的与要求各自带着思考题去深入自学或操练，第二次提出自己经过一定思考仍然不得要领的问题或疑难之处（这些也可以在课前预习时进行）,向同学请教或反映给教师（一般可用3～5分钟时间）。 3.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按前后坐位或4～6人一个小组。互相讨论研究，交流心得体会，教师巡视并听取学生遇到的疑难问题，注意学生的思路（一般可用3～5分钟时间）。解决不了的疑难第三次向教师提出或由教师就近随时个别辅导答疑。这时的疑难问题已为数甚少，确实是学生经过了一定努力仍然难以独立解决的重大难题或关键环节。 4.教师抓住关键性的重大难点和本课的教学重点，加以精讲，再把学生正在掌握的知识、技能、技巧与开发智能的进展情况加以讲评。对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定理、公式，教师要讲清它的来源，说明它的性质，并举例说明它们的应用。对并列的概念，可以只讲清一个，以便引导学生去举一反三。避免“抱着学生走路”。同时，交代并引导学生在课后去阅读必要的课外参考资料，这是教师在以45分钟为例的一节课中，集中讲解重点内容，解除学生的疑难问题进行示范演示的阶段。这一阶段一般可用10～15分钟。如果加上在上课的开头阶段教师提示要领，交代重点思考的问题或作示范操作，提出这一节课的目的要求所用的3～5分钟。“学导式”教学法要求教师在一节45分钟的课上面向全体学生所占用的时间一般不超过20分钟。主要由教师或学生分别占用课堂时间的比例大体为四比五，也就是说，主要由学生进行独立活动的时间一定要多于主要由教师进行引导、讲授、示范的时间。同时，在教师进行引导，讲解和示范的时间里，也要伴随着每个学生的注意观察，认真思考，记忆，想象的智力活动和简易的模拟动作，教师也要着眼于教会学生学习，教会学生以尽量饱满的情绪和正确的学习态度去开发自己的智能。学生在听讲的过程中也必然伴随情感、意志等相应能力的发展。 5.教师有计划、有重点、有选择的提问，检查学生当堂理解知识、掌握技能的情况，作出必要的评定；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改掉错误，正确领会完成课后作业的要领和方法，进一步加深理解，达到记忆、巩固和熟练的目的（一般可用5～10分钟时间）。 “学导式”教学法有广泛的适应领域和适应性能，而且完全能够根据不同的教学需要和教学条件灵活变通的发挥效能。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把“学导式”教学法作为僵化的模式套用，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年龄特征、知识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要采用灵活多样的“变式”才能达到不同的教学目的。值得注意的是，采用“学导式”教学法，要经过一番逐渐过渡和师生双方逐渐适应的过程。 教学法论文:教学法在汉语语法教学中的实用性 一、逆向式教学法 逆向思维是人类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逆向式教学法则借鉴了逆向思维的理念,相对于传统教学中先理论后举证的教学模式而言,它是一种逆向教学模式:首先避开理论知识的讲授,从学生感兴趣的材料和案例入手,让学生感知和思考,再引导学生从材料和案例中总结出理论的知识,即采用“先实践后理论”的教学方法,将理论知识融入到实际感受和实践操作中去,使抽象的学习内容具体化,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对培养学生自主思考和总结概括能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逆向式教学法在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中的运用 笔者在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中多次尝试逆向式教学法,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课堂气氛也较之前活跃了很多。经过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在逆向式教学的具体运用过程中需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素材的准备。一般的现代汉语教材在理论知识点后语言素材的选取上主要是正面的例证,便于学生理解。而在逆向式教学法中,除了要有正面材料,也需要有典型性的偏误材料与之相对应,引导学生发现问题,从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觉归纳出知识点。以上文提到过的“把”字句为例,笔者针对“把”字句选取了四则语言材料:1、下午我很饿,所以把饭吃。2、请你把一支钢笔递给我。3、她把孩子又想念了一遍。4、你把报纸不该折起来。这四则例句都是对外汉语教学中遇到的病句,学生在发现并改正这些病句的过程中实际就能注意到相对应的四个“把”字句的特点和用法:1、动词前后常常有别的成分,动词一般不能单独出现,尤其是不能出现单音节动词。通常后面有补语、宾语、动态助词,至少也要用动词的重叠式。2、“把”的宾语一般说在意念上是有定的、已知的人或事物,因此前面常带上“这、那”一类的修饰语。3、谓语动词一般都有处置性,就是动词对受事要有积极影响。4、“把”字短语和动词之间一般不能加能愿动词、否定词,这些词只能置于“把”字前。再加上这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例,对于汉语言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也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以后可能面对的教学对象的情况和特点。逆向式教学法要求老师在课堂授课前素材的选取上要下功夫,除了典型性还要注意趣味性,以激起学生思考和讨论的兴趣。另外,素材的选择还要形成相互的关联性,让学生由此及彼地联想和思考,通过材料和案例对知识有系统化的理解。二是教师自己的准备。由于在逆向式教学法中学生的课堂发言和讨论会比传统教学法多,因此就需要老师自己的准备要充分。首先老师自己对知识点的掌握不仅要深入,而且要全面,具有延展能力,能从多个视角对学生加以启发和引导。其次,在课堂的有限时间内要做到既能最大限度让学生思考,同时又保证教学的进度和教学目标的完成,就需要老师具备很强的课堂掌控力,及时应对学生在发言和讨论过程中出现的争吵、跑题或其他情况,保证讨论、发言的效率和价值。对应上文提到的,笔者以名词的语法特征为例,具体操作如下:1.给出一组材料:①鸡在叫,鱼在跳,李园在作诗。②牛踢郭芬③东方明珠让学生找出名词,然后分析所充当的句法成分,从而自己总结出名词的第一条语法特征:经常作主语和宾语,多数能作定语和带定语。2.给出另一组材料:①一头牛、一只鸡、一双鞋、一个人②很鸡、太鞋、特别笔让学生判断①②两组材料的对错,在判断的基础上分析总结出名词的第二条语法特征:名词前面一般能够加上表示物量的数量短语,一般不能加副词。通过这样的方法,每种词类的主要语法特征学生基本都能自己总结和归纳出来,老师再加以补充说明例外的情况,教学目标就完成了。因此通过参与、探讨、领悟,学生就逆向推导出知识要点,从而也更深刻地把握了词类的分类依据。在短语、句法成分和句型等部分的课堂教学中都可以以此类推。实践证明,使用逆向式教学,学生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都提高了,同时因为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往往更加牢固,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逆向式的思维还可以使学生从程式化的思考中开辟新思路,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时事政治论文:高中时事政治教学应用 摘要 随着现代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事业逐渐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了适应时展要求，在高中的政治教学中引进了对学生的时事政治教育，将学生的学习与政治生活相联系，理论应用于实际，促进学生形成政治理念和政治逻辑思维。本文通过对时事政治在高中教学中的应用的研究现状做了一定的调查和了解，发现时事政治对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影响，并通过系统详细的分析给出了应用时事政治的方法，为高中政治教学提供理论借鉴，同时也能够促进时事政治的广泛应用和普及，推进教育事业的高度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 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应用 1引言 学生的教育问题一直以来备受瞩目，尤其是高中正是丰富基础知识的阶段，学生也处于叛逆期，大部分对学习枯燥的理论内容都会产生抵触心理，降低了学习效率的同时也影响了学生能力的提高。现代人们越来越关注国家新闻时事，但对于学生而言，接触较少，同时兴趣也不浓厚，从而使高中生与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的距离。目前有高中在政治教学中加入时事政治的教育，一方面使课堂充满活跃气氛，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对实际案例和事件的了解和思考，巩固了学习政治的基本理念，也拉近了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距离，对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时事政治教育是新颖的教学模式，充分体现课堂教学的发展将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吸收知识，教师不需要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使学生愿意去学习，而是作为纵观整个课堂的指导者和服务者，只有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充分挖掘学生的个人潜力，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本领。通过时事政治的学习，学生能够看清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形势，了解企业和市场的真实需求，这样才会为学生创造多向选择的机会，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2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的研究现状 通过对近年来的相关文献搜索和调研，发现目前研究学者也提出了大量的重要的理论，为时事政治的普遍应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戴清香主要分析了目前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提出通过引进时事政治的教育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对时事政治在实际中的应用作出了阐述，对学生的政治教学具有重要的影响；周德星认为时事政治教学有利于学生提高政治觉悟和综合素质，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应用进行简单的介绍，论证了时事政治教学的重要意义，从而提出了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手段，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率；万西妮提出时事政治教学是现代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在高中教学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进而探讨了应用时事政治教学的途径和手段，为现代学校应用时事政治教育方式提供了借鉴。通过对已有的文献的了解，能够发现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了时事政治教学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证明了本文的研究具有科学的依据和价值。 3时事政治教育的影响和作用 3.1增强学生对政治生活的认识和了解 高中政治教学一直具有整体性和准确性，长期以来教学的内容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每次课改也是增加一些图片或者小的案例，整体内容不会过度改动。现如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国家的政治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每天都会更新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政治时事，而学生的教育与培养也应该与时代挂钩，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政治课程的同时了解和认识国家的时事。高中学生的学习和认知能力较差，尤其是对国家大事的分析和理解达不到一定的高度和水平，所以需要老师进行时事政治的教育和解释，使学生政治知识视野不断开拓，同实际相结合，促进自身思考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对未来发展的眼光和谋划，对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2使学生学会理论联系实际 传统的高中政治教学就是对课本知识进行分析和解释，学生只要掌握基础知识就达到了学习的要求和目标，因此学生在学习上更加刻板和单调。通过时事政治教育，可以将课本的知识理念与实际的事态过程相联系，以案例的形式对其进行分析和解决，使学生达到国家政治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并且应该培养学生处理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主动研究的能力，通过时事政治教学开发学生的潜力，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地发表意见和看法，老师根据政治背景和意义对学生的意见给予评价，不同的学生会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老师应该针对不同的角度为学生分析时事政治的教学意义和重要性，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 3.3有利于学生切实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在学习政治方面不仅仅为了将理论知识印在脑海中，也需要学会运用政治知识。通过时事政治的教育，学生能够利用时事工具解决身边的问题，站在国家的高度和层面上分析和处理，已经不是只为了提高成绩而学习的传统教学模式。老师转变教学方法，在基础知识不断灌输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对时事政治的理解，结合生活中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将时事政治引入课堂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引领学生随着老师的思路构建逻辑思维，提高了学生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处理能力。 4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4.1采用时事政治作为情境教学素材 现代高中教育开始逐渐采用情境教学模式，情境教学是指学生在老师设计的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现场问答和模拟，但是必须与教学计划内容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充分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学以致用。在高中的政治教学中，老师将时事政治作为情境教学的素材，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意义，使学生走进政治生活，感受政治文化的魅力和风采，只有激发学生对政治的兴趣，才能够学好政治。在老师引入时事政治的前期，需要对其内容进行详细地分析和研究，理清要向学生表达的目的和理念，然后对时事进行角色设计以及事态的跟踪，使学生愿意参与其中，真正地接触政治，学习政治，掌握政治，这样才能有效地利用政治。 4.2及时引进时事政治 所谓时事政治，就是国家在特定的时间所发生的事件，一般以新闻的形式展现在每个人眼前，所以，时事政治具有时效性。那么，作为老师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优势，从与学生生活和学习比较接近的时事入手，密切联系课本内容，巧妙地插在基础知识之中，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例如现代国家热点问题有一部分集中在我国劳动力的现状和就业问题上，根据国家的发展趋势和形式，就业问题始终是面临的一大挑战，就该问题而言，虽然离高中生较远，但是从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方面来看，却十分贴近学生生活。就业问题是学生在考虑今后选择专业时参考的重要条件，只有对国家的形式和企业的需求有一定地研究和了解，然后结合自身的喜好，才能够选择令自己满意且有发展的专业和学校。所以，时事政治离高中生并不遥远，也是因为它具有时效性，能够反应某一阶段的发展形势，体现出时事政治可以利用的价值。 4.3使政治教学多样化 传统的政治教学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掌握基础知识，提高考试成绩，就是学校和老师主要的教学目标，该模式使学生的学习环境过于枯燥乏味，对理论知识也是在不断地被动吸收，产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并不高。通过引进时事政治教学模式，老师可以通过时事快讯增加课堂活动，在课堂中开启讨论的模式，老师主持和把关，并根据学生的发言给予评价以及奖励，学生从被动变为主动，丰富课堂多样化学习方式，一方面对时事政治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和学习。加强了政治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引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也是教学质量升级的重要体现。 4.4课后作业联系与时事政治结合 对于高中学生的教学不仅仅需要充分利用课上的时间，同时要求学生有效地安排课后的学习任务，因为课堂的学习时间和接受的内容都是有限的，而且多数是以老师为主导进行的逻辑思维运转，而课后时间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机会，找到自己的问题和疑惑，与老师进行及时的沟通方可解决。所以，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老师为学生安排的课后作业和联系也应该与时事政治相融合，调动学生主动了解国家大事的积极性和热情，同时引发自己的思考和不同角度的看法，这样，既可以深化需要掌握的基本教学内容，又可以使学生接触时事的同时融入其中，成为时时刻刻为国家考虑的合格公民。将时事与课后作业联系在一起，可以通过要求学生独立收集时事素材和资料，结合已学的理论进行时事分析，或者对课上提出的时事进行总结和体会，这都是对知识和能力双向提高的过程。只有将学生的知识活学活用，让学生认识到教学内容与实际的必然联系，这样才能体现学习的重要性和可利用性，促进学生激发个人潜力投入在学习生活中。 5结论 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教育发展，这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府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学生和父母共同的追求，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支柱，承担着促进祖国健康持续发展的重大责任，需要的不仅仅是基础理论知识的丰富，更重要的是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所以，在教学计划中引进政治教学，是为了高度培养学生的个人素质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政治教学不同于数学、语文或者英语的学习，依靠的不仅仅是多背多学，更重要的是能力和素质的提升，能够从国家的角度去面对和处理问题。通过对政治教学的不断改革，近年来提出了将时事政治教育融入教学计划中，也通过本文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该方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也是未来政治教学的必然趋势，教师和学生通过对时事政治的研究能够创建相互学习和沟通的机会，同时促进了老师和学生共同发展，不断适应时展的要求。本文通过对时事政治在高中教学中的应用的研究，为今后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参考，同时也为教育事业的进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作者：孔维佳 单位：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 时事政治论文:新课标时事政治高中政治运用 摘要 在新课标下，高中政治教学运用时事政治要围绕“以学生为本”的核心理念，通过学以致用的时事政治与理论结合、时事政治与学情及教学内容结合、时事政治在高考应试的运用等，进一步培养并增强学生的理性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从而推动学生形成政治综合能力，实现政治学习为学生服务的目标。 新课标 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运用 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是高中教师常用的教学方式之一。在新课程下高中教师要在“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等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时事政治对理论知识学习、解决实际问题、应对高考检测等三方面的作用发挥，培养学生政治综合能力，提高高中政治教学的实际效果。 一、以时事政治来带动政治理论知识的运用，体现为学生服务的新课改理念 在高中政治学习中，理论知识往往比较枯燥无味的。高中政治教师要善于运用时事热点，把教学内容有机地嵌入到时事政治材料中。这一方面，既能通过时事热点来提高并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能学以致用，推动学生将政治理论学习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增加高中政治学习的趣味性。而在新课程改革下，以时事政治来带动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与运用，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只有通过鲜活的社会时事热点材料，才能使政治理论知识转化为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新课改高中政治教学为学生学习发展服务的目标，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核心理念。因此，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运用时事政治，既有其现实的需要性，又能体现新课改“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的理念，是高中政治教学不可回避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式，且越来越受到师生的欢迎。2016年下半年，最热门的事情莫过于美国大选，全世界都要关注美国人民到底选一个“疯子”还是“骗子”做这个超级大国的总统。在选举之前，笔者正好带领学生复习高一政治的第六课《投资理财的选择》，要复习中笔者就让学生谈谈对美国大选的看法及预测一下到底是“疯子”还是“骗子”当选。结果大部分学生们按报刊民调预测了“骗子”希拉里会当选，因为学生们也认为希拉时的优势过于明显。而笔者却将投资理财的方式渗透到其中进行分析:“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人自己有什么好处?”——换言之，希拉里能为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做什么?由于希拉里会延续现任政府的政治遗产，亚太再平衡政策与世界警察的角色必然会继续拖着美国人民的后腿，使其经济发展与复兴会更举步维艰。即是说，在投资理财可预测的未来，国民收入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国家债务会进一步增加，美国老百姓的日子会更艰难。因而，笔者在课堂教学上大胆预测，“疯子”特朗普胜出的可能性很高。通过这一时事政治的介入，学生们不仅对美国民主有更深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财富积累、分配、投资理财理论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而笔者预测中所渗透的投资理财知识，更是被学生所掌握、理解，当美国大选结果传来，更多的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与运用显得更加用心，并对笔者的预测结果报以热烈的掌声。 二、关注学生实际以时事政治来培养学生理性思考能力，增强学生分析能力 在新课标下，密切联系学生生活是高中政治教学的着力点之一，也是时事政治运用的重要平台。通过时事政治的运用，结合学生实际使高中政治教学学以致用，不仅能引导学生理性思考能力，而且还能增加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笔者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为例，在教学过程没有一开始就切入到教学内容，而是以魏书生民主教学这一教育时事热点来导入，在介绍了相关时事之后再以班级的管理为分析对象，通过学生对班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等环节进行分析，使学生看到公民政治参与中的民主本质。由于涉及到学生实际，学生们的讨论与分析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他们看到了民主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限制，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另一方面，通过班级管理来透视政治参与，反映出我国政治治理的核心与本质，从而更理性去思考并分析问题。如有学生认为某同学最适合做班干部，但某同学偏偏无心于班级管理，醉心于读书学习中。在学习之前，往往很多学生会认为某同学没有集体荣誉感，不太负责任;但通过政治参与的学习之后，就会理性看待这一问题，并对某同学报以理解的态度。尽管班级管理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有较大的区别，但通过以类比的方法来引导学生理性认识我国的政治体制，使其充分认识到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与内涵，既能有力地回击西方媒体对我国政治体制的曲解与攻击，又能使学生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形成理性思考能力，并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有助于其增加分析能力，为《生活与哲学》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由此不难看出，把高中政治教学通过时事政治引导并与学生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学生会进一步挖掘理解政治理论知识，培养理性思考能力，增加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能力。 三、以高考政治能力考查来丰富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在新课改进一步深入的前提下，高考政治越来越体现出政治学习以学生为本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高考政治能力的考查。在高考政治中，尤其是材料分析题型中，政治综合能力的运用已经成为了高考重点的考查方向，不仅注重学生对材料的分析解读，注重政治学科理论知识的运用，而且还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与哲学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运用也进行了一定的考查。而这种考查最重要的就是体现在时事政治的考查上，在时事政治材料的运用上，高考把政治理论与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达到考查学生综合政治能力的目标。因此，通过高考政治综合能力的考查，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灵活运用时事政治，既可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效果，又能在课堂教学训练学生的综合能力，强化学生高考应试技巧的运用，是一举多得的教学手段。以2016年全国I卷文综38题为例，虽然第(1)、(2)题指向的是当代国际社会知识与经济生活知识，看似知识点的考查比较单一。而且在资料的选择上似乎也比较集中于“一带一路”，材料一是“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及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判断，材料二是“一带一路”下国际产能合作，并以埃及为例。两则材料都一反2011～2015年高考微观经济的考查，而转向为宏观经济的考查，特别重视中国与世界贸易之间的关系梳理。按理这样的材料与知识考查不会对学生形成太多的难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代国际社会知识与“一带一路”有密切的联系，既有全球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又有全球政治多元化及多极化发展的紧密关联，两者之间缺一不可。只有把政治、经济、文化结合起来，从全球化更宏观的角度来思考“一带一路”对世界发展、和平稳定起到的基础性作用进行分析与思考，才能更深刻理解并体会“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位置，看到全球治理模式下的中国正能量与贡献。由此所延伸的中国治理模式在国际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就可以以“埃及”这一点来带动对世界经济这个“面”的思考。通过这样的考查与分析不难发现，单一时事政治材料与单一知识点背后，往往用考查侧重点隐藏了学生政治综合能力的运用，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灵活运用时事政治材料来训练并提高学生综合政治能力，既是新课改的必然要求，又是高考能力考查的重中之重。 综上，在新课标下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既要重视解决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使政治理论知识更好地为学生学习发展服务，又要注重学生面对具有选拔性的高考能力培养，使学生形成分析、解决问题的政治综合能力，从而体现新课改理念。 作者：孙伟 单位：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东苑高级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高中政治与时事政治应用 摘要： 对于时事政治来说，主要是国内与国外的一些热点问题，同时也指一些对社会影响相对较大的新闻，这些都是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且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融入时事政治知识，还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同时也可以让学生掌握好政治知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针对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简要阐述，并提出几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关键词： 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应用分析 对于高中政治教学来说，主要分为：第一，常规类的教学内容。第二，与思想政治相关的教学内容。第三，时事政治。所以可以看出，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有着极为重要的内容与意义。但是在实际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现阶段的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教学的地位并不高，甚至是一些教师并没有认识到开展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这样也就降低了教育的效果。 一、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融入时事政治的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改革力度也有着一定的提高，且在新课改的不断推行下，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就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主体，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以此来满足现代化教育的需求。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就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目光，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且对于时事政治来说，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且在时事政治中大多是以焦点问题出发的，这样也就体现出了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因此，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融入时事政治的相关内容，可以转变传统课堂教学中的局限性，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吸引学生的目光，激发出学生的探讨与学习意识，同时也可以保证课堂教学的效果满足新课改的需求［1］。教师开展政治教学的过程也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可以对学生的思想与行为实现有针对性的引导。且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好政治知识，同时也可以加深学生的思想认识。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就要引导学生将所学习到的知识与外界的环境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要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之间的有效融合，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分析与表达能力。且对于时事政治来说，与其他学科的教学内容不同，从生活中的实例出发，来帮助学生掌握好我国党的思想方针与路线，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品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二、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融入时事政治存在的问题 对于高中阶段的时事政治来说，主要是从时事新闻的以及热点主体等方面来进行教学的。且在课堂教学中主要通过探讨与研究等方法来进行教学。由于受到不同年级的影响，时事政治教学的重点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同。 1、形式化严重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现如今的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教学存在形式化严重的现象，教师在教学中虽然融入了时事政治的内容，但是也只是作为课前的导入或是课后的补充，这样也就没有将时事政治融入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去［2］。 2、表面化 教师在教学中虽然融入了时事政治的热点问题，也只是从表面上来进行研究，并没有开展系统化与专题化的讲座。且教师由于自身教学理念的不足，使得对时事政治的教学存在着随意性的现象，这样也就降低了时事政治的说服性。 三、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融入时事政治的措施 1、提高关注度，积累好素材 对于高中政治教学来说，教师想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就要对教学途径进行创新，掌握好更多的知识，从而完善自身的专业知识体系。教师只有保证自身专业结构体系的完整性与牢固性，才能在开展整治教学的过程中更好的向学生进行讲解，通过与学生进行交流等来提高课堂小学的效果。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电视、新闻以及报纸等途径来收集好有关于时事政治方面的内容，同时还要做好更新与充实工作。且对于时事政治来说，资料的收集与保存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因此，教师在接触到时事政治有关的内容以后，就要做好存档处理工作，以此来便于后期的分析与挖掘，找出存在的政治价值。教师只有保证自身具备充足的时事政治知识，才能在开展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运用好时事政治的内容，实现对课堂教学的补充，同时也可以保证课堂教学的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2、做好引导工作，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讨论中去 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一点时间来为学生播放出相关的时事政治知识。并鼓励学生让学生进行分析与点评。通过为学生播放时事政治相关的内容，还可以扩展学生的视野，激发出学生的学习热情，帮助学生积累更多的知识。也可以活跃好课堂教学环境，为学生创建出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发散学生的思维，增强学生的观察能力与理解能力［3］。 3、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时事政治相关的内容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认识到融入时事政治知识的重要性，同时还要将教学内容、目标与时事政治相关的知识结合在一起，找出课堂教学的切入点，帮助学生学习好政治知识。且在这种教学模式的影响下，还可以有效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目光，让学生可以主动找出更深层次的热点问题。其次，通过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可以让学生实现自主学习，提高学习的质量［4］。4、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对于政治教学来说，提高学生对政治的敏锐力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教师就要做好引导工作，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帮助学生学习，为学生创建出良好的学习环境。只有帮助学生养成政治素养，才能促进学生实现更好的学习与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融入时事政治相关的内容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就要做好分析与研究工作，不断开发与利用时事政治资源，充实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内容。同时还要发挥出政治教学的作用，融入好时事政治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作者：税承忠 单位：四川省犍为县罗城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政治教学时事政治资源研究 摘要：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教师在教学时，必须真正认识到时事政治的重要性，合理地开发时事政治资源，做好高中政治教学。文章主要研究了将时事政治运用到政治教学中去的必要性和策略，并指出了注意事项，以期为提高高中政治教学提供借鉴。 关键词： 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改革；政治资源 高中政治本身的理论性比较强，学生学习的时候比较枯燥，这也给高中政治教学效率的提高造成了很大的阻碍。这就要求政治教师根据需要对高中政治教学进行改革，将时事政治资源更好地运用进去，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一、将时事政治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的必要性 （1）符合政治学科性质需要。 政治这门学科本身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比较强，并且随着教学改革的进行，政治教学更加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政治教学的时候，将理论学习与国际、国内的一些时事政治结合在一起，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 （2）符合现代教学改革需要。 随着教育改革的进行，更加重视学生中心位置的体现，要求教师教学的时候一切从学生出发，不断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师在进行政治教学的时候，需要提高学生的时代感和责任感，这就要求教师要有针对性地将时事政治运用在教学之中，可以通过一些焦点问题和热点问题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时事政治的使用，也能够改变政治教学枯燥乏味的状况。 （3）符合学生成长需要。 高中生本身的辩证思维以及认知能力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进行政治教学的时候，教师应该采取措施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样才能够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时事政治便是一个很好的教学资源。 二、将时事政治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的对策 （1）转变教学观念。 实行新课改之后，要求教师在教学的时候，不应该仅仅重视知识的传授，还应该将学生的主体地位真正地发挥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其更好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这要求教师必须转变自身的观念，摒弃以往错误的想法，进行探讨式和讨论式的教学，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时事政治的使用是符合新教学模式需要的。 （2）在教学的过程中重视时事内容的渗透。 教师在教学的时候，若能够将时事政治的内容运用进去，能够将鲜活的时事和枯燥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学生在理解政治知识时会更加容易。例如，在教学的时候，可以给学生讲一些民生问题，这样不但能够传递文明的进程，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还能够克服课本知识的滞后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国情怀。 （3）把握合适的时机引入时事政治。 课堂教学一般只有四十五分钟，引入时事政治是需要把握合适的时机的。通过研究发现，在上课前十分钟以及课堂结束前五分钟引入，教学效果会更好。通过原因分析我们能够很容易发现，在上课的前十分钟，有的学生的精力不够集中，思想也比较分散，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甚至很多学生想的还是上课之前的事情。而时事政治往往比较新鲜，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若是在这个时候能够将时事政治引入进来，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精力更加集中，从而给政治教学效率的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在下课前五分钟，学生往往会对学到的知识有一定的困惑，若是这个时候将相关的时事政治引入进来，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堂教学的内容。 （4）时事政治运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是确保选择的时事热点针对性比较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并且经常会发生一些重大事项，所以时事政治的内容和层面都比较丰富，教师可以选择的教学资料也比较多，这就要求教师选择的时候不能盲目，必须根据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选择时事政治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辅助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比如讲到环境保护的时候，教师可以将雾霾问题引入进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不断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在选择时事政治的时候，选择内容不必太多，但一定要保证其具有针对性，这样才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二是确保时事政治的内容比较新颖，这样对学生的吸引力才能增加。时事政治对时事方面的要求比较高，这便要求教师选择的内容必须新颖，并且符合教学的需要，要考虑到时间和空间两个重要方面，和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贴近。教师可以有意识地选择那些能够以小见大的时事政治资料，选择那些学生身边发生的事件，并慢慢地进行拓展。若是时事政治的资料和学生生活相贴近，能够将学生的学习热情更好地激发出来，不断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三、结束语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将时事政治运用进来，不但能够改变高中政治教学枯燥乏味的情况，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三观。所以，教师必须真正认识到时事政治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将其更好地运用到政治教学中来，提高教学效率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修养。 作者：方德玲 单位：江苏省宝应县安宜高级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时事政治对高中政治教学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教学体制改革不断推进，高中政治教学水平在素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学生们不仅在高中政治课堂上习得课本中的政治知识，更能获得较高的政治素养，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此同时对于国家的时事政治也更够有更好的了解。 1.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1.1能够有效转变传统政治教学观念。 在传统的政治教学中，“教师讲，学生听”成为了主要的教学模式，但是由于教学缺乏反馈，学生在课堂上容易开小差，导致上课教学效率很低。若将与课本知识相关的时事政治引入课堂，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共同讨论时事政治，从而达成了学生成为课堂主导的目的，学生极大程度的参与到课堂中，从而有效提高高中政治的教学效率。 1.2有助于激发学生上课积极性。 将时事政治引入到高中政治课堂中，能够有效的吸引学生注意力，运用时事政治这一课题使学生参与到自主思考和课堂讨论中，不仅能够使学生加深对政治的基本知识进行巩固、落实、加深，又能够营造出良好的课堂氛围，有效激发学生上课积极性。 1.3有利于提高高中政治教学的时效性。 第一，在高中政治课堂中引入时事政治，顺应了素质教育发展的趋势，使学生不仅仅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也对社会实事发展加以关注，及时了解国家大事，是新时展的要求。第二，将课本知识相关的时事政治引入课堂，能够有效丰富、完善课本上的知识，使课本的知识更加的形象、生动，使学生可以运用时事政治当作课本上的教材、案例，另外学生还能够在课堂上运用学到的知识积极的讨论时事政治。第三，在教师的指引下对时事政治做出独立的思考、与同学间进行讨论最后做出判断，能有效的丰富课堂知识，帮助学生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学生的爱国情怀。 2.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基本现状 2.1高中时事政治教学时缺乏客观性。 在将时事政治引入课堂时，教师需要对整个教学进度、课堂讨论方向进行引导和控制，并且在分析、总结的过程中要与课本知识相联系，但由于时事政治的自由度很大，所以在讲解的过程中，教师往往主观性过强，穿插着私人情绪，因此，极易引导学生走向思想的误区，忽略了让学生独立思考、落实基本知识、学会运用知识、培养政治素养的根本目的。 2.2高中时事政治的教学力度不够。 随着教学体制改革的深化，在高中政治课堂中引入时事政治已经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但引入的效果还没有达到预期。部分教师已经习惯了按部就班的讲解课堂知识，往课堂中衔接时事政治还有一定的难度；教师本身没有重视时事热点引入课堂中的重要意义，忽视了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课堂中发挥的作用。 3.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应用的有效措施 3.1增加对时事政治的关注。 时事政治不仅包括我国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也包括许多的国际事件，例如国际关系、国家利益、以及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政治内容，都与现实息息相关。一方面而言，时事政治与政治课本知识息息相关，同时也成为了高中政治教学的典型案例，与政治课本知识紧密的衔接能够有效的丰富政治课本的知识，使原本固定的知识形象化、生动化，营造自由、和谐的课堂氛围。另一方面，将时事政治引入高中政治课堂中，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能够自由与课本知识相衔接，做出独立的思考，并且能够在与同学、与老师探讨的过程中做出判断，进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更好的落实课本的基本知识，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有效的利用。 3.2增加对时事政治的积累和讨论。 高中政治课本中出现的政治理论是时事政治的指导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实践；而时事热点是政治理论的最典型的素材，能够使学生对政治知识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并且进行有效的运用。因此，教师自身应该处处关注时事热点知识，不仅让学生知晓如今的国际社会形势和国家社会的热点问题，鼓励学生积极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搜集和积累时事政治，更要努力使时事热点与课堂教学相衔接，把时事政治当作最好的教学素材，并且教导学生运用政治理论学会分析、讨论、判断时事。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时事热点是有时效性的，它们每天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教师需要通过电视、网络、新闻等多种途径来获取信息，并且激励学生学会关注、学会发现、学会认知、学会积累，学生也只有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政治知识并且试着与课本理论相连接，才能够逐渐培养起自己的政治素养，树立起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的与政治课堂衔接，与社会接轨，与时代接轨。 3.3增加对时事政治的运用。 时事政治是讲述政治理论最典型、最有效的素材，无论是知识讲述过程中还是在课后习题中，都可以引入时事热点作为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引导学生将时事热点与政治理论相衔接，并且教授给学生分析时事热点的方法。比如在讲授国际关系这一课中，“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关系”，则可以恰当的引入中韩在汽车制造领域中的技术合作促进了中韩友好交往。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更多的社会知识，还能够最有效的学会分析案例，营造出和谐的课堂氛围，使学生提高注意力。 4.结语 总而言之，在这个信息化的社会里，学生们学习政治理论、认知时事政治、树立正确政治观、培养政治素养成为了时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教学体制改革深化的必经之路。无论是运用时事政治当作课堂教学素材以更好的巩固基本知识、丰富知识，还是在课下之余学会用政治理论去讨论现实政治，都能有效的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与此同时，也体现出在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中引入时事政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陈天雪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时事政治论文: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的应用 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 1.时政教学激发学生的兴趣 应用时事政治教学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学习的过程是认知的过程，也是兴趣培养的过程，兴趣是学习的内在推动力，有了兴趣，学生才能有求知的渴望。据调查，将时事政治运用到高中政治课堂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率。时事政治本身具有丰富性、动态性，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材结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所以，时事政治运用与政治教学既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开阔了眼界。 2.时政教学提升学生的能力 高中政治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学生能力，通过时事政治与教材相结合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能够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在高中政治课堂上，学生通过收集整理素材，培养将教材中的理论与时事联系起来的能力；另一方面，时事的真实性能够给学生以启发，再由老师对时事描述讲解，虽然学生未经历过但能够有间接体验。所以，能够提升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时事政治运用于高中政治课堂的方法 1.开设专题讲座 高中政治老师要经常向学生进行时事政治专题教育。老师可以将书本上的知识与时事结合联系起来。当我们学习经济全球化以及当代国际关系的时候，老师就可以联系当前相关的国际政治时事，比如，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各国领导人来到北京参加会议以及亚投行的问题，老师可以向学生介绍这些时事，通过APEC会议的成功举办学生可以了解我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综合实力的增强，通过亚投行问题让学生了解当前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及美国不加入亚投行背后的原因等国际问题。 2.创设时事天地 通过班级的黑板报和手抄报创设“时事天地”，高中政治老师应当积极鼓励学生来实践这项工作，老师将这些正在发生的时事与课本上的知识结合对学生进行专题教育，让学生摘取近期所发生的国内外大事，通过“时事天地”这一栏目的创设，通过这些专题可以让学生将高中政治学得更透彻。这样学生不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轻松掌握所发生的时事政治，并且能够很好地运用高中政治教材对时事进行分析。还能够巩固学习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单单凭借高中政治课本上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引入时事政治教育的内容弥补了高中课本信息滞后的缺陷，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是对思想政治课的补充，保证学生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了解时事政治，不与时代脱轨。总之，高中政治课堂离不开时事政治教育，只有将时政与教材完整结合，才能保证我们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 作者：周德星 单位：江苏省高邮市临泽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高中时事政治教学小议 一、高中政治教学中时政教学的有效策略 1.课前时政事件讲评。 此环节可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小组合作形式搜集时政事件相关资料，每节课前做出简短的新闻报道，教师不可对报道范围或者报道内容做出过多限制，报道完毕后由教师从旁指导，全体同学负责该则报道的讲评，根据讲评内容做出总结。应注意在时事讲评中激发学生参与性，要求学生从演讲者的角度来分析时政事件，并随机抽取各小组组员代表上台演讲，以此来激发学生能动性和积极性，促使其关注时事政治，养成关注时事、分析时事的习惯，通过报纸、新闻等媒体途径收集时政素材，并将这些素材在演讲课堂上灵活运用，其他同学则应分析演讲内容，并提出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与政治理论知识相结合展开论述和分析。以党的十八大为例，笔者组织学生参与时事演讲活动，以十八大报告精神为中心，从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出发展开分析，期间通学生各抒己见，深入讨论，课堂氛围极为热烈。在此过程中，教师一改往日单纯而枯燥的讲解模式，而真正将学生作为课堂主体，引导其参与课堂，鼓励其主动学习、勇于质疑，利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营造课堂活跃、平等、和谐的氛围，学生对于知识点的印象进一步加深，思路也变得开阔。 2.在教学中渗透时政热点问题。 在高中时政教学中，教师应主动将时政热点以及重点问题加以渗透，由单纯的灌输和引用转变为积极的分析与应用，针对教材内容为其补充课前精选的时政素材；同时还可利用包括多媒体教学工具在内的各类教学手段予以展示，以提高学生对于时政事件认识的形象性以及直观性，有效激发学生热情。以必修2第三单元第五课《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教学为例，笔者将2015年全国两会召开这一时政热点大事引入课堂，不少学生对于“两会”这个词语耳熟能详，但对其具体含义却了解不多。笔者由此在课堂上普及：“两会”并非特定机构名称，而是一个统称，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者会期大致重合，对于国家运作均具有重要意义。当学生们对“两会”概念有了明确认识后，笔者提出了问题：“两会”中二者的组成有什么不同？各自的职能又是什么？由于笔者在课前已经布置收集“两会”资料的任务，因此学生们有所准备，并纷纷回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民主监督以及政治协商为主要职能”，这些答案均与教材知识点相契合。笔者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媒体技术将不少明星委员的图片展示给学生，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 二、结语 时事政治教育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其学习兴趣；学生通过时政教学得以不断扩充知识面，对于教材知识点的理解也更为深入，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相互联系。应注意的是，不少教师在开展时政教学时未从客观角度来做出时事评析，甚至受限于个人主观意图，在评述时政事件时将主观性错误信息传达给学生，导致后者出现思想层面的误区。因此，高中政治教师也应关注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正确分析国内外时政大事，端正思想认识，合理利用时政素材，让学生学以致用，实现知识与能力的有机统一，最终实现教改目的。 作者：马静静 单位：江苏省阜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应用 一、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的引入 （一）以时事政治导入新课，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由于政治内容比较枯燥乏味，学生一般对政治不感兴趣，不能快速地进入学习状态。为了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教师就必须做好高中政治新内容的引入工作。而时事政治就是引入新课的有效方法。在政治开课之前，教师可以根据一些比较重大的国际国内事件作为政治课程开课的切入点，通过新鲜的事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通过时事政治导入新课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还能够帮助教师顺利进行政治教学工作。例如，在教授“多变的价格”这一内容时，教师可以在讲课之前引入最近猪肉价格的变化情况，让学生考虑一下价格变动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这样能够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熟悉的教学氛围中进行政治学习，并根据时事政治更容易地掌握新开政治课程的内容。以时事政治导入新课对高中政治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引入时事政治内容，帮助学生理解政治概念 高中政治教学开始给学生讲述的内容是以经济学、哲学以及政治学等几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这些内容中有的对高中生而言，理解起来比较的困难，且离人们的实际生活也比较远。为了让学生更容易理解政治教学中的一些内容和知识，教师必须在教学中适当引入一些最近发生的时事政治，并且需要与所讲内容有关系。例如，在讲授“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这课的内容时，政治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解一下2011年利比亚的危机，让学生根据相关的政治时事详细了解它的背景资料，为政治内容的教学做铺垫。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合理应用能够有效帮学生理解比较困难、生疏的政治概念，帮助学生学好政治内容，提高政治教学的质量。 二、分析时事政治，培养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有一个好的学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帮助学生养成一个良好的思维习惯，使学生在学习政治知识过程中更加轻松容易，将政治知识点理解得更加透彻。在政治教学中，对时事政治进行有效的分析，能够培养学生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能力和应用政治知识的能力，做到活学活用。政治教师应该结合政治内容进行时事政治的选取，并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帮助学生对时事政治问题和政治的一些概念等知识进行分析。时事政治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必须加强在政治教学中对时事政治的应用，并运用政治知识给学生进行讲解，帮助学生了解时事政治和相关高中政治知识的运用。教师还应该让学生运用自己所学和预习的政治知识对相关的时事政治进行分析，通过时事政治的应用培养学生政治知识的应用能力。 三、用时事政治联结政治教学的各个模块 在高考中，对学生进行政治的考查通常是通过最近比较热的一些时事政治热点进行的，以时事政治为切入点引出相关的政治知识。所以，在进行高中政治教学时，政治教师需要对最近的时事政治热点进行了解，全面掌握时事政治，将其与要讲述的政治内容进行结合，通过时事政治将分散的政治教学模板联系在一起。引入的时事政治应该符合政治课本的内容。对于一个时事政治，可以利用政治知识对其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如可以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等三方面进行分析。通过一个时事政治可以有效将政治教学的各个模块结合起来，有利于政治教学的进行。在政治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政治内容对时事政治进行分类整理，帮助学生学好高中政治，将学生的思维拓展到课本以外。时事政治是高中政治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它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还能够丰富课堂内容，帮助学生更好地学好高中政治。时事政治的应用能够辅助教师进行政治的教学，通过引入时事政治和分析时事政治掌握好比较难理解的政治知识。因此，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必须应用好时事政治。 作者：高文军 单位：河北高阳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时事政治思想品德教学论文 一、初中思想品德教育与时事政治进行结合的意义 (一)能够将学生的知识面拓宽，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 所谓的时事热点问题是当前社会上最近发生的，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初中思想品德教育中结合相应的时事政治问题，能够使得学生对知识有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能够使得学生自身的知识面得到进一步的拓宽，使得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得到有效地激发和提升，继而能够营造良好的初中思想品德的教学与学习氛围。 (二)能够调动学生的思维，对学生的分析能力加以培养 对于初中思想品德教学，对当前社会上的时事政治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能够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教师应当将学生的思维积极调动起来，通过对时事政治信息的搜集以及分析等多过程，使得学生对整个时事政治背景以及过程有更为深入的了解，继而使得学生自身的综合分析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三)能够有效培养学生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 教师将初中思想品德教育和时事政治问题进行有效的结合，通过对这样一些时事热点问题进行及时的分析，在掌握相关的思想品德教学目标的同时，还应当对学生进行及时的引导，使得学生能够逐步培养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 二、将初中思想品德教育与时事政治进行有机结合的策略 总得来说，时事政治热点问题是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通过对时事政治热点的分析以及结合，使得初中思想品德教学的效果以及目的得到有效的实现，将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应当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要专门设置时事热点教学专题 由于当前我国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中所涉及的时事热点内容比较少，还不够完善，因此应当在以后的初中思想品德教学的过程中，专门设置相关的时事热点问题，进行专题性的教学，通过这样的专门性的学习能够使得学生对当前的时事热点问题的分析方式以及思考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培养，使得学生对问题综合分析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以后的学习以及生活的过程中能够对时事政治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和解读。另外，对于学校而言，还应当积极成立专门性的时事热点问题的小组进行研究，要由专门的教师对时事热点问题进行选取以及做出具体的教学安排，因为这样的一种研究工作是当前时事热点问题教学得以实现的一大前提。 (二)依据教材的要求以及学生自身兴趣选取时事热点问题 如果要让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与时事政治问题进行有效地结合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应当在实施热点问题的选择上应当要注意合理和科学，应当依据当前我国初中思想品德教学教材的内容要求，以及我国初中学生自身的学习状况尤其是学习兴趣进行选择，比如说在苏教版七年级下册的思想品德教学中如何更好地意识到追星现象的时候，教师应当选择当前社会上某些明星现象，哪些明星在做一些慈善的公益事业，哪些明星召开演唱会，有些歌迷竟然为了买一张票去卖肾等，通过这样鲜活的话题，能够将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能够依据当前初中思想品德的教学内容，有效教育学生的思想，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使得学生能够培养起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 (三)要进一步增强学生自身的自主能动性以及参与性 教师在将思想品德教学和时事政治问题进行有效结合的时候，应当注意将学生自身的积极主动性以及参与性加以提升，要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性调动起来，积极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将学生自身的思考能力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进行充分的发挥，要对当前社会上时事政治问题进行及时的分析以及解读，比如说在苏教版七年级上册的思想品德教学中，关于集体的团结以及合作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对时事政治问题进行选择的时候应当注意选择全国人民团结一心的例子，比如说一起抗击地震或者是非典等典型的案例或者是话题，教师应当在教学的过程中将学生自身的参与性积极调动起来，教师可以积极引导学生对资料进行收集，并制作成幻灯片，并表达自己的看法，教师还应当和学生之间加强互动和交流，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使得学生自身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得学生对合作以及团结的概念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另外还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自身的荣誉感以及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操。 (四)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对教学的效果做进一步强化 当前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课堂教学改革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进一步促进了教学效果的有效改善，教师在结合时事热点问题进行思想品德教学的时候，可以将互联网以及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技术加入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得教学内容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使得教学手段更加具有多元化，比如说在八年级下册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关于科教兴国以及人才强国知识传授的时候，应当结合我国神九和天宫一号成功对接的例子，教师通过现代化的媒体对我国的航天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展示，使得学生能够对我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有更好的了解，能够真正认识到科教兴国以及人才强国的重要意义，继而鼓励学生要奋发图强。 (五)引导学生进行日常生活的积累 对于初中思想品德的教学来说，与日常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教师应当对学生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学习能力进行培养，在日常的生活中要对时事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以及累积，继而对自身的学习效果进行有效的巩固，对学生自身的学习能力进行培养，其实这样的一种方式与思想品德教学中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教学内容也是一致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能够将学生自身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得学生自身的视野得到拓宽，知识得到丰富，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引导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 作者：王益龙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时堰镇后港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论文 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一）设计时事板报 首先，教师应该对高中生进行组织和分配，利用班级黑板进行时事政治板报设计。设计的主要年内容包括近期国内外大型事件，例如：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的举行、朝核问题、MH370失联问题等等。通过这一方法和手段能有效让学生把握所学的时事政治内容，并较好的就教材展开系统全面的分析。另外，还可以通过举行时事政治竞赛和演讲比赛的形式，培养学生的时事政治学习和探究能力。 （二）导入时事新闻加深学习印象 根据以往教学经验可知，课堂中对时事政治的引入能积极调动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在主题教育中提高感情基础，这也在时效性上给予政治课充分的肯定。在针对时事政治的实际教学中，教师首要做到的是导入国内、国际大型事件，继而引入课堂内容，比如：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问题，使同学们利用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等眼光和思路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由此，可以让同学们了解最新社会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教材滞后、枯燥的缺点。 （三）作业与练习中引用时政材料 政治课堂作业或练习能够有效辅助学生巩固知识，但要注重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培养。在此情况下，教师应该在教中深入练习，合理带领学生在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下，进行对知识的分析和理解并充分挖掘政治内涵。由此，不但能巩固政治的基础性知识理论，而且还能引起学生对时事热点的关注，准确把握时代规律和特征。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现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统一，更可实现学以致用的目标。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激发高中生政治知识的兴趣 在实际教学中，吸引学生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激发他们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实现极佳的教学氛围和效果，一般而言，现今的会对新鲜事物产生兴趣以及好感，可以把新颖、新鲜的事物引入课堂，就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能够够让学生会作出自己的分析，还能使学生相互间实现评论，进而准确、全面、系统的进行讨论和分析，实现良好的课堂氛围和课堂效果，这也对学会生的总结和归纳知识点最为有力。 （二）有助于转变高中传统政治教学观念 一般而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能对有效转变传统政治教学课堂模式，实现全新的政治教学极佳效果。新课改下的高中生不再是知识的接受、传递的主要对象，而已经演变为课堂教学的新主体，由此以来，就要教师在公平、平等、开放的政治教学环境下，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爱好和学习兴趣并予以激发，系统合理的引导学生体验和观察社会生活，从而不断提高中生在面对各项问题中的判断能力，积极把改变高中传统政治教学观念引向深入。 （三）有助于高中政治教学的时效性 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具体可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合理的引入时事政治能完善教材的内容，有助于学生在利用教材内容和方法解决对时事政治的基本问题，并使教材内容形象化、具体化和抽象化，更加便于学生理解。第二，将时事政治引入到实际教学课堂中，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引和帮助下作出思考和判断，能延伸课堂、丰富知识以及提高学生爱国情怀。第三，时事政治的引入和运用，能使学生在繁忙的学习过程中对社会事件进行关注，有效防止学脱离时代轨道。 三、结语 时事政治作为高中阶段教学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作用更是举足轻重的。实施新课改对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综合素质以及政治觉悟非常有利。本文就高中政治教育存在的现状、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与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重要性层面，进一步阐明了观点。基于此文，旨在提高高中政治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作者：林楠 单位：庄河市高级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高中时事政治教学论文 一、引入时政话题，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枯燥的理论知识灌输使学生成为了学习机器，只能通过死记硬背应付习题和考试，可以说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仅仅是个被动接受者。而将时政话题引入课堂教学中，也就将发生在身边的时事热点和课本知识紧密结合起来，学生可以主动地从听到的、看到的政治现象中把握课堂讲解的内容，并通过课堂理论知识的学习更深入地理解政治现象。与此同时，新课改也对高中政治教师提出了新要求，要想恰当地把时事政治与政治课本有机结合，教师必须丰富备课内容，通过网络等多种形式随时关注和了解热点时事，建立自己的时事政治库，丰富政治知识，提高政治专业水平。教师可以在一堂课开始的五分钟说出一件政治时事或者一个政治现象，让学生参与讨论，从而引出本堂课的教学内容；或者先说出本堂课的教学目标，然后让学生充分联系发生在身边的相关政治现象，使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从而达到深刻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的目的。比如在讲解“收入分配”一课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统计父母或其他亲人的月收入、年收入和平均收入，比较不同职业和劳动强度下收入的差异，从而引出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并且在全班同学的讨论中更加直观地了解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使原本单调的政治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出自身能动性。 二、讨论社会热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现如今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时事政治信息，但大多数都只是停留在了解的层面，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其中的内涵，作为一名新课改环境下的政治教师，应该充分抓住学生的探索需求和求知欲望，将近期发生的社会政治热点问题引入政治课堂中，对大家普遍关注的时事政治进行讲解和分析，为学生答疑解惑，使学生在解决问题和深刻理解内涵的基础上激发继续探索学习的兴趣。比如北京APEC会议召开期间，很多学生都会关注大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而很少有人会深入了解各国的外交政策，教师就可以在政治课堂上引入这一话题，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畅所欲言描述国家主席同志和不同国家领导人会晤时的情景，进而通过引导和分析让学生自己总结出我国和其他世界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再比如讲解“对外贸易”一课时，由于话题比较宽泛和不贴近生活，生硬的讲解往往无法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用图片、视频等教学方式介绍在中国举办的南亚博览会、深交会等贸易活动，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对贸易活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再层层递进地引入学习内容，这样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容易，学习的过程也会充满乐趣。 三、创造政治情境，鼓励学生发散思维 高中政治课本理论较多，内容相对滞后，传统的教学又仅仅停留在应付考试的层面，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形成和政治素养的培养，与当今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严重不符。将时事政治引入政治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创造不同的政治情景和设置相关的政治问题，将学生分成各个讨论小组，鼓励学生深入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新课改后的课堂教学不能拘泥于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传统形式，尤其政治课堂更要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和老旧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通过创设不同的政治情景，让学生参与其中，提高主动思维的能力。比如讲解“中国领土主权”一课时，教师可以将“钓鱼岛事件”引入其中，让学生提前上网搜集有关钓鱼岛事件的素材和评论文章，形成自己的初步观点，课堂上分成若干个讨论小组，讨论面对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的问题上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最后可以每组派一名代表进行演讲，这样的方式既可以发散学生的思维、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而且能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四、结语 总之，将时事政治引入高中政治课堂，引导学生将政治理论/方针政策与身边的政治事件和时事热点联系起来，可以打破课本的局限性，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开阔学生视野，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成为主动的知识探索者，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全面发展的综合人才。 作者：于静芳 单位：山西汾阳市第五高级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思想品德课中时事政治教学 一、思想品德教学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那么，怎样才能在教学中运用时事政治的热点，巧妙高效地为思想品德课堂服务呢？经过多年教学经验，我认为以下几条做法很有效。 1．要尽量选用切合生活、贴近生活的事例。贴近生活的事例更容易和学生拉近关系，学生学习的时候能感受到生活的气息，不会陌生，让学生亲身感受生命的新意，教材也可以借此机会增添些时代的气息，激发学生学习的好奇心和兴趣。 2．要把握正确的导向。在教学中，选择时事政治热点时，必须考虑到正面、正确的导向。例如，在九年级《做一名负责任的公民》一课中，我们可以结合每年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结合其中的内容选择“最美乡村教师”“最美孝心少年”等一些模范人物的事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也可以慎重选择药家鑫、李天一等案例，通过多媒体的展示讲述这些反面事例，分析给其他家庭带来的痛苦和对自己的父母带来伤害以及对在社会中形成的不良影响，进一步验证责任意识我自我意识的重要性。 3.要积极体现时事政治的时效性的体现。教师在选择资料的时候，还要考虑材料的时效性，尽可能地选择贴近学生生活、易于被学生理解的材料。比如，在《艰苦奋斗》的这一课教学中，结合当前党的“改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加入一些生活中看到的、听得到身边的事例，感受党的教育活动是和我们密切联系的，认识到“光盘行动”、节约行为存在价值和意义，引发学生的反思，让学生从内心深处感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离我们并不远，很好地增强思想品德教育课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拓展时事政治教学的范围，把知识的积累引向课外 时事政治的教学不能仅仅局限在课堂里，还应该走出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可以是时事知识竞赛、模拟记者会、报刊剪辑展览、手抄报、黑板报比展览等。 1．时事热点知识竞赛。时事热点知识竞赛常见形式是以最近一段时期有关时事新闻和重大时政问题编辑为知识点，采用各种竞赛方式，如选择、抢答、辨析、简答等，制定好详尽的答题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评判员依据选手回答的正确度和时间进行打分，之后进行成绩统计和奖励。这种活动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他们平时就注意学习，提高关心国家大事的自觉性。 2．模拟记者会。它是带有模拟性质的教育方法。可以将全部学生分为主持人、小记者、发言人。事先对提问的问题进行筛选，由发言人进行相关内容的准备，这种一问一答式的论辩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和敏捷反应能力。这种方法能促进学生平时广泛涉猎新闻知识，能够促使学生平时留心时事、学习时事，并借此更深入思考一些时事的“热点”问题。 3.报刊剪辑展览或手抄报比赛。平时可以定期组织学生整理搜集与时事新闻热点有关的文章、图片等，然后将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并剪辑粘贴在一块，做成剪报。还可以让学生办手抄小报，并装订成册，全班阅览评比，并放在教室图书柜供大家翻阅。通过正确的导向、较好地体现时效性、选取生活中的事例、利用“偶像效应”等宏观方法，帮助学生认识到时事政治实际上是很有趣的，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兴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和影响学生的道德品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时事政治教学的形式不一而足，每位教师必须从教学的实际出发，从学生的思想动态的了解出发，真确地选择适合学生的学习素材，灵活运用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组织开展便于操作的实践活动，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品德课才不那么枯燥，我们的时事政治教学也更具有生命力。 作者：石仲荣 单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金安苑学校 时事政治论文: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合理运用时事，能帮助学生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运用时事需做到：端正学生对学习政治学科的认识，改变政治课堂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关键词：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运用 高中政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思想政治与时事政治。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是相辅相成的，时事政治是思想政治的实际案例补充，思想政治是时事政治的理论说明。现阶段，我国的高中教育忽略了时事政治教学，只注重理论知识的教育。本文结合时事政治对高中政治教学的影响和现阶段高中政治教学的现状作出浅析，并对当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方法该如何运用时事政治提出一些见解。 一、时事政治对高中政治教学的影响 政治学科是高中教学中的基础学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高中学生正处于个人成长时期，在政治思想方面需要教师予以正确的指导，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行为道德规范和正确的政治思想观念。但是，现阶段的高中教育过多地注重书本知识，大多教学目的都是以适应考试为主，学生并不能很好地吸收教师讲课的内容，也无法真正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德育发展。在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中，教师应该注重结合时事政治，从学生的思想角度和生活实际来讲解高中政治。生活中的时事政治与时俱进，信息与生活实际相关，教师合理地运用会提高学生对政治书本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政治学习的效率。加强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注，注重结合实际，发挥政治学科在实际中的应用，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并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 二、当前高中政治教学的状况 （一）学生对政治学科认识不够。 对于高中政治学习，学生主要是以达到考试目的为主，并没有从政治学习中了解到政治理念的真正含义，更不会把课堂政治知识运用到实际当中。因为高中生直面高考，在政治学习方面都以高考作为前提，不会发挥主观能动性深挖渗透政治知识。加上其余的课业繁重及高考的巨大压力，对政治知识的学都停留于应付考试的阶段。 （二）教师讲课不注重结合生活实际。 在高中政治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讲课的模式单一，完全不注重生活实际，一味地照本宣科，生搬硬套。这不仅不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还会让学生失去对政治学科的学习兴趣。出现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着两大原因：一是由于教师自身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不足，二是迫于高考的压力，教师对学生进行填鸭式教育，让学生应付高考。这两大原因造成教师课堂教学的被动性，学生也就被动地接受课堂内容。 （三）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差。 由于学生对政治学科的认识不足，加上教师的授课方式单一，造成学生被动地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使学生产生应试的心态来学习政治学科，自主学习的能力较差，根本无法更深层次了解政治知识的含义，也无法在实际生活当中运用政治知识，导致高中生的思想教育发展不全面，有的甚至缺乏政治思想，对当下时事政治漠不关心，完全失去主动自学的能力。 （四）教学模式单一。 政治学科是进行学生德育教育的基础学科。通过政治教育能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理念，促进思想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仅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基本方针原则。在对国内外的时事政治时间中，学生可运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政治大事和社会经济现象。但现阶段政治教学模式单一，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差，根本无法达到政治教学的目的。 三、高中政治教学运用时事政治的措施 （一）端正学生对学习政治学科的认识。 教师应帮助学生加强对政治学科的了解，认识到政治思想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能专门以考试为前提对政治学习采取死记硬背的被动学习方式。例如，在课堂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当下的政治大事件作为前提来引导学生进入本节课的讲课内容，然后结合书本理论知识来讨论时事政治事件的发展趋势，或者分析时事政治时间的意义目的，让学生结合书本理论来发表对当下时事政治事件的看法。 （二）改变政治课堂教学模式。 教师在现阶段的政治教学中应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再采用填鸭式教育。要让学生自己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当中，并且结合当下的政治话题，引导学生将书本理论知识融入到生活当中，提高学生对政治学科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己主动积极思考政治知识。例如，教师可以采用开放式教学，让学生结合当下的政治话题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让学生自由发挥。给学生自主思考的机会，对时事政治有自我认识。教师要从学生的表现中看出学生的思想政治态度，从而“对症下药”，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 （三）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在实际的政治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学习到书本理论知识，更要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一味地只注重背诵课本，而不结合实际，不提高自己主动学习的能力，学生就只能成为应付考试的机器。例如，在课后的政治考试中，学校出题考试的试题也可多加入当下的政治话题，让学生结合当下的政治话题来对书本知识进行总结运用。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课后对国内外时事政治事件的关注度，更能激发学生课后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促进德智全面育发展。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是高中学生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教育，更会影响学生对当下政治事件的看法。高中学生正处于个人成长时期，在政治思想方面正需要教师予以正确的指导，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行为道德规范和正确的政治思想观念。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下时事政治事件是息息相关，学生可通过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来了解当下的时事政治事件。时事政治事件不仅是对政治书本知识的扩充，更是政治书本知识的实际案例。大多教学目的都是以适应考试为主，学生并不能很好地吸收教师讲课的内容，也无法真正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德育发展。学生也没有从政治学习中了解到政治理念的真正含义，更不会把课堂政治知识运用到实际当中，教师根本无法达到政治教学的目的。将时事政治运用到高中政治学科的课堂上，能有效地达到教学目的，开阔学生的思维，提高教学效率。 作者：山瑞华 单位：山东省嘉祥县第一中学教师 时事政治论文: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的结合 高中政治课作为宣扬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理念的综合课程，是指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方法论，对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提升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门涵盖多领域的课程，单纯的进行理论学习已经不能满足教学发展的需要，当代高中政治教学需要将时事政治讲学融入进来，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全面系统地理解政治课程内涵，提升教学质量。 一、时政分析对高中政治教学的影响 （一）学生更易剖析问题 高中政治教学以课本内容解析为主，习题练习为辅，属于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有在不断的背诵和做习题中才能加深巩固理论知识，这种模式的学习使得学生缺乏对当前时政的分析，将自己局限在固有的答案中，只会总结过去的经验，而不能提出创新性的理论。将时政分析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新观察、新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有理有据的提出新观点，不被固有的答案所限定，开放思维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政治的理解分析。 （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中政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大部分，理论知识点多，学生大部分会将理论全部背下来，在答题时多写理论，缺少实践分析，而高考政治考点针对的都是当前时政的分析，学生如果缺少对时政分析的经验，就会陷入迷茫。所以，在教学中，将时政运用到政治中，是对学生进行实践性的指导，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到时政题型的答题思路，提升学生的实践性学习，以此促进理论知识的运用。 （三）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 原有政治老师对政治理论内容理解深刻，但是缺乏对时事政治的客观评价，一是因为教师平时没有时间关注时事政治新闻；二是带领学生做的习题都是主观性很强的政治理论，已经有固定答案但是缺乏创新性评价；三是传统政治教学的模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一旦改革，就需要打乱原有的教学内容，所以，导致老师缺乏时事政治分析。但是现代政治教学非常注重时政分析，因为教育部已经将对时政的分析列入到高考考纲中，所以，教师在理论不断巩固的时候，再加上对时事政治的时刻关注，能够将对时政的分析与政治理论相互融合，融会贯通，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 二、时政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措施 （一）教师与学生讨论时政 每天新闻都会实时播报很多事件，所以时政新闻的案例很多，教师应该督促学生关注新闻动态，在政治课抽出十分钟时间与学生讨论时政新闻，这可以有效的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也能让学生了解每天的时政动态。并且老师的思维与学生的思维是存在代沟的，老师更偏重于政治理论，但是学生喜欢自成一格，形成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样的讨论形式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可以提出新观点。对于国庆阅兵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主席提出的和平理念体现在哪？ （二）历史时政分析 时政分析除了针对当前之外，还应对历史中的大事进行分析，因为历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学会综合思维理解。比如分析商鞅变法的政治作用和哲学思想，商鞅变法作为改变了战国政治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当时的时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学生对历史时政的分析一是加强学生多方面的时政理解力，二是针对不同时代的时政有一个总体把握，三是巩固理论知识，有效的将理论活用于案例。从而促进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也让老师的教学内容有新意、有突出，激发学生兴趣。 （三）教师加强时政分析能力 高中政治教学还是以教师为主，所以对于时政的分析，教师需要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功底，并能对时政分析有独到的见解。高中生学习压力大，每天缺少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时间，而政治老师每天只针对政治学科进行研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时政，这就需要教师每天关注民生、社会新闻并进行记录整理，便于在课上对学生进行讲解。这样教师既能够对每天的时政有了解，也能够加深专业能力，再给学生讲学时更加轻松，活学活用。 （四）理论教学联系时政 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讲解的时候，应该针对课文内容适时加入时政案例，比如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内容的解读。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调，那么对泰国的哪些方面有影响？从新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每年去泰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人民币贬值，那么就会降低旅游经费，使更多的人去泰国。并且泰国每年都从中国进口零件、原料、农产品等，人民币汇率下调会降低泰国的进口成本。教师可以先行分析，然后让同学举出反例分析对中国的影响或是继续加深对国际市场的分析。这样更加有利于教学与时政的结合。 三、结语 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是对政治教学实践性加强的表现，在政治教学中，只有多加实践，才能让学生更加了解政治的内涵。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应该不断引用时政案列，让学生加以分析，使学生在对时政了解后，更好的将政治的理论点表达出来。 作者：马雪娟 单位：甘肃省夏河县夏河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 （一）延伸高中政治教材内涵 高考政治试题背景材料都是当年时事政治内容及新鲜术语。例如，前两年考的光伏产业等，教材中没有，学生现有的知识对其也不理解。因此，高中政治教师在课堂上应进行补充，延伸学生的知识面。高中教材一经修订，每年都是小改动，使得材料滞后于时展，缺乏新鲜感。所以，教师在补充时事政治信息时，应让学生运用教材观点去分析和思考国内外大事，使理论有用武之地，延伸高中政治教材的内涵。 （二）有利于活跃课堂 培养能力许多高中政治的常规课堂模式仍然陈旧落后。受应试教育思想影响，教师关注知识的灌输，忽视学生的参与和锻炼，导致课堂枯燥、沉闷，师生缺乏互动，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自然无法实现高效教学。时事政治因其内容鲜活、更新及时，会吸引年轻学生的注意。教师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引入，能更好地充实新式的探究法、情境法等教学模式，让学生更好地参与课堂，活跃课堂气氛。这样，师生能在对时事政治看法的交流与互动中，增进情感，共同提高。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存在不足 （一）缺乏实效性 某些教师为学生进行时事政治事件的播放与传达时，多利用社会时事事件引出高中政治教学内容，或者在课后对教学内容进行补充。这样的应用方法使得时事政治内容缺乏独立性，成了高中政治教学的过渡性内容。 （二）缺乏针对性 有的高中政治课堂在引入时事政治时，主要为了形式上的课堂新颖，没有针对时事政治内容进行专门的理论分析。有的课堂虽然讲解了时事政治材料，但是讲解不规范，点评不到位，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能让学生对时事政治内容及教材相关内容更好地理解，使教学设计流于形式，浪费了教学资源和时间。 （三）缺乏系统性 有的高中政治教师不能对时事政治与教材进行统一，讲解事件时缺乏系统性。这些教师往往随机发挥，课堂随意性强，备课不细致，使时事政治不能更好地为高中政治课堂服务，变成了花架子。 三、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一）树立先进的教学理念传统的教学观 以教师为课堂的中心，学生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新课程改革要求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则作为课堂的主导。对时事政治的分析和理解尤其如此。因为时事政治可以激发学生对社会现象的热情，调动对高中政治知识学习的主动性。因此，教师应充分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搜集和整理时事政治资料，提高学生收集、统计信息的能力。同时，教师在课堂上要让学生自主与合作探究，通过讨论、辩论等方式，真正锻炼学生对热点和焦点问题观察与分析的能力。教师要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课堂讨论氛围，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同时要及时对学生偏激和偏差的观点予以点拨，让学生在自我批评、合作沟通中升华知识与能力。 （二）合理安排时事政治的课堂引入 一般来说，高三文科班最后半学期，教师可以安排整节课的时事政治点评，用高中教材四个板块知识角度分析同一段当年的社会热点或者国内外大事。下面，我主要就常规教学进行分析。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要以教材为主，对时事政治的设计与讲解应该科学、合理，既不能冲击主要教学目标，同时也不能忽视对时事政治的扩展。何时引入时事政治没有定式，一般课堂中，教师采用时事政治进行课堂导入，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展开教材的主要问题。有的教师在课堂小结时进行时事政治讲解，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有利于对整堂课进行回顾和总结，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我看来，不能为了引入时事政治而引入，要结合每节教材的实际内容和教学目标。时事政治应该为了补充和拓展教材、提高学生理解和应用的能力服务。在课堂的中间设置时事政治的探究题，是一个合适的思路。因为课堂中段是学生疲劳期，学生经过二十多分钟的听课，注意力下降，思维迟缓，且此时课堂已经完成了本节课的基础性知识点，学生也明确了学习的目标和探究时运用的理论。设置合适的时事政治探究材料，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最好时机。这样，学生可以将学到的知识马上运用。同时，教师应及时点评，完善学生的观点，增进学生的理论理解，提高他们的分析与综合能力。例如，在必修二《政治生活》中，讲到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时，教师就可随时针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动态节选资料，让学生在讨论中加深对教材知识的理解，并能体现课堂的讲练结合。而且，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分析高考和会考题，从而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激发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学习兴趣 首先，定期开展时事政治的讲座。教师应该适时地进行时事政治的专题讲座，通过讲座来解决学生的困惑，改变学生的错误看法，引导学生向正确思维方向上发展。例如，对“钓鱼岛应该归属哪个国家”等事件进行专题讲座，提高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兴趣与热情，并在时事政治中培养学生的政治觉悟。其次，进行演讲式课堂教学。教师可在课前对学生进行作业的布置，让学生自己寻找感兴趣的时事政治材料，并进行语言的组织，在课堂上以演讲的形式展示出来。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还能释放学生对时事政治的热情，帮助学生更好地树立人生观与价值观。总之，时事政治的教学是高中政治教学的重要内容。教师要科学、合理地将时事政治渗透到教学中，培养学生利用教材观点观察、分析、理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现象，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学生通过时事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解读，能学以致用，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国内外热点问题，树立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高中政治课堂中对时事政治的有效运用，培养出具有良好品质、合格政治素养的高中生，是我们高中政治教师的光荣使命。 作者：眭国新 单位：江苏省丹阳市珥陵高级中学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分析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首先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上去把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条件既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起始条件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对照上述特征，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完全与不完善性。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按照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竞争不公平且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价格信号的失真会使价格失去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作用，其后果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还会抑制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3、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主要表现在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过快等三个方面。以墨西哥和韩国为例，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2/3在一年内到期。外债负担重是造成这些国家汇率低估、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总贷款为4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显得脆弱。此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客观上为国际金融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数量庞大的国际游资始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一大隐患。 二、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层因素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巩固和提高其优势竞争地位。发达国家战略意图从本质上看具有“争夺性”和“霸权性”两种属性。争夺性表现为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不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进行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霸权性”是指巩固和提高发达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发达国家推行这项战略的政策举措有：维护现有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技术封锁；把持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维护和加强“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上，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在技术封锁上，发达国家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世界最大的569家企业（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所有），只有10.6%把技术创新放在国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直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绿色会议室”小圈子商议制度，能够“入室”商讨制定游戏规则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的决策权。因此，现行国际游戏规则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合理性，它偏重照顾的是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或损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当代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便利。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挑战。这种来自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挑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这种推断基于以下两点： 1、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为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利益诱因。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资源所有者 做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风险——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而言，规避风险，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进行跨国界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人才而言，是否进行跨国界流动取决于其流动的预期收益与流动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人才由跨国界流动而获得的异国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其在流出国工作收入和流动费用时，人才跨国界流动的现象便会增多。由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则为资源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的悬殊，会为发展中国家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国家提供利益诱因。由此可见，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竣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越来越大，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作用来达到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越来越显得无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01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承诺：关税减让的实施期最长可到2008年；逐步取消400多项产品的数量限制，最迟可在2005年1月1日取消；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在加入后1至6年内逐步实施。又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政府承诺自1994年1月1日起，墨西哥将在10年内完全取消彼此间的农产品关税；在7年内取消对美、加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在10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的限制。韩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本已很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解救危机，韩国更是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如取消对外汇、资本流通和利率的所有管制，逐步允许外国接管和收购部分韩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汽车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的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显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稀缺生产要素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消极意义上讲，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增多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极易产生泡沫经济，而短期外资的大量撤走则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由于短期外资大量撤走而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例证。泡沫经济破灭后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见，伴随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与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此外，由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在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会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从历史的、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时，自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问题。当前的经济安全并不代表永久的经济安全；某一时段出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振兴无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能靠保护的办法去实现，积极的态度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 最后，还应看到，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无论是从市场因素上看，还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上看，都明显受到削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国家经济论文:探究宪法对国家经济干预的规制 一、宪政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内涵的界定 1.宪政及宪政观念的变迁 宪政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知道的最为有效与合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目标后,许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宪政。学者们在宪政内涵的界定上还未达成共识。张千帆教授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核心在于要求所有的权力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到宪法的约束,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 ”钱富臣教授则通过对国外宪政历史的分析指出宪政的基本内涵包括法治、人民主权、民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宪政是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目标,实行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 宪政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以控制国家权力运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目标。 英国是宪政的故乡, 宗旨在于限制王权的 1215 年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点,是当时两大政党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 以“消极宪政” 为本质的自由主义宪政观构成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 自由主义宪政观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转型发端于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运动。 “消极宪政”主张限制国家权力,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度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日趋严重。占统治地位 100 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许多学者提出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权力的能动性,加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宪政理念也发生了转型,强调国家适当干预,以建立正义的市场机制和实现社会公平。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含义与基本特征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济权利,而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新型权力。包括三种基本类型:①市场规制权。市场规制权是国家公共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力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市场规制权从具体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 ②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包括宏观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 ③社会分配权。 社会分配权也可称为国家分配权,指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为了自我运行和特定社会公共利益而借助强力对社会资源和国有公共财产在私人和国家之间,以及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是对整体性经济关系的调控和干预,其目标在于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和社会分配公平,关涉到广大公民市场权利和民生利益,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②公益性。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只对关系到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维护多数市场主体共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③有限性。 从宪政来看,控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与强度以市场失灵范围和程度为依据,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权力范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必然是一种适度的、有限的权力。 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展,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一种根本性的、 与公民权利直接相关的,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权力。 从宪政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国家干市场经济权应该由宪法进行规范。 二、宪法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必要性 1.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属于主导性地位,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体没有法外的权力。 建设法治国家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在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规范国家干预市场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成败关键所在。有效规范和控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保障其正当行使的要求 国家权力如没有刚性的制约将导致悲剧,这不仅由于权力无限膨胀必然越来影响到公民权利,而且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也将同样使其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才能克服权力内在缺陷和保障其正当行使。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也会出现国家失灵的弊病。有时,国家干预甚至是市场失灵引发的原因。国家干预市场权的腐败、寻租、滥用等行为,是引发国家失灵的关键性因素。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种种问题,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需要 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面对此类公权行为,公民不得以原来的权利为抗辩。基于其本性,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极易侵害市场主体权利。保护作为被干预者的市场主体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利。 三、国外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 1.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 权力从何而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等研究的重要问题。 资产阶级学者普遍承认并论证了“主权在民”的权力根据。 社会主义宪法基本都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通过宪法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进行规范,是许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模式。如《韩国宪法》第 119 条第 2 款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出现滥用情况,国家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 《意大利宪法》第 47 条规定:“共和国奖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储蓄,并规定调整和监督信贷事业”,该条确立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具有干预市场经济立法权:“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 ,税率和征收方式 ,货币发行制度”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的准则。 俄罗斯联邦 1993 年宪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保障经济空间的统一,商品、服务和 财政资金的自由转型,支持竞争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该条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统一市场方面的经济干预权。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主体、原则与方式等 任何非整体的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如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 ,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的市场经济立法权,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而美国宪法在1803 年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角色。 《德国基本法》109 条第 2 款规定了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联邦和各州编制预算时,应考虑整体经济平衡的需要”。根据这一宪法条款德国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原则进行具体规定。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义务 国家行使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应在法律限度内,以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权利为目标,不得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否则就应承担一定法律后果。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4 条规定:“凡未经国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家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韩国宪法》第119 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以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造为根本”。有些国家的宪法则通过规定公民经营自由的方式来确立国家干预权行使的义务。 《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2 条规定:“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贸易、 专业或职业的自由”。 四、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现状与完善 1.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现状 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失灵还没有突显,1982 年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没有规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的突显,日益需要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宪法规范逐渐出现。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第 7 条规定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99 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第 14 条规定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1 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 23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分配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对国家干预权力规范存在问题与完善 以上宪法规则规定了我国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社会分配权,为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法的依据和保障。 但是,我国宪法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上存在问题: ①宪法并没有规定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制权,影响到国家对垄断、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等市场秩序规制的合法性依据,也影响到这方面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②宪法对宏观调控权和社会分配权规定不够全面。 在宏观调控权方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宏观调控行使方式和原则。在社会分配权上,宪法只规定了社会保障干预权,而没有规定社会分配领域其他干预方式和干预权,也没有规定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主体。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是保障权力有效运行的基本规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也应该在国家干预主体之间进行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以保障权力有序和正当运行,而我国宪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④宪法缺乏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运行方式的规范。宪法缺乏就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原则与义务等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营业自由权。 针对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从以下方面完善:①规定国家具有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市场秩序的规制权。规定为统一市场、保障公平自由竞争,国家有权对市场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②在宏观调控上,规定国家基于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可以采取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社会分配权上,规定国家为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并依据国情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个人和单位从事慈善事业,并建立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机制。③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国务院、最高司法机关等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具体权限,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干预经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构行使。 构建起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机制,为我国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奠定基础。④明确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原则和方式,规定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营自营为目标。 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权,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进行限制,从权利保障角度划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 ⑤规定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责任,规定公民和市场主体因国家干预经济权不当行使或不作为, 而有权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要求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者承担责任。 国家经济论文:对国际经济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分析 一、国际经济组织视野内的国家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对经济主权的要求是发展中国家在长期争取主权的斗争中逐渐提出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实际在经济上仍然受控于殖民主义列强,他们在主权形式上虽然具有政治独立性的一面,但却存在着经济主权与政治主权严重不平衡性。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主权与经济主权是紧密不可分的,政治主权是经济主权的前提,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保障。“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国家主权的表现形式是一国政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自主决策权。在一国国内,这种权利表现为对外经济活动的管制权和制定对外经济法规的自主权;在国际层面上,这种权利表现为自主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权利。” 现今国家主权理论的趋势是:更加注重、强调和突出经济主权,把“经济主权”概念和原则与固有的“政治主权”概念与原则并列,在坚持传统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也对主权原则的内涵做出了更为丰富的理解与提升,促使经济主权原则在国际社会中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可。“不仅使得这个原则得到巩固,而且使它还有所发展。最明显的是,国家主权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方面,而扩展到经济方面,甚至文化方面,经济主权的概念已经开始树立起来了。”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概括,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主权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即国家对本国经济事务的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对境内外国资产实行国有化或征收权、对外资的管辖权、贸易秩序管制权、国际经济事务的平等参与权和决策权。”本文仅选取国家经济主权内涵中的“国家独立自主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并受国际经济组织政策影响”一面展开论述。 对国家经济主权受国际经济组织影响的评析。国际经济组织视野内的国家经济主权集中体现于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的平等参与权和决策权,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通过广泛吸收成员国扩大自己在国际上的经济影响力,从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成员国甚至非成员国的经济主权。现在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三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世界银行集团(WB)、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截至笔者成稿时止,IMF有185个成员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拥有184个成员国;国际开发协会(IDA)有163个成员国,国际金融公司(/IFC)有175个成员国,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有158个成员国,国际投资纠纷解决中心(ICSID)有134个成员国;WTO有151个成员方。成员的众多无疑体现出各国对该组织的重视程度,它们制定的政策也普遍反映了各成员的协调立场,从而使得在国际范围内遵循一种普遍原则,以往个别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特立独行逐渐被这种广泛而普遍的作法所同化。 第二,国际经济组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国际规则,对成员国产生国际条约义务上的约束,成员国通过对经济、财政、金融、货币等政策的比较研究,在保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使本国金融体制与国际相衔接,从而使得国家为履行条约义务而影响某些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有权在汇率与支付及其他有关方面对成员国的某些政策与做法施加影响,从而对国际金融和货币事务中的行为加以约束。 第三,特殊情况下,国际经济组织对一国的经济援助直接影响到该国的经济主权。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时候,会采取提供援助资金、稳定市场、纠正国际收支失调等具体措施。这种经济援助势必要求该国对自己的经济主权做出一定的让步。实践表明,有关国家也都做出了经济、政治上的让步以换取足够援助来维持自己的经济稳定。 第四,国际经济组织的内部决策机制常常导致经济实力较弱国家的经济主权容易受到削弱。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二、宏观层面下IMF政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IMF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其政策的制定往往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主权,这种宏观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基于IMF自身的宗旨对成员国进行必要的评估与监督。 在评估内容方面,IMF以过去一段时间内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旨在对过去状况进行评价并对今后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指向性意见。一般每年的5月和10月都会由执行董事会和理事会临时委员会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世界经济展望》(WEO),对成员国当年及下一年的经济形势做出预测,对国际货币制度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政策进行协调。这就是IMF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信号显示功能。因为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数据是公开的,所以依据这种指向性意见,一方面,成员国可以比较国内的经济发展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是否一致,是否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并根据此分析调整国内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IMF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在金融风险的萌芽阶段就发出信号帮助成员国及早采取纠正性的政策措施。 在监督方面,IMF把监督工作重点放在金融体系、资本账户变化、薄弱的金融治理以及公债和外债管理。近年来,IMF不断开发更好的分析工具,利用这些分析工具来评估储备充足性和容易受危机打击的程度。而且还努力将金融市场所有有关的发展情况纳入其监督活动。一方面,鼓励成员国提高本国的经济政策与金融发展状况的透明度(如公布关于外汇储备、相关债务和短期外债的数据)以便让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做出更有依据的决定;另一方面,IMF也经常公布受到支持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政策、组织自身的公共信息以及对自身的批评和建议等等。 (二)消极影响 IMF在履行其监督、贷款职能时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公平、公正,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着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削弱嫌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领域监督范围的不合理扩大化,导致一些并非国家愿意让渡的经济主权受到干预。一向以监督国际货币体系运行为己任的IMF,在现实中已将触角伸向与被援国经济有关的各个重要领域,不仅监督一国的财政预算(波兰等东欧国家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泰国的预算制定),还研究东亚一些国家市场化进程中的问题并提供“改进意见”,这些所谓的“改进意见”多是要求实现完全的市场私有化。 第二,监督范围无理地扩大到经济领域以外,导致国家主权受到干预。IMF本应该仅限于经济、金融领域的监督,但有时却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些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过大,声称将根据裁军方面的举措决定其受援助的额度。这些成员国为了获取资金援助,不得不服 从IMF的各项要求和命令。IMF俨然成为了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 第三,对被援国施加苛刻的受援条件和义务,导致被援国经济主权被削弱。从国际经济组织的规章制度来讲,获得贷款必须符合贷款机构的贷款条件并不为过,然而基金组织却常常在被援国危急情况下提出苛刻的援助条件,难免有趁火打劫之嫌。以俄罗斯为例,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IMF在决定对俄罗斯进行资金支援时就提出了一整套的附加改革方案,这是明显的干涉内政,虽然俄最终接受了这一附加方案,但很明显强化了对IMF的不满。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泰国也同样如此,IMF给其贷款以实行经济稳定计划,但条件是由它监督泰国的财政预算,要求泰国进行改革并实行企业私有化。泰国认为IMF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因此与其讨价还价,由此延误了一段时间使危机恶化,直到后来全盘接受条件后经济才有所好转。再比如韩国,IMF也提供贷款帮其渡过金融危机,但韩国必须接受的条件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进口限制、保证政府不干涉中央银行工作等。实质上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已受到了削弱。 第四,对不同国家提供的援助积极性不同,导致国家主权在国际社会上的不平等待遇。IMF一直以来的贷款记录明显表现出美国在IMF中的利益与优先性。以墨西哥金融危机与泰国、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中IMF的反应差别为例: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美国于1995年1月12日就做出提供经济援助的积极反应,并且向IMF及时提出了贷款要求,IMF及时向墨西哥发放了贷款援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泰国1997年7月2日发生金融危机,IMF迟迟不发放贷款。 第五,经济强国自身的意志常常影响IMF,并且通过IMF政策强加于其他国家,这是霸权主义在国家经济主权领域内的表现。以人民币升值为例,美国财政部2005年11月28日公布的2005年下半年度汇率报告中没有将中国界定为操纵汇率国家,但是希望中国继续采取措施使汇/！/率制度具有更大弹性。报告认为中国的汇改政策实际意义和效果不大,并措辞严厉地给出5个月的观察期,即如果在2006年4月之前人民币汇率未能更灵活浮动,将考虑在下一期报告中将中国列入货币操控国。报告中还要求IMF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希望IMF加大努力敦促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同时呼吁IMF合作,共同撰写有关汇率问题的报告,并且还将探讨如何改革IMF汇率监控程序。受美国影响,IMF执董会2007年6月21日左右通过《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简称《决定》),以此替代1977年制定的《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定》。汇率政策原本是一国的经济主权,即使两国通过协商进行汇率政策的变动也只是两国之间谈判和利益协调的结果,然而强国却将自身意志强加于IMF并通过其政策形成普遍的条约性义务,一方面说明强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影响到国家经济主权领域,另一方面也说明IMP的非独立性。 第六,IMP高层人员背景直接反映出IMP在履行职能时的一种利益倾向,政策的做出也多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IMP总裁的最终当选,往往是由美、日、欧之间的相互协商决定的。现在已经形成一种默契:世界银行的行长一般由美国人担任,而总裁的头衔总是落在欧盟成员国所欣赏的候选人中。笔者经过统计,IMP成立至今的10位总裁中,有五位来自“七大工业国”国家。为了维持这种任命的“平衡”,副总裁按照惯例通常由美国人担任。不仅如此,对于所有高级官员的任命来说,美国的赞同都非常必要。虽然IMP政策的出台依靠的是投票权制度,但其高层人员的背景势必对政策的做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三、微观层面下IMF政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这里谈到的微观层面指的是IMP的投票权制度。通过上面宏观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IMP主要通过评估、监督和政策的制定对国家经济主权产生影响,虽然IMP并非一个完全按照投票进行运作的机构,它的大部分决策都来自于执行董事会的会议精神,但许多主要政策的出台仍要经过《基金协定》规定的投票表决制度,因此在微观层面对IMF的投票权制度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一)投票机制概览 IMP的投票制由份额分配和投票权两方面构成。IMF很像一个国际性的股份性金融机构,参加IMF时每个成员国都要交纳一笔钱,这笔钱被称为“份额”。份额(quota)以SDR计值,是每个成员国向IMP认缴的一定数额的资金。每个成员国的份额由IMP的份额公式计算得出。它由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储备余额、平均进口额、出口变化额以及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决定。在最多不超过5年的时间里,理事会会对成员国的份额进行检查,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和成员国之间经济地位的变化决定是否建议调整一些成员国的份额大小。此外,每个成员国亦可以按照本国经济形势的变化随时申请调整份额。份额在IMP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份额决定了成员国投票权的大小。因为基本票只占总票数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成员国的投票权基本上与其份额规模直接相关。其次,份额决定了成员国可以获得贷款的最高限额。基金组织协定规定,每个成员国根据备用信贷和中期贷款安排向基金组织的借款累计不得超过其份额的300%。最后,它决定了一国可获得SDR分配的数量。 每个成员国有250个基本投票权,成员国每向基金组织认缴10万个SDR,基金份额即增加1票。另外,凡截至投票日,从基金普通资金中净出售的该国货币每40万SDR应增加1票,而净购入的该国货币每40万SDR应减少1票。 (二)对投票机制的分析 第一,美国的单边否决权对IMP政策的影响。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七大工业国”占有44.5%的投票权,而在2007年,全部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投票权重超过60%,发达国家在IMP重大事务上的决定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其中,美国在份额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是17.09%,是居第二、第三位的日本和德国的三倍左右。基金协定规定,某些重大决定(例如份额调整和特别提款权分配)需要理事会85%的特殊多数赞同(Special Majority Agreement),还有一些重要决定(如使用资金费用的决定)需要70%。如果它联合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之中的任何三个,就可以对任何需要特别多数通过的决议实施否决,使得它即使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方案通过,也能轻易地否决它所不满意的方案。这实际意味着赋予了美国单边否决权。实际上,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甚至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关于贷款的决定,通常都要尊重美国的意见。 理论上来讲,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分别占有5,99%、4.94%,4.94%的投票权——完全可以联合起来达到行使否决的目的,但是,欧洲国家通常并不在IMP中协调各自的立场。与此相似,发展中国家也完全可能做到但也从来没有实现过集体否决某项决议。因此,美国就成为实际上具有有效的否决权的惟一国家。 第二,发达国家的联动情况对IMF投票的影响。必须有85%以上表决权赞同方能实施的事务不断增多,以中日韩为首的东亚国家在IMP中份额比例为11.22%;欧盟在IMP的份额比例为19.458%,由数字看来,欧洲国家的整体份额超过了美国,因此对美国造成 致命威胁的并非亚洲国家,而是欧洲’国家。所以美国并不总是孤立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投票。相反,它通过提供各种刺激手段和寻求联盟支持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几个例子可以证明: 1972年,美国和其他“十国集团”(Group—10)12的成员为了达成《史密森协议》。“十国集团”一直保持基金组织总投票权的50%以上,控制了基金组织一般事务的决定权。1985年美国就通过这一机制迫使日元升值。 另外一个有利于维护美国利益的机构是八国集团(G8)。八国集团达成的共识和做出的承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与会各国将其在其它国际组织和场合积极予以推行,直接影响其它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第三,美国国内政策对IMF投票的影响。美国在IMF中的资金比重确实导致了它不可低估的影响,而在IMF面临政策转换时美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放大。例如,至少每五年,都要对IMF认缴份额进行重新审议,任何需要增加资金的决定都要得到85%的绝对多数票,实际上就是取得美国的同意。而且,在美国国内,增加IMF的资金份额还需要取得国会的批准。因此,每次关于份额的重审,都相当于美国对IMF的一次细致检查。上文提到的美国财政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态度最终实质上是影响到了IMF的汇率监督政策。追溯过去,20世纪90年代,国会就试图通过基金的“限制条款”对工人权利、私营企业的作用、人权以及军费等议题施加影响。美国财政部是另外一个可以对IMF决策构成相当大制约的因素。由于美国是领先世界的金融市场的大本营,美国财政部的态度可以决定任何一项需要金融市场参与的IMF决策的命运。 现在,美国不仅反对把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联系起来的建议,而且反对适当增加特别提款权数量的建议。 (三)对基金份额分配合理性的质疑 第一,应该增加份额计算的参考因素。份额由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储备余额、平均进口额、出口变化额以及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决定。而有些人口大国所占的份额与人口小国所占的份额相比明显失调,比如墨西哥的现有投票权是31,778票,而人口比它小八倍的比利时的投票权是46,302,按人口比例划分远远高于墨西哥。因此应该把人口因素计入份额的计算标准。 第二,经济联盟体因素。欧盟中的十二个国家拥有28.3%的基金份额,而如果以这些国家的贸易额来计算,它们占据的份额大致为16.9%。因此,有专家提出,“应该把欧盟内部贸易从配额计算中扣除掉(这对一个经济联盟体来说是应该的),那样的话欧盟的总配额和投票权就会下降约9个百分点,把这9个百分点分配给其他成员国”。 第三,提升基本票作用。基本票用于保护较小国家的利益,然而份额整体的连续增长使得基本票比例降低,从1945年的11.3%降低到2%,小国家使用基本票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有专家建议通过一系列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份额(88.7%)与基本票份额(11.3%)的加权平均值重新分配选举权,从而使基本票回归到1945年的水平。 四、结语 IMF作为当今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IMF政策的出台受到经济大国的影响,它们利用本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依靠举足轻重的份额和投票权地位影响着IMF,从而影响到其它国家的经济主权。然而,IMF最新的份额调整表现出了这样一种信号:美国的份额比例逐渐下降,而中国的份额比例有所提升。这表明中国在该组织内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对经济主权的影响也渐渐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面发展。IMF内部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善和不合理之处,可喜的是它自身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同时也在各专家的研究下进行不断改进和改善,希望有一天它能在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方面表现出更加积极的一面 国家经济论文:体制转轨国家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正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即处在体制转轨中。这类体制转轨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着腐败滋生蔓延的侵蚀，腐败成了收入分配不公最明显的形式，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受到腐败的困扰。因此，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防腐败、反腐败的制度，以保持政府的廉洁，是转轨时期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腐败及其危害的分析 什么是腐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1]国际透明组织将腐败定义为“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无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非法地富裕起来”。[1]因此，我们可以一般地认为，腐败是指公共权力人违背委托人的意愿，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 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有所不同的是，有些国家能够将腐败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和程度内，而有些国家，特别是体制转轨国家，腐败日盛，以致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般而言，腐败不仅亵渎了公众的信任，损害了社会公平，而且侵蚀了社会资本，浪费了资源，降低了效率，因而其危害是不容忽视的。就体制转轨国家而言，日益滋生蔓延的腐败对转轨进程、现代化进程及经济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各种研究表明，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负相关关系，因为腐败降低了投资并进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减少了对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支出，降低了公共投资、税收收入和直接投资。进一步讲，腐败还会扭曲市场和政府的功能，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比如，腐败使政府难以有效地实施必要的管制和监察，降低了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能力；围绕腐败展开的竞赛扭曲了激励机制；腐败大大降低了政府在契约履行和产权保护方面的基本功能；腐败还会降低市场经济制度或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腐败也会加剧穷人的贫困。 然而，也有相当一批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腐败是经济车轮的“润滑油”，如果没有腐败，也就没有交易和增长。[2]这种观点似乎在腐败程度和经济业绩一同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得到印证。经济学家试图用腐败的可预见性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可以预见的腐败不一定导致效率的损失。腐败的可预见性是指对必须支付的金钱数额与获得的好处的预测，在腐败程度既定的条件下，对腐败更容易作出预测的国家，其投资率也高，经济业绩也优于其它国家。但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不论一个国家对腐败的可预见性有多大，如果能够有效地减少腐败，其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会更高。腐败的可预见性即使存在，也是相对而言的，完全的可预见性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围绕腐败并不存在完全竞争。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腐败的可预见性，日趋严重的腐败也会带来无穷的后患。在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取得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会在不远的将来发观自己正在为此支付更为昂贵的代价。腐败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就会不断地蔓延和增长。如果对侵吞的贿赂平均而言达到10%的腐败行为听之任之，就会使人们产生出一种将受贿额提高到15%或20%的冲动。腐败能自我助长，使非法所得呈螺旋形上升，最终使发展受到损害，多年的进步被逆转。围绕腐败与贿赂而展开的活动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因此日趋严重的腐败本身就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不仅如此，日趋严重的腐败还会使社会的合法性遭到破坏，如果人们（包括所有的官员和民众）都认为贿赂是提高办事效率的必要条件，而没有必要遵循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规则的话，“腐败”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并在相当程度上替代正规的“法律”或“规则”。其后果是规范的市场秩序难以建立，使体制转轨受阻。 许多经济学家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腐败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我国经济学家胡鞍钢通过对税收流失、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流失、非法经济“黑色收入”、垄断行业租金四个方面的初步合计，认为从1995年到1998/1999年，仅上述四个方面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之间。[3] 二、腐败问题的成因 在当今社会，腐败的存在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把腐败归结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实际上，只要存在下列条件，腐败就会产生，这些条件是：1.一些人掌握着能够自由支配好处和惩罚他人的权力（或者称为可以任意处置的决策权）；2.掌握权力的人具有强烈的以权谋私的欲望；3.权力失去有效的约束而被滥用。我们知道，公众不可能去直接行使权力，只能将公共权力委托给一些人来行使；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自利的“经济人”，再加上公众对权力人的约束并不总是有效，所以腐败就成了全球的普遍问题。 下面以转轨国家为重点，从上述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讨论。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过多的任意处置权。腐败的普遍存在说明腐败的滋生有着广泛的适宜其生长的基础，这就是一切可以“金钱化”的权力。比如公共部门的官员所拥有的许多权力都可以金钱化，他们可以通过给予办事人以方便从中获得好处，也可以通过自由地掌握惩罚他人的程度而受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完全的转轨国家中，更容易滋生腐败，比如有些政府官员在签订重要合同、私有化、颁发许可证、分配进出口配额、对自然垄断实施管制、给予补贴或软贷款、税收减免、控制外汇、为某些企业提供垄断权、制定并影响价格等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这是大量产生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的现实基础。因此，一个市场机制扭曲严重的国家，腐败的猖獗是不言而喻的，原因是这种滋生腐败的土壤，不仅范围广阔，而且“肥力”很高。所以，转轨国家腐败的泛滥与转轨本身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长期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在市场化改革中得以金钱化，因而腐败就被凸现出来。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具有明显的渐进式特征。渐进式的改革经历较长的双轨体制共存，双轨体制本身就是“寻租”的沃土，这个时期的政府官员或改革的设计者既要制定“游戏规则”，又要参加“游戏”，而且他们制定的规则往往是不稳定的、不公正的和不透明的，所以改革资源极易被规则的制定者们垄断地加以利用；另外，分权化和改革的不断“试错”带来地方和部门权力的 扩张及过多的任意决策权，甚至围绕腐败形成了利益集团。 其次，掌握过多任意处置权的人往往具有自利动机，存在强烈的腐败的冲动或欲望。在政府行为理论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公共选择论认为，传统理论在研究政府行为时通常隐含着一个“道德人”假设，把政府官员当着慈善的道德高尚的而又完全理性的执政者，他们无私地追求社会公众利益，把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看成是自身的目标，而且他们是明智的，能够自觉地从整个社会的福利出发，科学决策，对社会的运行实施有效的调节。然而，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道德人”假设并不具有普遍性，它是难以成立的。团为在现实中，政治家和公务员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经济人”，即都以个人利益为动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表现为权力以及由权力带来的收入、地位、荣誉等）为行为准则。具有自利动机并掌握着某些权力的政府官员们客观上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冲动，这是不言而喻的。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统计性质，是可以普遍成立的，因此，使用“经济人”假设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政府官员。 最后，如果公众把治理国家的种种权力交给一些人来行使，而又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权力就会被滥用，腐败就必然会生长出来。因此约束软化是腐败产生的总根源或症结所在。 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否被揭露和惩罚，是影响腐败程度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官员们在决定是否进行腐败活动时，要权衡腐败的预期收益和腐败被揭露及惩治的可能性与代价（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的现实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越高，说明对政府官员的外部约束越是有效，腐败程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腐败的机会成本的高低也是影响腐败程度的重要因素。所谓腐败的机会成本，我们可以描述为政府官员因其腐败行为可能被处理而放弃的合法收入。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越高，其腐败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因腐败而可能带来的损失也就越大，此时的动机就不那么强烈；反之，如果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较低，其腐败的机会成本不高，因腐败可能带来的损失不大，就容易诱发腐败。政府官员合法收入的高低，实际上是一个激励的问题。权力的委托人对权力的人激励不足，是产生腐败甚至使腐败普遍化的重要诱因。1997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该报告指出，如果公务员的工资不能反映出可比的私营部门工资，他们就更容易从事腐败。由于公务员工资低，官员试图用非法的收入来增加其工资，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如果私营部门有许多高薪而合法的工作，那么，因从事腐败而被开除低工资公职的风险并不是一个有力的威胁。因此，腐败常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资的差距（或曰“诱惑率”）成正比例关系。但是，仅仅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并不能减少腐败行为。基于个人才干的聘任和晋升的机制能限制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并创造出一个更为公正无私的公共服务体系，这种机制也能减少腐败。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相对收入（合法）下降与政府官员日趋普遍的腐败并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严酷现实。我认为，低工资与腐败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首先，在对付腐败问题上，假定或执意认为政府官员的思想境界高于其他人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或不明智的。政府官员也是人，同样追求名利，要求取得与自己的政治地位或社会地位以及付出的辛劳相称的经济收入，这个收入应当大致相当于他们在非政府部门工作的工资收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与自身地位相称的生活，才能体面地做人，才有可能守得住“节”。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逻辑上讲，给予政府官员与非政府部门相当的可比收入，是保持政府官员廉洁的必要条件。这样一种收入不一定必然导致廉洁，但得不到这样的收入，腐败的滋生就是难以避免的。政府官员的低工资是产生灰色收入的重要诱因，也是以权谋私日益普遍化的重要基础。在低工资条件下，政府官员捞取额外收入就显得心安理得。 对于政府官员的激励，从静态看是一个工资级别和工资高低的问题，从动态看是一个如何不断晋级的过程，因此，激励问题还包括晋升机制是基于能力和业绩，还是基于血缘关系、人际关系、利益关系，甚至基于是否提供贿赂及多大数额的贿赂。 三、反腐败举措的思考 世界银行(1996)曾提出治理转轨期腐败行为的措施，具体包括：迅速而透明的私有化、经济自由化和反对经济垄断，以缩小腐败范围和重建激励机制；增加政府官员工资，降低受贿的诱惑力，加大革职的代价；简化税收及其法规，明晰产权，减少行贿必要，使企业不必求助于行贿而生存；在仍需要规章制度的地方，政府必须加强监督和完善上诉机制，并提供透明的方式，以削弱官员在授予许可方面的垄断权；对高层官员的腐败予以曝光和严惩。[4]近年来，我国在反腐败方面也形成一些类似的公识，比如：反腐败的根本点在于制度建设，铲除腐败的制度环境；综合治理与重点部门、关键领域的重点打击相结合；向政府官员支付养廉工资；公众参与和严肃执法相结合；尽快市场化改革，以期从体制上铲除各类经济租金等等。 上述措施基本反映了转轨国家反腐败的要求，但仍然显得不够清晰。许多措施拼凑在一起，缺乏层次感或次序。下面我们利用经济学的成本分析，来探讨反腐败的有效性及各项措施的逻辑次序。 从成本分析的角度看，防治腐败要取得根本性突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将反腐败的成本控制在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以保证反腐败工作的有效性；二是通过一些措施使腐败的成本变得非常高，使腐败行为变得“不经济”，有效地减少腐败的发生。 反腐败是有成本的，反腐败的成本至少包括立法费用、执法费用、监督费用、调查费用、公众揭发举报的赞用、相关机构的设备和人员的工资等。反腐败成本的高低与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成正比，如果一个国家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太多，其反腐败的成本就会很高。不幸的是，这正是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目前面临的现实。政府的规模太大，政府官员的数目太大，政府管的事太多，政府官员掌握着太多的任意决策权，对如此众多的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和执法所需的成本很高，以至于我们只能将有限的力量去查办“大案要案”，别的就无力顾及了。支付反腐败成本的能力相对有限，结果只能是“法不责众”。一个国家不可能将其有限的资源无限制地用在反腐败上面，因此，要想保证反腐败的有效性，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为此，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幅度削减政府的规模和政府官员的数量，将政府的规模和政府官员的数量控制在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所必须的最低限度内。 对于中国这样的体制转轨国家来说，必须把大幅度削减政府规模作为反腐败的首要任务，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效地缩小政府的规模构成了反腐败的逻辑起点。尽管缩小政府规模不是反腐败有效性的充要条件，但毫无疑问它是反腐败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为了大规模削减政府规模，我们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腐败是市场化的产物。这种观点概括了市场化和腐败加剧的并存特征，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准确地讲，半生不熟、设计粗略、实行不完全的市场改革可能的确会促进腐败。腐败加剧不是市场化改革本身的必然产物，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结果。今后这方面的改革包括：迅速而透 明的“非国有化”；反对经济垄断，推进经济自由化；简化税收及其法规，取消任意裁决权和免税权，保持税率的适度和统一；取消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增强各级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高度透明的会计标准和准备金制度；政府要公开出售特许权，政府采购要市场化、透明化，利用私营市场价格作为衡量政府采购的标准等等。 在有效地减少有可能、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通过强有力的措施，增加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以便减少腐败。如前所述，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由腐败的机会成本和腐败的现实成本两部分构成。增大腐败的机会成本，就是使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足以维持体面的和相称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加大被革职的代价；增大腐败的现实成本，就是使腐败容易被揭露，腐败官员受到严惩。相应地，在反腐败举措上，一方面要给予政府官员以充分的激励，要向政府官员支付“养廉工资”，谓之“胡萝卜”政策；另一方面要强化对政府官员的约束，严办腐败官员，谓之“大棒子”政策。 国家经济论文: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立法 编者按：鉴于各种非经济的，以及直接涉及经济、并对国家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构成威胁，各国纷纷研究制订有关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为此，中国法学会立项并成立课题组专题研究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立法问题，建议我国应对此给予高度重视。本文是由国家工商总局政研室原主任吴炯执笔完成的报告，报告对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该法调整的范围和主要领域、特征、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监测预警系统和应急管理进行了阐述。限于篇幅，该报告将分上下篇刊发。 十五大召开时，鉴于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和我国发生特大洪水，曾提出“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十六大时又提出“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十六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而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是其中应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各种非经济的（如“非典”），以及直接涉及经济、并对国家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如石油危机、金融危机、恐怖事件、战争等），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制订有关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我国应当也不例外。 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认为制定《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很有必要，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主要有如下一些重要原因： 一、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迅猛发展、电子商务的应用，各国经济竞争与合作日益频繁，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致跨国界、跨地区、乃至全球性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当今各国国家安全的重点，已经转向经济安全，没有经济安全，也就谈不上国家安全，尤其是这方面往往有多米诺骨牌效应，顷刻间影响一片。 二、加入WTO后，我国将逐渐实行全方位开放。直面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既诚实履行承诺，又学习发达国家依法适用的技巧，控制竞争的负效应。 三、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优越性，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常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与压力，但其间有很好的成功经验，应该上升为法律。对制定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是否可行的疑虑可以消除。 （1）、有人认为影响扩大开放，我们以为不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其坚持开放和自由贸易倾向是不可逆转的，但与国家经济安全相辅相成而绝非对立。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十分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并为之制定法律。以美国为例，有关国家经济安全法律已形成体系，除传统地《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和《例外条款》，以及《保护贸易和商业免于非法限制和垄断法》的域外管辖权和《国际投资调查法令》、《农业领域外国投资披露法令》外，还有《美国贸易法》中著名的“301条款”：总统被授予广泛的权力，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不正当、不合理”的一切贸易予以限制或制裁，其“不正当”指按照国际条约不合法或与国际义务不一致：“不合理”所指不一定不合法，但使美国利益受到损害或可能受到损害。1997年美国会通过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进一步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的经济权力。 （2）、有人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应多讲一些规则，少讲一些特色，大家定了就执行，不要保护落后。我们认为这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真理多走一步也可能是谬误。因为WTO只是按成员方协议，为成员方贸易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一个谈判场所及解决争端的机制，而不是代替各成员方立法机构进行涉外立法；相反，充分考虑各方特点，才有很多双边谈判和对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不同待遇。适用WTO规则中，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特色，制定自己的法律。我国自觉遵守“与时俱进”的规则，不会容忍保护落后。 （3）、有人认为已有几个单项应急法律，将来需要什么再立什么单项法律，而不需要制定《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我们以为不妥。因为这个法是涉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等方面的一大系统工程，任何单项应急法律，不可能涉及到这么综合性问题。只有各专项应急法律，不可能设立统一负责任的国家经济安全机构，监控、预警并报告国家经济整体安全形势和提出综合性应急举措。国家经济安全应急机制只有涉及金融、财税、价格、市场、企业等各部门、各行业衔接立法，才能够在突发事件中一呼百应，令行禁止，紧急应对，这也不是一、两个专项应急法律能够解决得了的。同时，如果都各自立法，各单项经济应急法律规定有可能交叉而不一致。 法律调整的范围和主要领域 一、概念。国家经济安全，指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不会遭受突发性重大伤害。重大伤害主要如：国家经济整体运行情况急剧恶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严重受阻；国际竞争中的自主力、自卫力，遭遇明显打击；人民生产、生活受到严峻影响，甚至可能引发局部性或全局性经济危机。鉴于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经济安全问题常较隐蔽，只在一定条件下凸显，而一旦危机袭来，问题就会很严重。其中包括： 内发性安全问题。主要指国内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引发经济安全问题的根源，发生在国内经济运行中，如在经济特色领域，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国有企业整体缺乏竞争力，不能起应有的国民经济支柱作用；如在金融财政领域，国债风险、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泡沫经济等； 外发性安全问题。主要指涉外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对国家经济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根源，发生在国外的不确定事件，如国际游资和跨国公司在重要经济领域的垄断；涉外经济关系的突变；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突然袭来等。 二、调整范围。（1）、广义范围：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国家经济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冷战结束后，各国军事重心逐渐为经济重心所代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竞争和相互依存关系倍增，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其间又分安全领域内的经济范畴和经济领域内的安全范畴。 安全领域内的经济立法。主要指采取经济措施保障国家安全的法律规定。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法中的有关经济举措，以及一些国家常用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制裁等法律； 经济领域内的安全立法。主要指保障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强劲、国家经济重要领域在市场竞争中能够生存与发展和不受重大伤害的法律。如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范金融危机的监督预警，以及反倾销、反补贴和非关税壁垒、反垄断和限制竞争等法律。 （2）、狭义范围：国家经济安全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重点寻求经济利益，不在乎其对国家安全的整体影响。这样，广义、狭义两者面对同一事务，可能会作不同的解释和规范。 本文所述，以广义范围、尤其是广义范围的经济领域内安全规范为主。 三、主要领域。（1）、经济特色领域。根据宪法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两条。一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同时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二是国家允许少数人首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 （2）、战略资源领域。指关系国计民生、对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施，有重要影响的物质资源，其供给有限、需求广泛、开发需特定条件，如水资源、粮食、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安全标识是：国家实际拥有或能够得到的有关资源，无论数量或质量，可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需要。 （3）、基础产业和制造业领域。基础产业如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与本土制造业共同代表国家实业发展水平和工业竞争力，并决定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既是国家重要经济利益所在，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其安全标识是：本土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装备程度；国内、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关键制造业和新型工业的发展及其未来影响。 （4）、高新技术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经济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都有长足进步，但仍处于较低水平，高技术含量能力缺口大，大量依赖进口，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国家经济安全。高科技竞争的实质是高科技人才，谁掌握了人才优势，谁就掌握了新世纪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使国家经济安全不致受到伤害。其安全标识是：高新技术持续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扩大；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有用人材的开发与利用。 （5）、金融财政领域。大体有金融、财政、虚拟经济三部分内容： 金融系统安全。现代金融运作，已渗入经济生活各领域，成为各类经济主体相互联系的中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进入信息时代，各国金融运作的相互影响，也更加凸显，近年几乎所有国家发生的比较大的经济危机，都首先从金融危机开始。 财政系统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最重要的内涵，直接影响国家经济运行和国家机器的生存。其安全的主要标识是：国家财政处于收、支基本平衡并稳健增长状态；能够支持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债务依存度和外债偿还率的可控制性；财政赤字和制度性债务积累的可逆转。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中的安全。虚拟经济是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的经济活动，一般指以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有价证券形式显示的未来预期收益。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货币资本从物质生产领域游离出来，以虚拟资本形态在金融市场营利。其发展对实体经济总体有利，但超出过多，则成泡沫经济，产生负效应，甚至酿成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其安全标识是：商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金融资产的正常运作。 （6）、国际经贸领域。指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如何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已必须提上日程。其安全标识是：能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技术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扩展发展空间。 （7）、生态环境领域。主要指人们藉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了自身需要的产品，也产生了“三废”，尤其是当废弃物过多，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导致植被破坏，物种危减，土地流失，资源损伤，甚至造成生存威胁。其安全标识是：对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有效防范；免于因环境恶化而有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能够妥善解决因环境争端可能发生的冲突。 四、特征。鉴于国家经济安全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保障作用，各国、各个时期的具体特征，会有不同地发展变化，但总体趋向会是一致的，其一般特征是： （1）、根本性。强调保障国家根本经济利益，如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经济发展空间、国家经济战略利益不受伤害等。这里强调国家根本经济利益，有关行业甚至企业风险可能涉及国家根本经济利益，但不一定就是国家根本经济利益，也可能完全不是。 （2）、全局性。强调国家全局经济利益。中央和地方、部门根本经济利益是一致的，但二者又是有区别的，代表局部利益的有关条条块块的经济风险，可能伤害国家全局利益，也可能丝毫不会触动国家全局经济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 （3）、战略性。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围绕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施，有很强的战略特征。有时需要牺牲某些暂时利益，换取国民经济的持久增长。 （4）、预警性。鉴于国家经济安全突发性的隐蔽状态，必需建立系统的监控机制，不仅能够定期查看，而且可以及时反馈，预知国家经济安全临界度，并迅速提出预案和自我调整，防患于未然。使法律监控与经济发展变化相结合，定性标识量化，增加可操作性。 （5）、应急性。即有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一旦国家经济遭遇或可能遭遇重大冲击，或发现监控显示所要求状态标准和参数偏离了“临界线”，国家即可迅速作出系统的应急安排。（上篇） （接上期） 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监测预警系统 当前，我国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但是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和很不安宁的世界，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与风险，设立监测预警系统。 一、健全国家经济安全监管机构。鉴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性、战略性、应急性等特征，要求必须有一个强力监管机构。现在我国有多个有关监管机构如国家安全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并涉及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防科工委、科技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每个部门都管一部分或自己的一点，不能形成合力。建议在现有基础上，组建一个平时能常备不懈，综合监控；应急能迅速应变，令行禁止，并可统一部队和地方的强力监管机构-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 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在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主要任务是：（1）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规划；（2）组织实施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威胁因素的调查研 究；（3）统一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军队和政府之间、部际之间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4）拟定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事项，审查和确认监测预警指标；（5）提出反威胁应急方案；（6）启动反威胁应急措施。 国家经济安全机构，应该横竖涵盖，形成网络。根据精兵简政原则，在有关济安全重点部门和各地方政府，设立主要由兼职人员组成的部门或地方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1）完成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交办的，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事项的调查研究；（2）本部门或本地区经济安全监测指标的实际监测，尤其是超安全临界线的及时预警；（3）启动本部门或本地区的反威胁应急措施。 还应该有一个监测预警机构。其主要任务是：（1）监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态势；（2）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3）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信息网络；（4）提出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报告；（5）建议启动威胁应急程序。这方面现在已有部门实际承担着大部分工作，也可继续兼任。 二、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指标和事项。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大系统工程，应该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建成监测事项和指标体系。 1.综合监测指标体系和事项。最能凸显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失业人数、财政赤字、债务偿还能力、央行资本金充实率、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有资产使用效率、利率和汇率等。易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的经济制裁、重大倾销或兼并、以经济要求为目的的社会动荡，及其他必须有国家关注的突发事件等。 2.有关部门监测指标和事项。除根据本法调整范围进行一般性监测外，还可根据各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变化，确定各时期的监测重点。当前重点，如财政领域：财政收支和赤字、外债和外债结构、外债偿付能力、货币投放量、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有财产的增减或亏损、国有企业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竞争力。金融领域：如货币市场的本币汇率、币值、储蓄与贷款；资本市场的国际投资和游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股市股指；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良债权和亏损、利率，及金融衍生品交易；高科技领域：高科技人才、关键性前沿技术、科技发展与国外差距、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占有及保护情况、我国高科技私密性的保护；国际经贸领域：我国经济关键部门对外依存度、倾销与反倾销、我国商品的发展空间、外国资本的进入情况，以及人口、失业人数和收入分配差距、因经济目的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战略资源、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指标，和其中必须即时解决的重大个案事项等。 3.国家经济安全预警临界线的确定。国家经济安全态势的监测机制，除定期报告制度外，更主要的是：发现可能凸显的危险，预先提出警报。因此，需要对国家经济安全态势的分界，即预警临界线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其实很难准确界定，只能有一个一定时期的适用界线。当前业界一般认为： 1国家经济安全态势。可分四类。 安全。指国内经济关键领域整体运行良好；国际经济关系正常发展，引进来、走出去同样比较理想；国家有备无患。 潜在非安全。指国内经济有关键领域存在一定隐患，或在国际市场竞争与合作中存在一般性问题，处理不好，也许发展成显在非安全；但一般能够处理好而化解。 显在非安全。指国家经济安全明显存在一定威胁，可能是内发性威胁，可能是外发性威胁，也可能二者都有，但是还可以争取向好的方向发展。 威胁。指国家经济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有可能形成危机。但局部经济受到威胁，不等于整体经济一定有发展成危机的走向；同样，为保障国家经济整体安全，有时不能过分强调局部没有任何威胁。威胁又可有：紧急威胁，即通过监测预警发出威胁信号后，难以消除的重大态势；突发威胁，即来自境内外不可预测事件，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的重大威胁。 2临界指标和事项。需要根据大量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并从中找出“度”以定性。同时需要根据历史逻辑推演、现代经济发展最新趋向及国内外有关案例，和工作者精湛的业务能力，确认国家经济安全临界线指标和事项。我国当前一般认为国家经济增长幅度，不要低于7％；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要超过4.5％；外债余额不超过当年GNP的15％；偿债率不超过当年外汇总收入的10％；债务率不超过当年外汇总收入的100％；对利用外资质量、倾销与反倾销等事项已予关注。同时，有些发达国家甚至对凡涉及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合法”或“不合理”的事项都予关注。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可以逐步规范化。 三、国家经济威胁应急预案。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地区，对有关经济运行态势要定期提出监测报告；当凸显威胁临界度或突发事件时，立即提出预警及应急预案，在第一时间内，不得迟于一天。应急预案应该包括以下建议：如此次应急指挥部的组成和有关部门职责，应急监测与预警指标或事项，启动应急程序后信息的收集、分析、报告、通报制度，初步应急举措，应急管理有关专业队伍的建设和培训等。 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的应急管理 一、反威胁应急程序的启动。 1.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国家经济安全凸显临界预警时，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经济运行态势进行评估，判断遭遇威胁的类型，提出是否启动应急预案和反威胁措施的建议。国务院认为必要时，可以向全国人大提议对有关部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紧急动员令；并根据情势，建立报告和信息制度，统一指挥；建立反威胁举报制度，公布统一的反威胁事件报告、举报地点、受理单位名称、电话。 2.国家经济安全应急指挥部成立。根据此次应急事件涉及的重点领域，国务院在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基础上成立应急指挥部（含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负责对此次应急事件的统一指挥。涉及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作好应急处理有关工作。必要时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成立地方应急处理指挥部，由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指挥本地区经济安全应急处理工作。 3.反威胁应急措施。根据此次应急需要，迅速调整和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明确一定时期加重行政强制性力度；调整财政收支和应急支付能力，增加央行信用；调整货币投放量、调整利率和汇率、进行价格干预，缓解市场风险；调整战略源供给和投放量，增强本土适应能力；限制和禁止不合格投资者的进入，限制或禁止某些商品的生产经营，并依法限制或禁止某些商品的进出口，增强抗风险能力；征用物资和财产，调拨物资和人员，恢复市场秩序等一切有利于反威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措施。 4.反威胁措施的执行与解除。 反威胁措施的执行。国家经济安全应急指挥部及有关工作人员，应该持证上岗，并在执行任务时，向当事人讲明原因、程序及后果；当事人拒不执行的，执行机关可以强制执行。征用物资和财产时，应有当事人在场，双方共同清点、登录，其后或返还或给予适当补偿；调拨物资、人员，都要清楚而有手续，并给予适当补偿；反威胁应急期间，任何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不得假借反危机应急名义或态势，妨碍国家经济安全威胁化解或侵犯任何组织和各人合法权利。 反威胁措施的解除。国家经济安全应急指挥部认为，实施反威胁措施已见成效，经济安全威胁始发领域伤害开始修复。国内经济关键领域和重要相关领域态势看好，短期不会再逆转；国际经济领域伤害或不利因素已经化解或灭失；多种指标监测显示，国家经济安全警戒线经受风雨，重新由威胁转为显在非安全、潜在非安全，终至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根据 应急指挥部报告，召开全体会议，进一步对国家经济运行态势进行评估，判断威胁化解或灭失的可信度，今后国家经济安全走向，并报经批准，由国务院反威胁应急措施解除命令。国家经济运作恢复正常。 二、应急法律责任。国家经济安全威胁紧急应对，需要迅速制定相关法律，并且较平时立法有很大突破。主要如： 1.凸显反威胁的国家强制力。我国实行社会主市场义经济体制，宪法虽然赋予国家机关一定强制力，但政府比较注意能够找市场的尽量找市场，企业有自主经营权、市场 ！ 2.法律责任从严从重。鉴于国家经济安全遭遇威胁，经济运作正处于一个很艰难的非常时期，特别需要全社会一致行动，否则对反威胁的不利影响，也会比平时加倍。如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致反威胁不利；非法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挤兑、抢购、扰乱社会秩序，借机闹事的；为牟取暴利，垄断货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生产、销售假冒伪劣抗灾商品的；都属严重犯罪，当然需要从严处分。 3.奖励与惩罚并用。反威胁应急中，任何组织或个人，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重大积极影响的，应该给予奖励。如提供重要信息；提出反威胁对策；在实施反威胁措施中，有重大功效的；捐赠金钱或物资，有突出善意表现的等等，视其功劳大小，给予奖励；对妨碍反威胁紧急措施执行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法律责任。 三、国家主要领导人（主席、总理）的紧急应对权。鉴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突发事件往往来势凶猛，市场态势瞬息万变，不容许层迭研讨，贻误时机。所以一些国家都依法授予国家主要人（如总统、总理），紧急应对权。这点我国应该学习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通过特别立法，授予国家主要领导人（主席、总理）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威胁或突发事件时，有紧急应对权力，可以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须走各种形式程序，并由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执行。 吴炯 国家经济论文: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中的国家定位与WTO规则比较 摘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尘埃落定,但是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有待解决,比如如何保证我国的国内法制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协调。本文通过对WTO规则与我国经济法在对国家定位方面的比较,发现我国经济法过于强调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却忽视了对国家这一重要的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规范。文章最后也就中国经济法如何作出调整以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提出了意见。 关键词:WTO规则 国家定位 调整对象 WTO规则作为一部庞大的"法典",是由多边、诸边和双边条约所组成的,中国作为WTO的一员,这些条约与我国国内法律的关系及这些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等问题需要及时研究和解决。本文就主要从调整对象角度谈一下中国经济法如何适应WTO规则的要求进行探讨性的尝试,在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WTO的规则及其特征作一下阐述。 WTO法律文件共包括29个协议、协定,还有20多个部长宣言、决定,其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内容相当广泛。这50多个法律文件确立了WTO一套规则,其目的在于通过确定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活动规范和行业准则,并且通过建立一套机制(主要是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监督各成员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力求为世界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统一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 总体来看,WTO规则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WTO规则作为国际条约的一部分,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就成员国而言,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为了保证WTO规则的实施,确保WTO规则能够有效地调整成员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迅速、有效地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WTO规则确立了WTO框架下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这些机制具有准"司法"机制的特点,其目的在于确保WTO规则在成员国范围的有效实施。 其二,WTO规则在于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旨在消除或者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WTO法律文件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消除和限制成员国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而展开的,确立和体现非歧视、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三大原则,而并不规范国际货物相对人在交付货物、支付货款和所有权及风险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属于“公法”的范围,WTO规则下的义务和责任属于一国政府而非公民和企业,所以国外有的学者把WTO规则称之为"国际行政法典"。 其三,WTO规则在要求各成员一体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又适应不同成员的不同情况,为其履行WTO框架下的义务留下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区域同盟。为了在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一全局、长远目标的过程中,兼顾不同成员在不同方面的局部利益,使WTO法律文件有关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条款在实践中能够行得通,它们确定的原则和为成员规定的义务都不是绝对的,而是设立了若干例外,并为发展中成员作了一些过渡性的灵活安排。因此,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协调世界贸易自由与各成员正当利益、协调法定规则与各成员贸易政策的杠杆。 一、 WTO规则对国家的定位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WTO规则主要是“管理管理者之法”,其把国家多界定为被管理者,其调整对象具有政府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WTO作为一个政府间的正式组织,成员国家是WTO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因为只有国家才能直接依据WTO规则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为了实现世界贸易组织设立的功能和目标,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组织下,各成员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是国际商务的基本法律规则。它们约束各成员国政府为了共同的利益把各自的贸易政策限制在协议范围之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WTO规则主要是管理成员政府对国际贸易的管理行为,调整政府对国际贸易管理关系。其针对的关系主体就是成员国政府。 2、WTO的宗旨是“期望通过达成互惠互利的安排,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性待遇,从而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造成这种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大多是各国政府的贸易管理法律和政策措施,比如,关于WTO规则调整反倾销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从经济理论和实践的 一般规律者,倾销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做法。正如权威学者芬格所论述的:解决反倾销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受到影响的各方,努力改变国内立法实施,以便在反倾销案件中体现他们的利益。因此,WTO反倾销的重点对象不是企业及其倾销行为,而是政府及其反倾销行为。” 国家在对国际贸易进行管理时,有可能制定歧视性的政策,从而损害国际投资者的权益。因此,WTO规则把规范国家的国家贸易管理行为而不是国际贸易行为作为调整对象的核心内容。 二、 我国经济法对国家主体的定位 尽管我国学术界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说法,但是对国内比较主流的观点进行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它们大都认为经济法针对市场缺陷而由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在国家应当发挥对市场的调控方面持相同看法。 从而经济法将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作为重点规范的对象。据此,我国经济法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管理被管理者的法律,很少对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行为施加限制。主要是因为: 从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背景看,国家主体被赋予较大的管理职权是一种必要。“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不一样, 它有其自身一系列的重要特点:其一,我们不是从自由的商品经济,而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们缺乏一个建立在自由经济之上的,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活动和市场自身规律的调节力量推动市场运作和经济运行的基础和环境。其二,构成我们的市场经济主体的主要成分,不是以个人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主体,而是以国家或集体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主体。在这种国家或集体财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主体中,主体的独立性、主体的自由意志性、主体在法律上的平等性以及构成主体的财产基础都是相当不完整和不成熟的。其三,我们不是在民 商法和行政法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法,而是在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体现行政垄断色彩的旧经济法基础之上,改造传统的经济法;经济法不是在民商法和行政法充分发达之后,基于社会现实经济关系的发展要求而逐渐分离出的新法律部门,而是在彼此混同、彼此界定不清的基础上依靠国家权力的推动而创建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四,我们不是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运作来建立市场,而主要是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创造市场;国家既要创造市场主体,也要培育市场环境;既要建立市场规则,也要协调市场冲突;既要建立竞争机制,还要维护竞争秩序。” “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干预,这是现实经济发展规律的需要,是中国经济体制格局的必然选择”, “所有这些决定了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的过程中,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法的格局将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国家经济法不一样,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的作用也将比西方国家国家主体的作用要大得多。正是由于传统的习惯和现实的需求导致了人们的观念中对国家经济权力的盲目崇拜和盲目依赖,而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动中常常忽略一个普遍的事实,即国家权力越大,滥用权力的可能也越大,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更大。” 三、 WTO规则与我国经济法对国家定位的区别 我国经济法主要出发点,是通过政府 干预市场来克服市场缺陷。结果忽视了因政府干预市场导致的非市场缺陷,以及由此缺陷而进一步扩大了的市场缺陷;而且,由于我国经济法将法律调整对象的重点,放在了对市场主体的管理关系上,忽视了对市场管理者和调控者即政府行为法律规范。我国经济法重对市场主体的管理规范,轻对政府管理行为的规范这一法律调整对象的重点,与WTO规则重对政府管理行为的规范,轻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这一法律调整对象的重点,明显不同。而大量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由政府干预导致的非市场缺陷对市场的危害,较之市场缺陷对市场的危害更大。因为公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量,由于没有相对方的制衡,因而总是本能地扩张和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 四、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对WTO规则的借鉴 我国经济法要借鉴WTO 规则的法律调整思路,将政府的市场调控和管理行为作为规范的重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重点,就应该是政府管理关系,而不是市场主体的经营关系。进一步分析,我国政府几乎掌握着全部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是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首要组织者。无论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目前的市场经济的转轨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自上而下进行的,政府被视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的经济权力缺少限制与约束。而现代国家理论向我们昭示: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失灵现象。我国政府对于经济的事无巨细的管制,使市场主体难以拥有独立 地位和形成独立意志,市场机制也无从产生。因此,在WTO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的管理权力触角应从微观领域全面撤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以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克服非由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导致的非市场缺陷为起点。如果说我国传统经济法是为控制市场缺陷,而赋予政府一定经济管理权的“管理者管理之法”,那么WTO 背景下的我国经济法则应是为控制政府缺陷,限制政府滥用经济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之“管理管理者之法”。 国家经济论文:探究宪法对国家经济干预的规制 一、宪政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内涵的界定 1.宪政及宪政观念的变迁 宪政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知道的最为有效与合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目标后,许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宪政。学者们在宪政内涵的界定上还未达成共识。张千帆教授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核心在于要求所有的权力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到宪法的约束,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 ”钱富臣教授则通过对国外宪政历史的分析指出宪政的基本内涵包括法治、人民主权、民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宪政是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目标,实行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 宪政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以控制国家权力运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目标。 英国是宪政的故乡, 宗旨在于限制王权的 1215 年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点,是当时两大政党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 以“消极宪政” 为本质的自由主义宪政观构成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 自由主义宪政观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转型发端于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运动。 “消极宪政”主张限制国家权力,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度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日趋严重。占统治地位 100 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许多学者提出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权力的能动性,加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宪政理念也发生了转型,强调国家适当干预,以建立正义的市场机制和实现社会公平。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含义与基本特征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济权利,而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新型权力。包括三种基本类型:①市场规制权。市场规制权是国家公共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力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市场规制权从具体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 ②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包括宏观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 ③社会分配权。 社会分配权也可称为国家分配权,指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为了自我运行和特定社会公共利益而借助强力对社会资源和国有公共财产在私人和国家之间,以及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是对整体性经济关系的调控和干预,其目标在于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和社会分配公平,关涉到广大公民市场权利和民生利益,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②公益性。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只对关系到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维护多数市场主体共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③有限性。 从宪政来看,控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与强度以市场失灵范围和程度为依据,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权力范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必然是一种适度的、有限的权力。 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展,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一种根本性的、 与公民权利直接相关的,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权力。 从宪政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国家干市场经济权应该由宪法进行规范。 二、宪法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必要性 1.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属于主导性地位,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体没有法外的权力。 建设法治国家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在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规范国家干预市场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成败关键所在。有效规范和控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保障其正当行使的要求 国家权力如没有刚性的制约将导致悲剧,这不仅由于权力无限膨胀必然越来影响到公民权利,而且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也将同样使其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才能克服权力内在缺陷和保障其正当行使。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也会出现国家失灵的弊病。有时,国家干预甚至是市场失灵引发的原因。国家干预市场权的腐败、寻租、滥用等行为,是引发国家失灵的关键性因素。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种种问题,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需要 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面对此类公权行为,公民不得以原来的权利为抗辩。基于其本性,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极易侵害市场主体权利。保护作为被干预者的市场主体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利。 三、国外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 1.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 权力从何而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等研究的重要问题。 资产阶级学者普遍承认并论证了“主权在民”的权力根据。 社会主义宪法基本都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通过宪法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进行规范,是许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模式。如《韩国宪法》第 119 条第 2 款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出现滥用情况,国家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 《意大利宪法》第 47 条规定:“共和国奖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储蓄,并规定调整和监督信贷事业”,该条确立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具有干预市场经济立法权:“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 ,税率和征收方式 ,货币发行制度”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的准则。 俄罗斯联邦 1993 年宪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保障经济空间的统一,商品、服务和 财政资金的自由转型,支持竞争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该条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统一市场方面的经济干预权。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主体、原则与方式等 任何非整体的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如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 ,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的市场经济立法权,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而美国宪法在1803 年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角色。 《德国基本法》109 条第 2 款规定了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联邦和各州编制预算时,应考虑整体经济平衡的需要”。根据这一宪法条款德国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原则进行具体规定。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义务 国家行使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应在法律限度内,以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权利为目标,不得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否则就应承担一定法律后果。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4 条规定:“凡未经国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家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韩国宪法》第119 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以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造为根本”。有些国家的宪法则通过规定公民经营自由的方式来确立国家干预权行使的义务。 《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2 条规定:“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贸易、 专业或职业的自由”。 四、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现状与完善 1.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现状 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失灵还没有突显,1982 年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没有规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的突显,日益需要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宪法规范逐渐出现。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第 7 条规定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99 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第 14 条规定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1 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 23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分配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对国家干预权力规范存在问题与完善 以上宪法规则规定了我国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社会分配权,为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法的依据和保障。 但是,我国宪法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上存在问题: ①宪法并没有规定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制权,影响到国家对垄断、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等市场秩序规制的合法性依据,也影响到这方面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②宪法对宏观调控权和社会分配权规定不够全面。 在宏观调控权方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宏观调控行使方式和原则。在社会分配权上,宪法只规定了社会保障干预权,而没有规定社会分配领域其他干预方式和干预权,也没有规定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主体。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是保障权力有效运行的基本规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也应该在国家干预主体之间进行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以保障权力有序和正当运行,而我国宪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④宪法缺乏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运行方式的规范。宪法缺乏就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原则与义务等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营业自由权。 针对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从以下方面完善:①规定国家具有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市场秩序的规制权。规定为统一市场、保障公平自由竞争,国家有权对市场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②在宏观调控上,规定国家基于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可以采取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社会分配权上,规定国家为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并依据国情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个人和单位从事慈善事业,并建立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机制。③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国务院、最高司法机关等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具体权限,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干预经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构行使。 构建起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机制,为我国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奠定基础。④明确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原则和方式,规定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营自营为目标。 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权,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进行限制,从权利保障角度划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 ⑤规定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责任,规定公民和市场主体因国家干预经济权不当行使或不作为, 而有权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要求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者承担责任 国家经济论文:宪法对国家经济干预的规制 一、宪政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内涵的界定 1.宪政及宪政观念的变迁 宪政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知道的最为有效与合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目标后,许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宪政。学者们在宪政内涵的界定上还未达成共识。张千帆教授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核心在于要求所有的权力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到宪法的约束,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 ”钱富臣教授则通过对国外宪政历史的分析指出宪政的基本内涵包括法治、人民主权、民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宪政是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目标,实行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 宪政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以控制国家权力运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目标。 英国是宪政的故乡, 宗旨在于限制王权的 1215 年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点,是当时两大政党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 以“消极宪政” 为本质的自由主义宪政观构成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 自由主义宪政观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转型发端于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运动。 “消极宪政”主张限制国家权力,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度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日趋严重。占统治地位 100 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许多学者提出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权力的能动性,加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宪政理念也发生了转型,强调国家适当干预,以建立正义的市场机制和实现社会公平。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含义与基本特征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济权利,而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新型权力。包括三种基本类型:①市场规制权。市场规制权是国家公共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力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市场规制权从具体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 ②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包括宏观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 ③社会分配权。 社会分配权也可称为国家分配权,指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为了自我运行和特定社会公共利益而借助强力对社会资源和国有公共财产在私人和国家之间,以及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是对整体性经济关系的调控和干预,其目标在于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和社会分配公平,关涉到广大公民市场权利和民生利益,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②公益性。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只对关系到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维护多数市场主体共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③有限性。 从宪政来看,控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与强度以市场失灵范围和程度为依据,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权力范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必然是一种适度的、有限的权力。 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展,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一种根本性的、 与公民权利直接相关的,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权力。 从宪政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国家干市场经济权应该由宪法进行规范。 二、宪法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必要性 1.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属于主导性地位,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体没有法外的权力。 建设法治国家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在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规范国家干预市场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成败关键所在。有效规范和控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保障其正当行使的要求 国家权力如没有刚性的制约将导致悲剧,这不仅由于权力无限膨胀必然越来影响到公民权利,而且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也将同样使其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才能克服权力内在缺陷和保障其正当行使。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也会出现国家失灵的弊病。有时,国家干预甚至是市场失灵引发的原因。国家干预市场权的腐败、寻租、滥用等行为,是引发国家失灵的关键性因素。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种种问题,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需要 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面对此类公权行为,公民不得以原来的权利为抗辩。基于其本性,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极易侵害市场主体权利。保护作为被干预者的市场主体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利。 三、国外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 1.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 权力从何而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等研究的重要问题。 资产阶级学者普遍承认并论证了“主权在民”的权力根据。 社会主义宪法基本都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通过宪法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进行规范,是许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模式。如《韩国宪法》第 119 条第 2 款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出现滥用情况,国家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 《意大利宪法》第 47 条规定:“共和国奖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储蓄,并规定调整和监督信贷事业”,该条确立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具有干预市场经济立法权:“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 ,税率和征收方式 ,货币发行制度”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的准则。 俄罗斯联邦 1993 年宪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保障经济空间的统一,商品、服务和 财政资金的自由转型,支持竞争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该条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统一市场方面的经济干预权。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主体、原则与方式等 任何非整体的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如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 ,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的市场经济立法权,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而美国宪法在1803 年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角色。 《德国基本法》109 条第 2 款规定了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联邦和各州编制预算时,应考虑整体经济平衡的需要”。根据这一宪法条款德国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原则进行具体规定。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义务 国家行使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应在法律限度内,以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权利为目标,不得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否则就应承担一定法律后果。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4 条规定:“凡未经国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家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韩国宪法》第119 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以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造为根本”。有些国家的宪法则通过规定公民经营自由的方式来确立国家干预权行使的义务。 《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2 条规定:“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贸易、 专业或职业的自由”。 四、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现状与完善 1.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现状 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失灵还没有突显,1982 年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没有规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的突显,日益需要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宪法规范逐渐出现。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第 7 条规定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99 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第 14 条规定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1 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 23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分配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对国家干预权力规范存在问题与完善 以上宪法规则规定了我国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社会分配权,为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法的依据和保障。 但是,我国宪法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上存在问题: ①宪法并没有规定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制权,影响到国家对垄断、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等市场秩序规制的合法性依据,也影响到这方面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②宪法对宏观调控权和社会分配权规定不够全面。 在宏观调控权方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宏观调控行使方式和原则。在社会分配权上,宪法只规定了社会保障干预权,而没有规定社会分配领域其他干预方式和干预权,也没有规定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主体。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是保障权力有效运行的基本规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也应该在国家干预主体之间进行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以保障权力有序和正当运行,而我国宪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④宪法缺乏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运行方式的规范。宪法缺乏就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原则与义务等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营业自由权。 针对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从以下方面完善:①规定国家具有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市场秩序的规制权。规定为统一市场、保障公平自由竞争,国家有权对市场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②在宏观调控上,规定国家基于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可以采取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社会分配权上,规定国家为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并依据国情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个人和单位从事慈善事业,并建立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机制。③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国务院、最高司法机关等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具体权限,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干预经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构行使。 构建起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机制,为我国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奠定基础。④明确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原则和方式,规定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营自营为目标。 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权,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进行限制,从权利保障角度划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 ⑤规定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责任,规定公民和市场主体因国家干预经济权不当行使或不作为, 而有权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要求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者承担责任 国家经济论文:浅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初探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让渡论 发展中国家 [论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家经济主权仍然是研究的重心。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国 家经济主权造 成冲击 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出现的国 家经 济主权理论 进行剖析得出了国家经济主权 的 让渡 论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的结论，进而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实现的途径。 引 言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 ，整个世界呈现出一个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而在几乎所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始终走在最前面，它在成为其他领域全球化基础的同时对主权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各主权国家在相关领 域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而各主权国家间用以实现诸如环境、经济、惩治犯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方式无论是加入各种国际组织还是缔结各种国际条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授权于国际组织 以相关权力，或者相应的通过对国际条约的转化或采纳制约自身权力的行使。由此，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分割、不可放弃或绝对不可侵犯的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而这是否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或衰弱?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 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应当如何看待国家经济主权?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经济 全球化的热潮中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国家经济主权。 一、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 济主权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 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主要涵盖贸易 、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比进而实现 国际经济体系的高度融合 (或一体 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宽或解除在国家间经济交流上的种种限制，这就使各民族 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各种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范 围 内建立 的 国际经 济组织 多达 109个 ，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对 国家 经济 主权 有 重要影 响 的 国际经济 组织 。一些综合 实力较弱 的国家(尤其是要加入 这些组织或 者是 向这些组织寻求帮助的发展 中 国家)由于在 资金、技 术等方 面对拥有雄厚实力的国际组织具 有一定的依 赖性 ，而且 近些年来某些 国际经济组织 已逐 步带上 了国 际政治 的色彩 ，其利用所具有 的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 主权 。此外 ，一些区域性经济组 织如欧 洲联盟 、东 南亚 国家 联盟 、北 美 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 分经济 管理职能公共化 的形式 ，在有 限的范围内“攫取”了原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力 。 (二)跨 国公司及其经济扩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正如美 国学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对 民族 经济 主权 具有巨大威胁性和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说 ，没有哪个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跨 国公 司对主权 国家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的冲击不容忽视 ，主要体现 在如下 几个方面 ：第一 ，跨 国公司执行全球生 产战略 ，往往视 国家 经济主权为其障碍 ，因此其超 越国界 的经济 活动总是力 图逃避 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其进行 的监督 ，从而模 糊了 国家 的管辖权 也冲击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二 ，跨 国公 司腐蚀政府 官员 的非法活动，使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行政决策权和国家最高权威面临挑战。第 三 ，跨 国公 司在金 融市场利用 转移价格而逃避转移利润、通过买卖股票和证 券等 逃 避外 汇管制 、利 用 国与 国之间的汇率差价把资金调入调出等等的投机行为，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 。 (三)非政府组织对 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首先 ，从国内的 角度 看 ，随着非 政府组 织 涉足领 域逐渐增多 ，作为独立于政 府 的组织 ，它越来 越体 现公众 的意志从而得 到越 来越 多的公 众支持 ，这就无形 中使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行为不得不得到非政府组织 的支 持才 可能有效 运转这就需要政府不断下放 权力于非政府组织 。 其次 ，非政府组织由 于独立 于政 府 ，可 以越 过政府 直接卷入 国际 事务 ，但在很 多 情况下 ，非政府 活 动进一步 打破 了国际关系 中的国家“垄断”，造成“官 、民”之间 的紧张，给国家关系带来不快甚至冲突。如某些人权组织的活动就是如此。 再次 ，虽然非政府组织 不具 有 国际法 的主体资 格 ，但 他们是当代 国际社会 中不 可缺少 的重要角 色 ，通过 他们 可以听到民间代表的呼声，由此使联合国与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而通过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举办的重要会议上的发言等对国家经济主权间接产生影 响，并且其 在联 合 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扩大至其他领域。 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及剖析 经 济全球化在许 多方 面都 对 国家 主权构成 了一定的 冲击 ，这是不容否认 的客观 事实 。但 在经 济全球 化进程 中，对于国家经 济主权的 理论 主张 ，学 者们 出现 了不同 的声 音 ，归结而言主要有 以下几种 。 (一)国家经济主权“销蚀论” 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促使 了许多国家在制定经 济制度 、贸 易规 则方 面趋 于相 同或者是类 似 ，特别是在严格按照 WTO、世 界银 行等 国际组 织规则进 行交易 的时候更是强化 了统 一的规则和制 度 ，这 样从 客观上会使国家在非 自觉 、无意 识 的情况 下做 出一些 行为 ，而导致 国家经济主权遭受“销蚀”。 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对 主权国家 的法律带来一定 的冲击 ，但“国际法律制度走向一体化”的提法从根本上说是不科的，“如果说 国际法律一体化成为可能 的话 ，那 也只能是纯代表极少数 国家意 志 的法 律 ，国 际经 济法 此 时也就 失去‘国际’这一独 特的 法律 属性 了；国际社 会 也就 不能 再称‘国际社会’了，而且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民族国家 向国经济组织让渡的角度看，如果就单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无是国家 主权 的销蚀 ，但如 果从所 有 民族 国家 的整体来 看 ，种主权让渡的结果是 ，共 同让 渡，共 同享有 ，国家 主权并没销蚀 。从部分经济主权 由政 府 向本 国企 业或 非政府 主体让渡 的角度看 ，即表现为本 国企业或 非政府 主体 对政府 主事务的干预 ，其实质是 国家经济主权在 民族 国家 内部 的重分配 ，即由政府的“惟我独尊”转 变为政府 和非政府 主体 的权。则从单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言。并没有发生国家经济权的销蚀 。[6] (二)国家经济主权“模糊论” 这种理论反对传统意义上国际法 和国家关 系理论 ，认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将不再是基本的主体。经济一体化致了各国政府没有 能力独 立地 对本 国 的经 济进 行有效 的理和控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在给各国经济带发展的同时也迫使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从而 限制了最终模糊国家经济主权。 事 实表明，主权国家并不是 完全被动 的卷人经 济国际进程 。经济国际化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 复杂的互动关系 ，家不会让经济国际化扮演终结国家及其 主权的角色 ，国家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他们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强化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 ，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 国际机制 的建立 。调整运作．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千方百计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 国际竞争提供安全保 障和加大支持 力度 。换言 之面对经济 国际化 的挑 战 ，国家会 奋 起做 出各种 适应 性调 整把挑战视为机遇 ，变压力 为动力 ，其结果 往往 是增 强了综 合国力和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 (三)国家经济主权“废弃论” 以美 国国际法 著名 学 者 路 易 斯 ·亨 金 为 首 的 学者 认为，[8]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等词汇的高频率的出现，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经济全球化 的普及 和扩展下 ，与其相关 的政治、文化 、法律等 领域也 应 当 同步实行 全球化 和体化 ，这是 一种 不 为人 意 志所 转移 的 客观 规律 和 客观 趋势 。突破原 有的国际法体系 。废除 国家 主权 是充分表达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变革。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可以推翻国家主权原则不可侵犯 的重要依据 。 经济全球化尽管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它不可能导致国家 主权的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就现实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还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企图以所谓的“世界政府”来取代各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如同南柯一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点 。米夏埃尔 ·齐恩 、克 里斯 ·哈曼 等学者 已经作 了专门的论述 ，这里 不再 进行 论述 。由此 ，废除 国家 主权 失去了其在 理论 上 的必 要 性 ，也 就难 逃 为发 达 国家插 手 别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事 务而 削弱 别 国主权进 行开 脱的嫌疑 了。 (四)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 该主张为欧盟成员 国所提倡 ，他们坚持 欧盟是一个具 有超国家性质的 国际组 织 ，随着 经济 全球化 的发展 ，为 了全局利益 ，让渡部分 国家 主权并 不会 损 害主权 的完 整性 ，其结 果会形 成欧洲统 一市 场、统一货 币和欧洲大经 济区 。欧洲 一体化的实践表 明国家 主权是可分 的 ，这样 对于增强 欧盟 的总 体实力 ，加速其各方 面的发展 是 非常 有利 的。可见 ，该理 论是 欧盟 的形式视为 国家经济 主权让渡 的理想化状态 。虽然 国际社会至今 尚未就此观点 达成一致 ，但 它具有 国际法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 就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来说，其理论基础就是承认主权 的可分性。而至于主权是否可分 ，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之一 ，但正如《奥本海 国际法 》所说 的，“看来 比较 可取的意见是 ，坚持切 合实 际 的认 为主权 是 可分的 ，尽管这 种意见是不正常 的而且 可能是 不合理的 。 主权的让 渡不同 于 主权 的割 让 ，而 是 国家 问 的主权 共享 。“主权让渡是 为了解 决 国际组织 的授权 问题 而产生 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形式权力并 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这 种部分主权实行成员 国共享的方 式 ，说 到底主权的所有仍然是 国家的 ，所 以，让 渡不是 割让 。只要国家是自愿加人 国际组 织并保 留退 出的权 利 ．主权 国家所 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 ，因为 国家在理论 上有 可 以收回让渡 的主权 的权利 。至于在实践 中权力 的收 回是 否可行的 问题 ，关键还在于 国家 的战略选择和权力 行使 ，因为主权让渡 和受限也是 主权 国家行使 主权 的结果 。 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让镀是否导致了如有些学者声称的国家经 济主权弱化 的结 果 ，笔 者认为 ，国家经 济 主权 的让渡是 国家基于 自身某种利益 的考虑 所做 出 自主意识 的选 择从 而在新 的国际环境下更好地维护 和获取 国家的根本利 益而并非是国家主权被弱化的表现，国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自主性。即便欧盟这 样 高度 一体 化的 区域 联盟 的结成 也是从属于 国家利益这一前 提下的 。而事实 上 ，正是 主权国家本身推动 了全球化不断地 向纵深 发展 。就 国际 社会整体而 言国家通过参 与经济全球化 ，对机 制化组织适度 地让渡一部分主权 ，恰恰是一 国权 力的延伸 、变通 和扩展 ，是对 国家利益的拓展。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对 于广大发展 中国家 来说 ，无 异 于一 把“双刃剑”。在为发展 中国家 带来 追 赶上 发达 国家的新 机遇 ，促进其经济发展 的同时 ，也不 可避免地对 发展 中国家 的经 济主权提 出新 的挑 战。面对这种形势 ，发展 中国家应 当如何对待国家经济主权 ?如 何协调处 理 国家经 济 主权 与加强 国际相互合 作的关系?这些 都是当前 摆 在发展 中国家面前 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 (一)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和发展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也是 逐步摆脱不发达 的锐 利武器 。一 国的经 济主权需要维护 ，而其经济也 必 须发展 ，两 者不 可偏 废 。因此 如何处 理好经济主权和经 济安全 就成 为发 展 中 国家必须认 真思 考的战略问题 。笔者认 为 ，发展 中国家在 理解 经 济主权 时 ，应将其理解为各种“权 利”的具体 体现 ，而避 免理解 为纯粹 的、抽象的国家“权力 ”。它的 实现体 现 为 国家 所行 使 的各项 具体经济权利 ．这些 国家经济主权权利 可以分 为核心经 济主权权利和可让 渡的经济 主权 权利 。核心 经济 主权 权利要 始终 不渝 的予 以坚持 ；而对 于那 些可以让渡 的经济 主权权利则可 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只要在符合本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也可适量开放。 (二)积极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 历史和现实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现在 以及将 来都不会自动放弃经济霸权、主导权和控制权，不会善意地主动让发展 中国家享有国际经济事务 的参与和决策权，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际立法不平衡趋势甚为明显，如TRIMS取消了发展 中国家用以对付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手段，而约束限制性商业管理的国际规范却未能出台；发达国家竭力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动的接受游戏规则，就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过程；在致力于创建一个既能适应全面的国际市场竞争，又能有力地保障民族经济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国内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时 ，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 法律 新秩序 的形成 ，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仅体现西方的价值理念，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照顾使得全世界各国均得以充分的进步和发展 。 国家经济论文:浅析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实际上让渡并没有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相反是国家行使经济主权方式的变化。本文在分析这一现象的同时，提出我们应积极应对并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 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国际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对 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是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中的首要原则。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出现了让渡的现象，这并不说明国家在经济上对主权的否定，相反，这是国家在同意的基础上经济主权行使方式 的变化。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这一变化。并坚持经济主权原则，以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一、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基本理论 (一)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产生 二战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国家独立，在政治上享有独立的自主权。但是，经济上还处在受剥削和掠夺的地位。自然资源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为了维护 国家的经济主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此 ，1962年 l2月联大第l7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正式确立了国家对 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1974年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等文件，进一步明确 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 (二)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基本内容 依照《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的规定，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指国家在经济上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自由行使此项权利。具体表现为： 第一。各国对境内一切 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各国境内的自然资源是该国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对其境内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基本的不可剥夺 的权利。国家有权 自由开发和利用其自然资源，有权 自由处置其自然资源，包括有权实行国有化或把所有权转移给本国国民。 第二，各国对境 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 司的活动享有管理和监督权。国家对其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每个国家有权按照其法律和规章，对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各国有权管理和监督其 国家管辖范围内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活动遵守其法律、规章和条例及符合其经济和社会政策。 第三 ，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或征用。国有化的合法性及补偿问题一直在国际社会 中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规定 ，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 、征用或转移时。应 由采取此种措施的国家给予适当的赔偿，要考虑到涉及它的有关法律和规章以及该国认为有关的一切情况。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表现 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比比皆是。表现形式主要有： 第一 ，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跨国公 司等国际投资机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机构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们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是世界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承担者，他们通过对高新技术的垄断而牢牢掌握着高新技术的转移和转让。跨国公司活动对各国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资金技术，充分利用国际管理经验和人才，加快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税赋、利率 、资源开发等方面给予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机构的超国民待遇就是让渡经济主权的具体表现。 第二，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国际组织 。国际经济规则、普遍性国际组织、专门性国际组织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规则、国际惯例一起构成当今国际经济的解决机制其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并影响世界或某个国家的经济事务。这说明国际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充当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立法者、执法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各个国家为了本国长远的利益参与到各个国际组织之中，从本国 自然资源的使用 ，对国内经济主体的管理 ，经济活动方式 的选择．甚至到经济问题的解决 ，每一项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要接受其所参加的国际组织及国际经济机制的调节。主权 国家接受调节的过程也是实践中让渡经济主权的体现。 第三，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的协定。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影响的 日益深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上已经到了相互交融的地步。不同的国家之间或在资源利用上，或共同关心 的经济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出于对各种利益的考虑，各国单独行事将对经济运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世界各国为了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资源 、技术、人才，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相互之间达成双边或多边协定，在协定的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世界各国接受协定来协调其活动，是让渡部分国家经济主权的结果。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利益，势必会让渡本属于自己享有的部分权利。这种让渡是主权国家让渡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能，而使其在处置和支配国内外经济事务的能力受到限制。经济主权的让渡并不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相反，是国家自由处分其经济主权权能的表现。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合理性表现在： 首先，主权是可以分割的。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说，“国家有完全主权国家和部分主权国家的区别，这暗示了主权是可以分割的，因而，与主权有关的各种权力并不一定集中于一人之手中。”“因此，看来比较可取的意见是，坚持切合实际地认为主权是可分的，尽管这种意见是不正常的而且可能是不合逻辑的。” 并且，当今国际社会实践中。世界各国将其部分经济主权以各种方式让渡于不同的实体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在国际实践中，各国将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给国际性的组织或是跨国公司，比如说 自然资源的开发等。在国内，国家通过向地方政府转移部分经济主权而使地方政府具有部分国家经济主权权力。 其次 。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其一，主权的绝对性表现在，主权是在法律上并不从属于任何其他世俗权威的法律权威。主权的绝对性并不排除主权行使的相对性，主权国家让渡经济主权与否是由主权国家 自主决定 的，让渡经济主权是主权国家 自由意志的体现，是对经济主权的自由处分，并非弱化经济主权。其二，当今大多数主权国家让渡经济主权，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开发等，都是通过制定双边或多边协定而实现的，并随着协定的不断变更而变化，这符合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损害主权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间协调的体现，让渡并未弱化国家经济主权，只是主权国家形式经济主权方式的变化。 再次，主权 的权能是维护国家利益。在各国日益相互交融的时代，仅靠单个国家所掌控的权力资源无法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各国为了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实现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出现了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但是让渡国家经济主权并不损害 国家的利益也不会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正如 日本学者所说的：“国际化与其说削弱经济性国家主权，还不如说是加强了各国政府的责任，即在充分理解本 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影响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手段 ，有效地行使经济性国家主权。”所以，只要是主权国家自愿地、独立地决定让出部分经济主权来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其并没有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要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这样一个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面对经济全球化，我们只有积极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正视现实，趋利避害，变被动为主动，才能维护国家 的经济主权和利益 。 第一，确立 国家经济主权相对观。经济主权原则的理论和实践表明，经济主权不是绝对的，其具有相对性国家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要坚持经济主权的辨证性，灵活地行使经济主权，这样才不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应坚持和善于运用本国的经济主权。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机遇与风险并存。要抓住机遇，就必须掌握 自己的经济主权，以此来引导和管理国家经济。要抵御风险，同样需要掌握经济主权，以此作为屏障，采取措施，及时地化解和消除各种潜在的风险。 第三，积极地参与并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要积极参加国际性的经济组织，争取发言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表达我 国的意志，才有机会打破发达国家对全球化主导权的垄断，而不至于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从而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利益。 国家经济论文:简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维护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同时理论界也 出现 了一些 “弱化”甚至 “废弃”国家主权的观点，对此我们应有正确认识。在此情势下，发展中国家应从几个方面作出努力来维护自身的经济主权。 在跨人21世纪之际，人类社会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所谓经济全球化，对其内涵的理解，有不同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认为经济全球化即 “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同时，有学者主张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发展状态，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机构调整。在这里，笔者较为赞同以下这种理解，即经济全球化不仅是指商品、货币、资本、资源等要素在国际市场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而且是世界各国的利益在整体磨合的过程中，所达成的能够最大程度上体现各 国之间协调意志并且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的原则、规则 、机构和程序的国际性的制度安排，它不仅是一种现实状态，而且是一种不断深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本、资源 、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优化配置，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扩大全球经济规模 ，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的影响既广泛又复杂。经济全球化在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给世界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很难避免会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护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这一问题。 一、 国家经济主权的基本涵义 主权原则一直是国际法中最基本的原则，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是其固有的权利。根据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文及对条文的解释 ，国家是不从属于人世间所有上级权威的完全独立的单位。国家享有的主权即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权利。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内的最高权，即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以及领土外的本国人享有属地优越权和属人优越权；二是对外的独立权 ，在国际关系中，享有独立 自主地、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地处理 国内外一切事务的权利。可以说，国家主权概念的涵义相当广泛，既包括政治主权，也包括经济主权以及文化主权等。 国家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主权这一概念的应有之义。但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却不断强调自己拥有的经济主权 ，是有其原因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二站前都处于殖民地地位，境内的各种自然资源以及有关的经济命脉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殖民主义国家所控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在经济上往往还处于受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的地位，自然资源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 ：政治主权是经济主权的前提，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保障。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早在 1952年 1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会议就通过了《关于经济发展与通商协定的决议》，肯定和承认了各 国人民享有经济上的自决权。1952年 12月，联大第7届会议通过了 《关于自由开发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决议》，明确规定：“各国人民自由地利用和开发其自然财富和 自然资源的权利乃是他们的主权所固有的一项内容”1962年 12月，联大第 17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正式确立了各国对本国境内的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基本原则。1974年12月，联大第 29届会议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根据联合国大会的上述基本文献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主要内容一般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各国对本国内部以及本国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 ，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 自主权 ，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各国对境内切 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各国对境内的外国资产有权收归国有或征用；各国对世界性经济事务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二、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首要原则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 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之一。但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国家经济主权面临着不同往昔的新的挑战。 (一)国家经济主权受冲击的表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贷款给泰国，帮助泰国度过危机。但前提条件是要由其监督泰国的财政预算 ，并要求泰国进行经济改革，实行企业的私有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给韩国的条件则是：削减其政府开支，减少进口限制等。实际上在此次危机中，泰国、韩国的经济主权已受到相当严重的侵犯了。 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一系列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就关系到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法律和政策的调整和修改。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的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 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口哒些协议的实施，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各成员国决定 自己的经济政策产生干预与影响，即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经济主权形成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如上所述的国家经济主权受冲击的情况不时出现，近些年来还有增加的趋势，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张弱化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但出现了一些限制国家经济主权的事例，而且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淡化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主张，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国家经济主权 “让渡论”。这种理论主张经济全球化 自然促使国家丧失部分主权。因为主权是为国民福利服务的，如果让渡出一部分主权 ，能够换取国民福利和整体利益，只要是出于自愿的，由本国独立决策，就是合理的，并不会损害主权的完整性。 第二，国家经济主权 “销蚀论”。这种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各国的经济制度 、贸易规则越来越趋同化。特别是一些经济贸易方面的规则和制度一，一般都要按照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规定施行，需要符合国际惯例。从而在客观上导致各国有意无意地做 出一些行为，使本国的经济主权无形的遭到 “销蚀”。 第三 ，国家经济主权 “废弃论”。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一些西方政要和学者大肆鼓吹经济走向全球化，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有人主张对于国际关系来说，主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已没有必要了，最好避免使用。“我们该把主权一词作为旧时代的残余遗物摆放到历史的陈列架上去”。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势下，形形色色的主权“淡化”论、“弱化”论时时会在不同的场合出现。这些理论甚至在理论界会形成一种时尚，使一些人易受它们的影响，在缺乏冷静思考和严谨分析的情况下成为这些理论的追随者、附和者。对此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这些理论的真实目的。我们可以从 1994年美国主权大辩论这个事件切人，来进行思考。1994年 ，美国在签署 WTO一揽子协议时，一些美国学者主张 “经济一体化高于主权”，认为接受WTO体制，包括其中不可分割的争端解决体制，无损于美国自己的主权。另一些美国学者和政客则强调不可轻易接受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尤其担忧接受新争端解决机制之后，势必会毁损、剥夺美国的主权。经过辩论，绝大多数美国学者和政客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并不会损害美国的经济主权。因为以下是美国的一贯做法。美国在参加缔结任何国际条约时，总是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美国参加缔结的任何国际条约，其中的国际行为规范以及美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都须通过体现美国主权的国会的审议、批准和立法 ，才能转变为美国国内法律的一部分，才能在美国贯彻实施。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旦美国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行动来 “维护”本国的重大利益，它就 “有权”不受国际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束，“有权”背弃自己依据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可见，美国看重的是其披着 “主权”外衣的既得霸权。 发达国家在涉及自己国家经济主权时，实际做法与其一贯所倡导的那些弱化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并不一致，发达国家提出的各种弱化经济主权的主张，均是针对别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而言的，而他们对本国的经济主权则是十分谨慎的。 三、国家经济主权受冲击的原因 (一)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尚未根本改变 多年来 ，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单方面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对其不利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而不懈努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种经济秩序并未根本改变。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居于主导和优势地位。而国家之间在经济交往过程中，既有互利的一面，更有相互竞争对立的一面。发达国家凭借其既有的强大实力，对国际经济事实的主导决策权和压倒性的发言权 ，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惜干预、侵犯别国经济主权。因此，准确地说，在经济全球化中经济主权受冲击的往往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 (二)国际经济组织数量的增多尤其是其职能的扩展使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冷战后国家主权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 ，一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导致主权国家的分裂；二是国际组织在不断地侵蚀国家的主权。在经济领域 ，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不断出现，同时其职权不断扩大。然而，国际经济组织数量的增加，职权的扩大和其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并不当然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因为各国不可能通过达成有关协议来建立一个会处处损害其主权的国际组织。那么这种国家经济主权受限制的现象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一方面，有关国家在参加某些国际经济组织时，自愿地将部分经济主权转让给该国际经济组织。如欧洲国家在参加欧盟时便将本国的部分经济主权持久地转让给欧盟涉及关税、贸易甚至商业政策。还有一些经济势力薄弱的国家对实力强大的国际组织存在着资金、技术或管理上的依赖性 ，为该组织介入国家职能提供了机会，使得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广泛地介入或影响某个国家的经济事务。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际经济组织行使超越其章程的职权 ，这就很可能对国家的经济主权造成损害。 (三)跨国公司的活动也可能影响国家经济主权 当今跨国公司已发展成为左右和控制世界经济实力的强大的经济实体，它们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一些中小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急需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但跨国公司往往奉行唯利是图的经营方针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损害了东道国的经济主权。如它的投资方 向经营策略往往不符合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对某些产业部门的控制，往往严重影响东道国该部门的发展，它对其拥有的大量短期流动资金的调度 ，使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受到破坏等。跨国公司甚至可以通过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高新技术中的垄断地位对东道国国家经济政策施加一定影响，从而对东道国的经济主权形成干预。 (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经济事务决策权力中没有平等的发言权 全球性经济事务决策权力的国际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弱国经济主权是否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进而决定全球财富的国际分配是否公平合理。而发达国家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优势不仅在经济资源配置方面居于主导，而且在国际经济体制和 “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也具有决定性影响。如 50多年前按照“布雷顿森林体制”组建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全球性经济组织，至今仍实施着当年美国主持推行的以“缴资”多少为基础的“加权表决制”，从而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有关的国际经济事务中一直具有主导性的决策权而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过程中，很难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经济政策 ，不得不被动地遵守主要体现发达国家利益的“游戏规则”。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维护国家经济主权 上文已述，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人的过程 中，既出现了一些冲击、限制国家经济主权的事例、现象，又出现了一些 “弱化”、“淡化”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对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涵义的理解 理论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情况下，对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应该有一个正确、客观的理解与认识。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个发展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置身事外，不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果担心本国的经济主权会受损，经济上受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而顾虑重重，就会失去发展的机遇，经济发展只会更加落后。但同时，如不注意对本国经济主权的保护，则可能会使来之不易的经济主权不断受损甚至得而复失。因此 ，发展中国家既要坚持 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又要以发展的观点对待国家经济主权。在理解经济主权时，应将其理解为 “权利”的具体体现，而避免理解为抽象的国家 “权力”。国家经济主权权利，可分为核心经济主权权利和可让与的经济主权权利。核心的经济主权权利要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始终予以坚持，如国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权利。而对于那些可以让与的经济主权权利，在符合本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开放。事实上 ，许多国家在参加某些国际经济组织时已经这样做了。如生态问题 、人 口问题等，在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限制本国在这些领域的经济管辖权利 ，使本国在这些问题的管制上尽量符合国际社会的主流规则。 (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规则和制度的制定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现阶段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因此就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发展中国家首先应该努力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同时注意避免和化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这才是面对问题的正确态度。目前，发展中国家已不是是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而是如何参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的问题。在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安全和有效实现对金融领域及跨国公司的管制方面，不仅要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而且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发展中国家只有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才有机会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游戏规则”的制定才有可能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经济事务决策上的垄断局面。 (三)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二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曾经紧密团结为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共同奋斗，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上文所提及的国家经济主权的最终确立即是第三世界国家共同斗争的结果。但近些年来，这种联合斗争的局面则逐渐转向低潮。有人曾指出，世界贸易组织制定规则是通过一致意见来作出决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终结果有利于西方 ，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来推进 自己的利益。鉴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只有凝聚集体的力量，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合作，才能使世界经济两极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发展中国家唯有联合起来，才能提高整体生存能力，以集体的力量改善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最终才有可能实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但目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时缺乏足够的合作与沟通。这种局面必须加以改变。 (四)抓住机遇，加陕发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世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意味着挑战和风险，也意味着机遇和希望。经济全球化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以及非关税壁垒不断降低的优惠；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一体化过程中享有比世贸组织框架内更多的优惠。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部分劳动密集性、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机会，加速自己工业化的进程使本国的产业结构不断改善。国际资本流动的频繁和跨国公司投资的发展 ，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的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更广泛的途径利用境外资源。总之，发展中国家要抓住历史的机遇，融人到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内的资本流动、产业和技术转移，实现本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国内经济制定的创新，增强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论文:简述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以国家经济主权为视角 论文关键词：遗传资源 传统知识 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摘要：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生物海盗”现象严重损害了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家经济主权是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也是承认国家经济主权的必然结论。在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上否认或不当限制国家经济主权会加重“生物海盗”现象，从而不仅损害资源国的国家利益，也会损害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利益。 无论是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前，还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延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这些动植物资源在过去还只是以其自然形态满足人类的基本物质需要和某种精神需要，那么在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动植物遗传资源经过开发之后已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医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甚至个体研究人员，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以及其它便利条件，大肆从发展中国家获取生物遗传资源作为研究材料，取得成果后申请专利并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从而获取巨额利润。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依赖于其从发展中国家采集的遗传资源，也依赖于资源提供地本土居民有关这些遗传资源的传统知识，而提供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或仅得到微不足道的象征性回报。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生物海盗”现象，已引起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由于生物遗传资源丰富的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而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却多数生物遗传资源相对匮乏，围绕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立场尖锐对立，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已成为南北关系中—个新的紧张点，也成为国内外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热点。本文拟从国家经济主权的角度，探讨遗传资源以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保护的正当性。 一、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确立 国家主权具有两个特性，即对内至高无上和对外独立平等。经济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内效力首先即体现在对本国自然资源、全部财富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过长期激烈斗争的结果。1962年 2月，第 17届联大通过了1803号决议，即《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根据该《宣言》，对自然资源之勘探、开发及处置等，均应符合资源国自行制定的规则及条件，不能导致对资源国主权的损害，否则即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原则。但这一《宣言》尚只涉及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此后，经过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努力，联合国在 1974年先后通过三个重要文件，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其《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些文件不仅扩展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对其地位也有进一步强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明确宣告，每一个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各国有权采取适合本国情况的各种措施，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更进一步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并得自由行使这项主权。 与《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相比，《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扩展到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主权权利；二是强调这种主权权利是“充分的永久主权(permanent sovereignty)” 和 “不可分割的权利(in~ienable fight)”。这种强调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在上述《宣言》和《宪章》通过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自然资源的掠夺主要针对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一些西方国家鼓吹，石油应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英国代表“公开扬言第三世界国家对各国本身的自然资源只能享有‘有限的主权 ’，主张各国对本国自然资源只是行使‘监护人’的职责”嘲 。很显然，《宣言》和《宪章》的措辞是对发达国家上述观点的明确否定。 二、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在遗传资源领域的发展 由于上述《宣言》和《宪章》并未对自然资源的范围加以限制 ，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理应包括在内，也就是说，上述《宣言》和《宪章》的原则和精神也应适用于生物遗传资源。但发展中国家在当时似乎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上。由于生物技术在当时尚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对生物遗传资源在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认识并不充分。例如在世界粮农组织于 1983年通过的《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约定》(以下简称 《国际约定》)中明确宣称：“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因而应可不受限制地获取。”《国际约定》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掌控下通过的将遗传资源(至少在《国际约定》的框架内将植物遗传资源)视为“人类共同遗产”在当时也未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足够重视。但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大量流失，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被大量盗用这种“生物海盗”现象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切，对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的保护，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抗的新领域。在这一轮对抗中发达国家总体上已不再否认各国对其境内的遗传资源所享有的主权权利以及保护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正当性。不过，这一局面的形成仍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从《国际约定》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有关条款的演变。1983年的《国际约定》明确声称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1989年的修订虽然仍重申了遗传资源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立场，但同时承认了植物育种者权和农民权(前者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立场，后者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并申明，对遗传资源的“自由获取”并不意味着免费获取。而 1983年的《国际约定》文本却明确规定应免费获取。此外，1989年的修订还承认了国家对遗传资源的获取施加一定的限制的权利以及农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从对他们所保存的自然资源的利用中获取“充分利益(benefit fu)”的权利。这些变化是对“人类共同遗产”说的一种明显软化。1991年的第二次修订不仅明确承认国家对其植物遗传资源享有主权，同时承认获取植物遗传资源的条件需要进一步澄清，承认育种者和农民控制对其所掌握的遗传资源获取的权利。而在2001年通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中，“人类共同遗产”的观念已被彻底抛弃，转而承认各国对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 此外，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明确表明了承认国家对其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的立场。 三、国家对遗传资源的经济主权应否受到限制 尽管国家对其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主权权利在国家层面已得到各国承认，但一些西方学者、国际环境主义者和一些主张保护地方权利的国际组织仍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承认国家主权将有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在很多国家，遗传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原住民聚居的地区，掌握相关传统知识的也主要是本土社区或个人，而这些地区在经济上大都贫穷落后，现有的对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没有使这些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提供者充分受益，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此，当国际社会强调国家对这些遗传资源的主权，讨论如何用知识产权来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时，上述学者和组织认为，这些措施实际上起不到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效果。 首先，就传统知识而言，对其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促进其广泛传播和应用，而不是将其固定和封存起来。对传统知识加以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无限期的保护将限制其传播和应用，从而实际效果可能与保护的初衷并不一致。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在很多场合难以适用。这可能是因为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很爹隋况下不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要求，也可能是因为原地或异地获得的遗传资源已被修饰、合成等，其最终产品与原来的遗传资源已有较大的区别(如育种者育出的杂交种子等)。在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上的知识产权能否及于这些衍生物，不无疑问。由于这些衍生物的开发和应用并不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因此发展中国家制订的相关立法(如事先知情同意)事实上对这些活动可能无法适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剥削被夸大了，而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精英阶层和政府对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剥削则被忽视。例如有学者指出，有人指责跨国公司以发展中国家传统医药为线索生产新药所获利润只有不到 0．001％回馈给了那些发展中国家，但却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回馈给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终也可能只有不到0.001％真正落实到了那些给跨国公司研究人员提供线索和引导的原住民手中。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本国政府为从外国获取利润，对原住民生存环境的破坏(如热带森林的砍伐)给他们造成的损害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剥削造成的损害更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环境不稳定，市场和公共设施落后，使得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得不到保护，或其保护所获利益根本到不了本土社区原住民手中。本国政府和精英阶层的剥削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原住民更倾向于离开他们所居住的生物多样性场所，而不是留下来保护它们。发展中国家精英阶层之所以主张以知识产权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只是为了从发达国家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为了保持生物多样性，同时也是为了将发达国家的剥削作为反驳对其生态恶化和人权状况的指责的工具。基于上述原因，承认国家主权在很多情况实际上有害于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不仅承认国家主权会产生这种结果，承认权利持有人个人的主权(如在某些传统医药的场合)同样有害于对原住民利益的保护。由于原住民和本国政府的利益缺乏同一性，因此不论是国家主权还是个人主权都应受到限制。由非政府组织来分发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中所获惠益因而是必要的。 上述论断的出发点或许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那些为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存和保护作出了贡献的原住民和本土社区。但一般性地否定国家(在上述学者的论证中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毫无根据(至少是以偏概全)地从负面理解主权国家要求保护其遗传资源的动机，显然既无正当的法律依据又欠客观公正。 这种论断的问题在于：首先，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一项久已确立的国际法原则。如前所述，这一原则已为多个国际法律文件所申明。遗传资源也属自然资源，国家当然对其享有主权权利。不仅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等还专门规定了国家对其境内生物资源和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以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所获惠益不能实际落实到原住民和本土社区为由对国家主权加以限制，显然缺乏充分的国际法依据，也很难为各国所接受。腐败和不公正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这种现象在各国都存在。试图以一个超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取代主权国家来解决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利用中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似乎不太现实。其次，对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界定也尚未统一，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所谓的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和本土社区(1ocal community)问题，更不是所有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都与原住民和本土社区有关(如中国的中医药和印度的传统医药等)。因此，仅以原住民和本土社区利益的保护为着眼点而设计的制度，可能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利用中所获取的惠益如何在有关权利主体间进行分配，应该是一个由国内法解决的问题。惠益分享的法律依据和方式应该是主权国家的国内法和其接受的国际规则，而不是由超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主权国家。再者，上述论断客观上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拒绝获取权利主体事先知情同意和实施惠益分享的借1：1，加剧生物海盗现象，从而不仅使资源提供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利益受到损害。 但是，反对否认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经济主权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其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深，国家的经济主权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由于任何一国的生物遗传资源都可能对全人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对其生物遗传资源的主权同样会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可能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种隋形是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有义务允许他人(外国国家、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获取本国遗传资源，并为这种获取提供便利。这是因为，这些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能影响全人类的生存质量，如提供重要的食物或药品来源等。对这一义务，《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有详细规定。《生物多样性公约》在承认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后，也明确规定了缔约国便利其他缔约国取得遗传资源用于无害环境的用途，不对这种取得施加违背本公约目标的限制的义务。《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就有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获取问题规定，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向其他缔约方提供这种获取的机会。上述规定意味着，国家不能任意拒绝他人对本国遗传资源的获取。当然，根据上述两个法律文件，外国国家或者私人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可能享受方便获取。易言之，遗传资源提供国只在特定条件下才有提供方便获取的义务。 另一种情形是国家自身对其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考虑环境因素，不能造成生物物种的灭绝或造成环境的重大破坏。由于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国家经济主权的这一限制显得尤为必要。早在 1970年3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关于公害问题的国际座谈会所发表的《东京宣言》就呼吁“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认下来”。1972年6月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1982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环境宣言》也规定，“地球上的遗传活力不得加以损害；不论野生或家养，各种生命形式都必须维持其足以生存繁衍的数量，为此目的应该保障必要的生境”，“生物资源的利用，不得超过其天然再生能力”。《世界自然宪章》并要求将宪章所列各项原则列入每个国家以及国际一级的法律中，并予以实行。 上述两个法律文件的相关内容虽然都是笼统地针对自然环境做出的规定，但由于生物遗传资源是自然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当然也属于上述规范的调整对象。事实上，上述文件中也确有若干条款是直接针对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规定的。除上述两个法律文件外，《生物多样性公约》则直接规范了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 由此可见，国家对其生物遗传资源所享有的经济主权是可以而且应当有所限制的。但是必须明确，这种限制是国家根据其自身及全人类的长远利益而自觉作出，而不是外部强加的，即这种限制是国家对其主观意志的自我限制，具体表现是国家接受有关的国际规则并将其转化为国内法，或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作出自觉的自我约束。这种限制绝不意味着国家对其遗传资源所享有的经济主权的丧失或消亡，相反，它实际上是国家行使其经济主权的一种体现。因此，有关遗传资源保护的任何国际安排如果要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接受，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充分的永久主权的基础之上。 国家经济论文:浅谈新民主主义的本质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选择——试析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现代化思想 论文关键词：抗日战争　　新民主主义社会　现代化　模式　思想 论文摘要：抗日战争时期，站在世界的角度、时代的高峰，继承、创新和发展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谋求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他的现代化思想是从整个社会综合推进的角度展开的，涵盖了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发达和道德建设等各个领域：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内容。三、文化现代化：现代化的灵魂和重要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理论问题，其实质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采取怎样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思想达到成熟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初步形成了有关中国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思想，这体现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当时虽然尚未使用“现代化”一词，但它所涉及和关注的正是如何使中国由一个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向现代国家这样一个实质性主题，并把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中国，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目标。的现代化思想从整个社会综合推进的角度展开，融政治革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道德重建于一体，从根本上创新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在现代化理论上独树一帜。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保证 现代化是一个表征社会综合发展程度的概念。具体到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中国要走向社会现代化，在政治上，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并在国内政治中实现由封建专制制度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在经济上，必须实现由封建小生产向机器工业大生产，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在文化上，必须由传统的旧文化思想向近代科学文化思想转变。 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条件是什么?指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即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条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 1．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始终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中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他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立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追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任务。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控制和压榨，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更加贫穷落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长期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内部环境。这些内外因素的存在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症结所在。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强调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是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政治前提。 抗日战争时期，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一方面，中国主要是少了独立和民主两件东西，这两件东西少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另一方面，中国又多了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压迫两件东西，如果不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两件坏东西，中国就休想搞好建设”。后来，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在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又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同时，针对的所谓建国方针，也针对一些人存有在国民党统治下实现工业化的幻想，进一步说明了民主革命与工业化的关系。“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有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2．把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构想和实现政治现代化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精神、原则和制度，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由于近代中国现代化是在西方的霸权威胁和文明示范下启动的，国内封建政治衰败导致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它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中国经历了从最初不满封建专制制度、推崇西方民主政治到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府这样一个过程。对建立民主共和政府这一现代性的追求，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政治文明取向的转型，即从传统的政治文明向现代的政治文明的转型。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对国家制度的选择经历了一个民主共和一君主立宪一民主共和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经啦这样一个曲折过程，民主共和深人人心，成为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取向的革命中把中国带人共和国时代”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汲取中外各种民主思想，探索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为了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强调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应该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成这个共和国的基本成份，既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同时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从而有别于“已经过时的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建立了这样的共和国，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 3．阐明宪政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和宪政密不可分，是施行现代宪政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认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现在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实际上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民主运动，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1937年5月，在延安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就论述了民主政治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提出，中国必须进行两个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各阶级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些条件，所谓宪政是无法实现的。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内容 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增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不仅从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义上，而是进一步从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物质基础的视角展开了他的现代化思想，确立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1.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基础上，这是现代化思想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把工业化看成是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必要途径，并把工业的发达与否作为衡量、判断一个国家发展水平或者说是否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根本尺度。认为工业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能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在社会的变迁中，工业“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具体纲领时，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并在《论联合政府》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问题，对工业化的必要性、步骤、政策以及它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地分析说明。 2.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解决农民问题，这是中国建设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的最初进程实际上是由农业来推动的，工业化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对农业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具有超前性，与当展经济学的观点完全吻合，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他指出，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占国民经济的90%左右，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农民问题对于中国的前途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不解决农业问题，中国的工业化就不能成功。因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文化教育的主要对象，“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如果忘记了“农民”二字，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工业化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工业化的目标。怎样解决农民问题呢?主张“实行，解放农民”。这就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使农业从旧式的落后的水平发展到近代化的水平，从而使工业获得市场，造成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由于中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低，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全国粮食却不能自给，因此，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设想是:(1)通过发展工业来吸收农村过剩人口，进人工厂。(2)通过发展工业来为农业生产提供机器设备，促进农业机械化。(3)通过发展农业来为工业提供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民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这种通过发展城市工业来吸收农业过剩人口，农民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的设想，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程是基本一致的，带有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特点。 3.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方向必然是非资本主义前途，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对那种认为中国经济落后而易于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厦，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中间转换形态。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认为，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同时，又站在生产力标准的理论高度上，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为实行新民主主义进而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未来的中国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里进一步解释道:“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之路，决不能让‘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突出了中国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在看来，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通过民主革命消灭中国现代化的两大障碍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此基础上从根本上解放落后的生产力。第二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三、文化现代化:现代化的灵魂和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灵魂，是现代化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的文化现代化理论在世界现代化思想史上别具一格，具有开放性、内聚性和创造性的特点，成为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强大精神力量，这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显得尤为重要。抗日战争时期，在发掘本民族文化传统资源的同时，创造性地将它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纲领: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表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把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同彻底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落后面貌密切联系起来，把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战略任务之一提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议事日程。 文化现代化的本质是民主的，它是区别封建文化的主要标志。提出的“文化”既是大文化概念，又是具体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与文化事业建设。从大文化概念看，正是与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适应，把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内蕴放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成之中，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作过特别的解释“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新民主主义论》原来的标题也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可见，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中，含有很深的民主内蕴。 在看来，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解放和谋求中国人民的全面进步，是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内容。这表现在的民贵思想，即自由平等思想方面。他认为中国人的平等自由，首先是争民族的平等和自由，这是中国人走向充分平等和自由的先决条件，平等和自由还指人民在国家和社会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平等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身体的自由。 人在现代化中居于主体地位，在看来，人这一主体因素既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又是现代化的主要内驱力。他十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认为人的解放和发展不仅指政治、经济上的解放和发展，还包括思想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因而在主体上，强调人的现代化对于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关于人的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即树立起现代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使人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普遍地形成认同态度;第二，认识能力的提高，即通过文化的普及、哲学的普及，从根本上提高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第三，强化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坚韧意志。基于此，他把对人民的教育、对人的思想改造和对人的政治经济上的改造联系起来，并极为重视提高人民的觉悟和向人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从而揭示了人的现代化对于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工具性作用以及现代化的目的价值。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经济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 在魁奈一派法国经济学家以前，只有在实地应用下存在的政治经济学，那是由公务人员或行政官们来执行的；至于叙述这类问题的作者，他们所写的只是属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农工商业与海运业事项，完全以这一范围为限，关于财富的起因这类问题是不加分析的，关于全人类利益这类问题是绝对不予考虑的。 首先把研究扩展到全人类、不以国家概念为考虑对象的是魁奈，普通自由贸易这个概念也是从他开始的，他把他自己所写的那本书命名为《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他要求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魁奈所谈的无疑是世界主义经济，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它与政治经济学，即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对立的。 亚当。斯密也在同样扩大的意义下研究他的学说，尽管重农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违反了逻辑，发生了严重错误，他仍然以阐述全世界范围的商业绝对自由原则作为他的任务。亚当。斯密同魁奈一样，对于真正的政治经济，也就是各个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行的政策这方面，却极少过问。他把他的著作题名《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全人类中所有国家）。他在他书里的个别场合谈到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时，只是为了指出这些制度的无成效，从而证明必须以“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的”或国家的经济学。他虽然在这里或那里不时提到战争，但只是偶然提到的。构成他理论基础的是持久和平局势的概念。为他作传记的斯图亚特曾明白指出，他的研究从一开头所根据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为促进公共福利而订立的国家规章大部分是多余的，一个国家要从落后的未开化状态转变到尽可能最高的进步状态，无需什么别的，只需合理的租税、公正的司法与和平。”亚当。斯密所理解的“和平”，当然是象圣皮埃尔神甫所说那样的“持久、普遍的和平”。 萨依就曾毫无掩饰他说明，为了理解普遍自由贸易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象，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是存在的。这位作家主要所努力的是就亚当。斯密所提供的材料形成一个体系。他在他的《实用政治经济学》第六卷（第288页）里坦率说明：“我们考虑的范围可以是属于以族长为首的一个家族的经济利益，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原则所构成的是私人经济。但是属于整个国家、不论是对这些国家本身或与别的国家有关的那些原则，它们所构成的是公共经济。归根到底，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 这里并须注意的是，首先，萨依承认在他所使用的“公共经济”这个名词下，国家经济或政治经济是存在的，但他在他的著作里并没有谈到这些；其次，他把在政治经济这个名词下所包含的内容归纳到一种学说，这种学说显然是世界主义性质的；结果他在这个学说中所谈的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唯一对象的经济，并不顾到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 所谓“公共经济”，老实说，它的内容应当没有别的，只是属于某些指定国家的经济，也就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如果萨依在向我们说明他所说的政治经济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别的，只是世界主义的、世界范围的或属于全人类的经济）以后，使我们知道当他谈到一些学说的原则时他唤作“公共经济”的是什么，那么这种在名词上的代用，原也可以存而不论。 但是当他给这种学说下定义并加以引伸时，简直无法避免从国家的概念和性质开始，这就必然要使所谓“全人类经济”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因为现在人类还是在不同的国家下互相分开的，各自在它共同力量和利益下结合在一起，各不相谋，而且与那些在天赋自由权的行使上彼此对立的其他同样的社会不同。他用政治经济的名称来称呼他的世界主义经济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作出说明，由于这种名词上的移动，跟着就发生了意义上的移动，这样就掩蔽了一系列最严重的理论错误。 一切后来的作家都陷入了这个错误，不能自拔。西斯蒙第也把政治经济学明白他说成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亚当。斯密和他的后继者在这一点上所教导我们的，主要也就是魁奈和他的后继者所已经教导过了的。《方法评论》里一篇文章谈到重农学派时所说的话几乎与亚当。斯密一派的话如出一口，它说：“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 就亚当。斯密所了解的，美国倡议自由贸易最早的是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托马斯。库柏，他甚至否认国家的存在，把国家说成是出于“字面上的创造”，只是为了避免表达时的多所周折而设的，除了存在于政治家的头脑以外，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库柏在这一点上的主张是非常一贯的，实际上他的态度比他的前辈和老师们还要彻底得多；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如果承认了各个国家以及它们各个性质和利益的存在这一点，这就立刻有必要按照这些各自不同的利益来考虑修改属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学，如果库柏的意向所在是要把这类修改说成是错误的，那么在他的一方面最聪明的做法就莫过于从头否认国家的存在了。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绝对不是要把流行学派主张的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一笔抹杀；但是我们认为政治经济，或者象萨依所说的“公共经济”，也应当科学地加以发展；可是我们还认为对事物应当给以正确的名称，这样总比使用意义相反的名称要好些。 我们如果想对于逻辑、对于自然法则信守不渝，那就必须使个人经济不与社会经济相混淆，关于后一项，又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划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如果象流行学派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的确有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那么伺际自由贸易原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就个人来说，他争取个人发展时所受到的束缚越少，同他自由往来的那些人人数越多，财富越大，他个人活动的范围越广，则为了争取进一步发展，对于他先天的禀赋、后天的知识和才能以及供他支配的自然力量，利用时就越加容易。个人如此，就各个社会、地区和国家的情形来说，也是如此。就美国的各州、法国的各县、德国的各联邦来说，说是与其把它们联合起来彼此进行自由商业往来，不如用内部地方关税把它们互相隔开更为有利，只有傻子才会这样想。 大不列颠三王国与爱尔兰的联合，使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显著的、无可反驳的例证，在联合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是具有无限效能的。假使世界上其他一切国家也在同样情况下联合起来，则全人类由此所获得的进展和幸福将达到何种程度，就是最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描画。 毫无疑问，世界联盟和持久和平的观念是受到常识和宗教的拥护的。如果个人之间的争斗认为与理性相违背，那么国家之间的争斗受到同样谴责时，在谴责的激烈程度上应当扩大多少倍？社会经济学能够从人类文化史提出的证据，说明全人类在正义的法律之下联合起来是合情合理的，看来在人类健全的理智之前，这一证明是最为明显的。 历史告诉我们，当发生了战事，个人投入了战争活动时，人类幸福就降到了最低度；当国际协作情绪有了高涨时，人类幸福就有了相应的增长。当人类处于原始阶段时，最初实现的是家族的联合，然后有了城市、城市同盟与整个国家的联合，最后是若干个邦处于同一政府之下的联合。假使事势所趋，足以使这种联合（那是从家族的联合开始的）扩展到千百万人，那就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使一切国家联合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人类智力能够理解到这种大规模联合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当敢于作这样的设想，因全人类联合而产生的更大利益，人类智力也是能够理解得到的。有许多例子足以表明，在现代精神下是有着这种倾向的。这里只需提一提在科学、艺术、新发现方面以及在工业与社会制度方面的进步就够了。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再过几十年以后，由于交通工具的进一步改善，世界上的文明国家通过物质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而联合在一起的密切程度，将不亚于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各郡的联合，或者还比它们更为密切些。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现在用电报互通消息，彼此已经好象是处于同一地区。空前的强大力量已经把工业提高到以前所料想不到的完善程度，而更加强大的力量还在不断地出现。工业愈进步，愈加匀称地扩展到世界各国，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愈小。两个工业同样发展的国家如果互相冲突，则彼此在一星期内可以使对方受到的损害，或者经过整个世代还难以恢复。但是同时也可以推想得到的是，原来专用于生产的新生力量同样也可以为破坏性的战争服务，这一点将主要有利于取守势的一方，特别是欧洲国家，而英国原来以岛国地位在防御上所占有的优势，或将由此丧失。欧洲各大国的国会，现在已具有未来的、由各国共同组成的国会的雏形。用协商来解决争端的办法，比之凭武力来夺取公理的办法，显已占有优势。一切文明国家比较开明的首脑，对于财富与工业的本质作了进一步深入观察以后，已经确信，对未开化、半开化或文化在衰退中的国家进行的教化工作和殖民地的形成，为文明国家提供了发展生产力的场所，而这比战争的相互敌对行动或贸易限制能提供更丰硕更安全的果实。我们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清楚，未开化国家通过交通工具的进步越与文明国家相接触，则文明国家越会认识到：对于未开他的、内部陷于无政府混乱状态的以及受恶政府压制的那些国家的启发和教导，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提供给文明国家的利益是均等的，同时也是各文明国家大家都应负的一项责任，但这种责任只有在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对一切国家、对整个世界进行教化，是全人类应该共向担当的任务，从那些不变的自然法则来看，这一点是显然的，文明国家彼不可抗拒的势力所推动，不得不把它们的生产力扩大或移转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见，在文明的影响之下，人口、智力和物质资本达到了这样的规模，就势所必然的要向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倾注。如果国家的可耕面积已经不足以供养全部居民，已经不足以吸收全部农业人口，则人口的多余部分就势必要向辽远地区寻找适于耕种的土地；如果一个国家有才能、有技术的人材已经这样多，以致在国内不再能获得足够报酬，他们就必然会流向对他们的需求较大的地区；如果由于物质资本累积的结果，以致利率下降得那样厉害，较小的资本家已经不再能靠利息收入过活，他就会把资本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投放到富力较低的国家。 由此可见，流行学派的学说体系未尝没有正确原则作为基础，但这一原则要达到为实践作先导的目的，必须获得科学上的承认和应用，同时为了避免误人歧途，实践也不能忽视这一思想；这个学派却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没有把这些方面同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观念统一起来。 流行学派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就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备邦来说，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由于在这样形势下的持久和平，才使商业联合对它们那样的有利。历史上一切的成例告诉我们，领先的总是政治联合，跟着发生的才是商业联合。由后者带头而由前者跟进的情况，简直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通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通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作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极其充分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形势简直是万难避免的。要使一个世界共和国（按照亨利四世和圣皮埃尔神甫所理解的）、也就是世界各国彼此承认有同等权利、放弃单独采取纠正行动的广泛同盟成为现实，只有多数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当这样的同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时，普遍自由贸易才能发展；只有由于这样一个同盟的结果，才能使一切国家象现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一样，享有同样大的利益。有些国家在文化上同那占优势的国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是那个国家决没有从上帝手里取得垄断工业的永久权利，不过在时间上它比别的国家占先了一步而已。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从这个观点来看时，国家经济学似乎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上述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结成联盟，从而使实行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并从中获得利益。 但是流行学派把这两种学说互相混淆起来；它犯的严重错误是，以单纯的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从而仅仅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忽视了生产力的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马尔萨斯希望限制人口增加，查默斯和托伦斯则近来有一种奇妙的想法，认为资本的累进与生产的无限制扩张都是要不得的，社会福利所严格要求的是制止这方面的进展，西斯蒙第说工业发展是对社会有害的；他们所以会发生这类错误见解，只是由于抹煞了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向。他们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有类于吞噬了自己的儿子的萨腾（Saturn）。这种理论认为由于人口、资本和机器的进展而出现了分工，然后根据这一点来解释社会的福利，最后就把这些发展因素看成是洪水猛兽，是对国家富强的威胁；他们所以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只看到各个国家的目前情况，没有考虑到整个世界的情况和人类未来的进步。 人口增长率大于食料生产增长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有大量的天然富源没有开发，人口就是再增十倍或甚至百倍也足以供应；情况既然是这样，这种食料与人口两者不能相平的想法，或者用假想的计算、诡谲的论据来证明这种臆说的办法，可以说至少是愚昧的。以生产力的目前限度为标准，据以计算多少土地能够养活多少人口，这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器量不大，目光短浅。整个地球可以容纳的人口，照野蛮时代渔猎者们的计算恐怕不到一百万人，照畜牧时代牧羊人的计算恐怕不到一千万人，照原始农业时代农民的计算也恐怕不会到一亿人；然而现在一个欧洲就有两亿人在生活，马纷薯与其他粮食作物种植的推进与近来农业上一般的改进，使人类供应食料的生产力提高了十倍。英国小麦每英亩的产量，在中世纪时已比前增加到四倍，现在已增加到十倍至二十倍，此外耕地面积也已扩大到五倍以上。有许多欧洲国家，它们土地的肥沃并不亚于英国，但农作物每英亩产量的增加还不到四倍。对于人类此后在新发现、发明和改进方面，谁又敢预定限度呢？农业化学还在幼稚时代，明天也许由于某种新发现或创造，一下子就把产量提高五倍或十倍，谁能知道呢？我们已经能够靠了自流井把不毛之地变成膏壤，地质也许还有什么未知力量在潜伏中有待发现，谁又能断言呢？假定由于某种新发现，可以无须象现在这样依靠燃料的帮助，在任何地区用极低的代价产生热力，假使处于这样的情况，可耕种地区将扩大到多少倍，每英亩产量将增加到什么程度，谁能预计呢？我们说马尔萨斯的学说看来是胸襟狭窄的，但他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要不得的，由此会发生一种违反自然的作用，从而毁灭道德和力量，这个方法简直是可怕的。这个学说企图毁灭人类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造化用来激励人们发挥身心力量、激起并支持人们高尚感情的最有效手段，人类所以有进步，主要就是由于这种愿望的存在。这个学说将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它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即使眼看着一个人在挨饿，也应该不闻不问，因为假使给了他饮食，三十年后也许另有一个人要因此处于饥饿状态。这个学说足以使同情心化为乌有，有的只是机械核算，这就是说，足以使人心化为铁石。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他们的一腔热血都化成了铁石心肠，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最后还有什么期望呢？到那个时候，道德势必完全摧毁，一切生产力量因此势必完全消失，国家的财富、文化和权力也将不复存在，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后果可期望呢，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超过了食料生产的增长趋势，如果资本的积累最后达到了这样程度，以致不能再找到投资出路，如果机器生产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使商品有了巨额过剩——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只是说明，造化注定，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享有工业、文化、财富和权力，或者是说，地球上大部分宜于耕种的地方只应当成为野兽的窟穴，人类的绝大部分应当永久陷于野蛮、无知和贫因状态。 这里所说明的是这一学派因从政治观点来衡量人类生产力而发生的错误；我们还要指出它由于从世界主义观点来考虑各个国家的利益而犯的错误。 如果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那样一个世界联盟的确存在，那时各国所处的地位将同组成北美合众国的各州一样，过剩的人口、才能、技术和物质资本将从英国流向欧洲大陆各国，情况就同相类的过剩人口、才能等从美国东部备州流向西部各州一样——假定大陆各国具有与英国同样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同样的宪法与一般法律，并且假定英国政府能够服从这个世界联盟的统一意志的话。在这样的假定情况下，要使所有这些国家在财富和文化上提高到与英国同样的程度，那就没有比自由贸易更好的方法了。这就是流行学派的论据。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这一论点又如何能与自由贸易的实际活动相吻合呢？ 英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因此它的政策方针将以为它自己谋福利为唯一鹄的。英国人所爱好的是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法律、风俗和习惯，只要有可能，他将尽量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本从事于发展他本国的工业，使他的工业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国市场，在这个情况下，自由贸易制度是最能适应他的目的的，他决不会喜欢或想到在法国或德国来建立工业。英国一切的剩余资本会毫不犹豫地用来发展对国外各地区的贸易。如果英国人想迁居国外，或者想把他的资本投放到国外地区，他宁可到比较辽远的、他的语言、法律和规章已经有了基础的那些地区，而决不会选中欧洲大陆的那些落后国家，他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在这样情况下，整个英国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市。亚洲、非洲、澳洲所接受的将是英国的文化，许多以英国为榜样的新国家将陆绩出现。一朝时机成熟，就会组成一个以英国为首的国家体系，到那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人民将成为不重要的、没有收益的民族。在这样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至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布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象我们现在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一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 但是真正的政治科学对于普遍自由贸易这样的结果，认为是极度违反自然的；我们敢说，如果在汉撒同盟时代实行了这样的普遍自由贸易，那么今天在工商业发展方面高出其他一切国家的，将不是英国人而是德国人。 现在仅仅由于首先树立政治的商业制度、多半不顾世界主义原则的是英国人，就把世界上一切财富和权力让给了他们，这一点就是从世界主义立场来看，也是最不公平的。为了使自由贸易能够获得自然的推行，必须首先用人为方法，把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提高到曾经用人为方法使英国达到了的那个文化阶段。通过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生产力发展的世界主义倾向，世界上那些比较辽远的地区，也许会比坐落得较近的欧洲各国先一步获得利益，达到富强。为了避免这种形势的发展，欧洲的那些国家，对于自己道德、智力、社会和政治情况作了衡量以后，如果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必须采用保护制度，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个目标下实行这个制度有两个步骤：首先是把外国工业品逐渐从我们市场排除出去，这样工人、才能和资本在外国将发生过剩，它们必须找寻出路；其次是在我们的保护制度下，国外工人、才能和资本流入时应受到鼓励，获得利益，这样国外的剩余生产力才可以在这里获得出路，而不必迁徒到世界上鞍远地区或殖民地去。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它要追究的是，英国在以前曾否使用过这样的方法，从而由德国、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得了大量生产力。它要问，世界主义学派对于保护制度的利弊。自以为是权衡过轻重的，那么对于上面所资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些非常显著的情况，为什么完全置之不顾呢！义学派对于保护制度的利弊。自以为是权衡过轻重的，那么对于上面所资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些非常显著的情况，为什么完全置之不顾呢！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分析 【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会的深层因素；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文章在此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进行探讨。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 【 正 文】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首先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上去把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条件既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起始条件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对照上述特征，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完全与不完善性。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按照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竞争不公平且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价格信号的失真会使价格失去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作用，其后果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还会抑制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3、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主要表现在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过快等三个方面。以墨西哥和韩国为例，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2/3在一年内到期。外债负担重是造成这些国家汇率低估、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总贷款为4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显得脆弱。此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客观上为国际金融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数量庞大的国际游资始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一大隐患。 二、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层因素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巩固和提高其优势竞争地位。发达国家战略意图从本质上看具有“争夺性”和“霸权性”两种属性。争夺性表现为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不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进行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霸权性”是指巩固和提高发达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发达国家推行这项战略的政策举措有：维护现有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技术封锁；把持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维护和加强“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上，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在技术封锁上，发达国家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世界最大的569家企业（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所有），只有10.6%把技术创新放在国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直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绿色会议室”小圈子商议制度，能够“入室”商讨制定游戏规则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的决策权。因此，现行国际游戏规则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合理性，它偏重照顾的是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或损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当代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便利。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挑战。这种来自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挑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这种推断基于以下两点： 1、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为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利益诱因。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资源所有者做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风险——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而言，规避风险，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进行跨国界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人才而言，是否进行跨国界流动取决于其流动的预期收益与流动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人才由跨国界流动而获得的异国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其在流出国工作收入和流动费用时，人才跨国界流动的现象便会增多。由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则为资源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的悬殊，会为发展中国家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国家提供利益诱因。由此可见，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竣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越来越大，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作用来达到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越来越显得无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01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承诺：关税减让的实施期最长可到2008年；逐步取消400多项产品的数量限制，最迟可在2005年1月1日取消；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在加入后1至6年内逐步实施。又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政府承诺自1994年1月1日起，墨西哥将在10年内完全取消彼此间的农产品关税；在7年内取消对美、加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在10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的限制。韩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本已很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解救危机，韩国更是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如取消对外汇、资本流通和利率的所有管制，逐步允许外国接管和收购部分韩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汽车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的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显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稀缺生产要素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消极意义上讲，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增多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极易产生泡沫经济，而短期外资的大量撤走则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由于短期外资大量撤走而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例证。泡沫经济破灭后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见，伴随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与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此外，由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在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会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从历史的、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时，自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问题。当前的经济安全并不代表永久的经济安全；某一时段出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振兴无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能靠保护的办法去实现，积极的态度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 最后，还应看到，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无论是从市场因素上看，还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上看，都明显受到削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本科财经论文: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继续教育探析 [摘 要]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跨越式发展，青年教师队伍已逐步凸显出经验与技能的匮乏。应实施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继续教育策略，提高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认识；加大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继续教育的管理力度，完善继续教育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体系。高校教师继续教育需要持之以恒地发展并形成长效机制。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需要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并坚持纳入学校的长期培训计划之中，根据青年教师的不同专业、特长和兴趣爱好，开展多层次、多类型和多样化的继续教育培训。 [关键词]继续教育 应用型 青年教师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跨越式发展，由“精英教育”步入了“大众教育”阶段，高校青年教师队伍也随之迅速扩大。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的青年教师比例超过60%，他们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后备力量，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未来。可是这支不断壮大的青年教师队伍已逐步凸显出经验与技能的匮乏，难以培养出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满足社会需求的应用型财经人才。因此，对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进行继续教育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继续教育需求发展的趋势 （一）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继续教育的核心需求是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素质和提高知识更新能力 我国《面向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高等学校要成为知识创新和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基地。”这意味着作为一名21世纪的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不仅要创新财经专业知识，还需要担负起培养创新型财经人才的重任。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要肩负起应用型财经人才培养的重担，就必须具备培养应用型财经人才所应有的能力素质，具备专业的财经科学文化知识、专业的财经操作技能以及运用财经专业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因此，全面提升和完善自身的综合能力素质，成为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继续教育的核心需求。 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随之我国的财税体制、会计体制以及金融体制都将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对于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而言，原先的财经知识体系和内容结构都需要跟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所以，提高知识更新能力成为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的必然要求。 （二）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的知识结构是精深的专业知识加上广博的多学科知识 应用型财经人才的培养需要具有复合型财经知识结构的教师，这必然要求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具有扎实的财经专业功底，除了需要对财经知识理论基础有着较深的理解，需要掌握财经专业知识在量上的不断扩展和质上的不断丰富，需要把握本学科在国内外的最新研究动态，还需要具有广博的多学科知识，从而善于从学科交叉、学科对比与渗透等方面实施教学，况且一名青年教师对临近学科知识的掌握情况能有效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因此，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应自觉地打破“专业壁垒”，实现知识的综合化。 （三）外语成为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需具备的国际交往工具 目前，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国际化趋势日趋显著，国际的经济与科技合作也日益加强。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教师要培养出应用型财经人才，就需要学习和借鉴国际市场经济经验，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这些将对我国财经教学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要开展国际交流交往，外语成为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必须具备的国际交往工具。当前，全国职称外语考试已经无法达到高校教师外语水平的要求，使多数高校教师产生了提高外语水平的压力和动力，因此，两门外语以上的课程进修成为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的继续教育需求。 二、实施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继续教育策略 （一）提高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认识 只有树立正确的继续教育观念，才能提高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认识，进而推动继续教育持之以恒地发展并形成长效机制。让青年教师充分认识到继续教育是提高其自身综合能力素质，实现其自身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让青年教师充分认识到继续教育的实际价值，认识到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是知识更新的有效途径。 （二）加大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继续教育的管理力度，完善继续教育激励约束机制 按照国家教育《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规程》规定，要让教师接受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体现教师继续教育的个性化，鼓励教师进行长中短期的继续教育。要加强继续教育的过程管理，结合教学内容动态考评青年教师继续教育的每个环节，建立科学的继续教育评价体系，同时，要将青年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评价考核结果与其岗位聘用考核、职称晋升、工资福利和荣誉奖励等方面实行挂钩，树立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观念，提高他们参加继续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建立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体系 高校教师继续教育需要持之以恒地发展并形成长效机制，所以，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需要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并坚持纳入学校的长期培训计划之中，根据青年教师的不同专业、特长和兴趣爱好，开展多层次、多类型和多样化的继续教育培训。 1.新进教师岗前培训 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应加强对新进教师的岗前培训力度，增强新进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新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科研工作。新教师岗前培训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一是校外岗前培训阶段。组织全体新进教师参加高校教师培训中心统一组织的教师资格岗前培训，系统地学习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法规和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等理论知识；二是校内岗前培训阶段。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开展学校发展历程介绍、教学名师座谈、参观校园环境和现代教育技术培训等一系列培训项目。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类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模式优化研究 [摘要]近年来，部分高校在财经类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出现了指导任务大量化、指导时间集中化、指导形式封闭化及指导内容重复化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写作缺乏主动性引导，缺乏写作通识教育，缺乏师生互动引导以及缺乏跨期指导等方面。高校应改进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模式，做好毕业论文指导的长期规划，引入非淘汰性竞争压力，增强论文写作通识教育，转型开放式指导，强化跨期指导模式，实现多届循环教育。 [关键词]财经类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模式；优化研究 近几年来，本科毕业论文质量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特别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财经类本科生就业压力较往年更显巨大，造成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下滑。这不仅与本科生本身对毕业论文写作应付了事，态度不端有关，更暴露出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短期化、集中化的毕业论文指导模式的不足。新形势下优化完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模式已更显必要。 一、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指导任务大量化 指导任务量大量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导学生量大。尽管大部分院校对每位教师指导学生数都做出了不超过10人规定，但据笔者了解，由于部分专业本科生招生规模过大，造成教师实际指导学生人数超过20，甚至30人。这对于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无疑形成的巨大的阻碍。二是指导内容多样。从目前指导毕业论文的内容上来看，指导教师不仅要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内容，同时还要把控毕业论文的格式以及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部分本科生由于基础知识不牢固，研究方法不清楚，更有甚者甚至对计算机文档基本处理操作不熟练，挤占了本来就紧张的论文指导时间，也增加了毕业论文指导的任务量。 （二）指导时间集中化 指导时间集中化主要表现为毕业论文指导任务在短时期内过于集聚的现象。这一问题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时间安排过于集中。虽然部分专业将毕业论文的写作安排提前至大四第一学期，但受学生考研、考证及公务员考试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在实际执行中造成压延，真正指导时间仍集中于大四第二学期。二是学生毕业论文指导扎堆。学生在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寻求指导时存在一个突出的现象，要么是一段时间里没人找指导老师，要么是大家一起都来找指导老师寻求论文指导。而且集中指导的时间特别集中于毕业论文开题前及毕业论文提交前，造成短时间内指导任务急剧加大。 （三）指导形式封闭化 目前，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大多数教师都能结合实际，通过面谈、邮件、QQ、电话等多种途径进行毕业论文指导。尽管这些方式为学生得到毕业论文指导提供了及时、有效、柔性化的现实途径，但这些途径的点对点方式也将论文指导置于封闭环境中，造成论文指导形式的开放性不足。特别是利用邮件、QQ、电话等指导形式，无法让同期毕业生得到更多的论文写作借鉴信息，也不利于论文写作常识性知识的扩散。 （四）指导内容重复化 指导内容重复化表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同期指导内容重复。在一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受指导形式封闭化的影响，有关毕业论文写作的常识性知识常需要多次教导，甚至一个学生毕业论文写作中指导过的问题又发生在另一个学生身上，造成同一届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内容的重复化。二是跨期指导内容重复。在不同届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指导过程中存在的重复指导问题更为突出。一届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时出现的问题，下一届本科生在进行毕业论文写作时还是时有发生，几乎每一届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都需要多次重复指导。 二、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现有指导模式忽视写作主动性引导 本科生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之所以造成指导任务大量化、指导时间集中化，其原因固然有招生、就业、考研等因素影响，但现有指导模式对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长期规划指导以及非淘汰性竞争压力的缺失，也使得本科生缺乏毕业论文写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长期规划指导的缺失使得本科生难以合理主动安排自己的毕业论文写作计划，造成毕业论文写作进程随大流或严重依赖指导老师的督促。非淘汰性竞争压力的缺失使得本科生常常产生写好写坏一个样，早写晚写一个样的惰性思维，造成毕业论文写作坐等最后时刻的集中突击。 （二）现有指导模式忽视论文写作通识教育 目前，决大部分财经院校对本科生毕业论文都突出强调论文的创新性，使得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多采取一对一的针对性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毕业论文写作不存在共同知识，不需要有关论文写作的通识教育。特别是有关毕业论文的行文方式、逻辑结构、内容展开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知识共性。但从目前毕业论文指导实际来看，部分院校或部分专业的通识指导每届只有一次，甚至是完全缺失。这无疑会使得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只能在具体指导过程中加强通识指导，增加了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指导内容与指导工作量。 （三）现有指导模式缺乏互动引导 现有指导模式缺乏互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生之间缺乏互动。目前，虽然大多数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注重与本科生间的信息沟通，但传统的教师说教指导模式却使得本科生在与指导教师沟通时产生有“等办法、靠老师、要答案”的心态，完全依赖于指导教师的明确指示。二是缺乏同辈本科生之间的互动学习。目前，本科生在毕业论文写作时都把精力集中到自己论文的写作上，忽视了同学间论文写作方法及思路的讨论，从而没有机会从其他同学那里汲取论文写作经验与教训。而这不仅从形式上使得毕业论文指导封闭化，而且还会进一步造成指导任务的大量化及指导内容的重复化。 （四）现有指导模式缺乏跨期指导 目前，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大都按届依次展开。因此，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指导任务也就主要集中于应届毕业生的论文写作上。在这种指导模式下，虽然论文指导与纠正在每一届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以单循环纠偏的方式运行，并使得论文质量得以改善。但如将这种毕业论文指导模式置于多期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来看，则或多或少有类似单曲循环播放的意味，加剧了指导任务的大量化以及指导内容的重复化。 三、改进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做好毕业论文指导长期规划 一是需要院校引入毕业论文指导的多学年跨度安排。转变大四集中展开毕业论文指导的传统工作模式，联系专业实际，尝试将毕业论文指导安排延展至大三，乃至大二阶段。结合不同时期专业教育计划安排，有针对性地采取先基础后专业的毕业论文指导模式。二是努力实现指导教师的早期指导介入。进一步拓展推动本科生的论文导师制，努力从本科生进人大学阶段便开始介入专业基础教育，积极促进从中学作文写作向专业学术论文写作的转变。 （二）引入非淘汰性竞争压力 一是可以转变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变原有毕业生与指导教师间一对一的单独讨论，逐步实现课程讲解式毕业论文研究进展汇报，同时汇报进行过程中增加毕业论文研究汇报的规范性及严肃性。最终实现以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性监控强化，来保障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及进度。二是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引入教师团队指导模式。教师团队指导形式将进一步增强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外部环境压力，而群体指导的方式有进一步有利于正确把握毕业论文写作的研究导向，提高毕业论文指导的效率。 （三）增加毕业论文写作通识教育指导 一是可以在本科教育课程中增加论文写作通识教育课程，重点结合专业学术论文写作特点，系统讲解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所面临的行文结构、逻辑展开等基础性知识。二是可以有针对性展开毕业论文写作专题讲座，结合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做集中讲解。三是可以安排指导教师针对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所出现的具体的、个性化通识问题做小范围集中辅导。 （四）转型开放式指导，带动同辈学习 一是要有针对性选择开放性通讯媒介，引入QQ群、网络论坛等公众开放介质集中进行毕业论文写作研讨，开放指导空间，共享写作经验，实现本科生之间毕业论文写作知识、经验的积累及快速传播。二是要转变指导形式，从一对一的传统毕业论文指导形式转变为一对多的集中指导模式。同时，在指导过程中积极引入开放性讨论环节，利用同辈学习理论促进同期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自主思考、自主学习以及毕业论文写作的自我改进，并进而增强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主动性。 五、强化跨期指导。实现多届循环教育 跨期指导是指突破毕业论文指导的级届概念，将不同年级本科毕业生同时导入，进行毕业论文集中指导。这里所谈到的跨期指导模式其核心强调两点，一是“跨期”，“跨期”的目的在于实现论文写作知识的跨年级传播。二是“集中”，“集中”的目的在于实现低年级本科生的自我学习及高年级本科生间的同辈学习。但跨期指导并不是忽视不同年级本科生间的专业知识差异。就不同年级本科生的指导内容而言，低年级本科生的指导重点在于通识学习，而高年级本科生的指导重点则在于具体论文内容把控。就跨期指导模式的指导重心而言，低年级本科生侧重于“自我学习+研讨观摩”，高年级本科生侧重于“自我完善+演练提高”。从而构筑成学生“自学+指导+演练”的阶段循环学习与教师PDCA论文质量循环控制的双循环运行机制，实现以同辈学习缓解指导内容重复、指导时间集中等问题。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院校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调查与分析 摘 要：自主学习是现代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了解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环节。通过编制财经院校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调查问卷并对3所财经院校本科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财经院校本科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普遍较低，并针对调查结果提出了培养财经院校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自主学习；财经院校；问卷调查；本科生 自主学习是指学习者在一定程度上从元认知、动机和行为方面积极主动地参与自己学习活动的过程[1]。作为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和相对稳定可迁移的学习能力[2]，自主学习能力已成为学习者实现终身学习和毕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推进，解析制约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的各种因素，推进教育教学方法与管理制度的改革，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已成为摆在各级教育部门与教育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些学者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的自主学习能力状况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如文婧等通过编制军校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调查问卷对军校本科学员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了调查研究[3]；朱红梅与徐康在设计“本科生英语自主学习情况调查表”、“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调查问卷”、“个人自主学习问卷调查表”的基础上对非英语专业大学本科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进行了调查分析[4]。然而，已有研究中专门针对财经院校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调查研究却十分匮乏。与综合性大学等非财经类院校相比，财经类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培养方案上独具“经管”特色，因而，传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量表及其问卷调查结论难以科学正确地反映财经院校本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客观现实。有鉴于此，本文在对自主学习能力进行理论剖析的基础上，通过编制财经院校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调查问卷，对财经院校本科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现状调查，旨在探求影响财经院校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 一、问卷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从西南财经大学、贵州财经学院和广西财经学院经管类专业全日制本科生中随机抽取708人，发放问卷708份，其中一年级195人、二年级216人、三年级162人、四年级135人。回收有效问卷69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8%。 （二）问卷编制过程与方法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以及自主学习的定义，我们在Pintrich等人编制的“学习动机和策略问卷”（MSLQ）的基础上编制了“财经院校本科生的自主学习问卷”。我们沿用了MSLQ中将自主学习量表分为动机分量表和策略分量表的做法，但是与MSLQ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动机分量表包括学习期望、学习价值、学习环境、学习焦虑4个维度的20个项目，策略分量表包括学习计划、学习方法、学习调控、学结4个维度的20个项目。最后形成共有40题的财经院校本科生自主学习问卷。每个调查项目都设计了五个不同等值的规定选择答案：1表示非常反对；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中立；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依次记为1至5分。题目经随机化排列组成测试问卷，并且采用不记名调查方式完成。 （三）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问卷的可靠性与有效性，需要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与效度分析。 首先，为检验项目之间是否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我们采用Cronbachα系数检验法进行信度分析，得到每个分量表以及整个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均大于0.7，结果表明动机分量表和策略分量表各个维度内部及与各所属分量表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为检验量表是否能准确反映被调查者自主学习能力方面的特质，采用相关系数矩阵进行结构效度检验。各分量表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235―0.613之间，分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625。因此，无论是分量表还是总量表，都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二、结果分析 从总体上看，财经院校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全部40个项目中，平均分高于4分的有8项，3～4分的有10项，2～3分的有16项，1～2分的有6项。从分量表之间的比较看，动机分量表4个维度的平均分高于策略分量表4个维度的平均分，这一结果提示，财经院校本科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高的主要原因是自主学习能力的策略因素较低所引致的。进一步对各维度项目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见表1。 （一）动机分量表的结果分析 根据动机分量表的调查结果，从学习期望的维度来看，大部分学生对学习抱以较高的期望，他们普遍期望自己能有出色的学习成绩并且期待未来能成为本行业的佼佼者，这说明了他们对本科学习以及未来就业，有着较高的期许，其主要原因是近十年来财经类专业的就业率较高而且就业质量较好。从学习价值的维度来看，相对于获得好的专业成绩，大部分学生更倾向于通过了解更多的财经资讯与获得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他们普遍认为尽管专业知识有利于就业，但个人的专业实践经验对于实现高质量的就业更为有利，这是因为大多数财经类专业的就业岗位对专业理论知识要求不高，而个人的综合素质以及实践经验更为重要。从学习环境的维度看，大部分学生认同本专业毕业生在社会上具有较好的社会声誉，同时也认为学校的学习氛围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学习焦虑的维度看，其平均分是动机分量表4个维度的最低分，这一结果提示大部分学生普遍缺乏学习焦虑，自我负责精神和主动意识不够好，他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担心考试成绩，但是对于是否掌握老师授课的知识点以及能否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焦虑感较低。 （二）策略分量表的结果分析 根据策略分量表的调查结果，学习计划维度的平均分最低，大部分学生对整个本科阶段的学习缺乏计划性，学习目标不明确，其原因是学生长期以来习惯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从教学选取到课堂授课等一系列的教学计划基本是由教师主导，学生在整个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从学习方法的维度看，大部分学生对于学习缺乏科学的学习方法，学习效率不高，学习缺乏主动性，其主要原因是不少学生还停留于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与应对考试，自主学习的意识不强。从学习调控的维度看，自主学习的调控能力不够全面，具备了一些自主学习的技巧，但由于缺乏坚毅的意志力，面对学习过程中的困难时普遍没能迎难而上，畏惧心理较为严重。从学结的维度看，学生自我评价能力较差，只有少数学生能在考试后主动找差距，而很少能对自己的学习情况做定期评估。 三、结语 自主学习能力是一种承担自身学习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培养获得。以上调查结果表明，目前财经院校本科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普遍较低，这尤其体现在学习计划、学习焦虑、学习方法与学习调控方面。笔者认为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第一，教师应当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保证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的持久性。第二，教师应当注重掌握自主学习的相关理论，通过必要的策略训练、精心设计课题教学活动，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第三，学校广泛推行“导师制”和“专家督学制”，由专业导师和自身督导专家根据专业的特点，对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规划与指导。第四，优化自主学习环境，加强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和校内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优化教学设备，为学生提供丰富便捷的网络学习资源，搭建开放、高效的自主学习平台。 本科财经论文:地方财经类高校会计本科教学团队建设的思考 摘 要：科研是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和主要的功能之一，是高等院校教师的责任。为实现科研对地方财经类高校会计本科教学团队建设的支撑与促进，从基层学术组织视角提出以科研成果进教材、入课堂；科研成果促教改；科研骨干上讲台等为切入点带动会计本科教学团队水平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会计科研 会计教学团队 教学水平 地方财经类高校由于其区域性、地方性特征，肩负着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而师资的建设是一个学校能否培养出高素质人才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师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在某方面形成特色。因此，创建和打造卓越的教学团队，建立和完善优秀的教学队伍，成为地方高校应对大众化背景下教学使命危机的重要举措。 一、科研对地方财经类高校会计本科教学团队建设的促进作用 （一）会计科研是提高会计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 高校所有的教学都应该是有研究的教学。有了科研不一定有高质量的教学，但没有科研必定没有高质量的教学。没有科研依托的教学，可以把课讲得很漂亮、很花哨，但却因不了解会计学科的学术前沿而缺少内涵。这样的教师只能是“教书匠”，而不能成为“教育家”。由于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会计制度、准则及处理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教师通过科研在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同时，不但可以摆脱单纯进行基础教学的拘泥，了解学科发展的现状，了解学科发展的方向， 始终站在会计学科发展的前沿，推动会计专业的发展；而且通过不断接触新事物，研究新问题的科学研究，将最新的思想、方法、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引导学生在本专业内运用一些基本科学原则解决实际问题，真正教出高水平的学生。 （二）会计科研是形成会计教学团队合力的重要保障 长期以来，高校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基本上是独自面对特定的教育情境单兵作战，依照自己的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自行完成教学任务，同事之间缺乏合作交流的气息与氛围。这种孤立的、相对封闭的、缺乏团队协作意识的工作方式使地方性财经类院校的会计教育在缺乏领域内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的情况下，更难以产生重大标志性教学成果。随着会计教育的快速发展，学生需求多样化和教学平台日益增多，对教学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科研纽带组成的会计教学团队不仅可以在协作的氛围中相互沟通，推动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和研究，促进教学经验交流，在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互动中整合教学资源、形成教学合力和凝聚力，成为综合解决“教什么”和“如何教”问题的高起点的教学组织，而且以教学的学术性作为团队融合的切入点、将研究性教学引入会计课堂教学可以提高会计教学团队的教学质量，并保障教学的发展。而在课程教学中产生的教学改革反馈信息则可以进一步促进会计科研和学科的探索。 （三）会计科研是促进会计教学团队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学术是大学的本质属性，也是高校教师的生命。因此，教学团队存在的价值是教学，但发展的源泉却在于研究。一个有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的高水平教学团队，必须有高水平的科研作支撑。在教学团队中，由于团队成员组成的异质性、互补性以及团队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成员之间不仅可以在及时交流会计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前沿的互相学习中取长补短，促进自己的教学提高，而且在让科学研究为提高教学水平服务的同时，又会进一步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各种问题，这会产生更高水平的理论成果，进而在本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依托学科优势平台和科研实力，积极实施科研教学互动，扶持教师的成长，促进学科发展，是会计学教学团队建设的重要举措和途径。 二、基于基层学术组织视角加强地方财经类高校会计本科教学团队建设 （一）科研成果进教材、入课堂——推进团队教师校外实践与课堂教学的有机结合，并扩大科研成果影响力 地方财经类高校的教师所从事科研课题多来自地方经济并服务于地方经济，会计研究工作也不例外。为把科研成果转化成有效的教学资源，除了教师带领一部分学生参与研究过程外，在科研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把成果入课堂是一种涉及面更广的实现科研资源的开发与本科会计人才培养融合的有效途径。团队教师可以将横向课题的研究成果作为实践案例等引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财务报表分析等课程，甚至可以汇总整理为自编案例教材，作为课堂教学内容，使科研成果作为知识形态，在教学中得到进一步传播和证实，增强课堂教学内容的实践性。 为进一步扩大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在正常的课堂教学之余，可聘请校外专家学者或在职高级会计师就一些热点问题和新出台会计政策作会计专题报告和讲座，如在会计准则发生重大变化，而教材不能及时反映时，通过校内外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可弥补这一缺陷。此外，打造“硕导论坛”、“创新群体论坛”、“博士论坛”等系列会计论坛；在学生中定期开展“学生学术沙龙”等学术活动。通过课堂内外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的培育，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和引导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沟通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 （二）科研成果促教改——集中团队优势开展教学改革项目，及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教学环节 应用型会计人才是一个具有立体感的时间性概念，社会对会计教育的需求直接影响到会计教育的发展。随着会计工作的客观经济活动发生变化，会计教育也将与之相适应。因此对会计教育而言，教改也是一个永恒的、常讲常新的话题。作为教师，要真正能够在教学改革中做出一些成绩，除了要有改革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要有改革的头脑和能力，要有正确的思路、要有可行的方案。而教师科学研究为教学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例如在培养学生运用会计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会计实务问题的能力方面，会计学专业的实践教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探索在管理会计、财务报表分析、财务管理等课程的教学中中引入项目教学法，即以会计实务研究成果作为一个项目，教师带领学生共同实施该完整的项目工作完成整个教学活动。使学生在项目实践过程中，理解和把握课程要求的知识和技能，体验创新的艰辛与乐趣，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财务会计实验中引入模块组合法，将财务会计实验内容按企业一般工作岗位分工分解成不同模块，以模块为实验单位来组织实验过程等等。在此基础上团队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理论研究，打破传统的规则式教学模式，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与改进。此外，团队成员可集中智慧，将多年关注的会计问题的研究心得，进行整理和提炼，集中优势力量开展会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进行科研攻关，并进一步把会计教学改革成果应用于教学，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 提高教学效率，改善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会计职业素养和会计职业水平。 （三）科研骨干上讲台——培育团队成员，并引领学生成长 育人以教学为先，教学以质量为重。教师是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因素，其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直接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业务能力。作为实务性很强的会计教育，通过科研骨上讲台，在教学中将与地方经济密切结合的研究成果以案例教学、演示教学等形式展示，使学生在了解自己身边企业情况的同时，直接从实践中掌握会计的精髓，必定会极大地激发学习兴趣。此外，通过科研骨干上讲台，把科研方法转化为教学方法，融入到教学内容的组织中，拓展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水平，如采取教师的精讲与学生的自学、共同探讨与学生总结、学生提问与教师解惑，学生限时发言与大家评论等的有机结合，在“教学相长”中让学生不仅动脑，而且动心、动手和动嘴，全身心的投入学习的过程，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不仅学到一些具体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更主要的是学会如何将这些理论及方法应用到实践中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刺激科研灵感与科研能力，实现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实现以学生为中心。以需求为动因，以问题为基础，进行发现式、探索性的学习的教学模式的转变。 讲台泛指课堂内外的一切教育途径。因此科研骨干上讲台，还可采取在各年级中结合班主任制度，推行科研年级导师制。具体由高职称、高学历、出国留学人员等具有良好科研素质的优秀教师组成科研导师队伍，采取定期的年级导师讲座、不定期的主题班会、师生面对面交流等方式，从人生规划、个性塑造、科研素质、会计职业资格证书考取等多方面引导学生，并对有科研潜能及科研兴趣的学生给予个性化指点和帮助，引领学生成长。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高校法学本科生就业状况分析及教学改革对策 摘要：财经高校的法学本科生就业状况具有鲜明的特点。通过对财经高校法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调查，依据用人单位性质、工作所在地域、从事行业属性进行了分类比较，总结了其中的规律。并对财经高校法学本科教学提出了改革对策，强调应当协调好法学理论课程与实践教学课程之间的关系，提高法学实践教学的比重并不断丰富其教学内容。 关键词：财经高校；法学本科生；就业 目前，我国财经高校一共有50多所，其中绝大多数都设置了法学本科专业并进行招生。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自1987年建院以来，至2012年共培养了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1534名。在法学本科毕业生数量不断迅猛增长的今天，认真研究分析财经高校历届法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和职业发展状况，全面、系统掌握其一般规律和发展动向，归纳和总结财经高校多年来的实际教学经验，对现行法学本科教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和对策措施，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用价值。 一、财经高校法学本科生就业状况分析 1.依据用人单位性质进行的分类比较 按照毕业生所在用人单位的性质来看，目前法学院历届毕业生在党政司法类型机关工作的有277人，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工作的有222人，在各类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及从事个体经营的有592人，分别占毕业生总人数的18.06%、14.47%和38.59%。以上统计数据表明，财经高校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方向还是比较广泛的。其中，在党政司法类型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行业工作的合计有499人，总共占到毕业生人数的32.53%，将近1/3，这也与法学学科专业的性质密切相关。同时，在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及从事个体经营的有592人，人数最多，占毕业生总人数的38.59%，这也体现了财经类高校的专业特点和就业优势。 2.依据工作所在地域进行的分类比较 按照历届毕业生目前就业所在的区域来看，现在东部地区工作的有923人，在中部地区工作的有515人，西部地区工作的有78人，出国定居18人，分别占毕业生总人数的60.17%、33.57%、5.08%和1.17%。根据以上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占60%以上）对法学本科毕业生具有较强吸引力。从就业地域来看，大多数毕业生工作地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在西部地区工作的毕业生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区域辽阔，地区经济差异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大大快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局面。作为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大学毕业生在自主择业的前提下必然会选择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相对较高的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项目组认为，由于我国的中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可提供的就业机会也较多，而且这些地方收入水平较高，生活环境质量较好，社会福利较为完善，因此，其也成为大多数的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优先考虑就业安家的地区。 3.依据从事行业属性进行的分类比较 首先，按照毕业生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否与法学相关来看，目前这类毕业生共有512人。这些与法学相关的各类工作职业具体包括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律师事务所、立法机构（人大常委会）、行政机构以及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等。也就是说，大约占毕业生总人数33.38%的法学本科毕业生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与其在大学期间所学的法学专业相关。其次，按照毕业生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否属于财经类行业来看，目前这一类的毕业生共有689人，这里财经类行业职业包括从事金融类（例如各类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担保公司等）、经济类（例如在各类型的外资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私营民营企业等工作，或者自己独立创业开办上述公司企业等），以及在经济管理类的部门单位（如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各地方发展改革委员会、各级政府、国家及地方各级税务局、财政局、统计局、审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等一些参照公务员管理的经济类类事业单位）工作等等。也就是说，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的历届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中有超过44.92%的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和财经类相关。 综上所述，项目组认为，财经高校的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具有以下方面的优势：第一，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因为每年高考学生在填报志愿时，财经类专业一直是平时学习成绩较好、分数较高的学生比较热衷的选择，他们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竞争力。第二，大部分的财经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都会系统接受经济学、管理学、国际贸易、金融学、会计学、财务管理、财政税收等等财经类课程，经济管理知识面比较广，具备相当的专业特点，无论是在内外资、民私营等企业工作还是自我创业都有一定优势。第三，具有一定的可塑性。财经类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在法学基础知识方面的学习使其思维比较严谨，而学校对其财经知识方面的熏陶又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备一定的信息敏感度和灵活适应性，能够乐于并很快接受各类社会新鲜事物，对待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热情较高，在用人单位容易取得不错的业绩和好评。 二、财经高校法学本科教学的改革对策 1.协调好法学理论课程与实践教学课程之间的关系 目前把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作为中心工作，构建了包括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两大课程体系，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一方面上述两大课程体系的发展不够协调，存在“短板”现象。从总体上看，理论教学课程体系较为完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相对滞后，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充实。另一方面，各个课程体系内部需要不断充实、整合、优化、完善，以提高课程体系内部各个环节和整体的质量。因此，建议各高校应从战略高度重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内涵建设和协调发展。就理论课程体系而言，虽较为完善，但改革的难度也最大。高校法学院应在现有法学课程体系基础上，通过实践的摸索，不断反思当前课程体系存在的不足之处，不断对其进行更新和修改，使之更趋完善，更加符合实践性人才培养的目标。就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而言，要注意实践教学课程与专业理论课程之间的衔接。将实践教学与日常教学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不要搞成独立的、相互脱节的两个部分。实践教学活动要落到实处，各种活动要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的，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活动能力和其他才能，更要注意培养学生做人和做事的能力，如何与人相处的能力，如何适应社会的能力。法学理论教学与实践课程体系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有机整体，需要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撑，这就需要学校与相关部门建立畅通的沟通机制，并在学校的协调下有效运转。 2.协调好法学理论课程与财经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 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特点，我国未来的法律职业者应当是“多面手”。其不仅应当是法律方面的专家，而且应当是善于处理包括法律问题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的杂家。法律专业的实务性和法律职业的多元化决定了法学教育必须培养学生能够具有广泛的知识储备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这就要求法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应当突破专业的樊篱，加强学生多学科知识的培养，以使学生具备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逻辑学、心理学、谈判学、社会学等课程都应成为法学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也应在法学院的课程体系中占有一定比例。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未来面临的将是国际化的竞争，不仅企业面临的法律实务与管理、会计、税收、金融、证券等经济知识，而且立法、行政、司法和法律服务工作都会广泛涉及经济问题。因此开设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国际贸易等经济基础课程，使法学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对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处理经济法律事务的能力显然是不无裨益的。高校应当加大法学素养与职业技能的培养力度和教学内容，真正做到通识教育与专门教育相结合，使财经法学本科专业具备厚基础、宽口径、开放性强的特点。首先，财经高校法学本科专业学生应当拥有坚实的法学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良好的法律实践技能，掌握一定的财经类基础知识、理论，同时具有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素养。其次，应当拓宽财经法学本科专业学生的知识面，课程门类多样，课程选择面广，学生具有较合理的法学和财经知识结构，并能融会贯通。最后，高校的课程设置方面应具有开放性，在保持主干课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根据社会经济、法治建设和学生自我发展的定位需求进行必要的课程调整。高校在确定了财经法为本科专业培养特色后就应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教学计划，合理配置课程，形成与之相配套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并充分利用必修、选修制，多为学生提供一些法学类、财经类选修课程，通过扩展学生的选课范围，由学生确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学术研究型还是职业型，职业目标是重法律还是偏财经，在拓展学生知识面的同时，把他们的学习压力降至最低，真正做到既培养学生的法学专业素质又提升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 3.提高法学实践教学的比重并不断丰富其教学内容 以重理论、轻实践为特征的现行法学教育模式难以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法律人才。[1]面对法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作为各大学的法学院为了在激烈的法学教育竞争中能够生存和发展，必须适应社会需要，探索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目前，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主要有司法机关实务训练（也称专业实习）、模拟法庭辩论审判、诊所式法学教育或法律援助、社会考察调研、指导学生开展科研的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等等。相对于法学实验教材而言，对于开展法学实践教学更为重要的是法学实践素材，实验室只为法学实践教学的开展提供一个物质平台，而实验教材只为实验的进行提供了一份行动指南，而实验素材才是学生进行创造性加工的原材料。实验素材中最重要就是司法案例，应该建立一个实验课案例库，提供给教师和学生可以随时选用，这些案例应当能够覆盖我国立法、执法、诉讼、非诉等各种法学领域，并且案例应当具有真实性和原始性，最好是能够调研到具体部门即真实档案，如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一些律师事务所等已经完成工作的归档材料。对于这些案例材料，除了对相应的真实人名、地名等内容作出适当修改以避免不必要的名誉侵权问题外，不应当进行过多的修改，以避免丧失案例的原始性，因为只有原始的材料才能尽可能反映真实情况，像以前案例教学广泛采用的那种毫无证据材料、案情一目了然的案例只有做法律分析材料的意义，而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也不能培养学生真正的法律操作技能。 总之，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决定了法学高等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战略地位。法学教育肩负着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历史使命。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必须要树立先进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和改革，立足于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实际需要，努力培养创新型、实用型和复合型法律高等人才。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研究 摘 要：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是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效果的有效途径。本文首先对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背景进行研究，结合自身在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毕业论文指导实践，提出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具体包括三个转变，即从局部静态指导到全程动态指导、从线下指导到线上线下结合指导、从普适性同质型指导到差异性个性化指导的转变，据此提出促进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的措施。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财经类 1 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的背景 本科毕业论文是大学生综合性科学研究成果的习作，鉴于学生科研经验、科研能力、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作为毕业论文主导者的指导教师如何实现“师傅领进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在指导环节针对不同学生、不同论文类型和论文写作不同环节，充分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当前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效果中迫切需要关注并且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法的改革。 尽管毕业论文指导开始出现“指导提前化，指导多元化，专业交叉化，交流平台化”（李立新，田广增）发展趋势，但就目前毕业论文指导而言，总体上存在以下明显现象：从指导时间来看，现行指导方法属于短期指导；从指导方向来看，现行指导方法属于同化指导；从指导策略来看，现行指导方法属于整体指导；从指导方法的来源看，现行指导方法属于仿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指导方法；从指导结果来看，现行指导结果存在不透明的、无所谓现象。在新的高等教育发展背景和人才培养背景下，作为提升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效果的有效途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法迫切需要突破传统的“集中课堂式指导“，采取科学、合理和灵活的原则，通过多元化、动态化、差异化的指导方式，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进行改革，全面推进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本文将以财经类高等本科院校的经济与贸易类专业为例，对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进行探索。 2 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基本思路 2.1 从局部静态指导到全程动态指导 无论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如何改革，首先需要解决是指导老师以什么样的角色进行论文指导的问题。对于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来说，如果指导教师纯粹针对毕业论文写作进行指导，尽管牵涉论文选题-选题确定-开题报告撰写-初稿写作-论文修改-定稿-论文评审-论文答辩-答辩成绩评定-论文存档等诸多环节，但是由于目标相对单一，看起来似乎不需要指导老师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但是亲自指导过本科毕业论文的老师都会发现，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过程需要指导老师以多重身份介入。本科毕业指导学生名单确认后，从选题到最终的论文答辩过程中，指导老师将会遇到所指导的学生外出找工作、参加考研或者准备出国、参加公务员考试或者面试等多方面的状况，导致纯粹的毕业论文指导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干扰，使得毕业论文指导和毕业生的升学、就业等各个环节变得不再独立，而是密切联系，如果哪一个环节没有处理好，都会直接影响到毕业论文指导过程的顺利进行。如果指导老师一意孤行，仅仅关注毕业论文，对所指导的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受到的来自就业、升学或者感情方面的压力视而不见，不仅容易引发毕业生的抵触情绪进而出现不合作行为，而且不利于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开展和整个毕业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能否顺利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老师能否认识到其在毕业论文指导中的角色定位。 本文认为，在本科论文指导过程中，论文指导老师不仅要充分发挥论文写作活动的支架作用当好引导者，而且要当好学生实习过程、找工作或者升学过程中的关注者、倾听者和支持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走入毕业生的内心世界，理解毕业生遇到的各方面的困难和干扰，从而说服毕业生克服各种困难投入到毕业论文写作中来。简而言之，在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改革中，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要从局部静态指导向全局动态指导转变，从纯粹的论文指导老师向毕业生的引导者、关注者、倾听者和支持者转变。 2.2 从线下指导到线上线下结合指导 从财经类高等院校的安排来看，在大四第一学期，由于学生都在校，指导教师能就毕业论文选题、开题报告等环节给毕业生进行当面指导。但是，在大四第二学期，尤其是在五一劳动节之前这段时间，毕业生都在外实习、找工作、准备硕士研究生或者公务员等的面试和复试，在这段时间里指导教师和学生基本上没有面对面相互交流的机会。而这将近4个月的时间对于毕业论文写作来说非常宝贵。为了提高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质量，许多学校开发应用了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对毕业论文选题、评阅、成绩登录、论文格式规范化等方面作用明显，但多数实时沟通交流等指导功能相对弱化，甚至没有。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尤其是包括腾讯、飞信、微信等即时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毕业论文指导方式开始多元化，面对面单独指导、面对面集体指导、电话或短信指导、电子邮件指导、QQ网络平台指导、社会调查实地指导、指导小组指导等方式逐步进入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从我校具体实践的调查结果显示，论文指导主要通过面对面、电子邮件、电话或短信方式进行，分别占39.78%、41.22%和13.98%，从中可以看出，电子邮件是论文指导中主要的指导方式。由于电子邮件更多是针对个人，因此不能保证指导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尤其是学生不在校期间毕业论文中出现的问题无法得到即时有效沟通。由此可见，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迫切需要一个平台，实现指导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线上线下互动交流。QQ群具有群共享、群邮件、群BBS等基本组件（杨靖等，2012），为推动本科论文指导方式从传统的线下指导向线上线下结合指导转变提供了方便。 基于QQ群的即时性、便捷性和互动性，本人从2010年开始，建立了旨在针对本科毕业论文撰写的QQ群，在2010-2012年两届中共有26名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通过QQ群的毕业论文指导获得了相应的帮助并且顺利毕业。本人的一般做法是：确定指导学生名单后，召开见面会，告知学生QQ群号，让学生全部实名制加入并且在群名片中标出自己的级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本人组建的本科毕业论文群中，既包括本人指导过的已经毕业的学生，也有正在指导的学生，这样应届毕业生不仅可以和指导老师就毕业论文进行交流，同时也可以针对毕业论文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考研或者找工作等其他问题从往届毕业的学哥学姐那里获得帮助。当然，从本人的指导实践来看，尽管QQ群的确在论文指导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面指导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开题报告撰写、初稿写作、基本观点形成以及论文修改等环节必须面对面交流，这样不仅能确保论文撰写质量、把握好论文撰写进度，而且能够有效提高指导效率，实现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 2.3 从普适性同质型指导到差异性个性化指导 在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中，如果指导老师已经实现了其角色转变，同时能够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指导，接下来要回答的就是指导老师如何指导的问题，这牵涉到指导方式的变化。本文认为，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应该因材施教，释放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的主观能动性，从普适性同质型指导向差异性个性化指导方式转变是关键。具体来说，在毕业论文指导名单确认后，指导老师首先需要了解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考硕士研究生（国内和国外）还是直接就业，对于直接就业的同学了解哪些同学有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基本想法，哪些有进入企业工作的意愿等等，对这些情况指导老师都需要摸清楚。在摸清楚学生基本去向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兴趣点，从其长远发展来对学生毕业论文选题进行指导。比如对于有意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同学，我们在毕业选题上相对来说应该更注重学生理论基础的夯实，更注重学生学术能力培养，而对于直接就业的同学来说，偏向于鼓励同学们以家乡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等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这样不仅能将学生的实习经历或者求职经历与毕业论文相结合，而且能够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需要注意的是，差异性个性化指导并不代表什么事情都为学生包办。针对毕业论文文档的操作，本人曾经对毕业生进行集中指导，比如目录的自动生成、图的制作等等，但是对于不同论文选题的同学针对文中数据以及参考文献获取的问题，应当告诉学生相应的获取途径，但不会将其直接提供给学生。也就是说，指导老师在指导过程中一定要明确哪些是可以为哪些是不可以为的。简而言之，本文认为，在指导本科毕业生论文中，无论学生遇到什么问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去思考，但是我们不能代替学生去思考，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授人以渔。 3 推进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的具体措施 3.1 改革本科毕业论文指导的考核方式 要积极推进本科毕业论文改革，离不开高校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积极参与。要实现本科指导论文老师角色的转变，从单一的引导者向多重角色转变，迫切需要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具体来说，不能单纯以面对面指导的次数作为衡量指导老师是否对本科毕业论文进行指导的依据。具体来说，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中指导老师是否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可以让所指导的学生来进行评价，看是不是在学生需要指导的时候获得了指导老师即时性、实质性的指导或帮助。我们调查发现，对毕业论文最需要教师指导的环节，回答论文选题占10.71%、论文资料收集占15.35%、论文提纲和结构占25.66%、论文思想和观点占20.00%、如何论证（理论与方法）占18.18%、论文规范占10.10%，这表明学生要求指导是全方位的，涉及到毕业论文的每一个环节。财经类院校的教学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组织毕业生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指导老师的指导过程进行全面、客观的考核，加强监督和管理。 3.2 加强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的投入 本科毕业论文改革指导方式的改革离不开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能力的提升。从高校现有指导教师的年龄和职称结构来看，主要以青年教师为主，职称上主要以副教授和讲师为主。对于刚刚开始指导毕业论文的年轻教师来说，他们不仅缺乏指导经验，缺乏给学生进行面对面指导的场所，而且缺乏和其他指导老师沟通、交流的平台。因此，高等院校可以在毕业论文指导名单下达之前，组织学校经验丰富而且指导效果突出的资深教师对新的指导老师进行系统培训。同时在各个系部建立相应的针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QQ群，供所有的指导老师进行交流，实现指导方法等方面的资源共享。除此以外，高等院校可以综合考虑学校实际情况，提高单个学生指导论文的课时工作量，从本质上提高本科论文指导老师参与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式改革的积极性。 本科财经论文:地方财经院校应用型本科税收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优化研究 摘要：目前，地方财经院校税收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存在基础理论薄弱，实践能力不高，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课程特色不明显等问题。在重新审视税收学专业课程内涵的基础上，其可选择的优化路径有改进教学方式、优化教学质量、探索“组合式”教学模式等。 关键词：地方财经院校；应用型本科；税收专业人才；课程体系优化 一、地方财经院校税收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机构、人事制度、财税体制、财经教育改革的深化，社会对税收本科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税收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样如此。税收方向学生的就业大多以财税部门为首选，但现在毕业生进入财税部门可谓需“过五关、斩六将”，因此，毕业生进入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更高。大学课程设置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学生素质的培养和专业目标的实现。目前，地方高校财税本科专业目前的课程设置不尽合理，现行税收学专业的教学内容、方式和手段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和社会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基础理论薄弱，实践能力不高，后续发展乏力 长期以来，财政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明显表现出重专业课程、轻基础课程，重理论课程、轻实践课程，重定性课程、轻定量课程的情况。从现有税收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来看，专业课程设置较全面，而基础课程则存在“缺位”现象（如民商法课程）。虽然，近几年各校都开始重视数学、计算机和外语课程，但要求各不相同，与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期望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计算机软件应用、应用文写作、专业双语课程薄弱，专业实验室建设滞后，即使有学年实习和毕业实习，其效果也并未达到教学双方的预期目标，在这样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势必实践能力不高，后续发展乏力。 （二）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不够 多数西部财经院校税收学专业课程的系统性较差，各门课程之间缺乏衔接，一些知识点往往好几门课程都涉及，造成不必要的重复；而另一些知识点往往被遗漏，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一些学校的专业选修课未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设，与现实联系不够紧密，不能充分反映税收学前沿理论的最新进展，内容更新速度慢，时效性不强。 （三）必修课与选修课设置不平衡 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大部分地方财经院校专业核心课程和限选课程过多，“大而全”严重，造成学生负担过重。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特有的英语和计算机的考级压力，学生个性发展的空间被严重压抑。同时，选修课设置数量较少且要求低，选修课设置目的甚至发生异化，主要变成帮助学生赚取学分毕业之用，而非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四）课程特色不明显，缺乏个性 调查表明，我国多数地方财经院校的税收学专业课程基本上是比照综合性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一流财政学科中的税收方向设置的，而那些重点大学本科教学的定位、学生基础、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改革问题，不可能适应地方院校各自的办学环境和人才培养目标。结果导致千校一面，学校之间看不出显著差异，也就不能体现出各自的办学特色或地方特色。 （五）课程体系知识结构相对封闭 现有税收学专业的课程内容突出表现为重国内轻国外，自我封闭状态较严重。“西方财税理论”这一课程，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设，有的虽已开设，但讲授的内容很少，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西方财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动态知之甚少。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尽管有不少学校已提出税收学专业的主要课程要用国外原版教材，并采用双语教学，但由于师资和教材的严重缺乏，现在真正能做到的却是寥寥无几。 二、地方财经院校税收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优化路径 （一）重新审视税收学专业课程内涵 如果只是设定课程框架，而不能处理好课程之间的衔接问题，就会导致知识脱节或者重复。因而，检讨课程内涵、订立每门课程的主要内容、逐步实现课程标准化便成为重要的工作。在实施过程中，由本专业教师分组完成，就经济、财政、税收、会计、金融、管理、计算机信息、法律规章八大领域的课程，针对不同科目拟订课程内涵，强调课程的核心内容，从而有效减少税收学专业所学课程间内容重叠的现象。确定课程规划和课程内容，设置学生选修课辅导系统，从学生就业的角度安排选修课，使学生在学习相应课程时更具理性和目标性。 （二）改进教学方式，优化教学质量 1.探索税收学专业实施案例教学的具体做法，试编“税收学专业相关课程重点知识案例库”，具体案例应包括涉及的知识点、案例内容、案例点评、案例讨论题四部分内容。案例应当是关于一个特定的、具体的事件的描述或叙述过程，应当有时间、地点、背景、发展、结果甚至人物等要素，并以教学内容为标准，点评该案例中值得称道和需要完善（或值得商榷）之处。 2.优化税收学专业实验教学软件平台，加大税收学专业实验实践课程比重。①实验实践教学与提升学生能力密切相关。随着税收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和国家金税工程的逐步实施，财税部门对税收学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熟悉国家有关税收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而且还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独立获取知识、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动手实践能力及开拓创新精神。在这一背景下，税收学专业不仅应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还应强化实验实践教学。实验实践教学是整个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与理论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富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的关键环节。②实验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对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大有裨益。正如前所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金税工程的实施，经济管理类的学生不论是研究型的还是应用型的，其动手能力的培养都不可或缺。而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对于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学生都有更强的诉求。若欲在政府部门工作，必须对纳税人管理、发票管理、税务稽查等业务流程非常熟悉。而若站在纳税人、企业的角度，也强烈需要了解并熟悉申报征收、纳税人管理等业务流程。因此，若能在税收实验教学中引入涵盖以上内容的相关软件，使得学生在未走出校门时就熟悉政府部门及企业所需了解的业务流程，必然会开拓学生视野，增强其动手能力，在面临激烈就业形势时有更强的竞争力。③适合的实验教学软件对税收学专业开设课程的支撑作用。为优化税收学专业实验教学的软件平台，应在实验教学中引进适合的财税管理实验教学软件。税收学专业实验教学软件首要考虑先进性、易用性、共享性、服务配套性等因素，选择购买比较成熟的实验教学软件。④适当加大实验实践课程所占比重。在税收学专业课程教学总学时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适度加大实验实践课程的比重，压缩讲授课程量，以满足社会对学生“提高实务操作能力”的要求。试行一年后，根据学生和教师的反馈意见再行修订。 三、探索“组合式”教学模式，打造与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紧密嵌合的“税收教学团队” 打破“一门课完全由一个教师承担”的格局，不同章节由不同的、在相关领域擅长的教师教授，充分发挥各位教师的特长与优势，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税收教学团队。在教学效果上，可减少学生对教师的“审美疲劳”，充分调动其积极性，领略“百花齐放”式的新教学风格。此项改革应与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紧密嵌合，从导论课、原理课开始试行。在税收学专业中，可由税收学学科导论、税收学原理这两门课开始试行。 实验实践课程教学也可试行上述改革方法。若要求每一位教师都要精通所有教学相关实验，既无精力，也无时间，实验教学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不同的实验实践项目可交由不同的教师承担。 本科财经论文: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综合模拟实践教学设计 摘 要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学生应该掌握办公技能、财经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等必备的操作技能，本文在哈尔滨金融学院的实践基础上，探讨了财经专业课程设置和相关安排，并讨论了该课程体系建立时的注意事项。 关键词 财经专业 综合模拟实践 操作技能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培养的学生既要具备相当的基础理论，又要注重专业实践应用和综合操作技能，所以在有限的课时中怎样设计课程体系和实践课程安排显得异常重要，下面以哈尔滨金融学院为例进行说明。 1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技能要求 哈尔滨金融学院具有两大鲜明特点：一是深厚的金融行业背景，二是毕业生实践操作能力强。正是这两个特点，让我院毕业生在金融行业成为一个品牌。在教学中注重学生办公技能、财经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齐头并进的培养方式。 1.1 办公技能 （1）办公软件应用技能。办公软件应用技能中，最常用的是文字处理及编辑、数据图表统计分析、 演示文稿制作等内容。（2）应用文写作技能。应用文又叫实用文，是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为人们处理公私事务时常用的一种文体，是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工具。包括介绍信、证明信、邀请函、启示、声明、公示、公告、海报、通知、请示、报告、会议记录、总结、简报、合同、章程和制度等。 1.2 财经基本技能 （1）财经数字书写。数字书写是计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经济工作者，特别是财会，计统和企管工作人员的一项基本技能，因此，数字书写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工作效率的准确度。（2）数据与文字录入技术。数据与文字录入技术是现代工作岗位人员的必备技能。经过科学、专业的训练，能达到快速、准确地录入各种文字和数据，并能够按照要求进行处理。（3）点钞技术。点钞技术是财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点钞速度的快慢、点钞水平的高低、点钞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资金周转和货币流通速度，学好点钞技术是搞好出纳工作的基础，也是出纳人员的基本业务素质之一。（4）珠算技术。珠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瑰宝，珠算技术是财会、金融专业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技巧，是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增强适应市场变化和职业变化的能力。（5）货币知识与识别技术。货币知识与识别技术是财经院校金融、财会专业的一门主要的专业技能课程。（6）外汇知识与外币识假技术。外汇知识与外币识假技术是银行工作人员和贸易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必备的工作技能，也是财经专业学生必须训练成熟的一项技术。 1.3 专业技能 （1）会计学应用技能。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学生通过课堂教学掌握较完整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核算方法，通过手工实验和会计电算化的实践训练具备实际动手能力、实务操作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等，使毕业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适应工作岗位。（2）金融投资技能。金融投资是从事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工具买卖的，要求从业者既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又要具备扎实的实践操作技能。并要能够根据金融市场的实时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3）理财规划技能。理财规划是金融从业者必备的一项技能。既要充分了解不同的金融产品的收益风险特征，又要了解客户自身的大量信息，只有选择与客户风险收益特征相匹配的金融产品才能做好理财规划。 2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综合模拟实践教学体系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检验，哈尔滨金融学院各专业在开设课程时主要有通识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骨干课和专业选修课四大类： 2.1 通识教育课程 在通识教育课中安排了常规的思政、英语、数学和体育等课程外，重点设计了计算机应用基础和应用（下转第194页）（上接第162页）文写作课程。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总课时是142课时，其中实验课66课时，能够保证学生熟练掌握计算机的系统操作和和办公软件。另外应用文写作安排54学时，基本能够保证学生掌握日常办公应用文的写作。通过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和应用文写作的训练可以保证学生具备办公技能。 2.2 专业基础课 在专业基础课中安排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统计学和经济法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安排可以保证学生掌握金融、会计等财经专业的基础知识，为后面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2.3 专业骨干课 在财经专业中，我们重点介绍会计学专业和金融学专业，在专业骨干课上两个专业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金融专业的骨干课程包括金融市场学、商业银行学、财务管理学、投资学、保险学、固定收益证券、国际金融和金融工程等课程。会计学专业骨干课包括商业银行学、财务管理学、财务会计、投资学、审计学、银行会计、会计电算化和管理学等课程。在每门课程中设置三分之一的课时作为实验课课时，能保证学生在实验中将相关专业技能训练好。 2.4 专业选修课 哈尔滨金融学院财经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主要考虑不同专业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学生的具体研究方向来设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已达到保证学生丰富自己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目的。通过专业骨干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的设置，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3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综合模拟实践教学注意事项 为保证教学质量，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才能保证财经专业综合模拟实践教学的成功。 （1）要具备专业技能的教师。要保证综合模拟实践训练的成果，必须保证采取这种训练方式的高校具备足够有实践工作经验的教师。哈尔滨金融学院要求专业课老师都要具备双师证，并且要求专业课教师到企业实习和挂职锻炼，在实践期间保证教师要有具体的工作岗位，从事具体岗位的工作。另外我校还从企业聘请了实习指导老师，并且我校部分教师有企业工作经历，从而可以保证综合模拟实践教学的要求。（2）实验课要保证训练效果。要保证训练效果，还要有配套措施，例如作为综合模拟实践训练的需要新的考核体系。一般来说，专业实验课程要有专门的考核办法，我院就制定了《专业实验课考核管理暂行办法》，通过考核办法可以保证实践训练效果。（3）注意课程课设先后次序。一般来说，一门专业课程是下一门专业课程的基础，所以专业课程要有先后次序。只有将专业课的先后次序安排好，才能使财经专业综合模拟实践训练循序渐进地进行，才能使综合模拟实践教学的效果更好，提高学生的专业操作能力。 总体来说，通过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综合模拟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再加上设计合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配合好的实验课室、实习基地和配套措施，就可以保证学生的综合素质整体提高。 本科财经论文:模块化教学模式在财经类本科院校法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财经类院校属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视，对实践教学的要求也比较高，作为财经类本科院校中的法学专业，必须与学术型的本科教育有所区别，必须创建以能力为本位的模块化教学模式。探讨的是将模块化教学模式应用于合同法的教学中，将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内容予以归纳，分成几个教学模块，将分散的知识点联系起来，侧重于对学生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模块化教学；合同法；教学模式 财经类本科院校在专业设置以及在学生的培养目标上都与综合类大学有很大的区别，其专业主要以金融、会计等专业为主，在学生的培养目标上也更加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已不再适用，应该创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来适应学校的培养目标。模块化教学模式就是根据应用型本科高等教育重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下，把教科书上的章节打乱，将有内在联系的内容设定为不同的模块，通过各模块课程间合理的搭配，培养学生合格的专门职业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 合同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是调整财产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合同法学》也是法学专业学科体系中的一门重要课程，希望学生通过对合同法原理及其现行法规的学习，使其系统掌握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并使其能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践中发生的问题。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本文欲探讨模块化教学模式在合同法教学中的应用。 一、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课程教学模式的现状 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法学教学仍然采取的是传统法学的教学模式，即主要是课堂上的对教材的按章节的理论讲述，同时又由于课时等方面的限制，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做法无外乎就是在讲述理论的同时配上几个相关的案例。此种教学模式存在诸多缺点，诸如课程与课程之间被人为地分割，缺乏联系，导致学生无法把前后学习的课程联系起来而且还会导致内容的重复讲述等诸多问题，这样不仅造成教学效率低下，而且很可能每一个老师对于自己所讲授的那门课程都没有讲得很透彻，原因是一个教师通常单独负责一门或几门课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教师可能更加倾向于关注自己那门课程的内容而会忽略其他课程的内容及课程与课程之间的联系。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不断地奔波于各门课程的学习及考试，不断地进行各种类型的资格考试的过程中，大学四年下来，疲惫不堪但是对于学了什么，对于自己以后的工作有多大帮助根本就不知道，就更别说解决实际问题了。这样，一方面国家相关部门不断法学专业人才缺口一百多万的消息，另一方面有很多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困难，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才的需求与供给在知识结构上的错位[1]。 由此可见，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使教师更加注重对理论知识的灌输而淡漠理论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可能是教师希望通过学生的实习及毕业设计来达到这一目标，但是到了这个时期，大多数学生都会面临着非常实际的问题——就业，在就业的压力下，实习就变成了走过场、毕业设计也都是很仓促地完成的，基本上达不到锻炼实践能力的目的。 二、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教学引入模块化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一）模块化教学的特点 模块化教学就是围绕一个能力和素质的教育专题，在教法上强调知能一体，在学法上强调知行一致，集中开展相关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操作技能以及活动方式、方法、方案的同步式一体化的教与学，以实现具体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的教学模式[2]。模块化教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1.各模块间相对独立， 模块能力与专业培养目标紧密结合。 2.任一模块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均贯穿于该模块的教学始终，每一模块能够锻炼学生的一种能力，并且能够直接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中发生的问题。 3.每个模块在讲授之前，教师会将该模块所要学习的主体内容绘制成模块图，这样学生可以直观地了解学习内容及每项内容之间的联系、培养目标和最终可达到的综合能力，这样学习目的更加明确。 （二）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教学中引入模块化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教学方法的确定需要与专业培养目标相契合，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应与学术型的综合类大学的培养目标有所区别。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应重点培养的是学生的动手与实践能力，也就是学完之后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法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理论知识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握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模块化教学的这些特点，能够使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教学体系更具针对性、应用性、实践性，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教学模式之一。因此，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法学教学中引入模块化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模块化教学模式运用于财经类院校合同法教学中的具体方案及对策建议 （一）合同法模块化教学的具体方案 结合本课程实践性较强的特点，本人精炼整理了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内容，尝试从合同的各个阶段来归纳教学内容。 概括而言，本文拟将该课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实训项目模块，分别是（1）合同法概述：通过该实训项目，使学生了解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法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及合同法与民法其他部分内容的联系，以及合同法的总体内容，为后面各模块的学习与实践打好基础。（2）合同的订立：通过该实训项目，使学生了解合同订立的必经程序——要约、承诺及相关的要求，合同订立必须包含的条款，以及大量的存在于各行各业的格式条款的相关内容。学完本实训项目，学生应该学会如何订立合同以及审查合同。（3）合同的效力：通过该实训项目，使学生掌握合同的四种效力，分别为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及效力待定合同，合同具有法律效力需具备的条件，及合同无效等情形下的后果。（4）合同的履行：通过该实训项目，使学生充分了解合同的履行是合同各个阶段的重点内容，因为只有合同得到全面适当的履行，当事人的订约目的才能实现。学生还需掌握合同履行需遵守的原则及具体规则。（5）合同的终止：通过该实训项目，使学生了解导致合同终止的各种原因，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债务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抵消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提存。（6）违约责任：通过该实训项目，使学生掌握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以及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7）几种常见的合同：通过该实训项目，使学生了解几种常见合同的具体、特殊适用规则，如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等。 本科财经论文:对高校财经专业本科生选修课设置的若干探讨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高校财经类专业迅速发展的状况，重点关注选修课建设问题。结合当前高校和学生面临的各种约束和两难境地，论述了设置选修课的一些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设置选修课进行了初步的构想。提出了菜单模式，试图优化原有的选修课模式，使选修课更好的满足培养目标的需要。 关键词：约束条件；设置原则；菜单模式 一、现状与问题 20世纪80年代选修课制在我国大学开始试行，90年代以后逐渐朝纵深方向发展，提出了高校选修课的改革。改革背景之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后新的用工模式对高校培养人才提出的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求职体制下，一个人再想一生从事某种工作恐怕就难以适应社会对人的需要。选修课作为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突破口，同时扮演着使学科体系向综合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载体。二是高校经过了几年量的扩张之后，又将工作重心转向了质的提升。纷纷通过课程建设，教学管理，科研突破等方面来加强和提升各自的办学质量。在课程建设这个环节中，许多高校又不约而同的将多开课，增加选修课的比重和份量作为课程建设的重点。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改变对高校课程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选修课成为了课程改革大潮的当纲之选。 当前我国高校本科生的课程设置类别大致有公共课（可分为工具类课程和理论类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理论课、专业选修课等类型。部分学校设立平台课，类似于公共专业选修课，高一级的课程有如理论性强、为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而设置的研究型课程等。对选修课的关注点集中在作为一般性高校本科生的选修课设置、管理、考核等方面。比如认为选修课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学科结构、教学管理、师资薄弱及选课指导等方面，针对财经类本科专业选修课的研究则很少。 高校财经类各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类别有所不同，有的简明划分为必修课、限制性选修课和其他教学环节；有的分为学科基础必修课、学科基础选修课、专业方向必修课；有的分为全校共同课、部类共同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有的分为通识必修课、通识选修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实验课、实验教学环节等。虽然类别名称不一样，但从课程性质和课程内容上讲，大致可以归类为公共课程、学科基础课、专业课程及实验教学课程和实验环节四类。 我们首先分析公共课程，又可以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其中必修课课程目录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部分、英语、数学、体育、计算机、心理健康等，个别学校开设人文艺术通识课和社会科学通识课，但是所占学分不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英语课，所占学分一般为总学分的20%左右，安排课时平均占总课时的30%左右。公共选修课部分包含人文艺术类选修课、通识教育大讲堂、法学类课程，具体方向和课程名称不明确，比较笼统，随意性很大，有的学校这部分课程安排各院系根据自身情况指导学生选修，这类课程一般占公共课程学分不高，所占课时比重低。其次是学科基础课。这是财经类专业都设置的课程，要求必修，主要设置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原理、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计量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等课程，占总学分比例大概14%左右。第三是专业课程，由各学校根据财经类各专业方向设置。这部分课程由各学校自行设立，体现专业方向及专业特点，但是各学校所开立的课程门数差距较大，少的开设26门课程，多的开设40门课左右，学生的选择范围大不一样。这部分又分设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其中必修课所设置课程数一般在5—8门左右，选修课所设置课程数一般在15—40门左右。第四是实验课程和教学实验。这部分教学课程和教学内容包括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以及毕业论文等。 总结起来，课程设置的特点或者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选修课虽然分为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两部分，但是公共选修课无论是所开设的门数还是所占学分比重都无法和专业选修课相比。公共选修课一般开3—5门，而专业选修课少的开25门，多的开40门左右。公共课程没有考虑文理科交融，自然科学科目类和思辩、哲学类科目基本没有。易导致学生思维狭窄，缺乏全面、辩证看问题的眼光和思想。以美国高校为例，其规定工程类本科教学计划中，人文教育理论课程达到20%左右，哈佛大学更是规定理工科学生必须修满25%的人文课程。德国理工科大学中的人文课程占到总课程量的四分之一。日本有的大学也规定大学工科本科教育中，人文课程要占到24学分，占总学分的17%。同理，我们财经类专业虽然归为文科类，是否也可以效仿其他学校，要求学生选修自然科学类课程，并要在总课程总占一定比例。 （二）选修课部分突出功能性，忽视人文素质培养。如英语、数学、政治思想、计算机等，大部分的课时和学分分配给这类课程。选修课部分体现人文素质则很含混，往往只列出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通识大讲堂、通识教育任选课程等。虽然从发展趋势看，选修课设置体现通识教育也是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认可的发展方向。一般认为，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但是，在具体课程设置方面，大多数高校的选修课设置并没有体现这一精神。表现为缺乏具体课程方向和名称及课时安排，随意性太大，所占课时和学分都很少。 （三）专业类课程设置褊狭。表现为没能够比较全面体现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即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也归在政治思想课程部分，少有从经济学的角度介绍马克思思想。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介绍则更少，只是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中有所提及，缺乏对代表性的著名经济学家思想作专题学习，导致经济学专业学生毕业后，不知道哈耶克是谁，不知道弗里德曼是谁，甚至可能不知道凯恩斯。致使培养的学生缺乏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及价值观，思想褊狭，立场单一，眼界低下。另一方面，专业选修课科目多，一般不少于25门课，多的达40门课左右，使得其内容杂、结构乱、质量差、地位低。并且课时安排少，好比蜻蜓点水，每门课都学点，但又都学不深，使学生不满意，教学效果也不好。 （四）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在校期间需要学习的知识总信息量大，各门功课学习时间相对紧张，采取的是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变成灌输知识，留给学生自由思考的机会不多，学生基本上是被动赶场的学习模式，缺乏自习的时间和心情进行复习与回顾，欠缺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社会实践和专业实训课时分配少，不能满足学生希望掌握实际技能的要求。 二、约束条件与设置原则 各高校由于存在生源质量、办学条件、资源禀赋等差异，其实现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目标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尽相同，因此各高校在设置选修课的方式、选修课的内容编排、学生选择选修课的方式等方面都不应该一致，不同的学校应该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但是从整体角度而言，高校选修课的设置还是具有一些有规律可循的共性。首先表现为高校选修课内容设置和开设方式上应该体现并服务于课程的培养目标；其次表现为高校选修课的设置从内容到具体实施必须考虑到在校生普遍面临的约束、急待实现的任务和现有的知识结构等特点。 （一）择业、继续深造、获取财经专业各种职业资格证书等多重任务是在校生所面临的硬约束，这种约束的存在决定了选修课的设置应该坚持有助于缓解学生升学、就业和参加各种技能考试（含行业资格考试）之间矛盾冲突的原则。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生就业压力空前增大，各用人单位不仅需要大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动手能力，而且要求他们具有各种行业技能证书和实际工作经验，对于财经专业学生对于而言，这一要求更多。学生在大二年级时基本上要开始考虑自己大学毕业时的出路和走向了。就目前而言，其发展方向大致就是直接择业、继续深造两种。如果选修课无助于减轻大学生的课业负担，无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完成所面临的各种任务的话，那么选修课的效果必然不尽人意。因此，考虑到如今大学生所面临的各种外在的硬的约束，选修课的设置应该坚持有助于缓解升学、就业和参加各种技能考试（含行业资格考试）矛盾冲突的原则。 （二）学生自身条件和就读学校教学、科研的硬件和软件的约束决定了高校选修课既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原则，同时要坚持扬长避短，因校而异的设置原则。在现行的高招体制下，学生自身的素质和基础已经在高考的招生录取中得到了初步分类。因此不同批次的高校同种专业开设选修课应该是不相同的，这里所说的选修课的不同是指学习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的不同，并不是指不能开设同种课程。一般而言，批次高的综合性院校和财经专业类院校往往定性为研究型大学，其学生素质也往往比较高，选修课的开设上可定位为跨专业设置选修课，学生的自主能力、自我识别和自我约束能力也强，可以采取把选修课的课程介绍和教授人的相关信息挂到网上，然后让学生在试听之后自主做出选择的方式；批次低的一般是地方性的财经类专业院校，定位于教学型专业性大学，学生素质较低，可以为相近专业设置选修课。学生一般基础和自制力也较差，在选修课的选择中，应该适度界定选择范围或实行导师适当干预选修的举措。还有一部分技能实用性院校，则以掌握多项技能为基本目的来设置选修课。总之，从学校的角度来说，选修课的开设应该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就是根据专业所面向的行业和领域，细化后的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坚持扬长避短，发挥和挖掘学校优势资源的原则。 （三）财经专业大学生所具有的知识体系模块化的特征，决定了选修课的开设从内容上应坚持有助于学生知识结构的优化和整合，有助于提高学生创新思维能力、观察并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原则。模块化的特征是指：在校大学生所学习的各种课程尤其是专业课，除了个别课程之间存在前后延续的逻辑关系外，多数课程之间并无太多的必然关联和严格的递进关系，各个课程之间往往是彼此相对独立的，因此具有模块化的特征。这种模块化的独立系统只有在相互组合成一个整体之后，也就是集成到某一个整体系统中去之后，就能极大的发挥彼此的功效。出于稳固已有知识体系（这对于兼顾学生从事各种类型的择业考试或者是继续深造都有极大意义），整合学生知识结构，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出发，选修课的设置必须充分利用学生这种知识体系模块化的特点。从整合和运用已经学过的专业知识来界定选修课的内容，从联系和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来归属和界定选修课。如果选修课是一种已有知识的运用过程，是各种零散知识的组合应用过程，那么不仅起到了提高学生创新思维能力、观察并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效果，同时也加强了对已有知识的巩固和深化。不仅学生学习的兴趣大增，而且这种稳固和深化还足以让学生从容应对各种类型的考试，避免了因为求职备考耽误正常学习的情况。由于这种选修课中新增知识并不多，所以需要完全讲解给学生的东西并不多，同时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思考的能力。 三、菜单模式 通过以上论述，结合选修课存在的问题、约束条件和设置原则，我们提出通过建立选修课菜单模式来体现选修课的改革方向。大致设想如下： （一）第一层面，选修课的菜单设计，确定哪些课程装入菜单。合理设置并划分选修课的类别、性质和功能，好比区分哪些是米饭、哪些是蛋白质、哪些是青菜、哪些是水果，营养必须均衡。既兼顾继续升学和就业需要，也要满足培养人文精神，提高素质的需要，包括美学思想、艺术熏陶、艺术欣赏、心理健康、自然科学知识、思辨能力等。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建立选修课菜单目录，并确定每门选修课程的教学目标、内容体系、教学方式方法，以提高选修课课程品质，体现培养特色。 （二）第二层面，针对批次高、研究型的综合性院校以及财经类院校，宜设计完全自由选择的选修课套餐，同样推出A、B、C、D、E…….等多套套餐，每一套餐里都做到营养合理搭配。这部分套餐与第二层面套餐的区别是学生可以只选择套餐里的几门课进修，而不是要求每门课都必修。教学管理只要求必须达到一定学分即可。 （三）第三层面，针对批次低、教学型的财经类专科院校，根据菜单目录，把不同类型的选修课进行合理组合，就像套餐一样，推出A、B、C、D、E……等多套套餐，每一套餐里都做到营养合理搭配。不完全由学生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单独课程，而是给与一定约束，但是学生可以选择B套餐或者A套餐等等。这个部分也许需要突破原有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固有安排或者限制，内容一般是包含要求学生必须修的课程。 （四）最后是选修课菜单课程管理建设。由于选修课的课程设计必须遵循综合性、基础性、多样化、层层递进、逐步提高等原则，因此必须依靠各个学科门类的专家才能完成。如有些综合性课程需要多个学科的专家共同设计课程，所以还要有相应的课程管理机制。比如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聘请专家（课程委员会）进行设计、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同时提高选修课的学分，强化选修课在课程中的地位，以此推动对选修课的重视，保障培养特色。认真研究并确定每一门选修课程的教学目标，请各学科专家精心设计教学目的、内容。在选修课教学组织形式方面，确定合理的选修班级人数以保证教学效果，配备助教进行研讨以提高学习效果。在师资方面，对开设通识课程的教师有一些必要要求，课程开设需要严格的审批程序，每年组织教师进行选修课课程教学研讨等。达到通过选修课的设计和学习，提升培养特色。 （五）更高级设想是实行“选修课护照”制度。针对现有选修课师资力量缺乏的状况，利用网络，打破各财经类高校间的选修课制约，让学生可以共享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宽泛的选修课选择范围，实行“选修课护照”制度，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的选修课学分记录于选修课护照，作为毕业考核合格的依据。当然，目前这一想法受很多外力制约，暂时无法实现。 本科财经论文:财经类本科课程国际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 近年来财经类院校和专业进行了形式多样的与课程国际化相关的实践活动，有力推动了财经类本科课程国际化的发展。但从当前来看，财经类本科课程国际化在制度建设、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师资和支持资源等方面还面临诸多的制约性因素和不足，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课程国际化的发展。 【关键词】 财经类 课程国际化 对策 自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面向”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国家相关战略规划和政策的指引下，各高校纷纷进行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践，财经类高校也不例外，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与课程国际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活动，极大地推进了财经类本科课程国际化的发展，但从目前来看还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或不足。 一、财经类本科课程国际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缺少明确的制度和政策支持 目前，高校课程国际化还没有法规制度和政策的专门规定。制度的缺位使得各院校虽然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课程国际化方面的相关实践，但鲜有院校在自身国际化发展战略中明确课程国际化的地位及重要性，尚缺乏系统地实施课程国际化的方案以及对课程国际化的激励奖励性政策。 2、课程体系不够完善 国际化课程的开发和设置在财经类各专业之间呈现不均衡的状态，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划。并且国际化课程目前仍以专业课程为主，欠缺围绕国际化主题的通识教育课程和跨学科课程。 3、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有待改进 从课程内容来看，有的国际化课程内容仍然只是中西方内容的简单、机械的叠加。从教学形式来看，相当多的财经类本科教学仍延续着传统的单向灌输的授课模式，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信息技术的潜力在教学中还远没有开发出来。 4、教学师资有待充实 一方面，讲授专业课的外教数量不足。虽然近年各财经类院校聘请外教的数量逐年增加，但外教仍主要以语言教学为主。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精力和经费等方面的冲突，导致本校教师参与课程国际化的动力不足。如果没有更多教师的参与和支持，课程国际化改革将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5、语言因素的制约 从学生方面来看，由于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英语听说及口语能力欠佳，双语或全英文教学课程进度常有延缓，课堂上的讨论不够踊跃，环境与气氛较难营造，影响了学习兴趣的提高，同时也制约课程学习的国际认证。从教师方面看，双语教学师资队伍以近年派出培训的教师为主，有些教师自身英语水平不过关，影响了教学效果的提高。 6、支持性资源不足 一方面，教师们迫切需要课程国际化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支持；另一方面，目前各院校专门用于课程国际化方面的经费有限，影响课程国际化活动的开展和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的积极性。 二、推进财经类本科课程国际化的构想 1、建立健全课程国际化相关法规制度 大学课程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与灵魂，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国际化最终要落实到课程这个基本载体上，因此课程国际化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支柱。而课程国际化的发展需要依托于相应的法规制度建设，我国的高等教育相关法规中应对课程国际化的目标及其主要内容加以明确。院校在制定学校章程和教学管理制度中应体现课程国际化的重要地位，并研究实施课程国际化的具体方案和政策机制。 2、明确财经类本科课程国际化的内容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财经学科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而言还相对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表现在课程内容方面，而且表现在课程体系的构建、教学方式、教学师资等方面。因此，我国财经类本科课程的国际化不应仅局限于课程内容的国际化，还应包括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和教师师资的国际化。其中，课程体系是课程国际化的基础，课程内容是课程国际化的核心，教师是课程国际化的关键，教学方式则是课程国际化效果的保障。只有上述各方面齐头并进，课程国际化才能提升质量，确保获得好的效果。 3、构建国际化的课程体系 构建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应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需要，并适当借鉴发达国家高校的做法。在财经类国际化课程的学科选择上，应选择国际通用性、可比性强，而且急需与国际接轨和交流的学科，如管理学、市场营销等，要尽可能地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国际公认的水平。在通识课程中设立一些国际化课程，以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如外国文化、国际关系等。此外，还应结合各专业具体情况，开设一些区域研究课程，如欧美研究、东南亚研究等。 4、推进课程内容的国际化 （1）制定国际化导向的教学计划。教师在教学目标设定、章节和课时安排等方面要考虑和体现国际化要求；在教学目标中应明确有课程国际化的表述；由于国际化内容的植入，在课时安排上可以适当延长；在教学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应随时根据学生反馈和教学需要，对教学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修改。 （2）选择或编写适应国际化要求的教材。财经类本科课程国际化对教材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应具有国际水准，在理论体系完整、语言表述规范简明的基础上应反映本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和最新动态；二是应注意体现国际化元素，包括国际间财经制度比较、国际财经学界新观点、全球性财经议题、国际财经时事和财经实务个案等内容。不管是引进英文原版教材、购买国内教材还是教师自己编写，都应符合上述要求。 （3）导入国际化的教学内容。国际化内容的导入通常有三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或模式：一是附加法（Add-on Approach），即在原课程体系框架基础上有选择性地添加具有国际化视点的学习内容和安排。这种模式简便易行，而且无需对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作大的调整。二是融入法（Infusion Approach），即把国际化视角系统地贯穿于课程各个教学单元的讲授中。在各章节内容安排上，应系统进行国际比较、介绍相关国际经验以及对国际财经改革的趋势进行评析。三是转换法（Transformation Approach），即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变换不同的国际或跨文化视角分析和思考理论和现实问题。这种方法对教师的要求最高、难度也是最大的，教师不仅应具备较高的学术素养，而且应深入了解东西方乃至各个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差异。上述三种模式代表着教学内容国际化程度由低到高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可以根据教师经验、教学的不同阶段和学生的接受能力，采取适合的教学内容国际化模式。 本科财经论文:广西财经类本科和专科新生UPI测评的比较研究 摘　要　文章通过UPI测评分析财经类本科新生和专科新生的心理特点、差异，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　财经类　本科　专科　UPI　比较 1 对象 广西财经学院2011级财经类本科新生1844人（其中男生564人，女生1280人），专科新生1234人（其中男生389人，女生845人）。 2 理论工具 （1）工具：大学生人格调查问卷（University Personality，简称UPI）。它是为早期发现、治疗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而编制的大学生精神健康调查表。具有简便易行、信息量大及筛查效果好等特点，能较好地评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2）筛选标准：UPI。具体包括：Ⅰ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①UPI总分在25分（包括25分）以上者；②第25题做肯定回答者（想轻生）；③辅助题中同时至少有两题作肯定回答者；④明确提出咨询要求且属于心理问题者。这类学生可能有较明显的严重心理问题，需要尽快得到咨询与指导；Ⅱ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①UPI总分在20分至25分（包括20分，不包括25分）之间者；②第8、16、26题中有一题做肯定选择者；③辅助题中只有一题作肯定选择者。此类学生可能有某种心理问题，应引起关注；Ⅲ类：不属于第Ⅰ类和Ⅱ类者应归为Ⅲ类。此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3）方法：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本科新生和专科新生三类筛选率比较 据调查数据统计显示，财经类本科新生Ⅰ类的筛选率（22.29%）高于专科的（17.99%）；而Ⅱ类和Ⅲ类的比率分别为33.24%和44.47%，低于专科新生的33.39%和48.62%。 3.2 本科和专科男女新生筛选率差异比较 财经类本科新生和专科新生的差异呈现较明显的特点。Ⅰ类上本科男生、女生都比专科略高，本科男女生分别为6.40%、15.56%，专科为4.38%、13.05%。Ⅱ类上本科男生低于专科男生，分别为10.68%、11.51%，但本科女生高于专科女生，分别为22.56%、21.8%；Ⅲ类本科男生、女生都低于专科，本科男女生分别为13.5%、31.29%，专科男女生分别为15.64%、33.63%。 从男女生比较中可知，财经类本科生“可能有较明显的严重心理问题，需要立即约谈咨询”的人数高于专科生，而“可能有某种心理问题，但能够维持正常学习和生活”的本科男生低于专科男生，本科女生高于专科女生，“Ⅲ类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本科生要低于专科生。总体而言，专科生的心理状况相对本科生来说更良好些。 3.3 本科新生和专科新生四个关键题筛选率比较 UPI问卷共有60个题项，表1中的四个关键题被公认为要引起重视的重点题项，它可能反映神经症状及自杀倾向。从测查结果来看，专科生的四个关键题中有三题的比率均高于本科。 3.4 本科新生和专科新生主要心理问题表现 对UPI问卷的60个题项选择率进行排序，前十位的心理问题表现如表二，从中可知，本科新生和专科新生的主要心理问题表现大体一致，主要表现在：①人际交往障碍：在乎别人视线，总注意周围的人等；②强迫症状倾向：对脏很在乎，对任何事情不反复确认就不放心；③气质性格问题：爱操心，缺乏耐性，缺乏决断能力，过于担心将来的事情；④认知思维障碍：思想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父母期望过高。 4 讨论 此次调查结果表明，20.58%的财经类新生“可能存在较明显的严重心理问题，需尽快约谈咨询，进一步排查确认”， 33.30%的学生“可能有某种心理问题，应引起关注”，46.13%的学生心理健康状态良好。财经类专科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总体上比本科生稍好，两个培养层次的学生主要心理问题表现基本相同，主要集中在强迫倾向、人际交往障碍、气质性格问题和认知思维障碍，在“关键问题”上专科生的比率要高于本科生。 财经类本科生和专科生呈现的心理特点及差异，一方面由于入学要求不同。本科生的录取分数比专科生高得多，他们在学业的基础和期望不同；另一方面因为本科生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期望较高，因此自感压力较大。 5 措施建议 （1）树立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理念，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发展性教育的对象是正常大学生，任务是使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原已存在的潜能，形成更强的素质和能力，最终成长成才。校园中大部分属于健康人群，树立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理念，为大多数学生提供成长成才所需的教育资源，为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 （2）构建教学、科研、第二课堂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一要进一步完善课程教学体系，在努力实现面向全体学生普及基础心理知识的基础上丰富课程体系，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二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专题研究，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三是完善校园活动体系，开展新颖活泼、寓教于乐的校园活动，使每一位学生都参与进来；四是开展女生教育，帮助女大学生完善自我、珍爱自我，树立健康的性别角色、社会角色。 （3）做好危机干预和预防工作，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根据测试结果，对重点人群分批分层次排查，进行团体或个体的约谈，更加客观地掌握学生实际情况，给予他们针对性指导，使其正确认识自身问题，自觉提高心理调节能力，更好适应大学生活。同时组织三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班级心理委员发挥朋辈帮扶作用。此外，利用心理管理系统对重点人群进行长期追踪、关注，不定期组织重点人群进行再测，及时掌握学生心理动态，加强干预和预防工作。 （4）结合学院专业和学生特点，建立学院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一是将心理健康教育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相结合，切实减少学生心理压力源；二是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日常管理相结合，使学生逐步形成健康的学习、生活习惯；三是将心理健康教育与专业人才培养相结合，使学生具备专业人才所必须的心理素质；四要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学院特色品牌活动相结合，使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心灵成长。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重视网络文化软实力 创建网络和谐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谐　舆论引导 论文摘要：网络在我国迅猛发展的同时，既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也随之带来网络虚拟社会文化的畸形发展，我们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下，找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加强引导，建设和管理，趋利避害，使之健康发展，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已日益不能脱离网络而生存。同时，互联网在发展中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尤其由于网络不易监管的特征，各种分歧和挑战日益聚集，将对我们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让互联网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网络的特征和进步作用 网络是利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通信技术手段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影响大，扩散性，交互性，隐秘性等特点，我国自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我国的互联网取得了蓬勃发展，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截至2010年3月底，我国网民人数已达到4.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0.2%，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网站达323万个[1]。 网络具有的传播功能，使人们更加热衷于从网上汲取信息，互联网上信息量大，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使人们享受到交流的便利和获取信息的高效便捷。 网络的交互功能，特别是新技术的应用，使互联网成为人们表达民意的重要场所，人们畅所欲言，相互沟通，讨论社会热点问题和时事。 网络的娱乐功能，使互联网成为人们娱乐的重要方式，人们在网上写作，游戏，互联网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 我国十分重视互联网络建设，互联网在中国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了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拓宽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沟通，使我国的对外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 网民这个新群体的产生，使得网络成为人们及时诉说自由的场所，特别是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更是得到网民的大力推崇，人们各抒己见，对一些社会不公现象，更是齐力口诛笔伐。每年的“两会”期间，相关议题也在网民中间热炒。通过网络议政，网民也更加关注现实，关注民生，近年来很多重要社会问题的发现，处理，走向都有网络的参与。像南京某官员天价烟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2005年，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曝光，网络舆论大哗，促使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在网上披露后，迅速引起媒体关注，带来整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使这些不公正和腐败现象及时得到处理，得到了大家的认同。2008年奥运圣火事件，更是激起了网民空前的爱国热情，纷纷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尊严。应该说网络上的这种适度的言论自由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社会是很有帮助的[2]。 二、网络文化发展带来的问题 在互联网繁荣的同时，虚拟的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也产生了一些不利信息影响。网络成为一些不法分子行骗获取不当利益的工具，使网络充斥了大量虚假信息，欺诈和不良信息，人们很容易被这些信息所蒙骗。一些人利用网络开展网络赌博，网络色情，宣扬邪教，毒害青少年。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这些新的手段恶意炒作社会热点问题，蛊惑群众，煽动群体性事件。 而且，网络上的言论作为一种匿名化的交流手段，网络上的发帖和跟帖，都可能在直抒胸臆的同时，掺杂个人的喜好，表达自己的不满，使一些怨恨批评的情绪发散。任何美好和真诚的事情，在网络上都可能受到质疑和诅咒。虽然我们不否认网络交流和批评的价值，但让我们感到成为问题的是，网络上经常弥漫着一股怨毒之气[3]，而且从中国网民的构成来看，其中尤以低收入的年轻人居多，他们大多拥有高中以上学历，受过良好教育，胸怀理想主义而又口无遮拦，确实容易发出过激的言论，他们推崇个人奋斗，当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的时候，会感到无能为力，缺乏有效和正式的表达渠道的时候容易在网络上形成怨恨和批评，借助于网络传播的便捷特性，形成广泛性的怨恨氛围。 网络写作和网络言论在表达民意，遏制腐败的同时，有可能与现行法律条文不相符合，越过言论适度自由的边界，对他人的隐私和自由造成危害。近来出现的类似“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事件，给当事人和网络空间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个人的隐私在网络上成为买卖的标的，人们受到各种垃圾信息的侵扰，人们甚至感到网络的可怕。 三、网络文化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现实社会的影响 网络虽是一个虚拟的社会，但它与我们的现实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每个网络的参与者首先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必然会把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带到网络社会中。网络参与者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了网络社会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象。网络中的一些违法行为反映了民众法律意识的淡薄和社会道德意识的扭曲。 （二）法治的不健全 我国的网络法制建设相对滞后，跟不上网络的迅猛发展，并且在执行中对某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缺乏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从而为网络犯罪和侵犯隐私行为留下了法律漏洞。 （三）主管部门对不良事件处理的经验少，工作滞后，遇到问题首先是极力掩盖，造成民众对相关机构越来越不信任 传统新闻媒体主办的网站运营观念滞后，很多网站的正面宣传还是一味灌输，形式单调，语言死板，影响了舆论引导的效果。 （四）对虚拟世界存在误区 一些网民主观上认为网络是虚拟社会，产生不受限制的错觉，可以任意放纵自己，我行我素，全然不顾什么社会伦理道德，失去了自我定位和道德评判标准，将极端的自我充分暴露出来，将在现实社会中尚能遵守的道德规范忘之脑后。 （五）片面追求商业利益 一些网站为追求访问量，利用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忽视对网站内容的管理，对一些发帖和跟帖不进行审核，任由网友随意发言，是一些负面舆论和不良信息在网络上肆意流传。 四、网络文化建设的措施 我们应该在享受网络带来便捷的同时，遏制其负面作用，积极倡导健康和谐的网络空间。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离不开政府，行业，网民，公众的共同参与。 1.政府及监管部门应加强互联网法规建设，对现有网络法规进一步细化，增强可操作性，通过出台规章制度，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犯罪行为，有法必依，违法必究，遏制有害信息、腐朽文化的传播，通过内容审查，内容监管等制度，净化网络文化内容，积极推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谐网络建设，使网络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渠道。依法管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网民，维护网民在网络社会中的权利，使网络法规的建设得到广大网民的支持和拥护。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使决策更具科学性，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开展文明网络的宣传教育活动，开展网络社会道德建设，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敏感事件，加强主流思想引导，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出最强音。政府部门还要加强与网民的沟通交流，提高引导网络舆论的能力和水平。 3.建设特色鲜明的网络文化,培养网络文化产业。我们应大力鼓励创作网络文化产品，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产品的源泉，建设有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的网络文化产品。通过“绿色游戏”使人们在娱乐的同时丰富精神和文化内涵。 4.网络媒体及网站应该秉承文明办网，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营造维护社会稳定的良好舆论氛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氛围，努力维护网络和谐。使网络成为儿童，青少年学习娱乐的一片净土，成为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美好乐园。尤其是在社会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传播上，成为社会和谐的助力。成为国民健康精神的塑造者和社会健康文化的弘扬者。 5.网民也要发挥自己的特点，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既是网络信息的接收者，也是参与者，通过博客，网页，论坛等抒发自己的爱国热忱，质疑社会不公现象，反对低俗化，面对一些不良网络信息，进行举报，由相关部门进行核查并处理，共同营造和谐网络环境。将相互分离的个别人的智慧，转化为更高层次的组织智慧、国家智慧和人类智慧。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让每个人都成为百科全书的编撰者，贡献出自己在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维基百科收录的词条数，是大英百科全书的15倍。与后者相比较，维基百科容量更大，更具时效性，而且在许多主题上更加深刻。 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4]。现代社会在不断的进步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契机，网络作为一种传播载体，跨越国家与历史，创造出以人为本的公众活动氛围，为公民创造出一个虚拟聚会的空间，一个虚拟的社区和文化活动中心，人们可以讨论，争论，辩论，广泛的讨论能够促进互相理解与包容，和解原有的社会问题，使网络文化这种大众性文化在树立国家形象、发扬光大中华文明、培育网络文化产业等方面，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扮演着传统媒体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培育企业文化软实力 论文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软实力；企业团队；人才队伍建设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企业软实力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独特作用。并指出如何培育企业软实力增强企业竞争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软件，也是企业的软实力。企业文化对提升员工素质，提升竞争力，提高内部竞争力有重要的作用。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见“提高文化软实力”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一、企业软实力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软实力”一词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边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他认为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达到目的的能力，实现方式有三种：威胁(大棒)；利诱(胡萝卜)；吸引(自由选择)。其中第三种就是软实力。软实力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民心指向、思想文化吸引力、国际影响力与形象等，其核心在于价值观。 企业软实力是相对于企业设备、厂房、资本、人员、经济规模等以物化形式存在的硬实力而言，而以企业组织模式、行为规范、价值理念、科技实力、管理能力、品牌商誉、企业文化、企业社会公信度、企业内外部环境和谐指数所构成的影响企业发展的长期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要素。 “软实力”的表现方式更多的是突出体现在对内：企业文化具有较强凝聚力，充分凝聚企业团队中每一个员工的智慧，充分发挥企业团队中每一个员工的创造力，充分释放企业团队中每一个员工的潜能，从而达到增强企业团队的凝聚力、激发企业员工的创造力、提高企业整体战斗力、内强素质的目的。对外：通过大量生动形象、扎实具体的工作，对公众利益、生态环境、社会进步、社区和谐负责任的良好的企业社会美誉度、公信度，拥有为社会广泛认知的名牌产品，较高的产业集成能力和自我创新能力，获得有利于推动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持环境，公众评价环境，人际和谐环境等。在全社会和广大消费者心目中形成强势持久的影响力、感召力和辐射力，从而达到外塑形象的目的。 二、企业培育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必然要把提高自身实力作为重要使命。在竞争过程中，根据不同竞争要素在竞争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又进一步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范畴。有专家分析过，由于受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影响，中国企业历来有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设施建设，轻技术创新投入；重生产经营，轻人力资源开发；重规模扩张，轻企业文化的倾向。实质就是重硬实力打造，轻软实力建设。在企业规模小的时候，把积累硬实力作为第一要务，这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而在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必须重视并加强软实力建设，否则，软实力的欠缺弱化将成为企业做不大、做不强、做不优、走不远的“硬伤”。 重视企业软实力的打造，是由它在企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第一，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基础和灵魂。企业文化成为企业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企业长远发展的精神动力，世界顶尖企业成功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企业文化作支撑，比如通用电器推崇的三个传统“坚持诚信，注重业绩，渴望变革”；沃尔玛的基本信仰“尊重每位员工，服务每位顾客，每天追求卓越”；诺基亚的价值观“科技以人为本”，等等。企业文化像基因一样植入到企业组织中，渗透到每位员工的意识中。硬实力容易复制和替代，而以文化为基本构成要素的软实力却是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复制和替代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企业文化的企业软实力在参与国际竞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正在超越传统硬实力而成为制胜的关键。例如，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竞争逐渐由有形产品竞争转向品牌竞争、服务竞争。而品牌和服务的竞争力正是由企业创新力、文化力所决定的。缺乏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很难铸造出持久的一流竞争力，一流竞争力的获得和维系往往植根于优秀的企业文化。 第二，品牌是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对于具体的一个企业而言，品牌即意味着竞争力。市场竞争从初级到高级阶段分别是成本、技术和品牌。品牌竞争已经是企业间竞争的高级阶段。而我们目前大多数企业似乎还处于低成本竞争的初级阶段。虽然，廉价重组的劳动力符合我国企业目前的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一直满足于贴牌生产，满足于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那么，我国企业始终只能在这一水平上徘徊。国际品牌联盟副主席弗朗希斯·麦奎尔就曾说过，如果一个企业仅仅试图利用廉价劳动力，为别人贴牌生产，同样可以快速成长，赚取许多利润，但是这样做不可能建立起优秀的企业文化。也不可能塑造出一个伟大的品牌。他考察中国后说：“中国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最大的误区是低估了自己的实力，中国有能力生产优质产品，缺的恰恰是品牌的塑造。”品牌意识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一个企业的品牌就是这个企业的市场名片，缺乏自主品牌，是目前我国企业竞争力不强的致命弱点。因此，加紧打造自主品牌是我国企业的必由之路。品牌不是孤悬于企业之外的招贴，而是企业内在素质的外化形式。从经营产品、经营资本到经营品牌，是企业软实力发展的必然过程。从创造产品名牌到创企业名牌，是企业软实力上升的必然趋势。 第三，人才队伍是企业的重要支撑。市场竞争中的比拼，说到底是在比拼人才。只要有了人才，没有实力可以创造实力。拥有人才，就拥有了实现既定目标的条件。流失人才，已有的实力也会丧失。因此说人才是企业软实力的根基。 第四，管理能力是企业的根本保证。企业管理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是企业发展的加力器，是社会关注企业实力的一面镜子，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企业竞争的武器要靠适销对路的产品、用户信得过的质量和有竞争力的价格，这些无一不同企业管理密切相关，可以说企业成功一年靠促销、十年靠产品、百年靠管理。 第五，科技创新是企业的活力源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个企业的软实力，关键是科技创新的软实力。划分时代进步的标志，不再取决于能生产什么，而在于用什么生产。企业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技术工艺的过程，是科技兴企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人的思想观念、时代意识、科学素质进行改造更新和升华的过程。营造出崇尚科技、崇尚创新的良好企业风气，企业软实力就获得了生长因子。增强企业硬实力十分重要。按照物质第一性原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硬实力都是衡量企业做大做强的客观标准，增强硬实力，是企业的第一要务。增强企业软实力也很重要。按照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原理，软实力是硬实力的灵魂，是企业做大做强，尤其是做久做优不可或缺的支撑。要使企业持续发展、基业长青，必须把建设软实力摆在重要战略地位。 三、如何培育企业软实力 培育软实力比培育硬实力更为重要和艰难。现在，许多国内大企业都有进军世界500强的梦想，但注重的往往是产值规模。与世界优秀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一些企业特别是通过“拉郎配”拼凑起来的“企业航母”，从表面指标看差距似乎不大，但以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则有天壤之别。经验表明，增加产量易，提高品牌知名度难；做大易，做强难。培育优秀企业文化，打造一流竞争力，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方面，须扭转偏重硬件、忽视软件，注重生产、轻视文化的传统思维惯性和做法，把培育企业文化当做企业做大做强的力量源泉和关键环节。 另一方面，不断学习、积极创新是企业文化之树长青的根本所在。时移世异，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经营条件等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企业的应对策略乃至思维方式、组织方法等也需相应调整。因此，建设学习型组织，不断学习，积极创新，是企业文化积累和完善所必须的。否则，企业就会落后、倒退，甚至被淘汰。 硬实力派企业之间的竞争，总是沉醉于对抗的强度，而软实力派的企业不单打独干，则更注重文化适应性，与供应商、竞争者和客户结成双赢联盟，竟而不争，和成天下。事实证明，现代商业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软实力的微妙作用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析文化全球化视野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聚焦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论文关键词:文化全球化　软实力　孝文化　家庭养老模式 论文摘要: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道德规范，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软实力”构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正是传统孝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对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其产生的文化渊源、自身优势，对于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科技的发展，人类已经步人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令世人瞩目，人们聚焦经济数字这类“硬实力”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文化这一“软实力”。费孝通先生指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 “一“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如何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使发展不脱离民族之根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一度受西方话语掌控而被归人“封建”一词的中国传统文化曾遭受沉重的打击。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宝库。而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孝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传统家庭养老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维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瑰宝。 一、文化全球化与中国“软实力” 对于文化全球化，迄今为止都没有一个一致的、明确的定义，但人们更倾向于这种观点，即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经过长时间的交流、交锋与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共同的或者单一的文化。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播手段上，都居于绝对强势地位，必然会对其它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产生不可抗拒的向心力，从而使世界文化演进的方向趋同。作为一种历史潮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文化全球化会对不同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和威胁，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成为了备受各国关注的问题。 “软实力”是约瑟夫·奈提出的，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当某种文化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后，文化主体的实际力量就会被放大，或者说无需动用物质性力量，只需凭其无形的影响力即可实现某些政策目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主权意识开始觉醒，面对咄咄逼人的西语霸权，开始追寻自身的文化防卫，注重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将其作为维护本民族权益的有力武器。激烈的国际竞争，不只是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较量，也是以文化为主导“软实力”的抗衡。因此，人们在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关注并将其归因于中国的“软实力”，正如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外交学院教授吴建民所言，“中国的‘软实力’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中国“软实力”的构建，目前谈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挖掘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有三方面的贡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那就是稳定、发展与和谐，这无不得益于我国厚实的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国与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自古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和才能万事兴，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尤为如此。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它凸显家庭地位，重视个人的伦理关系与义务，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围绕着这一出发点而展开的。 二、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文化渊源 家庭历来是中国社会的生活重心，家庭伦理精神指引下的家庭角色的扮演、家庭成员的关系伴随中国人的一生。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一个和谐的家庭必然是有孝道、充满爱心的家庭。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家庭伦理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定位的基点，无论朝代更替、社会变迁，养老敬老始终是人们应遵守的伦理道德。家庭养老模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成员承担责任的一种养老模式。我国家庭养老的特点是建立在血源亲情基础之上，主要由配偶、子女、孙子女及其他亲属等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资源和在家养老，体现出较强的以家庭为纽带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共济和互助。 家庭养老模式的特征:首先，家庭养老模式体现一种文化模式。养老的理念、饮食文化、护理文化、制度文化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有的养老文化。其次，家庭养老所独有的养老理念、养老行为方式、养老职责和义务等构成了家庭养老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不仅反映了家庭内代际间的互动，也反映了价值观和情感模式的继承。再次，家庭养老模式的核心是道义血缘。 中国的家庭养老是孝文化的体现，孝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它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孝”字最早出现于三千余年前的殷商甲骨卜辞，《尔雅》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西周初年，孝文化开始形成，并成为当时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循的道德原则。春秋末期，大兴孝文化。子曰:“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孔子明确把“孝”看作是“仁”的根本，人生道德修养的首要方面，而养老敬亲，即家庭内部的养老敬亲是传统孝道的基本内涵。在古代典籍的记载以及人们的传统习惯中，总是把“孝”与“养”密切联系起来。《说文》中有“孝，善事父母者。”孟子在《孟子·离篓下》中说道，“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不孝者五，其中三不孝均为“不顾父母之养”，明确指出不养父母即为不孝。 三、对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再认识 早在1982年，世界老龄问题大会秘书长就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方式，是全世界解决老年人问题的榜样!”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方式即是指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它主要具有以下优势: (一)有利于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孝经》有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决定了为人子女者不应长期远离健在的父母，即使远行也要保证父母能召之即来，以免出现父母无人照料的情况。孝是我国传统家庭养老思想的核心，家庭养老与传统社会的和谐统一，将充满令人陶醉的儿女绕膝、其乐融融的幸福晚年景象。家庭是传统文化传承最初的场所，老人对晚辈有意识的教导，生活经历、生活经验的分享，对晚辈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父慈、子孝，仪礼、情感代代相传，家庭养老模式的继续保持有利于家庭文化、社会文化的传承的延续性。 (二)有利于调节和规范家庭成员行为，维护家庭稳定，促进家庭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家庭生活都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的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也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为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了与之相关的人，包括父母、兄弟、朋友等等，而这种种关系就构成了伦理。“由是乃居此社会中者，每个人对于其四面/又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对他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相互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孝不仅仅是家庭伦理范畴，也是政治社会范畴。我国自古就有家国同构的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个人、家庭和国家社会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在孝的指引下，个人道德修养不断地提升，以此促进家庭的和谐，而家庭的和谐又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国家社会的稳定是家庭幸福的基础前提和保障。 此外，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在我国经济水平还不高的状况下，社会养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而且会给老年人造成精神上、心理上的负担，有违伦理道德。发展养老机制并不是为了取代家庭养老，而只是作为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和有益补充。因此，分散的家庭养老不仅更适宜老人的生活需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压力。目前在我国，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结语 养老问题事关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民族以致国家。纵观历史和现实，中国应该继续发掘传统的养老模式的潜力，建立和完善有自身特色、适合自己国情、有利于家庭、国家长远健康发展的养老模式。置身文化全球化的洪流中，稳住自己而不随波逐流，关键在于具备费孝通老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意识。我们需要对自身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其未来走向有充分的认识，而且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因此，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不同的思想价值漫天飞，何为益、何为害、接受什么、拒绝什么都值得认真思考。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是时间数字的简单堆砌，而是悠久文化的深厚积淀，因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对孝文化及其支撑下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再认识意义重大。21世纪的中国，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思想仍然是处理和协调亲子关系、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维护家庭和睦、保持社会稳定所不可或缺的方面。孝文化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一种感恩回报的意识与行为。因此，弘扬“孝”文化将有助于解决目前危机四伏的人类社会诸多矛盾，是人类社会和谐相处，持续发展的前途所在。 文化软实力论文: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在改革中提升“软实力” 在威海这个城市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充满朝气和活力。 2009年，威海被增列为全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后，一场大刀阔斧的文化体制改革拉开大幕——把文化作为“转调”的着力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放文化生产力，创造发展新优势，使威海进入文化引领经济、经济丰富文化的新阶段。 文化行政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率先突破、全面完成；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稳步推进，活力迸发；文艺院团改革成效显著，经验可鉴……踏着改革的鼓点，威海以灿若星辰的文化魅力冲击着人们的视野，再次奏响了“文化强市”战略的最强音！ 破坚冰勇创新，突破文化体制束缚 文化体制改革是科学发展的要求，是调整结构的方向，是加速威海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我市各级领导的共识。 2009年4月，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我市敲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一个涵盖宏观文化管理、新闻媒体、文艺院团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方案出台。 同年2月，文化行政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率先破题，由此拉开了全市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 ———本着调优机构设置的原则，我市采用“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模式，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个局的行政职能合一，以原市文化局为基础，组建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为实行统一执法，解决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我市对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职能和人员队伍进行调整归并，在原市新闻出版局的基础上，组建了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 循着这一思路，各市同步成立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荣成市把体育局并入，成立了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我市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也有声有色，大步迈进。 ———原威海市广播电视台（局）摘下广播电视局的牌子，按照局台分设、管办分开的原则，向影视媒体及相关产业挺进，积极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 ———按照编发分开的原则，威海日报社增挂威海报业集团的牌子，实行报社统一管理下的事业及印刷、发行企业分别运营机制，在确保发挥喉舌作用的前提下，着力发展报媒及相关产业，并积极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 去年1月7日，威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威海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威海报业集团、威海市广播电视台集中挂牌，标志着我市的文化行政管理和执法开始按新体制运行。 文艺院团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方面，我市早已开始探索，很多工作已经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梦海公司就是一个成功范本。 我市将市群众艺术馆舞蹈队、民乐团、杂技团改组合并，成立梦海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将原属市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的威海剧院划归公司使用，并逐步对公司内部机制进行理顺和创新，使公司真正成为了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实体。 2005年9年，梦海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所有演职人员均为企业编制，全面实行演出签约制和人员聘用制，形成了全员聘任、市场运作、团中有团、分合自如的机构创新机制。 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发行放映体制改革，我市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就完成了事改企。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威海印刷厂、文登印刷厂、荣成印刷厂等企业打破“铁饭碗”，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路子。 释潜能激活力，催生文化新天地 梦海剧院新排环保音乐情景剧《地球大乐园》已巡演20多场；投资3.2亿元的大型山水实景秀《神游华夏》场场爆满；纪录片《天赐》荣获第四届德国科隆电影节“观众最喜爱的影片”大奖，被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确认为“中国首部原生态鸟类故事片”……近两年，是我市文化精品创作最多、影响最大、回报最高的时期，而这正是文化体制改革带来的新风。 文化的发展需要体制的支撑、管理的深化、机制的保障。而文化体制改革，恰好激活了文化蓬勃发展的引擎。 “改革后，文广新局职能更加明确集中，工作更加规范高效，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市文广新局负责人如是说。 据了解，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成后，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职能和综合执法职能得到强化，人员配备数量增加了两倍，逐步形成了政府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文化执法体系。 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培育和造就了我市大批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文化市场主体，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 转企改制后，梦海演艺公司生机焕发，先后推出了大型山水情景演艺《梦海》、《东海霞光》和大型音乐剧《地球大乐园》，在国内演出的同时，还应邀赴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演出1000多场，成为我市文化旅游演艺的一大品牌。 作为全省最早转企改制、最早实现全市网络整合的股份制公司，威海广电宽带网络公司发展势头迅猛，成绩斐然。去年，公司实现纯利润3224万元，居全省前列。 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下属的联通影城和农村院线两个股份制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70万元，成为全省市级电影发行公司转轨增效的佼佼者。 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保繁荣。文化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正焕发着夺目的光彩，推动着全市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去年，我市被评为“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市”，今年又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文化软实力论文:坚定文化自觉自信 提升企业发展软实力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的自信源自精神的力量。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百万石油工人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之一。辽河油田的文化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同根同源，辽河油田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历史。因此，必须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按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运用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成果，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引领思潮、凝聚共识，使辽河石油文化真正成为支撑油田发展的软实力。 一是引领完善发展战略。企业战略是一个企业的发展规划和经营谋略，是企业“硬”管理的基础，具有较强的显现性；企业文化则是指导企业战略制定，调动全体职工实施战略的保证，是企业“软”管理的核心，具有很强的潜隐性。国内外实践充分证明，优秀的企业文化往往能形成有效的企业战略，并且成为实现企业战略的推动力量和重要支柱。辽河油田在40多年的创业发展中，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玉门精神为底蕴和源头，解放军文化、院校文化、辽西南文化等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融合激荡，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河石油文化。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大力推进文化强企战略，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贯彻落实集团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十二五”发展规划》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条例》，坚持企业文化“六统一”，以弘扬“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企业精神为重点，认真总结“四创”精神、“家”文化经验成果，制定完善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企业文化建设规划，明确目标，明确措施，明确责任，大力推进辽河石油文化建设。通过不断提高企业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完善和推动油田发展战略，提升油田核心竞争力，助力双千企业、百年辽河建设。 二是助推经营管理升级。企业管理的最高层次是实现文化管理，即通过企业文化来改进和提升企业管理，增强企业凝聚力、竞争力、影响力，实现企业战略发展目标，保障企业永续发展。辽河油田不断加强企业文化管理和企业管理文化的研究、探索、实践，结合油田发展战略、发展目标、科技创新、管理创效等方面的重大决策部署，用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宗旨、核心经营管理理念等引领和指导企业管理，大力推进安全文化、质量文化、廉洁文化等专项文化建设，实现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有机融合，逐步使企业文化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注重把企业文化理念融入各项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和操作规程，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变为企业制度、流程和标准，成为职工的行为规范、作风习惯，使文化植入管理、管理形成文化。注重发挥企业文化的引导、规范和凝聚作用，用宏伟的目标鼓舞人，用发展的事业凝聚人，用科学的机制激励人，用和谐的环境陶冶人，强化内在驱动、提倡自我完善，实现制度刚性约束与文化柔性自律的统一，增强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人本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是凝聚职工队伍合力。企业文化是一种粘合剂，能把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不同、成长环境不同、个人经历不同的企业职工团结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目标激励凝聚人，通过年度工作会议、形势任务教育等多种形式，将油田制定的长、中、短期发展目标进行广泛宣讲，并把目标层层进行分解，使每名职工的个人职业规划目标与企业发展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增强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蓬勃发展的油田事业凝聚人心，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创业激情、强烈的进取精神和不懈的追求动力。当前，油田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 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辽河油田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方针不动摇，积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把实现企业持续有效发展作为共同事业，为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提供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实现企业与职工的共同发展。以真情关爱凝聚人，情感管理作为当前一种全新的管理观念，强调只有对职工的情感进行有效的“感情投资”，才能把情感这一无形资产转化为巨大的有形财富。始终坚持把职工视作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坚持以人为本，真情关爱职工，通过思想聚心、帮扶聚情、惠民聚力等途径，畅通心理疏导，展现人文关怀，努力营造和谐融洽、共享共进的情感氛 围，切实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四是提升企业整体形象。良好的形象是企业宝贵的资产。只有发挥文化的辐射和渗透功能，将无形的文化价值转化为有形的价值，才能把文化财富转化为竞争资本，为企业形象注入更多含金量，创造更大附加值。以卓越业绩树立油田新形象，面对油气资源接替不足、老区稳产难度加大、经营成本严重不足的实现困难和挑战，油田上下紧密围绕“双千”目标，全力打好“原油千万吨持续有效稳产、未上市企业解困扭亏、天然气业务快速发展、管理增效与科技创新”四大攻坚战，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业绩，实现了油田连续27年保持千万吨以上稳产。以优秀品牌构筑辽河新形象，积极培育品牌意识，坚持以精湛的技术、过硬的质量、优质的服务打造辽河品牌、发展辽河品牌，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形象，并在产品和服务中注入更多的文化基因，使辽河品牌在市场中形成独特的文化优势，实现创造产品、服务名牌到创造企业名牌的转变。以过硬队伍支撑辽河新形象，在继承企业优良传统，发挥队伍固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通过教育引导、制度强化、典型示范，使每名干部职工都树立正确职业理想，恪守高尚职业道德，掌握娴熟职业技能，遵守严格职业纪律，不断增强责任心，提升执行力，展现出广大干部职工的良好精神面貌。同时，借助权威媒体、主流渠道，采取多种手段，讲求艺术，提高效果，不失时机地加大油田的对外传播力度，不断扩大辽河油田品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长春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对长春文化软实力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本文试图通过对长春文化软实力的调查和评估，为中国城市软实力建设提供积极的建议和发展对策，进而为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提供可能的经验，以期为我国软实力的建设贡献一些力量。 ［关键词］长春 文化软实力 指标体系 如何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使经济能在文化中汲取不竭动力，使文化成为经济的内在支撑，是摆在长春面前的现实课题。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文化软硬件条件都有很大改善，成就斐然，但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长春城市软实力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也是本文的宗旨。 一、长春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一）贯彻科学发展观原则 在测评体系的设计过程中，课题组在测评长春文化软实力硬件指标的同时，特别注重长春文化软实力的软性指标，并注重长春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协调发展。在测评项目设置上，课题组分别对长春市的公共管理、人口素质、区域文化、人居环境等四大方面，进行了逐一考量。在测评内容方面，课题组对每一大类指标涉及到的各个子指标，进行了符合实际的计算并最终确定了科学的权重。 （二）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原则 在设计测评体系过程中，课题组非常重视整个测评体系的科学性，对如何筛选长春文化软实力指标、如何量化主观指标、如何合理配置分值等一系列难点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测评指标体系，保证了整个测评工作的公平性，减少了主观上的随意性。 （三）前瞻性原则 在长春文化软实力测评体系的设计过程中，课题组考察和借鉴了国际上关于软实力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借鉴了发达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城市的特色，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和完善，保证了测评体系对中国以及中国城市软实力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四）针对性强原则 我们要做的就是选取的每一个指标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某个要素，以保证其具有针对性。 （五）系统全面的原则 指标体系应能全面反映城市文化软实力涉及的每个方面，不能只从一点出发。 （六）互相独立原则 每个指标要代表要素每个方面的特质，而某个特质要尽可能用少而精的指标来反映。 （七）有代表性原则 指标本身不仅是所反映要素的代表，而且必须能反映其所代表的要素特性。 （八）便于获取原则 必须确保所选指标的数据能够准确地收集。从理论上看有些指标虽然非常理想，但从实际操作考虑，可能会有成本和获得的难度大的不足，所以只能放弃。 （九）动态变化原则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关注重点，会随着长春城市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指标应能反映长春城市动态的过程，保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依然适用。 二、长春文化软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长春城市文化软实力一部分是通过数字、实物和具体的状态体现出来。例如，长春市的文化产业值、长春市学校的数量、长春市的文化机构数量，都是用数字来体现软实力的。另外，长春市的图书馆、博物馆都是以物的形式体现软实力的。而长春市每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生活态度又是以一种具体的状态体现软实力的。最为难以测量的就是人的思想、情感、动机和智慧等主观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制定相对客观的指标，这种指标不是完全的客观，它是在研究人员的设计下使其量化。 三、长春文化软实力的评估方法 指标体系是区域软实力评估的重要工具，如何将其合理利用，最关键的就是选择科学的使用方法。在区域软实力的评估过程中，价值判断的两种形式是：定量与定性，相应的评估方法应有定性和定量两种。通过数学计算得出评估结论的称为定量方法，不通过数学计算得出结论的方法称为定性方法。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是区域软实力评估的基本思路。 （一）定性评估方法 定性评估方法使用的资料多是源于评估者主观的鉴定和评审得出的，定性评估的结论一般不是量化的计算结果，往往是描述性的话语。当然，有时也可以将定性问题作定量化处理以表达得比较明确 也就是说，定性评估结论的表达方式取决于项目评估的目标、内容和要求。 （二）定量评估方法 综合评估定量方法的数学理论是一种最优化理论，它应用数学工具对评估项目进行定量描述和分析综合。常用的综合评估的定量方法是层次分析法。这种方法是用于求解层次结构或网络结构的复杂评估问题。它是采用指标成对比较的方法构造比较判断矩阵，通过对判断矩阵的计算，进行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最后进行层次总排序，得到各因素的组合权重，并根据最低层次各指标权重和指标值对区域软实力做出综合评估。 文化软实力论文:媒体在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及对策 引言 “文化软实力”这一名词，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经济与文化日益融合，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性概念。尤其是在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不单单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较量，更多的是文化感召力和创造力等“软实力”的较量。党的十八大不仅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五位一体的高度来定位国家文化软实力，而且对如何提升我国当代文化软实力进行了重要论述。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较晚，由于外国文化的冲击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其现状不容乐观。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介质和载体，对受众的意识和行为都有深刻的影响，在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媒体角度探讨如何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只有准确理解事物的内涵，才能理清思路，明确方向，有效地实施发展战略。要提高文化软实力，首先要准确把握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一）软实力的概念 简单地说，软实力（soft power）是指某个国家依靠文化和理念方面的因素来获得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能力。最早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学者小约瑟夫·奈。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表现出来的“软实力”。他认为在权力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要突破只将综合国力定位于硬实力的狭隘思维，拓宽人们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视野。 （二）“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 文化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资源。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外是国家的名片，对内是民族的灵魂。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推动个人、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驱动力量，它比经济、政治、军事具有更强大的牵引力。一个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强的国家，更容易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理解和尊重。可以说文化是软实力中最基本却也是最重要的力量，是软实力的核心。 二、媒体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 媒体一词来源于拉丁语“medium”，音译为媒介。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媒介，是信息得以宣传的载体或平台。传统的媒体主要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出现了许多新媒体，如移动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手机报、iptv、电子杂志，以及博客、微博等自媒体。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媒体的传播。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开放化的时代背景下，媒体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今信息社会，凡是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的国家，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就能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的传播力。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引领着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一）媒体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 以传统媒体的代表电视为例，《亮剑》《士兵突击》等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对唤起人们对正义的渴望和对英雄的崇拜，弘扬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儿女情长》《金婚》《亲兄热弟》等家庭伦理剧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家讲坛》《走进科学》《动物世界》等科教节目提高了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满足了人们对高层次文化追求的渴望。而上海世博会的报道不仅强烈地调动了中国人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热情，更为国际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打开了一个新窗口，为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理念以及外交思维提供了一个大舞台，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感染力、说服力。七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宣传与弘扬了我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唤醒了我们对中国美食的骄傲和感动。 随着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新媒体相应出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网络媒体集中了传统媒体的各大优势，还因其及时性、海量性、全球性、互动性、多媒体性等特点在传播文化方面比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更大。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微博，如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因其时效性强，受众广泛的特点，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视，可谓是“小微博大力量”。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名人、新闻媒体纷纷开通微博与网民展开互动。很多社会热点事件均是通过微博而广泛传播。可以说，微博引导了人们的舆论导向，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凤凰周刊》的编委、记者部主任邓飞认为，以前的人可以通过文字去影响社会，而现在则是通过行动来改变社会。他说，“微博通过改变我，进而改变我的国家。” （二）媒体在提升美国、日韩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 目前，美国是利用电视、广播、杂志、互联网媒体来传输文化最成功的国家。美国控制了世界大部分电视和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大量的电视节目。美国两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使用100多种文字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家用户新闻，与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一起垄断国际新闻来源。美国之音用52种语言每周播放时间超过1200小时，每周拥有世界各地的听众8600万，成为美国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的急先锋。互联网使美国的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无处不在，几乎人们一进入因特网就进入美国文化的环境之中，提高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日本主要通过动漫向他国发起文化攻略，对外推销、灌输自己国家的政策和价值观。《名侦探柯南》《机器猫》《火影忍者》等一部部风格各异的动漫，不但使得动漫人物深入人心，还日积月累地影响着青少年、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甚至使得许多年轻人产生对日本的崇拜。日本动漫不但改变了一代人的观念，还让更多的人对日本文化产生认同感。 而韩国主要借助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传播韩国文化，提高国家的影响力。韩国政府把中国大陆看作“韩流”文化产品最有潜力的市场，他们的理念是“以中国文化打败中国人”、“以中国文化开拓中国市场”。韩国将传统文化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中，如筹划了10年的韩剧《大长今》，专门研究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喜好，在中国两岸三地热播，屡屡创出收视率新纪录，使得中国“韩流”滚滚，兴起了学习韩语热。 三、媒体在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对策 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是扩大文化传播力和辐射力，而传播力的增强关键在于媒体。为了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媒体，使其发挥应有的效用。 （一）传播先进文化 媒体为信息、文化传播的平台，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把传播先进文化放在首要的位置。传播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从中吸取世界文明的水分，最终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例如，各种新闻报道和媒体活动的文化引领，积极影响着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因此要想具有大众性、普遍性、实效性就必须通过媒体来实现。 （二）塑造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既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外在形象，又是国家综合国力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国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媒体传播。因此我们应遵循国际通行的标准、规范去追踪人类共同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并突出个性特征、塑造国家形象。比如说，中国的白酒虽然在国内被大家所认同，但国际上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我们可以从酒文化这一点突破，使其不断地标准化、正规化、国际化，最终达到突出个性特征、塑造国家形象的目的。 （三）引导舆论导向 正向舆论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负向舆论则对社会发展起到破坏和阻滞作用。媒体是舆论引导的主力军，对推动热点事件、促进改革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要承担起引导舆论导向的责任，引导人民正确地看待和分析热点事件，让主流意识形态在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四）树立模范典型 模范典型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要充分利用媒体的宣传力树立模范典型。比如现实中“雷锋”郭明义，他带动了当今中国“雷锋”精神，并使其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我们要树立类似的模范典型，打造中国精神。 文化软实力论文:舞蹈艺术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性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改革的目标指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本文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舞蹈艺术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中坚力量，以它具有的娱乐性、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它强大的表现力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过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为舞蹈艺术的从业者，更好地打开探寻各自专业领域的思路。 关键词：舞蹈艺术；文化；软实力；重要性0前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五个体制的改革内容。而文化体制改革中，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主要的改革目标。改革目标的提出，使我们文化产业的从业者，也应该从自身的专业角度，认真思考本专业可以为改革目标的实现，做哪些具体的工作。作为一名舞蹈教育工作者，在实际落实这些工作之前，应该客观认识到舞蹈艺术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对于审视本专业的发展、合理规划专业改革的方向、目标是最为务实的选择，也为更快、更强的展现我国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可供参考和探讨的角度。 1现代社会，舞蹈艺术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具有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中国家文化软实力在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体现，比如文学、电影、音乐、舞蹈、设计等等。文学是从文字的魅力来诉说，电影用光和影记录，音乐用音符的跳动来传达，设计用线条和结构来体现，这些文化类型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舞蹈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它从自身的特点出发，用肢体动作在传播艺术魅力的道路上不断发挥自身功能。它传达出的国家文化的特色和实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1）舞蹈艺术娱乐性易于民众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吸收。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层次纵向是加深的。舞蹈艺术有在剧院、舞台上演出的表演性剧目，也有综艺节目中的表演性，也是作为娱乐节目参与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形式，都无形中传播了国家文化的概念与风格；这种特性，也影响了除本国之外别的国家与民族。也正因为舞蹈的娱乐功能，它更容易被民众所认识、吸收和喜爱。比如现在社会在青少年当中很流行的街舞，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外来文化，但是它在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很迅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广场公园，从7、8岁的小朋友到70、80岁的大爷大妈，热闹非凡的跳着、开心着。虽然并没有真正探寻过作为外来文化它所具有的特征，以及表达形式。但是不约而同地在实际的表达过程中，与街舞所要表达的精神是那么吻合。另外风靡我们国家很多地方的拉丁舞，也同样吸引着众多的爱好者。各种培训机构，各种比赛层出不穷。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伴随着舞蹈动作的节奏、力度，充分张扬肢体，达到娱乐身心的目的。这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也是别国文化软实力对于我国文化的影响。而这影响，也正是因为舞蹈文化的娱乐性，更容易被他国的人们所认识和吸收。舞蹈的娱乐性使得我们国家的民众对于并不来源于本国艺术土壤的表达方式，展现的那么自然、和谐。通过表演者的艺术加工，他们的表现形态也在逐渐的本土化。我想任何艺术的交融是避免不了了，但是如何在交融中保持我们本身所特有的风格与特色，坚持发展我们本国家的舞蹈艺术特点，这点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 （2）舞蹈艺术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影响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在社会发展中，政治、经济的发展变革影响着民众的意识形态。政治是思想上直接的干预，而经济是从生活的点滴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经济的不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艺术表达手段和方式，他们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和传播。比如中国舞蹈体现出的内敛、含蓄的体态特征和美国现代派舞蹈表现出的直接、力量的体态表象就是不同政治体制下产生的不同意识形态作用后的结果。无论何种结果，艺术的感染力是同样存在的，而它所传达出的艺术魅力和表达出本国民众的意识形态会伴随着它的感染力的扩散而逐步影响他国民众。从影响得到了现实回应的过程，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借助的就是舞蹈艺术的娱乐功能。舞蹈艺术的娱乐性直接的作用便是在娱乐的过程中影响了人们的意识形态。比如说大众传播媒体的综艺节目，观看这些节目的人很多，这些节目所体现的节目内容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人们的审美和意识。综艺节目中出现的舞蹈画面，很 多是流行、时尚、动感或者性感的内容。在80、90年代，我们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伴舞节目中，舞蹈演员基本都是以端庄稳重装扮的。而现在打开电视屏幕，各种综艺节目中的舞蹈演员造型多是以性感为主。我们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也在不知不觉中包容了这样的变化。意识形态影响了舞蹈艺术的创作，而舞蹈艺术的传播过程也自然地表达了意识形态。如果需要加强意识形态的形象力，则需要充分利用舞蹈艺术的传播特点。所以在传播国家软实力的途径当中，应该注意到舞蹈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舞蹈对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很大的。 （3）舞蹈艺术丰富的表现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舞蹈是一种表现力很强的艺术形式，因为它调动了全身心的力量来表达内在的情绪，它所表达的情感冲击力是巨大的。正是由于它有这么强的表现力，才能在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形势，达到传播文化软实力的目的。由于地域的辽阔，在我们国家当中产生了很多不同风格和特色的舞蹈形式。在本国的各民族之间，这种舞蹈艺术丰富表现力的展现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比如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就产生了有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民族的舞蹈形式。这些民族在生活中的交集和文化的交流中，舞蹈丰富的表现力使得各民族之间的舞蹈艺术有很多的联系和融合。比如四川羌族和彝族，这两个民族舞蹈的动率和体态特征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一个国家民族之间的舞蹈艺术传播过程可以看到，即使在国家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中。舞蹈艺术丰富的表现力仍是加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我们国家像这样舞蹈风格表现力强、特点明显的民族还有很多。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导致文化传播闭塞，很多舞蹈风格没有被大家认识，现代社会传媒技术不断加强，更多舞蹈形式也在不断涌入我们眼睑。这么多艺术形式，占有这么强大的表现团队，通过适当的传播，我们的文化也同样会受到各国人民的关注与喜爱。 2结语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走上另一个台阶，改革的步伐也越来越响亮。在舞蹈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这些从业者也应该认真思考我们专业改革和发展的内容与方向。为的是能更好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我们国家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内涵和实力，而舞蹈艺术作为其中独特的一支更应该引起重视，因为它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这需要我们对本国家的文化有客观的认识，坚持本身所固有的特色，自信的向世人展示我们的文化。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避免不了各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只要我们有信心，任何交融都不可怕，它有助于我们的发展。舞蹈艺术将会在历史中继续担任传播者的角色，和其他艺术门类一起向世人展示我们国家的实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加强公路文化建设，提升行业软实力工作研究 摘要：目前加强公路文化建设，是提升行业软实力的支撑，它以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断的发展。需要持之以恒、不断学习和发展，切合实际出发，稳步推进，形成富有特色浓厚公路文化氛围，使它成为推动公路事业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公路文化 切合实际 科学技术 一、公路文化的特征 目前，提升行业软实力，必须要有相对应的公路文化建设做支撑，根据实际的情况不断的更新，使公路文化建设与行业相吻合，能够促进公路事业可持续的发展。公路文化和其他行业文化相对比，它更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公路文化是“网络文化”。我国不断的步入科技的时代，社会在飞速的发展，大多数地方的公路建设都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安全快捷，环境优美的通道了。例如：苏州阳澄湖，它的水质清澈、风景秀美，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旅游。因此为了防止阳澄湖的污染，昆山公路处实施相石公路界桥水源保护的改造工程，在2013年年底工程完工，不仅对阳澄湖的污染进行了防控，也方便了人们的交通，不但给如今文明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且本身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环境文化。 （二）公路文化是“活力文化”。科学技术和人们的劳动智慧造就了公路文化的建设。我国的交通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很多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在技术与科技上都具有全球先进水平。这几年中我国公路桥梁建设还在不断进行完善，为人们提供了安全、便捷的道路，不但将人们的视野开阔，改变了一些老观念，促进了人们创新精神，还加速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与实现小康生活的现实活力。 （三）公路文化是“公益文化”。公路是每个地方的基础设施，是各个行业和每个人都需要利用。公路的作用，可以直接的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曾经有经济学家计算过，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四个百分点。公路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公益产品。，因此公路的环境、面貌、建设都是一种无形的效益，是社会财富。 （四）公路文化是“服务文化”。服务一词是具有很广泛的概念的，在众多的服务行业中，公路行业的服务，就是保证公路的安全和畅通。在公路的基础建设中设计、施工、管理、施救等一些方面，都是必须围绕着安全和畅通来进行。公路的施工人员，需要在工作中，以“畅、洁、绿、美、安、优”的理念，来进行打造，建设有特色的公路文化。 二、公路文化建设的途径 公路文化的建设，是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必须要确定目标，不断的努力、探索、积累才能够将其实现 （一）突出个性，弘扬公路精神。每个公路部门在对于公路文化的建设中，都需要将自己的个性突出，加强对精神的弘扬。例如昆山公路：争创一流的拼搏精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团结和谐的大局精神，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再弘扬精神的其中，可以加强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激发工作中的责任和使命感，推动公路的安全、畅通的可持续发展。以奋力助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全面实现公路事业更好更快发展，始终坚持更好更快思路，率先建成现代公路样板为工作目标。 （二）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增强敬业爱路意识。社会中的不良影响，使公路职工中也出现了消极的因素，因此加强职工的职业道德是非常必要和迫切。让职工认识到公路交通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在业内树立起先进的模范人物，引导职工不断的完善自己，能够从小细节上来提升自己，向社会展现出公路职工的精神，让人民更加的理解、关心、支持公路；开创一些评创活动，引入奖励制度，提高基层职工的工作热情；利用多种方法，尽可能的增加职工的收入，缩小公路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跟上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重视人 才，建立培养、使用、激励并举的人才工作机制。尊重公路职工的精神，将职工参加议政的积极性提高；开展内部竞升发展模式，形成尊重知识、人才的良好氛围；对职工加强岗位上的培训，利用继续教育对公路职工中人才的知识和素质进行提高；使职工对公路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公路事业发展充分的认识，需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加强对职工培训的工作，构建全面的职工培训制度，结合实际需求利用教育资源，提高全体职工的素质和技能。 （四）继承传统，创新方法，进一步加强职工政研工作。要实现“三个文明”与公路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加强的时候，需要结合公路管理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公路的建设、改革、发展等各项工作中都需要贯穿着职工的思想政治，为公路的事业发展，提供有利的精神动力和智慧的支撑。对职工思想政治加强的同时，必须在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面，努力的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增强教育的有效性。 三、结束语 加强公路文化的建设，才能更好的将行业的软实力进行提升。加强公路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是以动态形式进行发展的，它没有办法一蹴就行和一劳永逸。因此公路文化的建设者们，需要经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创新、自我提高。按照实际的需求，发展的原则，建成有特色的公路文化，提高行业的软实力，促进公路事业的发展。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析班组文化建设的软实力 论文摘要：班组是企业的细胞和基石，是公司从事生产、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单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战场。搞好班组建设，发挥班组作用，是提升公司执行力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阐述了班组建设中文化元素涵盖的形象、心理和精神三个层次。围绕“诚信、责任、创新、奉献”的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从诚信、沟通、尊重着手，努力提升班组文化建设中的软实力，并对发展软实力的差距作了简要分析。 论文关键词：班组建设；软实力；文化元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抓市场、抓管理、抓质量、抓队伍的激烈竞争中，企业注重文化和自身形象影响力的策略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个实体，通过文化理念的展示和吸引来增强自身形象和影响力，向社会推介一个和谐有文化的企业的能力，称为“软实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文化理念、技术质量和管理创新必须同步加强。企业再大，总是由班组这一个个“细胞”组成的，基层班组是企业管理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加强班组建设，增强其活力和执行力，是企业实现科学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本文就班组建设中的软实力提升作一粗浅分析。 一、班组建设中的文化元素 1.塑造形象是前提 国家电网公司制定了以价值观、品牌战略、发展目标、管理标准“四统一”为基础的优秀企业建设体系，首先是塑造企业形象。在班组建设活动中，要以《国家电网公司员工行为规范》为标杆，塑造统一的员工形象。一是外在表象的约束。统一标识，统一着装，微笑服务，5s管理等。给人留下一个整洁、干练的总体印象。二是内在心态的自律。树立国家电网公司“诚信、责任、创新、奉献”的核心价值观，抵制妖魔化的“三俗”理念；弘扬“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克服浮躁、浅薄的心理取向，凸显一种积极、阳光的工作状态。 当然，自律必须以教育和培养为先导。在班组文化建设中，开展诚信教育，培育创新精神，遵守《员工守则》，规范职业行为，倡导爱岗敬业，表彰积极奉献，努力把规定的目标要求转化为员工的文明习惯。 2.提升素养是关键 修养素质是企业文化人才战略的核心。班组文化建设同样要抓住这一主线。如果说形象的塑造尚是注重外化于形的层面，那么素养的提升就是侧重于内化于心的层面。从心理学上讲，引导、使用、成就和赞赏更能激发人的激情和活力。人文思想、人本理念、人性化交流是营造人格魅力的不二法门。在“创建学习型团队、争做知识型员工”的活动中，提倡每月读一本经典名著、每季交流一篇读书心得。要体会到读好书的益处：读哲学使人睿智，读历史使人知荣辱，读文学使人懂雅俗。在进行法制教育、荣辱观教育中，介绍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精髓，赋予其与时俱进的解读，培养员工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针对一些基层班组年轻人较多的特点，要多用赞赏的眼光看他们；多用包容的胸怀呵护他们，和他们一起探讨职场定位、适应环境、努力坚持的奋斗基础；多用开拓的视野引导他们，要广闻博览，兼收并蓄，储备知识，积累经验。 3.凝练精神是根本 制定班组共同愿景和个人愿景。紧扣国家电网公司的总体发展目标，结合本单位具体要求，围绕自身工作实际，提炼具有合理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的班组愿景和个人愿景。一是作为班组精神，时时对照激励员工；二是作为员工个人的座右铭，经常思考反省、鞭策自己。“涓涓细流、汇聚大海”，“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平凡的工作，也能做出非凡的成绩”，这些浅显朴实的语句，已不是束之高阁的恢弘口号，也不仅是员工表述个人心理诉求的多样性，这就是增强企业形象和影响力的软实力。 开展争当文明员工的活动，培养文明习惯，提升员工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组织员工参加义务献血、爱心捐助等活动，使员工懂得感恩和奉献，收获知足和快乐；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搭建展示个人魅力的舞台，享受获得成功的喜悦。 在班组建设中，要有意识地将提升文化理念影响力作为凝练企业精神的战略步骤。其实企业在文化影响力方面并不缺乏软实力储备，我们扎根的祖国，有着厚实的文化基础、几千年的文明史、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无限的创造力。毫无疑问，班组建设中软实力必将转化为发展经济的生产力。 二、班组建设软实力的提升 1.诚信是内外兼修的基本功 诚信，意指诚实、守信。为人真诚、待人坦诚，恪守承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也是当今社会政治、经济交往中的行为准则。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必亡。讲诚信、重承诺，增强责任感。 在班组建设中，倡导诚信，营造一种友善融洽的工作氛围。班组同志间心无芥蒂，团结坦诚蔚然成风。面对浮躁、功利、推诿、不负责任的人间世态，员工守着自己心中的一片宁静，勤奋踏实地做着平凡而有意义的工作。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诚信化为班组员工的基本素质时，面对社会服务自会产生吸引力。“基础决定高度”，诚信虽是个人修为，但拥有大批诚信员工的企业必是强大而有竞争力的。 2.沟通是增强团结的黏合剂 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在满足了人的基本生存、安全需求之后，人们还有自我实现的需求、自尊的需求、社交和情感的需求。有员工会认为，自己身处公司最底层，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只要工资、奖金不少就行了，班组建设与己无关；也有人会觉得，除了工资、奖金等物质待遇外，自己总感到工作的意义不是太充实，人生似乎还缺乏一些应有的光彩。这些现象和心理会影响团队的执行力与创新精神，会涣散人的斗志，削弱团队的战斗力。针对这些情况，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使之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从而构建出一种和谐的氛围。 首先，通过学习交心，提高员工对班组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其次，营造宽容和谐的工作氛围，重视、信任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发展潜力，让员工感受到他们被认可、被赞誉，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再次，引进竞争机制，让一批素质高、事业心强，富有团结意识、热爱班组工作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搭建攀登事业高峰的阶梯。 3.尊重是为人处事的立足点 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班组建设的核心是人的理念、心智、责任和抱负的建立健全。这就要求在工作中把对人的尊重放在显著位置。领导尊重职工，要改变“居高临下”、“我管你从”的思维方式；职工尊重领导，要怀有对企业、对社会的感恩之心；员工之间互相尊重，既体现了自身素质，更表达了友善、谦逊和欣赏的心态。同样，对客户的尊重，不仅向社会展示企业形象，更是对社会的一种回馈。 美化工作环境，关心员工生活，也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在员工过生日时，送上一盒蛋糕，寄上一张贺卡，他收到的不只是物化的礼物，更是值得珍惜和体味的关爱和尊重。 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风气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优秀的品质，超越时代和社会。盐城供电公司电费管理中心凭借对信念的坚守、对工作的执着、对员工的热忱、对诱惑的抗拒，在抓班组建设工作中，通过文化和理念吸引力来获取团队所需的软实力，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升华。企业的创新发展始于员工素质的一点点提升。2010年，电费管理中心被江苏省电力公司授予“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这是继获省“先进集体”后的又一荣誉。2009年，公司电价电费各项专业指标处于全省领先行列，同业对标所有指数均为满分。全年电力销售67.68亿元，同比增长12.81%，全年应收电费回收率达到99.997%。在这一组组无声的数字面前，使人明显感受到电费管理中心进取、奉献和超越的企业精神，明显感受到领导能力、执行能力和软实力的综合效应，更感受到抓班组建设、激励员工、提升自我、发挥才干的巨大威力。 三、发展软实力的差距 发展提升软实力，需要理顺几个关系。 1.长期与短期 文化和理念的影响力，一个形象的建立和展示，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沉淀过程。重短期的奢华渲染而忽略长久的规划、厚重的文化储备，是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软实力的。在这里，坚持尤显重要。 2.追求与追逐 在一般意义上讲，追求关乎灵魂，追逐多涉名利。当追求变成追逐的时候，理想就被欲望所代替，甚至会被物欲所湮灭。软实力的提升不能急功近利，也不会一蹴而就。况且，这种欲速不达的状态正是发展软实力的天然克星。 3.被动与主动 发展软实力，贵在提高自身素养。人生的魅力和难度，都在于选择太多。前者使人对生活、工作、未来等充满乐趣和遐想，而后者却使人面对时尚、流行难以作出正确的选择。敏锐的目光决定你人生征途的长度，宽阔的胸怀决定你事业发展的宽度，哲理的思考决定你挖掘宝藏的深度。具有读书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才能不断地充实心灵、升华境界、提升自我，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和人格力量。“知识就是力量”，是指知识要通过心灵的消化和释放，才能形成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被动只能外化于形，主动才能内化于心。正如那句广告词所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4.品牌和载体 世上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不但软实力的形成要根植于厚重的文化沃土中，而且软实力的影响和发挥更要凭风借力，踏浪而行。 韩国通过釜山亚运会，用泡菜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国内多少人，尤其是青年人，看韩剧、穿韩装，仿佛韩国就是一个邻家小孩。美国的薯条、可乐和大片，形成向全世界展示其霸主地位的文化三叉戟。我国的中医药、武术、儒学、书画和五千年的文明史等文化元素，其质其量远超韩美，但品牌效应和影响力与其高质高量极不对称。特别是美国推出的卡通大片《功夫熊猫》，在全球受到青睐和追捧，使我们感到心痛和深思。功夫与熊猫，是典型的中国元素，却造就了展示美国软实力的经典之作。《功夫熊猫》让观众在视觉和悬念上欲罢不能，又能与观众心有灵犀，有效达成智慧与情感的沟通。以我国“国宝”为主角的好莱坞卡通大片，却不是我国拍摄的，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文化软实力论文:论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论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后金融危机时代，电影越来越成为广大群众紧张工作之余喜爱的文化娱乐形式，电影票房不断创造奇迹，电影娱乐业逆市而上，由此带来人们对电影文化和电影产业的重新审视和关注。经济走低，文化被视为新的带动力，当今世界各国纷纷展开文化软实力的竞争，电影更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文化力量。美国电影协会前主席威尔·海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骄傲地宣称，世界范围内，每英尺胶片的美国电影带动了一美元的美国其他商品销售。贸易已经不再紧随美国国旗，而是紧随“电影”了。[1]我国政府出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考虑，也提出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战略，但是，在世界电影产业呈现出全球化合作的格局下，中国电影业的力量还非常弱小。如何加速提升我国电影文化软实力，使中国电影真正能够起到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梳理、审视和思考。 一、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研究缘起 “软实力”概念是1990年3月，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他认为：“由资源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四大因素构成的硬实力，始终是有限的，而真正具有无限张力的动力力量，是软实力。”[2]并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能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3]。在2004年，他又把“软实力”明确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是“让别人也想要你所想要”的能力。[4]概而言之，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于特定的媒体形式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传播。[5]作为艺术与商业的结合，电影具有文化性和商业性的双重属性，电影不仅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传播语言。作为 “软实力”构成的电影文化直接影响到国家形象的传播。国际经济学家指出电影产业是国家综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合软实力的体现，影视作品反映出的民族精神、渗透的社会价值观以及随之带来的强大经济效益，使得众多现代国家把提升电影文化软实力作为塑造国家形象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文化因素是世界性流动的因素，它构成的软实力难以垄断，文化可以通过跨国界传播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获得巨大的软实力。”[6]作为具有全球辐射力的现代媒体，电影对建构国家形象与增强民族主体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我们说，国家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家实力，在客观上是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体现，但更离不开现代大众媒介的想象性建构，而电影作品的广泛传播，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是帮助世界了解中国、认可和接受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内可以凝聚人心，对外可以塑造国家形象，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有限，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通过中国影视文化的对外输出开始有兴趣学习中国普通话，开始关注中国功夫、中国文化，来我国留学、工作，愿意和中国企业合作。可见电影作品的繁荣能有效地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电影的传播形式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形象的构建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三、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策略 （一）对外：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软实力竞争中有较强的优势，是我们提升软实力开发不尽的宝藏。当前，中国电影频繁参加各类国际电影节，走出国门面对国际受众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一种潮流，还应是中国电影的责任，中国电影应立足中华文化，提高自身质量以争取更多的国际国内观众认可，在全球竞争中表达中华文化应有的自信。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现状和经济“硬实力”的发展存在着差距，中国电影现在还不能够平等地与美国好莱坞电影进行对话。要想通过电影弘扬民族优秀品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中华文化神韵，达到文化外宣的目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业。 中国电影只有立足本国文化基础，呈现丰富的“中国元素”，才能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我们可以采取有效的文化立场和策略，那就是“中国立场，国际表达”来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同时，中国必须融入世界才能影响世界，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不是世界之外，中国文化才能有影响力。中国电影在塑造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差异性的同时，也要努力表现勇气、尊严、平等、自由、英雄、博爱等这些人类共通的情感。通过电影传达东方式家国文化、儒道文化及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展示东方文化的柔韧、博大。不过，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与时代特征相适应，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并与人民生活和国家行为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对世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二）对内：学习好莱坞运作经验，努力多出优秀作品 美国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好莱坞电影至今仍雄踞世界电影工业金字塔的顶端，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美国通过好莱坞影片，巧妙地将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和当代中国，通过好莱坞影片展示出美国是自由、平等、博爱、公平的世界，世界的发展方向在于美国。美国电影既是美国出口的文化商品，也堪称美国的文化大使。它用其光影魅力为美国创造了一种独特“形象”，弘扬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如大卫·普特南所指出的，美国电影所创造的美国形象极其有效又极其易于辨认，是一种富足的、充满机会的、令人激动的、科技发达的、而且至少在大多数时间都开放自由民主的，这种形象对于推销美国价值和美国商品同样成功。[7] 美国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2》全球热映，曾在国内引发大讨论，这一现象是中国文化输出，还是美国文化入侵？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盛行，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长此以往，必然影响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以及正在形成发展之中的先进文化。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的电影人守着中国文化巨大宝库，却无从下手，无法传递，这是谁的错呢？国产电影如果不反思自己，一味指责对方，显然是狭隘的。当前，最不该的是盲目抵制，而应该是学习。也许换个角度来看，好莱坞其实还帮了我们。我们一分钱没花，好莱坞就免费给我们做了一个全球广告。这比拿巨额外汇去做国家形象广告要好得多。同时，我们也应该警醒，《功夫熊猫》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可以看到我们丢失的“软实力”，中国文化资源和中国元素拥有广阔的国际市场，我们的电影缺乏的是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 （三）自身： 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提升电影文化软实力需要考虑电影自身的特点，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电影其自身拥有的特点使之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仅体现商业价值，还体现文化价值；不仅具有娱乐性，还具有精神性；不仅满足人们感官的享受，还给人心灵以震撼与启示，更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发展电影文化产业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影视产业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应给予政策扶持。美国是这方面的突出案例，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好莱坞电影等创意经济产业的全球利益，发展至今，已构建了一套完善的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国内，美国政府构建了一系列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并设立了众多的知识产权保护部门。在国外，美国政府不断积极促进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缔结，并通过多种手段促使其他国家加强对美国知识产品的保护。[8]制度的支撑是规范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我国政府可以学习美国经验，尽快建立完善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例如出台有效的版权保护措施；相对宽松的电影审查机制；调整电影制片方、发行、院线的分配比例等相关配套政策。总之，我国政府只有加大对电影业的扶持力度，建立权责一致、监督有力的电影行政管理体制，才能为电影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有效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 四、结 语 据新华社2012年2月18日消息，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内容，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每年20部海外分账电影的配额之外增加14部分账电影的名额，中国内地观众将在未来的日子里看到比现在多一倍的好莱坞进口大片。[9]协议的通过迅速得到不少好莱坞电影公司的积极回应，好莱坞大公司纷纷计划登陆中国，设立工作室。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从当前看协议对中国电影业是严峻的考验，但从长远看将会带动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进步。70年代的日本电影，90年代的香港电影，2000年后的韩国电影没有一个是靠封闭自拍达到辉煌的，都是学习借鉴美国经验然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中国走向国际，提升文化软实力，已经不是简单的口头文章，在合作中学习，才能走向前沿。古语说 ：是骡子是马溜着看。只要你有真功夫，还怕别人在你面前摆擂台？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与文化战略目标，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电影文化软实力实现路径。 文化软实力论文:简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论文摘要】将文化软实力界定为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的吸引力，使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总体评析，最后针对其中的优势与劣势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建议，以求为当前及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有所助益。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性权力，是建构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之上的硬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它通过让他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 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并以美国文化为例论证，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奈指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软实力的边界，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样的文化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软实力。关于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了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和结果，专注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电影、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作品等方面。“文化并不都是软实力，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实力”。本文认为，软实力中的文化要素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吸引力，使得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文化要成为软实力必须要同化他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强大的说服能力、渗透能力，以有利于本国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虽然文化在软实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性，使得“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但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政治 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像物质性资源一样为我们用肉眼所见，但是文化的作用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用于人，从而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根基，被视为国家推行战略 目标的重要渠道。文化要素发挥着“培育”作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一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内政治等，同时向他国传播或宣扬，使本国可以通过吸引力让他国用符合本国意愿的行为方式达到国家目标，使其行为更加具有合法性，遭到更少的抵制和反对。 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形态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己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认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评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和’咬化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一贯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为基础，强调同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仅为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同时，中国不遗余力的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到2006年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巫需完成。在吸收国外优秀飞文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不能被吸收的文化所同化，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构想 (一)发掘传统文化，构筑普世主义文化体系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化竞争是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文化需要积极应对回归传统和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通过自身建设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与现代高科技和信息传媒手段相结合，形成世界上最具优势的文化竞争力之一;另一方面加大对外交流力度，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提倡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中推动国际文化新局面。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论跨文化传播与提升中国软实力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提升　中国软实力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必将越来越频繁。从中国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对外开放的需要出发，探讨跨文化传播的规律，对提升中国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世界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也必将越来越频繁。从中国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对外开放的需要出发，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以指导我们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并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讨，深化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跨文化传播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与制约 (一)文化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 “软实力”( soft power)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提出。约瑟夫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参考其表述，我们可以将软实力集中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即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时代，“硬实力”依然重要，但软实力的重要性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国家、民族间的交流，增进其相互了解，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有助于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 从目前我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状况来看，我国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表现是:目前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整合多样化文化的能力不强;政府机构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意识较弱;、文化产业满足日益增长市场需求的能力低下;文化产品的市场传播能力、跨文化和社会影响力微弱;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体系滞后;文化发展的政策体系繁杂且刚性不足等。但是，由于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非常重视，上述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同志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把“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可以预见，经过全国人民努力，我国文化软实力一定会得到较大提升。 (二)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国家文化软实力属于国家综合实力范畴，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我国的各行各业都要围绕着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奋斗。 跨文化传播属于新闻传播或国际新闻范畴。“跨文化传播”一词最早见于爱德华·霍尔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一书。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最初范式成形于霍尔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和美国国务院外交事务学院在1951年至1955年期间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跨文化传播活动是我国新闻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上看，它的发展应当服从服务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因此，应当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提升我国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与效果。 (三)跨文化传播对本土文化的影响 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对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它们原有的面貌。但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各自特点依然存在，呈现出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各种文化正是在相互的吸收借鉴中去粗取精，获得新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本土文化可能在表面上发生变化，但很难改变它深层的特征，因为人的文化认同与他们的血缘、土地和信仰息息相关。本土与外来的文化可能是此消彼长的，也可能是形成新的混合文化。”所以，在跨文化传播中，每一种文化都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如何把握机遇，战胜挑战，使自己的文化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得以弘扬和发展，是我们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全球化、信息化对我国文化的挑战与机遇 (一)全球化、信息化对我国文化的挑战 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国际传播秩序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平衡态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强硬政治力量和文化、信息传播优势，将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向其他国家渗透。他们不仅对他国文化造成一定程度的侵蚀与削弱，甚至威胁其他文化的生存发展。他们利用自身传播优势，攻击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制度，干涉他国内政，试图在媒体传播的狂轰滥炸下，同化他国文化、政治、思想等。例如，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主流媒体，就以其自己理解的民主、人权和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模式为标准，衡量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文化与制度的优劣，把一切不符合自己文化或意愿的国家看作“无赖”国家或敌对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加以攻击、低毁、丑化和打压，这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二)全球化、信息化给我国文化带来的机遇 任何一种文化，只有不断注人新鲜血液，才能获取持久的生命力。当今时代，国际间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为我们学习先进文化、改造优化本土文化创造了条件。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人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和重要的角色，例如成功地加人世贸组织，成功地举办奥运会等，这都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三、通过跨文化传播提升中国软实力的相关对策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文化软实力已经被置于国家战略高度，如何构建并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一)建设中国主流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建设中国主流文化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主流文化呢?中国资深外交官，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吴建民认为，大体上应当包含三个部分: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二是来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造的许多好东西;三是中国从国外学习的好东西。 笔者基本认同吴建民先生关于中国主流文化的理解，并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一是许多事物的构成要素都有主次之分，中国文化也有主次之分。主流文化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一种影响决定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化。二是中国主流文化是指一种优秀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能够繁衍发展的基因，也是未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财富。那些被证明不好的文化不能纳入中国主流文化范畴。三是中国主流文化并非纯而又纯的中国人文化。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把它改造融合为对自己发展有用的文化，并纳人自身的发展之中，变成自己的文化。例如佛教、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优秀思想都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四是中国主流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状态和发展要求会是不一样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会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每个时代或每个社会发展阶段，每个国家、民族都有重构主流文化的任务，即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和符合时展要求的理念，吸收别人的先进理念，破除不合时宜的观念，创造新的理念。近年来西方国家兴起的政府文化再造和企业文化再造的浪潮，都反映了在新的时代促进自身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知识经济、信息技术、全球化和国内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新变化、新世界、新机遇、新挑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任务，中国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优秀传统，抛弃自己不好的东西，吸收别的文化长处，创造符合时展要求的理念，建设和发展自己的主流文化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五是当代的中国主流文化包含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的传承，对人类其他文明成果的借鉴、吸收、改造、融合和对符合时展要求的理念的创造。 在21世纪，我国要成功地从文化大国转变为文化强国，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必由之路。笔者认为，构建中华主流文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首先，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1988年1月，全世界当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云集巴黎。巴黎会议宣言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向两千五百年前回首，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他们认为，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与自己的和谐等，其中有着治疗西方各种社会病症的良方。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包含许多具有普适性的优秀成分，它们不仅造福炎黄子孙，也是其他民族甚至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要想构建中华主流文化，就要从我们的传统文化精髓中汲取养分。 其次，回顾历史，分析现状，总结经验教训，从我们自身的实践和事业中挖掘中华主流文化因子。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既是遭受侵略与屈辱的血泪史，也是觉醒和奋斗的光荣史。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书本上无法学到的，是更加深刻而实际的。正是在这段历史中，我们迎来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果实—马克思主义;我们找到了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一一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学会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我们更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这一切为我们在新世纪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再次，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世界是多极的扩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只有立足国情看世界，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同时把中国置于全球化背景下，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审视自身文化，才能够开阔视野，参与到世界的文明进程中，才不会固步自封，不会因外界的变化无穷而不知所措。 (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软实力之源，注重对世界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 我们应当以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为依托，博采众长，注重对世界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形成既包含我国特色又能引发异域共鸣的跨文化传播风格，以国际化的方式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国际化品牌。 (三)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从国际经验看，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很有帮助。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通过政府的计划以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相形之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弘扬与传播，西方文化品牌在我国文化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较多。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文化产业，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对于提高跨文化传播效果，对于提升我国软实力不可或缺。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之处，并扬长避短，打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四)注重传播方式和技巧，制定完整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信息源和举足轻重的发言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相对陈旧单一，与外部世界缺乏共同的诉求点，这使我们发出的声音常常得不到预期的回应，甚至带来反面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缺乏传播的方式与技巧，并且没有完整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作指导。 长期以来，我们的跨文化传播活动都局限于文化交际的经验教训，而没有清醒认识到面对不同文化背景受众时的定位差异，没有充分考虑其需求和心理，传播方式不够灵活。因此，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我们仍需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目标，形成针对性较强的系统科学的战略指导。 文化软实力论文:建设特色文化名城提升保定文化软实力 提要保定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从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当前迫切解决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文化名城；特色文化；文化软实力；创新策略。 近年来，保定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面对文化主导的新形势、新机遇，如何把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显然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名城文化，无疑是保定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一、注重凸显特有历史文化内涵，有效利用历史遗产的文化效应。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其特色体现更多地取决于历史遗留所蕴含的特有文化内涵，在对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和修缮上，不仅要在原有的古建筑间修缮仿古建筑，尽可能不破坏历史原貌而尊重特有的历史风格，更要注重挖掘出保定历史文化有别于他城的特有文化，凸显保定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 保定老城区以明清风格著称，尤其是裕华路沿线，集中了市区90%以上的文物古迹，是保定历史文化遗产的集中体现。 在修缮老城区主体建筑的同时，应树立永久保护思想，拟定长期保护修缮计划，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使这一区域的历史原貌和周边环境越来越完美的融合，从而使其成为展示保定特有历史文化风格的重点区域。如，以西大街—总督署—古莲池—大慈阁—钟楼为轴线，可开拓富有古韵特色的“古城历史文化风貌游览黄金区”，以突出展示古城历史古迹和特色产品为主，成为集文化、艺术、建筑和景观于一体的经典游览场所。沿线从事的活动都与传统文化有关，要打出一些保定老字号招牌以弘扬保定特色，尽可能减少现代商业气息。现代商业经营、机动车流和商业购物可规划移至新区，明确区分历史古城和现代新城的城市功能，这样文化氛围分明，既可保持历史文化景观宝贵的整体性、规模性和协调性，更加突出古城浓郁的古韵文化意蕴，使游客真正感受保定独特的清末明初历史文化，擦亮保定“历史文化特色牌”，又可有效改善保定市区中心的交通压力和卫生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对历史文化遗产要始终坚持“保护与开发结合”的原则，多方恢复与开发文化名城内的可观历史文化景点。目前，城内景点开发的还少，游客来到保定一般只能参观总督署和莲池两处，城内的旅游事业远不能与满城汉墓、白洋淀、野三坡等外围相比。而事实上，城内的旅游资源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因此，凡史料上记载的能体现保定文化特色的历史景观，均应努力恢复与开发。如结合总督署和正在修缮的清河道署，可开发体现保定官府中的“官署休闲文化”；结合古莲池，可开发体现保定书法艺术特色的莲池书法文化。此外，可打造老保定特色美食字号，尤其打出一些保定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美食老字号招牌，如原位于直隶总督府东边口碑甚佳的老字号“马家老鸡铺”，原位于古莲花池对面、保定历史上的名店、凭窗可以眺望莲池美景的“望湖春饭店”，还有白云章的包子、老马号的羊杂汤、白肉罩火烧等。 这些历史上曾经闻名一方的老字号，都是悠悠岁月留给保定的宝贵财富，若得以恢复名号，无疑可吸引着人们前去品味、回忆，成为古城游览的一大亮点。 再比如，西大街两侧房子多建于民国时期，是最具老保定特点的商业文化街，若把西大街原汁原味的民国特色加以修复，重现历史风貌，保存延续其鲜明的时代建筑特色，考虑建造成“中国保定西大街影视城”，兼或开辟以展示保定历史文化名人、历史事件、古城传说、名称来历等主题的古城历史文化展览馆，借此开发民国特色旅游专线等，可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游览亮点。同时，整顿所有与其历史风貌严重背离的商业店铺，进行合理商业开发，多打出一些老字号招牌，如有百年老字号之称的“槐茂酱园”、“万宝堂”、“稻香村”、“乐仁堂”等，还有曾享誉古城、肉香味美的“六味斋”、膳食业四大名园“宴乐园”、各自成派的书法名家题写的各种商业牌匾等，这些老字号招牌既体现了西大街历史上商业文化的特点，更是保定历史文化名城显现其独有历史文化内涵很重要的方面。若考虑加以恢复光大，即可成为保定文化名城建设的又一特色对外窗口，进而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文化效应转换为良好的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创造条件。 二、整合文化资源优势为品牌优势，重点打造保定特色文化品牌，强化品牌带动效应。 就保定而言，当前要重点打造好三张文化特色品牌：第一张文化特色品牌———“中国生态电谷，全国首座新型低碳”之城，引领未来城市建设新趋势的示范城品牌。确立“生态电谷、低碳新城”特色品牌，建设节能低碳城市，是保定建设文化名城进程中的重要举措。目前，保定在实现特色发展之路上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随处可见的太阳能电池板，高新区所有的辅路路灯采用太阳能发电，所有的路口采用太阳能交通指挥信号系统，全球首个也是唯一的电站式酒店———电谷锦江国际酒店等等，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显示出强大的发展潜力。 “生态电谷，低碳新城”的理念正与当今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相契合，顺应了国家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潮流，预示着发展低碳经济是当前城市建设所面临着的重大发展机遇。一个好的机遇对于建设文化名城的长远发展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保定要建设具有特色的文化名城，就要凭借自身独有的新能源产业优势，抓住机遇，继续打好节能低碳的特色品牌，推动文化名城建设向着更高层次加快发展。 第二张文化特色品牌———“冠军摇篮”之城，打造大型体育活动特色品牌。保定被形象地誉为“体育冠军的摇篮”、“体育之城”。保定成功举办的篮球文化节、空竹艺术节、狼牙山登山节、敬老健身节等系列文化活动说明，打造一批文化内涵丰富的大型体育特色活动是展示文化名城形象的重要策略。一要全面提升活动的文化品位，注入保定特有的体育文化精神，突出展示保定作为“体育之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彰显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扩大美誉度；二要把篮球文化节、空竹艺术节、狼牙山登山节、敬老健身节等文化节庆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形成文化节庆的长效发展机制，牢牢扎根于古城，常抓不懈，同时汲取经验，增强创新意识，不断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开拓更新更完善的文化节庆品牌项目；三要加强国内外体育项目交流，建立高水准综合性能的“中国保定体育活动交流中心”，成为国内外进行大型体育交流的重要活动场所，承办国内、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充分利用“冠军效应”，邀请保定籍冠军或国内外知名运动员参与大规模宣传保定、推介保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体育活动，扩大影响力，全面提升保定体育特色形象；四要加大各方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风气，定期展开各种体现保定体育文化特色的全民健身节活动，打造全民健身活动品牌。规划建设适应不同人群、不同用途的多种体育场馆，重点健全学校、社区、广场等配套的文化体育活动设施，真正形成全民健身运动的风潮，突出名副其实的“冠军之城”特色。同时，成立多种体育项目高水平培训基地，普及体育技能，建立选拔、培养、输送配套体系，为“冠军之城”储备大量优秀的后备人才。 第三张文化特色品牌———“中国优秀旅游”之城，打造全国旅游中心特色品牌。 保定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素有“中国优秀旅游城”之称。保定要建设文化名城，就要打好特色旅游的文化品牌，在“四个不断”上做文章。一是不断打造以弘扬保定特色文化为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争创全国优秀旅游线路；二是不断推出和精心策划富有保定文化特色的大型旅游文化艺术节知名品牌，除推出“中国保定红色旅游文化艺术节”“、华北白洋淀旅游文化艺术节”之外，还可结合总督署文化内涵开发“中国保定官署文化艺术节”、结合易县燕昭王建黄金台招贤纳士和荆轲南渡易水刺秦的故事以及涿州“桃园三结义”的三国文化，开发“燕赵传统美德文化艺术节”等，多方位地展示保定文化独有魅力；三是不断提升旅游点的文化内涵，在各旅游点建设有保定文化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人文景观。组织高素质专业旅游人才进行策划、经营和管理，提高保定文化旅游在国内外的美誉度；四是不断挖掘历史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新思路。对于未开发的或开发力度不够的特色景点，要不断加大开发力度，努力提升海内外知名度，增加旅游前景发展空间。对于位于一些保定县区的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却至今仍然处于飘零无闻状态的旅游景点，如同样作为长城重要关隘的紫荆关却远不像八达岭、居庸关那样闻名海内外，需要加大资金投入，扩大宣传。对于保定丰厚的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也要深入挖掘，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定县平民教育实验、高阳勤工俭学运动等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有旅游价值的近现代历史文化遗存，可开发成“中国保定近现代旅游文化”专线，增加新的旅游亮点。 三、关注文化民生建设，注重发展古城特色大众文化，提升文化品位。 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要关注文化民生，在很大程度上，文化民生的建设和实现就是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支撑。 （一）市民对建设文化名城的自觉参与意识是建设名城振兴保定的重要保障。 通过文化政策宣传、电视专题、报纸网络等方式加强认知和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的重大意义，普及古城历史文化，不断增强全体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归宿感和自豪感，从而产生热爱保定、献身保定、发展保定的自觉思想，提升整个城市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加快文化公益设施建设，兴建种类齐全、布局合理、适应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百姓需求的公益性文化场所。保定是著名的长寿之城，要特别关注建设老年人晚年精神需求的场所，如太极剑类健身馆、书法音乐艺术馆、花鸟鱼虫养殖馆、棋类娱乐馆、茶艺养生馆等，打造特色夕阳红休闲文化，使敬老爱老思想蔚然成风，成为保定古城特色文化一大亮点。 （三）大力繁荣大众文化，组织举办各种特色文化系列主题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精神生活，提升文化品位。尤其对于流传于民间的大众特色文化要大力扶持，倾力打造让百姓当主角的真正属于古城百姓施展才艺的“百姓文化舞台”，使名城文化具有百姓特色。 （四）重视社区文化，使弘扬保定文化活动走进社区。如举办文明规范进万家活动、社区彩色周末健身娱乐活动、社区读书角、编唱保定文明道德红色歌曲会、戏曲票友会、消夏老电影进社区等系列活动，聘请专家顾问为社区举办健康养生、法律咨询、理财投资等各种主题的专题讲座，举行花卉种植、剪纸刺绣、围棋象棋、绘画书法等技能切磋交流活动。组建社区居民文艺队，举办社区文化艺术节，树立典型社区，以点带面，推动社区间相互学习交流，区区联合共同打造和谐社区，兴建居民幸福生活家园。 （五）发展保定地方特色的夜文化。以弘扬保定文化底蕴为主，丰富夜文化内容，提升夜文化质量，摒弃“酒吧”、“迪厅”“、网吧”之类的传统模式束缚，而发展集知识、健身、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高品位的文化消费领域，如学习研究型、健身养生型、修身养性型、艺术娱乐型、社交沟通型、购物休闲型，等等。适时延长各大商场、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宫、体育馆、游泳馆等公共场所的开放时间，为夜文化创造充分发展的环境，逐步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夜文化发展经济圈。 提高各大文化广场的利用率，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文化层次群众广泛参与的各类主题文化活动，打造保定文化广场活动特色，成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传承保定悠久灿烂文化的纽带。 四、加强文化创新理念，推进文化体制创新，增强特色文化活力。 创新是建设特色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动力源泉，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障，当前要着力在文化的内涵创新、理念创新、体制创新、产业创新、传播创新、管理创新等多方面做文章，构筑保定特色文化创新体系。 （一）融文化创新于文化景观中，提升文化品位，于细节处凸显文化个性。城市个性显示城市的竞争优势，也是城市的魅力。建设文化名城要着意于细节中彰显城市的文化个性。首先，在城市建筑的设计上要避免千城一面，可在造型、图案、用材、色彩上寄寓保定某种独特文化意蕴；其次，通过增设各类文化景观，如文化雕塑、文化长廊以及文化墙等，把保定特有的历史文化名人、历史纪念性事件、民间传说、典故由来、名胜古迹等文化内容巧妙地融入其中，重点增设一批高品位、具有文化象征的经典标志性雕塑，使之成为文化名城极具特色的有机组成部分。保定历代名人层出不穷，也不乏重大历史事件，在城市的主要路口、主要建筑、文化广场增设反映保定重大历史事迹和文化名人的纪念性雕塑，突出历史文化意蕴；在图书馆、博物馆、校园增设励志性名人雕塑，突出学术文化氛围；在街道社区、超市商场、公园增设现代性雕塑，突出现代文化气息。此外，还可在城市环境景观上，比如在各道路绿化带栽种保定市花，配以四季花卉加以点缀，而不是千城一色的长青灌木，这样既美化环境，又凸显保定特色，加深对保定的了解和热爱。 （二）促进文化创新元素与经济的融合，加快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发展以创意为核心引擎的创新型特色文化产业群，增强文化软实力。一要加强文化创新理念，构建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使各类文化要素结合经济思路，加快向经济领域的渗透，培育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企业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 企业文化、商业文化、产品文化，走具有创新模式的产业化道路，开辟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二要开阔发展思路，制定保定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总体规划和具体实施措施。结合保定文化产业现状，依托高新区中国生态电谷国家级开发区的良好产业发展环境，积极建设保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创办国家级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三要以创新带动文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建立文化产业改革试点，鼓励文化创新，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以其为龙头，汲取成功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广，加强相关资源的最优配合利用，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从而打破各自为营的孤立局面，降低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本，以提高保定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例如，可以以县域文化产业为依托，加大科技含量，深入融合文化元素，促进产业升级，把安国的“中药之都”、容城“中国男装名城”、白沟“中国箱包之都”、留史“中国皮毛之都”等优势产业整合创建成既传承历史传统特色，又具有浓厚的新文化元素的大规模县域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通过增加产品品种、扩大产业规模，加强产业集群之间的信息经验交流和互利合作，拓宽发展途径，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利用各种优势合力做大做强保定文化产业，提升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共同维护好保定文化产业主权和城市利益；四要发挥驻保定高校、科研机构的智力资源优势，形成政府、高校与企业联合打造的“创意-生产-应用”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链，将创意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益，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 （三）注重增加创新文化的份额，保持保定“老字号”招牌活力。对于一些现存的保定“老字号”招牌，要注重在产品的生产、包装、风味等环节上都要增加诸如“老字号”的来历、文化涵义和历史积淀等创新文化份额。如，在产品的生产上，融入富有象征意义的特有文化内涵，使产品成为文化的载体，触动消费者的购买欲。在包装设计上，设计各种包装材料、图案、色彩、造型，有意识地把文化要素融入其中，不断提升文化艺术品位，赋予产品不同的风格。在产品风味上，在主打风味的基础上，设计多种适应不同地域的风味，拓宽“老字号”消费市场，从而产生文化附加值，发展壮大保定老字号招牌。 （四）建立创新型人才培育和引进机制。必须以创新型文化人才为根本，促进人才工作机制不断创新。要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培育有文化素养、懂文化经营、会文化管理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同时，注重保定高校文化软实力的创新建设，充分依托各高校的科技人力资源和优势，以校促城。积极构筑文化经营管理人才高地，引进创新人才、策划人才，为文化名城的可持续性建设储备充足的中坚力量，努力做好培育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工作，实现保定文化名城建设的大发展，全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五）构建特色文化建设创新机制，促进文化建设主体多元化。各级政府部门要把特色文化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常抓不懈，要整合资源，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实现特色文化资源的最优配置，形成文化共建的合力，实现文化建设与城市软实力发展的同步进行。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目标教育论文:论我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在新课程三维目标中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课程改革 新课程理念 语文教育传统 【论文摘要】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之中，语文传统教育似乎正面临 日益严重的危机，许多优秀教育典籍正被淡忘，优 秀的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但改革注重的是“改”而不是一种颠覆 ，改革始终是在“旧”的基础上寻求 “新”的改 变。 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必然存在交融点。本文就如何找到新课程理念与带有浓厚 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语 文传 统教 育的交 融点加 以探讨 。 新一轮课程改革，由于影响的是庞大的社会群体， 加之刚性 的政府行为推动 ，已经将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向了新 的高潮 ，必将是一场对社会有限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与之配套的是全国教育行政机关 、教学研究机构 、专家的强势能量导向，各学科的课程改革理念应当说已经渗透到了教师的教学行为之中，一种课程改革精神正影响着我们的教学。从教学行为主体定位到教学手段多样化，从互动关系到多元的评价体 系，都给我们的课堂和教学带来 了新的活力。对广大教师而言，这场改革也是教师与学生 、与课程资源共度的生命历程和共创的人生体验。广大教师走下讲 台，走进学生，互动交流，教学氛围浓厚 ，师生关系融洽。特别是在语文学科中，《标准》关于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 目标的论述 ，其根本 的 目的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新的课堂强调注重学生的体验 ，因为没有学生 自己去读 书 、感受 、理解 的过程 ，任何语文教学行为都是无效的。在与新课程共同成长中，在感受到课程改革取得初步成功 的欢愉中，在对待语文这一带有浓厚 民族文化的学科教育之中，教师应当多一些反思和 自省。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语文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语文到底是什么?向无定论 ，但是相当专家学者都强调语文教育有以下几个层面 ：①语言文字 ，主要是语言的实践和运用 ；②语言文学 ，这是比较高的形态 ，关注学生 的精神 、态度 ；③语言文化 ，是让学生对世界有独特的认识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还是几种说法的综合，都不可否认传统语文是一种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 ，语文教育不同于其他化学物理等 自然学科 ，带有深深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烙印。作为中华 民族文化的延续纽带，语文是我们生存生活的一种方式 ，是根植于我们血液之中的一种民族基因。而文化始终通过语文潜移默化维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 、礼仪社交 、文化教育价值等诸多方面。可是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要贯彻 《标准 》，就必须破除旧的传统理念 ；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保守落后，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传统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落后的代名词，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并不矛盾 ，对现代教育有着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可 以说 ，没有传统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 ，今天新课程理念就失去参照和基础，“忘记历史 ，就注定要犯历史的错误”，这是有教训的。而且，基础教育改革也不可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必然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过程。 二、新课程理念下，做好语文教育优 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已经深人人心，其实和现在常说的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在实施新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任何轻视忽视语文教育传统这一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传统、割裂历史传统与现实的血脉联系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课程改革中彰显优秀教育传统，重视民族文化 自觉性的回归。而《标准》的三维 目标无不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影响。 1．关于知识与能力。从总体上说 ，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 ，绝大部分教师改变了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传授的不足 ，而将学生学习能力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是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突破。确实，在千年的 “学而优则仕”应试教育思想的束缚下 ，传统语文教育这一块出现了 “繁、难 、偏 、旧”的局面，老师实施的是 “题海战术”，有的是 “头悬梁 ，锥刺骨”的精神 ，搞的是“口舌生疮”、 “皓首穷经”的苦学。而且在训练的内容上，传统语文重读重写而轻视听说 ，甚至以 “沉默是金”、 “口讷不能言”为美德，强调灌输 ，这些 当然已经和现在新的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巨大影响意义。新课程三维 目标之一就是 “知识与能力”，反观我们的课堂 ，学生敢于质疑 ，大胆评议 ，整个课堂氛围浓烈，这的确有利于弥补传统语文教育死气沉沉的不足，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新 的活力 。但是 ，大部分课堂学生没有写字 、没有练习，呈现出虚浮的热闹。试想：学生基本功没有了 ，还谈得上什么能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再隋指出：这些语言训练不落实 、不到位的课堂很 “虚”。 因此 ，在新课改理念下必须重视学生写字 ，加大对学生书写指导 ，写字习惯的培养。现在学生识字效率低，学生字也普遍不好，在家也没有练字习惯 ，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再不指导练习，结果就无法想像了。我国语文教育传统有一套训练认字识字方法，应该将基础知识重新放到应有的地位 ，否则能力就失去了基础 。可喜的是 ，新课标理念下语文教育重现 “书声琅琅”，比以往更加重视写字 ，要求 “以读为本，以读为根”。而且从国家发行的教材来看 ，仍有许多我们祖先遗留的精华 ，比如在小学 就增 加 了文 言文 ，在课 文后面 就增加 了 “我会认”、 “我会写”等项 目，反映了新课程对语文优秀传统的吸收，这不能不是说一种 自觉的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关 于过程与方法 。在 “过程与方法”这一块 ，可以说这是新课程在提法上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最大特色。 传统教育强调结果 、轻视过程 ，教学方法单一。新课程理念下 ，教师更新 了观念 ，提升了课程意识 ，学生 “自主 、合作 、探究学习”，多媒体调动学生兴趣 ，不能不说 这 比传 统 的语 文教 育进步 了些 。但是 ，对 照 《标准 》，我们发现在新课程理念下倡导的教学思想、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对传统语文教育继承了更多 ，或者就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因此 ，我们更加关注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教育传统渗透于现在的课堂。 (1) 《标准 》具有浓厚的关注全体思想 ，关注全体学生，而传统教育中早有 “有教无类”思想。我们要在承认学生个体差异的前提下着重关注全体学生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2)关于个性发展。传统教育中的 “因教施教”早已成为教师学生耳熟能详的词语 了。古代私塾中更有利于因材施教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将班级授课制和培优补差结合 ，怎样组织课外活动来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新课程理念下要进一步大力倡导个性化学习和个性 化评价 。 (3)师生关系。新课程要求每一位教师进行民主教学 ，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进而才有良好教学的氛围。 孔 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 师焉 。”他提倡“不耻下问”、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种传统的思想可以说对后代特别是现在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传统教育中“教学相长”思想 的体现 。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学一定要 民主 ，师生要 “对话” ，特别是要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实现共生共创，师生互相促进 ，双向成才。 (4)学习方式和教学方法。本次课程改革 ，凸显了对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视 ，提倡 自主 、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 ，但是现在课堂出现 了 “虚 、假 、杂 、闹 、偏”的现象 ，这实际上是对我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的认 同和吸纳不够。在新课程理念下 ，一定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落到实处和注意老师的引导 。这也是与语文教育优秀的传统一脉相承的。①启发诱导。孔子说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第一原则就是启发原则。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要将语 文课上得充满感情 ，充分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第一老师”，要用生活中的例子加上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互动，真正将学生调动起来 。②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在新课程理念下，必须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根据认知规律 ，强调 “反复学 习” ，强调知识再现。③重视文本 ，挖掘课程资源，扩大阅读量。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一些教学手段多了起来 ．多媒体教学摆到了重要的地位 。但是不可否认，作为课堂教学最重要的文本却被置于一旁，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一些专家教师为此进行 了呼吁。 《标准 》要求“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相比 《标准》出台前，这已经是提高了要求。尽管如此 ，与传统语文教育的阅读量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传统语文教育强调“博闻强识”， 朱熹强调 “读书百遍 ，其义 自现”就是这个道理。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必须遵守从“积累”到“感悟”的学习规律。人的语文综合素养 的提高必须是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上积累起来的，如果斥之以“死记硬背”而加以指责甚至彻底抛弃 ，既是对传统 的不尊重 ，也是对《标准》的误读。在新 理念下，要将各种阅读方式结合起来 ，注重思考，提高学生语文能力。④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这两种学习方式都是学习的重要方式 ，在知识获得方式 、师生作用关系 、知识结构水平 、学生年龄等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发现性学习注重学生对获得知识的体验和获得知识过程中能力的形成，但是 由于接受性学习的高效性以及发现性学习存在对学生基础的要求 比较高的局限性 ，注定了教师要将二者整合，真正贯彻 “以人为本”的过去和现在都奉行的思想。 3．关于情感 、态度 、价值观 的问题 。《标准 》的核心理念“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总目标是基于人的终身需要和谐发展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而提出来的，它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 的统一思想，思想性与审美性 的统一”。 《标准 》精神和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相 比，二者是统一的。 (1)都非常重视德育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思 想道德放在首位 ，无论是 《三字经 》、 《名贤集 》还是 《弟子规》等 ，相当多内容都是进行思想道德说教的。当然 ，以孔子 《论语 》为代表的教育典籍更是如此 ，其核心是 “仁”的思想，他提出 “君子务本 ，本立而生” ，这里 的 “本”就是做人的根本 ，做一个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而《标准 》对人的发展要求不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吗?可以说，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中，道德的基础是相同的，但可惜的是，在现在的课堂 中，相当多的教师并没有根据文道统一的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感染渗透。因此 ， 《标准》将 “情感 、态度、价值观”作为一个不可少 目标 ，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传承，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2)重视教学情感磨砺志气作用。“情志作用”是非智力因素 ，传统语文教育对此是非常重视的，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在也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说 ，说明兴趣和情感是推动学习的巨大动力 。所以，《标准》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激励性评价，保护学生学 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特别是现阶段，影响学生学 习的不 良因素很多，加之学 习本身就是一项很苦的劳动 ，如果教师经常将 “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 (《尚书》)、“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头悬梁，锥刺骨” (《孟子 》)等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的故事用来激励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多以“知识 改变命运 ，”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的志向，以各种课程资源中的人文精神，融合新颖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兴趣， “学 以致用，身体力行 ”，加上教师的言传身教， 一定可以为学生的不同发展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 当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 、“学而优则仕”、赚大钱 、娶美女 、做官是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功利性的表现，而且在传统语文教学过程当中，传授知识方法过于机械，传授手段过于陈旧，容易让人封闭保守 、墨守成规而变得迂腐，这的确是与现在社会发展对人的多方面素质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不可否认 ，传统语文教育无论是道德文化传承上还是教育思想上 的巨大作用 ，对今天的教育影响是深远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今天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要求其实就是语文教育传统的另一说法或者是与传统交融后衍生新的意义。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 ，我们不仅不能对传统语 文教育理念全盘否定 ，还要时时刻刻将传统中优秀的思想和做法发扬。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新课程与语文教育传统的交融点并加以吸收和发扬，这样就会实现我国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 自觉性回归。 目标教育论文:论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政策目标组合 摘　要：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基于公平和效率的考虑，客观上要求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由于不同补助的类型具有不同的经济效应，为达成预期的各种政策目标，政府在实行义务教育财政补助时，必须选择合适的补助类型与之搭配。 关键词：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类型；政策目标 1985年基础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确立的地方负责、分级办学的原则，以及此后按照这一原则逐步形成的“三级办学（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办基础教育的积极性，为我国2000年底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实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最近多项研究表明：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逐年呈上升趋势。从长远看，在义务教育仍由地方负责的同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何建立，首先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弄清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采用分权的方式提供义务教育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有哪些基本类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政策目标应选择何种转移支付类型？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期为建立我国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一、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 义务教育由地方政府负责，上级政府之所以要提供财政补助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存在收益“外溢”。奥尔森（Olson）指出，在不考虑收入分配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资金转移给州政府唯一合理的理由是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收益范围超出了它所辖的行政边界。如在本辖区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小学生，将来有可能在其它辖区内就业。至于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存在外部性时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的经济学原理十分简单：第一，在缺乏上级政府财政补助时情况下，地方政府利益极大化的行为会导致义务教育的供给不足而存在效率损失。第二，对于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义务教育经费完全依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由于不同地方的财政能力和义务教育支出成本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会造成各地方间义务教育服务水平的非均等化。而义务教育是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地方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继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上级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弥补地方政府间财政能力的差异，以实现地方间义务教育财政的横向平衡。第三，在实行财政联邦主义（多级预算主体）的国家，考虑到课税的公平与效率，中央政府将税基宽泛且具有流动性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及具有再分配效应的个人所得税划归中央政府，这一部分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把适应地方政府征收且不具有流动性的小税种留给地方政府。这样就使得地方政府可能根本就没有时政能力来承担起义务教育的全部财政责任，出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这种情况在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的一些地方是相当突出的。地方政府因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所形成的财政纵向不平衡同样也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提供财政补助，以解决结构性的赤字。第四，个人公平的要求。按照商品平等主义的观点，义务教育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有权获得的重要物品，即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学校教育。在现实的生活中，尽管地方政府免费为辖区公民提供义务教育，但对于那些处境不利的家庭和缺乏正常学习能力的个人来说，若没有额外的财政支持，恐怕他们仍然不能享受到平等的义务教育机会。对个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这种带有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合于分权的地方政府实行，它需要中央政府或地区性政府来承担。因为由地方政府执行再分配的政策会因人口的自由流动而导致一个无效率的结果。此外，义务教育还通常被视为一种有益的产品。地方政府在提供有益产品时，往往会因对有益产品的评价要低于社会合理的评价，致使地方政府用在有益产品上的财政支出达不到上级政府或社会所要求的水平，需要上级政府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加以矫正，而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被许多分权制国家用来纠正这类偏差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类型 上级政府用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被包含在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如日本的地方交付税、英国的RSG拨款中就包含了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助。所谓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又称无条件或总量一次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规定使用方向，不附加任何条件，资金按公式分配，公式中包含了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如人口密度、地理条件以及人均财政收入等。无条件转移支付的目的旨在确保地方政府有财政能力提供同全国大致相等的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水平，通常很难精确计算出这类转移支付用于义务教育的具体比例。另一类是上级政府指定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如我国中央对县的“贫九工程款”和“特困生补助”、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国库支出金对地方教育当局的直接补助、美国联邦政府和州对学区的资助等均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地方政府在使用这类资金时，必须严格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不得挪作他用。专项补助在分配方式上，既可以按公式分配，也可以按项目分配。 根据补助款项是否要求下级政府用本级资金配套，又可以进一步将用于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分为配套补助和非配套补助。配套补助又称对称性的补助，是指上级政府为支持地方义务教育某一特定活动而提供每一元钱，地方政府必须按一定的比例进行配套，且对其使用有详尽周密的说明。配套补助主要按项目分配，补助的规模取决于地方政府本身的支出金额。配套补助按照对补助的规模是否有限额还可以细分为不封顶的配套补助和封顶配套补助。非配套性的补助又称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虽然它也指定用于义务效育，但对于地方政府如何使用以及用在义务教育的哪些方面并无具体要求。这类补助一般按公式一次性的拨付给地方，补助的规模与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无关。 三、不同转移支付类型的经济效应 政府间不同补助类型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1.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上是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整块补助。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2所示：地方政府初始预算线为AB，所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为无差异曲线Ⅰ与AB的相切点E0，地方政府用自有的财政收入提供义务教育服务的量OX0.中央政府和地区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为AC，由于地方政府无条件的得到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地方政府的初始预算约束线移动到CD.新的均衡点为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Ⅱ与新的预算约束线CD相切于点E1.从图中可以看出，一般性转移支付通过收入效应使地方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数量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数量是有限的。因为这种转移支付是无指向的，它可以用于政府提供的任何一种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只是地方政府提供众多公共品中的一种，按照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般性转移交付还具有减税的作用。 2.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中央和地区性政府为地方政府一次性的提供一笔固定的资金用于义务教育，并要求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自有财政收入不得减少。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3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条件不变，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导致预算约束线外移。由于规定补助只能用于义务教育，新的预算约束线AZD为折线。且有条件的限制使地方政府选择角点Z，在Z点地方政府将所有的补助AZ全部用于义务教育。与等额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地方居民的福利水平有所下降。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E1处在比无差异曲线Ⅱ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Ⅲ上。图中还显示出：只有当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小于补助金额，即小于X2时，且补助金额大于正常情况下地方用于义务教育支出的增长，对补助支出的限制才起作用，否则非配套专项补助与一般性财政补助就没有什么差别。同时也不能保证补助的数额全部用于义务教育而不用于其它产品。 3.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4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预算约束线为AB，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为E0.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提供一项不封顶的配套补助，由于配套，它降低了地方政府供应的义务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相当于一种从价补贴），这样预算约束线移动到AC，在新预算约束线上实现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变为E2.在该点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服分数量大幅增加，地方选民消费其它商品Y的数量减少。便于比较，作出同等规模的非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总量一般性转移制支付的预算约束线为AZF、DF，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分别为Z和E1.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能够增加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支出，其增加的数量要比同等规模的总量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大得多。这是因为不封顶配套专项补助会使地方政府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降低了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使得义务教育服务相对于其它产品变得更便宜，产生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它也相应地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从而产生收入效应。对于同等规模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来说，同等规模意味着它们只有相同的收入效应而无替代效应，自然它们在鼓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上的作用要小一些。不过这些非配套性财政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于对消费的选择没有被价格变化所扭曲，因此它们更能提高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效用水平）。 4.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与不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相比，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影响的区别在于预算约束线的变化不同。如图5所示，假定地方政府面临初始预算约束线为折线ACD，配套补助使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降到点C，在C点之后，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又回到没有补助时的价格。这样，预算约束线平行于原先的预算约束线并且外移。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左边，封顶的补助就是配套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右边，补助就成了一次性的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正好位于C点，在该点上地方政府利用了封顶专项补助的全部潜力。由此可以看出，在不了解地方政府具体支出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切知道封顶的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究竟发挥的是配套的作用还是一次性专项补助的作用。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地方政府感受到了价格效应，封顶的配套补助在增加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作用要比纯粹配套专项补助更有效。 至此，通过上面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引出有关政府间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如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在增加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作用上，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要远远大于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其中不封顶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作用最大；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前者又更有效。第二，由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改变地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他们在改善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方面要比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的作用大，其中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最好的机制。第三，一般而言，非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应谨慎使用。除非补助的数额比地方政府本身用于义务教育支出大得多，否则将达不到上级补助的预期政策目标。尤其是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它不仅在激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和提高效用水平方面是次优的，而且也无法保证上级政府为义务教育提供的财政补助不用于其它公共品或对地方政府产生替代作用。当然，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用于个人或者是一些应急措施还是起作用的。 四、不同的义务教育财政政策目标与财政转移支付类型选择 前已述及，在分权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下，义务教育的外部性、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失衡、地方政府在实现义务教育个人公平方面的欠缺以及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在义务教育认识上的偏差，是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经济学依据。相应地它也为政府间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确立了政策目标：一是将义务教育外部性内在化；二是实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和横向平衡，三是满足义务教育个人公平的要求；四是体现上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偏好。由于不同的转移支付形式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决策的影响不同，因而它们具有不同的政策效应。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上级政府必须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选择不同的转移支付的形式。 1.义务教育外部影响内在化。将外部影响内部化，就是上级政府通过一项转移支付的形式，激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花钱，从而达到帕累托效率标准所要求的义务教育支出水平。在众多义务教育转移形式中，无疑不封顶的配套补助是最佳的选择。因为选择其它非配套性补助形式，要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在理论上，若配套的比率等于非居民收益份额，则这项不封顶配套补助将刚好抵消地方间义务教育的外部性影响。 2.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平衡。根据前面的分析，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收不抵支，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显然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最好的办法是采用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实现义务教育财政横向平衡应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政府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若把财政横向平衡定义为财政能力的平衡，只需要选择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即可；若上级政府更关心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果的横向平衡，从前面的分析可知，选择有条件的专项补助要比一般性转移支付成本低（或更有效）。 3.义务教育个人公平。对处境不利的群体或无财政能力的个人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以确保其享受均等的义务教育机会，这实际上是针对个人或家庭的一项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很明显应该采用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由于这类补助旨在提高个人的支付能力而非平等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根据前面的分析，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若委托地方政府实施，很难保证该项补助不用于其它方面。为防止补助受益“渗漏”，上级政府的补助应该采取凭证形式直接拨付给个人而非地方政府。 4.体现上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偏好。体现政府对义务教育偏好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目标，也主要是鼓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以达到社会所要求的水平，很明显适合于这类政策目标的最好转移支付形式也是配套补助。 总之，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相应也确立了上级政府实施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多个目标。上述理论分析表明：为达成预期的政策目标，政府须根据不同转移支付形式的经济效应，从中选择合适的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的政策目标搭配。一般来说，在不考虑财政纵向平衡的情况下，配套补助是实现效率目标的最佳选择，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均等地方义务教育财政地位员合适的机制，若要确保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果均等化，非配套专项补助要比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效果好。这样就形成两种理论模式：一种为专项义务教育配套补助与总量一次性补助组合，另一种为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与专项一次性（非配套）补助组合。当然，具体到一个国家，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究竟应选择何种模式，除了理论上的考虑以外，往往还要兼顾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等。 目标教育论文:大学的教育理念与目标 内容提要：要检讨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大学与高等专业学校不同，强调综合、广博、人文教育，培养和谐发展的人才。各大学可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与目标，但其共性的内容是：促使人类、族类文明与文化的传承、积累、扬弃与发展；培植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引导社会良性健康发展；培育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公众知识分子与健全的国民。过于功利性、实用性、工具性的目标设计、课程设置与评价标准是十分有害的，需要从长时效的视域来反省我们的大学教育。目前大学的管理机制和评价体系有很多问题。提倡读经典，让大学生学会品鉴、欣赏中外高雅的精神产品。要改变师生之间隔绝与疏远的现状。 关键词： 大学教育、理念、目标、经典导读、师生恳谈 一、从课程设置说起 自1952年按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分科式的专门教育，培养的理想范式是专业技术人才。即使是全国综合性大学，其内部也严重分割，缺乏科际之间的互动与整合。今天，我国综合性大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已有了不少改进，例如增设了跨学科的公共选修课，让各院系学生交叉互选，每一位学生至少要有10学分的公共选修课程。此外，不少院系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1]但总的说来，本科教育基本上仍按公共基础课（必修）、专业基础课（分必修或选修）、专业课（分必修与选修）三大块设置，这仍然是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而不是通才的培养模式。其中，师生意见最大的：一是公共基础课中，政治理论课6－7门，比例过大，且教学效果甚微；二是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设置过于狭窄。一些政治理论课的内容，脱离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与现代社会人生之实际，没有达到养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志向、情操、公民意识、处世能力的目的；而过于狭窄的、太强调实用性的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使学生在知识面、智力与方法论上，均难以面对现代多元文化和学科的综合发展。其实，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越强调实用性的课程，到头来越设有实用性。有一些专业课其实是不必设的，学生们可以无师自通。我以为，大学教育要放宽胸量，着眼于长远的未来，克服实用主义的偏向。大学教育、课程设置要有弹性，不能太死板。 现在我们注意到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技术学科的学生，文、史、哲、艺、宗教、语言等人文学科学生，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学生在知识上的互补，人文与科学的交叉，特别是人文教育或素质教育的提倡与重视，已卓有成效。从人性的养成来看，不论学什么专业的学生都需要人文的陶冶与性情的养育，都需要接受人文的教化。学习人文学，主要不是学知识，而是学智慧，是体验、丰富、提升人生的内涵与境界。但人文学工作者拿什么来满足大学生的人文需求呢，在他们最珍贵的大学生涯中，我们提供什么最有价值、最值得学习的东西呢？ 目前我们课程设置上反映出的另一方面问题是，四类课程（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业、公选）多为概论课，即二级或三级学科的某某学或某某学概论、通论、原理、通史、断代史等。在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课程设置中，极少有导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为内容的课程，这是中西方文科专业类、通识类课程设置上的最大的区别。国外名校文科的课程设置，多以历史上流传久远的名家、名著、经典为教学内容，通过师生反复研读，反刍其原创性的内涵。[2]而国内素质教育课程（或称通识教育课程或公共选修课程），乃至文科基础、专业课程仍流于一般概论原理或通专史，包罗万象，面面俱到，或貌似严整实为拼凑的体系。有人认为，读经典，读几部书，知识面不是更狭窄了吗？修若干门概论，知识面不是更宽一些吗？这种认识是有毛病的。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里指出，精神文化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不成比例的，希腊史诗、哲学、艺术和莎士比亚，仍然能够给我们以精神的享受，“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3]文明史上的经典是高不可攀、不可替代的。例如荷马史诗与《诗经》《楚辞》等，尽管其中不免有历史的局限，但今天人们浸润其中，仍然能吸收丰富的营养。指导同学们直接读文明史上具有原创性的经典，与思想、文化、艺术、哲学大师作心灵沟通与思想对话，所获得的精神上的满足是全面深厚的而不是片面浮浅的。他们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品鉴、欣赏、享受高雅的精神产品，学会读书的方法，求取新知，丰富自己，拓展兴趣爱好，进而陶冶人格与人性，使之深化而完美。读经典、诠释经典，是创造式的，对话式的，身心交融的，而读概论则是被动的，是把老师嚼过的馍再喂给学生，硬灌给学生。当然，我并不一般反对概论、通专史体系的教材与教学，这可以提要钩玄，方便初学的学生把握一些基本知识，但如果所有的课程都这样，那就有问题了。至少应有一部分课程是原典教学。实际上，我们可以尝试针对不同科系、不同层次的学生，用不同的中西文版本，导读不同或同一经典。台湾通识教育的推动者和研究专家黄俊杰教授分析了西方、日本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不同模式，特别评析了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古今的经典（包括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的大师名著，也包括东方的经典，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作为课程教育的中心的经验，很有价值。“近百年来美国的经验显示，以经典作为通识核心课程，是传承文化价值的有效方法……应该成为知性与理性迈向成熟的大学生所共享。”[4]目前，我们的通识课、公选课太泛太滥，应逐步形成以代表历史文化精华的中外经典为主要内容和教材的核心课程，其中一部分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学会尊重、理解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及其精神价值。 我个人1998年在武汉大学教育思想大讨论中发表了《理念 特色 经典导读》[5]一文，以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以及专业课程为例，指出本科生、研究生教学、教材中应逐步改变概论加通专史的结构，突出经典导读。我院近年来创办的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国学试验班的课程设置，以古今中西大传统中的最著名的十多种经典为主要课程，让学生直接读具有典范意义的原著原典，在文科教学方面突破了近五十年的新传统。 二、大学的定位：功利性与实用性之反省 课程设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理念与目标。当前讨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与目标问题，我想主要是针对太过功利性、实用性或为技术而技术的目标设计的。大学教育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口号当然是对的，但又是不全面的，因为这种服务不是直接的，或者说不完全是直接的。它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良好教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来服务于国家、民族、人类的长远的利益。适当的功利的要求，例如对大学提出促进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要求，并不过分，但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肯定是有问题的。把教育与浅近直截的政治或经济目的直接挂钩，已经使我国高等教育付出了不少代价，浪费了不少本来就不丰厚的教育资源。 为德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费希特指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德国教育之父”洪堡认为：“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那也仅仅只是第二位的。当然，对真理进行的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求，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6]在费希特、洪堡看来，实用性，服务现实，只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一或副产品，不是出发点，也不是目的，不占第一位。 大学教育不是向学生灌输现存既定的知识。洪堡特别强调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反思性”问题，指出必须培养学生对真理与知识永无止境的探求、创造性与不断反思的精神。他认为：“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和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的行为准则的反思。”“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对学术的研究，与科学的交道，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个性，然后他们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洪堡还指出：“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7] 据德国现代化研究专家李工真教授研究，普鲁士至德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成为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典范之一，乃在于他们自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传统：第一，大学的教师与学生，首先要摆脱对出身的依赖和对工商职业利益的兴趣，大学要与“社会实际政治与经济利益”保持距离，使大学、教授、学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使之成为国家与社会上的一支校正力量，校正那些不能把社会引向健康的东西，哪怕是形成为强势或话语霸权的力量。第二，大学是研究者的共同体。不断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不断向真理接近，积极、永恒参与学术探讨，以及研究的独立性、独创性，是大学教授们的最高的道德义务和原则。国家、大学必须有一套竞争、淘汰机制，保证、激发青年学者献身于科学研究，向已形成的舆论和权威挑战，冒着与他人在学术上冲突的危险，扫除门户之见，克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取得学术上的真正的突破与创新。第三，大学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它不同于地区性的学校，不同于专业高等学校，不同于工科、实用学科的专业化分工的学院，更不是职业训练所。因为大学强调综合、广博，提供最高的教育，强调人文教养、人文底蕴、人文积累与科学自由精神，不允许定位于仅仅是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大学生有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自主性和充分的学习自由。大学实行的主要是讨论课（Seminar）教学法。大学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自由进入图书馆，进行同学结伴式的自由讨论。青年人要离开大学时，应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或仅仅受过专业知识训练的人。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8] 由上可知，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创造精神，与社会热点潮流，与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保持距离和培养人才的全面性、反思性、和谐发展，是大学与大学教育的灵魂。这与把大学教育功利化、实用化、技术化、短时效化和人才培养目标上的单一性、工具性、职业化、无批判性的见解是格格不入的。用极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思维考察大学与大学的科研、教学与学科建没，在收益成效上，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都要求短、平、快，立竿见影，立等可取，这种短视的观点、短期的行为，是十分有害的。目前的大学管理部门缺乏中国智慧，不懂有为与无为的关系，缺乏弹性。他们真是去“管”教授，而且“管”得细密琐碎，根本上是以不信任教授为前提的。对大学教育及教师的许多评价指标、量化标准或考核体系暴露出诸多问题，重量不重质，完全丧失了学术品鉴的能力，如以刊物的所谓级别判定论文的水平等，一味强调形式、噱头、花架子。庞大的教育机构出台的很多做法，特别是评价体系的导向，不讲学养，不要积累，鼓励出很多无用的垃圾或泡沫，无异于逼良为娼，杀鸡取卵，这很可能断送大学教育的前途。这还不仅仅指大学教师人怨沸腾的、扰民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例如卷帙浩繁、名目繁多的报表，无休无止、鼓励钻营的申报、评奖、评估、检查、答辩，及其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也还不仅仅是用工科思维、工程方法去评价人文学术或社会科学，在尺度上、参考系上根本无视学科特点的问题；也还不仅仅是目前官僚化的评价机构、评价指标与体系本身，即成为学术腐败的真正渊薮的问题。事实上，它事关大学的理念与目标。 三、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目标：传承文明、造就健全的国民、培植社会资本 各大学可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与目标，但其共性的内容有如下三方面： 首先，大学当然要为社会服务，但不能只定位于为现实服务。大学担负着文化传承与文化积累的责任。大学的目标首先是人类与族类文明的传承，即在同情理解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把人类各地域、各族群的，包括本土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伦理、道德、艺术、哲学、经济、社会、政治、科学、技术等文化资源，通过重新翻译、理解、诠释、交流、沟通、融合，批判地继承与创造地转化，代代相传。通过深入研究与教育，促使人类、族类文明与文化的传承、扬弃与发展，是大学的使命。全球化决不意味着本土文化资源的消解，恰恰相反，全球化恰恰要求我们发掘本土知识的普遍价值。 其次，大学担负着培植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重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的目标还在于培养出大批有个性，有创造精神，有判断力与道德人格，有不断学习、终身受教育与自我完善之能力的个体，他们同时是能自由发展并具有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能力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应当成为社会的良知。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不论在日后的社会实践、专业实践上积累多少经验与本领，他一定要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具有社会参与的热情与能力，有理性的批评的态度，且有世界性、人类性的关怀。这也就是我国古人所说的“民胞物与”的境界。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指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专业知识，不论是学术、企业、媒体或政治，都需要专长……但除了专业本领以外，一定要有相当深厚的人文关怀，才配作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家也可以培养深厚的人文关怀。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文学领域里的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类自我反思的学问，既是个体又是群体的自我反思。”“能不能为大学生的自由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是评断大学素质的重要标准。培养批判精神，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批判，也是大学的目标。”[9]富有人文关怀的健全的公众知识分子，可以从广阔的视野考虑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道德、伦理（例如科技伦理、生态伦理、全球伦理）及社会心理等问题，针砭时弊，提升社会理想，指导社会良性地健康地发展。 再次，作为大学教育目标之一的社会服务，是通过对人类与民族文化的积累与传承，通过对具有自由人格，有理想有教养，具有自我完善、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能力，自尊且尊重别人，敬业乐群又尊重自然的人，我们称之为“健全的国民”的培养来实现的。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叫“效率优先”，但办教育不能要求有太快的效益与回报。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的服务，需要从长时效的视角来观察，不能理解得太直接、太狭隘。从直线性的“投入”与“产出”的观点来看待大学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是有毛病的。大学“产出”的不是器物，不是工具，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具有全面发展潜能的健全的国民。 台湾社会学家杨国枢教授指出：“大学教育必须同时达成五大类目标：（1）培养大学生对自己内在身心特质的了解；（2）培养大学生求取新知的方法与能力；（3）培养大学生适应个人生活所需要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4）培养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所需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5）培养大学生理解与关怀全世界、全人类所需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10]他主张，通过人本化的教育，使大学生的思想、知识与人格获得均衡的发展，使他们不仅对身心禀赋与潜能、个人志向与人生目标有深度了解，进而有关怀他人的情操，认同团体的能力，服务社会的意愿和关心全人类的胸襟。他们应有良好的求知兴趣与态度，正确的读书习惯与方法，至少掌握一种研究方法与怀疑批判的能力。这一教育目标所涵盖的范围很广，不仅兼顾德（公德与私德）、智（知识与能力）、美（高尚的审美品位、格调与能力）、群（人际关系、社会参与和公民意识），而且向内向外扩充。他们不仅对本国历史文化有关怀与理解，而且能从世界的观点，有理解与欣赏世界各文化及其差异的能力，有尊重他国文化与人民的态度，[11]达到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最近，媒体报导了北京清华大学刘海洋同学到动物园用火碱与硫酸伤害黑熊的事件；天津大学学生马晓明因被退学而觉得生活无意义，遂杀死了亲生父亲与祖母，并打算再杀死母亲和自己；北京一位大学生马忠义也是因多门功课不及格，持刀夜闯女生宿舍，想杀人以解脱；台湾一位马姓老妇到法庭状告她含辛茹苦培养出来的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化工所的博士儿子不认亲娘。[12]这里面有非常具体复杂的原因，有的属于心理上的疾病，有的属于社会或家庭教育的缺陷，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特别是道德素养的问题，是人性养育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媒体过分渲染刘海洋事件等，因为大多数的大学生是健康的，是有志气且蓬勃向上的。但我们仍然有孔子之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可否认，社会上的官本位、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也渗透到大学校园，造成有的大学生的两面或多重人格，以及道德价值观上的庸俗化、功利主义或虚无主义。家庭经济背景的贫富差别，使得部分贫困生有沉重的心理包袱。与我国传统的儒家教育相比，现代大学教育结构的弊端是：德业分工，知行脱节，为人与为学分裂，师生之间隔绝或疏远。大学教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交流对话还比较多，但与本科生之间在学问与人品方面，已不复有切磋琢磨、教学相长的机会和氛围。目前我院建立师生恳谈日制度，试图通过这一渠道，使师生在德业等多方面有所交流。大学是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的、互为主体性的社区。大学应当强调教师的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淳化师德、学风与校风，涵养师生的心灵，扩阔师生的胸襟。首先是教师要有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切实地帮助学生自己去立人去达人，怡情养性，塑造人格。总之，人文教育在今天的大学已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问题，它服从于我们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目标。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 论文摘要：经过多年探索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性精神，其人才培养目标既包括培养社会各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又包括培养中小学德育工作者，还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这个培养目标的明确不但有利于高校整合学术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基本思路，而且有利于拓宽大学生的就业渠道和发展路径。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德育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国以来，基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高校曾经设立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等本科专业。其中前六者的学科基础是单一性的，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行分类的研究和教学，后三者的学科基础是综合性的，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有鲜明的教育性。随着学术的发展，前六者逐步从高校本科招生目录中淡出，后三者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把后三者整合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符合学科发展的逻辑，也是高等教育经济原则的要求。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就要体现这种整合精神，既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又要培养中小学的德育工作者，并在此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 一、为社会各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 1983年6月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提出，为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要筹办以培养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为目标的政治院校。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或政治工作干部进修班。同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批转该Ⅸ纲要》的通知，认为纲要》是现代化建设时期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个很好的文件，其基本精神、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为了贯彻落实该文件，1984年4月，((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提出，为了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的方法培养大专生、本科生和第二学士生等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该专业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这是我国第～次采取正规化的办法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1993年l0月《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的意见》规定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级专门人才”。从这个文件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扩展到“党政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随着该专业的发展，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把培养目标扩展开来，主要为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各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 1．高等学校 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第一个服务对象。1984年设置该专业的当年主要为高校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同年6月《教育部关于在高等学校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班的意见规定其培养目标是使高等专科文化程度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毕业后继续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招生对象为“在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三年以上的现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试办思想政治专业在职第二学士学位班的意见规定，为了给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提供更多学习机会，以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从1987年起试办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1987年9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意见》仍然强调其培养目标主要为高等学校及党政机关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 2．党政军机关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我党的一大特色。但近年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加上有些地方党组织对思想政治建设重视不够，许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价值观念扭曲。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努力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服务于党建，为党务部门输送专门的政工人才是本专业设置的重要使命。行政机关以及立法、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是民意表达机关，行政机关是法律执行机关，司法机关是法律监督和裁判机关。在这个系统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实现领导的基本手段党组织和政工部门就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使国家权力系统得以有效运转。 军队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为军队建设和完成作战任务提供政治保证、精神动力和其他服务的工作。政工人员主要由军事院校的军队政治工作专业来培养，但不能完全满足需求，还要地方院校的思想政治专业培养的人才来补充。因此，有不少地方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把为军队培养政工人才包括在内。 3．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企业单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核算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事业单位一般是国家设置的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机构，它履行一定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宗旨是为社会服务。企事业单位一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领域，工人运动首先发生在企业领域。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加强和改进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而提高政工干部队伍的素质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要求专业化的政工人员来充实队伍，使思想政治工作摆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迈进。社会团体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全国性社会团体近2000个，其中有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的社会团体近200个，其中，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的地位特殊，中国文联、科协、侨联、作协、残联、红十字会等也有重要影响。这些社会团体是党团结和联系社会诸行业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是党领导这些组织的基本手段。正是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社会各行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为中小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中小学德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保证作用。1998年3月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规定，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主管德育工作的行政人员、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的教师、班主任、共青团团委书记和少先队辅导员是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骨干力量。为中小学培育德育工作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职责。 1．为中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为中等学校培养政治理论师资是政治教育专业设置的初衷，1952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提出，“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按照这个指示，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首开政治教育专业，逐渐铺开，全国设立政治教育专业的高校很多，这一模式延续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8年4月，原国家教委下发((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针对专业设置存在过细过窄的现象，拟将“政治教育”专业改名为“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专业，1990年6月正式定名为“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1991年4月原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改革的意见，针对该专业只培养政治理论课教师，而不培养德育工作者的状况，明确规定其培养目标为“中等学校合格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和德育工作者”。这是一次重要改革，培养目标拓展到全部中学德育工作者(思想政治课教师也是德育工作者)。1993年7月调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师范类)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非师范类)合并，统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保留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师范生)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非师范生)两个培养目标。1998年公布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修订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仍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分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师范类的培养目标是“能在中等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非师范类则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 从以上梳理看出，初始的师范类“政治教育”专业中间经“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最终定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与非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合并，其培养目标一直有中学政治课教师，现在演化为中学德育工作者，这是一个逐步走向全面的过程。中学德育工作者的骨干力量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第一，分管德育的副校长。中等学校一般设一名副校长分管德育工作，主要职责是组织德育队伍，审定德育工作计划，督促检查班主任工作，检查政教处工作，协调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等部门的工作。第二，政教处工作人员。政教处(有的称教导处、德育处或教育处)是在校长领导下实施德育的职能部门，具体组织安排学校的德育工作。第三，班主任是班级实施德育大纲的具体组织者，班主任工作做好了，学生德育工作就落到了实处。第四、思想政治课教师是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专业人员，是学校德育队伍的重要骨干。他们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做思想政治理论的传播者，又要做思想品德的示范者。第五，团队干部。共青团、少先队作为青少年的群众性组织，是青少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和政府进行德育工作的有力助手。 2．为小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长期以来，为了满足普及小学教育对教师的需求，我国建立了三级师范体制，即中师、师专和师范大学，分别培养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师。其中，中师培养的是全科教师，这种培养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满足了普及小学教育对教师的需求，弱点是不利于小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社会上并不太认同小学教师职业是专业性工作。原因是多方面的，学历低是原因之一，这就要求提高小学教师的学历。近年来设置的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1997年4月教育部“培养本专科学历小学教师的专业建设研究”立项，1998年秋，原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合成立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率先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本科学历的小学教育专业，随后，首都师大、上海师大、东北师大相继开设此专业。该专业的设立解决了我国小学教师高学历化的要求问题，又为师范教育由三级向二级师范过渡提供了新思路，但仍然不能解决小学教师的专业化问题，培养的仍然是全科教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学校设置文理两个方向，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为文理分工不是真正的学科划分。小学教育专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正在发生的教师教育改革为小学教师的专业化提供了出路。教育部2003年工作要点》提出提高办学层次，推进师范院校改革，鼓励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新世纪以来，教师培养模式的改革基本上是循着综合性大学的思路进行的，在综合性大学开设教育学院，在师范院校开设非师范专业，一些师范院校改制成综合性大学。这种改革符合国际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便于同国际接轨。从1998年始，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进行了教师教育模式的探索。有的学校在前3年中开设普通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综合课程融为一体，不分专业。第4年，除开设少量的专业选修课外，综合性大学着重对学生进行教师教育理论和技能的训练，以增强学生的师范性素养。此乃“3+1”模式。有学者主张探索“4+1”模式(本科四年加一年教育专业课程)和“4+2”模式(本科加两年教育硕士)等。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的改革是国际潮流，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既解决了小学教师的高学历化的要求问题，也解决了小学教师的专业问题。 小学德育工作者培养可以采取教师教育的模式，“3+1”模式、“4+1”模式和“4+2”模式均可探索。前几年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不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通过几年的培养，能够胜任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然后让那些愿意从事小学德育的学生继续修教师教育课程，取得小学教师资格，成为高学历、专业化的小学德育工作者。 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研究生输送生源 高校本科不但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还要为研究生输送生源。一个专业为哪个学科输送生源决定于这个专业主要接受的是哪一个学科的规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调整充实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 1．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孵化器职能 1984年Ⅸ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规定的“专业必修课程参考目录”提供了3类理论课程：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等，专业基础课主要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课程，专业课主要包括马列原著、思想政治教育概论、党团工作等。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构成一个体系，该专业主要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规训，主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中共党史等学科输送生源。而这些学科又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不但跨一级学科，而且跨门类。这说明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不成熟，没有自己稳定的学科基础，接受的规训来自多学科，也为多个学科门类输送生源。正是由于它的不成熟，使它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学科恢复时期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孵化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衍生了哲学学科门类，有些学校在此基础上申报哲学本科专业；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经济学本科专业；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以及中共党史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政治学相关学科，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政治学本科专业；许多学校的法律专业本科也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法学概论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孵化器职能发挥得很充分，很多高校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以及文科专业的专业群。 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调整充实 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终结了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孵化器职能，为本专业提供了属于自己的一级学科，该专业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五+--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2008年，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就有了六个二级学科，形成了学科体系。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l2月64号文件的一段话：“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与教学体系。在本科教育中，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培养政治素质好、思想品德优良、具有较好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大学生。在研究生教育中，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素质高、理论方向正确、具有比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理论功底、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现实问题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梅荣政教授主张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之外另起炉灶，设置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生提供本科生源。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讨论不多。此问题关涉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是另起炉灶好，还是依托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调整、充实其培养方案好呢?笔者认为，后者更好。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规范和改造现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需要。该本科专业学科基础混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中共党史等学科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学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围绕一个本科专业来转，给人的印象是该本科是个大杂烩，学生是“万金油”式非专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学生流向不同的学科门类，有的从哲学进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领域，有的从政治经济学进入西方经济学领域，有的从科学社会主义进入政治学理论领域，有的从国际共运进入国际关系领域，有的从党史进入史学领域，这种现象在其他本科专业中绝无仅有。第二，这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提供本科生源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很多，但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有本科生源。现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素质不高，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学位论文选题不规范，遵循本科路径进入马哲、政治、科社、党史领域，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空壳化。如果用该一级学科所属六个二级学科作为主干课程改造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问题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困境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困境就能同时解决。第三，这种调整符合教育经济原则。如果在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之外另起炉灶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本科专业，两专业同时并存，两班人马互不交又地从事本科教学，这是学术资源的浪费。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一体贯通。两个专业同时设置，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团队建设都将是十分尴尬的事，一所大学如果搞两套这样的建设，资源有限，无能为力，搞一套建设则与两个专业的名称不符。只有合二为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调整、充实、改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才能名实相副，有利于建设和管理。 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明确对于高校和大学生双方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高校明确学科定位，整合学术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与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多数学校都是分属两个部门，一个归属于政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等)，一个归属于社科部(或马列部)，两支队伍分别进行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如果按照上面的论述，修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优势明显。原因如下，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一个培养目标是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而高校党政部门、各院系党务工作者、辅导员都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二者具有一致性。这样，高校的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可以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承担一定的教学和管理任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教师资源将是十分丰富的，根本不存在缺少专业教师的问题。这些从事实际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给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上课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党的书记讲党建课，团的书记讲团的工作课程，太恰当不过。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二个培养目标是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公共课教学部门进行大学生德育教学，根据整体构建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要求，中小学德育与大学德育是纵向衔接、螺旋上升的一致性关系，故思想政治教育本科课程与大学生公共思想政治课的课程要求具有一致性，这样，两支教学队伍可以整合。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三个培养目标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生源，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教师、公共政治课教师、广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学科归属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这三支队伍是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专业成长的引路人。 2．为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基本思路 专业建设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和保障条件，也是反映高校综合水平和竞争力的一项主要指标。特色专业因其所具有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它必然是高校品牌创建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由教育部统一确定，全国趋同性较强。 如何在不违背专业性质的基础上办出特色是个普遍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首先要求是思想政治专业，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精神实质，其次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需求和本校资源状况提炼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三个培养目标为高校特色专业的建设提供了思路，不同的高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在某一培养目标上下功夫。第一，综合性本科院校可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培养上下功夫。1984年设置该本科专业的高校，开设此专业之初培养目标就定位在思想政治工作者上。这类高校应利用其历史资源进一步凝炼特色，课程设置要向思想政治工作者方向倾斜，比如党的建设、团的工作、社会调查等课程应得到重视。不同的学校还可在部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体现特色，如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等等。第二，师范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应发挥其师范教育优势，在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培养上着力。原来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培养中学德育工作者为主，且几乎所有高校雷同。而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之一是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小学德育工作者是一个亚目标。有些学校可以在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培养上定位，开设小学德育、少先队工作等方面的课程。第三，全国重点大学可以把特色定位在为研究生输送生源上。重点大学学术资源丰富，本硕博学位点齐全，本科生素质较高。这类高校的课程应向理论性倾斜，如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专业英语等。 5．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和发展方向 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社会方面要做的工作，也有高校要做的工作。这里只论述高校要做的工作。原来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就业方向只是中学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教师，非师范类本科生就业方向是考公务员，且方向不明确。考研究生是一个前进方向，但学科取向不明确。新的培养目标为就业和升学开拓了视野。第一，可到中小学从事德育工作。这里的德育工作既包括思想政治课教师，也包括其他德育工作者，如少先队、青年团工作、党务工作、宣传工作。小学德育工作者需要专业化，而现行的小学很少有专业化的德育工作者，新进小学教师将更多地要求高学历、专业化第二，可到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党政机关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是就业的主要方向；军队也是该专业的就业方向，本科生可以走从军这条道路到军队施展专业才能；企业是本科生重要的选择，当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都很缺乏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社会团体作为就业渠道未受到重视，工会、共青团、妇联都需要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其是专业化工作者。第三，可考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该学科初建，不太成熟，迫切需要有志气、有才华的年轻人勇于探索，敢于攀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作出贡献。这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学科，是一个有远大前途和充满挑战的学科。 目标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要素 [论文关键词]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 [论文摘要]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由教育者(主体)、教育对象(教育客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环境等要素构成。鲜有学者把教育目标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单独的要素。文章认为，教育目标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重要要素。 学术界在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论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围绕要素问题形成了多种不同观点，较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政治教育个体、思想政治教育环体。”除这一观点外，主要包括三要素、三体一要素、五要素、六要素、八要素、十要素等观点。但是，在这些观点中，鲜有观点将教育目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单独要素进行界定和考察，多数观点认为教育目标是渗透在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等要素中的“隐形”要素。本文认为，教育目标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要素。教育系统是由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目标构成的。 一、从教育目标自身特质看，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多层次的完整体系。从理论上考察教育目标究竟是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应具体分析教育目标和教育系统以及教育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 系统论认为，要素是指构成系统的要件和因素。系统和要素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各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系统对外输出信息和能量。同时，系统论认为，构成系统的要素应具有关联性、单一性和内在性等特点。从要素的这一概念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目标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单独的构成要素，而不应该将其作为渗透在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等独立要素中的“隐形”要素。 首先，教育目标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以及其他要素紧密相联。从历史的观点看，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人类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培养思想政治道德上合格的人才。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内容上不同但根本方向一致的具体目标。 这种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决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方向、内容和方法，也决定和规范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思想和行为活动。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条主线和灵魂。在教育系统中的各要素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教育目标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占据统领地位，起着支配作用。使整个教育系统在横向联系基础上有了纵向的立体联系，成为一个纵横交错的有序的系统。 其次，教育目标具有单一性，而不是等同于教育系统内的其他要素。从教育目标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其他要素的关系看，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不是相互包含的关系。诚然，教育目标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方法要素中，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将目标并人这些要素之中使其成为要素中的要素。二者不能等同。 从实践层面区分不同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在于教育内容和方法这些表层因素，区分不同性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只能是教育目标这一根本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人的思想形成发展规律有一些相似性。由此，不同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层面上可能相互借鉴，呈现出某些共性。不将教育目标作为一单独要素加以认识和研究，就可能导致理论和实践上只注重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要素，削减或忽视教育目标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和主线。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空前复杂的今天，旗帜鲜明地强调教育目标的单一性，而不应仅从教育内容和方法渗透了教育目标的角度看问题。对于有效抵制“西化”和“分化”图谋，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美国在20世纪就鲜明地指出，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可见，我们在批判借鉴西方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和载体的同时，不可不对其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等进行明确区分。否则，在借鉴的同时会模糊淡化教育目标这一根本。 最后，教育目标具有内在性。教育目标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内在构成要件。有的学者在要素论上不认为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其依据就是认为环境不具有内在性。虽然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的先在性、基础性条件，其重要性也毋庸置疑，但终归只是教育系统的一种外在因素。教育目标则不仅是教育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教育过程中也和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要素密切相联，统领和规范着这些要素，自始至终发挥着凝聚纠偏等作用。 二、从教育目标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所处的统领地位、所发挥的主导作用看，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判断某一要件是否是系统的构成要素，应从整体性角度进行界定。只有那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同时又和其他要素相互关联，形成互动关系又不和其他要素相互包含的要件才能是系统的构成要素。教育目标决定教育的根本性质和任务，是教育活动确立和评估的依据。在教育过程中处于统领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教育系统中的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之间有着各自特定的关系，如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教育者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教育对象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指向对象。但这些关系都是平面化的，没有一个统领因素，就只能是松散的结合，不能形成牢固的系统。正是教育目标将这些要素统领起来，使这些要素之间既存在平面关系，又存在立体关系。 (一)教育目标和教育者的关系 教育目标和教育者之间是决定和体现的关系。教育目标决定着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和价值实现。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必须体现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决定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和价值实现。教育者为什么要组织实施教育活动，怎样进行教育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根本上要受教育目标决定。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要求有相应的教育活动。教育者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自觉地以教育目标作为准绳调整校正教育活动和进程。 教育者作为具体的社会的人，其价值体现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现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中。前者指通过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和推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后者指教育者通过教育活动将自身的知识、兴趣、能力、意志等主体力量转化到教育对象身上，对教育对象和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起促进作用，社会通过物质或精神的方式对此进行承认和认可。 教育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教育目标对教育者的决定作用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教育者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理解和把握教育目标。将教育目标卓有成效地体现在教育内容、方法和形式中，通过教育活动达到教育目标。 在二者的关系中，教育目标的决定作用是首要的，教育者对教育目标的体现则处于次要的位置。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反映了认识相对实践的第二性。教育目标根本上反映的是社会和人的发展要求，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教育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教育目标有相对滞后性，客观上决定教育者的教育理念和活动只能是无限接近教育目标而不能完全符合教育目标。教育者受自身知识能力和精力等主观要素限制，不同的教育者在广度、深度和精确度上对教育目标的把握也是不同的。 如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和总纲领。但是，理论界对这一目标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逻辑体系以及作为理论体系和实践之间的转化中介、途径等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形成共识和定论。教育者对此目标的认识和把握也有一个过程。如果把教育目标简单看作是渗透在教育者活动中的隐性要素，实践中就很难真正体现和实现这一目标。 (二)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的关系 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是引导与实现的辩证关系。教育目标引导教育对象的思想、观点和行为朝社会所需和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发展。教育对象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参与教育活动，客观上实现着教育目标。 1．教育目标引导教育对象。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真正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人。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里的共同体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其产生不是凭空的，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无产阶级积极推动综合作用的结果。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阶段和地域差异如何，都必须有这一最终目标指向。教育对象自然也受这一根本目标和各阶段具体目标的制约和引导。这种制约和引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引导教育对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致力于引导教育对象树立科学的“三观”。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趋势和规律，真正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思考和分析问题。自觉地拥护党的政策和决定。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体价值。 二是激发教育对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育目标要求和教育对象现实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水准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前者高于后者，体现着时代和社会发展对教育对象提出的要求。人生活在社会中，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和规定。人在实践中越是认识和尊重这种社会性，就越是能获得自由。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发展对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能引导教育对象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主动性，努力达到目标要求。 三是为教育对象的提高提供外部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客观外部世界和人的主观世界的辩证关系中首先强调客观外部世界的先在性和决定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粹理论抽象，而是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成员构成强大的制度、规范环境和舆论氛围。这种外部环境决定和促使教育对象提高自己。 比如，教育目标具体化为各种考试、考察，对教育对象形成一定的压力，强化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掌握，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教育目标也体现在各种法制规范中，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促使教育对象提高。教育目标还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教育情景中，这些教育情景能发挥润物无声、细致入微的教育作用，使教育对象受教育于无形。 比如，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教育目标体现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上，要求教育对象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在对教育对象的行为要求中，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维护国家利益、荣誉和安全以及集体利益的义务。小说《红岩》等优秀的文艺作品也从文学的角度向人们展现了大批思想上、行为上坚持和体现集体主义的人物形象。现实生活中的舆论导向也向教育对象提供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的丰富的感性材料。所有这些体现教育目标的内容或情境构成外在于教育对象的环境和氛围，发挥着促使教育对象提高自身的教育合力。 2．教育对象反过来实现和体现着教育目标。教育目标必须得到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共同认同和努力，最终通过教育对象的内化和外化才能达到。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对象的改变和提高来认识教育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对象实现和体现着教育目标。今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人们往往以教育对象为依据之一判断教育目标。 教育对象参与教育活动，思想政治观点和行为有所变化和发展。从本质上说，这是教育目标在教育对象身上的物化和对象化。在教育过程中或获得一种新的认识，或纠正以前的错误认识，或加深原有的正确认识，或获得产生正确行为的强大持久的思想动力。无论哪种情况，教育对象都在新的基础上塑造了自己，这种新的教育对象体现了教育目标。当然，这里的论述是建立在教育活动有效，教育对教育对象产生的是积极的正面影响基础上的。 (三)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的关系 教育目标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解决怎样培养这样的人的问题。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是：教育目标从根本上规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达到特定的教育目标，必须要有相应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教育内容和方法不能脱离教育目标，要很好地体现和反映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规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要素要受教育目标的规定，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目标不确定，这些直接受到目标制约和为目标服务的教育因素，就无从着手。”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的目标即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人。这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不同。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相互包容和相互借鉴的关系。这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以研究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为基础。同样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可以为不同的教育目标服务，在借鉴时，要把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区别开来，任何时候都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培养教育对象的法制、生态、秩序意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有目标，也有着一定的相似内容和方法。我们借用一些西方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如隐性教育、渗透教育等。但借鉴的同时一定要对二者的目标有明确清醒的认识。西方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资产阶级附庸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本目的。我们在借鉴时不能将这种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混淆。 教育内容和方法体现和反映教育目标。教育目标一经制定，就需要具体化为教育内容和方法才能加以实现。教育内容和方法是教育目标的具体化和外化，教育内容和方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必须随着具体教育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是僵死的、不合时宜的教育内容和方法。这就决定教育内容和方法对教育目标的反应是动态的历史过程。 如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以培养教育对象的遵从意识为具体教育目标之一，相应地，教育内容注重理论论证，教育方法注意说理灌输。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培养教育对象的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成为更加积极主动的能动主体。这就要求教育内容在体例上更加注重理论、逻辑和实践相结合，激发教育对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教育方法上更加注重情景教育方法和隐性教育方法。但是由于教育内容和方法对于教育目标反映的相对滞后性，迄今为止，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的转型仍未真正完成，导致实践中教育效果的削减和弱化。 由此，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教育目标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明显的统领作用。使教育系统中的各要素在平面关系基础上有了立体关系，成为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动态整体。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自身特质和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上看，都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独立的要素之一。 目标教育论文:浅谈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浅析 论文关键词： 普通高等学校 　国防教育　课程定位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论文摘 要： 关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教学目标和国防教育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定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防教育教学内容设置的相关问题，通过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相关研究分析，提出了一些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的想法，对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目前，国防教育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体系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国家开设国防教育的通知文件精神指导下，很多普通高等学校都纷纷开设了相应课程。毫无疑问，此课程对于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观念，开拓学生的视野，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防教育课程在各个学校实施的过程当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对此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希望以此能够对今后国防教育课程在各个普通高等学校的良性开展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从而使国防教育在普通高等学校整个教学体系当中更加完善。 一、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课程定位及教学目标分析 在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课程的过程中，如何对课程进行定位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此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归纳而言，有两类观点比较典型：一类观点认为普通高等学校并不是军事院校，国防教育课程可有可无；另一类观点认为国防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在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也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并认为国防教育课程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专业课程，提出大学生应掌握军事知识和相关军事技能。 对于以上两类典型观点必须加以深入分析与思考，以助于我们明确国防教育在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当中的定位及其教学目标。以下我们从几个侧面对于两类观点进行相应的分析。 提出第一类观点的群体对于国防的理解是片面而单薄的。在我国古代伟大兵书《孙子兵法》开篇言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短短的几句话，便形象生动且极具理论高度地指出了国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另外，通过翻阅古今中外大量的事例都可以看出全民具有国防意识对于一个国家是何等的重要，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远的暂且不说，欧洲小国瑞士两百多年的和平和全民表现出的尚武精神与不屈不挠的意志是一个最好的说明。自宣布中立以来，瑞士人的最后一次战争是1798年抵御拿破仑侵略，此后的200多年间，他们没卷入过任何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其国防教育体制极其完善，民众国防意识极强。正是这种强烈的国防意识造就了瑞士的长期和平。历史上无数事例表明，国防不单单是军人和政府的事情，它与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密不可分，每个个体的国防意志汇成整个国家的意志，因此轻视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的观点有其无法避免的片面性。 第二类观点认为国防教育在普通高校何时也不能放松，且要学生深入掌握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这也是有失偏颇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形势，我国长期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当时的口号“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或许可以更形象地说明这一点。在当时，全国各个部门都投入到了战备状态中，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当今非战时状态下实施国防教育，要每个公民接受全面的军事专业技能训练。这样的做法毫无必要，甚至很有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目前，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流，片面夸大的畸形国防教育并不能对一个国家的防务起到良好的作用。因此，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的定位上，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专业技能与人文素养的相辅相成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由此，我们不能夸大国防教育在普通高等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作用。 鉴于前面对于两种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防教育课程在普通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定位，必须适应它本身的职能和作用，才能起到更好的作用。过于夸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固然不好，对之忽视也会导致诸多弊端。以此可以得出结论，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目标重点并不是为了培养指挥官和战士，并不需要全面的专业军事技能训练，它的定位应该是重点强化学生的国防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提高大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素质。这一点，应该是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主要目的。 二、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教学内容分析 在探讨了国防教育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上，以下进一步分析关于国防教育教学内容设置方面的问题。因为教学内容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教学目标则对教学内容的设置安排起到一种指导性的作用，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种因果关系。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教学内容包括很多方面，本文主要探讨其中最重要的课堂教学的内容。关于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的课堂教学内容基本包括如下几个大的类别：现代国防、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军事高科技、国际军事形势等。对于这几个方面内容的安排实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主要是集中在不同内容在教学过程中的比重的安排上面。有些观点认为军事思想方面的内容应该设置多一些，有些观点则认为军事高科技方面的内容要多一些，存在着种种的分歧。合理分析各种观点，确定切实可行的课堂教学内容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前面第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出，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的目标与定位主要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国防意识和强化爱国主义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再来分析国防教育课堂教学的内容安排思路就会变得清晰。在课堂教学所包括的几个大类当中，现代国防的内容可以认为是强化国防意识的直接内容，国际军事形势由于与现代国防密切相关，可以认为是准直接内容，而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高科技由于偏重于军事且相对专业化而可以被认为是强化国防意识的间接内容。合理地统筹安排和分配这几个内容就成了课堂教学内容的重点。 在对前面提出的几个教学大类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国防可以作为国防教育的“主干”，国际军事形势可以作为“分支”，而其他几个内容可以比作分支的“树叶”，三部分内容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化学生的国防意识，增强爱国主义观念。这样一来，在国防教育中，现代国防和国际军事形势在每一个学校的国防教育课程中都应该是不可缺少的。而作为“树叶”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高科技则可以根据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加以确定，对于理工科院校，由于所学专业与现代军事科技密切相关，因此不妨多设置有关军事高科技方面的内容。同理，对于文科为主的院校，可以相应地减少军事科技的内容，而加大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方面内容的分量。如此一来，必然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样灵活地安排教学内容，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收到很好的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和提升爱国主义情操的效果。 由此可见，对于国防教育教学内容的安排不应是刻板的、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是在不违背教学目标的前提下的生动活泼的设置和安排。由此才能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我们祖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这一观点。他提出了“人性差异”的观念，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作为理论指南，在教育实践中“教人各因其材”，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同样学习诗书礼乐、文行忠信，但程度不同，能力各异。史实表明，正是孔子因材施教才造就了门下诸多栋梁之材。同理，国防教育也是如此，对于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及不同背景的学生应给予各有差异的教学内容，应在不违背教学目标的原则下实现一种灵动的教育方式。 综上所述，本文对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等方面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一些看想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望各界有识之士一起努力，为完善和提高我国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新经济时代成人教育目标创新 论文关键词：新经济；成人教育；目标创新 论文摘要：2l世纪是新经济的时代，新经济的兴起。将对人类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必将对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成人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和探讨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原则、成人教 育目标创新的作用、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规格，将有助于培养更多的同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一、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原则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是成人教育创新过程中的首要问题，对成人教育其他创新活动起着制约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应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21世纪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并结合成人学生身心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发展，对成人教育的现行目标进行反思调整，并加以革新，使之更能反映新经济的要求和成人学生发展的要求。 1．时代性原则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确定，必须根据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从国际背景来看，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发展主要表现为五大趋势：经济发展全球化趋势；全球信息网络化趋势；新经济逐渐形成和成熟化趋势；现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以及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整体化趋势；各国高新科技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全球激烈化趋势。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经济和技术正面临实施“一个体系”——“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两个战略”——“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三个转变”——“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开放程度由地区的封闭性经济向全球的开放性经济转变”。以上国内外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时空特征，从根本上规定了新经济社会成人教育首要目标——提高全民族创新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同时也是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确定的重要原则之一。 2．针对性原则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确定，还必须反映成人学生身心潜能的开发与个性发展的要求。研究表明，个人之间在身心潜能开发和个性发展上有差异，例如，能力、创造力的表现类型不同，兴趣、爱好、专长不同，气质、个性的特点不同，等等。由于这些差异，使个人在反映社会要求和实现自身发展上表现出多样性。因而，个人在成人教育目标上也反映出多样性。所以，成人教育目标的制定，必须重视结合成人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性发展的要求，如果忽视和轻视了这一点，成人教育目标就容易脱离学员实际．最终落空。 结合学员身心潜能的开发和个性发展的需要，承认和尊重个别差异，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目标定位和实现要求上打破整齐划一、模式一律的格局．鼓励多样性，支持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潜能开发与个性发展中的重要一条，就是不搞“一刀切”，不搞“模式化”，鼓励和支持学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的特点，选择和确定成人教育的目标定位和实现要求。 总之，在反映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研究和结合好学员潜能开发和个性发展的需要，是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一项重要原则。 3．创新性原则 关于成人教育目标，长期以来，成人教育一直沿用普通教育“传承式”、“封闭型”、“应试型”的教育培养模式，学员知识过剩、创新能力缺乏、竞争意识差。动手能力弱，难以适应岗位工作的需要。对此，必须尽快加以改革，建立起符合成人特点和岗位需要、灵活多样、开放的培养模式。 在教育目标上，要从成人特点出发，由知识型教育逐步向技能型、综合型、创新型教育转变。按照传统的教育观念，要十分重视“三基”，即基本理论深厚，基础知识扎实，基本技能牢固。但是，一个在我们看来“三基”十分薄弱的美国，其国民的创造能力却异常旺盛：1901～2001年诺贝尔设奖100年中，美国人将43％的奖项收入自己囊中，而我们向来以基础扎实而自豪、而闻名，但迄今却与该奖项无缘。虽然这个奖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由此可以引发我们的深刻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培养目标？尤其是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是有区别的，它应该更追求什么?还仅仅是“三基”吗？非也，我们应该把对学员的创新素质的培养放在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上。 二、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将对成人教育的其他方面的创新产生各种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显示了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在整个成人教育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具体地说，成人教育目标创新主要有如下作用： 1．导向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导向作用。例如，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体制、结构创新的导向作用在于：它引导体制创新向更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使体制更具有活力、竞争力；它引导着成人教育体系结构的创新，向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向发展。再如，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作用在于：使这些创新向着树立现代终身教育观念，推行和采用实用型教学法、释疑型教学法、讨论型教学法、目标型教学法、活动型教学法的方向发展。其他方面，如课程创新、教育形式与方法创新等，也都会受目标创新的引导，向着轻负、优质、创新的方向发展。所以，抓好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犹如抓住了“牛缰绳”，使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有了明确的导向。 2．动力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是成人教育行为要达到的标准，是成人教育活动的希望与理想所在。成人教育目标创新为成人教育确定了更为合乎时代要求和学员发展需要的目标，反映了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因而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一定的动力作用，即它吸引和激励着其他方面的创新围绕目标创新广泛深入地展开，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动力作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创新使确定的新的更有吸引力的目标更合乎人的发展需要，因而易于转化为学员学习的动机，而动机是动力的源泉。二是目标创新活动本身的示范，目标创新的成功为其他方面的创新提供了学习借鉴的范例，因而产生一种吸引、促动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其他方面创新的动力。 3．约束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约束作用，因为成人教育目标对成人教育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它要求成人教育行为要以目标为方向、为标准，要围绕目标展开，而不能偏离目标。成人教育目标创新所确定的具体目标和所反映的思想，为其他方面的创新实施提出了要求，提供了衡量的标准。例如，目标创新确定了以培养学员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这一重点就要求教学创新做到爱护和培养学员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扶持学员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员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如果不是这样，仍然坚持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目标创新所确定的重点任务就难以实现。再如，成人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也要受到目标创新的约束。坚持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目标，就要求教育方式灵活多样，方法科学并具有艺术性，尤其是要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推行创造性的教学方法，如果不是这样，就难以培养创新人才。总之，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约束作用，这种约束作用能够确保其他方面的创新与目标创新保持一致，以便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规格 1．适应新经济的道德要求，培养新型的社会公民 以高新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为支柱的新经济对生产者乃至整个社会的公民，都提出了新的包括道德方面的素质要求。高新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伦理问题、道德问题都将是工业经济时代或当今社会所未曾有过的。新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就为人类提出了新的伦理或道德规范，只有在物质文明与相应的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同时，未来的社会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针对新经济时代由于高新科技及其产生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道德问题，成人教育就应当及早研究相应的对策。在培养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的同时，应进行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的教育。使成人学生充分认识到高新科技发展和新经济时代可能出现的各种不道德甚至犯罪的行为，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与道德规范和抵御各种不良道德行为的侵蚀，成为新经济时代的新型公民。 2．适应新经济社会创新性的要求，培养成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业才能 对成人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业才能的培养是我国传统成人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弱项，而这一点正是新经济时代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尽管在以往的成人教育目标中有所提及，但培养适应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应当把这一条放在培养目标的重要位置而予以高度重视。 所谓创新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实际上是指成人学生的整个创新素质，其中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情意、创新思维、创新个性、创新品德、创新美感、创新技法。 所谓创新能力，是指能产生符合某种目标、新颖而具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物的能力。创新能力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连续体，成人教育要注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创新教育，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树立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品格。使之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新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所谓创业才能，创业是人生必经之路，从人一生的生存和发展来看，每个人都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不同环境里从事着创业活动，都在用自己的努力改变着自己的一生，同时恰恰是每个人的创业活动，创造性、决定性和历史性地成就了人类的所有文明，并演绎着人类的历史。走创业之路、成创业之才，正是新经济时代成人学生的精神风貌。 3．适应新经济开放性和全球性的特点，培养成人学生的开放意识、世界眼光及国际交流的能力 新经济的开放性及全球化的特点也必将带动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新经济时代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将与整个世界的潮流息息相关。任何国家都摆脱不了他国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脱离国际社会的影响而存在。不了解别国情况，不掌握世界动向，就难以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新经济的这一特点与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要求成人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外向型的，也就是具有开放意识、世界眼光与国际同行打交道的能力，这些是我以往的成人教育目标所忽视的，也正是今后必须改革和创新的。 4．适应新经济信息化、社会学习化的要求，培养成人学生的自主学习与获取信息的能力 传统的成人教育目标强调成人学生对已有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对成人学生自主学习或获取知识的能力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当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总量剧增、更新率加快、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新经济的萌发，使在校所学的知识与技能难以适应毕业后工作的需要，只有不断学和掌握新的知识、获取新的信息，才能适应未来社会——学习化社会的需要。因此，在使成人学生掌握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同时，重视成人学生自主学习和获取信息能力的培养，必须成为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重要内容。 5．适应新经济对知识综合化的要求，培养成人学生完善的知识结构 与工业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的专门化对人才知识专门化的要求不同，新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的综合化要求人才的知识结构也必须是综合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专才与通才的区别。工业经济特别是中期以前的工业经济需要的是专才，工业经济后期开始提出通才的要求，而新经济所需要的人才必须是通才，这种人才必须具有较广泛的知识基础。新经济对通才的需要还决定了知识更新率的加快和社会职业变换的频繁。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人教育目标中关于学生知识结构的要求必须转变，要由原来过于重视专门化的知识结构，转变为强调综合化的知识结构，以此增强成人学生对瞬息万变社会的适应能力。总之，适应新经济要求，在成人教育目标中的人才知识、技能和能力方面，要把成人学生培养成为基础较宽、适应能力较强的通才；从整体培养目标上来说，就是要培养创新型、综合型、应用型等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这是现代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人才的需要，更是新经济时代的需要。 目标教育论文:关于目标管理模式下研究生党员教育体系的构建 论文摘要：新时期研究生党员的特殊性进一步显现，其教育管理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目标管理模式以彰显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其包括创新意识、卓越品质和研究技能三个要素。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遵循制定目标、确立实施策略和考评成果这些环节，目标管理的实施将成为研究生党员教育体系中的“朝阳产业”。 论文关键词：目标管理；研究生；党员教育；先进性 新形势下高校研究生的党建工作需要增强实效性和科学性，我们可以借鉴目标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将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责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式加以分解，落实到每一个研究生党员的身上，通过制定研究生党员的教育目标、确立实施策略等方式，动态地管理研究生党员。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模式从行为科学理论衍生出来，结合党的建设的传统经验，有效地提升了管理绩效。在研究生党员中采用目标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既吸收了传统学生党员教育的经验，又可以解决传统管理模式下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索行之有效的研究生党员教育模式。 一、高校研究生党员群体的特殊性 根据2009年党内统计数据，全国党员队伍稳步增长，总数比上年增长了2.7%，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增长了1.7个百分点，发展大学生党员的数量占全国发展党员总数的38.5%，党员队伍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占2.1%，比例有所提高。 研究生党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思想上较为开明活跃，由于研究生党员年龄跨度大，生源来源多种多样，科研方向大相径庭的特点决定了它内在的特殊性。第一，研究生党员的比例较高，占到研究生总数的40%~50%，不少学生在本科学习中逐渐加入党组织，他们的自我意识较强，拥有较强的自我教育管理能力，为我们在研究生党员中开展目标管理打下了良好基础。第二，由于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物质的诱惑和追求导致研究生党员的集体意识削弱，自我倾向日益明显。第三，研究生党员在入党前后表现差距大，没有起到党员模范作用，“入党前拼命干，入党后松一半”生动地描述了部分党员淡化权利和义务的现象。随着对自身要求的降低，导致学业成绩下降，更奢谈公益服务和主人翁意识。 当前研究生党员教育存在的难点有：重视专业素养，轻视思想道德修养，个别研究生党员平时专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放松了理想信念的磨砺，对我党的基本、重大理论问题认识模糊；个别党员存在极端的自私自利，在现代化与西化中了放弃了优秀的传统道德；第三，学习时间分散，研究生的学习方式与本科生存在极大差别，目前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3年，课堂教学只占学习时间的少部分，学位取得主要依靠科研课题的研究，专业化趋向极其明显，因而组织研究生党员进行集体的学习教育活动存在较大不便。 二、目标管理模式彰显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 研究生党员的教育，必须牢牢把握保持先进性这个核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对大学生党员要加强党员先进性教育，使他们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党性修养，充分发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骨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先进性，是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党的建设的生命线”。在新形势下，研究生党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持他们的先进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现实的课题。 在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是研究生党员素质的重要体现，先进性的涵义和侧重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具有一定的情景性。在强调民族创新和国家创新的浪潮中，研究生党员先进性应包括意识创新、卓越品质和研究技能与方法的推陈出新。 （1）意识创新为研究生党员提供了蓬勃的思想动力，也为其科研活动提供了指南。意识的创新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领先意识，立足于研究课题的本质，以领先为目标，不简单、盲目地重复他人的研究；二是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意味着在研究中敢于打破常规，怀疑一切，尤其敢于挑战权威，打破固有僵化的思维定势。 （2）合理的知识结构、良好的科学素养以及刻苦勤奋的钻研精神等卓越的品质是研究生党员发挥先进性的基础。首先，合理的知识结构是从事科研活动并取得成就的前提条件。现代学科的发展呈现不断的分化和综合，战略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产生，各个学科在边缘和中心之间相互转化，这些需要研究生党员拓展知识面，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成为有宽厚的学科基础的复合型人才。其次，谦虚谨慎的科学研究态度，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遵循学术规范，形成优秀的科学素养。再次，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是卓越品质的重要方面。纵观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科技进步，从来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得到的。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冒进、贪大好多的奢求从来都不会获得成功。 （3）研究技能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是研究生党员先进性的又一重要方面。研究生党员要想在科研实践中体现出与时俱进，就必须在研究技能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研究技能的不断改进包括将思维和操作技能在现实和超常规两个层面相结合，操作技能的超常规创新是及时获取最新信息的方法论要求。研究技能能否突破，是将意识创新和卓越品质由潜能和理想转化成现实的关键点和主要媒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引导，目标管理模式有利于激励研究生党员的创新意识，塑造创新品质，提升和强化创新技能，进而彰显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 三、研究生党员教育在目标管理中的范式分析 1954年，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其名著《管理的实践》中最先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2]其后他又提出“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的主张。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彼得·德鲁克认为，并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而是相反，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人的工作；如果一个领域没有目标，这个领域的工作必然被忽视。因此管理者应该通过目标对下级进行管理，当最高层管理者确定了组织目标后，必须对其进行有效分解，转变成各个部门以及各个人的分目标，管理者根据分目标的完成情况对下级进行考核、评价和奖惩。 由此，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须遵循目标的制定、确立实施策略和考评成果这一环节。 首先制定科学的目标：（1）我们必须要明确研究生党员实施目标管理的理论依据和原则。制定考核指标时依据高校在建立创新型国家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的党建目标，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学校的研究生党员教育管理的规章和文件为理论依据，把握好原则。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研究生党员实施目标管理时选择科学目标导向性的依据。（2）科学制定目标管理的考核依据和标准。如何保证研究生党员在目标管理中的自主性是我们制定考核指标过程重点思考的问题，它的关键点是结合党员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把其考核依据划分为“标准指标”和“扩展指标”。“标准指标”针对了研究生党员教育的一般性特点，面向所有的研究生党员；“扩展指标”针对了研究生党员在不同学习阶段和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特殊性。（3）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不仅在形式上，在实践中也要发挥党员干部的主体性。一方面要做好目标管理的宣传，让研究生党员细致了解“标准指标”，同时也要让研究生党员参与制定“扩展指标”。这种在自下而上方式会使广大研究生党员产生对目标管理方式的认同和积极参与，明确考核目标的要素后将促使热情地投入到学习中，达到自我激励，增强自我管理使命感。 确立实施策略：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要注重全面性和普遍性，应该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目标管理的实施阶段需要研究生党员不断转换角色，既要做好管理者，也好做好被管理者，通过自下而上和从上到下的坚决执行来实现。（1）明确每个党员的责任范围，强化自我管理的意识，确定在目标管理中研究生党员达成目标的数量、时间要求，强化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每一名研究生党员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加强研究生党员的过程管理，提高研究生党员之间交流的效率和质量，创新研究生党建模式，从强调结果到重视过程，在这一过程管理中确定一些“关键点”作为控制点。（3）采取灵活的措施，以多渠道的管理来保证目标管理指标的实现。坚持做到“纵向管理到底，横向管理到边”；做到形式和方法灵活，同时坚持标准，“动态管理到人，静态管理到位”。 合理考评成果：这才能对研究生党员在新一轮目标管理中的定位起到明晰、同时起到激励和导向作用。考评成果时要做到：（1）坚持内外结合。不仅要求研究生党员自评，同时也要有民主评议会，还要采取群众调查及导师意见结合的方法，增大客观因素的可控性，减少主观因素的负面影响。根据研究生党建的鲜明特点，应将部分务虚的指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量化指标。但由于党建工作自身的特点，不能完全量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目标管理成果的可用性和可控性。（2）全面考评，着重强调“扩展指标”的特色。不同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党员在知识结构、研究意识等方面不尽相同。所以“扩展指标”的评价要依据研究生党员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特点而有所不同，体现出研究生党员教育中的综合素质评价，突出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实效性。（3）考评须确定一定的激励标准。考评过程要有客观的量化标准，考核达成目标的程度，同时要评价研究生党员的主观努力程度，根据设定的激励标准给予激励，不仅给予精神上的奖励，同时也应有一定的物质奖励，同时将考评结果存档，以备在每年的评优评先工作中确定优秀的研究生，也可以作为助学金评选的标准之一。（4）考评工作结束以后，需要及时反馈成果到每一名研究生党员，同时每一期确定的教育目标、实施策略和考评形式要保持必要的连续性，确保目标管理的连续开展。 四、目标管理是研究生党员教育的“朝阳产业” 在研究生党员教育中运用目标管理对党员教育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有助于塑造党员良好的形象，提升高校研究生党建工作的效率。研究生党员必将在社会生产实践的各方面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同时目标管理也增强了研究生党支部的向心力，充分发挥了高校党建工作的思想政治优势，尤其体现了基层党组织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它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通过目标管理研究生党员获得优秀评价的比例大幅度增长，同时更加主动地发挥了高级人才社会服务的功效。目标管理模式对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制度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它完善了党员小组的学习制度，规范了发展党员的工作，强化了组织纪律观念。支部组织生活成为研究生党员交流研究课题的重要渠道，同时丰富了高校学生党建中组织活动的内涵。在教育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上，充分发挥网络宣传的阵地作用；在实践方面，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和专业知识，鼓励研究生党员走入社会，增强了研究生党员的大局观，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彰显了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不仅提高了研究生党员自身的素养，同时也增强了高校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实效性。 广大研究生是未来高素质创新人才群体的主体力量，研究生党员则是研究生群体中先进性的集中代表。现阶段，通过目标管理模式加强研究生党员教育，才能永葆先进性，为创造和谐大学校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目标管理在研究生党员教育体系中必将成为“朝阳产业”，进一步焕发活力。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 论文摘要：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新课程的三维目标，无一例外需要依托心理规律去实现，特别是情感态度的获得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的教师将较容易接受新课程的教育理念，采用新的教学方式，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学生探究的合作者、学生发展的引导者，引导学生习得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学习方式，实现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因此，基础教育改革需要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论文关键词：学科教学；心理健康教育；目标 学科教学渗透，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课堂是学校开展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学科教学不仅是科学知识传授的过程，也是学生实现心理发展的过程。从教育资源层面来说，各科教学本身就包蕴了十分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无论是社会学科、自然学科，还是体艺学科，都蕴含了大量认识自我、挖掘潜能、完善人格品质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在各科教学过程中渗透有关的知识，可以使学生受到真、善、美的教育，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 有靶子，枪射击才有方向。同样，教师要明确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才有利于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是学科教学目标与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有机结合。教师既要明确每节课的教学目标，又要明确每节课的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一般而言，在学科教学中，教师要力图达到以下八个心理健康教育目标。 一、激发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就是推动、引导和维持人们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力量或内部机制。 学习动机的激发是利用一定的诱因使已形成的学习需要充分调动起来，即由潜在状态转化为活跃状态，成为学习活动中的积极因素。作为教师可采用如下方法：创设问题情境，实施启发式教学；所选学习材料具有科学性与趣味性；进行正确的评价和适当的表扬与批评；适当开展竞赛；正确指导结果归因，促使学生继续努力。 二、培养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续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它，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学习兴趣的产生与教学有密切的关系。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方法为：第一，增强教材的趣味性、系统性、科学性。有趣的、能逐步掌握的、可获得科学知识的教材，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不断获得新知识，并能将其成功地运用于实际，及时得到强化。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就会觉得饶有兴味，学习兴趣就会日益浓厚。第三，了解学生的已有兴趣。新的学习兴趣很少凭空出现，它多半是已有兴趣的衍生物，因此，摸清学生已有的学习兴趣，就有了扩展和提高其学习兴趣的基础。第四，帮助学生提高认识。帮助学生认识学习某一学科（或材料）的社会意义及其与个人的关系。 三、树立学习自信心 在心理学中，与自信心最接近的是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的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的概念。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自信心是人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自信心强，则人际沟通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都能有长足的发展；相反，自信不足会造成自卑甚至自闭，对成人后的世界观、人生观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调整与学生的关系；注意言传身教；重视与保护学生的自尊；让学生从成功的喜悦中获得自信心。 四、实施潜能开发 学生的潜能犹如一座待开发的金矿。有些学生暂时没有成功，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而是因为潜能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学科教学中实施潜能开发，主要是指开发学生潜在的心理能力，发展其个性特长。在实施潜能开发时，教师要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因为有的学生性格外向，气质属于偏多血质，善于表现自己，较早脱颖而出，才能易被人早发现；而有的学生性格内向，气质属于偏粘液质或抑郁质，不善于表现自己，常被人忽视。教育专家认为，在“有潜力的中下游学生”身上，上升的潜力和致命的弱点同时存在。教师如果引导得当，他们可能上升到中游乃至上游，若没及时扭转，可能会一直默默无闻。 怎样才能使学生的潜能变成真正的学习能力呢？教师既要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成功欲望，还要让他们掌握成功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顽强的毅力，敢于挑战任何困难。要加强注意力的训练，从课堂45分钟开始抓起。要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学一分钟是一分钟，让每一分钟都发挥效用。针对一些中下游学生平时不努力，到考试之前才临时抱佛脚的现象，要培养他们学习的计划性，使其改掉懒散的毛病。当学生与他人进行比较而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的时候，教师要及时帮他们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进而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五、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教育重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应从课堂教学抓起，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师在学科教学中要重点培养学生掌握“五环修学法”。“五环”是指预习、上课、复习、作业和小结，“修学”是指学生上课跟着老师学习课程。预习是准备，上课是关健，复习是巩固加深，作业是练习运用，小结是系统提高，不重视哪个环节都不行。五个环节的习惯养成了，学习成绩就提高了。 六、锻炼人际交往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能力，是个体社会化的核心。心理健康的人乐于与人交往，能悦纳他人，能适应环境。课堂是锻炼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平台。首先，教师要给学生创造表现自己的机会，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师生面前展示自我。如设置一些启发性问题，让学生站起来回答，或者走到讲台前回答，把全体学生的目光都调动到回答问题的学生身上。其次，教师要利用课堂优势，培养学生的言语交际能力，根据学生的性格、气质特点，促进学生敢说、会说、能说，同时要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帮助，达到促进学习、共同进步的目的。 七、塑造乐观开朗的性格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性格主要体现在对自己、对他人、对事物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言行上。心理健康的人愉快、乐观、开朗、满意等积极情绪状态总是占据优势，虽然也会有悲、忧、愁、怒等消极的情绪体验，但一般不会持久；能适当地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喜不狂，忧不绝，胜不骄，败不馁，谦逊不卑，自尊自重，在社会交往中既不妄自尊大也不畏缩恐惧；对于无法得到的东西不过于贪求，争取在社会规范允许范围内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心情总是开朗、乐观的。一个学生的情绪状态如何，是衡量其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注意观察学生的情绪变化，并不失时机地调动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培养他们活泼、乐观、开朗的性格特点。 八、探讨生命教育 河南大学刘济良教授提出，生命教育是“在学生物质性生命的前提下，在个体生命的基础上，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对个体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进行完整性、人文性的生命意识的培养，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的意义，追求生命的价值，活出生命的意蕴，绽放生命的光彩，实现生命的辉煌”。生命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同时还是教育的最高追求。因此，素质教育必然要成为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宗旨的教育。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以“认识生命”为教育重点；在小学高年级阶段，以“珍惜生命”为教育重点；在初中阶段，以“尊重生命”为教育重点；在高中(中职)阶段，以“热爱生命”为教育重点。让学生体会生命的无常，珍惜自己，关怀别人；让学生了解生命的意义，感恩惜福，爱护大自然；让学生珍惜生命的价值，乐观进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确立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同时，教师要明确学科教学目标是“主目标”，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是“副目标”。教学设计主要围绕学科目标而进行，不能把本学科的课上成心理健康教育辅导课，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有效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从心所欲不逾矩”—论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目标 论文关键词:虚拟　社会道德规范　他律　自律 论文摘要: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使高校德育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从现实道德与网络道德的关系出发，论述了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一“从心所欲不透矩”。 21世纪是网络信息时代，从经济到政治、从军事到科学、从教育到社会的一切领域都被信息技术所覆盖。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网络，还是一个庞大的、实用的、可享用的公共信息源，也是一个面向芸芸众生的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与现实生活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广漠无边的虚拟的社会。 网络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场社会物质生活方式与日常交往方式的变更，……更为根本的是人们的价值坐标系存在意义标尺的转变”。在计算机和互联网带给我们的虚拟空间里，人们一方面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自己想得到的知识和信息，同时可以在互联网上向未曾谋面的人传递、散发自己想推广的信息，宣泄自己的情绪。选择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操作者手中，而这些获得和拥有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不过是敲几下键盘，点几下鼠标而已。在网络构建的虚拟空间里，操作者堪称“从心所欲”。 相对于现实社会，这个开放自由的虚拟社会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网络社会的载体具有开放性、无序性特点。它改变了现实社会的时空结构，人们可以自由地进人各种网络社区，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挑选自己喜欢的交往对象，发表自己的各种看法。当然，这种开放也同时带来了“放弃稳定”、“失去真实”、“信息不对称传播”、“追新求异”的风险。其次，网络社会是虚拟的，其主体具有匿名性。人们在网络社会中的活动形式与现实社会有极大的不同。网络时代的界面机器，使信息传播与交流按“人一机器一人”的模式进行，而不同于现实社会中“人一人”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在信息传播交流网上不过是一个符号，彼此的真实姓名与身份被隐匿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言行可能处于“无道德”状态。这种“匿名性”容易导致行为主体的责任心退化和社会监督机制的弱化。第三，网络文化具有自主性，其内容具有共享性。互联网上的任何信息都是共享的，其信息可以自由传播，而且传播面广，速度快。建立在行为主体自愿、自主和自由游戏规则之上的网络世界，在使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如情感焦虑、黄毒泛滥、病毒猖撅、窥探隐私、恶意攻击、网络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等。互联网的发展，给现实社会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人们道德意识的淡化、现实道德规范约束力的下降、道德行为的失范，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网络技术的完善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信息社会的开放性、无序性、匿名性和自主性凸显了对公民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的治理要求。 互联网是人们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而自发自愿连接建立起来的。在网络空间中，人们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管理自己，并根据自己的需要独立地选择网络服务的项目和内容，决定和接受何种信息，这种个体自主性的体现是任何传统通讯方式所无法比拟的。而网络道德规范的确立与发展，也是人们为了维持正常的游戏秩序而自发订立、自觉遵守的。我国互联网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并且已出现大量的道德失范现象，应高度重视网络道德的宜传与推广，从而促使人们树立网络道德责任意识。 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一种被网民普遍认可的、具有广泛约束力的网络道德尚未形成，而传统的道德又面临着危机与挑战。在这种道德无序状态下，人们甚至不能明确判断哪些行为是道德的，哪些行为是不道德的。由于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判断的标准，很多人做出了一些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做出的粗暴、无礼行为，甚至进行盗窃、人侵等犯罪行为，而这些行为也不过是敲敲键盘，点点鼠标而已。高校是网络普及程度最高的地方，享有“第四媒体”之称的网络对高校学生的影响力及覆盖面远远超过了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其它传统媒介。在大学生获取信息的各种途径中，网络高居榜首。网络正以空前的速度和力量进人大学生的生活，并影响着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这对高校德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及如何对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成为摆在高校德育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我们不能听任大学生在网络空间的道德无序状态下进人网络世界，也不能消极等待网络道德自发地形成后才开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在基本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以前，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并通过对大学生的教育和宣传，将其转化为人们的内在信念和行为习惯，以此来引导大学生的信息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规范，社会的变革遵循着从失落到规范，从无序到有序，从失衡到平衡的发展轨迹。在互联网这样的虚拟世界中也同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国自1994年2月18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系统保护条例》以来，在1996年、1997年、1999年、2000年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网络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管理办法》、《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条款。这些法规条例对依法治网、净化网络文化环境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是，立法不等于网络环境净化的全部，法治与德治并重，才能有效地治理网络环境。在网络空间这样的虚拟社区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网络道德的建设尤为重要。它是规范网络、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文化环境的关键环节之一。国外的一些计算机网络组织已经为其用户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网络行为的方方面面，如电子邮件使用的语言格式、通讯网络协议、匿名邮件传输协议等等。美国计算机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它希望其成员支持下列一般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1)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2)避免伤害他人;(3)要诚实可靠;(4)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性行为;(5)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6)尊重知识产权;(7)尊重他人的隐私;（8)保守秘密。这对于我们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并对其进行网络道德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网络本身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网络道德与现实社会的道德具有一致性。就大学生对网络的接受而言，虽然网络已渗透到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正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理念等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现实生活，他们对网上信息的甄别仍取决于平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积累的经验。就网络道德的特性而言，虽然网络道德是由于虚拟空间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要求，它与根植于物理空间的现实道德有所不同，但不能因其存在的差距而认为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完全不同于现实社会的道德体系。现实社会中的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它的运行机制反映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一般规律，并且对规范人们的行为和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是行之有效的。有的大学生置身于网络空间中，认为找到了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可以摆脱现实社会的种种约束，不必履行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实际上，网络行为也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人们的网络行为和其它社会行为应该是统一的。美国计算机协会为其成员所制定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网络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道德规范源于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网络道德的建立和发展，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道德基础上，运用既有道德的一般原则培养起来，并在网络活动中形成现实合理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统一的网络社会的道德体系。因此，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不仅与其现实社会道德教育是一致的，而且，现实社会道德教育还应该成为网络道德教育的前提和保障。 当前大学生对网络的认识，普遍偏重于技术的掌握和运用，他们为网上所传递的丰富多彩的信息和自由交往的形式所吸引，充分地享受网络所带来的各种便利，但对于网络对自身素质发展的影响、网络道德失范等问题缺乏思考。事实上，在网络技术推广运用过程中，诸如网络的本质是什么?网络给人类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如何正确利用网络、正确看待网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这不仅是大学生应当思考的问题，更是高校德育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在高校网络道德教育中，我们一方面要宜传推广网络技术的合理利用，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健全道德法制观念，帮助其加强个性锻炼、完善人格修养，进而从主观上净化大学生在网络中的行为，提高其在网络社会中的政治觉悟，树立在网络社会中的是非观，增强他们在网络社会中的责任感。另一方面要在加强现实社会道德教育的前提下，加强网络道德的宣传力度，在大学生中明确现实社会道德规范在网络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并用现实社会道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发展和弘扬既有的道德优势，从而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践行能力。 网络道德作为网络世界的道德规范，一方面能够对人们的信息行为提供判断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可以对人们的信息行为加以制约和约束。与现实社会不同的是，这种制约和约束，主要依靠主体的“自律”，即自己约束和控制自己。当然，网络道德的“他律”作用还是存在的，只不过由于虚拟世界的特殊性，这种作用较难得以发挥。由于网络道德环境缺乏他人的干预、过问、管理和控制，这就要求人们有较高的自律性。如果说传统社会的道德主要是一种依赖性、他律性道德，那么网络道德则是一种自主自律的新型道德。 网络道德的建立对规范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网民的网络行为会起到积极作用。但网络道德操作性比较差，因而教育大学生自觉强化自律精神和责任意识，自觉遵守网络道德，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成为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的关键出发点和归宿点。网络道德最终通过个人的自律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没有道德的自律，一切网络道德规范都不能成为实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风尚，而只能成为无意义的虚设之物。所有的网络规范要实现其价值，成为实际的道德风尚，只有通过主体自愿地认同道德规范并加以践行，从而将外在的网络道德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唯其如此，才能约束网络行为的“为所欲为”，使之成为“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行为。就网络道德的内化而言，慎独是遵守网络道德规范的重要途径。慎独是指人们在没有社会和他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清醒的自我约束，坚持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正确的伦理准则行事，其基石是人的良知。慎独是一种道德境界，是自律的前提和保障，努力提高自身的自律能力，从而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境界，这是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所在。 目标教育论文: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困境及目标体系构建 摘要：高职学生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有性格不佳、品行不良、情绪波动和学习困难四种类型。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可以分为智能目标、思想品德目标、个性目标和职业指导目标四个方面。 关键词：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与困境；目标体系 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教育工作者、家长和学生广泛关注的焦点。高等职业院校（以下简称高职）作为高等教育中的弱势群体（一些家长和学生甚至认为职业教育属于“三流学校、三流教师、三流学生”），在普通高校迅速扩招、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高职学生较之普通高校学生在思想和精神上面临着更大的考验，在心理上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因而其心理健康教育也同样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既根源于学生身心素质本身，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影响，既有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点，最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四种类型： 性格不佳性格是指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的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对品德的形成、个性的发展乃至事业的成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爱因斯坦曾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为重要……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格的伟大，这一点往往超出人们通常的认识。”高职学生往往因为求学道路或人生道路上遭遇过多的坎坷而性格不佳，怯懦、自卑、狭隘、嫉妒、敌对、暴躁、猜疑等现象严重。陈国梁、唐慧敏通过调查认为：职业院校学生“目标模糊，学习缺乏动力；自信心不足，自卑感较严重；依赖性过强”。教育部前两年在全国8个省市、七十多所高校近两万名大学生开展的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显示：高职学生的性格不佳主要表现为自卑自弃、性格脆弱、狭隘独尊、自我封闭、是非迷惑、诚信反叛。可见，高职学生性格不佳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品行不良品德是个人依据社会道德采取行动时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倾向，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综合体。其中道德行为是品德的核心成分。一个人的道德面貌如何，最终要通过道德行为表现出来。品德的形成具有多端性和复杂性，道德认识是道德情感产生的基础，而道德情感又影响着道德认识的形成及其倾向性，人们在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基础上产生道德动机，并引发出一定的道德行为，道德意志调节和控制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使之贯彻始终，成为道德行为习惯。品德的形成是这四个基本成分共同发生作用的一种综合平衡发展的过程，当这个过程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时，品德的形成便会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品行问题。高职学生相对于普通高校的学生来说，品行问题原本就不理想，经历高考失利之后，挫折感严重、自信心不足、理想信念扭曲、学习和生活目标不明，品行问题更显突出。根据笔者对广西4所高职院校1200名学生的研究，高职学生有过品行问题的占71.8%，共862人，其中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考试作弊（55.6%）、破坏公物（43.8%）、暴力行为（33.5%）、藏有色情刊物或图片光盘（31.8）、逃学（28%）、酗酒闹事（23.5%）、偷窃（21.8%）、骚扰异性（19.5%）、恐吓他人（16.9%）、赌博（14.3%）。 情绪波动，情感不稳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和情感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也是衡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在1921年曾对25个小学中选出的1508个智商较高的男女同龄学生进行追踪研究，在他们成年以后，以事业成败为标准，将他们分为“非常成功”、“比较成功”和“失败”三类。他对150名最成功的智力优越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能取得卓越成就的人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智力因素，热情、自信等积极的情感因素在其中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绝大多数高职学生的年龄在16～21岁之间，正是青春期即将结束，迈向青年期的关键时期，心理上的“断乳”、学习竞争与就业压力给高职学生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经历情绪和情感上的激动与混乱之后，一部分人表现出消沉、冷漠、焦虑、暴怒、抑郁、挫折感等不良情绪反应，对人格的形成带来极大的影响。根据赵新龙、李健美的研究，高职学生有相当严重的焦虑、抑郁、挫折感、孤独等情感问题。 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是在学校和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以掌握一定的系统知识、技能，形成科学世界观和优良品德为目的的活动。学生的学习不但受其自身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也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学校环境和教师的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学生的学习行为与许多因素有关，因而学生的学习困难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据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调查，因学习问题（主要是不爱学和不会学）而处于烦恼中的学生，在初中生里达到58.6%，在高中生里达到72.4%。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基础较差、认知障碍以及不良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学习困难问题更为突出。本人在去年所作的初步调查显示，高职学生存在学习困难的占78.9%，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厌学（53.4%）、认知障碍（35.7%）、环境干扰（25.6%）。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困境 明确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其实这只是一种应然状态，而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然状态却不得不令人担忧。王利华、肖凭、郅利聪所做的高职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比较研究显示出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虽然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常抓不懈，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主要原因是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三个难以超越的困境： 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高职院校虽然非常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也时常选送一些青年教师去参加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但由于这些教师太多是职业技能或公共课的专任教师而并非心理学专业的教师，他们也许能按照心理健康教育教材讲课，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能够胜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教师，不仅要掌握关于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具有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的能力，还要有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正确先进的教育观念、积极稳定的情绪与情感、完美的性格特征、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以学科为主的课程设置很难形成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合力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是综合性的，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影响，还与学校和家庭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就学校教育而言，所有的教师和所有的课程都必须担负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职责，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所有的学科课程都不涉及心理健康教育，绝大多数的教师都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健康教师的事，与己无关。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不明确许多高职教师知道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也想把心理健康教育整合到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但由于不熟悉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因而无从下手，使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体系 基于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以及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师资、课程设置和目标、任务不明三大困境，构建科学合理而又切实有效的目标体系便成为解决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佳切入点。首先，构建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必须探讨心理素质的内涵实质。笔者认为，心理素质主要由心理过程（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心理状态和个性组成，是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及教育的“合金”，是个体身心全面发展中相对于身体素质的另外的部分，即心理素质。其次，构建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必须与我国现行的学科教育体系以及人们的习惯认识结合起来，否则再好的目标体系也会与实践脱节，导致心理素质教育每个学科都有份，而每个学科都不管的局面。再次，构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体系必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按照一定的规律编排成一个科学的目标树，从而使目标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按照这样的思路，结合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我认为可以把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分为智能目标、思想品德目标、个性目标和职业指导目标四项，其体系如下图所示： 智能目标主要由文化课、专业课和技能训练完成。智能目标包括知识与技能，或者说是智力与能力，是直接影响学生活动效率和质量的主要心理因素。智能目标旨在培养高职学生的基础知识与方法、基本智力与能力、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心理素质，为学生终身学习、适应岗位群奠定基础。由于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以就业为导向”，而学困生又比较多，因而目前特别要注重认知技能、元认知技能和专业技能的训练。 思想品德目标主要由“两课”完成。思想品德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格的核心，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高职学生的思想品德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培养对一切事物正确的思想观点、形成良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规范。由于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突出，而心理健康与思想品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两课”担负着心理健康教育的重大使命。目前高职院校的德育虽然注重社会规范方面的要求，但与职业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联系较少，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高。 个性目标主要由心理健康教育课完成。广义的个性也叫人格，它涵盖了知识、能力、性格、气质、情感、意志、态度、价值观等许多内容。个性目标结合学科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实践旨在培养高职学生健康的性格、良好的情感和意志、完美的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职业院校虽然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但因起步晚、经验不足和专业师资缺乏，学生的性格问题、情感问题以及性心理卫生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应当引起职业院校的高度重视。 职业指导目标主要由职业指导课完成。职业指导是对大学生进行职业观教育、职业选择分析、职业心理分析、职业生涯设计的过程，也是提供职业信息和进行职业素质培养的过程。高职学生的职业指导目标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理想、信念、价值观以及良好的职业情感和态度，形成一定的获取就业信息、进行职业选择分析和职业生涯设计、就业和再就业等职业适应的能力。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信息素养 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最终目标 论文关键词：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教育 论文摘要：信息素养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通过后天的培养与自身努力取得的。本文分析了中学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性，指出了现行中学信息素养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重点阐述中学信息技术课堂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以期对所有信息技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有所启发。 社会正迈入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素养将是所有公民应具备的、终生有用的基础能力之一。教育要迎接信息化社会的挑战，就要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一、中学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一）信息素养培养是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技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为宗旨，使学生在信息技术应用实践中，提升信息素养，从而支持全面的基础文化素养的发展。 （二）信息素养培养是素质教育的要求。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为根本宗旨，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素养已成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信息素养培养是终身学习的需要。当今，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信息素养正是终身学习的前提条件，从根本上说具有信息素养的人是那些知道如何学习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学习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组织、查找、利用信息。 （四）信息素养培养是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信息素养已成为现代公民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鉴别、评估、分析、使用和创新信息，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要求人们具有信息素养。 二、现行中学信息素养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制约。新课改中，要求师生之间积极交流、合作，在互动中进行创造性学习。但是，由于受传统的教学方式影响，学生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因此，学生在新课改中有点不适应，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互动的积极性不够。 （二）信息素质差异大。各地区中学由于受经济、区域等多方面的影响，学生信息素质参差不齐，就计算机而言，有的基本的计算机知识还不懂，有的懂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有的经常接触计算机，甚至是高手。 （三）信息技术不重视。信息技术暂没有列入高考科目，社会、学校、学生不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的深度、广度就有限了，信息素养培养就落后。 （四）信息素养与信息技术区别不清。信息素养是一种信息能力，信息技术是它的一种工具。但许多教师认为，信息技术就是信息素养。 （五）片面地理解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含义。信息素养是多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qq聊天或打游戏的高手未必就是信息素养的拥有者。 三、信息技术课堂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一）教师要融入新课改，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在信息技术教学的观念转变中，教师应该首先认识到，信息技术课是必修课，管理上要重视起来；其次学生素质的培养是各门学科教育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现在许多老师认为非高考科目不重要，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到学生，直接影响到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我们必须得尽快融入新课改，转变观念，给信息技术以应有重视。 （二）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教师的信息素养状况对学生的信息意识的启发和学习热情有直接的影响。教师要逐渐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促进者、组织者和指导者，教师要不断的学习、交流、实践。教师自身信息素养的提高，为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营造良好环境。要努力创设培养信息素养的学习环境，及时了解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为学生能够解决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准备。 （三）要精心组织课堂教学，使学生熟练掌握各种信息工具。信息素养教育应遵循学生的生理条件、学习心理规律，以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立足点，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要通过对课堂的有效教学，使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各种信息工具，特别是网络传播工具，为进一步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奠定基础。 （四）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网络环境下，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善于合作的精神，培养学生利用因特网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文明使用因特网的基本信息素养。教师要利用网络这种交互方式的显著特点，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要综合地创设信息环境，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在任何一节课的教学中，都不可能只应用一种教学方法，是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考虑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信息环境，使同学在各种信息环境中，做到课前收集、储存信息，课中传递、交流信息，课后运用、创造信息。 （六）要注重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的课程整合。教师要把信息技术当作学生认知的工具，在信息技术与学科的整合过程中，信息技术必将成为学生获取、加工、运用信息的最佳工具，而上网查询也必将成为学生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如：学习“word文字处理”这一单元内容时，与语文课结合，利用文字处理功能写作文等，真正实现了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工具的功能。 （七）要及时评价，让学生收获成功的喜悦。评价与教学过程一样重要，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体验到成功的乐趣和喜悦。评价作品的过程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还锻炼了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审美能力。通过评价交流，分享成果，拓展了思路，使学生的认识和情感得到提升。 四、中学信息技术培养信息素养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多开展一些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信息技术兴趣小组和课外活动，组织各项信息技术竞赛活动，推动学生的个性发展。 （二）在对学生进行信息素养培养时，应尽可能地创设现实生活的情境，将信息技术作为交流的工具、研究的工具、决策的工具、创新的工具。 （三）要通过家庭教育、社会网吧监督与管理以及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来形成合力。 信息素养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探索和挖掘培养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最好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目标教育论文:探析素质教育背景下的目标教学 摘要：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在教学实践上开拓创立了素质教育的成功经验。由此可见，目标教学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思想内涵；实施准则；基本要求；成功经验；推进发展 目标教学模式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它既注重了教育面向全体的原则，因材施教的原则，让学生主动发展的原则，又注重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注重学生良好的思想情操，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能力素质的提高。 一、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 目标教学是1986年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来我国讲学后兴起的。此时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发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目标教学的主旨就是为了实现素质教育这一总的目标，其主要着眼点就是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素质教育有三要义，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发展”。而构建目标教学理论基础的教育观、学生观、教学观、评价观等正充分体现了素质教 育这些基本的思想内涵。 1.教育观。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使所有的儿童少年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学校的教学就是提供能使每个学生达到他们可能达到的最高学习水平的学习条件，并帮助他们寻找个性完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 2.学生观。一是强调学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巨大潜能的，有个别差异的人。二是强调学生是具有极大可塑性的人，教学的任务是使他们尽可能接近我们期望的教学目标。三是强调后进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学生早期发展和后来学习过程中的缺陷积累造成的，只要教育者给予更多的关爱，采取及时的反馈矫正等手段消除缺陷积累，后进生也可能成为优等生。 3.教学观。教学就是教会学生学习。教学就是要促进学生的知识、智力和能力的和谐发展，健全和完美学生的个性。教师的责任是努力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让教师的教适应学生的学。目标教学的教学观十分明确的把学生摆在学习的主体地位上，要求教师须努力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姿态，通过创设各种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采取措施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规律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4.评价观。目标教学强调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学生分等，不是为了选拔和淘汰，而是对教学行为的价值判断。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贯穿在教学过程始终，他的功能不能只是对教学结果的评价，更主要的是改善教学。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应是成功教育的催化剂。 二、目标教学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 目标教学的充分发展原则在强调贯彻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教师：一是要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树立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学好的信念；二是要从大多数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方案，处理好教学进度和重点、难点，为每个学生提供有利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目标教学的目标导向原则要求学生课前明确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学生学前明确任务，主动求学。反馈矫正原则中要求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自我反馈意识，就是使学生在不断的反馈矫正中，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主动努力并积极寻求帮助，及时获得矫正补救。 目标教学的合作原则特别注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协同效应，把合作达标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样便可在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上，加 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往、交流和合作，使学生在掌握知识过程中逐渐形成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他人和关心社会的人生态度。 三、目标教学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1.目标确定。素质教育以促进人的发展与完善为目标。目标教学正是通过确定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达到相应的素质教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完整的教学目标既约束着教师的教，也约束着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按教学目标定位，依据目标备课，紧扣目标教学，围绕目标训练，对照目标检测矫正。学生的学以教学目标定位。这样便加强了教学过程的有序性、和谐性，使得受教育者获得既定的素质培养。 2.因材施教。素质教育就是要在承认存在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力求通过教育手段，因材施教，异步达标的措施，教师在统一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学生差异，确立不同的教学基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分类指导，较好的落实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要求。 3.同频共振。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力求实现师生之间的教与学发生同频共振，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目标教学适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从制定课时教学目标到教学目标的实施都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它从学生实际出发，面向全体学生，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能力，使之成功、活泼的学习，全面和谐的发展，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理论分析与中国选择讨论 基于改革的市场取向,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体制转轨与制度变迁过程,可以被极为简练地概括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多表现出的是市场力量的不断加强和政府干预的适当淡出。然而,对于银行等金融部门而言,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却越来越重视和强调政府部门对金融市场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从国际社会来看,也存在着这一看似矛盾的“二律背反”现象,伴随金融全球化、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国际金融业也正在向强化监管复归,强化监管与金融自由化同步发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对银行业进行监管,银行监管的基本逻辑依据是什么,政府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基本意图与动机是什么?归根结底,对银行业实施监管的根本目标究竟是什么?只有明确这一问题,才能正确解决怎样进行监管的问题。也即监管目标的定位是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进行”(Goodhart,1998),才可以围绕这一目标而有针对性地对具体监管内容、对象、方式、技术、方法、手段以及监管组织形式进行选择取舍,才可能确保监管效率甚至整个金融系统运行效率的提高。 一、监管目标及其主旨:理论的辨析 现代经济学对银行监管的原因、必要性及其应达到的目标的解释,主要建立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之上,特别是“市场失灵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政府实施银行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运行过程中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为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和信息不完备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而做的制度安排。从理论分析的逻辑看,主要有两个基本分析视角:一是基于银行系统的宏观视角,主要着眼于银行系统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外部性效应,认为银行体系在提供金融服务等特殊商品外,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支付结算体系,对整个经济体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而使得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银行业是高风险聚集的行业,同时银行风险会引起系统风险,一家银行的破产倒闭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破坏整个支付结算体系,并通过货币信用紧缩影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政府部门介入,通过外部监管来限制银行倒闭的不利影响,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 另一种视角则是基于银行合约参与者——存款人的微观视角,主要着眼于保护一般存款人及金融商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Kareken,1986)。认为在金融商品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委托关系,为保证作为人的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金融商品的消费者需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者进行监督。对于银行而言,为避免银行经营者在使用存款人的资金发放贷款时过于冒险、损害存款人利益,存款人需要对其进行监督。但由于银行与存款人及各金融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督成本很高,数量众多而分散的中小存款者存在着普遍的“搭便车”倾向,中小存款人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去搜寻信息或干预银行管理。因此,银行监管对中小存款者而言具有公共品性质,供给严重不足,需要政府承担这一公共品的供给。 作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和关注视角,尽管在最终监管要求和监管内容等方面是基本统一的,两者异曲同工,都要求被监管行尽可能稳健经营,避免其过度涉险,进而保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存款人利益的最大化。以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监管,常常可以获得对维护系统稳定有用的信息,而以维护系统稳定为目标的监管,也照样可以甚至必须对具体业务行为进行监管(王君,2001)。然而,基于两种不同的目标和关注视角,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两者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冲突,如基于稳定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考虑,在银行业出现一定问题时,出于担心整个市场崩溃的角度考虑,监管者可能会故意隐瞒一些重要的信息,但从存款人利益的角度来讲,显然具有一定的“欺诈”之嫌,侵犯了消费者的充分知情权,不利于其及时调整投资决策。 为了避免目标冲突,相当一批经济学家主张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Wallman,1977;Taylor,1995;Goodhart,1998)。但在具体方案的设计方面,理论界仍未达成共识。较为普遍的一种模糊分类方案认为,各类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的不同,对维护系统稳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特征明显,并且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因而应当由中央银行负责监管;而保险业与证券业的消费者保护特征比较明显,可以由相应的专业监管机构负责。但在这一框架下,对于某个金融机构的监管常常难以同时兼顾不同的目标,只能有所侧重。如中央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只以维护系统稳定为重点,有时不可避免地难以顾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对证券业的监管,则主要顾及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其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为避免这种主次的冲突,泰勒(Taylor,1995)提出了一种“双峰”论(Twin Peaks)的观点,认为整个金融系统的监管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设置两个相应的监管机构。两者的监管对象都同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只是前者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尽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后者针对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商业营运监察”性的行为监管,以防止其出现欺诈或机会主义行为,保护知情较少者(中小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机构应以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为对象,而负责稳定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应以支付系统为对象。 二、银行业监管目标体系的确定:中国的选择 监管目标的确定与划分,既应当遵循整个金融系统健康发展和监管工作有效进行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具体金融机构的体制安排、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环境等国情实际,从既有利于整个金融系统长远发展的战略发展需要,又有利于保证体制改革平稳推进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具体设计、安排。 从目前我国的监管体制来看,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逐步形成了与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框架。根据最近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央银行除了在传统的货币政策职能之外,还有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能。而在目前正在讨论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就把保护广大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首次得到了明确区分,解决了长期以来人民银行既承担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职能又负责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微观职能的双重监管目标冲突问题。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专业监管机构,银监会的成立使得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目标获得独立化,使得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得以凸显,有利于存款人利益能得到切实保证。 从理论上讲,银行经营中对存款人或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利益侵害,一方面是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高负债率和有限责任制而导致的经营者过度涉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在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等负债业务取得经营资金并实行有限责任的条件下,对于其股东与经营者发放贷款或从事某项投资而言,如放贷或投资成功可以取得几乎全部的收益,而如放贷或投资失败则只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因此,在缺乏必要的债权人监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存在过度涉险的激励,从而威胁到存款人资金的安全性等。另一方面可能的损害基本与一般企业类似 ,商业银行可能会凭借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降低银行服务的质量和有效产出,侵犯消费者利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银监会“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监管目标定位,就是要通过对于银行机构市场准入的审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各项经营业务的检查和监控等各项审慎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部门或金融市场其它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垄断定价的损害,促进各商业银行积极发展、稳健经营,加强内控制度,强化风险管理,确保消费者得到诚实、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此外,由于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存在,消费者行为之间也具有相互模仿和影响的外部效应,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因此,出于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考虑,监管者还应当提供市场公信这样一种公共产品,要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及时预警、控制和处置风险,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通过增加信息供给,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银行业经营的透明度,进而增进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防止出现因集中性的恐慌而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营。同时,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其自身的自我保护能力。考虑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发展滞后,市场规则及相关知识尚未完全建立并深入人心,居民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作为监管者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考虑,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和了解”。金融机构要及时向公众披露市场及金融产品的信息,监管者要对金融机构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度作出判断,并纠正消费者对一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误解。 最后,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健全,法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违法犯罪案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为从根本上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者必须严密监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通过加强监管,建立起防范金融犯罪的机制,有效减少金融犯罪。同时,通过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最大限度的减少资金损失,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应当说,目前银监会的目标定位,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多目标的,但实质上保护存款人利益、增进市场信心、提高公众金融意识、减少金融犯罪等四个目标都统一于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这一最高目标,前者是基础与根本,后者则是其的具体化,四者共同构成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有机体系。 三、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目标定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分析 1、银行监管目标的定位反映了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现代政治经济学对政府监管的分析认为,政府对不同行业的监管是不同利益集团政治斗争和利益较量的结果,反映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佩茨曼,1976;Stockman,1991)。对银行业而言,正如前面的分析,政府介入主要为广大存款人提供一个“有积极性的代表”(M.Dewatripont J.Tirole,2002),以解决广大存款人之间因“搭便车”而出现的监管不足问题。目前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投资工具有限,居民主要以储蓄存款为主,几乎都是储户,其利益与银行密切相关。因此,银监会对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最为直接而深切地体现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 2、银行监管的目标体系代表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基本共识,反映了我国银行监管与国际接轨的积极开放姿态。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银行监管的国际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作为正在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而言,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金融风险和银行业国际竞争的挑战,不可能也不允许置身事外。考虑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根据金融服务协议规定,目前国内规则已在逐步放宽,而国际监管规则却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必须积极推进银行监管的国际化,研究评估国际监管的先进经验,积极学习和吸收国际先进的银行监管理念与技术,在监管中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惯例,提高监管政策有效性和本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上看,英国、韩国等国家的监管机构基本都具有与此相同的监管目标体系;美国、日本、德国等基本都明确地将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银行监管的首要目标。因此,我国确定这一银行监管目标,反映了我国监管目标甚至整个监管体制、监管法规的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反映了我国在开放的格局中建设一个适合国情的、更为有效的监管框架的积极姿态,体现了为中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监管保障的客观要求。 3、银行监管的目标定位反映了规范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行为与方向的必然要求。现代企业制度及其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一个关键的因素便在于其股权所有者、债权所有者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之间恰当的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安排。对于现代商业银行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更是确保其正常运转的根本所在,但基于商业银行特殊的债权人结构,债权人自发的外部监管往往较弱,需要政府为此提供专业性的外部监管,以保证各方权力的均衡和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各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残缺、内控体系薄弱等问题相当严重,从而导致大股东、经营人员侵犯存款人利益问题屡见不鲜。如某些地方政府借股东身份直接干预商业银行经营,强迫商业银行向一些质量与效益无保证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提供贷款,导致贷款由于无法及时收回而造成资金损失。再如银行经营人员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威胁着广大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因此,保护广大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的确立,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把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从业的最高目标,并以此规范经营行为和经营方向。当利润最大化或效应最大化与保护存款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决不能以牺牲存款人利益换取利润或效应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实现银行业的可持续稳健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的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分析 从学说史角度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因阐述系统、分析精辟而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前者被视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①、乃至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发源地②,后者的相关论述则被国内外学者广为引用。因而,对这两个文本的解读自然就成为国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在这方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的当代阐释》颇具代表性。不过,诚如日本学者伊藤诚所说,探讨新时代对世界的认识时,《共产党宣言》固然不可或缺,但也应当重视《资本论》对相关论述的深化。③在这个意义上,梳理《资本论》及其手稿(以下简称《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或全球化思想是研究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就此进行了探讨。 一、探讨解读的新语境、新原则 列宁曾经指出,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会分别被提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遭遇正是如此。全球化当代拓展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剧变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个诞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科学理论。尽管“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历史很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洞察全球化进程、本质与趋势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任何一个试图把握当代全球化的严肃学者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然而,要从学理上真正澄明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并非易事。 哲学解释学研究表明,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视域融合”。就本文的论题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既要超越传统教科书式的解读模式,又要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解读模式,确立新的阐释语境和解读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 一是任平基于对《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新诠释提出“交往实践观”。他认为,资本全球化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观即他的全球史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交往实践观则是马克思把握资本全球化本质的理论核心,是打开资本全球化历史大门的哲学钥匙。没有资本全球化和交往实践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的新世界(历史)观(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图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到《资本论》真正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资本全球化为历史地平线的交往实践世界图景和相应的普世历史观。《资本论》的视域就是资本全球化幽灵及其本质性反思———交往实践。《资本论》“大写的逻辑”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逻辑、人化或物化的逻辑、主体际的逻辑、断裂的逻辑,不如说是交往实践的逻辑。④ 二是丰子义结合全球化的当展,主张确立“唯物史观全球性研究范式”。即改变以往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简言之,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实际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视野和方法。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研究,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实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的。可以说,唯物史观是同世界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史观,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没有世界史观,也就没有对各民族国家具体问题的正确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⑤这一观点虽不是直接源自对《资本论》的解读,但是对把握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是聂锦芳阐述了解读《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认为,当下的《资本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1)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德俄中)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2)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大多数论者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同道者的文献积累、研究进展和前沿论题。(3)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着作,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域、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4)无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地概括和极端性地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鉴于此,重新研究《资本论》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必须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三部分“书信卷”涉及《资本论》的通信部分、第四部分“笔记卷”中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第二,必须突破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第三,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以及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⑥ 二、厘定基本方位、梳理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世界历史生成发展的阶段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机制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资本极限与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论等。该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涵盖了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全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创立时期的代表作,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无疑是这一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显着界标。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体沿着经济学、哲学两个路向展开。 1.经济学路向的研究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等方面。顾海良主张立足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为手稿尤其是“六册结构计划”,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⑦(1)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限于《资本论》,还应该十分注重经济学手稿的研究。(2)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研究譬如“六册结构计划”中的《世界市场》册中相关思想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3)要突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理解。《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基本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研究之中。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就《资本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进行了具体讨论。⑧赵景峰等人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只留下一些简短的提示和论述,但是对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研究启迪甚多。(1)马克思阐述的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2)马克思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全球性意义、资本扩张本性决定其推进世界市场、市 场经济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扩展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这些论述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根源。(3)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式包括:建立殖民地、商品输出、生产国际化、资本输出、劳动力输出等,这些形式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各种形式的基础。(4)马克思全面论述了世界市场的作用,主要有:各国利益依存格局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资源配置的基础调节作用、巩固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打破闭关锁国、将各国融入世界市场等。(5)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它一方面对现有资本主义矛盾暂时进行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广泛的危机,推动资本最终超越自己的资本主义前提。⑨ 2.哲学路向面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演变进程中完成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世界史观的理论地位,主要有三种看法“: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阐释和表述于19世纪40年代,50、60年代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深化发展。⑩“发展的转折点说”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潜在整体说”认为,《资本论》蕴藏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拓展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该文本只是世界史观的一个潜在整体。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并未完成;研究视野也有局限,马克思倾向于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典型蓝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东方只是略有涉及。虽然《手稿》对“三大形态”做了概括,但是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缺少真正大量的历史事实根据。基本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阐释上的差异。“ 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和《资本论》结构的调整;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三是对东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第二个方面最突出,具体特点是:(1)世界历史是马克思重要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2)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阐发。所以,应主要从经济分析来把握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来说,其内容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资本本性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矛盾,即国际交换与国际剥削;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待世界经济的双重手法,即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刻画了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的世界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指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也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潜在整体说”将《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商品二因素是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的起点,也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2)世界历史是由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两种趋势以及两种趋势的结合而形成的。(3)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基础,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4)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国家内部-国际间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随之从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为国际间的、世界性的生产关系。(5)世界历史的中介———分工和货币等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6)普遍性的危机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包含着深刻的危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也是一种必然趋势。(7)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 “发展转折点说”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第一,提出并阐述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竞争”等问题;第二,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考察了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第三,在总体上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第四,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世界史的分期问题。其中,核心是关于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标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研究,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了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 3.分析“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此项探讨同属哲学路向的研究,不过专题分析的特点更鲜明。汪帮琼主要以《手稿》为依据,明确提出抽象劳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深层内涵。(1)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的深层基础是特殊劳动。这时,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于特殊性基础上。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狭隘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人类历史表现为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崇拜。(2)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导致特殊劳动下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关系的解体,由此造就的自由工人、游离出来的劳动客观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转变”创造了历史条件。(3)“转变”的深层内涵是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了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成为普遍存在,并占据了生产的统治地位。于是,原先的狭隘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之间狭隘关系的解体,劳动的个人建立了相互间的普遍联系,进而造成了全面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全面的人的需要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上述世界性的体系却成为脱离劳动的个人而独立的、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赵士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深层本质的分析,是从资本和劳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转变”是劳动辩证发展的结果。(1)民族地域历史的根基在于尚未发生异化的特殊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这种形式下,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直接统一。(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彻底瓦解了特殊劳动,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获得普遍发展。(3)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既是一条异化之路,又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之路。另一方面“,转变”又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归宿。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又要否定必要劳动。这决定了资本既要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开创世界历史,但又只能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次,在流通过程中,资本既要想方设法扩大流通,又要尽可能地消灭流通。这决定了它既要通过扩大交往开创世界历史时代,但又通过尽可能缩短交往时间从而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最后,在总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使它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开创世界历史的强大动力。可是,资本生产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设定了无法克服的界限,由此决定了它终究要被世界历史扬弃。 三、多方面揭示历史与现实意义 《资本论》及其手稿承载着马克思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重要理论创获,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对于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剖析当代全球化问题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对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任平从阐发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大写的逻 辑”本质上就是表征旧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交往实践观。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和理论意义:一是对整个全球化本性的精妙揭示,这对研究今天的全球化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囿于旧全球性若干特性的局限,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加以调整的理论纲领、范畴和观念,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统视野转向当代视野的内在驱动力。应当看到,资本全球化正在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全球化结构构成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的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转向文化、信息、科技、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上述转变凸显出五大新问题: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重写现代性问题;新全球化时代对全局格局的挑战;新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主动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显示其当代性。 赵士发等人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种整体眼光,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创立。(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广历史视野,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规律,而是整个现代社会(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此种看法,叶险明并不赞同。 在他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既不是和其他内容并列的一种观点,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整体性方法,而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集中地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规定性”是指哲学批判目的所具有的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性,主要包括作为马克思哲学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性。第二,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即“问题的全球性”。这种全球性来自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且日趋严重,越来越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的努力,但这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正因此,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黄皖毅认为,《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马克思的连贯性、一致性。因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既是《资本论》的逻辑归宿之点,也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思想、尤其是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起点。可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和有关阐述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资本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和阐述对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有关思想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第三,《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尤其是世界市场理论对理解当今的全球化状况也有一定的价值。当代全球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能够朝纵深发展,与世界市场的日渐成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顾海良强调,马克思在《导言》中创立的总体性方法有助于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1)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把握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自然属性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2)将国际生产关系研究作为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以“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3)既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定性,也要研究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要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再现出来。赵景峰也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包括总体方法论、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探寻市民社会的奥秘、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等。 四、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上可见,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奠定了下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然而,无论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受关注度,还是比对《资本论》之经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投入和取得的成果,现有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笔者以为,推进该主题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当从思想特质角度,准确把握和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本质。从上面的综述可以发现,一些学者不加区别地使用“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两种提法。这种做法无形中回避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性质以及与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异同。事实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而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学说。尽管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离不开历史学研究,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质,目的就是要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其限度,展现“新世界”的历史地平线。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聂锦芳的观点,从资本批判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如果我们基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的角度审视《资本论》,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理论发现。就理论方面来说,《资本论》对世界历史开展的批判既包括“副本”批判,即黑格尔世界史观、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批判,也包括“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 马克思的批判表明,由于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概念中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不过是资本自我增殖本性的外化、现实化。斯密、李嘉图推崇的所谓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实质上就是资本的自由,目的是为资本增殖消除障碍、提供保护。但资本是一个矛盾体,它试图打破任何界限,无限发展生产力,同时又为劳动和价值创造确立种种界限。因此,资本不过是一个“过渡点”,它最终将走向自我否定;而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则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这种彻底批判立场,不仅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区别开来,而且也标明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下种种全球化理论根本差异。其次,应当结合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确定《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位。不可否认,国内学者先后提出了“深化和发展说”“、发展的转折点说”“、潜在整体说”等观点。这些概括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还不足以彰显《资本论 》在世界历史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笔者以为,《资本论》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推进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性的,是马克思这一理论发展的制高点和科学形态。(1)根据列宁的研究,唯物史观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时“暂时还只是个假设”,经过1848年革命的检验,特别是“自《资本论》问世以来,……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轨迹自然也不能例外。(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预备性研究成果,马克思称其为“一生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对此论断,研究世界历史理论时必须给以高度重视。(3)从马克思思想演进来看,揭示资本世界历史性的生存逻辑及其限度,离不开对世界历史的“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对此虽有分析,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资本逻辑的科学认知是在《资本论》中达成的。(4)《资本论》对资本的世界历史的批判分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马克思以“资本再生产”为着力点对世界历史进行总体批判,形成了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以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限度为核心内容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逻辑再现了资本从历史生成、本性绽放到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包括:关于资本的世界历史生成机制的系统探究、关于资本再生产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理论、关于资本的世界市场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关于“物役性”关系下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悖论式发展与“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的理论、关于资本的极限与“自觉”的世界历史的形成的理论等等。最后,应当结合资本全球化当展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比较而言,国外学者十分重视对资本资本主义全球化新发展、新问题的研究和批判。 主要表现有(1)对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做出了新概括,如帝国主义论、晚期资本主义论等,对不同阶段出现的国家垄断、不发达问题等新情况进行深入研究。(2)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多维批判,代表性的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评等。(3)借鉴《资本论》思想研究全球化趋势。沃勒斯坦着名的“世界体系”理论就受益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剩余价值论等思想。鉴于此,国内学界应当站在时展的高度,借鉴和运用马克思的分析范式、资本批判视域,直面当代全球化及其问题,提出具有的启发性的理论观点。譬如,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单质化(美国化或西方化)?资本再生产批判具有怎样的当代意义?如何基于《资本论》视域评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如何看待“消费社会”理论与消费主义批判?如何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审视金融风暴?如何立足于资本世界历史极限理论评价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等。通过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可以深化、而且能够发展马克思开创的“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理论,使其焕发崭新的时代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商业银行营销理论不同视角的分析 摘 要 商业银行营销活动是商业银行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之一,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银行必须对其营销活动进行创新,而创新又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金融营销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客户经理制度五个方面对营销理论进行分析。希望能在商业银行营销中具有实践意义。 关键词 商业银行 营销 金融创新 随着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壮大,银行间的竞争逐步加剧。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银行准入制度的放宽和世界大型跨国银行的进入,我国的商业银行面对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在新的竞争格局和市场环境下,国内商业银行的市场营销活动日渐活跃,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各商业银行纷纷结合自身优势,革新和提升营销理念,推进CI 建设,重塑公众形象,营销层次迅速提升,国内银行业开始迈入了营销时代,而经济活动又是基于经济理论的指导。如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营销,必须不断进行创新。商业银行营销理论主要涉及金融营销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客户经理制度。 1 金融营销理论 金融营销或商业银行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的分支。相对于其它行业,金融行业引入市场营销理论比较晚。这和商业银行的政策管制和金融业的产业结构相关。因为在以前,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受国家金融政策的限制,商业银行只能被动提供国家规定的产品,商业银行分工非常明确,例如中国农业银行的客户是广大农村。而现在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原来的市场划分已经不存在,如何争取更多的客户是商业银行工作的重点。 事实上,金融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在金融业的移植,同时根据金融行业的特点进行理论行业化。金融营销是商业银行运用一定的公关技术(关系营销),通过服务手段(服务营销),有目的、有选择地筹措资金,开展信用往来,实现资金增值。其过程包括营销体制的构造,营销机制的确立,营销目标的制定,营销信息的收集,营销方案的决策,营销策略的谋划、营销预算的实施和营销绩效的评价。 金融营销理论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由服务营销理论、关系营销理论和网络营销理论三大理论组成。商业银行营销的设计就是三者的整合运用。 2 金融创新理论 对于金融创新的表述比较复杂。商业银行作为比较特殊的产业,其创新只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创新。由于各国对银行管制的差异,所以,对银行创新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认识。我国经济学家陈岱孙和厉以宁借鉴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的概念,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内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是各种金融要素的创新组合,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进行的市场改革。其涵盖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方式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内容。美国的银行词典把金融创新定义为支付制度促进银行和其他金融结构作为资金供求中介作用的削弱或改变。其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技术创新;风险转移创新;信用创造的创新和产生股权的创新。创新理论主要分为以下学派: 2.1 西尔伯的约束诱致假说 美国经济学家W.西尔伯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寻求利润最大化,减轻外部对其压制而产生的自卫行动。商业银行通过创新来规避约束。约束来自于外部的政府约束和内部的自身约束。为了规避约束,银行从机会成本和金融机构的影子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差异中进行最大限度的金融创新。微观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行为的逻辑是与约束相对应的影子价格在一定时期的持续上升导致金融创新。西尔伯认为美国60%的金融创新可以用该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抑制的结果。其观点是片面的,不能解释基于市场变化和经济环境变化的金融创新活动。 2.2 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主张从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认为金融创新是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创新活动。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没有金融创新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制度学派认为全方位的金融创新只能在受管制的市场经济中才会存在。即政府的管制本身就是金融制度领域的创新。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制妨碍金融活动时,银行会试图进行金融创新来规避管制。 2.3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金融创新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到一切经济活动领域,金融自然也不例外。希克斯和尼汉斯1976年提出的金融创新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决定了基于金融创新的产品服务创新是否具有实际价值;金融创新实质是技术进步导致交易成本下降的反映。希克斯认为交易成本和货币需求与金融创新的逻辑关系是: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会产生对不同类型金融工具的要求,交易成本的高低使微观主体对需求的预期发生变化。交易成本的降低使货币向更为高级的形式演变和发展,产生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刺激金融创新的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寻求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 我国的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的特点是国家严格的政策管制下有限的创新。由于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作为金融创新的主体的商业银行的创新产品是非常有限的。同时市场的激烈竞争和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商业银行产品或服务的同质化,迫使商业银行积极进行金融创新,推出基于自己资源优势的创新产品或服务,通过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创建竞争优势。 3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商业银行营销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自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旧汽车市场交易模型为基础分析“逆向选择”开始,阿罗(Arrow)、赫什雷弗(Hirshleifer)、斯彭斯(Spence)、格罗斯曼(Grossman)、斯蒂格利茨(Stigliz)等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并提出了“逆向选择”理论、“市场信号”理论以及“委托———”理论等基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被西方学者称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理论最活跃的研究领域。 信息不对称性的概念来自信息经济学,是指交易双方不能同等地具备或掌握做出实现交易决策所需的全部必要的信息,而是处于信息在主体间的不对称分布状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中的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信息是不对称,从而在经济活动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商业银行营销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难以避免的。在商业银行营销中,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商业银行方面,由于客户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 ,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的理解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的存贷款业务,而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缺乏必要的了解,同时由于商业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不同商业银行的产品服务创新过多,作为客户没有时间对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深入的了解,为扩大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度,针对目标客户开展营销是商业银行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必要手段。同时,作为客户而言,由于潜在客户数量比较多,如何更多了解客户的相关信息,是商业银行营销的重要目的,通过商业银行营销,促进彼此间了解,更大程度降低客户与商业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根据现代营销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营销的过程实际上不断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信息,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建议不断进行产品服务创新,改进现有产品服务的过程。从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营销过程就是商业银行客户间信息交流的过程。信息交流是降低彼此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商业银行营销只是尽可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是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用可以忍受成本最大的消除信息不对称是商业银行营销的原则。同时信息不对称的与信用密切相关。现在通行的信用评级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一个规范化设计。 4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商业银行营销 Michael E.Porter(1985)首次提出价值链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不只是增加价值,而是要重新创造价值。在价值链系统中,不同的经济活动单元通过协作共同创造价值,价值的定义也由传统的产品本身的物质转换扩展为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动态转换。彼得·海恩斯(Peter.Hines)从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出发对价值链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价值链是“集成物资价值的运输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Jef?鄄fereyF.Rayport和JohnJ.Sviokla(1995)提出了“虚拟价值链”(Virtual Value Chain)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组织都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进行竞争,一个是管理人员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资源世界,称之为“市场场所”(Market Place);另一个则是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这一虚拟世界的出现导致电子商务这样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场所,他们将这一新的信息世界称之为“市场空间”(Market space)。它们通过不同的价值链开展价值创造活动,前者通过“有形价值链”(Practical Value Chain),即采购、生产与销售,后者通过“虚拟价值链”,即信息的收集、组织、筛选与分配。两条价值链的价值增殖过程不同,前者是由一系列线形连续的活动构成,后者则是非线形的,有潜在的输入输出点,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和分布的矩阵。 利用价值链对商业银行营销的业务流程进行重组。所谓“业务流程”,是指“为特定顾客或市场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而实施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活动”。在商业银行营销过程中,一个业务流程就是以一组以顾客为中心的从开始到结束的连续活动。顾客可以是外部的产品或服务的最终用户,也可以是业务流程内部的产品的使用者。业务流程重组的目标是顾客满意,即通过降低顾客成本,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这一点与价值链理论中的顾客价值相一致。事实上,整个价值链就是一个创造的价值工作流程,在这一总流程基础上,可把商业银行具体的活动细分为生产指挥流程、计划决策流程、营销流程、信息搜集与控制流程、资金筹措流程等。其中有些流程是特别重要的,决定和影响着形成商业银行独特性或竞争力的因素,称之为“基本业务流程”,对应于价值链中的基本活动;其他业务流程是对商业银行的基本经营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的,称之为“辅助业务流程”,对应于价值链中的辅助活动。业务流程重组,就是通过重新审视商业银行的价值链,从功能成本的比较分析中,确定商业银行在那些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顾客满意为出发点进行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改造原有流程的路径、工作环节和步骤划分,最终实现业务流程的最优化。 5 基于关系的客户经理制度 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制是商业银行综合服务体系的主体,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经理为先导,以所有业务操作柜员化为保障,以后台支持系统和全过程风险监控为依托,为客户提供集成式、全方位服务的服务体系,其核心是客户经理。 客户经理是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营销代表,他能够熟练掌握并组合运用商业银行产品,积极拓展市场,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多功能、多层次金融服务,是积极发掘、采集、评估并满足客户需求的客户服务业务主办,是商业银行与客户沟通的桥梁,客户通过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就能得到全部的金融服务。客户经理的基本职能是为商业银行和客户双方创造商机,把握商机,商业银行与客户是一对利益共同体,为客户负责,同时也是最大的为商业银行负责;第二是要巩固银企关系,维持和发展与客户的良好关系,同时不停地发掘优良客户资源;第三是管理客户,掌握客户的所有信息,建立客户档案,不断地进行评价,从而提出商业银行对策;第四是服务客户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要开发客户的需求;第五是控制风险,当客户情况变化,对商业银行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及时调整商业银行策略,规避风险;第六是促进创新,因为客户经理不停地在客户那里进行需求的开发、挖掘,对商业银行的创新起到促进作用。总的来讲,客户经理要对商业银行、客户双方负责,而且是把这两种职责相统一、相结合、既负责采购又要负责营销,既要拓展市场,又要控制风险,这就对客户经理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理论分析论文: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与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 摘 要 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环境污染目前已经成为重要问题,不但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存环境。为了防止环境污染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国采取的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就是实行环境税。虽然我国在环境税方面的立法非常薄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实行环境税是势在必行的,本文就针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与环境税经济效应进行浅显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环境税 理论基础 经济效应 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为了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进行严重的破坏,环境污染非常严重。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实行环境税是通过税收手段来保护环境,改善我国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是以破坏生态环境,掠夺资源作为代价的,严重破坏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我国出台了环境税,对耗能高,污染高的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行为进行重点监控。所以,我国出台环境税是非常必要的。 一、环境税及其理论基础 环境税也被称为生态税和绿色税,是20世纪末在国际税收学界兴起的新概念。环境税是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并且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在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是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以及垃圾税等。在我国征收环境税主要是更好的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根据其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程度或者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征收相应的费用。我国环境税的种类主要分以污染物排出量标准的直接课税;对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以及环境减免税。其中以污染物排出量为标准的直接课税主要是排污税,通过征收排污税能够有效的降低征税成本,更好的控制污染,能够较好的保护环境。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主要是适当的改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率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环境减免税主要是政府对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和个人保护环境,控制环境污染。 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庇古税。庇古税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庇古税主要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古典教科书的方式,属于直接环境税范畴,庇古税是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或者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确定纳税义务,因此,庇古税可以作为一种从量税。对于庇古税的单位税额是按照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效益相等的均衡点确定的。按照庇古的理论,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是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政府应该通过征税的手段或者补贴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从而使得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达到一致,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庇古的这种纠正外在性的方法被称为庇古税方案。庇古税可以通过对污染产品进行征税的方式,使污染环境的外在成本尽可能的转化成为生产污染产品的内在税收成本,由此可以使经济当事人的边际净收益得到有效的降低,进而控制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由于庇古税的提出,政府对生产污染产品的私人征收污染税,能够有效的减少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虽然,庇古税作为一种污染税,主要是通过税收形式控制环境污染的恶化程度,从而达到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所以,庇古税是可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环境污染达到最优水平。由此可见,庇古税的外部性理论就是环境税的理论基础。 环境税的设立的最初目的应该是为市场提供一些其不能生产出来的公共物品。但是,从环境保护角度讲,私人的最优选择往往与社会利益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相互背离。因此,仅仅通过市场的作用来保护生产环境是不可能,无法做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所以通过税收的方式,征收环境税,运用税收收入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必然会带来相关的经济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一)环境税收的价格效应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国家在征收环境税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并且在商品需求弹性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环境税,如果需求弹性不断变大,那么生产者的所承担的税收就会增大,消费者所承担的税额就会减少。如果征收的是直接环境税,就会对生产者治理环境污染的刺激性作用就会增强,国家在获取税收的同时还能取得不错的环境效益。如果征收的间接环境税,生产者就会改变生产策略,重视生产无污染产品,尽可能不生产污染产品,从而非常有利于改善或者减少生产者对环境的污染。 (二)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 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环境税收影响生产者的生产量。通过分析供求均衡,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价格的影响,从中也可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也会影响到生产者的生产量。环境税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减少生产者的生产量,控制环境污染的排放量,能够达到控制生产者滥用资源,有效的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运用价格机制,能够使生产者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设计税率,能够使生产者重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改变经营策略,控制生产量,有效的治理污染,进而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 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主要分为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和环境税收的消费替代效应。首先,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主要是指环境税收对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结构的影响。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使得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就会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力下降,产品的生产总量就会下降,导致生产者的经济利润下降,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必然会调整产品结构,寻求替代品,生产无污染产品,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面发展。其次,环境征收的消费替代效应主要是国家在征收环境税过程中影响到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环境税收的课征会导致相关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提升,消费者在经济水平不变的条件,就会减少对课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对非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就会明显增多,从而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由于消费替代效应的产生,就会使得高污染的消费品的购买数量下降,生产者也会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策略,减少对高污染消费品的生产,那么污染物的排放量就会降低,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总结:我国为了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为了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控制环境污染,颁布了环境税,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控制环境污染程度,达到环境保护目的。所以,采用征收环境税来控制环境污染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措施。 理论分析论文:信访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模式选择 [内容提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对信访制度进行必要的反思和重新构建。本文首先评述了我国信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学界观点，以阐述信访制度的基本法理为基础，重点揭示信访的概念、调整范围、信访人的权利、信访机关的权力以及信访的功能，进而提出信访制度改革的三种模式：集中统一模式、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以及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 [关键词] 信访，制度，权利，权力，模式 一、信访制度改革的背景与必要性 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是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机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我国目前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中产生许多的问题，如法律不完备、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和政策偏失等等，这些问题都通过不同渠道汇集到信访部门，使信访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人们发现，在众多的矛盾面前，原来寄托希望的信访制度已经滞后于时展，表现出对解决问题的不力和不适应。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不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也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故应对信访制度进行大力整合，以制度创新来回应现实的挑战。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继瑞典首次建立申诉专员制度之后，芬兰、挪威、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很多国家纷纷仿效，或者建立议会体制下的监督专员制度，或者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监督专员机制，甚至在欧盟这一超国家的体系当中申诉专员制度也得到采用。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为我们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模版，但在制度背景、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基本国情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上与我国信访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可比性，因此如果不考虑我国的特殊宪政体制和政治法律文化背景，无法真正将各国制度的精华提取出来，难以创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信访制度。因此，笔者以为不论提出何种改革方案，都应当符合一个标准，那就是新的信访制度一定要与我国现实的民主环境、法治目标以及宪政体制相吻合。目前我国学者一般在“法治”与“人治”相对立的语境下探讨信访制度，认为信访兼具“法治之友”与“法治之敌”的两面性，[1]并以此为前提，或者提出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或者主张干脆取消信访，另建他制。[2] 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制度的研究要避免进入如下误区。误区之一是设想信访制度解决所有的问题，将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所有的问题全部推给信访解决；误区之二是让信访成为一种十分专业化的法律制度，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清清楚楚地将政策等处于边界的问题剔除出去；误区之三是让信访仅仅成为信息通道，而将信访的救济和监督功能分别交给法院和检察院以及行政监察部门。笔者以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误区，主要是于如下原因所导致，一是没有站在我国的宪政背景之下，没有全面地了解我国宪政制度的特点，将三权分立体制下的运作模式机械地套用于我国；二是只看到信访制度的一个片面或一个局部，没有与我国立法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以及地方制度相协调；三是将信访制度目前表现不佳的功能当作信访不应当具有的功能而简单加以抛弃，将本来有多种功能的制度变成没有实在生命力的制度“稗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使信访制度获得较大的改进，首先要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辩证地看待现实制度，注重研究信访制度本身的法理基础，区分表象和本质、实然与应然；同时以目的论的观点，从信访制度所要实现的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改善国家权力体系这两个基本点出发，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协调和互动，消弭紧张和冲突；最为重要的是，采用系统论和过程论的观点建立新的信访制度体系，使其在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宪政背景下，与现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等专项法律制度相衔接，在较小的社会震荡、较少的资源投入的情况下逐步走向完善。 二、信访制度建构的理论分析 （一）信访制度的概念 1995年颁布的《信访条例》将信访界定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而从广义的信访来说，信访还包括各级党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国有企业进行的信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信访成为联系党与人民、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当中发挥了积极的协调、沟通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 根据当代救济制度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国情，笔者将信访制度界定为：公民和组织在其合法权利受到各类公权力侵害致损时，选择以书信、走访等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寻求补救，接受来信来访的机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方式予以协调、督促和帮助，促成其获得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之法律制度，它是其他法定救济制度的重要补充。 （二）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如下事项，可以作为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1.在没有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提起申诉、起诉或控诉之前，信访人可就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及不公或失当的行为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2.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的审理、判决和起诉等行政或司法程序终结之后，信访人认为行政或司法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 不公或失当行为有所不满时，也可以向信访机关再次寻求救济。 3.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法院、行政监察部门或检察院不予受理的案件，在上诉或复议之后仍得不到受理时，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4.对于不合理的政策、抽象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并可提出建设性意见。 5.信访机关可就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给予相关机关以批评或建议。 （三）信访人的权利 信访人的权利，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是公民和组织在其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侵害时，以书信和走访的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要求国家给予有效救济的权利，同时信访人有权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作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这一概念当中包含着如下的关键要素： 1.信访权利首先是一种寻求救济的权利。在从宏观层面，它属于一类诉权，与民事诉权、刑事诉权和行政诉权、行政复议申请权、民事仲裁申请权等程序性权利有着相同的属性，其共同的特征是：公民和组织可以由这一权利直接导致相应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对于自己受侵害的事实给予救济。 2.在信访权利这种形式意义上的权利背后，还隐藏着其他众多的权利群，这些等待救济的权利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3] 3.信访权利是一种动态的民主权利，公民除了通过选举制、代议制、复决制等方式参与国家的生活之外，还可以通过这种权利来保持日常当中对于国家生活的参与。 4.信访权利从结果上说，具有双重性，一是直接实现了对私人权益的救济，二是通过这种争取权利恢复正义的过程而间接地实现了对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总之，信访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它为我国宪法所确认，具有一种复式的包容结构。从表面上看，信访权利是程序性权利，但它却以实现实体权利为根本目标，正是由于这种复式的结构，使权利行使的结果一方面使公民受侵害的基本权利获得恢复和救济，同时使产生侵害结果的国家机关受到监督和约束，并以此作为政府改进服务、提高效率之鞭策。这项民主权利与公民的其他民主权利相比，更富于动态性，它更侧重于从日常生活和具体的案件中建设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时，与其他的救济性权利相比，信访权利救济范围更加全面，公民通过行使信访权利，可以得到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更多的救济机会。 （四）信访机关的权力 信访机关的权力，从规范的角度讲，是信访机关在接到信访人的信访要求或建议时，为实现其职责或目标而应当具有的解决问题的实际手段或能力，具体表现为信访机关能够以多种手段实现信访功能的能力。这一概念揭示了信访机关的权力具有如下性质： 1.信访机关权力是处于第二层位的监督权 （1）从逻辑上看，监督权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性质有所不同，这后三种权力在宪政体制当中，属于第一层位的权力，而监督权则是属于第二层位的权力，第二层位的权力有两种方式与第一层位的权力发生关系，既可以内涵于系统，也可以外设于系统，第二层位的权力以第一层位的权力的行使为基础。 （2）从宪政构架上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的目标是形成一定的规范、事实和判断结果，而监督权则是对已经形成的规范和事实及判断结果进行反思，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局限于通过矫正正义而实现公民个体的权益，而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达成维护民主秩序和宪政制度的目的。 2.信访机关的权力是间接权力而非直接权力 （1）不论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这些权力对它们所调整的对象都是采取直接的调整方式，均具有一定的形成力，亦即它们可以直接对相对方的利益作出分配。当行使这种直接分配的权力时，权力的主体常常以“我有权力让相对方服从”的姿态而出现。而监督权显然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事后监督和纠正才能使利益得到重新的分配，它的作用只能在事后通过对第一层权力的纠正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信访权力是直接指向公法上的国家权力，也就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影响对公民利益分配。在信访人员的思维当中，其考虑的问题常常可作这样有表述：“你（指国家权力机关）让相对方服从你这公平吗？还有更合理的方式吗？” （2）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行使对象往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往往是对私法上的法律关系进行公法上的调整，可以用国家对个人的向度来表示，而监督权则是通过对公法调整后的法律关系再度以公法手段进行调整，前者的权力结构中有两重架构（国家公民），而后者则包括三重架构（国家[国家公民]）。 3.信访机关的权力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权力 从现实功能来看，不能认为信访仅仅具有行政或司法方面的影响力；从信访所救济的对象来看，也不能只把信访简单归结为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一种方式；同时，从信访的历史来看更不能把信访看作是只对部分国家机关和部分公民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实际上关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同时还关涉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因为从这种关系的互动当中可以检验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方略的实施情况，也可以检验“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制度建设情况，更可以检验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任程度。前述关系是如此复杂、如此重要，以致于只能用政治性来表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访机关的权力属于一种间接的、第二个级别的政治权力。因为它处于国家权力架构的更高一级层面，直接面对国家制度的整体及间接面对人民利益的全部，它可以通过对公权力的制约而实现对私权的保护。因此，在设计信访的权力组成时，不宜像第一个级别的机关一样具有直接的形成性的权力，而应当考虑配置协调性、督办性、民主性、建设性的权力，否则便容易冲击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第一层面的权力，造成制度混乱。但这并不能认为信访的上述权力是软弱无力的。实际上，信访的上述权力在民主国家当中借助于民主大众的力量，借助于执政党政治力量，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五）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1963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是年10月15日由国务院秘书厅整理出《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条例（草稿）》，其中重申了人民写信或上访的民主权利，并对信访功能做了更全面的总结，即了解社情民意的渠道、群众监督的方法、思想政治 教育的途径、调解矛盾的手段，同时指出信访还可以起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心的作用。从上面文件所反映的理念来看，信访具有重要的民主建设功能，一方面它可以反映民情民意，排解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一信息渠道，起到监督和改进制度的作用。分别从信访人和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两个角度来解读信访制度的功能，大致可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对公民而言，信访意味着一项简便、经济、有效而全面的救济方式，具有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功能。 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来说，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这一点已为2004年通过的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所确认。就我国目前总体的法治状态来说，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制度之间还有一些互相矛盾或不协调的地方。同时，从法律体系的运行结果来看，并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每一个行政行为都符合法治的要求，司法机关审理的每一件案件都获得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可以说公民现实权利还不能全部得到顺利实现和救济。因而一项更加简便有效，也更加全面灵活的救济方式，就成为必需。这一点就是信访对于公民而言所能够提供的制度功能。 从整体论的角度来讲，法只是生活的一个局部，在法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文化和习俗以及政策等等。在一个完整的生活领域当中，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表现为非唯一性、非最佳性和非最终性，亦即我们可于法律之外寻求其他的、更好的和今后的解决方案。因而如果从法律有限性的角度来看信访，能够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信访看作是寻求法律解决之前的一种权衡，如果信访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无需进入法律的救济程序多费周折；同时，由于法律的不完善性和落后性的存在，也可以让信访在法律所不能涉及的政策领域里保持一定的救济能力；最后，法律并不能保证对生活是非问题的判断到此为止，因而对无尽生活保持一种不断的反思也应是人类精神的应有之义。如前所述，信访可以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也可以受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不受理的案件，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国家权力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亦可以成为信访的关注之焦点；同时，司法程序所不能实现的正义仍然可以在信访的制度中继续探讨。可见，正是在法律所不及或法律不能发挥理想效果的地方，信访起到一种补充的权利救济功能。 2.对公共权力而言，信访是一项温和的、反思的、高效的制度更新机制，具有稳定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功能。 （1）信访可以充当立法、执法和司法这三种权力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协调器。我国目前还没有协调公权力之间冲突的专门机构，现实中许多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管辖权冲突和权力不作为等现象还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常常只能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来加以协调。从制度的整体角度来看，这种协调性制度的缺位是很不利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在信访案件的处理当中，信访机关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这个问题该哪个部门管”，亦即“哪个机关对此负有法定的职责”。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具有公权力协调的部门才能有资格进行判断的问题，显然信访实际上已经承担了一定的协调责任。 （2）信访可以充当整个制度的保健医生的功能。按照过程论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在途中”的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制度的不完善性是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因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各项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来说，都需要用理性的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以务实和不断完善的精神去实践，用零星的社会工程[4]的方法去改造现实当中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在一个宏观的制度体系当中，应当设置某种特殊的机制以完成制度的内在反思、缺陷查找和及时补救的功能。通观我国各种制度和各类公共组织，似乎还没有专门设立这样一个类似的机构。这对于信访制度而言，可能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改革机遇，如果信访能够承担这样的制度功能，就可能大大提高我国民主制度的整体水平。 三、信访制度改革模式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笔者提出我国信访制度改革举措的三种构想供选择参考： （一）集中统一模式——大改模式 所谓集中模式，是指将现在分散的信访机构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专门处理信访个案的专门委员会。具体来说，可以国外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或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作为参照，建立我国的信访委员会制度，将其集中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与人大的其他专门委员会相并列。信访委员会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执法和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的各类案件，以调查、报告、公开、建议、调解等方式指导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作出更符合信访人合法利益的改进建议和指导。这种建议和指导不具有当然的法律强制力，但其结论应当公开并受有关国家机关之尊重。信访人有权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之前、之后向信访专员寻求救济，但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之中则不得进行，除非法院认为不属于其受理范围而予以驳回的情况。上述构想的理由是： 首先，这种模式与我国宪政体制相符合：（1）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的这一规定，说明我国的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机关，同时宪法还为人民参与国家生活规定了广泛的参与渠道，上述规定恰恰与信访制度的实质目标相吻合。（2）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享有选举权、罢免权、质询权、立法权、调查权、审议权等专项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意和事实为基础，而信访个案则正好提供这样的案件事实和民意信息，从而可以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衔接。（3）我国《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委员会。这一条说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的委员会可以按分工设置，这就为信访委员会的建立留下可操作的空间。 其次，这种模式有利于信访制度发挥功能优势：（1）信访委员会设在人大，有利于发挥信访的信息沟通功能，便于人民群众反映民情民意，及时将好的建议提供给立法机关，制定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政策和法律。（2）从信访的机构设置来看，可以脱离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干涉，保持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一方面利于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另一方面也方便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3）信访委员会成为专门受理信访案件的机关，有利于信访事业向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样可以集中处理热点、难点问题，节省社会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再次，这种模式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正处于社转型时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旧的制度还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因此就更需要有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机制来协调各种矛盾，减少对国家制度的冲击力，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稳妥的制度来吸纳社会的不满，促进社会公平就显得尤为必要。对于信访制度来讲，其汇集信息、舒缓矛盾、矫正不公的制度功能正好可以发挥优势。 信访委员会的角色定位是作为关心民间疾苦、听取人民意见的渠道，向人民提供简便、高效之权利救济，监督国家机关合法公正地行使国家公权力、协调国家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信访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1）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制度的根本目标，为信访人提供高效而便捷的救济。（2）信访的主要目标是解决问题，救济权利，提高效率，而非找出违法行为和失当行为的罪魁祸首。（3）信访委员虽无直接作出具有强制性决定的权力，但具有法定的调查权，责令被信访的机关作出书面报告的权力，以及公开调查报告的权力。（4）信访委员受理的案件范围十分广泛，使社会基层的不满和不公正可以有渠道得到发泄和纠正。（5）信访委员制度可以对执法和司法起到补充作用和监督作用。一方面信访委员可以受理没有向行政或司法机关寻求救济的行政申诉或起诉的案件，并可以以调解的方式处理违法和行为失当，减轻司法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信访对于进行过司法救济的案件仍有权力进行再次处理，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6）信访委员不会造成对行政和司法的干涉。因为信访委员不受理已经处于司法程序之中的案件，同时由于信访委员不具有执法权和决策权，而只是通过建议、因而不会对行政权和司法权造成干涉。（7）信访委员可以报告的形式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提出建议，对于国家的制度构建缺陷提出改善意见，完善国家整体的制度架构。（8）信访委员解决问题的手段是灵活多样的，可以采取包括转办、督办、调解、和解、奖励、批评、建议、调查、公开、安慰、抚恤等多种方式。（9）信访委员会不受理民事案件，不涉及国家安全、军事等国家事项，已经处于行政、司法等处于之中的事项或案件，信访委员会也不受理。 （二）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中改模式 所谓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是指将现在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总协调点，统一受理信访案件，而其他部门的信访机构则作为人大信访机构派驻的工作部门，建立一种以人大信访为中心、各部门信访为具体负责办事机构的联合模式。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人大和各国家机关几乎都有信访机构的设置，现成的组织和现成的人员是进行整合的现实基础，而将人大的信访作为信访体系的中心也有宪法上的依据。（同上） 其次，这样的模式与我国目前的信访制度容易接轨。我国目前的信访机构分散于各个国家机关，但各信访机关之间却没有工作联系，信访案件的处理效率十分低下，这就不利于信访制度统一优势的发挥。将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主要负责机构的同时，再辅以各部门的信访机构，统一对人大的信访委员会负责，这样配置的合理性在于可以将信访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信访处理体系， 再次，这种模式的另一个好处是使现在不独立的信访机构相对地超脱出来，不再对原来的国家机关负责，从而为信访的公正和效率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三）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小改模式 所谓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是在维持目前多系统并存的信访格局前提下，制定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将信访案件的受理、处理、终结等一般过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亦即以法律为形式统一各部门的信访行为，不求机构的统一，但求整体行为的协调一致。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信访法》，而只有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和某些部门的信访规范。信访机构的层次不一，权力不一，如果制定出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就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进行信访案件管辖分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处置，可以防止信访案件的交叉，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这种模式与我目前的信访格局最为接近，实施起来也较为方便，可以节省社会资源。 综合对比上面三种模式，笔者以为从长远考虑第一种模式最为理想，这种制度的设计对于增强民主、提高效率、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增加国家宪政制度整体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上都有可取之处。但是这种模式是一种高层位的宪政制度改革，因而需要的前提条件也是很高的，一是需要配合我国的人大体制改革，二是需要培养和挑选高素质的信访专业人员，三是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相比之下，第二种模式则稍微现实一些，这种设计直接以我国现阶段的信访制度为基础，突出在各种信访机构的断裂处和交叠处进行整合，明确主从关系，从效果上看，这种模式也可以基本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第三种模式侧重于从信访的内在处理方式上进行统一的规范化，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程序上的统一。如果说前两种方式是外延式的整合模式，则第三种可以看作是内涵式的整合模式。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并且这两种模式都可以与第一种模式在未来的时期里互相衔接，同时也都可以为第一种模式的建立准备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田文利 理论分析论文:美学理论分析布莱希特和京剧的关系 一、布莱希特的期待———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 在其重要的论文《作为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中,姚斯引入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据他看来,期待视野可以“从三个普遍的前提因素中获得:第一,一种文体为人熟知的准则或者其内部的文学原则;第二,与文学历史环境中着名作品的隐含关系;第三,语言的虚构和现实以及语言的文学作用和实际作用的对立,这两种对立作为一种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对于在阅读过程中积极思考的读者而言一直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把期待视野分成两种:来自文学经验的和来自生活实践的。前一种指读者文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后一种指读者身上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它一方面隐蔽地影响或限制着期待视野的形成,另一方面决定文本接受的深度和广度。这两种视野共同作用,不可分割。对于布莱希特而言,其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想法的产生具有必然的历史背景。布莱希特之前就有莱辛、席勒和歌德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莱辛在《汉堡剧评》反对机械的模仿,认为观众不应被演员的模仿完全吸引,应保持清醒的姿态。因此,戏剧作品的情节应事先公布,以便观众熟悉情节内容,避免被完全同化。他倾向于将叙事性因素带进戏剧,因为一部叙事作品而言,所有段落都同等重要,这与戏剧作品所要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结构不同。歌德和席勒在对古希腊戏剧和近代戏剧进行比较之后,也指出了叙事诗和戏剧的区别,得出了与莱辛类似的观点。前代伟人的观点迥异于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而布莱希特认为,正是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中充斥着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纵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论史,“现代主义”一词是多次文论变革的筋骨。与现代主义关系暧昧的文论流派均明显地反传统,追求新式的文学理念、形式和风格。俄国形式主义尤其以“陌生化”一词深远影响了布莱希特。马克思主义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布莱希特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上这些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布莱希特,他决定创立一种新型戏剧。布莱希特熟悉过去旧的戏剧及其形式,他认为它们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的并非社会现实,而且通过演员机械的模仿,观众在舞台前处于麻醉状态,并未对舞台所演有理性的思考。因此,布莱希特全力批判资本主义世俗化的德国戏剧及其表演艺术。他认为:“我们应该运用所有手段,新的和旧的,试过的和没试过的,来自艺术的或者其它地方的,通过它们把现实成功地交给人们。”②而展现现实只是第一步,艺术更重要任务是展现产生这些现实的原因,“如果原因不明确,那么就达不到效果……现实主义的处理方式一定要研究驱动力,并使其发生作用。”③由此,引出第三步:使观众产生改变现实的想法。观众必须认识到现实统治阶级用各种方式实现的是一个建构。人们不能总是适应现实,必须要积极行动。“当你谈及一个过程的时候,请你一开始就这样设想:你是作为一个主动行动的被动参与者。请以主动行动的形式来说话。”④然而,光用所熟悉的旧的戏剧形式和手段,布莱希特并不能够完全地实现他的目的。期待视野包含着接受者的一种愿望,他希望在文本的意义解析过程中证实其事先形成的解读方式。接受者从根本上想要同化文本所展现的世界,使之向自己的理想形式转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期待视野事先就决定了接受的结果。布莱希特旨在创立一种消除共鸣、启发思考的“非亚里士多德戏剧”即“叙事体戏剧”,这一期待视野深远地影响到他日后对于京剧的接受行为。 二、京剧的召唤结构———布莱希特邂逅梅兰芳 自立志创立“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开始,布莱希特在“叙事体戏剧”上,特别在其重要根基“间离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囿于各方面条件的桎梏,其关于“叙事体戏剧”和“间离性”的理论远未完善。直至1935年布莱希特在前苏联偶遇梅兰芳且欣赏了京剧演出,大受启发。“根据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理论的成熟过程,我们可以说他建立的叙述体戏剧理论受到了梅兰芳这一次演出的影响。”笔者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中对于布莱希特的“文本召唤结构”,阐释其如何“误读”京剧的本真内涵。根据伊泽尔的思想,一个文学文本提供了很多空白点,它们等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补充。所谓的空白点,顾名思义就是文本中没有表达或者没有清晰表达的内容,它们可以通过已被表达的内容暗示出来。空白点制造出了意义不定点,能够激发读者想象,赋予阅读一种动态活力。伊泽尔把空白点和不定点看作文本的基本特征,认为文学文本的不定点数量实现了“必要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必须在与文本的交流行为中得以保证,目的是‘信息’能够相应地被接收和处理。”空白点和不定点即文本的召唤结构。京剧演员的表情、身段、唱腔、念白,这些都属于表达出来的内容。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京剧演出中的空白点在于哪里?京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篇《中国戏曲》(张庚撰写)为中国戏曲概括了三个特征:综合性、程式性、虚拟性。综合性毋庸赘言。京剧的虚拟性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概括、提炼、升华。程式化,就是在京剧表演过程中组织程式性的戏曲艺术语言来进行唱、念、做、打。事物的本质与特征通过外化、表象化的手法转化成可以感知的、格律严整的技术格式。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东方的京剧艺术显然是新鲜的“东洋镜”。他对京剧的虚拟性和程式化的接受、理解根本不能与京剧票友同日而语。舞台上一桌二椅包罗万象;以马鞭代马,挥鞭走圆场表示纵马飞奔;净角的不同脸谱有不同隐喻含义……戏曲程式和虚拟的外形对于布莱希特都是费解的空白点和不定点,它们在布莱希特接受京剧的过程中是巨大的障碍。伊泽尔还认为,空白点来源于文本结构的否定性。它具有两个层面:在内容上,大多数文学作品具有从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社会已有准则进行挑衅的功能。“因此,否定性在阅读行为的纵轴上制造出了动态的空白点。”受已有社会准则和规范羁跘的读者带着某种期待进入文本世界,但在阅读过程中,他的期待一再受到文本的破坏或者否定,由否定衍生的是就是空白点。读者此时必须通过继续阅读获得新的视点,调整旧的视点,以扫除这点空白点障碍。京剧这一美学形式给布莱希特带来了不同于往日的生活经历和美学经验的社会准则以及美学形式,京剧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逻辑规律一下子把他有生以来接触、学习、感知、领悟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全部否定掉了。因此在接受京剧的过程中他必须时刻调整其视点,从而完成他自己的理解。他在过去若干年的戏剧实践中总结的有关陌生化的理论和表现形式在梅兰芳和京剧艺术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他带着寻找陌生化的期待来看戏,看到的京剧舞台必然写满了“陌生化”隐喻。“促使他创立自己的理论的最终动力,是他后来才得到的:这就是他同中国京剧演员梅兰芳的会晤。梅兰芳的有意识的、保持间隔的、却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演风格,极其出色地体现了陌生化的表演方式—为此,布莱希特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诗人在这里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一切。”⑤他的视野调整得如此犀利,迅速弥补 了京剧艺术于他而言的空白点,对他而言,京剧几乎等同于“陌生化效果”的代名词。 三、“误读”也是创造———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 “在作者———作品———读者这一三角关系中,读者不仅仅扮演被动的角色,并非单纯反应链中的一环,他本身即是文本再次创造的能量源。”读者的任务在于从其期待出发挖掘文本诸多阐释可能性中的一种。伊泽尔把这种制造意义的活动看作文学的基本结构,并且给了它“隐含的读者”这个概念性称谓。他认为:“1.这一基本结构可以并且确实总是历史性地被不同感知。2.隐含的读者指在文本中预先规定的阅读行为特性,并非某种类型的读者。”隐含的读者既不是阅读的现实读者,也不是能完全解密作者要义的理想读者,它受到文本的限制,但并不完全被文本支配。这一概念包含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因此意味着文本潜在意义的诸多阐释可能性。布莱希特在接触京剧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先后发表数篇文章来论述中国古典戏剧中表演技巧和间离性,如《论中国人表演技巧中的间离效果》,其中蕴含着他对于京剧的理解和接受。布莱希特要求演员和观众主动间离。演员在表演时主动“不体验”角色,与角色保持距离,且演员必须给予观众自由思考的空间。观众主动、“理性”与角色和剧情保持距离,他们观剧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舞台角色同化,并不断进行批判思考。但是,京剧的间离性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戏剧界都知道,‘陌生化效果’这个术语,在我国戏曲理论中是不存在的”⑥。“京剧的虚拟性和程式性决定了间离性,同时影响着舞台、演员以及观众两方面。首先从舞台方面来讲,它们产生了两个舞台效果:第一,演员得以用有限来创造无限;第二,舞台上的一切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其次从观众这方面来说,虚拟性和程式性启发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和审美思辩。”“中国戏曲的虚拟表演必须要以演员情真意切、真实感人的表演为基础。”“中国戏剧,特别是京剧,他的表演方法是以程式化的动作为基础的,但对于演员的要求,必须能掌握程式而不为程式所限,必须要能从生活体验中去刻画剧中人物,分析剧中人的心理思想,发现剧中人的独特之点,以及在剧情进行中的变化反应,从这里出发去运用程式,以鲜明、现实的表现手法,创造典型。”因使用程式而在真实性上打折扣,意味着观众不可能一下就入戏,他们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思考演员到底想要表现什么,然后他们会设身处地体验角色,与剧中人共鸣。但是,京剧表演特有的艺术性会使观众不断地脱离剧情本身,把注意力转到演员表演技巧上来。这样,观众便不会完全入戏,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与剧情保持距离,从而进行批判。这样,京剧就合理地实现了其间离性效果。“陌生化效果”就是布莱希特以自己的期待视野为出发点,在接受京剧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视点,以期能够理解京剧,克服其空白点和不定点。因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强调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强调文本意义阐释的多样性。因此,即便“陌生化效果”并非京剧刻意为之,但布莱希特从京剧中把这一美学思想误打误撞地阐释了出来,由此走向了自己的创新之路,不由得令人感悟:“误读”即创新。 理论分析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策略分析 1以全国统编教材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 全国统编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公共课老师要在总体上把握其特点,一是统编教材充分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经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二是统编教材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所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全国统编教材,以它作为教学的基本依据,并突出教材的重点内容。教师在教学中要以教材为依据,但又不能简单照搬它的内容体系,应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体系。教材体系具有学科的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体现普遍性要求。具体的教学体系的构设要以教育部颁发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为我们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作指导,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和体系进行总体把握,对高职学生在中学学习政治课效果情况和现时思想政治素质进行总体把握,在具体操作上应是依据教材体系的目的、要求、重点,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包括学识基础、思考理解能力、思想疑虑等等来构设。它是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做出的具体实施的体系。笔者结合本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经验和体会,在高职思政课教材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改进高职院校“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在教学内容体系设计上应针对高职学生的政治理论基础较为薄弱这一实际,尤其是“05方案”减少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门数,不单独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和中国近代史课,教材编排中应安排专门章节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知识,以作为教学活动中不可缺失的理论和历史知识的铺垫。改进高职院校“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在构设教学内容体系时应该要注重加强教学内容与学生现实状况的密切联系;注重加强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的有机统一;注重突出职业教育特点。在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构设与安排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应该在教学内容上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较大的动态性。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结合本人教学经验,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应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政策观教育,了解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的政策观点和理论常识;第二,对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作适时教育,可以在讲课过程中向学生简要介绍当前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热点问题,分析其发生的原因背景趋势等;第三,结合当前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国际国内纷繁复杂动荡变化的大背景形势,施展时事政策教育。这样去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或许能够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收到更好教学效果。 2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实践教学的领导和管理 针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教学方式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着力加强和改进实践教学,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抓教学领导与教学管理:首先,我们思政课教师需要提高认识,可以组织校领导、管理干部和教师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其次,我们思政课教师要把握好实践教学的实质和关键。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这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质;要科学有效地筹划、组织和落实各项课内外实践活动,这是思政课实践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为此,实践教学的管理和实施机构要完善实践教学的管理办法,制订科学、可行的实践教学计划,为实践教学做好充分地准备。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组织领导,精选实践内容,促进实践教学形成高效的运作机制,确保活动落实,增强实践效果。最后,针对当前高职学生的实际状况,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可以安排好以下几项具体的实践教学活动。一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可以通过建立校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训基地,把爱国主义实践活动推向深入,使学生们走出课堂,融入社会,联系实际。二是社会主 义建设成果教育实践活动。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教育实践可以采取组织学生参观所在城市或地区的建设新成就,特别是参观高新科技企业,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坚定学生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3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教学,增强感染力和互动性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学会如何运用现代化手段教学,凭借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影像视频资料和历史文献图片等施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把一些抽象枯燥的理论内容用生动形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使学生们对思政课学习的增加兴趣、增强感染力,减少一些纯粹说教的内容,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和形象化。如果要做到这些,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努力建设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网络教育阵地,对广大思想政治课教师进行计算机网络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高教师队伍利用高科技教学手段的水平。其次,要重点培养一批熟练掌握运用和管理思想政治教育课件制作人才。集体精心制作思政课各科目的精品课件,各负其责收集各科翔实的资料,然后教师资源共享开展教学。再次,就是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内容的教育教学。我们思政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在努力发挥交互功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多媒体教学,而不是一以贯之地运用那种教案搬家式的多媒体教学。先进的科学技术毕竟是手段,只有在先进的教学观念指导下才能运用好。最后,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今后还可通过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站、网页来构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阵地,利用网络特有的适时传输性、共享性等特点,使政治教学真正提高实效性。 理论分析论文:2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在宏观层次上，是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在微观层次上，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尤 其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离改革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本文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经验进行理论分析，探索如何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一、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反思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即改革思路决 定的。2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反映了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演变 和发展。概括起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 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 中全会以前，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实行两权（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从党的十四 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相应地，国有企业改革也可以划分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等三个阶段。下面依次对这三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 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1978—1984） 早在改革以前，人们就逐步认识到国家对国有企业管得过多过细的弊端。在 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曾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 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注：《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73页。）孙冶方在60 年代就提出要以资金价值量为标准来划 分“大权”和“小权”，认为“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的事是国家的‘大权’，国家必须 严格管理”；“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大权’，国家多加干涉 就会管死”。（注：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 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 自主权”。（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基于当 时这种共识，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是很自然的事。 国有企业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1978年10月四川选择了宁江机 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个 单位，选择首都钢铁公司、 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试点得到许多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拥护。1979年7月， 国务院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 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 、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按照统一规定的办法选择少数企业 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 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 1981年1982年在工交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以及从1983年开始试行的利改税试点 ，也都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的。1984年5 月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扩大企业10项自主权。1985年 9月， 国务院又批转了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制定的《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 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通知作出了十四条规定，要求继续扩大企业自主权。 我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就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曾进行过改革，但当时的改 革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上做文章。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把重点放在调整国家 与企业关系上，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思路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企业 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 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缺口。在一些改革搞得好的企业，这种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例如首都钢铁公司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了自主权，增加了留利，改进了管理，提高了经 济效益。1979至1981年和改革前的1978年比较，首钢利润净额平均每年增长45。32％， 上缴利润和税金平均每年增长了27。91％，企业留利和职工收入都有较大的增加。 （注 ：《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版，第472页。） 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进行的，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动摇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我们历来都把国有企业称为企业，但 是真正的企业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并应以利润为经营目 标。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仍是以产品生产者而不是以商品生产者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例如，1979年7 月国务院在《关于扩大困境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中 ，第一条就提出，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指的是指令性 计划。1981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营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 又明确要求“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单位，必须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按社会需求生产， 不能利大大干，利小不干。”这都表明这一阶段的改革是维护（或改善）计划经济体制 而不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阶段文件中一般也不提企业应该“自主经营”，而只提 “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虽然学术界早有人提出国有企业应该和可以“自负盈亏”， （注：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人民日报》1978年12 月31日。）但是在计划经济框框内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决难做到一点的。实行“适当扩大 企业自主权”也是困难重重，尽管不断颁布文件要求这样做，但有关政策常常很难完全 落实。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1984年8 月给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目前大企业组 织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着很大困难，如指令性计划比重大，指标下的次数多，变化多， 层层加码，行政管理方面婆婆多，干预多，摊派和罚款也给企业造成很大负担，等等（ 注：《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第498页。）。 这充分说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连 最起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也难做到。 第二阶段：实行两权分离 阶段（1985—1993） 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国家有所有权，企业有经营权，所谓两权分离主要 就是这个内容。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 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决定全 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以城市为重点的经 济体制改革。并重新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 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 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围绕着这一改革目标，从1984年底 开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实现两权分 离，试图以此促进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和国有企业向市场主体的转变。 对于深化改革中如何实现两权分离，使国有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当时有种种议论，曾经确定在小企业中主要搞租赁，在大中型企业中主要搞承包。1986年12月 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 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 责任制。主要形式有：（1）“双保一挂”。双保， 即保上交税利，保批准的技术改造 项目。一挂，即工资总额和实现税利挂钩。（2）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在核定上交利润基 数的基础上， 逐年按规定递增率向财政上交利润。（3）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 。 即确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超收部分按规定进行比例分成或分档分成。（4 ）微利亏 损企业的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5）行业投入产出包干， 实行的有石油、煤炭、石化 、冶金、铁路、邮电、民航等部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数、确 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已达78％，大中 型企业达80％。1988年2月27 日国务院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 行条例》。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3。3万多户， 占承包企业总数的 90％。接着又开始了第二轮承包。到1991年第一季度末，90％以上的到期企业签订了第 二轮承包合同。 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强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贯彻的也是两权分离的思路。当时 人们认识到了过去的企业改革偏重于单纯的扩权让利，而未能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目 标。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因而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1992年7 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 制条例》。《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 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等问题。 在这一阶段，两权分离主要是通过经营承包责任制实现的。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承 包制来评析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对于承包制的看法理论界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一 种意见完全肯定，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管理的基本制度。一种意见完全否定，认为这是从 利改税向传统体制倒退。但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意见都有片面性 。承包制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例如它可以使《企业法》中规定的企业自 主权得到落实，可以增强企业的动力机制，可以加强企业的财务责任，可以明确主管部 门的责任，特别是使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不再完全听命于政府，可以促 进政企分离，等等。不过承包制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例如，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仍在相当 程度上隶属于政府机关；经营自主权仍受到限制，甚至受到很大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 实行自负盈亏；会使产业结构固定化，因此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要求相矛盾，等 等。 这一阶段对国有企业改革除了提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要求，还提出自我发展自我 制约的要求。作为真正的企业，是必须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但 当时实行承包制的企业既不能做到完全自主经营，更说不上能够自负盈亏，也就难以做 到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企业的短期行为如滥发工资奖金、投资不计效益相当普遍地存 在着。后来大家关注的内部人控制失控现象，在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就种下了根，而这 一阶段更具备了迅速滋长的条件。 承包制的种种缺陷，是同两权分离改革思路的局限性有内在联系的。两权分离的改 革思路和以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相比，是一次重大的飞跃。这是承包制所以产 生积极作用的原因。但是两权分离理论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 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为了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 的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转变。 第三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阶段（1994—）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来的，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是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的。 这两项措施的实质是进行产权和所 有制结构调整。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适应市场经济 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要求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 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决定》把产权关系明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指出 ：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 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 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价值增值的责任。出资者按投入企 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 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金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由于承认国有企业不仅有经营 权，而且有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又经 历了一次飞跃。 为了落实《决定》精神，国家选择100 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试点。在试点中发现，仅仅从企业层次着眼是建立不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必须着眼于搞好国有经济，才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成改革的任务。1995年3 月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就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 ，而不是着眼于搞活每一个企业。”1995年9 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 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 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 企业结构同优化投 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注：《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同志 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个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它概括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 国有企业”，并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由此可见，调整国 有经济布局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样，也是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 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是要使国有企业也成为真正的企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通过调整国有经 济的布局，把原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 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后一方面的工作属于国有经济定位的问题，制约 着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过20 年的探索和实践，终于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指导思想， 可以说已经找到了一条科学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 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取得成功 。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国企业改革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思路，虽然 和以往相比有很大进步，但是这两个阶段的思路都是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务的。而这两 个阶段经历了15时间。1993年11月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微观层次 上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如果不明确要在宏观层次上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改组 ，现代企业制度也难以顺利建成。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是1995年以后才开始逐 步明确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但是实现这个指导思想还需要一个过程。一是把正 确的指导思想变为完整的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二是贯彻政策还会遇到思想认识、利 益矛盾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是传统体制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如企业资金短缺、人 员过多、办社会负担重等，以及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起来也要 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又要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锲而不舍地努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有理由坚定 信心，经过努力来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 二、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这里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是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 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这里的国有企业改革同已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 国有企业改革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 是必须不断改革的。现在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取得了巨大成绩，已建成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是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 离应该达到的目标更有相当大的距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10年，国有企业 改革的目标是基本完全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 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了顺利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成功 的条件问题是很必要的。 下面主要根据我国20年来改革的经验，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所必要的若干条件 进行分析。这些条件是：1。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明确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 制格局。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进行配套改革，尤其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 开。5。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1。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经验表明，正确确定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而这又要以正确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为条件。因此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依据。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在进入第三阶段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阶段，才从单纯的扩权让利转变为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改革 的目标。而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又都是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为前提的。 改革前，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排斥商品倾向关系和 市场机制的作用的，故称为产品经济。它的优点是可以集中使用资源，有利于完成某些 国家规定的任务。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体制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存在着 一些根本性的弊端，不利于发挥地区、部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经济改革就是要 在体制上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尤其是让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 作用，克服以上弊端。 但是，我们对于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伊始我们就认识 到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农村、城市采取的改革措施都是为此创造条件的。1984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 济是公有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更是自觉地实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日益扩大 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尽管如此，大家对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要不要起基 础作用却长期没有取得共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其他有些同志也说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提法并未及时被人们普遍接受。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清除了错误的传统观念， 这才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正确提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商品经济有一个从不发达到发达的 发展过程。在不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市场机制还不能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 这时候的商品经济还不能称为市场经济。而当商品经济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市场机 制就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成了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就成为市场 经济了。因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它们都要有市场，都要 实行等价交换，都要开展竞争，都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些是共同点。但并不是任 何商品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小商品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和市场 化相当发达，市场机制成为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才成为市场经济。市场机 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例如，既要有发达的商品市场， 还要有发达的要素市场；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要有相应的微观机制即现代企业；要有 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种必要条件；还要有正常的市场运行规则和健全的市场管理制度。为 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克服其消极作用和弥补其不足，还要有正确的宏观经 济管理制度和政策。可见，市场经济是生产力相当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发达的商品 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市场经 济。 如果只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在商品经济和市场 经济之间划了一条不该划的鸿沟。由于这种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曾经非常流行，因而使得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理论有局限性，在有些问题上不够明确或不够彻底。例 如，我们曾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概括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些同 志进而认为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就难以使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 置中起基础作用。又如，一种流行意见认为，国有企业只能有相对的独立性。所谓相对 独立，就是相对自主经营而不完全自主经营，相对自负盈亏而不完全自负盈亏。这样， 国有企业就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 也难以使市场机制发挥它应有的调节作用。再如，我们曾规定劳动力、土地和企业等都 不是商品，这样就难以形成生产要素市场，难以使国有企业优胜劣汰，难以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再如，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既有行政管理权，又有财产所有权 ，同时又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有法人财产权，这就难以实现政企职责分开，而政企职责 分开则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这些理论上的局限都曾影响到改革的实践 ，增加了改革的困难，造成改改停停的局面。后来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克服了这些局 限，在继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科学内容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并据此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改革以及价格改革、市场培育、宏观管理改革的目标和要 求，才比较顺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现在记住这个经验教训，还是 很必要的。 2。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结构 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功能和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能 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完成国家计划的基层组织，因此它 的经营内容和经营范围几乎是无所不包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社会 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有企业则是政府用以弥补市场缺陷、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 的手段，例如用以提供某些公共产品，经营资源垄断性行业，进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建设，从事某些高科技产业，提供有关国家安全的产品等等。这一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国有企业经营内容经营范围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共同点的。这就决定国有企业成功必须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 济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也就要把国有经济原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 导地位。 把国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同于那种不重视国有经济，主张把国有经 济放在国民经济中一般地位甚至取消的意见，也不同于那种不从实际出发，主张把国有 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主体地位上的意见。提出国有经济是主导，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 在改革以前，除了农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可以说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这种国有经济不仅是主导而且是主体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因此，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而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使主观 上要求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正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中国是在形成了多种所有制 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后，才出现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可能性的。 但是，到现在，我国国有经济仍存在战线过长、范围过宽、分布过散即布局不合理 的问题。1998年，在608个工业小类行业中， 国有企业涉足的行业有604个，占99。3％， 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涉足的有533个，占87。7％。此外，国有企业还分布在商业、服务业 等领域的众多行业。国有资产的广泛分布，表面看似乎加强了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事 实上这种状况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限制国有经济优势 的发挥。 我在1994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有合理的 产业构成，即经营范围、经营内容合适；现在国有经济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应该加强，却 没有加强，在有些产业和有些企业可以退出，也没有及时退出。因而我提出要把“调整 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作为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项“战略措施”。（注： 周叔莲：《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8日。）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指出：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 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主张国有经济应 该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我认为，国有企业确有其特殊性，但是即使如此，考虑到我们 是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分布的现状，同时考虑到竞争性和垄断性的区别 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现在提出我国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意见可能是未必正 确和现实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我认为这是慎重考虑客观现实因而比较切实可 行的决定。十五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 来，这将促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为国有企业改革 的成功提供条件。 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认识上一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国有经济是主导，就是国有经济要在国民经济中占稳定的绝对的优势。事实证明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党的十五大曾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 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 要体现在控制力上。（1）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 更要大力发 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2 ）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国 家宏观调控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3）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更要有分布的优化 和质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在不同产业和地区的比重可以有所差别 ，其布局要相应调整。”因此，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说：“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 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 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即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由于 国有企业经营内容不同，少数国有企业改革以后也是必须国营的，不能要求它们成为独 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确切的说，是要通过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绝 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改革以来，曾经实行过放权让利、承包经营等措施， 但都未能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故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到本世纪末要使大多数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的同志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和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在功能和地位上都是不同的，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 业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企业。这种意见值得重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属于全民 所有，并由政府代表人民进行管理。因此，它的特殊性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考虑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主导作用，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数量较 多的现状，为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除了少数企业（如有些自然垄断性质、公益 性质、军工性质的企业）要继续国有经营，不宜或不能成为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外， 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还是要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包括有些国有小型企业改制后成为非国有 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市场主体的。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分类指 导的问题。 日本一位经济学家曾说改革前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意思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自 主权，也不能创新，名义上是企业实际上不是企业。这话是1985年说的，很快得到人们 的赞同。其实在此以前我们已明确了国有企业应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 ，以后又明确了企业要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企 业的主要特征。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产权改革，而这个问题也是长期有争议的。党 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产权清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以后争论仍时断时续。有 人不赞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不赞成产权要清晰，不赞成企业产权改革。反对产权 改革的意见甚多。例如，有一种说法：中国国营企业的产权是明确的，不存在清晰产权 问题，主张产权清晰就是要实行私有化。还有一种说法：中国国营企业的效率问题，说 到底是个能否真正狠抓管理的问题；产权清晰与效率关系不大，甚至无关。按照这些意 见去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深入，也建不起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仅属于国家，这是明确的。但是产权和所有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严重，却找不到具体的单位和人员负责，经 济效益差和亏损严重的责任也大都难以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这种情况，怎么能说 不存在产权清晰问题呢？ 所谓产权清晰与效率无关的说法是违背历史和违背现实。诚然，私有制和公有制都 会出现产权清晰的问题，产权清晰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高效率。但决不能否认产权清 晰的必要性，不能否认产权清晰是企业普遍有效率有活力的前提之一。对于“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句话应该全面理解。鉴于不少企业存在以“改 ”代“管”、“以包”代“管”和管理滑坡现象，必须强调管理和狠抓管理，反对那种 以改革代替管理的现象。与此同时，也要重视另一种倾向，即认为只要加强企业管理就 能达到搞活企业的目的。如解决问题只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加强企业管理就行了，还有 什么必要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呢？ 应该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特征中，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在党的十 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就作为企业改革的要求提出来了，有的明确提出，有的实际上已经提 出，而产权清晰则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新提出来的。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产权清晰是研究总结国内外企业演变历史的结果，是认识 深化的结果，是思想理论上的又一次飞跃。要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 正的企业，还必须找到恰当的形式。实践表明，股份制是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种好 形式，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小型企业的一种好形式。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股份制 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 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并指出： “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 ，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 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也是改革实践的总结。 对于股份制的性质也有过长期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股份制性“私”不姓“公”， 姓“资”不姓“社”，一种意见认为姓“公”不姓“私”，姓“社”不姓“资”，一种 意见认为股份制本身并不存在姓“私”姓“公”，姓“资”姓“社”的问题，它的社会 性质要由谁控股来决定。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 ，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 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结论。 股份合作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创造。它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既保留 了合作制中劳动联合、按劳分配、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等优点，又吸取了股份制筹集资 本、产权清晰、分散风险等长处，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符合小型乃至 中型企业特点的企业组织形式。1995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方针以后，各地加快了放 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到1997年底，一些地区的小企业改制面已达50％以上，有 的地区超过90％。在很多地区，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小型企业的首选模式。 以上说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企业的一种形式，决不是说这是唯一形式。 我国地域大，人口多，国有企业的情况也是差别很大，因此，不论是改革国有大型企业 还是改革国有中小型企业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形式，而必然会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各个 企业应该根据本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合于自己的形式，而决不能搞一刀切。在实行 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时也不能刮风，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强迫命令。而要从实际情况 出发，采用既积极又稳妥的办法，促进改革的深化和健康发展。 4。进行配套改革，尤其是要改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 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它有许多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心环节，是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微观基础 的，同时它的成功也有赖其它方面改革的成功。因此，进行配套改革，也是国有企业改 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任务时，就同时提出了培育和发 展市场体系，包括推进价格改革、改革商品流通体系、发展商品市场、发展金融市场、 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任务，并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 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十五届四中全会根据当前的情况，又把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 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条重要指导方针，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明 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 场经济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企业增资减债、减轻负担”等要求。 我着重谈谈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问题，因为这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一 个关键问题。事实上，党和政府早就明确了实行政企分开的方针，并一再提出了促进政 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有些同志举出种种理由说明国有经济不能和不应实行政 企分开。我认为这些同志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他们列举的理由或则以偏概全，或则似是 而非，是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和经济改革的要求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国民经济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成分共同发展。它既不同于资 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一般数量很少的格局，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经济为主体，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格局。因此，我国不仅要 在非国有经济中实行政企分开，而且在国有经济中，也要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实行政 企分开。这样才能使我国国有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健康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政企不分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例如：第一，难以建成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 分开，管理科学。政企不分不仅违背政企分开的要求，也会妨碍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 确、管理科学的要求。真正的企业必须做到“四自”。政企不分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实现 “四自”。第二，市场体系难以健康有序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和发展健 康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系。第三，宏观调控难以正常进行和顺利实现目标。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宏观调控要以政企分开为前提，政企不分，政府既当“球员”，又当“裁判”， 宏观调控也难搞好。第四，政企不分，权钱结合，为腐败提供了有利的土壤。这是一些 地方和部门“寻租”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第五，企业难以增强活力，国有资产流失现 象难以根治。企业不能实行“四自”，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政企职责不清，谁都管理谁又都不负责任，则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第六，不利 于政府实现管理现代化和提高工作效率。政企不分，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就缺少重要的 前提条件，也必然会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必须对政企不分可能导致 的严重后果和危害有足够的认识。 但是实现政企分开是很艰巨的任务。一是由于它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是 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且涉及法制建设等等问题。二是它涉及很多方面的理论问题， 不仅涉及经济理论，而且涉及政治学、行政学、 法学、社会学等理论。三是它涉及到深 刻的利益矛盾。四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找到一条好的途径和办法，能够处理好人员安置 、利益调整等等问题。 现在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现象也还相当严重。1998年国家为了进一步促进政企分开 ，加大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取得了成绩。但是，据不久前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 业家协会等单位对千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对1998年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进展 和效果表示满意的仅占8。49％，基本满意的只66。25％，不满意的占25。26％，这说明， 在各级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目前仍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妨碍国有企业成为真正企业 的问题，一些地方仍沿用多年来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企业。因此，当问到“通 过政府机构改革，企业改制能否实现政企分开”时，有12。81％的经营者回答“不能”， 58。68％的经营者回答“不能确定”，仅有28。51％的经营者回答能。 表明国有企业经营 者对实现政企分开的信心不足。 针对现实情况，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强调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并提出 “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等 意见和措施。认真贯彻这些方针政策，将会促使政企进一步分开的进程。但是，由于如 何实现政企分开以及与此联系的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资产等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的问题，对于完成这方面任务的难度要有足够的估计。 5。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我们进行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改革本身是把生产力从传 统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使得解放的生产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实现发展生产力 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则还要通过管理，包括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即通常 说的微观管理和宏观管理。所以，改革和管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应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不能以改革代替管理，也不能以管理代替改革，在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必须十分重视管理。这样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才能使改革和发 展结合起来。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不少经营好的企业，它们在 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实施先进的管理方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创造性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成绩，创造了经验。尤其是在适应和开拓市场、 提高竞争力方面，这是改革以后面临的新课题，一些企业在发展战略、管理制度、管理 方法、管理手段以及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实行名牌战略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积累了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十分宝贵的。 但是，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显得滞后，一些企 业还出现了管理滑坡现象。根据一些单位的调查分析，企业中管理不严，纪律松弛，组 织涣散，基础工作薄弱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管理思想落后，经营观念陈旧，决策能力 差，失误多也是普遍现象。这是导致一些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现在企业向经营管理要 效益的潜力确实很大的，狠抓企业管理确实是会见实效的。为了扭亏增盈，也要狠抓企 业管理。 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抓企业管理都是必要的，而在深化企业改革时期，抓企业管 理更有重要的紧迫的意义。这是解决企业面临困难的要求，也是推动企业改革进一步深 化的要求，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保证。 三、努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 丰富的经验，当前已进入了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例如，相 当一部分国内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 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生产经营艰难，经济效益下降，一些职工生活困难。 这些矛盾和问题只能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已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若干问题的 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都有概括而又科学的说明， 提出全党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要清醒地看到这 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当前最重要的是认真学习和贯彻《决定》的精神。 目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决定》对此也都作了全面深刻 的分析。并提出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是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它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极大的有利条件。 《决定》它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深化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思路。上面说过，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重要方面，一 是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前一方面的任务就是使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国 有制经济是主导，但不是主体。如果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是难以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的。在这个意义上，前一方面是制约着后一方面的。以前对于这种关系并不十分 明确。《决定》中把“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列 为最优先的两项任务，放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之前，进一步发展了十四届三中全 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是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深化。关于国有经济 的定位，《决定》也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了。十五大把国有经济定位在控制关系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决定》概括为主要包括四个行业和领域。《决定》还指 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 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都是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思路进一步 科学化明确化的表现。 2。规划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可行路径。《决定》重申了十五大提出的国有企业三年解 困和改革的任务，同时新提出了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这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把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完成长远的任务结合起来。《决定》还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的十条指导方针，坚持这些方针，将能保证三年和十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目标的实现，《决定》提出的十条指导方针，实际上是进一步规划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 条科学并可行的道路。这十条方针体现了国有企业改革要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要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结合起来，要和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尤其是转变政府职能结合 起来，要和深化金融改革结合起来，要和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实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 起来，要和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结合起来等正确战略思想。从国有企业本身来说，国有 企业改革的道路可以概括为三改一加强，这也是当前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主要出路。三 改一加强作为国企改革的方针早就提出来了，《决定》则大大丰富了它的内容。例如在 “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这一部分，提出了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建立和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狠抓管理薄弱环节、广泛采用现代管理技术、方法和手段等具体要求，很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3。总结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 中不少是成功并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尤其对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难题有指 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决定》认真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科学地提升到方针政策的高度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分类指导，这个重要问题过去却重视不够。《决定》贯彻了分类指 导的要求，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决定》强调“要确保 出资人到位”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 公司”。这些也是成功经验的总结。其他如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做好减员增效、再 就业工作、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等方 面，《决定》也都总结了一些有推广价值的好经验。《决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必然会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问题还在于，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来说，重 要的不在于新提法还是旧提法，而在于提法是否正确。那些过去已经制定而《决定》中 又一次重申的方针政策，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像对待新提法那样认 真学习和贯彻。 4。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 空前艰巨的事业，尽管已经积累了经验和找到了可行的路径，但不能说一切问题都找到 了妥善解决的办法。因此，《决定》一再提出要对一些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进行探索。例如，《决定》中要求“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允许和鼓 励地方试点，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方式”。还要求：“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 来，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 起来。”《决定》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地站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前列，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要认真改进领导作风，从 工交、商贸、金融等各行各业国有企业的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开拓前进。”这是完全正确 的，必将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在深化国有企业中发挥首创精神。 应该指出，《决定》也是符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各国的国有 经济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规律性。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曾概括一些 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国有经济存在如下一些规律性现象：一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 有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二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国 有经济从事着不能让私人经济搞、或私人经济不能搞、不愿搞的经济活动。三是各个产 业部门和国有经济的相容性是不相同的。四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 小越好，它是受多种条件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制约的。五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 重的变化与工业发展阶段有着内在的联系。六是各国发展国有企业都有其社会目标，许 多国有企业就其自身的经济效益来看是不好的，需要财政补贴。但从国际经验看，国有 企业是可以搞好的。除定位恰当，搞好的主要条件是企业有经营自主权，有明确的财务 责任，参加市场竞争。七是随着社会经济等情况的变化，如社会对国有企业需求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成熟程度的变化，国有企 业必然会发生调整改革的问题，国有企业的调整改革又是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产业结 构的变动等联系着的。八是国有企业采取的经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西方发达国国家越 来越多的采取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形成。《决定》符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客观 规律，因而能够对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起正确指导和积极推进的作用。 《决定》是一个好文件。但《决定》对改革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还决定于学习和 贯彻的情况。当前的任务是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决定》的精神，排除各种思想障碍，把 认识统一到《决定》上来，然后坚决贯彻《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解决改革中 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是认识问题的解决也要依靠学习和提高思想认识来解决。 为了学好《决定》，应该把《决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十五大报告联系起 来学习，尤其要认真领会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科学论断。现在国有 企业改革的一个思想障碍还是“恐私症”。有些人总是把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 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但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来看，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看， 从当代经济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从人们生活方式的发展趋势来看，以及从 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来看，社会主义时期能不能和该不该彻底消灭私有制是值得 研究的。这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个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无论如何，在我 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决不能再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完全对立起来，不能忘掉非公 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党的十五大和十 五届四中全会文件的精神，真正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不断深化，圆满地完成改革的任务。 理论分析论文: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 在现代边沿-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家结构经历着从传统的文化-国家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这种转变是在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处境中逐渐达成的，因此，不同于原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以民族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而是由组织严密的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因此，古典的国家形态转变的结果不是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而是从文化-国家转变为党化国家。设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1 那么党化国家（party-state）就是现代国家的变异形态。2 可以说，中国现代运动显现出的“现代性”特质，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形态所注定的。而党化国家是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迟滞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因。因此，分析党化国家形成的历史与理论成因，并促使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从党化国家蜕变，实现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再次转变，就是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国家”的兴起 以现代国家-不能是在民族-国家还是在政党-国家的意义上而言，“国家”在中国都有一个兴起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两种实质构成明显不同的含义：古典时段的文化-国家结构，现代时段的党化国家结构。两者之间以“现代”划界，显示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古典国家形态与后来兴起的现代国家形态的根本差异，以及现代国家形态兴起时期所表现出的特征与古典国家运作特征的本质不同。 就前者来讲，古典的文化（文明）-国家（culture/civilization-state） 无论就国家的结构还是就国家的作用方式来说，都具有与现代国家本质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在国家统治理念上，它依赖的是基于文化与文明的认同。“华优夷劣”的古典国家基本价值与“华而夷者夷也，夷而华者华也”的关系对置结构，显示了古典国家认同的特质，也显示了古典国家对于政治对峙的淡化处理。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解释框架，来阐释古典中国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的非冲突性质，以及其中具有的融合性大于对峙性的古典国家特质。3 另一方面，在制度建制上，它设计的是一套道德感化的机制。尽管从国家资源的占有来讲，古典中国的私有性质不容否认，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这种所有权仅仅具有形式意义。“仁心-仁政”、“内圣外王”的古典制度建构基本精神贯穿古典中国的整个历史。而制度安排上的“皇权”与“相权”的对应结构，也使得治道“民主”的色彩较为浓厚。至于制度举措上的“为政以德”、“与民休息”等等，都体现了古典国家的德性化定位。4 再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上，它显现的是自然秩序的和谐。这由古典中国国家“家国同构”的特质显示出来。作为社会的自然结构的“家庭”与作为政治建制的国家，在古典中国以混用、结合、同构的诸种方式紧紧地统合在一起。进而以日常伦理、联系方式、法律机制、经济活动、社会心理强化稳固这种国家形态。5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简单归纳，可以说，中国古典国家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结构的差异，就是一个“自然”结构与一个人为结构的差异。而古典中国国家结构所具有的以文化的基本价值支撑国家机构的特质，也从中鲜明地显示了出来。支持古典国家运行的基本文化价值具有比政治利益和权力掌控更为重要的国家内聚功用。古典国家建制主要地依靠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着。在这个角度讲，作为古典中国国家活动主体的汉民族也就主要地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如果将文化民族规定为古典国家基于文化价值认同形成的社会集群。而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规定为通过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政治集群。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国家。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现代国家。前者的运作主要体现为一种惯性机制。后者的运作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约定的状态。 就后者来讲，即就现代中国国家-尽管是在变型的政党-国家意义上而言的国家的兴起，是有一个历史的中断与自身渐进的发展历程的。首先，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以中国古典国家的历史中断为前提条件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历史中断，一方面是因为古典国家的内在资源长期消耗，已经差不多内源耗尽了；晚清政府迟滞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6 而中国人对于新兴现代国家的热切期待，对于古典国家无力拯救中国的共识，也证明了这一点。7另一方面，是因为建立在惯性基础上的中国古典国家遭遇了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建立在社会（政府）契约基础上而具有的力量感，在突破了民族国家界限而向国际突进的时候，中国古典国家的自在运作就势必陷入他在力量的制约境地。西方列强瓦解中国古典国家的举动证明了这一点。8 两个方面和合作用，导致中国古典国家无法维系自己的国家体系完整性，中国国家从古典的文化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就此显示出势所必然的态势。这是因为，前者显示了内在自我复制的不可能，后者显示了结构替代者的出现。设定国家是社会生活的必须，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古典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彻底重构。 其次，中国现代国家兴起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这一历史过程从结构上讲，显现为从早期呼吁文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理性努力遭遇挫折后向党化国家逆转的两次转变。前一次转变为中国现代国家兴起做好了精神和制度准备。后一次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国家-党化国家的兴起做好了观念与体制筹划。前一次转变显现为近代吁求中国社会实现现代跃升的革命者与思想家，一方面对于民族认同、国家建构的自觉，如孙中山对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阐述；另一方面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宪政政治的追求。9 后一次转变显示为以党建国的思想领袖和政治行动家合一角色对于党化国家理论的构造和党化国家的组织行动。比如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以及他对于国家建构的努力。又比如共产党领袖人物对于同样问题的类似反应。10 这一转变从时间演进上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描述。第一阶段，晚清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古典文化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从三个方面体现其促使中国国家形态转化的特质。一方面是晚清政府对于国家形态转换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它展开的新政实践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是民族认同问题与国家建构问题的交错作用所体现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以及在这种泛滥中日益高涨的国家认同。再一方面是促使现代国家发育生长的社会新阶层诞生了，诸如商人、工厂主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他们对于国家的要求乃是一种促使工商业发展的现代国家，而不是限制工商业发展大力推进农业发展的传统国家。11 第二阶段，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从建构民族国家受挫到尝试建构党化国家的时期。第三阶 段，1949年以后至今。这是一个党化国家建构成型并走向成熟的时期。后两个时期正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因为它对于现代中国国家形态之定型于党化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与现代国家之作为民族-国家的规范状态不同，党化国家具有其特殊性。民族-国家乃是以历史语言文化共同性为基础的民族与政府（国家）结构的结合体。但是党化国家则是一个建立在具有支配民族命运基础上的强势、独大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无疑，党化国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变态形式。但是，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却是，在传统与现代边沿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以党化国家的形式兴起，是具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从总体上讲，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的兴起，所具有的历史紧张常常导致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诸社会要素的变型组合。之所以会发生变型的组合，是因为作为文化民族存在的古典国家的主体，在现代国家诞生之时无法提供给国家以政治民族的支持力量。相对于政治上孱弱的文化民族状态，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足以提供给国家建构以各方面的支持力量：其一，观念设计。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是具有思想家与政治家自觉设计国家形态的特点的。民族主义就是这种设计的观念工具。但是，具有民族主义自觉性的，不是所有的民族共同体成员。而只是少数建构或加入政党（或政党萌芽状态的各种组织）的领袖人物具有的政治理念。这些人就成为后发外生现代国家建构的观念提供者。他们从党派立场出发思考国家建构问题的视角，也就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实际建构状态。影响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最重要的二十世纪政治人物，如国民党时期的孙中山、，如共产党时期的、邓小平，都是党化国家的自觉阐述者和实践者。没有他们的党化国家理念，我们还真难以设想中国国家建构的实际形态又会是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古典时代的文化民族转变为现代的政治民族，这中间也内在地蕴涵了一个文化民族的唯道德思维对于唯道德定位的现代政党认同的天性有利因素。政党之作为政党的利益团体定位之隐而不彰、之作为振兴国家民族的主体的定位，从而将政党与国家连接为一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12其二，制度供给。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常常是处于传统政治实体制度供给短缺的状态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因此，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尝试足以供给替代传统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它就具有组织国家的“先天优势”。无疑，在中国现代早期（即晚清时期），有思想家、政治家对于中国国家的制度建构贡献过零散性的意见。但是真正可以称为系统的现代制度建构思想并落实到实际政治过程之中的，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党化国家思想与制度建设。其三，社会动员。党化国家的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方式是政党因素楔入民族转型，即促使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为政治民族，构成为政党支配国家而形成党化国家的重要原因。另一个是政党因素注入社会运动，即由政党担当组织散沙般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使之形成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并使得进行这种组织的政党足以获得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绝对权力。从传统的会党转变为现代的政党，政党的现代组织方式具有的社会凝聚功能驱使政党与现代国家运动合拢。可以说，从党化国家兴起的历史合理性上也能够推出党化国家兴起的理论合理性。在中国从传统的文化国家转变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由于政党取得了建构国家的优先权，政党由此替代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中心作用，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规范结构转换为政党-国家的现代国家变型结构。将民族、国家与政党的关系结构，从民族国家的“民族”到“国家”再到“政党”的三者递进秩序，改变为从“政党”到“国家”的二维传递关系。因此，在中国人获得足以反省党化国家弊病的教训之前，党化国家的历史与理论正当性是不会遭遇普遍怀疑的。 二、党国一体 现代中国历史上，政党对于国家的支配、以至于政党与国家合而为一的党化国家建构，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认识：一个角度是从历史经验的视角，另一个角度是从国家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视角。从这两个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两大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建构都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分析。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走向最关紧要的两个政党的政治取向，是我们分析政党、民族与国家关系结构的历史演变最为紧要的经验事实。 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具有草创之功。这种草创，一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理论设计，二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从前一方面来看，决定国民党政党形态的两位政治人物的党化国家理念值得分析。从后一方面来看，国民党的国家统治定位、策略、举措值得研究。就前者讲，在国民党作为现代政党成立之际，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设计，就是将国民党与国家建构本应是作为两个问题处理的问题，直接地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的。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理念，具有粗略的民族-国家轮廓。只是在孙中山意识到严密组织起来的政党对于中国国家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的时候，他的党化国家思想才趋于成熟。对此可以从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党到组建改建国民党的思维演变逻辑上认识。而孙中山党化国家思想的构成大致是三个方面：一方面，孙中山的党化国家思想强调政党建构与国家建构的一致性。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3“党有力量，可以建国”。14 而党的力量便来源于党的道德理想主义-诸如立党为立国，党无私利“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15 另一方面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国的精髓是以党的政治纲领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16 至于以党治国的政治举措则是完全的权力垄断。“自革命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总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完全负责。”17 再一方面，以党治国具有政治排斥特性，这种排斥性既是针对“主义”这类政党意识形态的，也是针对政治人才任用的。一者“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政党”，18 二者不是迫不得已，否则不“借才于党外”。19 三者政党治理本身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20 孙中山奠立的党化国家格局，在后来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中有了进一步的落实，从而对于国民党建立起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形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国民党的定位与定型都与有关。国民党的定位指的是，它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究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国民党的定型指的是，它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坐实在什么状态中，其结构与功能的匹配基本坐实在什么形态上。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是，就前者而言，他认定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因此国民党当然地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就后者讲，国民党乃是一个由党国、党军、党治构成的不讲权利只讲义务的政党。而国民党中央对于全党、全社会取一种“保姆”和“导师”的姿态。21国民党的党化国家定位与定型从此与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结构的定位与定型两者间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它为此后中国党化国家的国家政治组织方式奠定了基调。 从评价的角度看，早期国民党建党的混乱，使得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既在理论上也在政治实践上严重滞后。加之孙中山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建构属于晚年的政治应急举措，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强化属于急功近利的安顿，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民党并没有完成党化国家建构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其作为现代政党的建党纲领的自觉性、政党运作的严格纪律性、国家内在化于政党的周密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的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对于党化国家的阐述，一直是他们基本不变的思想取向。以中国共产党建国时期的领袖代表和执政时期的领袖代表邓小平关于政党与国家基本关系的论述为例，可 以证明这一点。在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具有着比中国国民党更有利的将国家党化的道德资源。因为中国共产党既建立在“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22 因此强调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宗旨的内在吻合，因此“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3 所以，信心十足地宣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4 故而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上实践党化国家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水到渠成。至于邓小平，他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定位在五四以来唯一一个联系群众的政党位置上，另一方面则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连接起来，再一方面更认定“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25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的明确的党化国家理念，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家形态，便日益明确地走向党化国家的定格境地。 定格了的中国党化国家形态，乃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完全彻底地垄断中国社会所有资源的形态。这种垄断，不惟是对于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也是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更是对于精神的、制度的与日常生活绝对统治的垄断。达到这种垄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异己思想与异在政治力量的成功挤压。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各种统治资源。就前一方面来讲，不论是1949年前的思想运动，还是1949年以后的思想镇压，都使得中国人可以选择的政治理念日益陷入一个逼仄状态。1949年以前的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党内练习了党化国家的运作。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尤其是潜在的政治竞争力量-知识分子习惯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惟命是从。而这种党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一旦掌控了整个社会，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就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性。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政治控制、思想教育，便成功地将约束在党化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跑马圈地”里。与这种思想控制相关，党化的军队、党化的警察、党化的政府，党化的经济、党化的教育、党化的文化、党化的日常生活，构成为党化国家的严密控制体系。26 从存在上讲，党在国家之上、党在国家之外。但是从党的作用方式上讲，党又在国家之中。党化国家的成熟形态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成功得建构起来。 无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党化国家的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具体的举措也相差很大。只是从党化国家建构的结构上来审视两党，我们不能不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一方面，我们就政治竞争的角度，承认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几十年的政治冤家。而且从两党的政治-思想领袖的自我政治表白与相互指责来看，他们对于彼此的差异也都有自觉的陈述。27 但是另一方面，从政党的基本结构上分析，两党的同构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异质性。其一，从政党的基本政治理念上看，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两党都信奉真理独占和军权至上的列宁主义原则。恰如孙中山总结的。俄国革命之成功“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备。”28 对于党来讲，党员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既牺牲个人自由，又贡献能力。“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9 在国民党的党制建构中，孙中山因此占据一切重要职位，有独裁空间。后来忠实遵循孙中山的建党思路，而且更加强化了独占真理的政党性质。虽然说国民党对于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弃置不顾，但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建构方式国民党是完全承接下来了。后来共产党所走的路，更是一条自觉的列宁主义道路。这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因为中共历史上重要的古田会议和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改造。“支部建在连上”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列宁主义信条，自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中的支点。其二，从政党的国家理念上看，党化国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所共同认可的国家建构原则。政党意志即国家意志、政党意识形态即国家意识形态是党化国家的理念结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是党化国家的当然权力布局。党化军队在作为党化国家的支柱上完全一致。所认定的“各团体的军队化，实在是救国的不二方法”，与在时期所主张的“军管”，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控制方式上来看，一方面两党都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高度关注，以自己政党的意识形态居高临下地下贯到国家组织结构，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另一方面，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党化教育的方式，再次下贯到整个社会。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即是奴化教育，“本党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30 这样素质低下的人民就可以全心全意跟随国民党。共产党的党化教育也同样是灌输奴化意识，从中共执政前“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整顿到执政后的反自由化运动就说明了一切。31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实际上给我们展示了审视党化国家的另一个角度，即从国家结构及其运作的机制上看党化国家的状态。简单地讲，其一，从国家统治的政治理念上看，这是从观念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审视。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具有在思想世界运用纯熟的政治控制技术的能力。它将思想形态的政党与思想形态的国家完全合而为一。其二，从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全面占据上看，这是从制度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考察。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一切权力收摄于政党，从国家暴力机器的独占、到国家资源的垄断性利用（计划经济最直接体现出这一特点）、再到思想意识形态的真理独占，国家与民族均退隐到政党的背后。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全面控制机制的形成上看，这是从日常生活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描述。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政治生活、组织行动方式与日常生活贯通起来，将所有关乎“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方方面面连接起来，加以高压控制。党化思维、党化制度与党化生活成为整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党国一体的党化国家，简单地讲，就是独大的、占有国家权力的政党对于国家一切权力的垄断。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经济等可以实体化的社会权力，也包括观念、教育、文化等虚化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结构，从结构上看则可以分解为两层面：其一，从国家结构机制上看，党国-党军-党政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权力渗透状态。“党国”是将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直接合一。“党军”是将政党权力与军队暴力合一。“党政”是将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合一。三者完全合一，便将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高度归并起来，使得权力的垄断完全可以达成。“党国”将国家党，！化，“党军”将暴力党化，“党政”将国家日常权力党化。从而使得掌握国家绝对权力的政党可以绝对没有权力挑战者和替代者地行使种种权力。其二，从国家运行结构上看，全能国家的定位，使得得以将国家党化的政党全方位地渗透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党纲-党权-党化教育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特质。“党纲”显示了政党对于民族采取拯救姿态的道德依据，“党权”显示了政党对于国家采取大权独揽统治方式的凭借，“党化教育”显示了政党在物化权力之外的思想上统治全民族的驯化进路。“党纲”将建党与建国相统一，“党权”将党内支配与 党外支配相统一，“党化教育”将党员驯化与民族驯化相统一，从而使得党化国家的运作显得自然而然。前者作为党化国家的结构状态，后者作为党化国家的运行方式，两者结合，就使得党化国家具有了结构功能的完整性。 再简单地归纳一下，在现代边沿上的中国，政党何以能够凌驾于国家之上呢？这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方面，是政党将自己人为地提升为一个代表了民族未来的理想主义团体。这使得它可以自恃自己的理想主义而具有一种领导全民族的极端道德优越感。的国民党是这样看问题的。“我们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而我们国民的智识和普通的教育，却又这样的幼稚和缺乏”，不经过党化的及时训练，“国家也就亡了，我们种族也就灭了，当然再不能有独立的希望了”。32 邓小平的共产党同样是这样看问题的。毛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与邓的“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33 的论述都潜蛰着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那种高于全民族成员，而有资格训导全民族成员的极端道德优越意识。另一方面，由于政党先于国家而成立，并且成为国家建立的动力，因此政党的行政建构就成为后起的国家行政建构的原型，以党代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前引孙中山、关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一致性的论述，已经可以证明。后来共产党领袖也一再强调将党内的优良作风带进执政之中，以便将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转换为“执政为民”的为政方略。以及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相同原则的归并，也显示出以党治国的大思路。再一方面，政党具有组织社会的社会动员“先天”特质，因此，当政党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绝对有利位置之后，它对于社会秩序就具有了设计、指引的自然先导权。这是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得以有效动员社会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党化统治的原因。这就是为中国政党领袖所强调的列宁主义原则，“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34 三、国家二型 我们强调，从政治学理论上讲，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并以民族国家为审视坐标，指出变型的现代国家是“政党-国家”即党化国家。之所以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形态的规范形式，规范就规范在，其一，它具有先发性。这是一个时间向度的分析。不是说先发的政治生活形态就一定具有规范性。但是，就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正是由于它的先发，使得它的发育生长方式变成了后来巨型的显现代政治组织结构-国家的一个原型。现代国家无疑由民族-国家催生，而又由民族-国家作为标志。由一个主体民族在其语言文化历史的基础上达成建构严格国家组织的“国家认同”，迄今为止，还是建构国家的基本方式。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的定义，几乎就是从民族-国家角度给出的，“由这一领土内的居民和政府组成的政治体系就是国家。”35 而政府也不过是“在一特定领土内成功地支持了独掌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以实施法规的任何治理机构。”36 当我们将国家看作一个民族建立一个政府的现代组织结构的时候，它与民族和国家两个端点的观察口径是具有一致性的。其二，它具有成熟性。这是一个结构状态的分析。民族-国家既然是以一个民族建立起来的政府体系，因此，它的建构方式就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体现为一个民族建构政府体系时的诸社会政治原则。一方面，社会契约构成它组织起来的基础论证。另一方面，政府契约构成它促使成员们认同的政治基础。前者成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分野的标志。后者成为古典国家与现代国家分界的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之成为现代政治理念，宪政法治民主之成为现代政治制度，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流之成为现代政治格局，都是因为它们规定了契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组织的国家性格。37 其三，它具有相对优势。这是一个比较视角的观察。后发的政党-国家与先发的民族-国家，在它们都获得了自己的历史理由而具有了共时存在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一个比较问题。比较是一个经验显示的结果问题。在两者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方式对抗的形态对峙了几十年之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政党-国家进入一个转型的阵痛之中。后者进入转型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内在缺陷：集权的政治形式已经难以进行有效的社会政治动员，僵硬的计划经济形式难以有效配置资源，封闭的文化建制锁闭了社会创新的通道。这与民族-国家建立在分权制衡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政治机制、依据于价格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开放的文化建制具有的文化自我更新无法长久地对峙。起码可以讲，政党-国家所依托的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是彻底地终结了。 政党-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变态形式。它变型就变型在，一方面，它是后发的。后发如果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倒也不是什么紧要的问题。犹如美国相当于英国是后发的，但是国家结构都是民族-国家的。只是后发的政党-国家，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民族的政治动员滞后，需要一个自觉建构国家的强势政党来号召建立国家，政党占据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它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获得了建立国家（政府）的特权。这样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政党-国家是在民族-国家形成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的产物。政党替代了民族作为国家建构活动的主体。政党意志又恰恰是在与民族意志的形成中扭转民族意志、以至于高于民族意志的情况下引导民族转向国家的。所以，它的后发使得它必然变型。另一方面，它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是因为它是在出台条件不足的情况下的“早产儿”。社会主义是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依托，共产党是政党国家的组织依托，落后国家是政党国家的既有国家基础，集权的政治、计划的经济与封闭的文化是政党国家的社会结构形式，分析起来，这些条件给政党国家的建构提供的生存土壤实在是相当贫瘠的。社会主义的混乱状态，不足以给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实践提供充分的思想营养。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也不足以提供一个资本主义的系统替代方案。而且它作为革命政治哲学，实在是将自己的理论构造轴心安顿在革命的正当性上面。国家建设的问题深深地隐匿在革命的激情后面。政党国家建构起来之后究竟怎么办的问题远远没有提上台面的机缘。所以当政党国家如此迅速地建立起来的时候，政党领袖一时都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喜悦之中。38 再一方面，它显示出相对的劣势。这种相对劣势是在政党-国家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之后显示出来的。政党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民族主义国家），大都没有发育健康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运行制度和弹性社会控制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非宪政安顿，使得它们均成为某种形式的极权专制政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投射在国家政治结构中转换为国家的中央控制结构，使得社会政治活力被这种政治制度所窒息。政党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此具有一种脆性特征-它在可以维持自己的范围内，可以从容复制自己；一旦它到了脆性的边沿，谁都无法拯救它了，对于它的改革，也就只能是对于它的颠覆。而社会经济制度上的刚性计划制度，也因为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发实际水平，显示出它无法支持社会经济继续有效地发展的需要，以及它无法有效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以至于这种经济形式无疑要走向它的终结点。至于上控制方面，由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强势作用方式被楔入了社会日常生活，因此，全方位的社会强控制是这种国家社会日常生活的必须。一种完全缺乏抵抗空间或非暴力反抗余地的日常生活，使得社会生活也显示出常态下的控制有效性和非常态下的完全失去控制的两极跳跃状态。这些劣势，使得它在与自己敌对的制度竞争中，必然处于失败的境地。而且它的失败，因于自己内在的缺陷或相对的劣势，而不是因于外部的压力。 比较分析民族-国家与政党-国家两种国家类型的结构与功能，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两者具有的差异性和比较特点。这种比较，可以从三个角度着手：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与组织结构的差异。二是国家基本政治 制度的安排的不同。三是国家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状态的区别。 第一，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上具有巨大的差异。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指足以使得国家之作为政治共同体，其成员对于国家认同的观念基础之基本价值的共识。无疑，现代国家都需要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观念基石。假如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这种观念基石，就等于没有国家的感召理念，国家的精神形态就建立不起来。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持而言，它的国家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种权利型民族主义与权利型爱国主义。权利型民族主义指的民族共同体之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建立在民族任一成员都在这个共同体内获得了同样的人格尊严和政治权利，以至于因为他们在共同体内部的这种自由平等地位促使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一共同体。假如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共同体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政治权利，他们对于民族共同体就有采取拒绝认同态度的权利。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在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上属于这个共同体而遭到民族的人格蔑视和权利践踏。以此为基础，权利型爱国主义，是指建立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国家共同体，必须是一个保护共同体成员政治权利的组织建制。国家与组织国家的成员个人，具有握权和授权的关系结构。国家之获得人民的爱护，就是因为它保护了人民。人民之爱护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获得了安全、尊严和生存发展资料。不是因为国家凌驾于人民之上，因此人民必须服从它。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成员应该能分享共同的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意识和关于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的认知，应该是支持民主政治的。” 39 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国家，在此也就获得了理解的理由。在这样的国家框架之下，一切公民组织、政党组织都只具有相对于国家组织的次生性。相应地，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下运作的。政党组织对于国家组织具有忠诚伦理导向，而不是相反。 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的困境是，它从古典的文化国家转型为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没有原来国家结构中内生的转型动力。因此，它得依赖于相对于原来国家结构而言的外生力量来动员资源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的独大政党就有了代表民族利益与愿望的机会空间。在民族危机中，道德自我正当化的政党就有一个要求民族成员跟随这一政党的理由。所以，当通过政党力量建立起国家组织架构之后，党化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撑也就通常是义务型民族主义与义务型爱国主义。所谓义务型民族主义，就是不问民族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不问他们作为个体活动者是否具有基本人权和政治自由，而只是在民族危亡关头，被政党动员起来而成为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民族救亡者。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机，遭遇了究竟为民族大我牺牲小我、还是为小我一己牺牲民族大我的“权利难题”。于是，大我胜过小我，义务替代了权利。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人没有思考权利与义务关系对等性的空间。而义务型爱国主义，是由义务型民族主义自然引导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40 它主张一个民族的成员对于它所建立的国家共同体来讲，必须无条件地采取爱护的立场。它将爱国与卖国作二元对峙的理解-要不你履行爱国义务，要不你就是出卖祖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国家就不能质疑它对于个体自我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而只能质疑自己热爱国家的忠诚程度问题。而且“国家”之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与“祖国”之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之间的差异性，也相应被忽略。与之伴随，独大的政党之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之上和之外运作的。“之上”，是指政党占据了国家建构的优势资源。国家之作为号召民族凝聚为政治实体的道德主体，转换为政党之作为号召建立国家的道德实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与组织的“寡头统治铁律”发生作用的机制特别明显。41政党领袖在政党国家的建制中，发挥着“导师”与“领袖”的共同作用，他就此成为政党的象征与国家的象征。于是，两条对划而过的线索就显现出来：一条线索是国家建立的线索，这是一条从民族到政党、再到国家的线索。另一条线索是从国家到政党、再到政党领袖的线索。前者构成了国家形成的过程。后者构成了国家运作的过程。前者支持了党化国家结构。后者支持了领袖专制机制。绝对忠诚的政党伦理因此转换为绝对忠诚的国家认同伦理。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结构也就完全没有建立而起的可能性了。这样，党化国家的精神僵化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第二，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基本制度安排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指的是关乎国家政治生活的那些基础性结构，比如宪法的制定与宪政制度的运行，比如法治精神的建构和法治状态的维持，比如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的改进等等。民族国家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共同体关爱其成员的基础之上，因此，将这种关爱落实为一种保护共同体成员的国家基本制度，也就是国家（政府）有效运行的前提。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宪政的建构与运行，就是在这种驱动力之下产生的。它是民族共同体，进而是国家共同体保护其成员，以便达到捍卫其成员支持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基本制度基础。宪法，就是建立在维护共同体成员的基本权利的基点上的。之所以宪法的基点必须是维护共同体成员基本权利的，就是因为惟有这样它才足以维系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假如不是如此的话，共同体之“共同”究竟何在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会发生危机。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宪法绝对不能是对于共同体成员社会政治义务的硬性规定。它一定是对于共同体成员权利的保护性规定、对于国家组织建制的限制性设计。在此基础上，宪法通向宪政才是可能的。宪政制度乃是一套健全的国家基本制度。它对于共同体成员的生命财产自由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主权在民原则具有鲜明的强调、对于权力的分割制衡具有刚性的要求、对于法治的治国方略具有综合的支持。42 经由宪法的良法建构和宪政的实施，国家的法治状态维系着国家的良制情形，而国家的良制情形支持着国家的优良秩序。一种对于共同体成员毫无例外的法治治理结构，使得共同体成员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进而使得共同体成员支持共同体运作的内在动力形成逐渐强化的趋势。国家的持续发展就有了永续的动力。并且，因为宪政支持的法治民主运行机制的健全，民族国家的民主建制一般会表现为低调的代议制民主、程序性民主，而不是高调的直接民主制、实质性民主。43 党化国家的制度建制具有保护权势者特权而漠视共同体一般成员权利的特性。这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的。党化国家不可能是制度化的国家。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政制度建立的空间被扼制住了。现代党化国家形式上都有一部宪法。但是这部宪法的现代性是严重不足的。它对于独大政党的超国家权力的规定，事实上等于否定了宪法对于公民与公民组织享有平等权利的宪法基本原则的规定。而且由于独大的政党强制性地制约国家政治生活，因此宪法之通向宪政几乎没有可能。44 另一方面，国家的制度因为总是将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作为例外，因此制度的形式化作用机制总是建立不起来。制度的例外“制度化”地存在，也就意味着制度只能流于文献形式。法治是建立不起来了。没有法治的支持，强控的社会政治秩序就只好以德性来支撑。像国民党时期宣称儒家德性伦理治国胜过现代民族国家以法治国一样，45 共产党的领袖也始终不忘以德治国之作为以法治国的“弥补”一样。46 一个以德性作为国家治理直接资源的党化国家，是不可能依靠真正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法律资源的，法律秩序建立不起来，现代大型复杂国家的秩序也就难以保证。因此它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理，只能流于暴力统治状态。再一方面，党化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的民主生活制度的。现代党化国家奉行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其实在这中间，“民主”始终只是手段，是达到社会有效的全方位控制所借助的了解社情民意的工具。所谓“人民民主”在党化国家的工具化处境就是明证。因为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机制的情况下，人民根本就不可能做主。原苏联是如此，以致于斯大林晚期可以长期不召开政党的代表大会和国家的立法大会。47 晚期的统治也是一个证据。48 第三，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的日常生活状态上也具有极大的差别。这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与国家抗衡的实力的问题。在前者，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是国家规范运行的前提条件。在后者，党化国家之吃掉社会则是人们视为当然的事情。 健全的民族国家就是宪政 民主国家。因此，这样的国家里国家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社会的自主与自治乃是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因此，社会的自我组织状态是非常发达的。在日常政治生活方面讲，社会组织构成压力集团的时候，它就对于国家（政府）组织构成为监督和影响，同时构成社会各个阶层人士自我维护利益的凭借。在日常经济生活上讲，国家与市场的分界是比较清晰的。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来自于价格的作用机制，它对于国家的介入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在人际关系的处置上讲，人们依据宽容的原则理解各自的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以一种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控制下的、国家统筹的方式来“移风易俗”。49 党化国家之所以对于社会生活具有吞噬力，是因为党化国家是以吞噬所有权力的高度垄断性为特质的。在政治上，党化国家绝对不能容许相异的权力体系的存在，它只要面对不同的权力结构，就意味着它的根本缺陷具有显示的可能性。要维持它绝对的伟大性、正确性，就必须以吞噬所有权力为前提，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绝对不可替代性。在经济上，党化国家一定要通过对于经济的刚性计划控制所有经济资源，以便强化它对于政治资源的控制。这两种控制是相互依赖的。假如它在控制政治资源的时候忘记了控制经济资源，它就无法达到对于国家资源的垄断，也就会生长出一个基于独立经济力量支撑的反对者来。但是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极低的。因此政党国家的经济始终是低效经济和短缺经济。经济生活的韧性匮乏和脆性结构，决定了经济生活的不安定性-饥荒的随时伴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50 取决于这种短缺经济所可以供给物质的缺乏，所以党化国家总是要经由掌握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来提倡节俭道德，以便将物质短缺可能导致的政治统治风险加以化解。而且在政党权力借助国家力量介入居民的生活时，国家还故意以极其轻慢的态度对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随意地干预个体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构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领域。私人生活被国家组织化的生活完全吞噬。“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将个体纳入党化思维轨道的运动将私人空间干干净净的占据了。权力之吞噬权利的情形从政治领域直接打通到生活范畴。51 四、党化国家的转型 党化国家的内在缺陷体现在它的历史运行过程之中，并必然导致它的外部竞争能力的孱弱。因此，党化国家面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运行压力，以及内部整合的需要，几乎都遭遇了转型的问题。审视党化国家转型问题有两个视角：经验的视角与理论的视角。经验的视角其实是对于一个社会政治事实的刻画。理论的视角则是对于一个现代政治规范的重新申述。 其一，经验层面的描述。就经验层面来看，党化国家的典范形态是原苏联东欧国家。从历史形态上来讲，延续较为长久的党化国家形态、尤其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党化国家形态，52 可以说都是苏东国家形态及其变型形式。就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来看，无疑，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形成，也是移植和重组苏联党化国家形态的产物。就此而言，审视苏东党化国家的转型，有利于我们从宏观视角转而审视中国党化国家转型问题。从历史回溯的角度分析，苏联与东欧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起自1950年代。那个时候党化国家的转型，从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外部因素讲，是因为遭遇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内部分裂。由于苏联将自己党化国家的统治方式推移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到了与国家建构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抵抗。像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等苏联卫星国，对于苏联的专断作风进行了基于民族主义的抗拒。东欧几个小国的政治转型，从那个时候找到了自己的历史起点。加上后来政治强人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也开展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党化国家的基础结构-苏联共产党的天然正当性受到动摇。党化国家据以生存和维续的基本结构-共产党的道德正当性资源受到严重的损耗，党化军队对于政党的无限支持开始衰减，国家对于社会全方位的控制有所松动，党化政府对于政党本身有了游离。如果将苏东情形切分为苏联与卫星国两种情况来看，苏联的情况较为复杂，而卫星国的情况较为简单。可以说苏联的转型起伏曲折。而卫星国几乎是处于一个持续转型的状态。就苏联来说，1950年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是苏联党化国家转型的开端。后来勃涅日涅夫将改革扭转，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发生回流。苏联经历了长达30年的停滞。党化国家的积弊越来越难以克治：政党对于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僵化，经济的军事化越来越拖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军企集团对于权力的掌控越来越具有威慑性。于是，苏联党化国家的稳定转型越来越显得不可能了。党化国家积累起国家运作的脆性机制。事实上，后来苏联的崩溃已经在这个时期埋下伏笔。53 卫星国里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1956年和1968年是匈牙利党化国家转型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两个年份。1956年前，匈牙利是较为典型的苏式党化国家。“其结构特征是集权的交叉连线与强制性的计划，秘密警察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54 1956年后匈牙利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导向是分权，是将过去高度集中的权力下放到基层组织。但是改革的总的意图是巩固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权力。1968年的改革具有新的性质。政治上要求党的机关减少干预，经济上采取有指导的市场模式，对于政府管理则强调规范化，55 这为后来匈牙利从党化国家较为顺利地转换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奠定了基础，不至于经历原苏联那样的国家崩溃。 台湾地区的政治结构从党化国家结构形态向民族国家结构形态的转型经验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建立、尤其是孙中山对之的改造，使得它具有浓厚的苏联党化国家的色彩。虽然后来似乎要朝悖反的方向行走，但是在政党的结构上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对于权力党化的迷恋、对于军队的极度重视、对于党管干部原则的把握，在在都反映出它的苏式党化国家特点。另一方面，在政治谱系上转接苏式党化国家传统的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后来接掌中国大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党化国家的历史原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建构国家形态上的结构一致性，使得二者间具有直接的政治亲缘关系。相对于苏东政党国家转型来说，国民党党化国家的转型对于共产党来说具有切近性，而前者不过是外部的震撼而已。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承接了大陆统治的形态，依旧是典型的党化国家政治结构。只是由于内部外部的诸种原因，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遭遇抵抗。这给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造成压力。加之后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使得政治改革的要求有内转的趋向，更促使了国民党进行自身的改革。于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后来终于还是以解除戒严令奠基，相继解除党禁、报禁，使得台湾地区的国家形态走出了党化国家的形态，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民族-国家的规范国家的运作的可能性。56 因为解除党禁，使得现代政治最为紧要的政党竞争制度可以建立起来，进而使得国家（政府）权力系统的开放变得来可能了。而开放报禁，使得民族国家最为紧要的、事关共同体公共空间建立的可能性具备了，社会的自治也因此具有了一个与国家的统治不一样的“地盘”。与解除党禁相关的一系列变化，尤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规范建构具有重大意义-最为紧要的有两点。一是党化军队的改变。一是党管干部的突破。前者使得党化国家统治的暴力逻辑有根本的改变；后者使得社会公共职位不被一个独大的政党垄断。前者使得国家权力的逻辑具有了同意权力的性质；后者使得独大政党独占公共职权的局面彻底打破。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于台湾走出集权的党化国家，迈向现代民主的民族国家政治运作形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7 其二，理论层面的刻画。理论层面的刻画，是要缕析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涉及到的观念层面的问题。从而在理论层面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党化国家需要转型？另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党化国家之所以需要转型，就是因为它不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由于它的不规范，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现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执政党控制了一切社会政治资源，这种垄断性的控制，必然造成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配置。从政治资源的配置来看，由于党化国家禁绝了政党之间的竞争，因此垄断性地握有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便几乎没有什么顾忌地行使权力，这使得权力存在与行使的合理性都大大降低。而且，没有限制的权力不仅在结构上的合理性没有保证，而且在权力与革命的结合松动的时候，即在权力与利益钩连的可能空间加大的时候，权力腐败就成为一个泛滥的社会现 象。从经济资源的配置上分析，由于党化国家的支撑力量主要是独大政党的道德理想主义，因此，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党化国家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在党化国家中，经济是政治的奴婢。一方面这是因为党化国家没有支持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财产观念。58 于是财产与财产的增值就不是经济运行的目的。经济运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体现某种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党化国家将财产视为国家所有物，而因为国家的支配者是力图德性化的政党，因此财产的占有与财产的支配都缺乏现代经济理性，对于财产使用的精确计算观念建立不起来。再一方面就是因为党化国家的非制度化运作使得经济生活的自主性要求得不到满足，人们无法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资本，从而造成短缺状态下的节俭美德，社会因此成为无可救药的匮乏社会。从社会其他资源的配置来看，文化上的自闭性使得文化的自我更新变得来不可能，教育的意识形态化使得知识创新缺乏基础，科学的工具化使得自然世界的认识扭曲为政治正确的依据。党化国家确实不是各种资源配置的现代方式，而是集纳了传统和现代资源配置弱点的一种缺陷性极其明显的资源配置体系。这注定了党化国家在与它所拒斥的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就长时段来看必然处于劣势处境。 在我们不怀疑党化国家转型的经验事实与理论论证的前提下，三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加以理智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的问题。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从现代国家建构规范的参照意义和党化国家的自身变化两方面加以审视。前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外部显现问题。后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内部动力问题。就前者来看，它总是显示出民族国家在其国家运转上具有的运作强势状态。并且显示出党化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使得党化国家的走向问题获得了解决。它转型的可能性就潜藏在这种相对的走向显示中。就后者来讲，党化国家的运作困境促使它自身经历一个强化自身、僵化自身到否定自身的过程。像苏联东欧这类党化国家与国民党政权的走向几乎都经历同样的变迁历程。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定数的话，后者可以说是一个变数。只要两者有机会扣合在一起，党化国家转型的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性了。 第二个问题是，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症结问题是什么。审视党化国家的基本结构以及它发挥功能的方式，关乎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发展的政治要求如何的问题。从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政党主宰国家生活，垄断一切资源而造成社会其他阶层、集团失去发展空间，由此必然引起社会各界或骤或渐的反弹，驱使独大的政党逐渐分权予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显出淡出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势。这种变化轨迹是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关键，因为它显示了党化国家在现实压力的逼迫下逐渐会与它视为政治对手的政治组织妥协。因此，可以说党化国家转型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态势，取决于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腾出政治空间的时候是否适时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其二，权力体系的重建可能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是封闭的、僵化的、排他的，往往是独大的政党毫无余地地占据一切权力。绝对权力的绝对运作，既使得权力运作的效率低下，也使得权力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变质为权力与利益的直接钩连。因此，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体系的重建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重建，涉及到三个关键环节，一个环节是掌控国家一切权力的独大政党本身的结构是否容纳了异质因素。这是党化国家独大政党因为利益甚至价值取向陷入派系分化，而使得它必须学习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分享权力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独大政党不可能怡然自得地复制自己，它必须为维护自身之作为一个团结的掌控国家权力的组织而耗费大量组织资源，从而为其他社会政治组织进入国家政治生活提供空间。59 另一个环节是除开独大政党之外的党派组织的存在与成长状态。这是一个是否有组织足以与将国家党化的那个独大政党抗衡，而承担党际竞争责任的基础。无疑，在中国，被冠以“派”的政党的政治能力是非常孱弱的。它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执掌国家权力之后，就一直处于一个自我复制和壮大的萎缩状态之中。这一历史处境，使得派的自我发展变得来很为紧要。60 如果派足以发展成为成熟的现代政党的话，那么党际的竞争就有利于独大政党放下权力架子而与其他政党平等分享国家权力。再一个环节则是社会压力是否足以使得政党将自己准确地定位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而不是将自己确定为独享国家权力的法外超级政党。这关系到国家权力相对于政党组织的独立性能否获得认同的问题。其三，政党竞争制度是避免党化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安排。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首先依赖于不同权力体系的相对独立。国家权力独立于政党，使得政党可以成功地区分出执政党与在野党，这是政党竞争的前提。一个或多个追求“全输全赢”的政党，都必定是拒绝党际竞争的、倾向于建立党化国家的政党建制。61 只有将政党建制安顿到党际竞争的现代政党位置上的多个、两个政党之间，它才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代政党。也才可能是促进规范国家建构的政党建制。这对于后发现代国家中强调政党作用的情形尤其关键。 第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即占有一切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执政党如何可以有一个准确的政党定位。为什么说党化国家中独大政党的定位对于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具有核心性的作用呢？原因很见简单，当这个政党在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情况下，它只会以政党组织自然要求的执掌权力的独大心理来处理党际竞争问题。它对于党际竞争的排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有在它或主动愿意或被动同意改变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条件下，关乎国家权力结构正常化的党际竞争、乃至于宪政安排等等等等的制度建构，才可能提上政治改革日程。就此而言，在政党定位上，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党化国家政党改革必须首先进行的政治改革工程。在政党的定位问题上，确立起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政党理念，还只是一个将政党安置到国家之下的合理转变的原则举措而已。对于独大政党的转型来讲，关键还是在政党的转型举措安排上。关于这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其一，独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人们业已指出的通过党内民主，扩大到社会民主的政党改革进路，也许是值得重视的进路。其二，政党竞争的制度承诺问题。面对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建构初衷，党际竞争如果是可以期望的，不是因为它依托于独大政党的道德觉醒，而是因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没有将哪一个政党规定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而另将其他政党规定为只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参政党，而是在党际之间寻求理性竞争，以便合法取得国家权力。就此而言，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既需要党际竞争，更需要政党轮替。否则，一个政党将自己安置在国家法律之外之上，就永远也难以实现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 理论分析论文:对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分析 [论文关键词] 功能理论 文学翻译 适用度 [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着,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 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理论分析论文:CAPM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应用的分析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CAPM只是最近几年才被引进并应用到各个投资决策和理论研究领域。但是我国并不成熟的证券市场难以满足CAPM理论严格的基础假设条件,所以CAPM理论在现实市场中的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将对CAPM在我国的应用问题进行分析。 一、CAPM的理论意义及作用 (一)CAPM的前提假设 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意简化,CAPM也不例外,它的核心假设是将证券市场中所有投资人视为看出初始偏好外都相同的个人,并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还继承了证券组合理论的假设。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对称;无风险证券存在,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按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资本;投资总风险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表示,系统风险可用β系数表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均依据马科威茨证券组合模型进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资决策;证券加以不征税,也没有交易成本,证券市场是无摩擦的,而现实中往往根据收入的来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额按政府税率缴税。证券交易要依据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户的自信交纳手续费、佣金等费用;除了上述这些明确的假设之外。还有如下隐含性假设:每种证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每项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这意味着在投资组合中,投资者可持有某种证券的任何一部分。 (二)CAPM理论的内容: 1.CAPM模型的形式。E(Rp)=Rf+β([(RM)-Rf]其中 β=Cov(Ri,Rm)/Var(Rm) E(Rp)表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报酬率,E(RM)表示市场组合期望收益率,β为某一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CAPM模型主要表示单个证券或投资组合同系统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单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溢价的和。 2.理论意义。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报酬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资;(2)市场平均报酬率,即整个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报酬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报酬率相同;(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即β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CAPM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受益率与相对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期望报酬一定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调整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额外补偿也就越高。这也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主要结果。 3.CAPM理论的主要作用。CAPM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预测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定量关系来考虑已经上市的不同证券价格的“合理性”;可以帮助确定准备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够估计各种宏观和宏观经济变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由于CAPM从理论上说明在有效率资产组合中,β描述了任一项资产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已经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任何其他因素所描述的风险尽为β所包容。并且模型本身要求存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所以CAPM模型存在理论上的抽象和对现实经济的简化,与一些实证经验不完全符合,但它仍被推崇为抓住了证券市场本质的经典经济模型。鉴于CAPM的这些优势,虽然我国股市和CAPM的假设条件有相当的差距,但没有必要等到市场发展到某种程度再来研究CAPM在我国的实际应用问题,相反,充分利用CAPM较强的逻辑性、实用性,通过对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二、CAPM在我国市场的实证研究结论 CAPM理论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并且它将证券市场假设为一个理想的简化的抽象的市场。首先CAPM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例如市场的有效性,信息的获取时原成本的,每个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都按照Markowiz的均值方差模型进行投资决策进行资本配置,不存在资本的介入和贷出限制;再者,CAPM理论将所有的系统风险系数都归于一个(相对风险)因素之中,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单个证券受益率的影响;再者,CAPM理论假设市场证券组合中有足够多的证券从而将证券的非系统风险完全抵消掉。面对这些假设和条件,即使是在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也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在前提条件不能严格满足的条件下,CAPM在各个证券市场的就有适用效果的区别,也即是CAPM的理论指同现实市场的符合程度。同样,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相对较晚的情况下,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不能满足市场完全有效性的假定,市场上断线投机的目的大于投资的目的,大多数投资者并非理想的理性投资者,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尤其是断线投资盲目的跟庄。所以CAPM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同实证结果存在更大的差距。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有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1990年开始。许多国内学者就对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 在施东辉(1996)所作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非系统性风险对股票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陈小悦、孙爱军(2000)检验CAPM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结果表明β对中国股市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释能力,从而否定了其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假设。杨朝军、邢靖 (1998)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 目的是检验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是否符合CAPM理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并不如CAPM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系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并且尚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收益率,这些因素是:股本规模、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对收益影响的重要性随时间而变化。靳云汇、刘霖(2001)中国股票市场 CAPM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无风险资产,都不能否定用以代表市场组合的市场综合指数的“均值一方差”有效性。但是,股票收益率不仅与β之外的因子有关,而且与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 诸多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股市,主要原因是股票受益率的解释变量不只限于β还有其他因素。由此,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偏大的问题,使得CAPM所强调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来降低风险,无法发挥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股票的定价与CAPM描述的机制有一定的偏离。我们只能说CAPM目前还不太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 所有关于CAPM模型在我国股市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还不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β还不能包含所有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股票收益率与β的相关性并不显着。 三、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应用CAPM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限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首先,在取得合适的、准确的股票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这些数据上有难度,降低了CAPM的可操作性;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应用CAPM市场条件不够成熟。 (一)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 1.非有效市场。CAPM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如要求证券市场必须是有效市场便是其中很关键的一项假设。所谓有效市场,指资本市场不存在资本与信息流动的障碍,即没有任何摩擦阻碍投资。潜在的阻碍有税收、交易成本、无风险借入和贷出的利率差等,但这些都在后来的CAPM修正模型中被逐步考虑到,如Renotd F.singer的模型,侧重于讨论存在个人收入税的情况,描述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贷时的 CAPM的零贝塔模式等。我们在这里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可以将目光转到信息公开化程度、股市规模这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2.信息公开化程 度大低。有效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完全公开化,每一位投资者均可以免费得到所有有价值的信息,且市场信息一旦公开,将立即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并很快通过证券价格反映出来,只有这样证券价格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反映,定价机制不至于被扭曲。在我国,信息披露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的条项,内容、时间等技术性缺陷致使信息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全面公开;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披露责任者对各市场主体弄虚作假,特别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为了使本公司股票能顺利上市发行,竟然串通中介机构,过份包装本公司形象,甚至内外串谋炒作本公司股票,误导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投资者并不是公平的获得真实的信息,而那些虚假的信息更是起了误导市场的作用,证券价格发生严重偏离,少数的信息操纵者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超额利润,即信息垄断导致市场垄断。诸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势有效市场,信息公开程度太低。 3.证券流通比例较低。根据CAPM的假设,每一个投资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预期且按照马克威茨方法来选择一种组合,那么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市场组合应是一个马克威茨有效组合。因此我们所选取的代表市场收益率的股票价格指数应符合这样两个特征:所包含的股票占有市场价值相当大的份额,并要按照股票市场价格的价值平均加权法编制。现在普遍采用的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都是依据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价格按加权平均法编制的,表面上似乎较好地反映了市场证券组合的特征。但问题在于,股票发行量中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约占总股本的70%—80%,却不能上市流通,将它们计入权数范围内,所编制的指数只能反映潜在的流通市场,而不能反映流通现实市场股价的真实状况。将之作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代表,显然存在不合理性,而这将有待于国家股,法人股成为真正上市流通的股票后,才能得到对CAPM更具适用性的市场指数。 4.投资者结构畸形,投资观念不成熟。CAPM假定所有投资者都运用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分析、处理信息,从而采取同样的投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证券的定价机制。因此,投资者的决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CAPM对现实市场有较强适用性的一项前提。首先分析一下我国投资者的构成情况。1998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上海证券登记公司开户的1988.64万个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多达 1982.4 8万个,而属于机构开户的投资者仅有6016万个,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比为322:1.2.可以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股市,且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素质普遍较低,经验不足,尤其缺少专业方面的知识。从全国所有证券交易网公布的信息和行情所揭示的市场情况也可以体现出他们入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做短线炒作投机。那么要求这些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率、标准差、证券之间的协方差有相同的理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名副其实的也为数极少。这些所谓的机构大户只能在股市上凭借其资金充足、信息灵通等优势进行短线投机,并不是凭借专业投资家的素质来实施理性的、科学的操作。 (二)CAPM的假设在我国证券市场不能成立 1.证券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基本不成立。多数统计数据表明:各种证券收益率并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但是,由于投资的计划期一般比较短(如一个月),在此期间股票价格波动有限,因此短期内股票收益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计划期为一年或更长时间,这时股票收益分布确实可能出现偏移。幸好我们使用模型的正态分布假设是关于股票组合的。而不是单个股票,由于多种股票的收益的分布偏移会彼此抵消,根据中心极限定理,组合收益的概率分布还是接近于正态分布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所选股票的数目应尽可能地多,并尽可能选相关程度低的股票,以在统计上符合中心极限定理的要求。 2.无证券交易成本的假设在我国根本不成立。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买进卖出一次高达1.5%,相当于一年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费用是成熟证券市场(如香港、美国)的3—4倍。这也要求我们的管理层能从长期发展考虑,降低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以便达到活跃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CAPM的这些前提假设都不能完全满足,这就造成了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使用环境受到限制:再者我国的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过大无法使非系统风险通过资产组合多元化来完全分散风险;此外模型在使用过程中样本数据的选取难以满足模型的要求。从而得出变量的值同理论要求有所偏差,进一步加大了模型的误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效果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排斥CAPM理论的逻辑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变量取值的误差和应用CAPM在各种限制条件下的各种修正模型。 四、改进的措施和改进模型的应用 CAPM模型的提出是对现实证券市场的一种简单的抽象,但它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许多条件都不能满足其严格的假设前提的条件下,必须对CAPM的应用做出相应的改进,实际上自 CAPM模型问世以来,许多金融学家都致力于对它的发展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一般来说,有两种扩展模型的方向,一是放松模型所设定的一些假设。二是考虑证券投资者面临的除不确定收益以外的其他风险。这里只讨论前一种情况,也即是BMelt的零β模型,考虑有借入限制的CAPM模型。在没有元风险借贷假设之下,提出更加普遍的CAPM形式,即Black版本: E(Rp)=E(Rom)+β[(RM)-E[(Bom)] 将无风险收益率Rf换成了市场组合中的零β的资产收益Rom.这种模型适用于市场中不存在无风险利率或存在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限制的情况。此外。当证券的流动存在交易成本,包括交割费用、手续费、佣金、信息费用等,这些都获影响风险证券的收益率,CAPM因此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当不同资产都持有共同的系统风险时,交易成本便可以升水形式加到期望收益率上,即:E(Ri)=Rf+β[(RM)-Rf)+f(ci),其中f(ci)表示交易成本的函数,表示受益升水。经过改进的CAPM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的证券市场环境,使得CAPM应用的效果得到改善。相信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CAPM模型本身的不断改进,CAPM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更加符合现实,CAPM模型更加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我国历史上的人本理论 一、管理学发展中对“人”的概念 管理理论产生于实践活动,近一百年来管理理论学派林立,但大致可分为4个发展阶段: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为泰勒;行为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为梅奥、马斯洛等;管理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众多。20世纪70年代至今,管理理论进入了现代管理阶段。在我们过去所学的管理课程以及管理学普遍提及的管理理论中,“人”最突出的时间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管理学说风行企业界,人们开始接受科学管理学说中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开始意识到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经济人假设的提出是对被管理者认识的深化,这一假设的被接受带动了管理的一场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霍桑试验”纠正了人们对工人“不过是一个经济动物”的偏见。并且由此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社会人的管理方式方法,引发了对人管理的新革命。但“以人为本”的管理的明确出现还是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只以人的全面的自在的发展为核心,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和工作任务,一个人自我管理为基础,以组织共同愿景为引导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这里对“以人为本”的概念是明确的在企业中对员工的态度。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政府治理中,不但借鉴了这个概念,并且将之发扬光大。从最根本上来讲,政府的管理治理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人民的安定、幸福;国家的强大、兴旺。在以往的治理中,不免都会因为形式而忽略了原本的目标,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新把以人为本带进了政府的管理之中。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重视的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就是对西方学者的借鉴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相反,以人为本恰恰是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提出并强调过的概念。像我们常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等等典故,无不提醒着我们这点。 二、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的体现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以人为本,并不是当代创造出来的,而是出自《管子》:“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并且一直深远的影响着中华文明。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应该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也曾记载“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 孔子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 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 同时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 三、结论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只是国外的学者为管理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突出的人本管理科学的闪光点:儒家思想。这不仅是属于中国的管理先进思想,也为管理科学的整个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丰富了管理科学体系中的人本管理。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重视儒家思想对国人的影响,运用相关的理论事例来规范当权者以及造福民众;很多企业也把儒家思想当做企业文化的精髓,团结激励团队做出更大的贡献。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 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管理会计研究状况而言,学者的研究可以根据方向不同分为以下两大类:其一是注重在企业实践中总结成功经验,尤其是管理会计在中外合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应用经验,从理论与经验方面寻找其共性所在,并将之推广;另一类则是以欧美管理会计发展为中心,推崇欧美国家的学者在管理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从而形成系统评价,以此对国内的实践活动进行指导,进而分析国内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后提出解决措施。 1.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会计假设脱离实际。会计假设是一种逻辑性的命题或者推断,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这就意味着会计领域中存在于某一时期内无法验证或者尚不能确定的事项,会计人员在面对这些事项时需要以正常情况下的客观实际或者发展趋势为依据,作出会计假设。会计假设同样存在于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中,包括货币时间价值、变动成本法以及成本习性分析等假设。然而,部分假设与企业中会计实践活动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对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以本量利分析为例,若企业对单一产品的产销,需要假设产量与销售量之间存在平衡关系;若是企业进行多种产品的产销时,则需要假设这些产品具有稳定的品种结构,换而言之,即是假设在企业的总销售收入额中,多种产品的销售收入所占的比重不便。本量利分析只有在这些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开展。然而企业行政管理与业务招待等费用没有准确的开支数额,因而企业每个会计月的固定成本额不是相等的,此外,人工效率、运输方式以及进货渠道等因素也会对单位变动成本发生改变。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我们能够做出各种假设,但是这些假设脱离了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对于管理会计方法在企业中的应用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导致理论与实际脱离。 2.管理会计方法中引入复杂的数学模型后,其可操作性将降低。由于学者在进行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是对于会计实践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研究人员在管理会计理论中设计了较多复杂的数学模型,为会计实际工作者造成了困惑。从实用性的角度看,这些数学模型严重缺乏实践基础,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疑,极大地降低了管理会计方法的可操作性。例如,概率分析法往往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用于决策与预测分析,理论研究中能够将各个事项的概率直接设定,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管理活动中,事项的概率难以准确界定。这些问题都会在实际中应用管理会计方法产生不利影响。假如在会计实践中,会计工作者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数学模型的了解,但是这种定量分析方法难以将信贷利率、市场供求、经济环境以及国家颁布的方针政策等非计量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因此,决策或者预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难以得到保障。 3.管理会计不能较好地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部分管理会计方法若要应用在企业管理中需要付出较大代价,这些经济性较低的方法难以在会计实践活动中应用,还有部分方法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需求相关性较低,这都导致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积极性不强。就目前情况而言,管理会计教材多是将工业企业作为编写范例,而在金融保险和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商品流通等企业以及其他非营利性机构与服务行业中,大多数管理会计方法难以较好地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例如,理论上对于最优质量成本的确定,应当是单位质量的损失成本与检验成本、单位预防成本相等时存在。而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单位质量损失成本、检验成本以及单位预防成本的计算十分复杂,最优质量成本的确定知识在理论上存在可行性,但是缺乏实际操作性。就算是按照以上方法确定了最优质量成本,理论上能够保证企业的质量成本最低,然而对于最佳合格率不能保证是100%,这是由于企业若要满足质量上的高要求,则需要增加成本投入,这种做法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不具有经济性。 二、管理会计理论前瞻 对于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方向的探讨,应当从会计实践出发,提高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寻找理论方面的原因,不断进行改进,而不应寻找客观原因或借口进行开脱。因此,在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中应当始终坚持以实践需要为向导,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理论对于会计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 1.规范化研究。规范化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保证管理会计方法在实践中得到推广应用,其主要内容是规范化管理会计理论以及方法体系、管理会计与其他学科划分以及管理会计教学内容。从哲学角度来看,实践决定理论,因而管理会计规范化研究是把以往会计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汇总,将之以系统化的理论形式表现。 2.提升管理会计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对于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应当改变以往过度重视学者而忽视会计工作者的参与,应当提高会计工作者在研究中的参与性。为提高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实际操作性,应当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创造机会是理论研究人员进入企业进行实践验证,在理论研究人员与会计工作人员的共同工作中,以实际 调研结果结合理论研究成果,明确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中经过实践验证、切实可行的方法,并加以推广。 3.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在不断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工作中,应当首先确定明确的管理会计目标,以此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处于管理者的控制之中。同时,还应该不断完善管理会计的基本假设、基本原则以及方法与智能等内容。除此之外,在进行完善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理论服务与实践的原则,明确对“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认识,切实发挥在实践活动中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提高管理会计方法的实际操作性是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关键所在,应当明确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中经过实践验证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其于实践活动中的应用水平,使管理会计及理论研究对于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翻译中的文本分析理论及其案例 一、概述 任何材料的翻译，译前通读全文并进行文本分析，是全面理解源语文本的前提。旅游景点材料，是一种内容包含有地方历史与特色的文本，其文本分析与小说、诗歌、政府报告、产品广告等其他类型的文本分析是否有所不同，还是有某种文本分析模式作为依据呢?德国功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文本类型和文本范例的源语文本分析模式，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翻译任务。她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无须参照源语或目标语特征的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1].笔者则认为，一种模式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译者认为分析因素可根据个人主观意愿有所取舍与侧重。这正是本文旨在说明的焦点。 二、文本分析理论 翻译中的文本分析最早源起于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费米尔(Hans Vermeer)创建的德国翻译功能理论及莱斯的功能文本类型理论。在语言学家布勒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 莱斯把语言功能与文本联系起来，根据交际功能范畴把文本划分为：信息功能(informative)，表达功能(expressive)，感召功能(operative)三大文本类型[2]. 在篇章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基础上，诺德提出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旨在为译者提供一个分析源语文本的模式，运用于所有的文本类型和翻译过程。 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强调对源文本的充分理解和准确阐释，解释语言、文本结构及源语言系统规范的关系，为译者选择翻译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3].相对语篇结构语言学派的文本结构分析，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更为详细全面，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内外因素进行分析。诺德将源文本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分为“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媒介、交际地点、交际时间、交际动机、文本功能八个方面。文内因素包括主题、内容、预设、文本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子结构、超音段特征八个方面[4].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可以改变，并互相依存，而且其分析是反复进行的，某一因素的分析可能会指引其他因素的分析。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任何的文本分析。因为其模式不变相当具体，对各类翻译问题的解决均有导向的作用。 三、文本分析案例 案例 The Queen of the Adriatic 和 The Majestic Acropo-lis 选自于荷兰作家 Winfried Maas 所编着的英文原版 100Cities of the World 中的两篇城市介绍文章。按照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进行分析。 (一)文本外因素分析 从整体来看，此文本为呼唤型旅游文本，文本实现了唤起读者的关注、兴趣和渴望等功能目的，能够呼唤那些喜欢访寻古迹、游览名胜旅游者的探访兴趣。因此译文要实现作者的意图以及传递信息的目的，在历史材料和景色的重点翻译上，就要信息简洁，语言得体又优雅，信息重点集中，平衡好渲染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语言信息。 此文本含有大量的历史概况信息，具有信息文本特性。翻译时，要仔细分清事实型信息及呼唤型信息，考虑语言的统一和信息的融合，合理地处理语言和信息的形式和风格。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读者要获得的是历史、文化和旅游信息及体现城市魅力特点的呼唤型信息，是信息和呼唤型相结合的文本。翻译中，语言要简洁又古雅，句子要简短优美，尽量使用归化策略，便于读者理解和欣赏;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注重读者和文本的交际融合。 (二)文本内因素分析 此两篇文章主题明确，重点内容描述扼要，作者围绕主题来展开的细节和重点清晰。以“Rivals to Venice”这部分为例，从语篇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文本的基本结构和复杂结构。文本分为“导入---城市概述---特写描述---精彩描述”四个部分，不断深入提供细节的发展语篇。时间、空间和细节描述是此翻译中需要细细处理的信息，并要选择最适合的结构来组织信息和内容。 此部分的第一段，作者描述了 Ragusa 的历史变革，是典型的时间发展顺序，明确采用时间发展的结构来编织信息和语言。翻译时既要关注结构，也要关注时间为轴的信息。围绕Ragusa 历史的主题，以具体时间为轴来编排的信息细节，具有“时间---人---主要变化---特点”的思维和路径，并使用递进机构和平行结构等其他结构。翻译时要严格控制好这些结构和语言。 文本中主位和叙位推进的结构和语言处理。比如：Fromthe fortifications you can also discern the clean lines of thecity. Two main entrances,the Pile and Ploc gates lead to acar -free Dubrovnik,the heart of which clearly beats onStradun also known as the Placa (main street) with its stores,作者从“clean lines”概述信息，再到“Two main entrances”叙位变成主位来推进。信息的连贯和衔接是翻译时的关键。 从语言上来看，源文本有很多并列句、长句及右推进的句式，造成大量的细节和信息拥挤的情况。翻译时，为避免句子西化及信息堆砌，语言要归化，化长句为短句，信息要有序组合。 四、翻译策略 英语与汉语各有其独特的句式结构，翻译时句式转换，才符合行文表达习惯，避免译文出现翻译腔。以下从《环球TOP100(世界最美的 100 座城市)》中摘选译例来说明翻译策略。 (一)句子折分 英语是树型结构，十分清晰地体现各种复杂的层次关系;汉语是竹状结构，习惯于用平面性的单层结构来表达意思。翻译的策略就是折分法，复合句翻译时折分成几个句子。 例 1.Ther[，！]e was an outcry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n theSerbs fired on Dubrovnik during the Balkan War because ev-eryone knew the collective heritage was irreplaceable. 译文：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中，杜布罗夫尼克遭受到塞尔在维亚人的炮轰，引起了全世界人的强烈抗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5]. 例 2.When the Slavs invaded in 614 and conquered theplace the inhabitants fled to a rocky isla nd off the coastwhich today is the site of the old town of Dubrovnik. 译文：614 年，当斯拉夫人入侵并征服了这块领地，当地居民逃亡到了沿海一个岩石岛上---它就是今天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区遗址[5]. 例 3.In 1921 the Greeks and Turks exchanged their mi-norities and of the half million Greeks who had to leave AsiaMinor half of them poured into Athens. 译文：1921 年，希腊和土耳其人交战，大约有五千希腊人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其中一半涌入了雅典[5]. (二)信息位置调整 英语与汉语的信息编排顺序存在明显差异。英语突显信息在前，重要信息的陈述放句首，在主从复合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汉语突显信息在句末，句子建构主要依循事件的自然进程铺展。叙事在前，表态在后;先偏后正，先因后果。 翻译策略就是信息位置调整，将英文中置句首的突显信息，调整到句子之后的位置及结构和信息模块的组合方式。 例 4.Only four thousand people lived in the small row ofhouses on the northern hillside of the Acropolis when KingOtto was imported from Bavaria as ruler of the Greeks. 译文：1834 年，雅典成为希腊首都时，居民几乎所剩无几。 当新的统治者国王奥托从巴伐利亚来到希腊时，仅有四千人居住在卫城北面山坡上那些低矮房子里[5]. 例 5.Following independence the new capital had to copewith fourteen revolutions,occupation by German troops,anda gruesome Civil War before becoming the lively city that to-day attracts visitors form throughout the world. 译文：希腊独立战争之后，这个新首都在今天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美丽城市之前，经历了十四场战争，经历了德国军队的占领及让人恐惧的内战[5]. 例 6.The city unusually aroused a passion in therenowned cynic George Bernard Shaw who describe the cityas “a paradise on earth”. 译：一贯以愤世嫉俗称着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也异乎寻常地被这座激发热情，他曾将这座城市描述为“地球上的天堂”[5]. 五、结束语 旅游景点材料，是信息与呼唤型文本。翻译时，运用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对源文本的文内与文外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主题、内容、结构及语言等方面的分析，促进源文本信息正解理解的实现，提高翻译的质量。 理论分析论文:陆学艺社会建设重要理论的分析 陆学艺晚年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于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了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创造了他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社会建设的思想构成了陆学艺学术成果的重要板块。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支柱之一,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研究,都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现时代,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调整、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建设等主题已经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应当继续深化,学术界不应当在热闹了一阵后归于冷寂。 今天,重温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成果,仍有启发意义。 一、当代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 所谓新的历史阶段是说时代开辟了具有相当程度新意的境界,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陆学艺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处于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社会并重的历史新时期。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般是由若干个历史性发展阶段所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任务。在三十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又一个历史新阶段,就是进入经济、社会并重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致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从建国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历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着的提高,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生活基本实现了小康;从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第三次历史转折,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 “加强社会建设,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的矛盾,让社会更加 ‘和谐起来'.”[1](P4)这一战略性转变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所决定的。经过了三十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成果令人瞩目,但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矛盾越加突出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不相协调,并且成为一系列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经济建设的成就为进行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具备了进行社会建设的多方面优越条件。当代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时代要求将社会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达到新的高度。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新格局,可见社会建设对现时代的重要和不可或缺,到了十八大又加上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格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新发展。 所谓历史新阶段是对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质的提升阶段的刻画,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崭新的历史任务。当代中国应当转向一个质量全面提升、社会各个方面全面改善的历史时期,应当走向建设和谐社会、精致社会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建设具有必然的要求和时代任务。 二、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协调是我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 社会建设之所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只有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只有将社会建设做好了,才能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才能造就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崭新形态。 陆学艺认为,正确认识新的时代,认识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认识社会建设的意义,就必须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只有解决了主要矛盾,才能将时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当代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呢?是社会与经济的严重不协调,是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相匹配。在陆学艺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2](P34)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历史长时段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形成了似乎难以理解的怪现象。按说经济快速发展了,社会领域的变化、改善应当与此相应,而且经济发展了,也会为社会的改善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社会领域出现的问题却使得经济与社会不相协调,这种不协调,主要体现在: 1.经济发展成就卓着,社会问题越发增加 我国经过了三十余年的经济建设,成绩斐然,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工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厂”.然而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则越加突出,历史长时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差不多都出现了,有些矛盾还非常尖锐、加剧。 收入差距扩大, “城市病”加剧,环境污染突出,官民矛盾激化,违规征地拆迁剧增,劳资纠纷普遍,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影响极大的群体性事件逐年递增。 2.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发展成果共享不足 1978年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总值增长近80倍,①但城乡差距拉大,城乡经济增速不平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方面资源配置不均现象更加突出,“城多乡少,城优乡劣”的态势日趋严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基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形成了两亿多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既是经济建设中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又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而且往往成为城市问题的渊薮。 3.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社会体制改革滞后 经过艰难的探索,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人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尝到了甜头,但另一方面,社会体制则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一套,学校基本还是公办一统天下,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致使大量年轻人花大钱出国寻找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劳动 力配置基本市场化了,但劳资关系、按照户籍配置社会资源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城市涌入了那么多的外来人口,但人口管理仍沿袭着旧的一套做法。人的基层生活空间在形式上改为了社区,但自治性不足,居民参与不够,政府与自治体功能划分界线不清,社区建设的任务还相当繁重。这样,社会活力受到抑制的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展开。改革开放政策消除了人员城乡流动的限制,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农民工是改革开放政策造就出来的一大群体,每年有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社会管理增加了很大的困难。社会生活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管理人口的方式、管理城市的模式、配置资源的方法、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事业的投入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老办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了,有的城市甚至外地人口超过了户籍人口,但医院、学校几十年却没有增加,城市的各项设施严重跟不上人口的增速。这样,大量社会问题涌现就是必然的了。 4.社会组织化程度严重不足 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是企业,企业的数量、组织化程度、市场参与度已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得到充分发育,但与经济活动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反映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活力标志的社会组织的数量、社会事务参与度却很低,我国的社会组织数量严重不足,功能远未发挥出来,本来应当由社会组织起作用的领域却因社会组织的缺位而错位现象严重。现有行业组织、自治组织存在运行不规范、功能错位的问题。政府、市场、社会应有的现代格局尚未确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领域的治理结构远未建立起来。 5.经济结构日趋现代型态,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大 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 “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的产值结构从1985年的 “二一三”转到了2011年的 “二三一”,2011年农业产值已占不到GDP的10%.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比达到50.1%,二、三产业名副其实成了就业的主体部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429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显示社会人群组合的社会阶层结构尚处于现代化状态的初级阶段水平,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在28%-30%,距离中产阶层应在工业化中期要达到40%的水平还有不小差距。 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12∶1,城乡结构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城市人口虽首次超出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40%多的农村人口的总产出却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②,说明农村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仍相当低。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的事实与农民工体制问题并存,现代化的 “国际大都市”与城中村同时出现在城市中,形成了独有的城市内部的所谓新二元结构,加上本来就有的、现在尚未改变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变得越加复杂。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 构 是 “中 间 小 底 层 大”的 结 构 与 形 态,该“大”的地方没有大起来,该 “小”的地方没有小下去。人群的阶层结构距离现代化社会应具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 “橄榄型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相对称。 6.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但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建立 市场经济追求平等交易,公平竞争,率先优先,优胜劣汰,这些特征在经济活动中日显突出,但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也是现代社会应当具备的诚信、守则、自律等社会规范则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日常生活中潜规则盛行,道德滑坡,法治松弛,商品交易活动中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现象时有发生。通过不规则手段暴发与不健康的仇富心理同时并存。 7.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尚未破题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但社会体制基本还是旧的一套,社会领域的体制变革可以说尚未破题。政府很强,社会很弱,政府 “包打天下”、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方面,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事务,无限责任,任务重,压力大,运作成本高,管的多,而不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反而没有管好;另一方面,政府一方独大,钳制了 “社会”的发育壮大。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是,政府应着力放权,做好本职工作,给予社会组织更多的责任和发展空间,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管理。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认清现状的基本要求,是理清社会问题进而着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也是把握时代走向的必要环节。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变革,社会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进行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进行社会建设,从而使得社会与经济相协调、相匹配。 三、现代化建设必须经历一个着重于社会建设的新阶段 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一般注重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积累资本,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面临社会问题往往增多,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陆学艺认为,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进入讲究质量提升型的发展,从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到进入社会全面进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标志着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任务是社会全面进步、重大发展要素的协调发展。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这符合现代化国家演进的一般规律,美国就有所谓的“进步运动”[1](PP.7-8)。时代要求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现代化要求将社会建设提到应有的高度,新的历史阶段要求充实社会建设的内涵,要求社会领域的现代化。 一个国家的发展,很难按照一种理想的模式来展开。人们希望平平稳稳地发展,发展过程非常理想,完全符合理性,发展过程非常协调,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现,但这是一种假设,一种理想。实践证明,现代化的展开过程常常出现各种不平衡,有时甚至是严重的不平衡。发展往往是在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充满矛盾则是普遍的规律,现代化就是在曲曲折折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

历史毕业论文:提高毕业班历史复习实效性策略探究 摘 要：应对高考新变化，寻求历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多年的初中毕业班教学实践，就提高毕业班历史复习实效性探索出立足双基，突出重点，深化提高；加强联系，以点带面，综合运用；结合基础，变异训练，逆向思维；关注焦点、激发兴趣、树立典型；指导审题，抓住关键，培养能力等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教学策略；课堂模式；课堂实效 江苏正在实施的“3+X”高考模式，使得中学尤其是初中历史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省各市历史中考的改革和发展。九年级的历史学习面临着升学考试的压力，既要完成初三新课程的教学和复习，又要完成初二历史知识的复习，可以说初三的历史学习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要对所学的历史知识进行梳理、系统、深化并进而形成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应对即将面临的毕业考试和中考。如何才能在初三阶段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知识循环教学与总复习呢？对于面临中考的学生来讲，寻找一个比较适当的复习策略是非常迫切的。因此，我们依据中考指南的指导理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历史复习。 一、立足双基，突出重点，深化提高 镇江市《历史中考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所罗列的知识点就是进行九年级历史复习教学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在初三复习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学生基本知识掌握情况和运用知识的基本能力。复习过程中的首要重任就是夯实基础，教师要把《指南》中涉及的知识点全部给学生复习一遍，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使学生的大脑中形成知识体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复习知识点时不能够照本宣科，一定要对知识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和延伸，不然就会出现学生对于教材非常熟悉，但是遇到实际问题时不能能够顺利地解决。现在大部分的中考试题都不能从书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就是我们认为最简单的单项选择也不是照搬教材课本上的知识点出的，而是运用全新的描述方式，达到混淆考生思维的目的。 另外，在平时的复习过程中，教师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一些历史问题以及历史事件提出问题，加强学生的训练力度。对于立意好、层次高的内容，教师可以重新设计，创设新的教学情境，急于学生重新能整理归纳的机会。同时，在此阶段教学复习中，要着力强化学生解题能力的培养，教师要归纳整理出行之有效的解题方法，指导学生灵活地加以运用。作为一线的历史教师，必须根据《指南》的能力要求特别是对需要综合评价的知识点加以拓宽，深化提高。 二、加强联系，以点带面，综合运用 在新授知识的过程中，学生已经掌握了大量信息，但是学生很难真正地掌握知识，需要将这些知识归纳到已经具有的知识体系中，并进行专题化的整理。学生只有掌握了历史的发展脉络，掌握了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运用能力。因此，进行专题复习时，不仅要纵向联系，还要进行横向联系以及中外联系，形成一个逻辑缜密、结构完整的知识体系。在实践中，教师可以把以前已经归纳的知识点进行分析，对于那些依旧散落的知识点加以归纳，引导学生将这些知识点植入到体系中，从而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网。 三、结合基础，变异训练，逆向思维 随着中考历史考试改革的深入开展，试题的考查功能也需要逐步的提高，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从微观上着手，还要从宏观上加以引导，使学生在练习实践中，加深对知识的记忆、理解、分析和评价等四个层次考试水平的要求，还要加深知识辩证关系的认识，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选定适当的解决方法。要加强题目的基础训练，特别是变异训练。由于历史学科在中考中的分值很有限，属于典型的弱势学科，要求学生平时做大量的练习是不现实的，也不会得到学生、家长和学校的认可。在考试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多数学生都不能够举一反三，缺乏反应能力。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与学生的基础知识不牢固，不能准确把握知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且不能够把握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把结果融汇起来有关，还与不能够选定适当的学习方式和学习过程有关。 四、关注焦点，激发兴趣，树立典型 一个成功教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肯学乐学，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育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人类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一点从中考中也能体现出来。这几年，中考屡考热点不回避。所以在平时的复习中老师要注意哪些历史知识与这些焦点相关，哪些历史知识可以为当今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提供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并指导学生运用已有的历史学科知识来理解分析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 五、指导审题，抓住关键，培养能力 每次考试都会有部分学生因审题不清导致失分，因此，在平时的复习中，要在这方面多加指导，如选择题要抓住关键词，如意思相近的词、相同的词，如找自己清楚知道是否符合题意的答案等；材料题要先看问题，带着问题阅读材料，做到有的放矢，还可根据后面的问题反推前面的问题。另外，在讲评试卷时通过讲评试题使学生学会逐字逐句地审清题意，找出中心词、限制词，明确答题范围和内容要点，做到答题史论结构化、段落化、要点化、层次化，行文有序，条理清晰，不要堆砌史论、空发议论。只有在复习教学中重视审题训练，才能使学生在考试中遇到新颖的试题时运用自如。 总之，如果能在课堂中综合运用上述方法，会使我们的课堂复习教学事半功倍、生趣盎然，形成“老师愿意教，学生愿意学”的和谐师生关系。让我们告别僵化的课堂模式，充分感受历史教学所带来的乐趣吧！ （作者单位 江苏省扬中市同德中学） 历史毕业论文:关于高中非毕业班历史教学的反思 摘 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想取得理想的高考历史科成绩，就必须搞好平时的历史教学。 关键词：非毕业班；高中历史；教学方法；反思 高一 1.认真学习课程标准和教学要求及学业水平测试要求与试题，在研究中把握好教学的要求及尺度。 2.教学中，既有知识与能力的要求与体现，又有对史学方法的了解与运用，更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体验与培养。新课程教学一是要新在理念。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教学应该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为己任，必须充分挖掘教材中的人文内容，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得到感悟。二是课堂教学贵在衔接。高中历史模块化的专题学习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综合式的初中教材如何与线索式的高中专题教学内容相衔接？由于初中历史教学的薄弱，直接影响着高中历史科的教学，教师在平常教学中要注意知识延伸，以增加学生历史知识储备，为学生基础知识的积累打好基础。 3.要认真研究教材教法，充分用好有效资源。教师教学首先要用好用足教材资源，资料只是教学的辅助资源。教师要把工夫花在研究教材教法和备课环节上，对于资料的选用要以提高课堂效率为目的。 高二 1.必修班教学要认真学习学业水平测试说明，复习中要明确考点要求，训练要认真研究学业水平测试试题的题型及其要求，把握好教学训练的深度。选择题训练要重视材料的选用和情境的创设，要有一定难度。 2.选修班教学需通盘考虑，要认真学习教学要求和《考试说明》，进一步明确教学复习的主干知识，切不可必修、选修平均用力。重抓必修，以必修一为主线，把必修二、三及相关选修内容加以整合，要明确每本书在高考中所占的比重来实施教学。尤其对于两本选修教材的教学复习，要重在背景、意义、评价等的分析，材料选用和情境的设置，高考一个模块一题难度要求不大，不要用时过多。要认真研究高考试题，发现命题切入点，提高针对性。 3.要注意“三维目标”的达成和情境材料的创设及问题设计，提高学生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专题教学要着重落实重点概念和探究主要问题，明确哪些属于了解层次，哪些属于需要掌握和运用的层次，抓住主干知识，要注意教材前后知识的迁移、模块间的知识整合。 4.规范教学行为。教师教学行为中从备课到教学，从教学语言到学生训练的批阅及试卷的讲评等，都直接影响着学生。学案中内容的编排和问题的设计不严谨反映出备课环节的不规范；课堂教学中教学语言的不严谨反映出教师教学上的不规范；试卷讲评中的词不达意则反映出自身规范的欠缺。教师教学语言的通俗化，是为了有利于学生的理解。 总之，我们要想抓实高中课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就需要： 1.研究教材与考试说明及高考试题，提升专业素养。 2.寻找课堂教学增长点：关注学生已有知识，确定适宜的学习目标，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要着力引导主动建构，举一反三。 3.优化教学工作各环节，经常反思“学生已到哪里，我要把学生带到哪里，通过什么带到那里”。 （作者单位 江苏省盱眙县旧铺中学） 历史毕业论文:浅谈普通师范院校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所面临主要问题的基本对策 摘 要 普通师范院校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就业面比较狭窄，就业观念比较陈旧；二、学生的就业满意度普遍不高；三、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度不高。针对这三个方面，可以通过院校、国家及学生自身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使就业问题得以解决。 关键词 普通师范院校 历史专业毕业生 就业问题 随着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这当中，一些普通高校冷门专业的学生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以普通师范院校的历史专业为例，学生就业时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就业面比较狭窄，就业观念比较陈旧；二、学生的就业满意度普遍不高；三、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度不高。针对以上问题，可以尝试采取以下措施。 1 院校方面 1.1 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与引导 与重点院校、名牌院校相比，普通院校的学生的自制力、自律性及自学能力都要稍逊一筹，因此更需要学校加大对学生的管理与引导力度，其中，引导为主，管理为辅，在管理的过程中实现引导，在引导的过程中强化学生的自律性、自制力、创造力及学习的兴趣，以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第一要务。 1.2 适时合理地对学生进行分流 因为普通师范院校的师资与资金都有限，因此适时合理对学生进行分流，以保证发挥每一个学生的特长及潜力不失为一个节能高效的好办法。河南师范大学的经验就很值得同类院校借鉴，像高中文理分科一样，学校大体上按学术型（考研深造）和师资型（就业执教）两个方向对学生进行分流分类，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施教和管理。 1.3 重视教育质量，打造精品课程和特色专业 在扩招浪潮中，普通师范院校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不能只是盲目扩大招生规模，而不重视教育质量的提高。在资源及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创造机会，结合地域特色和学科优势，打造出自己的精品课程和特色专业，努力打出本专业的知名度，以减轻或消除扩招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1.4 注重师资力量的提高 普通师范院校往往过于重视学术性，忽略了师范性，做不到二者兼顾，因此教师也更为重视自己的科研能力而非教学能力，在科研上投注了较多精力，无心教学技能的提高与改善。 针对这一问题，各院校应加大教学管理工作在老师评优评先评职称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与分量，减轻老师们的科研压力，鼓励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工作上，鼓励教师为培养学生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学术基本功及自学能力而努力。 1.5 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高校对文科生的教育，一般都是更注重理论方面，而忽视实践方面。普通师范院校的历史学专业，往往在专业设置、培养方案及课程开设方案方面存在种种弊端，以致出现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不能跟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不能培养出综合能力人才等诸多问题。各院校应改变传统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及实践经验的增加上面。 1.6 改革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打造高效率的就业平台 学校的就业培训中心不仅能做一些理论指导工作，还可以做一些实事来为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及就业满意度服务，比如：排解学生可能有的心理问题，指导他们形成健康积极的就业理念；在用人单位与毕业生之间搭建起高效良性的沟通平台，促进双方的了解及沟通；与地方企业及地方政府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及合作关系，方便实现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与全社会就业体系之间的直接挂钩；定期开展讲座，邀请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及本校历届风云学子、有代表性的毕业生，向在校生传授相关教学、就业、科研等方面的经验与心得体会，等等。 2 国家方面 2.1 帮助整个社会形成良性循环的人才选聘机制 笔者曾经联系过本专业的几位参加工作的毕业生，请他们谈谈就业感想，其中一位提到，“大学毕业要找一份工作其实很简单，关键是找一份理想稳定的工作很难。很多同班同学在毕业后求职的方向是教师行业，但是发现很多公立学校对于教师的门槛卡得很高，往往要求重点院校毕业、研究生学历等等，这些字眼是我们在六月份的求职中经常遇到的字眼，所以于很多自己理想的工作单位招聘的时候连投递简历的资格都没有……”另一位同学则提到， “就普通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而言，大部分地区只能去乡镇初中，现在很多高中都要研究生，最起码也是一本院校的毕业生，就业前景很不好……” 这两位同学的话可以说明，在用人单位盲目崇拜高学历的社会趋势下，整个社会的人才选聘机制出现了问题，就业的高门槛是各用人单位人为设置出来的。 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及社会舆论的引导。在对待毕业生的态度上，理应更温和、更理性，不搞歧视，不含偏见。各用人单位应该采用更为理性的择业标准，而不是盲目崇拜高学历，能用本科生就不用研究生，能用研究生就不用博士生，普通院校学生能够胜任的工作就不要非名牌、重点院校毕业生不可，这样既可以为自己招聘人才节约成本，也可以杜绝整个社会的人才浪费及资源浪费的现象。 2.2 完善法律法规以保护毕业生的权益不受侵犯 针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就业歧视问题，例如性别歧视、学历歧视、地域歧视、户籍歧视等，国家应制定或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护毕业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对于不同高校、甚至同一高校的毕业生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以及毕业生和社会实际需求之间出现的供大于求现象，国家都应考虑采取相关措施来予以制约和规整。 3 学生自身 3.1 自强自立 大学四年，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生目标，合理规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抓住一切机会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及竞争力。 3.2 端正择业心态 在择业时，不“扎堆”、不“从众”，避免出现就业方向过度集中的现象，避开不必要的内部竞争。另外，要有大局观和长远眼光，要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终身的精神和觉悟，敢于从基层做起，乐意到中小城市去发展和求职。 3.3 拓展就业面，改变传统择业观 考研、考公务员固然好，但不应成为所有同学的追求。在扩大知识面、开拓视野的同时，积极探索本学科的优势及自身优势，抓住一切能够发挥史学专业特长的机会，而不是拘泥于有限的几个就业方向。 综上，毕业生就业不仅仅是毕业生自己的问题，更是全社会的问题，不仅仅是就业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及政治问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未来，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在诸多有助于问题向良性轨道发展的因素中，院校的引导与管理、国家的宏观调控、学生自身的心态及努力，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历史毕业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学毕业论文写作质量改进途径的探索 摘要：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毕业论文水平，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出台了《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过程化管理细则》，实行论文指导导师制——本科论文写作四年的论文指导模式。这一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论文选题不当、论文抄袭等，因此，学院需要进一步地改进，如，在论文选题、论文写作标准上加强规范，完善对毕业论文写作的监督等。 关键词：毕业论文；质量改进；规范 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它既是大学生大学阶段学业的总结，又是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思维活动的成果展示。因此，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质量，无论是对大学生个人的成长，还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存在着很大问题，一般在大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期间，学生的学习时间基本被课堂教育所占满，到了四年级期间，许多学生又忙于求职、报考研究生，对于本科生重要学习阶段的毕业论文写作难以重视，再加上学校只将毕业论文写作安排在四年级期间，无论精力和时间，大学生们都难以做好毕业论文。于是，许多学生往往采用网站上下载、书本上摘抄等方式来拼凑论文，再加上论文写作时间短促，毕业论文的格式规范不受重视，使得毕业论文的质量往往难以保证。这些行为谈不上对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相反，还会严重败坏学风。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内蒙古师范大学，而且，在其他高校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一、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论文写作指导方案 针对大学生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各高校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些高校从本科一年级起，就要求学生练习写作专业理论知识方面的论文，每学期一篇，完成七篇后，始得申请撰写毕业论文，实为提高毕业论文写作水平，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一项有力措施[1]。作为内蒙古地区一所培养师范学生的本科院校，内蒙古师范大学对于如何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质量问题，也摸索出了不少有效途径。以该校历史文化学院为例，要培养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除了要求学生掌握扎实丰富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理论外，还要求学生具备初步的学术研究能力，即能够完成一篇高水平的毕业论文。2006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出台了《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过程化管理细则》，对历史学专业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实施过程化训练，具体做法就是实行论文指导导师制——本科论文写作四年的论文指导模式。这一模式的含义是指学生从入学后的第一篇学年论文到毕业时的学士学位论文都由同一位指导教师相对稳定地进行指导，实行四年不间断的指导模式。具体做法是：第一年学年论文：论文索引。导师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学生共同选定研究方向，确定论文题目，并指导学生做好论文资料搜集工作，写好索引。第二年学年论文：撰写研究综述。在做好索引的前提下，通过阅读材料撰写研究综述。内容包括该论文的研究现状、不足、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第三年学年论文：选定题目撰写专题论文。在研究综述的基础上，选定学年论文题目，撰写论文。第四年专业毕业论文：把三年级的专题论文深化成专业毕业论文。通过进一步地搜集资料充实内容，反复修改，深化成专业毕业论文。以2010届历史学汉班一名学生的论文写作为例，该生于一年级写了题目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雪灾对经济的影响》文献索引；二年级写了题目为《近二十年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雪灾研究综述》；三年级写了《1947—1987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雪灾及其对畜牧业经济的影响》；四年级的毕业论文为《浅析1947—2008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雪灾对畜牧业经济的影响》。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该生四年的论文基本围绕着同一课题撰写，很有连贯性。这些规定的出台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作风。因为，要做好一篇论文，学生们必须要有高深的专门知识。这就促使他们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专心地学好本专业的知识，根据论文研究的方向，有意识地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运用自己所学的本学科的知识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这样能够使学生受到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研究训练，同时，也达到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对于这一改革及其效果，历史文化学院教师的认识是肯定的。据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55.5%的教师认为这项改革很有必要，效果很好。另外45.5%的教师认为这项改革是必要的，效果良好。[2]经过几年的实践，“本科生论文写作四年的论文指导模式”得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一方案也相继被该校其他院系所采用。实践证明，论文写作过程化比学生在四年级一年仓促撰写毕业论文要好得多，既减轻了学生做毕业论文的困难，也降低了教师的指导难度，是循序渐进的模式。 二、历史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这一模式效果明显，但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由于时间较短，许多问题并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不少学生在写作论文时仍旧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1.论文题目选择不当，造成论文写作的困难。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每学年第二学期时，就要求一年级各班级学生报送自己的论文选题方向，不少学生由于专业知识不够充实，选题仓促，所选题目要么过大，要么空泛，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困难重重，不得不中途改换题目，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影响了毕业论文的质量，甚至无法完成论文写作，只得延期答辩。 2.导师对论文指导不够精细，一些论文仍存在抄袭现象。一般情况下，历史文化学院教师每人指导各年级学生的学年论文总共6～10篇（还不包括毕业班学生的毕业论文），负担比较重。而且，每个教师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无法同学生选择的论文研究方向完全一致，教师本人还有课业、科研负担，甚至，一些正高和副高职称的教师还有研究生的论文需要辅导，由于精力有限，不少老师无法精心辅导本科学生的论文，对一些学生的论文写作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少学生论文出现问题时，教师却往往没有发现。 3.不少学生学习态度不够严谨，对毕业论文写作采取应付措施，论文粗制滥造。目前，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非常激烈，不少大学生在入校之初，就开始谋划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对于大学的课程学习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往往对计算机、英语，甚至驾驶等技能方面的学习投入了很大精力，本专业的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这样的结果使得学生专业知识浅薄，对于反映本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的毕业论文，采取东拼西凑甚至抄袭的方式来完成。学校为了毕业生就业率考虑，没有对学生严格要求，往往对于这些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使得一些粗制滥造的论文顺利过关。 三、毕业论文指导方案的改进措施 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历史文化学院也不断采取一些新举措，试图纠正这些不良倾向。为此，2011年11月，历史文化学院召开教师工作会议，商讨历史学专业论文写作的改革问题。不少教师提出了新的建议。笔者就此提出了一些对策。 首先，毕业论文选题所具有的可行性原则，要求学生所选题目要专业对口、可控性要大。因此，对于一些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期间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有一些盲目性的问题，学院可以提供给学生一些选题方向，就如同科研工作者在申报国家或省部级课题时，都有一定的选题方向一样。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为一些没有确定研究方向的学生提供一个参考，同时也不限制学生自由选题，可以避免学生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陷入误区，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其次，在学生初步确定论文方向后，根据学生的选题，结合教师的教学研究方向，给每个老师分配与其教学研究方向大概一致的学生毕业论文，做到教授中国史的教师能指导有关中国史的论文，世界史教师指导有关世界史的论文，近现代史教师能指导近现代史的论文。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每个教师负担的论文数量多寡进行调剂，做到平均分配。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论文时，在学生的论文方向与自己的研究课题一致的情况下，也可将学生纳入自己的课题组中，教师根据研究需要，可分派学生一些任务，如查阅搜集资料等。这样，通过课题研究实践，既培养了学生的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又可高质量地完成学生的毕业论文。再次，学年论文与学生的各项荣誉以及就业、升学挂钩。作为毕业论文一部分的学年论文，学校可考虑提高学年论文的学分值，计入学生每学年的学习成绩之中。在评选各项奖学金中，也应将学年论文成绩作为参考标准，促使学生重视论文的写作。同样，学校也应考虑到学生的现实需求，毕业论文成绩与学生的就业和深造结合起来，毕业论文成绩可在评选优秀毕业生等各项荣誉中作为参考标准，成绩优秀者在报考本校研究生时可免试推荐。最后，学校需要完善对毕业论文的规范管理。主要是规范有关论文的写作标准，杜绝论文写作中的弄虚作假现象。在此方面，不少高校采取了措施。“北京化工大学探索构建了大学生论文写作‘三位一体’措施性保障机制，包括构建论文写作学术委员会、论文写作指导中心和论文写作标准化参照体系对学生进行论文写作诚信教育”[3]。这一措施关键在于使学生们端正论文写作的态度，这也可作为其他高校参考的一种管理方式。就内蒙古师范大学而言，各学院也应建立论文写作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除了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之外，主要是监督检查学生的论文，凡是发现有抄袭现象的，要有相关的纪律处分，做到及早预防。 总之，毕业论文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最主要的环节。通过学校各种有效的改革，不仅提升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更重要的是能改变学生只重视考试，敷衍论文写作的态度，使他们认识到论文写作也是认识问题、参与实践、培养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更能在高校大学生中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 作者简介：王利中（1971-），男，祖籍天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历史毕业论文:“历史新高”,680万高校毕业生如何迈过就业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680万人，创历史新高。6月以来，首批“90后”高校毕业生陆续离校，他们能否顺利就业备受关注。 热门专业就业趋冷、就业满意率不足五成、高学历就业难……记者日前走访上海、江苏、重庆等地高校发现，在总体就业率超过90%的局面下，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值得重视。 报名时热门，毕业后为何就业“趋冷”？ 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小吴找工作很纠结。“高考填志愿时，听说计算机很热就报了这个专业。”小吴告诉记者，毕业后才发现，市场上的研发和技术岗位很少，本科生几乎没有机会。和班里很多同学一样，他最终签了一个电脑销售的岗位。 和小吴有相同遭遇的高校毕业生还有不少。以热门专业“国际金融与贸易”为例，由于近年来贸易类企业不景气，用人明显减少，学生多数选择转行。中国社科院近期由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因为就业率和薪资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金融、工商管理等专业被亮“红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近年来高考报名时的热门专业。 “一些热门专业就业趋冷背后是高校开设专业缺乏理性。”复旦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教育服务中心主任陈浩明说，以计算机、工商管理等专业为例，社会的实际需求量是很大的，但由于各类大学不管条件具不具备，都纷纷开设这些专业，造成供给相对过剩，影响毕业生就业。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表示，近年来，部分高校设置专业、计划招生存在不理性因素，高校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脱节。针对这一问题，江苏探索实施招生指标与就业率适度挂钩，分类指导高校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专业，提升高校培养人才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毕业时再考虑就业已经相对滞后，就业关口应当前移到大学生入学前。” “现在大学专业的‘冷’与‘热’，与宏观经济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关联度越来越强。”重庆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赵毅说，高校设置专业必须“顶天立地”，一方面要紧跟社会需求，另一方面要立足办学实际，以特色发展赢得市场。 就业率超九成，满意率缘何不足五成？ 西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应届毕业生林莉希望找个专业对口的岗位，一直没有如愿。前几天，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她最终签约一家种猪产业集团。“我的理想是去一家纯粹的兽医院，成为一名医生，我的梦想一时还无法成真。” 林莉的个人感受引发了很多大学生的共鸣。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的数据披露，2011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为90.2%，但在已就业的毕业生中，只有47%对自己的就业现状表示满意。专家认为，就业率和满意度之间的反差，既反映了当前大学生就业期望值较高的主观因素，也暴露出当前中国高校职业生涯教育缺失的客观原因。 “应届生求职网”CEO曹洪涛认为，一些“90后”大学生在就业中期望值太高，过于注重自我价值，忽视社会现实。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初次就业就要找一个薪资高、有兴趣、前景好的工作是不太现实的。“大学生要弄清楚自身愿望和社会要求的距离，理性选择岗位。” “一些大学生对岗位挑三拣四，总想一步到位。”上海交通大学就业服务和职业发展中心主任钱静峰认为，就业满意度低还暴露出目前高校的职业生涯教育缺失，很多毕业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工作，在择业和就业中摇摆不定。在欧美等国，大学生一进校就有导师帮助其制订职业发展规划，很多毕业生定期“跳槽”，不断提升岗位的含金量。 业内人士呼吁，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帮助毕业生综合长远看待岗位背后的价值，制订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技能型人才缺口大，如何扭转就业结构性矛盾？ 记者在江苏、甘肃、重庆等地调查发现，一方面，企业难以找到所需的大量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硕士、博士等高学历毕业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极端情况下还出现学历与就业率倒挂现象。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小刘告诉记者，她一直想进高校任教，本科毕业时高校要求至少是硕士，没想到她硕士毕业后，高校要求提高到博士以上，“找工作就像买房，提高学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岗位标准提高的速度。” “高学历并不意味着高能力！”江苏红豆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说，在很多专业性不强的岗位上，研究生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优势。以平面设计师岗位为例，本科生的月薪在2000元～3000元，而研究生在4000元～5000元左右，而研究生的水平并不高多少，“综合考虑，公司更倾向于要本科生。” “高学历就业难现象，表明当前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钱静峰表示，近年来，随着国内硕士、博士扩招过快，高学历毕业生人数快速增长，远远超过市场实际需求。同时，扩招还造成高学历人才培养质量偏低，难以满足国家建设要求。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培养动手能力强、企业欢迎、适应市场需求的技能型人才是破解当前就业困局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应进一步从政策和资金上向职业教育倾斜，尤其是要重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加强校企合作，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来源：新华网 凌军辉 仇逸 茆琛/文） 历史毕业论文:毕业年级历史教学点滴心得 一、历史教育要重视人文主义的教育,必须注重以人为本的思想,必须以“人”为中心展开教育和教学 从历史和文学的互补性来看,只有高度重视历史人物教学的过程及其意义,才能使学生在中考答题中充满人性的流露、充满理性的思考、充满灵性的张扬、充满人文的终极关怀。实际上许多历史人物蕴涵着丰富的精神价值,因此历史人物教学中也就会蕴含有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历史人物本身所具备的光彩和精神财富是值得后人学习和称道的,所以利用历史人物对人文主义的教育、精神内涵的挖掘、思想感情的渗透和思想品德教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课件突出的是同教材、同学生、同教师的相关性和紧密结合,除了软件使用水平之外,还要充分考虑教师讲课的个人特点以及所教学生的认知水平。教师在设计课件的时候必须要有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的思想为主导进行教学。 三、注重基础知识教学 具体要求是打实基础,突出重点;独立思考,善于质疑;及时总结,触类旁通;循序渐进,效率第一。 学习历史要掌握三种知识:章节知识结构、专题知识结构和整体知识结构,其中,章节知识是基础。具体学习的方法:理解知识,一是掌握历史事件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区分历史事物的表层现象和内涵本质。如魏源的“师夷制夷”思想,字面表意是学习西方和抵御侵略,隐含的目的是“强国”;二是不同概念之间的隐性联系,洋务派继承了抵抗派“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扩大了学习西方的内容,但两派都不懂得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更不懂得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这一制度,这要挖掘的隐性联系。课本小字是对大字的延伸和补充,它更具体、翔实,可视情况掌握:知识性记述,浓缩成要点;情节性描述,转化为理性认识;观点结论性分析,与大字同等掌握。总之,教师在具体教学中能够做到把握好基础,然后在基本知识夯实的情况下加强重点知识的训练。 四、重视教学和科研的统一 历史教学是师生在特定环境中,共同认识历史的过程,是一项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而新课程给师生提供了较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间,使历史教学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并且变得比较复杂。在新教程背景下,教师成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毕业年级教师更需要不断增强教学研究意识,既要重视研究教学活动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也要研究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才能正确地把握新课程标准,设计出最佳教学方案。 作者单位:内蒙古包头市第二十五中学 历史毕业论文:文务教育初中毕业年级历史学科复习阶段的思考与建议 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毕业年级历史学科从结束新课到学生参加初中阶段素质达标测试暨升学考试期间的复习时间短暂，复习内容太多而繁杂。提高复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是历年毕业年级努力追寻的教学方式方法与途径。否则它便会成为困扰我校初中历史教师的难题。现在就我们近年来初中毕业年级历史复习教学实践中取得成效的一些做法与大家共同探讨，与同行作一交流，抛砖引玉，大家共同前进。同时，诚请各兄弟同仁给予指导。 一、认真研读《历史课程标准》。树立中考质量从七年级抓起的意识 教育部颁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是国家为培养新一代公民的人文素养而制定的学科学习纲领性文件，是指导义务教育历史学科教学实践的基本指针，这就要求我们历史教学工作者在学科教学实践和教学质量检测过程中需以《历史课程标准》为依据，认真学习领会《课程标准》及其精神。我校的历史备课组及教师在新课程实践中作了以下工作：一是针对课堂教学实践方面的问题。每周召开1次备课组会，认真解读研讨《历史课程标准》，进行集体备课。每学期组内每人至少上一节校级公开课，大家进行观摩评议。每学年参加学校举行的一次新课程历史课堂教学竞赛，配合省市区优质课竞赛活动，开展以课例为载体的《历史课程标准》解读研究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引领教师们感悟课标，理解教材，较为准确地把握教学标高与教学手段、方法的选择利用，增强新课程历史课堂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二是关于教学质量检测方面的问题。自新课程改革以来，我校每学期参加市区举行的7-9年级全市或区统考、集中评卷、阶段教学质量分析。我们针对我校各年级教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教学意见与建议，指导全校各年级历史学科教学工作的有序、有效实施。每期教学质量检测前，我校备课组还根据《历史课程标准》编订各年级期末《历史学科复习指导意见》，指导各年级认真复习迎考。通过以上工作，全校历史教师基本树立了中学教育教学质量从初一抓起的意识，缓解了初三毕业阶段素质达标测试暨高中升学考试后期复习的难度。 二、教育教学，坚持“双基”夯实不动摇，促进学生持续发展 所谓“双基”指的就是学校教育教学要培养学生掌握学科基础的知识，学会学习、生活的基本技能。学科基础知识是学科学习内容的主干，是认识学科问题的途径，是解决学科问题形成方法的基石，是学科基本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是实践能力的基础，是创新精神的前提。因此，新课程教学不管怎么“新”，必须强化“双基”。要处理好培养学生探索能力和掌握“双基”的关系，就要加强历史概念的教学，特别是概念意义的理解。如氏族公社、禅让制、世袭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革命、大革命、新民主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等等。要加强学生应用学科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的指导和培养，注重学生学科思维的训练，严格要求学生书写、解题规范；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历史课本，历史材料并准确表达历史知识的语言表达能力。我校在新课程实验之初，同样出现了形式上过于追求课堂活跃，一味求新、求活、搭花架子，教学内容华而不实等现象，将新课程实验与教学质量的提升严重割裂，导致了教学质量提升举步危艰的尴尬格局。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历史教研组、备课组曾召开专题进行讨论，最终达成了“新课程教学，坚持双基夯实不动摇”的共识，要求全体历史教师认真研究课程标准，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一是要求做到教学活动化，就是让学生在参与教学活动中增强体验、感悟信心，在活动中学习和巩固知识。二是要求做到教学生活化，告诉学生知识、真理的来源，创设学生熟悉的教学情境，联系古今中外的时政热点、进行讲述分析，激发他们探求知识与真理的愿望。三是要求做到教学问题化、纲要化，尤其是初中毕业年级的后期复习教学更为重要。要求教师把课本知识提炼为学习纲要，或提炼为问题，将纲要与问题分层分类归纳，师生共同处理。四是要求做到教学系统化，引领学生对知识进行有效梳理，提炼基本知识纲要，逐渐形成系统知识，用“知识链”或“知识树”来形成条理清楚的知识结构，帮助学生学习、巩固知识，提升知识运用价值。 实践操作中我们还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强化学生学习效果，如复习阶段引导学生提升圈点、勾画教材，强化记忆，观察分析历史图片、历史地图，编制学习提纲，分析理解材料，善于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等能力，提高复习质量和效果，及时检测学生复习效果，采用教师当堂检查，督促练习、听写等方式，提高复习课的效益。 加强对课型的研究，对历史科新课，单元小结课、作业试卷讲评课、复习课等课型召开备课组会进行专题课例分析，相对规范不同课型的操作要领，明确不同课型的目标要求，把握不同课型的教学标高，强化课堂教学效益，帮助学生提升能力。另外，在七、八、九年级的各个教学阶段，我们都比较关注初中教材与高中教材的衔接研究，为学生进入高一级学业阶段的学习奠定基础，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我们有部分教师就跨越初、高中教学，有较好条件进行实践。 三、整合《历史课程标准》、教材与《历史考试说明》。提高毕业年级复习阶段的质量效果 每年毕业年级来临之际，我校历史备课组都要专门开会研究，集中解决以下问题：一是讨论该年度中考《考试说明》，研究寻找《考试说明》与《新课程标准》和教材的切合点及与时政热点的结合点。达成共识，形成指导意见；二是分解任务，毕业年级各人分工解读《新课程标准》和教材与《考试说明》，分册编写历史学科复习资料，用于指导后期复习教学工作，同时，根据学科复习情况，按中考要求命制2－3套历史学科中考模拟试题，用于学生临场练兵，以增强学生们临考的适应能力并积累临考经验。 四、毕业年级历史科后期复习存在的问题与困惑 通过近几年的新课程实验，在提高历史学科教学质量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毕业年级后期复习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作了不懈的探索，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困惑。一是历史中考的《考试说明》划定的历史科考试范围大而广(增加了地方史的内容)，复习时间短促，教师、学生迎考压力大。二是复习资料选择余地小，适合的资料要不到手，不适合的资料却在“缝缝补补、增增减减”地使用，降低了使用的效率和成果。三是学校经费困难，要印制指导学生学习的提纲和练习题，如《单元检测试卷》和《复习模考试卷》等，增加了学校负担，学校感到财力有限，加大了历史学科教学与后期复习的难度。不过，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争取，加上上级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从2010年开始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五是我校个别历史教师素质与技能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导致备课组的共识、意图有时得不到彻底贯彻落实，历史科教学质量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现象。六是社会不良因素对学生的影响太大，留守学生比例较大。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不能实现有机结合，导致学困率得不到有效控制。七是部分学校领导观念落后、陈旧，对学生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人文素养的培养理解不到位，轻视、忽视历史学科教学。这些问题与困惑解决好了，将成为我校历史学科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的有力保障。 面对困难和艰巨的任务，我们在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始终弘扬“精诚团结，负重自强，苦干加巧干”的精神，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历史责任感，在市区校各级的指导下，奋力拼搏，开拓创新，努力发展，为我校教育教学发展和本地区历史学科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做出了积极的新贡献。 作者单位：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泸化中学 历史毕业论文:在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中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能力 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的设置体现了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注重和培养,是提高本科生专业素质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对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导意义十分突出。通过开设研究性课程可以培养学生对史学研究和史学论文写作的兴趣,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能力,避免学生写作毕业论文出现盲目选题、写作不规范甚至全文抄袭的现象,能够做到选题有所依据、写作有适当的指导、答辩有一定的提高,从总体上提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质量。 一、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构建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在高校积极推广研究性教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模式通过研究性课程的设置得以实施和体现。 研究性课程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地运用研究性学习方式,获得和应用知识、发现和提出问题、探究和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是在基础型课程和拓展型课程的基础上,体现知识的综合和能力的发展,注重体现专题性和综合性、开放性,加强实践性。课程理念表现为:关注学生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优化学习方式,丰富学生学习经历;注重过程评价,促进学生不断发展;加强课程整合,充分发挥课程整体效益。着重在专题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或探究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力,以及实现知识迁移和相应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学习主体应具备以创新精神进行探究、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能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学习与理解,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行为的能力。 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的设置可以搭建一个让学生充分发挥创造性能力的平台。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通过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实施,给学生提供思考历史和探究历史的空间,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提高学生正确表述历史、对历史知识的综合理解能力,掌握初步的科学研究历史的方法,加强师生间的合作与交流,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研究性教学模式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特定的历史课题,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等多种途径获取材料,以科研的方式获取历史知识、解决特定历史问题的教学方式。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培养其创新能力为宗旨和目标,其特点是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学生思维的展开、方法的运用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是对现成知识的死记硬背。提倡学生对教学的主动参与,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性学习为基础,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积极性,使他们的自主学习、积极探究具有内在动力。 首先,课堂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授课时间,既兼顾教材的系统性、全面性,还要适当介绍或探讨学科中比较深层次的或前沿性的问题。这种授课方式是学生比较欢迎的,能激发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教师的教学要围绕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来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对历史问题进行共同探究,注重学生历史思维的培养和在教学中对史料的运用,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方法。教师抛出问题,学生带着问题积极思考、热烈地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开阔思路、集思广益,观点逐渐明晰,并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疑问,实现课堂上教材内容的拓展延伸。 其次,教师要布置与本门课程相关的参考文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在阅读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对学到的知识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感受,使之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综合已有的知识来解决正在研究的课题。学生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从多种渠道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料,能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整理、提炼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能熟练地使用信息工具和各种相关软件,能了解科研的一般流程和方法,能规范地撰写科研小报告,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总之,研究性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学习过程以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其核心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力求激发学生的主体创造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在研究性课程中提高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能力的方法及意义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 研究性课程有利于学生阅读、分析史料和探究历史问题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功扎实、牢固,并形成初步的研究、写作的能力,为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了良好的科研基础。强化研究方法及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应贯穿大学教学的每一个阶段。一、二年级指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读书报告,写前沿性问题的学术研究综述、小论文;三年级,指导写学年论文;四年级,指导写毕业论文。 可以在毕业年级开设专题讲座课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专题课以中国史、世界史两大通史为选修课程,选择和通史课内容相关的史学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由各教研室集体研究确定题目,汇总后按照历史发展线索授课,要求所讲题目能够反映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提供给学生一定量的学术信息、参考书目及相关因特网址等。学生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掌握比较丰富的资料,使研究课题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为顺利地开展后续研究工作提供保障。通过学生的讨论和教师的分析论证,使学生拓展视野、开阔思路,使学生初步了解史学论文选题的原则,掌握查阅史学信息与文献资料的方法,熟悉史学论文的基本格式和写作规范,培养对史学研究和史学论文写作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的选题工作,写出初步的选题或开题报告,为该课程结束后进行的毕业论文写作做好准备。 完成一篇高质量的论文需要扎实、完善的知识积累和科研素养积累。通过平时量的积累最终达到质的飞跃,从总体上提高毕业论文写作的能力和质量。研究性课程对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导意义体现在论文写作的三个程序上: (一)开题。确定选题,制定提纲,理清思路,撰写开题报告。选题是专业论文写作的突破口,要求论题明确、立意新颖。研究性课程结合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在学生学会对专业基本问题的把握、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介绍本学科的研究动向、最新的研究方法、观点和成果,使学生对某些研究领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对某些史学问题有所思考,具备了相关的理论、资料储备,做论文时能够从容面对。避免出现盲目选题、全文抄袭等不良现象。 (二)撰写。史学论文写作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写作过程中应注意以下方面: 1.论证有力。论据充分,资料翔实。研究性课程指导学生进行课外文献的查找和阅读,既培养、锻炼学生查找、整理文献资料的能力,同时又能够开拓学生视野、拓宽知识面。学生利用网络查找资料,为论文写作提供较为丰富的资料引证。史学论文写作重在驾驭史料,对史料的消化与处理应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史料转化为自己的语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杜绝史料的杜撰。 毕业论文写作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写作技巧等内容的掌握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专业课老师注意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勤思考、多动笔,通过读书笔记、文献综述、学年论文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通过循序渐进的写作实践,使学生写作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既巩固了专业基础知识,又极大地调动了论文写作的积极心理因素,从而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最终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 2.格式规范。史学论文的格式应符合学术规范。论文的基本格式包括题目、摘要(中英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毕业论文要求由学生独立按照学术论文规范进行排版打印。明确规范化的注释包含的要素:(1)作者;(2)论著名;(3)出版地;(4)出版社(或刊物);(5)出版时间(或发表期次和日期);(6)页码(或版次)。 3.修改定稿。学术论文修改的内容包括对观点、论据、结构、语言、注文的修正。指导学生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及资料的前提下,表达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看法。并参照学术信息,考虑是否写出了新意;是否发掘新的材料或对材料进行新的解读。指导教师统稿时对课题研究的方法、论文的结构安排、逻辑层次,遣词用语的准确与规范给出修改建议、重点在于力求写出新意、提高质量。 (三)答辩。规范答辩程序,力求在规范中求进步、促发展。毕业论文答辩的功能在于考核论文质量与评定成绩、修补论文漏洞与完善论文、师生互相启发与学术切磋。在学生毕业论文答辩全面结束后要及时召开研讨会,总结经验和不足,并对以后的毕业论文工作提出建议。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培养学生科学研究、创新能力、自学能力的重要环节,可以反映出学生的学业情况和本科教学质量状况。通过研究性课程设置,教师对于学生科学研究和撰写论文都给予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在师生共同研讨过程中,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使他们初步掌握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在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教师启发引导学生独立进行工作,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创造精神,帮助学生最后确定题目,指定参考文献和调查线索,审定论文提纲,解答疑难问题,指导学生修改论文,使毕业论文的开题、写作、答辩各个环节都体现出开放性、探究性,从总体上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这对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毕业论文:如何提高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 摘要：历史学作为基础性长线学科，其就业前景相对所谓的热门专业来说无疑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本文针对目前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的现状，提出从提升专业素质，增强综合素质，转变就业观念，拓宽就业领域等方面着手，提高历史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关键词：历史学 毕业生 就业质量 作者简介：姚向峰（1981―），男，河南鄢陵人，许昌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团总支书记，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一、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内涵 自从1999年教育部决定公布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以来,对高校调整专业结构、进行学科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现有的就业率统计对高校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它并不能全面、科学地反映出一个学校办学水平的好坏。即使局限于就业层面本身,也应当将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平行考察,否则,就业率的实际意义就要打折扣。所以,我们研究、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一方面要积极地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另一方面还必须更加重视就业质量的理论探索,在提高就业率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就业的质量。 二、历史学本科生就业质量状况分析 历史学作为基础性长线学科，其就业前景相对所谓的热门专业来说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下面是一组北京某重点高校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2006年，历史系共32名毕业生，其中有13名考上硕士研究生，占毕业生总数的40.62%。签约5人，用人单位证明2人，剩下的12位毕业生户口和档案虽然回到生源地，但大部分仍然留在北京一边寻找工作，一边继续复习，争取来年考取硕士研究生。截至2006年6月28日，共签约5人，单位用人证明2人，回省待就业者12人，就业率为62.5%。 2007年，历史系毕业生共76人，其中继续深造的21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27.6%，出国的2人，签订就业协议的11人，服务基层的2人，签订劳动合同和用人单位证明的28人。截止2007年8月31日，签订就业协议的11人，签订劳动合同和用人单位证明的28人，就业率为84.21%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貌似就业率呈上升趋势，但是实际就业并签约者并不多，多为单位用人证明，就业形势依然很严峻，就业质量不高。 三、切实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综合素质培养 1.历史学本科生综合素质培养中的不足。 认知能力差。当前，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金钱至上、待遇第一的观念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观，很多大学生把能获得多少经济收入作为选择单位的首要标准，片面地认为只要工资水平高、社会福利待遇好就是找到了好的工作。大部分历史学毕业生对于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和将来在哪些领域中发展还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不能冷静的分析自身所到之处的环境是否与自身的条件相适应，不能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把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只顾眼前利益，不求将来发展。 动手能力差。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很多历史学毕业生都具有英语、计算机等级证和各种各样的荣誉证书，有的还是优秀毕业生，学业成绩也都很好，但在实际工作中，动手能力太差，高分低能现象十分明显。 交际能力差。传统的应试教育束缚了大学生交际能力的发展，加之近年来兴起的考研热潮，更是将即将毕业的学生卷入到茫茫书海，在实际工作中，这些毕业生往往难以应付日常生活的各种交际，更不可能灵活处理。 表达能力差。部分毕业生缺乏基本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有的甚至不能用语言或文字表达出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控制能力差。很多大学生在工作中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各种心理情绪，遇事不沉着、处事不稳重。 2. 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途径分析。要把学生教育成具有高素质的社会的主人，而不是把人训练成社会的工具，不仅要使学生得到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而且应将能力、态度、情感、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教育和培养放在重要的地位，使每一个学生都具备“八会”，即会做人、会求知、会生存、会创造、会健体、会合作、会选择、会适应。 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政治思想素质，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感，就是把自己的事业与祖国的前途、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融为一体的品格。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不稳定，其模仿性和可塑性极强，因而他们的思想极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抓住这一特点，我们应尽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校园环境，使其形成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在社会上要营照出一种勇于奉献，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校园里，要树立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良好校风和学风，引导学生勤勤恳恳求学、老老实实做人；要建设良好的校园政治思想文化，通过校园广播、报纸、宣传栏、文体活动等方式和途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努力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素质、师德水平、业务能力，树立广大教师尤其是政工队伍的良好形象，通过言传身教，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从而对学生政治思想产生良性影响，以利于其形成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 强化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使学生具有健康的审美能力，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在培养教育过程中不断渗透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鉴赏等内容，给学生提供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的思想文化陶冶。加强科技创新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通过组织开展大学生的“科技、文化、服务”为主的“三下乡”活动，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同时，使他们的创新意识进一步增强。 提升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大学生应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积极学习一定的心理学理论，明确良好的身心素质对自身健康成长、成才、成功的极端重要性，掌握一些维护身心健康的方法。还应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意志，丰富情感，发展才智，从而促进心理健康，提高身心素质。培养学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状态，及时发现大学生中存在的心理障碍，科学地加强心理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学会做事，更要教会学生学会面对失败和挫折，从而笑对人生。 四、开阔思路，转变观念，拓宽就业领域 1.到农村，到基层，到最能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去。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是时代的呼唤，是农民的期盼，也是党对当代大学生的殷切期望。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去，是成长成才的一种正确选择。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视野开阔、知识面宽、富有创造热情，但多数人还缺乏基层艰苦生活的锻炼。如果不到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就很难担当社会重任。农村既是施展才华的舞台，又是砺练人生的学校。 2.到企业去，同样发挥自己的才智。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企业同样也是一片广阔的就业天空。历史学专业毕业生一般具有较强的文笔功底，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较强，工作踏实努力。而企业最需要这样的毕业生。现如今红色旅游、文化旅游比较流行，而这些历史历史学的毕业生就可以以自己扎实的历史知识，到旅行社、文化旅游景点、红色旅游景区工作，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3.自主创业，打出自己一片天地。国家对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落实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扶持政策，给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一个可以创业的平台。 所谓大学生就业难，不是指在当今中国大学生真的过剩了，主要问题依然是存在着“有业不就与无业可就”的结构性矛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需要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学校、毕业生本人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与参与。历史学本科毕业生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与综合素质，到基层、到西部、到企业，敢于自己创业，才是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所在。 历史毕业论文:历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人才培养 1.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师范专科学校历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首先是解决师范专科学校历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问题。国家教育部“高职高专专业介绍”中对“历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取向的规定是“小学教师、边远地区的初中教师”，可以看出，专科学历的历史教育专业学生还是以小学教师为就业目标，这也是与国家师范教育体制从旧三级（中师、师专、师大）到新三级教师教育体系（师专、师大、研究生）相适应的。加之专科学历已在许多地方成为初中教师不合格学历的现实，师范专科历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还是应该定位为以培养小学师资为主，而不是培养合格的初中历史教师。当然，鉴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目前还应兼顾学生志愿在边远地区做一名初中历史教师的需求。其次是解决师范专科学校历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应以小学的哪个学科为对口学科的问题。小学取消了独立设置的历史课程，但并不是取消了历史知识，而是将其融入了“思品与生活”“思品与社会”这些综合课程中。因此，历史教育专业在小学的对口学科中，最相关或最相近的就是“思品与生活”、“思品与社会”这些综合学科课程。而“思品与生活”“、思品与社会”课程是人文社会知识的综合，包括思想品德、历史、人文地理、政治等各门学科知识。因此，历史教育专业应以小学“思品与生活”“、思品与社会”课程作为对口学科师资的培养目标，要求课程设置不能单独以历史专业课程作为专业主干课程，应该融合上述这些学科内容。 2.改革师范专科学校历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方面，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教育专业进行了如下改革：一是融汇历史、政治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内容，让学生学习“思品与生活”、“思品与社会”综合课程师资所需的知识。“思品与生活”“、思品与社会”课程是人文社会知识的综合课程，包括思想品德、历史、人文地理、政治等各门学科知识。专业课程融合的结果是，专业必修课程设置除中国通史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通史包括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以及史学概论、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外，还要增加思想道德修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法学概论、形势与政策等思想政治专业主干课程为必修课。此外，还开设了中国文化概说、西方文化概说、礼仪、人口资源与环境等人文类课程以及晋商文化研究、山西民俗、太行革命斗争史等地方历史文化校本课程，以满足“思品与生活”“、思品与社会”综合课程师资所需的知识基础。二是设置两门教学法课程，如设置小学社会课程教学论和教学法为必修课；设置中学历史教学论与教学法课程。三是辅修小学语文教育专业课程。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精选并整合小学语文教育专业的课程，将小学语文教育的专业主干课程中的现代汉语基础、古代汉语、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写作、小学语文教学法等整合成四门课程，分别是汉语基础、文学、写作、小学语文教学法。四是课程标准制定的原则是只求通达，不求精深，即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学科的知识框架、思维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这些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 3.强化实践教学并加强学生教学技能的训练 实践取向是教育部制定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基本原则，要求教师教育课程强化教育实践环节，完善教育实践课程管理，确保教育实践课程的时间和质量。师范生的从教技能、漂亮的粉笔字、标准的普通话、扎实的教学技能是其必备的素质，也是师范生的专业特色。为增强师范生的就业能力，增加师范生的就业机会，学校在教学中强化实践教学、加强教学技能学习训练，在从教技能学习训练方面形成了“三三三”基本功训练模式，即“一般基本功+专业基本功+教学基本功”的训练内容。一般基本功包括三笔字（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普通话、简笔画；专业基本功是具有专业特色的基本功，历史教育专业基本功定位为繁体字的识读与社会历史事件的述评；教学基本功的学习训练包括教育类课程、心理学理论课，同时，微格课程对学生进行专门的课堂教学技能学习训练，小学社会课程教学论与教学法、中学历史教学论与教学法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学科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学习训练。学校提出“天天练，周周评、月月测”的训练要求，并确保学生在校期间两周的教育见习和十八周的教育实习时间。历史教育专业毕业生面向中小学就业具有特殊性，而历史教育专业毕业生领取中学或小学教师资格证必须有在中学或小学的见习实习经历，所以，为满足师范生就业的需要，师范生的教育见习实习可以在小学进行，也可以在中学进行，以师范生的志愿为主。 作者：吴红霞单位：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副教授 历史毕业论文:初中历史教学毕业论文 一、创设学习情境，提高学习积极性 良好的学习氛围能够有效地提升历史课堂的学习效率。因此，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应该努力地为学生创设历史学习情境，提高学习积极性。例如，可以开展分角色扮演活动，在学习《外交事业发展》这一课时，挑选三名学生，分别扮演尼克松、、，表演签订《中美联合公报》时的情境。同学们对这样的“穿越”游戏表现出兴趣，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而且加深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二、培养师生情感，提高学习动力 那么，要如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呢？例如，对待落后的学生不带有感情色彩，做到一视同仁；在课下主动找学生交流，解答疑难问题等。在师生交流活动中，改进师生之间的相处方式；通过调控师生双方的互动性，促进历史教学有效性的实现。 三、开展知识竞赛，提高学习兴趣 例如，一个教师在期末考试前对历史知识复习的过程中，准备了一些经典的历史练习题，然后把班级里的学生平均分成五组，给学生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通过反复，从而达到记忆的目的。一节课过去后，教师提问“：请问二战的时候同盟国和协约国各是哪几个国家？”学生为了回答问题，热烈地讨论问题，最后最先抢答出的小组获胜。通过竞赛，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合作意识。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创新教学模式、革新教学方法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团队合作、勇于创新的能力。 作者:万凤丽单位:河南省柘城县实验中学 历史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原因 [摘要]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观念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这些内容和观念既受日本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历史记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历史教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进程.本文对日本最新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问题进行了述评,并分析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日本战争历史观问题产生的思想原因.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战争记述分析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激起了各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中学教育是一个国家公民教育的最重要阶段,在教科书中向学生传授怎样的历史知识,不仅是日本社会如何认识过去的问题,更是日本如何面对未来的关键.在此,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史的记述问题及其背景作一评析,以供同仁参考. 战争历史记述问题事态 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按惯例是每隔4年修订一次.上次日本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审定是在2001年,今年重新审定,教科书将于2006年四月起采用(新学年于四月份开学). 目前,日本共有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帝国书院,清水书院,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及扶桑社等8家出版社拥有初中教科书发行权.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审定通过准备发行的8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内容虽然良莠不齐,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把日本对中国,韩国等的侵略战争历史简略化.其中最引起关注的还是扶桑社出版的由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属于日本专事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文人"自由主义史观派".这个组织近年来十分活跃,不仅大量著书立,而且还专门编写"新历史教科书",其目的是把日本社会右翼的历史观,通过教科书传授给日本的青少年学生.尤为突出的是这种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战争责任的记述,集中体现了其右翼史观和特征: 在平成18年(2006)版《新历史教科书》的第五章"世界大战的时代与日本"中,在记述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历史时,该书在"中国的排日运动与协调外交的挫折"标题下称:"随著中国国内统一的进行,排外运动也跟著高涨.中国人对于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优惠的列强十分排斥,除了民族的反感之外,受到以武装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思想的影响,运动有急进的倾向.对势力日益扩大的日本,除了拒买日本商品之外,也时常出现攻击日本人的的排日运动.……然而,中国的排日运动却仍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因此以日本军部为首,开始有人认为对中内政的不干涉政策不足以解决问题,批评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的声音逐渐高涨."这样的表述,似乎是日本的进攻是由于中国的"排外",为其开脱随后的帝国主义侵略做好了铺垫. 接着这本历史教科书在"从卢沟桥事件到日中战争"标题下称:"在外国人权益集中的上海发生的二名日本人将兵被射杀事件,成为中日之间的冲突一发不可收拾的导火线.日本军原来以为只要攻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便会降伏,于是于12月占领南京.然而却迁都到后方的重庆,持续抗战."其荒谬逻辑是如果中国不抵抗,就没有战争了. 关于南京大屠杀,该书在第199页图片说明中称"日本军造成了中国军民多数的伤亡(南京事件).此外,此事件的牺牲人数资料受到质疑,并且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中." 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记述上,这本"新历史教科书"刻意美化侵略,甚至反复强调日本的进攻有助于亚洲各国的独立.该书在第五章第二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下,以"大东亚会议与亚洲各国"为标题宣称:"扩展到亚洲的独立希望日本首战的胜利,带给了东南亚及印度人民独立的梦想与希望.如果没有当地人民的协助,日本军在东南亚不可能有势如破竹的进展.更有被日本军俘虏的英国印度人士兵结成印度国民兵,协助日本军进攻印度.不论是印尼或缅甸的军队都是在日本军的指导下组织而成的."并称1943年11月的"大东亚会议"历史地位在于"会议中发表了和同盟国大西洋宪章对抗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宣扬各国的自主独立,相互提携相互发展,撤消人种的差别.会议之后,日本以排除欧美势力,建立亚洲人的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战争更明确的目的." 该种历史教科书进而更在"亚洲各国与日本"标题下强调"日本败战撤退之后,这些殖民地在十数年间相继以自己的力量完成独立,当中也有留在当地参与独立战争的日本士兵.日本往南方的进出,原先是为了获得资源,却成为加速亚洲各国独立的楔机之一."按照该历史教科书中的逻辑,几乎等于说希特勒侵略波兰是为了帮助其独立于苏联. 这样一种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省宣布审检"合格",并将于2006年面向中学生,实际上是日本社会近年来右翼史观膨胀的体现.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他各家出版社虽然没有完全采用右翼史观,却也明显"自律".从2002年度以来的各种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看,相对于1997年以前的版本,各家出版社均大幅削减或淡化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的战争暴行的史实,尤其是大幅度减少甚至删除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三光政策"及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记述. 二,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日本出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日本教育曾经进行了改造,采取了包括修改教育内容,禁止传播军国主义思想;实行政教分离,禁止教育单位参预祭祀和参拜活动等措施.这些有力地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实施利用日本牵制前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其对日本的控制改造政策发生逆转,右翼史观在战后日本教育领域内又重新滋长. 朝鲜战争时期,在日本右翼势力影响下,日本文部省在1951年将历史教科书审定标准《学习指导纲要》中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成了"日本对中国的进出",直至2002年4月.1956年,日本政府废除了原来的《教育委员会法》,实施《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和管理法》,把教育委员民选制改为任命制,又向战前的教育制度靠拢,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右翼思潮在日本教育界进一步抬头.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文部省对《文部省设置法》第五条(文部省权限)作出重大修改,明确规定文部省具有对教科书的审定权和对义务教育学校所用教科书的发行权,同时还规定文部省拥有学校教科书的著作权,教科书出版单位也须由文部省指定.这样,文部省由战后初期的"指导,建议,助成机构",变成了全面控制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垄断机构.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中,要求删改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史实,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等也被淡化成战争时期由于混乱而发生的行为.这激起亚洲邻国和日本国内的强烈批评.中国和韩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交涉.日本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表示愿意倾听意见,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并随后在相关的教科书审定条例中增加了"邻国条款".但这并不能解决教科书中的历史观问题,. 此外,日本政界也不断出现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言论.一些高级阁僚如藤尾正行,奥野诚亮,永野茂门,樱井新,岛村宜伸,江藤隆美等人纷纷因就历史问题"失言"受到谴责而离职.1993年8月,日本细川内阁成立后,才公开承认以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1995年再度审定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期间,也是社民党委员长村山富士出任首相期间,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有反省表示.但随后日本社会和政界便出现了声称反对"自虐"史观的"国民运动",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组建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团体,正式编写贯彻右翼史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政界,右翼势力上升.日本执政者刻意以历史问题来刺激因多年经济不振而消沉的国民情绪,并达到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目的.日本决策层内,小泉及其未来的继任者,在历史问题上会更强硬.日本很可能会因历史观问题与亚洲邻国陷入新的政治冷战和对立.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中,也会在有关战争历史的内容上,更加右倾.与此相应,中,韩两国的反日情绪可能增长.针锋相对的历史观,可能会成为东亚和平,和谐格局的死结.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观念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这些内容和观念既受日本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历史记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历史教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的社会意识和理论思维,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日本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的要素,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进程.联系到当今日本在对华战略乃至国际政治上日趋强硬政策的思想背景和渊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使人们愈益关切. 三.日本战争历史观问题产生的思想原因 第一,日本在政治上并没有与旧时代完全割裂.将日本与德国比较可见,德国旧国家机器完全被粉碎,其战后的政治与纳粹时代完全划清了界线,德国人可以超脱于旧时代之外而对其战争历史加以无保留的反省和批判.而在日本,旧时代的一些成分在战后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续了下来,战时的天皇在战后虽然失去了权利,但对其战争责任并没有追究.日本人不可能像德国人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希特勒那样将罪责归于天皇,不能与旧时代完全分清界线,旧历史仍是日本人现在所生活时代的一部分,这样日本人就一直背负着历史的重压和罪责.德国人批判过去的历史不等于批评现在的国家,而日本人批判历史则意味着批评国家本身.与旧时代无法割断的联系使日本人难以对仍然与他们现在生活相联的历史加以彻底的批判. 第二,在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上,日本右翼史观的理念是认为日本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这样的观念必然导致对战争历史的歪曲.与德国对战争历史的反省相比,诚然,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感到对战争有罪,但作为一个民族它感到有责任.日本右翼人物的史观则表明他们既不觉得有罪,也不觉得有责任.而没有责任感便不可能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 第三,在历史观念上,由于欧洲一体化思想的影响,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将本民族的历史看作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而亚洲一些国家,尤其如中国和日本,有时则倾向于将亚洲历史看作是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如同中国对于古代亚洲历史的一些观念,日本对于亚洲近现代历史的观念也倾向于以本国为中心,强调日本本位文化的确立.以这样从本民族角度而不是从整个地区大历史角度出发的观念去回顾和看待历史,便自然会导致民族主义倾向等偏差和错误认识. 第四,在对亚洲大陆的观念上,自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就一直存在着"脱亚论"的潜意识,认为就像欧洲历史发展有脱离伊斯兰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一样,日本历史发展也有脱离中国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认为日本应追求欧洲文明而脱离亚洲文明."脱亚入欧"的意识使日本思想界摇摆于欧洲文化与亚洲文化之间.而事实上日本既不可能融入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割断与亚洲传统的联系.现代日本科学很发达,文学也发达,而哲学却不发达,原因可能就在于其文化没有明确的定位,彷徨于东方文明于西文明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脱亚论"的思想导致了日本的岛国思维和对亚洲大陆的对立意识,导致了日本对亚洲邻国的蔑视,敌视,和敌对.这样的潜意识过去是引发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思想因素之一,现在也是日本保守势力歪曲侵略亚洲历史的重要原因. 四,我们如何面对 首先,面对历史教科书问题,我们应该超越民族的仇恨,而从整个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大业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应坚持理性的原则,如果只是以一种极端去取代另一种极端,那么,东亚只会在思想上变成另一个中东.对战争历史的认识,需要在观念上要冲破民族的限制和人性的狭隘,现在东亚各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态度,除了政治和社会因素,更需要面对很多人性的弱点,这无论对于中国,日本都是一个挑战.如果能勇敢面对这一挑战,而不是继续在人性的漩涡中怨天尤人,那么通过这一问题在理智上胜利的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文明的民族.历史问题应该也能够促进两国走向更加文明之路. 其次,应将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主流学术界区别开来,增强交流和合作.应深入了解和理解日本学术界的真实状况和理念,理清问题的根源,并构筑亚洲学术界相互支持和信赖的关系.在这方面,日本也确有责任努力去取得邻国的信任,日本对于自己的战争历史,必须通过自己的诚意向亚洲各国和世界人民展现自己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是最首要的.对过去的历史作深刻的反思,不会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只会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第三,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各方争论的是过去,但其实真正担忧的是将来.因此,我们的批判与争论不应只重于一时一事,而更重要的应是找到面向未来的解决之道.不能让过去的历史撕裂未来的亚洲.应努力建立有关教科书问题磋商和交流的正常渠道和机制,致力于建立亚洲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认识.如果在未来亚洲国家要象欧盟国家一样走向一体化以求共同的更大发展,那共同的历史认识就是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历史毕业论文:历史系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规定 历史系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是实现本科生培养目标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之一，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针对历史专业领域的选题，综合运用四年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学术探讨和研究的实践过程。毕业论文工作具有思想性、创造性、科学性、实践性、综合性等特点，各教研室教师务必充分重视，精心指导，真正实现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一、毕业论文的组织与安排 毕业论文工作是历史系人才培养体系的中心工作，通过学校总体监控和系全程管理相结合的形式，并在学校其他职能部门及有关单位的协助与配合下，共同完成这一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工作。 （一）历史系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由系教学委员会和分管教学副主任负责，主要侧重于宏观指导，工作包括：制定毕业论文工作计划；规范论文格式，统一质量标准；检查评估各教研室毕业论文工作，考察进度，抽查质量；组织全系的毕业论文工作经验交流；负责本科优秀毕业论文的汇编工作；主持学生选题及成绩表的存档工作等。 （二）在每年的9月份，设立历史系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论文指导委员会和答辩委员会。教学系主任负责本系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计划的审定、时间安排、指导教师的配备、开题指导、中期检查、成绩考核和答辩等工作；论文工作结束后，对毕业论文的各项工作进行总结，写出书面总结报告并提交至教务处。在论文答辩工作结束后，系还应向教务处推荐优秀论文以汇编成多媒体光盘，推荐的篇数为1-2篇，基地班1-2篇。 （三）系办公室教务员负责毕业论文工作的后勤保障，做好成绩登记及存档工作，组织学生登陆公共数据库系统提交开题报告和论文及认定与记录论文成绩。 （四）毕业论文的选题、指导教师的配备、工作计划及日程安排等工作必须在第七学期结束前完成。毕业论文工作必须保证有八周的撰写时间，学分为6分。毕业论文工作必须在每年毕业生离校前一个星期全部结束。 二、毕业论文的选题 选题是撰写论文的第一个重要环节，恰当的选题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能够用心地投入论文写作。每届基地班指导教师和辅导员相互配合，加强选题工作，注重学生个人兴趣、学术热点与社会经济建设的重点与热点问题的结合，注意理论型与研究型的结合，并遵循以下四个的原则开展选题工作： （一）保证论文的学科专业性特点。选题应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密切结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独立的工作能力。 （二）深度、难度与可行性相结合。选题要考虑学生的专业基础和实际水平，应是学生在短期内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或者可以相对独立地做出阶段性成果的课题。选题应当尽量体现历史学科发展的最新进展，兼顾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既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原理和方法，又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鼓励和支持学生走向学科的前沿，从事边缘与交叉学科课题的研究。 （三）一人一题，注重创造性。要求每个毕业生选做一个题目，并在教师指导下独立撰写论文。如一个教师指导多名学生，应确保每个学生选题不同。 （四）考虑到历史系本科生均为师范专业学生，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应保持一定的比例。 学生在系论文指导委员会和基地班导师、辅导员的帮助下开展论文选题工作。选题可由学生自己提出，指导教师审定；也可由教师直接确定。鼓励学生直接参加指导教师的科研课题，并从中选择适宜的题目撰写。 三、毕业论文的指导 在毕业论文工作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原则，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使学生的科研意识得到熏陶，并初步建立科学研究工作思路。 （一）指导本科生撰写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教师应尽的职责，各教研室应选用学术造诣较高、经验丰富、作风严谨的教师担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二）论文指导教师的职责如下： 1、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了解学生情况，分析学生特长，严格要求学生，确保每个学生发挥最大效绩。 2、根据选题，指导学生进行文献检索或社会调查计划；指导学生拟订论文写作提纲，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3、每周检查学生论文进展情况。要以身作则，教书育人，重视对学生进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熏陶，培养学生较高的学术道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 4、指导学生正确撰写论文，认真评阅毕业论文，并写出评语；参加教研室组织的毕业论文答辩和成绩评定。 （三）教师指导本科毕业论文应计算一定的工作量：指导一篇本科毕业论文相当于教学工作量6学时，为保证指导质量，每位导师指导学生数最多不能超过6名。 四、毕业论文的撰写 要求每个本科毕业生都要参加毕业论文的撰写，并独立完成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 （一）所撰写的论文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实，数据可靠，条理清楚，版面清晰根据历史专业特点，一般按科研论文体例撰写。 （二）论文撰写应包括确定选题、调查研究、查阅和整理资料、撰写开题报告、数据处理、完成论文等各个环节。 （三）论文题目确定后一般不得中途变更，如确需要变更，须经指导教师同意并报系主管领导审定；学生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应该每周向指导教师汇报论文的进展情况，听取指导教师的意见。 （四）毕业论文格式应规范，必须由封面、目录、正文（包括中外文题名、中外文摘要、中外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致谢）三部分构成；每篇论文正文字数应在8000字以上；参考文献和注释必须符合学术论文的格式要求；论文主体撰写过程要求参考两篇以上外文文献，并开列出所引用的中外文文献资料目录。详细要求见所附《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格式要求》。 （五）要求提前毕业者，必须在申请毕业的时间前完成论文的撰写，向系申请提前答辩，经系行政审批，由系组织答辩，论文成绩合格者，且提前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考核及格，可予以提前毕业，上报教务处备案。 （六）免试直升硕士生者（包括三年级提前毕业免试直升者），必须参加毕业论文撰写，且论文成绩达到优或良。 五、毕业论文的质量监控 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是毕业论文工作顺利开展、高质量完成必不可少的措施。历史系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监控主要依靠教学督导与教学委员会的作用。 教学督导全程跟踪毕业论文工作的各个环节的质量，主要工作有：参与毕业的开题报告的评阅，保证选题的质量；参与毕业论文的中期检查与定期检查，保证检查的质量；参与毕业论文的答辩与考核，保证答辩的质量。 系教学委员会不仅是毕业论文工作的重要实施者，而且是过程质量监控的主要依托力量。教学委员会应严格把关毕业论文的选题，负责初步审核学生的开题报告，参加毕业论文的中期检查，是毕业论文答辩小组的组成人员。 六、毕业论文的答辩与评分 要求本科毕业生全部参加论文答辩，只有通过答辩，论文才能取得成绩。 （一）答辩工作在系领导下，由系答辩委员会主持进行。系答辩委员会由教学委员会成员组成，下设教研室答辩小组。论文答辩小组至少应由三位教师组成，组长应由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教师担任，其中一位可以是指导教师。 答辩委员会的责任是统筹答辩工作，审查论文答辩资格，统一评分标准和要求，对有争议的成绩进行裁决，并综合指导教师、交叉评阅教师、答辩小组的成绩及评语，审定学生的最终成绩，并向学校推荐各历史专业质量上乘的论文1～2篇入选《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毕业论文选编》多媒体光盘。答辩小组的责任是主持毕业论文的答辩工作，确定答辩成绩并写出评语。 （二）答辩之前指导教师应对毕业生提交的答辩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所撰写的论文需满足学校规定的格式要求且论文及相关材料完整者可以申请参加答辩。所提交的材料除论文外，还应包括封面、开题报告、考核意见表（包括论文答辩记录、指导教师评语、评阅教师意见、盲检抽查意见、成绩考核等）。开题报告要求一式二份，一份与学生论文一起装订，一份作系存档用。 （三）论文的成绩评定采用“五级记分制”（即优、良、中、及格、不及格），每篇论文在指导教师初评后，须经其他教师至少1名交叉评阅并撰写评语，最后由论文答辩小组根据《历史系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分标准》综合评定成绩。论文成绩的评分、评语、答辩记录等一并记录在《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考核意见表》上，答辩委员会对考核意见表进行审核并给予学生最终的成绩与评语。 （四）答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注重论文的学术质量。优秀毕业论文必须进行系级答辩，各答辩小组应严格掌握评分标准，优秀论文一般不应超过论文总数20％。 （五）经答辩委员会与指导教师认定，系答辩委员会将不受理答辩的情况如下： 1、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按时完成毕业论文； 2、指导教师初评成绩不合格，或论文交叉评阅成绩不合格； 3、“盲检”成绩不合格，且在规定时间内，经修改，论文质量仍不合格； 4、因任何原因累计缺勤时间超过毕业论文工作总时间的1/3。 （六）毕业论文答辩不被受理者或答辩成绩不合格者，毕业论文成绩一律以不及格计，具体管理方法如下： 1、可以申请延长学习期，由本人提出申请，系报教务处审批后可继续留校学习，重修期满毕业论文成绩合格，并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可以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2、对申请作结业处理的学生，结业后三年内有两次返校补做毕业论文的机会，成绩合格，可以换发毕业证书，对结业生不补授学士学位。 3、学满6年后，毕业论文成绩仍不合格，不再延长学年，必须作结业处理。 4、重修一般应在校内进行，并按学校有关规定交纳一切培养费用。上述情况由系上报教务处备案。 七、毕业论文的注意事项 撰写毕业论文，不仅有助于学生综合运用课堂知识和基本技能，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更有助于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勤于实践的科学作风、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的形成。 学生如有下列违纪情况之一者，经答辩委员会与指导教师认定，毕业论文成绩一律以不及格计，必须重修，并上报教务处备案： 1、抄袭他人毕业论文（论文内容有40％以上与他人相同），根据《本专科学生违纪处分办法》，按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予以认定，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2、论文数据和资料造假，根据《本专科学生违纪处分办法》，按弄虚作假予以认定，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3、请人或雇人论文，根据《本专科学生违纪处分办法》，按请人代考予以认定，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八、毕业论文的经费使用 毕业论文经费从系教学业务费中支出，按平均每位应届毕业生50元计算，用于毕业论文指导、评阅、答辩及论文的装订保管等过程。同时鼓励学生直接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在科研经费的支持下开展毕业论文工作。 九、毕业论文的档案管理 论文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是论文工作发展过程的历史记录，是广大师生辛勤劳动的结晶。完善的论文档案管理，有助于论文工作的传承与创新，从而推动论文质量的提高。 （一）学生毕业论文答辩后，其全部资料应由系教务员统一归档，集中保管四年以上。凡丢失学生的毕业论文，视情节轻重，对相关人员作一定的处理。教师查询毕业论文，须办理借阅手续。其他学生一般不得复印与保存毕业论文，有特殊需要复印者，需经指导教师同意，经院系行政审批。凡私自复印毕业论文而造成不良后果者，要追究其责任。 （二）学校每年从各专业遴选1～2篇优秀毕业论文，编辑制作成《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毕业论文选编》多媒体光盘。此光盘除了作为重要资料予以存档及发给入选论文的学生与指导教师作为特别纪念之外，还作为毕业论文的质量示范，供新一届学生参考。同时，这些光盘也成为学校教学工作对外对内宣传的重要材料。 （三）进一步提高毕业论文工作的信息化水平，要求每个毕业生必须登陆学校公共数据库系统提交论文及开题报告，在提交的基础上认定与记录论文成绩。 十、其他 毕业论文的知识产权归学校所有，未经指导教师同意，学生不得将论文所涉及的技术内容、机密等向外扩散。毕业论文结束后，所有的论文资料，应交回所在系作为教学资料保存，学生不得自行带走。学生的毕业论文若需发表，需征得指导教师的同意，且应以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管理研究 1新闻传播类实验教学运行过程管理 实操、实作、实训是着眼点不同的新闻传播类实验类型，对于这些类型的实验教学的运行管理，可以借鉴理工科实验教学管理的方法，但也要根据专业特点，采取适合本专业特点的方式。根据教学流程，把管理细分化，分为准备管理、过程管理、结果管理。准备管理指由学校相关管理部门下发实验教学任务书到院系，院系把教学任务书下达到专业教研室，由专业教研室把各门实验课程的教学任务分配到具体教师。教师根据教学任务书制订课程大纲、教材或指导书，大纲、教材或指导书经过教研室主任同意后，开始执行。并在管理部门备案。 过程管理指实验教学运行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实验教师开课后，针对每次上课情况，填写实验教学运行记录表和学生考勤表，课程结束后将这些表格交由院系保存，以备管理部门的教学检查，样表如表1所示：实验教学运行记录表对上课过程进行记录，重点填写上课内容和教师总结。把本次课主要操作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并总结本次教学的效果，学生掌握程度，需进一步训练的内容等，用以指导下次课程内容的设置。学生考勤表是对学生到课率的统计，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课堂管理。 结果管理是在课程结束后，教师要求学生提交实验课总结报告或者作品，教师根据课程评分标准对学生的实验报告和作品进行批改，并及时把批改结果反馈给学生。课程结束后，教师将学生实验总结报告和学生成绩、评分标准等上交院系。学校管理部门定期对这些材料进行检查。准备管理、过程管理、结果管理涵盖了实验教学运行的整个过程，是对教师在教学运行过程中所完成工作量的审定和规范，有效地记录整个实验教学运行过程。教师完成教学运行过程后，相关管理部门还要对其进行监督和检查。 2新闻传播类实验教学运行过程监督与检查 院校相关管理部门对教学过程进行的监督和检查内容涉及到实验教学的准备、过程、结果三个阶段的教学工作，包含了实验大纲、教材或指导书、实验教学运行记录表、学生考勤表、学生成绩表、评分标准、学生实验报告等内容，检查方式和说明如表2所示。管理部门对实验教学过程进行检查后，要将上课结果及时反馈给实验课教师，让教师及时了解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和成效，为下次教学做准备。 3新闻传播类实验教学效果评价 在新闻传播类专业实验教学运行检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督导检查人员与上课教师对教学结果和效果认定的分歧。督导检查人员经常认为报告过于简单，没有明晰的实验步骤和结果，等等。其分歧的根本点在于理工科实验与新闻传播类实验认识和观念的差异。理工科实验教学的目的是发现实验对象间确定的因果关系或验证某一自然规律，从而证明课堂教学所讲授的知识，其实验过程很少受社会因素影响，所以，其实验结果是定量的、稳定的、可重复再现的。文科实验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其实验目的是发现人文现象规律，在社会、经济、历史、政治、艺术、文学、语言等活动中探索某一因素的作用、意义、表现方式等，其实验结果往往是定性的、不稳定的、多种多样的。所以理工科实验结果要求量化，有对错之分，但是新闻传播类实验不能量化。 因而，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实验教学结果和效果的评价就要符合其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新闻传播类实验结束后，学生向教师提交实验总结报告和作品，教师在批改过程中以作品为主，总结报告为辅。作品体现了学生整个创意过程和创意实现程度，体现了学生对专业技能的掌握及分析能力、实施能力，实验总结报告只是对本次实验课程得失的总结。新闻传播类实验作品往往体现在一个思路、一处分析、一组画面、一组采访等里面，这些内容无法直观呈现在督导检查人员面前，只有相关专业教师才能了解和体会到。所以对于新闻传播类实验效果的评判不能只看表面的数据和报告，要看的重点是作品本身的进步与优点。 除此之外还要看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取得的其他成绩。如广告摄影课，在实验课进行过程中，教师组织学生举办摄影展，学生分组分配任务，自行组织实施，教师跟踪指导并进行记录，最后进行摄影展效果调查，将调查结果上交院系。类似这种实验活动不仅让学生把知识与能力结合起来，还可以锻炼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符合新闻传播类专业对人才的需求，这些活动也应该被纳入课程考核、检查范畴，并给予积极肯定。 4结语 当下高等教育更强调培养学生素质以及实践能力，尤其是新闻传播类专业更需要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交流沟通能力等，因此新闻传播专业的实验教学效果很重要。理工科院校背景下的文科专业，要结合自身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制订实施实验教学管理办法。理工科院校管理者要改变理工科院校实验教学思维和观念，给文科实验教学以更大的空间和支持。 作者：鲍芳芳何湘民单位：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能力研究 摘要：二十一世纪是新媒体时代，新旧媒体趋于融合，新闻传播专业就业状况发生了变化，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培养及提升需要做出调整。在新闻传播人才的能力培养过程中，要对现行环境下的媒体发展趋势充分把握，注重能力提升的前瞻性。针对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学传播专业人才能力提升进行探究。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专业能力提升 1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现状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也相应地改变。媒体业发展至今，原有的对立性竞争模式转变为合作竞争模式，实现了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也逐渐趋于复合化，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能力提升加以探究以使新闻专业人才能够符合媒体行业人才质量需求。在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现状调研中显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一政策后，65%的被调查人员对媒介融合有大概的定义认知，而且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意识到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有6成调查者认为从业过程中受到了媒介融合的影响；在从业过程中，掌握新旧媒体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更多的青睐，同时与新媒体有关的岗位也要求员工不仅在媒体渠道，更要在传播内容上敢于创新，以好的媒体平台为依托，推出更加优质的传播内容。调查还显示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文字等综合表达能力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甚至大于跨学科的教学改革。 2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上调查状况来看，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有着诸多的弊端和急需改进的地方：（1）现如今大学教育对新媒体及媒体融合方面的知识传播较少。（2）跨学科拓展并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媒体融合的把握仍停留在“拓宽媒体渠道”方面，忽视了内容的深层次要求。 3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能力提升对策探讨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升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就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同时拓宽媒体渠道认知和加快媒体融合教育方式，双向提升。 3.1注重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 融合时代媒体行业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其不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包括充足的理论知识及良好的文学素养，而且能够从多方面把握实际媒体渠道、媒体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传播实际效率。关于“复合型人才”的界定，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复合型人才为立体性的，不仅需要文笔出众，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传播素质，能够准确及时地将内容传播出去[1]；其二，复合型人才具有高能性，需要采集传播信息，将所获得的信息制作成传播内容；其三，复合型人才是多方面的，既需要具备制作传播内容的素质，也需要确保内容的有效传播。例如在近年来的新闻领域中，“全能记者”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背囊记者”，在承担传播新闻信息责任的同时，还要背着移动工作站，采集到更为全面的信息。另外，“全能记者”不仅要熟练运用传播技术，还要掌握新闻信息传播特点，如形态不同的信息、理念不同的信息等等，都要囊括多重知识领域。这就需要学校在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不仅要重视理论的传播，还要注重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扩展知识面，让学生从自身的专业领域向其他专业领域延伸，做到不同学科专业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也需要在教学的指导下拓展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从而达到复合型人才的行业要求。而我们提出的将项目教学模式引入到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就是让学生以一名从业人士的身份参与到学科学习和实践训练中[2]。项目教学就是将满足就业人员需求的资源转变为教学内容，让愿意从事新闻传播业的学生自主选择项目，按照项目运行规则展开活动，将传播学专业知识渗入到项目内容中，学生参与项目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在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中采用项目教学模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项目空间中更好地学习，还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课程内容，从而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充分整合，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3.2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 媒介融合背景下，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上也要注重教育模式的转型。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到媒体融合时代，但是，媒介融合落实到具体运作中尚处于探索阶段。媒介融合环境中，媒体的运行必然会产生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将媒体融合专业教育模式构建起来，以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前瞻性，从而有效指导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的能力提升。建议高校采用媒介融合专业教育模式，对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予以探索，并根据本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人才培养创新平台构建起来。具体在运行中，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学的前三年，对学生进行跨媒体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获取经验。进入到第四年，就可以对学生从新闻传播媒体的角度进行专业培养。此时，学生就会从专业的角度把握传播内容，过程中与其他的媒体形式充分融合，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具备多种媒体形式相结合重点把握内容的专业能力。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对不同形式的媒介都要充分了解，在平台上采用合适的媒体形式进行新闻传播，再加以符合传播性的内容，将新闻传播中媒体障碍打破，这样传播内容得以突出，才能做到双向媒体融合。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时代，在进行信息传播中，就要能够根据新闻传播需求采用相应的媒体形式，重点把握传播内容；学校在对新闻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要注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并尝试着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在此教育方向下指导学生进行专业能力拓展，以使所培养的人才符合行业要求。 作者:方珍珍 许怡岚 孙波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创意产业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启示论文 关键词：创意产业数字传媒市场化全球化知识产权 摘要：由文化产业、内容产业演变而来的创意产业正在由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转变为全球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发展创意产业也正在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新闻传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而创意产业则为新闻传播教育提示了新的发展方向：一是抓住传媒发展大势，增强对学生的数字传媒技术的培养，把新闻传播学办成文科中的理科；同时充实社会科学内容，以增强技术含量和专业特征。二是把握创意产业的市场化发展方向，培养新的创意阶层，以开辟更广阔的新闻传播人才市场。三是顺应创意产业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增加相应的法律知识和知识产权课程，培养适应国际竞争的新闻传播人才。 创意产业（CreativeIndustry）又称创意工业、创意经济等。早在1912年，德国经济思想家熊彼得就明确指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英国最早于1997年组织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CreativeIndustryTaskForce）”，首相布莱尔亲任主席。1998年该工作小组率先对创意产业的概念做出了界定，即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和才华的活动，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利用，使这些活动发挥创造经济效益和就业的成效。现在，创意产业概念正逐渐演变成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即认为当代经济的真正财富是思想、知识、文化、技能和创造力所构成的创意。 创意产业概念的前身是文化产业。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定义，文化产业是“世界各地以各种方式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产业。”现在，文化产业已经迅速成长为全球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而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递进，集经济、技术、文化等因素于一身，也一跃成为经济全球化舞台上的佼佼者。英国将13个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工业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2000年英国创意产业增加值已超过500亿英镑，占GDP的7.9%，提供就业岗位115万个。2002年达到809亿英镑。2003年，创意产业更成为了国民经济中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提供了200万个就业岗位。新加坡在1998年将创意产业确定为21世纪的战略产业，主要包括艺术、设计和媒体。2003年新加坡的创业产业占GDP3%，提供就业岗位7.2万个。2005年11月，新加坡举办的“展望2005年以后：环球创意工业高峰论坛”，是亚洲首个大规模的创意工业论坛，同时还举办了第一届新加坡设计节、亚洲媒体节、亚洲电视论坛和青年创意交锋会。其基本目标是在2012年，让创意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从3%增加到6%，从而把新加坡建设为一个新的亚洲创意中心。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曾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大约创造220美元财富，每年以5%的速度递增。其中美国与英国的增速最快，分别达到14%和12%。 香港是我国创意产业发展最为成熟的地区。按照现行分类，香港的创意产业包括设计、建筑、广告、出版、音乐、电影、电脑软件、数码娱乐、演艺、广播、古董与艺术品买卖等十一种。另一部分创意产业，则已包含在香港的传统支柱产业如旅游业之内，而且外延至相关的社区建设和城市形象等方面。香港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在全球化的新竞争年代，要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便要通过设计、包装、形象和广告等手段，实际上是凝结和体现文化的无形价值。因此，我认为应把先前所说的「创意产业，改称为「文化及创意产业，藉此更清楚表明我们努力的方向。”为推动这方面的发展，他们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如设立数码媒体中心、数码港资讯资源中心和培育中心，推动数码化创作。启动2.5亿港元推出“设计智优计划”，并成立“创意及设计中心”，作为高增值设计的集中地。港府还参与筹划多项推介港产电影的活动，如香港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影视展、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数码娱乐领袖论坛等，并将「香港影视娱乐博览作为一项世界级盛事来举办。根据2003年9月《香港创意产业基础研究》报告，2001年创意产业增加值占香港GDP的3.8%，为461.01亿港元。从1996至2002年，香港虽然整体经济衰退，但是创意产业的机构数目和整体产业就业人数都有实质上升。2002年香港创意产业机构达30,838家，从业人员达170,011人，占总就业人数的5.3%。创意产业正在成为香港经济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我国政府在2000年10月的“十五”计划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并在2002年11月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最近两年来，随着国内对文化产业的关注点由概念转向内容，“创意产业”一词越来越频繁地为人所引用。上海创意产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获得了快速发展，建立了一批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创意产业园区，聚集了一批具有创造力的优秀创意人才。这些年，上海大力举办国际电影节、电视节、艺术节、各类设计展，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文化创意产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北京在2005年7月召开了“2005首届中国创意产业国际论坛”，众多中外学者的研讨涉及广告、建筑、电影、动画、网络游戏、音乐、出版、软件、文物交易等众多行业。2006年2月，北京市市长向市人代会提出，将重点发展六大文化创意产业。在未来的3年里，将打造6大文化中心，即全国文艺演出中心、全国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中心、全国动漫和互联网游戏研发制作中心、全国文化会展中心、全国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心和全国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中心，使创意产业在北京市生产总值所占比例达到9%，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除上海、北京外，国内其他许多中心城市如深圳、杭州等也都在纷纷打造自己的创意产业。可以想见，创意产业的发展，必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方向。 新闻传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教育飞速发展，从最早的二级学科新闻学，发展到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包含新闻、编辑出版、广告学、广播电视等四大专业以及更多的专业方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也从50年代“培养新闻工作干部，即从事报纸、通讯社与广播电台的文字工作人才”，转为面向人才市场，适应各种媒体，以及公司企业、国家机关等各种公关、广告和其他信息传播活动的需要。社会需求加上其他各种因素，导致全国新闻传播专业“迅猛”发展。到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类专业已发展到661个。据推测，目前新闻类各专业点的在校人数当在13万人以上，每年毕业生超过3.2万人。因此，新闻传播教育如何使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如何开拓新的就业市场，在竞争中胜出，就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与前景为新闻传播教育指出了新的人才培养方向、新的增长点。围绕着创意产业的思路，我们可以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修订课程体系，打造学生新的知识结构以适应未来的社会竞争，同时为新闻传播学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这种设想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内容： 首先，抓住传媒发展大势，加强对学生掌握数字传媒技术能力的培养，把新闻传播办成文科中的理科；同时充实社会科学内容，增强专业特征。 传媒业是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媒业的发展方向，是一切传统媒体向数字媒体的汇聚。无论报刊书籍还是广播电视，最终都能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中得到体现，并得到进一步延伸。因此新闻传播专业必须注重对学生掌握新媒体技术能力的培养。早在1989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就创办了“计算机辅助新闻采访协会”。该组织致力于培训能熟练运用计算机的记者编辑。他们不仅善于利用网络与人交流、采访，而且善于从网络上浩如烟海的数据中寻找素材，用各种软件来分析政府运作数据、财经资料、市政和各种社会现象。新一代的传媒人，应该有网页制作基础知识，用HTML编写稿件，使用EXCEL、FOXPRO等软件处理数据，用PHOTOSHOP等处理图片，对广播电视节目和网络的流媒体如REALPLAYG2等都有一定的了解。由于新传播技术体现出来的不是对传统媒体的完全取代，而是以往各种传播技术的汇聚，因此，未来的新闻传播人才应当适应不同媒体传播的需求。如《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陈小川所说，学生“应当有跨媒体的能力”。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常务副院长蒋宏教授也曾提出，应开设“传媒设计”课程，以使学生把握不同的传媒技术特征、传播特征和内容表现特征。 然而，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媒介资源日益丰富，传播手段越来越容易被普通人所使用，传播日益平民化、大众化。因此新型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必须以内容为竞争手段。欧洲在上世纪90年代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内容发展不足的问题。因此他们提出要以内容为王。欧盟在“info2000”计划中把文化产业定义为内容产业，其范围包括各种媒介上所传播的印刷品（报纸、书籍、杂志等）、音像电子出版物内容（联机数据库、音响制品服务、电子游戏等）、音像传播内容（电视、录像、广播和影院）、用作消费的各种数字化软件等，主导的内容是视听传媒业。创意产业实际上是在内容产业上的一个提升。新一代的新闻传播人才，如何能够在充满各种低水平重复甚至垃圾信息的网络中搜寻和传播有用信息，以职业眼光对信息进行判断、筛选和解读以赢得受众，创造新的内容，并树立传播的品牌形象，这取决于传播者的专业素养、文化修养和理论基础。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原主任贝蒂•迈斯格教授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应该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学生需要掌握各种“简单易学”的新媒体应用的“小手艺”，即接近于传统“理科”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又需要充实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知识，在“内容”上与理科学生划清界线。这才是我们应有的专业定位。 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美国学界就倾向于将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一种职业学科来教授。新闻记者不仅要被培养得知道如何写新闻，而且能够理解他们所报道的这些事件由以生成的社会。因此，在4年的本科教学安排中，四分之一的课程为新闻课程，而其余的四分之三则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课程，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著名的“老爸”布莱尔曾强调，新闻学教育必须具有学术责任，因此他就那些自认为能提高报纸质量，也能为新闻教学提供更合适的知识基础的问题，进行了社会科学研究。九十年代香港的新闻与传播专业课程设置，也从以往注重写作基本功的职业教育转为理论与实务并重的专业教育，强调新闻与传播专业学生应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及批判精神的新闻工作者。从中国目前媒体对人才的需求中我们可以看出，具有一般性采访写作和节目制作能力的新闻传播类毕业生，虽然有上手快的优点，但也有目光狭窄、知识储备不足的缺陷。在传播内容日渐细化和专业化的今天，他们有可能竞争不过其他专业的学生。因此我们在专业培养上应该突出新闻传播跨学科培养的特点，或者使学生在新闻传播之外还有一定的专业倾向，如经济、法律、国际关系、体育等；或者突出综合院校学科齐全的特点，坚持“宽口径”培养方针。其方法当然不是仅限于给学生提供“大杂烩”式的课程，而是在专业课的学习中注意引进和整合其它学科知识，让学生在广泛涉猎的同时培养较为宽广的学科视野。笔者在传播学和舆论学课程讲授中，就比较注意整合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相关思想和方法。这种方式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认同。 其次，把握创意产业的市场化发展方向，培养新的创意阶层，以开辟更广阔的新闻传播人才市场。 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文化产品的产业化、市场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投资、流通和传播环节，需要大量的中介机构，如策划人、经纪人、制作人、文化传播和市场营销人才。他们处在精英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既熟悉艺术和艺术家，又有很强的市场操作能力，能用经济和传媒运作的方式把艺术推向大众。由此开辟出新闻传播人才的新的就业市场。 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凯夫斯（R.Caves）在《创意产业经济学：艺术的商业之道》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创意产业的经济特点，并指出，各类艺术家在实现其艺术创作工作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其他人员加入。如画家需要艺术品经销商经销他的作品，小说家需要出版商将作品发表。影视产品的创作更是需要不同专业的人协作完成。由此我们可以推知，随着文化产业链的形成和中介环节的急剧扩张，创意产业中将出现大量的艺术中介机构、文化传播、经纪人、制作人等中间环节。经济学家理查•弗罗里达(Florida)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TheRiseoftheCreativeClass）一书中指出：创意产业在当代经济中的异军突起表明了一个职业阶层的崛起。中国也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创意阶层虽远未成形，但已是呼之欲出。与旧的经济与文化体制的转型相伴，出版人、设计师、广告人、经纪人、建筑设计师、报人等文化人群最终将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型，成就中国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创意人。 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逐渐加大的市场化转型，使得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一般性的写稿、播稿人员，发展到组稿、组版、节目策划以及公关、广告等市场营销人才甚至媒介经营管理人才。而在新闻传播的专业设置中也增加了广告学和公共关系等专业和相关课程。未来的传媒业不仅本身会成为创意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会成为其他文化产品市场化运作中重要的环节。未来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要掌握采访写作和一般性的节目制作，更需要了解媒体发展方向和媒介市场的运作规律。因此我们应当把社会需求较大的产品市场研发人才及影视制片、广告创意和节目策划、媒介产品营销、媒介信息综合开发和应用等方面人才，特别是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等作为自己新的培养目标。 在“2005IPTV技术论坛”上，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中数传媒”总裁孙玉胜接受采访时表示，人才市场上并不缺少优秀的电视节目编辑或制片人，但缺少从事商业化运作的电视人才，也就是懂市场、懂销售、懂技术、懂节目制作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培养新的创意—中介人才，实际上应该成为目前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目标。 第三，顺应创意产业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增加相应的法律知识和知识产权课程，培养适应国际竞争的新闻传播人才。 经济学家霍金斯在《创意经济》（TheCreativeEconomy）一书中，把创意产业界定为产品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知识产权有四大类：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每一类都有庞大的产业与之相应，由此而组成了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1996年电影人大卫•普特曼就发现，“英国的摇滚音乐家为出口做出的贡献超过了钢铁工业。”英国1998年最大的单项出口是与辣妹有关的产品。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在《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1999年报告》中指出，包括电影、电视、家庭录像、商用软件、娱乐软件、图书、音乐和唱片等在内的版权产业199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为3484亿美元。从1977年到199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6.3%，远超出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2.7%的年增长率。其间，版权产业就业人口翻番，达到380万人。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从国外销售和出口中创利668.5亿美元，超过包括农业、汽车、汽车配件和飞机制造在内的所有主要产业。当时预计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将为国民经济贡献5351亿美元，约占国内总产值的5.24%。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正式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政府承诺遵守的“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协议（Trade-relatedIntellectualProperty）涵盖了所有的创意产品，包括专利、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商标和服务标示、工艺设计、商业秘密等内容。WTO具有实施相关规则及行使法律制裁的权力，各国政府可以通过WTO要求实施相关规定。而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当行为，也可能导致他国在其他贸易领域内的制裁。 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脱离了传统艺术单件产品经营的模式，进入到以市场为导向，依托信息技术，以互联网络为基础和传输渠道的规模化经营。其经营的产品不仅包括传统的艺术品，还可以是包括所有与创意作品相关的、具有高艺术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商品，包括日用品。在WTO的市场体制下，对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体现在各种方式的国际艺术授权。目前，世界授权零售市场包括艺术与出版授权市场、品牌和商标授权市场、人物玩偶授权市场、运动类授权市场、娱乐授权市场、网络和互动性授权市场、流行类授权市场等七类市场，其中以艺术授权市场增长速度最快。在美国，以艺术为标示物的授权对象，以居家用品、衣物布料和小五金为主导，占了授权商品市场的半壁江山。 因此，新闻传播教育应当适应这种创意产业全球化的趋势与需求，不仅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和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海外留学及实习机会，而且要增加有关知识产权的相关课程，让学生多少了解一些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以适应中国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 总之，新闻传播专业无论最初的创办还是后续的发展，都深受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影响。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把握时展潮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才能使人才培养具有更大的适应性。而创意产业的发展在这方面确实给了我们许多新的启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应对。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财经院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研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教学的目的性不强、教师的实践机会少、高水平教师引进难、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大，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也越来越受到新闻界和教育界的重视。但目前我国财经院校开办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还存在着教学目的性不强、教师实践机会少、高水平教师引进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为了培养更多适合社会需求的财经新闻人才，我们在制定培养模式中必须加大财经类课程的设置，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从而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财经新闻对监测国家的经济环境，对提供有效有用的经济信息，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无论在新闻界还是教育界都引起了重要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财经院校就开始开办财经新闻学专业，以期解决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左右，很多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说，财经新闻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教育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培养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适合我国需求的财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杰出的人才。 一、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1.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程看，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新闻教育事业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上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持续影响，构成了第一次浪潮。1996年10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大会公布的统计信息，全国的新闻专业点基本分布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在新闻学进一步巩固的基础上，引进了传播学，并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加速了新闻传播学类教育的发展；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世纪交替之际，与第一次浪潮相比，其积聚时间短，但“爆发力”强，格外引人瞩目。到2005年我国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就有661个，其中新闻学专业20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46个，广告学专业232个，编辑出版学专业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在校生规模有15万之多。目前中国大约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财经新闻专业，财经类院校也有在新闻学专业中设立经济新闻方向，但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2.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在财经院校如何培养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规格和质量问题上，开办新闻专业的财经院校，特别是地方财经院校一直在积极地探索，以找到一条能够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懂财经的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财经新闻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很多院校仅仅是将“新闻类课程”加上一些“经济类课程”简单复合，而并非有机融合，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专业设置上主要设两类课程，一类是新闻类专业课，如采、写、编、评等，目的是让学生打好新闻功底；另一类是财经类专业课，如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课程，以此来奠定经济学基础。这种简单的相加，很难将两个不同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就目前财经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的课程与其他综合类或专业新闻院校开设的新闻课程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我们经济学类的课程除了比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课程浮浅外亦无任何不同。就目前财经类院校师资现状而言，一般是教新闻类课程的大部分教师不懂财经知识，而教经济学的教师也基本上不懂新闻，两班人马教给学生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让学生们自己去消化去融合，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更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3.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随着近几年高校新闻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类专业院校也在大力拓展专业面，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办学已经打破本专业与综合类院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专业院校都在纷纷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办学渠道。财经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按照自身的教育模式，设计培养具有财经类学生特点的新闻专业人才。开始了跨大学科设置新专业的尝试，以满足社会各界，特别是财经媒体、财经新闻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财经院校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才有生命力，其制造出的“产品”才能被社会各界认可、接受。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远远高于所开设专业本身。 二、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的目的性不强。学新闻的学生反而没有其他学科更容易进媒体工作，新闻学博士不会写通讯等等，这是目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出现这样问题的本质可能在于我们的新闻教育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那么，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到底将来做什么，这些院校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具体表现为：教材选择综合类重点高校的教材，与财经类各专业毫无关联，学生学起来无所适从。一般来说，正确的教育首先应该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往往来自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进行教材的组织，教师的训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而现在的财经新闻教育是基本没有目的，学生所用的教材也没有明确的训练目的，因此，也就造成财经新闻专业学生在选择工作和人生的目标上也缺乏明确性。 2.教师的实践机会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专业课教师特别是担任实务类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关从业经历。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曾指出，“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这句话足以说明实践经历的重要。然而当前，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越来越严格，如果一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可能意味着该教师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量。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建设需要，学校对教师的科研量要求大大提高，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这一切都使安排教师到媒体一线挂职锻炼，事实上变为不可能。再一方面，因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学校规定，某个年龄段下的高校教师，如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将来不能晋升教授。在这种政策引导下，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除了上课、写文章外，还得攻读学位。如此，参与媒体实践更变成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 3.高水平教师引进难。教师学历门槛抬高，加大了高校从媒体一线引进人才的难度。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待遇与媒体一线从业人员差距缩小，一批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媒体从业者有意来高校从事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但这些人员中，有相当多仅有本科学历。他们加盟新闻院系，对学生来说是福音，但学校从提高教师队伍中博士学位拥有者的比例考虑，宁可进一个没有任何新闻从业经历的博士，甚至是与新闻传播学科不沾边的博士。所以，财经类新闻院系从媒体一线引进教师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办好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主要原因，目前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要想把这个专业真正办好办成，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专业师资问题。这里所说的“师资”，是融合型的高水平的专业师资，这类师资应该是既懂经济学理论，又了解经济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师资，可以说是基本上可遇不可求，但这个问题还必须加以解决。其简单的操作方法应该是：第一，选派教师到财经新闻媒体挂职工作，特别要注意从应用经济学的专业师资中选派有一定新闻工作基础的优秀骨干教师。第二，财经院校要加大从财经新闻媒体引进教师的工作力度。第三，将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请到学校举办课程讲座，或是有选择地安排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承当专业课教学，这样可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第四，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对学生选修课程的引导。例如，采用双学位、辅修专业的方式加强学生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采取产学研联合办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第五，选派新闻学教师到国外名校作访问学者，在进修学习中拓宽视野、提高水平等等。 三、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 1.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将财经类的课程置于“前在”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类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具体。这就需要财经院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带有浓厚本专业色彩的新闻工作者，以满足财经专业传媒对人才的需求。财经类院校为了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宽厚的经济学基础，又懂新闻传播业务的专业人才，就必须在开设新闻专业课程之前，开设有关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打好经济学学科基础，以引领本专业学生更好地从事财经新闻和财经媒体工作。 2.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多是照抄照搬新闻传播学类名牌院校的传统模式，缺少个性。传统的新闻专业课程体系，文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过高，不利于新闻专业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现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反映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报道，需要的已不是文人墨客，而是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做深刻剖析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财经类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应该按照“通识教育＋经济学＋专业教育”的模式来构建。除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品质培养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外，重点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包括: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经济学主干课程的学习指导，进而提高他们用经济学思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3.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财经新闻媒体中最缺乏的是既懂经济又懂新闻，既懂得WTO法则又懂传媒市场规律的人才，即“复合型人才”。有专家认为，“复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播与制作于一身，一人顶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特点，确定专业培养模式，开辟一条典型而又独特的应用经济学＋新闻教育的办学路径。并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扩大复合型人才的外延，那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国际性的眼光”。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与时俱进的眼光。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探讨论文 一、教育环境缺乏人文氛围的熏陶，学生整体人文素质难以满足专业要求 以前，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的基本上是老牌综合性大学，其人文社科专业开设比较齐备，云集了人文社科的许多专家、学者和大量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文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在校学生有机会听到很多高水平的人文讲座、选修各种人文课程、参加各种人文气息浓厚的社团、与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相处。在这种学校里成长，学生受到人文氛围的熏陶，容易养成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必备的人文素质。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受传统和现实因素的诸多限制，无论在办校思路、制度安排、学科建设、课程开设、讲座邀请、社团设置、活动举办等诸多方面，都普遍缺乏人文方面的考虑和相应的氛围。以讲座和学术会议为例。笔者所在的学校绝大多数讲座，是“务实”性质的，它基本上与经、管、法、税、商、金融等学科有关。请来开讲座的，更多的是各级官员、各行业的行政管理者以及总裁、经理之类的业界精英；讲的内容，很多是对具体政策法规的解读、对当前国内外热点问题的解答，对业界实操经验的介绍。 缺乏人文氛围，若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人文课程份量，或可有所弥补。但遗憾的是一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为了突出本校特色，在课程设置上不是增加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人文课程的设置。 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不管如何探索特色，不能忽略它人文性质浓厚的学科基础。一般的理工类、专业类院校办新闻传播专业，既缺少人文氛围的熏陶，又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人文学科相关课程的设置，学生要在以后的新闻传播实践中走得更好更高，恐怕有点难。 二、培养目标贪大求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课程学习疲于奔命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总想发展自己的特色，在特色的形成过程中，却往往存在学生学习课程过多过杂、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这些个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往往秉承这样一种宗旨，既必须努力保持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的基本面貌，又想依托本校一些龙头学科的教研条件，形成培养独特的学校烙印鲜明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优势。为达成这样的宗旨，其培养目标难免贪大求全，教学课程难免大包大揽，学生课业负担难免过重。在具体的教学安排上，也容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种甚至多种：一、课程过多；二、学时学分过多；二，许多专业课程的教学浅尝辄止，学生的课程学习往往蜻蜓点水，难以深入。 请看某法商类高校的新闻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2007级）。培养目标：“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专业的基础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宣传部门从事传播方面的工作，能在法律、经济部门从事宣传、文秘、管理等工作，也能在党政机关、出版部门、各类学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文秘、管理、编辑出版、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复合、应用型新闻专业人才。”“本专业依托法商专业，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领域，跨专业选修课程、辅修第二专业、修读第二学位，成为有法学、经济学或管理学专长的复合型新闻人才。”为了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这所高校在开办新闻专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2002级——2004级），竟然把微积分概论等设置为学位基础课必修课（对02级的学生而言，还有统计学和经济学概论，且每门课都是54课时3学分）。看起来，这是一个对学生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和技能要求十分全面，对学生的出路考虑十分周全的培养目标和课程方案。但是，这样的目标和方案难免给人贪大求全、难以实现、流于形式的感觉。学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学深新闻传播专业必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相当困难。 再看某体育类高校新闻专业的本科课程方案（2007级）。看起来，它像是体育新闻专业新闻学专业与体育学专业的简单叠加。除涵盖一般新闻学专业的全部课程外，又增加了数量可观的体育课程，以及由新闻学与体育学交叉嫁接出来的所谓体育新闻类系列课程。在具体的方案里，体育概论、篮球、体操、体育科研方法等9门体育课程，文学概论、逻辑学等7门人文课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等12门新闻传播课程，全是它的基础课或主干课，此外，它还要学生学量的公共选修课、方向选修课、实践课和校本课程（如活动、专题调研等），加上公共必修课程，面面俱到，学生须完成165总学分，57门课（不包括实践课和校本课程）才能毕业。此外，要拿到学位，还需满足“英语必须达到全国英语四级水平，普通话必须达到二级甲等水平……达到计算机水平测试二级等级的要求”等条件。在一个以体育生为主的院校学习新闻传播专业，许多学生本身也是体育生，要都达到这样的要求，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现象，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张德胜教授感触很深：“在教育部三令五申减少学时学分，减轻学生负担，让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自主学习、积极创新的今天，连北京大学等名校都在努力把授课总时数控制在2400学时以内，总学分控制在160学分以下，而部分学校的体育新闻专业授课总时数却高达近3000学时，如此一来，学生每时每刻都在上课，几乎没有实践或娱乐的时间。”学生不仅仅是没有实践和娱乐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学生没有大量阅读和思考的时间，每日忙于应付各门功课，疲于奔命。学生当中甚至出现了“不想做课程学习工具”、“希望能更多享受读书思考乐趣”等说法。专业教育，看来也要减负，尤其是一些理工类、专业类院校培养目标贪大求全的新闻传播教育。 三、新闻传播教育专业资源匮乏，完整的专业培训体系难以形成 办新闻传播专业教育，许多理工类、专业类高校不同程度上存在本科教育职业技术化的倾向，努力构建一个有特色的专业培训体系。为了避免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易产生的学生“坐以论道容易、站起动手困难”的弊端，也为了避免在就业市场上与综合性高校的传统强势正面对撼，它们想走一条更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教学道路：一方面，努力把学生训练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专才，偏重于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翻译、摄影、摄像、传媒新技术应用等技能、技巧的训练；另一方面，努力在课程设置、实践形式、实践内容上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有所不同。 这本来是一条很好的思路，但是一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资源的匮乏，却使它们的专业培训体系难以形成，尴尬百出： 首先，师资庞杂多元，专业培训力量难以整合。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其师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来自传统新闻学院的，来自业界的，来自邻近学科的，来自校内所依托的特色专业的。其中，要整合前三类师资，已有相当难度，因为大家的专业背景难免有一定差异。要把第四类师资也整合进来，难度更大——你的专业教育特色要依赖它才能形成，许多基础课、主干课和选修课都由它的老师来上，但它的专业背景与你却相差十万八千里。长此以往，多好的课程设置和体系设计可能都流于形式。 其次，学科处于边缘地位，专业培训体系建设举步维艰。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当然不是新闻传播，一般而言，处于这些学校边缘地位的新闻传播专业，师生的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分配经费，有一套物竞天择的运作体系；计算酬劳，有一套偏重本校优势学科的成熟方案；申报课题，无论校内校外你基本处于弱势地位。在这样的环境里办新闻传播专业，难免这样一些后果：一、很难吸引本专业的著名学者、教授；二、难以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三、难以引进“双师型”老师（同时具备业界职称和教师职称）——业界一些想进来的业务精英，受学历、职称、理论、教学水平的限制，往往无缘高校教职；四、相关实验设施和培训经费的投入难以得到保障。缺少办学经费、合格师资和相关设施，又难以充分调动现有老师的积极性，如何建设正常运转的专业培训体系？ 再次，缺乏业界人脉和实体资源，缺少像样的实训和实习基地。业界的人脉和实体资源优势，不是一朝一席可以形成的。一般的理工类和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要拥有广泛、深厚的业界人脉和足够实体资源，还有待长时间努力。 四、人才培养定位强调特色，却难以摆脱新闻传播行业用人惯性的支配 新闻传播业是一个没有严格专业门槛的行业，近年南方报社等新闻单位招人，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所占的比例已经从过去的大部分降低到现在的约20-30%甚至更低。新闻单位用人，越来越强调从事某类报道的采编人员的专业背景。尽管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在办新闻传播专业时八仙过海，各具特色，但是，其毕业生基本上仍然被用人单位看成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而不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外国语、计算机、信息科学、体育学、心理学等专业的学生。新闻单位用人所说的专业背景，指的是后者。很多理工类、专业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在本校的“特色教育”下忙活了几年，到头来发现，无论实习还是工作，新闻单位考察他们的，首先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基本功，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有特殊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来看待和使用，在“专业竞争”中，他们仍然难以与具有真正专业背景的毕业生相提并论。特色办学，却依然难以逃避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面临的共同尴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要让自己培养的具有本校特色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得到业界认可，绝不是贴个标签那么简单。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不突破这些瓶颈，让学生人文素养整体不足、培养目标贪大求全、培训体系资源匮乏、特色人才的培养难得业界认可等现象继续长期存在，理工类、专业类高校走有本校特色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道路的追求，难成现实。 摘要本文认为，当前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普遍遭遇到诸多瓶颈。不突破这些瓶颈，理工类、专业类高校难以真正走出一条有本校特色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之路。 关键词理工类专业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瓶颈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新闻传播专业认同、认知与职业发展意向 摘 要：本文以大学生的新闻传播专业认同、认知与职业发展意向的关联为研究问题，通过问卷调查法对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新生和毕业生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两个年级对新闻传播专业均呈现低认同高认知，在重新选择专业的职业发展意向上倾向于选择非新闻传播类。该现象与法学单科类大学属性有关，但在其它单科类大学中也普遍存在。 关键词：专业认同；专业认知；职业发展意向 一、引 言 随着学科专业门类的细分和大类招生的趋势，专业认同与认知是考生填报志愿、选择学校，以及毕业就业取向与职业发展的基础。不同属性的高校，学生的专业认同与认知对职业发展的关联性如何，同样也值得研究。 1.专业认同与认知 专业认同指个体对专业的认知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专业的积极情感[1]。楼尊从角色认同理论视角出发，检视大学生的专业选择意向的意义，认为个体对某一角色的认同感越强，其参与角色行动的动机就越强，从而论证明专业角色认同是大学生专业认知和择业的重要影响因素[2]。专业认同包含认知了解、情感态度、意志行为以及职业选择四个维度。有研究在操作层面上以专业态度情感、专业满意感知和专业认知评价为自变量，专业学习为因变量进行测试，发现了专业学习行为受到专业认同影响，同时发现内部情境条件和外部情境条件作为调节变量的作用[3]。学生如果对所学专业认同较低而产生不满，容易使学生表现出较多的心理问题[4]。对自己所选专业的认同和认知是促进大学生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而且影响其专业发展与职业定位[5]。一项研究发现：专业认知对大学生个人就业倾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影响：专业认知度高的大学生面对一般就业选择时如读研、进企业、考公务员等较为倾向于考研深造；专业认知度高的大学生面临就业时考虑专业因素较多；专业认知度越高的大学生对就业前景的看法越乐观[6]。可见，专业认知能力的提高是形成正确的学业认知、职业规划、职业意识，以及自我认知、人生价值观认知的良好开端，是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关键，有助于培养学生应对未来职业的挑战。因此，对于学生专业认同和认知的研究对于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对专业的情感认同以及引导就业取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本研究以大学生的新闻传播专业认同、认知与其职业发展意向的关联为研究问题，以期能够对教学和管理者如何帮助学生提高专业认同，修订培养方案、改善专业学习效果进而知道就业有所助益。 本文将专业认同定义为：大学生对新闻传播作为专业学习和就业的定向；将专业认知定义为：大学生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角色、功能和职业素养的认识和判断。在具体的操作中，专业认同以“填报志愿”“重新选择专业”“是否有职业榜样”和“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作为题项设计问题；专业认知以“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和“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作为题项设计问题。“重新选择专业”和“职业榜样”编码：1=是，2=否；“填报专业原因”、“新闻传播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和“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认知”三项均用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重要，2=不重要，3=无所谓，4=重要，5=非常重要。研究对象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本科学生。之所以选择该院校，首先基于立意和方便抽样；其次，西南政法大学不同于综合性大学有其特殊性，而对于单科大学的非主要专业新闻传播学而言，有其普遍性（如交通大学、邮电大学、农业大学、地质大学、理工大学等设有新闻传播专业）。这类学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与认知是否会受其学校属性和优势学科影响，值得做探索性研究。 本研究具体以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两个年级学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样本由2013级和2011级学生构成。对2013级学生的调查问卷在2013年10月进行，即初入学的新生，在本研究中表述为大一学生；2011级的问卷调查在2015年6月初进行，是该年级学生毕业时期，本研究表述为大四学生。样本构成表1。同时，本文还辅以深度访谈，对该学院2016届本科毕业生、研究生共十人进行了访谈，以便进一步了解学生的专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二、新闻传播专业认同 1.专业选择意向 是否填报新闻传播专业一项：在大四学生219人中，填报本专业第一志愿的86人，占39.3%；第二志愿29人，13.2%；第三志愿40人，18.2%；根本没有填报的64人，29.2%。也就是说有64人（占总数的29.2%）是调剂到新闻传播专业的。根据学生处的统计，新闻传播学院每年的新生均有近30%是从填报法学专业调剂而来的。重新选择专业题项中（如表2所示），两个年级的466名学生中，重新x择新闻传播专业的有109人，仅占样本总数的23.4%；其中大一学生62人，占年级总数的25.1%，大四学生47人，占年级总数的21.5%。选择非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有356人，占样本总数的76.4%，大一学生185人，占年级总数的74.9%，大四学生171人，占年级总数的78.1%；另有1人未作出决定，占0.2%。 是否有职业榜样一项中，总样本466人，有150人选择有，占32.2%，有315人选择没有，占67.6%，缺失1人。其中，大一学生选择有的92人，占年级总数247人的37.2%，选择没有的155人，62.8%；大四学生级选择有的58人，占年级总数的26.5%，选择没有的159人，72.6%，1人缺失。 在466人中，毕业后选择工作的有209人，占总数的44.9%，其中大一学生80人，17.2%；大四学生129人，27.4%；选择继续深造的257人，占总数的55.1%，其中大一学生167人，35.8%，大四学生90人，19.3%。可见，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学生的选择有很大不同，大四学生即将毕业，就业选择高出深造选择近三分之一；而大一阶段选择深造比例高出选择就业近50%。 从以上数据统计来看，新闻传播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度不高，无论是大一新生，还是经过四年专业学习后的毕业生，均没有形成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认同，更谈不上热爱。 2.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 本研究调查问卷设计中有：该选项的填写前有题项“在你填报的专业志愿中，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各个专业是第几志愿”选项①新闻学，②广播电视新闻学，③传播学，④根本没有填报任何专业；在该题项下面有答题说明，如果选择了④，就请跳过13～16题，从第17题继续作答，而“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是第16题。因而，这一题项的填写总数是366，缺失100，也就是说，有100人根本没有填报新闻传播任何专业。大一学生有201人填写，缺失46；大四学生有165人填写，缺失54，填写人数占样本总数的78.5%（部分学生没有填写新闻传播专业，却填写了原因）。在有效样本366中，对大一和毕业年级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两个年级的独立样本（大一：N=201；大四：N=165）。 本研究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一和大四学生对于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表3的数据表明：从个人层面对新闻职业的认识在“新闻传播工作能让我获得写作乐趣”“新闻传播从业者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新闻传播工作能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新闻传播工作拥有某些特殊的便利”“从事新闻传播有望让自己迅速声名远播”“新闻传播工作充满刺激和挑战”“新闻传播工作时间灵活”“新闻传播工作富有成就感”方面，两个年级的学生多认为无所谓或比较重要，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如表3所示）。 然而，t 检验显示：“新闻传播工作有机会锻炼能力和发挥潜能”的选项比较，t =6.378，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新闻传播工作有机会锻炼能力和发挥潜能。“新闻传播工作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一项的 t =5.500，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新闻传播工作有很多出差旅行的机会”一项的 t =2.705，P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较显著的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新闻传播工作的收入不错” t =4.359，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从事新闻传播能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一项， t =3.833，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从事新闻传播可以揭露社会丑恶，伸张正义”的 t =2.867，P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较显著的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从事新闻传播有很多接触各界知名人士的机会”，t =2.484，P0.05，表明大一c大四同学有微弱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以上六个方面存在差异，从刚进校门和已有实习经历看，大一学生尚未真正接触新闻传播专业的职业境况，想象的成分重于实践后的认识，而大四学生经历了在新闻传播机构的实习，也与社会有所接触，对新闻传播职业的认识感触更真实。 三、新闻传播专业认知 对新闻传播专业认知题项，大一学生有247填写；大四学生有219填写。样本总数466，同样对大一和毕业年级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 1.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 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专业综合素养的前提，也是“准记者”对其入职的基本能力的认识。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一和大四学生对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在“强烈的好奇心、出色的语言能力、丰富的人生阅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巨大的创造力、高效的办事效率、强烈的社会同情心、对于社会的深刻体认、强烈的正义感、富有魅力的人格”十个题项上，选项的 p 值均未显示出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在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素质的十个方面，大一学生与大四学生没有差异，都认同其重要性。 2.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 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对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而言，是对媒体与社会、媒体与政治、媒体与法律，以及媒体与公众多项关系的认识，也是对本专业从业者的特殊使命的认识和价值判断。 本研究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一和大四学生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表4 的数据表明：在新闻媒体“迅速为大众提供新信息”“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报道可靠信息以阻止谣言的散播”“对复杂的问题提供分析和解释”“对正在形成中的政策展开讨论”“对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释”“引导公众舆论”“帮助市民行使舆论监督”“成为市民的喉舌”“推动社会改革”“报道最大多数市民感兴趣的新闻”“为市民提供休闲和娱乐”“质疑和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行”“质疑和批评工商界的言行”以及“质疑和批评社会团体的言行”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两个年级的学生均认为以上各项的重要性。 然而，t 检验显示：对新闻媒体“帮助市民了解政府政策”的认知选项比较，t =4.575，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对此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对“媒体声援社会弱势群体”的认知选项比较，t =4.215，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对此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对新闻媒体“教育群众，提供他们的知识和文化”的认知选项比较，t =5.273，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对此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 四、结 语 1.新闻传播专业的低认同高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认同度偏低。在志愿填报、重新选择专业这两个专业选择意向上，新闻传播专业都不是大多数学生的第一选择，但是大一学生比大四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新闻传播专业。在选择新闻传播专业原因中，大一与大四学生在个人层面原因上无显著差异，在社会层面原因上大一学生比大四学生的认同度稍高。对专业的低认同度导致在重新选择专业上更倾向于非新闻传播类，从是否有职业榜样的低比例看，两个年级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意向都不以新闻传播为从业目标。 对新闻传播专业和新闻媒体功能的认知相对较高。其中大一新生仅凭自身对专业的理解，对新闻传播专业充满了期待；而大四的学生经过了三年多的专业学习之后，到相关的新闻传播实务部门进行了为期三个月到半年的实习，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对新闻传播尤其是记者职业和新闻媒体比在校期间有更多的体悟。因而，大四学生对新闻媒体对个人发展的认知上有不同理解；在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声援弱势群体”、“帮助市民了解政策”等方面的认知与大一新生有较大差异，显得不那么乐观。2016年毕业的受访者D认为，新闻媒介已经不是促进社会进步唯一的信息渠道，并且由于进入媒体行业后更多考虑到实际因素，付出与收获差太多，基本不会想要声援其他群体。 总的来说，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对本专业的认知与认同极不一致。学校属性是专业认同度低的重要影响因素。西南政法大学原本是法学单科大学，而法学学科在全国一直有较高知名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学教学研究人才，学校张贴和宣传的均是作为西政校友的全国大法官和检察官，榜样的树立清一色法律界成功人士。经济法和诉讼法是全国一级重点学科，无论是学科历史和发展以及学术和师资，法学外的其它学科无法相比。新闻传播学院建立仅二十年，尽管学科发展快速，有奋力追赶之势，但在法学作为优势学科和强势学科的对比下，学生的选择似乎理所当然。受访者A在被问到为何选择毕业后报考法学研究生时说，“在西政待久了，报考法律硕士轻松一点。环境比较重要，如果不在西政选择就不一样。”可见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单科特质确实对学生的专业认同度有影响。受访者B认为如果在综合性大学学习，有70%左右可能不会向往法学。同时，辅修过法学的受访者C也表示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优势是在选择辅修其他专业时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于许多被专业调剂的学生而言，辅修法学和自考法学给予了那些“人在新闻心在法学”的学生“曲线救国”的机会。在学生中每年都会出现法学“辅修潮”“自考热”与“司考热”现象。多数学生通过这样的方式接近法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感。 另外，职业声望与职业前景对专业认同的影响也是值得讨论的因素，赵云泽等等认为，由于“自我认同”的贬斥与“社会认同”的错位，当代新闻记者的职业地位已经下降。网民将记者戏称为“妓者”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新闻传播专业对于专业身份的认同感；收入水平不高而工作强度大造成了记者的职业倦怠感[7]。这也是大四学生对新闻传播职业认知明显不同于大一学生的原因。而“纸媒已死”“新媒体发展太快”等观点是否会导致学生产生悲观主义心态，从而消极面对所学专业，更值得深入研究。 2.问题的特殊性抑或普遍性 本研究仅以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对新闻传播专业高认知和低认同结果中，发现法科大学中非法学学科的大学生的专业意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单科类大学学生对非主要专业认同度低是共同的问题，还是西南政法大学特有的问题？笔者作为教师也遇到过“法科院校也有新闻传播专业？”“地质大学也办新闻传播专业？”等问题。跨专业的一位研究生也被问过“你怎么在农业大学学会计？”。林诚彦等在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认同研究中也发现学生经常会被同学询问“社工和义工有什么区别”之类的话题。在单科院校中容易出现的专业身份困惑，不仅影响在校期间的学习，而且到毕业临近时，学生会经常进行专业内外群体的价值观、职业发展、待遇等方面对比，这种对比一方面或多或少会加深专业认知度，而另一方面又内化了社会导向，对自己的专业身份会越来越困惑，最终降低学习本专业和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意愿[8]。医学类高校非医学专业学生归属感弱，专业认同低而造成就业迷茫[9]。究其原因，是合法性危机导致了单科性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这种综合化并非只存在于个别院校中，可以说是“集体现象”[10]。应亮在对医学院的非医学专业认同的研究中也提出，为获取更多资源、提高办学层次，医学院招收非医学专业是向综合性大学过渡的一种形式，但是医科大学医学专业的优势和受重视程度限制了非医学专业发展，从而对学生的专业认同造成重要影响[11]。因而可以认为，单科性大学中非主要专业的认同度低不仅仅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特殊情况，而带有普遍性。那么，如何消减单科大学中非主要学科的边缘化对学生的专业认知和意向是不容忽视而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新闻传播专业评价体系亟待纠偏 专业评价体系的科学、合理与否，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健康与繁荣。当专业评价体系发生畸变扭曲时，其所代表的行业也就弊端丛生、危机四伏。中国的新闻传播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专业和行业，在改革开放后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兼之又长期处于管制严格、约束严厉的状态，因此，难以避免染上初级阶段所特有的痼疾，概括起来，就是专业评价体系出现偏差，陷入误区，这既体现在教育界、学术界，也体现在业界，由此导致了新闻教育的质量滑坡、新闻学术的粗制滥造与新闻报道的八股化、官样化，并沾染了铜臭。 高校新闻传播专业需要排名 据说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或系所已多达八百多家，难免鱼龙混杂，故如何评判优劣，成为当务之急。前些日子上海一位同行好友与我见面，便提出了研发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排行榜的设想，我认为极有现实必要性。 大学排行榜是西方教育产业的通行做法，近来国内也有人引进了这种模式，对全国的大学进行非官方的排行。尽管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反对这种来自民间的对高等教育的评价，但客观上，各家高校还是非常重视这种排名的，而社会公众也需要这种评价体系以供报考择校时参考。 排行榜作为一个新闻炒作热点，首推胡润的财富榜。他的贡献在于让非官方的排名成为公众事件与舆论焦点，事实上，按照中国现行体制，是不可能有任何官方机构出面组织个人财富排名的，每年一度的富人榜成为一个评价标准，企业家也乐于参与其中，虽然依据与结论都非常可疑。这说明了任何行业都需要评价体系，哪怕是明显不科学或不准确的评价体系，也聊胜于无。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新闻教育阵营简单、高中低层次分明，而现在由于新办的新闻院系层出不穷，有些名牌大学新设了新闻传播学院，而其水平实力较之一些地方普通院校还不如，也有一些新办的新闻院系因为礼聘了专业高手办学，很快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并不为公众所知……。这些信息目前没有公开的渠道可以获得，对于学生来说，只能靠打听过来人与局内人，而这样显然会有很大的偶然性与主观性。 相对超然客观地对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进行排名，只要指标与数据来源真实可靠，分析方法科学合理，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当功德无量。 应加大客观评价的比重 不必讳言，“人治”在现今社会仍广有市场，新闻传播专业并不例外。当评价体系的主导因素是某些官员的主观判断时，“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很多单位依然是现实。在晋级与职称评定等环节，相当多的单位至今还在实行非量化考核方法，票决往往成为一种貌似民主的专权形式。而要根治这种弊端，就应加大客观评价的比重，也就是依靠外在客观指标来量化评价。 现在新闻教育界与学术界的评价体系，主要由教学、科研与著述任务等指标构成，比较简单明了。从真正的学术与理论高度出发，一个学者、出版著作的数量多少其实并不重要，然而，在质无从评判高低或者说有权做评价的人做不到公正无私的时候，量是惟一值得重视的标准。打分是最简单也最公平、最科学的方法，把相关因素量化指标进行考核评选。 在新闻业务层面，新闻工作或新闻作品的好坏，是需要有评价体系予以肯定或否定的。各种新闻奖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重要的导航标准，遗憾的是，由于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把新闻奖变成一种行政权力而非专业评价体系，代表的是官方机构的价值观与专业标准，其结果便是近年来得奖作者、作品与新闻传播工作中最有影响、最受欢迎的从业人员、稿件成为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行其是，基本上不交叉。一些在全国都极有影响的著名评论员、大牌记者或撰稿人、摄影师，有的甚至成为专业标志性人物，如新闻摄影师唐师曾，却无缘大奖。而很多获得大奖的新闻工作者，不仅公众几乎闻所未闻，就连新闻界同行也往往从未听说也未曾看过其作品！ 造成这种怪现状的原因，就是在推荐送评新闻奖的过程中，各单位都采取的是领导拍板，而且选择依据主要是个人主观印象或偏好，基本不考虑传播效果、转载率等影响力因素。 专业头衔职务空壳化 在正常情况下，专业头衔职务应当是业内对同行的实力水平进行推测了解的最可靠的依据。如教授、博士，在欧美国家就意味着知识修养与专业造诣。然而，在中国大陆近年来盛行假冒伪劣之风，从商品开始，凡事都可以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劣币淘汰良币其势汹汹，专业头衔职务也是如此，假的甚至比真的还气势，特别是最近几年，假的比真的还多。既有地地道道的冒牌货，如学历造假或资格造假，最近法国爆出中国学生买文凭丑闻决非个别偶然现象；又有货真价实的、合法正式办到的假学历、假文凭，如中南某大学的博士不乏在职获得的，人可以在北京全职在岗，三年功夫就戴上了博士帽，价钱也不贵，八万元而已，多少有点权力就不难找到报销的机会。在职务职称上，论资排辈与靠关系提拔，导致出现新任命的副处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竟然仅为中专或大专学历，而新评的高级编辑也只有大专学历。社会发展进步到了21世纪，还会出现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新闻专业工作者自学成材乃至超越了同一单位大有人在的本科甚至研究生毕业的同龄人这种情况，真是对教育事业、对新闻事业的莫大讽刺！诚然，确有能力和实绩而破学历破资历的破格另当别论。 西方社会不把新闻传播工作列为用职称来评定专业水平与地位的行业，与大学、医院完全不同。实事求是地讲，这或许更符合新闻传播业规律。 职称成为官本位的辅助手段，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闻单位开始评聘职称开始，这一关系到从业人员切身利益的专业评价体系，就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弊端，愈演愈烈。职称评聘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已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质疑，而且评职称缺少复议或申诉机制，更没有类似于驾照年检的考核机制，成为一种终身制的待遇。职称成了有权位者必然拥有的职业荣誉头衔，而某些在职务与级别上无法安排的人，便以职称予以补偿。这岂非一种怪象乱象？ 专业环境污染严重 当某些不是靠资格、条件与实力而是靠关系拥有专业头衔职务的人多起来之后，他们并不只是单纯地享受到本来不配得到的待遇，而是进一步污染恶化了专业环境。 由于新学科高速发展，拔苗助长，催生了一整批博导教授，流风所及，新闻传播专业如今很难凭一个从业人员的外在职务或职称评判其能力，常常是正高级职称不高于副高级职称，甚至不高于连评职称资格都没有的从业人员。 我很反感某些不学无术的同行把“学界”挂在嘴上。严肃的新闻传播学者对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的贫困早有共识。依我之见，目前优秀的新闻传播学者凤毛麟角，还远构不成一个新闻传播学界。 至今为止，全国范围内新闻传播专业能称职地开设硕士研究生层次课程的教授大概超不过十位，而事实上居然已经有了上百位博导！不言而喻只有误人子弟。所以有人说，现在新闻专业的博士并不比本科生水平高多少。 新闻传播处在变革时代，日新月异，不注意更新知识与时俱进，即使是专家权威也有落伍之虞。在行业进步之后，靠吃老本得到学术教育界名位的人，抱残守阙，还端着权威的架子放不下来，就让学生们非议甚至蔑视了。 新闻传播专业有理论有思想的学者太少，炒冷饭的太多，说似是而非、冠冕堂皇的废话的太多，徒有虚名虚位。赵泓先生在出版社工作时，告诉我他正在编某人的书要出版，因为其专业头衔职务无懈可击，当时我很不以为然地发问：“连这种人的书你也出？”事过五六年，他承认我当时的评价是正确的――那真的是一本垃圾。 课题经费科研基金错位浪费 作为对新闻传播专业的鼓励与资助，国家设立了各种课题与基金项目。从学科建设与扶助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当然有必要也有效果。在历史新闻学、传播学或新闻理论等相对务虚的领域，还是有一定成果的。而在应用学科领域，不论是国家级课题还是省部级或校级课题，所付出的资金几乎完全是浪费掉了，这些年出版了数以百计鲜有读者、鲜有任何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所谓成果。课题成为知识垃圾制造的一个渠道。 如果梳理或回归盘点一下近年来应用新闻学方面的课题项目，不难发现一个共同之处，那便是这些成果根本没有投入实践，全是空对空的形式主义。即使是国家级课题成果，无论是广播、电视、网络还是报纸、杂志、出版方面的，哪家单位的哪些业务工作曾经受益于已经结题的车载斗量的所谓成果？事实上，这些名义上是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工作寻找对策或出路、研究问题与规律的课题，几乎没有从业人员会读，更没有从业人员参考或应用。某些课题项目其实已沦为打着学术研究幌子瓜分国家钱财的游戏，反正只要形式上符合规范，技术上正确，就可以交卷，事后又无须检验，也无考核程序。 国家基金与课题项目是对学科的很高层次的专业评价，至今总量并不多，好钢应用在刀刃上，一定不能再坐视浪费。从效果出发，有限的资金在使用时应当改革方法，应当改为奖励成果而不是申请立项后就拨经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需要大宗的技术设备等硬件购置，一个课题几十万元或十几万元，基本上都是变相的收入津贴。以奖代课题经费，奖励蛋而不是奖励鸡，有些鸡占着窝不下蛋，但因为占着窝，便有申请课题的资格与机会；与此相反，有些能生蛋的鸡却没有机会吃到官粮。长此以往，显然不利于新闻传播学术的真正繁荣和发展。■ 曹鹏博士现任经济日报研究部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河北大学媒介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大学、云南财经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著有《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中国媒介前沿》、《闲闲堂茶话》、《大师谈艺录》（一、二）、《传媒市场创意策划实务》、《把脉中国传媒》、《黄苗子说黄苗子》、《许鸿宾说许鸿宾》等专著十余种，亲手创办与参与创办或改造多家报刊，是若干媒介机构的咨询顾问。作者长期致力于媒介经济与市场研究，欢迎同行联系交流。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跨媒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摘 要：近年来，跨媒介的融合发展为新闻传播业界带来了发展机遇和挑战，而且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紧密结合多媒介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与媒介创新力量融合、把握媒介创新形式，构建跨媒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体系，建立协同实践教学模式，让学生的跨媒介业务技能得到提升，满足现代社会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 关键词：跨媒介 新闻传播 人才培养 当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闻传播工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籍、杂志、报纸、电视、电影和广播，互联网成为各类新兴媒体的载体，门户网、微博、数字传媒、手机报、新闻客户端等为新闻传播从业者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平台，用以实现跨媒介的内容采集、内容制作和内容表现。同时不可低估的是，跨媒介新闻传播正推动着全球媒体营运进行彻底性变革，对新闻传播从业者的专业综合素质也提出了变革性要求。基于对新闻传媒未来发展的趋向，将跨媒介教学实践纳入学生实践教学变革之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传统授课模式改为实践教学课，循序渐进开展跨媒介教学，在激励学生以创新、进取的态度尝试多种媒介、跨媒介实践业务训练，培养学生的跨媒介思维和动手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对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意义重大。 一、跨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要求 在跨媒介融合发展过程中，多种媒介背景下媒体对所需专业人才的知识技能、综合素养等方面，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探讨的焦点问题。“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化，特别需要两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够对多种介质的媒介平台具有综合管理能力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掌握各类传播技能的全能型记者编辑。” 互联网时代需要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进行拓展和改革创新。目前新闻传播教育的学科体系，已有一定历史而且相对成熟。但当面临新闻传播的物质基础即技术平台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时，如门户网、微博、数字报、新闻客户端等，一方面需要对传统的新闻传播教学体系进行改革，以适应传播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拓展专业内容，增加新的专业方向教学形式，即开展跨媒介新闻传播教学。 多媒体信息技术发展，使新闻传播业更加快捷、多样和个性化发展。新兴媒体介质，如门户网、微博、数字传媒、手机报、新闻客户端等，以高速度、大容量、交互性、多媒体形态特点见长，它以自己的技术优势，不仅给社会公众提供了自由阅读空间，媒体受众的互动，新闻事件的还原等，这就使新闻传播能够在一些热点问题、突发事件、焦点人物上，形成了个性化的舆论环境。同时，多媒介新闻传播使新闻源、传播者、受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彻底改变了传统新闻媒介中人们难以与原始信息源直面，被动接收新闻的现状，而表现出在复杂的社会信息中，运用多种媒介自主、个性化选择阅读、吸收、交流以及发表观点。这些事实就对新闻传播类学生具备相关从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需要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新媒介、跨媒介的教学形态。 跨媒介实践教学课程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在新闻传播教学体系原有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设计一贯按照传统媒体介质安排，不同媒介形态的课程分门类独立存在。因此，新闻传播类学生在某一门课程学习结束后，往往难以熟练掌握多种媒介、跨媒介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缺乏综合思维观念，缺乏复合型动手能力。针对相关情况，在本科生教学改革中，按照专业性质要求设计了跨媒介实验课程，让学生在实践教学环境中掌握报刊、广播电视之外的互联网、数字化终端新媒介业务运用能力。 二、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的主要途径 在互联网、多媒体信息技术发展的现代社会，媒介融合、媒介形式创新对新闻传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向媒介融合、跨媒介运行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实践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在全球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在技能方面，要求从业者能够综合使用各种传播工具，强调跨媒体的复合技术能力； 在媒介经营与管理方面，强调跨媒介平台的管理能力，要求管理人才具有宽阔的视野和复杂媒介环境下的整合管理才能。” 构建跨媒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体系。按照新闻传播业界需求，主要研究新时期对新闻传播应用型人才的特殊要求，一方面应对传统的新闻传播教学体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闻传播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展实验教学内容，更新专业方向的实践教学形式，开展跨媒介新闻传播教学。从而达到“媒介融合对职业新闻传播工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懂新闻、懂技术、懂管理而且擅长策划” ，具有“全媒体”业务技能的新闻传播行业素质。 与媒介创新力量融合、把握媒介创新形式。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媒体形态多样化的不断更新，跨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已得到普遍认同。门户网、微博、数字传媒、手机报等媒介环境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媒体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改变，传统的纸质、理论式的教学模式已不再适应现在社会的要求，必须根据多种媒介要求，把实践教学与多媒介，跨媒介深度融合，时刻掌握媒介创新动态和灵活的变化形式。 建立协同实践教学模式，建立融媒实训机制。通过校内解说模拟实验室、非线性编辑实验室、数字语言实验室、演播厅、实验剧场等基础是实训场所，让学生掌握基本业务技能后，协调、拓展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台、门户网站、微博、数字报业、数字移动媒体等实训基地，进行交叉性，交互性，渗透性“融媒”实践能力综合实训，进行探索与实践，“特别是实务专业课教师， 应该了解网络数字信息时代新闻传播的技术核心与技术趋势， 各种媒体形式之间的能量互换方式和传播效果控制的原则及手段”， 建立跨媒体工作能力，为培养具有跨媒介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创造实践教学平台。 跨媒介融合正在影响新闻传播方式，就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努力建构媒介融合的教学生态，让学生从传统的课堂走到纯粹的“媒体”，融入到媒体的工作环境中，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特色。” 更需要教师应具备跨媒介的知识技能，对专业知识体系进行更新，不断提升综合素质，以建构跨媒介融合教育的全新体系。 三、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构建跨媒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研究与探索时，专业面涉及新闻传播概论、编辑学、影视编辑技术学、摄影摄像、数字化媒体、多媒体技术等，要在总结教学改革、教学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面对新问题、新观点去思索解决。 首先，多媒介融合、跨媒介实训与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问题。教学实践中如何通过教育实验法、调查法去解决构建问题。跨媒介综合实训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行业标准，同时也对实践教学指明了更高要求。在教育教学全过程，应注重把握人才培养目标，多种媒体介质相互融合，运用合理的途径处理好实训与整个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关系，明确实践内容、目标，关注多种媒体平台交叉渗透，以此为原则才能组成一个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的实践教学体系是迫在眉睫的。 其次，实践教学内容设计与合理落实到教学环节、“融媒”实训规范管理问题。将综合运用观察法、案例研究法、经验总结法去解决相关问题。在多种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媒体大都拥有多种形态的信息平台，因此，将实践教学纳入不同形态的平台中，实行“融入媒体，融入媒介”实践教育，让学生口头表达、文字写作，技术处理能力综合素质都得到全面提升，这样才能将新闻传播的实践教学落到实处。 毫无疑问，目前新闻传播业所面临的环境发生着剧变，媒介融合给业界从业者带来了专业能力方面的巨大挑战。基于传统新闻传播业的运营方式和分工结构而构建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正如当前的业界变化一样，正面临着变革的诉求。这就要求教育界应对跨媒介融合带来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挑战，提升学生知识与技能，增强跨媒介与融合培养，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作者简介：彭成（1979―），男，重庆梁平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营运及媒介伦理。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关于媒介融合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分析 摘要：随着当前信息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新闻传播活动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以往的传播流程与形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也对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与教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当前，媒介融合时代的发展，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应该积极更新自身的教学模式等，从而才能积极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本文主要分析了媒介融合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的合理意见，希望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媒体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当前，新闻传播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因此，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来说，应该加强对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并且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思想观念，从而能够积极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所以，笔者就这一问题分析了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的合理举措，以此可以培养出优秀的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型人才。 一、媒介融合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的模式 （一）树立融合的理念，选择科学的方案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实践需要进行合理的改进，应该将融合的理念培养起来。作为融合报道来说，主要是从事情内容出发，并且针对报道形式的特征，选择比较适合的形式，以此发挥优秀的报道效果。比如，观察文字的理性特征，如何能够积极引发人们的思考等，就可以进行深度报道；而对于图片来说，可以对画面进行瞬间定格，以此为读者带来一种视觉上的冲击，而且极具表现力。而对于视频内容来说，结合了声音与图画的形式，能够积极吸引观众的眼球，可以进行动态场景的表现[1]。另外，作为数据图表来说，主要结合了数据与文字的形式，可以使内容的浏览更加方便。因此，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过程中，作为老师来说，应该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认清融合报道的特征与内容，而且还要积极体现出一定的专业性特征，以此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新闻人才。 （二）实践教学体系的多层次建构 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发展，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中，应该积极改变传统的教学体系，构建起多层次的教学体系内容。首先，需要积极从时展要求出发，构建新型的媒介融合专业；其次，应该对以往的专业实践课程进行合理改革与创新，并且对其考察手段进行改革。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作为新闻专业的实践课程来说，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特征，而这就需要积极洞察未来几年的发展；还要加强实践课程的比重。另外，还要在评价学生实践课程的方式上，应该以实践作品为主，对学生进行积极鼓励。此外，还要将多层次的实践基地构建起来。在校内，作为新闻院系来说，应该积极沟通学校宣传部门，建设相应的校园广播、网络、报纸、微信平台等。而这些平台需要负责相应的对外宣传的职责，而且能够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出积极的帮助。而在校外，可以进行媒体实践基地的建设，并且加强校内外媒体基地的融合发展。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可以在校内进行实践学习；而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可以走出校园到校外的实践基地中进行实习，从而能够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一定的培养与提升。 （三）教学硬件的更新，创设媒介融合实验室 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过程中，还需要借助相应的教学设施。而随着现代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在教育领域中可以积极借助电子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建设良好的新媒体教学实验室。当前的新闻传播活动的信息传播并不仅仅是传统的采集与编辑等，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应该积极改善以往的教学平台形式，应该将多功能的实践教学平台积极构建起来。此外，还要不断更新教学设备，应该适当的追求时新性，并且加强平台与业界的结合发展[2]。比如，可以在业务流程方面，对媒体工作模式进行模拟，也可以营造一种真实的工作环境。此外，还可以打造一种综合性校内外学习平台的形式，以此来实现资源的共享，能够积极为学生的实践学习而服务。例如，在学习报纸编辑课程过程中，可以将电子图文编辑、网页制作以及网络新闻编辑等内容纳入进来。最后，针对当前的一些比较有实力的院校，可以加强与当前新媒介的融合。比如，开展网络传播、动漫设计等等内容形式，能够使学生积极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使自身的实践能力得到一定的提升与发展。 二、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当前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对于新闻传播专业教学来说，应该加强自身教学模式的改革，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构建起多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并且还要注重教学设备的积极更新发展，这样才能为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提供积极的帮助。高校应该加强对实践教学基地的构建，并且培养自身的媒介融合的理念，使学生能够积极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与素养，才能在以后的学习与工作中获得积极的发展与进步。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试论新媒体条件下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 摘 要：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学改革。对照国家需求的培养目标，可以发现在实际培养过程中，存在着对掌握新闻与传播专业理论知识的忽视、超负荷的课业压力、课程设置缺乏自主创新、忽视跨学科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亟待改革。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培养目标 2010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方案，这是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该方案突出强调了在新闻与传播硕士培养过程中的实践导向，旨在推动新闻与传播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的模式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模式转变，完善新闻与传播人才的培养体系。 以新媒体时代为大背景，研究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和方式，对于中国新闻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 一、新媒体发展迫使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改革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近年来发展速度日益迅猛。相较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更快、信息量更大、内容更丰富、互动性更强等特点，在给新闻行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也因此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传统媒体为求生存，纷纷寻求转型，媒介融合的优势日益凸显，成为大势所趋。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这些都在向我们发射同一个信号，那就是媒介技术的革新，对新闻从业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自然成为当务之急。新闻学教育作为输送高素质新闻人才之根本，也自然迎来了更为巨大的挑战。 “在现阶段媒介融合的条件下，新闻业需要两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在多媒体集团中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1]”然而必须面对的现实是，长期以来我国各高校对于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均以培养学术型研究生为主，这样的教育模式并不能完全满足新闻媒体对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造成这方面的优秀新闻人才本身就很短缺。在媒介融合对新闻从业人员自身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显然更无法满足当下业界对于新型新闻人才的需求，因而我国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必须要有新的思考与改进，以促进整个新闻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新媒体条件下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 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简称MJC，是我国近年来新兴的一种硕士研究生类型，该学位旨在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入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传播的专门人才。[2]”因而可以说，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存在，正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因新媒体飞速发展而带来的新闻学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尴尬局面。并且，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存在，对于完善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提高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水平，保证新闻从业人员队伍整体素质均具有积极的作用。 “培养具有现代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刻了解中国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这是2010年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中关于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明确定位。近几年来，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在为传播新闻创造了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使新闻业的专业性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尤其是微博、微信的兴起，使得传播主体日趋多元化，只要有一部手机，就拥有了一个新闻中心。这对于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如何科学地把握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从而创新新闻与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也自然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在新媒体条件下，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以下两个方面必须明确：一是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决定理论，是理论的来源，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若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脱节，新闻学教育则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改变传统的以理论知识讲述为主的教学模式，强化学生新闻传播业务技能的训练与提高。[3]”二是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不能仅局限于某一领域，要多领域跨学科进行培养。媒介技术的革新，新闻传播速度之快、传播内容之复杂，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因此，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必须在培养过程中被加以重视和体现。 三、新媒体条件下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方式 对于新媒体条件下新闻传播人才的专业素养要求，曾指出，新闻工作者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简而言之，就是要懂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这也为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提供了指引方向。 首先，在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的时间一定要保证。其实践教学的时间应相较于学术型硕士必须要长。这就要求学校不仅要聘请一批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的任课教师，还应将一些新闻从业人员请到课堂，向学生分享前沿资讯以及一些实战经验。以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例，在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专业课程中，就安排了新闻实务界的专业人员做课程的任课教师。这样的方式无形中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习资源，增加了学生参与实践的机会。 其次，课程的设置也是新媒体时代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不应被忽视。新闻学学科本身就是多学科的杂糅，不能局限于学科本身，加之当下媒体融合探索步伐的不断加快，新闻从业人员只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已经远远不够。因此，要想培养出适应行业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跨学科，涉及多个领域。并且注意与学术型硕士课程的区分。 另外，媒介融合的大背景给新闻学教育带来的不仅仅只有冲击，也为新闻与传播课堂教学提供了便捷，随时可通过手机客户端查找新闻并当堂分析、教学，现场模拟研究，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可见，善用新媒体技术，利用其带来的便捷，对于提高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课堂教学水平的实现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新媒体条件下高校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培养的问题与改进 首先，是对掌握新闻与传播专业理论知识的忽视。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两者不能割裂，孤立地强调一个方面。若在课程安排上忽视对理论课程的合理设置，只片面追求实践，一样无法达到预期的培养效果。因此，应将理论知识的学习阶段与实践经验的积累阶段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设置。虽然相较于学术型硕士，专业硕士更加注重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脱离理论，没有理论做基石，必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是在校时间短而所学课程多造成超负荷的课业压力。人的精力有限，超负荷的课业压力会使培养效果大打折扣。调查显示，目前很多高校的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都是2年制，在校学习的时间为一年，而这一年间所学的课程基本上是学术型硕士一年半的课程。不难想象，这一年专业硕士所面临的课业压力自然是相当繁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延长学时才能解决问题。依靠改进课程设置，针对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方案打造合适的特色课程，去掉一些不必要的课程，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好方法。同时，这样也保证了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课程设置的合理性。 再次，是高校课程设置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每个学校的情况不同，比如师资能力、校外资源、学生基础的不相同，所进行的课程设置也不会完全相同。然而，目前很多高校的课程设置都是在照搬一些有名气的高校。这样只会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对此，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综合自身师资力量来设置特色课程，这样既能减轻老师和学生的负担，也能在最大程度上优化资源，提高教学质量。若只是一味地照搬名校的课程设置，后果可能是老师讲不到精髓，学生也学不到真本领，这样实际上是对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有违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设置的初衷。 最后，是忽视跨学科人才的培养。目前高校设置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方案大多对培养跨学科人才的培养缺乏应有的重视，课程设置上只重视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单一性专业学习。显然，在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培养方式并不是最合理的，高校应尝试进行学科融合，通过学科之间的融合来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利用本校的优势学科资源，将该学科资源与新闻传播教育最大程度的结合，打造为本校的独有特色。例如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利用本校强大的法学资源，打造法制新闻研究、法制新闻学评论等精品课程，强调法学与新闻传播学专业之间的联系，增加了所培养人才在新媒体大环境下的适用性。 虽然当下各高校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但其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确实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培养模式为我国的新闻传播领域输送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人才，我国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这一模式会渐渐得以优化，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新闻与传播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的模式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模式转变。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培养的特点分析 摘要：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培养的特点――应用性是专业硕士的突出特点，为此，要增加实践型导师授课，强化“案例教学”、“项目教学”，强化实验室建设，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严把毕业论文关等。要强化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教育，细化职业道德规范，有些上升为纪律，使道德制度化。要基础理论与人文素养并重，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关键词：专业硕士;新闻传播;媒体;实验室;案例教学;职业素养;职业道德;道德制度化 我国自2009年招收全日制专业硕士以来，仅仅走过了4年的路程，各个招收全日制专业硕士的院校都处在探索过程中。根据国家的用人需要，专业硕士是一个较大的“缺口”，用人单位更愿意聘用素质高、懂专业、上手快的应用型人才。新闻传播类专业更是如此，传媒大量需要的是不经过见习或经过短暂的见习就能“顶岗”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如何培养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其培养的特点是什么？这是目前亟待探讨的问题。 一、应用性是专业硕士的突出特点 与研究型的硕士相比，专业硕士更强调应用性。研究型的硕士重在认识世界、探究规律，即格物致知;专业硕士重在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为人类造福，即知行合一。因而，应用性是专业硕士最根本的特点，围绕着这一特点，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的培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增加实践型导师授课。研究型硕士生的培养，基本都是校内老师授课，注重理论性、学术性、前沿性，虽个别课程由校外导师来上，但授课内容和方式大多也是以理论研讨为主，重点放在学术创新上，与校内老师的授课大同小异，只是增加了一些实践经验和素材而已。专业硕士的培养必须增加实践型导师授课（实践型导师不仅仅是校外指导，也要承担授课教师的职责），其主要承担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重点不是讲理论，而是讲实践，讲操作，讲应用。如“电视节目的制作与播出”、“电视节目的选题”、“图书的选题与策划”、“图书的装帧设计”、“广告的设计与制作”，等等。实践型导师授课增加了时代感，针对性强，学生学到的技能是与社会媒体同步的，更会受学生欢迎。 2.强化“案例教学”、“项目教学”。对于研究型硕士的培养，教师也使用案例教学和项目教学，但不是硬性要求，教师往往根据自己的教学内容灵活掌握。在专业硕士的培养中，即使与研究型硕士名称相同的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即使用案例教学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不是简单介绍案例，重点要放在学生对案例的分析和处理上。项目教学是说，把老师的应用性项目拿到课堂上来讲解，或是分给学生一部分课题，让学生完成。在理论教学中植入了这两种教学方式，使学生不仅学会了分析问题，而且学会了解决问题，这就符合了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 3.强化实验室建设。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对实验室具有较高的要求，实验室可以模拟、再现媒体的过程，为教师的实验课提供基本的平台和硬件支持，为学生实验、实习、操作提供基础条件。实验室至少要有演播厅、摄影实验室、影视编辑实验室、图书报纸杂志编辑实验室、印刷实验室等，这些基本实验室才能满足教学的基本需要。在设备的性能和参数上要与社会媒体同步，这样才能实现学校与媒体的互动。 4.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为培养研究型的硕士，各学校都建立了一些对口的实习基地，这些实习基地有的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出于各种原因（学生实习是学生和实习单位双向选择），仅仅是“挂牌”而已，学生并未去单位实习或者很少有学生去单位实习，实习基地形同虚设。专业硕士的培养必须重视实习基地的建设，学院要主动与实习基地联系，签了协议“挂了牌”就要落实到学生，要确保每一个专业硕士都有对口的实习单位、对口的工作岗位。如能把学生的专业实习、岗位实习与就业结合起来，就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5.严把毕业论文关。专业硕士的毕业论文主要考察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在选题上要限制在应用性的选题上，论证要充分，要能解决某一项工作的实际问题。要求理论分析准确、到位，实践对策有效、合理。这就要求由“双导师”来审阅论文，一位理论型的导师把握理论与学术，一位实践型的导师把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两位导师都通过了才能进入预答辩和答辩环节。在答辩评委会的组成上，也要有一半以上媒体业界实际部门的专家，确保专业硕士达到“应用性”的要求。 二、强化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教育 职业素养是职业内基本的素质和修养，职业道德是职业内共同遵守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专业硕士的职业性要求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具有传媒业界较好的职业素养和较高的职业道德，而目前传媒业界的情况是，受各种利益的驱动，虚假新闻、有偿新闻（变相有偿新闻）经常出现，媒体权利寻租较为普遍，尤其媒体的媚俗之风随处可见，俯首即拾。要培养正直的有职业良知的传媒人，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是重要一环，同时，要细化职业道德规范，有些上升为纪律，强化道德的约束力，也是重要的措施之一。 1.增加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的相关课程。全日制专业硕士由于是从本科毕业生中直接考入的，缺少工作经验，其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的养成依赖于相关知识的积累。学校一方面要增加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相关课程，另一方面要增加此方面的案例教学，通过感性和理性两方面信息的强化，使专业硕士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基础。 2.细化职业道德规范，有些上升为纪律，使道德制度化。道德是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良知来发挥作用的，当利益驱动大于人的尊严和良知时，有些人就会铤而走险，这时道德的约束就显得苍白无力。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条件下如何增加道德成本，使道德也成为一种敬畏的筹码，其中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一些职业道德上升为纪律，使道德制度化。我国虽然有《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2009年11月修订），各个具体行业如广播电视、广告、图书、报刊、杂志等部门也有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及管理规定，如《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9月）、《广告管理条例》（1987年10月）、《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等，但总体说来规定较为原则，属于“号召”性的多，涉及处罚的相对较少，即使有处罚也是针对较为“宏观”的大问题，如《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章罚则，专章讲到处罚问题，但都是一些大的原则性的问题，至于工作人员的具体违规、违反道德的行为，一般都没有涉及，或涉及很少，因而对一般从业者不具有“威慑性”（只对领导具有责任性、威慑性）。如果把道德规范细化，其中一部分上升为纪律，对从业者的具体行为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强制力和威慑力。违反纪律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样从业者守道德不仅仅是一个心理的自觉，更带有一种强制性、强迫性，一种敬畏感，使道德的成本大大增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能上升为纪律，哪些在纪律之内，哪些在纪律之外，要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来定，有关部门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相应的纪律条例，把一部分道德通过制度固定下来，这无论对于加强道德建设还是对于减少传媒领域里腐败现象的发生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基础理论与人文素养并重 专业硕士强调应用性，强调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来源于扎实的基础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人文素养，离开了这些，能力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强调基础理论是说理论课要学精、学透，强调人文素养是针对传媒业界的行业特点，其涉及学科的庞杂性而言的。读者、观众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专业常识的错误，使媒体的形象大为受损，究其原因在于记者、编辑知识面窄，人文素养积淀不够。改变这种状况要从本科生、研究生抓起，专业硕士的培养就是关键的一环。 研究型的硕士生培养所开设的课程一般分为三个模块：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硕士的培养同样可以沿用这三个模块，但课程要作较大调整――去掉一些不适合专业硕士的理论课，保留的理论课要减少学时，讲重点，讲精华，增加交叉学科和实验课程，同时增加文史哲和科普的相关课程，文史哲和科普的相关课程可以放在选修课中，加大选修课的比例，鼓励学生多选选修课，鼓励跨学院、跨学科选修课程，实现校内资源共享。在学分既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奖励学生超出规定学分多选的选修课，促使学生拓宽知识面，达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的培养是一个新生事物，相关高校都处在探索过程中，愿笔者的探索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外实践双向考评机制研究 摘要 针对目前高校培养现状的困境，本文确立了一套极具针对性的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外实习实践的双向考评机制。其通过确立各类别考评维度，细化各级别考评指标及其各自所占权重，以实现考评机制的可测量性与可操作性;同时，将建构实践单位与校内导师对学生实践的双向互动考评模式，以更为有效地引导、激励和督促学生实践学习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校内外实践;双向考评 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类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仍以培养学术型研究生为主，而作为刚刚启动不久的新兴学位，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其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对于优化新闻传播队伍结构，提升在职新闻从业人员的理论和业务水平，进而完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且在其培养方案中，采用校内外导师合力培养的做法更是为专业型新闻人才提供了学习和展现自我的平台。然而，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往往也暴露了诸多问题。为此，落实每一个具体的实习项目，建立可量化的校内外实习实践考评机制，是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一项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双师制下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实习实践瓶颈 2010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名单，其中，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首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此举“改变了中国高等传媒教育硕士阶段只有学术型硕士的单一高级人才培养模式，开始向学术型硕士与专业硕士学位并存的双轨体制转型”。“双导师制”的师资结构最能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相区别，在培养专业和专门技术的基础上，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重视实践与应用，“弥补了新闻教育中实践性不足的问题，利于学生开拓视野，探讨动态，深入一线，互动研究，对接研究和实践，培养专业潜在眼光的新闻工作者”。这无疑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在具体培养实践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校内外导师责任范围的模糊化 由于是新兴学位，其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仍处于摸索状态，部分学校也一直沿用传统的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唯独在专业课上有些许的变动。由此也直接导致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在校期间盲目学习，校内导师将其与学术型学生相区别，学术修为上放任自由;实习阶段也是匆忙上岗，即使有业界导师带领引导，亦属于蜻蜓点水般的浅尝辄止。长此以往，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不仅在校内无法获得专业的理论知识，在校外的学习实践也无法真正掌握专业技能，表面上是坐拥两位导师，实际上却是两头不顾。而据《新闻与传播硕士设置方案》，以“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入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传播专门人才”为其培养目标来看，不仅基础理论教育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有一定的要求，在具体实践能力方面亦提出了比学术型研究生发展要更高的要求。因此，为落实这一培养目标，明确校内外导师的教育教学责任是培养应用型媒体人才的第一步。 （二）具体考核操作过程中的简略化 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不仅有学生自身实习态度的问题，更有业界导师“招收免费劳动力”的思想作祟。首先就实习者自身来说，在实习期间往往因为学校催交毕业论文、找工作、不适应实习单位等种种原因使得实习时间缩短，实习质量大打折扣，不利于新闻专业技能的真正掌握。其次是在具体学习实践中，现阶段的业界导师对于学生的每一次作品往往只是给出当下的参考意见，并不会给出具体的后续性指导意见和中肯的评价;还有就是对于学生的每一次出勤、出访，也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和操作要求，使得学生自身对于实习实践的投入和关注度不高。这些都对培养杰出的“新闻人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高校传媒的教育目光不应只满足于简单的粗放型培养和粗糙的管理体系，而应转向更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这也就对新闻传播学教学，尤其是校外实践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实习结束后沟通对话的缺失化 当前我国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在实习之后的普遍突出问题就是缺乏后续的经验总结，忙碌的论文答辩和毕业事宜常常掩盖了实践的真正意义所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也无法让他们沉心静气地规划未来的发展道路。但就未来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来说，即将步入工作岗位的青年储备队伍的发展决定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兴衰，亦关乎整个传媒业的未来和发展，匆忙的实习和就业并不利于他们长远的发展。而通过学术交流，分享其在采访、写作、策划、编辑等经历中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不仅有助于实习者自身在新闻业务上反思，使其更快成长，更是对他们的个人思想、业务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展现自我的同时也可以言传身教地影响下一届的学生。 学者李彬“把政治素质、文化底蕴、实践意识和国际视野，作为新闻教育的四个有机环节”，其中新闻通识教育贯穿始终。因此，为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研究生的未来发展“先行探路”，制定一套严密的培养方案，尤其是对其实习实践中的考评机制进行细化处理更是迫在眉睫。探寻一个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模式，来培养和提升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技能和道德素养，也是优化我国新闻传播专业队伍、提高业界新闻工作者整体业务质量、增强我国媒体影响力的关键。 二、双向考评：校内外实践基地拓展下的具体机制建构 虽然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比媒体的实践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才能够真正培养创新性的人才”。且早在2012年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就曾明确指出专业学位要“突出职业能力培养，与职业资格紧密衔接，建立健全培养、考核、评价和管理体系”。为此，细化学生实习实践的各项指标，实行校内外实践基地拓展下的双向考评机制对于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极具战略性意义。在依托（校、院）报、电视台、网站、微博、论坛等的全方位建设，形成立体式的校内实践平台的同时，积极开展与校外实践单位的长期合作，建立与拓展校外实践基地，将其作为校内实践平台延伸出的实践主战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校内外导师的双向考评机制。 由此，笔者认为整体的双向考评机制应以新闻与传播实践为导向，实践单位与在校导师均需纳入考评主体范围，且双方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能力考评侧重点，对学生实践情况进行考察。亦正如法国大学里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追求一般文化素质培养，注意教学内容与科技知识的结合，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环境中传播技术和传播实践内容的演变”。 （一）业界导师考评的量化操作 我国《新闻与传播硕士设置方案》中明确指出：“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培养过程须突出新闻与传播实践导向，加强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半年”。为此，在为期半年的学习实践中，不仅要尽快地适应业界对于项目策划，稿件采写、刊发或是播出的快节奏，更要培养时代敏感性，以高质量的专业素养完成每一次的任务。 1.历次参与的详细备案。具体而言就是要有详细的出勤表、出镜表和出访表，对每一次的准时参与都要有业界导师的勾选和认定。正常的出勤首先体现的正是实习者的态度问题，对于不能及时到达或缺席的应给予合理的解释，并以请假条的形式写入当日的实习报告中。对于缺席一次者扣除1分，迟到者扣除0.5分，并最终纳入作品成绩中，而对于缺席或迟到3次以上者，将给予实习不合格处理。 2.阶段性详细记录。该部分是整个实习过程中的重中之重。不仅要求实习者呈现每一次的专业作品――产品开发、广告设计、案例分析、项目管理、文艺作品、新闻作品或音频视频等形式，以考核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技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要有业界导师对于每一次作品的评价。在为期半年的实践学习中，实践单位应根据具体的实践岗位要求，以相应的指标体系给出阶段性的评价表。例如，在个人完成的作品中，最终的成品固然是评判成绩的参考之一，而更应着重考察初稿与指导后的终稿之间的前后变化，以此判定其专业态度并打分，由此不仅考察了学生的个人专业素养，更有利于激励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而在二人以上合作完成的作品中，以分工形式出现重在考察集体协作能力，并以出力的多少、努力的程度和团队的协作程度来判定最终作品的成绩。 3.报告式自评记录。在实习实践过程中，除了业界导师对于学生作品的阶段式评价之外，学生对于自身的考评和审视亦尤为重要。自评包括对于每一个阶段作品的评价，实际操作中对自我表现的评价、对每一次进步的评价，以及实际出访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式的评价，乃至个人在此期间的思考等都应纳入其中。由此，一方面可以使其及时发现自身不足并加以改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业界导师在查看时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培养方式。 4.总结式他评鉴定。在实习实践的最后阶段，不仅需要业界导师对于实习实践的总结评价，更需要业界资深导师团队对其实习作品和表现的综合鉴定，由此更加客观公正地评判此次实习的最终成果。整个实习中作品成绩占50%，自身业界导师占30%，业界其他导师评价成绩占20%，构成最终的实习成绩。 （二）校内导师考评的细化指标 基于前期已有的实习作品和业界评价，此考评主要是针对学生在实习实践之后再次回归校园之时，校内导师检验作品、分享经验所用。具体做法如下： 1.检验实习日志或实习报告。这是在学生回归校园之初需首要完成的任务。检验学生的实习报告，包括其实习期间的各类作品和业界导师的评价，以及自身在此期间的自我认识等等。不仅让校内导师对其实习情况有一个初步了解，更可以让导师及时发现问题，回归理论指导以弥补实践中的不足。 2.再现实践作品。具体而言，就是利用学校媒体资源请参加了实习的同学再次展示或讲述实践过程。如在对实践成果进行展示时，向以自身校内导师为中心的小组分别讲述实践体验的过程，让他们通过实习生的讲述和应对过程给予一定的评判。其次是进行实践课题（学位）论文答辩，同样以导师为中心进行小范围的答辩和释疑，由小组成员和责任导师打分，各组再推举一位最优者面向全部实习生进行作品展示和讲述创作过程，最后由所有导师评价给分，取综合平均分为最终考核分。如此一来，既可以对学生实践情况进行较为科学的考评和检验，又可以借此提升学生的语言沟通表达能力和综合表现能力，以此激励和督促学生实习实践。 3.近距离师生交流总结。经过上述考评之后，以经验交流会的形式让学生展开自由的讨论，导师参与但不主导，主要以学生自由发言为主。这样导师不仅可以“在与学生的沟通中进行教学反思，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实现新闻传播教育的细化、优化和个性化”，更可以在零距离的沟通中敦促学生及时梳理实践经验，总结教训，以更好地投入到未来的工作中去。 （三）校内外双方经验交换式对话 当前我国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外实践的突出问题除了缺少落到实处的量化指标外，还有就是在实习实践结束后鲜见校内外导师的沟通，以致出现了培养分歧也往往不了了之。为此，学生在实习实践结束后，校内外导师之间有必要针对学生的实习实践成果，包括实习作品和回校汇报作相应的交换式对话，两者“通气”后才能对学生的专业素养有较为明晰的判定，并以此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较为明确的喻示。由此形成双向沟通带动学生积极性的良性循环，营造出“高素质、高水准、高就业”的实习实践氛围。 三、落实双向考评机制的实际意义 学者张昆认为，“在新闻传播领域设置硕士专业学位，一方面是基于新闻传播学科的性质，新闻传播学科本身就属于应用文科，其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体，本来就应该是专业学位，何况其对应的庞大社会行业所需要的，并非高级学术型人才;另一方面，是社会巨大需求的拉动，传统的学术型硕士教育，固然有其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必要，但是比起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来，毕竟要少得多。”由此可见，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的建立是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项应然之举，而对于其实习实践过程中落到实处的科学考评机制的建立尤显重要。 （一）以细致分工明确分配导师职责 建立双向考评机制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明确校内外双导师的职责，细致分工下才能对学生的实习实践业绩做更为科学的指导和判定，也不至于在具体实践中出现无人指导或交叉重叠的状况，导师们亦可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发挥所长，作出有针对性地指导。更为重要的是，有依可循的考量指标为学生们实践任务的完成提供了现实保障。另外，科学的校内外考评机制细化双方的培养标准，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思维定势，通过积极的统筹规划和安排，更是保证了正常的教学和实践秩序，也为未来的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习实践培养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以量化指标激励学生实习实践 “新闻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实践，能力只能通过干中学，经验只有由实践累积”，为此，高质量的实习实践经历对于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至关重要。双向考评机制中的考核维度、各级考评指标及其权重，以及最后实习成绩，都将以等级或分数的形式予以阶段性的呈现。值得一提的是，量化的指标有助于学生实习作品的精细化，快速提升业务水平的同时做到精益求精。一方面，精细化的考量为上进的实习生提供了不断进步和展示作品的平台，为进一步深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可视化的评价指标，亦方便学生自身总结、反思，开拓新的思路和想法，促使这群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业务能力再上新的台阶，从而提高新闻传播的整体水平。 （三）提升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为适应新时展下的媒介融合趋势，通过制定科学、全面、可测量的考评机制，以推进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工作的实质性进展，更以切实培养学生的“职业导向性”来促进“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不仅增强了新闻与传播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更是在无形之中提升了他们的媒介素养。而作为“现代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介素养，对于不管是否将来从事新闻传播事业的公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对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整体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为此，精细化的研究培养方案，不仅可以促进新闻传播专业学位的快速发展，还可以通过构筑良好的专业平台，形成独具新闻传播院系特色的专业核心竞争力，亦可借此吸引更多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加入培养队伍，实现新闻传播高层次人才队伍构建的良性循环。 结语 虽然“在我国特色学位制度的建成初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真正做到与学术型硕士‘并驾齐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外实践双向考评机制的建立，不仅保证了考核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公开性，更有利于切实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提升其本专业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是保证新闻传播院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新闻人才的培养是媒体机构和教育机构共同的责任和使命，二者只有密切合作，在硕士专业研究生实践环节上做足功课，大力推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的有机衔接，才能满足新闻业界对高层次实务人才的需求，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大踏步提升与繁荣。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媒介融合视角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摘要：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网络化、数字化的飞速发展，新媒体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且新媒体产业的迅速发展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媒介融合将各种媒介的采写，编辑，播报等多功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为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本文在媒介融合视角下，初步分析了我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给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为各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媒介融合 新闻传播 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当前，网络数字传播技术已成为媒介融合的主推力量，这种融合趋势使得新闻传播有别于传统的传媒行业。同时，媒介融合的快速发展也给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应朝着如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方向发展。同时在我国部分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亟须我们解决。 1. 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 1.1 没有明确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 根据教育部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近年来新闻传播专业点不断增加，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体系涉及多个领域，并发展成为博士、硕士、本科、专科、成人教育多个层次。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情况不同，对于专业知识的把握程度也不尽相同。为此，应该有不同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但就目前多数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教育情况来看，无论是教学计划的拟订，还是教学内容的选取，各高校对于学生的培养方式缺乏创新，仍旧沿用本科新闻传播专业的教育教学模式，没有显示出新闻传播专业层次办学的特色。 1.2 无法满足市场对于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需求 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网络数字传播技术，新闻从业者在具备专业技术的同时，还要积极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技能。另外，社会对于传媒专业的需求不再局限于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很多新闻单位越来越关注跨专业、跨学科的毕业生。据近年来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往往不能找到与本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专业对口率不高，而国内大多数本科院校都设置了新闻传播专业。为此，新闻单位对毕业生学历要求变得更高。媒介市场与就业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就业挑战，无形之间增加了就业压力。 1.3 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不符合社会职业岗位需求 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应以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为核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职业岗位对于高素质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然而，目前多数高校并没有明晰的人才培养目标，忽略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没有锁定学生未来有可能就业的岗位，因此无法按照社会职业岗位的现实发展需求进行专业的有效的培养，对于新闻传播专业重理论轻实践的人才培养方式，不符合社会职业岗位需求。 2. 媒介视角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介也呈现出多种形态，目前，为了适应新媒介不断更新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推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模式的变革，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 2.1 加强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之间的合作教育 教师仅仅只在校园课堂上进行理论知识教育，很难培养出符合社会对于新闻传播专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为此，教师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勇于创新，敢于挑战的精神，鼓励学生踏出校园，积极参与不同媒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加强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之间的合作教育，同各种媒介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一个实习实训机会，让学生积极参与媒体企业的实践活动，有利于学生在实践中得以锻炼，在锻炼中不断提升之间的能力。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之间的合作教育，关键在于制定符合实际的多方合作模式和互惠共赢的合作机制。一方面，制定符合实际的多方合作模式，要求校企在合作的过程中共建良好合作平台，并进行多方合作活动，通过校内名师和学生社团共同构建的团队来完成相关合作任务;另一方面，根据团队的自身实力，选取最合适的合作契合点，并作为合作切入点，以点带面、逐步深入开展全面合作。科学的合作机制有利于多方合作模式的有效运行，找准合作切合点，潜力互补有利于实现互惠共赢的合作机制。 2.2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明确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在新闻传播专业的教育教学中，教师往往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学生在新闻传播学术生涯的领路人。为此，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需要组织结构合理、心甘情愿付出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强化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在于让教师参与传媒机构的价值创造，进行挂职锻炼，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实战能力;为解决师资队伍匮乏问题，可引进业界知名教师和国内名校名师，同校内在编教师形成“三师型”合理的师资结构。校内在编教师主要负责新闻传播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优化学生的知识理论体系;国内名校名师主要负责讲授新闻传播专业教材以外的理论知识，引导学生朝着正确的传媒方向发展;业界知名教师则通过案例教学，在课堂上结合典型案例讲授实战经验，全面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认知能力，增强学生的实战能力，为将来满足传媒行业岗位需求做准备。 2.3 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优化课程体系，提高教学质量 缺乏先进的管理方式以及受经费限制，各高校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往往只强调教师在课堂上的理论知识传授，忽略案例教学，没有做到举一反三，而实践教学缺乏创新，以往的实践教学是让学生先学习基础理论知识，然后再参与社会实践，不利于学生充分应用所学知识，达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优化课程体系，将课程内容相融合，实现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和评论一体化运作，顺应当前媒介融合趋势，将平面媒体课程、电子媒体课程、网络媒体课程和实战应用课程等教学模块有机融合，提高教学质量。实行双学位模式，让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除了学习本专业并获得相关学位之外，还可跨学科辅修另一专业获得第二学位，从而实现专业交叉的融合，同时注重校内外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即将教学实验同校外社会实践活动有机融合，从而培养出高素质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3. 结束语 随着日益更新的数字传播技术，国家提倡的三网融合策略逐渐推行，新媒体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是市场对人才的广泛需求，也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介融合视角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态势愈加强烈。因此，本文在媒介融合视角下，初步分析了我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给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为各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帮助。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究竟该不该读新闻传播学专业 在一个人人都离不开信息和媒体的世界，新闻传播人员从事的正是一个人人都需要，都离不开的职业，这正是新闻传播工作的意义所在。 近期，一则记者苦劝高考“状元”莫报新闻学专业的消息引发了热议。据《现代快报》6月27日报道，今年江苏省高考理科“状元”吴呈杰原本对北大新闻专业很感兴趣，但“这两天，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不建议我考新闻”，于是，小伙子纠结了，“我在考虑要不要读金融”。 其实，类似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地被报道过。2013年，就有媒体过北京某高三女学生欲报考新闻学专业，记者当场劝阻称压力大，工作不定时，女生入行要慎重的消息。 与记者劝考生莫报新闻传播学专业等正规媒体报道的消息相呼应的，还有很多调侃嘲弄新闻传播学专业和新闻传播职业的“段子”类“小道消息”。如网上传的一首题为《2014新闻专业招生简章》打油诗这样写道：“刚高考完毕，送给有志于新闻学专业的莘莘学子：理科毁一生，文科穷三代；你若学新闻，脑子被烧坏；值班干通宵，终生满街跑；记姐尚未嫁，记妹色早衰；学长已谢顶，学弟天然呆；神州殴记多，总有你的菜；没有金钟罩，跆拳须黑带；面对大砍刀，还得少林派。终年无假期，手机须常开；突发急先锋，现场冲前排；新闻不归路，微笑等你来。” 没有从事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人，可能无法体验学生在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选择上的“脆弱”。这样的“脆弱”一半来自于即将面临的沉重的就业压力，一半则来自于学生心理上尚未完全成熟，加之对未来职业的迷惘。不仅高考考生在填报专业志愿时显得无所适从，就是已经录取到大学里的大学生，也同样会对自己已经选择的专业产生犹豫和怀疑。 我所在的省份和学校公开允许学生在大学期间自由选择转到自己喜欢的专业，虽然转到有些“热门”的专业会存在一些竞争，但是，那些执着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正因为学校允许学生大学期间转专业，我所了解的一些新闻传播类学生从大一到大三都在纠结自己是否应该读新闻传播类专业。想转换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要转到外语类专业，有的要转到经管类专业，有的要转到艺术类专业，还有的学生对机械设计感兴趣，也有的要去学习饰品设计……当然，从各种各样专业转来学新闻传播学的也大有人在。从我所在的学校来看，总体上，怀着做新闻传播工作的梦想转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远大于转出的学生。 我认为，所谓专业和职业选择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或职业，包括那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和职业，是适合所有人，是永远“热门”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专业、职业，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只要他的选择是慎重的，是适合自己或是自己喜欢的，我们都应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也是从一个与新闻传播毫不相干的专业慢慢通过自考、考研、考博，直至做博士后，转行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从职业选择来看，也是经历了企业、媒体、机关工作，再到现在学校教学工作的转换。但是，除了最初的企业工作经历与新闻传播专业无关，后来一直从事的是新闻传播类实践和教学研究工作。我并不后悔自己的专业和职业选择，而且认为新闻传播实践和教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我也很感兴趣的工作。 我所做的有关新闻人具体从业经历的研究发现，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承受过很多职业带来的压力、苦闷，甚至屈辱、伤害。特别是在一些新闻媒体市场化之后，很多新闻从业人员职业稳定感、荣誉感进一步降低，使得他们对自己职业的评价也进一步走低。于是，各种调侃新闻传播职业的“段子”开始流行，出现了一些新闻人的自我调侃“已由自嘲升级到自辱”的状况。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有兴趣，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一个人人都离不开信息和媒体的世界，新闻传播人员从事的正是一个人人都需要，都离不开的职业，这正是新闻传播工作的意义所在。虽然新闻传播工作会和其他工作一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痛”，但是，只要你有兴趣，肯为理想努力，一定会“痛并快乐着”。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传播系主任）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独立学院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文素质课程体系构建思考 摘要：独立学院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文素质课程开设多年，但随意性大，而在这类人才培养过程中，人文素质尤为重要，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人文素质课程体系及评价体系显得很重要。 关键词：独立学院；传媒人才；人文素质；课程体系 人文素质课的课程体系是指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而开设的所有教学科目及其结构。教学科目设置不当，结构不合理，都不能达到提高人文素质的目的。高校独立学院传媒类专业开设人文素质课已有多年了，但各高校大都根据自己的师资力量，课程开设比较随意，有的开设几门，有的开设多门，科目繁多，缺乏整体性，系统性，而且往往是重数量轻质量。要充分发挥人文素质课程的最大效应，就需要有很好的顶层设计：需要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课程体系，有效地整合课程内容，并辅之以良好的运作机制和管理措施。 一、人文素质课程体系的性质及内容 制定人文素质课程体系必须始终围绕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这一明确的目标来进行。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人文知识，什么是人文素质，两者有何区别？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知识是指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知识，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美学、宗教等。我们让学生认识文学、接触文学，非常关健的一点是提高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倘若文学真有所谓的百种“功能”而我们必须选最重要的一种，那便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ｍｃｈｔ　ｓｉｃｈｔｂａｒ”，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这就是文学跟艺术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哲学，犹如有一天，你在迷宫里找不到出口，待到晚上，抬头望天，满天星斗，借着星光，走出迷宫，如此神奇。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便是历史的价值。历史能让人清楚一个事件、一个现象，它在更大的坐标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特定的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否则就不敢对这个事情进行批判。广义的人文素质是指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所获得的生存和生活能力。素质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知识是可以量化，是材料、是工具、是外在的东西。只有当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进而渗透其生活、行为，才能称之为素质。说到底人文素质的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的关怀。离开了对“人”的关怀，绝不能算有了人文素质、人文素养，充其量只能说有了点人文知识。 二、教学目的与任务 在培养传媒类人才过程中加强学生的人文知识传授，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主要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丰富学生的人文知识，开拓视野，为专业学习打好宽广、扎实的基础；二是提升人文境界，体现人文关怀；三是强化批判、质疑的科学态度，以此巩固新闻传媒的专业精神。终极目标是培养其在进行新闻采编及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判断能力，成为高素质的传媒人才。 三、人文素质课程体系的构建 本科院校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一般通过两种途径或两个载体进行，一是课程体系，二是开展各项活动。开展各项活动，全方位地营造校园人文氛围，这对于提高大学生品德修养，陶冶清操、拓展审美境界、塑造大写的我都会起到积极的影响，甚至对其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也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一所大学是否有文化底蕴，固然有很多因素构成，但营造浓厚的校园人文环境便是很好的体现，它也是现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实，很多大学都开展了相关的活动。如以课程、专业、学科、社团等载体作为依托，开展读书活动、举办人文讲座、邀请名家名师进校园；建立人文素质教育基地，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环节等，但这些活动相对来说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而课程体系的构建，则充分体现其系统性、规范性、层次性，一般而言，课程体系的构建应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第一层面：学校层面。首先，学校应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在本科教学顶层设计中把人文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开设“人文素质”系列通识课程，并列为必修课程，在全校学生中进行人文知识普及性教育。此外，在专业教育过程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克服在课程设计和开设方面的随意性。第二层面：专业层面。根据独立学院新闻传媒类人才的培养定位，认真调研、精心设计课程模块，科学组合核心课程群，强调系统性和层次化。可从以下方面考虑：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核心课程群或模块选修课；面向优秀生开办辅修、双学位班甚至开办辅修专业；在各类实践、实习（初期实习、中期实习、毕业实习）中体现；以上两个层面，在具体设计课程时要体现因材施教、因需施教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学时安排、内容要求上有层次差别，适宜于不同水平的学生。独立学院传媒大类人文课程宜设定48学分，分三大类。公共必修课12分，周课时12课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学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学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4学分。专业必修课16分，周课时16课时：中国古代文学3学分，中国现当代文学2学分，外国文学2学分，中外新闻史3学分，普通话训练2学分，语法与修辞2学分，新闻采访写作2学分。专业选修课20学分，其中：必选8学分：逻辑学2学分，社会学2学分，中西哲学精粹2学分，美学原理2学分。任选12学分：中国传统文化2学分，世界历史与文化2学分，传播与文化2学分，跨文化传播2学分，人际传播学2学分，影视文化文化2学分，创意产业概论2学分（以上任选6学分）；文秘与公文写作2学分，大学语文2学分，时尚与潮流2学分，演讲与口才2学分（以上任选6学分）。 一般拟解决以下问题：开设哪几门课程?怎样讲授?谁来讲课？怎样找准定位？如何进行课程体系和内容的组合？学分如何设定？怎样对这些课程进行重点建设与评估？ 四、构建传媒类人才人文素质教育组织保障及评估体系 1.加强领导。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特别是在媒体时代，加强传媒类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把人文素质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有机结合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学校党政领导应有高度认识，应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调动各方要素，探索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既要加强对人文社科师资的培养，更要重视对专业教师的人文知识结构的完善。 3.克服专业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呈现两极分化的模糊认识。本科阶段要咬住专业教育不放松，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应该过分用专业来限定学生的成长，要把目标锁定在培养“完整的人”（well-rounded）上面，从某种程度上说通才（general education）教育是本科教育的品质。它的最高目标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思考解决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家……能够研究原子弹的是科学家，能够在反核宣言上签字的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有人文素养的，而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工程师的区别吧。不管学生以后从事何事，掌握基本的写作、表达沟通能力，培养他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品质，树立普世价值观，这是一个人立足于世的根本。因此，培养出“宽口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的传媒人才，是高等学校传媒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也是社会的需求。 知识如果没有价值和伦理的制约，不一定能够造福社会。二战时期大量的德国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敲响警钟。新闻传媒工作者被称为社会的瞭望者、守望者，更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更需要强化人文关怀，因此，提高新闻传媒类学生的人文素质尤为迫切。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全民记者时代”对专业新闻传播者的职业自律要求 【摘　要】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发新闻的“全民记者时代”，在“全民记者时代”，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专业的新闻传播者，都有新闻报道的权利，都会拥有信息传播的一些渠道。本文从职业自律的角度入手，介绍了职业自律对专业新闻传播者的要求，指出了在全民记者时代，专业新闻传播者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努力提升其传播信息的能力、提高其社会责任意识、打造法规和道德素养等。 【关键词】全民记者时代；职业自律；要求 什么是“全民记者”呢？新闻传播学者是这样进行解释的，所谓“全民记者”所指的不是专业的新闻传播者在新闻报道中发挥专业作用，而是普通民众在新闻报道中发挥着记着的作用。也即是民众在收集信息、传播新闻时发挥主导作用。“全民记者”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必须是非专业新闻传播者；2、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发挥专业新闻传播者的作用。 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如网络，手机，博客，微博等的进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普通公民参与新闻制作与传播的渠道变得日渐多元、快捷。例如，“被免职事件”、“ 微博直播动车事故”、“ 日本东海岸发生大地震”等公共事件中，大量的第一手信息，就都是由普通大众借助于互联网的。只要登录互联网，每个人就拥有了话语权，可以记录生活和工作中愿意留下痕迹的内容。如果这些内容有着非常强的时效性，那么自己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记者，为社会公众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这种通过公民个体或群体搜集、报道、分析和新闻或信息的“草根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加体现民意，更能提供一个民主社会需要的独立、准确、广泛的信息。在全民记者时代，专业新闻传播者的角色与以往应当相同，对其新闻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职业自律，是新闻工作者及新闻媒介机构对所从事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自我限制或自我约束的一种行为。职业自律是新闻事业高度发达、实现大众化传播并与社会各界发生更密切关系后的必然产物。 1.职业自律要求专业新闻传播者提升其传播信息的能力 在“全民记者时代”，由于缺乏职业自律，一些人不能区分媒介真实和社会现实的差别，同时人们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又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完全拥有了生产、收集和消费信息的权力，选择和辨别信息的能力欠佳。而作为专业新闻传播者，在这方面肩负着很大的责任。 专业新闻传播者要提升选择信息、解读信息、抵御负面信息、参与媒介传播信息的能力，有效地利用媒介信息完善自我。例如，网络编辑要强化“把关人”的理念，在新闻方面，严格按照新闻报道的原则进行，严格维护新闻的真实性，确保网站内容真实。面对海量的网络新闻，网络编辑要守土有责，不因商业利益而失去职业操守，对相关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公众利益的虚假有害信息，不传播不复制不链接，努力形成文明办网、文明上网的社会风尚。 2.职业自律要求专业新闻传播者提高社会责任意识 广大市民通过传统媒体或新媒体进行新闻信息传播，只不过在发挥沟通或表达言论自由的功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符合一般的社会和道德原则（如真诚公正，最低损害、责任承担等等）。这种行为是比较普遍和一般的，他们的动机或目标没有没有必要是为了“公众利益”。他们可能是为了一些兴趣，爱好，或者完全是处于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或者是为个人的自我利益的考虑，这与专业新闻新闻传播者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专业新闻传播者，在工作中要提高社会责任意识，要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而不能一味地谋求商业利益和个人私利。有偿新闻是新闻媒体刊播的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新闻。[1]其特点在于：一则新闻报道是不是能刊播，不是由其价值决定的，而是由提供“新闻”的单位是否给予新闻机构“好处”来决定的。一些新闻媒体将广告演变成人物专访、企业或产品通讯、生活专题、新闻消息、科学常识等形式进行传播，不少地方新闻媒体包括党报在内常常大篇幅地刊登这样的文章。对于拒绝给予“好处”的，就会利用媒体的影响力“封杀”或“搞臭”对方[2]。今年的1月底至2月初，当地报纸拒绝公司拉广告，于是抓住卫生监督部门在企业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商品为由头，在早报和晚报两份报纸中进行连篇累牍的所谓曝光，甚至还发表“后续报道”，在当地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同时损害了企业的利益与形象。 3.职业自律要求专业新闻传播者打造法规和道德素养 专业新闻传播者应具有较强的法规素养，善于从符合时代精神的政策、法规中吸取营养。打造传媒人才的法规素养，最基本的是要以“崇尚法律”为价值取向，并在传媒作出权利导向和义务影响。同时，专业新闻传播者要坚持公正的原则，比如伦理道德思维是否以符合道德的要求为恪守的原则，是不是以是非善恶为最终的价值取向；发展（经济）思维要树立是不是以投入产出比为恪守的原则，是不是以追求经济效率为最终的价值取向；政治思想是不是以权衡政治利弊为恪守的原则，是不是以有利于社会良性进步和发展为最终的价值取向。 有些新闻记者为获得所谓的第一手材料往往不择手段。当下社会，媒体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各传媒为抢先刊播最新的新闻报道，可谓功夫用尽。以致触犯法律。香港杂志《忽然一周》记者梁崇基为拍摄独家照片，不惜贿赂他人进入片场偷拍，其行为触犯了《防止贿赂条例》，判处即时入狱三个月。 提高专业新闻传播者道德素养，从他律性角度说，要加强从业道德的监督机制建设，特别要加强主动监督，从自律性角度说，要加强从业道德的养成机制建设，加强从业道德的教育与修养。重视专业新闻传播者的道德教育，包括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纪律作风教育、道德法制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等。通过教育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 总之，在全民记者时代，专业新闻传播者应当对自身要求更高，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竞争。虽然职业自律条目众多，但新闻工作者以此为报道准则并不是自缚手脚的表现，而是藉自律提高专业水平，维护新闻伦理，并赢得受众的信赖与尊重。发展和变化的时代对专业新闻传播者有了更高的要求，专业新闻传播者要继续以提高自身素质为己任，才能跟上媒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步伐，才能负起历史赋予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积累知识和专业培训，这些有形的东西可以在学习中获得，而像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些看不见的东西，需要新闻职业自律来调节限制，需要社会监督专业新闻传播者，因为依靠其自身意识完全是不够的。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专业新闻传播者从来没有这么被重视过。所以记者应该更多的自我尊重，不辜负民众的期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出色的表现才能赢得民众的尊重。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重视新闻职业规划教育 近几年，随着我国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点越办越多，新闻专业学生急速增加，人们对新闻传播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何梓华教授把中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四个方面：超常规发展、供过于求、与市场需求的偏差、研究生培养等。而在诸多问题中，新闻职业规划教育是被新闻教育忽视的一个方面。 一、在新闻传播教育中进行职业规划教育的必要性 职业规划是指运用职业评析、调查访谈、心理测量等方法和手段，依据市场人才供求，按照求职择业者的个人条件与求职意愿以及单位的用人要求，提供咨询指导和帮助，实现人与职业的合理匹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高校职业规划教育则是根据学生培养目标和学校教学特点，帮助学生了解国家就业政策和社会就业形势，并结合学生身心特点与具体条件进行升学或就业分流选择，引导学生以社会实际需求调整就业期望值，努力提高全面素质，主动增强综合能力，适应社会发展的施受过程。 但是在我国的新闻教育中，职业规划教育却被忽视了。近几年来，新闻传播类专业院系在各大学快速增长，在招生方面大规模扩招，截至2005年上半年，全国各大院校新闻类专业点数量总计661个，比2004年增加200个，是2003年的2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的在校生人数在130，000以上，每年平均毕业32000人。那么，这些新闻学子毕业后将要就职的传媒市场的情况又如何呢？ 目前，我国包括报刊、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新闻媒体总量约13000多家，而且近几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电总局将坚持“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基本未审批创办新的媒体。这意味着，一段时间内传统新闻媒体将维持现有规模，数量上不会有大的增长，因而对新闻人才的需求将是有限的。从媒体来说，中央和各省市的大多数传媒已经组建了一支以中青年为主、学历层次比较高、知识结构比较合理的队伍，对记者、编辑工作本科毕业生的需求量已接近饱和。而且媒体的报道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因此为了提高报道质量，在招聘人才方面越来越倾向于专业多元化，新闻专业毕业生不再是媒体招聘的主要方向。 另外，目前新闻院校背离市场需求的教育模式使得它所培养的毕业生媒体不需要，而媒体需要的毕业生新闻院校又培养不了。当今的新闻媒体对于相对单一的采、编、播为主的人才逐渐失去兴趣，而越来越倾向于兼备节目策划经营、宣传销售、制片管理、市场运作为主的复合型人才，而这恰恰是我国高校新闻教育所欠缺的，这无疑加大了新闻专业毕业生就业的难度。 二、如何加强和改进高校职业规划教育 一个完备的、科学的、富于发展眼光的新闻教育体系应当有义务向学生告知有关职业规划的相关知识，帮助其树立起职业规划的意识，帮助其了解新闻传媒具体需要的人才标准以及相应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等，应该向学生提供一个能够将职业发展与社会需求相关联、相契合的新闻规划教育。 1.高校要提高对职业规划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高校要把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作为学校的一件大事来抓，做好职业生涯机构的完善、课程的开设和咨询等与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的工作；通过校园网、校报、广播站、举办职业生涯规划讲座、职业生涯规划知识竞赛等方式或活动宣传职业规划的内涵、意义和作用，借助“第二课堂”，利用寒暑假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实践，丰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经历。另外学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对不同的群体进行不同的指导，也就是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具体需求分阶段进行。有关专家认为，对于大一新生，要通过教育让他们了解大学与中学的差异，明确上大学的目的，树立规范意识；大二学生则要开始进行职业探索，培养沟通、组织、团队合作等能力；大三学生面临选择，就该进行人际关系拓展训练及职业技能的进一步培养；大四学生的焦点是就业，就业政策、法律环境、求职技巧、就业压力疏导等应该成为这个时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重点。 2.合理的职业规划教育的内容。高校新闻职业规划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把个人学习、个人发展与新闻传媒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新闻职业规划教育的核心就在于把学生的志向、兴趣、自我概念与传媒事业发展所提供的机遇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找到新闻传播专业学习与传媒市场发展的契合点。就新闻人才成长而言，职业规划就是通过人才自身的自我变革，充分挖掘自身的潜能，并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自我管理，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达到人才自我实现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双重目标。 第一，教育学生树立全面的职业认识，尤其是树立正确的新闻职业观。新闻工作者是时代风气、时代精神的传递者与塑造者，同时又是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守望者与监督者，还是社会生活和大众的沟通者与服务者。新闻职业规划教育，要分析与摒弃社会上对新闻记者、编辑、主持人等职业的错误性认识，避免对新闻职业进行所谓“无冕之王”的夸大其词的宣传，通过学习我国新闻史上如王远生、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穆青等老一代著名新闻人的事例，使学生树立新闻职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职业理想。通过新闻职业规划教育使学生认识到新闻职业背后所肩负的民族大义和社会责任，所必需的付出、风险甚至牺牲。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准确判断新闻职业，抱定正确远大的职业理想、职业追求。 第二，帮助学生进行认真的自我剖析。对自身的职业体力倾向、职业能力倾向和职业个性倾向予以全面科学的衡量与评价，对自我有一个实事求是地剖析、判断和准确的定位，要审视自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做好自我评估，包括自己的兴趣、特长、性格、学识、技能、智商、情商、思维方式等。即要弄清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应该干什么、在众多的职业面前我会选择什么等问题。帮助学生分析自己的性格、兴趣和未来从事的新闻职业交叉的可能性有多大？交叉点在哪里？如喜欢做战地记者，但是自己身体不好，或是性格内向，就未必能胜任战地记者的工作；喜欢做传媒管理，但是性格太过直率，容易冲动，可能无法从事理性的指挥与策划。职业规划教育要帮助个人正确认识自己，在充分了解了内外环境有利和不利因素的情况下，设计出合理且可行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向，使自己的规划既符合自己的兴趣，又符合社会的需要。 第三，帮助学生制定合理的长短期计划。规划教育要针对学生的职业诉求，帮助学生做合理的长短期计划，具体计划可分为短期、中期、长期计划。长期计划需要个人经过长期艰苦努力、不懈奋斗才有可能实现，确立长远计划时要立足现实、慎重选择、全面考虑，使之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短期计划更具体，对人的影响也更直接，也是长期计划的组成部分。按照这些计划不断充电学习，有针对性的锻炼和提高自己对所选择的职业需要的相关能力，并要根据自身的变化和周围环境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自己的规划。坚持自己的计划，大学四年必然能积累下足够的职业资本，就能以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状态面对求职与就业。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职业技术教育中的新闻传播专业建设 随着新世纪中国世界化步伐的加快，信息的全球化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要求越来越深入，对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新闻作为一种媒体，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所以，新闻行业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重视。而且，互联网、电视等电子媒体因其具有社会活动功能的扩大、储存信息的超大量以及制作周期的超短性、多媒体技术手段的先进性等优势，对传统新闻行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新闻从业人员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新闻媒体受众人数的急剧增加，媒体竞争的日趋激烈，新闻传媒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以及面对海外传媒介入所采取的多元化战略和多媒体融合的战略，在新闻传播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发展平台。加快新闻事业的发展步伐，迎接新形势下的冲击与挑战，在嬗变中谋求更合理的存在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新闻行业最紧迫的任务。 作为培养新闻从业人员后备军的高等院校新闻专业，在此形势下也面临着变革。而且随着新闻职业的升温，各高校也纷纷开设新闻专业以弥补新闻从业人员不足的状况。尤其是在以技术学习为主的高职高专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在专业建设方面，既要区别于本科院校，又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专业体系，如何进行专业建设，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本文拟在以下内容中，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培养目标及定位 职业技术教育是针对从业人员的基本技术技能的训练。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从事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应用人才”。新闻传播由事业型传播向产业型传播拓展，媒体形态的变化正如美国新媒介技术专家罗杰・菲德勒所说：“……新媒体决不会自发和孤立地出现――它们都是从旧媒体的形态中逐渐脱胎出来的。当比较新的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就会去适应并且继续进化而不是死亡。”①应用型、技能型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大改变了传统新闻专业的职业要求，如何去适应新闻职业的变化并继续深化，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是至为关键的一环。 信息高速公路宣告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展示了新的传播观念，正如未来学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知识的权力正在代替财富的权力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竞争实力体现在知识的资本上，尤其是信息知识的资本上。全球境况下的新闻传媒业，越来越重视新闻传播方式的转变、传输手段的变化，与信息化息息相关。在传播方式上注重信息的全球性、个性化和共享性特征，把传媒业适应市场、满足受众需要作为首要的任务；现代传媒业，尤其是广播电视及网络传媒的高速发展，数字技术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取代模拟技术，智能方法正在取代线性方法。从节目的策划直到制作完成，所有的程序均可用数字技术完成，而且大大缩短了制作周期，提高了成品的质量。所以，高职高专的新闻专业培养目标应该在传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更强调掌握与信息化社会相关的应用技术，培养高层次的实用型人才。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站在行业的前端。 专业能力要求 中国的新闻媒体具有以下几种功能：舆论工具、信息媒介、交流渠道、舆论监督、教育载体、社会论坛、服务中介、娱乐休闲等，同时，还面临着海外传媒在文化与科技、市场经济等方面的严峻挑战。所以，高职高专的新闻专业能力应有以下新的要求： 一是具有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整、准确、生动地融于各类新闻传播方式中的能力。新闻传播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创造性地体现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就要求其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并具有特定的政治敏锐感受能力。所以，我们要首先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理论政策水平，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感受能力，这是新闻专业学生在改革开放和发达国家无可阻碍的传播技术与政治文化攻势面前最应具备的能力。 二是培养既具有传统又具备现代思维习惯的新闻叙事能力。中国的新闻叙事方式与传统的文学叙事方式是相同的、一脉相承的。都是以时间为序，讲究首尾相连，一以贯之。这是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的。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对于现代青年人来说，传统的观念和思维习惯正在发生改变，他们虽然也接受传统的思维方式，但对新的传播方式更乐于接受。所以，新闻叙事方式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新闻专业学生要既具有传统又具备现代思维习惯的新闻叙事能力，把新闻做精、做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和发扬媒体的优势，立足于其人格化魅力，引导受众认同和接受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我们培养学生的当务之急。 三是具有各种新闻文体的书写能力和规范的语言范式运用的能力。语言是人类存在和交往的重要工具。在用汉语作为载体进行交流的中国新闻媒体中，怎样用规范的民族语言传播民族文化，是新闻专业教育之本。如何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保持民族特色，不受外来文化侵蚀，体现民族内涵和民族感情，不仅是专业新闻教师，更是所有汉语教师在授课中要时时体现出来的。 职业技术教育内容调整 针对新闻职业的转变，新闻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也应随之相应地调整。 一是压缩理论课内容及课时，增加必要的新的实践课科目。以往，新闻专业除公共课以外，各门课程的理论课时几乎占到８０％以上，而且，一些学校的基础课（如文学或语言课）的课时大大超过了其专业实践课的课时。所以，我们主张传统的中文类课程，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概论等课程，在新闻专业就不宜分得过细，尽量综合并以大纲形式讲清脉络即可，把学科基础课的部分内容以作业的方式下放给学生自学或讨论，既压缩了部分课时又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 增加必要的、新的科目。比如，网络传播实务，广播电视实务，网页设计与制作，网络编辑，广告学，公共关系学，新闻栏目策划与制作，社会调查方法，新闻、出版伦理与法规，读者学、观众学，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新闻心理学等，这些科目大都是为满足目前新闻职业的新要求而开设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开设这些科目是十分有必要的。各高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开设新课程，既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又增加了职业要求的内容。 二是增加实习、见习、实训的内容和学时。由于职业需要，新闻专业必须有大量的实践内容，因此，我们建议：尽量增加实习、见习和实训的内容与学时。原因有二： 一为一些学校由于资金、师资等原因，无法大量利用课堂时间进行专业实践训练，而新闻专业新的课程要求却把实践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有必要增加实习、见习的时间，尤其是在实习外，可以每学期增加一至两周到新闻单位见习的课时，也可以在每学期灵活掌握见习的时间，比如可以在学校所在地的新闻高发时段集中见习，增加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应对突发新闻事件的能力。 二为学生可以通过实习检验已学的知识和技术，以便对所掌握的知识、技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和补充。我们的学校专业教育体系往往和实际工作有一定的差距，而且，新闻工作突发性强，对知识和技术要求比较灵活。所以，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个体差距与问题，在实习结束返回学校以后，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学习和补充，缩短就业时的工作适应期。另外，实习时学生的指导教师大部分都是一线的新闻从业人员，和在课堂上的教师相比，有更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这是学生在课堂上难以学到的，但又是极其宝贵的知识，所以，增加见习时间，等于加强了学生的专业实践时间，培养了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在职业技术日趋重要的当今社会，作为基础的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因其实际性、快捷性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新闻传播专业的专业建设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和完善。这是新闻教育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重要的问题。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博客与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而实践动手能力强的人才更为紧俏。因此，加强新闻传播学科各专业中的实践教学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高校新闻教学理念的构建和新闻教学模式的探索还很不完善，而且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比较突出。新闻传播学科包含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传播学等专业，其专业性质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以外的知识以及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特别是在新闻传媒高速发展的今天，更是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闻传播的实践教学方式在媒体的不断发展下而日益革新，博客也逐渐融入了绝大多数网民的生活，不经意间改变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为人们所知，为人们所用。随着博客的发展，其形式和功能也日趋多样化，利用博客，不但可以写日志还可以设置分类、布置超链接，甚至通过创建群组博客来开展分组协作等。因而笔者认为，博客是一种快捷易用的知识管理系统，博客自身的功能使其在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利用博客记录现有的实践教学方式，为教师教学提供反思平台。知识的获得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对原有知识进行反思，并在此反思基础上完成自我知识的更新与重建。因此，反思也被认为是促进教师个人知识结构不断完善的关键途径之一。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中肯定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或者出现一些不适应现实的新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对当前的教学工作进行反思，比如改革一些业务主干课程的考核方式，如新闻采访与写作的量化考核方式；改革写作课的传统教学模式，把写作作为实践训练由课堂开始贯穿始终。又如举办各种论坛以及与媒体合办节目等，让学生呼吸到本专业的最新知识空气，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这些都是新闻传播专业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及所采用的解决办法，是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碰到并通过记录、思考、评价形成的解决方法中的一部分。 博客是基于计算机技术而存在的，同时博客又是基于网络技术，随着3G、WIFI无线等技术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博客也借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无处不在。任何博客日志都可以很快地被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访问到，并随时可以对博客日志进行回复、评论，并进行在线或离线对话。博客日志的对话功能可以帮助教师不断提高反思能力，教师浏览博客日志并发表回复、评论的过程其实就是其反思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基于此，博客为教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教学反思平台，可以帮助修正当前实践教学工作，并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思考。 利用博客完成实践课程中显隐知识的转换，有助学生进行个人知识管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获取的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种，并且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不断相互转化，而通过知识管理可以大大节省这个转化过程的时间。学生个人知识管理是个人对自己知识的识别、获取、转化、学习、利用、创新的一个过程。而基于网络技术的博客，对博客内容更新、管理、评论等都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因此无论在哪里都方便记录、管理、思考，因此，通过博客来进行个人知识的管理，学生可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增强信息素养，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 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是属于理论实践并重的课程，既强调传播学、新闻学基础理论这类显性知识，同时又强调操作性、实践性，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而这一类通过实践教学所获得的技能知识属于隐性知识，博客正好为信息环境中学生个人知识管理提供了一种个性化的手段，而在使用博客过程中信息资料就不断转化融合为学生的知识。博客作为信息化的工具和平台可以帮助学生整合自己的信息资源，提高实训的效率，从而提高个人在社会中的竞争力。 利用博客改革以往的实践课程考核方式，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在教育教学中，评价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怎样的评价才是真实有效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传统的学习评价模式是以考试分数而定，成绩一般就是最后的期末考试再加上出勤情况，但对于新闻传播类课程，这种传统的评价方法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既不利于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也不能很好地锻炼他们的创新思考能力，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而使用博客记录学生的整个实践课程学习过程，可以对其进行过程性评价。 例如利用博客管理系统，为每个学生建立一个实践课程电子学习档案，在整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甚至更长时间内对学生的学习资料进行累积， 及时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及学习成果。学校和老师利用学生的独属电子档案可以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及时收到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有力地保证了教学质量。同时博客本身具有留言、评价的功能，可以指导学生在博客系统中开展自评、互评。既可以了解自己的进步情况，又可以与同学进行横向比较，确定自己学习的优势和不足。这样既避免了学生照老师的讲义死记硬背，不得要领，又集合了师生评价、生生评价和机器评价的多维度评价体系的优点，全面公正地评价学生，避免学生为考分而学的功利性。 利用博客让学生在课堂实践时积极参与、协作学习。新闻传播教育倡导“走出去”教学，尤其看重社会媒体实践，一到假期，各大媒体往往人满为患，有些部门的实习生远远超过记者人数，可见新闻专业学生对新闻工作的热情之高。但奇怪的是，学生们的职业热情在课堂上往往不见痕迹，各大院校新闻专业课上不乏老师讲课、学生读报的现象。这就需要老师在课堂实践教学中加以引导，适时使用新媒体激发学生兴趣，使之主动进行学习。 博客平台主要是为新闻传播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共享、探讨的平台，由于博客群组是一个共享型的开放网络交流平台，学习更强调的是共同体的协作学习，这就弥补了传统教学中协作教学环境不足的缺陷。当学生在课后碰到疑问也可以通过博客得到及时的反馈和解决，其他同学也可以避免重复问相同的问题，通过看老师或其他同学给予的指导即能得到解决方案。 利用博客的网络优势，组建学生第二课堂。一些新闻传播系会制定本专业的相关课外阅读指导书目，并装订成小册子，新生一入校，就发给其一份。读书指南从经典著作及新闻理论、新闻实务、中外新闻史、新闻人物、新闻边缘学科、文学、广告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领域精选出若干本著作，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希望能让学生通过阅读扎实专业基础，拓宽知识面。系里设有课外阅读指导小组，指导小组每年底在全系组织学员开展一次读书回顾总结活动。但新闻传播专业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新专业，一些前沿的领域内容不断更新，课外指导书目也因此会变化，纸质册子不能即时把这个变化传递给学生，而博客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在网络上课外阅读指导书目，既环保，又能为学生提供最前沿的资讯，很好地为学生组建了第二课堂。 随着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在逐渐改变。博客的出现与发展给个人学习、学校教学带来了新的思路。以上我们谈了新媒体博客在新闻传播实践教学方面的作用，通过引入博客丰富了以往的实践教学形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使学生获得了许多在专业理论课教学上从未接触过的知识。虽然利用博客参与教学的效果和应用改进措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挖掘，但这一应用思路可以在今后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中应用和推广。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灾难事件新闻传播中的政治控制与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传播中，政治控制和新闻专业主义一直是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时不得不衡量的两把标尺。新闻专业主义，是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功能，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用了三个表述方式――监视者(watcher)、论坛(forum)和教师(teacher)。新闻专业主义者认为公民有“知”的权利，维护公民的知情权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政治控制却刚好与此相反，它作为新闻调控者和管理者，主要在新闻的报道程度和范围上作限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不同，由此呈现出来的新闻报道景观也迥然不同。总体看来，正面报道两者目标更容易达成一致；越是灾难新闻或负面报道，两者似乎更容易背离。但“近来我国媒体在灾难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关键。常被看作是灾难处理过程中的重要中介变项，或甚至灾难期间的社会大众情绪动员者，而成为灾难研究的重要一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调下，媒体该如何应对给社会正常秩序带来冲击的灾难事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灾难新闻中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灾难新闻中，知情权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受众作为新闻接收的主体所具有的对灾难有关情况了解的权利；二是遇难者亲属和灾难受害者对事件全部真实情况与细节了解的权利。 1、满足受众知情权的重要性 一般说来，灾难有以下特征：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紧迫性和信息不充分。前四者的合力加之公众处于信息“饥渴”状态，此时如果媒体权威缺席，很容易给流言，甚至谣言提供滋生至而蔓延的空间。而谣言一旦蔓延，在灾难事件中形成舆论，就很有可能导致群体冲动而引发失控行为，成为社会种种不稳定因素之一。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及时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对其行为进行引导和控制是灾难新闻报道中的重要一环。 2、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必要性 (1)传播渠道多样化。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极大丰富使传统上属于国家专控的信息权和控制权正在丧失，一个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与控制的信息空间正在产生，人类进入了“人际大众传播”时代。 2003年非典事件的全球传播就是最先起源于公众通过互联网而的信息。北京301医院一位老中医蒋彦永在知晓事实真相而媒体集体失语的情况下，首先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中央及海外媒体发信，引发了全球信息传播的高潮。网络使原本集中的权力大大分散。李永刚认为：“互联网的扩张几乎在各个方面已经成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在以自己的节奏改变甚至摧毁着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机制。” (2)法制社会民众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要求强烈。现代社会公众对信息已由被动接受渐变到主动寻求，政府的职能也由全能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变化，这些都要求作为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公共信息资源一一实现进一步的社会分享。 此外，灾难新闻对缓解现代人的心理焦虑和痛苦压抑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灾难新闻中，通过对灾难的认知，不但可以自警，更在怜悯他人中获得自我安慰，增加自我保护。 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现状 (一)前期“失语”。后期“喧哗” 以松花江水体污染事件为例：2005年11月13日，位于吉林省的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引发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11月15日到11月21日为治理污染的最佳时期，各报均无关于“吉化爆炸”可能(或已经)对松花江产生污染的报道，此次事件中关键时候媒体“缺席”已是定论。 11月22日后，哈尔滨开始全城停水，媒体开始专题、专版报道，与前期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 1、报道的数量和程度受到严格控制。无论何种媒体，报道原则均是以正面报道为主。在信息传播中，媒体是最重要的“把关人”，其选择标准有二政治标准和新闻价值标准，两者必须俱备。传统上，新闻价值有五个指标：新鲜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灾难新闻关乎人们生存，在重要性和接近性甚至显著性上都不言而喻，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但在新闻传播历史上似乎一直都不符合“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政治选择标准，它的发展也一直步履维艰。但总体社会政治控制对新闻传播仍有强度的影响，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自觉受到抑制，政治――媒介组织一一从业者之间还是单向度的影响，媒体仍然首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领域。 2、异地监督。 事发地吉林省对此次污染报道出奇的的少，从爆炸开始到12月31日共25篇而邻近的非事发地黑龙江省11月23日一天的报道就达到26篇，最多一天达到57篇。 3、较少关注灾难本身。 长期以来我国媒体一直认为“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表现在报道内容上，对造成灾难事件本身原因缺乏思考，更遑论灾难预警。 (二)灾难事件报道中的行政控制 1、事发当地的瞒报、谎报。11月21日，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政府以检修供水管道为由了第一份停水公告。其实在18日就已经得到松花江被污染的信息，“由于正处于招商引资和招商引资关键时期，所以没有公布”。对此公告发出质疑，地震等谣言四起，政府才又发出第二份公告。一前一后不同的内容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2、信息权威部门迟报。对于灾难事件，一般都把信息权控制在有相当级别的政府手中。SARS事件后国务院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将信息权归于政府。其中第三章第25条写道：“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向社会突发事件的信息。必要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信息。”对此，陈力丹写道“地方媒体没有报道权，需要中央部门协调管理，延误是不可避免的。真实的情况是，2003年4月30日香港《大公报》撰文指出，西方主流媒体利用中国防治非典前期工作失误和对国际的不利影响，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负面报道，形成了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华舆论浪潮。” 此后不久，国家《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规定： “特别重大或者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各地区、各部门要立即报告，最迟不得超过4小时，同时通报有关地区和部门。应急处置过程中，要及时续报有关情况。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简要信息，随后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工作。” 建议建言 1、媒介：重视新闻媒体的宣传功能，也要重视新闻本身。“监视环境的功能是大众媒介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它是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准确和最新的信息来实现的。重视新闻媒体宣传功能是需要的，但一旦这种重视走向片面化、绝对化，社会完全排斥新闻自身规律，副作用也必然显现。因而必须建立新闻专业理念，协助政府进行灾难预防和信息传递，为政府提供社会支持。 2、政府：积极构建宽松的媒介生态环境。政治控制是媒介生态环境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以及报道的时效性、报道的深度和广度体现了一个政府的民主开放程度和对人民知情权的尊重。目前我国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由于限制过多而总显得步履维艰，特别是对灾情的实况报道更是讳莫如深，实在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一种漠视。“同级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信息权的过度集中等制约和限制了新闻的“专业主义”的发挥。因此，给媒介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媒介才能真正担负起“耳目喉舌”的重任，建构起我国传媒的公信力。 实践证明，“灾难新闻”：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引发社会反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可以产生正面的作用。可以肯定，负面新闻是可以转化的，其中关键是信息渠道的畅通。正如《中国青年报》总结评论说的。有坦诚的政府才有理性的公民”。